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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上、下册）

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

希特勒传

从乞丐到元首

[美]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 译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上、下册）
[美]约翰·托兰 编著 郭伟强 译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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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TCFP-N00008196-20160706
最后修订：2016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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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9787533944346

目　录

作者序

序幕：背后插刀

第一部 “我，幻想家”

1 根深蒂固1889—1907

2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1907.12—1913.5

3 “欢喜若狂”1913.5—1918.11

第二部 “混沌萌芽中，道已存在”

1 一个政党的诞生1919—1922

2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1922—1923

3 啤酒馆起义1923

第三部 锻炼成长

1 在兰茨贝格狱中1923—1924

2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1925—1928

3 家人去世1928—1931

第四部 褐色革命

1 “真像一场梦”1931—1933.1.30

2 失足1933—1934.6

3 二次革命——“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1934.2—1934.8

4 意志的凯旋1934—1935

第五部 戴假面具的战争

1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1936.3—1937.1

2 “如此渺小的人虫”1937.2—1938.2

3 回归故里1938.2—1938.4

4 “踩着锋刃”1938.5—1938.10

第六部 “铤而走险”

1 “水晶之夜”1938.11—1939.3

2 狐狸与熊1939.1—1939.8.24

3 “史无前例的灾难”1939.8.24—1939.9.35

第七部 诉诸武力

1 西线的胜利1939.9.3—1940.6.25

2 “连胜利者也被胜利毁灭”1940.6—1940.10.28

3 “全世界都将屏息”1940.11.12—1941.6.22

4 “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1941.6.22—1942.12.19

第八部 第四位骑手

1 “阴曹地府也随着他”1941—1943

2 与家人在一起1943

3 “与人间野兽一起”1943.4—1944.4

第九部 坠入深渊

1 陆军的爆炸计划1943.11—1944.7.21

2 最后一次反攻1944.7.21—1945.1.17

3 “这一次，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1945.1.17—1945.4.20

4 午夜后五分钟，或“船长与船一起下沉”1945.4.20—1945.4.30

尾声

作者序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撼动历史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过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材，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特卡默、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瓦尔利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等会见的次数不下250次。这些会见做录音的就有几十次，录音带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内。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谈话对象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查阅了大量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位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1918年对希特勒的精神病作的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1924年至1925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相关人物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对希特勒其人其事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比我所想象的复杂、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的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执念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卐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魔鬼撒旦的混合体。

约翰·托兰

序幕：背后插刀

1918年10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13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阵地，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收缩，但并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蜷缩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筋疲力尽，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传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采，士气低落。老兵们已然麻木，新兵们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气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不论哪种情况，它都不利于人。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里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喘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面倒地，口吐白沫，喉咙里咕噜作响，慢慢死去。”

黎明时分，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扯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是短暂的。这是英军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战术——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死去的新兵那样，立即翻身倒毙。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这些从死亡边缘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身心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皮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他们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经历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德军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以骄傲地说，从第一天起，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焦土遍野的无人地带，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德军的思想已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是悲观主义者错了。随着1918年的到来，4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一百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如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4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月15日，决战在莱姆斯市（Rheims）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过，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但德军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而联军不但有美国军队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运来。

在德军内部，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8月初，英军在亚眠（Amiens）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恺撒的大兵竟集体向孤零零的一名联军步兵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大喊：“破坏者！”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有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就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胜利信念也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强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政府文官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毕竟前线并未崩溃，后撤也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希特勒是个盲目的见证者，他目睹了原本拥有毫无争议的尊重的权威的崩塌，这一悲剧将最终开启他令人震惊的权力崛起之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经历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徒有虚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一场没有明确目标，只会造成无谓牺牲的战争。

当火车拉着希特勒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的小城帕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将崇高愿望全抛到九霄云外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希特勒恢复了视力。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的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精神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希特勒的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原是无法解释的；但业已康复这一事实，反倒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但这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产生兴趣。柏林实际上已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11月间的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拥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主义，又见水手的领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主义。“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的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伦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伦所做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哪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序幕：背后插刀Ⅶ自11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众多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也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希特勒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¹⁾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帕斯瓦尔克冷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委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于政治。Ⅷ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

(1) 希特勒的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的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是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18年，一位名叫“A.H”的士兵，来到了帕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做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

第一部 “我，幻想家”

1 根深蒂固1889—1907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是父亲。他的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瓦尔德维尔特尔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¹⁾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²⁾。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org 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这个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名为格拉兹的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用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时，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起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做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³⁾做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圣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的职位。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平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经过一段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年）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有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为“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于是他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画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栏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身份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做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⁴⁾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个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并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紧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这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他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来说，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于是他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受孕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保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去世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有两个孩子在场，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度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柄——可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四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了。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注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丈夫看得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来说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在婚后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3个孩子的相继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一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4个孩子才出世（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总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她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扬扬，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3岁零4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这种方言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阿道夫快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举家搬迁的计划搁置，其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游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他们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坐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位于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坐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果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严格的管教，阿道夫肯定还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做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遥远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间供男生用，另一间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希特勒的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的来往，使我在家根本待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阿道夫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曾对这种手工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居然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厌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儿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父亲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父亲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父亲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甫。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卐字。

那些下午，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气氛，能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长老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想法，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消失得也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或搞其他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坐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于居住在紧靠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都相处和睦。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溺爱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中间挤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服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个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再未碰过他。

虽然年仅11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他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绘画。从1900年3月26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⁵⁾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拼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看成是福音书。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1870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成为我内心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相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布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作为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布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希特勒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未来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1900年，6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以忍受，而小阿洛伊斯已离家出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的要求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是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3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⁶⁾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所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认为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其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长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放学后，因为阿道夫已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大家便在他的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布尔战争，还把他画的布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布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所共有的。“对我们来说，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地利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布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12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⁷⁾》。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对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他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杀其隐藏在粗鲁外表下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留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0克朗，直到“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的一点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做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待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儿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寻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更有可能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他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数学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凭他的天分，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绝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自做领导，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并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位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玩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在屋前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谎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邻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

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

他们登上高山，

□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

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坐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她在里面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儿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他发誓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有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咯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他过的是一种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像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号，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敏锐，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结伴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是因为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对希特勒的话，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两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儿，本来是蛮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到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和伊索德》⁽⁸⁾，后天看《漂泊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过。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后者吃惊的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人生起伏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画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待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个时期，他觉得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并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4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身体状况恶劣使然。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整晚整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个大肿瘤”。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克拉拉不是出不起价钱住较舒适的病房，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注目。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掉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¹⁰⁾。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齐格飞⁽¹¹⁾做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欢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阿道夫的视野。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品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气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须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待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邮政局长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鲁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开家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跟库比席克两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上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媪。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做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之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尔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胸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待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母亲。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脸色惨白地在一本速写本上画一张克拉拉的像，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1) 摩拉维亚人是居住在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一群人。5—6世纪斯拉夫人西迁到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于公元830年在该地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帝国。摩拉维亚在中世纪时是大摩拉维亚帝国的中心，1848年革命后成为奥地利皇室的领地，1918年又变成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译注

(2) 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

(3) 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

(4) 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注

(5) 瓦伦斯坦，1583—1634年，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统帅。——译注

(6) 《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

(7) 罗恩格林，德国传说中的圣杯武士。——译注

(8) 《崔斯坦和伊索德》，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

(9)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俄国小说家。——译注

(10) 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

(11) 齐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2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1907.12—1913.5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支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缕头发披在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面对姐夫里奥，他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会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潢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段时间。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个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做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370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3000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11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么，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2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师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做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1908年2月10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阿道夫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9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2月17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作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不知这个年轻人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毫无疑问，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笔下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5小时后，18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座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加斯29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5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个季节，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2月18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张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亲爱”的朋友：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做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50—60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5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瞥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布袋一耳，消失在喧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29号的宽敞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难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看看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颗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凡大教堂。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放一架大钢琴后便住不下两个人，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20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都是些头脑僵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300克朗，一直领到年满24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600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25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6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650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其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5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总是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9时45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29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库斯特尔要去看威尔第⁽¹⁾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恩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10次。“诗歌会⁽²⁾”同样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里的几行诗：

我仍不能成功。

感觉到了，但我不能明了，

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怀，

若执之，又不能衡量。

有几次，库比席克诱他去看了威尔第的歌剧，但希特勒只赞同《阿伊达》。他对虚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对。“如果没有刀，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一天，他听见街头手风琴手在演奏《贵妇与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尔第！你想想，罗恩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风琴演奏吗？”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他所喜欢的作曲家还有布鲁克纳、贝多芬和格里格——他们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常常使他感动。

缺乏金钱，这并未使他们的维也纳的光辉变得黯淡。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古斯塔夫·马勒刚退出皇家剧院，并加盟纽约市的“大都市乐团”，但留下了许多辉煌之作，其中许多是罗勒设计的。尤其著名的是他们合作的作品《黎恩济》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第二部分。新任导演费力克斯·文加纳，由于删去了马勒的某部作品里的某些情节，招来了某些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由罗勒重新进行舞台设计。顺便提一句，两位导演都是犹太人。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犹太人。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都拥向这里，”有位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座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家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真正意义的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他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这座城市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座魅力和贫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自由思想，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令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林立着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目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人，一旦成名，也就会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瓦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瓦格纳时说的。在此后5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和伊索德》，这部作品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世嫉俗，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间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规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3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倚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他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则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比席克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比席克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比席克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谱”。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比席克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夜以继日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便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过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来说，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1908年）的复活节是4月19日，即他19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比席克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你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比席克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煦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比席克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做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比席克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他作的歌曲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7月上旬，库比席克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比席克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比席克，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就越变得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比席克给希特勒寄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希特勒说“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两个星期过去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7月20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太太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比席克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战。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8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尽管满是语法和拼写错误，在不爱挑剔的库比席克看来，这封信“写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确实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开头便称“好友！”首先，他请求库比席克原谅，因为最近没给他写信。没写信，“是有正当，或者说，不正当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消息可写的。现在，我突然给你写信，这本身恰恰说明，为了找几件消息来向你报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现在，我写了。”他将房东老太太收到房租后的感谢转达给了他。希特勒粗枝大叶地将她称为“查凯斯”和“查克莱斯”，虽然在前一封信里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错。他透露说，他“患了支气管炎”，刚刚康复；还拿天气开心——“眼下天气良好，就是说，大雨滂沱。在天气酷热的今年，这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当局不是去重建剧场（是他喜欢的工程项目之一），而是决定“将破烂的房子重新修补”，他攻击说，他们“要是有修剧场的想法，河马都会拉小提琴了”。

阿道夫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9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到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母亲的一份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11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坐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

11月18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一张明信片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但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29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若说是得罪了他，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且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断绝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在目前是。另外，库比席克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1909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僻，很安静，又喜欢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25克朗津贴外，他已穷途末路了。他又从费尔伯大街迁至维斯巴诺夫南边的一个较小的楼内，地址是塞斯奥塞大街58号，21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8月22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之后3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家就是普拉特——多瑙河彼岸一著名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以外衣当枕。那年严冬来得早，1909年10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恺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个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此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栖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早9时便在坐落于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来说，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名字。

时至深秋，他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贫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忍，筋疲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经济上的主要支柱是爱波斯坦家族。它始建于1870年，后得以重新大力装修，于一年前重新开放。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包括全家老小——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片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足，床铺的排列有如军营内，床号编在金属衣架上。主要的饭堂——那里供应的面包和汤均极充裕——不仅工作效率堪称楷模，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所，全都一尘不染。

12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列队站在收容所大门前。大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列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随母亲。希特勒领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间大宿舍里。对一个习惯于独居的年轻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次难受的经历。首先，他得蒙受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的耻辱。其次，他所在的小组得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汤。

除非是受另一个慈善机构照顾的人，否则，谁都很难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像这样的收容所，效率虽然高，且还为人们提供住处，但是，一旦人们踏进这个大门，也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加入了赤贫人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大都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老将。他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里，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第一晚，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肯定是忧郁而沮丧的。

照顾希特勒的是住在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仆人。他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待上比规定的一星期时间更长，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仆人——名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也曾梦想当个画家。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曾在柏林住过数年。汉尼希（“我们每晚必见，虽然困难重重，我们仍打起精神”）教他的新朋友如何“观察莱茵河”。他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更重要的是，汉尼希教育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医院内待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开门时刚好赶回。途中，若有较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乞，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乞的天分，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仁的客户。这名同仁是专门卖那些“软心肠者”地址的。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做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三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他一个克朗，并叫他日后去找“圣文生协会”。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采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户去兜售。没问题，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但是，因为没有摊贩证，两人均会遭到警方的骚扰。没有问题，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痨病者，在小酒店里出售。希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他已把画具连同衣裳一起卖了。善于出谋划策的汉尼希说，这也不成问题，你阿道夫不是有亲戚吗？阿道夫又强调他没有画笔了，这也没有吓倒汉尼希。与西里西亚的一位小贩一起，汉尼希陪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位于海德林车站对面。希特勒用借来的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家人（大概是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封有一张50克朗的银行支票（“在那些日子里，这是一大笔款子”）。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

那时，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所以，眼下之急是买一件冬季大衣。他的朋友建议到犹太区的旧货商店去买，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卖自己的大衣时曾上当受骗。后来，他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以12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汉尼希要希特勒立刻开始作画，但他坚持要休息一星期。另外，收容所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说，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1910年2月9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汉尼希宁愿当一般的仆人而不愿当希特勒的侍者，所以并未陪他前往。这个区是维也纳的第20区，叫布里吉特瑙。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坐落在梅尔德曼大街25—27号，可容纳500名单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5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只要将餐券塞进当时极先进的设备——自动机即可。食物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一碟蔬菜加烤肉只需19个铜币，再加4个铜币便可饱餐一顿。

隔离房间内还有十多个煤气炉，专供付不起饭钱的人使用，客人可免费“用最好的厨具”烹煮自己的便宜的饭菜。主食是马铃薯，人们最喜欢做的是有肉或无肉的马铃薯饼。他们联合起来，无工作的在公寓里烧饭，有工作的则购买原料。

厨房外，只三步楼梯远，便设有一个阅览室，里边放有十多张阅览台。此外还有许多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十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己的事业：一个匈牙利人将硬纸板切成明信片，并在游艺场的各酒厅出售；一个老人将报上登载的已订婚的夫妇的姓名抄录下来，卖给商店。

宿舍有好几座，与收容所一样整洁；但是，大多数单身汉都喜欢独占一间小房——长约7英尺，宽5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面镜子、一个夜壶和一张很窄的小铁床。床上用品包括一张分成三段的床垫，马鬃充填的枕头，两张毯子。床单一星期换两次——对任何一个在此居住的下层人说来，这都是奇迹中之奇迹。这些小房可不是毫无生气的牢房，除了足够的人工照明外，每间房皆有窗户。每层楼均有许多洗碗台、洗脚槽和洗手间；在地下室内还有十多个淋浴室。公寓里还有裁缝店、理发馆、补鞋铺和洗衣间。此外，还有长长一排干净的物品箱，供需要存放衣物的住客租用。

公寓的总管以严明著称。他坚持住客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白天必须离室；娱乐室内只能玩跳棋、象棋和骨牌；大声吵闹或喧哗者，不管是争论还是欢笑，均可能被开除；公寓内可饮葡萄酒或啤酒（毕竟，这里是维也纳），但烈性酒则一律严禁；必须爱护市府的财产（“不准在床上站立”）。公寓内的住客违反纪律者很少，大部分住客均真诚地努力工作，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1910年2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的住宅的。他缴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据现在的住客讲，是在三楼）。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希特勒入住后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因为一星期当四天仆人便足够了。于是，他又重新照管希特勒，令他在“写作”室内靠窗的长台前坐下——当然是带着作画的各种材料。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片中的维也纳市景描摹下来。汉尼希没费多大气力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欢喜，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只有一件衬衣，他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穿的依旧是沾着消毒剂的破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体面的。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里是曼纳海姆的知识阶层，就是说，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一般是高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15—20人）常常聚首的地方。“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腐败，就像世界各地住在贫民街上潦倒的人们之所为，这些演讲（有时蜕变为叫骂比赛）有时也在工作日里举行。如果在公寓的另一尽头的房间内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会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会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他对群众的兴趣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激动，”汉尼希回忆说，“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能节制自己，行动威严。”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之浓，常令他在“众议院”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他倾听形形色色的辩论，听得如痴如醉，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独自大喊大叫——他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谴责的大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片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在曼纳海姆结识的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止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廉鲜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最重要的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地反犹。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后来出现的，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人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的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显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的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观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是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牵涉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充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这一细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忌口的方法（只吃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他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而言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庸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美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H.B.H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他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的事情，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成行——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他寻欢作乐了5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拼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采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那样粗暴地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12月1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3500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1911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25克朗的津贴。他主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儿津贴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的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自己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知是否损失在他的同伴们所制订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膝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画脚，连头发也在飞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疤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屈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看，他的画可说是出自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房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房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当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来说，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能够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维也纳“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座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么，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1) 威尔第，1813—1901年，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2) 诗歌会，14—16世纪时在德国主要城市兴起，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译注

3 “欢喜若狂”1913.5—1918.11

他下了从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维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在这里，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荡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座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痴如醉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34号——这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版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捡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想靠绘画谋生，在这里更难。这里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街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4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他们的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干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拥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邻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20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以及普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尔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十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在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文化多元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两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劳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他曾几次请希特勒“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待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子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的生活增加了困难。即便如此，据他后来说，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11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不仅过去，现在仍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尽管艰苦却也有收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1月18日下午3时30分，有人在急切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他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被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三年前，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颤抖着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肌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1月20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1月20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的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正是收入微薄的阶段，原因是，此时慕尼黑的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1910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自尊心极强，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只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5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记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是因为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急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须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2月5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于是阿道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6月28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林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复活了。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拥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却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对他们说，首先会援救塞尔维亚的国家是俄国，但它却未做好准备。在这种压力下，奥地利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全国总动员。有鉴于此，威廉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于次日中午前停止总动员。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8月1日下午5时签署了反对俄国的总动员令。

向俄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慕尼黑时，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兴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正站在人群的前边。他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没有人比他更希望战争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奋斗》书中写道，“我可以不耻地说，由于欢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对他说来，这意味着他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国的梦想可能得到实现。

战争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德国。这种狂热纯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们已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急于求得正义，而不顾代价将会如何。人们把战争看作是某种魔术表演。学生们在街上游荡，高唱着《莱茵河卫士》，高喊要采取行动。在卡尔斯广场，一群人将“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原因是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也同样兴高采烈，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从厌烦中解脱，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之虚伪的终结。战争将使人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蛀食“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请（“现在，我们是兄弟手足”），加入爱国的十字军。

泛德主义的追随者也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德皇万岁！”——运动的领导者这样正式地宣称：“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组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永远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导全人类的进步！”他们简直是说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伦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纪时期曾在东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国必须为生存，为“自由和未来”而战斗。

两天后，8月3日，即向法国宣战后一天，希特勒亲自向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巴伐利亚虽系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其主权独立一直维持至1918年），请求允许自己加入他的部队。当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尔巴赫宫前的人群里，向这位年迈的君主欢呼。路德维希终于露面了。他演讲时，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国王若是看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时“双手发抖”。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8月16日，他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有块牌子，上面说，该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这是他的第二选择。

他的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无须参加他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他无须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过第二个艰难的冬天。除找到了一个有足够的衣、食、住的家外——他的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着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将往何处去和为了什么，他穿上了军装；唯一惧怕的是，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了。

几天后，他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基本的训练。这次训练时间虽短，但课目紧凑，除队列操练外，还有拼刺刀训练。一天下来，新兵们累得筋疲力尽。一个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他继续在慕尼黑受训，课目训练比先前更加紧张。阿道夫的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他首次摆弄步枪时，“像女人观赏自己的首饰一样，兴奋地将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发笑”。

10月7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普先生的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寥寥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房东的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也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仪式的反应，据唯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10月8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烤猪肉和土豆沙拉。

次日清晨，第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40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11个小时，一路上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13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5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给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寥寥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时分，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的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8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颗颗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树林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树林边沿爆炸了，顿时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也要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树林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信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军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战壕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寻找。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经历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宣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平静下来。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僻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壁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中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他们建议授予希特勒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被列在最后。但最终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只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便如此，希特勒仍万分高兴，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诨名），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芒”，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其他通信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不过，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到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有人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的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10马克给希特勒，这也被希特勒当场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1915年1月22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为追逐兔子跳进希特勒所在的战壕。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1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场，而且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黏黏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2月，他写信给赫普助理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能有幸返回家园的人到家时，能看到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这样，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和痛苦才没白费，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日日流成河的鲜血才没白流。

每当被问起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第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胜利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如醉。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谈论艺术、建筑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军炮火打断，通信只好靠通信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信员是哪一个。”（1935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信员对他的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在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信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信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频繁的送信任务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1870年时法军吃老鼠！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时，第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信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信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方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总能化险为夷。他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20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待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们作了一惊人的预言：“我会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来临吧！”

那年12月，没有下雪，只是阴雨不断。全团所在的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开拆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同志们设法使他高兴，并与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还能报之一笑。

1916年初夏，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之役。战役一开始，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7月14日晚，在弗隆美尔一带，第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信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米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缩进满是水的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信员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只好将他拖回战壕。

7月20日，弗隆美尔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但双方都未前进分毫。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被调至后方——在战俘营内任翻译。但他仍有两个同志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尔希纳，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爱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隆美尔，有多少次我在凝视我的爱犬‘小狐狸’呀！”25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回忆说。当谈到他的爱犬“小狐狸”对一只飞舞着的苍蝇所做的反应时，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发抖，好像受了催眠术一般，像老人一样皱起眉头，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朝它猛吠。“我常常注视着它，好像它是一个人似的——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如果希特勒吃了五六口后还不给它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立起来，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怎么办？”“我多么喜欢它呀，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总共损员61.4万人，但这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尽管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希特勒过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10月7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其时，他与其他通信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入口处炸开了，把通信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却仍在与魏德曼争个不休，要求让他留在前沿。“中尉，我伤不重，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你身边，我是说，留在团部！不行吗？”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个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凭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叶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而言，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个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犹太人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1917年1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3月1日，他回到了第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爱犬“小狐狸”欣喜若狂——“它疯狂地朝我扑来”。吃晚饭时，连队的炊事员做了一顿特别的饭菜为他接风，有面包、果酱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当晚，他手持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贼，在外边瞎转了几个小时——后来，有人朝他扔了一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觉。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记中，舞台设计家戈顿·克勒格说，希特勒这些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之所以赞赏也可能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买他的画）。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里摆成“1917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第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弗赖赫尔·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林者之一。就在紧挨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爬了两个钟头，又叫又喊，替团长赶野兔出林，供团长射击（16年后，希特勒将团长提升为将军）。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据魏德曼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领导才干”；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拘小节，行为草率。他的头老歪向左肩，行走时垂头弯腰。虽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并称那些不洗澡的同志为“活粪堆”，自己则不喜欢擦皮靴。见军官前来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没有让通信员当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晋升，希特勒就得放弃其现行职务，这样一来，团部就会失去一名最好的通信员。

那年夏季，十六团回师首战过的比利时战场，准备参加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仍与第一次一样猛烈。7月中旬，他们连续十天十夜遭敌军炮击。在炮击间隙，他们听到地下可怕的挖掘声——敌人在挖地道。头上，飞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接着便是爆炸声。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毒气的威胁，士兵们有时得连续24小时戴防毒面具。7月的最后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另一种恐怖——坦克。侥幸的是，滂沱大雨将无人地带变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8月，受创的第十六团退出战场，调往阿尔萨斯休整。就在此时，希特勒两度遭惨痛损失。有个铁路官员，由于被“小狐狸”之滑稽倾倒，向希特勒出价200马克购买他的爱犬。“你出20万我也不卖！”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不料，在部队下火车时，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队出发了，他只好跟上队伍。“我绝望了。偷我爱犬的猪猡不明白，他之所为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与此同时，另一个“猪猡”用枪挑开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装有速写画、油画和水彩画的箱子。由于两度受侮辱和心灵受创——第一次是铁路之懒鬼所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线，士兵们互相偷）所为——他把画料束之高阁。

那年10月初，施密特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休假18天。这是开战以来希特勒首次休假。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该地——但他们在布鲁塞尔、科隆和莱比锡均作了停留，以观赏各地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马丁·路德就是在这里的圣·杜马斯教堂首次讲道的——也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巴赫曾演奏管风琴达27年之久，死后也埋葬在此地；还是在这个教堂里，瓦格纳曾接受洗礼。但是，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那高达300英尺的“民族之战”的巨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系为纪念1813年战争之阵亡将士兴建的，它看上去更像个堡垒，而不是个神坛。“这纪念碑与艺术毫无关系，”他评论道，“任它规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们观赏了著名建筑物，参观了各种画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术馆在内。他原急于去剧院的，在看了节目单后——很明显，没有上演瓦格纳的作品——他宣称，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后来，他独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战士的家中住了几天。“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给施密特的明信片中写道，“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几乎全天外出，终于有机会较详尽地参观各种博物馆。总之，应有尽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团战斗任务没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小说和杂志，他不屑一顾，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历史和哲学上。“战争迫使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后来，他对汉斯·弗兰克说过，“就生活中之各种问题而言，4年之战争等于30年大学之训练。我最恨的莫过于闲聊文学。如果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人们只能读荷马的作品和宗教著作。在战争的后期，我读的是叔本华的著作，且反反复复地钻研（他保存的叔本华著作选集被翻烂了）。此后，即使上帝是个真正的战士，不用宗教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左脸挨打后换右脸一说，对前线而言，并不是良方。”

那年冬天，与先前之西线一样，在前线作战之士兵异常艰苦。给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缺乏，士兵们被迫用猫狗充饥。希特勒的同伴回忆说，狗与猫相比，他更喜欢猫肉（也许是为“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欢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一次，他发现了一大坑面包片，为满足辘辘之饥肠，他有条不紊地取了出来，还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与同伴们分享这一份特殊所得，他们用面包片换了些砂糖，然后制成了战争前线风味的奥地利点心“施马仑”。

在国内，老百姓也被迫以猫狗充饥。面包是用锯末和土豆皮为原料制成的，牛奶也几乎无处可得。德国的盟友也吃了苦头。在维也纳，由于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请求粮食援助。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罢工事件不时爆发，其原因不光是饥饿，还有德国与俄国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媾和失败。罢工浪潮波及德国本身，虽然数月来德国本身就受军事独裁管制。1918年1月28日，全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但也坚持派出工人代表参与与盟国进行的谈判，要求增加粮食定量，废除军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上街请愿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实行和平的工人只有数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就达40万。虽然罢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驱回工厂，但叛乱的精神在首都蔓延。看来，全面爆发革命只是个时间问题。

总罢工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士兵们的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也有许多人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希特勒称之为“整个战争中最大的欺骗”。对那些懒鬼和赤色分子，他简直被气疯了。“家里人都不要胜利，军队还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牺牲和贫困是为了什么？军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却在闹罢工反对！”

3月3日，柏林终于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俄国和谈成功。但是，加在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头上的条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德国的左翼分子宣称，和约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人投降的消息，使像希特勒那样的军人相信，德国肯定会获胜。比之过去任何时候，全面胜利现在看来已在握。总司令部下令大规模反攻，大部分部队对此均忠实地响应，虽然不那么积极。在之后的数月中，希特勒所在的第十六团参加了鲁登道夫的大规模春季攻势的各个阶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后在马尔纳，希特勒的战斗精神较之前更加高涨。6月间，在前线，希特勒在一战壕里瞥见一种东西，像是法国的头盔。他往前爬去，发现那是4名法国大兵。希特勒拔出手枪——那时，通信兵已将步枪换成了短枪——用德语向他们大声喊话，好像他有一连人马。他亲自将4名战俘交给了冯·图波夫少校，并获嘉奖。图波夫回忆道：“没有什么情况会阻碍他执行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为了祖国和他人，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宁。”8月4日，希特勒获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但这是为表彰其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为这一次卓越的功勋。嘉奖令只说：“为表彰其个人之英勇与各种优点。”（除这次的奖章及1914年所获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外，希特勒还获得过下列勋章：1917年9月17日获三级军事铁十字勋章一枚，外加战刀；1918年5月9日因作战异常英勇获团部勋章一枚；1918年5月18日获伤员奖章一枚；1918年8月25日获三级服役奖章一枚。）这枚勋章是提名让他受勋的营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个犹太人，亲自授予的。

到这个时候，战争形势已明朗，差点儿打到埃菲尔铁塔的强大的鲁登道夫攻势已惨遭失败。西线的失败使人们大受震惊，尤其是这发生在西线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在西线，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辽阔地区均已被征服。因此，士气一落千丈，连老兵也不例外。兵车和休假车士兵的秩序大乱，军官们不得不朝窗外开枪。在每个车站，士兵们四散奔逃。试图维持军纪的军官们遭石块和手榴弹的袭击。列车两侧用粉笔写满了诸如“我们不是为德国荣誉而战，而是为百万富翁而战”的革命口号。

希特勒获铁十字勋章后第四天，联军在亚眠附近冒着大雾发动反攻，突破了德军阵线。鲁登道夫向前线派出一名参谋，并立即向被突破地区派出预备队。当增援部队向前线运动时，退却的士兵向他们高声怒骂：“骗子们！你们在延长战争！”

鲁登道夫写道：这天是“这次战争中德军的凶日”！德皇悲伤而镇静地对此做出反应，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已山穷水尽了。必须结束战争。”几天后，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与威廉在温泉议事。当德皇下令让外交大臣开始和谈时，兴登堡抗议说，德军仍占领大片敌人领土；鲁登道夫则激动地宣称，必须在国内加强纪律，同时还应“在犹太青年中强行征兵，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还未有多少人入伍”。

在国内面临叛乱、前线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希特勒更常与人争论，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如何进行欺骗。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被后备部队的抱怨声所淹没。据施密特说，在这样的时刻，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常厉声高喊说，战争败就败在和平主义者和退缩者手里”。一天，有个见习军官说，再继续战争是蠢举，他竟遭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交加，最后，在受了不少重击后，希特勒击败了对手。施密特回忆说，打那以后，“新来者都鄙视他，但我们这些老同志却更加喜欢他了”。

4年来，丧失人性的阵地战，如同在许多德国爱国者身上发生的一样，使希特勒无比憎恨国内那些“在祖国背后插刀”的和平主义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们，都满腔热血，发誓要对这种背叛进行报复，从中也就产生了未来的政治。1914年的希特勒绝不是睡眼蒙眬的志愿兵。4年的战地生活给他带来了归属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自信。他曾为德国而战，而且是真正的德国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其力，长大成人后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青年，尽管在维也纳受尽艰辛，但仍非常幼稚；现在，他已是个成熟的人，准备在世间争取一个成熟的人的位置。

9月初，第十六团开回弗兰德斯。由于是后备部队，也就允许士兵休假。他与一名叫阿伦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肯定使他厌恶，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住了几天。在他回团后几星期，第十六团第三次开进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没在科明尼斯附近的野地和山间。10月14日，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气进攻而双眼失明，不久，视力得到恢复。但在11月9日听到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时，他的视力得而复失。此后几天，他频繁幻听幻视。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期，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气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1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6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住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9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从市内经过。埃斯纳手下的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有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万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但文官叛乱仍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马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标志着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德国的首任皇帝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件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被推翻，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而且，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激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煦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同时，他也无辜地虚构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话——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虽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他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支配。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第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进行社会改革，这在几个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审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个兵营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示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令希特勒特别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所有活动都令我反感，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消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信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萨尔茨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士兵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是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他城市也有人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起——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嫌疑人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予以热烈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设施，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提埃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内主要建筑物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都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到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除有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政权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嗤之以鼻。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评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四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沙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秃发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啤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做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才华（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问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篇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很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激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期望一个美的、光明的、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他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被暗杀而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教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7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迫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全部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他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30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以压倒性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3月5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3万名官兵进城挨座楼房驱逐叛乱者；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4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万人受伤。然而，叛乱情绪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32名委员中，有25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怪人最奇葩的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即使在精神病院住过一些时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措辞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60辆机车”。

4月13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也从未有机会起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虽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纳领导，他是圣彼得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纠集起来的8000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10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匹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4月18日，这位红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响时，他率领士兵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的速度拟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起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7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中学。

4月29日，征服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52名俄国战俘并枪杀十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至少有20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做了报告。于是，他们决定拂晓进城。5月1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工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恩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地庆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并逮捕红色领导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卐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卐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68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被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诫”。另外，他们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绌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宣布这些暴行是“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斯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壕。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个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压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和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它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的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尔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尔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尔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起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如今在他眼里正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其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了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张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尔上尉。梅尔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诫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演讲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直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演讲，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至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与他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在不断阐述德国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尔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里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尔上尉对他的演讲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激昂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凸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须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¹⁾”事业这方面来。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作“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25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徽是卐），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个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采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雷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便再没有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说这话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人）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德国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约40名工人。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但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他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讲完，希特勒便轻松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分钟后，希特勒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分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似的离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连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的先生的姓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德莱克斯勒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封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吸引过来，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这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其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哈尔雷生就一副罗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他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7马克50芬尼克；而后又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而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尔上尉作了汇报。梅尔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达到。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据梅尔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尔的办公室，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时贬值后的20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也是梅尔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做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fernung（Entfernung一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1) Völkisch一词难以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均用人民。——译注

第二部 “混沌萌芽中，道已存在”

1 一个政党的诞生1919—1922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愿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都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做‘手杖’。”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词，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座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疲力竭，却满心欢喜，“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直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

这不仅是他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演讲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演讲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演讲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演讲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人。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1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人。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受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即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尔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趴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见，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上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演讲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被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瓶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淹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的行为，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淹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辞藻华丽的讲演后，希特勒的演讲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令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和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者的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个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起，“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字。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报纸的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工人党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颁发了党员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一个政党的诞生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尔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迪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做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但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演讲，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¹⁾的角色。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纠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霍夫布劳斯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二人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装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再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而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也诱发了反对他们的浪潮。柏林人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达达派艺术家的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卐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从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达达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3月20日，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分地域。同一天，德国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4月3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10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其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提埃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来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做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社只有一箭之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全部从德国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篇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他干脆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爱沙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他们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演讲15分钟后，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令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19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奉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本《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分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篇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之后的革命时期所做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抱持异样的眼光。”），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的寄生虫；今天呢，在他的口中，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模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只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最终目标的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演讲提纲表明，他是何等畏惧犹太人。“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做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人——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他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就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就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卐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卐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卐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含义。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尔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旗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主义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信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这一席惊人话语顿时使原本沉闷的会场氛围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安排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难以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都是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人。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茨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演讲就好了！能演讲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演讲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革。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珠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演讲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因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卐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演讲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情绪失控。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观察家报社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钱款。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做好了准备。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工人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还有，希特勒之演讲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备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时间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他们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些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权力对他而言唾手可得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歧，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需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说，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做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马戏院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卐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十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晚上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票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演讲。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大会就在合唱的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褒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触动了人们的内心。尽管骚乱由他而起，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被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些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歧，但他感到在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歧现正向白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颇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党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格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强硬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其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行动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用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1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辞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做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行动委员会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比较年轻，但埃塞还是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欢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起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格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再度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西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绝对服从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招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内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头戴卐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之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满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1921年9月14日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插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插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打一顿，并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发的却是暴力。11月4日，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演讲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7时45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了800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我十分激动，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他对冲锋队员们（约有50人）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非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希特勒这段带浪漫色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样，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演讲，希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个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震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对他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20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25％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致敬。

1921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五分之四的矿山和重工业均在该处）。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1922年的复活节，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然转向东方，在拉巴洛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俄国同意与德国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和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与苏维埃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和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6月4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厄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约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的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的隔绝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演讲，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做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入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某处，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刑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洗刷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于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欣喜若狂。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卐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演讲。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不一会儿，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如醉，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又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四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销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做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做好了准备——我的人也做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自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匹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这些公爵爷和将军——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是。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和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做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的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出发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离开了慕尼黑。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世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黯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卐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卐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乌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厮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人。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锨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褪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的标志是左臂戴着卐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人无太大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拥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为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个多星期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1) 福尔斯达夫，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译注

2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1922—1923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个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他对学术研究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个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洗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啰，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和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个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将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一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被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所吸引，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他也不会在乎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就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学、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11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待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扼制，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可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颇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以外，对其他人来说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希特勒还有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世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虐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施特莱彻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谴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仇恨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迪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穿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斗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阔，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批评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利普·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的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做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做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做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中午之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此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施勃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施勃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戴着鲜红的卐字臂章，操着正步，从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过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施勃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跟。”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聂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什、理查德·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Ｌ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人。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得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从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十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也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演讲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地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和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演讲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筋疲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疲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演讲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的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难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学成才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取得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做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但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夹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卐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做好了应付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触目惊心。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态度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提埃希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的情景——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其业余气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啤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僻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埃卡特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在拜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提埃希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了架。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画画，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震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伊索德》和《罗恩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街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海因里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啦啦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画，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希特勒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赫仑纳描述了1923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希特勒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假装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存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力……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做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都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支持自己的挚爱。又有一天，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¹⁾。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由于莫里斯对姑娘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职。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希特勒拒绝接受他的意见，但他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去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他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两人坐上希特勒“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伦勃朗的《戴金头盔的男子》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位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画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家乡白莱特做了逗留，还进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漂泊的荷兰人》而设的。自1914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做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么，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谴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就是犹太人！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演讲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疾者伸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的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区，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演讲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还能向上挥动其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到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越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以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恺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旗海中，这种在震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政府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3月30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其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不久之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卐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还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蜂拥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试探他们，但他们未做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扬扬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绝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落败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获得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短暂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个名叫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的民族主义分子在杜斯堡附近炸毁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区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一个美丽的疗养胜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莫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辞藻谴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至极，叫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了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迈的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吹起口哨，奏着《罗恩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妻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心里必定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就对希特勒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其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日和2日于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余万民族主义分子拥向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家庭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的一个会场上发表了讲话。他看上去比在科堡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的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做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帖耳，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都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将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1) “父国”指德国。——译者

3 啤酒馆起义1923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宁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均认真地看待。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齐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皮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凸起，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起自己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齐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天赋异禀，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至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一个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的计划。到10月初，战前的1马克已值当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10亿马克的红印；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保值的黄金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美国的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于深夜偷偷地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做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演讲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个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野蛮的效果，他学会了。”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人的脾气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歧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同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名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得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演讲，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伐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普科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普科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普科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普科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巴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普科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伐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普科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做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结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飘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卐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两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其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乱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儿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义日有两个原因：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五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做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警察署前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尽快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绸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争论持续了几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沓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天，巴伐利亚极冷，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做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和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晚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餐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疸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堕五里雾中，他问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希特勒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夹克，卐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斯。“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卐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儿，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冲在前面。“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萨尔河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凌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吧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尔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圆木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440码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萨尔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八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抵达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他开道的就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子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谴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啤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点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拥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二十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名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拥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都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像是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支机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急忙喝了几口啤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次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向罪恶的巴别⁽¹⁾——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他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却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做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十一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冯·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是明白“这是个攸关生死甚至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在伊萨尔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断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欢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嚣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萨尔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格里戈尔，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相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总理尼林、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普科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让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拭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合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其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千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卐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学生军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冯·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会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尔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十九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十九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诚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纳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做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小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人物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尔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随后他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漏走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他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普科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兵学校学生军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学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学生军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学生军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学生军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学生军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学生军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十九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会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冯·洛索夫

在十九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5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兵学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名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夹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夹雪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罗曼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夹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做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14605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的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看看再说，”格里戈尔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做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画脚，用肮脏的语言和洪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他们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又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9时30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卐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恩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卐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飘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萨尔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连接市中心和啤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十人小分队便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在伊萨尔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他们的恐惧是不无道理的：上午10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国防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那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旗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做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150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勒便做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11时30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从外面走了进来。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资，在履行公事似的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卐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在左边。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卐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蒂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兵学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卐字臂章。大部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他手持睡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夹克，外加一件大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15分钟后，2000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卐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15分钟后，拥进了马里恩广场。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卐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反身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歌》，勇往直前。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俯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窄的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8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道：“二连，跑步，走！”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起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上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还站立着）。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18人被射杀在街上，其中，14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4人是警察。这18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起了枪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里恩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途中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并未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们将他抬至帅府街25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在马里恩广场，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却以人们疯狂地四散奔逃而告终，好像某种自然灾害袭击了该地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钻床底的，有躲进厕所的。另一群人闯进一家厨房，四下藏匿武器，或藏在灶下，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进咖啡桶里。警察到处搜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留守啤酒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得魂飞魄散，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因省悟到顽抗已属无益，遂缴械投降。起义虽告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回朝的警察部队却遭到市民们的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卖国贼！猎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

在统帅府前，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时，兰舒特的冲锋队仍在坚守阵地。谣言传开了：鲁登道夫已死，希特勒受了重伤。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收拾了残部，队伍“在痛苦中，在对卡尔的出卖的失望中”离开了战场。在一座林子里，他们发现一支慕尼黑的冲锋队竟往树上摔枪。格里戈尔下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用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换了新词的《卐字旗与钢盔》，趾高气扬地朝霍班诺夫前进。他们唱道，我们被出卖了，但仍忠于祖国。

公路上还有另一群冲锋队。他们乘小车押送着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车。在通向罗森海姆的公路旁的林子里，车队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领进林子，他们吓得脸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不过是与冲锋队换穿衣裳而已。这样，冲锋队员便可扮作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赫斯成功地将他们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看守他们的青年战士竟被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藏好武器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穿上借来的便装，潜回屠杀地，探听主人的情况。到统帅府他即被拦住；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明了身份。“经我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口处附近，摆着一具具尸体。我简直快疯了，我得在死尸堆中寻找他。”埃格纳发现，主人躺在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旁。“我伤心极了，希望完全破灭。于是我便回到维登梅尔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连忙撒谎，却瞒不过她。“我还记得她的话：‘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要做军官的妻子。’”

汉夫施坦格尔失掉了一切行动的机会。他在家里。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开进慕尼黑中心。在街上，他碰到一个熟识的、筋疲力尽的冲锋队员。那人说，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戈林均已牺牲，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跑时，一辆敞篷小车呼啸着在他身旁停住了。车内坐着阿曼、埃塞、埃卡特和霍夫曼。他们一同前往摄影师家中，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他只身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在离慕尼黑10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将希特勒的皮夹克、两件毛衣、领带和衬衣解下来。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4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疲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睡一睡，因为他很可能被发现，需要力气拒捕。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关于慕尼黑起义，外国报纸纷纷做出歪曲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特勒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罗马（库尔特·卢德克再次代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磋商），午间各报均说，皇太子卢普科希特已加入了革命党。

11月10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问她能否给他找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有三十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笑”，但还是同意收留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能力有限——“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与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自己。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么，次日清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11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5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巾，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定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追随并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瞥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子，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他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起。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出乎意料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9时45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利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在南德，与他做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歧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吹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1) 巴别，《圣经·创世记》中的城名。——译注

第三部 锻炼成长

1 在兰茨贝格狱中1923—1924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度势，以及她婆婆和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施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冈。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坐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以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皮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反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事业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45分钟，直至相信自己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弃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与一匹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这样认为。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Ｂ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并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歧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不喜欢他，当然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希特勒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做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握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罗森堡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戳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里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玛·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区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里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做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做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厄运；现在，通过条理化的分析，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回到巴伐利亚）称，那年1月间，列宁去世，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做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篇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人正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特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演讲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恺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 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按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特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特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特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格里戈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予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需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3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他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做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日的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他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特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禁使他想起慕尼黑的大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他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吹鼓手和其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但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很高兴，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邦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特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在唇枪舌剑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特哈特法官，不顾证人所做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1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5年时，法庭内未出现骚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做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特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对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其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年4月1日于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看守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来桌前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格里戈尔，支持民间团体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格里戈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一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怕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在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定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格里戈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个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都是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皮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可以畅快地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演讲，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1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那组改编的歌词：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他的人马便经常拿他开玩笑。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逼他做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灰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了”。

较不道貌岸然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起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期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¹⁾似的。“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使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位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没能力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绝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歧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位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能早日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勿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起见，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200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1924年至1925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第洛尔南部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200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可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200万里拉最迟在5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做出承诺（恐怕从未借出过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把他们全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个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还想再活25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月桂花环。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瓶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做出估价。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歧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想法仍在缠绕着我！”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平常人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迁至伊萨尔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宽敞多了。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可爱，住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声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然后几乎恳求般地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使劲地演奏完经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开始放松。赫仑纳将新添的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朝婴儿哼唱了一阵，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转头后望。“对不起，”他解释说，“监狱给造成的，不论何时何地，总他妈的有狱卒站在身后监视你。”他解释道，在兰茨贝格，总有人透过门洞在察看他。“那真可怕！我确信，他们在寻找借口将我送进疯人院。你知道，我绝食了两个星期。他们想以此作为指控我发疯的理由（这也许是他结束绝食的原因）。”

晚饭后，他们分发了藏在点着蜡烛的圣诞树下的礼物。之后，赫仑纳、希特勒和4岁的埃贡围着钢琴而坐。汉夫施坦格尔用“斯坦威”弹了一曲又一曲。一首《军队进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着双手，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脑中想起了大战中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75厘米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单项模仿，有时所有声音一齐来。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慢慢地又演变为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他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他相信，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接着，他的思想——他的话——猛然转到兰茨贝格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卢迪，我的赫斯，”希特勒满怀深情地喊道，“想到他还在那里，多可怕啊！”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待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17年前的这天，她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他会感到羞耻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1) 加拉哈德爵士，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2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1925—1928

圣诞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圣诞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个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乎霍夫曼的意料，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待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个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槲寄生树下，吻了他⁽¹⁾。“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此事的发生，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了下来。”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出狱后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变化，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这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十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其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做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做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演讲；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格里戈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自尊心强烈，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慷慨激昂的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卐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万到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社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竭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起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尔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伦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的方式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在原定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筋疲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挡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蜜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利普·波勒和弗朗兹·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个计算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到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除了被驱逐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其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做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从前就是在零下10℃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坐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辑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甫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施坦格尔的苦口婆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吗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工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份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这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魅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荷拉西奥·阿尔杰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账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备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格里戈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斯宾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调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格里戈尔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格里戈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格里戈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29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格里戈尔的秘书。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诱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吸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身材高大、人才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之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社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南下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相见，是戈培尔迷信元首的开端。几个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回到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格里戈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格里戈尔的弟弟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都对新纲领一章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做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格里戈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格里戈尔简短地、神情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开始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和戈培尔。3月初，格里戈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做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三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的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臣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做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格里戈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济援助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什未林位于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演讲？”哈努森是身体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他仍忠诚于格里戈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将手势、动作和语言绝妙而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上次演讲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希特勒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重整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起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气、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格里戈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格里戈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格里戈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格里戈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启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须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雅维利⁽²⁾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庞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严重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地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希特勒书中对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蛊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馆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两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环老鹰卐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演讲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演讲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故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演讲。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演讲，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演讲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其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演讲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在这次及之后的多次演讲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沓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互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一名叫哈格曼的人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只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备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偿还了全部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演讲，他必先在大镜子前练习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这一切我样样具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的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竖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十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而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人。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都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贴。戈尔德施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又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警方施行反击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进攻报》，于纪念美国独立日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格里戈尔互相激烈的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做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8月21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有何意义。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成功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受到好像英雄一样的上宾接待，但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对他终身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雄谋大略。“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格里戈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匹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到了1927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的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两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歧。“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两年中，纳粹丧失了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再也赢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信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篇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袖的评论。但希特勒却大谈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圈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孀）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罗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品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摄影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霍夫曼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霍夫曼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大。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演讲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做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偏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他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其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通篇都充满了可泄露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野草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茨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进地为他母亲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1) 按欧洲风俗，槲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槲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译注

(2)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

3 家人去世1928—193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进攻报》写了几篇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造者。他们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器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时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格里戈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进攻报》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十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扰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岁至20岁，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ＳＳ”。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演讲。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筋疲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演讲，“我们反对数字的主义，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一次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一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施佩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卐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施佩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太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画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吸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格里戈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艾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伏对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票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萨尔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斯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提埃希大街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至“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11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投机者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我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希特勒与另一位17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馆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恺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霍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1929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温和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2100万票，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600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做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1924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1930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酒吧音乐雷同。”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弃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气息的、朴素的生活。他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2月23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么，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啤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榨干了宣传油水后的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哥哥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3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歧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格里戈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使用其私人的影响力。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歧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奥托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个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

年轻的奥托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将支持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异见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奥托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24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我弟弟永远是个逃兵，他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的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歧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迫使自己出手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9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1930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广泛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1929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300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辞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培尔的《进攻报》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正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干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6000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可笑，却是可靠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3500万，比1928年多出400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66个席位！”自1928年以来，他们只占有54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100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到107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票637.1万张，占总票数的18%以上。不到两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票81万张一跃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票132.6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6万张票。这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能为我们做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3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9月25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棱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票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和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和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篇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么，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10月13日，107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9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来访。1909年，在都柏林当侍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浦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到3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10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浦，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他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写信给父亲，询问这位新政治首脑的生平。“父亲回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开家庭会议，现随函将车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发现，希特勒“怒火满腔”。在有安吉拉·拉波尔和阿洛伊斯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你们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骑着我出名”。他说，由于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给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毁灭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历来是多么小心谨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给报界！”他说，（据威廉·帕特里克9年后在《巴黎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我的身世切不可让这些人知道，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确实只字未提，现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发现了。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谍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连一位亲属都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他在场听到了这些，未发表评论）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养的义子。他与他母亲（据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称）应立即返回伦敦并通知赫斯特的报纸，纳粹党的领袖是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解决办法使希特勒“很高兴”，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现在和将来均断绝一切关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2000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费用和返家的路费。阿洛伊斯支付了费用，买好了车票，并答应将余额如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压根儿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后不久，纽约的赫斯特刊物《美国人》便发表了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中，小阿洛伊斯称他的弟弟是个既讨人喜欢又慷慨大方的孩子，还是个梦想家，其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如天地。在他母亲死后，阿道夫曾将妹妹带至维也纳，在那里，兄妹二人与无情的穷困作了艰苦的斗争。阿洛伊斯写道，为了养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扫街和干其他体力活。后来，他便去了慕尼黑，当了房屋油漆工和装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将其律师召至普令斯雷根坦广场的寓所。希特勒指着眼前的一封信说“这封信与一桩‘可恶的’讹诈案有关，是他的一位最讨厌的亲戚搞的，还涉及他的祖宗”。据汉斯·弗兰克的回忆，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报界对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感兴趣——就是说，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于是，元首便令弗兰克秘密调查此事。

他从“所有可能得到的来源”收集的报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亲看来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村一个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厨娘的私生子，她受雇于格拉茨的一家人家”。这位厨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生下了一个儿子。19世纪30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19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笔从出生起至14岁止的‘父道津贴费’”。弗兰肯伯格与厨娘（希特勒的祖母）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这个孩子的时间、地点，使弗兰肯伯格不能不付出这笔津贴”。弗兰克的报告得出了遗憾的结论：希特勒的父亲是半犹太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对弗兰克的推论提出了挑战。他狼狈地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发誓，这情况是他父亲和祖母亲口告诉他的。弗兰克的证据肯定使希特勒胆战心惊，否则，他怎会撒出这个弥天大谎来：他出生时他祖母已去世40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祖母确曾收过犹太人的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不纯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机会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维奇所做的研究对弗兰克的证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奥地利）的犹太人会员登记册中，他未找到有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记载。这些登记册由1856年，即希特勒的父亲出生后19年开始记载。但，那是因为犹太人于1496年被逐出斯苔尔马克，于1856年才获准返回该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无一犹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犹太血统。为了确信，他此后至少调查了两次。据从1917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他有没有犹太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明文件来，而自己却拿不出。这便可说明他为何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

尽管私事如此烦恼，希特勒1931年的预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自出版以来，《我的奋斗》年销量不过6000余本，到了前一年，销量猛增至54086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格里戈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迪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他对这里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1931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嫉妒。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帖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弗费尔·苏罗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遭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7项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1931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24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4月4日，《进攻报》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施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施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一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需要动用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期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替。人们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起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4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个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子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1931年的头4个月中，有2400名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5月3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1931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楼房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位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施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自己有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9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个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9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9月17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待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赖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这大概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南风所致。希特勒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赖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有东西被摔破，便对母亲说：“吉莉肯定是取梳妆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时打破的——她发现一封信，写在蓝纸上。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联系，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日晚些时候，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喜欢寻根问底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那是值得回忆的夜晚。对您的感情，我着实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说不要打扰她，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不担心。当晚，她与通常一样离开公寓回家。赖彻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晚间，她们听见沉闷的响声，但不以为意。她们也习惯了这位“任性的”姑娘。

但是，次日清晨，赖彻特太太发现吉莉的房门仍反锁着，便大吃一惊。她连忙给梅克斯·阿曼和弗朗兹·施霍茨挂电话。二人找来锁匠。吉莉躺在地板上，靠近睡椅，旁边放着一支6.34毫米口径的手枪。她的心脏中弹。

那天上午，希特勒发现有辆车在跟踪他们。他怕遭到袭击，便让施列克加速。后来，他醒悟到，后面是辆出租汽车，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那人还在比比画画，示意停车。服务员告诉他，赫斯先生从慕尼黑打来电话找他，电话还没有挂。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馆，把帽子和鞭子往椅子上一扔，便进了电话室。由于电话室门未关，霍夫曼听见希特勒在说：“我是希特勒。发生了什么事吗？”停顿片刻后，他喊道：“啊，上帝！怎么会这样！”接着，他几乎尖声喊道：“赫斯，回答我——真还是假——她还活着吗？”很明显，线路不是被切断便是赫斯把电话挂了。

“希特勒的狂乱也感染了别人。”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呼啸着疾驰回慕尼黑。从后座镜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双唇紧闭，目光迟钝地望着挡风玻璃，眼神空洞。”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移去。因为是星期六，各报均未作报道，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见报。有人影射说，是希特勒将其外甥女抛弃的；也有人说，司法部长古尔纳毁灭了证据。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慕尼黑邮报》发表长文，详尽地报道了吉莉与希特勒经常争吵的情形。它甚至宣称，她的鼻梁曾被打断过，身上还有受虐待的痕迹。吉莉不可能是希特勒杀害的，因为他身在纽伦堡；也不可能是希特勒或其同僚，为避免丑闻下令将她干掉。倘若是如此，那么，杀害她的地方应是在别处而不是在元首的寓所。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说，吉莉之死纯属偶然：或许是某种声音使她受了惊吓，在惊慌中杀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论说，她是玩手枪走火。然而，从证据看，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她自杀了——也许是出于绝望，或出于嫉妒，或出于不明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亲对汉夫施坦格尔说过：“家里人对吉莉自杀的原因都很清楚：林嗣的一位犹太人——绘画教员使她怀了孕。”1931年，在一次会见中，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希特勒垂头丧气又受到了羞辱，对弗兰克说，“他无法再看报了，因为那诽谤运动令他无法忍受。他想淡出政界，从此洗手不干，不再抛头露面。”在绝望中，他与霍夫曼逃至乡间——他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别墅里。抵达目的地后，司机施列克小声对霍夫曼说，他把元首的枪藏起来了，因为怕他自杀。希特勒一进屋，便倒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霍夫曼问他想吃什么，希特勒摇了摇头。他一小时一小时不停地踱步，直至深夜。天快亮时，霍夫曼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没有回答。他径自进房，发现希特勒仍在走来走去，手还是倒背着，双眼望着远方。

霍夫曼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询问意大利面条——元首最喜欢的食物——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绝进食。他不吃不喝，又踱步了两天。他听了一次电话。弗兰克在电话里说，他已采取措施，通过法律阻止报界的下流攻击运动。他用疲倦而微弱的声音说：“我谢谢你。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消息终于传到了米勒的别墅：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在中央公墓出席葬礼的有罗姆、米勒、希姆莱，以及自封为国社党维也纳长官的青年艾尔弗雷德·弗劳恩弗尔德。由于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当晚，他便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麦塞蒂斯”汽车前往奥地利。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座上。他们无声无息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后边跟着一辆大汽车，坐的是卫兵。抵达时，天已快亮了。

在维也纳城外，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因为“麦塞蒂斯”太显眼了。他们一声不吭，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墓碑上写着：

我们的爱女吉莉在此长眠

她是我们的阳光

生于1908年6月4日

卒于1931年9月16日

拉波尔家族

在前往弗劳恩弗尔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问，他们是否要从剧院前走过。弗劳恩弗尔德说，得绕些道。“啊，请绕吧。”希特勒说，“进不去也不要紧，打旁边过也好。”在弗劳恩弗尔德家中，希特勒好好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他便平静地开了腔，谈的不是这个悲剧，而是德国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他声音坚定，充满了信心。他对弗劳恩弗尔德说，最迟在1933年，在波兰人占领但泽以前，他就会取得德国的政权。一回到自己车里，希特勒又双眼发直，直视前方。后来，好像在出神思考似的，他说：“就这样，现在让斗争开始吧——一定要赢得这次斗争，一定会赢！”

在一两天后，他驱车北上，前去参加长官会议。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时，希特勒拒绝吃火腿。“像吃尸体似的！”他对戈林说。此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吃肉。（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也曾打算吃素；据赫斯太太说，这次他是说到做到了。她说，打那以后，除了吃肝馅饼外，他未再吃过一块肉。“突然的！在此之前他是吃肉的。这很难理解或解释。”）

在汉堡，他发表了演讲。听众很多，也很热情。与先前一样，他的演讲既有力又精彩。与先前两次一样——一次在帕斯瓦尔克，另一次在兰茨贝格——希特勒再次闯过了自杀性的愁苦关。也许，这是一种新生吧，因为，每次他都从深渊中弹回，重新振奋精神，朝新的方向前进。

这是他第三次复活。

第四部 褐色革命

1 “真像一场梦”1931—1933.1.30

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1931年10月14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当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令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之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了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12月11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1932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的过程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吗？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局开始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杜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演讲，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演讲。

在杜塞尔多夫演讲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演讲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他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霎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仇视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品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和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片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苦思冥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演讲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两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做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演讲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个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同性恋。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并无什么异样。”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是畜生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就可以谅解。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个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演讲。

在此次演讲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做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伦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演讲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起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演讲，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斯宾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斯宾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卐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5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5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渡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人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施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雅维利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7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86人，其中有30名赤色分子和38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7月10日，星期天，18名警察被打死；7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19人丧生，285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48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埃尔伯特曾用它取消8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国会选举的日期定在7月31日。这又是一场旋风式的运动，也是希特勒的二度“飞越德国上空”。希特勒再次租赁了一架飞机，并用了同一个飞行员。经验证明，汉斯·包尔，是个全天候的能干的驾驶员——他们曾几次在暴风雨中和大雾中强行着陆——现在，希特勒拒绝乘坐别人驾驶的飞机。他也有了第二个汽车司机专为他开车——21岁的埃利希·坎姆卡。坎姆卡在德国西部等候希特勒的座机，施列克则在东部恭候。在这次大选中，这两位司机共跑了5万余公里，且大都在土路上奔跑。希特勒对待坎姆卡有如家人。对包尔，他也同样亲热。经一周的苦战后，希特勒领众人在魏玛稍作休息。他带包尔出去逛公园——离他的住地贝尔维德尔旅馆不远。希特勒把其他随行人员甩在后边，仔细地询问包尔在战争期间当战斗机驾驶员时的经历，整整问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令地方长官绍克尔将众人拉进城内，并叫他在下午喝咖啡时找15个姑娘来陪客。此时，希特勒在贝尔维德尔餐厅内用餐的消息已传了出去，于是，穿着漂亮衣裳的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前来偷看他。希特勒兴奋地捅了捅坐在他右边的包尔，“你看，包尔，那边有个小姑娘真漂亮，是个美人儿！”包尔对元首表示同情，说元首只能在远处而不能在近处看女人。“你说得对，包尔。”希特勒风趣地说。

城里来的15名姑娘到了，但她们全将自己的侣伴抛开，如痴如醉地瞧着希特勒，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于是他建议全体到艺术家咖啡馆去。人们列队上了车。除元首外，人人怀中最少搂着一位姑娘。可是，过了不久，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们又把希特勒团团围住了。一阵骚乱后，希特勒忙令汉夫施坦格尔弹钢琴。但是，只听完两首曲子，希特勒便借口要准备明日的演讲，溜之大吉。

在大选的最后两个星期内，希特勒在50个左右城市作过演讲，所到之处，皆激起狂热。一次，在施特拉尔松，他竟让1万名左右听众在雨中等候了整整6个小时——因包尔在黑暗中找地方强行着陆费了时间。听众之所以能如痴如醉地倾听他的冗长的演讲，原因之一是，经济瘫痪症蔓延到了全国。11岁的埃贡·汉夫施坦格尔曾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帐篷内听过他对一大群听众作的演讲。“他掌握了人们的全部感情，群众中掀起阵阵狂热。”听众中既有穷人，也有富翁；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开始时，大家都因为有对方存在而觉得周身难受，但是，过了不久，大家便成了一个整体疯狂地鼓掌，高喊着。埃贡看见一对匹配不当的夫妇——一位教授和一位女佣——离开帐篷。“在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们兴奋地、亲热地交谈着。阿道夫·希特勒就有这种力量。”后来，埃贡被父亲带至“褐色大厦”。“好啦，孩子，”汉夫施坦格尔说，“找个地方坐下，不要闹，找点东西看看。”通讯员将一捆打字稿交给戈培尔。“是希特勒的演讲记录稿，刚打出来。元首离开了众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戈培尔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他们似乎在一同审稿，以便发表。希特勒一边用铅笔做记号，一边在自言自语：‘这点好……这很有力……这点得删掉……’不到一小时前，他刚作完一次在他的生涯中最富感情的演讲。他在宣讲，在请求，在发怒，在咆哮。现在呢，他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平静，一样通情达理。”

在竞选运动中，反犹主义并未被当成一个事件。希特勒仇恨犹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许多人都置此于不顾——只要希特勒将其偏见置于合乎理智的水平上即可。大部分德国人均认为，当律师的犹太人太多了。他们也反对犹太人垄断百货商店和娱乐行业。战后，犹太人如洪水般从东方涌来，带来了东方犹太人的衣着和习俗。许多德国犹太人也为此叫苦不迭。其中，有两位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业已向新任劳工部长请求停止东方犹太移民，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势必加剧潜在的反犹主义。犹太人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他们与德国经济血肉相连，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毕竟，即使在开明的英国和美国，犹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乐部和旅馆的门外的。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也不只限于德国的犹太人。不久前，一群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曾宣布，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外，纳粹运动是可以接受的，它将救德国于水火。

7月31日（维也纳一家报纸以“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为大标题，发行号外，泄露了希特勒的身世。1932年初，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曾敦促维也纳《星期天与星期一报》的编辑着手调查希特勒的身世。他们发现了证明希特勒的生父是私生子的文件，于是便发了上述的专号，希望对德国的选举有所影响），纳粹得票1370.2779万张，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和还超出50万张。在得票数占总投票数37.3％的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向党提出建议，由他去竞选总理。

戈林反对。格里戈尔亦然，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与其他右派政党联合夺取政权的政策便全被破坏了。但希特勒急于掌权，无法说服。于是，他们便立即派人送信前往柏林，将希特勒之要求告知施莱彻尔。这个将军并不太相信，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是绝不会将此荣誉赐给这位前下士的。他抱着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放弃其计划”的幻想，把他请到梅克伦堡会谈。8月5日，两人在首都附近的弗尔斯登贝格兵营会晤。希特勒不但要求出任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法案，使他有权以颁布条令的形式统治全国——实质上是建立独裁统治。会见很成功，连希特勒也相信兴登堡会回心转意。在兴高采烈之余，他建议在墙上钉一块板，以纪念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他将其幸福感带回了上萨尔茨堡，但戈培尔却不以为然。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他一心一意要搞行动，不是搞暧昧的妥协，而他的热情感染了纳粹集团。“全党已准备夺取政权，”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此，冲锋队已离开各自的单位。”8月10日，当兴登堡离开乡间别墅前往柏林时，首都已处于半包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巴本主动提出辞职，但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兴登堡七窍生烟。这位奥地利暴发户自食其言，取消了对施莱彻尔许下的种种诺言；另外，希特勒也无治理政府的经验，连自己党内的头脑发热分子也控制不了。兴登堡总统甚至拒绝邀请希特勒赴会。

次日上午，8月13日，希特勒住进了当作柏林总部的恺撒霍夫旅馆。客厅里的电话几乎终日不断，使这地方更像是战斗指挥所。旅馆的转门从未停转，大厅也炸开了锅。在主楼里，在为元首的副官和参谋开设的紧急办公室内，打字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当地和外国报纸的代表们将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还有汉夫施坦格尔，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希特勒这位风云人物发表意见。

中午，希特勒会见了施莱彻尔。施莱彻尔告诉他，兴登堡只答应让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希特勒大怒，指责施莱彻尔不遵守诺言，并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来到巴本总理的办公室，指责政府宽容旧制度。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巴本大吃一惊。“总统并不准备让你出任总理，”他说，“原因是，他觉得对你还不够了解。”希特勒是不想吃半块面包的。他说，他将倾全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除非他掌握政权，并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否则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他接着又说，人们是无法躲避流血的。这是历史教训。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总理府后，直奔戈培尔寓所。在这里，他一面怒气冲冲，一面又是无精打采地等候兴登堡召见。下午3时，巴本的国务秘书终于来电话了。希特勒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兴登堡是否让他当总理？国务秘书只回答说，总统有话对元首讲。会见是在总统府的书房内举行的，简短而正式。兴登堡决心不委派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去担任那样一个要职。不过，他愿意让他与巴本合作，“再次满足其爱国主义”之要求。他小心谨慎地说，他欢迎国社党参政。希特勒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坚持要组成新内阁，由他自己出任总理。

“不行！”兴登堡喊道，“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或在良心和祖国面前”，他都无法承担“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由一党掌管的责任”。希特勒对别无选择表示遗憾。“那，你要当反对派是不是？”“我别无选择。”元首说。

兴登堡动了感情，对纳粹与警方近来发生的摩擦表示抱怨。他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在国社党内有人是控制不了的。然而，他却准备接纳希特勒进入联合政府。接着，他便将希特勒斥责了一番——是元帅对下士的斥责。“我必须叫你注意，你当反对派要有武士风度，不要忘记你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热爱祖国，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如果像冲锋队先前那样，再搞恐怖活动或暴力行动，那我就会使用严厉手段的。”

这话讲得虽然严厉，但兴登堡在会见结束时讲的一番话却又将其严厉程度减轻了。他说：“你我都是老军人，也希望共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也许会再交叉。所以，我向你伸出一只战友之手。”老元帅的人格使希特勒大惭；但是，书房门一关，他又把火发在巴本头上去了，今日之受辱完全是巴本导致的。希特勒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也许会导致总统的倒台，对而后发生的事情，他希特勒将不负任何责任。

希特勒回到戈培尔的寓所后，汉夫施坦格尔发现，他“脸色惨白，几乎一声不吭，好一阵子情绪很坏”。之后，很奇怪，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左右权衡是否接受副总理一职。“在某方面说来，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这我能想象得到。战时他也是个军人，是个相当鲁莽的家伙。”他沉思着说，看来，巴本总理像个真正的同志。“请注意，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

大街上，报童在高声呼叫着报纸号外的大标题：《可怕的自负——希特勒自食其言——希特勒遭帝国总统斥责》。报纸说，希特勒要求得到全部权力——这是根据会见后发表的公报写的。公报之发表如此神速，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此举惹怒了希特勒，也打破了兴登堡抛在他头上的符咒。他觉得，他被军方和政治家“欺骗了”。一位敌对的传记作家同意这一说法。“国社党人已进入了权力的前厅，”鲁道夫·奥尔登写道，“他正在参与政治谈判，却遭到鄙视和欺骗，又被人待之以傲慢，倘若最终不能取胜，他们之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多大门朝他们敞开，虽然许多人与他们握手，却没有‘受尊敬的人’接见他们。这些‘受尊敬的人’，并不想利用他们，只想蒙骗他们。”

巴本的公报也使施莱彻尔几乎同样目瞪口呆，因为他依然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让纳粹参政。他连忙传话给元首说，签订协议的机会还是有的。他还要求与元首会晤。希特勒断然拒绝与他的会晤，此举令原来镇定自若的将军大为震惊。当晚，有位朋友发现，施莱彻尔脸色惨白，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他的话终于被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能将权力交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全市，冲锋队早已咬牙切齿，但党又长时期按兵不动；现在，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吵吵嚷嚷，要求立即行动。此时，希特勒已醒悟过来，恢复了平静。他将冲锋队的指挥官召至戈培尔寓所，据理说服他们，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此时起义，结局定是灾难无疑。他们居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见解，希特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所有部队均休假两周。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南下，回到上萨尔茨堡。施列克摸黑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希特勒则一言不发。后来，汉夫施坦格尔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也许这样更好。”“他那昏昏欲睡又听天由命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切本色均不翼而飞了。”元首毕竟比其部下精明冷静，不时用诸如“由我们开始的事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而不愿当它的俘虏”“日后我们会说，事情就该这样干”的话去鼓励部下。这也许是因为，其他人只看现在，而他则放眼未来。在兴登堡面前虚张声势取胜的赌博已失败了，但希特勒坚信，命运会让他渡过难关的。

不到几天的工夫，希特勒便从逆境中恢复过来，且恢复得很好。但是，凡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在贝希特斯加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又不同。其中一人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是巴本的朋友，他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的目的原是要修补总理和元首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在抵达后不到一小时，他就成了希特勒的信徒。“当时，确没有讨论或谈判的余地，”他回忆说，“他只依实陈述，使在场者人人皆能接受。他不受他人影响，毫不妥协。”前来充当说客的里宾特洛甫，在离开该地时业已坚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于是他便加入了国社党。

数天后，8月17日，数名美国记者会见了希特勒。按原计划，路易斯·洛茨纳、赫·Ｖ.卡尔顿波恩和卡尔·冯·维甘德三人是要一起采访元首的，但是，代表赫斯特报纸的维甘德却坚持要单独采访。15分钟后，维甘德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下榻的小旅馆——就在瓦申弗尔德大楼附近。“那家伙不可救药，”他对两位同行说，“每次见他我都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糟糕。从他口中我啥也没有掏到。你提一个问题，他便发表一通演说。这次采访完全是浪费时间。”

正当卡尔顿波恩和洛茨纳走向门廊时，希特勒刚好从前门出来。卡尔顿波恩劈头便提了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您是持敌对态度的，请问，您是否将德国犹太人和从其他国家迁徙来的犹太人加以区别？”

希特勒的明亮碧眼，似乎看穿了卡尔顿波恩。“我们相信为德国的门罗主义，”他喊道，“你排除了未来之移民——你们不接受的移民。你们调节移民的数量。你们要求移民者非达到某种身体水准不可。”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他毫不操心，只关心他国内反对德国的分子。“我们要求得到用我们认为适当的办法去对付他们的权力。”

洛茨纳把话题拉回到眼下的政治形势上。希特勒先生是否真的曾向兴登堡提出过要建立权力相当于墨索里尼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彻底否认曾有过这种交易，但接着又硬说他有“得到全部权力的权力”。他的谈吐，似乎他已掌权，并谈到了他将在德国建立统治的情形。它必须是某种权力主义的政权。议会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与他们的传统不符。“然而，我们却不能用野蛮的力量予以代替。”政府必须有群众的支持。“你不能在真空中建立专政。力量不是源于人民的政府，一遇外来危机，就会失败。”

在新国会的开幕大会上，国社党的代表们的举止是很得体的。反对派发言时，他们静坐着；在选举议会长官时，他们也充分合作。这种模范行为也得到了报酬——在中央党的支持下，戈林当上了国会总裁。人们在平静而有建设性的活动中度过了几天。德国的政局终于稳定了——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不到一星期，他突然又改变方向，很明显，是心血来潮使然。共产党提议向巴本政权投不信任票。希特勒令他的代表们不予反对。

这次会议变成了叫喊比赛。当巴本——他匆忙离场让兴登堡在一份解散议会的文件上签字——回来要求发言时，戈林总裁装作没有看见。巴本大怒，将文件扔在主席台上，戈林对此视而不见，要求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巴本彻底失败——512票对42票。

意外政变之成功，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满怀信心地着手准备大选。在讲台上，他又表演了惯用的伎俩。目击这场魔术的有一个是他的敌人——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儿子。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露天大会上，奥托·冯·哈布斯堡与一群一直在咒骂希特勒的共产党人一起，站在人群的边沿。希特勒出台了。他还来不及开口，那些咒骂他的人们便被吸引住了。“在开口前他就将他们抓住了。他有某种磁性天才。”演讲快结束时，年轻的哈布斯堡大为惊讶，因为他周围的共产党人正与其他欣喜若狂的听众一起欢呼。

尽管希特勒有吸引群众的天才，他的竞选运动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党的财力和人力已严重枯竭，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似乎永无终结的选举也使德国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戈培尔再也无力掀起先前选举时的那种热情，参加大小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以斯宾格勒为例，永无止境的选举使他怒不可遏；原来对希特勒半心半意的支持此时已变成了讽刺。那年秋天他写道，德国没有真正的恺撒，而货真价实的元首必须“是个英雄，而不是英勇的男高音”。

正当希特勒试图为竞选运动注入生命时，他本人再次遭受不幸。11月1日，数月来一直做他的情妇的爱娃·勃劳恩，也用手枪自杀，一如吉莉·拉波尔之所为。她疯狂地爱着他，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加剧，他们之间连留言也越来越少了。令她更难受的是，有个不怀好意的争风吃醋者，又将元首在竞选时与漂亮女人一起照的相片拿给她看。

万圣节（11月1日）当天午夜后不久，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诀别信，然后朝脖子上开了一枪打断了大动脉。她踉跄着走到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外科医生普拉特大夫说，她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

希特勒顾不上大选一事，带着一束鲜花，赶到私人医院——她在那里养伤。“你觉得，”他问普拉特医生道，“勃劳恩小姐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你的病人和把我吸引在她身边吗？”医生对元首说，看来她是真心想自杀。她觉得没人理她，不如了却残生算了。医生走后，他转身对同伴霍夫曼说，“你听见了，这姑娘自杀是为了爱我。可我并没有惹她，她没有自杀的理由。”他一边在不安地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很明显，我得照顾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对。谁会因此事拿他是问呢？“你想想，谁会相信呢？”希特勒说。希特勒对人性是比较了解的。谁又能保证她不再自杀？

竞选运动本来就在恶化，可这个偶然事件却又分散了希特勒的注意力。两天后，他又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戈培尔主要与赤色分子一起，搞了一次未经工会允许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要求每小时增加一普芬尼左右的工资。这两个党的目标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党共同战斗，这也不是首次。在而后的数天内，天气阴湿而寒冷，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警戒线上一起风餐露宿。他们肩并着肩，向破坏罢工者投掷石块，拆除电车铁轨，还修筑路障。

希特勒无法公开谴责他的鲁莽信徒所采取的行动，但在私下里，他却为赶跑了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而火冒三丈。他于是便下令结束罢工。“报界在发我们的火，称我们是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我们却是出于无奈，”戈培尔在日记中解释说，“对此次罢工，倘使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戈培尔的鲁莽之举，使资产阶级为竞选提供的资助也减少了。星期日那天，11月6日，希特勒丢掉了200多万张选票，在国会内也丢掉了34个席位。与中央党的简单的联盟再不能为他取得多数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希特勒洪流业已退去，企图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战略也已失败。

有议论说，希特勒再次以自杀相威胁。在绝望中他会说这番话，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失败后重整旗鼓的这种方式又再次重演。不到几天，希特勒又从沮丧中脱身出来。待他同意让塞夫顿·德尔默再次采访他时，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了信心。会见是在魏玛的大象旅馆的一个后室里举行的。交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话题从政治转到一个谣传上——英国希望在德国重建君主制——使这位英国人惊奇不已。德尔默说，这种说法他还是首次听到。“英国政府仅对能使德国建立秩序和稳定的措施感兴趣。”

“很对，很对，”希特勒喊道，“若有人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德国将在火焰中复兴。我快要掌权了，一点也不想当一匹赛马，让王室的骑手骑在我背上。”希特勒这番恶语，可能是针对新近受的一次侮辱而发的——在波茨坦，他曾与继位公主塞西里埃会见并受辱。会见结束希特勒准备起程时，他的随员听见公主喊道：“快把窗户打开，这里气味不好！”元首无法控制之浮夸继续令他难堪。

希特勒的失败也安慰不了巴本什么，因为在国会中他的得票数远远少于他人。他将个人的不悦搁在一边致函希特勒说，新近的选举为团结全德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必须将竞选运动中出现的痛苦置于一旁，将你我二人均想方设法为之效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8月会晤的回忆太痛苦了；希特勒的答复是一封指责信。以元首讨论会导致误解为由，拒绝了巴本要与之会见的邀请，在最后一次会晤后，你巴本不是公开宣布我希特勒要索取全权，而实际上我只要领导权吗？另外，他也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演8月13日的一出”——你巴本不是坚持要与兴登堡分担责任吗？“不幸的是，劝你承担你应承担的责任，你却不听。我却承担了我那一份。反之，你总理阁下却使用了欺骗的伎俩——不顾我的愿望，也不听我的解释——成功地诱使我与帝国总统单独交谈……我不想让这种把戏重演。”

遭斥责后，巴本于11月17日下午向兴登堡做了汇报。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搞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次日向休根堡征询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意见。休根堡已不再信任元首。“我认为，从他处理政治事件的全部方法看，很难将领导权交给他。不管怎么说，我对他有严重的怀疑。”元帅又征求他的顾问梅斯纳的意见，问他，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当过油漆匠一节是否属实？未待回答，他又转问白发苍苍的休根堡。“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你可算讲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接着他便着手使这一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不能让油漆匠去坐俾斯麦的这把交椅。”

次日上午，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两人私下进行了交谈。谈话一开始就很糟。兴登堡斥责希特勒，说纳粹青年在东普鲁士为所欲为。“不久前，他们在坦能堡高喊什么‘快醒！快醒！’，但我可没睡觉呀！”希特勒解释说，他手下人之此举并无恶意；他们不过是在喊国社党的口号“快醒吧，德国！”而已。

约在一小时后，梅斯纳进来了，谈话更是唇枪舌剑。希特勒拒绝步入非常内阁，除非由他出任总理。“为祖国之利益故，”他说，“我党必须保持，就是说，我必须当总理。”纳粹与共产党搞在一起，在柏林搞运输工人罢工，这又为何？“即使对我手下的人曾有所遏制，”他坦率地解释说，“罢工也同样会爆发，而我却会失去工人的支持。这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兴登堡虽然很不信任这位“油漆匠”，却在尽力争取与他合作。“我只能将我的要求重述一遍：助我一臂之力。”这是公开号召向他本人尽忠。“我确实很欣赏你本人和贵党的理想，希望你和贵党参政。”但是，他又不能让希特勒出任总理。当然，如果取得了多数，希特勒便可随意去建立他的国社党政府。

希特勒捏紧了放在双膝上的拳头，喊道：“元帅先生！为了与其他政党谈判，首先授权予我，元帅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他无法再掩饰愤怒。

兴登堡讥讽地笑了。

室内鸦雀无声，气氛很是紧张。“元帅先生，”希特勒终于开口了，“您似乎认为我会进行独裁统治，其实，我无意这样做。如果您坚持要我在国会内取得多数，那么，我就要向国会提出法案，授权我去处理特殊、紧急的事务。”他能让国会通过这一法令，问题也可获解决。

这，兴登堡是无法接受的。他再次求助于希特勒之军人责任感，试图将问题私下了结。他试图以在战时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老战友之情”打动他。“在这件事上，各自让步一半，使你我能够共事。”希特勒走了，与先前一样毫不妥协，但兴登堡却以为他已打动了这位前下士，他对梅斯纳说：“好，看来这位希特勒已一点一点地明白事理了。”

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向兴登堡不断涌来。两天后，他觉得有必要再次见他。这次，希特勒带来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声明。声明说，议会制业已失败，它已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只有国社党人才能阻止共产主义。声明要求兴登堡委任他为内阁总理。

兴登堡再次建议，希特勒需在国会内寻求多数，才能出任总理。希特勒的反应是冷淡的。这次10分钟的会见，再次以总统提出友谊为重而告终。

在而后的数天里，希特勒与梅斯纳交换了冗长的信件，但试图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了徒劳，因为希特勒一再坚持要出任总理，且要与巴本一样拥有全部权力。这个僵局引起了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头面人物的关注，他们决定向兴登堡元帅直接施加压力。这些头面人物历来是国社党的资助者。他们觉得，国社党上台后，他们能左右其经济政策。例如，希特勒曾向依·格·法尔本保证，他的政府肯定会支持他生产合成煤油。当年早些时候，在向恺撒霍夫一向被称为“友社”的团体发表的一次秘密演讲中，他曾答应取消所有工会和其他政党。

11月底，39名商界名流（包括赫加尔玛·沙希特、前总理古诺，以及像克虏伯、西门子、蒂森、波希、霍尔曼和霍格勒那样的实业巨子在内）联名致函总统，请求他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这些实用派人物把赌注压在纳粹党身上了。他们坚信，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是个骗局，一旦上台，他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时，希特勒尚不是受益于德国实业界的主要人物，“在推敲了各种事实后，”赫·埃·图恩纳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实业界的财政津贴之绝大部分是为了反对纳粹的。”纳粹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党费。）

议会制政府的各种机构给德国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兴登堡发现，他无法组成能与处于僵局的国会合作的新内阁。“我准备随时卸任，”他向中央党主席——他敦促兴登堡舍弃巴本，他的风度也令兴登堡高兴——抱怨说，“倘使我得不到理应得到的国内外人士的信任，我绝不想将自己强加于德国；对此，我是很自豪的。”由于各方令他沮丧，兴登堡便于12月1日将巴本和新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召至他的办公室。他们约于下午6时抵达，与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一起，在总统办公桌前，依次围成半圆形而坐。巴本指出，希特勒只有出任内阁总理，才愿意承担责任：他建议，他的政府仍暂时执政。他明白，他不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因此必须中止国会一段时间。这一程序会牵涉到总统违犯宪法的问题，但由于局势严重，采取这一行动是有足够理由的。警方若无法维持秩序，陆军便会出面。

“用刺刀是能办许多事情的，”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说，“但，有件事你是办不到的——长期骑在他们头上。”国防部长说，巴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一项计划：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此举将导致纳粹分裂成两部分，而他也能在国会内获得多数。他将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及其一两个心腹在新政府内任职，这便能获得纳粹代表的6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

几个星期来，巴本注意到，施莱彻尔“已不像先前那样坦率和襟怀坦荡”，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明显地变得冷淡”。即便如此，曾助他上任的将军竟提出让他下台之举，确令他瞠目结舌。对巴本实施的政策，施莱彻尔历来都给予支持，有些政策还是他提出来的。巴本懊丧地辩解说，他的国防部长的计划，意味着放弃总统为改善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所制订的长远规划。

从早晨开始，讨论几乎未中断过，这使兴登堡筋疲力尽。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到辩论告终。之后，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要你立刻开始商讨建立新政府一事，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施莱彻尔目瞪口呆。与巴本一起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巴本建议他留任数月，以待修改宪法和恢复国会的和平。“那时，我便辞职，由你接管政府。这样，你便会有一开始便万事如意的希望。”

施莱彻尔冷冰冰地进行了反驳，就像路德离开“沃尔姆斯会议”⁽¹⁾时那样：“小和尚，小和尚，你选了一条险路。”

在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此事变得既痛苦又公开化了。巴本将昨晚与总统会商的情形作了一番介绍后，他点名叫施莱彻尔起来。施莱彻尔站起身来并宣布，若在巴本领导下建立新政府，必然会使全国产生混乱。若发生内战，警察和陆军也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说，在对此事做了一番研究后，总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像警察和紧急技术部队那样的地方部队已被纳粹分子渗透，陆军无法控制希特勒起义。

由于没有哪位部长对陆军的估计提出异议，巴本连忙跑进总统办公室。被日前各种事件搞得筋疲力尽的兴登堡一言不发，听由巴本抱怨。“亲爱的巴本，”兴登堡的声音已失去了他先前的自信，“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你定会说我是个下流汉。不过，我年事太高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只好让施莱彻尔先生以上帝的名义去碰碰运气。”

兴登堡扶着拐杖，缓缓起身并走到巴本跟前，与他握了握手。巴本很受感动，看见“两大滴眼泪”滚下“老头子”的双颊。数小时后，他派人送了一幅照片给巴本，作为诀别的礼物。照片上写着：“我有一位同志！”——这是一首著名军歌的歌名。

当施莱彻尔来到总统跟前，总统叫他组织新政府时，他表示抗议：“我是你马厩里的最后一匹马，理应保留。”兴登堡以自己辞职相威胁，施莱彻尔这才接受委派。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真是很勉强。他淡然一笑，表示祝贺，并引了人家一句话——这次用的是拉丁文：“我们这些垂死者向您致意！”

于是，在1932年12月2日，库特·冯·施莱彻尔便成了自1890年俾斯麦之职被取代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格里戈尔·斯特拉塞请到家里（他们曾在一牙医住处相遇），请他出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总理之职。这个提议令格里戈尔感兴趣，但他又忠于希特勒。于是，他便说，他要与他的领导磋商后再议。他没提及的是，元首身边有一层保护圈，圈里人都是些阿谀奉承者和溜须拍马者，且控制了元首，而这层保护圈对此问题已有风闻。不久前，他曾在弗兰克跟前抱怨说：“兴登堡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真心实意地想让他在政府内任职。可是呢，罗恩格林——希特勒周围却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家伙。弗兰克，我看事情好不了：戈林是个残酷无情的自私家伙，他要是当上了什么，德国的事情他才不管呢。戈培尔是个瘸脚魔鬼，两面派。罗姆是一头蠢猪。这就是元首的老‘卫队’。太可怕了！”

施莱彻尔和格里戈尔会晤的秘密，被巴本办公室的人得悉了。他将此事泄露给了一位记者，记者告诉了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又告诉了希特勒。这样，巴本——或曰巴本之同谋——在施莱彻尔问题上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首先受害的却是格里戈尔。他原是代表元首忠实地与施莱彻尔打交道的，他的信念是，使党不至于分裂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立即掌权——即使要以联合政府作代价。

希特勒对格里戈尔原已有怀疑，此怀疑是戈培尔煽起的。可以理解，希特勒自然将此事看成背叛；较温和的顾问们则倾向于考虑施莱彻尔的最新建议——让元首出任副总理。12月15日，党在恺撒霍夫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在此暴风雨般的会议上，格里戈尔哀求元首接受此职。然而，戈培尔和戈林却强烈反对这桩交易，而希特勒又同意他们的意见。格里戈尔警告说，如国社党不予支持，施莱彻尔就会解散国会。但是，被格里戈尔的“背叛”刺痛了的希特勒，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讨论。

两天后，格里戈尔在恺撒霍夫再次会见了希特勒。这次，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格里戈尔的背叛行径。据称，格里戈尔回答说：“希特勒先生，要说是背叛，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自愿送信者更够格。我的计划是要阻止而不是要使党进一步恶化。”在盛怒下，格里戈尔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转身摔门而去，坐上出租汽车，奔回埃克塞尔西奥旅馆去了。回房后，他独自愤愤不平。次日，12月18日，他致函希特勒，辞去党内的一切职务，理由是，元首已不再信任他。信中，他并未号召公开反叛，而是敦促党的全体官员坚守岗位。格里戈尔不好亲身将信交给希特勒，于是就付邮寄去，然后便守候在电话机旁。

用戈培尔的话说，这封信“像一颗炸弹”投落在恺撒霍夫。希特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不好拿起电话向格里戈尔恳求。可以肯定，格里戈尔是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的，但他既不愿交出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也不愿放弃党籍。由于恺撒霍夫未有消息前来，格里戈尔便打理起行装，往火车站走去。与友人一起喝了啤酒后，他坐上夜车，奔慕尼黑去了。

当晚，希特勒待在戈培尔家里。“我们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全都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正在四分五裂，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成了白费。”凌晨两点，罗伯特·雷伊打来电话说，在党内人士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和不安。他敦促元首立刻赶回恺撒霍夫。希特勒立即赶了回去。但是，早报一到，党部里像开了锅——报上登着有关格里戈尔辞职的大标题！希特勒坚信，消息是格里戈尔泄露给“犹太报纸”的。他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格里戈尔“在最后胜利前5分钟在他背后插了一刀”。然后，他流着热泪，沉默了。

“如此卑鄙的行径居然也躲过了我们大家，”戈培尔写道，“背叛！背叛！背叛！……多少个小时呀，元首在旅馆房里踱来踱去！……一次，他停住脚步说：‘党如果分裂，我就在3分钟内用手枪了结一切！’”

后来，有人建议，如今之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把格里戈尔召来，将争吵平息。于是，希特勒便令他的司机施列克，“不惜任何代价”，立刻将格里戈尔找来。但，此时他早已在慕尼黑的寓所里了。他匆匆叠起行装，前往意大利休假。那时刚好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对友人坚决地说：“我是个打上了死亡记号的人。”他告诫他的友人不要再到他的寓所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记住我的话：从今以后，德国将落入一个奥地利人之手，此人是个天生的谎言家，当过军官，是个堕落者、畸形者。我告诉你，最糟的是最后一项：他是披着人皮的魔王。”虽然在内层人物中，像格里戈尔那样用此等言辞谴责希特勒这最少是第二次，但对元首他还是崇敬的。不久前，他还对卢森堡说过：“我生是希特勒的人，为他而战斗；我希望有朝一日作为他的人而进入坟墓。”

同日，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在国会总裁的官邸内集会，谴责格里戈尔。希特勒依然感情冲动，抽泣着说，格里戈尔的背叛，令他震惊。据戈培尔说，与会者“自发地向领袖欢呼。人人皆与他握手，并保证战斗到底，不管发生什么，都决不放弃他们的伟大理想。格里戈尔被完全孤立了，成了死人一个”。

格里戈尔的激烈行动并不是反叛。他只试图将元首从像戈培尔那样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不代表任何派别，也没有重要的党员跟着他一同被人遗忘；也没有必要进行清洗。希特勒只宣布：格里戈尔休病假去了，为期三个星期，是经过批准的。但是，一旦党员们得知元首不再信任格里戈尔时，大家也不再信任他了。

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为台柱的离去而悲伤，极力将格里戈尔从记忆中抹掉。12月中旬，他发出了两份冗长的备忘录，将格里戈尔的行政权力下放。他永不再允许个人在党内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格里戈尔的大部分权力落入了赫斯之手，因为赫斯“最熟悉（希特勒的）基本思想……和意图”。

元首虽然重新获得了党的控制权，广大党员仍然忐忑不安，士气低落。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凄凉的。“要使冲锋队和党的干部们保持明确的航向是困难的。”戈培尔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独坐于此，为诸事担忧。困难的过去，黑暗的未来，无望和可怕的孤独令我困窘。一切希望和可能性均已消失。”

希特勒也陷入沮丧。其沮丧情绪，毫无疑问，又被其圣诞节期间通常出现的意气消沉所加剧（后来，希特勒对其仆人说，他无法随俗，搞圣诞装饰。他解释说，他母亲就是在亮着灯的圣诞树附近去世的）。“我丧失了一切希望，”他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对她送来圣诞节礼物表示感谢后写道，“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一旦我发觉一切均已失去，你知道我会怎样做的。我历来都决心如此行事。失败，我接受不了。我会遵守我的诺言，用子弹了却此生。”

他的敌人认为他欺骗了自己，正在庆祝他的政治死亡。“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长达11页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不再害怕纳粹运动的发展。”

据穆伦·施安豪森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再次求助于哈努森。这位闻名遐迩的占星家为他算了一次命，且算得很准。他卜出，虽然希特勒的星象在不久的将来对希特勒有利，但要掌权，官途仍受阻。据报道，哈努森曾告诉希特勒，只有一件东西能为他排难，这就是曼陀罗花（其根呈人形），此花在希特勒出生地之小镇的一个屠夫家的院子里，需靠圆月的光辉才能找到。哈努森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一奇特的任务。据说，他于1933年元旦那天返回上萨尔茨堡的瓦申弗尔德大厅，回禀了元首。在庆典上，他将此曼陀罗花和一首诗呈给了希特勒。诗中预言，希特勒将于1月30日开始上台掌权。诗云：

通往目标之道尚未畅通，

合适的助手尚待集中，

有道是三日内，从三国中，

通过银行，一切皆变通！

在月底前一天，

君定达目标——君之转折点，

不靠雄鹰通途，

只靠白蚁开路！

叶飘零，腐叶纷纷坠，

桁将坠，吱声已可闻！

如果希特勒相信这一预言——在报上已发表，遭到讥笑——他也不是认真对待此等事的第一个欧洲名人。占星家路易斯·戈力克曾告知罗马教皇里奥五世，他定能登上教皇宝座；诺斯特拉达木斯曾准确无误地预言亨利一世之死；据说，皮埃尔·勒·克勒克曾令拿破仑坚信自己会当皇帝。不管如何，哈努森预言诗之第三、第四句肯定令元首大吃一惊——因为，他刚接受邀请，于3日内秘密会见前总理冯·巴本，地点是银行家库特·冯·施洛德男爵家里——施洛德是请求兴登堡委任希特勒为总理的39人之一。预见之所以能如此明晰，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哈努森（如同他的更加玩世不恭的同时代人相信的那样）是个聪明的骗子。他的预言是以从可靠的来源处获得的消息为基础的。请注意，“通过银行”是按“ Durchdiebank”逐字翻译过来的。这也是个成语，意思是“全盘”，由此，这行字可理解为：“一切均会彻底改观。”也许，狡猾的哈努森故意选用这一含混不清的成语，以包括几种可能性。

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了“诗歌会”，同行的有赫斯夫妇和爱娃·勃劳恩。之后，他们在汉夫施坦格尔家中喝了咖啡。“希特勒非常和蔼可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使我们想起了20年代首次见到他时的情形。那晚的乐队指挥是汉斯·克纳伯茨布希。希特勒不喜欢那个节奏和解说，不停地评头品足。他确是评得不错的，许多段落他都能哼出来或用口哨吹出来（歌词他也倒背如流），以表明它们是什么意思。”元首以迷人的姿态回忆过去。后来，在离开剧院前，在留言簿上签了名，还郑重其事地写上了日期。之后，他抬头望了望汉夫施坦格尔，压抑着激动说：“今年是属于我们的。我向你保证这点！”

希特勒依期在库特·冯·施洛德男爵家中会见了巴本。会见原计划是要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各方事前曾周密计划，消息却泄露了出去。那天，柏林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买通了希特勒的一名卫士），在希特勒和巴本分别进入施洛德公馆时拍了两人的照片。会谈进行了两小时。开始时，巴本建议成立希特勒巴本政府，以代替施莱彻尔政权，巴本与希特勒两人则完全平等。对此令他吃惊的建议，希特勒作了冗长的回答：如果他当总理，他就得在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他将接纳巴本的一些人去当部长，条件是，他们应同意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从领导职务上铲除出去的政策。据施洛德说，两人“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离开该地时，两人客气地握了手。

施莱彻尔见到两人握手的照片后，怒气冲冲地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他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也在场。然而，“老头子”却对这个勇敢的前骑兵特别垂爱，不相信他会行骗。相反，他竟授权巴本让他继续与希特勒非正式地进行接触并令他的秘书将谈判情况对冯·施莱彻尔保密。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施莱彻尔的形象。施莱彻尔计划在东德没收破产的容克⁽²⁾的庄园；兴登堡反对这项计划，支持容克。不错，他是被兴登堡作为下级对待的，但他却犯了一个可悲的政治错误——反应过火。他不但拒绝与叛乱的容克再来往，且公开向他们宣战。这样，兴登堡的客厅里便挤满了容克家属的代表，愤怒地要求解散施莱彻尔政府。不仅如此，施莱彻尔还把军方的愤怒招到自己头上。施莱彻尔将军理应记住，共同的事业把容克和军官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已有两百年了！

施莱彻尔之蠢举的受益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很巧妙地利用了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利珀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运动当作全国大选，把党的全部力量投了进去，目的在于取得较大胜利，以便靠实力与兴登堡和巴本进行谈判。为了能从11月的失败中东山再起，重新在群众中获得威信，他孤注一掷，几乎在利珀的每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热情欢迎。1月15日，他获得了39.6％的民众选票，增加了17％。这证明，他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选那天，希特勒来到魏玛，“神采奕奕，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他称这次成功“是一次其重要性无法估计的胜利”。他满怀信心，竟于次日将他与格里戈尔（他已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矛盾公布于世。在长达3小时对地方长官发表的演讲中，他攻击格里戈尔背叛，还要让众人知道，他不但已与格里戈尔一刀两断，而且还准备“扭断党内所有失败主义者的脖子”。听众的反应是“狂喜”。党内虽有一批分裂主义者准备追随格里戈尔与元首摊牌，但元首本人却无意斗争。由于关系破裂，格里戈尔放弃了在国会内的席位，开车回慕尼黑去了。

格里戈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后，希特勒觉得安全了。他准备妥协。1月18日晚，他再次与巴本会晤。这次，他们是在柏林郊区时髦的达莱姆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家里见面的。为了绝对保密，巴本是由里宾特洛甫的司机拉来的，而希特勒的车子则直接开进车房。他，罗姆，还有希姆莱，蹑手蹑脚地从花园里进去。

“希特勒坚持要当总理，”冯·里宾特洛甫夫人在此次会议记录中写道，“巴本再次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对兴登堡的影响力还不仅于此。希特勒未作进一步会谈的安排。约希姆初步建议，由希特勒会见兴登堡的儿子。”讨论毫无结果便结束了。希特勒的顽固态度令巴本很为难。女主人却不然，与丈夫一样，她对希特勒也产生了深刻印象。她觉得希特勒“这人真了不起，是个正人君子”。

施莱彻尔的地位已日趋无法维持。到1月20日，他几乎敌视每个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的极端正是巴本的机会。自他辞职以来，这位前总理便定期探视他的邻居——兴登堡父子，把快乐带进他们的阴郁的家门。但是，今天他走过这被大雪覆盖的总统府花园，是有具体目的的。他没让总统开心，劈头便将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形详细向他做了汇报，还说各保守党派有可能合并。他劝说似的建议，为何就不能让希特勒当总理呢？——只要政出你手就行嘛！

最大的障碍不是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儿子——他公开鄙视希特勒。但是，奥斯卡的此种感情是出自妄自尊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奥斯卡接受了邀请，于1月22日星期日晚在里宾特洛甫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与希特勒会面。

他们决定，由奥斯卡带领他父亲的国务秘书梅斯纳一同前往。为了对冯·施莱彻尔总理保密，当晚，他们首先到普鲁士州立歌舞剧院观看演出——那里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早期作品《艳遇》。一行人抵达剧院时，刺骨的寒风正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吹来。在帷幕升起前，他们的话题之一是数小时前纳粹在共产党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施莱彻尔准许2万名褐衫党徒游行，却禁止赤色分子的反示威，到后来，自己不得不派出警察部队，用铁甲车和机枪去保护游行者。

幕间休息时，奥斯卡和夫人与许多熟人打招呼，故意把自己搞得很显眼。但大幕落下，为最后一场作准备时，奥斯卡与梅斯纳便从旁门离场，夫人们则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车后才将地址告诉司机。由于未发现有车跟踪，他们便认为已瞒过了施莱彻尔的探子。为以防万一，他们在离里宾特洛甫家还有一段路便下了车，踏着雪步行前往。经一番周折，他们才找到里宾特洛甫的住地。

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兰克已在客厅内等候。气氛很紧张。一阵尴尬寒暄后，希特勒突然向奥斯卡建议，两人到隔壁房间去。梅斯纳还来不及开口，两人已双双走了出去，里宾特洛甫已将房门关紧。据小兴登堡说，希特勒垄断了话题：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赤色分子手中解救出来；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当强有力的总理，因为没有国社党的支持，任何其他政府都站不住脚。

一小时后，两人返回客厅，脸色庄重。然后，大家便一同步入餐室用便膳：戴着手套的仆人，给每人送上一个银碗，里边盛的是豌豆和腌肉。希特勒喝矿泉水，其他人则喝香槟酒。来得最迟的小兴登堡和梅斯纳走得最早。夜幕中，大雪纷飞。出租汽车上路后，梅斯纳发现他的同伴“异常沉默，只说了一句：没有办法，只好让纳粹参政。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已成功地迷住了他”。事情可能比这更简单。希特勒可能已以一件公开的秘密要在高层人士中制造丑闻相威胁：早在6年前，为了帮助容克保住财产，政府拨出了一笔“东部援助资金”。凭这一法案，冯·兴登堡总统不仅捞到了一大笔油水（据报道，数目是62万马克），而且还将其资产转到奥斯卡名下，以逃避重税，连转让费也未缴付。这些都是构成弹劾的理由，即使被判无罪，兴登堡的名声也会扫地。

巴本已看出了希特勒给奥斯卡留下的印象。奥斯卡走后，巴本便向元首表忠。他答应支持元首当总理，还发誓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自己都不接受这一职务。秘密会见结束后，希特勒一行蹑手蹑脚地走进车房。但是，施莱彻尔的探子并未被瞒过。翌晨，施莱彻尔给梅斯纳打来电话，提了一个讽刺性问题：他是否喜欢昨晚一人一碗的晚餐？施莱彻尔将军是搞阴谋诡计的大师，他明白，他必须快速采取行动。他对兴登堡说，为了控制纳粹，他需要实行“军事专政”，并试图说服兴登堡去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但是，对施莱彻尔之没完没了的计划早已厌烦的兴登堡，拒绝采取这种紧急措施。

当施莱彻尔建议实行军事专政的消息泄露出去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双双说施莱彻尔是人民的敌人。他的计划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是“公开的大叛变”。为了抚慰这些唱反调者，他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原无意违犯宪法，这不仅徒劳无功，且是个大错。这激怒了休根堡及民族主义党，他们立刻抛弃了施莱彻尔。

鉴于事态突然转而有利于希特勒，他便于1月27日回到柏林。由于首都的阴谋几乎立刻使他大为失意，他便对里宾特洛甫说他要走。“约希姆建议与休根堡联合，组成民族阵线，”里宾特洛甫夫人写道，“希特勒说，该对元帅说的他都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约希姆劝希特勒，最后那个措施还是要采取的，局势并非完全无望。”

希特勒勉强同意当晚与巴本会谈，但是，待一切均安排好后，他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他无法自由交谈。他试探着宣布，他真的要离开首都，但又同意由里宾特洛甫代表他与巴本会面。当晚，里宾特洛甫好歹说服了巴本：唯一解决办法是让希特勒当总理。次日上午，巴本将这一意见转达给了兴登堡。元帅拿不定主意。几个月来，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如洪水般涌来。不久前，他的儿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他对这位“捷克下士”——他坚持这样称他——仍与先前一样强烈反感，看来，很明显，“老头子”终于愿意接纳希特勒了。

此时，施莱彻尔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他对阁僚们说，他提议再次请求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将国会解散；如果不成，他便不得不辞职。为了会见兴登堡总统，他暂时休会。这次会见只有10分钟。兴登堡是否同意发布解散国会的法令？“不行！”既然如此，施莱彻尔说，唯一的办法只好由希特勒组织政府。兴登堡说，施莱彻尔政府未能得到多数，他自己或许能找到足以令德国稳定的多数。他接受了内阁的辞呈，并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说，关于这点他不想再争论了。

兴登堡似乎六神无主。“我即将所为是否正确，亲爱的施莱彻尔，”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了上边后，很快便会知道。”他指了指天空。“我已一脚步入坟墓，上天后我是否会对我之所为后悔，我也没有把握。”

“在此次背信弃义后，阁下，”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回答说，“您是否能上天堂，我还不敢肯定。”

天黑前，巴本与奥斯卡和梅斯纳又一起来到总统办公室。兴登堡再次建议由巴本出任总理，但三位顾问一致重申，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这么说，尽管令人讨厌，我只好委任希特勒这家伙了？”老头子嘟囔道。不过，他又坚持，新政府必须由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称他是“一位举止可爱，不问政治的炽烈的军人”）担任国防部长，由巴本担任副总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法让希特勒接受这些人选。

次日上午，星期天，巴本会见了希特勒，他同意了——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举行新大选，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过先前恺撒的权力的总理权力。时至下午，巴本向兴登堡汇报说，各方已同意这个新政府。只在此时，巴本才提到希特勒之新大选之要求，并说得听起来合情合理。他强调了希特勒的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大选。

戈林闻讯后，大喜，连忙跑到戈培尔家中（希特勒在那里喝咖啡），第一个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元首。据戈培尔的日记记载，三人高兴得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之后，他们起身，热烈地互相握手道贺。正当三人围成圆圈握手时，玛格达·戈培尔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果馅饼进来，增加了舒适的气氛。突然，施莱彻尔派人送信来说，如果兴登堡提名让元首当总理，有可能会出现军事起义。庆祝立时结束了。希特勒和戈林顿时惊慌失措。谁也没想到应找波茨坦和柏林兵营内可靠的追随者核实一下，部队是否已处于警备状态。相反，希特勒立即打电话给柏林冲锋队司令，命他马上让当地的全体冲锋队处于警备状态。还应警告谁呢？希特勒问。他自己作了回答：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当戈培尔和戈林慌忙出去执行任务时，希特勒给一纳粹警察少校挂了个电话，指示他“用6个营警察部队，准备随时夺取威廉大街”。最后，他通知从日内瓦乘火车前来的当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让他在柏林火车站下车后，立即赶赴总统府宣誓就职——这样便可能随时准备镇压任何叛乱。

军事政变的谣言很快便在政府内部传了开来，使首都整晚惊慌不已。次日上午——星期一，1月30日——在惊慌之余，巴本公馆内又出现了大辩论。民族主义党主席休根堡强烈反对希特勒之举行新大选的要求。看来，新政府又注定要夭折了。休根堡久久纠缠不放，巴本绝望地喊道：“如果到11时新政府还成立不了，军队就要出动了。施莱彻尔可能会建立军事独裁！”休根堡问，消息从何而来？巴本不耐烦地喊道：“是小兴登堡说的！”

就在此时，巴本别墅外传来“万岁”的喊声。希特勒与戈林进来了。那时已是上午10时35分。巴本建议，众人与他一起去总理府。他们踏过被大雪覆盖的总理府花园，上了梅斯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碰见了其他部长候选人。在众人等候进入总统办公室期间，巴本提出了大选的问题。

“大选？”休根堡试探着宣称，他认为此问题已获解决。希特勒把他拉到一边，但，元首的劝说反而惹得休根堡大声反对。希特勒拉起这位老人的手，试图让他息怒，并向他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均不再更动。回答还是“不行”。

就在此时，梅斯纳出现了。“先生们，已超过指定时间5分钟了，”他说，“总统是喜欢准时的。”巴本发现，在成功的关头他的联合正在分裂。“内阁大臣先生，”他请求说，“您是否想拿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取得的国家统一去冒险？您大概不会怀疑一个德国人的庄严的保证吧！”

休根堡在继续陈词力辩，直到恼怒的梅斯纳拿着手表匆匆出去时方才住口。“总统请你们再不要让他等待了，”他宣布，“现在是11时15分了。‘老头子’随时都可能离开办公室！”

希特勒再次执起休根堡的手。此次，他保证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相商，以保证国会多数尽可能有最广泛的基础。休根堡说，这事留给兴登堡作决定吧——大概是梅斯纳手中的表诱使他这样说。希特勒仓促表示同意，但戈林却喊道：“现在，一切就绪。”于是，众人便列队进入总统办公室。

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总理之职——如此看轻总理，这还是首次。他也未发表欢迎词对新内阁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未陈述。宣誓仪式极其简短，其风格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却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他发表了演讲，令众人很是惊奇。在庄严地宣誓他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他保证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还有，他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待兴登堡做出恰当的反应。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哈努森的预言，如果算是预言的话，实现了。那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人，那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那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现在，在1933年1月30日，却当上了德国总理。正当他心神恍惚地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希特勒瞥见了霍夫曼——是希特勒带来为宣誓典礼拍照的。希特勒以手击头，喊道：“我的天呀，我把你给忘了，霍夫曼！现在恐怕太迟了！”由于要急忙赶回恺撒霍夫，他未给新阁僚讲话。他站在车内，缓缓通过欣喜若狂的人群——这些追随者把嗓门都喊哑了。

“我们赢了！”他对等候在旅馆的心腹们趾高气扬地喊道。人们蜂拥围了上来；他与女佣男仆，与大亨和富人，热烈握手。

消息传出，德国各阶层人士反应不一。温和派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般德国人都认为，比去年之国会大混乱，不管怎么说都要好些。青年理想主义者、失去产业者、苦难深重的爱国者以及种族主义者，他们都欣喜万分。他们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在慕尼黑，埃贡·汉夫施坦格尔冲进教室，高声宣布了这一消息。“库特！”他朝一友人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掌权了！”之后他才想起，库特是个犹太人。库特淡淡一笑，回答说：“我为你高兴。我真希望我是你们中之一员。”

阿道夫·希特勒突然高升，最惊奇的要算是柏林的褐衫党徒了。多年来，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首都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又与元首的愿望相违。现在，他们的梦想一举得到了实现。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当晚要举行火炬游行。

每个身强力壮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成员都穿着制服外出。不少人原以为又会与警察发生麻烦的，可他们惊奇地发现，连警察也面带笑容，有些人还佩上了卐字章。冲锋队员们举着火炬，于黄昏从提埃加登出发，踏着军乐，以良好的秩序，列队从布兰登堡大门下走过。数以千计的国防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们仍高唱着《维塞尔森林之歌》和其他战歌，列队沿威廉大街走过。他们首先向兴登堡致意——他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片刻后，他们才向希特勒致意。希特勒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深情地俯视着他们。

威廉大街两旁的树上爬满了青年小伙子；孩子们则像“一串串葡萄”挂满了铁篱。在寒冬的夜晚，火流照亮了黑夜，令人陶醉；鼓声雷动，震耳欲聋，热烈的气氛越来越浓。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表演大师戈培尔排练过的。连希特勒也莫名其妙地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从哪里变来这几千几万支火把？”那个小个子博士也控制了电台。通过现场广播，全德国都欣赏到了火炬游行的壮景。

巴本站在希特勒身后，观看了火炬游行。他发现，当队伍接近兴登堡时，人们向他尊敬地呼喊；一看到希特勒，他们便疯狂地欢呼。“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似乎突出了从一个垂死的统治向新的革命力量的过渡……”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那永无止境的欢呼胜利之喊声“有如警钟，在我耳中回响”。希特勒转身与巴本交谈时，声音哽咽。“冯·巴本先生，我们的任务何等艰巨呀，大功未告成，你我永不分手。”

在那个醉人的夜晚，律师汉斯·弗兰克也站在希特勒身后。“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天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在他被绞死前不久，他曾说过，“假若有人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谁也不会相信。最不会相信的是我。那是光荣和幸福的一天。”在窗下，欢庆胜利的人们高兴得泪流满面。“大家的感觉都相同——生活会更好，”一个曾与斯登尼斯一起叛乱的褐衫党徒回忆说，“从现实看，虽然没理由相信生活会改善，但他们却又相信，他们重又有了希望。我认为，德国找不出另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时一样，给我们带来希望、信任和爱。”

“那晚的奇怪感觉，有些一直伴我至今天，”曾跟随父母参加游行的梅丽达·玛希曼写道，“那非凡的脚步声，那红黑相间的旗帜所构成的盛景，人们脸上跳动的火光，还有那先前是如此活泼，如此多愁善感，今天又是如此悠扬的歌声……”在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看来，这是个不祥之兆。“火河从法国大使馆前流过，”法国大使弗朗索瓦·本塞写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和预感，观看了这个火流。”

希特勒与赫斯、戈林、戈培尔、罗姆和弗兰克在一间小屋里吃夜宵，他禁不住说个不停。“今天，有些外国人说我‘反耶稣’，”他说，“我唯一‘反’的是列宁。”据弗兰克说，希特勒进而说，他希望将兴登堡拉到他那边来。“今天，我对他说，我今天当总理会像当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是他的士兵时一样效忠于他的。老头子听了很高兴。”希特勒说个不停，一口气把话题转到了共产主义。“今晚标志着所谓的‘红色柏林’的终结。只有在没有出路时，人们才‘红’的，那些常依靠所谓人民的智慧的人们，又总是对群众无礼。人民的感情或多或少，像女人的感情。”大家踱过花园时，希特勒还在说个不停。“这座总理府，”他说，“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们得将它全面改观。”

当晚，满心欢喜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真像是一场梦……像个神话故事……新的帝国面世了。14年的努力，一朝取胜。德国革命开始了！”那晚，德国人很少醒悟到了这点。也许谁也没有想起，海因里希·海涅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写下的一段预言性的话：“德国之雷声是真正德国的；它需要时间。但，它会到来的；雷声响时，它将空前绝后，似乎历史上从未响过。这个时刻定会来临……将演出的一场戏剧会使法国革命看来像即景诗……用不着去怀疑它；这个时刻定会来临。”

(1) 在1521年举行的“沃尔姆斯会议”上，马丁·路德被判为异教徒。——译注

(2) 容克即地主。——译注

2 失足1933—1934.6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正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待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画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销。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48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进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2月1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平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做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4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其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力为首；祖国一旦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须为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象良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须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其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贫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利。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自信微笑的偶像。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力。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七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做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鹰从火焰中飞起……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三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三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戴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待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然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片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颇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他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么，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上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

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伎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篇稿子，两人干到第二天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肇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儿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纵火材料。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里的两个共产党议员。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Ｇ⁽¹⁾。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账”，“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于是总统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而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其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三千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没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到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说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其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缪⁽²⁾之夜。”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洲，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才能做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克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么，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做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Ｉ.Ｇ.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散布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评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演讲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落入纳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扬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1924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其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做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伦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教堂作为3月21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3月21日，全城被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轰鸣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躯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恺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索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面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的爱国精神。

希特勒的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恺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堡，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走到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毕恭毕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婢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卐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2时5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辞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辞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其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辞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销。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定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做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球队踢进了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销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他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蔽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的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卐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强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他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账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哪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迫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子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官方舆论渠道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个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和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了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4月1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做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商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80%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使这位老元帅无法不信服。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以在4月7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门和公共职业部门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试图要做的事情而已。

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人则觉得，反犹计划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用随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来。曾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会拿他们怎样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东方的犹太人。

国社党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却不团结和组织涣散。它取得政权时，其干部结构是脆弱的，关键职位上的“老战士”也太多。党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已达150万，还有100万人申请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变得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至在他结束演讲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又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被全部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卐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他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他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做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个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³⁾。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其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逊恭敬；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信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了。“不到三个星期，”希特勒回忆说，“由于我们进展极快，他对我已像慈父一般亲切。”

由于兴登堡已在他的影响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权的道路上，他已没有什么阻碍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根据旨在“维护无法解决的血汗关系”的农场限制继承法，首先屈服的是农业组织。结合“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政策，这就为希特勒在征服东部地区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办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当政府通过在国社党的地区和州政权（不适宜地称作《帝国营养地产》）领导下的农民政治组织，牢牢地控制这块土地时，希特勒本人则致力于征服德国的经济。5月3日，《帝国地产贸易与手工业法》得以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它便起到了“德国工商会”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国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使工业界和纳粹党双双受益。这样，由于控制了市场和价格政策又有组织管理，德国的工业便走上了对政府完全奴颜婢膝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采取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消灭政敌。共产党早已被消灭；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它“敌视民族和国家”。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开除，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则与其他异端分子一起被抛进新近建立的集中营。几天后，民族党自动解散；两个星期后——正当希特勒在对其各帝国总督说“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时——德国人民党也解散了。

至此时，希特勒已在内阁内增加了5个纳粹成员，所以，当希特勒提出将德国变成一党专政的国家时，反对者便寥寥无几了。这个新建议不但无视宪法，而且也无视授权法本身，因它剥夺了国会的所有权力，歪曲了国会制度。“我们在内阁讨论这一措施时，几乎未遭反对。”巴本回忆说。希特勒宣布投票——一致通过。在7月14日法国革命纪念日那天，它变成了法律。

与苏联一样，德国成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受一人控制，而控制党的人又梦幻迷心。

在德国的每个村镇，红黑两色的卐字旗与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一起飘扬。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办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个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的国家内产生作用。现在，人们已把元首的冲锋队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个关键部门差不多均由纳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赞扬和祝福。

希特勒继续在说，动荡是暂时的。“革命并不是永远如此的，”在宣布国家由一党专政的前夕，他对各州总督说，“必须将革命所产生的激流引进安全的进化渠道内。”掌权的唯一标准是才干，不是党员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义，也不想搞将普通公民或工业家驱除的全面改革。他给自己的地方长官订下了指导原则。“为了取得权力，我们就得迅速地一举征服它。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其他发展原则来决定。在这里，进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基础。”这些话，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即冲锋队员们听来甚为反感，几乎惹起他们动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在等待，希特勒有朝一日能有个享受战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他从下而上挫败了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力量。

他宣告经济革命已经结束，并将党员经济专家撤换，换上来的是大商业家代表。希特勒之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且服从于他的秘密目标。他们有组织的经济概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颇为接近，但是，只有当它能为更伟大的目标服务时，他才愿做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对私有财产的蔑视是波希米亚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资本以重建武装和恢复经济，使德国享受到适当的命运。他是恺撒，不是列宁。他只将社会主义用来调动群众。假如他认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群众，他很可能会举起那面大旗。对希特勒说来，只要能拯救德国，可以不择手段。

从表面看来，他好像在创造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工人们看来，他既是兵又是劳工；他们还在宣传这一形象。这样，战时因战败而受辱、平时又因经济处于崩溃边沿而受苦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便极易与这种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一个家。接受希特勒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不同的定义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德国之社会主义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则是犹太人的工具。”

到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权力腐蚀人——这历来都是一条政治原则，但它也能使人变得神圣。一年前还是街头暴徒的希特勒，却也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国人是被贪图方便引诱，但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的浪潮引诱。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国。再者，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随希特勒，连剧作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脚下，虽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7月，斯宾格勒与希特勒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对法国的政策展开了争论。两人对新教会领导之平庸均表示鄙视。分别时，希特勒对这位作家说，他认为：“将党外人士争取到某项政策上来是非常重要的。”斯宾格勒同意这一见解。元首虽然平淡无奇，却也“是个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带着这种感觉告别希特勒的。理查德·施特劳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宠爱的作曲家。他宣布，对德国的变更，他是满意的。当《罗生卡瓦利亚》在柏林首演时，元首前往参加，中间休息时在包厢内接见了施特劳斯。这使他喜出望外。

教会的“王子”们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献媚取宠。“希特勒知道如何驾驶航船，”新近被宣布为非法的天主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牧师在晋见教皇后宣称，“在他当总理前我就常与他见面。他思维清晰，既坚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对现实。他给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维持，谁来统治都可以。”皮乌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样的原则。这点可在7月20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的宗教协定中得到证明。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冯·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的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

在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人们均在寻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证明。他们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时代度暑假的农舍。他们爬上房顶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内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们敲下小块堆谷仓的石头，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以留作纪念。现在的主人从地里回来时，他们常常受到游客们的包围。“简直像赶集一样，”约翰·施图茨回忆说，“他们在牛身上画卐字，一边高唱希特勒的赞歌，一边游村。不久，那个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废墟。”

1933年7月下旬，希特勒抽空再次拜访白莱特，在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以及他们的儿子齐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他担任总理以来，这是首次拜谒瓦格纳的故乡。他在设在万弗里德的图书室内漫步，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这儿接见我的。”他对威尼弗雷德·瓦格纳说。说完，他便阴郁起来，“那次起义如果不遭失败，一切都会大不相同。那时我的年纪正合适。我现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必须加倍努力。”沮丧情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一会儿他便预言他将在位22年，“到时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权力，省得再找内阁的麻烦。目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过问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在进素食午餐时，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权，他就将教堂解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便派赫仑纳和埃贡前往（埃贡已12岁）。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偏僻路段时，突然发生急剧的爆裂声，停了下来。7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子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由希特勒打手电。“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释说，“不知是哪个共产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块。”希特勒令卫兵加强警戒，兴致勃勃地观看司机拆下一个零件。司机又吸又吹，还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长一样，希特勒领着赫仑纳和埃贡参观瓦申弗尔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楼，正对着上萨尔茨堡，与其他房间一样，陈设简朴。“室内只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好些简易的书架，”埃贡回忆道，“我特别注意寻找，看元首消遣时看些什么书。”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尔·梅依所著的描写荒凉的西部的书籍——这些书更适合于埃贡阅读，而不是总理。

汉夫施坦格尔母子是请来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员也会来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们常在花园的小砖路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密谈。走来走去都是那块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们走过时，也可听到一些谈话内容。说话的总是戈林：‘我刚签完20份死刑书……’据我记忆所及，他说的大概只是这些。我母亲也听到过。我们俩都觉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国家政策后边，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们全在一起用餐。餐室设在楼下，简朴大方。埃贡吃不惯安吉拉做的奥地利饭菜，尤其是豆荚，因为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少许糖一块吃。不过，餐桌旁无拘无束的谈话却令他神往。“他们谈音乐，谈政治，还谈中国艺术——实际上，什么都谈。按其标准，希特勒是够开恩的。我是说，他并不让你老觉得他是个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谈的，他不是听就是长篇大论，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权威。但在这里，在他的‘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到此时，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蜂拥前往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12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地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他们差点儿晕了过去。他进去后，他们大大谢了我一番。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还把希特勒踩过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药瓶里，欣喜若狂地塞进胸前。”后来，门廊里又来了一群人。埃贡向他们收集了一沓明信片、照片和纸片，一声不响地将它连同一支笔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着喊了一声，“你也不放过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准备以同样和善的脸孔去面对世人。那年8月，希特勒批准埃贡的父亲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漫画集，这些漫画系集自德国国内外的报纸杂志。画集书名叫《白纸黑字》，封皮上画着希特勒，他善意地对他的批评家放声大笑。这些漫画是经汉夫施坦格尔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是讽刺画，有些是恶意中伤的画，是近10年来最好的。汉夫施坦格尔在序言的开头，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小册子应挂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释说，本书是区分真假希特勒的一个尝试。

这种宣传吓破了戈培尔的胆。汉夫施坦格尔的理由是，这样才能使英、美人获得良好的印象。这便改变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觉得，希特勒是寻开心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当领袖的神话在德国迅速传开时，”《文学摘抄》评论道，“欧洲某些独立的日报和周刊却着重强调德国独裁者可笑的方面。他们将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严肃令他更加可笑。”对斗争中处于劣势者历来深表同情的英国人，在元首就赔款与边境问题与法国人打的交道中，帮了希特勒的忙。罗提安勋爵辩解说，国社党人在国内的残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受外国迫害的反映”。英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攻击仅次于德国。

希特勒带着这种善意开始修订其对外政策。统治他的对外政策的，是他的双重理论，即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偶尔他也会拐弯抹角，但最终总离不了归结到东方生存空间问题上。希特勒总想诱使英国作为一个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为此，他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帝国已放弃了世界贸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简而言之，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成为反共的堡垒，海洋则由英国去统治。在东征前，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为意大利同情纳粹之原则，又由于墨索里尼对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国同样敌视法国。

希特勒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得来的外交人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对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惧，但是，大多数外交人员却也同意其大多数的基本目标——原因完全不同——并自我解释说，他们可利用他和他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并希望，”职业外交家赫伯特·冯·迪尔克森回忆道，“不可救药的革命党人会被及时消灭，而他们的继承者，在尝到了权力这杯美酒的甜头和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舒适生活后，会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会变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尔克森类似的同事们都觉得，“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进行帮助”。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也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1933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别的不提，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他差不多兴高采烈地对巴本说，“其他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的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商的礼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头允诺，即从帝国和普鲁士的资金中给每块地产拨款40万马克以资修缮——可能影响了他。

10月14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对一个有6500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在一个没有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之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和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然而，由于声言和平，这又是包赢不输的。不出所料，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15年来，我们和其他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己的决定交给定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国联的并非野心，”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对他的学生们说，“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而明确地负责的愿望而已。”（海德格尔那时是个纳粹党员，数月后退党。）

希特勒绝未放弃其两面的外交政策。10月18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既温和又入情入理。虽然德国人“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他们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新闻记者发表的保证言辞，在外交界却意义甚微。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电外交部说，墨索里尼“对我采取之步骤甚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认为德国之退出国联是对他之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而且“觉得无法摆脱目前局势，也不知道德国将如何动作”。

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和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12月12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和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95.1％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92.2％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2242人中，2154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而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为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国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之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和约》的耻辱的齐格菲。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英布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1933年12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帖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者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象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信，”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1933年9月14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Ｄ.Ｎ.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萧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萧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6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4个共产党人被告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做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露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家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恺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的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做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1934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即2月21日，希特勒做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做让步的季节——希特勒做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做的。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做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辞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索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地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索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做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于是他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4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协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1924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做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祈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他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利普·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6月14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Ｈ.Ｒ.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理想中的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3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波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的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做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1) “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

(2) 巴托罗缪，耶稣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

(3) 毕苏斯基，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1922年任波兰总统，1926—1928年及1930年任波兰总理。——译注

3 二次革命——“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1934.2—1934.8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待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篇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维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¹⁾局局长。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近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个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演讲。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其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加以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起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段。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迎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做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的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提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4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出决断，”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日清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爱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爱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不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经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账”。部队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篇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弃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4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信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象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11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6月30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予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契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契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契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片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²⁾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契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篇文章，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一一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的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的冲锋队头子卡尔·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做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其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来的座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2时左右。他一屁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片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确知内情的卢泽心中想着罗姆。他暗自吟道：

红霞呀，红霞，

您照耀我们早亡，

昨日昂首骑骏马，

今朝子弹穿胸膛。

当晚，阴雨连绵。拂晓，飞机在灰暗中在上瓦申弗尔德机场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这是个空军机场，12年前希特勒就是在这里与警察和军队发生摩擦遭受羞辱的。机场场长很伤心，因为参谋总长曾有过指示，元首的座机D2600快到时，马上通知冲锋队的领导。由于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座机，到机场欢迎的只找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党内的要员和数位军官——“这是我，最生气最不愉快的一天，”他对他们说，“我要亲身到巴特维塞去，给予叛徒们最严厉的处分。”

希特勒乘小车来到巴伐利亚内务部，下了车，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兼内政部长瓦格纳紧跟在他身后。元首进楼时，脚步之急促，使皮衣的衣尾都飘了起来。他大步上楼，直奔瓦格纳的办公室。当他步入客厅时，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唰”地站了起来，向他敬礼，但希特勒却朝他冲去，喊道：“将他关起来！”他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尤其是冲锋队的领导人——他们的手下曾被小册子诱上街道。“你，”他喊道，“被捕了。枪毙你！”

清晨6时，元首“依旧激动得怕人”，便从大楼里出来。原定带武装增援部队前来的第二架飞机尚未抵达，但元首已迫不及待。他爬进凯姆卡的小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令他直奔巴特维塞。他们上路了，后边跟着施列克的车子。他们一共才八九个男人，外加元首的女秘书施洛德小姐。坐在后边的戈培尔不停地谈论冲锋队的阴谋，希特勒却一言不发，两眼直视前方。此时，太阳正从东方天际的云层里钻出来。看来，今天是“希特勒天气”。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抵达了巴特维塞——它龟缩在阿尔卑斯山的门廊里，在晨雾中淌着清澈的流水。“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去，”他对凯姆卡说，“眼前有桩肮脏的勾当”，所以要使汉塞尔包尔公寓里的人来个措手不及。此时已将近7时，教堂的钟声已敲响，召唤善男信女前去做早晨弥撒。凯姆卡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将车子停在旅馆前。他注意到，有些窗户关着，其他已经打开，门口没有卫哨。希特勒第一个走了进去。首层不见人影，餐厅里也空空如也——准备中午举行宴会。房东太太出来了。一见面前出现的是元首，她大吃一惊，连忙说着“元首驾临，不胜荣幸”之类的恭维话，但他却叫她立刻领他去见罗姆。

一行人分别把守着各扇房门。一个便衣在罗姆的房门上敲了敲。希特勒提着手枪走了进去。站在元首身后的凯姆卡发现，睡眼蒙眬的罗姆，又惊慌失措又摸不着头脑，只在不住地眨眼。床上只有他一人。

“恩斯特，”希特勒说，“你被捕了。”希特勒用的是昵称“你”而不是尊称“您”。说话时，希特勒在内政部里的那一肚子怒气全然没有了。他“有点儿紧张，但不十分激动”。他言简意赅地指控罗姆是个卖国贼，并叫他快穿衣裳。罗姆一边强烈抗议，一边穿上衣服，但希特勒已走了出去。罗姆的这一番话全浪费在留下来的便衣身上了。

元首已在敲对面房间的房门。门开了，一个名叫海因纳斯的大队长睡眼蒙眬地向外张望。他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同床人，一个潇洒的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此情景令我生厌，几乎令我作呕。”戈培尔写道。

希特勒立刻前往隔壁房间，留下卢泽去搜查武器。“卢泽，我啥也没有干！”海因纳斯喊道，“你不能帮帮忙吗？”

“无能为力。”卢泽不是义正词严地，而是难堪地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可能是出于愤怒，或是震惊过度，海因纳斯拒不穿衣。希特勒返身回来告诉他，他若拒捕就当场枪毙，海因纳斯这才穿上衣服。他与罗姆及其同事们一起被关进洗衣房。与他们一起被关闭的有十来个冲锋队的哨兵（元首冲进来时他们仍在睡觉），海因纳斯的司机以及几个当场被捕的面目清秀的青年。

希特勒一面讨论下一步的步骤，一面令凯姆卡前往邻近的一座公寓把罗姆的表弟兼司机梅克斯·沃格尔抓来。沃格尔正与一个姑娘睡在床上——那天早晨这种事只有这一桩。沃格尔是凯姆卡的好友，但他无奈，只得抱歉地宣布，他被捕了。当他们前往车房时，沃格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能否再开一次罗姆的车？凯姆卡表示谅解。于是，凯姆卡便站在踏脚板上，让沃格尔在马路上转了几圈。

正当凯姆卡和他的犯人来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前时，一辆坐有40名左右冲锋队员的卡车开了过来。这群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来自慕尼黑，是罗姆“司令部的卫兵”。他们的司令仍被关在洗衣房内，对此，他们怏怏不快。威廉·布鲁克纳，希特勒的一位副官，高声令他们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不听，只愤怒地望着那位副官。看来，一场战斗在所难免了。

希特勒走上前来。“布鲁克纳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他口气虽然软，这却是一道命令。他令这伙卫兵立刻返回慕尼黑。“路上，你们会碰到党卫军，由他们解除你们的武装。”解除他们的斗志的是他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话。卡车开走了。

犯人被装上两辆大轿车。在武装人员押运下，车队开始出发。领头开路的是希特勒的“麦塞蒂斯”。那些前往赴宴的冲锋队都被希特勒阻止，并被一一盘问。凡在戈培尔匆匆开列的名单上有名的人物均被缴械，并被令插入车队。

车队不断增大。待车队驶抵“褐色大厦”时，已是上午9时左右了。在此之前，军队已在该大厦布下了防线。希特勒对军队前来援助表示感谢，并一再表示，他从不想利用他们去反对冲锋队。一进入大厦，希特勒便令戈培尔用电话将暗语传给戈林。清洗开始了。“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番话勾起了他对母亲死于毒瘤的回忆，而布洛克医生也透露了希特勒感情上的动乱是何等深刻。

党卫军抓来的冲锋队领导人，已塞满了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仍留在“褐色大厦”的领导人，例如罗姆，要求面见希特勒，遭拒后，又求见戈培尔。戈培尔正忙着与戈林通话，通话未完，最后一个犯人已被押上装甲车，前往施塔德尔海姆。罗姆被关进单人牢房，与啤酒馆起义失败后他坐的牢房相距不远。

在“褐色大厦”内，冯·埃普将军要求对罗姆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只好一大早便大发雷霆。他喊道，罗姆是个卖国贼，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他这一通火，使埃普将军大吃一惊，但一时又无话可说。当他步出大厦时，他喃喃地对副官说：“真是疯了！”

片刻后，11时30分，在宽敞的会议室内召开的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开始了。此时，希特勒尚未恢复平静，对惶惶不安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不外乎是对冲锋队的抱怨，但前言不搭后语。在长达一小时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的听众都不安地站立着。希特勒唾沫横飞，令其中一个听众着了迷。“因感情缘故，他常常哽咽。”他指责罗姆企图将他杀害，以便拱手将德国奉送给它的敌人。他说，罗姆及其同谋将被枪毙。

枪杀尚未开始，原因是希特勒仍在等待塞普·狄特里希（卫队司令）前来执行。过了不久，他来了，忙向怒容满面的希特勒解释说，迟到的原因之一是，卡车轮胎是旧的，道路泥泞，行驶不快。尽管希特勒因其迟到而恼怒，当天却未发布任何命令。他让狄特里希安心待命，说他还得与顾问们磋商，才能决定被告们的命运。3小时过去了，命令还没有下来。

尽管希特勒仍在犹豫，他的柏林的同事却已开始处决犯人。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三人集团所需要的就是那句暗语（“蜂雀”），等暗语一到，他们便立刻将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当巴本前往戈林的办公室报到时，对该地“到处是带着机枪的党卫军步哨”深表厌烦。接着，他又惊奇地得悉，希特勒已授权戈林去处置首都的起义者。巴本连声抗议，理由是，他是副总理，总理不在时，此权理应属他。他坚持让兴登堡发布紧急状态，把国防军调来维护法律与秩序。戈林拒绝。他与希姆莱的党卫军完全能控制局势。巴本一再抗议，但话却不断被戈林打断。戈林令副总理立即回家，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巴本还未到家，柏林街头便车声四起，到处逮捕新政权的敌人。一支部队包围了巴本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的首席新闻官，逮捕了其他工作人员。副总理原本也可能会罹难的；因为，他一进家门，家里便成了监狱。巴本发现，家里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客厅里坐着个警官，警官还令他不得与外界联系。

那天是星期六，天气炎热。很少柏林人知道首都已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件。对许多在提埃加登和菩提树下闲逛的人说来，他们最操心的是，随着太阳的升起，天气会越来越热。然而，记者德尔默却愁肠百结，放弃了上午的采访，匆匆赶回办公室。“还写什么‘希特勒独裁政权的险境’的报道，这真是把脑袋伸了出去。”他不断对自己说。如没发生什么事，那又怎么办？但是，当他的车子被警察封锁线拦住去路时，他的担心全消失了。“某件事确实发生了。”头戴钢盔、手提冲锋枪的警察正在包围罗姆的豪华寓所——位于提埃加登大街的一个角落里。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不速之客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当场被击毙，夫人被送进医院后死亡。

在慕尼黑，对罗姆及其同事们最后应如何判决，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会议室，讨论之声之大，连站在外屋的塞普·狄特里希隔着双重门都听到了。下午5时左右，会议室的门开了。赫斯的助手马丁·鲍曼从里边出来。他把狄特里希领到希特勒跟前。“回兵营去，”元首指示说。他还下达一道狄特里希觉得是从他身上挤出来的命令：“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出来，将冲锋队的领导人以叛国罪处决。”

狄特里希检查了一下鲍曼交给他的一份名单。被抓进施塔德尔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纳斯和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在内——却没有恩斯特·罗姆。希特勒仍不敢做出那种决定。

当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得悉，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被关进施塔德尔海姆时，他决定亲身前往该处，把案子接过来。抵达后，他下令将冲锋队犯人交给该州的警察大队看押，然后亲身前往罗姆的牢房。

“这是什么意思？”罗姆问，“发生了什么事？”

弗兰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给多少保证，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续进行。罗姆回答说，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您关照我的亲属。她们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兰克将牢门打开时，罗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说，“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弗兰克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塞普·狄特里希便与一个同事前来宣布，他奉命前来枪决一批冲锋队领导人。他拿出一份希特勒曾亲自过目的名单。弗兰克目瞪口呆，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不能处决。狄特里希说，命令是元首亲口下的。弗兰克说服了他，由他再打电话向“褐色大厦”请示。他首先与赫斯通话。片刻后，狄特里希把话筒递给了弗兰克。“希特勒有话跟你说。”

希特勒一开始便大声疾呼：“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吗？你是不是同情这些犯罪渣滓？我要把这些家伙连根拔掉！”

弗兰克反驳说，连个书面命令也没有，只有6个名字。“名字上的记号是我亲手做的，”希特勒的话温和了些，“这些先生是反对帝国的罪人。我是帝国总理。这是有关帝国的问题，从来都用不着你管。”

在施塔德尔海姆，首批6名受害者被领至院内，每人由两名警察押送。“元首和帝国总理判处你们死刑，”一个党卫军首领喊道，“现在开始执行。”当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首领奥古斯特·施奈德胡伯醒悟到监斩官原来是狄特里希时，他冲口喊道：“塞普，我的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完全是无辜的呀！”狄特里希板着脸孔，“唰”地立正说道：“元首判处你死刑！希特勒万岁！”

第一个人被解至行刑队前，他拒绝将眼睛蒙上。枪声在院内回响。此后两人均对蒙上眼睛表示蔑视。狄特里希监斩了几人。当轮到施奈德胡伯时，他只好走开。“我已受够了！”

当希特勒的座车开往机场时，天已黑了。“我已赦免了罗姆，”他对前来送行的冯·埃普将军保证，“念在他做出的服务份上。”希特勒坐在“容克52”的前部。波尔驾着飞机朝柏林飞去。一路上，希特勒闷头坐着，一声不吭。

对一般的柏林人来说，从表面上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表明，国家正处在动荡中。不错，城内流言四起；沙洛登伯格·绍塞大街由于布上了警察局的路障和来来往往的军车，也出现过交通堵塞现象。人们也知道房子里在抓人，但暴行却是在暗中进行的。很少人知道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夫人已被杀害。也很少人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午餐桌旁被抓，并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中的第16号牢房。在那里，躲在暗中的杀手们从窗外朝里边射击，格里戈尔则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来回躲避，终于被击中受伤。一个杀手走进牢房结果了他。这样，戈培尔和戈林的敌人便被消灭了，而他们临死时还对元首忠心耿耿。

在柏林，这次清洗的总头目是戈林。当天下午，戈林在宣传部向外国记者作了简单的情况介绍。“戈林穿着整齐的制服前来，”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写道，“他不是走上台的，而是缓慢地碎步上台的。开始讲话前，为加深印象，他故意作了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身躯稍往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双眼在转动，似乎害怕自己披露的情况。”当他提到施莱彻尔与罗姆以及格里戈尔的阴谋有关时，有人问，前总理现在的情况如何？“他太傻了，竟敢反抗。”戈林说话时，脸上泛起一种被一位记录者称之为狼的微笑，“他已经死了。”

当日晚些时候，德国国家新闻局发表了一封元首发给维克多·卢泽的电报，一方面为这次清洗开脱，另一方面则指派卢泽接替罗姆的职务。电报为冲锋队的新司令及其手下各级领导列举了十多条“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求冲锋队司令无条件绝对遵守纪律。对每个冲锋队员都必须如此要求。”他也对“乘坐高级轿车或篷式汽车做官方旅行”的行为、大吃大喝、酗酒和公开闹事进行严厉的谴责。“本人有个特殊希望，希望每位母亲都能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冲锋队，交给党或交给‘希特勒青年团’而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会道德败坏。”因此，冲锋队领导人若行为不轨，他们将被逐出冲锋队，并开除党籍。“我要求我的冲锋队领导人做人，而不是做荒唐可笑的猩猩。”出自此时此刻的这些话，遭到了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的讪笑。但一般的德国人却津津乐道，为元首也与他们一样厌恶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松了一口气。

他更进一步号召，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必须对国防军忠诚老实，毫无二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领袖、朋友和同志”。末了，在颂扬了冲锋队的老战士一番后——“那些曾征服德国的人们，不是迟迟在1933年或而后的年月才加入的聪明分子”——他首次提到了他私人的卫队：“我希望，每个党卫军战士身心都要受到教育，成为受过高度训练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

至傍晚，被杀害的人数已达到吓人的程度。施莱彻尔的朋友冯·勃多夫将军被射杀在他家的前门。勃列斯劳的代警察局长被人用短枪打得血肉横飞；一个党卫军骑兵军官在吸烟室内被暗杀。巴本新近有争议的演讲之讲稿执笔人僵卧在盖世太保监狱的地牢里——该监狱位于阿尔布列希特王子大街。在党卫军的监督下，里希特弗尔德兵营也在处决犯人。在这里被处决的有交通部长、“天主教行动”组织的主席，以及正在度蜜月却被揪了回来的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冲锋队处在混乱中。有些单位已作了警戒，发了手枪，还受命去找卖国贼——结果却遭到党卫军的包围，受到拘押。其他人则在街头遭到希姆莱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当场枪杀。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该捕，或该杀，但因有党卫军中友人为之说情而获得了饶恕。对数以万计觉得自己已为党牺牲了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也是丢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10时，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戈林、希姆莱、弗立契、数名盖世太保官员，以及一名警察。第一个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着一件褐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外穿皮夹克，脚上穿一双军靴。“他没戴帽子，脸色白，没刮脸，有点发黄，又有点发肿。”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回忆说。与众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莱拉到一边，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希姆莱交给他一份名单。当元首的指头缓缓往下移动时，希姆莱和戈林两人在窃窃私语。三人前往上车时（后边远远地跟着一名警卫），希特勒透露出，罗姆本人不会被处决。他说，他曾向冯·埃普将军做过保证。戈林和希姆莱感到难办。如果叛乱头子得到宽恕，那么，一天来的屠杀便会被人耻笑了。车子上路了，三人还争执不下。

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家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7月1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三名党卫军带至新楼474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大汗淋漓，没精打采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15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做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此时是下午6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被处决。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做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的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但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命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3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这是凌晨4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100人，或200人——准确的数字永远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恺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其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骗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即啤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其言”的三巨头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冲锋队首领的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的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个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格里戈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7月3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契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契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希特勒刻薄地说，“我跟许多人都吵过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战争中的一支军队。”他辩解说，正义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别忘了，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对于清洗，弗兰克是反感的，但现在已无可挽回了。“我的死敌太多了。现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权威。”弗兰克说，警方的权力太大，众多党员又将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他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被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警告说，这可能会招来公众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4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48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分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7月13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他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上午8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做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74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3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其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24小时中，本人做出了生平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位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止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位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起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希特勒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个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阁下您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24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尾日期是7月18日，但于20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期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蹶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科尔兹内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的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20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6月30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20个冲锋队员及3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6月29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一个月前，早在他的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做出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浇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6月25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150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6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其言，并动用其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其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做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6时逝世，但叛乱已被平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11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扛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怕的局势里”。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做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客厅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尔玛·沙希特——他是帝国银行行长，是下一个要会见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项重要职务——出任经济事务部部长。沙希特对帝国之进程大为不满，尤其是对新近清洗的扩大化。但与巴本一样，他说服了自己——他后来写道——他应接受此职，以助帝国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项活动，与这种制度的过分之处做斗争，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轨道。”与巴本一样，他宣布他是暂时任职。他的条件是用提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样处理犹太人的问题？”

“在经济事务方面，”善于见风使舵的希特勒说，“犹太人可像历来那样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帮助，在加速军备方面又有沙希特这个高手，希特勒便觉得可以安然渡过由于陶尔斐斯被杀害所带来的国外批评这个难关了。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仅致电奥地利副总理恩斯特·卢迪格·冯·施塔赫姆堡，说意大利将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还亲身前往维也纳去当面表达这种感情。“这个杀人犯的国家若是蹂躏了欧洲，那么，整个欧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对施塔赫姆堡说。接着，他又攻击希特勒唆使维也纳叛乱。据施塔赫姆堡说，他激动得连眼珠子都在转动。“希特勒是谋杀陶尔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应为此事负责。”他称希特勒是个“恐怖的性堕落者，是个危险的笨蛋”；说纳粹主义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罗马的拉丁文明做斗争的革命”。纳粹主义根本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专制，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制度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人民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承认个人权利，承认宗教和家庭。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残暴的野蛮主义。与野蛮人群相同，它不给个人以权利，酋长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产生的不外乎是烧杀抢掠和讹诈。”他喊起来了，“希特勒6月30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备杀人的这些原始的德国人才能容忍这种事情！”他继而说，陶尔斐斯被杀害，也许会有些好处。各列强或许能认识到德国危险，从而组织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说，联合阵线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将会武装德国并发动战争——也许就在两三年内。我单独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和德国之反感竟到了这个程度，以至在公开场合他也表露出来。“三千年来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至高无上的特权去看待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是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罗马繁荣昌盛时期还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给他们的。”在第五届地中海国际博览会开幕时，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说的带有污辱性的词句，例如描写德国人时用的“杀人犯”“谋杀凶手”等，也开始见诸意大利报刊。

清洗带来的震惊，接着又如此迅速地出现了陶尔斐斯被杀害的事件，在兴登堡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简单的铁床，他拒绝睡一张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历来是睡行军床的。虽然觉得冷，他也不愿买一件长袍。军人是不穿长袍的，他嘟囔说。他没有钱买这些东西，而且又是个快死的人了。

当元首得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还在白莱特。他于8月1日起至诺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其中包括两名公共关系专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元首领至总统的卧室。“父亲，”他说，“帝国总理来了。”躺在床上的兴登堡，双目紧闭，没有反应。奥斯卡又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元帅连眼也不睁，说：“你怎么早不来？”

“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小声问奥斯卡。

“帝国总理直到现在才抽得开身。”奥斯卡对父亲说。兴登堡只喃喃说：“啊，我明白了。”在沉默片刻后，奥斯卡说：“父亲，帝国总理希特勒有一两件事想与您磋商。”

这次，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睛，瞪着希特勒，然后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也许总统原以为是他的帝国总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来时，“双唇紧闭”，不愿与人谈论所见之情形。当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园歇宿——那是拿破仑与瓦鲁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议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荣誉。

次日，即使兴登堡尚在人间，希特勒内阁也通过法令，将总统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赞成；巴本缺席，名字是委托别人代签的。这一措施于兴登堡逝世之日起生效——其实只在几分钟后。老头子死时嘴皮上挂着的话是：“我的恺撒……我的祖国！”他就死在铁床上，双手捧着《圣经》。

谢谢这次合法政变，希特勒现在戴了两个头衔：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意味着，他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冯·勃洛姆堡将军和三军的总司令召来。“我们到了他的书房，”海军上将埃里希·拉埃德后来作证说，“希特勒叫我们到他的办公桌旁，说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们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军最高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读一句誓词，我们跟一句。”

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这个对某人指名道姓的宣誓，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曾提过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或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辞提出过疑问。在这天结束前，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

兴登堡葬礼的第一阶段于8月6日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人们抬着兴登堡的灵柩，从穿着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装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前走过。这些意见分歧的队伍，也在忠于元首的类似的誓言下团结起来了。葬礼上奏的音乐是哥德达马隆的《殡葬进行曲》——这是颇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兴登堡入土了，地点不是在兴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诺伊德克，而是由于希特勒一再坚持，在元帅取得最大胜利的达能堡。兴登堡的遗体被放置在灵台上，置于战斗纪念碑的正中——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8座四方塔楼，高达60英尺，每座塔楼上均有一把火炬。这不禁使弗朗索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条顿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迈步上前去迎灵。直到演讲台上，希特勒才发现，他的一名副官把讲稿弄错了。于是，便出现了狼狈不堪的停顿场面。为何会停顿，欧洲各地的无线电听众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镇定下来，即席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记者罗茨纳听他讲过的最简短的讲话之一。希特勒在讲话的末尾全面称颂了兴登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辞可说是瓦格纳追随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统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现在，让您进入英灵殿！”

葬礼结束后，希特勒吻了兴登堡的女儿们的手。在威严的葬礼——如果不是机会主义的话——感召下，冯·勃洛姆堡将军冲动地建议，此后三军将士在与他说话时，不要像通常那样称“希特勒先生”，而称“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反身回了柏林。在柏林，为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打电话给巴本，询问“老头子”是否留有政治遗言。巴本说，他会问问小兴登堡。希特勒说：“若能保证尽速将此文件交到我手中，我将感激不尽。”巴本立刻派一名贴身秘书前往诺伊德克。他带了两封封好的信回来。巴本立刻将信转呈给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对信的内容是很不高兴的。希特勒冷冷地说：“这两封信是已故总统写给我个人的。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我以后再定。”于是谣言四起，说希特勒有意扣押这份遗言。由于在外国记者中闹得满城风雨，汉夫施坦格尔不得不在喝茶时提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的外国朋友，请耐心等待到我们将它正式发表吧，”希特勒反驳说，“那帮谎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8月15日，这份遗言终于发表了。它赞扬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还强调了军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和坚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议论，这份文件是经兴登堡回忆录的编辑篡改过的，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及他父亲的顾问梅斯纳在这一欺骗中是串通一气的。后来，奥斯卡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誓说，他父亲历来是支持希特勒的——这反而使谣言听来有点可信。这虽然很讽刺，但奥斯卡却没有撒谎。尽管兴登堡对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却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继位人。

奥斯卡的讲话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此时的希特勒业已得到了德国各社会阶层的强大的支持。连“德国犹太人全国协会”也发表文告支持他。这样，到了8月19日，几乎90％的德国人都自由地投票赞成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兴登堡的继位人。他们这样做，也是批准他的纲领和领导，将他朝独裁方向推进一步。

(1)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Geheime Staatspolizei。为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Gestapa，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Gestapo，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

(2) 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

4 意志的凯旋1934—1935

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居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他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斯宾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¹⁾）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30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8月23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他是我们的希特勒。’”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30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全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1300英尺，高80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100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卐字旗，还有，每隔40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2.5万英尺的探照灯，共130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做一个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希特勒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仅还有两个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辑，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其中有16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他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至少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L.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斯安那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疾步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来说——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而后1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痴如醉，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6月30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他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佩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象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起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佩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十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衫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做出反应。两天后，5万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9月10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展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伦家族的产物。“它是根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演讲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来说，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哮，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做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划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万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脸打来。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做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跟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片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他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更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街谈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他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提·密福特刚从英国到来。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她的5个姐妹也一样）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他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评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说来，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希特勒上台后没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21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1934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赘。事实上，他像教皇。他对魏德曼上尉说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讳。一天晚上，他说：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他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于是，”他说，“我便在慕尼黑找3个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国的嫂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为经济极端困难，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亲属。她带着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国，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给她一点钱，以使她安静生活”。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请到贝希特斯加登。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说），因为他们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骂一场”，再次说希特勒“连他的叔叔都不是”（威廉·帕特里克与其母最终移居美国，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他现住纽约郊区，已改名换姓，生有一子叫阿道夫）。

与此同时，希特勒把许多时间花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帝国。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于是他便在三个星期后密令将只有10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7万人入伍。国防预算增至6.54亿马克。

即使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9个兵团司令部、14个步兵师和7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谣传，说这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这些谣传，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另外，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不是友谊）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10年了。”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个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90%的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个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10年前在罗加诺签订的协定的主体是一份公约。公约规定，签字国互相保证尊重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疆界——包括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在内）。希特勒于2月14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3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但在3月5日的日记中希拉写道：“西蒙原定于后天来此与德国人谈判，但是今天早晨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其德国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调查发现，这是‘外交着凉’。”原来，英国曾发表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这便惹恼了元首。尤其令英国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萨尔协助庆祝正式占领这块被角逐的土地时，当地居民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3月10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盘上又走了一步。他单独向《每日邮报》的普赖斯透露。最近德国空军已正式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兵种。如同希特勒希望的，无论是英国或法国，官方均未正式发出谴责。相反，可能对此已有所闻的约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说，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计划出访柏林。法国所做的反应也仅是由国防部提议，延长部队的服役期。

这种弱不禁风的反应，希特勒未与其将领们磋商便将之击败了。3月15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馆”与他会面。他指示副官发布重新征兵和扩充武装力量的消息。当晚，国防委员会便举行会议，讨论希特勒之令他们惊慌失措的征兵计划。冯·勃洛姆堡将军对各大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表示关切。里宾特洛甫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把勃洛姆堡的关切不放在心上。“您说的全是胡说八道！”勃洛姆堡生气地反驳说。他整晚都在攻击这一计划，次日早晨，待他与弗立契向希特勒汇报时，他的反对意见被平息了。

那天下午，星期六，约100名外国记者挤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谁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他们找来，所以室内空气有点儿紧张。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既煞有介事又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30万人。这虽然人人都猜测到了，但它仍令人震惊。罗希纳和几名记者连忙跑进大厅打电话——尽管戈培尔还在回答问题。

就在那时，法国大使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书房内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索瓦·本塞抗议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事先不与法国接触或讨论便让法国接受既成事实表示遗憾。

希特勒庄严地、坚信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

法国对德国再次显示武力所做的回答，是向国联提出毫无意义的呼吁。3月25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译的包尔·施密特注意到，当元首向约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问候时，他的微笑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在总理府矮桌旁坐着。在场的有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国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诚希望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朝这一目标前进。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的公众，他说，对类似德国“退出国联，奥地利及某些单方声明”那样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国“并不反对德国，但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知道施密特是个能干的翻译，而自己又精通德语的艾登回忆说，“希特勒的回答特别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请求，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在威胁。”在第二轮会谈中，元首的个性给艾登“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好像是“消极的，肯定是不令人佩服的”，而且，“相当善于随机应变”。同时，艾登又佩服希特勒主持会议的方法，“毫不犹豫，又不做记录，与一个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完全适应”。

他对他的行动一一做的解释，虽然可信却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认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理由是，他从未在上边签字。他的碧眼盯着约翰爵士补充说，他宁愿死，而不愿这样做。德国也从未违反过和约——除了在滑铁卢一役中，普鲁士军前来援助英军时。而在那一次，威灵顿将军也未提出抗议。“自接触他以来，这肯定是最能令希特勒高兴的，”艾登评论道，“我认为这条提得很尖锐，提出时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在上午的会谈中，希特勒镇静而彬彬有礼地进行辩驳，这不仅令英国人吃惊，连他的翻译也吃惊不小。然而，在进午餐后，当牵涉到立陶宛的东方公约被提出来时，他失去了平静。“我们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阴谋审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声音粗哑，连颤音都出来了。“他们在梅墨尔践踏德国少数民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决不与这样一个国家签订条约！”他怒斥道。片刻后，风暴平静了，他又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谈判者。这次，他是据意识形态之理进行辩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他平静而有力地说，“任何联系都绝不可能！”

在当晚的宴会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热烈地与艾登交谈起战时各自的经历。他们曾在奥塞河两岸面对面厮杀。于是，两人便在菜单后面画起战地地图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有些给弗朗索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饭后他便问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过仗。艾登回答说好像是，法国大使便讽刺地说：“你想念他吗？你应该枪毙他。”当晚，艾登在日记里写道，“结果很糟，整个调子和脾气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很明显，德国重又用普鲁士精神武装起来了或正在武装。俄国现在成了魔鬼。”

翌日上午10时，西蒙爵士建议讨论装备问题。他说，英国最近正与各大国单独进行磋商，为召开大型的海军会议做好准备，因为大会要修改现时的海军条约。他邀请德国到伦敦去参加类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当场接受了。他重又提出了先前已向菲普斯大使提出过的问题：把德国的吨位限制在英国舰队吨位的35％。与此同时，他看不出“有什么天时或地利”能强迫他“承认法国或意大利的舰队优势”。

此时，希特勒戏剧性地拿出一封电报，并愤怒地读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温和的政治家顿时又变成了狂暴者。这封电报宣布了对那些被控叛国的立陶宛德国人的有罪判决。希特勒生气地问，如果《凡尔赛和约》将英国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给像立陶宛那样的一个国家，英国会怎么样？如果英国人只因为像英国人那样行动便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他们又会怎样？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温和的常态，只要求在军事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平衡。中午，他们是在英国使馆吃点心的。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国大使馆。午餐后，与会者又返回总理府。希特勒对俄国向西推进的企图进行抱怨，说到这里，他辛辣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俄国人伸出来的胳膊”。他又重申，在军备问题上，德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倾听。这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在两年前，德国代表像希特勒现在那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那么，天都会塌下来。我也不禁怀疑，比诸外交部所采用的谈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其造成既成事实的高招走得更远了。”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卐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其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35％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他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4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他评论说，希特勒的“迷人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也许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反正，他并未试图施展那种效果。他很朴实，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其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在柏林，由于赫尔曼·戈林和女演员埃美·松纳曼准备结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卡琳，在久病后于1931年去世），繁忙的国际事务也黯然失色了。各组织及企图取宠的个人送的礼物，像洪水般朝他们涌来。博物馆送来的画是“永久借贷”的，其中有两幅克拉纳赫的油画，是无价珍宝。除东方地毯、挂毯、银台和首饰外，还有萨克森的香料饼、黑森林的樱桃酒、奶酪和牛。小礼品在柏林的官邸展出，大件礼品则用卡车运至首都附近的庄园——叫卡琳大厅，是以其前妻的名字取名的。

4月10日举行的婚礼，可说是好莱坞的作品。电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国广播。豪华的婚礼——由一名主教主持，由元首本人当证婚人——由于突然有两只鹳在福音教堂周围盘旋而终止。这原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俯冲下来无意中放的，与婚礼完全无关。当新郎新娘从教堂出来时，军乐队奏起了《罗恩格林》的进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从伸出的剑搭成的拱门下走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还集体行了罗马式的敬礼。

次日，戈林邀请罗希纳和另外5名记者前往总裁府参观礼品。“诸位先生，”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你们看看我的人民给我送来的礼品。就像陛下一样，一点不错吧？”“反正，”罗希纳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戈林用不着挨饿。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穷，这些礼品起码能当出100万，或更多钱。”

戈林的马戏，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同一天在斯特莱萨召开而被贬黜了。希特勒原以为法国的建议其他两国是不会接受的，但与其愿望相反。会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德国的重新武装为不合法，并重申忠实于罗加诺原则。麦克唐纳、赖伐尔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为公报增加了分量。原想孤立法国的希特勒，发现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险。数周后，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样便加重了他的危险。由于苏法条约与元首的基本战略格格不入，希特勒便重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罗德米尔勋爵保证，英国没有理由怕德国。5月3日，希特勒写道。从建党早期开始，他就计划要与英国合作。“英国与德国这样的条约，不但对和平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1.2亿最宝贵的人民的愿望。英国历史上搞殖民活动的举世无双的天才及其海军力量，将与世界上第一批军国主义之一的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

罗德米尔是用不着说服的。在他的报纸中，他继续为德国描绘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是英国总的反应是恐惧的。当麦克唐纳得悉希特勒将于5月中旬后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表示关切，并决定在演讲发表后让下院辩论军备问题。

这篇令人害怕的演讲是在5月21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日早些时候，他颁布了一条秘密防务法律，让沙希特主管战争经济，并改组了武装部队。将国防军正式改组为武装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总司令；勃洛姆堡的头衔也由国防部长变为战争部长，且得到了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贝克之未泄露的军队首脑的头衔也改成了总参谋长。至少在私下里，黑桃可以称作黑桃了⁽²⁾，但是，当希特勒于当晚站在麦克风前时，他轻松而自信，又成了温和的典范。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梦想。他宣布，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国家的花朵。在重申“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邻国（背信弃义的立陶宛当然除外）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并保证遵守罗加诺公约。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舰队而已。他保证，那将是他的最后要求。“对德国而言，”他发誓，“这个要求是最后的，永远不变的。”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中，他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举，希特勒便扭转了孤立的局面，为在即将到来的海军会议上同情地接受德国的要求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议刚好于两周后在英国外交部召开，由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任德国代表团团长。日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曾给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询意见，因此，他便稳坐在会议桌旁。这位海军武官告诉他的德国同行，1921年日本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时，错以为可以与英国人搞一桩“交易”。“结果，当英国人挑拨我们的外交官员与海军专家的关系，使他们几乎成了死对头时，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建议，德国集中力量坚持一个明确的要求——例如35％的比例——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即使有破坏会议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国人醒悟到德国矢志不渝，他们就会慢慢让步——同时还会对对手更加尊敬。

会议于上午10时开始，由西蒙主持。他与平常一样和蔼可亲。他指出，会议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各海军大国会议铺平道路；否则，各国的军备竞赛就会加速进行。光限制吨位是不够的，对某些危险的舰只应该清除。

遵照日本武官的建议，里宾特洛甫拒绝讨论其他问题，一心要得到那35％的比例。“如果英国政府不准备立刻接受这一条件，”他说，“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坚持立刻做出决定。”他保证，英国一旦接受这个比例，关于建立海军之计划的技术问题便可立刻得到解决。

虽然里宾特洛甫的英语讲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担任翻译。令施密特吃惊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讲外交辞令！——把日程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他不明白，是因为里宾特洛甫缺乏外交经验呢，还是对指示盲从。里宾特洛甫之所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议行事外，其实是在执行希特勒多年来成功地使用过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战术。两个星期前的讲话是胡萝卜，现在的是大棒。

施密特将里宾特洛甫的话翻译过去后，他发现，西蒙的脸红了。他生硬地回答说，谈判一开始便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很不平常的，对此，他当然无可奉告。他一边说，一边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会场。场面一时尴尬起来。片刻后，罗伯特·克莱齐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国表示坚决反对。但是顽强的里宾特洛甫也毫不让步。下午，他们再次会晤，但毫无进展。施密特觉得，会谈肯定被破坏了。他已开始在想，飞回柏林时的天气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国人竟提议次日上午再次会晤——这次会谈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军部会议室进行的。

这是一间大会议室，镶着嵌板；室内放一张长桌，长桌四周放着红皮椅子。施密特对此友好之气氛原就觉得奇怪，不料，当令人生畏的克莱齐宣布，英国准备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时，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为吃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6月6日，约翰爵士返回会议；他红光满面，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这样德方便大获全胜。全面的协议友好地达成了，里宾特洛甫之“相当难堪的态度”也不翼而飞，变得彬彬有礼了。英国不但同意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舰队之35％的吨位，而且还做出让步，让德国拥有45％的潜艇。里宾特洛甫回到德国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谈判方式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这便把希特勒从一个实力源变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谓盟国单方采取的行动（恰好又是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国，向伦敦发了一份愤怒的照会。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却几乎一致赞成（温斯顿·丘吉尔除外，他谴责这一协定，说它破坏了英国的安全），连对希特勒采取敌视态度的政治家也支持这一协定。

可以预言，这份协议使威尔士亲王满心欢喜。在签字那天，他对霍希大使说（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进午餐时），在最近一篇有争议的讲话中，他热烈同意德国人与英国的老手们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他没有提到的是，为此事他遭到国王一顿斥责：“亲爱的孩子，我经常地告诫你，切不可与政治厮混，尤其是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你昨天发表的观点，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反的。”而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父亲的斥责，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却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对另一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攻击伦敦县议会禁止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各学校内的学生团使用武器，包括木枪在内。）威尔士王子补充说，“众所周知，政治家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和犹豫不决。恰当时刻的直言，哪怕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理应保留的界限，比诸胆小和迟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这番话被用电报传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对本来就言过其实的英国亲德情绪又添枝加叶，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设，即此后英国的让步不再会有限制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其波罗的海的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2亿马克，并准备在10年内，将此数字增至5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的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鲍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鲍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特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吉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做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做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7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哪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碎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演讲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腓特烈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期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黏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拒绝了希特勒的邀请）。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亲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弃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做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爱娃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坐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希特勒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2.5％的硝酸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8月21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1935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9月7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9月11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9月15日凌晨2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他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希特勒实在有幸。由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蠢举，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从希特勒新近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非法扩军上移了开去。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全球群情激愤。一个文明国家，怎么能迫使原始部落骑在马背上与战斗机和坦克作战？对自己之平息计划健忘的英美两国骂得特别起劲。英国则在国联牵头对意大利实行有限制的经济制裁。尽管德国国内呼声四起，反对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亚者甚众，希特勒仍公开拒绝声援海尔·塞拉西皇帝，暗中则给予军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运送原料，企图拖累意大利（和英国），使德国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对墨索里尼的援助也是想试试英国会对德国藐视国联之举作何反应。情况很快便表明，英国将不采取报复行动。这肯定加强了希特勒的信念，即英国人准备与他达成协议。

为了重新控制局势和自己，希特勒深居简出。在秋季的最后4个星期，他没有公开露面。罗森堡认为元首病了，但有可能是圣诞前之低落情绪又来临。更有甚者，他也面临着一个关键而令人不快的决策，而这决策又与纳粹党的前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航向有关。希特勒已到了差不多要破釜沉舟的境地了。他与他的党虽然控制了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褐色革命”却停步不前。他以外交政策为代价，对国内的一切均放任自流。他不是在开创，而是在反动。因此，公众对党的兴趣极低。申请入党的人少了，党员对党的活动也不如从前积极。

1936年1月3日，希特勒召开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会议，期望他们能安于已发生的情况。在讲话中，他全盘透露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暗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之美好前程。然后，他以让人忆起前几年党面临分裂时的情景的绝望神情，请求他的听众明白，除非党的领导阶层“组成一个统一体，并忠诚于他”，否则，要取得这些是不可能的。恳求刚完，他又动用感情，要求绝对忠诚。这些他成功了，所用的方法——如同在1932年那时一样——是以自杀相威胁。听众被吓得目瞪口呆。大会主席赫斯连忙向他保证，他走到哪里，室内的每一个人都将以无可怀疑的忠诚跟他走到哪里。

元首的精神立刻复活了。2月中旬，他做好了采取下一步的准备——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个地区包括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东岸长达30英里的较长地带，其中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波恩三城。1月20日晚，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这位君主之死，更令他野心勃勃。乔治死后，由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继位。此人很有个性，善独立自主，对德国之众多要求均表同情。在继位国王的首篇广播演说中，他明确宣布不予改变。次日，来自华盛顿城的消息证实了这点。汉斯·路德致电威廉大使说，美国国务院西欧事务处处长在与新任国王的一次“极坦率的”交谈中得悉，国王“不同意法国复活友善关系和将英国拴在法国大车上所做的努力……”他更反对法国拟将德国强置于其膝下的企图，并宣布，他对德国的困难处境深表同情。在爱德华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内，科堡公爵与他交谈三次，亲耳听到了爱德华国王的保证。“我提出一个问题：如鲍尔温（首相）与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会谈，这是否对未来之德英关系有所裨益？”公爵报告说，“对此，国王的回答是：‘这里谁当国王？是鲍尔温还是我？我自己就想与希特勒会谈，在这儿谈或在德国谈。请将此话转告他。’”

有了英国这样的鼓励，加上国联对意大利之侵略行径所采取的措施既半心半意又有气无力，这便加强了元首占领莱茵兰的决心。既然英国不通力阻止墨索里尼，那么，如他效法墨索里尼并步其后尘，英国充其量不过做做公开抗议罢了。2月12日，他召见驻巴黎代办，商讨法国对重新将莱茵兰变为军事区会作何反应一事。同日下午，他对冯·弗立契将军谈到了军事行动问题。陆军参谋长对此一点儿也不热心。为何不举行谈判？希特勒争辩说，谈判要花上几个星期。又说，他只想搞个象征性行动。将9个步兵营及一些炮队开进莱茵兰需多少时间？弗立契说，两天；但警告说，若有一星半点的战争危险，就不该行动。

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但把驻意大利大使马尔里希·赫塞召回国内，并说，他目前“正在考虑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德国是否应以巴黎批准法苏条约为由谴责罗加诺公约，并在莱茵兰驻军？此时，据赫塞的正式备忘录说，元首透露，他早认为1937年春是占领莱茵兰的恰当时刻。但政治的发展又使他怀疑心理上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他在问自己，是否应找墨索里尼，建议他以罗加诺公约受到违反为借口，谴责罗加诺公约，接着他便予以效仿。”

不管是何种情况，希特勒此时正在下决心采取行动，但又向法国人保证他是有和平意图的。“两国保持友好，此非明显地有利于两国吗？”2月21日，他对记者贝特兰·德·尤弗纳尔说，“我希望与法国缓和紧张局势……你仍认为德国有可能侵略，这太离奇了。”听了这番话后便安静下来的法国人，本应注意元首后来对尤弗纳尔批评《我的奋斗》一书时的回答：“你要我修改此书，好像我是个作家准备重版自己的作品似的。我不是个作家。我是个政治家……我将在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中加以修改！”

直到次日，赫塞大使才将希特勒对可能批准法苏条约的严重关切转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回答说，他是不同意这份条约的，但它与意大利无直接关系。这至少表明，如德国谴责罗加诺公约，墨索里尼将会袖手旁观。于是，元首便下令开始“冬季训练行动”。3月2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司令下达预备令，于“Ｚ—日”将部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3日后，勃洛姆堡将“Ｚ—日”定在3月7日，星期六。舞台已布置好了，但因某种缘故希特勒丧失了胆量，问他的军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行动日期是否仍可推迟。回答是可以。希特勒接着说的话更有意思：找到能取消“冬季训练行动”的最近日期是哪天。

那天下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到伦敦。当晚，他便向内阁汇报说，法国人拟求助于他们对莱茵兰的权力。“对英国人民来说，这是个值得怀疑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评论说，“那时，为反对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主张与法国一道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在英国也难千里挑一。”

的确不错，对元首表示关切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而元首当晚也“彻夜难眠”。“我反复问自己，”他后来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个问题：法国会做些什么？会反对我几营小兵力的前进吗？如果我是法国人，我知道该怎么干：我会痛击他，不让一个德国兵越过莱茵河。”

星期五，即“Ｚ—日”前一天，有关人士宣布，国会将于次日中午举行会议。柏林外交界猜测，眼下必然有事。当晚，德国主要报纸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被请到宣传部开会。记者们摸不着头脑。戈培尔通知他们，由于他们次日就要秘密出发，只好将他们集中扣押，以待天明。元首又一晚不能成眠，在简朴的小铁床上辗转反侧，脑中不停地在考虑法国将作何种反应。英国并不使他发愁；他之所以选择星期六这天，是因为这日没有一个官员上班。“他们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对魏德曼说，“到那时激动情绪已成过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队便向坦贝尔霍夫机场进发。那里已有一架“容克”运输机在等候。飞机起飞后记者们仍不知他们飞向何方，连驾驶员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驾驶员要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打开锦囊，那时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上午10时，德国大使拜会了艾登。在讨论了一阵另一个英德协定后，霍希突然说：“我要告诉您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消息的前一部分恐怕不适合您的口味，但后一部分却比近年来提的重要得多的建议要好。”他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攻击法苏条约违反了罗加诺公约。因此，德国便决定收回莱茵兰非军事区。霍希继续读道，希特勒提出与东西方国家分别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他也愿意重返国联。

艾登对莱茵兰行动深表遗憾，但又说，他将慎重考虑德国的建议。他说，德国对国联的态度如何，这是最重要的。此时，霍希说，德国返回国联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说：“至于莱茵兰，德国不过是派几支小先遣队到那里去罢了。”霍希一走，艾登便召见法国大使，对德国的行动深表遗憾。艾登说，对罗加诺公约进行谴责，这是“可叹的”，但这需要由英国内阁进行考虑。由于大部分阁僚都在乡间别墅，此事需待星期一。

在与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外交代表进行简短的会见后，艾登便给首相鲍尔温打了个电话，之后便立刻前往首相官邸向他汇报。“他个人虽然对法友好，”艾登回忆说，“但他心中明白，如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我只能同意。我告诉他，关于罗加诺问题，希特勒真诚地与我谈过。我不能再相信他了。鲍尔温也不再相信希特勒，但他同意等待，看法国人，将作何反应。”

上午11时30分许，载着先遣队的“容克”在科隆着陆。半小时后，记者们便与数以千计的德国爱国者站在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霍亨佐伦大桥上。18年前，被缴械的德军从法国后撤，垂头丧气地打这里走过。突然间，人群听到了脚步声，铁轮的隆隆声，以及马蹄声。当首批德军上桥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其他部队也至少从5座桥上越过莱茵河。“冬季训练行动”共有19个营的兵力，但只有3个营越过莱茵河。即使如此，这几个小部队带来的热情（对德国人而言）和恐惧（对法国人而言）都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罗尔剧院内，希特勒正在对国会发表讲话。他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外交代表席除外）。他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合众社记者、新近才从威廉斯学院毕业的学生理查德·赫尔姆斯，“像老鹰一样”盯着希特勒。元首长篇大论地论述《凡尔赛和约》如何不平等后，演讲的速度缓下来了。他神情紧张，在讲台后把手巾在手中换来换去。他脸色苍白，很不自然，好像吃不消似的。之后，他缓缓地，用压抑的声调说：“此时此刻，德军正在前进。”

剧院顿时成了疯人院。

事实上，那3个营德军已跨过莱茵河——但有令在身，即若遭法军挑战，便边打边退。

(1) 到1975年戏文才得以修改，责任才移到失败的罪恶天使路西法身上（路西法Lucifer，又译为撒旦Satan，恶魔之意）。——译注

(2) 直言不讳。——译注

第五部 戴假面具的战争

1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1936.3—1937.1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索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其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篇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国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做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做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里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诈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起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做抉择。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有“兴登堡号”氢气球（画满了 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么，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98.8%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交际极广的知名人士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般的俭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他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讶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频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子。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葛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两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做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会对德国的干预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那年夏天，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犹太人中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尔、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而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则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整个儿停止了。他们对此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国际性的大肆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拥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1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他的长蛇阵式的车队，在4万名冲锋队员和其他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着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30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这支管弦乐队由理查德·施特劳斯指挥，还有一支3000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施特劳斯为此次运动会创作的《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11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礼——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将之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250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的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下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纪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纪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当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未等到与三名美国选手——其中两名是黑人——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8月16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起《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在闭幕式上他没有节目——“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的胜利——虽然不怎么够格。德国人获得了大部分的金牌（33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德国人竟以57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的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的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纪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尽管戈培尔进行破坏，甚至不让她进场，她还是拍出了一部获得全世界欢呼的影片。

在而后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在参加了为他的继任人举行的宴会后，他便用手枪自杀了。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其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迪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树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当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说：“首先，1000马克那件事情现在的确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3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间。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之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境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此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的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分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施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刷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95%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做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同任何人说话，连同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会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 Weissemund Brawnem Haus》⁽¹⁾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一个暗杀阴谋。

私人问题虽然令希特勒意乱神迷，但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他却未停步。1936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语言，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保存。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老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或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期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他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一、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巩固与英国的关系，而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着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从德国回来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图。《凡尔赛和约》的作者之一、战时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也有同样看法——尽管他曾极力推行“绞死德皇”的口号。9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台阶上热烈地欢迎了他。“对促进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本人历来是很感兴趣的。”劳埃德·乔治说，“在战争结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此后数月内签约，否则，两国便会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说。年轻时他就有建立这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么，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当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有些妄自尊大。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也足有10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给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旦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印象更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坚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匹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份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份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10月21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做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予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39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连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1936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11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斗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11月18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12月2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响。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12月21日，他会见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在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的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约。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辞却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的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菲尔德·辛普森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新闻局代表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有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12月9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篇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一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患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但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诊所，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治疗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的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种药。希特勒还身患腹胀气，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士的宁，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分，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生素，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的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牙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这样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力进行斗争。”这是一篇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发展。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连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做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无须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儿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予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保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英国大使菲普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生怕，如果本届或之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岁至14岁的少年所做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项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任何恶意的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都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一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在其他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做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的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旗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莫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的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Ｇ.Ｓ.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其二，与之并排，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品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杀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并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浑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做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那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9%，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9%；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的生产又无法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的意见于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异常昂贵。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的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个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定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篇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只“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篇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么，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²⁾”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赫定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一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婢膝的政策，哪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利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做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索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及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种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卐字章。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名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的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急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坚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庸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的伟人，定能做全体党员的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起，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的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1) 直译为《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注

(2) 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

2 “如此渺小的人虫”1937.2—1938.2

希特勒于1937年1月30日发表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福格尔桑，听众是800名致力于政治教育的地区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是内容一再重复的独白。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是为庆祝对3000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大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雅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做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做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的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都捞不到。’”厅内发出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而是倒数第二章。最后一章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的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做的演讲。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的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包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织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是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欧洲最有才能的一些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丁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于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施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回忆录中，施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1971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馆”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如果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次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施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的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似的。

7月10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卐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能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的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么，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么，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便是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类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的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的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引了二百万参观者，尽管要买门票。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的德国艺术上品的概念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二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那年的党代会是在9月6日开幕的。希特勒于当天下午抵达纽伦堡。在检阅了他的贴身卫队后，他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与通常一样，他出现在会议大厅。宣读他的文告的瓦格纳是他的“另一个声音”。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和作一番对比后，他攻击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曾有过试图在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混乱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且令人欣慰：“全世界已开始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它的社会问题，而其他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动家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扬扬自得，而不是燃起他们的好战精神，而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他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应给予他与民众见面的机会。他穿一身崭新的特地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9月23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100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由于墨索里尼讲德语，译员施密特便有机会将两人加以比较。由于他的头发很乱，希特勒的波希米亚式的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墨索里尼说话，他常发卷舌音。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却迥然不同，“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说话时臀部不停地摆动。⁽¹⁾他的恺撒式的脑袋可说是古代罗马人的翻版。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然而，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们的笑之不同也使施密特印象深刻。希特勒的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则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的野心。这是此次访问的唯一的政治会谈，证明希特勒已开始明白：试图诱使英国去承担其扩张计划，哪怕是秘密进行，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从那时起，墨索里尼便紧张地参与一系列的参观活动，既参加盛典，也公开露面。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这使他终生不忘——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9月28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15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开展得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几乎看不出来——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许多人是用专列从邻近各省拉来的——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每个广场都架设了塔楼，交替着出现德国国徽和法西斯的徽记。工作于下午4时停止，以便使当地群众加入欢迎队伍。当局出动了6万名党卫军以维持热情洋溢的群众的秩序——党卫军来自全国。保安措施之严密，安插在群众中的便衣人数之多，在德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此外，施普雷河上还有武装大艇巡逻。

两名独裁者肩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欢迎队伍自发地朝他们欢呼。此情此景确实令墨索里尼高兴不已。次日的接待尤其隆重热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二人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许诺过的）。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谊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了简短的开场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忠诚于其文化的力量，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众只能听懂只言片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1935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他说，他的来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国革命的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演讲，听众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他穿着湿透的衣裳回房——却又没有热水洗澡。

他虽然未感冒，晚上却睡得很糟。次日，他精神萎靡，筋疲力尽，直到坐火车离开德国回国时，精神才见好。出访德国时，他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你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有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如果说他未曾发现爱娃·勃劳恩，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容克曾目击这两个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像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在柏林，两人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的任何一方，若得不到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仍高度尊敬墨索里尼。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岿然不动”。“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10月下旬，他对一群地区宣传官员说，他家里的人寿命不长。这就是大问题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存空间问题，必须尽快解决。那些追随他的人再也不能做到这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这样做。“现在，”他说，“我觉得自己像小驴上了草地一样精神奕奕。”

一个星期后，即1937年11月5日，他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为此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据戈林证实，会议快要召开时，希特勒私下对戈林说，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冯·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因为他对国家之重新武装不满。他说，若勃洛姆堡先生也向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戈林对牛赖特的出席提出疑问时，元首回答说，他“不拟把它开得太像军事会议”，只希望“向总司令弗立契清楚地表明，由于政局吃紧，武装的步子不得不加快”。

类似的话希特勒很可能说过，因为他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4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这样一来，与会者（戈林可能是个例外）便知事情非同小可。片刻后，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的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于是，过了一会儿，霍斯巴赫上校便向大家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详细要点。接着，希特勒便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它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历来就不存在有空间无主人的情况，今天也是如此。进攻者必然要与占有者相争夺。德国碰到的问题是，它在何处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与会者大吃一惊。接着，他又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用何种方法。

他说，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他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他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元首如健在，他将毫不动摇，最迟于1943年至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据称，他的这种天才只有恺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冯·牛赖特男爵一动不动地僵坐着，其他将领如坐针毡，不善于记录的霍斯巴赫则在拼命地将元首说的话潦草地记录下来。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的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的陆军日渐强大。与此同时，他还保证，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地从两国运往帝国。这也意味着“疆界可以缩短，且更加巩固，也可将部队移作他用”，同时也有可能将部队建制提高到12个师的新水平，即每百万居民中有一个师。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主要是看墨索里尼那时是否仍在人间，“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有意思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他刚与这个邻国签署了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同样地，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黑下来了。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多大的牵制，依然是德国的强敌。勃洛姆堡抗议说，捷克的防线与马其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的。之后，他又与弗立契一起，将这些论点再次阐述了一遍。弗立契表示关切，竟提出取消其休假——他正计划前往埃及休养，因他刚患扁桃腺炎——但元首告诉他没有必要；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未紧急到如此程度。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霍斯巴赫几乎无法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然而，”他回忆说，“我却也精确地记得，无论在内容或在形式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这可看出，他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会议于晚8时15分结束。希特勒走后，戈林将雷德尔拉到一旁释疑。奇怪的是，适才还持反对态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军元帅不必对元首过于认真；元首的那番话，不过是要催一催弗立契，让他加速军备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坚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使，不到48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11月9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竭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的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个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演讲，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是战争的蓝图，但它却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1934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1943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1938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做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次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渡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由于他像总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做了一次试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但不幸的是，作为使者，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我的奋斗》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个年纪大的小学生，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星、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切茨维斯狩猎场的看守人”，他原以为会极端厌恶戈培尔的——结果却不然，“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某种道德缺憾所致，但事实总是事实。”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柏林人给他取的外号叫哈拉利法克斯勋爵。哈拉利是德语的“驷车”）为他于11月9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前来扶他上被大雪覆盖的台阶，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粗声说“元首，元首”时才明白过来。

这个身材瘦高、形容憔悴的英国人，连忙下车与面带友好笑容的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坚持要带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先参观房屋，然后才在书房内矮得很不方便的桌旁就座。“我并未从伦敦带有什么新的建议，”哈利法克斯说，“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搞清德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持何种观点，并看看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听到这些话，元首便生气地皱起眉头。译员施密特暗想，这下元首可能会沉默不语并暗暗愠怒了。其实不然，元首接着便提出了一系列“绝对无条件的要求”。他猛烈地攻击了英国报界，说他们将所谓的德国的要求公之于世，企图破坏哈利法克斯的来访。哈利法克斯生硬地为英国的新闻自由辩护。希特勒对此公开表示厌烦。

哈利法克斯心平气和，异常客气地试图与脾气乖戾的希特勒和解。他称赞主人将共产主义逐出德国，希望两国能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起，为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便犯了一个外交错误。艾登曾告诉他切勿提中欧和东欧的局势问题。但是，为了表示和解，他把此话题提了出来。他幼稚地泄露了英国的意图。于是，希特勒便开始暗自盘算他急需得到之物：与奥地利紧密联盟，结束捷克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镇压，将经济关系自由地发展至欧洲东南部和东部——因为德国是这些地区的产品的主要进口者。他的论点虽然连贯但不可信，于是，他便张口大骂：“西方国家反复在东南欧为我制造障碍，”他喊道，“并将本人从未抱有的政治野心强加给我！”

哈利法克斯机智地重申，英国历来乐于接受任何非武力的解决办法。接着，他又非常不讲策略地补充说：“这也适用于奥地利。”他的话好像是触动的警铃。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关于奥地利，德国从未考虑动武；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人民自己的要求。

待休会进午餐时，施密特觉得，为和平而战业已失败。“希特勒依然怒气冲冲，”寇克派特里克回忆说，“牛赖特周身不安，而哈利法克斯勋爵只能通过译员交谈。我曾设法让交谈进行下去，但未奏效。希特勒坚持不开口，他们便可怜地崩溃了。”即使开口，希特勒的话又尖酸又刻薄，几乎到了粗暴无理的地步。当将哈利法克斯带至德国的话题——狩猎——打开后，他说：“我看打猎没有什么。你带的是完善的现代武器，打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动物。你自己却毫无危险。”他讥讽地建议，大家不如省下打猎的麻烦，到屠宰场去宰牛算了。“总之，”寇克派特里克回忆道，“从头到尾，他的表现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动不动便不高兴的孩子。”

一行人到了楼下。希特勒喝的是一大杯巧克力饮料，上边堆了一大块乳酪；其他人则喝咖啡。气氛轻松一些了，特别是当几个党卫队队员向众人表演如何将印有图案的大扇窗户无声地降入地板内，将屋子变成有盖的台地时，气氛尤其轻松。

在开往柏林的夜车上，牛赖特与两位英国客人一起喝茶。遗憾的是，他说，元首累了，身体又不好；不过，他能与外国人见见面，这还是很好的。当室内只有他们两人时，哈利法克斯向寇克派特里克透露，希特勒令他糊涂了，“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进行会谈，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效果，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就一个易于轻信的使者来说，哈利法克斯当天在日记中表达的观点是令人惊奇的，“他给我的印象使我觉得，他是在与今日的现实作了艰苦的斗争后才取得政权的。英国政府仍在自身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在奇怪的却是受人尊敬的幻觉仙境中过着舒适的日子。它仍死抓住其特有的语言不放——什么‘集体安全’，什么‘总的解决’，什么‘裁军’，什么‘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为解决欧洲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前景。”

回伦敦后（在此之前，他曾与戈林会晤。戈林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相信，自己已对德国了解了——他加入了绥靖阵营。他对同事们说，元首“非常真诚”。他向议会汇报此行时说：“德国人没有立刻进行冒险的政策。他们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德国仍处在革命状态之中。”

他的私人秘书却摸不着头脑。“我吃了一惊，”他写道，“高教会派原则极强的哈利法克斯，竟对希特勒的这一套不感到更加震惊，而总在设法谅解德国人。在不愉快的事实面前，他极容易视而不见，心中若有突兀，总能聪明地甚至虚伪地予以克服。”

关于说服哈利法克斯一事，希特勒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且完全是他所独有的：“我常常说，英国人会与我同穿一条裤子的。在他们的政治中，他们所执行的指导原则与我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像前一个圣诞节那样，对希特勒而言，今年的并不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夕，据他的仆人克劳塞说，他心情愉快，兴高采烈。在慕尼黑寓所，两人跪在地板上捆扎圣诞礼品时，克劳塞不慎在主人的大拇指上打了个结。希特勒笑了，在仆人的颈背上拍了一下，要他去取晚餐外衣。元首一心想在圣诞之夜好好庆祝一番，并要仆人作陪。像阴谋者一样，两人避开了党卫军卫兵，偷偷地下了楼梯，上了等候在外边的出租汽车。“谁也没有发现我们。希特勒松了一口气。我想坐在司机身旁，但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我只好坐到后边，陪他一起出去。”出租汽车在城内转了两个小时，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希特勒才给了一个地址：卢特波尔德饭馆。

由于不知道乘客是谁，司机为能甩掉乘客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收了车费后便快快地开走了。“他大概以为我们俩是怪人，”克劳塞回忆说，“这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自己就觉得此事相当怪。”希特勒没有进饭馆，而是朝科尼希广场走去。看到克劳塞紧张地左顾右盼，他说：“别怕，谁也不会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独自在慕尼黑街头散步。”他说是这样说，但是有人走近时，他还是低下了脑袋。天开始下冰雹了。由于皮鞋打滑，希特勒便挽起仆人的胳膊。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回寓所。为能避开卫兵，又能在街上散步而不被人发觉，元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然而，到次日，希姆莱将克劳塞斥责了一番，说他不该参与这个恶作剧。之后，他便下令，日后元首若有计划，即使元首反对，他都必须报告。

年底，首相张伯伦确信，只有采取绥靖政策，欧洲才会有持久和平。连外交大臣艾登（即使怀有疑惧）也在自己的提案《解决德国问题的几项措施》中，表达了这种希望。这份提案于1938年元旦提交了上去。“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先生的对话表明，如我们希望一举解决德国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德国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所以，下一步行动在我们这方。假若我们真的急于使新近的会谈所产生的希望不致成为泡影，我们就得有所动作，不应长期拖延，我们必须不断行动。”

艾登提到的“具体方案”，其实是将不属于英国的东西——属比利时和葡萄牙所有的一大部分非洲领土——拿来向希特勒行贿。希特勒并非如此廉价可买的。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谈业已证实，英国将默许任何向东和东南扩张的行动，只要表面上看来合法就行。与此同时，很明显，弗立契、勃洛姆堡以及其他老军事领导人，害怕这一冒险政策将带来灾难，一想到以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脸色就发白。这样，与元首对垒看来势在必行。

这场危机又被埃纳·格卢安小姐加速了。她曾当过妓女，现在在勃洛姆堡办公室当打字员。在与她短暂相识后，当了六年鳏夫的陆军元帅便决定娶她为妻。根据军官法典，娶洗衣妇之女为妻都是违反法典的。

1月12日，陆军元帅与打字员，由戈林和希特勒当证婚人，在作战部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婚礼。然而新婚夫妇刚外出度蜜月，有关年轻的勃洛姆堡夫人的往事的谣言便四起。从她的档案中，柏林警察局不但找到了她当过妓女的记载，而且还发现她曾照过裸体相。这些发现使希特勒狼狈不堪，又气又恼。他认为，勃洛姆堡诱使他当证婚人的目的，是要强迫他出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任何谣言。于是，他便令戈林将埃纳的往事告诉陆军元帅。如果他同意解除婚姻，避免将此丑闻公开的办法还是可以找到的。否则，勃洛姆堡将被开除。

他的合乎逻辑的继承人是弗立契——此人更反对元首的政策。考虑到有此可能性，戈林便带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提供的档案文件来到总理府，其目的是要证明，弗立契曾罪恶地与两名“希特勒青年”和一名以“巴伐利亚大兵”而闻名的男妓发生性关系。这是雪中送炭，正好将它作为搞掉最不合作的总司令的借口。于是，希特勒当即用上了它。

戈林走出房间后，他肯定欢喜万分。只此一举，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及其最好的继承人便被除掉了，使戈林成了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次日上午，他将元首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勃洛姆堡，但元帅却强烈反对宣布他的婚姻无效。

在本德勒大街，将军们不断收到妓女们打来的恶作剧电话——她们为先前的姐妹能有此成功感到开心。对冯·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杀害一事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军官们，对此有损他们荣誉之举是不能原谅的。众人一致的意见，是让勃洛姆堡立即辞职，并与他的妻子离婚——除非他希望被军官团除名。众人派弗立契前去向希特勒提出此项要求（刚好元首本人也想这样做），但这件事仍令他闷闷不乐。“他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回忆说，“双手反剪在背后。他心碎了，不断在自言自语，‘假若德国的一名陆军元帅与婊子成亲，那么，在这个世道上便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把霍斯巴赫叫了进来，一同讨论人选问题。他的副官不反对弗立契，认为关于他是同性恋者的证据肯定是假造的。两人相争不下，一直争到深夜。临走前，霍斯巴赫请求允许他将此事告知弗立契。希特勒说，绝对不行，并当即命令他不准这样做。霍斯巴赫径直去了弗立契的寓所。将军愤怒地斥责了对他的指控。“希特勒如果要将我搞掉，”他喊了起来，“只要他开口，我就辞职！”

“一个女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世界的历史，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呀！且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约德尔上校在次日即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日上午，霍斯巴赫鼓起勇气告诉希特勒，他违背了命令，见了弗立契。令人惊奇的是，元首并未发火。他似乎已接受了弗立契无辜的声明，说现在没有理由不提名让他当作战部长。他例外地称赞了弗立契将军，并发誓说，他没有搞掉他的意思。然而，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又把霍斯巴赫叫了去，将弗立契骂得狗血淋头。霍斯巴赫恳求他勿采取行动，待他与弗立契当面对质后再说。元首勉强同意于当晚会见弗立契。

白天，魏德曼也找了希特勒，提了一个建议，但不受欢迎。原来，戈林说服了魏德曼，让他举荐他当作战部长。希特勒说：“绝对不行！戈林连视察都不会，我懂得还比他多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又听到了同样的建议。那时，希特勒正遗憾地通知勃洛姆堡，说他已被解职。出于礼貌，希特勒叫他推荐一个继任人。勃洛姆堡提名戈林——一个曾帮助毁灭他的人。这次，希特勒更加直言不讳：戈林此人太没有耐性，又懒。那样的话，勃洛姆堡说，元首本人为何不把作战部长之职接过来？很明显，勃洛姆堡系出于恶意。若让希特勒掌管三军，他便可削弱曾将他出卖的军官团。

希特勒支支吾吾，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只问谁来掌管三军人员为好？勃洛姆堡提不出人选。希特勒便问，你的人员谁管？勃洛姆堡回答说，由威廉·凯特尔将军统管。接着，他急忙补充说，他女儿未来的公公不适于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他不过是管管我的办公室而已。”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

当日中午，看上去“绝对无精打采、几乎要崩溃”的勃洛姆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凯特尔。他承认他完全知道他妻子声名狼藉的往事，“但这却不是将一个女人永远抛弃的理由”。他说，他是与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分手的，还向他保证，如果发生战争，他将回到元首的身边。当凯特尔建议他“为他们的孩子们着想”而离婚时，勃洛姆堡抗议说，他们的结合出于爱情，“若要离婚，不如往脑袋里送一颗子弹”。他老泪纵横，冲出了办公室。

下午5时，凯特尔被带进希特勒书房。元首抱怨说，他很孤单，凯特尔务必支持他。他有点激动地说，他对勃洛姆堡很是尊敬，且多亏了他。之后，他又抱怨说，他上了当，被叫去做证婚人。这种不可能成立的婚姻，军官团能接受吗？凯特尔只好说，军官团接受不了。下一个问题问的是谁来继任。凯特尔提谁？与勃洛姆堡一样，他也提名戈林。希特勒再次拒绝。凯特尔的下一个人选是弗立契。元首走到办公台前，拿了一份由司法部长签署的控告书回来。控告书指控弗立契曾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希特勒承认，早些时候他曾将另一份类似的控告书压了下来，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此事。现在，由于牵涉到继承军内最高职位的问题，他便不得不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他将与弗立契进行一次密谈，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有罪——然后看他的反应。

这次对垒于当晚在元首的阅书馆里进行。关于与两个“希特勒青年”和“巴伐利亚大兵”发生性关系之详情，弗立契一无所知。他认为元首是在盘问他与另外两个“希特勒青年”一起干的傻事，对将此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题大做表示愤慨。他解释说，他偶尔也会请这两个小青年吃晚饭，然后教他们看地图。谁若不专心，他就用尺轻轻地打谁的屁股。

希特勒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小青年的事，武断地将弗立契开除了。弗立契被搞得目瞪口呆。他还未离开总理府，希特勒便向他的私人副官激动地讲述刚才的情景：“你想想，魏德曼，突然间与他搞在一起的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小青年！这件事再也包不住了。”

次日下午，凯特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弗立契闭门不出。希特勒仍很不安，话题重又涉及继位人的问题。这次，希特勒说，他已决定将最高指挥权自己拿过来，由凯特尔当他的参谋长。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由于霍斯巴赫阳奉阴违，背着希特勒给弗立契通风报信，元首不得不将他开除，永远不愿再见他。

霍斯巴赫被解职，魏德曼与霍斯巴赫本人一样，既莫名其妙又生气。他找到了元首——他正在冬季花园内不安地来回踱步。“我的元首，”他冲动地喊道，“今天你冤枉人了！”“你魏德曼指的是谁？”“霍斯巴赫上校！”“不错，魏德曼，”希特勒最终说，“你是对的。今天我才在参谋总部这架‘机器’后边看到了作为‘人’的霍斯巴赫。告诉他，我对不起他，但现在我无法撤销解职的决定。他应到地中海去，将来与我一起吃晚饭。我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把他的良好品格全写上。”原谅的气氛很快便消失了，他也从未开出介绍信。“那家伙啥也没干，只会向我撒谎，”他常说，“我永远不让他重返参谋部！”（后来，希特勒批准他当了一名陆军的将军，指挥一个军。）

此后一周内，希特勒致力于解决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丑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首先，他令盖世太保对弗立契的案子进行全面调查，然后便集中精力挑选总司令。他最终看中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此人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是纳粹党员），却假装说，他的第一选择是莱希瑙。陆军代表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强烈反对这一人选。在军官团看来，莱希瑙不仅是个狂热的纳粹，还是个军内的激进分子，不适宜担任重要职务。伦斯德遂提名贝克，希特勒不同意。他的下一个选择自然是勃劳希契了。此事发展成了讨价还价。这一次，伦斯德说，元首所提的候选人陆军是可以接受的。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勃劳希契透露，他有件急事，除非这件事获得解决，否则他不能接受此职。原来他正在闹离婚，他的老婆要一笔巨款，而他自己又满身负债。希特勒不但给了他八万马克，而且还说服了冯·勃劳希契太太接受这一条件。对希特勒而言，这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他不但得到了一位对他感恩戴德的陆军总司令，而且，据乌尔里希·哈塞尔说，勃劳希契计划娶回来的女人，查洛特·施密特太太，“是个百分之二百狂热的纳粹”。由于希特勒的斡旋和决心，加上大部分老将军的动摇，这次危机终获得解决。

令人惊奇的是，陆军的流产叛乱并未渗透至下层。除了弗立契的密友以及勃洛姆堡和他均被解职的军官，知道这件丑闻的为数极少。所以，当在职的将军们于1938年2月4日来到柏林开会时，大家都多少带有一点神秘感，他们是看了早报后才得知有这等事的。他们被召至总理府的大厅里，希特勒把弗立契的犯罪情形以及为何要将勃洛姆堡解职的原因告诉了众人——勃洛姆堡是因为不幸的婚姻才被解职的。“我们全惊呆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回忆说，“我们都了解这两位高级军官，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如此严重的控告，实在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德国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不可能无中生有。”

军官们虽然惊愕不已，却乖乖地接受希特勒对陆军进行改组。当晚，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接管三军的行为合法化。在将凯特尔和勃劳希契介绍给内阁后，他宣布武装力量将由他指挥。这是内阁最后一次会议，内阁阁僚们只好闲坐，予以批准。

午夜前，德国人民从收音机里获悉了元首颁布的重要法令。他们也获悉，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被解职，16名高级军官被解职，44名高级军官被调任其他职务。为了对戈林未当上作战部长进行安慰，他被授予空军元帅的头衔。这次清洗波及外交领域。外交部长牛赖特被里宾特洛甫取代——此人认为，一小时若不花在准备与英国开战上，德国就损失一小时。不久前，他曾对希特勒说过，由于英国不能容忍德国的强大，英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到此程度时他们就会打仗”。

这是德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德国陆军中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已被清除，而另两位军事领导人，即凯特尔与勃劳希契，又对希特勒感恩不浅，成了希特勒无须怎么焦虑的代表。

在对内阁演讲完毕后，希特勒与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和新任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一道驱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施蒙特少校已取代了霍斯巴赫的职务，当上了军事副官主任。次日上午，当看到《人民观察家报》的标题时，他肯定高兴万分无疑。该报的标题是：

一切权力已集中于元首之手！

他终于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已做好了登上最后之途的准备。

(1) 原文如此。——译注

3 回归故里1938.2—1938.4

在维也纳，人们几乎立即便感觉到了希特勒的不流血清洗的反响。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前总理，现在是出使一小国的微不足道的公使——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我想等你在报上读到这个消息前通知你。”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他痛苦地回忆说。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决定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竭又忧愁满腹。“他双眼发呆，心不在焉。他试图用空话作借口，解释我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交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他讽刺地补充说，他只希望谈判桌旁在希特勒对面坐的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才好呢。说实在的，与这样一个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却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却处于不利地位。

2月11日晚，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火车一抵达莫扎特的出生地，卧铺车厢便被分开了。次日上午，两人驱车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过飞机场，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用希特勒式敬礼对他表示欢迎。德国海关官员都潇洒地抬臂敬礼；奥地利客人也以此礼回敬，虽然此举犯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前兆；片刻后，另一个凶兆也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如果他是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或许会抗议。然而，此人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不会的，”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齐整、房顶被残雪覆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有些还正在兴建。半履带车突然猛地拐弯，在贝格霍夫的大台底下停住了。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了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刻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就是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津津有味地待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事实上，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哪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之一，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道——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的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做出的成就都大，且靠的还是武力，“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边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也纳——像一阵春天的风暴，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不想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我不相信恫吓，本人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但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这点嘛，”说着，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咖啡是在邻近的冬季花园——四周有墙——里喝的。突然，主人告辞，与里宾特洛甫同去他的书房。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时近下午4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如果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此外，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另一个“温和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任的宣传头目应被解职，作为“顺利地执行报界停火”的一部分。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许士尼格跟前一推，“无须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季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此后，他的同事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跟班特尔。

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季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做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份）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的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之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是不堪信任的。”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的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他职务，”他说，“绝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的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之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的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24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纭，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2月15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之于世。但是，由于他已许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2月18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1938年2月17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他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做出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醉。“在铿锵有力的演讲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演讲过程中”，记者G.E.R.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10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挖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1936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4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做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总理陶尔斐斯的半身像。许士尼格虽然抬头挺胸地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烈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做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分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唰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霍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卐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做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恰当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的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分毫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来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然而，1938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那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的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意。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一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3月初，大不列颠帝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3月3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花了整整10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的问题。英国准备做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做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为何坚持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干预“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指责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而这个问题又被下述事实复杂化了：“人们既信任像苏联那样的野蛮家伙的条约，又信任一个野蛮人对某种数学公式的理解。与苏联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人进入欧洲。”

他东拉西扯了两个小时，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搁在一边。次日，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是带着新的要求——包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一笔勾销的东西——前去的，以希特勒的私人代表的身份会见了许士尼格。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方面，而他又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的必需。所以，他的举止更像是个恩人而不是个掠夺者。“元首当时所期望的，”凯普勒回忆说，“是演变。换句话说，是要从奥地利内部去搞掉它。如有可能，尽量不将德国明显地卷进去。”可亲可爱的凯普勒于是便得出结论，加速这一进程的时刻业已到来。

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名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做出了强硬的反应。许士尼格满腹狐疑，问：不过才事隔三星期，希特勒何故又端出一套强加于人的要求？只有在承认奥地利长期独立的基础上，他的政府才会与奥地利的纳粹合作。据许士尼格的回忆，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但凯普勒却向国内汇报说，“会晤开始时有如暴风骤雨，结束时和解气氛特浓，”他的印象是，“许士尼格决不向暴力屈服。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不使他丧失威信，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合作。关于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我们可依靠他的忠诚。”他进一步报告说，正在奥地利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格拉茨，那里的人80%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倾向于刹车，以便将更多的人从许士尼格方面争取过来。”

许士尼格对纳粹所做的让步，只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今晚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明晚高喊：“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3月7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回话做出保证。由于戈林曾保证不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尼的劝告于不顾。

3月9日，他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褐上衣、绿背心）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作为演讲家而不是学者发表演说，这是第二次，“蒂罗尔和奥地利同胞们，对蒂罗尔说‘赞成’，对奥地利说‘赞成’吧！”他这样宣布后便用蒂罗尔方言以安德里阿斯·霍弗号召志愿军攻打拿破仑的名言结束讲话：“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众同声高喊，坚决抵抗。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人们，大多数也义愤填膺。然而，斯达汉堡亲王却目瞪口呆。“许士尼格完蛋了，”这位奥地利前副总理对妻子说，“希望奥地利不会完蛋。希特勒永远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如同他所惧怕的，这一场演说令元首采取了强硬手段。为自由和团结的奥地利而进行投票一事意味着——结局可能是这样——合并的推迟，如果不是终结的话。由于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提，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的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3月10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做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回忆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做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设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星期六即12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48小时内做好这样一个战略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6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那就这样办吧——希特勒这个业余战略家说。

元首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连忙口述一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的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援助过他。他答应，承认意大利与帝国之间的疆界为布列纳山谷，并以此作为对意大利的支持的报答，“这个决定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怀疑。”中午，希特勒将信封好后交给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吩咐他亲手将信交给墨索里尼。亲王带着一篮花草，准备带回罗马自己的花园里栽植。他坐的是专机，对所携之信的重要程度，他一无所知。

在奥地利全境，路牌上都贴满了海报，宣布进行公民投票。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城镇街道上穿梭，督促公民们星期天投票时应投赞成票。在维也纳，高喊“许士尼格万岁！”“自由万岁！”以及“星期天，投票天，大家都投赞成票！”。

群众的热情鼓舞了许士尼格。他继续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不能也不准备当傀儡，”（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曾指责说，公民投票是违反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许士尼格致函回答说，“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被毁灭的时刻，阁下勿以为本人会袖手旁观。”在信的结尾，他紧急请求赛斯·英夸特，作为负责安全的部长，他应采取措施，结束恐怖活动。否则，他便无法阻止反对势力。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赛斯·英夸特系希特勒的走卒，但，对奥地利的独立，他也是很关切的。他虽同情奥地利纳粹的某些政策，但纳粹并不将他看作是自己人。在意识形态和天性上，他都比较接近许士尼格。两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两人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酷爱音乐的文人。赛斯·英夸特答应通过广播敦促其追随者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证明他比纳粹更爱国。

当晚，许士尼格“带着极其满意的心情”上床——纳粹对公民投票的威胁已消除了。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此时的赛斯·英夸特在其党内已没什么影响了。奥地利的纳粹死硬派业已排成四列纵队，上了街，朝骚乱的中心德国旅游局拥去——大楼上悬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他们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初时，爱国者（数量上与他们相比为3∶1）对此喊声还颇觉有趣。接着，许多窗户被砸碎了。站在一旁的警察连忙圈起封锁线，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纳粹党徒高声喊叫，警察们不但置之不理，反而集中对付爱国者。末了，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带卐字章的纳粹竟充斥街头。

3月11日凌晨2时，仍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经修改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他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须于12日中午前后做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力。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使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5时30分，许士尼格的床头电话铃响了。电话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报告说，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他急忙赶至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他在那里得悉，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师已被动员，其目的地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10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自由人，负责穿插各个部门搞联络）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瑙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与他一起前来的是赛斯·英夸特（英夸特到阿斯盆机场接他的）。赛斯·英夸特大受震动，汇报了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以待类似萨尔公民投票的“合法投票”得以建立。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那他就认为赛斯·英夸特受人阻止，无法打电话，而他戈林便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时已是11时30分，赛斯·英夸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元首的名义将限期延至下午2时。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他已在内城筑起了一条警戒线——筑得“尽可能远”——但是，由于许多纳粹警察已复职，政府已不能再依靠警察。在此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内阁”——即最亲近的顾问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此时已快下午2时。片刻后，那两名末日的使者，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回来了。他们不接受妥协之说。这样一来，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做出不愉快的选择了。他匆匆地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返回办公室后，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内内阁”。一时间，众人全都哑口无言。在沉默中，人们听见卡车上的广播喇叭在宣布进行公民投票，之后便播放：“啊，你，我的奥地利！”

片刻后，许士尼格总理对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广泛地采取诸如晚8时开始宵禁等安全措施。两位使者表示关切，退身外出，给戈林打电话传消息去了（这次的电话记录，以及此后几天内柏林与各国首都通电话的记录，是盟国当局在帝国总理府发现的）。

“许士尼格总理的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戈林回答说。话一说完，他便撂下电话自己考虑问题去了。他原应与希特勒商议的——据巴本说，希特勒此时差不多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他未这样做，只管自行其是。下午3时多一点儿，他又与赛斯·英夸特通话。“柏林绝不能同意许士尼格总理做出的决定。”他说。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这个要求：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赛斯·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两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1915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款待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这次讨论，”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更加紧张，而张伯伦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泰然自若和头脑冷静。”英国首相念完维也纳发来的电报后，里宾特洛甫“声称他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还表示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他补充说，如果属实，“和平解决”的办法或许为最佳。

这番话已足以抚慰一个决心与希特勒友好相处的张伯伦了。即使他的外交大臣气愤地指责说，许士尼格“已受到入侵的威胁”，张伯伦还是同意里宾特洛甫的看法，说眼下没有德国动武的证据。之后，张伯伦便叫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给奥地利政府——这封电报想必令他畏缩无疑：“英国政府无责任为总理阁下采取任何会将其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行动提出忠告；英国政府也不能保证保护（奥地利）不遭危险。”

许士尼格并不抱幻想，不指望英国或意大利会予以援助。他约于下午4时提出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断然拒绝执行关于委任赛斯·英夸特为总理的命令。他挑选警察局长为总理，但遭拒。武装部队总督和前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总理也婉言谢绝。由于无人肯任此职，米克拉斯总统便劝许士尼格再作考虑。他拒绝了，说他不参与“该隐为再次杀害其弟亚伯作准备，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¹⁾然而，当米克拉斯惊异地回答说“我明白大家都抛弃我”时，他勉强同意作为退位总理留任，直至委派了新政府首脑时为止。说完，他便退回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下午，随着天色慢慢黑下来，总理府内的感情压力也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柏林的压力，特别是戈林（他倒是如鱼得水）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下午5时，陆军元帅在电话里向一名地下纳粹领导人，奥迪罗·格洛博茨尼克大声疾呼，说新内阁必须在7时30分前组成。戈林说，晚7时30分，赛斯·英夸特必须向元首打电话，说新内阁已组成。接着，他便口述了一份包括他妹夫在内的内阁部长名单。数分钟后，赛斯·英夸特亲自与戈林通话，说米克拉斯已接受许士尼格的辞呈，但坚持让一前总理接替他的职务。戈林咆哮着说，告诉米克拉斯立刻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业已在国境全线执戈以待的德军，将向前挺进，奥地利将不复存在……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我们悉知你已在7时30分前被任命为总理，进军令便会停止，德军将留驻在我方一边。”同时，赛斯·英夸特应让全国的国社党人走上街头。他最后说：“若米克拉斯不能在4小时内明了局势，我就让他在4分钟内明白！”

“嗯，好吧！”赛斯·英夸特疑云满腹地说。

不到7时30分戈林便得到了报告。不到一小时，戈林便被通知说，米克拉斯依然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就任总理。“你听着，”戈林向赛斯·英夸特喊道，“我愿再等几分钟。我等你的电话，你可使用领事馆的优先电话。不过，你得快一点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事实上，人家是不准我再多等一分钟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奉命行事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在自行其是，因为此时希特勒还不是急着非办不可，“到那时如果他还不任命你，你就用武力夺权，好吧？”

纳粹分子响应柏林的号召，正在将街道夺取过来。一群向内城拥去的党徒边走边喊“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等口号。置身于总理府的许士尼格，不但听见了这些口号声，还听见了前进的脚步声。他认定这就是入侵的前奏，便赶至总统办公室，向总统做最后一次请求。但米克拉斯坚决不同意，顽强地拒绝委派一名纳粹党徒为总理。当许士尼格一再坚持时，总统便说：“你们现在就抛弃我吧，所有的人！”许士尼格仍找不出比赛斯·英夸特更合适的人选。他说，赛斯·英夸特是个天主教徒，又有忠诚可靠的好名声。他于是便提出，由他通过电台，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表演说。

很快地，许士尼格便进了大楼楼梯旁的“隅室”（在总理府一楼）。“隅室”中央立置着一个麦克风，离陶尔斐斯被纳粹杀害的地点还不到5步远。晚7时50分，许士尼格走至麦克风前——室内发出一阵嘘声。他谈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奥地利全境，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广播。威廉·希拉将此次演说描述成是他有生以来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说。

“米克拉斯总统要我转告全体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在武力面前屈服了。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最后关头，我们应无意让日耳曼人流血，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陆军，若有入侵他们便不战而退，继续待命。”希拉觉得，许士尼格的声音会变成啜泣声，但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这样，”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便用日耳曼人的告别方式，也是能衷心表达本人的愿望的方式：‘上帝拯救奥地利！’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室内一片沉寂。文化宣传总督——一名叫哈默斯坦·埃夸尔特的人，这是个古老的日耳曼贵族的姓名——拄着拐杖，探身向前，对准麦克风喊道：“奥地利万岁！我今天不好意思做个日耳曼人！”接着，几个技术人员便播送预先录制好的国歌——系海顿所作，几乎与《德意志高于一切》雷同。

赛斯·英夸特想必是从“隅室”跑着出去的。因为7时57分他便与戈林通话了。“这边的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了！”他报告说，奥军正从边境后撤，“这里的诸君决定坐等入侵。”

戈林听说赛斯·英夸特还未被任命为总理，立刻便发火：“那好吧！你定要掌管，这全靠你了。把我现在给你说的迅速传达给各位负责人：谁反抗德军，谁组织反抗，谁就将受到我们的法庭的审判。”赛斯·英夸特半心半意地反驳，却被戈林的喊声压了下去：“好啦，就这样，你已拿到我们的正式命令了。”

聚集在总理府外的爱国者约有10万人。纳粹的男女支持者，一面有节奏地喊着元首的名字，一面在火炬照耀下欢呼雀跃。这使爱国者队伍也喧嚷起来。在内城，一些纳粹支持者更肆无忌惮，一面高歌，一面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杀掉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

在两次向维也纳发布最后通牒强行左右时局的间隙中，戈林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而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元首一直迟疑至8时15分。后来，当他与戈林一起散步时，一个警官见他在大腿上拍了一下。“现在，行动吧！”他喊了一声。半小时后，希特勒为“奥托战役”签署了“第二号通令”，宣布德军于次日拂晓开进奥地利，“以阻止奥地利各城市流血”。

希特勒签署通令后3分钟，戈林在冬季花园内用电话向经济专家凯普勒再次发出命令。赛斯·英夸特必须用奥地利省政府的名义发电前来，急速派兵至奥地利，帮助奥地利恢复法律与秩序。赛斯·英夸特必须立即办理此事，“他不一定真发电报前来，只说他发了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牛赖特正好偷听到了这句话，便把消息告诉了客厅内的众人。“老天爷，”巴本禁不住喊道，“当心别把它弄成埃姆斯电报第二！”（这系指1870年法国外长发给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封不容反抗的电报，那时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出游。此电报经压缩后由俾斯麦发表。删节后的电报使法国的要求带侮辱性，加速了普法战争的爆发。）巴本很关切，转身问魏德曼上尉：“向奥地利进军能证明什么呢？它只能使全世界反对我们。警察行动一下就够了。”魏德曼同意这一说法，牛赖特却叱责两人，说把事情搞得这样悲哀。他说，多年来，希特勒就梦想将其最精锐的师开进奥地利，“何不让他高兴高兴？”

按戈林口述，以奥地利临时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请求德国立即派兵援奥的电报，就是使希特勒高兴的东西。这是另一桩“先斩后奏”的例子。它给了希特勒将其部队戴上解放者这副假面具的机会。他精神振奋，令其部队大张旗鼓地开进奥地利。缺乏的只有一件事：墨索里尼的保证。10时25分，菲利普·冯·赫森打来长途电话。“我刚从维内西亚宫回来，”他告诉希特勒——他的心想必激烈跳动不已，“墨索里尼总理听到消息后反应很好。他向您表示深切问候。”这就算是墨索里尼的保证了。其实，奥地利问题再也不令他感兴趣了。

希特勒欣喜若狂，喊道：“请您转告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感激之词被倾泻出来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听着——他想签什么协议就签什么协议。我们的处境已不像片刻前那样可怕了。我是说，在军事上，万一我们要与人发生冲突。您可再告诉他：我最衷心地感谢他。我永世不忘他！”话一开始，他便无法不讲下去：“若他需要帮忙或处在危险中，我都与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他，我将会，我一定会……”

在维也纳，新总理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请求凯普勒去敦促希特勒取消其入侵令。然后，赛斯·英夸特便把注意力转向许士尼格。他感谢他的前任为奥地利做出的贡献。由于大街小巷满是举行庆祝活动的纳粹，他主动提出与他一起乘车回家，“您是否想到某个大使馆去？或者到街道另一边的匈牙利大使馆去？”

许士尼格想要返回寓所。当他走近总理府一楼的楼梯时，看见两排佩戴着卐字章的非军人。这时，他首次醒悟到总理府已被占领。人们向他行纳粹抬臂礼，但他故意置之不理，继续下楼。楼下，军人们也向他敬礼。他向他们说了一两句感谢和告别的话后，便爬进了赛斯·英夸特的汽车。车子缓缓前行时，年轻的纳粹党徒跳上踏板，保护前总理驶过吵吵闹闹的人群，以防发生意外。

在柏林，赛斯·英夸特关于遏制德军的请求，被用电话传至外交部。接着，凯普勒也提出类似请求。他的请求被传至陆军司令部和总理府。这样，三方的电话辩论便开始了。维也纳请求停止入侵，你这请求有现实基础吗？是否要将这一请求转给希特勒？——他在两小时前与罗马通话后回到了总理府，至今仍处于兴奋状态。

凌晨2时30分，希特勒被叫醒了。沉思片刻后，他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反身上床。然而，被入侵这个怪物弄得坐立不安的将领们，仍在左思右想。清晨4时左右，总参谋部第二总参谋长冯·维巴恩将军打电话给凯特尔将军，哀求他给“希特勒做做工作，叫他放弃向奥地利进军”。凯特尔答应照办，但在片刻后他便回电话说（其实他未给希特勒去电话），元首再次拒绝这样做。“元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凯特尔后来承认了，“假如他知道，他对陆军将领们的看法可就不得了。我不想让双方都不高兴。”

陆军参谋长勃劳希契和维巴恩不时来电央求，使当晚成了凯特尔的“地狱之夜”。勃劳希契本人也非常沮丧；维巴恩则心神不定，一会儿大声祈祷，一会儿说大难临头，然后便一声不吭。约德尔叫他控制自己，他则将自己反锁在房内，抓起墨水瓶就往门上扔，还威胁说，谁要进来他就开枪打谁。

星期六一大早，希特勒便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参加进占他家乡的凯旋庆典。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告，按他自己的说法，历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各种事件。“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德奥边境。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又加进了点儿个人成分，“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8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拥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即兴军事演习。例如，第二装甲师是看着《贝的克旅行指南》前进的，还在当地加油站加油。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草木予以装饰。“老百姓看到，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几乎在每个城市和乡村，家家户户都挂起卐字旗，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阻止向维也纳快速进军的唯一障碍是，道路上堆满了抛锚的坦克和卡车。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离布劳瑙不到一小时车程）。入侵部队司令部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禀报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由于通往莱茵河的道路上满是车辆和看热闹的人群，希特勒的车队直到下午大半晌后才得以过河。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步地爬行。欣喜若狂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要摸摸他的车子，好像它是某种宗教圣物似的。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波默旅店驶去——约在49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伴随下，希特勒一行继续朝他所熟悉的土地驶去。在朗巴赫，在那座破旧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制服的两臂挂卐字章）前，希特勒令司机停车——他曾在那里上过音乐课。

在伦敦，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阴郁地判断，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时各大国说，‘如果你向奥地利开战，你就得对付我们’。”但是，此事并不可能发生。“反正，”他得出结论说，“那个问题已时过境迁了。”对此已成事实，他一笔勾销，认为无足轻重。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其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多少个夜晚，他曾独自在林嗣街头流浪）。那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约10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令他的随行人员和副官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至极。“整个气氛有如触电一般，热烈兴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凯特尔回忆说。希特勒泪如泉涌。站在他身旁的古德里安坚信，“他绝不是在演戏”。

在发表了简短的思乡之感后，希特勒回到下榻地文津格旅馆。旅馆老板让出了自己的套房，主屋内堆满了动物标本。讨厌狩猎的希特勒屡次几乎被一只北极熊头绊倒；那张大床——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用俗丽的镜框框着的约瑟夫因·贝克尔的肖像——也不对他的口味。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环境下，他与赛斯·英夸特议事，合并之事只字未提。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的奥匈帝国。但是，一天来所见到的热情，使他的观念变了。他对仆人说：“这是命运，林格。我是注定要当元首，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的。”

当晚，赛斯·英夸特便返回首都。在那里，他发现维也纳的纳粹已集合好了，准备欢迎元首。他们准备搞火炬游行，而游行者已欢呼得筋疲力尽。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车队早在天黑前便从林嗣出发，但由于下雪，又在修路，数英里的道路难于行走。所以，在抛下最少50辆坦克后，他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热情洋溢的市民扭下古德里安将军的大衣纽扣以作纪念，还把他一直抬到住所。令市民们惊奇的是，在日出时分，德国军官蜂拥至食品商店，购买了大量奶油、香肠和其他食品。

星期天上午，戈林与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把希特勒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向奥地利或米克拉斯发布过最后通牒之说，是个谎言。里宾特洛甫将此一切都吞了下去。他回答说，对发生在奥地利的事，一般英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尽管如此，在高兴之余，里宾特洛甫也多少有点儿关切。他问，假若发生某种威胁或麻烦，元首是否吃得住？

戈林早已派信使坐飞机前往奥地利，敦促希特勒设法超出原来的计划。“如果热情如此之高，”他建议道，“我们何不做得彻底。”或许，希特勒对戈林近日的所为一无所知；但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他的空军元帅自行其是，以便在发生差错时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希特勒业已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条文。至中午时，法律条文已草就。通过后，希特勒签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赛斯·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起初，赛斯·英夸特大吃一惊。但是，新总理越想越喜欢这项立法。另外，希特勒已答应在一个月内举行无记名自由投票，批准这一立法。在赛斯·英夸特确信这一法令不但必不可免，且“价值连城又有用”时，他便敦促内阁予以通过，理由是德奥合并乃“人民的意志”。内阁一致同意将国家交给希特勒，但是米克拉斯总统再次寸步不让，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宣称“在行使权力方面受阻”，这便给了他职权移交给总理的立宪权。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但心中还有一个突兀的问题。自他与冯·赫森亲王通话以来，他就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都几乎过去两天了，但罗马还未有片言只字前来。事实上，德奥合并的消息已将墨索里尼“难倒了”。他喊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最后，他恢复了平静，于星期天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墨索里尼，此事我永生不忘。

元首觉得有必要与爱娃·勃劳恩分享其凯旋的快乐，便打电话让她去维也纳。

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到邻近的里昂丁村看了看。他与林格一起，走到父母的坟前——就在老家对面的坟场里。希特勒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花圈，让他与其他随从全部退场，他要致哀。他把花圈靠在墓碑上，默哀了片刻。之后，依旧沉默不语和满腹忧思，这是希特勒孩提时代出没过的地方。他百感交集，却不露声色，即使对亲信也如此。他认出了一个名叫哈格穆勒的同学，与他交谈了片刻。后来，他在林嗣的旅馆内与旧日的朋友团聚，其中包括一名修表匠和他的历史老师休谟博士。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当得悉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他不禁感动得哭了。“不错，”他好容易才开了口，“一个出色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流血。”这样，奥地利的独立就此告终。3月13日，星期天，即许士尼格希望通过公民投票巩固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答应，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现在，他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它弃我。”弗洛伊德明白了。他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他未过早逃离。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更为凶恶的还是希姆莱主持的对警方的清洗礼——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已开始检查法令全书以及从奥地利秘密警察局局长那里缴获的档案。最少已有一宗政治谋杀案发生，那就是巴本的心腹顾问德国大使馆领事。

当地的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用酸性溶液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的）宣传口号，还有的被抓来冲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这样欺负犹太人，许多德军军官是看不顺眼的。记者格底曾亲眼看见两名军官“将两名年老的犹太人用来擦洗人行道的水桶踢翻，告诉他们可以走了，还把看管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员骂了一顿”。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48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这里，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英国大使在星期一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电报中说道，“希特勒先生若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是有理由的。合并或许能结束失业——失业人数达60万，受打击最重的自由职业者，不少医生沿街行乞。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出发前往维也纳。由于沿途人群甚众，加上满路是抛锚的卡车和坦克，他平均一小时只行20英里，车队抵达首都市郊已是下午5时了。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只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年轻时，他是多么想进去呀。现在，饭店用红色条幅装饰，还有他的记号——卐字章。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喊的是根据古老的日耳曼酒令改的新词：“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之后，便回屋去了。但是，群众仍在有节奏地高喊，喊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阳台与他们见面。

开始时，他很安静，很少开口，好像那永无终止的欢呼声已令他麻木了。然而，随着夜越来越深（希特勒的亲信是这样对国际新闻社的皮埃尔·赫斯说的），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倒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够有讽刺性的，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虽然他们身上的香水味仍留在鼻间。我们差不多像他们那样重要，或就铲雪一事论，对维也纳而言也是重要的。那晚大雪整夜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给送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现在，新的任务已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国家也有了个新的国名，叫“东马可国”。不过，这项任务和国名均源于自己的历史，因为来自东方的攻击在古代的东马可国的边界便被粉碎了。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新国名都未使听众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喊叫的热情不比慕尼黑的任何听众差。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讲话。”谁也不像总理那样惊奇：一下子他便变成了一个省的总督！听众应声欢呼，赛斯·英夸特只好接受降格。在这个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做错的。

接着便开始游行。冯·博克将军骑着马，奥地利的将军们跟在他后边（奥地利军队刚被吸收为德国陆军）。游行队伍打冬宫及其投枪式的铁栏杆前走过。在盛大的游行的间隙中，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假如这里的教会也像德国教会那样遭受攻击，合并就会烟消云散。

“用不着害怕，”希特勒说，“这我比谁都懂。”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画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巴本的说法，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热烈与他握手，还“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爱娃·勃劳恩也享受了胜利时刻的喜悦，给妹妹伊尔塞寄了一张明信片。她写道：“我疯了。”她是由母亲和她最好的女友赫尔达·施奈德陪伴前来维也纳的。她独居一室，房子就在她的情夫的居室对面，仅隔一条走廊。他们幽会的秘密，连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都一无所知。当日黄昏，希特勒飞返慕尼黑，但未带爱娃同行。

次日，在柏林，人们把他当作征服英雄加以欢迎。“全城如痴如狂，兴奋万分。”罗希纳给家人写信道，“男孩子和女孩子尤其歇斯底里。”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大谈德奥合并一举，“德国已成了大德国，将来也仍然如此。”他说，上帝挑选了他去实现与奥地利的大团圆，这使他很高兴——奥地利“这块原来最不幸福的土地现已变成最幸福的了”。

然而，在国内并非一切都顺利。因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而推迟的对弗立契进行的军事审判终于开庭了，但很快便发现弗立契无罪。此事令希特勒狼狈不堪。但是，他已发明了一种永不失时髦的政治把戏——用大吹大擂胜利的方法，把注意力从这件事上引开。他匆匆召开国会会议，汇报奥地利的伟大事件。他说，在3天内，“在未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全体奥地利人民都在欢迎他”。4月10日，整个日耳曼民族，即大日耳曼帝国，将破天荒地第一次前往投票站，以证明对他的忠顺。他唯一的要求是，他要在四年左右的时间从内部去巩固刚从外部取得的合并。在德国全境，不管元首做过什么或将做些什么，人们立刻全盘同意。就是在这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希特勒于3月25日在柯克希堡举行公民投票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一个德国的边界。”

大选前的10天，希特勒是在他的家乡度过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差不多已将奥地利的安全系统全盘改组（奥地利的安全机关也在小心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元首个人的一切资料。据传，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收集了众多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希特勒的祖父可能是犹太人，吉莉·拉波尔可能是被杀害的，他在战时的服务根本不像党的宣传家们吹嘘的那样卓越。如果这些材料，哪怕是以谣传为基础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个危险时期透露出来，都能严重破坏元首的名声。战后对希特勒的某些指控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人们曾广泛地相信，在他夺取奥地利不久，便架起大炮，把他父亲出生地的村庄，连同祖父的墓地和其他可能牵连他的记载一起，炸为灰烬。不错，今天这个村庄是废墟一片，但它不是希特勒毁灭的，而是在战后被俄国人夷为平地的。1941年，德军在该村及其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军抵达时，该村的农庄和房舍几乎完整无损）。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5名主教签署的宣言（被送至新任奥地利总督那里），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很明显，既系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尽公民的民族责任之日。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4月8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文津格旅馆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库斯特尔·库比席克。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阿尔伯特·鲍曼告诉他，元首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当日见他。明日来吃午饭行吗？9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比席克！”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了多瑙河上那座曾伤害过他的铁桥。“那丑家伙还在那里！但长不了多少啦。相信我好了，库比席克！”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他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听到这些，希特勒主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会见仍未结束。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作品——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年轻时他们充满梦想的城市。在维也纳，他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我相信，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归回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在奥地利，99.73%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99.2%，赞成希特勒所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99.8%。希特勒的勇敢之举（是戈林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的结果），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对我说来，”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1) 据《圣经》，该隐与亚伯系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译注

4 “踩着锋刃”1938.5—1938.10

在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辩解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对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订了号称“绿色计划”的军事上的措施：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两年来，“绿色计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但是，轻取奥地利一事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一夜之间，希特勒便获得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的大好时机。插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便能令德军进攻波兰或苏联畅行无阻。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找个入侵的借口，而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在德奥合并一举的鼓舞下，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350万日耳曼人，也要求做类似的合并，其理由（有争议）是，他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喊冤叫屈，以及敌视捷克一切事物的传统，使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奠基以来一直备受折磨。近3年来，希特勒秘密地资助由康拉德·汉莱因领导的苏台德纳粹党——到此时，日耳曼少数民族运动全由它控制。1938年3月下旬，元首任命汉莱因为其私人代表，并指使他向捷克政府提出它不能接受的要求。这样，德国对它的援助便更有预兆性了。希特勒希望，这条战略将制造出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局势，最终使德国“有必要”以阻止内战、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侨民的生命为由，进行武装干涉。

借口虽然有了，但希特勒因为惧怕法国、英国或俄国会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依然有所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便有必要取得其唯一的盟友的支持了。于是，在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率领包括外交官员、军事将领、安全官员、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在内的500名随从，浩浩荡荡地奔赴罗马去取得他们的支持去了。

离开柏林时，希特勒百感交集。滴血未流地征服莱茵兰和奥地利所带来的喜悦，却又由于波莫雷尔医生用穆达弗罗“奇迹般地”治好了的胃痛的复发而减少。由于怕自己身有不幸，在开赴罗马的火车上，他又花了几个小时去立遗嘱——光《我的奋斗》一书，他就发了大财。（至1943年，埃赫尔·维拉格支付给他的稿费就达552.5万德国马克。他把自己的财产、贝格霍夫别墅、家私和照片全部都给了党，给爱娃·勃劳恩和他的两个姐妹每年每人1.2万马克的生活费，给阿洛伊斯6万马克，对希皮塔耳的诸位亲戚、文特太太和他的仆人，他各有遗赠。他也指示党“好好照顾我的两名副官，布鲁克纳和魏德曼的终身生活”。）

元首一行共用了5节车厢。在布仑纳山谷，他们受到了鲜花、旗帜以及意大利士兵和法西斯军队的列队欢迎。乐队奏两国国歌，由皮斯托伊亚公爵代表国王欢迎他们。之后，德国人的列车开进意大利，铁路两旁站满了仪仗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或竖起标语牌，或悬挂旗帜，颂扬元首和德意友谊。代表团快抵达罗马时，希特勒把一名副官找来，并令他——被林格听到了——挨个车厢通知每个人。说到罗马时，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人会出来欢迎我们，说大家的举止应该检点，不准发笑，“这是命令。这侏儒是意大利国王。”

当列车驶抵专为此次来访而建造的圣保罗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火车站上空旗帜飘扬。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是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尼，这使他怏怏不乐；而他让国王陛下先行上车却又令国王龙颜不悦。在4匹马牵引下，车子沿旧日的罗马凯旋大道奔驰，从被灯光照亮的喷泉旁边驶过。明亮的探照灯光和火把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灯火辉煌的罗马圆形大剧场似乎遭了火灾。沿途站满了人群，朝客人们欢呼。车行至一处时，一队非洲骑兵突然朝客人们飞驰而来，好像是从“沙漠之歌”里冲出来似的。然而，希特勒却觉得被小看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如此古老的车。萨沃依公国的诸公难道就未听说过有汽车？奎林纳尔宫内的房间也一点儿不合他的口味。这宫殿既不舒适，又缺少光线，好像是个博物馆。

从一开始，他与维克多·爱麦虞埃便相处得很差。对于这位君主公开表示出来的冷淡，希特勒也很反感。他不断地抱怨说，你墨索里尼应出来当主人嘛。在奎林纳尔举行的洗尘宴会，也丝毫未缓和这种局势。希特勒神情紧张地转动着眼珠子，胳膊上挽着个子比他高的王后。个子矮小的国王则挽着高个子总督夫人。四人组成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点，希特勒心里也明白。王后进入宴会厅时，意大利人不是跪下就是深深地鞠躬，有几个人竟吻了她的裙子。这种难熬的“酷刑”过去后，希特勒私下对其飞机师说，那是个“可怕的时刻。对我，这种仪式很可怕。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些东西”。

进餐时，希特勒与王后没说过一句话。王后脖子上挂的那个大十字架特别令希特勒烦恼。他想，她是故意戴这东西来恼我的。不仅如此，王室还超出了无礼的界限。国王还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他的客人。其中一个谣言说，元首到奎林纳尔的当晚就要女人。“无限惊奇，”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没有女人当着他的面收拾床铺他就无法睡觉。找女人很难，后来找到一个旅馆服务员，问题才算解决了。”如果这一情况属实，这倒也有趣和不可思议，但，是否真有其事？这不是国王的恶意吗？国王不也说希特勒老注射兴奋剂和麻醉剂吗？最后那部分指控是真实的，所谓铺床之事也是准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如此，这也是国王的恶意。数天后，当希特勒一行在那不勒斯观看《阿伊达》时，这恶意又表现出来了。第一场演完后，观众故意不鼓掌，而让坐在王室包厢里的贵宾首先带头。希特勒很难堪，转身看看国王，以得到一点儿启示。“这位君主鼻子里哼了一声，”路易斯·罗希纳写道，“假装未发现希特勒的不安。”

歌剧演完后，按计划，希特勒将检阅德国殖民地内的纳粹的操练。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便叫林格带一顶军帽和军衣前来应景，但国王的副官却告诉林格，回罗马的火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为了不使正在等候的党员们失望，他急忙走到街上，像指挥官那样抬臂行礼，沿着队伍往前走。按正规方法，他应将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后才行礼，但是，由于穿这种裤子不用皮带，他只好一手贴住屁股一手行礼。此情此景煞是可笑——光着脑袋，活像条顿人的格劳桥·马克思，长长的燕尾在摆动着。“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魏德曼写道，“看上去倒像个事业达到顶峰的餐馆领班。他想必也知道自己何等出丑。”一上火车，希特勒便把一肚子气发泄在里宾特洛甫头上。后者则大声斥责礼宾司长对政府和元首不忠。

回罗马后，希特勒已恢复了平静。在5月7日于威尼斯宫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据齐亚诺伯爵说，这篇演讲“非常成功，将他周围的冰雪全融化了”。实际上，他主动提出将霍洛尔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主人。这是个最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会令他的同胞，特别是巴伐利亚人恼怒。早在1924年当他还在兰茨贝格监牢服刑时，他就曾通过戈林提出过同样的赠予。那一次，为了支持意大利对这块争得面红耳赤的地盘提出的领土要求，他曾向意大利索借200万里拉，但未借得一文，使希特勒愤愤不平。在墨索里尼看来，今晚的赠予是某种信号：这一次，某种大大的报酬是少不了的。

自希特勒抵达意大利以来，这次讲话才是有政治意义的第一个事件。墨索里尼让国王出面当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把他的客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让他白天黑夜忙个不停。这安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便可避免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后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递交了一份建议结盟的条约草案。齐亚诺看了一眼，没有吭声。其实，墨索里尼的女婿已在日记中写下了：“总理希望缔结这个条约，我们一定要缔结的，因为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不相信西方的民主。”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终于找机会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墨索里尼几乎毫不在乎地给希特勒这种印象：这个小小的国家对他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在他处。有了这个保证，希特勒过去所受到的现实和想象中的污辱，都一概值得了，而他也觉得可放开手脚去完成下一步计划了。

贝奈斯总统及捷克其他的领导人均抱有幻想，认为希特勒不敢冒险进攻捷克，因为他害怕这会触发一场大战。他若真的进攻，法国、英国和俄国难道不会想法子制止他吗？但是，这三国却无意当保护国。“你只要看看地图便知道，”不久前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德国人若是有意要蹂躏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我们或法国做何努力，都不太可能解救它……所以，我们不打算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它只会成为导致与德国开战的借口。这我们是不会干的，除非我们有在适当的时间内能将它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前景。但是，我看不出有此前景。所以，我已放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向法国就其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一事做出保证。”英国首相之三心二意，令法国领导人很是担忧。他们虽然一再发表大胆的声明，但是，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都相信，自莱茵兰被占领以来，外交政策就一直跟着英国的屁股转的法国，是不会很快去保卫捷克的。第三个潜在的保卫者苏联则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敦促英法两国与德国人抗衡，自己暗中却无所事事。斯大林所需要的，是让西方而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希特勒。5月6日，苏联驻布拉格的代办向美国大使承认，除非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否则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另外，他们怎样将军队开到那里去？他们中间隔着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国均拒绝让红军通过——这可以理解。与此同时，斯大林又私下向贝奈斯保证，“即使法国不给他以军援，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不准苏联的军队过境至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也准备向他提供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的企图的一部分：它企图让全世界的自由派人士相信，苏联是这个受到包围的勇敢的小国的真正保卫者，而在实际上，他们与英法两国一样，也不愿迅速地去援救它。希特勒猜透了这些人的心事，加上墨索里尼又默许他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他于是便令戈培尔加紧宣传攻势，反对这个倒霉的国家。由于有了“那一天”就快来临的说法，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便加紧活动。这虽是谣传，但由于5月19日和20日传来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捷克边境动员的惊人的消息，它也变得可信了。消息说，希特勒的11个步兵师和4个装甲师正浩浩荡荡地开赴波希米亚边境，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20日，星期五下午，贝奈斯召开内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晚9时过后不久，在未与法国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捷克便下令“局部动员”。星期六拂晓，捷军便占据了边防要塞和苏台德地区。这样，欧洲便出现了1914年以来未有过的炽热化危机。一个小国采取主动反对一强国，并让世人明白，在欧洲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捷克是不当马前卒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也迫使它的保护人英国和法国做它的后盾。

结果，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我在不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也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王室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便将大怒降为愤愤然，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之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当晚，里宾特洛甫便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并未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谁造的谣？谣可能是共产党造的，也可能是捷克人造的，也可能是反希特勒集团造的——该集团包括自称为金融魔术师的沙希特和德国情报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更有可能的是惊慌本身使然。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说，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这样，它便犯了一个羞辱元首的错误。“希特勒并未走上军事道路，”威兹萨克写道，“所以谈不上取消。不幸的是，外国报纸的挑衅却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此后，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在周末到来前，希特勒迅速地采取了激烈行动。5月28日，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与会的有两位最高军事领袖、外交部官员和其他重要官员。当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群集合在总理府的冬季花园外时，大家的猜测是，希特勒马上要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了。心情紧张的戈林把魏德曼上尉拉到一边：“难道元首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这意味着与法国打仗呀！”他说，陆军还未做好作战的准备，他要将此事告诉参谋长。

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讲得心平气和，但他的话却是爆炸性的：“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这，我矢志不渝……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或许不能立刻获得你们这些老将的认可。”这次进攻，他解释说，不过是为取得生存空间的、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当德国为取得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向东挺进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将成为后方的威胁。所以，捷克必须消灭，此刻正是时机，因为英法两国不想打仗，俄国不愿干预，意大利对此也不感兴趣。

希特勒讲完后，戈林两眼闪闪发光，冲到台前，抓住希特勒的手。“我的元首，”一小时前曾发誓要阻止他的戈林冲口喊道，“对您的举世无双的战略，本人表示由衷的祝贺！”没有反对意见，连讨论也无须进行。戈林与希特勒一起朝站在角落里的凯特尔、勃劳希契和贝克走去。“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先碰碰东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然后，我会给你们三到四年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再去碰碰西方的局势。”

三位将领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次日，贝克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备忘录。他宣称，今日的德国并不比1914年的德国强盛，更易毁于空袭。更有甚者，德国面临着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四国联盟。“德国的对手，”他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供其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且其人力物力皆远胜于德国及其盟国。”

5月30日，贝克将此阴暗的评价交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问凯特尔，如何让元首知道才是上策。凯特尔建议，将有关政治的部分删去，免得希特勒因此连对法国干预时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也不看便将它扔在一边。勃劳希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元首极力反对：报告不客观，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力。“这是陆军的另一次灾难，”凯特尔写道，“使勃劳希契进一步丧失信心。对此，我是深感遗憾的。但元首并未拿勃劳希契是问，而是拿贝克和总参谋部是问。”

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10月1日执行。这样，“绿色计划”的第四个文本便付诸实施了。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50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与此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其目的，用元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一定要使我们的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我”。

朱特堡会议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来文，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做出让步，“此处的一致看法是，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究其原因乃是，国内情况困难和惧怕两线作战。”

欧洲危机的舞台已布置好了，这舞台将使5月的事件显得微不足道。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赫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吗？“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不许将军重弹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对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50%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的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做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施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施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做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施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施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同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施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施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竟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进攻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1938年的节日名称是恰如其分的：“大德国首届党代会”，装饰品也一样。在一百四十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但是，无论是在开幕词中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外国使团的代表弗朗索瓦·本塞在讲话中对他深表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说，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光荣，是达到了其目标而又不使母亲们哭泣。据魏德曼称，希特勒对此报以“一恶笑”。

在纽伦堡大会上因希特勒闭口不谈国际政治问题一事，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谣言。其中之一是针对汉德逊的。该谣言说，希特勒已“相当疯了”，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在之后24小时内，汉德逊对希特勒的不少心腹顾问说，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英德应该合作。戈林说，他计划于月底出门狩猎，并“希望捷克人不会在他狩猎中途捣乱，破坏他的打猎计划”。戈培尔还虔诚地希望，在他的闭幕词中，元首会提到与英国人合作一事。“我觉得他很焦急，”怀有疑心的汉德逊报告说，“我怀疑他是否在纵容希特勒走极端。”

正当汉德逊忙于这些会见时，他收到指示，让他以私人名义向希特勒提出一个警告：若发生总体冲突，英国“不能站在一旁”。汉德逊反驳：元首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只要出现另一次危机，他便会被推到另一边。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其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拒的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过，“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在英国人决定不提出警告后数小时，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9月9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却也提出了讨论时未提到的两面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是，能否成功仍没有太大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更重要的是，本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他已同意元首所提出的一切。凌晨3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三人在通道上喝饮料时，哈尔德怒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假若你真的不明白，”恼羞成怒的凯特尔答道，“我真可怜你！”

两人眼看要争论下去，勃劳希契便插了进来。这三巨头于是便着手按希特勒的要求做准备。当哈尔德在草拟新的命令时，凯特尔将勃劳希契拉到一旁：“你明知仗还没有打便会输，为什么还跟他（希特勒）干架？谁也不认为因此事仗便会打起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大张旗鼓地搞后卫行动。”这些劝告，令其“跟班特尔”的绰号流传得更快。此后，凯特尔便对他的上司抱怨，说他对勃劳希契大失所望。约德尔随声附和，在日记中写道：“陆军内只有一个目无军纪的因素——将军们。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傲慢使然。因为看不出元首的天才，他们既缺乏信心又目无纪律。”他们仍将他看成是大战期间的下士，“而不是自俾斯麦后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次日，公开宣布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侏儒劣族捷克人——谁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看到，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这番话若是出自希特勒之口，欧洲想必会吓得发抖。然而，甚至连贝奈斯总统都对戈林的咒骂置之不理。“本人坚信，现在所需要的不外乎是道德力量、善意和互相信任。”他在广播讲话中用捷克语和德语说。后来，威廉·希拉在广播大楼的大厅中偶然碰上了贝奈斯总统。这名美国记者警告贝奈斯说，他正与强盗打交道却又没有胆量。他评论说，贝奈斯面孔“严峻，并不真像他的话那样乐观。他知道自己处境恶劣。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张伯伦在公开场合表示怀疑。9月11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地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伸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的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卐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缴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地区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洲，又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做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做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话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8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做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像个孩子。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他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了起来。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名同机人员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持”。中午12时30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汉德逊惊奇地发现，他虽然这把年纪，依然神采奕奕。“我的身子骨硬朗、结实。”他解释说。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抬臂敬礼。下午4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这位主人，彬彬有礼地站在通往屋里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希特勒领着首相和译员施密特上了楼上的书房，把里宾特洛甫抛在后边——外长怒形于色。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伯伦只好叫停，以便咀嚼一下他在说些什么。“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听到这话，施密特大吃一惊——这是元首首次对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这种话，“我将亲手处理此事。”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他说，他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其他均毫无意义”。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施密特暗想，希特勒是否真要大动干戈，现在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这个译员既痛苦又焦虑地盯着希特勒：和平与否，这问题已置于刀刃上。令施密特惊愕的是，希特勒打退堂鼓了。“在考虑苏台德问题时，”他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之事。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并未因此反驳而发火。施密特暗想，元首大概是被张伯伦吵着要回家的威胁吓唬住了。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做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施密特将第一句话译出来后，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但是，一等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

话到此，3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我已树立了相当大的信心，而这正是我的目标，”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我而言，虽然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冷酷和残暴，但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只要他做出保证，他还是可以信赖的。”回国后，张伯伦受到高度赞扬，英国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

为儿尸，普赖厄姆⁽¹⁾会见阿喀琉斯；

您呀，步入漫漫黑夜，受上帝指使，

为的是让小伙子未卒身躯，

幸免沙场——战争虽仍未起！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只会拖延不可避免要爆发的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乞求和平”，并尖酸刻薄地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很明显，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的背叛者手上的血迹”。周末结束前，英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给首相送去一份具有预兆性的报告——这份报告系著名的飞行家查尔斯·林德堡根据不久前他视察德国空军所获材料写成的，说明德国空军力量雄厚。与肯尼迪一样，张伯伦也感触尤深。同时，由于备战极差，英国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9月18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些小的“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与此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法国人回家后仍心惊肉跳，但张伯伦却自鸣得意。“前途虽尤多焦虑，”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但最使我焦虑不安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斥责自己的。相反，时至今日，事态是沿我所需要的途径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要做：告诉捷克人必须将苏台德地区割让出去。次日午饭后，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国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48小时内与希特勒重新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说，事实证明，他业已得到的保证仅是一纸空文。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贝奈斯虽有这话在先，牛顿却向国内汇报称，他认为，贝奈斯“更趋于接受而不是拒绝，对有助于他向他的人民说明为何要接受的理由，他都听得进去”。

星期一，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另一方——苏联。星期二，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若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7时，莫斯科终于做了肯定的答复；45分钟后，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告诉牛顿，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然而，片刻后，捷克总理霍德查却又将法国公使召去。他请求拉克瓦让巴黎发一封电报前来，声明若发生战争法国将退出条约。“这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向拉克瓦保证，他这一行动是得到贝奈斯应允的——这是谎言。

拉克瓦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巴黎；牛顿也将其电告伦敦。在电文中，牛顿建议由哈利法克斯出面，向贝奈斯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叫他“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否则，英国政府将不再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虽然夜色已深，哈利法克斯仍立即赶赴唐宁街10号。午夜后，他回到外交部向牛顿发出指示，让他叫贝奈斯重新考虑，否则张伯伦将推迟或取消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

凌晨2时，在他的法国同事的陪同下，牛顿来到赫拉德欣宫晋见捷克总统。处在时睡时醒中的贝奈斯被叫了起来，一听到拉克瓦的话，“便如遭大棍所击”，立时瘫了，眼泪夺眶而出，一阵震惊后，被出卖了的贝奈斯答应中午给予最后答复。

首次表示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的话是从霍德查口中传来的。他拐弯抹角地通知牛顿，捷克的答复是肯定的，有关此事的正式答复将尽快交给他。但辩论一直延续至黄昏。那时，牛顿和拉克瓦两人被双双召至外交部。这两位公使各自拿到一份照会，该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难过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晚，贝奈斯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投降——这给许多西方人带来了耻辱。公告说：

凭友邦可能给予的援助，我们曾做出答复。但是，一旦有可能遭武力压服的问题出现时，很明显，欧洲危机的性质已趋于严重。因此，友邦提出忠告，我们须做出牺牲，购买自由与和平，这也是他们无力相助所致……共和国总统及我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已孤立无援。

通过代理人，希特勒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次日上午，9月21日，张伯伦在登机前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本人的目标是欧洲和平，我也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此次，两国领导人将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浴场会晤。首相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有当地的要员。机场上还有仪仗队；冲锋队乐队高奏《上帝拯救国王》。仪式完毕后，英国人乘车来到下榻地彼得斯堡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河对岸的山上，与戈德斯堡隔河相望。希特勒常于喝咖啡时间来此旅馆，对它周围的景色赞不绝口。此次，他将英国客人安排在此处下榻，目的是要让他们对德拉申弗尔斯乡间的奇风异景产生印象；再者，若沿莱茵河溯河而上不到50英里，便是传说中的女妖大石的所在地。

从阳台上望去，张伯伦可望见隔河的德莱森旅馆；首次会谈将于下午5时在这里举行。半晌后，他乘着车子沿陡峭的山路来到河边，换乘渡船。河两岸站着数以万计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河中的小船。此情此景使汉德逊不禁想起大学时的划船比赛。

德莱森旅馆坐落在西岸。张伯伦一行上船后不一会儿便到了。希特勒历来是个和蔼的主人。他首先询问的是彼得斯堡的住房是否舒适。但是，在铺着羊毛地毯的会议室的长台前刚一坐定，他们便谈正事了。张伯伦一开始便历数了他和法国人从捷克人那里好不容易争到的种种让步。在将领土移交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做了扼要说明后，他提到了英法两国向捷克所做的保证。说完，他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似乎在说（施密特想）：“这五天来，本人的工作够出色了吧？”

令施密特奇怪的是，希特勒平静地、几乎后悔地回答：“本人非常抱歉，张伯伦先生。我不能再与您讨论这些事情了。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施密特注意到，首相的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希特勒支支吾吾，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两国的提议一一予以反驳，并断然要求“从此”德国便占领苏台德地区。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一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来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而他这样做是用其政治生涯冒风险的。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双方都不可避免。他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令张伯伦全身凉了半截：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地区，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舌战了好一阵子后，埃格尔又传来消息——是给希特勒的——说，有12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结果，用不着说，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极度不公平。接着，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并回家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两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在参加会议者中，他并不是唯一怀疑希特勒的神志是否健全的人。在德莱森旅馆，几个新闻记者在散布谣言，说捷克危机令元首如此心烦欲狂以致趴在地板上咬地毯角。这种说法原系出自元首的一名副官。该副官说，元首已怒到“咬地毯”的地步了。“咬地毯”原系一句俚语；某些新闻记者竟按字面去理解。其实，此语应译成“走投无路”才对。如此幼稚无知，使元首的副官们——他们很少见元首发火——觉得好笑。希特勒发火时，一般是大发议论半个钟头；偶尔若大声呵斥，那也片刻即逝。“数次这样‘发狂’时我都在场，”魏德曼写道，“我要说的是，他发的火，与那些脾气很坏又无自制力的人发的火没有什么两样。”

有些心腹相信，希特勒的发火是为了效果。若果真如此，那么，那天下午的发火，却使其对手处于守势。那时，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信中，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做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23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桌上说过的话。因为信很长来不及翻译，希特勒便令施密特带着信去见张伯伦，当面进行口头翻译。施密特腋下夹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于下午3时左右离开了德莱森旅馆。快到彼得斯堡旅馆时，施密特发现旅馆门口已围了一群记者。有位记者喊道：“你带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施密特小心谨慎，未走漏风声，连肩也没有耸一耸。那时，张伯伦在凉台上，施密特被立刻带了进去。片刻前，张伯伦与汉德逊还在不安地来回踱步；见施密特前来，首相霎时控制住了自己，似乎他是在偶然踱步。

施密特回来后，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说了些什么？他对我的信反应如何？”当他得悉张伯伦既不激动也不发怒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噩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收到元首的备忘录后，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这想必是张伯伦回国的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做的解释。会谈于晚10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汉德逊、寇克派特里克、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等人，围着希特勒和张伯伦呈半圆形而坐，且坐得很随便。备忘录则由施密特翻译。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该地图系备忘录的附件——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9月26日开始，苏台德地区于28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希特勒被迫处于守势的时刻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地区撤军并移交该地区。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元首草草地看了一遍后，将它交给施密特。施密特将它大声译成英语：“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希特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这段话，因为是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说出的，所以好像有点使人糊涂；但元首接着说的话可就不可能被误解了。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苏台德地区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的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做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令我做出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10月1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轰炸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之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库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的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做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长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稳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长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斯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烦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的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并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

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9月26日，被希特勒称为“对犹太人怀有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1968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种人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地区。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么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耷拉到前额——他筋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战的可能是95%。”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地区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地区。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么，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做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待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与德国相比未做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做出更大的让步做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好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一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却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增添了首相的希望。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的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索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恺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计划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地区的方法问题。为这一件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10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4小时，弗朗索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拟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索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大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索瓦·本塞的会晤。这名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洲。“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索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个法国人的逻辑做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做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做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索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索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做出答复。

人们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利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治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采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个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做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做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采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渡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他在一场外交战中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共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至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400万妇女盈余，400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她们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需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索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的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伦巴赫画的俾斯麦的巨幅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安排，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地区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休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一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索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的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个半圆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一个问题，他仍像一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恺撒出席的场合。你记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地区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个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里，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利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没有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做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做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我对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做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地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令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地区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希特勒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地区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地区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人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索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定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地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份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片刻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5时38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从机场至白金汉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比这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10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扇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1878年狄斯累利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的减少与国家的死亡”之间做出的选择。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他自己认为，是他整整20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还下跪迎接。在罗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他受到了只有恺撒才配享受的欢迎。车队进入威尼斯广场时，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此情此景表明，他也许从未如此受欢迎过。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瘦削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前继位王子威尔士亲王秘密致函于他，感谢他“拯救了和平”。退位德皇也致函玛丽王后说，他毫不怀疑，首相避免了“一次最可怕的灾难”，“既有天示又有上帝指引”。大部分德国人均有同感。10月1日早晨醒来，人们均在祈祷：在他们的军队跨进苏台德地区时，切勿受到阻碍。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瑙——向他报告时所使用的语言，令魏德曼大吃一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做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做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

魏德曼不相信一个德国将军竟会讲出此等荒唐话来。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天早晨我到了我旧时待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

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元首说的这种话，且又说得如此尖刻，使站在他身后的魏德曼大吃一惊，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

在首相府，过去几小时的紧张和疲劳已使张伯伦精疲力竭。“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那样过。我的精神差点儿垮了，”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承认道，“我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在议会里，我还得再经受一次酷刑。”10月3日，星期一，议会开幕了。至那时，许多人的兴头已过，耻辱取代了幸免一战的轻松感。在下院，达夫·库柏提出辞呈，辞去了内阁职务，挑起了关于慕尼黑问题的辩论。他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必然导致一场欧战。“首相一直相信，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可打动希特勒先生。我倒相信，他更爱听的是铁甲拳头的语言。”

既疲倦又愤怒的张伯伦起身回答说，他与希特勒在元首的寓所签订的协议，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均有诚意和良好的愿望；希特勒曾一再着重说明这点，他要自食其言是异常困难的。人们朝他鼓了掌，但缺乏热情，原因是整个议会笼罩着一种内疚的情绪。辩论持续了三天，丘吉尔雄辩的谴责，使辩论达到了高潮。“一切都过去了，”他说，“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悲哀地沉进黑暗。它被抛弃了，且支离破碎。”忠诚而勇敢的英国人民，在得悉这一条约的消息时，自发地兴高采烈并觉得宽慰。这，他并不嫉妒。“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应该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防御力量不足，且又大遭忽视；他们应该知道，即使未发生战争，我们已蒙受巨大损失，其影响深远……别以为事情就此告终，这仅是算账的开端。”

在此之前，张伯伦及其迁就他的同僚曾就东欧中部（希特勒将做出保证）问题提出过修改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时至今日，事情已很明显，元首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反，且无法进行调解。张伯伦及其保护伞正在变成怯懦的象征。这令他担心。他于是便求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他秘密致函希特勒，询问元首在当晚于体育馆发表的演讲中，能否“在引导英国的公众舆论方面给首相以某种支持”。希特勒欣然同意，对张伯伦议会内的恶毒攻击者发动了猛攻。然而，这一抚慰和援助其实是不必要的。次日，10月6日，下院匆忙批准了张伯伦的政策，凭这一政策，在新近的危机中，战争被避免了。投票结果是366票赞成，144票反对，35名背叛者——包括库柏、艾登和丘吉尔在内——弃权。

上述三人的攻击在柏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希特勒把他们攻击张伯伦的每个字都看作是人身攻击。在签订这项协议后，他高高兴兴地从元首大楼出来——他的副官和随从等均同意这点——相信捷克问题已一举永久得到解决，他也有心承担在这桩买卖中他应承担的义务。

英国的齐声谴责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威廉大街，人们已听到窃窃私语，说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趁希特勒烦恼之机对他说，在慕尼黑，他并未完全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日后装备较好时发动进攻。

弗朗索瓦·本塞在了解到有此不满情绪后，极力使希特勒冷静下来。为此，他特别建议希特勒与法国签订一项类似与张伯伦签订的协议。“我想在他眼前展现签订更多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它们或许能引导欧洲组织起来。我也希望能将他的思想引向非暴力的前景和方向上去。”

然而，希特勒却相信，或假装相信，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²⁾已欺骗了他。10月9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一篇刻薄的演讲中，他流露了这种想法，把英国的态度比作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态度。他继而攻击了丘吉尔、库柏和艾登这心怀恶意的三驾马车，所用言辞较在体育馆的演说更尖酸刻薄得多。

3天后，希特勒的谩骂产生了效果。当时，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为准，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10月中旬，弗朗索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7年来在柏林做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高出地面一英里）的茶馆。这个茶馆是在鲍曼孜孜不倦地指挥下建成的，据说耗资3000万马克。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是个创举。从贝格霍夫通向山顶长5英里的柏油公路也是如此。这条公路弯弯曲曲，完全是从山间炸出来的一条通道，还有几个人为此丧生。弗朗索瓦·本塞坐着车子，沿这条公路上山，进了凿于峰底的地道。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被带上一座用黄铜镶嵌的扶手电梯。电梯的梯座完全是从岩石中挖掘而成的。在上升约400英尺后，弗朗索瓦·本塞发现自己已进了一条过道，其柱子全是罗马式的。在通道尽头是一座圆形的玻璃大厅。在敞开的火炉中燃烧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大厅的周围群山环抱，使这个法国人有置身于太空之感。沐浴在秋日黄昏的阳光中的这个景色，壮丽辉煌，几乎到了令人幻想丛生的地步。

法国大使和元首就是置身于这奇妙的环境中——希特勒曾来过此处数次，它的富丽堂皇已开始令希特勒生厌——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希特勒脸色苍白，面容疲倦。他说，《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很失望。危机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若局势没有好转，危机可能更加深化。他抱怨说，大不列颠“正在高声威胁，号召拿起武器”。

大使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护后，人们过度兴奋，这必然会产生某种反动。还有，希特勒自己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严厉的演讲也散布了这种印象，即捷克的牺牲仅增加了德国的胃口，因而加强了《慕尼黑协定》的反对派的地位。

希特勒进行了反驳。目前的麻烦首先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并未讲过反对法国的只言片语。当希特勒继续为其对待捷克人的方法辩护时，弗朗索瓦·本塞打断了他的话，告诫他勿对过去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未来。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均已表明，他们能和睦相处，“逐渐引导欧洲朝更稳定更正常的方向”发展。对打断他的话之举，或对这一概念，希特勒均未予以反驳。他说，为此努力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下山时，弗朗索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谈。“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他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股脑地推翻，活像是个发了疯的造物主。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竖立最雄伟的纪念碑。”

元首身上这些明显矛盾使许多外国人认为，他不外乎是个疯子。其中之一是现已安居在伦敦的西蒙·弗洛伊德。“疯子会干什么，你是很难断定的，”他对美国的一名追随者说，“你知道，他是个奥地利人，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许多年。”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他似乎头脑发昏。

希特勒先前的一个信徒，在汉夫施坦格尔从德国出逃后曾与其多次议论元首的卡尔·古斯达塔·荣格博士，却又另有一番理论。那年10月，他对刚从布拉格返回的H.R.尼卡博士说：“在医学上，希特勒属于不可思议的人物类型。他的身躯并未显示出力量；他的相貌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拍的照片尤其令我有这种印象。他的双眼有预言家的神情。”听了这话后，尼卡博士便问，希特勒为何能使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外国人却对他不屑一顾？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在潜意识中对德国命运的想法和感受告诉每个德国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使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的是典型的德国的疾恶观——德国劣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常常迟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术般的。希特勒的秘密在于他容许自己受自己的潜意识支配。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能集中精力倾听某个神秘的小声建议，“然后便依此建议行之。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即使我们的潜意识有时也在梦中出现，但我们的理性太多了，运用大脑太多了，因而不服从于它。但是，希特勒不但听了，而且还服从于它。真正的领导人是常常受领导的。”希特勒唱的是纯粹的条顿调，德国人听来顺耳，于是他们便选择他为代表。他是一个能煽动原始人的煽动政治家，是他们的部落历史的回声。

荣格断言，英法两国是不会履行其对捷克做出的新的保证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遵守诺言。国家是一个盲目的大可怜虫。跟随着什么？也许是命运。国家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它没有诺言可守。”所以，为何要奢望希特勒遵守其诺言？“因为希特勒就是国家。”

(1) 普赖厄姆，系特洛伊之最后一位国王。为索取被杀的儿子的尸体，他面见了英雄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刀枪不入的人物。——译注

(2) 阿尔比昂，大英帝国的原名。——译注

第六部 “铤而走险”

1 “水晶之夜”1938.11—1939.3

希特勒德国的反犹道路是曲折的。1933年首次对犹太人的限制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则去作妥协似的。这是否是一个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将犹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将其迫害的人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尝试？此后，党内的种族主义激进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门中的温和派之间便发生了斗争，这一斗争于1935年夏季达到了高潮。此时，温和派采取的是攻势，公开反对继续虐待犹太人，理由是对商业不利。反对犹太人的“不法行为”必须结束——帝国银行总裁沙希特对一群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说（这群人物包括内政部长弗里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和教育部长罗斯特）。否则，他警告说，他便无法完成重振经济的任务。例如，联合保险公司在埃及的犹太代理人，由于不断受到惊扰而辞职，把市场丢给了英国人。许多大犹太进口商都取消了订货。一个国家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许犹太人经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并不反对公开挂出“不要犹太人”的牌子，因为这种招牌甚至在美国也有，但他坚决反对施特莱彻之流挂出的诸如“谁买犹太人的货，谁就是人民的敌人”的路牌。这群有影响力的人一致认为，“野蛮的单独行动”必须停止，让犹太问题通过法律解决。

几个星期后，元首本人便采取了第一个立法步骤。在纽伦堡大会上，元首颁布了《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把一系列镇压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圣职者报刊》立刻将这些措施合法化，认为这些措施“是保护日耳曼人民的质量的无可争辩的”措施。这样连施特莱彻也觉得满意，因为犹太问题正在通过德国的最好的法律系统“一件一件地”获得解决。“我们不把窗户砸碎，也不把犹太人砸碎，”他吹嘘说，“谁要是单独进行那种行动，谁就是国家的敌人，是个挑衅者，甚至是个犹太人。”

纽伦堡法律是希特勒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比较温和的“可能接受的”方法，还是说，他在等待时机，实现其灭绝犹太人的梦想？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至少在目前，已从党内移至法律。结果，纳粹党内的激进的种族主义者怨声载道，对犹太人的仇恨越来越深。此后，由于希特勒执行发展计划，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但是，3年后，1938年，他们的仇恨终于爆发了。在慕尼黑、纽伦堡和多特蒙德，犹太教堂被捣毁，一个蹂躏犹太人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在库尔户斯坦达姆，”柏林来的外交官兼记者贝拉·弗朗姆写道，“全城贴满了漫画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口号。门上、窗户上和墙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涂上了‘犹太人’一词。在穷苦的犹太人开设小商店的地区，我们发现，情况更糟。冲锋队把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那里到处都悬挂着犹太人被斩首、被吊死、被施重刑、被断肢的血腥的图画，其说明词下流至极，不堪入目。窗户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沟里，到处扔着从这些可怜的小商店里掠夺的财物。”

1938年11月7日，一名叫赫尔切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青年在巴黎枪杀了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官，这件事为反犹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林兹本的父母已被驱逐至波兰；他潜入使馆的目的原是要刺杀大使，却碰上了恩斯特·冯·赖特领事。赖特本人是反犹主义者的仇敌，受到盖世太保的调查。然而，原拟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弹却打在他身上。

“当犹太人并不犯罪，”格林兹本哭着对警察说，“我不是一条狗。我有权利活着。在这个地球上，犹太民族也有权存在。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被人像追逐野兽似的追逐着。”

11月9日下午，赖特与世长辞。当时，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厅参加党的干部会议。赖特的死讯传到了希特勒耳中。他离开了会议室，与戈培尔交谈了片刻，然后便踏上了他的专列。戈培尔回到会议室后宣布，赖特之死在库尔赫森和马格德堡安赫尔特地区激起了反犹的骚乱。他说，元首已决定，若骚乱自发地遍及全国，不必加以阻止。

党的领导人把这一指示理解为，既要组织示威游行，又要弄得好像与己无关。然而，冲锋队头子卢泽如果不是误解了戈培尔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这一指挥权。他将在场的队长集合起来，令他们不准参与任何反犹行动。在冲锋队的官员们传达卢泽的指示（在某些地区被置之不理）的同时，党的领导人也用电话向各省传达了与此相矛盾的指示。

开始时，党卫队并未参与捣毁商店和焚烧犹太教堂的行动。在得悉戈培尔下令集体屠杀犹太人后，希姆莱还令其手下不得过分抢掠，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命令是以宣传部的名义下达的。我本人怀疑，长期以来就对权力梦寐以求的戈培尔，为争权，并出于头脑空虚，在国外政治局势严重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一行动。”这一谴责之词也许只供存档使用。几小时前，希姆莱本人曾在为党卫队将领们作的秘密报告中猛烈地攻击犹太人。他说，犹太人一心想将德国毁灭，因此，必须用“空前未有的残酷手段”将他们逐出帝国。德国在这场反犹的全面战斗中若不能取胜，“真正的条顿人便不会有藏身之地，人人都会被饿死或杀死”。

如果说希姆莱是反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他的主要助手却在尽全力火上浇油。深夜过后不久，海德里希便向党卫队保安处和警局各总部及分部发出电话传真指示，令他们与党和党卫队领导人合作，“组织示威游行”。“目前监狱能容纳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犹太人，特别是有钱者，“眼下只抓年纪不太大的、健康的犹太人。一旦将他们逮捕，便需与适当的集中营联系，尽快将他们关进集中营”。

对德国犹太人而言，这是个绝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坏和殴打的袖手旁观的见证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发现一名警察在一个被洗劫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来，他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但事与愿违，他一筹莫展。按官方的统计，814家商店、171个家庭被捣毁；191所犹太教堂被焚毁；36名犹太人死于非命，36人受重伤。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认，这些数字“肯定被大大缩小了”。

奥托·托利许斯致电《纽约时报》说，他刚目击一场“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的毁灭浪潮。“几乎在每一个城市，从一早开始，便出现了烧杀抢掠，持续了整整一天。众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语的人群，在袖手旁观；警察只在指挥交通，并‘保护他们’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

国外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个难忘的名字——因窗户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国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被称为野蛮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人同意此说；党的许多官员与希姆莱一起，谴责戈培尔的暴行。经济部长的夫人丰克太太听见自己的丈夫在电话里骂戈培尔：“你是不是疯了，戈培尔？把事情搞得如此乱七八糟！做德国人真是羞耻！我们在国外的威信扫地了。我日日夜夜在为国家保存财富，你却随心所欲地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结束，你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当面向元首抱怨说，这些事件使他无法完成他的任务。“为‘四年计划’，”他后来证实说，“我尽力将经济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向全国作的多次演讲中，我要求全国人民将每个牙膏瓶、每一个锈钉、每一块废料都收集起来使用。现在，一个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毁坏了如此众多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中闯出如此多的乱子，从而打乱了我的本就困难的计划。这是不能容忍的！”据戈林说，希特勒听了此话后，“他为戈培尔开脱，但总的看来，他也同意，这些事是不该发生的，日后不允许它们再发生。”

希特勒已在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他本人对“水晶之夜”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太可怕了，”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他们把一切都给我毁了，好像象群进了瓷器店一样……比这还要糟糕得多。我原抱有伟大的希望，要与法国达成谅解的。而现在……”但是，被从伦敦召回慕尼黑参加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的弗里茨·赫塞说，在“水晶之夜”开始行动之际，他曾听希特勒亲口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在晚餐中间，当元首在吹嘘他如何在慕尼黑恫吓住了英法两国时，有个副官在戈培尔耳边嘀咕了几句。他转身对元首也嘀咕了几句。开始时，赫塞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同桌的人都不作声，他才听清。原来，宣传部长是在向元首解释他和冲锋队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发动的一次袭击犹太人的店铺和教堂的大规模行动。赫塞回忆说，毫无疑问，元首是批准了这一行动的。“希特勒高兴得尖声笑了起来，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也从戈林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当波比茨说“水晶之夜”的肇事人应受到惩罚时，德国元帅冲口说道：“亲爱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惩罚元首？”）

次日，赫塞拜访了里宾特洛甫。对于未被请去参加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里宾特洛甫仍愤愤不平。首先，他将慕尼黑会议称为第一流的蠢举。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将敌对行动推迟一年，到那时，英国将强大得多。“请相信我，战争不如现在就打才好。我们拥有军事上的所有王牌。谁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最糟糕的是，元首自以为已将英国人吓住了。“多年来，我一直想使他明白，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英国人，因为他们很危险。但，他就是不信……反之，他却到处瞎走，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昨天，你亲耳听到了！至于戈培尔那个小杂种，你有没有听说他那一伙到处在胡作非为？这些笨蛋把犹太人的店铺砸了——而这些店铺历来是雅利安人的财产。他们把我的好戏给破坏了。”（战后，有人宣称戈培尔与“水晶之夜”无关。在为此做出回答时，戈培尔的私人顾问里奥波尔·古特勒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大致说，戈培尔承认自己在1942年与一小部分人有牵连。据报道，戈培尔曾说过：“持坚定立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充其量只能做到目前这种地步。所以，我们便决定：‘好吧，我们把大小街道一齐动员起来，用那种方法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

尽管希特勒一再向温和派表示抗议，集体屠杀却仍在继续。至11月12日，估计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就达两万人。同一天，曾以经济原因为由反对破坏财产的戈林，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以便决定由谁负责赔偿。他一开始便宣布，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接着说的一番话意义有多大，是听众当时无法度量的。“我收到鲍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来的。信中要求现在便用某种方法将犹太人问题一举加以永远解决。昨天，元首来电话再次向我指出，应协调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在这一指示的鼓舞下，与会者一致同意，损失应由犹太人负责赔偿，所采取的形式是：向犹太人罚款10亿马克。

“我当然不愿当一名德国犹太人！”戈林说。在长达4小时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戈林做了一个阴郁的预测：“在最近的将来，若日耳曼帝国与外国发生抗争，不消说，它首先要在国内与犹太人摊牌。”另外，元首也即将向那些关心德国犹太人处境的外国建议，将犹太人押解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去。“11月9日，他对我做了解释，”戈林最后说，“他还想对其他国家说：‘你们为什么老在谈论犹太人？把他们拿去好了！’”

正当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全部消灭的计划实施时，其他德国人，包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内，都在私下里对“水晶之夜”的过火行为深表关切。政府的官僚和党的领导人深知，这些暴力行动历来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便抗议说，集体屠杀的代价太昂贵了，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几乎不算取得什么成绩。其他人则对此种行动的非人道表示反感，但除小心翼翼地发几句牢骚外，什么行动也未采取。例如，格哈特·霍普特曼向一名友人抱怨说，希特勒把德国给毁了。“这个渣滓将给世界带来战争，这个可怜的小丑，这个纳粹的刽子手，正把我们领入战争的世界，领至毁灭！”既然如此，霍普特曼为何不像鲍曼和茨威格那样，用移居国外作抗议？“因为我是个懦夫，”这位著名的剧作家答道，“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

那些人，除了未用报复手段外，对希特勒的咒骂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在美国，几乎每家报纸、电台的每一篇评论，都愤怒地对“水晶之夜”做出反应。狄克霍夫大使自华盛顿给外交部写信说，他“希望目前席卷整个美国的风暴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平静下去，使我们得以再次工作”。直到“水晶之夜”前，他报告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反德的宣传都置之不理，现在呢，连美国的日耳曼人都怒不可遏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一些例外，那些彻头彻尾拥有反共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犹的、颇受尊敬的爱国团体，也避我而去。犹太报纸比先前更加言辞愤激，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迄今为止仍与我们保持合作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同情德国的犹太人。杜威、胡佛、赫斯特等许多美国人士，也公开对德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却是个严重问题……近来，从总的气氛看，抵制德货的思想犹如火上浇油。眼下，贸易谈判是不能考虑的。”

罗斯福总统难得地对此进行谴责，使全国的愤怒达到了高峰。在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深为震惊。“我本人也难相信，此事竟然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下发生。为了取得德国局势的第一手资料，本人已令我国驻柏林大使立刻回国述职并磋商。”但是，官方的谴责仅限于口头；美国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贸易关系。

也许，国外的抗议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水晶之夜”后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职人员任用制——该制度保护半犹太血统中的“日耳曼血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国社党那样，把半犹太血统看作是“犹太影响”的传播者。他的支持表现在他签署了《帝国公民法首项规定》。这项公民法把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纳入肯定的范畴。根据该法的定义，至少祖籍三辈是犹太血统的，或祖籍两辈是犹太血统且信奉犹太教或与一犹太人结婚者，才算是犹太人。

接着又出现了奇特的一类：半血统。这系指祖辈只有一人系犹太血统，或祖辈双方有犹太血统但既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的那些人。这实际上，非雅利安人被分成两类，“半血统”者不再受到镇压。希特勒将大笔一挥，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敌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从他的愤怒下死里逃生。是他灭绝犹太人的决心有所弱化了呢，还是又在等待适合的时机才当机立断地行动？或者，由于在他的祖辈中，有一方可能有犹太血统，他便有意无意地企图拯救自己？“半血统”的规定还救了耶稣，因为，按希特勒的论点，耶稣虽是上帝之子，但祖辈都有犹太血统，他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犹太人成婚。

自青年时代起，希特勒便对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本领嗤之以鼻。因此，对1938年整个下半年西方发出的抗议，他不像他忠实的追随者那样关切。例如，鲁道夫·赫斯就异常沮丧。12月23日，他便与元首早期的追随者布鲁克曼一家坐了两个小时。他告诉他们，他曾哀求元首阻止集体屠杀，却徒劳无功。

对于这些老一辈追随者的变节，希特勒想必是知道的。但在新年前夕，他仍兴致勃勃，穿起燕尾服，出席在贝格霍夫举行的新年庆祝晚会。“我姐姐，”伊尔塞·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穿得像样一点儿。‘你看看墨索里尼，’她常说，‘他还有一套新制服。你呢，戴的是邮差帽！’”他吻了伊尔塞的手，并说，他们姐妹俩都是美人。“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胸前的汗珠大个大个地冒出来，我连说‘非常感谢’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我曾下定决心要发一大通议论。”

在接受了客人和手下的正式祝贺后，希特勒参加了条顿人的一个古老的仪式。人们将熔化的铅倒入一小盆水中。据说，盆中的铅是何形状可决定人们的前途。“希特勒对结果似乎不满意，因为事后他坐在扶椅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炉火，几乎整晚都没有开口。爱娃为他担心极了。”

数天后，一群银行家群起而攻之，反对希特勒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元首的情绪更坏。“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由帝国银行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起草、由各银行总裁签署的备忘录写道，“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做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并说，他准备被解雇（他业已丢失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了他，丰克的权力立刻便被戈林以‘四年计划’主任的名义吞并）。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1939年1月19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9时前往面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3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商定，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沙希特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一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置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作为我的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了一些，“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的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的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匹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后来，到1938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宽容，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戈培尔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他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11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才。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1918年至1933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1939年2月21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绝不会像1918年11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10万多一点儿的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1月29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6周年的大会上向国会做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个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到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么，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逼迫我杀你们！”

在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1939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1月1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所做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在这个月中，”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他计划让公众舆论接受他的观点——对公众舆论，他不屑一顾。”理由是墨索里尼生怕与西方发生战争，但现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的希望只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做出贡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段时间以来，对《慕尼黑协定》，他深觉后悔，因为，很明显，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2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它仍在信奉异教的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地区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并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伐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另一个危机便会随即出现——授希特勒以他所需之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名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故作之举，目的在于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别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做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但他也不太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销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然而，到次日晚，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在这次晚宴上，在汽车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友好，已明显地消失了，”汉德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双眼紧盯着我的右肩，只讲一般的话题，但也强调一点：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虽然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但在下一次给伦敦的报告中却也未提到这点。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3月6日，英国驻捷克大使牛顿从布拉格发回的报告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似乎朝危机的方向发展”。由于斯洛伐克要求财政援助，事态便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在这件争执中，德国起了什么作用”——德国若插了手的话——“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于上星期访问了柏林。”

因为某种原因，这封电报被耽搁了48小时。至此时，汉德逊已从“模糊的不安”中苏醒过来。3月9日，他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表示坚信，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希特勒本人曾在世界大战中作过战，强烈地反对流血或导致德国人死亡的任何方法。”纳粹的极端分子虽有可能吵着要继续进行侵略，但作为煽动政治家的希特勒，却倾向于讨好多数，而不是讨好疯狂的少数，“因为我无法找到可以证实希特勒已发疯或处在发疯边缘的理论的论据，这也是我为何会认为他今天想的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当晚，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艾米·哈查——他曾承认自己不太懂政治——终于犯下了希特勒一直在坐等的一个大错误：他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令部队准备开进斯洛伐克地区。次日，星期五，哈查宣布实行戒严。

希特勒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取消了前往维也纳参加德奥合并的庆祝活动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次入侵做好准备。他原怕苏联会匆忙援助布拉格，但这小小的恐惧也几乎立即消失了。即使哈查已不得不求助于戒严令，斯大林却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西方利用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这是与苏联的政策相一致的：他们公开宣布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忠实盟友，却一点儿险也不愿冒。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是：根据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只有在法国采取行动后，苏联才能提供援助。

星期六，即希特勒最喜欢起事的日子，他以通常的灵巧采取行动了。首先，他指示凯特尔将军起草一份最后通牒，强令捷克不准抵抗，服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军事占领。接着，他又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土内的特工人员发出了破坏的指示。与此同时，汉德逊正在给哈利法克斯打电话，要他谨慎行事。他怀疑“希特勒先生此时是否已做出任何决定。所以，本人认为，在本周末不在国外说任何话或发表任何文章是极可取的，因为这会促使希特勒匆忙采取行动”。

什么也不需要。当晚，希特勒派遣两名奥地利傀儡领导人，在五名德国将军的陪同下，乘车过了多瑙河，进了布拉迪斯拉发，冲进斯洛伐克新内阁的会场。他们让阁僚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但新内阁企图拖延时间，声称他必须首先与布拉格政府讨论局势。前任总理约瑟夫·提索——原是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原被扣押在一座寺院里；现在，他突如其来，戏剧性地出现了。原来，身体肥胖的提索神父（“我性子一起便要吃半磅火腿，这才解馋”）越狱脱逃。他要求斯洛伐克新内阁于3月12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提索透露：他已获得“邀请”，去柏林见希特勒。他说，他是在不是德军就是匈牙利军占领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邀请的。3月13日晚7时40分整，里宾特洛甫将提索领进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表情严峻，愤愤不平；两名最高军事领导人即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分列左右；命令业已下达给陆军和空军，令他们做好准备，于15日早晨6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指责说，“是多亏了德国才未被进一步肢解。”可是，捷克对德国表现出来的巨大自制力并不领情。他提高嗓门问，他们玩的是哪一种把戏。他认为，斯洛伐克是想独立，他之所以阻止匈牙利占领这块领土，原因也就在于此。有个问题他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澄清。说这几个字时，他一声比一声高；然后，他把问题直接向提索提了出来：斯洛伐克想还是不想独立？“明天中午，”他说，“我将采取反对捷克的军事行动，由冯·勃劳希契将军完成。”他指了指这位总司令。“德国并不想将斯洛伐克纳入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立刻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原因。否则，我就对它的命运不感兴趣了。为了让你选择，我把时间定在明日中午以前。到那时，捷克就会被德国这架压路机压碎！”

提索迟疑了片刻，然后给布拉迪斯拉发的内阁挂了个电话，并用德语说，他是在元首办公室挂的电话。他要他们明日上午召开斯洛伐克议会会议。当他确信不知其所以然的听电话者明白了他的话时，他便把电话挂了。他及时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向议会宣读了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独立宣言。反对宣言的势力垮掉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新斯洛伐克便宣告诞生。

当天下午，在伦敦，张伯伦单枪匹马地在下院英勇地回答关于政府为何不与希特勒对垒的各种愤怒的质问。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跑到哪里去了？一个批评者问。他反驳说，那个保证只在无缘无故受到攻击时才适用。他说：“未发生此类的侵略。”

正当张伯伦在议会里寻找各种借口时，希特勒采取行动了，而且，与通常一样，把它弄得好像是反行动似的。这出戏的最后一节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被过去几天来的事件搞得昏头昏脑又糊里糊涂的哈查，此时要求紧急会见元首——这是苍蝇自己要求进蜘蛛网。

在吊了哈查的胃口数小时候后，希特勒终于同意见他。心理上已被粉碎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女儿和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由于心脏衰弱，他不能坐飞机前往。

正当哈查离开布拉格时，一个曾常常在近处看见希特勒的英国记者来到了布拉格。此人就是塞夫顿·德尔默。他发现，在文塞斯拉斯广场附近咖啡店的常客们，依然在悠闲自得地喝咖啡，不知外界有何事发生。黄昏时分，脚穿白袜的苏台德日耳曼军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六人一排，列队进入广场，打着纳粹旗帜，口中高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跟在他们后边的，是打着捷克的三色旗的法西斯合作者。开始时，人们听从命令，向纳粹旗敬礼。后来，工人们涌到广场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给游行者让路。斗殴爆发了。警察支持的是游行者，他们边行进边高喊：“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元首！”如果说，布拉格只是象征性地失陷给德国，那么，捷克的工业重镇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位于波兰边界——却在事实上已落入德国之手。希特勒卫队的精兵已在天黑后不久占领了这个地区，目的在于保护这个现代化钢铁厂，防止被波兰人占领。

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正集中在总理府的客厅内看电影《大势已去》。坐在希特勒身旁的是凯特尔将军。如果必要的话，凯特尔将随时发出入侵的执行令。晚10时40分，布拉格开来的火车抵达了安哈尔特车站，但直到午夜后一个钟头，希特勒才召见哈查。他对凯特尔说，他之所以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他要让这位老先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然而，这个拖延却增加了哈查的不安。待他与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打党卫队的仪仗队前走过、进入希特勒的书房时，他的脸“紧张得红了起来”。

哈查向希特勒做了个私人呼吁，声言他从未与政治混在一起。他卑躬屈膝，请求希特勒饶恕。“他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在元首手中，”德国的官方记录这样写道，“他也相信，只要在元首手中，它就安全无恙。”

即使如此奴颜婢膝，哈查也免不了要受希特勒一顿呵斥。在将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等人所谓的胡作非为重复说了一遍后，希特勒攻击说：“在新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精神仍然活着，虽没有表面化。”在希特勒的进攻下，哈查这个可怜虫步步退缩。突然，希特勒——出于同情或改变战术的需要——补充说，他并不是不信任哈查，他的“结论是，总统虽然老迈年高，此次来德，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大有好处，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德国就要干预了”。

哈查及其外长好像成了石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希特勒继而说，对于任何国家，他都不怀敌意，他依然相信哈查的忠诚。这就给了他们一点希望之光。但是，随着希特勒宣布贝奈斯精神依旧在发扬光大，这点希望之光也就熄灭了。希特勒说，在星期天，大局已定了。令德国陆军入侵的命令业已下达，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帝国的命令也已下达。

这两个捷克人目瞪口呆地坐着。希特勒宣布，他的军队将于清晨6时，从各个方向开进他们的国家；德国空军则将占领捷克的所有机场。

希特勒软硬兼施，又是威胁又是许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哈查便可为捷克斯洛伐克服务。他必须迅速行动——不然，到6时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就要行动了。“如我将此威胁付诸实施，我将不可弥补地要丢脸，”几年后，希特勒回忆说，“因为在我提到的时间里，我们的机场上空将大雾弥漫，没有一架飞机能够出去。”

他建议，哈查及其外长两人先私下商量一下，看事情该怎么办。哈查说：“问题已相当明显了。”此语一出，希特勒松了一口气。他承认，抵抗是蠢举；然而，在不到6小时内，他怎能控制全国？希特勒回答说，这好歹也得做到。接着，他又满怀希望地说，他已看到了“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的曙光。“如果你们决定抵抗，”他声色俱厉地说，他看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被消灭”。

希特勒说完这番带噩兆的话，会见便告结束。当这两个六神无主的捷克人被带至邻室时，里宾特洛甫在给布拉格挂电话。由于线路出了故障，译员施密特被令再次拨号。拨号时，他听见戈林在邻室喊，说哈查已昏过去了。于是，人们连忙传话让莫雷尔医生进来——原来，莫雷尔医生早被叫来值班，以防年迈多病的捷克总统随时需要他。施密特暗想，哈查若有不测，明天全世界都会说他是在总理府被谋杀的。就在此时，布拉格的线路通了。施密特前去叫哈查，惊奇地发现他已醒转过来——这该感谢莫雷尔医生打的一支维生素针。哈查来到电话机旁。在将发生的情况转告内阁后，他建议投降。

与此同时，施密特在打一份官方公报的清稿——公报是事先草拟好的。公报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满怀信心地把捷克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日耳曼帝国元首。这份公报实质上是一份投降书。哈查要求莫雷尔医生再给他打一针。注射后，哈查精神好多了，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尽管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在一旁不断催促。据法国的官方报告说，两人于是便无情地追逐那两个捷克人。“公报就放在桌上，他们绕桌子追逐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不断把文件推到他们跟前，将笔塞在他们手中，口中不断在说，如果他们继续拒绝，在两小时内半个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而这还只是开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正在待命起飞，一份命令将于早晨6时发出，假如他们不签字的话。”（戈林在纽伦堡承认，他曾对哈查说过：“如不得不轰炸美丽的布拉格，我将觉得遗憾。”但他并不想这样做，因为“不进行轰炸，抵抗力量较容易分崩离析。不过，我想，像那样一件事或许可作为一个论据，加速整个事态的发展”。）

哈查最终让步了。他脸色通红，双手发抖，于凌晨3时55分签了字。签完后，他转向莫雷尔医生，感谢他为他治病。签字笔刚从哈查麻木的手指中间掉落，希特勒便急忙离开会议室，冲进自己的办公室——室内，两名中年秘书正在等候。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回忆，他当时脸部变形了，喊道：“快！孩子们，吻我吧！快！”施洛德和乌尔夫亲了他的双颊。“哈查刚才签了字，”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胜利！我将作为一个德国伟人载入史册！”

尽管夜已很深，希特勒仍无睡意，还在品尝这次胜利。“我为这位老先生难过，”他私下对霍夫曼和其他心腹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感情是不合时宜的，还可能会危及成功。”

莫雷尔医生插嘴说，要不是有他，公报恐怕签不了。“谢谢上帝，”他说，“好在有我在场，及时给他打了针！”

“去你妈的针！”希特勒喊道，“你把老先生弄得精神奕奕，我还怕他会不签字呢！”凯特尔把这个庆祝会暂时打断了：他报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执行令已发下去了，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除非遇到抵抗，否则不要开火，即使到此时，在诉诸武力前，也可能还会有谈判的可能的。他请求希特勒允许他退场。希特勒指示他几小时后前来报到，以便陪同元首登上开往捷克边境的专列。

3月15日拂晓，两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吓得脸如土色”，来到布拉格美国公使馆，要求避难。据他们透露，他们是在德国的捷克特务，被当地的盖世太保查明。“我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的脸在抽搐，嘴唇在抖动。”乔治·凯南回忆说。片刻后，根据上级的指示，他不得不将这两个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难民押解到被大雪覆盖的大街上去。在那里，“他们不过是受人追逐的动物罢了”。接着前来的是一个相识的犹太人，使馆只允许他待到能令自己镇静时，“很可怜，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整个上午都是如此。”

在伦敦，首先听到入侵消息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他是从驻布拉格大使那里听来的。数小时后，汉德逊从柏林打来电话，要他的上司推迟贸易署总裁访德的行程，“在我看来，阻止德国‘恢复秩序’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本人反对在此紧要关头有任何英国内阁部长来访。”

不到一个钟头，汉德逊又打来电话，宣读了希特勒与哈查签署的协议。上午11时，他用电话口述了希特勒刚发给德国人民的公告内容：自星期天以来，公告说，在捷克的许多村庄里都出现了反对日耳曼人的“野蛮的过分行为”，受害者和受迫害者提出的呼吁与日俱增。

大为震惊的汉德逊至少应明白，这次他出使柏林“最终翻了船”。“我把去柏林看作是伤害灵魂的工作，这你怀疑吗？”他匆忙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非正式的信，“希特勒又在铤而走险了。”

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直到那值得纪念的3月15日的中午才醒来。“我必须第一个到布拉格。”他一边穿衣一边对男仆说。越接近边界他便越紧张。大半晌后，希特勒一行在边境附近下车，转乘汽车前往。希特勒坐的是第一辆车，坐在司机肯普卡身旁。由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冒着大风雪，缓缓前行。车队从双方空荡荡的海关驶过，不久后，他们便碰上了在风雪中挣扎着前行的德军。肯普卡把车子驶离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泥泞旁道前行，直到黄昏后才驶抵布拉格。车队驶抵赫拉德欣宫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希特勒一行决定在堡垒内宿营，便派人进城去搞点布拉格火腿、面卷、奶油、奶酪、皮尔斯纳啤酒等食品和饮料。凯特尔见希特勒喝啤酒，这还是首次。

德国的最新侵略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英法两国群情激愤，为了对此做出反应，英法两国政府答应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保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主动与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会谈。连希特勒自己的盟友也火冒三丈。当晚，齐亚诺在日记中辛辣地写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把在慕尼黑建立起来的国家毁灭了。

希特勒早已派菲利普·冯·赫森亲王携解释信前往罗马。他希望，墨索里尼能予以谅解，并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墨索里尼虽对齐亚诺抱怨“意大利人会笑话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仍决定，尤其是现在，与胜利者结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他说，“毕竟，我们不是政治娼妓。”但，与此同时，向这个年轻的伙伴臣服却又是个耻辱。齐亚诺从未见其岳父如此垂头丧气过。

对国内外的批评，希特勒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到3月16日，他的扬扬自得似乎又是不无理由了。当时，他身处波希米亚国王城堡，城堡四周的城垛上飘扬着“卐”字旗帜。他站在城墙上，一方面视察最近被他征服的国家，一方面为占领了一座有如此众多纪念条顿人的历史古迹的古城而感到高兴。1621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徒起义的27名领导人，就在市政厅前被正法。在共和国广场，德皇威廉、俾斯麦和毛奇在普法战争期间曾在著名的“蓝色的星”旅店下榻。布拉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许多系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顿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建筑这样的城堡、桥梁和其他建筑物！

一个副官打断了希特勒的遐想。副官通知他，英法两国均未动员。“我知道，”他说着，又做了个预言，“再过两星期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它了。”有报告说，亲纳粹的捷克人已走上布拉格街头，用彩色大字“JID”或“JUDE”，将犹太人的店铺标出。这才是更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报告！

当日晚些时候，提索神父电告柏林说斯洛伐克已独立，并请求德国保护。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真正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开进了斯洛伐克。卢西尼亚省，也要求将它纳入他的轨道，但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抚慰匈牙利人。他允许匈牙利部队通过边境，占领卢西尼亚省——一直占领至波兰边境。在仅仅独立了2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成了被奴役的国家。

英国虽未总动员，却怒不可遏。“我完全了解希特勒先生用不流血的办法取胜的口味，”哈利法克斯警告德国大使，“但用不了多久，他将发现自己面临的将不是不流血的东西！”

好些时候以来，他以及直言不讳的贾德干都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出于忠诚，他们还是支持了他。不过，采取某种立场的时刻已经到了。外长找到了张伯伦并做了明确表示，全国、全党和下院均一致要求，公开地、积极地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张伯伦注意到了这种劝告。18日，汉德逊大使奉调暂时离柏林回国。当晚，即首相70岁生日的前夕，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一举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警告说，人们若认为大不列颠（尽管它憎恨战争）“没有骨气去尽力抵抗这种挑战——一旦这种挑战被做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能算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但由于此话出自妥协的象征性人物之口，它便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因它的确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结束。

它也表明，希特勒首次大大失算。不错，希特勒用武力威胁的方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拿到了手，但他未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斯洛伐克也终会和平地纳入他的轨道的。而且，由于他撕毁了他的政府自由地参与的国际协议，他便完全扭转了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公众的舆论。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希特勒已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且不是很值得去违反。

那么，元首为何会犯如此明显的一个大错呢？首先，他未料到他的行动会惹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奥地利问题上，他借口恢复法律与秩序，这西方不是也接受了吗？在慕尼黑，他们不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点满意了吗？他认为，趁他体力尚好、德国的军力强于其敌手的机会，他必须占领德国所需要的领土，以保证条顿民族的未来。

当他跨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下一次将在哪里打和打谁，他心中是没数的。他只想到，在进一步采取（或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前，他必须拿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他并未犯什么大错，只是在公共关系上受点挫折罢了。他关心的是下一步。

2 狐狸与熊1939.1—1939.8.24

希特勒在赫拉德欣宫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托管的当天，罗马尼亚大使便警告英国外交部，在今后数月内，希特勒将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久，英国驻巴黎大使又发回一封令人大吃一惊的电报，更是把伦敦仓促地重新制定对外政策的人们引入歧途。这封电报错误百出。因为，为了保密，它是由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亲手打印的。“希特勒自己的愿望，”他写道，“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和莱希瑙等人的支持下，是要在六七月间对大不列颠发动战争。”这个谣言大概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放出的，因为他们极力要挑起武装冲突。事实上，元首根本无意打英国，所称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占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他的眼光其实是放在解决德国与波兰的令人烦恼的分歧上的。这些分歧是在世界大战后由盟国制造出来的，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侵略。德国不但丧失了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省份，而且还沿维斯杜拉河开辟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为内陆国波兰提供一个出海口。位于这条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了自由港，以便作为波兰的一个海港。这条所谓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省与祖国分开，是最能激起德国爱国者民族情绪的一件事，而矛盾的焦点又在但泽上，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几乎全是日耳曼人。

奇怪的是，在《我的奋斗》一书及其早年的演讲中，希特勒这个最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耳曼人，却未给它以多少篇幅。这倒不是说希特勒对波兰人怀有友好感情——根据他的标准，波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下人——而是因为他被苏联这个唯一能满足德国的生存空间的国家所困扰。从他上台伊始，希特勒就将波兰问题降到最小的程度，并于1934年与华沙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互不侵略条约。在公开场合，他炫耀德波友好，而且人们还记得，他邀请波兰人参加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波兰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种宴会的账最终是要由客人来付的。在慕尼黑会议后一个月，账单被送来了——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与他共进午餐。里宾特洛甫说，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建议——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波兰将但泽归还德国，允许德国建造联结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部分的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允许波兰使用但泽这个自由港，保证其目前的边界不变，并延长双方签订的条约。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建议，两国在对波兰犹太人实行移民的问题上实行合作，并“在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对俄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由于许多有影响力的波兰人士也与希特勒一样，既害怕赤俄又仇恨犹太人，和平解决这一分歧似乎不乏希望。但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一再拒绝希特勒要他访德的邀请，而暗中却极力加强与俄国的联系。1938年底，两国发表了苏波友好的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也得以开始。

对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两面手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玩弄下去的。贝克终于被迫接受希特勒的邀请。1939年1月初，贝克来到了贝格霍夫。如果他害怕像许士尼格、提索和哈查那样，受到大声呵斥，那他就错了：他又愉快又惊奇。没有威胁，只有引诱，希特勒只暗示可能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则将给予更多好处。这套手法失败了。贝克大耍外交辞令，连归还但泽一事都不予考虑。

数星期后，里宾特洛甫来到华沙，意在重提德国的建议。波兰人请他跳舞、看戏、打猎，以及没完没了地请他吃鱼子酱和喝绿色的伏特加酒。在谈判桌上，除了得到更多的波兰人迷人的诱惑外，他什么也未得到。威廉大街有谣言说，由于贝克一再拒不接受他认为是最慷慨的建议，希特勒高喊说，对付波兰人的唯一办法是威胁。那年3月，用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身上如此灵验的办法，便确立下来了。里宾特洛甫警告华沙，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暴行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接着，戈林的报纸《日报》便开展攻势，攻击说，日耳曼妇女和小孩在波兰的街头受到骚扰，日耳曼人的商店和房屋都被涂上了柏油。贝克不但未被吓倒，反而于星期二把德国大使找来，发出了自己的威胁：任何企图改变但泽现状的尝试，均将被看作是反对波兰的侵略行为。

“你想在刺刀尖下谈判？”德国大使喊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说。

波兰此次以及在其他场合表现出来的勇气，获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报答：伦敦主动提出，若波兰遭到纳粹侵略，英国将给波兰提供军援。贝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3月的最后一天，张伯伦“形容憔悴”，步入下院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后，他起身宣读一份声明。他读得很慢，语调也很平静。他把头放得低低的，好像看不清楚字似的。“若发生任何明显地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他说，“而波兰政府也认为有绝对必要使用其全国的力量抗击这一行动时，英国政府将立刻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他补充说，在此之前，关于这点，波兰人已得到保证，而法国也授权他宣布，法国参与英国做出的这些保证。他坐下后，厅内自发地响起了欢呼声。自他从慕尼黑返回后，这是首次表示真正的同意。无条件的支持是张伯伦真正放弃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物证。英国终于团结起来并承担了义务。

次日——4月1日，德国元首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英国进行讽刺，作为对英国下院团结一致的回答。他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对德国的生存权进行干预？“今天，如果某个英国政治家要求将每个有关德国权利的重要问题都得首先拿到英国来讨论，那么，我同样也可要求，英国的每个问题也必须首先与我们讨论。当然，这个英国人也许会回答我说，巴勒斯坦就没有德国人的事嘛。我们不想与巴勒斯坦有什么来往。然而，就像我们德国人管不着巴勒斯坦人的事一样，你英国也管不着我德国的生存空间的事。”假若英国认为德国人做这无权做那也无权，你英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在巴勒斯坦将只要求保卫家园的阿拉伯人枪杀？

他从讽刺转向威胁恫吓。“日耳曼帝国，”他说，“决不想永远容忍恐吓，连包围的政策也不能容忍。”这威胁，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想来他必花了不少毅力才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如此出色。私下里，他却慷慨激昂。那天下午，当他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口中证实英国确向波兰人做出保证时，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脸都变了，在室内咆哮不止，以拳击大理石桌面，口中骂声不绝，“我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他是否有意与斯大林签约？

当晚，希特勒又发表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他表现得风度不凡。这大概系源于自认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信念。马德里已落入佛朗哥之手，西班牙的内战刚正式结束。此外，由于当天“传来新的谣言”说“意大利已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英国的注意力正在转移——这一转移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把凯特尔召来，对他说，波兰问题亟待解决。他还说，与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狡猾的老师毕苏斯基死得过早，这是多大的一个悲剧！不过，此事随时都可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有关德国前途的问题，这个在地理上把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尽早解决的原因。他不愿将这项工作往后拖，也不愿交给他的继任人去处理。他接着说，他坚信，只要英国看到了德国的决心，英国就会不理波兰的。

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便于4月3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给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没有，”该令写道，“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即“白色战役”，将定在9月1日。

西线若发生冲突，希特勒打算让英法两国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他手中。

这一着说明，对于英法两国向波兰做的保证，希特勒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各国的命运也就因此失算而决定了。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做好战争准备。

希特勒攻击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没有，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热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隐秘而多疑，所以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他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所以，在4月6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不准插手。

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都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炉中有两块铁总比只有一块好”。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急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血洗（顺便提一句，系受希特勒清洗罗姆集团一举的影响）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后来，海德里希吹嘘说，红军的此次肢解，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300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将钱打上记号并不是俄国人耍的唯一的欺骗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将原始材料披露给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图克切夫斯基的权力过大，威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近20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和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都是被抛弃的国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两国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1920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林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20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座兵工厂，另派出60名文武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人们记得，这种有利于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于1922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至1938年，德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已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又使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1939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的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深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党代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二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做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施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施特怀疑，这是不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施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看上去像个苦行僧——请他们喝茶。显然，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他们就法国印象派闲聊了一阵后，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定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施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不予置听。他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施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施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我并不认为元首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4月17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这是10个月以来俄国人的第一次来访，以一件本由较低级官员处理的事为来访的借口。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又在讨好另一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与苏联匆忙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和目标，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于是，在与苏联玩弄“很难得到”的同时，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4月19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有数年拥有健康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1939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阅兵中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和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又多又吓人。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豪。50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它的人。”对其他人而言，他胜过弥赛亚——上帝本人：“我的孩子们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在他们眼中，元首是万物之主。”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希特勒甚至禁止使用“第三帝国”这样的字眼。对于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的情形，他也曾对内层圈子里的人抱怨过——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崇拜的情况已发展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在党新近布置的学习班上，一个女老师十分认真地讲述过她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条会说话的狗，当被问到“希特勒是谁”时，狗回答说：“我的元首。”有个纳粹分子当场大怒，插嘴喊道：“你竟敢讲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可恶了！”那女老师作答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动物知道，不准活体解剖。犹太人做宗教仪式时不准宰动物的法律，是阿道夫·希特勒下令通过的。所以，出于感激，这条小狗的狗脑便认出阿道夫·希特勒是它的元首。”

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50岁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连教皇也给他发来了贺电。

这些荣耀丝毫未减少希特勒对罗马尼亚大使的愤慨，也未减少他对英国的怨恨。特别令希特勒愤怒的是，不久前，在美国出现了《我的奋斗》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未经许可便排印成书，且收进了人人认可的英国版本中删去的各段落，以及由艾伦·克兰斯顿撰写的，提醒读者注意希特勒的歪曲的评论文章。缩写本以袖珍本成书，定价为10美分，10天内便销售了50万册。封面上印有这样的字样：“不给阿道夫·希特勒一分稿费。”（元首的代理人立即上诉，理由是，他的版权遭到侵犯。法庭做出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判决，勒令出版商停止印刷和发行克兰斯顿的版本。“这是在实际中民主的漂亮一例。”现当上了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的克兰斯顿于1974年说。他承认，法律上，希特勒是对的，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所销售的50万册书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使他们看清了希特勒的恐怖政策是何等的错误。正是这些政策不久便把我们抛进世界大战中去。”）一次冒犯来了，另一次又来。这一次的冒犯者系罗斯福总统：他同时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刚侵略阿尔巴尼亚），呼吁他们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您曾一再断言，您与德国人民并无战争的愿望，”罗斯福对希特勒说，“这如果属实，那就无须战争。”

这可惹了希特勒。4月28日，他对此做了回答。他的演说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听众——不但在全德和欧洲进行广播，而且还通过主要的广播网在美国转播。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景况相比，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时，希特勒愿意给任何愿意听的人演讲——假若树木能听，他也愿意。那时，他的听众常对他之所云置之不理，或取笑他。现在，世界在发抖。

听众如此之多使他受到了鼓舞。威廉·夏伊勒就发现，元首从未如此雄辩过。演讲一开始，他便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他不但辩护得很成功，而且还转而谴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他攻击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废除了他们1935年的海军条约的基础。这是没有想到的：他自己当年如此急于求得的条约，一下子被取消了。接着，他又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是，波兰人“单方面侵犯了”它。希特勒撕毁了两个条约后，又在继续宣称，只要条款平等，他欢迎重新谈判。“想到这个情景，”他说，“谁也没有我高兴。”

这阵大脑体操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却又被他对罗斯福的攻击所超过。这个攻击——至少是为了取悦德国听众——是讽刺和挖苦的杰作。这是早年的希特勒，是酒吧间侍者和辩论者的希特勒。他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逐点予以反驳，像中学校长那样，逐点将之抹去。他的重重的讽刺和挖苦，令国会内人人听来顺耳；每次反驳后，笑声和鼓掌声一次高过一次。带头捧腹大笑的是会议主持者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把这个演讲的电影再次放给戈林看时，他再次大笑不止。）当元首最终接触到总统要求德国应保证不再进行侵略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嘲笑和反击——这使人笑得更加开心——却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会侵略波兰？

这篇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敌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手下。他所需要的是时间，以使波兰问题获得有利的解决。他觉得，自己的讲话已达到了目的，便跑进他的半官方别墅贝格霍夫隐居起来。在之后的酷夏中，他一点儿也不愿触及波兰，但对于俄国，他却张口就来。克莱施特一边喝茶一边狡猾地提出的初步友好的问题现正发展为真正的热恋。在爆炸性的国会演说后不久，在苏联报纸的后版上出现了一条似乎不惹人注目的消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职务已由Ｖ.Ｍ.莫洛托夫接替。这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欣赏它的莫过于德国大使馆了。当晚，德国的临时代办便打电报给威廉大街说，外交委员会未对此事做出解释，但李维诺夫（他的夫人爱维是英国人）的被解职看来是他与斯大林的意见分歧的结果。李维诺夫本人系反对轴心国的集体安全的象征，他的下台意味着斯大林已放弃了这条路线。犹太人李维诺夫被非犹太人替换一事表明，对英国的初步建议业已不相信的斯大林，已将大门向其在柏林的反犹伙伴打得更开了。然而，有件难堪的事不但俄国人对希特勒瞒着，就连他自己的外交官员也对他瞒着：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

听到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替换的消息，希特勒如同“中了炮弹”。希特勒与斯大林，两人均强烈憎恨和恐惧犹太人，这是共同的。此外，长期以来，希特勒就对斯大林的残忍多少有点儿佩服。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不相信与斯大林合作是明智的。5月10日，他将一名俄国事务问题专家召至贝希特斯加登，研究斯大林是否准备与德国达成真正的谅解一题。具有20年对苏经验的古斯塔夫·希尔格，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经济随员，他听了这个问题后，不禁吃了一惊。希尔格“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自1933年以来德苏关系的小结。他提醒希特勒，在斯大林上台后的头几年中，苏维埃政府曾常表示希望能维持旧日的友好关系”，但又有所节制。他无非是在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两个月前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苏联没有理由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声明罢了。令希尔格奇怪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谁都记不得斯大林讲话的内容。

希尔格长篇大论地说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军事威胁，因为它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去搞经济建设。希尔格一走，希特勒便说，他自己已“有点儿俄国味道了”，还可能听信于俄国的宣传。“不过，如果他是对的，我便不能同意斯大林的和平建议。我必须尽快中断那个巨人内部巩固的过程。”他令里宾特洛甫在对苏关系中原地踏步。

斯大林则令阿斯塔霍夫恢复对德的贸易谈判。5月20日，莫洛托夫插手这一谈判，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请到克里姆林宫。平常脸孔冷峻的莫洛托夫，此次却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但是，在亲切的外表下却埋藏着一副铁石心肠。正式谈判一开始，他便抱怨说，希特勒显然不太愿意签订新的经济协议，这给苏联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德国人并非真心诚意，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谈判中玩弄花招。

元首更关心的是加强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至少目前是如此。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突袭虽然使他难过（希特勒要的是取乐，而不是真干），但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在与意大利谈判，以缔结一个更有约束力的轴心条约。此条约于5月22日签订，仪式还相当隆重。它被称为《钢铁盟约》，把意大利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捆在一起。对希特勒而言，这项条约系外交胜利的产物，因为它保证，在战争期间一方“将用其海陆空三军的全部力量”支援另一方。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由于急于取悦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未让其内阁或政治和法律专家们去核对条文内容——此条约甚至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遭敌进攻时本条约才有效”。这样，墨索里尼便大意地把意大利的命运置于他的伙伴的掌心。

这项条约的签订，好像使希特勒拿到了冒险发动战争的许可证似的。次日，信心十足的元首便把高级军官召至总理府内的书房。他解释说，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德国和波兰的分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目标。这是我们向东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也是取得食品供应和解决波兰的争端的问题。”

因此，波兰（尽管与德国有友好条约）必须被消灭。“我们不能重复捷克事件，”他警告说，“那会出现战争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只有在西方不参战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役才能告捷。因此，他把发布进攻令的最后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这若办不到，那还不如进攻西方，并同时将波兰解决。”

他的矛盾言辞，令听众摸不着头脑。正在此时，忠实的凯特尔自我解释说，元首的意思不外乎是要向各将领表明，他们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战争不会真的爆发。希特勒还说，他做一个勇敢预言，要与英法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可轻易逃脱的想法是危险的，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同时，这也不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千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基本的目标是让英国屈服。“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战争，”他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一场战争。”

这绝不是着了征服迷的某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次招供：不进行战争，德国不能再作为一个大国继续下去。只有东方无穷无尽的资源才能拯救帝国；另一个选择，即与西方将就下去，却包含着各种风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向世界暴露真相，就是说，他一直在恫吓和逃避战争的较量，那么，德国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像泄气的气球，很快消失。

众人步出冬园时，可能除凯特尔和雷德尔外，大家都非常震惊。元首呢，则神采奕奕地跑到上萨尔茨堡躲难去了。中途还在奥格斯堡停留，观看了当地演出的《罗恩格林》。即使在贝格霍夫休息，希特勒也在探讨与东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对英国在莫斯科谈判一事，虽然他令舒伦堡“要坐得住”，自己反而坐立不安了。假若他们先行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定，那该怎么办？果真如此，德国入侵波兰时，斯大林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他必须搞清楚。5月26日，里宾特洛甫向舒伦堡发出指示，要他通知莫洛托夫，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保证，即苏联已在事实上放弃了反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如同斯大林在最近的演讲中表明的那样），那么德国将放弃其先前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如果做到了这点，那么，“考虑使德苏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平稳而正常”的时刻便到了。

希特勒是愿意延长其生存空间的梦想的。他要舒伦堡说服莫洛托夫，让他相信德国根本无意扩张至乌克兰。对新近签订的《钢铁盟约》，俄国人也用不着恐惧，因为它完全是针对英法两国的。舒伦堡又进一步获得指示，要他向莫洛托夫说明，如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波兰动武，苏联也不会遭难。再者，与德国签约要更加实用得多，这一建议是诱人的。因为，在外交辞令后边，还明明白白地邀请苏联去瓜分波兰。英法两国不能或不会及时援救波兰的论点，对斯大林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说来，也是有吸引力的。

由于这个建议是如此自发地提出来的，以致使威廉大街也出现了一些小惊慌。首先，里宾特洛甫将希特勒建议的内容通知了日本大使大岛，催促他向东京发电，请日本也同意此建议。在日本，批评大岛将军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应声虫。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变得非常顽固不化的，他连电报都拒绝往家里发。他辩解说，任何一个轴心国若与苏联（虽未宣战，苏联的步兵和坦克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战线上与日军进行残酷的战争）达成协议，必然会使日本参加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全部机会丧失殆尽，而日本的参加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里宾特洛甫没了主意，连忙打电话给阿托利科大使征求意见——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阿托利科同意大岛的看法，认为轴心国若与克里姆林宫接近，俄国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伦敦“把货物吊起来卖”。苦恼的里宾特洛甫想必与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并取得了新的指示。当晚，里宾特洛甫便向莫斯科发出另一封电报，取消了先前主动向俄国人提的建议。冯·德·舒伦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准轻举妄动。

希特勒认为，接触的俄国人级别太高了，便令威兹萨克去探听阿斯塔霍夫的口风。3月31日，他按指示执行。从内容和语调上看，他们的谈话都让人恢复信心。元首于是便于当日晚些时候发电报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这封电报刚一发出，另一封又发了出去，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双方似乎都急于要共度的蜜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6月29日通过《真理报》对此做了回答。《真理报》的这篇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写得非常辛辣。苏联在迟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积极地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而自己则将军事上的损失减至最小。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日本驻伦敦大使向东京报告说，据自己的印象，英国又与通常一样，在耍两面手法：用与苏联进行的条约谈判威胁希特勒，用与德国保持和平的计划反对斯大林。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它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面警告——是由一位将军亲自送来的。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当将军念到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并不想与之争辩。他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意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地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豪瑟⁽¹⁾》。这部歌剧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专为这位国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节：两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欧罗巴，骑在公牛上；另一名演丽达，带着天鹅。

一个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这次音乐节除演出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外，还增加了扣人心弦的《帕西法尔》。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8月3日，即《戈特达马隆》末场演出后一天，他们才相见。那天下午，党卫队一名军官陪同库比席克来到万弗里德旅馆。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将眼镜取下——热心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墨迹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我很高兴，”他说，“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这是我们俩过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于当了元首，肩负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难得有趣，而这一小插曲是罕有的私生活的一个例子。他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室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画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及一梳妆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用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

他们虽然过着夫妇生活，但两人都尽力跟工作人员打哑谜，说他们不过是好友而已。上午，她叫他“我的元首”，但久而久之她用得习惯了，据她对好友们说，即使在私下里她也这样称呼他。然而，知道他们的稳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来也荒唐，他们至少有一次防范不严。这事刚好发生在魏德曼上尉被解职前。一天早晨，魏德曼到元首房里去送急电，惊奇地发现爱娃的小巧玲珑的维也纳鞋竟待在元首的皮鞋旁边——好像住旅馆时让人擦鞋似的。“我不禁想起了拉封丹的寓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边下楼梯，一边笑个不停。”

在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爱娃的住房很舒适，与元首的紧紧相连），或在总理府，每逢重要客人来访，她便被关在屋里——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她渴望能见到霍尔蒂海军上将、胡佛总统、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阿加·汗和其他要员。然而，她却像孩子一样被关在房里。她私下对友人说，有一次，她求希特勒让她见见温莎公爵夫人，因为，她想，她们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却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是最令她难过的。但她也明白，来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都敬重她的情人。这，她很高兴，但也只能以此聊以自慰，使她的热切等待着的生活好受些。另外，这怎么也比早年孤单和狐疑的生活要强，那种生活曾两次导致她自杀未遂。

政治战线方面，在希特勒在白莱特欣赏《崔斯坦》的当天，里宾特洛甫批准恢复与阿斯塔霍夫的谈判。谈判结果虽然令外长高兴，但彼得·克莱施特却警告他勿让斯大林看出德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为一条约而搞特殊姿态。他们应该等待，也许用不了半年，便可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里宾洛特甫笑了。两个星期内他们便可签约！他对克莱施特劝他要有耐心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急于完成条约以对付英国，里宾特洛甫令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建议认真进行政治会谈。这次会晤于8月3日举行。德国大使报告说，此次会谈所得的印象是，苏联决心与英美两国签约，“如果他们能完全满足苏联的愿望的话”。肯定的，这印象是莫洛托夫所希望散布的。他与斯大林两人均注意到了威廉大街的焦急情绪：他们一方面在引诱德国，另一方面又牵着英国的鼻子走。

到此时，希特勒已比里宾特洛甫还焦急了，原因是，他为波兰战役所定的截止日期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他仍要得到斯大林的保证——苏联红军将不予干涉。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若不是运气亨通就是强使之然。在舒伦堡与莫洛托夫会谈后一天，波兰出现了一次危机。但泽的纳粹通知波兰海关官员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受稽查。波兰做出了反应：它愤怒地要求取消命令，但泽自由市参议院总裁也愤怒地否认曾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并攻击说，波兰是在寻找借口，威胁但泽。这真是小人得势。他迅速地于8月9日夺过指挥权。同日柏林警告华沙，它若再向但泽发出最后通牒，“必然会使德波关系更加紧张”。原来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现却被弄成一场严重的危机——波兰反驳说，德国若出面干涉，波兰将视之为侵略。

受控制的德国报纸已在大喊大叫。“波兰！注意！”报纸的大标题在提出警告，“华沙以轰炸但泽相威胁——波兰自大狂的宣传不可信！”另一标题在狂吹。正当戈培尔在大喊大叫时，外交部却以较低的姿态发动攻势。里宾特洛甫的经济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德国在波兰的利益真是非常有限的。“它与苏联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发生冲突，”他说，“但我们必须知道是些什么利益。”

希特勒虽然躲在山上，但也亲自过问此事。他将自己的专机派往但泽，把国联驻此自由城的高级专员卡尔·布克哈特接来。8月11日，布克哈特抵达了上萨尔茨堡，并立即驱车上了克尔斯坦山上的茶楼。

希特勒正忙于另一件事。“某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许很快就会发生。”在乘电梯上主要会议室时，他对施佩尔说。他好像自言自语地提到，他要派戈林出差。“不过，若需要我会亲自去的。我把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了。”他所指的是与斯大林签订条约。待布克哈特走进室内时，希特勒已火冒三丈，正为波兰问题大发雷霆。“在事先未得警告时若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喊道，“我就要用他们梦想不到的全部机械化部队，像闪电一样，把波兰人砸个稀巴烂！”他大声喊道，“你明白我的话吗？”

“很好，总理先生，我很明白这意味着一场大战。”

希特勒脸上闪现出痛苦和愤怒的表情。“很好，”他说，“假如我被迫打这场战争，我宁愿今天就打，不愿明天再打，我不会像威廉二世那样打仗。在全面战争开打前，他总是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我呢，则将无情地打，粉身碎骨也要打到底！”

像泄了气一样，他安静了下来，心平气和地对他的客人说，他并无进攻英法两国的愿望。“我并无罗曼蒂克的热望，”他快活地说，“没有当盟主的胃口。首要的是，我并不在西方寻求什么，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但是，在东方，他可要放开手脚干。“我必须为德国搞到足够的小麦。”为取得木材，他也需要在欧洲外搞个殖民地。他的野心就只有这么大。“就这么一次，”他阴郁地说，“重要的是，你应明白，我随时准备就这些事情与人谈判和讨论。”

他一再重申，若在东方得到自由，他将高高兴兴地与英国签订条约，保证英国的所有属地。显然，希特勒是想将这项保证转给伦敦——也想把接着提出的威胁一起转过去，“我心里想的全是如何反对俄国。如果西方竟笨到连这点也不懂，那么，我便只好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先将西方砸碎，然后再倾全力反对苏联。我需要乌克兰，我们才不会像在上次大战那样被征服。”

布克哈特所不知道的是，不久前，英国已通过张伯伦的一名高级顾问向希特勒提出一项秘密建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与里宾特洛甫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在前者肯辛顿的家里进行过一次会见。在这次密谈中，威尔逊说，首相准备建议与元首结盟，为期25年。它的内容将包括给帝国提供经济好处和“在适当的时候”分期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作为报答，希特勒必须保证不再在欧洲采取侵略行动。

赫塞说，他不知听到的是否正确，要求霍拉斯爵士再详细解释一遍。他解释了。“我要是希特勒，”大吃一惊的赫塞说，“就会接受你的建议。不过，他是否会这样做，这就谁也说不准了。”赫塞将此建议发回外交部后不久，他便带着威尔逊用打字机打好的文件——该文件总结了建议的各个要点——坐上专机，飞返德国。里宾特洛甫虽然对此印象深刻，但也不知如何才能让希特勒相信，此事需认真对待。赫塞是否真的相信，如苏联进攻德国，英国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在与德国谈判前，他们是否会在莫斯科中断对话？赫塞认为他们会的。

有个目击者告诉赫塞，希特勒第一次听到有此提案时高兴得像什么似的。“这是多时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喊道。喊完，他便像孩子似的想入非非。他毕生的梦想，即与强大的大英帝国结盟，就要实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他又心存恐惧，指责威尔逊设圈套，使波兰人免受应得的鞭挞。“希特勒想要什么？”赫塞问向他透露消息者——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的联系人瓦尔特·赫威尔。回答是：元首一心想迫使波兰人屈服。

那一星期里，里宾特洛甫问过赫塞，他是否“完全相信”英国会为但泽而战？赫塞回答说，他们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表明，张伯伦舍此无他。对波兰领土的任何入侵，结果都是战争。“元首一点儿也不相信这点！”里宾特洛甫喊道，“有些笨蛋告诉他，英国人只会恫吓，只要搞点反恫吓，他们就会跪下。”被里宾特洛甫表面一套、暗中一套搞得莫名其妙的赫塞忙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英国人在搞恫吓。这位外长说，他曾警告过元首：看样子英国认为，欧洲的力量平衡有赖于它；或大英帝国受到威胁时，英国人是不会软弱和低三下四的。

两天后，里宾特洛甫告诉赫塞，说他已将他们的全部论点转达给了希特勒。但他仍相信，如英国果真为但泽这样一件小事便投身战争，那么，与英国开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里宾特洛甫答应再找希特勒谈谈。在考虑赫塞的意见时，元首“镇静得令人惊奇”，这使里宾特洛甫赞叹不已。但是，希特勒仍心存疑惧，生怕这纯是愚弄他的一着。有什么可保证英国人不自食其言？“元首，”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只愿意考虑实实在在的保证。”这样强硬的态度，也在8月11日里宾特洛甫在萨尔茨堡会见墨索里尼的女婿这一外交行动中反映了出来。齐亚诺是带着墨索里尼的指示前来的：墨索里尼强调，必须推迟对波兰的任何入侵。这件事必须通过会谈解决。

与元首一样，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总理不亲自出马，只派使者前来的做法也很不满。据说，齐亚诺每次前来德国，都要酗酒和搞女人。为此，元首和里宾特洛甫都鄙视他。会谈时，里宾特洛甫忠实地将他主子的想法转告了齐亚诺。也许，这位外长自己也有这些想法。反正，他的行动与希特勒的一般无二，齐亚诺口若悬河，要求和平解决，但里宾特洛甫全然不听。最后，齐亚诺问里宾特洛甫要什么：走廊还是但泽？“已不是这个了，”他答道，“我们要战争。”

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之间的冷淡也扩至秘书间。午餐时，他们几乎未交谈只字。其间，齐亚诺脸色苍白，对一个意大利人耳语说：“我们几乎要打起来了。”

奇怪的是，乖乖地受里宾特洛甫恫吓的齐亚诺，竟敢于次日在贝格霍夫与希特勒对垒。午餐时，齐亚诺还拿花饰开玩笑——译员多尔曼猜测，这是爱娃·勃劳恩布置的。正式讨论开始后，齐亚诺机智而有力地反驳希特勒。他警告说，与波兰的战争不可能只局限在波兰。原因是，这一次西方肯定会宣战。齐亚诺用最明确的语言指出，意大利还不准备打总体战，它的战略物资不敷数月战争之用。希特勒温柔地建议，会谈于明日上午继续，趁天未黑驱车去克尔斯坦山。齐亚诺同意了，但明显缺乏热情。希特勒拉他至一扇窗前，向他详细介绍窗外的自然美景。齐亚诺不自然地打了个寒噤。接着，他便一杯接一杯地喝热茶——他很不喜欢这热茶。山上之行使齐亚诺觉得凄凉。当晚他打电话给其岳父说：“情况严重。”

到了次日上午，齐亚诺已一蹶不振。与希特勒进行第二轮会谈时，对意大利无力参战一事他只字未提。他那杰出的辩才一下子不翼而飞了。令译员施密特惊诧的是，“他像折叠小刀一样给折了起来”。昨日的冷静而决断的政治手腕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向他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因为波兰而打仗。对此，齐亚诺只洗耳恭听，无动于衷。“从前，当我们的看法与你的相反时，你常常是对的，”齐亚诺说，“这一次，我想，你也许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几个小时后，齐亚诺便没精打采地坐飞机回家了。“我回罗马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德国人，对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办事的方法反感透了。现在，他们已将我们拖进一项我们并不需要，且有可能连累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冒险中去了。”

齐亚诺走后不久，赫塞便被令在萨尔茨堡的一家旅馆里与里宾特洛甫见面。外长呆呆地看着写字台，足有十分钟，然后才抬头阴郁地对赫塞说：“我刚从元首那里来，不幸的是，他不准备讨论张伯伦的建议。”他此处系指威尔逊的建议。“他的意图完全不同。张伯伦的建议不会被抛掉。到时我们再提它。”他指示赫塞立即飞返伦敦，并把耳朵放灵点儿，“元首意在走险着。他能否成功，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不想与英国开战。危险严重时要及时递个信号给我们。”

虽然希特勒向齐亚诺流露出信心十足的样子，但这实在是演戏。实际上，他对斯大林迟迟不愿达成协议之举深感忧虑。有报告说，不久前，一个英法联合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与苏联人举行的成功的谈判即将结束。这又加剧了他的疑虑。实际上，俄国人并无心进行谈判，因为他们怀疑盟国是在玩弄他们。首先，英法这个代表团，本可以在1天内抵达莫斯科的，结果却花了6天时间：他们坐的是客货两用火车。其次，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带的证件又不全；当谈判最终走上正轨时，英国人又似乎没有心思；建立共同防御纳粹的战线由苏联主动提出，它将提供136个师，而英国只愿出11个机械化师和5个步兵师。

由于全然不知这些，德国元首便令里宾特洛甫给克里姆林宫增加压力。舒伦堡与莫洛托夫匆匆进行了会见。8月15日晚，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对德国大使舒伦堡之所云洗耳恭听，却对问题未做出迅速回答。首先，他说，有几个问题应该明确。例如，德国是否愿意向日本施加影响，让它对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德国是否愿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愿意，有什么条件？

希特勒急不可耐，未再深思熟虑就令里宾特洛甫立刻与莫洛托夫达成谅解。这样，他便把为事态的发展定步伐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手。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他通过莫洛托夫之口回答说，在签订政治协议前，必须首先签订经济协议。里宾特洛甫以再次请求舒伦堡速办作为回答，并指出，经济协议的第一个阶段业已结束。他的指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他说，下一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必须“着重地……为早日实现本人的俄国之行做出努力，并恰当地反对俄国人可能提出来的新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你必须牢记这个决定性的事实：德波两国的公开冲突极可能早日发生，因此，我们便对我的立刻访问莫洛托夫具有最强烈的兴趣”。

斯大林明白，每拖延一小时，对希特勒而言都是痛苦的（也许，斯大林的探子已探得了希特勒9月1日这个限期）。于是，他便令莫洛托夫在下次与舒伦堡会谈时（8月19日），与通常一样，采取拖延战术。这样，尽管舒伦堡一再恳求采取行动，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依然逐点进行冗长的辩论。但是，在舒伦堡走后半小时，苏联人突然改变其战术：莫洛托夫又想把舒伦堡请回克里姆林宫。他于当日下午很晚时才来到克里姆林宫，但一进门他便明白，莫洛托夫有好消息给他。在向舒伦堡表示歉意、不该为他带来诸多不便后，莫洛托夫说，他刚被授权将一份互不侵犯的条约草案交给他，并将在莫斯科接待里宾特洛甫先生。当然，他并未解释说，英法苏之军事谈判已陷入僵局，斯大林已失去了对西方的所有耐心。也许，他历来就有意与希特勒结伙，只是把与英法之谈判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即使如此，俄国人还是小心谨慎地行事。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只有在他们的经济协定签字后一星期，他才能接待里宾特洛甫；如今天签字，那就是8月26日，若明天签，那就是8月27日。希特勒想必曾带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舒伦堡的报告——对可能签订这份条约表示高兴，对斯大林坚持先签经济协定表示愤慨。这比讹诈好不了多少，但希特勒又没有别的法子。这份经济协定于凌晨2时匆匆签订。根据这个协定，德国将贷给苏联2亿马克的商品贷款，利息为0.5分，以购买机床和工业设备。“广义上的”军用物资，例如光学仪器和装甲板，也可得到供应，但相比之下数量较小。苏联将用原料偿还这一贷款。

希特勒曾用计战胜了奥地利和捷克，这一回却是斯大林胜了他。莫洛托夫建议他等待一周，他是不能等待的。他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以私人名义于8月20日下午4时35分发出。在电报中，他对德苏协定的签订，对将它作为重新安排德苏关系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他也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虽然内中有几个问题需尽快得到澄清。然后，他便提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说，由于德波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变得不可容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速度便极端重要了。危机可在“任何一天”发生。

在舒伦堡将电报交给克里姆林宫后两小时，斯大林将他召到克里姆林宫，亲自向他做出回答：“谢谢您的来信。”他说，他希望，这份条约将成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已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建立和平关系。”他同意8月23日会见里宾特洛甫。

20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一声不响地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可怕，使谁也不敢打扰他。他期望这一条约能很快签订，已将小型母舰“格拉夫·斯佩”号派往大西洋待命；21艘Ｕ型潜艇也在英伦三岛沿岸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进晚餐时（据施佩尔说）希特勒收到一封电报。读完电报后，他脸色通红，两眼空虚地望着窗外。猛然间，他双拳猛击台面，连玻璃都嘎嘎作响。“到手了！”他高喊着，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到手了！”喊完，他一屁股坐回原位。谁也不敢问一声，继续默默进餐。

喝完咖啡后，希特勒以和谐悦耳的语调告诉客人们，德国正与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儿，你们看看，”他说，“是斯大林来的电报。”据霍夫曼回忆，元首当时高兴至极，猛拍膝盖——这是摄影师霍夫曼从未看见过的。总管康能堡端来香槟酒后，众人忙作一团，互相碰杯庆贺，为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而干杯。一会儿，希特勒领大家进了地下室的小型电影院，观看斯大林检阅红军的大型阅兵游行。元首议论说，多么幸运啊，如此强大的军队已被中和了。

霍夫曼担心，在曾与赤色分子数十年如一日进行斗争的忠诚的国社党人中，会出现反响。“党和全世界一样，都会大吃一惊，”希特勒故意答道，“但，我的党员了解我，也信任我。他们知道，我绝不会脱离我的基本原则。他们将会明白，此次冒险一赌的最终目的，是要扫除东部的危险并在我的领导下——使欧洲更快统一。”

从表面上看，希特勒与斯大林是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呢？其实，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佩服彼得大帝，一个把自己看作是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两人都主张使用暴力，都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的意识形态下行动，两者都相信，只要目的正确，便什么手段均可使用。两国都以国家和进步的名义，使非正义的东西变得神圣。

多时以来，希特勒就佩服斯大林，把他看成是“世界历史上非凡人物之一”。一次，他对一群亲信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人都出身下层阶级。内中有人不同意元首将自己与先前的银行劫贼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如斯大林真的抢过银行，他也不是为了填腰包，而是为党、为运动。你不能把那看成是抢银行。”

元首也不把斯大林看成是真共产党。“实际上，他与沙皇俄国融为一体，只不过复活了泛斯拉夫主义罢了（也许，希特勒是在不自觉地谈他自己和德国）。对他，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个手段，是用以欺骗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一种伪装。”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觉得有把握利用对方。这两个独裁者都错了，但在1939年那个忙碌紧张的夏天，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某种错误观念指导下行动的。欧洲是充满互不相信、互相欺骗和两面手法的一口大锅。即使在里宾特洛甫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斯大林仍未完全放弃结成英法苏三国军事同盟以反对希特勒的希望。当英国人半心半意地搞这一条约时，他们还秘密地邀请戈林前往英国。无论何处，都是一国背着一国在暗地里与另一国搞交易，嘴里不是喊着“真诚”这个陈词滥调就是满嘴恐吓威胁。

表面上，得胜者是希特勒。8月22日，他一早醒来，觉得信心百倍。里宾特洛甫带着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外交使团的最终指示离开贝格霍夫后，元首召见了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参谋，在宽阔的接待室内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由于坐在大桌后的希特勒搞一言堂，这其实是演讲，而不是开会。“把你们找来，目的是要把政治局势向大家描绘一下，这样，你们才能看清我赖以做出行动决定的各种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信心。”他说，与波兰的矛盾迟早总要爆发的，有许多理由可证明最好是立刻行动。“首先，有两个个人的因素：我自己的个性和墨索里尼的个性。主要的是一切均靠我，靠我的生存，因为我有政治天才。也许，将来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对德国人民充满信心。所以，我的生命是大值里的一个因子。但我可在任何时候被一个罪犯或笨蛋消灭。第二个个人因素是意大利总理。他若有个长短，意大利是否仍忠诚于他们的联盟，这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那里都没有杰出的人物。“我们的敌人只有水准以下的人。没有个性，没有领袖，没有搞行动的人物……”另外，政治形势也有利，地中海在竞争，东方局势紧张。目前的所有这些有利形势两三年后均将不复存在，“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还是现在就打为妙。”

接着，他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与波兰的关系已无法忍受。“我们面临的抉择，若不是打便肯定是被消灭，或迟或早。西方有什么作为呢？不外乎是从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或对帝国进行封锁。前者是行不通的，后者也不会奏效，因为现在苏联会向德国供应粮食、牲口、煤炭、铅和锌。怕只怕到头来哪个猪猡又要提个调停计划出来！”

戈林一带头，其他将领也跟着热烈鼓掌（有一篇花絮说，戈林跳上桌子，像野蛮人一样，趾高气扬地手舞足蹈。这若属实，可称洋相十足了。但这不太可信）。“我的元首，”戈林元帅说，“部队会尽其责任的。”掌虽然鼓了，但戈林和其余将领都一致反战，因为大家都相信，德国还未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弹药只够6个星期之用，钢铁、石油和其他重要物资也奇缺。

与其将领一样，希特勒对此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他考虑的是一种不同的战争：闪电战，即用足以保证迅速取胜的兵力和战斗强度，全面发动突然袭击。这既是战略概念也是战术概念。他曾发誓，永远不让长期战争带来的苦难重新在德意志的国土上出现。对部队，他只在广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进行武装，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常备武器的生产率较高，不为长期战争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德国经济的这种组织方法，是希特勒有意这样搞的。他的目标在于迅速地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兵工厂，或改组兵工厂的结构。

一系列的闪电战——靠短期的生产爆发力维持——将使希特勒看来好像很强大。他避免为常规战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毁灭。他的哲学是穷汉的哲学，只有靠胆识才能成功。用战争冒险的办法，他已取得了一系列廉价的胜利，而这个战争冒险正是他的较富裕的敌人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闪电战不但与其赌徒的天性吻合，而且也与其独裁者的地位相适应。一个民主国家是经受不起这种经济突发力的。例如，在集中生产坦克后，立即又转向民用生产。可能会伤害一个民主国家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一个具有奇特的经济弱点和力量的国家。

希特勒的闪电战，使其将领也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的理论仍源于过去。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明白，论战斗，德国的准备要远比英法两国好。这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到，他能迅速取胜于波兰，永远无须与英法两国交手。奇特之处就在于，他们会觉得报复是徒劳无益的。他必须用某种方法将西方中和——或恫吓，或动武——以便到1943年时，他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目标即征服苏俄。阿道夫·希特勒睁大双眼，准备迎接命运。

8月22日上午听过希特勒讲解入侵蓝图的军人，未提出只言片语的批评意见，午餐后被带进来训话的野战将领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元首劝他们不必发慈悲。“强权即公理。”他说完后便宣布入侵波兰的时间有可能定在星期六即8月26日的拂晓。

当晚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及其一行分乘两架“康多尔”飞机前往莫斯科。总的气氛非常紧张。彼得·克莱施特回忆说，“谁也不敢保证在我们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人不会突然给我们端出个英法协定来。”谁也不敢预言，里宾特洛甫是否会被迫进行苏联人惯于举行的“冗长、绞尽脑汁的谈判”。

里宾特洛甫的莫斯科之行，使日本大使大岛惊奇万分。当晚深夜，他专程前往柏林威兹萨克家拜访他，当面向他表示不悦。原是泰然自若的大岛，此时板着脸孔问，这样一个向后转，他怎样才能向东京解释清楚？

次日下午，即8月23日，汉德逊将张伯伦的信交给了元首。信中，张伯伦斩钉截铁地宣布，英国决心履行其对波兰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他又再次呼吁和平。为何就不能签个停战协定，让德国和波兰坐下来讨论他们的问题？“此时此刻，”他在信的末尾说，“我承认，我找不到可以避免一场会把欧洲卷入战争灾难的其他办法。”

希特勒用强硬的语言作答，且很激动。汉德逊表示，只要两国合作，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希特勒简短地反驳说，早该这样做。汉德逊抗议道，英国政府已经下了保证，它必须遵守。“那就遵守吧，”元首咬了一口，“你若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你也得付款。”

汉德逊顽强地为英国的立场辩护。他用的是德语——一种他尚未掌握的语言。希特勒将汉德逊的论点撂在一边，开始了威胁恫吓。他说，波兰若有风吹草动并胆敢在反对德国人或但泽方面再向前挪动一步，他便立刻进行干预。还有，西方若总动员，德国也将用总动员作为回答。

“那是不是个威胁？”汉德逊问。

“不，那是个保护性措施！”

汉德逊妄图令希特勒相信，张伯伦历来是支持德国的。“直到今年春天我也是相信这点的。”希特勒几乎忧愁地说。接着，汉德逊便冲口说道，他个人从不相信英法苏三国条约。他个人倒倾向于由德国而不是英国与苏俄签约。希特勒的回答是不吉利的。“错不了，”他说，“会是个长期条约。”这个话题汉德逊是不会随便放过的。他辩论说，与他一样，元首也明白，俄国人总是在制造困难。不管属何种情况，他坚信，张伯伦并未改变其对德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用行动去判断。”希特勒说完，重又反唇相讥。汉德逊威胁说，德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战争。一听此话，希特勒又几乎歇斯底里起来。他喊道，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什么可输，大不列颠可有许多东西会输掉。他没有战争的愿望，但也决不退缩。比去年9月，他的人民此时更加支持他了。他突然宣布，他会给张伯伦一个书面答复且于下午交给汉德逊。说完，会晤便宣告结束。

威兹萨克是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斗的沉默的见证人。与汉德逊一样，他也坚信希特勒真的是震惊了。但是，汉德逊刚一走，门刚一关上，希特勒便拍了一下大腿（已成了习惯），笑了。“张伯伦熬不过这场对话，”他趾高气扬地说，“他的内阁今晚就得倒台。”

趁等待书面回答的机会，汉德逊返回萨尔茨堡，给在柏林的下属挂了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伦敦，希特勒“全不妥协，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在拿到书面答复之前，我不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又被召回贝格霍夫。据汉德逊的报告说，这一次，希特勒恢复了平静，“一次也未提高嗓门”，但他的顽固并未减少分毫。他攻击说，“英国已下定决心毁灭德国”。

汉德逊抗议说，两国若交战，受益者是世界上较次要的民族。希特勒回答道，为较次要的民族而战的恰恰是英国，而他则只为德国而战。这一次，德国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914年他若当总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波兰若再挑衅，”他继而道，“我就要行动了。”他将上午的威胁重述了一遍，但这次却未装模作样，“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总得解决，方法可能这样或那样。请记住这点。相信我，去年——10月2日——我本来要进军的。这，我敢向你保证！”

那天下午，两架德国“康多尔”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机场上，看到卐字旗与斧头镰刀旗并排在空中飘扬，里宾特洛甫非常高兴。在检阅空军仪仗队后，里宾特洛甫外长乘车前往下榻处——先前的奥地利使馆（是否是俄国人的讽刺？）。冯·德·舒伦堡公爵通知他，克里姆林宫于下午6时与他会晤，但说不准是莫洛托夫还是斯大林见他。“莫斯科的怪风俗。”里宾特洛甫暗想。

舒伦堡和希尔加汇报完后，双双劝里宾特洛甫不要给人以急于求成的印象，要慢慢来。里宾特洛甫听得不耐烦，把手一挥，打断了他们的话。他叫大使通知俄国人，说他必须于24小时内赶回柏林。他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吃饭，然后便奔克里姆林宫去了。

下午6时，里宾特洛甫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和蔼可亲，莫洛托夫却不动声色。首先讲话的是里宾特洛甫，他表达了他的国家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德苏关系的愿望。从斯大林的3月演说中，他了解到，斯大林先生也有同感。斯大林把脸转向莫洛托夫，问他是否先讲。外交委员顺从地回话说，首先作答是斯大林的特权。

他回答的方式是里宾特洛甫从未碰到过的。“多年来，”斯大林简洁地说，“我们往彼此身上不知泼了多少桶粪。那也不该阻碍我们取得谅解。我3月讲话的主旨就在于此，它的意义你已完全明白了。”他打开一本笔记本，继续不断地谈论实质性问题：划定了在苏联与德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内苏德各自的势力范围；芬兰，大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比萨拉比亚被纳入俄国轨道；若德国与波兰发生战争，他们将在明确的“分界线上”开打。

显然，斯大林到这间屋子里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来玩的。3小时后，除斯大林坚持要纳入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两个港口外，其余各点里宾特洛甫均已同意。关于这两个港口，里宾特洛甫说，他得首先征求元首的意见。于是，会谈暂停，好让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磋商。

希特勒也急于要与斯大林达成交易。不过一小时，威廉大街便打来电话，做了言简意赅的回答：“答案是可以，同意了。”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又在下榻地急急忙忙进餐。他一边吃，还一边热情洋溢地谈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返回克里姆林宫时，里宾特洛甫外长神采飞扬。他不但口袋中装着希特勒的肯定回答，而且还带着一大帮随员，包括两名摄影师在内，浩浩荡荡地赶赴克里姆林宫。当德国车队缓缓驶进神秘的城内时，秘密警察连忙从黑暗中出来护送。车队从它所处时代的最大口径的大炮——因为大，谁也不敢使用它——前驶过，还从许多小木房和大教堂前驶过，最终驶抵一座现代化的行政大楼。斯大林在那里等候。很快，双方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达成了最后协议。这是一份简明扼要的合同。双方不对对方采取侵略行动，不支持进攻条约一方的任何国家。条约有效期10年，期满后，将自动延期5年，除非签约的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宣布不再续约。

这是一份常规的协定，但是秘密议定书却不然了。它瓜分了东欧。同样不寻常的是，斯大林竟愿意在签字时拍照。他精神奕奕，导演了签字仪式上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拍摄。他向里宾特洛甫的党卫队副官理查德·舒尔兹招手，要他与众人一起照相，但年轻的舒尔兹不敢想象斯大林是在叫他。最后，斯大林抓着个子高得出奇的舒尔兹的胳膊，把他拉到里宾特洛甫身边。也许，斯大林有意要为照片增添些青春的气息；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舒尔兹的弟弟是希特勒的党卫队的军官。

双方频频举杯，祝酒词讲了一篇又一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那篇，也是从未向苏联人民透露过的那篇。“我知道日耳曼民族何等热爱它的元首，”他说，“所以，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竟在几小时内签妥且未发生争论。这件事本身即证明，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都需要这份条约；两人都明白，为取得自己所需，他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两人都希望速战速决。

对希特勒而言，条约是他的胜利，不是斯大林的。显然，他已将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做的预言（德苏联盟必导致战争，而这战争必“令德国完蛋”）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作此预言后数年，他曾私下向鲍曼透露过，说打那以后他已改变了主意，希望与苏联人签订的条约是“真诚的，但并非无保留的友好”。他想，在经过多年执政后，斯大林这个现实主义者，会摆脱那模模糊糊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将它当毒药留下，以供外用。他对待犹太知识阶层的残酷方法更令人有此看法。“根据双方的残酷现实，我们原本可以签署长期协定的……总之，这是一份被一只鹰眼所监视、一只手指已扣在扳机上的协定！”

一听到条约已签订的消息，希特勒就从餐桌旁跳了起来，喊道：“我们赢了！”他虽然放弃了夺取整个波兰的机会，却中和了俄国。现在，他可放开手脚去对付波兰了。没有苏联在他们那一边，英法两国充其量只是口头威胁威胁罢了。另外，他也得到保证，他可从东方取得那些因英国封锁，可能被剥夺的原料。

希特勒是在出钱让斯大林去办原可不用签订条约便可办到的事情。苏联的经济及其军事效能，自清洗以来，仍未恢复元气，进攻德意志帝国斯大林连想也不敢想。事实上，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建立反对希特勒的保护性同盟。他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最希望获得的就是中立。与德国签订条约不但获得了中立，而且还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间挑动战争的目的。在斯大林看来，纳粹德国只是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已。

约在8月24日凌晨3时，希特勒领着他的随行人员上了贝格霍夫高地。北方和西北方天际烧起了红艳艳的云朵。在山谷那边，发自这种“北方之光”的一道吓人的红光洒在一座名叫温特堡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山上。“戈特达马隆的最后一幕，”施佩尔回忆说，“也没有如此精彩。同样的红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和手。”

希特勒突然转身对其空军副官贝罗说：“看上去像许多血。这一次，不用暴力可成功不了。”

(1) 汤豪瑟，德国13世纪时，一武士兼抒情诗人，稗史载其在维纳斯堡一山洞里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瓦格纳据此写的歌剧也叫 Tannhauser，中译为《汤豪瑟》。——译注

3 “史无前例的灾难”1939.8.24—1939.9.35

8月24日，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他们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在柏林报告中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软弱的表现，但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一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时，《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做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时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他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德国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他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中国东北部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和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肖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代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一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苏联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自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使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再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么，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旦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时，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绝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绝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拂晓进攻波兰的命令。从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政治方面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予以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了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做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途中。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作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提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绝不是偶然。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力，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做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

“那么，”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头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将大使打发走了。

法国大使离开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两国条约墨迹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参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14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小声地传递着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它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2%。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消除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元首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是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息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达勒鲁斯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做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个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个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长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个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近德国边境”之类的消息，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料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做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做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间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间人。戈林站在他身旁，扬扬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做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做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做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是真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提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它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个英国朋友挂了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施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施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汇报。一会儿，外长便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施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施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做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须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做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个中间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个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们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他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项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时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起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地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定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卢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4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分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一点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拟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仍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是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小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争。”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个星期已被白白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做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反驳说，无论是出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都不听。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来吧！英国这一点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停歇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戴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画出将由公民投票决定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英国外长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英国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10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争取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画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父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了。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拟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做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的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全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大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做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才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觑，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脚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了下来。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做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须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去。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画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做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之后2—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但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了。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Ａ.Ｉ.Ｉ.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炮制了一个穷凶极恶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普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做出正式答复”。他直截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做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么，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领受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信线路切断。他们并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小时后，所有的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做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御用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至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别无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做出了一个明智但又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军服。他声音洪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地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做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的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稿拿得出去见报，迪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拼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除非我死！”

听众尽情地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做出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D.H.劳伦斯在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存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画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做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信工具最现代化，但所做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辞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辞。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两国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做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伦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会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么，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1%。”两个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么，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的战刀在头上飞舞，能做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10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有些特别，好像患了感冒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的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地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为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一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

“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么，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斯一张字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字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地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待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的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常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都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做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做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山毛榉树下的一张折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的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的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做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个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都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做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做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国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伦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最先怨恨的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么，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做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寸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他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没有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无须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一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开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做出典范。”

第七部 诉诸武力

1 西线的胜利1939.9.3—1940.6.25

德军对波兰的入侵进展迅速。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只经过一次陆空的集中打击，守卫者便被打垮。被空中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尖声怪叫的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的波兰地面部队，很快便被有重型自动推进炮和坦克支援的150万德国陆军打散。造成巨大破坏的还是这些强大的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他们冲破一切防御，席卷后方。闪电战不但吓坏了受害者，也使外国观察家丧胆，因为它标志着战争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至9月5日上午，波兰空军已被消灭，为“走廊”而战的战斗宣告结束。两天后，波兰35个师中，大部分不是被消灭便是被包围。

希特勒把专列称为“元首司令部”（约德尔将军的指挥人员仍留在柏林），他密切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观。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的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甚至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最微小的细节。例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这种养生之道很快便结束了，但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他仍兴趣盎然——只有一件事例外。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

正当单方面的战争快要结束时，“元首司令部”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弗里茨·赫塞。他报告说，在伦敦的德国官方代表团，不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而且也受到普通群众的友好送别。大使馆外一群人曾喊道“圣诞节再见”。赫塞来波兰也是出于个人的关心，他明白，由于力主和平，他已失宠。然而，目前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赫维尔却向他保证，元首曾真诚地要与英国人谈判，促使他入侵波兰的是德国侨民受暴行所害的那些报道。赫塞不相信入侵令是在一怒之下发布的。“是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根源。”赫维尔坚持己见，“他很快便后悔了，他不该受脾气主宰。”在入侵开始后，他允许赫塞与霍拉斯·威尔逊勋爵进行谈判的原因也在于此，“是的，希特勒想必会说：‘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

“我的天呀，”赫塞痛苦地喊道，“难道没有人可以向他说明，独裁者可下令：‘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议会国家要取消经过长期周密考虑后的战争决定是绝不可能的吗？他怎么能想出这件事来？我一再警告，英国有一伙人主战，张伯伦的外交政策一垮，主战派必然得胜。这份报告难道没有人读过吗？”

沉默一阵后，张皇失措的赫维尔承认，元首对民主国家的工作程序有个相当奇怪的概念。“在我向元首解释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声明时，他对我嗤之以鼻。他就是不相信它。不过，用不着害怕。与此同时，他已认识到你的报告是正确的。但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你可别利用这点。最使元首发怒的是，别人对了他错了。”

英国固然令元首关切，但他更关切的却是苏联不愿意参与进攻波兰——因为西线无战事。显然，斯大林是想坐享其成，等待最后时刻，以便把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直到9月17日凌晨2时，斯大林曾亲自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红军将在数小时内越过波兰边界。当地时间凌晨4时，红军越过了波兰东部漫长的边界。有一处地方，波兰边防兵团的士兵们发现，在清晨大雾中，有一队拉着士兵的马车。“别开枪，”红军战士喊，“我们是来帮你们打德国人的。”边防军战士糊涂了，竟在领头的俄国车上插上白旗——这样，苏联人便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许多地方——未遭一枪一弹的还击。波兰东部便这样陷落了。

里宾特洛甫直到上午8时才醒来。当他得悉施密特让他熟睡了3个小时时，他生气地喊道：“德军和俄军正彼此迎面冲去，可能会发生冲突！全怪你太懒，不把我叫醒！”施密特想让他安静下来，提醒他说，已竖起了一条分界线。但是，满脸泡沫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刮脸刀，继续在发火：“你扰乱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搞那些事情你经验不足！”真正令里宾特洛甫发怒的是，由于人手不足，时间的耽搁，竟让戈培尔而不是他的办公室向在柏林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布消息。

现在，唯一的角逐发生在胜利者之间。俄国人入侵的第一天还未结束，两个盟国便在公报的措辞上——该公报千方百计地使波兰的被征服成为合法——争得脸红耳赤。斯大林反对德国的草案（“它把事实讲得太坦率了”），然后亲手起草俄国的文本。希特勒刚屈从于这个文本，斯大林又拿出一个重要得多的文本：彻头彻尾地瓜分战利品、把波兰人象征性的独立都被剥夺掉的文本。从表面上看，俄国的建议是有利于德国的，但希特勒怀疑满腹，足足拖了4天，里宾特洛甫才被授权签署此文件。

为新条约开始谈判，德国外交部长于9月27日下午5时50分抵达苏联首都。这个时间似乎是良辰吉日，因为华沙刚向德国武装力量投降。后来，里宾特洛甫收到柏林的一份警告，说苏联很快就要进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所以，里宾特洛甫是带着恐惧的心理于当晚前往克里姆林宫的。那时，他已确信，斯大林将向他提出一项诱人的建议，但又害怕付出过高的代价。晚10时，会议开始了。不出所料，斯大林建议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全部割给德国——它包括了波兰大部分有人烟的土地。作为报答，他所需要的是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

长达3小时的会议结束后，里宾特洛甫用电话向元首做了报告。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有个非常吸引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控制了大多数人口后，“波兰的民族问题将按德国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对待”。

斯大林了解希特勒。除了需要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外，元首是不会不要控制这块犹太人的滋生地的机会的。他授权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这项条约，并将最后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拱手交给苏联。为了让东部无后顾之忧以便对付西方，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表面上看，它像机会主义的另一例：为了目前而牺牲将来。但是希特勒坚信红军有弱点，想来他必觉得他能用武力夺回在纸上放弃的东西。在次日的最后谈判中，苏联人硬要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希特勒，要他肯定地批准这项条约的全部内容。希特勒准允了这项条约。不过，里宾特洛甫觉察到，他是多少带有疑惧批准的。“我要建立稳固和紧密的关系。”他说。当里宾特洛甫将这些话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希特勒很精明能干。”

9月29日凌晨5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二人在条约上签了字。斯大林大喜。里宾特洛甫说，苏德两国永不再打仗。这句话带来一阵难堪的沉默。末了，斯大林回答道：“理应如此。”由于斯大林语调冷静，措辞特别，里宾特洛甫连忙向翻译要求证实。斯大林的第二句话也同样含混不清：当里宾特洛甫问道，苏联人是否愿意超出友好条约的范围，在未来与西方的战斗中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他所得到的答复是：“我永不允许德国变弱。”由于这句话说得非常自然，里宾特洛甫便认为，这句话表达了斯大林的信念。

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仍在琢磨斯大林的这两句话。希特勒对此尤其关心，把斯大林的话解释为：他们之间的哲学鸿沟太深，无法填平，两国间必起争端。只在那时元首才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立陶宛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因为他要向斯大林证明，“他的意图是要一举解决他与东西邻居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建立真正的信心”。里宾特洛甫如同理解斯大林的话一样，也按字面理解元首的话。他依然相信，希特勒是真心诚意要向苏联人寻求谅解。

正当苏联准备接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时，希特勒则把波兰的其余部分变成巨大的屠宰场。他已下令将来自帝国的犹太人集中在交通方便的波兰城市里。目标“最终解决，将需要一些时日”——9月21日，海德里希向党卫队指挥官们解释说。他所说的系指灭绝犹太人——在许多党的高级官员中，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正当这些可怕的准备工作进行时，5个被称为“特别小组”的屠杀队对波兰的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从而加快了这些准备。相对而言，希特勒对波兰人的仇恨，其根源并不久远。他深信，在过去几年中，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犯下了众多的罪行。“数以万计的日耳曼人被带走，受到虐待，并遭残酷杀害。”9月19日，他对但泽的一群游击队员说。“变态狂的野兽发泄了他们的变态天性——而这个民主的、笃信宗教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连一声也不低吠。”但是，他接着说，“万能的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武器。”现在，他可以报仇雪恨了。至中秋，约3500名知识分子（希特勒将他们看作是“波兰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已被消灭。“只有这样，”他解释说，“我们才能取得我们至关重要的领土。毕竟，今天谁还记得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与此同时，约120万普通的波兰人被逐出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家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沿海的日耳曼人于是便鹊巢鸠占。在此后痛苦的年月中，在新安置点里死于饥寒的波兰人，比被处决的还多。

当党卫队在东方执行希特勒的激进纲领时，他已把注意力移至西方。（由于党卫队由许多处组成，各处的职责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处应区别看待。例如，武装党卫处是个纯粹的武装组织，由精华分子组成。他们忠于帝国和希特勒，而不是希姆莱。他们参加的动机较好、组织也较为民主，所以，战斗力比陆军强。在武装党卫处里，官兵无多大差别。在陆军中，为了防止失盗，士兵们不准不锁存放私人物件的小箱。但是，武装党卫处自称是“兄弟之盟”，却不准锁箱。偷盗由士兵自行治罪；偷盗者，按他们的意见，将被开除。今天仍有许多有关武装党卫处的神话。例如，他们臭名远扬的刺纹，其实并非罪恶的象征，只是血型的标记，便于在战场上负伤时输血。被“兄弟之盟”看作是外人的希姆莱，身上无刺纹。）由于波兰较好的部分成了他的领土，他便试图用各种办法结束与英法两国的战争状态。首先，他利用报纸和电台开展和平攻势。“希特勒会再次与英国人达成谅解，”赫维尔向弗里茨·赫塞说，“并想为他们搞得尽可能容易些。”他说，元首也准备让赫塞重新担负与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进行秘密谈判的任务——只要允许德国在东方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话。例如，要希特勒不进攻俄国，他是不会同意的。赫塞感到迷惑不解；要不是出自希特勒的亲信赫维尔之口，他真要摒除这异想天开的主意。元首如有意要进攻苏联，他问，那么，他为何要与斯大林签订条约？

赫维尔解释说，希特勒做这笔交易是有个原因的：使英国人保持中立。由于未达此目的，元首正考虑撕毁条约。斯大林对领土的贪婪激怒了元首；元首是“心里流着血”放弃波罗的海的。赫塞反驳说，这与里宾特洛甫的估计完全矛盾。

“在希特勒眼中，”赫维尔回答说，“里宾特洛甫一点作用都不起。”希特勒只将他看成是某种秘书。元首通过像赫塞、戈林和达勒鲁斯那样的非官方渠道去与英国人周旋，其原因也在于此。9月下旬，他鼓动达勒鲁斯再往伦敦一行。“英国人如果要和平，他们能得到，”希特勒说，“但是他们得从速。”可是，就在他与达勒鲁斯大谈和平时，他却在私下里决心进行战争。几小时后，他便向海陆空三军的将领说，他决定早日向西方发动进攻，“因为英法的陆军尚无准备”。他定下了日期：11月12日。瓦尔利蒙上校注意到，所有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显然都大吃一惊”。在介绍他的决定的背景材料和概述战斗的大的设想时，元首偶尔也参阅手中的字条。例如，他不想使用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而是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约莫朝西—西北方向打去，以便取得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谁也未作反驳。演讲一完，希特勒便把字条扔入火中。

达勒鲁斯取得了自由来往两国的准许后，于9月28日返回伦敦。当天上午，他便与贾德干交谈了两小时，但可以预期，后者毫不为之所动。“他真的没有多少话好说，”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他像是野餐时的一只黄蜂——打也打不走。他从柏林带来的东西很少。”在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会晤中，达勒鲁斯也未取得成功，但希特勒毫不气馁。10月6日，他在皇冠剧院发表演说，公开呼吁和平。“西方的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了恢复波兰吗？《凡尔赛和约》中的波兰永不会再崛起了。”他说，关于建立波兰国，这问题应靠俄国和德国解决——而不是靠西方。那还有什么理由打仗呢？应该承认，许多重要问题或迟或早终是要解决的。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屠杀前，在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被毁灭前，坐在桌旁来解决这些问题，岂不是更“明智”吗？

讨好一完，马上便是可怕的预言。“命运将会决定谁是谁非。只有一事是肯定无疑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两个胜利者，常常是一方被另一方征服。”他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为第三帝国和其他各国指出正确的途径，“然而，若丘吉尔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占上风，那么，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就将战斗……在德国历史上绝不会再出现另一个1918年11月！”

希特勒无意接受与两个能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的永久和平，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暂时的和平却能使他离间英法得手，将之各个击破。他讲得如此真诚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元首呼吁和平，德国全境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甚至还举行过为时过早的庆祝活动。次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迅速对此做出答复，使欢庆情绪稍微减轻。他宣布，除非保证让法国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则，法国决不放下武器”。日子一天天过去，伦敦无消息传来，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却做了最坏的打算。10月9日，他发布了“第六号战令”。该战令扼要地说明了入侵将如何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进行。

次日上午11时，7名军事将领前来总理府报到。在发布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写的，表明他对军政历史有些研究。他说，自1648年第一帝国分裂以来，德国和西方就是敌人，而这个斗争“也必然会这样或那样打下去，打个水落石出”。但是“对立刻结束战争”，他并不反对，只要在波兰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征求这些将领的意见，他们也未提什么。他们只被叫来为德国的战争目标签字画押：“毁灭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对欧洲日耳曼人民国家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宜仓促发动进攻。希特勒承认这点。但时间在敌人那边。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波兰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德国终于可以——多少年来的首次——在单一的战线上发动战争了。取得了东方后，陆军便可倾全力对付英国和法国。这是个可能突然结束的形势。“不管是什么条约或公约，都不能确保苏联长期保持中立。”令苏联不发动进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显示德国的力量”。

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援助，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还能活多久。罗马的形势有可能瞬息即变。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中立也一样。在许多方面，时间都对德国大大不利。目前，德国虽占有军事优势，但英法两国正在缩短差距，其战争工业可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原料。若持久进行战争，危险必大。帝国的粮食和原料供应有限，而德国战争的生产基地鲁尔又极易受空袭和远程大炮的袭击。

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1914年至1918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还有声有色地告诉他们：“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做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使在元首宣布进攻不能开始“过早，最有可能（若可能）在今年秋季开始”后，还未有人反对。（几乎与此同时，他发布命令，宣布让“不治”病人“无痛苦地死去”为合法。也许，他想起了母亲死于癌症时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缺陷者，老迈年高无生产能力者，以及他认为有害的民族。）

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做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建议”首次做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为合情合理的和平提供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于是，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做答复。

10月11日上午，柏林传出谣言，说张伯伦政府已经倒台，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订。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报道，在首都柏林的街道上，卖菜的老太太们，由于过分高兴，把白菜抛向空中，还把菜摊捣毁。全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柏林电台否认这则报道。

次日下午，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做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词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么，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倡导和平。下院里发出的掌声并不十分热烈。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的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军备生产的两名官员——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他说，“继续战争，现在，我们能够也必须制造炸弹。”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他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个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个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霎时间，似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辞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走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信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并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用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被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来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两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他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那时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如果发生战争，”在白莱特音乐节期间她对妹妹狄阿娜说，“我就自杀。”她说，如果她所爱的两个国家动起干戈，互相厮杀，她就不想再活。在电台传出了英国宣战的消息后，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园，用一支小手枪自杀。她被抬进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医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医生马格努斯负责治疗。马格努斯医生认为，从太阳穴中取出子弹的危险太大。有关她自杀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系由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小心谨慎地转给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做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做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精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合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左右，元首将于晚10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系一名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1929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玩笑，”这个暗杀者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厕所的话，世界的历史或许已改变。”）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轻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10时10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时零7分，元首出乎意料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滴滴答答地作响。再过13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他自己虽是党员，党证号5021670，但这次他是靠一张低号码的党证才得以入场的。）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问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安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个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即使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实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个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1939年10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各在集中营里待了5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的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的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爆炸事件后12天，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将如期进行，但“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他日后或许能诱使英国宽恕其东进之举。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此次会议于11月23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做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仗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做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做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拼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11月30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1918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仅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还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苏德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或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的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12月26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用电报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1940年1月5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克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9000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包括自己的政权在内——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20年、许多同志为它而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4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它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1月8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统治所做的最大努力。但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后，几乎立即做出了可以预言的反应，开始再次充当奴颜婢膝的角色。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就波兰被入侵一事向苏联宣战。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系教派人士和“克莱夫顿小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系赤俄，不是德国。毕竟，希特勒向波兰所提的要求是合理的，只是方式可憎。与此同时，对希特勒的围攻已名存实亡。在一次乘火车前往法国边境的旅途中，包乘组人员对威廉·夏伊勒说，自战争开始以来，此处边界上未发一枪一弹。他亲眼看到，双方似乎都在遵守非官方的停火协定。“法国只要发一颗‘75’炮弹，我们的火车就会完蛋，德军在铁路沿线拉大炮和给养，法军并未打扰他们。真是一场奇异的战争。”事实上，它真是怪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时海军大臣建议皇家空军去轰炸德国西南部的木材厂时，英国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竟回答说：“啊，不能这样做，那是私人财产。下一次你会让我去炸鲁尔了。”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戈培尔——战争的爆发使他重新受宠。他的宣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法国，目的在于离间它和英国的关系。戈培尔冒着雨雪，亲临“西壁”视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看看身在几百码外的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兵在干些什么。他的结论是，普通的法国兵精神不振，愁眉苦脸，普遍厌战，完全可作为他自身关切的事物和偏见的牺牲品。“戈培尔知道，”他的秘书维纳·瑙曼回忆说，“普通的法国小兵是需要一张床，一个女人，一间暖屋，一个自己的花园和安逸。”他担心的是犹太人、英国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这场荒谬的战争。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指示德军向真空地段那边的陆军高声友好地问候，并与法国士兵进行兄弟般的交谈。宣传队用大喇叭广播新闻和消息，以证明德国与法国实在不是敌人。晚间，德军向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军播送缠绵的法国歌曲。在节目结束前，广播员大致会说：“晚安，亲爱的敌人，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谁该负责呢？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射击呢？又一天结束了，我们大家又可以酣睡一晚。”最后播送的是一首录制好的催眠曲。白天，传单在法军头上满天飞——上面画的是，一个法国兵在前线发抖，而他的妻子却与一个英国兵同枕共席。

对法国老百姓的宣传却又不同了。德国人用许多秘密电台，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广播，说他们的政府如何腐败，犹太人如何赚钱，希特勒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强大得吓人，等等。有一份传单效果特别好。那是德文版的《诺查丹玛斯预言集》——它预言，法国必将被第三帝国征服。

在国内，戈培尔令德国人咬紧牙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因为敌人“已决心将德国一举永远消灭”，他们的生活已岌岌可危。12月中旬，他下令禁止刊登和平言论，“根据这一指示，在圣诞节问题上，各报刊和各电台均应避免感情调子。”只有一天，12月24日，可以庆祝。为使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1939年圣诞节广播的主题是：“士兵的圣诞——人民的圣诞。”

在法国的英军，对戈培尔的宣传漠不关心。事实上，战争已变成了蹩脚的笑话比赛。英国的百姓也与英军一样厌战，把战争称为“虚假的战争”。张伯伦宣读周报时，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打盹。希特勒则在等待一连5个好天气的到来——把笑话变成可怕的战争。他的空军司令也在进退维谷。戈林不得不给人以等得不耐烦的印象，但私下里却希望坏天气得以继续，因他怕空军尚未做好作战准备。他亲自出席每天一次的天气会议，缠着气象台长迪新不放，要他提供更多的情况。希特勒还胁迫迪新做更长时间的预报。他坚决拒绝。“我的元首，”他答道，“我会大胆地预报3天内的天气，但不会蛮干——报不了5天内的！”

戈林绝望了。他用10万马克的巨金雇来一个“造雨者”，施维弗勒先生。戈林元帅是想要连续5天的好天气呢，还是要坏天气得以继续，这谁也不清楚。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施维弗勒仅有的工具是一台不响的收音机。另一方面，米尔契元帅却希望有好天气，因为他同意元首的看法，即时间在敌人的一边。尽管有不足之处，空军仍占有空中优势。但是，由于美国飞机源源不断运往英法两国，这个优势渐渐减弱。

1940年1月10日，等得不耐烦的元首希特勒，再次为入侵定下了时日：一周后，日出前15分钟。那天没结束，命运又来干预。空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边境迷航，在比利时降落时坠毁。在那天升空的飞机中，这架最重要：机上有个未经准许的乘客赫尔穆特·莱茵伯格少校。少校身上有个公文包，里边塞满了空袭比利时的作战计划。莱茵伯格在焚毁文件时被比利时军虏获。但他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说，他已把计划烧成“微不足道的碎片，顶多只有巴掌那么大”。在惊愕之余，戈林还焚烧了一叠同样厚的纸张作为试验。试验的结果还不能令他信服。于是，他夫人便建议他用“千里眼”——对一个用过“造雨者”的人来说，这个建议并非不寻常。雇来的一群“千里眼”异口同声地说，文件未存下一片纸片。

他们的报告或许已令戈林宽心——希特勒却不然。他估计作战计划已泄露给了敌人，便下令取消入侵计划。正确的是他，不是那帮“千里眼”。残留的纸片已足以使比利时人得悉入侵之事。这份情报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人们半信半疑。例如，哈利法克斯告诉内阁说，“我非常怀疑，这份文件是不是真的。”总参谋部同意此说，显然，这份文件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攻势中：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登陆。这个一举而成大功的想法，使新任海军大臣非常感兴趣。即使上次大战中他曾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那时，他据理办事，直到内阁被争取过去，否决此举。

希特勒也准备夺取挪威。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毕竟，这些北欧人，如同在1914年那样，会守中立态度的——直到他的盟友斯大林入侵芬兰，打乱了他的算盘。希特勒害怕，这可能会给盟国以借口，开进挪威，从北面包围德国。他批准对入侵挪威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但紧急度极低。后来，2月底，令人吃惊的报告送上来了：英国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迫在眉睫，这使希特勒成了入侵挪威的热烈的鼓吹者——他担心，英国若在挪威找到了落脚点，波罗的海便会被封死，他的潜艇便会全部被困。同样可怕的是经济威胁。德国使用的铁矿，半数以上来自挪威和瑞典。铁矿供应就此告终，他的战争经济便告吹。因此，希特勒便于1940年3月1日下令同时占领丹麦和挪威。这要有“和平占领的性质，目的在于用武力保护北欧各国的中立”，但是，任何抵抗均“会被可能的手段”击溃。

时间这个因素令希特勒异常关切。两天后，他便决定——“在战争史上最大胆、最重要的决定”——在入侵西方之前发动进攻。进攻将于3月15日开始。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支撑与他的两个盟国正在恶化的关系，特别是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已进入了令人不安的阶段。在征服波兰不久，两国便开始就贸易协定一事，展开谈判。德国派了一个37人的经济代表团出访莫斯科；苏联派了一个更大的代表团回访柏林——苏联代表团带了采购机器和军用物资的货单，价值15亿马克。德国人目瞪口呆，因为苏联人所需的机械和军备，大都是他们战争生产所必需的。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凶狠而长时间的角逐，最后由斯大林本人将之推上高峰。他牢骚满腹地宣布，德国人若不让步，“条约便不签订”。

这，希特勒是不能允许的。2月初，他指示里宾特洛甫致函斯大林，让他重新检讨对德国的立场。显然，斯大林（他的顽固的谈判已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某些让步）已醒悟到，他已将他的盟友逼得走投无路。（两个月以前，他的宿敌托洛茨基曾说过：“在希特勒的战败的钟声敲响以前，许多欧洲人已被消灭。斯大林不想居身于其中，所以，他机警得很，不愿过早脱离希特勒。”）斯大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策略，要求停止争吵。他同意德国在两年零三个月内交货，答应在一年半内，将原料交给德国。在所有的障碍都被清除后，这份条约于3天后签字。德国代表团兴高采烈。“这份协定，”团长报告说，“意味着通向东方的大门已为我们敞开。”

希特勒既高兴又宽心。比诸克里姆林宫里的同事，他更为入神。斯大林是他唯一想深刻地了解的世界领导人。他详尽地盘问了从莫斯科回来的使者，把有关他的盟友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问得一清二楚。据克里斯达·施洛德的回忆，他不时打断对方的话，热情地高喊：“斯大林是个残忍的家伙，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又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这几乎像是在谈论他自己。

解决这个俄国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那年3月，芬兰人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苛刻的和平条件，结束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流血战争。希特勒原为要支持这一不受欢迎的事业感到尴尬，现在，他如释重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丰饶的竞技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不久前，他曾就墨索里尼的不受欢迎的建议做了回答，在这方面跨前了一步。他详尽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狂热地吹捧意大利，像一个女学生给她最新迷恋的对象写信一样，用了许多斜体字。

自然，信会被如此长时间耽搁，它肯定是要由一位有名望的人士转交的。于是，到了次日，3月9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了一大群随员，离开了柏林。他们中有顾问、秘书、理发师、医生、体操教员和按摩师。在首次会见时，墨索里尼对里宾特洛甫所提出的“意大利是否参战”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他说，他有意“对冲突进行干预，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但是，时日要由他来选择。里宾特洛甫试图使他就范，却未成功，他只同意与希特勒见面。3月18日，星期一，这两位独裁者冒着大风雪，在勃伦纳山口会面。会议开得热烈真诚，希特勒成了会议主宰。他讲得心平气和，故作姿态。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将局势解释清楚”，以便让意大利总理做出自己的决定。

让施密特觉得奇怪的是，墨索里尼利用仅有的几分钟发言时间，着重阐明了他欲参战的意图。他说，这不过是选择最好的时机的问题罢了。两人在永远信任、永远友好的气氛中分了手。但希特勒却指示施密特勿将会谈纪要的副本交给意大利人。“意大利方谁会看到这份文件，会告诉哪个盟国的外交官，这谁也不知道。”墨索里尼似乎觉得，他最近发表的参战誓言是错误的。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他指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说，让雪一直落到南方的埃特纳去才能把意大利民族变成武士的民族。希特勒主宰会谈一事虽然使他恼怒，但他确切的知道，他的盟友不会在陆上发动攻势了。

不久前，希拉赫夫妇偶然在总理府发现元首戴眼镜看书（希特勒的秘书用大号字码打字机打印文件，以便元首在公开场合不戴眼镜就可看清楚）。他连忙把眼镜取下（他不准霍夫曼在他戴眼镜时拍照），用手揉眼睛。“你知道，”他承认了，“我要戴眼镜了。我一天天老了。我要在50岁而不是在60岁时发动战争，原因也在于此。”他翻阅着伦敦的画册。“多高兴呀，没有巴洛克式的建筑，”他猛然合起书。“这种东西我不能再看了。”

他下定决心让德国首先到达挪威。4月2日，他下令于一周后开始进攻，时间是清晨5时15分。反希特勒集团也同样决心不让入侵发生。为此，他们需要哈尔德这个人。不久前，他曾保证助以一臂之力，但一直在动摇。为了让他行动起来，他们让他看了穆勒的备忘录——它提纲挈领地谈到了教皇如何秘密参与和英国和谈一事。总参谋长对此印象深刻，却泪流满面。他哭泣着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行动。

计划的失败并未使勇敢的奥斯特上校泄气。他决心亲自行动以阻止希特勒。4月上旬，他密告荷兰武官，挪威将遭入侵。但是，由于这份情报只转到挪威驻柏林使团的一个成员手中，而他又觉得不值得将它转给奥斯陆。英国人也不相信收到的类似报告，不相信希特勒正在做他们自己计划在一两天后要做的事情。一种过分自信的气氛笼罩着唐宁街10号。

星期天上午，4月7日，德国海军分成5队，分别朝挪威6个城市进发。在其中3个城市——纳尔维克、特隆黑姆和斯塔万格——船舱里装满了战斗队的德国商船正在邻近海面严阵以待。那时，英国的舰艇正在纳尔维克下方海面布雷，为抗击他们的入侵做好准备。皇家海军的舰艇“萤火虫”号发现了两艘德国的驱逐舰。伦敦认为，德国海军企图占领纳尔维克，但所用兵力有限，这两艘军舰系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星期一上午，英内阁才得悉，敌军舰也朝至少另外3个挪威港口接近。大臣们张口结舌，但要阻止希特勒，现已为时晚矣！

星期二清晨，德军发动进攻了。上午8时，纳尔维克已被两营德军占领。这两营德军系希特勒啤酒馆起义时的老战友——爱德华·狄特尔准将率领的特种高山兵。中午前，其他港口也相继陷落。但是，在古老的奥斯卡堡，入侵者遭到抵抗，抵抗者坚守的时间足以令王室家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安然乘火车逃离奥斯陆。挪威银行的黄金和外交部的密件，共装满23卡车，远离首都。

在丹麦，德军所遇抵抗甚微，计划执行得顺利，有如纸上的计划一样。因为某种原因，丹麦的海军一炮未发，陆军也只打伤入侵者20名。至半夜，战斗全部结束。丹麦国王投降，下令停止一切抵抗。他对德国行动部队的参谋长说，他会尽力保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接着，他便开始吹牛拍马了。“你们德国人，”他说，“又完成了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人们必须承认，你们干得真是出色！”

当天快结束时，希特勒似乎也在挪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直到英国海军突然出现。星期三上午，5艘英国驱逐舰突然闯入纳尔维克港，打沉两艘德国驱逐舰和所有的商船——只有一艘幸免。3天后，英舰“瓦斯巴特”号率一队驱逐舰反身前来，把余下的德舰全部击沉。

这个消息令希特勒非常紧张。他对勃劳希契说，看来，纳尔维克恐怕守不住了。至4月17日，希特勒的烦恼又非常明显了。他看见谁就骂谁。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都不敢吭声，作战部长约德尔唐突地宣布，出路只有一条：“集中力量，坚守，不放弃。”接着，他与希特勒辩论起来，好像他们是同级似的。把旁观者吓得目瞪口呆。后来，作战部长发了火，把门一甩，冲出门去。希特勒一声不吭，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当晚，他便命令狄特尔：“尽量坚守。”19日，新的危机消息又传了过来。躲在挪威北部崎岖海岸山间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即20世纪唯一由民众投票选举的君主，坚决拒绝由挪威法西斯党魁、罗森堡的信徒维德孔·吉斯林组成新政府。

至此时，英军两个旅已在纳尔维克和特隆黑姆附近登陆，共1.3万人。随着英军的攻势加剧，登陆部队不断增加，至周末，德军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米尔契亲自指挥空军前来救援。他派了两架巨型水上飞机，满载特种高山部队飞往纳尔维克；然后又亲自指挥俯冲轰炸，削弱了挪威中部英军和挪威军的抵抗力量。4月28日，英国下令撤出大部分陆军。次日，哈康国王及其政府成员乘英国巡洋舰转移至北极圈内的特罗姆塞，并在那里临时建都。

现在，除纳尔维克外，挪威的大部分地区已在德军控制之下。在纳尔维克，狄特尔的6000名士兵仍在与盟军的两万名士兵英勇奋战。4月的最后一天，约德尔告知希特勒，奥斯陆与特隆黑姆之间的通信联系已经建立。午餐时，“得意忘形”的希特勒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他为胜利做出了贡献。元首也对狄特尔和米尔契表示感谢，双双予以提拔。他把米尔契大加夸奖，在一次会议上说，由于米尔契掌管空军，在挪威看来大势已去时，救德军于危难。“为什么呢？”他抑扬顿挫地问，把与约德尔争论一事忘得一干二净，“只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叫不可能的人！”

巩固了北方后，希特勒再次将精力转向入侵西方的问题上。对原先草拟的进攻计划，他从未喜欢过，因为这是上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战术的翻版，且缺乏想象力：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杀向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他的目标不但是消灭法国的陆军，而且还要占领海峡沿岸，把英国与其盟国切断。此外，德国还要建立潜艇和空军基地，为进攻英伦三岛做好准备。

“这还是施利芬计划，”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只是沿大西洋沿岸向右包抄而已。连续打两次这样的战役是打不赢的。”即使打赢，它也违反了他们闪电战的原则。他曾发誓不让这一代人再受他在弗兰德受过的苦难。按他的计划，他将越过阿登山脉，在南部更远的地方进行大胆的穿插，用机械化部队突破色当，席卷至英吉利海峡。接着，主力便挥戈北上（一反施利芬计划），插进英法两军的后方，挡住他们的退路。他的副官们发现，元首一夜又一夜地研究一幅特制的立体地图，以确定色当是不是应突破之处。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或许是陆军中最出色的战略家——也独立地策划了类似的进攻计谋，将它呈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不予采纳，理由是风险太大。但当元首听说曼斯坦因有此“风险大”的建议后，要他陈述详情。令曼斯坦因惊奇的是，元首听了很高兴。这样一来，他不但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还对计划做了些改进。最高统帅部既不喜欢希特勒修改后的计划，也不喜欢曼斯坦因的计划。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希特勒力排众议，讥笑反对派为“施利芬的崇拜者”被裹在“僵硬如化石”的战略里。“你们该多读些卡尔·梅依的著作！”

2月末，希特勒曼斯坦因进攻计划被正式采纳。待挪威战役快结束时，做好了沿西线行动准备的德军已达136个师。他们万事俱备，只待连续好天气的出现。5月1日，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在5日。但是过了48小时后，由于气象条件不好，他又把5日推迟到7日——然后又推至8日。戈林仍在祈求给他多点时间。但荷兰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取消休假，疏散人口，设置路障。希特勒很紧张，同意延期至星期五，即5月10日，但又说：“再多一天也不行！”他说，前线200万官兵处于进攻状态，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

至此，希特勒已下定决心，不再等待连续5天的好天气便发动进攻，因为为此前提他已付出了3个月的时间代价。他是在赌博，靠的是过去证明过的十分有效的工具——“直觉”，即产生于不耐烦的逻辑悬念。星期四上午，亚琛附近的一名兵团司令报告说，当天出现了大雾。接着便有人预言，大雾将会消散，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令他的专列准备从柏林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出发，并特地采取措施，不让他的心腹左右知道他的目的地和此行的目的。在漫长的旅途中，希特勒外表虽然平静，但是随着进攻期限的即将到来，他内心也备受折磨，很是忧愁。列车在汉诺威停住，以等待最后的天气报告。这一次，气象局长迪新（他后来获一金表，作为奖赏）预言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确认了进攻令，进攻移于拂晓开始。他虽比平常早些进房休息，但无法入眠。据预报，天气已转好，他仍在为天气发愁。

对成功的更大的阻碍还是来自他自己的情报机关。受到希特勒信任、能得悉此次入侵的始终详情者，屈指可数。其中之一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而他所知的又无一不告诉他的性情暴躁的副手奥斯特上校。当晚早些时候，奥斯特曾在晚餐时告诉他的老友、荷兰的武官说，希特勒已下了最后一道进攻令。晚餐后，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稍事停留，并获悉，此次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再次推迟。“那猪猡已去了西线。”他对荷兰武官说。荷兰武官首先将此情报转给了他的比利时同事，然后与海牙通话，用密码说：“明日拂晓。严守！”

10日凌晨4时25分，元首的专列抵达了目的地——欧斯寇顿。这是一个小镇，与荷兰、比利时边境相隔不远。在群星密布的天幕掩护下，元首乘车前往其新的指挥部“鹰巢”。当他在炸开林木茂密的山顶而建成的指挥所——地堡内坐定后，天已开始放亮。他对了对表，大为惊奇（“我当时大怒”）。原来，天亮的时间比人们告诉他的早15分钟。

在西面25英里外，他的部队正在冲过比利时、荷兰、卢三森堡国的边境。他的空军遮黑了天空——为此次进攻，他集中了2500架飞机，比盟军能派上天空的飞机总数多得多。德机一群群向西飞去，把70多个敌机场炸成废墟。空降部队夺取了荷兰的主要据点，滑翔部队从天而降，准备夺取比利时的明碉暗堡。元首最感兴趣的，要算是对埃本·埃马尔的炮台的进攻了。部队出发前，他曾亲自给指挥官们和与此滑翔战斗有关的无衔军官训话，还使用了模型地图。他“热切地”等待着战报。11日中午，这座被认为攻不陷的炮台，连同默兹的一座桥梁，已落入德军之手。听此消息后，希特勒欣喜若狂。不久，更有意义的消息便传来了：敌人反攻了！“当消息传来，说敌人正沿整条战线前进时，”希特勒回忆说，“我高兴得真想哭！他们中计了！进攻时日是一条聪明的计策。我们不得不让他们相信，我们仍然忠实于旧的施利芬计划。”

5月10日，英法两国吃了一惊。两国的总参谋部对布鲁塞尔、海牙或自己的情报专家所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1938年，英国情报员Ｍ1—6，耗费1万英镑，从一名波兰数学家那里买到了代号为“谜”的密码机的秘密资料。他还买到一份英国护照，一张法国居住证，允许他和妻子在法国居住。他记住了这部机器的主要部件的图样，并在巴黎左岸的寓所内复制了一部机器。“谜”工作机成功地翻制出来后，并在布列茨雷公园安装——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大厦，在伦敦北部40英里外。1939年英国宣战时，这架代号为“厄尔特拉”“超级”机密的机器已可以投入使用。它的首次大贡献是将希特勒入侵西方计划的电波截获并破译，告诉了英国总参谋部。）脸色铁青的张伯伦仍拟继任首相，但人家却劝他卸任。英王乔治六世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建议由哈利法克斯接替他。但是，很明显，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才得到全国的信任。于是，清晨6时，英王召丘吉尔进宫。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丘吉尔曾颂扬过德国元首，但很勉强：“我历来说，如大不列颠在战争中被打败，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位有能力引导我们重新在民族之林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希特勒。”这番话并未能抚慰元首。他把丘吉尔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伤害英德联盟的英国犹太人的工具。元首钦佩斯大林，对丘吉尔却恨之入骨。这两者是个奇怪的对比。所以，丘吉尔荣升首相的消息令元首又恼又恨。

正当希特勒的步兵和坦克长驱直入荷兰和比利时之际，戈培尔则在令其部下为下一个宣传战做好准备，5月11日的宣传干部秘密会议的记录说：“部长为最近的将来所提的原则是，在敌人的报道中，凡属不正确的或有害于我的，必须立即予以否认。报道的事实是否属实，这无须核查——关键在于，敌之说法是否有害于我。”更重要的是，必须反复对英法两国讲明，宣战的是他们，“现在在他们头上爆发的是他们的战争。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再次中计，被搞来充当侵略的角色。”

向比利时西部的进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当然是希特勒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想把世人的注意力从他的主攻方向（通过阿登山脉）引开。5月13日，他的部队几处越过了默兹，朝色当逼近。希特勒希望在色当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薄弱的一环。

尽管北进节节胜利，希特勒却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荷军的顽强抵抗感到关切。14日上午，他发布指示，令其部属“迅速”将抵抗力量击溃。于是，从比利时飞来一队队空军，“以便迅速征服荷兰这个堡垒”。不到几小时，德国空军便在鹿特丹投下了92吨高效炸弹。这次轰炸原是要消灭涅威马斯河上驻守桥梁的抵抗力量的，但炸弹却投进了市中心，炸死平民814人。此事被民主国家的报界大肆渲染，死亡人数被夸大至2.5万人和3万人之间。西方报纸也未透露双方达成的把轰炸限于军事目标的默契，首先是被英国人破坏的。3天前，英国皇家空军不顾法国的强烈反对，派遣35架轰炸机，袭击了莱茵河的一个工业城，炸死平民4人，包括一名英国女人在内。“5月11日晚的空袭，规模虽然微不足道，却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英国法学家F.Ｊ.Ｐ.维阿尔评论说，“因为它首次有意违反了文明战争的基本规则，就是说，敌对行动只限于针对敌方的战斗力量。”尽管希特勒在荷兰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却反对轰炸伦敦的建议。他不愿搞得如此过火——在目前。鹿特丹的悲剧宣告了荷兰抵抗之结束。几小时后，荷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当晚，德军的坦克在色当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和第二军的防线。在嘶声怪叫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三条机械化部队的长龙，轰隆轰隆地朝英吉利海峡挺进。

次日清早，从巴黎打来的长途电话把丘吉尔从梦中吵醒。“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总理雷诺喊道，“我们打输了！”丘吉尔不敢相信，他的将领们也是这样——他们把德军装甲部队征服波兰一举，误认为是与笨拙而原始的波军交手的简单行动。

恐怖笼罩着法国——戈培尔又加剧了这一气氛。“此后，秘密电台的任务，”5月17日他对工作队员说，“是千方百计在法国制造惊慌……它必须提出一紧急警告，说要提防‘第五纵队’。它还应该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连德国犹太人都是德国特务。”那天上午，希特勒乘车前往位于阿登山脉腹地的巴斯托尼。“全球都在倾听！”他趾高气扬地宣称。他来Ａ集团军（由格德·冯·伦斯德将军指挥）司令部的目的，是要讨论向海峡主攻的进展问题。他兴致勃勃地留在司令部进午餐，还在流露出胜利神情的士兵行列中漫步。

返回德国后，不分享他的快乐的德国人是罕见的。大部分人曾为希特勒出巡捏一把汗，认为他行动过快、危险不小的人们，都坚信元首是绝无谬误的。当4名工业家，包括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内，从广播中听到向荷兰挺进的情况时，个个激动万分，指着西北欧的地图，七嘴八舌地说：“这里，这是你的。那里，那是我们的。要把那人逮捕，他有两个工厂……”其中一个工业家忙给下属打电话，要他去请求陆军允许他们中的两人立刻前往荷兰。

5月19日上午，德军几个装甲师离英吉利海峡仅50英里左右；次日晚，第二师开到了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这样，一个大的陷阱便布好了，陷在里面的有比利时军队、全部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3个军。当勃劳希契将攻克阿布维尔的消息用电话通知希特勒时，他惊奇不已，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把每个人都夸奖了一番。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欢喜若狂，“谈论中，他夸奖陆军及其领导。他忙着准备和约。该和约的要点是：归还近400年来从德国人手中抢走的土地，还有其他重要问题。”

事态确按其梦想到的一般迅速发展。3天后，Ａ集团军的坦克部队顺利北进，威胁着海峡港口加来和敦刻尔克。敦刻尔克若有失，英军从海上撤回英国的通道便被切断。听到这一消息时，戈林将大手往桌上一击。“这是空军的特殊任务！”他高喊道，“我必须立刻给元首说说。给我挂电话！”片刻后，他便向元首无条件地保证，光凭空军的力量便能将受困的敌残余部队消灭。他只要求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后撤，以免被自己的炸弹炸中。由于希特勒与陆军及其高级将领又不和，他想必将此举看成是加强对陆军的控制的良机。他批准戈林从空中将敌人消灭。

听到这一消息后，约德尔讽刺地说：“戈林又在那里夸海口了！”然后，他便乖乖地与戈林的参谋长通话，为此事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们已经干了！”回到司令部后戈林兴高采烈地对米尔契说，“空军要去消灭海滩上的英国人。我好说歹说才把元首说服，不让陆军干。”米尔契并不像他那样乐观，说，炸弹掉进沙内很深处才爆炸。另外，执行这样一个任务，空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不是你的事，留给我干好了。”戈林说完，又吹起牛来，“陆军历来想当君子。他们把英国人包围起来，又想尽量少伤害他们。但是元首却想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好好记住。”

次日，5月24日上午，希特勒到Ａ集团军的前沿指挥部看望了伦斯德及其部属。元首兴致勃勃，预言战争将在6个星期内结束。到那时，与英国人谈判的道路便大开了。他向英国人要求的无非是要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已。在讨论战术时，伦斯德将军并不反对用飞机去减少被困在敦刻尔克的敌人的力量，建议坦克部队的前进止于该城下的运河区。希特勒同意了，并说，装甲部队要用来打法国人。中午12时45分，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便以元首的名义发出去了。

当晚，4个装甲师便在阿运河停止前进。坦克部队被搞得摸不着头脑——对岸没有炮火打来。他们还看清了敦刻尔克的塔楼——宁静的塔楼。是否战役有误？更摸不着头脑的是各师的师长。他们很清楚由于英军在里尔附近与德军大规模交手，他们费不了多少手脚便可将敦刻尔克拿下。为何竟不让他们将英军逃往英国的最后一个港口攻下？

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对此表示轻蔑。“我们的左翼装甲机械化部队，”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元首的直接命令下，便这样停止了进攻！被我们包围的敌军竟留给空军去结果！”哈尔德多少有点理由相信，戈林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誉，对元首说，如果陆军将领取胜，元首在国内便会威信扫地。这样，元首便被争取过去了。

地面部队的将领们反复阐明观点，要求让坦克和步兵开进敦刻尔克。但希特勒置若罔闻。5月26日，有消息传来说，英吉利海峡内船只来往频繁（是否可能是英军准备撤退？）时，元首才勉强答应从西面向敦刻尔克推进。但是就在同一天，戈林对元首说，空军已摧毁了敦刻尔克港，“只有鱼才能游抵彼岸。我希望英国兵个个都是游泳能手。”

正当英军和法、荷、比联军退进死胡同时，一支约由900艘船只组成的杂乱无章的舰队，从英国的10多个港口同时出发。它们中有战舰，有帆船，有舰艇，还有奇形怪状的荷兰舰只——操纵这支舰队的有职业军官、渔民、拖船船夫、业余航海专家，以及出海从未超过3海里的业余水手等。这就是所谓的“戴纳摩行动”，即在两天内撤走4.5万人。这个小小的数字由于希特勒对民主国家的行动的轻视，并未加以考虑。这支由业余和专业航海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像搞体育活动似的，英勇地、有效地帮助英军撤退一举，令希特勒万分惊奇。至5月30日，126606名英军已被撤回英格兰——每小时还有人被运回来。

希特勒的将领们并不比他更有远见。哈尔德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被包围的敌军正在瓦解。他承认，有些人“靠凡能漂浮的东西”逃回英国，但他以轻蔑的态度将此比作另一次“溃败”——这是左拉写的关于普法战争中法军溃败的小说。然而到了中午，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了解到了英军撤退的规模，于是便加强了轰炸。然而大雾救了英国人。大雾不但笼罩着敦刻尔克，连德国所有的空军机场都被浓雾吞噬——那里停着3000架轰炸机！

与此同时，很奇怪，德国第八航空兵团的“斯图卡”轰炸机对这支由小型舰只组成的舰队所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而投入滩头上的炸弹又深陷沙土后才爆炸，造成的伤亡也很小。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的“喷火”式新型战斗机给戈林的战斗机群造成重大损失。待大雾慢慢散去，轰炸机起飞后，这些小小的“喷火”式又给它们以致命的打击。

奇怪的是对英军的不停后撤，希特勒竟然无动于衷，似乎这根本不是他的事。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拼命设法阻止英军像流水似的撤回英国时，希特勒的反应是优柔寡断的，甚至是懒散的。在这些日子里，在会议上挥舞拳头的是军事将领，而不是他。与纳尔维克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首没有拍桌子，没有威胁恫吓，也未采取疯狂的措施去阻止英军蜂拥逃回英国。他竟让下级去挑做出决策这副重担。

敦刻尔克的防线的守军力量虽然薄弱，却也坚守至6月4日才告陷落，但是，至此时，338226名英军和盟军已被运回英国，以备来日再战。关于希特勒的变态行为，此时海峡两岸纷纷进行猜测。一方面，他批准戈林去轰炸被围的敌军，另一方面却又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显然是帮助他们脱逃——这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解释令人越听越糊涂。他对海军副官说，他原以为英国远征军会像在他的战争中表现的那样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他希望将他们团团围困，待他们弹尽粮绝时，大批俘虏他们，供和谈时使用。但是，当此计——就算是他的计谋吧——不成，几乎未俘获什么英军时，他并未发怒，甚至都未发急。

还有另一种说法。这是在他视察被打得斑斑驳驳到处是被扔下的书籍、照片、破鞋、枪支、自行车以及其他物品的敦刻尔克海滩时对林格说的：“让败军回家，给老百姓看看他们挨了多重的一顿打，这历来都是不错的。”他也对鲍曼说过，他是故意饶恕英国人的。他抱怨说：“丘吉尔并不理解我的积极精神。我有意不在英国和我们之间制造一条无法修补的鸿沟。”

有人认为，元首的动机系出自政治或人道上的考虑。军方人士，包括副官们在内，对此说均一笑了之。“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脱逃之说，是属于寓言范畴的。”普特卡默说。能同样接近希特勒的人们也确信，是他对英国人的爱使他怜惜他们的。“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英国人，他们的鲜血是宝贵的，不能让它流，”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无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传统上，我们两个民族都相同。即使我的将领不明白这一道理，这历来是，现在仍然是我的目标。”有能耐的外国观察家相信这一理论。例如，弗朗索瓦·本塞就认为，希特勒从不愿与英国开战——只想让他们中立。

他曾证明过这点：不久前，他用专列经苏黎世将尤妮提送回英国。他对恩格尔说过，他为她的命运深表遗憾。“就在我首次能真正使用她时，她却失去了勇气。”她要回去的地方是敌对的英国。在希特勒入侵比利时后3天，她姐夫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以及英国法西斯同盟的其他领袖，便被监禁——没有审判——目的是不让他进行和平宣传。在此之前，莫斯雷就曾忠告其黑衣党徒务必忠于祖国，他的态度是：“为阻止战争，为使英德两国仍亲如朋友，我愿战斗到最后一息。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我便为我的祖国而战。”不久，仍在哺育只有11周大的儿子的狄阿娜·莫斯雷夫人，也跟着丈夫入狱——入狱令是她的亲戚首相下的。当局准许她将婴儿带进好莱威监狱，却不准她的19个月大的儿子一同进来。按规矩，一个母亲只能带一个婴儿，而她决定两个都不带，省得让他们手足分离。幸好她的牢房内（地板泡在水中）没有床，只有一张席子。3年后，莫斯雷夫人染重病，夫妇二人于是获释。众人哗然，萧伯纳却对此加以取笑。“我觉得，这次的莫斯雷恐惧是可耻的，”他对一女记者说，“一个人便能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这些都是什么人？即使莫斯雷龙体欠安，现在也是该释放他的时候了，而且还要向他赔不是，因为竟让他把我们吓得连忙向《人与保护法案》求救……我们仍不敢让莫斯雷为自己辩护，还造出如此荒唐可笑的情况来，说是说，在英国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能买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莫斯雷的作品却连十行都买不到。这件事被弄得荒唐到无法用语言表达。晚安！”

尤妮提回家后，子弹仍留在头中。她既忧愁又苦恼，无法自己进食。8年后，由于子弹的移动，她死于非命。

在敦刻尔克陷落的前夕，希特勒离开了“鹰巢”。在离开前，他指示要将“鹰巢”完整保存，作为“全国的纪念碑”。“鹰巢”里的每间房子都得按原样保存，每个名牌都得留在地板上。元首司令部被迁至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内。这个小村名叫布鲁里德贝希，靠近法国边境。当希特勒抵达那里时，村子空无一人，村民已全部撤走。村里建了个花园，还用沙子铺了几条路，但元首的地下碉堡里的水泥地仍是湿漉漉的。他给这个和平的景象取了个好战的名字“狼穴”——是根据他早年在党内活动时的绰号取的。

至此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不但让比利时投降，且拒绝流亡。“我决定留下，”他对首相说，“盟国的事业已失败了。”这看来确凿无疑了：6月5日，德军以143个师的兵力转而进攻法军的残部65个师。守卫者的坦克为数甚少，且几乎没有空军掩护，而德军又在沿着长达400英里的战线向前推进。在巴黎，绝望的雷诺向罗斯福呼吁，让他派“足以遮天蔽日的机群来”——之后，他便卷铺盖走了。

对希特勒这边而言，这正是参战的良辰吉日，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参战，但他的盟友却劝他等一等，待德国空军将法国空军消灭后再说。意大利总理无奈，只好耐住性子，等到6月10日。他的解释信充满了高度信心，却惹得希特勒讽刺挖苦。“过去，我常常不明白他何以如此幼稚，”元首对其将领说，“这封信证明，在政治问题上，我将来必须对意大利人多加小心。很明显，墨索里尼把此事看作是在罗马大街上散步一般。”意大利人会感到吃惊。“开始时，他们胆小如鼠，不敢参战；现在呢，他们却迫不及待，想分享战利品来了。”

拂晓，意大利以32个师的兵力进攻法国南部。法国守军只有6个师。但意军作战不力，前进的速度只能以英尺计。至此，法国北部战线的两端均已崩溃。德军于14日上午开始进入巴黎。德军Ｂ集团军司令冯·包克将军，乘坐联络飞机来到巴黎的凯旋门，刚好赶上接受首批尖兵的敬礼。在现代战争史上，战役的指挥官赶在部队前头，先行抵达目的地的情形不多，包克便是其中之一。德军进入巴黎，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游行。包克有空去拜谒拿破仑墓。在里茨吃完午饭后，他还去商店买了点东西。

在“狼穴”，戈林正在劝说希特勒对英国轰炸德国居民区进行报复。他们在村子的广场上谈话时，瓦尔利蒙上校偶然听到戈林宣布，他无法再容忍英国人的这些暴行，要“用十颗炸弹回敬英国的一颗”。然而，希特勒却纹丝不动。据瓦尔利蒙回忆，他当时说：“很可能，敦刻尔克一役将英国政府吓破了胆，使它暂时昏了头脑。英国轰炸平民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轰炸机的瞄准器不准，又由未受过训练的机组驾驶。不管属何种情况，我认为应先等待，然后再采取反措施。”

元首此时的心情是想进行谈判。他利用巴黎的陷落带来的兴奋情绪，通过与赫斯特报纸的记者卡尔·冯·维冈会见，向西方发表声明。他宣称，只要巴黎敞开，他原本无心攻打“美丽的法国首都”。接着，他便强烈地否认说，他无意消灭大英帝国，也无此目标。他对美国的要求不外乎是局部的“门罗主义”：美洲归美洲人，欧洲归欧洲人。

正当德国军队继续长驱直入时，南方的意大利军队似乎在原地踏步。墨索里尼有幸的是，法国北部战事的发展，排除了在南方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至16日晚，德军几乎可以随意越过法军松散的防线。次日上午快到中午时，希特勒正与其军事顾问们在“狼穴”商讨战局，忽然有消息说，法国希望停战。听到这个消息，希特勒顾不上尊严不尊严，一拍大腿，高兴得把腿一收，支起了膝部。西方的纪录片将这一短镜头变成了长镜头。据罗伦斯·斯达林斯说，这部纪录片是由当时在加拿大陆军搞宣传工作的制片人约翰·格里埃森剪辑的。他利用把胶片“绕圈”的办法，把希特勒的姿势变成一系列可笑的“趾尖旋转”。希特勒的官方摄影师瓦尔特·弗朗茨将这一情景拍进了镜头。他坚持说，他只拍了8格，并把这些胶片交给了元首。“他欣喜若狂。”施洛德小姐回忆道。人们张口结舌，凯特尔却乘机拍马。“我的元首。”他笨拙地说，“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挥官！”

法国的投降使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即使如此，丘吉尔仍在侃侃谈论英国之“最好的时刻”，使英国人的勇气得到恢复。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又传来另一个抗战的声音——专门对法国广播。“法国抗战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戴高乐将军在第二广播室广播说，“永远不会熄灭！”法国，他说，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它并未输掉战争。”人们并未注意到，那天是6月18日，是滑铁卢战役125周年纪念日，而那次战役的较量最终是由勃吕查的德军决定胜负的。

中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元首室会晤。这正是希特勒1938年赢得慕尼黑会议历史性胜利的地方。这一次，意大利独裁者明显地屈服了。他的宣战，在军事上是个欺骗，在政治上是个赌博。希特勒不靠他人帮助，单枪匹马出征，取得了胜利；不用说，今天该是他说了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人，发现元首居然宽宏大量地寻求和平，都大吃一惊。希特勒“对消灭大英帝国是否可取的问题，作了许多保留。他认为，即使在今天，这对保持世界均势仍是个重要因素”。接着，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支持里宾特洛甫以宽大的条款与法国议和的建议，尽管墨索里尼一再反对。“现在，希特勒是个赢了大钱的赌徒。他起身离桌不想再冒险了。”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他话中带有保留，还有机敏。在取得这样一个大胜利后，这真令人吃惊。人们不能指责我对他过于温柔，不过呢，今天我确实佩服他。”

这两个独裁者，还费时在明信片上签名，作为此次会晤的留念。在一张明信片上，墨索里尼以刚劲的笔触写道：“英雄造时势！”下边，是希特勒秀气的题词：“时势造英雄！”墨索里尼回罗马时精神沮丧。“实际上，”齐亚诺当晚写道，“总理怕的是，随着和平的时刻日近，他生平无法实现的梦想，即在战场上显神威，也渐渐消逝了。”

3天后，即夏季的第一天，希特勒乘车前往贡比涅附近的林子，即恺撒的代表曾在那里投降的那个林子。这是个报仇雪恨的行为，也是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铁路上等待着的是那辆恺撒的代表投降时使用过的著名的木制餐车。人们将它从博物馆里吊起，通过倒塌的墙壁，放在原处。下午3时15分，元首的车队抵达了。希特勒面孔严肃，举动庄重，迈着轻快的步伐，朝餐车走去。他在一块花岗石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写道：

1918年11月11日，日耳曼帝国被它试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摧毁，其罪恶之骄傲在此地屈服。

威廉·夏伊勒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希特勒的表情。“在他生平的许多重大的时刻，我都看到过那张面孔。但在今天，它冒着鄙视、慷慨、仇恨、复仇和凯旋的烈火。”林格回忆说，当时，希特勒口中念念有词，听来像是“我们必将把能引得人们回忆起1918年那个耻辱的日子的一切东西全部毁灭”。

在那辆破旧的餐车里，早已摆好了一张长台，两边各放了五六张椅子，供双方代表团就座。施密特站在上首，以便听到双方的谈话。元首在他的译员身旁就座后，戈林、雷德尔、勃劳希契、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分别就座。几分钟后，查理·亨茨格将军带领法国代表团进来了。法国代表团由一名海军上将、一名空军将军、一名前大使组成。他们的脸上还挂着听到谈判将在何处举行时出现的惊愕的表情。

希特勒和他的同僚们起立。一句话也未说。双方相对鞠躬后便各自坐下。首先由凯特尔宣读希特勒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前言。凯特尔说着元首的话时，施密特想，法国人和德国人就像蜡人一样，面无表情，互相对视。凯特尔说，德国无意用和平的条件去毁谤一个如此英勇的敌人。“德国所提要求的目的是要阻止敌对行动的重新发生，是要使德国得以继续进行不得不与英国人打的战争，并且为新的和平创造条件，使通过战争强加在日耳曼帝国头上的不公正情形得到纠正。”从当时情形看，希特勒似乎是在对英国而不是对法国讲话，并向英国人提出和平——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在条文中，这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条文甚至规定，德国放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进行挑战的企图。他庄严宣布，他不会将法国海军舰只拿来供自己在战争中使用，也不使用法国的海军装备（跨过英吉利海峡）。希特勒在做这一承诺时，德国海军是不同意的，因为在挪威与英国海军的一役中，德国海军损失惨重，他们拟用法国海军装备进行弥补；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究其原因乃系出自恐惧和希望。他恐惧的是，他若把法国舰队抓来，英国可能会横下心来打仗，因为这意味着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他希望的是，他的“绥靖”能导致和平，两国同时又达成君子协定式的默契：大英帝国继续统治海洋，日耳曼帝国则移向东方，谋取生存空间。

施密特读完法国的文本后，希特勒立刻起身。其他人跟着也起身。大家客气地行完鞠躬礼后，元首带着大部分人马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只有凯特尔和施密特。接着，约德尔和另外几个德国将领便进来了。法国代表审阅了停战条款后，他们坚持要将此文本交给设在波尔多的法国政府。“绝对不行！”凯特尔说，“你们必须立即签字。”

然而，法国代表团却顽强地要求德方给法国以1918年法国给德国代表团的同等礼遇。几分钟后，亨茨格便与法军总司令魏刚将军交谈上了。“我是在车厢里给你打电话”——他停了停——“从你知道的那个车厢里。”他报告说，条件很苛刻，但并不可耻。即使如此，亨茨格觉得，这些条件都是“残酷无情的”，比上次战争中法国强加给德国的要糟糕得多。谈判拖至黄昏仍无结果。次日（6月22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又拖至下午大半晌后。下午6时，凯特尔完全失去了耐心，派施密特前去找法国人，并下了最后通牒：“1小时内若不能取得协议，谈判便告破裂，法国代表团将被押回法军阵地。”

别无选择了。下午6时50分，在与波尔多多次通话后，亨茨格将军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仪式结束后，凯特尔叫他停留一会儿再走。待无他人在场时，两位将军无言地对视着。施密特发现，两人眼中都有泪水。凯特尔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对亨茨格如此尊严地代表他的国家的利益表示祝贺。接着，他便伸出一只手。亨茨格握了握它。

德国电台进行了现场广播，将这些事件送回了德国。当自豪但精神不振的亨茨格一走下餐车时，那边便传来了有节奏的录音喊声：“我们打，打打打，打英国！”这肯定令德国人动了心。这是戈培尔玩的花样。不管什么场合，他都要放音乐。但他这次的做法却惹恼了元首——在条约中，他一直在设法给人以相反的印象。

回到“狼穴”后，希特勒便着手计划出游巴黎。他将一个雕塑家和两个最宠爱的建筑师——施佩尔和吉斯勒——召来充当向导。“巴黎历来令我着迷。”他对阿尔诺·布列卡说（布列卡宏伟的古典作品也受斯大林的称赞）。希特勒承认，他长久以来就殷切期望有朝一日能参观“灯光城”。这是个艺术大都市，首先让艺术家陪他游城的原因就在于此。他确信，他定能在巴黎找到重建德国重要都市的灵感，“我想实地看看那些建筑，因为在理论上我对它们熟悉。”

一行人——包括凯特尔、鲍曼和几名副官——来到布鲁里德贝希村外的打谷场上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爬进飞机——由波尔驾驶。待他们抵达勒布格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6月23日是明亮而炎热的一天。希特勒爬进车队里为首的一辆敞篷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其余的人坐在他身后。当他们朝第一个停留地——大剧院进发时，街上渺无行人，只偶尔有个把宪兵。这宪兵有如履行公事，朝车队潇洒地敬礼。布列卡是在巴黎度过其最美妙的年华的，看到城市如此死气沉沉，他不禁吃了一惊。

当希特勒沉醉于大剧院的建筑奇迹中时，他的表情也慢慢松弛下来了。早年在维也纳，他就对这座大剧院羡慕不已。对它，他就像对总理府一样熟悉，看到这一切，他眼中放射出兴奋的光芒。“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剧院！”他失声对随行人员喊道。他察看了包厢，发现少了一个房间。一直陪他们参观的白发老仆人，既生硬又自豪地告诉他们，这间房子多年前就没有了。“喂，你们瞧，我多熟悉这里的路！”希特勒带着小学生的自豪说。

在埃菲尔铁塔停留片刻后，他们便前去瞻仰拿破仑墓。希特勒先生以帽捂心，鞠躬行礼，呆呆地望着那圆形的墓穴。他深深地动了心。末了，他转身对吉斯勒平静地说：“我的墓由你建造。”（后来，他向吉斯勒做了详尽的指示。他的墓必须异常简单，须建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他说，“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说完，他便陷入了沉思。他指示鲍曼，把拿破仑的儿子的遗骨从维也纳迁至他父亲的身旁。

长达3小时的观光以参观蒙马特尔高地——这是学画的人们的圣地——而告终。或许，它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沉思一阵后，他转身对吉斯勒、布列卡和施佩尔说：“你们的工作现在就开始了。”城市和纪念碑的重建工作便交给了他们。“鲍曼，”他说，“帮我搞这项工作。你要好好照料我的诸位画家。”希特勒再次俯视了延伸在高地下的巴黎城。“感谢命运，我终于看到了历来让我神往的巴黎的魔术般的气氛。”他说，他命令部队绕开巴黎，避免在它附近作战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样，我们下边的那幅图画便可留给未来。”然而，那天早晨看见过他的少数几个巴黎人却被吓得惊慌失措。当他的车队在市场上碰到一群胖女人时，最胖的那个恐怖地指着他惊呼：“是他！是他！”她的喊声吓得众人四散奔逃，混乱不堪。

次日，希特勒叫施佩尔用他的名义起草一份法令，宣布柏林的楼房建筑全部复工。“巴黎不是很美吗？”他说，“应该把柏林搞得比它更美。”希特勒也把布列卡拉到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论日前之所见所闻。“我爱巴黎——自19世纪以来，巴黎就是个艺术重地——就像你爱它一样。大战前，我对艺术也雄心勃勃。如果不是命运将我推入政界，我也会像你一样，在这里求学的。”

停战协定将于午夜后8小时35分生效，所以，众人在用蜡烛照明的桌旁坐下来吃夜宵时，气氛倒也热烈。天空越来越黑，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午夜来临时，有个副官报告说，敌机来了。灯火熄灭了，众人端坐在黑暗中，只有闪电不时使人们的脸孔闪亮。

香槟酒杯被分发给了众人。大家在对表时，室内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凌晨1时35分，号角声顿起，吓了人们一跳。不知是谁小声告诉布列卡，这是传统的信号，意味着让“武器休息”。另外一人感动得在擤鼻涕。凯特尔站在黑暗中发表了讲话。他举杯祝酒，号召众人为最高统帅希特勒元首“连干三杯”。

于是，众人便起身碰杯。希特勒仍坐着，显得有些不自然——他不喜欢这种做作，但又只好服从陆军的传统。他礼节性地将酒杯碰碰嘴唇，滴酒未饮。之后，他便坐下，低着脑袋。在这欢快的人群中，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后来，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责任非常重大呀。”说完，他便离屋而去。

2 “连胜利者也被胜利毁灭”1940.6—1940.10.28

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地表示，他更感兴趣的是谈判而不是打仗。在法国，他的武器是劝说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一位主动让法国分享团结和繁荣的法西斯欧洲的果实的胜利者——法西斯欧洲，这个霸权的目的，不但要使精神复活，而且要使它成为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在这场运动中，他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要他的部队当解放者，不当征服者。“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在法国的行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士兵在莱茵兰的行为一样！”他对霍夫曼说，谁要是抢劫，就当场枪毙，“我要与法国达成真正的谅解。”

这样，进入巴黎的部队便不敢大摇大摆，更不敢要人臣服或白吃东西。凡买东西，他们必分毫不差地给钱。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馆门外，他们与法国人一起喝咖啡，分享着6月下旬的阳光。这种相处虽然很尴尬，且常常彼此无言，互不理睬，但巴黎人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原以为妇女会遭强奸，商店和银行会被洗劫。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德国军队在帮法国难民返回首都。在巴黎全城都挂满了路牌，上面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友好的德军士兵，还有一句忠告：“法国人！信任德国兵吧！”

希特勒想来会为其士兵感到自豪的。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和气甚至有点讨好。他们对妇女彬彬有礼，对男人，恭恭敬敬。在无名将士墓前，他们光着秃秃的脑袋站着，其武器仅是照相机。他们更像是坐假日特价火车前来的旅客，而不是刚让法军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的人物。这是狡猾的公共关系手段，是旨在把法国变为一个既肯干活又有生产价值的奴仆的计划的一部分。

希特勒本人也当起游客来了。与他同行的一群人中既有他的副官，还包括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下士梅克斯·阿曼。两天来，在元首的带领下，他们心情愉快地参观了导致此次战争的旧战场。这是富于感情色彩的旅游，元首无时不高兴。他指着弗兰德战场告诉众人说，这里先前是一片沼泽地，还留下一些战壕作为纪念之用，也供游人欣赏。元首并非独自暗暗回首往事，而是滔滔不绝地、极其详尽地向众人解释，这里或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乘车穿过里尔（他只在水彩画里见过它）时，一个探头窗外的妇女认出了他。“魔鬼！”她惊呼道。他起初觉得有趣，后来他便发誓要将这一形象从被征服者的心头抹去。

这次极富感情的出游于26日结束。他随即便把心思转到眼前的令人不快的任务上去了：让英国人屈服。他对副官们说，此项任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与英国之战系兄弟之战，大英帝国的毁灭也是日耳曼帝国忧愁的根源。他私下对赫维尔说，他迟迟不入侵英国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想将它征服，”他说，“我要与它达成协议，强迫它接受我的友谊，并把正在煽动人们反对我的全体犹太暴民赶出去。”

希特勒仍没有入侵英伦三岛的确定的计划。西线的胜利实际上是来得太快了，他还来不及为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好登陆艇或驳船——连一艘也未准备好。相反，他似乎在等待英国求和。但是，至7月3日，这种希望破灭了：那天，英国皇家海军突然对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港口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进行炮击。战舰“不列颠”号在13分钟内沉没，977人丧生。另外3艘，包括“敦刻尔克”号在内，被重创，人员损失惨重。其余舰只脱逃。英国人惧怕希特勒会利用这些舰只去进攻英国，并为这种恐惧付出高昂的代价。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举，在大多数法国人脑中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这次进攻，特别是它发生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发誓不将军舰交给希特勒以后，在法国全境引起了深深的敌意。“英国人背信弃义”一语，已成了咖啡馆里的口头禅。

此次炮击也证实了某些人的信念：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希特勒合作。不久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实际上已将法国本土分成了两个部分：北部占领区和南部的维希政府区——以贝当元帅为首。这次炮击把他阻止副总理赖伐尔与希特勒更加紧密合作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它也使让·季洛杜及其他法西斯知识分子寻找新的变节者的努力简化了。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卢斯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在一天内杀死的法国水兵比德国在一年内杀死的还多。”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铸成的大错，他预言，正在加速希特勒的“一个欧洲”的进程。它也把德国元首从他的千秋大梦中惊醒：他一面强调他无力控制法国舰队或围困英国皇家海军，另一方面又想迅速地与英国解决问题。几乎完全被内陆包围的他，被令人吃惊的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弄得目瞪口呆。海军的爆炸性的行动加强了他早些时候的恐惧。即使英国舰队未能粉碎对英国的入侵，它也使舰队的领袖能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建立司令部，从那里统治海洋。

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他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徘徊。“我决不能放弃，”他对普特卡默说，“英国人终究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于7月13日飞到贝格霍夫时，他欣然批准了他们制订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在片刻后又抗议说，他不想打他的英国兄弟，不想让大英帝国解体。流血只会引狼入室，分享战利品。英国为何仍如此不愿和平？据哈尔德的日记记载，他自问自答：“是因为英国仍然存在着俄国会采取行动的某些希望。”

3天后，他发布了入侵英国的专门指示。入侵的目的在于消灭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的英国。并且，如有必要，将它全部占领。这次战役获得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代号：“海狮”。希特勒批准这一计划的墨迹未干，便提出了一项他自己的和平建议。“元首将向英国提出一项宽宏大量的和平建议。”里宾特洛甫告诉施密特，“劳埃德·乔治听到这一消息后，恐怕会掐我们的脖子！”7月19日，这一建议出炉了。它开始以嘲笑的口吻攻击丘吉尔，继而便威胁说，两国若打起仗来，被消灭的肯定是英国，最后才是一项含糊其词的建议：“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英国对希特勒建议的回答，首先是由熟悉元首的人带来的。此人就是现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塞夫顿·德尔默。他立时进行了广播。“希特勒先生，”他非常恭顺地用德语说，“从前您有时问我，英国公众的情绪如何？所以，本人今晚拟再次为阁下略效微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这里的人对被您称之为理智和常识所做的呼吁有何想法吧。元首和总理先生，我们将它扔回给您，扔回给您那副散发着罪恶气味的牙齿！”夏伊勒是在柏林电台广播室中等待着向美国广播时听到这段广播的。他要对此事的影响发表评论。“你能搞清楚吗？”某人对夏伊勒喊了一声，“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拒绝和平建议？他们疯了！”

罗斯福总统同样对希特勒的建议不感兴趣。当晚晚些时候，他在白宫发表的接受总统提名的广播讲话宣布，对付极权主义国家的办法只有一个——抵抗，不是绥靖。狄克霍夫大使向柏林报告说，罗斯福与英国在战争的爆发和拖延方面“串通一气”的情形，从未像在这篇讲话中表述得如此清楚透彻。“英国的方向必不可变，其抵抗必须加强，战争必须继续下去。”（几天后，一个华盛顿大使馆新闻顾问，在与联合广播公司的政治评论员小福尔顿·路易斯交谈后，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常在国外旅行的路易斯，在谈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开年会时，与来自各阶层和各地的美国人见面时说，人民不要战争，但在罗斯福的诡计面前，尤其是在他把国会变成只有一个橡皮图章而没有自己意志的傀儡时，他们是相当无能为力的。”）

伦敦仍未正式拒绝德国的建议。7月21日，星期天，希特勒将其将领召至柏林开会。他似乎迷惑不解，而不是好战。“英国的局势无望了，”他说，“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要将成功的前景逆转过来的可能性没有了。”他猜测，英国将会出现以劳埃德·乔治为首相的新内阁。接着，他便陷入了阴郁的沉思。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他呼吁“迅速结束战争”，并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海狮”。但是，他的保证——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保证——便几乎立即烟消云散了。他警告说，跨过由敌人把守的英吉利海峡远征英国，并不像对挪威那样，绝不会是单程旅行。偷袭的成分是不可能存在的。后勤供应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他不停地讲着，将严重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这些问题（一直在不停地记录的）海军上将雷德尔暗中同意。完全的空中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首批登陆必须在9月中旬完成，否则，日益恶劣的气候将使空军不能完全参战。他转身问雷德尔：关于技术上的准备，海军何时才能有一明确的答复？海岸的炮队阵地何日才能完全布置妥当？对越过海峡之举，海军能掩护到何种程度？

受窘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却在琢磨其他问题：大部分步兵都得靠内河或运河驳船运送，而所需的驳船仍得从帝国国内拖来。这支弱不禁风的舰队如何抵挡得住英国的皇家海军？在挪威一役中受损后，可供作战的舰只残存48艘快艇、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鱼雷艇。雷德尔有点狼狈地回答说，关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他希望在几天内获得回答。但是，在空中优势尚未成为事实时，他该如何开始做好准备？勃劳希契用坚定的信心回答了他的悲观。他喜欢“海狮”。戈林的副手说，空军已万事俱备，只要命令一下，便可在空中发动强大的攻势。希特勒未发表看法，令雷德尔尽早将报告呈报上来。“如准备工作无把握在9月初完成，那就要考虑其他计划。”于是，“海狮”的重担便落在海军的身上了。

身边无其他人时，希特勒对勃劳希契说：“斯大林正与英国眉来眼去，目的在于使英国继续战争并把我们拖垮，以便争取时间，拿到和平时期到来时拿不到的东西。”一方面他承认目前苏联尚未有反对帝国的行动迹象，另一方面他又同意，苏联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要开始考虑了。”

不久前，一个有眼光的英国人乔治·奥威尔预见到，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以牺牲苏联为代价取得生存空间。“人们若把希特勒近一年来的讲法与15年前的讲法做一比较，”在评论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便可发现这点：他的心坚定如一，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发展。这是偏执狂的确定看法，是不大会受强权政治的一时行动影响的。或许，在希特勒心目中，苏德条约不过是改变一下时间表罢了。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订下的计划是要首先消灭俄国，并暗示之后便消灭英国。现在，事情的结果是，他首先对付的是英国。因为，英俄两国中，俄国较易被收买。不过，一旦英国被消灭，就轮到了俄国——毫无疑问，希特勒就是这样看的。”

希特勒在西线取得的战果虽然显赫，但它并不足以为他带来他所需要的政治上的稳定，以便开始向俄国发动圣战。他给予英国的打击，不过是令这个顽强的国家更加顽强罢了。他对法国维希政府采取的抚慰政策——以便让它参加他的十字军——也正在土崩瓦解，因为对方支支吾吾。这样，德国便得不到积极的援助。

尽管有这些失败，希特勒仍信心十足，认为他有能力阻止这场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并确信英国即将投降。于是，他便下令立即加强反对英国的宣传战。戈培尔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秘密电台向英国广播业已兑现的诺查丹玛斯预言，以及伦敦将于1940年被毁灭的那个预言。诺查丹玛斯预言的现代解释，是克拉夫特做的。他曾预言啤酒馆爆炸事件。

在这个充满了恐惧的季节里，希特勒又抽空与他的老友库比席克见面。他曾派人给他送去1940年瓦格纳音乐节的入场券。7月23日，在《戈特达马隆》的第一次中场休息时，两人在休息室里见了面。在热情地问候了库比席克后，他抱怨说，战争中断了他的重建计划，“肯定地讲，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别人，谁还能做呢？现在，我只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战争将我的最好年华吞噬……我们都逐年见老了。库比席克，没有多少年了——来不及做完余下应做的事情了。”

这天与库比席克的私人会见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希特勒的公共职责正在不断增加。矛盾的是，他与爱娃·勃劳恩的关系更像夫妻了。战争不但没有将他们分开，反而将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有更多时间住在贝格霍夫。那种故意让大家相信他们仅仅是朋友的做作已一去不复返了。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对爱娃·勃劳恩非常尊敬，私下里都称她为“老板娘”。对希特勒，她公开使用昵称“你”；对她，他也以“你”相称，有时还叫她“萨贝尔”——这是维也纳的“小”称，即把东西或人指小之意。在亲密的朋友们面前，他有时还会公开摸她的手，或做出其他公开表示爱慕的姿势来。据知情人说，若以希特勒现在已年满50且又全神贯注于工作而论，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爱娃终于成了贝格霍夫的女主人，变得更加自信和高雅。她的生活虽然可能困难，但她自信已不再有竞争对手，而这也已足令她欣慰了。

那年夏天，希特勒确定，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扩大生存空间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指示陆军着手朝这一目标做好准备。1940年7月29日，约德尔来到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在最高统帅部计划部主任瓦尔利蒙上校的专车内与他就此事进行磋商。瓦尔利蒙与三名高级军官原以为，这次不寻常的来访，大概与提升晋级有关，或者要进行嘉奖。但是令他们觉得神秘的是，约德尔一到，便叫人把餐车的门窗全部关好。接着，他便突然宣布——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漠——希特勒已决定“一举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尽快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于1941年5月进行。“约德尔的话的效果，好像让人触电一般。”瓦尔利蒙回忆说——当时，由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死力抓住椅子。“不行的！”一个名叫罗斯贝格的上校脱口喊道。英国还未战败，希特勒怎么能打俄国！约德尔给了个奇特的回答：“元首生怕战胜英国后的公众情绪，将不允许他向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反对的意见爆发了。这种打法，是腹背受敌的打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失败的就是这种两条战线的战争。为什么在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后，还来个突然改变？斯大林不是遵守诺言，将原料和粮食准时地全部运来了吗？约德尔对每条反对意见均做了简洁的回答：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在德国军威处于高峰时发动进攻。这种回答说服不了瓦尔利蒙。曾向希特勒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的约德尔，打断了辩论。“诸位，”他说，“这不是个让大家讨论的问题，而是元首的决定！”他令瓦尔利蒙立刻以“建设东方”为代号，着手草拟计划。

7月的最后一天，元首将其将领召至贝格霍夫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要讨论有关“海狮”的问题，实际上后来却背道而驰。首先发言的是海军上将雷德尔。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需已按计划准备好，驳船的改装工作也将于8月底完成。但是，商船的运输情况却不妙，原因是在挪威受损或中水雷受损。扫雷工作虽然开始，却又受到盟国的空中优势的阻碍。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如把入侵的日期延至次年5月。

希特勒反对。他说，如此长的等待时间不但使英国有可能改良其陆军，而且还可从美国——也许甚至从俄国——得到大量的军事补给。“到5月这个空档我们怎么补得起？”他问。于是他便把期限定在9月15日。他断然做此决定后，立刻又将它推翻。他补充说，那就是，集中力量对南英格兰进行密集轰炸，若在一个星期内能摧毁皇家空军和海军以及主要港口，便于9月15日发动进攻，“否则，便延期至1941年5月。”

如果说这是个决定，那也是个半心半意的决定，使雷德尔高兴。一方面，它给了雷德尔准备“海狮”的最优先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又把重任移交给了空军。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希特勒将战争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选择权。两名海军人士（雷德尔和普特卡默）离开房间后，希特勒便开始贬低“海狮”的能力。“我们的小海军呀，”他叹道，“只有敌人的15%！”再者，英吉利海峡比地图上画的要可怕得多——这是任何一个曾在恶劣天气中越过这块险恶水面的航海家都能证明的。

情况似乎是，希特勒几乎已取消了对英国的入侵。“俄国只需向英国稍作一些暗示，俄国并不想让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人就会像快被淹死的人一样，重新获得希望：在6—8个月内，形势便会完全改观。但是，如果俄国被消灭，英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到那时，德国便成了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这一次，他的沉思成了坚定不移的结论。“决定，”他言简意赅地说，“从这些考虑出发，俄国必须被消灭。1941年春。”前几次会议上出现的犹豫不决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再次成了旧时的元首，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将俄国消灭，越快越好。一击便将这个国家打个稀巴烂，只有这样，这次战役才有意义。只征服土地是不够的。”他说，这次进攻一定要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顿。他不会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被俄国的冬天所消灭。我们将耐心等待，他说，一直等待到5月。“有5个月的时间做准备。”他满意地说。

他想象中的良辰美景使他神魂颠倒。“目标是，”他兴致勃勃地说，“消灭俄国的主要能源。”他是个军阀的化身，迅速地描述了此次动用120个师参与入侵的计划：首先向基辅挺进；其次，通过波罗的海向莫斯科挺进；第三，南北夹击，然后便发动一次进攻巴库油田的特殊战役。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不到24小时，那个做出了决定的人又在动摇了。他发布了两道指示，一是号召迅速征服英国，另一道是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第一道指示开头便颇具信心：“为了制造最后令英国投降的必要条件，本人希望向英国本土进行的海军两栖战得以加强。”德国空军必须尽快征服皇家空军，然后便为“海狮”养精蓄锐。“我保留做出这种决定的权力：进行恐怖进攻，作为报复手段。”他指出。

第二道命令是凯特尔用元首的名义签发的。他命令“海狮”的准备工作务必于9月中旬完成。他接着说：“在8月5日开始的空袭英国后14天，元首将决定是否今年入侵英国：他的决定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袭的结果。”

凯特尔虽将命令发了下去，但他仍觉察到了元首的矛盾心情。“表面上看来，元首好像非常热心，全力投身准备工作。为此，他曾要求对准备工作随时做出改进，以加速其进程。但是，我却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一旦真正要实施这个计划时，他又怀疑起来，举棋不定了。他十分清楚要冒何等巨大的风险，也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凯特尔也感到，最重要的是，元首“不愿意失去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英国的战争的最后机会。这点，我相信，他是求之不得的”。凯特尔从未想到过，这不过是摇摆的表演而已。希特勒把对“海狮”所做的准备作为幌子，而真正攻击的却是俄国。

希特勒也想不到，8月1日的两道命令的主要内容已被“超级”机密破译。这些电文使丘吉尔相信，他确已掌握了德国的密码。过了不久，“超级”机密又送来了戈林的指示：把8月13日定为“老鹰战役”（对英国进行全面空袭）的开始。这便使丘吉尔完全相信了。

空袭如期开始，但由于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参加这次空袭的只有第三空军大队。空袭的次数高达五百余次，但由于英国的雷达极灵，再加上“超级”机密截获并破译敌方电波的及时警告，英国的损失轻微，德国的损失却惨重：德国空军折机45架，皇家空军只损机13架。次日的战果也使戈林同样失望。15日，德空军3个大队全部出动。这一次，“超级”机密准确地得悉了戈林将使用什么力量和袭击何地。由于这个情报，皇家空军能将有限的歼击机组集中起来，派往准确的地点和高度，有效地将德国机群分割，使德国的每个机群都遭到最顽强的抵抗。在迄今最大的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击落敌机75架，自己损机34架。“老鹰战役”成了酸酒一瓶：17日，双方的损机比例是70∶25。这天，戈林未让飞行缓慢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些飞机曾把法国炸得一塌糊涂——参战，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喷火”式的对手。

19日，天气仍然恶劣，使德国空军在之后4天不能离地。戈林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召集各将领开会。对飞机制造厂或类似目标进行的轰炸，原在白天进行，现改在晚间进行。戈林也趁机严厉呵斥单引擎和双引擎歼击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表现不好。“无论哪一种歼击机，都不准因为气候不好而擅自不完成护航任务，”他命令说，“谁擅离职守，谁就要受军法审判。”

8月23日，天气放晴。当晚，德机飞过海峡，大规模进行空袭。一队轰炸机迷了航，将原计划要投放在伦敦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的炸弹投进了城内。8名市民被炸死。英空军认为这是德空军故意干的，便于次日晚轰炸柏林，作为报复。损失虽小，柏林人却大惊失色。“他们料不到会挨炸，”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柏林是不会挨炸的……他们相信了他。所以，他们今天的觉醒便更大。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便可量度出来。”

3天后的夜晚，英机再次前来空袭，炸死市民7人，炸伤29人。希特勒大怒，因为德机轰炸伦敦原系航向错误所致。但他仍不让德机轰炸英国首都。柏林又两度被空袭。希特勒被惹火了。9月4日下午，他在体育馆临时发表演说，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听到要超过丘吉尔，听众中的妇女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们便同声欢呼。“如果英机投放两千、三千或四千公斤的炸弹，”他说，“那么，我们一夜中便投15万公斤、23万公斤、40万公斤！”大厅内顿时人声鼎沸，他只好停顿，“他们若宣布增加对我们的城市的进攻，我们便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所作所为，让上帝保佑！我们两国总有一国被打得粉碎，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听众的回答是疯狂的喊声：“不会！不会！”

两天后，海军上将雷德尔到总理府向希特勒汇报。两人小心谨慎地讨论了“海狮”计划，好像两人都不怎么相信这计划似的。末了，雷德尔提了一个本来会惹来激烈反驳的问题。“‘海狮’战役万一不打，”他问，“元首的政治和军事指示是什么？”

然而，希特勒却一点儿也不恼怒。雷德尔多少有点满意地告诉他的同事们说：“元首关于在英国登陆的决定还不是最后的，因为元首有这个信念，就是说，不进行登陆，英国也可能投降。然而，与先前一样，从各个方面看，元首把登陆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打击性的手段。如果风险太大，元首便不想进行登陆。”很明显，“海狮”若败北，希特勒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肯定会提高英国的威信。他要的是能一举结束战争的成功的闪电战——没有风险的闪电战。普特卡默对新近在布洛涅举行的登陆演习所做的目击报告说，由于潮水的关系，用拖轮拖的驳船被搞得一塌糊涂。这特别令希特勒担心。普特卡默认为，在英国海岸登陆时，情况若相类似，结果肯定同样是个灾难。

入侵能否成功，英国能否投降，这全要以空袭情况如何而定。于是，在与雷德尔单独会面后次日，希特勒便批准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空袭。一队又一队的德机飞往英国。当天下午晚些时候，320架轰炸机，在僚机的重重保护下，从戈林的头上飞过——他在开普布朗内的悬崖上观察机群。密集的机群像蜜蜂似的飞过英吉利海峡，朝泰晤士河飞去，轰炸伍尔维奇兵工厂、发电站和码头。戈林一听到最后一个目标已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便急忙走至麦克风前，向听众广播说，伦敦正被毁灭。他吹嘘说，他的计划是要“击中敌人的心脏”。这次毁灭性的进攻一直延续至拂晓，并于次晚恢复。在恐怖的两天内，842名伦敦人被炸死。希特勒利用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威胁，趁热打铁，批准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空袭——9月15日举行。这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不仅在于惩罚伦敦，而且要消灭皇家空军。

“超级”机密又一次向丘吉尔提出了警告。于是，在空袭前4天，他发表了广播演说。向全国提出了警告。“毫无疑问，希特勒先生是在高速地消耗其战斗机群。照此下去，经过许多个星期后，他的空中力量将会削弱，其主体将消耗殆尽。”与此同时，他警告说，“德国人正在精心策划对本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入侵。它可能现在就——入侵英格兰，入侵苏格兰，入侵爱尔兰，或同时入侵三岛。对这种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入侵或许会在日内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将之后的一周左右时间看作是我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它与西班牙舰队已逼近海峡而杜累克还在踢足球，或纳尔逊还站在我们中间而拿破仑已在布洛涅的情形一样紧迫。”他的话提高了这个堡垒岛上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受到鼓舞，觉得自己也该参与战斗。

在公开场合，希特勒虽然表现出信心十足，但在9月14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却露出了担忧的情绪。在表扬了空军在“老鹰战役”中收到了“令敌丧胆”的效果后，他承认“海狮”战役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尚未成熟”。由于气候恶劣，空军尚未取得空中霸权。不过，他仍拒绝取消入侵计划。这是因为，空袭正使英国人丧胆，用不了10天或12天，英国便会爆发群众性的狂乱。

戈林的副手抓住这点，提出轰炸平民以迫使英国屈服的计划。除海上入侵外似乎对一切都热情洋溢的雷德尔，对此表示衷心支持，但元首却仍坚持己见，只准空军攻击主要的军事目标，“最后一招才是以引起群众性恐怖为目的的轰炸。”

一切议论都销声匿迹了。原来明明是决定发动“海狮”计划的决议，现在仅成为一纸空文，只同意于9月17日再行议决。与此同时，“不列颠战役”加强了，德国的损失越来越惨重。例如，15日那天，德军折机60架，英国只损失26架。因此，希特勒只好面对现实。17日，星期二，他承认，空袭恐怕永远无法令英国投降。接着，他便简明扼要地宣布：由于无法取得空中优势，“海狮”计划延期，何时发动，另行通知。延期意味着取消；从这时起，入侵英国仅是纸上谈兵。“超级”机密以及一小队英国飞行员，充分体现了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令阿道夫·希特勒首次遭到军事失败。“这块神圣的土地，这个地球，这个王国，这个英国”，也因此得救了。

“我们以3万士兵为代价征服了法国，”决定做出后希特勒对普特卡默说，“若渡过英吉利海峡，一夜之间的损失就会超过这数字的许多倍——而能否登陆还没有把握。”他的海军副官觉得，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海狮”计划已被束之高阁。

当天，“超级”机密便得悉，希特勒已批准拆除设在荷兰各机场上的装弹设备。晚上，丘吉尔便召开三军参谋长会议。文特波德姆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就像是在一场乏味的音乐会中间，某人突然把所有的小提琴琴弦折断。这些人的脸上出现了压抑的微笑。”空军参谋长说出了所有的人在私下都希望的东西：他认为，希特勒业已放弃了“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本年内，“丘吉尔点燃大雪茄时，满脸笑容。他还建议大家应吸点新鲜空气。”

希特勒依然希望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但不是使用空袭或海上进攻的方法，而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有战略意义的要塞：直布罗陀海峡。它被占领后，英国皇家海军不但进不了地中海，从而保证德国能占领北非和中东，而且还可将帝国的生命线急剧地延长至远东。若如是，英国怎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战争？希特勒争辩说。特别是，他愿意给他们以光荣的和平，让他们在远征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成为一名不作声的伙伴。

那时，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恰好在柏林，与德国商讨西班牙参战问题，特别是向直布罗陀发动进攻的问题。在那天多事的上午，前往总理府的途中他是心有余悸的。昨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既令他担忧又令他愤怒，原因是，他生怕里宾特洛甫的傲慢是元首对佛朗哥政权愤怒的反映。

希特勒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人，令他又高兴又惊奇。他解释说，他是作为佛朗哥的私人代表和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被派来柏林的。他的妻子齐达·波罗，是佛朗哥委员长的小姨子。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澄清西班牙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的各项条件。主要条件是“要确保西班牙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

元首似乎对政治而不是战争更感兴趣。他说，欧洲必须联合成一个大陆政治体系，确立自己的门罗主义，将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他对西班牙参战的提法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只是在他的客人强调要对直布罗陀使用大炮时希特勒的态度才比较明确——炮弹不如炸弹优越。他引用各种数字，滔滔不绝地解释说，远程炮在发射两百发炮弹后便要维修，每发炮弹又只有75公斤炸药，而由36架飞机组成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机群，一次便可投弹120枚，每枚含炸药1000公斤，且可无限期地投放。希特勒辩解说，在这些俯冲轰炸机轰炸下，敌人能维持多久？一看见这些飞机，英国海军便会从直布罗陀逃之夭夭。所以，使用大炮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他补充说，德国也无法为直布罗陀战役提供38厘米口径的大炮。希特勒口若悬河，言辞锋利，令他的客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接着，希特勒又向客人保证，德国将尽力帮助西班牙。

塞拉诺·苏涅尔离开总理府时，心里很是轻松，这是因为，他的主人在劝说佛朗哥接受他们关于两国领导人尽快在西班牙边境会面，并进行更确切的讨论这一建议时，希特勒并未使用恫吓或胁迫的口吻。希特勒对塞拉诺·苏涅尔的印象也同样深刻，决定更直截了当地与其连襟打交道。“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并参战一事，”他次日致函佛朗哥称，“必须以把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驱逐出去，并立即占领这一要塞为开端。”他用商人劝人买货的苦口婆心保证，西班牙一旦加入轴心国，德国便会努力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换言之，速胜便会有厚利。

在9月22日的答复中，佛朗哥似乎同意希特勒的一切建议。但是，两天后举行的塞拉诺·苏涅尔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却预见到了不少困难。德国要求得到非洲大陆外的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遭到了西班牙客气而坚决的反对。连翻译施密特都觉得，在里宾特洛甫提出非洲的土地问题时，塞拉诺·苏涅尔对此表现得相当“吝啬”。施密特评论道：“这是佛朗哥与希特勒的热情中首次出现的寒冷。”

如果说，里宾特洛甫在与佛朗哥的亲戚谈判时，为出现的困难感到沮丧，那么，在当月晚些时候他便有理由为其杰作——与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条约——感到欢欣鼓舞。在三国条约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只要它们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的话。签字国也保证：“三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若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日中冲突的国家的进攻时，彼此将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切方式，互相援助。”

在英美两国看来，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并不比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好。这三个“强盗”国家业已勾结在一起，企图征服世界。苏联人表示担忧，但里宾特洛甫却对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是针对美国的某些战争贩子而签订的。为何不将它变成四国条约呢？他敦促说。接着，他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说：“四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定一项长期的政策，规定四国人民各自的长远利益，将其人民未来的发展引入正常的渠道。”

10月，希特勒忙于外交。10月4日，他在勃伦纳山口与墨索里尼会面。“战争已打赢了！其余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在承认德国空军尚未取得霸权的同时，希特勒又声称，英机正以3∶1的比例被德机击落。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尽管军事形势已完全无望，英国仍在负隅顽抗。英国人民正在经受非人道的待遇。英国为何要顽抗呢？他在抱怨，又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或苏联的援助。

他说，那是幻想。三国条约已在懦夫般的美国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沮丧的效果”，而部署在东线的40个德国师则令俄国人丧胆，不敢出面干预。所以，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夺取直布罗陀。说到这里，希特勒把话题一转，破口大骂西班牙人——他们参战的代价是40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还有，当谈话提到偿还的问题时，希特勒抱怨说，佛朗哥竟有脸回答说“这是一个将理想和物质相混淆的问题”。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吼道，人家几乎将他说成是个“渺小的犹太人似的，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进行讨价还价”！

两个独裁者在温暖和信任中分别后，元首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地思考这项新的政治计谋”。他在贝格霍夫的房中来回踱步，还到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做长距离散步。有时，他也会讲讲他的想法，或在餐桌旁，或在会议上。这些只言片语最终却形成了一项决定，即在他去与佛朗哥会晤的途中，试探法国人的口风。然后，只有在那时，他才与俄国人谈。

他的专列（名字很古怪，叫“阿美利加”）于12日离开德国，当晚便抵达法国中西部的蒙特瓦尔。在这里，维希政权的副总理赖伐尔在火车上与元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主要内容是为两天后与贝当元帅会晤做出安排。到此时，元首已下决心把法国降为家奴。为此，他希望得到受害者的自动自觉的帮助，但也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报复。如同对待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希特勒力图将法国变成戈林所说的掠夺经济（包括掠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原料和劳动力到国家的艺术珍品），希望维希政权成为一名积极反对英国的盟友。从赖伐尔的态度看，希特勒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他乘火车连夜继续前去与佛朗哥进行关键性的会晤时，他是满怀信心的。

他们会晤的地点是法国边境一个叫昂代的小城，位于法国西南部的疗养区，在比亚里茨下方，有着值得大做旅游宣传的沙滩和棕榈树。所以，与其说它适合召开具有世界意义的会议，倒不如说适合作为疗养胜地。会晤的地点设在城外法国窄轨铁路与西班牙宽轨铁路交轨处。元首的火车按时抵达，赶上了下午2时要举行的会晤。但在邻近的月台上却不见西班牙人的火车。此时正是10月，天气晴朗明快，温度宜人，使按时抵达的德国人没有发火。毕竟，你还能从那些老是拖拖沓沓的西班牙懒汉的身上期待什么呢！

希特勒相信，一旦与佛朗哥晤面，他便能将他说服，就像他曾说服张伯伦、赖伐尔以及其他人那样。要没有德国的帮助，你这个自封的大元帅会在哪里？这决不是你西班牙人所相信的，说什么是靠了圣母的干预他才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实际上，是靠了德国空军“将炸弹如雨点般从天上扔下去才决定胜负的”。

在等候时，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在月台上交谈。“目前，我们还不能，”施密特听见希特勒在说，“给西班牙人提供任何书面的承诺，不能书面答应将领土从法国殖民地移交出去。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碎嘴皮的拉丁人抓到了任何书面的东西，或迟或早法国人都会有所风闻。”明日，他就要诱使贝当开始向英国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了，所以，他今天不能放弃法国的领土。“此外，”他接着说，“若与西班牙人签订的这种协议走漏了风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便有可能落入戴高乐的手中。”

一个小时后，西班牙人的火车终于出现在横跨在比达索阿河上的国际大桥上。西班牙人的姗姗来迟是故意的，不是被休息所误。“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佛朗哥对一个军官说，“我必须设法用计——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使希特勒等我，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位领袖身材矮胖，长着一双乌黑的锐眼。在一个名人辈出的国度里，他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是靠运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上台的。他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加里西亚人（加里西亚以产出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而著称），把对现实的严酷看法和精明能干的品格连同他一起带上了高位。

虽然内心还是个农民，但佛朗哥连人民的一员都不是。他太接近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虽然也为长枪会（一个法西斯式的党派）服务，但他并不是它的成员。真正的长枪会会员，例如新近被提升为外交部长的连襟，是更加亲德的。虽然不久前在柏林受到冷遇，塞拉诺·苏涅尔依然相信，德国是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应投靠得胜一方，佛朗哥却有所怀疑。“我告诉你，英国是永远不会让步的，”他对诸将领说，“他们会战斗，而且会战斗下去：若被赶出英伦三岛，他们便会在加拿大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会叫美国人帮他们打下去的。德国并未赢得战争。”与此同时，他又不愿让希特勒失掉耐心，使西班牙遭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不愿采取那些挡住希特勒道路的小国所采取的成功的路线。

当列车在希特勒的车旁停下来时，佛朗哥心里明白，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他能否使它不陷入欧洲冲突了。内战已使西班牙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去年的农作物歉收又使他的人民面临饥饿。然而，希特勒会允许他保持中立吗？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元首，用什么能抵抗德国的入侵？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一方面造成要加入轴心国的假象，另一方面要找到某个需要进一步澄清之点。他的加里西亚遗风正是他的铁甲——他步出列车，上了月台，在军乐的伴奏下，朝希特勒走去。

佛朗哥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演讲，演讲中充满了对元首的吹捧之词和口头保证。西班牙历来“与德国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地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事实上，“时时刻刻都觉得与轴心国团结在一起”。历史上，两国间只存在着团结的力量。在目前的战争中，“西班牙将高兴地站在德国的一边”。困难嘛，他补充说，元首是非常清楚的：特别困难的是粮食不足，还有，美国和欧洲的反轴心国分子也在为他的可怜的小国制造种种困难，“所以，西班牙必须原地踏步，不得不常常心平气和地注视着它不赞成的事情。”说这话时，他语调中带着悔恨，但很快他便说：“即使有这些问题，西班牙——它非常注意与轴心国的联盟——对于战争，正在采取与去年秋天意大利采取的同样的态度。”佛朗哥的巧妙的躲闪却得到了希特勒的一个承诺。为了报答西班牙在战争中的合作，元首说，德国将让佛朗哥占有直布罗陀——于1月10日，将它占领——以及在非洲的一些殖民地。

佛朗哥蜷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但讲得很慢，也很小心谨慎。他一边在寻找借口，一边又坚持得到更多的让步。他说，他的国家需要几十万吨小麦，而且刻不容缓。佛朗哥“带着狡猾的神情”问希特勒，德国是否准备发运。还有，为了抵御英国皇家海军对海岸发动的进攻，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大炮——高射机枪自不待言了，这又怎么办？他将话题从一个转到另一个，而且转得好像很随便。从赔偿加那利群岛的某些损失谈到为何不能接受外国军人的赠礼——直布罗陀。这个堡垒必须由西班牙人自取。突然间，他现实地估算起希特勒将英国人逐出非洲的机会有多大来了：只能逐至边沿，不可能再远。“我是非洲的老兵，这点我很清楚。”同样，他对希特勒征服英国的能力也表示怀疑。英国充其量会沦陷；丘吉尔会逃往加拿大，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作战。

佛朗哥的讲话，声音单调，使施密特不禁想起了催促善男信女前往祷告的教堂叫拜人。他的讲话使希特勒越听越失望。元首终于唰地站起身来，脱口说道，再讲下去也徒劳。说完，他又立即坐下。似乎对自己的冲动觉得后悔，他再次劝佛朗哥签订条约。当然！佛朗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的呢？只要德国供应粮食和武器，条约当然签；只要给西班牙决定何时参战最适宜的权力。圈子兜完后，会谈便宣告休会。

希特勒满心不悦，奔自己的车厢去了。两位外长则走下月台朝里宾特洛甫的车厢走去，以便进一步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后，里宾特洛甫透露，元首前来昂代的目的，“是要搞清西班牙的要求与法国的希望是否相符”。不言而喻，佛朗哥委员长理解元首所处的困境，也愿意与元首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意大利日后再签字。说完，里宾特洛甫便将西班牙文本的协议草案交给对方。协议说，西班牙将从法国的殖民地得到领土，得到多少，“要以法国能从英国得到多少殖民地补偿而定”。

塞拉诺·苏涅尔表示惊奇，大声喊道，在非洲问题上，显然，这是一项新的政策。而德国对法国的态度显然也变了！这样一来，对西班牙参战所做的补偿也就很暧昧了。他带着一丝微笑说，佛朗哥需要对他的人民“更确切地说明能得到些什么战利品”。里宾特洛甫不善于玩弄这种辞令，只好强压住满腔怒火。此时，西班牙外长便戏剧性地、正式地告辞。

当晚，德国人在元首的餐车里举行国宴，款待西班牙人。佛朗哥既热情又友好，他的连襟也表现得迷人，在整个晚餐期间，他们的表现都像是逢迎拍马。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此表现，希特勒才敢在众人起身离座时，将佛朗哥拉到一边。两人密谈了两小时。由于佛朗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稳如泰山，而他又无法操纵佛朗哥，希特勒便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佛朗哥认为，例如，地中海的东部门户苏伊士运河，应该比其西部门户直布罗陀先行关闭；尽管希特勒连声反对，他还是纹丝不动。由于他如此坚定，原先只是坚持如此这般的希特勒，此时便突然发火。佛朗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如果他拿不到10亿公斤小麦，历史（他指的是反对拿破仑的起义）恐怕会重演。元首火冒三丈地离开了餐车。“佛朗哥是个小小的少校！”他对普特卡默说。在对林格谈起他时，希特勒又降了他的格：“在德国，那家伙顶多能当上士！”有人还听见他把佛朗哥降为下士，即他自己在大战中的军阶。对他的外长的狡猾战术，希特勒更加恼火。“苏涅尔把佛朗哥捏在手心里了！”他对凯特尔说。希特勒还发出威胁，让会谈在此时此地便破裂。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则在自己的车厢里，设法要与苏涅尔达成协议。但是，这位西班牙人客气而坚决的反对，也同样使他扫兴。在耐心丧失净尽后，他将塞拉诺·苏涅尔及其副官们当作小学生逐了出去，令他们于次日早晨8时，将完成的文本交来。

24日，塞拉诺·苏涅尔本人没有前来。他将文本交给了他的下级，即前驻柏林大使——此人讲的德语带越南口音——转交。对此，里宾特洛甫大怒，高声怒骂，声音之大，在车外都可听见。“不能令人满意！”在读完塞拉诺·苏涅尔起草的文件后，里宾特洛甫俨然以老师自居，连声喊道。（西班牙要求，摩洛哥的法占区日后应属西班牙。）他要求西班牙递交一份新的草案。之后，他便与施密特一同赶赴最近的一个机场，以便及时赶至蒙特瓦尔，参加希特勒与贝当的会谈。一路上，里宾特洛甫怒气未消，骂苏涅尔是个“阴谋家”，佛朗哥是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译员施密特却暗暗地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策略而高兴。在玩弄自己的花招前，希特勒便输给了对手——这是首次。

希特勒业已抵达蒙特瓦尔，并在车内等候贝当元帅。为了与旧的共和政府分开，贝当不久前将自己的职务从总理提至国家元首。如果元首早知道佛朗哥曾告诫贝当勿挑起领导法国摆脱混乱局面的重担，他肯定会对佛朗哥更加不悦的。“用您的年龄做借口，”佛朗哥曾说，“让吃了败仗的人去签和约……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它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它效劳了。”

老迈年高的贝当元帅，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前来，在车站的进口处受到了凯特尔的迎接。贝当回了礼，挺着腰板，双目注视着前方，检阅了德国的仪仗队。跟在他后边的是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他们默默地沿着月台朝元首的列车走去。当贝当元帅从售票厅出来时，希特勒伸出一只手，向前走去。众人领着这位老元帅进了秘密车厢。他笔直地端坐着，注视着希特勒，专心听着施密特的译文——为了让老人能听清，施密特的声音响亮，“语调平静”。他像是信心十足，而不是奴颜婢膝。坐在他身旁的赖伐尔却是个生动的对比。他极想抽烟，但又知道，对希特勒和贝当两人而言，烟都是禁物。赖伐尔用搜索的眼光看看希特勒，又看看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说，他很明白，贝当元帅并不属于主张对德宣战的一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说，“这次会谈便不可能举行。”

在用温和的语调历数了法国的罪恶后，元首把对佛朗哥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英国已战败；它迟早总要承认这点。”还有，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战争打输了，总得有人为它付出代价，“不是法国便是英国。如果这个代价由英国承担，那么，法国便可在欧洲谋求一个位置，保持其殖民大国的全部地位。”为此，法国当然要保护其海外殖民地，使之不受侵犯；此外，法国还需重新征服中非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已投靠戴高乐。说到这里，他委婉地建议让法国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他问贝当，假若英国像在米尔斯克比尔以及几星期后在达喀尔一样继续进攻它的军舰，法国将怎么办？

贝当承认，这两次进攻冒犯了大多数法国人，但他的国家无力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他反而请求签订一项终极的和平条约，“这样，法国便能确知它的命运，200万法国战俘也能尽早回来与家人团聚”。希特勒将这个问题支吾过去，而两位法国人对另一次暗示——法国参与反英战争——也未作反应。双方各自心怀鬼胎；贝当虽然对元首表示钦佩，似乎对元首的许多意见都表示同意，但他说话言简意赅，令施密特觉得他是在公开拒绝。“希特勒下的一笔大赌注，”这位翻译回忆说，“由于贝当和赖伐尔的小心谨慎而输光了。”在他看来，法国这两位代表在蒙特瓦尔的表现，并未使法国丢脸。

几天后，在一篇广播演说中，贝当对其国人说，他接受与德国的合作是光明磊落的，目的在于维持法国的团结。它也会减轻法国的苦难，使法国战俘的命运变得好些。“合作必须真诚，”他警告说，“必须剔除侵略的念头。要身体力行，既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法国对胜利者承担了许多义务。希特勒不是允许法国维持其主权吗？在此之前，贝当继续说：“我一直像慈父般向你们讲话。今天，我以领袖的身份向你们演讲。跟着我。要相信永恒的法国。”

元首列车上的气氛可就阴郁了。在昂代和蒙特瓦尔两地，希特勒都未得到预期的东西。在“阿美利加”越过法国的边境前，墨索里尼6天前写的信被送来了——这是令元首失望的第三件事。在信中，他恶毒地攻击了法国人。他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憎恨轴心国的，维希政府的嘴巴虽然甜，“人们却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合作”。希特勒生怕墨索里尼要报仇雪恨的态度会破坏其将维希政权拖入反对民主国家的十字军中去的计划，便急忙令里宾特洛甫把原定在佛罗伦萨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时间提前至10月28日。几分钟后，里宾特洛甫便给齐亚诺挂了个电话。这在罗马引起一阵小小的恐慌。“刚与贝当会谈，便赶来意大利，”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此举，实在令人扫兴。希望他不至于因为我们声言反对法国而让我们喝一杯毒汁。这是让意大利人民吞的毒丸，比凡尔赛的欺骗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特勒未按原计划返回柏林，而是令火车开往慕尼黑，以便休息一阵并为仓促提前的意大利之行做好准备。10月27日下午，正当他要乘火车南下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传来消息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墨索里尼将于次日清早进攻希腊。据施密特说，听到这一消息，元首“怒不可遏”。当晚进餐时，里宾特洛甫反映了他的主子的怒气。“秋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意大利人此时去攻打希腊，哼，休想前进一步！”他说，“另外，在巴尔干半岛打仗，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元首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撑意大利总理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所以要马上去意大利，好亲口和墨索里尼谈。”

里宾特洛甫的这番话，不可能真是针对这件事。这次会晤是他自己在两天前定下来的。再者，他自己清楚，元首刚才拒绝在一份发往罗马的电报上签字，而这份电报又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的，内容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批评这种进攻。“里宾特洛甫，”电报起草人威兹萨克说，“批准了这封电报。希特勒却说他不想去惹墨索里尼生气。希特勒的沉默是个间接的迹象，让意大利继续进行其向巴尔干半岛挺进的、决定性的、危险的步骤。”

次日上午10时，正当“阿美利加”疾驰过波罗尼亚时，希特勒得悉，意大利的军队已开进希腊。据恩格尔的回忆，希特勒听到这消息后，破口大骂，但他并不是骂墨索里尼，而是骂德国的联络官和武官，说他们“多次坏了他的好事”。之后，他才改口骂意大利人口是心非。“这是为挪威和法国报仇！”他喊道。接着，他又抱怨说，“两个意大利人中，有一个不是卖国贼就是间谍。”发泄了一通后，希特勒稍稍清醒地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猜想，意大利总理进攻希腊的目的，是要与德国经济对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相抗衡。“我非常担心。”他说。他生怕意大利的入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给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建立空军基地以良机”。

一小时后，火车慢慢开进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墨索里尼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地前去拥抱他的盟友。“元首！”他喊道，“我们正在进军！”希特勒控制住了自己。事情已坏，抱怨已无益。他的问候是傲慢的，与通常给予墨索里尼的热情大相径庭。但这冷淡却转瞬即逝。片刻后，这两位独裁者和政客，听见皮蒂宫外的群众高喊“元首！元首万岁！领袖⁽¹⁾！领袖！”时，两人又都神采奕奕。（会谈将在皮蒂宫内举行。）两位独裁者不得不几次三番走到阳台上，让群众安静下来。“罗马人只有对他们的恺撒才这样欢呼，”希特勒后来对仆人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我骗住。他们是想软化我，因为他们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

在会谈中，希特勒将自己控制得很好，令施密特觉得惊奇，连“思想里咬牙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墨索里尼却异常高兴。如果说墨索里尼为做了希特勒勉强同意他做的事而内疚，那么，这种内疚的心情也被自己的悔恨驱散：在勃伦纳山口，两人曾双双保证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但是，不到几天，希特勒便派兵入侵罗马尼亚。“希特勒常常是造成既成事实后再来见我，”他向齐亚诺埋怨说，“这次，我要以牙还牙。他会在报上发现，我已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便会得以重新确立。”

显然，他已取得了成功，因为希特勒对希腊之事只字未曾埋怨。相反，他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驱使他前来佛罗伦萨的那件事情上。他把与贝当和赖伐尔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墨索里尼，说贝当的尊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未被赖伐尔的一副奴颜婢膝相骗住。他把与佛朗哥的会谈说成是个酷刑，说若要再与他会谈，他“还不如拔掉三四颗牙齿”。他抱怨说，关于参战，佛朗哥的态度“非常暧昧”；他当上西班牙的领袖肯定是出于偶然。

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两人又亲如手足。希特勒再次重复了在勃伦纳山口所做的保证，就是说，他将“无论如何都不与法国签订和约，假如意大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墨索里尼则说，德意两国，与历来一样，意见完全一致。然而，一登上“阿美利加”，希特勒便大肆谴责墨索里尼的新的“冒险”，说其结果只能是个军事灾难。他喊道，墨索里尼为何不攻打马耳他或克里特？这样做，在他们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争中，还算有点意义。尤其是在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处于困境，刚刚要求德国派一装甲师援救时！

对元首而言，通过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回程，是阴郁的旅程。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征服了比最乐观的德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土地。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都成了他的。他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然而，什么也未像成功那样令人失败；跟着这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的，是在昂代、在蒙特瓦尔和在佛罗伦萨的失败。一个二流国家的平庸的领袖和一个战败国的首领，竟躲躲闪闪，不愿加入反对英国的十字军，而他的可靠的盟友，出于要在战场上取得个人荣誉的需要，正在危害轴心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这似乎还不算，原拟把英国带到绿桌旁来的空战，现已成为公认的失败——代价是损失了数量可怕的飞机。

在返回祖国的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中，希特勒无法掩饰他的烦恼，怒斥“骗人的”合作者，及其背信弃义的、不可靠的朋友。哪个征服者要经受这种多余的失败呢！他的许多表现肯定是戏剧性的。肯定地讲，对贝当的不置可否，希特勒并非像他装出的那样忧虑。他肯定知道，如他肯于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是能阻止他入侵希腊的。但是，对佛朗哥的拒绝承诺，他是真正恨之入骨的。必须迫使佛朗哥就范，因为能否进入直布罗陀，他是关键，而占领了这个堡垒后，希特勒就能把英国人“将”死，并为东征扫清道路。

(1) 墨索里尼在政府内任总理，在法西斯党内被称为“领袖”。——译注

3 “全世界都将屏息”1940.11.12—1941.6.22

对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条约，希特勒只勉强予以支持。虽然如此，他仍接受了三国条约的创始人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邀请苏联参加，将它变成四国条约。于是，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于1940年11月12日抵达柏林，举行关于联合的谈判。会谈是在旧总统府内里宾特洛甫的新办公室里举行的。希特勒没有出席。主人笑容满面，竭力让苏联代表团不必拘礼。施密特回忆说：“莫洛托夫很久才在他那聪明得像棋师一样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作为报答。”里宾特洛甫高声保证，三国条约绝非针对苏联。莫洛托夫不动声色地听着。里宾特洛甫说，事实上，日本已转身面向南方，为了巩固其在东南亚得到的领土，日本需忙上几个世纪。“为了取得生存空间，德国也将向南面扩展，就是说，向中非洲和德国旧日的殖民地扩展。”他满有信心地说，现在大家都在南进——他好像是在赶时髦。他建议苏联也向南进，还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波斯湾和其他德国不感兴趣的地区。显然，这是指印度。但是，莫洛托夫一声不吭，只透过他那副老式的夹鼻眼镜，朝他看了一眼。

里宾特洛甫心绪慌乱，建议苏联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但是，莫洛托夫——他头脑清楚，逻辑性强，施密特不禁想起了他的数学老师——却把子弹省下来对付希特勒。当天下午，莫洛托夫又在不动声色地倾听元首的陈词。希特勒说完后，他客气地抱怨说，元首的说法太一般化了，一点也不具体。他所需要的是细节。紧接着，他便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堪的问题：“1939年的苏德协定是否仍适用于芬兰？欧洲和亚洲的秩序是什么样子？苏联在其中有什么作用可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地位又如何？在保护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利益方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斗胆把话说得如此明白。这使施密特不由得想到，希特勒是否会像在两年前当霍拉斯·威尔逊将张伯伦的信件递交给他时那样，愤愤不平地夺门而去。但他未这样做，只乖乖地做出答复。他说，三国条约只会调整欧洲的情况，如没有俄国的合作，任何问题都不能获得解决——不仅在欧洲如此，在远东也如此。

莫洛托夫表示怀疑。“如果你们待俄国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当作笨蛋对待，”他说，“我们在原则上可以加入三国条约。但是，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个条约的目的和目标。你们必须把大亚细亚地区的疆界划在哪里准确无误地告诉我。”这样一问，显然，希特勒便只有招架之功。于是，他便突然宣布，讨论暂时中止，“否则，我们会被空袭警报所困。”

希特勒原不喜欢与外国人在一起进餐，但仍邀请俄国人于13日中午与他一起共进午餐。然而，他让步做出的殷勤却改变不了他的客人的顽固。第二次会谈时，莫洛托夫继续咄咄逼人，提出了芬兰问题。希特勒原来暗中算计，若与苏联发生战争，他将把芬兰变成军事盟友。一提到芬兰，元首便从殷勤的午宴主人变成了暴躁的诉讼当事人。“在那里，我们没有政治利益。”他抗议道。

莫洛托夫不太相信。“如果苏德两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故作镇静地说，“芬兰问题便可不用通过战争解决。但是，在芬兰不得有德国军队，也不得有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游行示威。”希特勒耐住性子，用平静而有力的语调回答说，在芬兰的德军，不外乎是开往挪威的过境的部队罢了。

莫洛托夫的疑心依然未除，希特勒怏怏不乐，把话说了又说。“为了取得他们的镍和木材，我们必须与芬兰和平。”但他的下一句话——可能是说得太不策略——却暴露了他的最终目标，“在波罗的海发生的任何冲突，都将使苏德关系紧张——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莫洛托夫未看出这是一个威胁，那就是他将这点忽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外交错误。“这不是波罗的海问题，而是芬兰问题。”他严肃地回答。

“不与芬兰打仗！”希特勒顽强地说。

“那么，你们便违背了我们去年的协议。”莫洛托夫同样顽强地说。

这次较量，虽不及英国人的辩论有声有色，却要冷酷得多。里宾特洛甫立刻发觉他所主张的德苏缓和的政策已处在十万火急之中。他以妥协的语调插话。希特勒会意，以里宾特洛甫的南进计划为题，向莫洛托夫进行旁敲侧击。“在英格兰被征服后，”他说，“面积达40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便会分崩离析，变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破产的庄园。”希特勒活像一个新房地产业的推销员，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在这个破产的庄园内，俄国将得到终年不冻的、真正的公海。时至今日，人口只有4500万的英国，却统治了拥有6亿人口的大英帝国。我很快要把这个小小的民族砸得粉碎。”他说，德国不想转移目标，不想把目标从反对欧洲的心脏——英伦三岛——转移开去。他反对任何波罗的海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希特勒的这次离题，并未能抚慰莫洛托夫。他仍然在抱怨。“你向罗马尼亚做过保证，令我们很不高兴。”他唐突地说，这里指的，是德国向罗马尼亚的新边境做的保证，保证它不受外国侵略，“这保证也适用于反对我们？”

在外交上，把对手逼得走投无路是个大错。“谁进攻罗马尼亚，它就适用于谁。”希特勒直率地说。片刻后，他宣布休会，用的是昨天用过的借口——英机可能前来空袭。

希特勒未出席当晚在俄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正当莫洛托夫在为友谊而祝酒时，英机前来空袭，宴会于是中断。里宾特洛甫陪着莫洛托夫前往威廉大街，进了他自己的防空洞。

之后，他便借此机会，将他孜孜以求的四国条约草案交给莫洛托夫过目。这份条约要求德国、苏联、日本和意大利尊重各自的自然形成的势力范围，“友好地”解决任何争端。它将苏联的“领土愿望”定在“朝印度洋方向”延伸的南方。

莫洛托夫并未动心。他说，俄国更感兴趣的是欧洲和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是印度洋。“因此，”他说，“纸上的协议并不能令苏联满意。”他坚持要求得到能确保苏联安全的有效保证。接着，便列举了一长串其他要求：让瑞典中立；掌握波罗的海，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命运。

据当晚会谈的记录，里宾特洛甫当时吃了一惊，不断重复说：“关键问题是，苏联是否愿意并准备与我们合作，消灭大英帝国。”莫洛托夫讥讽地回答说，假若德国发动的是一场反对英国的殊死之战，如同希特勒当天下午说过的那样，那么，德国是“为死而战”，英国是“为生而战”。里宾特洛甫坚持说，英国业已战败而自己并不觉察。莫洛托夫回答说：“情况若真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蹲防空洞？扔在附近、到处在爆炸的炸弹究竟是谁的？”

辩论，莫洛托夫是赢了；官司，他却输了。当希特勒读到防空洞辩论的书面汇报时，立即恼羞成怒。他坚信，对四国条约苏联并无诚意。于是，他便放弃了与苏联和平相处的微弱希望，决心去做自1928年以来便发誓要做的事情。他终于下定了进攻苏联的决心。此后不久，他私下对鲍曼说，莫洛托夫的来访使他相信，“斯大林迟早会抛弃我们，投靠敌人”。在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问题上，他不会在苏联的讹诈面前屈服。“作为欧洲的守卫者和保护者的第三帝国，决不会让这些友邦白白牺牲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这种行径是无耻的；若这样做，我们必将遭到惩罚。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上，这都是一着臭棋。不管做了什么，与俄国交战势在必行。拖延开战的时间，便意味着在不利得多的条件下作战。因此，我决定，莫洛托夫一走，我便开始向俄国算账——只要天气许可。”“值得庆幸的是，在对芬兰一战中，红军表现极差。”他还把自己看作是掌握命运的人，比任何人都优越，其天才和意志足以征服任何敌人。由于被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对一名纳粹指挥官说，他是唯一进入了“超人状态”的人。他的本性“更像是神，不是人”。所以，作为超人的新种族的为首者，他“不受人类的道义传统的任何约束”，完全“超出法律”。

然而，希特勒却未泄露其决定，其三军将领依然认为首要的目标是英国。在莫洛托夫抵达柏林的当天，他曾发布一道命令，在无须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条件下，迫使英国投降。这项计划规定，德国将采取一系列联合行动，完成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未竟之业。这些打击，加上夺取直布罗陀、加那利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以及摩洛哥的一部分，势必将英国与其海外的帝国切断，迫使它投降。

这项计划虽然巧妙，但却靠不住。这是因为，联合行动的参加者，一个持有怀疑，一个是不牢靠的盟国，另一个是中立国。这是个极其复杂的战役，其中的困难只有元首本人才最清楚。虽然新近受挫，元首仍有信心让贝当、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就范。他首先向佛朗哥开刀。11月18日，他对佛朗哥的特使塞拉诺·苏涅尔说：“我决定进攻直布罗陀，只待开始的信号。必须有个开端。”

但是，佛朗哥的妹夫却一如既往，无法制服。他再次说西班牙极需粮食，重又提出了先前的领土要求。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后者。他指出，若加入胜利的一方，西班牙得到的待遇将是多么的优厚。塞拉诺·苏涅尔说，如同拿破仑目瞪口呆地发现的那样，西班牙时刻准备抗击对它的领土发动的任何侵略。接着，他又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半是威胁，半是同意：西班牙需要利用余下的中立的日子向西方购买小麦。这是个令人难受的做法，既使希特勒恼怒，也使他悔恨。后来，他对亲信们说，塞拉诺·苏涅尔是“万恶的魔鬼……是现代西班牙的掘墓人！”

希特勒在坚信佛朗哥终将参战后，便于12月上旬就夺取直布罗陀的问题，做了最后一次部署。他告诉各位将领，关于“菲力克斯战役”，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他便能逼得佛朗哥就范。他的人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却是灾难性的——自1938年以来，他一直在反对希特勒。在正式场合，他把元首的论点一五一十地告诉西班牙人，私下里却劝佛朗哥不要参战，因为这场战争轴心国是输定了的。（战后，德·瓦尔德格勒西阿斯侯爵当着佛朗哥的面问维贡将军——卡纳里斯的密友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对西班牙的利益，这是否属实？佛朗哥从座椅上跳起来。“不，不，”他解释说，“卡纳里斯是西班牙的好朋友！”“也许，”侯爵评论说，“比起他的祖国，他更亲近西班牙。”侯爵回忆说，听到这点，“佛朗哥非常激动。这证实了我的印象：真是这样。”）

卡纳里斯回禀说，只有“当英国接近崩溃时”佛朗哥才愿参战。听到这点，希特勒失去了耐心。12月10日，他命令各军将领放弃“菲力克斯”。但是，几星期后，他又一次向佛朗哥呼吁。在一封调子哀伤的长信中，他向佛朗哥保证，如果他尽快进攻直布罗陀，他便立刻向西班牙运送粮食。他保证永远不抛弃佛朗哥——接着又最后做了一次请求：“本人坚信，将军，最难平息的历史力量已将我们三人，您、我和意大利总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我们理应服从最高的圣诫；应该明白，在目前的严重时刻，只有坚强的决心而不是小心谨慎，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

佛朗哥再次表示同意希特勒说的话，实际上却按兵不动。靠了他的意志的力量，他挫败了“菲力克斯”，为英国拯救了直布罗陀，把阿道夫·希特勒限制在欧洲大陆，保持地中海向西方敞开。地中海若遭关闭，那么，整个北非和中东都很可能落入第三帝国之手。物产富饶的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可能加入轴心国——出于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佛朗哥之所以决定反对希特勒，究其原因，除西班牙绝望的经济形势和与最终的失败者结盟的恐惧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佛朗哥是半个犹太人。（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萨姆埃尔·霍里爵士和外交界的其他人士都知道这点。但是，不久前曾抱怨佛朗哥、把他当作一名爱讨价还价的犹太人对待的希特勒，是否曾从自己的外交人员口中听说过这点，这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德国的外交官员也向希特勒隐瞒了这个事实：莫洛托夫的妻子是个犹太人。）

斯大林几乎过了两星期才通知德国人，苏联愿意参加四国条约，但有几个条件——例如从芬兰撤军。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令外交部奇怪的是，希特勒并不想讨价还价——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给莫斯科。

他一心只想动武。当月晚些时候，希特勒的各战场指挥官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战争演习，包括对俄国的模拟进攻。12月5日，即模拟战争演习后一天，三个集团军的参谋总长会见了希特勒、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元首批准了哈尔德的进攻计划的要点，但反对模仿拿破仑，反对向莫斯科进军。他说，占领苏联的首都“并不十分重要”。勃劳希契抗议说，莫斯科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苏联的交通中心，而且是军备中心。这引来一阵尖锐的反驳。“只有脑袋成了化石，满脑子是古旧思想的人，”希特勒说，“才认为值得去夺取苏联的首都。”他的兴趣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巢穴一旦被捣毁，布尔什维主义也就会死亡。他们进攻苏联的目标恰恰就在于此。

勃劳希契反驳说，这是政治家的目标。他的话惹来一顿训斥：政治和战争是互相依赖的。“能否在欧洲取得霸权，”希特勒说，“这要取决于对俄战争。”例如，打败苏联后，他便能迫使第二号敌人英国屈服。5天后，为了让自己人为即将到来的远征有所准备，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讲的是地球上财富的分布如何不平均。他说，每平方英里要居住360个日耳曼人，而其他国家却人口稀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能解决它们。”

与此同时，戈培尔则让德国为未来的艰苦岁月做好准备。他对同事们说，圣诞的节日气氛只准延续两天，“即使到了那时，圣诞欢宴也应与目前发生的事件的气氛相符。到处挂圣诞树，一搞就是几星期，这种气氛与德国人民的战斗情绪是不合拍的。”必须提高德国人民的士气——在大都市外“不准在农村、小城镇和士兵们跟前演出脱衣舞”。喜剧也不准讽刺政治，或演出“淫秽、黄色的笑剧”。

修改后的进攻计划于12月7日呈给了希特勒。他把向莫斯科进军的时间改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被消灭、列宁格勒被占领后，并把这次战役的代号“奥托”改为一更有意义的名字：“巴巴罗萨”（“红胡子”）。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他曾于1190年率军东征，夺取“圣地”⁽¹⁾。他说：“驻扎在西部边境的大部分苏联红军将被消灭，方法是用机械化尖兵，像一把尖刀，深深地插进苏联腹地。”这样，那些仍有战斗力的红军，也无法撤回苏联的后方，“此次战役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伏尔加—阿尔汉格尔一带竖起屏障，挡住俄国的亚洲部分。这样，如有必要，俄国赖以生存的最后地区乌拉尔便可用空军加以消灭。”

哈尔德怀疑，希特勒仅仅是在恐吓。他于是便问恩格尔：这是不是一份真正的计划？这个副官认为，希特勒本人也不知道。然而，骰子业已掷出，远征计划已付诸行动。对那些主张胜利后应有节制，要德国停止侵略，一心只想坐享征服果实的人，希特勒是没有耐心的。这些人宣称，欧洲的大部分已落入希特勒之手，假以时日，英国也只好承认他在欧洲的霸权。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接受这种消极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怎么能放弃平生之志？

“我先前曾认为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两线作战，”他后来对鲍曼说，“不过，请你放心，我长时间思考过拿破仑及其在俄国的经历。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何要打一场反对俄国的战争，为什么又要在我选择的时间打？”若入侵英国，结束战争便会无望，冲突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美国人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征服苏联的唯一的机会是采取主动。为何在1941年进攻？因为时间对苏联越来越有利，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只有在他占领了苏俄的领土后，时间才会有利于德国。

表面上，这两个不自然的盟国之间的关系还是良好的。在将“巴巴罗萨”计划付诸实施后的数天（于1941年1月10日付诸实施），希特勒批准公布了与苏联签订的两项协定：一是经济协定，规定双方互运商品；二是秘密议定书，德国宣布放弃先前提出的对立陶宛的一块土地拥有主权的要求，代价是750万美元的黄金。

然而，在友好的背后，两国贸易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冲突却与日俱增。从苏联输往德国的原料，不但交货稳定，而且很准时，但德国交货却既不快又不准时。比如，每当机床准备出运至苏联时，空军或战争部的督察便大摇大摆地走来，先是交口称赞工艺何等精美，然后便以国防的名义将机床劫走。这种有组织的摊牌甚至涉及军舰。为了生产更多的潜艇，希特勒亲口下令停止制造一艘他曾答应给斯大林的巡洋舰。德国人确曾主动提出将该舰拖至列宁格勒并装上克虏伯制造的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但由于他们在价格问题上斗得很凶，这艘巡洋舰依然停在威廉港。

关于德国交货问题的争论，斯大林本人也卷了进去，但他总是遏制他的谈判人员。他决心与他的吵吵嚷嚷的盟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时间越长越好。在斯大林致力于取得和平的同时——至少保持到红军发展到具有作战力量——希特勒则继续要他的人民为战争和“新秩序”做好准备。1月30日，在体育馆一年一度的演讲中，他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所用方法拐弯抹角。在戈培尔简短而带有煽动性的引荐讲话后，希特勒严肃地走上讲台，庄严地抬起右臂，在欢呼声中行了党礼。在沉默片刻后，他才开始演讲。“开始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夏伊勒的继任人回忆说，“他的声音很低沉。”然后，突然强度大增，希特勒挥动双臂，大做手势。

他说：“我坚信，对欧洲的伟大的新秩序而言，1941年是关键的一年！”他说这话时，想来他脑中装的是“巴巴罗萨”和之后的民族清洗。但是，他攻击的敌人却是“冥府民主国家”的头子英国。他攻击说，“冥府民主国家”受国际犹太集团控制，得到叛逆亡命之徒的支持。这番话一方面掩盖了他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使德国人为最后向犹太人发动突袭做好思想准备。4天后，当他听到哈尔德报告说，德军力量已与俄国旗鼓相当，但在素质上远为优良时，希特勒喊了起来，“‘巴巴罗萨’一开始，全球都将屏息，不敢作声！”事实上，他的征服目标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陆。2月17日，他下令为向大英帝国的心脏印度进军做好准备。在进攻印度的同时，他将发动钳形攻势，夺取近东：左方，从俄国起，穿过伊朗；右方，从北非向苏伊士运河逼近。这项庞大计划的主要目标虽然是要迫使英国站到德国一边，但它也表明了希特勒的野心究竟大到何等程度。俄国已被视为得手；他的永无宁静之日的思想，业已在寻找可供征服的新世界，可令屈服的新敌人，特别是美国的罗斯福。

作为一个梦想家，希特勒又常常讲究实际。在他计划征服大片土地后不久，他便开始致力于较小规模的征服。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说，间接地“打击了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信念。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同样怀有这种信念”。因此，必须在占领希腊并在这一地区重建秩序后，才能安全地发动“巴巴罗萨”战役。这却不是他的唯一的目标。希特勒也将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失败视为取得更多领土和经济资源的一个黄金机会。

占领希腊，这原就不是一件易事。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它又变得更加复杂。在希特勒与其目标间，横卧着四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前面两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实际上已成为德国的卫星国，德国已占领它们达数月之久；第三个，即保加利亚，在相当大的压力下，于3月1日签署了三国条约。这样，德军进军希腊的道路虽已扫清，但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南斯拉夫仍令希特勒关切。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既不想让俄国人也不愿让德国人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干预。于是，在为诱使它加入轴心国而使出了遮遮掩掩的威胁和模糊的许诺等手段后，希特勒把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请到贝格霍夫亲自向他施加影响。

希特勒向他保证，南斯拉夫的领土会保持完整。这一承诺虽然有诱惑力，但保罗说，要做出决定还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有三个个人的问题：他夫人有希腊血统，她对英国抱有同情，以及他本人对墨索里尼抱有敌意。摄政王走时并未留下肯定的回答。3天后——对希特勒而言，这是无休止的等待——他回复说，假若南斯拉夫无须提供军事援助或允许德军从其领土上通过，他便准备签署三国条约。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希特勒按捺住怒火回答说，这些条件他都接受。这次的妥协却出乎意料地遭到拒绝。南斯拉夫不愿做任何会将它卷入战争的事情，这场战争“可能与美国甚至苏联打”。

到3月中旬，南斯拉夫不愿屈服的态度已经明朗化。元首所受的压力也显而易见了。3月16日，元首在柏林战争博物馆“纪念日”上发表的讲话便表明了这点。“他脸色难看，面容憔悴，”路易·罗希纳回忆道，“他的皮肤灰白，双眼失去了通常具有的光芒。他身上打满了操劳和担惊受怕的烙印。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不在于此。令我吃惊的是，在宣读与这种场合相适应的讲稿时，他竟是如此一本正经，如此漠不关心，如此心不在焉。”他宣读这篇简单的讲稿时，好像很厌烦，根本不想去激发数以百万计的听广播的听众。

次日，南斯拉夫风云突变。加冕议会同意签署三国条约，惹起公众一片愤怒的抗议声。三名部长辞职以示抗议。接着，空军的高级军官领导了一次起义。3月27日拂晓，叛军推翻了政府。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彼得当上了国王。

当天上午，在柏林，希特勒正在自我庆贺南斯拉夫问题已圆满解决。他刚收到的一封电报说，对南斯拉夫接受新条约一事，当地居民“普遍印象深刻”，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11时55分，正当他准备与日本外相松冈举行一次重要会谈时，他又收到贝尔格莱德拍来的一封电报。当希特勒读到“前政府成员均已被捕”时，他还认为这是个笑话。接着，他便怒火满腔。眼看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人抢了去，这是无法忍受的。这次，他真是发火了。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污辱”。他高声喊叫，令三军首脑立刻到总理府报到；给正在威廉大街与松冈外相会谈的里宾特洛甫发了个加急电报；然后便突然闯进会议室——约德尔和凯特尔每天在这里听取汇报。希特勒挥舞着电报喊道，他要消灭南斯拉夫，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像一个刚被接受便被抛弃的情人一样，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他发誓，他将立刻从北面和东面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凯特尔抗议说，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部队已按计划好的最大铁路运输量开始行动，“巴巴罗萨”的限期不能再延期了。另外，保加利亚的李斯特的兵力太弱，对付不了南斯拉夫，而只有傻瓜才会指望从匈牙利得到援助。

“我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来的原因恰恰在于此。”希特勒说，解决的办法要他们来找，“我要一举横扫巴尔干半岛——是让人们好好认识认识我是谁的时候了！”

勃劳希契、哈尔德、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他们各自的副官们，三三两两地前来参加会议。大家诚惶诚恐地听着。希特勒声音嘶哑，用复仇雪恨的语调宣布，他决心“在军事上把作为一个国家的南斯拉夫消灭”。里宾特洛甫反对，说应先给南斯拉夫发个最后通牒。希特勒冷冷地答道：“你就是这样看待时局的吗？南斯拉夫是善于颠倒黑白的。他们当然会说他们没有好战的企图，但一旦我们把军队开进希腊，他们就会背后插刀。”他喊道，进攻必须尽早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无情打击，这在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在军事上，则采取闪电战将它消灭。”这可把土耳其和希腊吓住了。戈林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南斯拉夫空军的地面设施。然后，才用“轮番进攻的办法”消灭首都。

希特勒迅速地将他仓促召来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位部长打发走了。他与匈牙利部长的会见只有15分钟。在会见中，他把对贝尔格莱德起义的评价用一句引语概括：“上帝欲消灭者，他们必先疯狂。”接着，他便做出一个承诺：“在这场危机中，匈牙利如能助一臂之力，它便可拿回垂涎已久的巴纳特地区。对匈牙利而言，这是唯一的机会。舍此，它多年也不会有此良机。相信我，我并不是在装模作样。我不言过其实。我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第二次的会见只有5分钟。希特勒对保加利亚部长说，南斯拉夫事件使他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下了。“对那里的事情，我久久拿不定主意。这下可好了。”他说。接着，他便用马其顿作为诱饵，诱使保加利亚继续与轴心国合作。慷慨的赠予——别人的财产——的话音未落，希特勒便怒火满胸。“暴风雨，”他喊道，“将降临南斯拉夫，来势的迅猛将使这些先生目瞪口呆！”

由于进攻的命令业已发布，加上两个犹豫不决的盟友又被买通，希特勒便于当天下午会见了日本的使者。希特勒希望能使美国不参战。他建议，日本最好夺取新加坡，并速战速决。因为此机若失，则时不再来。他补充说，由于德军力量强大，日本用不着害怕俄国会在满洲发动进攻，与日本抗衡。

日本外相，俄勒冈大学的毕业生松冈，故意慢吞吞地用英语做了回答。他说，他坚信，德国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我不能代表日本做肯定的回答。”希特勒很是失望。松冈看出了这点，连忙说，他自己是支持这一行动的。说真的，松冈是急于采取这个行动的——为了证实他对于新加坡问题所做的保证不会过于仓促鲁莽，他早已派出纳吉对新加坡进行侦察。这样一来，每当希特勒提到英国的这一堡垒时，他都不得不支支吾吾。在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卷后，戈林开玩笑地保证，“如果日本拿下了新加坡”，他就要去看看富士山的真面目。日本的特使松冈朝性情暴躁的纳吉上校点点头说：“你得问他。”

松冈喋喋不休地说，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与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里宾特洛甫说：“此时此刻你怎么能与苏联签订这种条约？你要记住，苏联是不会白给人家东西的。”这话使松冈好生奇怪，因为要搞四大国条约的想法是里宾特洛甫对他说的。纳吉认为这是个警告，但松冈仍兴致勃勃，即使奥深玛大使私下告诉他，苏德两国有可能很快交战时，他仍兴致盎然。

与松冈会见后，希特勒一天的日程仍未结束。他签发了第25号命令，号召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当天午夜，他把南斯拉夫一事告诉了墨索里尼。“说真的，我现在并不认为这一局势是灾难性的，”他写道，“但是，局势仍然很困难。就我们而论，我们必不可犯错误，以免最终危及整个局势。”所以，他便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采用必要的军事手段，对付正在发展的危机。“总理，我现在紧急地请求你，在今后数天内切不可在阿尔巴尼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在客气地提醒对方切不可再进行无望的冒险从而危害局势后，他要求“绝对保密”，并在这四字下画了一道，以加重其重要性。

这封既客气又拘泥形式的信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新的关系。在希腊和非洲的冒险遭到失败后，墨索里尼已不再是“老大”了。在元首眼中，他身上已打上了不可原谅的、失败的记号。希特勒所受的委屈是可怕的——虽然仍可争议：希腊战役的破产，不但推动了英国在利比亚成功地发动反攻并使佛朗哥不敢支持直布罗陀战役，而且迫使德国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去对付反叛的南斯拉夫。“巴巴罗萨”不得不向后推迟最少一月。

希特勒虽然将“巴巴罗萨”计划推迟的责任推给南斯拉夫战役，但是，陆军装备的大大不足——他的责任——却是更加主要的原因。无论如何，希特勒并未把计划的推迟视为灾难，尽管他有这个恐惧：“我生怕俄国人会采取主动，发动进攻。”但是，当他把主要将领召至总理府并向他们宣布进攻的确切日期以及——这是更加重要的——就“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向他们训话时，他似乎并不担心。3月30日上午11时，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几个高级将领，连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集中在内阁的小屋里——那里已放好一个讲台。与会的200余人，按军阶和职务的高低，坐成几个长列。希特勒是从后面进来的。一阵椅子的挪动声后，与会者肃然起立，待希特勒走上讲台后，众人方才坐下。他表情很严肃，谈到了军事和政治形势。在4年内，美国不可能达到生产和军事力量的高峰。因此，现在是在欧洲进行大扫除的大好时机。他说，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坐着等待是灾难性的。进攻将于6月22日开始。

他说，延迟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没有一个继承人能有足够的权威去承担发动这一战争的责任。他，只有他，才能在欧洲屈服之前阻止布尔什维克这架压路机的滚滚向前。他号召众人起来将布尔什维克的国家一举毁灭，并消灭红军。他还保证说，他们将很快取得胜利，辉煌的胜利。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被征服了的俄国人，如何对待战俘和非战斗人员。

军方的首领们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脑子里在想着自己会不会被派去执行这项计划。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对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对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所采取的残酷措施十分反感。他们的恐惧又因希特勒的又一个大声恐吓而加深了：“对俄战争，绝不能讲什么义气！这场战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战争，必须用空前的决心去打。要毫不留情，坚决不发慈悲！”会场上未出现反对意见，就跟入侵波兰时一样，连无意的反对意见也未听到一声。

那天上午，希特勒要求他的军事将领，将战士的荣誉拿出来妥协，使他们蒙受了最后一次的屈辱的考验。与许多一如希特勒既憎又怕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人一样，他们也不大愿意加入他的“十字军”。今天，他们认为只为补偿在战争中得到在凡尔赛失去的俄国领土的生存空间业已退居幕后，希特勒的真正的入侵理由已昭然若揭：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就是说，消灭犹太人。

与此同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入侵准备已告完成。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每天都发生示威游行。其中，有些是当地的共产党为执行苏维埃的巴尔干政策而煽动的。事实上，俄国是急于要支持南斯拉夫去反对德国的入侵的，因为它于4月5日与南斯拉夫的新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但这并未令希特勒泄气。次日拂晓，德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跨过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德机开始有计划地轰炸贝尔格莱德——很有意思，希特勒为这次行动取的代号暗语是“惩罚”。苏联领导人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条约墨迹未干，对此事作的反应是明目张胆的“事不关己”，只在《真理报》的后版上刊登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消息，对于德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的24小时破坏性的轮番轰炸也只顺便提了一下。

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整个战役将历时两个月。戈培尔将这一消息也转告了众人。这个结论系根据对敌人的力量做了粗略的估算后得出的。不到一星期，德国和匈牙利的部队便开进了与废墟相差无几的贝尔格莱德。在“惩罚”过程中，1.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17日，南斯拉夫的残余部队投降。10天后，德国坦克开进了雅典，希腊战役宣告结束。德军以高昂的能源、燃料和时间为代价，沿着原始的铁路和公路，将29个师开进了战区。在这支庞大的部队中，只有10个师参战，而且6天多来才作战一次。德国是以大锤砸蚊。“巴巴罗萨”的推迟，更应负责的是德国情报机关的惊人的失败，而不是墨索里尼。

入侵巴尔干半岛所付出的代价令希特勒目瞪口呆。但是北非事态的惊人发展，却大大减轻了元首的吃惊程度。埃尔温·隆美尔将军仅以3个师的兵力，攻破了昔兰尼加，离埃及只有几英里之遥。这次胜利令希特勒和敌人都同样惊奇。它抵偿了英国对地中海东部的占领，破坏了英国的威望，也说服了斯大林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也受到挑衅。苏联领导人除了对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侵略视而不见外，对希特勒正计划入侵他的国家的谣传亦充耳不闻。许多消息来源处，包括美国国务院，都向他提出了警告，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士已在公开谈论即将发生的冲突。“这样，美国大使斯坦哈特的夫人（犹太人）说，”一个德国外交官向柏林报告说，“她想在军队开进莫斯科前离开那里。”

几个月来，苏联自己的情报机关也在预言德国将进攻苏联。但是斯大林并不相信他自己的情报人员。随着报告的增加，他的偏执也与日俱增。他相信，德国若不先与英国议和，便不敢进攻苏联。他认为德国不会如此愚蠢，这些谣言纯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捏造，这些国家希望在他和希特勒之间渔利。在捷克特工人员发来的一份令人瞠目的报告上，斯大林用红笔批道：“这情报系英国的挑衅。务必查清其出处并惩罚罪魁祸首。”

耶列绵科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斯大林的无理怀疑，“他未能在整条战线上采取紧急或决定性的防卫措施的原因就在于此。他生怕相信这些谣言，便会给希特勒分子一个口实，他自己的希望是让资本主义和纳粹互相毁灭。无论如何，在红军得以全面武装以前，他不想去惹希特勒进攻。”

对抚慰日本，他也同样急切。对刚从柏林前来的日本外相松冈，他待之如贵宾。在签订中立条约后，他公开表示高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宴会上——是在贝尔格莱德陷落当天举行的——斯大林亲自端着盘子给日本的几个使者送菜，拥抱了他们，吻了他们，还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这份条约是他的外交策略的胜利，令人信服地证明，对德国将进攻苏联的谣言，他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若德国有进攻苏联的想法，它当然不会允许日本与苏联签订这种条约的。

斯大林兴高采烈，亲自送日本代表团上月台，醉醺醺地与日本人道别。他拥抱了纳吉将军，还将个子矮小的松冈搂在怀里，给了他几个亲吻。“在欧洲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说，“因为日苏已签订了中立条约！”

几分钟后，也就是日本人乘坐的火车开出站台后，他一手搂着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说：“我们一定要继续当朋友。你现在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转身看见一个上校，当知道他也是德国人时，便吼叫道：“我们会继续当你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里，他所指的或许是诸多德国飞机飞越俄国领空一事。因为在过去两周来，这类事件便发生过50起。然而，在拥抱了舒伦堡后仅两天，由于一架德国飞机在深入苏联领空几乎100英里后紧急着陆，斯大林便采取了行动（机上发现一架照相机，几卷未曝光的胶卷和一张破烂不堪的苏联地形图）。苏联向柏林正式提出抗议，并称，自3月底以来，德机入侵苏联领空的事件就达80起。即使如此，抗议的调子还是温和的。对继续如潮水般涌来的情报——最新的一份是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提供的，他预言希特勒将于6月22日发动进攻（长期以来，英国情报机关的“超级”机密就试图将重要的情报转给苏联而不泄露其来源）。“为此，”休·特里沃罗帕回忆说：“我们在莫斯科专门设了一个联络官。但是，由于得不到苏联人的信任，他无法与俄国的有关人士联系。我记得，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接近苏联人最成功的一次，是在剧场里一位俄国将军向他招手。”

“与在伦敦的俄国人打交道，我们倒幸运一点，”阿舍尔·李说，“我们把‘超级’机密的主要情报给了他们。”李与五花八门的人物来往：苏联秘密警察的一名军官、空军武官、飞机试飞驾驶员、一名戴上校军衔的最高苏维埃成员。但是，这些人也疑心重重。据李称，“他们实际上置‘超级’机密的情报于不顾，至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是这样。”——依旧置若罔闻。

在德国外交部，虽然人人都认为对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但直到此时希特勒才将“巴巴罗萨”一事告诉里宾特洛甫。怏怏不乐的外长“要求再向莫斯科展开一次外交行动，但希特勒不允许再改变行动方针”。他禁止里宾特洛甫与任何人讨论此事，然后便向身在莫斯科的冯·德·舒伦堡大使保证：“我并不想与俄国交战。”两天后，希特勒再次确定了进攻的日期，即克里普斯提过的6月22日。

至此，德国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角力，这已用不着怀疑了。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得力的盟友。日本远在天涯；意大利又有缺憾；西班牙坚决不妥协；维希的法国又靠不住。胜利反而削弱了希特勒的联盟。他对他国的轻易征服令他的所有朋友——包括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小朋友在内——都很不安。他的唯一力量就是陆军，而对一个征服者而言，只依赖武力是个致命伤。打赢战争，靠的是政治，不是武器。拿破仑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这条痛苦的教训——英国人有这个传统：宁愿输掉几仗，却要打赢战争。在欧洲大陆上，英国打输了对德的战争，却赢得了英联邦各国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

希特勒想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是与苏联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反对斯大林的人结成联盟。但是，除非他听从罗森堡集团的劝告，即温和地对待他们，否则，他不但会丧失建立一个真正的“大联盟”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且还会把潜在的盟友变为残忍的敌人。

希特勒的三军将领开始时虽被他入侵俄国的想法吓得魂飞魄散，但至此时，大家都与他一样，相信胜利会很快到来。众将领的一致意见是，这场战役将在三个月内胜利结束。勃劳希契元帅对这一估计大大加以削减。在“最多经过四个星期”的主要战役后，他预言，战争将转为扫荡战，“抵抗力甚微”。头脑顽固的约德尔同意此说，并使瓦尔利蒙不敢作声——原来，瓦尔利蒙曾对此武断之说提出过疑问：“事实将证明，俄国巨人不外乎是个猪小肚，一捅即破。”

据古德里安将军说，元首的“毫无根据的乐观情绪，成功地感染了他身旁的军事将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稳如泰山，对冬季到来前取得胜利满怀信心。所以，在陆军中，寒衣只准备了五人一套”。在高层中当然也有叛逆者。从一开始，里宾特洛甫和海军上将雷德尔便反对“巴巴罗萨”。凯特尔也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但他学会了不发表反对意见的本领。在希特勒的内层圈子里也有人反对“巴巴罗萨”。鲁道夫·赫斯——仅次于戈林的希特勒的第二号接班人——是完全赞成生存空间理论的，但他反对在德英战争仍继续进行时便进攻俄国。他曾私下对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说过，在这场冲突中，唯一得利的是布尔什维克。前一年夏天，他在格鲁纳瓦尔德会见了政治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教授，决心解决如何与英国媾和的问题。两人就举行和谈的最好方式问题展开讨论，直至凌晨2时。豪斯霍弗建议在某中立城市与某显赫的英国人士秘密会晤。这原是个小小的开端，不料却产生出了一个令全球感兴趣的冒险事件。

一想到未来的秘密任务，赫斯便很兴奋，便把这项计划告诉了希特勒，希望此举能恢复他的正在被削弱的影响。赫斯的职务虽然很高，一年多来，希特勒并未认真考虑过他的意见。“我希望他永远成不了我的继承人。”据说他曾这样对汉夫施坦格尔说过，“我也不知更对不起谁，是赫斯呢，还是党。”但是，他对他的第二个库比席克的爱并未有所衰减，勉强同意让副元首通过教授的大儿子、在外交部工作的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进行了解。

多年来就是抵抗运动的成员之一的小豪斯霍弗不在意地对赫斯说，最好与他的英国好友汉密尔顿公爵会面，因为他随时可见到丘吉尔和英王。赫斯高高兴兴地走了。艾尔布莱希特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这纯粹是白跑。”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爱国的德国人，他又决心为谋求与英国的和平而尽力。他致函汉密尔顿公爵，建议他与赫斯在里斯本会晤。他在信中的签名是“Ａ”，通过赫斯的弟弟转交给里斯本的一位Ｖ.罗伯茨太太。她将此信转往英国时被查获。信检官将信交给了英国的秘密警察机关，该机关后来便让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采取适当的行动。由于时间已花费了许多，赫斯于是便决定瞒着豪斯霍弗父子和希特勒单独去执行任务。他所要采取的方式极富戏剧性，要使英国人觉得他之所为系一项运动。他计划飞往汉密尔顿公爵的庄园，跳伞着陆，用假名与他进行和谈。他是个飞行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当过空军军官，是1934年在加米施附近举行的绕德国最高峰祖格施皮茨峰飞行比赛的优胜者。独自飞越敌军防线至苏格兰的遥远的乡间一举，肯定会令第一个飞过珠穆朗玛峰的、年轻的汉密尔顿感兴趣的。“这个决定很难做。”赫斯后来对审讯员说，“我跟前不断出现一条望不到头的盛着孩子的棺材的队伍，后边跟着一长串在痛哭的母亲，有英国的也有德国的。另一条是盛着母亲的棺材队，跟着的是哭丧的孩子们。要不是这样，我想，那个最后的选择我也是做不出来的。”赫斯相信，只有采取这种富有独创性的策略，元首的关于英德联合的梦想才能实现。失败了，这也不会连累希特勒；成功了，他便把功劳归于元首。应该承认，他活着抵达苏格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也许九死一生。但是得大于失，值得冒险。

赫斯坚信，对这样一个新颖的和平事业，希特勒会深表欢迎，却不会允许他冒生命危险去尝试。他不是禁止他在前线飞行吗？所以，保密是至关紧要的。据魏德曼副官说，赫斯是元首“最忠心耿耿的部下”。但这个决定却很幼稚可笑，也很不聪明。赫斯为人审慎过度，其最大的野心莫过于使其主子的事业锦上添花。他双唇紧闭，表情严峻；长就一副宽下颔和一双狂热的眼睛。但他绝不是条顿式的奥力瓦·克伦威尔。他一笑，严酷便消失了。

就是这个帕西法尔⁽²⁾，这个无判断力的文人，这个忠心耿耿的臣仆，正是他，唤起了飞往敌人后方的梦幻，坚信这是在执行其主子的真正的意志。这项计划虽然杂乱无章，准备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他说服了航空工程师威利·梅萨施密特，以练习飞行为由，借来一架ME110型双座飞机，还对它评头品足，说航程不远云云。他说，应该在双翼上各装一个700升的副油箱。梅萨施密特勉强装上副油箱后，赫斯又叫他装上特别无线电设备。末了，赫斯便以娱乐为由，做了20次飞行，掌握了改装后的飞机的性能。与此同时，他违反战时规定，搞到了一套皮制飞行服，从波尔（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那里弄到一幅航空禁区密图，还在慕尼黑郊区的家里装了一个新电台。

后来，他在狱中给妻子写信说，那时，他可能“已不很正常。因为我老念念不忘飞行及其目的。它老缠住我。其余的，我好像视若无睹或置若罔闻……”在5月上旬的那些日子里，他是在仪器仪表、汽缸压力、活动油箱、辅助气泵、冷却温度、无线电轴承……的世界中生活的。

他的秘书希尔德加德·法特发现，她说话时赫斯常常心不在焉。他的妻子也同样注意到他有心事。但是，更使她惊奇的是，他常与4岁的儿子在一起玩，所费时间多得异乎寻常。赫斯原极不愿照相，可在不久前，他主动提出父子二人一起照相。这也是令人惊异的。

5月10日，星期六，赫斯起了个大早。一听天气预报说是个好天，他立刻便准备飞行。对妻子，他从未像今天这般殷勤。吃完茶点后，他吻了妻子的手，然后便站在育婴室门口，表情严肃，“好像在沉思，又好像在犹豫不决”。她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最迟不超过星期一。妻子脱口说道：“我不信。你不会那么快回来！”她猜想，他此行定是去与像贝当那样的人会晤，他却以为妻子已猜到了真情。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待她再开口，便冲进育婴室，去最后看一眼正在熟睡的儿子。

下午6时，他给副官一封信，叫他转交给希特勒。之后，他便从奥格斯堡机场起飞，朝北海方向飞去。与预报相反，天气突然转晴，掩护云层消失，他于是便起了返回的念头。不过，他仍向前飞去，发现英格兰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为了寻找隐蔽，他全速下冲，没想到一架“喷火”已跟上他。他甩开了“喷火”，以450英里的时速，低空飞过漆黑的乡间，几乎擦着屋顶和树梢。波尔常说，赫斯这种飞行员，是要从机库开机起飞的，而赫斯这个不受约束的飞行员正是带着这种精神朝渐次出现在前方的山头飞去的。这山可说是他的导航站。他贴着山坡爬高，又贴着另一面山坡冲下，离地面常常只有几码。晚11时光景，他折向东飞，发现一条铁路和一个小湖泊——他记得，这是在公爵住所的南面。他爬至6000英尺的高空（可安全跳伞的高度），关掉发动机，打开座舱盖——猛然间，他醒悟到，自己在精心训练时忽略了一点：“我没问人家如何跳伞，认为这太简单了！”正当他的座机ME110在下坠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有个朋友曾提到过，应该机肚子朝天。他将飞机一翻，自己便脑袋朝下，靠向心力的作用使自己留在舱内。这样一来，他只见眼前金星乱舞。就在昏过去之前，他脑中闪过一个想法：“很快就要与地相撞了！”醒过来后，他瞥见速度表指针指着零。他跃出舱外，猛拉伞圈。幸运的是，在他失却知觉前，他已不自觉地飞完了半圈环飞，机头已朝上，机尾朝下。这样，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已安全地吊在半空中。

着陆后，他禁不住身体前倾，摔倒在地，再次失去知觉。一个农夫发现了他，将他交给了“民团”。“民团”又将他送进格拉斯哥的一个兵营。他一口咬定自己是阿尔弗雷德·韩上尉，要求会见汉密尔顿公爵。

直到星期天上午，他的信才交给了身在贝格霍夫的希特勒手中。正当恩格尔在向希特勒做每天一次的汇报时，马丁·鲍曼的兄弟艾尔伯特闯进来通报说，赫斯的副官有急事求见元首。“你没看见我在做军情汇报，不想受人打扰吗？”艾尔伯特被赶了出来。片刻后，脸色白得像纸的艾尔伯特又挤了进去。这次，他说什么也不肯出去了。他说，有件事非常重要，或许非常危险。说完，他便把赫斯的信掏了出来。希特勒戴上眼镜读信。开始时他还不以为然。当他读到“我的元首，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到了英国”时，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喊了一声，声音之大连楼下都能听见：“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已飞到英国去了！”他接下去读到，此次飞行技术上如何困难，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元首自己拟与英国联盟的计划，他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他明白元首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还有，我的元首，如果这项计划失败——我承认，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命运与我作对，此事也不致为您或德国带来致命的后果，您在任何时候都可否认一切责任。就说我疯了。”

元首气得脸色苍白，令恩格尔把戈林元帅找来听电话。戈林在纽伦堡附近。希特勒喊道：“戈林，立刻到我这里来！”他大声令艾尔伯特·鲍曼把他哥哥和里宾特洛甫找来，下令逮捕活该倒霉的赫斯的副官。接着，他便在室内不停地踱步，心下还愤愤不平。当马丁·鲍曼上气不接下气赶来时，希特勒问，赫斯开ME110飞机去英国飞得到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王牌驾驶员、空军将军乌德特对此问题做了回答。飞不到的，他说，因为它的航程有限。元首喃喃地说：“希望他掉入大海！”

当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也从生气发展成大怒。那些躲在楼上的几个朋友，一面害怕，一面在猜度，不知发生了何事。此时，希特勒躲在书房里，绞尽脑汁地想搞出个能令人相信的解释来，以便向公众交代。日本和意大利是否会怀疑德国单独与英国议和？他自己的士兵是否会不再努力作战？最糟的是，赫斯是否已泄露了“巴巴罗萨”计划？稿子一改再改后，一项公报终于出来了。它说：“赫斯违反命令，驾机出走失踪，估计已坠毁，他留下的一封信不幸表明，他已有神经错乱的迹象。这便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幻觉的受害者。”

法特太太是在吃晚饭时听到这个广播的。广播的语调很不友好，不禁使她想到：“他一生忠心耿耿。这就是对他的感谢吗？”她连忙给赫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打电话。两人在电话中便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赫斯夫人在和众司机、仆人和副官一起看电影时被最年轻的一个副官叫了出去。他懊丧极了，叫她立即把衣服穿好。由于这个要求太愚蠢，她心头不觉一惊。一听说电台在推测她丈夫已死，她便生气地答道：“胡说八道！”她不相信会有惨剧发生，立刻挂加急电话去贝格霍夫，想与希特勒通话。但接电话的是鲍曼，说，他一点消息也没有。她不相信他，因为她了解她丈夫的助手。她挂电话至柏林找到了阿尔弗雷德。他也不相信鲁道夫已死。

还未有消息从英国传来。赫斯已向汉密尔顿公爵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给他讲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以及他如何与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商议，试图在里斯本与他会晤，等等。汉密尔顿立刻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说：“什么赫斯不赫斯，我看完《马克斯兄弟》再说。”看完电影后，首相才详尽地询问赫斯的情况。

在德国广播赫斯失踪的消息后几小时，英国终于透露，赫斯已抵达英格兰。没有任何细节。其时，德国报界正准备刊登广播稿。由于伦敦已有消息传来，他们便不得不搞个更加详尽的官方说法出来。这项公报于13日星期二面世，一方面承认副元首已在英国着陆，另一方面又对其精神状态添枝加叶：

党内人士尽悉，近年来，赫斯曾数度身染重病。近来，为了减轻肉体痛苦，他不断求助于催眠术师和占星学家所施的各种法术。现正在判定，此等人士对导致其出走的精神错乱应负何等责任……

这种说法在德国产生的混乱，延至最高层。戈培尔对其人员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保持缄默，不作任何反应，不作任何解释，不参加论战。今天下午事态便能澄清。我会从上萨尔茨堡发出详细的指示。”他试图向他的人保证，赫斯的出走，虽然应承认是令人尴尬的，但从未来看，仅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而已。“然而，我们无理由灰心丧气，或认为无法渡此难关。”

会开完后，戈培尔便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参加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紧急会议。鲍曼宣读赫斯留言完毕后，元首露面了。汉斯·弗兰克已多时没见到希特勒了，看见元首“满面愁容”，不禁大吃一惊。关于赫斯出走一事，元首开始还讲得“心平气和，断断续续，表现出非常忧郁”。但是，过了不久，他的语调便变了，变得很生气。他说，赫斯的出走，完全是疯人之举。“首先，赫斯是个叛逃者，如果我抓到了他，与一般卖国贼一样，他必须为此举付出代价。再者，我本人觉得，赫斯受他身边的占星术士的影响很深。所以，结束所有夜观星相者胡闹的时日已经到了（被怀疑为赫斯的占星术士、神秘论者等的人都因此遭大规模逮捕。属神秘呼神唤鬼、千里眼、精神传导、占星等性质的表演，一律被宣布为非法）。由于赫斯的疯狂之举，我们的地位虽未动摇，但也被搞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对本人的信念——我的信念，在这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战争中，胜利属于我们的洁白的旗帜。”他的听众早已听说赫斯对养狮子的兴趣颇浓，还服用各种疗法的药物，又对占星津津有味，便相信他确已神经错乱。然而，他们也同一般公民那样在思考：既然如此，希特勒何故仍让他留任重职？

对行将发动的对俄国的入侵，以及赫斯可能已将此事泄露给英国人一事，元首对他的几个党的领导人竟只字未提，这是颇有些意义的。他无须忧虑。尽管汉密尔顿和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对他进行严格讯问，赫斯仍一口咬定“现在流传的关于希特勒正考虑早日向俄国发动进攻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希特勒所需要的是与英国媾和。他说，他此行是获希特勒准许的，目的在于“说服（英国的）负责人士，既然英国打不赢这场战争，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现在就讲和”。

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听到赫斯出走的消息后，立刻跑进他父亲的书房。“我们竟与这样的傻瓜谈政治！”他喊道。英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荒唐可笑的情况下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他父亲同意此观点，他阴郁地说：“这种牺牲既可怕又毫无意义。”小豪斯霍弗受命前往上萨尔茨堡，在监管下给元首写书面报告——元首不愿见他。这份报告以“与英国人的联系以及应用此种联系的可能性”为题，较详尽地讲了实情，但又不连累其抵抗运动的一些朋友。艾尔布莱希特谈到了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和在赫斯的请求下给汉密尔顿写的信。他还说，由于他在英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将来若与英国谈判，他是个少不了的人物。这份报告劝说希特勒勿仓促采取行动。希特勒下令将小豪斯霍弗送至柏林艾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以便进一步审讯。他父亲虽获得宽恕，却使希特勒特别愤怒。“这个带犹太色彩的教授对赫斯问心有愧！”他说。他还责怪自己未早日采取措施，“将慕尼黑那一窝子分开，让他们闭口。”

与赫斯有关的其他人——他弟弟阿尔弗雷德，他的几个副官、警卫员、秘书和司机——都被逮捕。伊尔塞·赫斯未遭监禁，但鲍曼却尽力让她受辱。鲍曼尽量与其前主子疏远。他改变了他的两个孩子鲁道夫和伊尔塞（随赫斯夫妇取名）的第一个名字，为他们指派了更加合适的教父母。他被选为赫斯的继任人后，将凡能勾起人们对其前主子的回忆的东西全部荡涤净尽。赫斯的所有照片，以及凡印有他的照片的书籍和官方文件，全被销毁。他甚至要没收赫斯的房子，但此举连希特勒都觉得过分。希特勒拒绝在下令没收的文件上签字。

贝格霍夫顶楼上的客人们终于被释放了，但谁也不敢提起出走英国一事。有人故意问，为何赫斯的副官不来吃饭？鲍曼回答说，他已进了监狱——“他不会再出来了”。恩格尔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敢在这个蜂窝前走来走去的，只有鲍曼一人。我们都认为，他以为这是他横行的时刻。”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向公众公布对赫斯审讯的情况，最好是让纳粹自己去猜。5月16日晚，赫斯被秘密押往伦敦塔，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俘。几天后，A.P.赫伯特用诗歌的形式，总结了英国人对赫斯的看法：

他疯了。他是和平鸽。

他是基督，他是希特勒的侄儿。

他是他们最诚实的一员。

他是他们最狠的杀手。

他是维护人类的使者。

他不是酒鬼，他是“瞎子”。

他自十岁起就成为疯子，

但历来是希特勒的高士……

对赫斯的出走，斯大林比墨索里尼更加担心。据墨索里尼的女婿说，他“对此事表示高兴，因为它能使德国股票下跌，即使对意大利人也如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听到有入侵的谣传，怀疑英国真的在与希特勒玩弄阴谋。他们实行了新的规章制度：除极少数情况外，外国人不准到莫斯科城外旅行。

希特勒虽然万分生气，但对几名亲信私下说过，对赫斯自愿牺牲自己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深表尊敬。细想之下，他省悟到，他的副手的冒险出走，完全是为了他。希特勒并不相信赫斯已疯；他只是太笨，看不出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政治错误。

这个较清醒的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几个月后，布鲁克曼太太的丈夫逝世。希特勒安慰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坟墓，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得克服一切，继续活下去呀，我亲爱的贵夫人！在我周围的人中，只有两人是我内心真正喜爱的：托特博士（“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和赫斯。这两人都不在了。托特已去世，而赫斯又从我身旁飞走了！”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了，”据报道坦率得有名的布鲁克曼太太回答说，“但是，你的官方报纸说了些什么？年复一年，我们都前往白莱特，而且深受感动，但是谁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当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产生了一个像死亡将士引进万灵殿的婢女瓦尔奇里一样的人物时，一个能深刻了解华通命令的意义的人物，一个追求用英雄的胆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实现你最神圣的愿望的人物时，他却被说成是疯子！”说了这番话后，她原以为会遭到元首的反驳，但他一声不吭，闷头沉思。“关于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给你说的——只对你一个人说——难道还不够吗？”他最后说，“你还觉得不够吗？”

至于赫斯，他的所作所为已足够了。他在伦敦塔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很高兴能飞往英国，因为有一种他称之为“顽固的龙”的欲望在驱使他，死死地缠住他。“不错，我一无所成。我无力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阻止我眼见着要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拯救人民，但一想到我试图这样做时，我就很高兴（作为一种报答，赫斯——魏德曼称之为纳粹领导人中“最正直的人”——已在孤独的囚禁中度过了30多年。他是施潘道狱中盟国的最后一名犯人。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一张大桌将他与探监者分开。他从未获允与亲人接吻或拥抱）。”

在得悉赫斯出走的次日，希特勒便发布了两道镇压的法令。第一道法令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入侵中，凡持武器反抗德军的俄国人，均系不法分子，可以格杀勿论。另一道法令则授权希姆莱执行“两个相反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特殊任务”。希姆莱可以不受陆军制约而独立行动，“自行负责”。任何单位均不得干预。“政府和党的最高人士”不得进入业已占领的俄国领土，因为在这些地区里，被称之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的特别暗杀队，将对犹太人和其他捣乱分子进行“清洗”。

这两道法令使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发愁——不久前，他已被任命为“东欧问题中央控制委员会”专员。罗森堡本人是波罗的海地区人，认为应把苏联人当作反斯大林分子，而不该当作帝国的敌人对待。他对希特勒说，他们会欢迎德国人的，会把德军当作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暴政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看待的。我们应该信任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但高加索却要由一名德国“全权大使”统治。

罗森堡坚信，在东方采取高压政策，势必毁灭生存空间的精神。于是，他便草拟了一份备忘录，上书希特勒，反对这两道法令。如果不使用现在在治理苏联人的文官和行政官员，德国怎么能在占领区建立起一个文明政权？他建议，只“清洗年老的或暮年的官员”。希特勒未作肯定回答。希特勒的特点是，他不愿积极参与希姆莱和罗森堡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只要德军一跨进苏联，势必发生。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正在国社党内飞黄腾达的新星鲍曼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已加盟希姆莱。

与此同时，“巴巴罗萨”的最后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5月20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告知希特勒，他将停止向苏联交付重要的原料。事实上，在此之前，从东方来的到货很多，而运往苏联的货物已相对减少。除150万吨粮食外，苏联交付了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产品、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和2.5万吨铬。斯大林虽然怀疑赫斯出走一事，但仍急于抚慰希特勒，批准用快车从远东向德国运送重要原料（例如铜）。

同一天，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早些时候，舒伦堡曾猜测，斯大林新近巩固政权之举，只意味着苏联的外交大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此次会见加强了他这个看法。在汇报中，舒伦堡对“巴巴罗萨”避而不谈，只是说，在过去几个星期中，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大有改善。但是，无论是海军上将还是外交官员，都无法再说服希特勒。5月30日，即德国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后3天，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展开大规模攻势，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东方引开。他敦促说，打击，此其时也。若有援军，隆美尔将军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这一招，对大英帝国来说，比夺取伦敦更为致命！”

这种劝告希特勒是不会听了。“巴巴罗萨”已在行动，除了大祸临头，否则什么也无法将它推迟。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保密。一年前在比利时的不幸至今仍令他心有余悸，所以，时至今日，他们未将入侵俄国一事通知墨索里尼。6月2日，当他与他的年长的盟友在勃伦纳山口会晤时，他还大谈迫使英国投降（此次将使用潜艇）的决心、赫斯的出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巴巴罗萨”，他只字不提。这不但是为了保密，而且是因为墨索里尼曾明确告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已成了德国的“痛脚”。

“巴巴罗萨”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通往东部的公路和铁路线非常繁忙。6月6日，希特勒将日本大使大岛召至贝希特斯加登，并向他透露，由于苏联侵犯边境，大量德军已开往东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时的信心给大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岛看来，这等于是宣战，于是便立刻警告东京，（德国）入侵俄国已迫在眉睫。

这是对元首很有意义的一天。他命令冯·勃劳希契元帅起草一份指示，宣布消灭所有被俘的苏联政委，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与国家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便把发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威胁合法化。他的总司令激烈地反对。

希特勒简短地说：“我并不要求诸位将军理解我的命令，但我要他们执行。”这项指示的措辞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些政委是野蛮的亚洲战法的发明者，因此，必须从严从速予以处置……不管是否在战争中或抵抗中被俘，均应立即枪决。”这道源于意识形态的命令，将由陆军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共同执行。而这道命令由最高统帅部发布这一事实，对希特勒而言，是对军方的另一次胜利。它把军方与他的政治纲领捆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不心甘情愿的同谋，同党卫队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宏伟计划。

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为此，他又必须得到与苏联交界的可以信任的各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恐惧和仇恨，也有自己的账要与斯大林清算。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以结束与俄国的短暂的流血战争的芬兰人，用不着多少言语，便愿意参加这次远征。6月8日，德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便在芬兰登陆。两天后，曼纳兴元帅下令部分动员。希特勒也信任罗马尼亚；6月11日，他私下对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说，他决定进攻俄国。他说，他绝不是要求安东奈斯库援助他打这样一场战争，“仅仅希望罗马尼亚能为自己的利益，尽力为成功地结束这场冲突提供方便”。由于对未来的战利品和军事荣耀动了心，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便匆忙宣布，从第一天开始，他便参加战斗。

6月14日，苏联特务佐尔格从东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战争于6月22日开始。”但是，斯大林仍不相信这一警告或其他类似的情报。虽然心存疑惧，斯大林依然自信，不到1942年，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就在同一天，他命令塔斯社发表一项公报，对各种战争的谣言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不外乎是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和对扩大战争感兴趣的人们的笨拙的宣传而已。”由于这个声明信心十足，在前线的红军中，紧张的情绪居然有所缓和。

在柏林，精选出来参加战斗的军官们陆续来到总理府，听取一次特别训话并参加午餐会。至此，每人对自身所受命令均已心领神会，对希特勒强加在敌人头上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也不再说什么（虽然不太愿意）。下午2时，众人休会共进午餐。这顿饭，与在总理府吃的许多次饭不同，大家吃得既香又轻松愉快。当希特勒登上讲台，以劝说的口吻讲述发动“巴巴罗萨”战役的必要性时，室内的同志式的友好气氛依然未消。希特勒说，俄国的崩溃将导致英国的投降。

6月17日，最后一个信号发出了，再次肯定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时半开始⁽³⁾。就在那天，有个德国下士，因为打死了一个军官，害怕被处决，越过前线向苏军投降。他透露，进攻将于6月22日拂晓开始。听到这一消息后，前沿的军官都深为忧虑，但负责指挥的将军的反应是：“慌也没有用。”

零时快到了，希特勒显得镇静而有信心。20日，星期五，他把弗兰克——原是他的私人律师，现在是波兰占领区总督——找了来。“我们与苏联正面临一场战争。”他说。对方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连忙说：“镇静！”他保证，德国的进攻部队将很快通过弗兰克的地区。弗兰克还要反对，希特勒挥手让他住口。“我很理解你的问题。但我一定要你与希姆莱达成谅解。”他这里说的，是指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占领区的看法分歧，“我再不能容忍分歧了。你们两人必须达成谅解。”当晚，希特勒向士兵们发的通告被秘密散发了出去。在黑暗的掩护下，尖兵开始向前移动。至21日拂晓，300多万德军已各就各位，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在伦敦，回国磋商的克里普斯，也敲响了希特勒即将入侵俄国的警钟。“嗯，”他对苏联大使迈斯基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次进攻将于明日，6月22日发动，最迟不超过6月29日……你知道，希特勒是惯于在星期天发动进攻的。”迈斯基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密码急电。斯大林终于批准向武装部队发布警备令。他还指示驻柏林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就4月以来德机80次侵入苏联领空事件，提出口头抗议，说这是“有系统的和具有国际性的”事件。

凌晨1时30分即可撤销此次进攻的最后时刻快到时，本德勒大街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总理府里无话传来。“巴巴罗萨”开始了！在总理府，希特勒正在向墨索里尼解释他为何要发动“巴巴罗萨”战役。“总理，”他写道，“这封信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的：数月来的焦虑和伤透脑筋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定。”他说，苏联武装力量在帝国边境的集结是大规模的，而时间又在敌人的一边，“所以，在绞尽脑汁后，我决定在圈套拉紧前将圈绳砍断。”

对意大利在希腊和非洲的灾难性的冒险，希特勒未予批评，也未暗示有什么别的怨气。整封信的调子是尊敬的，甚至接近恳求，在信的结尾，他几乎是在忏悔，“尽管我们十分真诚地做出努力，以求得最后的和解，但是，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讨厌。这是因为，我觉得，它这样或那样与我的出身、我的概念，和我先前的义务格格不入。现在，我高兴了，因为这些思想痛苦业已解除。”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刚刚召见冯·德·舒伦堡大使。这位外交委员想给苏联驻柏林大使还未向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口头照会增加分量。“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对舒伦堡说，“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更有谣言说，德苏战争一触即发。”这是很令人尴尬的，舒伦堡只能说我将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柏林。他回到办公室后，与莫洛托夫一样，仍然不知德国将在几小时后进攻苏联。

东线的一名指挥官给士兵宣读了希特勒的训话稿。“多少个月来，不安和焦虑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保持缄默。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开向你们讲话了，我的将士。”他谈到了俄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以及对德国边境的许多次的侵犯。让他们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盟友一起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前线”的原因就在于此，“德国的士兵们！你们将要参战了。这是一场艰苦的又是关键的战斗。欧洲的命运，日耳曼帝国的前途，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就在你们的手中了！”

在长达930英里的曲折的战线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300万官兵在洗耳恭听，且信其所云。他们龟缩在战壕里，既恐惧又怀着希望。这天是夏至。夜，是一年中最短的。但是，对那些在鱼肚白光中等候进攻令的官兵来说，真是此夜绵绵无尽期。午夜片刻，莫斯科到柏林的快车隆隆通过边境大桥，开进了德国领土。接着，一长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也是斯大林向其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交货，开了过去。

在柏林，当晚出现了期望的气氛。各国记者集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希望能从一群外交部官员中得到一点消息。午夜快到了，由于还没有外交部官员前来，记者们便开始回家安歇了。在总理府，由于活动异乎寻常，连像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迪特里希（他对“巴巴罗萨”一无所知）那样的人也觉得，“这样反对俄国的巨大行动正在发展”。希特勒是人格化的信心。“最迟在3个月内，”他对一名副官说，“俄国将会崩溃，其规模是前所未见的。”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与入侵西方的前夕一样，希特勒当晚无法入眠。

6月22日凌晨3时半——刚好是法国贡比涅投降后一年——德军步兵开始向前移动。15分钟后，硝烟便弥漫了整条东线。炮弹的闪光把鱼肚白的夜空变得如同白昼。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梦想的“巴巴罗萨”，现在成了现实。但是，“巴巴罗萨”的创始人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在南斯拉夫的冒险，将“巴巴罗萨”推迟了5个星期。这一推迟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慢慢变得不祥了。希特勒是爱好历史的。他也许会想到，129年前的6月的同一天，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拿破仑跨过了涅曼河。

进攻前30分钟，冯·俾斯麦大使向齐亚诺递交了希特勒的那封长信。齐亚诺立刻给墨索里尼总理挂了个电话。由于消息不灵，再加上深更半夜来电话，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我深夜都不去打扰仆人，”他对女婿抱怨，“不过，德国人却能令我翻身下床，不管在什么时刻，而且不加任何考虑。”

在莫斯科，舒伦堡正在赶赴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德国指责说，由于苏联正准备“从德国背后扑来”，元首已命令德国陆军“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反对这一威胁”。舒伦堡大使庄严地宣读着这一声明。莫洛托夫默默地听着，然后痛苦地说：“这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才轰炸了近10个不设防的村庄。你认为我们该得到这样的对待吗？”

在威廉大街，里宾特洛甫传下话来，说他将于凌晨4时接见俄国大使。施密特从未见到他的主子这样紧张过。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口中不断重复说着：“现在进攻俄国，元首是绝对正确的。”施密特想，里宾特洛甫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现在如不进攻他们，俄国人肯定会进攻我们。”

凌晨4时整，俄国大使杰卡诺索夫进来了，还天真地伸出了右手。大使试图转达苏联的抱怨，里宾特洛甫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说完，他便宣布，苏联政府的敌意迫使帝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很抱歉，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说，“特别是我自己已得出结论，尽管我严肃认真地做出了种种努力，还是未能在两国间建立起合理的关系。”

杰卡诺索夫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遗憾，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他起身，例行公事地鞠了一躬，未与里宾特洛甫握手，便离开了房间。

柏林的所有记者都被叫醒，参加早晨6时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几名记者在赴威廉大街的途中便从户外的大喇叭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电台广播的元首的咨文说：“德国人民！国社党党员们！这个时刻到了！由于忧虑和关切的压抑，几个月来，我不得不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开诚布公地讲话了。”他说在美国物资的援助下，苏联和英国阴谋粉碎轴心国，“所以，我今天便决定将日耳曼帝国的命运和前途交给我们的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1) 圣地，即巴勒斯坦。——译注

(2) 帕西法尔，瓦格纳歌剧主人公。——译注

(3) 即进攻时间。——译注

4 “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1941.6.22—1942.12.19

6月22日清晨，柏林各报发的单页号外在街头散发。突然向一个盟友发动进攻的消息虽然使人产生混乱，但公众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是因为，如何要与赤色分子首先签订条约，这只有少数人才明白。希特勒叫戈培尔赶快做解释工作。于是，这位宣传部长当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布几项宣传要点：“现在，元首已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背叛的真面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为反对财阀政治和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他接着说，元首曾向他保证，对俄战争将在4个月内结束，“但我告诉你们，8个星期的时间便够了！”

当天下午，在一次社交集会上，戈培尔又在向客人们重复他的预言。他对电影女明星奥尔加·契诃娃（契诃夫的侄女）说：“你是俄国问题专家。圣诞节前我们到得了莫斯科吗？”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本身惹恼了她。她简短地回答说：“你了解俄国，它的土地广阔无垠。连拿破仑都不得不撤退。”戈培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说了一声：“是这样。”10分钟后，他的副官便对这名女演员说：“夫人，我想您要走了，车子已在外边了。”

苏联陷入一片混乱。只在几小时内，红军空军便丧失了1200架飞机，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协调。斯大林不相信问题如此严重，命令红军不得进入德国领土，空军也只能将空袭距离限制在边境附近90英里内。他相信，纳粹系误入苏联，战争能通过外交途径加以阻止。他一面与威廉大街保持无线电联系，一面请日本出面，就德苏两国间存在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分歧进行调解。

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可不抱这样的幻想。在拜访外交大臣艾登时，迈斯基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多少削减其战争努力，听从希特勒的“和平攻势”，艾登坚定地做了否定的回答。当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感人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不久前，他曾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至少可在下院里发表有利于魔鬼的讲话。”）将它变成了官方意见，“我们决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纳粹政权的任何痕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阻挡不了。我们永不会谈，永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同伙谈判。”他保证尽最大努力援助俄国人，“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吁，让我们也采取并执行同样的决策。我们将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却有保留意见。他将他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作为个人意见转给了国务院的一个友人：“我觉得，在保卫民主的过程中，若将俄国当作朋友欢迎，会引起对我们的立场的误解，并免费为德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迫切需要的道义支持。若采取这种政策，我看不出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表明与俄国人同流合污，毁灭了波罗的海各国，向芬兰的独立发动了进攻，瓜分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毁灭了整个东欧的宗教信仰，从而便同意了苏俄的国内政策——其政权在国内广泛地引起恐惧和憎恨，统治的方法也极不民主。”但这不应禁止“扩大物质援助，若我们自身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然而，它应把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俄国的战争努力一致的东西排除在外”。

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对其隐秘的领土贪婪心，罗斯福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更惧怕的是希特勒。他立刻批准了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宣布，援助共产主义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他对记者们说“我们当然会尽力援助俄国”——但未讲明什么时候和如何援助。

罗马教皇的态度却一点也不含糊。他虽然不明确地支持德国的入侵，却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支持纳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称它为“保卫基督教文化基础的高尚的英勇行为”。可以预言，许多德国神甫都支持这次进攻。有人竟称之为“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与条顿武士的行动相差无几。罗马教皇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为取得“能使欧洲重新自由地呼吸，为所有国家带来新的前途的胜利”而斗争。

不过24小时，德国公众的兴趣便开始减弱了。在第一次抢购报纸（只载来自前线的一般报道）后，市民们重又正常地生活，似乎此事不外乎是希特勒的另一个丰功伟绩而已。6月23日17时30分，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元首专列离开首都。“狼穴”，即设在离东普鲁士拉斯登堡只有几英里的森林里的新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对于取得迅速胜利，人人皆信心十足（指挥部是木屋或钢筋水泥平房）。希特勒却百感交集。“我们只要往门上一踢，整座败落的建筑物便会倒塌。”他对约德尔说。片刻后，他又对一名副官说：“每次战役开始时，我们推的是一扇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我们不知道里边究竟藏着什么。”

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似乎证明崇高的希望并非无理。两天后，大批战俘便被抓获，桥梁也完整无损。德军的坦克冲破苏军防线，恣意横行，未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一周来，当局未向德国公众公布详情。29日，星期天，由希特勒亲自准备的十项特别战役，在电台播发了——每一小时广播一项。戈培尔曾反对这种让消息突然涌来的做法，但希特勒对此却自鸣得意。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便听到许多抱怨，说当局故弄玄虚，故意在炫耀战争。当奥托·迪特里希向他反映，星期天在家听广播的人觉得讨厌，说天气如此好，却不得不留在房内听广播时，他反驳说，他比迪特里希和“所有的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还更加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

德军势如破竹，苏军频频集体投降——时至今日，投降人数已近50万。7月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说对俄战争在两周内便打赢，这并不过分。”元首也对其随行人员说：“俄国实际上已输掉了战争。”他兴高采烈地说，多幸运呀，“一开始我们便消灭俄国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他说，俄国永无能力补充。西方许多军事专家也同意这一说法。五角大楼里谈论的是，红军将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崩溃。

跟在先头部队后边的是4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每队由3000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战区的安全，就是说，阻止平民反抗。这些人是很特别的警察，承担着他们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布置的额外任务。即兜捕和消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有的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劣种人”，以及像神经错乱和患有不治之症的“饭桶”。

为了监督这种集体屠杀，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特地挑选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去当军官，其中包括一名新教牧师，一名内科医生，一名职业歌唱演员和许多律师。他们中大部分是年纪在二十开外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将他们的技巧和训练用于这项残酷的任务，并成了效率很高的刽子手——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受害者大部分是犹太人。由于苏联报刊报道德国的反犹暴行不多，许多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有“种族清洗”的计划。这样一来，许多人便把德国人当作解放者欢迎，轻易地上了特别行动队的当。“国社党人认为，犹太人的组织很严密。情况恰恰相反，”党卫军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冯·德姆·巴希·泽莱斯基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

灭绝的行动是按计划从容地进行的，是个干脆利落、例行公事式的行动。报告所用的是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似乎这些刽子手所斩的是白菜，而不是人。杀人队的工作，由于经过周密的安排，很少因遭反抗而受阻。“奇怪的是，犯人被枪决时非常镇静，”有个指挥官报告说，“犹太人是这样，非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好像已被在苏维埃统治的20年间产生的某种冷漠所冲淡。”

海德里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在行刑队员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有些士兵的精神崩溃了，有的学会了酗酒。不少军官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有些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热情，违反希姆莱尽量用人道的方法处决的命令，毒打犯人取乐。

他自己也目击了天天杀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后果。那年夏天，在明斯克巡视时，由于想亲眼看看是怎样进行消灭的，便叫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枪杀100名犯人给他看。行刑队举枪后，他发现犯人中有个青年，金发碧眼，有着真正条顿人的特征，在犯人群里显得很不协调。希姆莱问他是不是犹太人。是的。双亲呢？也是的。祖宗里有没有不是犹太人的？没有。希姆莱一跺脚，“那我就无力帮你了。”

行刑队开枪了。一心前来观看的希姆莱却双眼瞪着地面，紧张得不住地挪动双脚。第二阵枪声响了。他再次立刻将视线挪开。他抬头一看，见有两名妇女在蠕动挣扎。“别折磨这些妇女！”他喊道，“快开枪！”这正是巴希·泽莱斯基所要等待的时机。他要希姆莱记住行刑队所受到的震动有多大。“他们此后的余生完了！”这个党卫军军官说，“我们用这些方法造就的是些什么追随者啊？不是神经病患者就是暴徒！”

希姆莱心血来潮，命令大家集合，听他演讲。他说，他们的工作是一件令人讨厌的工作，作为德国良民，他们也不要以此取乐。然而，他们的良心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军人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每一道命令的。在上帝和元首面前起誓，他一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可怕的责任。他们一定注意到了这项工作也令他憎恶，也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但是，他也是在服从最高法律，履行职责。

有关这些暴行的传闻令罗森堡发愁。希特勒令他为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制订占领蓝图。他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因为元首早些时候曾同意在已征服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罗森堡便乐观地认为，希特勒已在原则上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将在7月16日在“狼穴”中为这项计划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重要的是，”希特勒说（据鲍曼参加此次会议所做的记录），“我们不要在世界面前公布我们的观点。没有必要这样做。主要的是，要什么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让罗森堡醒悟到，希特勒已改变了关于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主意的话，那么，他接着讲的却足够了，“这并不阻碍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重新安顿，等等——我们将会采取这些措施……原则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根据我们的需要分割这块大饼，目的是为了，第一，统治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利用它。俄国人已下令在我们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这个游击行动对我们也有一个好处，使我们能消灭每一个反对我们的人。”

罗森堡离开会场时，虽然戴上了帝国东方部长的头衔。但这是个空衔，而他也明白，自己关于东方的梦想，已无多少实现的希望了。多大的一个悲剧呀，他暗想，希特勒依然对斯拉夫人抱着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在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那时，他读了许多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把斯拉夫人描述成懒惰成性的原始人，是不可救药的二等民族。希特勒对苏联的体制的完全误解，也同样招来灾祸。在大俄罗斯人桎梏下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原是第三帝国的潜在的盟友，如果待他们得当，给他们一点自治权，本可以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的。但元首听了鲍曼和戈林的话，说这些人应该用鞭子才控制得住。要把希特勒从这条道路上劝说回来，看来已属无望，但罗森堡仍决心试一试。这个决心也是虚弱的，因为谁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只要元首双眼向他一瞪，与通常一样，他也会吓得不敢作声的。

有什么能令你苦恼啊，

你，武装的骑士，

无力地闲荡的骑士？

1941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染上了疾病。首先，他经常胃痛——可能是不可抑制性的。这是由于服药过量——每星期口服120—150片防毒药，外加注射10支烈性的磺胺。接着，他又染上了痢疾——这是“狼穴”周围沼泽地区的常见病。他除了痢疾、恶心和四肢酸痛外，还发冷发热。7月下旬，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一种更加严重地威胁他的健康的病发作了。从一开始便反对“巴巴罗萨”的外交部长大发雷霆，高声反对入侵苏俄。希特勒被这异乎寻常的攻击气得脸色发青。他力图为自己辩护，但话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他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声不响，很是吓人。“我以为患心脏病了，”他终于开了口，“以后你再不要这样反对我了！”

莫雷尔医生非常关心，把元首的心电图特地送给巴德瑙海姆心脏医院的卡尔·韦伯博士（著名的心脏病科权威）复检。他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是希特勒，只知道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外交家”。他的诊断是：急剧发展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不治之症。莫雷尔医生很可能未将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一次，他当面对元首说，他的心脏很好。但是，莫雷尔却在他的处方中加进了多种药：补心剂（有益无害的药水，专治循环系统功能欠佳、昏厥和疲劳过度）、肾上腺素等。

希特勒的病刚好是在他与其将领间的矛盾（关于东面的战争应如何打的问题）达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他已下令取消向莫斯科发动直接进攻。他剥夺了中央集团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一部被派往北部，目的是拿下列宁格勒；另一部被派往南部，以便向乌克兰进军。这两个地区，在希特勒看来，都比莫斯科更重要。前者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列宁的名字命令），后者是因为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乌克兰不仅是工业重地和粮食盛产地，克里米亚也是苏联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潜在的空军基地。再者，一旦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军便能顺利进军高加索。

希特勒的病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破坏元首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试图将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由哈尔德向约德尔施加个人的影响，以获得他的支持。直到8月中旬，希特勒的身体渐渐复原时，他才发觉他们在背后搞了些什么：执行的既不是他的战略，也不是哈尔德的方针，而是两者的混合物。为了澄清形势，希特勒于8月21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不可能有误解的：“冬季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克里米亚半岛。”不到列宁格勒已被孤立和南方的第五军被消灭，向莫斯科的进攻不得开始。接着，在这道命令下达几小时后，希特勒生气地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它比教人如何打仗的严厉的讲稿稍好一些。希特勒是在愤怒中宣读这份备忘录的。他攻击说，某些指挥官已受“自私的欲望”和“恶霸脾气”的驱使，他把陆军总司令部说成是“死抱着过量理论”的集合体。

“这是陆军的凶日！”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无法忍受！”哈尔德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闻所未闻！极限！”22日，哈尔德与勃劳希契一起，大发牢骚几小时，抱怨元首干预陆军内部事务的“无法接受的”做法。末了，他建议两人一起辞职。身体瘦弱多病、精神不振的老元帅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这不可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要尽力在自己的人员中平叛。他向他们说，元首曾亲口保证，在乌克兰的胜利一经在握，所有能腾出来的兵力都将投入向莫斯科的进攻中去。此后，叛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在一阵低一阵的喃喃叫苦声中平息下去了。

这次小危机，不久便被墨索里尼到前线视察的声浪淹没了。这次视察被大肆宣扬。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希特勒，扩大意大利远征军在俄国战场上的兵力，以便分享一些粉碎共产主义的荣耀。然而，当意大利总理的专列驶抵“狼穴”时，墨索里尼的情况很糟——他的儿子布鲁诺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仍为此悲伤不已——无法与他的盟友斗智。

希特勒在“狼穴”附近的小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当天，希特勒根本不让意大利总理有开口的机会。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在东方取得的胜利，法国的愚蠢，以及罗斯福身旁的犹太集团的罪恶阴谋。当他的客人好不容易开口提到扩军的事情时，他又改变了话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依然在不停地独白。只是在墨索里尼听烦了德国的光荣和丰功伟绩时，他才长篇大论地讲述古罗马的凯旋，和曾在他们正在视察的地区作过战的古罗马皇帝图雷真的业绩。

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的乌曼，他们视察了一个意大利师。当钢盔上飘着羽毛的意大利士兵高喊着“领袖”，骑着摩托车从他跟前呼啸而过时，墨索里尼高兴得满脸红光。但是，当他们走进依然冒着硝烟的乌曼，希特勒受到他的士兵的欢呼时，希特勒重又成了风头人物。午餐后，他把墨索里尼留在后边，自己则到部队去走一走。意大利总理觉得受辱，但在回程的航行中报了一箭之仇。他跑到前边与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交谈。波尔因墨索里尼的热心颇为高兴，特别是他竟请求让他驾驶飞机。希特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表示同意，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当他先前崇拜的偶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操纵飞机时，希特勒坐立不安。

这个胜利一瞬即逝。在漫漫的归国途中，墨索里尼一直垂头丧气。他非但未得到扩军的许可，反而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当墨索里尼得悉关于这次视察里宾特洛甫不发表双方同意了的联合公报以及好像把外长的名字排在凯特尔以后时，他的沮丧变成了愤怒。

这一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屈服了，叫里宾特洛甫赶快与他合作，为他的名誉报仇后，墨索里尼的情绪高涨了。他把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狄诺·阿尔非里召来，叫他为他们的前线之行做一报道。“这点别忘了提，”他说，“那就是，在颇长的一段航程中，是我亲自驾驶元首的四引擎座机的。”

在“狼穴”，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认为进攻莫斯科的时机到了。在俱乐部与秘书和副官们一起喝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几星期后我们便在莫斯科，”他用又粗又深沉的声音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会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物。莫斯科这个地名将永远消失。”于是，在9月5日下午，他便对哈尔德说：“在8至10日内，中央战线开始进军。”当天晚餐时，他情绪轻松，几乎是在作乐。他的话全被罗森堡派往元首总司令部的联络员维尔纳·柯本记录下来。打从那年7月上旬起，应罗森堡的请求，他便慎重地把元首在餐桌旁的讲话记录在案。柯本猜测，希特勒是知道他在干什么的，便偷偷地先在餐巾纸上记下元首谈话的大意，然后立刻将清晰地记得的内容补充上去。原稿和复写稿则由信使送往柏林。

柯本有所不知的是，同桌另有一个包斯威尔⁽¹⁾。在他们来到“狼穴”后不久，鲍曼随口向他的副官海因里希·海姆建议，让他偷偷地把领袖的谈话记录下来。为了不让希特勒发觉他的谈话已被人偷记，鲍曼叫他的副官完全依靠记忆。但是，为准确起见，海姆自作主张，把卡片放在膝上记，做了大量的记录。鲍曼大吃一惊，却又默许他继续记下去。（后来，部分记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版本各式各样。最后一本的题目叫《希特勒谈话录》，由亨利·皮克主编。1942年3月至7月，他代表海姆当上了法庭记者。任何一家出版商均未与海姆相商或叫他写评论，或给他机会改正关于它们的出处的不确切的提法。已出版的部分虽然听来很精确，但许多重要段落均未收入。例如，在皮克本中，只有约六分之一的记录被收集进去。海姆坚信，希特勒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餐桌旁的谈话已被记下。战后，希特勒的私人副官肖布向他证实了这点。海姆现居慕尼黑，离柯本寓所只有一箭之遥，但直到不久前柯本才知道，原来海姆也在做记录。他们所做的两种记录可互相补充。为了保密，海姆故意略去军事部分不记；柯本则记了下来。另外，柯本的记录在证实海姆所记之细则方面，很有价值。）“这件事便这样下去了，”海姆回忆说，“鲍曼再没作任何指示，也未表示有什么希望或别的什么。他只暗中表示高兴，因为这样便可将更多的资料保存下来。”

海姆常常面临两个问题：选择最有意义的段落（有时候，已记录下来的没有后来讲的重要）和不让元首发现。在进午餐或晚餐时，他还能马马虎虎掩盖其活动。一到吃茶点时，因为茶点是在暗堡里吃的，他就只好凭记忆了。偶尔也会记下一两个字什么的。由于海姆申（人们对他的昵称）不惹人注目（柯本亦然），又兼谦逊，希特勒说话时继续毫无顾忌，自发地、漫无边际地对各种话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看法。

海姆和柯本的记录，为洞察每天在东线展开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了依据。例如，在9月17日，希特勒对决心做了阐述。希特勒说：“决心系指当某种内在的信念命令你行动时，你毫不犹豫。去年，下决心攻打布尔什维主义时，我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能不预见到，斯大林或许会在1941年发动进攻。所以，我们动手便宜早不宜迟，不让对方先发制人。这在6月前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战争，人们也要有运气。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运气多好啊！”他说，目前正在发展的重大的军事行动，曾受到广泛批评，说这是行不通的，“为了强行通过，我不得不调动我的所有权威，孤注一掷。我偶然注意到，许多胜利是在我们敢于去犯的错误中取得的。”

他向听得出神的听众保证，世界霸权在占领俄国的土地后便决定了。“这样，欧洲便是个不可摧毁的碉堡，不怕任何封锁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将为欧洲带来美好的经济前景，人们可以期望，使西方甚至最自由化的民主派也对新秩序趋之若鹜。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去征服。征服以后，剩下的纯粹是个组织问题了。”“斯拉夫人，”他说，“是生就的奴隶，自己就觉得需要一个主人。”德国对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如英国之对印度，“与英国人一样，我们也可用几个人去统治这个帝国。”

他详细地谈到如何将乌克兰变成全欧洲的粮仓，让它被征服的人民高高兴兴地戴上头巾挂上玻璃珠子。他接着供认：人人都在梦想召开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他倒愿意再战十年，不愿受战利品的欺骗。

3天后，基辅被攻陷。这给“狼穴”带来了喜悦。希特勒预言，它意味意整个乌克兰可早日征服，也证明他坚持优先在南方发动进攻的意见是正确的。9月21日午餐时，希特勒满面红光，告诉大家说，在基辅附近的山谷里，俘获敌军14.5万名。他宣称，这次包围战是整个战争史上最大的混战。苏联已处于崩溃边缘。

在9月25日的午餐桌上，他泄露了他对本部的“次人”的恐惧。不把这些亚洲人赶到乌拉尔山后去，欧洲总是有危险的。“他们是野兽，布尔什维主义也好，沙皇也好，都没有区别——他们是自然的野兽。”当晚夜深时，他对沙场道德发表评论，把士兵首次上战场比作女人的首次性交，把男人的每次这种行为都看作是一次侵略。“不到几天，小伙子成了男人。我自己若不是受过这种锻炼，也承担不起让一个人去重建帝国这个巨大的任务。”1914年，他是带着纯理想主义走上前线的，“那时，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我身旁倒了下去。这样，我便明白了，生活就是斗争。除了保存物种外，它没有其他目的。”

餐桌旁的谈话几乎只涉及东线的战事，因为在另一条战线即北非战线上战事不多。英军企图击退隆美尔，却遭到惨败。秋季到来时，双方都按兵不动，不准备再发动攻势。希特勒和陆军的精力均集中在向莫斯科发动全面进攻上。包克陆军元帅警告说，在季节上已经晚了。为何不在钢筋水泥工事内越冬呢？希特勒的回答是一种讽喻：“在当总理前，我常以为总参是一条猛犬，得紧紧抓住它的衣领，不让它见人就咬。”现在看来呢，它一点也不凶猛，它反对重新武装，反对占领莱茵兰，反对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连波兰战争也反对，“这条猛犬倒是常常要靠我去刺激。”

他坚持对苏联首都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台风”，于9月的最后一天打响，由包克指挥。他的任务是用69个师的强大兵力，消灭苏联的中央军，然后进军莫斯科。他的基本战略是，以莫斯科为目标，用坦克南北夹攻，双钳于红军后方80英里处相遇。

苏联的总指挥部，由于认为已是秋末，敌人不可能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古德里安的第二机械化集团军竟于第一天的24小时内突入红军阵线，纵深达50英里。德军步兵冲入真空地带，扫荡正在瓦解的小规模抵抗。

10月2日，希特勒已有取胜的足够信心，乘专列返回柏林。他已有几个月未向人民演讲了。于是，次日下午，他便大步走进体育馆，原是要向人民呼吁，要他们支持“战时冬季援助计划”的。然而，他却发表了一项重要通告。“6月22日早晨，”他的声音，通过大喇叭，在帝国全境震响，“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他说，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接着，他便宣布，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听众中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

他向听众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俘获敌军250万，击毁或缴获大炮2.2万门，坦克1.8万辆，消灭敌机1.45万架。数字继续滚滚而来：德军已前进了1000公里（“这还是按直接统计”），2.5万公里的俄国铁路已恢复通车，而且大部分已改用德国的窄轨。刚才还说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的希特勒，却又忧心忡忡。他承认，东面的战争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因此，现在就必须将德国的精华熔炼成不可分解的一体，“只有当全体德国人民结成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体，我们才有希望。上苍会站在我们一边，万能的上帝不会保佑懒汉，也不会帮助懦夫。”

这是一篇出色的演讲。一方面，它吹嘘胜利，另一方面又号召人们再度做出牺牲以免毁灭。傍晚，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迅速攻占了奥廖尔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电车上的乘客竟向人们招手，好像他们是俄国人似的；原定要撤退至乌拉尔的主要工厂设备，也被完整无损地缴获。

次日，希特勒回到“狼穴”。据柯本的记录，晚餐时他特别高兴。10月6日午餐时，他谈论的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说那里有相当多的地下活动。他的解决办法：把所有的犹太人押解至“东面的远方去”。这又提醒了他，他们也应把犹太人从柏林和维也纳押解至同一目的地，因为他们是散布敌方消息的来源。

白天，古德里安拿下了布良斯克，完成了对苏联三个整军的包围。晚餐时，希特勒心情愉快，没有谈论政治，说了一句俏皮话：恩格尔少校刚才被一条狗咬了，总司令部里风行狂犬病的原因就在于此。胜利继续在取得，两天后，前线的战报表明，红军“可大体上认为已被打败”。由于莫斯科已指日可下，希特勒便命令，一个德国人也不准进城。他说：“莫斯科城将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10月9日，希特勒开完军事会议后，对奥托·迪特里希高声说道，现在可把最新的战况向公众发布了。半小时后，希特勒在书房一边大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一字一句地向迪特里希口述一份胜利公报，以便交给报界。次日，迪特里希在柏林将公报交由报界发表后，高举着拳头喊着：“先生们，关于这点，我敢用我的新闻名声作保！”“轴心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记者们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记者霍华德·Ｋ.史密斯回忆说，“然后起立，伸出胳膊，向迪特里希致意。”

那天上午，德国报纸报道了获得大胜利的消息：两个苏联集团军已被包围。公众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原来愁眉不展的苍白面孔，现在也容光焕发了。在啤酒馆里，当电台广播《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人们竟起立致敬。在柏林，谣言四起，说莫斯科已被攻陷。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同一天，陆军元帅莱希瑙，即第一个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将军，向第六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令他们严惩游击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他说，而是日耳曼文化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生死存亡之战，“所以，军人必须完全了解对似人非人的犹太人采取严厉而公正的补偿措施的必要性。”其他高级将领，例如伦斯德和曼斯坦因，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希特勒宣布，苏联已被打败，全面胜利已在握。这不仅仅是宣传，在国内提高士气；而且他是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他并未令他的宣传部长完全信服。10月4日，约瑟夫·戈培尔以迪特里希的乐观精神向部下发表讲话：“在军事上，这场战争的胜负已决。余下的，就国内外而言，主要是政治性事务。”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准备在东面再战10年。因此，德国报纸的任务是要加强德国人民的“坚持力”，只要这样做了，“其他便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在短期内，谁也不会注意到，和平根本没有实现。”

希特勒如果也有类似的保留看法，那么，当他听说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于10月15日朝东面600英里外的古比雪夫逃跑时，这些看法也就烟消云散了。全城确实惊慌失措。有人说有两列德国火车已开进郊区，火车站里便人潮汹涌。高级党政官员，坐着小汽车，也加入了狼狈逃窜者的行列，引起了苏联有史以来最大的交通堵塞。行人朝进退不得的小车涌去，向车内的人敲诈勒索，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人。

一群群的逃亡者和工人在店铺里大抢出手，因为没有警察前来阻止。有谣言说，列宁的遗体已移出红场另行保管；另有谣言说，斯大林自己已溜之大吉。只有少得可怜的人们在街上构筑路障，准备决一死战，不让一个纳粹通过。大部分的莫斯科人士气低落，以半是期望半是冷漠的复杂心情，等待德军进城。许多人买了德俄词典，以便用征服者的语言向他们致意。

在柏林，在威廉大街的大厅小厅里，人们在谈论，说斯大林已通过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向德国求和。弗里茨·赫塞问里宾特洛甫这是否属实。里宾特洛甫绝对秘密地告诉他，希特勒已拒绝了这个请求，“拒绝得很明确，因为他坚信他能经受目前的考验，最终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大部分将领也有同样的信心。例如，约德尔就毫不怀疑，说苏联已用尽了后备力量。17日进晚餐时，希特勒所谈的，大都与光明的前途有关。就他而言，生存空间论已变成了事实。

在希特勒发表动听的演讲后两天，受他钦佩也受他嘲笑的斯大林，业已恢复了镇静。他重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他问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我们该不该保卫莫斯科？”不待对方回答，他便宣布了被围状态下的措施。破坏法律与秩序者，立即处置；对间谍、叛乱者、特务分子、煽动者，格杀勿论。由于上边的指示坚决，全城的士气又开始提高。

在莫斯科城外，在苏军的坚决抵抗下，已插入离城只有40英里的地段的德国先头部队，其进展已慢了下来。接着，天气突然一变，秋雨开始了。德军重型的马克1Ｖ型坦克陷入泥泞无法活动；而性能较好的苏联Ｔ34型坦克则可继续自由地行驶。在过去两年中，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是靠了在空军战术掩护下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带来的部队高度机动性和火力的优势。现在，下面是一片稀泥，坦克动弹不得；上面，由于能见度低，拥有空中优势的德国空军一筹莫展。机动性一失，火力优势也跟着消失——还有闪电战。须知这是希特勒的希望之所在呀。

说“台风”受阻原因是稀泥、冷入骨髓的秋雨和红军的英勇抵抗，这只是部分正确。失败的主要原因，据希特勒大多数将领的看法，是希特勒拒绝早一个月发动这项战役。如果他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莫斯科恐怕早已成为瓦砾和废墟，苏联政府和它的军队也已被打败。但普特卡默上尉却认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元首患病期间对他的基本计划进行的破坏才是主要原因。

到10月下旬，雨变成了雪，稀泥冻结成冰。部队的条件差到几乎无法忍受。在整条战线上，只有少数几处取得进展，而且甚微。月底，由于局势已成绝望，建筑师吉斯勒便奉命停止德国的城市建设，立刻将所有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材料和机械等等运往东面，以便修筑公路，修铁轨，建车站和机车库等。

在餐桌旁，希特勒仍与先前一样有信心。在出发参加纪念慕尼黑起义的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前夕，进晚餐时，他又是讲笑话又是回忆往事，使气氛很是活跃。在莫斯科，他佩服的敌人正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基站的大厅里发表演讲——那是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前夕举行的大会上。这次演讲，是沮丧和信心的古怪的混合物。首先，斯大林承认，由于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已遭到巨大的阻碍，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几乎已达170万。但是，纳粹鼓吹的所谓苏维埃政权正在崩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相反，”他说，“苏维埃的后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巩固。换一个国家，若像我们失去了这么多土地，它可能已经崩溃了。”应该承认，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与德国一起作战的有许多盟友——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但是，却没有一个英国兵或美国兵准备援助苏联。

他激动地列举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塞切诺夫和巴甫洛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人的名字，让大家牢记俄国的民族骄傲，“德国侵略者要打的是一场反对苏联各民族的灭绝人性的战争。很好嘛！如果他们要打一场灭绝战，那就让他们打吧。”

斯大林重返指挥岗位后第二天，11月7日，他以同样的感情，向集合在红场上的部队发表讲话。远处，炮声隆隆；天空，苏联的巡逻机从头上飞过。他将目前局势与23年前的情况做了一番比较。他们能够也必须打败德国侵略者，这，谁还会有怀疑呢？他很机灵，再次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条顿武士的征服者，鞑靼人，波兰人和拿破仑——作为号召人民的口号，“让我们伟大祖先的英雄人物，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唐斯柯依，米宁和波萨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歇尔·库图佐夫等，鼓舞你们前进吧！”

次日下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正在参加一次会议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稍后，他又在罗文布劳酒馆发表另一篇讲话，演讲中还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警告：如果美国军舰敢于朝德国舰只开炮，“它自己就得冒同样的危险”。他的威胁之词却没有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演讲的回声大。事实上，东线的僵局令他沮丧。次日，他便提醒手下的人注意，不要忘记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如果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武力消灭另一方，”他预言，“双方便会妥协言和。”

但是，冯·包克元帅却反对这种悲观论调，要求继续发动进攻。勃劳希契与哈尔德也一样。11月12日，哈尔德乐观地宣称，在他看来，俄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希特勒颇为之动心，于是，3天后，向莫斯科的进军又开始了。

开始时，天气很好，但好景不长，不久战场上便到处是冰雪和泥水。当大岛将军出现在“狼穴”时——他经常前往该处——希特勒解释说，冬季来得比他的气象人员预报得早。然后，他秘密地告诉大岛，年内是否能拿下莫斯科，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开心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餐桌旁已没有笑话可讲，要求与他同桌吃饭的人也减少了。

天越来越冷了。人们激烈地谴责希特勒先前颁布的禁止准备冬衣的命令。11月21日，古德里安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部队已无法再熬下去了。他亲自去见包克，要求更改他刚收到的命令，因为他根本“无法执行”。然而，包克元帅根本不听古德里安的请求，因为他直接受到元首的压力。他命令向莫斯科的进攻重新开始。在短暂地、零星地向前推进一阵后，进攻再次失败。包克亲自挂帅，指挥一支前沿部队，于11月24日再次下令出击。尽管德军攻势异常猛烈，但由于风雪交加，加上苏军的拼死抵抗，此次进攻又告败北。

5天后，南方出现一次危机，与中区的失败遥相呼应。冯·伦斯德元帅被迫撤离一星期前攻陷的、通往高加索的大门罗斯托夫。这30英里的后撤，使希特勒非常生气，电告伦斯德原地待命。伦斯德立即复电称：

试图固守是疯狂之举。第一，部队无法这样做。第二，部队若不后撤必被消灭。我再重复说明，此令必须撤销，否则请换别人。

电文是一个下级军官起草的，最后一句才是伦斯德亲自加上去的。最后的那句话激怒了希特勒。在未与陆军总司令磋商的情况下，他于当晚做如下答复：

本人接受你的请求。请交出你的指挥权。

在冯·莱希瑙元帅接替伦斯德的职务后（莱希瑙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向希特勒讲话的人之一），元首便飞往美利托波尔，了解第一手情况。他找到一名老同志，党卫军指挥官之一的塞普·迪特里希。但是当他听说这支精锐部队的军官们也同意伦斯德的看法，即若不后撤，他们恐怕早已被消灭时，希特勒非常生气。

在命令莱希瑙去完成他为此而罢黜伦斯德的任务后，希特勒召见了伦斯德。伦斯德正准备卷铺盖回家，以为元首会向他表示某种歉意。不料，他们之间的讨论变成威吓，希特勒说，他不再允许人提出辞呈，“以我为例。我不能去找我的上级，全能的上帝，并对他说‘我不想干了，因为我不想负责’。”

罗斯托夫得而复失的消息在柏林特别是在宣传部和外交部，投下了阴影。然而，不久，这个失败与中区战线已隐约出现的灾难相比，就算不得一回事了。向莫斯科发动的全面进攻失败了。12月初，一支步兵侦察队摸到了莫斯科的边沿并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但他们被数辆红军的坦克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紧急部队驱散。患着严重胃病的冯·包克元帅在电话里向勃劳希契承认，整个进攻都缺乏深度，部队的体力已消耗殆尽。12月3日，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此次通话表现得更加悲观。当包克建议采取守势时，总参谋长企图用远离战线的人们惯用的忠告为他打气。他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坚持进攻。”

次日，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31摄氏度。因为天冷，坦克需在发动机下用火烤才能发动，望远镜里的图像也看不清楚了。更糟的是，冬大衣和长筒毛袜还未运来，士兵们苦不堪言。12月5日，气温又下降5摄氏度。古德里安不但中止了进攻，而且将前边的部队撤回防线。

同一天晚上，新上任的苏联中部战场指挥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长达200英里的战线上，用100个师的兵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这次步兵与坦克联合行动的反攻，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希特勒不但丢掉了进入莫斯科的梦想，而且似乎注定要在俄国的大雪中遭受拿破仑的命运。绝望和惊愕横扫德军最高统帅部。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又生病又气馁，遂要求辞职。

希特勒自己也糊涂了。在大战中，俄国的步兵打得很糟，现在却成了猛虎。这是怎么回事？12月6日，消沉的希特勒向约德尔承认：“胜利再也无法取得了。”

过去两年来，希特勒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对抗。他坚信，美国整个国家都受“犹太集团”控制。这个集团不但统治着华盛顿，而且还控制着报纸、电台和电影。于是，在罗斯福不断增加对英国的援助面前，希特勒只好竭力控制自己。他虽然鄙视作为战士的美国人，但的确承认他们的工业力量。因此，他便极力使他们保持中立——直到他做好了适当地对付他们的准备时为止。

虽然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伦三岛，但他为了避免意外，便禁止攻击美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他下令：“只有在美国船只首先开第一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器。”但是，罗斯福对“巴巴罗萨”做出的急速反应却有可能使希特勒的耐心终结。在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二天，总统授权代理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宣称，即使意味着要给另一个极权国家提供援助，也必须阻止希特勒。关于如何做到这点，罗斯福虽然说得含糊，但他很快便把它澄清了。首先，他将冻结的约40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然后宣布《中立法案》的规定不适用于苏联——这样，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向美国船只开放了。

两星期后，7月7日，德国加紧宣传。罗斯福正在干预欧战。据透露，美国武装力量已开抵冰岛，以便最终代替占领该战略要地的英军。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汉斯·托姆森致电威廉大街说，这是罗斯福的进一步的企图，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海军事件，惹起希特勒进攻美国，以便向德国宣战。

这些报告使希特勒不安。7月中，希特勒向大岛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将其先前的决定，即将日本的任务局限在抵抗英国、使美国中立的范围内，来了个彻底改变。“美国和英国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这种认识应该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后得出的神圣信念。“英美两国将永远反对任何一个在他们看来已被孤立的国家。今天，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互相矛盾。这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一心想搞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的生存空间交替施加压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他说，“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共同将它们消灭。”作为诱饵，他建议由日本去协助“清理”战败后的苏联的“资产”，并占领其远东部分的领土。

东京收到这一建议后，表现得既客气又有保留。日本早已决定不从东面进攻俄国，而是南下印度支那。他们这样做了；它很快占领了印度支那，使罗斯福于7月26日做出了迅速的反应。总统接受了哈罗德·伊克斯等人的劝告（他们长期以来就敦促总统对所有侵略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下令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冻结。这个行动剥夺了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行动“是除战争外最激烈的打击”。在日本领导人看来，这是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包围日本的最后一个步骤；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领袖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是对它的生存的一个挑战。不管怎么说，这是朝远东战争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朝罗斯福从后门开战反对希特勒迈出的一大步。

一个月后，总统与丘吉尔在纽芬兰外海会晤，签订《大西洋宪章》——这是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这样，总统便走得更远了。从声明的条款看，毫无疑问，罗斯福是希特勒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声明使元首国内的敌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未将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加以区分。“抵抗运动”的人士把宪章看成是罗斯福向全体德国人宣战的非正式宣战书。他们对第八点尤其反感，因为它规定，战后所有的德国人均须解除武装；这个要求，哈塞尔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破坏了取得和平的每一个合理的机会。”

罗斯福消灭希特勒的决心是与数以百计的美国人的感情背道而驰的。右翼的查尔斯·林白的“美国首创者”和“德美同盟”以及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的组织“中西部”，他们虽然同情英国和中国，但都不愿参与流血的战争。其他美国人，因为憎恨共产主义，则反对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尽管遭到报纸、电台的猛烈攻击，罗斯福仍毫不动摇。在9月11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说：“从此以后，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舰只敢于进入这些水域（冰岛和受美国保护的其他类似的岛屿），他们便会遭到危险。”虽然这是希特勒借以解除潜艇战最后限制的现成口实，但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民心。他命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在“10月中旬以前，避免在战争中造成商船事件”。到那时，他解释说，对俄战争已经结束了。

10月31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在为一商船队护航时，在冰岛以西600英里海面被鱼雷击中。这样，希特勒避免事端的希望便破灭了。这艘驱逐舰带着100个美国人沉入海底。罗斯福对此事不加评论，但他的海军部长却告诉一群海军陆战队员，载有400架飞机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法国班轮“诺曼底”号将被没收。《旧金山纪事报》要求立刻撤销《中立法案》；克利夫兰的《老实人》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然而，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尼埃却呼吁要有节制：“你要是参与了酒吧间的争吵，不打架是做不到的！”另一名非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劝告说：“让我们保持冷静。”

对罗斯福来说，反德思想的风暴趁此时爆发是再顺当不过的了。一星期后，他令“租借法案办公室”尽一切努力向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此，立刻拨款10亿美元。

次日，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了一篇好战的讲话。它实际上是为“卢本·詹姆斯”号的沉没开脱。“罗斯福总统已向他的舰只下令，看到德国舰只就开火！”他喊道，“我已向德国舰只下令，不要看见美国船只就开火。不过，若遭攻击，就必须自卫。”虽然表面上怒气冲冲，实则表明，元首仍想避免一场战争。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害怕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工业力量的。

那年初秋，在“狼穴”的一次会见中，他情不自禁地泄露了许多情况。“我会比你们的罗斯福总统长寿的，”他向国际新闻社记者皮埃尔·胡斯解释说，“我等得起，可以慢慢来，用自己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是在户外，希特勒穿上了灰军服长大衣。他站立着，双手反剪在背后，双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沉思着。他猛然说：“我是一个帝国的元首，还可以安然度过一千年。”他用手套拍打左手掌。“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日耳曼帝国。上帝的意志叫我完成日耳曼民族的任务。”他虽然在谈论自己的命运，对被他看作是世界舞台上的小人物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仍耿耿于怀，“他们坐在财阀、政治的小天地里，被过去10年来已证明过时的东西包围和奴役。在幕后操纵的是摇钱树和犹太人。他们的人民的权利本来已所剩无几，却又遭到议会小丑们的践踏。我有我的人民做后盾。他们信任我，信任他们的元首。”两人继续散步（后边跟有一群卫兵和下级人员），希特勒再次抱怨迫使他进行战争的“疯子”，“我有为我的人民服务的今后50年的计划。我并不像达拉第和张伯伦之流需要战争才能留任。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也是如此。”

胡斯注意到，一提到总统，他便眉头稍稍一皱。“我突然觉得，而且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胡斯回忆说，“我触到了元首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他永不泄露、也永不会承认有的秘密。”希特勒本能地害怕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是呀，罗斯福先生——还有他的犹太人！”希特勒叹道，“他想接管全世界，连太阳上也不给我们一块地方。他说他要拯救英国，意思是他要当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和继承人。”

希特勒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在里宾特洛甫身上反映出来。11月28日晚，他召见大岛将军，敦促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大岛颇觉奇怪：“阁下是否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已实际处于战争状态？”里宾特洛甫说，并未走得那么远，“罗斯福是个疯子”，他解释说，“他会做什么，谁也不清楚。”他答应，如果日本故意打美国，德国会和它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对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这点，元首是下了决心的。”

对日本统帅部而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大为振奋。一队由航空母舰组成的行动队业已起程前往珍珠港。11月的最后一天，大岛受命立即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英美两国正计划向远东运送部队，对此，必须采取反措施：

……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极有可能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突然爆发战争。还要告诉他们，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料想的来得更早。

这些指示刚发出，要他从德国人那里拿到具体保证的指示又发了出去。然而，当大岛于12月1日深夜拜访里宾特洛甫时，这名外长却有意躲避他，使他好生奇怪。他借口首先要与元首磋商，而元首还在“狼穴”。他们两人都清楚，希特勒没有多少时间去过问在世界的另一端孕育着的戏剧性事件。所以，在5日凌晨3时才拿到一份条约草案，大岛便不感到惊奇了。在条约中，德国保证同日本结盟与美国开战，决不单独媾和。

在“狼穴”，第一个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是奥托·迪特里希。12月7日黄昏，他匆匆走进元首的碉堡，说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由于刚收到俄国前线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希特勒生怕迪特里希又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当他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念完电报时，他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精神振奋，非常激动地问：“消息确凿吗？”

迪特里希说，他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希特勒一把抓起电文，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大步朝军方暗堡走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凯特尔和约德尔不禁目瞪口呆。凯特尔觉得，日美之间的战争顿时解下了希特勒心头“梦魇般的重负”。与赫维尔一起时，元首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他喊道，“现在，我们有一个3000年来没被打败过的伙伴！”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绝望的报告源源不断地从俄国战场发来，迫使希特勒草拟了一项新的指示，这个指示于24小时后发出。“由于今年东方寒冬早到，”他说，“无法运送给养。冬天的严寒迫使我们立刻取消大规模攻势，并改攻为守。”在为防御定下几条原则后，他把发布有关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哈尔德，自己则前往柏林，以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危机。至此，日本袭击美国最初带来的喜悦，已被关切所取代。只珍珠港事件一举，斯大林便无须再担忧会从东部受到袭击了，他几乎可将亚洲的全部兵力调去打德军。“这个反美战争是个悲剧，”希特勒后来向鲍曼承认，“不合乎逻辑，也缺乏现实的基础。这也好像由我掌握德国的权力，而犹太人则挑选罗斯福指挥美国一样，是历史的古怪变形。若没有犹太人，若没有他们这个奴仆，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不管从哪一点看，德国和美国，如果不能互相谅解和互相同情，至少可以互相支持，无须给任何一方加上不必要的压力。”

9日，最早到柏林拜访他的人是里宾特洛甫。他带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大岛将军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外长认为，德国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根据三国条约，只有日本直接遭受进攻时，它才有义务去援助它的盟国。

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这个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他说，“但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一种战争状态。”

他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分量重得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消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传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为何不在1941年便向人类生存的两个主要敌人——国际马克思主义（俄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这两个世界犹太滋生的怪物——宣布全面战争？

外交部却认为，这个决定是巨大的错误。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会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料地出现的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我们将永远首先进攻！”他说。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疯狂”，“首先，他挑起战争，然后篡改战争原因，然后又用基督教伪君子的外衣将自己打扮起来，令人讨厌之极；同时还慢慢地但必然地将人类引向战争，还要把上帝找来，证明他的进攻是何等的诚实公正。”在将世界犹太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因此，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便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最高统帅部作战部主任听到此话时，关切多于热情。而约德尔一走出皇冠剧院便立即给他的在“狼穴”的副手瓦尔利蒙将军打电话：“你听说了吗？元首刚才向美国宣战了。”

这时，瓦尔利蒙刚好在与参谋人员讨论此事，便说，他们不可能再惊奇了。“参谋部，”约德尔说，“现在就得研究一下，看美国会首先往哪里发兵，向远东还是向欧洲。这点如不搞清，其他决定便无从做起。”

“同意。这项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与美国打仗的问题，所以没有资料可资借鉴。因此，这项工作很难搞。”

“想想办法吧，”约德尔说，“明天我回去后我们再详谈。”

对美国的焦虑不久便被东方传来的不幸消息所冲淡。德军在中部军区的撤退有变为溃逃的危险。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12月13日，苏联正式公开宣布希特勒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失败。两天后，政治局便令政府的主要部门迁回首都。

精疲力竭的勃劳希契要求继续后撤。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发布了一道使陆军绝望的命令：“坚守，不得后退一步！”身患严重胃病的中区司令冯·包克元帅说，他身体欠佳，不能胜任此职。接替他的是克鲁格。次日，即19日，心脏病初愈的勃劳希契鼓足勇气去面见希特勒。他们私下辩论了两个小时。勃劳希契离开元首时，脸色惨白，全身战栗。“我滚蛋了，”他对凯特尔说，“他把我撤职了。我混不下去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好了。”

几个小时后，凯特尔也被召了去。元首向他宣读了一份亲手写的日志。陆军将由他亲自指挥，把德国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此事目前需要保密，但他又觉得必须立即通知哈尔德。希特勒尽快这样做了。“指挥作战这点小事是谁都干得了的，”他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

先前，他是事实上的陆军总指挥，但却躲在背后，让他的将领去承担一切挫折的责任。现在，他已是正式的总司令了，应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是功是过。

(1) 包斯威尔，1740—1795年，苏格兰律师及作家，以为他人做传记著称。——译注

第八部 第四位骑手

1 “阴曹地府也随着他”1941—1943

在入侵苏联后两天，负责放逐犹太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书面抱怨说，这不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例如，必须改变把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国的马达加斯加岛去的做法，而采取一个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简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签字），指示他“在组织上和财力上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三个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维尔暗示过他将怎么办。“我好像是罗伯特·科赫医生搞政治一样。”这话是在闷热的暗堡里的一次晚间冗长的讨论会上说的，“他发现了病菌，随即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我发现了犹太人这个让社会解体的病菌和发酵剂……我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能生存；没有犹太人，经济、艺术、文化等，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我所能给予犹太人的最大的打击。”）

隐藏在乏味的官僚语言后边的，是给予党卫军去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希姆莱——在明斯克的经历仍令他心惊肉跳——问党卫军的主治医生，集体灭绝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回答是：毒气室。第二步，他把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召来，秘密地授以口头指示。“他告诉我，”霍斯作证说，“大意是这样——我记不清原话了——元首已下令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军必须执行这道命令。现在若不执行，将来犹太人就会消灭德国人民。”希姆莱说，他特意挑选了霍斯的集中营，因为在战略上奥斯威辛地处德国边境附近，有足够的空间，可达到隔离的要求。霍斯警告说，这种行动应按帝国国家级机密对待。他不准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回到波兰后，霍斯便背着集中营的检察官，偷偷地扩充地盘，以便将它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中心。他的所为甚至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集中营”这个概念，以及认为集体屠杀可行，据他宣称，是他研究英美两国历史的结果。他非常欣赏南非为波尔战俘设的集中营和美国在荒凉的西部为印第安人设的集中营；他常在内层亲信中称赞美洲灭绝——用饥饿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驯服的印第安“野蛮人”。

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1941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10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200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账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候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做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是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慈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领导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1941年12月10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6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1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何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的，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350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350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1942年1月20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11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56至58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15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地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尔，也向罗森堡做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30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¹⁾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1月23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1830年，每年还有8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地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1月27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九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他提醒听众——其中有40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1939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做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才能做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饱经风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

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1928年所做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出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失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施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作为一支战斗力量的东方舰队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做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另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也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伊索德》的来源，汉夫施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表演已被他泰然自若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得一点儿也不仁慈，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2月8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施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施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至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待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命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2月20日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199448人，受伤708351人，失踪44342人，冻伤112627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的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3月1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3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12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1000辆坦克，还有2000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账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失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自己转交，借口是，元首光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2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做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背着元首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3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他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威辛。前面四个灭绝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威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很容易得到，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4月24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3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它。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就要在今冬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做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130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辞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恺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10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3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洛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1小时40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地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在党卫军保安处内，希姆莱不信任海德里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海德里希给党内每个人，包括元首在内，都立了厚厚的一本档案，因此便受到他人的鄙视。（一天，海德里希让他的下级昆特·西鲁普看了一幅希姆莱的照片。他捂着希姆莱的脸的上部说：“上半部是教师，下半部是‘虐待狂’。”）但是，希特勒却为海德里希安排了大计，甚至考虑让他当继承人——由于空军表现令人失望，戈林失宠——除仍让他享有高官厚禄外，还让他出任“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代理摄政王”一职。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白色恐怖，迅速地粉碎了抵抗运动后，海德里希又做巫婆又做鬼，充当了恩人的角色，尤其是对工人和农民。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脂肪定量，改善了社会安全系统，为工人阶级征用了不少高级旅馆。“他与捷克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的知识分子同事戈培尔评论道，不管他放什么在他们跟前，“捷克人都一口把它吞掉。他采取了许多极受欢迎的措施，尤其是他几乎完全征服了黑市。”

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刺激起捷克流亡政府采取行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居民，在这位仁慈的恶霸管辖下，有可能服服帖帖地接受第三帝国的统治，他们便决定暗杀海德里希。于是，曾在苏格兰一所学校里受过破坏训练的两名无衔军官杨·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便乘坐英国飞机，空降至这个托管国。

5月27日上午，这两名暗杀者，在两名捷克爱国者陪同下，藏在海德里希的乡间别墅与布拉格赫拉德欣堡之间的一拐弯处。当海德里希的绿色的敞篷车“麦塞蒂斯”开过来时，加拜克跳了出来，扣动他的轻机枪的扳机。枪没响，他再次扣动扳机，枪再次卡壳。站在他身后的库比斯连忙朝小汽车甩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滚了滚，不动了。海德里希喊道：“踩油门！司机！”但是，最后一分钟换上来的司机却仍在踩刹车。

手榴弹爆炸了，炸掉了小车的尾部。表面上看未受伤的海德里希，跳到路上，手中提着手枪，边打边喊，活像是“任何一部西部片中某一场戏中的主人公”。库比斯骑自行车跑了；加拜克并未受伤，枪卡壳时他呆立了片刻，然后脱逃。突然，海德里希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他摸了摸右半边屁股，摇晃着身子。车子表面的装饰物碎片和弹簧碎片打进了他的肋骨和胃部。人们立刻将他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但是，由于他的伤势看来不重，他只接受德国医生为他诊治，其余一概拒绝。人们终于找到一名德国医生，他宣布，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因为碎片已打进肋部与肺部之间的隔膜，有的还打进了脾脏。

身在“狼穴”附近的临时指挥部内的希姆莱，听说自己的得力干将生命垂危，不禁哭了出来。但有些党卫军官兵却认为，希姆莱流的是鳄鱼眼泪，因为海德里希平步青云，深得希特勒的宠爱一事令他非常恼火。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已奄奄一息，他小声警告其手下人西鲁普，必须提防希姆莱。

后来，在检查海德里希的死因时，希姆莱对党卫军外国情报处主任瓦尔特·舒伦堡说：“不错，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说的，他确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时，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他的语调非常阴郁，但舒伦堡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讲这些话时，他像老佛爷似的点头称许，夹鼻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突然射出光芒，活像是非洲沙漠中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怪物的双眼。”

那2名暗杀者，连同另外5名捷克抵抗运动的成员，终于被党卫军在布拉格一座教堂内捕获，并被处决。但这只是报复的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出现了恐怖统治，使海德里希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仁政。包括利迪策的所有男人在内的1300多名捷克人被立即处死，其莫须有的罪名是这些居民窝藏凶手。利迪策被焚，连废墟也被炸毁和推平。这座不出名的村庄之被铲除，不但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厌恶和愤怒，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点燃了抵抗精神的火焰。（“我们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去刺杀海德里希时，总的想法就是如此，”战后，英国工党议员帕古特承认，“捷克的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后来党卫军采取报复手段的直接结果。”）

海德里希被谋杀后，受苦最深的是犹太人。在他被谋杀的当天，柏林就处决了152名犹太人，还有3000名被从德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运往波兰。——在波兰，灭绝营已开始源源不断地接收受害者。

在“最终解决”问题上，最可怕的一个发明恐怕是“犹太人委员会”了。这个委员会除主管驱逐工作外，还担任毁灭工作。它是由犹太社会中认为最好的政策莫过于不抵抗并与德国人合作的头领们组成的。“我不惜牺牲5万名犹太人，”一个名叫摩西·梅林的典型的头领说，“去拯救另外5万人。”

6月初，集体屠杀的暴行已在希姆莱的书面命令下进行了。艾希曼曾把这份命令让他的一名助手狄埃特·维斯里塞尼看过。他还向他解释说，“最终解决”的意思，是把犹太种族灭绝。“上帝可千万要禁止我们的敌人也对德国人做类似的事情！”大吃一惊的维斯里塞尼喊道。

“别感情用事，”艾希曼说，“这是元首的命令。”这一点，在7月末希姆莱写给“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一封信中也得到证实，“东部占领区的犹太人必须清除干净。元首已把执行这道命令的艰巨任务加在我肩膀上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谁都无法帮我卸下这副重担。所以，我非禁止任何人的干预不可。”

武装党卫军技术消毒服务处处长库特·格斯坦因所听到的消息，已经使他绝望了。“纳粹的恶魔行径令他大惊失色，”一位友人回忆说，“也使他觉得，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年夏天在德占区4个灭绝营进行的一次巡察中，格斯坦因亲眼看到了他所谈到的东西。在第一个灭绝营，他和两名同事——艾希曼的副手和一名叫普芬南斯狄埃尔的卫生教授——被告知说，希特勒和希姆莱刚下令“全面加速行动”。两天后，在贝乌泽茨，格斯坦因见到，这些话已变成了现实。

“看了那么多，或能看到那么多的人，”负责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告诉他，“活着的不到10个了。”格斯坦因观看了灭绝的全过程。那天货车运来6000人，其中1450人业已死亡。活下来的人被用鞭子赶下车后，便命令他们将衣服剥光，把假肢、眼镜等取下，把贵重物品和钱交出来。女人和少女的头发全被剪下。“给潜艇人员做好东西，”一个党卫军人员解释说，“做漂亮的拖鞋。”

格斯坦因眼见着他们列队进入死亡室，内心非常反感。男女老幼，赤条条的，列队打他跟前走过，非常可怕。一个身材高大的党卫军士兵，用牧师讲道的口吻，大声地向众人保证，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你们只要深呼吸就行了。这可加强肺的功能。吸氧是防止传染病的方法之一，是消毒的一种良方。”有些人胆怯地问，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个党卫军士兵做了进一步的保证：男人修路、造房子，女人做家务或在厨房里帮工。但是，死亡室里发出的臭味却不言自明，前面的人站着不动，是后边的人硬把他们挤进去的。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语，只有一个女人，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大骂谋害她的凶手。维尔特用鞭子抽她，迫她前行（维尔特是斯图加特前刑警局局长）。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则在问：“谁给我们水去洗死者？”格斯坦因与他们一起祈祷。

至此时，毒气室已挤得水泄不通。但是，要柴油车用其废气毒杀犹太人时，司机却发动不着车子。因为耽搁而气得发疯的维尔特，便用鞭子去抽司机。2小时又49分钟后，柴油车发动了。又过了25分钟后，格斯坦因往毒气室里瞧了瞧。里边，大多数人业已死亡；32分钟后，全部死亡。格斯坦因回忆说，他们全都笔挺挺地站着，“像玄武岩柱子似的，因为连倒地或倾斜的空间都没有。各家人都手拉着手，死后仍拉着”。恐怖仍在继续：一群工人用铁钩将死者的嘴巴撬开找金牙，其他人则在肛门里或阴道里寻找珠宝首饰。维尔特很得意。“你自己看看，”他指着一大箱金牙说，“有多少黄金呀！昨天、前天也收了这么多。每天我们能找到什么，你是想象不到的；有美金，有钻石，有黄金，明白吗？”

格斯坦因硬着头皮看完了最后一个程序。他们把尸体扔进壕沟。壕沟有许多条，每条长数百码不等，就在毒气室旁，很是方便。人们告诉他，因为中了毒，尸体数天后便会肿胀，尸堆高达两三米。消肿后，尸体被堆在铁路枕木上，加上柴油，烧成骨灰。

次日，格斯坦因一行驱车来到华沙附近的特莱勃林卡。在那里，他们看到的设施几乎毫无二致，但规模更大。“8个毒气室，衣裳堆积如山，高35米至40米不等。”为庆祝他们的来访，营方特为雇员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当人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尸体后，”普芬南斯狄埃尔教授说，“他们便会明白，你们做的工作是何等伟大！”晚宴后，主人向客人们分发奶油、肉和酒，作为临别赠礼。格斯坦因撒了个谎，说这些东西他农场里供应充足。于是，教授便拿了他的那份和自己的一份。

到达华沙后，格斯坦因马上动身返回柏林，决心将自己眼见的可怕情景告诉人们。他成了一个现代的“古老水手”，他把真情传播给他的同事们——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事！如同扔进池塘中涟漪越泛越大一样，库特·格斯坦因的故事也越传越广。

1942年到了，但德国的军事形势几乎一成不变。东线依旧停滞不前，而隆美尔之沙漠攻势又尚未完全准备好。所听到的报道，除了说日军节节胜利外，并无多少令人喜悦之处。希特勒对日军的胜利颇为高兴，但又因其盟友客气而坚决地拒绝按其意愿进行战争而精神沮丧。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大使，逼迫日本把进攻的矛头转向印度，但未取得任何效果。希特勒把大岛请到“狼穴”，重提这一要求，也没有成功。他说，德国陆军马上就要入侵高加索了，一旦取得了那个产油地区，通往波斯的道路便大开了。到那时，德日两国便可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消灭英国的远东军。这虽然诱人，日本却拒绝了这一机会。他们业已在考虑与西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日本天皇召首相东条英机入宫，指示他“切不可失去结束战争的任何机会”。东条英机召见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向他建议，德日两国秘密与盟国接触；如希特勒派远距离航程的轰炸机前来，他愿以天皇私人代表的身份飞往柏林。元首的回答很客气，却不热心，他不愿冒东条英机乘德机坠毁身亡的险。

希特勒决心在没有日本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俄国。于是，他便按计划进军高加索。他用书面文字强调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令他的陆军将领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不拿下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油田，他说，“我就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了。”

由于春雨滂沱，这个代号为“勃劳”的野心勃勃的战役，被拖了几个星期，直到6月28日才由包克元帅发动。6个匈牙利师和17个德国师直插库尔斯克。48小时后，由18个师组成的强大的第六军向正南发动进攻。苏军犯了个错误：将他们的坦克很少量地投入战斗。所以，不到48小时，两支德军便会了师，包围了一大批苏军。前方就是顿河和战略要地沃罗涅什，但包克却不急于乘胜追击，于7月6日才攻下该城。但，此时的希特勒早已厌烦了包克这种慢吞吞的战术，永远解除了他的职务。

正当包克一边抱怨受到虐待，一边西行返家退休时，希特勒将他的司令部移至乌克兰的腹地，在文尼察东北数英里处的林子里安营，亲自将它命名为“狼穴”。这是个很凄凉的地方，所谓司令部，其实只有几间木屋，连掩护都没有。那里没有山，没有树，只有一望无边的空旷地带。7月，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明显地影响着希特勒，也使争论和争吵——数星期后达到了顶峰——显得更加激烈。

也许，炎热也助长他们犯下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希特勒做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在继续进军高加索的同时，向伏尔加河上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发动大规模进攻。哈尔德曾公开抱怨，同时攻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是不可能的，建议集中力量攻占前者。但希特勒仍坚信俄国人已经“完蛋”。

在苏联的最高统帅部里出现了深切的忧虑。斯大林撤换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指挥员，令该城做好被围的准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们已开始在城四周筑起三道防线。民团和工人民兵，一营一营地被派往西线，支援正在后撤的红军。

在“狼穴”里进行的辩论也激烈化了。在一场暴风雨般的争吵后，希特勒对他的贴身副官说：“如果我再听哈尔德的意见，我自己都会变成和平主义者了！”在7月30日举行的元首日会上，约德尔庄严地说，高加索的命运将由斯大林格勒决定，早些时候开往高加索的第四装甲军，必须改派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大发雷霆——这样，争论便成了攻击——但后来又同意这样做。倘使这支坦克部队未被调往南方，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落入德军之手。但是，到了此时，苏联已在伏尔加河前方集结了足以延缓（不是打垮）任何新的袭击的兵力。大事的成败往往与这些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决定有关。斯大林格勒若在仲夏便被包围，苏军整条战线可能到冬季便会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希特勒冒险分兵，此又系一例。在此之前，他首先坚持同时攻打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才迟迟提出进军莫斯科，而伴随这一切的又是在追求灭绝犹太人这一个人目的的同时，发动了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以及因此而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在目前的困境中——打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同样地，他又坚持夺取两者，这又冒了两地均不可得下的危险。这种情况，古代希腊人称之为“自信过度”，也就是过分骄傲，终将使所有征服者身败名裂。

如果说，出于野心，希特勒将其陆军置于险境而对此他又觉得于心不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也不很明显。一个星期后，他又向一个意大利的来访者心平气和地保证，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地均可夺得。他的乐观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军事上，总的形势是好的。在北非，隆美尔出人意料地获胜，攻下了英军防线重镇托布鲁克，然后又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65英里之遥的阿拉曼进逼。接着，又传来了一个更大的胜利的消息：中途岛大捷。希特勒原相信这是日本人的胜利，因为他相信日本人的公报比美国人的准确。但是，这次却是他的盟友撒了弥天大谎。日本不但丧失了4艘母舰和海军航空部队的精华，而且因这一战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已经改变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美国人刚在地处日本防卫圈腹地、具有战略意义的瓜德尔卡纳尔岛上大规模登陆。这便证实了日本失败得何等惨重。

这是一个惨重的挫折，且来得如此突然。“狼穴”里争论得更加激烈，这便不足为怪了。8月24日，哈尔德要求将一支受苏军重创的部队后撤以缩短战线。这一要求使一场激烈争论爆发了。希特勒吼道，他的陆军总参谋长所提建议都是一模一样的——撤退，“我希望，我的指挥官们与战士们一样坚韧不拔！”

平常，哈尔德是可以忍气吞声的。今天，他却反驳了。他说，成千上万英勇的德国人倒卧沙场，其原因不外乎是有人不让他们的指挥官做出合理的决定。希特勒不禁一愣。他双目直视哈尔德，粗声粗气地说：“哈尔德将军，你怎敢在我面前使用这种语言！你以为你可以教训我，前线的士兵在想些什么吗？前线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你在哪里？你还装模作样，说我不懂前线的情况。我不能容忍！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其他军事将领一个个低着头溜到会议室外去了。显然，哈尔德待在最高统帅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8月下旬，战斗打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德军的狂轰滥炸业已使全城大火熊熊；红军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了，致使该城暂时与外界隔绝。但是，希特勒并不能立即取胜。他觉得，前线的指挥官们向他撒了谎，他也受了指挥部里的人的骗。由于对这两种人均产生了怀疑，且慢慢成了病态，他便几乎不听别人的劝告，对批评意见则一概不听。夏季的炎热令他窒息；他常在愤怒和反唇相讥中仓促做出决定。他对接替包克职务的李斯特元帅尤其不满。当李斯特离开了8月31日会议的会场后，希特勒破口大骂这位元帅。李斯特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8月下旬，德国破获了一个名叫“红色管弦乐队”的间谍组织。这便证实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周围的人都是卖国贼。这个间谍组织成功地将进攻迈科普的情报，以及德国的燃料情况，帝国进行化学战的化学原料的储存地点，希特勒坚持攻打斯大林格勒等情况，告诉了莫斯科。当局进行大规模逮捕后，处决了包括美国公民密尔德·韩纳克在内的46名该组织的成员。然而，秘密情报依然接连不断地流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间谍鲁道夫·罗斯勒提供的。此人系一出版商，在卢塞恩从事出版左派天主教书籍的工作。罗斯勒（代号为卢西）在德国拥有不少消息提供者。包括最高统帅部信息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弗里茨·提尔将军在内；所以，他的情报远比“红色管弦乐队”提供的重要，他甚至可为苏联红军提供德军的作战日程。

希特勒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可能有间谍，因为他的每个行动似乎都不出苏军所料。由怀疑发展成为愤怒，而首当其冲的又是陆军将领。9月7日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一次。那天上午，希特勒派约德尔——少数几个依旧受宠的参谋人员中的一个——前往高加索，了解李斯特在通往里海的山道上何以进展如此缓慢。在与李斯特和山区兵团司令进行长时间的会见后，约德尔得出结论：局势已无望。他飞返文尼察，向希特勒汇报称，李斯特是严格按照他所得到的指示行动的。

元首霍地站起身来。“谎言！”他喊道。他接着便指责约德尔与李斯特勾结，说他的任务仅限于传达命令。约德尔从未见有谁这样大发雷霆。他深深受到刺激，便不顾一切进行反击。他说，如果你希特勒要的仅仅是一名信差，你何不派个青年尉官去高加索？由于约德尔当着他人的面“伤害了”他，希特勒大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还向众人瞪眼。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是谎言的受害者，便匿身于地堡内，闭门不出。

简单汇报情况的会议现改在他的室内举行了。他拒绝与任何一个参谋人员握手。会议的气氛冷若冰霜，只由记录员把元首的指示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众人对他的命令有所争论。餐桌旁的那种亲热的同志情谊已宣告结束。此后，元首便独自一人在自己室内进餐，与他做伴的只有那条德国狼狗——这是鲍曼不久前送给他的，目的在于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前能得到一点休息。（海姆此后不再记录餐桌旁的谈话。数月后，希特勒回到了餐室的桌旁，柯本继续做记录，直至次年1月。此后，鲍曼和一名叫缪勒的新闻记者也做了些记录，但大都无关紧要。）

在文尼察，德军司令部在沉默中焦急地等待着。谁也不觉得自己安全。9月9日，希特勒断然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由他自己亲任Ａ集团军司令。接着便有谣言传来，说哈尔德、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将很快被解除职务。凯特尔与瓦尔利蒙将军历来私交不深，现在却跑去向他请教。他问他，是否仍有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尊。“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瓦尔利蒙尴尬地回答。他忆起，一次，希特勒生气地把卷宗往桌上一扔，凯特尔便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动弹。卷宗落地后，这个参谋长竟忘了自己是个高级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是个低级军官似的。瓦尔利蒙暗想，“这是不称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可怜的凯特尔因不自量力而失败，但悲剧却是，他从未想担任此职。

在会议上，希特勒继续表现出既坚韧不拔又信心十足。当Ｂ集团军司令冯·威克斯将军和负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弗雷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提出，顿河战线长，防守又薄弱，必须小心警惕时，元首对他们的关切不以为然。他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已山穷水尽，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仅仅是局部的”。俄国人既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顿河战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了。最重要的，他说，是要“集中人力，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全城和伏尔加河两岸”。他提出用3个师的兵力去增援保卢斯的第六军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希特勒的乐观确有些理由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秩序大乱。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由于军官和士兵开小差或逃亡后方，许多部队业已解体。在通往东部的大小道路上，成群结队的难民，牵着牲口，扛着农具，向东逃窜。有个不久前才被任命的司令官发现，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的装甲部队已不翼而飞，炮队、反坦克部队和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有些是将军）也已离营逃亡。到了9月14日，大难似乎已快临头。德机狂炸斯大林格勒城后的伏尔加河，步兵冲进了市中心，拿下了主要的火车站，还逼近了河边。

猛然间，苏军加强了抵抗。援军渡河后，与德军展开激战。15日，主要的火车站竟数次易手，保卢斯不得不缩小其进攻范围。战斗打得没精打采，明显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情绪。缺席两周后回到情况汇报会桌旁的瓦尔利蒙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元首久久地恶狠狠地注视他时，他暗想：“他明白了，苏联是打不败的，他的信心也烟消云散了。”他再也无法容忍曾目击过“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他的幻想和他的白日梦”的将军们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不信任他的将领，连一个也不信任。”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会将一名少校晋升为将军，并让他当参谋长——只要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好像什么也不适合他的口味，他常常咒骂自己竟与如此拙劣的将军们一起打仗。”希特勒决心除掉哈尔德，因为元首最讨厌的就是他，说他是灭亡的预言家，但又不得不容他，因为他有才干。9月24日，末日来了。“你我两人一直在受精神折磨，”希特勒说，“我之所以筋疲力尽，一半是因为你。不值得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热情，不是职业才干。这些我并不想在你这样一个老式军官身上得到。”哈尔德双眼噙着泪水——在希特勒看来，这是软弱的象征，这也是将他解职的进一步的理由。哈尔德一声不吭。待希特勒发完长篇议论后，他站起身来。“我走了。”说着，他便昂首阔步离开了房间。他相信，希特勒受女性特点的支配。“支配他的是直观而不是纯逻辑，”他后来写道，“这是许多能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之一。”

希特勒要求接替哈尔德之职的人，一定要与哈尔德相反，于是便挑选了库特·蔡茨勒。由于是新晋升的少将，蔡茨勒没有哈尔德具有的资格老、有权威等优点。他对最高统帅部和陆军集团军各将领是否拥有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蔡茨勒比较年轻，也较缺乏经验，但深得希特勒赏识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连升两级，当了上将。

从外表看，他并不适合此职。他身材又矮又胖，好像是用三个球连成的。但是，在与希特勒第一次见面时（有20名左右军官在场），蔡茨勒并未拍马屁。总参谋部因怀疑和恐惧而受到元首的责骂时，他无动于衷地听着，一声不响。待几乎针对室内每个人的猛烈攻击结束后，蔡茨勒便说：“我的元首，如您对总参还有什么意见，请单独告诉我好了，不要当着这么多军官的面说。否则，您就得另找一位参谋长。”他向元首敬了个礼，便步出室外。其他军官都等着希特勒发火，但希特勒却深为感动。“哎，”他微微一笑，他问，“他会回来吧，是不是？”

期望在最高统帅部出现新的反抗精神的人们，很快便幻想破灭了。在为庆祝陆军总司令部落成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蔡茨勒说：“我要求每个军官做到下列诸点：他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指挥方法；他必须利用各种场合让此信心感染他的下级和他周围的人；在总参谋部，凡达不到此要求的，不管是谁，对我都是无用之徒。”

希特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总参谋长，便动身前往柏林发表演说。这篇演讲是在9月的最后一天，在体育馆为“冬季救济”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听众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不知道元首会说些什么，一个个拭目以待。但，这篇讲话很短也不激动人心，他演讲时也缺乏通常应有的那种魅力。许多外国听众觉得，他之所说纯系无关紧要的牛皮大话，但，他们却未抓住在保证夺取斯大林格勒时讲的反犹的那段话。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反犹的语言重复太频繁之故。那年中，他第三次重申他的预言，就是说，如果犹太人挑起“一场灭绝雅利安人的国际战争，被消灭的将是犹太人本身，而不是雅利安人”。重复此话的动机是什么，除了对“最终解决”的秘密有所闻的人了解外，别人是不清楚的。每次提起此事，都得到大众的公认——公认其灭绝计划；也是给那些担负集体屠杀的精英之师以保证和权威。他重提首次预言的日期，且弄虚作假，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日期应是1939年1月30日，不是他反复说的9月1日。这不可能是失言，因为希特勒重复了三次。把日期改在进攻波兰那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天，他便把他的种族纲领与这次战争联系在一起了。他是让人们对终将面临的残酷现实思想上有所准备：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将犹太人灭绝就是战争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已在宣布——不明显地——他的孪生纲领——“最终解决”和“生存空间”——正按计划进行。听众离开礼堂时，都觉得周身不舒服。唯一提高大会气氛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同声高唱《东方战斗之歌》。这首歌的曲调，即使在外国记者们听来，也是很优美动人的：

保卫德意志，

我们常备不懈；

东方徐徐升起的太阳，

号召千百万人奔赴疆场。

许多官员并没有他们这种精神，因为在东方采取的镇压措施令他们震惊。最有力的谴责发自罗森堡的“东方领土部”，虽然它的部长并不愿意与强大得怕人的希姆莱鲍曼埃利希·科赫（科赫系派往乌克兰的帝国总督）联盟开战。科赫此人曾当过火车司机，迷恋炫耀之举，常坐着马车转来转去，活像个土皇帝。慑于“三人团”所采取的残酷措施，罗森堡不久前还主动向他们求和：开除了象征他自己对占领区采取的更自由的政策的格奥尔格·莱勃兰特。但是，余下的下级人员继续向罗森堡施加压力，要他绕过鲍曼，直接面见元首；他们不断地向他呈交各种建议和报告。控告希姆莱鲍曼科赫“三人团”最有力的起诉书，要算是曾在苏联待过7年之久的奥托·勃劳蒂加姆起草的、长达13页的备忘录。他说，德国人原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占领区的人民很快发现，“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不过是奴役他们的诱饵罢了。德国人不但得不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盟友，反而制造了死敌。“我们的政策，”勃劳蒂加姆控告说，“迫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民族主义者结成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今天，俄国人作战英勇无比。仅仅为了人类的尊严，他们勇于做出不平常的牺牲。”勃劳蒂加姆的结论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必须告诉俄国人民，他们未来能得到什么具体的东西。”若希特勒曾读到过这份备忘录，那么他也未听其提出之劝告。他已决心破釜沉舟，是胜是败，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德国而言，11月是个灾难月，因为东西两方的敌人都节节取胜。在希特勒的优先等级中，征服埃及属于低等，故未给隆美尔送去足够的给养和援兵，这就使北非的失败不可避免。虽然金字塔已在眼前，“沙漠之狐”还是被迫打防御战。当他的南翼（由意大利军把守）被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攻破时，隆美尔便电请允许他撤退。12月2日晚，元首做了答复：不准后撤“寸步”，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在收到这封电报前片刻，隆美尔又发电说，他被迫后撤；撤退已事实上进行了5小时。这一消息于凌晨3时抵达了最高统帅部。由于值班的作战参谋并不知道希特勒先前的电报内容，便觉得此电不很重要，未将其交给元首。当然，希特勒对未叫醒他是很生气的。他要召见瓦尔利蒙。当瓦尔利蒙朝元首的办公室走去时，凯特尔从远处朝他高喊，态度很不像是个军人：“你，瓦尔利蒙，到这儿来！希特勒再也不想见你了！”他得到通知，他已被解除职务。

隆美尔的撤退，是沙漠地区全面失败的预兆。紧接着，11月7日，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同盟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已驶入地中海，正在向北非海岸靠近。这支舰队数天前就在直布罗陀发现过，但希特勒以及最高统帅部却认为它们是开赴撒丁或西西里的。约德尔解释说，德国人感到惊奇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在贡比涅森林垮台后，法国从德国得到了正当的待遇，说得更确切点，是崇高的待遇。此后，我们并未想到法国会玩一手虚假的政治——因为这次登陆只有得到法国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对其军事将领的惊慌，希特勒既不屑于去寻找借口，也不去思考。他中断了中午举行的情况汇报会，在大多数“狼穴”的“高级居民”的陪同下，登上了他的专列。他们的目的地是慕尼黑，到那里庆祝啤酒馆起义19周年。正当德国元首在安睡时，英美两国的先头部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滩登陆了。报告很早就到了，它表明，法军在阻击登陆部队。于是，希特勒便斥责他的几个顾问，说他们惊慌失措。接着。他便下令增援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令众人目瞪口呆。表面上，至少表明，他更加关心的是下午6时要在罗文布劳酒馆向老同志发表的演讲。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演讲。有人攻击他，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坚持夺取“碰巧也叫斯大林”的那座城市，让德军付出的代价，就像在凡尔登付出的一样昂贵。但是，他警告说，他不是软骨头，不是只因有几个卖国贼想与西方媾和便把帝国在东部征服的大片土地拱手交了出去的威廉二世，“请我们的所有敌人都放心，那时的德国是在11时45分放下武器的，而我，从原则上讲，从不在12时5分以前放下。”

晚上，从非洲发回的报告，因为太严酷，希特勒不敢置之不顾。他令里宾特洛甫把墨索里尼立刻叫来开会。在24小时内第二次被从床上叫起来的齐亚诺，在被说服后，便把墨索里尼叫醒。但墨索里尼却拒绝前往巴伐利亚。他不想在失败的阴影下会见希特勒，何况他又身体有病。待替代他的齐亚诺到达慕尼黑时，希特勒已接受了非洲登陆的现实。他已看得很明白，“战神已离德国而去，跑进了对方的营垒”。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建议，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科隆泰夫人找斯大林。希特勒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又建议“必要时”放弃在东方征服的土地，元首跳了起来。“我所要讨论的，”他说话的猛烈吓坏了里宾特洛甫，“是非洲——没有别的！”

日本也试图让德国与俄国讲和，但遭到元首的拒绝。日本的另一个正式请求，即请求德国在东方采取守势，将大部分兵力调至西方，也遭希特勒的拒绝。“我明白你日本人讲的道理，”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主意不错，就是无法实行。”在如此寒冷的国土里，挖防御工事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过是唱高调，让盟友听起来顺耳罢了。希特勒的计划能否成功，全靠能否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与斯大林妥协是万万做不到的。如不能在东方取得胜利，由于任务使然，他必须挡住红军，直到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

在柏林，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已经疯了。据说，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冯克部长太太对弗里克部长太太说，“元首正把我们引进灾难中去。”“不错，”弗里克太太说，“那人已经疯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费尔迪南·绍埃勃鲁赫也有同样看法。他对友人们说，新近一次去看元首时，他发现希特勒既苍老又颓丧，还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说的是“我一定要去印度”，“一个德国人被杀，十个敌人必亡”之类。

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面临另一次失败。数星期来，保卢斯的第六军进展甚微。前进的距离只能以码计，而每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保卢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发出危险警告，说敌人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对敌方的情况，我们尚无法做出全面的估计，因为目前局势尚摇摆不定，”格伦于11月12日报告说，“但是，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其时，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未读到这份不吉利的报告。但对罗马尼亚军队他也是很关切的，曾特意询问此地区是否有情况。那个星期一直参加军事会议的普卡默尔回忆说，回答是没有，一再说没有。由于坏消息传递缓慢，元首并不知道局势的严重性。苏军的力量如何，人们还有些怀疑，而被希特勒新近的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估敌人的力量”）刺痛了的陆军总司令部，又不愿重复他们在波兰和法国的失算。

11月19日拂晓，苏军以40个师的兵力攻打罗马尼亚军。守卫者虽然打得出色、英勇，但终被占压倒多数的敌军打垮。Ｂ集团军司令迅速地做出反应。首先，他令保卢斯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让部队准备对付左翼的威胁；然后，鉴于罗马尼亚军垮台已成定局，他建议第六军立即后撤。

希特勒武断地否决了这点。早些时候的报告使他相信，苏联已流血过多，眼看要死亡了，这次反攻不外乎是垂死挣扎。他于是便令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死守，援军已在半途中。然而，这些话并未反映出希特勒的司令部本身是何等的混乱。恩格尔少校在日记中记载说：“那里一片混乱。元首自己也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几个痛苦的小时里，他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斥责他的将领们又重犯老毛病。”

他不太情愿投入战场的坦克部队已被打退。11月21日，罗马尼亚军（因为老鼠咬破了电线，其半数以上的坦克抛了锚）被分割。“绝对丧胆，”一个罗马尼亚军官在日记里草草写道，“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犯了什么罪过呀？我们为何要受这等苦？”只是到了那天，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亚瑟·施密特才醒悟到自身的危险。苏军的坦克出现在离司令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就证明，第六军的交通要道已被苏军占领。在将司令部匆匆转移后，他便请求后撤。他的上司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请示了最高统帅部。在当晚于贝格霍夫举行的会议上，约德尔建议让第六军全面撤退。元首再次说不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带。”

次日上午，也就是22日，苏军庞大的钳形攻势之双钳会师了，将第六军全部包围。20万德军最精锐的部队，连同1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万多辆各种车辆，被困在一大盆地里。在第六军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向西南方向突围。“不行，”参谋长施密特说，“燃料不够。如强行突围，结果必然是拿破仑遭遇过的浩劫。”他说，我们不得不打“刺猬”防御战。下午，由于情况严重恶化，施密特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就在此时，保卢斯收到了新的命令：就地坚持、待命。“噢，”保卢斯转身对参谋长说，“现在我们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办了。咱们分头考虑吧，1小时后前来见我，看两人的结论是否相同。”结论是一模一样的：朝西南方向突围。

此时，希特勒正在返回“狼穴”途中。撤退，这是他无法考虑的。当晚，他以私人名义致电保卢斯。“第六军必须明白，”他说，“本人正在尽力援助你，等待解围。我将迅速发布命令。”保卢斯接受了这一决定，但他的一个兵团司令却自行其是，将部队后撤，以迫使保卢斯下令全面撤退。保卢斯原是有权将他撤职或逮捕的，但他未这样做，原因是情况确实危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得悉撤退一事后，竟把责任加在无辜的保卢斯头上，给应负责任的罪人——希特勒非常信任他——以独立指挥权，以示嘉奖。

11月23日晚，第六军军长以个人名义请求允许他突围。希特勒置之不理，原因之一是，他对保卢斯抱有怀疑。戈林向他保证：德国空军可向被围的第六军空投给养。尽管这个元帅过去的战绩甚差，希特勒还是听从了他。次日上午，希特勒便令保卢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给养将由空军空投。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抓住戈林的轻率诺言，只凭主观想象，宣布斯大林格勒是个堡垒。这样，他便将25万名德国及其盟国的官兵的命运一笔勾销了。

对保卢斯的上级丧失信任后，希特勒便把那个指挥官的大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了冯·曼斯坦因元帅（这个元帅的入侵西方的巧妙计划，与他的非常接近）。即将由曼斯坦因指挥的是一支新的部队，即顿河集团军，任务是阻止苏军西进，以便减轻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身上的压力。那天中午，曼斯坦因给保卢斯发了一封恢复信心的电报：“我们将尽力解脱你的困境。”他补充说，保卢斯眼下的任务是：“按元首的命令，固守伏尔加和北部战线，并准备用重兵向后方突围。”保卢斯以为，曼斯坦因在叫第六军固守的同时，将打开一条走廊。这样，保卢斯和施密特便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不待希特勒允许，自行突围。

那天天黑前，为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的飞机，有22架被击落。25日，另外9架又被毁。保卢斯只拿到75吨食品和弹药。26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回到“狼穴”，不顾希特勒的愤怒，悍然建议给保卢斯以“行动自由”，就是说，强行突围，那若失败，默许他投降。希特勒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只同意叫曼斯坦因采取解围行动。对各种反对意见，希特勒都以戈林一再做出的空洞保证——空运足够的给养——作为回答。“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把我给吓坏了，”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的乐观甚至连空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不敢有！”

那天，保卢斯手书感谢信一封，感谢曼斯坦因新近做的关于援助第六军的保证。他告诉曼斯坦因，他已向希特勒请求行动自由——在必要时。“我之所以要这个权力，”他解释说，“是因为我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那唯一可能的命令，却又为时过迟。我无法证明我只能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发布这样一道命令。我只能请求你接受我关于此事的诺言。”

保卢斯在午夜前5分钟收到元首的答复。希特勒以私人的名义发电给第六军全体官兵，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保证尽力为他们解围。

解围行动，即“冬季风暴”，是比较不充分的。它只包括一次性的单向穿插，兵力只有两个装甲师。此次行动原计划在12月上旬进行，由于集结这支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时，碰到诸多拖延和周折，致使12月12日上午才开始。230辆坦克沿东北方向朝近百公里外的斯大林格勒滚滚前行。一路上，抵抗很少；有些地方竟毫无抵抗，这使德军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坦克也只前行了19公里——在阳光照射下，道上的冰开始融化，使斜坡变成了滑溜溜的陷阱。

在中午举行的例会上，希特勒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出现了灾难吗？”当人们回答说只有意大利军队把守的阵地遭到进攻时，他便开始喃喃诉苦：“南方的事使我度过了更多的不眠之夜。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六天来，第六军的官兵眼巴巴地望着友军的坦克前来，但他们见到的却是一队队苏军吃力地朝西面走去——阻击“冬季风暴”。曼斯坦因也同样沮丧，于18日提出请求，让保卢斯突围，以拯救大多数士兵的生命。蔡茨勒“非常紧急”地批准了这一措施，但希特勒仍坚持不应允。因为意大利的第八军于那天崩溃，在解围部队的北面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

次日下午，曼斯坦因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第六军突围。开始时，希特勒予以拒绝；后来，在蔡茨勒的不断催促下，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他的犹豫不决，使有些军官存在一线希望：保卢斯会主动地设法突围。如有能力，保卢斯会这样做的。他已准备不服从元首原来的命令；但是，到此时，他拥有的坦克已不到100辆，燃料最多只够行驶32公里。还有，所存弹药供防御用尚属不够，谈何进攻。他和施密特都把希望寄托在前来解围的援兵身上。

然而，前来援救他们的坦克再也不能东进了。12月23日，曼斯坦因令解围部队停止进攻，原因是其中一师装甲部队必须赶去堵塞正在逃窜的意军所留下的缺口。下午5时40分，他用电传与保卢斯取得了联系。他问：“若情况坏到极点”，他能否突围？保卢斯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现在有权主动采取这一行动？“一旦行动，”他说，“那就不再回头。”

“今天我不能把全部权力给你，”曼斯坦因回答说，“但我希望明天能做出决定。”

在其司令部内，希特勒仍不愿做此决定。于是，在圣诞节前夕，曼斯坦因给第六军的只有阴郁的语言和节日的问候。那天晚上，曼斯坦因电告“狼穴”，斯大林格勒的官兵的体力已大大下降，而且还会加速下降。“看来，他们虽仍能支持短暂时日，但无力杀开一条路出来。我认为，本月月底是最迟的一天。”这封电报虽由曼斯坦因本人签发，但他知道，希特勒是不会听的。第六军业已灭亡。保卢斯虽极想突围，但他明白，突围即自杀。他同意曼斯坦因的意见：末日已到了。但，是否要把局势向官兵们做一解释呢？没有希望的士兵是不愿作战的。

戈培尔试图在他的新年咨文中将希望给他们。在一篇专为前线士兵发表的讲话中，他保证，1943年将使帝国接近“最后胜利”和“最终胜利”。他对自己的人员讲得坦率得多。

他说，未来数月内的宣传必须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基本上是防守的印象。“自开战以来，我们的宣传工作采取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线。战争的第一年，我们打赢了；第二年，我们会打赢；第三年，我们必须打赢；第四年，我们是打不败的。这样发展下去，便是灾难。相反，我们必须让德国公众明白，我们是有能力打赢的。因为，一旦全国的工作和努力都转到全部为战争服务上来，打赢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这是一幅阴郁的图景，是元首两星期后发表告示，命令全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先声。

新年前夕，希特勒派其私人飞机驾驶员波尔前往斯大林格勒，将第十四装甲兵团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条胳膊的汉斯·休伯将军带回德国。休伯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元首司令部后，希特勒便叫他将第六军的处境准确、详细地告诉他。休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将他的同志们所处的绝境告诉了希特勒。元首默默地听着，大受感动。“许多情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他说。接着，他便保证派党卫军装甲兵团——此时在法国——前去为斯大林格勒解围。与此同时，空运物资将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元首深情地说，他誓将斯大林格勒的挫折变成胜利，就像去年冬季危机后他之所为一样。

休伯带着要给同志们灌输新的希望的命令，飞返战地。他于8日抵达。就在当天，苏联飞机空投了传单，其中包括一份最后通牒：不投降便灭亡。在受到休伯带来的新闻的鼓舞后，保卢斯告诉其各兵团司令，投降是绝不可能的。

两天后，苏军开始进攻。第六军的西部战线慢慢受到压缩，食品和弹药的供应迅速减少；大部分大炮每天只有一发炮弹可发，每个士兵只有一块面包和少许马肉。能运抵战场的给养比戈林保证运到的要少得多。希特勒已丢掉了幻想，说话差不多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他骂戈林“这家伙是个脑满肠肥的肥猪”！最大的污辱也许是选择了他的一名下级去重新组织空运，解救第六军。元首曾两次夸奖米尔契元帅，称他是不知道“不可能”一词为何物的人物。1月中旬，他来到“狼穴”。希特勒令他每天运送300吨给养至斯大林格勒。为此，他被授予特殊权力，包括有权向任何一个指挥官下令。米尔契大力进行改革，把日运量从60吨增至80吨，使被困官兵有了一线希望。然而，不久后连米尔契也无能为力了。他终于醒悟到，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1月20日，业已缩小了一半的战场，眼看就要瓦解了，特别是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段。保卢斯目睹官兵们所受苦难如此惨重，觉得有责任再次向上级呼吁。那天，他把亚瑟·施密特和另外两名参谋召来征求意见。3人中，只有1人（作战参谋）主张继续打下去。于是，保卢斯便将一份电文相同的电报分别发给了曼斯坦因和元首司令部，要求在无法再战时“避免全部被歼”。

曼斯坦因和蔡茨勒都力促希特勒做出有利的回答。但他却继续要求第六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作为最后一项绝望的措施，一个名叫齐泽维茨的少校飞出斯大林格勒，将该处的绝境作为第一手资料向希特勒汇报，想使他回心转意。1月22日，当齐泽维茨晋见他时，希特勒紧紧地抓着他的双手。“你是从危急的地方来的。”他说。然后，他便谈到了另一次解围计划——用一营坦克部队，突破敌阵线，前往解围。

齐泽维茨惊得目瞪口呆，一整军的装甲部队都失败了，一个营怎能胜得了？趁希特勒谈话停顿之机，少校取出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纸条，念了一连串的数字。他动人地讲述了被困官兵如何忍饥挨饿，如何被冻坏，给养如何日益减少，以及他们被一笔勾销后的感受。“我的元首，”他末了说，“请允许我说，不能再令斯大林格勒的官兵打到最后一发子弹了，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能再战，也没有最后一发子弹可打了。”

希特勒惊奇地转向他，并且，在齐泽维茨看来，双眼直视着他。“男人可很快恢复体力。”希特勒说。他把少校打发走后，便令向保卢斯发报：“决不可投降。部队抵抗到底。”

希特勒本人也疑虑重重，烦恼不已。但在两天后，他的精神又振奋了。原因是，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盟国会议一结束，罗斯福便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一些时候以来，德国人相信，卡萨布兰卡是白宫的代号，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由于总统不可能使世界冲突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这桩事实际上成了希特勒极端宝贵的宣传资料，唆使他的人顽抗到底。这是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希特勒本人终于被迫接受斯大林格勒的无望的局势。据说，他已令助理主任施蒙特飞往斯大林格勒，给保卢斯带去一支手枪，供他自杀用——在最后的时刻。

德军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投降，总数量还不少，但保卢斯自己仍坚定不移。他对两名提出投降问题的师长说，总的局势不允许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必须遵守元首关于打到最后一刻的训谕。他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良心却受到压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官兵所受的折磨。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旺盛。他们信任自己的领导，以为援兵必到。今天是国社党夺取政权十周年纪念日，士兵中出现了绝望的气氛。伤员已无地可安置，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每个地下室都拥挤到窒息的程度。药物、绷带等，正在迅速地用完。在冻土中已无法再埋葬死者。

保卢斯迫于无奈，只好挺身应付残局，电告希特勒称：

在您执政十周年纪念之际，第六军向元首致意。卐字旗仍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飘扬。让我们的斗争成为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榜样。不管如何敌众我寡，永不投降。届时，德国必将胜利。

在另一封私人电报中，保卢斯通知元首，说他的外甥雷奥·拉波尔已受伤，是否用飞机将他撤走？回答是否定的：作为军人，他应与他的同志们在一起。这样，希特勒真正心爱的情人吉莉的弟弟，便处于几乎必死的境地。（在这条战线上，希特勒还有两个亲戚：汉斯·希特勒，其父系元首的大堂兄；海茵茨·希特勒，系元首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之子。汉斯逃往德国；雷奥和海茵茨双双被俘。据斯大林的女儿说，德国人曾提出用一名德国战俘，很可能不是雷奥便是海茵茨交换她哥哥雅可夫。斯大林对她说：“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据说斯大林年轻的女儿被德国人枪杀。海茵茨在囚禁时死亡。吉莉的弟弟于1955年回到了家园，对他的舅父未营救他一事未予追究，且更加相信，希特勒对他姐姐之死“绝对无知”。）

保卢斯在给他夫人（是个出身名门的罗马尼亚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坚持并战斗——这就是我的命令！”1月30日晚，为参加最后一场战斗，他用一支步枪武装自己。这时有命令从“狼穴”传来，说元首已晋升他为陆军元帅。这个荣誉是每个军人梦寐以求的，但在此时此刻这似乎已无关紧要了。午夜后，蔡茨勒发来一封电报——这便是晋升的标价：“元首要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个堡垒继续多坚持一天，都至关重要。”

31日拂晓，亚瑟·施密特参谋长向窗外望去，看见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景象。在无数炮火的闪光中，在市场上，一大群德国兵和俄国兵站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热烈交谈。亚瑟·施密特告诉保卢斯，结束的时刻到了。再进行局部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自相残杀。保卢斯同意，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不到一小时，两人便坐着俄国小车，朝M.S.苏米洛夫将军的第六十四军指挥部驶去。

当苏米洛夫建议去进午餐时，保卢斯说，除非俄国人答应为他的部下提供粮食和药品，否则，他一口饭也吃不下。“我们是人，”苏米洛夫同情地说，“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走下车子。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灿烂。苏米洛夫伸开双臂：“啊，美妙的春天！”午餐时，苏米洛夫提议为红军的胜利干杯。犹豫一阵后，保卢斯举起酒杯：“我为德军的胜利干杯！”苏米洛夫觉得自己受到污辱，便放下自己的酒杯，然后和蔼地说：“算了，为您的健康干杯！”

次日清晨，2月1日，莫斯科宣布了保卢斯和亚瑟·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他们正式投降了。绝对是这样，”他坚持说，“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蔡茨勒依旧不相信保卢斯已经投降。也许他已身受重伤，躺在某处？“不，是真的投降了。”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内务人员委员部处理，他们还会不假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也投降。”他继续漫无边际地说下去，称赞朝自己脑袋上开枪解决自己的军人。“这样做多简单！一支手枪——便把它变得轻而易举了。要是怕这个，那是多大的怯懦。嗬！还不如被活埋！像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的死能为邻近战场的官兵树立一个榜样，如果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怎么还想让别人继续打下去。”

他继续大骂保卢斯：“最令我痛心的是，我把他提升为元帅。我本想让他最后满足一下。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升的最后一名元帅。你们切不可卵未孵化先数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死去后——我真的要说：这是多么容易……”他语无伦次了，“……那他是不可能想到的。荒唐可笑，做那种事。这么多人不得不死去，像这样的一个人便把其他许多人的英雄主义给玷污了。他本可以超脱尘世，永垂千古，为世人垂青。但他却宁愿去莫斯科。这是什么选择呀？简直毫无道理！”

次日，北部战场投降了。苏联宣布俘虏战俘9.1万人，包括24名将军和2500名军官。由于希特勒残酷地虐待苏联战俘，这些人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据报道，在1943年2月至4月间，40多万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俘被虐待致死，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饥饿。吃人的现象很普遍。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活了下来，而这些人又是靠拣粪便中未消化掉的玉米和小米（洗干净后）活命的。在斯大林格勒一役俘获的战俘中，只有几千人得以返回德国。其中之一是保卢斯——他公开谴责希特勒和纳粹，使苏联人很高兴。

在参观了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后，戴高乐将军对一名记者发表评论说：“啊，斯大林格勒，伟大的人民，非常伟大的人民。”记者以为他说的是俄国人，“不，不是，我说的不是俄国人，是德国人。竟搞到这个地步！”

(1) 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

2 与家人在一起1943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人。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两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在；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这些人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还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迪”。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低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的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他也让全国人民做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杜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演讲。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到“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做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做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与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与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一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记者路易斯·罗希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相符。此政策的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做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易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地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爆炸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信联络的最佳方式。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狼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浴缸。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座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的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恃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个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3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一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个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绝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Ｍ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Ｍ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做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个叫奥托·迪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20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来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一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洛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儿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做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7时，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宴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去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而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哨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做了记录。胜利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个独裁者相见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的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的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60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的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就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待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我也可看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导游正领着一群参观者，到我寓所内各间房子参观：‘这是他进早餐的地方！’”他宁愿与贝格霍夫内的一切一起化为灰烬——它是“火葬的好柴堆”！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埃贡·汉夫施坦格尔称他为“道尔夫叔叔”，吉莉则叫他“阿道夫舅舅”）。“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在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刚从荷兰回来的亨科埃特·冯·席拉赫，自恃与希特勒有长久的友谊，便信口开河，讲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一幕惨象：三更半夜把犹太妇女揪下床，以押解出境。一片死寂，令人痛苦难熬。她正要继续批评荷兰采取的其他限制措施时，希特勒被激怒了。客人们很尴尬，纷纷将头转了开去。希特勒转向她。他的脸拉得很长，皮肤和眼睛好像毫无血色。“魔鬼正将他吞噬”，她想——虽然这想法有点儿古怪。他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她也起身。表面上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突然十分生气地喊道：“你太感情用事！这关你什么事？那些犹太女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管！”他还在那里喊；她急忙跑进自己房内。一个副官在她关上门前赶上了她。“你干吗要说这些？”他说，“你把他给弄火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在他54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它表演了求乞，扮演了女学生，甚至举行了音乐会——主人越夸奖，它演得越起劲。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的除外，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12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4月20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午餐时，陪特劳德尔的是希姆莱。她讨厌他，原因不在于他给予她残酷的印象，而在于他老想取悦于她。他吻了她的手，说话时细声细气，还赔着一副和蔼仁慈的老脸，连他那双眼睛也在不住地笑。戈培尔却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她回忆说，“但我现在才明白这名宣传部长离开部里时为何总理府的姑娘们都跑到窗口去看他。她们对元首几乎不予理睬。”他注意到，在贝格霍夫，大多数女人都向他献殷勤，一是因为他是个才子，二是因为他的外貌迷人。

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在用人方面我真不走运，”午餐时他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你们相爱呀！”希特勒这一回答，令人惊奇。“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做。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特劳德尔忍住笑，真想问他，爱情若真是如此重要，他何不与爱娃·勃劳恩结婚。

5月7日，希特勒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柏林参加一个老战友的葬礼。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泽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至少，这是官方的说法；但罗姆叛乱中的某些幸存者却怀疑其中有诈。葬礼后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便到总理府进午餐。午餐后，众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总形势。希特勒首先发表讲话说，1939年的德国——一个革命的德国——面临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解释说，要打倒这些国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无论在教养上或态度上，它们都不如德国。一个具有思想的国家历来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锋芒毕露，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精神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优越性与“巴巴罗萨”一起结束了。在那里，德国碰到了一个也有思想的国家——虽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对斯大林将失败主义者清洗出红军，并在战斗部队中安插政治委员，大加赞赏。并说，斯大林还有一个好处：他进行了多次清洗，使自己身边不再存在“高层社会”，致使布尔什维主义能集中全力，反对敌人。

导致东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盟友表现得很糟，尤其是匈牙利。他的结论是，由于战斗的胜利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能在欧洲进行长期抵抗的只有德国一国。因此，曾使党员积极起来的反犹主义，必须再次成为精神斗争的焦点，也是团结部队战斗的口号。军队若不能众志成城，东方的野兽便有可能席卷欧洲。因此，必须不间断地集中精力，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欧洲文化的安全。“如果说东方布尔什维主义今天主要是受犹太人的领导，犹太人在西方的金融政治中占统治地位，那么，我们的反犹宣传便必须立刻开始。”与苏联不可能进行任何妥协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将他们打垮，就像先前我们要取得政权时必须将我们自己的共产党打垮一样。那时，我们也从未想到过妥协。”

希特勒讲话时声音虽然洪亮，但，他的健康显然在变坏。莫雷尔医生把荷尔蒙的日注射量增加了一倍，还加了另一味药即普鲁斯达克林，他的健康仍无多大起色。另一次心电图表明，他的心脏病正在加重。莫雷尔医生怕札贝尔对元首的饮食控制得过死会加剧元首的病情，便向元首建议雇用一名专门厨师。他们雇用了维也纳一名女厨师冯·艾克斯纳太太。她肯定知道奥地利人的口味的。但两人均有所不知的是，她娘家有犹太血统。

5月12日，希特勒回到“狼穴”。由于他的领导，自斯大林格勒一役后出现的撤退结束了，这使他很满意。但是，他的扬扬自得次日便烟消云散了——他得悉，德意两国联军近30万人，在突尼斯被盟军包围。这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一周后，更有坏得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政权已濒临崩溃。在意大利的高层人士中，已开始出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战争结束后”等语。在街头，德军已开始被视为敌人，公开挨骂。

6月中，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与他的侍从荣格结了婚。共度短暂的蜜月后，荣格上了东线，特劳德尔则回“狼穴”上班。“你脸色苍白，人也瘦多了。”希特勒一见她便这样说。这本来是无恶意的，不料却使特劳德尔非常狼狈——林格、夏勃、鲍曼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她不像初来元首司令部时那样天真烂漫了。很奇怪，在帝国最高层里的日常工作，却给她带来某种沮丧。她试图在日记中做某些表述，继而又向别人，特别是对好心肠的赫维尔，谈到她的恐惧。她发现，别人也有某种模糊的不满和阴郁感。他们也害着“木屋热”，但为何不安，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6月，希特勒好说歹说才把克里斯蒂安·达拉说服回来。她回来了，随身带着许多手提箱。很快，在兵营和暗堡内，都充满了她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她的歌声、笑话和喜悦，提高了众人的情绪。此时，特劳德尔已失去了少女的羞怯。一天，她竟单刀直入地问希特勒，他何故急于让别人统统结婚，而他自己则按兵不动？他的回答是，他不愿当父亲。“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人物的孩子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人们以为，天才的孩子应该与父亲一样也是天才，他若与众人一样平庸，人家便不原谅他。”在此之前，他一直显得谦虚；听到他不自谦地宣布自己是个天才，她颇觉不安。

尽管北非战事失败，希特勒仍考虑要向库尔斯克发动全面进攻——这正是米尔契激烈反对的。装甲车专家古德里安来到柏林，当面陈述了他反对此役的理由：首先，新添的美洲虎坦克的零件供应有限；其次——为答复希特勒的论点，即出于政治原因，这次战役是必要的——库尔斯克在何处（在中部战区南翼），知道的人很少。希特勒承认，一想到此次战役，胃口便倒了，但在之后数天内，蔡茨勒和克鲁格两人又说服了他：趁时间仍来得及，此役需快打。7月1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发表讲话，将此次战役定名为“城堡”。他说，德国若不是顽强地坚守已被征服的土地，就是垮台，二者必居其一。德国军人必须明白，他必须顽强坚持，战斗到底。他承认，“城堡”是一场赌博，但又觉得一定会赢。他虽逆军方的劝告而行，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问题上，他不也是对了吗？他将苏联也列了进去，使听众为之毛骨悚然。

曼斯坦因从北往南进攻，其部队共有18个师，但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1000辆，大炮不足150门。南面，莫德尔将军仅有兵力15个师，坦克900辆。进攻时间，与通常一样，定在7月4日下午3时。那天天气炎热，远处雷声隆隆。开始时，苏联人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红军的大炮直到天黑后才回击。然而，随着滂沱的大雨，速战速胜的幻影破灭了。至拂晓，大小道路均成了泥潭。天亮后不久，一阵大雨便使溪流汇成了大河；工兵们花了12个小时才架好简易桥，让坦克通过。

到7月9日，打头阵的德国坦克离库尔斯克仍有88公里之遥。众人大失所望。不料，次日又有消息传来，说英美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遇抵抗有气无力。希特勒不以为怪，于7月13日下令停止他勉强支持的这次攻势，以便向西欧派遣包括党卫军装甲车兵团在内的援军。曼斯坦因辩解说，库尔斯克战役若不继续，通向黑海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便有危险。希特勒这个赌徒，宁愿接受库尔斯克一役的失败，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有可能取胜的地方。然而，从结果看，“城堡”并非仅为一场未取胜之役。此后，东线的主动权便属于苏联人了。

希特勒将精力转向西线后，便于7月19日动身前往意大利北部，与墨索里尼进行第十三次会谈。会谈地点设在费尔特雷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加吉亚别墅。会议于上午11时准时开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坐在太师椅上。围绕他们而坐的是军事将领和外交要员。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互相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会场上出现了片刻令人难堪的沉默。这是个很奇怪的前奏，更像是男女两家安排嫁妆的会议。元首终于首先开口，谈了政治和军事的总的形势，讲得心平气和。墨索里尼叉着双腿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座椅太宽太深，他只好坐在椅边上。突然，希特勒向意大利人猛攻，说他们散布失败主义。此时，墨索里尼坐立不安，紧张得伸出一只手去摸脸的下半部。

墨索里尼不时地压迫背上的某一点——显然，那里在作痛；有时，他又深深地叹一口气，像是顺从，又像是讨厌——希特勒依旧在独白，嗓门越来越粗。为了掩饰其痛苦，墨索里尼用手巾擦了擦脑门。希特勒毫不留情，继续滔滔不绝。12时55分，一个副官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希特勒仍口若悬河，不断地向已吃不消的意大利总理保证，只要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毫不动摇，决心战斗下去，危机便很快会被克服。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怀有进行征服的意志，15岁的孩子都已在操纵高射机关炮了，“假若有人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可以留给下一代人去完成，那么，我就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一代将是一代巨人。德国花了30年才得以恢复元气，而罗马却一蹶不振。这是历史的声音。”

1时整，那个副官又在对希特勒耳语。别人以为这肯定是急事。这次，他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结束了他的讲话。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众人进午餐。在希特勒高谈阔论中，墨索里尼始终一言不发，使其他意大利人愁肠百结。他连一次也未反驳，也不想进行解释。他未告诉德国人，用不了一个月，意大利军队就不再会有办法或意志去进行有效的抵抗。

5天后，意大利总理又再次硬着头皮去听任别人谩骂——这次是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在骂。自1939年以来，这是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就他在战时的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详尽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将武装力量交由国王指挥。此议案以18比9的票数获得通过。次日，7月25日，酷热的星期天，墨索里尼晋见维克多·爱麦虞埃三世。他试图控制自己，但他手中的讲稿纸却在咯咯作响。国王令他勿再辩解，再战已徒劳，意大利已被打败。军人已不再愿意为法西斯主义作战。他要求墨索里尼辞职，跟着便披露，他已指派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政府首脑。“对不起，对不起。”门外，人们听见他在说，“解决办法只能如此，没有别的。”个子矮小的国王陪他走到前门，与他热烈握手。正当墨索里尼步出大门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军官迎了上来，说国王陛下令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嘴里正在说“这没有必要”，便被领进警车。他被捕了。

当晚9时30分，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墨索里尼已辞职”，令他们大吃一惊。政权已被他们的死敌巴多格里奥接管。希特勒为众人压了惊；约德尔建议，在收到罗马发来的详尽的报告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希特勒直率地答道：“这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提前筹谋。毫无疑问，他们一方面叛变，一方面又会宣布仍然忠于我们；但这是叛变。不消说，他们是不会忠于我们的……反正，某某先生（巴多格里奥）直截了当地说过，战争将得以继续，但此话一文不值。他们不能不这样说。不过，我们也可玩同样的把戏；我们要做好准备，把烂摊子抓过来，还有那些贱民。我明天派人带命令去见第三装甲师司令，叫他带一支特种先遣队去罗马，把政府成员、国王——把那些渣滓，最主要的是即位王子——抓来，把那些流氓，特别是巴多格里奥及其同伙，全都抓来，一个不漏。然后你再看他们如何爬来爬去告饶吧。用不了两三天，那里又会发生政变。”

在午夜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又发布了更多的指示。第二伞兵师必须做好在意大利首都地区空降的准备，“必须占领罗马。谁也不准离开罗马，让第三装甲师开进去。”有人问，通向梵蒂冈的通道是否应该占领。“没有关系，”希特勒说，“我要去梵蒂冈。你以为我会为梵蒂冈犯愁吗？把那个权力取消。所有的外交使团都会跑到那里去躲藏。我才不管那一套。如果全都在那里，我把所有的猪猡都赶出来。完事后我们再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这很容易办到。我们在打仗呀。”

在他的几个秘书面前，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墨索里尼比我想象的要软弱得多。”他喃喃地说着，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亲自为他把守后方，他却缴了械。嗯，我们永远也不要靠意大利这个盟国。我相信，没有这个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他派人把他认为在危机中最值得信任的两人找来——戈培尔和戈林。（关于后者，他曾对他的将领说过，“在目前时局下，谁也比不上戈林元帅这个顾问。在危急中，元帅残酷无情，镇静自若。我常注意到，在危险时刻，他是个铁人，毫无恐惧。”）上午10时，三人见了面；半小时后，里宾特洛甫（肺炎刚愈）也赶来参加。希特勒镇静而“自信地”怀疑，墨索里尼之退休并非自愿。他已被捕。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已危在旦夕，他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可能，不让它垮台。他谈了他的计划，准备在罗马周围投下一个空降师，把国王和王室，巴多格里奥及其一伙走卒，全部逮捕。

几乎就在意大利发生的灾难一结束，汉堡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至8月3日上午，全城已烈火熊熊，成了一片废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千米的住宅、工厂和办公楼被夷为平地，7万多人被炸死。希特勒大怒，认为这一恐怖袭击系犹太人干的。他指责包括波特尔和哈里斯在内的英国空军指挥官为犹太人或半犹太人。从心理上说，汉堡的覆没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毁灭性的。这对普通公民是如此，对希特勒的一帮武士也是如此。据他的新闻官的日记说，在视察汉堡被毁的情况后，戈培尔“大惊失色”，首次向下级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是失败了，我们怎么办？”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不久前被称为“镇静自若”的德国空军头子戈林，更是被这次轰炸搞得沮丧不堪。“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惨象”，被匆匆召至戈林办公室的人们之一的阿道夫·格兰德回忆说，“戈林完全垮了。他一手放在桌上，一手托着脑袋，嘴里喃喃自语，听不出字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很是狼狈。最后，戈林强打起精神，我们目击了他最失望的时刻。他已丧失了元首对他的信任。”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便向德国做了一次和平试探。此后，与敌和谈便成了德国外交部常常谈论（非公开）的一个话题。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埃勒秘密地与罗斯福打交道，但未成功）认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是严肃认真的。于是，他便劝说里宾特洛甫将此建议提交给元首。里宾特洛甫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它呈送给希特勒。希特勒很生气，将它撕得粉碎，还威胁说，谁自作主张在暗中调停就将谁处决。他说，如果陆军没有重新获得主动权，谈判是绝无可能的。他甚至禁止里宾特洛甫再提此事。外长胆怯地建议，缩小在欧洲的征服计划，使之易被同盟国接受。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相信我好了，我们必取胜，”他说，“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是个教训，它告诉我，我们应越来越坚强，应冒一切风险。这样做后，我们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里宾特洛甫极端秘密地将此事透露给了弗里茨·赫塞。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谈话是在“狼穴”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进行的。其时是3月某日，天突然下起了雪。“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他说，“在我们的对手中至少有一人能变得明智些。英国人当然必须明白，把我们交给俄国人是疯狂的举动。”他眼中噙着泪水，但他很快便振作起来。他叫赫塞绝对保密。

数天后，两人又在雪中散步。“得想想法子，”里宾特洛甫说，“说服英美两国，他们正在打的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是愚蠢的。”难道他们还不明白。德国的失败不仅帮助了斯大林，而且还会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吗？难道他们没看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地位也将受到损害吗？苏联的军事潜力业已较西方同盟国的优越。“我们就不能找到法子，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白，苏联的胜利不是与他们所需要的正好相反吗？”在英国待过多年的赫塞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苏联的取胜，这两个同盟国并不过分担心。与德国不同，英美两国均未直接经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恐怖。

里宾特洛甫手下一个名叫彼得·克莱施特的工作人员，已在私下做出努力，与俄国议和，虽然希特勒已有明确指示在先，不准再与苏联驻瑞典大使科伦泰夫人联系。他的中间人叫埃德加·克劳斯，是一个来自东欧的来历不明的商人，俄语和德语都讲得不好。他住在瑞典，妻子是有俄国血统的瑞典人。十月革命前，克劳斯见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现与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有联系。当地的德国人都把他看作“不是牛皮大王就是间谍”。在与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两次长谈后，克劳斯于1943年6月18日向克莱施特报告说，苏联人决定：“不再为英美两国的利益多打一天，甚至一分钟。”他们觉得，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希特勒，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奸计，被他们推进了战争。他们一方面觉得红军能战胜德军，另一方面又怕在战后与西方国家的“钢制武器对垒”时会处于极端软弱的地位。苏联不信任英国和美国，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他们还未就战争目标和疆界问题明确表态；对欧洲的所谓第二战场，也未明确地许诺什么。英美两国在非洲的登陆，似乎更像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阵线不受苏联的侵犯，而不是对轴心国的进攻。所以，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做的许诺，克劳斯说，苏联是不会信以为真的。另一方面，被希特勒占领的大片苏联领土，又是一个值得谈判的目标。一项具体的买卖立刻可以成交。

斯大林只需要两样东西：和平得以维护的保证和经济援助。这个建议似乎很有点儿引诱力，因为克劳斯的消息显然是直接从苏联人那里得来的。但是，克莱施特本人却时时都有可能是苏联玩的把戏的受害者。当晚，他在街上漫无目标地瞎转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只要有结束战争和使欧洲免遭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哪怕最小，他就没有别的选择。次日上午，他飞赴柏林，以“坦白交代”他破禁进行的对话内容。但是，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一下飞机便被逮捕，理由是，他一向与“犹太人克劳斯”密谋。

克莱施特受到了海德里希的继任人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审问。此人身材魁梧，身高两米出头，尖下巴，苍白的脸上横着一条刀痕；双臂瘦长，活像猿猴的上肢。克莱施特直言不讳的阐述打动了他。他说，这听来不假。克莱施特否认克劳斯是犹太人。这点，卡尔登·勃鲁纳相信了；克劳斯仅被判软禁。两周后软禁便被取消。此后，他便转向另一项危险较小的工作：重新安置爱沙尼亚籍的瑞典人。令他惊奇的是，过了不久，和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次是里宾特洛甫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德军在库尔斯克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便觉得，德国的失败已不可逆转，他应该冒犯元首的虎威。8月16日，他在“狼穴”召见克莱施特，对他说：“我把你找来，目的是要你讲讲北方那件荒唐的事。我指的是你在斯德哥尔摩与那个犹太人见面的事——在它归档盖棺定论前，我再听听。”在之后数小时内，两人详尽地分析了克里姆林宫的种种动机。

希特勒虽有令不准再提谈判一事，里宾特洛甫对此却置之不理，把与克莱施特的谈话情形告诉了元首。元首并未发火，只重申他的观点，即永远不与莫斯科谈判，战争将要无情地打下去，直至胜利。与此同时，他又允许克莱施特保持与克劳斯的联系，并说，克里姆林宫一有新的建议，要立刻转送柏林。

克莱施特几乎3个星期未见克劳斯。9月上旬当他们相见时，这个中间人（他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苏德两国均很模糊）显得怏怏不乐。他说，他讨厌与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搞政治。有个苏联人在斯德哥尔摩足足等了克莱施特9天，却不见来人。柏林拒绝与否却不作答！克莱施特安慰了克劳斯一番，并劝他去拜访科伦泰夫人，重新建立联系。

克劳斯带着坏消息回来了。在一连串战斗胜利的鼓舞下，苏联人已不愿进行谈判——除非德国人做出姿态，例如解除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的职务，以示真诚。克莱施特禁不住笑了，在呈交给外交部长的报告中，这倒是令人欣喜的一条；但他毕恭毕敬地指出，希特勒无意和谈。克劳斯一点儿也不惊奇，只叹了一口气。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谈判，要谈判，你就得有耐心，并对谈判对手有所了解。这两条却恰恰是元首所缺少的。

奇怪的是，4天后，克莱施特发觉克劳斯异常兴奋。苏联大使馆的消息提供者刚通知他，莫斯科即将采取另一个激烈的行动！苏联驻柏林前大使，现任副外交委员杰卡诺索夫将于一周内抵达，他有权直接与克莱施特对话。但这是有条件的：克莱施特必须于杰卡诺索夫抵达前回到斯德哥尔摩；德国人必须公布双方预先达成协议的信号——让里宾特洛甫与罗森堡辞职一信号也表明，克莱施特有权参加谈判。“你觉得如何？”克劳斯问，脸上露出了焦急和迫不及待的神情，“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船打捞起来！现在，希特勒只需上船起航便可以了。从此，他便可摆脱困境。他愿意干吗？”

9月10日，克莱施特将一切向里宾特洛甫做了汇报。可以预言，这位外长很是伤心，也很生气。德苏关系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现在呢，谈判的前提条件却是要他辞职！他也怀疑，资历像杰卡诺索夫那样的人，是否会被用来玩弄和谈这种把戏。片刻后，他的新闻发布官插话说，莫斯科电台刚刚宣布：杰卡诺索夫即将离苏赴索非亚担任大使。里宾特洛甫说，这正好证明了他的疑点。更加了解苏联人的策略的克莱施特说，这是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证明。它表明，杰卡诺索夫确与此事有关，他之所以在中立国国土上出现，为的是要谈判。他建议宣布一条消息：舒伦堡刚被指派为德国驻索非亚的大使。里宾特洛甫大摇其头。元首是永远不会把舒伦堡派到索非亚去的！克莱施特耐心地解释说，斯大林也不是真的要把杰卡诺索夫派到那里去，“两国公布的消息只是作为一个信号，只有‘算命先生’才明白，别人是不会明白的。”

里宾特洛甫看到了光明之所在，重又积极起来，立即起程前往“狼穴”。他于当天深夜回来，表现有点儿愚钝，因为希特勒所给的指示含糊其词：克莱施特必须私下告诉克劳斯，他目前尚不能返回瑞典。“想办法不要断线，”里宾特洛甫说，“元首想弄清楚俄国人打算走多远。”次日，克莱施特又被叫了去。这次会见是绝对令人气馁的。元首业已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不与苏联人正面接触，即使是短暂的接触。克莱施特垂头丧气地走了。他们已如此接近了——却又没有成功。

希特勒断然拒绝与斯大林谈判一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奇特的时刻。48小时前，9月8日，即盟军渡过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后不久，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权便宣布已与西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希特勒虽曾预言巴多格里奥定会出卖德国，但此事仍令他深为震惊。他料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出卖竟会干得如此卑鄙（他曾对被匆忙召来的戈培尔这样说过）。

希特勒对在撒丁和科西嘉岛上5.4万名德军的命运很是关切，但又生怕盟军会利用这一机会开辟第二战场——不久前英国进行的狂轰滥炸，不消说，是很令人担忧的。东线的另一危机情况也令他生畏：在苏军的重压下，德军正向第聂伯河节节败退。

在此情况下，戈培尔觉得不知是否可与斯大林搞点儿什么。“绝对不行，”希特勒说，“与英国讨价还价倒还容易些；到一定的火候，他们会变得明智起来的。”戈培尔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讲究实际的政客，较容易接近。丘吉尔是个浪漫的冒险家，连道理都不讲。“或迟或早，”戈培尔预言，“我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倒向这个敌人一边呢，还是倒向另一边？时至今日，德国还未赢过两条战线的战争；这次，它终究也会吃不消。让步是不能不做的。”他指出，1933年因要求提得不适当，未能取得政权，“1932年8月13日，我们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因此我们才失败的。”首先，必须承认意大利已丢掉了；他敦促元首立即就此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人民有权听到坦率的讲话，也有权听到元首的鼓励和安慰。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9月10日晚，希特勒在“狼穴”发表了一篇长20页稿纸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录音后，在柏林向全国播放的。“我无条件坚信胜利，”他说，“这个信念不只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我们的人民的命运上。”不管是时间还是武力，均不能把德国人民压倒。

在演讲结束后，与他一起喝茶的人们，由于希特勒神采飞扬，也都恢复了元气。“我必须承认，”戈培尔的新闻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时竟完全被蒙骗了。这个人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呢！和我一样头脑清醒的人们，只要被他看上一眼或与他一握手，头脑便完全糊涂了！”即使如此，他在广播讲话中所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词汇，在受到猛烈空袭的民众听来，想必是空洞无物的。在东线以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而后撤的德军听来，无疑也会如此。

希特勒心里也明白，光凭大话是提高不了人民的士气的。于是，他便决定采取紧急而激烈的行动，营救被关押在大萨索山山顶附近一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中最高的，离罗马约160公里。若沿乱石突出、山坡陡峭的山路攻打上去，不但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而且还使卫兵来得及杀害墨索里尼；若向此地空投伞兵，危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他便决定使用滑翔机。为完成此项惊心动魄的“壮举”，希特勒挑选了一个奥地利同胞，党卫军上尉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系维也纳人，身高1.95米，除身材高大外，相貌令人生畏。他脸上挂着学生时代14次与人决斗所留下的又大又深的伤疤，举止中带着的神气，活像是10世纪的意大利卫队长。斯科尔兹内不但勇于行动，且善于筹谋，认为突击行动时动用的人力必须少到最低限度，双方的伤亡也应尽量减少。9月12日（星期天），下午1时，他率领107名士兵，登上多架滑翔机。滑翔机升空后，拖绳猛烈地摆动。按计划，他们将依据照片在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的草坪上着陆。

不断以自杀相威胁的墨索里尼正叉着双手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猛然间，他瞥见一架滑翔机由小到大飞将过来。一个起制动作用的降落伞在机后开了花。但飞机仍在约百米外降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四五个身穿卡其军服的士兵一个跟一个出来，立即架起机枪。墨索里尼搞不清他们是谁，只知道不是英军。霎时警报大作；手持卡宾枪的卫兵和警察，慌忙从兵营中冲出来——其他滑翔机也相继着陆了，其中一架滑至离旅馆不到20米的地方停住了。这是斯科尔兹内的座机。他抬头一瞧，只见墨索里尼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快离开窗户！”喊完，他便冲进大厅。

斯科尔兹内及其突击队将敢于抵抗的卫兵几乎全部消灭。他冲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二楼，猛地推开一扇门。墨索里尼正站在房中央。“领袖，”他说，“我是元首派来的。你自由了！”墨索里尼拥抱了他。“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说着，墨索里尼对他的救星千恩万谢。墨索里尼的外表使斯科尔兹内感到奇怪。他看上去病容满面；穿着一身怪不合适的便服，他满面胡须，先前的光头，现在却长着又短又粗的头发。

下午3时，他们登上一架“菲埃斯特—斯多希”型小飞机——这架飞机在此之前安全地降落在倾斜的草地上。墨索里尼一方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恐惧万分。他是个飞机驾驶员，懂得在这块并非机场的地方起飞有多么危险。飞机加速了：它在石块上跑过，激烈地跳动着，朝着张着大嘴的山谷冲去。“斯多希”终于离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它左边的轮子几乎碰到地上。这架小飞机跳跃着升空，直接朝山谷俯冲下去。斯科尔兹内闭上双眼，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坠机。驾驶员终于制服了飞机。在聚集在草地上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欢呼声中，飞机安全地沿着山谷飞走了（斯科尔兹内的士兵们乘缆车逃走，仅有10人受伤，且是在滑翔机坠地时受伤的）。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晚上我从不穿东西的，”他说，“我也劝你什么也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他下流地笑了，“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午夜的钟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每次电话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完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创举。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9月14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还在小心谨慎地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但是，墨索里尼只想隐于罗马尼亚。他内心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业已终结，他的唯一前途是当希特勒的人质。但希特勒却带讥讽和怨恨作答，“多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将领们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对意大利的君主，我历来是不予信任的。然而，在您的坚持下，我并未做任何会妨碍您的有利于您的国王的工作的事情。不过，我得向您承认，在这方面，您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是向来不明白的。”在说了这番恐吓话后，他又立即做出承诺——更是个凶兆——尽管巴多格里奥曾出卖他，他要善待意大利——如果他愿意在新共和国里重任旧职的话，“战争一定得打赢。待战争胜利后，意大利的权力一定要恢复。最根本的条件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再生，卖国贼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希特勒便会被迫将意大利当作敌人对待。德国将占领意大利并进行统治。墨索里尼服软了。如果让希特勒自行其是，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7月25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承认我受了骗，”他对左右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他的客人短暂逗留期间，希特勒说过，他要与俄国做一了结。这本来是说给墨索里尼听的，但刚好在场的里宾特洛甫却信以为真，立即向他请示。希特勒支吾了过去。一到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希特勒又禁止外长采取任何行动。他肯定注意到了里宾特洛甫的怏怏不乐的心情，因为后来他竟前往其住处拜访他。“你知道吗，里宾特洛甫，”他说，“倘使我今日与俄国做了了结，明日又会跟他打起来——这我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向来就是一个一厢情愿地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希特勒可能会软下心来。9月20日深夜，他打电话给克莱施特，问他是否可以于次日飞往斯德哥尔摩。克莱施特大吃一惊。他说若没有肯定的指示，跑这一趟是毫无意义的。里宾特洛甫承认，他无指示可发，只令克莱施特不管有无指示，尽快上路。

次日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

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克莱施特再次前往瑞典——此次，他心情复杂，从烦恼到绝望，样样兼有。看来，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到斯德哥尔摩后，精神萎靡不振的克劳斯告诉克莱施特，由于德国不久前拒不接受谈判条款，他已成了不受苏联大使馆欢迎的人。他说，德国已失去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是对的。10天前，斯大林拒绝了日本出面的求和，并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华盛顿。接着，在经过多少个月来的借口后，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

3 “与人间野兽一起”1943.4—1944.4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希特勒如此对待犹太人是无关紧要的。被强迫戴上“大卫王之星”的犹太邻居的命运，他们向来漠不关心——毕竟，他们不是该当如此吗？即使这些邻人失踪后，他们也只以为是被驱逐走了。在一个听外国电台广播都可处以死刑的国度里，听到一些无法启齿的谣言后，对它不予理睬，这是明智之举。

知道有屠杀中心的人并不多。这些屠杀中心大都设在波兰，四周有好几英里宽的不毛之地与外界隔绝，界口上还挂出牌子称：不得入内，违者格杀勿论。为了保密，从押解至屠杀的整个过程都进行得极为神速，且散布出动听的烟幕：“特殊处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屠杀中心被统称为“东方”；单独的中心则被称为劳动营、集中营、转运营或战俘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分别称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传出是以谎言作答的。当纳粹要员汉斯·拉麦斯给希姆莱带来数份报告说犹太人正遭受大规模屠杀时，希姆莱矢口否认。他辩解说，元首通过海德里希传下的所谓的“最终解决”的命令，不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撤走罢了。在撤退过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敌机袭击，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认，由于叛乱，不少犹太人不得不被处决，以儆效尤。希姆莱向拉麦斯保证，绝大部分犹太人已在东方的各集中营中得到“安置”，还拿出相簿给他看，证明犹太人也在为战争出力：他们有的当鞋匠，有的当裁缝，或诸如此类。“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加重语气说，“如果认为应采取行动，你得把向你提供这些报告的人名告诉元首和我。”拉麦斯拒绝吐露秘密，并拟从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但，希特勒的说法也一模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哪里去，这我以后再决定。”他说。为让他安心，希特勒还说：“在此之前，他们将在那里得到照顾。”

在希特勒的亲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东方”发生的事情。其他许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骗之苦的受害者，尽管不确切知道这些惨剧，却也猜到了几分。“别听人说希特勒没有主意，”汉斯·弗兰克后来在起诉书中（包括控告自己）写道，“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制度有可怕的缺憾，虽然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只是我们不想知道！靠这个制度生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像王室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此话系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对部下说过，他们都是参与灭绝犹太人的帮凶。此举虽可憎，“为欧洲利益故，却是必需的”。他是波兰总督，深知此项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国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参与过任何暴行。“人们都殷切希望，元首对此事一无所知，或无法得知，否则，他定会采取措施的。反正，他们认为他无从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规模。然而，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了，人们希望归希望。”这番话是一个激烈的女纳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终解决”的前奏“安乐死亡计划”时说的。

希特勒身边的侍从人员，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会下令屠杀犹太人，施蒙特和恩格尔两人，不是成功地说服了元首，让陆军中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军官继续留任吗？背着元首搞名堂的恶棍不是鲍曼就是希姆莱。但是，这两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罢了。“最终解决”是他独自想出来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执行。没有他，就不会有“最终解决”；而他也坚信，只要向世人拿出一个既成事实，他就可免遭惩罚。人们会以报复相威胁的，但人类的记忆短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到强烈谴责，今天又有谁还记得？

在1943年6月9日的一次秘密谈话中，元首指示希姆莱“尽管在此后三四个月内会出现某种骚乱”，他必须立即着手将犹太人押解至“东方”。他接着指出，这项计划必须“全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话自然不能让元首身旁的侍从人员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杀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对鲍曼讲的一番话却令他们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认他已将日耳曼世界的犹太毒素洗涤净尽后，他说：“对我们，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灭。”在与犹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来都绝对公平合理吗？“在战争前夕，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促成另一次战争，人们是饶不了你们的，我会在全欧洲灭绝这些害人虫。这决定是一劳永逸。他们用宣战反驳我这个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处，只要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有纳粹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了，我们已捅了犹太人的疮疤。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希特勒的“最终解决”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结束了——启示性地结束了。拥挤在华沙犹太区的38万犹太人中，只有7万人未被押至屠杀中心，余皆束手就擒。此时，余下的人们业已明白，押解意味着死亡。犹太区的犹太政治领袖们，牢记了这点，消除了分歧。团结一致，武装抵抗押走犹太人之举。这使希姆莱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灭华沙犹太区。1943年4月9日凌晨3时，2000多名武装党卫军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的配合下，向华沙犹太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原以为会迅速取胜，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犹太战士共约1500人，使用的武器是长期偷运进该区的，计有数架轻机枪，许多手榴弹，100支左右步枪和卡宾枪，数百支手枪和左轮，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希姆莱原以为3天便可结束战斗，但至当日傍晚，他的人马不得不撤退。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令党卫军指挥官施特罗普将军狼狈不堪。他不明白的是，“这些废物和劣等人”为何不放弃这一眼看已无望的事业。他报告说，开始时，他的手下虽然抓获了“相当数量生来就是懦夫的犹太人”，但事情已越来越难。“由20—30个男人组成的新的战斗小组，在同样数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断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妇女的举动尤其使人为难——她们常把藏在她们的灯笼裤里的手榴弹甩出来。

在遭受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莱下令“用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凶残的办法”将犹太区夷为平地。施特罗普于是便决定把整个犹太区变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烧。他报告说，房子虽然起火，里边的犹太人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纵身从楼上跳下。“骨头摔碎了，他们仍力图爬到街道另一边未着火的楼房里去……犹太人和土匪们冒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们生俘。”

守卫者们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战斗了两三个星期，由于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躲进下水道。5月15日，犹太人残存的抵抗据点已寥寥无几，枪声也稀疏下来。次日，施特罗普将军下令炸毁位于华沙市内“雅利安人”区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4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5.6万人中，7000人被当场枪毙；2.2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死16人、伤85人。更重要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的“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那年6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发表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分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的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65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4000名犹太人（只有4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1904—1905）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中国东北为5000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严格按证据所做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牟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将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7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账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的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吧。”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有个在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辞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几乎令所有的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的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多拉魔盒”。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个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的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个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人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踢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项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100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将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无证据证明绑架孩子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设施中，雇员只有700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可以肯定地说，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灭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还力图争夺1英里赛跑的铜牌。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一个天主教徒，现在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据他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说，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重建其党卫军——他勤奋地抄袭“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¹⁾规定的祈祷教令和精神锻炼的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他就觉得自己像没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牟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很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她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开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就对希特勒俯首帖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一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1.4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一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威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果有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35%的被试验者拒绝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1960年做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

有些行刑队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样干的。多年前，希姆莱就禁止党卫军的任何人单独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党卫军的指挥官必须坚强，但不是冷酷无情，”他指示特别行动队队长说，“在你的工作中，如果你发现某个指挥官越权，或其自我约束力已有含糊的迹象，你要立刻干预。”不久前，他曾就未经批准便枪杀犹太人事件向党卫军法律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如动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性爱，应根据情况，分别按谋杀罪或杀人罪量刑。”毫无疑问，这便是他授权摩根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拿来受审的原因。

将手下的人训练得坚强却又不冷酷，这确是希姆莱的一件难办之事。为达此目的，希姆莱打出“忠贞即荣誉”的口号，试图把党卫军变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卫军灌输种族优越感，还灌输忠君爱国、同志情谊、忠于职守、忠诚忠实、勤奋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种道德观念。他的党卫军是党的“精华”，德国人民的“精华”，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华”。在建立起了向党卫军灌输他的理想的组织体系后，他希望能培养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见到过的要优良得多、宝贵得多”的新人。他亲自向党卫军演讲，告诫他们要有礼貌、要有教养。“无论请客夜宴，或是组织游行，只要有客人在场，我就要求你们注意，哪怕是最小的细节，因为我要使党卫军成为讲礼貌的典范，让他们对全体德国同胞都彬彬有礼。”党卫军也应成为整齐清洁的模范，“我不想看见哪一件白衬衣上有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污点。”再者，喝酒时应像绅士，不准暴饮，“否则，我就让人送一支手枪给你，叫你结果了事。”

事实上，不管他们的任务何等凶残，他们都应该是绅士。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将党卫军的将领召至波森的。这次召见的基本目的是要扩大对灭绝犹太人一事的知情人范围。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况，以及关于集中营不乏恐怖的谣言源源不断地传来，使元首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也产生恐惧和感情上的突变。现在，既然秘密已经泄露，希特勒便决定把党和军方人士也牵扯进“最终解决”。这样，从效果上看，把他们变成同谋后，他便可迫使他们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战争可能已经失败了；这却能给他时间去实现他的主要目标。从最坏打算，他也可带着几百万犹太人与他一起死亡。

向党卫军发表的讲话，是希姆莱尔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首篇。通过这些讲话，希姆莱将许多文职领导人和陆军军官卷了进来。在某种意义上，首篇演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必须说服党卫军：完成这一令人讨厌的任务与执行他们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是不矛盾的。他说，有一件极严肃的事情他想跟他们谈谈。“在我们内部，我要开诚布公地提一提，但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讲它。”他显得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说犹太人撤退的问题，也就是消灭犹太种族的问题。这件事说来很容易——‘犹太种族正在被消灭’，有个党员说，这很明显，我们的纲领里写着——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这样做，将他们灭绝。”

尽管摩根和库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欢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动听的言辞和口号后，这些不加掩饰的语言，着实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还是希姆莱对那些利用“最终解决”一直在牟利的人们的谴责，“有些党卫军成员——人数虽然不多——有负众望，他们死有余辜。我们有这个道义权力，有我们的人民的职责，去消灭这个种族——当他们要消灭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权去发财，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或一支香烟或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消灭一个病菌后，并不想最终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这种病菌。我不允许在这里出现腐败现象并让它站稳脚跟，哪里出现腐败现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们最终却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我们的人民的爱戴。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伤害。”

两天后，希姆莱又向一群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同一精神的讲话，“‘犹太人一定要被消灭’，这句话，只短短几个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这句话要求执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却是最困难、最难办到的。”听众很清楚，他们即将听到的正是多少个月来充斥耳中但不想听到的东西，“我要说的只限这个范围的人听，且只准听，永远不准议论。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妇女和儿童该怎么办’时，我在这里也决定采取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一方面消灭犹太人，就是说，杀犹太人或让他们被杀，另一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找我们的儿子、孙子报仇雪恨。必须做出一项强硬的决定——这个民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他说，这是党卫军有史以来要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执行此任务——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我们的领导者，无论在精神上或灵魂深处，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损伤。即使进行了集体屠杀，他们仍是武士。”厅内鸦雀无声。尼尔杜尔·冯·希拉赫回忆道：“谈到如何屠杀男女老幼时，他非常冷漠无情，就像商人谈他的货借以对比一样。在演讲过程中，他没有一星半点儿感情，其内心也完全一样。”

在讲完执行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碰到的各种困难后，希姆莱便结束了这个话题，“现在，你们都知道真实情况了，大家必须保密，不可对别人讲。也许，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把这件事告诉德国人民。但是，为了替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为这个主意和行动负责），我们还是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为好。”他与布鲁特斯⁽²⁾一样，强迫他的同事的手伸进恺撒的血泊。“最终解决”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担子了——这副担子他们只好闷着头挑。

鲍曼宣布散会后，请大家到隔离大厅用午餐。吃饭时，希拉赫和其他长官们都无言地避免视线相触。大多数人都已猜到，希姆莱之所以向他们泄露真相，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同谋。当晚，他们大喝特喝，喝得许多人都要别人扶着才能上火车——开往“狼穴”的火车。在希姆莱讲话前曾向同一听众演讲的艾伯特·施佩尔，对这一醉酒的场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这些党的领导人就自我克制问题进行训话。（时至今日，施佩尔仍声称他对“最终解决”一无所知。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参加了希姆莱的演讲会，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希姆莱的话有些是专为他讲的。施佩尔坚持说，他一讲完话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尔契陆军元帅证实了这点。就算施佩尔不在场，人们也很难相信他会对灭绝营一无所知。从希姆莱的讲稿中，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以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尔讲话——并认为，他是高级同谋之一。）

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尤其是在占领区，被枪杀、毒死或打死。不久前，当他前往“狼穴”时，彼得·克莱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递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反对这一政策。“关于俄国占领区内的情况，你给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读后说，“用向民族主义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让步的办法，去改善那里的条件的设想，这难道不是幻想吗？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只会认为我们软弱，他们的野心就会驱使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克莱施特大胆地开口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向他们的要求让步，而是创造使东方人民选择德国而不是苏联的条件。他继续往下说时，希特勒若有所思地听着，双眼看着地板。这就给了克莱施特一个难得的机会去随意观察他的脸，“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许多不同的单位，好像是由许多单独的成分组成似的，而这些成分又组不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终于打断了他的话。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静。他边说边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能走回头路了。”说着，他两眼注视着空中，“我的态度若有改变，人们便会将它误解为让步，因为军事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引起山崩。”他虽然也答应，一旦在军事上获得了主动权，他会考虑采取较温和的措施，但克莱施特觉得，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这种人的心怎么变得了？

猛然间，希特勒抬头望着克莱施特。平静的、沉思的情绪已不翼而飞了。“这是个幻想，”他有点粗暴地喊，“你有权只想到目前，只考虑眼下压制着我们的形势，但这正是你的不足之处。我有责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为目前短暂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却未来。”用不了一百年，德国就会成为一个有1.2亿人的国家，“为了这些人，我就需要空间。我不能答应给予东方人民任何独立的主权，不能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去取代苏维埃俄国。为取代苏俄，新俄国会组织得更严密。政策不是用幻想决定，而是用事实决定的。对我，对东方来说，空间是一个决定性问题！”

于是，他的压迫政策得到了继续执行。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是苏联战俘的残酷的饥饿。在致凯特尔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强烈的下级起草并扔给东部占领区部长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为此作了证。该信指控说，在360万苏联的战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挨饿便是被当场枪杀，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潜在的谅解”于不顾的暴行。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医药试验，使无数的其他苏联战俘和集中营内非犹太犯人濒临死亡：有些人赤条条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进行高空试验，有些人成了试验芥子气和毒气弹的牺牲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波兰妇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吉卜赛人成了满足医生们的好奇心的牺牲品——这群医生在试验：靠喝海水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作为对破坏行动和叛乱的报复，全欧洲的占领区行政部门也处决了许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门。这种行动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纪念日”那天发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领莫斯科无望，连胜利也值得怀疑时发布的。这项标题叫“夜雾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说：凡危害德国安全者，除需立即处决者外，其余必须“消失”，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不得将他们的命运告诉家属。

到1943年秋，旨在维护共同利益而合并欧洲各国的“西欧新秩序”，已现了原形：一种掠夺经济。在数以百万计不愿只当臣民的人面前，希特勒恼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劝说。他用强迫劳动和处决人质的办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兰和法国，死亡人数已达两万多。合法的抢掠已成家常便饭，一车车的战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艺术珍品）从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源源不断地运回德国本土。这还不包括庞大的占领费在内。光法国一国每年就得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70亿马克的费用。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领导人透露了真情：“仍然存在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垃圾，必须尽快予以清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要创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将欧洲组织起来。”

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

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的古称）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

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个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在粉碎“堡垒战役”的胜利鼓舞下，苏维埃统帅部满怀信心，勇敢地转入反攻。在1943年后半年，红军在某些地方推进了400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军驱至第聂伯河彼岸。

这促使希特勒加速执行其“最终解决”的计划。1944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员、非党卫军泄露这个秘密。1943年1月26日，希姆莱作了第三次讲话，是在波森的剧场里向260名左右的陆海军军官作的。他冷静地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把消灭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们，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阵掌声席卷了整个礼堂。有个靠近冯·格斯道夫上校（那个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军官）的陆军军官激动地跳上椅子。在礼堂的后边，有个脸色难看的将军正在检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没有鼓掌。他数了数，一共5人。

在此后的数星期内，希姆莱继续在进行他的“启蒙运动”。他向一群海军将领承认，他曾下令屠杀妇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许这些充满了仇恨的儿童在这场人反对非人的战斗中长大成人，那么，我就是个弱者，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罪人……但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原始的、独创的、自然的种族战争。”在宗特霍芬，他对另一群将领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在德国，以及在占领区，一般来说，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当他说到这个问题“未作妥协”便解决时，厅内出现了掌声。希姆莱在“最终解决”问题上共作了15次演讲，听众广泛，但，意味深长的是，外交部的人一个也没有。

1943年的最后几天，压得希特勒喘不过气来。他的军队在列宁格勒和整个乌克兰面临着新的挫折。不仅如此。由于党卫军法官摩根终于挖出了布痕瓦尔德贪污案的网络，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受到了威胁。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证。他被关进监狱，作为人证，但不到3天，他便死在狱中。在铁证面前，在摩根的无形审问下，科赫顶不住了。他供认，除了靠犯人发财外，为了保住秘密，他处决了不少犯人。

对科赫的起诉虽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沿着贪污的线索追至波兰。在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热烈欢迎了他。该指挥官名叫维尔特，曾在贝尔赛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导。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卢布林地区建造了4座灭绝营，灭绝系统也是他建立的。他说，每个营都建得像一个波特金村庄。当火车开进假站台时，乘客都以为到了一个新城镇。维尔特津津有味地说，火车一到，他或他的代表，便向新来者致辞表示欢迎（欢迎词是固定的）：“诸位犹太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将你们重新安置。在犹太州建立之前，你们当然得先学会如何工作。你们必须学会一门新手艺。”这些定心丸式的话讲完后，犹太人便无辜地列队走向死亡。

在摩根听来，维尔特的描述是“完全荒唐的”，但，在他参观了贮藏战利品的屋子后，他可不这样想了。看到堆积如山的宝物——其中有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手表堆——后，他明白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他从未一次看到过这么多的钱，特别是外币，有世界各国的硬币。看见炼金炉及一大堆金砖，他惊奇得张大了嘴。

摩根参观了维尔特建造的4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在每座集中营内，他都亲眼看到了处决犯人的证据——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这里在大规模地犯罪，但他又无力采取行动，因为命令是从元首的总理府直接下达的。摩根的唯一依靠是对“武断地屠杀”犯人一事进行起诉——这些官司倒可以打到党卫军的法庭上去。他立即着手搜集证据，终于找到了足以控告马伊达内克两名高级官员犯有谋杀罪的证据。

维尔特是一个基督徒，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继续与摩根无拘无束地谈论这4个营的指导思想。一天，他无意说到，有个名叫霍斯的人，在奥斯威辛附近建立了另一个大型的灭绝营。在摩根听来，这地方有大量证据可以搜集。但摩根的权力有限，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非有正当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借口：有件悬而未决的黄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数名职员。于是，在1944年初，刚强的摩根便在奥斯威辛附近调查死亡营的事件了。他不费什么手脚便找到了众多的堆满财物的小屋子、毒气室和焚尸炉。但是，在调查“不合法”的屠杀事件中，一到手下某个工作人员快接近事实真相时，调查工作便受阻。于是，摩根便决定返回德国去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体屠杀事件本身。抵柏林后，摩根决定面见希姆莱，向他阐述清楚，这项灭绝政策正直接把德国“引入深渊”。为了见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通过种种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即刑警局局长。奈比听后，大吃一惊（“我向他汇报时，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说不出话来。待他能说话时，他叫摩根立即将此事向卡尔登·勃鲁纳汇报。卡尔登·勃鲁纳听后也大惊失色，答应将此事直呈希姆莱和希特勒。接着，他又找了党卫军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赖豪特。此人听完后，气得发昏，答应安排摩根与希姆莱会晤。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莱的接待室。这下，摩根便认识到，要打这场官司，他非走另一条更加实际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这个制度本身提供的条件去把它的领导人和重要分子从这个制度中清除出去。对国家元首直接下令屠杀的案子我虽然无办法，但对不属此令或违反此令的屠杀，或对其他严重的控告，则可这样做。”

他回去后，情绪高涨，决心搞好诉讼程序，尽可能多地搞掉领导人，以期破坏集体屠杀的整个制度。他不顾恐吓和报复，把调查范围扩展至集中营。在奥拉宁堡，他的一个消息提供者——一名叫罗德的犯人——在被公开处死的最后一分钟获救——他之被处死，是为了杀一儆百，不让其他犯人与摩根合作。即使如此，他还得了个外号叫“猎犬法官”。在他努力下，约800个贪污案和谋杀案得到审理，其中200个案子的当事人被判刑。布痕瓦尔德的卡尔·科赫被枪毙；马伊达内克的指挥官也被处决，他的主要助手也被处死刑。塞尔托亨博斯的指挥官，由于虐待犯人，被绑在一个法庭前示众；佛罗森堡的指挥官则因酗酒和好色而被开除。

1944年早春，这些审判在德国的官僚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于是，希姆莱——显然是受希特勒的指使——便令摩根停止调查。“猎犬法官”做得太过火了，太成功了；他正准备全面调查鲁道夫·霍斯和奥斯威辛各营。摩根一人大扫除的冲击波业已冲倒了卢布林的屠杀营的建筑。维尔特营长受命将他建造的4个营中的3个营——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全部毁灭，不准留下任何痕迹。任务完成后，维尔特便被派往意大利去护路，以免游击队侵犯。在这里，在摩根的法网下死里逃生的维尔特，不久便被一项更粗暴的法律打倒——背上中了游击队的一颗子弹。与此同时，尽管希姆莱——希特勒有令，康拉德·摩根仍偷偷地继续进行他的赤手空拳的调查工作，以期结束“最终解决”。（摩根也尽力证明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的妻子伊尔塞·科赫有罪。他相信，她犯有虐待罪，但对她的指控却又无法证实。战后，一个美国官员要求摩根证实科赫夫人用犯人的人皮做灯罩。摩根回答说，她犯的罪行肯定很多，但这个指控却是不存在的。他曾亲自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最终只好将此案放弃。即使如此，这个美国人坚持让摩根签署一个文件，以证实科赫夫人确曾用人皮做过灯罩。对纳粹的威胁尚且不怕的人，自然不大可能向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屈服的。由于他拒绝，人们便威胁他说，要将他交给俄国人——俄国人肯定会将他活活打死的。摩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于是便遭毒打。他虽然憎恨科赫太太，但什么也不能诱使他作假证。幸运的是，摩根活了下来。）

(1) 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稣会教祖。——译注

(2) 布鲁特斯，古罗马共和派首领，暗杀恺撒团成员。——译注

第九部 坠入深渊

1 陆军的爆炸计划1943.11—1944.7.21

在啤酒馆起义二十周年纪念前夕，约德尔将军坦率地将德国的战略地位透露给了100名左右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他谈到了德军在俄国遭到的惨败，谈到了为何未能将西班牙拉入战争，因而也未能夺取直布罗陀的原因（就是那个“耶稣会外长塞拉诺·苏涅尔在作怪”）以及“历史上最大的叛卖”——意大利人的叛卖。约德尔即兴谈到了未来：他承认，西方具有空中优势，如在德国大规模着陆，按目前德国的防御力量，德军是无法加以阻挡的。这种讲法，使听众大吃一惊。他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个能扛枪的德国人都动员起来。他说，从东方抽调兵力和给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事情“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为了解决西线人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认为，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在丹麦、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强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去修筑工事——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这项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势，可以说是一幅阴郁的图画。在结束时，他承认，“国内所受的最大的压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袭，以及由于敌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势的缘故，用潜艇进行报复的机会已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说，对最后胜利应坚定信心。原因有几个：他们幸运地有一位领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战争的灵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国的全体武装力量，在战略上、组织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动起来，“同样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体现的，体现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未曾见过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张手法堪称无愧于希特勒。在未来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这谁也无从预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国永不停止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自由而斗争，“在美国犹太人鞭子下或苏维埃政委统治下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政客们高声欢呼。约德尔的讲话可说是公正和希望相结合的力作。两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纯粹是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讲是在罗文布劳饭店作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炽烈信心，不但令现场听讲者，还使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着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弃，罗马尼亚人则因18个师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被消灭而痛苦万分。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德国陆军本身的死伤人数也高达168.6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50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1944年1月26日，他把数百名海陆军将领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释了此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将领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必须从内心信念里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说这些话时，他很平静，又把话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当他异常真诚地讲出下面的一番话时，听众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各位将领，”他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如果上苍果真不让我们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国人民在浩劫中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你们作为我的三军将领，就应该举起战刀，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德国的荣誉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说，各位，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室内出现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终于被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军官打破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冯·曼斯坦因陆军元帅用讽刺的语调说：“我的元首，会是这样子的！”希特勒在等待着，以为他的三军将领会肃然起立，齐声高呼这句话的——即使这句话是用讽刺的方式说出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动静。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脸色一下子惨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搜索着全室，最终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帅，”他粗暴地说，“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达的忠诚。”室内又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肃静。最后，他说，对陆军里的反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众多军官所持的强硬的否定态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些先生拒绝执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苏军俘虏的某些军官搞的“自由德国”运动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这些即席作的指责打乱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无法按计划作完演讲。他突然宣布散会，昂首离开会场。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书房。希特勒瞪着眼睛盯着他。“元帅，”他说，“我不准你再打断我的演讲。你向下级讲话时，若有人打断你，你会怎么样？”

在那些凄凉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项乐趣，就是新来的厨子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玛莲娜·冯·艾克斯纳不但是维也纳人，而且年轻动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在国社党处于非法时期，她的家曾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她唯一不满的是，希特勒的食谱很有限。她私下对特劳德尔·荣格抱怨说，光靠喝素汤，吃胡萝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过活，这日子多么单调！她怕希特勒会吃烦她做的饭菜，将她打发走——而她已爱上了一个党卫军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还有一层理由，因为提拔受到冯·艾克斯纳小姐阻挠的鲍曼，发现她母亲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便进行报复，紧追硬逼，弄得原想将此事压下的希特勒只好将她解雇。但他多给了半年的薪金，还将艾克斯纳一家封为名誉雅利安人。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2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然而，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色客人的来访，”特劳德尔·荣格回忆说，“却掩饰不了我们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平静。”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这样苍老和忧郁，”她私下对荣格说，“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烦恼吗？”

这个秘书被问得很狼狈。“对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讲的你也一定猜得出来。”她说，军事形势就够使他深为忧虑的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了，“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微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2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格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V1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勇，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喷气式飞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条件是，在开发阶段，他不受干扰。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下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水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200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给了他信心。3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在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经紧张的却是他本人了。在3月17日于邻近的克莱施海姆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难堪，还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做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而且已做出了安排。“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说是我乞求希特勒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占领匈牙利的！事实上，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这句话被删了去。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11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据情报专家格伦报告说，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反响”。格伦说，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希望是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状况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盘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5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65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用其他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4片多种维生素。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5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5850吨猛降至4820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来了一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里，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300个师500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200个编制不足的师计200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卢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1944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6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么，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们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6月4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作一短暂的休假，此段时间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6月6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24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拖车房里——位于朴次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7月？20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7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6日则恶化。艾森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森豪威尔做了裁决：6月6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6月6日的0点6分，空降开始，一个18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Ｄ日的开始。1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3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3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4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代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来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9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施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施海姆堡的1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4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茶点的最精彩的场面是他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它连吃肉都受不了。”吃完茶点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元首喝的是莱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1小时；于晚间11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说，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来，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通过“警卫员”如此煞费苦心散布的谎言他是难以忘怀的——也许那条路正与他计划入侵英格兰时所选择的路线相同，不过是方向相反罢了。

当天深夜，盟军已在30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2500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德军仍来得及将他们赶回英吉利海峡——假如立即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6月3日，戈培尔戒了烟。3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7日，他向他的新闻发布官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尔的日记记载，他向一群高级官员和工业家发表讲话，说：“终有一天‘各大国’将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问：‘喏，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番话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这里，戈培尔不过是转达他的主子的观点而已。到了10日，他又极力劝希特勒说，德国的希望在于“抗击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时，西方便会急于寻求谅解。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出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另外，由于拒绝给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希特勒尖酸刻薄地问几天前他曾夸奖过的戈林，他所吹嘘的空军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对一架”的条件投入保险。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6月12日开始用Ｖ1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10枚飞弹，4枚立刻爆炸，2枚失踪，其余4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244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一片火海。这一下，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这是他的功劳。

所有的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10天，盟军便有100万人和50万吨军用物资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6月17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自D日以来，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回忆说，“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之后，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而不是伦斯德。他“坦率地无情地”指出，联军占有海、陆、空的压倒优势，与之做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的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理由是，所有的火箭必须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然而，这两位陆军元帅却只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结队的喷气式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未做解释的是，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式飞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说，“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了。”

休息时，他们进午餐。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斯派达尔说，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Ｖ1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蔽所。回来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尔已被吓破了胆，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有所作为。”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观主义者打来的令人失望的电话。伦斯德解释说，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他虽然做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决心已有所减弱——尽管从他的强大的日本盟友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型巡洋舰3艘，飞机475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说他对批评意见已置若罔闻，这也是不真实的。在6月23日晚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就芬兰投降俄国一事讥笑了芬兰。这使狄特尔将军大怒，以拳击桌。“我的元首，现在我必须像一个巴伐利亚人一样跟你说话！”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责希特勒讲话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对狄特尔说，狄特尔是绝对正确的。他热情地与他告别，还对众人说：“先生们，我希望我的所有将领都像他那样。”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情况与对狄特尔相似。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的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荣格禁不住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哪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木上烘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儿也不生气。“情况我都知道。”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6月26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权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希特勒总怕主要的入侵会发生在加来；其二，“超级”机密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在原电发出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由于德军此时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贝格霍夫上方不远处），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点张皇和心神不定。在演讲就快结束时，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声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胁结束其演讲：“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也无须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心，“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或者，是饿死呢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3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做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会打赢的，因为他有奇迹般的新武器。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做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帖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那些用白兰地酒瓶盛炸药，企图炸毁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弹，企图将他炸死的人，并未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他们又做过4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1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命运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进行了干预。在展览的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1943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其中一个阴谋发起人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为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可能就此结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的话。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菲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还是一个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萨”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碾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1943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做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受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新建立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着坚强个性的活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在暗杀后将逮捕的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斯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有很大程度的保留意见。“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他说——但他反对暗杀一举。那只会将希特勒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烈士。陆军应将元首逮捕，将他交给德国法庭，让他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

1944年春，由于来了一个新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在这项阴谋中越陷越深。斯派达尔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曾以最优秀成绩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说服了隆美尔，让他与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巴黎附近的乡间秘密会见。在他们的参谋长的积极帮助下，两人在这里制订了一项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结束西线战争的计划。全部德军将撤回德国本土，盟军则停止对德国的轰炸。希特勒将被逮捕，德国由抵抗运动的军队暂时接管。与此同时，东线的战争仍将继续，估计英美两国的军队将加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隆美尔很热心，竟要把伦斯德也拉进来。伦斯德虽然同意这一计划，却不愿直接涉及此事。“你年轻，”伦斯德说，“你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你干吧。”

隆美尔参与此项阴谋，施道芬堡及其集团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因战争失败了才背叛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他们也不同意继续攻打俄国的计划，觉得单独与西方媾和是不现实的。再者，施道芬堡等人一心想暗杀希特勒而不是将他逮捕。时至1944年6月1日，他们觉得，必须在盟军入侵前了却此事；敌军一旦打进本土，任何一种体面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他们已有了一个政变的详细计划。这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元首批准的一项措施为基础的。官方的行动叫“女神”，是希特勒用以镇压战时士兵和德国境内的外国苦役工人骚乱的一项计划。为了镇压任何一种叛乱或起义，计划要求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和立即动员足够力量。施道芬堡的计谋是，利用“女神”作为在全国和在每一条战线上发动政变的信号。希特勒曾明确说过，“女神”的警戒令将由后备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发布——而弗洛姆对抵抗运动却又半心半意。

Ｄ日在密谋者中引起了惊慌。年长些的说，即使政变成功，德国也难以免遭占领。最佳办法莫过于依靠西方，希望他们能公正地对待德国，阻止俄国蹂躏本土。但是，施道芬堡却决心做最后一次暗杀的尝试——机会也几乎立刻出来帮忙。他被提升为上校，任弗洛姆的参谋长。现在，政变一事并不用靠这个半心半意的将军了。施道芬堡本人便有权向后备军发布命令，从而夺取柏林。这个新的职务也使他能常常接近元首。7月上旬，他便定下了行动计划：在每天举行的向元首汇报的会议上，在会场里放置一颗定时炸弹，将元首、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得手后，他便飞回柏林，亲自指挥首都的军事接管工作。

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他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使总参谋部的几个同谋倍受鼓舞。一名叫乌班·提埃希的青年中尉回忆说：“你看他打电话那股劲头，真叫人高兴！他的命令既简短又明确。对重要人物，他彬彬有礼而又自然得体。他总能把握局势。”

施道芬堡的时机终于来了。7月11日，希特勒召见他，要他汇报补充兵员的情况。他带着公事包，里边装着许多文件和一枚英制炸弹来到贝格霍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姆莱不在会议室内。他找了个借口，给坐落在本德勒大街的总参大楼（在柏林动物园附近）挂了个电话。“我们是不是干？”他问陆军总办公室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道。这颗炸弹仍能炸死希特勒和戈林。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待能同时炸死三人时再说。

4天后，机会又来了。施道芬堡再次奉命去见希特勒——他已将司令部迁至“狼穴”。他带着炸弹去了“狼穴”。这一次，密谋者们志在必胜；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上午11时，即会议前两小时，下令执行“女神行动”计划。这便可给会议后备军和邻近的机械化军校的坦克以时间，能够于下午早早地将部队开进首都。

会议于下午1时准时开始。施道芬堡向希特勒简短地汇报后，便出去给本德勒大街打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在会议室内，他立即回去安装炸弹。待他回会议室后，他发现希特勒因故离去，不再回来。15分钟后，施道芬堡才再次找到借口，将消息告诉柏林。此时是下午1时30分，部队已直扑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匆忙下令取消“女神”，部队只好悄悄返回营地。

新近的失败使一些密谋者锐气大减，产生了动摇。施道芬堡却不然，他约较年轻的同事们在他家中（位于万湖）议事。施道芬堡的表弟（与在法国的隆美尔斯派达尔集团联系的联络官）报告了一条让大家振奋的消息。他说，盟军即将突破（德军阵线），隆美尔已下定决心，不管接替伦斯德职务的冯·克鲁格元帅如何动作，他都支持他们的计划。然而，命运再次出面干预。就在次日，盟军的飞机炸中了隆美尔的小汽车，他身受重伤。

返回“狼穴”的军官们再也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原来又矮又小的地堡，已经不翼而飞，代之而起的是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屋顶上还有移植的草木掩蔽。由于天气炎热，希特勒常待在新地堡里，因为地堡比木头建的兵营凉爽。“他的情绪很坏，”特劳德尔·荣格回忆道，“常说睡不着，头痛。”副官们为了使他开心，常让他与客人们玩。比先前喝酒喝得更凶的霍夫曼已令他生厌，但建筑师吉斯勒教授却常用制作巧妙的模型使他笑逐颜开。在这炎热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脾气可能不好，却表现出乐观情绪。他对戈培尔（又抽上了烟，靠安眠药睡觉）说，历史的钟摆很快要摆回来了——对德国有利。

7月18日下午，“狼穴”命令施道芬堡两天内前来汇报。他要向希特勒汇报的内容是能向东线投进多少后备兵员。东线的中部战区，由于两翼新近连战皆败，已面临崩溃。19日整天，施道芬堡都待在本德勒大街，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下午，他主持了密谋者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传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这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盖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事实上，在整个党卫军内，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个绑架元首的计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还与其他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一起，向隆美尔保证，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义。连党卫军保安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1942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哥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以探讨和谈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尔尼，面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国。这时，一切都弄糟了。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舒伦堡仍在密谋，与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搭上了关系，共同策划绑架希特勒，并将他交给盟国。这一精细的筹谋简直可以写成侦探小说。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7月19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施道芬堡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2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这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个女人。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因为在希特勒的天宫图中，海王星对其他行星的方位历来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宫图中，海王星非常强。可以预料，他的军事计划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19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做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手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无法承受任何麻烦事的发生。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有人能接替我。”

1944年7月20日。

早晨6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会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10时30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3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2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1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200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门。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信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做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30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12时30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的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15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呢！”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10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6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12时37分，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普特卡默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蹿，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特卡默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待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特卡默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就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至少凸起了3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信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司令部的一名通信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贝尔喊了一声。通信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官那里吃午饭。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吭，急忙走进哨所，向一名值班的中尉（他们认识）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中午12时44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90秒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把电话匆匆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名军士长未被吓到，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Ⅲ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个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出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荣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信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报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信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做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信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7月15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7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么，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3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做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信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地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3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3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空军元帅戈林戳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呢，”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有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是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下午3时42分，施道芬堡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施道芬堡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时至下午3时50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武器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4时10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开拔。柏林城外的部队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做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做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行进入，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3个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对于这一阴谋，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但也没有完全脱身出来），解释说，希特勒真的已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在法国的高级通信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通信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信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陆军元帅凯特尔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捶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是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戒备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将永远地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么，我正式将你们2人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5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或出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1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雷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车的车斗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远远地听见戈培尔在喊，像是条顿人的⁽¹⁾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雷麦的一群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难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哈根回答说，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8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么，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5时30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兵学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怯懦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己。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到现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做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反叛他们了。雷麦暗想，这是内战。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楼去见哈斯，把戈培尔的话又说了一遍。哈斯将军佯作吃惊，而当雷麦说哈斯必须立刻去见宣传部长时，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开客厅。另一位少校，也是一个密谋者，出面干预了——他对哈斯眨了眨眼，心照不宣。他说，见戈培尔是雷麦的职责——还应将他逮捕。雷麦出了大楼，心下十分烦乱。“哎，我不得不拿命去赌博了。”他对副官说。之后，他便带了20个人，直奔宣传部去了。

戈培尔正在核对时间。他曾几次打电话找雷麦，均未成功。现在，离截止的时间——晚7时——只有两分钟了。雷麦进来了。他并未告诉戈培尔他已奉命将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尔之所云——戈培尔说，他刚与元首通话。他说，只有他亲耳听到元首说话他才相信元首还活着。

“悉听尊便，少校。”说着，戈培尔便给拉斯登堡挂了个电话。不到一分钟，他便对希特勒说：“警卫营营长雷麦少校跟您说话。”雷麦机警地接过话筒。里面的声音可能是录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说话的声音。“是你吗，雷麦少校？”他听到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这声音当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麦把迄今之所为告诉了他。但他的话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绽。“你是否相信我还活着？”雷麦回答说，他相信——实际是，他还不完全相信。

希特勒说，他赋全权予雷麦，要他保证政府的安全。“你认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个军官，不管其军阶如何，都由你指挥。”他命令雷麦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动用暴力。”一个“暴”（ｂｒａｃｈｉａｌ）字，便使雷麦完全相信对方确是希特勒无疑了。他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你仅对我负责。”希特勒重复了一句，并立即晋升他为上校。

雷麦把宣传部变成了指挥部。他首先给冯·哈斯将军打了个电话，说他刚与元首通完话，元首给了他指挥全权。他命令哈斯立刻向他报到。哈斯愤怒地拒绝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大将军要跑到一个小少校那里去报到？”

“将军，如果你不想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雷麦说完，便派人去占领哈斯的司令部。接着，他又通知柏林地区各部队，说现在他们全归他指挥。各单位的指挥官，不管军阶高低，未提一声抗议，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挥，这他并不觉得奇怪。末了，雷麦上校将全营官兵集中在宣传部的花园里，听戈培尔亲口讲述暗杀的详细情形。

此时，被制服的冯·哈斯将军也来了。他已不再生气，实际上，好像要拥抱雷麦似的。他满口恭维，还问题提个不休。雷麦无奈，只好客气地将他打发走，以便继续进行恢复秩序的工作。戈培尔对哈斯可有点降格以待，向他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哈斯有点结结巴巴地做了回答。如果他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弄点吃的，部长会介意吗？“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家，”将军出去吃东西后，戈培尔讥讽地说，“他们脑中装的全是吃、喝和给女人打电话。”

本德勒大街的电话总机忙个不停。军官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新闻广播的详细情况。收到“女神”戒备令的各单位也想从弗洛姆口中证实早些时候关于希特勒已死的报道是真是假。问题是由施道芬堡答复的，他坚持说，希特勒已死。如果询问人是密谋者，他就说计划仍在执行。他告诉他们，广播新闻是一个把戏。陆军在掌权，一切都很好。

最后，起义的名义领导者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全副军装前来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为了弥补他的姗姗来迟，在晚上7时30分左右，他以陆军新统帅的身份，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指示：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鲜耻的、非战斗人员的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对战斗力量背后插刀，夺取政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关头，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帝国政府业已宣布处于军事紧急状态，委任本人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封电报给另一位陆军元帅带来了新的希望。正要抛弃巴黎的密谋者的克鲁格喊道：“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他建议马上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德国的新政权会同意停止用火箭对伦敦进行攻击的，如果盟军——作为报答——停止轰炸德国的话。克鲁格的热情被凯特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泼了冷水：元首仍活着，切勿理睬本德勒大街的维茨勒本贝克叛逆集团发出的命令。

克鲁格的决心动摇了。他叫他们的参谋长设法弄清最高统帅部里发生的事情。但他无法用电话找到瓦尔利蒙，也找不到约德尔或凯特尔。他们蹊跷的缺席使克鲁格的希望重又复活。也许贝克说的是真话，希特勒果真死了！他给“狼穴”的一个密谋者挂了个电话，但他证实的却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希特勒活着！克鲁格失望地撂下电话。“嗯，”他说，“想要他的命的行动失败了！”就元帅而言，此事到此结束。“先生们，”他说，“别再来打扰我了！”

在柏林，曾下令夺取政权的那个人也放弃了这项阴谋。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对本德勒大街的混乱表示厌烦，快步出了大楼，坐上小车，向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驶去。到了那里，他对军需官格纳将军说，计划全失败了。说完，他又坐上汽车，回到他的农庄。

在“狼穴”，凯特尔刚发出一道命令，让希姆莱担任后备军的司令。凯特尔补充说，“只有他和我发出的命令才必须服从。”这道命令于晚8时20分用电传发出。10分钟后，党的秘书鲍曼发出一封急电，将“某些将领企图暗杀元首的行径”通知所有的地方长官。他要他手下的人马只服从元首本人的命令。

晚9时，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知，元首不久将亲自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然而，由于“狼穴”没有直播设备，广播大大延迟。离他们最近的录音车也只有在东普鲁士首府科尼斯堡才能找到，而这又得花上几个小时。

希特勒最宠爱的突击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刚好也在柏林。当他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时，便立即前往维也纳视察他训练蛙人的学校。黄昏，正当他在安哈尔特车站要登上火车时，一个军官沿着月台跑了过来。他边跑边喊，说城内发生了军事叛乱，斯科尔兹内已被授命在那里恢复秩序。

他匆匆赶至党卫军保安处总部。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某些反叛的陆军领导人正在夺取首都。“局势不明朗，而且很危险。”舒伦堡说。他脸色苍白，跟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姿式，说：“如果他们来这里，我就在此处保卫自己！”这是荒谬可笑之举。斯科尔兹内忍不住笑了。他劝舒伦堡把手枪拿走，别搞什么自杀了。

斯科尔兹内向设在柏林郊区的一个专门训练破坏者的学校里的一个连队发出戒备令后，便亲自进城察看。政府大院里非常安静。有报告说，武装党卫军也在搞阴谋。为了核对这一情况，他便前往里希特弗尔德视察党卫军的兵营。全都非常平静。接着，他又驱车去党卫军的一个师部打听消息，没听到什么，便又开快车前往万湖附近的空降部队指挥部。斯科尔兹内在施图顿将军的别墅旁的土墩上发现了他。将军穿着一件睡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大堆文件，妻子在一旁做针线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一件滑稽事：在军事叛乱中，德国最主要的司令官之一竟这样悠闲自得。施图顿对斯科尔兹内所说的并不信以为真。直至戈林打来电话才得到证实。戈林说：除陆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外，其余一律不予理睬。施图顿将这份命令往下转达时，斯科尔兹内便跑回舒伦堡办公室去了。他一进门便被叫去听电话。“你有多少人？”约德尔问。知道只有一个连，他说：“好。把部队带到本德勒大街去支援雷麦少校的警卫营。他们刚奉命包围大楼。”

在本德勒大街，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一直在保卫陆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营，在营长的命令下，正开赴戈培尔官邸的后花园集合。正门只有35名士兵留守。大楼内，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晚10时30分第三次将军官们召集起来，说，警卫营已撤走，他们应将保护大楼的任务接过来。他说，6个出口处都得有总参的军官把守。

无人反对。不过，一群武装的忠诚分子，却暗暗下了决心，忠于他们对元首立下的誓言，晚10时50分左右，这些人（一共8人）腰间挂着手榴弹，手持冲锋枪或手枪，突然闯进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正当奥尔布里希特劝他们镇静时，施道芬堡进来了。他急忙转身逃走，冲进客厅。一阵扫射。施道芬堡身子一歪，好像中弹似的，接着便窜进隔壁一个办公室。但是，过了不久，他便与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生擒。片刻后，他们便见到了已被释放的弗洛姆。“呀，先生们，”身材高大的弗洛姆将军挥舞着手枪说，“我现在要像你们对付我那样对付你们。”他叫他们放下装器。

“你没有资格叫我这样做，你原是归我指挥的，”贝克小声说，“这不幸局面的后果我自己会负责。”说着，他便伸手去手提箱内取手枪。

弗洛姆警告他，要他将枪口对准自己。年迈的贝克回忆起往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我们现在不想听那个，”弗洛姆打断了他，“我叫你别说话，要你行动。”贝克喃喃自语了些什么，开了枪。子弹划破了他的头皮，他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帮帮这位老先生的忙。”弗洛姆对两名青年军官说。他们走到贝克跟前，试图夺下他的枪。贝克不允，想自己再射，却又跌坐在椅子上。弗洛姆对其他密谋者说：“听着，先生们，如果有信要写，你们还有几分钟。”5分钟后，他回来宣布，“以元首的名义”开的军事法庭，刚刚判处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和他们的两名副官死刑。袖口上沾满了鲜血的施道芬堡和他的3名同事一起被领到院子里，笔直地站立着。

贝克的脸上沾满了血。他要一支手枪。枪给了他后，他自己一人待在客厅里。外边的人听见他说：“这次若还不行，就请帮帮我。”一声枪响，弗洛姆往里一瞧，只见贝克这次又失败了。“帮帮这位老先生。”他对一个军官说。军官拒绝了。一个下士将失去知觉的贝克拖到室外，朝他的脖子上开了一枪。

外边，一辆军车的车灯把院子照亮了，由于车灯上了罩，院里并不很亮。这时已是深夜。被判处死刑的4人站在一个沙堆前——沙是防空时用的。奥尔布里希特很镇静。听见下令开枪时，施道芬堡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他死了（本德勒大街现在更名为施道芬堡大街）。

弗洛姆庞大的身躯出现在大楼的门廊上。他打院子里走过，检阅了行刑队。他简短地讲了话，以“希特勒万岁！”一语作结束。然后，他便有点故作姿态地朝大门走去，把车叫了来，消失在黑暗中。在本德勒大街的电报中心，一封电传电报正在拍发出去：“不负责任的将军们试图政变，已被血腥镇压。所有罪魁已被枪决……”

正当弗洛姆步出大门时，一辆白色的赛车嘎的一声在门前停住了。开车人是施佩尔，乘客是雷麦上校。“终究是个诚实的德国人！”弗洛姆说，好像他自己是个无辜者似的，“我刚把一些罪犯处决完毕。”当雷麦说要是他就不这样做的时候，弗洛姆咆哮了：“你是否要给我下命令？”

“不。但你要为你的行动负责。”雷麦建议弗洛姆立刻向戈培尔报到。弗洛姆与施佩尔一起走后，奥托·斯科尔兹内带着人马来了。他不明白，一个如此重要的将军，为何在这样一个时刻离去。他问雷麦：“发生了什么事？”雷麦也一无所知，他只是奉命前来包围大楼的。

斯科尔兹内说，他要进里边去。把连队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地上楼了，朝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在走廊上，他碰到了几个他认识的参谋。他们把情况简要地向他说了一下。这些听起来很放肆，却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试图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却打不通，于是便决定自行其是，“为这紊乱的马蜂窝”恢复和平与秩序。为做到这点，最好的治理办法莫过于恢复大家的工作。他把认识的参谋召集起来，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前线仍急需援军和给养。

参谋们一致表示赞同。但谁来签署命令？身居指挥要职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踪了。斯科尔兹内说，命令由他签，一切责任由他负。陆军总司令部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后，斯科尔兹内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约德尔让他继续指挥。“派个将军过来吧。”斯科尔兹内建议。约德尔却坚持让他以元首的名义进行指挥。斯科尔兹内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备令，要所有的指挥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尔将弗洛姆拉到宣传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话，戈培尔对此不予理睬。戈培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门口安一名卫兵。

希姆莱也在部里。他带着希特勒授权镇压叛乱的命令，刚从拉斯登堡回到柏林。“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希特勒曾对他说过。尽管握有如此大的权力——外加后备军的临时总司令衔——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尔的助手瑙曼看来，希姆莱甚至是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说法，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乱实际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们要不是这样笨的话！”他向希姆莱吹嘘说，“他们本来是有大好时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这事由我来干的话！他们何不夺取电台并散布最大的谎言？”

希姆莱不动声色，客气地点点头。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了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在“狼穴”，菲尔基贝尔将军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但又不想自杀，原因是，他拟在官方的法庭上证明他的动机。“假若你相信来世的话，”他向年轻的副官告别时说，“我们就可以说：‘再见！’”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科尼斯堡的录音车前来，以便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把贴身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听他宣读匆忙草就的讲稿。几个秘书和副官，还有凯特尔和打着绷带的约德尔都来了，但录音车还是没有来。希特勒便利用这段时间为此次谋杀事件添油加醋。“这些懦夫！”他喊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胆量开枪把我打死，我倒有点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

录音车终于来了。7月21日凌晨1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都吹吹打打奏起军乐，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亲密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这样一个命运：就我自己而言，这并不可怕，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从这个命运中，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因而我也将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不是已经自杀就是被陆军枪毙，“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事变，一直没有。与这一罪恶行径有关的人员会被清洗。”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分子全身都凉了——他们在拉法耶旅馆的军官俱乐部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不过，倒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耶旅馆。当施图尔纳格尔起身致意时，奥伯格向他冲了过去。奥托·阿贝茨大使进行干预。“柏林发生的事是另一码事。”他说，“在这里，诺曼底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我们在这里的德国人理应搞统一战线才是。”奥伯格冷静下来，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做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爱娃·勃劳恩保管。它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证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7月21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了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4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地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3时40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11时35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11个处400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1916年许多达姆施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久，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无疑证明他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散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特卡默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7月20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1935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做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由她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7月23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荣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4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的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4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政府不日便会垮台。

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在非洲和俄国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7月25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2—3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团结一致，陆军官兵也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1933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7月30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的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第六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8月1日，3.5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8月2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做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8月4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杜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8月7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8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

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地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8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事实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事实）。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8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8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8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希姆莱还做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8人。另外还有5000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7月20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单独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儿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上，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8月17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自杀。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喻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做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希曼8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600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400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屈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600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1944年11月24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指挥官霍斯是拥有足够的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50个师的德军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8月24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的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的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4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24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做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8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做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5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会，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1918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工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脑发涨，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9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疼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10%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做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做的诊断是“恺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9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他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4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3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9月12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90秒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3针；病暂时减轻了些。9月16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1) 保罗·列维尔保罗·列维尔，1735—1818年，美国爱国志士。——译注

2 最后一次反攻1944.7.21—1945.1.17

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的命令都很熟悉。当然，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4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900多万，但在过去3个月中伤亡就达120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1940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做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脉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1940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做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25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脉。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9月19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3张X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士的宁浓缩丸，0.04；浓缩颠茄片，0.04。”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士的宁和阿托品。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的易怒和怕光；他的喉咙沙哑和皮肤色泽淡红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他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9月25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荣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势，也无法让他打起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士的宁和阿托品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27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卫兵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6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荣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那样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

希特勒精神萎靡，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导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在他的贴身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这他已经忍受了多年）居少。

29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但，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这个人，为医者绝不可与之为伍，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而施佩尔对元首的“危险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人，正在努力毁灭可怜的莫雷尔医生。

除莫雷尔一人外，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去看希特勒。看来，鲍曼已经取胜。10月1日黄昏时刻，林格给吉辛挂了个电话，说，元首头痛得很厉害，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去。元首穿着睡袍，躺在简朴的床上。见吉辛进来，他把头往上抬了抬，以示问候，但他的头立刻又跌回枕上。他目光空虚，毫无表情。他诉说头胀痛得不行，也不能用左鼻孔呼吸。吉辛在床边坐下后，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话题。“医生，”他问道，“消毒丸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吉辛做了解释。希特勒皱了一下眉头：“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你不知道我非常相信你？”吉辛医生觉得全身发冷——倒不是因为室内冷气过冷。他急忙解释说，是人家不让他来。希特勒一耸肩了之。吉辛认为，他的肠胃病系士的宁所致。希特勒又耸耸肩了事。他说，类似情况他有过多次，只是没有这样严重罢了。“长期不断的忧虑和发怒使我不得安宁。为了德国人民，我不得不日夜思考和工作。”他已觉得好多了，用不了几天便可下床了。“你把莫雷尔吓了一大跳，”他说，“他吓得脸色发白，忧心忡忡，还责怪自己。不过，我已说服了他。我自己就历来相信，简简单单的药丸便能吸收我肠子里的气。每次服后我都觉得很舒服。”吉辛解释说，舒服的感觉是幻觉。“你说得也许不错，”希特勒插嘴说，“但这药吃了也没有坏处，在过去一个月中，由于我神经高度紧张，肠子反正都会痉挛的。7月20日的事有时还在我身上有所反应。迄今为止，我还有将这些藏在心里的毅力——现在呢，它已爆发了。”

吉辛的诊断是，他患了黄疸，但希特勒却矢口否认。“不，你是想把我变成你的胆囊炎病人！来吧，你检查检查我的胆囊吧。”他把被单往后一卷，让吉辛进行检查。这是吉辛首次为他的病人做全身检查。他检查了希特勒的神经反应，腮腺，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吉辛满意了：例如，关于元首的性器官有缺憾的谣传纯系误传，他的性器官正常而完整。至少还有两名医生为希特勒做过全身体格检查。莫雷尔医生发现，他的性器官“完全正常”。元首当权后不久，柏林“西头医院”的一位医生也为他检查过，情况相同——这位医生曾听人说过，希特勒“有同性恋的倾向，便特别注意他的阴茎和睾丸”。

希特勒对检查的每个过程都入了迷，再次成了学医的学生。“你知道，医生，”林格和吉辛帮他穿睡袍时，他说，“除神经过分活跃外，其余神经系统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说着说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中。对吉辛为他解除痛苦，他表示感谢，“现在，命运又派遣你去打探出这个消毒丸的事情，使我免受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要不是你，我身体复原后还会服用这药的。”这个结论已是前后矛盾，却又突然对吉辛大加赞扬，使他摸不着头脑，“我亲爱的医生，是上帝让您做这一检查，并发现了其他医生注意不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对您给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感激。我将一如既往地忠实于您——尽管您攻击了莫雷尔——对您所做的一切我再次表示感谢。”他抓起吉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要求再来一剂“可卡因那东西”。治疗后，元首立刻腹泻。他说，他的头脑慢慢清醒了，不久便可下床了。但他说话的声音弱了下去，眼睛转动着，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吉辛连忙给他号脉：脉既弱且快，“我的元首，您没事吧？”没有回答。希特勒已昏迷过去。

吉辛四下里瞧了瞧，未见有人。林格已开门去了——有人敲门。吉辛猛然醒悟到，希特勒是死是活，全靠他是否开恩了。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暴君——他对人民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在那个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不想让他再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操人们的生死大权。”在内心的某种命令驱使下，他将一根药签伸进可卡因——再有一剂便可能致命——瓶内，用刚才使他昏过去的药物，迅速地洗涤他的鼻孔。吉辛洗完他的左鼻孔后，有个声音吓了他一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完？”那人是林格。

吉辛只好说就快完了。就在这时，希特勒的脸（比先前更白了）抽搐了一下，双腿往上一收，好像很痛苦似的。“元首又患肠痉挛了，”林格解释说，“让他休息吧。”吉辛表面上很镇静，与林格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急急地赶回陆军医院。到医院后，他心里仍在打鼓，不知自己是否已将希特勒置于死地。在恐怖中，他打电话给哈塞尔巴赫，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了一天假，说是要去看看柏林的办公室，因为它挨了炸弹。

次日，吉辛从首都打了个电话，得悉希特勒依然活着。谁也未怀疑双倍可卡因治疗一事。回“狼穴”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是在怀疑的气氛中回来的。但这怀疑却不是来自元首。元首仍与先前一样友好。尽管如此，元首还是说要把问题说清楚。他说，消毒丸一事就算作过去了吧，因为他对莫雷尔“完全信任”。他要亲手把问题澄清。为此，他已让人叫勃兰特医生当天下午前来。

希特勒辞退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二人，借此将事情做了了结。当晚，吉辛被召到鲍曼的住处。“不过，我亲爱的医生，”鲍曼看见他全副军装，便说，“你为何如此正式？我只想与你商量点事儿。”吉辛有些害怕；鲍曼觉得有趣：“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搞得如此悲切，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你的。相反，元首对你赞不绝口，叫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这是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出色的治疗。信内还有一张1万马克的支票。医生把支票撂在桌上。但鲍曼强将支票塞给了他，说，拒绝便是对元首的污辱。

打点好行装后，吉辛到地堡向元首辞行。希特勒向他伸出一只手。“你会明白的，”他说，“消毒丸一事一定要澄清。我知道，你的行动完全出自理想主义，动机纯是为了业务。”他再次对他的出色的治疗表示感谢，并当场提升了他的职务。

这样，小黑药丸一事到此便告一段落——辞退了3位有名望的医生。这时，传闻越来越多，说莫雷尔医生有意要毒杀元首，但元首的贴身人员却完全不信。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莫雷尔虽然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却是个良医。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看法。连责备莫雷尔无能的那3名医生也不相信他会给元首下毒。他们记得，当勃兰特指出这些药丸——少量服用则无害——含有士的宁时，他脸上确曾出现震惊的神情。看来，莫雷尔从未认真阅读药瓶上的说明，只看到药名。发现此药竟含士的宁，这真是当头一棒。

待希特勒下得来病床时，证明隆美尔参与炸弹阴谋的证据已相当多了。元首叫来两名将军，要他们去执行一项令人讨厌的任务：建议他了却此生。10月14日，他们走访了正在乌鲁姆附近一座城堡里养伤——因车祸受伤——的隆美尔。1小时后。他们走了。他对夫人说：“15分钟后我就要死去。”他解释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希特勒提出两条出路供他选择：服毒自杀或上人民法庭。

与妻儿诀别后，他把副官拉到一边。“阿尔丁格，”他说，“事情是这样。”他把希特勒的建议和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将与那两名将军一同乘车去乌鲁姆，途中便服毒。半小时后，死于车祸的消息便向全国公布。当局会给他举行国葬，家人不会受到迫害。阿尔丁格恳求他进行反抗，隆美尔说，这不可能了，因为村子已被党卫军包围，与他的军队的通信线路也被切断。“我已决定去做我显然必须去做的事情。”

下午1时5分，他穿着非洲兵团的皮夹克，带着陆军元帅杖，乘车出发了。在前往乌鲁姆医院的途中，隆美尔服毒自杀。据他的医疗报告称，他的死亡是先前脑壳破裂引起的脑血栓所致。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脸上，据他的亲属回忆，出现了“十分蔑视的表情”。

到1944年9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3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0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没有海军的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没有国王的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那年早些时候，由于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的虚构的独立就此告终——其时，苏军离匈牙利首都已不到100英里。在布达佩斯，任何一个秘密通常都是在咖啡馆里被大声议论的。因此，希特勒也就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很合适，叫“米老鼠”。斯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裹着（他这个主意是从萧伯纳的话剧《恺撒与克娄巴特拉》那里学来的）——将他带至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7条人命。

6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斯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他把偷袭阿登山脉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斯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将他的人进行训练，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此时，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基督玫瑰”，后来，那天上午，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3个军的兵力，外加12个机械化师和18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下述两个前提为基础制订出来的：突袭和使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7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30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心理上和实际上均如此。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这他妈的玩意儿连一条腿都没有！”他抱怨说。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20个师，在长达4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希特勒讽刺说，“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怎样打的呢？勇敢地进攻！”这仍是旧话：对于“大解决”，他的将领们缺乏想象力，“你们怎么不研究研究历史？”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天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发生了一个无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阿登山脉将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洛伊登。另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将会发生：反对帝国的联盟也会一下子四分五裂！”

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30万战斗吨位：4艘航空母舰，3艘战舰，6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以及10艘驱逐舰。此后，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英国作战。

11月10日，希特勒下令为阿登战役做好准备，他明确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赌博，决定是战斗还是死亡的一役。这道命令的口气惹得西线的指挥官同声抗议。希特勒无奈，只好离开“狼穴”，亲赴前线解释其目的——尽管他身心都突然崩溃，他的嘶哑声加剧。埃肯教授检查的结果表明，他左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他精神萎靡又经常发怒；访客们见他半卧半躺在备用的小床上，脸色又如此苍白，无不大为震惊。他置莫雷尔的命令于不顾，强行下床，像个老人似的，摸索着走进地图室。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擦拭着眉毛。为使他的身体在此后的碰头会中能支持得住，莫雷尔医生不得不连连给他打针。

在前往西线前，人们劝他稍事休息后再走，因为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途中即便不发生危险，也会很艰辛。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前往；他惦念前线，必须前去鼓励指挥此次战役的诸位将领。11月20日，他带上随行人员，登上了火车。他想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狼穴”了，但他仍抱着回来的幻想，让建筑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因为希特勒想在天黑后抵达柏林，他乘坐的火车直到拂晓才开出。希特勒乘坐的包厢，窗帘全部放了下来。午餐时，他与大家一起在餐车用膳。特劳德尔从未见过元首如此垂头丧气，如此心不在焉的，“他的声音又轻又小，双眼不是盯着盘子就是盯着白台布的某一点。气氛如此沮丧，使大家都有不祥的感觉。”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宣布，范·埃肯教授将第二次为他的咽喉动手术。他说，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不过，很有可能，我说话会没有声音和……”但这句话他未把它说完。此后几天，他与世隔绝。他的贴身人员只知道埃肯教授给他除去了一块小米粒大小的息肉。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前来吃早餐；显然，他是在找人做伴。人人都将香烟熄灭；窗户也开了，好让空气清新。他只能小声说话。他说，这是医生的命令。顷刻间，大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的声音说话。“我的耳朵很好，没有必要宽恕它们。”他喃喃说道。大家都笑了——与其说是被这个笑话引得发笑，倒不如说是为元首的精神得以恢复而笑。

希特勒恢复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他的随行人员惊叹不已。他全力投入了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阿登山脉反攻战役。12月7日，他批准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几乎与他先前提出来的雷同。为了保密，无线电台故意将密码电报发给假司令部，将假电报发给真司令部，将真电报发给距广为宣传的司令部100英里外的司令部。在较低层中，在啤酒馆，在饭馆等地，他们则故意散布谣言，有意让盟国的谍报人员听。

此时，手中的权力远远超过中尉甚至超过将军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所开设的“美国人学校”已到期终。他虽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志愿军却学得很好。学校的课程包括：美国俚语、习惯、民俗，以及如何假装美国大兵在敌后散布惊慌。至12月11日，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德国的铁路创造了运输奇迹，将首批军队运抵“反攻区”而未被敌人发现。那天清早，希特勒将指挥部移至中世纪的泽根堡城堡。这就是“鹰巢”，是他1940年入侵西方时的司令部；现在，他与他的随从只好深居于地下隐蔽所内。

当天晚些时候，他会晤了半数左右的师长；其余的将于次日前来。第一批将领及随行人员抵达后，盖世太保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手提箱。每个人都要用生命起誓，对即将听到的内容只字不吐。谁也不知道为何被召了来；他们只知道，过去几星期里，每个师都在兜圈子。

会议在地下一间大屋内召开。元首坐在一狭窄的桌后，左右分别为凯特尔和约德尔。对面坐的是伦斯德、莫德尔和哈索·冯·曼特菲尔中将——他将指挥3个军中最强大的一个军。他是普鲁士著名的将军世家的后裔；是出色的骑士，又是德国五项运动⁽¹⁾的冠军。他身高5英尺余，坚韧不拔，精力过人，是少数几个敢于公开与希特勒对垒的人之一。

希特勒向到会的60多名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当讲到发动全面反攻的政治动机时，他的声音响亮有力，兴奋得目光四射。然后，他便将“秋雾”——此役的最终代号——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此役将于12月15日清晨5时30分打响。各师的将领们听得诚惶诚恐，不但为这一庞大计划，而且也为元首的精力和良好的健康感到兴奋。然而，近得几乎可碰到他的曼特菲尔却看得真切。他实际上“很颓丧，肤色很不健康，外表塌陷，双手发抖；他坐在那里，好像被责任的重负压得伸不直腰。若与12月初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时相比，他的躯体似乎更加衰老了——他已是个老朽了”。曼特菲尔还瞥见，元首还偷偷地把双手伸到桌下，用一手去翻动另一只几乎全废的手。

坐在外围的当然看不到这一切，自始至终都颇为兴奋。会议结束时，元首响亮地宣布：“这一仗必须残酷地打，任何抵抗都要予以粉碎！在祖国危急的关头，我要求每个军人都英勇再英勇。必须打败敌人——良机勿失，时不再来！德国就得这样生存！”

次日，12月12日，另一群将领聆听了同样的训示。不同的只有一点：反攻时间再次推迟（如同1940年那样）。“秋雾”被推迟至12月16日。希特勒说，这个日子不变了。所谓不变了，就是说，这天天气很坏，坏得令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

在阿登山脉前线，12月15日晚，天气寒冷，全线平静。战线穿过像新英格兰的伯克郡那样的地形，长达85英里，弯弯曲曲，只有美军6个师把守。这6个师中，3个师是新兵，另外3个师又战得筋疲力尽，可说是流血流得全身都白了。这就是著名的“魔鬼前线”——在这个又冷又静的地方，两个多月来，双方都在休整，互相察言观色，彼此都避免招惹对方。

那天晚上，盟军的指挥官谁也未料到德军会发动进攻。几小时前，蒙哥马利曾断然说过，德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事实上，由于全线沉寂，蒙哥马利曾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同意他下星期回英国。

德军3个军的兵力，计25万人，以及数以千计的机械，已被偷偷地运至出发线——低空飞行的飞机声将半履带车的响声淹没。15日深夜，集结在各突击阵地上的士兵，在寒冷中站着，全身瑟瑟发抖，却以真正的热情聆听伦斯德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们孤注一掷！你们身负神圣的义务，为取得我们祖国和元首的超人的目标，奉献一切吧！

昔日取得胜利时的激动和兴奋又在士兵中高涨起来了。他们再次采取攻势了。德意志高于一切！

清晨5时30分，战火和硝烟在“魔鬼前线”全线爆发了。在长达85英里的战线上，迫击炮咚咚，火箭咝咝飞出发射台，88毫米口径大炮隆隆，真是地动山摇！数以千计的坦克摇摇摆摆地滚向前方，沉闷的炮声从后方传来——远程炮将14英寸口径的炮弹射向美军战线后方数英里外的目标。

1小时后，炮击停止了。战地上突然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寂，但转瞬即逝。在新近下的大雪的映照下，身穿白衣的德军，几乎看不清人形，像魔鬼似的从阴霾中冒身出来，12—14人排成横排，迈着缓慢而可怕的步子，朝美军走去。当希特勒的士兵渗入美军的前沿阵地后，一群群新型飞机，尖声怪叫着，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东方飞了过来。德军不禁抬头仰望自己的机群；许多人还高声欢呼，兴奋得像什么似的。希特勒的“奇迹武器”可不是空谈而是事实！

德军的进攻虽然强大而疯狂，而且又是突袭，但遭到了美军的新兵和打得筋疲力尽的老兵的顽强抵抗，尽管众寡悬殊。炊事兵、烤面包兵、文职人员、乐师、伐木兵和汽车兵……一齐上阵，仓皇应战，阻击德军。有些人吓得大惊失色，转身就跑；许多人巍然屹立，英勇奋战。有些地段有美军坚守；许多地段被突破，德军如入无人之地。在北面，有个狭窄的洛斯海姆山谷，是东方通向西方的古道，地势虽险要，却只有轻兵把守。早在1870年，以及1940年，德国的大军就是从这个长7英里的走廊势如潮涌般地通过的。现在，德军——这次是在坦克、装甲车以及突击炮火掩护下——又再次未受阻击，从容地通过山谷。

黄昏，美军的北部战线业已瓦解。但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将军所统率的战斗部队都多的奥马·布莱德雷将军，尽管收到的报告只是一鳞半爪，却向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一看法。“这可不是局部的进攻，布莱德雷，”他说，“德军向我最弱的一环发动局部进攻，这不符合逻辑。”他认为，情况紧急，救兵如救火，便命令布莱德雷派两个装甲师前去救援。

听到美军北面阵线已被突破，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晚，他打电话给Ｂ集团军司令——他在阿登山脉以南很远的地方。“从今以后，巴尔克，”希特勒说，“我们寸土不让。今天我们就开拔！”巴尔克告诉他，他的坦克已在通往巴斯托尼的道路上方的山头上隐蔽好了。天气依然是“希特勒天气”。据预报，未来的天气将有雾、细雨或阴霾，使盟军的飞机继续不能起飞。“巴尔克！巴尔克！”他喊道，“西线一切都将大改观！成功——绝对成功——已在握！”

德军继续取胜。18日中午，德国的广播增强了人民的希望。“我们的部队又向前挺进了，”一位广播员说，“我们将在圣诞节与安特卫普一起将元首介绍给大家。”在“鹰巢”，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一个纵队已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通道。大规模的穿插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充满信心，大谈将取得足以改变形势的胜利。他自我感觉良好，竟在乡间散步了好一阵子。由于散步使他提神醒脑，他决定每天都去散步。

在巴黎，在法国政府的许多办公室里，都出现了惊慌情绪。1940年的闪电战仍在许多人中留有痛苦的回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设在凡尔赛），一个由瑞安将军率领的法国高级官员代表团，神情紧张地来到这里，探听阿登山脉事件的原委。见各办公室仍按部就班、泰然自若，法国人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一位将军紧张地说，“你们还不卷铺盖！”

至深夜，阿登山脉战场已混乱不堪，许多曾身经百战的老兵都认为，当时的混乱实在无法形容。谁也不知道——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兵还是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之后两天内，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在守军的头上。约8000名美军——也许是9000，因为混乱不堪，无法精确统计——被希特勒的军队围困在大雪覆盖的施尼·埃菲尔峰上。这次美军集体投降的规模，除巴丹一役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斯科尔兹内的化装成美军的士兵，只有几吉普车的人越过了前线，但这些人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例如，有一小队长，竟能让一整团的美军走上错路；他手下的士兵则在更换路标，剪断电话线等。另一车德军，被一支美军拦住问话时，装出惊慌不已的样子，使美军也惊恐起来，逃之夭夭。第三队则把布莱德雷司令部与北面的指挥官科特尼·霍吉斯将军联络的电话线切断。

然而，造成最大损失的还是被俘的一支人马。当这4人向美国一名情报官员供认了他们的任务后，美军便立即广播说，在后方，数以万计的德军，穿着美军军服，正在进行破坏活动。人们立刻便将这一消息与已证实的另一个报告联系起来——该报告称，在马尔梅迪北面，德军在大片地区空投了伞兵。实际上，这次空投已破产，比斯科尔兹内这一招失败得更惨。但在这两次惨败中却孕育出一个巨大的胜利。

12月20日，在整个阿登山脉地区，在荒野的路上，在茂密的松林中，以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约50万美军挤成一团。暗语和识别牌已不能再证明身份。只有说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谁是“修脸”或贝伯·路斯打了几个全垒，你才是美国人。

在巴黎，对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士兵产生的恐怖已达到了顶峰。有一份歇斯底里的报告说，斯科尔兹内的士兵，穿着牧师和修女的衣裳，刚刚从天而降。据一俘获的斯科尔兹内分子的供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饭店，在那里会师后，便劫持艾森豪威尔。美国的保安人员对编造出来的这些谣言笃信不疑，连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四周也装上了铁丝网，卫兵人数也翻了两番。大门口停放着坦克，进门的证件被检查了又检查。若那扇门被重重一关，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询问他是否仍然活着。斯科尔兹内的28名士兵，工作得确实很出色。

21日上午，这次战役才初露端倪：原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中区，即在巴斯托尼，由101空军师师长安东尼·麦科里夫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花八门的美军，已陷入重围。德军代表人敦促他投降，他随口答道：“屁！”这个字成了暗语，在阿登山脉传开后，提高了守军的士气。逃跑停止了。抵抗精神提高后，又出现了好天气，“希特勒天气”随即告终。次日阿登山脉上空一碧万里，艳阳高照。中午前，16架大型的Ｃ47飞机在巴斯托尼上空为被困官兵空投给养。

战役的主流已有可能逆转，但希特勒此时仍不知晓。曼特菲尔的坦克部队已远离美军被困的巴斯托尼，正朝默兹接近。然而，曼特菲尔本人却忧愁不安；他左翼的德军步兵还远远落在后面。12月24日，他从拉罗什附近的一个城堡里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对约德尔说。他的左翼已经暴露，制订崭新计划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不能继续朝默兹进发并夺取巴斯托尼。约德尔反驳说，元首是永远不会同意放弃向安特卫普进军的。曼特菲尔争辩说，如果他们按他的计划行事，取得伟大胜利的机会还会有的。“我从默兹这边向北挺进，我们将在河东让盟军陷入重围。”这个建议使约德尔大吃一惊，但他答应将此计转告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并不相信他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他的信心延长到圣诞节——他用一杯酒庆祝这个节日，这使他的贴身人员目瞪口呆。这是施洛德小姐头一次见他多少有点高兴地喝酒，当天晚些时候，曼特菲尔再次请求放弃对巴斯托尼的进攻，再次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尽管冲在最前面的装甲师已被美国一个装甲师切断，正被打得七零八落。12月26日是盟军大显神威的一天。覆盖阿登山脉全地区的白雪已被染红，但是，屠杀得最厉害的要算是离默兹河只有几英里的一片洼地里。在那里，“刺耳声”恩斯特·哈尔蒙将军的第二装甲师与曼特菲尔的第二装甲师分成100个较小的战场，混成一团。

在“鹰巢”，关于“秋雾”问题的辩论从清晨开始，一直在继续。约德尔说：“我的元首，我们必须公允地面对事实。我们不能强渡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已面临灾难，而巴顿又刚在南面为被围困的巴斯托尼打开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在整个阿登山脉，情况依然如故。目前，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大规模攻势已暂告终结。

人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好洗耳恭听。最终发言的是他，“我们出乎意料地受到挫折——因为我的计划未被彻底执行。”他皱着眉头。接着，他脸色一亮，新的希望又来了。“但是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他发布了新的命令：曼特菲尔折向东北部，把在那里的大部分美军包抄起来。“我要3个师和最少25万名补充兵员立刻赶到阿登山脉去”，他向一群人宣布——这群人围成半圆形站着，一个个板着阴郁的面孔。在一次沉重的打击下，盟军就算消灭不了，“秋雾”仍可变成一次成功的消耗战。这无疑可为德国带来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这些话均被“超级”机密截获并送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他得到保证说，希特勒这次进攻大势已去。“超级”机密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与他挑选出来的继任人刚激烈地争吵了一次。戈林建议设法签订停战协定，希特勒大动肝火。“战争已经失败了，”戈林说，“我们现在必须与伯纳多特伯爵接触。”福尔克·伯纳多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弟弟的儿子，他肯定同意为任何停战谈判充当调停人。

过了一会儿，脸色惨白的戈林向夫人报告说，希特勒大喊大叫，说什么叛变和懦弱云云，但他却泰然处之，认真地回答说：“我的元首，我永远不会在你背后搞什么名堂。”他向希特勒保证，不论时局是好是坏，他都忠诚于他。接着，他又再次说，最主要的是立刻停战。他说希特勒安静下来了，但又尖刻地回答说：“在这件事上。我禁止你采取任何行动。你若是违反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你。”戈林给夫人说这些时，戈林夫人从未见丈夫这样惊恐过。“这是最后一次分手了，”他阴郁地说，“参加每天的例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不会再相信我，也不会听我的。”

对德国而言，这个经典性的战役叫“阿登山脉大反攻”，但对于美国人，这不过是“突出部之役”。至12月28日，此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已迅速到来。在那天举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承认形势已经绝望，但又说，他从未学过“投降”一词，他将用最大的热忱去追求他的目标，“我精神上也许会受忧虑的折磨，身体也可能会垮，但我要战斗下去，直到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所以，他就要在新年发动另一次反攻，代号叫“北风”，地点在阿登山脉南面。取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部队已集结完毕；盟军一点也没发觉，甚至连飞机也未派去侦察该地区。“这些人觉得没有必要看看周围。他们完全不相信我们有可能采取主动。也许，他们还以为我死了，或患了癌症……”他母亲逝世（因为癌）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他竟牛头不对马嘴地提到癌，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他接着说，第一个目标是用反攻的办法，澄清西线的局势。“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狂热，”说着，他又讽刺起来，“也许还有人暗中在反对，说：‘行呀，不过，能成吗？’诸位先生，同样的反对意见早在1939年就提出来了。那时，人们用笔头和口头告诉我，这件事是干不得的，是干不成的。到了1940年冬还有人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干吗不躲在西壁后面呢？’”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那时若不进攻他们，我们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形势与那时完全一样。”

在那天的军事会议上，伦斯德犯了个错误，劝希特勒放弃“秋雾”并在盟军反攻前撤退。希特勒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北风”一开始，他便重新向默兹挺进。他用一手指点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指点着凸地南面约100英里的地方说，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新年之夜向来是给德国武装力量带来好兆头的，而今年新年之夜，将使历来只庆祝新年而不庆祝圣诞节的敌人既惊奇又不愉快。“北风”的必然胜利，他说将“使阿登山脉大反攻左翼所受之威胁自行消灭”——他对下边几个字加重了语气——“只要有成功希望，大反攻就将重新开始”。他的热情令在座者感动至极——虽然，他左手在抖动，脸色也苍白得很。“同时，”他接下去说，“莫德尔要巩固其阵地，重新组织对默兹的攻势，还要对巴斯托尼发动另一次强大的进攻。最主要的是，要拿下巴斯托尼！”深夜，9个机械化和步兵师便向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的城市扑去。

“在沙盘模型上进行的演习是显不出军事素质来的，”次晚，他对巡视装甲部队的托马勒将军说，“归根结底，军事素质是要在坚持中，在毅力和决心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建立在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上，天才也不过是难以捉摸的鬼火罢了。在人类的生存中，这是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他说，只能由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有勇气去实现其信念的人们来铸造，“谁都不能永垂青史。我们不能，我们的对立面也不能。这仅仅是谁能坚持久些的问题。谁咬得住，谁就能得到一切。”美国若投降，他不会有什么事；纽约仍然是纽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那么，德国便不能再生存下去。”希特勒之所以要顽强地将一场看来已经失败的战争打下去，原因就在于此。对像他那样的赌徒来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那都是值得去碰的。对别人纯属疯狂之举，对他那种人却是合乎逻辑的。他的首席宣传家却不像他那样嗜血成性——至少在私下里不像。在新年前夕的晚宴上（著名的“斯图卡”驾驶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座），约瑟夫·戈培尔刻薄地说，他的帝国总体战全权大使的头衔是空的。“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实施的了，”他说，“一切，包括花店在内，都被英国轰炸机关闭了。”

戈培尔说到这里，他的夫人打断了他，说了一句令客人们难以相信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这些老将，三年半来，你很少与元首单独在一起。”戈培尔很狼狈，叫她别再往下说，但她却不愿住嘴，“这些人有权知道这点。”戈培尔转向海茵·卢克——在希特勒任总理后不久，卢克就曾警告戈培尔，在冲锋队里，许多人都与他一样，对希特勒向德国民族主义者妥协，深感不满。这种妥协，卢克认为，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亡。那时，戈培尔曾气愤地指责他为机会主义者；现在，这名宣传部长后悔地说：“我本应在1933年就听你的话。”话题转到了近几年来所犯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上。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末日即将来临，只有鲁德尔一人声称，元首的新的秘密武器将带来惊人的胜利。

快到午夜时，旨在消除盟军对凸出地带的压力的“北风”战役开始了。德军的8个师兵力，锐不可当，从“西壁”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袭击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七军。深夜12时钟声一敲响，在北面的阿登山脉，炮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原来，乔治·巴顿压抑不住，令属下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庆贺新年。

5分钟后，希特勒的声音——有点刺耳但充满信心——在全德国广播了。他说，德国将像一只凤凰，从它的城市废墟中升起，飞向最后的胜利。广播结束后，他在自己的暗堡里款待他的贴身人员。大家都轻松愉快地喝着香槟酒，但气氛却有点压抑。最殷勤的是希特勒——他用不着烈酒去刺激。他预言，1945年德国将取得伟大胜利。其他人细心听着，一声不响。起初只有鲍曼一人同意他的预言；后来，由于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大家不知不觉也为他的热情所感染。

凌晨4时35分，元首离开了联欢会，去听“北风”的首批消息。开始时倒也顺利，但“超级”机密成功地将他的战斗命令传给了艾森豪威尔。于是，艾森豪威尔便迅速地缩短了第七军的战线，阻止了德军切断凸角之企图。由于事先得到警告，美军便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这次进攻，德军在前进了15英里后便停止不前了。

在阿登山脉，盟军于1945年1月3日转入反攻。他们南北夹击，对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将这块大凸角分成两半。德军顽强抵抗；每英寸雪地都是在双方付出重大损失后才让出来的，与通常一样，他们充分利用地形，掘壕自卫。由于雾大，美军得不到空援，大炮掩护也相对减少，所以进展缓慢。在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上，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常常打滑，不时前后相撞。

丘吉尔坐着飞机，从英格兰飞来视察反攻情况。原来，在凸角的西端，英国发动了相当大规模的袭击，以支援这次反攻。1月6日，丘吉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后来对英美两国军队的缓慢而艰苦的进展感到恼火。他问道，能不能取得俄国人的帮助，消除阿登山脉的压力？丘吉尔知道斯大林要发动一次新的反攻，却不知道何时开始。“一到下边就会一拖再拖的，”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开口问他，他就会告诉我的。是否试一试？”回答是“可以”——这使丘吉尔松了一口气。当天，丘吉尔便致电斯大林，要求他于1月间发动一次攻势。莫斯科立刻做出回答。斯大林说，他将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时间不迟于1月下半月。

1月7日上午，旨在拦腰卡住凸地的南北夹击，开始获得进展。次日，由于盟军两军已相距甚近，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撤退留在凸地西半部的部队。一个小时后，业已跨过默兹河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掉头回转，朝巴斯托尼——列日公路东边退去。

希特勒的黄粱梦就此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德军残余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数量仍相当可观，它们能及时越过公路吗？会不会被包围？这次撤退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

1月9日，古德里安再次前往“鹰巢”。他第三次警告希特勒：红军即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今天，他带着许多地图和图表前来——这些图表都是他的情报主任盖伦绘制的，它们清楚地标明了双方兵力的分布情况。他还带来了盖伦的建议：如若坚守柏林，则需立即从东普鲁士撤退。

古德里安把地图、图表等展开后，希特勒称它们是“极端愚蠢的”，并下令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关进疯人院。古德里安火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他说，“是盖伦将军，是我最好的参谋长。如果我不同意绘制这些地图和图表，我就不会带它们来见你。如果你要把盖伦送进疯人院，你也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又是保证，又是夸奖。“东线嘛，”他说，“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那是你的功劳。我感谢你。”

古德里安的气却没有消。“东线，”他说，“像即将崩溃的房子。战线一处被突破，全线就会崩溃。因为战线拉得这样长，十二个半师的后备兵力，实在是太小了。”与通常一样，又是希特勒最后说了算。他拒绝动用阿登山脉的后备兵力，理由是，那里还能取得局部的胜利。“东线，”他最后说，“只能依靠自己，只能使用现有的兵力。”古德里安返回佐森司令部时，心里闷闷不乐。他明白，希特勒和约德尔都知道，只要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得不到增援的战线就会被突破。是不是因为他们二人都不是出生在那个地区，便对东方即将出现的灾难视而不见？对他那样一个普鲁士人来说，这是用昂贵的代价获得的故乡——也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

3天后，斯大林恪守了向丘吉尔许下的诺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长达400多英里的战线上，300万红军——比盟军Ｄ日在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多出10多倍——向装备极差的75万德军展开猛攻。在猛烈的炮火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斯大林”和“T34”坦克的掩护下，一群群苏联红军步兵开始向古德里安装备少得可怜的防线猛冲。由于天气不好，红军的空军大都不能出动，无法给予战术支援。尽管如此，至黄昏，红军的第一梯队已推进了12英里之多。

现在，德国已受到东西两面强兵的夹攻，因为同一天盟军也在阿登山脉取得相当大的胜利。美军的步兵师——包括副总统杜鲁门的老部队第三十五师在内——与第六装甲师一起，在巴斯托尼东面将数以万计的德国第一流军队团团围住。

在“鹰巢”，特劳德尔·荣格刚从慕尼黑过圣诞节回来，在她看来，希特勒很沉静。午餐时，她阴郁地谈到了慕尼黑遭到惨重轰炸的情况。对此，希特勒做了个保证。“这个梦魇将在几星期后结束，”他说，“我们正在大量生产新型的喷气式飞机，到那时，盟国的飞机便不敢随便飞到德国来了。”1月中旬，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离开了“鹰巢”，前往柏林的新司令部。表面上，希特勒并不沮丧。当有人开玩笑说到柏林是唯一适合设司令部的地方，因为去东西两线都可坐车前往时，他还与别人一道笑了。

在正在消失的凸角，盟军又一次发动南北夹攻。1月16日，两军在巴斯托尼北面几英里处会师。盟军一口便咬去了大半个凸角，切断了近2万名德军的退路。由于英军和美军的明争暗斗，这一壮举未免黯然失色。事情是在几天前发生的：负责“突出部之役”北半部分的蒙哥马利给记者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说，胜利是他自己赢得的，强大的英军正在帮助美国人从他们的洞里走出来。对此，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蒙哥马利说话的调子好像在施恩于人，而在事实上，众所周知，参战的英军数量较少，且大多数美国将领都觉得，蒙哥马利谨慎小心的战术，实在是碍手碍脚。在那几天内，希特勒企图挑拨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的梦想，得助于人的本性，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既是军人又是外交家的艾森豪威尔，很快便消除了双方营垒中的不满情绪。

1月17日，希特勒已无可奈何了。曼特菲尔的部队加入了全面撤退的行列。只有少数步兵留在后边——太年轻的、老的以及无用的士兵。这些人，既无援兵也无希望，反而打了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年仅十三四岁的士兵战死了，冻僵了的手还拿着步枪；五十多岁的士兵死在地窖里，双脚因腐烂而变黑。后撤的德军又受到飞机和大炮的骚扰。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谁也忘不了美军的炮火是何等的猛烈。一队队的卡车、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朝德国本土隆隆开去，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士兵，踏着大雪，艰难地行进着——他们既受到天气的折磨，又受到正在追击的敌人的折磨。

“突出部之役”就此结束。它扔下的是两个被蹂躏了的小国，被破坏了的家园和农庄，死亡的牲口，死亡的灵魂，死亡的心——以及7.5万多具尸体。

“秋雾”像一头受伤的巨兽爬回希特勒那里。它使许多人想起了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的溃退。他们脚上裹着麻布，头上缠着披肩，拖着被冻僵的双脚，艰难地在雪中走着，还要忍受刺骨的寒风以及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伤病员带着正在腐烂的内脏，流着渗出物的溃疡伤口，和正在流脓的耳朵，爬回本土。他们的双脚麻木，满腔失望，一跌一撞地朝东方走去。他们中许多人又患了痢疾，在雪中的血路上又添加了污秽。

他们的意志崩溃了。在这次大溃败中活下来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德国还能取胜。回来的人们几乎人人都说，（德国）会灭亡，美国强大，以及阿登山脉的可怕的武器：美国的歼击机。从战斗中出来的美国士兵是美国人的精华，是希特勒不相信会存在的人。

(1) 德国五项运动，跳远、标枪、200米赛跑、铁饼和1500米赛跑。——译注

3 “这一次，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1945.1.17—1945.4.20

至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威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那天下午，卫兵们将5.8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6000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1月27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5000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5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369820套男人的服装，836255件女外衣，13 984块地毯和7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7月20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4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提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旦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年至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做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的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做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决定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就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做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阻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道主要的天然屏障。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原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五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恐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为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从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信，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不断地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一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迂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施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做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做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做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竟敢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辩论了整整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大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日晚上，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2月13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647万公顷，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3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10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2.5万；另有3.5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做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做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地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做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地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做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欢喜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魂飞魄散。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

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地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地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做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的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做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的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里宾特洛甫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的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的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3月16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任何一个外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维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维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一个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去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动一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个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个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2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没有奇迹般的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一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在紧要关头，他命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Ｂ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Ｃ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的新式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的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他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一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称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项命令，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影响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么，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在公元900年时，德国的疆界是奥得河和莱茵河。至1945年3月初，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至上述两条河之间，他的千年帝国正在走向灭亡。他的敌人已在东西两面摆好架势，准备大举进攻。他们深信，这次进攻将迅速地带来最后的胜利。3月3日上午，蒙哥马利在莱茵河彼岸发动攻击。为了支援步兵，盟国在那里空投了两个师的兵力——英美各一个师。黄昏，德军开始全面退却。在上游150英里处，不可预测的乔治·巴顿也越过了莱茵河，令蒙哥马利和德国人都惊奇不已。这是一次漂亮的秘密行动，且是即兴之作，未打一发炮弹，付出的代价仅是死伤28人。他们在莱茵河上架设了一座浮桥；过桥时，巴顿在桥中间止住了脚步。“这，我已盼望很久了。”说完，他便往河心撒尿。

在此后数星期内，蒙哥马利和巴顿东进神速，令最高统帅部惊恐不已。尤其令希特勒生气的是红衣主教加伦的行径——他竟开车出城，将特蒙斯特城献给美军的一支部队。“我若抓住了那只猪猡，”希特勒喊道，“我就把他绞死！”对他的脾气不好而又直言不讳的陆军总参谋长，他也再无法容忍了。古德里安知道这点，遂于3月28日上午去了柏林，决心与希特勒摊牌。特别令他难过的是被包围在俄国战线数百英里后边的库尔兰的20万德军的命运，而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被围的。一走进部分已被毁的总理府，他和副官便由一名卫兵引下台阶，至一扇用钢条加固的门前，那道门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这是希特勒的新家的入口处：深深地埋在总理府花园下的一个大型地堡。

他们下了台阶，来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上，那里水深约1英尺。他们踏着放在地面上的木板、平衡着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扇门前，又下了一小段台阶，才来到地堡的上层。那里有12个小房间，门全向一条共用的走廊开着，这走廊也当饭厅使用。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走完这段路后，沿一弧形台阶下去。之后，他们又下了10多级台阶，才最后抵达下层。这里，在元首的地堡内，共有18个小房间，由一前厅将它们隔开。前厅本身也被分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另一半做会议室。在这些房间的尽头，有一条小走廊，里边有个紧急出口。出口外有4个陡峭的楼梯，台阶全用水泥铺成，直通总理府花园。在会议室的左方有一个小地图室、一个元首的卫兵的休息室和6间一套的元首和爱娃·勃劳恩的居住地。地堡内虽设有通风系统，里边的空气仍然很闷——那通风系统发出的单调的尖声长鸣刺透了每个房间。地堡上边，由一厚达12英尺的钢筋水泥天花板作保护；天花板上又另加了30英尺厚的水泥。这就是希特勒未来之墓或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堡垒。也许，它能引他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怕而英勇的战壕生活。

希特勒从隔壁房间曳步出来，午间的军事会议便开始了。首先由布赛将军报告他为奥得河东岸一城镇解围未遂的情况。希特勒批评了布赛，但被古德里安的强烈辩护所打断。希特勒被刺痛了，唰地站了起来，动作之灵活令与会者惊诧不已。古德里安不甘示弱，他勇敢地把他与希特勒争论了多少个星期的问题提了出来。“元首是否要将困在库尔兰的部队撤出来？”他问。“不撤！”希特勒把手一挥，喊道。在他苍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大块红斑。古德里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他便朝希特勒走过去。约德尔和他的副手连忙把古德里安拉开，但他说话声仍很大。后来，他的副官叫他“听电话”，将他骗到厅里。待古德里安重返会议室时，他已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已回到座位上，脸绷得紧紧的。他双手虽仍在抖动，却也恢复了平静。他安静地叫大家出去，只留下古德里安和凯特尔。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身体不好，需要立刻请病假六个星期”。古德里安准备走时，希特勒又叫他开完会再走。会议继续进行，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几小时后——古德里安觉得长得不得了——会议结束了，但他还不走。“请多多保重，”元首请求地说，“六个星期后局势将变得非常严重。到那时，我会急需你的。”古德里安说，他会找个周末前不会失陷的地方休息的。说完，他便行了个抬手礼，走了出去。

在复活节，鲁尔区的抵抗全部崩溃，希特勒于是被迫面对全面失败的局面——帝国将被胜利者肢解，他的人民将受苏美两国的蹂躏。但是，在向鲍曼做的口述中，他预言：“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较量，或在军事上，或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同样，这些规律也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两个大国变成欧洲的敌人。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两个大国会觉得，从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民那里寻求支持是可取的。我要尽可能强调说，我们日耳曼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为两个阵营中的哪个扮演马前卒的角色。”

鲍曼于第二天，4月2日，写信给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袭的情况，以及笼罩柏林全城的绝望的情绪。他警告她，在维也纳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堡垒，她就该逃离上萨尔茨堡。数日后，红军像流水似的开进了维也纳；身怀偷来的通行证，臂戴伪造的“人民冲锋队”袖章的抵抗力量战士，公开在街道上游弋，见到穿德军制服者便开枪射击。至傍晚，人们疯狂地逃离维也纳。逃难者越来越多，消防队员、防空纠察队员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混乱的逃难行列。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希姆莱的原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盟国的两名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3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3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做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愤愤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4月5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他又抱着会有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于是宣布，若在2月15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2月12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1941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1945年4月中上旬。但是到4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一个间歇，8月取得和平。德国在1948年前将忍受困苦，1948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4月12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喃喃地说：“我头痛得很。”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2小时20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十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4月13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一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他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8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的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15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通告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渐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7月20日他的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做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张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45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做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1959年，这份文件才公之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500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56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并没有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做出重大的决策。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么，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的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疾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借口，但找的借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4 午夜后五分钟，或“船长与船一起下沉”1945.4.20—1945.4.30

盟国是用千机轰炸向元首祝寿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坚不可摧。4月20日一整天，他都对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说，他仍坚信俄国人将会败在柏林。下午，他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谢他们在首都英勇奋战。之后，他便钻进地堡，接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希特勒像是不堪负重的老人。接着，元首又热情地问候了凯特尔。“在Ａｔｌｅｎｔａｔ期间，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会忘记你。你决策做得对，行动得也对。”

凯特尔冲口说道：“谈判应立即进行，不然柏林会成为战场。”希特勒插嘴说：“凯特尔，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边还是外边打。”与约德尔面对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员们——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在内——列队欢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还说了一两句话。几乎人人都劝他趁现在道路仍然畅通，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坚决不去。他说，从此以后帝国将分成两个战区，北区由邓尼茨负责指挥。南区指挥合乎逻辑的人选是西线指挥艾伯特·凯塞林，但他又想让戈林担任——或许系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说，他会让上帝去做抉择。他建议，各战区的参谋人员分成两半，选往南区的需于当晚南下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是他自己南下呢，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前往？“你自己去。”元首说。先前如此亲密的两个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别了。戈林立即动身前往卡林霍尔——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将衣服和艺术珍品装好了14辆车。

希特勒独自与爱娃和几个秘书进餐。她们再次劝他南下，他却说，这样一来，他便像西藏喇嘛转动空经轮一样，“我必须在柏林强行做决定——否则便灭亡。”午夜后，他把两位年纪较大的秘书召到他的私室内，叫她们在半小时左右内乘车与普特卡默海军上将和另外80人一起，前往上萨尔茨堡。（南下的人们中有莫雷尔医生。他是被发配至南方的，发配的原因是，他建议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劳。“你大概还会给我注射吗啡呢！”希特勒吼叫完后，当场令他脱下元首私人医生的制服。“你走！像从未见过我那样。”莫雷尔当场瘫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战后不久，他身心崩溃，死了。）这两个女人吃惊地瞪着大眼。他的解释是，跟他最久的是她俩。另外呢，沃尔夫小姐还有个老母亲要供养。“我会尽快与你们会合。”他说话声很小，想掩盖左手的颤抖又掩盖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施洛德小姐觉得，是从绝望的人口中叹出来的。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她，柏林已被包围。她只能在拂晓时出发。几分钟后，他又来电话说，空袭警报一解除，飞机便立刻起飞。她听不太懂（因他说话时喉咙咯咯作响），便叫他重复说一次。他什么也没说。他向她的同事沃尔夫小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完了。”

当晚天色尚早时，向元首祝寿完毕后，希姆莱便离开了地堡，乘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几小时，才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苏尔。希姆莱说，他曾被授权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他最初的计划是要通过移民的办法，人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那些自称与犹太人友好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们。“通过战争，”希姆莱说，“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大众。这便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身后不能藏着这样一个敌人。”这些犹太人不但在援助游击队，还传染诸如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了刹住流行病，”他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场，以便焚毁大批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尸体。现在呢，他们倒打一耙，对我们这种做法说三道四！”

“做过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马苏尔说，“但是，我们如果要给我们人民的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那么，现在仍活在德国统治区内的犹太人就必须继续活下去。”希姆莱抗议说，他历来就主张将集中营移交给盟国。他不是将卑尔根贝尔申和布痕瓦尔德这样做了吗？但是，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吧：美国人伪造暴行照片，到处散发！当他让2700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时，外国报纸便宣称，他之此为系为自己开脱，以示与己无关，“我无须自我开脱。我历来都是如此做的，我觉得这才能满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肯定没有靠它发财。”

马苏尔出门后，希姆莱突然问，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飞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去，讨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请努力叫艾森豪威尔相信，人类的真正敌人是苏俄，只有我们德国人才能打败它。我会将胜利让给西方同盟国，他们只需给我们时间去打败俄国就行了。如果给我以装备，我还能这样做的。”

待马苏尔回来后，希姆莱说，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会立即从腊文斯勃鲁克释放1000名犹太妇女。他规定，应为这些人抵达瑞典之事保密，还建议称她们为“波兰人”，不叫“犹太人”。拂晓，希姆莱告诉了马苏尔，乘车前往格哈特疗养院——伯纳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两人共进早餐。希姆莱虽然乘车劳顿，胃口却好像未受影响，虽然他不得不时时用指甲去轻敲他的门牙。伯纳多特提出，允许斯堪的纳维亚的被俘人员从丹麦转入瑞典。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遭希姆莱的拒绝，这实在无法解释。伯纳多特主动提出，把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全部交给瑞典红十字会去处理。之后，他便睡觉去了。当天下午，希姆莱将舒伦堡召至他的卧室，说，他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二人坐上小汽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我怕已劫数难逃。”

“这该给你勇气采取行动才是。”

希姆莱沉默不语。当舒伦堡批评将所有集中营都撤退的不现实的政策时，他像个挨骂的孩子，噘着嘴。“舒伦堡，你可别干这事，”他说，“因为没将布痕瓦尔德和卑尔根贝尔申全部撤完，元首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莱向马苏尔保证，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终止；地处朱可夫进军柏林途中的萨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驱出兵营，冒雨上路出发；东面10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轰鸣。红十字会要求集中营主管将萨克森豪森移交给他们，但遭拒绝，理由是，希姆莱有令，待俄国人逼近时，除医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4万名腹中无食，病魔缠身，衣着褴褛的犯人，便排成两队，被驱出集中营。在滂沱大雨中，哨兵们驱赶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队伍的，一律被枪毙并抛尸沟中。

“某个民族，他们的女人遭人强奸，男人们连架也不打，对这样一个民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痛苦地向他的副官们承认，战争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了——不是因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让他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人民说来，实在是太高尚了……他们活该承受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官也斥责一番，“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现在，你们去割你们的小喉咙吧！不过，待我们下台时，让整个地球都发抖吧！”整天，戈培尔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两名秘书骑自行车逃亡乡下，便抱怨道：“我现在问你们，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怎能保证正常的办公时间呢？”

东线谣言四起，说柏林的领导人已放弃了一切希望，说最高统帅部已逃至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维斯杜拉河战线上，俄国人已打开了五六个突破口；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20英里。至4月21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内了，在元首的地堡内已能隐约听到炮声。约德尔报告说，朱可夫的一个纵队正在包围曼特菲尔的那个军。为了阻击这个纵队，由党卫军将军菲力克斯·施坦因纳指挥的一支小型后备队，则在柏林北面25英里处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时伸直了腰。与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施坦因纳是个有魔力的名字；2月间，朱可夫进军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从波美拉尼亚湾拼命进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阵地图，抬起头来，双眼闪光。“反攻！”他激动地说，“由施坦因纳直插东南，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此大胆的一击，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尔也不致被围。”他亲自向施坦因纳下令，禁止他向西退却。“凡不是无条件服从此令之军官，便将他逮捕，立即枪决。你，施坦因纳，要用你的脑袋保证这份命令得以执行。”施坦因纳从元首那里收到的无法执行的命令中，这份是最愚蠢的。他的装甲兵团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想在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中让自己的部队做无谓的牺牲，所以，他只好做点表面功夫，来个阳奉阴违——对一个曾考虑要绑架元首的人来说，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的。

鲍曼也知道局势已无望。他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在蒂罗尔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奇妙的藏身之地”。她应扮作寻找避难所的、流离失所的孩子们的监护人。为了使他们装得更像，他已在加米施的一家幼儿园里绑架了6个孩子。

4月22日上午，施坦因纳成了地堡内谈话的主题。他从北面发动进攻为柏林解围的战役是否已经开始？如已开始，进展如何？陆军参谋总长，即古德里安的继任人汉斯·克莱勃斯将军总是说，没有肯定的消息可以报告。希特勒的忧虑与时俱增。在下午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在听到柏林已三面被围的消息后，希特勒最后一次问，施坦因纳进攻的进展如何了？克莱勃斯迫于无奈，只好将实情相告：施坦因纳兵团仍处在组织阶段，没有消息可以报告。

希特勒的头震了一下，接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严厉地令众人离开房间——除了他的将领和鲍曼外。其他人一听，连忙争先恐后地逃到房外去了。他们在客厅内等候着，一声不吭，诚惶诚恐。房门一关，希特勒便立刻站立起来。他前俯后仰，猛烈地挥动右臂，大声呵斥说，他周围全是卖国贼和谎言家。他喊道，所有的人都太低级、太庸俗，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伟大目标。他深受腐败和懦弱者之害，现在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听他说话的人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用手指指着各位将领，指责他们给战争带来了灾难。唯一进行了反驳的人是鲍曼。军官们很是惊奇，但鲍曼说的一番话，与其说是为军方辩护，倒不如说是让希特勒冷静下来。

关于施坦因纳，希特勒喊了些什么，人们未听清。他喊完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痛苦地说：“战争已失败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现在唯有一死了之。他脸色惨白，全身不时地发抖，好像受人重击一样。猛然间，他坐着不动了，下巴松开，两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这比他的愤怒更令旁人害怕。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谁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后来，元首的脸色慢慢恢复了，他抽搐了一下——或许是冠心病发作。鲍曼、凯特尔及陆军人事部长格道夫，都求他拿出信心来，如果连他都丧失信心，那一切真是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摇着头，用疲乏而可怕的声音说，他们如果要走，都请自便，他自己要在首都了却残生。他叫人把戈培尔找来。

站在外边的人们几乎听清了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把这边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希姆莱。大受震惊的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叫他不要失望，并答应立刻派党卫军部队前来。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派人去找特劳德尔·荣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新厨子康斯坦泽·曼齐阿里。她们一同来到他的客厅——他和爱娃·勃劳恩已在那里等候。他脸上毫无表情，双眼已完全失神。他用客观而专横的口吻，令这4个女人准备在一小时内乘飞机南下。“一切都完了，毫无希望了。”他说。

这4个女人大受震惊，一动不动地站着。首先动身的是爱娃。她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他的双手。她微微一笑，好像对孩子说话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许你叫我走。”这又给他的双眼带来了生气，做了一件贴身人员从未见他做过的事：他吻了爱娃的嘴唇。

特劳德尔禁不住也说：“我也留下。”格尔达和厨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希姆莱再次令她们走，但她们全然不听。希特勒依次抓住她们的手，百感交集地说：“我的将领们要是像你们这样勇敢就好了！”他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邻室——一群军官在那里等候。“先生们，”他说，“事情就此结束。我要留在柏林，时机一到，我便开枪自杀。每个人走的时间由你们自己定。”

听说元首要找他时，戈培尔仍然在家，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又传来了希特勒的话：他也想见见玛格达和孩子们。5时，戈培尔太太镇静地叫保姆给孩子们做好准备，因为他们要去见元首。孩子们很是高兴。阿迪叔叔还会像先前一样，给他们吃巧克力糖和点心吗？做母亲的已猜想到，他们可能全都要去赴死，便强打起笑容：“你们每个人只许拿一件玩具，不准多拿。”

凯特尔打发众人走后，会议室内只剩下他和希特勒二人。他要元首直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开始投降谈判。希特勒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他的声音变得刺耳了，“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永远不离开柏林，我要保卫这个城市，直到最后一息！”约德尔来了，希特勒又将决定自杀一事向他说了一遍，“我这个决定，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本应在1944年11月做出的。我本不该离开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希特勒把鲍曼找来，令他与约德尔和凯特尔一起，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个司令部由凯特尔指挥，由戈林任元首和私人代表。凯特尔不同意。希特勒说：“反正一切都四分五裂，我已无能为力。”他补充说，其余的就交给戈林了，“仗已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在保卫柏林一战中，我不是战斗至胜利便死在柏林。”他不能冒险落入敌手。他说，他会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杀的，“这是我的最后的决定，不可撤销！”

将军们立誓说，大势并非完全已去。温克的第十二军应回师解救柏林。希特勒立时双眼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望又回来了，决心也回来了。他开始是发问，然后便详细研究如何解救柏林。凯特尔起身前去向温克下令。他刚一走，希特勒又沮丧了起来，对贴身人员说，希望已没有了。有人指着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问他是否仍相信会有类似的历史奇迹出现时，元首疲倦地摇摇头。“陆军出卖了我，我的将领都是饭桶。”他说，“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一切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也许在100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思想，其势有如宗教，在全世界传播，“但德国已经失败了。说真的，它还未完全做好准备，也不够强大，还接受不了我给它定下的使命。”

那天晚上，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突然闯进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处在崩溃状态中了！”他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说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车，直奔新的最高统帅部，向约德尔询问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属实。约德尔平静地答道：“这是真的。”科勒问元首是否会真的自杀。“是的。在这点上他是很顽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说，他必须前去亲见戈林，把元首说的话告诉他：“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

4月23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15架JU52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是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

科勒直到中午才抵达戈林位于上萨尔茨堡的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大部分戈林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这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两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1941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做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力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力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1941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您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您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混乱的一封——的措辞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一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必要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无法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种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惧，但又不太敢露出来。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荣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她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的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收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做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料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做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才踩开离合器，他的车子便冲过一个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后，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4月24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颤抖地指着地图说，在24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立刻把这道命令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4月25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言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他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从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318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有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10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地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1920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为。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10时30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军官们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浑身似乎又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之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须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德意志官方通讯社的消息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26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会合把日渐缩小的帝国切成了两半。

半日过后，温克将军的部队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电台报告他正在稳步前进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奋了起来。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温克至少能将战役拖至5月5日，使他能与拿破仑在同一天死去。这是个妄想。温克只有一个兵团，即第二十兵团，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务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为柏林的卫戍部队开辟一条退却的走廊。温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东面——违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围困的第九军。

当晚早些时候，另一位赤胆忠心的将军也冒死向元首报告。他就是里特·冯·格莱姆。此时，他正驾着一架小型观察机，沿着树梢，低空飞行在战火纷飞的柏林市内。头顶上空，一场恶战正打得激烈。突然间，驾驶室的底板上出现了一个洞，格莱姆倒下了。正当飞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时，机上的唯一乘客汉娜·莱契连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纵杆，稳住了飞机。飞机在通往布兰登堡门的宽阔的大街上安全着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抢占了一辆车，把格莱姆弄进车内。

格莱姆的左脚受伤。伤口包扎好后，他乘担架下了地堡。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是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他停住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的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4月27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了。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做做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¹⁾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的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画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6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便外出。“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1933年为了取得政权而做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回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的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的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责，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统统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50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拼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斯科尔兹内救他脱险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陨落。4月25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10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26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25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3000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会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4月28日，米兰来了3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们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3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9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的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想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经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48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蛮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的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6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不让他们去过那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6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举行的会议正在进行。路透社一个记者获悉，希姆莱已主动提出德国将无条件投降。由于他发给路透社的电报未经检查，一份公报便被发往世界各地。住在地堡上层的一个德意志官方通讯社记者，于28日晚间9时许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读完这份电文后，他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听天由命地接受末日的来临似的。他把戈培尔和鲍曼叫了来，3人在紧锁的房间内磋商。

那天一整天，鲍曼都在高声怒骂，指责大家临阵背叛。一小时前，他还致电邓尼茨说：“忠诚似乎已被叛逆代替。”爱娃·勃劳恩的妹夫是受严重怀疑的对象之一。希姆莱驻地堡内的联络官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已被盖世太保在市内的家中逮捕。因为他身穿便衣，身上带着珠宝首饰和不少现钞，内中还有瑞士法郎，盖世太保便认定他有意逃往中立国家。他被带回地堡后，威风已经扫地；是爱娃出面救了他。她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她的妹妹，快生孩子了。希特勒只是叱责他懦弱无能，撕下了他的肩章和武士十字勋章，把他关进附近一个房间，以示惩罚。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却使元首相信，菲格莱因肯定是前往瑞士举行和谈的。仅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他便受到军法审判，被认定有罪并处以死刑。这一次，爱娃虽然眼睛哭红了，却未为他辩护。她得悉，手提箱内的首饰有些是她的——还有，他也出卖了她的妹妹。菲格莱因好像要与一匈牙利外交官的迷人的妻子一起离开柏林。

待威德林赶来参加晚间的会议时，地堡内已乱成一团。他把俄国人进军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希特勒。所有的武器，粮食和军需供应站都已陷入敌手，或遭炮火轰击。再过两天，他的部队便会弹尽粮绝，不能再战。“作为军人，我建议立刻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表态，他便一五一十地解释他的突围计划。纯粹是歇斯底里！戈培尔喊道。克莱勃斯说，从军事观点看，这是可行的。“自然，”他飞快地补充说，“这必须由元首做决定。”希特勒一言不发。突围若真的成功了又怎样呢？他后来问，“这不过是出虎穴又入龙潭而已。我作为元首，难道就睡在田间，或某农庄里，坐待末日不成？”

他离开会议室，便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莱姆的床沿上，脸色灰白，把希姆莱背叛一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了，”他说，“为了使他能进来，我们应动员所有的飞机掩护他。”他令莱契用飞机将格莱姆运至莱希林机场，在那里组织机群。只有在空军掩护下，温克才能打进来。“要你离开地下避弹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次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之所为。”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动，声音也在颤动，“一个卖国贼是不能继我之位当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让他这样做。”格莱姆忍痛穿起衣服。莱契流着眼泪，要求准许他留下。希特勒拒绝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尔太太交给莱契两封写给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个钻石戒指，要莱契戴上，作为纪念。爱娃也交给她一封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太太的信。后来，莱契禁不住偷读了它，她觉得，这封信“很庸俗，很做作，充满了拙劣的少女情趣”，所以她便将它撕了。

格莱姆和莱契坐上装甲车，前往布兰登堡门，那里藏着一架“阿拉多”96型的教练机。一路上，许多大楼火光冲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轻武器的密集响声也不绝于耳。她将这架小飞机开至由东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飞。当飞到屋顶那样高时，俄国的探照灯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时间，高射机枪嗒嗒作响，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开足马力，摆脱了这个大旋涡——下边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飞去。

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弥尔顿《失乐园》

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他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做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荣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²⁾两个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做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主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的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12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客人一共有8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姐。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个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字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急忙忙将“勃”字画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4月28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4月29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4月29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又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深夜12时35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4月29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葡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地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令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做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做得太早？”他叫特劳德尔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待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4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4月29日上午，苏联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即从东、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打进动物园时，对这个正在死亡的城市实施的包围圈紧缩了。在1英里外的地堡内，马丁·鲍曼正准备将希特勒的遗嘱及他自己的私人遗言交给他的接班人邓尼茨。为了保证安全送达，鲍曼派两名使者分路出发：他自己的私人顾问和海因茨·罗伦茨。戈培尔想让他的遗言也为外人所知，也给了罗伦茨一份。

希特勒遗嘱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将军交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将这份遗嘱交给新任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送信人随身也带有布格道夫的手谕；该手谕解释说，元首的遗嘱是在“听到希姆莱叛变的致命的消息后”写成的，是元首的“不能更改的决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证实后”便将它公之于世。

爱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个警卫员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微笑着说，以后就称她“希特勒太太”好了。她叫贴身丫头列塞尔将她的结婚戒指和睡袍交给她的好友赫尔达·施奈德。然后给了列塞尔一个戒指，作为纪念。一会儿，她把另一件心爱之物即银狐裘皮大衣送给了特劳德尔。“我历来喜欢我周围的人穿得好，”她说，“拿着吧，希望它能给你带来诸多快乐。”特劳德尔大受感动，一时竟没想到，她怎么能穿着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内，人们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烟外，没多少事可做。此时，大家都公开抽烟了——包括爱娃在内，元首似乎对室内的烟雾不以为意。末了，他于下午6时，将贴身工作人员召至他的书房（书房与客厅用红色金边天鹅绒帘布隔开）。他首先宣布温克无法前来。接着，他说，除非出现某种奇迹，否则，他将与夫人一起自杀。他把盛有氰氨的药瓶分给众人。他对两名秘书说，作为永别的礼物，这太不像样了。他再次夸奖了她们的勇气。戈培尔怀疑，由于时间久了，药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质不同：这些药是卖国贼希姆莱提供的。他把新来的外科医生卢德维希·施图姆菲格找来，医生建议，先拿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做试验。希特勒同意了。后来，他突然想起，施图姆菲格自己也是党卫军，便差人往地堡医院另找一个医生前来。这人忠实地将药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药死了。

当晚早些时候，消息传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已被意大利游击队杀死，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里。“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希特勒说，“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毁，这样便永远不会被发现！”从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令希特勒沮丧；如果他已得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刚成功地将驻意大利的全体德军，秘密地交给了盟国，向盟国投降，那么，他的沮丧必加重无疑。

在当天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威德林将军汇报了柏林市内巷战情况。战斗打得很残酷，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挥动着一份战地通讯——里边充斥着种种乐观的奇谈怪论，说温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弹尽粮绝。他指责说，部队不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这些欺骗只能加深他们的痛苦。戈培尔严厉指责说，威德林在散布失败情绪；这样，争论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鲍曼出来做调解，叫双方冷静，好让威德林继续说下去。在汇报结束时，威德林预言，战斗将在24小时内结束。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无语。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总理府区的指挥官，据他的看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他说，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请求突围。希特勒指着地图，带着听天由命和讽刺的口吻说，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他已将部队的位置标出来了，因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汇报了；他的命令已无人执行，所以，再有其他的希望也属徒劳了。

他起身向众人道别时，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现在弹药未完全断绝，尽快改变主意。希特勒向克莱勃斯喃喃数语，然后转向威德林：“我允许少数人突围出去。”但他又补充说，投降是绝不可能的。威德林边走边想：希特勒的话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突围就不是投降吗？他给几个指挥官发了电报，令他们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报到。

午夜过后，希特勒在大饭厅内向20名左右的军官和女秘书道别。他双眼湿润；在特劳德尔看来，他似乎看着远方。众人排着队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形楼梯走下，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地堡内，官兵的障碍消失了。高级将领们与他们的下级军官随便交谈，很是亲热。在士兵和卫兵们用膳的膳堂内，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由于声音太大，致使鲍曼的一名卫兵前来干预，让大家把声音放小一点儿。鲍曼正在起草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报中，鲍曼埋怨说，所有发进来的电报均受到凯特尔的“控制或压着不发或加以歪曲”，令邓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对所有卖国贼的斗争”。

4月30日快近中午时，苏军占领了动物园。据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占领了与地堡相隔的一条街。很难看出这条消息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进行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

然而，这却不是平常的一天。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她们召了回来。一起前来的有鲍曼，戈培尔夫妇，还有另外数人。他弯着腰（比先前更厉害了），与爱娃一同从房内出来。爱娃穿着她最心爱的黑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特勒开始与众人一一握手。他脸色惨白，眼中含着泪花，与特劳德尔握手时，他两眼直盯着她，却又似乎视而不见；口中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室内的一切。爱娃·希特勒，带着悲哀的微笑，一手将她搂住，她这才有点醒转过来。“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开这里，”她说，接着她便抽泣起来，“然后替我向慕尼黑问好。”

希特勒将根舍拉到一旁说，他与妻子一起自杀，他希望将他们的尸体焚毁。“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想让俄国人拿我到蜡人馆去展览。”根舍连忙给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电话要酒喝，还说他立刻过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因为近几天来谁也没想到喝酒。他找来一瓶干邑白兰地，等根舍前来。电话响了，又是根舍打来的电话。“我要200升汽油，立刻就要。”他声音沙哑着说。肯普卡认为他在开玩笑，问他要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场。

根舍不好在电话里把用途告诉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处来。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说，剩下的汽油——约4万升——都埋在动物园底下，而动物园又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要到5点钟炮击才会有间歇。

“我一个钟头也等不及。看是否能从打坏的车里吸点儿出来。”

与他多年来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别时，希特勒大动感情。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波尔劝他乘飞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希特勒反犹，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实而坚强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后果——我将在这里结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咒骂我——是命运要这样子的。”他对波尔长期为他服务表示感谢，并将他心爱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他作为礼物，“我不想让这幅画丢失。要给未来留下，它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波尔说，若允许他将来交给某博物馆或画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坚持说，这是送给他本人的。接着，他微微一笑，说，过去，要把这幅大画像从这个总部运到那个总部时，你不是颇有怨言吗？他紧紧地握着波尔的手。“波尔，”他痛苦地说，“我要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写这句话：‘他是他的将领之受害者！’”

在卧室内，希特勒夫妇坐在睡椅上。他们的身后是曾悬挂腓特烈大帝之画像的地方。首先自杀的是爱娃——服毒自杀。下午3时30分许，希特勒拿起他那支7.65毫米口径的瓦尔德式手枪（吉莉自杀时用的就是瓦尔德式手枪，爱娃也曾用它自杀未遂）。这支手枪系他多年来的伴侣：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卫赤色分子的袭击；1923年，在贝格勃劳酒馆，他用它作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数次情绪低落时，他曾威胁用它自杀。这一次，他自杀的念头是一点不假了。他用手枪对准他右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为使戈培尔的孩子们不到楼下去，特劳德尔正在给他们讲神话故事。潮湿的地堡内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赫尔穆认为是敌人的炸弹，还说了一声：“炸中了！”在会议室内，戈培尔、鲍曼、阿尔斯曼，还有根舍，听到枪声后，犹豫了片刻，才在戈培尔率领下，冲进元首的客厅。根舍看见，元首脸朝下，俯卧在一张矮桌子上。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的左边躺着爱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紧闭。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的分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200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甩，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做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地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170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级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苏联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10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屈——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沙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一块弹片从他头顶上飞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待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他从林格和根舍的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入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地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一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慢慢地将希特勒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着回到入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三个小时内，他们不断地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不住地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一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一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诵巴尔杜·冯·希拉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排，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的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立。

(1) 黎希留，1585—1642年，法国政治家。——译注

(2) 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译注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政权随着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被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一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过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学家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3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很久之后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的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的牙齿完全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骨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幅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吗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的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戈培尔泰然自若，对瑙曼的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在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至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之后的27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1972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1973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3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1974年9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做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继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克罗西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一个新的重要任务未完成，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一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的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个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做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40%，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做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舔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沙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8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时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第一个走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一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刽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就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4名秘书；2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3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特卡默，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12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1945年5月4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20世纪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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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百天

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美）约翰·托兰 著　刘永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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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美）约翰·托兰 著　刘永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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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9787533950002

目　录

作者的话

第一部 大进攻

1 东线潮涌

2 “黎明即将到来”

3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5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6 巴尔干火药桶

7 “霹雳”行动

8 战争与和平

第二部 西线猛攻

9 “铁幕即将落下”

10 潮起潮落

11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2 “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3 “日出”行动

14 谢尔大楼

15 两河之间

16 “我们度过了美妙的一天”

17 鲍姆特遣部队

18 在兰斯做出的决定

19 罗斯袋形阵地

第三部 东西会师

20 “O—5”

21 “如此卑劣地歪曲”

22 西线的胜利

23 “剃刀的边缘”

24 “元首崩溃了”

25 “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第四部 不完整的胜利

26 “打野鸡”

27 一个“意大利解决办法”

28 独裁者之死

29 “元首死了”

30 “而现在，您却在我们背上捅刀”

31 “东方的铁幕日益逼近”

32 漫长投降的开端

33 “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

作者的话

也许，在人类的历史上，再没有另外的一百天，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百天更为举足轻重，更为影响深远。三个月之内，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先后离世。同样告别这个世界的还有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欧洲胜利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存在着极其美好的希望与极其惊人的恐怖。

我试图像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那样，记下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并且试图本着客观的原则，而非从一个与其同时代者的角度，勾画出希特勒、希姆莱，以及戈林之流的形象。

本书的内容基于数百次采访。受访者来自二十一个国家，都曾亲身卷入书中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凡有可能之处，这些当事人都是所记述事实的基本来源。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有时甚至是谴责了——他们自己。现在应该做的，是揭露，而非控诉。

此外，本书还基于数千份第一手的资料来源：包括事后报告；参谋部的日志和专题文章；以及至今史学家们仍未得见的大量绝密信件和私人文献（例如，巴顿的参谋长霍巴特·盖伊中将首次允许我们使用他根据巴顿命令所记的日记）；最后，我还参考了大量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书籍。

本书中的对话片段并非臆造。它们均来自正式文本、速记的记录，或是当事人的回忆。

马克斯·比尔博姆⁽¹⁾曾经写道：“历史是一部艺术的作品，既无离题之事，亦无遗留问题。”我的希望是，通过本书再现历史，既要让时间的流逝保证对往事的追忆相对平静，又要让那些历史的调味品，“离题之事和遗留问题”，不致全然消失。

(1)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散文家、剧评家、漫画家，曾侨居意大利约二十年，有《马克斯·比尔博姆文集》传世。——译注（本书注释除已标明为译注外，其余都是原作者所加）

第一部 大进攻

1 东线潮涌

1

1945年1月27日清晨，距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¹⁾远的萨岗，斯特拉格·卢夫特第三战俘营（空军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囚徒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距萨岗东边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群情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即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要塞，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谣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床铺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下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仅余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包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边，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2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着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得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战线，也有数个蚁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式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²⁾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苏联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³⁾进军，正在接近坦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兹南。他的终极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大将（相当于美国的四星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集团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入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挣扎——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雷霆大发。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瓦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则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方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希特勒的爱将之一。

舍尔纳是个身强力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也在科涅夫的进攻下动荡不已。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把文职人员从桌子后面赶出来，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群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对于希特勒来说，舍尔纳就是拿破仑的内伊元帅⁽⁴⁾。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央集团军群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当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群，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他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群，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够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古德里安甚为愤怒，他抗议道，希姆莱毫无军事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党卫军全国领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单凭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们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战线干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他的固执激怒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同僚们总是嘲弄凯特尔，按他名字的德文谐音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的态度同样强硬。他说，希姆莱作为预备军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人选。言外之意，希姆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仍然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之一。

对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议，希姆莱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宣称自己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瓦河。与之相应地，这支新部队被命名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希姆莱乘坐专列前往东部战线。在距柏林五十英里处，他渡过了奥得河，然后继续前进，停在了但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距维斯瓦河仅有咫尺之遥。要堵截朱可夫，他只有寥寥几个参谋和一张过时的态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纯属纸上谈兵。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开始架设一道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为北面的波美拉尼亚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侧门，却让正门四敞大开。

朱可夫可没打算被转移视线。他直接绕过希姆莱的侧面防线，继续西进，一路上，只遭到了一些零散敌军的骚扰。1月27日，他的先头部队距柏林仅剩一百英里。前面，就是奥得河。这是抵达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3

萨岗以东那些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开始向西撤退。此刻，他们正与难民队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一支美国人的队伍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战役⁽⁵⁾中被俘的。自那之后，在持续不断的营与营之间的转移中，平均每人的体重都减轻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肺炎和痢疾的猎物。在离开维斯瓦河附近的舒宾战俘营时，全队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则仅余九百五十人。

天气非常寒冷，以至于詹姆斯·洛基特中校的围巾刚刚被风从耳边掀开一角，裸露出来的皮肤立刻像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带到一个农庄，在四面透风的谷仓和猪圈里歇下了脚。病得无法继续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货车，其他人则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着他们的鞋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全都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一路步行抵达目的地——无论那将是哪里。

晚饭是热乎乎的大麦土豆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临睡之前，男人们幻想中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个前广告撰稿人拉里·费伦中尉所写的诗。他将这首诗献给自己的妻子，“世上最可爱的女孩——她丝毫都不会喜欢这首诗”。

我如囚徒般梦想，回味着已逝的人生；

摊鸡蛋，油酥松饼，

洋葱汤，法式焗龙虾；

烤牛肉，排骨，炸里脊，

火鸡胸，鸡腿，或鸡翅；

香肠，枫蜜，荞麦蛋糕，

烤鸡，炒鸡肉，或奶油浓汤。

我日复一日地渴望着圆面包或者面包卷，

热乎乎的玉米面包，饼干和费城玉米肉饼，

奶油芦笋或者酸辣芦笋，

深盘烘制的肉馅饼，或者越橘馅饼，苹果馅饼。

我渴望着浸着黄油的炖奶油牡蛎，

并且偶尔，亲爱的，我渴望着你。

几十万德国百姓逃离他们在波兰的农场，赶着大车，与战俘们沿着同一路线并肩前进。孩子、老人和病号骑马或者坐牛车，身强体壮的则在一旁步行，他们头上套着装土豆的麻袋，眼睛的位置开了洞。农场的大型货车、轻便的双轮马车，甚至还有雪橇——凡是有轮子和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在这里。只有少数的车子有篷，其他乘客们都在潮湿的稻草上挤作一团，或者钻在湿透的鸭绒被里，徒劳地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风与纷飞的大雪。

漫长的队伍在越来越高的雪堆中缓慢前行。大多数时候，是那些年轻的农场奴工推进了队伍的行程。他们中有法国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此时他们也急于远离身后的俄国人。不仅如此，过去主人们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错，所以，如今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家人带往安全之处。

不过，与再往东二百五十英里那些正试图逃离东普鲁士的人相比，这些逃亡者算是幸运的了。当地纳粹党领袖埃里希·科赫宣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之手，严禁向西转移。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闯过了边界之后，几个勇敢的地方长官便开始公然反对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出逃。百姓们即刻动身，此时，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正在齐膝深的大雪中艰难地前进着。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将来势汹汹的红军抛在身后。

奥斯威辛集中营看上去清白无辜，甚至还有几分吸引人。几排整齐坚固的砖房，街道两侧种着绿树，前门上方挂着一条大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里曾经关押了二十多万战俘，但是当红军到来时，只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们虚弱得甚至无法鼓掌欢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营，以防他们被解救。在过去的一周里，党卫军焚烧了几个库房的鞋子、衣服和头发，目的是掩藏大屠杀的痕迹。1941年夏天，希姆莱对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说：“元首下令，要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而我们党卫军，要执行这一命令。”奥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远离公众的视线，又有极其发达的公路、铁路网。

赫斯是一名非常认真严谨的党卫军成员，在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亲自监督了三个中央集中营和三十九个卫星集中营尽可能多地行刑。他想为部下做出优秀的表率，并且“免遭‘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铁路调车线，到焚烧他们的尸体，赫斯一直身处第一线，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路上，党卫军就选出了大约两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并告诉他们要去淋浴室，然后把赤身裸体的他们赶进了毒气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犹豫却步，于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持续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部被炸毁。然而，尽管如此，也无法消除过去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可怕证据。虽然大火焚烧，炸药轰炸，但红军仍然发现了几吨重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以及埋着数十万人⁽⁶⁾的大墓穴。

4

首批难民的车队带着有关红军暴行的故事到达了柏林郊区，恐慌的巨浪顿时席卷全城。不过，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尔⁽⁷⁾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值得盟军庆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诸大规模使用，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很可能被一笔勾销”。然而眼下，由三十四岁的韦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在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进行开发的V-2型火箭，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带来浩劫。最近，布劳恩重新检查了一枚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一枚带翼的V-2型火箭作为上面的一级。这一级位于助推火箭的顶端，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攻打纽约——当时更为流行的一个概念。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尔贝格尔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此时正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他刚刚被委以重任，要负责生产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万无一失地摧毁任何企图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且终结盟军的空中优势。在仔细研究了这一领域中进行过的多次实验之后——由无制导防空火箭到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远程遥控导弹，“多尔贝格尔参谋部”的十名成员得出了结论：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他们一致同意仅保留四枚制导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枚与之类似的能达到超音速的火箭；克拉梅尔博士的“X-4”，一种由飞机发射的导弹；以及“瀑布”，一枚正在佩内明德开发的由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多尔贝格尔小组更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所有与制造这些武器相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发中心都要迁至德国境内，尽可能地远离战区。比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它很可能将在几周之内被朱可夫占领。

几个街区以外，那些计划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条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军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自那之后，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当时，有两名与会者在炸弹爆炸时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的房间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那巨大的桌子，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慢吞吞地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军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⁸⁾。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麦少校擢升为将军，并且一再用饱含情感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即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与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战场的每况愈下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了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名副官离场去执行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战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群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

“他的确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希特勒承认道。

“那么，如果他能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危机爆发，你就会勃然大怒，并且立即将他召回。我期待着那一天。”

“我不会。”希特勒冷冷地反驳道。

戈林继续这个话题：“也许以后他讲话会更慢，这很有可能，但是同样，他撤退得也会更慢一些。”

“他让我想起了费尔斯，我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说，“每次我让他去做什么事，他总得过几分钟才明白。他简直像头牛一样沉默寡言，但是的确工作很努力，只是反应慢了些。”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了西线的另一名司令官，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兼党卫军大将（相当于美国的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只狐狸……”希特勒思忖着说道。

“他就像鞭子一样灵巧。”古德里安插嘴道。

“行动非常迅速。”凯特尔说。

“……有双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继续说道，他的思绪并未被打断，“但是，可能刚刚受到的重伤对他会有影响（豪赛尔的脸被炮弹炸掉了一部分）。”

“不，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说。他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以前是个马夫，举止十分粗俗，在武装党卫军里一步登天之后，整个人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在东部战线的战绩不俗，同时也与他刚刚娶了格利特·布劳恩分不开。格利特是爱娃的妹妹，而后者则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如果不是对此事非常有把握，党卫军全国领袖（指希姆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指豪赛尔）的。否则，他就会受到指责。党卫军全国领袖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但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总是受到批评。”菲格莱因坚持道。几名年轻军官强忍住没有笑出来。背地里，他们都叫他“土包子”。

“那只是在把什么事情办糟的时候。”希特勒咕哝道。

菲格莱因没有意识到元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继续笨拙地辩护说：“不仅如此，豪赛尔认为，一个六十五岁老兵的最佳归宿，就是在前线英勇赴死。”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希特勒说，“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甘冒一切风险，”菲格莱因继续道，“他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

“要是我，肯定会躲起来。”希特勒说。然后，像往常一样，他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手下只有一位将军不会躲避——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过了几分钟，又有件事让他回忆起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和1916年，弹药限额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回忆起当年部队的炮火，似乎不愿正视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发动进攻时，我们就可以尽情开炮。我记得，5月9日那天，帕赛瓦尔少校的炮兵连发射了将近五千发炮弹。他们一整天都在全力开火，也就意味着，每门炮打了一百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将话题转向平静的意大利前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很明显，他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因为他突然开口说道：“难道你们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高兴吗？”

“他们当然不高兴。”约德尔说。他感觉丘吉尔也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如果事态继续如此发展，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电报。”戈林插话道，“他们（英国人）可没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在西线奋力抵抗，牵制了他们的脚步。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日益深入德国境内，几乎攻占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语气尖酸刻薄。因为，和古德里安一样，他也认为，当东线濒临崩溃之时，西线却仍在顽强抵抗，实在是荒谬之至。

希特勒对帝国元帅的挖苦语气恍若未闻，热情高涨地谈论起了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该情报透露，俄国人正将一支由二十万“彻底感染了共产主义”的德国战俘组成的军队派往德国。“这将使他们（英国人）彻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结论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赶赴东线，”戈林说，“可不是想让东线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这毫无意义。英国报纸已经在刻薄地追问：‘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漫无边际地随意谈着，从约德尔就南斯拉夫的战事作的报告到希特勒大谈俄国人的一种新型坦克，并且要设计一种新型炮弹去摧毁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休军官的地位问题上，两人始终意见相左。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远播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司令，总是像军官一样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问题来则像个士兵。此外，自从遭遇谋杀之后，希特勒对整个军事系统变得更加不信任。“这整个官僚主义的体系，都应该立刻清除干净，”他尖锐地说道，“机构过分臃肿，文职机关的官僚机构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兔子与恐龙。”

戈林没有理会他，继续激动地争论说，军官们应该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们以前的军衔。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军衔来用他们。如果因为某人以前是个上校，就把一个团交给他，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谋杀这三千人。他现在也许甚至连一个班都领导不了。”

“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去当警卫。我已经向我的几位将军提供了这个选择……”戈林不肯松口，于是两人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希特勒再次重复道，军衔与工作应当相称。帝国元帅立即驳道：“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杂种才会接受降级。只要不是个杂种，他肯定宁愿自杀。”

希特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许诺说，即使将退休军官作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会降低他们的饷银。但是戈林大叫道：“我会把钱丢到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你们让我丢尽了脸！’你要知道，直到如今，这仍被视为对一名军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没漏掉“直到如今”这几个字。“并非完全如此，”他气冲冲地说道，“这只是你这种人的看法。”

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古德里安在椅子里心神不宁地挪来动去，不耐烦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自东部战线的难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抑扬顿挫地说道，“我必须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个连队指挥官是一名中尉，对于领导一个连队游刃有余。而他的上级虽是一名上校，却根本无法领导一个连队，因为他已经远离这行足足二十五年。那么，让这么一个身着上校军装的人去领导一个排，甚至也许不只是一个排，这将导致多么糟糕的后果？该让那名连队指挥官向这个上校行礼致敬吗？”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颠覆并且摧毁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坚持道，“这种想法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这样做了。”

凯特尔和陆军人事局长威廉·布格道夫陆续举出一些相关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万心怀报复的俄国人正在祖国东部边境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这些论据几近荒诞。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继续惴惴不安。

最终，希特勒开始逐条列举他的论据。

“首先，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不适合的人，却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岁的士兵。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带兵的人。”

戈林打断他的话：“再次，而我，不能告诉那些曾经有能力指挥部队的人……他们不能再带兵了……”

争论兜了个大圈，又一次从头开始。

“如果他们有能力，”希特勒说，“他们就可以再去带兵。”

“他们曾经有……”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很快再有。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学习。那不算丢脸。毕竟，我不也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帝国总理吗？我是政党的领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为帝国总理，我必须服从帝国总统。我以前甚至还做过不伦瑞克的政府官员。”

1932年，不伦瑞克的一个纳粹部长安排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府任职，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不过，希特勒很不愿意回忆此事。

“但没有服现役。”戈林简短地回应道。突然之间，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么敢这么说！”希特勒怒道，“我为那个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流言四起，说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衰落，希特勒对戈林已经毫无信任可言，但此刻他们这样的一场谈话，让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仍旧非常亲密，并且凸显了一个事实，帝国元帅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此时，一个传令兵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交给了菲格莱因。这名矮胖的将军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一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被押送走。”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已经通知萨岗以东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战俘，他们可以留在战俘营，等待俄国人的解放。“他们拒绝了，”他激动地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战！”

甚至连约德尔这个老顽固都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如果我们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去对付俄国人，”他说，“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怀疑：“也许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类似的话，然后被夸大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怀疑。”

“非常好。”菲格莱因说，似乎元首方才表现出的不是怀疑而是热情，“如果这事真有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两个年轻的军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战俘这样说了一句。”希特勒厌烦地说道。

下午六点五十分，会议结束了。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动身返回距柏林正南二十英里的措森。将军早已厌烦了。他们喋喋不休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却没有就东部战线的危急局势做出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战线集团军群的司令之一，费迪南德·舍尔纳刚刚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并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想方设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过奥得河时在自己动荡不安的北翼打开的缺口，然而另一场危机却接踵而来，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里，科涅夫正向第十七集团军发动猛烈的进攻。

舍尔纳匆忙视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离，整个部队将会全军覆没。然而，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最关键的工业区，那里是除鲁尔区以外，帝国仅存的最大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经数次发电报给舍尔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放弃该区域。但是，无论他做何挣扎，这里终将失守。舍尔纳命令第十七集团军司令撤退。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话时，让他在分机上监听。

“元首，”舍尔纳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草草记下他们的对话，等待着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销命令，但是柏林那头却悄然无声。

“这些部队已鏖战两周，如今已经筋疲力尽。”舍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让他们撤退，将会失去整个第十七集团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四敞大开。我们要撤回奥得河地区，并且在那里驻扎。”

话筒那端是长久的沉默，终于，一个疲惫的声音说道：“好的，舍尔纳，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5

在萨岗，几名战俘正在阅读一本恳请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小册子。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的边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人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开。无疑，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对于英国、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维系来说，这同样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向你们提出，作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们确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的毁灭——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毁灭——将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做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刚好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作纪念，或是当作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座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以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稍缓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记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有些幸运儿还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挖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在西营和北营中间走过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暴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很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已经跋涉了大约六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艾伯特·克拉克中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中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的人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都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之中，抢着去厕所的人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礼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给予我们必需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二百个意大利人，其中还包括在翁伯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三十位老将军。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属下的一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⁹⁾的第一天，就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村，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过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绝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拂晓，即1月29日，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枪的嗒嗒声，他断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便条。大概七点钟，他把便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

“等俄国人赶上我们，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他们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杀掉。”富勒厉声说道，假装很愤怒，但实际上，他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译。他走向正在匆忙着装的黑格尔，拿走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说道：“你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然后，他让黑格尔穿上一整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美军的内裤和短袜，还分配他一个军人身份识别编号。“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了——乔治·马尔鲍尔中尉。”马尔鲍尔不久前从队伍中逃跑了。“别担心，”富勒对茫然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对我们不错。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上校召集了全部美国人，让大家待在学校里，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抢劫，将会受到严惩。马茨离开的消息迅速传开，没出几分钟，乌加滕村的村长便来了。他从富勒那儿得到唯一一个任务，负责食物和其他供给。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一百八十五名波兰人愿意为他们效力。富勒接纳了他们。几分钟之后，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国俘虏，其中一人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不断扩大的部队建立了指挥部，并且命令收缴村中全部武器。一经武装之后，他准备抵御任何来乌加滕村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的队伍中已有三个人此刻正在与德国人作战。一个星期前，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逃离了西行的队伍。随后，当一支红军装甲部队追上他们时，红军指挥官搂住亚德利的肩膀，轻拍着他的后背喊道：“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兰⁽¹⁰⁾，棒极了！”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食物和毯子，并且坚持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作为盟友与德国人作战。

1月29日，这三名美国人正在乌加滕村附近参与一次红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向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本能地跳进了战壕，这让俄国人大笑不止。俄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向飞机开火。部队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留在路上，径直开进了克罗依茨村。在那里，俄国步兵们彻底清除了最后一小撮负隅顽抗的敌人。

到了当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使乌加滕村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除了马茨和他手下丢弃的二十六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外，他们还从村民手里收缴了所有的猎枪、步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武装了美国人和一百八十五个波兰人，并在村子的四边布置了哨兵。他们在村东挖了散兵坑，把那两挺机枪架在里面。到九点钟为止，他们已经吓走了好几支德国小分队，并抓获了三十六名掉队的士兵。

一个小时之后，睡在村长家二楼的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被炮火惊醒了。富勒望向窗外，只见十多辆关着灯的坦克正隆隆地开过来。看上去不像德国人的；高高的轮廓应该是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三人还没穿好衣服，前门就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在门外喊叫。

“他们喊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我认为是俄语。”富勒说，“把门打开。”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咔嗒咔嗒的脚步声。黑格尔连忙喊道：“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向三人冲来，猛地将冲锋枪顶上他们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着隔壁房间的门，苏联人终于明白了，过去找到了亚历克斯·贝尔坦，那个会说俄语的法国战俘，把他带了过来。当俄国人的头目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国军官时，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国人怎么会在东部战线？而且走到了红军的前头？”说着，他把枪向富勒的胸口顶得更紧。

贝尔坦连忙解释了一番。俄国人紧紧拥抱富勒，并且亲吻他的脸颊。他说，不管美国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想摆脱那三十六名俘虏。上尉说，他可以带走他们，接着试图再次亲吻富勒。然后他说，必须立即对德国百姓实行宵禁，于是富勒叫人找来了村长。村长非常愿意合作，说他会立刻让街头公告员公布下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1)airmile，空中飞行的长度单位，一空英里等于一海里（1852米）。——译注

(2)英文原书此处军衔为Marshal，但据史实，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生前并未授元帅衔，应为作者笔误。——译注

(3)Danzig，德语称“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在二战前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隶属德国。——译注

(4)指米歇尔·内伊（MichelNey，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帝国“军中三杰”之一，拿破仑的爱将。——译注

(5)The Battle of Bulge，当时同盟国媒体依战役爆发地称之为阿登战役，但盟军将士依作战经过称之为突出部之役，而德国B集团军群则称之为守望莱茵河作战，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是指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瓦隆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译注

(6)苏联政府提供的数字是四百万，但是杰拉尔德·里特林格在他的论文《最后解决》中认为，在奥斯威辛焚尸炉中有六十万人被杀，另外还有三十万人死于疾病、饥饿或枪杀。鲁道夫·赫斯在一份宣誓口供中证明，共有二百五十万战俘被屠杀，另外五十万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但是后来在华沙审判中，他又把总数改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人。

(7)指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党宣传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译注

(8)爆炸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来为希特勒体检的眼耳鼻喉科专家埃尔温·吉森医生发现，莫雷尔两年来用以舒缓元首慢性疼痛的“克斯特尔医生的防毒药丸”含有士的宁与颠茄。莫雷尔简单地把大量药物给了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海因茨·林格。元首一要求用药，林格便拿出来。吉森把他的发现报告给希特勒的首席医生卡尔·勃兰特，勃兰特警告希特勒，他被慢性下毒了。然而，勃兰特却被立即解了职。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大量服用这些药物，才加剧了1945年希特勒身体情况的恶化。

(9)原文如此，似应为西进。——译注

(10)斯蒂倍克和雪佛兰指两个美国汽车品牌。——译注

2 “黎明即将到来”

1

1月30日早上恰好五点，一架巨型客机——美制C-54运输机——降落在了马耳他岛。机上载着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英国要人。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要参加一次与美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代号为“蟋蟀”的四日会谈。这是三巨头在克里米亚胜地雅尔塔会晤的前奏。

马耳他总督、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来到了机场迎接。丘吉尔的私人助手C.R.汤普森推开舱门向外看了一眼。让他尴尬的是，他发现仅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衣的自己，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面。而当他得知马耳他总督已经在严寒中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更为不安了——宣告丘吉尔到来的电报上说的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也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之前，一名热心的英国士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特急”。这是一份雕花请帖，邀请他次日到总督官邸赴晚宴，并且请求立即答复。

十点钟，马歇尔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蒙哥马利酒店开会，打算决定他们在“蟋蟀”首次正式会议上所要采取的立场。他们就黎明前收到的邀请开了几句玩笑，又讨论了一会儿眼下身处的这所冰冷的石头房子，然后，便开始讨论“蟋蟀”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军事问题：西部战线的最终战略。

施陶芬贝格对希特勒的暗杀发生几天之后，盟军在诺曼底取得了重大突破。就之后如何进一步攻入德国领土这一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分歧。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从他在法国的司令部给出意见，认为应该通过鲁尔区向德国北部进军——由他来指挥。他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部队外，只有美国第一集团军。但是美国陆军指挥官们同样坚持，迫切要求在他们所处的遥远的南部，向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同时发起进攻。鉴于德国军队的无序撤退，英美陆军指挥官们都不无理由地认为，如果可以不受约束的话，到1944年底，他们将大获全胜。不过，盟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上将不但是陆军司令官，更是位军事政治家。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蒙哥马利在北部主攻，给养优先，而乔治·S.巴顿中将则率领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南部较小的范围上发动进攻。

作为这一方案的结果，盟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不断向东推进，并于9月份抵达德国边境——仅因缺乏给养才暂时中止。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条战线上的战事寥寥可数，以致希特勒得以将在法国受到重创的军队，重组为一条自荷兰到瑞士的坚固防线。战事的暂停也为他提供了机会，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袭——阿登战役。趁美国武装力量失去平衡之际，德国人一路猛捣，直达默兹河。尽管希特勒的部队已经被逼回德国边境，但美国军队的士气与威望仍然被大大削弱了。

蒙哥马利要求单刀直入德国境内，这一行为所引起的争论，在阿登战役期间进一步激化了。艾森豪威尔突然将阿登战场的北部移交给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布雷德利极为震怒，因为正当他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时，却失去了一半兵力。继而，在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当蒙哥马利告诉记者他如何“收拾”残局时，布雷德利大发雷霆。他认为，蒙哥马利夸大了他自己的角色，并且“利用了我们在阿登的危急困境”。

艾森豪威尔对这场争执心下了然，于是制订了进攻德国的最后计划。战线与去年秋天大体相同，沿自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边境依次排开。最北端，是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包括三个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然后是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南部是雅各布·L.德弗斯中将的第六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

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参谋长们此刻正在倾听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甲壳虫”·史密斯中将阐述盟军总司令的战略：蒙哥马利将率领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通过鲁尔区发起主攻；布雷德利则发起第二主攻，率领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攻向南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时机的选择，史密斯说，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当德国人正在红军势不可当的攻势下受到重创之时，盟军应该向东发起猛烈的进攻。

中午，英国参谋长们加入了美国人的行列。他们共同组成了联合参谋部——负责指挥西线的战事。英国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担任主席。他外表迷人，却在自己忠实记录的日记里写满了尖刻的思想。他自信远比艾森豪威尔更知道该怎样赢得战争，但却极力掩饰自己对总司令的判断的怀疑。不过，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有一点绝非秘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布鲁克对马歇尔也持保留意见。他更希望麦克阿瑟——他心目中这场战争里最伟大的将军——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他礼貌地听着史密斯介绍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心里一直在想，布雷德利的所谓第二主攻很有可能变得与蒙哥马利的主攻近乎同样重要。最后，他温和地说道，英国人认为，要进行两个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兵力不够充足，必须对其做出选择。而在这两者之中，蒙哥马利在北部的行动似乎最有前途。

史密斯因为皮肤溃疡而变得更加暴躁。他回击道，艾森豪威尔打算交给蒙哥马利他可以解决后勤供给的所有部队——三十六个师，还有十个备用。他补充说：“南部的挺进并不打算和北部的进攻竞争。”这番解释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布鲁克的怀疑。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解释，但是仍然感觉布雷德利的进攻可能会过多地分散北部的兵力，导致蒙哥马利陷入困境。马歇尔显然恼了。他忍住怒气说——与之前众多美国将军所说的相同——仅仅依靠对柏林单枪匹马的挺进是不安全的。如果蒙哥马利陷入困境，他认为，有另一条可供求助的进攻线路是非常必要的。

英国人现在确信无疑了，美国人正在策划一个第二主攻，于是，他们开始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另一计划。这一计划在还没有任何人渡过莱茵河之时，就把全部兵力调集到莱茵河附近。史密斯非常不悦，反驳道，艾森豪威尔从未打算在渡河之前就把莱茵河以西整个地区的德国人全部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参谋，能言善道的哈罗德·“粉红”·布尔少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靠近莱茵河意味着耽搁，这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布鲁克私底下仍然相信，这最终只会成为沿莱茵河发起一次全面进攻的借口，以取代蒙哥马利的主攻。他认为，任何有乔治·巴顿参与其中的第二主攻必然会成为一次主要行动，因此，他礼貌而又坚定地说道，联合参谋部与其马上通过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不如暂时只是提请注意。

行动被推迟了。会议刚一结束，比德尔·史密斯便立刻发电报给身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

……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要求一份书面说明，以确定北部的主攻将被按计划推进，并且在消灭莱茵河西岸的所有德国人之前，您不会推迟其他军事行动。

在这场辩论进行的同时，两国的政界领袖都在船上。停泊在瓦莱塔港口的“H.M.S.猎户座”号上，丘吉尔正因为发烧而被迫卧床休息。而罗斯福总统乘坐的“昆西”号美国新巡洋舰三天来一直在马耳他附近海面航行。罗斯福认为，“蟋蟀”有一天就足够了。重要的是，他不愿就他穿过巴尔干向维也纳和布拉格进军的宝贵计划，与丘吉尔展开冗长的辩论。

这天是总统六十三岁的生日。他的独生女安娜·伯蒂格夫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全美国都在为他最钟爱的慈善团体——“优生优育基金会”募捐，以此庆祝总统的生日。

2

在德国，1月30日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1933年——也就是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开始的那年——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十二年后的今天，人们认为，各条战线上的党的领袖们，都应该向他们的手下讲讲光明的前景，并且向他们保证，这场战争终会胜利。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警察首脑，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卡尔·沃尔夫尽职地召集起了手下的重要成员。他曾任希特勒的副官，大块头，精力充沛，头脑非常简单，笃信国家社会主义。他与党卫军全国领袖过往甚密，在写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私人信件上，他都署名为“小狼”。⁽¹⁾然而，当沃尔夫看向他本来应该讲的那些话时——比如“最终的胜利”——它们全都卡在了喉咙里。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这场战争怎么可能胜利？结果，他即席讲了一番话，里面只字未提未来的光明日子。

讲话结束之前，沃尔夫已经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去见他的上司希姆莱，要求他对一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那些希特勒许诺说将会使战争取胜的惊人的飞机和神奇的武器到底在哪里？如果希姆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就会去问元首；如果问题仍然被回避，他将支持光荣的和平。他已经对意大利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为什么他们要再多受一天煎熬？为什么又有一名党卫军成员或是国防军士兵要毫无必要地丧生？

沃尔夫打电话给希姆莱的司令部，得知党卫军全国领袖已远赴东部战场指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不过，如果非常必要的话，不久将有一项任命。沃尔夫说，几天内他将飞往德国。

那天下午，马丁·鲍曼——纳粹党二号人物，希特勒目前最为依赖的人——又给鲍曼夫人，他“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如往常一样多愁善感的信，寄往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他们的住所。他建议她贮存干菜和“五十磅蜂蜜”，还对她谈到了东部战场上发生的种种暴行。

布尔什维克正在毁灭一切。他们视强奸为玩笑，视开枪屠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家常便饭。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蛮禽兽的手中。不过，我极其希望这种危险永远不要来临，希望元首可以如从前的许多次一样，成功地避开这次重击。有二三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你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有多少难以形容的痛苦与不幸。孩子们忍饥挨饿，寒冷至死，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硬起心肠，更加猛烈地战斗，以挽救余下的同胞，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必须成功。

你最忠实的M.

在鲍曼信中所提到的难民里，有三万多人正试图乘四艘客轮从海路逃回德国。船队刚刚绕过海尔半岛，离开但泽湾进入波罗的海，驶向汉堡附近的一个港口。四艘船中最大的一艘是荷重两万五千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它从未运载过如此多的旅客——一千五百名年轻的潜艇训练兵，还有将近八千名平民——是“卢西塔尼亚”号上人数的八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但泽有多少疯狂的难民挤上了船。尽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船票和撤离的文件，仍有几百人偷偷上了船。有的藏在箱子里，有的穿上裙子，假扮成女人。为了从俄国人的手中逃脱，难民们无所不用其极，已经顾不得脸面。不久前在皮拉乌，有一艘难民船规定只许带小孩的成年人上船。于是，有些母亲就从甲板上把自己的孩子扔给码头上的亲戚。同一个小孩往往当了六七次船票。在混乱中，有些小孩掉进了水里，有些则被陌生人抢走。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向西驶入了浪涛滚滚的波罗的海。此时，一名中年难民，保罗·乌施德拉维特登上了甲板。他正是那些反对科赫，让自己的百姓出逃的东普鲁士地方官员之一。他本人和他的司机理查德·法比安则与一路挺进的红军勉强擦肩而过。

其他的三艘船正沿着波美拉尼亚海岸航行，以避开俄国的潜水艇。但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吃水太深，只能由一艘扫雷舰开道，独自行驶。乌施德拉维特四下寻找另外三艘船，不过只能看见一英里开外的扫雷舰。他很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早就查看好了船上的最佳逃生路径，以防船被炸沉。正在这时，船长通过扬声器宣布，有救生带的男子请立即将其交出，分发给妇女和儿童。禁止收听无线电，禁止使用手电筒。

波罗的海波涛汹涌，大多数妇女和儿童都晕船晕得厉害。因为禁止大家去栏杆处，船上很快就臭不可闻了。病号都被集中到船腹，那儿颠簸不那么猛烈。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一把空闲的安乐椅，连忙坐了下来。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睡得很少。此刻，他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想着是否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妻子。还有，如果他能安全抵达德国，是否会因为不服从科赫的严格命令而受到惩处呢？

船在距离波美拉尼亚海岸二十五英里的位置向西航行。还有很多灯亮着，在黑暗的波罗的海的映衬下，清晰地勾画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轮廓。晚上九点十分，乌施德拉维特被一声沉闷而又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努力地想记起自己身在何处，这时，又传来了第二声巨响。他的司机法比安从他的身边冲了过去，对他的呼喊充耳不闻。然后是第三次爆炸声。那些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该熄灭的灯光灭掉了。港口附近埋伏着一艘俄国潜艇，正等待着在必要时刻向客轮发射第四枚鱼雷——或者击沉赶来救援的任何船只。

乌施德拉维特起初以为是有人向船上投了炸弹。当他看到船身向港口方向倾斜时，才意识到是中了鱼雷。他沿着一条漆黑的走廊摸索前行，不知怎么就找到了他的行李。他取出一件毛皮里子的狩猎夹克、一顶滑雪帽、一把手枪，以及一个装着公文的地图盒。他打开窗户，跳到下一层的散步甲板上。这里没那么黑，他可以看见一个男人正挥动一把椅子，砸向一扇厚玻璃窗。那窗户不可能砸开。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了一扇通往船头的门。他跑过去，看见喧嚷的人群正向甲板蜂拥而去。他们都没有救生带。在塞满了人的一道道门口，男人们用力推开歇斯底里的妇女和儿童，把他们挤到一旁，为自己撕扯出一条通路。高级船员们试图制止大家的恐慌。有几个人掏出手枪，做出威胁的手势，但是他们下不了狠心开火，结果被人群推搡到了一旁。

船身向港口的方向倾斜了二十五度。机房里的船员们仍坚守岗位，而其他船员则关闭了舱壁，开动了抽水机。甲板上，船员们与港口那侧的救生艇斗争着，可是吊柱冻得太结实了。发狂的乘客们推开船员，跌跌撞撞地滚进了救生艇。

船头，乌施德拉维特看见几朵红色的烟火腾空而起——是呼救信号——他希望尽快有船前来搭救。在他下方，是一片疯狂的景象。数百名旅客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手足并用地向正在翘起的船尾攀爬。他登上梯子，朝剩下的救生艇爬去。一条铁梁掉落在他前面；他跳了回来，绕过舰桥。突然，“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猛地一歪，他听到了无数失魂落魄的尖叫。他转过身来，只见几名妇女和孩子从一艘翻倒的救生艇上跌进了漆黑一片的大海之中。

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是一名妇女。在码头等船时两人曾交谈过。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两个孩子紧拉着她的裙子。“救救我！”她哭喊道，“您是个男人，您一定知道我该怎么办！”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船都开走了。这时，他想起了橡皮筏。“跟着我，”他说，“我试试找个橡皮筏，来救你和孩子们。”

“你疯了！我不能让孩子们待在冰冷的水里。”她愤怒地盯着他，“你们男人只会袖手旁观，无计可施。”她惊恐地瞪大眼睛，拥着孩子们向后甲板走去。

她的恐惧让乌施德拉维特动摇了。他看向狂暴的波涛。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冰冷刺骨。他听见几声枪响，压过了尖叫声。波涛溅起的飞沫打湿了他的脸庞。他突然感到本能的恐惧：他不想死。他怎么能够留下妻子孤单一人在这样的世界上？终于，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要体面地死去。”他想。他记起曾经有个海军军官禁止他在船上吸烟，当时他开玩笑地回答：“如果船沉了，就肯定会允许我吸烟。”他决定在死之前最后吸一支烟。吸了几口之后，他把烟丢进水中，然后又点燃一支，又神经兮兮地扔掉了。第三支烟，他终于吸完了。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抽烟？”有人气愤地问道。那是一名高级军官，胸前佩戴着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你也来一支吧。不管怎样，很快就能抽完了。”

那人像看个疯子一样看看他，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消失了。一名船员在船栏杆旁边脱下制服，跳入水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昏暗之中拖着步子，向乌施德拉维特走了过来。那是一名潜艇训练兵。他面色苍白，两眼圆睁，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大腿。一块腿骨从他的制服裤子里刺了出来，鲜血淌到了结冰的甲板上。

“怎么搞的，孩子？”乌施德拉维特问道。

“刚刚在下面，我被一块弹片打中了。这下我要完蛋了，妈的！”他慢慢地移步走开，转过身去，“下面……上千人像老鼠一样快被淹死了。过不了多久，我也要和他们一道去了。”

有三艘船赶来援救：两艘六百吨的驱逐舰——“T-36”号和“雄狮”号，还有一条驳船。十点钟，“T-36”号的舰长黑林观测到了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他驾着驱逐舰向其驶近。这时，他看到那艘驳船已经靠近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但是浪头太大，两艘船开始相互碰撞。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客轮的上层甲板向摇摆不定的驳船跳去。一些人安全落地，但很多人却落进水里，在两船之间被挤得血肉模糊。黑林意识到，如果自己也靠过去，实在很不明智；他的船舷很可能会被压断。他只能停在一边救援幸存者。他关掉发动机，这样的话，声波探测仪可以更容易地定位那些敌方潜艇。他知道，它们肯定埋伏在水下，等候着更多的受害者。

乌施德拉维特不知道救援的船只就在一旁，他紧握住栏杆，以防在倾斜的甲板上滑倒。“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船头几乎已经完全没进了水中。他看见一名海军上尉，于是大声喊道：“现在彻底完了！”上尉爬了过来；正是禁止他吸烟的那名军官。“过来，我们要想办法活命。”他对乌施德拉维特说，“爬到左舷去，我们给你放一只救生筏，你要抓紧。快，不然就来不及了。”

海风在乌施德拉维特的耳边呼啸着，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向舰桥爬下去。他在结冰的甲板上一滑，砰地撞到了栏杆上。“快！”他喊道。上尉和三个训练兵解下一只救生筏，向乌施德拉维特推去。救生筏冻得硬如岩石，正撞在了他的胫骨上。幸亏他穿了那双厚重的靴子，才没把骨头撞断。不过，他甚至都没对自己的疼痛多加思考。

五人刚刚爬上救生筏，一个巨浪就突然打来，猛地把他们推到了舰桥的窗上。乌施德拉维特看着玻璃那边盯着他的人，他们就好像是在鱼缸里一样。这简直是个怪异的梦。又一波浪头把他打进了海里。突如其来的寒冷让他突然有了精神，奋力游向漂走的救生筏。不知为何，恐惧已经化为乌有。他和其他四人紧紧抓住了救生筏。

“划，快划，我们要被卷进浪里了！”上尉喊道。五个人都用一只手攀住救生筏，另一只手疯狂地划动着。前进了五十码之后，乌施德拉维特的皮毛夹克和靴子坠得他直往下沉，他试图爬进救生筏里，但是上尉告诉大家，再过五十码再上去。

最后，他们终于笨拙地爬上了救生筏。乌施德拉维特第一次认为，自己可能会死里逃生。他回头望去，只见那艘大客轮的后甲板高高翘起，就像一座倾斜的塔楼。他可以听见数百名妇女和儿童的尖叫。这骇人的声音几乎使他发狂。这是这恐怖的一夜中最为可怕的一幕。

船头沉得更深了；大船开始颤抖。舱壁已然坍塌，海水涌进了下层甲板。随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向一侧翻去，船上的尖叫声更为惨烈。乌施德拉维特面目狰狞，也尖声叫喊起来：“要是这一切再不结束……”上尉紧紧地扶着他的肩膀。

缓慢的翻转开始加速，“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汽笛长鸣，轰然倒向了一侧。五个人看着大船的轮廓开始下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踪影全无。

“还有个人活着。”上尉大喊。

乌施德拉维特看见一条胳膊探出海面，便一把抓住了它。他把一名年轻的船员拉上了救生筏。现在，筏上有六个人了。他们坐在寒风中，浑身瑟瑟发抖，默默地凝视着大海。系着救生带的尸体漂浮在他们周围。幸存者们情绪低落，不愿开口。每次被推到浪尖上时，他们都能看到不远处有一条救生艇——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是他们附近唯一的生命迹象。

乌施德拉维特注意到，救生筏里的海水正缓缓地漫上他的腿，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我相信我们正在下沉。”上尉说。另一波巨浪袭来，他们又看到了自己的邻居——那艘救生艇，这时上尉命令大家用双手划水。他请求登上救生艇，但是有人答道，船上的人已经太多了。当筏上的几人还在继续用手划水时，救生艇飞快地划着桨离开了。

乌施德拉维特用一片木头当桨划，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已经失去知觉。他扔掉木头，又用手划起来。在那一瞬间，生命似乎重新回到了他们身上。上尉一直在呵斥那四名年轻船员，让他们快点；四人嘟嘟囔囔发着牢骚，不过还是服从了。

“T-36”号和“雄狮”号在黑暗中漂动着。它们仍然关着发动机，只是在船侧放下了救生网，打捞幸存者。突然，“T-36”号的声波探测仪发现了一艘潜艇。黑林立刻开启发动机，避开了潜艇。

“看！我们的驱逐舰！”筏上突然有人喊道。所有人都开始奋力划水。起初乌施德拉维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一个隐约的黑影在一百码开外显现了出来。接着，一束探照灯的光线扫了过来，照在他们身上。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个浪头把救生筏打向了“T-36”号。上尉抓住从驱逐舰上扔下来的一根绳子，让四名船员依次爬了上去。乌施德拉维特催上尉赶紧上去，但是上尉紧握住绳子，简单地说：“你快上，我最后一个上。”有人抓住了乌施德拉维特的胳膊，他被猛地拽上了“T-36”号。当他踉跄着从晃动不已的甲板上站起来时，发现救生筏正向远处漂去，而上尉还留在上面。

在下面，乌施德拉维特得到了悉心的照顾。船员们脱去他的衣服，用毯子包好，然后把他像包裹一样放在一张吊床上。他浑身颤抖；突如其来的温暖比严寒更使人痛苦。然而，他心里唯一惦记的，是救生筏上的上尉——是他拯救了大家的生命。

黑林从波罗的海中总共打捞起了六百多人。其中一些已经被冻死，其他的也奄奄一息。突然，又一艘潜艇出现在声波探测仪的屏幕上，“T-36”号被迫立即逃离，迂回前进以躲避鱼雷。正在这时，元首的声音在扬声器里隆隆响起，开始颂扬十二年前他掌权的那个伟大日子。接着，扬声器突然不响了。一个船员走了进来，告诉打着寒战的满屋乘客不要害怕，“不过我们马上要发射几枚深水炸弹”。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见了一声沉闷的重击，船体因反作用力而抖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声轰鸣，再一声。殊死的决斗继续进行着。潜艇发射了第二枚鱼雷。黑林掉转自己的船，又一次逃离了危险。

妇女和儿童抽泣着；这简直比沉船更糟糕，因为她们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乌施德拉维特身边是个满脸泪水的十六岁男孩。当“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船长宣布只有妇女和儿童才能保留救生带时，他交出了自己的。后来，他的母亲说服了他，让他套上自己的救生带，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救她了。可是，在恐慌之中，他们失散了。“如果我没拿那条救生带，妈妈就还会活着。”他一次次地对乌施德拉维特说，“我会游泳。”

救援船只搭救的仅有九百五十人。其余的八千多人都丧生在这次最大的海难之中——相当于“泰坦尼克”号海难失踪人数的五倍多。

黎明时分，“T-36”号起程向科尔贝格驶去。所有男性幸存者都被要求聚集到甲板上。乌施德拉维特登上舷梯。站在他前面的正是他的司机法比安。两个男人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对于乌加滕村来说，这同样是恐怖的一夜。前一天中午，俄国联络官西奥多修斯·伊尔什科中校来到了这里，为富勒的手下带来很多食物和酒。他说，乌加滕村将成为盟军掉队士兵的集结点，并任命这个得克萨斯人为这里的司令官。在告诫富勒要好好维护这里的治安之后，伊尔什科离开了——带走了富勒收缴的所有武器。

朱可夫的先头部队离开乌加滕村向柏林挺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到达乌加滕村以西十英里处的重镇兰茨贝格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但是1月31日上午十时左右，战斗便已结束。

部队继续西进，接近了奥得河畔的屈斯特林市。这里离帝国总理府仅余五十二英里，有一条直达那里的公路。中午时分，IIIC战俘营的美国士兵排成五路纵队匆匆离开战俘营；突然，数枚七十五毫米的炮弹在他们的正前方炸了开来，与此同时，机枪的子弹也横扫而至。美国人看见三辆“沙曼”坦克正朝他们开来，猜测那是俄国人的队伍。技术军士查尔斯·斯特朗、上士赫尔曼·克利和下士莱莫恩·穆尔草草做了几面白旗，开始迎着坦克走去。但是不知何故，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匈牙利人，朝他们开了火。穆尔死了，克利受了伤。等俄国人发现自己是对盟军开了火时，美国人已经五伤五死。

在奥得河口以北九十五空英里处，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的技术主管韦纳·冯·布劳恩博士正在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召开秘密会议。他们一起研制出了A-4火箭，并认为这是太空飞行的第一步。然而，希特勒却把它看成是一件远程武器，因此戈培尔把它重新命名为V-2，即复仇⁽²⁾2号。

布劳恩对他的助手们解释说，他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今天接到了两个互相冲突的命令——都是党卫军官员下达的。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汉斯·卡姆勒博士被希姆莱任命为这一项目的特派员。他今天发来电报，指示火箭专家们撤往德国中部。而希姆莱本人，作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又发来急件，命令布劳恩手下的所有工程师参加人民冲锋队，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这一地区防范日益逼近的红军。

“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冯·布劳恩博士继续说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我们的团队第一个在抵达外层空间的研究上有所成就。因为坚信这枚火箭在和平时期的伟大前景，我们承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如今，我们肩负重任。每个战胜国肯定都希望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份遗产托付给哪个国家？”

留在原地，投身于俄国人的建议被断然否定了。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向美军投降。第一步是服从卡姆勒的命令，向西撤退。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撤退的准备工作至少要花上两周，而他们已经可以听到南边隐约传来的朱可夫的隆隆炮声。

尽管东部战线噩耗不断，希特勒却并未气馁。下午的会议之后，有些与会者没走，留下来听希特勒随意地谈论着政局。元首偶尔会召开这种非正式的会议，目的是说服他的军事领袖们——尤其是像古德里安那种只会讲军事术语的人——现代战争与经济、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希特勒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当他在谈话中提到大量从粗略浏览过的书刊中记住的事实和数据时，会让人觉得他对复杂问题的领悟和见解非常深刻。会场的气氛很轻松，希特勒像个教授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般讲着话。他首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发动阿登战役。他说，他终于意识到，战争不再是仅凭军事手段便能取得胜利。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与西方之间达成体面的和平。这样，他便可以用德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东方。但是，要取得这一和平，他首先必须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因此，他召集一切可用的力量去进攻阿登，并试图打到安特卫普，从而揳入英国和美国之间。一直以来，丘吉尔几乎和他一样惧怕布尔什维克，这次军事上的挫败很可能会成为首相的一个借口，使他坚持与德国达成某种协商。希特勒承认，这场赌博在军事上失败了，然而却赢得了某种意料之外的心理上的胜利。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公开地就战争的打法激烈地争执不休，盟军的分裂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一直不耐烦地看着自己的表，但是年轻的军官们——比如元首的武装党卫军副官，身高六英尺的奥托·京舍——却似乎痴迷其中。希特勒又在解释他为什么不听古德里安的意见，没让党卫军大将（相当于美国的上将）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师去对付朱可夫或者科涅夫，而是将其从阿登调往了匈牙利。“个中缘由，”他说，“远远超出了军事上的意义。首先，迪特里希即将发动一次突袭，这不仅能挽救他们在匈牙利最后的石油资源，还能使他们重获罗马尼亚的石油。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他在赢取时间。总有一天，西方会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会与德国一同发起一场联合运动。丘吉尔和我一样，深知如果红军攻占了柏林，那么欧洲的一半就会立即变成共产主义者的，过不了几年，剩下的一半也会被吞掉。”

“我从来不愿意和西方打仗，”他突然略带痛苦地说道，“是他们逼我这样。”然而，俄国的计划日益昭彰。他继续道，斯大林最近表示，承认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对此，就连罗斯福也不得不睁开眼睛。“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补充道。这就是他为什么决定让库尔兰集团军群留在拉脱维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当英国人和美国人最终加入德国的阵营时，距列宁格勒仅三百五十英里的拉脱维亚，将成为他们联合进攻的桥头堡。同样，他们在东部固守的那些要塞，在将来英美德联军横扫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时，会成为一块块跳板。这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一联合进攻，希特勒愈加兴奋地说道，已然唾手可得。他用一支红色铅笔在一份关于英美内乱的外交部报告上鲜明地画了几道。“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喊道。人们正在反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前的政策，很快便会要求与德国议和，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赤色俄国开战。他因为激动而抬高了嗓门，提醒他的听众们说，1918年，祖国被总参谋部在背上捅了一刀。要不是他们过早地投降，他说，德国本来可以取得体面的和平，不会出现当时战后的混乱，也不会有共产党篡国的尝试，更不会出现经济萧条。

“这一次，”他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在黎明即将到来之时放弃。”

(1)其中一封信写于1939年，万一沃尔夫死亡，将由特别信使呈递党卫队全国领袖：我的党卫队全国领袖！
因为不知道在我死去之时能否适当地向您告别，所以我用写信的方式提前告别。
借此机会，我最后一次向您道谢，感谢您给予我的全部友情、活力，以及您对于我来说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对我而言，对全德国而言，您都是一切善、美和男子气概的化身，也是一切值得为之奋斗的事物的化身。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您和元首。
如果我还能表达最后的愿望，我希望，来世您能允许我再次追随您，为了德国而战。
向您和德国致以最好的祝愿，愿我们的理想得以实现。我将和所有善良的灵魂一起，从巍峨的瓦尔哈拉殿堂上忠实地注视着您。
希特勒万岁！
您忠实的“小狼”

(2)复仇原文为vengeance，缩写为V。——译注

3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1

希特勒预言英美之间将会有日益扩大的裂痕，这并非基于纯粹的愿望。像1944年，英国人希望仅由一支部队进攻德国北部，而美国人则仍然要求发动更广阔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进行折中：蒙哥马利做主角，领导主攻；而布雷德利则在南部发动第二主攻。和以前一样，这一折中方案只是让双方都不高兴。

1月31日，马耳他，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艾森豪威尔向大家保证，自己仍然计划让蒙哥马利以“最大的兵力以及完全的决定权”，从北部渡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迫近这一区域。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有“当南方的局势允许我在不过度冒险的前提下集结必需的军队时”，才会采取这一计划。

布鲁克感觉很泄气。对他来说，这封电报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取悦双方。这只会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混乱。同时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二流玩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被困住了。”

如果能知道马歇尔对当天议程的看法，肯定会很有趣。不过，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都很少和自己的部下讨论此类问题。一次，他对自己的密友约翰·E.赫尔少将，作战部里相对年轻的一位首脑说，他永远也不会写书，因为他无法直言不讳地评论某些人。

马歇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本人没能成为欧洲的盟军总司令。丘吉尔本来属意于他，但是罗斯福听取了莱希⁽¹⁾、金⁽²⁾和阿诺德⁽³⁾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后来，马歇尔推荐了一位著名的飞行员，他的前任作战参谋弗兰克·M.安德鲁斯中将。但不久这位将军便在冰岛死于飞机失事。马歇尔的第二选择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艾氏还是一位相对无名的准将。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只会对马歇尔随声附和。然而，像赫尔那样的亲密伙伴却声言，如果说二者之间是父子式的关系，那么马歇尔的确从不独裁。这一点，私下了解两人频繁往来的书信内容的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做出决定，而马歇尔几乎每次都予以批准；即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进行询问，而从不批评。

尽管在马耳他会议期间，马歇尔看上去如以往任何时候一般沉着冷静，但实际上，他正强自按捺着因英国人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而愈燃愈旺的怒火。他们一再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个副手，让其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将使他们有机可乘。英国人一直声称，这样一个任命，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充分履行总司令的职能。马歇尔始终反对这个建议。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还是参谋长，就决不让他们强加给你一个地面总指挥官。”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到访，要和他聊聊天。闲聊了几句之后，布鲁克说，他怀疑，作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否“足够有力”。这促使史密斯建议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谈——坦率地，非正式地。当然，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吐露说，他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因为他过分注重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史密斯回答道，艾森豪威尔管理着一批高度个人主义的将军，像蒙蒂⁽⁴⁾、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驾驭。

这丝毫没有引起布鲁克的关注。他说，艾森豪威尔过去经常因为别人的意见而背离自己的目标。他特别擅长协调盟军之间的分歧，然而，他对各方观点的同情，却使他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史密斯尖锐地反驳道，最好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部。布鲁克立刻改口，承认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多杰出的品质。布鲁克本来不也批准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吗？他所希望的是，他说，史密斯本人能够意识到，将兵力集中在北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允许布雷德利把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主攻”变成主攻。

两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确信，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的起草者与执行者，史密斯是同意自己的政策的。史密斯则肯定，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总司令。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

2

当晚早些时候，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斯退丁纽斯现年四十四岁，刚刚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务卿。不过，与其说谈话，不如更确切地说，他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口头攻击。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言责问斯退丁纽斯——会议秘书们必须不停地将其从记录中删掉——他公开攻击丘吉尔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究竟以为自己在做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斯退丁纽斯，丘吉尔会在这个问题上“痛击我们所有人”。虽然如此，这位新晋国务卿仍然对首相的猛烈攻势准备不足。斯退丁纽斯有着一头蓬乱的银发，两道浓重的黑眉，让人一见之下印象非常深刻。他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精干的董事会主席，年薪十万美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期间，他曾去主日学校教书，并利用空闲时间为山区的教众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爱好运动——却依然很受欢迎，总是被选为班长。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为国效劳——可以不计报酬。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胜任国务卿的工作。未加准备便涉足复杂的国际事务，这使他难以应付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职业外交家。

在国务院，他几乎总是听从顾问的意见。有一次，手下送来一份外发文件要他核定并签字，他唯一的意见是，页边的空白宽窄不合适。不过，虽然某些职业外交家嘲笑他，认为他庸俗呆板，缺少见识，他却因为自己的谦逊与温厚的天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质，才让罗斯福选择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国务卿。比起詹姆斯·伯恩斯⁽⁵⁾那种强势者，可能他更想要一个能够不加争辩地执行自己意愿的人。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指示他忠实而精明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随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且密切监督他的行动。罗斯福政府的敌人已经公开指责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并且轻蔑地称他为“白发男孩”。

丘吉尔继续对斯退丁纽斯进行攻击，就好像他本人应该对美国人持续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似的。首相命令英国驻雅典部队攻打刚刚与纳粹战斗过的共产党游击队，这让美国人有很大意见。丘吉尔说，如果英国没有在希腊驻军，希腊共产党早就已经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翌日，2月1日清晨，开始了斯退丁纽斯较为安宁的一天。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离开英国轻型巡洋舰“H.M.S.猎户座”号到码头上散步，并且准备就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友好的讨论。艾登举止文雅，性情平和。倒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尽管公众以为他是一位温驯、温和，甚至温雅的绅士，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勃然大怒。小羊做狮吼，这才是最令人惊惶的。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和他们的助手在美国人暂住的“天狼星”号上会面，准备重新研究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度重视创建世界组织的提议，而对波兰问题有所忽视；除非可以“劝说或迫使苏联适当地对待波兰”，否则“不值得下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尽管波兰问题起源久远，但当前的危机却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3日。那一天，令大多数世人都为之惊愕的是，俄国和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国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9月1日，德国坦克滚滚驶向华沙。两天之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波兰来说，其盟国的参战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援。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不过，途经罗马尼亚和法国逃至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为合法的流亡政府。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背信弃义，进攻了苏联。几周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面世。这给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提供了基础。不久，当俄国对《宪章》的准则表示认同，许诺“不再扩张，无论是领土还是其他方面”时，波兰人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当战局扭转，红军与德军势均力敌之时，斯大林却坚持说，俄波的边界应东移至分界线——1919年寇松勋爵在巴黎和会上所建议的那条。这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争辩却没能影响丘吉尔。他和斯大林一样，相信战局的戏剧性转变必然会改变政治。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这两位在德黑兰秘密地答应斯大林，他们会承认寇松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当然不知道这一协定。他前往美国，请求罗斯福亲自保证会支持波兰的权益。两人于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日”会面。但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线，仅承诺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怎么说？”米科瓦伊奇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在判断俄国人的行动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仅有寥寥几年的经验。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接着说，波兰人必须与斯大林达成谅解。“单凭自己，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国。现在让我告诉你，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无意与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瓦伊奇克显然非常担忧，于是补充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大林并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你们身后。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会对此负责。”总统力劝米科瓦伊奇克尽快会见斯大林，争取达成谅解。“如果事情已经无可避免，”他说，“就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它。”

作为强大的农民党的领袖，米科瓦伊奇克和大多数波兰人不同，他并不坚持说绝不向俄国人做丝毫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途中，他得知斯大林专横地将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气得差点立即返回。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是波兰共产党就是波共的同情者。

7月30日，他抵达俄国。简直没有比这更戏剧性的时刻了。科修斯科电台刚刚广播了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请求他们“积极开展巷战”，协助正在迅速接近的红军。呼吁的最后几句甚是激动人心：“波兰人，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波兰人，拿起武器吧！决不能错过时机！”当波兰的地下领导人听到这些话语后，立刻实行了“风暴”行动。这是一次反对纳粹的全面起义。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战斗将于8月1日正式展开。那一天，约三万五千名装备落后、有老有少的波兰人攻击了华沙的德国驻军。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队伍——包括缓刑期间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节的俄国俘虏——在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契里希·冯·德姆·巴赫-策列夫斯基的指挥下，涌进城中，发动了一场极其残忍的运动，企图在粉碎起义的同时，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

波兰人坚持战斗，深信在维斯瓦河彼岸的红军很快就会解放华沙。然而，几天过去了，俄国人眼看着德国飞机向人民军的阵地俯冲，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射程，却连一次火都没开。

米科瓦伊奇克抵达四日之后，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勉强答应，如果伦敦的波兰人能够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达成谅解，他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于是，米科瓦伊奇克与卢布林的波兰人会谈了几次。后者表示同意由米科瓦伊奇克担任联合政府总理，但是坚持要让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做总统。并且，内阁的十七个席位中，要有十四个由其他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情者拥有。在此期间，米科瓦伊奇克拼命地尝试为华沙争取军事援助。一次，斯大林对他说，红军受到了德国四个新装甲师的进攻，因此无法跨过维斯瓦河。但是之后却又说，无论如何，他听说华沙目前并无任何战事。

在英国和美国，波兰人的困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因此，罗斯福不得不批准派遣美国飞机前往华沙的建议。在给人民军空投物资之后，它们将继续飞往俄国领土加油。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们声称，华沙起义“纯属冒险主义行动，苏联政府不能施以援手”。

“如果这确实反映了苏联政府的立场……”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它的拒绝是基于无情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基于否认抵抗运动的存在，或是作战行动困难。”尽管遭到了拒绝，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继续呼吁为华沙提供援助。然而斯大林立场坚定，发电报给二人说：

有关发动了华沙冒险行动的一撮意图夺权的犯罪分子的真相，迟早将大白于世。这些异己分子，利用华沙人民的轻信，将实际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暴露于德国的枪炮、坦克和飞机之下。尽管如此，最近不得不应对德国新反扑的苏联军队仍然在竭尽所能地击退希特勒的进攻，并在华沙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将不遗余力地粉碎华沙的德军，并且为波兰人解放该城。对反纳粹的波兰人而言，这将是最好的，真正行之有效的援助。

即使红军真的没有能力解放华沙——这一点极为可疑——斯大林将这场起义说成“冒险主义行动”的拙劣企图仍旧表明，他期望德军彻底摧毁人民军。消灭这些波兰人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要接管战后波兰就容易多了。

1944年10月2日，在六十三天的英勇抵抗之后，博尔将军最终投降了。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一万五千名人民军战士阵亡，另有二十万波兰人民与他们一起战死，整个华沙几成废墟。一周之后，丘吉尔抵达莫斯科，试图为苏联在东欧、南欧扩张所引起的新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伦敦的波兰人仍旧在强烈指控斯大林对华沙的背叛，因此，丘吉尔担心他们会扰乱三巨头之间关系的运作。此时，米科瓦伊奇克已懊恼地飞回伦敦。丘吉尔发电报给他，坚持要他带一个代表团再来莫斯科，与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磋商。

尽管非常不情愿，米科瓦伊奇克和一队伦敦的波兰人还是在几日后抵达了莫斯科。然而，他们只是受到了又一次打击。在10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泄露，罗斯福早在德黑兰便已接受了以寇松线作为边界。米科瓦伊奇克不可置信地转向丘吉尔与哈里曼，希望得到他们的否认。然而他们尴尬的沉默足以说明一切。伦敦的波兰人使出他们最擅长的手段——激烈地抗议。而丘吉尔只是同样激烈地回应道，他们的愚顽将会“毁掉欧洲的和平”，并且触发与俄国的战争，将有两千五百万人因此而丧生。“你们在为什么而战？”他吼道，“为了被镇压的权利？”

米科瓦伊奇克愤愤不平地要求跳伞到波兰，加入地下工作者的队伍，“我宁愿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战死，也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虽然一时怒火难抑，但米科瓦伊奇克很快就意识到，必须做出妥协。回到伦敦之后，他敦促流亡政府与莫斯科达成一项新协议。不出所料，他们拒绝背离《大西洋宪章》；同样不出所料，丘吉尔随后对米科瓦伊奇克说：“如果1月份你听从了我们的忠告，接受寇松线，如今就不会有卢布林那些讨厌的波兰人！”丘吉尔威胁要对伦敦的波兰人“撒手不管”，因为他们过分顽固。米科瓦伊奇克深受刺激，问道：“在联合国的这么多国家里，为什么只有波兰要承受领土的牺牲，而且如此迅速？”

“好吧，那么，”丘吉尔讽刺地答道，“就让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掌管波兰的事务，因为你并不想从他们手里接管。那些卖国的波兰人，那些肮脏龌龊的畜生，将会成为你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波兰人控制战后波兰的唯一途径，他说，就是马上就寇松线达成妥协。若能如此，他们便将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除非今明两天你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我将认为一切都已了结。如果波兰政府不能做出任何决定，那它实际上就并不存在。”

“倘若没有任何适当的保证，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僚们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米科瓦伊奇克回答。

“我受够了！”丘吉尔喊道，“你只能在一件事上讨价还价——寇松线。”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极大的困难，”米科瓦伊奇克指出，“毕竟，这关系到让五六百万波兰人迁徙到那些波兰的新地区去，同时，还要让七百万德国人从那里搬走。”

“你回伦敦是干什么来了？”丘吉尔像个狂怒的小男孩一样跺着脚，又发出几个威胁，然后突然问道，“你是否准备明天晚上动身去莫斯科？”

“不，我不能去。”

“后天呢？”

米科瓦伊奇克认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取得流亡政府的同意，做出新的妥协。

丘吉尔甩开一切拘束，狂乱地挥动着双臂，大叫道：“如果你持否定态度，那就勇敢地说出来！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你。你已经白白地浪费了整整两周时间，无休止地争论，却毫无所获。这将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过了今晚，我将不再和你谈话！”

米科瓦伊奇克将这一切报告给他的内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拒绝仓促做出决定。左右为难的米科瓦伊奇克递上了辞呈。

正是在这一争论、怀疑与密谋的背景之下，2月1日早晨，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天狼星”号上商讨起了波兰问题。斯退丁纽斯认为，承认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会在美国引起极大愤恨。艾登表示赞同：英国人也不能承认卢布林。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波兰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并保证一旦条件允许，便立即进行自由选举”。会谈结束之后，艾登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就“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他已尽力“向斯退丁纽斯强调，这次轮到他们（美国人）来挑起担子了。我们本应全力支持他们，但是现在需要换手。我们双方都必须竭尽全力”。

当联合参谋部下午开会讨论西线战事之时，外交官之间的和谐却被军人之间的新摩擦取而代之了。马歇尔要求举行秘密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讨论。会议秘书们离开房间之后，马歇尔竭力劝说大家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不要再多加异议。布鲁克断然拒绝了，仅仅同意会“注意一下”。

这是马歇尔为数不多的勃然大怒的时刻。当与会者震惊于其激烈的态度时，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蒙哥马利的看法——他假设英国持反对意见都是蒙哥马利在背后捣鬼。同时，马歇尔宣称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没有被接受，那么将建议他辞去盟军最高统帅的职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次会晤的本意是要为雅尔塔会议铺路，谁知却制造了一场危机。

几个小时以后，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与丘吉尔和艾登在“猎户座”号上共进晚餐。丘吉尔表示了对受难人民的关心；凝视世界，他只看到了悲痛与流血。最后他说，战后的和平与稳定，依赖于英美两国的紧密和谐。

这并非他的悲观情绪的唯一实例。三周之前，他曾致电罗斯福：

……强大的同盟国正日益分裂，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无尽地拉长。在这样一个时刻，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现在，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会被证明比上次战争的结束更令人失望。

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仅三巨头，就连其他的西方伙伴都变得更加四分五裂。除非英美两国能在第二天便解决它们的分歧，否则，在雅尔塔获得任何持久性成功的希望都将非常渺茫。

3

2月2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美国巡洋舰“昆西”号通过了瓦莱塔港口入口处的防潜艇网。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航道两侧都是拥挤的人群；他们来这儿是为了看看坐在舰桥上那个身着棕色大衣，头戴粗花呢帽的人。“昆西”号缓缓驶过停泊在那里的“猎户座”号，温斯顿·丘吉尔——身着海军制服，嘴里叼着雪茄——向其挥手示意。坐在舰桥上的人挥手还礼。当人们转向罗斯福时，突然一片寂静。艾登想道：就在这个时刻，所有人仿佛都静止不动，人人都意识到了历史的标记。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一队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枪炮隆隆致礼，港口停泊的船只上，乐队都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富兰克林·D.罗斯福抿嘴一笑，对欢迎的阵势显然很满意。这是他一生中权力巅峰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另外两人将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岁月与痛苦都写在他的脸上。但同样可以看到的，还有他的决心与自信。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夫人道别时，他重申了自己对雅尔塔会议的高度希望。“我能够在巩固我与斯大林元帅的私人关系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对她说。

尽管病痛缠身，他仍决定继续工作，以保证这个世界持久与公正的和平。他与丘吉尔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两人亲如手足，同时也有着兄弟般的喜忧参半。1940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致命关头，罗斯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施以援手。然而，在救助了自己的兄长之后，他却一直就殖民主义不道德问题对其大加指责。英国官方保证“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自治”。罗斯福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决定要帮助殖民地人民——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最终的自治。

“我相信你正在试图搞垮大英帝国。”一次丘吉尔私下对他说。这一点毋庸置疑。“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吐露，“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掠夺这些国家的所有财富，但是从不回馈他们任何东西，比如教育、像样的生活条件、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你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在和平得以实现之前，否定任何以和平为目的的组织体系的价值。”

不过，殖民主义只是他将在雅尔塔面对的问题之一。就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召见了伯纳德·巴鲁克⁽⁶⁾，想征询一些意见。“伯尼⁽⁷⁾，昨天晚上，我实在受够了那些人。”他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自己双手颤抖。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巴鲁克曾率真地描述自己为“明白事理的专家”。他早有准备，将一封写有自己建议的信交给了罗斯福。

《圣经》里和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使命，无数人都动身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从没有任何一项使命，像您即将着手进行的这项一样，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可能性。

您肩负的不仅是世界的希望，您还有机会通过实现和平，使先前的一切尝试都取得成功，并在和平中开花结果……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您的使命必须成功。我会为那些寄希望于您的人祝福祈祷，我知道，您不会让他们失望。

罗斯福深受感动，他说，他会让他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少将在每次会议之前为他朗读此信。“我不能带你一起去，伯尼，”他说，“你容易晕船。但是我向你承诺，我不会为和平条约做任何妥协。当我最终签署和约时，你一定会坐在爸爸身边。”

“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巴鲁克劝他，并用胳膊搂住总统的肩膀——这是他第一次在感动之下和总统如此亲密。“并且要记住，”他补充说，“不管您坐在哪里，都是正座。”

罗斯福不禁热泪盈眶。他低下头，好掩饰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的流露，然后默默地坐下了。

2月2日上午十一点刚过，乔治·马歇尔向总统作了报告。在场的还有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马歇尔和金看到总统憔悴枯槁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罗斯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担心，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二人描述与英国参谋长们不愉快的会晤，以及英国人对布雷德利渡过莱茵河的强烈反应。

总统要了张地图，仔细察看一番之后，他说，他对那里的地形很了解，因为他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旅行过。因此，他由衷地赞成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马歇尔和金不想让总统太过疲劳，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登上送他们上岸的驳船之后，他们仍然因总统的面容而震惊，不禁惊愕地彼此对看了一眼。不过当着船员的面，他们只是摇了摇头。

正午时分，丘吉尔在艾登和女儿萨拉的陪同下登上了“昆西”号。在接下来的午餐中，虽然病痛尚未痊愈，首相却仍凭他敏捷的思维和机智的言辞主导了谈话。罗斯福提到，丘吉尔一直没在《大西洋宪章》上签字，他就自己动手在自己的那份宪章上签了首相的名字。他开玩笑地说，希望丘吉尔将来能在文件上签字，以使宪章真实有效。丘吉尔幽默地回答，最近他阅读了《独立宣言》，高兴地发现，宣言的内容都包含在《宪章》之中。

午饭后，艾登对斯退丁纽斯说，他认为总统比去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看上去轻松多了。但是，他却在日记中写道：“……他给人体力日渐不支的印象。”不过，斯退丁纽斯并未因艾登的安慰而感到放心。他仍清楚地记得，在最近一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的整个身体和双手都颤抖得厉害。并且，就在刚才的午宴上，罗斯福还说，在前来马耳他的航行途中，他每晚都要睡十个小时，可还是觉得“没睡醒”。

当天下午，总统和他的女儿受马耳他总督的邀请，在岛上进行了一次三十英里的悠闲之旅。总统后来在日记中记录道：“天气宜人。”这一愉快的间歇让罗斯福重新精力充沛。六点钟，他在“昆西”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初次会见了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部。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在讲话，罗斯福很少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当丘吉尔爽快地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关于西线战略的棘手问题便出人意料地轻松解决了。不过，首相解决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而这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的：他建议任命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美国参谋长们坦率地说不。丘吉尔没被吓住，又建议一旦渡过莱茵河，便由蒙哥马利指挥绝大部分部队。美国参谋长们再次说不。丘吉尔平和地接受了他们的拒绝。会议暂时中止了。

正当马歇尔等待上岸时，罗斯福将其召回。罗斯福说，丘吉尔仍然极其渴望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歇尔回答说，他永远不会赞成这一举措。然后罗斯福让他走了。

4

当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的斯帕，布雷德利向美国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司令——中将考特尼·霍奇斯、乔治·巴顿和威廉·辛普森——传达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当得知蒙哥马利将担任主攻，而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仍将由他指挥时，他们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有着很多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军人生涯开始得都不顺利。在西点军校时，辛普森的毕业成绩很差。而巴顿和霍奇斯在1905年刚上一年级时就考试不及格。巴顿最终和辛普森一起在1909年毕了业，但霍奇斯则因数学“有所欠缺”，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作为普通士兵进了正规军。他们都曾在墨西哥追击过潘乔·比利亚⁽⁸⁾，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三人的个性分歧很大，但都同样积极进取，非常称职，急于毫不拖延地立刻粉碎德军。

他们听着布雷德利继续解释，不由得越来越沮丧。布雷德利说，霍奇斯和巴顿可以继续向齐格菲防线——德国人所说的西方墙——发动有限的进攻，直到蒙哥马利的大规模进攻启动。在那之后，战役就只能随机而动了。

巴顿爆发了。他说，他和霍奇斯更有可能率先到达莱茵河。此外，他对英国军队的攻势并不持过高的评价，他确信霍奇斯对此也会表示赞同。巴顿认为，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愚蠢而可耻的方式。那些该死的师，哪个都应该发动进攻。如果真能如此，那些德国佬恐怕没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

5

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将要考虑的政治问题，罗斯福一直对艾登和丘吉尔避而不谈，这让两人很是不安。当晚，在“昆西”号上安排了一次小型晚宴，以期补救这种局面。斯退丁纽斯感到，在波兰、联合国，以及德国的处置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都已阐明。然而艾登却很悲观，对他而言，所有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在日记中写道：

……甚至不可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后来，当哈里（霍普金斯）进来时，我相当尖锐地对他提及此事。我指出，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然而迄今为止，却既没有就我们届时要讨论什么达成一致，也没有决定该如何与虎谋皮，但是老虎却肯定清楚哈里的打算。

艾登认为，总统“心思莫测”。而且他和丘吉尔都为英美两国首脑没能进行真正的磋商而焦虑不安。

晚宴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赶赴卢卡机场，准备乘飞机去与斯大林会晤。首相登上他的四发巨型客机，上床休息了。而总统则仍旧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一架特殊电梯，然后直接升进了他那架改装过的C-54飞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架飞机。除了不喜欢飞行的单调之外，罗斯福还认为，专门为他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一项没必要的开销。尽管如此，此刻他却轻松而兴奋，因为前方是新的冒险。不久他被告知，飞机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于是他也去睡觉了。

夜色清冷，繁星满天，七百名准备飞往雅尔塔的与会者登上了二十架美国巨型客机和五架英国“约克”式。黑暗的飞机场上，气氛非常紧张。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希特勒已得知三巨头会议的确切地点。三天前，由亨利·迈尔斯中校进行的试航差点毁于一场灾难。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着陆后，迈尔斯发现机身上有很多高射炮打出的枪眼。也许是顺风曾把他带到了德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上空，也许是土耳其炮手们误把他当成了德国人。

十一时三十分，卢卡下起了冰冷的细雨，第一架飞机起程前往萨基，全程一千三百七十五英里。其他的飞机拉开均匀的间距，相继起飞。他们的飞行计划要求先向东飞三个半小时，然后向北转弯九十度，避开克里特岛。总统的座机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出发，丘吉尔的座机紧随其后。没有护航机，灯光全部熄灭，巨大的运输机很快就消失在了细雨蒙蒙的黑暗之中。随着发动机的嗡嗡声逐渐消失，在将近七个小时之内，美国总统的命运将无人知晓；所有飞机都禁止使用无线电。

前一半航程平安无事。但是不久，六架P-38战斗机在希腊山区上空与罗斯福的C-54会合，随后，这七架飞机的机翼上都开始结冰。一架P-38的一个发动机失灵了，离开机群，返回了雅典。特工人员十分担心，考虑叫醒总统，让他穿上救生衣。但是，危险过去了。克里米亚时间（比马耳他时间早两小时）刚过正午，飞行员对准萨基机场附近的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做了个九十度的转弯——这一动作表示自己是朋友。

十二点十分，罗斯福的座机在一条类似砖地的水泥跑道上着陆，然后滑过覆着冰的狭长路面，在离尽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田野里没有树木，空荡而阴沉。当飞机滑向停机坪时，机上乘客可以看到身着漂亮制服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手里握着冲锋枪。一个红军精锐团立正站好，一支大型军乐队奏起了威武的乐曲。外交人民委员⁽⁹⁾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登上飞机，欢迎总统，并告诉他斯大林元帅尚未抵达克里米亚。

十二点三十分，首相的巨型客机在六架P-38的护送下降落了。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座机，看着他乘电梯下了飞机，然后由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搀扶着上了一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美国吉普车。仪仗队队长向两位西方首脑致欢迎辞，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吉普车从队伍前面缓缓驶过，丘吉尔在一旁步行，他的嘴里叼着一支八英寸长的雪茄，就好像一门小钢炮。

随后，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七十五英里外的雅尔塔。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很多武装哨兵身着厚重的长大衣，系着腰带，以一百码的间隔依次站在路边。一些哨兵戴着羊皮帽子，其他人的帽子都是鲜亮的绿色、蓝色，或者红色。总统的豪华轿车经过时，每个哨兵都迅捷地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拽了拽父亲的袖子。“看！”她惊奇地说，“有那么多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些穿着制服的女孩，每个人都拿着两面旗，一面红色，一面黄色。如果路上很安全，巡逻的女孩就用黄旗指一下轿车，然后将两面旗都塞进左边腋下，用右臂轻快地行礼。这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也使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放心多了。

路程的前三分之一是绵延起伏、积雪覆盖的旷野，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的大平原。不过，与美国不同，这里的田野点缀着很多被击毁的坦克、烧坏的建筑、炸坏的货车，以及战争的其他遗物。车子经过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后，开始沿一道崎岖的山脊蜿蜒而行。从另一侧下山之后，车队开过了黑海边的许多农庄，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驶去。晚上六点左右，车队穿过雅尔塔，继续南行两英里，最后抵达里瓦几亚宫，这里将成为罗斯福的大本营。这座宫殿有五十个房间，由克拉斯诺夫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设计，于1911年沙皇尼古拉在位时建造。这座巨大的白色花岗岩建筑物矗立在海拔约一百五十英尺的基石上，紧邻浩瀚的大海和陡峭的群山。在斯退丁纽斯眼里，这是一幕让人无法呼吸的景色，使他想起了太平洋海岸上的某些地方。

革命成功之后，里瓦几亚宫改成了工人阶级的结核病疗养院。德国人将其洗劫一空，甚至连墙上的嵌板都拆了下来，只留下了两小幅画和一群群的蟑螂。在过去的十天里——在大使哈里曼的女儿凯蒂的监督下——俄国人从莫斯科大饭店运来各种家具设备，还调来一大队泥水匠、管道工、锅炉工、电工，以及油漆匠，将毁坏的窗户和墙壁修饰一新，并且修理了供热总站。至于蟑螂，则留给了爱干净的美国人。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美国海军辅助舰“卡托克廷”号上的船员们，彻底消灭了这里的蟑螂。

罗斯福住在一楼的一间套房里，配有私人餐厅；这里原来是沙皇的台球室。马歇尔分到了皇帝的卧室。风趣的金上将则占据了皇后的闺房，而他的同事们一直不让他忘记这一点。不过，虽然这里非常奢华，但对于这二百一十六名美国人来说，却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只有罗斯福拥有私人浴室。俄国女仆在进入其他的浴室时都不敲门，对吓了一跳的美国男人们的尴尬完全视而不见。

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马上离开机场，而是跟随莫洛托夫来到了一个暖洋洋的大圆帐篷。帐篷里有数张自助餐桌，上面摆满了热茶、伏特加、白兰地、香槟、鱼子酱、熏鲟鱼、熏鲑鱼、白煮蛋、黄油、奶酪和面包。

饭后，大家上路了。前往雅尔塔的这段路程，他们比罗斯福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中午，某个精明的参谋准备了三明治，吃过之后，他们又在雅尔塔以北的海滨小城阿卢什塔停了下来，莫洛托夫在那里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客气的英国人不得不尽力装出饥饿的模样，肚子都快要撑爆了。他们从罗斯福的里瓦几亚宫大本营前驶过，继续前行了六英里，到达了尤苏波夫亲王的宫殿——正是他暗杀了拉斯普金⁽¹⁰⁾，斯大林将在那里下榻。英国人继续沿着海岸南行了四英里，来到了他们自己的住处，沃龙佐夫宫。虽然这里不如里瓦几亚宫那么大，或者说浪费，却非常舒适豪华。从一侧看上去，它很像一座苏格兰古堡，而从另一侧看上去，又像一座摩尔式宫殿。与之相应地，大门两侧刻着两只雄狮。而在餐厅里，丘吉尔看见了一幅非常眼熟的油画。“我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他对汤普森司令说。那是赫伯特家族的一幅肖像，他曾经在威尔顿看见过；沃龙佐夫亲王的一个姊妹嫁进了赫伯特家族。

和里瓦几亚宫一样，这里的家具、设备和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宫里时，他认出了两个曾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为他服务过的侍者。他对他们露出微笑，但对方却不予理睬，这让他大惑不解。不过，当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场时，两个侍者却双膝跪地，亲吻他的手——然后匆匆起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6

在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纳粹自己仍然在审问那些之前试图结束第三帝国却未能成功的人。人民法庭已经证实有数百名被告参与了“七·二〇”阴谋。其中包括莱比锡市前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1943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认为德国人的道德力量已经耗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不过是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清除秘密与恐怖，恢复正义与正直的政府，从而为伟大的道德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将会像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诚实。同样，像过去一样，少数几个不这样希望的堕落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进行约束。

最有用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好。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说出真理，恢复信心，相信正义和法治终将重获胜利。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¹¹⁾”。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斯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人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斯特的回答让弗莱斯勒惊慌失措，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〇”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布满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

弗莱斯勒挥舞着一个装满施拉布伦多夫罪证的文件夹，对他吼道：“你是个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中止。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进了一个防空洞。弗莱斯勒也进去了。大约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上千架“空中堡垒”开始投掷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重击，确信这就是“世界末日”。而当烟尘散尽之后，他看见原来是一根大梁掉了下来，压在弗莱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被叫来了，但是弗莱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布伦多夫看见了无生气的弗莱斯勒仍然紧紧攥着他的罪证材料，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胜利感。他对自己说：“上帝的方式如此神奇。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他死了，我活着。”

盖世太保把施拉布伦多夫、克莱斯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搡出了防空洞，押进一辆小汽车，送往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时刚过正午，但天空却已被烟尘染得一片昏暗。到处都着了火，就连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9号的盖世太保大楼——他们的目的地——也在熊熊燃烧。不过防空洞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施拉布伦多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身边走过时，对他喊道：“弗莱斯勒死了！”卡纳里斯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以前的负责人，一直策划反对希特勒。

这一好消息迅速在犯人中间传遍了——其中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检察官卡尔·沙克。幸运眷顾了大家，在下一次开庭之前，盟军便将解救他们。

7

在里瓦几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的罗斯福，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平静地准备了一夜。次日清晨，在一个朝着大海的阳台上，他会见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们，就下午的首次三巨头会议做了最后一次商讨。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说，他们全都认为，应该允许艾森豪威尔直接与苏联总参谋部沟通。马歇尔指出，像英国人所坚持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再可行——这样会浪费过多时间，而眼下俄国人距柏林仅余四十英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将要离去时，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与国务院的三名官员一起来到了阳台上。这三名官员是：弗里曼·“道克”·马修斯、查尔斯·“奇普”·波伦和阿尔杰·希斯。斯退丁纽斯力劝参谋长们留下，听听国务院的外交立场。在马修斯频繁的提示和建议下，斯退丁纽斯列举了他认为三巨头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波兰问题、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对德国的处置、对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分歧的解决。唯一没有参与讨论的是希斯⁽¹²⁾。

总统同意代表团的看法，认为对卢布林政府应该不予承认，并且要求准备一份关于波兰的文件，以便交给丘吉尔和斯大林。

当天上午，经过乏味的长途旅行，斯大林从莫斯科乘火车抵达了这里。下午三点，在赶赴里瓦几亚宫参加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途中，他在沃龙佐夫宫停下来，对丘吉尔做了礼节性的拜访。斯大林表达了他对战争局势的乐观；德国即将煤尽粮绝，运输系统也已被毁掉。

“如果希特勒向南运动——比如说，撤到德累斯顿，”丘吉尔问道，“您准备怎么做？”

“我们将进行追击。”斯大林平静地回答。然后，他又补充说，奥得河已不再是障碍。不仅如此，除了古德里安，希特勒已将他最好的将军们弃置不用——“他是个冒险分子。”纳粹将十一个装甲师留在了布达佩斯周围，实在是很愚蠢。难道他们没发现吗？德国已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没有能力再到处布兵。“他们会及时明白的，”他冷冷地做出结论，“不过那已经太晚了。”

斯大林告别了丘吉尔，与莫洛托夫和一名翻译一起，乘坐那辆黑色的普斯卡尔德大轿车继续前往里瓦几亚宫。他们还要去拜访罗斯福。四点十五分，会议计划开始的四十五分钟之前，他们被请进了总统的书房。除了总统之外，能讲一口流利俄语的波伦是唯一在场的美国人。罗斯福首先向斯大林致谢，感谢他尽力为自己提供舒适便利的居住条件。接着，他开玩笑地说道，在航程中，大家打了很多次赌：俄国人能否在美国人到达马尼拉之前抵达柏林？斯大林承认，很可能是美国人率先达成目标，因为“目前，奥得河前线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

罗斯福对斯大林说，在横跨克里米亚的旅途中，他因那里受到的严重破坏而感到非常震惊。这让他对德国人比一年前“更加嗜血成性”。“我希望您能再次为五万德国军官被处死而举杯。”他说。斯大林回答说，对于德国人，所有人都比过去更加嗜血成性，和乌克兰比起来，克里米亚受到的破坏简直微不足道，“德国人都是野蛮的畜生。他们似乎对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成果都怀着刻骨的仇恨。”

简单地讨论了战局之后，罗斯福问斯大林，他和戴高乐12月份在莫斯科会面时，相处得怎么样。

“我并没发现戴高乐是个很复杂的人。”斯大林回答，“不过我感觉，在一个问题上，他有些不切实际。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打过几次仗，却要求与挑起作战重担的英美俄享有同样的权利。”

罗斯福不喜欢那位法国首脑，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因此他咧嘴一笑，透露说，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曾将他自己比作圣女贞德。斯大林颇为欣赏这则趣事，不禁微笑了起来。和丘吉尔在一起时，斯大林总是以礼相待，而对罗斯福，他则更为亲切。事实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可以彼此吐露些秘密。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最近谣传，法国并不打算马上吞并德国领土，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斯大林摇摇头，将戴高乐在莫斯科告诉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边界，他希望法国军队常驻该地。

这次交换意见让罗斯福很放心，因此，他宣布他要讲一些有欠慎重的话，一些不会当着丘吉尔的面说的话：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人希望能有二十万法国军队沿法国东部边界驻扎，从而，在英国人集结自己军队的同时，这支队伍可以拖延德国人的任何进攻，“英国人是个独特的民族，拿着蛋糕，既想留着又想吃。”

罗斯福继续透露，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他和英国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分歧。斯大林洗耳恭听，“您认为法国应该拥有占领区吗？”他问总统。

“这主意不坏，”罗斯福答道，继而又补充说，“不过选择这么做只是出于好心。”

“那将是给他们一个占领区的唯一原因。”斯大林坚定地回答道。一直没出声的莫洛托夫此时以同样的坚定对斯大林的看法表示赞同。他是个沉着、冷静的谈判代表。罗斯福给他起了绰号，叫“石头驴”，因为他可以一直坐在谈判桌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项提案。

总统注意到，还差三分钟就到五点了，于是建议大家前往隔壁的会议室。三大国的军事参谋人员已经开始入场；参加此类会议时，他希望目睹自己进场的人越少越好。他坐在一个带脚轮的小凳子上，由人推进了那个巨大的房间。那里昔日曾是沙皇尼古拉的宴会厅和舞厅。来到大圆会议桌前，罗斯福用他强健的双臂支撑着自己坐到一把椅子上。波伦作为他的翻译坐在他身边。

斯大林、丘吉尔、斯退丁纽斯、艾登、莫洛托夫、马歇尔、布鲁克，以及其他军政首脑们正在就座，军事摄影记者们一直在为他们拍照。顾问们坐在了各自长官的身后。总共有十个美国人、八个英国人和十个俄国人。大家拥坐在会议桌旁，开始了这次决定性的会议。此刻肩负的工作如此重要，这让大家都激动不已。很多人紧张地咳嗽起来，还有些人则清了清嗓子。

斯大林建议由总统致开幕词，就像德黑兰会议时那样。会议就此开始了。那些从没见过斯大林的美国人十分惊讶，他竟然这么矮——只有五英尺六英寸——而且他讲话的方式竟是如此和蔼可亲。

罗斯福非常自然地感谢了斯大林，然后说道，他所代表的人民渴望和平甚于一切，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由于大家对彼此的了解比过去更加深入，他放心地建议会谈可以采取非正式的方式，以便大家坦率自由地各抒己见。他提议首先讨论军事问题，“特别是所有战线中最为重要的东线的军事问题”。

苏军副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朗读了一份关于新攻势的进展情况的陈述。接下来，马歇尔简要介绍起了西线的形势。斯大林突然打断他，说道，在波兰，红军有一百八十个师，而德军仅有八十个。苏联炮兵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四比一。苏联在已经取得突破的地区有九千辆坦克，而在一条相对狭窄的战线上有九千架飞机。最后，斯大林询问盟国对红军有何希望。

丘吉尔同样毫无拘束地发了言。他表达了英美两国对苏联及其胜利进攻的感谢之情，并且仅仅要求红军继续进攻。

“当前的攻势并非起因于盟国的希望。”斯大林有些恼火地回答道，他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任何协定约束苏联必须发动一次冬季攻势，“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强调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他们不单单是在履行他们正式的义务，而且还在进一步实践他们自己认为对盟国应该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应丘吉尔个人的请求，他提前发动了苏联的大规模攻势，以分担美国人在阿登战役中所承受的压力。至于是否继续进攻，他简要地补充道，如果天气和道路状况许可，红军会继续的。

罗斯福呼吁开诚布公，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马上说了几句安抚的话。丘吉尔连忙附和，说他完全相信，只要条件允许，红军一定会继续进攻。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首次全体会议的整个基调，按斯退丁纽斯在备忘录中的说法，“是极为合作性的”。在晚上六点五十分休会时，气氛非常友好。可是没过片刻，两个被选派为斯大林警卫的人民内务委员会成员找不到斯大林了。他们急匆匆地在走廊里四下寻找，寂静的恐慌逐渐开始蔓延。这个时候，斯大林平静地从一间盥洗室里走了出来。

当晚，罗斯福总统在里瓦几亚宫设正式晚宴，款待他的两位同行、三国外长和几位重要的政治顾问——总共十四人。晚宴是俄国菜和美国菜的大杂烩：鱼子酱、鲟鱼、俄国香槟、美国南方风味的炸鸡、蔬菜和肉馅饼。众人频频举杯。斯退丁纽斯饶有兴趣地写道，喝了半杯伏特加之后，斯大林偷偷往杯子里加满了水。观察敏锐的斯退丁纽斯对这次会议记录得巨细靡遗。他还写道，元帅喜欢抽美国烟。

莫洛托夫向斯退丁纽斯敬酒，说希望能够在莫斯科见到他。罗斯福开玩笑说：“您认为斯退丁纽斯在莫斯科的表现会和莫洛托夫在纽约时一样吗？”他的言外之意是，“石头驴”在纽约的日子相当放荡。

“他（斯退丁纽斯）可以匿名来莫斯科。”斯大林嘲弄道。

玩笑越开越过分。最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想告诉您一件事。两年来，丘吉尔首相和我互相发了很多电报。提到您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这个词：‘乔大叔’。”

斯大林的下巴僵在了那里，他生硬地问总统这是什么意思。虽然美国人听不懂他的问话，但他的语气显而易见。译员翻译的这段时间，让场面变得更为尴尬。最后，罗斯福说，这是一个表示喜爱的词语，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香槟。

“是不是该回去了？”斯大林问道。

罗斯福叫道：“噢，别走！”

元帅冷冷地说，时间太晚了，他还有些军务要处理。

美国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伯恩斯试图挽回局势。“归根结底，”他开口说道，“既然您不介意谈论山姆大叔，那么乔大叔这个称呼又有什么不好呢？”

莫洛托夫总是充当调解人。他转过身来笑道：“你们别被骗了。元帅是在和大家开玩笑。这个称呼我们两年前就知道了。全俄国都知道你们叫他‘乔大叔’。”

斯大林究竟是真的恼火了，还是假装恼火？这一点谁都不知道。不过，他答应待到十点半。丘吉尔一向善于处理这种场面。他提议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干杯。整个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他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百年的和平将随之而来。奋力作战的三大国应该维护这一和平。

这次祝酒，再加上可能是祝酒的时机，触动了斯大林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道，三大国经受住了战争的冲击，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了很多小国。接着，他又讽刺地补充说，某些被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三大国是被迫去流血解放它们的。“现在，他们指责诸大国无视小国的权利。”他准备和英美一起维护这些权利，“但是，我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大国的任何一项行动要服从于小国的意见。”

这一次，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一致——而罗斯福则成了局外人。“如何与小国打交道，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罗斯福说，“比如，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都对波兰的未来极为关注。”

“但是，在你们那里的七百万波兰人中，只有七千人参与选举，”斯大林反驳道，“我曾经查证过。我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碍于礼貌，罗斯福没有说这话错得可笑。而丘吉尔显然是为了岔开话题，提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众干杯，结果，这只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民自治权的踊跃的讨论。“尽管我一直被痛斥为反动分子，但与在座各位不同，我是唯一一个随时会因为自己国家人民的普选权而失去职位的代表。”首相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因这种危险性而倍感光荣。”斯大林指责说，丘吉尔似乎有些害怕这些选举。丘吉尔答道：“我不但不害怕，而且还为英国人民有权利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更换政府而感到自豪。”

片刻之后，斯大林承认，他准备与英美合作，保护小国权利，但是又一次声称，他绝不会服从于它们的意见。这次轮到丘吉尔持不同意见了。他说，根本不存在小国命令大国的问题。但世界大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运用自己的力量时，既要适度，又要尊重小国的权利。“老鹰，”他解释道，“应该允许小鸟唱歌，而且不必在意它们因何而唱。”

现在，他和罗斯福站在同一阵线了——而斯大林成了局外人。不过，这只是一次友好的争论，是在葡萄酒和伏特加的作用下，为将来的辩论而进行的一场演练。实际上，斯大林兴致很不错，一直待到了十一点半。当他和罗斯福一起走出房间时，两人仍兴高采烈。

不过，艾登却沮丧不已。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可怕的聚会”。罗斯福“含糊其词，漫不经心，相当没有效率”，而丘吉尔则“过于长篇大论，以致一切无法重新顺利进行”。至于斯大林，他对小国的态度让艾登印象深刻。艾登认为他“即使不算阴险，也够冷酷无情了”。当“宴会终于结束”时，外交大臣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辩论并未真正结束。当艾登和丘吉尔在波伦的陪同下走向车子时，首相说道，他们应该允许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在联合国投票——而这正是美国人所反对的。艾登火了，他极力为美国人的观点辩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而丘吉尔则尖锐地回答道，一切都依赖于三大国的团结。没有它们的团结，他说，世界将会遭受无法估量的灾难。他愿意为任何维护这一团结的东西投票。

“这样一个安排怎么能吸引小国加入这样一个组织？”艾登问。然后，他说道，他个人相信，“这样做不会得到英国人民的支持”。

丘吉尔转向波伦，想知道美国人对于投票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波伦圆滑地以一个玩笑回答道：“美国人的提议让我想起了南方庄园主的故事。庄园主送了瓶威士忌给一个黑人。第二天，他问那个黑人，觉得威士忌怎么样。‘太棒了。’黑人说。庄园主问他这话什么意思，黑人说：‘如果这是瓶好酒，您就不会给我了；如果这是瓶坏酒，我就不会喝它了。’”

丘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波伦。最后，他说道：“我明白了。”

(1)指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n Daniel Leahy，1875—1959），美国武装部队司令的参谋长，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2)指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1956），美国海军总司令，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3)指亨利·哈里·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1950），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4)指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译注

(5)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1945年到1947年任美国国务卿。——译注

(6)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罗斯福的经济顾问。——译注

(7)伯纳德的昵称。——译注

(8)Pancho Villa，1878—1923，1910年到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墨西哥民族英雄。——译注

(9)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译注

(10)指格里高利·拉斯普金（Gregory Rasputin，1889—1916），俄罗斯的一名巫医，后成为国师，操纵国事，秽乱宫廷，后被尤苏波夫亲王率领众贵族设法处死。——译注

(11)指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1883—1954），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曾任苏联检察长。此处希特勒意谓二人职能相近，信仰相同。——译注

(12)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希斯是苏联间谍，曾说服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做出让步。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在会议期间向总统或其顾问们提出过此类建议。

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

德国不仅受到东西两线的地面夹击，还不断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尽管东线灾难的严重程度仍然完全对公众和希特勒隐瞒着，但是几乎所有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身处空战的第一线。2月4日，纳粹党二号人物马丁·鲍曼写信给他的妻子格尔达，描述了元首总部的惨状。

我亲爱的女孩：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这里唯一一间装有临时窗户，还算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一派让人惊讶的景象——弹坑遍地，树木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创；东花园和宴会厅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卫兵站岗的那个挨着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勤勉工作，因为战争仍在各条战线上继续着。电话通信依旧瘫痪，元首官邸和党部仍未与外界恢复联系……

更惨的是，在这个号称政府区的地方，照明、电力和用水的供应仍然短缺！总统府前面停着一辆水车，这是我们仅有的饮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诉我，最要命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脏鬼一直在用，却没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给“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关于东线溃败的信，里面谈到了日益增长的危险，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局势迄今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确实，我们已经投入了一些预备队，然而苏联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种重武器要比我们多数倍。面对它们，即使人民冲锋队再拼命、再坚决地反抗也无能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且善解人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就不会给你写这些了。对你，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局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我非常诚实的话，应该说，有多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亲爱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体会到，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侣、我的爱人、我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时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运，能拥有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我亲爱的，我最美丽的，你是我一生的宝贝！

对纳粹的虔诚狂热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古怪。例如，在引诱了女演员“M”后，鲍曼在给格尔达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家伙，如今“难以置信地快乐地又结了次婚”。格尔达在回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她非常高兴，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她又写道，对于不能和“M”交换意见，不能并肩作战，为元首持续提供党员，她深表遗憾。显然，她和马丁已有的十个孩子并不够。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乱场面。他给附近的弗利德贝格红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写了封信。

我热切盼望您能得知我们正在此地，并将此事告知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俄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物。但是做面包用的面粉很快就要不够了。因为村子里断电了，而这里的磨坊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扬一下阿布拉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布拉莫夫是一名和蔼可亲的苏联联络官。一天前，他到了乌加滕村。就在他离开这里，动身去弗利德贝格的几个小时后，北边传来了炮火声。一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正在反攻，并命令在村子北边挖些散兵坑，以击退敌人的进攻。

黄昏时分，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富勒带上贝尔坦做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让他们挖坑的那个上校。刚走出一英里，他们就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拦住了。哨兵押着他们，穿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了数辆在大雪中围成一圈的坦克旁。两个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个高声威吓的军官又把他们拦在了这里。

贝尔坦紧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们要枪毙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是游击队。”

争辩了好久之后，那名军官终于允许他们继续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俄国士兵出了事，他”——他指着富勒，“必死无疑！”

司令部就设在邻近的一个农庄里。所有人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挥官是个上尉，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不过，当他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时，便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村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美国人！”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离开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名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的候补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〇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2

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炎症，不能移动。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美式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在横跨德国的路上，他们先是长途跋涉，后来又搭乘火车，他的双脚都被冻坏了，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谈话时——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了盟，你怎么能为这件事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掉。”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肮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是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个语义学的问题。”

“不，不，你还是没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两者的区别。俄国人极其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上次死了一个人，他们竟然把死尸留了好几天。”

“那只是为了拿到他那份口粮。”神父指出。总共有两万一千名俄国人被关进了战俘营，而目前只剩四千人还活着；大部分人都是饿死的。

“你们自己的医生霍斯验过尸，证实有人吃了同伴的尸体。”小阿道夫说。塞西尔·霍斯上尉的确证实过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旧认为，不能让俄国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长达七周的忍饥挨饿之后，他认识到，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小阿道夫带桑普森神父来到医院里专为俄国人预备的地方。房间里的景象极为恐怖。垂死的病人们躺在肮脏的地上，一个紧挨着一个，连胳膊腿都伸不开。他们咳嗽着，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虚弱地互相推挤着，抓挠着。他们抬头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没有祈求；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将死去。在这里照顾他们的唯一一个人是名法国牧师。他的皮肤很嫩，一条皱纹都没有，看上去也就刚刚二十出头。整个战俘营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粮全给了这些垂死的俄国人，而且几乎每一秒钟都和他们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虽然病人们全无感激之情，他却仍然在细心地照顾着他们。

“看，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小阿道夫临走时评论道。他刚一消失，那个“年轻”牧师——实际上，他都快五十岁了——就走过来对神父说，有一车尸体马上要被拉走。“神父，车上有几个人还活着——他们想尽快摆脱这些病人！”德国人不让他跟车，所以他请求这个美国人做点什么——什么都可以。桑普森神父连忙赶出门，却只来得及看见一辆装满尸体的大车向墓地滚滚而去。他看见一些胳膊和腿无力地晃动着。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神父心生惧意，转身便往回走。来到正门附近时，他看见一个看守正在搜查一名俄国人。看守让俄国人解开裤子，一块酸腐的德国面包掉了出来。看守捡起面包，俄国人立刻抢了回去。看守将刺刀架到俄国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面包。看守一枪托打在俄国人的脑袋上，俄国人倒下了。看守连打带踢，然而，俄国人仍旧顽强地抓着面包。桑普森神父只能自问，究竟谁是畜生？

为了阻止这一暴行，他开始恳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着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对看守说。然而毒打仍在继续。于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国人身边，开始祷告。看守犹豫了。或许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许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两个看守把俄国人抬到看守室。俄国人被拖走了，他的手里还紧攥着那块面包。

在法兰克福和奥得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红军刚刚截获了另一支难民队伍。一名红军军官用俄语高声吼了起来。十六岁的德国男孩埃尔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因为有很多宣传员在鼓动他们，一定要复仇。

3

2月6日这一天，在柏林，元首对他的心腹们说，三巨头打算“摧毁”德国。⁽¹⁾“我们已到了生死关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形势很严峻，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毫无希望。”不过他坚持说，只要逐步地保住祖国的领土，就仍然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就总会有希望。而这必定将足以使我们不再认为一切已成败局。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胜负可言。”他回忆起，俄国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和腓特烈大帝一样，也是在和一个联盟作战。记住，一个联盟不是一个稳定的整体。它仅仅是因为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存在。如果丘吉尔突然不复存活，那么一切都会在刹那间改变！”

他激动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仍然可以在最后的冲刺关头夺取胜利！希望我们还有时间这样做。我们目前必须做的，就是拒绝认输！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只要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是胜利。仅此一条就足以证明，这场战争绝非无益之举。”

驻意大利的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小狼”卡尔·沃尔夫将军来到帝国总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关于神奇武器和德国前途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上司党卫军全国领袖无法给出答案，因此，他便亲自前来询问元首。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场。三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元首，”沃尔夫说道，“如果您不能给我一个制成神奇武器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德国人就必须着手接近英美，谋求和平。”沃尔夫的语速很快。他接着透露说，出于这一目的，自己已经建立了两个联系人：一个是米兰的舒斯特大主教，他是教皇的密友；另一个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在他讲话期间，希特勒一直像戴着面具般没有表情。

沃尔夫停住了。希特勒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将指关节按得咯咯作响。沃尔夫认为这是允许他继续说下去，于是便建议说，该从这两个调解人当中选择一个了。“元首，”他继续道，“我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收集到了一些证据。很显然，在这些非天然的盟国（三巨头）中，存在着很多天然的分歧。不过，请您不要见怪，我想说，如果没有我们主动地介入，我相信这个联盟不会自己解体。”

希特勒抬起头，似乎是对此表示同意，同时还继续按着指关节。然后，他微微笑了一笑，这意味着二十分钟的会见结束了。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起身告辞。出门之后，两人兴奋地谈论着，元首对这一大胆建议似乎持接受的态度。不错，他始终一言未发，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指示，但是，他也没说不行。随后，二人各奔东西。沃尔夫去意大利探索某些可能性，里宾特洛甫则前往瑞典。

一个街区开外，鲍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格尔达写另外一封信。这一次，他描述的是前一天为爱娃·布劳恩举办的生日宴会。当然，希特勒也出席了。

爱娃情绪不错，不过抱怨说没有好舞伴，还用一种完全不属于她的刻薄批评了许多人。

她之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元首刚刚告诉她，她和其他几位夫人近几天就得离开柏林。在收到这封轻松的信之前，格尔达给鲍曼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件，里面充斥着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赞美：

……元首给我们灌输了帝国这一思想。该思想已经，并且正在秘密地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人民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牺牲，仅仅是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浸透并占有了他们的身心。这些牺牲证明了帝国思想的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斗争是何等正义和必要。

终有一日，我们梦寐以求的帝国将会诞生。我在想，我们，或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吗？你知道，在某些方面，这让我想起了《埃达》⁽²⁾中的诸神的黄昏？。巨人和侏儒，芬里尔狼，米德加德巨蛇，以及一切邪恶的势力，全都联合起来反对众神。大多数神祇都倒下了，而魔鬼们已踏断了通往众神之所的桥。死去的英雄们组成大军，打响了一场无形的战斗。女神们赶来支援，众神的宫殿倒塌了，失败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之间，一座新的宫殿拔地而起，并且比从前更为宏美。巴尔德尔也复活了。

爹地，神话故事中，尤其是《埃达》中的祖先们竟与当今的时代如此相似，这总是让我非常惊讶……

亲爱的，我完全彻底地属于你，我们会活下去继续战斗，哪怕在这场可怕的战火中，我们的孩子们只有一个能够幸存。

你的妈咪

4

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纳粹哲学很难理解，只是一种扭曲的幻想；可对于德国人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希特勒把他们的国家从即将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从失业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尽管纳粹党员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能够如此彻底地催眠数百万人。从一介无名小卒，到完全统治一个伟大的民族，希特勒凭借的不单单是强权和恐怖，还有思想。他为德国人勾勒了一个美妙的前景，让他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阳光下的骄傲地位。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提醒他们，只有摧毁犹太人，并粉碎其妄想由布尔什维主义来统治世界的险恶阴谋，这一地位才能得以实现。

最重要的是，十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向德国人灌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正是这一仇恨促使东部战线的战士们如此拼命地抵抗。希特勒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红军将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妻儿、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国。因此，如今他们在无望地战斗着——在仇恨、恐惧和爱国心的驱使下。他们凭的不是机器和武器，而更多的是决心、绝望和纯粹的勇气。虽然红军来势汹汹，在坦克、枪炮和飞机方面占绝对优势，但是东部战线却逐渐开始稳定了下来。而在一周之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就是东部这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他是一个“斯图卡”式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身材中等，却极富活力，这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跃；不是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高声往外喷词。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鬈发，一双浅橄榄绿的眼睛，面部轮廓非常清晰，简直像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评党员们及军事首脑们的错误。六年间，他执行战斗任务近两千五百次，战功显赫，已成传奇。他击沉过一艘苏联战舰，还摧毁了大约五百辆坦克。

2月8日，鲁德尔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沿着奥得河，与已经穿过希姆莱集团军群防线的朱可夫先头部队作战。事实上，除了奥得河这道天然障碍，分散在河岸上的几支分队，以及鲁德尔的“斯图卡”式轰炸机——每架飞机都相应地装饰着一个六百年前东征的条顿骑士团的徽章——希姆莱并无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国人。“斯图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胁，它速度缓慢，行动笨拙，俯冲投弹时很容易被击中。鲁德尔本人就被击落过十多次，左腿被机枪子弹打伤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在过去的两周里，他的部下沿着奥得河飞来飞去，像紧急消防队一样，试图阻止势如破竹的红军坦克队伍。他们炸毁了数百辆坦克，但是又有几千辆不屈不挠地向奥得河两岸冲来。

在阿登战役中，鲁德尔被召到元首在西线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别勋章。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紧紧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们德国的青年人可以从你的经历中获益匪浅，你应该为此而珍惜生命。”

对于鲁德尔来说，没有比让他停飞更糟糕的事了。他说：“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我的大队飞行，我就不能接受这枚勋章。”

希特勒仍然紧握着鲁德尔的右手，仍然凝视着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个天鹅绒衬里的黑色盒子。盒子里面，钻石的光芒熠熠生辉。那是他亲自为鲁德尔特别设计的一枚勋章。希特勒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下来，他微笑着说道：“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几周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命令鲁德尔停飞。鲁德尔非常生气，打电话给帝国元帅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凯特尔，但凯特尔在开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直接打给希特勒本人。当他要求接通元首的电话时，一个怀疑的声音询问他的军衔。

“下士。”他开玩笑说，接着听到了一阵赞赏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布洛上校接过了电话。布洛说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请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鲁德尔决定亲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时，戈林正在卡林霍尔乡下的家里。帝国元帅身穿一件鲜艳的长袍，宽松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样扇动着。“一周前，我特意为你的事去见了元首，”戈林告诉他，“元首这么说：‘当着鲁德尔的面，我不忍心告诉他必须停飞；我就是办不到。不过你这个空军的头儿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能。像我这么一个喜欢看见鲁德尔的人，在他服从我的意愿之前，我不想再见到他。’这是元首的原话，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多加讨论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见，很清楚你会反对。”

于是，鲁德尔没再争辩，而是返回了前线。他决心像从前一样继续飞行。他的确继续飞行了，不过是偷偷的，直到一份战报中称赞他在一天之内炸毁了十一辆坦克。命令随之传来，让他立刻去卡林霍尔报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还在飞，”他说，“他让我警告你，必须马上放弃飞行。你不要逼他对你做出违抗军令的惩处。另外，他也不愿对一个因英勇战斗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采取这种行动。我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如今，两周后的2月8日，鲁德尔仍旧在飞。晚上，阿尔伯特·施佩尔到访。他是希特勒最为聪明能干的一位部长，掌管着军备和军工生产部。“元首计划袭击乌拉尔军火工业使用的水坝。”施佩尔开口说道，“他希望能够中断敌人的武器生产，尤其是坦克生产，至少要中断一年。”这次行动将由鲁德尔来组织，“但是你不能亲自去飞；元首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鲁德尔提出了抗议。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他对于俯冲轰炸的经验非常丰富。他逐条列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施佩尔只是回答道：“这是元首的意思。”然后他说，他将送来乌拉尔计划的详细方案。临别时，他对鲁德尔吐露道，德国工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让他对未来很是悲观，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够看清形势，不要让欧洲落入俄国人手中。接着，他叹了口气，说道：“不过，我相信，元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

5

2月9日的每日元首会议之前，陆军总参谋长、东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带着一种彻底的挫败感，正在研究形势报告。他不擅防守，也没有能力指挥这种层面上的战斗。基本上来说，他只是一个童子军领袖，一名直率坦诚、热血沸腾、生性开朗的战士。正因他一直凭着这些能力与热忱投身战斗，他的部下——从军官到士兵——才都虔诚地追随于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之后，他参加了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历任信号官、第四步兵师参谋，最后任总参谋部参谋。

他对坦克的兴趣日益浓厚。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坦克的优势在于它的超强火力和防护能力。而古德里安则声称，这两点使坦克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军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来，装甲战的精髓在于速度和灵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后才是防护能力。对于他来说，一个装甲师不是简单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特遣部队，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应该将几个这样的师组编为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那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比的力量。

然而德国总参谋部与英法专家意见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后，古德里安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因为发动闪电战的可能性让希特勒激动不已。古德里安的理论最终在波兰付诸了实践。如果在坦克部队横穿比利时境内时，希特勒没有突然下令停止进攻，他很有可能及时赶到英吉利海峡，阻止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发生。

1941年夏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取得的最初战绩，同样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原理。然而，开始下雪之后，他恳求希特勒让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拒绝了，并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这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于是，他便要求元首允许他等到春天再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立即发动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其后，希特勒剥夺了古德里安的指挥权，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大溃败，才将他重新起用。尽管将军被晋升为陆军总参谋长，但他与元首之间的裂痕只是从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弥补。而每次会议之后，这一裂痕都威胁着要重新裂开，以至于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为他上司的性命担心。

为了参加2月9日的元首会议，古德里安离开了措森，前往北面的柏林。在这二十英里的路上，他一直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了，他说。往北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群的十二个师被阻断在了拉脱维亚海岸，远离了战争，因为希特勒不愿让他们从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里，北方集团军群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区。和北面的战友一样，他们全靠空运和海运提供给养。这两个集团军群都没有对德国的这场战争做出任何贡献。还有希姆莱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进攻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尽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胁，希特勒却仍向南部的匈牙利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自语。然后，他又说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后摊牌。

和往常一样，在允许他们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党卫军的卫兵仔细搜查了他们贴身的制服，彻底得简直让人觉得饱受侮辱。会议刚一开始，古德里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立即对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头部队进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经断了给养，对他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其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接着，古德里安提出了进行这一反攻的必要条件：立即撤出库尔兰、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希特勒粗鲁地拒绝了。古德里安只能继续争辩说：“你必须相信我，我并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从库尔兰撤军。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左半身颤抖着，高声喊道：“你怎敢这样对我说话！你难道认为我不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这一生都在为德国无止境地奋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过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隔壁房间。两人喝着咖啡，想让古德里安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怒火。可刚一回到会议室，他便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希特勒怒火冲天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拖着脚走到古德里安面前，而古德里安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人相对而立，死死地盯着对方。希特勒甚至都挥舞起了拳头，但古德里安还是拒绝退让。最后，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勒将军抓住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来。

这时，希特勒已经控制住了自己。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静地同意了让古德里安发动反攻。他补充说，当然，反攻的规模不能像将军希望的那么大，因为不可能从库尔兰撤军——然后，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动用目前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打算反驳，不过，他最终决定，小规模的进攻总比压根不进攻强。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并打开一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攻的可能性，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内陆推进。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奥得河西岸，他已经建起了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刚刚从桥头堡过了河。最高统帅部无法及时调来重炮部队，阻止不了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进。只有“斯图卡”能阻止它们。几分钟后，鲁德尔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飞行员飞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奥得河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攻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小队突袭西岸。

他看见雪地上有很多车辙。是坦克还是防空拖车？他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飞去。这时，他发现了十几辆精心伪装的坦克。接着，高射炮火砰的一声击中了他的机翼，他连忙将飞机急速向上拉升。他可以看到，下面至少有八门防空炮。他意识到，在这样一片既没有高大树木也没有建筑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于自杀。若是平时，他自然会选择一个更好的目标，但今天，柏林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用无线电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单独前去攻击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后，再设法将其炸毁。

鲁德尔观察了一番地形，终于看见一队T-34坦克正从树林中潜出。“这一次，我就全靠运气了。”他对自己说。然后，他掉转机头，向下俯冲。炮火在机身两侧呼啸而过，但他仍继续俯冲。在离地面大约五百英尺处，他微微将飞机向上拉升，然后突然旋身，向一辆正在隆隆前进的坦克冲去。他不想从一个过陡的角度进攻，那样有可能会脱靶。他的两门炮同时开了火，坦克顿时浓烟滚滚。随即，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器。他对准坦克尾部开了火，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又炸掉了两辆坦克。然后，他飞回基地补充弹药，之后再次返回发动第二次攻击。又干掉几辆坦克之后，他勉强飞回了基地。他的两翼和机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换架飞机继续战斗。

到第四次出击时，他已经击毁了十二辆坦克，只剩下一辆体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飞机，一直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后突然翻转机身，从斜刺里呼啸着向下疾冲，同时不断地左右剧烈摇摆，以避开迎头的炮火。靠近坦克时，他将“斯图卡”拉平，开火，然后呈“之”字形迅速飞离，直到飞出炮火的射程，这时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只见“斯大林”式坦克已冒起了浓烟，却仍在前进。他太阳穴处的血管怦怦地跳动着。他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飞过去一次，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后一辆坦克上的某种东西激怒了他。他必须摧毁它。这时，他注意到飞机上一门炮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不停——后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了一发炮弹。他又飞到两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为什么要拿一发炮弹冒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需要这一发炮弹，就可以阻止那辆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太夸张了吧！”他对自己说，“即使你炸掉这辆坦克，还会有更多的坦克碾过德国的土地——但你还是会炸掉它，你得相信这一点。”

他呼啸着俯冲下去。在操纵飞机翻滚扭动的同时，他看见地面的数门大炮喷出了火舌。他猛地拉平机身，开了火。“斯大林”式坦克顿时火光冲天。鲁德尔欢喜地一掠而过，然后开始盘旋上升。突然，咔嚓一声，像是有把火红滚烫的铁器刺进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急促地呼吸着，努力控制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气喘吁吁地通过对讲机对他的机枪手说，“我的右腿断了。”

“不会的。”加德曼平静地说，“如果真断了，你就讲不了话了。”他的职业是名医生，而副业则是名天生的战士。在医学院上学时，他就进行过好几场决斗。正因为如此酷爱战斗，他才当上了机枪手。“左翼着火了。”他镇静地说，“你必须马上降落。我们被高射炮打中了两次。”

“告诉我在哪儿紧急着陆！”鲁德尔仍旧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快点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指挥着失去视觉的飞行员。“降落！”他喊道。

有树或者电话线吗？鲁德尔心想。还有，机翼什么时候会折断？此刻，腿部的疼痛超过了一切，他只能机械地应着喊声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地形怎么样？”他问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了，也再不能撑竿跳高了，可是，有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所以有没有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薄之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着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秉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最后成为一位大演说家和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其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其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它的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〇”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这两位大人物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么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溢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在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中，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³⁾，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缄口不言。“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元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应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但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如果情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元首中，只有希特勒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为他对德国人民的控制非常特殊。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并且他自己对此了然于心。他认为，自己奇迹般地躲过炸弹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这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亲密，他的政治困难就越大。这样一个人并不致力于满足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显而易见的需要；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爱恨之间饱受折磨。当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对他提出抗议；而他同样为之奋斗的子孙后代却对他大加赞赏。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但数百万人却仍然怀着盲目的忠诚追随着他。

(1)鲍曼应希特勒的要求，将其在1945年2月至4月期间的私人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了下来，以传给后人。1945年4月17日，希特勒将这些标注为《鲍曼手记》的文件托付给了一个前来拜访的纳粹党官员，并指示他将其藏于安全之处。直到1959年，这些引人注目的文章——每页都有鲍曼的亲笔签名，确保其真实可靠——才得以出版，并被冠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鲍曼文件》。

(2)Edda，冰岛史诗。——译注

(3)1938年，戈培尔决定与妻子离婚，另娶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终因希特勒极为不快而放弃。

5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1

下午四点，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了。天气干冷，只有摄氏五度。里瓦几亚宫大厅的尽头，壁炉里的柴火正熊熊地燃烧着。丘吉尔穿着一身将军制服，脸颊红润，抽着他永远抽不完的雪茄。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最亲密的人，首次在雅尔塔会议上公开露面。他身患血色素沉着症，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体重掉了十二磅。尽管身体不断地阵痛，他却仍然警觉而热切地坐在总统身后。

罗斯福首先发言。他建议大家讨论有关德国的政治问题。德国战败后如何对其进行分割，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内容。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详尽地研究过了这一问题。⁽¹⁾欧洲协商委员会主张，将战后德国分成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三分之一分配给俄国，西北部分给英国，西南部分给美国。英国和俄国都同意了这一计划，但罗斯福却对西南部的交通不便甚为不满，所以还没有签字。

总统发言之后，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道，他希望分割德国的问题能够马上解决。让众多与会者惊讶的是，反对草率做出决定的竟是丘吉尔，而非罗斯福。“如果今天就问：‘你们将如何分割德国？’”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答案。”这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研究。“我还没有确定的想法。我希望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和我的两个伟大盟友取得一致的前提下解决它。”斯大林坚持要在此时此地做出决定，而丘吉尔则坚决地回答道：“我认为不可能讨论出一个合适的分割方案。只有在和平会议上才能得出最后的结果。”

“你们二位说的是一回事。”罗斯福柔声插话道。他像调停人一样，将两个对手劝开，然后补充说，“把德国分成五个或七个州”，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或者少分几个。”丘吉尔嘟哝道，他希望仅仅分成两块，“我看，在德国人投降时，根本没必要告诉他们是否要分割德国。”

哈里·霍普金斯匆忙写了张便条递给罗斯福：

总统先生：

我建议您，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问题，请三国外交部长明天就具体步骤拿出一项提案，然后按照这个步骤，尽快就分割德国的问题做出决定。

哈里

罗斯福刚放下这张便条，斯退丁纽斯又递给他另外一张。便条上字迹整齐，不过签名却龙飞凤舞，反映出了他的乐观情绪。

总统先生：

我们都建议由外交部长先开一次会。

斯退丁纽斯

“如果全世界都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会有上百种分割的方案。”罗斯福说，“因此，我建议还是自己回去先想想，明天由三国外交部长为分割拿出一个方案。”

“你的意思是，为研究分割问题做一个方案，而不是分割方案本身？”首相连忙问道。

“没错，为研究分割问题。”

如果说丘吉尔的情绪已经平定，那么斯大林肯定没有：“首相打算什么都不告诉德国人，我认为实在太冒险了。我们应该提前把这个方案告诉他们。”

“元帅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不谋而合，”罗斯福解释说，“他是认为，如果将分割方案写进条款，并且告诉德国人，事情就会更容易些。”

“但是你并不想告诉他们，”丘吉尔反驳道，“艾森豪威尔也不想。如果告诉了德国人，他们就会更加猛烈地进行抵抗。我们不能把这个方案公之于众。”

罗斯福问丘吉尔，是否同意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起草好的投降条款里加上“分割”的字样。

“好，我同意。”丘吉尔不满地咕哝道。

“剩下的就是法国占领区的问题了。”罗斯福继续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像两只好斗的公鸡般对视着。在戴高乐的坚持和丘吉尔热情的支持下，最近，法国已被接纳为欧洲协商委员会成员。不过，由于斯大林的坚决反对，并没有分给法国占领区。前一天夜里，丘吉尔对艾登说，他会支持任何能够维持三巨头团结的东西。但今天，显然，他愿意为了一个好理由——比如，给法国一个占领区——而拿这一团结冒险。

这时，丘吉尔站了起来，表面上是要支持法国，但事实上，他是想阻止俄国的侵略。他确信无疑，一旦希特勒德国战败，大国之间力量的均衡将会被彻底地打破。俄国将会试图赤化西欧，它已经在东南部这样做了。在德国分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只会加强反共产主义的力量。“法国人想要一个占领区，我很乐意给他们一个。我会非常高兴地把英国占领区分给他们一部分。”丘吉尔说。

“我认为，如果有了第四个成员，我们的工作就会复杂化。”斯大林一脸天真地反驳道。

“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将来在欧洲的作用的问题。”丘吉尔继续说道，“我个人认为，法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占领德国的问题上有着长期的经验。他们做得很好，不会姑息养奸。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力量有所增长，好帮助我们压制德国。”他意味深长地看向罗斯福，说道，“我不知道美国能够同我们一起占领德国多久。”

“两年。”罗斯福干脆地回答，没有意识到如此坦白会引起什么反应。

M.巴甫洛夫翻译时，坐在总统身后的“道克”·马修斯看见斯大林眼睛一亮。似乎是为了确定巴甫洛夫没有听错“两年”这个词，斯大林要求总统详细说明一下。总统说道：

“我可以让美国人民和国会为了和平而全力合作，但是不能长期在欧洲驻军。两年就是极限了。”

很明显，斯大林心里狂喜不已。像所有美国人一样，哈里曼非常了解元帅，他真希望总统没有如此不经思考地就让斯大林占据了优势。

“我希望您能根据情况变化再做调整。”丘吉尔低声说。他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沮丧：“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需要法国的帮助。”

“法国是我们的盟友，”斯大林说道，他的样子让美国人联想起了一只正在吞吃老鼠的肥猫，“我们已经与它签署了协定。我们希望法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可以做到宽宏大量。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使丘吉尔更加惊慌失措。他说：“如果法国不加入管理机构，我会同样满意。”就连霍普金斯也不太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法国最近已经成了欧洲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于是霍普金斯又开始写便条。

斯大林则认为，罗斯福是在支持他反对丘吉尔。他兴冲冲地说道：“我同意，法国应该重要而强大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场战争中，是法国向敌人敞开了大门……对德国的控制和管理只能交给那些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德国的力量。而迄今为止，法国并不属于这一阵营。”

“在战争初期，我们都处于困境之中。”丘吉尔不悦地指出，“但事实是，法国必须拥有它的一席之地。为了反对德国，我们将会需要法国的防御……在美国人撤离之后，我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未来。”

斯大林当然明白丘吉尔是什么意思。他重复道，他反对法国加入管理机构。丘吉尔继续就这一点与其争论。此时，哈里·霍普金斯写完便条，递给了总统。

1、法国目前已经加入了欧洲协商委员会。这是目前研究德国问题的唯一团体。

2、答应给法国一个占领区。

3、推迟做出关于管理委员会的决定。

看完便条后，罗斯福抬起头说：“我想我们都忽略了，法国已经加入了欧洲协商委员会。”霍普金斯防止了一个严重问题的发生。“我建议，法国可以拥有一个占领区，但是暂时先推迟关于管理机构的讨论。”

“我同意。”出人意料地，斯大林居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在斯退丁纽斯看来，很明显，元帅不想同罗斯福起冲突。而同样明显的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就所有问题与丘吉尔争论到底。

这时，丘吉尔说道：“我建议，由三国外交部长草拟出所要建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性质。”艾登侧过身去，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他（艾登）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收回这个建议。”丘吉尔说。

接下来，是战争赔偿问题。伊万·梅斯基给斯退丁纽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留着一个尖角；言谈举止间一派学者风范，还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当他巧妙地提出，苏联要求一百亿美元的赔款时，丘吉尔表示反对如此巨额的赔偿，并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不幸结果。他还提出了萦绕在德国的饥荒恐惧：“如果八千万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我们是不是要说他们咎由自取呢？如果不是，那谁又去掏钱养活他们呢？”

“不管怎样，他们会有东西吃的。”斯大林说。

罗斯福又一次充当了调停人，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我们不想夺去那些百姓的生命。我们希望德国人能活下去，但是不能超过苏联的生活水平。我设想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德国，而不是忍饥挨饿……在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获得一切可以得到的，但是不能全部拿走。要给德国留下足够的工业和工作，让它不至于饿死。”

几分钟后，会议暂停了。包括波伦在内的几个美国人甚是担心，在战争赔偿的问题上，总统没有明确地支持英国人。尽管罗斯福已经公开地放弃了摩根索计划⁽²⁾，但是它的痕迹仍然存在。这一计划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鲁尔和萨尔工业区，使其“从性质上首先变成农业和畜牧业地区”。对于波伦和其他了解中欧和东欧历史的人来说，将德国突然变成农业国家，就意味着俄国对这整个地区的几乎毫无疑问的统治。

次日的全体会议一开始，就讨论起了一个深合罗斯福心意的问题——联合国组织。

丘吉尔声称，尽管和平依赖于三大国，但是也应该保证世界上的众多小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委屈，“可能看起来好像我们（三国）声称要统治世界……可我们的愿望只是为世界服务，那些可怕的恐怖曾经骚扰过人类，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远离它们的二次进攻。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国（三国）……应该，按我的话，骄傲地服从于世界人民。”

观察细致入微的斯退丁纽斯注意到，丘吉尔的角质架眼镜不时地顺着鼻梁往下滑；而斯大林重新开始抽起俄国雪茄，一直在纸上胡乱地画来画去。

“这不是一个或三个大国想要当世界霸主的问题。”斯大林反驳道，“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大国想统治世界。也许我错了，”他接下来的话多了一丝挖苦，“也许我看得不够全面。我愿意请求我的朋友丘吉尔先生，请您说出可能想统治世界的那些国家的名字。我确信，丘吉尔先生和英国不打算统治。我确信，美国也没有这种意愿。而苏联，也没有。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国家了——中国！”

“我说的是在这里开会的三大国，它们全都自视过高，以至于其他人会认为它们企图统治世界。”丘吉尔回答说。

问题要严重得多，斯大林解释道：“只要我们三个活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家卷入侵略行为。但是毕竟，十年以后，我们谁都不会再留在舞台上。新的一代将会出现，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恐怖，并且将会忘记我们所承受过的一切。我们希望维持至少五十年的和平。我有个想法。我认为目前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它可以给统治世界设下尽可能多的障碍……面对未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自己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总统提出了最棘手的波兰问题，把话题岔开了。几个月以来，丘吉尔一直对态度勉强的罗斯福施压，想迫使伦敦的波兰人以与俄国合作的名义向斯大林让步。不过，现在却是丘吉尔站出来捍卫波兰。

“大不列颠对波兰没有物质上的兴趣，”他开口说道，“它的兴趣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我们之所以对波兰拔刀相助，只是为了反对希特勒的残忍进攻。如果不能保证波兰的自由与独立，那么，任何解决方法都不会使我满意。”他从眼镜框上方射出了令人敬畏的目光。“我们最诚挚的渴望是，波兰能够成为自己国土和自己灵魂的主人。这和我们的生命同样重要。”他建议三人当场确定一个政府，“像总统说的那样，一个等待自由选举的临时或者过渡的政府，这样我们三人届时便可以承认它……如果能确定这个政府，这次会议就是向将来的和平与中欧的繁荣迈出的一大步。”

斯大林建议休息十分钟。总统的侍从长，也是都会饭店的领班，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队身着燕尾服的侍者，手里的银盘子上摆着蛋糕、三明治，以及盛在细长玻璃杯里的滚烫的热茶。让俄国人感到有趣的是，美国人不停地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杯在两只手里换来换去，侍者们不得不把银杯托拿来。

会议在斯大林慷慨激昂的讲话中重新开始了。他指出，最近三十年以来，德国两次跨越波兰入侵俄国。当然，他没有提及——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有无礼地提醒他——1939年，德国横跨半个波兰进军的同时，俄国恰好也穿越了另外半个波兰，与之狭路相逢。不过，他却强调了，寇松线是由外国人创造的，而不是俄国人。那是寇松和克列孟梭以前提供给俄国的，如果对此做出让步，他就没办法回莫斯科。

“关于政府问题，”他继续说，“首相说，他希望在这儿创建一个波兰政府。恐怕那是他一时口误。没有波兰人的参与，我们无法创建波兰政府。他们都说我是个独裁者，”斯大林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说道，“但是，没有波兰人在场，就不能建立波兰政府，在这件事上，我有足够的民主精神。”

在这段长篇大论结束之后，看上去筋疲力尽的罗斯福建议说，鉴于已经是晚上八点十五分，该散会了。但丘吉尔还想说上最后一句：“也许我们错了，但是我认为，卢布林政府甚至连三分之一波兰人都代表不了……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有任何权利代表波兰民族。”

一则公报向全世界发布了，宣告“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最后阶段，一项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关于建立持久和平问题的讨论也已开始”。公报听上去使人安心，但是，曾与俄国人打过密切交道的许多美国人却非常担忧。比如，驻俄国前大使威廉·C.布利特便生恐罗斯福上当受骗。他记起，罗斯福曾在私下里告诉过他，他会给斯大林抵御纳粹所需要的一切，以使其放弃苏联帝国主义，转而信仰民主协作。总统说，斯大林极度需要和平，他会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代价，与西方合作。布利特预测说，斯大林决不会遵守协定。

“比尔，我不怀疑你的事实，”罗斯福回答，“它们确凿无疑。我也不怀疑你的推理逻辑。我只是有种直觉，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霍普金斯）说，他不是，除了他国家的安全，他什么也不想要。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都给他，而不向他索要任何东西作为报答——这是贵人应有的品德——他便不会试图搞吞并，并且将与我一起，为了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对此，布利特态度坚决。总统说，他想起了1918年，德国突破了法国和英国的大军。当时，他请求伍德罗·威尔逊⁽³⁾派遣美国战士去堵住缺口；如果不去，同盟国就会被击败。“威尔逊看着我说：‘罗斯福，我不想让我们的军队去堵那个洞。你预测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我的直觉是它不会发生。这是我的职责，不是你的；我将凭直觉行事。’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比尔。这是我的职责，不是你的；我将凭直觉行事。”

罗斯福仍然相信自己曾对布利特说过的话。不过，他也很重视军事和政治专家们提出的非常有用的建议。军事专家们力劝他争取最坚定的可能的承诺，以与红军继续合作。这在接下来西线的总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恰好在马耳他会议之前，马歇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盟军总司令强调说，他在德国的最后攻势如果想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俄国人继续在东线大规模进攻。

乔治·马歇尔更为关心太平洋的战争。他早已警告过罗斯福，除非俄国人参战，否则，需要牺牲至少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才能征服日本。他请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斯大林的明确许诺。罗斯福善于理解公众意见，他知道，大部分美国公民都将热情地支持这样一个挽救美国人生命的计划。因此，他决定接受马歇尔的建议。

在过去的几周里，罗斯福比以往更为愿意接受国务院的意见。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以及其他一些支持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人，他们的影响正逐渐减弱。而像波伦和马修斯这种更为温和理性的职业外交家，则开始发挥作用。总统格外愿意接受艾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哈里曼警告他，尽管斯大林表面上坦白直率，但多数人都错误地轻信了他就某个问题发表的最初几句言论。“问他三到四个问题，”哈里曼告诫说，“直到你弄清他的真正想法。”他知道，斯大林是个硬汉子，在工作中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尽管他是一名神学院学生，还是牧师的儿子，却虔心信仰共产主义，并愿意为宣传共产主义付出一切。哈里曼曾经听他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为了控制农民，他故意让几百万富农挨饿。

哈里曼还报告说，与普遍相信的不同，私人关系对斯大林其实很重要。他称赞丘吉尔是一名顽强的斗士，但只在战争持续期间信任他。一次，他带着一种矛盾的情绪对哈里曼说：“丘吉尔是个亡命之徒。”不过，他很敬畏罗斯福，无论总统说什么，他总是细心倾听。他认为总统的新政是一个创造性的概念。

正是在心中揣着这一切的情况下，罗斯福在里瓦几亚宫里凭自己的直觉做着事。此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1944年6月初，东线的德国人是西线的四倍，如果没有红军，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

当晚，在与顾问们讨论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后，总统决定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写信。因为，很明显，会议可能因为这一问题而毁掉。在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务院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封信。哈里曼将副本带到沃龙佐夫宫，让丘吉尔和艾登读一下。艾登认为，这封信“路线是正确的，但不够坚决”。他建议做几处修改。丘吉尔和哈里曼都赞成这些改动。晚些时候，罗斯福把这些改动写进了定稿：

亲爱的斯大林元帅：

对于今天下午的会议，我有许多想法。我希望开诚布公地将我心中的所思所想都告诉您。

目前，我们都很关注波兰问题，但令我焦虑的是，三大国对于波兰的政治结构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在我看来，您承认一个政府，而我和英国人则承认伦敦的另一个政府，这使我们都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我深信，这种状况不应该继续下去。如果真的继续，只能使我们的人民认为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当我告诉您，在这场战争生死攸关的阶段，我国人民正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着他们心目中我们之间的分歧时，您应该相信我。实际上，他们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军队正合力对付一个共同敌人之时，我们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将来，我们怎能就更为重大的事件达成默契呢？

我必须让您明白，我们不能承认现在这么一个卢布林政府。而如果在会议结束时，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公开而明显的分歧，全世界人民都会将其看作我们在此工作的一个可悲的结果……

他建议，立即把卢布林政府的贝鲁特和奥索勃卡-莫拉韦斯基，以及米科瓦伊奇克和其他伦敦波兰人的代表请到雅尔塔来。

我希望，我不需要向您保证，美国永远不会以任何形式，对损害您利益的任何波兰临时政府提供支持。

毋庸赘言，作为我们在此与波兰人会晤的结果而成立的任何过渡政府，都应该保证尽快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我知道，您渴望看到一个全新的、自由而民主的波兰，从战争的混乱中浴血重生，我们的期许与您的愿望完全符合。

您最忠诚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

当晚，雅尔塔的一次舞会上，职位较低的美国官员们不请自来了。他们很快就将民间舞蹈变成了一场吉特巴舞比赛，并且最终以平局结束。没人能说清究竟是谁更擅长将舞伴抡起来——是满头大汗的美国人，还是身强体壮的俄国女孩。

2

第二天下午，当参加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与会者们围着大圆桌就座时，丘吉尔拉过一把椅子，挤到了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中间。“乔大叔要接受敦巴顿橡树园。”他沙哑地低声说道。这意味着，斯大林将同意美国关于选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提案。在前一年秋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会各方起草了一个关于世界组织的蓝图。美国代表强调说，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必须一致投赞成票。美国人还坚持说，该组织的所有成员，无论大国小国，都应有发言机会。

会议开始了。罗斯福首先发言。他建议大家回到波兰问题上。斯大林说，他一个半小时之前才拿到总统信件的译文，从那会儿开始，他一直在给贝鲁特和奥索勃卡-莫拉韦斯基打电话，却始终打不通。“与此同时，”他接着说，“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迎合总统建议的草案。等翻译好之后，让我们来听一听。在等待期间，我们先来谈谈敦巴顿橡树园吧。”

这一次，罗斯福知道莫洛托夫要说些什么。“我们相信，在敦巴顿橡树园做出的决定，以及总统提出的修改意见，将保证战后一切大小国家的合作。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建议可以接纳。”

总统露出了笑容——直到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同意三个或至少两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苏联将会感到非常满意。罗斯福的脸拉了下来，匆匆写道：“这可不太好。”然后，他把便条递给了斯退丁纽斯。不过，他仍然称赞苏联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后就莫洛托夫刚刚提出的要求开始了冗长而又彬彬有礼的批评。

霍普金斯递给他一张便条，打断了他的话。

总统先生：

我认为，在麻烦产生之前，您应该设法把这个问题交给外交部长们去解决。

哈里

罗斯福匆匆扫了一眼便条，然后说道，立即成立新的联合国至关重要。接着，他建议将整个问题交给外交部长们，他们还可以为第一次联合国会议选择一个日期，也许在3月份。

“我对总统的建议并无异议，”丘吉尔说，“但我认为，外交部长们已经承担了很多工作。”他还认为，3月份召开第一次会议实在太早了。那时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而世界局势还未明朗。

斯退丁纽斯塞给罗斯福一张便条：

史汀生⁽⁴⁾也持同样观点。

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的一张便条更感兴趣。

……他的话里有话，我们不清楚根由。

也许我们最好等到晚上，看看他究竟在想什么。

罗斯福在下面写道：“都是胡说八道！”然后，他又画掉了“胡说八道”，写上“地方性的政治立场”。

在这期间，一名通信兵将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交给了莫洛托夫。外交部长开始高声朗读了起来。当莫洛托夫读到第三部分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皱起了眉头：“据信，应从波兰流亡者圈子中选择一些民主领袖加入波兰临时政府。”

“只有一个词我不喜欢，”罗斯福评论说，“‘流亡者’。”

丘吉尔表示同意。然后他像是给斯大林上历史课一样解释道，“流亡者”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它的含义是，一个人被自己的同胞赶出了自己的国家。

罗斯福又用他潦草难辨的字迹给霍普金斯写了张便条：“他已经说了半个小时。”罗斯福曾在私下里开玩笑地抱怨过“亲爱的老温斯顿”那冗长的演讲。他认为丘吉尔讲得离题万里，并且显然已经惹恼了斯大林。

丘吉尔说，他希望波兰能得到德国东部的一部分领土，以补偿苏联打算从波兰东部拿走的土地。但是，他警告说，波兰人不应该从德国东部得到过多领土。他说：“我不希望让波兰这只鹅因为对德国消化不良而死掉。”然后他又警告说，很多英国人将会对暴力强迫大约六百万德国人迁徙一事感到震惊不已。

“等我们的军队进驻时，”斯大林爽快地回答，“那里就不再有德国人了。德国人都跑光了。”

“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德国的德国人？”丘吉尔继续说道，“我们已经打死了六七百万德国人，到战争结束时，很可能还会再打死一百万人。”

“一百万还是二百万？”斯大林狡猾地打断了他。

“噢，我不打算给出限制。”丘吉尔同样狡猾地反驳，并问道，斯大林是否想在组建波兰临时政府这一部分加上“以及波兰内部”的字样。

斯大林心情不错，回答道：“好，这一点可以接受。”

“那好，”丘吉尔最后说，“我同意总统的建议，把这个问题留到明天解决吧。”

“我也觉得这个建议可以接受。”斯大林说。

会议结束后，莱希发表意见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会议。几个美国人则评论着罗斯福的表现。他机敏地处理了另外两名领导人之间频繁出现的争论。

英国人就没有这么赞赏了。他们有些憎恶罗斯福自封的这个调停人的角色。少数几个人甚至大胆地说，总统对于东欧历史的无知实在吓人。艾登认为，罗斯福过于急迫地“想让斯大林清楚，美国不会和英国‘联合’反对俄国”，而这只会导致“英美关系上的某种混乱，而使苏联从中获利”。在他看来，罗斯福是一位能够清晰地看到近期目标的完美无瑕的政治家，但“他的长期洞察力不是非常可靠”。

这天深夜，丘吉尔给工党领袖，目前的代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今天的进展要好得多。俄国人接受了美国人就敦巴顿橡树园机构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们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解释，他们才发现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计划。他们还把在联合国大会的票数从本来要求的十六票减少到两票……尽管有着很多令人沮丧的预感和征兆，但雅尔塔会议至今仍非常不错……

他还提到了罗斯福就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新波兰政府给斯大林写的那封信。如果能够有八个或十个像米科瓦伊奇克那样的民主人士加入新政府，那么，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对英国来说是有利的。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派大使和代表团去波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查明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能否为一次自由、公正、无限制的选举打下基础。我们希望，在如此艰难的前提下，你可以给我们完全的行动和周旋的自由……

收到这封长长的电报，艾德礼很满意。尽管他和丘吉尔的政治立场完全相反，但英国战时委员会却几乎完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在运转着。艾德礼将杰出的个人能力掩藏在苍白的面具之下，看上去就像个身份低微的小职员。他很喜欢神气活现的丘吉尔，对他出色的才能也非常尊重，虽然他认为首相偶尔会“脱离轨道”。“温斯顿，”他曾经说过，“是百分之九十的天才，加百分之十的蠢材。他唯一需要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秘书，可以时常对他说：‘别做蠢材！’”

他一直记得劳合·乔治⁽⁵⁾对丘吉尔所作的评论：“这就是温斯顿；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半打的解决方法，而其中总有一个是对的，但麻烦在于，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

3

2月7日这天，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司令H.D.G.克里勒中将把战地记者召到了他在荷兰蒂尔堡的战术总部。他秘密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关于“真实”行动的计划。这是蒙哥马利攻向德国心脏地区的第一步。

“真实”行动将于次日早晨从蒙哥马利的北翼开始；战场的范围取决于两条河流。莱茵河流经德国大地一路向北，然后急转向西流入荷兰。在经过内伊梅根时，它的南岸距离从比利时流来的默兹河仅有六英里。加拿大的进攻便将从这条六英里的狭窄地带上发动，然后继续进军东南，彻底赶走两河之间的所有德国人。

“行动可能会有所延长，战斗必将艰苦而困难。”克里勒对记者们说，“不过，全军官兵都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成功地完成授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计划在理论上是简单易懂的，但又极其依赖于天气条件，以及克里勒将不得不征服的特殊地形。下午，被他选来指挥第一次攻击的英国第三十军指挥官布里安·赫洛克斯中将，驱车来到了内伊梅根附近的一个前沿观察哨。去年秋天，在一次试图绕过西部防线北端的失败的空降作战中，很多美国人死在了那里。在东南方向，他看见了一座小山谷，山坡绵延向上约莫一百五十英尺，融入了帝国森林那可怕的夜色中。那是密密麻麻的一片松林，只能望出去几码远。赫洛克斯必须正面攻打看上去非常险恶的帝国森林。他将沿森林上方一条铺砌过的公路出击。这条路从内伊梅根向东南方延伸，要经过五英里的低地，然后开始一段三英里的上坡路，通往德国的设防小城克莱韦市——亨利八世的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的故乡。

赫洛克斯的首要任务是，在无人察觉的前提下，将二十万士兵、坦克、大炮和车辆带到内伊梅根后面的林区。过去的三周以来，尽管突然的解冻和大雨冲垮了许多条道路，但光是在入夜以后，三万五千辆军车便已经将战士和物资运输到位。

当赫洛克斯仔细观察自己的视野范围时，并没发现敌人有什么异常举动。不过，这没有减少他的担忧。森林里和内伊梅根的郊区都塞满了军队，如果德国兵扔一颗豌豆，都肯定会打到人。如果遇上大规模的空袭，或是又开始下雨，那该怎么办？

克里勒没有告诉记者，一旦德国为了阻止“真实”行动而匆忙从南部调来预备队，蒙哥马利的右翼便将进军刚刚腾空军队的这一地区。这就是“手榴弹”行动，目的在于迫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将预备队调回南方。在随之而来的混乱形势下，赫洛克斯将迅速出击，前往莱茵河。

蒙哥马利选择了美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威廉·辛普森来指挥“手榴弹”行动。为了与同名的另一位美国军官区别，人们叫他“大辛普森”，而叫另一个“小辛普森”。此人身材高大，四肢修长，秃头，轮廓鲜明。尽管看上去很像个残忍的印第安酋长，但事实上，可能再没有任何军队司令官比他更受属下亲近与敬仰。他语气温和，很少发脾气，通常只要简单地责备一句就能见效。

在内伊梅根以南六十英里处，辛普森正在告诫他的指挥官们，不要把队伍混在一起。他说：“要让你们的战场有条不紊。保持队伍的原样。”然后，他告诉他们，三天后，也就是2月10日，行动便将开始。然而，无论辛普森计划得如何仔细，他的最终胜利将取决于另外一支集团军的一位将军和一条河。河是鲁尔河，它从阿登山脉流向北方，是辛普森要继续向莱茵河前进所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将军是考特尼·霍奇斯，他的部队此刻正在试图完整无缺地夺取鲁尔河上的水坝。如果德国人毁掉这些巨大的水坝，数百万吨的水将会淹没鲁尔河两岸，至少在两周内阻止辛普森渡河——或者更糟糕的是，令已经渡过鲁尔河的部队孤立无援。

因此，在北部，“真实”行动的结果取决于水：九十英里以南的大坝，以及雨。黄昏时分，天空依然晴朗，寂静降临了内伊梅根地区。九点钟，赫洛克斯听见了飞机沉闷的低吼声——七百六十九架英国重型轰炸机正向帝国森林两侧的克莱韦和戈赫飞去。

2月8日的黎明之前，他爬上架在树腰上的一个小平台——他的指挥所，看到一千多门重炮发射出一层地毯似的炮弹，在前线爆炸了。这是一个昏暗阴冷的黎明，让赫洛克斯讨厌的是，开始下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看见大部分战场。即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战场上的情景仍非常可怕。然后，炮击突然停止了，坦克和“袋鼠”——顶部敞开以装载步兵的坦克——在泥泞中隆隆向前驶去。

九点二十分，一阵掩护炮火开始落在德国前线上。火力不断加强，在四十分钟后达到了最大强度。攻击开始之后，掩护炮火每四分钟前进一百码，在一道白色保护烟幕的遮掩下，攻击营分成四路向山谷前进。敌人可能看不见他们，但赫洛克斯能看见。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分散的一队队士兵和坦克向森林接近，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但是，一小时之后，坦克慢了下来，然后似乎静止不动了。他们陷进了泥沼里。

泥沼绝不是“真实”行动的最大麻烦。在南部，霍奇斯的第七十八步兵师对鲁尔河水坝的进攻也放慢了速度。霍奇斯给第五军司令克拉伦斯·许布纳少将打电话，表示自己对第七十八师的进度很不满意。进攻有七百八十门重炮支持，霍奇斯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大炮却炸不开直通大坝的一条路。“明天必须把它们拿下。”他说。

许布纳知道，第七十八师已然精疲力竭，需要补充新鲜的力量。“我需要使用第九师。”他告诉霍奇斯。

“明早必须拿下大坝，”霍奇斯重复道，“至于怎么拿下，那是你自己的事。”

许布纳转向刚刚进来的第九师指挥官路易斯·克雷格少将，问他多久可以行动。

“马上。”他回答道。

4

美国参谋长们更为关注的，则是太平洋的战事。他们与苏联的参谋长们面对面地坐在斯大林的总部——尤苏波夫宫的一张桌子两侧，试图解决远东的军事问题，尤其是一旦对日本宣战，俄国人将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问题。

在会议进行的同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研究着同一个问题。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哈里曼，以及两名翻译——巴甫洛夫和波伦。罗斯福支持集中轰炸，这既可以迫使日本投降，又避免了真正进攻日本列岛。对此，斯大林回答道：“我希望讨论一下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他解释说，在与哈里曼的一次对话中，他已经列举过了这些条件。

罗斯福觉得，作为报酬，俄国想得到库页岛的南半部以及千岛群岛，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至于在远东给苏联一个温水港⁽⁶⁾的问题，是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呢，还是把它变成一个自由港·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可以很好地讨价还价，于是便停了下来，没有表态。接着，他开口提出另一个要求——满洲里铁路的使用权。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是很合理的。他建议租借该铁路，由俄国人来经营，或者成立一个中俄联合委员会来进行监管。

斯大林心满意足了。“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和莫洛托夫就会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什么要参与对日战争。”

“我一直没有机会和蒋介石司令谈谈，”罗斯福回答，“和中国人谈话的困难之一是，无论和他们说什么，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向全世界广播。”

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说现在还不必跟中国人谈。然后，他和蔼地说道：“关于不冻港的问题，我们也不会非常固执；我不会反对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

当话题转换到远东地区的托管问题上时，罗斯福承认，朝鲜问题非常棘手。他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补充说，虽然他个人认为没必要邀请英国人参与托管这个国家，但是，英国人会因此而愤恨的。

“他们肯定会不高兴。”斯大林也变得推心置腹起来，笑着说道，“事实上，首相会杀了我们。”正如罗斯福渴望取悦于斯大林一样，斯大林也想取悦于罗斯福，他出人意料地说：“我认为应该邀请英国人。”

此时已经将近下午四点。第五次全体会议就要开始了。他们起身走向大舞厅。其他与会者已经等在那里，正三五成群地聊着天。阿尔杰·希斯正和艾登谈论饱受争议的联合国表决程序。当天上午，艾登帮助起草了外交部长们有关此问题的一份报告，希斯想知道，在开会前，他能否先看一眼。艾登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把报告递给了他。希斯读到，美国现在支持斯大林关于额外选票的请求，这让他越来越惊愕，也就明白了艾登为何犹豫。“这是一个错误！”希斯惊叫，“美国没有同意任何类似这样的事！”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艾登平静地说。他坐到桌前，没有告诉希斯，罗斯福已经秘密地同意了这项议案。

第五次全体会议开始了。艾登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将主持4月25日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在讨论了很久与会人员之后，莫洛托夫改变了话题。他说：“我们认为，在扩大现任政府的前提下讨论一下波兰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现任政府在华沙存在着。它现在是波兰人民的领导，有着很大的权力。”

丘吉尔紧咬着牙关。“这是本次会议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他们还是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那么很显然，一些“根本分歧”仍然在他们中间存在。“后果将会极为不幸，并将给我们的会议烙上失败的封印。”此外，据他听到的消息，卢布林政府并没有得到大部分波兰人的支持，如果三巨头抛弃伦敦的波兰人，而全力支持卢布林的波兰人，那么，为盟国作战的十五万波兰人将会视之为一种背叛。他说：“陛下的政府将会在议会受到完全放弃波兰事业的控诉。”并建议举行“自由且无限制的普选”。“一旦普选完成，陛下的政府将会尊重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而不考虑伦敦的波兰政府。使我们如此不安的是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

斯大林反驳说，卢布林政府——他称之为华沙政府——实际上非常受人民爱戴。“他们是没有离开波兰的人。他们是从地下出来的。”他说，在历史上，波兰人憎恨俄国人，但是，自从红军解放了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今，他们对俄国满怀善意。看到德国人逃离自己的国家，感觉自己被解放了，波兰人民就应该欢欣雀跃，这是非常自然的。我的印象是，波兰人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节日。人们很惊讶，甚至是惊骇，伦敦政府的人在这场解放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看到了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伦敦的波兰人在哪儿呢？”

他承认，当然，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一个政府更好，但是战争妨碍了自由选举的进行。所以，应该首先确立一个临时政府。“就像戴高乐临时政府那样，他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嘛。”他机敏地指出，“谁更受人民拥护？戴高乐还是贝鲁特·我们可以接受与戴高乐打交道并签订条约。那么，为何不能与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打交道呢？我们对波兰的要求不能比对法国还多……”

“选举什么时候才能举行？”罗斯福问道。

“大概一个月之后。除非前线惨败，德国人战胜我们。”斯大林又开了个拙劣的玩笑，然后笑着说，“我认为这不会发生。”

就连丘吉尔都深受感染，或者是表面如此：“当然，自由选举至少可以平定英国政府的不安。”

“我提议暂时休会，明天再谈。”罗斯福建议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和谐融洽的高兴，并请求将这个问题交给三国的外交部长去讨论。

“另外两位将以多数票击败我。”莫洛托夫难得地微笑着说。

斯大林的心情一直不错。他问道，为什么没有谈到南斯拉夫？还有，希腊怎么样了？“我不想妄加批评，只是想知道情况怎么样。”说着，他狡黠地看了一眼丘吉尔。两人已在暗中达成协议，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丘吉尔说，提起希腊，他可以讲上几个小时。“至于南斯拉夫，国王已经被说服，实际上是被迫签署了摄政条约。”他获悉，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首脑将马上离开伦敦，帮助铁托一起组建贝尔格莱德联合政府，“我对在大赦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抱有希望。不过，他们非常仇恨彼此，以至于不能在南斯拉夫相安无事。”

听到这些，斯大林又露出了微笑。“他们还不习惯互相商讨，只想割断对方的喉咙。”至于希腊，他笨拙地抛了个媚眼，“我只是想知道些信息。我们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涉那里。”

这种愉快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在尤苏波夫宫举行的正式晚宴上。席间的祝酒一个接着一个。斯大林宣称，丘吉尔是百年一见的奇人。而首相回赞说，斯大林是一个强国的伟人。是苏联顶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打击，打断了它的脊梁，把暴君赶出了自己的国土。

接下来，斯大林以超出政治意义的热情向罗斯福祝酒。他说，丘吉尔和他本人的决定相对容易做出，但是，尽管罗斯福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入侵威胁，他却加入了反对纳粹主义的战斗，并且成了“动员全世界反对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他感激地说，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扭转了败局。夜晚继续流逝，斯大林开始打趣地责备他的一名外交官费奥多尔·古索夫，说他从来不笑。斯退丁纽斯觉得，元帅的玩笑几乎像是在奚落了。

蚊子不断地攻击海军上将莱希的脚踝，几乎和没完没了的祝酒一样使他恼火。他一直喝的是水，所以可以保持警觉。但是整件事情，他想，只是没有理由地浪费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不去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好好休息呢？

丘吉尔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意味深长地祝酒。这一次，他非常乐观，斯退丁纽斯想起首相在马耳他的沮丧情绪，不禁感到惊讶。丘吉尔说，现在他们正站在高山之巅，眼前便是广袤的平原。“我的希望是，杰出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能够成为和平的斗士，在惩处了敌人之后，可以领导我们继续完成反对贫穷、混乱以及压迫的重任。这便是我的希望。我代表英国宣布，我们永远都会竭尽全力。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努力。元帅谈到了未来。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否则，那鲜血的海洋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令人愤慨。我提议，为了胜利和平的万丈光芒而干杯！”

几分钟之后，进行了第四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祝酒，大家一饮而尽。疲倦的莱希喝着水，心想，该是时候了。

次日上午十一点，联合参谋部开会讨论他们的最终军事报告。大家一致同意，计划预期击败德国最早的日子是1945年7月1日，最晚是1945年12月31日。日本投降则定在德国战败的十八个月之后。

中午，丘吉尔加入了他们的会议。十五分钟之后，总统也来了。他因为治疗鼻窦炎而迟到了一会儿。既然军事参谋长们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就无须再解决任何问题了。接下来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首相和总统间的亲切谈话。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罗斯福转向丘吉尔，面带一丝顽皮的微笑，说道：“这次会议不错，温斯顿，除非你回巴黎再做一场演讲，告诉法国人，英国人打算用美国的装备再装备二十五个法国师。”

丘吉尔放声大笑，回答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做这种事。但总统说，他有“一摞文件”可以证明，在魁北克会议之后，丘吉尔确实发表过这种讲话。

“不管我在巴黎说了什么，我都是用法语说的。”丘吉尔回避道，“当我用法语讲话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请不要介意。”

下午，在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始之前，三巨头和他们的首席顾问们在里瓦几亚宫的庭院里合影。大家回到舞厅时，斯退丁纽斯开始朗读上午外交部长们就联合国的领土托管问题起草的计划。他还没读到一半，丘吉尔便怒气冲冲地喊道，到目前为止，他不同意报告里任何一个词。“关于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既没有人跟我商量过，我也没听别人谈过！”他喊叫着，激动得角质架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那摸索的手指伸进大英帝国的生活。只要我做一天首相，就不会放弃一丝一毫英国的遗产！”

最后，丘吉尔终于平静了下来，让斯退丁纽斯可以读完报告。不过他还是很生气。当莫洛托夫建议确定一个波兰政府时，他在椅子里挪来动去，似乎准备再吵一次。罗斯福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说道，他认为在波兰问题上，他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只剩下起草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对他同样重要的是，对七百万生活在美国的波兰人做出一种姿态，向他们保证，美国将会插手保护波兰自由选举的进行。丘吉尔说，他也必须对众议院做出同样的答复。然后，他烦躁地补充说：“我本人并不那么关心波兰人。”

斯大林立即抓住了这句欠思量的话，自以为是地说：“有很多波兰人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称赞他们是科学家、斗士和音乐家。他甚至竟然说，在伦敦政府和卢布林政府中，都存在“非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丘吉尔马上对使用这两个词进行了攻击，在语义问题上与斯大林展开了争论。最后，斯大林说，《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采用了同样的术语。

美国人立刻警觉起来。这一宣言是罗斯福的脑力劳动结果，是由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宣言提倡“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此刻，斯大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非常随便地说：“大体上，我认可这一宣言。”

罗斯福不禁兴高采烈。如果斯大林签署了宣言，那么，世界和平与普遍人权将随之到来。“这是应用宣言的第一个例子。”总统热切地说，“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创建民主机构。’”接着，他更加激动地引述了宣言第三段的一部分：“……组成能广泛代表全民中的一切民主分子的临时政府，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

“我们接受第三段。”斯大林说。

罗斯福亲切地看向他，说道：“我希望在波兰的选举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次。它应该像恺撒的妻子一样。我不了解她，但是人们说她很纯洁。”

斯大林受到了罗斯福情绪的感染，同样轻佻地回答说：“他们都这么说，但事实上，她也有她的罪恶。”这几乎像是两个伙伴在同声歌唱。

第三个人，丘吉尔，被他们忽视了。他可不想坐冷板凳。“我对总统提出的宣言并无异议，”他有几分闷闷不乐地说，“只要大家清楚地了解，其中对《大西洋宪章》的参考对大英帝国并不适用。”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成了舞台的主角。而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戏剧性地说道：“我想宣布，英国军队已于昨日黎明在内伊梅根发动了攻势。目前，他们已进军约三千码，抵达了齐格菲防线……明天，第二波进攻将紧随其后，美国第九集团军也将参与战斗。攻势将不中断地继续下去。”

5

“真实”行动遇到的困难比司令官们最悲观的预想还要大得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战场都变成了沼泽，因此，部队前进得非常缓慢；坦克也陷在了泥泞的道路上；当最主要的内伊梅根—克利夫公路被淹之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在南部，辛普森也被水困住了。鲁尔河正在上涨，尽管工兵保证说，这只是由于下雨，而不是鲁尔河水坝决口，但是，除一人之外，所有军级指挥官都力劝推迟“手榴弹”行动。辛普森告诉他们，他会在下午四点之前做出决定。这是一个难题：由于开始缓慢，“真实”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已很小，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次日早晨的进攻。但是，如果他派突击队渡过鲁尔河，之后却发现身后发了洪水，那会怎么样？快到四点的时候，他得知河水仍在继续上涨，虽然涨得很少。这真的只是雨水，还是大坝流过来的水？他该冒这次有备之险吗？如果鲁尔河的河水没有涌上两岸，而他却取消了进攻，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痛苦不已，犹豫不定。四点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对他说：“推迟进攻。”于是他便这样做了。

克雷格的第九师还没有抵达水坝。德国人正在缓慢撤退，使第九师前进的每一步都代价巨大。直到九点——辛普森做出决定几个小时之后——第三〇九团第一营才在黑暗中笨拙地摸索着来到了最大的一个水坝前。这个水坝拦阻了一百立方米的水。这个营分成两组，一部分人向坝顶前进，其余的则向下前往低处和发电站。

午夜时分，一队工兵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穿过坝顶，前往一条检查用的隧道。他们发现溢洪道已经被人炸掉，路堵死了，于是，他们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峭的大坝表面滑了下来，想从隧道底部的出口进去。一切都徒劳无功。德国人已经毁掉了发电站里的机器，炸掉了水闸。源源不断的水涌入了鲁尔河——正好足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淹没整个鲁尔峡谷。

很奇怪，设计者非常谨慎地制订了“真实”行动以及辅助的“手榴弹”行动计划，却没有意识到发生的这一切一定会发生。克雷格的手下没能在黎明时到达——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关系并不大。即使他们的确在黎明时就到了，德国人只需把他们在傍晚时所做的一切在那时便做好就可以了。结果，现在二十万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陷入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场战役。这一责任应该由很多人来承担——但主要是那些高层人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马歇尔和布鲁克。

第二天，2月10日一整天，赫洛克斯的战士们都在继续缓慢而英勇地在洪水和泥潭中向前推进，攻打着顽固的敌人。“手榴弹”行动本应减轻赫洛克斯的压力，但是，当然，辛普森并没有出击。因此，向北增援的德军使参加“真实”行动的战士们处境更为悲惨。

此时，内伊梅根—克利夫公路的大部分都淹在了水里，不得不用四艘渡船向前线运输紧要的物资。此外，鲁尔河水坝泄下了第一道急流，不仅使鲁尔河泛滥，而且还涌入了马斯河。几个小时之后，赫洛克斯便将面对另一场灾难：帝国森林下方的低地也将被淹没。

当天，进展最快的盟国军队被命令停了下来——并不是敌人的原因。布雷德利致电巴顿，询问何时可以转为防御。巴顿气愤地回答说，无论是年龄上，还是战斗经验上，他都是全军资格最老的指挥官。如果强迫他继续防守，他将要求离职。布雷德利的争辩只是让巴顿讽刺地建议说，如果第十二集团军群参谋部能有人偶尔去前线照个面，那还算是个好主意。对巴顿而言，布雷德利的问题在于，他不能勇敢地顶住艾森豪威尔，足够坚定地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不久，布雷德利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的话给了巴顿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布雷德利吐露说，蒙蒂“所谓的攻势”，是迄今为止艾森豪威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预测说，攻势不是已经陷入泥潭，就是很快便将彻底陷进去。辛普森没能按时发动进攻，按布雷德利的理解，他们现在将重新采取起初巴顿曾主张的方案——只要天气一允许就开始。

这都是痴心妄想。尽管“真实”行动遭遇困难，“手榴弹”行动也被拖延，但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打算改变计划。蒙哥马利仍将领导主攻，跨越莱茵河向柏林进军。而霍奇斯和巴顿则负责助攻。

6

下午，大使哈里曼在俄国指挥部与莫洛托夫见面，对方交给他一份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英译本。斯大林希望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并将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的地盘——主要是库页岛的南部、旅顺港和大连港——还给俄国。他还要求控制满洲里铁路和千岛群岛。作为报答，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时，还将与蒋介石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阅读了草稿，然后说道：“我相信，有三处，总统在接受之前，会希望做出修改。”大连港和旅顺港都应该成为自由港，满洲里铁路应该由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进行管理，“此外，我确信，如果没有蒋介石总司令的同意，总统不会希望处置这两个中国感兴趣的问题。”

一回到里瓦几亚宫，哈里曼立刻将斯大林的草案拿给罗斯福看，包括他本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总统同意这些修改，并让哈里曼把它交还给莫洛托夫。总统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参谋长们一致要求罗斯福以某种方式使俄国参与反日战争，主要是攻打驻扎在满洲里的七十万日本关东军。马歇尔的意见是，在征服这支军队时，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将会有几十万美国士兵阵亡。几名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相信，关东军只存在于纸面上，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转移至其他部队。不过，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它们恰恰是正确的。于是，2月10日这天，罗斯福采取了几乎所有掌握同样情况的人都会采取的行动。

哈里曼离开不久，罗斯福便坐在轮椅上来到了舞厅，参加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整个雅尔塔会议的成败。等待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赔偿问题，法国占领区问题，以及波兰问题——它的命运将说明东欧其他被解放民族的将来。

四点钟，罗斯福迅速就座，他的背后是熊熊燃烧的炉火。丘吉尔有几分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向总统致歉，接着压低嗓门，神秘地说：“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挽回了局势。”然后他便走开了，没有告诉总统，斯大林刚刚非正式地同意了关于波兰选举问题的一个新的措辞。

斯大林进来时，同样向总统表示了歉意。会议开始了，艾登首先发言，这一次，他宣读了一份进展报告。他宣布，外交部长们已经就未来的波兰政府取得了一致意见，所依据的方案如下：

作为红军彻底解放波兰的结果，一种新的形势已经在波兰产生。这要求在一个比波兰西部解放之前可能拥有的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目前在波兰执政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其中应该包括波兰国内的以及海外波兰人中间的民主领袖。

这个波兰民主团结临时政府，将保证尽快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且无限制的选举。

罗斯福把他那份副本递给莱希。海军上将边读边皱起了眉头。他把文件交还给总统，说道：“总统先生，这也太有弹性了，俄国人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直拉到华盛顿，肯定一点都不会坏。”

“我知道，比尔，”罗斯福低声回答，“我知道。但是，这是目前我能为波兰做的最好的事情。”

丘吉尔指出一个事实，方案没有提到波兰边界的位置。此时，霍普金斯递给罗斯福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您应该向斯大林解释清楚，您支持东部边界的位置，但是应该在公报中包括一个总的声明，说明我们正在考虑主要边界的改变情况。也许应该由外交部长们确定具体的声明。

哈里

他所说的公报指的是这次会议结束后三巨头将发布的公报，用以公布他们最终的决定。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涉及边界问题。”罗斯福突然插话说，没有理会霍普金斯的便条。

“我们必须说点什么。”斯大林强调说。

这一次，丘吉尔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罗斯福。波兰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在公报里，首相说。

罗斯福不同意：“我没有权力在此时此刻签署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应该以后再由参议院来做。如果有必要的话，等首相回去以后，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吧。”

莫洛托夫激动地说：“我认为，如果三位领导人能就东部边界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并将其写进公报，就太好了。”接着，他又低声说，“我们可以说，寇松线大体上代表了在座诸位的意见……我同意，关于西部边界，我们不需要说什么。”

“我同意，我们必须说点什么。”丘吉尔说。

“没错，但是别那么确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外交部长建议说。

“我们应该说，波兰将在西部得到补偿。”

“好极了。”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突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引起了一阵骚动。“我想说，关于法国在德国管理委员会中的地位问题，我改变了主意。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觉得首相是对的。”他声称，法国应该拥有一个占领区。斯退丁纽斯还没来得及从惊讶中缓过劲来，斯大林接下来的话让他越发吃惊。“我同意。”这一转变是在幕后安排好的。霍普金斯在私下里劝说罗斯福，让法国拥有一个占领区才算明智。于是，总统秘密地通过哈里曼告诉斯大林，他改变了主意。斯大林立即回答说，他“将支持”总统的观点。

这时，丘吉尔像前一天的罗斯福一样欢欣雀跃。“当然，”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法国会说，它将不在宣言中起任何作用，并且保留对未来的一切权利。”大家都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说着，丘吉尔顽皮地咧嘴笑了。就连严肃的莫洛托夫也开起了玩笑。“我们必须准备好收到一个粗野的回答。”他说。

当丘吉尔重新回到赔偿问题上时，这种友好情谊就像它的突然开始一样，又突然逝去。他认为，两百亿美元——其中一半给俄国——太荒谬了。不过他说得很客气。“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指示说，不要提到具体数字，”他说，“让（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去处理吧。”斯大林等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却未动声色。然而，当罗斯福指出，他也担心提到具体的数额会使很多美国人认为赔偿就是纸币和铜板时，斯大林看上去真的伤心了。

斯大林生气地对安德烈·葛罗米柯⁽⁷⁾低声说了句什么。安德烈点点头，起身走向霍普金斯。两人谈了几句之后，霍普金斯匆匆地写道：

总统先生：

葛罗米柯刚刚告诉我，元帅认为在赔偿问题上，您并不支持斯退丁纽斯——而是站在英国人的一边——这使他很是烦恼。也许您之后可以私下和他谈谈此事。

哈里

斯大林情绪激动地说：“我想，我们可以非常坦率。”他拔高了声音，甚至带着一些责备的语气声称，无论从德国得到什么东西，都无法弥补俄国的巨大损失。“美国人已经同意了，至少要拿两千万美元！”他说。他太激动了，以至于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口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方面要收回前言？”他看向罗斯福，半是轻蔑，半是失望。

罗斯福立即否认；他最不希望的事就是，就一个他心目中相对次要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只有一个词让他感到不安，他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赔偿’仅仅意味着‘钱’。”

“我们可以换个词，”斯大林退让了。自从会议开始以来，他第一次离开了椅子，“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它在战争过程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

如果说罗斯福得到了安抚，那么丘吉尔却没有。“在（赔偿）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对两百亿美元或其他任何一个数字表态。”他说。接着，他继续热情而雄辩地争论下去，以至于斯退丁纽斯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听到丘吉尔那些“漂亮的词句如溪流般”奔涌而出，总是让人心旷神怡。

他的话对斯大林起了反作用。“如果英国人不希望俄国人拿到赔偿，”他用力地挥着手说，“只要坦白说出来就好。”他重重地坐下，怒目而视。

丘吉尔当即直言反对他的暗示，结果斯大林又一次跳了起来。罗斯福取得了大家的注意，“我建议将整个问题留给莫斯科的委员会。”

斯大林略微平静了一些，他坐下来，让莫洛托夫发言。“以美国和苏联代表团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莫洛托夫平静地说，“双方之间唯一的分歧是总金额的确定。”斯大林显然放松多了。这一巧妙的措辞让他和罗斯福成了搭档，一起反对丘吉尔。

“无论对错，英国政府认为，即使只是确定一个总金额来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会约束自己。”艾登用一种调和的语气说道。他建议，命令赔偿委员会研究三国外交部长刚刚起草的报告。

斯大林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我建议，首先，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他说，“其次，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赔偿盟国的损失。再次，由莫斯科赔偿委员会负责确定需要支付的数额。”他转向丘吉尔，“我们在委员会上提出我们的数字，你们提出你们的。”

“我同意。”丘吉尔说，“那美国呢？”

“答案很简单，”总统带着莫大的宽慰回答，“罗斯福法官同意了，文件被接受了。”

他们暂时休会，用平常的大玻璃杯喝起了热茶，同样，又给美国人拿来了银杯托。显然，与罗斯福之间的短暂失和让元帅很是忧虑，于是，他把哈里曼拉到一边，对他说，在参与对日战争的协定问题上，自己准备向总统让步。“我完全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他说，“但旅顺港不一样。它将成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因此，俄国要求拥有租借权。”

“您为什么不立刻和总统谈谈这件事呢？”哈里曼建议说。稍后，斯大林和罗斯福平静地进行了谈话，很快达成了完全的一致。与会者们回来参加全体会议时，普遍感觉到已经避免了预感的分裂，于是放松地开始了一轮妙语连珠。

就连丘吉尔也对罗斯福的那句名言表示了异议。“自由源于需要。”他揣测着，这最后一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需要是因匮乏而产生的，而不是渴望。”

最后，大家回到了正题上，当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三巨头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的声明，这一声明将出现在最后的公报里。霍普金斯担心罗斯福会让美国承担确定波兰新边界的责任，于是又写了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您给您的合法权力带来了麻烦，参议员会说什么呢？

哈里

看过便条之后，罗斯福提议说，声明的措辞应该做一些修改，以免违犯美国宪法。

新的草稿很快拟了出来，并被大声宣读：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东部边界应该依照寇松线划定，但在某些区域应做出有利于波兰的五到八公里的改变。一致认可波兰应在北部和西部得到真正增加的领土。他们认为，应该及时征询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对这些新增领土的意见，而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划定应该于此后等待和平大会去解决。

这时，霍普金斯递给总统最后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当讨论结束时，我们就成功了。

哈里

在罗斯福看便条时，莫洛托夫建议，在第二句话后面加上“并且将东普鲁士和奥得河畔的古代边界线还给波兰”。

“这些领土什么时候是属于波兰的？”罗斯福问。

“很久之前。”

罗斯福笑着转向丘吉尔，说道：“也许你也希望把美国收回？”

“噢，吃了美国，我们会消化不良的。如果波兰得到过多的德国领土，结果也是一样。”

“这么改一下，会给波兰人极大的鼓舞。”莫洛托夫争辩道。

“我更喜欢让它保持原样。”丘吉尔表示反对。

“我收回我的建议，”斯大林平静地说道，“我同意让它保持原样。”

这时已经晚上八点了，罗斯福感到非常疲倦。他建议大家暂时休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再继续。他们可以及时地写好联合公报，那么整个大会在中午就能结束。这样，他就可以在三点离开雅尔塔。

丘吉尔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认为不可能这么快便解决全部问题。不仅如此，公报要向全世界广播，不能仓促起草。斯大林表示同意。罗斯福未置可否，向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点头示意，让他推着轮椅上的自己离开了房间。

他如此匆忙地离去，让很多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困惑不安，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仔细思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都要出现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晚宴上。这次是丘吉尔做东，将在他的沃龙佐夫宫举行。这座风格奇异的半摩尔半苏格兰式别墅已经被俄国士兵们彻底搜查过了——他们甚至连桌子底下都爬了个遍。

当人们享用着餐前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之时，莫洛托夫缓步走向斯退丁纽斯，说道：“我们已经商定了日期。难道您不能告诉我们会议将在哪里举行？”他指的是联合国组织的第一次会议。

斯退丁纽斯已经为选址问题烦恼了一段时间。他提出了好几个城市，又都放弃了：纽约、费城、芝加哥、迈阿密。前一天凌晨三点醒来时，他忆起自己梦到了旧金山。那梦境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几乎都能嗅到太平洋上的新鲜空气。他深信，这就是最完美的地点。于是，早餐后，他来到了罗斯福的卧室，略述了旧金山的优势，不过却只得到了一个不明朗的回应。

斯退丁纽斯离开莫洛托夫，走向坐在轮椅里的罗斯福：“莫洛托夫催我决定会议的地点。您准备好说是旧金山了吗？”

“说吧，斯退丁纽斯，就是旧金山。”

斯退丁纽斯回到莫洛托夫身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外交部长向艾登挥手致意。片刻之后，三位外交部长共同举杯，庆祝将在十一周后召开的旧金山会议。

在晚宴上，斯大林探身过去告诉丘吉尔，他对赔偿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满意。他不敢告诉苏联人民，由于英国人的反对，他们将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斯退丁纽斯猜测，是莫洛托夫和梅斯基私下里让斯大林相信，自己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⁸⁾上让步太多了。

丘吉尔反驳说，他非常希望俄国可以得到大笔的赔偿。但是他禁不住想起了上次战争，那时他们提出的数额超过了德国的赔偿能力。

“在公报中提一下，打算让德国赔偿对盟国造成的损失，这会是个好主意。”斯大林坚持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赞同。丘吉尔向元帅举杯祝酒。“我曾在很多场合举杯祝酒。这一次，我要带着比以往开会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元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与荣耀，使他比身处我们度过的艰难岁月中时更为和善亲切。我感到，无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我们有什么分歧，他都是英国的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未来光明、繁荣和幸福。我将鼎力相助，而且我确信，总统也一定会如此。曾有一段时间，元帅对我们并非如此友善，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些关于他的粗鲁言辞。但是我们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忠诚已将这一切一扫而空。战火烧光了往日的误解。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有同感。我祈祷，他可以活着看到他深爱的俄国不仅在战争中光荣，而且在和平中幸福。”

斯退丁纽斯转向斯大林，非常热情而善感地说道：“如果我们能在战后的岁月里一起努力，苏联的每座房子没有理由不会很快拥有电气和管道设备。”

“我们已经从美国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斯大林脸上不带一丝笑容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讲了一个关于三K党的故事。一次，一个南方小镇的商会主席请他吃晚饭。当他问起坐在自己两侧的两个人——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是不是三K党成员时，主人回答说：“噢，是的。不过他们都不错；商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罗斯福说，它说明了，如果你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很难拥有任何偏见——种族、宗教信仰，或是其他什么。

“非常正确。”斯大林表示赞同。斯退丁纽斯认为，对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例子。背景相去甚远的人们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

讨论转向了英国政治，以及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丘吉尔要面对的问题。“斯大林元帅的政治任务要容易得多，”首相顽皮地说道，“他只需要应付一个党派。”

“经验证明，”斯大林同样幽默地回答，“一党制对国家元首来说非常有好处。”

气氛一直很轻松，直到罗斯福告诉他们，自己第二天必须离开。

“但是，富兰克林，你不能走。”丘吉尔急切地说道，“一个极大的奖赏离我们仅有咫尺之遥。”

“温斯顿，我已经约好了，明天必须按计划离开。”之前，总统告诉斯退丁纽斯，他不得不找个借口，以免会议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也认为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和决定会议中的这些问题。”斯大林支持说。他走到总统身边，平静地说，他看不出怎么可能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下午三点之前结束所有事情。

罗斯福和蔼地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等到周一再走。”

晚餐之后，罗斯福回到了里瓦几亚宫他的房间。尽管多事的一天让他疲惫不堪，他还是得写两张重要的便条。詹姆斯·伯恩斯和爱德华·费林⁽⁹⁾——两位精明的政治家——警告他说，如果俄国在联合国得到两张额外选票的消息泄露出去，将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的批评。不过，如果美国也能相应地得到两张额外选票，那么，将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此刻，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一张坦率的便条，向他解释这一问题，并且问他是否赞成在联合国给美国两张额外的选票。给丘吉尔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之后，总统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周日，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向丘吉尔和艾登出示了他们就远东问题达成的协定。丘吉尔正打算在文件上签字，艾登却当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面，说这是“这次会议可耻的副产品”。丘吉尔尖锐地回答说，如果他接受了艾登的建议，那么英国在东方的威望便会受损，然后便在协定上签了字。

什么也干扰不了罗斯福高昂的兴致，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关于额外选票那两封信的回复。丘吉尔回答说：“我谨向您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尽全力支持您。”斯大林则写道：“我认为，美国选票的数量应该增加至三张……如果有必要，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一提议。”

当天中午，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体会议上，罗斯福的情绪感染着大家。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公报的起草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除了丘吉尔，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首相开始抱怨，并预测说，在波兰问题上，自己将会在英国遭到激烈的攻击，“他们会说，在边界问题上，以及整件事情上，我们彻底向俄国屈服了。”

“你是认真的吗？”斯大林问，“我不敢相信。”

“伦敦的波兰人会掀起一场可怕的抗议。”

“但其他的波兰人更多。”斯大林反驳道。

“我希望你是对的，”丘吉尔冷冷地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不是波兰人数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英国为之拔剑而战的目标。他们会说，你把波兰唯一的立宪政府彻底弄没了。”丘吉尔看上去简直可以说是沮丧，“无论如何，我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它。”

如果说他有些忧郁，那么随后的午宴可并非如此。午宴上，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一切都进展得如此顺利。罗斯福的心情十分舒畅。他所珍爱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关于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允诺，被接受了。而且，斯大林已经书面同意了，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之后，参与对日战争。

哈里曼也很满意。斯大林还同意了支持蒋介石，并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满洲里的主权；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极大胜利。至于波兰，大使相信，当斯大林许诺举行自由选举时，是心口一致的。不过，在乐观的背后，还有恼人的怀疑。他记得一句老话：“向俄国人买马，两次才买得到。”他想，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俄国人遵守诺言。

波伦感觉，这是“一次有必要的会议，并且让美国真正有可能依照苏联遵守已达成协议的程度来评判他们”。有几次，斯大林向罗斯福做了让步，这表明总统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对他的敬畏。波兰，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丘吉尔和罗斯福只有三种选择：甩手不管；坚决地站在伦敦波兰人的背后；或者尝试让尽可能多的伦敦波兰人进入新组建的政府。第一种做法首先出局。而任何了解斯大林的人都知道，第二种选择将会被断然拒绝。第三种，尽管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却是西方领导人们唯一现实的选择。

英国人中间已经有了一些议论，说总统糟糕的健康状况成了会议上的一个不利因素。波伦一直陪伴在总统身边，他看到，这话有几分是事实。尤其是在漫长会议的最后几分钟，他怀疑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削弱了他的意志。

午宴时，大家传阅了刚刚起草的联合公报的最终副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分别研究了自己的那份，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于是便签了字。至此，除了一些正式手续外，会议就算结束了。

美国人在起程时非常满意。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人在雅尔塔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甚至比这更多。哈里·霍普金斯心下确信，这正是所有人祈祷并谈论了多年的新时代的黎明。他认为，俄国人证明了他们可以很有理智和远见，因此，这次会议赢得了和平路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的确，罗斯福和丘吉尔完成了绝大多数西方人祈祷他们完成的事情。这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和达成的大量协定相比，它们显得毫不重要。不幸的是，有些协定注定不会得到遵守。如果在里瓦几亚会议上有一位公正的观察家，他只能做出如此的结论：至少在纸面上，西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由罗斯福独自取得的——并且未经一役——关于联合国问题，不情愿的斯大林和心存怀疑的丘吉尔都没有提出异议。

当晚，罗斯福在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美国军舰“卡托克廷”号上用了晚餐。主菜是牛排。在吃了八天的俄国菜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真正的宴席”。总统疲惫不堪，但心里却非常高兴。

直到六点钟，孜孜不倦的三国外交部长才签署了会议协定书。通过“卡托克廷”号上的便利设施，文件用无线电传往了华盛顿。最后一个单词刚刚落地，“道克”·马修斯便对斯退丁纽斯说：“国务卿先生，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已经发出。我可以切断联系了吗？”

“好的。”斯退丁纽斯说。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1)1943年10月，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会面。他们做出的决定之一是：成立一个外交专家常设委员会，专门研究德国战败以后应解决的问题，总部设在伦敦。

(2)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中，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一个二战后处置德国的计划。由于其具有犹太血统，因此对纳粹德国持极端仇视态度。其计划意在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和重新农业化，遭到了各方的反对。——译注

(3)时任美国总统。——译注

(4)指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美国政治家、战略家，时任美国战争部长。——译注

(5)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一战期间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6)Warm water port，指冬季不会结冰，船舶能正常进出的港口，尤指高纬度地区（如俄罗斯、北欧、加拿大等）冬季不结冰的港口。大连、旅顺、秦皇岛是我国北方的终年不冻港。——译注

(7)Andrei Gromyko，1909—1989，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译注

(8)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1945年2月11日中午，各方举行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译注

(9)Edward Flynn，1891—1953，美国政治家，罗斯福密友，时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译注

6 巴尔干火药桶

1

雅尔塔会议上围绕着波兰问题的争论，只是戏剧性地渲染了欧洲所有解放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其中局势最为严重的一处，是巴尔干。1944年春天，俄国人有三条强大的战线出人意料地冲入了乌克兰，一周之内，征服巴尔干对于他们来说简直便如探囊取物。

这不仅让希特勒惊慌失措，同样也在丘吉尔的耳边敲响了警钟，因为丘吉尔一直认为巴尔干是战后欧洲稳定的基石。稍后，苏联发照会给英美两国，允诺不会通过武力改变罗马尼亚现存的社会体系——这是红军前进路上的第一个巴尔干国家。然而，丘吉尔却仍然认为，斯大林在秘密计划布尔什维克化整个东南欧。因此，他要求艾登就东西方之间关于巴尔干的“尖锐分歧”为内阁起草一份文件。“一般而言，”丘吉尔在给艾登的备忘录中说，“问题是，我们是否打算默许巴尔干的共产主义化？”如果不，“……一旦战况允许，我们就应该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提出来。”

与此同时，丘吉尔觉得，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阻止俄国人，因此，他想与斯大林签订协议，把巴尔干分成几个势力范围——比如，让俄国控制罗马尼亚，而让英国控制希腊。困难在于，仅仅考虑一下这种“买卖”，就会在道德上冒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¹⁾以及其他很多美国人。至于罗斯福，他也强烈反对让美国背上战后欧洲重建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巴尔干。“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或者更远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承担任务。”他写信给斯退丁纽斯说，“这无疑应该是英国的任务，英国人远比我们对其更感兴趣。”

他同样坦率地把这些想法清楚地告诉了丘吉尔。他发电报给丘吉尔，说自己反对将巴尔干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并提醒他，美国永远都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或任何其他力量，以求在东南欧取得外交上的胜利。1944年8月底，在红军粉碎了德国与罗马尼亚的最后一道防线后，米哈伊国王⁽²⁾解散了安东内斯库⁽³⁾政府，并且要求结束对抗。一个由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了。但是，几天之后，停战协定签署了，它规定将罗马尼亚交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直接管辖，这样，联合政府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大使哈里曼告诉华盛顿，这立刻让苏联得以对罗马尼亚进行治安控制，并且最终进行政治控制。国务院告诉哈里曼，他可以提出抗议。然而，这一抗议和英国方面提出的类似的抗议，对斯大林所起的作用就如石沉大海一般。几周之后，布加勒斯特⁽⁴⁾的西方观察家开始报道说，罗马尼亚正日益向共产主义靠拢。

保加利亚的情况是同一主题的另一变奏曲。尽管该国政府从未对俄宣战，但是，保加利亚军队却一直帮助希特勒控制巴尔干。罗马尼亚被征服之后，红军便随即推进到了保加利亚边境。保加利亚内阁迅速倒台，新内阁宣布废除与希特勒签订的允诺无条件中立的协定。但是，斯大林对此并不满足。他命令自己的部队越过边界。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征服。保加利亚人不仅热情地欢迎红军，还成立了一个代表很多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新的联合政府。和在罗马尼亚一样，红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联合同样变得形同虚设。

2

红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南斯拉夫。该国反希特勒战斗的领导人是一位共产党人。世界第一的共产党人⁽⁵⁾讨厌他，怀疑他，而世界第一的民主党人⁽⁶⁾却赞赏他，认可他。对于斯大林来说，铁托是一个自我本位的暴发户；而对丘吉尔来说，他是一位发动了反希特勒的爱国战争的英勇战士。

南斯拉夫的问题和其他任何巴尔干国家的都不相同。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为创建的一个王国，由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组成。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一项条约，三国共同遵循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愤怒的人民自发地揭竿而起，两天之后，一队空军军官逮捕了摄政王保罗亲王和他的首相，随后成立了爱国政府。第一次听说这场政变时，希特勒心中还有所怀疑。当确信这是事实之后，他命令入侵南斯拉夫。几天之后，轰炸机重击了贝尔格莱德，而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军队则从几个方向同时发动了进攻。十二天之后，南斯拉夫举手投降，随后被胜利者们瓜分了。

此后两个月里，南斯拉夫只有一些零星的抵抗，直到希特勒对俄国发动突然袭击。这时，共产国际发电报给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电报写道：

立即组织游击队。在敌后开始游击战。

布罗兹——党内名为铁托——五十三岁，相貌英俊，极富男子气概。他是农民的儿子，继承了父母强壮的体格，在十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七。二十八年来，他一直是名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名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几个月以来，他以过人的才干和充沛的精力将这两种忠诚结合在了一起，因此，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承认他是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领袖。

有一支大型的游击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这是一群继承了抗战传统的切特尼克分子，他们的祖先曾领导过反土耳其人的游击战。在南斯拉夫皇家军队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上校的指挥下，他们仍然戴着传统的皮帽，佩着两把刀交叉的徽章，仍然唱着古老而残忍的割喉歌，只不过里面加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我的皮帽在颤动，我的刀也在行进中颤动；

谁反对德拉查，我们就要杀掉他，割断他的喉咙。

米哈伊洛维奇以前是一名情报人员。他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对旧日的权力充满渴望。尽管受过一些教育，但他仍保留着祖先的很多原始气质。对于进一步的复杂问题，他犹豫不决，不喜欢做决断。他仇恨共产主义，因此拒绝参加铁托的游击队。于是，几个月之内，一场本来是反希特勒的爱国战斗变成了反对铁托的政治战争。战争非常激烈，以致米哈伊洛维奇开始与德国人秘密勾结。他对副手们说，一旦他们的国家摆脱了铁托，他们便将把枪口转向德国人。讽刺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却为铁托而战。

伦敦流亡政府声讨说，指责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勾结，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谎言。该政府又擢升米氏为将军，继而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和南斯拉夫皇家军队总司令。这些身在伦敦的南斯拉夫人非常善于游说，因此，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大量地给米哈伊洛维奇空投物资。直到1943年年中，丘吉尔读到了年轻的牛津教授F.W.迪金上尉所写的一份透露内情的报告，这才产生了疑虑。给米哈伊洛维奇提供的援助是否全都被用来与敌人作战了呢？为了确定究竟是铁托还是米哈伊洛维奇才应该得到盟国的大量援助，首相派出了三十二岁的前职业外交家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让他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调查南斯拉夫的游击队。

麦克莱恩是议会里的一名保守党党员。他发现，铁托联合了很多个政治派别的爱国者，组成了一支富有进攻性的有效力量。他报告说，游击队员律己甚严、生活简朴。他们不酗酒，不抢东西，不虚掷光阴。他们似乎都受同一个思想和军事上的誓言所约束，要把法西斯分子赶出国土——然后为他们犬牙交错的国土上的人民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使麦克莱恩尤其惊讶的是，铁托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特质出现在一个热忱的共产主义战士身上似乎不太合适。同时，还有其他很多令人出乎意料的东西：铁托的远见卓识，富于幽默感，因生活中的一点点小情趣而欢欣雀跃；他的勃然大怒；他的深思熟虑、宽宏大量和看问题的全面视角。

更为重要的是，麦克莱恩通过第一手材料得知，1943年底，铁托的游击队牵制住了十二个德国师。同时，他还不断地受到米哈伊洛维奇和一个名为乌斯塔沙的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骚扰。乌斯塔沙是一群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恐怖活动。即使用巴尔干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仍显得无比血腥。乌斯塔沙仇恨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尤其是希腊正教会成员。尽管大多数克罗地亚教会军官对乌斯塔沙的成员心怀敌意，但是，普通的天主教士还是狂热地参加了血腥的清洗，并常常领导袭击。在这些袭击中，整村的老百姓，无论是否宣布抛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全部都被残忍屠杀。乌斯塔沙最热衷的方式，是把正教会教堂连同里面的全体教徒一起焚烧掉。

主要凭借麦克莱恩的报告，丘吉尔才在德黑兰会议上说服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南斯拉夫，他们要更多地支持铁托。两个月后，首相写信给铁托：

我决定，英国政府将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军事支持，而只对你进行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能将他从政府委员会开除，我们将非常高兴。不过，年轻的国王彼得二世已经逃出了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魔掌，以南斯拉夫代表和落魄王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里。将他拒之门外，那会有损大英帝国的荣誉和骑士风度。我们更不能要求他切断与他的国家现有的联系。因此，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继续保持和他的正式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向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此外，我还希望你们双方停止争执，因为这种争执只是帮助了德国人……

在回信中，铁托感谢了丘吉尔的军事援助，但是，他指出，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比英国人意识到的更为复杂。

我非常理解您对彼得二世国王和他的政府的许诺。只要我国人民的利益允许，我会设法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活动，并且不在这一问题上导致盟国的不便。不过，我谨向阁下保证，这场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艰巨斗争所造成的国内的政治局面，并不只是某些个人或政治团体争斗的机器，而是所有爱国者，一切正在战斗并与这一斗争长期相关的人们不可抗拒的愿望，也就是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当前，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朝着一个方向……将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起来，并建立兄弟般的情谊；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这种团结和兄弟情谊是不存在的，而正是由于它们的缺失，才导致了南斯拉夫的灾难……

尽管两人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但丘吉尔和铁托仍继续成功地合作着。在反攻日，游击队凭借西方的军事援助，几乎与二十五个师的敌人斗了个旗鼓相当。9月，红军轻松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后进入了南斯拉夫，此时，德国人已经开始撤退了。⁽⁷⁾为了协调游击队和红军的作战行动，铁托准备前往莫斯科。俄国人要求他秘密离境。于是，铁托带着他的狗——泰加，狗脑袋用袋子蒙住——在南斯拉夫海岸附近的维斯岛机场，偷偷地从英国卫兵身边溜了过去，登上了一架由苏联人驾驶的“达科塔”号飞机。⁽⁸⁾

这是1940年以来铁托第一次访问俄国。当年，作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地下党派里的无名小卒，他曾化名瓦尔特来过俄国。如今，他是一名得胜的将军，一个复兴党派的领袖。他的党派很快便将毫无悬念地掌管国家。他被载往丘吉尔曾住过的乡间别墅。矮胖粗壮的斯大林拥抱了铁托，并且出其不意地把他举了起来。也许说不上是顺从，但铁托至少是尊敬地回应了这一见面礼。但很快，斯大林便明显地冷淡了下来。铁托最近的几封电报早已使他火冒三丈，尤其是其中一封的开头说道：“要是您不能帮我们，至少别妨碍我们。”上了年纪的斯大林肯定也很憎恨铁托引人注目的外貌、华丽的军服——以及西方媒体对他如潮的赞誉。

“小心，瓦尔特！”斯大林在一次会见中恩赐般地说，“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非常强大。”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斯大林同志，”铁托回驳道，他不喜欢别人叫自己瓦尔特，“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

一阵难堪的沉默。尽管事实上铁托是对的，但仍然于事无补。当斯大林问起南斯拉夫的某个非共产党政治家时，铁托回答说：“噢，他是一个无赖，一个叛徒，他和德国人互相勾结。”

斯大林提到另一个人，得到了同样粗鲁的回答。“瓦尔特，”斯大林愠怒地说道，“对你来说，他们都是无赖。”

“确实如此，斯大林同志，”铁托略带几分庄重地答道，“谁背叛他的祖国，谁就是无赖。”

斯大林声称，为了避免同英美发生冲突——在战争的这个关头，他仍然非常需要他们的军事援助，因此，他赞成让彼得国王复位。这时，本来只能说是尴尬的局面变得严峻了起来。铁托也需要援助，但不想以此为代价。他尖锐地回答说，不可能恢复君主政体，人民不会支持它，并且激动地说这样一个行动纯属彻底的背叛。

斯大林按捺住怒火，压低了嗓门。“你不需要让他永远复位，”他狡猾地说，“暂时让他回来，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你可以给他背上来一刀。”正在这时，莫洛托夫报告说，英国人已经在南斯拉夫海岸登陆了。

“不可能！”铁托大声喊道。

“你为什么说‘不可能’，”斯大林烦躁地说，“这是事实。”

不过铁托澄清了事实，他解释道，毫无疑问，那不过是哈罗德·亚历山大元帅的三个炮兵营；他答应过会在莫斯塔尔附近登陆，目的是支援游击队的一次行动。

“告诉我，瓦尔特，”斯大林问，“假如英国人真的违反你的意愿，试图在南斯拉夫登陆，你将怎么办？”

“我们会给予坚决的抵抗。”

在军事问题的讨论中，铁托表现出同样的独立性。他明确地说，只有应他的邀请，红军才能进入他的国家。他还解释说，他只需要有限的援助：一个装甲师就已足够帮助他解放贝尔格莱德。此外，不允许红军像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样，篡夺南斯拉夫的民事和行政职能。斯大林表面上仁慈地同意了这些约束，并且说，他将派给铁托一个军，而不是一个师——那是铁托要求的四倍。

就在这支承诺的红军部队进入南斯拉夫时，铁托乘飞机回了国。大约三周之后，在其帮助下，他的游击队最终拿下了贝尔格莱德。这标志着铁托军事斗争的结束，因为此时德国人只想着逃往匈牙利。铁托的政治生活也改变了。这位昔日的逃犯如今居住在首都郊区保罗亲王的白宫里。首先，为了偿还对丘吉尔欠下的巨债，他同伦敦的流亡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其中要求为建立南斯拉夫永久性政府而进行自由选举。这一报答未费铁托吹灰之力。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同，铁托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南斯拉夫的救星。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同胞将选举他为他们战后的领袖。

铁托离开几天之后，丘吉尔到了莫斯科，他非常想见到斯大林——“我一直认为可以和他平等交谈。”——和他讨论欧洲解放国家的战后地位问题。当两人提及波兰问题时，丘吉尔突然说道：“让我们解决一下巴尔干的问题吧。你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儿也有我们的利益，有我们的使团和人员。我们别让彼此在细节问题上产生成见。英国和俄国目前所关切的是，怎样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先权，使我们在希腊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使我们平分秋色呢？”他潦草地在纸上写了一通，然后把便条推向桌子对面的斯大林。斯大林看到，除了在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分配百分比外，丘吉尔还建议平分匈牙利，并且，让俄国在保加利亚占百分之七十五的优先权。元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一支粗大的蓝色铅笔在纸上做了个记号。

几秒钟之内，便创造了历史。

“我们似乎过于草率地处理了这些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重大问题，会不会有人认为我们玩世不恭呢？”过了一会儿，丘吉尔说，“我们烧掉这张纸吧。”

“别烧，您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两个盟友给罗斯福发了一封联合电报，宣布他们已一致通过一项关于巴尔干问题的政策。丘吉尔还给总统发了一封私人电报：

……在巴尔干问题上，我们绝对需要设法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才能阻止一些国家爆发内战。到那时，可能你我会同情一方，而乔大叔同情另一方。我会始终让您了解事情的进展。除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初步协议，什么都没有确定，一切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并取得您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我确信，您不会介意我们尝试着同俄国人寻求一致的意见……

3

1944年10月，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元帅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帮助铁托拿下了贝尔格莱德，之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推进，计划帮助R.Y.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解放匈牙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兼任过匈牙利国王。奥地利皇帝哈布斯堡家族也曾作为国王统治过这里很多年。但是，让精力充沛的匈牙利人民饱受煎熬的历届政府中，没有一个比现在的更为奇特。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由一个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统治。这就是摄政王米克洛什·冯·霍尔蒂⁽⁹⁾——他对希特勒的一切心血来潮都唯命是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被流放了，但是这并没给无地农民带来一丝轻松，因为，在霍尔蒂那没有国王的君主政体之下，封建主义仍然存在。从而，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如此强烈的贫富对比。匈牙利积极地加入了希特勒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而当热情开始衰退之后，希特勒便结束了霍尔蒂独立的神话。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几个月，他占领了这个国家。

如今匈牙利真正的统治者，是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埃德蒙·费森迈耶将军。但是，当红军距布达佩斯已不足一百英里之时，霍尔蒂认为，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终于可以率领匈牙利的庞大军队投降以作为报复了。尽管这支军队仍在与俄国人作战，但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在应付了事。在布达佩斯，大家总是在咖啡馆里高声谈论机密大事，因此，俄国人几乎是立刻就知道了霍尔蒂的决定，并指派一个名为马卡罗夫的红军上校去促成这件事。马卡罗夫写了两封信，里面全是夸张的许诺，以至于霍尔蒂连忙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谈判。海军上将是个典型的匈牙利人：他忘了给他的代表一份书面授权书，不得不又派一位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带去必要的文件。而典型的俄国人则假装对马卡罗夫上校和他骗人的信件毫不知情。结果当然是混乱和耽搁，而越是混乱，越是耽搁，俄国人的要求便越是苛刻。

而典型的德国人希特勒则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匈牙利代表在莫斯科的谈判每况愈下之时，希特勒派三十六岁的奥托·斯科尔兹内少校去布达佩斯，想把匈牙利的领导人带回正途。斯科尔兹内少校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一个维也纳人。即使不看身材，他的外表也令人过目难忘：他的脸颊上有一块大伤疤，那是上学时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决斗而留下的。他的举止流露出一股十四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的气势。1943年底，他率领六架滑翔机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企图突击营救墨索里尼。这次行动使他在朋友和敌人中都出了名。

希特勒对斯科尔兹内这种人近乎迷信，于是，让他只带着一个伞兵营便去了布达佩斯。斯科尔兹内的任务是阻止霍尔蒂倒戈。他本来打算通过一次滴血不流的突袭——即“铁拳”行动——夺取霍尔蒂居住并统治的城堡。但是，在巴尔干，错综复杂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斯科尔兹内面临着另一个阴谋：另一个霍尔蒂也要率领匈牙利投降。那便是小米克洛什·“米基”·霍尔蒂，海军上将的儿子。他的行动得到了他父亲的同意。米基是霍尔蒂家族中的一名莽汉，因在玛尔吉特岛上组织放荡的聚会而臭名远扬。他的哥哥伊斯特万是一名飞行员，战死在了东线战场。于是，米基便成了他父亲的希望，同时也让他深深感到失望。斯科尔兹内从一名德国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为了与俄国讲和，米基已经与铁托的代表会过面。于是，他同意在下一次这个年轻人与南斯拉夫人见面时，帮助盖世太保绑架他。这个计划被命名为“米老鼠”行动。

1944年10月15日，米基会见了铁托的密探，结果立即被斯科尔兹内和盖世太保的人抓了起来。他被裹在毯子里偷偷带到了机场。当海军上将得知自己的儿子刚刚被挟往了德国时，他强烈谴责纳粹，并且告诉王位委员会，他们应该指示在莫斯科的谈判人员，不论条件如何，立即向俄国投降。

当天下午，德国大使费森迈耶拜访了城堡。霍尔蒂简单地通知他，自己在与盟国谈判投降的问题。之后不久，广播里反复播放海军上将的讲话录音。他说，匈牙利已经与俄国人单独媾和。当然，根本没有这种事发生——这全都是空谈，就连苏联人自己也非常恼火；他们通过无线电告诉霍尔蒂，除非他在次日上午八点之前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绝不会停战。霍尔蒂和他的部长们一直争论到深夜，却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海军上将满腹烦恼地就寝了。部长们自己商定，他们应该去德国寻求庇护，并派一个名为瓦塔伊的信使把他们的决定告诉霍尔蒂。然而，任何一位研究匈牙利的学者都不可能猜到结果：霍尔蒂气冲冲地拒绝了退位，又回去接着睡。而随后发生的又是一件只有纯粹的匈牙利人才会做出的事：信使瓦塔伊显然不喜欢传递坏消息，他简单地告诉部长们，霍尔蒂“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

于是，部长会议主席给费森迈耶送去一封简短的信件，通知他，王位委员会辞职，霍尔蒂退位。凌晨三点左右，费森迈耶收到了消息。他拨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叫醒了在柏林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说，他需要得到希特勒本人的同意。这又花了两个小时。直到五点十五分，消息终于传来，希特勒接受霍尔蒂的退位。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费森迈耶驱车前往城堡。城堡里，霍尔蒂仍在拒绝一切让他退位的尝试，但是一听到宣布费森迈耶到来的喇叭声，他立刻让步了，然后起身向庭院走去。

“我带来了一个讨厌的任务，必须将你监禁起来，”费森迈耶说道，然后，他看了看表，“进攻将在十分钟后开始。”他指的是“铁拳”行动。该行动计划于早晨六点开始。他抓住霍尔蒂的手臂，将他拉向自己的车。两人开车离去时，是五点五十八分。在德国公使馆，已经有人电话告知里宾特洛甫，事情结束了，滴血未流。

不幸的是，没有人把此事告诉斯科尔兹内。五点五十九分，他挥动手臂——这是发动摩托车的信号——然后站了起来，指向城堡。纵队开始攀登一座陡峭的小山。半小时之后，以七条人命为代价，斯科尔兹内拿下了城堡——而这毫无必要。

虽然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地处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但是德匈联军却在红军面前节节败退。1944年圣诞前夕，俄国坦克闯入了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布达的郊区——佩斯位于该河的东岸——而其中几辆差点打到了著名的盖勒特饭店。正在为圣诞节购物的人们坐在无轨电车上，平静地看着俄国坦克隆隆驶过，以为那是德国人，直到他们终于注意到了一颗颗红星，顿时一片恐慌。准备去做礼拜的人们受到了惊吓。在他们的目光中，“虎”式坦克穿过多瑙河大桥，超过了走在前面的俄国人。

这些坦克来自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先头部队。它们刚刚从布达佩斯南侧跨过了多瑙河。这是进攻该城的第一次试探，尽管被轻而易举地击退，但托尔布欣却在南部增加了压力；而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则正从布达佩斯北侧跨越多瑙河。12月27日，两支大军在城西会师。它们一共包围了九个师——五个德国师、四个匈牙利师——以及八十万市民。虽然托尔布欣在山峦起伏的布达的进攻被轻松击退了，但马利诺夫斯基在一马平川的佩斯发动的更强势的进攻却无法阻挡。到1945年1月10日为止，红军在倒戈一击的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下，荡平了八个城区。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通过肉搏战，因为红军不希望轰炸或炮火危及城市的供水系统。

1月17日凌晨，佩斯的防卫者越过多瑙河撤退到布达。匈牙利士兵拒绝炸掉他们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桥梁；他们说，即使把桥炸掉，多瑙河上的冰那么厚，也足以让坦克通过。德国人回答，现在不是考虑历史的时候，然后自己动手把桥都炸掉了。

在佩斯，畏缩成一团的百姓正在等待德国人所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会带来的掠夺、奸淫和凶杀。然而，让他们惊奇的是，红军竟然向大家分发了面粉、大麦、咖啡、黑面包、糖，以及其他一切他们能拿出来的东西。没有凶杀，也没有强奸。有人告诉苏联士兵，匈牙利“是一个不错的国家，尽管缺少文化”，因此，他们对这里的人民很友好。他们喜欢送出礼物。有时，他们会抢劫一座房子，目的只是把战利品送给他们的邻居。难以理解的是，在离开这座城市时，有些士兵把之前送给孩子们的玩具又拿走了。“我们拿走你孩子的泰迪熊，”一个俄国人告诉一位生气的祖母，“后面的士兵会给他更多。”他们只是想给前面的孩子们准备一些礼物。

到了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天，多瑙河西岸的战斗已经变成了一场艰苦的围攻。德匈联军安全地埋伏在布达山上的战壕里，开炮击退了尝试穿过冰封的多瑙河的俄国部队。但是，这七万名防卫者已经被困住了，而其他俄国部队正从西面包围过来。

大概正是罗斯福在“卡托克廷”号上享受牛排晚餐之时，布达的纳粹司令卡尔·冯·普费弗尔-维登布鲁赫，命令他的手下分成三支单独的部队，尝试突破苏联的包围圈。很显然，此时几乎已经没有逃脱的机会，但没有几个人提出反对。战死总比被歼灭好。逃脱的可能比想象的更为渺茫。红军指挥官对这次突围了然于胸，早已偷偷把自己的手下从包围德匈联军的第一道建筑物里撤了回来。

当三支部队正准备朝不同的方向出发时，俄国火箭弹开始轰炸刚刚撤空的建筑物。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从藏身处蜂拥而出，随身只带了自动冲锋枪。一阵火箭弹和炮火的洪流如墙壁般迎面撞来。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分钟内便倒下了。其他人继续前进，拼命地试图突出重围。在火箭弹和炮火下逃得一命的那些人又遇到了无数的俄国步兵，看上去似乎一个人都不可能幸存，更别说逃脱了。不过，在黑暗和混乱之中，还是有将近五千名德匈联军逃了出去。

同一天，“卡托克廷”号载着罗斯福离开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总统所关心的巴尔干的前途问题，在斯大林接受《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那一刻便得到了保证。罗斯福明白，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已经被强加给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人民，不过，他设想这迟早会停止——如果能够遵守雅尔塔会议的各项协议的话。

(1)科德尔·赫尔于194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辞去美国国务卿的职务，由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于1944年12月1日继任。此处应为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译注

(2)时任罗马尼亚国王。——译注

(3)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独裁者，时任罗马尼亚首相，其政权在二战期间加入了德、意、日的法西斯联盟。——译注

(4)罗马尼亚首都。——译注

(5)指斯大林。——译注

(6)指丘吉尔。——译注

(7)米哈伊洛维奇继续和铁托战斗了下去。最终他被游击队员活捉，并在审讯后被枪决。

(8)麦克莱恩从南斯拉夫方面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且相信，俄国人要求其秘密行动，只是为了破坏铁托和丘吉尔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确实成功了。丘吉尔对铁托的秘密离境非常生气，在给霍普金斯的一封愤怒的电报中，他称之为“粗俗的行为”。

(9)Miklós Horthy de Nagybányai遵循的是西方通行的姓名顺序，当遵循匈牙利当地的姓名顺序时，应为Nagybányai Horthy Miklós。——译注

7 “霹雳”行动

1

在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于2月12日发表后，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在英国，多份风格迥异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如《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快报》《每日工人报》等，赞扬三巨头做出的各项决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C.哈希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衷心的反响：

……克里米亚会议与之前的此类会议明显不同，因为它有着做出决策的意愿。从政治角度而言，产生了《大西洋宪章》的那些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魁北克会议，都受着发表宣言的意愿所控制。它们宣布了各种政策、渴望与意图。但是，它们都不是决策性的会议。而雅尔塔会议则显然是被做出有效决策的渴望、意志和决心所控制着。

苏联全国上下也表现出同样的赞赏。《真理报》出版了一期会议专刊。它认为，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决议表明“三大国的联盟不仅掌握了历史的昨天，还将拥有伟大的未来”。而《消息报》则声称，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公报也让戈培尔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加强对摩根索计划和无条件投降问题的宣传，并且宣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做出的瓜分德国并强迫其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只证明了德国必须重新拾起斗志坚持下去——或者被消灭。

在法国，对于在德国给其一个占领区并在中央管理机构里给其代表权的决定，人们充满了热情。不过，这种热情却被戴高乐个人的辛酸冲淡了。将军的恼怒可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他参加会议的要求被当即回绝，而且，直到2月12日美国驻法国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之前，他对会议的结果还蒙在鼓里。一名在法国的政治官员R.W.雷伯发电报给罗斯福说，戴高乐“冷淡地”接待了他。他肯定“希望自己在公报中能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对这份报告，以及戴高乐对两人在阿尔及尔会面一事的拒绝，总统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位将军。“好吧，我只是想和他讨论几个我们的问题，”他对莱希说，“如果他不愿意，也没什么区别。”

至少在表面上，戴高乐对雅尔塔的决议还算有礼有节，但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却已经骂不绝口了。在米科瓦伊奇克的接替者托马什·阿尔奇谢夫斯基总理的带领下，他们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两国的团结，实际上是把波兰当成牺牲品送给了苏联。有一个波兰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进行谴责。这就是曾在夺取卡西诺山一战中扮演英勇角色的波兰第二军指挥官，陆军中将W.安德斯。他威胁说要从战场上撤回他的部队，并发无线电报给共和国总统，说自己不能接受。

……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因为它把波兰和波兰民族作为战利品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凭良心说，现在我不能要求我的士兵再流一滴血……

有一个波兰人本来应该提出更为激烈的抗议，然而却始终未发一言。这就是驻英国宫廷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欧文·奥马利爵士对一万一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遭到大屠杀一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于不久之前让拉仁斯基看了自己的最终报告。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暴行并不是纳粹干的，而是俄国人。欧文爵士还告诉伯爵，英国内阁读过这份报告后，命令将其查禁，然后另外写了一份不会冒犯苏联的报告。不过拉仁斯基已向奥马利发誓保密，作为一位绅士，他认为自己必须加入攻守同盟。

将近正午时分，古德里安将军走进了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坐在元首的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在来柏林的途中，古德里安对自己年轻的参谋长瓦尔特·温克将军说：“今天，温克，我们要拿全部身家去冒险，甚至是你我的脑袋。”如果由希姆莱指挥，在奥得河上对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进行的有限反击必将失败，因为他纯属一个外行，“在一名职业士兵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部队在那里艰难地挣扎。”

希姆莱身材中等，一双薄唇毫无血色，五官带着几分东方人的特征。像往常参加此类会议时一样，他看上去不太自在。他不喜欢面对希特勒，这不是个秘密。他甚至曾经告诉沃尔夫将军，元首总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在希姆莱身上，现实的自己与理想的自己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然而却狂热地钦羡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并且一再称赞普鲁士人的节俭与刻苦。他盲目地相信，理想的德国人都是北欧人——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并且很喜欢自己身边的这种人。他羡慕体态的完美和运动的技能，并且常说：“你应该经常运动，这样可以保持青春。”不过，他却终生受着胃痉挛的折磨，而且在滑雪或游泳时，总是显得很可笑。一次，他试图在长跑中赢得一枚铜牌，结果却晕倒了。在德国，除了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但他却是一个谦逊的或者说谨慎的学究，拥有德国小学教师水平的学识。他无情地抨击基督教，然而，据他最亲密的一个伙伴说，他却依照耶稣会的教规重建了党卫军，并且勤奋地抄写了《依纳爵·罗耀拉提出的训诫和修养准则……》。

和他既敬又怕的那个人一样，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生活非常简朴。他饮食有度，只喝一点点酒，并且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两支雪茄。和希特勒一样，他工作的强度大得可以累死大多数人。他喜欢孩子，并以对待母亲那种的尊敬去对待所有的女性。和希特勒一样，他有一个情妇。更确切地说，他至少有两个。十九岁时，他和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妓女弗蕾达·瓦格纳同居。后来，有人发现她被谋杀了。年轻的希姆莱因此被送上法庭，不过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七岁的护士，名叫玛格丽特·康采尔佐瓦。他用妻子的钱在慕尼黑附近办了一座养鸡场，不过失败了。他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下场。

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古特伦，但是希姆莱想要个儿子。然而，他对离婚的观点和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是一致的；而希特勒也持同样的态度，这肯定进一步导致了他过上一种双重的生活。他和他的私人秘书海德薇格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暧昧关系。海德薇格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分别名为赫尔吉和娜内塔·多萝西娅。希姆莱是个浪漫主义者，定期给他的情妇写充满感情的长信。信上，他怜爱地叫她“小兔子”。与此同时，至少在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合法妻子还保持着尊敬和爱慕的态度。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他给每个家庭都提供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以致自己债务缠身。

作为严父之子，他在办公室里胡乱贴满了说教性的标语。比如：“一条小路通向自由。它的里程碑是服从、专心、诚实、朴素、廉洁、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爱国。”正像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卡尔·盖布哈尔德特曾说过的，“他说话时，对自己所言总是深信不疑，于是大家也都相信他的话。”不过，他的某些信仰非常古怪，以至于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冰河时期的天体演化论、磁学、顺势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透视术、信仰疗法以及巫术。

他有洁癖，整天漱口清洁。他有着严格的习惯——节俭、整洁、细心——但却没有被赋予原创性、判断力和直觉。他的下巴往里收，看上去很倔强，显示他是一个固执得近乎可笑的人。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秘密的热爱，他发布的含糊命令，以及几乎一直挂在脸上的蒙娜丽莎式的笑容，将他隐藏在了一团迷雾之中。简而言之，用曾经帮助他组织武装纳粹党卫军的保罗·豪赛尔将军刻薄的话来说，这个从前的养鸡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两只脚坚定地站在距地面几英寸的空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家伙”。

他是全德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但是，在此刻正在召开的元首会议上，古德里安却对他的出席表示欢迎。古德里安转向党卫军全国领袖，不加铺垫地要求两天后开始反攻。希姆莱眨了眨夹鼻眼镜后面那双灰蓝色的小眼睛，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军火和燃料还没有全部发放给前线的部队。他摘下眼镜，开始专心地擦了起来。

“我们不能等到最后一罐汽油和最后一发炮弹都发放完！”古德里安喊道，“到那时，俄国人就挡不住了！”

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我没指责您任何事情。我只是说，没道理等到所有物资都发放完——进攻的最佳时机就要过去了。”

“我刚告诉过你，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古德里安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拙劣的外交家。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说道：“我希望由温克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否则，就无法保证进攻的成功。”他瞥了一眼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补充说：“这个人当不了指挥官。他怎么可能呢？”

希特勒痛苦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地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完全可以单独指挥进攻！”

“如果没人帮忙，要指挥这次进攻，党卫军全国领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合适的参谋人员。温克将军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

“你怎敢批评党卫军全国领袖？我不许你批评他！”希特勒的话里的确有几分愠怒，不过却充满了戏剧性。他反对得太激烈了。

古德里安毫不退让，反而重复道：“我必须坚持我的意见，一定要把温克将军调到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参谋部，这样才能恰当地指挥行动。”古德里安的一再挑衅彻底激怒了希特勒。两人开始激烈地争论起来。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偷偷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了希姆莱、温克和几个面无表情的副官。

希特勒转身背对着古德里安，大步走向大壁炉，那里挂着一幅俾斯麦的肖像。在古德里安眼里，俾斯麦好像是在谴责地瞪着希特勒。而房间的另一头，兴登堡的半身铜像也正在责备地问：“你们在对德国做些什么？我的普鲁士人将会有何遭遇？”这恼人的幻觉进一步坚定了古德里安的决心。争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每次希特勒喊道“你怎敢”并且深吸一口气时，古德里安都会再次重申他的要求，让温克给希姆莱做助手。而他每提一次这个要求，希姆莱的脸色似乎就更加苍白一点。

最后，希特勒突然停止神经质的踱步，站在了希姆莱的椅子前。他听之任之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会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接任参谋长一职。”他转向温克，“进攻将在2月15日开始。”说着，他重重地坐了下去。然后，他看着古德里安喃喃说道：“请让我们重新开会吧。”他的笑容非常迷人，“陆军上将，今天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局。”

几分钟后，古德里安来到候见厅，筋疲力尽地坐在了一张小桌子前。凯特尔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敢那样顶撞元首？”他喊道，“你没看到他多着急吗？要是他中风了怎么办？”

古德里安冷冷地看着他。“一个政治家应该预料到会被顶撞，并且期待听到无情的现实。否则，他就不能被称为政治家。”

其他人也开始对凯特尔的指责随声附和，但是古德里安却转身走开了。他告诉温克，发布命令，在2月15日发动进攻。

2

空军元帅阿瑟·T.哈里斯爵士今年五十三岁，身材矮胖健壮，精力充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入伍，在罗得西亚步兵团担任司号员。参加过赴西南非的德国殖民地的历次远征之后，他发誓再也不去行军，于是便加入了皇家空军。如今，他领导着轰炸机大队。当天夜里，他的队伍按计划要发动对德累斯顿的攻击；这是针对德国东部各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空袭的开始，目的是给德国的士气最后一次重击。“霹雳”行动，这是所有突袭的代号。它只是英国战时内阁计划的区域轰炸行动的又一步。在哈里斯看来，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大家都叫他“轰炸机”哈里斯，他对这个绰号丝毫不以为意。而在几个记者的笔下，他总是被写成“屠夫”哈里斯，他对此也视若无睹。他认为，炸平德国的军工生产基地是他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不得不毁坏城市，杀掉百姓。但是，这些计划并不是他制订的。

哈里斯狂暴易怒，并且总是强势地为地毯式轰炸辩护，这让某些人很不喜欢他。不过，同样的攻击性却使他深受飞行员们的喜爱，因为在执行轰炸任务时，他总是同样坚决地争取使用最精良的装备和最安全的方法。

“霹雳”行动的背景深远而复杂。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建议，在德国接近军事崩溃时，对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心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空袭；这些袭击也许可以加速全面的投降。联合情报委员会——一个英国情报专家小组——对于“霹雳”行动无动于衷，因为它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胜利”。美国空军领导人则认为，放弃精确轰炸过于鲁莽。此外，美国空军司令H.H.“哈普”·阿诺德将军原则上也反对这种轰炸，而艾森豪威尔的心理作战处甚至称之为“恐怖主义”。

于是，“霹雳”行动便被暂时搁置了。1945年1月12日，苏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十天之后，轰炸行动的指挥官对波特尔的副手诺曼·博顿利爵士建议说：“如果趁着俄国进攻的势头还没有明显减弱时开始行动，那么，在大家看来，俄国人和我们在计划上似乎是在紧密协作着。”

联合情报委员会受命从这一角度重新评价“霹雳”行动。他们报告说，四天四夜的系列轰炸会导致德国难民的大批转移，这“势必造成巨大的混乱，干扰军队有秩序地向前线运动，并妨碍德国军事和行政机器的运转”，并且“在物质上帮助正在东线这场关键战役中激战的俄国人，同时还将证明，从交通线，或者甚至从除炼油厂、坦克厂之外的任何目标上暂时转移都是正确的”。此外，“向俄国人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目前的战斗中很愿意帮助他们，这很可能是有政治价值的”。

1月25日，博顿利致电哈里斯，与其讨论最终将“霹雳”行动付诸实施一事。“柏林已是我的盘中餐。”哈里斯回答说。然后，他转达了自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官的请求：行动的其他目标必须是克姆尼茨、莱比锡、德累斯顿。这三个城市不仅是东部难民的主要居住中心，还是濒临瓦解的东部战线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丘吉尔恰巧也正在与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讨论这次空袭。他问，为了“痛击正在撤离布雷斯劳（位于奥得河畔）的德国人”，皇家空军有何计划。事实上，这并非巧合，因为“轰炸机”哈里斯经常拜访首相的乡间别墅，多次和丘吉尔讨论类似“霹雳”行动的进攻，并且曾经非正式地要求开始行动。⁽¹⁾

次日，辛克莱把问题转达给了空军参谋部。不过，“霹雳”行动的策划人波特尔却对这一行动没有多少热情。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应该继续以石油为主要目标，其次是喷气机工厂和潜水艇制造厂。一旦解决了这三类目标，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对柏林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对德累斯顿、莱比锡、克姆尼茨等地也发起进攻。”

读过这份缺乏热情的表示赞成的报告，又与空军参谋部的其他人商议过之后，辛克莱对整个计划也比较冷淡。“昨晚您问我，是否有计划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他写信给丘吉尔，建议该任务更适合由空军战术部执行。他继续写道，如果天气允许，轰炸机应该继续打击石油目标；如果不允许，便对德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动区域进攻。

这份备忘录从丘吉尔那儿得到了一个迅速而又充满挖苦的回复。他显然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昨晚我并没问你什么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的计划。相反，我是问你，柏林，无疑还有德国东部的其他大城市，是否现在还不应被看作特别吸引人的目标。很高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请明天向我报告，你们打算做些什么。

丘吉尔突然对“霹雳”行动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由于受到了即将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的鼓舞，也许是他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盟国的战略空军对于当前俄国的进攻来说多么有价值。在阿登战役之后，西方的确需要在会议桌上重振一下军事威望。无论是什么刺激了丘吉尔，他给辛克莱的信中挖苦的要求立即产生了反响。哈里斯受命即刻袭击柏林、德累斯顿、克姆尼茨等城市，“在那里进行迅猛的闪电战不仅能给从东线撤退的德军造成混乱，还可以牵制部队从西线向他处运动。”

然而，哈里斯的副手，空军元帅罗伯特·桑德比爵士有着他个人的疑虑。一看到命令，他便想知道为何把德累斯顿包括在内。他认为，它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尽管它是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却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它是工业中心，或者正被用于军队的大规模运动。因此，他要求空军部重新考虑，是否应把德累斯顿也作为目标囊括在内。通常，这样的要求都是通过电话立即给以回复。而这一次，桑德比却被告知，问题要提交上级机关。他等了数日才得到确认，德累斯顿的确将被轰炸。他被告知，事情之所以延误，是因为丘吉尔本人对“霹雳”行动很感兴趣——而当时他正在雅尔塔。

现在，只剩下了天气问题。2月13日早上，终于报告说天气条件转好。九点前，哈里斯命令五号机群于当晚进攻德累斯顿，之后立即由四个机群联合，进行第二波打击。到了第二天清晨，美国的“空中堡垒”将第三次打击这个城市。然而，当天中午，气象员报告说，天气条件发生了改变。云层开始在整个中欧上空聚集，目标上方的天空要到晚上十点才能放晴。

哈里斯认为，要放弃空袭，理由并不充足。当天下午，第一波的主投弹手、空军中校莫里斯·A.史密斯前往位于科宁斯比的54基地情报局领取简令。他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在目标上方持续低空飞行，为整个机群的轰炸指示方向。他将驾驶一架纯木制双发高速“蚊”式轰炸机。这种飞机飞行高度较高，因此相对安全，不过，它几乎完全没有配备任何装甲板。史密斯曾经指挥过对卡尔斯鲁厄、海尔布隆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大城市的轰炸，但当时的辅助条件要好得多。如今，甚至连德累斯顿的目标分布图都找不到，他只能拿1943年拍的一张很差劲的航空照片做参考，绘制了一张目标分布图。

史密斯接到命令，要将五号机群的炸弹集中投向铁路和德累斯顿老城区的各个交通中心。这座老城因其美丽的建筑和古迹而闻名于世。基地司令说，他有一次住在老城区中心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竟然被人骗了。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希望这种不义之事能够尽快得到处理。

由于天气的关系，成功要取决于时间的精确选择。首批到达德累斯顿的飞机是先遣的测位机——那是两个中队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晚上十点零四分，他们将投掷绿色曳光弹和绿色信号弹，以确定城市建筑的大体方位。几分钟后，八架“蚊”式轰炸机将紧随其后，在绿色照明弹的引导下，向体育场投掷红色信号弹。这个体育场正好挨着主要的轰炸目标——铁路调车场。最后，在轰炸预定开始的时刻，晚上十点十五分，呼叫名为“餐具架”的主力飞机将到达此处，轰炸红色信号弹勾画出的目标。

就在下午五点三十分之前，八架“蚊”式轰炸机起飞了。机上的驾驶员们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收到指示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德累斯顿以东迫降；反之，如果万不得已，他们必须掉头西飞，在敌人的领土上降落，不能让最新研制的电子装备落入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手里。

几分钟后，首批共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开始飞离五号机组位于英国中部的机场，晚上六点之前，所有投弹手都已上了天。晚上七点五十七分，主投弹手、空军中校史密斯驾着他的“蚊”式轰炸机离开了科宁斯比。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刮起了强劲的西风，他借此追上了正在迂回前进的其他八架“蚊”式轰炸机。在德国西北部上空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地方，九架飞机遇上了八十五节⁽²⁾的顺风。晚上九点四十九分，驾驶员们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电子导航仪“洛兰”屏幕上的光，这将指引他们直接飞向目标。但是史密斯的“洛兰”导航仪没有捕捉到第二次光信号，而需要两次光信号才能确定一个位置。他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五十六分了。八分钟后，先遣的测位机就要投掷绿色的曳光弹。十点左右，第二道光终于出现了，史密斯的导航仪确定了它们的位置：克姆尼茨以南十五英里。

九架“蚊”式轰炸机全体向西北方向急转，等待着四分钟内即将掷出的绿色曳光弹。正当他们下降时，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去——和预测的一模一样。德累斯顿上空覆盖着的屏障似乎正在被人故意拉走。

尽管德累斯顿并非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但是，它只经历过两次相对规模较小的空袭。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当时，三十架美国轰炸机袭击了铁路调车场，炸死四百三十五人。另一次是1945年1月16日。那天，一百三十三架美“解放者”式飞机袭击了差不多同一个目标，炸死三百七十六人。

后来又响过几次空袭警报，结果都是虚假警告，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已与盟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如果德国不破坏牛津，那么德累斯顿便不会遭到攻击。毕竟，这个城市的军事价值不大，而城中的诸多博物馆、教堂以及其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已被公认为世界的建筑宝藏。

谣言四散。传说盟国已空投了很多传单，允诺不会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其将成为战后德国的首都。这显然是假的。但是，这一切骗取了六十三万常住居民暂时的心安。2月13日晚上，尽管东线战场惨败，但城中却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这是斋戒节的星期二⁽³⁾，德国人最喜欢的节日。当第一声“布谷鸟”警报在十点左右响起时，很多孩子还穿着狂欢节的盛装，人们还都残有一丝兴奋。对于全城没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的现实，几乎没有人担心。

市民们的安全感也感染了来自东部以及柏林和德国西部的几十万难民。铁路候车室里塞满了这些流浪者和他们成堆的行李。公共建筑物摆满了临时的睡铺。难民如潮水泛滥，就连可爱的德累斯顿大花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差不多——都遍布着帐篷和匆忙搭起的小屋，以安置将近二十万的难民和奴工。

从东部开来的最后几列火车挤进了火车站，而从前线通往这里的公路上，仍黑压压地塞满了步行或搭乘马车、汽车、卡车的难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变得越来越臃肿。现在，德累斯顿有大约一百三十万居民，其中包括数百名英美战俘。

这座城市的空防非常可怜。令人望而生畏的防空大炮醒目地安放在四周的山冈上，它们只是纸造的赝品。真正的大炮已被征用到了东西两线，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混凝土发射台。

空军的空防也好不到哪里去。设在法国的中央预警通信系统早已被盟国俘获。当五号机组的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德国境内的警报系统的屏幕上时，已无法判断它们的目标为何。而片刻之后，又有三百架“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出现在屏幕上，它们将对莱比锡正南的一座炼油厂进行空袭，不过真正的目的却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它们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始终不知道哪组飞机才是主攻。也可能两组飞机都是佯攻，因为“轰炸机”哈里斯还有另外四百五十架轰炸机可以支配。

德国第一歼击师驻扎在德累斯顿以北几英里的克洛切。此时，他们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然而，由于不知道该把他们有限的几架歼击机派往何处，他们不得不等待敌人的航线确定。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飞越莱比锡，然后掉头径直飞向德累斯顿，这时，保卫者们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直到晚上九点五十五分，第一歼击师才得到命令，紧急派出夜间歼击中队。这些飞机起飞时已经太迟了。先遣测位机已经投下了绿色曳光弹。

主投弹手史密斯此时正在接近德累斯顿。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里的沉默：“控制者呼叫信号长，能听到我说话吗？完毕。”

领头的“蚊”式轰炸机上，信号长回答说，他听得很清楚。

“你到云层下面了吗？”史密斯问道。

“还没有。”他回答。

主投弹手又问是否能看见先遣测位机投下的绿色曳光弹。

“是的，我能看见。云层不算太厚。”信号长回答。他很快飞到了目标上空，惊奇地发现竟找不到一盏探照灯，也没有一发高射炮火。他可以看见下方有几座桥梁，正优雅地横跨在德累斯顿中心的易北河上。易北河蜿蜒而流，将新城区和老城区分开。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了什罗普郡、赫里福德和勒德洛。

他低低地从铁路调车场上空掠过，只见一辆冒着烟的机车停在一幢大楼附近，他猜那便是老城区的中心车站。他开始从两千英尺的高空向着一座体育场俯冲（附近还有另外两座）。“这里是信号长，发现目标。”他呼叫道。在距地面八百英尺处，弹舱门打开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目标指示弹滚了下去，扯出一道耀眼的红色轨迹。当另一架“蚊”式轰炸机的驾驶员看见信号长的飞机旁闪过一道白光时，不禁大喊道：“天啊！信号长中弹了。”其实，那只是信号长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主投弹手迅速核对了一下自己地图上德累斯顿的三个体育场。“你标错了。”他简洁地说。他又核对了一次地图，然后松了口气，说道：“噢，不对，很好，请继续。”他可以看见一道红光在正确的体育场附近亮了起来。他说：“喂，信号长——目标指示弹在标记点以东约一百码。”

这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零七分，离预定开始的时刻还有八分钟。其他“蚊”式轰炸机开始将指示弹扔向第一批轰炸目标。主投弹手的下一个担心是，后面的轰炸机能否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标记。他呼叫其中的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这架飞机已经投下了先遣绿色曳光弹，此刻正在城市上方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中盘旋。

“控制者呼叫三号校正员。请告诉我你是否能看到光。”

“隔着云层，我能看到三个目标指示弹。”

史密斯以为对方说的是“绿色指示弹”，回复道：“干得好。你能看到红色的吗？”

“我只能看到红色的。”对方的回答让他放心了。

直到晚上十点零九分，德累斯顿电台的一个播音员才惊叫道：“注意，注意，注意！即将进行空袭！赶快躲进地下室！”市民们按他说的行动了起来，但是很不情愿，因为大多数人都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空袭。在老城区的火车站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从东部逃来的大部分农民从没听过警报声。他们乱作了一团，到处寻找着响声隆隆的扬声器里一直在强调的藏身之处。

晚上十点十分，主投弹手一遍又一遍地对逼近德累斯顿的轰炸机主力部队说：“控制者呼叫‘餐具架’部队。请按计划轰炸红色目标指示弹发光处。”地面既没有枪炮的闪光，也没有高射炮火袭来。这座城市显然毫无防备。于是，史密斯命令“餐具架”飞得比计划的更低些。

巨大的烈性炸弹很快把老城区撕成了碎片。它们的设计目的就是掀开屋顶，炸碎窗户，以便为燃烧弹做好准备。

“喂，‘餐具架’部队，”主投弹手在城市上方的三千英尺高空中居高临下地说，“炸得好。”

德累斯顿西北十四英里处，十五岁的博多·鲍曼，迈森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看到“圣诞树”——红色曳光弹——落了下来，而成群的轰炸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尾部喷射出火光。在柏林，他曾经历过两次大轰炸，但他觉得这次才会是最大的一次。虽然身在迈森，但年轻的博多仍可以看见冲天的火焰。附近一座建筑的窗玻璃剧烈地晃动着，整个地平线都是深红色和紫色的。起初，博多还能分辨出每一枚炸弹燃起的火光，但是片刻之后，无数爆炸此起彼伏，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红色。博多脚下的大地在颤动着，他被吓得呆若木鸡。他告诉自己，那座城市的末日到了，没人能活着出来。

另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乔基姆·韦格尔当时正在公寓的屋顶上。他居住的公寓正好和老城区隔着易北河相望。他和另一个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朝四枚烈焰熊熊的燃烧弹扔着沙子，但是，当烈性炸弹开始落到街道上时，男孩们便连忙跑进了地下室，一把甩上了铁门。负责青少年团员的那个人随即又把他们赶了出去：三楼着火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爬到了楼上，开始把地毯、家具——一切可能助燃的东西——扔向窗外。

十四岁的汉斯·科勒当时正在老城区的警察局值班。他是一名中尉的助手。而这名中尉的职责，是派遣本城和几个邻近城镇的后备消防车去救最大的火灾。他本应躲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等到空袭结束，再驱车前往几英里外的一座山上，后备消防车就停在那里。然而轰炸这么猛烈，他知道，肯定已经燃起了十几处大火。“我们也许可以设法去消防车那里。”他对汉斯说。

两人跑到街上。正在这时，一枚炸弹落进了旁边的一座房子。碎片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翻腾而起，然后落在他们周围。热浪几乎难以忍受。他们跳上一辆摩托车，向西开去。当他们驶过铁路调车场时，汉斯只看见了几处小火。只有老城区本身遭到了如此剧烈的打击。

他们继续向西，爬上了洛布陶区的一座山冈，然后急速驶过汉斯的家，最终抵达了消防车的停车场。中尉把这些消防车派往老城区的一些特殊建筑，这时，郊区的第一辆车也到了。司机对德累斯顿不太熟悉，于是汉斯主动要求带他回大火的中心地带。

晚上十点二十一分，主投弹手看到老城区已被火焰吞噬。他呼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命其通过无线电向英国转发如下消息：

成功袭击了目标。原计划。穿过云层。

几分钟之后，大队轰炸机向西飞去，投下大量金属箔片干扰雷达。随后，他们停止投掷金属箔片，急速降到六千英尺的高度，刚好处于德国雷达系统的水平线之下。

第二波——五百二十九架“兰开斯特”，是第一波规模的两倍多——已经上路了。机组成员刚一得知自己的目的地时，都有些心神不安。这是一次长途飞行，是“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行的极限。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它对俄国人的前进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出击呢？情报人员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他们将去攻击德军司令部；摧毁德国军需品供应站；打击重要工业区；消灭毒气制造厂。

在飞往目标的途中，气温陡然下降。很多飞机的机身开始结冰，还有一些不得不人工操控，因为自动驾驶仪失控了。厚厚的云层保护着袭击者们来到克姆尼茨附近，这时，天空突然放晴了。高射炮接连击落了三架“兰开斯特”。此时，第二波的先遣测位机已经可以看到熊熊燃烧的德累斯顿。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他们毫无障碍地向目标扔下了照明弹。不过，当他们的主投弹手在五分钟后到达时，浓烟已经遮盖了整个德累斯顿东部，老城区已变成了一团腾空而起的大火。

像在汉堡一样，一场火焰的风暴开始了。几处大火突然连成了一片，空气的温度高达六百摄氏度，这时，一种奇特的气象现象发生了。惊人的高温造成一股强劲的冲天气流，将新鲜空气吸入火团中心。随之，这种吸力又造成一股高速的飓风。最终的结果是一座咆哮的地狱。

主投弹手意识到，不可能准确地进行轰炸了。于是，他决定将火力集中于“餐具架”没有覆盖的区域。他通过无线电对主力部队说，“加紧”轰炸左边，然后是右边，最后直接轰炸已经着火的地方。几分钟后，炸弹开始落下。和第一波进攻不同，这次使用了烈性炸弹，火势开始蔓延，救火人员不得不隐藏起来。接着，六十五万枚燃烧弹，包括四磅铝热剂散落在了城市各处。火焰的风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投弹手们恐惧地看着；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细节。那景象奇异而神秘；所有的街道都被大火所蚀刻，实在令人非常震惊。

从克洛切起飞的十八架德国夜间歼击机出发得太晚了，没能阻止第一波袭击。此刻，他们坐在驾驶舱里，焦急地等待着追逐下一波攻击者的命令。他们听到了正在逼近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轰鸣声，但是命令仍旧没有传来。反而，通往机场跑道的路上，灯光开始闪烁。歼击机手们惊恐不已，立即呼叫控制塔，让其在敌机发现他们并且炸毁整个机场之前把灯关掉。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一架从被困的布雷斯劳飞来的运输机按计划随时都可能降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炸弹如雨点般落向德累斯顿，歼击机手们的不安变成了泄气与愤怒。这是蓄意破坏吗，还是失败主义？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起飞？至少要试着保卫一下德累斯顿！基地司令同样灰心丧气。所有的无线电和电话通信设备都被破坏了。他到现在都没能联系上柏林的中央当局，取得派出歼击机的许可。

第二波袭击开始时，年轻的博多·鲍曼和军校的另外两百名同学乘着救护车刚好进入德累斯顿。卡车停下了，男孩们纷纷跑向可以藏身之处。博多跳到一堵石墙的后面。在爆炸的间隙，他可以听到燃烧着的城市那可怕的咆哮声。大地像地震时一样颤动着。

轰炸停止之后，男孩们继续步行向城中心走去，一直走到了着火的建筑物和倒塌的废墟前。他们抵达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大桥，对岸便是老城区——此刻已成了一座十一平方英里的火炉。即使在河的这一侧，仍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男孩们得到命令，在人们窒息之前，把他们从地下室拖出来。于是，他们拉起手，排成一列走到桥中间，然后沿着桥边小心地缓缓向前移动。突然，领头的人尖叫起来——随后便被狼吞虎咽的火焰吸了进去。他身后的男孩抓住了什么东西，所以没被拽过去。大火像大炮一样轰鸣，狂风呼啸，灰尘和烟雾在他们周围疯狂地旋转。

男孩们磕磕绊绊地从桥上退了回来。他们找到根绳子当救生索，再次试图过桥。然而热度实在太强，他们又一次后退了。博多看见消防队员们的尸体倒在街上，衣服还在冒着烟。一团团的黑色烟雾把男孩们逼进了河里。他们用河水浸湿手帕，蒙在了脸上。

在燃烧着的城市的另一端，当第二次空袭警报响起时，汉斯·科勒正向停放消防车的山冈赶回去。他发现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开始奋力地朝目的地蹬了起来。半路上，他看见曳光弹正在下落，于是便停下来，开始用一部箱式照相机拍照。他听见炸弹发出死亡幽灵的哀号，于是连忙跳进一条壕沟。一百码开外，地面被炸开了花。他向上看去，只见路两侧的苹果树神奇地没了影踪。他穿过马路，跑向一座公寓房。正当他往地下室奔去时，另一枚炸弹爆炸了。他感觉自己被抛了起来，又摔在地上。尘埃和烟雾让人们透不过气，妇女们在呻吟。有人点亮了一支蜡烛。

一个中年女人冷静地说：“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了。”其他人嚷着让她回来，但她却梦游一般慢慢地消失在了晃动着的楼梯上。十分钟后，她依旧不动声色地回来了，说道：“噢，上面太吵了，不过看上去很漂亮。”汉斯纳闷地想，她是不是得了精神病，还是仅仅想让大家镇静下来。

轰炸机从头顶飞过之后，消防车的发动机响了起来。接着，突然一片沉寂，只剩下大火的噼啪声和墙壁的倒塌声。汉斯退回街上。他注意到远处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他看向老城区，那里燃着一片大火。他被吸引了，不由自主地朝着火焰的风暴走了一英里，然后停在了叶尼察卷烟厂门前。卷烟厂的外形像一座清真寺，此刻，它那异国情调的剪影似乎是在周围的火焰中古怪地舞蹈着。

他走近这个地狱的边缘，寻找着消防车：一辆也没有。他能做些什么？人们像幽灵一样向他蹒跚走来：熏黑的脸，烧焦的头发，冒烟的衣服。他们紧紧抓着初生的婴儿、手提箱，甚至壶、锅之类不合时宜的东西。有几个人在低声呻吟，但是大多数都保持着反常的沉默。他们瞪大双眼，无神地盯着前方，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毫无感觉。这些鬼魅一般的人让汉斯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转身回去寻找他们。在通往洛布陶的山路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餐馆。里面的人衣衫褴褛地躺在地板上。他满怀希望地仔细查看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却一个也没认出来。突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转过身去，看到了他披头散发的母亲。

“什么都没了。”她说。

“爸爸在哪儿？”

“他还在家，想找回点东西。不过别去那儿。太可怕了。”她试图让他安心，“他不会有事的。他们不会再来了。”

她看向天空，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哝起来。

老城区里，大多数人还挤在地下室。他们没意识到，氧气很快就要用完了。有些人想趁两次空袭的间隙逃走，却在开阔处被炸弹炸个正着；还有些人想在圆形的金属广告亭里躲一下，却差点被烤死。

萨罗西尼马戏场也着火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一场盛大的演出正在进行，小丑们骑在毛驴上。而此刻，很多观众仍被困在舞台下面的大地下室里。著名的阿拉伯马戴着五颜六色的饰物，正在房子外面惊恐地转着圈。距此不远处，德累斯顿大花园里的动物从毁坏的笼子里跑了出来，正在疯狂地绕着花园奔跑，不过只有秃鹫逃脱了性命。

大花园里的大量难民同样无依无靠。他们拼命地试图逃离这难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灼热，疯狂地推推搡搡，冲进了一个大蓄水池。这些水是用来在空袭时灭火的。他们的确逃过了大火，但却像老鼠一样淹死在了深水之中。

老城区边上的中心车站在第一波空袭中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之后，车站官员们立即组织市民乘火车撤离，儿童优先。然而，一列火车都还没开出车站，第二波空袭的照明弹便落了下来。随后是一连串的燃烧弹，炸穿了车站的玻璃屋顶，整栋建筑都陷入了火焰之中。救援人员设法进入了炽热的建筑。只见数百人沿着车站的围墙跌坐下去，似乎睡着了一样，事实上，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救援人员发现火车上的孩子们挤成一团，他们也都死了。在数千人躲进去避难的地下室里，地上堆满了尸体。

在车站的正北方向，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头上裹着一条浸湿的毛巾，从灌满烟雾的地下室里爬了出来。她的丈夫是一名士兵，正在与俄国人作战。她用潮湿的破布裹住自己一岁宝宝的脸，然后将他放进婴儿车，推到街道上。她的母亲跟在后面。一大堆碎石挡住了她们的路，安娜玛丽用毯子裹住宝宝，抱着他磕磕绊绊地爬过了土石堆。宝宝一声未出，轰炸时他甚至都没有抽泣。燃烧着的碎片如雨般落在她们的头上，烧着了宝宝的毯子。这位母亲用手把火打灭了。

其他人也想从困境中逃出去。少数人带着自己的财物，但大多数只希望保住性命。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奔走。突然，她被一股气流吸去，像树叶落向小径一样被卷进了火海。

安娜玛丽和她的母亲脸上淌着汗水，终于到达了老城区的边缘。她们开始攀登向西延伸的山冈。突然，安娜玛丽意识到自己冷得不行，于是带头走进了一座工棚。在门口，她转过身来看向燃烧的城市，简直就像一座着火的湖泊；那幅景象美丽而又可怕。其他人也走进了工棚。没人知道该干些什么。安娜玛丽感到一阵头晕眼花，浑身麻木；她有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凌晨四点四十分，美国第八航空队得到了命令，他们的两个主攻目标是：德累斯顿和克姆尼茨。第一航空联队被派往德累斯顿：四百五十架“空中堡垒”将袭击位于易北河北岸的铁道编组站和新城区火车站。领航员被告知，首先飞往托尔高城，然后沿易北河而上，只需要飞五十英里便是下一个大城市：德累斯顿。清晨六点四十分，机组人员登上飞机，但是又传来命令要求他们等待。直到八点，第一架“空中堡垒”才起飞。

在须德海上空，二百八十八架P-51“野马”式飞机与轰炸机会合。这些歼击机的一半要留下与轰炸机一起飞行，以防备德国空军的袭击。另外一半将飞往德累斯顿，伺机扫射目标。飞临德国上空时，投弹手们想知道，是否可能凭目力投弹。上面的云层不算太厚，但是下面几乎全是云。正因为这些云，整个第二百九十八轰炸小组都迷失了方向，中午时分，它们准备轰炸德累斯顿东南七十五空英里的布拉格。

因此，只有三百一十六架“空中堡垒”飞往德累斯顿。而其中将近一半，整个第四百五十七轰炸小组，都微微地偏离了航线，因此没击中轰炸目标。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试图再炸一轮。空军参谋军士乔·斯基埃拉是一名机枪手，也受过投弹训练。他抬头看去，只见一架B-17轰炸机正飞翔在上方四百英尺处。新航线让他们正好位于另一个机组的下方。上面那架飞机的炸弹舱敞开着，斯基埃拉看见一串五百磅的炸弹摇摇晃晃，正准备投下来。

第四百五十七小组又转了一圈，然后是第三圈，但仍然没能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空隙。他们灰色的尾流形成了一个碗形，斯基埃拉觉得，好像是有人画了一个巨大的脏兮兮的光环。转到第四圈时，投弹手们终于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一个缝隙，准备投弹了。

下面，前两次轰炸在老城区引起的大火仍在猛烈地燃烧着。一团团云朵般的黄褐色烟雾向着南方的布拉格飘去，撒下了几英里的布片和纸屑的灰烬。这是一个“圣灰星期三”。

人们头上裹着潮湿的枕套，沿着易北河两岸蹒跚而行。亲眼目睹带队者被大火吞噬的博多·鲍曼，正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试图帮助那些手足无措的幸存者。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跳进了河里。男孩们把他拉了上来，他却再一次跳了进去。在离玛丽恩桥不远的地方，博多来到了几排带刺铁丝网跟前。无数人体的残骸散布在河岸附近——手臂、大腿、躯干，显然是被气浪吹过了铁丝网。真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

中午，博多和几个朋友走进了一座燃烧着的房子，想找些食物。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瓶白兰地；正当大家喝着酒时，火焰重新燃了起来，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男孩们从二楼放下一根绳索，开始向下攀爬。这时，第一批美国炸弹落了下来。在城市的这个角落没有空袭警报，博多看见一群五十多岁的长者正坐在院子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他们的行李摆在周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专注地凝视着前方。然而，当男孩们走过时，他们伸出了求助的手。其中一人哭喊道：“带我一起走吧！”

呼啸而来的炸弹碎片迫使博多蹲到一根水泥柱后面。他的一只手还抓着白兰地酒瓶，心里纳闷自己是怎么拿着它爬下绳索的。一枚炸弹在附近炸开了，一座楼房危险地向他倾倒过来，他连忙爬进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地下室。

伺机而动的“野马”式飞机向正沿着易北河畔逃窜的这群人俯冲了下来。一些年轻人认出了它们的轮廓，大声叫喊着四散而去，攀爬着寻找掩身之处。而那些长者却仍然在空地上奔跑，很多人都被机枪子弹射倒了。其他的“野马”式飞机则向卡车、大车，以及正在大路上朝城外涌去的大批难民猛扑过去。

美国人离开之后，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和她的母亲决定离德累斯顿越远越好。她们和一个朋友一起，将几件行李装上马车，把宝宝和另一个孩子放在上面，和几十万人一起向南逃去。一望无际的队伍缓慢而平静地向前移动着。

汉斯和他的父亲也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从公寓里抢救出来的全部家当。突然，汉斯停住了脚步，说自己其实应该去和消防队一起工作。父亲同意了。

回老城区的路上，汉斯经过了一家燃烧着的肉铺，架子上的几百根香肠都被烘烤着。他抓过一长串，继续赶路。他从一个正在擦洗人行道的纳粹分子身边走过。人行道上用油漆潦草地涂着“谢谢你，亲爱的元首！”在格雷林卷烟厂外面，他看见几个士兵朝两个人开了枪。那两个人正在用麻袋装香烟。奇怪的是，那些烟竟然没有被烧掉，反而铺在街道上，活像一层一英尺厚的大雪。他经过一座很大的公寓房。某个有先见之明的房客立了个牌子：“我们还活着，救我们出去。”救援人员正在设法闯入地下室，但那里仍然非常热。

最后，他来到了老城区。从前那些仿佛属于童话故事里的东西，如今成了一堆焦煳的废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著名的歌剧院——瓦格纳的《汤豪舍》便是在这里首演的——只剩下了炽热的外壳；而茨温格宫，世界上最漂亮的巴洛克建筑的典范之一，成了冒着烟的残骸。只有圆形屋顶隐藏在烟雾中的圣十字教堂奇迹般地似乎丝毫未损。

在倒塌了一半的警察局里，有人派汉斯骑自行车去送信。回来时，一个警察指责他游手好闲，耽误了救援工作。他大哭起来，骂了警察一顿，然后跑了出去。他发现林德劳广场上堆满了赤裸的尸体，他们的衣服不是被烧光了就是被吹走了。在一间公共厕所的入口旁，他看见一个裸体女人躺在一件毛皮大衣上；几码开外，是两个年轻男孩的尸体，同样赤裸着，紧抱着彼此。在赛德尼察尔广场附近，几百人掉进了一个不深的池塘——全死了。

一个女人拖着一个用白床单裹着的东西踉跄着走向汉斯。他看见里面是一个男人烧焦的残骸，可能是她的丈夫。当她走过去时，一条腿和两条胳膊掉了出来。她大笑起来。汉斯狂奔而去，但仍旧能够听到她的笑声。

他看见其他人也在搬运着挚爱之人的尸体，疯狂地寻找着可以埋葬他们的地方。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大花园。几棵最高的树都已被连根拔起；其他的要么被炸裂，要么像火柴棍一样被拦腰截断。草地上遍布尸体。很多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他们全都死了。当救援人员把他们抬起来时，他们的四肢就像风车一样四处晃动。夹杂在人群中的还有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的尸体。一只豹子挂在一棵小树的树梢，下方挂着两个裸体女人。汉斯头昏眼花，突然觉得非常疲劳，于是开始朝自己变成废墟的家走去。在他身后，是一千六百平方英亩被彻底毁灭的土地——几乎是整个战争期间伦敦所遭受的破坏的三倍。

由于德累斯顿和外界的联系中断，这一可怕事件的细节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传到柏林。最初的官方报告声称，有十万人⁽⁴⁾或者更多在相继两次空袭中丧生。德国最为古老、最受尊崇的城市之一被彻底地毁灭了。起初，戈培尔拒绝相信这一报告。继而，他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直到开口批评赫尔曼·戈林时，他才终于可以说话了。

“如果我有权力，我将审判这个胆小的、一无是处的帝国元帅！”他喊叫道，“他应该被送交人民法庭。这个寄生虫软弱无能，只关心自己的安乐，他犯下了多少重罪！为什么元首没有听取我之前的警告呢？”

英国人在晚上六点的新闻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德累斯顿的消息。广播宣称，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承诺的大规模袭击之一。“我们的飞行员报告说，因为高射炮很少，所以他们能够小心地、径直地从目标上空飞过，而无须担心敌人的防御，”广播员说，“该城中心集中地燃起了可怕的大火。”

(1)最近，哈里斯评论说：“‘霹雳’行动本来的目标是柏林，计划由英美轰炸机一起在白天进行轰炸。但是，在最后时刻，杜利特尔说，美国无法提供我们必要的远程战斗机进行掩护，没有其掩护，我拒绝在白天进攻柏林。”

(2)knot，速度单位，海里/每小时。——译注

(3)这是一次临时的斋戒庆祝，自从1939年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庆祝过斋戒节。

(4)美国空军史学家估计死了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在《德累斯顿的毁灭》一书中，戴维·欧文给出的数字是十三万五千人。欧文的数字似乎更为现实。

8 战争与和平

1

2月14日清晨，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驱车前往老朋友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去那里见希姆莱。这个静居之所位于柏林以北七十五英里的霍亨里亨，如今已成了希姆莱非正式的司令部。他喜欢这里宁静的环境以及独处的乐趣。在病历本上，希姆莱治疗的是扁桃体炎，而实际上，让他烦扰的却是他的神经——他仍旧因昨天局面火爆的元首会议而激动不已。在会上，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差点因为他打起来。

几天前，在戈培尔家晚餐时，戈培尔悄悄告诉泽姆勒，他打算就一项牵强的计划去寻求希姆莱的支持。这项计划就是重组内阁，由他自己做帝国总理，而希姆莱做武装部队的首脑。正在这时，一个男高音在收音机里唱起了莱哈尔的？亲爱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尔夫人不禁大笑起来。戈培尔暴躁地说：“把那东西关掉。”

泽姆勒未能获准出席与希姆莱的会见。当两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时，新闻官猜测谈话不太顺利。

中午时分，希姆莱接见了另一位来访者——温克将军，古德里安刚刚硬塞给他的参谋长。此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事实上的指挥官温克将军急于返回前线，因为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进攻就要开始了。但是希姆莱说，他们应该先吃午餐，“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总体形势。”

“吃完饭后，”直言不讳的温克说，“我不能留下来聊天。我要去奥得河的彼岸——我属于那里。”

希姆莱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敌正在散播关于他的笑话，说他的指挥部和前线相距过远。于是，他恼火地说：“你是否在暗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党卫军全国领袖。我只是想去一个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释道，他要在奥得河东岸发动一场战役，以赢得时间加强奥得河以西的防御，并且给难民一个逃走的机会。

温克所面临的问题在军事手册上没有先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实际上是在两条各自独立的战线上作战：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保卫柏林的一百五十英里长的奥得河战线；第二条，是保护波美拉尼亚的战线——这条战线不堪一击，曲折迂回。西起奥得河，然后蜿蜒向东，直达维斯瓦河。再往东去，则是一些小块的德国抵抗地区，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但泽。几支从东普鲁士来的难民队伍正设法逃往这个前途未卜的避难之地。然而，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正在开赴但泽，并且已经阻断了难民进入但泽的道路。如今，难民们唯一的希望是，跨过淡水湾维斯瓦潟湖⁽¹⁾上的冰层，前往沙嘴滩。沙嘴滩是一个狭长的地区，将潟湖与波罗的海分开了。一旦抵达此处，难民们就可以继续西行，踏上陆地，前往但泽。

一场意外的解冻融化了淡水湾的冰层，这条唯一安全的路线每隔五十码便做了一个标记。前一天晚上，车夫们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数百辆大车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吓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进。然而，俄国炮火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更加恐怖。因此，大雾刚一消散，几千人便冒险踏上了冰层，向五英里外的沙嘴滩走去。上午十点左右，打头的人群看见了前方的沙丘，于是便开始喊叫：“到沙嘴滩了！到沙嘴滩了！”他们疯狂地向前走去，但却举步维艰，因为冰层在升起的太阳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面八方都落下了俄国人的炮弹，顿时爆发了一阵恐慌。难民们不顾路标，仓皇向岸边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纸一样薄的冰层下面。

温克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两次出击：第一次在奥得河以东约五十英里处，第二次是再往东五十英里处。第十一集团军向南挺进至乌加滕村，然后继续前进几英里，直抵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交汇处。大约一天后，根据第一次出击的进展情况，第三装甲集团军将发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迟他对柏林的进攻。

当年轻而冲动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费利克斯·斯坦纳接到命令时，不禁目瞪口呆：凭着仅仅五万士兵和三百辆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气地向南攻至瓦尔塔河。他决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进攻也许更好。这样可以使他较少地暴露于必然随之而来的朱可夫的反攻面前，而且也可以为保卫波美拉尼亚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他越过温克，直接打电话给古德里安。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最后，斯坦纳喊道：“要么接受我的计划，要么撤我的职！”

“随你的便。”古德里安答道，然后摔了电话。

2月16日早晨，斯坦纳离开了他设在火车车厢里的司令部，搬到南面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别墅里。这里位于乌加滕村西北方向四十英里处，正是进攻的出发点。黄昏时分，施塔加德周围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一队队的战车。大炮、卡车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准备在黎明发起进攻。斯坦纳给大家朗读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傀儡司令发来的一份紧急公告。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写道：“前进！在泥泞中前进！在大雪中前进！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而前进！”为了掩饰自己的悲观，斯坦纳让大家举起标语：“这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师里的每一位指挥官。

“今年，我们将再一次打到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雷勒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雷勒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雷勒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腐败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雷勒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之火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雷勒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雷勒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雷勒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雷勒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但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只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

2月16日黎明，德格雷勒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起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雷勒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集团军正在后退，但是却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雷勒奉命回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火红的背景映衬出了它们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朴素的东方新教的塔楼，与比利时梅赫伦市圣朗博尔德大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集团军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一位睡在后座的少校被撞击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路路堤上，而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醒来时，温克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2

本应从南部揳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半边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博莱斯瓦维茨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调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顶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座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位高级军官试图阻止这场流动的狂欢，那是一名上校——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博莱斯瓦维茨，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公爵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被烧光了；而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且会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而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²⁾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了他的疑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依其字面意义行事。虽然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奸淫劫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可怜我们的敌人，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尊严——他们明白，每一次破坏军纪，都只会削弱获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准则。

我们的复仇不能盲目。我们的愤怒不能毫无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会摧毁被征服的敌国领土上的某座工厂——某座对我们有价值的工厂。而这样一种态度只会被敌人利用。

3

在三次空袭德累斯顿的四天后，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还在冒着烟。数千名救援人员，包括英国战俘，仍在挖着幸存者。

十五岁的约阿希姆·巴尔特正好奇地独自在城中漫步。他穿着一件女孩的外衣，趿着一双木鞋，病态般痴迷地看着火焰喷射器焚烧阿尔特马克特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从尸体上偷手镯、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来，然后押到墙边枪毙了。

年轻的博多·鲍曼正在老城区火车站前面帮忙堆放尸体。尸堆长一百码，高三码，宽十码。数千具尸体被装上船运往下游；其余的则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鲁勒台地，用火焰喷射器焚烧；还有一些被扔进了壕沟里，或者堆在边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砾盖住，这样就不会被幸存者看见了。

车站地区清理完之后，博多和他的小队被派往大花园，处理那里的一万多具尸体。徒手收拾那些尸体，实在是一项恶心的工作。最让博多厌恶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略带甜味，与烟雾和腐烂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呕。

当天早些时候，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正当他们准备踏上通往老城区的一座桥时，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该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里。”赫尔·科勒对儿子说，“等到一切都结束再回来。”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年轻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开始西行。他身上没钱，也没有吃的。

戈培尔可以利用德累斯顿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国家的义愤之情。但是，这次轰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会。2月18日，在与部里的官员们开会时，戈培尔慷慨激昂地宣称：“既然敌人的飞行员在两个小时内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这一公约，德国不能因敌人机组成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而对其进行报复。但是，他辩称，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按“屠杀平民罪⁽³⁾”处决全部英美空军战俘，从而防止德累斯顿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数听众表示反对，尤其是鲁道夫·泽姆勒。他告诫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行动会使我们承受的巨大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让自己的新闻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国飞行员落在德国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国飞行员在盟国的手中。泽姆勒再次表示反对，但是戈培尔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于是他闭上了嘴。

当晚，戈培尔将这一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决定稍迟再做出最后决定。幸运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劝阻了他。

4

其他的德国人极力争取的是和平而非复仇。2月18日，四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谈判的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报道则是近日柏林一次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们与西方谈和。

党卫军和外交部都试图独力完成这件事情，这并不算奇怪。还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就挑动他的下属彼此竞争，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多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竞争对手，但他们都同样有一个生理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实现和谈。竞争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两个部门之间几乎要开始打仗。

与争取和平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人为拯救集中营的战俘而进行的谈判。希姆莱之所以特别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勒索。因为很显然，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要素。有两个人鼓励他去拯救战俘。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菲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克尔斯滕是波罗的海人，于1898年出生在爱沙尼亚。他外貌和善，长着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动笨拙。虽然没有医学学位，但他非常擅长“推拿疗法”，因此欧洲有钱有势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战开始前夕，希姆莱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战斗而更为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依赖于他。克尔斯滕早已开始施展他的影响，让集中营里的很多战俘都免于了一死。有一次，希姆莱说：“克尔斯滕每次给我按摩，都会向我讨取一条生命。”

另一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瓦尔特·施伦堡。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设法说服希姆莱，对政治犯和战俘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并非妖魔鬼怪。尽管施伦堡的职位居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的副手，党卫军将军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之下，但是他处事灵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莱打交道。施伦堡时年三十五岁，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点过于讲究。他早就笃信，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带向彻底的毁灭，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莱去探索谋求和平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谈判都必须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卡尔滕布鲁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不喜欢也不信任施伦堡，这一点也是个障碍。卡尔滕布鲁纳不断地敦促希姆莱，不要过度卷入可能会让希特勒不高兴或者产生更坏结果的计划。这些警告因卡尔滕布鲁纳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显得更有分量。卡尔滕布鲁纳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额宽大而平坦，一双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锐利。他的下巴又细又长，一道马刀留下的伤痕横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划过他宽厚的肩膀以及类人猿一般晃晃荡荡的胳膊。卡尔滕布鲁纳于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里是生产农具的。他的父亲打破传统，做了一名律师，而儿子也步其后尘。二十九岁那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其后通过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一步步获得了如今的职位，但表现却中规中矩，庸庸碌碌。

他的上司希姆莱起初反对屠杀犹太人，后来又对克尔斯滕承认：“种族灭绝不是德国人的特征。”党卫军全国领袖厌恶暴力——虽然他曾因同性恋行为而下令处死自己的一个侄子——第一次目睹处决人的经过时，他恶心得吐了。仅仅是因为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近乎迷信，再加上对元首深深的畏惧，他才留了下来，冷酷地看着最后一个受害者倒下去。在对国防军军官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在笔记上用他细长的字体写道：“处决所有潜在的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这很残酷，然而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对上帝负责。”

这个偶尔可笑，但始终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经质。他最终接受了将暴力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刽子手。1943年，他对一群党卫军将军说：

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这一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谈论它……我是说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种族……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知道，当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尸体肩并肩地躺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要坚持到底，同时（除了那些由于人类的软弱所引起的例外），还要继续做个正派的家伙，这就是使我们如此冷酷的原因。这光荣的一页从未被写入我们的历史，永远都不会。

一年之后，他在波兹南坦率地对军官们谈起了灭绝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被迫做出无情的决定，一定要使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组织这项工作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必须去解决它，并且将其进行到底。而且，先生们，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领袖们和他们的部下不会因此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受到任何损害。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路。他们要么成为无情的暴徒，从今以后再不能珍惜人生；要么变得心肠软弱，遭受神经崩溃的痛苦……这就是此刻关于犹太问题我想说的全部。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这个秘密。也许以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将这些多告诉德国人民一点。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已经担起了责任，行动上和思想上的责任，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话虽如此，但希姆莱本人还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残忍罪行折磨着。他对克尔斯滕说：“必须踏着死尸才能创造新生活，这是一个大祸根。美国人不也无情地灭绝了印第安人吗？然而，我们必须创造新生活，我们必须净化这片土地，否则它永远都不会结出果实。这将是我必须挑起的重担。”

事实上，大屠杀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胃痉挛也越发严重了。这让他更加易受唯一能为他减轻病痛之人的影响——这就是克尔斯滕。如今，在施伦堡的帮助下，克尔斯滕正在利用这一权力引诱希姆莱拯救那些还未被他杀害的犹太人。希姆莱是一个天生的追随者，如今却被迫自作主张；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忠实的弟子，如今却被唆使背叛他的领袖；他是一个纯粹的胆小鬼，如今却在别人的鼓励下满口豪言壮语。而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这一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并且在纤弱迷人的施伦堡和身材魁梧的卡尔滕布鲁纳之间犹豫不决，一直处于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最近，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说服了希姆莱秘密会见瑞士前总统尚-马里·姆希。姆希许诺，每释放一个犹太人，他便会付一笔瑞士法郎作为奖金，并且尝试着去减弱自由世界对德国的愤慨。希姆莱欣然同意每隔两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犹太俘虏去瑞士。

彼得·克莱斯特博士，里宾特洛甫的下属之一，也开始尝试和世界犹太人大会进行谈判。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组织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尔·施托希。在斯德哥尔摩酒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施托希提议，双方应协商从不同的集中营共释放约四千三百名犹太人。

拿人命讨价还价，这让克莱斯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说，即使是半开化的中欧也不会出面做这种买卖。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战争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使德国不致彻底灭亡。

“这不是一笔商业上的交易，”施托希说，“这仅仅是一笔救人的买卖。”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这笔‘买卖’，因为对我而言，这只代表着可憎和肮脏。”克莱斯特回答说，“并且，这种个别的操作也不可能解决整个犹太问题。”他主张，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他说，在与反犹太主义的第三帝国的战斗中，罗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样有影响的犹太商人的鼓励。这一点以及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只会强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结果，整个犹太民族和全部欧洲人都将被灭绝，而将大陆留给布尔什维克。“如果保留犹太民族可以换取保留欧洲，”克莱斯特继续说道，“那么，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险去做的一笔‘买卖’。”

“你应该和伊瓦尔·奥尔森谈谈，”施托希插话说，“他是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是罗斯福总统派驻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他和总统有直接的联系。”

几天之后，施托希显然非常兴奋地告诉克莱斯特，据奥尔森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赎取集中营里一百五十万犹太人的性命。这正是克莱斯特所希望的——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重复了施托希的话，但伯爵只流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情。接下来，克莱斯特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维尔纳·贝斯特，丹麦政府里的纳粹代表。贝斯特和克莱斯特一样，都属于党卫军。和贝纳多特不同，他对此深有感触，因此建议克莱斯特直接与希姆莱的助手卡尔滕布鲁纳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滕布鲁纳。回到柏林之后，他通知卡尔滕布鲁纳，施托希答应“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换取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卡尔滕布鲁纳知道施托希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来，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道：“你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必须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党卫军全国领袖。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对于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里宾特洛甫谈话。“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许迈出你的花园大门。”卡尔滕布鲁纳警告他。

几天后，卡尔滕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滕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滕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冈瑟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瑟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滕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巨大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党卫军全国领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拯救德国于灭顶之灾中。计谋奏效了。次日早上，2月18日，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滕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会面，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定下的会面。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纳多特被载往卡尔滕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取笑自己。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滕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本内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滕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滕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简单陈述的观点。”

卡尔滕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印象，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在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北欧的安定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滕布鲁纳问贝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尔滕布鲁纳不仅点头同意，并且还说，他“非常赞成”贝纳多特直接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面。一个小时之后，伯爵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起了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听对方讲话：自从他在暖暖的炉火旁坐下，外交部长便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贝纳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讲多久，于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里宾特洛甫首先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假设，如果德国输了这场战争，不出六个月，俄国轰炸机便会飞临斯德哥尔摩上空，红军将枪杀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鹦鹉学舌般一刻不停地重复着纳粹的陈词滥调——就像一张坏唱片，伯爵想。最后，里宾特洛甫宣称，在世之人中，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后，他结束了讲话。贝纳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经六十七分钟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伦堡驱车将贝纳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盟国持续的空袭使这段行程险象丛生，对身患血友病的伯爵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小伤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伦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尔滕布鲁纳；而希姆莱则是一个软弱之人，总是被前一个与其交谈者影响。

在霍亨里亨，伯爵与格布哈特医生初次见面。医生忧郁地说，他的医院里住了八十个从东部来的难民儿童，他们因为冻伤或枪伤而不得不截肢。贝纳多特猜想这篇开场白是提前安排好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心。接着，施伦堡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身穿党卫军制服却没有佩戴勋章的矮个子男人。这个男人有着一双纤细的小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这就是希姆莱。贝纳多特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当谈话出现冷场时，他甚至还会开个玩笑。在他的外表里，找不到一点残忍之处。他看上去很快活，只是每当提到元首的名字时，便会有些感伤。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因希姆莱性格中的矛盾之处而迷惑不解了。奥斯陆大学的校长迪德里克·塞普教授是一名忠实的挪威爱国者。最近，他告诉贝纳多特，他认为希姆莱“有几分理想主义，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喜爱”。

“既然德国不可能战胜，难道您不认为继续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吗？”贝纳多特问道。

“在放弃希望之前，每个德国人都会像狮子一样战斗。”希姆莱回答道。军事形势的确很严峻，他说，非常严峻，但是并非毫无希望：“俄国人不会马上穿越奥得河战线。”

贝纳多特说，在瑞典激起人们义愤的是逮捕人质和屠杀无辜百姓；希姆莱对后者予以否认，于是贝纳多特便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希姆莱激动地反驳道，显然，伯爵听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并且询问伯爵，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对你来说，提出一些可以改善当前局势的措施不是更好吗？”

党卫军全国领袖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没有任何建议。”

贝纳多特建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里的挪威人和丹麦人，由瑞典人来监管。这个不算过分的请求却触发了一连串对瑞典人强烈的指责。这些指责对贝纳多特来说毫无意义，很可能是由希姆莱突如其来的一阵恐惧所引起的。“如果我同意你的建议，”希姆莱痉挛般地眨着眼睛说，“瑞典各报将用大字标题报道，战争罪犯希姆莱，由于害怕因其罪恶而受到惩罚，企图赎买他的自由。”但是他又说，如果瑞典和盟国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他会照贝纳多特的要求去做。

“这是无法接受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改变了话题，“瑞典红十字会非常渴望得到您的允许，能够去集中营里工作，特别是那些关押着挪威人和丹麦人的集中营。”

“那大概非常有好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希姆莱回答。

伯爵开始习惯希姆莱那狂想家式的出尔反尔，并要求其再做一些小的让步，希姆莱马上同意了。贝纳多特受到了鼓励，想知道嫁给德国人的瑞典女人是否可以回到她们的祖国。

“我不想把德国儿童送到瑞典，”希姆莱皱起眉头答道，“在那里，他们会被教育得仇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玩伴会向他们吐口水，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

伯爵指出，知道他们能够安然无恙，他们的父亲会感到安慰的。

“毫无疑问，他们的父亲宁愿看到他们在简陋的茅屋里长大，也不愿意他们在一个像瑞典这样敌视德国的国家的城堡里苟且偷生。”希姆莱反驳说，不过表示愿意尽力而为。贝纳多特已经将他逼到了极限，他的语气变了，“你也许会认为这过于情绪化，甚至有些荒谬，但是我曾宣誓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士兵，一名德国人，我不能违背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有违元首的计划和意愿的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刚刚同意做出一些可能会惹恼希特勒的让步，但是此刻，他却开始详尽地重述希特勒关于“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论调，并且预言，如果东线彻底失败，欧洲便会完蛋。

“但是，在战争的某个阶段，德国曾经和俄国结过盟，”伯爵说，“这和你刚才所说的怎么能一致呢？”

“我就知道你会说起这个。”希姆莱答道。他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他开始怀旧地谈论起自己在德国南部度过的青年时期。当时，他的父亲是一位巴伐利亚亲王的家庭教师。接着，他又谈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军士长，并在国家社会党诞生初期便加入了其中。“那是一段光荣的岁月！”他说，“我们这些党员始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是我们从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带领着我们，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因此，我可以为我所认为的德国复兴而战。”

贝纳多特礼貌地问起了犹太人所受的待遇。“您难道不承认，像别的种族一样，犹太人中也有很多正派人？”他说，“我有很多犹太朋友。”

“你说得对，”希姆莱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国人的观点。”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贝纳多特返回瑞典前，对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给予确定的答复。贝纳多特向希姆莱赠送了礼物。因为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民间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礼物是一件十七世纪的关于食人妖之鼓的作品。

希姆莱说，他“深受感动”，并问施伦堡，是否为伯爵选了个好司机。施伦堡说，他选的是最好的司机。党卫军全国领袖微笑起来：“好。不然瑞典报纸会用大字标题报道：战争罪犯希姆莱谋杀贝纳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伦堡向卡尔滕布鲁纳简要汇报了会晤的情况。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指责他“对党卫军全国领袖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盖世太保的头子、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海因里希·缪勒嘟哝说：“那些自以为是政治家的绅士想让希姆莱接受自己的某一想法时，总是办这种事。”这种独特的想法，缪勒说，是“纯粹的乌托邦”。

贝纳多特回到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外交部长似乎比之前更加渴望帮助伯爵。不过，贝纳多特对他那专横的脾气感到心中不快，于是便尽快彬彬有礼地告辞了。

里宾特洛甫随即召来了克莱斯特博士，并让他坐到了壁炉旁贝纳多特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上。“贝纳多特到底是什么人？”他问，“是谁在背后支持他？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他究竟要干什么？”

克莱斯特发现扶手椅的衬里中夹着一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当他拿起来时，一本护照掉了出来。

“那是什么？”里宾特洛甫问。

“你上一个来访者的皮包。”克莱斯特把它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肯定会检查里面的文件。但是里宾特洛甫只是把皮包装进了一个光面的大信封里。“请把这个还给贝纳多特，”他说，“我相信他会发现自己把它弄丢了。”

克莱斯特很受感动。这似乎是“在一场全面战争恶化的过程中唯一的骑士精神”。

就在希姆莱进行这些他希望能够带来对德国有利的和平的谈判时，他的集团军群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纳被迫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撤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的主攻——没有温克在场监督作战——毫无进展。东线的彻底溃败已迫在眉睫，以至于不仅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其他的德国要人也都开始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取决于外交手段——或者无条件投降。

(1)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封闭所形成的湖，涨潮时可与海相通。——译注

(2)Ilya Ehrenburg，1891—1967，苏联犹太人作家。青年时参加革命，在流亡巴黎期间开始文学生涯。曾长期作为记者派驻国外，卫国战争中发表了不少反法西斯的政论。——译注

(3)就轰炸德累斯顿的道义性问题，不仅德国和中立国，就连盟国也表示了质疑。空袭三天之后，皇家空军驾驶员C.M.格里尔森上尉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们，空军计划轰炸较大的人口中心，企图造成德国经济的崩溃。格里尔森提到了德国人所指控的“恐怖轰炸”。次日早上，美联社记者的电讯在美国被广泛阅读，其中强调了这一短语：
盟国空军领导人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人口聚集中心进行蓄意的恐怖轰炸，这是为加速希特勒灭亡而采取的残忍的应急手段。
这篇报道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争议。两周之后，当工党议员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议院谴责对大城市不加选择地进行轰炸时，这一争论达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
2月13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德累斯顿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从受轰炸地区撤下来的以
及东部的难民。疯狂的大火无法控制地在狭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为缺氧而死亡。
接着，斯托克斯用尖锐的讽刺语气指出，俄国人夺取城市，但似乎并不彻底毁灭它们。“你们想从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里得到什么？”他问，“即将来临的疾病、肮脏和贫困是否绝不可能被控制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一阶段，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我听到部长（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谈到‘加强破坏’时，我想：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对于一个英国内阁部长来说，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请大家注意美联社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记者招待会上格里尔森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他想知道，是否从现在开始，“恐怖轰炸”将成为政府的政策。
这一讲话对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丘吉尔感到，必须给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写一篇备忘录：
在我看来，尽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轰炸这些德国城市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气氛，现在是时候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否则，我们控制的将是一片已被彻底毁灭的土地。例如，我们将不能从德国获得我们自己需要的建设物资，因为首先需要为德国人提供一些临时的物资。摧毁德累斯顿是一个有违盟国轰炸准则的严重问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为敌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今后应更为严格地研究军事目标。
外交部长已同我讨论过此事。我感觉，需要更准确地集中轰炸军事目标，比如当前战区后方的石油和交通枢纽，而不是纯粹的恐怖行动，肆意地进行破坏，尽管这种破坏更有威慑力。
显然，首相已经忘记了，正是他致辛克莱的一封讽刺而强硬的信件触发了对德累斯顿的空袭。看过丘吉尔的信之后，波特尔提醒首相，不应谴责轰炸机指挥人员，因为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政策。
丘吉尔收回了备忘录，重新写了另外一篇。这次，他把“恐怖轰炸”改成了“地区轰炸”，并且没有提及德累斯顿。他相当理性地评述道：“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进攻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长期危害，不能比目前给敌人的打击更大。”

第二部 西线猛攻

9 “铁幕即将落下”

1

2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他位于比利时宗霍芬的战术总部会见了蒙哥马利。对于富有争议性的指挥问题，艾森豪威尔仍旧非常担心。他抱怨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总是指责他过于偏向英国人，而首相（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则指责他过于偏向美国人。蒙蒂⁽¹⁾对于形势怎么想？和往常一样，这位陆军元帅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允许辛普森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帮助他发动主攻，那么，在蒙哥马利看来，当前的安排就是令人满意的。他在日记中记道：

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很满意，这让艾克⁽²⁾感到高兴。毫无疑问，他到达宗霍芬时正在为某些事情担心。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也表现了出来。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担心什么。但是，很显然，当我说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非常满意时，他立刻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之后便满脸喜气洋洋地开车走了。

他还写信给布鲁克，表达了他的喜悦：“艾克同意我的一切行动。”并且答应在余下的战斗里由他指挥辛普森，“一切都很好。我真的相信我们终于遇上了顺风，可以成功返回港口。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些风暴，但是现在雨过天晴了。”

九天之后，因水坝被德国人破坏而泛滥成灾的鲁尔河，终于下降到了一定水位，可以开始进行“手榴弹”行动，一次将有三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三人参加的超大规模行动。2月23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开始了重炮弹幕射击。四十分钟后，射击停止了，第一批战士——四个步兵师——开始乘突击艇穿越依旧水流泛滥的鲁尔河。起初，他们并没有遇到多少敌人的反抗，但是汹涌的河水淹没了许多突击艇，妨碍了架桥。

在北面，蒙哥马利完成了一件一周前似乎还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混乱状态中重建秩序。因“手榴弹”行动的推迟而暂时乱了阵脚的“真实”行动恢复了最初的势头，此刻正缓慢而稳定地穿过茂密的森林，在洪水淹没的平原上向前推进。赫洛克斯的第三十军一路攻破了数座设防的村镇，在经历了一场这次大战中最为激烈的肉搏战之后，拿下了它的两个主要目标：克莱韦和戈赫。

戈赫的攻克让蒙哥马利松了口气，因为据信戈赫是齐格菲防线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下一座城市证明了是另一个“戈赫”，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似乎永无突破之日。十一个德国师挤在鲁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打算死守阵地，战斗到底。但是，显而易见，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苦战而来的胜利使辛普森的道路大为平坦了。夜幕降临之时，美国人已经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安全地过了河，只付出了九十二条生命的代价。翌日，德国的飞机大炮企图阻止辛普森的工兵施工，但是七座能通过坦克的40型大桥和十二座轻型桥已经在鲁尔河上建了起来。

次日早晨，即2月25日，第三十步兵师艰难地通过了汉巴赫森林。现在，辛普森面前除了开阔平坦的科隆平原外，再也没有其他障碍了。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柏油公路网正是坦克手的天堂。第二和第五装甲师的作战大队冲过步兵挖下的掩体坑，扑向莱茵河。《时代周刊》记者西德尼·奥尔森看到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走下一架“派珀”式飞机；他看到大批美国坦克像黑压压的甲壳虫一样急速穿过绿油油的卷心菜地；随后，当“雷电”式飞机突然向德国的战略要点俯冲而下时，不计其数的卡车载着步兵滚滚向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尾工作。在奥尔森笔下，这是“最为壮观的战争景象之一，是军事机器在纯粹战斗行为的至高时刻，完美而一致的运转”。

2

尽管德国对“真实”行动反应迟钝，但是，随着辛普森渡过鲁尔河，盟国的目标已完全暴露了。德国西线指挥官，上了年纪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终于意识到了，除非自己尽快撤退，否则，盟军以“真实”行动为砧，以“手榴弹”行动为锤，必将把他的两支军队砸得稀烂。这两次对其北翼发起的进攻让他的损失无比惨重，而他感觉，南部令人难以捉摸的乔治·巴顿更具威胁。2月25日，他向希特勒请求新的指示。他声称，除非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否则整个西线便将彻底瓦解。

这一绝望的呼吁无人理睬。于是，伦德施泰特再次请命，要求在鲁尔河和默兹河的交汇处适度后退。这一次，柏林予以了草率的否定。随后，在2月27日，伦德施泰特收到了一封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电报。电报通知他，不准其再存有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的想法。

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奚落了一番伦德施泰特执意撤退的要求：“我希望他尽全力长期稳定住齐格菲防线。首先，我们应该打消他撤退的念头。因为，此时此刻，敌人手里的整个英国第六集团军（他是想说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全部美国军队都空闲了下来，一定会将它们全部投至这里。这些人毫无远见。撤退只会意味着将灾难从此处移至彼处。一旦我从这里撤走，敌人的全部军队便都空了出来。他不敢向我保证，敌人一定会留在这里，而不开赴其他地方。”听起来，他好像是偷听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制订的计划。盟军决定在南部牵制敌人，同时在北部发起主攻。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被某些怀疑所困扰着。他建议派两名观察员前往西线。“我们应该有两名军官在那里——哪怕他们只有一条腿或一条胳膊——他们应该非常出色，可以让我们对形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说他不信任官方的报告，“它们只会干扰我们的视线。报告上面解释了一切，但过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没发生。”

至于东线，希特勒敦促希姆莱，无论如何也要建立一条战线，哪怕需要征召妇女入伍：“现在有这么多想开枪射击的妇女志愿入伍，我真的认为应当立刻接纳她们。”使用妇女的想法让古德里安这样的军人非常反感。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至少，她们更加勇敢，”希特勒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她们放在第二道防线，男人们起码不会逃跑。面前就是莱茵河，他们也不能跑到敌人那边。这就是妙处所在。从这里，他们只能去后方。”

3

霍奇斯和巴顿都已向前推进了很大幅度，不过目前都被艾森豪威尔牵制住了：要等蒙哥马利到达莱茵河，霍奇斯才能攻打科隆，巴顿才能占领科布伦茨。苦恼的巴顿对布雷德利说，历史将谴责美国最高统帅部软弱无能。他一再要求布雷德利让他“突袭科布伦茨”，并且最终得到答复说，只要时机出现，他就可以行动。2月27日，机会来了。暂时借给巴顿的第十装甲师推进到了距古城特里尔不足六英里之处。特里尔位于摩泽尔河畔，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一旦德国人被逐出该城，就只能一路退回莱茵河。

傍晚，巴顿打电话给布雷德利，说自己已经看到了特里尔，尽管当晚第十装甲师将奉命作为后备返回最高司令部，但请求允许他继续前进。布雷德利答道，继续前进，至少在艾森豪威尔亲自命令他返回最高司令部之前，可以继续前进。接着，他轻声笑了起来，说他会离电话远远的。巴顿心想，他和布雷德利骗了艾森豪威尔一次。不过，布雷德利所谓的违抗命令只是伪装。他和艾森豪威尔已经私下决定让巴顿偷偷挺进莱茵河。这是一个秘密的协定，就连布雷德利自己的参谋部也对其一无所知。

于是，第十装甲师继续向特里尔挺进。2月28日午夜刚过，杰克·J.理查森中校的特遣部队平静地进入了该城东南郊，一枪未发就俘虏了一个用四门反坦克大炮守卫着一个铁路交叉点的连队。一个俘虏透露说，他的工作是将美国人到达的消息告知负责破坏摩泽尔河上两座桥梁的那个小组。理查森决心尽可能完整无损地夺取这两座桥，于是便派出一半部下赶往北面的那座桥。然而他们还没到，桥便被炸掉了。另一半兵力则赶往南面的皇帝桥，该桥建于罗马时代。

理查森亲自率部前往皇帝桥。在满月的照耀下，他看见自己的士兵被摩泽尔河对岸的轻武器牵制住了。他抓过自己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扫射着桥梁的尽头，而后命令步兵排和五辆坦克过桥。六个醉醺醺的德国士兵试图将另一端的通道炸掉，但是，他们还没引燃炸药，美国人就扑了过去。

拂晓时分，在第九十四师几支小队的增援下，第十装甲师的两支作战大队横扫了全城，围捕着茫然而困乏的德国士兵。如今，特里尔和它的桥梁都掌握在巴顿的手中，他既可以溯摩泽尔河而上，直抵科布伦茨和莱茵河，也可以转向东南，进攻萨尔工业区。无论他选择哪条路线，谁又能阻挡他呢？正在这时，有人给巴顿送来了一封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命令他绕开特里尔，因为要占领该城需要四个师的兵力。巴顿机智地回复道：我已经用两个师拿下了特里尔。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把它还回去？

同一天，即3月1日，辛普森的第二十九师中的步兵占领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是迄今为止攻克的最大的德国城市，距莱茵河只有十二英里。在辛普森看来，“手榴弹”行动是一场“每一脚都踢得完美无缺的足球比赛”。

艾森豪威尔视察了第九集团军的司令部。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辛普森计划如何在莱茵河上夺桥。这一地区有八座桥梁，只要大胆而迅速地追击，至少可以夺取一座。辛普森说，他计划在第二天出击，夺取三座诺伊斯杜塞尔多夫大桥其中之一。他们坐着一辆敞篷吉普车冒雨赶赴前线，去检阅刚刚夺取了门兴格拉德巴赫的那个团。艾森豪威尔说道：“我想向你们透露，过几天，你们将可以见到丘吉尔首相。你们有什么车？”

辛普森只有一辆“普利茅斯”；显然，后方总有人“挪用”配给他的车子。

“我来处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说，“还有一件事。丘吉尔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一定要准备充足。”

战士们认出了坐在吉普车前座上的艾森豪威尔，狂喊道：“那是艾克！”两位将军踏着泥泞登上了山坡。大约三千六百名步兵聚集在那里。辛普森介绍了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感人地向大家讲了五分钟的话。但是，当他转身离去时，他的脚滑了一下，重重地坐在了泥水中。战士们一阵哄笑。艾森豪威尔费力地站了起来，微微一笑，像拳击手那样敬了个礼。战士们又是一阵轰响——不过这一次是欢呼。

当天，艾森豪威尔还拜会了蒙哥马利。他暗示说，他对布鲁克施计使亚历山大成为其指挥地面军事行动的副手一事完全清楚。另外，蒙蒂对此主意有何看法呢？蒙哥马利回答，战争的结束已然在望，而亚历山大的任命只会激起某些美国人的不满：“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有进一步的摩擦了。我们马上就要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让亚历山大留在意大利。让特德⁽³⁾作为盟军副总司令支撑到最后吧。”

蒙哥马利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来访者。首相为了亲自分享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伟大胜利，动身来到了欧洲大陆。3月3日上午，丘吉尔、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分乘两辆劳斯莱斯前往马斯特里赫特探望辛普森。几人在数名记者的陪同下上了车，起程前往战区。辛普森想知道，丘吉尔是否想先去看看战士们的住处。

“齐格菲防线有多远？”首相问。当他得知防线距此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时，便说等等再去看望战士们。

按照蒙哥马利的建议，辛普森坐在了丘吉尔旁边。不久，一辆吉普车追了上来，一名通信兵递给首相一个小盒子。丘吉尔打开盒子，取出一副假牙，十分自然地塞进了嘴里，然后开始向辛普森讲起战争初期的一些故事。这让辛普森深感荣幸。首相说，1940年德国入侵时，他曾飞到巴黎，建议法国人与英国结成永久性的联盟，但法国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建议。提起敦刻尔克，他说：“我认为，能撤回五万名士兵已经很幸运了。”

当他们接近一座横跨在小溪上的桥梁时，辛普森说：“丘吉尔先生，我们前面那座桥底下就是荷兰和德国之间的国境线。”

“停车，”丘吉尔说，“我们下车。”他穿过桥梁，爬下河岸，向一排“龙牙”走去。那是德国的坦克防卫工事。他等在那里，直到蒙哥马利、布鲁克、辛普森和其他几名将军来到他身边。桥上，一群通讯记者和摄影记者正期待地看着他们。

“先生们，”丘吉尔响亮地说道，“我想请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我们一起向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撒尿。”他向正将镜头对准他们的摄影记者晃着一根手指，大声喊道：“这是与这场伟大战争相互联系的行动之一，但是，不准拍照。”

布鲁克站在首相身边，“当丘吉尔在关键时刻向下看去时，脸上洋溢起孩子般惬意的笑容”，这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4

在飞往西线之前，面对激烈的争议，丘吉尔曾要求下议院通过克里米亚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系到世界的整个未来。”他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某些可怕的分裂，那么，人类的命运将会真的黯淡无光。

“联结三大国的纽带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已经得到加强。美国已经深入地、建设性地卷入了欧洲的生活以及对其的拯救。我们三国已既实际又庄重地同时签署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保证。”

下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雅尔塔会议上的决议，只有二十五票反对。

次日，即3月1日，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女儿安娜以及女婿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大厦。他企图效仿丘吉尔，赢得两院对雅尔塔决议的赞同。

罗斯福夫人注意到，丈夫从雅尔塔回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她发现他中午开始需要休息；越来越不愿意见人。只有向她谈起雅尔塔时，旧日的热情才重新回到罗斯福的身上。“看看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吧，”他说，“它指明了道路！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和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别忘了它还提到柏林！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全球性的和平！”

曾和总统一起准备雅尔塔会议上的讲稿的萨姆·罗森曼觉得，总统已经倦怠了。“一切都已消耗殆尽。”他做了十二年总统，如今，越来越能看出其被这一工作给压垮了。但是，当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看到总统走进演讲厅时，她简直喜出望外。他神情愉悦，目光炯炯，肤色又变得很好。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罗斯福简直是个奇迹。他累了，然而只要让他稍作休息，到海边度个假，就能恢复精力。

罗斯福总是在众议院的讲坛上向国会发表演说。此刻，一张放着麦克风的桌子摆在距第一排座位仅仅一码远的地方。罗斯福走了进来。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跟在后面。罗斯福第一次没有站着讲话。“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以及各位国会议员们，”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坐着讲话。不过，我知道你们很清楚，这样我就不用拖着双腿下端那十磅重的钢铁站着，对我来说就轻松得多。况且，我刚刚结束了一场一万四千英里的旅程。”

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到他的病痛，正在收听广播的很多美国人都大吃了一惊。大多数人从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个瘸子。珀金斯女士想，他这番话说得那么轻松随意，亲切和蔼，而且毫不自怨自艾，因此，大家都没有觉得不安。他接下来的演讲也让她印象深刻。演讲回答了那些她应该会有但却没有说出来的顾虑。然而，与她相反，杜鲁门却没有看出罗斯福那独有的风格与手势。而罗森曼不仅对罗斯福那结结巴巴、有气无力的姿态心生沮丧，还觉得他某些即席的表述几近荒唐，肯定是刚刚迸进脑袋里的。

总统大概描述了雅尔塔会议的两个主要目的：“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损失打败德国”，以及“继续为一项国际协定奠定基础。该协定将在战后带来秩序与安全，确保世界各国的持久和平”。他谈到了新的联合国组织，以及预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首次会议。

“这一次，我们没有错误地等到战争结束再来建立和平机构，”他说，“这一次，正像我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我们还要共同工作，以防止战争再次发生。”

这次演讲或许缺乏罗斯福平素的口才，但它还是震动了国会。几乎每一个与会者都被总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意志深深打动了。最后，他赢得了一片诚挚的、充满深情的欢呼声。

“我会尽快去温泉疗养院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他疲惫地对杜鲁门说，“如果能在那儿待上两三个星期，我就可以恢复健康。”

就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他们的人民阐述克里米亚会议的成就之时，三大国自我夸耀的团结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道裂缝。美国在布加勒斯特的政治代表报告说：“一些极端的共党分子开始提高要求，歪曲事实，并且指责政府所采取的对人民有利的立场。”警察驱散了反拉德斯库联合内阁的群众示威，当地共产党报纸将此事称作“血腥屠杀”，并要求立即解散政府。

罗马尼亚管理委员会的英美成员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这场危机，但是委员会的苏联主席却予以拒绝。为了表示抗议，哈里曼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正式信函，宣称依照雅尔塔会议的协定，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政治事件应该按照《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解决。对此，斯大林的回复是，派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前往布加勒斯特。在雅尔塔时，维辛斯基总是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至少在表面上很吸引人。而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却选择危言恫吓，命令罗马尼亚国王立即解散拉德斯库政府——而且只给他两小时零五分钟去物色一位新总理，并公开宣布这一任命。外交部长维索阿努抗议说，国王必须遵守宪法原则。维辛斯基叫道：“闭嘴！”然后砰的一声撞上门走掉了。

第二天，差不多在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的同时，国王任命斯蒂尔比亲王代替拉德斯库。然而，共产党人却拒绝加入这个政府。于是，维辛斯基命令国王重新做出选择——彼特鲁·格罗查⁽⁴⁾，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匈牙利的一个无名村庄，一名军人却进行了一场更为友好的外交。这就是托尔布欣元帅，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司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给他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与其会晤，讨论一些军事问题：他们的两支部队正在迅速地靠近，亚历山大希望阻止它们正面冲突。托尔布欣显然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起初，他对这些电报不加理睬，但是，在亚历山大礼貌的再三坚持下，他最终邀请其和几位英美专家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驻匈牙利司令部会面。这些盟国人员乘坐一架苏联C-47飞机飞至位于匈牙利边境的一个秘密空军基地，然后，又乘车在路况糟糕的乡间公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查尔斯·W.塞耶中校，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一名职业外交官，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向陪同的俄国将军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将军说，他也不知道是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鲜花与果树簇拥着的大村落。

“这里，”将军说，“就是托尔布欣元帅的司令部。”

塞耶数了一下，大概有一百间小农舍。路上除了几个哨兵没有其他行人车辆，也没有电话线，或者任何本应在集团军群司令部见到的设备。他们被带到了托尔布欣的指挥所所在的农舍。等了一会儿，元帅便大步走了进来。在塞耶看来，他似乎是从《战争与和平》中活生生地走出来的。托尔布欣块头很大，圆脸盘，头发稀稀落落。亚历山大的情报处处长，英国少将特伦斯·艾雷也认为，他像个典型的革命前的皇家军官——性格豪爽，让人印象深刻。

托尔布欣隐藏起自己因被迫与亚历山大会晤所致的一切烦扰，相当热情地问候了客人们。他首先建议简单吃顿早餐，然后带领客人们来到膳厅，大家开始享用摆好的腌鲱鱼、火腿、沙丁鱼、奶酪和伏特加酒。塞耶注意到，有人用一个特殊的酒瓶给苏联元帅斟酒。托尔布欣发现他在观察自己，快活地以窥探的罪名罚了他三杯伏特加，过了一会儿又罚了他四杯，因为他又在观察另一名俄国人使用同一个酒瓶。

饭后，军事专家们开始开会。塞耶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由丘吉尔派至南斯拉夫的那位——在村中闲逛着。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新奇的军事基地。看上去，似乎托尔布欣和他的参谋人员，带着一群漂亮的当地女兵，几个小时前才到达这里。这让塞耶想起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波将金为取悦他的情妇而建造的那些假村庄。

亚历山大觉得，这次正式会晤非常友好，但是却没有成效。他为盟国战斗机的飞行员无意中炸死了一名红军军长而表示歉意。他说，如果托尔布欣可以通知他前线的位置，就可以防止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故发生。托尔布欣答道，死去的军长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接着又无奈地补充说：“没必要再谈论是否告诉你我们前线的位置。莫斯科方面说不行。”

当晚的宴会十分丰盛，巨大的鳟鱼、烤火鸡、整只的乳猪、伏特加、香甜的克里米亚香槟酒，还有来自高加索的甘醇的白兰地。最后，一个冰激凌蛋糕被隆重地端了上来，上面装饰着富有寓意的小雕像和象征爱国的符号。大家推杯换盏，气氛越来越轻松，巨大的餐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位红军的四星上将⁽⁵⁾问麦克莱恩，他是在哪儿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位英国准将说，莫斯科大审判期间他在苏联。俄国人友好的面孔上突然布满了阴云。“对于外国人来说，那肯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年代。”他说，然后便转向了另一侧的邻座。

宴会结束后，一位苏联中将陪同亚历山大来到他的住处，塞耶作为翻译随行。当他们走进亚历山大下榻的那间村舍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迷人的金发女郎正睡在一张长椅上。

“我可以问一下这是谁吗？”亚历山大礼貌地问道。

俄国将军结结巴巴地说他不知道，这话让人很难相信。“事实上，”他又飞快地补充道，“她平时就住在这间村舍里。可能是出于本能又回来了。”

“就像一只回家的信鸽？”亚历山大反问道。

他们叫醒了那个女孩，然后把她打发走了。塞耶在他和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个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少将合用的住处也发现了一个女孩。

“该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兰尼兹尔问道，“这个女兵是干吗的？”

塞耶解释说，表面上看来，她似乎是个勤务兵，“她会住在外面的房间里，不用担心。”

在那个房间里，她已经在长椅上为塞耶铺好了床位。她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帮他掖好被子，给他拿来一杯热牛奶，然后裹上大衣躺在地板上。早上五点，她用一块又湿又凉的破布给塞耶擦脸，把他惊醒了。给他刮完脸之后，她说：“张开嘴吧，我给您刷牙。”

大家和托尔布欣共进早餐，又是从头到尾的伏特加。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醒来时，大部分盟国成员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莫斯科事先计划好的。

在布加勒斯特，自从维辛斯基让罗马尼亚国王组建以苏联选择的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国王的大臣们仍在犹豫。最后，在3月5日，维辛斯基的耐心耗尽了。他命令国王在当天宣布成立格罗查政府。他叫嚷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苏联认为是一种敌对行为。七点钟，新内阁——包括十三名格罗查的支持者，以及四名其他党派的代表——宣誓就职。从而，共产主义通过威胁，没有经过选举就在事实上进入了罗马尼亚。

与在危机之初所做的一样，哈里曼提出了抗议。然而，他只是被平淡地告知，旧政府是法西斯政府。苏联人摆出唯一真正的民主捍卫者的姿态，宣称“与民主原则水火不容的拉德斯库的恐怖主义政策已被新政府的成立战胜了”。

然而历史总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最近写了一篇题为《2000年》的文章，警告西方注意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是，谁会相信一个敌人呢？尤其是当他随意地把事实与虚构混为一谈的时候。

……在雅尔塔会议上，敌国的三位军事领袖为了实现其灭绝德国人民的计划，决定将德国占领到2000年……

这三位人物多么没有头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两位。因为第三位，斯大林，比他的两个搭档要远为深思熟虑。

如果德国人投降，苏联将占领……德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整个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在这一大片领土前方，包括苏联，铁幕将要落下……欧洲的其余部分将陷入政治混乱，而这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

戈培尔或许没有什么别的成绩，但至少他发明的“铁幕”一词，足以使西方人久久思索——并最终将其当成自己的话说出来。

(1)蒙哥马利的昵称。——译注

(2)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注

(3)指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1890—1967），1944年起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手，1945年升任英国皇家空军元帅。——译注

(4)Petru groza，1884—1958，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著名的左翼政治家，律师，法学博士，“红色资本家”，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伙伴。

(5)原文如此，苏联并无此军衔，作者在本书中提及各国军衔时，通常会注明对应的美国军衔，这里应该是直接误用了美国军衔。——译注

10 潮起潮落

1

东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一部分原因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问题——苏军的巨大攻势最终使后勤供应不及——另一部分则是德军偶尔进行的顽强防御战的结果。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遭遇了舍尔纳的部下激烈抵抗；而且，尽管朱可夫已渡过奥得河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但他还是在法兰克福、屈斯特林和施韦特等地遭到了德军坚决的阻击。此外，斯坦纳在北部的有限进攻引起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极大忧虑。因此，在全部危险的德军据点都被清除之前，针对柏林的主要进攻将被推迟。

面对苏联人的威胁，希特勒把他最好的一个战地指挥官从已经打算放弃的一条战线上调到了东线，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忧虑之深。希特勒命令哈索·冯·曼托菲尔男爵接管奥得河上重要的一段。男爵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曾是阿登战役中的先头部队。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年轻将军，代表着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精华。他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英雄。他身高仅有五英尺多点儿，但却是一位马术高手，并曾荣获德国五项全能冠军。他是少数几个敢与希特勒持不同意见的人之一，甚至曾经违背过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阿尔伯特·施佩尔，德国的军备和军工生产部长，是曼托菲尔的老朋友。他曾请求曼托菲尔，不要遵命摧毁重要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工业区的桥梁、堤坝和工厂，否则，德国人民将会在战后因此而受苦。根本不需要敦促曼托菲尔，只有因战略目的的需要，他才会摧毁桥梁。

3月3日，凯特尔在帝国总理府的候见厅里会见了曼托菲尔。他忧虑地说：“曼托菲尔，你太年轻，容易冲动，请不要让他紧张不安，不要告诉他太多。”过了一会儿，这位小个子将军被带进了元首的办公室，他发现希特勒像一位老人似的瘫坐在那里。在阿登战役之前，当他们一起讨论进攻计划的时候，希特勒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就很坏。而现在，他看起来更糟糕了。

希特勒抬起眼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欢迎曼托菲尔，而是尖叫道：“所有的将军都是骗子！”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对他大声吼叫，曼托菲尔非常不快：“元首听过冯·曼托菲尔将军和他的部下撒谎吗？是谁说的？”

在场的唯一目击者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希特勒本人则眨了眨眼睛，并解释说，他刚才所指的并不是曼托菲尔或他手下的将军们。然后，他平静而礼貌地谈起了总体的局势。希特勒竟然对盟国的空中优势一无所知，这不禁让曼托菲尔心生寒意。他不得不解释说，在莱茵河地区，白天不能有任何行动——不光是车队，就连单独的车辆也不行——否则，都将被盟国的飞机击中。

“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希特勒评论说。

“最近几个月里，我本人就有三辆吉普车在屁股底下被盟国的飞机击中。”曼托菲尔反驳道。希特勒大吃一惊，嘴张得合不拢。

然后，他告诉曼托菲尔，东线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朱可夫正驻扎在奥得河畔，他那超过七十五万人的部队距离柏林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为了保卫首都，希姆莱已经彻底重组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有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都被匆忙集结成两支军队：一支驻守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方，由特奥多尔·布塞将军指挥；另一支位于布塞的左方，防线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后者需要一个知道怎么对付俄国人的指挥官。希特勒让曼托菲尔立即到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指挥部去报到。曼托菲尔曾经听说过，希姆莱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群司令，但这似乎太可笑了，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只是耸了耸肩膀，辩解说：“任命希姆莱为总司令只是一个政治姿态。”

就在曼托菲尔匆匆穿过候见厅时，疲惫厌烦的凯特尔紧随在他身后。“我听到您刚才对他所说的了，”他叱责道，“您不该讲这些。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2

在奥得河的另一侧，乌加滕村的紧张形势已经平息；富勒上校手下的盟军战俘不再害怕德国人从北边发动反攻。目前，他们的主要担心是苏联人；苏联人正在准备针对柏林发动最后攻势。

更糟的是，村里的食品供应已经到了危急边缘。而在3月4日，当许诺已久的苏联给养车来到镇里时，只带来了十六包香烟和陆军司令部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富勒，几个小时后，将有数辆卡车开到乌加滕村，将美国战俘运往东边，最后遣送回国。黎明时分，村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保护者爬上了五辆“道奇”卡车。离开之前，富勒推荐由福煦上尉——那位著名的福煦元帅⁽¹⁾的一名亲戚——负责指挥余下的战俘。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杰洛索将军的最后一次侮辱。

富勒让黑格尔——伪装成美国人的那个德国看守翻译——和自己坐同一辆卡车，并且警告他，当他们穿过路上的城镇时，不要被别人看见。在一个休息站，唐纳德·吉林斯基上尉注意到有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横躺在壕沟里。他让一个红军中士去把这个人的名字和编号记下来。

“为什么？”中士问道。

“这样，就可以把他的死讯通知他所在的师部。”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把此事通知他的父母。”

“如果他不回家，”中士说道，“他们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

越是接近波兹南，黑格尔就越是兴奋。他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富勒和卡车上的其他美国军官又一次警告他，不要引起人们对他的丝毫注意。如果他被发现了，大家都会有麻烦。但是，当卡车驶到黑格尔家所在的大街上时，他还是禁不住偷偷地看向他的房子。一个年轻军官猛地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他们继续穿过这座城市，来到了位于弗热希尼亚的一个大战俘营。营里关满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唯一的一个巴西人。一群曾和富勒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大兵热情地向他致意，但英国人的反应却很冷淡。一个士兵突然冲向毫无警惕的富勒，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疯子！他有病吗？”富勒问道。

“噢，他殴打所有看上去像军官的人。”另一个英国士兵解释说。

第二天晚上，战俘营里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登上了火车，准备前往华沙和敖德萨。从那里，他们将搭乘英国轮船前往意大利。

正当富勒一行接近波兰首都的时候，两个同样也在寻求自由的波兰青年从华沙逃了出来，他们不想被俄国人处决。一个是十八岁的扬·克罗克·帕斯科夫斯基。扬的父亲是一名师指挥官，于1939年被德国人俘获，至今仍是纳粹的俘虏。扬的哥哥是一名中尉，在他父亲与德国人作战的同时，他同俄国打过仗。后来，他参加了波兰的地下运动，但是被纳粹抓住了，并在梅登内克被枪决。和哥哥一样，扬也加入了地下运动。在华沙起义中，他在博尔将军那注定灭亡的人民军里作战，并曾两次负伤。在一次绝望的突围中，他和另外三百人试图从下水道逃走，但却被污水卷了出来——恰巧在一个德国警察司令部对面。在被送往刑场的途中，扬设法逃脱了。在几个农民的帮助下，他回到了他家位于郊区的避暑别墅。

1月12日，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刚一发动，俄国人刚刚渡过了维斯瓦河，人民军便解散了——波兰很快就要自由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斯大林打算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国——而不是解放它——于是，大多数人民军战士，其中也包括扬，便重新转入了地下。

3月初，扬得知俄国人准备逮捕他，原因是他参加了华沙起义，于是，他决定逃往西方。此时，传言四起，说德国人将在波兰和捷克的边境发动一次反攻。扬和另外一个年轻爱国者希望能够趁乱溜过前线，便搭上了一列开往波兰南部的卡托维兹的火车。扬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旧礼服（那是地下组织发的，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价值十美元的两枚金币），脚上穿着黑色的骑兵长靴。不过，没人对此多加评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奇装异服已经司空见惯。

卡托维兹人群熙攘，已经成了难民和机会主义分子的麦加圣地。两个朋友被一家商店门前的招牌激起了好奇之心：“西部领土协会”。进了商店，他们发现，只要买几瓶伏特加酒，就可以得到新的身份证，而凭借这个身份证，他们便可以定居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分给波兰的德国领地。扬确信这纯属诈骗。肯定是——可是，那些排队的人却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俄国人接受这样的证件。

次日早上，两名怀揣新身份证的年轻人走近了奥得河上的一座桥。他们在一个俄国检查点被拦住了，和其他人一起被赶到了奥得河东岸的一个围场里。在那里，他们告诉一名俄国秘密警察，他们是受西部领土协会的派遣，去为那些准备到尼斯居住的人安排住所的。尼斯是一座古老的德国城市，位于往西约四十英里处的尼斯河畔，靠近捷克边境。俄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发给他们特别通行证，并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苏联车辆。下午三四点钟，两人再次乘坐一辆俄国卡车向西跨过奥得河。黄昏时分，卡车在通往尼斯的大桥附近停了下来，有人叫他们下车。当他们踏上大桥的时候，可以看到对岸的尼斯城正处在一片火海之中，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

桥上有两道关卡：他们过了第一道，但在第二道被拦住了；对方告诉他们，这里是波兰和德国的新边界。扬伸手指向那座烈焰熊熊的城市——它被称为“西里西亚的罗马”——问能否去帮忙抢救尼斯城里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它们最终将成为新波兰的一部分。这一理由深深打动了那名苏联少校。他不仅允许他们过桥，还命令一名士兵和一名中尉护送他们。当他们走向那座城市的时候，那名士兵——一个体格敦实、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说：“我曾经是一名军官，可我杀死了另一个军官，因为他强奸了一个波兰女孩。”扬认为他是一个俄国秘密警察，此刻只不过是在演戏，因为那名中尉对他非常尊重。

来到城里之后，这一小伙人试图召集士兵们一起救火，但是士兵们正忙于抢劫。他们醉醺醺地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对准橱窗里自己的身影开枪射击。

“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像牲畜那样胡来！”那个面色苍白的士兵叫嚷了起来，“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们不应该烧毁一座波兰城市。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在这疯狂的一整个晚上，他们四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只救回了寥寥几座房子。到了第二天拂晓，扬的礼服已经破烂不堪了。那名俄国士兵给两个波兰人找来了一些新衣服，还给了他们一些红白相间的帽章佩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俄国人误杀了。

晚上，他们被带到一个军官食堂参加庆祝活动，并被当作“第一届波兰政府”的代表介绍给大家。扬坐在两名漂亮的红军女军官中间；她们的波兰语讲得很差，但却最为友好。席间，有七名乐师为他们演奏西方的流行音乐。这些人是被俘的德国平民，每人都戴着一个臂章，上面写着“艺术家”三个字。晚饭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了：男人们只是独自或同别的男人跳舞，而很少跟女人一起跳。他们一刻未停地热闹到了凌晨三点；直到那时，两个波兰青年还沉浸在自己的骗局之中，连他们本人都几乎信以为真。

然而，天亮之后，他们决定，趁还有机会，还是要离开这里。但是，他们还没走到城西的边界，两辆黑色的轿车便开到了他们身边，后面还跟着一卡车摇着波兰旗帜的士兵。一辆轿车停了下来，那两名红军女军官身着便服走了下来。让扬更为惊慌失措的是，她们当中的一名用地道的波兰话开了口。“你们在这儿，太好了。”她说，“我们是来安排第一批共产党政要就职的。”接着，她向两个波兰人介绍了轿车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同志，并询问道，她是否可以帮两人做点什么。

扬的朋友飞快地思考了一番，说道：“我们属于文化部门，我们的工作是保卫建筑物和博物馆。”这一谎言脱口而出，十分自然，在共产党员们听来肯定很合理。不久，他们为两个波兰青年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给了他们一辆卡车，允许他们自由行动，最远可以到捷克斯洛伐克，好将被抢走的博物馆藏品运回；他们甚至还为两人在河上的一艘游艇里安排了舒适的住处。现在，两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松一下，等待胜利的来临。

3

扬所听说的德国人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附近发动反攻的谣言和事实相差无几。希特勒确实在计划一次突袭，不过是在更南边一点的地方——匈牙利；俄国人正准备从那里进攻维也纳。希特勒希望能够通过先发制人来阻止苏联的攻势。他命令第一和第六装甲集团军从巴拉顿湖向布达佩斯以南的一段多瑙河发动进攻，从而把托尔布欣元帅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截成两段。之后，德国人将挥师北上，摧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性格多变的党卫军将军塞普·迪特里希指挥着第六装甲集团军，该集团军的任务虽说有些荒谬，但却很简单。最近，他的集团军曾试图去解布达佩斯之围，但是却没有成功，并因此丧失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坦克和步兵。现在，据说他要渡过多瑙河。

3月3日，进攻的指挥官之一，党卫军中校弗里茨·哈根⁽²⁾勘察了他的战斗群的出发点。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年轻的哈根，十二枚勋章的获得者，武装党卫军里最富进攻性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之一，让司机把吉普车停了下来。他戏剧性地指向面前那一大片向东延伸的满是淤泥的沼泽地，说道：“先生们，这儿就是我们进攻的出发点！”大家先是一阵大笑，然后便咒骂起来。

艰难地回到巴拉顿湖北边的维斯普雷姆之后，哈根立即给军指挥部打电话。他说：“我有坦克，但是没有潜水艇。不管你们怎么拍我的马屁，我都不干！”

“保持冷静！”对方告诉他，“我们正在想办法。”

他们已将不利的气候条件报告给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奥托·韦勒将军。韦勒将军答应就推迟进攻一事去和希特勒谈谈。哈根奉命把手下带到了出发点，在此等待元首的决定。然而，天气并不是哈根的唯一问题。在他的左方，有两名苏联军官刚刚向埃里克·克恩迈尔中尉投降了。其中一个是乌克兰人，他已经受够了布尔什维主义；另一个是乌兹别克人，他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但却认为斯大林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和列宁，成了一名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透露说，约有三千辆红军的装甲车已经集结待发。如果第六装甲集团军的进攻没有被取消的话，那么，德国人将会在这种罕见的可能性中被彻底摧毁，所有的军人都对此心怀恐惧：两支巨大的攻击力量将正面交锋，从而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克恩迈尔亲自把这两个俄国人护送回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可是，韦勒的情报官格拉夫·冯·里特伯格中校却不像克恩迈尔那样担心。里特伯格说这“非常有意思”，并且他要“在午饭时告诉将军”。几个小时过去了，克恩迈尔一直在等待着——而里特伯格却骑马、下象棋，并且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当他终于再次露面的时候，天几乎都黑下来了。“将军对您说的情况非常感兴趣。”里特伯格高高兴兴地说道，“真的很感兴趣。”当他看到克恩迈尔震惊的神情时，说道：“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可是我们对此该做些什么？我该怎么报告？毕竟，这对我们的侧翼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噢！我亲爱的朋友，”伯爵说，“不必担心！您还有匈牙利第二十五骑兵团……”

克恩迈尔提醒他，在这些匈牙利部队里，每个连只有两挺机枪。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亲爱的朋友。所有必要的事情，集团军群都会去做的。”

但是，显而易见，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3月4日，希特勒电告韦勒：按计划发动进攻。第二天，作为迪特里希的先头部队的三个装甲师向前进入阵地，尾随其后的是十六个步兵师，它们将进一步开拓装甲师突破的缺口。一个新的口号从一支部队传到另一支部队：“用罗马尼亚的石油矿藏向元首的生日献礼！”

午夜时分，哈根的战斗群接近了他们的出发点。那些坦克差不多半截身子都浸泡在泥水里；它们缓慢地向前滚动着，履带搅拌着车下的烂泥；跟在坦克后边的步兵们排成一列纵队，手拉着手，在漆黑的夜色中无声地向前走着。在灰色的黎明中，被大水淹没的原野朦胧地显露了出来。突然，德军的炮弹一排排地从他们头顶上掠过。坦克手们骄傲地互相看看——正在这时，俄国人的步枪和火箭齐发，覆盖了整片区域，使德国人的炮火显得微不足道。这幅景象无比壮观，让人非常恐惧。德国步兵被困住了，根本无法在一英尺深的积水里挖掘散兵坑，大多数人非死即伤。

哈根打电话给指挥官们，告诉他们不要像计划的那样等到八点钟再发起进攻，而是要尽快行动起来。他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坐在粗糙的木制塔楼上的匈牙利前哨报告说，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尽管如此，哈根仍然下令加速前进。然而，所有坦克的马达都发动不起来了——汽油被水稀释了。一些士兵自告奋勇地爬到坦克底下，把被污染的汽油从油箱里排出去；当冰冷的泥水没过他们头顶时，他们便屏住呼吸工作。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士兵则坐上巡逻车，到处搜索，寻找更多的燃料。中午时分，哈根战斗群用枪逼着另一支部队把汽油让给了他们，终于在马达的隆隆声中出击了。

4

3月4日晚上九点，一名美国人首先接到了直接命令：如有可能，迅速突袭莱茵河。第八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部的爱德华·金伯尔上校奉命攻占莱茵贝格。这个小城距离莱茵河只有两英里，位于辛普森战线的最北端。“继续前进。如果莱茵贝格的战斗不是非常激烈，那就再继续前进，渡过莱茵河，并在对岸建立起一个桥头堡。”金伯尔必须在次日晚上之前占领莱茵贝格，那时德国人还来不及筑垒固守。他急于发起进攻；B战斗群最近干得不错。不过，这是他第一次自主行动，并且，在所有的公路上，他都有优先权。

在灰白色的晨曦中，金伯尔的先头部队通过了第三十五步兵师防守的战线，向位于西北方向八英里的坎普林特福特挺进。再往前五英里，就是莱茵贝格了。主要由步兵组成的罗斯博拉夫特遣部队走在前面，准备扫平坎普林特福特，继而推进至莱茵贝格。而装甲部队的范·霍坦特遣部队将尾随其后，负责对莱茵贝格发起主攻。消息四下传开，根据情报队的反馈，在他们和莱茵河之间，只有三百名士气低落的德军士兵和三门自动牵引炮。战士们听了之后立刻斗志昂扬。夜晚来临之前，他们将创造历史。

在坎普林特福特，罗斯博拉夫的特遣部队没遇到多少抵抗。但是，下午三点，金伯尔从前方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金伯尔·塔克上尉报告说，当他的手下接近莱茵贝格时，“地狱的大门打开了”。很显然，守卫这座小城的远远多于三门大炮和三百名德军。

金伯尔断定，现在再要求空中支援已经太迟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步兵和坦克迅速有力地向前推进。由于所有的侦察员都和侦察部队一起受到了牵制，炮火支持变得毫无用处。他向约翰·范·霍坦中校说明了在莱茵贝格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并命令他指挥他的主力越过被牵制住的侦察部队，攻占莱茵贝格。很快，范·霍坦便登上了坦克，在一片平坦地带上沿着大路向前猛冲。这一带的地形对装甲车极为不利，荒芜的原野上，沟渠纵横交错，蜿蜒曲折，只有几小片光秃秃的树丛可以掩护部队行动。

几分钟后，范·霍坦遇到了刚才前来汇报莱茵贝格情况的塔克上尉。“加强侦察，继续前进。”范·霍坦命令道。

塔克开始向东前进，可是几乎立刻就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不过他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范·霍坦看见他转向了北方，便用无线电通知他：“往右转！”

“往右或是往左，我都可以杀德国人。”塔克兴高采烈地回答说，“让德国坦克来吧，我要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然而，步兵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已经有将近半小时动弹不得了。当范·霍坦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命令塔克将他的那些坦克开到步兵前面去。

“向莱茵贝格挺进，从西南方向对其发起进攻。”

塔克遵照命令，沿着一条运河向城市的方向前进。步兵们都坐到了坦克顶上，后来，在敌人的反坦克炮、迫击炮和大炮的猛烈轰击下，他们又从坦克上下来了。

在塔克的右侧，另一支部队，B连也在进攻莱茵贝格。戴维·凯利上尉率领他的纵队，飞快地冲向城市的南郊。这是一片狭窄的区域，街道曲折，房屋老旧，一道古城墙的断壁残垣环绕周围。当反坦克炮弹开始在四面八方炸开时，凯利向后退去，想把有些混乱的连队重新召集到一起。此刻，战士们正沿着公路一字排开。

“我能不能守在这里？”凯利通过无线电问金伯尔。他说，在尝试再次进攻该城之前，他需要步兵的支援；他只剩下七辆坦克了。金伯尔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范·霍坦呼叫金伯尔，并对他说，他不希望让更多的坦克进入莱茵贝格城内；已经有两辆被炮火击中，堵住了道路。他派出了他的主任参谋爱德华·格尼少校，让其率领另一个连队的轻型坦克从西边攻城。

没过一会儿，金伯尔便收到了格尼绝望的呼救：他已经丢掉了九辆坦克，如果没有援兵，他很快就要完蛋了。金伯尔火速集合能找到的全部步兵，派他们乘半履带式装甲车前去支援格尼。“看在上帝的分上，援兵赶去了。”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主任参谋，然后跳上了开过来的第一辆车。他来到一座已被炸毁的桥前，示意他的部下跟着他，冒着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步行前进。前方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格尼的九辆坦克熊熊燃烧着，尸体挂在舱口盖外面，好像还在试图逃脱一样。

金伯尔继续前进，最后，他找到了格尼。格尼正准备用他剩下的十八辆坦克和三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向莱茵贝格再次发起进攻。金伯尔挥手示意部下继续向前，自己则跳进格尼的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整队人马动身向莱茵贝格挺进。突然，公路两旁伪装的机枪掩体里，德国人的反坦克火箭筒和机枪炮火连发，构成了一道密集的交叉火网。金伯尔从半履带式装甲车上跳下来，钻进一辆轻型坦克。“加大油门！”他命令驾驶员，“追上其他的坦克。”只有三辆开往莱茵贝格的轻型坦克还在前方移动。可是，刚刚开出五百码，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就击中了金伯尔的坦克。他和驾驶员一起从冒着烟的坦克里爬了出来。突然，一梭机枪子弹雨点般地扫射在了公路上，金伯尔连忙跳到一条壕沟里。

格尼部队的幸存者们也都在壕沟里，格尼本人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腹部受了伤。这时，是下午四点三十分。

“要是还想活命，就赶紧离开这儿！”有人喊道。

金伯尔看见五十码开外有一座农舍，便拔腿奔向那里，一名士兵跟在他身后。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在金伯尔头顶上方四英尺远的地方击中了房子的墙壁，金伯尔跌坐在地上，那名士兵也摔倒了。接着，一发发炮弹掀起了滚滚的尘土，他们连忙从气窗爬进了地窖。

两人喘着粗气，士兵点燃一支香烟，把它递给了金伯尔。“上校，”他说，“感谢上帝，我们进来了。”

金伯尔握了握他的手：“的确如此。”

往南不到三十英里处，霍奇斯也接近了莱茵河——以及德国的第四大城市科隆。两周来，J.罗顿·“闪电乔”·柯林斯中将和他的第七军不仅为辛普森的右翼提供了稳定的保护，而且作为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一路攻向了莱茵河。这一行动的目标并不高，但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以至于霍奇斯明智地放开了咄咄逼人的柯林斯的缰绳。

柯林斯的两个师——第一〇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正在火速向科隆会合，使守卫这一地区的德国第七十一军陷入了混乱之中。如今，可供该军指挥官，弗雷德里希·克希林将军支配的只有两个已然筋疲力尽的师——第九装甲师和第三六三步兵师。

第三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始进攻位于科隆以北约八英里处的克希林的前哨指挥所。克希林看到滚滚驶来的美国坦克打垮了第九装甲师的余部，不得不撤出了自己的指挥所。他冒着漫天的炮火，驱车几英里来到了默克尼希。在一家啤酒坊的地窖里，他找到了第九装甲师的指挥官。指挥官告诉他，第九师已经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但却没有第三六三步兵师的消息。

正午刚过，克希林便一路撤退至科隆，隐藏在霍亨措伦大桥以北一公里处的一个掩体里，并且接管了整座城市的指挥权。在科隆的中心区，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炸得千疮百孔，然而，著名的大教堂拱顶上的双子塔却奇迹般地仍旧耸立在那里。大教堂是被一个敌人拯救下来的——柯林斯将军禁止利用双子塔给大炮定位。

科隆的前任指挥官告诉克希林，当地的局势非常危急：既无兵力又无设备，只有几个人民冲锋队队员保卫这座城市。正当他们在讨论时，当地的行政长官突然闯了进来，大声叫嚷着：“科隆必须坚守到底！人民冲锋队可以用反坦克火箭筒阻止美国坦克。”军人们惊奇地看着这名文职官员向一个又一个军官请求着，要求着，最后竟威胁了起来。在这一奇特的表演之后，他恳请克希林到他自己的指挥所去，但是被拒绝了。在这名行政长官许诺的一千二百名人民冲锋队“精粹”部队中，只有六十人向将军报到。

次日清晨，在美国第一〇四师的几支部队向市中心逼近之时，克希林被解除了指挥权，并被抓了起来，这很可能是那名行政长官煽动的。不过，离开被包围的指挥所之前，克希林还写了一份言辞痛楚的报告。他预言说，科隆城和莱茵河上的霍亨措伦大桥的失陷，“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由于莱茵河以西那毫无希望的局势，“指挥官和彻底筋疲力尽的部队都已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取而代之的是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他在报告上签了名，并将自己交给参谋长监管。随后，两人渡过了莱茵河。按照计划，克希林将因渎职罪或可能是叛国罪而受到审判。

霍亨措伦大桥在美军面前被炸毁了，这丝毫不令人惊讶。但是，当地居民的行为却非常出人意料。数千名身着卡其色衣服的平民，勇敢地冒着狙击手的子弹从地下室里跑了出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几乎是把他们当成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

一些人极其直言不讳地谴责希特勒。一个男人穿着一条肥大的长裤和一件脏兮兮的人造丝衬衣走了过来。他对战地记者艾利斯·卡彭特大声说道：“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在歌剧院对面的广场废墟上，市民们嘲弄地指着一幅用德英两种文字写成的标语：

给我五年的时间，你们将再也认不出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

(1)指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译注

(2)并非其真名。——原书注

11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

自拿破仑以来，还没有一个入侵者能够渡过莱茵河，盟军一直认为它是抵达德国腹地之前的最后一个巨大的障碍。在长达几个月的计划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完整无损地夺取莱茵河上某座桥的可能性。那实在太异想天开了。

在3月2日之前，这似乎仍是异想天开。3月2日，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接近了莱茵河。他的第八十三师得知，前方十五英里处还有一座完好的桥梁，可以通到杜塞尔多夫。于是，他迅速地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并将其坦克伪装成德军装甲车的模样。夜幕降临之后，会讲德语的美国兵爬上装甲车，步兵们则不显眼地走在后面，队伍出发了。这些美国人泰然自若地穿过了敌人的防线，没有受到任何盘问。接着，他们又前进了十英里，中途甚至还迎面遇上了一队向相反方向行军的德国步兵。

黎明时分，特遣部队已经可以看见大桥了。然而，正在这时，一支路过的德国军队中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士兵认出了特遣部队战士们身上的美军制服，并且在受到拦阻时拒绝停下。美国人迅速地消灭了这支德国军队，但是警报器已经大声地响了起来。当第一辆美军坦克沉重地开上桥面时，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莱茵河里升起了四根巨大的水柱。当水柱和大桥的残骸终于落下去时，桥梁的大部分已经无影无踪了。

同样，在3月3日，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更是差一点就攻下了杜塞尔多夫以北十五英里处的一座莱茵河上的桥梁。如果能夺下这座桥，不仅能加速蒙哥马利针对柏林的进攻，还能让元首懊恼异常——因为这座桥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二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部的西德尼·海因茨上校向第十七装甲工兵营的乔治·扬布拉德上尉大概介绍了作战计划：霍奇斯特遣部队的一个步兵连将冲过位于乌尔丁根的阿道夫·希特勒桥，制服桥那头的守军；与此同时，扬布拉德的工兵着手把桥上的引爆装置拆掉。这是一场赌博，成功的机会不大，但是，海因茨觉得必须采取这一行动。

正午前后，霍奇斯特遣部队的第一分队——彼得·科斯托中尉和他的装甲排——赶到了莱茵河。在科斯托的面前是巨大的阿道夫·希特勒三孔大桥，长达一千六百四十英尺。炮弹有节奏地在桥的两边陆续爆炸：十五个半小时以来，美国第九十二装甲炮兵营一直成功地制止着敌军炸桥的企图。科斯托跳下装甲车。河西岸战壕里的德国兵还没来得及开枪，他已经跑上了大桥，开始过河。每迈出一步，他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他是第一个跨过莱茵河的入侵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返回左岸，告诉霍奇斯，这座桥还是完整无损的。

的确，大桥依旧屹立在那里，但是德国人仍然决心要顶住美国人，直到把桥炸毁为止。霍奇斯的前四辆坦克还没开到桥头就被炸坏了。暂停了片刻之后，他又派出了两个营的步兵。步兵打到了桥头，但却被一阵密集的火力堵在了那里。更多的坦克在继续前进，又被另一个东西拦住了：在通往大桥的马路中间，有一个十三英尺宽的大弹坑。

天刚一黑下来，第四十一步兵团的米勒中尉就匍匐前进，打算去观察桥上的情况。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布满了乌云。米勒绕过路上那个大坑，开始过桥。像科斯托一样，他一直来到了河的东岸，在那里，通往大桥的柏油路正在燃烧。突然，子弹从邻近的一座房子里射了出来，他连忙退回了西岸。他告诉霍奇斯，在弹坑被填平之前，只有步兵能够过桥。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爆炸声。两分钟后，又是一声巨响，桥后面的夜空被火光照得一片通明。这是霍奇斯所听过的最为巨大的爆炸声。他猜是德国人把桥炸了。可是，天太黑了，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命令三个士兵前去查看大桥，看看是否还能通过。

扬布拉德上尉决定不再等待步兵的掩护。他和工兵们一起朝大桥走去。他留下三个人殿后，然后带领其余的人走进了浓浓的夜色。一片漆黑之中，只有美军和德军的炮弹不时地发出爆炸的闪光。有几发炮弹打到了桥上，但是工兵们匍匐前进，有条不紊地剪断每一根导线，并检查了所有危险的地方：桥墩、连接点，以及吊梁。从河的东岸，他们也看到了通向桥头的柏油公路正在燃烧。然后，像科斯托一样，他们也回来了。大桥完整无损——不可思议之事还有成为现实的一线希望。

就在霍奇斯重新组织部队准备在拂晓发起进攻的时候，德国人匍匐前进来到桥上。他们发疯似的忙碌着，用新的导线替换了被剪断的旧导线。天刚亮，就听见一声可怕的巨响——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行将出击的美国士兵害怕地站在那里，大桥的东半部摇晃着，然后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塌进了河里。

在仍然耸立在莱茵河上的所有桥梁中，盟军完全没有考虑过要占领的自然是最无军事价值的一座。在制订突袭莱茵河的作战计划的漫长过程中，他们从未将鲁登道夫铁路桥当作一个渡河点。这座铁路桥位于杜塞尔多夫以南五十五英里的雷马根。从西面通向雷马根的所有公路路况都很差，而一旦从这里渡过莱茵河，进攻者便会当头遇上一堵六百英尺高的玄武岩峭壁。在其前方，大约十二英里的地段都是林木茂盛的山区，只有一些无法使用的公路蜿蜒其间。只要守军决心抵抗，装甲部队就无法前进。不过，占领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桥，都将是一大战绩。因此，3月4日，霍奇斯将军与第三军的指挥官约翰·米利金少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这一机会非常渺茫。在乌尔丁根幸免于难的德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警觉了。

霍奇斯的对手，古斯塔夫·冯·赞根将军对这种危险已不只是担心。他的第十五集团军成功地守卫着雷马根以西一段长约二十五英里的齐格菲防线。但是，在他的北面，第五装甲集团军却正在向莱茵河败退，在两军之间留出了一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为此，赞根频做噩梦，梦里面，霍奇斯的部队从他的背后突破防线，攻占了鲁登道夫大桥。他将这一潜在的危险汇报给了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并请求允许自己将所统率的三个师从齐格菲防线撤回来，堵上缺口。莫德尔性情暴躁，但却有着杰出的才干，是希特勒狂热的信徒。他决心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坚守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刻。

“你怎么能证明这样大规模地重新部署军队是有道理的呢？”他挖苦地问道。

“如果美国人不利用这个缺口把他们的坦克派往莱茵河的话，他们就太愚蠢了。我认为他们会像水流下山一样利用这个山谷的。”

“真是胡说八道。”莫德尔打断了他。霍奇斯倒是有可能会从雷马根的北部发起进攻，因为只有傻子才会试图从一个右岸峭壁耸立的地方渡过莱茵河。“你的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许从齐格菲防线撤下来。”他继续说道。不过，他应该是看到了赞根论证中的一些有益之处，因为，片刻之后他又说道：“当然，我也不反对从齐格菲防线上抽调少许兵力。”

赞根受到了鼓舞，他建议再派一些部队回鲁登道夫大桥，以加强那里众所周知的薄弱的防卫力量。

“你别考虑这么远。”莫德尔简短地回答说，并且禁止他往雷马根派去一兵一卒。

赞根顺从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这时，他得知，霍奇斯的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攻下了科隆，而另一支正在向他右侧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快速挺进。赞根决定拿自己的前程甚至可能是生命冒险，拒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他命令他的右翼，奥托·希斯菲尔德将军的第六十七军转回东北方向，边打边向雷马根以北十五英里处的波恩撤退，并在那里与第五装甲集团军会合。这将关上通往雷马根的大门。

令人惊讶的是，莫德尔并没有因此对赞根大发雷霆，他甚至答应让第五装甲集团军的一个战斗群从波恩发动一次突袭，以便同希斯菲尔德的部队会合。一个星期以来，赞根第一次感到轻松了一些。即使希斯菲尔德的行动不能阻止霍奇斯前进，但至少可以把他的进度延迟几天。这样，第二道防线的指挥官瓦尔特·博奇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迅速加强雷马根薄弱的防御力量。

关于鲁登道夫大桥，博奇和赞根同样焦虑。他甚至已经逼莫德尔答应了给他增援，以加强雷马根的防守力量。可是，增援部队还没到，他就被莫德尔调走了。现在，鲁登道夫大桥守军的直接指挥权掌握在冯·博特默将军的手里。对他来说，要保卫的是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雷马根则没那么重要，甚至可以不去那里。博特默派出了一名联络官代表自己。这个联络官对当地很不熟悉，漫不经心地径直走向了离雷马根最近的美国部队。

那是约翰·伦纳德少将指挥的第九装甲师。莫德尔错误地以为，他已经在阿登战役中把它消灭了。而现在，第九装甲师是霍奇斯发动攻势的先头部队，这一攻势的目的是与从南而来的巴顿将军的一个纵队会师，形成一个钳形包围圈，聚歼约二十五万名德国兵——包括赞根的第十五集团军全军。伦纳德的部队将席卷雷马根，然后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南推进约三十英里，直到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的先头部队会师为止。

3月6日中午，正如赞根所担忧的那样，伦纳德的第九装甲师已经刺进了两支德军之间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A战斗群居右，而在左侧，也就是北面，是威廉·霍格准将率领的B战斗群。下午四点钟，在迅猛地推进了十英里之后，霍格的部队开进了距雷马根以及其重要的铁路桥十二英里远的梅肯海姆。霍格平素言简意赅，非常沉着，前一周，因为敌人的抵抗有所减弱，他便趁机无情地驱赶士兵们前进。“假如敌方地盘上有什么东西挡了你们的路，你们就应该干掉它。”他告诉手下各部队的指挥官们，“步兵营应该交互跃进。如果有可能，就绕过城市走……尽量取得坦克的帮助。要是没有反坦克炮，就用坦克来清除路面。随着事态的进展，我会另外给你们一些目标。”他想，现在该是利用每一个缺口的时候了。

霍格从未试图博得部下的好感，但却广受爱戴与尊重。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两个儿子一样，他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伦纳德和霍奇斯在同一个师里服役。从那时开始，他便战功累累：他负责过阿尔坎公路的先锋阶段，指挥过向奥马哈海滩运送给养的战斗。阿登战役期间，他率领他的战斗部队在圣维特立下了卓越功勋。但另外的一些人能力远不如他——却也没有他那样率直——军衔早就比他高了。

霍格派人找来了作战官本·科思伦少校，让他在雷马根以北十五英里处找一条通往波恩的合适路线，安排右侧的A战斗群占领雷马根，然后掉头向南。可是，到了六点钟，霍格又对科思伦说，计划已经改变，要等待新的命令。科思伦——《诺克斯维尔日报》的前任本地新闻主编兼公关经理——上一周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筋疲力尽，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伦纳德接到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军的米利金给他打来的电话。他们讨论了伦纳德第二天的任务。米利金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你看到远处的小黑条了吗？那就是雷马根的大桥。要是你碰巧能把桥攻下来，你的大名将流芳百世。”说完，米利金挂了电话，并马上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攻占一座桥梁本是常规的军事步骤，但他并不真的认为会有那样的机会。

2

大桥守军的指挥官威利·布拉特格上尉也在通电话，希望可以加强薄弱的守卫力量。在名义上，他有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五百名人民冲锋队队员，一百八十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一百二十名苏联志愿兵，约二百二十名防空兵和火箭部队，以及他自己连队的三十六人。

布拉特格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本来是名教师，1924年失业后被迫投笔从戎。他明白，在紧急情况下，他只能依靠他自己的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都是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人民冲锋队的人里边，只剩下六人没有逃跑；防空部队里的许多人早已神秘地失踪了，而他们的任务是操控埃佩莱·雷伊山顶上的高射炮。距大桥东端约一百码的地方是一面十分陡峭的悬崖。布拉特格曾经试图在通向大桥的高速公路位于雷马根一侧的入口处用树木设置简易障碍，但是，被惹恼的城中百姓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令，该法令禁止砍伐哪怕一棵德国的珍贵品种的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拉特格的上司们拒绝出面干预。

此刻，布拉特格在电话里告诉莫德尔司令部装备处的迈中尉，他们已经完成了四天内在两道铁轨中的一道上横铺木板的任务，鲁登道夫大桥终于可以通过东行的车辆了。接着，他急切地要求派来增援部队，因为美国人如此之近，他都可以清晰地听见美国坦克的开炮声。

“美国人不是去雷马根的，”迈中尉附和着莫德尔的话，“他们是去波恩的。”他对布拉特格听到的枪炮声满不在乎：那肯定是来自一小股保护大部队侧翼的美军。

“我可是个老兵了。”布拉特格回答说。他曾经在波兰、法国、苏联和罗马尼亚打过仗。他说：“这不是小股武装，而是大部队。”

布拉特格失望地挂了电话，然后便走了出去。他在浓雾中摸索着朝大桥西端走去。在那里，他遇上了卡尔·弗里森哈恩上尉。弗里森哈恩是个身材瘦弱、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他率领着一百二十名工兵，任务是在最后时刻把大桥炸毁。此刻，他正向南眺望着自己的家乡科布伦茨，那里的天空被大火映成了暗红色。显然，弗里森哈恩正在担心自己的家人，心情不佳。他指责布拉特格把保安连的三十六人几乎全都派到雷马根正西的维多利亚山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在这儿守卫大桥·布拉特格恼火了——他把人布置在山上，是为了一旦美军靠近，便可以警告弗里森哈恩和他的工兵，好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把大桥炸毁。这两个上尉都是矮个子，大约有五英尺五英寸高；他们彼此怒目而视，仿佛是两只好斗的公鸡。弗里森哈恩很是不满，但只能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希斯菲尔德没能堵上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伦纳德的第九装甲师得以顺利通过。他刚刚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保卫鲁登道夫大桥。和赞根一样，希斯菲尔德也认识到了这座桥的重要性。他叫来了自己的副手汉斯·舍勒少校。他认为舍勒既能干又谨慎，在所有还能调用的人里边，他是处理眼下这种危急局势的最佳人选。他让舍勒指挥大桥附近的全部部队，并且负责炸桥的最后准备工作。“根据事态发展，”他补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你本人可以下令将大桥炸毁。”

舍勒得意扬扬。“准备汽车！”他对自己的勤务兵喊道，“这至少值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3

凌晨两点三十分，伦纳德的作战官约翰·“小粉红”·格罗登上校来到了霍格的指挥所。他带来了给B战斗群指挥部的新命令：部队要在当天早七点分两路向雷马根和雷马根以南三英里的辛齐希挺进。格罗登还说，关于鲁登道夫大桥，除了向桥上发射定时引信炮弹以外，别无其他特别的指示。这种炮弹在击中大桥之前就会爆炸，既阻止了德国人过桥，又不会给大桥本身造成严重破坏。

3月7日拂晓，细雨绵绵。清扫队在迅速地清除梅肯海姆城里街道上的废墟，以便让霍格的装甲部队出城。将军已经召集了他手下的指挥官们，简单介绍了情况：B战斗群将分成两个特遣部队。伦纳德·恩格曼中校率领他的第十四坦克营和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径直向东开往雷马根，拿下该城。另一支特遣部队是威廉·R.普林斯中校的第五十二装甲步兵营，他们的任务则困难得多。普林斯要从雷马根的南面发起进攻，占领辛齐希城，从而在莱茵河的支流阿尔河上建立一个桥头堡。

普林斯的特遣部队按时出发了，但恩格曼的特遣部队却被城东的碎石拦住了，直到八点二十分才动身。在前面开路的是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A连的一个排，其后是一个M26重型坦克分队。M26是一种新型的“潘兴”式坦克，配备有九十毫米口径的大炮。

在后方的梅肯海姆，霍格正在用照明放大镜研究一张地图，这时，伦纳德将军走了进来，问道：“比尔，事情怎么样了？”

霍格抬起头，他那双蓝眼睛如往常一样半睁半闭着。“约翰，河上的这座桥怎么办？”说着，他在鲁登道夫桥周围画了一个圈。

“这座桥怎么了？”

“您的情报部门无法告诉我这座桥还在不在。假设我发现它还没有被炸毁，是不是要占领它？”

“该死，是的！”伦纳德毫不犹豫地回答，“冲过大桥。”他看见科思伦扣上枪套，朝门口走去，连忙问道：“真见鬼，你要去哪儿？”

“如果想让恩格曼过桥的话，最好有个人去告诉他。”科思伦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回答，“我认为不该用电话告诉他，我们离德国佬太近了。”

伦纳德咧嘴笑了。和所有人一样，他感觉夺取大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去吧！也许你会让你的名字登上报纸。”

“将军，我可不愿意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科思伦说，“我只希望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赶紧回家。”

上午十点三十分，炮兵部队的联络飞行员哈罗德·拉森中尉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穿过云雾向莱茵河方向飞去。他的任务是为霍格的两支特遣部队寻找可以通行的公路和桥梁，并为炮兵部队确定目标的位置。突然，莱茵河戏剧性地映入了他的眼帘，一座大桥在薄雾中隐隐出现了。他毫不理会可能袭来的高射炮火，继续飞向一座城镇，以便更近地进行观察。这座城镇就是雷马根。拉森把飞机降得更低，想看清大桥是否还在通车。大桥完整无损！他转了个弯，飞回基地报告去了。

4

天亮之后，德军车队开始通过大桥，队伍中的每一辆车都经过了布拉特格的检查。他筋疲力尽，情绪很差，当看到几队士兵临近中午才拖着反坦克炮缓慢地走向桥头时，他简直怒不可遏。他们是来接防的。驻守埃佩莱·雷伊山的炮队已被派往科布伦茨阻挡巴顿的进攻。布拉特格第一次意识到，在那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峭壁上，几乎已经没有高射炮群了。他抬头看向对岸那座陡直的山头。“赶紧！”他向那些汗流浃背的士兵喊道，“美国人就要来了！”然后他返回了自己的指挥所，也就是距大桥西端几百码远的一座修道院。此时天色阴郁，布拉特格的心头涌上了一种特别消沉的情绪。

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带倦容的军官走了进来。他宣称，他是舍勒少校，雷马根的新任战斗指挥官。布拉特格猜想他肯定带来了承诺的援军，便问援军在哪里。舍勒说，他根本不明白上尉在讲什么。因此，布拉特格又怀疑他是间谍，并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件。舍勒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炸毁大桥的最后准备工作。大约六十包独立的炸药已经被安放在大桥的各个关键部位，将近中午的时候，两名工兵开始把这些炸药包连接到一根主导火索上，导火索通往河对岸一条隧道中的引爆器。

与此同时，恩格曼的特遣部队穿过了距雷马根三英里的小村比尔雷施多夫。然后，这支部队立即向东转弯，进入了俯瞰莱茵河那块高地上的树林里。走在队伍前面的A连一排的副排长卡迈恩·萨比亚觉得树林里静得蹊跷，为了谨慎起见，便端起机枪往林子里扫了一梭子。萨比亚来自布鲁克林，今年二十五岁。他身材矮胖结实，长着一脸络腮胡子。队伍停了下来，萨比亚和A连的另外九个人从他们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里爬了出来，小小翼翼地向前走去。萨比亚来到了大路上。下午一点左右，他抵达一个向右急转弯的路口。向下望去，突然，蜿蜒曲折的莱茵河与壮丽的雷马根城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大声叫道：“上帝，看这个！”然后，他静默无言地站在了那里。终于，他开口向离他最近的一个人问道：“你知道这条该死的河叫什么吧？”

约瑟夫·德·里西奥上士迅速跑上前来，想看看是什么拦住了大家。和萨比亚一样，他也矮胖结实，长着一脸络腮胡子，而且他同样也是二十五岁，不过，他来自布朗克斯。看见莱茵河的时候，他简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同样因那壮观的美景而深受震动。战争在那一刹那停止了。可是，就在这时，透过右边的烟雾，他看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座有车辆正在通行的桥梁。德·里西奥本能地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他素来对什么都不在乎，打起仗来就好像根本不会被德国人打死似的。比如，为了引出对方的狙击手，他的拿手好戏是在脖子上系一条鲜艳的黄围巾，大步冲向开阔地带。可是对于那座桥，他一点儿边都不想沾。他知道，一旦他们上了桥，这该死的东西就会被炸得飞上天。

由于这一发现，该连的指挥官卡尔·蒂默曼少尉和排长埃米特·伯罗斯都匆匆地来到公路的拐弯处。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因眼前这幅景象而目瞪口呆。透过双筒望远镜，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那座桥，可以清晰地看到奶牛、马匹、士兵和车辆正在上面通过。

伯罗斯叫来了他的迫击炮班：“准备好，把敌人的后撤阵地炸掉。”然而，蒂默曼认为，这是坦克和炮兵的工作。现在不能犯判断上的错误——这是他负责指挥的第一天。他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神情严肃。他的大多数部下都很喜欢他，但也有些人认为他过于严格。而且，在营部会议上，他曾因直言不讳而惹恼过多位上司。

特遣部队指挥官恩格曼中校乘着他的吉普车飞速来到队伍前方。他也站在那里观察了一分钟。他个头不高，身体结实，行动敏捷。运气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运气，不过，他以前总是有运气的——还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的时候，他花五十美分买了张彩票，结果竟中了奖。他望着桥上缓缓而过的车流，告诉他的前沿观测员，让支援的炮兵调整好炮位。

与此同时，普林斯的特遣部队正火速赶赴东南。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每到一个村子，德国平民都摇着白旗欢迎他们。在莱茵河以西几英里的地方，他们突然转向南面，迅速渡过阿尔河，进入了辛齐希城。这一行动大大出人意料，躲藏在水泥掩体里的德国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三百多个德国兵都当了俘虏。弗雷德·德·兰戈中尉开始讯问当地的居民，其中一人告诉他，鲁登道夫大桥将于当天下午四点被炸毁。德·兰戈派一名信使返回霍格设在比尔雷施多夫的新司令部。同时，他还试着通过无线电同恩格曼的特遣部队直接联系。在这一尝试失败之后，德·兰戈便率领他的排开始向大桥进发，希望自己可以及时赶到那里，拆除炸药的导火索。

5

恩格曼命令A连步行进入雷马根，命令C连过几分钟再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车尾随其后。然后，他告诉第十四装甲营的约翰·格林鲍尔中尉，一个干瘦的南加利福尼亚律师：“约翰，我要你向雷马根全速突进。用坦克护卫大桥，不管什么人企图炸桥，都要把他们干掉。”

下午一点五十分，蒂默曼下令，除了A连的一个排以外的全体人员，由伯罗斯中尉的那个排打头，沿着曲折的公路朝雷马根进发。留下的那个排则由干劲很大的德·里西奥中尉率领，抄近路由葡萄地里的一条险峻小路直接下山。他们来到了著名的圣阿波利纳里斯教堂附近。该教堂始建于罗马时代，当时只是一个小礼拜堂，后来在十三、十七和十九世纪分别进行了扩建，现在已经有四座塔楼。部队从大教堂后面穿过，来到了莱茵河左岸的波恩—雷马根高速路上。在这里，德·里西奥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德国路障。他留下一个机枪分队占领阵地，自己则率领其他人大胆地向河边走去。到了河边，他转向右侧，朝着雷马根城和城那边的大桥走去。这时，从几座偏僻的房子里射出了几发轻武器子弹，他们立刻加快了步伐。但是当战士们走到那些房子前面时，里边却已经空了。

一个士兵跑向里西奥。“福斯特中士刚刚抓住了一个德国将军！”他兴奋地喊道。德·里西奥跟着他走进了一座房子，里面，福斯特和他的全班人正围着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和两个妇女。

“你觉得怎么样，乔⁽¹⁾？”福斯特问道。

德·里西奥大笑起来。“放他走吧。”他说，“你抓到的是一个铁路列车长。”

德·里西奥沿着河岸穿过雷马根。又走了半英里之后，他看到了很像城堡炮楼的两个东西——那是鲁登道夫大桥的西端。

一看到德·里西奥，弗里森哈恩上尉和四名志愿工兵便躲到了贝歇尔家具厂的后面。他们正蹲在桥西路口的一个炸药包周围，准备用它在公路上炸出一个大得足以阻止任何美军车辆前进的坑。一队正在撤退的炮兵按计划随时都可能来到这里。弗里森哈恩要等到迫不得已的最后时刻再把桥炸毁。

当A连的主力接近大桥时，响起了一阵轻武器射击的噼啪声，而格林鲍尔的坦克射出的炮弹也开始落到德国工兵的附近。弗里森哈恩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当他听到一声哨响，并且看见家具厂里美国士兵的钢盔在闪闪发光时，便立即高声叫了起来：“引爆炸药！”一个工兵猛拉了一下导火索，几人连忙隐蔽了起来。六分钟以后，即下午两点三十五分，炸药包轰的一声爆炸了。烟雾消散之后，弗里森哈恩满意地看到，在通向大桥的公路上炸出了一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他向手下发了个信号，然后便开始穿过大桥往回跑。一颗“潘兴”式炮弹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爆炸了，震荡使他失去了知觉。十五分钟之后，他醒了过来，起身摇摇晃晃地向河的东岸走去。

在他身后，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正匍匐爬上大桥。他们是维多利亚山监视哨的队长格哈德·罗特中士和一名军士。只有他们两人得以穿过了美军的防线。他们绕过公路上那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罗特的腿已经负伤三处，刚走到桥上就倒下了。他奋力向桥的那头爬去，与此同时，子弹纷纷打在他周围的桥面上。只剩下一千零六十九英尺了，然而，对岸却仿佛是天涯海角。

科思伦已经将情况汇报给了霍格将军。霍格驱车来到俯瞰莱茵河的拐弯处。当他看见大桥仍旧耸立在那里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他想起了早些时候伦纳德对他说的关于完整无损地夺下它的那番话。两人谁都没有真的相信这可以做到。也许并不能做到。德国人可能只是要等恩格曼的全部人马都上了桥以后，再把桥炸毁。

“占领这座桥！”他向恩格曼喊道。一时间，仿佛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变成了慢动作。“开上来几辆坦克，停在桥的两边，然后就向对岸开炮。等你们的火力占了上风，就让步兵通过。”站在山顶的那些人从未见过霍格如此激动。他平时总是十分冷静，可是现在，他对所有他认为是在不可原谅地贻误战机的事情都大发雷霆。他不耐烦地质问恩格曼，为什么还没有攻下雷马根。恩格曼解释说，刚才两个步兵连和格林鲍尔中尉的坦克都被派下了山。霍格不想要这些解释，他要的是雷马根，而且要马上得到。突然，他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要是能夺下一座桥就好了。”他喃喃自语道。

“是，长官！”恩格曼说。他立刻电令他的部下加快步伐。

下午三点十五分，霍格的无线电报务员递给他一封电报。德·兰戈提醒他，大桥可能会在四十五分钟后被炸掉。

“快一点！”霍格将军向恩格曼喊道，“他们要在下午四点钟炸掉大桥。往桥周围施放些白磷和烟雾，但不要击中大桥。我不想让德国佬看见我们在干什么。用坦克和机枪掩护你们自己前进，把你们的工兵派上去剪断导火索！”

恩格曼回答说，他已经派人去施放烟雾了。他的话不时地被白磷在对岸爆炸的声音所打断。但是，白磷落到了距桥东端以北半英里远的埃佩尔市，甚至落到了埃佩莱·雷伊山顶上。除了大桥上，似乎到处都是烟雾弥漫。霍格透过他的双筒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大桥。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是什么阻止了进攻？他告诉逍遥自在的装甲步兵营指挥官默里·迪弗斯少校，赶紧下山，带领自己的部队穿过大桥。然后，他又转向恩格曼：“我要你尽快到大桥去。”

“我会尽一切努力赶到那儿！”恩格曼回答，接着，他跳上了自己的吉普车。进入雷马根近郊以后，他发电报给格林鲍尔：“去大桥！”

“我已经到了。”

“好！开火掩护大桥，叫德国佬什么都干不成。”恩格曼命令说。然后，他派了一名信使前往第九装甲工兵营的休·莫特中尉处。几分钟后，两人在大桥附近的一家旅店后面碰了头。“莫特，”上校说，“你到桥上去，把所有的爆炸物都拆掉，把所有的导火索都剪断。告诉我，你多久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好把坦克派过去。”当年轻的莫特看到弗里森哈恩炸出的那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时，他意识到，几个小时之内，一辆坦克也无法通过。他叫来了手下的两名中士，三人准备跟随第一支步兵突击队冲上桥。

此时，迪弗斯少校已经到了，正在准备突袭。他在家具厂附近找到了蒂默曼中尉，对他说：“你认为你的连队可以通过大桥吗？”

蒂默曼向上望去。步枪和机枪的炮火正从对岸的两个桥头堡射过来，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好，我们可以试试看，长官。”

“前进！”

蒂默曼再次看向大桥。德国防空部队从埃佩莱·雷伊山顶上射来的炮弹在大桥的顶部炸开了。在烟雾中，大桥似乎在来回摆动，就快塌下来了。“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他问。

迪弗斯没有回答。蒂默曼溜进了一个弹坑，他的排长们正在那里等他。“有命令，我们要过桥，”他镇定地说道，“A连打头阵。行军的次序是：第一排、第三排、第二排。”

萨比亚很喜欢这个大个子中尉，他说：“这是个圈套。一旦我们走到桥中间，他们就会把它炸掉。”

德·里西奥不大喜欢蒂默曼，也不大喜欢他的命令，不过却缄口不言。

蒂默曼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说道：“命令就是命令。既然让我们去，好吧，我们去。”他爬出了弹坑。

山顶，霍格刚刚收到第三军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撤销了之前给他的任务。巴顿的部队几乎就要打到莱茵河了，因此，上级命令霍格立即率部南下，向科布伦茨挺进，以期同巴顿会师。

这真是一记重击。面前摆着这场战争中天赐的一个良机，而他却不能抓住——假如听令从事的话。他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大桥。迪弗斯的步兵还未发起冲击。要停止整个行动为时尚且不晚。霍格犹豫了，但只犹豫了片刻。对一个战士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却又明显的抉择。如果成功，他就会成为英雄；如果失败，他很可能会失去指挥权，甚至葬送他的军事生涯。

他决定尝试夺桥——管它该死的后果如何！

在河的那一边，弗里森哈恩上尉仍旧头昏眼花，磕磕绊绊地向从悬崖脚下开始的那条铁路隧道走去。在隧道入口处，他见到了布拉特格，便喘着粗气说道：“美国佬在贝歇尔家具厂！”

“炸桥！”布拉特格激动地说。

弗里森哈恩迟疑不决。一个小时之前，他曾恳求舍勒让他去炸桥。可是舍勒严厉地提醒他，希特勒最近下达了命令：任何过早炸毁莱茵河上某座桥梁的人，都将被送往军事法庭受审。“应该等舍勒少校下令。”弗里森哈恩为难地答道。

罗特中士也刚刚从桥上爬过来，被人扶着走进了隧道。他证实，美军正在桥的另一端集结。布拉特格不耐烦地告诉弗里森哈恩，他要掌控这里的行动。说完，他便往舍勒的指挥所走去。指挥所设在隧道的另一头，离这儿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他在黑暗中沿着铁路向前摸索着。饱受惊吓的城中百姓聚集在隧道里，让他的步伐变得更慢。最后，他终于来到了隧道后面的出口，这里距埃佩尔市仅有几百码远。“我们应该把桥炸掉！”他冲着舍勒大声喊道，并且告诉他，美国人已经到了家具厂。

然而，舍勒仍然谨记希特勒的命令。他有些踌躇。

“假如您不下令，”布拉特格性急地说，“那么，我就要下令了！”

少校长叹一口气，说道：“好吧，炸桥。”

布拉特格艰难地向隧道的另一端走去。刚一看见弗里森哈恩，他便大声嚷道：“炸桥！”

弗里森哈恩稍作迟疑，然后便转身叫身边的人卧倒在地，把嘴张大，以保护他们的鼓膜。接着，他跪到引爆装置旁，这个装置联结着安放在桥体各处的六十多个炸药包。他抓起一把钥匙，在引爆装置里拧了一圈。布拉特格振作精神，等待着爆炸。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弗里森哈恩疯狂地拧动着钥匙。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意识到，引爆装置的中心线路被破坏了，可能是被美军的炮弹炸断的。他命令一个特别小组赶往桥上，然而，他们刚走到隧道出口处，就被一辆美军坦克的扫射逼得退了回来。弗里森哈恩问手下的军士，谁自愿出去，用手引燃应急炸药包。这包炸药重三百公斤，就在河右岸的两个桥头堡那边。好一会儿工夫，众人全都沉默不语；然后，一个名叫福斯特的中士说他愿意去试试。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他迎着一串可怕的机枪扫射爬出隧道，向前猛冲过去，企图将八十码开外的应急炸药的导火索点着。

弗里森哈恩急不可耐地跑出了隧道，想看看外面进展如何。一颗炮弹爆炸了，他连忙跳进一个弹坑里。他向上看去，沮丧地发现福斯特正往回跑。应急炸药包准是又出了什么毛病。正当他在诅咒又一次失败时——他忘了导火索燃尽需要时间——传来了一声巨响，桥架飞上了天。谢天谢地，大桥被炸掉了！

霍格只听到了一声轻微的爆炸声，但是，当他看见桥身飞向空中的时候，便断定桥的骨架已被摧毁了。他极为失望。不过，当他意识到不需要再去做出艰难的选择时，心里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可是，烟雾渐渐消散之后，他惊讶地发觉大桥竟仍然完好。他跳进他的吉普车，驱车下山，通知恩格曼立即命令全队过河。

蒂默曼也看到了桥梁被炸上天的情景，他叫喊着：“真是倒了大霉！我们过不去了，桥刚刚被炸了！”

德·里西奥则道：“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五天了。”

这时，有人惊呼起来：“大桥还在！”

蒂默曼向他的三个排长示意。“好，我们立即通过大桥。”他语气平常地说，“走！”

他向大桥出发了，但其他的人还在犹豫。迪弗斯少校总是妙语连珠，他快活地向一排喊道：“来吧，小伙子们，我们过河！我在河对岸等你们，晚上我们有鸡吃了！”

听了他的话，大家不三不四地议论了几句，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前进，”迪弗斯不再开玩笑，大声喊道，“动起来！”

安东尼·萨曼尔中士转向一排代理排长迈克·钦查尔中士。“走吧，迈克，咱们散着步就能过桥了。”钦查尔小心翼翼地上了桥。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等兵阿尔特·梅西。然后是莫特中尉，之前就是他奉命清除炸药，剪断了所有的导线。走在第四个的是大萨曼尔。

钦查尔转过身来喊道：“好了，我们向前冲吧！”然后开始加速向前跑去。其他人虽然还在担心大桥随时都会断裂，但也都匆匆跟在他的后边。“梅西，”钦查尔叫道，“我们俩交互跃进，一直跑到那个炸开的坑为止。”他用手指着前方三分之二的地方，在那里，福斯特引爆的炸药在桥面上炸出了一个坑。

“我不想去，不过，好吧，我去。”梅西说道。子弹开始在他们的身边呼啸。后边不远处，蒂默曼中尉在鼓励后面的战士，要他们再快一点。“动起来！动起来！”他不断地喊着。河岸上，威廉·T.吉布尔牧师正用他那八毫米口径的摄影机拍摄着突击大桥的场面。

此刻，莫特的两个中士跟上了他。三名工兵开始着手切断所有能看见的导线。直到桥的中间，他们才发现四包炸药，每包约重二十五磅，和桥面底下的“I”字形大梁连在一起。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连接导线，然后继续向前。钦查尔带着他的人沿着大桥左侧前进；德军在离隧道约一百码的两个石砌的桥头堡上布置了机枪，子弹飞溅在他们面前。钦查尔在左侧桥头堡附近停了下来。德·里西奥追上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阻拦了他们前进。

“狙击手。”钦查尔说。

“天啊！为什么让两名狙击手把整个营的前进都给挡住了？咱们得赶紧从这座该死的桥上下去。如果它没了，我们就都没了。”生性好斗的德·里西奥命令他的第二班跑步前进。由于仍然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便顺着桥的左侧向前跑去。这时，他听到有人大声喊道：“谁在守卫右边的桥头堡？”他跑到大桥右侧，向一座巨大的拱顶冲了过去，然后开始将挡住桥头堡入口的几包稻草推开。

萨比亚跟在他的后边。通过大桥这段路程似乎永无休止——好像是在跑步机上一样。他忍不住不时地看向桥下八十英尺处那激流滚滚的莱茵河。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泳选手，因此，他盘算着，万一落水的话，他那沉重的背包要花多久才能把他拖到河底。他看见一颗子弹击中了拱顶，连忙喊道：“乔，你中弹了！”

德·里西奥感觉了一下，一点儿都不疼：“你疯了！”

“我看见那颗子弹刚好从你身上穿了过去。”萨比亚坚持道。然后，他向另一座桥头堡飞奔而去。这时，德·里西奥只剩下孤身一人，他冲进右边的桥头堡，发现五个德国兵正挤在一挺卡了壳的机枪旁。他端起他的M1型冲锋枪朝墙上打了两枪，用德语高声喊道：“举起手来！”

那几个德国兵吓呆了，转过身去，举起了双手。德·里西奥弯下腰，用一只手把机枪的三脚支架合拢，然后把机枪从窗口扔了出去，这样，他的同伴就可以知道这挺机枪已经不起作用了。接着，他操着很不地道的德语问那几个俘虏：“上面还有人吗？”

“没有了。”

“上去看看。”他用枪顶着五个俘虏爬上面前的旋转楼梯。到了上面，他们遇到了两个人——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士兵僵在了那里，可那名似乎喝醉了的军官却歪歪斜斜地向角落里一跃，那儿放着引爆器。德·里西奥朝他的脚下开了一枪，然后把他和其他人一起推下了楼梯。

外面，亚历克斯·德拉比克——一个高瘦腼腆，有着忧郁眼神的俄亥俄人——正在寻找他的排长德·里西奥。排长似乎已经去铁路隧道了。他向排里的其他人喊道：“德·里西奥肯定是一个人冲到那边去了。我们走！”

“前进！”萨比亚说道。他刚才在左边的桥头堡协助钦查尔、萨曼尔和梅西拿下了德军的一个机枪团。此刻，他跟着德拉比克向前冲去。几秒钟后，德·里西奥押着他的七个俘虏从桥头堡里出来了。他示意俘虏们回到大桥上美军那一侧，然后便跟在萨比亚后面奔跑起来。

德拉比克跑得太快了，把钢盔都跑掉了，可是他并没有停步，他是第一个穿过大桥的美国人。紧跟在他后面的是马文·詹森，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粉刷匠。他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他妈的，你觉得咱们能跑到那头吗？”紧随其后的是萨曼尔、德·里西奥、钦查尔和萨比亚。

蒂默曼是第一个穿过大桥的美国军官。他指向一百码开外的铁路隧道入口。“侦察地形，不要开火。”他告诉萨比亚，“带上乔和其他两个人。”

性格使然，德·里西奥早已决定到隧道里去看看。萨比亚警告他要在铁轨的枕木上走，免得发出声响“惹来麻烦”。几个人跟在他身后，他们偷偷爬进了漆黑的隧道，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他们越过了所有的路障，没有遇到一点抵抗。他们小心谨慎地沿着铁轨突兀的转弯向前摸索，绕过了一列货车车厢。这时候，他们听到前面有人在低声交谈。德·里西奥端起机枪朝隧道顶上扫了一梭子，子弹撞上去又弹跳开来。两名德国士兵举着双手走了过来。美国人押着他们走出隧道，然后挥手示意他们向大桥走去。

6

当布拉特格获悉美国人正在过桥时，便匆匆向隧道后方的舍勒那里走去。他告诉舍勒，他需要工兵进行反击。舍勒表示同意。上尉动身往回走，一路召集着士兵。在隧道靠近大桥的那头，一名中士追了上来，告诉他说，舍勒和另外两名军官不见了。布拉特格认为，既然舍勒已经走了，那么自己就应当负责指挥。他试图把部下带到一块俯瞰大桥的高地上，这样就能重新组织部队准备一次反击。然而，最先过桥的美国兵的炮火将所有人都赶了回来。隧道里的老百姓们惊恐万状。他们乞求布拉特格停止战斗，甚至试图解除工兵们的武装。布拉特格把剩下的军官召集到一起——弗里森哈恩和三名中尉。

“舍勒少校和另外两名军官离开我们了，”他做作地说，“我不知道原因。我们现在无法再继续战斗了。”他提醒他们，希特勒最近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是谁，哪怕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只要他愿意继续战斗，就可以指挥其他人。”他问，“你们当中有哪一个愿意继续打下去？假如有的话，他就是这儿的指挥官了。”

没人答话。

他开始对士兵们讲同样的一番话。这时，一群百姓举着一面白旗涌了过来。布拉特格转向士兵们，说道：“我命令停止战斗。我要求你们毁掉武器，并且最后一批离开隧道。”

在距隧道出口几百码的地方，萨比亚率领他的排朝埃佩尔的小火车站走去。一列从北边驶来的火车正徐徐开进车站。萨比亚示意他的手下潜伏在壕沟里，自己则全神贯注地观察那些中年德国兵。他们背着长枪，笨手笨脚地下了车。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中尉粗暴地让他们排成整齐的行列。萨比亚想，这简直像是麦克·塞内特⁽²⁾的一出喜剧。德国兵刚排好队，壕沟里的美国大兵便一跃而起，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这些上了年纪的德国士兵没有一个试图反抗——连那名衣着考究的中尉也没有。

A连的其他人正在尝试攀登埃佩莱·雷伊山几乎呈九十度的光滑峭壁。德国的防空炮火非常凶猛，杀伤力很大，以致这座山的名字被改成了“高射炮”山。攻克这座山头比过桥要困难得多。

与此同时，C连已经包围了“高射炮”山，并开始向隧道后部前进。一名德国兵拿着一支反坦克火箭筒，独自一人守卫在那里。美国士兵大声命令他走过来，他顺从了；几分钟之后，布拉特格和他的大约二百名部下就被围了起来。

当霍格将军从雷马根返回的时候，师里的工兵西尔·Y.科克尔中校正在霍格设在比尔雷施多夫的指挥所里等他。得知霍格的困境后，科克尔自告奋勇要驱车回师部去解释为什么霍格没有服从最新的命令。科克尔走后不久，师长本人开着车来了。伦纳德师长还没下车，霍格就迎上前去告诉他：“我们把桥拿下来了。”

“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伦纳德问。不过，霍格知道他是在开玩笑：“现在，我们抓住了公牛的尾巴，给自己找了一大堆麻烦。”接着，伦纳德神情严肃地说：“不过，让我们继续推进吧，把它留给第三军去解决。”

霍格把先前第三军命令他继续向南运动的电报递给伦纳德。“这就是我接到的新命令。我该怎么做？”他问，“我的一部分部队已经过了河。”

“你已经违抗了命令。”伦纳德说，然后又苦笑着补充道，“不过，你做得非常对，我会支持你。”

霍格早就知道伦纳德会这样说的，不过他还是松了一大口气。

“好好守住已经攻下的地方，我会给你派去我能派出的全部部队，”伦纳德果断地继续说道，“我们这个师将负责保住大桥。”

突然，伦纳德想到，德国人是否在桥上藏了定时炸弹？“如果他们要炸桥，那怎么办？”他问。如果在三十六小时之内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右岸的一切都要完蛋。

霍格认为很值得冒这个险。“我们只有一支特遣部队在对岸，”他说，“再说，战争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伦纳德叹了口气。这也许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然而，他还是断定值得冒这个险。“违抗命令是件不好的事情，”他说，“但是我支持你，比尔。我认为你是对的。”

伦纳德的参谋长哈里·约翰逊上校刚刚从科克尔中校那儿听说了有关大桥的消息。他打电话给第三军，找到了米利金的参谋长詹姆斯·菲利普斯上校，把大桥的情况告诉了他。菲利普斯的反应是一阵大笑。约翰逊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在开玩笑：“我身边有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的中校，他刚从霍格的司令部来到我这儿，他在那里亲自同霍格本人讲过话。”

菲利普斯立刻严肃了起来。他说米利金在外视察，几个小时以内回不来。约翰逊拒绝被对方回避，他认为应该允许霍格守住大桥。“这很可能是战争的转折点！”他说道。

“好吧。”菲利普斯最终让了步，“死死地守住大桥。”不过，经过约翰逊“热情而又巧妙的说服工作”之后，他同意让霍格率手下的所有部队过河。

既然菲利普斯负责第三军，那么他本人的行动就要得到第一集团军批准。然而，霍奇斯将军也在外视察，而他的作战官又不能擅自做出决定，批准扩大雷马根的桥头堡。这是第一次没有及时批准已经做完的事情，也是第一次没有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霍格、伦纳德和菲利普斯很可能受到了叱责，因为他们无视明确的命令，而让一整支特遣部队渡过了莱茵河，虽然这一主动行动符合所有真正的战士的心愿。

工兵莫特和他的两名中士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大桥。他们受到了一个德国狙击手的骚扰。这个狙击手藏在河上游二百码处一条半沉的驳船上。后来，一辆美军坦克的数发炮弹击中了该船船体的中部。下午四点半刚过，莫特向恩格曼报告说，桥上的所有爆炸物都已被清除，其中包括一包带有熔断保险帽的重约五六百磅的炸药。一队战士已经在着手填平通往桥头那条公路上的大坑。“两个小时以后，大桥就可以通车了。”莫特道。

“您是指坦克吗？”恩格曼问道。

“是的，两个小时以后，坦克就可以通过。”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明确的保证，恩格曼发了封电报给霍格：大桥完好。已将步兵派往对岸。正在修桥，以通行坦克。您计划如何？请尽快电告。

几分钟后，他又发出了另一封电报：已在对岸部署。谁将保护我们的后方？您计划如何·希望尽快告知。

霍格复电：我们将全力支援你们。请在对岸修筑防御工事。

7

作为直接指挥雷马根地区的德国将军，希斯菲尔德丝毫不知道大桥失守的消息；他的上司赞根也不知道，虽然他曾预言过此事；甚至连赞根的上司莫德尔也不知道这件事。莫德尔的司令部正在向莱茵河东转移。他的作战官冈瑟·赖希海姆今年只有三十一岁，也许是德国武装部队里最年轻的一名上校。赖希海姆已经率领一支先头卫队抵达了河东。这时，他偶然从伦德施泰特手下的一名军官那里听到了大桥失守的消息，而这名军官又是从科布伦茨附近的一名防空部队军官那里知道的。由于无法判定莫德尔或他的参谋长的确切位置，赖希海姆便决定由自己主持行动。他立即着手寻找一个靠近大桥的人，但是他能找到的最近的人却是通信部队的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当赖希海姆要他立刻向雷马根发动进攻时，他抗议说，他只是一个管理人员。“我不是合适的人选，”他语气十分肯定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最后，赖希海姆找到了驻守波恩的第二装甲师指挥官文德·冯·维特海姆将军，并叫他集结所有的部队：“把他们全带上，由您指挥，负责发起攻击。”

维特海姆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可他手头没有燃料，无法使他的四千名士兵、二十五辆坦克和十八门大炮向桥头堡挺进。

于是，赖希海姆打电话给驻扎在波恩以北二十英里处的本斯贝格的约希姆·冯·科茨弗莱希将军，让他全盘指挥整个进攻桥头堡的行动。直到这时，科茨弗莱希还一直只是负责后卫防线，防线上配备的只是些零散的人民冲锋队队伍和仍在受训的后备军。不久以前，他讽刺地对莫德尔说：“把武器发给这些人，等于间接发给了美国。”这简直是一幕轻喜剧。现在，有人提醒科茨弗莱希，让他借调前线的两个装甲师：第十一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³⁾。科茨弗莱希和他的作战官鲁道夫·舒尔茨上校冒着大雨，向着南面的桥头堡出发了。要把前线的部队调往雷马根，需要花上一些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一支配备好燃料、整装待发的部队。

在与波恩隔着莱茵河相望的一个村子里，他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街道上驻扎着一个武力雄厚的装甲步兵营：十六辆载有额外汽油和弹药的坦克。这个营的指挥官埃韦斯中校说，这支部队属于第一〇六“将军会馆”装甲旅，本来准备开往波恩，但是他们主动请缨，要去把美国人赶进莱茵河。科茨弗莱希徒劳地拨了一个小时电话，想请求更改埃韦斯营的任务。最后，在绝望之中，他终于找到了陆军元帅莫德尔。“如果埃韦斯，和他那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战士们今晚赶不走美国人，”他说，“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德国的大门将继续向美国人敞开着。”

让科茨弗莱希吃惊的是，莫德尔回答说，他对这一形势了如指掌，甚至已经同希特勒讨论过了。元首认为雷马根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命令第一〇六装甲旅继续向波恩进发。一向非常冷静的科茨弗莱希发起了脾气。“元帅，”他大声喊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这个命令将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埃韦斯不情愿地率部向波恩前进，与此同时，科茨弗莱希和舒尔茨继续向南进发。在距埃佩尔五英里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但精神萎靡的炮兵少校向他们蹒跚走来，是舍勒。他声音沙哑地说，他必须去给莫德尔打电话，并把他在桥上的经历告诉了他们。舒尔茨觉得，舍勒完全像一个“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人。

舍勒报告说，已经抵达莱茵河右岸的美国步兵力量还很薄弱，如果马上发起反击，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他请求科茨弗莱希立即采取行动。哪怕只耽误几个小时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是，赖希海姆早就下令发动进攻的这支部队——第十一装甲师——还在寻找燃料，再过一天，它也难以准备就绪。

天黑以后很久，莫德尔的指挥部才终于打电话给赞根，命令他不要管雷马根发生的事，继续守住莱茵河以西的所有阵地。赞根怀疑，是否“大家都疯了”。但是，对他来说，违抗命令已成习惯，于是他当即命令所有可以调用的部队以及一部分炮兵向莱茵河右岸转移。

自从“七·二〇”暗杀事件以来，没有任何事情像美军攻占雷马根大桥一事一样使希特勒心烦意乱——尽管他对莫德尔谈及此事时一副轻视的口气。对他来说，这是另一次背叛；他决定要惩罚那些负责人。这件事情也为他摆脱年迈的冯·伦德施泰特提供了一个借口，不过，似乎伦德施泰特也希望告老引退。希特勒打电话给他在意大利的指挥官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命令他立即回柏林报到。凯塞林询问缘由，却只被告知快点动身。

希特勒还给奥托·斯科尔兹内发去了一封急电。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他越来越依赖这个人。当这个大腹便便的奥地利人赶到帝国总理府报到时，希特勒已经上床休息了。约德尔告诉斯科尔兹内，希特勒希望他派他的蛙人特别行动队去摧毁鲁登道夫大桥。斯科尔兹内表现得毫无热情。这在他的军人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他说，莱茵河河水的温度已经接近零摄氏度。而且，因为美国人正在向上游扩大他们的桥头堡，他觉得成功的希望甚微。他答应把最优秀的手下从维也纳派去雷马根，但是，他又指出，到底冒不冒这个险，将由蛙人们研究情况后自己做出决定。

8

当霍奇斯在黄昏时分回到斯帕的时候，第一集团军不再举棋不定，批准了霍格通过大桥的要求。在整个西线进行广泛突破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只要率领手下的十个师进入桥头堡便可以一举成功。他立即命令参谋部让他手头所有的部队通过大桥。然后，他往布雷德利在那慕尔城堡的司令部打了个电话。他像平时一样镇静地说道：“布雷德⁽⁴⁾，我们攻下了一座桥梁。”

“一座桥梁？你是说你们在莱茵河上攻下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

“在他们炸掉它之前，伦纳德把雷马根的那座桥夺下来了。”

“真是好样儿的！考特尼，这将使德国门户大开。你是否正在让部下过桥？”

“我打算让手下所有的部队都过去。”

“很好。”

“我让工兵在河上搭两座辅助的浮桥，可以联结桥头堡。”霍奇斯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他马上就派出第七十八和第九步兵师。然后，他问，是否可以让第九十九师也过桥。

“把你能派出的所有部队都派去，考特尼，并且一定要牢牢地守住桥头堡。”布雷德利一边研究墙上的大图板，一边回答，“那些德国家伙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集结足够的力量反击你们。”

自从阿登战役之后，使西线的各个不同司令部最为激动不已的就是攻占雷马根大桥的消息了。不过，当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布雷德利还没有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然而，巧合的是，他餐桌上的客人正是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官哈罗德·“粉红”·布尔少将。布尔也是布雷德利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为人谦逊，不过工作能力很强；他是一个美国新英格兰人，身材矮小，长着一头浅红棕色的头发，举止温文尔雅。刚好在晚饭前，他到了那慕尔，打算和布雷德利讨论艾森豪威尔的一项计划。该计划要把布雷德利的四个师调给雅各布·德弗斯将军，以支持第六集团军群即将对萨尔河发动的进攻。此外，他还想亲自来看看布雷德利需要什么帮助来把他当前的攻势继续下去，特别是，需要什么样的后勤支援来支持巴顿进行可能的突破。

布尔刚走进城堡，布雷德利的一个参谋就兴奋地问他：“您听说那个好消息了吗？”接着便把夺取大桥的事告诉了他。布尔深知这一行动会带来很多好处，于是对其大为赞赏；但他又想到，此事会对两周之后蒙哥马利向莱茵河发起主攻的计划产生影响。晚宴时，他脑子里只想着大桥和由此而生的问题。但是，使他吃惊的是，布雷德利竟只字不提夺桥的事情。布尔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什么决定。

晚宴后，两人来到了布雷德利的办公室，雷马根大桥的话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夺取这座桥梁是“重大和英勇”的一次壮举，布尔说道，但鉴于对岸的地形极差，这座桥必然不是己方的第一选择。“从雷马根出发，那你们哪儿也去不成。”他说，“再者，这也不符合整个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天啊！”布雷德利叫了起来，“一座桥就是一座桥，不管从什么地方过河，只要渡过莱茵河就好。”

“我只是说，雷马根不是我们所寻找的理想的过河位置。”

“可是我没有要求你放弃你的作战计划，”布雷德利不耐烦地说，“就让我们动用四个或五个师去继续过河吧；也许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牵制。或者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加强我们在鲁尔河南面的钳形包围圈。无论如何，这总算是过河。我们已经过了莱茵河。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桥头堡，看在上帝的分上，就让我们去利用它吧。”

“不过，布雷德，等你们过了桥，”布尔固执己见地说，“然后要去哪儿呢？”

布雷德利领他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图板前，向他展示了地形草图上的一条路线。待霍奇斯占领了大桥到波恩—法兰克福高速公路之间那十英里的地带后，他就可以掉头向东南方五十五英里的法兰克福挺进，然后挥师向东。布尔查看了地图，用手指在上面轻轻地弹了弹，开玩笑地说：“我敢打赌，你们刚刚才定下这条路线。”

“六个月以前。”布雷德利回答。他并不认为布尔是在开玩笑。

布尔一再指出，要改变总的作战计划将会很难。

“改变——天啊，‘粉红’！”布雷德利无礼地说，“我们并不试图改变什么东西。只是，既然已经在这座桥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就想好好利用它。”

布尔对这个老朋友的尖锐语调感到很吃惊。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作战官，他觉得，指出刚刚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麻烦——“以及很多明显的好处”——没有什么错。为什么布雷德利坚持要求他允许派四个师过桥呢？这件事情只有艾克本人才能决定。突然，布尔心头豁然开朗，布雷德利还没把夺取大桥的消息告诉艾森豪威尔——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将近两个小时！“你可以跟我聊上一整夜，布雷德，可结果不会有任何区别，”他说，“我不能允许你抽调四五个师过桥。”

当艾森豪威尔在兰斯的寓所中坐下来吃晚饭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他的客人们是：他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上尉、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以及美国空降部队的一些指挥官——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詹姆斯·加文将军和马修·李奇微将军，他们已准备好在莱茵河上进行一次空投，以支持蒙哥马利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第一道菜快要吃完时，艾森豪威尔被叫去接电话。当听到布雷德利报告的有关雷马根的事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叫了起来：“你们在邻近地区有多少力量可以过河？”

“我有四个以上的师。不过，我打电话给您是想确定一下，如果我让这些部队过河，应该不至于妨碍您的作战计划。”

布雷德利完全没必要担心。“是这样，布雷德利，我们一直在等困在科隆附近的那几个师，而现在，它们自由了。你去吧，马上派至少五个师过河，带上一切必需品，保证我们的占领。”艾森豪威尔兴高采烈。他将永远记得，“这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美好时刻”。

“我正想这么干，”布雷德利愉快地回答，“但是大家怀疑这样做是否与您的计划有冲突，因此，我想跟您确定一下。”

餐桌旁的所有人都急切地听着艾森豪威尔在电话里说的这段话：“让那些制订作战计划的人见鬼去吧！当然，干吧，布雷德！我将给你我们手里的一切，以便守住那座桥头堡。即使地形并不太理想，我们也要好好地利用它。”

李奇微凑向布彻，说道：“布彻，难道不能让我们也参加这场演出吗？它听起来不错！”

艾森豪威尔回到餐桌旁，心情相当高兴。“霍奇斯攻占了雷马根的一座桥梁，并且已经派部队过了桥。”布彻说，空降部队的将领们想参加这个行动。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次他们没有运气参加了，不过，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干呢。

在“高射炮”山上，细雨连绵不断。当第二十七装甲步兵团的三个步兵连艰难地在悬崖那打滑的岩面上攀登之时，工兵们正疯狂地用木板堵塞桥上的大窟窿，并把通往大桥西侧的公路上那个大坑填好，坦克手们紧张地等待着，其中少数几人希望大桥可以在修复以前被炸掉。

此时，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来。卡车、坦克、自动牵引炮车和其他车辆堵住了大桥的入口，而每一分钟，都有更多的车辆驶来。距此不远处，恩格曼上校在他那个酒窖里的指挥所对他手下的军官们说，即使大桥修好了，他也不知道能否禁得住坦克的重量。“不过，”他说，“我们应该试试。”他解释说，为了帮助驾驶员在夜间行驶，工兵们将在桥上拉一根白色绳索。抵达大桥另一端之后，坦克车队会盘旋前进，等待在黎明时发起攻击。

指挥坦克车队夜间过桥的乔治·索马斯上尉转向身边的C.温莎·米勒中尉。米勒曾在华盛顿从事房地产行业，他的坦克排将走在车队的最前面。索马斯对他说：“我想，今天晚上最好有一辆坦克在你前边行驶。”米勒一直习惯开第一辆坦克。他没说话；他还是计划打头阵。恩格曼不知怎么感觉到了他的想法，开口说道：“米勒，这是命令！你必须让一辆坦克走在你前面。我不想在碰上第一个麻烦时就把我的一名军官给报销了。”

米勒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指挥第二辆坦克的威廉·古德森中士。古德森为人随和，做事从容谨慎，因此被昵称为“快手”。米勒说：“快手，我要给你下一道我从未下过的最强硬的命令。今天晚上，我要和你换一下位置。”古德森什么也没说，可心里却讽刺地想，为什么选我来享此殊荣？

坦克手们登上“潘兴”式坦克，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缓慢逝去。最终，午夜时分，索马斯得到通知，大桥已经修好，于是便示意他的部下围在一排大型坦克歼击车周围。当古德森的坦克哐当哐当开上大桥时，突然传来了一声让人神经紧张的不祥的嘎吱声。古德森通过对讲系统听到了米勒警惕的声音，“别担心……慢一点。别离我太远。”走到一半的时候，在一片漆黑之中，米勒看不见前面的坦克了。“你在哪儿？”他问道。

“你没注意到刚才的那下碰撞吗？”古德森反问道，“刚才你撞到我的坦克了。”

米勒想起了那句俗话：“伸手不见五指。”他举起了自己的手，果然看不见它。他把身子探出坦克，寻找那条白色绳索，但同样没看到。

在坦克车队过桥的过程中，没听到一声枪炮的射击。但是，坦克刚一开下大桥，驶上著名的景色优美的莱茵河公路，便遭到了机枪的连连射击。坦克车队继续往北，朝着埃佩尔的方向行驶；米勒一直在寻找本应前来迎接他的那些步兵向导。他被德国人围住了；有些德国兵用德语向他喊着：“伙计！”但是其他的人却继续射击。

米勒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敌人在向我们射击。许多人愿意投降。派步兵来接收俘虏。”

恩格曼却回答说：“原地不动，直到你身子底下的最后一辆坦克被击中。”

米勒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得不到新的坦克车队的支援。坦克歼击车以更为轻快的步伐尾随在“潘兴”式坦克后面，可是当其中的第一辆驶至草草修复的那个被福斯特炸开的大坑时，它右边的履带滑进了大坑尚未用木板盖上的部分。此刻，这辆巨大的战车正摇摇欲坠地悬在莱茵河上，车身的一部分堵住了大桥。

师里的工兵科克尔中校来到这辆坦克歼击车跟前，想让人把它从那个窟窿推到大约七十五英尺下方的河里去。随后，他意识到，大桥的基座可能会把坦克拦住，弄得不好，道路会被堵塞好几天。

他钻到坦克歼击车底下，不安地想着身下莱茵河那冰冷的水流。接着，他摸索起了大桥的水平横梁，想找几根可以把枕木铺在上面的。那样，就可以把坦克从窟窿里拖出来了。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根合适的，但是，由于四周一片漆黑，他无法选定另一根。逝去的每一秒钟都“似乎是永恒”。他一边绝望地寻找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如果到那时还不能恢复通车的话，桥头堡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时，一群步兵开始恐慌地跑向西岸，从辛勤工作着的工兵身边跑了过去。谣言从“高射炮”山上开始传开，说所有的部队都将立即撤回。由于这一谣言是从一名军官那儿传出来的，所以很有分量。当迪弗斯的参谋部获知这件事情时，悬崖上三分之一的人都已经撤往了雷马根。

清晨四点三十分，霍奇斯派出的首批后援步兵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过桥去增援那个小小的桥头堡。率领第一队的路易斯·马内斯中校被告知：“过桥没问题。除了士气低落，那里没有任何障碍。”马内斯希望这是指德军的士气低落。他率领自己的营——大约七百人——走上大桥，想知道究竟该如何过桥，是以密集的队形快速通过，还是把人员拉开距离？不过，在吱嘎作响的桥上走了几步之后，选择便很明显了。“尽快过桥！”他高声命令道。

科克尔——浑身都是烂泥，但却得意扬扬——终于找到了第二根合适的横梁。半小时之后，枕木钉好了，那辆坦克歼击车被安全地拖出了大坑。很快，坑被完全填上，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开始再次滚滚向东驶去。

当第七十八师的步兵们开始列队过桥时，黎明已经到来了。很多人不安而又着迷地看着下面回旋着的那混浊的河水。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百多名德国工兵。这些工兵是奉指挥官赫伯特·施特罗贝尔少校的命令来炸桥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尽管几名德国兵已经带着一吨半炸药踏上了大桥，但是他们都成了俘虏。

上午八点，霍格和科思伦乘吉普车穿过了大桥，后面跟着通信兵的半履带式装甲车。在德·里西奥夺下的桥头堡附近，将军注意到了一顶美国钢盔。他叫司机停车，把钢盔捡了起来。这是德拉比克的。德军的迫击炮弹在四面八方落了下来，霍格可以听见美军和德军的机枪正在附近嗒嗒作响。他继续开进埃佩尔，并在市长官邸的地下室里设起了指挥所。

半小时之后，已经在大桥南边用他的五辆坦克设下了一道路障的索马斯上尉决定，该沿河而上了。五辆“潘兴”式坦克沿着莱茵河公路向南前进了数英里。在林茨的近郊，他们遇到了吉布尔上尉，就是那个曾把第一批队伍过桥的情景拍摄下来的牧师。当天清晨，吉布尔在那条铁路隧道的入口处筑起了一个战地祭坛，后来，他认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便乘吉普车沿河而上，来到了林茨。当地官员欣然地把这座城市交给了他。他们说，林茨已被宣布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因为这里有一所大医院，而且城里只有一些德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然而，索马斯仍持怀疑态度，于是就地设置了一道路障。果然，几分钟之后，他们便受到了来自林茨的反坦克火箭筒和轻武器的射击。

林茨是施特罗贝尔少校的大本营。他曾大胆地试图派人炸桥，可是没能成功。现在，他夹在两位意见截然不同的将军中间：一位要营救，另一位则要进攻。莫德尔的工兵官理查德·维尔茨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指示他，要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部队被美军困住之前，将其撤过莱茵河。而北线第十二战区的指挥官库尔特·冯·贝格中将则命他投入所有兵力，向美军桥头堡发动反攻。

施特罗贝尔听从了后者的命令。他集合手下的全体工兵，包括那些架桥兵，准备发起攻击。维尔茨发觉了此事，生气地让那些架桥兵去干该干的事。而当贝格发现架桥兵还在架桥时，不禁暴跳如雷。两人的争论再次开始。结果——所有类似争论的必然结果——德军只对雷马根的桥头堡进行了几次零星的攻击。到当天下午，已有八千多名美国士兵渡过了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蒙哥马利，巧妙地询问这位陆军元帅，是否应该扩大桥头堡。“干得好极了。”蒙哥马利回答，“这将构成一个让敌人不快的威胁，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牵制住敌人的一些部队，使其远离北部战事。”他挂了电话，继续研究关于全体过河的有条不紊的计划。

虽然盟国记者已经听到了有关攻占大桥的传闻，而且已有数人赶到了雷马根，但是，直到夜幕降临之时，他们才拿到了官方的通报。次日早上，美国各家报纸以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新闻。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人从未如此兴奋、如此自豪过。

《纽约时报》引用了美联社的一条电讯，其中写道：

美军迅速而惊人地渡过了莱茵河，这是自拿破仑远征军在上个世纪初叶跨过莱茵河之后一次无与伦比的战绩。

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也许最好地表达出了美军将士们的心中所想：

除了阿拉曼的坦克大战⁽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次坦克战能比夺取雷马根大桥的英勇行动能更为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行动使美国军队得以在雷马根首次渡过莱茵河。

立下这一战功的是美国第九装甲师。

美军的坦克、步兵和工兵在相对无防御的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莱茵河，而他们都明确地知道，安放有炸药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这一行动使五千名美国人免遭死亡，使一万名美国人免于负伤。

9

3月8日，十架德国飞机轰炸了鲁登道夫大桥，不过在真正造成损失之前，迅速布防的美军防空部队便把它们赶跑了。然而，德军的炮弹无法阻挡，尽管“高射炮”山保住了大桥本身，但是，在莱茵河西岸发生的爆炸却炸死了一些美国人，还危险地震动了本来就已不太坚固的桥梁结构。

桥头堡的迅速扩大已导致了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霍格的作战参谋和通信兵的装备不足以应付这一局势，于是，霍奇斯派出了一位师指挥官来取代他。午夜即将来临之际，第九步兵师的路易斯·克雷格将军开始过桥。尽管他看不到，事实上，他路过了这样一块牌子：

不湿脚就过莱茵河

这全靠第九师。

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天黑得要命。克雷格不得不趴在一辆吉普车的发动机盖上，用手摸索着找路，然后高声向司机发出指示。他希望，不要有任何东西迎面过来。

桥上这令人紧张的一小段行程让克雷格相信，应该只准许向东岸行驶的车辆过桥。但是，第二天下午，就连这种单向的行驶也中断了。一颗德军炮弹击中了一辆刚刚开上西侧通道的军火卡车。尽管如此，克雷格还是继续朝前面的各个方向扩大着他的桥头堡，而德国人——仍旧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部队——则继续缓慢而稳定地向后撤退。

然而，桥头堡的命运并不是在战场上被决定的，而是在后方，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对夺取雷马根大桥那冲动的热情已经开始冷却，转而投身到了蒙哥马利即将发起的进攻之中。在这次进攻中，在第一个师渡过莱茵河之后，还需要十个后备师。因此，他决定只往雷马根派五个师。当霍奇斯来到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部接受一枚法国勋章时，布雷德利向他转告了这个坏消息。这一消息意味着，霍奇斯只能以每天一千码的进度扩展他的桥头堡，而这“只够制止敌人在该据点附近布雷掘壕”。此外，在霍奇斯抵达波恩—法兰克福高速公路之后，还要等艾克亮绿灯才能继续前进。

这一次，霍奇斯提出了抗议。第一集团军刚刚立下了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一个战功，他说，而前面还有更为巨大的可能性。布雷德利的想法与之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只能等候艾克接受刚刚提交的计划。按照这份计划，将要组织第二次横渡莱茵河，这次是由巴顿进行的。目前，他正在此地以南待命；与此同时，将从雷马根的桥头堡进行突破；当霍奇斯与巴顿会师之后，他们将挥师向北，与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东岸会合，进而包围整个鲁尔工业区。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大胆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已经答应给予它全部的关注。

这天中午，凯塞林元帅抵达了柏林。希特勒将在午餐后和他私下会谈。在等待接见时，有人不经意地说，他将接替伦德施泰特的职务。凯塞林觉得这是在开玩笑。他转向凯特尔和约德尔，但两人却证实了这一消息。凯塞林平时总是开朗达观，因此被昵称为“笑眯眯的阿尔伯特”。然而此时，他却皱起了眉头。他说，意大利需要他。而且，他在不久前的一次严重车祸中受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可是，凯特尔和约德尔却肯定地告诉他，对于元首来说，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是对的。希特勒对凯塞林说，由于鲁登道夫大桥失守了，所以需要换一名指挥官。“只有一位更为年轻、更为积极，既有同西方强国进行战斗的经验，又深受东线部队信赖的指挥官才有可能挽救局势。”希特勒意有所指地说道，但却没有点伦德施泰特的名。他命令凯塞林不顾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同意做出这一牺牲”。“我相信，你能做到人力所及的一切。”这个在几个小时前还认为波恩比雷马根更为重要的人，现在却声称最为薄弱的地点是雷马根大桥，“需要尽快挽回那里的败局。我相信可以做到。”

希特勒的长篇大论给凯塞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其讲话“极其清晰明了，并显示了对细节的惊人理解力”。讲话还指明了他在这项复杂工作中的任务：他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守住”。

但是，希特勒对美国人占领鲁登道夫大桥一事的怒气尚未平息——他完全有理由发怒。大桥的失守同时还意味着他在西线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莱茵河——的丢失。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下定了决心，要惩罚“那些该负责任的人”，尽管，当然，他自己才是罪魁祸首。他顽固地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线，致使雷马根的大门被打开了。他严令只有在最后时刻才能炸毁莱茵河上的桥梁，致使舍勒长时间地贻误了战机。是他和莫德尔应该负首要责任。可是，他却草率地替换了伦德施泰特——一个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伦德施泰特曾经讲求实际地提出，让部队有条不紊地撤过莱茵河，若能如此，本可以预防雷马根事件的发生。

按照同样的逻辑，希特勒现在准备处理像舍勒和布拉特格这些同大桥失守关系更为直接的人。如果不立即审讯和惩处这些人的话，那就只会助长西线部队中越发怯懦的情绪和日渐松弛的纪律。因此，希特勒设立了“西线飞行特别法庭”。这是一个流动法庭，它可以就地对任何一级的军人提出诉讼，而且有权立即执行它做出的判决。希特勒指定一名忠诚的纳粹党党员、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鲁道夫·休伯纳主持这个法庭。

3月10日，休伯纳来到帝国总理府报到；他将立即开始在军事法庭审讯雷马根的“胆小鬼和叛徒”。当天晚上，休伯纳和两名助手抵达了位于巴特瑙海姆附近的凯塞林的指挥所，并且解释了他们的使命。他们三人谁都没有受过司法方面的培训。陆军元帅激动地说，这样一个战地临时法庭将会削弱整个西线的斗志。接着，他向他们告辞，要去处理更为紧迫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即凯特尔的司令部。凯塞林报告说，他对西线的印象不太好，交战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近距离观察之后，”他说，“形势似乎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接着，他坚持要尽快满足他的全部要求。

第二天上午，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齐格菲·威斯特法尔将军一起，向雷马根北边出发，想去看望莫德尔。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大批向东进发的士兵，后面跟着装满行李的轻便车辆。威斯特法尔说：“这就是西部战线的真实情景。”凯塞林摇了摇头，低声咕哝道：“要是我早来三个月就好了！”这让威斯特法尔心生不快。他感觉这是对伦德施泰特的诋毁。凯塞林同样也惹恼了莫德尔。“把美国人赶回莱茵河的那边去。”他对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说。而莫德尔则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诋毁。“我试试看吧。”他恼火地答道，“不过，我认为我们的部队不够用。”

当天下午，与雷马根有关的指挥官们开始向凯塞林诉苦。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说，每次他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都会得知美国人刚刚占领了预定的进攻出发点。

“迄今为止，考虑到美军的进展速度，准备用于进攻的出发点几乎都不在德军指挥部的控制范围之内了。”赞根尖刻地指出。接着，他敦促凯塞林，让他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因为反攻每延误一天，就会迫使我们多投入一倍的兵力；如果不投入的话，反攻只会使我们受到新的挫折，使我们的部队遭到无谓的损耗！”接着，他预言说，美国人在抵达高速公路后，会转向法兰克福方向，前进五十五英里，然后突然往东转，朝德国腹地挺进。这正是布雷德利计划做的事情。

到了这天傍晚，大家已使凯塞林相信，单单雷马根一地便将耗尽派往西线的几乎全部援军和物资。整个莱茵河前线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消灭或牵制敌人的桥头堡。可是，凭他这点零散的部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好像一位钢琴家，被人要求面对众多的听众，用一架摇摇晃晃、走了调的旧钢琴演奏一支贝多芬的奏鸣曲”。

当天早些时候，休伯纳的第一军事法庭在莱茵河以东约三十英里处的一座农舍里开庭了。三名法官肩并肩地坐在起居室里的一条长椅上，B集团军群的司法官菲利克斯·雅纳特上校则坐在一把旧椅子上。他们首先对布拉特格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判处其死刑。然后，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的舍勒少校被押了进来。在休伯纳连珠炮般的审问下，他变得不知所措，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休伯纳吼道：“你承认不承认你的怯懦和罪过？”舍勒低声嘟哝着他承认，然后便被带走了。三人法庭判他死刑。

下一个是防空部队的一名中尉：卡尔·彼得。他供述说，他已经把防空部队的四十四门炮中的大部分运过了鲁登道夫大桥，不过又承认，他有可能把这些高度机密的武器中的一件丢在了莱茵河西岸。彼得还没来得及解释当时的情况，休伯纳便大声喊道：“你犯了叛国罪，你应该因你的胆怯而受到枪决！”

彼得茫然失措，喃喃地说：“是的，先生。”几分钟之后，他也被判处死刑。接着，休伯纳审讯了施特罗贝尔和奥古斯特·克拉夫特，并将他们判处死刑。施特罗贝尔是林茨的工兵，是他发起了那次大胆的行动，企图炸毁大桥；而克拉夫特少校则是弗里森哈恩的顶头上司，他当时甚至根本不在这一地区。

曾经公开谴责审讯的凯塞林不得不公布了审判结果。他发出一则特别公告，这是对西线每一个人的警告。“如果谁人不能光荣地活着，”他说，“那他便将耻辱地死去。”

10

就在布雷德利对霍奇斯说，眼下他只能派五个师到雷马根的桥头堡的同一天，巴顿碰巧来到了那慕尔，接受了一枚法国勋章。他告诉他的参谋长霍巴特·“哈普”·盖伊少将，布雷德利当天说过，艾森豪威尔不赞同蒙哥马利发动竭尽全力的攻势，但是“恐怕必须如此”。盖伊在自己的日记里进一步详述了布雷德利的烦恼：

……这纯属本日记作者个人的解说，大意是：假如盟军总司令不相信该事，那么，当另一名美军指挥官用拳头砸着办公桌，说：“不，上帝呀，不！”并就此创造了历史之时，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历史，也说“不”呢？此外，人们还指出，第一集团军有权扩大雷马根的桥头堡，这样一来，它便大概会有纵深九英里，宽二十二英里。拦在美军面前的莱茵河，是这一区域通向东方的最后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人认为美军应该全力攻击德国军队，这种看法倒是很奇特……

受艾森豪威尔的临时决定影响最大的人——考特尼·霍奇斯——并未因为极度失望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他决心尽快把桥头堡推向更远的地方。在他看来，事情进展得太慢了。此外，行将崩溃的大桥本身也让他担忧不已。幸运的是，位于北边约五百码处的贝利桥已于3月10日清晨建成；不仅如此，位于南面一英里处的重型浮桥当晚也许就可以通行了；同时，很多渡船也在往右岸运送弹药和燃料，并且往回运载伤员。其中最快的是装有两部舷外发动机的木筏，它们只用八到十分钟就能跑完这段危险的航程。

第一集团军只有三座桥，上级答应再提供两座，但始终只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工兵官威廉·卡特上校却在莱茵河上飞快地架起了另外七座桥。就连霍奇斯都不知道这七座神秘的桥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在安特卫普，巴顿的一个手下偷偷用粉笔在所有预制的桥梁上都写上了“第三集团军”的字样。但是，第一集团军在列日要塞的军需调度站有一位“朋友”，他又小心地将这些字都擦掉了，然后把全部桥梁都调给了卡特。尽管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公开吹嘘说，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是冠军抢劫者，可是沉着稳重的第一集团军却无声地攫取了这顶桂冠。

3月10日下午，霍奇斯驱车来到雷马根，观察渡河的情况。贝利桥上的车辆刚一清空，将军的吉普车便飞快地开了过去。克雷格告诉霍奇斯，大约两万人已经进驻了桥头堡；另外，第九十九师正在过河，一天后便可以正常运作。事情看起来进行得相当顺利。第九师和第七十八师正每天推进一千码。尽管这已是布雷德利强加给他们的极限了，霍奇斯却仍然坚持要加快速度。

就在将军乘吉普车渡过莱茵河后不久，鲁登道夫大桥便被封闭了。工兵们带着沉重的器械，前来维修差点被福斯特炸成两半的桁梁。除非这条巨大的钢梁能够就地焊接起来，否则，像工兵们预言的那样，大桥很快就会坍塌。不过，这点已不再至关重要。晚上十点，第一批车辆开始通过重型浮桥，向东驶去。桥头堡很快便将充斥着大批的给养物资和援军。克雷格的部队正在林木茂盛的山丘上打开一条直达十英里外的高速公路的通道，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役。在距战场仅有数百码的地方，万籁俱寂。奇怪的是，宁静却往往更加使人紧张，而向前方无名树林里挺进的决心也难以维系。

威廉·麦科迪少尉是刚刚被派来督促进攻的一名年轻军官，原属第九装甲师的第五十二装甲步兵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战斗指挥工作，因此急于把事情干好。到达莱茵河右岸之后，沿河排开的高射炮手向他喊道：“后退！否则你要后悔的！”或者：“美国现在怎么样？”麦科迪和随他前来的增援人员回骂了几句，结果，对方骂得更凶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让大家感觉好受了一些。他们向南走了几英里，来到卡施巴克村。在那里，麦科迪向一个名叫瓦茨的少校报到。瓦茨高大瘦削、面带倦意。他无精打采地笑了一笑，说道：“小伙子们，现在你们必须得对战士们严厉些。半个月来，他们一直在稳定地前进，如今已经非常疲劳了。要把事情办好，你们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

麦科迪被护送到他的新排里。一名中士把他军用雨衣上那金光闪闪的饰带扯了下来。“别担心，中尉，”中士说道，“我们知道您是排长，可是，这些东西将使您成为德国狙击手的头号目标。大多数军官都把它别在领子底下，以免被人发现。”这对麦科迪来说很新鲜，不过却似乎很有道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铁路附近设一道路障。前一天，一整个连的美军曾经尝试前往那里，可是没有成功。麦科迪点头同意了，但心里却在盘算：昨天一个连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一个排怎么能完成呢？

他带领全排下到一条小溪的河床里，然后走上了一条林间小径。突然，他看见前面有两个德国兵的尸体靠在一挺机枪附近，其中一个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不过另一个却仰卧在地上。他们的肤色深得异样，以至于麦科迪首先想到，这是蜡做的假人，放在那儿是为了吓唬像他这样的新来者。但当他走得更近一些时，却发现那真的是死尸。他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江倒海。然后，他道：“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

直到两天后，即3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才做出了决定，让霍奇斯和巴顿去解放莱茵河东岸——这个决定是消极的。他发电报给布雷德利，说不能允许霍奇斯前进超过十英里；而雷马根的桥头堡只能用来牵制德国军队远离鲁尔区和蒙哥马利。

对一名战地指挥官来说，这样一个命令非常可笑，而霍奇斯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一意见。他告诉布雷德利，在蒙蒂准备向莱茵河发起进攻的漫长过程中，第一集团军可能会被赶出桥头堡。布雷德利深表同情，但是却说，争辩毫无用处，必须服从艾克的命令。

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的开端，却有这样一个讽刺性的谨小慎微的结局。

(1)约瑟夫的昵称。——译注

(2)Mack Sennett，1880—1960，出生于加拿大的爱尔兰人，电影导演，以拍摄卓别林的系列影片而闻名。——译注

(3)“莱尔”装甲师就是装甲教导师。莱尔是Lehr的音译，该词在德语中的原意就是训练、教导。——译注

(4)布雷德利的昵称。——译注

(5)The Battle of El Alamein，二战中在北非战场上，德国的埃尔温·隆美尔司令所指挥的非洲装甲兵团与英国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统领的英联邦军队在埃及阿拉曼进行的战役。这场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彻底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形势。——译注

12 “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

在希特勒的全部反人类法令之中，要数那条“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使文明世界最为惊骇和迷惑。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明确描述了这条行动准则。而且，他不仅在该书中一再预言自己将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还披露了他个人偏见的思想根源。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其他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针对个别人；那些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阅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之后，他的反犹太主义爆发出来了：他必须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情报机关捏造了一份文件，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计划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我们将在各地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选择，因此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轻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这份伪造的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威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生存有着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称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却又最完整的学习期”，“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离开时却已成人，变得安静严肃……如果在早期，命运的压迫——和我自己的学习——没有确立我各种个人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去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恐惧迅速成为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剧烈的精神动荡”，“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我成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这种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愿望未能实现，而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则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脏的事情，哪一件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哪怕只是小心翼翼地切开这个脓包，那么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就像腐烂肌体中的一条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会使它头晕目眩！”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首先煽动他将反犹太主义付诸了行动。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催眠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强调，一旦犹太人通过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制了世界经济，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像他们所理解的，是议会制原则的统治……他们以无穷的机智，将以某种形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变成对那些更受好运恩宠的人们的仇恨，这样便给消灭社会罪恶的斗争烙上了非常明显的哲理的印记。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这之后，”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卸下他们的伪装，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民主国家的犹太人变得嗜血成性，成为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后，他们便会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分子，并且通过消灭人民中天生的知识领袖，使其可以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给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范例。在那里，犹太人以疯狂的野蛮手段，间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及饿死了总计三千万人，其目的是将一个伟大民族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被置于犹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据信，这不过是犹太人进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会落进这条章鱼的触手之中；而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粉碎了。”

尽管读者仍持些许怀疑态度，可是，希特勒对自己说出的那些荒诞不经之语却深信不疑。在《我的奋斗》里面，他告诉了读者他准备走多远，“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万两千名或一万五千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无功的。反过来说，及时地铲除一万两千个恶棍，也许就可以挽救一百万真正的德国人，而这些人对未来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接受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杀的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当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时，大部分西方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是最冥顽的反基督教义者。

然而，在很多预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纪先知们的眼里——他们曾在《启示录》第二十卷中预言一千年后出现的巨大幸福、廉洁政府和悲惨命运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为可信的，甚至是最值得钦佩的。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反基督教义者，相反，他恰恰正是复活的耶稣的化身，就好比十二世纪初期在佛兰德发起革命运动的坦夏尔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约翰·鲍尔，甚至1525年领导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些先知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复活的耶稣，注定要推翻暴政，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新生活，而对反对者的大屠杀乃是上帝的意志。比如，闵采尔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刺向他们，刺向他们，趁天还亮着！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也打算摧毁并重塑世界；他同样声称，上天选择了自己来给一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无穷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种充满权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这一整套神秘论的后面，是一项现实的规划，它满足了几乎所有阶级的渴望。希特勒许诺，要废除“声名狼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赢回荣誉；重建德国武装力量和帝国空军部队；把国家从破坏性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把德国的疆界扩展到亚洲；以及像消灭犹太人那样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以及所有“不受欢迎”分子。

希特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他的肆意妄为与几个世纪来无情的迫害活动一脉相承；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到中世纪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每当德国种族优越的信念占了上风时，这种迫害活动便猖獗起来。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预言家们合理的继承人。和他们一样，他精力充沛，残忍无情，心中总是萦绕着世界末日的景象，并且完全相信自己的绝对可靠性。他烟酒不沾，是个素食主义者；他生活简朴，简直像个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个人腐化行为。他有一个情妇，但却让她远离公众视线，这样他便能够以不迷恋女色的纯洁形象出现。他的目标同样也被看得高于一切；他的使命值得做出任何牺牲，甚至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认为，自己必须摧毁一股腐化堕落的巨大力量。对希特勒来说，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古老的目标——消灭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次必需的净化，这将给世界带来最终的光荣。“（犹太人）沿着他们那罪恶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个力量起来反对他，并在激烈的斗争中把这个天堂的入侵者打回路西法那里去。”

正是这种承袭而来的天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¹⁾他毫无负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与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意志相符合，”他说，“通过反对犹太人的自卫斗争，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945年3月，失败的阴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实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他命令把集中营里余下的犹太人全部杀死，以免日后被俄国人及其盟国解放。

克尔斯滕博士，希姆莱的按摩医生，恳求希姆莱撤销这道指示。“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莱回答道，“我必须保证其得到逐字逐句地执行。”整整一周，两人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希姆莱主张“集中营里的罪犯不应心满意足地以征服者的胜利姿态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屈不挠的克尔斯滕不肯让步，一再督促希姆莱，结果，不堪折磨的党卫军全国领袖亲自给他写下了承诺。保证不炸毁集中营，不再杀害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俘虏都将留在他们的营地里，并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给盟国。

起草完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后，他又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缓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体签上了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军全国领袖”。

克尔斯滕得意扬扬地拿起同一支笔，一时冲动地在文件上写道：“以人类的名义，菲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的这一成就很有价值，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下的契约。而且，尽管希姆莱鲁莽地表示了妥协，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一定会恪守诺言。

讽刺的是，就在与克尔斯滕争辩的同时，希姆莱又在奥地利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卡尔·J.布克哈特博士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的议题将明显改善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条件，而希姆莱想以此换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莱派出的代理人是卡尔滕布鲁纳博士。像瓦尔特·施伦堡这样的敌对者会认为，很难相信他竟然可以参与这样一场人道主义的谈判。⁽²⁾

布克哈特博士想说服卡尔滕布鲁纳带红十字会的人参观集中营，给犯人们带去一点宽慰。十年前，他曾试图从卡尔滕布鲁纳的前任，臭名远扬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那里得到同样的让步，可是，已成为盖世太保残暴行径的象征的海德里希，却通过为纳粹政策辩护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请求。

他说：集中营里塞满了罪犯、间谍和危险的宣传分子。“您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在战斗，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敌人进行战斗，”他说，“这不只是要使德国安然无恙的问题，而且，把世界从文化和道德的沦丧中解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接着，海德里希像个密谋者一样低声说道：“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是最该死的畜生，对不对？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很难圆满完成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像石头一样硬起心肠，否则的话，元首的事业就会中途夭折。总有一天，他们都将感谢我们担负起了这些责任。”

布克哈特博士从海德里希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出人意料的是，卡尔滕布鲁纳同意尽快把食品包裹发给战俘，甚至还同意让红十字会的观察员们在战俘营里住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受到卡尔滕布鲁纳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对待平民俘虏的问题摆了出来。卡尔滕布鲁纳做了同样的让步。“事实上，”他说，“你们甚至可以向犹太人集中营派遣常驻观察员。”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甚至做出了更为人道的让步。克尔斯滕说服了他，撤销希特勒关于摧毁海牙和须德海大坝的命令，并且起草一个命令，禁止虐待犹太人。事实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莱已经变得非常温顺，于是，克尔斯滕要求他秘密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施托希。

希姆莱猛吸了一口气。“我绝不能接见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听说了，他会当场叫人把我枪毙！”但是，他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而且克尔斯滕还有一份希姆莱签了字的副本，在这份副本里，希姆莱许下了违抗元首的诺言。终于，希姆莱用微弱的声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对他身边的这一系列阴谋心知肚明——其中有几个也许还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进行的谈判，也知道沃尔夫在意大利进行的谈判。他甚至知道希姆莱正在跟犹太人浪费时间。但是，希特勒允许这些人继续谈判，就好像这些谈判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如果一个谈判失败了，他就假装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过，毫无疑问，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一直强烈反对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上，施佩尔本人再次大胆地批评了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便将彻底崩溃……在此之后，即便从军事角度而言，战争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层次……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那些可能会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破坏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想摧毁这个作战无比英勇的民族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历史上永远背负可耻的骂名。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作为建筑业的同僚，施佩尔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只有寥寥几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话才让希特勒大发雷霆。如果说希特勒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在德国实行“焦土”政策，那么，施佩尔的备忘录则促使他将其付诸行动。他召来施佩尔，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战争失败，帝国便行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没必要去担心德国人民继续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要证明它自己是个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此外，战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低等的，因为优秀的人都将死去。”

元首不容分说地把施佩尔打发走了，并向手下口授了施佩尔曾试图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国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会将协助部队执行该命令。命令最后说道：“凡与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属无效。”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就一直在做出各种类似的轻率而任性的决定；而自从“七·二〇”事件之后，他更是变得性情暴躁，顽固武断。他的许多顾问们沮丧地发现，现在，他对一个问题只提出唯一一个让人失望的解决办法，而不像以前那样有好几个选择。

不过，对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书们，希特勒却继续表现得周到体贴，彬彬有礼。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骗我。”他对他的一名秘书说，“我没有人可以信赖。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很难过。要是没有忠诚的莫雷尔（给他服过大量药物的那名医生）的话，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痴医生却想除掉他。要是没有莫雷尔，我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就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第一个，赫斯，疯了；第二个，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个，希姆莱，肯定会被党拒绝。”

他为在饭桌上谈论政治而表示歉意。接着，他又说：“你们再绞尽脑汁想想吧，告诉我，谁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后的“私下谈话”里，有一次，他对其他人透露了同样的疑虑。他抱怨说，他命中注定要尝试着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着，他说：“现在，我已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知道，当火炬从我手中滑落的时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间，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过火炬并把它高高举起。同样是命运，使我成了这个民族的仆人，一个有着如此悲剧性历史的民族，一个像德国人这样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个根据情况变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民族。”他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给德国青年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使将来的一代代人发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那将非常理想。“我所担负的任务是把德国人民提升到他们应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继承而来的伟大，并且鼓励他们一想到德国人在一个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帝国里的团结，就会激情满怀。我已经播下了良种。”他预言道，有朝一日，收获终将到来，“德国人民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民族。”

2

希特勒的敌人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奠定的新欧洲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三巨头相对融洽地制订了有关计划，但在其执行问题上，他们却纠缠不清。他们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波兰问题。三巨头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会晤，商议建立一个新波兰政府，但会议却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声明，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着波兰人民；而哈里曼和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则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包括米科瓦伊奇克这样的人在内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们争论的同时，伦敦和美国的波兰人正在越来越刻薄地攻击雅尔塔会议。“我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安德斯将军指责丘吉尔说。丘吉尔则辛辣地回敬道：“这是你的过错。”

丘吉尔的话与他真正的立场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为波兰的问题努力着。他仍然在试图说服罗斯福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他恳求说，他们应该一起发一封电报，要求苏联领导人尊重《雅尔塔协定》，并且协助在波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罗斯福终于答复了丘吉尔：

……我觉得，我们应用尽一切办法促使苏联政府与我们一致，在彻底无能为力之前，我们个人最好暂不出面干预。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这个关头写信给乔大叔，特别是当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引起同你的意愿相反的回应时……

在整个巴尔干半岛，苏联人公开地将共产党政府强加给了被解放的地区。丘吉尔看到，除非共产主义现在就被制止，否则，它的发展势头将十分危险。他不情愿地搁置了自己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却恳请总统让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把他起草的电报中列举的各点提出来。

……波兰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是否现在还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顽强地施加压力，坚决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提议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们将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月15日，伯纳德·巴鲁克来到白宫拜访总统。他也发现，罗斯福非常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他们谈到了雅尔塔会议，继而又谈到了战后的世界。“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巴鲁克说，“战争刚一结束，每个人便都成了英雄。美国人的努力将会被极度轻视。我们必须使自己保持强大，并且在遣散我们的部队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

“伯尼，你认为还要多久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罗斯福突然问道。

“五年或者十年。”

“天啊，不。”

“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就必须去找一些人，这些人知道怎样获得和平，并懂得如何使人们为他们所选择的任务而工作。”

罗斯福尤其喜欢最后一句话，并且重复了一遍：“是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事情还取决于我们在研究和平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您还打算再当一任总统吗？您不能了。您必须决定由谁来接您的班。”他提到了三四个候选人，可罗斯福只是凝视着窗外波托马克河的流水。

“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巴鲁克敦促他说，“怎样起草一项条约？什么样的和平？还有，谁来接您的班？”

但是，罗斯福仍旧一言未发。他有很多问题，就连巴鲁克这样一个亲信也不知道。史汀生最近透露，有一颗原子弹很快便可供测试，事情似乎已上了正轨，谁也无法想象它爆炸时的情景，也无法想象它对战后世界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总统日益急躁。他的夫人第一次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认真的谈话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她不同意，他就会心烦意乱：“富兰克林不再是从前那个沉着镇定的人。过去，每当遇到政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刺激我，让我发表激烈的看法。这只能再一次表明他的改变，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一事实在3月16日罗斯福写给丘吉尔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证明。丘吉尔写信给他，目的是再次要求他在波兰问题上对斯大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罗斯福在回信中说，他不能同意认为《雅尔塔协定》已面临破产的那个说法。他希望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继续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谈判。丘吉尔推测，这封信和最近的其他几封信“都不是他亲自动的笔”。于是，他发给罗斯福一封怀旧的私人信件，希望可以“使正式关系的进展轻松一些”。

……我们的友谊是一块巨石，我在其上建筑世界的未来。只要我还是建设者中的一员，就总会想起那些你在研究《租借法案》时的绝妙的日子……我铭记着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世界事业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而现在，这个事业即将实现它的第一个军事目标……

正如我上次所说，当巨人之战结束之后，侏儒之战便将开始。一个破碎、满目疮痍、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重新站起来，不知道乔大叔或者他的接班人，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会有何评价……？

祝你一切顺利！

温斯顿

3

雷马根的桥头堡向东扩展了十多英里，而第九师的巡逻部队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法兰克福—科隆高速公路。尽管空袭炮轰两面夹击，鲁登道夫大桥却仍旧巍然耸立。德国人绝望地用一辆巨型装甲车运来了一门五百四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卡尔榴弹炮”。这个庞然大物重达一百三十二吨，发射的炮弹重达四千四百磅。它发射了几发炮弹，但没有击中大桥，之后，人们不得不把它拉回去维修。十二枚V-2型火箭从荷兰射来了。它们的落点很分散，其中只有一枚造成了可观的损失，它击中了桥东三百码处的一幢房子，炸死了三个美国人。

像德军炮弹的回响一样，附近美军的防空炮和八英寸榴弹炮的回响同样晃动着大桥。3月17日下午三点钟，工兵们准备把大钢板焊接在一根几乎断成两截的桥拱上。一旦焊好之后，大桥就安全了。第二七六工兵战斗营营长克莱顿·拉斯特中校站在桥中央，监督工作的进展，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好像是一声枪响。他抬头看去，又听到了一声。这时，他看到桥梁的一部分断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大桥便开始颤动。烟尘从木制的桥板上腾空而起。工兵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朝离得比较近的河岸冲了过去。拉斯特迈步跑向雷马根一侧的河岸。与此同时，大桥的中央跨梁不停地抖动着，然后，便拖着两根脱出桥墩的桁梁缓缓沉入河中，同时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整座大桥都掉进了莱茵河。拉斯特和他的许多部下被河水一直冲到了贝利桥，然后被人从那儿救了起来。但是，有二十八人被当场砸死或淹死了。

在斯帕，霍奇斯恰好正打电话给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军指挥官的职务。“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霍奇斯开了口。

“长官，”米利金打断了他，“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铁路桥刚刚倒塌了。”

鲁登道夫大桥倒下之后，斯科尔兹内的蛙人队决定摧毁上游的浮桥。七点左右，他们潜入了莱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个人都紧抓着一个五加仑的空罐，空罐上固定着四包塑性炸药。但是，他们还没到达目的地，操作高度机密的CDL（运河防卫光，一种很强的光束，无法检测其来源）的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些大胆的游泳健将，并向他们开了火。结果，两人淹死，其余全部被捕获。

莫德尔的整个B集团军群都被粉碎了，蒙哥马利和霍奇斯俘获了十五万德军，其余的都被赶回了莱茵河对岸。在南边，党卫军将军保罗·豪赛尔指挥的G集团军群被逼回了莱茵河西岸，很快即将被包围：其北边是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南边是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第七集团军。六十五岁的豪赛尔机智诙谐，讽刺刻薄。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场灾难，因此急切地要求凯塞林，让他趁为时尚且不晚，率部渡过莱茵河，“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莱茵河西岸，结果只能导致更加可怕的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凯塞林犹豫不决。

“应当迅速做出向莱茵河后方撤退的决定。”豪赛尔不耐烦地催他。

“不行，”凯塞林草率地回答，“守住你们的阵地。”

豪赛尔再次据理力争，但凯塞林只是摇了摇头，并未发怒，而是几乎带着几分歉意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守住。”然而，凯塞林刚一离开房间，豪赛尔便告诉手下的指挥官们，要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好撤退的准备。

两天之后，即3月15日，巴顿突破了豪赛尔最北边的部队，然后便向莱茵河挺进。豪赛尔命令部队立即撤退，随后，他打电话给凯塞林，请求批准这一行动。

“守住你们的阵地，”凯塞林说，接着又道，“但是，要避免被包围。”

这就是豪赛尔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然后迅速挂了电话。不过，此刻已经为时太晚；G集团军群的主力已经完蛋了。

鲁登道夫桥倒下的那天，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巴顿说：“你们第三集团军的麻烦是，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你们不够自信。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吧，否则，人们就不会赏识美国士兵的真正价值。”

然后，巴顿和他的副官查尔斯·科德曼上校，与艾森豪威尔一起飞往位于吕内维尔的第七集团军司令部。途中，盟军总司令继续表扬着第三集团军。“乔治，”他滔滔不绝地说，“您不仅是一位好将军，还是一位幸运的将军。您大概记得，就一个将军而言，拿破仑更重视的是他的运气，而不是才能。”

“哈哈，”巴顿笑着回答，“这是我们一起服役两年半以来，您对我说的第一句恭维话。”

在吕内维尔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到，齐格菲防线仍然拦在帕奇的第七集团军面前，而巴顿却已经完成了一次突破。接着，他问帕奇，巴顿是否可以通过第七集团军防区的北部地段发起进攻。帕奇欣然同意了。“我们都是在同一支部队嘛。”他说。

当晚，回到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之后，巴顿在晚餐时非常放松和高兴。“我想，艾克过得十分愉快，”他说，“他们应当更多地让他出来走走。”

“我不能理解他所说的第三集团军不够自信是什么意思。”哈普·盖伊沉思着说道，“你怎么解释呢？”

“这很简单。”巴顿一面回答，一面搅着汤，“不久之后，艾克将会参与竞选总统。第三集团军可以投很多选票呢。”注意到周围人的脸上都浮现了笑容，他又接着说：“你们认为我在开玩笑？我没有。你们等着瞧吧。”

(1)对于具体数字的看法不一。有些德国人认为，在纽伦堡审判时给出的数字——570万——过分夸大了。杰拉尔德·里特林格认为应该在419.42万到458.12万之间。

(2)据克莱斯特博士说，1943年，卡尔滕布鲁纳曾试图谈和，“当时，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在我同吉勒尔·施托希谈判时，他尽全力帮助了我。是施伦堡的干涉让整件事情耽误了好几个月”。
克莱斯特博士相信，为了个人利益，施伦堡想从里宾特洛甫、卡尔滕布鲁纳以及他本人手中夺过所有这类谈判；他是“我们通常称之为下流坯的那种人”。施托希最近写道：“考虑到施伦堡所起到的作用……我和贝纳多特伯爵答应让他在瑞典政治避难……”

13 “日出”行动

1

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名参谋军官、党卫军上校尤金·多尔曼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还是德国驻突尼斯的全权代表时，拉恩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同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名党卫军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败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想，他刚好认识那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男爵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军和警察的头子，镇压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山下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那么他祖国的经济便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葬送。但是，因为沃尔夫会参与这项计划，所以他便产生了兴趣，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人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杜勒斯，一位神秘人物，通常被认为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词的头衔。但是，瑞士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才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个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个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参与起草过《魏玛宪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民主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父亲的信念付诸了实践。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与他结识，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曾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那么他将再与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个同事愿意直接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与杜勒斯之间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唰地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们谈谈。”

多尔曼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继续讨论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尽快到来。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最后终于来了，但他也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他还补充说，那些帮助结束敌对局面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敬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和乌斯米阿尼少校。这整件事情让多尔曼想起了“小学生们聚会上玩的罚物游戏”，但是，他仍然毫无表情地问道：“这两个人怎么了？”

帕尔里利解释说，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将其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杜勒斯将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简直太荒谬了：人们立刻就能认出帕里。尽管心怀疑虑，但多尔曼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像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觉受到了侮辱；至少，谈判已经开始了，也许，在今后的协商中，会有体面一些的建议。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次有勇无谋的冒险，可能会威胁到全盘的计划。不过，沃尔夫还是断定，这是打动杜勒斯的唯一办法。多尔曼建议他去瑞士：如果他作为党卫军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出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将很有分量。沃尔夫说他得考虑一下。这将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尔夫驱车前往凯塞林的司令部。他几乎将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并希望这段友谊可以使他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终认可。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另外，他还暗示元帅，可以安排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凯塞林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过给沃尔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够安排一个体面的和平，他会支持的。

次日，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畔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将于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一次会议。沃尔夫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多事的3月8日。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于是凯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当天早些时候，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里和乌斯米阿尼——那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被魏贝尔的一个手下秘密地带到了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两名犯人被安置在了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秘密房间里。无论是帕里还是乌斯米阿尼，此时都还茫然无知，为什么自己被从意大利的监狱里放了出来？

当天晚上，魏贝尔把杜勒斯和格韦尔尼茨带到了医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里还在党卫军的手中，心中确信自己就要被处决了。此刻当他看到老朋友杜勒斯时，不禁泪如雨下。这是一幕感人的场景。而对于杜勒斯来说，它意味着更多——这是诚意的保证。他说，他现在想见见沃尔夫。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胡斯曼陪着沃尔夫将军来到了湖畔的一所老式建筑里。杜勒斯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专为秘密会议使用。

格韦尔尼茨率先走向沃尔夫，想使他在同杜勒斯会见之前放松下来。“将军，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他开口说道。沃尔夫看向他，他连忙说道：“我所听到的，都是赞扬您的话。”恰好，梅希蒂尔德·波德维尔斯伯爵夫人前不久曾告诉过格韦尔尼茨，一个颇有影响的纳粹分子——格韦尔尼茨确定就是沃尔夫——帮助她营救了罗马诺·瓜尔蒂尼，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将军，我知道您救过瓜尔蒂尼的命，他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位可爱的夫人，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您的事。”沃尔夫微笑了起来。

杜勒斯被介绍给了德国人，胡斯曼首先开了口。“沃尔夫将军，”他说，“我们在火车上谈了很久，您还不清楚吗？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沃尔夫已经下定了决心，哪怕要以个人受到侮辱为代价，也要争取到和平，因此，他说：“是的。”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予以考虑，通过我们的讨论，这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胡斯曼又问。

“是的。”沃尔夫顺从地回答道。

“如果您仍然试图代表希姆莱讲话，”教授接着说，“那么，我们的会谈只能再持续几秒钟，因为杜勒斯先生不得不退场。是不是，杜勒斯先生？”杜勒斯抽了一口烟斗，点了点头。

沃尔夫说，他认为，继续战争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为了结束战争，他愿意冒一切风险。这些话里带着一种诚意，格韦尔尼茨第一次认为这次会见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

沃尔夫说，他在意大利指挥后卫部队，也统率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为了结束敌对状态，我愿意将我自己以及我统辖的所有部队都交给你们支配。”他继续说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取得武装部队的同意。他告诉他们，凯塞林曾经表示过同情。他指出，一旦这位陆军元帅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便将影响其他战线上的指挥官们做出让步。

几个月之前，格韦尔尼茨曾经告诉过杜勒斯，许多德国将军正准备反水对付希特勒。而他自己则正在为一项计划工作，准备劝诱五名被俘的德国将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随着沃尔夫谈话的继续，格韦尔尼茨打消了疑虑。他因这个人的诚意而信服了。沃尔夫没有为他自己要求任何东西，而他的论述也很合情合理。杜勒斯同样信服了。他感觉，沃尔夫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亲信，同他谈判，将会很容易实现驻意大利德军彻底投降的目标。

沃尔夫准备拿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他的诚意。他宣称，他将控制在意大利进行的无谓的破坏，并且他已经主动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将乌菲兹宫和皮蒂宫里著名的绘画作品，以及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无价的钱币藏品都抢救了出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向他们保证，它们绝对不会被运往德国。

“那些画作的差不多一半都在这上面了。”他说。美国人敬畏地研究着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三百幅画作，包括波提切利、提香和其他大师们的作品。

杜勒斯下定了决心。他说，倘若将军不与盟国其他人进行接触的话，他将同沃尔夫合作。沃尔夫表示同意。他许诺将尽力保护战俘的生命，并阻止破坏工厂、电站和艺术珍品。

在这一互相许诺和表达良好意愿的基调上，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了。魏贝尔把德国人送回边界。在戈特哈德快车上，他们讨论了新帝国内阁的可能成员：总统·除凯塞林别无他人。外交部长·冯·牛赖特曾经出色地做过一任，为什么现在不行呢？财政部长？当然是老狐狸沙赫特爸爸了。内政部长呢？有人建议由沃尔夫将军担任。他的脸因窘迫而微微地红了，接着他拒绝了，那看起来很可能像是他与盟国合作的赏赐。

但是，刚一过了国境，他便再次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得知，凯塞林刚刚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将要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职务的人是谁呢？沃尔夫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呢？

还有一封卡尔滕布鲁纳发来的不祥的电报：沃尔夫必须立即前往奥意边境另一侧的因斯布鲁克报到。沃尔夫深信，希姆莱的助手已经以某种方式得知了他同杜勒斯谈判的事情。因此，如果他去了因斯布鲁克，只能被投进监狱，或者更糟糕，被暗杀。他决定对这一邀请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诺万将军汇报了他同沃尔夫的会谈情况。他接到指示，继续谈判，并给该行动取代号为“日出”行动。3月15日，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两名少将从那不勒斯驱车前往瑞士边境。他们曾在匈牙利受到过托尔布欣的招待。这便是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和英国人特伦斯·艾雷，陆军元帅的情报头子。他们伪装成两名美国士兵，但却身着便装。他们的任务是去会见沃尔夫，并为投降做具体的安排。

在瑞士海关，兰尼兹尔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不过艾雷却对美国知之甚少。幸运的是，这并没有什么差别。魏贝尔已经指示边境守卫，无论这两位化名的将军说些什么，都要允许他们入境。

和杜勒斯一起在伯尔尼待了两天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卢塞恩；在那里，魏贝尔告诉他们，他刚刚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凯塞林的职务已由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将军接替。不过，沃尔夫已经按计划动身前来会见这两位盟国将军了。

格韦尔尼茨驱车把将军们送到阿斯科纳。那是离洛迦诺不远的一个村子，就坐落在马焦雷湖畔。他把两人作为客人安顿在自己家，一座风景优美的古老农庄。第二天，即3月19日，格韦尔尼茨在午饭时告诉他们，沃尔夫已经和多尔曼以及其他两人一起到了，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党卫军将军同杜勒斯、兰尼兹尔、艾雷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了。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出席。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上几句，以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斯说，他很高兴看到一位德国领导人在谈判时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沃尔夫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现实地预测道，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的更换将威胁整个行动。也许凯塞林正是因为谈判的风声走漏才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有可能他们所有人一回到意大利就会被捕。沃尔夫夫人已经被卡尔滕布鲁纳下令禁闭在了她自己家。不过，沃尔夫还是答应尽全力促成投降。他急于尽快见到凯塞林，好说服他在西线做类似的安排。沃尔夫认为，最好坦率地要求凯塞林批准在意大利进行投降。那样的话，凯塞林就可以秘密地建议菲廷霍夫支持沃尔夫。

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拉到阳台上，问他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政治犯。沃尔夫觉得，应该有几千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已经有命令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您会服从这些命令吗？”

沃尔夫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最后，他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不！”他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抓住格韦尔尼茨的手，“能！您可以相信我。”

2

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无稽流言传遍了西线。中午时分，布雷德利打来电话，命令第一集团军司令立即飞往卢森堡，会见他和巴顿。因此，在霍奇斯的司令部，人们开始对流言有点相信了。

霍奇斯发现，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会议。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刚刚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获得许可，可以在雷马根动用九个师的兵力。霍奇斯终于可以扩大他的桥头堡了，并着手准备向北面和东北发动攻势。

巴顿正准备向霍奇斯表示祝贺，布雷德利又补充说，进攻要等到3月23日才能开始——这是蒙哥马利计划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日子。接着，布雷德利告诉巴顿，他“认为第三集团军最好不要在科布伦茨附近试图渡过莱茵河”，而应在美因茨—沃尔姆斯地区过河。换句话说，尽管现在巴顿的部队就待在科布伦茨，但他们却不能立即从那儿过河，而必须在十英里以外的美因茨过河。

巴顿郁郁地飞回自己的司令部。他深信，如果蒙哥马利率先渡过莱茵河，那么，盟军的大多数食品和物资储备都将运往北方，而他的第三集团军就只能被迫处于守势。他只有四天的时间抢在英国人前面过河；可是，即使条件正常，想占领和清空美因茨地区，这些时间也是不够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拼了。

在兰斯，“甲壳虫”·史密斯刚刚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必须稍微休息一下，不然神经就要崩溃了”。于是，总司令便去了戛纳短期休假。和往常一样，他谨慎地让一些额外的乘客也上了飞机。

3

“日出”行动刚刚开始，大使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洛托夫。而从最初的时候，这位外交部长就坚持要求派一名苏联军官陪同兰尼兹尔和艾雷去瑞士。但是，哈里曼忠告国务院，苏联人肯定不会允许盟国的军官在东方参加同样性质的行动。西方的默许只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并将致使苏联今后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联合参谋部表示赞成。因此，于3月19日在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会见中没有苏联军官出席。

两天以后，丘吉尔命艾登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苏联人。苏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几个小时后，莫洛托夫交给克拉克·克尔一封回信，其中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他是因苏联在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目标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威胁而气愤。莫洛托夫指责盟国“背着苏联”同德国人勾结，而“苏联正背负着反德战争的大部分重荷”，并且声称，这整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比误会还要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收到了一封同样充斥着侮辱言辞的信，他将其转给了华盛顿。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敦促罗斯福对苏联人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哈里曼希望，苏联人这封恶毒的信能够最终促使总统行动起来。他在电报中指出，这封挑衅的信件证明了，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领导人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我相信，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言辞公开表明了苏联对美国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之前对这种态度只是怀疑而已。我曾经预感，这种态度迟早会造成一种我们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当前，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用坚决而友好的措辞回复苏联政府。

私底下，哈里曼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同意《雅尔塔协定》，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推翻这些协议的话”。他认为，“元帅本来打算遵守诺言，但却因若干理由而改变了主意”。首先，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一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太多的让步；其次，斯大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当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时，他声称这是美国官方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在雅尔塔时真的相信，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然而现在，很明显，卢布林的波兰人并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苏联人已经被看成是征服者，而非解放者。

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²⁾，总之斯大林已经决定无视他在雅尔塔许下的诺言。对他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曾经有一次，他就协议上的另一个问题坦率地对哈里曼说过，他没有食言，只不过是改变了观点。

另一个因素肯定也对斯大林的突然变卦起到了鼓励作用：罗斯福在雅尔塔透露说，美国将尽快从欧洲撤出它的军队。这也许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有了这个保证，斯大林便可以轻视美国人后来提出的抗议——包括总统本人的要求——而他的确这样做了。

(1)很久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我知道，您非常了解斯大林，而且对他心怀某种敬意。因此，我认为您应该知道，他在晚年变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人。每次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都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出来，回去和家人团聚。人不能过这种日子。”

(2)菲利普·莫斯利，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也是对苏联问题最为权威的观察家之一，进一步相信，“苏联政策的支配权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强有力的经济部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专心于从德国榨取每一滴经济救济。后者则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加强苏联对占领区的控制”。

14 谢尔大楼

1

1940年4月9日凌晨四点，德军毫无预警地越过了丹麦国境，还有一些德国部队在数个港口登陆，其中包括哥本哈根。一小时之后，当轰炸机不祥地飞行在丹麦上空时，德国驻丹麦公使呈交给丹麦政府一份备忘录，要求其投降。德国人声称，他们没有任何敌意，仅仅是为了保护丹麦免受盟国入侵。他们答应尊重丹麦的中立，不干涉其内政。

丹麦政府投降了，但是，四百五十万顽强而独立的丹麦人民却拒绝接受这一侮辱。不久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抵抗战士小组便自发形成了。和波兰一样，这些小组里没有政治矛盾，共产党人和保守党人并肩战斗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的领导人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大学教授、商人、工人和专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个文学经纪人。

丹麦人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破坏活动和怠工；他们还发起了一场富有想象力的心理战。起初，他们从德国人身边走过时，假装出德国人并不存在的样子；很快，一些故事便流传开来了——很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反映了丹麦人的态度——比如下面这个：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德国卫兵在一个很小的齐肩高的圆形掩体里站岗，他惊奇地发现，所有路人最后都会注意到他。他们是在笑一个标语牌，那是一个聪明人挂在掩体外面的：“他没穿裤子。”一场嘲笑的运动开始了。

到了1943年8月，每一天都要发生六七起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而德国人则以占领工厂作为回敬，这导致了波澜壮阔的自发的罢工活动。德国人绝望地将部队派上街头，实行了宵禁，并威胁说要扣押人质。然而，这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纳粹在丹麦的最高行政长官维尔纳·贝斯特博士飞回柏林，恳求上级耐心等待，并制定更为宽厚的政策。他说：如果能做出一些让步的话，正在萌芽的叛乱就可以被控制住。但是，元首是无法被劝阻的。8月28日，他给丹麦政府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直接由德国进行审查，完全禁止罢工和集会，并且将破坏分子处以死刑。第二天，丹麦政府在取得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完全同意之后，拒绝了这些要求。当天晚上，德国士兵公开夺取了丹麦的控制权。然而，希特勒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此时整个丹麦已经在抵抗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德国人下令逮捕丹麦的犹太人。但是，当特别警察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候，除了四百七十七名上了年纪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都神秘地消失了。大约六千名犹太人在丹麦起义者的帮助下秘密地渡过海峡转移到了瑞典。纳粹分子的“最后解决办法”第一次遇到了整整一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秘密的大规模转移行动激起了丹麦人的进一步抵抗。在自由委员会——一个代表各个主要抵抗组织的七人联合体——的计划下，铁路沿线的破坏活动不断增加，使得德国部队的运动比平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游击队员非常富有进攻性，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生产V-2型火箭重要部件的哥本哈根的格洛布斯工厂。

丹麦人或许没有正式和德国交战，但是，他们表现得就好像是一个交战国一样。而且，尽管已经被占领，可他们仍在为希特勒政权的垮台做出自己的贡献。1944年秋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英国皇家空军前来摧毁盖世太保存放在奥胡斯大学的档案材料。空袭十分成功，因此，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请求再来一次，这次的目标是哥本哈根的谢尔大楼。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盖世太保档案。但是，谢尔大楼的最高一层已经变成了囚禁丹麦重要人士的监狱，因此，英国人不太愿意答应这一要求。

一个月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通过无线电再次呼吁：谢尔大楼里的资料非常有破坏性，必须摧毁它们，不管丹麦战俘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在长时间的商议之后，英国空军最终改变了它的决定，开始计划空袭。轰炸目标方圆一千米以内的建筑物以及丹麦景观都用模型复制了下来。在丹麦新闻界工作的抵抗运动成员向英国人提供了该地区的最新照片。这些泄密的照片刊登在哥本哈根的《贝林时报》上，是一篇乏味的特写故事中的插图。纳粹的新闻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第二天，这份报纸便经过斯德哥尔摩转到了伦敦。

2

3月19日，在诺福克机场的设备控制室里，鲍勃·贝特森上校向大约七十名英国飞行员宣布，第二天中午，他们将连续三次轰炸谢尔大楼。斯文·特鲁尔森向他们介绍了目标的情况。特鲁尔森不仅属于丹麦地下谍报网，同时还是英军情报处的一名少校。他说，这是一座U字形大楼，有四层高，按惯例用栗色和绿色条纹伪装了起来——城里只有一座这样醒目的大楼。特鲁尔森指示飞行员们低空飞行，将炸弹投往建筑物前面的地基。这样可以给顶层的犯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从后楼梯逃出去。

第二天，天气非常不好，因此行动被推迟了。但是，3月21日的黎明非常晴朗，于是一架“蚊”式轰炸机在强风中从诺福克机场起飞了。驾驶员史密斯中校发出了信号，随后，另外十八架“蚊”式飞机开始两架两架地起飞，接着，二十八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飞上了天空。

“史密斯”就是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他曾亲自指挥了对奥胡斯大学的空袭。他将把整个机队带到目标区域，然后交给贝特森上校。轰炸机群贴着海面飞过北海，浪花飞溅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给玻璃覆上了一层盐霜。然而，轰炸机仍旧低低地飞行，希望能够秘密躲过德军的雷达。

在谢尔大楼的顶层关押着三十二个人，其中一位是克里斯滕·李斯特·汉森，丹麦的警察总监。有人把他带下楼梯。他问他们要带他去哪儿。

“他们不许我告诉您。”看守说。接着，他又低声说道，“去弗勒斯莱。”这是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集中营。风传说，重要的犯人都将在那里被处决。但是，汉森刚刚走到大门口，本打算带他去集中营的汽车却开走了，于是，他又被重新押回了牢房。

九点左右，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了谢尔大楼三层的一个房间里。整整两个小时，一名德国法官和一名丹麦翻译都在审问一个名为延斯·伦德的犯人。每当他拒绝回答问题时，两人就一起动手打他。大约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有人取来两根背机枪用的皮带。伦德知道，他将被狠揍一顿了。现在，他只能记起一件事，那就是在奥胡斯空袭期间，哈拉尔德·桑德巴克牧师奇迹般地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他祈祷这一幕能够再次发生。

“蚊”式飞机以一百五十英尺的高度接近哥本哈根。透过结着霜的挡风玻璃，贝特森上校看见了一个很大的铁路调车场。过了一会儿，他又看见了他正在寻找的目标——一个恰好位于谢尔大楼后面的湖泊。

在大楼顶层的牢房里，莫恩斯·福格教授也在囚犯之列。他是一个神经科医生，也是争取自由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这些轰鸣声来自德国战斗机。它们为了吓唬犯人们，正在向屋顶俯冲。甚至连机枪的嗒嗒声也没能使他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他爬到上铺，透过狭小的窗口向外窥去。飞机正好朝他飞来！他猛地缩回头，跳到地上。炸弹带着刺耳的尖叫声落了下来。他爬到床铺底下，用一个手提箱挡住了自己的脸。

在大楼的下一层，伦德也听到了机枪射击的可怕响声，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官大张着嘴，没有回答。伦德认为，这只是德国人在演习。突然，一阵撞击声传来，房间倾斜了。法官一把抓住伦德，将他拉到楼梯上。与此同时，墙壁倒了下来，被震得粉碎，一时尘土升腾，人们恐慌地从楼梯上急忙往下跑。伦德挣开法官的手，骑着楼梯扶手，从一群男人和尖叫的女人身边滑了下去。二楼的楼梯上挤满了人，他只好从楼梯扶手上下来了。一部分楼梯已经倒塌，他看见一个人就在他的面前消失在一团黑暗的烟尘之中。他发现一侧的墙上有个大洞，大街就在下边，于是就跳到了人行道上。

第一批的六架“蚊”式飞机成功地将炸弹扔到了谢尔大楼的地基上。然而，直到第二批飞机开始轰炸时，警报才拉响。有一架飞机冲得太低，机翼碰到了调车场里的一个信号所。它刚把炸弹扔下来，就一头撞进了贞德学校。飞机上含有大量辛烷的航空燃料溅落在学校各处，燃起了熊熊大火。另外五架“蚊”式飞机继续轰炸：一架掉头向东，飞向达格马胡斯大楼，德国人的另外一个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其余的几架则将炸弹向谢尔大楼倾泻下来。第三批飞机被调车场附近升起的浓烟吸引了。他们把炸弹都扔进了烟雾之中，然后径直向英国返航。驾驶员们以为自己已经命中了目标。当然，滚滚浓烟来自燃烧着的贞德学校。

第一次攻击刚结束，福格教授便从床下爬了出来，向锁着的牢房门口冲过去。门当然打不开。这时候，他听到了第二波的轰炸声，连忙又爬回床下。几间牢房开外，警察总监汉森绝望地抓着一张小床，大楼似乎正在摇晃，他担心自己会透过楼板掉下去。轰炸机的隆隆声一停，他便向牢房的木门冲了过去。门也打不开。他抄起一把凳子，将门砸开。跑到走廊上之后，他抬头望去，顿时大吃一惊，已经能看见天空了。整个屋顶都被炸飞了。这时，他听到福格和其他犯人都在叫喊，并敲打着各自牢房的门。“我们必须让他们出来！”他向孤身一人的德国看守喊道。

福格听到了他的喊声，于是立即在门板后面叫了起来：“你们是不是吓疯了？”

看守被吓得呆若木鸡。汉森从他的口袋中掏出了钥匙。被释放的犯人们逃到了后楼梯上，这里远离前门的大火。起初，福格跟在其他人后面，但是不久，他突然想到，德国人肯定也走这条路，他们会在下面等着抓这些犯人。于是，在二楼，他跑向了前楼梯。在那里，他碰到了另一个犯人，布兰特·雷伯格博士。真有趣，他想，所有的犯人中，只有两个教授想到了要向正门走。

然而，雷伯格却只是震惊地站在那里，他的周围横躺着十几具尸体。福格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还不快走？”他们艰难地从瓦砾里穿过去，来到大门口。这时，他们发现一个受伤的姑娘躺在地上。福格正要拉着她朝大街跑的时候，警报器响了。“希波斯”——投靠德国的丹麦警察——赶来了！他们扔下那个姑娘，匆匆跑到街上，远离了警报区。在三十二名犯人中，只有六人在大火中丧生，其他人都重获了自由。

J.亚尔瑟率领六辆消防车对准烈焰滚滚的谢尔大楼喷射。他准确地推测出大楼顶层的犯人们会试图从楼房后部逃走，于是就朝那里走去，以便营救他们。在一道栅栏前，他被一名德国军官拦住了。德国军官命令他带领消防车回到大楼前面去，对付最大的那处火苗。但亚尔瑟假装听不懂德语；他希望看见大火烧毁盖世太保的所有档案。

一名穿着橡胶长靴的志愿消防队员跑了过来，提出要给他们当翻译，但是，亚尔瑟踢了一脚他的踝骨，他顿时明白了过来，转身离开了——那个令人反感的德国军官也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几辆德国救火车开了过来。亚尔瑟指着一个混凝土掩体，大叫：“爆炸物！爆炸物！”所有的人都四散而去，包括把守栅栏的卫兵。

亚尔瑟终于自由了。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谢尔大楼后边，开始用水管灭火。与此同时，大楼正面的火势越来越旺，彻底没法控制了，而盖世太保的档案就放在那里。一个小时之后，这座建筑只剩下了几堵空墙。

亚尔瑟带着他的消防车来到贞德学校时，大火还在燃烧。消防队员和修女们试图将上百名被困在着火的地下室里的孩子拉出来。亚尔瑟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混凝土、椅子、砖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他听到一名消防队员不停地说：“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一个被压在砖头底下的女孩子绝望地大叫着：“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儿！”

为了安慰她，一名消防队员说：“我给你妈妈打过电话了。”

“可是我们家没有电话。”小女孩喃喃地说。

另一名消防队员和孩子们一起被压在了瓦砾底下。他大声喊道：“快把我拽出来！”但是，他的同伴们却被灰尘、浓烟和烈火逼了回去。

从这个地狱里救出来的大多数孩子都吓呆了。可是，一个小女孩却不停地说：“我的裙子真脏！”并且非常讲究地掸去自己身上的尘土。而一个男孩却只知道要东西吃。

丹麦人非常高兴地看到谢尔大楼葬身火海，数百名抵抗运动战士被处决的证据已经随之消失。这时，他们听说了贞德学校的悲剧：八十三个孩子、二十名修女和三名消防队员丧生。

第二天，地下报纸《北欧新闻》代表全丹麦宣布：

……飞行员们摧毁了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谢尔大楼——纳粹德国的无耻罪行以及盖世太保的恐怖活动的纪念碑，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幸的是，除了原定的目标，轰炸还致使很多丹麦人丧生，尤其是腓特烈堡法语学校的孩子们。

……对那些失去了挚爱子女的家长没有什么可以慰藉。我们只能在此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然而，他们间接地为丹麦的战斗而做出的牺牲，将激励其余的人竭尽全力，去为其他的丹麦儿童创造一个机会，使他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能生存在一个自由而安全的丹麦。那里的大街小巷再也不会因为侵略成性的国家的意志和野蛮人执行的镇压政策而被战争摧毁。

15 两河之间

1

到了3月22日，希特勒庞大的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到了两条河流之间：奥得河和莱茵河。在东西两线，他的敌人们正蓄势待攻，并且确信这些攻势最终将取得胜利。蒙哥马利对莱茵河的袭击，即“掠夺”行动，计划于第二天开始。和美国人往日的冒险不同，这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筹划。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每支部队都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在1月底初次草拟出这一计划时，陆军元帅指派米尔斯·登普西中将的英国第二集团军负责在韦瑟尔的北面进攻和强渡莱茵河。这个城市位于杜塞尔多夫以北约二十英里处，颇具战略意义。辛普森的美国第九集团军的三分之一，即第十九军，也将投入这次行动，不过只起次要作用。它将配合主攻，在韦瑟尔以南几英里处的莱茵贝格渡河，并在莱茵河上架起全部战术桥梁。

接到这一指示，辛普森顿时“大吃一惊”：他的部队去当架桥兵？实在大材小用。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归登普西指挥，而不是他本人。他向蒙哥马利提出抗议，最终，蒙哥马利同意仍由他本人指挥第十九军。3月4日，即夺取雷马根大桥的三天前，这支部队出人意料地突破了德军防线，提前打到了莱茵河边。指挥官雷蒙德·麦克莱恩少将打电话向辛普森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渡过莱茵河的地方”，就在杜塞尔多夫的北边，被树林很好地遮掩着。如果辛普森是在布雷德利的指挥下，而不是蒙哥马利，那么他就会挥师渡河，然后再告知集团军群。但是，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希望他逐级请示，因此，他又去找蒙哥马利，要求准许他临时渡过莱茵河。他指出，德国人因为他们的迅速推进而昏了头，还没来得及在东岸建起防线。

蒙哥马利看都没看辛普森准备的地图，开口便说：“您只能在那里动用一个师以下的兵力。没有余地再去干其他任何事情了。我想坚持我的作战计划。”只有严格执行这一计划，他说，他才能很好地稳住自己，从而让德国人乱了阵脚。

巴顿和其他很多美国军官都认为辛普森碰了壁，这样，英国人就会独占首先发动强大攻势渡河的荣誉。然而，辛普森的心里比谁都难受，他觉得，蒙哥马利是名职业的军人，他不会仅仅受民族威望的驱使而做出任何决定。蒙蒂仅仅是希望打一场令人满意的仗，不会在最后一刻节外生枝或发生什么变化，以免妨碍主体计划。

然而，蒙哥马利在决定保证“掠夺”行动的成功之后，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两个师空投到莱茵河对岸去。这一行动被命名为“大学生代表队”行动，其任务是“在韦瑟尔地区破坏敌人在莱茵河上的防御工事……”这将是盟国军队第一次在白天进行空降行动，会在第一批步兵晚上过河几小时后开始。

马修·李奇微少将选择了英国第六空降师和美国第十七空降师去完成这一任务，这两个空降师都属于他的第十八空降军。英国空降部队的成员都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不过，这些美国人虽然作为步兵参加过阿登战役，却还是第一次空降作战。3月22日，这两支士气高涨的空降部队被“与世隔绝”了：英国人在英国的东英吉利附近，美国人在巴黎附近。部队所在的区域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特别卫兵在飞机场上巡逻着。假如关于空降地点的消息被泄露出去，那么，“大学生代表队”行动必定将以灾难而告终。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德国人肯定还是获悉了即将进行的空降。评论员冈瑟·韦伯在柏林广播说：“我们应该想到，为了在莱茵河以东建立桥头堡，盟国空军必将进行几次大规模的空降。我们正严阵以待。”

乔治·S.巴顿也制订了他自己的抢渡莱茵河的计划。他没有采用传统的从正面攻打莱茵河的方式，而是利用坦克和装甲步兵像骑兵一样深刺进去。这样不仅十分壮观，而且布下了一个大袋子，可以抓住许多俘虏，并挽救很多美国士兵的生命。同时，他们还比预料的提前打到了莱茵河。

自从得到了布雷德利在美因茨附近过河的许可之后，过去的三天里，巴顿从这个司令部飞到另一个司令部，像个疯子一样——乞求，奉承，要求，威胁。他要的是速度，更快的速度。他知道，蒙哥马利将于3月23日晚上渡过莱茵河，而他希望自己能在美因茨地区第一个渡过莱茵河。同时，他还深信，突然而迅速地渡过莱茵河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并将有利于自己今后在德国腹地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3月20日，他飞到了曼顿·S.埃迪少将坐落在西默尔附近的第十二军司令部。他激动地踱着步子，说道：“曼特⁽¹⁾，我希望你明天在奥本海姆过河！”奥本海姆是位于美因茨以南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城镇。

“再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埃迪回答道。

“不行！”巴顿叫了起来，用力地挥动着手臂。

身高体胖的埃迪好斗地抬起了头，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暴躁的巴顿刚一走出去，埃迪便打电话给第五师的S.勒罗伊·“雷德”·欧文少将。他说：“你们必须过河了，雷德。乔治一直在走来走去，不断地对我们大喊大叫。”

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欧文无情地催促着他的部下；终于，他们在3月22日天黑之前到达了莱茵河畔的奥本海姆。晚上十点，他们开始悄悄地乘坐突击船过河。第一批部队到达对岸时，惊慌的德国人甚至都没来得及组成一道防线；到了天亮的时候，欧文已经有六个营过了河。没有炮火准备，没有空军轰炸，也没有空投部队，自拿破仑以来，巴顿第一个率部乘船渡过了莱茵河——而且只有二十八人伤亡。

胜利的消息立即传到了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保罗·哈金斯上校却建议说，等到23日傍晚，蒙哥马利宣布他已经过河之前，再把这个消息告诉布雷德利。巴顿最喜欢听这种建议了。

2

保卫着德国另一侧的河流——奥得河，也被攻破了。朱可夫在距柏林仅五十英里处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但是，斯坦纳出人意料地发动了攻势，迫使苏联人在向德国首都开始最后进攻之前重组了队伍。

自从温克出了车祸以后，古德里安就再没有收到希姆莱的任何一份报告，而希姆莱的任务正是顶住朱可夫。3月中旬，灰心丧气的东线总司令驱车来到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海因茨·兰默尔丁在司令部的门口碰到了古德里安，他说：“您难道不能给我们换一位司令吗？”

“这完全是党卫军的事情。”古德里安回答。接着，他问党卫军全国领袖在哪里。

“他得了流感，现在正在霍亨里亨让格布哈特医生治疗。”

在附近的疗养院里，古德里安找到了希姆莱。从外表上看，他的身体显然没什么问题。古德里安力劝他辞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他提醒党卫军全国领袖，他还是党卫军总队长、德国警察的首脑、内务部长和后备军总司令。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岗位的工作呢？

希姆莱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不过，他还是有所保留：“我不能自己去找元首说这件事。他不会喜欢我提这样的建议。”

“那么，您是否授权我去替您说？”古德里安立刻问道。

希姆莱赞成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古德里安向元首建议，应该找人代替劳累过度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希特勒肯定也意识到需要换人了，因为他问应该由谁来接管维斯瓦河集团军群。

古德里安推荐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目前他正支撑着舍尔纳的右翼。

“我不同意。”希特勒说，然后，他提出了其他一些人的名字。

“他对付苏联人经验很丰富，”古德里安强调说，“他们从未战胜过他。”这一点打动了希特勒；3月20日，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海因里希司令部收到了一封电报，海因里希被任命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

第二天，古德里安遇到了正在总理府花园散步的希姆莱和希特勒。古德里安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和希姆莱单独谈谈；希特勒善解人意地走开了。

“战争再也打不赢了，”古德里安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和狂轰滥炸。除了里宾特洛甫，您是唯一一个在中立国家有关系的人。外交部长不愿请求希特勒进行谈判，因此，您应该和我一起去找希特勒，敦促他安排停战。”

有那么一阵子，希姆莱无法答话。“我亲爱的将军，”他终于开了口，“现在还为时太早。”

“我不明白。现在不是最后一分钟了，而是已经过了一分钟。要是我们再不谈判的话，就永远都不能这样做了。难道您没意识到我们的局面有多绝望吗？”但是希姆莱拒绝参与谈判；他更喜欢以他自己的秘密方式进行会谈。

晚上的会议之后，希特勒要求古德里安留下来。“我明白，您的心脏病恶化了。”他说。古德里安对东线末日的预言让他越来越讨厌。他希望找一个非失败主义者接替古德里安的工作：“您应该立刻休息四个星期。”

古德里安知道希特勒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时刻，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没有副手。”接替温克工作的汉斯·克雷布斯将军最近在盟军对措森司令部的一次轰炸中负了伤。“我会试着尽快物色一个人，”他说，尽管他并没有这个打算，“到那时，我就去休假。”

一个副官打断了他们。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想和元首私下谈谈。“我现在不能见他——三天以内都不行。”希特勒激动地说。然后，他又转向古德里安：“这些天来，每每有人要求同我单独会面，都是因为他有些令人不快的消息要告诉我。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总是给我增加痛苦的安慰者。他（施佩尔）的备忘录总是以这样的话开头：‘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他现在想跟我说的还是这个。我总是把他的备忘录放在保险箱里，从来不看。”

尽管朱可夫已在奥得河以西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一个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一个在屈斯特林的北面，还有一个在这两座城市中间——德国人还是在东岸有两个据点，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总攻时的明显目标，因为高速公路从这两个城市一直通到首都。

守卫屈斯特林桥头堡的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海因茨·莱因法特，一个对军事战术了解甚少的警方官员。不过，法兰克福的指挥官恩斯特·比勒尔虽然只是个上校，却是一个坚定能干的军官。他把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1944年底，比勒尔的腿在东线战场上受了伤，被送进了法兰克福的一所医院。当苏联人在1月底向奥得河方向冲来时，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率领一支由恢复期病人、掉队士兵、人民冲锋队队员以及三千名炮兵学员组成的临时队伍，去阻止苏联人的进攻。

2月初的一天，比勒尔正在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喝茶，这时，有人叫他去接电话。回来后，他说：“要把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堡垒，让我来干。”

五个星期之后，他有了三万名手下。其中的一半安置在河东的山头上，另一半则留在奥得河西岸继续进行训练。比勒尔的炮兵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大炮、法国的75式，还有德国迫击炮。当司令部给他派来二十五辆装甲车作为增援时，他把它们全埋在了战备地点，只露出炮塔。他唯一可以移动的武器是二十二辆装甲车，是非常精巧地用车辆残骸重新组装起来的。尽管比勒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的心中仍充满了疑团。“在这个缺口里，我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呢？”戈培尔博士最近来前线视察时，他问道。

“我们需要奥得河对面的这座桥头堡，因为我们计划把苏联人一路赶到波兹南去。”比勒尔看上去并不相信。“我们在考虑同西方议和，”戈培尔解释说，“那样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便会帮助我们去打苏联人。或者至少，他们会让我们把部队从西线拉到东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起进攻，夺回波兹南。”戈培尔急切地凝视着他，“您肯定明白为什么要守住这个缺口了！这是通向未来的桥头堡。”

比勒尔安心了。他从一支部队来到另一支部队，对他的手下说：“如果你们后退的话，俄国人将抢占你们的祖国——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必须守住这里！”

被选来代替希姆莱的人身材矮小，已届中年。哥特哈德·海因里希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他母亲那一系的男人们自十二世纪以来便都是军人。他办事有方，效率很高，值得信任。他正是接管这条混乱前线所需要的那个人。两年多以来，他的第四集团军在莫斯科地区打得非常出色，但是，由于他固执地不准盖世太保干预他的指挥，所以迟迟没有获得将军的头衔。不过，在最近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抗击苏联人的防御战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提拔，并被授予带有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3月22日，他前来向古德里安报到。古德里安是他信赖的一位老朋友。措森的街道仍因一次空袭而混乱不堪。古德里安首先热情地问候了他，然后说道：“我亲自把你叫到了这里。要是希姆莱的话，那是绝不可能的。他从不执行我的命令，也从不递交适当的报告。我告诉过希特勒，他毫无能力，他从没让哪怕是一个排的人过了河。”

海因里希要求了解全局的情况。古德里安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形势非常艰巨。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可以在西线找到。”

海因里希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把这个话题从脑子里赶走了，开始询问古德里安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他还要守卫库尔兰·古德里安激动起来。他细述了希特勒如何“疯狂”地坚决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库尔兰。“我一再地被召回柏林！”他高声叫道，并且一一列举了希特勒作为最高统帅所犯下的诸多错误。

海因里希越听越不耐烦。最后，他终于插嘴说：“奥得河沿线的情况怎么样？”

古德里安概述了一下那里的部署情况：希姆莱在奥得河沿岸有两个军在保卫柏林——左面是曼托菲尔；右面，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方，是特奥多尔·布塞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具体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带着几分歉意说，并且将其归咎于希姆莱。对别人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希姆莱总是给予泛泛的回答，这已成了他的特点。“但是我知道，明天将在屈斯特林的南边发动一次总反攻。”古德里安继续说道。奥得河上的三座苏军的桥头堡中，最危险的是位于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之间的那座。它有将近二十五公里宽，五公里的纵深，驻有一大批苏联炮兵。德国空军反复对其进行轰炸，但是收效甚微，因为苏军的防空火力很强。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朱可夫准备从这个桥头堡开始，发动一次对柏林的进攻，而希特勒则想粉碎这次进攻。元首的计划是派五个师渡过奥得河，进入比勒尔的桥头堡，然后向屈斯特林挺进；被切断和后方的联系之后，苏军在奥得河对岸的桥头堡便将萎缩并灭亡。

海因里希大吃一惊。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军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门外汉的战术。首先，法兰克福只有一座桥。五个师的部队怎样才能及时过河去发动一次进攻呢？

“工兵正在建一座浮桥。”古德里安解释说。不过，很显然，他也反对这一整个作战计划。

“但是，这两座桥都将处在俄国人的炮火范围之内！”海因里希惊呼道，“这个计划太差劲了！”

将军指出了这个方案的缺点，而古德里安对其心知肚明。“您说得对。”他怯懦地承认了。布塞也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建议应该直接进攻俄国人的桥头堡。但是，希特勒不喜欢布塞的建议，他派克雷布斯将军去前线看看，从奥得河对岸发动一次进攻是否可行。克雷布斯报告说，可以试一试。于是，大家决定试试看。“现在我得去见阿道夫了。”古德里安讽刺地说。他建议海因里希跟他一起去向元首报告。

然而，海因里希却说，他属于集团军群：“我必须及时得知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的报告只是例行公事，而我却将为此浪费半天的时间。”

古德里安叹了口气。帝国总理府一定会非常喜欢海因里希的实用主义态度。“我会告诉希特勒，您正在了解情况。”他说道。

海因里希驱车前往普伦茨劳附近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这里位于柏林东北方向约一百英里处。当他走进希姆莱的指挥所时，天几乎已经黑下来了。这是一座木制的单层建筑。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这里等着见党卫军全国领袖。最终，他要求马上被接见。于是，他被带进了一个简单但很有品位的大房间。在对着门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希特勒半身像，希姆莱就坐在底下的一张大办公桌前。这是两人初次会面。希姆莱礼貌地站了起来，这时，海因里希说：“我来接替您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

希姆莱伸出一只手，海因里希握了握。那手就像婴儿的手一般柔软。

“让我来给您讲讲，为了拖延苏联人的进攻，我们进行了哪些重大战役。”党卫军全国领袖开口说道，“我已经告诉一个速记员来做记录，地图也会有人送来的。”他叫来了埃伯哈德·金泽尔将军和汉斯·格奥尔格·埃斯曼上校，前者是事实上的参谋长，后者则是事实上的作战参谋。

希姆莱开始叙述他所取得的成绩。但是，由于他过分纠结于细节问题，以至于失去了理性的思维。金泽尔尴尬地站了起来。“我得去隔壁处理一项重要的工作。”说着他便走了。然后，埃斯曼也告辞了。希姆莱胡乱地唠叨了四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把它递给了海因里希。电话那端传来布塞将军的声音：“苏联人取得了一次突破，在屈斯特林以南扩大了他们的桥头堡。”

海因里希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希姆莱。希姆莱耸了耸肩膀说：“您是集团军群的新司令。该下什么命令由您来决定。”

“您有什么想法？”海因里希问布塞。

“我会尽快准备反攻，重新巩固屈斯特林周围的力量。”

“好的，一有机会我就会去见您，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前线的局势。”

海因里希挂了电话，这时，希姆莱说道：“我想告诉您一些私人的事情。”接着，他用一种搞阴谋似的语调说道，“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坐在这张沙发上。”他的语气让海因里希觉得非常奇怪。接下来，希姆莱透露了他同西方尝试性的接触。

海因里希立刻就明白了最近古德里安对他讲过的那番隐晦的话。于是，他说道：“不错，但是有什么合适的途径吗？我们又怎样找到这些途径呢？”

“通过一个中立国。”希姆莱神秘地答道。他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要海因里希发誓保密。

次日上午，海因里希视察了他的集团军群北面的一半。这些部队由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保护。在曼托菲尔的防线与奥得河之间，有一片沼泽地。看来，苏联人最不可能把主攻目标放在这里。接着，海因里希驱车向南边的法兰克福驶去。他穿过了第九集团军防守的前沿阵地。这里由布塞指挥。他曾任曼施泰因⁽²⁾的参谋长，可靠能干，在压力下非常冷静——很快便会需要这些品质，因为，朱可夫一定会从这里开刀，海因里希心想。夜幕降临之时，海因里希不仅将朱可夫可能进攻的地区限定在了法兰克福以西的一段二十五英里长的区域，还设计了一次防御。他将在与奥得河并行的一条小山脊上建立他的主要防线。这条山脊位于河西面约十英里处，再往前，一直到柏林，都没有任何理想的天然屏障。

海因里希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他将此前从波美拉尼亚逃亡至此的全部师团——包括第二十五装甲师、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元首护卫师和第九空降师——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面的关键地区。他的第二道命令富于想象力，同部队的调动毫无关系：他命令逐渐放出奥特马豪湖里的水。奥特马豪湖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位于东南方向约二百英里处，湖水流向奥得河。放出湖水以后，奥得河和小山脊之间十英里的狭长地带将被淹没，水深可达两英尺。

希特勒确信目前的防线可以挡住苏联人的大规模攻势，但是，他的一些同僚却缺少他的乐观，并且已着手准备在阿尔卑斯山中建立“阿尔卑斯山要塞”，一个“民族堡垒”，国家社会主义将在那里进行最后的防御战。讽刺的是，这一主意最早是美国人想出来的。1944年秋天，杜勒斯在瑞士的办事处听到谣传，德国人正在阿尔卑斯山区奥地利的一侧修建一个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这个言之凿凿的谣传被送到了华盛顿，顿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惧，于是，不知怎么，它又被泄露给了媒体。戈培尔立即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宣传价值，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媒体上便写满了对阿尔卑斯山中那强大要塞的猜想。

和盟国的恐惧相反，迄今为止，一个真正的防御体系也没有建起来，甚至也没有人正式负责这一行动。不过，有几位杰出的德国人正在非正式地拟订一些计划。其中最热心的一个就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卡尔滕布鲁纳。通过希姆莱，他变得越来越有权势。3月中旬，卡尔滕布鲁纳将威廉·霍特尔召到了他设在奥地利的阿尔特—奥泽的新司令部。霍特尔原本是位历史学家，曾参与过“伯恩哈特”行动——一次大规模伪造英国钞票的行动。⁽³⁾卡尔滕布鲁纳知道霍特尔常去瑞士，便问他盟国是否真的害怕在“阿尔卑斯山要塞”进行决战。当霍特尔做出肯定的回答时，卡尔滕布鲁纳说，可以把这种恐惧用作讨价还价的本钱，要求西方“暗中或明确地允许”，德国人在同西方停战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同苏联人打仗。光有恐惧还不够，霍特尔回答道，盟国总有一天会发现，“阿尔卑斯山要塞”并不存在。卡尔滕布鲁纳笑了起来。他按响电铃，叫人去找迈因德尔博士，奥地利最大的兵工厂斯太尔公司的老板。

“我保证，在5月1日之前，设在山里的地下车间可以生产出少量的军火。”迈因德尔说道。卡尔滕布鲁纳提到了其他一些合作的实业家的名字，并且透露说，“伯恩哈特”行动正在奥地利进行，可以出钱资助“阿尔卑斯山要塞”。萨克森豪森的一百六十位专家连同他们的造假设备最近已经转移到了雷德尔—齐普夫⁽⁴⁾，这里靠近元首称之为“家”的城市——奥地利的林茨。

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假如德国被一分为二的话，必须获得元首的许可，继续在南方进行战争。为得到这一授权，3月23日，卡尔滕布鲁纳动身前往柏林。他期待，事实上，他希望，希特勒非常担心迫在眉睫的军事失败，从而最终支持像“阿尔卑斯山要塞”这样一个绝望的计划。

当卡尔滕布鲁纳走进元首办公室的时候，希特勒正弯着腰，观察一个林茨城的大模型。当他看见走进来的是一个奥地利人时，他的两眼顿时放出了光彩。他宣布，他将彻底重建林茨城，使它变成中欧的一个大都会。对于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在林茨城长大的卡尔滕布鲁纳有何感想呢？

卡尔滕布鲁纳含糊地做了回答，然后惊愕地听着希特勒继续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新林茨城。突然，希特勒抬起头来，微笑着说道：“我非常确切地知道您要来跟我说什么，卡尔滕布鲁纳。但是，请相信我，如果我没有把握在您的帮助下重建林茨城，把它建成这个模型的样子的话，那么，我今天就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您必须充满信心。我还是有办法把这场战争最终引向胜利的。”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卡尔滕布鲁纳带着新的希望走出了元首的办公室。希特勒在五分钟之内让他相信，胜利还是可能的。

3

巴顿想把自己已经渡过莱茵河的消息保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早上，即3月23日，他的参谋长“哈普”·盖伊将军接到了第七集团军打来的电话。有传言说巴顿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是真的吗？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盖伊回答。接着，他催巴顿马上告诉布雷德利，第三集团军已经有七个营过了河。

被人喊去接电话时，布雷德利刚刚在那慕尔城堡的餐厅里喝完第二杯咖啡。

“布雷德，”巴顿用一种阴谋般的激动语气说，“你可谁也别告诉，我已经过河了！”

“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是说过了莱茵河？”

“当然。昨天晚上，我让一个师偷偷过了河。不过那儿的德国佬很少，所以他们还不知道。因此，您别对外宣布。我们要保守秘密，看看情况再说。”

布雷德利高兴极了，他告诉巴顿，第三集团军可以放十个师的兵力在这个新建的桥头堡。他还说，他要给霍奇斯拨十个师，用于加强雷马根的桥头堡；霍奇斯从一开始就这么要求。

蒙哥马利专心致志地细心准备着他自己的攻势；“掠夺”行动计划于当天深夜开始。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按正确的节奏顺利进行，突击部队已经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刻投入战斗。蒙哥马利甚至连自己的“告全军将士书”也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敌人可能认为，躲在这条大河做成的天然屏障后面，便能安然无恙。我们都承认，这的确是一道巨大的屏障，但是，我们要向敌人指出，置身其后并不安全。盟国这个由陆军和空军联合力量组成的强大的战争机器，毋庸置疑，一定会有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旦过了莱茵河，我们便将冲向德国北部的大平原，使敌人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们的行动越是迅猛有力，战争就结束得越快，而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一切。让我们继续这项任务，尽早结束德国战争吧！

渡过莱茵河，然后，让我们出发。祝你们上岸之后，多抓俘虏。

愿上帝在我们最后的努力中把胜利赋予我们，就像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在我们全部的战役中他所做的那样。

下午三点，丘吉尔和布鲁克从米德尔塞克斯的诺索尔特机场起飞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降落在了德国边境的芬洛。首相不顾蒙哥马利和布鲁克的反对，执意要观看“掠夺”行动开始时的场景。布鲁克写信告诉陆军元帅，丘吉尔决心要来，而且，“现在他还说，要登上一辆坦克！”蒙哥马利回复道：“至于首相，如果他决意要来参加莱茵河战役的话，我认为只有唯一一条行动路线：那就是要求他和我一起待在指挥所里。那样我就能照顾他，并注意让他只去不给别人找麻烦的地方。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信，让辛普森带给你。它肯定会使这个老头儿满意的！”

和丘吉尔一起来的只有他的副官，海军中校C.R.汤普森、他的随身男仆，以及布鲁克。他们开车没走多远就到了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在这里，大家一起喝了茶。陆军元帅身着一件旧套衫和一条灯芯绒裤子。他向首相描述了他的作战计划：在轰炸之后，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两支部队和美国第九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将抢渡莱茵河。第二天早晨，两个空降师将在韦塞尔附近、莱茵河以西几英里的地方降落。

几天来，为了掩护抢渡的准备工作，他们在一段长达七十英里的河面上施放了烟雾。如今，战士们都因此而很不舒服，很多人都说，他们宁愿被德国人看见。不过，正是由于这些防范措施，集结起来的大批部队、大量突击船只、“水牛式”坦克（一种两栖运兵坦克）、建桥物资和大炮才得以安全秘密地就位。

丘吉尔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了第一波掩护炮火的射击声。声音来自北边，赫洛克斯指挥的英国第三十军将从那里率先过河。刚好在九点之前，赫洛克斯登上了一座观察所，其设在一块俯瞰莱茵河的高地上。这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夜晚。尽管在烟雾弥漫的黑暗之中，除了炮弹爆炸时的闪光，什么也看不清，但赫洛克斯还是辨认出了打头阵的“水牛式”坦克。这些坦克装满了第一五三和第一五四步兵旅的战士，正沿着导向缆绳标出的路线，笨重地向河岸开过去。很快，它们便将突进至莱茵河。在南面，他可以听到第十二军阵地上传来的炮击声，苏格兰突击队员们将从那里渡河去韦塞尔。

接着，炮兵们从第二集团军的整个地段上开始轰炸，非常壮观地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芬洛，蒙哥马利这个懂得睡眠价值的老兵在晚饭后便先行告退，回到他的拖车里睡觉去了，但布鲁克和丘吉尔却兴奋地在月光下来回踱步，议论着眼下重要的局势。他们回忆起了当年的斗争，又想起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初露锋芒的开罗。丘吉尔不得不信服布鲁克的知人善任。后来，回到驻地之后，布鲁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他（丘吉尔）情绪最好的一天，并且以非常罕见的方式赞赏了我为他所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来到拖车里查看他刚刚收到的邮件。其中有一封莫洛托夫发来的电报，联系起苏联人对沃尔夫企图在伯尔尼举行和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我们抛开他们，在西线单独讲和的恐惧，这让丘吉尔十分不安。他口述了一封回电，让他的秘书去拍发，继而又把秘书叫了回来，重新考虑了一下，又开始写另外一封，最后，他非常明智地把这件事推迟到明天再办，以便可以仔细地考虑考虑。

现在，我准备上床了。很难想象，在距离这里不到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数百人正在莱茵河畔投入殊死的战斗，而与此同时，另外数百人正紧张地去迎接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考验。想着这一切，很难安安稳稳地躺下入睡。

第一突击旅已经准备好朝着韦塞尔方向渡河。在河岸上，记者理查德·麦克米兰正在同一名年轻的秃顶上校谈话。“我想知道现在德国佬在对岸干什么呢。”他一边说，一边往脸上涂蓝色的油脂，还用大杯子喝着茶。

晚上十点，头戴绿色贝雷帽而不是头盔的突击队员们乘坐庞大的“水牛式”坦克开始过河。炮弹在头顶尖声呼啸，震耳欲聋。几分钟后，清空的“水牛式”坦克又回来载另一批人员。“对岸的战斗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激烈。”驾驶员们告诉麦克米兰。

晚上十点三十分，英国皇家空军的二百零一架轰炸机向韦塞尔投下了超过一千吨的烈性炸药。就在它们掉头向英国飞回去的同时，突击队开始向已被炸成废墟的城市会聚。

往南几英里，在阿尔卑斯山附近，辛普森和艾森豪威尔登上一座教堂的钟楼，观看第九集团军的掩护炮火射击。3月24日凌晨一点，四万名美国炮兵开始从位于莱茵河以西的平坦原野上的炮台快速射击。整整一个小时，两千多门大炮摧毁了德军阵地上的目标。突然，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停了下来，第三十师的第一梯队——并肩前进的三个营——搭乘配有舷外发动机的突击船只，开始抢渡莱茵河。再往南一点，在他们的右翼，第七十九师已经到了莱茵河西岸，准备在一小时之后出发。没有一个突击队员戴防毒面具；辛普森决定冒一次有备之险，因为他认为，防毒面具只能增加被淹死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看看渡河的场面。于是，辛普森陪他来到了河边。这两位将军在那里碰上了第三十师的一队步兵，显然，全都士气高昂，正在向船只走去。这时，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士兵看上去有些沮丧。“你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将军，我特别紧张。两个月以前我负了伤，昨天刚从医院回来。我的感觉不太好。”

“好，那么，你和我正好是一对，因为我也很紧张。不过，这场进攻，我们已经计划了很久。而且，我们拥有我们可以使用的全部飞机、大炮和空降部队，足以摧毁德国人。也许，假如我们一起走到河边，感觉都会好些的。”

“噢！我是说我‘曾经’很紧张，现在我不再紧张了。我猜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很糟糕。”

大概就在第一批英国部队过河的时候，巴顿又一次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布雷德，”他刺耳地恳求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告诉全世界，我们已经过了莱茵河！我们今天打死了三十三个德国佬，当时他们正在向我们的浮桥发起进攻。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第三集团军在蒙蒂开始渡河前就已经渡过了莱茵河！”

对于巴顿从奥本海姆过了河一事，德国人简直已经疯了。凯塞林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曾警告过他属下的第七集团军司令，敌军可能会试图从这个地区过河，可美国人还是轻而易举地过了河。“从战略上考虑，”凯塞林想道，“这将给巴顿一个机会，可以绕到仍旧驻扎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第一集团军背后，然后，向帝国腹地长驱直入。”雷马根已经成为莫德尔集团军群的坟墓。他担心，奥本海姆将成为豪赛尔的葬身之地。

4

当天早些时候，在华盛顿，罗斯福拿到了联合参谋部1067号计划的最新草案，其内容是关于占领德国的政策。摩根索本来的建议是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草案中的措辞却要温和一些，只剩下了一个泛泛的声明：德国政府和经济体系的权力将被分散。不过，草案还强调，必须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

……作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制订的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所有的战争物资和专门设施……都将被收缴或摧毁。一切航空器材和战争物资的维修和生产都将受到禁止。

但是，这仅仅是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把它们付诸实施的人。

中午时分，罗斯福同国会的五位两党议员谈话。这些议员将代表美国出席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出席谈话的还有海军上将莱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以及国务院的詹姆斯·邓恩和“奇普”·波伦。“这次讨论是非正式的。”总统开口说道。接着，他告诉他们，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要求在联合国得到两张额外选票。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和丘吉尔在旧金山同意了支持苏联的这个要求。“我希望，”他说，“今后能看到美国得到相同数量的选票。”

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对苏联要求额外选票一事表示异议。

第二天，即3月24日，刚刚从马尼拉回来的罗伯特·E.舍伍德往白宫给总统打电话。这位著名的剧作家说，他同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麦克阿瑟“对东方事务的深刻了解以及开阔的眼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话还使他相信，在日本投降以后，将军将成为一位杰出的驻日军事长官。在听过麦克阿瑟谈论这一问题之后，舍伍德感觉，太平洋的胜利“似乎比我原来想象的近多了”。

“我希望，”罗斯福说，“哪天他可以给我也讲讲这些事情。”

罗斯福想知道，他去参加旧金山会议是否明智。“史蒂夫·厄尔利⁽⁵⁾认为，我不应该去那里致开幕词——以防会议失败。”他笑着说，“他觉得我应该等等，看看会议进展如何。假如会议开得成功，我就去参加，并致闭幕词，并因此而得到全部好评。但是，我决定要在会议开始时就去，而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全世界人民的代表都来到旧金山，这是给我们这个国家的莫大荣誉。我想告诉他们，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为了杰斐逊诞辰纪念日那天的演讲，罗斯福让舍伍德给他找几句托马斯·杰斐逊⁽⁶⁾在科学方面说过的话：“尽管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点，但是，杰斐逊不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是一位科学家；他所说过的某些话，需要在今时今日进行重复，因为在建设未来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当然，舍伍德对原子弹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意识到罗斯福这番话的重要性。他祝罗斯福在温泉疗养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总统打算先去海德公园，一周后便去温泉疗养院休息。然后，舍伍德便来到内阁办公室拟写一份有关麦克阿瑟的备忘录。

那一天，罗斯福和安娜·罗森堡，他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共进了午餐。两人聊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罗斯福夫人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说，他们该去车站向加拿大总督阿思隆伯爵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公主道别了。

于是，总统便由两名女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出了房间，这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解了码的由大使哈里曼发来的电报。电报提到了莫洛托夫发给他那封“傲慢的”信件，信上要求立即停止“日出”行动。哈里曼大使还建议“马上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罗斯福怒气冲冲地一拳砸在轮椅的扶手上。“艾夫里尔是对的！”他叫道，“没法跟斯大林合作。他在雅尔塔许下的诺言，如今全都打破了！”他变得非常激动，以至于两名女士明显地感觉到，从今以后，在对待斯大林时，他会采取一种全新的、更为强硬的态度。

导致三巨头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的罪魁祸首，卡尔·沃尔夫，刚刚被愤怒的希姆莱召回了柏林。希姆莱要求他就他的活动做出解释。两人在党卫军将军菲格莱因的公寓里会了面。希姆莱当场指控沃尔夫叛国；卡尔滕布鲁纳在瑞士的间谍拿到了沃尔夫同杜勒斯谈判的所有材料。希姆莱还指责沃尔夫愚蠢至极。最近，元首知道里宾特洛甫笨拙地企图在瑞典进行谈判之后，不是对他大发雷霆了吗？“让我怎么对元首说？您在没有得到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也干了同样的事情！”希姆莱嚷道，“也许他会把我们俩都杀掉！”

沃尔夫的建议让希姆莱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说两人应该一起去见元首，并把一切都告诉他。希姆莱一时语塞。最后，他说道：“你要跟杜勒斯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还断然禁止沃尔夫再回瑞士，“你知道的事情还不够多！”

(1)曼顿的昵称。——译注

(2)指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纳粹德国德意志国防军中最负盛名的指挥官之一，与隆美尔和古德里安，并称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因在对苏战役中失败，已于1944年3月被解职，故在本书中并未出现。——译注

(3)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一百六十名犯人奉命印制假钞。“伯恩哈特”行动具有双重目的：打击英国经济，并为党卫队提供额外的资金。他们很可能印出了总面值约为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钞票，面值分别为五元、十元和二十元。

(4)1945年5月初，一箱箱的假钞被装上两辆卡车，从雷德尔—齐普夫撤离。但这两辆卡车几乎是马上就出事了。其中一辆完整无缺地被德国国防军截获。而另一辆车上装载的东西则掉进了特劳恩河中。不过，大约十天之后，钱箱开了，数万张钞票漂进了特劳恩湖，被当地居民和一些美军士兵捞到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发现促使美国派人去调查另一辆卡车的下落——以及车上总面值两千一百万英镑的钞票。

(5)指史蒂芬·厄利（Stephen Early，1889—1951），首任白宫新闻秘书。——译注

(6)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同时也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译注

16 “我们度过了美妙的一天”

1

星期五，即3月23日，晚间元首会议一直拖到次日凌晨两点二十六分才开始。这是一次小范围的会议，除了希特勒的三名副官——京舍、布洛和约翰迈耶——出席会议的还有外交部的瓦尔特·赫维尔、几名中级官员以及威廉·布格道夫将军。布格道夫长着一副红脸膛，是陆军人事局的局长。最近，他成了希特勒意图的忠实代言人，以至于武装部队里的同僚们都开始蔑视他。

在从前线送来的所有报告中，巴顿出其不意地渡过莱茵河一事最让希特勒恼火。“我真的认为第二个桥头堡，也就是奥本海姆的桥头堡，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他说。

“因为敌人运送建桥设备的速度太快了。”布格道夫补充道。

希特勒指向一张地图，说：“在一条河流构成的屏障那里，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事实上，上游的桥头堡（即雷马根）也许可以拯救驻扎在这里的部队。如果未能如此——而南面的敌人投入全部兵力渡过了莱茵河——那么，就没人能够逃命了。一旦你们从修好的工事里被踢出来，一切就全都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们只能采取最差劲的举措。他们会一再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在旷野上作战，会比在这里打得更出色。”

布格道夫替戈培尔提出一个请求，作为柏林的守卫者，他希望把纵贯蒂尔加滕大公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作为飞机跑道。布格道夫略显不安地说，“有必要把路边的路灯柱子全部砍倒，并在两边多清出二十米的位置。”

希特勒想知道为什么要清出那么大的地方，说：“它们不会跟‘巨人歌利亚⁽¹⁾’（一种轻型坦克）一起降落的。那儿有五十二米宽。”

“如果JU-52型飞机需要在晚上降落的话，”空军副官布洛说道，“那些路灯柱子会惹麻烦的。”

“好，路灯的事就这样吧。但是，要砍掉左右两边各二十或三十米的树……”砍树的想法让希特勒很烦恼。

“这毫无必要。”布洛让步说。

“他们不需要五十米以上的宽度，”元首继续说道，“无论如何，这毫无帮助。因为跑道的左右两边没法铺路面，也就完全没有用处了。”

“那儿只有人行道和斜坡。”肥胖的陆军副官约翰迈耶说。

“我也不认为有必要砍掉二十米的树，”空军副官布洛说，“但是，挪走路灯柱子……”

“他可以挪走那些路灯柱子。”希特勒重复道。

“那么，我去传达这个决定了。”布格道夫说道。

可是希特勒还没说完，“我刚刚想到，HE-162和ME-262可以在东—西轴心大街上起飞。”

布洛说，这条街对于这两种喷气式飞机来说足够长了。

“但是，街中央还有胜利柱，这就不行了。”赫维尔提醒他们。这根大柱子是1871年对法作战胜利的纪念碑。

“应该把它挪走。”布格道夫表示赞同。

“到胜利柱差不多有三公里长的路程。”希特勒说，他不愿意破坏这样一个纪念性建筑，“这段路够长了。”

他们终于巨细无遗地研究完了这个问题。布格道夫问元首，关于古德里安的病假问题，他打算怎么办。

“我再说最后一次，”希特勒恼怒地说道，“我想知道医生对温克的诊断意见，我希望他做一个明确的报告。我要让他用生命担保：‘到那时，温克会好，或者不会好。’给我一个期限！他们谈来谈去，说某天某天，他就可以离开医院。可是，到了今天，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该不该给温克做手术。”很显然，希特勒希望用温克来取代越来越惹人厌的古德里安。

“医生告诉我们，温克要在医院里待到4月15日。”布格道夫说道，“尽管他自己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元首，”布洛打断了他的话，改变了话题，“当您不在上萨尔茨堡的时候，难道他们不能节省一下烟幕吗？现在，每次一空袭，他们就施放烟幕，都快把化学烟幕剂全都用完了。”

“没错。不过，如果那儿完了，就什么都完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点。这是我们最后几个藏身处之一了。”

他们又谈到了在措森司令部的小型掩体，然后又长时间地讨论了特别部队的问题。这些部队可以被投放到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我们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希特勒抱怨说，“让我吃惊的是，我刚刚听说，突然冒出了一支乌克兰党卫军师。”他说，把武器发给一个不太可靠的乌克兰师，简直是发疯了，“我宁愿把他们的武器拿来，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师。”和他的许多顾问不一样，关于如何使用由志愿反对斯大林的红军俘虏组成的部队，希特勒是持谨慎态度的。

布格道夫殷勤地提醒大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志愿兵组成的几个师已经瓦解了。

“无论如何，你们推测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呢？”希特勒讽刺地问道；他们应该检查一下所有外籍部队，“比如，弗拉索夫师⁽²⁾，要么它还有点用处，要么就没有。只有两种可能性：如果它还有点用处，我们就把它看作一支正规部队；否则，在我因缺乏武器而不能招募新的德国师的时候，装备这样一个一万到一万一千人的师是十分愚蠢的。我会尽快招募新的德国师，并把所有这些武器都给它。”

“印度军团……”布格道夫开口说道。

“印度军团是个笑话。里面有些印度人连苍蝇都打不死，宁愿让苍蝇咬……我认为，如果我们用印度人去摇摇转经筒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们将是世界上最为不知疲倦的战士。但是，如果用他们去进行真正的殊死战斗，那就太荒唐了。印度人能有多强壮呢？不过，这一切都是愚蠢的。假如你们有多余的武器，那么，出于宣传的目的，你们可以开开这种玩笑。可是，如果没有多余的武器，开这种宣传目的的玩笑就太不负责任了。”他继续用这种讽刺的口吻讲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说道，“我不是想暗示说，你们拿这些外国人什么用都没有。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做一些事情，但这要花费些时间。如果你们能控制他们六年或十年，如果你们还统治着他们的祖国，就像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当然会成为好战士。”但是，他还是觉得印度人没用，“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再也不用去打仗了，那将是对他们的最大仁慈。”

有人指出，那两千三百名印度人拥有一千四百六十八支步枪、五百五十支手枪、四百二十支冲锋枪和二百挺轻机枪。

“想象一下吧，”希特勒轻蔑地打断了他，“他们手头的武器比他们的人还多！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得背两支枪。”他问现在他们本应该在干什么，答案是他们在一个休息区。于是，希特勒非常厌烦地挥了挥手：“你们手里的这些家伙一直在休息，从来不打仗。”

这时，一名联络官送来了一份紧急报告：“H集团军群报告，今晨三点，敌人在韦塞尔南面一点五公里、靠近曼海姆的地方发起进攻（这当然就是蒙哥马利的‘掠夺’行动）。此次进攻的兵力及性质尚未确知。进攻是意料之中的。自十七时（3月23日下午五点）以来，我军的主要防线及后方均遭到敌人的猛烈轰击。”

正当他们开始讨论韦塞尔附近的德军力量，以及对已被突破的地区如何进行可能的支援时，一个名为博尔格曼的联络官提醒希特勒，援军甚至都不够用来在奥本海姆阻止巴顿：手头只有五门反坦克炮，而且，至少要在一天后才能投入战斗，“在今后的几天里，还可以再增加两门，这样，就能达到七门。目前，其余所有的反坦克炮都已经上了战场，没有任何可用的东西了。”

“事实上，它们应该用在上游的桥头堡。”希特勒说。

“是的，”博尔格曼进一步确认，“应该拨给雷马根的第五一二营。”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准备完毕。很可能会在明天晚上出发。”

“那我们明天再谈一下这个。”希特勒说道。他开始盘算，要多久才能修理好“十六或十七辆‘虎’式坦克”。他大声说道：“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希特勒对一小批坦克的关注，戏剧性地说明了德国军事力量崩溃的惨状。

2

黎明即将到来之际，第一批装载着四千八百七十六名英国第六空降师官兵的飞机从英国的东英吉利基地起飞了。一个小时后，美国第九运输旅的二百四十七架C-47以及四百二十九架英国飞机和滑翔机飞向莱茵河，开始了“大学生代表队”行动。

在法国，第十七空降师的官兵刚刚吃完早餐。早餐有牛排和苹果派。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装备，随后捆上巨大的背包，登上了飞机和滑翔机。上午七点十七分，第一批运输机起飞了。第五〇七空降步兵团将首先空降，并立即抢占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森林。接下来是第五一三空降步兵团和由滑翔机运送的四组人员。他们应该在第五〇七团的东边空降。最后一个团是第一九四步兵团，他们将在韦塞尔附近降落，并夺取伊塞尔运河上的桥梁。

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时，已经快九点了。二百二十六架C-47、七十二架C-46以及六百一十架牵引着九百零六架滑翔机的C-47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肉眼看不到的天边。九千三百八十七名美国伞兵向西北方向飞去，目标是位于布鲁塞尔东南的最后集合地点。在那里，他们同一支人数略少的英国航空队会合。⁽³⁾随后，两支队伍合成一辆庞大的空中列车，从排尾飞到排头足足要两小时十八分钟，肩并肩地向韦塞尔飞去。英国皇家空军的二百一十三架歼击机和美国第九航空联队的六百七十六架歼击机为它们护航。

除了少数美国人之外，对运输机里的所有人员来说，跳伞作战都是一次新的体验。许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反应：喉咙里有一个肿块，越来越大，几乎快要窒息。而那些坐在滑翔机里的人则更为担心。他们那脆弱的小飞机在牵引飞机的尾气里前仰后合，几乎快要支持不下去了。

美联社的霍华德·科恩坐在他那上蹿下跳的滑翔机里，竭力让自己忘记滑翔机在诺曼底和荷兰上空粉身碎骨那逼真的画面。他向左看去，看到了邻近的一架滑翔机右翼的顶端。这架滑翔机是由同一架C-47牵引的。它在空中来回摇摆着，危险地靠近了科恩所乘的滑翔机。如果两架滑翔机的机翼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咬紧了牙关，努力不去注意身边那个正往头盔里呕吐的同伴。

第二营的指挥官艾伦·C.米勒中校搭乘了第五一三空降步兵团的第一架飞机。他只有五英尺四英寸高；他的头盔压在眉毛上方，而伞兵靴则几乎提到了膝盖处。他的同僚都叫他“王牌”，但是，那些曾跟随他在阿登战役中作过战的美国大兵则叫他“靴子和头盔”。

这架飞机是一架巨型的C-46，比老式的C-47要快。米勒走到敞开的舱门前，向外看去，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为壮观的空中力量的展示。那场面让人无比敬畏。他所乘的飞机位于一大群飞机的中间：一队队又长又直的运输机运载着伞兵；一列列滑翔机好像不守规矩的大风筝，在牵引机的后边左摇右晃；上千架歼击机像愤怒的蜜蜂一样，朝着四面八方冲去。米勒清点了一下他的手下，吃了一片防晕吐的药，然后坐了回去，打算好好睡一觉。

九点三十分，蒙哥马利的助手诺埃尔·切瓦斯陪同丘吉尔和布鲁克登上了一座位于克桑滕附近的小山，从那里可以俯瞰莱茵河。他们将在那里观看空降行动。但是，由于烟雾很大，他们只能看见几艘运载部队过河的小船。在他们周围，全都是盟军炮兵轰炸德军阵地的嗡鸣声。不过，九点四十分，他们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一支正在靠近的航空编队的隆隆声，那声音虽然还很遥远，但却非常尖锐。

伞兵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莱茵河上空。在前方，他们看到了浓厚的烟云，英国人用它掩护了莱茵河沿岸将近七十英里的地段。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科里尔》杂志的理查德·C.霍特利特这时正在一架C-47上往外看。前方，黑暗的烟柱正从即将空降的地区冉冉升起，这些地区的上空布满了盟军的中型轰炸机。只有一件事使霍特利特感到担心：他竟然一点都不担心。

航空队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是这次战争中最有经验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当他看到一队队似乎没有尽头的运输机和滑翔机齐头并进地接近莱茵河时，心中十分激动。他旁边那架飞机的驾驶员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通过无线电向约翰逊喊道：“南方人，今天你可以看到山姆大叔有多内行了！”

九点四十六分，第五〇七空降步兵团的第一批飞机靠近了莱茵河。红色信号灯开始闪烁。伞兵们挂上钩子，检查了一下设备。德军在用二十和四十毫米口径的防空炮向他们射击，火力越来越密集。在敞开的舱门附近，伞兵们甚至可以透过烟云辨认出德军的大炮。几个德国兵像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四散而逃，而其他的德国人则目中无人地抬着头，用步枪、冲锋枪和手枪向空中射击。

九点五十分，绿色信号灯闪烁起来，伞兵们开始从运输机上往下跳。第一营的战士们飘到了预定降落地点以北一英里的地方。团指挥官埃德森·雷夫上校落地之后，立即集合他的手下，清除了附近树林里一个德国人的掩体。他看见一英里开外的树林里，有一门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大炮正在射击，于是便完好无损地缴获了那门大炮。随后，他向东南方向穿过树林，边走边扫除了里面的一切障碍和敌人。

刚好在十点之前，第五一三团接近了它的空降地区。米勒中校已经醒了。他在过道里大喊着：“起立！挂上钩子！检查设备！”他走到驾驶室，轻轻拍了一下驾驶员的后背。驾驶员没有回头，只是做了一个V字手势。米勒转过身，向跳伞门走去。这时，德国的高射炮火在四面八方炸了开来。从敞开的舱门望出去，他可以看到波涛汹涌的莱茵河水。在河流上方，盟军的轰炸机和歼击机似乎塞满了天空。他向后面看去，稍慢一些的C-47机群排着整齐的队形飞了过来。看来，它们很可能会像计划的那样，以V字队形进行最后的攻击。然而，其他C-46机组和庞大的英国飞行大队去哪儿了？

米勒的飞机降到了三百五十英尺高，这时，敌人的轻武器射出的子弹穿透了飞机底部的钢板。有几名伞兵被击中了。地勤组长跑了过来，大声说道，有一名飞行员伤得很重。这架C-46迅速向左转弯，呈直线飞行。

第五一三团的其他飞机也都遇到了麻烦。高射炮火打在保罗·麦克奎尔中尉的C-46上，让他想起了冰雹落在有瓦楞的铁屋顶上的声音。但是，由于忙着检查自己的跳伞装备，所以，直到浓烟开始从一侧机翼的油箱里冒出来时，他才意识到飞机损坏严重。飞机的地勤组长匆忙从过道里跑过来，扣上一顶紧急降落伞，并问一名伞兵：“伙计，告诉我，今晚的口令是什么？”

米勒可以看清前方的铁路了。“跳！”他叫道。他站在一边，让几个人先跳出舱外，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降落伞啪的一声打开之后，他回头看去，只见飞机的左翼已燃起了大火。伞兵那伪装过的降落伞好像几百朵盛开的鲜花，其间点缀着飞行员那蓝色、红色和黄色的救生降落伞。地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射击声，在米勒听来，就好像是气枪打靶的声音。就在他的下方，一个伞兵一动不动了。他的脑袋向后垂去，血汩汩地冒了出来。

米勒被吹到了铁路正上方。他松了一下降落伞，在一个围着栅栏的小猪圈里着了陆。他把金属联结器翻过来按了一下。这是一个英国造的快速释放降落伞的新装置。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就在他费力地摆弄这个机械装置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了离他的脸仅有一码远的草地上。他就地翻了个身，拔出匕首，把降落伞绳割断了。

子弹是从附近的一所农舍里射出来的。米勒拔出手枪，向一个没有窗户的棚屋走去。他刚走到棚屋外，一个粗壮的伞兵就从五英尺高的围墙上跳了下来，扑通一声掉在他的身旁。这个小个子中校被这个新来者突兀的出现吓了一跳，又很讨厌他那明显非常害怕的表情，于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踢了一脚对方的屁股。两人都没吭声。

米勒谨慎地从小房子的墙角向前望去。前面不到两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德国兵的侧影，他正在向铁路前面的旷野射击。在他的身旁，还有另外三个德国兵。田野上混乱不堪，到处都是伞兵和他们的降落伞，而其他伞兵又降落在他们的头顶上。米勒突然想到，如果他刚才降落在了预定的地点——就在铁轨前面——那么，他可能已经死了。

尽管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手枪射手，可是距离这么近，他怎么会打不中目标呢？他瞄准了离他最近的那个德国兵。德国兵们正全神贯注地向原野上射击，以至于被米勒打死三个以后，最后一个才转过身来——惊得透不过气。米勒开了火。

米勒来到一扇水泥大门前，那个棚屋实际是个伪装的小型掩体。他示意那名高个子伞兵跟在后边，然后跳进了掩体，准备射击。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里面空无一人。但是，掩体的后部有一些台阶，通往一条黑暗的地道。他摸索着钻了进去，原来是一个昏暗的农舍地窖。米勒招手示意大个子伞兵跟上来。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孤军奋战，大个子伞兵甚至连地道都没进。米勒分辨出一个身影瘫倒在一个角落里。他刚要开枪，但是某些东西阻止了他。那是一个老女人，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当米勒踏上通往厨房的台阶时，她仍一动未动。

在一扇用沙袋堵住的窗户后边，三个德国人正在用机枪射击。上校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几乎每扇窗户前都配备了一个德国机枪射手。这座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座堡垒，俯视着附近的田野——他想起了德国广播员曾说过的话：“我们正严阵以待。”

一个人影飞快地闪出后门。米勒连忙顺着大厅朝厨房滚过去一颗燃烧弹，接着，他又将一颗碎裂手榴弹滑进了厨房。在它们爆炸之前，他跑出房子，朝铁轨的方向奔去，从他刚刚进去过的掩体旁跑了过去。突然，他差一点被自己的朋友杰克·劳勒上尉绊倒。他已经死了。米勒犹豫了一下。这时，他才注意到那个大个子伞兵没跟他在一起。他穿过铁轨，来到田野上。到处都是死伤的人。这场大屠杀让他想起了皮克特冲锋⁽⁴⁾时的情景。

奥斯卡·福多上尉是营里的助理军医。他把目光从伤员身上抬了起来，认出了米勒。他指了指一片树林，第五一三团的一些人正打算在那里集合。就在这个时候，数架英国的滑翔机隐隐出现在田野的边缘，向一群正在缓缓降落的美国人冲去。米勒惊恐地看到，一架比美国滑翔机大得多的“霍萨”式滑翔机在一群刚刚落地的伞兵中间着陆，刹车后在米勒附近停了下来。机尾打开了，一辆装甲车滚滚驶出。房子里的德国人集中火力向装甲车射击。装甲车起火了。但是，车上的英国机枪手继续用他的“布朗”式轻机枪猛烈地还击，直到自己消失在了火焰之中。

米勒在树林里找到了二十个人，包括几名飞行员和数名英国伞兵。他把大家带到一所农舍里，那里被福多上尉当成了救护站。鲜血正从医生自己的腿上哗哗地往外流，他镇静地脱下裤子，给自己绑上了一条止血带。“我只是屁股上中了一枪。”他说，然后又向草地走了回去。

头顶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米勒抬头看去，一群B-24“解放者”号正以不可思议的大胆擦过树梢，运来了第一批医药和军火补给。它们离得太近了，米勒可以看到飞行员们坚毅果断的脸；这一景象让他激动不已。地面上的人一边欢呼一边挥动着手臂。米勒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感到高兴。

这些大胆的“解放者”号中，有一架着火了，接着是另一架，又有一架。给养品被装在四英尺长的钢制圆筒里，系在降落伞上，大串大串地飘了下来。有一个圆筒脱开了降落伞，像一颗炸弹一样朝米勒冲了下来，深深地陷进了他脚边松软的泥土里。米勒记得，在这次战争中，这是与死神最为接近的一次。

过了一会儿，第五一三团的指挥官詹姆斯·库茨上校带着一小撮人跑了过来。“我希望您带上您的部队从这里向南进攻！”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对米勒说，并用手指向一片开阔地带。德国的机枪正零星地从那个方向打过来，所有的人立即卧倒在地。

小个子上校站起身来。“跟我来！”他大声喊道。没有一个人动弹。很少骂人的米勒发火了。“他妈的！”他喊道，“动起来！”他前前后后地跑着，扯着嗓子反复叫喊同样的话。两个人不情愿地蹲了起来，似乎有点尴尬，然后，便犹犹豫豫地开始前进。接着，更多的人跟了上来。最后，所有的人都开始前进了。当德国人看到米勒和他的手下冒着枪林弹雨径直向他们冲来时，立即转身四散而逃。

十点二十分，第三支美国空投部队——用滑翔机运输的第一九四步兵团——接近了他们的目标：伊塞尔运河大桥。

“它挺不了多久了。”一名中士告诉美联社记者霍华德·科恩。两人握了握手，互祝好运。科恩全神贯注地盯着飞行员，等着看他推动控制杆，放开滑翔机。

“下降！”驾驶员喊道。

当笨拙的滑翔机急剧地开始向下俯冲时，那名中士说道：“现在应该祷告了。”

科恩想到，自从起飞以来，大家一直在祷告。滑翔机穿过了一大团气味刺鼻的烟云。科恩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烈火熊熊的楼房之中。下方，几十架滑翔机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突然，大地仿佛正朝他迎面冲来。在一阵碎裂声中，他们撞到了一堵篱笆上，继而又弹起来，越过了一道山谷。然后，机翼的顶端刮到了另一堵篱笆，接着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寂静。他们在一片牧场上——安然无恙。他爬出滑翔机，四下张望着。

科恩惊奇地看到一个个的小洞在他周围的草地上跳着舞——子弹！他滚进一条浅浅的沟渠，这条沟渠并不深，里面全是红色的泥水。感觉不错，于是，他便待在了那里。一架滑翔机在他的头顶直冲下来，碰到了附近一棵树的树梢，然后便和一百码开外一架安全降落的滑翔机撞到了一起。科恩蹑手蹑脚地爬出沟渠，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看了看。射击已经结束了——至少是现在。他默默祈祷感恩。他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坐滑翔机了。

许多滑翔机都像火柴盒一样碎裂开来，上面的人非死即残。其中有几架是被敌人击落的。不过，至少第一九四步兵团还是在预定的区域降落了，而且很好地集结了起来。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展，这在战斗中很少发生。就在他们集合起来向伊塞尔运河进发，准备夺取河上的桥梁时，大炮也都重新装配好了。

从他们那有利的位置，丘吉尔和布鲁克清楚地看到了头顶径直飞过的机群，不过，伞兵还没开始往下跳，这些飞机就消失在了烟雾之中。过了一会儿，运输机又鱼贯而返，机舱门大开着，开伞索飘舞在后面。

快到中午的时候，丘吉尔和布鲁克坐上装甲车，被载到了往北十英里处靠近卡尔卡的一片高地上。他们要在那里观看苏格兰第五十一师过河。他们的向导切瓦斯收到了蒙哥马利的命令：“下午茶之后，你才可以离开这些人——要确保没有一个人被打死。”但是，刚吃过午饭，首相便提出了一个鲁莽的要求：他想渡过莱茵河。切瓦斯担心地同丘吉尔的副官汤普森司令商量；汤普森建议他去向蒙哥马利请示。

当晚，兴致不错的布鲁克在他的日记里记录道：

这时，温斯顿有点难缠了；他想插手抢渡莱茵河的事儿，我们很难阻止他。不过，最后他表现得不错。我们乘装甲车回到了停放我们自己汽车的地方，又从那里回到了司令部。首相早就困了，立刻就去睡了；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几乎一直在睡，一点点地滑到了我的膝盖上。

晚饭时，丘吉尔的情绪非常好，甚至还给蒙哥马利和其他人讲起了梅特林克所著的《蜜蜂的生活》一书中的精彩章节。

第一名伞兵跳伞后三小时十四分钟，最后一名伞兵也跳了下去。这时已是下午一点零四分了。又过了不到一小时，美国伞兵同英国第一突击旅联系上了。该旅于前一天晚上打进了韦塞尔。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第六空降师的伞兵与英国第十五师的战士也在哈明克尔恩会师了。这是位于莱茵河以东约七空英里处的一座城市。

在得知他的部队正同陆军部队会合的消息以后，马修·李奇微将军马上乘坐水陆两用平底军用车过了莱茵河。当笨重的车子摇摇晃晃地爬上岸时，车上的英国机枪队预防性地扫射了每一簇草丛。没有回击的枪火。第十八空降军的指挥官和他的四个同僚一起下了车，开始步行去寻找第十七空降师师长威廉·“巴德”·米雷少将。和往常一样，李奇微的腰带上晃荡着几颗手榴弹。他抓起一支1903年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率先冲进了树林。这位指挥官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非常严厉，他打仗的哲学是：“要狠，越来越狠。”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他碰上了一个待在单人掩体里的德国兵。将军停住脚步盯着他。德国兵眼睛睁得大大地回盯着将军——他已经死了。

这一小队人继续向前推进。突然，李奇微看见前面的树丛里有光在闪烁，并听到了一阵重重的敲打声。他示意所有人就地隐蔽。只见一匹步履沉重的肥马沿着小路跑了过来，上面骑着一名美国伞兵。伞兵的背上斜挎着枪，头上戴着一顶丝织的高帽，脸上挂着一丝满意的微笑。李奇微突然迈到这名骑手的面前。看到李奇微钢盔上的两颗星，伞兵顿时慌了神，很明显，他不知道是该敬礼还是下马，还是举枪致敬或者脱帽示意。但是，当看到李奇微笑了起来时，他便放松了下来，咧嘴笑了。

不久，李奇微来到了第十七空降师的指挥所。然后，他和米雷将军一起，乘吉普车前往第六空降师的指挥所，准备同埃里克·博尔斯⁽⁵⁾将军进行会谈。在分乘三辆吉普车返回米雷的战地司令部的路上，他们接近了一辆彻底烧毁的卡车的外壳，于是他们放慢了车速，准备绕个大弯。这时，李奇微看见，在前方的黑暗中，有几个人影正在匆匆跑动。他一下子跳到地上，端起挂在臀部的“斯普林菲尔德”便开了枪。一声疼痛难忍的大叫——一个身影倒了下来。李奇微跳到吉普车后边取另一个弹夹。这时，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他感到肩膀上一阵剧痛。一颗手榴弹在吉普车底下爆炸了，离他的头只有两英尺远——不过是在车轮的另一边。

寂静之中，李奇微可以听到周围全是人的呼吸声。他不再开枪了，担心会打中自己人。这时，他看见一条沟渠对面的柳树林里有人微微地动了一下。“举起手来，婊子养的！”他大喊道。

“见你娘的鬼去吧！”一个非常地道的美国口音答道。

李奇微把手指从扳机上拿开了。

看起来德国巡逻队已经逃远了，于是，李奇微向米雷高声喊道：“怎么样，巴德·我想我干掉了一个。”他没提自己负了伤。

大家登上剩下的两辆吉普车，继续赶路。突然，米雷看见前方黑暗的公路上有什么东西在挪动着。他用手枪开了火，可是对方却没有还击。于是，他跳下吉普，发现原来是一名第十七空降师的伞兵，手里还拿着一挺三十毫米口径的机枪。“该死！”米雷说，“你已经接到了射击的命令，为什么没向我开枪呢？”那个伞兵只是腼腆地笑了笑。米雷不知道是该骂他一顿还是应当感谢他，于是什么都没做。

在莱茵河上游约一百五十英里处，乔治·巴顿和他的两名副官——格罗顿⁽⁶⁾的毕业生查尔斯·科德曼上校，以及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炮兵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正在奥本海姆过浮桥。“现在该歇一会儿了。”巴顿一边说，一边从桥边往下看。然后，他一言不发，效仿丘吉尔在“龙牙”所做的，履行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习俗。“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他一面重新扣好裤子上的纽扣，一面满意地说道。

这一小队人继续向东岸前进。满脑历史思想的巴顿刚一下了桥，便立刻模仿征服者威廉⁽⁷⁾，故意绊倒在了松软的泥土中。据说征服者威廉刚一下船，立刻趴在了地上，说道：“看，我用双手占领了英格兰。”

将军挖起一捧土，爬了起来。他让泥土从他的指缝间漏了下去，然后说道：“这就是，征服者威廉。”

3

海因里希选择了一道山脊，在那里建起了他在奥得河后面的主要防线；山脊顶上，是一个叫作赛洛的村子。就是在这里，圣枝主日⁽⁸⁾，即3月25日的早上，他第一次见到了肥胖而又自信的第九集团军司令特奥多尔·布塞。布塞解释说，正如他对司令部所预言的那样，他在两天前仓促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他的装甲车队穿过了苏联红军的防线，可是，他那些缺乏经验的步兵却不知道该如何巩固成果，最后，他被迫撤回了坦克。

海因里希违心地命令他立即发动第二次进攻。成功的希望非常小，但眼下的局势不得不孤注一掷。同布塞的简短会晤结束了海因里希对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视察。然后，他动身前往柏林，这将是他第一次同希特勒见面。

下午三点左右，他走进了帝国总理府。那些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在走廊里乱转了。一共约有三十人，包括凯特尔、约德尔、古德里安和布格道夫。他们还没吃完三明治喝完咖啡，就有人喊了一声：“元首来了。”大家匆匆向小会议室走去。窗帘被拉上了，光线很暗。房间尽头的一扇门砰地打开，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弓着肩往前走，似乎有些缩水了。

海因里希被人介绍给元首。两人握手时，元首那无力的一握让海因里希很是沮丧。元首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等着，一名副官把一把椅子推到了他的屁股底下。他砰然坐了下去，然后用右手把那只颤抖不已的胳膊抬到了桌子上。另一名副官递给他一副墨绿色的眼镜。

有人低声告诉海因里希坐在元首的左边，他的右耳听不太清楚。海因里希开门见山地向他介绍了东线的战局，态度像以前和古德里安谈话时一样坦率。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有人交给他一封布塞发来的电报：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

这个消息让希特勒愁容满面，他猛地跳了起来。“继续进攻，并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和屈斯特林重新取得联系。”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大炮不够吗？”

“我赶到那儿时，正来得及看见双方的炮火纷飞，”海因里希回答说，“苏联人也有大炮。”希特勒无视这一讽刺，他重复道，必须把屈斯特林夺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从法兰克福地区发动一次进攻。”海因里希怀着复杂的心情说道。从那个“堡垒”发动一次攻势似乎更加愚蠢。

“首先，我们要夺回屈斯特林！”希特勒纠正他说。

4

到星期日的黎明时分，李奇微已经击退了德国人的两次强势反攻。“大学生代表队”行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过，代价是高昂的。美国人有百分之十的伤亡，而英国人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不过，他们在空降区总共歼灭了三个德国师——第八十四步兵师、第七和第八伞兵师——以及无数的炮兵和防空部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保证了蒙哥马利的主要攻势“掠夺”行动的成功。

圣枝主日的宗教仪式结束之后，丘吉尔、蒙哥马利和布鲁克驱车前往莱茵贝格附近的一座俯瞰莱茵河的古堡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和辛普森。会谈非常热烈，所有人都因这次出色行动的成功而雀跃不已。丘吉尔一再对艾森豪威尔说：“亲爱的将军，德国被打败了！我们战胜了它！它完蛋了！”

“感谢上帝，艾克，您忠于了您的计划。”布鲁克说道，“您完全正确。如果我对分散兵力的担心增加了您的负担，那么，我很抱歉。如今，德国已落了下风。只剩下它什么时候选择放弃的问题了。感谢上帝，您忠于了您的大炮。”

至少，这是艾森豪威尔记忆中他所说过的话。布鲁克自己只记得，他当时礼貌地祝贺了艾森豪威尔所取得的成功，并且告诉他，他的政策现在是正确的了。他不可能承认艾森豪威尔“完全正确”，他写道，因为他仍然认为，盟军总司令“完全错误”。

在草地上吃过一顿愉快的午餐之后，艾森豪威尔提议，大家一起乘车到莱茵河畔一座用沙包设防的房子里去。从那里，他们可以观察战场上的情景。他们站在延伸到莱茵河上方的阳台上，注视着登陆艇飞快地来来往往。“我想上船过河。”丘吉尔说道。

“不行，首相先生，”艾森豪威尔说道，“我是总司令，我不允许您过河。您可能会被打死。”

但是，艾森豪威尔因为另有约会刚刚离开，丘吉尔便指着刚刚靠岸的一条小艇，对蒙哥马利说：“我们为什么不渡河到对岸去看一下？”

“为什么不呢？”元帅回答说。这让首相有些出乎意料。

辛普森送艾森豪威尔上了飞机，然后又回来了。他发现丘吉尔、蒙哥马利和其他几名军官正在登上一条美国海军登陆艇。“既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走了，”丘吉尔孩子气地咧嘴一笑，大声说道，“我就要过河了！”

当他们踏上东岸时，阳光非常灿烂。德军的炮弹零星地在四周爆炸着。丘吉尔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大步流星地走向战场，谁都没来得及拦住他。

“这儿不是首相待的地方。”辛普森对蒙哥马利说，“我怕他在我这个集团军的地段里出事。”说着，他加快了脚步，去追赶首相，而首相却毫无停步的意思。“如果我们再往前走，”辛普森机智地喊道，“很快就要到前线了。”

在乘船返回的途中，蒙哥马利被丘吉尔的冒险精神感染了，他问快艇的艇长：“我们能不能沿河下行去韦塞尔·那边可以看到一些战斗。”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条拦阻浮动水雷的铁链横在莱茵河上。不过，刚刚到达西岸，陆军元帅便俯下身子，像密谋者一样对丘吉尔说道：“让我们去韦塞尔的铁路桥，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巨大的铁桥已经部分损毁，而且仍然在遭受敌军炮火的轰炸。首相又一次率先敏捷地爬上了桥梁。这时，炮弹落得越来越近，在河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终于，一发炮弹打中了大桥的另一端，就好像德国人知道丘吉尔在这里似的。

一名下级军官走向辛普森，担心地提醒说，德国人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里，然后发射迫击炮。“我们已经被夹击了。”他说，“再有一两发炮弹，他们就会击中我们。”

辛普森追上丘吉尔。“首相先生，”他选择了正确的称呼说道，“敌人的炮兵就在前面。他们正在轰炸桥的两侧，现在又开始炮击您身后的公路了。我担不起让您待在这儿的责任，因此，必须要求您赶快离开。”

丘吉尔脸上流露出的表情，让布鲁克觉得好像一个小男孩被人从他那海滩上的沙子城堡前叫走。丘吉尔用双臂抱住了桥上的一根大梁，噘着嘴回头盯着辛普森，仿佛是在激他来撬开自己的手。

然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他放开大桥，不情愿地拖着步子回到了岸边。丘吉尔曾经一再对布鲁克说：“如果要死，就要在你热血沸腾、什么也感觉不到的时候，投入到战斗中去。”现在，在布鲁克看来，首相已经决心冒一切危险，似乎作为战士在前线突然牺牲是他的圆满归宿，并且可以使他从与苏联共存的战后世界中解脱出来。

对于首相来说，这是充满惊险的一天。但是，即使身在前线，他也摆脱不了俄国问题。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有一封发自伦敦的信正在等他。信是艾登写来的。艾登想知道，鉴于苏联的怀疑和傲慢，是否还有必要去参加旧金山会议。“在英—美同俄国的关系如此彻底地缺乏信任之时，我们怎么可能奠定新世界秩序的基础？”

丘吉尔立即回信说，他也认为“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接着，他怀念地谈起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跨过了莱茵河，度过了美妙的一天。”当晚晚些时候，丘吉尔又给艾登写了一封信。斯大林突然决定派葛罗米柯代替莫洛托夫去参加旧金山会议，这是苏联对“日出”行动“不满情绪的表现”。他认为，“如果想让这样一次会议具有一点价值，英国和美国现在就应取得一致意见，反对打破《雅尔塔协定》”。

但是，丘吉尔仍然担心，在反对俄国一事上，罗斯福不会采取强势的联合立场支持他。就在同一天，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这对消除首相的忧虑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在一封信中，罗斯福礼貌地对莫洛托夫不出席旧金山会议表示遗憾；而在另一封信中，他为“日出”行动进行了辩解——用调和的措辞。信中并没有流露出在读到莫洛托夫的无礼来信时，罗斯福那非常真实的愤怒。而丘吉尔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表明总统终于下定决心更坚定地支持他反对斯大林。

(1)《圣经》中著名的巨人之一。——译注

(2)红军将军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于1942年被俘三个星期，之后，他公开指责斯大林，并帮助德国人动员了一百万苏联俘虏为希特勒服役。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扫除共产主义，而不是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在元首的眼里，他是可疑的。

(3)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五名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在登陆日空降至诺曼底。

(4)Pickett’s charge，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乔治·皮克特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带领南军进行的一次大进攻，场面非常悲壮而惨烈。——译注

(5)Eric Bols，1904—1985，英国空军高级军官，时任第六空降师的总指挥官。——译注

(6)指格罗顿中学，美国东部一所供上层阶级子弟入学的中学，罗斯福曾就读于该校。——译注

(7)William the Conqueror，指英国诺曼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威廉一世。作为诺曼底公国的国王，他挥师渡海进攻英格兰，并大获全胜，建立诺曼王朝。文中所述即传说中他刚刚抵达英格兰时的场景。——译注

(8)基督教节日，圣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译注

17 鲍姆特遣部队

1

3月24日，巴顿命令他的第四装甲师渡过莱茵河。目前，在攻占了雷马根大桥的威廉·霍格的指挥下，第四师已向下一道障碍——美因河——急速前进了二十五英里。与此同时，A战斗群计划进驻法兰克福东边的哈瑙，B战斗群则进驻东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的阿沙芬堡。

第十二军的指挥官曼顿·埃迪少将打电话给霍格，给他下达了一项奇怪的任务：巴顿希望派一支特遣部队深入敌人防线后方六十英里处，去解救汉默尔堡战俘营里的“九百名美国战俘”。霍格觉得这个任务很古怪，但是未予置评。

当天晚些时候，巴顿亲自打电话给霍格。他比平时拔高了嗓门，说道：“这将使麦克阿瑟奇袭卡巴纳端⁽¹⁾的行动不足一提！”霍格没对巴顿说什么，但他告诉埃迪，他并不喜欢这个主意。派一支特遣部队去东面，只会进一步分散他这个师的兵力。第四师的战线已经铺开了二十英里，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在渡过美因河后向北挺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什么要冒这种险？战俘营有许多个——汉默尔堡何以如此重要？埃迪说，他会再跟巴顿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汉默尔堡是一座相当大的城镇，位于蜿蜒曲折的弗兰肯萨勒河畔，距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仅五十五空英里远。再往东二十空英里，就是施魏因富特，著名的滚珠轴承生产中心。XIIIB战俘营坐落在一座陡峭小山顶部的碟形高地上，往南三英里就是汉默尔堡。在其中一个营区里，关押着约三千名在1941年一次小型战役中被俘的南斯拉夫皇家军队的军官。这些南斯拉夫人——他们喜欢叫自己塞尔维亚人——身着破旧但却合体的制服，神色傲慢，面容黝黑，性情反复无常。他们对1945年1月来到这里的八百名美国军官格外友善慷慨，一致决定把自己的一百五十袋食品捐给他们的盟友。

大部分美国人在阿登战役刚一开始就被迫投降了，所以，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部队而感到自豪，对高级军官也不那么尊重。除了星期日的宗教活动外，战俘营内几乎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和萨岗战俘营不同，这里没有田径、音乐或戏剧活动。几乎没有人想逃跑，因为显然战争只能再持续几个月了。红十字会的包裹每个月只分发一次——因此，尽管不时地能补充一下战俘营里的佳肴——炖猫肉，但仍难以改变经常性的食物匮乏状况。很多人都患上了流感和肺炎。几乎所有人都闹肚子。

总而言之，整个营区的状态混乱不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3月8日。这一天，由保罗·“波普”·古德统领的四百三十名美国战俘从波兰的舒宾来到这里。这名中年上校曾任西点军校的教官，在艰苦的跋涉之后，他筋疲力尽，很不舒服。但是，当他背着他珍爱的风笛踉跄地走进战俘营时，他那疲倦的脸上满是目中无人的表情，阿登战役的战俘们顿时感到一股自豪的浪潮涌上心头。

一夜之间，古德和他能干的参谋长约翰·奈特·沃特斯中校就恢复了营内的秩序和规矩。对于那些厌恶营内过去状态的年轻军官来说，“波普”成了一个神奇的名字。他们洗净了军装，擦亮了皮鞋，理了发，刮了胡子。集会变得更军事化，房间也更干净了。接着，古德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战俘营的德国指挥官冈瑟·冯·格克尔身上。于是，伙食得到了改善，风雨天的点名也取消了，战俘营里的现有设施得到了更好地利用——而“波普”·古德则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几个憎恶他那专制作风的人。

3月25日，巴顿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突然来到霍格的司令部。斯蒂勒以前是一名得克萨斯骑警队队员。他沉默寡言，总是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是巴顿将军参谋部里的一名中士。斯蒂勒简洁地宣布，他是来“支持”汉默尔堡特遣部队的。霍格大吃一惊：他本以为这个行动已被搁置了。于是，他再次向埃迪提出反对意见。埃迪告诉他不要担心着急；他会应付乔治。

第二天早上，巴顿乘飞机前往埃迪的司令部。他刚进去，参谋长拉尔夫·卡奈因准将便告诉他，埃迪出去了。

“给比尔·霍格打电话，”巴顿不耐烦地说，“告诉他渡过美因河，攻占汉默尔堡。”

“将军，马特⁽²⁾走之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如果您到这里叫我下这样的命令，我就得回答您，我不会下这个命令。”

巴顿没有对这种违逆表示丝毫的愤怒。“给我接通霍格，”他平静地说，“我亲自告诉他。”过了一会儿，他命令霍格“执行计划”。而霍格说，他一个人或一辆坦克都抽不出来。

“我保证，我会给你补充损失的全部人员和车辆！”巴顿哄骗道。

霍格窘迫不安，巴顿的语气几乎是在恳求。他带着一脸为难转向一旁听着的斯蒂勒。斯蒂勒低声解释说，“老头子”已经下定决心要解救汉默尔堡的战俘——并透露说，约翰·沃特斯，巴顿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当中。⁽³⁾

霍格被迫服从了巴顿直接下达的命令。他不情愿地将副师长W.L.罗伯茨准将派到了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那里。艾布拉姆斯的B战斗群刚刚攻占了美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当得知要他派一支特遣部队前往汉默尔堡时，艾布拉姆斯打电话给霍格，肯定地说，一个加强连孤军深入，一定会被歼灭。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应该派出整个独立团。霍格告诉他，埃迪已经拒绝抽调一个战术小组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但命令仍未改变。

2

3月26日下午，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车篷上睡觉，这时，有人叫醒了他，叫他立即去B战斗群指挥部报到。鲍姆曾经是一家上衣厂的裁剪工，现在则是第十装甲步兵营的情报官。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四肢瘦长，和他的团长一样，他也非常好斗。他那小平头、小胡子，以及嘴角总是挂着的冷笑，更加渲染了他那本已过分自信的外表。

走进指挥所时，鲍姆还在打哈欠。但是，当艾布拉姆斯告诉他，要带领一支特遣部队深入敌后，救出九百名美国战俘时，他立即振作了起来。艾布拉姆斯没有给他任何理由，而鲍姆也并不需要。他只是转向营长哈罗德·科恩中校，开玩笑地说：“想把我甩了可没门儿。我会回来的。”

他奉命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晚上七点，鲍姆特遣部队整装待发：全队三百零七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筋疲力尽，但都斗志昂扬。队伍中包括十辆“沙曼”式坦克和六辆轻型坦克，三门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突击炮，二十七辆运送战俘的半履带式装甲车，七辆吉普车和一辆医用两栖军车。

鲍姆仔细分析了一番他的任务。他将凭一支侦察部队深入敌后六十多英里。这样一支部队不足以抵挡任何一次重击，而部队在强行军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时，必然会造成混乱——而他甚至连敌人设防的位置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要深入一片未知的土地，与天晓得什么人作战，回来时还要带着九百名额外的旅客。

鲍姆已经对整个行动都感到焦虑不安了，这时，艾布拉姆斯告诉他，一位斯蒂勒少校将参加这一行动，这让他更为震惊。“为什么？”鲍姆怀疑地问。艾布拉姆斯向他保证，说斯蒂勒只是一个观察员，并没有指挥的职能，并推测说，巴顿也许是想给斯蒂勒“灌输”战斗思想。然而，只需看一眼斯蒂勒就足以明白，这个人根本不需要灌输什么。有一次，巴顿曾哭丧着脸告诉科德曼上校，他非常希望能有阿尔⁽⁴⁾·斯蒂勒那样一副真正的战士的脸。

和霍格一样，艾布拉姆斯也知道斯蒂勒此行的真正目的。尽管斯蒂勒曾告诉科恩和其他几人：“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吓唬自己玩玩。”但是，他刚才却秘密地对艾布拉姆斯承认，“我认为巴顿的女婿就在这些战俘中。”当然，鲍姆的人对此毫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要深入到敌后去解放一座战俘营。

艾布拉姆斯让鲍姆特遣部队闯过敌人薄弱防线的计划很简单。B战斗群强行通过刚刚夺取的铁路桥，扫荡对岸的那座小城。然后，鲍姆将迅速挺进他们打开的缺口，偷偷赶往六十英里外的汉默尔堡。3月27日午后他们就能到达那里，幸运的话，当晚即可返回。

3月26日晚上九点，B战斗群渡过了美因河。虽然情报部门曾预计那里不会有多大的抵抗，但艾布拉姆斯很快就碰到了麻烦，不得不在最终为鲍姆打开通路之前，便把他手中的全部兵力投入了战斗。午夜时分，比计划提前了几个小时，鲍姆特遣部队终于隆隆驶过了铁路桥——步兵们坐在坦克上，半履带式车辆装载着备用燃料——向东挺进。那天夜里，天气干燥而温暖，高空中阴云密布，看不见月亮。部队急速驶过头几个村子，出人意料地，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坦克横扫一切可能的目标，步兵则向门窗里面投掷手榴弹，以便制止狙击手的射击。

但是，直到此刻，德国第七集团军只知道一支装甲部队——很可能有一个师那么多——突破了防线，并且猜测指挥官是巴顿。由于巴顿擅长大胆而出人预料的战术，所以大多数德国战地指挥官对他比对其他任何美国指挥官都更为敬畏。鲍姆特遣部队沿途的村镇纷纷接到警告，并且奉命拦截这支部队。然而，鲍姆特遣部队的行动非常的迅疾凌厉，以至于尽管在每个实行灯火管制的村镇都遭遇了轻武器和反坦克火箭筒的阻击，却只损失了寥寥几人。

在前进了二十五英里之后，黎明前夕，特遣部队咆哮着冲进了洛尔市。

遇到设在街上的路障时，轻型坦克就暂时先躲开，让“沙曼”式坦克碾过去。一枚德国“铁拳”⁽⁵⁾在近处开了火，击中了一辆“沙曼”式坦克，但是坦克里的人员换乘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整个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与一支正从东面进入洛尔市的毫无准备的德国车队迎面相遇。美国人没有停顿，一边前进一边用机枪向德国卡车扫射。当一名年轻军官看到被击毙的有一些是身着军装的姑娘时，他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进攻者们转向东北方，沿着曲折的美因河左岸前进。途经一列沿河行驶的高射炮火车时，他们击毁了机车，把手榴弹扔向上面那二十毫米口径的多管防空炮。黎明到来不久，特遣部队来到了格明登附近。这是美因河畔的一座山城，位于辛恩河和萨勒河的交汇处。在鲍姆看来，这里似乎正是设伏的完美地点。他发回命令，不得使用无线电，甚至不得讲话。

六点三十分，全队搭乘坦克滚滚驶进格明登。坐在后面一辆坦克里的唐纳德·约克惊讶地看到，一些德国兵正手拿公文包漫不经心地走在街上。和其他城市不同，这座城市似乎根本不知道一支美国特遣部队已经大摇大摆地开进来了。约克看到公路右侧有一辆从编组场开出来的列车，正朝他这个方向驶来。坐在约克身后那辆坦克里的弗兰克·马林斯基，一炮就击中了机车，接着开始对车厢连连炮击。突然，一节弹药车厢爆炸了。烟雾散去之后，约克看见，只剩下四个车轮还留在铁轨上。前面很远的地方，轻型坦克已经将河里的数艘船打得着了火，一支客商混合船队被拦腰斩断。这时，“沙曼”式坦克向前冲去，又击毁了十几辆火车，破坏了整条运输线。一个德国师碰巧刚下火车，官兵们顿时乱成一团。

鲍姆指示威廉·纳托中尉派他的“沙曼”式坦克驶进市区，边走边扫射马路两边。两个排的步兵徒步跟在一旁。然而，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的一座桥梁，桥就爆炸了，两人当场阵亡。“沙曼”式坦克原地打转，同后面的队伍隔开了。德国人开始用“铁拳”从窗户和房顶开炮。鲍姆和纳托正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讨论作战计划。一听到前面战斗的嘈杂声，两人便奔向被炸毁的桥梁，刚好看见一辆“沙曼”式坦克转动着炮塔，似乎是在试图赶走攀在上面的数名德国人。突然，一枚“铁拳”爆炸了，将鲍姆和纳托抛到了鹅卵石路面上。纳托眼前一阵发黑，用手紧紧捂住了胸口，他的腿也受了伤。鲍姆觉得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管里渗了出来。他大声喊道：“快跑！”然后率领全队匆匆撤退。

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被切断了，鲍姆迅速地选择了一条新路线。⁽⁶⁾他绕到北面，沿着辛恩河西岸前进，想找一个可以渡河的地点。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发出了第一封电报：要求派空军轰炸格明登编组场。

德国第七集团军刚刚得知洛尔和格明登遭到了破坏，立即命令所有可用的部队拦截这支横冲直撞的美国部队。然而，帮助鲍姆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的，却是一个德国人：一名在家休病假的伞兵。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于是主动透露说，渡过辛恩河的最佳地点是格明登北面八英里处的布格辛。

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美国人俘获了另一名更为重要却没什么用处的德国人——一位身穿皮衣的将军。他的大众汽车误入了美军的队伍。当他戴上白手套趾高气扬地往前走时，鲍姆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谁？”他开口用德语解释，但鲍姆打断了他，“把这个婊子养的扔进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我们继续前进！”

队伍渡过辛恩河，然后沿着一条坎坷的山路向东南方向行进。道路起伏不平，林木丛生，但地面却相当坚实，可以通过坦克和其他车辆。几分钟后，一队约有七百人的前去修路的苏联俘虏迎面走来。一看到对面是美国坦克，他们立即跳向押送他们的德国兵，缴了他们的武器。约克看到一个俄国人挥舞着刺刀在林中追赶一名德国兵。鲍姆把之前救下的二百名俘虏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向他保证说，他们将继续在这一带打游击，直到美国部队打过来。

接下来，特遣部队渡过了弗兰肯萨勒河。离目的地只有五英里远时，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开始在头顶嗡嗡作响。鲍姆命令部队停下来。在相对的安静中，他可以听到不远处有装甲车辆滚动的声音。躲藏已经没用了，于是他决定转向东北，直驱汉默尔堡。其后不久，他看到了第一批德国坦克——只有两辆，随便开了几炮，它们就开走了。鲍姆知道，其他的德国坦克也不会很远。下午两点三十分，汉默尔堡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范围。离城郊的房屋还有半英里远时，这支美国部队离开大路，开始攀登通向战俘营的那座陡峭山冈。

突然，一辆德国坦克在前方的拐角处探出了头，接下来是另一辆，又是一辆。鲍姆命令剩下的六辆“沙曼”式坦克发起攻击，并通过无线电命令查尔斯·格雷厄姆升起他那三门自动牵引大炮。夺取XIIIB战俘营的战斗打响了。

3

战俘们听到了远处那最初几声坦克的短促交火，于是纷纷拥到战俘营边缘带刺的铁丝网前，古德上校也跟着跑了过去。第一〇六师的耶稣会牧师保罗·卡瓦诺神父看到，在吃草的羊群点缀的田野对面，有两个排的德国卫兵正在向沿山顶修建的工事爬去，与此同时，整整一个连的德国兵也匆匆进入了通向汉默尔堡的大路两旁的工事。路边还有两门四十毫米口径的“博福斯”式高射炮。

战俘们等待了半个小时；然后，突然之间，机枪、“铁拳”、步枪、迫击炮，一齐响了起来，在草原上交织成一种刺耳的杂响。“神父，坦克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古德上校说，“这声音我听多了，所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巴顿将军的人正在接近——德国人就要把我们从这儿转移了。”他说。他今天上午已经设法拖延了格克尔两次，希望可以拖住他，直到美国人打进来。

枪炮声越来越响，几个战俘离开栅栏，想到厨房里砸开柜子，取出储存的食品，最后“大餐”一顿。另外大约一百人则朝着卡瓦诺神父的木板屋走去，神父将在那里倾听弥撒前的忏悔。下午三点五十分，战俘营内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警报声，门窗外传来命令：“全体人员都待在板屋里，原地不动！”几个落在后面的人连忙穿过营区去参加弥撒。

“既然再没人可以来了，”过了一阵，卡瓦诺神父说道，“我马上就开始做弥撒，在领圣体前给你们赦罪。”穿法衣时，他把掉在身边的几块美国炮弹碎片藏进了储藏室的一个纸盒里。然后他匆匆来到圣坛前开始祈祷——圣坛是一张桌子。他很害怕，但希望不要被大家看出来。

正当神父朗读福音书时，又一颗炮弹落在了附近，所有人都趴在了地板上。等了一会儿之后，卡瓦诺从圣坛下爬了出来。尽管他感觉自己并未给大家做出好的表率，却仍要大家保持冷静，继续跪在地上。“如果发生什么事，你们就趴到地板上。现在我要给你们赦罪了。”他用颤抖的双手朝着跪伏着的人们画了个十字。“孩子们，保持冷静。为了使大家都能领到圣体，我将尽可能地缩短弥撒的时间。”他转向圣坛，开始祈祷，“主啊，我们恳求您息怒。”这段经文从未像今天这样意义深刻过，“主啊，我们恳求您息怒，收纳我等婢仆及全家所献之礼物，求尔赐我等平安度日，救我等于永罚，使我等入尔预选者之群内，为基利斯督我等主。”

外面这场战斗的目的物，约翰·沃特斯，此时正从古德大本营的底层观察着战事。沃特斯今年三十九岁，来自巴尔的摩，是一位美男子。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两年书，主修艺术和科学，后来转学到西点军校，然后在1931年作为一名骑兵少尉毕业了。沃特斯不爱说话，声音柔和，是一名才能出众的战士。1943年2月在北非被俘时，他是第一装甲团的主任参谋。

沃特斯可以看见几辆美国坦克正驶过田野，向塞尔维亚人的营房开火。正在这时，冯·格克尔将军闯了进来。他说，他现在已经是古德的俘虏了，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他问是否有哪个美国人自愿出去，叫对方停火。显然，攻击者把南斯拉夫人错当成了德国人，因为他们穿的是德国军服。

“好吧，我出去。”沃特斯说，“我们应该挂出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白旗，那么，他们就不会向我们开火了。”接着，他跨出了大门，从雄伟的哨所前走过。在他身边的是德语翻译福克斯上尉。后面不远跟着另外两名美国志愿者，一个举着美国国旗，另一个用一根木棍高挑着一条白床单。他们打算沿着战场边缘行进，从侧面接近美国部队。

鲍姆特遣部队正越过山脊，径直向德国卫兵藏身的高地冲来。刚刚在山冈上进行的坦克战时间不长，但却非常激烈。鲍姆损失了五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三辆吉普车，但他那六辆“沙曼”式坦克却摧毁了三辆德国坦克和三四辆弹药车。

在滚滚的浓烟中，沃特斯一行继续向鲍姆特遣部队走去。在距离集中营大门约半英里的地方，他们碰到了一个围着板条栅栏的畜棚。五十码开外，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向他们跑来。沃特斯不能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穿着伞兵制服的美国人，于是喊道：“美国人！”

那是一名德国兵。他冲向栅栏，把枪伸了进来，还没等福克斯解释就开火了。沃特斯感觉好像是被人用棒球棍敲了一下，不过，很奇怪，一点儿也不痛。他躺在自己刚刚掉进去的沟里，心里想：“他妈的，你葬送了我最后的机会！”

德国兵跳过栅栏，把福克斯逼到了棚子边，并叫嚷着要开枪——福克斯费力地花了几分钟才使他明白，他们是军事谈判代表。于是，巴顿的女婿被裹进一条毯子，抬回了集中营。

木板屋里，美国人聚集在窗户后面欢呼着，就像是在观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一颗流弹射穿了玻璃窗，大家立刻趴到了地上。但是，他们随即又回到了窗前。集中营的外科医生，第二十八师的艾伯特·伯恩特少校从医务室的二楼向外眺望，只见“沙曼”式坦克正在往高地上攀爬。突然，五十毫米的机枪子弹撕裂了屋顶。他担心对方会对这个没有红十字标记的美国医务室发起攻击，于是匆匆跑到了古德的办公室，建议由一组医务人员在房子的另一头建立第二个急救站——这样就可以把房子一分为二，只要不出去就无法从一头到另一头。古德同意伯恩特这么做，但他决定等到外面猛烈的炮火平息以后再行动。半个小时以后，古德得知第二个急救站还没有建立，就派人把伯恩特找来了。伯恩特解释说，他认为派手下冒着炮火出去太不明智。对于古德来说，这显然是违抗命令。他责备伯恩特不服从直接下达的命令：“我要撤销你集中营外科医生的职务。”

正在这时，门咣的一声开了，沃特斯被抬了进来。

卡瓦诺神父正在让大家领圣体。他颤抖的双手让他害怕自己会把圣体掉在地上。当最后一个人领完圣体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自发的欢呼声。

神父转向圣坛，结束了弥撒。然后，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神父，我们自由了！我们被解放了！”冯·格克尔将军已向古德投降。

“真是太好了！”弗雷德·奥泽特少校惊叹道，“我们正在做弥撒，就被别人解放了。你不再是俘虏了，神父。”

身上还披着法衣的神父抬头向窗外望去。他看到一辆美国坦克缓缓停了下来。战俘们挤在坦克旁，试图摸一摸他们的这位解放者。卡瓦诺神父注意到，这些新来者和面容憔悴的战俘对比是那么强烈。神父缓缓地脱下法衣，把它叠好——这是最后一次，他想到——然后收进纸盒里。当他走出房门时，看见每扇窗前都挂起了白床单。美国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疯狂地欢呼着，互相握手拥抱。

正当战俘们吃着自从进入XIIIB军官战俘营以来最为丰盛的晚餐时，古德传下命令，要大家准备行装。薄暮时分，美国人背着毯子和奇形怪状的一包包监狱生活纪念品，分成五路纵队行进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卡瓦诺神父用一条面粉口袋——一个塞尔维亚人给他当毛巾用的——装满了袜子、毛衬衫、浴巾、祈祷书和几磅重的食物。一些人甚至背着他们的“冒烟的乔”⁽⁷⁾——用马口铁罐头盒做成的炉子。

路边，一幢房子正在熊熊地燃烧着。在火光的照耀下，美国人耀武扬威地从夹道欢呼的塞尔维亚人面前走过。他们从鲍姆的坦克在铁丝网上撕开的大缺口鱼贯而出，穿过空岗哨外面的一片田野。离开集中营一英里之后，他们与驻扎在黑暗高地上的鲍姆特遣部队主力会合。在天幕的映衬下，坦克的轮廓好像是一只只巨大的野鸭。

战俘们被白天的兴奋与登山的劳累弄得筋疲力尽，这时，他们作为自由之身坐在这片寒冷潮湿的土地上，大声笑着，开着玩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紧张气氛又回来了。命令传开了：“不准抽烟，不准引火。”将近两个小时，他们一直瑟瑟发抖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月亮飞快地在云层里钻进钻出。古德同鲍姆交谈着。鲍姆已经惊讶地得知，战俘不是九百名，而是一千二百九十一名。太多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鲍姆沮丧地转身看向坐在山上那些渴望返回家园的人。他告诉古德，他只能带走体力尚能经得起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颠簸的人。

古德朝着满怀期待的自己手下走去。他告诉他们，他们将被分成三队：一队是愿意自己逃走的人；一队是可以乘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一路打回去的人；一队是认为自己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应该返回战俘营的人。“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他说，“但是，在返回美国战线以前，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六十英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程——没有食物，也没有物资供应，而且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你们觉得怎样最好，就尽可以怎样办。”

当他们得知这支部队并不是巴顿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而只是刺进敌人防线，如今又试图打回去的精疲力竭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时，实在深受打击。不过，至少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机会。大约七百名战俘已经在队伍中来回走动，寻找甚至争抢车上的空位子。为了腾出更多的座位，私人行李和额外装备都被扔掉了。正在安排这些人上车并给他们分发武器时，一队德国兵从黑暗中溜了出来，发射了几枚“铁拳”。一辆坦克燃起了火焰。鲍姆更为严格地控制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土路边上重新整起了队。

有些战俘尚未拿定主意，在田野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谈论着到底该怎么办。随军牧师布鲁斯·马修斯走到他以前的团长特奥多尔·西利上校身边，问他是否有什么指示。

“没有，神父——每个人都得独立自主。”

“您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神父。”

“您介意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吗，长官？”

“我要回去，神父。”说着，西利向集中营走去。

“谢谢，长官。”马修斯边说边爬上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的左挡泥板。在这寒冷刺骨的夜里，发动机的热量让人感觉很舒服。

第一〇六师师长的儿子小艾伦·琼斯中尉坐在一辆坦克顶上。他很高兴能有车坐，因为从阿登搭乘冰冷的货车来这里的途中，他的脚被冻坏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坦克指挥官认为某些乘客妨碍了炮盘左右转动，于是将琼斯和其他几人赶了下来。琼斯一瘸一拐地离开坦克，独自穿过高地，按照星星的指示朝西面走去。

另外几百人组成了逃亡小队，也已经消失在黑夜里了。小琼斯的亲密朋友，第八十四师师长亚历山大·R.博林的儿子小亚历山大·“巴德”·博林中尉和另外三个人一组，一同下山向西走去。他们听到了犬吠声，敌人的追击已经开始了。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既不能行军也不能战斗，只能缓缓地朝集中营走回去。卡瓦诺神父也加入了这支忧郁而安静的撤退队伍。午夜刚过，他又一次从塞尔维亚人营区附近那个铁丝网上的大洞穿过去。几个小时前曾热烈地欢送过美国人的塞尔维亚人，垂头丧气地默默望着这支返回的队伍。

当神父走进他的木板屋时，有人对他说：“神父，我们还没有自由。”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他回答说，然后滚到了他的床铺上。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大声叫道：“德国人重新接管了集中营，叫我们离开这里！十五分钟之内准备好！”

3月2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这五百名体质虚弱，无法长途跋涉走向自由的美国人被四十个德国卫兵驱赶着在赫尔曼·戈林广场上排好队，接着被一起赶出了大门。他们的衣袋里塞满了集中营里剩下的唯一食物——土豆。当这支心灰意冷的队伍踏上通向汉默尔堡那条蜿蜒的道路时，空气中薄雾蒙蒙，潮湿而冰冷。在黑暗之中，他们可以分辨出大路两边各有几伙德国士兵静静地等在那里。几分钟后，一队德国摩托兵过来了，战俘们躲到一旁，让他们过去。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卡瓦诺神父听到车上的士兵同卫兵们在嘀咕什么。

4

精疲力竭的鲍姆特遣部队沿着一条小路从山冈的另一侧缓缓向下走去。大车在路面上轧出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鲍曼的手下已经行军作战将近二十四小时，而现在，他们面临着返回美军战线这一更为艰难的旅程。小路越来越窄。最后，打头的三辆中型坦克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只好掉头后退了一英里，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面的小路。坚硬的地面上有很多细微的痕迹，表明侦察坦克正是走的这条路。

正当主力部队摸索着在这条小路上前进时，他们碰到了返回的侦察坦克。侦察小组组长带回了好消息：这条小路几乎可以一直通到汉默尔堡—维尔茨堡大道旁的黑斯多尔夫。现在，鲍姆特遣部队又一次隆隆前进，尽管不时要停一停，等待后面的车辆跟上队伍，却仍走得很快。

队伍开进黑斯多尔夫时，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在城市广场附近，队伍被两辆废弃的德国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些前战俘跳下坦克，把卡车推到了一旁，于是队伍继续隆隆前进。这阵喧嚣让城里的百姓吓坏了，门窗里纷纷挂出了白旗。队伍在黑暗中转来转去，最后向北面的汉默尔堡走去。这时，鲍姆上了主干道。他可以原路返回，但他知道，那里可能是一个马蜂窝。于是，他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到同第四装甲师联系上为止。

他的推论不错，但德国人正在前方一英里处的下一个城市等着他。在霍尔里克的郊区，打头的一辆坦克吱地停住了，原来它差点撞上一道路障。突然，公路两旁的探照灯一起发出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铁拳”猛烈攻向这辆停下来的坦克，坦克的指挥员和一个前战俘当场丧生。被探照灯照得头晕眼花的炮手，用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盲目地向街上扫射着。

其他“铁拳”像致命的罗马焰火筒一般喷出了火舌。一个抓着第二辆坦克炮塔的前战俘被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蜷缩在甲板上的其他几人也受了伤。疲惫不堪的美国人过了好一会儿才做出反应。汉默尔堡的战俘纷纷跳入沟渠，而坦克兵则用机枪向路障和路两旁的田野猛烈扫射。

当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时，一场可怕的混战爆发了。接着，战斗又像突然开始时那样突然地结束，只能听见马达的空转声和伤员的哭喊声。在鲍姆看来，继续穿过这座黑暗的城市无异于自杀。于是，坦克和其他车辆都笨拙地倒向了那条狭窄的小路，直到可以安全地掉头。几分钟后，队伍离开道路，来到一座居高临下的山冈上进行整顿。狼狈的战斗让那些前战俘很是激动，纷纷急切地向坦克手提出各种建议。鲍姆疲惫的手下则对他们破口大骂，叫他们“滚蛋”。许多人愤怒地朝大路走去。

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力。出发时，全队共有三百零七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人了，而他本人的手和膝盖也受了伤。他还有六辆轻型坦克、三辆中型坦克、三门突击炮和二十二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他下令将八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的汽油抽出来装到坦克的油箱里；然后，他通过无线电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简单地说他已完成了任务，即将返回。

不能使用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点燃了。伤势严重的伤员被抬进一座石头房子，房子的墙上画了红十字的标志。然后，鲍姆集合起剩下的人，告诉他们所要面临的形势。他们将穿过田野返回，必要的时候，就用半履带式装甲车架桥过河。鲍姆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了坦克和其他车辆的滚动声，这是敌人从东面追上来了。他简短地说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然后大吼一声：“前进！”

鲍姆特遣部队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在南面和东北方向，自动牵引大炮正向他们开来；两个步兵连和六辆坦克则正从东南方向步步逼近；而北面的六辆“虎”式坦克和西北方向的一个装甲车队也正扑过来。

鲍姆刚跳上吉普车，自动坦克就开始连续齐射，他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快的射击。正在熊熊燃烧的半履带式装甲车让特遣部队成了一个完美的射击目标。这时，轻武器的猛烈炮火从黑暗中射了出来。鲍姆的三门大炮喷出了烟雾，徒劳地设置了一道保护屏。然而，德军的弹幕射击仍旧极其精准地继续着。两门突击炮、一辆轻型坦克和几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都被炮弹直接击中了，随之而来的火光吸引了来自三个方向更多的毁灭性炮击。

第七装甲师的唐·波伊尔少校操控着一辆坦克上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不住地破口大骂。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痛痛快快地战斗。但是，仅凭勇敢是不够的。鲍姆特遣部队即将被一股看不见的敌人打得全军覆没。仅仅十五分钟之后，所有的美国车辆就都着了火。德国坦克和步兵开始逼近。鲍姆的坦克都完蛋了，他自己向丛林跑去，在那里把残部重新组织了起来。有那么几次，他试图带领大家冲回战场，看看是否能从烈火中抢救出些什么，但每次都被击退了。

“四人一组，快跑！”鲍姆喊道。他迅速地下达了指示，然后便和一个战俘以及斯蒂勒少校一起跑了起来。斯蒂勒少校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虽沉默寡言但却骁勇善战的战士。三人试图藏进一片小松树林，但几分钟后就被军犬追上来了。在随之而来的搏斗中，鲍姆的腿被击中了——这是他两天以来第三次受伤。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鲍姆只来得及把身份牌扔掉，以免被德国人发现自己是犹太人。和另外六人一起被一个德国兵赶向一个谷仓时，鲍姆摘下了钢盔，打算向这个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头上打去，这时，斯蒂勒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

鲍姆的手下和汉默尔堡的战俘被分开了，随之立即进行了审问。但是，几个战俘都告诉德国兵，鲍姆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于是，德国人允许他加入返回集中营的战俘的行列。在斯蒂勒和另一个人的搀扶下，他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天边的第一缕光芒照亮了一座山冈。山冈上到处都是正在冒烟的被毁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装甲车。周围的树木要么被炮弹击断，要么布满了弹痕。那个画着红十字的谷仓变成了一堆废墟。这里便是鲍姆特遣部队的墓地。

汉默尔堡行动彻底失败了。但是，这支英勇的特遣部队却完成了某些特别不同寻常，并且甚至比巴顿的意图更为重要的任务。鲍姆特遣部队一路行军，一路破坏。它经过的每一座城镇都陷入了混乱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德国第七集团军司令部至今仍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抽调了相当于几个师的兵力去保卫交通要道和桥梁；与此同时，又调动了一支大部队带着军犬搜查那些山冈，企图围捕被解救出来的上千名美国和俄国战俘。

代价委实不小。不仅鲍姆特遣部队自己损兵折将，绅士派头的巴尔的摩骑兵，巴顿的女婿“小B”，即约翰·沃特斯，也身负重伤，正躺在汉默尔堡的医院里。子弹从他的右大腿进去，左臀部出来。一名南斯拉夫医生，拉多万·达尼希上校——他仅有的医疗设备是纸绷带和一把菜刀——熟练地给沃特斯做了伤口引流手术。

第三集团军的新闻发布官只告诉随军记者损失了一支特遣部队，而没有介绍细节。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渐渐泄露了出来。于是，巴顿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们，直到鲍姆到达汉默尔堡九天之后，他才得知他的女婿也在这批战俘中间。为了证明他的言辞，他展示了自己的官方和私人日记，并说道：“我们试图解放这个战俘营，是因为我们担心美国战俘会被撤退的德国人屠杀。”

霍格、艾布拉姆斯和斯蒂勒所知道的事实与之不同。但是，好战士就要保持缄默。斯蒂勒一直到死也没有披露事情的真相，而另外两人则一直等待了将近二十年。

(1)菲律宾的一个战俘营，不久前已被麦克阿瑟解放。

(2)曼顿的昵称。——译注

(3)大约在一个月前，三名搭便车横跨波兰和俄国西部的美国军官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恩少将，沃特斯和其他美国战俘将被德国人向西转移。迪恩把这一情况电告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又转告了巴顿。

(4)亚历山大的昵称。——译注

(5)弹筒合一的反坦克火箭筒。——译注

(6)在鲍姆离开格明登几分钟后，一个三人战斗宣传小组来到了前线，带头的是恩斯特·朗根多夫。朗根多夫仅仅被告知要帮助鲍姆通过这座城市，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深入敌后三十五英里了。朗根多夫小组用德语喊话，大约三百名德国士兵立即投降了。朗根多夫叫他们原地等待后面的美国部队，然后便返回了对岸，全程没有受到一枪一弹的袭击——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在德国人的领土上待了好几个小时。

(7)著名连锁餐厅。——译注

18 在兰斯做出的决定

1

多年以来，在东欧的历史上，但泽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波兰的主要出海口，还是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港口。而在如今这个时刻，它更是至关重要：它不仅是那些被苏联攻势截断了退路的德国人逃生的最大可能，同时也是东线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对于希特勒来说，它非常重要，因此，他颁下命令，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必须守住这个地区。这座堡垒位于朱可夫在奥得河畔最为深入的桥头堡东北方向二百二十五空英里处，已经成了无数东普鲁士军民逃难的避风港。目前，有将近一百万人挤在但泽及其北面十五英里处的姊妹港口格丁尼亚港。

3月初，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绕到但泽后面，彻底切断了敌人逃往德国的通路——除了海路。3月22日，他突然挥师打进了但泽和格丁尼亚之间。两天后，俄国飞机空投了元帅签署的传单，呼吁防守者停止抵抗。罗科索夫斯基警告说，他正准备炮击这两个港口：“在这种形势下，你们的抵抗是愚蠢的，那只会给你们带来破坏，给几十万妇女、儿童和老人带来死亡……对于所有准备投降的人，我会保证你们生命和个人财产的安全。”其他人则将在战斗中被消灭。

元首总部当晚做出了答复：“对但泽—格丁尼亚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要保卫到底。”对于这两个已经濒临饿死边缘的城市来说，这无异于宣判了死刑。红军的飞机开始投掷燃烧弹和烈性炸弹，与此同时，密集的炮火开始有组织地重击这一地区。几个小时后，但泽就被一道将近三英里高的烟火墙壁围住了。

城市里面同样非常恐怖。为了使大家坚决抵抗，党卫军把许多士兵吊死在了树上。尸体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叛徒”“我是胆小鬼”“我是逃兵”“我违抗了上司的命令”。当逃难的大车堵塞了交通时，它们的主人经常被拉出来吊死，以儆效尤。武装部队的一些军官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行动，守卫者之间的公开冲突一触即发。

2

东线局势的恶化，使希特勒和这条战线的指挥官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恶化了。当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于3月28日上午一同从措森前往柏林时，这名副官非常肯定，会上将出现激烈的争论，因为很明显，古德里安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德国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却要把才干浪费在会议室里，和元首进行徒劳无益的争论，这是何等的罪过！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古德里安大喊道。尤其使他心烦的是，二十万德国士兵毫无必要地困在了俄国战线后面几百英里处的库尔兰地区。

此刻，他们的汽车正在瓦砾遍布的柏林街道上缓缓而行，路上，是一排排冒着烟的断壁残垣，一群群正在乞讨残羹剩饭的饱受折磨的百姓。他们在遭到部分破坏的帝国总理府附近停下，然后步行穿过几条走廊。最后，他们在一名卫兵的陪同下走下一道楼梯，来到一扇由两个党卫军成员把守的铁门前。这里通往希特勒的新居——帝国总理府花园下面的巨大掩体。

他们又走下几级台阶，来到一条积了几厘米深的水的狭窄走廊里。这条走廊实际上是一个食品室，因为希特勒的膳食主管名为阿图尔·卡南贝格，人们就称之为卡南贝格走廊。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木板道，来到一扇门前，然后走下另一小段通到掩体上层的楼梯。在一条中央走廊的两侧，有十二个小房间，这条走廊也用作大食堂。

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穿过走廊，走下一条旋转楼梯，又迈下几级台阶，来到了下一层，元首的掩体。这里有十八个小房间，分列门廊的两旁。门廊一分为二，一半是候见厅，一半是会议室。再往前的一个小厅里，有一个紧急出口，出口外面是四道陡峭的混凝土石级，通向总理府花园。会议室的左边有一个地图室，一个元首贴身卫队的休息室，然后就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有六个房间的套房。会议室的右边是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和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他取代卡尔·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外科医生）的住处，还有一个急救室。整个掩体的顶上是十二英尺厚的加强天花板，上面覆盖着三十英尺厚的混凝土。这里要么会成为希特勒的坟墓，要么会成为他夺取胜利的堡垒。

在被几名卫兵搜查过之后，两名军官获准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帝国的重要人物。尽管开着通风设备，但空气仍不新鲜。设备发出刺耳而单调的嗡嗡声，传遍了掩体里的每一个房间。

过了一会儿，希特勒从隔壁的卧室里拖着脚走进了会议室。午间会议开始了。布塞将军首先报告了他试图解救屈斯特林的失败行动。当布塞想要解释为什么三次进攻都没成功时，希特勒尖刻地打断了他：“我是指挥官！应该由我承担下达命令的责任！”

这一毫不相干的打岔并没有干扰布塞，因为他曾多次和斯坦纳一起参加过这类会议。但是，古德里安却控制不住了。“请允许我打断您，”他说，“昨天我已详细向您解释过——通过口头和书面——不应因为进攻屈斯特林失败而责备布塞将军。”他似乎越说越生气，拔高了嗓门，怒不可遏地说道：“第九集团军用光了拨给它的弹药。这支部队尽了它的职责——伤亡人数非常之大就是证明。因此，我要求您千万不要责备布塞将军。”

希特勒被如此直接的攻击激怒了，挣扎着站了起来。但是，古德里安并没有受到威胁。他大胆地提出了他和希特勒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他质问道：“元首是否要从库尔兰撤军？”

“永不！”希特勒挥舞着右臂吼叫着。他的脸色变得死灰般惨白，而古德里安则涨红了脸。将军咄咄逼人地向希特勒走去。约德尔的副手奥古斯特·温特将军从后面拽住了他，而威廉·布格道夫则试图拉希特勒坐下。

这时，温特和约德尔都拽着古德里安，让他离希特勒远一些，并努力使他平息愤怒。然而，古德里安却无法控制地继续朝元首高声叫喊着。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担心古德里安会被抓起来，于是跑到候见厅给将军的参谋长打电话。他匆匆告诉克雷布斯将军这里发生的事情，并要求他不要挂了电话。接着，他返回会议室，告诉古德里安说有紧急电话找他。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克雷布斯一直在和古德里安商量。回到会议室时，古德里安已经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回到座位上，紧绷着脸。尽管他的双手仍在颤抖，但也已恢复了冷静。“先生们，我必须请你们全部离开这个房间，”他平静地说，“除了陆军元帅和上将。”当只剩下凯特尔、古德里安和希特勒三人时，元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的健康状况需要你马上休六个星期的病假。”

古德里安伸出手臂僵硬地敬了一个礼。“我这就走。”说着，他便准备离开。

“请在这里待到会议结束。”希特勒平静地说。

古德里安坐了下来，会议继续进行，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几个小时之后，会议终于结束了。古德里安感觉似乎已经过了一辈子。但是，他还不能走，元首希望他再待一会儿。“请你多多保重，”他关切地说，“六个星期以后，形势将变得非常危急。那时我会迫切地需要你。你打算到哪里去？”

凯特尔建议他去德国西部的一个温泉疗养胜地——巴特利本施泰因。但古德里安讥讽地告诉他，那里已被美国人占领。“好吧，那么哈尔茨山脉中的巴德萨萨如何？”凯特尔又和善地建议说。

古德里安说，他要挑一个不会在四十八小时内被占领的地方。他扬手敬礼告辞，然后，在凯特尔的陪同下，他走出总理府，来到自己的汽车旁。凯特尔说，他很高兴古德里安没有反对元首要他休假的建议，然后两人便分手了。

当古德里安回到他在措森的私人寓所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今天的会议太长了。”古德里安夫人说。

“是的，”筋疲力尽的将军说，“而且，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被解职了。”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3

此时，欧洲每个中立国家的首都都风传说将要停战。斯德哥尔摩的流言最甚。其中一些过于荒谬，以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则流言应该是说德国正在同俄国媾和，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这一行动的人才相信这个消息。

那些谈判在3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时，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邀请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到他的办公室。“作为一个政治家，此时此刻，除了同苏联媾和以外，我别无其他效忠国家的办法。”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但是，他忘了补充说，希特勒对此事毫不知情，“这将允许我们把东线的兵力用于西线，集中力量同英美作战。”

大岛浩认为，现在采取这一措施为时已晚。但是他一言未发，只是侧耳倾听里宾特洛甫讲话。里宾特洛甫指出，由于日本同苏联已经签署了一个中立条约，那么，俄德媾和就可以使德国与日本可以引导其军事力量，击败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们可以通过日本的外交圈子在东京或莫斯科进行接触，”里宾特洛甫继续说道，“但是，我倾向于避开东京或莫斯科。”他说，最好能通过日本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信少将，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其他地方会晤，“这样的话，事情就能一举告成。”大岛浩仍心怀疑虑，但他答应去试探一下小野寺信。

3月25日，日本驻柏林武官小松三彦中将给小野寺信发去了一封电报：

大岛浩大使希望同您认真地谈谈。请速来柏林一晤。德国空军会为您的飞机颁发安全通行证……切勿向我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及东京方面透露大岛浩大使召见您一事。

三天后，即3月28日，小野寺信搭乘一架瑞典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之后被人用车送到了日本驻德使馆。在这里，他与大岛浩大使、小松三彦将军以及另外三名大使馆官员进行了商讨。

“你知道，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陷入了困境，局势越来越绝望。”大岛浩开口说道。他描述了他同里宾特洛甫奇特的会面。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他们都同意这一观点：跟斯大林打交道可能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无论如何，值得试一试。于是，他们决定，小野寺信应返回斯德哥尔摩，与苏联驻瑞典大使进行接触。

第二天，大岛浩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小野寺信同意与苏联人进行接触。这时，里宾特洛甫才初次透露，希特勒对这一建议毫不知情。他对日本大使提出要求，在元首同意之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大岛浩返回大使馆等待着。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收到邀请，立刻前往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希特勒拒绝了！”里宾特洛甫激动地对他说，“然后他告诉我：‘我完全相信我会在东西两线取得最终的胜利。’”里宾特洛甫说，不过，不久可能会出现另一次谈判的机会，“希望小野寺信将军记住这件事”。

大岛浩走在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那昏暗的大街上，心中思忖着：里宾特洛甫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愚蠢的想法？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希特勒断然回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并且坚信自己一定会胜利。大岛浩对希特勒的乐观情绪印象至深，决定向东京方面报告整件事情。⁽¹⁾

4

就在古德里安被解除指挥权的那天，即3月28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准备做出一项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决定。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惊人的军事事件促使总司令对自己给德国心脏最后一击的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价。如今，朱可夫已在距帝国总理府仅四十空英里的奥得河畔建立了桥头堡；霍格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莱茵河上的一座大桥；巴顿则戏剧性地穿越了普法尔茨地区，并在奥本海姆渡过了莱茵河。所有这一切，在六个月前有谁能想象到呢？

艾森豪威尔推测，德国人只能在柏林再坚持几个星期。现在，辛普森的先头部队已攻至多斯滕，距离柏林中心仍有二百八十五空英里远，并且中间隔着哈尔茨山脉和易北河，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首先到达德国首都？此外，如果艾森豪威尔像战地指挥官们所希望的那样，继续向柏林发起主攻，那么，可以肯定，这将导致“整条战线上的其余部队动弹不得”。

因此，发起一次对柏林的攻击是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包围鲁尔地区，向西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发动主攻。正在向莱比锡进军的部队要继续前进，尽快与俄国人会师；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向巴伐利亚南部和奥地利推进，以摧毁德国的“民族堡垒”。据传，希特勒准备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殊死抵抗。蒙哥马利将放弃攻打柏林，转而向西北进军，占领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吕贝克——同时切断德军在丹麦和挪威的退路。

这是艾森豪威尔决定放弃攻占柏林的公开理由，不过，他肯定是受到了更多的个人目的的影响。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高级将领——特别是布雷德利、巴顿、辛普森和霍奇斯——觉得自从阿登战役以来，他们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新的计划将给他一个借口，可以将主动权交给美国人。向莱比锡和慕尼黑发起的突击应该由布雷德利指挥，这样一来，一旦鲁尔被包围，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就会回到布雷德利手里。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想法，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最近，丘吉尔曾让他看过一封莫洛托夫写的尖酸刻薄、充满怀疑的信。信中谈的是“日出”行动。还有什么举动能比把新计划透露给斯大林更为坦率和具有安抚性呢？那无疑将证明，人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人之所以发起战争，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

无论究竟是什么理由，艾森豪威尔认为它都非常重要。因此，3月28日下午，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没有经过联合参谋部的事先检查——把它交给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要他转交给斯大林，并带回“详尽的回应”。

艾森豪威尔告诉斯大林，他决定向柏林以南发起主攻——而把首都留给俄国人：

……在确定我的计划之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应该在攻击的方向及时间的选择方面与您的计划尽可能协调一致。因此，您能否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并且让我知道，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与您可能采取的行动相一致？

如果我们准备立即彻底摧毁德国军队，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协调彼此的行动，竭尽全力完善我们的先头部队之间的联络。为此，我已准备好派一些军官去您那里。

六个月以前，艾森豪威尔曾写信告诉蒙哥马利，柏林显然是最重要的目标。“在我的头脑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集中所有力量，迅速向柏林挺进。”一直到3月28日夜间，蒙哥马利仍认为艾森豪威尔还在坚持这一想法。这时，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一旦鲁尔被包围，就应将辛普森的部队还给布雷德利，让其发起盟国对莱比锡的主攻。自此之后，蒙哥马利的任务就仅仅是“保护布雷德利的北翼”了。蒙哥马利已经开始率领盟军主力向柏林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的信当然无异当头一棒。信末有几句乐观的话：正像你所说的，形势看上去不错……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安慰。

两支美国军队正在对鲁尔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的钳形包围。北边的一支是辛普森，南面是霍奇斯。两位将军都不知道，一旦两军会合，并将莫德尔的整个集团军包围起来，美国就如愿以偿了：辛普森将仍归布雷德利指挥，而美国军队将发动盟军的主攻。

霍奇斯一翼的先头部队是第三装甲师，而第三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则是理查逊特遣部队。3月28日深夜，沃尔特·理查逊中校接到命令，命其前往第三装甲师的后备战斗部队指挥官罗伯特·豪兹处报到。理查逊有些不满。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战斗，几乎一觉都没睡。他猜，他将损失更多的睡眠。在豪兹的指挥所，他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得克萨斯老乡萨姆·霍根中校。两人曾在法国的阿登和莱茵兰并肩战斗过。

平素总是很冷静的豪兹此时非常激动。“我们要发动了，”他对两名中校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他指向地图上的帕德博恩，意味深长地看向理查逊。这座城市位于东北方向一百多英里处。

理查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说——在一天之内到达帕德博恩？”

豪兹点了点头：“明天上午，你动身向帕德博恩进发。要火速进军！占领帕德博恩飞机场。”他转向霍根，命令他在左翼排成梯队掩护理查逊。来自另一支战斗部队的韦尔伯恩特遣部队则掩护其右翼。余部将尽其所能地跟上去。“一鼓作气，直达帕德博恩。”将军又解释说，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将在那里同他们会合。这样，整个鲁尔就被装进一个口袋里了。

理查逊最喜欢这类任务，因此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疲乏。一回到自己的指挥所，他就告诉他的军官们，他们将在清晨六点开拔。他说，豪兹只给他下了一道命令：“前进！”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路径前进，穿过田野，走羊肠小道，或者走宽阔的大路——只要能在一天内到达帕德博恩就行。理查逊像平时一样四点起床，亲自开着吉普车向前侦察了三英里，这样特遣部队就可以顺势出发了。他没在前方发现什么情况，于是返回驻地，检查全队，看看是否带足了储备汽油。

早晨六点，理查逊特遣部队开始全速向北挺进，每小时三十二英里。他命令部队绕过一切大的路障，必要时可以从田野上穿过去。打头的是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几辆吉普车。接着是理查逊的吉普车和三辆没带装备和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它们后面是十七辆满载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和三辆配有九十毫米口径大炮的巨大的“潘兴”式坦克。接下来是理查逊的参谋人员，一支自行火炮炮兵连，另外十七辆“沙曼”式坦克，一些轻型坦克和一长串装载人员、弹药和食品的卡车。这是一支久经战争考验的机动部队，虽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几乎人人都像理查逊本人一样心怀渴望。

他们列队向北行进，整个上午都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中午，他们停都没停便击毁了一列德国客车，然后碾过了几处一派和平气象的军事基地。后来，他们终于遇到一处路障，理查逊凭借前面的坦克简单地踏平了道路。

夜幕快要降临之时，理查逊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已经走了七十五英里。这时，浓雾滚滚，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继续前进。进入布里隆几分钟后，理查逊收到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发来的命令：理查逊特遣部队应扫荡布里隆。理查逊报告已收到来电。不过，就他看来，他仍需按照豪兹的命令行动，于是，他继续向前赶路。还有三十多英里就到帕德博恩了，但他还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带着几辆车走在前面，想找一条最佳路线，同时派主力部队到布里隆仓促调查一番。

过了一个多小时，理查逊才从一个老百姓口中得知，通往帕德博恩的最佳路线就在前面。但天太黑，雾又那么重，必须有人在前面带队。他刚想跳下吉普车，亲自在前面带路，这时，他听到他的主力部队终于追上来了。理查逊想知道他们为何在布里隆待了那么久。一个年轻的中尉排长跳下第一辆坦克，穿过愈加浓重的黑暗向理查逊跑来。

“跟我来。”中校说。他们沿着路开始往前走。理查逊注意到中尉非常害怕，他的脸色在昏暗之中显得煞白。他没有责备他。

坦克的灯上蒙着一层蓝布，响声隆隆地跟在后面，开得越来越近。理查逊加快了脚步，但第一辆坦克仍旧向他逼过来。当坦克轻轻顶到他的后背时，他跳向一旁，跌跌撞撞地穿过马路，跳进了一条壕沟。坦克像条忠实的狗一样，也跟着他开进了壕沟。理查逊爬回了马路，疯狂地挥动着手里的手电筒，但坦克却继续向他冲来。这时，他可以看见第二辆和第三辆坦克正忽左忽右笨手笨脚地试图跟上第一辆坦克。就在它们的后面，他隐约地看见了一个红十字。见鬼，救护车开到前线来干什么？最后，第一辆坦克终于看到了他打出的信号，急闪了一下戛然停住。咣当一声，第二辆坦克撞上了第一辆坦克的尾部。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另外两声金属的碰击声。

理查逊生气地对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员大喊大叫。然后，他转向那名年轻的排长：“见鬼！坦克手们究竟怎么了？”

吓得目瞪口呆的中尉爬上坦克炮塔，向里面看了看。“不好！”他叫道，“里面的地上全是香槟酒。”

理查逊爬了上去，只见驾驶员坐在炮塔的地板上，抱着两瓶香槟酒，目光呆滞无神。上校跳到地上。“把坦克领上大路，”他对中尉说，“让它停在路上。把香槟酒扔出来，打开所有的顶盖。”他认为，冰冷潮湿的雾可以让这些醉醺醺的士兵醒过来。当他向第一辆救护车走回去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穿得厚厚的，拖着步子向他走来。这只能是医生斯卡特·古德。“我们应该回布里隆。”医生神秘地说道，随即咧嘴笑了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斯卡特？”理查逊怀疑地问道。

“中校，我必须告诉您真相。”他承认，正是他在布里隆发现了一个满是香槟酒的仓库。

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告诉他的主任参谋，立即把待在布里隆的剩余部队带出来，不出来就开枪。然后，他又开始沿着马路走了起来。走了几英里之后，雾渐渐散了，中校这才回到他的吉普车上。

午夜时分，他又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发现已经走了一百零九英里——而战士们唯一需要救治的就是宿醉。但是，前方五英里就是帕德博恩，那里有一所坦克学校和党卫军增援部队的一个训练团。他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关掉发动机，吃晚饭，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可能要连吵带骂才能把他们叫起来。

5

英军指挥官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的这种反应在预料之中。“首先，”3月29日晚上，布鲁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没有道理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交涉，他应该通过联合参谋部来与之联络；其次，他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最后，电报中所暗示的一切似乎纯属信口开河，同我们之前已达成一致的安排完全矛盾。”

在这种愤怒情绪的支配下，英国参谋长们没有征求丘吉尔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们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他们声称，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一种越权行为。更糟糕的是，改变进攻方向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他们还指出，英国情报部门对有关所谓“民族堡垒”的谣传根本不感兴趣，在决定未来的战略时，不应对其予以考虑。

面对这种尖锐的反驳，马歇尔的反应是，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私人电报，其中列举了英国人主要的异议，并要求他做出解释。这令艾森豪威尔不禁也开始重新考虑，并立即致电在莫斯科的迪恩，告诉他，如果为时还不算晚的话，不要把信交给斯大林。迪恩回电说，信件还未递交，他将扣住信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听到这些话，艾森豪威尔肯定如释重负。

和他的军事首脑们一样，丘吉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犯了一个大错误。在战争的开始几年，他也像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此，常常牺牲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他变得越来越相信，东方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危险，而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他而言，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条对付苏联日后扫荡的新阵线……在欧洲，这条阵线越往东越好……柏林应是英美军队的首要和真正目标”。

此外，他还坚定地相信，布拉格应由美国人解放，奥地利应由西方和苏联共同管制，而铁托的野心应受到压制。最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应该在西方交出自己解放的任何德国领土之前，在西方军队解体之前，解决掉苏联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问题。

丘吉尔集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于一身，是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保守党人，但却平易近人。尽管也会犯错，但丘吉尔证明了，他是最善于做出现实主义判断的西方领袖。一个多月以来，他不断地试图说服罗斯福，现在他们应该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斯大林将来的侵略。

“如果我们不想承认彻底失败，那么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他曾在一封充满恳求的信中对罗斯福说，“那就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宣言》的解释……考虑到这一点，难道现在不是就波兰问题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时候吗？”

在丘吉尔一再地恳求，以及莫洛托夫那封侮辱性的信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驱使下，罗斯福终于在3月29日致电首相说，现在应该“直接同斯大林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一下苏联的态度”。他把给斯大林的信的副本发给了丘吉尔。内容如下：

我不能对您掩饰我的担忧。怀着这种忧虑的心情，我审视了自富有成效的雅尔塔会议召开以来，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事件的进展情况。我们当时达成的决议都很好，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失望。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我们能够执行会上做出的政治决议，特别是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然而，令人气馁的是，迄今为止，在执行问题上还没有什么进展。坦率地说，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并且，我必须告诉您，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不理解贵国政府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希望能向您转达，公正而迅速地解决波兰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的成功进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所有的困难，以及我们在克里米亚达成决议时，曾深深担忧的那些威胁盟国团结的危险，将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

这封信或许并不像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强硬，但至少是前进了一步，也让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变得更加令人沮丧。现在是在各条战线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

发出这封信那天，罗斯福正准备出发去温泉疗养院度假。临行前，他与内阁成员们一一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我要去旧金山参加会议开幕式，发表演说，并以社交和个人的双重方式会晤议员们。”虽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仍然压低了嗓门，悄声说道：“然后，我们要去英国，埃莉诺和我要去做正式访问。”他满怀期望地笑了，“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访问英国。我想亲眼看看英国人民……我告诉埃莉诺去定做一些衣服，定做一些漂亮的衣服，那样她就真的漂亮极了。”

“但现在在打仗！”珀金斯小姐反对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去，太危险了。德国人会跟踪您。”

罗斯福把手挡在嘴边，低声说：“欧洲的战争到5月底就会结束了。”

总统还跟伯恩斯和卢修斯·D.克莱进行了谈话。克莱刚刚被任命为驻德副军事长官，可是他对这一任命并不满意，因为他想去太平洋地区参战。所以，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在那里立正站着。总统说，他很高兴，一个身兼工程师和将军双重身份的人将前往德国。他问克莱，能否在中欧成立一个类似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的机构，以缓和煤炭日渐匮乏的问题。克莱还没来得及回答，罗斯福又谈起了他在德国学习的日子。当时，他便“对德国的傲慢自大和地方观念产生了厌恶情绪”。

会晤结束后，伯恩斯开玩笑地告诉克莱：“将军，您说得太多了。”

“长官，就算是总统给了我机会，我都怀疑自己有没有跟他聊什么，因为我当时被他的外表惊呆了。”

“您的意见让我很担心。”伯恩斯说。他经常见到总统，但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如此迅速。

当罗斯福离开办公室，准备搭乘去佐治亚州的火车时，海军上将莱希陪在他的轮椅旁，向白宫南门走去。“总统先生，您去度假，这很不错。”他说，“这对我们来说也很不错。因为当您不在白宫时，我们要比您在这里时清闲得多。”

罗斯福高声笑了：“很好，比尔。趁我不在，你们就好好玩吧。因为等我回来时，会有一大堆活儿要你们干。到那会儿，你们得拼命工作。”

在奥肯切，华沙机场，波兰地下运动的十二位领导人——身着借来的大杂烩，比如条纹短裤和休闲夹克——登上一架红军飞机。有人向他们保证，这是要他们去朱可夫的司令部和朱可夫开会。

起初，有几个波兰人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朱可夫的邀请表明俄国人愿意讲道理；只有通过这样一场会议才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安全。作为善意的象征，苏联人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地下运动领导人，包括右倾的全国民主人士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兹维尔斯基。他们还答应用飞机把地下运动的八名主要代表直接从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国，以使他们能够同伦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当然，其他的波兰人将安全地回国。

在这种许诺和希望的蒙骗下，十二名波兰人一无所知地登上了苏联的“解放者”号飞机。⁽²⁾进去之后，他们不禁大吃一惊，兹维尔斯基竟然也在这里。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诉他们，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饱受拳打脚踢，然后又突然被带上了这架飞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飞机起飞了。不一会儿，这些波兰人就发现他们是在向东飞。正当他们焦虑地对此做着种种猜测时，一名友善的年轻的苏联上尉告诉他们，他们要去莫斯科。他说，朱可夫出人意料地被召回了那里。

一些波兰人非常肯定他们是被绑架了，但其他人却认为在莫斯科开会是合乎逻辑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和地位最高的苏联军官打交道。再说，苏联人不是履行了释放兹维尔斯基的承诺吗？

发动机隆隆作响了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飞机滑向了一个雪坡。没有人受伤，但是旅客们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长时间，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雪地中开辟出了一条路。他们被送到一个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到达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全国民主人士组织的一名成员兹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两名代表登上了第一辆汽车。汽车从外交部门前驶过，他们本以为自己会待在那里。最后，车子终于在一座庄严的大理石建筑前停了下来，衣着考究的俄国秘密警察卫兵在那里巡逻。

“这是哪座大酒店？”一名深受感动的代表问道。

“这是一座监狱。”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诉他。大门开了。汽车开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围墙上开着窗户，窗口装着铁栅栏。

“但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志惊呼道。

波兰人下了车，被分别关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份授权他领导与伦敦波兰人和英美人士谈判的文件，然后开始往下吞咽纸片。尽管喉咙非常干，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冷冷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下来！”他只脱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着脚说：“我告诉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短裤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你有梅毒吗？”然后她离开了。

一个俄国秘密警察走了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衬里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个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带到走廊上，来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后，他被带到了顶层，关进第九十九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的牢房，有一个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说着锁上了门。

6

在决定让红军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抛开了政治因素，并始终强调这一决定是基于“纯军事”因素——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且赢得了美国最高的政治宝座之后。但是事实上，他的动因恰恰相反。在1945年春天，影响这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德国战败这一军事因素，因为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由美国军事机构独有的演变过程所决定的。在战前，它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度职业化的队伍，只关心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军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文职思想分割开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工作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它对军事安全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分内的传统职责，而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保守而现实地评价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们强烈建议总统要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关系。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思⁽³⁾、摩根索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力劝罗斯福去援助英国。军人们一再地反对采取禁止贸易令，或任何可能导致双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尽管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1941年秋仓促卷进了对日战争。

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立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而文职领导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把空前的责任交到了他们手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史汀生：“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该由您和诺克斯⁽⁴⁾——陆军和海军掌控局面了。”而史汀生也声称，他现在的责任是“支持、保护、维护他的将军们”。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世外桃源”，英美第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战争会议上——就决定必须成立联合指挥部。于是，由英国参谋长们及其美国同行组成的联合参谋部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早已组织有序。美国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英国人占上风，他们也应该组织一条美国阵线。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由陆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组成。几个月后，又加入了第四个成员，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莱希一直是总统的老搭档。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罗斯福的私人联系可能要多过任何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他们与罗斯福亲密的私人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日益变得政治味十足。作为总司令，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很享受与他的军事首脑们的亲密交往。

是哈里·霍普金斯“发现”了马歇尔，并推荐他任总参谋长。起初，他是马歇尔和总统的中间人，但是到了1943年，总参谋长已经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间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径，莱希和马歇尔几乎完全拥有了处理所有军事问题的权力。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年长的共和党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甚至都没见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脑和罗斯福。他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连采购和后勤问题也落到了他们的副部长帕特森⁽⁵⁾和福雷斯特尔⁽⁶⁾的手中。

国务院的声音也被削弱了。当然，外交，而不是军事，仍是它的职责。但是，在战争期间，外交主要局限于与中立国、小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订新世界组织的计划。罗斯福甚至不允许国务卿赫尔参加大型的军事会议。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赫尔愤愤不平地写道，“因为总统不邀请我参加此类会议。我曾多次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关于军队从何处登陆，军队在战胜希特勒的大行动中穿过大陆时应走哪条路线，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从未与我讨论过这类问题，虽然我早就得知了他们的决定。他们也没跟我谈起过原子弹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歇尔和莱希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提议只被罗斯福驳回过寥寥几次：一次是在1942年，关于入侵北非的问题；另一次是在1943年，关于对印度洋发动攻势的问题。这两次，罗斯福都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后来又迫于英国的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总之，所有关于战争的重要决定都是由罗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军人越来越介入政治了。

随着美国军事指挥官们的权力和领域日益扩大，他们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却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态度，常常叫嚣着反对政府的观点，直到最终决定达成为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坚决地支持丘吉尔。

如今，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普遍都接受罗斯福关于指挥战争的概念。⁽⁷⁾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见多识广的文职官员见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门狗被去了势。罗斯福很少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将领现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么，因此，在呈交意见之前，他们已过滤了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军人和文官的观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人发表纯军事的观点了。

“的确有过几次，总统正式地驳回了他们的建议，这应该是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的T.基特里奇上尉这样写道，“但是，这只是由于，总统同莱希、马歇尔、金，以及阿诺德的非正式讨论通常可以使他们提前了解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经常意识到，与其冒着被驳回的风险提出一个明知不会被采纳的正式提议，不如接受总统的建议，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样，在方便和融洽的名义下——一种最为危险的融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基本职能，即在严格的军事基础上为总统提出建议。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以至于奋力争取以美国人员的最少伤亡换取战争的胜利。他们认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只会带来无谓的伤亡。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在柏林损失一点儿人，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安全做出贡献。

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识到了，俄国将成为欧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不但投票帮助苏联人，还“尽一切努力”以赢得苏联的友谊。一年后，他们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即三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恢复欧洲权力的均衡。他们宣称，国家基本政策“应该寻求维护三大国的团结……同时，希望可以完善预防未来世界冲突的措施”。

尽管这种同俄国融洽相处的愿望，部分出自取得俄国帮助以战胜日本的渴望，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推理。如果放在五年前，同样一批人一定会嘲笑这种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忽视了他们基本的军事职责：首先要为国家未来的安全服务。

这种准军事思想最终并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了一种难以维持的刺刀下的和平。参谋长联席会议本应警告他们的总统，在现实世界里，将永远存在权力之争；联盟只是暂时的，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欧洲和亚洲的强权政治尽管从哲学和道德的观点上来说非常令人遗憾，但其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需要历经多年才能战胜的一个因素。

不过，也不能责备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人民迫使他们改变了思想。如果他们保留那种置身事外的军事判断，坚持控制或至少调和诸如无条件投降或同俄国合作之类的军事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冒被解除指挥权的危险。美国要的是全面的胜利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而罗斯福的成就和志向已获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

(1)虽然大岛浩的确把德国人尝试媾和一事报告给了日本当局，但是，他所传递的消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如今是首次进行披露。小野寺信将军证明了其真实性。

(2)几个小时之前，苏联人绑架了另外三名波兰地下运动领导人，然后用飞机运往了莫斯科。

(3)指哈罗德·伊克思（Harold Ickes，1874—1952），美国政治家，时任内政部长。——译注

(4)指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1874—1944），美国报纸编辑和出版商，政治家，时任海军部长。——译注

(5)指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erson，1891—1952），时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1945年后任战争部长。——译注

(6)指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1892—1949），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1944年后任海军部长。——译注

(7)但是，在1944年3月，马歇尔和其他美国将领曾力劝罗斯福重申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以使德国人民放心，不过没有成功。

19 罗斯袋形阵地

1

整个西线即将土崩瓦解。在南面，豪赛尔的G集团军群已被布雷德利拦腰截断；在北面，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的H集团军群正在被蒙哥马利粉碎。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的军队——辛普森、霍奇斯和巴顿——现在可以集中兵力彻底摧毁中部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了。

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三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恳求西线司令凯塞林让他们大规模撤退。但是，这位西线司令沉湎于希特勒灌输给他的无望的哲学——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向他们保证，每多守住一天莱茵河，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了西线”。然而，在他的指挥官们看来，每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更多人员和物资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中部指挥官莫德尔从未放弃他的要求，但凯塞林只是同样坚决地予以拒绝；莫德尔必须守住性命攸关的鲁尔地区。

3月29日，莫德尔起草了一份分析整个局势的报告，并通过电传打字机拍发给凯塞林：把敌人拖在雷马根桥头堡，阻止敌人大规模前进渡过莱茵河的任务已告失败，因此，继续这种防御战是“荒唐的，因为它丝毫都牵制不了敌人的军队”。必须下达新的任务，因为一支美国装甲部队——这是指理查逊特遣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帕德博恩郊区。要不是它孤军深入，B集团军群肯定会从侧翼被包围。莫德尔请求允许他用LIII步兵军团在帕德博恩以西约四十英里处向东发起进攻。这样就恰好可以切断美国先头部队的退路，让它断绝一切给养和支援。凯塞林同意了，于是莫德尔命令LIII步兵军团指挥官在次日早上，即3月30日发起攻击。⁽¹⁾

前方，理查逊正在准备进攻帕德博恩，根本没有怀疑德国人即将在他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攻击，准备切断他与第三装甲师主力部队的联系。天边刚刚露出第一道曙光，他便动身了。天色阴暗，漫天乌云。在一个十字路口，德军的“美洲豹”⁽²⁾击毁了理查逊打头的两辆坦克。又走了两英里，在离帕德博恩仅三英里远的一个村子里，一支规模可观的“美洲豹”和“虎”式坦克部队突然冲了出来，凶猛地进行攻击。在短促激烈的战斗之后，双方都向后撤退。这场战斗以平局结束：哪一方都不能前进，否则便会被歼灭。理查逊通过无线电要求出动“雷电”式飞机攻击藏在一座小山后面的德国人，但是天上浓重的乌云令空军的支援变得毫无可能。理查逊迫切需要坦克上的风扇皮带以及弹药和汽油，他要求空投这些物资。“没有飞机。”后方给予简练的回答。几分钟后，更糟糕的消息传来了：德国人已在他们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了突袭，他们同基地的联系即将被切断。

现在，理查逊只能挖掘战壕了，希望前线严阵以待的德国人不会发起进攻。他们也和他一样警惕，没有采取行动。但是，黄昏时分，理查逊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大六”——第三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要来视察理查逊特遣部队，希望见一见队里的某个人。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回答说，他甚至连一辆吉普车都抽不出来。“不要把大六送到这里来！”他警告道，然后唐突地关掉了无线电。

罗斯此刻正在理查逊右边五英里处，暂时和韦尔伯恩特遣部队在一起。约翰·韦尔伯恩上校刚刚从空军方面获悉，前面的四辆“虎”式坦克被P-47飞机炸毁了，于是他便放心地继续前进。起初的几英里并没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正当美国人的坦克沿着一座荒芜的小山滚滚而进时，一排目标精确的八十八毫米炮弹猛烈地迎面打来。那四辆“炸毁了”的坦克都还健在。它们只是被一些凝固汽油弹击中了，而不是通常的杀手——五百磅的炸弹。韦尔伯恩和打头的三辆坦克安然无恙地驶进一道河谷隐蔽了起来，但后面的七辆坦克却像静坐的鸭子一样被逐个干掉了。

作为一名拉比⁽³⁾的儿子，罗斯将军是一位富有攻击性的指挥官。他相貌堂堂，面色严厉，穿着一条马裤和一双闪亮的靴子。他离前面着火的坦克只有半英里远。得知打头的三辆坦克已经成功通过之后，他通过无线电向跟在后面的多恩特遣部队寻求支援。

然而，正在这时，东南方向突然出现了七八辆“虎”式坦克，从后面截住了韦尔伯恩特遣部队，并且阻止了多恩前进。这支新的德国部队已经击毁了一门反坦克炮和几辆运载人员的装甲车。除了打头的三辆坦克，韦尔伯恩特遣部队如今已被彻底包围。前面，可以看见四辆“虎”式坦克正横在山顶的路上；后面，至少又有七辆坦克正喷着火舌慢慢开过来；四面的树林里，全都藏着德国步兵。

黄昏时分，P-47飞机飞走后，九辆德国坦克三辆一排地突然从左边的树林里钻了出来，出现在这支被切断的队伍前方。它们缓缓地沿着大道开过来，一路向所有车辆扫射，并且不断地朝沟渠开火。罗斯和他的特遣部队被困住了。前后夹击的坦克有条不紊地摧毁了视线里的一切事物。现在只有那些美国车辆在燃烧着，发出了一点光亮。最好不要移动。但是，除了移动，别无选择。

师炮兵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布朗心想，这“简直是但丁笔下地狱里的野蛮一幕”。他建议罗斯冒着轻武器的炮火从左面的树林穿过去，以便绕过堵住后路的那些坦克。可是，罗斯指出，韦尔伯恩转弯的地方前面已经没有坦克射击了——那四辆“虎”式坦克肯定已经撤了回去。因此，他争论道，从右边走更安全，避开车辆燃烧的火光，然后向前赶上韦尔伯恩。

于是，将军这支队伍——两辆吉普车，一辆装甲车，后面跟着一个骑摩托车的通信员——离开正在熊熊燃烧的那排坦克，向韦尔伯恩的方向开去。走了一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在右边的一条大路上，他们可以看到一辆韦尔伯恩的坦克隐隐约约的轮廓。罗斯的队伍离开大路——通向理查逊特遣部队的那条——开始朝那辆坦克走去。坦克已不能使用，被遗弃在这里。突然，前方的树林里响起一阵迅疾的轻武器炮火。罗斯的队伍迅速回到大路上，继续朝理查逊的方向赶去。布朗上校开着吉普车走在最前面，随后依次是罗斯的吉普车、装甲车和摩托车。

这四辆车刚开始往一个山坡上爬，布朗就看见一辆大坦克在黑暗中向他们冲了下来。“那是杰克⁽⁴⁾的一辆新坦克。”他说。他认为，那可怕的身形是韦尔伯恩的一辆新的“潘兴”式坦克。但是，当坦克滚滚驶近时，布朗车上的一名乘客——乔治·“海鲜”·卡顿上校——注意到它有两根排气管，而“潘兴”式坦克只有一根。这是一辆“虎”式坦克，卡顿肯定地认为，其他德国坦克就跟在后面。“‘虎’式坦克！”他朝布朗高声喊道，“快离开大路！”布朗加大油门，从另外两辆坦克旁边开过去，想找一个地方转弯。

前三辆德国坦克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与一支敌人的队伍擦肩而过，但第四辆坦克突然转身，横在了布朗前方的路上。布朗的吉普车从一棵树和这辆“虎”式坦克之间挤了过去，油箱都被蹭掉了。正当他放慢速度想看看罗斯是否也过来了时，第五辆“虎”式坦克逼了上来。布朗连忙向右转弯，加大油门，飞过壕沟，越过大路，然后在一片田野中间停了下来。后面，德国人的炮火腾空而起，他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所有人都爬出吉普车，向树林跑去。

罗斯的吉普车——上面还有司机、五级技术军士舒恩斯和将军的副官罗伯特·贝林格尔——超过了第二辆坦克，但被第三辆堵住了。罗斯和其他人都跳到路上。“虎”式坦克上的枪炮阴森森地紧跟着他们。这时，一个德国人从炮塔里探出头，挥舞着手提冲锋枪，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我想他们是要我们缴械投降。”罗斯说。

贝林格尔和舒恩斯解下肩上的枪套。但是，站在他俩中间的罗斯必须弯下腰才能解开手枪带。

突然，敌人射来一阵断断续续的炮火。罗斯倒在路上，死掉了。在黑暗中，紧张的德国坦克指挥官误解了罗斯将军的意图。舒恩斯纵身跳到坦克后面，躲过对方的射击。贝林格尔则朝相反的方向一跳，掉进了一个土坑里。他吸引了所有的火力，但竟奇迹般地没有被击中。接着，他逃进树林里躲了起来。舒恩斯的腿摔断了，但他也逃掉了。不过，装甲车上的人员和师作战官韦斯利·斯韦特中校都被德国人包围了。

第一次伏击的幸存者还散布在原野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扔掉了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鲁格尔手枪、手表和其他战利品。他们害怕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没有根据的。很少有德国人想报复，而想对美国佬穷追不舍的就更少了。

当晚，从树林中跑掉的士官布赖恩特·欧文和阿瑟·豪希尔德意外地遇到了将近一百个德国人，而德国人迫不及待地举手投降了。两名士官轮流站岗。欧文前一周睡得很少，在站岗时两次打起了盹。但是，每次都有一个俘虏叫醒了他，敦促他“干活儿”。天刚拂晓，欧文和豪希尔德便赶着俘虏们踏上了一条林间小道。他们希望方向是正确的。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哨所。幽暗之中，他们看见里面有一个士兵，但分辨不出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

“耶稣基督！”看见这队德国人之后，哨兵喊道。欧文真想亲吻他。

两名士官刚把俘虏交给师部的一个军官，便奉命立即回去寻找罗斯的尸体。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在路上找到他。德国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杀了一名美军师长。他的吉普车里的地图和密码都没被动过，掉进土坑里的装甲车上那些也完整无损。⁽⁵⁾罗斯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手枪还在他的枪套里，欧文把它取了出来，以便将来寄还给将军的家人。他们把吉普车和装甲车翻了个遍才找到一条毯子。然后，他们用毯子裹好罗斯的尸体，捆上绳子，并把他的钢盔放在他的胸前，接着，开始费力地将他拖回后方。当他们靠近美军防线时，一名后备少尉问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当他们告诉他之后，这名少尉责备他们竟然如此无礼地对待一名将军。由于还有数个朋友的尸体躺在那条路上，欧文一气之下痛骂了这个少尉一顿，结果却被送交了军事法庭。

2

3月30日，刚刚肩负着特别使命从美国来到英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乘车离开伦敦，穿行在春天绿意盎然的英国乡间。沿途，丘吉尔对他动情地谈论着他那两个亲爱的朋友，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

几天前，霍普金斯来到巴鲁克在华盛顿索尔海姆酒店的套房，暗示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在战后将面临的很多问题。霍普金斯说，无论是他，还是美国驻英国宫廷大使约翰·怀南特，都未能使首相改变立场。罗斯福想知道，巴鲁克是否可以去试试对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

巴鲁克前去拜会总统，想得到更明确的指示。但是，一开始罗斯福似乎更想谈论“日出”行动以及俄国那毫无理由的多疑反应。最后，罗斯福谈起了正题。他想让巴鲁克去见见丘吉尔，研究一下“与和平有关的各种问题”。巴鲁克试图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指示，但却徒劳无功，因此，他觉得总统“几乎已经疲乏得无力做出决定”。不过，罗斯福在一点上是明确的。“如果英国人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说，“那将是一个重要的举动。”巴鲁克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当然还是会把这一意见转告首相。

“需要我写封信给温斯顿吗？”罗斯福问道。

“不需要任何信件，”巴鲁克明智地说，“您将来可能会矢口否认的。”

从斯退丁纽斯、阿诺德、莱希和金那里得到简要说明后，巴鲁克乘坐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到了英国。总统把这架飞机昵称为“圣牛”。此刻，在前往首相乡间别墅的路上，巴鲁克问丘吉尔：“关于为难您的那些人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接着，他谈起了首相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丘吉尔回答说，他认为这个组织没用。

“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不会，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如果它不会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不让总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呢？”

还没到乡间别墅，丘吉尔便表示支持总统——因为总统毕竟是支持他的。

然而，丘吉尔刚刚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给他的一封无线电报。他认为，这份电报显示了，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战后俄国的威胁。在这之前，丘吉尔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质疑绕过柏林一事是否明智。这封电报就是对这一电话的回应。在回复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以往的论据，再次强调了他的决定：把柏林留给斯大林，而他则只是向东进军，“同俄国人会师或拿下易北河战线”。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了一封更加令人不安的信。由于他们的英国同行严厉地指责艾森豪威尔的新决定，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此事所作的答复。信中断然声称：“在为了尽早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力量而采取的措施方面”，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合理的，因为他总的观点是要尽快地摧毁德国，所以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美国的指挥官们是在坚定地，甚至是挑衅地支持艾森豪威尔。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仍在就他为什么决定不攻占柏林一事向马歇尔解释。这不是“根本战略的改变”。⁽⁶⁾柏林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而且，他说道，集中兵力向德国首都南部发动新的进攻，“与分散行动相比，将更加迅速地导致柏林的陷落”。

在对蒙哥马利谈到柏林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甚至更为明确，他发电报说：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柏林）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我从未对其有过兴趣。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和它的抵抗力量。

第二天，即3月31日，丘吉尔给英国指挥官们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一封极其感情用事的电报，而且其中有诸多前后矛盾之处。他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又指出：“我们只有四分之一的部队去攻打德国，因此，自1944年6月以来，形势已有了显著的变化……简而言之，我们的电报为美国参谋长们提供了很多争论的可能性，将导致他们猛烈地进行反驳。”

在这份备忘录派发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份复本，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表示强烈支持的一封富有攻击性的回电。阅后，他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句：“又及：以上是我在看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之前口授的。”

他还就艾森豪威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封回电。回电中，他以卓越的洞察力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的论据——在后来著书时，丘吉尔删去了电文的最后几句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会成为一个优势。如果敌人的抵抗真的会像您显然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呢？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并征服奥地利之时，如果我们故意把柏林让给他们——即使我们完全可以拿下它，那么将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二者将加强他们本已非常明显的信念，即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在心理上对整个德帝国的抵抗产生深远的震动。如果柏林坚守，大部分德国人便都会认为，战斗到底是他们的使命。认为攻占德累斯顿并同俄国人在那里会师是一次重大胜利的想法，并没有吸引我。已经迁到南方的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非常迅速地再次南迁。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上空还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因此，我更倾向于采取以下计划：我们跨过莱茵河，也就是说，美国第九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起向易北河挺进，越过柏林。您根据贵军在鲁尔以南进行的辉煌战斗正确策划了一个庞大的中部攻势，我的建议与其在任何形式上都不矛盾。这只是把部队的重心移至北翼，避免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

当晚，在莫斯科，迪恩将军和哈里曼同他们的英国同行们一起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很久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的英文版和俄文版交给了斯大林。看完之后，元帅仍像平时那样板着一张扑克脸。他说计划“似乎不错”，但在征求参谋部的意见之前，他不能做任何保证。接着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了解德国中部地区的阵地部署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助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

迪恩说，他认为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报，德国在西线有六十个师。迪恩他们能证实这一情报吗？

美国人说，经他们计算，有六十一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额外的后备军吗？

显然没有。

这时，哈里曼问到东部的气候条件。“好多了。”斯大林说。

“以前您曾估计，东线的行动会在3月底陷入困境，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哈里曼问道。

“形势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斯大林解释说，今年洪水来得早，道路现在已经开始干燥了。他们继续谈了一会儿东线的情况。斯大林一直在考虑那封关于柏林问题的信。这时，他突然说道：“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不错。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半。”他还认为这个方向有利于与红军会师。之后，他又说，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认为德国人会在捷克和巴伐利亚的山区进行垂死抵抗。斯大林向他的客人们保证，明天他就给总司令回信。显然，他很满意。

英国，布鲁克在同蒙巴顿钓了一天鱼后回到家里，发现首相来了一封电报。首相要参谋长们第二天到乡间别墅去见他。

布鲁克提前结束了周末，第二天上午就动身去了首相的乡间别墅。这天是复活节，4月1日。整整两个小时，参谋长们都在与丘吉尔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布鲁克认为，这一整件事情，包括把辛普森调归布雷德利指挥，是“由于美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努力不至于在英国的指挥下失败”。但几人认识到，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更为细致的解释让人清楚地看到，其计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主攻方向由柏林改为莱比锡。

会后，参谋长们拟就了一封电报，回复布鲁克口中的“美国参谋长们粗鲁的电报”。与此同时，丘吉尔也给罗斯福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尽管电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宣称两国是“曾经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的最为真诚的朋友和同志”，但是，其中仍然强调了丘吉尔的坚定信念，即应该立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揭露并抵制富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的真正本性。

……非常坦率地说，柏林仍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就使德国所有的抵抗力量产生绝望的心理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堪与柏林的陷落相比。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那将是战败的最明显标志。一方面，如果听任它在残垣断壁中继续被俄国人围攻，那么，只要德国的旗帜还在城市上空飘扬，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士兵拼死抵抗。阁下和我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征服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再攻占了柏林，难道不会觉得是他们对我们共同取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吗？难道不会导致他们产生某种想法，从而在未来平添许多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吗？因此，我认为，从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东挺进德国，柏林既然已经唾手可得，就当然应该占领它。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也是明智之举……

当天晚些时候，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直截了当的战略竟要受盟国的民族主义考量的影响，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不过，正像温斯顿所说的，‘只有一种情况比同盟友一道作战更糟，那就是不和他们一起作战’！”

布鲁克的心情少有地放松，但艾森豪威尔在答复丘吉尔的最新一封电报时，却心烦意乱。特别使他烦恼的是首相的最后几句话。艾森豪威尔重申，他“没有改变任何计划”，唯一的不同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然后，他继续写道：

您认为我想“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即使说不上伤心，这也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我脑中，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而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半以来的记录应当能让您消除这种想法。然而，除此之外，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确认我们的后方已被充分清空，并且向莱比锡的进攻已取得成功之前，让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九集团军由布雷德利指挥，就会严重影响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军队的作用、行动或威望……⁽⁷⁾

非常自然，如果在执行“月食”行动⁽⁸⁾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整条战线的任何一处条件突然成熟的话，我们一定会长驱直入，卢贝克和柏林将被列为我们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如果说英国人还在生艾森豪威尔的气，但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却极其满意。同一天，迪恩将军把斯大林的一封高度机密的私人电报转给了总司令：

阁下通过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还同意贵军与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的主力进攻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讽刺的是，斯大林竟然使用了艾森豪威尔的柏林已失去战略重要性这一论据——尽管在总司令给他的电报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来掩饰自己的意图，而此时此刻，朱可夫却正在为针对柏林发起最后的大进攻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

3

复活节那天，一些盟军战俘被从战场上转移去了巴伐利亚；另外一些则仍留在营区里，等待盟军或俄国军队随时可能到来的解救；还有一些俘虏早已被俄国人解放了，但却并没有解放感。不过，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天都有着同样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自由似乎触手可及。

汉默尔堡的战俘队伍在向纽伦堡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后，停下来中途休息。他们最害怕的是己方部队的空袭。美国飞机已经几次俯冲下来要进行轰炸，好在及时发现了战俘们在田野上竖起的牌子。但这样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呢？

十一点，卡瓦诺神父在一座古老的献给圣约瑟⁽⁹⁾的乡间教堂里做起了弥撒。这是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后，他第一次走进一座天主教教堂。他穿上村牧师那沉重的黄金法衣，开始为挤在教堂里的八十人举行宗教仪式：

“亲爱的俘虏们，今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祈愿我们幸福，尽情享受这宝贵的时光……在过去的四天中，我们艰难地翻山越岭，我们与我们走过的大路两旁那些十字架所代表的耶稣一起经受了苦难……

“我们应祈求上帝降给我们厚恩。我们祈求他继续保护我们，解除我等之罪，去恶扬善。”

很多人的泪水都滚滚而下，卡瓦诺神父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复活节是和平的节日——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平，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政治生活中的和平，家庭生活中的和平，每一位上帝的子民心中的和平。让我们将这次弥撒和圣体礼献给和平，祈祷和平尽快降临世间。”

柏林北面的IIA集中营里，战俘们心中坚信，无论如何，和平正在接近。他们的看守现在对他们平等以待，而不再拿他们当俘虏，并且对于他们那些通常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过失统统视而不见。上周日，桑普森神父在当着几个看守的面做弥撒时靠着圣坛——里面藏着集中营的电台——说：“先找一找天国和正义女神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他念了“芝麻开门”一样，活板门突然打开了——他在前一天晚上忘了用长钉把门闩住——违禁的电台滚了出来。尴尬的神父把电台塞回原处，全场顿时哄笑起来——所有人，除了看守。他们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

此刻，在复活节这天，在临时搭就的一个圣坛周围的一大片空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战俘聚集了起来。而看守们对此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抗议。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神父甚至都没通知集中营的指挥官，就筹备了一场露天的大礼弥撒。除了在全国圣体大会上，桑普森神父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布道——分别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进行宣讲——非常简洁，但却激动人心：在战俘营里，没有争吵，没有摩擦，没有仇恨，也没有为了谋求权力均衡而进行的阴谋与斗争；在这里，有一位所有人都会热爱并服从的君主，而在这种热爱与服从之中，将可以找到每一个人渴求已久的幸福与自由。

4

到3月31日中午，莫德尔从鲁尔地区发动的拼死进攻，已在美军第三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开了八英里长的缺口——切断了理查逊和霍根特遣部队。第三装甲师所属军的指挥官“闪电乔”·柯林斯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刚刚从俘虏的口中获悉，德国人将对他的左翼发起反攻。他立即给老朋友辛普森将军打了一个电话。柯林斯迫切需要支援——即使不得不从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群的集团军那里得到。

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原计划在几天后去同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会师——而这将缝合鲁尔袋形阵地⁽¹⁰⁾。但是，柯林斯告诉辛普森，蒙哥马利前进得太慢，必须尽快会师，否则德国人就会“向帕德博恩方向突围”。

“比尔，我很担心，”柯林斯说，“我的战线太长，兵力却又太少。”他要求辛普森从第二装甲师抽调一支战斗部队，并立即派其向帕德博恩前进，“我也会派一支战斗部队去跟他们会合。”

辛普森没跟蒙哥马利商量就答应了柯林斯的要求。傍晚时分，他的第二装甲师开始向南急驰而去。队伍的排头附近，是第六十七装甲团E连的指挥官威廉·杜利中尉。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一个重要任务，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赶向哪里。上司只简单地命令他朝利普施塔特迅速推进，那是位于帕德博恩以东二十二英里处的一座城镇。夜色浓重，尽管不时可以听见远处传来手提冲锋枪的射击声，但他却什么也看不到。实在太紧张了。南边持续不断地传来猛烈的炮声，以致坦克都因震动而晃了起来。那是鲁尔城内战斗的炮火。

但是，杜利的连队只遇到了手提冲锋枪和轻武器的零散抵抗。到复活节早上六点，他们已行军五十英里，抵达了利普施塔特。步兵踉踉跄跄地走下半履带式装甲车，清空了遇到的第一排房子，然后便冲进了城里。这时，一辆德国坦克出现了，向第一辆美国坦克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从炮塔右边擦了过去。随即，德国坦克便逃走了。又往前走了一段，美国部队的坦克撞上了堆在路上的一些水泥块，但是突然跑出来一些百姓，把水泥块挪走了。

一排排长唐纳德·E.雅各布森少尉奉命进城：有一个步兵班被困在了一座医院里，需要援助。雅各布森命令部下登上坦克，向城里出发。他们刚刚靠近医院，就有三十几个德国人举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雅各布森叫他们也上了坦克，然后继续开向城里，一心想打一仗。到了利普施塔特的另一头时，他看见几辆坦克正从东面开来，刚要开火，却认出这是第三装甲师的M5型坦克。

这时是下午一点，整个莫德尔的集团军群，总共约三十万人，都被包围在了德国的最后一个工业区内。然而，对于完成这一史诗般会师的美国人来说，这只是普普通通的又一天。他们彼此开着下流的玩笑，为不必在这里打仗而松了一口气。

直到聚集在一座教堂附近的摄影师和通讯记者拥上来采访他时，雅各布森才意识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意义。然后，他想到：这些真正浴血奋战的人竟是如此茫然无知，实在是太让人吃惊了！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把柏林留给俄国人的决定仍是令丘吉尔最为不安的事。但是，首相担心的是，除非就此打住，否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必然导致不快的结果。不过，他还不想结束讨论这一问题。

他折中地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善的电报：

再次感谢您如此善意的电报……然而，现在我更加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手到擒来。莫斯科给您的回电在第三段说道：“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所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非常重要……

然而，和前几封电报一样，这封电报并没有对艾森豪威尔起到什么作用。他是那么坚持自己的计划，那么真诚地相信自己计划的军事正确性，以至于甚至“准备将其出版”。

当凯塞林回到他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战斗指挥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报告说，元首总部刚刚来了新的命令，要求莫德尔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简直难以相信。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吗？陷入重围的鲁尔食物匮乏，仅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此外，艾森豪威尔不会对鲁尔有任何战略兴趣：他的目标在东边更远的地方。

西线已不再是一条战线。北面的布拉斯科维茨已被粉碎；南面的豪赛尔同样也已被摧毁，他的余部分散在各处，混乱不堪；中部的莫德尔命运已经注定。凯塞林的整条战线已经人间蒸发了。从现在起，只能采取牵制性的行动。

许多天以来，鲍曼第一次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笼罩在柏林上空的一片绝望的乌云。他警告他的“挚爱”说，维也纳的军事形势“糟糕得可怕，人们只能期待最坏的结局”，她应该准备好撤离上萨尔茨堡前往提洛尔。“这让我既悲伤又愤怒，因为目前，除了给你写信之外，我已别无快乐。”他最后写道，“但是，当和平的好时光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尽力弥补。”

然而，有些德国人仍然拒绝正视日益惨重的灾难。比如，希姆莱便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未绝望。“我已准备好为德国做任何事情，但是战争必须继续。”在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中，他对两位倾听者贝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说，“我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你没意识到吗？德国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伯爵高声说道，“坐在你的位置上，肩负如此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上级，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沉默不语，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直到一分钟后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来，迅速离开了房间，似乎为找到借口避开贝纳多特的谴责而感到解脱。施伦堡很高兴自己的上级受到了如此的压力，于是敦促贝纳多特，要他进一步强调这一问题。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贝纳多特却把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任务上。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忧惧的神情。“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乐意同意你的要求，但我不可能这么做。”他突然转换了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对英国不坦白就是其一。至于我——好吧，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最残忍最暴虐的一个。但是，我希望宣布一件事：我从未公开污蔑过德国的敌人。”

“你或许没有这样做过，但希特勒却做得非常彻底。”伯爵回答道，“他曾说过：‘我们应该把英国的所有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系统地轰炸德国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美军在利普施塔特会师，以及鲁尔袋形阵地崩溃的第二天，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他说，“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那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重，不朽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生活，但是，现在他却想给那些幸存者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建议他们“尊重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则”，并且“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瓦解的统一”。

接着，他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战败中崛起——美国和苏联：“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一场军事或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使这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肯定的是，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我的指挥下，德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任何一个阵营的马前卒。”⁽¹¹⁾

(1)有意思的是，3月29日夜里，第十五军的冯·赞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同他的部队之间被切断了。该部队属于莫德尔的集团军。在赞根和他的部队之间，插进了跟在理查逊、霍根和韦尔伯恩后面的罗斯的第三装甲师主力部队。赞根和他的大约二百辆车辆藏在树林里，一直等到罗斯的部队全都隆隆开了过去。他又等了一分钟，然后，他干脆像美国人一样把车灯调得暗暗的，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赞根就这样夹在美国人中间紧张地走了几个小时。最后，在布里隆附近，他离开了美国人的队伍，拐上一条土路。随即，他向莫德尔汇报了这一情况。莫德尔只能不敢相信地惊呼：“你活着回来了？”

(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设计制造的坦克。——译注

(3)犹太宗教领袖。——译注

(4)约翰的昵称。——译注

(5)盟国报刊上的许多报道都宣称，罗斯是被纳粹“谋杀”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并无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6)英国方面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至少他们是这样看的。这使战场上的美国指挥官们十分震惊。——译注

(7)这一整段在丘吉尔的《胜利与悲剧》一书中都被删掉了，也没有在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洲》一书中出现。

(8)“月食”行动作为一个总的计划，主要目的是在德国突然崩溃或投降后接管德国政府。在正式发动之前，该行动的代号为“法宝”，它要求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为攻占柏林和基尔做好预备计划。该计划打算使用伞兵夺取柏林和基尔附近的机场。尽管一直到战争结束，将李奇微的第十八空降军空投到柏林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月食”行动起初考虑的是一些更普通的问题，比如停火的条件、解除武装、流亡人员、战俘以及德国法庭等等。1945年4月，局势表明，似乎只要尚未被完全占领，德国便未必会全面投降。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宣布，不会正式将该行动过渡为“月食”行动。
讽刺的是，就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几天前，英国那份关于“月食”行动的文件不知如何跑到了凯塞林的司令部。文件被翻译后送到了希特勒手里，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张地图，一张将德国分割为各盟国的占领区，另一张则显示柏林将是位于俄国占领区中央的一座孤岛，由英、美、俄三国共同占有。

(9)耶稣基督的养父。——译注

(10)为了纪念阵亡的罗斯将军，鲁尔袋形阵地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罗斯袋形阵地”。

(11)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私人谈话”。十五天后，即4月17日，这些文件被从柏林带走并保护了起来。

第三部 东西会师

20 “O—5”

1

希特勒在东南部的最后一搏失败了；本寄希望于深入敌人腹地继而歼灭托尔布欣的塞普·迪特里希的攻势，由于策划不周，以致以绝望开始——以溃不成军告终。

党卫军中校弗里茨·哈根的战斗群从另外一支部队搞来了一些汽油，然后深入了匈牙利中部的沼泽地带。但是，四天后，在走了四十五英里之后，打头的坦克排气管掉了。这时距多瑙河还有二十英里。当哈根把他的位置报告给上级后，上级只问他，他究竟为什么孤军深入那么远，并命令他立即撤退。“你难道不知道俄国人正在向维也纳发起进攻吗？”

哈根心烦意乱。如果他知道在迪特里希发动进攻的同时，托尔布欣也展开了更强大的攻势的话，他会更加心烦。当然，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企图拼死阻止托尔布欣向维也纳推进的残部也大败而逃。

哈根带着余下的二十五辆坦克一直退到了一个横跨在布达佩斯—维也纳高速公路上的位置。托尔布欣的先头部队不顾后果，放肆地追了上来。结果，兵力远不如其的德国“美洲豹”坦克击毁了一百二十五辆巨大的“斯大林”式坦克。

在向西北方向的维也纳败退的同时，迪特里希被迫远离了自己右翼的赫尔曼·巴尔克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于是，4月1日，托尔布欣向这个日益增宽的缺口投入了一支强大的装甲力量。

现在，巴尔克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他挖苦地对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韦勒将军说道：“迪特里希的阿道夫·希特勒精锐师都不能守住它的阵地，你还指望我们做什么呢？”

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惹恼了希特勒，他说：“如果我自己的精锐师不能守住他们的阵地，他们就不配佩戴我个人的徽章！”他命令凯特尔给迪特里希发了一封电报：

元首认为你部没有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战斗，命令党卫军的几个师，即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霍亨斯陶芬师立即摘下臂章。

一则逸事迅速传开。据说迪特里希看了电报之后，立即召集各师指挥官，把电报向桌子上一扔，大声说道：“这就是对你们五年来的汗马功劳的奖赏！”然后，他给希特勒拍了一封电报，说他宁可自杀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并把他所有的勋章都扔进了尿壶。这个故事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但却具有不同的性质。迪特里希并没有生希特勒的气。他确信希特勒这样做是由于收到了误报，所以他仅仅是没有理会这一命令。很少有其他的指挥官敢这么做。

然而，希特勒这封电报的内容却逐级传了下去。当哈根知道以后，他无法像迪特里希那样理性地去解释其内容。元首是他的偶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另外二十人在帝国总理府里排着队第一次谒见元首时的情景。希特勒机械地依次同他们握手，但从金发碧眼、相貌堂堂的哈根面前走过之后，他又转身走回来，再次用双手握住这名坦克手的右手，并用自己灰蓝色的双眼凝视着他。从那一刻起，哈根便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了元首而把头放在断头台上。

此时此刻，哈根勃然大怒。他召集起手下的军官们，说道：“拿一个尿壶来，把我们所有的勋章都扔进去，然后把葛兹·冯·伯利欣根⁽¹⁾师的绶带缠在上面。”不过，怒火过去之后，哈根战斗群再次投入了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并肩向奥地利挺进。北面的马利诺夫斯基由于崎岖的丘陵地形而耽误了行程，而托尔布欣却沿着大路长驱直入，并于耶稣受难节，即3月30日接近奥地利边境——距维也纳只有四十英里。

2

过去一年来，奥地利各地自发地组织起了许多松散的抵抗组织。1945年初，卡尔·索科尔少校，德国国防军里的一名奥地利参谋，与一个名为七人委员会的组织进行了接触。这些人是民间抵抗运动的领袖，虽属各种政治派别，但却被对纳粹的共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索科尔告诉他们，在奥地利发动起义要想成功，只能靠军民抵抗组织的紧密合作；他透露说，他已经将在德国部队中服役的奥地利爱国人士组织成了一支强大的地下队伍。

索科尔身材瘦弱，一丝不苟。他今年三十多岁，最多有五英尺高。他曾参与过“七·二〇”阴谋，并曾在维也纳协助监禁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官员。阴谋失败后，他设法使他的德国上司相信，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索科尔和七人委员会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决定将这个联合称为“O—5”。这是由“奥地利”（Oesterreich或Osterreich，这是1938年德奥合并以前奥地利的名字，当时奥地利叫作奥斯特马克，写为Ostmark）一词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简单代码。“5”是表示“e”，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抵抗组织的成员开始在所有公开宣传招贴中都标上“O—5”。广大群众只知道这是一个抵抗运动的标记。而各年龄段的奥地利人都开始用粉笔或油漆将“O—5”写遍全国，这成了一项流行的运动。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一抵抗运动比事实上要广泛得多，也重要得多。

1945年3月中旬，“O—5”的领导人确信，希特勒想在垂死的挣扎中牺牲奥地利，维也纳可能会背负和布达佩斯一样的命运。他们不仅要保卫他们的城市，还想让全世界看到，尽管被纳粹长期占领，尽管抵抗运动的数百名领导人遭到监禁，但解放奥地利人民的愿望从没有被削弱过。

3月25日，索科尔少校在“O—5”的一次会议上说，只有帮助红军攻占维也纳才能拯救这座城市。“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应提出把城市移交给他们。”他说。他解释了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现在已被派到第十七军区司令部任职，被指派协助在维也纳正前方建立一道防御东部攻击的防线。这给了他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把忠于“O—5”的几个营部署在维也纳南面的森林里。索科尔说，在红军发起最后冲锋的时候，他就撤出这些部队，那样俄国人就可以在维也纳以南十四英里处的巴登附近穿过森林。接着，他们可以出人意料地从后面冲入城内，在“O—5”的帮助下占领城市，而不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流血。索科尔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欣然认可，他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军民之间的联络工作。

五天后，即“耶稣受难日”那天，维也纳人第一次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是托尔布欣的部队到达了奥地利边境。当晚，东南方的天空变成了紫色的。城里实行了军事管制。次日清晨，盟军空袭了铁路调车场、多瑙河上的桥梁和重要的交叉路口，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负荷过重的消防队简直无法应对。维也纳人把床铺搬到了地下室或掩体里，开始在地下生活。大街上布满瓦砾，车辆无法前行。铁路运输无法继续，有轨电车也只能来往于很少的几条线路上。每天只能限制使用几个小时的煤气和电，许多区都已经断水。

曾经统治这座城市的政治合作者和党派官员再也不敢穿着棕色的制服公开露面了。傍晚时分，路上挤满了那些足够有影响力可以得到通行证的人。

大部分人无法逃走。但是，作为维也纳人，他们并没有失去幽默感。最新的一个玩笑是：“复活节时，你可以乘有轨电车上前线。”到了复活节时，这不再是一个玩笑了；据说托尔布欣已经突破了迪特里希在维也纳东南的防线，离市郊只有八英里了。曾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的区长兼新任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宣布本城为一座堡垒，号召人民冲锋队立即动员起来。男孩们和老年人开始在市郊挖战壕。老百姓都被从家里赶出去修反坦克障碍，并在街上匆匆用鹅卵石、树和有轨电车的轨道筑起一道道路障。希特勒青年团领到了“铁拳”，并奉命开始挖个人掩体。

“保卫维也纳的时刻，考验的时刻到来了！”席腊赫声称。一份战时小报宣称：“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口令。”迪特里希在广播里恳求说：“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党！元首万岁！”

当天晚些时候，索科尔终于获悉了由两个党卫军师组成的迪特里希最后一支后备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口令。有了这些信息，他就万事俱备了。索科尔立即在维也纳召集“O—5”的领导人紧急开会。

4月2日夜里，他们在谁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秘密召开了会议，那就是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的办公室。

“先生们，谁来主动请缨把我的计划送到苏联最高统帅部？”他问。他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停在了三十一岁的费迪南德·卡斯身上。卡斯是一名肩宽体胖的上士。两人已相识十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俩的父亲曾在同一个团里服役。“时候到了，上士。”索科尔说。

卡斯向前跨了一步：“我已准备好了，少校。”

索科尔指示他如何绕过城东南的主要战线，并把一张假通行证和一张标注好计划路线的地图交给他。两人握了握手。

少校的私人司机约翰·赖夫下士开车送卡斯向南面出发。走了十五英里之后，他们来到著名的巴登温泉疗养区，托尔布欣将可以从这里通过德军防线。他们又向南走了十五英里，来到维也纳新城。在那里，他们抄小路向西南方向绕去。4月3日破晓之前，他们来到了一个寂静的地方，希望可以从这里冲过德军阵地。两人顺利地穿过了前线。但是当他们急速驶过最后一个德国前沿哨所时，卫兵开始朝他们射击。他们的欧宝汽车被击中，又开了几百米之后就熄火停下了。卡斯和赖夫跳进一条壕沟，匍匐着逃过了另一波子弹。

一个俄国人头戴皮帽，手拿一把三弦琴，从一棵大树后跳了出来，喊道：“举起手来！”

这两个奥地利人从一个指挥所被带到另一个指挥所，花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将近晚上十点，他们才来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霍赫沃尔克尔斯多夫村，位于维也纳新城以南约十英里处。等了一个小时后，卡斯被带进了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三位将军和六个参谋坐在一张桌子旁，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高级军官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将军满头灰发，留着一把小胡子。他礼貌地请卡斯坐下，然后说：“开始吧！”

卡斯概述了索科尔的计划，但是要求说，要想付诸实施，俄国人必须做出一些保证：必须停止对维也纳的一切空袭；此外，俄国人不得逮捕“O—5”的任何成员；奥地利战俘应比其他战俘先获得释放。

奥地利人的要求激怒了参谋们，他们远没有热尔托夫那么客气，开始炮轰般地询问卡斯：什么是“O—5”？他们有武器、弹药和部队吗？谁是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是些什么人？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是法西斯分子？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如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现在力量如何？难道奥地利人不都是纳粹分子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时他们会狂热地欢呼？

卡斯明白，他们是在给他设套，于是非常谨慎地一一予以了回答。最后，有人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大地图。卡斯指了指地图上的霍赫沃尔克尔斯多夫村。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一个人惊奇地问。

“这里有消防队的标记。”卡斯回答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卡斯在俄国地图上标出德国人的阵地，然后说道：“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任何士兵的死亡都是无谓的牺牲。我们奥地利人希望你们视维也纳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纳粹分子不在乎可能出现什么，他们已经宣布这座城市为一个堡垒。抵抗运动的力量薄弱，无法阻止维也纳被毁为废墟，但我们可以不伤一兵一卒便把俄国军队带入城内。”

卡斯说明了红军怎样才能直接穿过位于巴登的维也纳森林，然后掉头从西面进入首都。在那里，“O—5”的成员将与俄国人会合，并将他们带到市中心；与此同时，其他抵抗力量则将占领战略要地。

一名俄国情报人员核对了卡斯标出的德军阵地情况，说它们证实了他本人收集到的情报。这给热尔托夫参谋部的一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许多人仍然持怀疑态度。一个愁眉苦脸的少将说，他无法相信卡斯仅仅是一名上士；他显然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派来的一名军官，想引诱俄国人上圈套。卡斯深为热尔托夫将军的智慧和客观而吸引。他转身对将军说，他自愿在进攻时给第一辆俄国坦克带路。热尔托夫终于相信了，但还需征得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最后同意。几个小时后便可收到莫斯科的回电。

第二天，即4月4日，卡斯很早就被叫醒了，并被带回了会议室。气氛比前一天轻松多了，他注意到了几张新面孔。一位在第一次会议中没怎么发言的年长的将军站了起来。他点燃一支烟，然后用德语说道：“红军最高统帅部接受了奥地利抵抗组织的条件。”他接着说，“O—5”方面必须承诺占领城内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比如公共建筑物和桥梁，同时恢复民政和警务工作。“O—5”将带领红军进入维也纳，但战斗应由俄国人进行。

热尔托夫打断了他。如果卡斯同意这些条件，他说，盟军对奥地利东部的空袭将立即停止，并且红军将保证城内用水的供应。

卡斯站了起来：“我以维也纳的名义表示同意。”

热尔托夫也站起身来，两个人握了握手。他们又来到桌前。桌上铺着一张地图，这是红军总参谋部的进攻计划。上面有一个箭头穿过维也纳森林，指向首都的后方。托尔布欣听从了索科尔的计划。另一个箭头从东北方向指向维也纳，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电话响了。卡斯被告知是在意大利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打来的。元帅答应尊重红军最高统帅部关于不轰炸施泰尔马克、奥地利南部和维也纳的请求。卡斯感到“一波轻松的浪潮卷过全身”。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返回维也纳。

3

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十分重视维也纳。他命令从柏林防线抽调一个装甲师，迅速开往奥地利首都。他还给海因里希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下了一道同样的命令，要求抽调两个步兵师去支援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

海因里希知道，如此大规模地抽调部队，将导致他本已拉得过长的战线彻底完蛋。失去三个师将会是一场灾难，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立即找到支援部队。他只想到了一个来源——法兰克福“堡垒”里的比勒上校那久经沙场的十八个营。必须把这支部队撤回奥得河这边来，部署在重要的法兰克福—柏林高速公路的两侧。当然，这就意味着海因里希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希特勒放弃法兰克福“堡垒”。

4月4日下午，海因里希和他的作战官艾斯曼上校来到了总理府花园中地下掩体的入口前。花园里到处都是战壕、单人掩体和倒下的树。两人沿着通往下层元首地下掩体那陡峭的阶梯走了下去。两个身材高大的党卫军卫兵走上前来，礼貌地询问将军是否同意搜身。海因里希点点头。一名大个子卫兵检查了他的衣袋，拍了拍他身体的两侧和屁股。艾斯曼公文包里的东西都被倒了出来，翻了个遍。然后，两人被带进了一条狭窄的走廊。搜查十分合乎规定，而且有礼有节。但海因里希心里仍想：“我们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走廊尽头，约有三十名高级军官聚集在那里。吃了三明治，喝了咖啡之后，凯特尔说道：“下面这些人可以进去做简报……”他叫了邓尼茨、鲍曼、约德尔、克雷布斯、希姆莱、海因里希和艾斯曼的名字。

海因里希走进小小的地图室。房间两侧放着几条木制长凳，还有一个地图桌，以及唯一的一张椅子。大家都坐在长凳上，只有鲍曼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箱子上。接着，希特勒戴着墨镜走了进来。他与海因里希和艾斯曼握了握手，然后坐了下来。

克雷布斯建议海因里希和艾斯曼马上开始报告，以便尽快返回战场。希特勒点了点头。海因里希首先清晰地介绍了前线的形势。接着，他突然转向希特勒，建议从法兰克福“堡垒”撤回比勒的十八个营——他等待着希特勒发作。

希特勒好像毫无反应。海因里希甚至不敢确定他是否是清醒的，因为他看不见希特勒墨镜后面的眼睛。最后，希特勒懒洋洋地转向克雷布斯，说道：“将军说的似乎很对。”

邓尼茨点了点头。克雷布斯说：“是的，元首。”

“好吧，克雷布斯，”希特勒喃喃地说，“下命令吧。”

海因里希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突然，门打开了，戈林咚咚地走了进来。他首先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接着就挺着大肚子坐到桌前，傲慢地宣称他刚刚视察了海因里希战线上的一个“空降”师。戈林的声音让希特勒吓了一跳，似乎他本来一直在做白日梦。他跳起来，手激动地颤抖着，高声叫道：“谁也不理解我！谁也没按我的意图去行动！提到‘堡垒’的事——我们曾成功地守住了布累斯劳，我们曾在俄国多次拖延住了俄国人！”

所有人都吓得缄口不言——除了海因里希。他意识到，他即将失去自己来此的目标。他摇了摇头，说人民冲锋队挡不住俄国人。他几乎有些书生气地指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对待“堡垒”问题：一是“堡垒”的保卫者战斗到只剩最后一粒子弹，最后全部战死；二是他们暂时拖住敌人，然后在最后一刻撤离，以后再继续战斗。

“负责守卫法兰克福的军官是谁？”希特勒高声插话道。

“比勒上校。”

“这是一个格奈斯瑙⁽²⁾式的人物吗？”

“等俄国大进攻之后就知道了，”海因里希说，“我相信他是一个格奈斯瑙式的人物。”

“我要立即见到他。”

海因里希说，这在两天内不可能。他再次要求立即撤回“堡垒”的那几个营。

“好吧，”希特勒说，“我授权你撤回六个营。但法兰克福仍将是一个‘堡垒’！”

海因里希知道，这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大让步。他开始陈述针对朱可夫即将开始的进攻的防务计划。需要在俄国人首次轰炸之前，把他的前线部队秘密撤回事先准备好的阵地。希特勒赞同这一想法，但又问道：“为什么不现在就到这些阵地上去？”

海因里希解释说，他想让俄国人认为主要战线在东面几英里处。在他们开始轰炸这条假战线之前，他的部队将偷偷回到真正的阵地，只在后面留一支基本队伍。这样，俄国的炮弹就会落在空空如也的阵地上。他承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法国人那儿学来的这一诡计。

希特勒赞赏地微笑起来。海因里希认为，现在正是合适的心理时机，可以埋怨希特勒把那么多部队调去支援舍尔纳和维也纳。“现在我的第九集团军没剩下什么了，”他说，“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我也是。”希特勒尖刻地反驳道。

“俄国人即将发动进攻，”海因里希抗议说，“我能期望得到什么增援？”

元首很困惑：“难道没人告诉你，东普鲁士的大批部队和重型坦克纵队将会来支援你吗？”

“还没确定，”克雷布斯不自在地说，“那些部队也可能会去支援舍尔纳将军。”

“我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海因里希插嘴说，“我不知道舍尔纳的防区发生了什么事。”

希特勒似乎一点儿都不担心，“无论如何，盟军的主攻目标不会是柏林。”他笃定地说。这让海因里希非常震惊：“柏林只是小规模侧面攻击的目标。主攻的目标将是布拉格。”

希特勒的自信源于陆军情报部门首脑莱因霍尔德·盖伦送来的一份报告。盖伦的密探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已经命令苏联部队向布拉格发动主进攻。这主要是因为，俾斯麦曾经说过，谁占领了布拉格谁就控制了整个东欧。就现在而言，盖伦的密探并没有错。他们不知道的是，斯大林的命令遭到了朱可夫和其他军事首脑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应该把柏林作为主要目标，因为希特勒在那里。所以，尽管俾斯麦和斯大林意见一致，但红军事实上还是正在准备向海因里希发动最强劲的攻势。

海因里希说，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确信俄国人会进攻柏林。接着，他谈起了部署在柏林防线的戈林的“空降”师。“他们是些年轻人，装备很好，”他说，“事实上，是装备得过分好了，而他们侧翼的步兵却装备不足。”戈林微笑了起来，仿佛海因里希刚才是在称赞自己，“但是，这些飞行人员缺乏实战经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星期的训练，他们还需要由飞行员带一带。”

“我的空降兵都是出色的士兵。”戈林咆哮道。

“我没针对你的人说任何坏话，但他们的确尚无实战经验。”海因里希反驳说。他转向希特勒，说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将从北面受到攻击。希特勒认为这不可能。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防守的地区是一片被淹没的平原。

海因里希对希特勒的话置若罔闻，仍然坚持要更多的兵力来防守自己过长的战线。他指出，一个师战斗一天，至少要损失一个营的兵力。“我能从哪里抽调增援部队？”他问，“我至少需要十万人。”

会场顿时一片寂静。戈林突然起身：“元首，我给您十万空军！”

邓尼茨也站了起来：“我可以从我的船上给您抽调二十五万人。”

希姆莱也不能继续坐着了。他跳起来，疯狂地大喊道：“我给您十五万人！”

“看！”希特勒说，“这就是你要的人。”

海因里希尖刻地回答道，这当然很好，但“只有人”他是不能打仗的，他需要有组织的师。

希特勒仍因大家自发的回应而深受鼓舞，他让海因里希把十万增援部队用在第二道防线上：“他们将干净利落地消灭企图通过的俄国人！”

海因里希打算回答，使用如此没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结果只能是惨遭屠杀。这时，有人侧身过来低声对他说：“别再抱怨了。我们已经浪费了两个小时。”

海因里希无法保持安静。他说，他已经视察过了奥得河上的部队，大多数士兵都毫无实战经验：“因此，我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抵挡即将到来的俄国人的进攻。而且，缺乏合适的后备部队，这就更加危险地削弱了挡住俄国攻势的可能。”

“你有十万新部下，”希特勒平静地说，“至于守住阵地，应该由你来鼓舞部队的士气和信心，这样仗才能打赢。”

当海因里希在五点钟离开会议室时，元首似乎情绪很好。但是，登上台阶回到花园的海因里希却十分沮丧。他失去了三个师，却只得到六个营和十万几乎完全没用的增援部队作为补偿——而他仍然要守住法兰克福“堡垒”。

两天后，来地下掩体汇报“堡垒”的情况时，精疲力竭的比勒竟然在门厅睡着了。当最终被带进会议室时，他说他可以守住所有阵地，但奥得河西岸的友军力量比较薄弱，俄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这样，我就不可能守住法兰克福了。”他建议立即将他的部队撤回奥得河对岸，加强他在西岸的侧翼的力量。

“正如你所说的，你应该加强你的侧翼，”希特勒温和地说道，“你还应巩固你的后方。但桥头堡不能丢，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始终得是一个‘堡垒’。这是我本人的命令。”他看着比勒，等待着他的确认。

比勒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他不能明确地以“是”开始回答，希特勒就会在他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之前打断他，并且说：“比勒同意了。”

“不，元首。”他脱口而出。

周围的人都被吓得一脸僵硬。

希特勒愤怒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指着房门：“滚出去！”

比勒收起他的地图和文件，出去了。当他缓缓走向通往花园的出口时，克雷布斯追了上来，说道：“你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去见布塞将军，他会告诉你你将受到什么处置。”

这个在法兰克福久经沙场、表现出众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他没理会克雷布斯的命令，径自去了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想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肯定是在地下掩体里暂时疯了。

在措森，比勒失宠的消息已经比他本人提前到达。当他穿过大厅时，看见他的参谋们都连忙缩了回去。就连他的老朋友德特勒夫森将军也对他说：“小心你的个人安全。”比勒茫然地驱车来到了前线，绝望地想找一个可以支持他的人。他直接打电话给海因里希。

“比勒，”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一切都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一整天来比勒听到的第一句积极的话。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接下来所听到的：“回法兰克福去，夺回指挥权。”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了解多于比勒所意识到的。片刻之前，布格道夫打电话给海因里希，宣读了希特勒发来的一封充满挖苦的电报：“比勒并非格奈斯瑙式人物。”接着，布格道夫告诉海因里希，比勒已被解职。

“我要求撤销这道命令，”海因里希说，“比勒应该复职，并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他补充说，比勒是这个桥头堡的灵魂，撤掉这样一个人，实在太荒谬了。

“不可能！”激动的布格道夫回答，“这是希特勒的命令。”

“我要求比勒留下，否则我就辞职。”说完，海因里希就挂了电话。

4

自从卡斯上士离开维也纳去完成向俄国人献城的使命后，大约六十个小时已经过去了。4月5日早上，在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不知卡斯是否已经抵达俄国战线。前一天晚上，维也纳受到了一场极其猛烈的炮火袭击。而此时有报告传来，说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前进到了城南郊区。激动的“O—5”成员们纷纷拥进索科尔的办公室，悄声报告说各抵抗小组已准备完毕，并且焦急地问，卡斯是否成功了。

与此同时，索科尔还被淹没在南方集团军群和承担维也纳“堡垒”最后防务的鲁道夫·冯·布瑙将军持续不断的请求之中。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但索科尔本人也需要用这些部队在起义爆发后去攻占战略要地。

上午，索科尔的秘书指出，到现在为止，维也纳上方晴朗的天空中尚未出现一架敌人的飞机。索科尔心中暗忖，这是因为卡斯完成了使命呢，还是因为红军已经发动进攻，而西方盟国不愿误伤友军？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报告说，很奇怪，托尔布欣的进攻停止了。索科尔开始认为卡斯肯定已经成功了。于是，他派通信员去告诉“O—5”的其他领导人，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同时，他祈祷自己是对的。

此时，卡斯和赖夫离维也纳城南只有三十英里。他们混在一群试图躲开俄国人的难民里穿过了德国人的防线。一踏上德国地盘，他们便截住了维也纳新城区长的车，他是到维也纳去见巴尔杜·冯·席腊赫的。卡斯出示了假通行证，要求搭车。当卡斯注意到他们是在往巴登方向开时，而该城正在托尔布欣的必经之路上，他大声叫道：“改变方向！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巴登！”

这位地方党派领袖说那里只有德国部队，并坚持要走这条最近的路去维也纳。卡斯扼住他的喉咙，叫他停车，赖夫则抢过了方向盘。他们绕道向首都开去。

中午时分，他们开进了维也纳。大街上空空荡荡。有轨电车闲置未用，商店都关了门。卡斯和赖夫在历史艺术博物馆附近下了车。

“希特勒万岁！”区长说。

“希特勒万岁！”卡斯说。然后，他们向布里斯托尔酒店走去，在那里给索科尔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

当晚，“O—5”的领导人于十一点钟在索科尔的办公室会面，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索科尔命卡尔·比德曼少校派他那一千六百人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中可靠的分队——巡逻队都是奥地利人——到各战略要地站岗，并且，首先要防止多瑙河上的桥梁受到破坏。阿尔弗雷德·胡特上尉将带领一支摩托排去攻占比桑贝格电台。鲁道夫·拉舍克中尉负责保卫“O—5”未来一切行动的指挥部，第十七军区的大楼。索科尔说，他将亲自带领一批军官去冯·布瑙将军的大本营，逼他投降。

索科尔告诉大家，托尔布欣已经进入了巴登附近的维也纳森林。抵达本城时，苏联人会发出一枚红色信号弹，“O—5”将相应地发出一枚绿色信号弹。俄国军队接近时，会亮出红白相间的旗帜，抵抗部队则将扛起白旗。口令是一个在德语和俄语中发音相当接近的名字：“莫斯科。”

会后不久，城南森林的上空升起了红色信号弹。短暂的停顿之后，绿色的信号弹爬上了黑暗的维也纳上空。索科尔下令在午夜发动起义。届时，将通过政府电台播放“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这是所有抵抗小组开始行动的信号。占领关键的建筑物和桥梁；开始暴乱；逮捕重要的纳粹分子；中断通信；在城南设置障碍，以拦住从前线撤回的所有迪特里希的部队。

然而，信号还没发出，起义的消息就泄露了出去。比德曼少校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里的一名摩托步枪兵，偶然对一个奥地利战友瓦尔特·汉斯利克提起，他的战斗小分队将占领比桑贝格电台。汉斯利克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摩托步枪兵的话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便把自己听到的情况报告了上级。一个小时后，比德曼接到命令，要他到维也纳市中心的“堡垒”司令部去见冯·布瑙将军。比德曼肯定怀疑过自己已经暴露，但还是服从了命令。逃跑将会给整个计划带来危险。

在“堡垒”司令部，比德曼受到了审问。他不透一丝口风，因此遭到了严刑拷打。他坚持到了4月6日凌晨——最后还是透露了四个同谋者的名字：索科尔、卡斯、拉舍克和胡特。

凌晨四点三十分，卡斯带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比德曼被捕了。这给索科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可以让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唯一的希望是比德曼不要吐露任何重要情况——或者重新制订整个计划。他决定继续行动，并下令立即攻击布瑙的指挥所，救出被捕的人。但是，到达“堡垒”司令部时，索科尔发现那里增加了两支党卫军战斗部队进行守卫。

这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他不但无法救出比德曼，而且也无法攻取“堡垒”司令部，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去逼布瑙投降。索科尔意识到，他设在第十七军区大楼内的指挥部已不再安全。于是，他派卡斯去传达他的命令，要求加强安全措施，不惜—切代价守住大楼，直至援军到达。

卡斯在六点三十分前后到了大楼，向拉舍克传达了命令后，他便离开了。拉舍克立即召集卫兵，命令他们逮捕任何企图使用当晚德语口令“格奈斯瑙”进入大楼的人。但是，片刻之后，布瑙的参谋长纽曼少校却突然出现在拉舍克的办公室——他是凭“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进来的——他问：“索科尔少校在哪儿？”

“少校在家——他胃疼。”拉舍克回答说。

整座大楼都被德国人占领了。但是，在混乱之中，两个女秘书留在她们的桌前，打电话将这一意外搜捕的情况通知了索科尔和其他“O—5”的领导人。

在索科尔看来，似乎一切最坏的情况都已发生。比德曼被捕；布瑙在他的指挥所里安然无恙；第十七军区大楼连同大楼里的武器和车辆调配场都丢掉了；他自己的参谋部里最为重要的成员都已被捕。起义的军事阶段已经失败了。

但是，还有一线希望。获悉这一连串的灾难时，那些民间的同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在当地的会面地点和各战斗群尚未暴露。他们向索科尔保证，他们将继续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O—5”的非军人队伍中，增加了一些奥地利逃兵。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藏在城中的菜园里。到了傍晚时分，起义不但仍在进行之中，而且还有烈火燎原之势。

德军指挥部仍没有意识到起义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抓人引起了普遍的不安。还有哪一支奥地利军队可以信任吗？突然，这种担心因一份紧急报告而被抛之脑后：俄国人正从后面进攻维也纳！

德军匆匆下令在城西设防，但为时已晚。红军的坦克已经驶过了著名的格林津露天葡萄园，以及维也纳西边和西北的其他关键地点。迄今为止，俄国人还没有遇到德国部队，坦克兵们随随便便地打开舱口站在那里。“O—5”的人试图带领他们向市中心进发。可是，尽管并没遇到什么抵抗，但俄国人要么是没有听懂，要么是仍然存疑，一直犹豫却步。

全城的老百姓都走出了地下室，把床单和枕套挂在窗户和门上。他们甚至大胆地不让小撮的德国兵把他们的房子变成防御点。妇女抱着孩子大声叫德国人滚回去。老人和年轻的德国兵争执着：为什么要打妇女和孩子？

一些急于逃跑的奥地利军人藏进街边的房子里，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数千名奴工开始在大街上闲逛，想找到一些武器。波兰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在为火枪、步枪、手枪、匕首而和房主们讨价还价，甚至愿意拿自己的裤子去换。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去找从前的主人算账。

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前线，就连德国兵也开始逃跑了。当迪特里希得知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穿过了他的防线，并几乎已完全包围了维也纳时，他知道，再也守不住了。他爱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想看到它因为一场无望的战斗而成为战场。于是，他不顾坚守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刻的命令，指示部队向西绕到城后，在那里建立另一条防线。

傍晚，俄国人肆意地从西面拥入了维也纳。与此同时，“O—5”的人带着偷来的通行证，戴着人民冲锋队的袖章，公开走上街头，狙击所有身着德军制服的人。当晚，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向南方集团军群报告说：“维也纳城内也已开火，但向我们射击的并非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

消防队员、防空队员，甚至警察都加入了乱成一团的逃跑人群，疯狂的逃亡愈演愈烈。

第二天，即4月7日，“O—5”的军民指挥部都搬到了抵抗运动成员阿加特·克罗伊公主的奥尔斯佩格宫。索科尔和民间领导人在这里继续指挥起义。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冯·布瑙将军致电元首总部说：

举着红—白—红旗帜⁽³⁾的市民向德国部队发起了比敌人的炮火还要猛烈的攻击。

柏林回电说：

继续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维也纳的叛乱分子。

希特勒

晚上，俄国先头部队进入了维也纳，只见城中到处都是一片片的大火。仅余的几个消防队员不停地从这个区跑到那个区，拼命地想控制住不断蔓延的火势。

星期日，即4月8日，由于组织和供应问题而被拖延的托尔布欣手下，大规模深入“红色”郊区，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些地区的社会党人已经说服大部分守城者放下武器，脱下军装。只有一个区，居民帮助三千名德国人变成了“老百姓”，把他们藏在了阁楼或地下室里。

正午前后，第一批俄国人进入了城区。

没有战斗计划，没有前线，只有一片混乱。德军的掉队士兵仍在城中各处守着几个孤零零的阵地，但“O—5”的红—白—红旗帜已飘扬在数百幢建筑物上。起义者占领了议会大厦和市政厅。其他几支队伍则攻占了斯科滕林大街上的警察总局，放出了犯人。

然而，冯·布瑙将军仍坚定地守在内城。围绕着内城的是宽阔的林荫大道——环形大街，和东北方向的多瑙河。下午，一支小型的汽车护送队从“堡垒”区疾驰而出，开向邻近的一个广场。比德曼、胡特和拉舍克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人从一辆车上推了下来。他们制服上的勋章都被扯掉了，双手被捆在了一起。德国人在一块交通标志上搭了根绳子，然后把它套在比德曼的脖子上。比德曼被绞死了。接着是拉舍克。德国人把另一根绳子系在一个有轨电车站牌上，然后把绳套套在胡特的脖子上。这时，胡特高呼道：“为了上帝，为了奥地利！”

“堡垒”里还有一个“叛徒”。他就是舍谢鲍尔中尉，一名假装成忠实纳粹分子的“O—5”成员。下午早些时候，他在作战办公室有了重大发现——他偶然发现了内城防务的新计划，上面详细地描述了忠于布瑙的每支部队的位置和兵力情况。

舍谢鲍尔设法把这个计划偷偷带了出去，交给了索科尔。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于是，索科尔决定亲自把它交给俄国人。4月9日清晨四点前后，在布瑙的部队被迫缓缓向多瑙河败退的同时，索科尔少校带领十名卫兵越过了俄国防线。两个小时后，索科尔站在了托尔布欣本人面前。他向托尔布欣介绍了德国新阵地的情况，并且指出了俄国人怎样才能通过一连串的地道进入内城。

返回的旅程紧张而忙乱。车上坐着七名俄国高级军官，索科尔开足马力向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梁驶去。当他发现桥已经被炸毁时，实在是太晚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地跳进了河里。有两名俄国人受了重伤，而索科尔却安然无恙；他换乘另一辆车，不顾一切地冲过德军阵地，平安抵达了奥尔斯佩格宫。

5

第二天，另一个担心自己城市命运的维也纳人回到了家。应希特勒个人的要求，奥托·斯科尔兹内巡察了东线。正当他与舍尔纳共进午餐时，一名副官冲进来报告说，俄国人已经进入了维也纳城。

斯科尔兹内的家人和他的两支突击队都还在维也纳。他不希望在某些常规的行动中牺牲他们。他跟舍尔纳道别，开车全速行驶六个小时后，来到了家乡的郊区附近。他惊骇地看着德国士兵撤离维也纳时混乱的情景。看到伤员在步行，而强壮的人却坐在装满家具的车上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试图拦住一辆满载士兵的马车，车上还有一个姑娘，但马车却没有停下。于是他伸出手，抓住一个上士的领子，狠狠扇向他的脸。“现在，扔掉这些家具，给伤员让个位子！”斯科尔兹内喊道，“那个姑娘如果也想走，必须下去步行。”他夺过上士的手枪，交给离他最近的一名伤员。“只准伤员上车！”他命令道。

斯科尔兹内进入维也纳城中时已是漆黑一片。他欣慰地发现他的两支部队已经开走了。于是，他开始到处打听家人的情况。他找到了母亲那所毁了一半的房子，她在几天前就走了。他兄弟的房子也遇了难，只剩下了四堵墙壁。然后，他沿着荒废的大街驱车向他在战前兴建的工厂开去。这是一家为建筑公司制造脚手架的工厂。当他靠近美泉宫时，枪炮声越来越响。一颗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他遇到了两名年长的警察，便向他们询问情况如何。

他们啪地立正。“上校，”其中一个咧嘴一笑，“我们就是维也纳防线。”

他的工厂已经断电。秘书用一根蜡烛给他烧水泡茶。工人们围着他，想跟他握手。他们告诉他，俄国坦克已经过去了，开向了市中心。市民都趁机抢劫，比俄国人还厉害。老维也纳完了，奥地利完了。

斯科尔兹内知道，希特勒肯定希望他能亲自写一份关于维也纳城内情况的报告。俄国坦克已横亘在内城和他之间，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沮丧。斯科尔兹内引导司机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巷在没有一盏灯光的黑暗中开着车，来到了布瑙的“堡垒”司令部。他告诉布瑙，他没看见一个德国士兵——却看见了许多俄国人。“等我出去后，”他说，“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布瑙问他是否想见见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他就在大厅里。

斯科尔兹内走进一个优雅的大房间，里面点着许多蜡烛。席腊赫从一张桌子前抬起头，微笑了起来：“瞧，斯科尔兹内，我只能点蜡烛工作。”

“我没有看到一个德国士兵，”斯科尔兹内抱怨说，“关卡都无人把守！俄国人可以随时闯进来。”

“不可能！”

斯科尔兹内让他开车去转转，自己看看，但这位前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还是不肯相信。当斯科尔兹内建议他逃跑时，他说：“不，我绝不放弃职守，我要死在这里。不过，现在什么都还没丢。一个师正从西边开过来，而另一个师将渡过多瑙河来支援我们。我们会顶住俄国人的。”

“你简直是在做梦，”斯科尔兹内回答，“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4月11日黎明，冒着从屋顶射来的密集的狙击炮火，斯科尔兹内的汽车驶过了弗洛里斯多佛桥。他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维也纳城。整座城市烈焰冲天，炮声隆隆。他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似乎正在倒塌。

在距离最近的一个盖世太保司令部，他口授了一封给希特勒的电报：

在从维也纳通往西面的街道上，我多多少少地看到了一些混乱场面。我建议，应在这里采取有力的行动。实际上，维也纳已无防守可言，它将在今天上午落入俄国人手中。

布瑙的部队撤离维也纳，渡过多瑙河，想筑起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炸掉了四座桥梁，只留下帝国大桥作为逃跑的路径。在布瑙的最后一个手下渡过多瑙河之后，一个爆破小队靠近了大桥，想炸掉这座庞大的建筑。但是，桥上的卫兵，也就是“O—5”的成员，突然掉转枪头向德国人扫射，把他们赶走了。

双方又鏖战了三天。不过，到4月14日，维也纳的战斗就结束了。大街上遍布烧毁的坦克和死去的马匹；几千具德国人、维也纳人和俄国人的尸体挤挤挨挨地堆在一起。伤病员都被婴儿车和独轮车推进了急救医院。

虽然蓄水池完好无损，但全城的水管都被炸弹和炮弹炸毁了。人们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在几处有水的泉眼取水。食品问题更为严重。没被炸毁的库房都被老百姓洗劫一空。几乎什么都找不到；配给证完全失去了作用，物物交换的体系开始昌盛起来。

大街由拳头和大棒的法则统治。武装的外籍劳动者抢来武器，自己承担起了警察的职能。有组织的平民抢劫者集团系统地扫荡了商场、小店和私人住宅。自我任命的地方政府把人们赶出楼房，在里面安置了自己的家人。在某些区，人们可以轻易地宣布某座空房属于纳粹分子——然后直接据为己有。

已经有一些政治活动开始了。恩斯特·费舍尔，一位重要的维也纳共产党人，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了维也纳。而前总理卡尔·伦纳博士也被苏联人带来了。

索科尔少校被俄国人宣布为维也纳民事指挥官，并于市政厅就职。两天后，一名俄国上校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刚刚被任命为维也纳警察局长。跟我来，我们刚刚抓到了几名战犯。”索科尔说他很忙，走不开。但上校叫来了几个俄国卫兵，押着索科尔走下市政厅大楼的台阶，钻进了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这时，上校才透露说，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⁴⁾的一名官员。他指控少校是西方盟国的特务，去托尔布欣的司令部只是为了窃取他们的计划，还说他应对起义失败负责，并威胁说要将他处决。

当天下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把索科尔关进了一个潮湿的地下室。他蜷缩在一个冰柜顶上的地毯上，睡着了。⁽⁵⁾

(1)葛兹·冯·伯利欣根是歌德剧作中一位脾气暴躁的骑士，他对班贝格大主教说：“吻我的屁股。”

(2)拿破仑战争时守卫一个要塞的军官。由于一直顽强作战，他的名字成了坚持抵抗的象征。

(3)指奥地利国旗。——译注

(4)苏联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组织。——译注

(5)几个星期之后，索科尔被送往一个战俘营。他假装成一个看门人，从前门偷偷逃掉了。后来，他再次被抓住，又关了三个月，然后被释放了。现在，他是一名电影制片人。但在维也纳，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英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把该城送给共产党的“叛徒”。

21 “如此卑劣地歪曲”

1

因“日出”行动而导致的频繁的电报往来似乎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形势。“耶稣受难日”那天，罗斯福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指控说，因为阿斯科纳会议的召开，致使德国人趁机从意大利抽调了三个师派往东线。⁽¹⁾他还抱怨驻意大利的盟军没有遵守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向希特勒发起进攻的协定。

……这一情形激怒了苏联指挥部，也威胁着彼此的信任……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之间不应相互隐瞒任何事情。

恼怒的总统要马歇尔和莱希起草一封回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被斯大林的指控弄得忧心忡忡，害怕同俄国公开决裂会成为“妨碍德国军队迅速崩溃的唯一奇事”。他们起草了一封回电，并且尽力使其既是强有力的又是希求和解的。

……我必须重申，伯尔尼会晤⁽²⁾的唯一目的是与有能力的德国军官建立接触，而不是为了开始任何谈判……这整件事是由一名被视为希姆莱亲信的德国军官主动发起的。当然，他唯一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在盟国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他达成这一目标。我相信，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的意图，以上这些直截了当的说明可以减轻您在3月29日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忧虑。

斯大林担心，如果允许德国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就会遇到麻烦。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斯大林显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间谍发回的许多假情报，因此，4月3日，他又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作为盟友发给盟友的电报，它实在令人惊骇。斯大林在电报中非常公开地谴责西方盟国在玩一场骗人的游戏。

……您断言到目前为止，谈判并没有开始。显然，您的消息不太灵通。据我的军事同僚看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他们确信，谈判不但已经开始，而且已同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借此，德国西线指挥官凯塞林元帅将向英美军队敞开西线，使其得以向东面推进；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战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的看法与事实真相出入并不大。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会把苏联指挥部的代表排除在伯尔尼（阿斯科纳）会谈之外。

我同样无法解释的是英国人的缄默态度。他们让您来与我就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而自己却默不作声。据我所知，伯尔尼谈判是英国人首先提议的……

艾森豪威尔最近就柏林问题写给斯大林的充满合作精神的信，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斯大林继续挖苦地指出，在瑞士的“谈判”使得盟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便推进到了德国核心地区，而东线则一直在进行激战。

有一个美国人强烈地感到俄国人不会在这一问题或其他问题上轻易让步，这就是艾夫里尔·哈里曼。斯大林的电报刚到他手里，他便立刻致电国务院，说苏联人完全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自私地看待所有事情。

……我军解放的地区，如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食品供应非常困难。而相比较之下，红军解放的地区，供应条件据说却令人非常满意。他们公开宣扬这种形势对比，为的是他们自己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们应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顾西方盟国和我们要负责的其他地区，把剩下的地方交给俄国。

支援反对集权主义的各个民族，并且阻止苏联渗透的唯一方式，他说，就是帮助这些民族迅速实现经济稳定。

……因此我建议，我们要正视现实，并相应地制定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些结论被呈交给了总统。无疑，它们对总统4月5日致电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是总统自开战以来发出的最为咄咄逼人、最为愤怒的电报：

……让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似乎相信，我已同敌人达成一个协议，而且没有事先征得阁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损失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刻，竟有这样一种怀疑，这样一种彼此缺乏信任的气氛来损害我们的事业的话，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白地说，您的情报人员，无论他们是谁，竟如此卑劣地歪曲我和我深为信任的部下的行动，我无法不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拿到这封电报的复本时，丘吉尔简直乐不可支。他认为，其中最后一句话，“似乎很像罗斯福本人愤怒时的形象”。他立即写信给总统，说他“对斯大林竟给总统发来如此侮辱美国和英国名誉的电报而感到震惊”。同时，他还给斯大林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的结尾说道：

……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总统回电的最后一句话即我们心中所想。

哈里曼在第二天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报告说，美国持续采取的“宽宏大量和体谅周到的态度”竟被苏联人看成是软弱的标志。他声称，“苏联人对于有关我们利益的事，几乎每一天都会表现出公开侮辱和完全漠视的态度，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他强烈敦促采取报复手段，以使苏联人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坚持他们当前的态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哈里曼坚信，只有采取强硬的政策才能与苏联人共事。斯大林给罗斯福那封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语的电报的回电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斯大林显然因总统那种受到伤害却仍咄咄逼人的语气而心烦意乱，试图缓和一下局势。

……我从未怀疑过阁下的正直或是可信赖性。同样，我也从未质疑过丘吉尔先生的正直和可信赖性。

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邀请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会议，并且坚持他的这一看法是“唯一正确的看法”。他还争辩道——有几分正确性——德军在西线抵抗的日益乏力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事实上已被击败了”。

……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安全地从东线抽调十五到二十个师去增援西线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将来更不会这样做。他们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与俄国人殊死战斗。而增列尼采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无名车站，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膏药对于死人那样无足轻重。但他们却未加抵抗便放弃了德国心脏地区诸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等重要城市。您一定会承认，德国人这种行为非常奇怪，无法理解。

斯大林还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带有挑衅味道的道歉电报：

……我的电报都是以个人名义发的，并且非常秘密。这可以使我清晰坦率地直抒胸臆。这正是秘密书信往来的优势。但是，如果阁下把我所有坦率的言辞都视为侮辱，那么将极为不利于这种书信往来。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侮辱任何人。

同一天他发给盟国的其他电报，虽然表面上是挑衅性的，但也表明他准备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例如，他告诉罗斯福，由于“英国和美国大使背离克里米亚会议的指示”，波兰问题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然而，之后他又表示，他将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么，正是总统“如此卑劣地歪曲”的怒吼，在苏联引起了一种积极的忧虑。

看了这封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后，罗斯福立即致电丘吉尔：

……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斯大林这一态度的含意，以及接下来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如果不跟您商量，我当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发表任何声明。我知道您也会这样。

两人——终于一致——感到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很多，按照丘吉尔的说法，足以提供“取得进展的某种希望”。

在外交家们争吵不休的同时，英—美—法军队粉碎了整条德国西线。这一成功并未平息英国指挥官们对关于柏林问题的决定的反对。当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皇家空军元帅A.W.特德爵士于4月3日前来参加英军指挥官会议时，他试图据理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他指出，艾森豪威尔是出于迫不得已才直接与斯大林通信，这仅仅是因为蒙哥马利发布了一条矛盾百出的关于部队行动的指示。

“我非常震惊，艾克竟认为必须请斯大林来控制蒙哥马利。”布鲁克讥讽地反驳道。

第二天，英军指挥官们在一封长长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的美国同行，要重新考虑“英美军队尽快攻占柏林的愿望”。但是，丘吉尔希望能了结这场争论。他确信美国人绝不会改变主意。4月5日，他致电罗斯福说：

……我认为这场争论已告结束，为了向阁下证明我的诚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有限几句拉丁格言之一，即“情人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但是，几个小时后，在发给罗斯福的一封表面上是讨论“日出”行动的电报中，他按捺不住地又提起了柏林问题。他说，他们应该“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军队会师，并且，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攻进柏林”。

艾森豪威尔同样不能让此事不了了之，他继续给马歇尔发去冗长的解释，但对方已不再需要什么武器来应付英国的反对了。就连蒙哥马利也开始相信继续争论没什么好处。他好心地致电艾森豪威尔：

我很清楚您想要什么。我将彻底粉碎北翼，尽我所能吸引敌军，使其远离布雷德利的主攻。

辛普森将军的第九集团军正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挺进。他不知道，德国首都已不再是盟军的最终目标了。所以，当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来“喘一口气”时，他丝毫都没有怀疑。几天后，布雷德利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前进！”于是辛普森便命他的参谋部“全速向柏林推进”，并决定让艾萨克·怀特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和第三十或第八十二步兵师从马格德堡沿高速公路发起最后冲锋。他有充足的物资，有载重十吨的卡车，而且官兵的状态都很不错。

2

希特勒的各条防线都在土崩瓦解，但数千名盟军战俘却仍在向巴伐利亚南部的“堡垒”地区转移。4月5日一大早，汉默尔堡的战俘们冒着蒙蒙细雨，浑身透湿，瑟瑟发抖地来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家园，纽伦堡。

他们都因盟国空袭对这里造成的可怕损坏而震撼不已。I.G.法本⁽³⁾的工厂几成废墟，但机器仍在运转。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卡车都闲置在大街上。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来来往往。街上看不到一个孩子。当队伍抵达城市的另一端时，天空放晴了。卫兵叫战俘们停下，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卡瓦诺神父那一群人坐在几棵云杉树下，晒着温暖的太阳，吃着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饭后，他们席地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快到中午时，他们听到城里传来了警报声，接着，就是一阵紧张的大喊声：“快走，快走！”突然，警报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促而可怕的扫射声。战俘们坐起来环顾四周。南边半英里处，在一片空阔的沙地对面，有几条路基加高的铁轨。再往前，是一排长长的军火仓库、烟囱和油罐。

一大群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士兵，爬上铁路路基向战俘们冲来。

“看，德国佬来了！”

卡瓦诺神父看见远处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小黑点——那是两队共十四架轰炸机。接着，又出现了两队。这些飞机两队从南，两队从西，呈曲线飞了过来。照明弹拖着淡淡的白色尾巴落下。一个战俘叫道：“天啊，我们正站在目标上！”

神父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忏悔吧！”他开始反复向左右的人群诵念赦罪的语句，与此同时，无数的炸弹开始在工厂上空爆炸。卡瓦诺神父拉过一条毯子蒙在头上，不停地祈祷。大地在他的脚下摇晃。终于，一切平静了。他抬眼看去，只见工厂浓烟滚滚，烈焰熊熊。很多人影像小玩具娃娃一样在漫天的烟火中四散奔逃。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卧倒！”另一队轰炸机正向震耳欲聋的高射炮火靠近。更多的炸弹飞投而下，随之响起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军火仓库被打中了。大火呼啸而起，墙壁嘎吱嘎吱地倒了下来，声音盖过了第三队轰炸机从头顶掠过的嗡嗡声和投弹声。

“应该结束了吧。”卡瓦诺心想。他从毯子的缝隙向外看去。烟尘如雨般落下，周围格外昏暗。附近的人趴在地上，似乎是在紧抱着震颤的大地。第四队轰炸机离开后，又来了第五队。地面摇摇晃晃，起起伏伏，那声音令人非常恐惧。沙子、砾石、尘土，纷纷落在了战俘们身上。有些人在尖叫：“医生！医生！”

神父站起身来，开始为他遇到的每一个了无生气的人擦圣油。他心不在焉地从这个人跑向那个人，直到跑到排头才清醒过来。“我肯定落下了一些人。”想着，他又开始往回走。

“神父，来帮我们把这个人救出来！”一名军官大喊道。他盯着躺在弹坑里的一个受伤的美国人，弹坑里全都是水。另外五名军官只是木然地袖手旁观。神父推了推他们：“快点，动起来！帮忙把他拉出来！我还有别的事。”

他向约翰尼·洛什走去。洛什正趴在那里，身边坐着他的好朋友吉姆·基奥。

“嗨，神父，”洛什忍着疼痛笑道，“真高兴，您没被炸着。”

“约翰尼的侧肋被炸伤了，神父。”基奥解释说。

神父看了看那件裹在洛什腹部的浸透了鲜血的衬衣，这是为了防止心肺掉出来。神父知道，他就快不行了。于是，他开始为洛什赦罪，试图安慰他。

“您认为我能好吗，神父？”

“我当然希望你能好，约翰尼。我们一会儿就给你找个医生来。”

神父发现道格拉斯·奥德尔坐在一个弹坑里。有两个人正把一条止血带——一件撕破的脏衬衣——绑在他剩下的半截腿上。

“瞧，神父，看来我好不了了。”奥德尔微笑起来，他指向几码外一截被炸断的腿，说道，“我身体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又说，不知为什么，有神父在这里，他感觉舒服多了。

约翰·马登上尉走了过来：“神父，有一位新教随军牧师被炸死了，其他几位牧师要您去一下。”神父和马登一起过去了，找到了随军牧师斯科坎普的尸体。俯身给他擦圣油时，卡瓦诺神父看见他那满是烟尘的前额上已经有一个油涂的十字了。

伤亡非常惨重。很多人受了伤，有二十四人死亡。卫兵们把还能走路的大约四百人集合起来，继续向南前进。幸存的四名随军牧师、三名医生和七名军官则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把死者一排排摆好，然后筋疲力尽地坐了下来。

德国士兵中的一名中士请求卡瓦诺神父给他一支烟，神父递给他一盒。突然，神父觉得天旋地转。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一个人把一杯水递到他的唇边。那是坐在他旁边草地上的一个德国人。两人看着眼前这大屠杀的场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些留在XIIIB军官战俘营的卡瓦诺神父的同伴，即将被正在迅速向汉默尔堡前进的美国第十四装甲师拯救。次日，即4月6日，上午十一点，集中营的指挥官冯·格克尔将军告诉美国医生伯恩特少校⁽⁴⁾，他的同胞大部队即将来到此地，并会很快占领集中营。“我已得到柏林的命令，命我率驻军撤离。现在，我把美国营区的指挥权交给你，由你保护集中营里你的同胞。此外，我还想求你帮个忙。”他指着几百码外的一幢房子说，“我要把我的妻子和妻妹留在那幢房子里。请你在我离开后亲自负责她们的安全。我很为她们的安全担心，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集中营被解放后，俄国战俘营很快也会被解放。”

炮火声越来越近，于是伯恩特派了两名医生去守卫将军家。从医务室二楼望去，伯恩特可以看到美军坦克正爬过山脊。那场面非常吸引人。美军一边前进一边开炮，但却没人回击。坦克离集中营大约一百码时，伯恩特的两名助手设法亮出了红十字会旗和美国国旗——涂了红药水和亚甲蓝的床单。坦克停止了炮火，碾过铁丝网开进了营区。来自十二个国家的战俘冲了出去，疯狂地欢呼起来。有些人欢喜得流下了眼泪，有几个人甚至跑去亲吻坦克。

伯恩特找到特遣部队指挥官，第四十七坦克营的詹姆斯·兰恩中校，告诉他需要立即把沃特斯上校送进医院。消息传给了第三集团军。五点钟，查尔斯·奥多姆上校乘飞机离开了巴顿的司令部，奉命去接回他的女婿。

第二天早晨，即4月7日，巴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三十四疏散医院去看望沃特斯。虽然身体瘦弱，但上校精神却很好——医生们说他可以活下去，而且很可能不会瘫痪。“你知道我在汉默尔堡吗？”他问。

“不，我不知道。”巴顿回答说，“我知道那个集中营里有美国战俘，所以就派部队去了。”

东北方向大约七十五空英里处，两个寻找助产士的德国妇女在墨克斯盐矿附近被美国第九十师的军警拦住了。在交谈中，一名妇女指着那个矿井不经意地说：“那里藏着很多金条。”

不久，巴顿得知在这座盐矿里发现了超过十亿的纸币，以及德国帝国银行的秘密金库。巴顿亲自打电话给埃迪。埃迪说，他认为这个金库里藏着德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巴顿命令埃迪去把它炸开，查明真相。他说，如果这真的是黄金储备，并且让德国人得知它已经落进了我们手中，那么他们的纸币就会变得分文不值。

盖伊从巴顿手里夺过话筒，说道：“马特，不要试图把黄金运走！”

第二天，埃迪报告说，墨克斯盐矿里的确有一大部分德国黄金储备。他估计有相当于两千万美元⁽⁵⁾的黄金和二十七亿五千万的德国马克。根据官方计算，总价值是八千四百万美元，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高数额的存款之一。在两千一百英尺深的金库里，还有一笔相当大的宝藏，埃迪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无价的艺术品，其中包括从柏林的恺撒-弗雷德里希博物馆转移来的那些。

巴顿一路往东，向魏玛席卷而来。这里是席勒、李斯特、歌德的故乡，是昔日魏玛共和国和布痕瓦尔德⁽⁶⁾的所在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一片丘陵之上，可以俯瞰全城。它离歌德过去常常造访的著名的歌德橡树很近。在集中营大门上方，挂着两条标语：“对或错——我的祖国”，以及“各得其所”。集中营建立八年以来，已在这里处决了五万六千名囚犯。这里平时有七万名犯人，由于最近转移了一些，只剩下两万一千人了。但很多尸体还扔在深沟里没有掩埋。

随着巴顿的脚步越来越近，集中营的指挥官开始在恳求与款待之间摇摆不定。“毕竟，我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对犯人们说。然后，他恳求犯人们告诉美国军队他有多善良。而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暴乱，他决定处决四十六名政治犯。

其中一位是彼得·岑克尔博士，布拉格的前市长。多年来，他一直是个忠实的反纳粹分子。当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岑克尔和其他犯人一样，决定藏起来。他烧掉了有关家人的一切纪念品，包括照片和信件，又给他的妻子和家人写了—封辞别信。一个朋友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浓密的眉毛，然后把他带到了另一间营房里。接下来的一整夜，已届花甲之年的岑克尔被迫换了好几个藏身之处。

处决四十六名犯人的命令使集中营里的两个地下小组团结在了一起——共产党小组和反共人士小组。他们一致同意，不交出那些要被处决的人。秘密的命令从一间营房传到另一间：任何犯人都不许出席早点名。随着早上八点的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整个集中营里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宁静。八点的钟声敲响之后，两万一千名犯人没有一个到院子里去。岑克尔从石头墙基上的一条缝隙向外看去，只见一个孤单的人影出现了。那是一个法国制造商。卫兵让他回去了，这似乎是在告诉其他犯人，只要他们服从命令，就不会出什么事。

指挥官立即命令再次点名。这次一个人都没有出现。他派集中营警察到营房里去找那四十六个人。表面上，这些搜查者认真得简直可笑，他们甚至拉开桌子的抽屉寻找。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想找到任何东西，他们也能听到巴顿那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

在密谋暗杀希特勒的那些人中，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最高统帅部情报处前处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及其助手汉斯·奥斯特将军此刻都面临着死亡，毫无被拯救的希望。他们已被带到位于德—捷边界附近的弗洛森堡集中营。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一大群“重要的”犯人，包括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财政奇才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及约瑟夫·“奥克森泽普”·米勒。米勒曾在1939年劝说教皇充当英国人和一个反纳粹政权之间的中间人。

4月8日，米勒被带出牢房，来到绞刑架前。有人告诉他：“最后的一幕即将开始。你将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之后被绞死。”这里甚至比布痕瓦尔德更混乱。不知为什么，米勒又被带回牢房，但几乎是立即又被带到绞刑架前，让他站在那里。最后，有人告诉他：“今天我们先饶了你。”接着又把他送回了牢房。

当晚，盖世太保的一名官员困惑地来到施拉布伦多夫的牢房，问他是不是迪特里希·潘霍华。他说不是。这个军官出去了，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问了一次。米勒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之后继续睡觉。但是，四点左右，他被一个孩子的声音吵醒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是疯掉了。许士尼格的妻子和孩子、沙赫特博士、哈尔德将军和托马斯将军正被带进一辆前往达豪的公共汽车。

两个小时后，有人开始叫各牢房的门牌号。随后，米勒听见卡纳里斯要求给他的妻子写几句话。又过了两个小时，一个卫兵进来摘下米勒的手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迷惑地说，“他们告诉我你是头号罪犯。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样处置你。”

米勒走向牢房的小窗户，只见外面有两名外国军官（其中一个是英国秘密间谍彼得·丘吉尔，被捕于1943年）站在运动场上。“你也是要被绞死的高级军官吗？”丘吉尔的同伴问米勒。

“我想是的。”

“你的朋友们已经被绞死了，正在牢房后面火化呢。”

一片片雪花一样的残渣通过铁窗飘进了米勒的牢房。过了一会儿他才毛骨悚然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卡纳里斯和奥斯特被烧焦的皮肤。

3

在柏林，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知道，战争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想使德国人民免遭更多的苦难。伯爵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曾是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罗氏奖学金获得者，因此，他对英国的感情很深。他决定把他对德国命运的忧虑直接告诉给戈培尔。也许这位宣传部长可以说服希特勒同西方进行和平谈判。

戈培尔也有同样的忧虑，但是他说，胜利的希望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同英美之间的分裂正日益加深。“我们唯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保持警惕，等待他们之间必将发生的彻底决裂。”这将在两三个月后来临。

“我也相信他们会彻底决裂，”伯爵回答说，但他认为那时就太晚了，“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说。军事形势已然绝望。应派有资质的非正式代表到国外，通过布克哈特博士或教皇这样的中间人进行谈判。

让人意外的是，戈培尔不仅欣然同意，并且透露说已经为建立这类接触而采取了秘密措施。到目前为止，就他所知道的，美国人和苏联人并不是非常反对这一建议，但英国人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⁷⁾戈培尔指出：“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谈判的障碍来自里宾特洛甫。”他说，不幸的是，他不能公开在元首面前批评外交部长，因为有流言说他自己想当外交部长。“你应该明白，元首不能也不会听取那些局外人主动发表的意见。此外，‘七·二〇’事件给他心理上的影响远大于肉体上的。这一背叛行为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使他更为多疑，更为孤僻。但我知道，元首是多么重视你的正直与真诚，多么欣赏你的意见，因为他知道你从未想过为自己要求过什么。”戈培尔停顿了片刻，然后问道，“你是否介意我安排你跟元首见个面？”

戈培尔没给震惊的伯爵回答的机会，继续说道：“首先你可以就你职权范围内的情况做一下简要的汇报。之后元首会开始跟你讨论总的形势，这可以让你很容易地谈起真正的问题。记住，元首不能容忍失败主义。你必须巧妙地措辞，谨慎一些。”他戏弄地看着伯爵。

“你可以代表我跟元首谈话。”⁽⁸⁾

戈培尔随即恢复了往日的热情。他描述了最近他是如何给元首朗读了卡莱尔⁽⁹⁾对七年战争中那些绝望日子的描写：因在普鲁士的明显失败而灰心丧气的腓特烈大帝宣称，如果在2月15日之前仍没有转机，他就服毒自杀。卡莱尔写道：“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受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好运的太阳已隐藏在云后，很快便将出现在您面前。”2月12日，俄国女皇驾崩，给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带来了神奇的转折。⁽¹⁰⁾戈培尔说，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元首热泪盈眶。

他接着滔滔不绝地透露说，1933年1月30日为元首卜算的星象图曾预言，1941年以前德国会接连胜利，然后是节节败退，直到1945年4月的上半月遭到惨败。但是，4月下半月，将会取得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一段暂时的休战，直到8月取得和平。此后，德国将会度过三年的艰难处境，但到了1948年，德国便会东山再起。

第二天，戈培尔给伯爵送去了那张星象图。尽管那些预言在伯爵看来并不是非常明显，但他还是对关于4月下半月可能会发生的事的推测非常感兴趣。

4

德国的命运或许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但这在西线却似乎根本不可能。4月11日一大早，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即第三装甲师的B战斗群，迅速向德国中部的北豪森挺进。那里建有希特勒一个主要的神奇武器的新组装厂，该武器就是韦纳·冯·布劳恩的火箭。

布劳恩最近遇到了一场车祸，现在正在休养。他的上半身和左臂还套着巨大的石膏。复活节那天，他接到报告说，美国坦克已经到了南面仅仅几英里处。他担心党卫军会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销毁有关V-2型火箭的成吨的宝贵资料和设计图。应该抢救这些东西。

布劳恩指示他的私人助手迪特·胡策尔和佩内明德实验室的设计主任伯恩哈德·特斯曼把这些文件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旧矿井、地窖，或其他类似的地方。除了这些，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想法。而时间又不多了。”

这十四吨资料用了三辆欧宝卡车来运。4月3日，这个小小的车队向北面出发，朝着邻近的哈尔茨山脉驶去。这座山因其温泉疗养地而闻名，有着丰富的矿井资源。特斯曼和胡策尔一整天都在拼命寻找一个合适的掩藏之处，最后，终于在与世隔绝的德兰登村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铁矿。三十六小时后，所有的资料都用一列机车拉进了矿井中心，然后人工搬进火药库。

任务完成了，精疲力竭的胡策尔心想。第二天，他又和他的搭档回到这里，炸塌了通往火药库的坑道。之后，年迈的矿井看守又小心地点燃了另一根引线，完全堵住了矿井。只有特斯曼、胡策尔和这个看守知道埋藏这些无价之宝的确切地点，而这个看守却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

4月10日，位于北豪森那庞大的V-2型火箭地下工厂停工了。火箭专家、工程师和工人们——一共四千五百人——都各自回了家，而奴工们则回到了附近的集中营。有五百名专家已经被党卫军将军，V-2型武器计划特别专员汉斯·卡姆勒尔用他的专列——“复仇”快车——送到了南面三百英里处的上阿默高。

次日，即4月11日，上午，第三装甲师的韦尔伯恩特遣部队从北面接近了北豪森。与此同时，洛韦拉迪特遣部队也从南面来了。两位指挥官都接到了情报部门的警报，说他们“在北豪森地区会碰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们起初以为这是指城里的集中营，那里有大约五千具正在腐烂的尸体躺在室外或营房里。但是，在北豪森西北几英里处的哈尔茨山脉的山脚下，他们碰上了一群身着肮脏的条纹睡衣的囚犯。囚犯们说，山里有“绝妙的东西”。

两位指挥官向宽敞的隧道里窥视了一眼，只见里面放着几节货车车皮和几辆卡车，上面装着细长的短鳍火箭。两人和战斗部队的情报官威廉·卡斯蒂尔深入大山腹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综合工厂。在卡斯蒂尔看来，那是一个“魔术师的洞穴”。V-1型火箭和V-2型火箭的零部件整齐地摆在那里，那些精密的机器显然都仍运转良好。

巴黎的军械技术情报处处长霍尔加·托夫托伊上校得知这一惊人发现后，便着手组织了一个“V-2特使团”。其任务是撤出一百枚完整的V-2型火箭，把它们用船运往位于新墨西哥的怀特·桑德斯试验场。不过，谁都没告诉托夫托伊，一旦战争结束，北豪森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占领区，于是，他便按常规进行着这一切。

东南约四十五空英里处，巴顿的一支装甲先头部队终于进入了魏玛。在俯瞰城市的山冈上，布痕瓦尔德的战俘们几乎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紧张气氛。解放就在几分钟之后。中午，所有的党卫军成员都奉命离开了。对于布拉格的前市长彼得·岑克尔来说，那些恐慌的纳粹分子撤走的情景是他此生最乐于见到的一幕。最后一辆卡车刚一开走，战俘们就缴了那些被留下来的倒霉的岗哨的武器，并且占领了瞭望塔。接着，他们又在大门附近挂起了一面表示欢迎的白旗。

当天下午，美国坦克爬上山冈，开进了集中营。战俘们涌向坦克，纷纷抓起美军士兵的手。岑克尔认出了随军记者爱德华·R.莫罗。“我是在布拉格认识你的！”他大声喊道。但莫罗起初根本认不出这个骨瘦如柴的人是谁。“我是岑克尔。”他说。几个小时后，莫罗向伦敦报告说，布拉格市长在布痕瓦尔德幸免于难。

但是，岑克尔距离安全还很远。在过去的几年里，和其他很多集中营一样，共产党人一直是布痕瓦尔德的秘密统治者，而岑克尔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个激烈的反共分子。共产党人凭借他们铁一样的纪律和勇气，取得了集中营里最好的岗位，并且最终掌握了决定一切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某个人该去哪里干活，谁去管理厨房、医务室和焚尸炉，谁去集中营外面的工厂里做工。共产党人甚至可以从毒气室里救出他们的人。

长期以来，岑克尔一直在与布痕瓦尔德的共产党人作对。他能活到现在，简直非同寻常。共产党人无意让他重返布拉格的重要政治岗位。在一次谈话中，莫罗发现了这一点，并警告了岑克尔。黄昏时分，岑克尔逃出集中营，消失在了周围的丛林里。几个小时后，他截住一辆民用卡车，在黎明前来到了一个美军司令部。这时，他才终于感到真正获得了自由。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在布痕瓦尔德以西六十英里处，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布雷德利走进了由一个德国人操作的原始的电梯。他们要深入墨克斯盐矿，去仔细检查帝国的黄金储备。摇摇晃晃的电梯飞速降下两千英尺深的竖井，这时，巴顿开始数起了同伴肩膀上的星。然后，他抬头看向上面唯一的那根缆绳，说道：“如果那根晾衣绳断掉的话，美国军队里的晋升将会相当之快。”

“好了，乔治，”艾森豪威尔说，“够了。在我们重新回到地面上之前，别再开玩笑了。”

到了井底之后，他们在微弱的光线中摸索着走进了一个拱形的洞窟。然后，他们发现了几袋金币、金条、名画，以及装满假牙架的柳条箱。巴顿匆匆看了几幅画——是从恺撒—弗雷德里希博物馆运来的那些。据他估计，每幅只值两个半美元，都是些大路货。

矿井的看守指向那十几袋钱，解释说，这三十亿德国马克是最后的纸币储备，“他们将会迫切需要这些钱来支付军饷”。

“告诉他，”布雷德利对翻译说，“我怀疑德国军队还需要再发多久军饷。”他转向巴顿，“如果我们还处在战利品归士兵所有的古老的海盗时代，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巴顿咧嘴笑了。

稍后，在第十二军司令部吃午饭时，巴顿表示，记者对禁止公布关于墨克斯的新闻一事表示抗议，从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但他毫不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是正确的。”

“好吧！让我见鬼去！”艾森豪威尔说，“在你说这句话之前，你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那么肯定的话，那么，我确信，你错了。”

巴顿隔着桌子向布雷德利眨了眨眼。布雷德利大笑起来，问道：“乔治，为什么保密呢？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些钱？”

巴顿露出满脸笑容。他说，第三集团军内有两种看法。一半人主张把这些黄金做成金质奖章，“给第三集团军每个婊子养的一个……”其他人则主张把赃物藏起来，直到国会严厉打击军队在和平时期占有财富为止；到那时第三集团军可以拿出这些钱，采购新式武器。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转向布雷德利：“他总是有话说！”

午饭后，几人乘观测飞机前往第二十军设在哥达的司令部。哥达位于埃尔富特附近。军指挥官沃尔顿·H.沃克少将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然后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北奥尔德鲁夫集中营。

“在亲眼看到这个瘟疫区之前，”巴顿说，“你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些德国佬有多卑鄙。”

这些美国人甚至还没走进栅栏，一股尸体的恶臭就扑面而来。栅栏后面的浅坑里扔着大约三千两百具一丝不挂、瘦骨嶙峋的尸体。还有一些尸体就趴在路上，浑身都爬满了虱子。看到这一场面，艾森豪威尔不禁脸色苍白。在这之前，他仅仅是听说过这类恐怖的事情。他被吓坏了，说道：“美国人简直不能理解这种事情。”

布雷德利恶心得说不出话，巴顿则走到一旁呕吐了起来。然而，艾森豪威尔觉得他有责任去看一看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当大家满脸严肃地在门口等车时，一个美国兵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从前的德国卫兵，于是便抱歉地笑了一笑。艾森豪威尔盯着这个年轻的美国兵，冷冷地说道：“还对他们恨不起来？”他转向他的同伴们，“我要让所有还没真正上过前线的美国士兵都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对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他在为何而战。至少现在，他该知道他在与何而战了。”

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分别致电伦敦和华盛顿，敦促两国政府派立法委员代表团和记者来这里。他认为，应该马上让美国和英国公众看到纳粹野蛮行径的种种证据。

晚饭后，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倒了一杯酒。“我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迫使德国人民做出这样的事情。”艾森豪威尔说，他的脸色仍旧很苍白，“为什么？我们的士兵绝不会像德国人那样损毁尸体。”

“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能忍受这种行为。”巴顿的副参谋长说，“我们曾让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排队去参观一个集中营，该市的市长及其夫人回家后割腕自杀了。”

“噢，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为鼓舞人心的事，”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意味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有一点敏感性。”

晚餐后，与巴顿单独相处时，艾森豪威尔信赖地表示，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应立即停止前进，而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则应掉头向南。接着，他主动透露了他没向任何其他集团军司令官透露过的看法。“从战术角度来看，”他说，“让美国军队攻占柏林是极不可取的。我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会迫使我攻占这座城市。它既没有战术价值也没有战略价值，攻占它只会给美国军队加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流亡者和盟国战俘的重担。”

巴顿非常沮丧。“艾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他说，“我们最好攻占柏林，而且要快——并随即向奥得河推进！”⁽¹¹⁾

5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那天是4月12日——戈培尔、他的副官，以及他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驱车往东，来到位于奥得河附近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向布塞及其参谋部讲了腓特烈大帝的故事，也就是之前他给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讲的那个。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听众尖刻地问道：“那么，这次是哪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尔回答说，“但是命运之神掌握着各种可能性。”

在佐治亚的温泉疗养院，此时刚刚上午十一点。在距温泉只有两英里的号称小白宫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想放松下来。天气很糟，因此从华盛顿送信过来的飞机没能起飞，早上的信件要到中午才会到。罗斯福无事可做，决定待在床上，读读亚特兰大的？宪法报？。

“今天上午我感觉不太好。”他对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莉齐·麦克达菲说，然后把报纸放在了一本还没读完的平装本推理小说上。小说名叫《木偶谋杀案》，正打开在《六英尺之地》那一章。

一小时后，他坐在皮扶手椅上，同他的两个表妹，玛格丽特·萨克莉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温斯罗普·拉瑟弗德夫人聊着天。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套了件马甲，打着一条红色的哈佛活结领带。他不喜欢穿马甲，更喜欢打蝴蝶领结，但一会儿有人要给他画像，所以只能如此。他的秘书威廉·哈西特拿来准备发出去的信件，总统开始在上面签名。其中由国务院准备的一封信让他觉得很有趣。“这是一封典型的国务院的信，”他对哈西特说，“简直是空洞无物。”

一位高贵的高个子妇人把画架放在了窗前。她是伊丽莎白·肖玛诺夫夫人。她已经为总统画了一张水彩画，现在正在画另外一张。罗斯福打算把它送给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儿。

她把一条深蓝色的披风围在总统肩上，然后，在总统继续工作的同时，她开始作画。下午一点时，罗斯福看了看手表说：“我们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了。”

萨克莉小姐继续钩衣服，德拉诺小姐开始往花瓶里插花。这时，罗斯福点燃了一根烟。突然，他举起左手按住太阳穴，接着，手砰地滑了下来。

“您掉了什么东西吗？”萨克莉小姐问道。

罗斯福闭上眼睛，用轻得只有萨克莉小姐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头痛得厉害。”他向前扑去，失去了知觉。这时是下午一点十五分。十五分钟到了。

片刻之后，负责照顾总统的海军医生霍华德·布鲁恩少校来了。他叫人把总统抬到卧室。总统沉重地呼吸着；脉搏每分钟一百零四次，血压超过了最高的标记。布鲁恩知道，这是脑出血。他在罗斯福的手臂上注射了氨茶碱和硝化甘油。

下午两点零五分，布鲁恩给在华盛顿的总统私人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太尔打电话，报告说罗斯福似乎是脑中风，现在仍然不省人事。麦金太尔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詹姆斯·波林，要他马上赶去温泉疗养院。

大约与此同时，劳拉·德拉诺打电话给在白宫的埃莉诺·罗斯福，说富兰克林在坐着画像时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麦金太尔也打电话给第一夫人。他说，他并不是很担心，但认为他们今晚应一起去温泉。不过，他建议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约会，因为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会前往佐治亚会引起太多的议论。于是，罗斯福夫人按原定计划乘车前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参加慈善旧货店的年度义演。

波林博士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路疾速前行。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他到了小白宫。他发现总统“出着冷汗，面如死灰，呼吸困难”，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出来。下午三点三十二分，总统的心跳声完全消失了。波林给他静脉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总统的心脏又跳了两三下，然后便永远停止了。此时是美国中央标准时间下午三点三十五分。

在华盛顿，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罗斯福夫人还在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正坐在第一排桌子前欣赏钢琴家伊娃林·泰纳的演奏。四点五十分，有人低声告诉她，有电话找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史蒂芬·厄尔利打来的，他激动地说道：“请马上回家。”

罗斯福夫人没问为什么。她心里知道，“发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但是，她觉得“应遵守礼仪”，于是又返回义演现场。钢琴家演奏完毕之后，罗斯福夫人鼓掌致敬，然后宣布说，她不得不告辞，因为家里出了点事。乘车返回白宫的路上，她一直握紧双拳坐在那里。

她来到起居室，厄尔利和麦金太尔博士告诉她，总统在昏迷中去世了。她机械地做出了反应，立即派人去找副总统杜鲁门，并安排于当晚乘飞机前往温泉。

哈里·S.杜鲁门正在国会大厦主持参议院会议。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作着冗长的发言，他非常厌烦，于是开始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写信。

亲爱的妈妈与玛丽：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参议院的总统办公桌前，给你们写着这封信。主席台上，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就一个他非常陌生的话题发表一番演讲。

我不得不坐在这里，并且做出一些议会的裁决——其中一些可谓常识，而另外一些并非如此。

你那里时间明晚九点三十分，请打开你们的收音机。你们将会听到哈里对全国人民发表一篇在杰斐逊纪念日的演说。我想，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出这一演说，因此，要听到我的声音应该不难。在此之后，将是总统的演说，我会将他介绍给大家。

祝你们健康。

我爱你们。

有空回信给我。

哈里

参议院会议于下午四点五十六分休会。杜鲁门走进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想喝一杯。参议院议长递给他一杯威士忌加水，然后突然想起史蒂芬·厄尔利刚刚打来电话，让杜鲁门给白宫打回去。一分钟后，厄尔利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杜鲁门说：“请赶快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门进来。”

杜鲁门只记得厄尔利说了这些。后来，他写道，当时他丝毫也没有烦乱——他只认为是罗斯福突然从温泉回来了。但雷伯恩却觉得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杜鲁门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声称，他非常激动地闯进办公室，说道：“我要去白宫。”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左右，杜鲁门来到白宫，并被立即带到二楼罗斯福夫人的书房。只有当看到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以及厄尔利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他后来写道——“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

埃莉诺·罗斯福向他走来，神情镇静，优雅而高贵。她温柔地用一只手臂搂住杜鲁门的肩膀。“哈里，”她平静地说道，“总统去世了。”

副总统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说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她说，“因为现在有麻烦的是您。”她告诉他，她对他和美国人民是多么感到抱歉。

接着，她给她的几个儿子发了一封电报：

“父亲安息了。他定会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完成你们的工作。”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和斯退丁纽斯在附近碰了头。斯退丁纽斯刚刚收到叫他来白宫的电报。作为国务卿，宣布总统逝世的工作应该由他来完成。当他走进罗斯福夫人的书房时，紧绷的面颊上已经布满泪水。杜鲁门令斯退丁纽斯和厄尔利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并再次问罗斯福夫人，他能做点什么。她想知道，坐政府的飞机去佐治亚是否合适。杜鲁门向她保证，这很合适，正该如此。

他来到位于大楼西端的总统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叫她们到白宫来。他还给最高法院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打了电话，叫他立即来主持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这时，斯退丁纽斯、华莱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思、威卡德⁽¹²⁾、福雷斯特尔等各位部长，以及总检察长利奥·克劳利、议长雷伯恩、议会多数派领袖约翰·麦克科马克和少数派领袖约瑟夫·W.马丁，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了白宫的内阁办公室里。

六点过几分，杜鲁门要求大家安静。他告诉他们，他不得不十分悲痛地向他们宣布，总统逝世了。“是罗斯福夫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她说总统‘像一名战士一样去世了’。我现在只能说，我会试着接过重担，因为我知道他会希望我这样做，也希望我们大家这样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内阁里各自的岗位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我便可以确信我能彻底贯彻总统制定的路线。”

当天下午，全体美国人民都受到了一记重击，一时全都不敢相信。剧作家兼总统顾问罗伯特·E.舍伍德听说罗斯福逝世一事后，便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等待有人发表声明——也许正是总统本人那快活而安抚人心的声音——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银行业的危机已然过去，战争亦已结束，一切都将变得无比美好”。

在白宫，人们匆匆地准备好了新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七点过几分，终于找到了一本《圣经》，把它放在了那张杰西·琼斯⁽¹³⁾送给罗斯福的奇形怪状的大桌子尽头。杜鲁门站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面前，左边是他的夫人和女儿。杜鲁门夫人眼睛红肿，当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圣经》时，她似乎有些害怕。但是，杜鲁门忘了举起右手，最高法院院长镇静地提醒他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福雷斯特尔心想，“斯通的坚定使这个场面具有了庄严的气氛。”

杜鲁门跟着斯通重复道：“我，哈里·S.杜鲁门，在此庄严宣誓，我会忠实地挑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重担，并将为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而竭尽全力。”这时是下午七点零八分。

除了新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一种似乎有些奇怪的柔和气氛中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杜鲁门正要讲话，厄尔利突然闯进会议室说，记者们想知道，旧金山会议是否会按原计划于4月25日举行。

“会议将像罗斯福总统生前所决定的那样如期举行。”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平视前方，对内阁成员说道，他打算“继续执行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然后，他又以他一贯的作风补充说，他要做一位真正的总统，对他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他希望他们能坦率地给出建议，但最终的全部政策判断都要由他独自做出。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杜鲁门已经让大家看到，他是一个不怕讲出自己心里话的人。简短的会议结束之后，史汀生留了下来，他说他必须同总统商量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执行的一项庞大计划——一种拥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摧毁力量的新式炸弹的进展情况。”史汀生说，这就是他目前能说出来的全部情况。几分钟之后，总统动身回家了，脑子里仍苦苦思索着这个计划。

当晚，柏林的空袭警报刚刚响过，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便在宣传部的防空掩体里接到一个电话。德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一个人在电话中说：“喂！听我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罗斯福死了！”

“你在开玩笑吗？”

“不。路透社的一条消息说：‘罗斯福于今天中午逝世。’”

泽姆勒大声重复了一遍这条消息。掩体里昏昏欲睡的人们顿时跳了起来。他们突然完全清醒了，欢呼声传遍了掩体。人们大笑着互相握手。宣传部的厨师在胸前画着十字，大叫道：“这就是戈培尔博士对我们允诺的奇迹！”

泽姆勒打电话给第九集团军，得知戈培尔已经离开了，很快就会到达柏林。这时，帝国总理府打来电话，要戈培尔一到就给元首回电话。十五分钟后，戈培尔的车在刚刚被炸的阿德隆酒店和总理府的火光中停在了宣传部门口。几名参谋部成员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戈培尔。“部长先生，”一名记者说，“罗斯福死了。”

戈培尔跳下汽车，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他转向英格·阿贝策特尔夫人和兴奋地围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声音颤抖着，激动地说道：“现在，拿出最好的香槟酒，我们给元首打电话。”

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泽姆勒忍不住大声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戈培尔脸色苍白地说道：“这是一个转折点！”接着，他又怀疑地问道，“这真的是事实吗？”

当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大约有十个人都探头过来听。“元首，”他兴奋地说，“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时午夜刚过。“命远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已两次把您从残忍的暗杀中拯救了出来。您的敌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来瞄准您的死亡现在击倒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奇迹！”他听元首说了一会儿，然后提到，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一些。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戈培尔挂了电话，两眼闪闪发光，开始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泽姆勒从未见他如此兴奋过，好像战争就要结束了一样。

在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后，房车里的巴顿正准备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他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时间：而他听到的是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冲向另外两人就寝的房子，敲响了布雷德利的房门。

“出了什么事？”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人一直在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忧心忡忡地想着罗斯福的逝世会对未来的和平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像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不得不在历史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更换领导人，实在是个悲剧。最后，他们悲伤而沮丧地上床休息了。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罗斯福已经逝世时，他觉得自己被“重重击了一拳”，立刻被“一种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压倒了”。他打电话给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用非常痛苦的声音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我认为你应该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飞回华盛顿之前，他会来看看丘吉尔。当他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烦乱。“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他又一次问道。

巴鲁克再一次向他保证，留在家里更为明智。他本人将和罗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几人一起，乘“圣牛”号飞机起程。中午时分，飞机起飞了，开始了前往华盛顿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谁也不想说话，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怀想总统。巴鲁克想起了他在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个有些傲慢的年轻州议员。接着，他又回忆起了1924年的民主党大会，罗斯福费力地拄着双拐挪到了讲台上，提名时任纽约州长的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做了那篇辞藻华丽的“快乐斗士”的演讲。巴鲁克想，无论他有何缺点或错误——而且二人曾数次产生过分歧——罗斯福“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与理想始终深信不疑”，并且，“他所关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机会平等绝非抽象的术语，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

当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时，他“感觉历史的天使正在房间里沙沙地振翅而飞”，并且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应验了，但建议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新闻界既不能辱骂美国的新总统，也不能赞美他，特别是不能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长期争执，“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新闻界不应笨拙地毁掉它们。”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激励全体德国人民的士气彻底改变，因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命运和正义的体现！”

伯爵深受鼓舞，当即坐下来给戈培尔写信：

……我本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的礼物。⁽¹⁴⁾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使谈判开始。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障碍——与之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成了许多小派别——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分量非常重。考虑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再迟疑……

当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忠告新闻界，在关于杜鲁门的问题上要非常客观，不要下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要隐藏起对罗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开始减弱了。当布塞将军打电话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势时，戈培尔冷淡地回答：“噢，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

的确，从前线来的第一批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影响敌人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以及他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也许命运又一次变得残酷了，它戏弄了我们。也许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小爱德华·W.贝蒂——一名被关在柏林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处的卢肯瓦尔德III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觉得，有几名卫兵似乎真的很难过。以前，贝蒂从未意识到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整整一天，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不断地来看望美国人，并同情地和他们握手。前挪威总司令奥托·鲁格少将给集中营里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道：“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的英国高级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位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着亲眼见到我们努力的成果。他曾为了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奋斗。”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曾经祈祷过，那么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挑过担子，但是，当昨天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觉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担一个人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唁电和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斗士……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们真诚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套上了宽宽的黑框。城内挂起了黑边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就连一个敌人，日本新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也为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过，一些日本的宣传家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表示，他已收到丘吉尔那封充满同情的信，并说他正打算给丘吉尔发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下午三点，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听两人简单介绍了波兰问题。于是，杜鲁门开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变得极为重要。虽然除了其中的几句，他的回电不容我们乐观，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再次对他进行试探。

在杜鲁门起草这封电报的同时，斯退丁纽斯送来了哈里曼发的一封电报。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对待罗斯福一样与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给斯大林提出建议，向大家保证苏联渴望继续合作的最佳途径，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告诉哈里曼，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总统命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邀请函。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哈里·霍普金斯从圣玛丽医院打电话给舍伍德，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罗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样伟大的东西，它足以伴随我们终生。”他说，“这就是一种伟大的认知。因为我们知道，众人对他的看法，以及众人之所以深爱他的原因，都是正确的。”他承认，有时，总统似乎因一己私利而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他从不让人失望。”

罗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遗体一起待在一列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这是“漫长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土地，“望着一整夜里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的脸庞”。

4月14日上午十点，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在她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和他的演员妻子费伊·埃默森的陪同下，走进了运送遗体的车厢。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上车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灵车载着一具盖着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万人的注目下，沿着宪法大道向白宫走去。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的逝世能够如此之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阴沉，但又强自忍耐，有些人只是茫然地呆望着。美国人民仍然难以接受，这个自1933年就是他们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注意到，一个老年黑人妇女正坐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仿佛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罗森曼和夫人走过白宫的门廊时，他的夫人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罗森曼想到。他想起了罗斯福本应在前一天做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尤其是他亲笔写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怀着强大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杜鲁门返回政府办公室几分钟后，哈里·霍普金斯到了。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杜鲁门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苍白，便开口问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但是，我需要知道你能告诉我的关于与俄国关系的全部情况——你所了解的关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情况，以及开罗、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霍普金斯说他很乐意帮忙，因为他相信杜鲁门会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我知道，您知道该怎样执行这些政策。”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匆匆吃了午饭。“斯大林是一个直率而非常强硬的俄国人，”霍普金斯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总是俄国。但是，可以跟他直言不讳。”

当霍普金斯提到他打算在5月份退休时，杜鲁门回答说，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霍普金斯说，他会再认真考虑一下。

四点钟，杜鲁门及其夫人和女儿前往白宫参加葬礼仪式。棺材已放在法式大门前，两侧摆满了鲜花。二百名送葬者中的一人，罗伯特·舍伍德，感觉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是霍普金斯，他的脸色“冰冷苍白，非常可怕”。舍伍德想，罗斯福逝世了，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了。

杜鲁门走进来时，没有一个人起立。舍伍德相当确定，“这个谦虚谨慎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无礼的举动。或者，如果他注意到了，那么他肯定明白，在场的人还不能把他和他那最高办公室联系起来；现在，人们只想到总统已经去世”。不过，罗斯福夫人刚一跨进大门，大家便都站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霍普金斯请舍伍德一家前往他在乔治镇的家。霍普金斯已经筋疲力尽，于是上床休息了。舍伍德坐在他身边。“该死！”霍普金斯说，他凹陷的眼中闪出一道光亮，“现在我们得独立工作了。我们真的要从此刻开始了。这些年来，一切都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在那里，我们有接近他的特权。我们所想的一切都是世界大事，我们所认为的一切都应该完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些价值，或者我们告诉他的某些东西引发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思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亲身将其实践。无论这些想法有多宏大，或是多理想主义，他都不会害怕。好吧——他现在不在那里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开始做事情。”

显然，霍普金斯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都应该辞职。“杜鲁门周围应该是他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不是罗斯福的这班人，”他说，“如果我们还在他身边，就会总是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想：‘总统是不会这样做的！’”

(1)德国只从意大利抽调了一个师，并且是派往了西线——但这一调动与阿斯科纳会议毫无关系。

(2)由于某些原因，所有的电报中都说这一历史性会晤的地点是伯尔尼，而不是阿斯科纳。这也许是为了欺骗苏联人。许多历史学家为此而困惑不解。

(3)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注

(4)伯恩特少校由于“违抗命令”而被古德上校解职，但几分钟后，古德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命令他留在集中营，同另外两名医生一起照顾伤员。

(5)原文误为两亿美元。根据后文，似应为两千万美元。——译注

(6)德国中部靠近魏玛的一个村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所在地。——译注

(7)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经进行过此类会谈。

(8)会晤一直没有进行。“我不知道是否是戈培尔的原因，他犹豫了，没有去请求希特勒见我。”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最近写道。

(9)指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下文所述情节出自其代表作之一《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译注

(10)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实于1762年1月5日去世。——译注

(11)后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巴顿当着盖伊将军的面，再次敦促艾森豪威尔攻占柏林。他说，四十八小时内即可成功。“好吧，但谁会希望如此？”艾森豪威尔问道。巴顿踌躇了一下，然后将双手搭在艾森豪威尔的肩上，说道：“我认为历史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12)指克劳德·威卡德（Claude Wickard，1893—1967），时任美国农业部长。——译注

(13)Jesse Jones，1874—1956，民主党政治家、企业家，时任美国商务部长。——译注

(14)他暗指的是歌德的话：“必须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父辈遗留给你的一切。”

22 西线的胜利

1

盟军几乎是肆意地在整条战线上向前推进。在北面，蒙哥马利稳步向汉堡进攻，沿途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他最主要的障碍是由冈瑟·勃鲁门特里特统率的一支部队。勃鲁门特里特决定从容不迫地向后撤退，因此，双方都只蒙受了最少的伤亡。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勃鲁门特里特已同英国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甚至派一名联络官去警告敌方，有个地区埋有毒气弹。

在蒙哥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个集团军进展得更快。巴顿和霍奇斯差不多已经到了易北河。而已经在河对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的辛普森，离德国总理府的距离已不足七十五空英里。然而，这并没有让希特勒恐慌不安，因为他已制订了一个计划，不但可以粉碎辛普森部，而且可以拯救鲁尔地区的莫德尔部。这需要用到他刚建立的一个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司令是尚未从一场严重车祸中完全恢复健康的瓦尔特·温克。

仍然裹在固定护具里的温克只有一个参谋部、几张地图、二十万士兵——纸上的数字——以及希特勒给他下达的从辛普森的桥头堡地区发动强大反攻的命令。他应该打通一条二百英里长的走廊，穿过辛普森的桥头堡，一直攻到鲁尔袋形阵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援救陷入重围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并同时分裂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

4月13日，希特勒召来莫德尔年轻的作战官冈瑟·赖希海姆，告诉他，他现在是温克的参谋长了。“第十二集团军应该在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直抵B集团军群。他们应该一直打到莱茵河！”对于一个刚刚亲眼见过鲁尔袋形阵地上绝望情景的人来说，这个计划无比荒唐。元首继续说道，不仅如此，他还想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一个计谋，“他们曾在夜里溜过我们的防线，不带装备，只带了少量的弹药。”他命令赖希海姆集中二百辆大众汽车，趁夜色潜过敌人阵线，在敌人的后方竭力制造混乱，以使第十二集团军进行全面的突破。

莫德尔根本就没把元首关于新的第十二集团军的乐观计划传达给他的部下。他知道，温克不可能打到他这里来。B集团军群的三十万人现在被困在一个方圆三十英里的地区，弹药和粮食最多只够再用三天。局势无比绝望，因此，莫德尔的新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将军催他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投降。由莫德尔这样忠诚的一个战士提出要求，可能会促使最高统帅部结束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我很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莫德尔回答说。仅仅想到投降就让他反感。但是，到了傍晚，很明显，投降已经不可避免了。在柏林和他被围困的部队之间，三个最为重要的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马格德堡——都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莫德尔用瓦格纳几乎没听出来的声音说，拯救他的部队是他的责任。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要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使其免受投降之辱。不过，他首先指示瓦格纳马上遣散最年轻的和最年老的士兵，让他们回家去做平头百姓。七十二小时后，剩余的人将面临三种选择：回家；以个人身份投降；或者尝试突围。

第二天，即4月15日，盟军把鲁尔袋形阵地一分为二。得知此事以后，希特勒命令两部分部队重新靠拢。莫德尔只是瞥了一眼这封电报，根本不打算去传达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命令。它毫无用处。薄暮时分，袋形阵地的东半部陷落了。

第十八空降军的李奇微将军刚刚派他的副官F.M.布兰斯泰特上尉打着白旗来到莫德尔的司令部。上尉带来了李奇微将军的一封有骑士风度的信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莫德尔，那么，必属它无疑。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军人的职业中，没有人比美国的罗伯特·E.李⁽¹⁾将军具有更崇高的声誉、更显赫的战功，并且更忠于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八十年前的这个月，他被压倒性的军队完全包围，他忠实的部下只余寥寥几人，无法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战斗，于是，他选择了体面的投降。

同样的抉择如今摆在你的面前。为了一个战士的荣誉，为了全体德国军官的声誉，为了贵国的未来，立刻放下武器吧！你挽救下来的德国人将会为恢复贵国人民的社会地位做出贡献。你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是贵国人民要实现幸福安宁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布兰斯泰特带回了莫德尔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并带来了一个口信：由于将军曾亲口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受此誓言的束缚，他不能投降。即使只是考虑一下李奇微的建议，他的名誉都会受到玷污。

往东大约二百英里处，辛普森正在他位于易北河附近的战地司令部制订攻占柏林的最后计划。这时，有电话找他：布雷德利希望他立即飞往位于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团军群战术指挥部。辛普森猜测，布雷德利是想知道第九集团军何时能向柏林运动。在去见布雷德利的路上，他又一次检查了自己的计划。四十八小时后，第二装甲师和第八十三步兵师将一同沿着高速公路向柏林发起进攻。等他一回去，他就要下达最后的命令。

当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飞机时，布雷德利正在等他。两人握了握手，布雷德利张口便说：“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的部队应该就地止步，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必须撤回易北河这边。”

“该死，究竟是谁下的这种命令？”辛普森目瞪口呆，“再过二十四小时，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艾森豪威尔刚刚告诉我的。”

辛普森坚持说，易北河对岸几乎没有什么抵抗。他认为，通往柏林的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迅速靠近柏林，直到城郊附近才会遇到真正的防守。但是争辩没有用，他郁郁不乐地飞回了他的司令部。“好吧，先生们，事情是这样的，”他对等在那里的记者们说，“我接到命令，要原地止步。我不能继续向柏林挺进了。”

“简直太丢脸了！”一名记者惊呼道。

辛普森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命令如此。”他镇定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在3月底，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绕开柏林的原因之一，是俄国人离这个城市较近，肯定会先抵达柏林。但在两个多星期之后，辛普森和朱可夫距离德国总理府几乎同样远。辛普森曾宣称，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抵达柏林，这并不纯粹是吹牛。除了几支孤立的德国部队外——而且其中大部分只会稍作抵抗甚至毫不抵抗——在他和希特勒之间，除了艾森豪威尔从中作梗，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力量。⁽²⁾

2

在莫斯科，哈里曼大使实践了他很早之前就对上级推荐过的办法。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哈里曼借机抗议了一百六十三名美国飞行员在波尔塔瓦迫降一事。这仅仅是因为其他一些美国人行事有些鲁莽。比如，一名美国飞行员搭载了一名自称是他老乡的波兰人；还有一次，一架受损的美国轰炸机降落在波兰的一个机场进行维修，后来未经许可便起飞了。斯大林宣称，这些事例证明了迫降是合理的，美国人“正同波兰地下组织密谋反对红军”。

“您这是在怀疑美国最高统帅部的忠实性，我不允许您这样！”哈里曼激动地回答。赫尔利试图制止他，但哈里曼继续谴责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怀疑马歇尔将军的忠实性”。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我信任马歇尔将军，”斯大林回答道，语气有所缓和，“我不是说他，而是在说一个年轻军官。”

赫尔利紧张地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问题上。他说他已着手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声称他们双方有着同样的目标：“打败日本，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赫尔利说，罗斯福指示他，要让中国在自己人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方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授权他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首相和艾登已经签字，同意让中国自己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从而联合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打败日本。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非常满意，表达了合作意向。他说，鉴于总的形势，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获得他的完全支持。他将立即采取行动，以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他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全国政府。总之，斯大林完全赞同在会谈中向他概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不过，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太相信斯大林表面上的诚恳了。他报告说，斯大林“很可能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万一俄国卷入远东冲突，他会充分利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另外一名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非常熟悉俄国人的做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信中的说法。他同样报告说，在他看来，只有在得到满洲里、蒙古和中国北部的支配权以后，俄国才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在这个当口，如果我们一心想支持苏联，再加上斯大林那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言辞，以及他那小心谨慎的和蔼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默许我们争取实现在中国的长远目标，这将是一个悲剧……

在过去的三天里，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完罗斯福的葬礼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准备第二天下午将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晚临睡前，他祈祷自己可以称职地完成工作。第二天，即4月16日一大早，他阅读了哈里曼最新报告的摘要。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工作的一些说法”，并建议“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立场，不能接受为华沙政权文过饰非”。

上午，艾登和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到了。三人开始润色他们各自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的联合电文措辞客气，但坚持应不顾华沙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瓦伊奇克和另外两个伦敦的波兰人前往莫斯科共商大计。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因自己与杜鲁门的初次会晤而“深感振奋”，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并未被其所压倒。他提到您时非常热情。我相信他会成为我们忠实的合作者……

下午一点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时，所有人都起立欢呼。他骄傲地抬起头，看了看旁听席，最终找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了。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我的朋友们，同事们。”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悲剧性的命运加诸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已逝的领袖从不曾回望。他始终目视前方，始终大步向前。那将是他的期望，也是美国所要采取的行动……”

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要求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美国的主要战争战略已经确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已故最高司令的远见卓识……

“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方针必须并定会——不加改变，不受约束！”

他还向大家表明，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也将继续下去，“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集中必要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在号召全体美国人给予支持之后，他说：“此时此刻，我心怀祈求。既然我已担起了肩头的重任，那么，我谨以所罗门王之言，谦恭地恳请万能的上帝：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我只求成为上帝与人民忠实可靠的仆人。”

很明显，这个忽而骄傲忽而谦虚，短小精干的中产阶级分子，因个人和政治上的联系，将自己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比如，虽然他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坚决一些，但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压倒性地支持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最后几封电报，事实上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态度：他告诉丘吉尔，要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像“日出”行动之类的情况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其中大多数都可以解决”。他还指示哈里曼说，“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解当成一件小事”，并且警告斯大林，“这样的小误会今后不应再发生”。

不过，这些电报并没有显示出罗斯福日益增长的决心。他坚决要与丘吉尔联手反对斯大林。这一决心只在给首相的电报结尾略有流露。他写道：“然而，我们应该强硬起来。迄今为止，我们的方针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这一方针太微妙了。

和之前的所有副总统一样，杜鲁门没有插手过总统所面对的那些可怕问题——比如，在罗斯福去雅尔塔之前，他一直不知道白宫秘密地图室的存在，而直到现在，他还没去那里看过。因此，这位新总统对于如此繁重的职责准备得不够充分。他只能靠自己敏锐的头脑和务实的判断力，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下严重的错误。

4月17日早晨，杜鲁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人数创了纪录，大约有三百五十名。报纸、电台和杂志记者都试图挤进他的办公室，但许多人仍不得不待在大厅里。他用他典型的直率而又和蔼的态度，或是明确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或是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想会晤其他盟国领导人——斯大林和丘吉尔。

“如果能与他们会晤，包括蒋介石元帅，我将十分高兴。”他回答说，“还有戴高乐将军，如果他想见我，那我也会很乐意见到他。我希望会晤所有的盟国政府首脑。”

4月18日，杜鲁门初次得知了德国占领区的事。这时，丘吉尔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敦促他们的军队尽可能向东推进，并且牢牢守住攻下的地盘。⁽³⁾这是杜鲁门知之甚少或者说毫无了解的一个棘手问题，“在我担任总统的前五天中，我感觉好像是活了五辈子……当一个人毫无预警地被迫从副总统的位置登上总统宝座，这个飞跃实在太大了。”

当晚，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

……在宣誓就职之前，我不得不做出两个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的决定——继续进行战争，继续在旧金山举行和平会议。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花在了已故总统的最后告别仪式上。星期一，我向国会讲了我的打算，这花了我整个星期日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一直到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才准备好讲稿。不过，我猜其中的确有些启示，因为很明显，它获得了国会和整个国家的认同。星期一下午，我接见了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决定，其中每一个都涉及几百万人。星期二上午，全城的记者以及更多的来自外地的记者都来向我提问。他们让我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分钟，但是，即使是这种考验，似乎结果也很成功。

今天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准备五分钟的广播讲话，要对战场上的男女战士发表。直到凌晨一点多，我才上床休息。又是忙乱的一天。现在我要去睡了，但我想最好还是给你们写几句话。愿你们身体健康。

致以无尽的爱。

哈里

杜鲁门从莫斯科召回了哈里曼，要跟他私下谈谈。4月20日中午，两人会面了。总统急切地想知道大使对于俄国人的直接印象。

在哈里曼看来，苏联认为可以同时成功地奉行两种政策：与美英合作，同时通过独立行动，扩大苏联对其邻国的控制。斯大林的一些顾问误认为，美国的宽宏大量以及合作的愿望是软弱的表现。“我认为，苏联政府并不想与美国决裂，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进行重建。”他说。因此，他推断，美国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而不会招致严重的危险。

接着，哈里曼指出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但被杜鲁门打断了。“我不怕俄国人。”杜鲁门说，他打算表现得强硬些，但是会公正处事，“无论如何，俄国人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欧洲遭到野蛮入侵的局面，”哈里曼警告说，“我们必须决定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是悲观主义者。还是能够跟俄国人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共同行动基础的。“但这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按照世界其他地区所奉行的原则行事，必须放弃任何此类幻想。”

杜鲁门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交易。他不会期盼斯大林把他所要求的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给他，“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里曼问道，与旧金山会议以及美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相比，总统认为波兰问题有多重要。杜鲁门当即回答说，除非波兰问题能够按照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方式得到解决，否则，参议院决不会批准美国参加任何所谓联合国之类的组织。“我就打算这样告诉莫洛托夫，”他加重语气说道，“我准备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时采取强硬态度。”

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推心置腹地说道，他急于回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坏他们达成的协议，“我更怕您抽不出时间来读最近的电报。不过，我必须说，当我发现您已经全部读过了，并且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时，我感到非常欣慰。”

3

与此同时，正像原来预计的那样，欧洲的战斗到了白热化阶段。4月17日早晨，莫德尔的独特计划开始实施。他大笔一挥，B集团军群的余部便不复存在。鲁尔袋形阵地的战斗结束了。这位骁勇善战的小个子元帅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明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作为一名战败的指挥官，给他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会儿，他接下来的话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也暗示了他本人的命运，“古时候，他们都会服毒自杀。”

关于温克，莫德尔的想法是对的。新成立的第十二集团军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抵达鲁尔地区。事实上，温克根本就没有发动这一毫无希望的攻势。他尽全力坚守着易北河战线，而他的左翼已经受到了霍奇斯的稳步前进的威胁。温克命令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坚守哈雷和莱比锡，以保护其左翼。然而，4月17日，霍奇斯攻下了哈雷，并将莱比锡孤立了起来。

莱比锡是一座历史名城，同时也是德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在宏伟的圣托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也正是在这座教堂里，巴赫演奏了整整二十七年的管风琴，并且最后就葬在此地；而瓦格纳也是在这里受洗的。这里还有德国最令人敬重的纪念碑之一——民族大会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达三百英尺，是为了纪念1813年击败拿破仑一战中死亡的将士而立。德国统计学家曾仔细地作过计算，认为要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所需要的石头和水泥如果用货车来运，车队将长达三十四英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纪念碑，事实上，几天后它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该城那可怜的防守部队由汉斯·冯·庞塞特指挥，其中包括第一〇七摩托化步兵团的七百五十人，以及作为后备力量的一个摩托化营的二百五十人。除此之外，还有第十四防空师的几支部队、人民冲锋队的几个营和该城的警察局长，威廉·冯·格罗尔曼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手下的三千四百名警察。

格罗尔曼是一名警察，而不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坚决反对把人民冲锋队的年轻人投入一场无望的战争。他说，这等于是屠杀儿童。“警察归我指挥。”他告诉庞塞特。而他不打算把他们交给其他机构去干其他事情。“我们自己的部队太薄弱了，不能进行真正的抵抗，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重武器了。”他争辩道，因此，为保卫城市而做出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愚蠢地将七十五万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

在霍奇斯指挥第二和第六十九美国步兵师包围该城时，格罗尔曼和庞塞特却继续各行其是。庞塞特上校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在市政厅区域设立了路障，接着又派三百名最精干的手下秘密占领了那座庞大的纪念碑；而与此同时，格罗尔曼却在准备投降。

4月18日，格罗尔曼通过广播宣布他已接管了指挥权，并将尽其所能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下午四点，他设法与第二师的瓦尔特·罗伯逊少将通了电话，提出愿将莱比锡拱手相让。

罗伯逊说，格罗尔曼应诱使冯·庞塞特放下武器。接着，他通过无线电将此事告知他的指挥官，第五军的克拉伦斯·许布纳。许布纳随即又打电话给霍奇斯，告诉他自己将就莱比锡投降的问题去进行谈判。霍奇斯回答说，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时，格罗尔曼终于打通了庞塞特的电话。庞塞特与他的部下正驻扎在纪念碑里，不过格罗尔曼对此全然不知。“我根本不打算投降。”说着，庞塞特挂了电话。

不过，格罗尔曼还是派自己手下的一名军官前往最近的美国军队驻地，再一次提出有条件投降。黄昏时分，这名军官被带到了查尔斯·B.麦克唐纳上尉的指挥所。麦克唐纳只有二十二岁，是第二师第二十三团G连连长。

“他知道我只是一个上尉吗？”麦克唐纳问翻译，“他要向一个上尉投降？”

对方的回答热情洋溢：“愿意！很好！”一个小时后，麦克唐纳的吉普车行驶在了莱比锡的街道上。一路上，震惊的市民们要么纳闷地盯着看，要么就兴奋地向他挥手。在警察局里，麦克唐纳遇到三名打扮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的德国军官。他抓了抓自己浓密的短胡子，突然意识到已经两天没洗过了。他在心中暗暗思忖，是否应该行礼？为了安全着想，他举手行了礼，然后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将两个脚跟咔嗒一靠。

麦克唐纳被带到了格罗尔曼的办公室。将军迎上前来，向麦克唐纳伸出手。他一只眼睛上戴着单片眼镜，红润的圆脸庞容光焕发。在麦克唐纳看来，他和好莱坞电影中那些高级纳粹党人一模一样。喝了一杯法国白兰地之后，两人开始会谈。格罗尔曼说，他将高兴地率领全部警察部队投降。但是，当麦克唐纳要求所有的武装部队同样放下武器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根本控制不了冯·庞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挥所设在哪里。”不过，他认为，大部分武装部队已经离开了该城，庞塞特不会惹什么麻烦。然而，美国第六十九师的发现却完全相反。这个师刚刚从东南方向进了城，充当其先锋部队的是兹威博尔中校的装甲特遣部队。

当兹威博尔特遣部队接近纪念碑时，藏在里面的庞塞特手下开火了。兹威博尔的坦克本来正以十迈的速度前进，此刻连忙开足马力，以三倍于此的速度在通往市政厅的大街上急驰，几乎每次转弯时都有步兵从坦克上摔下来。来到市政厅前的最后一条街上时，兹威博尔从一个意大利难民口中得知，这个地区至少有三百名党卫军士兵。他带领剩下的六十五名步兵——大约有一百六十人不是在疾驰中从坦克上掉了下去，就是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明智地挖下了战壕，准备躲过这一夜。

黎明时分，第六十九师的一个步兵连试图攻打华而不实的市政厅大楼，但很快便被打了回来。于是，兹威博尔调遣他的几辆坦克和反坦克炮去支援他们。

当兹威博尔特遣部队驶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加布里埃尔·赫尔贝纳和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正站在那里。她们以为这些装甲车都是德国的。这时，一辆坦克放慢了速度，里面的一个人叫道：“停一下，小伙子们！”

一名坦克手从炮塔探出头来，说道：“到掩体或地下室里去吧。市政厅就在广场尽头，我们不得不进攻了。”他笑了笑，然后缩了进去。很快，他拿了些糖果又出来了。他把糖果扔给两个姑娘。两个姑娘不知所措，连忙钻进了一个掩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呢？

兹威博尔把部队分成两路纵队，和步兵连一起对市政厅发动进攻。然而，美国人又一次被德军的“铁拳”、机枪和步枪拦住了。九点左右，在另外两次进攻被打退之后，灰心丧气的兹威博尔决定智取而非强攻。他说服了一名德国消防队长，如果他能把最后通牒送进市政厅，就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除非指挥官立即投降，否则，二十分钟后，美国人便会用重炮、火焰喷射器和一整个师的步兵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一百五十名德国人高举双手拥出了大门。美国人在楼里发现了弗赖堡市长、他的副手，以及他们家人的尸体。他们都自杀了。

现在，莱比锡余下的唯一顽强抵抗就是纪念碑那里了。此时，庞塞特已经擒获了十七名美国战俘。八英寸的炮弹对这座建筑轰炸的效果甚微，有些甚至一接触到花岗岩就弹跳了开来。这似乎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围攻。第二七三团的审讯员汉斯·特雷弗斯上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团长C.M.亚当斯上校，他认为自己可以说服庞塞特投降。特雷弗斯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36年与他的父母一起逃到美国，六年后作为优等生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

下午三点，特雷弗斯在该团主任参谋乔治·奈特中校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了纪念碑后部纪念品商店门前的台阶。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了出来，与这几个谈判者见面。

特雷弗斯告诉庞塞特，抵抗是愚蠢的，“你们不可能打赢。战争已经输掉了。聪明的话，最好立刻投降，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伤亡。”

“我本人接到了元首下达的命令，不准投降。”庞塞特回答说。他还拒绝释放那十七名美国俘虏，也拒绝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不过，双方同意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

美军医务人员开始转移十几名伤员，特雷弗斯则继续与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争论着。五点左右，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允许自己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的其他地方，战斗已告结束，只是偶尔会有人放几下冷枪。美国部队从城中蜂拥而过。大兵们乘着吉普车或卡车在街道上来回奔驰，手里挥舞着纳粹的旗帜。一个美国大兵站在卡车车厢里，用一把黑梳子把胡子梳成希特勒的样式，同时还高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⁴⁾。见此，就连德国人都哄笑了起来。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应该是多年来第一次放声大笑。

午夜时分，特雷弗斯和庞塞特还在争论。“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那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谈话。四年之后，我们会在西伯利亚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弗斯说，“现在牺牲这些可以用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相信你肯定熟知洪堡亲王的故事，”特雷弗斯提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⁵⁾的一出戏，“他没有服从命令，却因而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过了一会儿，特雷弗斯告诉庞塞特及其军官们，师部刚才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庞塞特自己走出纪念碑投降，就允许他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庞塞特接受了。4月20日凌晨两点，他大步走出了纪念碑大门。纪念碑的战斗结束了。

但是，正当特雷弗斯准备释放其他的德国人时，奈特上校说，这里面有一点误解。师指挥官埃米尔·F.莱因哈特只允许释放庞塞特，其他的德国人应该暂时被关在纪念碑里。特雷弗斯回到其他德国军官面前，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新的条件。他劝诱说，如果他们答应不逃跑，他将为他们争取在莱比锡的四十八小时行动自由。只有一名德国军官坚持原来的条件，特雷弗斯很快就放了他。不管上级有何命令，特雷弗斯觉得自己不能食言。接着，他劝说奈特批准四十八小时的行动自由。“但是，”奈特说，“那样我们就必须在不让莱因哈特知道的前提下，让这些人进出纪念碑。”

德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特雷弗斯鼓励大约十五名德国军官离开纪念碑回家。四十八小时后，他回来接他们，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候。只有一名军官没来，但是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条西线上，此类奇怪的投降方式遍地开花。比如很多时候，一个美国人简单地拿起电话，便和下一座城市的市长安排好了该城的和平投降。

事实上，西线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凯塞林认为，他仍旧应该尽全力守住首都前沿的易北河一线，这样，希特勒就可以将柏林的全部兵力投入与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搏。

然而，防守这一战线的指挥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没有请示元首总部的情况下，瓦尔特·温克将军便命令他的第十二集团军掉头后退。他的手下转身背对美国人，开始向布尔什维克进军。

(1)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美国军事家，南北战争时期任南方邦联的总司令，多次取得著名战役的胜利。1865年，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敌军投降，从而结束了内战。——译注

(2)六天后，比德尔·史密斯在巴黎斯克里布酒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柏林“已不再重要了”。一个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因为同俄国人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才在易北河停止了前进。“不，”史密斯回答，“我们同俄国人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关于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会师的协议。在不久前我们的来往信件中——应该说，是六到八周以前——我们同俄国人一致同意，将在莱比锡一德累斯顿地区会师。”
第二天，德鲁·皮尔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4月13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先头巡逻队已经到了波茨坦——该城之于柏林相当于布朗克斯之于纽约——虽然官方可能会否认，但这的确是确凿的事实……但是，第二天，这些部队却撤出了柏林郊区，退到了南面约五十英里处的易北河。之所以下令进行这一撤退，主要是因为事先已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同时也是因为俄国人坚持应该遵守这一协议。”
哈里·霍普金斯愤慨地作了回答。
德鲁·皮尔森的说法并不正确。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未达成任何应让俄国人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提过这件事。盟军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全力推进。
这是实情。但霍普金斯接下来的话，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况。
同样，说布雷德利将军在易北河停步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率先进入柏林，这也不正确。布雷德利的确已经派一个师进入了波茨坦，但它离主力部队很远，后勤供应不够充足。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就一定会攻占它。那将是我军的骄傲。但是，德鲁·皮尔森现在说总统曾同意由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3)丘吉尔还最后一次请求攻占柏林，但杜鲁门的反应和罗斯福之前的反应一样——他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

(4)纳粹党歌。——译注

(5)Heinrich VonKleist，1777—1811，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诗人，《洪堡亲王》是其代表剧作之一。——译注

23 “剃刀的边缘”

1

当朱可夫正在为总攻柏林做着准备之时，东北战线出现了将近两个月的相对平静的局面。海因里希利用这一间隙努力修补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薄弱防线。从红军俘虏的口中，他得知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天，红军将在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发动规模较小的试探性攻击。当这些攻击按预定方案在4月12日开始时，海因里希着手实施了他从法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的战略：布塞被命令等待三天，随后在黑暗的掩护下把他的第九集团军撤至奥得河对岸的山脊，只留下一支最基本的部队。

在秘密撤退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位不速之客，阿尔伯特·施佩尔，来到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设在普伦茨劳附近的指挥所。

“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海因里希欢迎他说，“我的工程兵指挥官接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

“我正是为此而来。”施佩尔答道。然后，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故意下达不明确的命令：他想为战地指挥官们提供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不理会希特勒的“焦土政策”。

海因里希说，他不会无谓地摧毁任何德国的财产。“但是，那些省长的态度如何？他们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不过，施佩尔仍然希望将军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党的官员采取行动。海因里希答应尽力而为，但又说，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他本人也可能不得不炸毁一些桥梁——特别是柏林附近的那些。他建议两人来到外边的办公室，意外的是，柏林的指挥官赫尔穆特·雷曼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正等在那里。是海因里希要他来前线的，这样两人就可以讨论一下防守柏林的一些具体问题。

雷曼告诉他们，他在首都只有九十二个缺乏训练的营，都是人民冲锋队，“我有一支相当强大的高射炮部队，两营卫戍部队，以及几支所谓的警报部队。”后者是由职员和厨师拼凑起来的一些小部队，“这就是我的全部兵力。噢，对了，我还有几辆坦克。”

“俄国人进攻时，你会怎么做？”施佩尔问。

“我必须炸毁柏林的所有桥梁。”

施佩尔皱起了眉头。“将军，”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炸毁这些桥梁，就是破坏二百多万人必需的整个公共服务设施？”

“但我还能做些什么？要么炸桥，要么掉脑袋。我已用生命担保要守住柏林。”

施佩尔提醒他，这些桥上有水管、煤气管道和电缆。如果它们被摧毁，那么医生就无法进行手术，生命就会终止，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了。

“但是我已经宣过誓，我必须执行这一命令。”雷曼苦恼地说。

“我禁止你炸毁任何一座桥，”海因里希明确地说，“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必须和我联系，请求我的许可。”

“这固然很好，将军，但是，如果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看看地图，”海因里希建议道。他指向几座没有煤气管道和电缆的桥，“如果形势严峻，你可以炸掉这些桥。除此之外的任何一座桥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施佩尔很满意。雷曼也放心了。有其他人担起了责任。

地下掩体里正在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希特勒向大家透露了一项拯救柏林的奇特战略：德国军队向首都撤退，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御中心，这必然会诱使俄国部队追踪而来。这样的话，德国的其余武装力量便能摆脱压力，并得以从外部进攻布尔什维克。

“俄国人的战线过长，因此，我们定能打赢柏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他自信地说道，“这将把俄国人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之外。”至于他本人，他将留在城里，以鼓舞守卫者们。几名与会者催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国防军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领袖，留在首都是他的义务。

他起草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公告——这将是他写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公告——然后把它交给了戈培尔。宣传部长读着这份草稿，就连他都认为实在太夸张了。他想用一支绿铅笔改动一下，但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将草稿扔进了废纸篓。后来他又把它捡了出来，进行了一些修改。他没费力气去征求元首对最后定稿的意见，径自将这份文件散发到了前线。

东线的战士们！

我们的死敌——犹太—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总攻。它妄图粉碎德国，消灭德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里，几个星期里，如果东线的每个战士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亚洲的总攻就一定会失败……

柏林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重回德国怀抱，欧洲永远不会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斗士们。并且，他们希望，通过你们的顽强，你们的热忱，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阶层，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可以被溺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带离这个世界之时，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便已被决定。

阿道夫·希特勒

在离开莫斯科去见杜鲁门的前一天晚上，哈里曼拜会了斯大林。在漫长的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提及，德国人宣称红军计划立即再度向柏林进攻。

“我们的确即将发起这样一场攻势，”斯大林承认，但他试图否定这次进攻的重要性，于是以一种并不赞成的语气说道，“我不知道它能取得什么样的胜利，但是，正如我之前所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我们打击的重点是德累斯顿方向。”

就在斯大林说这番话的同时，朱可夫正在做着全力进攻柏林的最后准备。大量火炮和迫击炮集结到了奥得河以东，准备织成一张这场战争里最大的火炮射击网。东岸还布下了四千辆坦克，其中大部分已准备好渡河进入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屈斯特林两侧安放了一千七百五十盏照明距离为三英里的探照灯——以便为沿大路向柏林挺进的主力部队照亮道路，并且扰乱防守者的视线。

在朱可夫的战地指挥部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即将召开。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是其中军衔最低的，只是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建筑工业设备部的一名官员，这个部隶属于负责拆除德国及其卫星国经济设施的专门委员会。他的工作是将攻占的水泥厂完整无损地运往苏联，以便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他已从波兰运回了很多水泥厂，每年足可生产一百万吨水泥。

后来的苏联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将军第一个发言：“战争没有结束！我们打败了希特勒，但没有打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我们需要第二战线，但资本主义者们拒绝把它给我们！这让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兄弟！”

朱可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他将军则一个接一个地起身鼓励与会者们。“现在，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人说道，“我们已摧毁了法西斯主义的根基。现在我们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美国！”

海因里希防线上最为重要的一处可能就是希娄村了，该村以南不远便是奥得河西岸。屈斯特林—柏林公路沿着山坡穿村而过。朱可夫计划在这条公路上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只要红军抵达山顶，便可以看见一条几乎畅通无阻的大道直达柏林。

希娄防守部队的质量最为清楚地阐明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糟糕的状况：战士们都是戈林的第九伞兵师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月的步兵训练。连队的军官们都是前任飞行员，虽然斗志昂扬，但对陆军战术却一窍不通。

守卫者的一个典型便是十八岁的格哈德·科德斯，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他所属的团是匆忙拼凑起来的，刚刚在东面的山脚下布下了阵地。战士们只有手榴弹、冲锋枪、步枪和火箭筒作为武器，还有六门四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和几门反坦克炮做支援。

4月15日晚上，俄国人零星的炮火开始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但上级只是命令他们挖掘更深的战壕。他们丝毫不知，德军主力正在秘密向山脊撤退，而他们只是被留在前线佯装主力。凌晨两点，两万两千门俄国远程大炮和迫击炮突然在宽达七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开了火。火力最为密集的中心区域就在希娄前方。科德斯万分恐惧，觉得似乎每一寸土地都被掀了起来。

突然，炮火停止了，灯光照亮了屈斯特林—柏林公路两侧。数百辆坦克向山脊隆隆涌来。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德军防线前大约六百码处那块泥泞的平地上，散兵坑里的德军士兵开始纷纷往回跑，与科德斯擦肩而过。他们喊着：“俄国人来啦！”科德斯从他的散兵坑里向外张望，眼前是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举目望去，遍地都是大型坦克。第一批坦克越来越近，这时，他看见第二批又开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群大步慢跑的步兵。

正在此时，突然传来一阵惊人的咆哮。山顶上，数百门德国高射炮压低炮管，向俄国人倾泻着致命的炮弹。坦克接连中弹起火，上面的战士们直接被炸飞。幸存的步兵则仍旧尖叫着往前冲锋。航空兵向他们的队伍开了火，红军士兵开始胆怯起来。几辆T-34坦克突破了防线的侧翼，试图沿着柏林公路爬上山顶，但很快便被炸毁。黎明时分，遭到重创的进攻者撤退了。

年轻的航空兵们损失很小。他们充满信心，甚至有些骄傲了起来。这很不错，科德斯想。不过，当命令从一个散兵坑传到另一个散兵坑，要他们匍匐着撤向山脊时，他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心怀感激。爬到一半时，他们被领到了丛林中的阵地。他们的正面是视野开阔的山坡，便于射击，身后则是可以藏身的树林。他们感觉很安全，却并没意识到，即使在这次撤退之后，他们仍然是海因里希防线的最前沿——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便将再次成为朱可夫的主要目标。

就在红军开始弹幕射击之前，海因里希撤回了他的主力部队。不但因此而挽救了数千人的性命，而且还争得了一些时间。显然，当俄国人发现散兵坑和炮兵掩体里几乎空无一人时，肯定会害怕中埋伏，从而犹豫不决，不会立即向山脊发起很有可能取胜的进攻。

当天下午，克雷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祝贺他在希娄第一天的战斗中取得的战果。不过，这位小个子将军一点儿也不乐观。他说，希娄两侧的布塞部队还是受到了打击，俄国人肯定会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先不要赞扬今天的战果。”他告诫道。

戈林那些落了地的航空兵们沿柏林公路挖掘了战壕，埋伏了起来。十二门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火炮、八门十点五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和几门四管高射炮部署在希娄村两侧和半山腰上，以一个似乎不可能的角度向山下瞄准，正好对准了蹲在战壕里的航空兵的头顶。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科德斯看见一辆红军坦克小心翼翼地拐过了公路拐角，开始向希娄驶来。它显然是在试图引诱德军开火，以暴露德国人的阵地。坦克越开越近，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当坦克指挥官毅然将身子探出炮塔时，坦克已经近得可以让科德斯看见那指挥官脸上严肃的表情。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声爆炸声，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炸断了坦克履带。坦克上的战士们爬出坦克，跑下了山坡。

命令从一个散兵坑传到另一个散兵坑，逐渐传遍了山坡：不许射击，保持安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前沿的士兵越来越紧张，甚至盼着早点打起来。这时，在红色的落日余晖中，科德斯看见一队坦克蜿蜒驶出山脚附近的树林，开始往山上爬。一门德国高射炮开了火。坦克队伍笨拙地掉过头，躲进了树林。

接下来是长达两个小时的可怕的沉寂。科德斯觉得，似乎世上一切的生命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活动。七点钟，他突然听到了坦克的轰鸣声，听起来至少有四十辆坦克。声音越来越响，他可以分辨出它们正沿着左侧的公路向上爬来——也就是他这一侧。在马达的轰鸣声中，他听到从更远处传来了另外一阵震耳的隆隆声，好像又有二十多辆坦克从山的另一边爬上来了。

航空兵们设法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开火，但是他们却一直紧张地看着附近的散兵坑，心中暗想其他人是否也严格执行了命令。科德斯听到身后一个炮兵掩体里的炮手喊道：“不等这些杂种开火，我的炮就能击中他们！”

一个巨大的轮廓出现了，比科德斯见过的任何坦克都要大。他吓得浑身发抖。

“别担心，”一个年纪稍长的士兵刚刚爬进他的散兵坑，对他说道，“你现在什么都别做，除非它们开到我们头上——到那时，你就用‘铁拳’揍它。”

这时，科德斯可以看见更多坦克的身影了。马达的轰鸣声和履带的哐当哐当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他抓过一枚“铁拳”。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喑哑的声音；数枚八十八毫米的炮弹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击中了打头的几辆坦克。顿时，火光四起，金属碎片和弹片雨点般地落进了散兵坑。至少有六辆坦克起了火，可是其余坦克却仍旧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在红彤彤的火光之中，它们清晰地显露了出来，正束手无策地面对着重炮那毁灭性的火力。俄国步兵从熊熊的烈火中冲出来，像疯子一样呐喊着爬上山头。科德斯觉得大概能有八百人。

航空兵们的步枪和冲锋枪一起开了火，数百名俄国人跌倒在地。其余的人则继续呐喊冲锋。更多的俄国人倒了下去，最后，就像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的一波大浪一样，进攻者败退了回去。

科德斯精疲力竭地跌坐在地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突然，一辆德国坦克歼击车从他眼前驶过，跨过公路，开始射击。在炮火的光亮之中，科德斯可以看见公路对面有二十辆坦克。第一辆坦克冒起了烟，笨拙地掉过头去，但其他坦克却仍然缓慢地前进。俄国步兵从坦克后面飞奔出来，指引坦克向德国重炮驶去。

科德斯和左侧的其他士兵都转身射击。一门四管高射炮接连开火，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掠过他们头顶，在俄国步兵中间爆炸了。十几名俄国步兵像保龄球瓶一样倒了下去。第二辆坦克歼击车跨过公路，开始用机枪扫射幸存的步兵。

“天啊，那儿还有四辆！”科德斯的同伴指向公路对面的一群坦克叫道。

“它们已经被击毁了，”另一个散兵坑里有人喊道，“动弹不得了。”

一辆静止不动的坦克突然喷出一条橘红色的火舌，科德斯身后的那门四管高射炮连同炮手都被炸上了天。

“用‘铁拳’把这些该死的坦克干掉！”科德斯身后有一个人吼道。

科德斯和另外两个人爬下山坡。这时，那四辆坦克动了起来。它们朝希娄隆隆冲去，轮廓越来越清晰。科德斯左边的一个人开火了。炸弹像玩具火箭一样拖着火光飞向公路对面，落进了第一辆坦克的炮塔。一道闪光之后，坦克里传来弹药爆炸的巨大响声。

科德斯向第二辆坦克开了火，坦克燃起了火焰。另一个人击中了第三辆，它也着了火。第四辆坦克的指挥官打着手势；庞大的坦克匆匆转身，开始向山下驶去。科德斯举起卡宾枪进行射击。坦克轰隆隆地开走了，指挥官却摔到了公路上。

向科德斯这边冲击的四十辆坦克中，至少有十五辆已经突破了防线，正在向山顶接近。它们同安置在那里的大炮展开了近距离射击。整条山脊顿时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科德斯不知道事态究竟进展如何。这时，另外几辆红军的坦克又出现了。但是，炮弹的呼啸声和马达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让他头昏脑涨，分辨不出这些坦克要驶向何处。

“别管坦克，只打步兵！”有人叫道。科德斯跳回散兵坑，朝着那些活动的身影开枪射击。突然，一个俄国人跌进了他的散兵坑。他的眼神疯狂，下巴被打掉了，汩汩地往外淌着血。科德斯拿出急救包，但是，当意识到自己是和敌人在一起时，那个俄国人便爬出了散兵坑，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放他走吧，”那个年纪大些的步兵说，“他不会再给我们惹麻烦了。他永远好不了了。”

十一点三十分，突然安静了下来。既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坦克履带的转动声。当科德斯终于习惯了这种相对的平静时，他听到了伤员的呻吟和远处传来的坦克撤退的隆隆声。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阵地总算是守住了。在他的左右两侧，散兵坑里填满了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员。在他后边，情况同样糟糕。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航空兵被打死了。而所有的大炮中，仅余两门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火炮。没有后备的枪炮，也没有援兵，科德斯和他的战友们只能在散兵坑里坐等下次进攻。

2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海尔，探向但泽湾的狭长半岛尽头的一个村庄，第七装甲军登上了离岸大约一英里的六艘船。这些但泽苦战的幸存者此刻要上路去帮助保卫柏林。

一万多名难民抢夺着船上剩下的空间。他们一直冒着危险待在这座狭长半岛的沙丘上。这些沙丘既是持续不断的轰炸的目标，也是大陆炮火袭击的对象。夜幕降临之时，船队中最大的“戈亚”号就快装满人了。正在指挥自己所属师登船的军官维尔纳·于特纳，看见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从一艘轮渡上爬了上来。那位丈夫转向身后自己上了年纪的父母，不但没有帮助他们登上甲板，反而粗暴地将他们推回轮渡。“你们已经没用了！”他叫道，“你们太老了！”当轮渡掉头驶回岸边的时候，两位老人神情恍惚地盯着自己的儿子。儿子站在“戈亚”号上，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们，甚至都没有挥手告别。

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船队在仅仅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向西北方向驶去。这是一个月光明亮、天气清冷的夜晚。库尔特·阿多迈特与其他很多装甲兵一样，由于摆脱了俄国人而激动得无法入睡。他在大船上四下闲逛。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和难民。他猜船上至少有七千人。他来到上层甲板，望向夜空。十一点，他听到甲板上传来射击声。越过黑暗的海面，他发现了目标——一艘船。他辨认不出那是什么船，但他知道，它很可能已经向俄国潜艇报告了船队的位置。可是他太累了，无心为此担忧，便躺在一堆箱子顶上睡着了。午夜时分，他被一声巨响惊醒了。接着又是一声。船上的灯都熄掉了，他听到黑暗中传来几声命令。短暂的寂静之后，响起了巨大的汩汩声：海水通过鱼雷炸开的两个大窟窿涌了进来。

于特纳正在巡逻，突然听到两声爆炸声。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五十六分。船身开始急剧地向右舷倾斜。有人通过扬声器喊道：“逃命吧！我们中了两枚鱼雷！”

难民们向梯子涌去，都紧紧抓住自己前面的人——船上载有七千人，但却只有一千五百条救生带。水手们努力试图放下救生艇。可是很显然，在船沉没之前，一艘救生艇都下不了水。随着“戈亚”号继续倾斜，防空弹药、箱子和行李纷纷滚过甲板，落入大海。所有人都死死地抱住栏杆。

透过恐慌的尖叫声，于特纳听见一些士兵开枪自杀了。他沿着梯子登上顶层甲板，看到数百人跳进了大海。他正想跟他们一起跳下去，突然又考虑到可能会有人掉在他头上。于是，他继续向上面的舰桥爬去。刚爬到一半，一个浪头就把他打到了后甲板上，然后卷进了大海。附近刚好有一个大救生筏，于是他奋力爬了上去。

阿多迈特感觉“戈亚”号在颤抖。突然，它似乎被折成了两截，他发现自己掉进了水里。海水冰冷刺骨。母亲们疯狂地呼喊着自己的孩子。一个救生筏上偶尔闪起黄色的亮光，他看见了在海水中尖叫着奋力求生的人们。这简直是一幅地狱中的景象。救生筏上的人把企图上筏的人踢下去，甚至朝他们开了枪。不过，阿多迈特最终还是设法登上了一个大救生筏。

一个巨大的气泡包着火焰跃出了海面——肯定是船上的锅炉爆炸了。在突如其来的火光之中，于特纳看见有数百人在大海里挥动着双手呼叫救命。把五个人拉上救生筏之后，他注意到筏里的水已经漫到了脚踝。海水中的人们叫嚷着他从未听过的脏话——大骂希特勒和其他德国领导人——甚至大骂上帝和圣人。母亲看着孩子在自己眼前沉入大海，不禁痛苦地哭叫着。于特纳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掏出手枪准备自杀。但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趁着自己还没改变主意，把手枪抛进了大海。

于特纳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就一定要重新做人。一些人抱着木板向救生筏划来，企图上筏。但是，这时筏上的水已经涨得很危险了。他知道，自己不得不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他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把筏子边上的人推开。如果不这样做，他告诉自己，大家全都得死。可是，刚刚推开一个人，他便知道自己永远都会有犯罪感——他并不比那个把父母推回渡口的年轻父亲好多少。

波罗的海中那些人的痛苦哭喊很快便消失了。阿多迈特只能听见波涛拍打救生筏的声响。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们离岸边有一百英里远。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点微光，阿多迈特听到有人在用德语呼喊。

被拉上船时，阿多迈特想，仅仅二十分钟，这么多人便失去了生命。可是，谁去通知他们的至亲呢？没有人。今后的许多年里，妻子将无望地等待着丈夫；男人将无望地等待着妻子和儿女；母亲则无望地等待着儿子。他想，在那黑暗的大海里，不会留下一丝痕迹，没人能看出今夜它已成为将近七千人的坟墓。总共只有一百七十名旅客死里逃生。

3

4月17日清晨五点，希娄的山脊上还是一片漆黑。科德斯正昏昏欲睡，突然发现一团团隐约的黑影正沿着公路右侧向山上爬来，顿时清醒了。他等待着身后响起令人宽慰的炮声——可是没有。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坦克的轰鸣声。

随着天空渐渐放亮，科德斯可以看见数百辆满载步兵的T-34坦克正沿公路两侧向上爬来。一团团的尘土腾空而起。科德斯发射了两枚“铁拳”。他身后有人叫道：“快走吧！弹药没了！”

此刻，在黑暗中打得极其出色的航空兵们无比恐慌。他们争先恐后地跳出散兵坑，乱哄哄地开始向山顶撤退。科德斯飞快地冲过空无一人的希娄村，边跑边扔掉了他的冲锋枪、皮带，甚至还有钢盔。

几分钟后，红军战士站到了山顶上，望向西边山脚通向柏林的那条公路。四十五英里开外就是希特勒的地下掩体了。

海因里希知道布塞的防线遭到了重击，不仅是在希娄，南面二十英里的法兰克福要塞以南，以及北面二十英里处的弗里岑，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直到第二天，他才意识到希娄的灾难有多惨重：第九伞兵师撤离了山脊，现在，通向柏林的高速公路已经畅通无阻。大批俄国坦克已经翻过山脊，沿公路向首都方向又推进了十五英里。

海因里希还没从这一悲伤的消息中恢复过来，又接到了布塞的一封电报：另一场大灾难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了。科涅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在法兰克福正南突破了布塞的右翼和舍尔纳的左翼。显然，科涅夫将从南面向柏林挺进，并在该城城西同朱可夫会师，构成一个钳式包围圈。

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地下掩体，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把比勒的部队撤出法兰克福要塞，去堵住南面的缺口。但是，希特勒的回答是不行：必须守住法兰克福——海因里希可以利用其他部队发动反攻。海因里希沮丧地挂了电话。他该怎样利用那些奔走而逃的部队去发动进攻呢？

4月19日，从希娄一直到弗里岑的整条山脉都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当晚，海因里希打电话给接替古德里安职务的克雷布斯，要求他同意把布塞的全部部队都撤回来，这样他便可以在柏林前面筑起一道防线。

海因里希听到对方猛一吸气。“希特勒绝不会同意的！守住所有的阵地吧！”海因里希挂断了电话。和克雷布斯争辩是没用的。他不仅完全忠于希特勒，而且还有一种危险的趋向，即总是低估险情，当他得到通知说一个俄国师正在进攻时，他会报告说“只有一千人”。

最为奇怪的是，布塞本人也不想撤退。“我们必须守住奥得河防线，直到美国人从我们后面打上来。”他告诉海因里希。

“可美国人会一直跑到这里来吗？”海因里希听说过东西方划定的分界线，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约束美国人。

对于这一点，布塞似乎充满信心。他说：“如果能阻止俄国人占领柏林，美国将获益匪浅。”

4

为了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六岁生日，戈培尔在当天晚上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事情从未像今天一样处于剃刀的边缘。”现在不是用传统的祝愿来为元首庆祝生日的时候，“我只能说，元首不愧是艰难困苦的辉煌时代中唯一的杰出代表。我们应该感谢他——只有他一人——全靠元首，德国今天才仍然存在；全靠元首，西方及其文化和文明才没有统统落入我们面前裂开的那黑暗的深渊……

“我们的敌人出现在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贫困和悲伤，混乱和毁灭，失业和饥饿……与之相反，我们，则有着明确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我国和一切有机会实行过它的其他欧洲国家证明了它的价值。欧洲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它选择了无政府状态，今天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他承认战争即将结束。但是他预言，几年之后，德国将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将会拥有很多更加美丽的新城镇和新村庄，住着快乐的人民。我们将重新成为所有心怀善意的国家的朋友……人人都有工作。秩序、和平与繁荣将取代今天的黑暗社会。”

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预言：只有元首可以带领大家走向这一胜利——通过一种最为奇特的方式。“如果史书上能够这样写：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未抛弃他们的领袖，而领袖也从未抛弃他的人民，那就是胜利。”对于这位忠诚的纳粹分子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这个民族始终信任希特勒，那么希特勒的精神就会像凤凰一样，在暂时失败的灰烬中胜利地腾空飞起。

与戈培尔不同，希特勒考虑的是在五十六岁生日前夕取得一次真正的胜利。他决心让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一直打到莱茵河畔——然而，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都不知道，温克已经自作主张，掉过头来打俄国人了。为了从空中给温克提供掩护，希特勒最近下令说，所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都要由他钟爱的战斗英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指挥——而这只会把两者独特的能力全都浪费。

两周之前，鲁德尔试图推托这一任命。他说，他的经验仅限于俯冲轰炸和坦克战，“我一直强调，绝不能下达连我自己也无法执行的命令。”

希特勒告诉他不能再去飞行，“我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人——但仅此还不够。我必须找一个有魄力组织和执行军事行动的人。”不过，希特勒还是同意斟酌一下这项决定，并让鲁德尔返回了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空军基地。在那里，鲁德尔将继续执行每天的战斗任务，尽管他右腿截肢的伤口还远谈不上愈合。

不久之前，斯科尔兹内去柏林的一所医院探望过鲁德尔，以为他一定非常沮丧。恰恰相反，鲁德尔正边笑边敏捷地单腿四处跳。“我必须再次飞行。”他说。

“你怎么飞？”

“我的机械师正在为我做一根钢带，把它套在断腿上，我就能踩到踏板了。”

“太愚蠢了，鲁德尔。你仔细想想。首先，你的伤口还没愈合——一点儿都没有。你不能这样上前线。你会得坏疽病的。”

“我必须出去。”鲁德尔重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那条断腿上。“我必须锻炼我这条短腿。”他咧开大嘴笑着解释道。几天后，斯科尔兹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鲁德尔的伤势，医生叫道：“噢，那个疯子逃走了！”

希特勒认为，只有拥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才能成功完成这项喷气式飞机的任务。戈林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对希特勒的选择非常震惊。希特勒告诉他，经验本身无关紧要。“鲁德尔是个不错的家伙。”他说，“空军的其他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小丑，他们都在演戏，耍花腔，仅此而已。”

4月19日，希特勒又一次把鲁德尔召至柏林。当飞行员一瘸一拐地走进会议室时，希特勒起身热情地欢迎他。鲁德尔首先听到的是关于德国昔日的技术优势的一席演讲。希特勒说，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以扭转败局，使德国获胜。希特勒对数字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并且拥有丰富的技术知识，这让鲁德尔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也注意到，希特勒的眼神里有着一种狂热的闪光，并且双手颤抖，不断重复同一话题——过去他从不这样。

突然，希特勒又一次告诉鲁德尔，他希望鲁德尔马上指挥所有喷气式飞机，清空温克部队上空的领域，“我希望由你来担负这一艰巨的任务。你是唯一由于勇敢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

鲁德尔第二次拒绝了这一任务，并且开始找借口。他说：“俄国人迟早要和盟军会师，从而把德国分成两半。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喷气式飞机行动不可能完成。”希特勒却沾沾自喜地说，各部队指挥官都已向他保证，部队不会再后撤。

鲁德尔表示不同意。他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东西两线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一条战线上实现停战的话，在另一条战线上获胜是可能的。”

飞行员看见元首的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微笑。“说起来容易。我一次又一次地企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可是盟国不愿意；从1943年起，他们就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我个人的命运当然无关紧要，但是任何理智的人都必须了解，我不能接受让德国人民无条件投降。虽然现在谈判仍在进行，但我已放弃了对它的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渡过这一危机。这样的话，新式武器也许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尽管言辞间自信满满，希特勒却又说道，他要再等等，如果总的形势有所好转，他会再次把鲁德尔召至柏林，希望那时他能接受这一任命。

鲁德尔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当他走进候见室时，注意到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他们急于第一个进去祝贺元首的五十六岁生日。

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里，希姆莱和施伦堡正举着一瓶香槟酒为希特勒干杯。这远非一个欢乐的时刻。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脸上刻满了担忧，神经质地来回转动着手指上的蛇形戒指。和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似乎也要垮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十几个人不间断地催促他做出各种重大的决定。他向各方许下诺言；有一些打算遵守，有一些则转眼就变卦。

或许，他最重要的一个诺言是向克尔斯滕和施伦堡许下的：他终于同意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官员吉勒尔·施托希，与其讨论集中营里幸存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但是，当得知施托希即将乘飞机前来德国时，他的决心又减弱了。他怕卡尔滕布鲁纳会听到风声，向希特勒告密。但是，施伦堡提醒他，卡尔滕布鲁纳即将前往奥地利，和施托希的会晤可以在柏林城北克尔斯滕的庄园里秘密进行。这才让他放下了心。

“除了勃兰特（希姆莱的副官）之外，你是唯一一个我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他对施伦堡说。他承认，除非希特勒不再掌权，否则就不可能同西方谈和。但是，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元首呢？他们不能开枪打死他，也不能逼他服毒，甚至连逮捕他都不行——那样的话，整个战争机器将会完全崩溃。

这些都没关系，施伦堡试图说服他，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让希特勒辞职，或者用武力逼他下台。

希姆莱刚刚鼓起的勇气又烟消云散了。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假如我对元首这么说，他肯定会火冒三丈，当场毙了我。”

在希特勒生日的前夜，希姆莱面临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到了紧要关头。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力劝他说服希特勒通过教皇或布克哈特争取谈和，“难道元首不能现实地、不抱幻想地判断形势吗？我真纳闷他在等什么！”

希姆莱轻轻咬着他的拇指指甲说：“元首的确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不会透露这一看法的具体内容。”

伯爵被激怒了：“那么，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地废掉元首。”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还活着，就根本不可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结束战争！”希姆莱恐惧地环顾四周，用拳头堵住嘴，好像是企图把这些叛逆的话语堵回去。伯爵暗忖，他是不是“突然疯了”。这时，希姆莱放下手，歇斯底里地反复说道，他不能答应做任何事。

希姆莱刚从后门鬼鬼祟祟地离开伯爵办公室，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就被领了进来。泽尔特说，他听到谣言说伯爵要去见希姆莱，他想给予支持。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解释道，他刚才已经和希姆莱谈过了。泽尔特建议两人一起再去见见希姆莱。

“最好由你单独和他谈谈，”伯爵建议道，“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他会过分紧张，什么也做不了。”

泽尔特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对他说道：“你必须做些事情。必须让元首进行和谈。这不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因为全体德国人民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希姆莱气势汹汹地说自己忠于元首。“我的好希姆莱，”泽尔特打断了他，“你只有一件事可做——杀死希特勒。”

希姆莱当然没有去杀希特勒，而是溜到了格布哈特的疗养院。那里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克尔斯滕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代表诺贝特·马祖尔（他取代了施托希。由于种种原因，施托希决定不来了）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了滕珀尔霍夫机场。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把二人送到了克尔斯滕的庄园——几英里开外的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庄园。不仅如此，贝纳多特伯爵也即将到达柏林，他想与希姆莱再见一面。

希姆莱身心俱疲，开始寻找种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他怎么能一下子见两个人？这两个会议不能延期吗？最后，无可奈何之下，希姆莱要求施伦堡前往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同马祖尔进行“预备性会谈”。施伦堡同意了。因为此时午夜已过，他们便为元首的生日干了一杯香槟酒。

但是，施伦堡因希姆莱最近的优柔寡断而感到非常沮丧，于是，他叫醒了克尔斯滕，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想找到一个“能绕过希姆莱的办法”。直到清晨四点上床休息之前，他们才不情愿地做出结论，只能继续努力，迫使希姆莱行动，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几个小时之后，施伦堡被盟军飞机的嗡嗡声和一颗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吃早饭时，克尔斯滕把他介绍给马祖尔。今天是元首的生日，施伦堡说，希姆莱要到很晚才能见马祖尔。说这番话时，施伦堡的语气非常自信——同时却在默默祷告，但愿他是对的。不久，贝纳多特从瑞典公使馆打来电话，说他只会在柏林逗留二十四小时。施伦堡同样用自信的语气告诉他，希姆莱今晚某时将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见他。

马祖尔一下午都在庄园里散步，和工人们聊天。工人们都属于同一个教派——类似耶和华见证会那种——因为他们拒绝举起手或者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万岁”这个词），所以，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便被关进了监狱。其中三人向马祖尔讲述了他们在布痕瓦尔德那几年可怕的经历。“1938年11月起，情况开始好转，”他们说道，“当大批犹太人被关进了那个集中营之后，看守们的虐待狂欲望在犹太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在克尔斯滕、施伦堡、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以及其他一些人鼓励希姆莱同西方谈判的同时，卡尔滕布鲁纳和盖世太保的首脑，党卫军将军海因里希·缪勒却劝告希姆莱要谨慎行事。他们尤其不赞成党卫军全国领袖与犹太人进行危险的接触。

在盖世太保中负责“犹太人问题”的党卫军中校卡尔·阿道夫·艾希曼，甚至比他的上司更为公开地反对这种接触。他用一种谴责的语气告诉红十字会的一名代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人得到的食物和医疗比许多德国平民得到的还要好——这全是因为希姆莱最近下了一道密令：要“人道地”对待犹太人。“我个人并不非常赞同采用这些办法。”艾希曼自以为是地补充说——这是对元首的背叛。

过了一会儿，艾希曼愤愤不平地大步迈进缪勒的办公室。和党卫军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艾希曼刚刚拿到一张证明，上面写着，最近几年，他在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艾希曼，你怎么了？”这名盖世太保首脑问。

“队长，我不需要这些文件。”艾希曼傲慢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这就是我的证明。如果有一天我走投无路，这就是我最后的救赎。我不需要其他东西。”

然后，艾希曼前去向希姆莱告别，希姆莱的情绪似乎很乐观。“我们一定能达成协议，”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会有些微的损失，但这会是件好事。”他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假如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像英国人那样建集中营。”

结束这些职责上的拜访之后，艾希曼回到了自己在库菲斯滕丹大街的办公室，同他的手下告别。“如果真能如此，”他对他们说，“当我知道帝国的五百万敌人（犹太人）已经像牲畜一样死去时，我会高兴地跳进我的坟墓。”

4月20日一整天，希特勒不断地对来向他祝寿的人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将在柏林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下午，在戈林和戈培尔的陪同下，他在总理府花园里接见了阿图尔·阿克斯曼⁽¹⁾和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感谢了孩子们在保卫首都之战中的英勇表现，并且向他们颁发了奖章。

接着，他走进地下掩体，会见了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他看起来似乎负担很重。随后，他问候了凯特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他热情地握着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的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我遇刺时救了我，并且把我带出了腊斯登堡——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凯特尔无法开口向希特勒祝贺生日。他就希特勒在“七·二〇”事件中的奇迹生还低声嘟哝了几句，然后突然说道，在柏林成为战场之前，应该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凯特尔，”希特勒打断了他，“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将在柏林或者柏林城外战死。”

这只是空话，凯特尔想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希特勒就向他伸出手，结束了这次谈话：“谢谢你。把约德尔找来好吗？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

在与约德尔密谈之后，希特勒开始缓慢地从一排军政领导人面前走过去——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同每个人握手并交谈了几句。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元首应该趁着公路仍然畅通，马上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但是，他断然拒绝了大家的恳求。从现在开始，他说，帝国将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邓尼茨负责北部。凯塞林本是南部合理的负责人，可希特勒心中想的却是戈林——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说，让上帝决定吧。他建议司令部的各参谋部也分成两部分，划归南方的参谋部应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他是亲自去南部，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尔去？

“你去。”希特勒说。科勒尔将留在北部。

曾经那么亲密的两个人礼貌而冷淡地分别了。戈林赶往卡林霍尔，他的管家罗伯特·克罗普带着十四车的衣物和艺术珍品已经等候在那里。车队起程离开卡林霍尔时，已是次日清晨。戈林下令炸毁他的公馆，以免剩下的宝贝落入俄国人之手——其中包括一大屋子的火车和铁路微缩模型。帝国元帅向贝希特斯加登出发，但是他命克罗普在纽伦堡附近的老房子前停了车，想最后看一眼地下室里的那些油画。

5

希姆莱离开地下掩体里的生日聚会，在黑暗中驱车返回了他的司令部。施伦堡告诉他，马祖尔在克尔斯滕家里，而贝纳多特则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两人都希望与他会面。最后，善于游说的施伦堡终于设法让希姆莱上了车，驶向北面去见马祖尔。施伦堡劝希姆莱不要纠结于过去，也别阐释他的星相学或哲学理论，“你就明确地把将来要做什么告诉他。”

凌晨两点三十分，汽车到达了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克尔斯滕冒着倾盆大雨走出来迎接。他把希姆莱拉到一边，建议他对犹太人世界大会的代表既要宽宏大量，又要和蔼可亲。他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德国现在开始采取人道措施了。

希姆莱似乎急于取悦于人。“我想和犹太人言归于好，”他说道，“假如可以按我的方式办事，很多事情都会截然不同。”同马祖尔见面时，他没喊“希特勒万岁”，而是热情洋溢地说了声“你好”，并告诉他自己非常高兴与他见面。当克尔斯滕命人准备茶和咖啡时，马祖尔偷偷地打量着希姆莱。他优雅地穿着一身合体的军服，上面挂满了勋章。他似乎好好地修饰了一番，虽然天色已晚，让人看来却仍精神十足。马祖尔觉得，他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好得多；他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和那又圆又亮的眼睛也许是凶恶残忍的标志，但是马祖尔认为，如果事先对此人一无所知的话，他不可能相信“这个人要为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责”。

希姆莱一开口就是老一套：“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都是异己分子，他们一直制造冲突，曾经多次被赶出德国，但又总是返回。我们掌权之后，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我提出了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的人道的办法。我跟美国的一些组织进行了谈判，以便迅速实施移民。但是，就连那些据说对犹太人很友善的国家也不愿接受他们。”

马祖尔——一个身材高瘦的瑞典人，今年四十四岁——冷冷地提醒希姆莱，把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民驱赶出去是违犯国际法的。

“在这场战争中，”反应迟钝的希姆莱继续说着，仿佛马祖尔根本没说话，“我们接触了东方的无产阶级犹太群众，这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敌人站在我们背后。犹太人得了很多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伤寒。我本人就因这些传染病而失去了数千名优秀的党卫军成员。此外，犹太人还帮助游击队员。”

马祖尔问，犹太人都被圈进了犹太人区，游击队员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犹太人为游击队员传递情报，”希姆莱答道，“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犹太人区开枪袭击我们的部队。”马祖尔想，这就是希姆莱版的犹太人在华沙犹太人区进行的英勇战斗。

“为了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希姆莱解释道，“我们不得不修建了焚尸炉。这样，就可以火化数量巨大的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而现在，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攻击我们。”

“东方的战争激烈得令人难以置信，”希姆莱继续道，“我们本不想与俄国开战。但是，我们突然发现俄国有两万辆装甲车，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决定了我们是战胜敌人还是向其屈服……德国士兵只有冷酷无情才能活下来。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人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要烧毁整个村子。俄国人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理解不了他们的心理。哪怕是身陷绝境，他们都拒绝投降。如果说犹太人遭受了战斗的苦难，别忘记，德国人民也没有幸免。”

突然，希姆莱开始抱怨那些关于集中营的“失真”的传言：“那些糟糕的传言都是因为‘集中营’这个不恰当的名字。它们本应被叫作‘改造所’。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和政治犯，还有刑满后尚未释放的犯罪分子。由于建立了集中营，在1941年——也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年——德国的犯罪率下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犯人必须努力劳作，但是德国人民也是如此。集中营的管理确实非常严格，但也是公正的。”

马祖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怎么可能矢口否认在集中营里犯下的罪行？

“我承认，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但是我也惩办了应该负责任的当事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尔·科赫不就因为虐待囚犯而被他处决了吗？

“这类事情发生得太多，已经无法挽回了。”马祖尔说道。他希望希姆莱不要再自我辩解，“但是，如果今后我们真的想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设一座桥梁，那么，如今生活在德国控制地区的犹太人就应该继续存活下去。”马祖尔特别要求保全瑞典和瑞士的犹太人的生命，而克尔斯滕支持他的要求。希姆莱告诉他们各个集中营里还有多少犹太人，但马祖尔认为这些数字被过分夸大了。例如，希姆莱声称在匈牙利还有四十五万犹太人。“但是有谁感谢我呢？”他抱怨地问道，“在布达佩斯，犹太人还朝我们的部队开枪。”马祖尔指出，“如果匈牙利还有四十五万犹太人，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原有的八十五万犹太人中有四十万已经被驱逐出境，或者是因为其他方式而消失了。”希姆莱对这一评论毫不理会，这让马祖尔觉得，希姆莱肯定相当同意拉封丹寓言所阐释的一种哲学：这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一旦受到攻击，它就会自卫。

希姆莱继续说道：“我一直打算不加抵抗便将集中营移交出去，就像我所承诺的那样。我甚至已经交出了贝尔格—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可是，看看我得到了什么：贝尔格—贝尔森集中营的一名看守被用绳索捆着，和一些囚犯的尸体一起拍了照。现在这些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我正打算交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但滚滚前进的美国坦克却开火射击。医院着火了，然后尸体都被拍了照。现在，他们利用这些照片到处宣传我们的所谓暴行。还有，去年，我让两千七百名犹太人去了瑞士，这也被媒体用来攻击我；他们说我释放这些人是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我不需要任何借口。我一直只做我认为可以满足人民需要的事，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并没有因此而发财。”

他的愤怒转移到了媒体身上：“过去十二年来，没有人比我被泼的污水更多，但这从未困扰过我。甚至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一些有关我的文章。关于集中营的那些新闻报道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这就更让我不得不把集中营移交出去。”

马祖尔说，犹太人不该为报纸上这些新闻报道负责，从而巧妙地打断了希姆莱这番自怨自艾的话。他继续解释道，不仅犹太人，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救援幸存犹太人的工作很感兴趣，这将对盟国起到正面的影响。马祖尔本人便是一个犹太人。他“一想到要去恳求这个使数千人受到虐待的罪魁祸首，心里就痛恨不已”。此外，他的一个姐姐和其他几名亲属都死在了集中营里。然而，他不能让个人感情干扰可以拯救数千人生命的使命。

马祖尔尤其关心距此仅十八英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那些女囚的命运。他想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希姆莱有些犹豫，于是，克尔斯滕建议由他们之中的两人去查阅该集中营女囚的名单。施伦堡知道希姆莱不愿意当着马祖尔的面翻阅名单，便把马祖尔领到另一间屋子讨论有关日程的具体问题。

当他们草草浏览冗长的名单时，克尔斯滕强调说，他们必须支持3月份达成的协议。希姆莱突然问他，是否可以飞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讨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竭尽全力去说服艾森豪威尔，让他相信，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苏维埃俄国，而现在只有我们德国人在同它作战。”不等克尔斯滕回答，党卫军全国领袖便继续说道，“我将把胜利拱手让给西方盟国。他们只需要给我把俄国人赶回去的时间。如果他们给我些武器，那么我仍然可以把俄国人赶走。”

马祖尔回来时，希姆莱说，他会立即从拉文斯布吕克释放一千名犹太妇女，但是要求对这些人到达瑞典的消息严格保密。因此，他建议把她们称作“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马祖尔想，这样的预防措施是典型的希姆莱做法，他仍然不希望因为犹太人的问题而招惹麻烦。

四点三十分，施伦堡开始担心，待在格布哈特疗养院里的贝纳多特肯定要不耐烦了，他已经等了一整夜。五点，希姆莱向马祖尔告别，和克尔斯滕一起走了出来。

“啊，克尔斯滕先生，我们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希姆莱长叹一声，大喊道，“我们希望德国强盛而安全，但我们却正在身后留下一堆废墟，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不过，整个欧洲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标准联结在一起，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始终希望做得完美无缺，但经常不得不违背我的真实信念而行动。相信我，克尔斯滕，这真的并非我的本意，对我来说，这非常痛苦。但是元首命令必须这样做，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对他施加了负面的影响。作为一名忠实的战士，我必须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现在，我有权决定的只是我应该活多久，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了。历史将对我做出什么评价？心胸狭窄的小人一心只想报仇。我高瞻远瞩，为德国创下了许多丰功伟绩，但他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却是扭曲篡改的版本。其他人做下了许多坏事，却把对他们的谴责堆在我的头上。德意志民族最优秀的分子与国家社会主义同归于尽，这是真正的悲剧。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即将统治德国的人，对我们丝毫不感兴趣。盟国可以任意摆布德国。”

希姆莱疲惫地坐进汽车，像是最后一次似的伸出手。“克尔斯滕，衷心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精心治疗。”他的眼里含着热泪，“我最后想到的是我可怜的家人。永别了。”

希姆莱和施伦堡来到疗养院时，太阳正在升起。贝纳多特觉得希姆莱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却有些不安。党卫军全国领袖仿佛是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最近几天自己几乎没合过眼。他们坐下来共进早餐。尽管希姆莱一直不由自主地用指甲轻轻叩着门牙，但疲劳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

不知何故，希姆莱拒绝了贝纳多特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不同意把斯堪的纳维亚的囚犯从丹麦送到瑞典。随后，他主动提出把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所有妇女交给红十字会。仅仅几小时前，他还只同意释放一千人——然后，他便回卧室休息了。

中午刚过，希姆莱派人叫来了施伦堡。党卫军全国领袖躺在床上，痛苦地看着施伦堡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了。”施伦堡恼怒地说。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安排秘密会谈，可是却毫无结果。

稍后，当他们的汽车沿着拥挤的高速公路向附近的指挥部缓缓前行时，希姆莱说：“施伦堡，我害怕即将发生的一切。”

“那会给你行动的勇气。”

希姆莱一言未发。

晚饭后，施伦堡开始批评卡尔滕布鲁纳“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撤走所有集中营囚犯的这种盲目而不现实的态度”，他说，这是一种犯罪。

“施伦堡，别说了，”希姆莱像一个受到责备的孩子似的说道，“因为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格—贝尔森没有撤空，希特勒已经生了好几天的气。”

在所有集中营里，国际红十字会目前最为关心的是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它们刚好位于朱可夫进攻柏林的必经之路上。红十字会代表菲斯特医生赶到萨克森豪森时——位于奥拉宁堡城郊，距地下掩体仅十九英里——已是4月21日凌晨三点了。一些囚犯已经被赶出了营房，正在大雨中整队，准备出发；往东十英里开外，朱可夫的大炮正恶狠狠地怒吼着。菲斯特当即请求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上校凯因德尔把萨克森豪森移交给红十字会。但凯因德尔拒绝了。他说自己要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在俄国人到达之前，撤走除医院之外的全体集中营人员——而就在此时，在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希姆莱正向马祖尔保证说，集中营的撤退行动已经全部停止。

将近四万名囚犯——面黄肌瘦、疾病缠身、衣衫褴褛——排成两条长队。看守驱赶着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朝西北方走去。跟不上队的立即被打死，扔进了壕沟。菲斯特医生尾随着这支悲伤的队伍。刚走出四英里，他便发现了二十具尸体，都是头部挨了一枪。

“当自己的妻子被奸污时，丈夫甚至不起来反抗，这样的人有什么用？”是戈培尔在说话。在庆祝希特勒生日那篇花言巧语的演讲中，他曾预言，一个奇特的胜利将从表面的失败中产生。刚才，他又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痛苦地向自己的副官们承认，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地输掉了——这不是希特勒的原因，而是人民让他失望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计划和所有观念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过于崇高……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面带讥讽地仔细看着自己的副官们。“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工作？现在，你们的细喉管就要被切断了！”他大步朝门口走去，随后又转过身来，“但是，如果我们辞职，整个大地都会颤抖！”

他还承认某些文职领导人的失败，并号召他们要自我牺牲。“我的家人此刻都在家里，”他含着眼泪说，“而我们要待在这里。先生们，我要求你们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知道怎么才能死在这里。”

反复无常的戈培尔在这一天中忽而绝望，忽而愤怒。当两个秘书骑自行车逃往农村之后，他埋怨他的新闻官：“现在我问你，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现在怎么能够保证办公室按正常时间上班？”

在东线，谣言从一个司令部传到另一个：据说柏林的领导人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最高统帅部正准备迁往贝希特斯加登。这些谣言只让海因里希一个人振作了起来。它们很可能意味着希特勒也将撤往南方，这样部队也许就可以有秩序地撤退。

俄国人已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上撕开了六个缺口。这是红军自莫斯科保卫战的黑暗岁月以来一直等待的最后总攻。六天来，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靠白兰地硬撑着，一直没有合眼。他打开的两个最深的突破口分别在希娄和往北二十四英里处的弗里岑。突破希娄的那支部队已继续向西挺进柏林，此刻距它的目标地下掩体，只有二十英里。突破弗里岑的那支部队已经又往前推进了两倍的距离，现已到达柏林正北，正在靠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它的目标是包围柏林，并从后面抵达柏林西南。届时，它将与出其不意地从南而来的科涅夫部队会师，彻底包围柏林。

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他希望在城外保卫柏林，并且命令雷曼将军阻截突破希娄的那些俄国人。雷曼模仿法国的马恩河出租汽车队⁽²⁾，让九十个营的人民冲锋队搭乘出租车、地铁和轻轨全速开赴东线。4月21日中午之前，海因里希再次打电话给雷曼，问有多少个营到了新阵地。

“十三个，”雷曼答道，“但是大部分人赤手空拳。有武器的人也只有五发子弹。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军服不整。”

到了中午，突破希娄的俄国人离柏林已经很近，他们的炮弹开始落在柏林城界之内。当克雷布斯和约德尔正在汇报海因里希的情况时，地下掩体里已经可以听到隐约的炮声。他们说，布塞和曼托菲尔都很好地守住了阵地，但是朱可夫的一支部队成功地突破了他们之间的弗里岑。如今，这支俄国部队已经快要抵达奥拉宁堡，有可能包围曼托菲尔军。为了对付这支部队，海因里希已经将一支小后备队伍——党卫军将军菲利克斯·斯坦纳指挥的一个新装甲军的核心部分——部署在柏林以北二十五英里处。

本来跌坐在那里的希特勒立刻一跃而起。对他来说，如同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斯坦纳是个神奇的名字。2月份，正是斯坦纳从波美拉尼亚湾发起的拼死进攻，减慢了朱可夫的前进速度。希特勒开始仔细察看一张地图。最后，他抬起头，两眼放光。反攻！他愈加兴奋地说。斯坦纳将向东南方向进攻，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这样一来，只需一击，就可以解救柏林，并且使曼托菲尔免遭包围。

“任何让手下后退的指挥官都必须在五个小时内予以枪决！”他说。

没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命令传达给了海因里希。海因里希不情愿地将其传达给了将不得不执行这一命令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斯坦纳接到了很多不可能的命令，而此刻这个命令是最为荒唐的。他的装甲军只是徒有虚名，总共只有一万人，都是刚刚从什切青和但泽乘船撤回来的。而现在，要让他用这些筋疲力尽的战士和寥寥几辆坦克，去粉碎一支至少拥有十万人的强大的装甲部队。

傍晚，海因里希得知科涅夫正在迅速向柏林挺进。六点四十五分，他打电话告诉克雷布斯，布塞的第九集团军必须在当夜撤回，否则将很可能完全陷入重围。“我要为我的良心和战士们负责任。”当柏林那边传来的只是沉默时，他补充说。

“元首对他下达的命令负全部责任。”克雷布斯冷冷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对我的部队有责任。”

当晚晚些时候，克雷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激动地告诉他，舍尔纳顶住了科涅夫向柏林的挺进。“敌人已同后方失去了联系，”他说，“元首希望你特别注意，他并未改变让第九集团军坚守阵地的决定。他认为，只有第九集团军原地不动，舍尔纳才有可能再次发起进攻。”

“舍尔纳什么时候继续进攻？”

“两三天后。”

海因里希确信，那时布塞肯定已被彻底包围了。“那太迟了！”他干脆地说，随后挂了电话。

他是对的。科涅夫仅仅是暂时被舍尔纳的进攻拖延了，随后，他振作精神，继续向柏林扑去。

(1)Artur Axmann，1913—1996，时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译注

(2)指一战中巴黎军事长官约瑟夫·加列尼将军征用巴黎所有出租车，运送法国军人前往位于马恩河畔的前方阵地，阻击德国的入侵。——译注

24 “元首崩溃了”

1

虽然斯大林向哈里曼保证说，苏联的主攻方向是德累斯顿，但是，到了4月22日，即使对于最天真的人来说，他的真实意图也已经暴露无遗了。的确，科涅夫的一支部队正在向德累斯顿前进，然而，另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已经利用舍尔纳和海因里希中间的空隙，朝西北方向横扫而去。拂晓时分，这支部队到达了地下掩体以南三十五英里的卢肯瓦尔德。早晨六点，一辆俄国微型装甲汽车沿着大路风驰电掣般开到了附近的IIIA军官战俘营。一万七千名盟国战俘赤着上身涌出营房，疯狂地欢呼着。小小的汽车停下之后，驾驶员打开顶上的活动门爬出车外。俄国战俘一拥而上，抓起他一次次抛向空中。

四个小时之后，一支小型俄国装甲部队来到了战俘营门口。一名身材高大的步兵战士站在第一辆坦克上，拉着手风琴放声歌唱。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上，一名战士漫不经心地弹着三弦琴，就好像奏着音乐奔赴战场是理所应当的事。粗犷的俄国人跳到地上，与战俘们握手，并拿出葡萄酒、伏特加和啤酒，不停地为三巨头、艾森豪威尔、科涅夫、“空中堡垒”⁽¹⁾、斯图莫维克攻击机和斯蒂倍克汽车干杯。

当红军的坦克车队轰鸣着离开时，一辆坦克转向栅栏，把铁丝网连根拔起。“你们现在自由了！”坦克指挥官用德语喊道。

在卢肯瓦尔德南面，科涅夫向德累斯顿发起的攻势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把他最强大的防御力量部署在了这里——他错误地相信这里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在其中的几个地方，俄国人对舍尔纳的反扑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有一段将近一英里的防线，负责把守的是一支由十八名预备役军官组成的奇特队伍。其中包括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一名空军记者，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他被调到了步兵部队。现在，科里亚科夫上尉只是一个职位低下的通信员。

4月22日黎明，科里亚科夫把他的步枪倚在排指挥所小屋的墙上，拿出一个珐琅圣母像，跪下来开始祷告。然后，他开始给躺在散兵坑里的战士们送食物。散兵坑挖在长满绿色禾苗的冬麦地里。前面几百米处有一片树林，一条公路从树林中间穿过。一派安静平和。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些人影。

“通信员！”排长大声喊道，“去看看是什么人！”

科里亚科夫走上前去，看见了一支长长的难民队伍。有人推着装满行李的婴儿车，有人骑着自行车，还有一些人跟在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后面徒步走着。忽然，很多土块溅在了科里亚科夫的脚上，他听到从树林里传来了德国自动步枪那短促清脆的射击声。马匹向前奔去，掀翻了好几辆马车，孩子们掉了出来。紧接着，炮弹开始爆炸，科里亚科夫连忙卧倒，动弹不得。每次他试图爬走，树林里都射出一排子弹将他困住。他趴在地上，大声祷告：“没人可以帮我们，除了你，圣母！没有其他的希望……”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拎了起来。一个高大的德国人低头盯着他，举着枪托，“波兰人？”他吼道。

科里亚科夫设法向他解释了自己是一名俄国上尉。德国人放下枪，把他推向另一个士兵，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在一个指挥所里，德国人问科里亚科夫是否曾虐待过德国妇女。

他摇摇头。

“好，好！”一名上尉嘲弄地说。他扬手给了科里亚科夫一记耳光，把他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开始愤怒地用德语大喊大叫。科里亚科夫只听懂了一个词：“枪毙！”

四个肥胖的德国女人向他们跑过来，歇斯底里地朝困惑不解的德国上尉喊叫着。为首的女人擦去脸上的眼泪，对科里亚科夫微笑着。在她险些被奸污时，是科里亚科夫救了她。她的三个女儿挤在一起，一边点头，一边流着眼泪微笑。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上校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捡起科里亚科夫的眼镜，一声不响地递给了这个俄国人。

2

当天早晨，在地下掩体里，斯坦纳是人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是否已从北面发动了解救柏林的进攻？如果已经发动了，那现在打到哪里了？希特勒三番五次地问克雷布斯同样的问题，而每次都被告知：没有消息。

十一点，克雷布斯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海因里希。他还没有机会开口，这位小个子将军就说：“今天是希特勒离开柏林的最后机会。我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救他！”

斯坦纳怎么样？

海因里希差点大笑出来，但是，他彬彬有礼地说，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斯坦纳身上实在太愚蠢了。克雷布斯的语气尖刻了起来，他说，阻止柏林被困是海因里希的职责。抛弃希特勒是可耻的！

这番话的结果只是激怒了海因里希。“你说我必须阻止元首不体面地落入包围。然而，你不顾我的意愿，不听我的劝，不考虑我已把指挥权交给你支配这一事实，仍然不允许我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保卫他。”

克雷布斯还没来得及回应，电话便断了。他设法再次接通了海因里希，对他说：“元首不同意部队撤退，因为这会把德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这一分割早已是事实。”海因里希说道。接着，他要求克雷布斯再次请示元首，并在一点之前给他答复。

三点钟，克雷布斯终于打电话给他，说布塞可以撤回一部分部队。

海因里希立即给布塞打电话，然而布塞却一点儿都不满意。“这只是一些不完全的措施。”他说，“要么我和我的所有部队一起撤，要么我就留在这里。”

“好吧！撤退。”海因里希做出了决定。他故意下达了这么一个含糊的命令，布塞可以将其解释成允许他撤出全军人马。

但是，布塞不能让海因里希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有元首的命令。他要求我原地不动。”他不动声色地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假如现在撤退，他将不得不抛弃法兰克福要塞里的比勒的部队。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二十四个小时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在俄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却始终没有成功。只有等比勒成功地与第九集团军余部会合之后，布塞才能撤退。

3

戈培尔博士似乎已将昨天抨击德国人民的激烈言论完全忘记了。“我应该承认柏林人的优秀和勇敢，”他一边看着窗外在柏林上空盘旋的盟国飞机，一边对他的新闻官说，“他们甚至不躲进掩体，而是抬头看向天空，看看要发生什么。”

街道被破砖烂瓦和抛锚的汽车堵住了。戈培尔不得不取消了每日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录制一篇对人民的演讲。但是，录音还没结束，俄国的炮弹便在附近爆炸了。一颗炮弹的落点特别近，窗上仅剩的几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戈培尔镇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录音。结束之后，他转身问录音师，电台播放这篇讲话时，人们是否能听到刚才的爆炸声，“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音响效果吗？”

午餐时，戈培尔盛气凌人，甚至可以说很愉快。提到丘吉尔时，戈培尔说他是个“小矮子”，又把艾登描述成一个“装腔作势的假绅士”。然而，当他的老朋友温克勒医生打电话给他时，他郑重地感谢了温克勒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然后低沉地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希特勒越来越紧张烦躁。他无法得知斯坦纳攻势的进展情况。每当克雷布斯向他报告说没有确切消息时，他都更加沮丧。事实上，斯坦纳那支可怜的仅有一万人的“装甲军”仅仅向西南方向前进了八英里，现在已被彻底拦在了那里。

当天下午的元首会议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海军中将埃里希·沃斯代表邓尼茨。邓尼茨正在德国北方建立一个独立司令部。娶了希特勒一名女秘书的空军上将埃卡德·克里斯蒂安代替科勒尔出席。科勒尔的新司令部位于柏林西北方向。当然，鲍曼也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凯特尔、约德尔、克雷布斯以及古德里安留给他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其他副官、秘书们。

约德尔不顾克雷布斯一贯的乐观态度，向希特勒报告了真实情况：柏林已有三面被围。朱可夫的一支部队已到达城东。另一支部队由北面向波茨坦逼近，很可能将在一周后与来自南方的一支科涅夫的部队在那里会师。

约德尔的话让希特勒非常不安。他要求知道全部情况。斯坦纳向前推进了多远？最后，克雷布斯被迫承认，斯坦纳的“装甲军”仍然存在，但没有其他的消息。

希特勒猛地抬起头，开始粗重地呼吸起来。他用紧张嘶哑的声音命令道，除了几位将军和鲍曼之外，所有人都出去。其他人急忙推推搡搡地走出会议室，一声不响地站在候见室里，心里非常忧虑。

门刚一关上，希特勒就跳了起来，他的左臂砰地垂了下去。他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激动地挥舞着右臂，大骂他身边的人都是叛徒和骗子。他尖声叫道，他们都太低微，太可怜了，根本不能理解他的伟大抱负。他是腐化和怯懦的受害者，而今天所有人都背弃了他。

他的听众们从未见过他如此彻底地失去控制。他指着将军们责骂，将战争的灾难归咎于他们这类人。只有鲍曼提出了抗议，军官们不禁大吃一惊。可是，鲍曼的话无疑是为了让希特勒冷静下来，而并不是为军人们辩解。

希特勒喊了几句斯坦纳，然后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痛苦地说：“战争输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只有一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开始断断续续地抽搐，仿佛是受到了强烈中风的折磨。

忽然，他不动了。他微张着嘴，坐在那里，用他那空洞的双眼盯着前面。这比他狂怒的时候更让旁观者惊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后来谁也不记得究竟过了多久。终于，元首脸上慢慢泛起了血色。他猛地抽动了一下。鲍曼、凯特尔和布格道夫恳求他保持信心。如果连他都丧失了信心，那么一切就真的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动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是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他决不离开地下掩体。如果他们想走，随他们的便，但他要在首都等死。接着，他要求见戈培尔。

外面房间的人几乎听到了发生的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告诉希姆莱刚刚发生的事。大吃一惊的党卫军全国领袖赶忙打电话给希特勒，恳请他不要放弃希望。他答应立刻派党卫军去。

“柏林的人都疯了。”希姆莱对党卫军中央办公室主任戈特洛布·伯格尔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说。伯格尔头脑简单，从来没怀疑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他认为，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您应该立即去柏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他说，“当然，要带上您的警卫营。如果元首打算留在帝国总理府，您没有权力把一个警卫营的人留在这里。”看到希姆莱毫无反应，伯格尔反感地说：“好吧，我去柏林，您也应该去。”

希姆莱没有去，而是再次给地下掩体打电话，恳求希特勒离开柏林——但是徒劳无功；菲格莱因接过电话，催他的上司亲自前来劝说。他们争论了许久，最后，希姆莱终于同意在瑙恩与菲格莱因见面。瑙恩位于地下掩体以西二十五英里处——就在柏林仅剩的一条逃生走廊正中。

希姆莱和格布哈特医生一起在约定的地点等候菲格莱因。格拉维茨教授自杀之后，格布哈特被提名为德国红十字会的新主席。两个小时后，格布哈特建议由自己单独去见希特勒，请求元首批准他的这一任命。

希姆莱欣然同意，如释重负，他不必再等菲格莱因，可以返回他的司令部了。他要格布哈特放心，元首肯定会同意这项任命的，并让他告诉希特勒，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警卫营将誓死保卫地下掩体。说完，他转身向北走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当得到元首精神崩溃的消息时，戈培尔还在自己的家里。他得到通知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对他的刺激比对任何人都大。正准备出门时，他又接到通知说，希特勒还想见玛格达和孩子们。五点左右，戈培尔夫人镇静地吩咐保姆，给孩子们收拾一下去见元首。孩子们非常高兴，想知道阿道夫叔叔会不会给他们巧克力和糕点。他们的母亲推测，他们可能是要去赴死。她强颜欢笑，告诉孩子们：“你们每人可以带一件玩具，只准带一件。”

戈培尔全家分乘两辆汽车朝地下掩体驶去。送他们离开时，泽姆勒注意到他的上司神情冷静，郑重其事，但玛格达和孩子们却哭了。

这一家人被安顿在了离希特勒房间不远的四个小房间里；然后，戈培尔和妻子便前去见元首。戈培尔宣布，他也要留在地下掩体里自杀。玛格达说，她也要这样做，谁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甚至连希特勒也不行。她还坚持让六个孩子跟他们一起死。

凯特尔终于清空了会议室，这样，他便可以和希特勒单独谈谈。他想说服希特勒在当晚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开始谈判投降事宜。与之前的很多次一样，元帅刚说了几个字，就被希特勒打断了。“我知道你要说的每一个字：‘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希特勒提高了嗓门，“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决不离开柏林。我要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刻！”

凯特尔说，这简直是“疯了”。他不得不“要求”元首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元首可以继续指挥帝国和武装部队，但在柏林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柏林同外界的联系随时可能被切断。

“没人阻拦你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回答道，“事实上，我命令你这样做。但是我本人将留在柏林。仅仅一个小时前，我通过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我不能食言。”

凯特尔痛苦地说，如果希特勒不走，他也不走。正在这时，约德尔走进了会议室。

希特勒又召来了鲍曼，命令他们三人飞去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凯特尔将拥有指挥权，而戈林则作为元首的私人代表。

“七年来，我从未违抗过您的任何命令，”凯特尔回答道，“但是，这个命令我拒绝执行。”他提醒元首，他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您指引并领导了我们这么久，现在您突然要把您的参谋部派走，并且希望由他们自己去指挥战斗，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无论如何，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我再也无能为力了。”希特勒回答道。他又说，剩下的事留给戈林处理。

“没有一个战士会为帝国元帅而战斗。”其中的一位将军说。

“你说‘战斗’是什么意思？今后可能没有什么战斗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至于我，要么就投身于柏林战役并打赢它，要么就死在柏林。”他不能冒落在敌人手中的危险，所以会在最后一刻自杀，他说。“这就是我最终的、不能改变的决定。”

将军们发誓说，情况并没糟糕到这种地步。舍尔纳仍然很强大，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可以掉头回来解救柏林。几天之后，斯坦纳将得到足够的人力，可以在北面同时发起进攻。

希特勒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地，希望回来了，也带回了他的决心。他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很快，他便详细地拟出了拯救柏林的方法。

凯特尔说，他马上亲自去向温克下达命令。希特勒完全恢复了常态，热情地一定要凯特尔留下，先喝一碗豌豆汤。最终，他们决定，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柏林西面的波茨坦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最高统帅部。这样的话，如果柏林被围，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撤到邓尼茨那里去。而克雷布斯将留在地下掩体，担任元首的军事顾问。

凯特尔和约德尔拿着一野餐篮的三明治、白兰地和巧克力——元首亲自下的命令——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离开了帝国总理府的废墟。天已经黑了。“我能够告诉温克的只有一件事，”凯特尔悲伤地说，“那就是，柏林战役已经开始，元首的命运危在旦夕。”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地下掩体西南约六十英里处，凯特尔在一座偏僻的护林人小屋中，纯属偶然地找到了温克的指挥所。凯特尔命令他掉头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突破科涅夫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布塞将向西北方向进攻。他们将一起解救柏林。温克说这不可能：布塞已陷入重围，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

凯特尔开始恳求他。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他说，这次战役的胜败决定着希特勒和德国的命运。援救希特勒是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责任。他说，元首的生命如今完全取决于温克，并且吐露了一个甚至没有告诉过约德尔的想法：他决心把元首从地下掩体里弄出来，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温克表示反对。解救柏林的计划基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师。但是，凯特尔却继续恳求。最后，这位年轻的将军只得答应尽力而为。他看着凯特尔的汽车渐渐消失，心里惦记着自己生长于斯的柏林，惦记着城里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

这些天来，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一直在劝克雷布斯想想办法，以免两人都死在地下掩体里。可是，他的上司要么是不愿有所行动，要么是不能，只是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他告诉这位年轻的男爵，他对自己被选为元首的最后一任军事顾问一事丝毫不感到骄傲，“但是现在，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奉命留下，所以你必须跟我一起留下。”

4月23日午夜刚过，克雷布斯终于使希特勒做出了让步——至少他认为是个让步。布塞可以撤退。克雷布斯立刻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海因里希。当然，允许撤退的唯一目的是让布塞和温克一起进攻，解救柏林。

但是，布塞仍然拒绝撤退。不过，这次他告诉了海因里希真正的原因。他说：“在比勒的所有部队撤出法兰克福之前，我不能撤退，”他说，“我要一直等到比勒同我们会合。”

海因里希被激怒了——但是他能理解，于是，他挂了电话。

4

在希特勒崩溃的几个小时之后，克里斯蒂安将军闯进了位于柏林城外的科勒尔的指挥部。“元首崩溃了！”他描述了刚才发生的可怕事情。

科勒尔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戈林——帝国元帅是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我们通常请示的那个人不愿意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科勒尔对戈林的副官贝尔恩德·冯·布劳希奇上校说，“但我必须离开这里。”

布劳希奇知道科勒尔指的是希特勒。他说：“帝国元帅希望你马上来这里。”

挂了电话后，科勒尔转向克里斯蒂安，问道：“最高统帅部在干什么？”

“最高统帅部将离开柏林，并于今晚在坎普林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一个坦克训练学院）集合。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西线的部队投入东线，继续进行战斗。”

科勒尔拨通了地下掩体的电话。“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布洛上校，“克里斯蒂安告诉了我很多事……我大吃一惊。这都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

科勒尔问，他是否应继续在北线防御。

“是的。”

但科勒尔要的是另外一个答复。“这样不好，”他恼怒地说，“现在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说他必须去南方，亲自向帝国元帅报告一切情况。

“好吧。”对方答道。

“他（希特勒）不可能改变决定吗？”

这一次布洛做了否定的答复。

科勒尔急忙驱车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新指挥部，向约德尔求证克里斯蒂安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克里斯蒂安告诉你的都是真的。”约德尔冷静地回答。

科勒尔问，元首是否真的会自杀。

“在这个问题上，元首非常固执。”

“莱比锡市长全家自杀后，元首曾说：‘这是在愚蠢而怯懦地逃避责任。’”科勒尔非常愤慨，“而现在，他要做同样的事！”

“你说得对。”

“那么，你要怎么办？对我有什么吩咐？”

“没有。”约德尔说。

科勒尔说，他必须立刻出发，亲自去向戈林汇报。应该去告诉戈林，元首说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这种消息，科勒尔说，绝不能通过电报对其说明。他必须亲自去。

“你说得对，”约德尔言简意赅地答道，“没有其他办法。”

4月23日拂晓之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全体人员乘坐十五架JU-52式飞机，动身前往慕尼黑。

在俯瞰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堡胜地，戈林已经通过一条不太靠得住的渠道得知了许多相关消息。当天上午，他告诉他的门房约瑟夫·齐希斯基——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鲍曼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神经崩溃了，要戈林行使指挥权。戈林半信半疑。他该怎么办呢？立刻行动，还是等待？

直到中午，科勒尔才到了戈林那所位于上萨尔茨堡的舒适而朴素的房子。他激动地向帝国元帅和纳粹党官员菲利普·布勒讲述了希特勒崩溃的事情。当然，戈林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细节，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让科勒尔很意外。戈林问希特勒是否还活着。他有没有任命鲍曼为其继承人？科勒尔答道，他离开柏林时，希特勒还健在，柏林还有一条，或者也许两条逃生走廊。这座城市大概还可以再守一周。“无论如何，”他最后说，“现在是您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帝国元帅先生！”

布勒表示同意，可是戈林仍犹豫不决。希特勒没任命鲍曼为继承人吗？他再次问道。他的死对头鲍曼也许会发来一封电报，诱使他过早地接管政权，“如果我照办，他会说我是叛徒。如果我不行动，他会指控我没能抓住最关键的时机。”

他召来了恰巧在附近的鲍曼的私人助手，以及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他还派人去找汉斯·拉默斯部长。此人是帝国总理府的主管，一名法律专家。1941年，希特勒亲自起草了两份正式文件，指定了元首的继承人。而拉默斯正是这两份文件的保管人。这些文件规定，在元首暂时或永远不能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指定戈林为希特勒的代表。同时，在元首逝世后，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

戈林想知道柏林的军事形势如何，是否能保证他接管政权——毕竟，希特勒已陷入重围——但是拉默斯无法判断。

戈林清楚地知道，随着鲍曼对元首的影响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小。他问，自1941年以来，希特勒是否曾下达过什么废除他的继承资格的指示。

拉默斯回答说没有。“如果元首曾经下达过其他任何指令，我肯定能知道。”他时常会确定一下，这些文件有没有被撤销。他声称，这项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甚至不需要再次公布。

有人建议他给元首发封电报，问他是否想让戈林做他的代表。大家都赞成这一建议，于是，戈林开始草拟电文。过了很久他还没写完，科勒尔急忙打断了他，说这么长的电报根本发不过去。

“对，确实如此，”戈林表示同意，“你另写一封吧。”

科勒尔和布劳希奇分别起草了一封电报，戈林选中了其中一封，上面写道：“元首，鉴于您决定留在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命令，接管帝国的完全指挥权？”

戈林又读了一遍电报，然后拿起笔添上：“……拥有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全权。”这样，他便可以与盟国进行和谈。他还有些担心，便说：“假如他不答复我怎么办？我们应该定个时限，在那之前，我必须得到答复。”

科勒尔建议给希特勒八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戈林草草写道：“如果晚上十点之前没有答复，我将假设您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我会认为您的命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我们的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匆忙写道，“您应该能意识到，在这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对您的感受，这种感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愿上帝保佑您，尽快将您带来这里。您最忠实的，赫尔曼·戈林。”

他重重地向后靠去。“太可怕了。”他说，“今晚十点，如果得不到答复，我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比如发表告武装部队书、告人民书等等。”他的行动方针已趋于明确，“我要马上停止战争。”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阿尔伯特·施佩尔正在建议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已有想法的希特勒反复思考着这个建议，但是什么都没说。

施佩尔乘飞机来柏林是想向希特勒当面告别，并且要坦白一件事。他没有为之道歉，只是透露说，几周来，他一直在劝说军事长官和重要领导人保全工厂和桥梁，阻挠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当然，他没有坦白自己最近计划暗杀希特勒的事。他想通过通风系统把毒气灌进地下掩体——但是却发现通风管旁边有一根新安的烟囱。）二十九岁那年，施佩尔在希特勒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教授手下工作。不久，元首便把他拉入了自己人的圈子，如今更是钟爱地把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施佩尔认为自己会被逮捕，甚至可能会被枪毙，可希特勒似乎只是因他的部长能够坦白以告而“深受感动”。

施佩尔还没跟希特勒告别，戈林的电报便到了。不等元首说话，鲍曼就愤愤不平地说，戈林竟然要求在晚上十点之前做出答复，这简直像是最后通牒。他受的侮辱似乎比任何人都大，并与戈培尔一同要求处决戈林。

希特勒迟疑了片刻，然后承认说，他早就意识到了戈林的不足；此外，帝国元帅还非常堕落——他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不过，他的语气突然又变了，说道：“可他还是能够就投降一事去进行谈判。事实上，无论谁去都没关系。”虽然他拒绝下令处决戈林，但还是被大家说服，给戈林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你的行动代表了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高度背叛。对背叛的处罚是死亡。但是，鉴于你过去曾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那么元首将免去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这封电报是由鲍曼起草的。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又发出了另外一封电报：

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已通过我的特别指示被废除。我的行动自由无可争议。我禁止你采取任何你打算采取的行动。

然后，希特勒又发出了第三封电报。这封电报与前两封截然不同，也许更确切地表明了他本人的态度：

你认为我已不能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不知这个可笑的想法出自何处。我要求立即坚决地进行辟谣。顺便说一下，我只会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把权力交给我认为合适的人。在那之前，我本人仍将拥有指挥权。

鲍曼肯定是担心这封电报将是元首原谅戈林的前奏。他通过无线电秘密通知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要求立即以高度叛国罪逮捕戈林。⁽²⁾

5

过去几周里接连的灾难，让司令部的神圣性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德国军官们来说，司令部曾是如此不可侵犯。很多指挥官宣布独立，甚至发动兵变，这在国防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首先，古德里安公开反对希特勒，并且最终希望自己被解职；接着，海因里希当面反抗希特勒，甚至下达含糊不清的命令，妄图先发制人；最后，温克无视希特勒的直接命令，擅自决定向东进攻。

反抗之风从上吹到下。例如，海因里希阻挠希特勒，布塞反抗海因里希，而且，没有比布塞自己的司令部更混乱的地方了。他手下的第五十六装甲军暂时调离第九集团军，目前正在柏林以东二十英里处，企图阻击突破希娄的俄国人。该部队指挥官赫尔默特·魏德林将军接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布塞要求他向东南推进，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希特勒则威胁说，如果他不马上向柏林城界靠拢，便会立即被枪决——有人向他误报，魏德林已经一路逃回了波茨坦。

由于魏德林皮肤粗糙，举止粗鲁，他的手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带刺的卡尔”。他是一名头脑简单的职业士兵，只想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决定亲自去见克雷布斯，彻底弄清状况。

在地下掩体，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冷淡地接待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脱口而出。

克雷布斯严厉地回答道，元首非常生气，因为魏德林迁走了设在柏林西面的指挥所。太荒唐了！魏德林发作了。他拿过—张形势图，想证明他的指挥所与俄国战线的距离从未大于过两英里。这很明显是事实。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让魏德林放心，他们马上去向元首汇报真实情况。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回来时，发现魏德林情绪非常激动。他刚收到自己的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报，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已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谴责两位将军是走狗，胆小得不敢向元首反映关于同僚的真实情况，生怕自己因此而失宠。

克雷布斯没有生气。他告诉魏德林，解除他职务的命令已经被取消，元首希望马上见他。他们下了一段楼梯，沿着一条走廊走进了候见室。房间里的长凳上坐着几个人，魏德林只认出了里宾特洛甫。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快步陪着他走进了主会议室，希特勒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研究一张地图。他们进来之后，希特勒转过身，露出了他那肿胀的脸和狂热的眼神。他毫无诚意地笑了笑，伸出手低声问道：“我们见过面吗？”

魏德林说见过——一年前在上萨尔茨堡，他被授予橡树叶勋章的时候。

“我记得你的名字，”希特勒说，“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模样。”魏德林心想，你自己的脸只是一张强颜欢笑的面具。他注意到，元首坐下时，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魏德林透露，根据克雷布斯的建议，他已经命令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与布塞集团军的主力会合。克雷布斯说，如果不取消这一命令，柏林东南将出现缺口，来自希娄方向的朱可夫部队将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希特勒的右腿不住地颤抖。他连连点头称是，然后，滔滔不绝地解释起了他制订的解救柏林的计划。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将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而布塞将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两支部队将合力打败柏林南面的俄国人。与此同时，斯坦纳将从东北方向打过去，牵制柏林背面的朱可夫部队。一旦打败南面的俄国人之后，温克和布塞便将挥师北上，发动大规模联合进攻，帮助扫清北面的敌军。

希特勒或许觉得这个计划很清楚，但是，对于魏德林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军人来说，这简直太混乱了。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突然，克雷布斯宣布，将由魏德林负责柏林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守。魏德林不知所措。当他站起来时，希特勒也试图起身，但是又跌坐在了椅子里，只好伸出了手。魏德林走出了会议室。元首的身体状况让他非常难过。他感觉头晕眼花。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国防军还有没有最高统帅？在地下掩体的上层，他打电话给他的部队，命其改变阵地，防守柏林东郊。然后，他问克雷布斯：“我归谁指挥？”

“由元首直接指挥。”

魏德林研究着柏林地图，建议由一个人统一负责柏林的防守。

“有这么一个人，”克雷布斯说，“那就是元首。”

“我感觉自己是在做梦！”魏德林叫道。他的坦克军和布塞集团军里的其他作战单位都已受到重创。难道克雷布斯认为眨眼之间就可以击退强大的俄国军队？“如果守不住奥得河，”他说，“那就必须宣布柏林为不设防城市！”

然而，克雷布斯只是微微一笑，似乎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他说道：“元首之所以命令守住柏林，是因为他很肯定：一旦柏林陷落，战争就会结束。”

6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几辆小汽车开到了卢贝克市内一座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房子前。卢贝克是汉堡北面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德国港口。希姆莱和施伦堡在几名党卫军军官的随从下，走进了这座房子——这是瑞典的领事馆——受到了贝纳多特的欢迎。贝纳多特把他们带进一个只点着蜡烛照明的小房间。谈话刚开始，就响起了空袭警报。贝纳多特问希姆莱是否愿意和其他人一起钻进下面的掩体。希姆莱还是那副样子，好久都下不了决心。当他得知掩体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室时，不禁又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才走了进去。在地下待着的一个小时里，希姆莱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逐一向大家提出问题，就好像在做民意测验一样。贝纳多特觉得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只是强打精神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上面的小房间。贝纳多特请他们喝一杯，但希姆莱只想喝汽水。“我认识到了，你说的是对的。”他出人意料地说，“战争必须结束。”他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我承认德国败了。”他说，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必再受自己誓言的约束。

在两支蜡烛那摇曳的烛光映照下，希姆莱的面容越发显得鬼鬼祟祟，优柔寡断。这全取决于一件事情，他继续说道，那就是盟国怎样对待德国人。如果他们把德国人民全部消灭的话，那么希特勒便将成为英雄和烈士。“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矜持地喝了一小口汽水，然后说道，“我完全有权做主。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免遭俄国侵略，我希望在西线投降……但不能在东线投降。我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问伯爵是否愿意把这个提议转达给瑞典外交部，从而转达给西方各国。

贝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说，如果东线不停战，那么盟国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我非常清楚这有多困难，”希姆莱回答，“但我依然想试着使几百万德国人免遭俄国侵略。”

贝纳多特同意向其政府转达投降的要求，但他想知道，如果遭到拒绝，希姆莱有何打算：“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接过东线的指挥权，战斗至死。”

他说他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并愿意立即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我应该向艾森豪威尔伸出手吗？”他推心置腹地问道。

临走时，希姆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天，他必须立刻赶往东线。他果断地大步迈向黑暗之中，爬上汽车，坐在方向盘前。他踩下油门，汽车冲过一道栅栏，一头撞上房子周围的一道铁丝网。在场的瑞典人和德国人设法把汽车拖了出来，希姆莱东倒西歪地下了车。伯爵对领事馆的几名随员说，这似乎有所象征。

7

次日，即4月24日早上，克雷布斯和他的两名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格哈德·博尔特上尉，被允许进入了元首的会议室。戈培尔和鲍曼也在里面。

在克雷布斯汇报情况时，博尔特被喊去接电话，听取前线发来的紧急消息。他回来时，戈培尔探身过来，低声问道：“有什么消息？”博尔特告诉他，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坦克突然攻击了曼托菲尔的北翼，并已推进了三十英里。它不仅像朱可夫在曼托菲尔的南翼所做的那样，切断了其北翼，并且表明了斯大林的主攻方向是柏林。俄国的三个方面军——约二百五十万人——正在向首都会聚。

希特勒满怀希望地转向博尔特。元首一个劲地摇着头，这让博尔特感到有些紧张。博尔特汇报了这一新灾难。希特勒沉默了片刻，然后厉声说道：“鉴于我们拥有奥得河这道天险，因此，俄国人这次之所以胜利，完全是由于那里的德军指挥官无能。”

克雷布斯试图为海因里希和曼托菲尔辩解。他们的后备队伍——包括斯坦纳的军队——全都被调走了，有的被调去加强曼托菲尔的右翼，那里的压力非常大；有的被撤回来防守柏林。这让希特勒想起了斯坦纳那次夭折的进攻。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地图说，明天必须从柏林北面发起一次进攻：“第三装甲集团军要把全部可用兵力都投进去，这肯定会无情地削弱未受到攻击的其他地段的兵力。北面必须重新建立与柏林的联系。立刻把这个命令传下去。”

布格道夫建议由斯坦纳指挥这次进攻，希特勒一听就火了：“我用不着这些骄傲自大、令人讨厌、优柔寡断的党卫军军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需要斯坦纳担任指挥官。”

克雷布斯走出会议室时，看见魏德林正在候见室里等待。“昨天晚上，你给元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说，“现在，他命令你全权指挥柏林防御战。”

“你还是把我枪毙了更好。”魏德林答道。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条件是只有他可以下达有关柏林防御的命令。他不想受到戈培尔这样的柏林卫士的任何干涉。

当天下午，约德尔来到一个人——斯坦纳——的司令部。斯坦纳本应与这场从北面发起的新攻势毫无关系。“元首命令，”约德尔宣布，“你必须立即发起进攻。”

“我不愿向柏林进发。”斯坦纳回答道。他的语气从未如此轻蔑过，不过，如今这在国防军中已属司空见惯。他说，掩护力量太少，他的大部分手下都会被歼灭。“我不想干！”他重复道。

约德尔怒视着他，秃顶涨得通红，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他的怒火正越烧越旺。可是斯坦纳也不示弱，他死盯着约德尔，把他看得局促不安。斯坦纳的行为并非一时冲动。他深信只有同西方和谈才能挽救德国。一个星期前，他与曼托菲尔秘密商定，要尽快和艾森豪威尔联系，告诉他盟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线直抵奥得河。

斯坦纳正在和约德尔争论，这时，有人报告说，一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和五千名飞行员刚刚抵达。把他们动员起来，投入解放柏林的进攻！约德尔命令道。斯坦纳又一次拒绝了。他说，他们未经训练，会在战斗中丧命。他把这些人派回了他们原来的基地。

约德尔放弃了，返回了最高统帅部。几个小时后，凯特尔来了，还是劝斯坦纳发起进攻。

斯坦纳非常为难。有哪一位德国陆军元帅曾像凯特尔这样低声下气过？但他只能回答：“不，我不会进攻。这次进攻太愚蠢了——只是白白送死。随你怎么处置我吧！”

凯特尔同样发现毫无希望，于是便离开了。

8

虽然希姆莱和盖世太保首脑缪勒都明确许诺，但国际红十字会还是没能制止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的转移。不过，红十字会仍然希望拯救附近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两万名妇女。他们派出一名代表，阿尔伯特·德·科加特里克斯。他带着一封急件去找党卫军上校鲁道夫·赫斯。赫斯是德国集中营的副主管，曾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科加特里克斯朝北面走去。路上塞满了难民，因此，他拖延了许久，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拉文斯布吕克。他找到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少校弗里茨·祖伦茨，说他必须要见赫斯。可是，赫斯不久前出了车祸，现在不在这里。

科加特里克斯描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在转移途中遭受的残暴虐待，并警告祖伦茨，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将来是要受到清算的。他提议由红十字会代表负责管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让她们留在营区里，直至俄国人到来。

但是祖伦茨说，他已接到希姆莱本人的明确指示，要撤空集中营。此外，军事形势并未绝望。俄国人不仅将被拦住，而且还会被即将发起的大规模反攻将他们打回到西伯利亚大草原。

“只有一千五百个病号可以留下。”他说，“你知道吗？俄国病号都跪在地上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扔下，生怕落在他们同胞的手里。他们哭喊着：‘布尔什维克是妖怪！’”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九点，几千名妇女在指挥部门前排成了长队。祖伦茨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加特里克斯，谈及他的这些“女士”士气很高，并让他看了她们写的介绍信。

一名女党卫军成员走进办公室，报告说：“文件已全部销毁。”

指挥官偷偷做了个手势，让这个女人闭嘴。然后，他向红十字会代表介绍了她，并且问道，最近转移的那些囚犯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人道的对待。”她简练地回答。

“你看！你看！”祖伦茨叫道。他耀武扬威地举起双臂，开始滔滔不绝地为集中营体系辩护，赞扬在对囚犯的教育和训练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声称，关于集中营的那些可怕故事都只不过是“诽谤宣传”，并且要带科加特里克斯去亲眼看看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况。

尽管营房里塞满了三层的床铺，但科加特里克斯所看到的更像一座战俘营。他参观了医务室、图书室和干净得让人吃惊的监狱大楼。但是祖伦茨不许他参观集中营东部的几座楼房，据说那是为国防军生产纺织品的工厂。

祖伦茨似乎很偶然地叫住一名女囚犯，问她是否遭到过虐待或者挨过打，她有没有什么委屈。这个女人对看守人员只有夸奖。又有几名女囚被选了出来——都是祖伦茨选的——得到了完全一样的回答。每名囚犯回答之后，祖伦茨都要转向红十字会的代表，低沉地说：“请看吧！”他叫过来一名党卫军女看守。

“你虐待过囚犯吗？”他问。

“那是被禁止的！”她似乎被冒犯了似的说道。

“要是你打她们会怎样？”

“那我们会被处罚的。”

他又问了几名看守同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离开集中营时，科加特里克斯非常想要求祖伦茨带他参观毒气室和焚尸炉，不过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在办公室里，他会见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党卫军上校凯因德尔。上校非常冷漠地否认了在转移囚犯的途中曾发生过任何暴行。科加特里克斯指控说，红十字会的两名司机和一名代表曾亲眼看到一些犯人被打死。

凯因德尔耸了耸肩：“也许有些党卫军看守的确这样做了，但这只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对这几个死人大惊小怪——而对德累斯顿的德国平民遭到的可怕轰炸却不发一言。”他承认，某些党卫军士兵确实可能有过分鲁莽的举动。但经常虐待犯人的是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科加特里克斯和祖伦茨一起走了出来。祖伦茨亲密地挽住他的胳膊，诡秘地——令人反感地——说：“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事。”

9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接到鲍曼的电报之后，立即听命把戈林及其家人禁闭在他们的家里。在帝国元帅戏剧性的职业生涯中，要数过去的四十八小时最为疯狂：元首崩溃了；他以为自己将被召去接管第三帝国；接下来，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而现在，他确信自己将被处决。

前一天夜里，一名党卫军成员把一支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放在戈林的床头柜上。“我不会自杀。”戈林对他的门房齐希斯基说，并轻蔑地把枪扔到了一旁，“我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几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及其侍从长的面，试图劝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宣布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接到了那些电报，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希特勒真是这样想的。不过，当党卫军的人掏出手枪时，戈林马上便签了字。正在此时，天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大家连忙钻进了房子下面的掩体里。

盟国飞机经常在去轰炸萨尔茨堡、林茨和其他目标的路上飞越贝希特斯加登上空。不过迄今为止，元首在上萨尔茨堡的住所尚未遭到轰炸。可是今天，两大批盟国轰炸机要集中力量摧毁山上的希特勒隐居处。艾森豪威尔虽然确信元首仍在柏林，但同样确信纳粹政府的其余人员已经向这个“民族堡垒”撤退，准备在上萨尔茨堡建立司令部。

十点，第一批轰炸机冲向山脊，在元首住所上空投下烈性炸弹。半个小时后，第二批轰炸机飞来了，这次数量更多。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向上萨尔茨堡投下了大量巨型炸弹。

最后一架轰炸机飞走之后，驻扎在慕尼黑的第六航空舰队指挥官、空军上将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驱车来到上萨尔茨堡。希特勒的美梦变成了一堆烧焦的废墟。格莱姆沮丧地环顾四周。元首的住处，著名的伯格霍夫，正好中了一颗炸弹。它的一侧已全部倒塌，锡皮屋顶被爆炸的气浪掀开，悬在半空中。几百码开外，鲍曼的房子也被炸得很厉害，还在冒着滚滚的黑烟。再往前，是戈林房子的断壁残垣。党卫军的营房、普拉特霍夫旅馆，以及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一书的小屋，全都燃着熊熊的火焰。

作为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格莱姆接到了柏林发来的电报，命他去地下掩体报到。这时，他找到了科勒尔，他听说科勒尔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格莱姆开始指责戈林离开地下掩体，并且做出“叛变”的行为。起初，科勒尔还为他的上司辩护，后来，他埋在心底已久的不平爆发了。“我根本不应该为帝国元帅辩护。”他说，“他犯下的错误不胜枚举。他让我的人生痛苦不堪——他卑鄙地对待我，无缘无故地说要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他还当着总参谋部全体人员的面，威胁要枪毙总参谋部的军官。”不过，科勒尔不愿像格莱姆一样说得那么过分，“不过我知道，4月22日和23日，帝国元帅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被称为叛变的行为。”

格莱姆丝毫不为所动。他声称，根本无法为戈林的行为辩解。然后，他便起程去了柏林。

10

当天清晨，舍尔纳——最近刚被晋升为陆军元帅——降落在了柏林附近的一个机场。他下了飞机，驱车直奔地下掩体。希特勒要见他。他怀疑，元首可能得知了他同西方谈判的企图。像希姆莱、沃尔夫和斯坦纳——他们都是党卫军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在独立地做这件事。不过，与西方谈判的倡议最早是由汉斯·考夫曼博士⁽³⁾提出的。考夫曼本是外交部的官员，因与里宾特洛甫发生争吵，而被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个机枪营。他说服了舍尔纳，他们可以利用捷克的民族主义者，设法与盟国单独媾和。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在考夫曼的多次秘密行程之后，两架德国军用飞机载着捷克人起飞了——一架去瑞士，一架去意大利——想展开谈判。可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后台是舍尔纳，草率地拒绝了。

舍尔纳虚惊一场。希特勒热情如常地欢迎了他钟爱的这名战地指挥官。不过，舍尔纳对希特勒接下来的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去组织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山区应该尽快设防，并且调集现有的精锐部队进行防守，希特勒解释道；这道防线并非针对西方，而是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舍尔纳走出地下掩体，去找戈培尔和瑙曼博士接受进一步的详细指示。宣传部长解释说，还有一个类似的“北方工程”将由邓尼茨在基尔运河河畔修建。这两个要塞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在这两个地区一定要保持严格的军纪，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话，如果某天必须向西方投降，但我们手中将仍然牢牢掌握着这些部队，那么，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会让德国参谋长继续指挥它们。

戈培尔继续说道，当西方各国人民像他一样，得知了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那些可耻协议——协议允许俄国人占领大部分东欧时，他们会逼杜鲁门和丘吉尔进攻俄国。盟国军事首脑们知道，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战胜红军的，因此，他们必将感激不尽地接受南北要塞的德国部队的帮助。

红军对柏林的钳形攻势就要合拢了。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逃生走廊只剩下了几英里宽。柏林南郊的滕珀尔霍夫国际机场附近，战斗特别激烈。任何飞机想在这个机场降落，简直就等于自杀。

“带刺的卡尔”——魏德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重新布置了柏林四周的防御。当他赶往地下掩体报告战况时，时间已近午夜。希特勒伏在铺满地图的桌子上；戈培尔像一只鸟似的蹲在桌子对面的一条凳子上。魏德林从其他人面前走过，指向一张大地图。柏林的包围圈即将收口，他粗声粗气地说。希特勒猛地抬起头，蹙起了眉头。魏德林对此视若无睹，继续说道，从地图上看来，双方兵力相当：一个德国师对一个俄国师。“但我们的师名存实亡，”他讥讽地说道，“在兵力上是一比十。至于火力，更为悬殊。”

希特勒拒绝承认这种悬殊。他说，柏林的陷落就是整个德国的毁灭。他要留在地下掩体里——与柏林共存亡。只有戈培尔开了口——他附和着希特勒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看法如此一致，你来我往，一唱一和。

魏德林非常生气，竟然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默认了。他们真的胆怯到如此地步，连话都不敢讲？他真想大声疾呼：“我的元首，这太疯狂了！这些兵力薄弱、弹药不足的部队根本守不住柏林这样一座大城市。想想吧，我的元首，如果继续战斗，柏林人民要遭受多么惨重的苦难啊！”但是，他同样一言未发。

海因里希的整条战线已经摇摇欲坠，不过，他刚刚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比勒终于在法兰克福附近突破了俄国人的包围圈，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了——布塞终于开始向西面的温克那里撤退。

曼托菲尔也将陷入包围，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从南北两面夹击过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经渡过奥得河，占领了长二十五英里、宽四十五英里的一块阵地。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坚持要求曼托菲尔守住阵地。

“你能够执行这个命令吗？”海因里希问道。

“我们大概可以守到晚上，”曼托菲尔直率地回答，“到时我们就得撤退。”

海因里希指出，这将意味着要打一场运动战。

“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曼托菲尔答道，“如果我们原地不动，就会像第九集团军那样陷入重围。”

海因里希承认，曼托菲尔必须尽快撤退。随后，他驱车前往西南方向去见斯坦纳。斯坦纳在电话里告诉他，最高统帅部仍然希望他向柏林方向发起进攻。

海因里希见到斯坦纳时，斯坦纳正跟约德尔争得面红耳赤。斯坦纳说，想发动这次进攻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让他的手下去白白送死。

“这是一项特殊任务，”海因里希劝他，“解救元首的这种机会毕生只有一次。你至少可以试试。”他还说，从战术角度来看，也应该发动进攻。这可以掩护一下曼托菲尔的侧翼。但是，斯坦纳仍然拒绝给出明确的答复。

海因里希和约德尔驱车冒着大雨向最高统帅部驶去。最高统帅部刚刚迁到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附近。海因里希让约德尔看路上的大群难民和空袭后仍在燃烧的房屋。“你看看这些。”他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在继续战斗？看看百姓受了多大的苦。”

“我们必须救出元首。”

“救出他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约德尔含糊地答道，一旦把元首救出来，便只有元首一个人能够掌控局面。

这一含糊其词的答复让海因里希更加确信，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制定继续战争的有效战略。夜幕降临之后，他走进了自己的指挥所。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连大衣也没顾上脱，便急忙拿起听筒。

“我是曼托菲尔。”听筒里传来清晰的声音，俄国人已冲进沼泽地，他的第二道防区，“我要求立即允许我向预定阵地撤退。否则就来不及了！”

希特勒最近刚刚重申了他的命令：不经最高统帅部的许可，严禁任何部队大规模撤退。但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道：“开始撤退。同时放弃什切青要塞。”他挂断了电话，命令艾斯曼上校马上通知最高统帅部，他已亲自下令让第三装甲集团军撤退——让希特勒的命令见鬼去吧。

(1)指B-29轰炸机。——译注

(2)克雷布斯从地下掩体打电话给凯特尔，对他详细讲了戈林被解职的事。凯特尔“被吓坏了”，坚持说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突然，鲍曼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大叫着说，戈林甚至失去了“元首的首席猎手的工作”。凯特尔不屑回答。他想，形势“如此严峻，怎么还能说这些讽刺挖苦的话”。听到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之后，陆军元帅始终无法入睡。这件事突然加剧了“帝国总理府的绝望情绪”，尤其是加剧了“鲍曼日益增长的影响”。只有他可以让元首变得如此轻率，凯特尔想；然后，他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否决定处死戈林，然后在最后一刻自杀？

(3)这不是他的真名。他仍担心因试图与盟国单独谈判而受到某些同胞的报复。

25 “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1

希特勒崩溃的那天，美国第八十四师的一支摩托化部队滚滚驶进了地下掩体以西一百空英里的萨尔茨韦德尔城。被看守丢下的大约四千名集中营囚犯和奴工躲在房子里，几乎和当地百姓同样惊恐。

诺瓦科夫斯基是最早冒险涌到街上的人之一。1937年，年仅十七岁的诺瓦科夫斯基获得了波兰文学院青年作家奖。两年后，他和父亲因为出版地下报纸《永生的波兰》而被捕入狱。他的父亲在《凡尔赛和约》时代曾与帕德雷夫斯基共过事。老诺瓦科夫斯基没能活到看见达豪集中营解放，他被一名暴怒的看守用铁锹打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先后熬过了盖世太保的监狱和集中营。2月初，他逃了出来，跑到西面的萨尔茨韦德尔。在那里，他在一家糖厂找到了藏身之处，和波兰奴工们躲在一起。

萨尔茨韦德尔的街道上挤满了美国摩托车、吉普车、卡车和装甲车，搅起了一团团的烟雾和尘土。诺瓦科夫斯基可以听到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这正是他多年来梦想的解放的场景。

一辆吉普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高大的黑人。人们疯狂地鼓掌，鲜花如雨般落在他身上。他用两手拨开人群，在一根电线杆上钉上了一块写有“减速”的木牌。他摘下钢盔扇着风，然后挤过人群回到车上，按了一下喇叭，开动了吉普车。

其他美国士兵看上去同样厌烦，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囚犯们。甚至在往外扔切斯菲尔德牌香烟时，他们的神情也十分冷淡。说不上傲慢，但是，他们的举止显示出，在看到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时，他们是在毫不掩饰地蔑视。诺瓦科夫斯基想，也许，他们只是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了。

只有一组摄影人员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们劝说消瘦的囚犯们回附近的集中营去，以便拍摄一些铁丝网里面的镜头。他们让一些孩子再次跨进集中营大门，孩子们号啕大哭了起来。

城里，一群群的奴工在街上游荡着，想找机会报复。一些赤着脚的罗马尼亚人把一桶桶的果酱倒在人行道上，暴怒的妇女们用双手砸碎了商店的橱窗，还有一个俄国人一把把地将鲱鱼扔向空中。

一名受了伤的党卫军成员被从一个车库拖出，活活踩死了。几名饿得瘦骨嶙峋的囚犯痛苦地走近尸体。他们无力地踢了几下，然后扑了上去，用双手和牙齿撕咬着这具可恨的尸体。诺瓦科夫斯基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想高喊：“挖出他的眼睛！为我饱受折磨的父亲，为我的同胞，为我被炸毁的城市报仇！”可是，这些话都哽在了喉咙里。他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眼泪泉水般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想，你们这些婊子养的，我还活着。

一支美军巡逻队挤在一辆吉普车上，朝着人群上方开了一枪，然后责备似的鸣了声喇叭开了过去。这简直是一场离奇的噩梦。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前，诺瓦科夫斯基看见两个酩酊大醉的法国人裹在一件破烂的婚纱里，一边接吻一边抚摸着彼此的头发。几个吉卜赛孩子拿着一袋面粉往一个波兰老太婆身上倒，老太婆正跪在地上口吐鲜血。

他看见运河对面有一群囚犯，爬上了一辆装满酒精的铁路油罐车。谁都打不开阀门，于是，有人找来了一把斧子。里面的液体很快便喷射了出来。大家高声尖叫，拿出罐头、帽子和鞋接酒喝。一个捷克男孩大叫：“这是甲醇！有毒！”可是谁都不理他。

骚乱几近巅峰，美国人不得不把囚犯重新关押起来。诺瓦科夫斯基同另外几百人一起被锁在了一座旧兵营的健身房里。但是，噩梦仍在继续。一群年轻姑娘唱着波兰歌曲《我们每天的忧虑》，而在她们旁边几码远的地方，酒精中毒的男人们痛苦地打着滚，吐出紫色的液体。腹泻的人就地解决，旁边的人怒不可遏，将他们推到一边。

一群男孩子找到了一些体育器械，开始像猴子一样爬绳子，荡秋千。突然，其中一人掉在一堆废铁上，惨叫了几分钟，然后咽了气。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大笑大叫。

午夜时分，情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一个酒精中毒的意大利人痛苦不已，像只动物一样疯狂地在睡觉的人身上爬来滚去，一会儿学猫叫，一会儿学犬吠。爬到墙壁跟前时，他不断地用头猛撞上去，最后，他瘫倒在暖气片下面，一声不吭了。

直到黎明，美国人才打开大门，叫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捷克人出去；他们被转移到了军官的住处。剩下的人愤怒地尖叫起来，开始对美国人和解放日破口大骂。“我们也是盟友！”一个愤怒的意大利人吼道。

巨大的房间里一阵歇斯底里。一个乌克兰女人认为一个波兰女人偷了她的梳子，于是扯下了对方的项链。波兰女人尖声向她的同胞呼救，于是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呐喊：“打死乌克兰人！”

突然，一个扬声器响了。“喂，喂！”这个声音用五种语言宣布，他们将检查健身房。八点钟，几名美国军官探头看了看里面，大吃一惊，连忙又缩了回去。然后，他们命令让孩子们马上出来。一个谣言传开了，说犹太女人住进了别墅，吃上了白面包、鸡蛋和巧克力。人们怒吼起来：“她们洗热水澡，还穿着睡袍到处跑！”“她们跟美国兵睡觉！”

“你们看这些婊子养的多照顾自己人！”有人叫道，“犹太人总是帮犹太人，却让基督教徒像狗一样死去！”

“像狗一样！”上百人齐声重复道。

“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像他们一样的肮脏的犹太人！”一个戴着男式帽子的老太婆尖声喊道。

一个姑娘愤怒地向他们喊道：“那是因为我们被送进焚尸炉时，你们正在谷仓里跟德国农夫胡搞！”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那个姑娘。她身材矮小，相貌丑陋，长着一个大脑袋，活像一个南瓜安在一根柱子上。她的耳朵涨得通红，支了起来。“来啊，打我呀！”她嘶哑地叫道。

“犹太！”有人大叫道。人群向那个姑娘冲去。一位戴着眼镜、教授模样的老人用胳膊护住她：“别碰她！”

疯狂的攻击者把两人推倒在地，用麻袋捂住他们。“教授”的身上压满了人；妇女们大把大把地扯下姑娘的头发，并用手指抠她的眼睛。“这下是为牛奶，”一个妇女大喊道，“这下是为巧克力，这下是为谷仓里的农民，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女孩的保护者停止了挣扎，身子软了下来。

“噢！上帝！”一个女人惊叫道，“他们死了！”

妇女们四散而逃，两个俄国人擦干死者脸上的血迹，把尸体拖到一个墙角，扔在一堆尸体上面。

扬声器又响了，劝囚犯们耐心一点儿，饭菜马上就会送到，他们都会被转移到新的住处。几分钟后，囚犯们开始一排排地领取饭菜。每人发了一份热汤和白面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囚犯们满怀敬畏地见证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大改造：健身房被打扫干净，大家都洗了澡，还领了新衣服。

美国兵让他们排起队。一名帅气的美国中士边看漫画边给大家发食品包裹，每个人都像靠近圣坛一样缓缓走近他的桌子。野蛮的神情已经从许多孩子脸上消失。现在，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如此合乎逻辑，如此容易。几乎每个人都在微笑，扬声器里播放着歌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美国人的奇迹还没结束。几辆卡车运来了四个活动教堂。半个小时后，一名正教神父、一名犹太教士、一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在足球场上带领大家做起了礼拜。奏完圣歌之后，扬声器里传来一段祷告：“哈利路亚！上帝胜利了。罪恶的思想已经化为尘土与灰烬。哈利路亚！正直者手上的镣铐已被移除。牺牲者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神父给大家发放了一些印有祷告词的传单。诺瓦科夫斯基抢过几张，向厕所走去。他已经足有五年没见过这么软的纸了。

2

4月23日下午两点，杜鲁门总统和他主要的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他们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莱希、马歇尔、金和斯退丁纽斯。出席会议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詹姆斯·邓恩，以及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三名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曼、波伦和迪恩将军。

斯退丁纽斯报告说，将于几个小时后同总统会晤的莫洛托夫，在波兰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在旧金山会议上为卢布林政府保留一个席位。“迄今为止，我们同苏联达成的协议一直是单行线，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杜鲁门厉声说，“必须立刻改变，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打算继续旧金山会议的计划，如果俄国人不愿支持我们，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他要求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史汀生坦承自己不太了解这个问题，但是质疑采取如此强硬的政策是否明智：“我因这个问题而非常焦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格外谨慎，看看是否能够不正面冲突便解决这些困难。”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福雷斯特尔反驳道，“而是俄国单方面行动的无数例子之一。”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希腊问题上，苏联都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一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参与苏联统治波兰的计划，”哈里曼说，“很明显，我们正面临着同俄国人决裂的可能，但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这是可以避免的。”

“我并未打算向莫洛托夫发出最后通牒。”杜鲁门说。他只是想阐明美国政府的立场。

史汀生仍然因总统的态度而感到不安。“我想知道，如果在波兰问题上美国立场强硬，俄国人究竟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说。他告诉自己，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哈里曼和福雷斯特尔等人的时候了，他们显然对俄国人越来越生气。不过，他对杜鲁门感觉非常抱歉，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困难的局面，而且很可能会被迫做出轻率的决定。“我本以为，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俄国人会比我们更加现实。”他说，“我很遗憾地看到，仅这一起事件就映射出了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

莱希同样感到不安。“我希望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向俄国提出这一问题，以免关闭日后和解的大门。”他说，“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我有这么一个印象，苏联政府并未打算允许一个自由的政府领导波兰。如果苏联政府表现得与此不同，反而会使我惊讶。”他认为，可以用两种方式解释《雅尔塔协定》，与俄国人决裂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支持自由独立的波兰。”

马歇尔终于提出了大家肯定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苏联人能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参加对日战争。”他说，“俄国人完全可以推迟参与远东战争的时间，直到我们把所有的苦活都干完。”同莱希和史汀生一样，他也感觉“同俄国决裂一事非常严重”。

“问题是否在于要不要邀请卢布林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金问道。

“这件事已经了结。不是问题所在。”杜鲁门答道，“问题在于如何执行卢布林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杜鲁门做出了决定——福雷斯特尔和哈里曼的意见最为合理：“我打算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们准备执行《雅尔塔协定》，并且期待俄国也能和我们一样。”

五点三十分，莫洛托夫与葛罗米柯大使和翻译M.巴夫洛夫一起到了。斯退丁纽斯、哈里曼和莱希留下来参加会晤——还有波伦，他要负责翻译。杜鲁门对客人们表示欢迎，然后说道：“我非常遗憾地得知，在波兰问题的解决上，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这种直接而坚决的态度肯定让俄国人相当震惊，他们已经习惯了罗斯福那种温和的劝说。杜鲁门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分歧，美国还是决心建立联合国组织。假如在波兰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话，那么，他非常怀疑战后双方能否成功合作：“这既包括经济合作，也包括政治合作……除非得到公众的支持，否则，我不期望国会能通过这种措施。”

他把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递给莫洛托夫：

……美国政府认为，只有苏联邀请一批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波兰民主领袖到莫斯科磋商，在克里米亚做出的关于波兰的决定才能得到执行……在4月18日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以便应付当前的局势，并实施在克里米亚制订的计划……

苏联政府必须认识到，时至今日仍不执行在克里米亚做出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必将令人们严重怀疑三国政府的团结，以及一如既往继续合作的决心。

哈里·杜鲁门

莫洛托夫接过信，以他惯用的繁复而正式的语气说：“我希望表达一下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希望一如既往地继续同美国和英国合作。”

“我同意，”杜鲁门马上回应道，“否则，我们现在的会谈就毫无意义了。”

莫洛托夫大吃一惊。他继续说道，合作的基础已经奠定，三国政府已经找到了解决分歧的共同方式。此外，三国政府一贯平等相待，从未发生过其中一国或两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事情。

“我们只要求，”杜鲁门说，“苏联政府执行在克里米亚做出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

他如此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哈里曼想。莱希也同样对此印象深刻。

莫洛托夫有些生硬地答道，他的政府支持克里米亚的决定。“这是有关我们名誉的问题。”他说，当前存在的良好关系为将来提供了明朗的前景，“苏联政府坚信，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

杜鲁门带着浓重的鼻音打断了他：“关于波兰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斯大林元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执行这项决议。”

莫洛托夫答道，斯大林已在4月7日的信中阐明了他个人的观点：“就个人而言，我无法理解，如果三国政府能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不能给波兰套用同一个模式呢？”

“关于波兰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杜鲁门厉声说道，“苏联政府只需要去执行它。”

很显然，莫洛托夫被惹恼了。他说，他的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其他国家废除了这些决定，却被认为是苏联政府对其的违背。毫无疑问，作为我们的邻国，涉及波兰的问题，对苏联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杜鲁门可不想让他回避主要问题：“美国准备忠实地执行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一切协议，并且只要求苏联政府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希望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只能建立在双方共同遵守协议的基础上，而不是单行线的基础上。”

莫洛托夫第一次露出了怒容。“这辈子都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他喊道。

“执行你们的协议，”杜鲁门说，“就不会再有人这么对你说话！”

3

拿下莱比锡之后，霍奇斯继续挺进至穆尔河——然后在那里停了下来，等待俄国人。巴顿的部队也靠近了预定停止进攻的地区，随时都可能同红军会师。4月23日早上，第六装甲师的亚历克斯·巴尔特中士在他的SCR506号坦克里通过无线电台4160频道呼叫：“美军靠近南德。注意，俄国军队！这里是美国盟友，正在米特韦达准备与你们会师。”

八点二十分，他再次呼叫了几遍。突然，一个俄国人的声音开始反复地说：“太好了！美国人！”可是，一阵响亮的德语歌声干扰了他的声音。

巴尔特懂俄语，因为他的母亲是俄国人。九点三十分，他第二次联系上了红军，并且报上了他的坐标。他正在问俄国人的方位时，德国音乐又一次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开始谴责德国的敌人，咒骂所有亲犹太的人。干扰太大了，并且锲而不舍地持续到了下午一点十分。终于，巴尔特听到了俄国人齐声欢呼的声音。最后，一个俄国人诙谐地说道：“德国人在哪里？他们好像准备等到饿得受不了，然后就开始成群结队地投降。”那个俄国人拒绝透露他们的位置。“我们正在向美军防线前进。”他说，并且要求巴尔特报一个比米特韦达更好认的地方。

“克姆尼茨。”

俄国人纠正了巴尔特的发音。

“我们的部队毫发无伤，”巴尔特说，“已到达了目的地。向你们致敬。祝我们的朋友好运！”

“明天，同志。明天，兄弟。”对方停顿了一下，“伟大的时刻就是明天。请注意。明天早上。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的朋友。明天，八点。你们原地别动，我们来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另一个俄国人的声音：“第三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我们现在正向你们靠拢。现在，我们只能说这些。你们的俄国同志没有睡大觉。我们够忙的了。”

“美国人，不用担心！”一个德国人挖苦的声音插了进来，“你们就要碰到你们的俄国流氓朋友了。”

当兴奋的巴尔特前去报告这次通话时，他的指挥官说：“巴尔特，你不是在逗我吧？”

“哈里斯上校，”中士说，“我跟了你三年多，可从来没有逗过你。”

尽管俄国人对巴尔特做出了承诺，可是第二天，没有任何一支红军部队前来同巴顿的部队联系。霍奇斯的部队更加急躁，因为他们已经在穆尔河畔待了一个多星期。下午三点左右，第一集团军几名急切的军官主动提议带巡逻队去东岸——但是却被警告说要控制一下自己。

第一个获准的是第六十九师第二七三步兵团G连的中尉艾伯特·科茨布。他将率领七辆吉普车和一支巡逻队去穆尔河东岸。上级告诉他，经常有报告说俄国巡逻队在穆尔河和易北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出没。如果他遇到某支，应安排其指挥官与C.M.亚当斯上校会面。但是，他向东不得，再重复一遍，不得超过两英里。

科茨布中尉——他的父亲是一名俄国血统的美国正规军上校——召集了三十五人，渡过穆尔河，向易北河前进。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遇到了大约七十五名德国人，对方一心只想着投降。他们缴了德国人的枪，命令他们朝后方走。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科茨布到达了上级给他的巡逻队规定的最远地点——屈赫伦。

科茨布给“特里哈德”——他所属团的代号——发报。“特里哈德”命令他进一步在屈赫伦附近方圆三英里的范围内进行侦察。除了几名德国战士和被看守抛弃的盟军战俘——巡逻队经过时，他们挥手示意，高声叫喊——他什么也没发现。在一所房子里，他发现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瘫倒在餐桌上——他们服毒自杀了。科茨布回到屈赫伦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次日，即4月26日清晨，科茨布再次率领巡逻队向东前进——上级命令他与俄国人联系，他决心一定要做到。尽管命令他只能再前进三英里，但他却继续向东，越过丘陵地带，朝易北河前进。每座山头都在诱惑他走向下一座。他的吉普车一直把装电台的吉普车远远抛在后面，生怕接到叫他撤回的命令。

地下掩体里，德国官方通信机构的海因茨·洛伦茨向希特勒报告，他刚刚听到一个中立国宣布，俄国人与美国人已在穆尔河会师。双方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俄国人指责美国人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议。

希特勒一下子坐直了，两眼放着光。然后，他僵硬地靠回椅背，说道：“先生们，这是我们敌人之间不和的又一明显例证。明天，他们之间便可能发生争端，如果我在今天要求和平，德国人民和历史难道不会说我是罪犯吗？”他继续说着，似乎力气在逐渐增强，“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拿德国当自己的猎物，他们之间不是每一天——不，每时每刻——都可能爆发战争吗？”他转向克雷布斯，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这位陆军参谋长开始汇报战况。希特勒两次打断了他：温克在哪里？曼托菲尔第三集团军的攻势有何进展·克雷布斯两次都是胆怯地给出同样的回答：“没有消息。”

上午十点三十分，科茨布中尉已经到了穆尔河与易北河的中间。他继续沿着二级土路往前走。一个小时后，他的小部队开到了离易北河只有一英里的一个居民点。突然，美国人看见一个头戴皮帽的骑兵拐进了一个院子。科茨布激动地追了过去，迅速把他拦住。这是一个红军骑兵。他怀疑地看着他们。科茨布通过一个翻译问他指挥官在哪里，但俄国人只是向东挥了挥手臂。

几分钟后，美国人到了易北河畔。他们往上游走了一英里，来到了斯特雷拉村。这似乎是一个废弃的村子，科茨布可以看见一座浮桥的残骸。对岸，有几个人影在到处乱转。他命令巡逻队停下，举起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右岸的人。通过他们的制服和胸前反光的勋章，他确定了他们是俄国人。他看了看表，刚好十二点零五分。

科茨布试着用电台同苏联人联系。没有接通，于是他转向他的司机，上等兵爱德华·拉夫，命他发出美国人和苏联人约定的识别信号。拉夫用卡宾枪尾部的发射器射出了两枚绿色信号弹。奇怪的是，对岸的人只是走到河边，向这边看过来。

科茨布喊道：“美国人！”仍然没人回应。他决定设法过河。看到岸边有四条小船拴在一起，他便小心地把一颗手榴弹放在打了结的绳子上，拉动了导火索。几分钟后，他登上了一条小帆船，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拉夫、机枪手上等兵约翰·惠勒、步枪手士兵拉里·哈姆林、会讲俄语的军医斯蒂芬·科瓦尔斯基，以及会讲德语的步枪手上等兵约瑟夫·波罗夫斯基。他们用木板和枪托当桨，向对岸划去。易北河水流湍急，但他们终于划到了从右岸探向河里的浮桥尽头。当美国人从船上跳下来时，三个俄国人小心翼翼地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他们走来。科茨布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他希望尽快安排俄国指挥官与美国指挥官会面。红军战士露出了微笑，开始热情地拍打美国兵的后背。

正当一名摄影师给他们拍照时，一名胸前挂满勋章的俄国军官开着车过来了。他是第一七五步枪团的亚历山大·T.加尔捷夫中校。科茨布向他敬礼。他举手回礼，然后伸出了手。这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他说，对于两国来说，是一个光荣的时刻。科茨布表示赞同。一名矮胖的公共关系官走到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与一名俄国摄影师一起返回对岸，然后从上游再次渡过易北河，去见第五十八近卫步兵师的师长。

大家登上了帆船，开始奋力划行。可是，俄国人和美国人的第一次共同努力失败了——湍急的水流把他们冲向了下游。左岸的美军吉普车紧跟着颠簸而下的帆船，直到它最终靠岸。

他们乘上五辆吉普车，掉头向南，朝上游几英里处的一艘人力渡船驶去。下午一点三十分，科茨布起草了一封发给团长的电报。

“特里哈德”指挥官：

任务已完成。正安排指挥官会面。当前方位（87-17）。没有伤亡。

他们又被带回了易北河东岸。当摄影师们又在给他们拍照时，科茨布听见有人用英语说：“我的上帝，这儿有美国人！”科茨布四下看去，发现三名被解救的战俘正高兴地大叫着，那是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苏格兰人。科茨布不顾俄国人的反对，坚持让这三个人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被带到了俄国人的团指挥部，一座大农舍。在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大餐桌。科茨布脱下湿透的鞋袜去晾晒，庆祝活动开始了。

大家刚刚开始第一轮祝酒，弗拉基米尔·鲁萨科夫少将就到了。第五十八近卫步兵师师长沉默寡言，似乎不愿同这名年仅二十一岁的赤脚美国中尉坐在一起。大家频频举杯，为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干杯。最后，鲁萨科夫起身离开了，大家变得更加放松。事实上，一个美国兵（一个印第安人）把一个俄国宪兵部队的女兵（一个吸引人的年轻女士）扭到了地板上。直到科茨布在他头上砸了一下，才把他从那姑娘身上拉开。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科茨布的电报才到了团指挥部。亚当斯上校发现科茨布因急于同俄国人取得联系而违反了命令。他感觉很复杂，便通知了师指挥部。埃米尔·F.莱因哈特少将非常震惊，大发雷霆。他的上级明确地命令他，不许派巡逻队去穆尔河对岸五英里以外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妨碍两军会师。而科茨布至少跑出去了二十五英里。

莱因哈特希望先确定会面一事，然后再向上级报告——他知道，他们会生他的气，就像他生科茨布的气一样。他命令压下这个消息，然后让他的作战官坐飞机前往科茨布报告的会面地点，查明情况是否属实（不幸的是，科茨布电报中提供的坐标不准确，把他带到了实际地点以南五英里的地方）。

下午四点，亚当斯收到了科茨布的第二封电报。

安排尚未完成。稍后同您联系。

亚当斯还不知道，他们团派去拦截难民的另一支巡逻队也一路来到了易北河畔。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第一营的情报官威廉·罗伯逊少尉——一个身材矮小、少言寡语的年轻人——抵达了托尔高。托尔高往南二十英里就是科茨布第一次渡过易北河的地方。罗伯逊刚刚接纳了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中获救的两名美国战俘，正在这时，对岸射来了一梭子弹。罗伯逊闯进一家药店，找到红蓝两色的油漆以及一面白旗。他草草画了一面美国国旗，登上托尔高城堡的高塔，把旗挂在了一堵矮墙上。他向下看去，发现一座垮掉的大桥像一件变形的玩具似的探进了易北河。他挥动手臂，高声喊道：“停止射击……我们是美国人！俄国！美国！”他不小心误用俄语叫了一声“同志”，但马上又改口叫道：“有人懂英语吗？”

射击停止了，他看见有人从对岸的废墟中探出了身子。他突然觉得，他们开枪可能只是为了取乐；他这边肯定不会有人回击。那两名获救的美国战俘之一——海军少尉佩克——也登上了塔楼，他探出头去，又招来一梭子弹。罗伯逊一直在挥手呼喊，直到对岸停止了射击。突然，一枚绿色信号弹从东岸腾空而起，接着又是一枚——识别信号。于是，罗伯逊命令两名手下到附近的战俘营去找一个俄国战俘。

他继续喊话，请对岸的人过河，但是没人过来。他又歉意地喊道，他没有信号弹。下午三点二十分，俄国人再次开始射击，一枚反坦克弹差点击中罗伯逊。正当俄国人炮火齐发的时候，俄国战俘到了。他向同胞们大喊了几句，于是几名红军战士开始向断桥走来。罗伯逊和他的人跑下塔楼来到街上。俄国战俘跑在前面，敏捷地沿着断桥弯曲的钢梁向对岸爬去。罗伯逊和佩克紧跟在他身后。东岸，红军在河岸附近等待着，不过最后终于有一名战士开始顺着钢梁爬过来接罗伯逊他们。

在离东岸不远的地方，那名战士和那名俄国战俘相遇了。互相愉快地问候了几句之后，两人错开身子，都继续向前爬去。罗伯逊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和膝盖向前爬着。突然，他迎面遇上了那名红军战士，但是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说。他咧嘴笑了笑，然后拍了拍这个盟友的膝盖。

下午五点三十分，亚当斯对托尔高的第二次会师仍然一无所知。他发电报给科茨布：

暂时停止组织会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不得重复，不得使用电台。速派通信员回来报告俄国部队的番号与规模，联系的地点和时间，俄国部队与上一级指挥部的联系方式。保持联系，向我报告你的一切行动。

然而，亚当斯接到的下一封电报并非来自科茨布，而是他手下第二营的主任参谋弗雷德·克雷格发来的。

我已同科茨布中尉接触上。他正在同俄国人接触。

亚当斯彻底迷惑不解了。克雷格也巡逻到了易北河吗？他的意思是实际上的接触，还是什么？难道所有人都疯了吗？

另外两支巡逻队也带着与科茨布相同的任务被派了出去——并且也带着同样的警告：往东不准超过五英里。这两支队伍之一就是克雷格的巡逻队——包括四名军官和四十七名战士。像科茨布一样，克雷格一路向东探查，越走越远，全然不顾亚当斯两次电令他停止前进。下午三点，他在距易北河几英里的地方遇到了科茨布的联络吉普车，从而得知美军已经与俄国人联系上了。

克雷格决定继续向东前进。突然，他看见一队骑兵正沿着右边的一条公路向西奔去。美国人在飞扬的尘土中停了下来，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叫道：“俄国人！”

远处的骑兵以及一些自行车兵和摩托兵突然掉过头，径直朝美国人飞奔而来。上等兵艾格·贝鲁塞维奇——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但父母都是俄国人——抓过相机，拍下一张照片。第一个来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自行车兵。他拼命地蹬着踏板，然后在离美国人几码远的地方跳下车来。他咧嘴一笑，伸出了手。这时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在一片“美国人！俄国人”的欢呼声中，骑兵们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勒住了马。贝鲁塞维奇走到一名红军中尉面前，用俄语说：“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以美国军队和我们指挥官的名义向你致意。能够身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拥有特权，无比光荣。”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俄国人答道，就好像是在发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我们两国军队一直在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而浴血奋战。能够身在这里，是我的巨大光荣。我们在此相遇真是太棒了。这将是一个永留青史的时刻。”

正当大家互相拍照、彼此递烟时，一个美国兵跳上一匹马，像个牛仔似的四下腾跃。俄国中尉说，他的巡逻队必须继续执行任务。克雷格决定继续向易北河前进。他找到了科茨布用过的那条简陋的渡船，渡过了易北河。登上东岸之后，一位身材矮胖的将军——鲁萨科夫——前来迎接了他们。贝鲁塞维奇向他敬礼，然后介绍了巡逻队和克雷格。

鲁萨科夫警惕地说道：“请出示证件，我也会给你们看我的证件。”

克雷格把自己的身份牌递给他。鲁萨科夫好奇地看着贝鲁塞维奇佩戴的师徽章，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第六十九师的臂章，”贝鲁塞维奇把交缠在一起的“6”和“9”指给他看。如此松懈的安全措施让将军大吃一惊。“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了，”贝鲁塞维奇说，“我们仅仅是把它们戴上。”

晚上八点，困惑的亚当斯上校仍然在想，克雷格是否真的同科茨布的巡逻队取得了实质上的接触？同时，他仍然对罗伯逊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一事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罗伯逊刚好把他的吉普车开到了一营指挥所的门前——带着四个俄国人。营长维克托·康利少校恰好站在门外。他以为罗伯逊带来了一群俄国醉鬼或者波兰难民。中尉向他介绍三名红军军官和一名军士时，他正想骂他一顿。

康利起初不敢相信。然后，他觉得“好像头顶上的天塌了一样”。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给俄国人一瓶威士忌，拍拍他们的后背，然后说声“很高兴认识你们”，便把他们打发回去。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总归会受到处罚，于是便打电话给亚当斯，说他的指挥所里来了四个俄国人。他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的上帝！”亚当斯惊呼道。顿了一下之后，他下令把他们全都带到团指挥部。当他们走进亚当斯那群情沸腾的团指挥部时，已是将近晚上九点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团指挥部就陷入了一片骚动。

莱因哈特听说巡逻队带回四个俄国人，顿时勃然大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命令是不得走出去五英里。这些军官有毛病，分不清五英里和二十五英里了。他下令将此事的相关人员，包括俄国人，统统带到师指挥部，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审问了。

他打电话给军指挥官许布纳将军，将军一听，便对莱因哈特大发雷霆。激动的许布纳联系了霍奇斯，霍奇斯又打电话向布雷德利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布雷德利对此表现得非常镇静。

“谢谢，考特尼，谢谢你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渡过奥得河之后的那七十五英里，俄国人肯定是在边走边玩。”他挂上电话，打开一罐可乐，然后在墙上那幅地图上的托尔高处画了一个圈。

4

华盛顿，英国大使怀南特在午饭后通知杜鲁门，希姆莱通过瑞典政府提出建议，要让西线的德军全部投降。丘吉尔希望通过越洋电话与美国总统商讨此事。杜鲁门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建议他在五角大楼的通信中心和丘吉尔通话。

马歇尔的作战师师长约翰·E.赫尔少将安排使用扰频器系统，以保证总统的通话机密。他打电话给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想了解一些新消息，但格鲁也不了解内情。国务卿不知道的是，在国务院大楼的某个房间里，正在破译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H.V.约翰逊发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

杜鲁门、莱希、马歇尔、金、赫尔和理查德·帕克上校聚集在了五角大楼的通信室里。下午两点十分，大家听到丘吉尔说：“喂，总统先生吗？”

“是我，首相先生。”

“听到您的声音真高兴！”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杜鲁门说。

“我同富兰克林谈过几次，但是……您收到贵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的报告了吗？”丘吉尔说，他收到了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发回的一份详细报告，并且猜想杜鲁门肯定也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类似的消息。杜鲁门认为他指的是怀南特发来的消息，并不知道格鲁刚刚带着破译完毕的约翰逊大使的电报离开了国务院。他说：“对，我收到了。”

“有关那个建议的？”

“是的。我只收到一个简短的消息（怀南特的电报），说有这样一个建议。”

“没错，当然，”丘吉尔说，他仍然以为杜鲁门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消息，“我们认为听起来非常不错。”

“他要在哪儿投降？”

丘吉尔很迷惑，杜鲁门怎么会如此缺乏理解力？他说，希姆莱提到了在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西线投降，“……但他没打算在东线投降。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必须向斯大林报告此事。当然，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我们的条件在全线同时投降。”

如果说丘吉尔有些含糊其词，但杜鲁门却毫不含糊：“我认为必须迫使他同时向三国政府投降——俄国、你们和美国。我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考虑接受逐步投降。”

“对，对，对，”丘吉尔连忙说道，“不能考虑接受希姆莱这种人提出的逐步投降。他会像其他人一样代表德国讲话。因此，我们认为，他应该同时和三国政府进行谈判。”

“很好，这正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明白，这是希姆莱的联合战线的局部投降。而艾森豪威尔仍然有权受降——他肯定希望对方投降。”

“是的，当然。”

最后，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两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消息。他说：“我没有收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关于这个问题，您刚才告诉我的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不过我知道，您是因为收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封电报，所以才要与我通话。”

“我明白了。”丘吉尔说。他把斯德哥尔摩发来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道，他认为他们有责任把希姆莱的建议告诉斯大林。

“我也这样想，”杜鲁门说，“您通知斯大林了吗？”

“我拖延了两个小时，想等您答复我的电报后再通知他……”那封电报还在处理之中，但是格鲁带着约翰逊的那封电报马上就要到五角大楼了，“不过，现在我已经发出去了。我给您念一下电报内容……”

杜鲁门对丘吉尔单独行动这一事实并未在意。他打断了对方：“好吧，那您就通知斯大林，我也会立即把我们这次谈话的事告诉他。”

“说得对！我念一下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也把它发给了您。‘随后发给您的电报是我刚从英国驻瑞典大使那里收到的。美国总统也已获悉这一消息。’我以为您已经收到了呢。电报还没到吗？”

“没有，我还没有收到这封电报。”

丘吉尔继续念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英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安排德国同时向三大国无条件投降。”

“我完全同意。”杜鲁门说。

“我们认为需要告诉希姆莱，德国部队应该就地向盟军或盟军的代表投降，个人或整个部队都可以。在此之前，盟军将在各个方向和各个战场全力进攻继续抵抗的德军。上述任何情况都不应影响我们的演说的发表。”

没有一个美国人明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丘吉尔所说的“演说”，其实是指“公告”。他还忘了加上原电末尾的几个字：影响会师。⁽¹⁾

“几分钟前，我把它发了出去，”丘吉尔继续说道，“并且给您也发了一份，还附上了我给您的私人电报。您知道的，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份。我当即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他们通过了我刚才给您读的那封电报。”

“我也通过了。”

“通过我给斯大林发出的那封吗？”

“我通过了您发给斯大林的那封电报。并且，我要立刻用同一条电话线给斯大林发电报。”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在座的美国旁听者中，至少有一人表示怀疑，那就是赫尔将军。他觉得丘吉尔是在试探总统的口气，看看能否撇开俄国同希姆莱打交道。“我很高兴，”丘吉尔说，“我确信我们一定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希望斯大林可以回电说：‘我也同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授权我们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告诉贝纳多特，可以把消息转达给希姆莱。因为，在我们三国一致同意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同意。”

“真是非常感谢。”

“谢谢。”总统说。

“您还记得我们准备在欧洲会师时发表的讲话吗？”

杜鲁门仍然困惑不解：“首相先生，我不明白您电报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已经写好的讲话、声明。我想，一旦部队会师，就要马上将其公布。”

“我觉得您说得对，”杜鲁门终于明白了，“我同意……我希望不久便能见到您。”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快就会给您发电报。我完全同意您在波兰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此刻正并肩前进。”

“很好！我希望能够这样继续下去。”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会跟随您的指引，无论您做什么，我都会支持您。”

“谢谢您。晚安！”

晚上八点，总统开始对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们发表广播讲话。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迫切需要召开的会议，他说：“与会的代表们，你们都将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通过你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努力，我们将获知，苦难深重的人类是否能够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这次会议将集中力量专门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成立一个维持和平的基本组织。我们要制定一部基础的宪章。

“我们问题的实质在于，提供一个解决国家间争端的理智的机构。

“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永恒的尊严将受到尊重……”

两天后，三巨头同时宣布，美国军队与俄国军队已经会师。罗伯逊中尉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的细节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当他带领三名普通士兵把那面曾向俄国人挥舞过的手工国旗献给艾森豪威尔时，盟军总司令——他相信他们是最早同红军会师的人——当场给他们每人晋升一级。⁽²⁾

(1)斯大林收到的电报措辞有几处不同。这一电话会谈的内容来自一份美方抄本。电话接听的效果和丘吉尔的口误可能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2)在《远征欧洲》一书中，艾森豪威尔仍然称托尔高是第一个会师的地点。那些在斯特雷拉最早与红军历史性会师的人没有得到晋升。科茨布中尉甚至一直没有获得上级答应颁发的奖章。

第四部 不完整的胜利

26 “打野鸡”

1

美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会师以后，希特勒帝国被一分为二。南半部如今由凯塞林元帅指挥，其中包括德国东南部，将近半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大部分，南斯拉夫西边一角，以及意大利北部。凯塞林的东线顽强抵抗，牢牢地守住了从德累斯顿直到亚得里亚海一线，但西面的整个防御区却濒临崩溃。

德国北半部的局势则更加危险。希特勒把这里交给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指挥。这个地区同样幅员辽阔：包括了挪威、丹麦、将近半个普鲁士，以及东部的许多“要塞”。柏林本身也将成为最后一个“要塞”；几个小时后，科涅夫和朱可夫便将完成对这个昔日普鲁士的首都的包围。

4月26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凯特尔给邓尼茨发了一封电报。邓尼茨正在汉堡以北约五十英里处的普伦，他的司令部设在那里。

柏林战役将成为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斗……你要支援柏林战役……援兵将被空运到柏林市内，并通过陆路和水路开到柏林城前的防线……

半个小时后，凯特尔发电报给舍尔纳。舍尔纳的部队刚好在俄国人和美国人会师的地点以南。

中央集团军群：你部摸清情况后，便从包岑和德累斯顿之间向北发动进攻，以解救柏林……

凯特尔给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拂晓时分，柏林即将被解救的谣言传遍了全城。就连目前负责柏林防务的魏德林将军这样讲求实际的人也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克雷布斯一再打电话给魏德林，每次都有“好消息”：温克集团军即将前来解救希特勒；三个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营“已经到达”；而邓尼茨则从潜艇训练中心选调了最优秀的军人前住首都。

开始每日巡查之后，魏德林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了。在动物园附近巨大的防空控制塔上，新任柏林炮兵司令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告诉魏德林，他只能通过普通电话与所属部队联系。韦勒曼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柏林炮兵的作战范围和最大射程。但是，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他没有通信网。韦勒曼说，他只有寥寥数辆用来拖炮的牵引车，而且弹药供应也在日益减少。如果某天每门炮能够分到一颗以上空运来的炮弹，那就真是个幸运的日子了。

魏德林几乎在城里的所有指挥所都发现了类似的绝望情绪。入夜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指挥部，精疲力竭，满心沮丧。他从最近捕获的俘虏口中得知，自己很快便将遭到两三个俄国装甲集团军和至少两个步兵集团军的进攻。他打电话给克雷布斯，告诉他敌人已经从西面、西南和东面攻进了市区，并且正向纵深推进。就连这样也没能吓到克雷布斯，他断言，不出几个小时，温克便能打开缺口。

天黑时，魏德林又在柏林城里巡视。波茨坦广场和莱比锡大街都遭到了猛烈地轰炸，灰尘像浓雾一样从碎砖烂瓦上升起。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中间夹杂着巨大的弹坑。要乘车前进非常困难，于是将军下车开始步行。敌人的炮火愈加猛烈，所以他便走进地铁通道，沿着铁轨走到了下一站，那里挤满了惊恐万状的百姓。

无论是否吓破了胆，柏林人仍然满怀希望。温克正赶来救援柏林！随着广播持续追踪报道温克部队的稳定进展，他们的情绪也不断高涨。

然而，事实上，仅有一个军——第二十军正在向柏林挺进。它的任务仅限于赶到波茨坦，为柏林守军的撤退打开一条走廊。而温克集团军的主力则仍在向东推进，目标是救援布塞。

“解救布塞以后，”温克对他的参谋长赖希海姆上校说道，“我们就返回易北河，将我们的部队移交给美国人。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任务。”英美两国对其部队的空袭莫名其妙地停止了。温克希望，这意味着西方将同他们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

在温克东面三十英里处，陷入重围的布塞的第九集团军正缓慢而艰难地向西移动。战士们已经精疲力竭。只有对身边难民的责任心和很快便能同温克会合的希望，仍在支撑着他们继续前进。

最高统帅部发来急件，命令布塞和温克一起向柏林方向发起进攻，布塞置之不理。他的部队是一个巨大的移动“凯瑟尔”（在这里意为“大锅”，指被围的部队，或袋形阵地），如果能同温克会合，就已经是奇迹了。幸运的是，布塞从小就熟悉柏林南面的这片沙土林地，而且他还在这个被称为“恺撒沙箱”的地方受过军事训练。他灵巧地带领部队在丛林中穿行，避开了敌军的轰炸机和坦克。

“凯瑟尔”里面有一个移动的团体——男人、女人、孩子、马匹、卡车、大车、床、缝纫机、干粮箱和行李。奇怪的是，没有人惊慌失措。百姓们知道，虽然他们身陷重围，但毕竟还活着。天气和煦，食物充足，并且他们对军事指挥官完全信任。

“凯瑟尔”里面还有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突围出来的幸存者。四天前，刚刚晋升为将军的比勒在俄国人的包围圈上打开了一条走廊。这座要塞里的三万名伤员和百姓逃了出来，与第九集团军的主力会合了。

两天来，冯·格莱姆将军一直在试图进入已被包围的柏林，去向希特勒报到。下午六点，他操纵飞机降落在了加托夫机场那弹痕累累的跑道上。在他身后，是著名的试航飞行员汉娜·莱契。和格莱姆一样，她也是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小飞机再次起飞，擦着树梢向十五英里开外的帝国总理府飞去。头顶上的天空中，到处都是激烈的空战。突然，机舱底板出现了一个大窟窿，格莱姆颓然倒地。飞机失去了控制，直向地面插去。这时，汉娜从负伤的格莱姆后面伸过手来，抓住了操纵杆。她设法把飞机拉平，然后安全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下方那条宽阔的大街上。她截下一辆汽车，把格莱姆搀了上去。

第一个在地下掩体里迎接她的是她的一位老朋友，玛格达·戈培尔。玛格达深情地拥抱了她，然后眼含热泪说道，在这种时刻，还有人勇敢忠诚地来到元首身边，真的让她非常惊讶——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逃跑了。

汉娜来到医务室。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正在照顾格莱姆。格莱姆的右脚被打烂了。过了一会儿，元首进来了，他的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他问格莱姆。

“不知道，元首。”

“因为赫尔曼·戈林叛变了，他抛弃了我和他的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接触——你能看出他有多鬼鬼祟祟吧。”他低着头，双手不住地颤抖。他把戈林发来的电报递给格莱姆。“这是最后通牒，明目张胆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完了。看看我要遭遇些什么：叛变，丢脸；什么样的失望、背叛，我都经历过，可是这次不同以往。”他停住了，无法再说下去。他半闭着眼睛看向格莱姆，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特此宣布，由你接替戈林的职务，出任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授予你这个权力。”

格莱姆和汉娜握住元首的手，恳求允许他们也留在地下掩体，以弥补戈林的欺骗行为。希特勒深受感动，告诉他们可以留下。他说，他们的这个决定将在空军的史册上长久流传。

当晚晚些时候，希特勒把汉娜叫到自己的房间。“汉娜，”他轻声说道，“你也要和他们一样跟我一起死。我们每人都有这样一小瓶毒药。”他把两个胶囊递给她，一个是给她的，另一个是给格莱姆的：“我不希望我们中间任何一个被俄国人抓住，也不希望他们找到我们的尸体。每个人都要负责毁掉自己的尸体，以免留下可以辨认的特征。我和爱娃的尸体将被焚毁。你可以给你自己想个方法。”

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救救你自己，元首。这是每一个德国人的愿望。”

但希特勒却摇了摇头：“作为一名战士，我必须服从我自己的命令，誓死保卫柏林。”他背着手，在小屋里脚步蹒跚而迅速地踱来踱去，“我原以为，只要我留下，德国的所有士兵都会以我为榜样，前来解救柏林。”他转向汉娜，脸色突然又轻快起来，“但是，我的汉娜，我仍然拥有希望！温克将军的部队正从南面向我们靠拢。他必须，也必将击退俄国人，赢得足够的时间拯救我们的人民。到那时，我们便可以守住了。”

2

翌日，即4月27日黎明，柏林已被完全包围。最后两个机场——加托夫和滕珀尔霍夫——也被俄国人占领了。可是，一种乐观的情绪却迅速传遍了地下掩体，因为他们刚刚收到温克的电报，宣布他的第二十军已经到达距波茨坦仅有几英里的费尔希。

戈培尔的办公室人员立刻通过广播宣布，温克已经抵达波茨坦，并预测其将很快到达柏林。如果温克能成功到达柏林，为什么布塞不能呢？

“毋庸置疑，形势已经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柏林人被告知，“美国人正向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折唾手可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柏林，直到温克集团军到达！”当天的战报也顺利广播了，其中透露了进一步的细节：

陆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在英勇的柏林战役中，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这场为生存而战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当首都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自我防卫之时，我们易北河畔的军队已掉头北上，以救援柏林的守卫者。这些来自西线的部队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而击退了敌人，抵达了费尔希。”

温克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确切位置竟被如此公然地泄露了出去。“明天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他对他的参谋长嚷道。俄国人肯定也听到了这则广播，他们将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费尔希。他说，这简直是出卖。

中午的会议结束之后，希特勒在一个矮个小伙子的胸前别上了一枚铁十字勋章。这个刚刚击毁了一辆俄国坦克的小伙子眼圈发黑。他默默转身，来到走廊里，然后便颓然倒在了地上。克雷布斯的两名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被这一场面深深震动，开始抱怨眼下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亲切地将双臂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他告诉他们，希望还未完全破灭：温克已在途中，很快就能解救柏林。“在元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你们留在这里，并且仍然信任他，”他甜言蜜语地说，“在这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你们将坐拥高官厚禄，这是为了奖励你们的忠诚。”两名副官瞠目结舌，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话”。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总是被鲍曼及其手下以极度的猜疑来对待。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汉娜·莱契都是在戈培尔的套房里度过的。戈培尔似乎无法忘却戈林叛变一事。“这个杂种一贯自封为元首最大的支持者，现在却没有勇气留在元首身边。”他挥舞着手臂，边说边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说戈林是无能之辈：他的愚蠢毁掉了我们的祖国，而如今他却企图领导全国，“仅此一点就证明了他从来不是我们的人。他的内心一直非常软弱，是个叛徒。”

他像扶着演讲桌似的抓着椅子靠背，宣称此刻身在地下掩体的人正在谱写德国的历史，他们将为帝国的荣耀而献身，从而使德国之名永垂千古。

汉娜觉得戈培尔太戏剧性了，不过她对戈培尔夫人却只有钦佩。当着六个孩子的面，戈培尔夫人总是情绪饱满。觉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时，她就会暂时离开房间。“我亲爱的汉娜，”她说道，“你必须帮我让孩子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二者不复存在，他们也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不过你必须得帮我。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在最后一秒钟过于软弱。”

汉娜给孩子们讲她飞行的故事，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后来又唱给“元首叔叔”听。“元首叔叔”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很快就会被赶走——明天他们便可以再次在花园里玩耍。

汉娜也去拜访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爱娃是个肤浅的女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梳妆打扮上。“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爱娃一再念叨，“众叛亲离。哪怕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去他！”

丘吉尔和杜鲁门的电话会谈虽然是最高机密，但还是莫名其妙地泄露了出去。美国报纸宣称，据报告，“一些纳粹高级领导人未经希特勒授权，在最高统帅部的支持下”提出在西线投降。没有提及希姆莱的名字，也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当晚，魏德林企图让希特勒认识到，柏林已被完全包围了，而防御圈正在迅速缩小。而且，甚至再也不能通过空运得到补给。他开始谈及百姓和伤员的惨状，但是克雷布斯打断了他，开始了自己的报告。戈培尔的助手瑙曼博士被叫出去接电话，对方通知了他所谓向西方投降的提议。他回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耳语了几句。随后，希特勒急切地低声同戈培尔交谈了起来。

魏德林被打发走了。他来到候见室，发现鲍曼、布格道夫、阿克斯曼、赫维尔、希特勒的副官，以及两名女秘书，都在那里随意地聊着天。在会议室受到挫折的魏德林转向这些人，一股脑儿地把克雷布斯和希特勒拒绝聆听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说，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离开柏林，不要等到为时太晚。只有外面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接应他们，突围才有可能成功。现在温克已经到达波茨坦附近，所以，他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行动。所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就连鲍曼也表示同意。

这鼓励了魏德林。克雷布斯一出会议室，他便再次向其提出了这个建议。克雷布斯同样表示接受，并且说道，他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向元首详细介绍这个突围计划。

五十英里开外，温克的指挥部里，一名发报员正在给魏德林发一封电报：第十二集团军的反攻在波茨坦以南受阻。部队已陷入激烈的防御战。建议你们向我部突围。温克。

发报员等待对方的确认，但是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在德国北部邓尼茨的司令部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正在日记上写一篇长文。实际上，他的日记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后剖析。当然，他的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但也反映了许多德国人的看法。这些德国人仍旧渴望为这场已经失败的战争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克罗西克写道：

像戈林这样一个才华满腹、大权在握而又广受爱戴的人，没有在战争中发挥所有这些特质，而是粗心大意，一心热衷于打猎，收藏，这真是可惜……战争期间，他一直躺在空军在战争最初几年为他赢得的功勋之上。他没有及时提供战斗机，致使帝国遭到可怕的空袭，他是此事唯一的罪魁祸首。警告和抗议，他都置若罔闻。由于空军的失败，我们才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戈林必须要对降临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负责。政治方面的主要责任在于里宾特洛甫。正是由于他的自负与贪婪，才使中立国与我们变得疏远……

其他要负责任的是埃里希·科赫之流。他在东方施行的罪恶的欺骗政策使我们更像压迫者，而非解放者。结果，乌克兰人和俄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拒绝同我们合作，甚至也不愿同我们并肩战斗。与之相反，他们参加了游击队，与我们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还有鲍曼之流，我认为他是元首邪恶的灵魂，是元首幕后的阴影……鲍曼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党甚至可以组织人民冲锋队，这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党内的对立与竞争加剧了那些庸才对权力的欲望，党员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无止境地扩大……因此，最终大批忠诚勇敢的德国人，像对待解放者一样热烈地欢迎西方的入侵部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摆脱了轰炸的恐惧，还因为他们摆脱了大人物们制造的恐怖……

3

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慕尼黑，仍然是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4月27日傍晚，这座城市面临着两个威胁：一个来自城外，一个来自城内。帕奇将军的美国第七集团军正迅速逼近慕尼黑，而在该城中心，第七军区司令部内，一小队德国战士正准备从纳粹手中夺取慕尼黑，把它交给盟国。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翻译连的连长鲁普雷希特·格恩格罗斯上尉。1941年的寒冬，他在战争中第二次负伤后，从俄国归来，当上了慕尼黑地区二百八十名翻译的指挥官。从那时开始，他便谨慎地组织了一个抵抗小组。

格恩格罗斯是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还非常博学，文雅，待人和蔼——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不可能的结合。他出生在中国的上海，但十一岁时，他的全家搬到了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大学攻读了法律，然后进入伦敦政治学院，受教于哈罗德·J.拉斯基教授。1939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4年秋，格恩格罗斯将自己的地下组织命名为“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组织以这二百八十名翻译为核心，并继续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中发展新成员。他定期在家中召开会议。莱奥·霍伊温和奥托·海因茨·莱林是他的两个合作者——跟他一样，他们也是曾在俄国负伤的年轻军官。通过他们的帮助，格恩格罗斯与慕尼黑的一些类似的集团建立了联系。这些集团的成员包括律师、教授、法官、市政府官员、医生和牙医。

除了自己的翻译连之外，格恩格罗斯目前还控制着其他几支小部队，以及爱克发、斯坦海尔和库斯特曼⁽¹⁾工厂的工人。但是他知道，要夺取城市还是非常困难的：他必须逮捕慕尼黑区长、凯塞林的参谋长，以及巴伐利亚的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将军，还要占领电台和报社。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格恩格罗斯坚信，如果能得到帕奇将军的配合，他一定可以成功。他已经派出两名信使去帕奇那里，通知他自己即将进行暴动，请他停止对慕尼黑的一切空袭，以使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更加顺利地完成。空袭真的停止了，格恩格罗斯相信帕奇已经了解了他的计划，一旦“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夺取了慕尼黑，并且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帕奇便会立即进入该城。

4月27日晚上，格恩格罗斯坐在营房内他那潮湿闷热的卧室里陷入了沉思。一名文员正在用打字机打出最后的命令。通知已经发往外围地区，“打野鸡”军事行动将于次日凌晨两点开始。

几个月来，格恩格罗斯以及他的家人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走漏了风声。现在，他怀着孕的妻子带着孩子躲进了一个山间小屋。格恩格罗斯本人也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他的床下放着一根绳子。他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跳出窗外，顺绳而下，跑到等在下面的汽车前。霍伊温曾经忍不住发出过警报，就是想看看大个子格恩格罗斯怎么从绳子上滑下来。

晚上七点，翻译连集合了。军士长把头探进格恩格罗斯的房间，满面笑容地说道：“连队已准备好保卫慕尼黑，长官。”

格恩格罗斯走出房间，目光扫过他的队伍。“时机已经到了，”他说，“我们将解放自己。我们将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从而结束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他说，如果有人想退出，他可以理解，“但是，跟我走的人就必须坚持到底。在这里，我正式宣布，你们可以不再遵守对希特勒的誓言！”

大家的反应非常一致。就连为了减少怀疑而故意保留在连队里的几名纳粹分子，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自愿参加行动。白布条被分发了下去。凌晨两点，它们要被缠在大家的左臂上。

全市各处，参与这一密谋的部队开始进入阵地。贝茨中尉带领六十一营的一个排向普拉赫出发，准备逮捕威斯特法尔将军；十九营的普茨中尉率领他的排赶往政府大楼，去抓保罗·吉斯勒区长。几支部队负责占领市议会厅，这里是两家报社的办公室所在地——《最新消息报》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还有几支部队负责抢占两个电台：北郊的慕尼黑电台，以及位于慕尼黑东北二十英里处的埃尔丁的一个电台。

霍伊温带着大约二十人搭乘几辆小汽车和一辆旧卡车向南面的施塔恩贝格湖赶去，他们的任务是摧毁肯普芬豪森的最高统帅部通信设备。恰好在午夜之前，他们到达了战士营房附近的停车场。霍伊温悠闲地走进营房，说自己要找人。他仔细地检查了每层楼，看那里有多少战士。大楼几乎是空的。他回到自己的车队，等待凌晨两点的到来。

午夜刚过，格恩格罗斯和莱林便驾着一辆从一个高级纳粹官员那里偷来的奔驰车向冯·埃普将军家驶去。他们后面跟着几辆卡车，上面载着一个排的战士。在一间小小的警卫室，有人把他们拦住了。格恩格罗斯告诉值勤中士，他要跟埃普的副官卡拉肖拉少校讲话——此人也参加了密谋。然后，格恩格罗斯掏出一把刀子，割断了电话总机控制板的电线。

警卫们吓傻了，根本没有抵抗；其中一些人甚至表示愿意参加暴动。当卡拉肖拉走出来时，满脸都是惊骇：“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真的干了？”

格恩格罗斯和莱林一起走进这座大房子。埃普正在同几名文官开会。卡拉肖拉把这位一副贵族气派的老将军带到大厅里。1919年，埃普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短暂的共产党政权，至今仍是一位深孚众望的人物。

“你被‘巴伐利亚解放行动’逮捕了。”格恩格罗斯说。

埃普一脸傲慢，丝毫没受影响。

“听着，”格恩格罗斯不耐烦地说，“你有责任洗去你的褐色（纳粹）历史，为巴伐利亚人民做点事。我们希望你签署一份南巴伐利亚投降的声明。”

埃普转向他的副官：“我怎么能向一个上尉投降？”

格恩格罗斯觉得好笑，建议他们一起去弗赖辛，那里有“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一名少校，名叫布劳恩。

“我要是拒绝去呢？”埃普问。

“那我们把你当俘虏押去。”

格恩格罗斯让莱林负责冯·埃普将军，然后冒着冰冷的细雨驱车赶往他的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慕尼黑北部的一座铁路桥下。他被告知两座电台已被完整无损地占领，于是立刻动身前往慕尼黑电台去做一次广播讲话。就在黎明之前，他拿起话筒，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概述了“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目标，并在结尾发出热情洋溢的恳求，号召大家加入暴动。

至今为止，一切都在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凌晨两点整，霍伊温带着十个人走进肯普芬豪森的士兵营房，大喊道：“举起手来！”同样，这里也没有任何反抗。有几个人还主动提出帮忙破坏电报电话中心。

但是，初步的胜利让人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上午九点，格恩格罗斯接到报告，说暴动遇到了严重困难。负责逮捕威斯特法尔的那个排遇到一支党卫军部队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四散而逃。当普茨中尉带着他的排去政府大楼逮捕吉斯勒区长时，数枚手榴弹迎头炸来。在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同样被迫空着手撤了回来。

不过，也有报告说群众普遍给予了支持——施莱斯海姆机场的机组人员破坏了他们的飞机；有一个师的全体官兵主动投降；还有几支部队的战士把武器扔进了安珀河和格隆河。对于慕尼黑人民来说，暴动是一个胜利。巴伐利亚的蓝白两色旗飘扬在了马里恩广场上空。在格恩格罗斯的广播讲话之后，数千名市民开始到街上示威。许多人猜测希特勒已经死了，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朋友们。街上挤满了人，“战争结束了”的呼声响彻慕尼黑。

但是，上午九点五十六分，南部德国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突然掐断了正常的节目，他说：“现在，请听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区区长讲话。”然后，吉斯勒本人开始讲话：“保罗·吉勒斯区长谨向对此表示关注的全体德国人民，解释我区一个叛国电台的活动：在一个名为格恩格罗斯上尉的家伙指挥下，一群翻译连的可耻无赖企图制造假象，使人相信他们夺取了慕尼黑政权。”他说，这一切都是谎言，叛徒们很快就会被包围。

十五分钟后，格恩格罗斯又在电台发表讲话，试图消除吉斯勒讲话的影响。他说，冯·埃普将军已交出了整个巴伐利亚。他要求广大人民帮助“新领导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格恩格罗斯的讲话是真诚的，可是暴动已出现了另一个不利的转折。埃普本已准备向弗赖辛的布劳恩少校投降，但是，听到格恩格罗斯在广播里说，“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发誓要废除武装力量时，老将军无法忍受，断然拒绝了合作。布劳恩少校非常生气，打发这个“老傻瓜”回了家。

到了中午，目标远大的暴动几近失败。德国西南民事部不断发表广播讲话，谴责占领慕尼黑电台的叛徒。“在格恩格罗斯上尉的所谓领导下的犯罪分子，未加抵抗便全部投降了。”一名播音员广播道。然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吉斯勒，而吉斯勒叙述了那场企图逮捕自己的失败尝试。

“大家不要拿那个愚蠢的格恩格罗斯当回事，”他继续说道，“他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不过，我还是要号召你们，展示出你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在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你们慕尼黑人曾经特别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度的忠诚和爱国精神……这些可耻的无赖想在最艰难的时刻玷污德国的名字，他们将被立即枪决，彻底消灭。然而，慕尼黑人民永远不会反对同敌人作战的英勇战士。慕尼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失去的烈士，也永远不会偏离对德国、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诚！我们要坚持这种忠诚与热忱！德国万岁！元首万岁！万岁！”

吉斯勒迅速控制了全市。“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十六名重要成员和格恩格罗斯的父母都被关进了监狱。到了下午两点，格恩格罗斯本人承认已无法进一步抵抗。他宣布暴动结束，请大家各奔前程。格恩格罗斯和他的三名同谋者乘着一辆挂着党卫军牌照的汽车逃离了慕尼黑。

暴动结束了，但是“巴伐利亚解放行动”造成的动荡却没有结束。军营里一派杂乱，几近兵变。除了最为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外，几乎任何人都无法组织起来。局势非常混乱，不得不把前线的一些部队撤了回来。到了午夜时分，吉斯勒本人也被迫扔下了他的指挥部。通向南面和东面的公路上挤满了战士和官员。他们试图逃出正向慕尼黑合拢的三个美国步兵师的包围——第三师、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五师。

最后，格恩格罗斯的确实现了他的目标——尽管并非以他所希望的方式。美国部队胜利地开进了一座满是欢呼的德国人的城市。这些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武器，只有一束束的鲜花。

(1)都是德国的老牌公司。——译注

27 一个“意大利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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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敌人从东西两侧推进德国领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他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进行有条件投降的尝试越来越多。从希姆莱到格恩格罗斯，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卷了进来。

3月1日，一个国家元首也企图同西方谈判：这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派他的儿子维托里奥给米兰的舒斯特大主教带去了口信。大主教要求见到书面文件。于是，3月中旬，小墨索里尼带着一份名为《国家元首的谈判建议》的文件再次来到米兰。在这份文件中，墨索里尼提出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投降，“以免给意大利北部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保护仅存的工农业财富免遭彻底毁灭……”，从而挽救他的国家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中。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当前专门审判法西斯党员的罗马法庭”就不会去迫害那些曾向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宣誓效忠的人，墨索里尼会进一步答应解散法西斯共和党。

梵蒂冈对投降感兴趣有三个原因：它希望使意大利北部人民不用忍受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最后的绝望挣扎带来的恐怖；保存国家的工业设施；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几个月以来，多尔曼上校一直在代表沃尔夫将军同舒斯特大主教讨论和谈的可能性。大主教是沃尔夫与梵蒂冈沟通的渠道。大主教曾答应，如果德国人不破坏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设施，他就会充当沃尔夫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调停人。

舒斯特大主教通过驻伯尔尼的教廷大使向盟国转达了墨索里尼的提议，但是，直到4月6日，墨索里尼还是没有收到答复。然而，当天他读到了一则来自瑞士的报道，获悉了另一个寻求和平的行动。当然，这就是“日出”行动。这篇报道与事实非常接近。

星期三（4月4日），驻米兰德军接到命令，不得离开营房。据新法西斯和纳粹圈子的人说，这项措施与旨在解决驻意大利德军命运的谈判有关。游击队运动的两名成员获释，并被送往边界。据说他们随身携带着明确的提议。两人之一名为费卢西奥·帕里，是解放北意大利全国委员会的军事部门首脑。帕里被捕于米兰，并被党卫军关押在维罗纳。

墨索里尼迷惑不解，心烦意乱。他召来了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鲁道夫·拉恩博士，要求他做出解释。拉恩当然知道并赞成“日出”行动，但却佯装不知。他告知沃尔夫，这位意大利领袖非常不安。

第二天，拉恩和沃尔夫打电话给加尔达湖畔大本营里的墨索里尼。这位领袖开始详细介绍他的一个计划。他准备在科莫湖以北的瓦尔泰利纳山区进行最后的死守。沃尔夫忧心忡忡地听着。这样一个行动会危及“日出”行动。他告诉墨索里尼，在瓦尔泰利纳设防毫不实际，并建议他“在我们附近活动”。

盟军于1943年7月打进意大利之后，法西斯领导人发动了政变。他们逮捕并废黜了墨索里尼，让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重登王位。9月份被斯科尔兹内营救出来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畔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政府。但是，他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因为德国部队控制着整个地区。现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裂痕。墨索里尼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为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求某种“意大利解决办法”。因此，他甚至从未向希特勒报告过在瑞士进行的和平谈判。⁽¹⁾

1945年4月11日，墨索里尼收到了梵蒂冈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盟国已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墨索里尼顿时觉得万念俱灰。

自从希特勒发动阿登战役这一搏失败以来，墨索里尼变得格外狂躁，“他纯粹是靠梦想活着，一直生活在梦境之中”。他年轻的通俗文化部长费尔南多·梅扎索马说：“他与现实没有一丁点儿的联系。他在一个他为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他活在时间之外。他的反应，他的欢乐和沮丧与生活从未有过任何关系。它们都是莫名奇妙突然产生的。”

当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中的一座小岛上采访这位领袖时，墨索里尼似乎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现在是夏天，”他对这名记者说，“我会脱掉大衣，像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一样在草地上打滚。”福萨尼将这一冲动的幻想归因于如下事实：墨索里尼的卫兵、部长，他喋喋不休的夫人多娜·拉凯莱，以及哭哭啼啼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暂时不在他的身边。

他谈及自己的错误，但是又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采取了“残忍的外交政策”，而希特勒又不听他的劝告，入侵了俄国，是这些迫使他卷入了战争。他猛烈抨击国王、反动宫廷、总参谋部，以及自私的工业和财政集团。然后，他平静而悲伤地坦承，自从在王宫被捕之后，他一直都被监禁着，“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仅是永恒之中的短短一瞬。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会朝我吐口水，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把我擦干净。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会同我的人民握手言和。”

另一名记者玛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看上去很像一名罪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似乎不只是顺从，甚至还有些低声下气。“你想知道些什么？”他问道，“我记得七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而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早晨，一只小燕子被困在了我的房间。它拼命地飞来飞去，最后精疲力竭，掉在了我的床上。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这样就不会把它吓着。我拔出窗户插销，然后松开了手。起初，小燕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四下看了看，然后便张开翅膀，愉快地轻啼一声，飞向了自由。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

“是的，夫人，我完了。我的星辰已经落入了尘埃。我仍旧在工作，但我知道一切都只不过是闹剧。我在等待这场悲剧的结局，却奇怪地置身其外。一年来，我感觉很糟糕，除了流食没吃过别的。我不抽烟，不喝酒……总之，也许我是注定了要为我的人民指明道路。可是，你是否听说过一位谨慎而精明的独裁者……

“痛苦如此漫长。我就像风暴中一条船上的船长。船只遇难了，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艘本无法控制的木筏上，正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漂流。再也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全世界都将聆听我的声音。”

4月13日夜里，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他“火速”返回柏林报到——他刚刚获悉这名属下一再尝试进行和谈的事。沃尔夫答应立刻就去。随后，他仔细考虑了一番，写信给希姆莱说，他不能去柏林。

次日，希姆莱打了两次电话，再次命令沃尔夫到柏林来。沃尔夫置之不理，若无其事地参加了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畔召开的每日会议。这位意大利领袖仍然想在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顽抗，但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意大利军队总司令，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嚷得最凶：就算有可能，如果没有取得德国盟友的完全同意，就把他的部队从前线调回来，那简直太可耻了。

“没人必须去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平静地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决定。”

会后，沃尔夫再次试图劝阻墨索里尼去瓦尔泰利纳。

“我还有什么其他牌可出？”墨索里尼问道。

“放弃你的社会主义计划，与西方资本主义讨价还价。”

“太棒了！”领袖回答。沃尔夫觉得他很认真。

“只要耐心一点。”沃尔夫说。他警告墨索里尼，不要再通过舒斯特大主教做任何和谈的准备工作。

沃尔夫或许已经暂时稳住了墨索里尼，但他自己的问题却日益增多。他该如何应付希姆莱要他飞去柏林的命令呢？他发电报给杜勒斯征求意见。杜勒斯通过帕尔里利警告他，不要去柏林，并且建议他立即带参谋部和家人到瑞士去。

尽管如此，沃尔夫仍然决定冒险前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和希姆莱。4月16日晚上——朱可夫对柏林发起总攻那天——沃尔夫在首都以南约十六英里处的一个机场降落。格布哈特医生在那里等着他。谨慎的希姆莱想让格布哈特试探一下沃尔夫。格布哈特把沃尔夫带到地下掩体附近的阿德隆酒店，两人在那里过了夜。次日上午，他们驱车来到疗养院，同希姆莱共进午餐。午餐结束之时，沃尔夫已经让希姆莱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希特勒的愿望。

这时，卡尔滕布鲁纳闯了进来，说他必须同希姆莱单独谈谈：他刚刚收到一名特工发来的电报，说沃尔夫与舒斯特大主教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并且可能在几天后签订意大利全线停火协定。

沃尔夫又被叫回房间，希姆莱愤怒地指责了他。

“我从未亲自同舒斯特大主教进行过关于投降的谈判！”沃尔夫发誓说。这是真的；他一直将该责任委派给一名部下。他的愤怒非常真实，以致希姆莱开始动摇了。但是，卡尔滕布鲁纳却没有这么轻信。他们争论了一个小时。希姆莱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又相信那个。沃尔夫想，这就像是在拔河，而希姆莱就是那根绳子。他很纳闷，这个优柔寡断的小个子怎么竟然曾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呢？

最后，沃尔夫要求他们一起去柏林，当着元首的面洗清卡尔滕布鲁纳对他的指控。当然，希姆莱拒绝前往。沃尔夫一再坚持，至少要让卡尔滕布鲁纳跟他去。他若有所指地说道，他准备告诉元首，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已收到了关于在瑞士进行谈判一事的详细报告——而希姆莱特地禁止他向元首报告有关谈判的消息。他希望，在元首得知此事时，卡尔滕布鲁纳能够在场。

这是要挟，他们三人都清楚。但是卡尔滕布鲁纳没有被吓住。他说他会去地下掩体，而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恐吓。4月18日凌晨一点，两个死对头出发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肩并着肩，一言不发，车厢里一片难堪的寂静。但是，就在他们走进地下掩体之前，沃尔夫说了几句话，把卡尔滕布鲁纳气得脸都白了：“如果你向元首复述你的特工发来的消息，那么，我不会孤身一人上绞架。你和党卫军全国领袖会在我身边一起被绞死！”

他们在走廊里遇到了希特勒。“啊！你来了，沃尔夫，”希特勒惊讶地说，“太好了！请等一下，等情况报告会开完。”

凌晨四点，会议室的门开了，菲格莱因招手示意沃尔夫进去。希特勒十分冷淡，开口便直奔主题。“卡尔滕布鲁纳和希姆莱已经告诉我了，你在瑞士与杜勒斯进行了谈判。”他迈步走近沃尔夫，两眼盯着他，“是什么让你公然无视我的权威？作为驻意大利的党卫军指挥官，你只熟悉政治和军事总形势的一小部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向每一位指挥官介绍其他战场的战况，或者政治形势。你要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元首。”

“是什么让你这样做的？”

沃尔夫提醒希特勒，他们在2月6日与里宾特洛甫举行过一次会议：“您在会上听到了我提出的建议，如果不能确定那些秘密的特殊武器可以及时制造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始同盟国谈判。”

他飞快地说着，谁都没有打断他。他始终直视着元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移开——他觉得，如果他移开自己的视线，就会把命丢掉。沃尔夫说，他把元首在那次会议上明显的赞成态度解释成了“祝福”，因此，他便相应地采取了行动。他解释道，由于没时间请示柏林，3月8口，他自作主张地会见了杜勒斯，随后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我欣喜地向您报告，元首。通过杜勒斯，我已成功地与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亚历山大元帅取得了联系。我请求您给我进一步的指示。”

他说完之后，希特勒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好，”他终于说道，“我接受你的建议。你太幸运了。如果你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我就会像抛弃赫斯那样抛弃你。”⁽²⁾

沃尔夫如释重负，向希特勒介绍了粉饰一番之后的瑞士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指出，鉴于当前的军事形势与俄国的态度，无条件投降不可避免。

“好吧，我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希特勒说，“但是我得先睡一会儿。”

傍晚，他们在空袭的间隙又会了一次面。希特勒决定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叫人拿来了大衣。他与沃尔夫、卡尔滕布鲁纳和菲格莱因一边在总理府花园的废墟中间漫步，一边继续讨论。

“我考虑了今天上午你提出的问题。”希特勒开口说道，但他很快又改变了话题。他首先描述了他为保卫柏林而建立的纵深配备的反坦克系统。每天都有两百五十辆俄国坦克被击毁，他说。即使是红军，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他们的进攻很快便会停止，但他承认，俄国部队和英美部队最终会在柏林以南的某地会师。他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让俄国人进入欧洲，但是，他确信俄国人不会止步于预定的位置。

“然而，美国人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击退俄国人。到那时，”希特勒忽然停了下来，用锐利而得意的目光盯着沃尔夫，“到那时，人们会花大价钱来请我参加决战——帮助这一方或那一方！”他说，他可以在柏林坚守至少六周，甚至八周，顶住东方和西方的攻势，“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冲突定会爆发，然后我便可以做出决定。”

沃尔夫张口结舌：“元首，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您应该站在哪一边还不清楚吗？”

希特勒再次转向沃尔夫。稍加思索之后，他说：“谁给我好处最多，我就站在谁那边。”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抬头望向天空，“或者帮助首先同我建立联系的一方。”

沃尔夫心目中的所有英雄都一个一个地倒下了。“这场西欧诸国讨伐本世纪的新成吉思汗的战斗”怎么了？他想，昔日的理想主义哪里去了？

希特勒继续说道，由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盟国的队伍很可能分裂。

“没错，元首，”沃尔夫说，“但是，难道没有人向你报告，我们头顶上每天都盘旋着一万五千架次到两万架次的飞机吗？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他几乎是在“不可宽恕”地说着，“都有生命和财产损失。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不能允许自己因为这些报告而软下心肠。”希特勒草率地答道，必须做出最终决定的人不能让自己被战争的恐怖吓倒，“因此，按我说的做：乘飞机回去，代我向冯·菲廷霍夫将军问好！”

他的情绪变了，开始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如果我领导的这场德国人民的决战最终失败了，那么，德国人民就不配存在。”这个来自东方的种族将证明自己在“物种上的优越性”。到那时，除了“英勇地倒下”之外，别无事情可做。他抬起头，恍惚地看向沃尔夫，突然，他的乐观情绪又回来了：“回意大利去，同美国人保持联系，但是，要看看是否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尽量拖延一下，因为建立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许诺之上的无条件投降实在荒谬。”

一个仆人走到他们面前，说道：“元首，晚间情况报告会的时间到了。”

2

沃尔夫认为墨索里尼被稳住了，其实他错了。这位意大利领袖正准备去米兰，隐约地希望通过与民族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国谈判，寻求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总归还是可以去北面的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防守。“最终，”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这样一个地方英勇地倒下。”

那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他时，他仿佛有些不祥的预感似的说：“现在向我告别吧，神父。谢谢你为我做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它们。我知道，我就要被枪毙了。”

太阳落山时，他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的花园里同他的妻子告别，也跟他的姐姐埃德维杰说了再见。他还说，他已准备好“进入死亡的无边寂静之中”。然后，他带领一支小车队动身去了米兰。

4月20日，沃尔夫返回了他的指挥部。不管希姆莱⁽³⁾和希特勒有何意见，他都比从前更加坚定了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之后，凯塞林的继任者冯·菲廷霍夫将军终于同意派两名军官去亚历山大的司令部，进行关于投降的谈判。

讽刺的是，此时杜鲁门和丘吉尔刚刚做出了决定，要停止与沃尔夫或其代表的进一步接触，以避免同斯大林产生更多的摩擦。当天晚些时候，联合参谋部给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

……非常明显，至少在目前，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菲廷霍夫）并未打算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让他的部队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我们同俄国人之间引起的错综复杂的新困难，我们两国政府决定：美国战略情报局应该立即停止与德国密使的接触。美国参谋长们应据此要求战略情报局。

你应该视此事为已经结束，并且照此通知俄国人……

4月23日，沃尔夫带着他和菲廷霍夫亲自挑选的两个人秘密穿过了瑞士边界，准备协商投降条件事宜。菲廷霍夫的代表是维克多·冯·施韦尼茨中校，此人的祖母是美国第一任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的直系后裔。沃尔夫选的是文纳少校。此刻文纳正穿着这位党卫军将军的软呢格子猎服。

三人由魏贝尔少校和胡斯曼博士护送到了卢塞恩。但是，直到他们在魏贝尔家安顿好，魏贝尔才透露说，盟国已终止了一切谈判。几乎和德国人同样愤慨的魏贝尔试图安抚他们。最后，他打电话给杜勒斯：“我们的局势非常棘手！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那么，我们就会被人嘲笑几百年。”

杜勒斯重申，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准再同沃尔夫进行任何接触。“可是我们恰恰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对其施加压力，“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可是盟国却不想见他们！看起来你们似乎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杜勒斯终于让步了：他会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让他请求联合参谋部允许杜勒斯同沃尔夫恢复“接触”。

但是，魏贝尔无法确定，在收到积极的答复之前，他能否把这三位客人留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沃尔夫说，他必须立刻回自己的司令部，因为军事形势发生了突变。几个月来，博洛尼亚以南的哥特防线战事寥寥。这条防线从利古里亚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由二十五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防守。但是，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第十五集团军刚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想夺取博洛尼亚，渡过波河，并且已经突破了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防线。现在，克拉克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以出动坦克，穿过波河河谷的平原，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

更糟糕的是，沃尔夫收到了一封希姆莱发来的电报。电报十万火急，沃尔夫不得不从瑞士边界魏贝尔的家中给他打去电话。希姆莱说：

坚守意大利前线，并保证其完整无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仍然希望圆满完成“日出”行动。不过，随着时间慢慢逝去，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司令部始终没有任何答复。

沃尔夫的处境甚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糟糕。他一直在与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德国投降一事——但这些谈判只不过是烟幕弹，期望能在“日出”行动成功之前，稳住游击队员。

沃尔夫带领两名密使进入瑞士那天，舒斯特大主教警告多尔曼上校，除非沃尔夫本人立即前来米兰，否则，与游击队员的一切接触都将被切断。多尔曼打电话给沃尔夫，向其报告这一最新的危机。沃尔夫指示他“拖延时间”，并告诉舒斯特大主教，自己接受游击队员的条件，并将“尽快”去米兰。

舒斯特大主教告诉多尔曼，他安排在三天后，即4月25日，与游击队员会面。地点在米兰的大主教府。沃尔夫必须出席这次会议。

大主教还要求墨索里尼参加这次会议，但墨索里尼还没有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人们给他提供了六七种逃跑的办法，包括开飞机送他和克拉拉·贝塔西去西班牙，但他始终无动于衷。

在大主教府举行会议那天上午，格拉齐亚尼元帅试图取得墨索里尼的许可，让他把在克拉克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的部队撤至北方的新阵地，但是墨索里尼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他说，他六点钟与舒斯特大主教有个约会，他要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投降，以“避免军队受到更大的损失”。

午后，墨索里尼走出他设在省政府里的总部，登上一辆破旧的高级汽车，准备前往大主教府。正在这时，工厂的汽笛长鸣，宣告大罢工开始了。游击队员公开地列队走上了街道。这位意大利领袖要出去一事，甚至都没告诉他的保镖——党卫军中尉弗里茨·比策尔。在最后关头，比策尔冲到了院子里，勉强挤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开动，他摇摇晃晃地竭力稳住身子，因为他的半个屁股坐在领袖的膝盖上。

当墨索里尼走进大主教府的接待室时，舒斯特大主教感觉自己看见了“一个被巨大灾难吓呆了的人”。大主教试图使他振奋起来，但他始终无精打采，不愿说话。大主教请求他投降，以免使意大利遭到无谓的破坏。但是墨索里尼说，他要率领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在瓦尔泰利纳战斗到底。

“领袖，”大主教说道，“别再抱任何幻想了。”他暗示说，这个数字应该是三百。

“可能要多一点。”墨索里尼答道。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说，“尽管不会多很多。我没有抱任何幻想。”

当大主教提醒他想想拿破仑垮台时的情况时，墨索里尼那疲倦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生气：“我的百日帝国同样即将灭亡。我必须像波拿巴那样听天由命。”

游击队的三名代表被带进了房间：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高级军事代表拉法埃莱·卡多尔纳将军、笃信基督教的民主党律师阿塞莱·马拉扎，以及共和党（或行动党）的一名工程师里卡多·尤巴迪。新来的这几位吻了吻大主教的戒指，然后被介绍给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微笑着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伸出手。代表们局促不安地同他握了握手。

当满头银发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在墨索里尼的两名部长陪同下大步跨进客厅时，气氛变得越发尴尬。大主教指向房间中央的一张椭圆形大桌子，说道：“我们都坐过去好吗？”

“好，”墨索里尼急躁地说，“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得到的命令简单明确，”游击队的发言人马拉扎说，“我只需要求你投降，并且接受你的投降。”

墨索里尼心生不快：“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只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开会讨论条件。我为什么来这里？为了保护我的手下、他们的家人，以及法西斯民兵。我必须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我的政府成员的家人必须得到保护。此外，我还听说会把民兵作为战俘交给敌人。”

“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另一名游击队员插话说，“我相信我们有权决定这些问题。”

“太好了，”这位意大利领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某种协议。”

格拉齐亚尼将军跳了起来。他说：“不，不行，领袖！请让我提醒你，我们对我们的盟友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抛弃德国人，不能单独进行这种有关投降的谈判。不经德国人同意，我们不能签署任何协议。我们不能忘记责任和荣誉的规则。”

“恐怕德国人并没有被这种顾忌所困扰。”游击队将军卡多尔纳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讨论投降条件。我们已经就所有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随时都会签订条约。”

马拉扎注意到墨索里尼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问：“德国人没有通知你的政府吗？”

“不可能！”这位意大利领袖吼道，“把条约给我看看！”

当然，墨索里尼其实了解很多，但在与会者们看来，他的惊讶与愤怒似乎很真实。“德国人背着我干这种事！”他跳了起来，宣称在与德国领事交涉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德国背叛了意大利！”

他威胁说要对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谴责德国人，然后便咚咚地走出了客厅。

最后，墨索里尼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省政府，他用手指戳着一张地图喊道：“立刻离开米兰。目标科莫！”

他身穿法西斯民兵的制服，大步迈上走廊，他的部长们紧跟在他身后。一位部长求他别再去大主教府，另一位想确定他会留在米兰，还有两位建议他飞往西班牙，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位大叫道：“别去！领袖！”在这期间，他的秘书一直在他眼前挥舞着一沓文件，要他签字。这简直像是诙谐歌剧里的一幕。

墨索里尼肩挎冲锋枪，两只手里各拎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包。他拥抱了两位老同志，然后大声叫道：“到瓦尔泰利纳去！”

晚上八点左右，墨索里尼的随行人员——包括格拉齐亚尼元帅和德国卫队——分乘十辆汽车在一片狂乱的告别声中开出了院子，向北面的科莫驶去。

“我们去哪儿？”一位部长问另一位。

“上帝才知道，也许是去地狱。”

在一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阿尔法-罗密欧上，坐着克拉拉·贝塔西。“我听任命运摆布，”她给一位朋友写道，“我不知道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但是我不能质问我的命运。”

3

在卢塞恩，沃尔夫仍然没有收到杜勒斯的回音。他告诉魏贝尔，他不能再留在瑞士了。克拉克正在向意大利北部继续深入，而游击队则要求在米兰一决生死。此外，多尔曼还报告说，墨索里尼行动诡秘，不知道在干什么。

午夜前后，沃尔夫从基亚索穿过边界，回到了意大利。由于旅途劳累，他决定在科莫湖西岸的党卫军边防警察总部洛加特利别墅过夜。他正准备上床，格拉齐亚尼元帅突然闯了进来。他在科莫逃离了墨索里尼一伙，想寻求党卫军的保护。

格拉齐亚尼元帅的到来给了沃尔夫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他想说服这位老人，让他相信率部投降是拯救意大利的最佳方式。起初，格拉齐亚尼严词指责他背叛领袖，但是沃尔夫反驳道，他一直在为意大利的利益着想。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最后，格拉齐亚尼元帅拟就了一份文件，授权沃尔夫率意大利的全部军队投降。

在外面的黑暗之中，还有其他一些不把党卫军看作保护者的意大利人。这就是武装的游击队员。他们刚刚得知沃尔夫到了这里，于是便开始悄悄地包围别墅。4月26日拂晓，整个别墅已被牢牢围住。不过，他们忘了割断电话线。

上午晚些时候，魏贝尔少校接到报告，说即将在科莫湖抓到“一条大鱼”。魏贝尔谨慎地询问了几句，便断定了这是沃尔夫。他安排当晚同一个名叫布斯泰利的特工在基亚索车站见面，试图找一个解救沃尔夫的办法。

然后，魏贝尔打电话给格韦尔尼茨。“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他说，“沃尔夫就会被杀掉，谈判的事就完了。”

格韦尔尼茨向杜勒斯报告了这个情况。杜勒斯说他很遗憾。他知道沃尔夫有多么重要，但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能再同沃尔夫接触。“我无能为力。”格韦尔尼茨问，他是否可以得到战略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唐纳德·琼斯的援助。琼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卢加诺副领事。杜勒斯摇了摇头，再次说他已被缚住了手脚。格韦尔尼茨决定自己行动，冲动地说：“我要出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再见。”杜勒斯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格韦尔尼茨确信，杜勒斯的眼里闪过了一道光芒。八个小时后，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基亚索下了火车。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琼斯竟然在那里等着他们。“我已等候你们多时了，”他说，“我听说你们想解救沃尔夫。”

魏贝尔很快便发现，琼斯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是因为布斯泰利的关系才插手此事。“解救沃尔夫对瑞士来说相当有好处。”魏贝尔说道，假装这与杜勒斯毫无关系。他请求琼斯助他一臂之力，并提醒他，自己曾多次帮过他的忙：“现在，我希望你也帮我一次忙。”

琼斯欣然同意。他们都认为，解救沃尔夫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琼斯大胆地冲过游击队的防线。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代号为“斯科蒂”的他非常有名。他们打电话给洛加特利别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电话竟然还通着。他们告诉沃尔夫，很快将有两辆汽车尝试突破游击队的防线去救他。

晚上十点，琼斯的突击小组驱车驶离了基亚索，留下魏贝尔和格韦尔尼茨在一家灯火昏黄的车站小饭馆紧张地等待。琼斯刚进入意大利境内便遭到了射击。他跳下车，站在前车灯的光柱中。

“是斯科蒂朋友！”黑暗中有人叫道。枪声停止了。他们挥手示意“斯科蒂”继续前行。

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那家饭馆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午夜时分，他们紧张得受不了，便步行来到了瑞士海关。在那里可以看到从意大利来的所有汽车的灯光。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要是琼斯在别墅打起来被人发现怎么办？格韦尔尼茨可以想象出一个标题：美国领事从意大利游击队手中营救德国党卫军将军沃尔夫。更何况现在杜鲁门和丘吉尔已经答应了斯大林，要停止—切谈判！

他们回到饭馆，坐立不安地又等了一小时，然后再次来到边界。意大利那一侧一团漆黑。他们几次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然后又渐渐淡去。凌晨两点，几道细弱的光柱突然刺破了黑暗。两辆汽车靠近了边界。是琼斯他们。格韦尔尼茨走向自己的汽车。他打算一看到沃尔夫确实获救，便立刻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

但是，一个高大的身影拨开人群，径直向格韦尔尼茨走来。那正是沃尔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事。”他说。格韦尔尼茨决定利用一下沃尔夫的感激之情。他们一起驱车来到卢加诺的一家旅馆。格韦尔尼茨建议沃尔夫给米兰的党卫军指挥官写一封信，命令他停止与游击队作战。

沃尔夫不仅写了这封信，还交出了格拉齐亚尼签署的那份文件。此外，他还答应，要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对国家财产的破坏，并保护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格韦尔尼茨问道：“如果希姆莱突然在这里出现，说：‘我要收回指挥权，我要逮捕你。’你会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我当然会反过来逮捕希姆莱。”

4月27日下午，沃尔夫独自离开了。他要返回他设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的新指挥部。为了避免遇到游击队，他不得不从奥地利境内绕行。格韦尔尼茨驱车前往阿斯科纳，想回家睡一会儿，但刚睡着就被杜勒斯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华盛顿刚刚发来一封电报，允许他同德国人恢复谈判。⁽⁴⁾而亚历山大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命令他马上把沃尔夫的两名密使送到意大利南部。

(1)几个星期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希特勒对亲信承认，他与墨索里尼“牢不可破的友谊”可能是一个错误。“事实上，非常明显，同意大利结盟给我们敌人提供的好处比给我们自己的还要多……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无法赢得这场战争，那么，同意大利结盟将成为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意大利不卷入冲突，倒是本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他说，他仍然对意大利人民保持着“本能的友好感情”，“但是，我真的怪自己没有听从理智的声音。理智曾告诉我，要慎重把握对意大利的友谊。”

(2)希特勒可能是故意误导沃尔夫。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就意味着他已秘密派赫斯去英国了。那样的话，一旦谈判成功，他便可以抢得头功。

(3)几个小时前，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其不得再前往瑞士，并且威胁地补充说，“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他已把将军的家人从意大利的布伦纳地区转移到了提洛尔。

(4)显然，在杜勒斯得知此事之前，斯大林便已被告知了盟国政策的这一突然转变。就在前一天，丘吉尔致电斯大林：
我们在几天前已与其中断了一切联系的德国使者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声称可以全权率驻意大利军队投降。因此，我们已经通知亚历山大元帅：他可以允许这些使者去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请您即刻派俄国代表前往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
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战线上的大批敌军无条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将留给三国政府解决……
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获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是对不列颠民族珍贵的奖赏，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曾经和我们患难与共……

28 独裁者之死

1

墨索里尼到达科莫市政厅不久，就给多娜·拉凯莱发了一封电报。拉凯莱已经搬到了蒙泰罗别墅，那里距离沃尔夫被游击队包围的洛加特利别墅不足一英里。墨索里尼在电报中告诉他的妻子，他已经到了“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并请求她原谅“我在无意中对你做下的一切错事”。他恳求她把两个孩子——安娜·玛莉亚和罗马诺——带到瑞士去，她可以在那里“开始一段新生活”。

多娜·拉凯莱刚刚读完信，电话铃就响了。是墨索里尼。为了接通她，他已经拨了整整一天电话。“我听天由命了，”他以一种平静而顺从的语气说道，“我现在只剩孤身一人，拉凯莱。我非常清楚，现在一切都完了。”简短地跟两个孩子说了几句之后，墨索里尼要求他的妻子到科莫来，最后看他一眼。

他们在市政厅昏暗的院子里道了别。墨索里尼交给她几份文件，其中包括丘吉尔的一些来信。他希望这些可以帮助她越过边境。“如果他们盘问你，拦住你，或者对你不利的话，”他说，“你就要求把你交给英国人处理。”

4月26日，黎明即将到来之际，墨索里尼和一小队人沿着蜿蜒曲折的科莫湖西岸驱车而上。虽然天空飘着密密麻麻的细雨，但风景却仍然非常美丽。在距离科莫二十五英里的梅纳焦，他将车停在了一座当地法西斯官员的别墅前，并说要在此等候他的部长们，以及新法西斯党书记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答应召集的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在墨索里尼沉沉睡去之后，他的其他随行人员，包括克拉拉·贝塔西，在两辆装甲车和几连共和国战士的护送下追上了他们。

墨索里尼醒来时，发现大路一侧停着长长的一列车队。在这里等黑衫党太危险了，他说。于是，他命令所有人都拐到一条小路上去。然后，他和克拉拉登上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沿着—条狭窄的山路向西面的瑞士驶去——而党卫军保镖比策尔中尉以及其余的车辆则在后面紧紧跟随。

在格兰多拉小镇上，墨索里尼和他的随从们入住米拉瓦莱旅馆。他们在那里四下闲逛，沮丧地听着广播里报道克拉克胜利推进和北部游击队大起义的新闻。

埃莱娜·柯蒂·库恰蒂是领袖一名前情妇的漂亮女儿。她找到墨索里尼，自愿骑自行车回科莫，弄清是什么拖延了帕沃利尼和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当克拉拉遇到在花园谈话的二人时，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说这名姑娘应该被打发走。墨索里尼非常尴尬，试图制止她。在挣扎中，她绊在地毯上摔倒了，于是开始号啕大哭。

下午，三名官员不辞而别，向西面几英里处的瑞士边境走去。正当其他人考虑他们是否也该逃走时，逃跑的三人中有一人跑了回来。他给大家带来了—个令人气馁的消息：他的两个同伴在边境线上被游击队俘虏了。

薄暮时分，墨索里尼不耐烦地告诉比策尔，他要立即出发去瓦尔泰利纳，不等帕沃利尼了。黑衫党党员可以去那里找他。比策尔警告他，游击队肯定设了路障；此外，在试图沿湖边公路逃亡之前，他的手下需要休息一晚。墨索里尼答应在旅馆待到天亮。

当天早些时候，一支由八个人组成的游击队巡逻队走下科莫湖西岸的群山，来到靠近湖北端的多马索城。他们的队长是皮埃尔·路易吉·贝利尼·德斯泰莱伯爵，一个满嘴胡须的二十二岁的帅小伙。他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他的父亲是一名骑兵上校，于1944年被德国人俘虏，饱受虐待后在狱中死去。

科莫附近的游击队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但贝利尼和他年仅二十岁的副手乌尔巴诺·拉扎罗都不是党员。而且，实际上，他们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与类似的受共产党领导的小组中的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以帮助意大利重获和平。

贝利尼的巡逻队进城只是为了买烟。但是，一群人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在胜利的喜悦中把他们抛了起来。战争结束了！十几个声音齐声高喊。贝利尼走进一家冰激凌店，听见一名电台播音员正在说：“盟军已渡过波河；德军正在撤退。盟军已到达布雷西亚，正在米兰方向集结。米兰爆发起义，游击队已占领城内所有关键场所和大部分军营。”

热情的市民们叫嚷着要加入贝利尼的队伍。他们希望贝利尼能接管整个多马索地区。但是，贝利尼手中的武器只够武装五十人，而这个地区至少有二百名装备精良的敌军。

尽管如此，贝利尼还是决定行动。他给附近的格拉韦多纳法西斯驻军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晚上九点之前投降。然后，他让一个姑娘骑自行车沿着湖边公路去科莫，给她遇到的第一个敌军士兵下达最后通牒。类似的信件也发给了其他法西斯分子和德国驻军。

下午，第一个明确的好消息来了：帕索桥的驻军投降了。可是，没过多久，贝利尼便得知，在湖北端这座关键的大桥附近，新奥洛尼亚的德军正用机枪扫射一切敢于接近的人。贝利尼和拉扎罗大胆地走到了这个德军据点，要求进行谈判。贝利尼声称自己是地区游击队司令，并威胁道，除非德国人投降，否则他就要用迫击炮把德国人炸成碎片。德军指挥官吓得乖乖地交出了他的左轮手枪。

回到多马索时，贝利尼发现市民们正要处死几名法西斯俘虏。“我们游击队员不能让自己为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犯下的全部暴行负责！”他高声喊道，“以怨报怨只会危害我们的事业，把我们降低到和敌人一样的水平！”

午夜时分，贝利尼已经控制了从湖北端的大桥到栋戈的十英里长的湖边公路。在栋戈以南半英里处，他用一棵树的树干、几个大石块和带刺的铁丝设置了一道路障。这是一个完美的死胡同。狭窄的公路一侧是向下延伸的陡峭湖岸，另一侧则矗立着一块林木茂密的巨石——穆索岩。然后，被这一整天的艰巨工作累得精疲力竭的贝利尼上床睡觉去了。

帕沃利尼刚刚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了米拉瓦莱旅馆。他告诉墨索里尼，科莫的大多数黑衫党党员已经向游击队投降了。这时，他的脸上还淌着雨水。当领袖问他带来了多少人去瓦尔泰利纳作战时，帕沃利尼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十二个！”

黎明时分，墨索里尼和剩下的随行人员加入了向湖边公路驶去的一支德国车队，车队由二十八辆卡车组成。装甲车里坐着帕沃利尼、几名政府官员，还拉了两皮箱的文件和钱。在车队接近末尾那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黄色阿尔法-罗密欧里，坐着克拉拉、她的哥哥，还有她哥哥的家人。

墨索里尼独自开着他的阿尔法-罗密欧走在前面。在梅纳焦市郊，他叫住一个行人，问他附近是否有游击队。回答是：“到处都有！”墨索里尼停住车子，走向装甲车，钻了进去。当车队穿过距栋戈一英里远的穆索时，已经将近六点半了。突然，前方半英里处隐约露出了一棵缠满带刺铁丝的巨大树干。那正是贝利尼的路障。

游击队的机枪手们朝天打了一梭子，以示警告。装甲车开火回击，打死了一个步行去栋戈的老工人。不过这时车队里的一辆车上摇起了一面白旗，于是枪声停止了。两名游击队员从路障后面走出来，一名德国军官迎了上去，要求见他们的指挥官。

在多马索，一个手下把贝利尼叫醒了，告诉他有一支德国车队正向栋戈方向驶来。“告诉前方路障拦住这支队伍，”他命令道，“不管发生什么，不许任何人通过。”

贝利尼派了两名信使去北面寻求支援，自己则在拉扎罗的陪同下驱车全速向栋戈赶去。途中，他指示拉扎罗，在他尝试谈判时，要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部署在可以俯瞰路障的那块大岩石上的关键位置。

在栋戈，一名宪兵向贝利尼报告了路障那里的最新消息。伯爵开始沿着公路向前走去。几分钟后，他碰上了站在装甲车旁的三名德国军官。德国指挥官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话自我介绍说，他是奥托·基斯纳特上尉，“我接到命令，要带我的手下去梅拉诺（位于奥地利边境附近），所以如今正打算去那里。我们要从梅拉诺进入德国，在那里继续和盟军战斗。我们不打算与意大利人作战。”

贝利尼回答说：“可我也接到命令，要阻拦一切敌军队伍，不能让任何人通过。”实际上，他根本没接到任何命令，只是认为这样可以吓唬一下德国人。“因此，我要求你们投降，我会保证你和你手下的安全。”

“但我们双方的最高统帅部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基斯纳特在虚张声势，“我们德国人不准袭击游击队，而游击队要允许我们自由通过。”

“我没接到这样的命令。”

“我们从米兰一直走到了这儿，所有人都让我们通过，一枪没放。这就证明的确有这项协议。”

“如果你们真的一直走到了这儿，只能说明你们没遇上任何游击队，或者说你们遇上的游击队兵力不足，没有攻击你们。”贝利尼决定比他更虚张声势，把他吓退，“我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地区，并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我还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你们已经进入了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范围。我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把你们彻底消灭。”

拉扎罗把贝利尼叫到一旁，告诉他这里有二十八辆满载德国兵的卡车、一辆装甲车、一辆德国指挥官的小车，还有十辆挤满了老百姓的小汽车。拉扎罗说，每辆卡车上都有一挺重机枪、几支冲锋枪和一些轻型防空炮。

贝利尼知道，如果真打起来的话，他不可能牵制住这样一支力量。他决定要在北面几百码处的奥尔巴河谷桥底下埋地雷。但是，这需要时间。伯爵回到了三个德国人身旁。“首先，”他说，“我们必须知道和你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并且，他们中间是否有意大利人。”

基斯纳特承认装甲车里的确有意大利人，其他车里也有几个，“他们不由我负责。我只关心我的人。你怎么决定的？”

“我们决定，没有命令，就不能放你们过去，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们的指挥部离这儿有一两英里，我们要去那里请示一下。最好你们中间有谁和我们一起去，和我们的上级直接联系。”贝利尼根本不知道他的师指挥部在哪儿。他只是想把基斯纳特和他的手下分开，这样他们就无法行动了。

贝利尼告诉基斯纳特，去那里需要一个半小时。基斯纳特说：“太远了。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你还是现在就做出决定吧。”

“不可能，”贝利尼简短地答道，“我不能放你们过去。”

最后，基斯纳特说，如果可以坐德国车的话，他就同意和贝利尼一起去他的指挥部。

贝利尼低声告诉拉扎罗，要在前面展示一下他们的力量：所有武装人员都站到公路上去，劝老百姓穿上些红色的衣服，让他们看起来也像游击队员。

贝利尼和基斯纳特乘坐一辆德国车进入栋戈，路过了一些简单的路障和一群身披红绸巾、形迹可疑的人。在湖尽头的桥上，贝利尼叫住一名游击队员，问道：“所有人都各就各位了吗？地雷准备好了吗？”

游击队员疑惑不解，直到看见伯爵眨了眨眼，他才突然醒悟，连忙说道：“一切都准备好了。该点导火索时请预先通知我。”

贝利尼让车继续往北开。当基斯纳特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时，贝利尼让司机停车，假称他必须独自一人步行去指挥部。他会带回最终的决定，他说。

在穆索，离路障不远的地方，教区神父马伊内蒂先生正要走进他的家门。一个留着胡子的人朝他跑了过来，对他说道：“我有话必须跟您讲，我的神父！我要投降，但我不希望我的被捕引起任何麻烦。绝对不能！我要去您家里。您去叫一个游击队员来，然后我就投降。”此人是尼科拉·鲍姆巴奇。三十年前，他和墨索里尼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后来他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和列宁交上了朋友，不过，最终还是被清除出党了。现在，他是墨索里尼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都是我的愚蠢害了我！”他说。他透露说，领袖就在路障那边的车队里。

正在他们交谈之时，另外一个老百姓模样的人和一个男孩一起走了过来，说道：“我叫罗马诺，是政府的一个部长。我儿子和我在一起。我想把他托付给你，因为我不知道会在我身上发生些什么。”

神父刚把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带进家里，一群政府官员——包括梅扎索马部长和保罗·泽比诺部长便一一敲响了他的门。“我们都是要人，”一个人对神父说，“请您为我们说句好话吧！”

贝利尼和基斯纳特回到了路障前。他说自己已从指挥部得到了命令，但却丝毫不漏口风。所有人都期盼地转向他，他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他盯着基斯纳特的眼睛，坚定地说：“我们的决定是：首先，只允许德军车辆和德国士兵前进，因此，所有意大利人和老百姓的车辆都要交给我们；其次，所有德军车辆必须在栋戈停下接受检查，而德国人员必须出示他们的身份证件；再次，你们还需要在帕索桥再次停下，等待批准你们继续前进。”

基斯纳特犹豫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不能在“危难时刻”抛弃他的意大利盟友。但贝利尼毫不动摇。于是，德国人要求给他半个小时，让他和他的军官们“商议”一下。

贝利尼点了点头。他坐在路障上，点着了一支烟，这时，一位神父神秘地低声对他喊道：“过来！”是马伊内蒂先生。

“什么事？”

“墨索里尼在这儿！不要让他走，我们肯定他在这儿！”

贝利尼不敢相信。不过，他还是叫拉扎罗去调查一下。拉扎罗朝车队走去，但他并没把这个命令当回事，也没有执行。

基斯纳特又来找贝利尼。他说，如果装甲车上的乘客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他就接受。

贝利尼向站在装甲车附近的一群人走去。装甲车停在路中间，挡住了车队。“这里由谁指挥？”他问。

一位身着便装的中年人上前一步，说道：“我叫弗朗西斯科·巴拉库，内阁副国务秘书。”他的胸前戴着一枚勋章，表明他曾在战争中因伤致残。接着，他介绍了他身边站着的两个人，墨索里尼的军事副官卡萨利诺沃中校和一名叫作乌坦佩尔热的黑衫党党员。

贝利尼用军礼回敬了他们的法西斯礼，然后问道：“你们有何打算？”

“当然是继续和德国车队在一起。”巴拉库略感意外地答道，“这还用问吗？”贝利尼建议他投降，他说：“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里过去。我再说一遍：我们要跟德国车队一起走。”

贝利尼对巴拉库的军人姿态印象深刻，但仍说道，他已和德国人达成了一个协议，要分解这支队伍：“你们不要自欺欺人，认为德国人会为了你们的安全而冒险战斗。他们不想再打仗了——这是很明显的。”

“就算这样，我们也必须继续赶路。”

贝利尼重复道，这绝无可能，“你们想去哪儿呢？”

“你是一名战士，而且行为也像是一名战士。”巴拉库循循善诱地说道，“因此，你会理解像我这样一个老兵的。”他说，他曾宣誓要帮助的里雅斯特抗击铁托的斯拉夫人，“如果可以到达那里，我坚信我们能够组织起一场抵抗运动，那样的话，至少可以试着拯救我们祖国的这一部分，为了它，曾有无数意大利人洒下了他们的热血。”

贝利尼彬彬有礼地听着，然后说道，即使他把这一伙人放过去，另外一批游击队员也会很快拦住他们。至于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将由盟军去决定。

“你是个什么样的意大利人？”乌坦佩尔热突然激动地叫道，“难道你忘了那些为保卫的里雅斯特而牺牲的父辈了吗？”

“就我对祖国的热爱而言，”贝利尼刻薄地说道，“无论是从你，还是从你的那些同类身上，我都学不到任何东西。你们欢迎外国侵略者，驱逐并且屠杀了自己的同胞！”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履行职责。”巴拉库以一种调解的语气插嘴说。他再一次请求允许通过。

“你可以看到，德国人开始紧张了，”贝利尼说，“既然我们还没达成协议，我认为最好是先让他们过去，起码开到栋戈，届时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重新开始讨论。”

让他意外的是，巴拉库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贝利尼告诉基斯纳特可以开动了。装甲车开到路边，让车队过去。墨索里尼蜷缩在一件德国军用大衣里，也坐在其中一辆敞篷卡车上。

只有一辆民用汽车被允许跟着卡车队——就是那辆挂着西班牙牌照和外交标志，飘着西班牙国旗的阿尔法-罗密欧。车里坐着冒充西班牙领事的马切洛·贝塔西，他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他的妹妹克拉拉。

巴拉库又一次开口恳求，但贝利尼非常坚定。最后，巴拉库问道，他是否可以返回科莫，向他的上司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去的里雅斯特。

“你的上司？是墨索里尼吗？你希望在哪里找到他呢？”贝利尼问道。

“我不是说墨索里尼。我的意思是格拉齐亚尼元帅，我当然知道他在哪儿。”

贝利尼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卡萨利诺沃和乌坦佩尔热不禁开始叫嚷。“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贝利尼也高声嚷道，“让我们来做决定。你们想听就听着，但是闭紧你们的嘴！”

三人中有两个回到装甲车前，开始激动地和车里的一个什么人讲起话来。贝利尼想起了神父跟他讲的。墨索里尼真的有可能在这里吗？他从装甲车的后门迈上去，仔细察看了一番车内的人。“看清楚了吗？”乌坦佩尔热嘲讽地问道，“你期望找到谁？”

贝利尼决定让巴拉库返回科莫。毕竟，他只是个残废的老兵。他告诉巴拉库，装甲车可以在二十分钟后往回走，“但我警告你——如果你们试图往前走，我们就会开枪。”

伯爵又通知大岩石上的人，装甲车要掉头返回。只有在它企图朝栋戈方向开去时，他们才能开枪。

三点十五分，装甲车开始往前开，想找一个路面宽敞的地方掉头，然而，大岩石上的游击队员以为他们是要去栋戈，于是便开了火。他们打了一梭子子弹，又向装甲车底下扔了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一块白布探出了炮塔。帕沃利尼从后面跳下车，沿着湖岸向下面的湖边跑去。负责看管墨索里尼文件的那个黑衫党党员抱着一沓文件紧随其后。巴拉库的右臂中了一枚榴霰弹，而卡萨利诺沃和乌坦佩尔热都在公路上被俘虏。

栋戈城的广场完全可以成为一出浪漫歌剧的完美布景。广场三面都是中世纪建筑，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峰是背景的幕布，而舞台的前方，正对着科莫湖。

突然听见枪声的时候，拉扎罗正在这里检查德国车队。他非常担心，但还是继续检查着车队排头附近的德国士兵的身份证件。突然，有个人很兴奋地叫道：“比尔！”——这是他在游击队里用的名字。是当地的鞋匠朱塞佩·内格里，他刚刚因为帮助游击队而坐了三个月的牢。

“什么事？”拉扎罗问道。

“我们终于抓住了那个大杂种！”内格里低声说道。

“你在做梦！”拉扎罗说。

“不，不，比尔，是墨索里尼。我亲眼看见了他。”

“在哪儿？”

“就在这儿的一辆卡车里。穿得像个德国人！”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但是拉扎罗的脉搏却开始加速，“你肯定是看错了！”

“我看见他了，一眼就认了出来。我发誓，真的是他，是墨索里尼本人。”他解释说，在检查一辆卡车上的德国人证件时，他发现一个人蜷缩在驾驶室附近，毛毯一直裹到了肩膀。“他把军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又把德国头盔盖在脸上，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于是，我向他走去，要看他的证件。但是车上的德国人拦住了我，说：‘酒鬼，酒鬼。’”于是，鞋匠在他身边坐下，拉下了他的领子。“他一动没动。我只看到了他的侧脸，但立刻就认了出来。比尔，肯定是墨索里尼。我发誓。我没透露我认出他了，赶紧下车来告诉你。”

两人沿着这排敞篷卡车往回走，最后，内格里停了下来，指着一个衣领翻起、钢盔盖在眼睛上的士兵。拉扎罗走近卡车，伸手拍了拍蜷缩者的肩膀：“同志！”

那人对这声法西斯式的招呼装作没听见，于是拉扎罗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讽刺地说：“阁下！”还是没有反应。拉扎罗暴躁地叫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

那人抖了一下。拉扎罗确信，他认出了墨索里尼。拉扎罗跳上车，一群人围了过来。他走到那个蜷缩着的身子旁边，摘掉他的头盔，一个秃头露了出来。拉扎罗取下他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正是墨索里尼。他紧抓着一支冲锋枪，将其放在两膝之间，用枪托抵着下巴。

拉扎罗夺过枪，把墨索里尼拎了起来：“你还有其他武器吗？”墨索里尼一言不发，解开大衣纽扣，递给他一支九毫米口径的“格利森蒂”长管自动手枪。

两人互相凝视着。拉扎罗一时不知所措。这就是那个他既敬畏又咒骂的人。墨索里尼面色蜡黄，似乎在等待拉扎罗说些什么。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只是非常疲惫。

围观的人群开始愤怒地叫嚷——两天前，四名当地的游击队员被法西斯分子杀害了。

拉扎罗想说几句有历史意义的话，可他脑海中唯一出现的是：“我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逮捕你！”他很惊讶，自己的语气竟如此平静。

“我不会反抗。”墨索里尼毫无感情地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在我的看管下，没人会动你一根头发。”话刚出口，拉扎罗便意识到，对一个几乎完全秃顶的人讲这种话，简直太可笑了。

“谢谢你。”墨索里尼说。

当拉扎罗押着他穿过广场，向市政厅，也就是从前的曼吉宫走去时，人群涌了过来，开始破口大骂。

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走近墨索里尼，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领袖回答，转身避开了他。

“我叫鲁比尼，是鲁比尼部长的儿子。你不记得你曾三次把我召回罗马吗？”塔一样的鲁比尼在矮胖的独裁者头顶晃悠着，“我是栋戈市长。你现在想起来了吗？”墨索里尼的大衣没系扣子，几乎垂到了地面。

“对，对。”墨索里尼说，“我现在想起来了。”众人的斥骂变得更为激烈。

“不用担心，”鲁比尼博士安慰他说，“在这里，你不会受到伤害。”

“我对此非常确信，”墨索里尼半信半疑地答道，“栋戈的百姓非常宽宏大量。”

当他们进入市政厅时，拉扎罗问道：“你儿子维托里奥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格拉齐亚尼元帅呢？”

“不知道。我想他在科莫。”

拉扎罗押送他来到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窗外就是广场。十几名好奇的市民挤过了阻拦的卫兵，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墨索里尼脱下德国大衣，坐在一条长凳上。

“你想喝点什么吗？”拉扎罗问道。

“谢谢你。我要一杯水。”

“为什么你的部长们坐在装甲车里，而你却与德国人一起待在卡车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让我坐那辆车。也许他们最后还是背叛了我。”

拉扎罗下令清空房间。“任何人都不得打扰这个俘虏，”他对一个卫兵说道，“一定要保护好他。如果必要，你可以开枪。”

突然，门猛地被打开了。两个游击队员将巴拉库、卡萨利诺沃和乌坦佩尔热推了进来。

一见到墨索里尼，他们立刻啪地立正：“领袖万岁！”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人群拥在门前，试图挤进来。“把他们都赶走！”拉扎罗命令道。他让一个游击队员把墨索里尼被擒的消息告诉贝利尼。然后，他又回到了德国车队那里。

“有一位西班牙领事想马上动身。”一名游击队员告诉他。

“你检查过他的证件了吗？”

“检查过了，似乎都没问题。他说他必须立即回瑞士，因为有一个约会。我可以放他过去吗？”

“等一等，我要亲自去看看。”拉扎罗走到一辆黄色的阿尔法-罗密欧跟前。司机是一个身材魁梧、满头金发的男人；他那短粗的下巴上有一块胎记。他身旁坐着一位美丽的少妇，正紧张地看着拉扎罗。后座上坐着另外一位妇女，脸半躲在皮衣领里，旁边坐着两个孩子。

拉扎罗迈上了踏板：“您是西班牙领事吗？”

“对，”马切洛·贝塔西一脸恼怒地答道，“我有急事。”

他那流畅的意大利话引起了拉扎罗的怀疑：“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贝塔西非常生气，但最后还是交出了三本黄色封皮的护照，上面盖着“西班牙驻米兰领事馆”的章。拉扎罗不喜欢这位“西班牙官员”。当他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上的章是印上去的，而不是用钢印压上去的时，心中不禁暗暗高兴。“这些护照是假的，”他说，“你们被捕了！”

后座上的贝塔西夫人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拉扎罗。

“你这是什么意思？”贝塔西咆哮道，“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说，他与一位英国贵族约好了晚上七点在瑞士见面，“我从没见过这样无礼的行为！”

拉扎罗将护照放进衣袋，命令抗议连天的贝塔西把车开到市政厅去。然后，他动身去找贝利尼。

在城边的公路上，他遇到了伯爵。“我刚刚在栋戈抓住了墨索里尼。”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贝利尼的第一个念头是：真是一个多余的麻烦！“很好。”他说，“我们去看看。”

墨索里尼仍旧坐在长凳上，茫然地看向空中。在贝利尼眼中，他显得老朽不堪。

贝利尼说自己是指挥官：“我向你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领袖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年轻的伯爵，然后低下头沮丧地咕哝道：“谢谢你。”

贝利尼找到巴拉库，后者的右臂已被当地的药剂师用绷带包扎好了。“你为什么要试图往前走呢？”贝利尼问道。巴拉库说话不算数，这让他很痛心：“你们为什么开枪？”

巴拉库解释道，是游击队员先开的枪，“你不能认为是我违背诺言！”

贝利尼关切地询问了巴拉库的伤势，然后起身去看一眼那些“西班牙人”。他们已被带到市政厅的一个小房间里。贝塔西立刻从他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是西班牙领事，“我非常着急。我在米兰使馆工作，现在肩负着一项最为重要的外交任务。”他要求准许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马上离开。

贝利尼说，只有等到他们的证件被核实，才能放他们走。他朝着克拉拉的方向点了下头：“那位夫人是和你们一起的吗？”

贝塔西看看他的妹妹：“不，我们不认识她。她要求搭车，我们只是顺路捎带着她。”

一个孩子跑向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的贝塔西太太，用意大利语问道：“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待着？这些愚蠢的游击队员不让我们走吗？”

“您对孩子教育得不错，太太！”贝利尼说道。

她结结巴巴地道着歉：“您知道，孩子们就这样……他们听什么就学什么。”

“那您呢，太太，您是谁？”贝利尼转向克拉拉问道。她很漂亮，他想到，但是看上去精疲力竭。

“噢！我不是什么特殊人物。骚乱爆发的时候，我恰巧人在科莫，为了逃避危险，我请求这些人让我搭车，好去一个宁静的地方。毫无疑问，现在我陷进了麻烦之中。你要拿我怎么办？”

贝利尼说稍后再做决定。他敬了个礼，离开了。

拉扎罗正在大房间里检查部长们的公文包和皮包。检查完之后，他问墨索里尼：“你的呢？”

“我只有一个皮包，在你身后。”

拉扎罗把一个黄褐色的皮包放在桌子上。他刚要打开皮包，领袖便一脸严肃地低声对他说：“那些都是秘密文件。我警告你，都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拉扎罗匆匆扫了几眼那些文件。其中有关于的里雅斯特和维罗纳审判⁽¹⁾的材料，以及一份逃往瑞士的计划，还有一个文件夹，装的全是与希特勒的往来信件。在文件底下，有一百六十个金币。

“这是打算给我最信任的朋友的。”墨索里尼嘟哝道。

拉扎罗还找到了五张支票，其中三张都是五十万里拉的。他把钱放到一旁，然后把余下的东西递给了墨索里尼：一双黑色皮手套、一块手帕和—支铅笔。他递给墨索里尼一支烟。领袖谢绝了，但巴拉库接受了。

贝利尼刚回到小房间，就听见外面一阵骚动。他看见三个游击队员从码头把帕沃利尼押来了。帕沃利尼浑身透湿，正在往下滴水。贝利尼害怕大家会对这个让人深恶痛绝的家伙处以私刑，忙冲了出去，把他护送到了市政厅。

帕沃利尼的前额上淌着血，浑身颤抖着。当他看见墨索里尼时，无力地举起右前臂行了个礼。墨索里尼微微地点了点头。

直到傍晚，贝利尼才完全意识到抓获墨索里尼所需要承担的沉重责任。他必须提防两种危险：一是另外一支德国队伍可能会试图解救领袖，二是市民可能会杀掉他。

经两名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米凯莱·莫雷蒂和内里上尉（他的真名是路易吉·卡纳莱）——的同意，贝利尼决定把领袖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过夜。首先要把他公开地送到约三英里外山上的吉尔马西诺边防营，然后再让几个心腹把他秘密带到一个最终的藏身之所。

当墨索里尼和边防营的一名中士登上汽车时，太阳就快落山了。贝利尼坐在司机身旁，后面跟着一卡车的游击队员。他们当着众人的面驶出了城区，然后开上了一条极为陡峭原始的山路。贝利尼看着科莫湖变得越来越小，而地平线却越来越宽，露出了白雪皑皑的山峰。在那群山之中，贝利尼经历过整整一年的艰难与危险。现在差不多要结束了，他可以回家了——如果他还有家，如果他的家人还活着的话。

他本该痛恨后座上的那个矮胖子，但奇怪的是，他恨不起来。他转过身去，掏出一盒烟。

“不用了，谢谢。”领袖说道，然后又解释说，他很少抽烟。

“我一直羡慕那些从没抽过烟的人。想抽烟但却没有，这简直太可怕了。”他们全都一言未发，随后，贝利尼又转过身去，说道，“你这一生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我永远也不能理解的——也是我永远不能原谅的——就是你让你的部下对落到你们手中的我们的同志，那么惨无人道，那么野蛮……”

“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指责我！”墨索里尼激动地说道，“这不是真的！”他一拳砸上自己的膝盖，说他有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到了边防营之后，贝利尼再次向墨索里尼保证，他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得到了命令，要体谅你，要遵从你的意愿。再见。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在我走之前，你还想要些什么吗？”

领袖说不要什么，但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我希望你能向一位被你们扣留在栋戈的女士转达我友好的问候。她和一位西班牙绅士在一起。”

“你希望我对她说些什么呢？”

“噢，没什么特别的。就说我很好，我向她问好，不用担心我。”

“一定办到——但是，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

“噢，你看……是一位密友。”

“如果你想让我跟她谈话，至少要把她的名字告诉我。”

“她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呢，”领袖尴尬地说，“她只是一个好朋友，我不想给她带来任何麻烦，可怜的女人。”

贝利尼说，他还是要知道她是谁。

墨索里尼偷偷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是贝塔西夫人。”他轻声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她是领袖的情妇。贝利尼说：“我会给这位夫人带去您的口信。”

“求您别对任何人透露这件事！”墨索里尼说，“我相信您，但这个秘密应该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我不希望她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任何伤害。您必须答应我，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贝利尼敬了个礼，离开了。

墨索里尼放松了下来。晚餐时，他给卫兵们描述了他去俄罗斯见斯大林的过程，以及大英帝国迫在眉睫的崩溃。卫兵们听得目瞪口呆。“青春是美好的，美好的！”墨索里尼高声感叹道。一个年轻的卫兵微笑起来，于是墨索里尼又说道：“没错，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青春的确是美好的。即使年轻人手持武器对着我，我还是喜欢他们。”他把他的金表递过去，“拿着它，将来好纪念我。”

在市政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克拉拉向一名卫兵要了一杯白兰地。但是，酒拿来之后，她只是浅呷了一口。她仍然戴着头巾式的帽子，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左手还戴着一枚金的结婚戒指。她又要了咖啡。挑剔地尝了一口之后，她说不太好，问是否能再要杯白兰地。

卫兵让她喝他刚才端来的那杯。

“那里面有灰尘了，”她有些愤怒地说，“可能会对身体有害。”不过，最后她还是端起了那杯白兰地，揩了揩酒杯边缘，然后把它喝了。“我希望这不会使我生病。”她说道。

她被一枚别针刺破了手指，要求找一个医生来；然后，她又弄坏了一个指甲，要一把指甲锉。

当贝利尼走进来时，只有她独自一人。“有人托我代他向您致意。”贝利尼平静地说道。

她吃惊地抬起头：“向我致意？是谁？”

“一个我刚刚从他身边离开的人。”贝利尼坐到她身旁，“我的俘虏之一。”她唯一认识的是让她搭车的那位西班牙绅士。贝利尼说：“不，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但我不认识他……”

贝利尼说，不用再假装了。“我知道你是谁，太太。墨索里尼亲口告诉我了。”他站起来装作要走。他想，她只不过是一个女冒险家。

“拜托，”她说，“你能向我保证吗？真的是墨索里尼本人托你带的口信？”

“我再对你说一遍，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贝塔西夫人。”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对，没错。我是克拉拉·贝塔西。”突然，她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墨索里尼捎来了什么口信？他在哪里？他处境危险吗？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贝利尼要求她冷静下来。他就是这里的指挥官，他说，墨索里尼没有任何危险——不过只是眼下。

“眼下？”她惊慌地叫道，“为什么是眼下？他会出什么事吗？发发慈悲吧！告诉我！”

他告诉她，如果没有人企图解救墨索里尼，他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解救他？这世上有谁会做这事？只要你知道近些天来我所看到的事！上帝，多么卑鄙啊！树倒猢狲散。全跑了。他们只想着挽救自己那具可怜的皮囊。没有一个人想想他们曾声称爱戴过的这个人，他们本该为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她抽泣起来，然后又安静了。贝利尼坐在那里看着她，想知道自己是否一直对她有所误解。“他让你对我说些什么呢？”她又一次问道。

“他只是让我向你转达友好的问候，不用担心他。”

她乞求他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贝利尼说：“这事与盟军毫无关系。相反，我会竭尽所能保证他不落入他们手中。他的未来只与意大利人有关……”

当他起身时，她又有些犹豫地问道：“告诉我，你们会怎么对我呢？”

“我不知道。你和墨索里尼非常亲近，而且太有名了。当局会做出决定。”

突然，她问贝利尼，他是否相信她是由于自私自利才成了墨索里尼的情妇。

他非常为难，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噢，上帝！你也相信！你相信关于我的那些传闻！”她开始呜咽，“我那么爱他，我们心心相印，只有和他在一起时，我才觉得自己活着。但是，好景从来不会长久。你必须相信我！”

有那么一会儿，他认为她是在演戏。随后，他和善地说道，他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她用手帕捂住眼睛。“您的心真好。”她的声音在颤抖。然后她问，他是否可以帮她一个忙。

他说，他必须先听听是什么事。他把自己的椅子挪近了一些，点上一支烟等着。她半闭着眼睛，似乎是在组织措辞。最后，她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告诉他，她是在1926年遇到墨索里尼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岁。“他仍然看上去很年轻，总是想方设法隐瞒他的年纪。”他当时四十三岁。打动她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强烈的个性和给她留下的坚定、果敢的印象。然而，她感觉他在强颜欢笑，心神不宁；她感觉他那么多的情妇没有一个给过他真正的爱情：“但是，我所期望的全部，就是他能像对待一个亲爱的、可信赖的朋友那样想着我，当他面对我时，可以暂时摆脱生活的压力。”

她问贝利尼，这么长的一个故事，会不会让他厌烦。贝利尼诚实地回答说，当然不会。她向他讲述了她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爱情，而她对政治全然不感兴趣；还有，就连他以前的情妇们都去向她寻求帮助：“请相信我，我经常为这些女人说好话。我一直知道他有过很多情妇，可那并没让我嫉妒。我理解她们，也原谅她们。能做一个可以支配他的心和他的情感的女人，我就很满足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在最后时刻离开他。她凑过身来，握住贝利尼的手，说道：“让我去见他！”

贝利尼大吃一惊。他轻轻推开她的手，说，法西斯分子可能会试图解救领袖，那会威胁到她的性命。

“现在我知道了，”她叫道，并且不断地重复，“你们要杀死他！”最后，她用颤抖的手指擦干了眼泪，“你必须答应我，如果墨索里尼要被枪毙，我得待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我要和他一起被枪毙。这个要求过分吗？”

“可是，夫人……”

“我要和他一起死。”她的声音仍在颤抖，但却冷静了下来，“一旦他死了，我的生命就再也没有意义。无论如何我都会死，只是更慢，更痛苦。”

她努力克制的激情比爆发时更让贝利尼感动。贝利尼说：“请不要这样自寻烦恼。我向你发誓，我并没打算枪毙墨索里尼。”

她探询地看着他。他微笑了一下，想使她放心。她叹了口气。“我相信您。”她说。

“我会试着尽力而为。”告别时，他对她说。

贝利尼走进大房间，告诉那两名共产党游击队员——内里上尉和莫雷蒂，隔壁房间那位夫人是克拉拉·贝塔西。他重复了一遍她的请求，然后说道：“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危害。我刚才就想答应她，但是，我首先要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

内里和莫雷蒂都说没有异议，于是，贝利尼又回到了另外那个房间。

“好吧！太太，”他欢喜地说道，“我们将按您的要求去做。我们决定让你们在一起。您高兴吗？”

“谢谢！谢谢！”她想亲吻贝利尼的手，但他窘迫地抽了回去。

晚上十一点，贝利尼、内里和莫雷蒂仍然没有收到米兰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他们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把墨索里尼藏起来。贝利尼说，他要立即出发，去吉尔马西诺找墨索里尼。

伯爵走到城市广场上时，雨下得正大。那湖面看上去非常诡异。真是一个完美的夜晚，他想，正好可以转移领袖。他告诉司机把车开往边防营。

游击队负责人布费利把贝利尼带进一个小房间，墨索里尼正躺在一张帆布床上。

“您在睡觉吗？”布费利柔声问道。

领袖掀开毛毯：“不，我只是打个盹。”

“很抱歉打扰您，您得起床了。我们要带您去别的地方。”

“只是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贝利尼补充道。

“我一直在等着。”领袖说。

他打着寒战，伯爵让他穿暖和点。

“我去把您的大衣拿来。”布费利说着就去拿放在椅子上的德国军大衣。

“不，不，”墨索里尼急忙说道，“我再也不要这件德国军大衣了。我现在要和德国人一刀两断。他们已经背叛了我三次。我什么也不要他们的。宁愿要些其他的东西。”

贝利尼帮他穿上一件边防军的大衣，又把一条军用斗篷围在他的肩上。他对领袖说，最好用绷带把他的头缠上，以免被人认出来，“您介意吗？”

“不，如果您认为这很必要的话。”

除了眼睛和嘴之外，领袖的整张脸都被挡住了。他们开始返回栋戈。“请告诉我，”领袖犹犹豫豫地问道，“您同那位夫人谈过了吗？”贝利尼说已经谈过了。“她怎么样？”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很好。当然，她非常沮丧，担心将来。”贝利尼身边那个缠了绷带的人影一声不响。“现在，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我想这会让您开心的。那位夫人要求和您重聚，她非常诚挚地乞求我，恳求我，最后，我们同意了。”

“什么？”墨索里尼显然被感动了。他无声地和他的绷带纠缠了一会儿，接着清了几下嗓子，问道：“我可以知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吗？”

“科莫附近，在那里，您将被关在一个最为安全和最为秘密的地方。”

在科莫，当地游击队指挥官乔瓦尼·萨尔达尼亚上校刚刚接到一封米兰司令部发来的电报：速将墨索里尼及部长们带到米兰。

萨尔达尼亚打电话给米兰，说带领袖去那里过于危险。最后，他们决定用船将领袖送到布莱维奥，湖东岸距科莫约四英里的一个村子。在那里，他可以暂时藏在一位工业家雷莫·卡德马托里那僻静的别墅里。他们通知卡德马托里，很快要去一位客人，是一名受伤的英国军官。卡德马托里猜测可能是墨索里尼。于是，他来到他的泊船屋，和他家的老园丁一起站在台阶上等待着。

墨索里尼和他的两名押送者正在接近栋戈。他们拐过一道弯，看见一辆汽车停在一座桥旁边，于是便停了下来。莫雷蒂从车里钻出来，告诉伯爵一切都准备好了。贝利尼看见内里上尉和克拉拉也从车里钻了出来，便告诉墨索里尼，他可以去他们那里了。

“晚上好，阁下！”克拉拉非常正式地问候了他。

“晚上好，夫人。”墨索里尼答道。他们冒着倾盆大雨默默地凝视着彼此。“您为什么要跟着我呢？”

“因为我想跟着。不过，您怎么了？受伤了吗？”

“没有，这没什么。”墨索里尼紧张地摸了摸缠着绷带的头，“只是个预防措施。”

“我们必须得走了。”贝利尼说道，“回您的车子里去吧，太太。”

“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一起呢？”克拉拉问道，“您答应过我的。”

贝利尼说，分乘两辆车更为安全。一个名叫吉娜的女游击队员曾帮助看管过墨索里尼。她大摇大摆地走到贝利尼面前。“不必担心！”她挥舞着一支大号左轮手枪，说道，“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要是发现了什么可疑形迹，我就会干掉他。”贝利尼告诉她，除非他下命令，否则一枪都不许开。她说：“好吧，但是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会把他当场枪毙！”

他们三人坐在后座上，墨索里尼坐在他俩中间。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内里上尉在前面领路；每个路障的游击队员都认识他。接近梅纳焦时，墨索里尼预测说，今年的收成会非常不错，尤其是谷物和葡萄。这时，突然打来了一梭子机枪子弹。

贝利尼命令司机把车开到公路最右端，躲在一块突出的大岩石底下。内里跳下车，对方认出了他，于是，枪声停止了。但是，又往前走了两英里，下一道路障上的游击队员却没有认出内里。不过，当他们看见贝利尼时，有一个人叫道：“佩德罗！”这是伯爵在游击队里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还活着！”

贝利尼解释说，他身旁这个“木乃伊”是一个受了重伤的游击队员，“我们要带他去科莫，这事非常急。你看看是否能让我们快点通过！”

在距离科莫五英里的莫尔特拉西奥广场上，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枪声。—个当地人告诉他们，盟军正在科莫与几小撮法西斯分子展开巷战。

他们商议了一阵，决定往回走。内里说，他知道在远离湖边公路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不错的藏身之处。他们掉头驶去，走了十四英里后，汽车到达了阿扎诺。

“大家都请下车，”内里说，“我们还要再步行一小段。”

在瓢泼的大雨中，他们沿着一条穿城而过的陡峭的鹅卵石小路向上爬去。很快，路边的房屋便被抛在了身后，眼前只有无尽的田野。脚下非常滑，对穿着高跟鞋的贝塔西来说尤其如此。贝利尼从她那里拿过一个沉重的包裹，交给了一名看守。裹着毯子的墨索里尼扶着贝塔西的一条手臂，贝利尼扶着另一条。他们沿着山坡艰难地跋涉了半英里多，终于到了本扎尼戈村的边上。

内里走向眼前的第一座房子，一幢白色的三层楼房，敲响了后门。

贾科莫·德·马里亚走下楼梯，打开门，眨了眨他惺忪的睡眼。内里请求他掩护一名“伤员”，于是，大家被请了进去。贾科莫带着他们沿狭窄的楼梯来到了二楼的厨房。他的妻子莉亚已经给那里的大壁炉点上了火。

马里亚夫妇同意绝对保密地收留几天墨索里尼和克拉拉，并让儿子们都上山，好给这两位腾出地方来。莉亚煮了一壶人造咖啡。墨索里尼不喝，但是，曾在栋戈拒绝了更好的咖啡的克拉拉，现在却迫不及待地喝掉了她那杯。

贝利尼和莫雷蒂爬到顶层去查看孩子们的房间。房间不大，有两个小箱子，一个洗脸盆，两把椅子，一个衣柜和—张双人床，床头挂着一张艳俗的宗教画。从小窗户望出去，贝利尼发现自己离地面足有二十英尺；逃跑是不可能的。

贝利尼回到厨房时，墨索里尼和克拉拉正静静地坐在壁炉旁，享受着炉火的温暖。贝利尼命令两名看守留下执勤，他会派人来替换他们。他还答应让人把克拉拉的衣箱从栋戈运来。离开厨房之前，他转身最后看了一眼两人。墨索里尼的脸上仍然缠着绷带，手插在兜里，正朝后靠着，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而克拉拉则向前弓着身子，双肘抵在膝盖上，用手托着下巴。

几分钟后，克拉拉说要去盥洗室，莉亚把她带到一个简陋的棚屋里。一个看守站在门口守着。当莉亚回到厨房时，墨索里尼已经解下了绷带。他的长相太眼熟了。莉亚把她的丈夫叫到一旁，低声说道：“好像是墨索里尼，但这不可能啊！领袖到一个农民家来干什么？”他们猜测这是一个德国战俘，但是想不出那个漂亮女人是谁。

莉亚把克拉拉带到卧室。“过来看看，”克拉拉向楼下的墨索里尼喊道，“她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干净的房间！”

领袖像所有游客那样尽职尽责地用手试了一下床，然后对莉亚说：“很好。谢谢你。”

克拉拉问，是否能再给他们一个枕头。“他习惯枕两个枕头。”她解释道，“我一个也不枕。”

莉亚又拿来了一个枕头，并向他们道了晚安。下楼梯时，她想，这两个人真不错！

2

在米兰，一大群游击队领导人正开会商讨，决定派在军队里名为“瓦莱里奥上校”的瓦尔特·奥迪西奥去把墨索里尼带回来。会议结束后，共产党人留了下来。他们得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已秘密下令，立即处决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大家一致同意，一旦俘虏的身份被证实，瓦莱里奥上校就应该立即枪决他们。瓦莱里奥本人曾在西班牙打过仗，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考虑到盟军方面可能会有活捉墨索里尼的企图，共产党发电报给位于锡耶纳的盟军指挥部：

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不能将墨索里尼移交贵方而深表遗憾。他已由人民法庭审判，并在法西斯分子枪决十五名爱国者的地方被正法。

4月28日天刚亮，瓦莱里奥便和一支由十五名装备精良的游击队员组成的护送队一起离开了米兰。但是，一个小时后，他被反对带墨索里尼去米兰的科莫地区游击队拦住了。他们要求得到把墨索里尼关在他们自己监狱里的荣幸。

最后，瓦莱里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个子，身材魁梧粗壮，嘴唇上留着小胡子——挥动着手枪，坚决要求打电话给米兰的指挥部。电话接通了，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瓦莱里奥可以继续前往栋戈，并带走墨索里尼，但必须由两个分别名为斯福尔尼和德安吉利斯的科莫的游击队员陪同。

一点三十分，一名游击队员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贝利尼，一辆卡车和一辆黑色轿车刚刚开进了栋戈广场。一些自称是游击队的武装人员包围了市政厅，他们的领导者要求会见地区指挥官。

贝利尼害怕他们是要策划解救俘虏。于是便打电话给在多马索的拉扎罗，要他立即前来援助。然后，他走出市政厅，来到了广场上。十五个人手持冲锋枪站成一排。他们身穿熨得非常平整的卡其色新制服，看上去有些奇怪。一个略有些秃顶的、脸色黝黑的高个子自我介绍说是瓦莱里奥上校，自由志愿军总司令部派来的特使。“我需要就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你私下谈谈。”他居高临下地说道。

贝利尼让他来自己的办公室：“让你的手下留在这儿，你随我来。”

“我的手下必须和我一起去。”瓦莱里奥说。

贝利尼问这些人饿不饿。当然，他们早就饿了。于是，贝利尼打发他们去了厨房。

贝利尼检查了一下，发现瓦莱里奥的身份证件都符合手续，但是，上校身上有些什么东西让他心生不安。伯爵说，他更愿意把这些重要犯人交给他自己的指挥部，“毕竟，是我们俘虏了他们。”

“这不可能。”瓦莱里奥简练地答道，“我是来枪决他们的。”

贝利尼大吃一惊。

“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公布了判决结果，这是总部的命令，由我负责执行，而我打算遵命行事。”

贝利尼说，他必须与他的同事们商量一下，内里、莫雷蒂，还有吉娜，那个女游击队员——都是像瓦莱里奥一样的共产党员——与贝利尼想法一致。“我们不能把他们交出去。”吉娜一再重复道。但谁也想不出其他办法。

“我们会把俘虏移交给你们。”最后，贝利尼对瓦莱里奥说道，“但是我们全都反对你们的做法。”

瓦莱里奥神气十足地看向伯爵，跟他要一份俘虏的名单。“贝尼托·墨索里尼，”他念道，然后用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叉，“死刑！克拉拉·贝塔西……死刑！”

贝利尼说，竟然要枪毙一个女人，这简直难以想象。

“她是墨索里尼的顾问，多年来一直支持他的政策。”瓦莱里奥说道。

“她只是他的情妇！”

瓦莱里奥恼怒地说，他有他的命令。“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他吼道，“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做决定！”他说他很着急，必须在天黑前带着尸体回到米兰。贝利尼则坚持说，判决应该由一个正式的法庭宣布。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把所有俘虏带到市政厅。

一名游击队员带来消息说，有两个分别名为斯福尔尼和德安吉利斯的人，声称他们是科莫民族解放委员会派来的，要阻止瓦莱里奥的行动，并接管墨索里尼。但是，由于他们拿不出必需的证件，所以，当瓦莱里奥下令把他们关起来时，贝利尼不得不袖手旁观。

克拉拉·贝塔西的哥哥被带了进来。

“您会讲西班牙语吗？”瓦莱里奥用西班牙语问道。

贝塔西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不会，但我会讲法语。”

“什么，”瓦莱里奥讽刺地说道，“一个不会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领事！”

贝塔西毫无说服力地解释道，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二十年，不过，六个月之前曾去探望过住在西班牙的父亲。

“那么，和你父亲讲话时，你是说法语吗？”瓦莱里奥嘲弄地问道。他跳起来，一巴掌掴在贝塔西的脸上。“我知道你是谁，你这个下流坯子！”说着，他掏出手枪，“你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你不记得你在电影制片厂里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了吗？”

贝塔西张口结舌：“可是……您搞错了。”

瓦莱里奥被激怒了，他把贝塔西逼到墙脚，对拉扎罗说：“把他拉出去，立即枪毙！”

拉扎罗不情愿地抽出手枪，命令贝塔西走在他前面。下楼梯时，贝塔西坚持说他不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当他们穿过广场时，两侧的人群挤了过来，叫嚷道：“看他多胖！”“杀了他！”

拉扎罗挥动手枪，吓得喧嚷的群众不敢接近。他把贝塔西带到嘉布遣会修道院，派人去找一个神父来。然后，他为他的犯人点着了一支烟。

“我的确不是西班牙领事，”贝塔西承认道，“但我也不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我是意大利情报局长。”

拉扎罗希望贝塔西不要讲话，这样他就可以考虑一下。他怎能仅仅因为这个人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便杀掉他呢？

嘉布遣会神父来了，拉扎罗走开几码，给两人半个小时的单独相处时间。半小时之后，神父恳求拉扎罗再给他们几分钟，“好解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

“我不是西班牙领事，但我也不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贝塔西喊道，“我是马切洛·贝塔西！”

“什么？”拉扎罗问道，他认为他说了“贝塔西”。

“马切洛·贝塔西。”犯人重复道。“贝尔塔西，贝尔塔西？”

“不是贝尔塔西，是贝塔西。”

当瓦莱里奥、莫雷蒂和内里敲响马里亚家的门时，已是下午四点左右。瓦莱里奥冲上三楼，砰地推开了卧室的门。“我来救你们了！”他说道。

“真的吗？”墨索里尼讽刺地问道。

克拉拉开始在一堆衣服里翻找。瓦莱里奥不耐烦地问：“你在找什么？”

“我的短裤……”

上校让他们快点，然后把他们撵下了楼梯。

莉亚透过楼上的窗户看着他们走出大门。然后她走进卧室，发现两个枕头上都沾了睫毛膏。

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被押解着穿过本扎尼戈村，来到了镇上的小广场。几个妇女正在广场上的石头水槽里捶洗衣服。他们穿过一道古老的拱门，接着爬上一辆停在那里的轿车。然后，车子缓缓驶下陡峭的山坡，向阿扎诺开去，车门处的踏板上站着两个男人。两个好奇的渔民在后边追赶着。

刚走了几百码，车子就停在了通向一座别墅的一扇大铁门前。

瓦莱里奥下了车。他假装感觉到了危险，低声说道：“我听见有声音！”他警告墨索里尼和克拉拉保持安静。“我去前面看看。”他悄悄走下公路，来到一个急转弯处，然后又走了回来，低声喊他们躲到大门附近去。

墨索里尼感到非常不安，但还是朝大门走了过去。克拉拉跟上了他。没有一丝声音。一阵可怕的寂静。突然，瓦莱里奥高声喊道：“奉自由志愿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我要还意大利人民以公道！”

墨索里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克拉拉却搂住了他的脖子，喊道：“不，他不能死！”

“不想死就走开！”瓦莱里奥说道。

克拉拉走到领袖右边。瓦莱里奥一脸大汗，将冲锋枪对准墨索里尼，扣动了扳机。什么事都没发生。他抓过自己的手枪，但手枪也卡壳了。他向莫雷蒂喊道：“把你的枪给我。”

莫雷蒂递给他一支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冲锋枪。那是贝利尼一个月前刚刚给他的。瓦莱里奥站在距离墨索里尼五英尺远的地方，一连开了五枪。墨索里尼颓然跪了下去，然后扑倒在地。

瓦莱里奥把枪口转向了克拉拉。

贝利尼去吉尔马西诺边防营接另外的那六个俘虏了。回栋戈的路上，俘虏们一面走下陡峭的山坡，一面谈论着眼前的风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更好地欣赏它了。”帕沃利尼轻松地说道。

“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卡萨利诺沃沉思着。

“哦？你期待的是什么？”帕沃利尼打趣道，“墨索里尼总是对的。”

当贝利尼在市政厅门前钻出汽车时，拉扎罗和贝塔西刚好走过来。拉扎罗解释道，他的犯人声称是马切洛·贝塔西，而不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一名游击队员打断了他的话，说自己见过好几次维托里奥，“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位西班牙领事不是他。”

贝塔西看见了其他俘虏，于是便高声叫道：“他们认识我！”可是，帕沃利尼、卡萨利诺沃和巴拉库却都转过头去。在他们眼里，他比拉皮条的还差劲。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拉扎罗问道。

一阵沉默。

拉扎罗转向巴拉库：“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副国务秘书直视着前方说道。

“那你呢，帕沃利尼？”

“不认识。”

贝塔西愤怒地喊叫道：“告诉他我是谁！快，告诉他！你们认识我，所有人都认识！”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拉扎罗不耐烦地问道。最后，巴拉库终于承认他认识。“好，那他是谁？”拉扎罗嚷道。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最后，巴拉库看着贝塔西，轻蔑地说：“我们只知道他叫‘福斯科’。”

贝塔西惊得瞪大了眼睛。

他被带走了。

几分钟后，又有一辆轿车冲到市政厅门前。瓦莱里奥从车里探出身来，激动地叫道：“正义得到了伸张！墨索里尼死了！”

贝利尼大吃一惊：“可是我以为，你已经同意……”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不能浪费更多的时间。其他人在哪里？在你们手里吗？”

贝利尼气愤地把瓦莱里奥带到了市政厅一楼，所有的俘虏都被关在富丽堂皇的金厅里。瓦莱里奥一到，鲁比尼博士便拦住了他，恳求他不要再枪毙任何人。上校拒绝了，鲁比尼愤怒地说，他要辞掉市长的职务。

修道院的一位神父被请来了，并得到三分钟时间安慰俘虏。外面飘起了蒙蒙细雨。天色阴沉，给广场这剧场般的布景挂上了一幅幽暗的幕布。市民们簇拥在一起，满怀热情，几乎有如过节般喜庆。瓦莱里奥希望成立一支行刑队，一半是他的人，一半是贝利尼的人。

“我们反对你所做的事，”贝利尼说道，“但我必须服从，所以，我会把俘虏移交给你。不过，仅此而已。我永远不会命令我的任何手下参加行刑。而且，移交俘虏之后，我就会撤离广场，这样我就不会目睹行刑，也可以表明我的不赞成。”

“我命令你留在这里！”瓦莱里奥叫道，“懂吗？这是命令！”

“如果是命令的话，”贝利尼生硬地说，“那么，我会服从。”

十五名俘虏在游击队员的押送下开始缓缓穿过广场。他们默默地沿着湖边的矮墙排成一排，背对着湖水。瓦莱里奥的行刑队手持冲锋枪，站在五码开外。神父做临终祈祷时，瓦莱里奥想起了那个西班牙领事，于是下令让他与其他俘虏站在一起。贝塔西被从市政厅押来了。

“我们不愿意让他和我们在一起，”其他死刑犯叫嚷道，“他是个叛徒！”他们挥舞着拳头。

贝塔西吓得跌跌撞撞地退了回去。

“让他和他们排成一排！”瓦莱里奥叫道，“把他干掉！”

“我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贝利尼说。

瓦莱里奥发了慈悲，贝塔西被带到了一边。

行刑队队长叫道：“俘虏们，注意！向后……转！”几名死刑犯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还有几人高呼“意大利万岁”，而其他人则看上去不知所措。但是，他们最后全都转了过去，面朝着湖水。只有巴拉库向前迈了一步，指着胸前的勋章说：“我有金奖章。我有权从正面被枪决。”

贝利尼要瓦莱里奥同意这个请求，但他却回答道：“背后！你将和其他人一样从背后被枪决！”

巴拉库敏捷地转过身去。广场上一片寂静。

“行刑队……准备。瞄准。放！”

—阵噼噼啪啪的枪响，接着又静了下来。

“把贝塔西带出来！”有人叫道。

贝塔西拼命地挣扎着，脸上充满了恐惧。两个游击队员把他拖到了前面。“你们不能枪毙我！”他尖叫道，“你们不能！你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无论如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意大利！”

一看见那些尸体，他便突然挣脱了看守，冲过人群向栋戈酒店的方向跑去。他要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他被抓住了，经过一番拳打脚踢之后，又被带回了那堵矮墙前。他猛地一挣，再一次脱了身。然后他狂吼一声，跳进了湖中，开始疯狂地游动。这时一串步枪子弹击中了他，他消失了。

行刑手们非常紧张，无法控制地疯狂地朝空中开着枪。枪声终于渐息之后，瓦莱里奥要求贝利尼把贝塔西的尸体从湖里打捞出来。“找别人吧。”伯爵说道。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大早，墨索里尼、克拉拉和其他被处决的法西斯分子的尸体，便被运到了米兰一个正在建造的加油站。九个月前，十五名人质就是在那里被德国人枪杀的。尸体从车上被倒下来，堆成一堆，直到天亮才被人摆成了一排。墨索里尼的尸体被侧着放在那儿，这样，他的头便枕在了克拉拉的胸口。

一大群人聚集到了这里，对尸体拳打脚踢，任意毁坏。墨索里尼大张着嘴，被倒挂在了一根钢梁上。他的情妇被挂在他身边，裙子垂下来盖住了头。不过，最后有一个妇女登上一只箱子，把裙子塞进了克拉拉被捆住的双腿之间。奇怪的是，她看起来很安详，而墨索里尼的脸则被打烂了，肿胀起来，可怕地扭曲着。

二十三年前，手无寸铁的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了政权。今天，他饱受唾骂，死在了这里，而法西斯主义的命运也是如此。

(1)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政变中逮捕他的意大利人所进行的审判。

29 “元首死了”

1

4月18日上午，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几乎已经彻底解体，而军官们也已濒临公开叛乱的边缘。

布塞的第九集团军不再是一支军事部队，而只是身处包围之中的一群筋疲力尽的人，一心只想着和数千名平民一起逃到温克将军的战线后面，以使自己处于安全之地。海因里希集团军群的另外一半人马，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也已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正向西线且战且退。这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俄国人，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投降。

曼托菲尔公然挑衅希特勒，下令进行了这次全面撤退。当海因里希在上午十点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有一个军已经退到了哈弗尔河时，一贯温和冷静的约德尔咆哮了起来：“每个地区都在对我撒谎！”

凯特尔直接打电话给曼托菲尔，指责他的“纯粹失败主义”。他说，他下午要去设在新勃兰登堡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指挥部，亲自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因里希得到通知后，立即驱车来到新勃兰登堡，一直在那里和曼托菲尔一起等到了两点三十分。这时，他们接到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到十八英里以南的新施特雷利茨市去见凯特尔。两位将军上路了。不过，半路上，他们就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正迎面走来。在一片湖附近，双方的人都下了公路。会议在一片小树林里开始了。曼托菲尔的三名参谋藏在附近。他们手持冲锋枪，决定一旦凯特尔做出任何要逮捕他们指挥官的举动，就动手抓住他。

“集团军群一直在后退！”凯特尔叫道，“领导队伍太软弱了。你们要是能学学其他人的榜样，有勇气采取严厉的措施，枪毙掉一千个逃兵，集团军群就能守住阵地！”

海因里希生硬地答道，他“不会这么干”。凯特尔转向曼托菲尔，指责他没接到命令便擅自撤退。海因里希高声为他的属下辩解，凯特尔告诉他，他就是“不够强硬”。

海因里希冲动地抓住凯特尔的胳膊，把他拉到公路上。公路上乱成一团，挤满了四散逃亡的车辆。海因里希指着一辆马拉小篷车，上面坐满了厌战的空军人员。“你自己为什么不给我做个榜样呢？”他问道。

凯特尔拦住那辆小篷车，命令乘客下来。“把他们带回第三装甲集团军指挥部，送交军事法庭！”说完，他便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他又停住了脚步，生气地向海因里希晃动着一根手指。“从现在起，要严格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吼道。

然而，海因里希并没有被吓住：“最高统帅部连现在的真实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执行它的命令呢？”

凯特尔被激怒了，高声叫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么跟我说话的后果！”

曼托菲尔像海因里希一样目中无人地走上前来：“第三装甲集团军只执行冯·曼托菲尔将军下达的命令！”

凯特尔怒视着两位叛逆的将军，再次对他们说，要一字不差地服从命令，“你们要对历史的定论负责！”

“我对我下的一切命令负责，”曼托菲尔说，“我不会将其归咎给其他任何人！”他的三名参谋手持上膛的冲锋枪，缓缓走上前来。

然而，凯特尔只是绕过他们，连句再见都没说，就登上了他的汽车。

日暮时分，俄国人突破了掩护曼托菲尔撤退的防线，向新勃兰登堡蜂拥而来。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凯特尔。

“你一擅自放弃阵地，就发生了这种事！”凯特尔恼怒地厉声喝道。

“我从未擅自放弃任何阵地，”海因里希冷冷地反驳道，“这是形势使然。”他要求准许放弃斯维内明德，防守这里的只有一个未经训练的新兵师。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对元首说，奥得河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新兵去白白送死呢？”海因里希对他喊道，“我要对我的手下完全负责。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根本没有任何责任。责任首先应该由下达命令的人承担。”

“我一直认为要对我的良心和德国人民负责。我不能草菅人命。”他再一次正式要求撤退。

“你必须守住斯维内明德。”

“你要是坚持的话，就另外去找一个人来执行你的命令吧。”

“我警告你，”凯特尔气急败坏地说，“你活得够久了，应该知道在战时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

“元帅先生，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您希望有人执行这道命令，请另找别人。”

“我第二次警告你。违抗命令意味着上军事法庭受审。”

这一次，是海因里希大发雷霆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他叫嚷道，努力控制住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得到了全体同僚的一致认可。如果我允许别人强迫我做明知不对的事，那就会失去我的尊严。我会通知斯维内明德，凯特尔元帅坚持要防守那里。但是，鉴于我不同意这道命令，我要把我的指挥权交给您处置！”

“根据元首授予我的权力，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立即将你手中的所有事务移交给冯·曼托菲尔将军。”

不过，曼托菲尔可没心情扮演一个千依百顺的角色。他发电报给凯特尔，说他拒绝接受指挥权和随之而来的晋升。电报的结尾，是一句极其挑衅的话：“这就是曼托菲尔下达的全部命令。”

事实上，这就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终结。

2

上下级之间的裂痕在地下掩体里也同样明显。4月28日黎明即将到来之时，鲍曼、克雷布斯和陆军人事局长布格道夫陷入了一场酒后的争论。“九个月前，我带着全部的力量与理想开始着手做我现在的工作！”布格道夫抱怨道，“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协调党和军队的工作。”因此，他说，他的军官同僚们开始蔑视他，甚至说他是军官队伍的叛徒，“而今天，事实摆在眼前，这些指责都是对的，我的工作徒劳无功。我的理想主义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它还天真而愚蠢！”

克雷布斯试图让他安静一些，但喧闹声已经把隔壁房间的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吵醒了。他推了推睡在上铺的年轻的博尔特。“你错过了一场好戏，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他们可以听见布格道夫正对安慰他的克雷布斯大吼：“不要管我，汉斯——我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就这些！再过四十八小时可能就太晚了……充满信念和理想的年轻军官已经大批大批地死去了。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祖国吗？不！他们是为你们去死的！”

布格道夫把矛头转向了鲍曼。他吼道，为了党员们个人的发展，已经有数百万人牺牲了，“为了你们奢侈的生活，为了你们对权力的欲望，你们摧毁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摧毁了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最为可怕的罪行！”

“我亲爱的朋友，”鲍曼用安慰的语调说道，“你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这么过分的人身攻击。即使其他所有人都中饱私囊，至少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可以拿我的全部身家发誓。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朋友！”

隔壁房间的两个偷听者听见了一阵杯子的碰撞声，接着便悄无声息了。

整个上午，魏德林将军都在忙着拟定一个分成三个梯队逃出柏林的计划。显然，俄国人一两天内就会抵达帝国总理府。魏德林深信，他可以在晚间会议上得到元首的赞同，因此，他命令属下所有的指挥官在午夜之前来地下掩体报到。

戈培尔夫人正在她的居所写信给前一次婚姻生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此刻，克万特已成为盟军的战俘。她告诉他，全家人，包括六个孩子，上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元首的地下掩体里，“以便给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生命一个唯一可能并且最为光荣的结局”。

纳粹主义的“光荣思想”就要终结了，“和它一起终结的，还有我这辈子所见过的美好的、崇高的、善良的一切”。她继续说道，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生存于其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地下掩体里。对于战败后的生活来说，他们太善良了，根本无法承受，“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舍弃那种生活”。

她说，前一天晚上，元首把他自己的党徽别在了她胸前，那使她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快乐。“希望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完成我最后也是最艰难的职责。”她写道，“我们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忠心地为元首而死，并且和他一起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结局是“命运的恩赐”，她和“爸爸”过去从不敢期望于此。

“我亲爱的儿子，”戈培尔夫人最后写道，“为德国而活下去吧！”

3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召开的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安东尼·艾登与英国代表团在马克·霍普金斯酒店八楼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顺便说一下，”在向同僚们简要介绍了波兰问题之后，他说，“有一条来自欧洲的消息可能会让你们感兴趣。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获悉，希姆莱通过贝纳多特提议，他要率德国向美国人和我们无条件投降。当然，我们要让俄国人也知道此事。”

他的态度非常漫不经心，以至于大多数听众都对此无动于衷。不过，杰克·威诺克，一名年轻的新闻官员，却暗暗想到，我的天，多好的一个题材！回到设在佩利斯酒店的指挥部之后，他发现报纸上并没有谈及这一投降提议。他推测，伦敦的某个人肯定是“在开关上睡着了”。

就是这个题材，他自言自语道，有了它，一夜之间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如果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并且被人查出来，那么，他的仕途便将走到末日。他怀着满心沮丧去睡了。

4月28日凌晨一点左右，他被路透社的保罗·斯科特·兰金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兰金问道，“我要为今天下午的报纸找些材料。”

威诺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碰碰运气。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路透社的电讯，英国广播公司也会播发。威诺克将希姆莱提议的细节都告诉了兰金，并要求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

“那当然。”兰金向他保证。接着，他在佩利斯酒店的大厅里，用电报将这条消息发回了通讯社：

昨日，这里的官方权威人士透露，据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得到的消息，希姆莱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信件已送至英国和美国政府，但并未发给俄国。据上述权威人士透露，希姆莱已通知西方盟国，他可以安排无条件投降，他本人赞成这一解决办法。兰金。

电报未经审查便传到了路透社。当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杰克·贝尔得知这条最重要的战争新闻已经被人抢了先时，他把会议代表汤姆·康纳利参议员逼到角落里，要求证实这一消息。几分钟后，美联社的一条题为《投降》的新闻简报发布了。

美联社旧金山4月28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日证实，德国已无条件向盟国政府投降，正式公告即将发表。

旧金山《呼声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头版的通栏大字标题是“纳粹投降了”。几份号外被带到了歌剧院，莫洛托夫正在这里主持大会的一次会议。代表们开始四下奔走，争相祝贺。然而，莫洛托夫瞥了一眼报纸后，只是正了正他的夹鼻眼镜，然后敲了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会场秩序。

在华盛顿，白宫被电话铃声淹没了。兴奋的人群迅速聚集在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在马路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海军上将莱希，让他向艾森豪威尔核实这一消息。莱希打电话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比德尔·史密斯。“有报道说，德国人已向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战。”他说，“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事实究竟如何？”

史密斯说，并未接到这样的要求。杜鲁门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向贝纳多特提出的建议。

当杜鲁门离开布莱尔大厦，穿过马路回到白宫时，天已经黑了。“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正在那边工作，谣言便出笼了。”他告诉新闻记者们，“我接到了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电话，国务院召我过去。我刚刚与海军上将莱希联系过，让他打电话给我们驻欧洲的总司令。这个谣言毫无根据。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

4

在地下掩体的上层，德国官方新闻机构德通社的小办公室里，海因茨·洛伦茨的助手沃尔夫冈·博伊格斯正在收听敌方广播。差几分钟九点时，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发的兰金的报道。他翻译了报道，然后立即送到了“金笼子”，这是德通社记者们给希特勒居处起的绰号。

希特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篇报道，似乎已经接受了末日的来临。他要求另外找个人核查一下译文，确定译文正确无误之后，他平静地把博伊格斯打发走了。⁽¹⁾

希特勒召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三人锁起门来进行秘密商议。整整一天，鲍曼一直在指责这种叛逆行为。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发电报给邓尼茨说：“背叛似乎已代替了忠诚。”当门终于打开时，整个地下掩体已弥漫着各种谣言。希特勒命人把关在上层由武装人员看守的菲格莱因带下来。此前一天，这名希姆莱的联络官从地下掩体逃走，偷偷去了他位于夏洛滕堡郊区的房子，不料却被抓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亲口下令逮捕。

希特勒怀疑任何与希姆莱有关的人——甚至包括爱娃的妹夫。一小时之后，菲格莱因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随后，他被押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²⁾

当魏德林前来参加晚间会议时，地下掩体仍然处于骚乱之中。他向希特勒通报了俄国人的最新进展，并告诉他，所有的弹药、粮食和军需品供应站不是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是正受着炮火摧毁。两天后，他的部队就会断掉给养，无法再继续抵抗。“因此，作为一名战士，我建议我们立即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予置评，他便立即阐述了这一计划的细节。

纯属臆想！戈培尔奚落道。但克雷布斯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可行的。“当然，”他连忙补充道，“这要由元首来做出决定。”

希特勒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问道，如果突围成功会怎么样？“我们将仅仅是从一个‘凯瑟尔’逃往另一个。而我，元首，难道要睡在旷野里，一个农庄里，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在那里等死吗？不，对于我来说，留在总理府要比那好得多。”

午夜时分，魏德林离开了会议室。他的指挥官们在候见室里围住了他。他告诉他们，他失败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阴郁地说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过，他答应他会再次试着说服元首。

希特勒离开会议室，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也在那里。希特勒跌坐在格莱姆床边，脸色非常苍白。“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他说道，“为了让他进入柏林，我们应该召集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来掩护他的部队前进。”温克的大炮，他宣称，已经轰炸了波茨坦—普拉茨一线的俄国人。

“黎明之前要召集一切可动用的飞机。”他命令格莱姆飞往离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不远的雷希林机场，在那里召集他的飞机。只有靠德国空军的支持，温克的部队才能成功。“这是你必须离开掩体的第一个理由；理由之二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他的嘴唇和双手哆嗦着，语调也变得不稳定，“一个叛徒绝对不能继任我做元首。你必须出去，好保证他不能成为元首。”

格莱姆说，他不可能抵达雷希林，而且，他更想死在地下掩体里。

“作为帝国的士兵，竭尽一切可能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希特勒说道，“这是剩下的唯一一个成功机会。我们有责任抓住它。”

“就算我们必须要成功，可现在又能做些什么呢？”汉娜问道。

然而，格莱姆已被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汉娜，我们是留在这里的那些人的唯一希望。哪怕只有最微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了他们而抓住它……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不管能不能，我们都会去的。”

这番话让希特勒的情感突然流露了出来。“在所有的武装力量中，德国空军自始至终是打得最好的。”他说，“至于它的技术劣势，应归咎于其他人。”

格莱姆忍住疼痛开始着装。汉娜含着眼泪走向元首：“元首，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让我们留下来呢？”

希特勒看着她：“愿上帝保护你们。”

戈培尔夫人交给汉娜两封给她儿子的信。她摘下一枚钻戒，要汉娜戴上它，做个纪念。爱娃·布劳恩也交给汉娜一封信，是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夫人的。后来汉娜忍不住看了这封信；她认为其中的言辞“非常庸俗，矫揉造作，并且非常幼稚”，以至于把信给撕了。

黑暗的夜晚被烈焰熊熊的建筑物照亮了。当一辆装甲车把汉娜和格莱姆拉到藏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前时，他们可以听到一阵密集的轻武器的射击声。汉娜发动小飞机，沿着东—西轴心大街向前滑去，然后在密集的炮火中起飞了。刚飞到屋顶的高度，这架阿拉多就被俄国人的探照灯发现了。在高射炮火的接连轰炸中，它像根羽毛一样翻来覆去。汉娜把油门推到底，飞离了炮火的旋涡——下方，柏林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汉娜朝北面出发了。

5

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与希望。尽管他对格莱姆表露了信心，但是，如今他认识到，温克的行动同样注定会失败，为末日做准备的时候终于到了。准备工作以地下掩体小地图室里异乎寻常的一幕开始：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还害怕这样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元首的唯一性；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耶稣基督般的人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驱使着他，要用这场推迟已久的神圣婚礼来报答他忠诚的情妇。

有人从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找到一名低级官员，把他带到掩体里主持仪式——非常相称的是，他的名字叫瓦格纳。希特勒和爱娃起誓说他们是纯雅利安血统，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见证。在简短的仪式之后，爱娃签下了“爱娃·布……”有人提醒了她，于是，她画掉“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

随后，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以及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喝香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追忆往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京舍、克雷布斯、布格道夫、布洛，甚至还有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最后，希特勒说道，这是他的生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时刻；在他最亲密的同志叛变之后，死亡将是一种解脱。然后，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对荣格夫人口述他的政治遗嘱。

他控诉说，无论是他，还是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发起战争，战争“完全是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派系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宣称，他之所以留在柏林，“是为了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职位再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可以自愿以身殉国”，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是，他已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任何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指挥官们“要树立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

他解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原因是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秘密与敌人进行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至于他自己的继承人——国家元首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两个职位——希特勒指定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舍尔纳任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前两人曾要求和他一起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保留自己的生命。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自己的执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此逃离被打倒或者被迫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消沉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至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

戈培尔含着泪水回到了他的卧室。他没有沮丧，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如果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去担任一名领导。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与我一起拒绝。在元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抛弃他，不仅为人性和忠贞所不容，而且也将导致我在余生之中，被世人看作一个可耻的叛徒和下贱的无赖。同时，我还会失去我的尊严，以及同胞对我的尊重，而日后再造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未来的一切尝试中，都将需要这一尊重。

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危急的这些日子里，在纠缠着元首的叛变的梦魇中，至少还有一人会无条件地陪他到死；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且从实质上来说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着最大的贡献。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榜样将比人类更为重要。总能找到把祖国领向自由之路的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清晰醒目的榜样的基础上开始的话，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毫无可能。

基于这一理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足够成熟，必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达我们无法改变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陷，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于我个人来说将再也没有价值。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从柏林城中一片燃烧着的废墟上空掠过。下面的尸臭让联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想起了诺曼底战役中的法莱斯。⁽³⁾他可以看见俄国坦克正滚滚驶入城中。突然，一大队“雅克”式歼击机出现了。他担心会导致混战，连忙呼叫道：“好！小伙子们，保持队形。不要乱动！”

一百多架“雅克”开始慢慢转到“喷火”式战斗机背后。约翰逊命令他的机队向右拐，绕过俄国人。这时，他的僚机驾驶员警告说，他们头顶上有更多的俄国人，约翰逊答道：“密集飞行。保持队形！”

两个机群怀疑地互相包围了。约翰逊冒险靠近对方，然后朝俄国队长摆动机翼，但是对方没有回应。突然，俄国人掉转机头，散乱地向东面飞了回去。纪律散漫的机群忽升忽降，疾速离去，让约翰逊想起了一群在空中盘旋兜转的椋鸟。不时地会有几架突然掉落下去，一头扎进下面的废墟堆里。

上午十点左右，俄国陆军的三支主要力量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地下掩体同时挺进。这座濒临灭亡的城市四周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联的先头部队已经秘密潜入了动物园。他们从河马园和天文馆里对两个巨大的防空塔楼开始了射击。这两个塔楼是好几个师的指挥所，同时也是炮兵中心。在其中一座的四楼，柏林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韦勒曼上校正出神地看着苏联坦克一次次徒劳地试图击中大楼的窗户。他可以看见铺展在他身边的这座大城市——燃烧着，冒着烟，几乎已经完全被摧毁。威廉一世纪念堂的钟楼上烈焰熊熊，显露出一种骇人的美丽，就好像一支巨大的火把。

一英里外的地下掩体里，马丁·鲍曼正准备把希特勒的遗嘱和他自己的遗嘱寄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了确保它们顺利寄达，鲍曼决定分别派出两名密使：他的私人顾问，党卫军上校威廉·赞德尔，还有海因茨·洛伦茨。戈培尔也希望把他的遗嘱发往外界，于是也给了洛伦茨一份副本。

布格道夫把希特勒政治遗嘱的另一份副本托付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维利·约翰迈耶少校，并命他将其带给舍尔纳元帅。布格道夫另外给了约翰迈耶一份手写的证明，解释说这份遗嘱“是在得知希姆莱叛变这一打击性的消息后”写出来的，是元首“不可改变的决定”。“一旦元首下达命令，或一旦证实他已死亡”，就公开发表遗嘱。

当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博尔特，以及布格道夫的副官威斯中校得知三名信使将要带着希特勒遗嘱的副本离开地下掩体时，他们决定也去请求准许自己离开。“既然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克雷布斯说道，“就让我们和部队一起去战斗吧！或者说，给我们一个重返温克将军部队的机会。”克雷布斯表示理解。他去见希特勒，向他报告了此事。希特勒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在这三个年轻人离开之前，他想见一下他们。

中午，希特勒与他们聊了很久。他们希望怎么逃出柏林呢？博尔特指出了一条路线，沿蒂尔加藤公园走到皮彻道夫桥，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条船，然后划船顺哈弗尔河而下。

“在那座桥附近！”希特勒插话说，“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几条电动船，行驶起来毫无噪音。”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为他们制定了一条详尽的逃亡路线。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但三名军官只是敷衍地听着。和希特勒的许多军事计划一样，这一路线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稍后，他们穿上迷彩服，戴上钢盔，挎上冲锋枪，离开了地下掩体里压抑的气氛，出现在了赫尔曼·戈林大街上。

当初为了向戈林致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大街。然而如今，他却即将被鲍曼处以死刑。鲍曼给上萨尔茨堡的特工发了一封电报：

柏林局势更为紧张。如果柏林和我们都陷于敌手，那么，必须处决“四二三”事件中的叛徒。战士们，履行你们的职责吧！你们的生命与荣誉均系于此。

但是，戈林已经说服了他的党卫军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男管家，带到他位于奥地利毛特恩多夫附近的城堡去。驱车离开的时候，戈林的衣襟里藏着一根火炉的烟筒；烟筒里卷着一幅他最喜欢的画——价值二百五十万马克。

6

4月29日下午，地下掩体里的人们都在做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准备工作。希特勒的前任外科医生哈泽大夫毒死了元首最心爱的阿尔萨斯狼狗——布隆迪。另外两条狗则被枪杀。希特勒亲手把毒药胶囊交给了他的两名女秘书，荣格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夫人。他充满歉意地说，这是一点微薄的诀别礼物，并且赞扬了她们的勇气；不幸的是，他又说，他的将军们不像她们这样可靠。

六点钟，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暗杀的消息到达后不久，肯普卡去看望了希特勒。希特勒右手拿着一张柏林地图，身着灰色夹克，黑色裤子。尽管他的左手微微地颤抖着，但整个人似乎非常镇静。“你怎么样，肯普卡？”他问道。

司机说，他要回勃兰登堡门那里的紧急防御阵地去。

“官兵们怎样？”

“他们士气高昂，正在等待温克的援军。”

“对……我们都在等待温克。”希特勒平静地说。然后，他伸出了手：“再见，肯普卡，照顾好你自己。”

正当他们握手时，肯普卡的一个同伴在走廊里叫道：“快点，俄国人要来了！”

当元首会议在晚上十点开始时，魏德林心情沉重。他谈到了街巷里进行着的那些无望的激战。他说，他的那几个师比营多不了几个人。士气非常低落，弹药几乎耗尽。他挥舞着一份陆军的战地报纸，上面充斥着关于柏林即将被温克解救的乐观报道。将士们不会上当，他指责道，这样的欺骗只会使大家痛苦。

戈培尔还是听不进这种现实的评价。他指责魏德林是失败主义，又一场争论爆发了。鲍曼不得不设法使他们冷静，以便让魏德林继续讲下去。魏德林以一个灾难性的预言结束了他的报告：战斗将在明晚结束。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场上一片寂静。希特勒语气疲惫地问总理府地区的指挥官，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莫恩克，他是否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形。莫恩克说“是的”。

魏德林再次恳求突围出去。希特勒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指着自己的地图，听天由命而又一派嘲讽地说道，他根据外国电台的广播标出了部队的位置，因为他自己部队的人员已经不再费事来向他报告了；他的命令不再有人执行，因此，再作任何期望都是毫无用处的。

当他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魏德林告别时，将军再一次乞求他在弹药用尽之前改变主意。希特勒低声对克雷布斯说了些什么，然后转向魏德林。“我同意你用小股部队突围。”他说，但是又补充道，投降绝不可能。

魏德林沿着走廊往外走，心中思忖着希特勒是什么意思。小股部队突围实际上不就是投降吗？他发电报给他的所有指挥官，命他们第二天早上到位于本德勒布洛克的指挥部集合。

午夜时分，冯·布洛上校和他的勤务兵带着希特勒给凯特尔的一封信离开了地下掩体。信中指定邓尼茨为元首的继承人。元首赞扬了海军的英勇表现，并原谅了空军因戈林而导致的失败。但他严厉批评了整个陆军总参谋部，说它完全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总参谋部相比。最后他说：“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不能相信它们已全部付诸东流。我们的目标仍然应该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赢得土地。”

布洛和他的同伴沿着其他人所走的路线离开了地下掩体。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行进要更容易些。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在帝国体育馆追上了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一行。

在上层的主餐厅里，希特勒在和他的二十余名部下和女秘书们告别。他的眼里蒙着一层薄雾，在荣格夫人看来，他似乎是在凝视着远方。他从队伍前走过，依次与他们握手，然后走下了通往他套房的螺旋楼梯。

一种奇特而新鲜的欢乐气氛突然随之而来。种种障碍不复存在，高级将领与年轻军官们毫无拘束地随便闲聊着。在战士和勤务兵们吃饭的食堂里，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喧嚣声越来越大，以至于一个传令兵跑来警告他们小点声，不要吵到下层，因为鲍曼正在试图集中精力起草一封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文中，鲍曼抱怨送交柏林的报告全都受到了凯特尔的“控制，隐瞒，或者扭曲”，他还命令邓尼茨“马上对所有叛徒进行无情地打击”。

7

午夜时分，桑普森神父站在一座可以俯瞰新勃兰登堡的山冈上，听着红军坦克越来越响的隆隆声。曼托菲尔已经把他的指挥部从城里撤走了，只留下了一支后备部队。

上个星期，苏联飞机在该城和IIA战俘营上空撒下传单，警告说罗科索夫斯基“就在你们的门口”。他的确已在那里了。几十辆苏联坦克碾倒了战俘营带刺的铁丝网和瞭望哨。美式卡车载着多管火箭滚滚驶来，开始从三英里外向新勃兰登堡开火。一个小时之后，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就连远处山上的战俘们也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对于众多正向烈焰熊熊的城市游荡而去，打算趁火打劫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自由的诱惑太大了。但是，他们却遭到了俄国人的枪杀。而美国人则在他们所信任的卢卡斯中士和桑普森神父的率领下，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加密广播的指示，留在了战俘营里。

对于战俘营里幸存的三千名俄国人来说，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哪怕只是稍有与德国人合作的嫌疑，那些人就被立即枪决；而其他人则领到了枪，被派往前线。

一位俄国将军问桑普森神父是否对德国人有什么不满。神父说，战俘营里的医生曾拒绝帮助美国人。将军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他。“干掉他。”将军简单地说道。

从新勃兰登堡回来的战俘们带回了很多让人反感的消息：凶杀、抢劫，还有强奸。那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五十岁的法国神父和桑普森神父都觉得必须去城里，看看他们能帮忙做些什么。

曾是一座美丽小城的新勃兰登堡此刻仍在燃烧，街上堆满了碎砖残瓦。身穿制服的苏联女兵指挥着来来往往的重型军用卡车。尸体烧焦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法国神父仍勇敢地在尸堆中往前走着，边走边祈祷和安慰。在桑普森神父的眼里，在这个被蹂躏的世界中，他似乎是教会的象征。

8

4月3日中午，蒂尔加藤公园被苏联人占领了，甚至有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与地下掩体相邻的那条街。但是，很难看出这些消息是否对元首产生了影响。在与荣格夫人、克里斯蒂安夫人和曼齐阿里小姐共进午餐时，他随意地聊着天，就好像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小圈子”的聚会，并无任何问题产生。

然而，这是不寻常的一天。女士们刚离开不久，希特勒又要京舍把她们喊回来，同时又把鲍曼、布格道夫、克雷布斯、沃斯、赫维尔、瑙曼、腊登休伯，以及鲍曼的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小姐叫来。希特勒把京舍叫到一旁，说他和他的妻子将一起自杀，他希望他们的尸体能被火化。“在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希望自己被陈列在一个俄国蜡像馆进行展览。”

肯普卡刚从勃兰登堡门的指挥所回到自己在地下掩体里的房间，京舍就打电话过来了。“埃里希，我得喝点什么，”京舍说道，“你那儿有烧酒吗？”京舍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但肯普卡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你有什么喝的吗？”京舍又问，并且说他要过来。

肯普卡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这些天里，没有人想过喝酒。他找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在房间里等待。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京舍。“我急需两百公升汽油。”他嗓音嘶哑地说道。

肯普卡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不可能！”他答道。

“汽油，汽油，埃里希！”

“你要两百公升汽油干什么？”

“我不能在电话里对你说。我需要汽油，一定要送到元首地下掩体的入口处。”

肯普卡说，剩下的全部汽油——大约四万公升——都埋在蒂尔加藤公园里。“冒着炮火去找油，这无疑是送死。等到五点钟炮火停止再说吧。”

“我连一小时都不能等。你看是否能在坏掉的汽车里收集一下？”

下午三点三十分，希特勒拿起一支瓦尔特手枪。他住处的会客室里，只有他与爱娃·布劳恩两人。爱娃已经死了。服毒自尽的她，瘫倒在一张长椅的扶手上。还有一支瓦尔特手枪扔在红地毯上，没有开过火。

希特勒坐在桌前。他身后是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面前的储物柜上，放着一张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把枪管插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向前扑去，撞飞了一只花瓶。花瓶击中了爱娃的尸体，然后落到了地毯上。里面的水洒了出来，淋湿了爱娃的裙角。

鲍曼、京舍和林格在会议室里听见了枪声。犹豫了片刻之后，他们闯进了希特勒的会客室。看见希特勒趴在桌子上，京舍顿时软了下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会议室。这时，肯普卡走过来跟他搭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奥托，”司机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是疯了，仅仅为了两百公升的汽油就要我派人去送死？”

京舍与他擦肩而过，砰的一声关上休息室的门，这样就不会有人碰巧闯进来。然后，他又关上了通往元首套房的门，接着转过身来，瞪着双眼说道：“元首死了！”

肯普卡惊呆了，他只想到希特勒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京舍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伸出手指做手枪状，然后放进嘴里。

“爱娃在哪里？”

京舍指向希特勒的会客室，终于迸出了几个字：“她和他在一起。”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事情的经过。

林格从希特勒的会客室里探出头来。“汽油，”他叫道，“汽油在哪儿？”肯普卡说，他带来了大约一百七十公升汽油，就在花园入口处的油桶里。

林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用一条深棕色的军用毛毯裹住希特勒的尸体，把他抬了出来。元首的脸被遮住了一半，左臂耷拉着。鲍曼抱着爱娃的尸体跟在后面。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头金色长发松散地垂了下来。看到爱娃被鲍曼抱在手上，肯普卡实在难以忍受。她生前一直讨厌鲍曼。他暗暗想道：“别再往前走了！”然后朝京舍喊道：“我来抱爱娃。”就默默地把她从鲍曼手中抱走了。爱娃尸体的左侧湿漉漉的，肯普卡以为是血；实际上，那是那只被打翻的花瓶里的水。要走四段楼梯才能到达花园，半路上，尸体差点从肯普卡的手里滑下去。肯普卡停住脚步，无法继续往前走。不过，京舍很快就过来帮忙，跟他一起把爱娃的尸体抬到了花园。

俄国人又一次枪炮齐发，数枚炮弹射进了碎石堆中。只有帝国总理府那犬牙交错的围墙还没有倒塌，每一次炮弹爆炸，都让它震颤良久。

透过一团团的烟尘，肯普卡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正放在距离地下掩体入口不足十英尺的地方。它被放在一个浅坑里，旁边是一台大型混凝土搅拌机。他的裤腿卷起，右脚向里撇着——他坐车长途跋涉时总是采取这个特有的姿势。

肯普卡和京舍把爱娃的尸体摆放在希特勒右侧。炮火突然加快了速度，变得更加密集，他们不得不躲进了入口。几分钟后，肯普卡冲过去抓起一桶汽油，然后又朝尸体跑回来。他把希特勒的左臂往身体上挪了挪。这个动作毫无必要，但他没办法让自己往元首身上浇汽油。一阵风吹动了希特勒的头发。肯普卡打开了油桶。这时，一颗炸弹爆炸了，弹片纷纷向他的身上落去；一颗榴霰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他又一次爬回来躲避。

京舍、肯普卡和林格在入口等待炮火暂时停歇。之后，他们回到了尸体旁边。肯普卡厌恶地打着冷战，把汽油洒在尸体上。他想，我不能这么做，但我做了。他看见同样在往尸体上泼汽油的林格和京舍脸上有着同样的反应。在入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怀着病态的兴趣探头看了过来。

衣服被油浸透了，最强劲的风都吹不动。轰炸又开始了，但三个人仍旧一桶又一桶地倒空了油桶，直到把停放尸体的浅坑灌满。京舍建议用一颗手榴弹来点火，但肯普卡不同意。把元首尸体炸掉这个想法太让人反感了。他看见入口处的消防水龙带旁有一块很大的破布，便指给京舍看。京舍一把抓了过来，浸上了汽油。“火柴！”肯普卡喊道。

戈培尔递给他一盒。肯普卡划着火柴，把它丢到破布上。京舍拿着燃烧的破布跑了过去，把它扔在尸体上。一团蘑菇形状的火球伴随着一团团的黑烟从尸体上升了起来。在一座燃烧的城市背景下，这只不过是一团小小的火焰，但却最为令人毛骨悚然。大家神情恍惚地看着它。

火焰开始缓缓地吞噬尸体。饱受震动的人们蹒跚地退回了入口。更多的汽油被运来了，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京舍、林格和肯普卡不停地往燃烧着的尸体上浇着汽油。

十九天之内，这个世界失去了三位领导人——一位死于中风，一位死于他自己之手，另一位死于他的人民之手。其中的两位——罗斯福和希特勒——是在同一年，即1933年，担负起了国家的领导职责，并且两人都被密友称为“元首”。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直到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漫长的火葬工作才结束。随后，精疲力竭的京舍和肯普卡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地下掩体。会议室里一片骚乱。卫队长腊登休伯和总理府地区的指挥官莫恩克当众哭了起来；其他人则近乎歇斯底里地争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没有元首领导他们，所有人似乎都不知所措了。最后，戈培尔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作为新任总理，他要召集一次会议以恢复秩序，并要求鲍曼、莫恩克、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参加。戈培尔的首批决定之一，是命令腊登休伯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骨埋葬在花园里肯普卡的小房子旁边。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派会讲点俄语的克雷布斯越过火线，去和苏联人商谈某种协议，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魏德林还不知道希特勒已死。黄昏时，他接到克雷布斯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马上去地下掩体报到，并禁止从柏林突围，即使是小股部队也不行。这简直是疯了，魏德林真想不听他的；再过二十四小时，任何突围就都不可能了。敌人的队伍已深入至波茨坦广场区域，而另外一队人马已经沿着威廉大街一路推进到了空军部。

虽然路程还不到一英里，但是魏德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总理府。当他走入地下掩体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紧张的气氛让他迷惑不解，但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出事了的迹象，是戈培尔坐在希特勒的桌前。克雷布斯语气严肃地要他发誓保守秘密，然后透露说希特勒自杀了。

有如五雷轰顶的魏德林被告知，元首的死讯已经通知了斯大林，仅斯大林一人。克雷布斯说，他将亲自去告诉朱可夫这一自杀事件，以及成立新政府的事。之后，他会要求休战，并开始关于德国投降的谈判。希特勒一死，他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到底的愿望便突然变得无影无踪了。

魏德林无法相信克雷布斯是认真的，只是怀疑地看着他。“作为一名战士，你认为在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之时，俄国最高统帅部会同意谈判休战吗？”他说，必须提出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柏林这场无谓的战斗。

绝对不可能投降。戈培尔叫道。

“帝国总理先生，”魏德林说，“您真的相信俄国人会与由您任总理的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吗？”

或许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戈培尔无法立即反唇相讥。当他终于开口时，那些话是一个随心所欲地歪曲现实的人才能说出来的。他宣称，实现希特勒的遗愿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克雷布斯只能要求休战。

在返回战斗岗位的路上，肯普卡路过了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房间。他看见玛格达·戈培尔正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脸茫然。她认出了肯普卡，于是要他进去。“我跪着乞求元首不要自杀，”她语气平平地说道，“他轻轻地扶起了我，平静地说，他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为邓尼茨铺平拯救德国之路的唯一方法。”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肯普卡说，确实还有逃出去的可能。他告诉她，他有三辆运输人员的装甲车，有可能安全地把他们所有人都运出去。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放晴了。这时，戈培尔走了进来，说克雷布斯要亲自去见朱可夫，并要求“大家自由地离开地下掩体”。他曾发誓要与希特勒一起死，但是挽救自己和家人的本能占了上风。然而，就连这种本能也有它的限度。“万一谈判不成功，”他冷酷地说道，“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要留在地下掩体里，因为我不愿选择留在世上，扮演一个永久难民的角色。”他转向肯普卡，“当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可以走。”

“如果我的丈夫留下，”戈培尔夫人连忙说道，“那我也会留下。我要和他生死与共。”

没人将希特勒的死讯通知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只知道元首已指定他为继承人。鲍曼发电报告诉他，书面任命随后就到，因此海军元帅“有权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任何措施”。

鲍曼隐瞒全部真相也许只是为了将这一消息亲自告诉邓尼茨。与戈培尔不同，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要逃出柏林。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地下掩体里第一个见到邓尼茨的人。到那时，因为他的在场，他就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海军元帅是一名没有政治欲望的军人，这项任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推测，希特勒之所以任命他，是为了给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扫清道路，以便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发电报给希特勒说，他的忠诚不附带任何条件，他将竭尽全力去柏林解救他，“然而，如果命运迫使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统治德国的话，我会继续战争，争取一个配得上德国人民这场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结局。”

邓尼茨一直害怕希特勒之死会导致中央权威的终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那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失去他们的生命。现在，如果他迅速行动，无条件投降的话，也许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首先他必须查明，这项任命是否能被希姆莱平静地接受，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武装部队，而自己却一无所有。邓尼茨亲自打电话给希姆莱，最后，希姆莱不情愿地答应到普伦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邓尼茨把一支打开保险的手枪放在了他办公桌上的几份文件下面。他觉得这样做有些夸张，但却是必要的。希姆莱带着六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勤务兵到了，不过却独自一人进了邓尼茨的办公室。邓尼茨拿出宣布任命他为希特勒继承人的电报。“请您看一下这个。”他紧盯着希姆莱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整个人“仿佛被针扎了似的”抖了一下。即使在他试图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的消息曝光之后，希姆莱仍旧深信他会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他站起身来，笨拙地鞠了个躬。“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请让我在您的政府中做您的副手。”

希姆莱那可怜的语气给了邓尼茨信心，但他还是将手挪向了藏着的手枪。“这不可能，”他坚定地答道，“我没有工作给您！”

希姆莱清了清喉咙，好像要说些什么，但却只是听天由命地站了起来。邓尼茨也站了起来，把希姆莱送到门口。希姆莱低着头走出大楼，后面跟着他的六个保镖。

(1)据英国历史学家特雷佛G罗珀说，是洛伦茨通过希特勒的侍者海因茨·林格把报道带进去的，元首“气得脸色发白”。文中说法来自博伊格斯，他目前为驻贝希特斯加登的美军工作。

(2)菲格莱因生命的最后两天至今仍是个谜团。通常认为，当他在家里被捕时，他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请她替自己向希特勒求情，而她气愤地拒绝了。但奥托·京舍断言，并没有这段电话对话；他监控着所有外来电话。此外，京舍还说，4月28日夜里，爱娃哭着来找他，坚持说“亲爱的赫尔曼”不可能背叛元首。
肯普卡说，希特勒的卫队长、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约翰·腊登休伯告诉他，菲格莱因并没藏在他的房子里，而是藏在一个煤箱的上层。当时，他身披一件长皮衣，脚穿拖鞋，头戴运动帽，颈围围巾；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希姆莱与贝纳多特谈判的详细材料。

(3)二战期间，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之后，盟军企图在法国的法莱斯包围并歼灭德国第七军和第五军，最终德军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致使道路堵塞。——译注

30 “而现在，您却在我们背上捅刀”

1

自从波兰流亡政府于1933年来到伦敦后，关于这个不幸国家的命运之争便从未停止过。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但随后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致使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仅为此交换了大量充斥尖酸刻薄之语的信件，还在如何与斯大林较量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3月底，罗斯福终于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但是不久他便去世了，因此，杜鲁门被迫要去应对这一他知之甚少的局势。所以，直到4月底，丘吉尔和杜鲁门才终于准备好要以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形象出现。

几天以来，丘吉尔一直在仔细研究斯大林的最后一封来电。电报明确地说，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在波兰身上采取南斯拉夫的范例。4月29日，丘吉尔寄出了一封长达两千五百零九个单词的回信，而信中的激动情绪和其长度不相上下。

丘吉尔说，双方在南斯拉夫五五开的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铁托成了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此外，南斯拉夫与波兰毫不相干，三巨头已经在雅尔塔就后者达成了一个明确协定。丘吉尔继续写道，“在克里米亚会议之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上”，杜鲁门和他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

丘吉尔指责说，由于从波兰散布出来的一些消息，整件事情已经愈加恶化。例如，据报道，有十五名波兰人失踪了。他们在一个月前离开华沙前往苏联，计划与苏联人谈判。丘吉尔问道，如果不允许英国人和美国人去波兰查明事件的真相，他又该怎样为这样的一些消息辟谣呢？

他说，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那些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聚在一起，而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和他们的盟国则聚集在另一个阵营，这种前景不会使人感到多么宽慰。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争吵将把世界搞得四分五裂，而我们双方的所有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的话，都将会在历史面前遭到耻笑。长期地互相猜疑、互相诽谤，长期奉行敌对的政策，都将酿成灾祸，妨碍世界的繁荣昌盛，而广大人民只有靠我们三人才能达到繁荣昌盛的目标。我希望在这封推心置腹的电报中，没有一个字会在无意中得罪你。如果有，请告诉我。但是，我恳求您，我的朋友斯大林，请不要低估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开始出现的分歧，您或许以为这些对我们只是小事，但是它们却象征着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丘吉尔的坦率，结果只是激怒了斯大林。他回信说，如果卢布林政府“不能作为未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便“不可能指望成功完成克里米亚会议所提出的任务”。

此前，斯大林曾否认自己知道十五个波兰人失踪一事。现在，他则温和地承认，他们是被扣留在了苏联。不仅如此，盟国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是“十六个人，而不是十五个”。

……这伙人由著名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率领。关于这位与其他十五个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鉴于他特别可恨，英国情报机关故意保持了缄默。但是，就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打算保持缄默。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这十六人是被苏联前线的军事当局逮捕的，目前正在莫斯科接受调查。奥库利茨基将军一伙，尤其是奥库利茨基将军本人，被指控在红军后方准备并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几百名红军官兵死亡。这伙人还被指控在我军后方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所有这些人，或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调查的结果——将被交付法庭审判。红军就是这样不得不打击蓄意破坏者和扰乱治安者，以保护自己的部队和后方。

这些指控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另外一条指控紧随其后：英国情报机关散播谣言，声称苏联人在卡廷森林屠杀了这些波兰人。斯大林在回信的末尾用威胁的口气写道：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不愿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拥有一个应得的位置。我必须坦率地说，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解决波兰问题的一致决定便不可能达成。

2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意大利的投降——丘吉尔和斯大林最终的意见是一致的。杜勒斯获准继续进行“日出”行动后，便立即要求格韦尔尼茨带那两名德国密使搭乘汽车和飞机前往位于卡塞塔附近的亚历山大司令部。起初，文纳少校和冯·施韦尼茨中校反对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但是，在一次长达一夜的私下会谈中，他们被格韦尔尼茨说服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额外的损失与牺牲。

尽管如此，施韦尼茨仍然坚持给冯·菲廷霍夫上将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介绍了这些条款。可是，直到4月29日，他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施韦尼茨接受了劝说，在投降协议上签了字——定于5月2日中午投降——这样，文纳和他便可以及时把文件带给菲廷霍夫，让他命令前线部队停火。

在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重要仪式上，施韦尼茨的讲话导致大家一阵惊愕。他说，就个人而言，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姑且认为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现场的见证人们诧异地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接受。”于是，他代表盟军在下午两点十七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发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大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喜悦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设法把两名德国人带回了瑞士，但却无法让他们穿过边界再去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下令关闭所有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对一个因严守中立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难堪的。

这时，艾伦·杜勒斯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顾外交礼节，在早饭前来到了一名瑞士官员家中。这名官员正在刮胡子，但杜勒斯打断了他，劝他准许德国人过境。最后，4月30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获准离开瑞士去意大利。他们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沿着偏僻的奥地利公路向多洛米蒂山中的博尔扎诺驶去，那里有一个德军指挥部。刚刚下过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条迂回的路线，是因为据说卡尔滕布鲁纳已封锁了主要公路，目的是阻止有关投降的文件被送到菲廷霍夫手里。

4月27日夜里，沃尔夫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指挥部。他发现，到处都是混乱与踌躇。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刚刚通知最近奉命指挥南部所有德国部队的凯塞林，一项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凯塞林命令菲廷霍夫来因斯布鲁克见他。他激动地一再重复道，任何投降都不可能。随即，他当场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去位于博尔扎诺东北方向的多洛米蒂山军事撤退区报到，在那里，他们会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并可能会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去了多洛米蒂山，完全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勒蒂格尔不愿跟他一起去。他与沃尔夫联手，向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指挥官F.舒尔茨将军施压，逼他和自己同谋。然而，舒尔茨是一名不动声色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必然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在4月30日午夜抵达了博尔扎诺，此时，形势似乎已毫无希望了。投降将在三十个小时后进行，而舒尔茨仍旧不愿认同该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最终得出了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愤怒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了集团军群的中央指挥所——一个宽敞的地下掩体，是用炸药炸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建成的。

舒尔茨被隔离了起来，但是这导致了新的问题。统率两支驻意大利德国部队的赫尔和莱梅尔森将军已被说服参加“日出”行动。但是，他们认为逮捕舒尔茨是对全体军官的一种侮辱，并收回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服从勒蒂格尔，也不会率他们的部队投降。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元帅发电报给沃尔夫，催他汇报情况。菲廷霍夫和沃尔夫是否认可在卡塞塔签署的条款？停战是否还是将在5月2日实现？沃尔夫住在设于皮斯托亚公爵宫殿的指挥部，秘密安放在他卧室旁边小更衣室里的一台机器接收到了这封电报。报务员瓦察尔·哈德基——简称沃利——是一个捷克人，他为藏身在这座宫殿里的杜勒斯工作。上个星期，杜勒斯一直吃的是假装为沃尔夫点的食物。

沃尔夫带着一项任务离开了。他要试着与刚刚被他关起来的那个人讲讲理。当然，舒尔茨“被伤得很深”：他刚抵达新指挥部的第二天就遭到了逮捕。循循善诱的沃尔夫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使舒尔茨勉强承认，在意大利投降对祖国来说可能是有益处的。“好吧，我们同意。”他最终说道，“我们不会提出个人或官方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凯塞林的同意，我们不能投降。”

然而，沃尔夫需要的是同盟者，而非中立者：“听我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德国正岌岌可危，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办好吧。告诉您部队的指挥官们，必须严格执行投降的命令。”

舒尔茨虽然没有被彻底说服，但还是给赫尔和莱梅尔森打了电话，他们答应在5月1日晚上六点，前来参加驻意大利德军主要指挥官的会议。沃尔夫自己则打电话给德国驻意大利空军指挥官里特尔·冯·波尔将军。“我的天，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波尔惊呼道，“是你把我们大家弄了进来！”

“不，波尔，我没有使你们陷入困境。不管这一步有多困难，我相信，你们会认识到，这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明智的解决方式。看我的吧。”

“好吧。”波尔叹着气说，“我同意。”

这些将军生性保守，他们不愿意独立行事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集团军群司令部里那些狂热的亲纳粹青年军官的态度。他们刚一得知投降的事，就威胁说要叛乱。勒蒂格尔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战斗是愚蠢的行为，他不能再承担这样的责任。

一名年轻上尉向前迈了一步：“那么，长官，您为什么不依照元首的命令放弃指挥权，把它交给一个愿意承担这一责任的部下？”

勒蒂格尔说，他非常了解这道特殊命令。“然而，此时此刻，我认为停火是我更重要的责任，因为通过它，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无谓流血。上尉，想一想身处前线的同志们命运有多苦难吧。即使在此时此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旧在为丢失的阵地而战斗着。而他们迟早也会面对我刚刚以全体驻意大利帝国武装部队名义而做出的决定。”勒蒂格尔说，他会独自承担做出这一决定的责任，“如果我的能力不再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话，我会让你和参谋部知道，上尉。”

六点钟，沃尔夫开始了指挥官会议。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说。离停战的最后期限还剩不到二十个小时。德国驻意大利海军司令的代表海军少将勒维施站在一个角落里，用悲哀的语气一再地说：“海军元帅永远不会同意，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不应该强迫他这么做！”波尔发言说，空军将接受投降。赫尔和莱梅尔森都犹豫了一阵，然后宣称继续战斗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就看驻意大利最高统帅舒尔茨的了。“我完全同意。”他说道。沃尔夫心想，自己胜利了。然而，舒尔茨接着又说，没有凯塞林的同意，他还是什么都不能做。

人们接通了元帅的电话，但是他不在。半个小时后，他们再次拨打电话，还是没找到他。深邃的掩体里越来越闷，让人很不舒服。八点钟，亚历山大的另一封电报到了：究竟是否同意签字投降？如果不能马上收到肯定的答复，盟军便会重新开始进攻。

沃尔夫回答，他尽量在十点前做出答复。他第三次打电话给凯塞林的指挥部。他的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说，现在不能打扰他。“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沃尔夫吼道，“但是你和舒尔茨将军都不愿承担责任。有四名指挥官站在这里，要求您给我们权力做必须要做的事。我们谁都没有任何个人野心；我们谁都没打算寻求敌人的保护。我们本来准备维护我们的行动，并且服从元帅的判断。但是，现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否则就会为时过晚，又得继续战斗。”威斯特法尔说，他会跟凯塞林商量此事，半小时后回电话。

十点钟，威斯特法尔仍然没来电话，沃尔夫知道，他必须说服房间里的这些人独立行动了，特别是舒尔茨。“舒尔茨在逃避问题！”愤怒的沃尔夫叫喊道，“这里似乎没人有足够的胆量做出一个独立的决定，即便它关系到上万名士兵的性命，会让数千个德国家庭不幸。所以，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必须做出决定。让舒尔茨去干他愿意干的事吧——凯塞林也是！”

所有人都被震撼了，房间里一阵寂静。突然，赫尔将军转向他的参谋长，用权威的语气平静地说道：“给第十集团军的所有部队下命令，明天中午放下他们的武器。”

这是一个转折点。随后，莱梅尔森和波尔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当晚十点，沃尔夫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说停火将按计划实施。不过，他的话里有一种暗示，但他自己却没有感觉到。他知道，凯塞林和舒尔茨还是有可能破坏投降。一个小时后，有人冲了进来：电台刚刚广播了希特勒的死讯。解脱的泪水涌上了沃尔夫的眼睛。现在，凯塞林和舒尔茨不再受他们对希特勒所发的誓言束缚了。但是，希特勒之死对舒尔茨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先生们，”他高声说道，“迄今为止，我一直逆来顺受！我有保留地同意了你们的决定，并试图对这一逆境泰然处之。但是，不要忘记你们今天早晨对我的恶言中伤，而且尽管如此，我仍给予了你们道义上的支持。我准备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是被迫服从的。元帅对我说，他信任我，而我不能滥用他的信任。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他的脸涨得通红，“你们怎么敢来这里威胁我？马上给我出去！”他指着门，“我厌倦了这一切！我仍然是这里的最高统帅。如果你们选择走你们自己的路，那很好。但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指望我也这么做！”

沃尔夫冲出房间，赫尔、莱梅尔森和波尔跟在他身后。两个主出口旁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沃尔夫害怕遭到逮捕，于是带着这支队伍通过一条秘密隧道回到了自己安全的指挥部。

沃尔夫的怀疑是完全有依据的。午夜刚过，一封电报便到了，命令逮捕勒蒂格尔，而他已经通过隧道独自逃跑了。“继续战斗。”凯塞林宣布。希特勒的死显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波尔、莱梅尔森和赫尔断定，还是待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更安全，并力劝沃尔夫和他们一起走。但沃尔夫想留在宫殿里，如有可能，还要挽救“日出”行动。他命令可靠的党卫军部队在周围防守。但他又有新的担心，卡尔滕布鲁纳也许会派奥托·斯科尔兹内带一支空降兵突击队来逮捕他。⁽¹⁾于是，他命令七辆坦克在大门前排成一排，随时准备保护自己。

他不知道凯塞林究竟是怎么打算的：他可以撤销关于投降的命令；也可以逮捕所有的阴谋者，把他们当作叛徒枪毙；他还可以置之不理，默认投降。

没过多久，沃尔夫就得知了凯塞林的确切想法。5月2日凌晨两点，凯塞林在电话里吼道：“你们怎敢没有命令就擅自行动？”

沃尔夫提醒凯塞林，一个多月前凯塞林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密谋。“如果您那时就能和我们一致行动，本来可以少流许多血，也可以避免很多破坏。”沃尔夫说，他可以为凯塞林的所有部队争取到同样的投降条件。“我只需要发个信号，一切就都解决了。而且，您似乎忘记了，您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您知道一切关键的事情，而现在，您却弄走菲廷霍夫，在我们背上捅刀！”沃尔夫说，必须尊重在卡塞塔达成的协定；他坚信，历史将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只有听从我的建议才是正确的。您似乎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凯塞林打断了他；他不再生气，但是非常激动：“你的意思是，你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达成了协定，要帮他们打铁托和俄罗斯？”

“元帅先生，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这种荒谬想法。这根本不可能！”沃尔夫解释说，他只是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单纯的军事投降协定。“我设法挽救了很多我们的人。他们不会去西伯利亚、北非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我还可能为无数其他人做同样的事。”继续一场必败的战斗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尤其是现在，元首之死已经公之于世，您也从您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了，因此，您必须拒绝再向另外一个人发誓。忠诚的誓言是不能转移到任何地方的。我对海军元帅邓尼茨丝毫不感兴趣。我认为自己对他毫无责任。对我来说，邓尼茨狗屁不如。如今，不管是谁在继续战斗，他都纯粹是一个战争罪犯。”

他终于说完了，而凯塞林又抱着同样的激动与他争论了起来。两人的密切关系只是让这场争论更为激烈。双方互相大吼大叫，直至筋疲力尽。接下来，威斯特法尔和文纳继续争论。这场激烈的对话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当它终于结束时，沃尔夫头昏脑涨地坐了下来。

四点三十分，电话铃又响了。是舒尔茨。怒气冲冲的沃尔夫刚要说“我对你的想法毫不在乎”，这位驻意大利最高统帅却宣布说，凯塞林刚刚打电话给他，允许他批准投降。

为了听到这些话，沃尔夫曾几次冒险前往瑞士，差一点在科莫湖畔被游击队抓获并击毙，并直面过希姆莱和希特勒的狂怒。此外，他还卑躬屈膝，被迫逮捕过一个同僚，并多次遭到辱骂。然而，成功却让他兴致突降；这一刻，他毫无感觉。他告诉沃利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说“凯塞林也接受了条件”。随后，他便扑到床上睡着了。

(1)得知这件事时，斯科尔兹内讽刺地说：“要是认为这些党卫军成员会跟我打，那才荒谬呢。”

31 “东方的铁幕日益逼近”

1

4月30日午夜，布塞那巨大的移动“凯瑟尔”即将土崩瓦解。精疲力竭的战士们只是由于害怕可能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大屠杀，所以还在挣扎着向西面的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运动。

汉斯·肯平上校奉命阻止俄国人突破“凯瑟尔”北侧，于是率领两万名士兵离开了奥得河。此刻，经过十天持续的运动战之后，他属下的党卫军第三十二精锐装甲师虽然曾得到过大量增援，却已缩减到了四百人，而且一辆坦克也没有剩下。肯平——一个大个子，身材跟斯科尔兹内差不多——作战多年，却从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苦难。他手下的许多人累得扶都扶不起来了。“如果你们想脱身，”肯平对一群妇女说道，“只能靠你们自己了。”于是，妇女们捡起地上的步枪和冲锋枪，朝西面走去。附近的大部分士兵也挣扎着站了起来，跟在她们身后。

在从奥得河向“凯瑟尔”南侧艰难跋涉的人群中，本来还有数名受伤的百姓。但是，就在黎明前夕，百姓们听到了一阵野蛮的吼叫，接着看见了几个隐约的身影——俄国人。百姓们疯狂地跑进树林，一直奔到达默河边；这条河只有二十五英尺宽，但河水却冰冷刺骨。战士们匆匆扎了几个筏子，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状，开始拉着筏子上的妇女们过河。

伊丽莎白·多伊奇曼的丈夫在俄国打仗时丢了一条腿。当第一批俄国人闯进视野时，她刚刚抵达西岸。两名光着身子把她送到安全地带的战士已经不能动了，他们求她在俄国人过河之前逃跑。然而，她只是用手搓着他们冻僵的身体，并用她的皮大衣盖住他们。

他们听见对岸传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几声枪响，随后是一片寂静。于是，他们认为俄国人已经走了。可是，一名高大的红军战士突然在薄雾中隐约出现了。他的额头上缠着染了血的绷带。红军战士将手枪对准了他们。“不用害怕。”他用德语说着，然后咧嘴笑了。

一名苏联军官抓住伊丽莎白，但那个高个子俄国人用手枪抵住了他的肋骨，“不，不，这女人属于他。”他指着其中一个德国人说。当他带着他的俘虏们穿过树林时，他们遇到了两个德国人：一个鼻子被残忍地挖掉了；另一个惨被阉割。不过，这个俄国人一直向这些德国人保证他们是安全的，还发给他们大块的面包和火腿。

布塞的四面八方都受到了红军的威胁，于是，他召集了一支先头部队，试图拼死一搏，突破敌人的战线，与温克会合。整个“凯瑟尔”里只剩下两辆“虎”式坦克了。他们从废弃的车辆里收集了汽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

在黑暗中，他们遭遇了俄国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炮火。但是，两辆“虎”式坦克仍设法继续前进，继续开炮，打得炮管都红了。坦克后面，步兵涌了上来，还有几百名妇女和姑娘，她们也拿着冲锋枪、步枪和弹药。

温克正在仅仅十英里以西的地方等他们；他刚刚骑摩托车来到了前线。他属下的指挥官们警告他，红军即将突破他们的防线，第十二集团军必须撤退。但他无法忘记“凯瑟尔”里那几千名妇女和儿童。“我们必须原地不动。”他通过无线电对他的指挥官们说，“布塞还没到。我们必须等他。”

在5月1日的第一缕晨光中，温克的前哨看见几枚燃烧弹射向了空中。随后，一些模糊的身影走了过来。那正是遍体泥污的第九集团军官兵。他们高声喊道：“我们成功了！”“我们自由了！”然后便倒在了地上。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一动也不能动。

2

魏德林认为，俄国人是不会和地下掩体里的人谈判的，这当然是正确的。当天中午，一脸严肃的克雷布斯从位于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苏联前线回来了。他报告说，他和第八近卫军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元帅谈过了。崔可夫又打电话给朱可夫，而朱可夫要求德国向三巨头无条件投降。

戈培尔指责克雷布斯错误地传达了他的提议，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戈培尔又痛骂了其他人，要求他们派另外一个使者去俄国人那里，收回克雷布斯的一切提议，并宣布要“战斗到底”。

魏德林劝大家要坚持他们的突围计划：“继续柏林战役已经彻底不可能了！”

克雷布斯说，他不能批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立即下达命令吧，”他说，“但要在这里等一会儿，以防有变。”

当其他人都在制订各种逃跑计划时，戈培尔却准备赴死。他要求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给他的六个孩子注射毒药。但斯达姆普菲格说，他不愿因此而内疚——他自己也有孩子——于是，戈培尔开始在上层的难民中另外寻找一个医生。

在动物园的防空塔上，一个名为弗立克的情报人员把韦勒曼上校拉到一边，用颤抖的、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说道，他刚刚听说希特勒死了，政府将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韦勒曼起初拒绝相信这一消息。他告诉弗立克要保守秘密。

3

5月1日，邓尼茨在普伦又收到了鲍曼发来的一封高深莫测的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会尽快去你那里。在此之前，我建议你不要发布这一消息。

到了这时，邓尼茨确信希特勒真的已经死了，而为了某些原因，鲍曼想隐藏真相。他个人认为，应该立即把真相告诉德国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否则，来自其他渠道的流言蜚语将会导致一场混乱。但是，他掌握的可靠消息很少，因此决定暂时遵从鲍曼的要求。然而，显而易见，这场战争已经输掉了。既然不可能采取某种政治解决办法，那么作为国家元首，他有责任尽快结束敌对行动，以防止无谓的牺牲。

“在我看来，”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舍尔纳的军队应该放弃他们眼下固守的阵地，朝美军战线的方向撤退。”这样的话，投降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投向西方。

他决定率领德国北部向蒙哥马利投降。为此，他发电报给谈判专家、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要他准备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事结束之后，他将尝试让西线的余部投降，同时拖住俄国人。但是，这些谈判必须拖得越久越好，以便成功实现向西线的大规模撤退。

同一天，他向武装部队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声明，保证他有坚定的意愿，“继续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直到将我们的部队以及东部各省成千上万的德国家庭从奴役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且，“你们对元首所发下的效忠誓言，现在将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都和我绑在了一起，因为他亲自指定我做他的继承人”。

他还派人找来了驻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帝国特派员。此刻，他指示他们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在这些国家出现新的流血事件。他在电话里对里宾特洛甫说：“考虑一个接班人吧，如果想到什么人，就给我回电话。”一个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亲自打电话给邓尼茨。“我反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只能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我自己。”

邓尼茨真想“当场笑出来”，但是，他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要求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受这个职位：“你不要指望赢得任何荣誉，但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你和我都义不容辞，必须接受我们的任务。”

希姆莱刚一得知这项任命，便把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召到了他的住所。“我听说你要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他说，“我只能向你表示祝贺。从没有哪位外交部长曾遇到过这么好的机会！”

伯爵盯着他：“您是什么意思？”

“几天之后，俄国人与美国人将发生冲突，到那时，我们德国人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进军乌拉尔山的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

“您仍然认为您个人还有任务要完成吗？”施维林·冯·克罗西克略带奚落地问道。

“当然！我才是中流砥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只要我跟他们每人谈一小时，事情就能解决。”

傍晚时分，邓尼茨终于收到了鲍曼和戈培尔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死讯的正式通知：

元首已于昨日十五点三十分逝世。在他4月29日写下的遗嘱中，他指定您为帝国总统，戈培尔为帝国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¹⁾为外交部长。根据元首的命令，遗嘱将寄给舍尔纳元帅，放在柏林城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鲍曼今天将尝试去您那里，向您说明形势。对武装部队和公众宣布此事的方式与时间由您决定。请确认收悉。

不过，邓尼茨可没打算让戈培尔或是鲍曼进入他的政府。他下令说，只要他们进入普伦，就予以逮捕。

他还决定，现在该把希特勒的死讯告诉人们了。⁽²⁾晚上九点三十分，汉堡广播电台中断了它的节目，宣布即将播放“一条沉痛的重要消息”。随后，电台播放了一段瓦格纳的歌剧，接着是布鲁克纳⁽³⁾《第七交响曲》那缓慢的节奏。音乐过后，一个庄严的声音宣布：“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刻，今天下午（实际是前一天下午）在他设于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月30日（遗嘱上的日期是4月29日），元首指定海军元帅邓尼茨接替他的位置。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邓尼茨说，希特勒“率先”牺牲了，而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把德国的男女老少从一路推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中解救出来”。

4

天黑之后不久，韦勒曼上校得到通知，命其立即去魏德林设在本德勒布洛克的指挥部报到。突围计划已被取消了。

韦勒曼要求他的首席参谋带着冲锋枪和他一同前往，而他的司机也自愿当他的保镖。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利希滕施泰因桥，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从蒂尔加藤公园斜穿过去。三人在防空塔下等待着，一场枪战结束之后，他们走上了东—西轴心大街。突然，几颗炮弹在他们头上爆炸了，他们连忙跳进了一个弹坑。这让韦勒曼想起了在凡尔登时的情景。他们冒着持续的炮火爬出弹坑，继续向东走去。在弗雷德里希·威廉大街，他们在密集的炮火中冲过了宽阔的路面。新胜利大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从“大熊”阿尔伯特到霍亨佐伦王朝的恺撒·腓特烈三世，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任统治者们的雕像都被从底座上炸了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来到了国防部大院。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和其他人就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地下掩体里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戈培尔召见了他的副官冈瑟·施瓦格曼，并向他简要介绍了过去几个小时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切都完了。”他说，“我要和我的妻子儿女一起死。你把我的尸体烧掉。”他交给施瓦格曼一个银相框，里面是希特勒的照片，然后向他永别。

地下掩体里的其他人得到了逃跑的最终命令。他们分成了六个单独的小组。晚上九点，第一个小组将逃往最近的地铁入口，然后沿着铁轨走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站。在这里，他们将从地铁站出来，渡过施普雷河，然后向西或西北走，直到遇上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他五组也将沿着同样的路线陆续出发。

肯普卡负责率领由三十名妇女组成的一组。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他来到戈培尔的套房向他告别。孩子们已被毒死。戈培尔夫人平静地请求肯普卡代自己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请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死的。

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离开了他们的房间。戈培尔非常冷静地表示感谢瑙曼医生的忠诚与理解，而玛格达则只是伸出了手让瑙曼亲吻。

戈培尔面无表情地说，他们要爬上台阶到花园去，这样朋友们就不必抬他们的尸体了。他和瑙曼握了握手，然后陪着他脸色苍白、默默无语的妻子向出口走去。他们在陡峭的水泥台阶上渐渐消失，瑙曼、施瓦格曼和戈培尔的司机拉赫则站在原地痴痴地看着。

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施瓦格曼和拉赫快步跑上台阶，发现戈培尔夫妇平躺在地上。一个党卫军勤务兵正盯着他们——是他开的枪。施瓦格曼、拉赫和这个勤务兵一起把四桶汽油泼在了尸体上，然后点着了火。没等火焰燃起，他们就回到了地下掩体。他们接到了命令，要放火把掩体烧掉。他们把最后一桶汽油倒在了会议室里，然后扔上了一根点燃的火柴。

当火焰舔舐着曾是无数激烈争议的中心的会议桌时，莫恩克和京舍率领第一组撤离了地下掩体。第一组包括赫维尔大使、海军中将沃斯、希特勒的三名秘书和一名厨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天日。走出地下掩体时，他们发现火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整个柏林似乎都着了火。此时已然入夜，但总理府的废墟却被跃动的火焰映得一片通明。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了，碎石粉顿时将他们包围。总理府废墟靠近威廉大街的一侧有个小洞，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去。与此同时，步枪和机枪刺耳的射击声似乎越来越响。接着，他们排成一列，疾步跑过长达二百码的满地碎石，消失在了凯撒霍夫饭店对面的地铁口里。

不久，他们在弗雷德里希大街站钻了出来，冒着密集的炮火跑上一座铁架人行桥，向施普雷河对岸奔去。

约有一百人——军士与高级军官都有——涌进了魏德林位于本德勒布洛克的办公室里。将军站在办公桌后面，饱经风霜的面孔上一脸严肃。“先生们。”他有力地高声说道。随后，他把希特勒的婚礼和自杀一事告诉了他们：“按照他的临终遗嘱，他的尸体已在总理府花园火化了。因此，我们从我们所发下的誓言中解脱了。”

他谈到了克雷布斯与俄国人失败的谈判，谈到了戈培尔随之而来的命令：至死保卫柏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再也无法承担在这场无望的战争中牺牲更多人的责任，因此，我决定投降。”他准备派他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去与俄国人谈判，“这样，这场可怕的悲剧才能结束！”

他的听众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他们知道，这是魏德林的军人生涯中最为糟糕的时刻。没有人发表任何反对的言辞。

午夜即将到来之时，魏德林向俄国人发出了第一批信号。一个小时后，对方才答复道：“我们会等你。”魏德林告诉杜夫芬，投降的前提，是俄国同意以下条件：要求体面的投降；立即停火；保护平民，反对恐怖主义；保证每个士兵的必要食品供应及个人财产；将士们要和他们的部队待在一起。

杜夫芬动身去了俄国人的前线。

肯普卡将他的小组带出了弗雷德里希大街地铁站。不过，他决定在渡过施普雷河前，先在上将官邸剧院里等一等。凌晨两点，他小心翼翼地溜出剧院，看见一小队人在黑暗中走了过来。这支小队由身穿党卫军军官制服的鲍曼率领，队伍中还有瑙曼医生、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拉赫、施瓦格曼、阿克斯曼和党卫军上校贝茨，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之一。

鲍曼在寻找坦克帮助他们通过俄国人的防线。正在这时，三辆德国坦克和三辆装甲运兵车在黑暗中隐隐出现了。肯普卡拦住了第一辆车。车上的指挥官说，他是党卫军中尉汉森，这几辆车是北方师的一个装甲连的余部。

肯普卡命他向齐格大街缓缓驶去，这样，他的小组便可以在装甲车的保护下跟在后面。鲍曼和瑙曼走在一辆坦克的左侧，肯普卡走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突然，苏联的反坦克炮与轻武器一齐开了火。肯普卡旁边的坦克爆炸了，一股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他看见鲍曼和瑙曼被炸到了一旁，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⁴⁾。接着，他感觉到斯达姆普菲格撞在他身上，然后他便失去了知觉。

苏醒之后，肯普卡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他摸索着向前爬了大概四十码，然后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他缓缓起身，摸索着沿着障碍往前走——那是一个路障。渐渐地，他的视觉恢复了。只见贝茨正头昏眼花地站在他面前，头皮被掀了起来，露出了颅骨。他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朝上将官邸剧院的方向返回。走了几步，贝茨说他走不动了。肯普卡四下望去，看见了豪赛尔曼夫人，她是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斯克教授的助手。她答应把贝茨带到她家去。

对于肯普卡来说，显然已不可能把他的小组平安地带出柏林了。他命令他们解散，想方设法逃出去。肯普卡本人则沿着一座人行桥跑过了施普雷河，与四个奴工一起躲进了一座铁路部门的房子。奴工中一个漂亮的南斯拉夫姑娘领肯普卡来到阁楼，给了他一件满是污垢的连裤工作服。肯普卡的右臂负了伤，但他累极了，顾不得包扎，径自躺在了地板上。

此时，冯·杜夫芬上校已经平安地抵达了红军的防线，并谈妥了投降一事。俄国人给周围的德军部队发去信息，要求他们立即投降：“我们答应体面地对待你们。每个军官都可以保留他们的随身武器。每名将士都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背包。”

浓烟滚滚的城市里，各处的德军士兵开始举着白旗走出地下室和小型掩体。魏德林本人的投降没有发生意外。他沿着吊桥跨过地方部队守卫的战壕，然后向一个苏联师投降了。他被带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在那里，他亲笔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的部下立即放下武器。⁽⁵⁾

黎明前夕，大雾弥漫。韦勒曼上校佩戴着他所有的勋章走出了防空塔，身后紧跟着他的部下。突然，德军机枪从公园里开了火，子弹打在塔上又弹跳开去。但是，苏联谈判代表非常冷静，阻止自己的人进行回击。韦勒曼高声喝令，德国人停止了射击。他的两千名部下排成一列长队，穿过公园，跨过倒下的树木朝北面走去，一直走到了东—西轴心大街。接近蒂尔加藤公园的高架铁路时，雾散去了一些，韦勒曼看见数百辆苏军坦克沿着这条往常希特勒阅兵的大街，像接受检阅一样停在那里。这一景象令人心生惧意但又印象深刻。

一看到前来投降的德国人，俄国人便纷纷跳下坦克，把香烟递给他们。“战争结束了！”他们叫道，“战争结束了！”

他们这种坦率的同志情谊让韦勒曼鼓起勇气，用手指向二十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并且大声问道：“他们可以回家吗？”

“回家吧！”苏联代表大声答道。

韦勒曼把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喊道：“小伙子们，你们可以回家了！”

年轻人们兴奋地尖叫着，四散而去，奔赴自由。而年长的德国兵则对俄国人这种出乎意料的同情之举心怀感激，由衷地欢喜。

肯普卡被一阵俄国人的喧闹声吵醒了。他从阁楼里向外望去，看到红军战士正亲热地捶打着奴工们。那个南斯拉夫姑娘向他招手，肯普卡不安地走了下来。年轻姑娘微笑着把他带到一位苏联政委面前，政委怀疑地看着他。姑娘说：“这是我丈夫。”于是政委拥抱了肯普卡，并且喊道：“同志，柏林完了，希特勒完了！斯大林是我们的英雄！”

俄国人拿出了食物和伏特加，黎明来临之际，他们开始了喧闹的狂欢。

5

除了一些负隅顽抗的德军的零星枪声外，柏林战役已经结束，守城者都已顺从地投降了。

然而，地下掩体以西仅仅六十五空英里的地方，数千名德国士兵和百姓正挤在易北河东岸的唐格明德，伺机向西逃亡。大桥已被炸毁，但德国工兵们在桥的残骸上搭起了一座只能步行通过的便桥。在美国人的观望下，每天都有将近一万八千名德国士兵与百姓到达西岸。还有几千人分别乘坐木筏、橡皮船和小船，从其他地方渡过易北河。

5月2日上午，俄国人突破了温克的左翼。温克的参谋长建议立即开始与美国人谈判。温克说他愿意投降，但希望再拖延一个星期，这样，易北河东岸的百姓就可以继续西逃。

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作为谈判代表被派过河了。美国人同意让德国部队从三处渡过易北河，但是拒绝再让百姓过河。

在柏林北面，曼托菲尔的军队——几乎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仅余的全部军队——正在撤退，竭力想在罗科索夫斯基追上他们之前，抵达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线。不过，罗科索夫斯基对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卢贝克湾的兴趣已远远超过了收拾俘虏。艾森豪威尔催蒙哥马利加快向波罗的海进军的步伐，好在俄国人夺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甚至丹麦之前，便抵达那里。

蒙哥马利非常尖刻地答道，他很清楚该怎么做；辛普森的军队从他手下调走之后，他进攻的速度自然放慢了。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他会把李奇微的第二十八空降军的四个师暂时拨给他。

隔在蒙哥马利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只有勃鲁门特里特那筋疲力尽的部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勃鲁门特里特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绅士的战役，在尽量避免伤亡的情况下且战且退。自4月中旬以来，敌对双方一直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这天早晨，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一名联络官非正式地拜会了勃鲁门特里特，并对他说，鉴于俄国人即将包围卢贝克，陛下的军队想知道，德国人是否允许他们在俄国人之前占领这个波罗的海港口。

勃鲁门特里特也不愿让卢贝克落在俄国人手里，于是，他当即下令，停止对正在前进的英国人进行射击。

英国第七装甲师立刻迅速向北推进，而德国难民则继续西逃。他们的行动非常协调。傍晚时分，几千名难民安全到达了易北河入海口的西岸，而英国人也在俄国人之前进入了卢贝克。

6

那一天，汉娜·莱契和格莱姆走出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指挥所时，遇到了希姆莱。

“等一等，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汉娜说道，“您能不能抽出点儿时间？我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可以。”他似乎心情不错。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听说，在没有得到希特勒命令的情况下，您就同盟军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是真的吗？”

“对，怎么了？”

“您在最困难的时刻背叛了您的元首和人民。这是叛国罪，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

希姆莱也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攻击，因为他的反应更多的是歉意而非气恼。他解释道，希特勒“痴迷于自豪与光荣”，实际上，他已经疯了，“早就应该被制止”。

“疯了？我不到三十六个小时前刚从他那里来。他已为他所信仰的事业牺牲了。他勇敢地死了，他的死充满了您所说的那种‘光荣’，而您、戈林和其他人现在得作为打了烙印的叛徒和懦夫活下去！”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德国流血，是为了拯救我们国家残留的东西。”

“您说流血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现在您谈到了它？多年前您就应该想一想了，在人们还没把那些无谓的流血与您等同起来之前。”

争论被一阵机枪的嗒嗒声打断了：盟国的飞机从头顶低低掠过，正在扫射这一区域。

在基尔附近的新指挥部里，希姆莱接见了由于希特勒的死讯而哀恸不已的莱昂·德格雷勒。这个比利时人说，他打算先去丹麦，然后再去挪威，在那里，他要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他问希姆莱有什么计划。

希姆莱从嘴里取出一颗氰化物胶囊，这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几近狂喜地说，他认为还可以跟邓尼茨政府做些交易：“我们必须赢得六个月的时间！到那时，美国人就会跟俄国人开战了。”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德格雷勒冷冷地说道，“我认为这需要六年。”

薄暮时分，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在基尔附近的一座桥上会见了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弗雷德堡就是被选去和蒙哥马利谈判的那个人。邓尼茨指示他提出率整个德国北部投降，但同时还要强调试图逃往英国人战线的德国难民与士兵们的可怕处境。

随后，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驱车来到了弗伦斯堡，他们的新指挥部。弗伦斯堡位于德国的最北端，紧邻丹麦边境。途中，邓尼茨通过了新任外交部长起草的一篇政治演说；这位海军元帅希望尽快将其广播出去。

抵达弗伦斯堡之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马上来到了广播站。“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口说道，他告诉他们，惊慌失措的人们正如潮水般试图逃向西方，“东方的铁幕日益逼近；在铁幕后面，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所有落入布尔什维克魔爪中的人民都将受到摧残。”他说，旧金山会议将努力草拟一部宪法，以保证战争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使用可怕的新武器，“导致整个人类的死亡和毁灭”。然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他预言说，将成为向苏联人二十五年来系统计划的世界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我们不知道惴惴不安的人类对旧金山（会议）有何期望。而且，我们还认为，必须颁布一部世界宪法，这不仅是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也是为了把发动战争的火药桶挪走。但是，如果红色纵火犯插手其中的话，这部宪法就不可能诞生。”

“今天，世界必须做出一项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关系到是骚乱还是安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死还是生。”

(1)指阿图尔·赛斯G英夸特（Arthur Seyss GInquart，1892—1946），奥地利纳粹党代表人物，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末代总理，在其仅五天的任期内完成德奥合并，并成为德国东部边疆区（即奥地利）总督。二战期间历任波兰南部行政长官、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他被委任为德国外交部长，但并未到任，后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译注

(2)邓尼茨认为希特勒死于一次空袭。他最近说：“我现在庆幸自己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自杀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广大人民，而许多士兵就会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

(3)指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浪漫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4)不过维尔纳·瑙曼活了下来——到现在还活着。他、鲍曼和其他四个人继续走到了莱特尔站，然后在那里分了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瑟·阿克斯曼声称，当晚晚些时候，他看见了鲍曼的尸体。但他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当晚逃离地下掩体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活着出去了。在所有的纳粹头子中，马丁·鲍曼可以说最有可能不被抓获，因为，即使在德国，认识他的人也很少。他是一个无名之人，很容易藏匿起来。一位党卫军权威人士最近证实，有人在南美洲见过鲍曼。如果真有高级纳粹分子逃脱了的话，那就是鲍曼；他是一个天生的幸存者。

(5)5月9日，魏德林、杜夫芬、五位将军、三名上校和唯一的一个一等兵坐上一架飞机，被带到了莫斯科。这个一等兵是来自波茨坦的一位中年烟商，名字叫杜鲁门。在他被俘后，人们问他是否是杜鲁门总统的亲戚。他猜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位叔祖移居到了美国。因此，他被重兵看守。
在莫斯科，杜鲁门与杜夫芬同住一间牢房。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问后，有一天，他告诉杜夫芬：“政委刚才告诉我，我与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我得向所有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被带离了这间牢房，而杜夫芬再也没见过他。
杜夫芬最终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则于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苏联监狱中。

32 漫长投降的开端

1

英国人在波罗的海的行动已经抢占了俄国人的先机。而显而易见的是，与红军的会师指日可待。马修·李奇微的第五十八空降军借给了蒙哥马利，去参加德国北部的战役；他指示美国第七装甲师向前探索，并定时与指挥部进行联系。

第八十七骑兵侦察中队的A.诺尔顿中尉被选来带领这支部队。他最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上司告诉他：“有谣言说，俄国人目前驻扎在东边某地——距我军驻地五十英里到一百英里。”诺尔顿要给苏联指挥官带去几瓶三星的轩尼诗酒，并说服其回到美军的防线。

5月2日傍晚，诺尔顿带领九十人，分乘十一辆装甲车和大约二十辆吉普车，穿过他们自己的防线，朝东北方向驶去。这支小特遣部队如同一支大军的先头部队一般勇敢地扑上了大路。驶出几英里之后，他们就开始陆续遇到一些吃惊的德国士兵。这些士兵急着投降，扔掉手中的武器，主动成了盟军的俘虏。

诺尔顿的部队进入了帕希姆——位于敌人防线后面二十英里处——他们更像是解放者，而非征服者。德国宪兵已经清空了主街，人行道上挤着六排欢呼的士兵和市民，他们以为诺尔顿一行是要去东边参加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¹⁾

夜幕降临时，美国人又往东走了九英里，来到了吕布茨，这里已经超出了无线电联系的范围。诺尔顿在一个大啤酒馆里设立了指挥所，一时威震四方，一夜之间，共有大约二十万德军前来投降。第二天一大早，他让两名德国军官坐在他装甲车的前座上，然后继续向东赶路，去与俄国人会师。“现在，先生们，”他对两个德国人说，“如果我的车碾上了地雷，那么你们和车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都会立刻死去，甚至死得更快一些。”

小心翼翼地在雷区走了十五英里之后，他们接近了雷彭廷镇。“那是我们的炮兵部队！”一个德国人指向前方一支长长的队伍，其中有马匹、车辆，以及徒步行军的战士们。

诺尔顿把他的望远镜递给这个德国人：“你再看看，霍普特曼先生，然后告诉我，德国军队什么时候开始有戴着皮高帽的哥萨克骑兵了？”

这支部队远远超出了诺尔顿的想象。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大杂烩，包括农场里的四轮马车、俄式敞篷四轮车、破旧生锈的军事车辆、公共汽车、送货卡车、自行车和摩托车。四轮马车上坐满了妇女和孩子；牲口群在队伍一侧的田野里小跑着。诺尔顿心想，这简直是一支游牧民族的车队。俄国人高声叫了起来，向美国人挥着手。

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四轮马车驶近了，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在诺尔顿看来，他们似乎都是农民。然而，驾车的是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上校，而女人则是个健壮的护士。

上校和诺尔顿互相握了握手，接着拍拍彼此的后背，叫道：“同志！”“我们是美国人！”他们各自在对方的地图上签了名，随后，诺尔顿递给上校一瓶三星的轩尼诗酒。

俄国战士们已经向美国的装甲车蜂拥而去。他们校了校大炮，打开顶盖，然后又关上，还用无线电互相通话。诺尔顿觉得，他们好像小学生在参观军事展览。一名战士不小心绊倒在一挺机枪上，走火的子弹在上校身边击起一团尘土。他的部下爆发出一阵大笑，互相捶打着彼此的后背。

上校专横地用一根手指指向一座大房子。几个哥萨克人飞奔过去，破门而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传来，然后是木头折断的声音，接着又传来几声尖叫。两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向前门开了枪。一个哥萨克人拎着一个孩子的裤子后裆走了出来，把他扔在了一道树篱上。上校转向诺尔顿，邀请他进入自己的新指挥所。

和往常一样，他们频频为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以及任何他们能想起来的人和事干杯。就在正午之前，师指挥官到了。他告诉诺尔顿，当晚他将在去帕希姆途中的一个教堂会见美军指挥官。

诺尔顿注意到一名醉醺醺的俄国特遣部队指挥官踉跄着从屋里走了出来，向几个正在仔细研读笔记本的年轻军官走去。他胡乱地用手指着一张地图，嘴里嘟哝着什么。年轻军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脾气地顺从了。他们合上笔记本，高声下了几句命令。数千名战士齐声应和，简直如同一阵怒吼。接着，他们开始乱哄哄地向西面跑去，并且像墨西哥革命党人一样边跑边朝天放枪。

离开雷彭廷时，诺尔顿回头看向自己的一辆装甲车。只见一名俄国少校正从二炮手的位置探出身来。他手臂上搭着一条毛巾，醉醺醺地狂笑着，身子左摇右晃。然后，他开始用一把老式的剃须刀给炮手刮胡子。

2

当天上午，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在三名军官的陪同下，被带到了蒙哥马利的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位于汉堡东南约三十英里处。蒙哥马利从一辆房车里钻了出来，这就是他过去几年来的家。他大步走向他们，开口问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

弗雷德堡在飘扬的英国国旗下宣读了凯特尔发来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率北部的全部德军投降，其中包括那些正在与红军作战的部队。蒙哥马利轻快地答道，后者应该向俄国人投降：“当然，如果有德军士兵举着手向我走过来，他们自然就是我的俘虏了。”

向那些“野蛮的俄国人”投降是难以想象的，弗雷德堡说。蒙哥马利答道，在开始战争之前，尤其是在1941年6月进攻俄国之前，德国人就应该考虑到这一切。

弗雷德堡最后问道，难道不能做一些安排，允许他们大部分的部队和百姓逃到西线来吗？蒙哥马利拒绝了。他要求在德国北部、荷兰⁽²⁾、弗里斯兰省以及弗里西亚群岛、黑尔戈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的德国部队全部投降。

“我无权做出决定，但我确定海军元帅邓尼茨会接受这一条件。”弗雷德堡答道。接着，他再次提出了难民问题。

蒙哥马利说，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他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必须无条件投降，“如果你拒绝的话，我就继续战斗。”

心烦意乱的弗雷德堡请求允许他回去见邓尼茨，向他转达蒙哥马利提出的条件。

3

最早进入柏林的美国人是两个平民：约翰·格罗思，战地画家兼《美国退伍军人》杂志的记者，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西摩·弗雷丁。他们没有得到美方和苏方的许可，自己设法来到了德国首都；一吉普车的美军摄影记者紧随在他们身后。午饭后，会讲意第绪语⁽³⁾的弗雷丁说服了一名苏军上尉，允许他们继续向市中心前进。冒着“恶心的黄色大雨”，他们从名存实亡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旁驶过。白色的办公大楼已经被烟熏黑了，几十架被炸烂的飞机躺在弹坑累累的停机场上。

墙上遍布用石灰水草草刷上的纳粹标语：“狼人⁽⁴⁾万岁！”“跟着我们的元首走向胜利！”而俄国宣传员们则到处用漂亮的字体还以同一句话：“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与德国这个国家要继续生存。——斯大林。”

当这两辆美国吉普车驶上柏林大街，驶近布吕歇广场时，红军战士们热烈欢呼起来。勃吕彻尔广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场，里面全是变了形的坦克，上面还“粘着一些已被烧焦的尸体”。广场上堆满了德军扔掉的装备——袜子、内衣、枪支、炮弹和地雷。每一堆瓦砾都散发着死尸的恶臭。

吉普车绕过一个个弹坑缓缓开到了威廉大街。在房屋燃烧的火光映衬下，一堆堆的废墟就好像一堆“碎饼干”。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而在略近一些的地方，清脆的机枪声听起来像是打字机在打字。

在格罗思眼里，威廉广场像极了罗克福奶酪。在他左边，几面烧焦的墙壁中间包围着一个巨大的瓦砾堆——帝国总理府。在东面的墙上，高高地挂着一张斯大林的巨幅黑白照片，俯瞰着广场上的弹坑。而南面的墙上则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幅希特勒的油画像。废墟上空到处飘扬着鲜红的苏联国旗，在蒙蒙的细雨中，看上去好像变成了深紫色。

美国人把车停下，开始仔细地检查废墟。弗雷丁在总理府四周闲逛，想找到希特勒的尸体。但是，要想把这一堆瓦砾全部挖走，需要一队推土机工作一整个星期。

美国人重新坐上吉普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向前驶去。眼前是一片冒着烟的废墟，犹如一幅巨大的灰色全景图。前方，红军战士正大批地穿过勃兰登堡门，去消灭蒂尔加藤公园里最后一股顽抗的德国部队。唯一的亮色是勃兰登堡门上方那排鲜红的旗帜。大门顶上那辆象征胜利的战车已经扭作一团，难以辨认。拉车的四匹马中有三匹都被炮火掀倒了。左边，阿德隆饭店已被洗劫一空，上层的一扇窗户里挂出了一面巨大的红十字会旗帜，给这一带涂上了唯一的一抹白色。

格罗思翻过门柱之间的路障，跟在俄国人后面进入了蒂尔加藤公园。里面的景象让他想起了去年的许特根森林战役⁽⁵⁾，倒下的树干像“散落的火柴棍”一样铺在散兵坑和狭长的散兵壕上。他躲在一堵已被炸塌的墙壁后面，看着苏联人冲进了烟雾之中。

三点过几分，一种可怕的寂静笼罩了公园。突然，一阵狂喜的欢呼声响了起来。一个倒在污泥之中的俄国军官看向格罗思，微笑着说：“柏林完蛋了！”

4

邓尼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蒙哥马利提出的条件。他命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签署德国北部——其中包括荷兰与丹麦——的战术投降条约。随后，弗雷德堡将飞往兰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率西线的所有其他德军单独投降。

傍晚时分，在吕讷堡石楠草原，蒙哥马利得意扬扬地走进一座挤满记者的帐篷。在作战服外面，他套了一件驼绒的海军粗呢大衣。“请坐，先生们！”他傲慢地说道。大家席地而坐。他精心打扮了一番——在记者理查德·麦克米兰看来，这一信号表示蒙哥马利的心情很特别。

“有一位名叫勃鲁门特里特的先生，”蒙哥马利开口说道，“据我所知，他统率着波罗的海和威悉河之间的所有部队。星期三，他派人来对我说，他想在星期四率所谓的勃鲁门特里特集团军群前来投降。据我们所知，这并非一个集团军群，只能说是一个旅群。他想率其投降。这将由英国第二集团军负责。

“我告诉他：‘你可以来。没问题，我很高兴！’可是昨天上午，勃鲁门特里特没有来。他说：‘据我所知，我的上级正在做一些事情，因此我不来了。’

“他没有来，但是，却有另外四个德国人前来见我。”他对他们讲述了前一天与弗雷德堡的会面。

这时，一名参谋示意他，弗雷德堡终于回来了，于是蒙哥马利便向他的房车走了过去。弗雷德堡和他的四名同伴在雨中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全都紧绷着脸。透过房车开着的门，他们可以看见蒙哥马利正胡乱翻动着一些文件。最后，他走了出来，站在英国国旗底下。德国人举手行礼。蒙哥马利拖了一会儿才回敬。弗雷德堡被带进了房车，然后蒙哥马利问道，他是否准备在完全投降协议上签字。海军上将沮丧地点了点头，随即便被打发出去了。

五名德国人再次坐立不安地等待着，一会儿双手紧握，一会儿又把手松开。就快到六点钟时，蒙哥马利再次钻了出来。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他们面前，面带一丝微笑，说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然后，他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似乎是想寻求他们的赞同。

元帅领着德国人走进了另外一个帐篷。这是专门为投降仪式而搭建的。他语气平平地朗读了投降条款，然后转向弗雷德堡：“你先签。”蒙哥马利将两手插在衣袋里，像一只心满意足的老鹰一样看着。

他朝他的摄影师喊道：“你拍下那张照片了吗？在英国国旗底下那张。”摄影师拍了。“好。那是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历史性的！”蒙哥马利说。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已经放弃了等待在吕讷堡投降的消息。他说他要回家。

“您为什么不再等五分钟呢？”他的私人秘书凯·萨默斯比中尉说道，“电话可能会打来的。”

刚好过了五分钟左右，电话铃真的响了。“太好了，太好了！”艾森豪威尔说道，“这太好了，蒙蒂。”

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上尉想知道，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明天来兰斯签署投降条约时，盟军总司令是否会亲自参加。艾森豪威尔答道，他“不想跟人讨价还价”；他会告诉参谋部具体要做些什么，但是，在签署投降条约之前，他不想见这些德国谈判者。

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三巨头便就投降条约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这些条款又在另一份投降文件中被修改了，将对德国的分割囊括了进去。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担心这两份不同文件的存在将导致混淆，因此，他打电话给在兰斯的“甲壳虫”·史密斯，提醒他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局面。史密斯说，他甚至连第二份投降文件的正式复本都没有。此外，三巨头和法国还没有授权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签署这一文件。

这下子，怀南特更加不安了。他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务院，催其立刻发电报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授予其签署权。

5

当天一大早，两名德国军官带领一支武装部队来到了巴德伊舍附近的那个盐矿。盐矿离贝希特斯加登不远，里面存放着从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奥地利画廊运来的无数上好的艺术品。他们声称，巴尔杜·冯·席腊赫下令，不能让这些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落入即将到达的俄国人之手。然后，他们威胁说，谁反对就枪毙谁。

他们挑选了一百八十四幅珍贵的油画——其中包括五幅伦勃朗的，两幅丢勒的，八幅勃鲁盖尔的，九幅提香的和七幅委拉斯开兹的——以及四十九袋挂毯和好多箱雕塑，然后将它们装上两辆卡车，朝瑞士出发。

几个小时后，这支小车队在一家名为戈尔德内·勒弗的小旅馆前停下了。这家旅馆位于一个提洛尔人的小村。他们把那些艺术品藏在隔壁一套客房的地窖里，并告诉那个不太高兴的居住者——他叫戈德——从现在起，不让这些奥地利的珍品落入俄国人之手，就是他的责任了。

由于盟军的两条战线正越拉越近，东西方对艺术珍品、黄金、武器，以及科学家，都开始了争夺。一名美国文物、美术和档案协会的中尉发现了戈尔德内·勒弗地窖里的藏品，而他的同僚们则在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找到了戈林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许多杰作仍然放在火车站的板条箱里，但更多的已被装进了停在铁路侧线上的货车。

其他的美国专家们则积极网罗德国科学家。一名美军上尉突然出现在IIA战俘营，说服桑普森牧师帮他穿过俄国人的防线，把一位著名的德国导火索专家从邻近的一座城市秘密地搞来。这段故事简直就是一部惊悚小说。为了让全队人通过最后一座苏联人的检查站，神父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与当地的俄国指挥官拼伏特加。他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摇摇晃晃地向自由走去。

这些行动中最为机密的“阿尔索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一个俄国血统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坚持与英勇。他就是鲍里斯·帕斯上校。他的特遣部队比战斗部队抢先一步，在黑森林中夺取了一堆做试验用的铀，并俘获了三位参与德国原子计划的著名物理学家。

不过，美国真正的收获简直是天上掉的馅饼。韦纳·冯·布劳恩博士和他的主要V-2专家们认为，法国和英国不可能进行重要的火箭研制计划，因此便主动向美国第四十四师投降了。几乎与此事同样重要的是，被特斯曼和胡策尔藏在德兰登铁矿里的那十四吨有关V-2的资料也被找到了。

尽管开始得比较缓慢，但是，霍尔加·托夫托伊上校的“V-2特殊任务”在詹姆斯·哈米尔少校的领导下，同样也取得了成功。一百套V-2型火箭刚刚从北豪森撤走几个小时，俄国人便占领了这一地区。哈米尔得到命令，既要撤走这些火箭，又“不能让人看出我们已经洗劫过这个地方”。不过，奇怪的是，没人告诉他北豪森将成为苏联的占领区，因此，哈米尔根本没想到要把剩下的火箭毁掉。

哈米尔刚刚离开，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就到了北豪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把一个水泥厂撤到苏联去，却纯属偶然地发现了巨大的隧道里剩下的那些火箭。“真奇怪啊，”他的司机尼科莱说，“这是最机密的德国武器，却被美国人留给了我们。美国人倒真是不错的家伙，就是有些太相信人了。”后来，尤拉索夫陪一名上校来到洞穴里。他简直不敢相信，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美国人竟然把这些东西留给了我们！不过，再过五年或十年，他们就得痛哭流涕了。想想看吧，当我们的火箭飞过大洋的时候会怎么样！”

6

对于两份投降文件的问题，比德尔·史密斯的回答是，起草第三份文件——这份文件只适用于战场上的军事投降。因为这只是一种战术投降，所以就不必得到三巨头的授权。他打电话给丘吉尔，指出德国人肯定更愿意签署这样一个简单的文件，这将拯救无数生命。

弗雷德堡终于抵达兰斯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比德尔·史密斯告诉这名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要求各条战线都立即无条件投降。这样，德国人仅在西线投降的希望便破灭了。弗雷德堡必须设法尽可能地拖延，以便让东线的百姓有更多的时间逃往西线。他告诉史密斯，他只被授权前来谈判，而不是投降，他必须与邓尼茨联系一下。而他没有带来密码，也没有安排好与邓尼茨指挥部用无线电联系的频率，因此，联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由于通信不畅，要使所有战线上的德国部队都知道签字投降的消息，至少要花上四十八小时。

在说这番话的同时，弗雷德堡一直在偷偷地瞄着摊在桌上的一张军事形势图。史密斯把图向他推去，说道：“很明显，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德国军队的绝望处境！”

海军上将凝视着地图。德国自东向西都被表示进攻的箭头刺穿了。他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两个特别大的箭头上移开——那是史密斯凭空虚构出来吓唬弗雷德堡的。海军上将的眼里涌上了泪水，他问是否可以给邓尼茨发封电报。

直到深夜，怀南特才知道史密斯竟然拟定了第三份投降文件。他在电话里告诉史密斯，这份新的文件是一份纯军事文件，依照《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它将从法律上迫使盟国不得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法令，从而预先阻止对战犯的审判。它同时还拒绝了盟国要求的无条件政治投降，并将最终导致对盟国在德国的最高权威的质疑。此外，随心所欲地更替三巨头一致通过的文件却不通知俄国人，这会招致莫斯科方面的合理抗议。

怀南特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决定不予干涉。怀南特的坚持只换来了一个让步：史密斯在他那简单的文件中又加上了一段，说联合国稍后将起草“一份有关投降的总体文件，取代这一文件”。当然，怀南特认为史密斯这份文件已经获得了联合参谋部和美国国防部的认可。他发电报通知国务院，说协议已最终达成。但是，国防部和联合参谋部——跟俄国人一样——甚至都不知道这第三份投降文件的存在。⁽⁶⁾

7

柏林落入红军手中之后，布拉格便是仍被德国人控制着的唯一一个中欧的大首都了。俾斯麦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控制着布拉格，谁就控制着整个中欧。这句话对丘吉尔来说，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4月的最后一天，他发电报给杜鲁门说，由巴顿来解放布拉格“很可能完全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局势，并且有可能对邻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警告说，如果西方却步不前，捷克斯洛伐克“将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

国务院敦促杜鲁门要注意这番话，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补充说，向横贯布拉格的沃尔塔瓦河发起进攻，将会为美国人在将来与苏联人的谈判中提供优势。杜鲁门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点做出客观评价。参谋长们转而询问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答说，红军处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绝佳位置”，他们肯定会在巴顿之前抵达布拉格的。

……除非接到联合参谋部的命令，否则，我不会尝试任何仅仅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好处，而在军事上并不明智的行动。

认为苏联人将首先抵达目标的看法——和人们对柏林的断言一样——不攻自破了。巴顿突然穿过德国边界，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路上并未遇到什么抵抗。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声叫了起来。“哈尼奇卡，哈尼奇卡！”他哽咽地喊着他的夫人，“美国人刚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巴顿越过了国境线！”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如果是俄国人正在接近布拉格的话，他同样也会如此热情。那时，他还是信任斯大林的。1943年，他去了莫斯科，“在极其融洽、友好和诚恳的气氛中”，他与苏联人签订了一项战后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他让他的同胞们放心，斯大林已答应保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苏联认为，共和国会保持民主与进步……苏联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民主主义多数派的政策。”爱德华·贝奈斯说。

甚至在1944年底红军进入他的国家，并且当地共产党人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这种信任都没有动摇过。当时，有人要求让外喀尔巴阡—罗塞尼亚地区脱离捷克，加入苏联。后来，在苏联政委们和俄国秘密警察的帮助下，“民族委员会”成立了，其任务是夺取城市与村镇的行政权。那些试图反抗的人都被当作德国人的合作者关进了监狱。斯大林写信给贝奈斯，说这一切都是“误会”，但是，这一地区的人民希望脱离捷克，他又能怎么办呢？同时，他又向贝奈斯保证，他无意破坏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的协议。

然而，令人担忧的报告不断传来。共产党人的活动日益猖獗，而红军也采取了诸多恐怖行动。到了1945年3月中旬，贝奈斯终于相信，他的流亡政府不能再留在伦敦。回捷克斯洛伐克的途中，他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斯大林设正式晚宴招待了他。元帅举杯为斯拉夫的团结祝酒，并指出，红军并不是“一支天使部队”，如果做出了什么不好的行为，应该予以原谅。他呼吁，每个民族都应独立，无论它是好是坏。“苏联不会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我知道，甚至在你们中间，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转向贝奈斯，“也许，就连您都有些疑虑。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绝不会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这就是列宁的新斯拉夫主义，我们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将遵循这一原则。”

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里，来自伦敦的代表开始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的会晤。一个新政府产生了。表面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六个政党在这个政府中享有相等的席位。但该政府还包括六名“非政治”成员，他们都是“享誉全国的名人和专家，不必考虑其政治倾向”，尽管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或其支持者。这样的结果便是，共产党可以左右新政府做出的一切重要决定。

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一些过去独立活动的地下组织开始了联合行动。他们的共同目的是阻止德国人对国家财产进行破坏，并确保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民主。

与其他东欧和中欧的城市不同，布拉格几乎完全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它那风景如画的城堡、教堂和桥梁——看上去简直像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都仍完好无损。5月4日下午，迫不及待的布拉格市民打乱了地下组织开始暴动的时间表。他们拆除用德文书写的路标，或者将其涂上油漆，然后再写上爱国标语。布拉格电台威胁说，要严惩这种恶意破坏行为，但是这些警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第二天一早，街头小贩开始公开售卖镶有黑框的小幅讣告，上面写着：“第三帝国——人类的祸害。”讣告底部是一句古老的捷克谚语：“气球吹得过胀就会爆炸。”

一条假消息传来，说巴顿离这里只有十八英里了。这导致了普遍范围的公众示威。一辆装饰着盟国旗帜的有轨电车全速驶过市中心的温塞斯拉斯广场，车铃疯狂地叮当作响，售票员从车尾探出身子，高呼着解放口号。

到了中午，许多窗户上都挂起了捷克的旗帜，商店的橱窗里贴上了贝奈斯、马萨里克⁽⁷⁾和斯大林的照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纳粹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下令整肃街道，但是，只有寥寥几个党卫军的人朝示威游行的人开了枪。

捷克国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迅速聚集到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一致决定要来领导这场为时过早的革命。委员会自己的起义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英国人空投的武器，但却一再被英方拖延。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挂名领导人。最后，他们选择了六十四岁高龄的阿尔伯特·普拉扎克博士，查理大学的一位教授。教授是一个反共分子，但在政治上很幼稚，而且他的女儿是一名党员，因此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自信可以控制他。

三点钟，委员会通过广播向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街上设起路障。市民们冒着冰冷的大雨开始在所有关键的街角竖起障碍。男人们从街上挖出沉重的圆石块，妇女们则将它们垒在一起。有轨电车被整个从轨道上推了出来，翻倒在人行道上。

一吉普车的美国人突然出现在温塞斯拉斯广场。这是由匈牙利血统的尤金·福多尔中尉率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组。捷克人认为这些美国人是巴顿的先头部队，热情地拥抱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起义的军政（委员会）联合指挥部。美国人被告知他们可以进城，并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这座城市。随后，军事指挥部的内汉斯基少校建议由他和福多尔一起回去见巴顿将军。他急于替这次起义名义上的军事首脑库特尔瓦塞尔将军向美国人转达一项正式请求：来帮助布拉格吧。

委员会的一名共产党人激烈地表示反对——毫无疑问，他希望红军首先到达——但他的意见被多数票否决了。

福多尔带内汉斯基回到了美军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往西五十英里处的比尔森。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正和许布纳将军在一起的巴顿。福多尔描述了首都的绝望形势，这让巴顿深为震动。于是，他恳求布雷德利让他攻占布拉格。布雷德利回答说，这个决定不是他可以做的，要听听艾森豪威尔的意见。

布雷德利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而对方告诉他，必须在比尔森暂时止步，在任何情况下，巴顿都不许向布拉格进军。⁽⁸⁾

在布拉格，有报告传来，说德国的两个师正在接近该城。英国许诺的武器仍未空投。绝望之中，一群捷克军官没有通知委员会，就去请求一队身穿德军制服的俄国人帮助。这是所谓的弗拉索夫集团军的一个师。此前的三个星期里，该军目中无人地从其位于法兰克福以南的奥得河畔的阵地，游荡到了距离布拉格不足三十五英里的地方。

将近三年以前，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尉——蒋介石的原军事顾问，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雄之一——在列宁格勒附近被德国人俘虏了。当时，他对苏联国内的事态突然觉醒，给其他的苏联战俘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公开信，对斯大林予以谴责，并号召推翻共产主义。纳粹宣传家们确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么一个人作为工具。于是，他们派弗拉索夫去各战俘营游说，招募其他红军战士参加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讨伐。

然而，让他的看守们气愤的是，弗拉索夫继而又开始抨击纳粹党人。他说纳粹把俄国当成一个仆从国，并对俄国人民施行恐怖政策。“今天，争取俄国人民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还是可能的，”他写道，“到了明天就为时已晚了。”很多重要的德国军官都赞同弗拉索夫的意见。这名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骨瘦如柴的大个子顿时身价倍增。一百多万俄国战俘纷纷前来投奔他。他们都想把布尔什维主义从他们的国家赶出去。

但是，希特勒对弗拉索夫仍然持怀疑态度。“我们绝不会成立一支俄国军队，这是最为可笑的幻想。”他说，“只要机会一出现，他们便不会去反对俄国，而是要反对德国人。因为任何民族都只会想到它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最重要的是，必须避免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能把这些部队给一个第三者，第三者会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说：‘今天你们和他们一起干活，明天就不要再干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罢战的口号响彻整条战线。到那时，他们会突然组织起来，准备胁迫我们。”

不过，希姆莱认为，这样的部队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因素。当人力变得极其匮乏时，他派人去找弗拉索夫，准许他先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部队。一天之内，即1944年11月20日，就有六万人想要入伍。然而，由于希特勒继续持怀疑态度，并且装备也不充足，最终只成立了两支部队：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和第二师（R.O.A.）。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开赴布塞的战线攻打红军，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在对优势极大的苏联军队毫无意义地进攻了一天之后，第一师师长谢尔盖·K.布尼亚琴科将军在没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便把他的部队从前线撤了下来。他解释说，战争几近结束，一个师改变不了形势；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拯救人的生命。布尼亚琴科决定与俄罗斯解放军的另一个师以及弗拉索夫本人会合，于是命令部队朝捷克斯洛伐克开拔。他的部下撕掉军装上的纳粹党党徽，并油印了三万份德文传单来谴责希特勒。俄罗斯解放军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准备敲诈勒索”了。

德国最高统帅部动之以情，甚至送出几卡车的食物向他们求和。但是，这两万名俄罗斯人仍然继续向南挺进。舍尔纳派出两个代表团，力劝布尼亚琴科“协调这一冲突”，但是却失败了。于是，舍尔纳亲自造访了叛变的这个师。他与布尼亚琴科和弗拉索夫讨论了一个小时，最后不得不满心厌恶地放弃了，乘飞机回了他的指挥部。

俄国人一直走到布拉格西南约二十五英里处的贝龙地区才暂时停了下来。他们要从那里继续南下，与俄罗斯解放军第二师会合。

5月4日午夜前后，一个捷克军官代表团来到了设于苏科马斯蒂村的布尼亚琴科指挥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军装外面套了便服。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请求：希望这些俄国人可以支持布拉格的起义。布尼亚琴科请求出去一下，然后带着弗拉索夫回来了。弗拉索夫问了捷克人一些问题，接着向布尼亚琴科和他的团长们问道：“怎么办，谢尔盖·库兹米奇·怎么办，先生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大家沉默良久。突然，布尼亚琴科吼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斯拉夫兄弟！”

弗拉索夫转向捷克人，说道：“我们会支持你们的起义。干吧！”

德国坦克已经开始向首都集结，要去帮助陆军部队。“纳粹要来了！”游击队控制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并敦促人们加固路障。“我们希望得到弗拉索夫集团军的弟兄们的帮助！”捷克人再次直接向盟国求援。“我们需要紧急援助。”他们要求得到飞机、坦克和空投物资，“德国人正无情地镇压起义，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吧！”

天刚破晓，弗拉索夫集团军的第一支分队便徒步向布拉格出发了。他们的德国军装上佩戴着俄罗斯解放军的徽章。行军简直就像一次欢乐的阅兵礼。每到一个村镇，一排排的捷克人都欢呼“万岁”。流着眼泪的妇女快活地给路过的战士们送来食物，而年轻的姑娘们则把花瓣撒在他们的脚下。当天傍晚，他们便将进入布拉格。

(1)次日，一名德国少校发电报给他的上司恩斯特·冯·容根费尔德师长，说他刚刚在帕希姆以东六英里处的一个岔道口遇到了一名美军上尉，这名上尉指挥着二十辆坦克。
我们两个坦克指挥官率四十辆状况良好的坦克，要求您亲自下令于5月4日早晨向东线发起进攻。我们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逝世，那么，打击俄国人，消灭他们以及共产主义的时刻便到了。因此，我们要求您，期待您，下达明确的命令，对东线发起进攻。我们坚信我们将打败并驱逐俄国人，同时我们也确信，身处各地的其他同志都会立即学习我们的榜样。
容根费尔德发电报给美军指挥部，希望得到关于联合进攻的消息与指示。但是，他没能与其联系上，因此拒绝主动下令。

(2)1944年9月17日，流亡政府发出号召，要求在被占领的荷兰发动一场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作为报复，一直到10月底，德国人都禁止向整个荷兰西部供给食物，并没收了一切运输工具。每人每天的食品配给量下降到四百五十克，到了11月末，已经开始有人饿死。1945年4月初，德国人提出允许盟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占领区运送食品。最终，在德国驻荷兰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4月29日，轰炸大队的两百五十三架飞机在鹿特丹和海牙附近空投了五十万份食物配给。到5月8日晚为止，总共空投了一千一百万份英国和美国的食物配给。

(3)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是多种语言的混合。——译注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由纳粹党领导的在同盟国战线后方进行的游击队行动的代号。——译注

(5)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1944年9月19日至1945年2月10日，美军和德军在德国—比利时东部边境的许特根森林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战斗，统称为许特根森林战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本土进行的最长时间的战役，范围超过50平方英里（129平方公里）。——译注

(6)三天后，即5月9日，国务院回电报给怀南特说，国防部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在兰斯签署三大国已一致通过的那份文件，而他们对史密斯这份文件也一无所知。

(7)指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译注

(8)此前一天，艾森豪威尔重新考虑了不去占领布拉格这一决定——可能是由于丘吉尔和格鲁不断地给他施压。不过，他选择了请求俄国人亲自允许他占领捷克首都。他发电报给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请他告诉红军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上将，美国军队现在可以一直前进到沃尔塔瓦河。
安东诺夫的反应很快，而且也属预料之中。为了避免“部队之间可能会造成的混乱”，他请求艾森豪威尔不要越过比尔森。红军已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在德国北部停止了进军，安东诺夫希望，作为回报，盟军总司令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

33 “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

1

邓尼茨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所有前线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就算他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也控制不了东线的那些人；他们非常害怕俄国人，因此，很可能无视邓尼茨的命令，逃往西线。他决定再试一次，设法说服艾森豪威尔，不要把东线的德国士兵和百姓丢给布尔什维克。5月6日，他让约德尔乘飞机去兰斯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并交给他一份书面指示。

再向美国人解释一次我们为什么希望分别投降。如你跟艾森豪威尔的谈判不能取得比弗雷德堡更多的成绩，那就答应在所有前线同时投降，但是，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但要给予德军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利。第二阶段，限制这种自由。尽量使两个阶段间隔得长一些。如果可以的话，设法使艾森豪威尔同意，个体的德军士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向美国人投降。你在这些方向上的成就越大，德军士兵与难民在西线获救的数量就会越多。

邓尼茨还授予了约德尔代理签署全线投降协议的权力。他说：“只有当你发现你的第一目标，即分别投降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一授权。”他又警告约德尔，在收到通过电报发去的最后许可之前，不要签署任何东西。

当天晚些时候，有人主动提出要帮助邓尼茨进行谈判，这让他深感意外。刚被德国空军从党卫军手里解救出来的戈林发来电报：

您知道帝国领袖鲍曼策划的一连串阴谋吗？这些阴谋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其目的是要除掉我。一切针对我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因为我对元首提出了一个忠诚的请求，我问他，他是否希望他所下达的关于继承人的命令生效……

我刚听说，您打算派约德尔去与艾森豪威尔谈判。考虑到我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我也应该去见见艾森豪威尔，这是元帅与元帅之间的会面。战前，在元首责成我与外国进行的重大谈判中，我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我有能力创造一种个人的气场，从而帮助约德尔的谈判。此外，近几年来英美领导人的意见可以表明，他们对我比对其他德国领导人更有好感。在这最为艰难的时刻，我坚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精诚合作，不要忽略任何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德国未来的东西。

邓尼茨把电报扔到了一旁。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希特勒控制下的那些人，突然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自由之中。奥地利的一座山间别墅里，在与阿道夫·艾希曼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卡尔滕布鲁纳几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现在你要怎么做呢？”他一边玩着单人纸牌，一边呷着白兰地。

艾希曼说他要去山区，和那些坚定的纳粹分子会合，进行最后一搏。

“不错，对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来说也不错。”卡尔滕布鲁纳语带讽刺地说道。显然，死脑筋的艾希曼对此毫无察觉。“现在，他在和艾森豪威尔谈判时可以挺起腰杆了，因为他知道山上的艾希曼绝不会投降——因为他不能投降。”卡尔滕布鲁纳啪地扔下一张纸牌。“这些都是废话，”他平静地说道，“游戏结束了。”⁽¹⁾

面对这些问题，希姆莱的反应是逃离弗伦斯堡。

“您不能弃之不管。”德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三局局长，党卫军将军奥托·奥伦道夫反对道，“您应该发表一篇广播演说，或者给盟国发去一个声明，说您对所发生的一切负全责。您还应该说明您为什么会这样做。”

希姆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不过，他只是为了避免与其争论。他跟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搭话，紧张不安地问道：“请你告诉我，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你或其他任何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丝毫不感兴趣。”伯爵恼怒地说道，“我只对我们的使命感兴趣，而非我们个人的命运。”他对希姆莱说，他可以自杀，或者戴上假胡子销声匿迹，“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开车去蒙哥马利那里，对他说，‘嘿，我是希姆莱，党卫军将军，我已做好准备对我所有的部下负责……’”

“部长先生……”希姆莱还没说完，伯爵就转身走掉了。

当晚，希姆莱神秘地对他最好的朋友们说，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多年来，我一直身负重任。而这个伟大的新任务，我将不得不独自去完成。或许你们当中的一两个人可以陪我一起去。”

他刮掉小胡子，在一只眼睛上蒙了块纱布，化名为海因里希·希青格尔——带着六名随从，包括格布哈特医生——躲藏了起来。两星期后，他被英国人俘虏了。进行常规检查的医生注意到希姆莱嘴中有什么东西，但是，当他伸手进去想把那东西掏出来时，希姆莱把它咬破了。那就是他曾给德格雷勒看过的那颗氰化物胶囊。他几乎是立时就毙命了。

2

在巴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挑选了十七名记者前往报道德军投降的消息。5月6日下午，他们的飞机起程飞往兰斯。途中，艾森豪威尔的公共关系师师长，弗兰克·A.艾伦准将说，过早地泄露谈判一事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要求在场的所有人都签下保证书：“在最高司令部发布这一消息之前，不去传播这次会议的结果，也不去传播这一事实的存在。”

到达兰斯之后，记者们乘车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指挥部设于男子职业技术学院，是一幢红砖砌成的现代化的三层大楼。艾伦把他们带到一楼的一间教室，告诉他们稍等片刻。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记者队伍乘坐吉普车从巴黎赶来了，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雷蒙德·丹尼尔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海伦·柯克帕特里克。他们对于专断地选择一些人来独家报道这件大事非常生气，一再尝试进入校舍，但是却被艾伦的命令阻拦在外。于是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和进出大楼的每一个人攀谈。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对他们的境况表示同情，他对艾伦说，对拦在门外的那些记者得想些办法。艾伦却以为他是抱怨这些记者待在那里，于是便让宪兵把他们赶走了。

五点半左右，约德尔和他的副官在两位英国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校舍。他们被带到了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面前。约德尔含混地跟他的同胞打了声招呼，然后关上了门。不久，弗雷德堡来到外面，说想要杯咖啡，以及一张欧洲地图。

德国人在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门主管肯尼思·斯特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了比德尔·史密斯的办公室。斯特朗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约德尔极力维护德方的立场：他们愿意向西方而非俄国人投降。七点三十分，斯特朗和史密斯告别了德国人。他们沿着走廊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汇报了他们的进展，然后就回去了。

片刻之后，布彻上尉走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提醒他带上两支笔——一支是金笔，另一支是铱金笔——它们都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位老朋友肯尼斯·派克为了这一时刻而寄给他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海军副官，“哪怕是死”也不能丢掉这两支笔——一支要给派克寄回去，另一支要送给杜鲁门。

布彻问：“那丘吉尔呢？”

艾森豪威尔说：“噢！上帝，我没想到这一点！”

走廊尽头，约德尔最终同意也向俄国人投降了，但要求推迟四十八小时：“你们自己很快就要和俄国人交战了。尽量从他们手中多救一些人吧！”

约德尔非常坚持，于是斯特朗再次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德国人态度很坚决。“你就同意他们吧。”斯特朗建议道。

艾森豪威尔不愿推迟签字：“你可以告诉他们，从今天午夜起，再过四十八小时，我就封锁西部战线，再也没有德国人可以通过。无论他们签不签字。不管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撤完！”

尽管话语中充满威胁，但实际上，他算是答应了约德尔的请求——两天的宽限。尽管如此，口授一封给邓尼茨和凯特尔的电报时，约德尔还是非常沮丧：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字，否则便会封锁盟国前线，就连试图独自投降的人也不能通过，而谈判也将中断。混乱或签字，除此二者，别无选择。请求立即回电，告知签字投降的授权是否可以生效。若能如此，敌对行动便将于德国时间5月9日零点零一分停止。

邓尼茨收到这封明码电报时，马上就要到午夜了，而此刻，约德尔已经又发出了一封电报：立即回电。刻不容缓。海军元帅认为这些条款“纯属勒索”，但他没有其他选择。约德尔赢得的四十八小时至少可以使数千人免遭屠戮，或者沦为奴隶。他授权凯特尔回电接受。午夜过后不久，最高统帅部首脑发电报给约德尔：

海军元帅邓尼茨授你全权按既定条件签字。

凌晨一点三十分，史密斯的秘书鲁思·布里格斯少校打电话给布彻。“好戏就要上演了。”她说，并让布彻带上那两支笔赶快来。结束战争怎能没有笔呢？

即将举行仪式的大厅是以前学生们打乒乓球、下象棋的娱乐室，墙上挂满了地图，有将近三十平方英尺大小。房间的一头放着一张大桌子，老师们平时用它来判卷子。

布彻进来时，发现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包括选出来的那十七名记者，伊万·苏斯洛帕罗夫⁽²⁾少将，以及另外两名俄国军官；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塞维兹少将；三名英国军官——摩根将军、海军上将哈罗德·伯勒和空军元帅詹姆斯·罗布爵士；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部队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

比德尔·史密斯大步迈了进来，摄影机照明灯的强光射在他身上，让他不快地眨了眨眼。他检查了一下座席的安排，然后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了签字的程序。过了一会儿，约德尔和弗雷德堡走了进来。当灯光照过来时，他们犹豫不决地停下了。

重要人物都围着那张大桌子坐下了。布彻把金笔放在史密斯面前，把铱金笔放在史密斯正对面的约德尔面前。史密斯对德国人说，要签署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是否准备签署？

约德尔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第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根据这一文件，将于中欧时间次日晚上十一点零一分彻底停止敌对行动。他的脸上似乎无动于衷，但斯特朗注意到，他的眼眶已经潮湿了。布彻拿过那支金笔，将自己的犀飞利牌钢笔递给了约德尔——这会是一个不错的纪念品——让他签署第二份文件。最后，史密斯、苏斯洛帕罗夫和塞维兹都签了名。时间是1945年5月7日凌晨两点四十一分。

约德尔俯身用英语跟桌子对面的史密斯说道：“我有句话想说。”

史密斯答道：“当然可以，请讲。”

约德尔拿起桌上唯一的话筒，开始用德语说道：“将军，签字之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力量，不论是福是祸，就交到胜利者手中了。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中，他们所完成的事情和遭受的痛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如今，我只希望胜利者能够对他们宽大为怀。”

艾森豪威尔焦急地在他的房间和他秘书的办公室之间来回踱步。对于凯·萨默斯比来说，这种静默“过于沉重了”。

史密斯大步走了进来，苦笑着宣布，投降文件已经签署了。萨默斯比中尉听到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靴子声，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约德尔和弗雷德堡旁若无人地从她面前经过，走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们便突然止步，双脚一碰，敏捷地行了个礼。她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电影里纳粹分子的原型，表情乖戾、阴郁、拘谨而又卑鄙”。

艾森豪威尔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她从未见过他这么像一名军人。

“你们了解刚刚签署的投降文件里面的条款吗？”

斯特朗翻译了这句话，约德尔说：“了解，了解。”

“日后你们会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指示。我希望你们能够切实执行。”

约德尔点了点头。

“就这样吧。”艾森豪威尔生硬地说道。

德国人鞠躬敬礼，然后转身回去，再次从萨默斯比中尉面前走过。突然，艾森豪威尔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来，我们大家合个影！”当摄影师们挤进来的时候，他说道。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拥在盟军总司令的身边。总司令则把两支金笔摆成象征胜利的V字形，高高举起。

他给联合参谋部发了一封电报：

盟军已于当地时间1945年5月7日两点四十一分完成他们的使命。

艾森豪威尔

他打电话给住在巴特维尔东根市福斯滕霍夫酒店的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刚睡了四个小时就被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打开灯，听见盟军总司令说道：“布雷德利，一切都结束了。一封电报正电传过来。”

布雷德利又给巴顿打电话。巴顿正在停在雷根斯堡的房车里睡觉。“乔治，艾克刚刚打电话给我，德国人投降了。5月8日午夜生效。整条战线上都要控制行动。现在再有伤亡就太没意义了。”

布雷德利打开他的地图板，用一支中国制造的铅笔写道：“登陆日起第三百三十五天。”然后，他走到窗前，一把扯开了用来遮挡灯光的帘子。

教室里，那十七名记者刚刚写完他们的报道，记录了这场战争中最为重大的一个消息——欧洲的和平。当艾伦将军走进来宣布一天半之后才能发布消息时，他们的新闻稿已送去审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遗憾，但“从高度的政治层面考虑”，他不能放手行事，因此，目前什么也不能做。

记者们一致表示抗议。“我个人认为应该发布这一消息。”艾伦说道。他刚刚给出的日期纯粹是随口一说；三大国并没有商定哪天可以宣布德国投降。“我会尽力争取在规定的日期之前使其发表，但我不知道能否成功。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只能回巴黎去。”艾伦说。

签署投降协议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苏联将军尼古拉·瓦西勒维沙·斯拉温走进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办公室，递给迪恩将军一封安东诺夫将军的来信。安东诺夫抱怨说，尽管兰斯的投降谈判仍在进行之中，邓尼茨却“继续通过广播号召德国人与苏联人继续战斗……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对公众来说，这意味着邓尼茨已与西方单独媾和，并且仍在继续与东方作战。我们不能给欧洲舆论提供借口，使其得以声称存在一个单独媾和”。

同时，安东诺夫刚刚得知，由史密斯准备的新投降文件与三巨头一致通过的那份文件存在差异，因此，他拒绝承认其有效性。

接着，让迪恩大吃一惊的是，安东诺夫又补充道：“苏联最高统帅部更希望在柏林举行签字投降的仪式。”朱可夫元帅将代表红军签字。

斯拉温将军解释道，苏联人希望只签署一次这份文件——就是在柏林的这一次。他们根本不想让苏斯洛帕罗夫在兰斯签署任何文件。“柏林仪式很快便可以安排好，”斯拉温说道，“不会耽搁一点儿时间。”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和安东诺夫一样，也被这份投降文件搞得心烦意乱。他从未见过这份文件。他把比德尔·史密斯从床上拉起来，问他原来通过的那个文本去哪儿了。3月底，是他亲自把那份文件交给参谋长的。

史密斯甚至想不起来曾经拿到过那么一份文件。

“你不记得那个蓝色的大文件夹吗？当时我告诉你，那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条款。”墨菲问道。

就在几天之前，史密斯还与怀南特长时间地讨论过这份文件。这时，他说他“想起来了”。很快，两人便来到他的办公室，动手找了起来。他们在他的私人绝密文件柜里找到了那个蓝色的文件夹。而墨菲最终相信，史密斯“只不过是患了罕见的健忘症，在他的印象中，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批准过投降协议”。

九点半左右，布彻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卧室。艾森豪威尔正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一本简装的西部小说——《疯狂的子弹》。莫斯科的电报到了，艾森豪威尔回电给安东诺夫说，他将非常高兴地于次日前往柏林，具体时间由朱可夫来定。

半个小时后，在巴黎斯克里布酒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艾伦将军重复了他在兰斯对十七名记者所讲的话：次日下午三点之前，任何有关投降的新闻都不能发表。记者们本来就正在为自己受到的对待而感到生气，此刻，他们在酒店大堂里转来转去，威胁说要草拟一份决议，反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共关系部。爱德华·肯尼迪——当初那十七名记者中的一个，也是美联社巴黎分社的主任——回到四楼他的办公室，查看起了最新的报道：戴高乐办公室宣布，他准备在“胜利日”发表演说；塞维兹将军告知《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他已在兰斯代表法国签了字。

中午，巴黎的多家报纸刊登了伦敦发来的消息，说唐宁街10号要装扬声器。看来，丘吉尔即将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了。

消息真的宣布了，但不是由丘吉尔宣布的。三点刚过，肯尼迪就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刚刚通过弗伦斯堡电台所作的讲话，并且已经翻译成英语：“女士们，先生们！根据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今天宣布，所有部队无条件投降。”他号召德国人民做出牺牲，“在未来的黑暗之中，我们应该紧紧跟随三颗星的光芒，它们始终象征着真正的德国特性，那就是：团结、公正与自由。”

肯尼迪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邓尼茨政府竟然未经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同意就发表这一广播讲话。他打电话给艾伦的办公室，但只被告知，将军很忙，没时间跟他讲话。他冲到美国新闻检查负责人理查德·梅里克中校的办公室，说他认为不必再扣住这条消息了，因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通过德国人将其发布了：“我现在通知你，我要发布这条消息。”

“悉听尊便。”梅里克答道。

肯尼迪就该消息写了一则精简版，然后通过军用电话联系上了美联社伦敦分社。在斯克里布酒店，任何人都可以说要打电话给“巴黎军方”，然后便能接通伦敦的任何号码。就算是敌方的特工也可以溜进酒店这样做。

“刘⁽³⁾，我是爱德⁽⁴⁾·肯尼迪。”他对伦敦分社的刘易斯·霍金斯高声喊道，“德国无条件投降了。这是官方消息。时间上标明在法国的兰斯的日期，然后把消息发出去。”肯尼迪的声音越来越小，霍金斯不得不听了十多遍录音才完全听懂。

由于消息来源于巴黎，而且只是通过伦敦进行传递，因此，英国审查员们准许将其一字不动地传给美联社纽约总社。在这里，因为可能会需要做些修改，消息又在外事部门的办公桌上耽搁了八分钟。没有任何改动。伦敦时间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东部战争时间上午九点三十五分），消息迅速通过报刊与广播传遍了西方世界。

反响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就产生了。丘吉尔那天已经给艾森豪威尔打了六次电话，企图获准发布这一消息。四点左右，他打电话给身在五角大楼的海军上将莱希询问情况。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莱希答道，“我的上司要我告诉您，没有乔大叔的同意，他不能有所行动。您听明白了吗，先生？”

“你要不要找个耳朵年轻点儿的人过来听？”丘吉尔说道，“你知道，我有点儿耳背。”

莱希开始对首相的秘书重复刚才的话，但却被丘吉尔不耐烦地打断了：“喂！德国总理（实际是外交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一个小时前通过广播发表了——”

“我知道。”

“——一篇演说，声称他们已经宣布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我们知道。”

“那总统和我还有什么用呢？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将不得不亲自在下午六点发布这个消息。

“您还没有征求乔大叔的同意吧？”莱希再次强调，没有斯大林的同意，杜鲁门不会发表任何声明。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拖延……这种态度太愚蠢了。”丘吉尔重复道，他再也不能推迟对这一消息的公布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现在他们都知道了，没错，先生。所有人都知道了。”

一个小时后，丘吉尔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和艾森豪威尔联系过了，并且跟他谈了谈。”莱希说，“他说他的指挥部还未宣布此事，只有当伦敦、莫斯科和美国发表了声明，他才会对外宣布。”

丘吉尔答道，伦敦群众正在聚集：“必须宣布这一消息……”

“我了解您的困难，但我不能告诉您该怎么做。”莱希答道，“不过，总统说，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不会发表任何声明。”他答应，莫斯科的消息一到，他就立即通知丘吉尔。

“一定要告诉总统我有多痛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同时发表这一声明。”

“我会把您的话转达给总统。”

“我认为我不能再拖延了。”

“我对此表示抱歉。”莱希说。

伦敦人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丘吉尔的正式声明。六点刚过，三架“兰开斯特”式飞机从城市上空低低地掠过，投下了红色和绿色的照明弹。盟国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商店和住宅里，数千名市民涌上了大街。

将近两个小时里，人群一直在原地乱转。接着，期待多年的声明由英国新闻部发表了：明天，将是结束欧洲战争的胜利日。但是，对于伦敦人来说，战争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欢腾的庆祝仪式开始了。从皮卡迪利大街到沃平，篝火熊熊燃起，映红了整个天空。拖轮、汽艇和小船喧闹地沿着泰晤士河上上下下。皮卡迪利广场挤满了一边跳舞一边欢呼的狂热的人群。当焰火蹿上天空之际，陌生人互相拥抱，人们唱起了《滚酒桶……蒂帕雷里……洛蒙德湖》和《祝福大家》，有的合拍，有的不合拍。长长的队伍在大街上蜿蜒而行，边朝王宫走去边齐声高唱：“我们要国王！”

纽约的庆祝是无声的。他们还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打赢另外一场仗。此外，由于十天前过早地散布了和平的谣言，现在人们普遍怀疑消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很多人还回想起了1918年那次假停战。⁽⁵⁾

此时，那个挑起这一切的美国人爱德华·肯尼迪，已被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无限期中止了发布其他新闻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宽慰在巴黎的其他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发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报代表了他们的心情。他说，这整件事情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闹剧。我烦死了，受够了，气极了，恼怒不堪”。

在奥斯陆，挪威人公开挑衅德国占领军，以此作为庆祝。维德孔·吉斯林⁽⁶⁾仍然留在王宫里。他的名字已经成了叛徒的同义词。此刻，他正在接见莱昂·德格雷勒。德格雷勒从德国逃了出来，途经丹麦来到此地，打算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吉斯林面目浮肿，眼珠紧张地转来转去，不停地用手指敲着桌子。在德格雷勒看来，他似乎不堪重负，已被完全掏空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吉斯林只是与德格雷勒聊了聊天气。离开的时候，德格雷勒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了。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坚持到了惨痛的最后。但是，现在他可以去哪里战斗呢？

他来到王储奥拉夫的宫殿，拜见帝国驻挪威总督约瑟夫·特波文博士。⁽⁷⁾一名身穿制服的总管一如往常地给他们端上了饮料。特波文的小眼睛像希姆莱一样眨着，严肃地说：“我要求瑞典为你提供政治避难，但是被拒绝了。我希望用潜艇送你去日本，但是投降非常彻底，潜艇无法离开港口。”不过，还有一架施佩尔部长的私人飞机，“你今晚愿意冒险飞往西班牙吗？”

从奥斯陆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距离是两千一百五十公里，而飞机的最大航程只有两千一百公里。不过，高空飞行可以节约燃料。当晚八点，一名佩戴德国高级勋章的飞行员接走了还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德格雷勒。他们驱车驶过奥斯陆拥挤的大街，尽管有几个好奇的庆祝者注意到了他们，但他们一次也没停下。

还差几分钟就到午夜之时，他们起飞了。他们安全地飞过了已被敌人占领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上空。随后，燃料用光了，飞机坠入了圣塞巴斯蒂安海滩旁的浪花。这里距离西班牙的比亚里茨有三十五英里。德格雷勒身上五处骨折，但他已经身处佛朗哥的庇护之中。

3

丘吉尔虽然被投降问题分了神，却并没有忘记被围困的布拉格人民，他通过无线电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最后呼吁：

我希望，如果您有部队的话，不要让您的计划妨碍您向布拉格进军，也不要过早地与俄国人会师。我认为，如果您有部队的话，您是不想裹足不前的，何况这个国家已经空了。不必给我回电，但是，请告诉我，我们何时可以再次见面谈谈。

然而，停留在比尔森的艾森豪威尔哪怕是一米都无意再往前走。参谋长联席会议、杜鲁门以及他自己，都认为布拉格的命运与他们无关。

只有弗拉索夫赶来救援布拉格了。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个团已经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5月7日晚，布尼亚琴科将军得知，从南边来的党卫军的一个师正在接近布拉格。他命令一个后备团前往离城八英里的一座小山上构筑工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敌人。

次日上午九点，德国人看来是被牵制住了。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得胜的俄罗斯解放军便开始撤离布拉格。布尼亚琴科对一名团长解释道，是捷克人要求他们离开的：布拉格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科涅夫元帅的坦克即将进入该城。⁽⁸⁾

弗拉索夫的人害怕自己的同胞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于是匆匆离开了这座被他们拯救的城市。他们非常难过，不知所措，只能动身向西南方向返回。这次可没有欢迎的队伍了。既没有鲜花撒在他们的脚下，也没有递过来的食品和欢呼“你好”的声音。⁽⁹⁾

正午刚过，德国驻布拉格军事指挥官鲁道夫·图森特将军被蒙住双眼带到了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指挥部，他的儿子被关押在那里。图森特将军五十多岁，高大英俊，衣着无可挑剔。一名自由战士扯掉将军的蒙眼布，布条滑稽地挂在了将军的一只耳朵上。然而，将军仍然正式地笔直站在那里，直到那根布条被取走。

虽然代表着一支败军，但图森特却坚持争辩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捷克人终于同意放他的部下去西面向美国人投降。尽管如此，图森特却仍旧意气消沉。“我现在算什么呢——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他的儿子缠着满头的绷带被带了进来。“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回家，坐在水沟里望着蓝色的天空，”图森特说道，“但这是我们罪有应得。”

这是报复的一天。由于多年来遭受的压迫，全城的捷克人都在愤怒地与德国士兵和平民作战。

很快，布拉格重获了自由。当红军终于到达这座城市时，街上几乎已经见不到一个德国人了。不过，俄国人还是因为解放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而开始受到人们的赞扬，而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在该国随后的权力斗争中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5月8日早上，东线唯一的一场大战在南斯拉夫打响了。铁托的游击队完全包围了亚历山大·勒尔上将F集团军群的二十万余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已有近十万人战死沙场。

在勒尔的右翼，南方集团军群在伦杜利克博士这位奥地利历史学家的指挥下，守卫着从奥地利南部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自从维也纳陷落以来，他的四个集团军战事寥寥。伦杜利克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与他联手对布尔什维克开战，于是，他派出一名特使去见美国第二十军的沃尔顿·H.沃克少将，请求允许自己的后备部队通过美军防线前往东线。沃克刻薄地拒绝了。幻想破灭的伦杜利克对兰斯的谈判一无所知，毅然下令于当天上午九点停止对西方的敌对行动，并通知迎战苏联部队的四个集团军停止战斗，向西线撤退。

在伦杜利克的北面，舍尔纳元帅已命令他的集团军群掉头向美军防线逃亡。他收到了邓尼茨的一封电报，通知全线无条件投降将于午夜生效。从那一刻开始，舍尔纳就应该停止战斗，原地不动。参谋部的一些人感觉自己被出卖了，但舍尔纳却豁达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命令他的部队分成小股，竭力逃往西线，并尽可能多带上一些百姓。

上午十点，最高统帅部的威廉·迈尔-德特林上校来到了位于布拉格以北约六十空英里处的舍尔纳指挥所。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四名美国人。迈尔-德特林告诉舍尔纳，一旦午夜时分投降条约生效，舍尔纳便将被解除全部指挥权。

舍尔纳发出了最后几封电报，然后开始计划乘一架“鹳”式飞机去提洛尔，这样，他便可以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¹⁰⁾

将近中午的时候，希特勒钟爱的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完成任务返回布拉格北边的空军基地时，才得知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召集了他的手下，对他们的英勇和忠诚表示感谢，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鲁德尔和其他六名飞行员分别驾驶三架“容克87”和四架“福克-伍尔夫190”飞机向美军防线飞去。他希望可以在那里治疗一下他那条断腿。飞临巴伐利亚上空时，鲁德尔可以看见美军士兵正在宽阔的基钦根机场上列队前进。他带领他的机组缓缓掠向跑道。轮子刚一触及地面，他便猛踩一侧的踏板，同时踢向方向舵的脚镫。起落架落了下去。他打开座舱罩，只见一名美军士兵正用手枪对着他，并伸手来拽他胸前金色的橡树叶徽章。鲁德尔用力将他推开，猛地关上了座舱罩。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上面坐着几个美国军官。他们把他带到救护站，包扎好那条渗着血的断腿，接着又把他送到军官食堂。他的同僚们一见他便跳了起来，向他行了个纳粹礼。一名翻译告诉鲁德尔，美军指挥官反感这样敬礼，并问他是否会讲英语。

“就算我会讲英语，但我们是在德国，在这里，我只讲德语。”鲁德尔说，“至于敬礼的问题，我们奉命要这样敬礼，作为战士，我们必须执行命令。而且，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反感。”他挑衅地怒视着邻桌的几名美国军官，“德国人之所以被战败，纯粹是因为敌军过于强大，而不是由于他们无能。我们在这里降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留在苏联占领区。同时，我们希望不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想洗个澡，吃点东西。”

美国人让这些俘虏去洗了澡。当他们吃饭时，翻译告诉他们，美军指挥官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与他和他的军官们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

和鲁德尔一样，从东线逃来的数百万德国人也试图得到美国人的庇护。许多人聚集在奥地利的恩斯河边，希望能渡过这条河，抵达美军第六十五师的防线。

傍晚时分，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的几支筋疲力尽的纵队接近了大桥。大桥上用木头垒着巨大的路障，如今只清出了一个小口，仅容一辆卡车勉强挤过。突然，有人高声叫道：“俄国人来了！”人群立即向大桥蜂拥而去。卡车开进了人堆里。至少有十五人当场身亡，还有无数人受了伤。桥头被绝望地堵住了，受到惊吓的德国人沿着一英里长的河岸一字散开，不停地狂叫道：“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

一辆低矮的中型坦克哐当哐当向大桥驶来。一名红军中尉站在炮塔里。看到这六千人疯狂地试图躲避一门火炮的情景，他不禁放声大笑。

4

5月8日清晨，杜鲁门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玛丽：

今天，我六十一岁了，而昨晚，我是在白宫的总统卧室里就寝的。房间已经粉刷完毕，也配置了一些家具。我希望星期五之前可以为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我这支昂贵的金笔不怎么好用。

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上午九点，我要对全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宣布德国投降。文件已于昨日上午签署，今天午夜，全线的一切敌对行动都将停止。这难道算不上生日礼物吗？

我与英国首相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他、斯大林以及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将在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合适的时间，于三国首都同时宣布这个消息。我们一致同意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即伦敦时间下午三点，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¹¹⁾

丘吉尔先生天刚亮便开始给我打电话，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不管俄国人，立即宣布这一消息。我拒绝了。然而，他仍劝我跟斯大林谈一谈。不过，最后他还是得采取原定的计划——可他气得就像一只淋湿的母鸡。

自从4月12日之后，事情一直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着。没有一天不做出重要的决定。迄今为止，幸运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能够保持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即使我犯了错误，也不要错得不可救药。

我们期盼着你们的到来。我可能不能如约去接你们，但我会派最漂亮、最安全的飞机去，并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所以，请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致以无尽的爱。

哈里

上午八点三十五分，记者们静悄悄地涌进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和他的夫人、女儿，以及一批军政首脑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好，”总统说道，“首先，我想给你们念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发布的任何消息都必须在东部战争时间今天上午九点公布于众。”

他说，他马上要宣读一则公告：“只需要七分钟，所以，你们不用着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记者们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我，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他自己打了个岔，“这也是在庆祝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几个人高喊道，也有人发出了一阵笑声。

杜鲁门读完了公告。公告的结尾，他恳请大家，为了结束战争，要“工作，工作，再工作”；目前，战争只胜利了一半。接着，他又宣读了一则声明，号召大家要毫不留情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声明中还清晰地为日本人民列举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它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它意味着那些把日本带向如今的灾难边缘的军事首脑权力的结束。

它意味着陆军和海军战士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农田和工作岗位上。

它还意味着不再延长已无望取得胜利的日本人民此刻的艰难与痛苦。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如果在1944年对德国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冲突可能会早一点结束。）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稿，信口说道：“你们记住，美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在这里强调，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旧金山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的框架。我们面临着一些可怕的问题。”

他宣布，星期日，即5月13日，将是一个祈祷日，并且特别指出：“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上午九点，他坐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他开口说道，接着，他又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没给记者们读过的话，“我只希望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活着见证这一天……”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五年，然后严肃地说道，他希望自己现在可以说，他们所有的悲伤和苦难都已经结束。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那些令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几个月内不会被漠视和忽略，‘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意。如果公正与正义得不到实现，如果极权主义或警察的政府取代了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便将毫无用处。我们自己并无所求。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在谈判桌上得到认可，不仅在纸上，也要在事实上延续下去。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虚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时刻，胜利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的崇高品格是否配得上他们掌握的巨大力量……”⁽¹²⁾

讲话结束之后，丘吉尔起身前往下议院。但是，由于人如潮涌，这短短的一段路竟花了他半个小时。当他终于迈进下议院时，全体成员都起立欢呼。他提议下议院暂时休会，并“向万能的上帝致以恭顺的、虔诚的感谢，是他把我们从德国统治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然后，他穿过喧闹的人群，带头走向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在白金汉宫用过午餐之后，他驱车来到位于白厅的卫生部。他走到一个阳台上，但是，人群的欢呼声让他差点开不了口。“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喊道，“这是每一个国家自由事业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比这更为美好的一天！”

5

上午十点，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¹³⁾元帅和朱可夫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注视着一架准备着陆的美国运输机。他们以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但是，飞机甚至都不是从兰斯飞来的；它是从莫斯科来的，里面坐着迪恩将军。俄国人显然不知所措，感觉有些受到了侮辱。而通知俄国人，艾森豪威尔不来了，这正是迪恩的棘手任务。在艾森豪威尔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他乐于去柏林参加第二次签约之后，史密斯和另外几人建议他，为了盟国的威望着想，应该派他的副手，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前去。因为代表苏联签字的朱可夫只是一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级别比艾森豪威尔低得多。

一个小时后，从兰斯来的特德一行到了。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各种车辆组成了一支醒目的车队，载着他们朝柏林郊区驶去。他们被安置在了农舍里。在他们当中，有三名陆军妇女队成员，其中包括凯·萨默斯比。她坐在她的农舍里，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想，幸好艾森豪威尔没来。她确信，这种“侮辱人的拖延”，会让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兰斯。

不过，俄国人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城市的另一端，奉命把水泥厂撤到苏联的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和其他几名军官正在聆听苏联驻柏林司令官派来的经济问题代表的讲话。“把柏林西区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代表说道，“你们明白吗？一切东西！如果你们拿不了，就把它们摧毁！不能留给盟国任何东西。不能给他们留机器，不能给他们留床睡觉，甚至不能给他们留夜壶撒尿！”

虽然朱可夫最终在特德代表团抵达五个小时之后会见了他们，但是，在盟国的一些观察家看来，元帅似乎只是企图拖延签字——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图。他在等待维辛斯基。此时，维辛斯基正带着莫斯科的指示乘飞机向柏林赶来。

不过，在这次会谈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得到了解决。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代表西方盟国出席，因此，戴高乐下达指示，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¹⁴⁾将军代表法国签字。而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这不过是戴高乐沙文主义的又一例证。⁽¹⁵⁾最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众人一致同意，由特德代表英国签字，由斯帕茨将军代表美国签字，由德·拉特尔代表法国签字，这才打破了僵局。

德·拉特尔很快发现，要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没有法国国旗。几个俄国姑娘匆忙用一面纳粹旗、一条床单和两条蓝色的哔叽工装裤做了一面三色旗，但是，她们把蓝、白、红三色横着缝了起来。德·拉特尔委婉地告诉她们，她们做的是一面荷兰国旗，应该把彩条拆开，重新竖着缝上。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缺席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德一脸担忧地走进大厅。“全都完了，”他告诉德·拉特尔，“维辛斯基刚从莫斯科来了，他不同意我们和朱可夫一起拟订的方案。他欣然同意由您签字，这样的话，法兰西的复兴将得到公开肯定。但是，他断然反对由斯帕茨签字。他的理由是，既然我要替艾森豪威尔签字，那么，我就当然应该代表美国。可斯帕茨现在提出，如果您签字的话，那么他也要签字。”

德·拉特尔只是重复了一遍他从戴高乐那里得到的含蓄的命令。“如果我没有完成任务便返回法国，”他答道，“也就是说，没让我的国家参与签署第三帝国投降的文件，那么，我就应该被处以绞刑。替我想想吧！”

“我不会忘了你。”特德表示理解地微笑着。然后，他离开去见俄国人。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朱可夫指出，就逻辑上而言，不需要任何见证人签字。特德则同样强烈地坚持，投降文件上必须有一个名字代表四千万法国人，还有一个代表一亿四千万美国人。

最后，是维辛斯基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斯帕茨和德·拉特尔签字时要比特德和朱可夫签得低一些。

当晚将近十一点半，凯特尔、弗雷德堡和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¹⁶⁾大将走进了举行投降仪式的房间。照明灯的强光让他们一时什么都看不见。凯特尔大步向前，身上那披挂整齐的军服让人印象深刻。他突然举起手杖，干脆利落地行了个礼，然后梗着脖子，仰着头，僵硬地坐在了朱可夫对面。“噢，法国人也在！”凯特尔在看到德·拉特尔时嘟哝道，被维辛斯基听见了，“这下都全了！”

眼窝深陷的弗雷德堡坐在元帅的左边，施通普夫坐在右边。⁽¹⁷⁾

朱可夫站了起来：“你承认投降议定书吗？”

“是的！”凯特尔响亮地答道。

“你有权力签字吗？”

“有。”

“把你的授权书给我看一下。”

凯特尔把授权书递给他。

“就你即将签署的投降文件，你对它的执行还有什么意见吗？”

凯特尔一字一句地说，请宽限四十八小时。朱可夫用询问的眼神四下看了一圈，然后说道：“这一请求已被驳回。不能更改。你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没有。”

“那就签字吧！”

凯特尔站起来，扶了扶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走到了桌子尽头。他坐到德·拉特尔身边，把军帽和手杖放在了这个法国人面前。德·拉特尔示意他拿走，元帅便把它们推到了一旁。接着，他从容不迫地摘下一只灰色的手套，然后拿起一支笔，开始在几份投降文件上签字。

摄影记者和通讯记者们涌上前来，为了看得更清楚甚至爬上了桌子。一名俄国摄影师的助理试图挤进去，却被人一拳打在了下巴上，向后翻了过去。

特德面对德国人，用他尖细的声音说道：“你了解刚刚签署的这些文件的条款吗？”

凯特尔再次挺身站起，举起手杖行了个礼，然后仰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演说：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一千年。千年来一直属于德国的土地如今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因此，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极为简单。很明显，我们必须跟随西方强国，在西部被占领的土地上和他们共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希望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土地……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彻底崩溃了，但我们的人民已不是1918年的德国人民。他们没有被撕成碎片。不管我们是想创造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顺应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应确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给予我们的团结一致都会继续下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前程未卜。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一情谊是在对我们国家的空袭之中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有可能征服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世，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定德意志民族不会灭亡……

但是，这番话里丝毫没有流露自约德尔从兰斯回来之后，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些东西。约德尔带回了一份《星条旗报》，上面刊登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拍摄的照片。起初，邓尼茨拒绝相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不容置疑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正视现实——集中营体系的恐怖不仅仅是盟国的宣传。

这些发现深深动摇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他在想，为了赢得希特勒的那些成就，是不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想到了他那两个在战斗中为元首捐躯的儿子。

和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邓尼茨刚刚开始看到元首的主义，即独裁主义的种种危险。或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只要拥有独裁的权力，就无法拒绝滥用权力的诱惑。

写完这份致军官们的演讲稿时，海军元帅已是疑虑重重。他又匆匆扫了一遍，然后缓缓地叠起信纸，把它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1)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卡尔滕布鲁纳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去了山区，但并未参加战斗，而是假冒空军下士巴特，和平地向一支美军部队投降了。在战俘营中，他又说自己是一名党卫军中尉，名叫奥托·艾克曼。1946年，他未费吹灰之力便逃走了，去南美洲藏了起来。十四年后，他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被秘密带往耶路撒冷审判——并最终处决。

(2)Ivan Susloparov，1897—1974，时任苏联与法国政府及盟国欧洲远征军之间的军事联络代表团的指挥官。——译注

(3)刘易斯的昵称。——译注

(4)爱德华的昵称。——译注

(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俄国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签订为期十天的停战协定，随后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然而，不久之后，由于和谈双方的分歧，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国发起了全线进攻，战争再次爆发。——译注

(6)Vidkun Quising，1887—1945，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时任挪威首相，因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被视为“卖国贼”，并于1945年被处以死刑。——译注

(7)不久，特波文饮弹自尽。吉斯林企图逃跑，但是被抓了回来。

(8)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奥塔卡尔·马霍特卡博士，断然否认弗拉索夫的人是被捷克人赶走的。

(9)弗拉索夫的五万名战士中，约有一半逃过了英美防线，其他人则被红军包围了。没自杀的那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了苏联。弗拉索夫本人和布尼亚琴科以及其他八名领导人在莫斯科受到了审判，他们的罪名是“间谍、蛊惑军心，以及针对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一个军事委员会宣布“所有被告都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被处以了绞刑。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达成协议，将把他们各自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线的大多数人最终也被交给了俄国人——有时是被英美守卫强行押送回去的。在奥地利的利恩茨，一群哥萨克人不肯登上撤离的卡车。他们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围成一个保护圈，徒手与英国士兵进行搏斗。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则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10)当他到达那里时，“阿尔卑斯山要塞”已经不复存在，而战争也已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向美国人投降，随后被送往苏联。他在那里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二十五年徒刑。他在苏联的时候，他的参谋长奥尔德维格·冯·纳茨默尔将军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九年后回到慕尼黑时，舍尔纳发现自己在很多德国人眼里成了懦夫的象征。他再次受到了审判，并根据间接证据被判有罪，而这次审判他的是德意志联邦政府。最近，他的几十名军官同僚自愿做证，舍尔纳乘飞机去提洛尔的确是为了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11)事实上，斯大林仍抗议这么早就宣布投降一事。他在最近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陈述了他的理由：
……红军最高统帅部不确信东线德国部队会执行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且误导了苏联舆论。应该记住，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有相当多的德军士兵已直言打算继续抵抗，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
由于这一原因，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国投降条约生效，并将政府对投降一事的宣布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12)在丘吉尔和杜鲁门发表讲话的同时，苏联电台播放的却是一栏儿童节目。斯大林决心要到次日才发表声明。

(13)Vasili Sokdovsky，1897—1968，苏联军事家，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译注

(14)Jeande Lattre de Tassigny，1889—1952，二战期间的法国陆军高级将领、原法属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兼远征军总司令、法国元帅。——译注

(15)戴高乐认为，他受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轻慢。他们不仅公开嘲笑他，还拒绝让他参加雅尔塔会议，而且，直到会议全部结束才肯告诉他会议的成果。当法国人在攻克斯图加特（德国城市）后不愿撤离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被激怒了。杜鲁门亲自发电报给戴高乐，说他对“你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及其明显的含意表示震惊”，并威胁道，如果法国军队贯彻“法国政府的政治要求”，他将“彻底重新安排部队的指挥权”。
最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美国人，美国第六集团军群指挥官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件是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纷争非常荒谬。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德弗斯本人一直非常理解法国人的渴望。他将这一理解主要归因于他参谋部的一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16)Hans Jürgen Stumpff，1889—1968，纳粹德国军官，时任“帝国航空队”司令，负责指挥西线战场的全部德国空军。——译注

(17)十五天后，弗雷德堡自杀身亡。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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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

BATTLE THE STORY OF THE BULGE

［美］约翰·托兰　著

张怀博　孙琦　张雯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BATTLE: THE STORY OF THE BULGE by JOHN TOLAND

Copyright: © 1959 by John Toland. Renewed 198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5-2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美）约翰·托兰著；张怀博，孙琦，张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2

书名原文：Battle: The Story of The Bulge

ISBN 978-7-5339-5494-9

Ⅰ．①阿…　Ⅱ．①约…　②张…　③孙…　④张…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1731号

责任编辑　柳明晔　文字编辑　邵　劼

责任印制　吴春娟　封面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

［美］约翰·托兰　著

张怀博　孙　琦　张　雯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390千字

印张　27.25

插页　1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94-9

定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引言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这是盟军解放欧洲、打败纳粹德国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之后发生的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件直接导致了“阿登之战”。同年8月，诺曼底之战突然戏剧性地结束，在胜利的余波中，盟国高级官员中间自然而然地弥漫着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甚至是一种忘乎所以的氛围。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使得盟军中有人开始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德军似乎完全乱了阵脚。盟军很快就从德军手中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片地区，好像挺进第三帝国的领土，只是个时间问题。当时，德军遭受的损失巨大：在东线，他们损失了90万兵力；在西线，又丢了45万士兵。然而，盟军中的乐观分子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德军尚存大约340万兵力，其中超过100万的军队都集中在西线，誓死保卫第三帝国。

盟军在二战期间经常会对德国国防军的能力产生误判。尽管盟军一次次被证明低估了德军的斗志，但他们对德国国防军于艰难局势下表现出的反抗意志和韧性，总体还是估计不足。德军抵抗的决绝有目共睹，在西西里，在萨勒诺、卡西诺、安济奥，在意大利北部和诺曼底，类似的事例不一而足。1944年9月中旬的“市场花园行动”，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盟军为夺取荷兰阿纳姆处的莱茵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出动了大量的空降和滑翔机机降部队，然而却徒劳无功，且损失惨重。

盟军原本对西北欧的作战蓝图，是建立在德军将会从诺曼底有序撤离，然后死守于塞纳河一线的假设上的。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美国第1和第3集团军在7月末，就从科唐坦半岛冲了出去。希特勒原本试图在莫尔坦将盟军一撕为二，结果却一着失算，使得自己的B集团军群困于“法莱斯口袋”，深陷险境，从而不得不从诺曼底仓皇撤出。

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的战略计划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英国第21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提议，应由他的集团军群和一个美国集团军群，总共将近40个师，齐头并进，从鲁尔挺进德境。他坚信，这支队伍将会势不可当，“无所畏惧”。而美军第12集团军司令奥玛•布雷德利中将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认为应由他带领的美军直入法国中部和南部，穿过法兰克福缺口，插入德国腹地。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采用任何一人的方案，而是坚持盟军的“宽大正面”进攻战略。若盟军全部由一国军队组成，艾森豪威尔很可能会采取蒙哥马利的计划，但是盟军之战必须由盟军共同来赢得，而不能仅靠英军，或者美军，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一条信念。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艾森豪威尔决定，蒙哥马利的部队应先夺取欧洲最大且设备最优良的安特卫普港，然后向东北方穿过比利时和荷兰，向鲁尔区挺进。布雷德利的部队则明显只是充当助攻罢了，他们负责向东攻向萨尔（德国仅次于鲁尔区的最重要的工业区）和法兰克福缺口，顺便也保护了英军右翼。可是这一决定，无论于蒙哥马利、布雷德利，还是美军第3集团军司令小乔治•S.巴顿中将来说，都不合他们的心意。

除此之外，盟军在诺曼底出其不意的胜利还带来了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盟军无法在塞纳河畔停顿下来，稍微喘口气。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重组部队，将后勤基地往前推移，同时重新制订下一步进攻计划。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的部队，从北海一路奔袭到瑞士边境，距离主要补给港——瑟堡港足足有400英里的距离。在登陆后的第100天（1944年11月14日），盟国部队都已经开进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后勤部队预期1945年5月才能到达的位置。

一旦越过了塞纳河，战事的关键就不再是战略战术，而是后勤给养了。这点尤其体现在盟军于9月初夺取至关重要的安特卫普港，但却未能控制其与外界的通道之后。德军的封锁拦截令安特卫普港成为了死港，直到11月底才投入使用。这就导致了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各种补给都已经运抵法国，但盟军要攻入德国所需的燃料和弹药，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补充，其他则长时间处于短缺状态。为了不让战争机器陷于瘫痪，盟军英勇地实行了著名的“红球速递行动”，但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速递行动本身消耗的燃料就大于真正送至前线的燃料量，盟军在西北欧参与行动的65个师，每个师每天都要消耗700吨燃料。由于无法同时支持“宽大正面”进攻战略的两股进攻部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宝贵的军需资源进行合理调配。首先得到照顾的是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可是，艾森豪威尔这一决定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令在洛林的巴顿本来大有可为的攻势止步不前。

盟军没能在1944年秋季一举攻进德国，给了德军宝贵的重整时间和抵抗时机，那时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攻势遭遇上了近五十年来最为冷酷的寒冬，在第三帝国的边界沿线陷入了泥潭，停顿了下来。从萨尔到亚琛，进行了一系列的血腥战役，但除了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外，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伤亡人数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是争夺罗尔大坝要塞的战役。这场进攻是由布雷德利和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中将共同策划的，目的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罗尔大坝，从而得以于德国境内有一个立足点。在数次的进攻中，大量的美军步兵都被投入到了许特根森林，然而却徒劳无功，且伤亡数千人。对此，后来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描述道，这是“一场原本应该避免、有欠思考、基本无益的战役”⁽¹⁾。

本来物资短缺就越发严重了，如今又加上了冬装补充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选择了继续全线作战。为了支援盟军在如此长的战线上的行动，他不得不压缩预备部队，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员不齐、由老兵组成的美军空降师。盟军战线上最为薄弱的一环，当属崎岖不平的阿登高地，那里道路网破败，且森林茂密。在这个地区的东部，布雷德利对“幽灵前线”的防卫尤其稀疏，他后来称之为“可掌控的风险”。这条战线长达100英里，而防御这里的却只有三个初来乍到、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军步兵师、装甲骑兵团的一部分和三个受损严重、正在补充兵员的老兵师。盟军以为，天气如此恶劣，德国人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发重兵偷袭阿登的。

就在盟军几乎停滞不前，而第三帝国面临入侵、濒临失败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赌一把，拼死一搏，把德军的命运押在对阿登高地的闪电式突袭上，以图将盟军战线拦腰折断。希特勒的宏大愿景，就是要重演1940年侵略西欧的成功，那时德军就是通过阿登高地，取得了臻于完美的胜利。希特勒相信，只要渡过默兹河，开进阿登高地外的比利时的低地地区，他的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夺回安特卫普港，一旦该港在手，就能迫使盟军求和。希特勒把这次反攻行动称作“守卫莱茵河”。

负责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德军指挥官们对此忧虑重重。当他们于1944年10月末第一次听到这一计划的时候，担任西线总司令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和担任德军地面部队（B集团军群）司令的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都对希特勒的计划表示了强烈反对。两名将军都认为，夺取安特卫普港不切实际，是怎么都不可能成功的。他们试图说服希特勒缩小该次行动的规模，但希特勒对他们的建议却置若罔闻。到了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莫德尔和他的两名装甲集团军司令——党卫军上将“泽普”约瑟夫•迪特里希和上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一起，再一次言辞激烈地劝说希特勒，督促他重新考虑这个行动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强硬地拒绝了。

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希特勒秘密调集了多达25万人的部队，意图在欧洲西北部发起反攻，这是二战期间德国对这一地区发动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反攻。在寒冬恶劣天气的掩护下，1400多辆坦克、2000门火炮和20个师的部队悄悄地开进了位于阿登东部边界的崎岖不平的西尼艾弗尔山地区。

1944年12月16日清晨，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向美军第1集团军的“幽灵前线”发起了主攻，令盟军大惊失色。一时间，沉寂的阿登高地乱作一团，美军部队走投无路，竭力战斗，以求生存。进攻的德军看上去来势汹汹，不可阻挡。随之而来的，便是“阿登之战”。

约翰•托兰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之一。最初发表于1959年的《阿登之战》，是托兰所撰写的第一部军事历史专著。这是一部英雄传奇，讲述了美军如何抵御了希特勒的致命反攻，且将之转变为盟军的一场胜利的故事，成为了美军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之一。正如托兰在前言中所写，《阿登之战》一书“记录下了美利坚合众国曾打过的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是美军唯一于深冬之时进行的一场战役”⁽²⁾。

在他写书调研的时候，可以找到的二战文献，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战后报告，对这场绝妙的“阿登之战”都未曾有全面详尽的记录。对战争亲历者的寻访是托兰的一大特色。他在调研过程中，跑了将近10万英里，采访了成百上千的军人，其中既有盟军成员，也有德军成员，既有列兵，也有将军，还包括平民。记录一手陈述资料，就让他写满了50本笔记本。

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公民去“铁幕”后的敌对国旅行，但托兰和他的妻子寿子并没有被吓住，事实上也没受到什么惩罚。他们一路旅行到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去采访战争亲历者。只要有人知道“阿登之战”的任何信息，不论那个人在哪里，托兰都能想方设法找到他——有一次他甚至去了斯图加特的一个市立妓院，与前德军军官的情妇面谈，类似千奇百怪的地方还有几次。不论是希特勒的山中隐避所，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山中的“鹰巢”，还是维也纳、南斯拉夫、东德、西德、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或是美国本土，都留下了托兰的足迹，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收获。还没有哪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能像他这样，为调查一个事件而如此舟车劳顿，不辞辛劳。

在《阿登之战》一书中，托兰将学术研究和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再现了二战中最悲怆的战役之一。最终完成的作品，是从亲身参战的人们眼里看到的“阿登之战”，他们的叙述充满了鲜活的人性情怀。托兰在后记中说道，“他们这些人的口述，实际上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³⁾。

这场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两名将军，一个是美国人，另一个则是德国人，托兰先生对这两人都做了深度的采访。布鲁斯•C.克拉克将军战时刚刚晋升为准将，于军中无甚知名度，当时负责守卫圣维特镇，匆忙安排起防务部署。小镇是阿登东部除了巴斯托涅外，最重要的道路和铁路中心。曼陀菲尔的先头部队要想到达默兹河，就必须拿下巴斯托涅那个至关重要的交通重镇，而第5装甲集团军要想攻取巴斯托涅，则必须先击溃被围的美军圣维特守军。尽管巴斯托涅之战因第101空降师的英勇抵抗，及其代理师长对德军劝降要求所给予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扯淡”——更为人所知，但托兰着墨更多的却是美军于圣维特对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进行的牵制战。

此外，托兰也对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进行了深度采访，来了解对方独一无二的视角。从这个以及更多其他的采访中，他逐渐勾勒出德军领导层企图拼死拿下西线战役的画面。冯•曼陀菲尔来自普鲁士，曾经做过业余骑师，获得过现代五项全能冠军，谈锋甚健。他侃侃而谈当年德国人如何策划和实施“守卫莱茵河”方案，圣维特之战又如何阻挠了这一计划。《阿登之战》一书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原因之一就是托兰如此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让冯•曼陀菲尔、布鲁斯•克拉克这样的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

几乎就在托兰到处收集资料撰写《阿登之战》的同时，时任美国驻欧部队总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克拉克，带领着一小队精挑细选的军官，回到了阿登高地，故地重游。而当时陪同他的正是他的前对手冯•曼陀菲尔男爵。战争结束之后，这两人出于对对方的敬重以及共同的作战经历，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在1944年12月那次决定性交锋的发生地，两名将军从各自的角度分别回顾了那场圣维特之战。他们的这次旅行，也很有可能成为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战地之旅。正是由于托兰对克拉克和冯•曼陀菲尔的长篇采访，才使得他得以在《阿登之战》中重现那次事件的精髓。

《阿登之战》一书首次出版时，当时的反响毁誉参半。托兰因为这本书大量基于采访获得的细节，而非完全依靠官方文件，惹恼了学术界和知识界。其中最荒诞的责难莫过于说，托兰没有做历史学家的资历，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规学习过历史或者取得博士学位。最近《纽约时报》指出，托兰使用个人采访的方法写历史，“惹火了那些喜欢用证伪法著史的人”⁽⁴⁾。

在对此书赞不绝口的人中，有一个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比尔•莫尔丁，他在二战期间，为《星条旗报》创作了《威利与乔》系列卡通。作为前美国军人，莫尔丁在《圣路易斯邮报》上撰文说道，《阿登之战》一书“比任何一本战争小说都更加引人入胜。节奏紧凑，如身临战场，犹枪声在耳，噼啪作响……里面极好地描绘出了美军战士的品性，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好的”⁽⁵⁾。

在托兰的卓越事业生涯中，由他所记录下的20世纪大事记，数量之多，令其他历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对于这些战役，他不仅叙述之，更是体认之！读者在阅读时常常被带入到他所描述的事件中，似乎成为事件的亲历者。许多作家也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很少能像他做得这么好。例如，他曾在《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中，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狂风骤雨般的最后一年。可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托兰有关1944年至1945年欧洲西北战场的著作中，还有一部《最后一百天》（The Last 100 Days），其中对接近尾声的二战故事的描写，摄人心魄。在我看来，至今无人超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军事史就应该这样写。不出所料，《最后一百天》一经出版，就立刻成为畅销书。

《芝加哥论坛报》曾对军事历史学家托兰的工作评论道：“托兰将无数的细节完美融入到宏大的战争叙述中，编织了一幅恢宏的通俗历史织锦画。”⁽⁶⁾这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了。任何历史叙述的最终价值，都是看它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在他之后有人陆续出版了大量关于“阿登之战”的书籍，但是约翰•托兰的记述仍然是最具开创性的作品。我非常乐于将此作品推荐给新一代的读者。⁽⁷⁾

卡罗•德斯特

(1)　Charles B. MacDonald The Battle of the Huertgen Forest（Philadelphia：Lippincott，1963），205.

(2)　John Toland，Battle：The Story of the Bulge（New York：Random House，1959），ix.

(3)　Toland，Battle，355.

(4)　Review of Battle，by John Tolan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0 November 1997.

(5)　See John Toland，Captured by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7），152.

(6)　Toland，Captured by History，dust jacket.

(7)　《阿登之战》这本书出版六年后，来自美军官方的历史记录才出版。See Hugh M. Cole，“U.S. Army in World War II：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The Ardennes：Battle of the Bulge. （Washington DC：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U.S. Army，1965）

作者题记

这本书记录下了美利坚合众国曾打过的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是美军唯一于深冬之时进行的一场战役。从规模上来讲，这场战役堪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超过100万士兵和数千名平民都积极参与其中。与二战其他战役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由阿道夫•希特勒策划的战役，是他最后一次的大反攻，是他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本书中所有的对话都不是虚拟臆造出来的。这些谈话都是我亲耳听战争的亲历者，或者从听过亲历者倾述的人士口中得知的。例如，麦考利夫在巴斯托涅对德军来劝降时斩钉截铁的回答，就是五个当时在场的人亲口对我说的，不过仍有许多人怀疑，这一转述是否删略了某些不雅之词。

两年多，我都在追寻“阿登之役”的足迹，这将我带向了十多个国家、一千多名被访者。为了熟识散乱广阔的战场，我在阿登地区步行考察了好多地方。我曾在散兵坑和地下室里过夜。在平民目击者的陪伴下，我也曾重走过许多以往的战场和屠杀地。常常说着说着，这些卢森堡人和比利时人就突然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起许多年前这里发生的场景，场面令人动容。

如果没有美国陆军部和空军部配合支持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成书的。他们打开档案，帮我搜寻“阿登之役”亲历者的所在，且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或是做出任何约束。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我要讲述真相。

目 录

第一部分　“圣诞玫瑰行动”

1　“幽灵前线” 1944.12.15

2　“守卫莱茵河” 1944.7.31—12.15

3　攻袭 1944.12.16

4　突破 1944.12.17

5　惨败 1944.12.17

6　克莱沃陷落 1944.12.17

第二部　“放手一搏”

1　刺穿比利时 1944.12.18

2　刺穿卢森堡 1944.12.18

3　投降 1944.12.19

4　呼唤蒙哥马利 1944.12.19

5　迷雾战 1944.12.20

6　战争成形 1944.12.21

7　小镇之死 1944.12.21

第三部　黑色圣诞节

1　鹅蛋要塞 1944.12.22

2　“扯淡” 1944.12.22

3　俄罗斯高压 1944.12.23

4　决策之日 1944.12.24

5　“在你漆黑的街头” 1944年平安夜至圣诞节

6　“我们无法强渡默兹河” 1944.12.26

第四部　众神的曙光

1　战场上的王后 1944.12.27—28

2　直面死神 1944.12.29—30

3　“英勇的步兵们……” 1944.12.31—1945.1.2

4　拿不准的战斗 1945.1.3—8

5　乌法利兹会合 1945.1.9—16

6　“全完了！” 1945.1.17—23

后记

索引

第一部分　“圣诞玫瑰行动”

1　“幽灵前线” 1944.12.15

1

1944年12月15日的夜晚，阿登前线寒冷而且寂静。

晚上10点，在卢森堡大公国古雅的中世纪城镇埃希特纳赫，当地的美军部队已经沉入梦乡，或是正要就寝。他们居住在泛黄的贵族宅邸里，双斜坡屋顶上开着老虎窗。对岸的悬崖顶上有一座破落的修道院，里面的德国人隔着湍急狭窄的绍尔河，俯瞰着他们，并没有什么异动。埃希特纳赫的美军早已没有必要熬夜站岗了。美军横扫完法国后，已于9月份解放了卢森堡，镇里的3300名居民从那时起，就一直居住在西面山丘后方的安置营里。

埃希特纳赫位于阿登前线的最南端，守护兵力仅为一个步枪连。晚上10点30分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沉沉睡去了。

阿登前线曲折绵延达85英里，穿过的区域与伯克希尔和格林山脉的地势很像，由美军的六个师守卫。但其中的三个师都是新兵，被派遣到此地，是为了“挂点彩”，也就是说，这三个师需要经历些小仗考验，再被派去参加大仗。而另外三个师呢，则个个都疲惫不堪，已经在历次作战中大伤元气，来这里是为了休整。

因为阿登前线毕竟只是个“幽灵前线”。在这个寒冷安静的地方，发射炮弹往往是为了校准，巡逻队探测敌人战线也只是为了训练。虽然都在彼此步枪射程之内，德方观察员却静静地看着美国人吃饭，美方人员则眼睁睁地看着女人在傍晚的时候，溜进齐格菲防线的碉堡里。两个多月以来，双方都在休整，相互察言观色，彼此都避免招惹对方。

从埃希特纳赫开始，前线转而向北，顺着蜿蜒的绍尔河延伸，于山峦间穿越。这段防线由第4师把守，它在上个月的短暂却又异常惨烈的许特根森林之战中，伤亡人数足足达到了7500人。而在绍尔河德军一边，城垛似的悬崖则继续延伸，齐格菲防线的前沿阵地也得以隐蔽起来。

从埃希特纳赫小镇以北5英里开始，第9装甲师就接手了防务。他们刚到达欧洲，上周才就位。实际上，这个师守卫在防线上的只有一个装甲战斗群，人手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步兵团，而其他两个装甲战斗群则都驻防在镇北50英里的地方，作为预备部队。在前线上只待了一周后，军官们就已经开始发愁了：战场上几乎啥动静都没有，他们的人还怎么受磨砺呢？

晚上10点30分，第9装甲师的阵地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住在地下掩体里，”克利福德•彭罗斯中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今晚他妈的竟然漏水了。纸上有几处不清楚，你不用担心，又不是啤酒弄的。今晚吃完‘斯帕姆’罐头，你的邮包到了。非常感谢，只不过下次就不要寄‘斯帕姆’了。”

再过去6英里，就是乌尔河从北面汇入绍尔河的地方，接手的是第28师，这是又一个于许特根森林之战中遭受重创的步兵师。

前线继续向北，沿乌尔河延伸。这条流速极快的小河，尽管只有50英尺宽，但是由于两岸高耸的悬崖，而使得河上只有少数几处地方可供车辆穿过。其中一处是菲安登，处在乌尔河与绍尔河交汇处以北8英里。这个小镇美如画册，蜷伏在一座雄伟城堡的散乱残垣下。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堡垒替菲安登挡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如今则成了64个美国士兵的观察哨。

深夜11点，菲安登镇上的美军大多都已睡着了。然而在海茵茨饭店的餐厅里，几个美国大兵正坐在一张曾服务过国王首脑、将相文豪的餐桌前，一边修补着一只船，一边谈论着今晚早些时候在河对岸抓到的一个德国独臂中士。一被抓进来，那名俘虏就一直惊恐地大叫：“德国人今晚就来了！德国人今晚就来了！”他还请求他们快点逃往西面，并且带上他。

从这里再向北大约15英里，前线跨过乌尔河，穿过齐格菲防线进入了德国境内。从这个缺口开始，第28师的防线还要往正东7到8英里。再然后就是被称作“金毛狮子”的第106师的地界了。

第106师不仅在阿登高地上，是资历最浅的一个，而且在盟军的任何前线上，都找不出和它一样资历的。几天前，他们才来到这里，由于坐着敞篷卡车于冷雨中穿过法国和比利时，个个都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当换防第2师时，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朝着他们喊道：“伙计们运气好啊！来到了个休养营地！”第2师的一名团长对第106师的一名团长说：“这里太平无事，你们的人会学懒的。”而现在，这第一批应征入伍的18岁新兵们，反而比老兵更加扬扬得意，坚信自己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你们的小家伙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想到吧？”19岁的一等兵乔•谢克特曼给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普利茅斯的家人们写道，“我们扎营的地方很舒服，很安全，就像我们在英国的时候一样。当然，谁也不清楚能在这个天堂待多久。但是只要还在这，我就很安全。”

在他北面几英里的地方，团参谋小艾伦•琼斯中尉躺在掩体里，仰望星空，浮想联翩，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圣诞卡上的景象：二尺长的冰凌，白雪覆盖的杉树。四周寂静无声，他安然地就想起了在华盛顿的妻子琳。妻子已经怀有身孕，很快就要生了，那将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但小艾伦•琼斯的父亲，也就是第106师的师长艾伦•琼斯少将，却没有他这般平静安然。当天这位父亲曾来到前沿阵地这儿，找儿子谈心。

小艾伦看到父亲腰间的0.32英寸手枪，便开玩笑道：“爸，这枪给我用怎么样？”

“是应该给你的，但我可能会用到啊。”琼斯将军的语气尽管和他儿子一样戏谑，但心里却十分焦虑。从看到形势图的第一刻起，他就很是担心：他整个师的阵地都突进了齐格菲防线内部，深达6英里。这片区域名叫西尼艾弗尔山区，山林崎岖，地势起伏，溪流纵横。几处小村庄，要不点缀在光秃秃的山脊上，要不就是隐匿于山谷深处。希特勒在西尼艾弗尔山上，安置了数英里被冠以“龙牙”称号的混凝土坦克陷阱，以及数百个精心伪装的碉堡。

他得到的命令是“一人一岗，严防死守”。刚一就位，琼斯少将就抗议道，这个突出部位很容易就会被整个剪掉。他有太多防卫哨设在山谷的村庄里，士兵们对来自四面以及空中的袭击无所遮蔽。

然而霍奇斯、布雷德利以及艾森豪威尔三名将军却都坚持认为，这只插入齐格菲防线的手指头，在侵入德国时，将会是个十分有价值的桥头堡。当然，它是有被咬掉的危险的，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琼斯少将的另一个忧虑，是西尼艾弗尔山北面那条狭长的山谷。这条山谷宽达7英里，是从德国通向比利时的一条走廊，被称作罗谢姆峡口。

仅仅这个名字本身，就让人感到不安。罗谢姆峡口这个从东向西的大门，历史上赫赫有名。德军于1870年、1914年和1940年三次发动入侵时，走的都是这条道。尽管没有哪个人觉得德国人还会来个第四次，但琼斯少将还是忧心忡忡。因为德军一旦故技重施，他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人肯定就会被困住的。

罗谢姆峡口7英里宽的地界，除了最北端的2英里之外，剩余的5英里全都由他负责。但守卫那部分峡口的第14骑兵团，他还从来没见过。那些人是之前负责西尼艾弗尔山的第2师留下来的，但直到目前为止，琼斯的军官们还没有时间去视察一下罗谢姆峡口的阵地。

在一个名叫克里温克尔的小村庄的东头，第14骑兵团的中士约翰•班尼斯特跟自己排的人，正窝在一栋房屋里过夜。一天前巡逻的时候，他发现50个德国人正把一个载满重物的雪橇，往一栋孤零零的房屋里拖。看到德军人员和设备突然集结，他立马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上去，但之后就没有回音了。但是12月15日快半夜的时候，班尼斯特悄悄起身，来到窗前，紧张地望着东面那栋孤零零的房子。

第14骑兵团的阵地过后，前线则继续向北。在连续2英里的地界内，连一辆坦克或者一个散兵坑都看不到。这一区域很少有人巡逻，休假的德国兵通常可以安然无恙地从此处穿过去，回到美军防线后方的家里去。这长达2英里的缺口，就位于罗谢姆峡口的最北端。

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这个外门，尽管不是完全大开，但起码也是半掩半开，似要招引来人。尽管它的重要性于全欧洲首屈一指，但其守护兵力，却只有区区900名骑兵。他们无论是所受的训练，还是拥有的器材，都不适合静态防御。

同样令事态凶险的是，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的第8军（包括第4师、第9装甲师、第28师和第106师）所负责的防线正好在此重要节点上终止，而他朋友伦纳德•杰罗的防线恰好于此处开始。所有的军人都知道，军队防线交界处是最为薄弱的。即使界线两边的战士可以互相握手，但指挥链却把他们分开千里之遥。

杰罗的第5军防线开始的地方由第99师守卫，这个师几乎跟第106师一样，都缺乏作战经验。

第99师来阿登已经有一个月了，几乎没见到什么动静，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境况很不理想。战场安静些他们并不在意，但整天都得住在散兵坑里，尤其是最近几天，热饭热菜为什么断供了？他们现在沦落到只能吃令人作呕的“D”棒——一种用浓缩巧克力混合而成的东西，他们有时把它称作“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这时在快到第99师阵地的北端处，一场复杂的排兵布阵正在进行：刚刚从西尼艾弗尔山那个突出部位赶到北边的第2师，正依托第99师阵地上一道2英里宽的狭长通道发起进攻。他们在过去的三天中，一直努力要从齐格菲防线上打出一个缺口来，然后穿过它，直捣北面的罗尔大坝。对于盟军来说，要想进军鲁尔河谷，这些大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在主攻开始之前就拿下。因为大坝水闸一旦打开，就会淹了进军的部队，切断它与后方的联系。

午夜时分，第2师的人被防卫严密的瓦勒晒特交叉路口给挡住了去路。在静候时机的时候，杰斯•毛罗中尉跟弗雷德•阿林代尔上尉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话，来打发时间。阿林代尔突然说道：“你知道的，毛罗，我活不过明天了。”

“可不能这样开玩笑啊。”

“我活不到30岁，也不知道谁决定的。”

阿林代尔语气中透露出的坚定，让毛罗不禁打了个冷战。

从第2师进攻通道的北边开始，防线仍由第99师负责，又向前延伸了数英里，终止于德国边境的历史小镇蒙绍。这里林木茂密，山峰连绵，蒙绍就藏匿于蜿蜒的山谷之内。

整个“幽灵前线”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它的北部端点蒙绍这般安宁与祥和。这儿离埃希特纳赫镇，弯弯曲曲，大约有85英里的路程。有传闻说，希特勒本人曾骑着自行车于蒙绍的鹅卵石街道上穿行，十分欣赏此地的洛可可风格建筑；而且还曾亲自下令，整个小镇要当作博物馆般对待，不得受战火摧残。不管传言为虚为实，蒙绍镇上迄今为止，还从未落下一枚德军炮弹。镇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骑兵，深信将来也会如此，便早早地爬上了厚厚的羽绒床。毕竟对他们来说，明天将和今天一模一样——舒适、寂静，稍微有点寒气。

从埃希特纳赫到蒙绍的整个“幽灵前线”，12月15日的这天半夜，几乎没有引起75000名美国士兵中任何一人的特别注意。那些对此留意到的，也只是觉得离异乡的圣诞节又近了一天。

2

前线后方的师指挥所和休息营地，都像极了美国国内的驻防地。离罗谢姆峡口后方5英里，有一个叫作洪斯菲尔德的比利时小村庄，很是破败。那天晚上，在村里面的第99师的休息营地里，正在放映一部电影。电影原声坏了，士兵们就在修理的当口，自创自演着对话，嗓门浑厚洪亮。过了会儿，他们正要排队退出娱乐场地时，一则火爆的消息传了开来：明天早上，玛琳•黛德丽会亲自来这儿演出。那些本该明早8点就返回前线的步兵们，立马就开始合计起拖延时间的办法，好等中午时再离开。

从罗谢姆峡口往后30英里，在盟国比利时的维尔萨姆，第14骑兵团用作预备部队的半个团，正在观看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营地演出。演出让士兵们很是开心，有个演员边唱歌边大嚼饼干，他们也毫不在意。美国大兵们操心的事，只有食物和家书；而军官们呢？则是食物、家书，还有配给的酒。

视线再往前线方向回返，在这儿与前线中间，有个色调灰暗的比利时小镇，名叫圣维特。在镇子里一间色调灰暗的石头校舍里，第106师师长艾伦•琼斯将军正坐在桌子旁边，为事情忧虑，甚至圣维特都让他感觉不踏实。这里虽说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但看上去却是如此的丑陋不堪。与卢森堡那些风景如画的小镇不同，圣维特到处都是令人压抑的石头建筑，凌乱无章，毫无装饰，连商店橱窗上的文字，写的都是德文。这里的一切都不可抗拒地显露出一种纯粹的条顿风格，甚至连教堂都无法幸免。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圣维特及周遭曾四易其主。一半的居民自认为是比利时人，另一半则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邻居之间，相互猜疑。琼斯的指挥所也因此笼罩在一种半友好、半敌视的不祥氛围之中。

这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从前线收到任何令人不安的报告，一切都是如此的平静。但之前的两天晚上却不是这样子的，连续两天都可以听到从敌阵那边传来的大量马达轰鸣的声音。琼斯当时曾立即将“敌人装甲车辆有大动作”的情况汇报给第8军的特洛伊•米德尔顿将军，他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米德尔顿的参谋们一下子就被逗乐了。“别老战战兢兢的，”第8军的一名军官抢白道，“德国佬那是拿录音带，吓唬你们新来的来着。”

但异常的并不只有马达声。美军这边最近因为疏忽而引发了两次大火，烧毁了一个营级车辆调度场和一个团指挥所，这让讲究条理的琼斯火冒三丈。然而尽管火光把这两个极具诱惑性的目标都暴露了，但敌军却未曾有一发炮弹朝它们打过来。对此，琼斯再一次感到疑虑重重。但战场老手们则又一次站出来坚定地说道，德国人已经没有可以浪费的炮弹了，这就是明证！

琼斯向附近民居里自己的卧榻走去。他边走边尽力地劝服自己，这些担心都是毫无依据的：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来到战场；第一次上战场的人老是草木皆兵，这是人所共知的。况且他又是谁，怎么能跟久经沙场的老兵争辩？一战期间，他从华盛顿大学辍学，直接参军做了一名少尉，然后在没有受过西点军校训练的情况下，慢慢地一路晋升到了师长级别。他跟巴顿将军那一类军官相比，完全不是一种类型。他手下的许多人连见都没见过他。他总是隐在幕后，以一种安静、低调的方式管理着第106师。

琼斯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西尼艾弗尔山上每一个年轻的步兵，都让他有一种切身的责任感。

那天晚上，差不多在圣维特与前线之间的正中央、“幽灵前线”后方6英里的地方，第28师几百名久经沙场的老兵正在克莱沃休养中心里尽情玩乐。克莱沃是个美得令人惊叹的卢森堡小镇，镇里蜿蜒的鹅卵石窄巷，高耸入云的修道院和巴洛克式的房屋，历来是热门的旅游景点。除此以外，镇内还有一处中世纪城堡的废墟，曾经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祖上的产业，然而虽说四处平静安然，镇上一个年轻人却忧心忡忡，这个人就是从德军部队逃回来的约瑟夫•盖本。纳粹在齐格菲防线后集结的传言早已经满天飞了，其中肯定有一些是真的。一旦打起来，他美丽的克莱沃小镇将是纳粹部队的必经之路。它正处在乌尔河主要渡河口的后方，且位于去往阿登重镇巴斯托涅的大路上。美国人为什么对警告视若无睹呢？

实际上，有几个美国人确实注意到了这些警告，但对德军开往这片区域这一点，他们却有别的很好的解释。特洛伊•米德尔顿刚在离克莱沃不远的地方实施了个诱敌行动：士兵们装扮成将军，骑着马在乡下到处逛荡，装出一副要为新部队寻找宿营地的样子；假坦克和假大炮到处招摇，装作又有新部队到来。目的就是蒙骗德军，把德军部队从萨尔和罗尔地区吸引到阿登来。德军显然上钩了。

那天夜里，没有一个盟军将领觉得德军会发动大规模攻击。然而，在克莱沃以西大约20英里的比利时城镇巴斯托涅，米德尔顿却有些坐卧不安，正是他的第8军，构成了“幽灵前线”防卫部队的主体。那一天上午，第28师的人曾送来了个女人，她说她在前一天晚上在克莱沃以东的齐格菲防线后面，看到了大量的德军部队，并且说，那些坦克的个头比美军的任何坦克都要大一倍。

米德尔顿明白，如果德军真的发动攻击的话，他手下的四个师——两个师的新兵，两个师的疲兵——将很难自保。他因此又把这名妇女送到了他的上司、第1集团军的司令考特尼•霍奇斯中将那里。

然而在比利时著名的度假胜地斯帕，霍奇斯却根本无暇他顾。他指挥的攻向罗尔大坝的行动进展缓慢，让他特别费神。其实在一周前，他的情报官“修士”迪克森上校就曾经预言说，德国人很快将会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当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过去的几天里，迪克森又到处说，德军很可能会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阿登发起进攻，就像1870年、1914年和1940年那样。这些言论弄得所有人都躲着他。然后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迪克森对自己的预感开始坚信不疑，他一拳打在地形图上，语气坚定地说道：“就是阿登！”

霍奇斯的参谋们都建议霍奇斯不要把迪克森的话当真：“修士”的悲观是出了名的；而且他近来劳累过度，如果放他去巴黎休息三天，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得到第12集团军命令的霍奇斯对迪克森的预言也很不满意。奥玛•布雷德利中将的情报官公开反驳道：“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德军在西线的实力因消耗战而不断削弱。”

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也很快加入了批评迪克森的队伍。艾森豪威尔主管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发出一份报告，说德国人也快完蛋了。

甚至英国人也在嘲笑竟有人担心敌方会发起进攻。就在那天下午，蒙哥马利曾直截了当地说道，德国人是“不可能发起任何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上，这时的战势太过沉闷了，他还问了艾森豪威尔，下周他可不可以回英国。

上头一致的自信，让霍奇斯也放心下来，他一心想着如何推进他当前的攻势。午夜时分，他上了床，只有伤风让他感到些许烦扰。

在“幽灵前线”南端的后方、卢森堡城的阿尔法饭店里，他的顶头上司奥玛•布雷德利也准备睡觉了。他明天一大早就得动身前往凡尔赛，和长官艾森豪威尔讨论步兵替补兵员极度短缺的问题——尽管在他麾下的作战部队人数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名战地指挥官。他根本不觉得德军会发起进攻，甚至在心里还暗暗地希望德军进攻。“他们要是现在打过来就好了！”几天前他还在说，“要是他们从洞中爬出来，反过来追着我们打，我们反倒省劲儿多了，还能多杀些德国人。”

在大后方的凡尔赛军官俱乐部里，讨论的主要话题莫过于盟军即将对罗尔大坝和萨尔地区的进攻，他们说在欧洲急需兵力的时候，就把麦克阿瑟的步兵调离，实在是愚蠢。有几个人还提到了格伦•米勒少校。这个著名的乐队队长那天在英国乘飞机，要飞来巴黎，但现在已经晚了几个小时了，他还没到。

离俱乐部不远，在几个月前还为德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所占据的别墅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正喜上眉梢。这名盟军最高司令刚刚晋升为五星上将，但是却容不得时间去庆祝。明天他与布雷德利有个重要会面，而且他还答应说要去参加勤务兵米奇和陆军妇女军团一名女兵的婚礼来着。明天肯定是个忙乱的日子，阿登还排不上号。

到了12月15日子夜，各路迹象都已经呈现。有人报告说克莱沃以东有部队集结，被俘人员也声称将会有一场大规模进攻，前线更是传来报告说敌军装甲部队有大动作，甚至截获的德军文件里也显示说，敌军已成立一个培训学校，专门训练作战部队如何伪装成美军——这所有的一切，抑或是其中的一部分，都足以表明阿登地区即将发生变故。

然而它们却什么作用都没起到。当晚盟军负责阿登前线大小巨细的所有人员，从总设计师丘吉尔和罗斯福，到各级军队将领，没有一人不睡得心安理得，都不觉得德国有什么好怕的。希特勒已经败了，即使他自己不那么认为。

阿登高地上，已过午夜。现在已经是1944年12月16日了。除了从东边几英里外隐约传来的神秘的隆隆声外，绵延85英里的“幽灵前线”显得特别安静。

25万名德国士兵、1900门重型火炮，以及970辆坦克和突击炮，正沿着铺满降噪稻草的大路和小径向他们的最终进攻位置缓慢西移。

六个小时之后，西线战场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具欺骗性的进攻——“圣诞玫瑰行动”就将打响。

2　“守卫莱茵河” 1944.7.31—12.15

1

这个庞大的集结行动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1944年7月31日，他收到情报说，盟军已于阿夫朗什冲出诺曼底的滩头堡。从那时起，元首就明白，他必须重新夺回主动权。起初他还有些惊魂不定，显得失魂落魄，毕竟施陶芬贝格伯爵对其的暗杀行动也才过去了十一天。但仅仅几周以后，他就又开始跺着脚到处走起来，训斥总参谋部的参谋，似乎恢复了以往的踌躇满志。

9月16日，“狼穴”的每日例会结束之后，元首将他最信赖的将军们叫到内间密室，召开第二轮会议。

首先进入内间会议室的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他是所有德军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紧跟在他后头的是作战局局长阿尔弗莱德•约德尔大将。然后是负责东线战场的著名的装甲部队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以及代表空军元帅戈林出席会议的克莱珀将军。他们低声窃语，不知道希特勒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计划。

最后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弓着背，面色惨白，若有所思。一双蓝眼睛冷漠如潭水，嘴角松弛地耷拉着。

就和以前召开高级别会议时一样，约德尔安静地开始汇报情况，老练地介绍了一下不利的战局。虽然他级别低于凯特尔，但希特勒对其的信赖却无人能比。

从政治上来说，第三帝国已经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意大利已经完蛋了；日本人则委婉地暗示，德方应该和苏联启动休战谈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已经反水，加入到所向披靡的俄国人那边；芬兰刚刚也和德国翻脸决裂了。

虽说德国国防军名义上仍有1000万名现役军人，但其中400万已经在开战后的历次战火中阵亡，仅在最近的三个月里，就有120万人伤亡——其中几乎一半都是在西线战场。

说到前线局势，约德尔接下来的语气中略露出一丝乐观，他说俄国人的夏季总攻似乎已经收尾了，“而在西线的阿登地区，我们也确确实实好好休息了一番”。

一听到“阿登”，希特勒突然就来了精神，他夸张地举起手，大声说：“停！”

两分钟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希特勒开口说道：“我已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主动进攻，就在这儿——冲出阿登！”他把拳头狠狠地砸在面前未展开的地图上：“跨过默兹河，向安特卫普进发！”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吃惊地望着他。他抬头挺胸，两眼放光，之前谨小慎微的病态已经一扫而光。他又变成了1940年那个活力四射的希特勒。

2

第二天，希特勒就催促他的部下加紧筹备反攻。他下令成立第6装甲集团军，同时把国防军运输局局长鲁道夫•格尔克将军吸纳进这一行动计划，让他承担重要任务。

9月25日，希特勒让约德尔起草一份进攻总方案。对于凯特尔，他派发的任务是让他计算一下需要多少军火弹药，多少补给，还有什么时候送达。同时他命令从前线撤回五个装甲师，集中在科隆以西整顿重训。这五个师将会成为进攻的主力。

到了10月上旬，格尔克的运输系统的初期工作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把当务之急放在了横渡莱茵河的准备上。桥柱和桥墩进行了加固，公路桥上铺设了轨道，渡船做了改装，足以运送机车和70吨重的虎王坦克；还建好了军用桥专用重型桥墩，掩蔽在莱茵河沿岸，以备永久性桥梁被炸毁的不时之需。

莱茵河东岸备好了临时堆场和仓库，用来暂存堆积成山的补给，以便后续运往西岸。但是格尔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对帝国铁路（即德国国家铁路）进行大改造。应急时刻表和应急管理办法都已制定出来。火车车厢上包了装甲外壳，以确保人员安全；还配备了轻型高射炮，以便驱离敌方战斗轰炸机。

10月11日，约德尔把阿登进攻方案的草稿呈给了希特勒。这次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圣诞玫瑰行动”，需要动用第6装甲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三个集团军，总共12个装甲师、18个步兵师的作战部队。“圣诞玫瑰行动”要取得成功，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其不意，二是天气情况必须让盟军空军无法起飞。该行动将坚持“宽大正面”进攻战略，开战第二天渡过默兹河，第七天抵达安特卫普。这个行动预计将摧毁英军和美军30多个师的部队。

为了做到绝对保密，这个方案只告诉了几个精挑细选的军官；每一级指挥都使用一个不同的代号指代这次行动，且每两周更换一次代号；有关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都不得以电话或电报的方式传送；通信员由发誓保密的德军军官担任，负责传达指令。

凯特尔在10月12日向西线的所有指挥官发布了一条总命令，宣布此时不能进行任何反攻，要求全体战略预备部队做好准备，以随时保卫“父国”的领土。

10月21日上午，约德尔把修订过的方案递给了希特勒。元首非常高兴，不禁开了几句玩笑，并给方案另起了个诡诈的名字——“守卫莱茵河”。

当天下午，在希特勒的召唤下，一个身着党卫军少校制服的高个儿金发男子来到“狼穴”，单独与希特勒会面。这名男子就是奥托•斯科尔兹内，他被英国情报部门视为欧洲最危险的人物。他最著名的成就莫过于从盟军手里抢走了墨索里尼；最近又劫持了海军上将霍尔蒂的儿子，端了匈牙利政府在布达城堡的大本营。希特勒见到他，立马笑容满面，并伸出手亲热地招呼道：“干得好，斯科尔兹内！”

“谢谢您，我的元首。”

“坐下来，跟我说说，就是那个‘米老鼠行动’。”

斯科尔兹内详细地讲述了绑架小霍尔蒂的过程，元首不时地发出大笑。讲完后，斯科尔兹内站起身，准备离开。

“再坐一会儿，”元首激动地说，“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任务，这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12月份德国将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这可能会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

他说，斯科尔兹内将起到龙头作用，负责培训一批精干人员，教他们如何假扮为美国人。他们将活动于美军防线后方——身着美军军服，使用美军车辆。他们将占领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传播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恐慌。

“我将授予你无限权限，自主组建部队。好好利用，中校！”斯科尔兹内不禁咧开嘴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是的，我已经晋升你为中校。”

希特勒站起身，再一次伸出手来：“再见，斯科尔兹内。我等候你‘狮鹫行动’的大好消息。”

3

第二天一早，西线全部陆军部队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特•冯•龙德施泰特，和希特勒钦点的这次进攻的指挥官、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都分别收到了“守卫莱茵河”的方案。

龙德施泰特看了一下方案，越看越惊愕，不禁悲哀地摇了摇头。“守卫莱茵河”方案，尽管别出心裁，但也太过冒进了。别的不说，就目前德方能凑齐的兵力而言，这个计划也显然过于好高骛远了。这个皮肤粗糙、饱经风霜的贵族将军命令助手行动起来，制定一个替补方案“马丁”。

莫德尔读方案时，则是一脸的热切。与龙德施泰特不同，他年轻，有活力，雄心勃勃。而且像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纯粹的赌徒。然而这次看完后，他却不禁咆哮道：“这他妈的也太不着调了！”

接着，莫德尔起草了自己的替补方案，叫作“秋雾”。

10月27日，元首召见了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

他听了两人对“守卫莱茵河”方案的反对意见。

龙德施泰特呈上“马丁”计划，建议以17个师的兵力进行22英里宽的正面进攻。希特勒听得是一脸的不耐烦。

莫德尔对“秋雾”进行解释，建议以20个师的兵力进行40英里宽的正面进攻。希特勒又是四处踱步，面目狰狞。

他终于听够了，挥手让他们止住。“腓特烈大帝你们都忘了吗？”他冷嘲热讽道，“他曾在罗斯巴赫和鲁腾，击败两倍于他的敌人。靠的什么？靠的是胆量。”他摆了下手。如今又是这个样子，他的将军们就是缺少“干大事”的想象力。“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多学些历史？”他解释道，腓特烈大胆冒险了一次，然后老天似乎是要奖励他的勇敢无畏，奇迹般的历史性事件突然从天而降——谁也没想到，与普鲁士为敌的联盟突然就分崩离析了。尽管欧洲所有的预言家都认为腓特烈注定失败，但他反倒化险为夷，转败为胜，为德国夺取了最辉煌的战绩。

“历史将会重现。”希特勒说道，“阿登将会是我的罗斯巴赫和鲁腾。历史奇迹也因此将再一次发生：与第三帝国为敌的盟军将会分崩离析！”

就这样，希特勒置将军们的意见于不顾，做出了决定。12月7日，他批准了最终方案。这个方案和他最初提出的方案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保留了那蒙骗人的代号“守卫莱茵河”。

4

“守卫莱茵河”方案运作起来。

所有的军级指挥官和参谋长都被纳入了方案中来。为了保密，所有的将军被命令必须亲自草拟本部的进攻路线图，料理各自的枢密工作，并且所有的机密文件必须随身携带，日夜不离身。无线电员把加密信息发给假的司令部，把假信息发给真的司令部，把真信息发到离公告地点数百英里外的司令部。同时假消息也在部队低层、酒吧和小饭店里散播，以迷惑盟军探子。

接下来，就到了准备工作最艰难、最危险的阶段了。在之后的一周里，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成千上万吨的物资，要趁着夜色从集结地被秘密运送到前线后边的集散地。

人群车辆开动起来。12月7日夜里，第一批人员及物资已经上了车，所有的轨道运输都向一个方向——阿登流动。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所有的列车都已经卸货完毕，并向莱茵河回返。未到天亮之前，这一趟往返就已经结束，而下一批又已开始。

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第四天以及之后亦复如是。

目前奥托•斯科尔兹内手上的权力，甚至比大部分上将还要大，他的“美国人培训学校”也已经进行到中期。自愿接受培训的受训人员表现得很棒。培训课程包括：美式俚语、美式举止、习俗，以及如何在敌线后方散播恐慌。

然而另一支特别部队，却仍在组建之中。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一名男爵中校，名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德特。男爵少言寡语，勤思缜虑，似乎更适合待在教室里，而不是战场上。事实上，1935年，他曾获得卡内基国际法教学研究员奖学金，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聘请他去教学。可是他婉言谢绝了，最终成为了德国最有名的伞兵部队指挥官之一。

虽然出于知识分子的本性，他也难免心存疑窦，但“守卫莱茵河”方案还是激起了冯•德•海德特心中作为战士的斗志。然而当得知迪特里希将出任他们集团军的司令时，他感到无比震惊。“泽普”约瑟夫•迪特里希在一战期间只是个中士，战后当了屠夫，成了街头打架斗殴的小混混；他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师长。在冯•德•海德特的眼里，他不学无术，且本性残暴。然而当初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时的狂热追随，希特勒至今未忘，且一直以各种形式来奖赏他。如今这个巴伐利亚的屠夫成了统领九个师的司令。

迪特里希身材高大，性格暴躁，有着很粗的嗓音。他在蒙斯特艾弗尔附近的司令部里，傲慢地接待了冯•德•海德特：“你们伞兵能干什么？”

“只要合情合理，就都能干。”冯•德•海德特回答道，身体向外略倾以躲开迪特里希满嘴的酒气。

“很好！”迪特里希把一张地图摔在桌子上，“拿下这些标着X的地点。”

“这就不合情理了。”男爵说道。

“迪特里希将军，”他的参谋长克莱默插嘴说道，“所有的目标都是用X标的。”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迪特里希嘟囔道，“你自己挑吧，冯•德•海德特。”

男爵选择了米歇尔木屋附近的交叉路口，路口处于比利时马尔梅迪以北那片贫瘠的荒地上。

“你现在去那儿制造些大混乱来。”迪特里希说。

男爵皱起了眉头。

克莱默再一次打断了他们：“该去制造混乱的不是冯•德•海德特。您把这个和斯科尔兹内的‘狮鹫行动’搞混了。”

细节确定之后，男爵要求配备一些信鸽，以防跳伞时无线电设备摔坏。

“鸽子！”迪特里希狂笑起来，“别傻了！鸽子！我管的是一个集团军，都他妈的没用鸽子！你只管个小小的战斗群，不带动物园也成吧！”

男爵努力压下了心中的厌恶感。但这却让迪特里希以为男爵害怕他。

“别担心，”迪特里希好心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道，“我说到做到，我会亲自到米歇尔木屋与你会面，进攻第一天的中午就能到。”

希特勒用迪特里希这个人，并非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身上的毛病，元首了如指掌。但迪特里希就和龙德施泰特一样，光是名字就对部队有着神奇的效应。当然，希特勒也希望，第6装甲集团军的伟大胜利，将出自一个模范纳粹之手。

除此以外，希特勒还知道，迪特里希背后站着一个有脑子的人——克莱默。

5

12月11日，部队集结全部完成。帝国铁路创造了轨道运输的奇迹，将第一波部队运到了出击地点。

那天一大早，希特勒就搬进了位于齐根伯格中世纪城堡附近新设的司令部里，以便严格掌控进攻的全局。发起进攻的日期已经雷打不动，就是12月16日。现在唯一能拦住他的部队的，就只有错误的天气了——适于飞行的天气。

接着，他召集各个师长开会，传达行动方案。

当这些师长及其参谋们到达会议地点时，盖世太保的人收走了他们身上的左轮手枪和文件袋，并且要求他们必须以生命担保，决不向外界透露他们要听到的内容。他们中谁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叫来；每个人只知道，近几周以来，各个师都被调遣得团团转。

希特勒到了，凯特尔和约德尔一左一右，一同走进会议室。元首的左臂微微颤抖，看上去有些疲惫。然而一开口，他就滔滔不绝，大谈特谈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纳粹党，满脸地兴奋，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

随后他详细地解释了“守卫莱茵河”方案。

从12月16日清晨5点30分开始，三个集团军将从蒙绍至埃希特纳赫之间的阿登前线冲杀出去。

他们将在列日和纳慕尔之间渡过默兹河，绕过布鲁塞尔，在一周内到达安特卫普。西线的盟军必将被最先的突袭吓得阵脚大乱，无从迎战，然后被打得稀巴烂，不得不祈求单方面和解。

师长们听得个个目瞪口呆。

那三个集团军分别为：泽普•迪特里希率领的第6装甲集团军，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带领的第5装甲集团军，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将军率领的以步兵部队为主的第7集团军。

迪特里希被分给了北翼，承担“守卫莱茵河”的主攻任务。分拨给他的部队不但数量多，而且也将是最精良的——个个都是武装党卫军中的精英，绝不逊色于曾经在俄国前线取得赫赫战功的部队。由四个彪悍的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组成的第6装甲集团军，将负责进攻蒙绍到罗谢姆峡口之间的地带，翻过艾森伯恩山梁，渡过默兹河，然后继续向安特卫普进发。

向南，在迪特里希的左边，是曼陀菲尔率领的第5装甲集团军。曼陀菲尔出身于普鲁士一个代代出将军的名门望族，曾做过业余驯马师，赢过德国五项全能冠军，虽然个子不高，才刚过5英尺，但却意志坚强，精力出奇地好，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反驳希特勒的人之一。这几个月以来，还没有哪个将军能像曼陀菲尔那样，说出来的话能让希特勒听得进去。偶尔，他还会讲一个忠言逆耳的故事给希特勒听，这也是其他人同样没有胆量做的。

曼陀菲尔被分给了两个目标。他右翼的两个步兵师将围住西尼艾弗尔山那个突出部位，困住第106师，然后拿下巴斯托涅以东最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圣维特镇。剩下的三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将从西尼艾弗尔山南边绕过，横穿卢森堡。

布兰登贝格尔指挥的第7集团军，是三支部队中最弱的一支力量，他们将负责夺取菲安登—埃希特纳赫地区，然后向西推进，护卫曼陀菲尔的左翼。布兰登贝格尔这个指挥官一丝不苟，忠心可靠，不仅看着像一个科学家，治军带兵的方式也严谨得像一个科学家。他承担这个任务，也是众望所归。虽说这个使命本身没有耀眼的光环，但是整个攻势是否成功，很可能就要看他能否抵御巴顿从南而来的反攻了。

会议结束了。

“这场战役，”希特勒总结道，“将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我要求我的全体战士都要奋勇作战，毫不留情。这次决不能心慈手软，所有的反抗都必须强力镇压。我们的‘父国’目前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我期望每一个战士都能勇敢无畏，绝不退缩。敌人必须被消灭——不是现在，就再无机会！这样我们德国才能生存下去！”

师长们动身回返阿登战场。

6

阿登地区，开战前的准备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活动斜板已经备好，好让坦克能驶过齐格菲防线上的“龙牙”。木排道一直铺到了前沿阵地，上面还盖上了厚厚的草垫，来减轻坦克和半履带车的哐当声。为了节省燃料，也为了减少马达噪音，首次弹幕要用的炮弹都是一发一发由人工搬运的。

各个环节都有着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无线电静默全面实行，战线后方的民用电话也受到严格监控。每个村庄都被派去一名便装军官。一支特殊警察部队到处巡视，制止任何非必要活动。侦察活动全部叫停，炮兵任务全部取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逃兵风险，阿尔萨斯籍、比利时籍以及卢森堡籍士兵全部从原部队调往了国内；一天五到六次的点名制度也已开始实行。各个部队甚至都分发给了木炭，唯恐他们拿木头来生火做饭，暴露行踪。

“守卫莱茵河”方案的最后阶段，即将开始。

7

12月13日，从“守卫莱茵河”已蓄势待发的部队那边，传来了最后的报告。

约德尔将军呈报，77000名替补兵员已并入三大集团军。进攻开始时参与人数为20个师，但很快就会有另外五个师加入进来。

凯特尔元帅报告，317万加仑的燃料已经运抵前线，还有211万加仑在运去的路上，另有79.2万加仑的储备油量。每辆坦克的燃料都足以行进90到100英里。

至于弹药供给，凯尔特说已经备好了15099吨，足够八天之需。另一批八天之需的弹药随时都可运往前线。

克莱珀将军禀报，德国空军已经聚集起350架战机，其中包括将近80架新型喷气式飞机。并且在天气放晴之前，还将会有更多的战机。

那天夜里，德军三个集团军开始分步骤行动起来，试图穿越与敌人间那10英里长的寂静树林，移向最终的进攻阵地。步兵师开到了离前线仅6英里，马拉火炮和榴弹炮则被运到离炮台仅剩5英里。

第二天夜里，德军一边派出飞机低空飞行掩盖动静，一边命令坦克和半履带车开到距前线仅6英里，命令步兵潜行至距前线3英里以内。马拉火炮和机动火炮则悄悄开到各自的炮台。

现在终于到了12月15日的晚上，由25万人和上万台装备组成的20个德军师已经完成调度，抵达了进攻的出发线。

接近子夜时分，所有的德军士兵都已经于突击位置各就各位。他们侧耳倾听着，站立的身体因寒冷而轻微地颤抖。各军官把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的话宣读如下：

西线的全体士兵们！你们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大批部队已开始对英美联军发动攻袭。我不用多言，你们自己就能感受得到。这一战我们赌上了一切！你们肩负神圣的职责，必须背水一战，夺取超越凡人的目标，这是为了我们的“父国”，也是为了我们的元首！

旧日的辉煌仿佛就在眼前，士兵们个个亢奋不已。他们再一次踏上了进攻的征程。德意志高于一切！

已经过了子夜，现在是1944年12月16日。“幽灵前线”沿线85英里，万籁俱寂。

3　攻袭 1944.12.16

1

12月16日早晨，西尼艾弗尔山上浓雾笼罩。希特勒的“御林师”——党卫军第1装甲师下属的装甲炮兵团的人，兴奋得摩拳擦掌。

“炮兵连已做好开火准备！”有人报告道。

在附近的公路上，这个师的坦克排成长队，像一条巨龙般蜿蜒曲折。一名指挥官正向站在后面一辆坦克炮塔上的人挥手。

“再见，中尉，咱们美国见！”

中尉哈哈大笑。

测距仪又最后再检查了一遍。士兵们喉咙干燥，双手抓在拉火绳上，两眼紧紧盯着手表。

坦克长队前后，炮长的胳膊都举了起来。

现在是早上5点30分。

“开炮！”

火焰和烟雾在“幽灵前线”全线蹿了起来。在85英里长的前线上，迫击炮哐哐哐咳个不停，火箭弹咝咝咝蹿出发射台，88毫米坦克炮哒哒哒咆哮。大地都不禁颤动。顶着雪的枞树颤抖着，抖落下阵阵白幕。成百上千辆坦克马达轰鸣着，哐当哐当地行进。与此同时，车队后方也传来低沉的隆隆声，那是列车炮正将14英寸炮弹打向美军防线后方数英里的目标。

在阿登前线的北端附近，尖声飞过头顶的炮弹把窝在散兵坑里的安托尼•蒂博给吵醒了，他是美军第99师的一名列兵。接着是深水炸弹似的声音——“啸声炮”⁽¹⁾，一秒后，两颗迫击炮弹在几码外闷闷地坠落。这之后各种爆炸声急骤地混在一起，就听不出是哪种炮弹了。

往他身后半英里，军官们跌跌撞撞地奔进营指挥所。突然炸响的连绵不断的炮火声，让他们吓了一跳，迷惑不已。根据情报，防御区对面的德国人只有两门马拉火炮。

“上帝啊！”副营长叫出了声，“他们这么干，可要累死那两匹马了。”

再往后，在第99师的餐棚里，五六个战士正席地而坐喝咖啡，一个叫泰格的炊事员正在搅拌煎饼糊。就在这时，炮弹开始在头顶嗖嗖飞过。

“伙计们，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一名美国大兵喊道。

一枚炮弹在一百码外落了下来。

“是朝我们来的！”泰格惊得大叫道。

然后头顶一声炸响，泰格飞了出去。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看到，帐篷已经被弹片炸得千疮百孔。泰格嫌弃地慢慢从瓦罐碎片堆中抽出脚，开始踢腾起来。

在南面的罗谢姆峡口，第14骑兵团的约翰•班尼斯特中士已经起了床，正透过晨雾向东面张望。他所在的克里温克尔村并没有受到炸弹侵扰，但他左边的人却已经深受其害。他想起来了半英里外那栋住着50名德国兵的房子。若他们全面出击，自己的这个团将很难挡住他们。

从班尼斯特向右，在西尼艾弗尔山那个突出部位的尖端，第106师师长的儿子——艾伦•琼斯中尉的指挥所里，人们乱作一团。电话线已经断掉，且美军所用的所有波段都已被德国音乐干扰，这使得小琼斯完全与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炮火很密集，也知道目前伤亡不多；但也仅此而已。

在南边，在第28师防线的中段，德军火炮正沿着处于乌尔河西侧2英里、与河道平行的“长空大道”轰炸沿路的小村庄。然而没过多久，弹幕就移远了，炸弹开始落在后方梯队的城镇。其中最重要的小镇就是克莱沃。

在那里，约瑟夫•盖本那个被德军抓壮丁攻伐俄国、后来又逃回来的年轻人，被爆炸声给吵醒了。他穿上衣服，叫醒母亲。“哦，只是美国人开火罢了，”她含糊地咕哝道，“回去睡觉吧。”

盖本下了楼。就在打开前门的那一刻，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声，立马就卧倒在地上。爆炸震得房屋晃动，灰尘烟雾罩住了他。等再站起来时，门已经被炸烂了，前窗也炸飞了。借着街对面房屋燃烧的火光，他看见母亲和两个姐妹摇摇晃晃走下楼梯，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恐惧。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德国人又要回来了。

在第28师的南面，在索尔河沿岸一个挨着一个的散兵坑里，第9装甲师的新兵们紧张地等待着人生中第一次炮火的洗礼。情形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样的炮火，人怎么可能活下来？

再向南几英里，第4师的前沿阵地已被炸得粉碎。埃希特纳赫及其附近的哨岗已被摧毁，电话线也全部被切断。

2

一个小时后，炮火声停了下来。出现了一阵可怕的寂静，但那也只是一小会儿罢了。然后在前线全线的重要节点上，巨型探照灯灯光从东而来，刺穿了晨雾。被炸得冒烟的美军前线阵地，瞬间被照亮了。美军士兵们瞪大了眼睛往外看，在死寂般的灯光下，一个个被照得面色惨白。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纳粹的新式恐怖武器——“人工月光”，他们惶恐万状，茫然不知所措。

接着，披着白罩衫的身影鬼魅般地从雾霾中闪现出来，12或14人一排缓缓地向他们移动，让人不寒而栗。

在整个阿登前线上，所有的美国兵、比利时人和卢森堡人，都被这声粗暴的起床号给唤醒了。然而在通讯系统瘫痪所造成的混乱中，每一个群体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局部进攻，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北面，泽普•迪特里希第6装甲集团军的步兵们冲向第99师的前沿阵地。就在他们冲锋的同时，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群新式战机，伴随一种奇怪的爆裂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了过去。德国士兵仰头看着，突然意识到那是他们新式的喷气式战机，不禁欢呼起来，欣喜若狂。希特勒所说的“神奇武器”果然造出来了。就连那些在俄国战场上一败涂地、又被追得屁滚尿流地逃离法国的老兵们，也陡增信心。他们欢呼雀跃地冲向前方，挥舞着手中的步枪。

面对德军狂热凶猛的突袭，美军新兵部队被临时拼凑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炊事员和面包师，文书和鼓乐手，还有伐木工和司机，都被一股脑地拉进阵地，以抵挡敌军的攻势。有部分人逃跑了，但大多数人都奋起抵抗。尽管迪特里希曾夸下海口，他在第一轮突击中就将击溃这个乳臭未干的美军师，然而从蒙绍一直到罗谢姆峡口，盟军防线只是震颤了一下，但却没断。

可是峡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抵御德军的进攻。德军已经在混凝土“龙牙”的特定地方铺上了木板，然后立马把它固定在前晚就秘密造好的支撑结构上。从这些简易桥梁上，从早前步兵已从美军疏松的防线上捅开的缺口处，德军的坦克、装甲车和突击炮轰隆隆地开了出去。

天还没亮，第99师和琼斯将军附属的第14骑兵团之间的薄弱环节就已经断开了。第99师的情报侦察小队本来应该每隔一小时，就开吉普车巡查一下他们师和骑兵团之间那2英里宽的缺口的，但他们这次执勤时，被渗透进防线内的德军给挡住了去路。侦察小队只能报告说，他们负责的那部分罗谢姆峡口“爬满了德国佬”！然后就没任何音信了。

从这支巡逻队往南不远，在罗谢姆峡口的心脏地带，第14骑兵团的约翰•班尼斯特中士看到有好几百名德军士兵，正向克里温克尔村涌来。

他的班已把机关枪全部搬到所在民舍的二楼，集中火力向一波波攻来的人开火。德军大部队绕过他们，继续向西行进。

班尼斯特今年22岁，身材高大壮硕，几乎碰上什么事都喜欢开个玩笑。可是在那天清晨的危险情形中，他却一句笑话都讲不出来。

在薄雾和蒙蒙细雨中，又影影绰绰地出现一拨披着白床单的鬼影，但却被挡了下来，并到早上7点30分时撤了回去。尸体在院子里面到处都是。

“给你们十分钟休息，”一个德国人用英语喊道，“我们会回来的。”

“死去吧！”班尼斯特向他喊道，“我们会在这儿等你们的。”

在后方25英里外的威尔萨姆，铃声早已响个不停。第14骑兵团充当预备队的一半兵力就在这里休息。现在是早晨7点30分，鲍勃•雷帕中尉刚惬意地吃完早餐，就收到了从罗谢姆峡口传来的情报。情报说，他们前线的战友遭遇了敌军五辆坦克所造成的大麻烦，不得已退却了。

雷帕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他用铺盖卷起分到的烧酒，跳进自己的装甲车里。镇里的预备部队原本为芝加哥著名的“黑马”骑兵队的一部分，这次将不得不前去化解这场危机。

虽然这条情报是假的，但是班尼斯特骑兵中队的900名骑兵，恰恰正十万火急地需要增援：他们不仅是迪特里希左翼部队的攻击目标，而且曼陀菲尔第5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正朝他们打来。

曼陀菲尔的步兵部队已经绕过了罗谢姆峡口南部的骑兵据点，试图打进一根深入到勋伯格村的楔子。村子处于西尼艾弗尔那个突出部位的正后方。与此同时，曼陀菲尔的其余步兵则正从西尼艾弗尔山的另一侧揳入美军阵地。两支部队像一把大冰钳的两个钳臂，都向勋伯格村而去。那时候，琼斯的第106师也将被团团包围住。

但这并不是曼陀菲尔最关心的行动。此时此刻，他正亲自指挥五个师的坦克和步兵部队，全力攻打由身经百战但却筋疲力尽的第28师据守的“幽灵前线”的中段。

离清晨的炮火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曼陀菲尔就已经派步兵乘橡皮艇渡过乌尔河，为接下来的坦克清理道路。第28师的左翼部队立即做出了反应，尽管丢了几辆炊事车，但还是很快就击退了进犯人员。如今炊事车周围躺着几十具脸庞消瘦的德国人的尸体，有的嘴里还塞满了没咽下去的法兰克福香肠。

但是德军主要矛头所针对的第28师的防线中心，却面临着严峻局面。“长空大道”沿线的各个村庄据点都已经被包围了，并受到猛烈攻击。德军步兵在这里的表现不错。通向西面克莱沃、巴斯托涅和默兹河的道路，已经敞开。

然而本应在这个时候从这个口子冲进去的德军虎式和黑豹坦克却没有出现。德军第2装甲师在达斯堡出了些岔子，它们还在那里渡乌尔河。

直到早晨7点40分，德军工兵还没能在河上搭起一座桥。但这个时候，鲁道夫•希伯特中尉和他的装甲连车队已经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了这个边境小镇。也不知哪个笨蛋，先把罩面运到了过河地点，而把60吨重的桥体落在了半路。狭窄的山路上是一片混乱。希伯特无可奈何，便先行坐着自己水陆两用的大众汽车过了河。他身后的乌尔河的德国一侧，坦克和装甲车辆挤成一团，绵延数英里，并且还有更多的车辆不断涌来。

尽管德军犯下了这个错误，但是对美军防线的中心部位来说，灾难仍然一触即发。德军的75000名士兵和200多辆坦克，马上就要冲过乌尔河。

这些德军的主要障碍只有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团级战斗队，主要路障是可爱的古堡小镇——克莱沃。小镇就在达斯堡过河地点以西6英里，镇上的百姓都已经惶恐不安。他们在街上到处乱跑，抓住过路的军人就吵吵嚷嚷地打听战情。然而此时的美军也不比老百姓知道的多多少。他们来克莱沃只不过是休息的，在此危急时刻，更想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城堡的城垛前面有一条街道，顺着这条街道往南，有一家旅馆叫作克拉拉瓦利斯饭店，里面的赫尔利•富勒上校此时正为从“长空大道”沿线村庄传来的报告费神，那些报告相互矛盾，让人糊涂。他的第110团的阵地就横亘在克莱沃前方。他知道，第110团整个阵地的局势已经越来越危险，但具体情况到底怎样，他却只能靠猜测。那开始时的炮击已经破坏了他所有的通讯手段；不仅电话不通，无线电也受到了干扰。

早上7点45分，他北营的一名通信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说，“长空大道”沿线的所有据点都受到敌军步兵的猛烈进攻，但目前还没见到德军坦克。

几分钟后，南营一名神情更为慌张的通信兵来报告道，敌军坦克已经渡过乌尔河，朝西开来了，甚至连马拉火炮也都往山谷下奔过来了。

克拉拉瓦利斯饭店里的人立马就开始恐慌起来。然而赫尔利•富勒所在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却依然很是镇静。他发出各种命令，言辞简短而又犀利。很显然，应对目前的情况，他正是得心应手。他镇定自若的消息，很快就一间一间地传开了。最初的恐慌没有了。这“老家伙”的铰刀可比德国佬更让人害怕。

在富勒那个团的南面，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将军的第7集团军正在向“幽灵前线”进攻，锋头甚至直逼前线端点的埃希特纳赫。步兵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总算全部渡过绍尔河。如今他们正在浓雾和密林的掩护下，偷偷摸摸地向河谷上爬去。

美军南部的所有前沿阵地，要不已经被德军绕过，如埃希特纳赫；要不已经被德军大潮完全淹没，如菲安登。一队队的德军就像蚂蚁军团一样，乌压压地越过峡谷低地向西进犯。在战场上空的一架小型飞机上，一名美军炮兵观察员用无线电报告道：“我的老天，这个地区简直是个弹球机！靶子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到了上午9点，德军的“守卫莱茵河”方案进展很是顺利。罗谢姆峡口已经扫荡而过，并且“幽灵前线”的中心——那通往巴斯托涅的大门，也已经有数十处被刺穿。

战局已经呈现出某种形态，但盟军方面却没有任何人能看到这点。电话线全都断了，无线电也受到干扰，他们便只能以班、排和连为单位单独作战；团部联系不上前线的各营，也联系不上后方的师部；师部得知情况并从军部得到指令之前，就会有许多战士不明所以地死去。整个指挥系统全都短路了。

到了10点左右，各路报告终于兜兜绕绕地到达了军一级，可是这些情况牛头不对马嘴，相互矛盾。巴斯托涅的特洛伊•米德尔顿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一不想那些杂乱的报告，他就担心起西尼艾弗尔山来；不管有多少德军，也不管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德军的进攻肯定会让琼斯和他的第106师大吃苦头的。

北方的第5军军长伦纳德•杰罗正面临更为棘手的问题。他不仅受到敌人的攻击，他本人也正带领麾下的一个师向罗尔大坝方向进攻。如果德军这次进犯是个大规模行动，那么他的第2师很快就会被围堵歼灭。

报告中的北部前线每时每刻都变得越发严峻。到上午11点的时候，杰罗终于把电话打进斯帕的第1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上了自己的长官考特尼•霍奇斯。

“我想中断原本的进攻。”他说。

霍奇斯思考了一会儿。那天上午早些时候，第2师采取渗入战略，成功漂亮地夺取了齐格菲防线上的一只马蜂窝——瓦勒晒特交叉路口。向罗尔大坝的进攻总算有了些许进展。

“继续你的进攻。”他对杰罗说。目前得到的情报杂乱无章而又互相矛盾，德国人发动的可能只是一次骚扰性行动。

与此同时，霍奇斯的长官奥玛•布雷德利却连这些情报都还是一无所知；他此时正坐在指挥车里向凡尔赛疾驰，要去见艾森豪威尔；两个小时前，他才离开卢森堡城，但却浑然不觉德军那时正在20英里外发动进攻。

而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暂时放下繁忙的公务安排，此时正忙于写信嘲讽蒙哥马利。一天前，他被这名陆军元帅催讨5英镑，因为他之前曾打赌说，战争在圣诞节前就能结束。

“我还有九天。”他写道。

3

到了中午，罗谢姆峡口的每一个村庄要不已经失守，要不被围，要不即将受到进攻。不论是峡口内的道路还是通往峡口的道路，都是车水马龙，混乱不堪。

第14骑兵团团长马克•迪瓦恩上校来到前沿阵地，想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12点刚过几分钟，他就向自己在曼德菲尔德的指挥所返回了。

刚进城，他就看到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各种车辆，补给车、火炮车都朝着西面的圣维特方向逃生。惊慌失措的平民也随着车流逃亡，祈求军人们带上他们。而另外一些自认为德国人的人，则沾沾自喜地站在路旁，摇头晃脑。

迪瓦恩走进指挥所的时候，里面是一片狼藉，他的参谋们正在收拾东西。这让他不禁火冒三丈。迪瓦恩为人强硬，治军严苛，对军纪是一板一眼，决不容半点差池。很快，其他人就在他的命令下，又卸下了行装。

从这儿往前线方向2英里，在克里温克尔村，约翰•班尼斯特中士的C骑兵小队整个上午都在疲于奔命，打退了敌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然后在下午1点的时候，弹药要打光了，还活着的人便受命上了五辆吉普车和三辆装甲车。这一小支车队刚刚向西驶离，披着白斗篷的德军就从三面攻进了这个残破的村子。

班尼斯特的车队从东面进了曼德菲尔德，正好遇上鲍勃•雷帕的A骑兵小队带着预备中队由西而来。预备部队的人相信了之前的假消息，以为前线的人一枪都没开就逃回来了，所以在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免不了一番奚落和嘲弄。

然而C小队的人却好像听不见这些嘘声。他们满脸憔悴又脏兮兮的，跟随军官们来到一座山丘的西面，开始动手挖散兵坑。

下午还未过一半，德军的步兵就紧跟着突击部队通过了罗谢姆峡口，美军的处境也随之急剧恶化。在慌乱中，迪瓦恩上校的副官打电话给琼斯在圣维特的指挥所，报告说：“德国人从我们西南面过去了！他们朝乌尔河方向去了！”他坚信，第14骑兵团若不立刻撤退，必将会被断了后路。

上面同意了撤退的请求，班尼斯特的部队随即就在“黑马”骑兵队的火力掩护下，开始从曼德菲尔德撤出。“黑马”骑兵队说是给他们掩护，但实际上却紧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就撤退了。这支威名远播的骑兵部队的上校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副官，据说是因为他神经过于紧张，要赶去后方“筹办弹药”。

为了抢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撤出曼德菲尔德，美国人单单为了销毁重要文件，就放火烧掉了好几幢房子。等到鲍勃•雷帕的A小队于暮色时分，最后一个向西北方向奔去的时候，整个曼德菲尔德都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奔出7英里后，雷帕来到了脏乱的霍尔茨海姆村，这里是他应该设防的地方。一支反嗡嗡弹⁽²⁾的炮兵连正从村里撤离。

“德国佬！”一名中尉喊道，“他们切断了去勋伯格村的大路，随时都可能来这儿。我们要去北面的洪斯菲尔德，你们最好和我们一起走！”

“我没接到撤退的命令。”雷帕说。他走回无线电设备旁，再一次试图联系中队指挥所。他最开始时收到的命令就有些含糊其词，除非现在能够确认一下，要不然不管怎么做都是错误的。

中队这次给出了确认，说已经收到了雷帕的信息。可是他请求的命令还是无人给出。

雷帕只好把自己的小部队扎在了村东头的高地上。由于没事儿可干，他们便坐在地上，望着暮色中的霍尔茨海姆村发呆，但心却老是悬着。村民们的态度都很冷淡，可以说带着些许敌意，他们现在正忙着清理家里的美国人的痕迹。

“再过几分钟，”有人冷冷地说，“他们就要挂出德国国旗了。”

4

黄昏时分，凡尔赛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商议补充步兵兵员的问题。参会的有艾森豪威尔、他的参谋以及布雷德利。

会开到一半的时候，一名上校走进会议室，悄悄把一份电文递给了担任艾森豪威尔情报官的英军少将肯•斯特朗。斯特朗看了一下电文，然后打断会议大声读道：“今晨敌军发动反攻，从五处攻击了第1集团军的防区。”

布雷德利猜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那家伙晓得，巴顿给他的压力，他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他用平缓的中西部口音说道，“倘若进军阿登高地便能迫使我们让巴顿放弃萨尔，另派其应对反攻，那他就得逞了，就又赢得了一些时间。”

“布雷德利，这可不是局部进攻，”艾森豪威尔说，“德军对我们最薄弱的地区发动局部进攻，这不合乎逻辑。”

“若不是局部进攻，那又是什么？”

“这还要看看才知道。但在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给米德尔顿一些援手。先派大概两个装甲师。”

“我觉得，”布雷德利说，“那样的话，当然更稳妥。可是你知道，其中一个师就必然要从巴顿那边调过来。”

“然后呢？”

“乔治过几天就要大举进攻萨尔了，他肯定不希望这时候少一个师的兵力。”

“你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情绪稍显激烈地说道，“这混蛋战争是艾克⁽³⁾在指挥！”

一分钟后，布雷德利已经和乔治•巴顿中将通上了电话，巴顿那时正在位于南希的第3集团军指挥所里。“乔治，”他说，“你把第10装甲师派到卢森堡去。”

巴顿听后反应强烈，电话被他的抗议声震得噼里啪啦作响。若从他那儿偷走第10师，他可能就打不到萨尔去。况且他们再要一个装甲师，又能干吗？

布雷德利耐心地把情况给他解释了一下。

“去他妈的！”巴顿用他尖细的声音说道，“那儿没什么大威胁。就是他妈的一小股骚扰性进攻。他们是想让我这儿根基不稳，让我的进攻停下来。”

“见鬼，我也不想这么做，乔治，但是我要定这个师了。特洛伊•米德尔顿必须获得援手。”

然后布雷德利把电话打到自己在卢森堡的总部，让他的参谋长立刻命令第9集团军把第7装甲师从荷兰调往南面。

他挂上了电话。担任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把手放在布雷德利的肩头上。“布雷德利，”他说，“你一直盼望着敌军反攻。现在看起来你如愿了。”

“反攻，对，”布雷德利不自然地笑道，“但我期盼的若是这么大规模的反攻，那我的脑袋肯定有坑。”

不到一小时，布雷德利的命令就从卢森堡传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又从司令部传到了蒙绍以北27英里处的德国小城艾巴赫，第7装甲师就驻扎在这里。

在艾巴赫，第7装甲师B装甲战斗群的布鲁斯•C.克拉克准将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动身前去巴黎度假。尽管这已经是他连续执勤的第五个月了，但去度假却并不是他的主意。新上任的那个师长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准将，坚持让他去休息三天。

克拉克刚刚穿戴整齐，就有人请他去接听电话。

“布鲁斯，”哈斯布鲁克说，“恐怕你去不成巴黎了。师部刚刚接到命令，我们要向南开拔，去巴斯托涅。”

“巴斯托涅！那就是个休息的地方啊。我们去那里干什么？”

“我也不清楚。辛普森将军让我去那里，向特洛伊•米德尔顿报到。你先出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任务。也可能他们那里碰到了点儿麻烦。”

克拉克出发了。可是几分钟之后，师部就发现，哈斯布鲁克刚给他的指令是错的。第7师应该开往维尔萨姆才对，而不是巴斯托涅。不过不久，这条新指令也已经滞后了。急需第7师增援的，是再往东12英里的圣维特。不幸的是，无论信息或者命令更新与否，战势都不会因此驻足。

在阴冷忧郁的石头城圣维特，街道上已经暗了下来，家家户户也都关了灯。美军感受到了部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敌意，而且今天比前一天还要强烈。那一半自认为比利时人的居民已经惊慌失措地开始收拾东西，而另一半自认为德国人的，他们心里的高兴劲儿则是满脸都是。圣维特城不久就又是德国的了。

在校舍内的指挥所里，艾伦•琼斯正在等候军长特洛伊•米德尔顿的命令。琼斯了解，德国人已经冲进罗谢姆峡口，很快就会断了他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人的后路，但他不知道的是，第14骑兵团现在已经近乎全军覆没，而且圣维特城本身也早已被德军在地图上标好了，作为第二天的主要目标。

尽管信息不全，但校舍内的人还是感觉到要大难临头了。他们个个忧心如焚，疲惫不堪，都拥挤在大厅里，紧张地互相议论着。

在乱哄哄的喧嚣中，一名表情严肃的准将走了进来，这是第9装甲师B装甲战斗群的威廉•霍格。他身子硬朗，在军中是有名的硬骨头。可是此处跑来跑去的都是一些军士，扯着嗓子争论的也只是一些下级军官，他除了谣传外，问不到什么有用信息。一气之下，他便跑上楼来到琼斯的办公室。

“你都听到了？”琼斯问道。

“我什么也没听到，”霍格直直地说道，“我之前在蒙绍侦察的时候，杰罗将军让我放下手上的任务，来向你报到。所以我就直接来了。”

“情况很糟，”琼斯说，“我在西尼艾弗尔山的整个战线都受到了打击。我的两个团几乎都被围住了。”

“我要干什么？”

“立刻把你的装甲战斗群搬过来。我要你们明天一早就向勋伯格村进攻。把我的两个团都救回来！”

一句话没说，霍格就走出了办公室。他找电话联系自己指挥所的时候，撞上了第14骑兵团的马克•迪瓦恩上校。

“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霍格问道。

然而尽管目睹了自己小股部队被德军两个师夹击的惨状，但他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与此同时，琼斯终于和米德尔顿通上了电话。两人说起话来都特别小心：敌人很有可能在监听他们的通话。

“我的一部分人让我很担心。”琼斯说。连接信号很差，琼斯这些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我知道，”米德尔顿意识到琼斯指的是他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的那两个团，“他们现况如何？”

“不好，而且孤立无援。”

“我立刻把大块头‘车间’派去。他们大概明天早上7点到你那里。”

“车间”，琼斯知道，是第7装甲师的代号。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么我的人，”他说，“我是否可以把他们叫回来？”

由于信号不好，米德尔顿没有听到刚才那句话。“你比我更了解前线的情况，”他说，“但你不觉得应该把你的人撤回来吗？”

这次换了琼斯没听到。“我想知道你那里怎么看？”他坚持道，“我再等等？还来得及吗？”他坚信米德尔顿是想让他的人继续守在西尼艾弗尔山上。他觉得他应该再争取一下，可是最终还是犹豫了。也许是因为他带兵打仗太少，过于小心谨慎和担心了。他决定全听身经百战的米德尔顿。他挂上了电话。

琼斯叹了口气，抬头看到了炮兵军官马林•克莱格上校。“哎，就这样了！”他紧绷着嘴说道，“米德尔顿说应该把他们留在上面。请霍格将军来。”

克莱格往门外走去，心里默默自语道：那两个团完了，永远完了。

琼斯转过身，脸色好了起来。他对米德尔顿借调给他的第8军军官斯雷登中校说：“但是还是有好消息的。第7装甲师就要来助我了。他们明天一早就到。”

斯雷登张了张嘴，想告诉琼斯，北面的第7师离他们太远了，中午之前都到不了，但他什么也没说。

门被推开，霍格走了进来。

“第7装甲师要来了，”琼斯说，“他们明天早上7点左右到。”他走向一张挂在墙上的地图。从圣维特往东，有两条路通向西尼艾弗尔山。他指着北路上的一个村庄。“我准备让第7师代替你进攻勋伯格，你要负责拿下温特尔斯佩尔特。”他又用手指着南路上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就在圣维特和被困人员的位置之间。

琼斯紧绷数小时的神经终于开始舒缓了下来。德军之前的一记重击，让事态十分危急，但明天一大早，第7装甲师和霍格的装甲战斗群便会拨开敌军，冲向西尼艾弗尔山。他的人肯定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他当初训练他们可是花了很大心血，8000人中的每一人都让他感到自豪。他尤其喜欢的当数小艾伦•琼斯中尉。

在巴斯托涅，一名参谋来到米德尔顿的办公室。

“我刚刚跟琼斯通过话，”米德尔顿说，“我让他把他的两个团从西尼艾弗尔山上撤下来。”

5

过了晚上8点，交火声逐渐稀疏下去，整条前线都开始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然而在德军攻击的两个主要区域——罗谢姆峡口和克莱沃东面，战局仍在不断变化。

在古雅的城堡小镇克莱沃，这一夜可算是动作频频。东面远处突然响起轻型武器声音的时候，赫尔利•富勒上校正在给第28师师长诺曼•科塔少将通电话。

“但你必须把我的第2营给我。”他说。虽说自从一战就开始服役，但到现在富勒还没学会对上级恭敬客套。

“很抱歉，”科塔说道，语气也是同样的暴躁，“但我的回答还是‘不’。他们是我唯一的预备部队。我还要顾及另外两个团，你知道的。”

富勒恼火地又说了一次。

科塔再一次回绝了他。“不过，”他补充道，“克莱沃休息的军官和士兵，我倒可以让你使用。”

富勒挂掉电话，立马就把那300名来克莱沃找乐子的人集合了起来，然后给他们配好步枪、卡宾枪和手榴弹之后，就仓促派往了城东郊。之后他又把炊事员、文职人员和勤务兵都集中在全城的各个旅店，帮助宪兵守卫城堡。

有一名炊事员手里拿着手榴弹，脸上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吓得哆哆嗦嗦。“我来军队三年了，”他说，“可我一直就是做饭的。我会被炸得连渣都不剩的！”

这支临时凑成的队伍战战兢兢地向城堡开去，就在这时，城中又开始落下炮弹来。

晚上9点30分，富勒又接到一个电话。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把2营给你，”科塔说，“你要是能拿到2营，准备派他们干什么？”

“我就反攻！”他立马回答道，“我将去解救被围的马尔纳赫。”马尔纳赫是乌尔河和克莱沃之间的军事要镇，“若此举成功，我将沿马尔纳赫—霍辛根路，继续攻向霍辛根，把我那儿的人救出来。”

科塔咕哝了一句：“你可以拿走第2营，但是G连我必须留着当预备队。”

富勒挂了电话。他现在手上有了些兵力，可以派人去克莱沃城东的山梁上了。

然而富勒的盘算，对曼陀菲尔攻打他的方案而言，还是相差太远。德军精锐部队第2装甲师全师以及一个掷弹兵师，都将在第二天拂晓发动进攻。曼陀菲尔决意一定要在第二天中午前拿下克莱沃。

在克莱沃东北25英里的罗谢姆峡口，情况则更加复杂，更加紧迫。

迪特里希与曼陀菲尔肩并肩，已经在峡口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即将冲出到“走廊”的比利时段。一旦成功，曼陀菲尔将会奔向西南方的圣维特城，而迪特里希则会插向正西。

然而此时，无论是受曼陀菲尔威胁的盟军军长特洛伊•米德尔顿，还是位于迪特里希进军默兹河必经之路上的军长杰罗，都丝毫没有意识到，罗谢姆峡口已经大开。

第14骑兵团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无法给米德尔顿发回正确报告。

尽管第99师知道他们一大早就和骑兵团失去了联系，可是这个情报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一直都没有传递到杰罗那里。

实际上到了晚上9点30分，这名第5军的军长反而感觉相当安稳。白天第99师防线全线确实都很艰难，但是由于反应及时，杰罗用上了第2师的两个预备营，缺口和薄弱地段都得到了及时的兵力补充。现在整条防线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但他这样的评估，却是建立在一个疏漏之上的。前门上了锁，然而他战线南端的边门却大开着。

洪斯菲尔德就处于这个南端附近，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从这里往正西有一条大道，可以通往前线，交通井然有序。第99师的前沿阵地仍然完整，还看不出值得担心的迹象。可是从正南2英里的霍尔茨海姆村通往这里的大路上，第8军从罗谢姆峡口败退下来的人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这一股包含防空部队、补给人员和炮兵部队的人流，轰鸣着从南面涌进了宁静的洪斯菲尔德村，然后停也没停就又向大后方滚滚而去。那些在娱乐大厅里看电影的士兵们，心里暗暗希望闹哄哄的车流能快点安静下来。

第14骑兵团由鲍勃•雷帕中尉负责的A小队，也即将加入这逃亡的队伍。雷帕在霍尔茨海姆村，一直等待着总部的指令，可是焦灼不安地等了整整两个小时，都没有任何消息。尽管没有命令，他现在还是要离开那个充满敌意的小村了，心里也不存丝毫遗憾。显然，德国人很快就将到来。他希望他和他的人能在敌军追上之前，就能抵达洪斯菲尔德。

此时此刻，他们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对于罗谢姆峡口之战，德国人几乎和美国人一样，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了晚上，迪特里希对他第6装甲集团军的推进速度极其不满意，大动肝火。因为按照计划，那些乳臭未干的第99师新兵那天早上就应该土崩瓦解了。

最让他恼怒的抵抗是在罗谢姆格拉本，这个村子位于罗谢姆峡口比利时一侧的开口处。国民掷弹兵怎么打也清除不掉村里的美军士兵。那些美国人虽然人数少，但只要坚守住村子，就挡住了通往西面的大道。更加让人气恼的是，村东面1英里处的铁路高架桥也被炸毁了。德国工兵尽管早已到达那里，却也无能为力，因为一辆载着桥梁关键部件的卡车不见了。

党卫军第12装甲师本来在中午之前，就应该通过这座桥的，可是到了晚上7点30分，它还在与拥堵的交通搏斗，而不是与美军奋战，阻塞的车辆从西向东绵延数英里。坦克加大油门，卷起泥浆石块，试图在一堆纹丝不动的步兵车队中挤开一条路来，但也只是白费力气。

在这些堵着的坦克后面，跟着奥托•斯科尔兹内中校带领的着美军制服的特勤队。斯科尔兹内知道，“狮鹫行动”要想成功，必须以德军取得突破为前提，可是他也看出来，在这条路上怎么都不可能再推进了，于是便气哼哼地把他的三个战斗群拉到树林里，静待其变。他派出三辆坐满穿美军制服的人的吉普车，去寻找美军防线上的缺口。但每分每秒，“狮鹫行动”的成功率都在下降。

在拥堵的车队长龙的最前面，也有一个心情暴躁的中校，他就是党卫军第1装甲师先头部队的指挥官约亨•派普。派普作为派普战斗群的指挥官，年轻气盛，是个狂热的纳粹，因为常常跟上司对着干，更因为他在俄国战场上骁勇的坦克突袭，早已是个传奇人物。

派普能跑到最前面，也是全靠之前把一个马拉大炮部队给推下了公路。他带头乘着一辆装甲车，终于来到了堵塞的源头——那座还没修好的高架桥。他毫不迟疑，立马让司机把装甲车拐下公路，沿着陡峭的铁路路堤颠簸地开了下去。派普战斗群的其他坦克和车辆也跟了上去。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军部的一个无线电电话指令：“向西转往兰泽莱斯。第3伞兵师被挡住了。赶去帮忙，让他们继续前进。”

去兰泽莱斯的路既颠簸又很危险。前头领路的坦克，有好几辆都被炸了。早前的伞兵没有排除干净几个月前自己埋下的地雷。但派普没那个耐心等地雷探测器慢慢探测。

“直接从雷区开过去，清出一条路来。”他命令道。

尽管六辆坦克和半履带车都毁于己方的地雷，但等派普到达兰泽莱斯的时候，还是已经差不多半夜了。这个前沿地带，有些出奇地安静。负责指挥伞兵的上校告诉派普，西面的林子里——就是那片把洪斯菲尔德与他们隔开的树林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躲着一些美军，抵抗异常勇猛。

派普感到彻底的凉意。这意味着要聚齐他带领的先头部队，又要耽搁几个小时。但这次的拖延却毫无意义。因为前面的树林里，连一枚地雷、一个美国人都没有。

往西北2英里，在洪斯菲尔德，娱乐大厅外等候着好多卡车，正准备把已经休假三天的美国兵送回前沿阵地。有消息说，前线出了些麻烦，但局面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卡车启动的时候，第99师的一名下士朝着一个胖墩墩的比利时姑娘挥了挥手，她也挥手给了回应。他给她一记飞吻，大声叫道：“再见了，小丑妞。”

姑娘兴高采烈地用德语回道：“谢谢，先生！”

当最后一辆卡车向东开去的时候，第14骑兵团的鲍勃•雷帕中尉带着他的小车队从南面开进了沉闷的村庄。

洪斯菲尔德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看到一个美军士兵从容地站在一个常在歌舞喜剧里看到的条纹岗亭里；之后又遇到一名第99师的上尉，他笑眯眯地告诉他，不要紧张——这里是第394团的休息地。到了这里，相互见面就说：放松。

在上尉的建议下，雷帕把指挥所设在了红十字会总部。之后他安排一个排挡在村南头，又让两个排在周边守卫。可是等回到指挥所，他还是感到惴惴不安，上尉见到他紧张的样子，更是不停地打趣。

“可是人都哪儿去了？”雷帕问道，“怎么会就剩我们了？”

为了给他讲明白，上尉打电话给自己的团部，然后把电话筒递给雷帕，让他直接和参谋说。

“我还没见到德国佬，”雷帕说，“但我知道他们要来了。”

“小伙子，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参谋说，“你离前线还远呢。但既然你明天黎明就归我管了，那你就做一下准备，会一会敌人。”

“黎明，”雷帕自言自语道，“德国佬会自己主动来会一会的。”

“你说什么，小伙子？”

“什么也没说，长官。晚安。”

接着，第99师的上尉笑了，叫他不要再发傻了。尤其不要再往村南派车做路障了：防空部队和坦克歼击车部队正从罗谢姆峡口涌来，道路必须保持通畅。

雷帕的担忧减轻了些，努力想让自己放松心情。这一天听到了太多的警报，跑了太多的路，还老是提心吊胆地等待。他真希望会发生点什么。

6

子夜，阿登前线的交火终于差不多全部停歇了。

埃希特纳赫，这个防线南端的堡垒，虽然被德军包围了，但是还在美军的手里。

在克莱沃的指挥所里，赫尔利•富勒上校守在电话机旁打盹儿。

在洪斯菲尔德，鲍勃•雷帕中尉睁大着双眼等待黎明的到来。中队的指令终于到了，让他天一亮就向西南方向进发。看起来，危机已经过去了。然而，他不知道，就在他南面几英里的地方，约亨•派普正在纠集他带领的先行部队，准备攻打洪斯菲尔德。

希特勒偏爱的蒙绍镇，也就是这前线的最北端，暂时还没有任何德军炮弹落下；这里的小股美军卫戍部队早早地就已经睡下了，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天的“幽灵前线”，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蒙绍往北很远，第7装甲师正在装载卡车，给谢尔曼坦克和半履带车加油，并研究阿登地区的地图。圣维特的人期盼着他们七小时后就会到达那里，但他们却是朝着维尔萨姆而去。

另一支救援部队也已经在路上了。尽管扑朔迷离的情报洪水般涌到了斯帕，可还是无法搞清楚德军进攻的全部情况，考特尼•霍奇斯这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来确保稳妥。他已经从北面紧急调来了第1师那些善于攻坚克难的老兵，万一实际情况比看上去糟糕的话，可以有备无患。

向西很远，凡尔赛被接连不断从前线来的电报淹没了。其中80%的电文都是一样的内容——“完全失控了！”即便如此，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盘由希特勒亲手操作的最大赌局，一场以夺回安特卫普为目的的全面进攻。

盟军正站在灾祸的悬崖边上，风雨飘摇。

早已过了午夜，在阿登以南很远的德军G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那一端的人自称是元首，他要总指挥官亲自接电话。

装甲部队上将巴尔克急忙赶来接电话。

“从今天起，巴尔克，”希特勒说，“不能让出一寸土地。今天，我们出击！”

“是，是。”巴尔克应道，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来。

希特勒告诉他，他们在阿登取得了开门红。他讲述了迪特里希——那忠心耿耿的老迪特里希——如何把罗谢姆峡口打开一个缺口，又说他现在离洪斯菲尔德仅有几英里，马上就将和派普战斗群一起冲出去。他还讲到了曼陀菲尔如何用一个军就迅速围住西尼艾弗尔山，而且正用另外两个军攻向默兹河；他已经占据了克莱沃东面的制高点，允诺在明天中午之前就撬开通向巴斯托涅的道路。

而且现在的天气，仍然是“希特勒天气”。大雾、小雨、雾霾，再加上阴天，盟军的飞机仍然无法起飞。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给巴尔克讲了五分钟，中间没有丝毫停顿。亲历过东线战场的巴尔克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内心也禁不住兴奋起来。

最后，希特勒情绪激动，声音发紧，大声地喊道：“巴尔克，巴尔克，西线变天了！胜利——全面胜利——就在我们的股掌之间了！”

(1)　啸声炮（Screaming Meemies），指六联装150毫米火箭炮。——译者注

(2)　嗡嗡弹（Buzz Bomb），即德国的V-1导弹，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在战争中使用的导弹。——译者注

(3)　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小名。——译者注

4　突破 1944.12.17

1

午夜刚过几分钟，敌线大后方的盟军特工发出了一条信息：“15架容克-88和80架容克-52将于0145从帕德博恩—瓦恩区域起飞。目的地为亚琛以南10英里。预计0530返回。”

这条情报，除了具体时间和地点有误外，其他信息都是准确的。盟军情报处小心地记录了下来。它的信息非常明确：敌人即将空降一支主力伞兵，其目的极有可能是阻止美军从北面调兵增援阿登地区。甚至当这条情报还在往盟军上层传递的时候，1200名德军伞兵就已经在帕德博恩和利普施普灵格两个地方，正往大型容克运输机上登机。

他们的指挥官是冯•德•海德特男爵。尽管比较仓促，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都可空降在马尔梅迪北边的林子里，设法拦下所有南下增援阿登的盟军部队。

12月17日凌晨大约1点钟，第一架飞机从利普施普灵格起飞，机上坐着冯•德•海德特男爵。半小时后，最后一架飞机也已离开帕德博恩。冯•德•海德特战斗群飞赴战场。

这群容克飞机轰隆隆向阿登飞去，男爵看到那些刚征召入伍的伞兵们个个都坐立不安。这支队伍他也是五天前才第一次见到，之前带过的部队还没有哪支能让他如此无奈。

容克飞机现在以轰炸阵形飞行，地面上一长串己方的探照灯给这些稚嫩的飞行员指引着方向。在冯•德•海德特的那架飞机上，伞兵们窃窃私语，先是咒骂了一阵美国佬，接着又抱怨起德国空军来。跳伞组长为了他们的安全，不厌其烦地又一次查看了一下行动方案。

凌晨3点15分，冯•德•海德特最后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降落伞，这是一款新型俄式三角形降落伞，据说具有防摆功能。他将是第一名在实战中使用它跳伞的德国人。他紧了紧绑在打着厚厚绷带的胳膊上的吊带，突然想到，说不定他还会是第一个断着胳膊，就去跳伞的人呢。

他暗想，但愿降落区域至少已经标识好了。之前应该已经抛下四枚轻油弹，画好了十字标记。其中三颗是白色弹；第四颗是红色的，应该指向正西方向。

这时空中炸响了高射炮弹，他们现在正从前线上空经过。高射炮火十分浓密，美国人好像事先就知道他们要来。

现在没有德方探照灯和照明弹为他们导航了，这些菜鸟飞行员便转变成了最简单的中队飞行阵形。飞机上的红绿灯光闪烁得满天都是；要是没有这些灯光，他们早就撞在了一起。

然而被照亮的容克飞机也使得自身很容易被击中，美军的炮火也变得更加密集。不一会儿，冯•德•海德特后头的那架飞机就翻个跟头，一头扎了下去，掉在地上时升起了一团青橘色的烟。

男爵控制住情绪，看了一下周围。他机上那刚入伍的10名伞兵——其中只有两人以前跳过伞——都被吓得哆哆嗦嗦。他站起身，下了最后几个命令。然后耀眼的十字形火光出现在了左下方远处——三道白色光，一道红色光。他们到降落地点的上空了。

早上3点30分，一分不差，冯•德•海德特翻身跃下头一架飞机，他的人接二连三跟着跳了出来。后面的飞机也飞了过来，夜空中到处撒满了浅白色的降落伞，一团团飘浮在黑暗之中。然而飞机似乎有点少，降落伞也不够嘛。出了什么事？

夜很冷，风很大。有那么一刻，冯•德•海德特都感觉自己又被吹了上去。然后风减弱了些，他把自己又调整到指定区域的上空。

一个林子朝他迎面而来，最后时刻才勉强滑了过去。他的双脚重重地落在一片田野的泥地里。怕风再鼓起伞篷，他便快速按下胸前的两个按钮，解开大腿上的伞带。

在他头顶上空，借着曳光弹擦出的红黄绿光，他看到伞兵还在往下飘落，但是疾风已经把他们吹得七零八落。他现在明白，伞兵数量严重不足。

实际上，105架容克飞机中只有10架跟随冯•德•海德特到达了降落区域。其余大多数都被猛烈的防空炮火打散了。还有大约15架飞机上的人由于飞行员过于心切，而被投放在了德国的波恩。

到了凌晨3点50分，天空中已经没有降落伞了。冯•德•海德特只聚拢起了四名受惊了的列兵、一个崴了脚踝的中士，还有一名叫嚣着立即进攻的年轻的纳粹中尉。

一个小时后，在一个泥潭沼泽与一长排软杜鹃花之间的浓密灌木丛中，又有20名伞兵加入了冯•德•海德特的队伍。他知道自己也许还能再找到几个人，但要完成任务，这几个人是绝对不够的。冯•德•海德特战斗群将成为一小盘祭品，献祭给一场已经输掉了的战争。要是他表兄菲利克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¹⁾的炸弹密谋得逞的话，他现在也不会蹲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地上，等一个“前屠夫”。

四天前，泽普•迪特里希就已经夸下海口，说他进攻第一天的中午就会到达米歇尔木屋。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点整了，却还看不到迪特里希的影子。

又过了十分钟，男爵听到许多车辆隆隆开过来，心中瞬间就燃起了希望。然而来的一长队卡车上，步兵的衣服上却都印着大红的“1”；而且这些卡车上标着的都是美国星星，而不是黑十字。这让他的心瞬间又凉了。

他知道，这是美军的精英部队第1师，很难对付。他应该前去拦截他们，但用什么拦截？

2

远未到黎明之时，第7装甲集团军的一小支先遣队就已经开进了巴斯托涅，仍然不知道圣维特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地。B装甲战斗群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挤在梅赛德斯-奔驰车的前座里，车还是师长哈斯布鲁克将军借给他的。从艾巴赫过来的路上，他的手得一直抓着变速杆，才能让它保持在最高挡上。这一路距离很长，也很冷，在列日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发嗡嗡弹而提前结束了。

奔驰车和随行的吉普车开到米德尔顿设在比利时军营里的第8军司令部，克拉克坚持要见一见米德尔顿。参谋长把他带到将军的私人拖车，这辆拖车架在一个6×6英尺的底盘上，里面装了固定床、洗脸架和厕所。

米德尔顿这一阵发黏液囊炎，折磨得他睡不着觉。克拉克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看书。“你好，克拉克，”他和蔼地说，“你应该去圣维特帮琼斯将军的。他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碰到麻烦了。第106师的两个团被围在那儿了。”

“我只带了四个人。”克拉克说。

米德尔顿这时找到眼镜，戴了上去。“我知道。你的师分三路往南来了。”看到克拉克一脸惊讶，他笑了。

特洛伊•米德尔顿来自密西西比州，1910年以列兵身份应征入伍，而现在已经是美军新一代的将领之一了。他领兵风格稳健，办事高效，好像是在运作一个企业，这点和考特尼•霍奇斯一模一样；他指挥战役时有板有眼，绝不受情绪影响，并且毫不留情。

克拉克疲惫地跌坐在一个折椅上。

“去睡吧，克拉克。”米德尔顿说。他知道睡眠对指挥官的重要性：“你明早再去圣维特见琼斯。”

米德尔顿脸上的从容，让克拉克以为形势不怎么严峻。他来到军官宿舍，在一个行军床上躺下。这将是他以后六天里睡的唯一一次好觉。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三支美军部队正冒着冷风行军。

第7装甲师都没开车灯，正在朝南面的阿登行驶。有传言在坦克间传开来，说战争在欧洲已经结束了，说他们这是要去太平洋。坦克兵们拿起粉笔在坦克的侧面写道：开往太平洋方向。

在第7装甲师经过的几个小时之前，就在同一条公路上，第1师的一个战斗队恰好从冯•德•海德特的一小撮伞兵的眼前驶过。这些筋疲力尽的老兵大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塞进敞篷卡车里，他们是一肚子的不痛快。在开往阿登的一路上，他们冻得发抖，满腹牢骚。

往南很远，从巴顿手里“借来”的第10装甲师没有丝毫着急的样子。看情形要到午后的时候，先头部队才会动身前往北面的卢森堡城。

这三支增援部队的到达时间将会晚于美国守军的期望，但却要早于德军总参谋部的预料。

3

凌晨4点，从破开的罗谢姆峡口往洪斯菲尔德逃来的车辆，仍然络绎不绝：其中有跟炮兵连走散良久的火炮；有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前线阵地的防空部队；有坐满被吓坏了的炊事员、工兵和文职人员的吉普车和半履带车；还有装满“201”文件、健身器材、服装和弹药的卡车。

在这个慢慢爬行的车队后头不远，行驶着两辆坦克，它们底盘很低，车身宽大，体积大于任何谢尔曼坦克。坦克后面跟着装甲车、半履带车和更多的巨型坦克。所有这些车辆都标着一个黑十字，车上的士兵穿着黑色皮夹克。

约亨•派普就坐在第一辆装甲车里。

派普把他的先头部队重组后，冲进了兰泽莱斯西面的树林，但却没遇到任何抵抗，这让他既惊讶又愤恨。之后，他转向雷帕中尉之前去洪斯菲尔德时驶过的道路，现在正悄悄跟在美军车队后方，丝毫未引起对方察觉。

偶尔有炮弹在空中炸开，借着这瞬间的光亮，前方影影绰绰可以看到黑乎乎的一片建筑，那就是洪斯菲尔德。

在洪斯菲尔德，第14骑兵团的鲍勃•雷帕中尉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头歪着打瞌睡。他忽地坐起来，完全清醒了。红十字会总部外面过往车辆的轰鸣声，忽然变得不一样了。

“听上去不像我们的车，”他对二级军士长威廉•洛夫洛克说。他跳到前门，一把拉开门。外面车辆行进速度很慢。一枚炮弹在附近爆炸，照亮了公路。

“看！”他指着一辆半履带车倾斜的侧面。美军半履带车的侧面都是垂直的。接着咣当咣当开过来一辆60吨重的巨型虎式坦克，比谢尔曼坦克要大一倍。“我的天哪！”他倒抽了口冷气，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是德国人。”洛夫洛克小声说。

雷帕的震惊变为了愤怒：“那个团长太不靠谱了！该死的，克里尔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预警？”

正当他开始骂起那个负责村南路障的中士时，克里尔中士本人进来了。

“你有什么说的？”

“当时我在装甲车里，”克里尔镇定地说，“一个家伙晃着手电从路那头走过来，身后跟着个大坦克。真他妈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上头有个卐字。”

“那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开枪？”

“我想最好先来提醒一下大伙儿。所以我就来了。”

“让所有人做好准备，”雷帕命令道，“我们要离开这儿。趁天黑混入他们的队伍。等下一个交叉路口，我们便右转跑开。”

传令兵跑了出去，让车队做好准备。

屋外轰鸣声大作。雷帕从百叶窗下偷偷往外看，一辆载满德军伞兵的坦克停在了房前。德国伞兵拿枪对着房子，往前门冲来。

“出来！”一个德国兵喊道。

雷帕看了一下其他人，然后又看了一眼通往二楼的楼梯，楼上躺满了伤病员。顷刻间，他感到自己宛若一个老人。

他走上前拉开门，用德语叫道：“朋友！”

天亮的时候，洪斯菲尔德已经沦陷了；如今通往默兹河的大道已开，派普战斗群开始肆意大行其道。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940年。

派普目前面临一个沉重的抉择。在指定路线西北2英里，有一个美军大仓库，叫布林根。他的车辆这次又快没油了。但正如其他先头部队指挥官一样，他也被严令必须严格按照指定路线走，否则将以军法处置。

一般的德国军官通常会固守“教条”，继续朝南走，然后很快就会耗尽燃料。但派普则不然。他选择转向西北方，并在打退一些工兵后，开进了布林根。他加燃料的时候，时不时紧张地朝东面张望，以为会看到党卫军第12装甲师。但他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如果没有断了和后方的无线电联系的话，他就会知道，尽管刚才借用了第12师的路，但那个师现在还被美军的第99师挡在罗谢姆格拉本呢。

然而派普向南转回自己的路线后没几分钟，他自己师一支强大的装甲侦察队就开进了布林根。他们在那里暂作停留，就又向北开去。他们的任务是探察敌情，目的地是往北2英里的维尔茨费尔德村。

就在这个村庄里，第2师特动队的指挥官麦特•考诺普上校，正在一个农舍里走来走去。早上6点53分的时候，有人叫他接电话。

“听我说，考诺普！”上校听出来了第2师师长沃尔特•罗伯森少将的声音，但还从来没听到他这么紧张过，“我要你立即通知所有部队，让他们进入待命状态。建立指挥所前的最后一道防线！敌人坦克已经于布林根冲破我们的右翼，而且有情报说，敌人伞兵也已降落在我们西北方。我们必须守住这些阵地。一旦冲破这里，就没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一路冲到海岸去了。我要你用上每一件武器，死守到最后一个人。懂吗？”

“懂了，长官。可是我就剩下炊事员、文职人员和帮厨的了。”

“全拉到防线上去！”

炮弹开始落了下来。考诺普安排防线的时候，两名记者梅耶•莱文和莫利•卡西迪来了。他们昨天晚上来过这间农舍，现在是来问发生什么了。考诺普叫他们别想什么报道了，让他们赶紧收拾行李，往后方逃命去吧。再过五分钟，就有可能来不及了。考诺普说话的时候，机关枪就已经咔嗒咔嗒地响了起来。

两名记者留了下来。

半英里以外的一幢石头房屋里，罗伯森正在给第5军打电话。他解释了自己的现状：维尔茨费尔德正受到南面的威胁；前方的第99师防线也正在分崩离析；而在北面、蒙绍南边，他的师三分之二的兵力仍在攻向罗尔大坝。

第5军要他立即撤回仍在进攻的那两个团，然后在处境艰难的第99师后面，布设一道紧急防线。

军部那边电话一挂断，罗伯森就立即打给了切斯特•赫希菲尔德上校，上校最近刚带兵拿下了齐格菲防线上的瓦勒晒特交叉路口。他让赫希菲尔德于上午9点左右开始撤退。

就在他说话的当口儿，步枪和迫击炮的声音响了起来。在维尔茨费尔德以南不到800米的山脊上，突然冒出来了六辆德军坦克，后面还跟着半履带车和步兵。

“天哪！”罗伯森向电话里喊道，“德国人来了！”

他从窗口看出去。考诺普上校的三门37毫米反坦克炮分别在他司机、炊事员和另一名司机的操作下，给冲过来的敌人队伍以致命的火力打击。15分钟后，所有的德军车辆就都被摧毁了。紧接着，这支由炊事员和文职人员组成的临时队伍冲向了没被打死的德军步兵，将其歼灭。

看到考诺普能守住维尔茨费尔德，罗伯森将军就放心了。他跳进一辆吉普车，向东驶去。他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那些刚在齐格菲防线上捅了一个口子的部队给撤下来。

在驶往前沿阵地的路上，他遇上了撤下来的第一批部队。军官和士兵都被弄糊涂了，一路骂骂咧咧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拼尽力气把瓦勒晒特攻下了，而现在却又要撤出去。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叫作“心碎交叉路口”了。

每有一批部队撤下来，罗伯森就把他们立即部署在这道新的防线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第99师那些新兵们已经快招架不住那三个德军师的进攻了。

那些报告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大队大队的国民掷弹兵，在迪特里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坦克的掩护下，已经冲破防线，正向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两个兄弟村齐聚。从美军第99师防线中段往后只需5英里，就到了这两个毗邻的村庄。它们横跨几条大路，相夹数英里，是西去的唯一通道，因此也是德军当天的主要攻击目标。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两个兄弟村是第2师和第99师士兵撤退的必经之路，穿过这里才能到达后方的安全地带。再过几个小时，这两个破旧的村庄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带。

4

在南面，冯•曼陀菲尔男爵想把第106师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两个团一口咬掉的“铁钳”，就要在勋伯格合口了。勋伯格是一个山谷小村，处在那个山区突出部位和圣维特之间。

再往后方3英里，在圣维特，艾伦•琼斯将军正在作战室里，研究墙上的一张大地图。愤怒的红色箭头完全包围了他在西尼艾弗尔山的两个团。

琼斯感到万念俱灰。第7装甲师在哪里啊？他们今天一早就应该到圣维特，然后去勋伯格的。要是知道第7师不能准时到达，他当初就不会把霍格的装甲战斗群派到南边的温特尔斯佩尔特，而是把他们派去勋伯格了。

然而尽管忧心如焚，琼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素来注重章法，喜欢在幕后默默治理部队，认为感情外露不是军人应有的本色。

德军离他们只有6英里，前面也几乎没有什么美军阻拦，琼斯只好把最后一些人组织起来，交给了托马斯•里格斯中校。里格斯不仅是第81战斗工兵营的营长，而且还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前橄榄球明星。他带着这支由500名工兵、一个排的步兵和三辆老旧的坦克歼击车拼凑起来的部队，向东走去。他的任务是牵制住第18国民掷弹兵师，直到救援到来。

仍然相信第7装甲师随时都会出现，琼斯便给被困的两个团口述了一个命令：“增援部队下午到达。现有阵地一旦守不住，便立即撤退。”

他的命令由师炮兵无线电网络传了出去，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被人收到。

一个小时之后，在上午10点，第7装甲师B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将军驶进了圣维特。从巴斯托涅来的路上，车辆极其拥堵；而且在离圣维特还有几英里的田野里，奔驰车还坏了。克拉克一进城，就径直来到宏大的圣约瑟夫教会学校，这里现在是第106师的指挥所。走廊里，人们横冲直撞，忙乱喧嚣。他挤过人群，向琼斯报到。

“谢天谢地！”琼斯说，“我从7点钟就盼着你来！”

“7点钟？”克拉克皱起了眉头，“米德尔顿将军没给我说你的情况有这么糟。”

“我想让你立刻进攻勋伯格。我的两个团被困在西尼艾弗尔山了。你必须把他们救出来！你什么时候能进攻？”

“我说不上来。”

琼斯看着他，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你什么意思？”

“我自己先来的，我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盼了这么久援兵的琼斯，此时一句话也没说。

5

上午10点30分，斯帕的不列颠饭店内的第1集团军司令部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报告。东面数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成群的德军伞兵；美军防线后方很远也发现了敌军的侦察活动。

报告从前线潮水般涌了过来，信息依然歇斯底里，凌乱片面，相互矛盾。尽管如此，考特尼•霍奇斯如今还是意识到自己遇上大麻烦了。显然，他的战线已经被捅破多处，且缺口又宽又深。这有可能是敌人的一次全面进攻。

霍奇斯仔细研究了一下最新的战局报告，下结论道，最凶悍的攻击出自泽普•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之手。迪特里希造成了两个威胁：向正西进发，直逼默兹河，或者突然北转，隔断第1集团军以及荷兰所有盟军部队与南面的联系。

向西进发，霍奇斯倒不十分担心，可是若迪特里希从据报已落入德军手里的布林根直插向北，这倒让他忧心忡忡。必须尽快建起一道防御大坝，阻拦德军大潮涌向北方。但是哪儿才最适合呢？一旦选择失误，他将没有第二次机会。他对着地图冥思苦想，目光一次又一次地在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两个村子后方打转：那里有一片蜿蜒起伏、林木茂密的小山。这些小山和通向默兹河的大路并行，在路北面几英里，虽然不是很高，但足够给防御方一个极大的优势——这个优势甚至可以决定这场战役的胜败。霍奇斯决定就在这几座小山上了。

这些小山叫作艾森伯恩山梁。

上午11点，霍奇斯把电话打进凡尔赛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要找布雷德利将军。据说昨天晚上，布雷德利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圣日尔曼的石头别墅里过的夜。

“布雷德利，”霍奇斯说，“我要那两个空降师。”

“可是考特尼，第101师和第82空降师是艾克手上唯一的预备部队了。”

“必须得给我。”

“好吧，我问问。”

虽然霍奇斯还没有为自己在斯帕的司令部担心，但战斗已经离它不远了。距不列颠饭店东南方不到15英里，有一个孤零零的地方叫包格涅兹，这里有五条路相交，一些极具军事意义的事件即将在此发生。它被两股装甲部队标在了行进的路线上：其一是第7装甲师三分之一的兵力——预备装甲战斗群，他们为了某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缘由，正从北而南朝阿登进发；其二是派普战斗群，他们正满怀信心地冲向默兹河。这两股部队——一个从北向南，一个自东向西——即将在这个交叉路口不期而遇。

然而在包格涅兹村里，现在却什么事儿都没有。这里也很少发生什么事情。村里的人去教堂了，都在几英里外的马尔梅迪。只有两个人没去。一个是亨利•乐洛里，他在喂牛。100码之外，在布达维咖啡店里，阿德尔•布达维太太站在吧台后面。

往北20英里，两个美国人正开着吉普车往包格涅兹而来。唐•波伊尔少校和他的司机是第7装甲师预备装甲战斗群的先遣队。他们的部队是全师三个装甲战斗群中最后一个出发的，天刚亮时才离开德国的艾巴赫，但是由于走了最短路线，且一路上畅通无阻，所以就跑在了前头。

波伊尔看上去不像一名坦克指挥官，反倒更像一个教授。1938年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认定自己更适合对外事务，因此就进了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然而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又让他再一次改变了想法。

第7装甲师突然被拉出来行军，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自己要去维尔萨姆报到，那个地方位于圣维特后方20英里，是一个重要的道路交汇处。

因为维尔萨姆离前线很远，所以他琢磨他们师可能是要充当第8军的预备部队。

一名宪兵用冲锋枪示意他停下吉普车。“谁是米老鼠的女朋友？”他盘问道，用冲锋枪的枪口顶住波伊尔的肚子。

波伊尔想这人肯定疯了，但还是回答道：“米妮。”

“‘那些流民’是谁？”

“布鲁克林道奇队。”

“你通过了，”宪兵说，“不过我们不得不多加小心。昨晚德国佬的伞兵部队降落到这一片了。他们穿着美军制服，开着我们的吉普车，英语还和我们说得一样溜。”

波伊尔把司机夹在挡风玻璃架子上的M-1步枪拿在手里：“加大油门。我们开到车队前头，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20分钟后，吉普车驶进了简陋的马尔梅迪城。大街上站着人，都盯着波伊尔看，有人诡异地笑着，有人黑着脸。

到了中心广场，一名宪兵给他指了指去包格涅兹的路。“少校，这里是怎么回事？”宪兵说道，“有点不对劲。您看看那些人，真他妈的无礼。”

“你把我问住了，士兵。”可是待再次动身的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个不幸的地方在比利时和德国之间易主多次，所以看到又要出现变动，他们就十分愤懑。

吉普车匆匆驶向包格涅兹的那个五岔路口。在一家沉闷的咖啡馆前，他查看了一下地图。这个咖啡馆有个奇怪的名字，叫作“布达维”。他让司机走往南去的那条路。

半小时之后，两人来到一个只有十几幢房屋和谷仓的居民区。他又看了一下地图，发现这个地方叫波托。从这儿，他们那条路就并入了连接圣维特与西面的大路。

吉普车穿过波托，突然就上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柏油碎石路。卡车、吉普车、火炮、坦克、半履带车和牵引车等各种各样的车辆都在向大后方驶去。这单向车流慢慢停了下来。汽车喇叭毕毕叭叭地响，司机们呜哩哇啦地大叫；一辆坐满了军官的指挥车驶出车流，沿着没有车的东向车道，向西奔去。一辆载着三名秃头、衣冠不整的人的卡车，在周遭的喇叭声中，也跟着指挥车开到东向车道上；紧接着是一辆装甲车、一辆起重车和一辆没安火炮的牵引车。车流终于又开始涌动起来了。长长的车流延伸出去，不见首尾。然而却没有一辆是朝东开的，没有一辆是去前线的。

波伊尔感到十分震惊。这可不是一支行军的车队，这明显是混乱的大逃亡。他让司机插进汹涌的车流，跟着开向后方几英里的维尔萨姆。

有那么一小会儿，队伍速度快了起来，可紧接着就又慢了下来。波伊尔的吉普车快到一个小村庄的时候，队伍完全停了下来。喇叭声、怒骂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全都交织在一起，沸反盈天。

波伊尔爬出吉普车。他看到前面堵着一大堆的车辆。一长列的装甲车队从对面开来，想从车流中通过，可任凭驾驶员如何叫嚷，都毫无作用。往后撤退的车辆已经把双向车道都密密匝匝地堵死了。

波伊尔走向一名戴狮子头肩章的军械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问道。

“第106师。”

“从哪儿来？”

“圣维特。”

“战况如何？”

“昨天两支装甲集团军——至少六个装甲师——突袭了我们。”

“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吗？我要离开。”

“谁在守卫圣维特？”

“我不知道。大概是骑兵团吧。但也可能没人了。所有的人都在撤退。天哪，一团糟！”

波伊尔挤到前面，很快得知从西面来的那支装甲部队是布鲁斯•克拉克的B装甲战斗群。这些人迂回绕到维尔萨姆之后，被命令继续往东，和克拉克在圣维特汇合。

这时候，波伊尔才明白，自己的部队也应该去圣维特，而不是维尔萨姆。但是他必须确保无误才行。他跑回吉普车，让司机坐到一旁，开着吉普车拐入路旁泥泞的田地里。也许他还来得及在维尔萨姆得到新指令，并及时返回波托让预备装甲战斗群掉头，以免他们走错路，陷入这交通堵塞中。

在圣维特，琼斯将军对那困于西尼艾弗尔山的两个团越发担心起来，忧虑开始写在了他的脸上。他想现在的他们定是弹药短缺、缺粮少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了。

他打电话给第8军空军军官。那边同意应该立即空投物资，并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第9战机指挥部。琼斯的请求经过无数司令部，先传到第9战术空军指挥部，再返回第1集团军进行核准，然后到达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终于，几个小时之后，它到了联合空运调度室手里。即便如此，最终将派飞行员执行这次任务的第9部队运输指挥部，也是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收到命令。

然而在当天下午1点30分，琼斯就用无线电通知了被困的两个团，说补给将在当天夜里空投给他们。

这时他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回到圣维特城本身。首先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迪瓦恩上校把第14骑兵团的残部已经快撤到圣维特了——而这事先根本没征求他的同意。

然后在下午2点，有人报告说德军车辆出现在东面2英里处。琼斯和布鲁斯•克拉克正就这最新的事态进行商讨的时候，迪瓦恩满脸通红地冲进办公室。

“德军就在我们身后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从北面突破过来了。我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了！”

“你还是叫上校回巴斯托涅吧？”克拉克建议道。他觉得迪瓦恩现在的精神状态，留在前线也没有用：“他可以给米德尔顿将军报告一下前线的情况。”

琼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收到里格斯的信息。那支由工兵组成的特遣队在敌军强势火力的逼迫下，已经被迫从圣维特以东1英里的阵地撤了出来。

就在这时，密集的炮火在北面爆发了，这次是美军巨型火炮的声音。一架童子军侦察机发现一队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向圣维特集聚。

一发155毫米炮弹炸在领头的德军坦克上，车队停了下来。紧接着又有50发炮弹轰了过去，德军随之溃散了下去。

“遭遇强烈抵抗！”德军指挥官无线电道。

进攻部队重新聚集在了一起，但却唯唯诺诺不敢往前。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阻挡他们进入圣维特的只是一小群工兵，这些工兵对巴祖卡火箭筒和机关枪几乎一点都不懂。

在纽约市，人们吃着周日的早餐，几乎没有人读到阿登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德军进攻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第19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读到这篇报道的人中也只有一小撮人会感到担心。因为尽管文章主标题是“德军猛烈突袭第1集团军”，可是副标题则让人们放下心来，“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无法阻止霍奇斯的进攻”。

(1)　他曾密谋暗杀希特勒。——译者注

5　惨败 1944.12.17

1

整个上午，要赶往默兹河的派普战斗群都在朝着包格涅兹进发。整个上午，要赶往圣维特解救琼斯将军第106师的第7装甲师预备装甲战斗群，在朝着包格涅兹进发。到了中午时分，他们之间相距仅有10英里了，都在向那个孤零零的交叉路口逼近。

下午12点5分，预备装甲战斗群开过马尔梅迪，急转向东，然后爬上一个陡坡。十分钟后，他们在包格涅兹的交叉路口慢了下来。

在布达维咖啡馆前面，一名宪兵引导他们上了往南通向波托的那条路。然后等最后一辆车于12点45分消失在视野中后，宪兵就上了吉普车，向马尔梅迪开回。在下一支从北方来的队伍——师炮兵部队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十五分钟后，一小支由吉普车和卡车组成的美军车队从马尔梅迪慢慢向坡上爬来。这是第285野战炮兵观察营的B炮兵连。它目前由于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师，所以相对来说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防御能力。它阴错阳差间，挤入了第7装甲师的行军路线上，夹在预备装甲战斗群和炮兵部队的车队之间。

这支独立车队行到布达维咖啡馆前时，其中的一辆吉普车驶出车队，停在店前。三个男人走进咖啡馆。

店里除了布达维太太以外，只有从路对面农场来的亨利•乐洛里。

“维尔萨姆？”第一个走进来的美国兵指着南面问道。

布达维太太和善地点了点头。尽管她丈夫眼前被迫在德军服役，她仍然自认为是比利时人。

美国兵又转向乐洛里，用法语问道：“你见着德国兵了吗？”

乐洛里敷衍地摇了摇头。尽管他名字不为德国名，但他却自认为是个德国人。不管是不是，反正他啥也不说。

就在这时，交叉路口东面的高坡上出现一辆半履带车，后面紧跟着两辆半履带车和三辆坦克车。这是派普战斗群的先头部队。

在后面100码外，年轻的指挥官正坐在一辆刚刚缴获的美军吉普车里，盘问一名美军中校。派普从中得知，附近的李格诺维尔有个重要的美军司令部。它很快就要落入他的手掌了。

派普这天的心情比前一天好了许多。自从离开布林根后，他没见着几个美国人，只偶尔看到一辆吉普车，但也是在逃命。他的突破取得了全面胜利。

突然间，前面爆发了88毫米炮低沉的砰砰声和机关枪尖厉的哒哒声。先头部队发现了布达维咖啡馆前慢慢向南开去的美军车队。派普健步奔到前面，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攻击。他告诉他们，任何别的响动都可能引起李格诺维尔美军司令部的注意，打草惊蛇。

亨利•乐洛里大胆地站在咖啡馆的门口，朝向南拐去的派普的先头部队招手。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见大约125名美军士兵举着手，原路走了回来。炮兵观察营的小车队整体都被俘虏了。

德军看守把这群美军士兵赶到咖啡馆附近的空地上。尽管仍然举着手，但他们却相互聊着天，脸上一点也没有担心的神情，这让乐洛里十分不解。

接着派普战斗群的大部队也陆陆续续从东面开过来，于咖啡馆前拐向了南面。一辆半履带车停下来，后座上的一名德国兵站起来，拿起手枪对着那群俘虏开了一枪。有一人倒了下去。

“站好！”一名美军军官喊道。俘虏们被吓坏了，都相互挤在一起。

一辆装甲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然后是第二声枪声，接着机关枪也干巴巴地响了起来。

美军俘虏呻吟着，尖叫着。

乐洛里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吓得面无血色。

机关枪终于停止了射击。

几个美国人挣扎着要爬走，被用手枪射杀了。还有人痛苦地扭动着，也被用手枪射杀了。只有两分钟，125名美国人就成了一堆鲜血淋漓、横七竖八的尸体。

乐洛里看到德国人一把火烧了他朋友布达维太太的咖啡馆。他悄悄摸过公路，回农场去了。

包格涅兹往南3英里，第7装甲师预备装甲战斗群的最后一批车辆正从李格诺维尔开过。这是个怡人的小村庄，村里最出名的当属磨坊旅店，店里做的鲑鳟鱼和阿登火腿以及和善的老板皮特•鲁普引来了不少游客。鲁普是一名忠诚的比利时人，虽然年纪大了，但却仍然坚决反对纳粹。他在德军占领期间，共帮助22名盟军飞行员逃离出境。

卡车上的士兵都已经睡着了；有几个人站在坦克炮塔里，向身着周日盛装的姑娘们挥手吹口哨。

最后一辆车开了过去，尘埃落定，浓重的烟气也消散了。小村再一次静了下来——静得瘆人。村里的人开始猜度：美军士兵自从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往南逃跑，然后几分钟前远处又传来低沉的炮火声。德国佬是不是又要来了？

他们拽住那几个在村里露营的士兵，问他们怎么回事儿。这几个士兵昨天晚上很晚才开车进的村，卡车上装的是第9装甲师威廉•霍格将军的B装甲战斗群的补给。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带队的西摩•格林上尉只知道自己是受命来到李格诺维尔，并与另外两支补给车队汇合的。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半英里之外就有一名狂热的德军中校。

突然间，一个推土机模样的怪物从包格涅兹方向冲下山来，速度是安全速度的两倍。“德军坦克！”司机向站在磨坊旅店旁的格林上尉喊道。

“上尉，德军坦克在向我开火。”工兵喊道。

“让所有的人准备出发！”格林对他的二级军士长大叫道。然后他跳上吉普车，向北往山上驶去，道路曲曲折折通向包格涅兹。他要看看德军到底离得有多近，才能制订行动计划。

到一个急转弯时，格林让司机停下车。“我到前面探察一下。要是出事儿的话，你就立即返回。”他拿着一把卡宾枪，伏着身子转过急弯。

就在25码之外，一辆德军侦察车正向他开来，后面一辆接一辆地跟着长长的装甲车车队。格林站住脚。车队也停了下来。

格林呆住了。回过神来后，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一人蹲伏在那儿，手里只拿着一把卡宾枪。

一个德国军官挥手让他到公路对面。车队开过时，几名党卫军成员举起冲锋手枪对着他大笑。

不一会儿，派普战斗群打头的车辆就小心地转过急弯，往山下开去。在他们下方远处，格林的后勤卡车刚有第一辆爬出李格诺维尔，向南驶去。派普的装甲车和卡车朝山下冲去，想把它们全歼。一场射击场打靶表演赛即将上演。

突然间，一辆领头的德军车辆燃烧起来，打个转儿堵住了道路。派普的车队停了下来。

磨坊旅店旁边，孤零零地停着一辆谢尔曼坦克，尽管一条履带已经拆下拿去修理了，它仍然一发接着一发地打向德军车队，想为逃跑的美军车辆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

最终，一发88毫米炮弹击中了谢尔曼坦克。派普战斗群迅速穿过村子，摧毁掉格林车队落在最后面的几辆卡车。这支前卫部队继续沿大路往南开了1英里，越过昂布莱沃河，然后向西拐到一条泥路上，翻山越岭地向下一个目标——斯塔沃洛镇而去。

在李格诺维尔，德军很快就在磨坊旅店设了一个指挥所。俘虏都被赶进旅店大厅里，而店主皮特•鲁普则拉住一名德军中士，用胳膊抡打他。几分钟前，他看到中士在旅店后头枪杀美国人。

“杀人犯！你杀了八个人！我看到你把枪塞到他们嘴里！”

中士一拳打在老人的下颌，打掉了他两颗牙齿。

一名军官走过来。“全都毙了，”他说，“还有这头比利时猪。”

中士推着美国人和鲁普出去。

“别碰他们，中士！”另一名军官挤到前面，身上也戴着党卫军肩章。他手搭在鲁普背上。“你说的没错，先生。一些人对待俘虏的方式确实很无耻。”他厌恶地看了一眼另一名军官。然后转过身来，他厉声命令道：“中士，把他们关在那间屋子里。你希望美国佬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们。”

往北3英里，派普车队的半履带车仍然有几辆还没开过冒着黑烟的布达维咖啡馆废墟。有些车上的步兵看到了那堆美军尸体，拿起步枪朝着上面就射击，纯粹当练习取乐。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死了。肯•阿伦斯背上中了两枪，但还活着。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浑身都麻木了，但疼痛感依然强烈。

然后他听到了些低语声。其他人也活着！

他们压低声音，制订着逃跑计划。大概有20人说自己应该还能走。他们不愿把其他伤员扔下不管：德国人显然会再来细看的，然后就会把伤员都杀光的。可这也正是他们必须立马逃走的原因。

“走！”有人喊了一声。

20人挣扎着站了起来。从旁经过的德国人不禁惊讶地大叫起来。步枪声响了起来。美国人四处逃散。阿伦斯跑向200码外的林子，但却感觉那有1英里远。在他身后，幸存的人一个个又倒下了，都是背后中弹。

最终，阿伦斯和另外两人跑进了安全的树林。他们喘了口气，然后跌跌撞撞地继续在灌木丛中向西走去，身后留下一串串血迹。他们向西走去的这个镇子马尔梅迪，不久就将成为大屠杀的代名词。

在李格诺维尔，14名美国俘虏蜷缩在磨坊旅店一楼的一间屋子里。西摩•格林上尉发觉德国人的脾气很难捉摸。有的人对待他怯生生的，有的人大大咧咧的，还有的人就好像随时都要把他拉出去毙了。

那个枪杀了上士亚伯拉罕•林肯和第14坦克营另外七名战士的德国中士走了进来，生硬地朝格林点了点头，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在这里，那个刚刚救了他们的党卫军军官递给他一支烟，客气地用英语问他：“你觉得我们的坦克怎么样，上尉？”

格林耸了耸肩。

“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我家是美国原住民后代。”

德国人把手放在嘴上，学印第安人高叫了几声。然后他问师指挥所在哪里。见没有什么回音，他又说道：“从你们军官嘴里，我们还从没挖出过什么东西，倒是有些列兵，老是把我们想知道的告诉我们。”他拿起一本书。“那我就看会儿书吧。这本书的题目简直太贴切了，你说呢？”他露齿笑着，拿起书让格林看。

书名是《美国悲剧》。

旅店老板皮特•鲁普还在为14名俘虏的安危提心吊胆：德国人情绪很不稳定；一旦出了什么岔子，他们可能就又会大开杀戒。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他在自己的秘密酒窖里，藏着几百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和香槟酒。他要用它们款待德国佬，让他们开心。

他爬进地窖抱了满怀的酒瓶子，回到厨房。

“玛丽，”他对女儿说，“给守卫上点好酒，我好有机会跟俘虏说几句话。”

二话没说，她就走出了房间。过了片刻，鲁普来到俘虏的房间，守卫让他进去了。他递过去两瓶酒。

“等一等，”格林疑惑地说，“你是比利时人还是德国人？”

“比利时人，那还用说！”

一名美军士兵把酒藏了起来。

“谢谢你的白兰地，”格林说，“但我们很饿。”

鲁普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有八盘饭。等他又一次端着六盘食物回来的时候，一名恼怒的党卫军军官在走廊里拦住了他。

“什么意思？”

“啊，你们不给他们吃饭，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鲁普的妻子巴尔比娜正好在这个时候走进旅店，听到了他们刚才的对话。她就像她的祖国瑞士，虽然娇小，但却意志坚强而独立。

“看这儿，”她抬起头看着德国军官说道，“我是瑞士红十字会的，受命照看所有的俘虏。保证他们不挨饿！”

鲁普的圆脸堆满笑容，连忙钻进了俘虏的房间，而他的妻子则继续向党卫军军官慷慨陈词。

送完了饭，他就在大厅里站岗，同时偷偷摸摸地给德国人递酒，一瓶接着一瓶，不管什么军衔。渐渐地，磨坊旅店的气氛变得和气了，甚至有些许欢快。鲁普知道危机已经过去了。那14个美国人的命保住了。

2

当天下午在西尼艾弗尔山，第106师被围的战士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令人莫测的战局。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两翼之外，他们都没见到有什么动静。

第422团团长小乔治•狄尚农上校，是美军最年轻的团级军官之一，并不比手下的兵更了解当前的情况。从敌人刚发起进攻时起，他就几乎和师部失去了联系。

下午2点，狄尚农打电话给他右侧那个团的团长查尔斯•凯文德上校，这条电话线是他们之间唯一的通讯方式。

“你打算怎么办？”年轻的狄尚农问道。

凯文德这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说他也不太清楚。他刚刚接到琼斯几个小时前发出的指令：现有阵地一旦守不住，便立即撤退。

“哦，”还没有接到命令的狄尚农说道，“在师部明确让我撤离之前，我还是原地不动。”

电话线那边略一停顿。然后凯文德说：“我也是。”

在圣维特，第106师指挥所里弥漫着大祸临头的气氛。石头校舍走廊里的喧嚣声是停了下来，但不远处却又响起了尖厉清脆的步枪声。琼斯和克拉克走上校舍的顶层，注意到附近林子的边界有一些小灰影，它们曲曲折折地排成一排，正往前推进。

琼斯牙关紧咬，面无表情，目光越过正在逼近的德军望向西尼艾弗尔山。那里有他被困的两个团，还有他的儿子。昨晚他真该不顾米德尔顿的命令，直接把他们撤回来。他真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克拉克，”他声音低沉地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圣维特的防守，你接手吧。”

克拉克明白琼斯现在的心情；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他的整个师都被打垮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差不多随之终结。除此之外，他还承受着一名父亲的痛苦。克拉克自己有三个儿子，他发誓绝不会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部队里。

“好的，”克拉克简单地答道，“我会接手。”可是，拿什么接手呢？

无论是圣维特的状况，还是第7装甲师的驰援速度，都要差于克拉克的想象。镇子左翼的防守就要消失不见了。马克•迪瓦恩上校再一次在没有请示琼斯的情况下，又一次让第14骑兵团往后撤退了。一整天来，这些骑兵一枪也没放，只忙于往西面跑。

目前城里唯一的防守力量就是里格斯的少量工兵，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克拉克的B装甲战斗群能够及时赶来。

然而这时，B装甲战斗群还没到达波托。在圣维特—维尔萨姆公路上，他们仍然拼命地在和西去的车辆争抢通道，车辆堵了近20英里长。

在维尔萨姆，唐•波伊尔少校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是下午2点5分来到这儿的，从那时起，他就一刻不停地在疏通交通，同时询问消息。到了下午2点40分，他只好作罢。他开着吉普车绕过被堵在路上的B装甲战斗群，拐进泥泞的田地，费了好大劲儿才往前线方向行了4英里。他从那儿了解到，克拉克将军曾在今天中午刚过时，下令让第31坦克营在圣维特东面发动进攻。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15分了，而第31营的营长却仍然还在忙于解救自己那些陷入泥淖的车辆。

波伊尔主动站出来，组织清路通车。他征用了一辆30吨重的坦克，一边挥舞双臂，一边大叫着开上了公路。慢慢地，一条空隙开了出来。一辆西向的军械车拒绝让路，波伊尔就命令坦克直接冲过去。那辆车连忙拐到路边的沟里面，才侥幸没有被轧到。

波伊尔的坦克向前开了100米就停了下来。一辆往西撤退的指挥车钻进了波伊尔刚刚开出来的空当，车上坐的都是上校。

他跳到指挥车的前面：“回去！我不管你他妈是谁！除了去前线的外，其他人都别想过去！”

“上！少校！”一个美国大兵叫道，“揍他们！”

终于，B装甲战斗群的坦克和装甲车向圣维特方向动了起来，抱在车身上的士兵们大呼小叫地帮忙开路。有人告诉他们：“任何军官的指令都不要听，不管他是什么级别，除非他戴着第7装甲师的臂章。如果有人胆敢挡路，就轧死他个狗娘养的。”

然后他们就开上了一段坦途。听到第7师马达的轰鸣声，看到他们朝圣维特奔去时身后飞起的泥土，波伊尔不禁颤抖了一下，心里满是自豪。他们在奔赴战场，而其他人却从那里逃离。

从炮兵部队一辆开往后方的吉普车上，跳下来一名二级军士长。“我要跟着这帮子坦克走了！”他向自己的伙伴们喊道，“我参军是来打仗的，可不是逃跑的！”他爬上一辆东向的坦克，抱在炮塔后头。

“嗨，老兄，”一名坦克兵说，“欢迎加入第7装甲师。”

在圣维特，布鲁斯•克拉克还在等待。离他从琼斯手上接过守城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两个钟头。他知道，如果自己的B装甲战斗群几分钟内还来不了，且第7装甲师的其余兵力不能随后跟上的话，他就无兵可用了。

一个传令兵冲进他校舍一楼的办公室，报告说，往西几百码的交叉路口交通非常混乱。克拉克的交通管制员，已经被往后逃跑的高级官员给推到了一边。

几分钟内，克拉克亲自站到了交叉路口上，狂乱的车流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东向车道被清理了出来。

暮色渐浓，东面的步枪声越来越响。里格斯的工兵还能坚持多久，很难判断出来。第7装甲师在哪里啊？

“他们来了！”他的司机叫道。

西头拐角处出现了一辆溅满泥浆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队肮脏泥泞的谢尔曼坦克，个个都冒着热气。

“朝勋伯格走！”克拉克冲着坦克兵指挥官喊道，“一直向东，与工兵们会合。”

几分钟后，三辆谢尔曼坦克哐当哐当地开下城东的山坡。从渐浓的夜色中，一辆黑豹坦克突然冒了出来，胡乱地打出了一炮。领头的谢尔曼坦克调整好炮管，轰了出去。那辆德军坦克立马就燃烧起来，它后面的坦克慌忙掉头逃跑了。

第7装甲师的圣维特保卫战开始了。

在城西，克拉克还在指挥交通，他的部队一有人来，他就立即把他们部署到相应的位置去。第87侦察中队的B小队被派到了工兵路障的北面。第23装甲步兵营的B连被紧急调往了城南。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做着规划，慢慢地于曼陀菲尔和圣维特之间建起了一道稀疏的流动弧形防线。

在城里，B装甲战斗群的军官和士兵开始接手校舍。第7装甲师的一名下士在上楼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第106师的一名中士，两人都背着铺盖卷。

“你们这些家伙脑子有病吗？”步兵中士说，“你们不知道德国人都到城边上了？”

“当然知道。可是，伙计，我们急行军65英里，可不是为了打个弯儿就回去的啊。”

唐•波伊尔少校快走到圣维特西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整个下午，他都在帮坦克开路去前线，得罪了不少急于逃往后方的高级军官们。现在他正带领一个迷了路的连队去城里，于迎面而来的车流中逆流而上。第14骑兵团的两个中队组成了这股迎面而来的车流的主力军。

到了圣维特城边，波伊尔从吉普车盖上跳下来，沿着队伍往后边走边重复指令：“如果有人胆敢挡路——”，常常，他一说到这儿，坦克兵们就接着喊：“就轧死他个狗娘养的”。他挥手让车队继续往前开，这时一辆轻型坦克奔过来，履带板挂住他的裤子，屁股那片的全给撕了下来。

天色已黑，这小支队伍离圣维特城还有最后1英里。在阴冷的大教堂旁，波伊尔跳下车。“啪”的一声脆响，一颗子弹从他耳边擦了过去。他一下扑倒在泥地里。趴在地上，他一眼瞥见了街对面二楼窗户里的一张白脸。那是个平民狙击手。

波伊尔叫住一辆路过的突击炮车。车上的0.50英寸口径机枪转过头来，开了火。一个看上去像是人上半身的东西从窗户里跌出来，掉在了街上。

然后一辆摩托车从北面呼啸而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波伊尔旁边。一名宪兵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脸上的伤口还流着血，军装也是破烂不堪。波伊尔认出他是丘奇•马修斯上校的摩托车护卫。

“有埋伏。”宪兵口齿不清地说，还是惊魂未定，“这条路往北几英里，遇上了德国佬的一支部队。他们天杀的怎么跑我们后方了？我爬到一个沟里，上校往山上跑，他们就用机枪扫射他。”

波伊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参谋长，而且圣维特也被从北面给封锁住了。

这消息已经糟糕透了，但他还不知道，圣维特城的南面也快要被曼陀菲尔的第2装甲师封锁住了。一个比西尼艾弗尔山那个突出部位要大得多的第二个口袋正在酝酿之中。

3

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对部队向圣维特的推进速度很不满意，因此就决定当天夜里和他的右翼军队待在一起。确实，这个城的北面和南面都已经被侧翼包围，但这还不够。因为，圣维特并不在希特勒明确指示要绕过的那些重兵把守的城镇名单里。圣维特一定要拿下：五条要道就像车轮上的五根辐条一样，从圣维特辐射开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是莱茵河以西唯一一个能够支持第5装甲集团军行军的铁路枢纽。

曼陀菲尔选择在第18国民掷弹兵师设在勋伯格的司令部里过夜，希望自己给他们坐镇，能够给他们次日清晨的进攻鼓鼓劲。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他披上军大衣，走出自己的住处。他在外面呆立了会儿。旁边的交通十分拥堵，走路都比车快。他穿过泥泞的田地，向第18国民掷弹兵师的司令部走去。

他边走边想着心事，从勋伯格东面的交叉路口拐过来的时候，撞上了另一个行人，那人身材几乎和他一样矮小。这是陆军元帅莫德尔。

“晚上好，元帅。”

“元首万岁。”莫德尔说道，“你的情况怎么样，男爵？”

“大部分都不错。”

“然后呢？我感觉你们有点拖拉，尤其是在圣维特这块儿。”

“是的，但我们明天就能拿下它了。”

“希望你能如此。我明天让你用上元首护卫旅，助你快点拿下它。”

曼陀菲尔有些犹豫。他原本的计划是要等深入西方后，才用上元首护卫旅这支精锐装甲旅的。但是莫德尔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先事先为；有了兵力优势，打仗就成功了一半。

“你不同意吗？”莫德尔随和地问道。

“也不是。我们明天必须拿下圣维特。然后……”他犹犹豫豫地又说道，“护卫旅的加入将打破目前的僵局。”

他们一同走了一段。他们之间有点奇怪，但关系还是很好的。曼陀菲尔尊敬莫德尔，是因为后者十足的干劲儿以及大将风度，莫德尔钦佩曼陀菲尔也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但他们之间也就到此为止了：莫德尔孤傲清高，做事不夹杂私情。除了战争事务外，他们之间没什么交集。但这却正对男爵的胃口。说到底，莫德尔的父亲不过是一名教师而已。

“我这里要拐弯了，元帅。”曼陀菲尔说，“晚安。”

“希特勒万岁。”莫德尔说，“祝明天好运。”

在往北数英里的曼德菲尔德，泽普•迪特里希正咚咚咚地捶打着桌子，给他的五位师长立规矩。他对自己军队的进展非常不满。党卫军第12装甲师应该向默兹河奔去，然而它现在还滞留在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那两个村子的前面。另外，虽然派普战斗群已经开过了李格诺维尔，但党卫军第1装甲师还远远地落在后头。

他恼火地命令党卫军第12装甲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明天冲破敌人防守，但具体怎么才能做到，他却没给那名师长讲出个头绪来。他话音未落，两人就争吵起来。

他们争执不休，互相指责要挟。奥托•斯科尔兹内中校听了一会儿，最后提高嗓音讲起话来：如果他的“狮鹫行动”没有德军的大规模突破为前提，就无法取得成功，既然他们目前又没有大规模的突破，那就应该放弃原有的计划，把他的三个战斗群用到正规作战行动中去。

他的建议被大家接受了，尽管每个人都怏怏不悦。

当然，斯科尔兹内还不知道，自己麾下七辆吉普车中穿着美军制服的突击队员们实际上已经制造了大混乱。一支队伍的队长把美军的一个团引向了错误的道路，队员们则忙于更换路标，拆除电话线。另一支队伍被一支美军部队拦下来询问消息时，装出吓破胆的样子，让那些美军以为前面有危险，就把他们都吓得掉头逃跑了。还有一支队伍拆掉了霍奇斯和布雷德利间的电话主电缆。

但是，造成最大破坏的却是一支被俘虏的突击队。当这四个被俘的德国兵跟一名美军情报官坦白了自己的任务后，这条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有成千上万的德军穿着美军制服在防线后方秘密活动。这个信息马上就跟那许多有关空降兵的报告联系起来了：冯•德•海德特的人散播得四处都有，盟军自然就以为至少有一个师被空降过来了；不仅如此，有人还认为，所有这些人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两次失败行为，却造就了一个惊人的成功。希特勒制造恐慌、散布纷扰的梦想还有可能实现。

4

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霍奇斯为了抵御敌人可能的北进行动而在艾森伯恩山梁上构建的防御大坝基本成形。第1师已经奔到比辰巴赫，并已做好防御准备。要是他们稍微晚到一会儿，德军部队就可能开过去了。

仅仅靠这一小会儿，霍奇斯就赢得了一个重大胜利。

在比辰巴赫的东北面，工兵们正拼命加长艾森伯恩山梁上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第99师剩余下来的士兵陆陆续续地往后溃退回来，个个憔悴不堪，失魂落魄。

这些人之前于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村前搅乱迪特里希的作战计划后，下午晚些时陆陆续续回到了那两个兄弟村里。后来在村里，第2师的宪兵又指引他们往后方撤退。

黄昏将至之时，两个兄弟村的街道上仍然拥堵不堪。第99师的人要往西撤退，第2师的人则是要临时组建一条防线牵制德军，好让艾森伯恩山梁上的防御工事有时间建好。

夜幕开始降临，第2师的一个营在弗兰克•米尔德伦中校的带领下，正在朝两个兄弟村靠近，是要去填补第2师在科林克尔特的另外两个营之间的缺口。

米尔德伦手下的人显得闷闷不乐，充满抵触情绪。他们昨天才攻下瓦勒晒特——“心碎交叉路口”，然而今天又被命令转身撤出来，放弃那个付出那么多鲜血才夺下来的要塞。

他们脚步沉重地往南行进，家人寄来的圣诞礼物有些拴在皮带上，有些吊在来福枪枪头上，晃晃荡荡的。他们边走边猜测着上头这次又要给他们扯什么淡。

德军第227国民掷弹兵师的一名侦察兵躲在树林里，看着他们从面前走过去。在他看来，这些兵与其说是战士，倒更像是邮差。

然而此刻，当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模糊的轮廓于快速暗去的光线中显现出来后，这些“邮差”顿然又变成了警惕的战士。一种说法迅速传遍整个队伍：南面正在打一场硬仗，要进兄弟村的话，他们可能不得不一路打进去。

多云的天空已经黑下来。越过起伏不平的田地，可以看到兄弟村——罗切拉斯在北，科林克尔特在南——浮起在莽莽雪地上的一团雾气里。科林克尔特村里教堂的塔楼那令人惊悚的黑影，高耸在天边。

米尔德伦的人应该在那座不祥的教堂附近挖掩体防守的，他已经把自己的副营长派到前面去侦察了。可是，要在黑暗中进入阵地，那真像蒙起双眼去抓人。

没有一丁点儿预兆地，凶猛的炮火突然就罩住了他们。卡车着了火，不受控制地拐向人群，吉普车和军械车发疯似的冲向两边的田地。一发发的迫击炮弹精准地落在步兵中间炸开，士兵们无助地倒在地上。然后又飞来了啸声炮——多联装火箭炮，让这场屠杀更为惨烈。

“阿林代尔！”米尔德伦对自己的助理喊道，“你去殿后，掉队的都拉进来。我到队伍前面去。”

阿林代尔上尉踉跄着走向米尔德伦，被人拉到了旁边的沟渠里。他的胸口被炸开了，一个美国大兵笨手笨脚地给他包扎。

12月15日晚上，阿林代尔曾跟他的战友杰斯•毛罗说自己明天就会死。他只说错了一天。

米尔德伦挤开哀号的人群，避过燃烧的车辆，奋力向前挤去。他必须进到科林克尔特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一颗炮弹在他旁边炸开，把米尔德伦撂倒了。他努力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进第一个村子罗切拉斯的村郊，然后又顺着村里弯曲的污秽街道走向毗邻的科林克尔特村。他到处找自己的副营长，但却找不到。街上是一片混乱。掉队的士兵们连滚带爬地从田地里往科林克尔特村爬，有的拿着武器，有的不仅没有武器，甚至连头盔也丢了。耀眼的光照亮了东边的夜空，每一缕光亮后都跟着一声低沉的轰响。从村外的树林那边，也传来机枪扫射的咔咔声。

十五分钟后，米尔德伦终于在科林克尔特村的南郊找到了团指挥所。

“看在老天的分上，”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第38团的助理指着科林克尔特村前的一片阵地，米尔德伦应该去那里就位。

“可是谁在我左边？谁又在我右边？”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敌人从哪儿来。

敌人来自东面的林子里。

从林子里来的，还有从前线逃回来的第99师的幸存者。他们三五成伙，七八成帮，踩着容易打滑的雪地，绝望地寻找着庇护处，互相拽着彼此的弹药袋才勉强避免走丢。逃到现在，迫击炮班已经扔掉了炮筒、炮盘和弹药；步兵们丢掉了圣诞包裹、行李卷、帐篷、军大衣，甚至口粮和步枪。

有几队人发觉他们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绕圈。有的发觉自己不是朝西，反而是朝东走。稍微有点声音，都把人吓得不轻，因为他们知道四面八方都有德军。

他们走不动时，就窝在雪窝或者浅的散兵坑里，但饥寒交迫，又睡不着觉。他们希望明天早一点来，可是又害怕天亮。

许多人对撤退感到羞愧，但这样的愧疚是毫无道理的。这些新兵们已经把强大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牵制住了足足一天半。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点。从现在起，重担要由第2师的老兵们来挑了。

黑夜带来了浓雾，但却没有给兄弟村的第2师守军们带来任何喘息的时间。就在罗切拉斯的东边，美国总统的侄孙威廉•D.麦金利中校正在视察自己的防线。罗伯森将军把麦金利的营部署在一个土墩上，让他守住下面东侧的大路，并事先警告他道，若他坚持不到艾森伯恩山梁上建起一道稳固的防线的话，整整一个军的部队可能都会被冲垮。

大约晚上8点30分的时候，三辆巨型坦克突然从浓雾中钻了出来，坦克上还坐着一个排的步兵。等冲破了麦金利的路障后，人们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德军。他们很快就冲进了罗切拉斯村，开始在大街小巷上扫荡。

半小时后，更多的德军坦克轰隆隆地顺着大路开来，但是这一次，麦金利的人已经等着他们了。头两辆坦克压响了地雷，接着的两辆急转冲下路面，成了巴祖卡火箭筒的俎上肉。正当德军步兵晕头转向，一片混乱的时候，美军的炮弹开始轰在了公路上。德军被如此激烈的抵抗打蒙了：他们的情报部门说，美军第2师整个师都在大后方充当预备队呢。于是，剩下的坦克仓皇逃走了。

然而，德军又重新集聚起部队，以坦克和步兵部队联合再次发起了进攻。麦金利的散兵线被刺穿了，德军坦克碾压过他们，冲进第二道防线。麦金利慌忙打电话请求救援。

三分钟不到，七个刚部署到艾森伯恩山梁的炮兵营，开闸放洪般地向路这边轰炸起来。许多德军向东逃去。

但是仍有十几辆黑豹和虎式坦克以及几百名步兵继续向前冲，然后穿过浓雾转向南去。

最前头的三辆德军坦克很快就到了科林克尔特村，在阴沉的老教堂前停了下来。坦克甲板上的士兵跳下车，点燃了一大堆篝火，给他们的炮兵发信号。等到篝火火焰烧得老高的时候，坦克哐当哐当地在城里扫荡，有几条街火光一片，正在混战，也有几条街看不到一个人影，鸦雀无声。

之前曾拿下“心碎交叉路口”的弗兰克•米尔德伦中校，此刻还在寻找他的先遣队。终于在晚上大约9点30分的时候，他在科林克尔特教堂东面的交叉路口，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副营长。

“还能见到你，真他妈太好了！”副营长说。

“都发生了什么？”

“上帝啊，还有什么没发生？A连刚要进驻村前的阵地，哇地就炸开了锅。德国佬已经在那儿了！”

“你把A连放哪儿了？”

“我把他们放在了村郊的农舍里。我们的阵地已经和第3营连接住了。要是B连和C连也能到这儿就好了。”

“营指挥所在哪儿？”

“我把它安在教堂旁边了，那儿有栋农舍、屠宰场兼用的房子，味道真是难闻极了。”

两人疾步向教堂走去，B连的一名年轻中尉从街那头奔过来，身上没带枪，也没戴钢盔。副营长伸手一把抓住了他。

“坦克！”中尉含糊不清地说道，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满是恐惧。“坦克直冲过来，我们都没来得及挖掩体！车上坐满了步兵，冲进我们的灌木篱墙！我的人都被压死了！”

“不要说了，孩子！”副官使劲晃了一下他。

“死了！我整个排的人全死了！”

米尔德伦看向东面，那边看起来相当平静。他猜这名中尉就像大多数新兵一样，被几声枪响就吓得六神无主了：“回去，找你的排去。”

“可是他们都死了！我是唯一活下来的！”

“回去，找你的排去。”米尔德伦又说了一遍，嗓音并没有提高。

年轻的中尉立马平静了下来。“是，先生。”他驯服地说道，然后转身向东面的前线跑去。

米尔德伦赶到自己的新指挥所。

“情况很乱。”作战参谋汇报道，“我控制不住B连和C连。就位的只有A连，他们在东面几个街区以外。”

一个传令兵对米尔德伦说，第2营收编了C连的残余兵力。然后又有一个传令兵跑进来，报告说B连在冻土上挖散兵坑的时候，十几辆德军坦克突袭了他们。德军用坦克碾压，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整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一个排。米尔德伦痛苦地皱起了脸。当初那名年轻中尉惊慌失措，看来是有缘由的。

现在整个营的状况，终于拼凑出个模样了。米尔德伦总结了一下：“B连损失惨重。第2营收编了C连的残部。所以我们现在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个连、一个机枪排和几门迫击炮。我们防线上有个大口子，那大口子往后两个街区就是我们这里的指挥所。”

“不过，”一名刚升任中尉的年轻人乐观地说道，“我们右面还连着第3营。”

“没错，”米尔德伦苦笑着说，“我们左面也连着德国佬。”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这天晚上将很是不平静。

与此同时，米尔德伦的通信官杰斯•毛罗中尉正努力铺设连通各连的电话线。毛罗刚和龙兹格中士、卡特中士离开A连，然后在抄近路从田地里走的时候，机关枪响了。龙兹格倒在了雪地里。

“我中枪了。”龙兹格呻吟道。

机关枪继续朝这一片扫射，带起阵阵雪花。龙兹格人太重了，背不起来，毛罗就把他拖到附近的一个小谷仓里。

“叫医护兵，”毛罗对卡特说，“带个担架过来。”

一分钟后，他听到了德国人的说话声。他把龙兹格拉到谷仓后面，把他贴着后墙放下。说话声更大了。一支冲锋枪朝粮仓里哒哒哒地开了几枪，子弹穿透了墙壁。其中的一发擦破了毛罗的小臂，但他也顾不上这点伤口。脚步声渐渐离开粮仓，咯吱咯吱地走远了。

在黑暗中，杰斯•毛罗把手伸进龙兹格的外套下，抚摸龙兹格的前胸。他手指碰到了他的伤口，伤口很大，很湿，很圆。他听了听他的心跳；它乱跳了几下，就逐渐弱了下去。

卡特带着医护兵回来了。

“我想你还是确认一下，”毛罗说，“但我想他已经死了。”

医护兵搭了搭龙兹格的脉搏，然后一句话没说，就伸手摘掉了他的“狗牌”。

毛罗摇晃着站起来。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怒火在燃烧。

6　克莱沃陷落 1944.12.17

1

12月17日晚上的阿登地区，是五所城镇的故事。

科林克尔特与罗切拉斯那两个兄弟村处于一场大规模攻势的边缘地带；与李格诺维尔隔着一座山的工业城镇斯塔沃洛，第二天早上将成为派普战斗群的首攻目标；阴冷郁闷的圣维特镇的三面都受到威胁。

虽说这四个比利时小镇都很重要，但当天最关键的战斗则发生在阿登前线的正中央——在那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镇克莱沃镇内以及镇附近。

克莱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曼陀菲尔的坦克大军进军巴斯托涅的主要障碍。它成为障碍的缘由，是因为它正好处在德国巴斯托涅公路上一个特殊的战略位置。

这条路在达斯堡跨过乌尔河后，向西延伸8英里穿过风景壮观的山区，然后就突然出现了更为壮观的景色。在正前方一个蜿蜒的小山谷里，坐落着克莱沃镇，镇内高耸着一座爬满苔藓的残破的中世纪城堡。

要到达古堡和小镇，这条公路必须往下急降1英里，并同时拐过三个发夹形的急转弯。

在山脚下，公路过了窄窄的克莱沃河。在河对岸，公路和小河掉头平行向东，绕过一个崎岖的豚背山梁。在山梁的东端，在那克莱沃的店铺、人家和旅店之上，高耸着那座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堡，规模宏大而又塔楼嶙峋。

一转过这道山梁的尖头，公路又向西延伸下去。之后不到1英里，公路突然爬上一个陡坡，眼前又出现一片令人惊叹的美景：田野连绵起伏，一路伸展到巴斯托涅——这真是坦克兵的梦想。

12月17日拂晓时分，就在克莱沃以东几英里的地方，数百名情绪高昂的德军坦克兵，身穿皮夹克，满怀期待地坐在黑豹和虎式坦克里。在他们的时间表里，克莱沃那把打开山梁的钥匙，中午之前就将陷落。

克莱沃的黎明寒冷而阴沉，带着一丝不祥的兆头。在美军第110团设于克拉拉瓦利斯饭店的指挥所里，赫尔利•富勒上校的心情和天气一样灰暗。他刚刚受到一记重击。1英里外，他沿豚背山梁东面部署的第2营，受到敌人一个步兵团的猛烈攻击。他本计划在早上8点发动进攻去解围克莱沃东面的数个村庄据点，现在看来也要落空了。他已经打电话给维尔茨的第28师师部，向“荷兰佬”诺曼•科塔将军求援；科塔已经答应给他派来一些坦克。

接着，坏消息开始传来，起初还只是断断续续的，但不久就一个接着一个，应接不暇了。德军已经占据了克莱沃小河对岸的一家旅馆，开始用机枪扫射城堡，而驻守古城堡的只有一些炊事员、文职人员、特勤人员和宪兵，总共也就200人。如果古堡不保，城东郊的部队就将断了与后方的联系。

但是富勒倒不担心这支杂牌守军。他已经命令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城堡；他总是相信最好的结果，十有八九也不会失望。他的手下尽管有人怕他，也有人不喜欢他，但却都相信他是个好样的指挥官。

这正合富勒的心意。这个一战的老兵从不煞费苦心地讨好手下的人，对待高级将领也是直来直去，结果一直没有得到将军的那颗星。不屑于玩弄军界勾心斗角的那一套，他于职业能力无可挑剔，只顾埋头苦干。此刻他知道，他的肩膀上担负着阻止一支敌人大军东进的重担。

为了夺回主动权，富勒命令邻近的蒙斯豪森村里的一个坦克预备排载满步兵，前去马尔纳赫解围。马尔纳赫坐落在克莱沃以东几英里的高地上。

可是“荷兰佬”科塔的援兵在哪里呢？没有援兵，他就只能坐着干等，什么也做不了。他干等着。

一小时后，富勒被叫到无线电设备前。蒙斯豪森的那个年轻的坦克指挥官已经到达马尔纳赫，但是无法冲破敌人的包围，解救被围的卫戍部队；此外，他们坦克上的步兵也伤亡惨重。他请求返回蒙斯豪森。

“不行，”富勒粗暴地说，“继续前往克莱沃。沿马尔纳赫—克莱沃公路打击敌人。”

接着从古堡那边传来了消息：德国人设法把一门轻型加农炮拽上山头，刚刚干掉了女巫塔里的一群神枪手。

克莱沃东面村庄据点的消息也不断涌来：大多数都被包围了；海涅施莱特眼瞅着就要失守了。

富勒干等着，但仍然没有援兵的影子。蒙斯豪森那个经停马尔纳赫的坦克排，现在又在哪儿呢？

它正哐当哐当地转过第三个发夹形的急转弯，开着火冲向克莱沃的东郊。那些正对豚背山梁东面的第2营进行攻击的德军士兵，突然背后受袭，一时张皇失措，乱成一团。

“很好，”富勒收到消息时说道，“立即出击！”

然而在上午9点30分，就在疲惫的第2营开始出击的时候，30辆德军坦克穿过马尔纳赫满是碎石瓦砾的街道，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蜿蜒的公路缓缓向克莱沃驶来。

五分钟后，守护左翼据点的第1营营长给富勒打来电话，说他的整个防线都摇摇欲坠了，说他不得不撤出了指挥所。如果援军再不来，海涅施莱特就将沦陷了。

然而根本没有援军。

上午10点20分，科塔派来的援兵——16辆中型坦克——终于从西开进了克莱沃。富勒当即派出五辆谢尔曼坦前去海涅施莱特解围，并让其余的坦克全都去守卫豚背山梁的东侧。

与此同时，克莱沃的边门却是大开。这就是乌尔斯佩尔特，克莱沃以北2英里的一个小山村，它跟克莱沃有一条二级公路相连。若干辆德军坦克绕过了乌尔斯佩尔特的几名美军，如今正与几百名步兵一起，向克莱沃逼近。他们的目标是火车站的桥梁。一旦攻下它，富勒的指挥所、古堡以及古堡东边的第2营都将被封锁困住。

等到上午11点30分的时候，富勒右翼的据点——霍辛根、胡兹特乌姆、康斯图姆、魏勒、梅尔沙伊德——都在快速陷落。左翼的情况甚至更糟：两个据点已被德军占领，还有一个炮兵连被俘。那派去海涅施莱特解围的五辆坦克还未抵达被包围的村庄，就有两辆在一场小规模激战中被击毁，其余三辆则被迫躲了起来。在豚背山的东边，马尔纳赫的30辆德军坦克已经到达，不仅粉碎了第2营的进攻，还摧毁了那增援的11辆谢尔曼坦克。富勒的援兵连一点效果都没产生，就这么在战斗中消耗光了。

中午时，他再次给维尔茨的科塔将军打去了电话。“再给我些炮兵和坦克。”他说道。

“我会派给你一个自行火炮连，”科塔说，“我只能抽调出来这些了。”

“这不够。”

“我还有其他两个团嗷嗷待哺。”

“我这边有12辆虎式坦克，就在城东高地上，个个都盯着我们的咽喉。”

“抱歉，富勒，我只能给你一个炮兵连了。”科塔重复道，“牢记给你的命令：死守阵地，不许撤退，打到最后一个人。”

两边都沉默了一会儿。

“你听懂了吗，富勒？”

“懂了，长官。打到最后一个人。”

克莱沃往正东8英里，曼陀菲尔的坦克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过达斯堡大桥，向克莱沃驶来。有一阵子，曼陀菲尔亲自站到桥上，指挥坦克通过乌尔河。他时不时地拦下拼命往前挤的部队。不是他赶着自己的部队上战场，而是他们在赶他，这让他十分自豪。

运气好的话，这些坦克一两个小时内就能碾过克莱沃。

达斯堡大桥以南7英里处的推进速度同样也很顺利。他的装甲教导师最终在格明德开过了乌尔河。昨天，这些坦克兵们在河东岸堵成一长溜，都不耐烦得怨气冲天。那时把路堵住的是几千辆马拉车辆，赶车的大多都是“自愿”应征的俄国人，他们一句德语也不会；等到有人来疏导交通的时候，俄国人个个都慢吞吞的，好像有的是时间供他们磨蹭。

但现在装甲教导师终于开动了起来。他们明天要拿下巴斯托涅。师长弗里茨•拜尔莱茵少将告诉他手下的军官，这次进攻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作用。他走在前卫部队的领头位置，说道：“我死不死，不要紧。”装甲教导师有一种疯狂劲儿，一种不顾一切的求胜意志。

2

到下午3点，包围克莱沃的铁环几乎合口了。德军步兵和坦克绕过“长空大道”沿线最后一批行将崩溃的盟军据点，正从三面向小镇集聚。一辆从克莱沃边门乌尔斯佩尔特过来的黑豹坦克，已经过了火车站附近那座桥，并摧毁了邮局前的一辆谢尔曼坦克；德军一支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小组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也已经过了河，并且烧毁了一辆停在克拉拉瓦利斯饭店前的谢尔曼坦克。

在克莱沃的东头，德军步兵已经突破第2营的防线，此刻正大步奔向高踞在进城道路上最后一个急转弯上方的大疗养院。疗养院的女院长和一名护士在前门看到这一切后，便急忙跑过长长的走廊，转过一个弯，然后进入了地下室里。地下室里挤满了避难的人，总共有150人。

一个德国人紧跟着他们穿过走廊，他的冲锋枪“空空”的枪声在楼里回荡。他们听到他从头顶上走了过去。然后是更多人的脚步声，和一连串的大叫声。这一刻漫长得好像一个小时。接着奔跑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了，枪炮声也一点点地从山上飘到城里去了。

到了下午3点30分，克拉拉瓦利斯饭店的防守力量打得只剩了半个排的步兵和一门反坦克炮。剩下的人琢磨着，如果富勒再不立即撤出去的话，他们就都要死在这里了。

在他的办公室，第3营营长刚从受损严重的右翼打来了电话。

“喂，现在怎么样？”富勒呵道。

“请允许我把剩下的人撤离。我带他们回维尔茨。”

“师部了解你的处境，也了解我们克莱沃的处境。但是指令仍然不变——坚持！”几分钟后，左翼阵地的第1营营长报告：“乌尔斯佩尔特，我们四面受敌。速派援兵！”

“没有援兵给你。带上你的坦克往南打，去找第2营。”

富勒刚挂上电话，科塔将军中午答应给他的自行火炮连就进了城。炮兵连连长被令爬上山梁，消灭掉克莱沃城外制高点上的那12辆德军坦克。

到了下午4点，克莱沃前剩下的少数几个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失守了。在东南方1.5英里的蒙斯豪森，那里的卫戍部队报告，他们东面和北面都受到猛烈袭击。村子由两个连守卫，现在已经是一片瓦砾。排一级的组织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是班一级的指挥作战。加农炮连连长欧文•沃登上尉告诉富勒，如果援兵再不快点来，他们就死定了。

然后富勒的后勤军官来了电话：“德国佬的侦察队已经到了维谢当。我的卡车很难保住啊！”这简直是雪上加霜，现在就连那几个没被围的地方，他也提供不了支援了。

实在没办法了，他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蒙斯豪森。这个村庄一旦失守，克莱沃的生死就只能以分钟计算了。

他凑集了五辆坦克，让带队的排长——一名紧张不安的年轻中尉以最快的速度顺后路赶往蒙斯豪森，105毫米的榴弹炮他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随后他用无线电联系加农炮连。

“沃登！你还在吗？”

“就差一口气了。”

“喂，坚持住！坦克带着弹药已经在路上了，一共五辆。”

“你从哪儿搞到的五辆坦克？”

就在富勒说话的时候，旅店前面传来了隆隆声。他从窗口看出去，正看见那支刚到的自行火炮连匆忙奔向后方。

富勒嘴里一连串的诅咒，不重样地脱口而出。

3

德军第2装甲师侧翼包抄了圣维特南面，这也同时封锁住了克莱沃的北面。在克莱沃的南面，曼陀菲尔的部队径直向西面的维尔茨进发，把赫尔利•富勒上校的第110团完全隔绝了起来。到了黄昏时分，“荷兰佬”科塔将军的第28师已经不再是一个师了，而只是三个彼此隔绝的团，每个团的防线都濒临破裂，在德军大潮中勉力支撑。

中间的那个——也就是富勒的那个团，也不再是一个团了。只是几群被打散了的人，不断地退向最终的防御地点克莱沃。富勒非常清楚，他东面的所有据点要不已经陷落，要不濒临失守。很快，克莱沃将成为唯一的抵抗阵地。而这里却有着太多的伤员，太少的枪支弹药，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富勒了解这一切。他只是在为后方争取时间罢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克莱沃什么时候失守？

与富勒遥遥相对的，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孔瘦削的男人，有着一双喜欢打量别人的眼睛，他就是哈索•冯•曼陀菲尔，他也在问着同一个问题。根据计划，克莱沃前面的据点中午之前就应该早已拔除的，可是到了现在，还有几个据点仍在坚持抵抗。马尔纳赫和蒙斯豪森尤其不好对付。

克莱沃以东3英里，德军第2装甲师的鲁道夫•希伯特中尉站在自己的装甲车旁，等候再次进攻马尔纳赫的命令。上午的时候，30辆重型坦克冲进了村里，但美军的神枪手让他的装甲车连动弹不得。

上午坦克突破进去的时候，海因茨•诺瓦克上尉决定跟在后面步行进村。他挥舞着那把留作纪念品的美军刺刀，如同一个乐队指挥般得意扬扬地进了村。他再也没有出来。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营长，都迫不及待地想去把老好人海因茨救出来。

下午5点，进攻马尔纳赫的命令到了。士兵们立刻大呼小叫地发动起车，排好队，开动起来。领阵的坦克直接冲破路障，坦克和装甲车紧跟其后冲进了村里。他们清除狙击手的时候，有人向希伯特喊道：“他们在教堂那边找到海因茨了！”

希伯特跑到教堂。海因茨，曾经那么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仰面朝天地躺在门口，头盖骨打烂了，牙齿也掉了，喉咙上插着他那把留作纪念品的美军刺刀。

希伯特失声痛哭。

接近下午6点时，在克莱沃的克拉拉瓦利斯饭店里，赫尔利•富勒上校正给第1营营长打电话。保罗中校说他带着自己指挥所的几个人已经打到豚背山梁东侧，和第2营汇合了。

“马尔纳赫的B连怎么样了？”富勒问道。

“他们可能还在战斗，”保罗疲惫地说，“但是我猜我所有的据点都已经毁了。”

“不要只是猜！”富勒说，“要去弄清楚。你手头所有的人，都派去第1营左翼的交叉路口。现在你让第2营的人跟我说话。”

休斯中校接了电话。他是镇前防卫部队的副指挥官。

“看上去如何？”富勒问道。

“我想我们能坚持到天亮。”

“很好！继续坚持。”

但是仅仅几分钟之后，富勒就听到东面枪声大作。他希望第2营能坚持住，但从越来越密集的炮火声来看，他猜测城郊的所有阵地不久就会被全部包围，或者冲破。

他走到窗前，朝外看去，然后立马就退了回来。一辆虎式坦克正缓缓开过下面的街道。几分钟前，它从北面的乌尔斯佩尔特开下山，过了火车站附近的桥，然后转向东来。此刻它正小心翼翼地开过克拉拉瓦利斯饭店，向古堡方向回返。一颗步枪子弹砰的一声，不疼不痒地打在炮塔上。

“下城区没有抵抗，”虎式坦克指挥官无线电报告道，“只有古堡有轻型武器攻击。”

曼陀菲尔第2装甲师的其他坦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受鼓舞，加大马力从乌尔斯佩尔特冲下山来，准备大干一场。

4

从克莱沃往南很远，在南希，乔治•巴顿将军仍然在为布雷德利把他的第10装甲师派去阿登而愤愤不平；他一时还不想吐掉这口恶气。然后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他打电话给自己下辖的一名军长——艾迪将军。

“麦特，”他说道，不禁为自己的主意感到兴奋，“赶快命令第4装甲师进入战斗。我可不想再失去他们。”

在他挂上电话的时候，他的第10装甲师正在正北70英里的卢森堡城，行进在古老的街道上。第10师师长小威廉•莫里斯少将走进第4师师长“小胖子”巴尔顿的办公室。

巴尔顿这时身患小恙，心情十分焦灼。他双手抱住莫里斯的肩：“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

几条街区外，奥玛•布雷德利的指挥车刚刚从凡尔赛返回。他们没开车灯，穿过漆黑的街道，来到赤褐色的国家铁路局大楼，这里是前进战术司令部。

布雷德利走进作战室，他的情报官赛伯特将军正在巨大的作战地图上，标示敌军师级部队在阿登前线的位置。可以确定的有14个师，其中一半为装甲师。布雷德利看了看地图，转身惊愕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利夫，这狗娘养的从哪儿搞来的这些兵力？”

“我不知道，”利文•艾伦少将说，“但这些德国人肯定够我们忙了。”

他们正讨论最新的战况报告时，布雷德利被叫去接电话。那是考特尼•霍奇斯打来的，他从一大早就不断从斯帕打电话来，请求把艾森豪威尔手里的两个预备空降师给他。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考特尼，”布雷德利说，“我终于有好消息给你了。艾克刚刚松手了，第101和第82空降师，你要他们去哪儿？”

“巴斯托涅一个师，另一个师去再往北30英里的韦尔博蒙。”这头可以听到霍奇斯长舒了口气，“越快越好！”

那天晚上，这两个空降师的人还在法国的兰斯尽情地喝酒寻欢。

来自墨西哥尤卡坦的一等兵爱德华•佩尼谢，正和一群第101师的人坐在一个酒吧里。“往那桌甩一听啤酒，佩尼谢。”一个伙计建议道，点头指了指一群戴着“AA⁽¹⁾”臂章的第82师士兵，“AA——全美废物！”

佩尼谢照着做了。

那听啤酒砸中了第82师的一个大个子。他捡起来，走到佩尼谢面前：“喂，谁扔的？”

一个法国姑娘指了指佩尼谢。

“从他手上不小心滑出去的。”佩尼谢的伙伴打着马虎眼。

那个第82师的从打了佩尼谢一拳，然后混战就开始了。

不久，哨子就吹响了，但并不只是为了阻止这两个师之间的摩擦。

“听好了，第101师，立即返回穆尔默隆！”一名宪兵大喊道，“卡车等在外头了！”

第82师的人也被命令立刻返回叙普的营地。

兰斯各处，在角角落落的夜总会、小酒馆和妓院里都有士兵被拉出来。有的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仍在打架，还有的衣服还没穿好，就都被扔上卡车，运回军营。怎么回事？他们要去哪儿？每个人的猜想都不一样：去空降？去法国南部的休息营地？回英国？总之，他们要开拔了，而且上面的头儿们急着要把他们送去目的地。

在几英里外的叙普，第82空降师的一些人仍在观看一场芭蕾舞表演（他们年轻的师长詹姆斯•加文少将是个芭蕾舞迷）。晚上9点30分，演出被叫停，看表演的人都被令跑步回各自部门报到。

所有的兵营，突然间灯火通明。睡觉的士兵被叫醒了，个个一肚子的火气，有的拎起鞋子砸向内务值班的，有的连忙去穿衣服。军官来了，指令传了开来：“准备好出发。带上弹药和补给。几个小时内就要开拔。”

在穆尔默隆，第101师的参谋们只知道德国人突破了圣维特附近的盟军防线。他们这个师出发可能要去一个叫韦尔博蒙的小镇。

晚上11点的时候，师情报官保罗•达内伊中校开完参谋会议，回到他的营房。《布法罗晚报》的记者弗雷德•麦肯齐，这周末来看望他，此刻正等着他。

“出事了，弗雷德。”达内伊说，“我们一早就要出发了。”

“和你一起去，怎样？”

“好呀。我们欠你一个好报道。”

H.W.O.金纳德中校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很年轻，但已经是师作战参谋了。

“这一次啃的可是块硬骨头啊。”达内伊说，“我敢打赌，这一回我们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就能直接打德国佬。”

金纳德指着自己战斗衫上刚缝的臂章问道：“你觉着这白线好看吗？”

“非常显眼。”达内伊说。两个中校哈哈大笑起来。

5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德军对克莱沃的攻势达到了高潮。

赫尔利•富勒上校早已和他右翼的第3营失去了联络。他知道，左翼的第1营已经七零八落了。而克莱沃豚背山梁前面第2营的防线在敌人的不断攻击下，也已内陷严重。

往克莱沃东南不到2英里，蒙斯豪森也已濒临失守。C连的人都被打散了，正在向西逃跑。

蒙斯豪森的另一支队伍——加农炮连，仍在村边界勉力支撑。连长欧文•沃登上尉跟他们失散了；他打光了子弹，躺在一个灌木丛后头，周围围着一个连的德国人。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哐当声。一辆谢尔曼坦克冒了出来，紧跟着又出现了四辆。它们缓缓转过身子，穿过黑乎乎的路面往他这边开来。它们是富勒派来的援兵。

沃登看到自己连的一名军士跑下山来，挥手引领坦克就位。一个德国人站起来，用铁拳火箭筒向领头的坦克轰去。尽管这发火箭弹没打中，但那辆谢尔曼坦克却掉转车头，全速向山下逃去，后面紧跟着其他的四辆。

蒙斯豪森的守兵站起来，冲着他们的背影挥舞着拳头，大声咒骂。

那支援军的指挥官在惊恐地往西南逃窜的路上，给富勒上校无线电报告道：“蒙斯豪森烧着了，已经落入德国佬手里了。我正往回撤！”

“回蒙斯豪森去！”富勒命令道。

坦克指挥官没有回答。

“你听到了没有？”富勒大发雷霆道，“回到蒙斯豪森去！”

还是没有回答。五辆谢尔曼坦克直接奔向后方。

富勒跌坐下来。他感到全身无力，头晕脑涨，似乎半条命都没了。

蓦然间，一种不祥的寂静笼罩住了克莱沃。克拉拉瓦利斯饭店里的几个步兵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敌军的下一次进攻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战斗。

时间一寸一寸地走过。

随着作战室的电话响起，一切又最后一次运作起来。富勒抓起电话，那是第2营的休斯从不到1英里外的豚背山梁的另一侧打来的。

“我被德军大量装甲部队袭击。”他听上去有气无力。他也是昨天才离开医院，“有六辆刚经过我的指挥所，正往你的指挥所开去。”

富勒挂上电话，又打给师部，但那边没有立即接听，让人等得发狂。那六辆德军坦克现在很可能已经开过城堡了。终于，科塔的参谋长吉布内上校来到了电话跟前。

“我这里没希望了。”富勒说，“请允许我撤出所有能撤走的人员，沿城西面的高地设防。”“不可能。”吉布内呵斥道，“给你的指令是就地防守。不能让出一寸土地，你听懂了吗？”

“让我跟科塔将军说话。”富勒强压着怒火，说道。

“将军在吃饭，电话接不过去。”

一名军官冲进来，大叫道：“上校！德国佬的六辆坦克从城堡那边来了！”

“好吧，吉布内。”富勒说，“你只是转达将军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我告诉你”——这时坦克的轰鸣声传来，他不得不提高嗓音——“这里即将成为下一个阿拉莫⁽²⁾！”

楼下一声巨响，整个饭店都为之颤抖。很快又是两声爆炸声。在15码外，一辆德军坦克正向富勒楼下的一间房间开炮。

“你那里怎么回事？”吉布内问。

“德国佬的坦克刚朝我助手的办公室放了一炮！”富勒大叫道，“我要离开这里了，省得他们下一炮打到我怀里！”

“等一等——”

“我没时间跟你闲聊！”富勒砰地一下扔下话筒，随即又抓起电话，“帮我接第2营指挥所。”

一架机关枪在楼下扫射起来，灰泥被打得掉了富勒一头。低沉的爆炸声连续炸响了十几下，淹没了机关枪的声音。墙壁在震颤，电灯也灭了，但街上坦克射出的照明弹仍把房里照得恍如白昼。

富勒摆弄了一下电话机。但电话机已经坏了。

他急忙离开房间，撞上了作战参谋。

“上校，我们被包围了！”

“看起来像是。”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要试着冲出去。”富勒说，“我们需要活着的士兵。我去城后面，把所有能找到的都集合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一楼传来德国人的吼叫声。

地下室里，40名美军伤员挤成一团，缩在女厕所旁边。在一个角落里，两名军官正急急忙忙烧毁资料。他们身后有一间小地下室，里面坐着饭店的老板让-皮埃尔•基朗-阔涅，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炮弹的轰鸣声，机关枪的嘎嘎声，浓烟的气味，还有德国鬼子刺耳的大叫声，把他们完全吓呆了。世界末日就是这般模样。他们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

富勒跑到三楼，拿起卡宾枪和军用上衣，然后注意到黑暗的房间里躲着些人影，大概有十一二个。

“谁在那儿？”他大声问。

一发铁拳火箭弹从窗户飞进来，炸开了，撂倒了几个人。富勒把一名受伤的军官扶到床上，给他盖上毯子。

“我瞎了。”地板上一个声音说，“我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

富勒拿起自己的急救包，摸索着给他包扎了眼睛。

“富勒上校。”有人在大厅里喊他，“我找到从楼里出去的路了。你要来碰碰运气吗？”

“见鬼，当然要。”富勒说，“有人要一起走吗？”

“我。”所有的人一起说。

眼瞎的那个紧紧抓住富勒的手。

“是的，还有你。”富勒说，“抓住我的腰带，跟我来。”

厅里的人带他们来到饭店后面的一个窗户跟前。他们顺着一个很窄的铁梯，一个一个地爬到对过的山崖。富勒领着瞎眼士兵到了对面，然后顺着山崖上的石阶往上爬。要爬上去很费劲。富勒终于爬到顶的时候，不禁跌倒在地上——实在太累了。

他稍微喘了口气，这时又有12个人从饭店里逃上来了。富勒一手拿着指南针，一手抓着瞎眼士兵的手，说：“好，伙计们，我们去艾森伯恩，跟我走。”

他们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地爬上豚背山梁山顶，走过本笃会修道院，进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里。在走进去前，富勒转身看了一眼下面的小镇。克莱沃正毁于一场浩劫。它活不到午夜了。

这时候的克莱沃，德军步兵泛滥成灾。他们身着温暖的长皮衣，个个全副武装，三五成群地在街道上游荡，用子弹或枪托撬开了一扇又一扇紧锁的门。平民们人心惶惶。

当约瑟夫•盖本家前门传来哐哐声时，他迟疑了半天才开了门。然而一跳进来的，却是一个老朋友——又一个从德军中逃出来的卢森堡人；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脚步不稳的受伤的美国军人，是他在休养中心时认识的。盖本关上门，并从里面闩上了。

“盖本，”他朋友叫道，“太可怕了！”

“该死的德国佬。”美国大兵喘着气说，“他们想渡过默兹河。”他脸色发黑，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的。步枪从他手里滑落下来，人倒在了地上。

“看，你的手。”盖本对他说。

三人都看向美国大兵的手。他的手已经成了了团血糊糊的肉酱。盖本帮他包扎起来。

原来断断续续的坦克隆隆声，现在都搅和成了一片。

“我们得走了，盖本。”他朋友喊道。

盖本帮大兵扎好绷带，一把抓起步枪。

“不，”美国大兵喊道，“你不能用枪，你是平民。把它给我，赶快离开这里，否则就晚了。”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盖本问。

“我走不了了。”美国大兵说。

他们握了握他完好的左手。

“祝好运。”盖本说。

“也祝你们好运——你们需要好运。仁慈的上帝，我们都需要好运！”

两个年轻的卢森堡人跑了出去。四处都有炮弹在爆炸，城堡的火焰飞起了老高。他们跑过科莱特别墅时，它也在燃烧。

一辆德军坦克歪歪斜斜地从街那头开来，不住地疯狂扫射。他们躲开它，顺着通向修道院的那条窄路跑去。他们爬过断折的树木，抖掉炸断的树枝，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前跑——上了山，绕过修道院，还继续往前跑。

突然间，他们就来到一片空地，跑出了炮弹的射程。他们瘫倒在地上。盖本双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骆驼牌香烟。然后他望了一下四周。东面的夜空被火光照得通红。乌尔斯佩尔特、马尔纳赫、蒙斯豪森和霍辛根都在燃烧。脚下的克莱沃也在燃烧。整个山谷的上空都浮着一层黑烟，一层比夜色更黑的油烟，德军的探照灯光犹如魔鬼的手指般，在这层烟幕上摸索。从克莱沃吹过来的风里带着些无烟火药和腐烂的臭味。

烟幕逐渐消散。克莱沃城堡里，在德军火炮炸出的碎石块上，大火又往上添了一层烟灰和几根烧黑的横梁，但是古堡厚重的城墙却仍然屹立如初。城堡内的美国守军——就是那些前一天晚上才第一次拿起枪的炊事员和文职人员——也仍然没有丝毫退却。

有几个卢森堡青年在帮助这些美国人。其中有一名叫让•瑟尔福的，一整天都在帮美军运送弹药，传递消息。

他想到古堡最后的守卫竟然是一群美国人，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里曾经的一个领主是克劳德•德•拉努瓦伯爵——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一位先祖。

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德军的炮火攻击愈演愈烈，坦克在下面的街道上不住地轰响，地牢里的妇女和儿童尖声哭泣，拼命地祈祷。城里年长的居民来到城堡守军的指挥官前，乞求他投降。他摇了摇头：富勒命令他坚持到底。

从城堡的深处，传来了钢琴的演奏声。瑟尔福还以为自己有了幻听。他跟随着音乐声，来到宽大的“骑士厅”。在那里，他看到一个美军士兵坐在钢琴前，正淡定地弹奏，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发炮弹在女巫塔上炸响了，碎石如雨般飞落在瑟尔福的脚下，可是那个士兵却未弹错一个音符。是肖邦吗？噢不，是德彪西——《水中倒影》。

城堡下的街道上堵满了坦克。他们有的从乌尔斯佩尔特抄小路而来，有的从马尔纳赫沿着蜿蜒的道路赶来。先到的是德军第2装甲师的黑豹坦克。然后伴随着让大地为之颤抖的隆隆声，庞大的虎式坦克开了过来，最后是怪物级别的虎王坦克。整整一个晚上，都不停地有坦克开来，一辆接着一辆，它们在腾挪转移之间，把街道两旁的阳台栏杆、门廊和山形墙撞得梆梆直响。

德军的步兵部队和装甲部队，都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他们不顾一切地奋力向前，不想浪费一分一秒。他们终于突破了防线。敌人已经被打得重心不稳，不能给他们丝毫喘息的机会。

(1)　AA（All American），是美军第82空降师的绰号，该师初建时的官兵全部来自美国所有的48个州，因此它获得了“全美国人”的称号。——译者注

(2)　阿拉莫（Alamo），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区，在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被墨西哥军队包围，美国叛军遭到了屠杀。——译者注

第二部　“放手一搏”

1　刺穿比利时 1944.12.18

1

截止到12月18日上午，阿登地区已经有超过50支德国部队探进了埃希特纳赫到蒙绍之间的地界。几支部队只行进了1英里；另有一半已刺入足足10到12英里，还有一支队伍甚至狂奔了将近30英里。

在战线的南端，布兰登贝格尔的步兵部队于埃希特纳赫附近取得的成果甚微。然而往北一些，在乌尔河和绍尔河的交汇处附近，他们却向迪基希方向差不多推进了3英里。在菲安登附近，第5伞兵师则向前插入了10英里，几乎抵达维尔茨郊区。

再往北一些，也就是曼陀菲尔的部队开始接手的地方，曼陀菲尔男爵的三个装甲师向前推进的幅度则更大。装甲教导师从维尔茨和克莱沃中间穿过，向东行进10英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2装甲师则开过了克莱沃，现在已爬上郊区的山脊顶；第116装甲师下属的一个营，先是徒劳地花了一天的时间想从西尼艾弗尔山南边打出一条道来，后来取道南边，顺着第2装甲师的路线穿过达斯堡、马尔纳赫和乌尔斯佩尔特，于二十四小时内向前推进了15英里。

曼陀菲尔在西尼艾弗尔山的成就也差不多同样丰厚，同样引人注目。他把美军第106师的大部分人都包围在了这里，正从三面向圣维特逼近。

在西尼艾弗尔山北面，迪特里希部队的突进幅度则更是无人能比：派普战斗群狂奔30英里地，已经抵达斯塔沃洛的外围。但他麾下的其他队伍却磨磨蹭蹭，仅行进了一两英里路，这让元首司令部很是担心。

尽管总体进展缓慢，迪特里希却仍然坚称，自己马上会在自己的战线中心取得重大胜利。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第276国民掷弹兵师已经撞开顽固的第99师，抵达科林克尔特和罗切拉斯近郊，而且现在已集聚起来，准备联合向那两个兄弟村发起进攻。这些重镇一旦被拿下，迪特里希向希特勒保证说，目前的僵局就会迎刃而解，党卫军第12装甲师也可直奔默兹。

守卫这两个村子的是第2师的一半加上一个团。若这些人守不住，他们身后自己师的其他人员以及第99师的幸存者们，就会没时间在艾森伯恩山梁上修筑工事，而德国人就会朝西北方向长驱直入。

第1营米尔德伦中校的通信官杰斯•毛罗中尉如今明白，没有人知道科林克尔特是怎么个情况；关键是几乎没人在乎那个村子，这点让他很是不满。

拂晓不久，在米尔德伦的指挥所外面，他正躲在一辆翻转的吉普车后面张望。突然，一辆德军的虎式坦克朝这边开过来，车上还坐着十来个掷弹兵。他一直等它开近到50码时，才拿起冲锋枪朝坦克扫射。一半的掷弹兵被干掉了，剩下的则跳下车逃向后方。毛罗抓起M-1步枪，装上枪榴弹，朝着驶来的虎式坦克射了出去。坦克从他旁边开了过去，然后猛地掉过头，寻找叮它的小虫子。毛罗向前跑近些，从5码开外又射出一发枪榴弹。

坦克失控拐进了一条沟里。它挣扎着要往后退出来，毛罗瞄准好又开了火。这次击中了弹药架，坦克立马熊熊燃烧起来。几个头戴黑色无檐帽的坦克兵从应急舱口跳了出来，衣服上都是火。

在路对面米尔德伦的指挥所里，参谋们以为自己马上就会被擒获，正忙于焚烧文件。米尔德伦自己则因刚截获的一则消息而心神不安。这则消息是由他下属的一名团长发往师部的：“第1营混乱无序，没有支援。交火逐渐平息。”布斯上校人一直在罗切拉斯，他会知晓科林克尔特的情况吗？在过去的八个小时内，米尔德伦的将士们从未停歇过，用巴祖卡火箭筒和枪榴弹摧毁一辆又一辆的坦克。每次他打电话给布斯少校，说科林克尔特的街上有很多德国佬的坦克时，上校都只是稍微安抚他一下，好像他只是见鬼了似的。外面的交火声骤然猛烈起来，坦克的轰隆声震耳欲聋。

“联系布斯上校，请求坦克歼击车支援。”米尔德伦于喧嚣声中叫道。

一名低级参谋用无线电联系上布斯上校：“长官，我们急需歼击车。德国佬的坦克我们应付不过来！”

“多少辆？”布斯平静地问，“它们离你们有多远？”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房屋震颤了一下，灰泥跟着大块大块地掉下来。

“这么说吧，上校。”无线电旁的军官说道，“我到二楼往窗外随便撒泡尿，至少就能尿到六辆！”

在往东北半英里的罗切拉斯，离布斯的指挥所不远，威廉•麦金利中校带领的一个营被早晨的浓雾笼了个严实。这支部队的阵地就在罗切拉斯东边，这时正受到敌军坦克和步兵的猛攻。美国兵们先放德军坦克从散兵坑上开过去，想从后面用巴祖卡干掉它们。但敌军的掷弹兵尾随得太紧了，狭小的前线阵地上到处都在上演肉搏战，有用刺刀的，有用匕首的，甚至还有只靠拳头的。

突然间，浓雾就如同剧场的帷幕一般，升腾起来不见了。三辆虎式坦克沿散兵坑阵线轰隆着行进，把麦金利的人一个坑一个坑地给炸掉。

“我方遭敌军碾压。”A连连长用无线电喊道，“请求火炮炸向我方阵地！”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美军的一个炮兵营把这个连的阵地给炸翻了天。

在北翼，B连和C连的防线也有些动摇。几个人被吓破了胆，往后方奔去。但麦金利在半路上截住他们，用手枪把他们给逼了回去。防线暂时保住了。

伪装成白色的德军坦克这时正在罗切拉斯的街道上扫荡，它们身后跟着一群群着白衣的步兵。坦克之间的决斗，遍布各条街道；步兵的厮杀声，响彻各栋房屋。

在麦金利的后方，布斯上校正催促第2营做好防守准备。他目睹了罗切拉斯的激战，很是心急火燎。“我需要一个小时。”他无线电联系麦金利道，“你们最好撤回来。”

“我两个连都被包围了。”麦金利回答道，“其他人都动弹不得。我自己能出去就算个奇迹了！”

他身后突然传来了隆隆声，奇迹发生了。北方出现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体形庞大且棱角分明。

它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朝被围的几个连冲过来。没过几分钟，那三辆在散兵坑上横行霸道的坦克就有两辆燃烧起来，成了堆废铁。两个被围的连剩下的23个美国大兵，从散兵坑里爬出来，奔向罗切拉斯与战友们会合。原本的一整个营，只剩下了240人。

在邻近的科林克尔特，米尔德伦指挥所之战仍在激烈进行。守军由于巴祖卡弹药不足，不得不自制炸弹：他们往酒瓶里装满汽油，塞入布芯。纳粹坦克一向他们驶来，他们就点着“莫洛托夫鸡尾酒”⁽¹⁾，把它扔向炮塔。

杰斯•毛罗中尉正处于此场混战的中心地带，不断奔跑穿梭于各个房屋之间。他从这个地下室跑到那个地下室，把吓坏了的士兵一个一个地拉出来。他把他们安排在门道，并威胁说，一旦离开岗位，就开枪打死他们。

一辆虎式坦克从他旁边开了过去，一辆吉普车这时也恰巧从小巷拐出来，与坦克来了个照面。两名美国兵当即跳下吉普车，随后就是一阵刺耳的金属断折声。坦克直接从吉普车上轧了过去，吉普车成了堆扁平的垃圾。

坦克的炮塔卡住了。它开向道路右侧，拿88毫米炮的长炮管朝电线杆撞过去，电线杆咔地一下就断了。那头受折磨的史前巨兽，又用炮管朝另一根电线杆扫过去，第二根也咔的一声断了。终于，卡住的炮塔给震开了。它掉转过头，朝米尔德伦的指挥所直冲过来。

毛罗抓起巴祖卡，对准坦克的后面发射出去。坦克随即变了个向，朝街尾的房屋撞去，然后滚落到壕沟里，躺在那儿动不了了。

一个脑袋从炮塔上冒了出来。坦克的88毫米炮管在人力的转动下，缓缓转向指挥所的方向。毛罗拔出0.45英寸手枪，奔向那辆虎式坦克，朝炮塔上的人连开了两枪。

炮塔上的德国人看着他傻愣了会儿，然后便大声向坦克内的同伴下达命令。毛罗在15英尺外停了下来；他的手枪没子弹了。恼羞成怒下，他把手枪砸向德国人，然后跑进了小巷。

小巷里，第99师的一辆吉普车恰好驶来，车上装备着一个巴祖卡。

“等一下。”毛罗命令道。他抓起巴祖卡举到肩上，从房屋墙角跳了出去。让他惊愕的是，那辆虎式坦克的88毫米长炮管就在他鼻子跟前。他猜自己看到一发炮弹从炮管里飞了出来，随后就是一声巨响。一层厚厚的黑幕把他罩住了，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当恢复意识后，他看到敌方坦克就在几码开外，粗大的炮管口还对着他，一缕烟正从中冒出来。他要死了，这是肯定的。他瘫了下去，将身体放松开来。他要好好享受自己最后的几分钟。然而虎式坦克却将炮管缓缓移到了别的方向。毛罗随即意识到，自己暂时安全了。他向角落爬去。几分钟后，他踉跄着回到营指挥所。

米尔德伦看了一下他，摇了摇头。之前毛罗拿手枪大叫着朝虎式坦克冲过去，他是亲眼看到的。然后几分钟后，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又零距离朝毛罗开了一炮，他也是见证人。毛罗怎么都不可能活下来。

“我伤得很重吗？”毛罗问，鲜血从他的脖子中喷涌而出。

“没什么事儿。”米尔德伦撒谎道。

“不要糊弄我。”

在团部救护站，医护兵对毛罗的伤口进行了包扎。“我的天。”一人对新来的说，“这位中尉被一发88毫米炮弹给刮到了，竟然还活着！”

他被抬进一辆救护车里，里面还有三个烧伤严重的德军坦克兵。

“那辆朝你开炮的坦克，”一名医护人员对昏昏沉沉的毛罗解释道，“就是那几个人开的。一个美国兵把一枚铝热剂燃烧弹扔到了炮塔里。”

几个德国人身上都绑着绷带，其中的一个朝毛罗笑了一下：“你有香烟吗？”

“香烟？”毛罗咒骂起来，要从担架里挣脱出来。然而尽管他的手指还抓着那个德国人，他却又跌了回去，失去了意识。

2

派普战斗群向斯塔沃洛极具威胁的突进，让霍奇斯很是惊慌。他急忙调遣增援部队以遏制德军攻势。第82空降师正从法国疾驰而来，以阻止派普继续往前；第9师和第30师则从北方并排南下，好防止敌军北转攻向荷兰。

德军对美军的这些行动可谓了如指掌。在对美军士兵的晨间广播节目中，爱克西斯•萨莉讲述了纳粹在阿登的巨大胜利。“现在呢，”她说，“还是让你们这些穿卡其制服的小子做个明白人。你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在跟踪监视。下面是你们部队的最新动向。罗斯福的第30师正手忙脚乱地走在南下拯救第1集团军的路上。”

然而直到拂晓时分，美军增援部队对派普战斗群还没构成任何威胁。派普战斗群目前位于斯塔沃洛南郊，离目的地默兹河只有25英里的距离。

昨晚，派普的部队在昂布莱沃河南边的高地上宿营。他们首先要穿过一座古老的石桥到达北岸，行进至斯塔沃洛这个有着3000人口的工业城镇的中心地带。再走100码，就会到达集市和一条向西的主干公路。他们将会在那里左转上道，继续向路途中的另一个目标特鲁瓦蓬行进。

派普最为担心的还是那座石桥。昨天晚上他们意图过桥的时候，遭到了猛烈的步枪抵抗。但无论石桥是怎么固若金汤，他们都必须尽快拿下它，以防美军把它炸毁。昂布莱沃河正值涨水，既深且急，足以挡住他坦克的去路。

天亮之前，派普就已做好了向默兹河冲锋的准备。他还记得临行前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克莱默将军对他的最后指示：“急速前进，放手一搏，派普。”

他坐进自己的装甲车里，挥手示意一个坦克排先行。没过几分钟，先头部队就已绕过那个俯视斯塔沃洛的陡峭山丘的顶部，开过一个古堡的残迹，并轰鸣着朝石桥而去。

他看到美军的两辆坦克歼击车探头探脑的，在朝他的头一辆坦克瞄准。领头的虎式坦克轰地发出一道橙色的光亮，美军的一辆坦克歼击车就燃烧起来。随之又是一声爆炸，又是一团火光。

接着，派普看到几个美国步兵向桥对岸爬去。他命令体形庞大的黑豹和虎式坦克追上去。坦克兵们小心操作着，让宽大的车体上了桥面，一个一个轻松地过了桥。

桥上竟然没有发生任何爆炸，这让派普很是惊讶。（美军工兵没想到得把桥给炸掉。）他通向下个目标的路途，如今就没什么障碍了。但当他的坦克接近斯塔沃洛中心地带时，突然就遭到猛烈的巴祖卡阻击。第一辆坦克失去控制，撞进一栋房屋里面。紧随其后从集市那边也传来反坦克炮的开炮声，又有两辆德军坦克燃烧起来。派普气急败坏地命令一支特遣队脱离大部队，让他们把集市那边的抵抗力量给炸掉，以保证右翼的安全。

然后他命令大部队向西朝特鲁瓦蓬和默兹行进。然而截至现在，已经白白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守卫集市的是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坦克歼击车排，由保罗•J.索利斯少校指挥。凌晨4点他们就开进了斯塔沃洛。他们的任务：守住这个镇子，直到第30师从北面赶来。

索利斯在敌方特遣队的攻势下，又坚守了一个小时，并摧毁了两辆坦克。当德军准备来个正面强攻时，他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他剩下的两辆坦克歼击车沿着主干公路，向东朝8英里外的马尔梅迪开去。索利斯和步兵则向北爬上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几英里之后，一名比利时军官挥旗让他的吉普车停了下来。

“这条道沿路都是石油！”比利时军官激动地解释说，他和几名平民守卫着1300万升的燃油。

他们还正在说话，索利斯听到山脚下德军坦克低沉的轰鸣声。他无助地看了一下四周。他已经没有反坦克炮了，唯一的一个步兵排也已筋疲力尽。德军坦克继续顺着陡峭的山路往上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索利斯突然就想到个主意。他的兵士和那几个比利时人在几分钟内，就把成堆的燃料堆放在了山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

领头的黑豹坦克一出现，汽油马上就被点燃了。黑豹试图从大火旁边绕过去，结果差点从峭壁边给摔下去。它立马退离燃烧的路障，掉转了头去。另外14辆坦克也掉转过头，朝斯塔沃洛驶去。毕竟对派普战斗群来说，这道路障没有什么明显的威胁。

就在刚才，约亨•派普的那支特遣队与一个大燃料库擦肩而过，但他对此却毫不知情。这个燃料库足以支持他的整个师抵达默兹河，且继续向前行进好远。目前派普已经快要抵达特鲁瓦蓬镇。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他知道，这个镇子有可能会是他的最大障碍：昂布莱沃河和萨尔姆河就是在这里交汇。但只要能通过两条河上的公路桥，他就差不多可以长驱直入，直取默兹河了。

在一条通往城郊的地下通道前，几个微小的人影正在路上埋地雷。他下令予以攻击。

充当德军开路先锋的工兵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扫除了地雷。然后，派普的坦克车就继续向前开去。领头的坦克刚到达地下通道，它的炮塔就爆炸了。那辆坦克急转个弯，停了下来。它身后是紧跟着的19辆黑豹和虎式坦克。

刚才开火的是一门57毫米的反坦克炮。它出现在那儿，也完全是个意外。那天早上，运载它的半履带车在去斯塔沃洛的路上坏掉了。特鲁瓦蓬的守军，也就是第51工兵营的C连随即征用了这门反坦克炮，把它放在了地下通道附近。一听到派普的坦克从不远处传来的轰鸣声，这门炮的四名炮手便得到命令：要延缓德军的步伐，坚持到昂布莱沃河上的桥被炸毁。

有十五分钟之久，德军纵队都被这门不起眼的57毫米炮拦阻得无法前进，搜寻它具体位置的努力也是徒劳。然后从那几名守兵后方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地面震颤不已，岩块和碎石也都如雨点般滚落下来。等烟雾最终消散后，那座横跨昂布莱沃河的公路桥已经只剩两端，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断区。那几个美国士兵刚刚获得一个重大胜利。

派普听到爆炸声后，猜测两座桥中的一座已经炸毁了。他气急败坏地要求他的坦克部队加强攻势。不久，一发88毫米炮弹就击中了美军火炮，炮手全都丢了命：麦科勒姆、霍伦贝克、布坎南和希金斯。

派普急速穿过地下通道，然后看向左侧。几百码开外，昂布莱沃河桥的废墟上还在冒着烟。通向西面的主要道路已经断了。仅被耽搁了几分钟，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这全都是拜一门火炮和几个美国兵所赐。但派普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怒气。他看一下地图，发现可以通过一条狭窄的山路绕到北面。尽管运气不好，但也许只比原来慢没几个小时呢。

派普和先头部队向北出发之后，一小队德军向南来到了已被炸毁的公路桥前。正如之前在包格涅兹和李格诺维尔时一样，他们背着长官，在这里采取了野蛮的手段来发泄内心的失意感。他们将平民从房屋里拽到河边，在昂布莱沃河对岸悲痛欲绝的朋友和亲人无助的目光下，杀害了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总共22人。

派普以北仅仅10英里，就是著名的水城斯帕，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这座城派普翻手就可拿下。他派出的侦察队渐近的炮火已经引起了城里居民的恐慌。甚至在不列颠饭店的大堂里，都能觉察出不加掩饰的恐惧感。然而在楼上考特尼•霍奇斯的办公室里，一切却显得很是平静。霍奇斯性格从容，慌乱不起来。他已经经历过太多了。

第7军军长J.劳顿•柯林斯少将走进了这个房间。

霍奇斯温文尔雅地站了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乔。‘大个子’辛普森把你借给我，让你帮我们摆平这里的乱局。德国人已经突破我军前线多处。”他用平静的语气慢吞吞地说，“战局很不明朗，很混乱。”

一名蓄着八字须的上校匆忙走进房间，凑在霍奇斯肩膀上说：“将军，您如果不想被抓住，最好现在就离开城区！德国人只有1英里远了。”

“等会儿，等会儿。”

轻型武器的声音已经可以微微地听到了。

“但是，将军，”“修士”迪克逊上校继续说道，“已经没时间了！”迪克逊是上校的情报官。

霍奇斯礼貌地挥手让迪克逊离开了房间。“乔，”他平静地继续说道，“你要充当我的战略预备力量。”

3

在德国，午间广播声正萦绕于每个人的耳际。“我们的部队重又踏上了征程，”一名播报员说道，“圣诞节前，我们就把安特卫普呈献给我们的元首。”

在“狼穴”，派普战斗群的一系列胜利和克莱沃的成功让希特勒大为高兴。正如他所预料的，他们在多处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巴黎，法国许多政府部门几乎都陷入了恐慌状态。1940年的闪电战仍让他们记忆犹新。在凡尔赛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一支以朱安将军为首的法国高级军官队伍刚刚到达，他们个个神情激动，想搞清楚阿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正引导他们往作战室走，去看战场地图。

在走廊里走过时，史密斯注意到，那些法国人看到间间办公室都安静整洁，眼睛里满是不解。

“我不明白，”一名焦灼不安的法国将军惊呼道，“你们竟然没有收拾行装！”

在安静的办公室中的一间，艾森豪威尔正在做一个决定。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深信，德军发起的是一场大规模进攻。

他下定了决心。他将会取消巴顿原定于下一天对萨尔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他将会让巴顿转而向北，以六个师的兵力攻击德军的侧翼。他让人传话给布雷德利和巴顿，让他们于下一天早上在凡尔登见他。他们会在那里商定出美军反攻的细节。

而这个决定，希特勒之前就已预料到，至少得让丘吉尔和罗斯福花上一周时间才能做出。

4

12月18日中午时分，圣维特之战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那天清晨，为了拯救西尼艾弗尔山上琼斯的部队，布鲁斯•克拉克本来正要对勋伯格村发动攻势，然而德军坦克和步兵却突然袭击了圣维特以北仅1英里的一个村庄——胡林根。

克拉克于是便取消了对勋伯格的进攻，急派援军赶往胡林根。在那里，经过一番激烈交战后，德军被打退了。但他明白，这只是麻烦的前奏罢了。他可以听到从北方更远处传来的大量车辆行进的声音。圣维特显然已经被德军绕了过去，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突出在敌方阵线内的半岛。

将士的士气也让克拉克很是担心。他还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他。他们被调动太多次了，人心不定，勋章往常的激励作用已经失效，甚至提拔晋级这件事也都没人理睬了。

还有第三件事让克拉克很是担心：琼斯将军。尽管第106师和霍格的装甲战斗群还在琼斯的管辖之下，但他已经把圣维特当前的防御任务转交给了克拉克。克拉克不喜欢一直被军衔高于自己的人指指点点，让他去攻击勋伯格村，以便把琼斯被围困的部队给带回来。克拉克理解琼斯将军心之所急，但现今是不可能发起进攻的。守住圣维特是他唯一的任务。

琼斯的参谋们甚至试图说服将军把第106师的指挥所给撤回到后方的维尔萨姆。如今与所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他们正好处于前沿阵地。然而琼斯依然坚称，他应该尽量与他被围困的部队离得近一些，这是他的职责。下午2点42分，他人仍在维尔特。他叫来作战参谋，要求他继续向他西尼艾弗尔山上的将士投放弹药、食物和医疗物资。

琼斯当然不知道，迄今为止连一件物品都还没空投出去。第9部队运输指挥部直到那天早晨才收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23架C-47军用运输机之前在英格兰装载完毕，现在已经快要到达比利时的弗洛雷纳。他们将会在那里聆听简令，并被派给战斗机为他们做掩护。天空已然布满阴云，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但只要稍微有点运气，他们还是能在天气变坏之前将物品空投到西尼艾弗尔山上的。

他们盘旋在上空，等待着着陆的指令，但却没有接收到任何相关指示。弗洛雷纳对空投的事情毫不知情。“太忙了，没时间管你们，”信号塔无线电说道，“你们要不飞去列日？”

在西尼艾弗尔山上，凯文德上校刚向年轻的狄尚农上校传达了琼斯将军对被围困的两个团的共同命令。命令要求这两个团掉转过头，对一股强大的活动于勋伯格—圣维特路沿线的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然后再打回圣维特。

因此，还未到正午，狄尚农的这一个团就开始向西北移动。炊事车被砸毁了，太重不便于携带的武器也扔掉了，地面上到处都散落着一个团的个人用品和军事物品。虽然离新集合地点只有3英里，但那儿却是个崎岖的山岭地带。士兵们拖着武器和弹药蹚过泥地，爬过滑溜的山丘，穿过茂密的森林。劳累的路途让人很容易出汗。没用多久，走过的路径后便都是扔掉的外套。

狄尚农亲自带领着部队。他处在队伍行列的第一个。

“你疯了，上校。”作战参谋抗议道，“你会丢了命的。”

“我必须确保行进方向正确。”他说。他有一种奇怪的兴奋的感觉。他整个军事生涯似乎都在指向即将到来的这个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它能早点到来。

在狄尚农身后，他的兵士们步履艰难地跋涉在浓密漂亮的森林之中，树木上堆着成吨的积雪。“为什么老是到处跑，却什么打斗都没有？”他们发牢骚道。他们还从未在任何一个阵地被敌军压迫过，为什么要撤退呢？

然后一个传言传开来，说第331卫生营在勋伯格被俘虏了。缓慢的步伐加快了些，他们想去营救自己的战友。走在前面的步兵一颠一颠地跑起来，重物从一个人的肩上换到另一个肩上，他们没有丝毫停歇。然而勤务兵还是不断地倒在路边，一个个筋疲力尽。

下午3点，从西南方传来交火声。狄尚农从树林里钻出来，来到一条路上。战斗的声响更大了些。他判断在日间继续行动太过危险，便让兵士们隐蔽在树林里，直等到天黑。

西南方的声音是凯文德那个团发出来的。中午时分，带头的第2营开始出发，碰上了一道坚实的德军路障。凯文德命令第3营绕过战斗区域。过了一会儿，一个振奋人心的传言开始在队伍中传播，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从这个连传到那个连：盟军某支装甲部队已经从南面突破进来。他们的担忧很快就会不复存在了。

但事实却是：西尼艾弗尔山上不会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任何空投物资。他们完全得靠自己了。

傍晚的时候，凯文德收到了琼斯将军另一条被延误已久的消息：“攻击勋伯格，给敌军制造最大伤亡，然后向圣维特方向进攻。此次任务事关国家命运。祝你们好运。”

凯文德向参谋们宣读了命令。几个人有些愠怒：那一句爱国主义的说辞既是一种侮辱，又没有丝毫必要。没过多久，炮兵部队就用牵引车拖曳着榴弹炮，开始向勋伯格进发。步兵在他们身后跟上。他们最后的征程已经开始。

往东北方1.5英里，狄尚农上校正给营长们下达有关明早进攻的最后指示。“勋伯格地区敌军的兵力部署和方位我都不清楚，”他说，“但我知道，第423团将会在我军左侧发动进攻。我们将以三个营的梯队，攻击右后侧。现在你们各营各自利用指南针到达最终集合地点，准备于7点发起攻击。祝你们好运，同志们。”

三个营在黑暗的森林中移动开来，只靠指南针给他们指点方向。因为巡逻队会在前方探寻是否有德军，所以他们也就会经常停下步子来。天气转冷了，那些丢掉大衣的人开始瑟瑟发抖。步兵、炊事员、文员和迫击炮兵在黑暗的林地里步履艰难，又困又累，又饿又冷。临时救护站里的伤员们，默默地听着他们的战友出发并消失于黑暗之中。他们，还有一些救护兵志愿者，都被留在了后面，完全听天由命了。

狄尚农带领自己团穿过一片开阔的田野。突然间，他听到德军车辆的声音，所有的人立马便都卧倒在雪地上。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狄尚农甚至可以听到他身后人的呼吸声。等车辆声音停止时，天已经大暗，没有办法继续行进了。他命令士兵们隐蔽在最近的林地里，等待明天天亮时分的进攻。

狄尚农没有挖掘掩体，直接就躺在了地上。他实在是太累了。即使穿着厚厚的风雪大衣，他也一辈子都没感觉这么冷过。在他身后，各营的士兵在一小片树林里挤成一团，也是累得没有力气挖掘散兵坑。他们直接跌坐在雪地上，努力想休息一下。

从狄尚农处往西北方6英里，在勋伯格的另一侧，狄尚农手下的一名炮兵军官小埃里克•伍德中尉正在浓密的树林里游荡。就在前一天，尽管他手下其他三门火炮都得以逃脱，他和最后一门榴弹炮还是在勋伯格被伏击了。炮手们躲在一个壕沟里，结果被抓了。伍德则直接逃走了。

他和另一名走散的美国大兵离梅耶罗德村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这个村子建在大山中，孤立隔绝，位于圣维特东北5英里。德军于前一天占领了这个无任何守卫的村子，把村子里的52栋房屋全都用作了泽普•迪特里希个人指挥所的兵舍。

村民们尽管说的都是德语，但却个个都有着热忱的比利时心。

彼得•马莱特的房子位于梅耶罗德村的外围，就在浓密的树林旁边。临近傍晚的时候，他走到树林里，想找一棵圣诞树。尽管战争肆虐，他仍想庆祝一下这个节日。他沿着通向树林里的那条道路走去，这条路曲曲折折，路面上方都是浓密的冷杉树。他快走到一个六岔土路路口时，两个模糊的人影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们朝他招了招手。他看到他们是美国人，不禁舒了一口气。

“我能帮到你们什么吗？”他用德语问道。他邀请他们到他家里去，他的房屋还没有被德国佬侵占。

他们听不懂。他便用手势向他们说自己是他们的朋友。两名士兵互相看了下对方，然后个子高一些的埃里克•伍德点了点头。他们全身又湿又冷，还很饿，只好跟着马莱特穿过树林朝村子走去。三人偷偷地从树林里跑出来，从房屋后面溜进了马莱特家。

“唔，”马莱特对他25岁的女儿伊娃说道，“我给你带来了两个美国人。”

“但愿他们真的是美国人。”她说道。最近有不少德国佬穿美军制服的传言。伊娃示意他们坐下，然后给他们拿来了面包、黄油还有咖啡。然后马莱特想起来，一个叫让•施罗德的村民会讲英语，便跑出去找他去了。两个美国人则一边擦子弹夹，一边互相开玩笑。伊娃虽听不懂他们说话，但伍德的手势和表情却让她不禁哈哈大笑。

最终，马莱特带着施罗德回来了。

“勋伯格的16个人中，我是唯一逃出来的。”伍德告诉施罗德，“我必须赶去圣维特。我会从那儿要到援军，然后再赶回勋伯格。”

“不可能的。”施罗德说道。他是在一个英国旅馆当行李生时学的英语。“圣维特到处都在打大仗，从我家窗户就能看到那边的火光。”

伍德看向他的同伴：“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得回到树林，完全靠自己战斗了。”

此时，在200码外的一栋房子里，泽普•迪特里希正坐着喝当地产的烈酒。有传言说南面取得了重大胜利，那是曼陀菲尔打下的功劳，而他却还耗在艾森伯恩山梁以东，停顿不前。

他所在前线唯一的亮点就是派普战斗群，它现在游荡在斯帕的霍奇斯指挥所附近。

此时此刻，斯帕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从第1集团军司令部撤出的吉普车、卡车和指挥车。尽管有灯火管制，然而许多建筑物里还是高亮着灯。

除了几名激动地在走廊里走动的军官以外，不列颠饭店里几乎已经没有美国人了。然而霍奇斯将军的办公室却还犹如一个运作良好的图书馆，一片安静平和：霍奇斯这时正在检查报告文件。他把重要文件收拾好，从容地走过二楼的大客厅。就是在这间客厅里，威廉皇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了退位书。现在也该他离开了。然而即使处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他离开时仍旧保持着一副尊严、庄重的样子。

这一混乱局面的直接推手约亨•派普，却对斯帕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身在斯帕西南方仅仅10英里开外的山村斯图蒙附近，他还是又朝西而去，意图夺取一个要大得多的战利品——默兹河。

那一天的失意并没有止于特鲁瓦蓬。一架从斯帕飞出的美军联络机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从云中飞出来的一刹那发现了他们队伍的首端。派普的部队还没来得及躲到树林里，第9战术空军指挥部的战斗轰炸机就摧毁了10辆坦克和半履带车。

尽管这一天连遭不顺，派普还是又向前推进了15英里。他决定于第二天上午攻下小村庄斯图蒙，它就坐落在往前不到1英里的黑色山丘上。若有周日的运气的话，他在天黑之前就能到达默兹河。

他在不同人群之中来回走动，给他的兵士们注入新的生命与希望。他们年轻、强壮而又富有激情，只需几句鼓励的话语就足够了。没过多久，他们就兴奋地讨论起了安特卫普、巴黎和伦敦。他们边吃东西边饮酒，同时还唱起了故国的歌曲。

(1)　“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土制燃烧弹的别称，由西班牙内战中苏联支持的共和派人发明。——译者注

2　刺穿卢森堡 1944.12.18

1

卢森堡大公国这个小国的最北端，就像一堵夹在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墙。

截止到12月18日白天，曼陀菲尔的多支坦克队伍已经深深插入卢森堡的这堵墙内，全部攻势都对准了墙另一侧的比利时城镇巴斯托涅。巴斯托涅是阿登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和道路中心。

曼陀菲尔的第2装甲师这时已经爬上了克莱沃郊外的山脊。从这儿到巴斯托涅之间是20英里起伏开阔的土地，外加两道美军路障，路障分别为无所不在的第9装甲师派出的罗斯特遣队和哈珀特遣队守卫。

向南大约7英里，曼陀菲尔麾下的步兵队伍正向维尔茨奔去。这座城镇——第28师指挥所的所在地——一旦被拿下，通往巴斯托涅的南面通道就将彻底打开。

守卫维尔茨东南方门户的第707坦克营带着仅剩的八辆坦克，已然向维尔茨退去。第44战斗营的工兵们则被部署在一条曲折的从北到东的防线上，成了当前主要的防守力量。

维尔茨自身陷入了一种极度的踌躇不定之中。孩子们还犹如往常一样被送到了学校里，但是人们却不免心怀恐惧地到处张望，已然做好了逃离的准备。战斗的声响越发响亮时，镇长约瑟夫•西蒙便走上街道，让人们躲到地下室里。德国人会被拦下来的。

然而药剂师、当地童子军的领袖尤金•韦伯却不相信他的话。韦伯被一名附属于第28师的法国军官告知，那天早晨正有个参谋会议，来判断这座城镇是否能守得住。韦伯现在正往阿德勒别墅赶，等着会议散场。

亨利•内森中士在戈贝尔烟草店上方的卧室里穿衣、刮胡子时，就已经听到了枪声。然而等走到维尔茨的主街道格兰德大街上时，他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旁边不断有居民跑过，有迎面而来的，也有同向而去的。他看到镇长就在前方：他不断地把行人拦下，猛烈地做着各种手势，而他的同伴则在激动地晃着铃铛。内森脑袋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遇到紧急情况了，正在找他；他昨天晚上置现行命令于不顾，离开了军营，和那两个打理烟草店的中年未婚女士戈贝尔姐妹们待了一晚上。他晚上睡在了她们给他留的软和的民用床铺上。

内森顺着曲折的主街道，走过维尔茨上层民众的店铺和房屋，来到了古堡跟前。城堡依一座岩石山脊而立，从山脊上可以俯视维尔茨下城区。城堡一翼如今已被一家野战医院占据，另一翼则是一所天主教会女子学校。然后他顺着陡峭的道路向下走去，进了师指挥所。

在战斗序列研究组小小的办公室里，东西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中士莱斯特•克里茨正在烧毁截获的德军文件。三人小组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他的主要职责是监控敌军的兵力状况。他也在收拾东西。

“发生什么事儿了？”内森问道。

“亨利，我们要撤走了。”上尉说道，“德国人已经突破防线！他们随时都可能到这儿。”

“上尉，”克里茨疲倦地说道，“司令部里可没人走啊。”

“快去开吉普车，不要说了！”

“那我们最好也带上拖车。”克里茨说道。他们大部分的设备和文件都在拖车里。

“没时间管那些了。把吉普车停外面，让发动机转着！”

几分钟后，三人就开车爬上陡峭的道路，开过城堡，然后驶上了格兰德大街。内森和克里茨说他们想在烟草店门口停一下，给戈贝尔姐妹警个醒，但上尉却听不进去。除非抵达巴斯托涅，要不然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

克里茨坐在后座上，看着后面的房屋和店铺一闪而过。第28师是在许特根森林战役后来到这里的，当时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居民们把他们当成儿女一样欢迎他们，给予他们安慰、热情和友谊；而一个月后的现在，离开他们就宛如又一次离开了家。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善良的戈贝尔姐妹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与卢森堡人一起在小咖啡馆里聊天、唱歌的夜晚。

上午11点的时候，他们已把那个小城抛在身后，继续朝巴斯托涅奔驰而去。但他们与维尔茨的缘分还未尽。

第28师指挥所的前面，药剂师尤金•韦伯还在等他的朋友。会议终于结束了，军官们从阿德勒别墅里蜂拥而出。那名法国军官朋友摇了摇头：维尔茨，美国人是守不住的。

韦伯跑到红十字会大楼，警告他的童子军成员赶紧离开，然后就赶回家让他父母收拾好几件衣服。他抚摸了家里的猫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桶里，并往里面扔了块蘸着医用麻醉剂的棉布，盖上了盖子。他现在已经准备好离开维尔茨了。

2

截止到下午3点30分，曼陀菲尔那个已开过克莱沃的第2装甲师，离巴斯托涅只有10英里远了。美军第9装甲师罗斯特遣队的几百名士兵，尽管奋力死战，但战局还是呈一边倒的态势，最终被击溃了。德军的坦克队伍现在正向第二道路障哈珀特遣队逼近。这支特遣队是横亘于巴斯托涅前方的最后一道路障。

德军另有两个师也在向巴斯托涅集聚。德军装甲教导师目前正沿南面数英里开外的几条泥泞的支路，不遗余力地往前翻腾。和他们使用这同一条道路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是他们前进途中的唯一阻碍。

尽管行进相对比较缓慢，统管这三个师的军长海因里希•吕特维茨将军还是觉得很满意。他时年56岁，挺着一个啤酒肚，戴着的单片眼镜与他形影不离，是个典型的傲慢的普鲁士人。但他实际上却对自己的部队十分体谅。尽管外表比较粗鲁，内心却大胆无畏。这也是曼陀菲尔让他负责主攻的原因。

吕特维茨刚刚截获一条无线电消息，能截获显然是美军通常的粗心大意使然。消息说美军的第82师和第101师两个空降师正从法国向阿登赶来。了解到美军的精英空降部队被用作步兵，他感到很开心。这意味着美军的预备部队人数处于岌岌可危的低水平。

他猜第82师和第101师是要赶往他自己的目标巴斯托涅去的，但他却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他相信装甲教导师一定会在他们之前到达那里。阿登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和道路中心很快就会不战而得。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拿下巴斯托涅。“否则的话，”他对手下的指挥官们说道，“它将会成为我们沟通线路上的一个脓肿。”

对这些援军，吕特维茨只猜对了一半儿。只有第101空降师是朝巴斯托涅去的。考特尼•霍奇斯那天早晨已下了命令，让先出发的第82师绕过巴斯托涅，前往韦尔博蒙，以阻止派普向默兹进发。

然而，还有另外一支美军队伍也在向巴斯托涅开去。它是第10装甲师的B装甲战斗群。前一天晚上，他们正准备在大前线最南端的卢森堡市进入战斗时，他们的指挥官威廉•罗伯茨上校被叫到了电话机前。

“做好准备，罗伯茨，”他被告知道，“你们要开往北方，去比利时一个叫作巴斯托涅的小镇。”

刚过下午3点，罗伯茨就先于他的部队之前，开着吉普车向巴斯托涅的特洛伊•米德尔顿报到了。罗伯茨身材威武高大，见识过不少战争。他对第8军军长说道，他的首批部队随时都可能从南方到达这里。

米德尔顿感到轻松了不少。“已经有部队朝巴斯托涅打过来了。”他解释道。然后他又说，城镇东面仅有的两道路障——罗斯特遣队和哈珀特遣队，很有可能已经被碾压了过去。“你能组织多少战斗队，罗伯茨？”他问道。

“三个。”罗伯茨回答道，心里有些担心。要把他的部队拆开来，这让他不怎么喜欢。

米德尔顿指着一张地图：“你立即派三个战斗队到达这几个位置，应对敌军威胁。”他指的是三个村庄，一个在北面5英里，一个在往东同样距离的圣维特路，还有一个处于东南方的维尔茨路，这样的话，巴斯托涅前方就会有一个半圆形的盾牌，“能行进多快就多快。罗伯茨，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要守住这些阵地。”

罗伯茨心中十分不乐意。他的部队被分散到了地图上的各个地方，装甲部队可不是这样用的。但他还是没有说什么；很显然，米德尔顿遇上的状况急迫且不寻常。他赶向城中心，他三个战斗队中的一个刚刚到达。他让这支战斗队的队长詹姆斯•奥哈拉中校前去堵住维尔茨路。没过几分钟，奥哈拉战斗队的30辆坦克和500名士兵就向东南而去。巴斯托涅保卫战开始了。

与此同时，第101空降师的代理师长安托尼•麦考利夫准将已在米德尔顿处报了到。他原本是这个师的炮兵军官，由于麦克斯韦•泰勒少将人在华盛顿特区，因此就暂时代行师长的职责。在霍奇斯变更第101师目的地的新命令到达之前，麦考利夫就已在那天早晨，先于他的部队离开了法国，心里还以为他的目的地是韦尔博蒙。但当到达巴斯托涅西边的一个交叉路口时，他突然就有了个念头，要来米德尔顿的司令部打听一下消息。

米德尔顿说他有这个念头很是走运。“你很有可能不用去韦尔博蒙，而要在这儿战斗了。”然后他解释说，他现在对麦考利夫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为他还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第101师。在他把事情搞清楚之前，麦考利夫都必须得等着。

巴斯托涅往东10英里，第二道路障——哈珀特遣队正在心神不安地等待自己将面临的第一次冲击。从第一道路障逃回的步兵跑进他们的防线里，讲述着各种夸张离奇的故事，说敌方的坦克和步兵是多么的势不可当。

夜幕刚降临，黑豹和虎式坦克就向哈珀特遣队冲过来。攻击来得太过突然，只有三辆谢尔曼坦克得以摆开架势，但没过几分钟，就被摧毁了。敌军的曳光弹乱窜出来，美军的半履带车和装甲车很快被击中，燃烧起来；防守的步兵更是被粉红色光照出了轮廓，很容易就被击中了。

路障很快就垮塌了。幸存者挤上剩下的几辆车，惊恐地朝巴斯托涅前方的隆维利逃去。隆维利距巴斯托涅仅5英里，是第9装甲师预备装甲战斗群的阵地。指挥官吉尔布雷斯上校把剩下的所有资源——包括一个直属连、他被击溃的两道路障的散兵和赫尔利•富勒上校那个团的少量幸存者——都聚集起来，在剩下的几个炮兵营前面摆了一道散兵线。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为从东而来的攻击严阵以待，村里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安。

然而那个刚击溃两道路障的德军第2装甲师，却没有任何要从隆维利通过的打算。在离隆维利还有不到1英里的地方，他们突然转而向北，沿着那条通向巴斯托涅以北5英里的诺维尔村的道路驶去。

隆维利真正的威胁来自东南方。吕特维茨麾下的其他几个师——第26国民掷弹兵师和精英部队装甲教导师——正在急速逼近，意图在美军做好防御工事之前就把巴斯托涅拿下。

晚上8点，罗伯茨的第二支队伍——彻里战斗队的指挥官来到了吉尔布雷斯忙乱的指挥所里。亨利•彻里中校已把自己的先头部队部署在隆维利以西1000码的一个路边的神祠旁边。彻里很快就明白，这里根本没人知晓确切的事态，且村里的恐慌越来越严重。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先头部队原地待命，自己则赶回巴斯托涅向罗伯茨上校报告这里的危险形势。

等他到达城区时，巴斯托涅的街道上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从米德尔顿司令部里涌出来的卡车和吉普车，它们都向西南方驶去。满城都传着一个消息：第8军司令部要依据霍奇斯的命令撤出去。东面许多城镇的慌乱已经蔓延到了巴斯托涅。

卡车、火炮和人员源源不断地从前线撤回来，这更是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失魂落魄的散兵们，个个有着一张熏黑的脸，双眼也因缺乏睡眠而红肿不堪。他们嘴里不断诉说着失败。东面有什么？坦克，坦克，坦克。

罗伯茨上校是蒂耶里堡大溃败的亲身经历者，他看到这些在城中游荡的憔悴身影，便向米德尔顿将军请求授予自己使用这些人的职权。

米德尔顿正在撰写授权书时，麦考利夫进来了。这名空降师师长给米德尔顿说，他认为巴斯托涅的所有部队应该由一人统管。

“长官，”他说，“我认为应该把罗伯茨上校的B装甲战斗群附属给我管辖。”

罗伯茨昂起头：“你好像对装甲部队很了解似的？”

矮壮的麦考利夫抬起头看着罗伯茨，说道：“你还想让我整个师都附属到你的装甲战斗群？”

米德尔顿立马制止了争吵。他们各自管理独立，他说道。他们的互相配合是巴斯托涅唯一的希望。

会议以此种勉强的和解而结束。罗伯茨回到自己的临时指挥所，指挥所就在巴斯托涅以南1英里的一处农舍内。还有一些别的问题让他很是担心。他的第二支队伍——彻里战斗队已经到达，且已在隆维利就位。但最后一支队伍却迟迟未来。那支队伍的目标是往北5英里的诺维尔村；有传言说，德军的一个装甲师，很可能是第2装甲师，正急速向这个重要的交叉路口逼近。

一名年轻的少校走进农舍，向罗伯茨报到。这是第三个战斗队的指挥官威廉•德索布里。他们是数年的好朋友了，德索布里把这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当成父亲来看待。

上校指着地图。“你要守住诺维尔，比尔。你很年轻，到明天早晨很可能就会感到紧张，然后可能就想要撤出了。你一旦开始那样想，”他用一只胳膊放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就要记住，我让你不要撤退。”

他们握了握手，德索布里便往北而去。罗伯茨的首个任务如今算是完成了。他的三个战斗队都已到位，下一步就得靠彻里、奥哈拉和德索布里了。“记住，”他经常对他们说，“我是前线年纪最大的上校之一。我出力的是脑子，不是身体。我需要好好休息。你们得保证我可以休息好。”

他躺到了床上，相信他的三名指挥官是能让他休息会儿的。

巴斯托涅往西几英里，一辆弹痕累累的旧指挥车正在浓雾中爬行。司机有些紧张兮兮，他旁边坐着的是一名少将，显得很不耐烦。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内，司机有五六次都差点撞到前面卡车的尾门上去。

这名第18空降军的军长马修•里奇韦那天早晨还在英国。他先是飞到法国的兰斯，却得知他的两个空降师已经前往阿登高地。事态到底怎样没人知道，唯一确切的就是美国人猝不及防地被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情吸引住了里奇韦这名与生俱来的战士。他已经在制订进攻计划了。他的作战理论十分简单：你若被打趴下，就应立马站起来击倒对方；否则的话，你就没戏了。

车猛地一震，又停了下来，里奇韦的额头几乎撞到了挡风玻璃上。“怎么了，孩子？”他厉声问道，“你看不清路吗？”

“有点，长官。”

见不得任何拙劣行为，里奇韦不耐烦地移过身子，说：“让我来。”

从这辆车往后几十英里，380辆敞篷大型“运牛”车正载着第101空降师的11000名士兵，也在向巴斯托涅赶去。这里没有浓雾，星光璀璨，甚至所有的车都开着大灯。

这支光彩熠熠的车队对德国空军来说，可是个诱人的靶子。但这种风险必须得冒。若第101师不能在上午之前到达巴斯托涅，那就有可能太迟了。

另一支车队也在朝着同样的目的地行进，只不过大灯没开，且从相反方向而来。晚上10点钟，车队抵达了卢森堡边境村庄尼德瓦姆巴赫，村子就在巴斯托涅以东8英里。车队前头的一辆半履带装甲车内，坐着德军装甲教导师的师长弗里茨•拜尔莱茵将军。

他停下车，身后师里的前卫部队也慢慢停了下来。拜尔莱茵研究了一下地图。整个白天，他都在泥泞的支路上挣扎。军长冯•吕特维茨将军还期望着他，那天晚上就能突袭拿下巴斯托涅。

拜尔莱茵有三个选择。他可以向北走1英里，通过圣维特铺面道路抵达隆维利；向南走到同样平坦的维尔茨路；或者向前直行，顺着一条支路抵达玛格丽特。

他又看了看地图。根据地图，往前直行的道路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条道可以节省里程，且很有可能没有任何防御力量。“向前直行。”他对司机说。

拜尔莱茵在15辆坦克和四个搭乘半履带车的步兵连的跟随下，朝着玛格丽特开去。1英里过后，铺面道路就变成了土路。他以为这只是一小段罢了，然而又过了半英里之后，土路已经退化成一条牛马小道。

现在掉转回头已经太晚了；他必须继续向前行进。车子熄火了一辆又一辆，都被落在了后面。但拜尔莱茵还是强迫司机往前开，继续向玛格丽特行进。

往北1英里越过崎岖不平的山丘，吉尔布雷斯上校正在艰难地维持着临时拼凑的隆维利美军防线。目前，德军第26国民掷弹兵师正从西面捅刺他纤细的防线，他也早已被德军第2装甲师从北翼包抄。此装甲师目前已快抵达诺维尔。而且，他自己还不知情，拜尔莱茵正自南面而来，即将把他与后方的联系切断。

开火声从不远处传来。然后有传言说，德军现在要么已经在玛格丽特了，要么马上就要抵达。吉尔布雷斯下令让他已经力竭的残部退回巴斯托涅。他将把阻挡雪崩的重任，托付给今晚驻扎在隆维利西边的彻里战斗队。

恐慌仍在持续。

3

午夜渐渐来临，阿登战场还是一片扭曲与混乱。这些已被卷入数百次战斗的人们，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混沌感。

没有人知晓真实的情况，不管他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是列兵还是将军。

在北面，尽管派普战斗群离默兹河仅有实打实一天的路程，迪特里希的主攻部队却在艾森伯恩山梁前停滞不前。希特勒对第6装甲集团军的缓慢进展十分不满。他要求迪特里希，把党卫军第2和第9装甲师两个预备师调往南方，从曼陀菲尔在西尼艾弗尔山上和山南豁开的大口子中穿过去。

曼陀菲尔下一天的任务安排很是繁重。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把围困在西尼艾弗尔山上的第106师彻底消灭掉，并向三个重镇发起冲击：圣维特、巴斯托涅和维尔茨。

维尔茨也是布兰登贝格尔麾下一个师的攻击目标。第5伞兵师正朝舒曼咖啡馆进发。舒曼咖啡馆在一个小居民区内，处于维尔茨西南方3英里的一个交叉路口旁。这一群房子以及其间的四条道路，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半英亩地之一。一旦这个居民区被拿下，从维尔茨向巴斯托涅的主要疏散路线将会被拦腰切断。

维尔茨的美国人根本没想到，他们最大的威胁会来自这个方向。守卫舒曼咖啡馆的只有几个安闲的美国大兵；他们的八门火炮都对着北方。

实际上，连德军最高统帅部也一点不知道，维尔茨正被自己第7集团军的部队所威胁。第5伞兵师的新任师长海尔曼上校对此也毫不知情。他已明确要求自己的部队要从维尔茨南边绕过去，直接向西进发。

但海尔曼却管不了这么多。第5伞兵师那群饥饿、狂热的年轻人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知道，维尔茨是个大仓库，里面食物、衣服应有尽有。他们打算经舒曼咖啡馆从后方打入仓库里。

那天晚上，他们在树林里大步行进，身体因衣服单薄而瑟瑟发抖。他们这是奔跑在寻找食物、衣服和温暖床铺的路上。

4

德国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兴奋的民众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大进攻的振奋消息。他们的广播里充斥着胜利的报道：

盟军组织起的防御全都迅速垮塌，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

我们一直都在问自己，我们的元首为何如此沉默？他是不是病了？如今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元首的身体非常好，但他最近一直在为这轮新攻势做准备，为每一细枝末节绞尽脑汁。他的沉默是值得的。敌人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必须逼迫敌人投降。他们必须意识到，继续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盟军防线内和防线后的许多人也怀揣着同样的想法。不仅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数百城镇大为恐慌，而且这种氛围还蔓延到了法国和荷兰。这些人对1940年的闪电战仍然记忆犹新。

他们向自己问道：一轮新的更猛烈的闪电战就要开始了吗？

3　投降 1944.12.19

1

12月19日，西尼艾弗尔山上，天正要破晓。第106师的第422团在狄尚农上校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北3英里的勋伯格发起最后的攻势。

打头阵的是威廉•穆恩少校，他让自己密林中的第1营往一个起伏的雪山上爬，上到一条与山脊并行的铺面公路上。穆恩刚送头一个连穿过公路，四辆德军坦克就沿公路从东开来，发现了这个营聚集在树林里的其他人。它们的88毫米坦克炮立马运转起来，弹片雨从树上飞下，砸向受惊的士兵。

穆恩跑回树林里。“向左出发。”他喊道。士兵们奔向一小峡谷，躲避起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爬上山丘，穿过山脊公路，与头一个连会合。

在头一批士兵正穿过道路时，其他德军坦克和步兵又从另一侧奔上来，把他们给压制在了公路上。山脊公路上的四辆坦克喷射着炮火，继续向前行进。穆恩的人被两股火力夹击在开阔地带，唯一能做的就是趴在地上祈祷了。

D连架起一挺重机枪，向从左攻来的德军步兵扫射，但还不到一分钟，机枪和机枪手就被一发88毫米坦克炮弹给干掉了。

接着一个巴祖卡组冲到前方，向领头的坦克瞄准，然而第一发火箭弹还没射出去，机枪子弹就把他们的身体撕开了。尽管形势已无望，被压制的步兵们还在不停射击。然后一名美国兵挥舞着白色手帕站了起来，慢慢地朝德军坦克走过去。接着其他美国人也举起双手站了起来，炮火声随之停了下来。

穆恩站了起来，然后突然快速跑过山脊路，参谋和几名士兵也跟了上去。他们消失在了树林里。

再往西1英里，凯文德上校的那个团已穿过山脊公路。离天亮还很远时，凯文德就已经去探察过自己的三个营，检查过了士兵们的情况。现在，他正准备和各个营的营长开个会。他抬头看了看天，乌云正在消散。今天他们肯定会收到许诺已久的空投物资的，然后他就能攻破勋伯格，并继续打向圣维特。

“各营以纵列阵形在10点发起进攻。”他告诉各营长。然后他转向第3营的克林克中校：“你们营的状况最好，要担起进攻的担子。”他看了一下表：“同志们，现在正好9点整。”

营长们刚要转身返回，树林便似乎崩裂开来，树枝纷纷落下，大地都在颤抖，弹片雨肆虐扫荡开来。第1营营长威廉•克莱格中校倒在地上，受了重伤。

致命的炮火袭击倏地停住了，就犹如当初倏地开始一样。凯文德单膝跪在地上。“不要紧张。”他对克莱格说。

“只要能喘过这口气，”克莱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就会返回营队的。”

“没关系的。”凯文德回答道。

克莱格挣扎着要站起来，但还是倒了下去。他很快就死了。

几分钟后，第3营的L连替凯文德带头发起了攻击，顺着勋伯格路向前推进。没过多久，领头的人看到一辆谢尔曼坦克朝他们开来。他们以为是第7装甲师最终突破了进来。

但谢尔曼坦克里却是德国人。它突然就开了火。与此同时，步枪子弹也从后方射来。L连两面受敌，便边打边跑上一个山丘，隐蔽了起来。剩余的几个连则继续向勋伯格推进，行进到了村郊，然后在这里等待炮火支援。但他们却不晓得，自己身后1英里的第590野战炮兵营已被最近的坦克弹幕彻底摧毁了，成了一片冒着烟的垃圾。

这时第1营也发起了攻击。但他们的营长威廉•克莱格刚刚阵亡，他是当时参与凯文德会议的唯一一人。副营长在不清楚进攻方案细节的情况下，还是带人朝勋伯格冲去。他还不知道，德军坦克和步兵正从两侧逼上来。

接着，第2营冲下峡谷，尽管他们昨天才在拉德沙伊德之战受到重创。突然，从他们右侧爆发了猛烈的轻武器射击。他们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便恢复队形，向敌人回击。与他们交火的是他们的姐妹团——狄尚农的第422团。

西尼艾弗尔山上是一片混乱。

2

在后方的圣维特，布鲁斯•克拉克对自己的将士们越发感到有信心了。在前线视察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执着的抵抗精神。士兵们并不是自大。他们只是觉得，只要弹药没用完，他们就能守住圣维特。克拉克听到了些第275装甲野战炮兵营的奇闻。这个炮兵营由罗伊•克莱中校指挥，隶属第8军，当初大撤退时曾拒绝撤出圣维特。它在过去的两天中，一直是克拉克唯一的炮火支援，负责朝三个方向开炮。

唐•波伊尔少校带着一支两个连的特遣队，就守在圣维特的前门外。上午10点30分，他利用交火的间歇期，带着一群由军官组成的侦察队走进前方的树林里。他想亲眼目睹一下昨天敌军三次猛攻的遗迹。

往前潜行的路上，堆满了德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临死前，都奋力在地上挖了个浅浅的坑：有的用头盔，有的用刺刀，还有人甚至徒手去挖。一处防火带上，昨天的屠杀场景尤为触目惊心：19名伞兵的尸体横躺在地上，人与人之间都整齐划一地隔着5码的距离，就如同阅兵式上一样；但他们的喉咙和胸膛却都已经被机关枪子弹给打烂了。

让波伊尔惊讶的是，在伞兵迷彩夹克下面的肩章上，写着哥特体的“GD”⁽¹⁾——这是著名的大德意志师的标志。这支部队应该在俄国前线才对。

波伊尔数了一下，面前总共躺了249具尸体。然后他便带着侦察队回去了。这一切只是开始罢了。不祥的隆隆声已经又从东面传来。

在圣维特后方的维尔萨姆，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准将正努力想从当前的混乱局势中理出个头绪来。整个地区的防御大约呈一个大弧形，正好罩在圣维特前方，开口端对着维尔萨姆。

弧形的北半部分由哈斯布鲁克的第7装甲师守卫，防线坚实严密，他并没有什么现时之忧。但从圣维特南边开始的南半部分，却是另一番情形。

尽管艾伦•琼斯将军负责这半部分，但他却没有什么可以运作的资源。他的左翼和布鲁斯•克拉克在圣维特相接，由霍格带领的第9装甲师B装甲战斗群守卫。霍格的右侧，与他隔着几英里宽的大口子的，是琼斯唯一的另一支部队——第106师的第424团。尽管这个团原本的阵地就在西尼艾弗尔山上那两个连的南边，但曼陀菲尔的铁钳还是以毫厘之差，没有把它和其他部队一起给围困住。幸好团长亚历山大•里德上校没有干等上面指示，而是直接将部队从即将合紧的虎口给拉了出来。

这个时候，里德的粮食、弹药已经快用完了，但大弧形的右翼仍由他负责守卫。他的南面没有任何已知的美军部队，只是一片模糊的无主之地。简而言之，整个圣维特-维尔萨姆地区完全暴露在从南而来的威胁之下。

昨天米德尔顿对哈斯布鲁克作指示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和琼斯要在那儿继续坚持下去。”换句话说，就是他和琼斯要平等相待，谁也不担总责。琼斯是个少将，他的司令部现在也在维尔萨姆。而哈斯布鲁克虽是一名准将，但却掌管着部队的主体部分。将来的陆军手册，肯定会为这事而产生指挥权上的困扰。

但在那天上午，哈斯布鲁克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德军可能从南面而来的攻击。一支侦察队报告说，一支实力强劲的部队正在攻击一个名叫古维的村庄，它就在维尔萨姆以南仅10英里的地方。

尽管弧形防线的这片区域由琼斯负责，哈斯布鲁克的安危却与之息息相关。他命令一个坦克连奔向南面，暗自祈祷这只是一次小型攻击。

上午11点，他正在考虑万一敌军突破古维该怎么办时，一名筋疲力尽的上校被带进了办公室。这名新到的说他叫古斯汀•纳尔逊，是第28师第112团的。

哈斯布鲁克大吃一惊。“你们在这边干什么？”他问，第112团隶属第28师，应该在赫尔利•富勒北边才对，“你们师的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

纳尔逊一脸倦色，耸了耸肩：“不要问我。今天早上碰到你的巡逻队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在哪儿。”

他解释道，自从12月16日起，他的团与赫尔利•富勒的团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与第28师的所有联系也很快失去了。之后他的部队就一直独自往西和往北游荡。他的部队尽管伤亡不大，但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寒冷和挨饿，已经筋疲力尽了。

纳尔逊在地图上指了一下自己部队的大概方位——卢森堡的北端。哈斯布鲁克心中涌起了希望。纳尔逊就在里德以南仅5英里的地方。如果这两支部队能够相接，并一起往西北方退，直到与霍格相接，那么原本不稳定的弧形防线就会变成一个坚实的马蹄铁形状。他打电话给琼斯，给他说了第28师援军突然而至的事情。“要不把纳尔逊也归到第106师去？”他建议道。

琼斯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自从12月16日以来，他收到的第一条好消息。如今他已有三支队伍——霍格、里德和纳尔逊。况且他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两个连还是有可能打出一条出路回来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在圣维特以东仅5英里的瓦勒罗德磨坊，有三个人正在为拿下圣维特制订计划。

“必须立即拿下它，”莫德尔气愤地说，“这块绊脚石阻碍了我所有的攻势。”

“我知道。”曼陀菲尔说。他扭头看向直接负责圣维特的军长卢赫特：“包围这个镇子，着重向其北边和南边施压。要尽快！”

卢赫特点了点头。这件事起初看起来很容易，而如今却几乎要变成一场噩梦了。

“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必须拿下圣维特，”莫德尔继续说，“迪特里希打报告都打到‘狼穴’去了。他说连他的党卫军第1装甲师都被拥挤的交通束缚住了手脚。”

“迪特里希！”卢赫特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从昨天开始，他的部队就一直占我的路。他在我后方搅和着，我怎么可能发动攻击？昨天我不得不自己跑到外面，把他的几个军官给抓了起来。”他看向曼陀菲尔，曼陀菲尔的脸色沉了下来，“今天早上我的马拉火炮开不过去，就是因为迪特里希的人占了我的路。而且他们现在还占着！”

“踢开他们，让他们一边去。”曼陀菲尔突然插话道，“没有火炮，你怎么都攻不下圣维特。”

莫德尔站了起来。如同其他人一样，他对迪特里希没什么敬意。“这件事我来办。”他说。

这名个子小小的陆军元帅大步走出会议室，很快就来到了交通拥堵中心。成千上万的车辆都无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每个人都身负重任，都必须立刻完成。

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站在马路中间。他挥舞臂膀，发了一通号令。终于，那乱糟糟的一团麻逐渐变为一支缓慢有序前行的队伍。两天前，在圣维特西面，布鲁斯•克拉克将军充当了交通管理者。今天，在城区东面，一名陆军元帅不得不站了出来。

3

下午3点30分，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一切都行将终结。这个时候，有将近1万名美军士兵都被围困在勋伯格附近仅几平方英里的地方。德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炮火集中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被围困的士兵惊恐地四处躲避，混乱不堪。他们派出了侦察员寻找逃跑路线，但却发现四面都是德国人。他们是逃不了了。

一场史诗级别的灾难迫在眉睫。

狄尚农的那个团离目的地勋伯格还有1英里的距离。这名年轻的上校和参谋们正在树林边上一个狭窄的战壕里开会。战壕有25英尺长，他们蹲伏在里面，要从互相矛盾的报告中找出点头绪来。这时，坦克的隆隆声从北面传过来。人们再次猜测说，第7装甲师终于到了。人们心里燃起了一阵希望。

然后几辆坦克从山脊公路上把鼻子探了出来。即使从远处看，它们也显得太大了，不像美军的坦克。这些坦克是元首护卫旅的，射出的88毫米炮弹很快就在树上爆炸开来。林子里弹片飞散，成了数千美国人的停尸场。

狄尚农把手下的军官叫在一起。指挥所旁边就是急救站，同在战壕里，那边人满为患，不断有伤员的哀号声传来。

“我们现在就像池塘里的鱼。”狄尚农说道。他正在与自己辩论。食物、水、绷带都没了，弹药也几乎用尽了；但去投降怎么都无法接受。有人抬着担架从战壕旁经过，狄尚农看到上面是M连的连长珀金斯。他的一条腿被打掉了，鲜血喷涌到雪地上。

他感到恶心。“我的天哪，”他说，“我们正被屠杀啊！”他的喉咙已经干了。“做什么都没有用。”他看向一起蹲在战壕里的其他人，“如果战斗啥作用都没，还有什么荣誉可言。看来我们得放弃了。”

虽然很是勉强、难过，但他们还是同意了。

之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弗雷德里克•内格尔中校说道：“你看我来拿白旗怎么样？”狄尚农点了点头。

由于背后有伤，内格尔显得有些虚弱。这是他不得不做的最艰难的一件事。他接过白旗，选了个会说德语的士兵，两人举着白旗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去。

T.潘恩•凯利中校是埃里克•伍德的炮兵营的营长。听到狄尚农要投降的消息时，他正在挖散兵坑。他立马赶到指挥所的战壕里。

“哎呀！狄，”他说道，“你不能这样做！再过一小时，天就黑了，我们就可以从西面突围出去了。”

狄尚农慢慢地摇了下头。

凯利看着他，眼里满是怨恨：“狄，你不能投降！”

“不能？”狄尚农很是愤愤不平，“我还能做些别的吗？你说。”

“但是——”

“从我来说，”狄尚农说，“我选择挽救生命，能救多少算多少！即使上军事法庭，我也一点都不在乎。”他从战壕里走出来。“毁掉你们手中所有武器，”他叫道，“步枪和手枪都砸烂。”

几名年轻的军官冷冷地看着他，这让他感觉很不好受。他不知道那是怜悯，还是厌恶，但他哪种都不喜欢。西点军校的教室里是没人投降的。但在这里，情况则不一样。你终于来到了那个阶段：你不能再让别人流出一滴血。

一名列兵看着狄尚农，眼里满是不可思议。在过去的三天里，上校的个人勇气早已成了他们心中的传奇。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你们听到了，步枪和手枪都砸烂。”

那名列兵举起自己的M-1步枪。“我背着这该死的家伙有几个月了，我从来没在愤怒的时候开过枪。”然后他愤恨地把枪抡起来，砸向一棵树。

狄尚农哭了起来。他用手遮着脸回到了战壕里。

不久之后，一名年轻的德军中尉和几名掷弹兵跟着内格尔一起回来了。他用法语解释了一下他的要求。狄尚农是个法裔加拿大人，用法语做了回答。他看到掷弹兵从自己士兵身上抢夺香烟和手表。“我的人要一人留一盒。”他坚持道。

德军中尉点了点头：“一切都会按规矩来，上校。”

不久之后，几百名美国人排着队向坡下走去。旁边围着成群装备精良的掷弹兵，一个一个兴高采烈的；此外，周围还放着数十门迫击炮和轻型野战炮。狄尚农扭过头，看着围在山周围的武器和兵员。

身后的凯利沮丧地点了点头。“你刚才说得没错，狄，”他说，“你确实没别的可做了。”

往西不到1英里，在这挤满人的树林的另一处，凯文德的士兵们和狄尚农的一样，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弹药。

下午3点45分，凯文德召开了会议。

“除了几发M-1子弹外，”他说，“弹药已经不剩什么了。”“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继续说道，而有几人已经开始嘀咕了，“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一整天来，穿这身军装的人，没人吃过东西。而且从一大早到现在，我们也没沾过一滴水。”他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人：“那么对投降你们有什么看法？”

一半的军官想从西面突围出去。

“敌人的炮火打击估计在16点30分开始。”凯文德说。

“我明白，战斗下去没有用，”一名军官沮丧地说，“但我还是不想投降。”

凯文德沉默了。他知道，自己团剩下人的性命全都系于自己的决定，他的名声也是如此。他说道：“同志们，我们将在16点投降。”

这个消息在不同人群间传了开来。I连连长回去的时候，副连长“小旋风”柯林斯中尉正在挖掘战壕。

“我们被断了后路。”上尉说道，“十分钟后，我们团就会投降了。让士兵们毁掉武器。”柯林斯惊呆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害怕了？”他问道。他越想就越觉得生气。他把I连的人叫在一起。“毁掉武器。”他愤恨地下命令道。

投降这事儿，一些人很乐意，而另一些人则很是愤慨。中士道林走到柯林斯跟前。“我手下所有的人都想突围出去，”他说，“您愿意带我们走吗，中尉？”

柯林斯默默与自己争论了一番，然后说道：“对不起，中士，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投降。”

不远处，师长的儿子小艾伦•琼斯中尉对要投降的传言，怎么都不肯相信。他聚起来的50名散兵围着他来回走动，脸上满是错愕。

一名黑人中士来到琼斯身边，脖子上还挂着一把汤姆逊冲锋枪。“我们还没怎么打过仗呢，中尉。”他说，“要不我们冲出去，杀他几个德国人！”

就在那时，一个传令兵来向琼斯报到。“所有的武器都要毁掉，长官。”他通报说，“所有的单位都必须服从命令。”

不一会儿，德国人就列队上到山上，开始聚拢起满脸错愕的士兵们来。琼斯内心满是一种不可思议感。这事儿是真的吗？他无法看向自己士兵的脸。

德国人严整、有序，步伐轻快。他们的命令很简短，美军的回答也很短促。况且也没什么可说的。

西尼艾弗尔山上的悲剧结束了。

8000名美国士兵，又或许有9000人都被收入了囊中。毕竟战斗太过混乱，很难精确计数。

除了巴丹半岛战役⁽²⁾之外，这是美国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降。

现在，德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圣维特以东的道路网。车辆一辆挨着一辆，无所顾忌地向前行进。德国人边行进，边兴奋地大声讲话。当经过排成长队、一脸沮丧的俘虏们时，他们随手就把手表、戒指和外套给拽走了。年轻的纳粹军官们则东奔西跑，和别人握手，彼此祝贺。他们看着似乎永无止境的俘虏队伍向东走去，眼睛里闪耀着光芒。

狄尚农是拖沓地走在后面的人之一。“我做的对吗？”他一直向自己发问。答案是：“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投降。”但他感觉内心还是被愤恨所侵蚀。走在俘虏群中间，他有一种冷冷的孤寂感。

一名俘虏认出了他，叫道：“嘿，狄尚农上校！”狄尚农转过头，看到一个胡子拉碴的步兵看着他。那个步兵双眼红肿疲惫，说：“我有一条消息给你，上校。”

那名美国兵伸出舌头，轻蔑地向他吹了吹舌头。

在维尔萨姆，除了几名固执的乐观主义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对西尼艾弗尔山上的两个团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下午4点，有人递给艾伦•琼斯将军一条无线电报，是米德尔顿发来的。他看了一下，然后就让字条飘落到了桌子上。不管是口粮也好，医疗物资也好，还是弹药也好，连一丁点东西都没有空投给他西尼艾弗尔山上的士兵们。

琼斯现在明白，自己的两个团没了，他的儿子也没了。

4

在维尔萨姆北面，派普战斗群于傍晚时分，又一次即将取得全面的突破。它已经冲破斯图蒙，击溃了第30师的一个营和10辆支援坦克。

美军步兵们这时正惊恐地跑下山往西面逃去，不住地大声叫喊着：成堆的德国佬坦克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派普战斗群行进的队伍前数英里，第740坦克营的贝里上尉刚刚得知这次突破。从勒穆尚附近的军械库里，他带出来14辆拼装好的坦克，正向斯图蒙赶去。他希望最近才安上的坦克炮能转动起来，之前还没时间去测试它们。他自己知道，坦克内的无线电设备用不了。设备是英国的，他的坦克兵们不懂怎么操作。

贝里的14辆坦克冒着浓雾和小雨，向斯图蒙火车站开去。其他美军坦克与它们擦肩而过，撤往后方。

“我们快没弹药和燃料了！”一名撤退的坦克兵喊道。

“勇气也快没了吧。”贝里嘟囔道。

如今全都得靠他们第740营了。由于无线电用不了，他便用手势示意鲍尔斯中尉带他的五辆坦克打头阵。鲍尔斯冒着浓雾开去，几乎立即就发现一辆黑豹坦克，就在路前方150码开外的拐弯处。他开了一炮，打中了坦克的炮盾，炮弹随之弹到下面，干掉了驾驶员和前机枪手。黑豹坦克燃烧起来。

鲍尔斯继续慢慢地向前开去，对前方一无所知。又一辆巨型坦克隐约露出头来，但还没来得及开火，鲍尔斯就将一发炮弹打到那辆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上。炮弹直接弹了开来，虎式坦克毫发无伤。

鲍尔斯的炮管卡住了。无线电用不了，他便打手势给身后的坦克歼击车，让它向前来。虎式坦克被鲍尔斯的头一发炮弹给打得慌了神，又胡乱打出了两炮。然后美军坦克歼击车的90毫米炮怒吼一声，虎式坦克就着火了。

鲍尔斯的坦克炮管这时已经好了。他绕过燃烧的坦克，又发现一辆黑豹坦克，它对鲍尔斯毫无察觉。鲍尔斯又一次先发制人，打断了黑豹坦克的炮管。黑豹奋力要往后撤，但还是被击中，燃烧了起来。

德军这次可挨够了。德军其他坦克借着浓雾的掩护，掉转头，往通向斯图蒙的陡坡上爬去，躲在了一座石头疗养院后面。

美军的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第30师的步兵们，他们回过头来，向山上冲去。但三十分钟后，几个顽固的坦克兵就遏制住了涌去的人潮。派普战斗群再次停顿了下来。此外，尽管他不知情，但他已被完全断了后路。在他后方15英里，他留在斯塔沃洛的守军刚被第30师的另一个团给逼回到了昂布莱沃河的另一岸。

5

斯塔沃洛以东25英里，科林克尔特和罗切拉斯这两个兄弟村的守军已经筋疲力尽了，食物没有了，弹药也快用完了。

在他们身后，第2师和第99师的其他人正在艾森伯恩山梁的冻土上，挖掘炮台和散兵坑。为了寻找栅栏柱、木棍门、木板等任何可以用作沙袋支架的东西，临近的田野和农庄都被翻遍了。这些人狂热地劳动着，期望前线的战友们能够多坚持会儿。

直到天黑时，他们才把东西给挖好、建好。最后的一道防洪大坝已经建成，准备应对德军的任何攻势。

消息传到前线：撤退。

科林克尔特和罗切拉斯的守军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目前的新任务是要尽自己所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人员和车辆排成长队，缓缓撤出两个兄弟村。在他们身后，房子已毁，街道上堆满了德军坦克的残骸，小巷里则是腐烂的尸体——德国人的、美国人的都有。现在已经到了各自逃命的时候了。

向艾森伯恩山梁的撤退，很快就变成一场与死亡的赛跑。领头的部队为了躲避火炮和啸声炮，加快了行进的脚步。每走1英里，套鞋和大衣都变得越发沉重。尽管天还冷得彻骨，路边还是很快就落下了很多的外套、靴子，以及枪炮。到了这个时候，战争已经来到阿登很久了。严寒与死于纳粹手中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1)　GD（Grossdeutschland），大德意志。——译者注

(2)　巴丹半岛战役，为日本侵略菲律宾时与美菲联合守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美菲守军共约78000人投降、日本获胜而告终。——译者注

4　呼唤蒙哥马利 1944.12.19

1

阿登战场的南半部分，在离12月19日的天亮还很早的时候，当天最重要的事件就已经于巴斯托涅附近开始上演了。

直到凌晨2点的时候，德军装甲教导师的前卫部队才开进了巴斯托涅以西5英里的玛格丽特村。拜尔莱茵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好的那条道，实际上连一条小径都算不上。

刚到玛格丽特村不久，拜尔莱茵的部队就碰上了美军的卡车和救护车。枪声响了起来，然后德军发现，自己俘获的是一个医疗队。

一名受惊的比利时人被带到拜尔莱茵跟前。“你看到过其他美国人吗？”将军问道。

“几个小时前，一支很长的队伍刚刚过去，”这名平民顺着通向隆维利的主干公路向东指了指，“至少有50辆坦克和40辆装甲车。领头的是个少将！”（这支队伍是彻里战斗队，由一名上尉带着30辆坦克。）

拜尔莱茵往常的闯劲一下子就没了。从好几个方向，他都听到传来微弱的隆隆声。他担心美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断了他的后路，正向他集聚过来。然而实际上，他听到的是两支不同的队伍：他自己从后面跟上来的坦克；还有一些往回撤的美军车辆，它们恰好在拜尔莱茵切断隆维利-巴斯托涅公路之前，开过了村子。

直到早上5点30分的时候，拜尔莱茵才开动起来，沿公路向巴斯托涅驶去。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了1英里，然后领头的坦克碰到地雷，被炸毁了。坦克兵扫除掉地雷，队伍便又一次挪动起来。等先锋部队终于到达纳菲火车站的时候，东方已经隐约显现出了灰光。

尽管一枪还没打，拜尔莱茵却再一次犹豫不决起来。周遭密不透光的浓雾，还有他后方“很长”的坦克队伍，都让他很是担心。他决定停下来，想等天稍微亮些再行动。

在往西4英里的巴斯托涅，朱利安•尤厄尔上校刚带上自己第501伞兵团的第1营，上了前往纳菲的路。尤厄尔的人刚从法国赶来，大半个晚上都在敞篷车里赶路，到达巴斯托涅的时候，是又冷，又累，又饿。由于他们是第101空降师最先赶到的队伍，第一个和最危险的任务当然也就落到了他们身上。

“尤厄尔，”麦考利夫将军指着通向隆维利的公路，彻里战斗队昨晚走的那条道，“顺着这条路走，找到敌军，进攻敌军，扫清道路。”

尤厄尔的脸古怪而又面无表情，常会让自己的士兵们想起内德•斯帕克斯⁽¹⁾来。他只说了句：“好的，长官。”几分钟后，他的随军教士桑普森神父来报到，问他情况如何。“嗯，神父，”尤厄尔慢吞吞地说，“了解太多会让我糊涂的。”

破晓时分，尤厄尔的人正走在路上。很多人没有头盔；一些没步枪的被从队伍里拽了出去；外套更是几乎没有人穿。但他们走起路来却透着一股轻快和自信劲儿，行军的步伐也毫不拖沓。他们这是要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与一个未知的敌人作斗争。

伞兵队伍成两纵队向前行进。一些撤回来的装甲车、火炮和半履带车缓缓地与他们擦肩而过。这些就是恰好在拜尔莱茵把道路切断之前，安全通过玛格丽特的车辆。几个第28师的步兵一屁股坐在路旁边，他们双眼红肿，面容憔悴，还脏兮兮的。

“你们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一人问。

一个伞兵朝东方拿着棍子威胁性地挥舞了几下，这根棍子是他唯一的武器。“我们要去打德国人。”他说。

“我们苦头已经吃够了，”那名步兵说，“你们不会白白去一趟的。”

尤厄尔上校走在队伍的中间。11月份的时候，他恰巧在巴斯托涅度了两天的假，曾在城外这些光秃秃的山丘上散过步，山周围都是些零零落落的松树林。他对这片区域的熟悉，如今派上了用场。领头的在浓雾中拐错了路，尤厄尔慌忙跑到前面，把队伍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突然，一架德军机关枪嗒嗒嗒响了起来。在浓雾中，尤厄尔和拜尔莱茵的部队迎头撞上了。

尤厄尔把指挥官们都叫来，下令将一个连部署到右侧。左侧的话，他记得应该是比泽利村，村子坐落在一个起伏的山丘旁边，很容易就能防守住；他传话给身后的第2营，让他们拿下那个村子。

“扫清道路。”他学着麦考利夫的语气，干巴巴地说道，“但是同志们，我可不是要你们把敌军全都打死。”尤厄尔决意上前迎战，将会使巴斯托涅整个的防守形势产生逆转。他这样做决定，是基于一个假设的：他面对的只是一小股德军路障罢了。

拜尔莱茵听到尤厄尔伞兵部队的回击，以为自己碰上了一整个师。滑翔机专用榴弹炮M-3的喧嚣声更是让他坚信，自己面对的是一大股装甲部队。硬闯不仅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

尽管拜尔莱茵平时勇气十足，但他如今无论看向哪儿，却都是草木皆兵。他命令他的人做好隐蔽。

巴斯托涅往北6英里，在树木稀少、沉闷单调的诺维尔村里，罗伯茨三个特遣队中最后被派出的那个德索布里战斗队，度过了一个未眠的夜晚。早晨也零零星星不断有坦克攻过来。

自从破晓时分开始，这个低洼地带的村子就一直被浓雾笼罩，整个阿登地区也就这儿的雾最浓。但上午10点刚过，浓雾就突然消散了。德索布里上校一下子就惊呆了：周围全都是德军的坦克。

在北面，14辆坦克沿山脊疾行，急于寻找掩护，一个个宛如射击场里的移动靶。德索布里的炮手挨个把它们给干掉了。西面的山上，也有坦克冒了出来。

弹药已经不多了。德索布里用无线电联系罗伯茨上校，请求后撤几英里。

“是否要撤退，你可以自己判断。”罗伯茨说，他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年轻人说的最后几句话，“但我还是会派一个营的伞兵增援你。”

德索布里答道：“我会做好反击准备。”

罗伯茨希望的正是这样的回答。装甲战斗队争取的每一分钟都对第101师非常重要。

在巴斯托涅东南面，上校派给奥哈拉战斗队的区域内，尽管气氛很紧张，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奥哈拉让三人开一辆吉普车，去北面探探情况。

吉普车爬到浓雾弥漫的瓦尔丁村时，已经快中午了。开车的是约翰•德鲁•德弗罗中尉，来自美国最著名的演员家庭。村民从门口慢慢走出来，看到车是美军的，便成群围在了周围。

“周围到处都有德国人。”一个老头高声说道。

距德弗罗上次在百老汇剧场参演《和父亲的生活》这部剧，还是没过多长时间的事儿。他跳到前车盖上。“不要害怕，”他用法语说，“我们美国人来到这儿，就不会离开了。躲到地下室里，但无须害怕。”

这个年轻人的自信让村民们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们不禁欢呼起来。德弗罗回到驾驶室里，穿过瓦尔丁向东面驶去。浓雾偶尔散开的一个间歇，德弗罗看到一辆半履带车和一辆装甲车朝他开过来，似乎是美国人的车。他把吉普车停了下来；那两辆开来的车让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我的天，是德国佬！”德弗罗旁边的人叫道。“美军”的半履带车突然一闪，吉普车被打到尾部，差点翻过去。德弗罗急拐个弯，奔向瓦尔丁。村民们还在广场里站着，讨论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说他让人感到很安心。

“德国人要来了，”德弗罗减慢速度，叫道，“回到地下室去！”

德弗罗把油门踩到底，消失不见了。瓦尔丁的村民们急忙赶回地下室里。

那辆把德弗罗的车屁股打了个洞的半履带车，是装甲教导师的一个侦察队的，但如今教导师的大部队已向东开去。拜尔莱茵以为自己碰上了盟军的大部队，已经暂时从巴斯托涅转过了身去。他要首先除掉自己后方——隆维利的美国人，然后再去攻取巴斯托涅。

下午2点，他从西南面对隆维利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德军第26国民掷弹兵师也在独立打击其东南面。第2装甲师的一个88毫米炮兵连此时已经绕到了隆维利北面，它听到声音后，也开了火。

这次突然进攻的直接目标是一个混杂的美军队伍，队伍从隆维利一直延伸到了玛格丽特。德军的斩获巨大。

彻里战斗队的前卫部队，此时就在隆维利以西1英里的圣迈克尔洞室。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主动，以至于第26国民掷弹兵师都报告说美军发起了反攻。但是这支长队中的其他人——那些第9装甲师两道路障的散兵，以及其他从前线逃回的士兵——却被猛烈的轰炸和坦克开近的隆隆声给吓得慌了神。他们连做做抵抗的样子都没有，就四散开来，徒步逃向巴斯托涅。

截止到下午3点30分，尽管有彻里战斗队的孤军奋战，那支长队伍中的美军车辆还是几乎全被炸毁抑或抛弃了，公路上堆满了车辆残骸。车辆损毁数最多的地方是路边的圣迈克尔洞室，这里堆积着大量被烧得发亮的美军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卡车和吉普车。此外，还有几十名美军士兵的尸体摊散在石头受难像和圣画中间。

总之，超过200辆车被毁坏或者完好无损地被截获。但德国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巴斯托涅又多了一天的宽限时间。

2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车已经快到达凡尔登郊区。整个旅途中，将军都在思索着阿登的问题。这场战斗太过诡异了，有着太多让人吃惊的地方。最让人惊讶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突然在美军防线后方冒出来的一种奇怪的歇斯底里感。

这种歇斯底里感已然远远地蔓延到了巴黎。那天早晨他正要离开的时候，一名负责安全的上校激动地坚持道，他应该乘坐一辆防弹车。“我有确切的消息，”他被告知，“奥托•斯科尔兹内已经派出穿美军制服的突击队特别小组，来刺杀您。”有人在埃珀玫看到了五名德军伞兵，他们据说现在正开着一辆民用车朝巴黎奔来。

战史上赫赫有名的凡尔登城已在眼前。艾森豪威尔的车开到街道上，向威严的凡尔登兵营开去。上午11点，他走进一间寒冷的兵舍里面，兵舍是今天开会的地方。他看了看面前围成半个圈的人，他们个个表情严肃。“现今的形势，”他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机会，而不是一场灾难。”他又扫了一下参会人员：“会议桌上，可不能老有人板着脸啊。”

巴顿将军立马就咧开嘴笑了，短短的暗色牙齿露了出来。“真他妈见鬼，”他说道，“我们就放开手，让那些狗娘养的打到巴黎试试。我们非断了他们的后路，把他们嚼碎不可！”

严肃的氛围立马被打破了，每个人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不，怎么都不会让敌军过了默兹河的。”霍奇斯的形势很严峻，这点必须正视。必须立马发动一个牵制性进攻，要不然的话，第1集团军的防线很可能会完全崩溃掉。“乔治，”他对着巴顿说道，“我要你接管卢森堡，你什么时候能去？”

“现在。”巴顿干净利落地答道。

“你说今天？”

“我是说开完会就行。”

“那多久后你能发动进攻，乔治？”奥玛•布雷德利问道。

“四十八小时后。”

艾森豪威尔皱了下眉头。巴顿将不得不让手下的部队来个九十度大转弯。“别犯傻。”他说。

“不用在意日期，”巴顿豪爽地挥了挥手，“我会准时到达的。”

人们兴奋地低语了一阵。一些人觉得巴顿在吹牛；而另一些人，就拿布雷德利来说，则对他的傲慢自信感到高兴。

巴顿怡然自得地点着一根烟，指着阿登地图上的那个巨大的“突出部”。“布雷德利，”他解释道，“德国佬这次可把头伸进了绞肉机里。”他举起拳头：“我这次可抓住了把柄。”

艾森豪威尔也不禁咧开嘴笑了。“好了，乔治，”他说，“你进攻既不要在22日前，也不要在23日后。”然后他又伸出一根指头警告道：“记住，这次的进攻要扎实，一定要扎实。”

巴顿不在意地挥了一下手。“我在圣诞节之前，就会到巴斯托涅了。”他说。艾森豪威尔告诫他说德军来势汹汹后，就又看向德弗斯，德弗斯是布雷德利以南的那个集团军的司令。“雅克，”他说，“你必须得把你的部队散开来，好接手乔治留下来的大洞。你若被攻击的话，就撤退，即使完全撤回到孚日山脉也没关系。”

会议一结束，巴顿就叫一参谋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参谋长“嗨皮”盖伊将军。那天早晨离开南希之前，他就已勾勒出了三个方案来解决阿登危机，并给每个方案起了个代号且告知了盖伊。几分钟后，仅依据电话里说的一个词，巴顿的部队就开始转向，向北朝阿登进发。

艾森豪威尔走近了些，指着自己身上新添的第五颗星。“你知道的，乔治，”他笑着说，“每次我一晋升，就有人攻击我。”

“确实，”巴顿说道，“每次一有人攻击你，我就得前去把你救出来。”

往东北方75英里，尽管德军部队早已远远驶过，且已抵达巴斯托涅城郊，但第28师还在坚守着维尔茨。“荷兰佬”科塔将军已把维尔茨的防务转交给丹•斯特里克勒中校，并承诺会送来弹药并补充兵员。他不情愿地坐上一辆吉普车，撤向巴斯托涅以南2英里的新的师指挥所。

斯特里克勒的杂牌部队共有1500人，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一场苦战。然而对敌军已然开始对镇子合围这件事，他们却毫不知情。曼陀菲尔的一支部队从北面而来，已经切断维尔茨后方7英里的主干公路；另有一支布兰登贝格尔的部队正从南面而来，要与之相会。两支队伍一旦会合，维尔茨就会被包围了。两支队伍之间的距离，目前只剩下几个小时的路程。

从维尔茨往东北方数英里，赫尔利•富勒上校和他的四个士兵这五个克莱沃的部分幸存者，正蹒跚穿行在一个遍布荆棘和灌木丛的密林里。自从克莱沃陷落之后，富勒就和自己打散的团里的很多其他人一样，独自在敌军的后方战斗。但这时的他已经明白，德军要围逼上来了。

突然间，他听到有人用德语发出了一声命令。他们不小心闯进了一个敌军聚集区。富勒把身体靠在一棵树上，其他人紧张地蹲伏在雪地里。雪地的嘎吱声越来越响。

毫无预兆地，富勒的一名士兵惊恐地站起来，用德语大声喊道：“朋友！”

其他四人往西面奔去。然后富勒感觉有东西打中了他的后脑勺。等恢复意识后，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壕沟里，四个士兵正焦虑地看着他。他感到腹股沟很是疼痛，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刺刀给捅了。一名德国人在看守着他们，脸上满是厌倦。

“你有受伤吗，上校？”一名士兵问道。

“我在流血。”他压低声音，示意其他人贴近些。“记住，”他轻声说，“这些狗娘养的什么都别告诉他们。”

富勒身后的一名德国军官，愤怒地拿枪托甩向他的脑袋。然后富勒被带到德军的一个指挥所里，被一名中士押送到一间小屋子里，德军第2装甲师的一名军官就坐在里面。

“你感觉怎么样？”德军中士操着英式英语关切地问道。

“头上被砸了一下，大腿根又被捅了，你说能怎样。”

“我们稍后会帮你处理的，”他指着地图，“你知道自己现在的方位吗？”富勒点了点头：“拿起这根笔，上校，在地图上标出第28师司令部的位置。”

富勒坐在那里看了一下，一声也不吭。

“你听不懂吗？”

“当然听得懂，但我他妈的什么都不会给你指。”

中士和军官交谈了会儿，然后转向富勒道：“上校，我有一条坏消息。我们要枪毙你。”

“为什么？”富勒答道，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霍辛根的德军俘虏是你下令杀的，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尸体。我们的救护人员上前想要搬走尸体，你的手下又杀了他们。这是我们要枪毙你的原因。”

维尔茨往南5英里，那个于前一天仓皇离开的战斗序列三人研究组，正在回去取被抛弃的拖车的路上。几个小时前，克里茨和内森两名中士终于说服了上尉，说他们应该返回维尔茨取回机密文件和设备，来为自己赎罪。

他们顺着海德晒德哥伦特村的大桥，穿过了绍尔河，根本不知道德军第5伞兵师的人就藏在几百码开外，准备发动攻击。

二十分钟后，他们沿陡峭的山丘疾驰而下，向维尔茨开去。或许情况并不像所有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他们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到，也没听到任何枪声。除了美国兵之外，如今的维尔茨已成了一座鬼城。城里没有任何慌乱感，几个班的士兵正在战略要处挖掘散兵坑，坦克车们则在练习各种机动动作。三人急急忙忙去挂拖车。

他们很快就向南驶去，还是沿着刚才来时的路。他们开下山坡，前面就是海德晒德哥伦特的大桥了。

吉普车拉着拖车转过一个急弯。突然间，开车的克里茨看到，一长队着蓝色制服的德军士兵正在前面的路边休息。

这些人是德军第5伞兵师的。他们拿下大桥后，就分成了两支。一支向正西的哈朗基而去，准备在那儿与从北面而来的曼陀菲尔的队伍会师，然后再包围维尔茨。

眼前的这支——也就是第二支，则直接向维尔茨而来。他们的师长海尔曼上校已经明确命令他们绕过这座城镇，直接向西进发。但这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伞兵们则在前一天晚上就私自决定对维尔茨发动袭击，好抢夺些战利品。

美军吉普车的突然出现让他们目瞪口呆，看到吉普车冲过去，不禁惊讶地大声叫喊。克里茨用脚踩下油门：他唯一的机会就是从两侧的士兵中间冲过去。路前方的伞兵抓起步枪和冲锋手枪，开起火来，子弹从路两旁飞过来，克里茨立马把自己头压低。吉普车各种急转，危险非凡。后座上的内森一边用一只手拿卡宾枪射击，一边前倾身子用另一只手帮克里茨掌握方向盘，以避免吉普车行动幅度太大，不慎跌到河里去。

克里茨看到前面还有德国人。他知道他们是过不去了。“抓紧了，”他喊道，“我要把车撞到雪堆上去！”

吉普车从桥的一侧冲下去，但却没有沿曲线而下。克里茨把车对准了雪堆。撞上之前他的最后一个想法是：“吉普车不能便宜了他们。”

他睁开眼时，看到一群德国人正盯着他看。他从吉普车残骸里爬出来，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点伤也没有。他看了看周围。上尉坐在那里，用手按着前臂。内森则一动不动，鲜血从他的一条腿上喷涌而出。

一个年轻的圆脸德国人把克里茨的0.45英寸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拽掉他的腕表，然后问他要巧克力吃。

傍晚的时候，维尔茨已经被包围住了。随着夜幕降临，德军从三个方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美国守军早已与设于巴斯托涅附近的赛布勒的新的师部指挥所断了联系。弹药几乎用完了，剩下的几名坦克兵已经精疲力竭。

师部的一名侦察员溜过几道敌军路障，在晚上10点时一瘸一拐地走进斯特里克勒的指挥所。他带来的消息特别简单，近乎无情：援军是不会来的；维尔茨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沦陷区了；一切补给和所有增援都要派往巴斯托涅。

几分钟后，有人报告说德军从南面攻来了。斯特里克勒立马找来所有的指挥官，告诉他们，必须立即向巴斯托涅撤退。“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我要你们将手下分为10人小组，各组独立地从德军部队中渗透出去，前往赛布勒。记住，只需带上必要的装备和弹药，其他的都毁掉。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弥尔顿少校咧着嘴笑着说，“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少校是赫尔利•富勒那个团剩下的几名步兵的指挥官。

斯特里克勒继续说道：“撤退将在二十分钟后开始。”他又把目光转向莱纳斯•T.霍本中校。霍本原是斯克兰顿的一名资深律师，现在是一个临时营的营长，整个营由包括炊事员、文员、防空兵和音乐家在内的700多个各色人员组成。斯德里克勒接着说：“霍本，你之前已经勘察过道路。你在前面带路，大部队跟着你走。”

会议到此结束。各个指挥官都一脸严肃地回到自己的战斗单位，将撤退的命令传达了下去。

探照灯灯光将城镇东郊和北郊都照得通亮。霍本律师领着指挥组上了格兰德大街。街道于城镇的西端分叉开来，形成了两条支路，两条支路最终都通向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霍本的指挥车选择了左边的支路。他在第一个交岔路口停下来，等待大部队的到来。然而过了十五分钟后，他意识到其他人肯定选择了另一条支路。

“掉转过头，拜尔斯。”他对司机说道。指挥车朝维尔茨疾驰回去。

这个时候，指挥组的大部队已经沿着右边的支路走了数英里，停在了一道路障前。

“我们冲过去。”一个开防空半履带车的人说。他开动几挺0.50英寸口径机枪，喷射着火焰，闷头朝路障冲去，结果碾到一颗地雷，然后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

半履带车的残骸被推到路边，队伍就继续往前走去，一路特别地小心。不一会儿，就快开到了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交叉路口——舒曼咖啡馆旁。在这里，一群房子围着一个旅馆而建，往巴斯托涅去的主干道路继续向西。此外，还有两条路分别通向南方和西南方。

指挥组向舒曼咖啡馆驶近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德军第5伞兵师一个排的劫匪之间的距离。劫匪们已经在路两侧做好了防御工事：北边一挺机关枪，南边一门自行火炮。

领头的美军装甲车辆刚到达交叉路口，就传来一声刺耳的爆炸声。那辆装甲车被击中侧面，整个翻转过去，被大火所吞噬。

一名上尉从一辆半履带车里跳下来。“除掉他们！”他叫道。一个排的黑人士兵从卡车上蜂拥而下，从路两侧同时向前推进。路南边的士兵行动起来井然有序，毫不迟疑，一个一个清理掉散兵坑，然后用手榴弹把自行火炮给炸掉了。路北边的则冒着德军机关枪的烈焰，匍匐行进，然后突然冲过去，拿刺刀干掉了敌人。

交叉路口安全了，队伍便沿着通向巴斯托涅的道路开去；然而还没走几百码，就又碰上了第三道路障。

路两侧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士兵们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很多人阵亡，一些人被俘虏了。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

往后1英里，他们的长官霍本律师这时已经快到达舒曼咖啡馆，对前方的灾难毫不知情。但一听到交火声，他就让司机停了下来。

他下了车，走到交叉路口。

这儿似乎已经被人遗弃了。他走了回去。一辆装有0.50英寸口径机枪的半履带车停在他车后面，第110团的三名步兵跳了下来。

“中校，”一人说，“我们充当您的火力，和您一起走。”他们跳进律师的指挥车里。

“我们跟在后面，”半履带车的驾驶员说道，“掩护你们。”

两辆车全速驶过舒曼咖啡馆，继续向西朝巴斯托涅开去。突然从霍本背后传来一声爆炸声，他感到肩膀上和颈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他确信自己要死了。然后就是轮胎的响声，继而是巨大的撞击声。霍本知道的下一件事儿，就是自己被一群德国人围着。或许是因为某种奇迹，他竟然还活着。他看向自己的左边。他的司机后背上有个大洞，正在痛苦地呻吟着。后座上的步兵们则两死一伤。霍本忍住左腿上的抽痛，费力地下了车。

律师的战斗结束了。

现在几乎午夜了。维尔茨的街道上不断有炮弹爆炸，殿后的守军边打边往城区内后退。工兵们涉过维尔茨河，跑进东边的石头房子里进行最后的抵抗。军乐队的幸存者已经和军需处的人员会合在一起，这60人的队伍如今正从维尔茨下城区往上城区撤退。他们跌跌撞撞爬向陡峭的山脊，走过师指挥所。“我们逃脱的唯一希望，”他们的首领说道，“就是沿道路北上到达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

丹•斯特里克勒中校现在还在指挥所里销毁重要文件。他从墙上撕下一片地图塞进口袋，烧掉剩下的，走了出去。外面不断有人跑过，一边逃一边朝身后射击。他的吉普车——“危险丹”，正在街上等着他。司机鲍勃•马丁高兴地给他打招呼。

“鲍勃，”斯特里克勒说，“我想最后再看一眼。”为了避过堵满车辆和步兵的格兰德大街，吉普车拐进一条小巷，爬上维尔茨西部的高地。当从一个长满树木的山谷中经过时，枪声响了起来。吉普车被机关枪打得满是弹孔，歪倒在一条沟壕里面。

斯特里克勒看到一辆德军坦克慢慢开来，它的88毫米炮调整着角度。他们急忙躲进树林里。他们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了：在树林里穿行，绕过德军路障。斯特里克勒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指南针，便走在前面带路。

如今在他们身后，维尔茨已经几乎被抛弃了，几名工兵是它最后的守卫者。四面八方涌来的德军迟疑了，他们会在破晓时分发动最后的攻势。

3

10辆从维尔茨来的卡车没开大灯，此时正缓缓向巴斯托涅靠拢。那天下午，他们沿着乡间小道狂奔，勉强避开了要包围维尔茨的德军部队。

领头的是一个载满信件的0.5吨卡车。司机旁边坐着的是沃尔特•格罗根中尉，他和第28师的许多人一样，性格倔强，脑袋只有一根筋。有人对他说，这些信件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让他把信件安全运回来。

格罗根引导司机把车开到巴斯托涅警察局。在那里，一名宪兵建议他继续向西行进，从城镇的另一侧开出去。那名宪兵以为，28师的指挥所就在那个方向几英里外的地方。

10辆卡车朝西驶去。开到一个交叉路口时，格罗根让车队停了下来。“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儿。”他说道。这条路是通向后方的，他们也太傻了。但他心中还是有一种预感。他带上两个人，走到交叉路口。有人从壕沟里跳出来，把这三个美国人给制服了。

“稍等一下，”格罗根严肃、庄重地说道，“我们是美国邮局的。我相信，你们肯定知晓《日内瓦公约》对信件是怎么说的。”

那些德国人的首领是一名中士，他被搞得有点困惑。他带着格罗根走下公路，来到一辆装甲车前，车里坐着一名军官。

“我只是运送美国信件，”格罗根解释道，“它们对你们没有用。”他又再次提了一下《日内瓦公约》：“你们现在把我们放了的话，也就没什么了。”

格罗根那段义愤填膺的论词让军官很是困惑。突然间，交火声从主干道上传来。格罗根听出了一架美军机枪低沉的声音。他们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车队里的一些人显然起了疑心。

德军队伍立马就活跃起来。还没过几分钟，美军的卡车就都着了火。格罗根把信件运回的任务已经失败了。但是他希望，这支燃烧着的车队能给巴斯托涅的守军们提个醒：他们的后方也有危险。

在临近的巴斯托涅，从西面传来的格罗根卡车的火光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部分城区都笼罩在恐惧和忧郁之中。隆维利附近灾难性伏击的幸存者们仍在街道上游荡，脸上的表情无不诉说着德军的战无不胜。

罗伯茨上校的散兵防线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截了下来，但很快到手的就又不在了。他们被给过食物后，大部分就都又溜向了后方。他们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被成群的德军坦克接二连三地攻击。要去抵御这么势不可当的力量，简直就是精神错乱。然而他们中还是有人留下来，自愿加入了麦考利夫和罗伯茨的队伍。

尽管白天失利，但第10装甲师和第101空降师的人还是未感到丝毫恐慌。隆维利伏击并不是今天唯一一次重大打击。部署于巴斯托涅以北的诺维尔村的德索布里战斗队，在敌军白天的进攻中受到了重创。拉•普拉德中校刚带领一个伞兵营踏入村里，要为这些坦克兵助力，战斗的高潮就来了。他们决定让拉•普拉德担任联合部队的总指挥，然而几分钟后，一发88毫米炮弹就打中了指挥所。拉•普拉德阵亡，德索布里受了重伤。

尤厄尔上校的那个团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在瓦尔丁，也就是前演员德弗罗发表了一通演讲的地方，I连先是被多辆皇家虎坦克⁽²⁾轰击，然后又被一个步兵营攻击。整个连只有83人幸存。

那天晚上，在尤厄尔设在巴斯托涅那座宏伟的五层石质神学院的指挥所里，人们个个都很沉默，表情阴郁。尤厄尔的随行教士桑普森神父注意到，一群差不多有50人的男孩紧张地在一条大走廊里打转。

一名比利时神父认出了桑普森的徽章。“我是院长穆思提，”他说，“我该把这些男孩怎么办？所有的人都说巴斯托涅会有一场大仗。我该把他们带出城吗？”

桑普森有些犹豫。“我必须得问一下尤厄尔上校。”他说。

他走进尤厄尔的办公室，团长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听到I连几乎被全歼之后，尽管外表上没有什么表现，内心却还是很受冲击。他现在正从这番震惊中缓慢恢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茶，蘸入一杯热水里，然后把水递给他的朋友。

桑普森虽然个子高大，但人却很是瘦削，长得有点像欧文•S.科布⁽³⁾。他了解尤厄尔因这些士兵的阵亡，内心所隐藏的折磨。他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了尤厄尔。现在他们这两个人——一个沉默怪异，另一个热忱爽朗——已经成了很亲近的朋友。桑普森问他该拿神学院的男孩们怎么办。

“那得看师部了。”尤厄尔说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让他们隐藏好。”

在神学院外面，一辆前线的吉普车停下来，三名骑兵跳了下来。其中一名是第14骑兵团的约翰•班尼斯特中士。那天早晨，这三名骑兵被第7装甲师征召入伍，以应对圣维特之战。然而在白天的混乱中，他们与自己的新单位走散了，便决定往西边这边来了。

一名宪兵拦住三名骑兵。“顺着街道向北去那栋建筑。”他命令道。三人走进那栋建筑物里，发现里面都是些散兵，他们分别来自第106师、第28师还有十几个炮兵和工兵单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班尼斯特向一个脏兮兮、两眼模糊的第28师的步兵问道。

“他们把我们叫作‘窝囊战斗队’，我们也的确是这个样子，”那人沮丧地说，“但有一件事你们是可以确定的：不管发生什么坏事儿，背锅的总是我们。”

他轻推了一下自己的朋友们。这个城镇可不是个好待的地方。三人走出去，在主街上看到一辆2.5吨的卡车慢慢开过来。

“你去哪儿？”班尼斯特问道。

“离开这儿。”司机答道。

三人跳进自己的吉普车，跟着这辆卡车向北驶去。

一个小时后，向导向右拐了个弯，吉普车也跟了上去。吉普车上的人丝毫没意识到，他们又朝战场驶了回去。那辆卡车是给第7装甲师运送物资的。

它的目的地：圣维特。

4

在巴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每晚都会定时为战地记者们召开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显得尤其热闹。记者们愤怒地要求公关官员发布阿登攻势的详情。

统帅部发布会官员詹姆斯•休斯少校努力解释道，封锁消息是出于安全原因。

“你下去，让我们问艾伦将军，”一名记者大声喊道，“应该是他来回答这些问题。”

统帅部公关主管弗兰克•艾伦准将立即上到讲台上。“我们之所以封锁消息，”他说，“是为了防止敌人获知我方的未来动向。”

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统帅部代表乔治•里昂斯站了起来：“你说，盟军统帅部这方面的政策蠢不蠢啊？这句话不是针对您，长官。方圆40英里地，连鬼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美国人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

会议结束了，记者们依然满腔愤慨，却还是未被告知任何信息。

几英里之外，艾森豪威尔正为阿登危机费神。自他从凡尔登回来之后，有关德军进一步进展的惊人报告就接踵而至：圣维特和维尔茨快沦陷了；巴斯托涅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拿下。

应该怎么应对德军的此番攻势？卢森堡城的布雷德利与比利时的霍奇斯之间的正常通讯已经被切断了，美军前线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协调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看着巨大的战争局势图。然后他在头脑中，从巴斯托涅北边开始，穿过阿登战场中部，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解决答案。两名指挥官：布雷德利负责南半部分，一个声望差不多的人负责北半部分。北面最合乎逻辑的人选当然是蒙哥马利。但艾森豪威尔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很多将领都不会喜欢这个选择。英国这位陆军元帅在过去的几个月，一直在批评美军的领导层，坚持认为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集中兵力为一路，对德国发动攻击。

许多美国人都会把蒙哥马利的任命看作是对布雷德利的羞辱；许多英国人则会趁机进一步要求，应任命蒙哥马利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副司令。

然而艾森豪威尔明白，他必须得这样做。除了军事上的考量外，还有一个其他原因。他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明白，德国科学家有可能已经快研制出原子弹。或许德军此轮整个攻势都是为了给那些科学家多争取些时间。不管代价有多大，都必须把战场分割开来，以加速迈向最终胜利的步伐。

几分钟后，在卢森堡城里，布雷德利被叫到电话机跟前。

“艾克觉得这样可能是个好主意，”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说道，“就是把你北面的两个集团军转交给蒙蒂⁽⁴⁾。”

布雷德利大为惊讶。他犹豫了会儿，然后说道：“我怀疑这样的变动是否有必要。”

“这样做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史密斯说道，“蒙蒂可以处理‘突出部’以北的一切，你负责南部的一切。”

“比德尔，我很难做出反对。”布雷德利缓缓答道。这样子虽然会让美军领导层丢面子，但却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按你说的做，”他承认道，“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预备部队。”

为了避免听到更多的反对意见，他挂断了电话。

在荷兰的宗霍芬，一个很瘦的男人正和两只金丝雀一起，在一个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睡觉。这个人就是伯纳德•蒙哥马利，他是英国最高级别的军官，总是让美国高级军官们感到不快。

一段时间以来，一贯坦率的蒙哥马利一直在直言不讳地反对艾森豪威尔对德国的钳形攻势。他坚持认为，人员和装备都缺乏的情况下，却对敌军两处发动猛攻，这样是不明智的。他想让主要力量从北方进攻，由他自己的第21集团军群作为先头部队。

拖车里的电话响了，是艾森豪威尔打来的。阿登目前形势很是严重，这名陆军元帅要承担起战场的北半部分。

蒙哥马利挂了电话。他希望美军之前就听他的，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陷入如今这般糟糕的境地了。但已经没时间互相指责了。他叫来自己的六名联络官。这些军官都很年轻，活力满满，全都忠诚于他们的“大师⁽⁵⁾”，负责获取前线的即时信息。蒙哥马利这是借用了拿破仑的点子。

他让这些年轻人联系上卷入战斗的各个美军单位，收集信息，然后在第二天下午1点，于霍奇斯设在绍德方丹的新指挥所里与他见面。他又派出另一队军官前往默兹地区，然后就又回到了床上：他久经沙场，知道休息的价值。他很快就又睡着了。

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的电话响了，是丘吉尔打来的。他想知道战斗打得怎么样。

艾森豪威尔向他告知了最新的指挥安排。

丘吉尔很是高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说，“英国军队肯定会以与美军并肩战斗为荣。”

艾森豪威尔感到很是宽慰。事态的发展本来很容易让人不快，如今竟然如此平稳地就成功了。或许蒙哥马利和某些美军将领能在当前的危机下，暂时停止彼此之间的摩擦。艾森豪威尔对今晚的成果很是满意，终于上床睡觉去了。

(1)　内德•斯帕克斯（Ned Sparks），著名演员，拥有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和沙哑浑厚的嗓音。——译者注

(2)　皇家虎（Royal Tiger），即虎王坦克（King Tiger），英国人的叫法。——译者注

(3)　欧文•S.科布（Irvin S. Kobb），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演讲家、好莱坞演员等。——译者注

(4)　蒙蒂（Monty），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

(5)　大师（Master），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

5　迷雾战 1944.12.20

1

12月20日上午，圣维特往北几英里，布鲁斯•克拉克在视察一个前线作战单位的时候，被抓了。

“我是B装甲战斗群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他不停地说。

“鬼才信，”抓他的一名美国宪兵说，“你是斯科尔兹内的手下。有人让我们留意一个扮作一星将军的德国佬。”

克拉克激烈地为自己辩解。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决定将会对圣维特之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宪兵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把他锁在了一栋大楼里。只有德国佬才会坚持认为，芝加哥小熊队属于美国联盟⁽¹⁾。

阿登整个地区，不管是在荒凉的道路上，在浓密的松林中，还是在废弃的村庄中，50万名美国人都在互相盘问。口令和“狗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只有你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知道“梅干脸”的身份，或者知道贝比•鲁斯击出了多少本垒打，你才是一个美国人。

布鲁斯•克拉克不是一个唯一遭到盘问的将军。每到一个路口，奥玛•布雷德利都会被宪兵们拦截住：宪兵们似乎尤其喜欢拦截将军。第一次停下来时，他被问伊利诺伊州的首府在哪儿；第二次时，美式足球前锋所处的位置；第三次时，贝蒂•格拉布尔的新任老公。布雷德利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第三个问题。

“哈里•詹姆斯。”那名宪兵得意扬扬地说道。他挥手示意将军可以走了。

记者也在被盘问人员之列。离绍德方丹那个霍奇斯于默兹河西面的新指挥所所在地不远，《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刘易斯•甘尼特和《巴尔的摩新闻邮报》的卢•阿兹雷尔两名记者被一名紧张的宪兵拦了下来。

“你哪个州的？”吉普车司机被问道。

“马里兰州。”

“首府是哪儿？”

“巴尔的摩。”

“好的，”那名宪兵说，“走吧。”

“嘿，”阿兹雷尔抗议道，“可不能这样子。那——”但吉普车已经从宪兵旁开了过去。

在巴黎，对奥托•斯科尔兹内和他手下的恐惧已经达到顶峰。成千上万张希特勒最喜欢的突击队员的照片都被分发了出去。他被描述为“最危险的纳粹”，并被给予匪帮的外号——“刀疤脸”奥托•斯科尔兹内。（那个启发这个外号的大伤疤是他在维也纳求学时获得的，当时他为了一名芭蕾舞者与别人决斗。）

根据法国警察的说法，斯科尔兹内麾下一股数目不清的伞兵已经降落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附近的马雷港。另一份报告则声称在博安附近有200名伞兵。第三份疯狂的警告则来自瓦朗谢讷：斯科尔兹内的手下扮作修女和修道士刚刚飘落到地面上。

根据一名被抓到的“狮鹫”的说法，这些人的目的地都是平和咖啡馆。他们会在那里会合，然后绑架艾森豪威尔。

美国安全官员对这个臆造的故事深信不疑。盟军统帅部周围都被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守卫人数也增加了三倍。坦克停在各个门口，通行证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如果哪个房门“哐”的一声关上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就会不断有人打去电话，询问他是否还活着。

唯一一个不为所动的人却是这次行动的目标人物。尽管艾森豪威尔不全信这个暗杀故事，想取消这些复杂的保护性措施，但是安全官员和他的参谋竭力请求他从“冯•龙德施耐特”的房屋里搬出来。他们争辩道，这栋房屋与特里亚农隔绝，而且德军对这片区域很是熟悉。

艾森豪威尔最终向压力屈服了，很不乐意地搬到了被围起来的场地里面，成了个事实上的囚徒。“除非，你们忘记这档子事，投入到战争中去。”他说道。

斯科尔兹内28个手下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2

一辆英军指挥车正从荷兰向比利时度假城镇绍德方丹疾驰而来。后座上坐着头戴贝雷帽、身穿伞兵迷彩夹克的蒙哥马利，还有他的代理参谋长大卫•贝尔彻姆准将。

在过去的好几周里，蒙哥马利都很是萎靡不振。但自从昨天晚上艾森豪威尔打电话过来，让他负责战场的北半部分之后，他就恢复了以往的认真和沉着。“大师”又显得活力四射起来。

他这种样子，贝尔彻姆也在其他紧张情况下见到过。比如那次他在非洲接手被打败的英国军队。

“真是悲哀，”蒙哥马利那时对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勋爵说道，“一名职业军人升任为将军，达到事业的顶峰，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大反转，葬送了自己的事业。”

“不要灰心，”伊斯梅说道，“你有可能会赢的。”

“我亲爱的伙计，”蒙哥马利答道，“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隆美尔。”

在绍德方丹，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正在等待蒙哥马利。霍奇斯有一种天生的庄重气质，但大多数战地记者却认为他没有什么特点。与热情奔放的乔治•巴顿、手拿手榴弹的里奇韦和有着“公鸭嗓”的哈蒙相比，很难写出点有关他的什么来。霍奇斯是故意这个样子的。他避开了公众。

也正因为如此，第1集团军的成就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相比，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和布雷德利一样，都是个骨子里的军人。很少有平民意识到他是美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在品性和战略技能上可与罗伯特•E.李媲美。

和他的朋友乔治•巴顿一样，他的军事生涯之始十分黯淡。在1905年的西点军校新生考核中，两人都没有及格。巴顿最后延期了一年，才得以毕业。而霍奇斯则因为数学上“有缺陷”，又从底层开始，以一名列兵的身份入了伍。

正如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霍奇斯完全被阿登地区的攻势给欺骗了。直到12月17日的早上，他还深信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然后他就改变了想法，并丝毫不为自己找借口，立马将进攻态势转换为了防守。在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人员和机器被调遣到了危险区域。这次车轮上的调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条坚固的北部防线如今已经在蒙绍和斯塔沃洛之间建立起来。

然而那天早上，霍奇斯又再一次开始考虑发动进攻了。正如其他美军将领一样——他们全都毕业于莱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或者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他所接受的军事教育深深植根于不断进攻、无情进攻的美国军事信条。他决定让里奇韦的一个军打向东南方，朝维尔萨姆方向进攻，硬碰硬地撞向德军的“突出部”。

过了一会儿，蒙哥马利轻快地踏进了霍奇斯的司令部。他自信满满，步履轻快，十分高兴。用一个被逗乐的英国军官的话来说，他就像“耶稣基督去洁净神殿一样”⁽²⁾，大步踏进了大楼里。

“同志们，”他走进霍奇斯的会议室，审视了一下他们严肃的脸庞，然后简短干脆地说道，“我猜出现了个棘手状况。”他如鸟儿般迅速坐下来：“现在给我讲讲是什么情况。”

别人给他介绍情况时，他派人把自己的午餐盒送了过来，边若有所思地嚼着三明治，边听着战争形势被一点点讲开来。他突然就犹如玩偶盒中弹出来的玩偶一般，一下子站了起来。“同志们，”他说道，“请允许我离开几分钟。”

蒙哥马利和贝尔彻姆走进另一个房间，那几个年轻的联络官之前就是被要求在那里集合。六个人全都到了。由于他们不知道任何口令，也不知晓美国漫画中的任何人物，因此好几个都被当作斯科尔兹内派出的间谍或者冯•德•海德特的伞兵给抓了起来。但他们最终都说服宪兵，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他们一个个轮流向他报告一手的战斗消息，报告唯一没涉及的就是圣维特。

蒙哥马利回到会议室里，给出了个总体方案。他预测，由于德军已经开过斯塔沃洛，他们将会转向北方，从列日附近越过默兹河。因此，盟军是不可能立即发动反攻的。“我建议，霍奇斯，”他说，“你把一个军的兵力集结在马尔什西北方，好进行反攻。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清战场，整理防线。”他最后说道，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人都从圣维特大口袋里给拉出来。

霍奇斯不敢相信，陆军元帅是认真的。他争论道，圣维特那个突出部位对于反攻来说，将会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桥头堡。

然而蒙哥马利还是不为所动。那个突出部位太过混乱，也很危险。派里奇韦的一个军去圣维特，简直就是浪费。

就在这时，一名衣服上戴着第7装甲集团军标识的军官被带进房间里。这人是弗雷德•施罗德中校，哈斯布鲁克的化学战军官，脸上满是倦色。他递给威廉•基恩准将一封信。

霍奇斯的参谋长扫了一眼。“同志们，”他说道，声音越来越兴奋，“这条圣维特的消息，我想你们会很感兴趣的。”他大声读道：

亲爱的比尔：

我与第8军已丧失联系，知道第18空降军就要来了。我的师守卫着圣维特到波托沿线。我的右边是第9装甲师的B装甲战斗群（霍格）、第106师的第424步兵团（里德）和第28师第112步兵团（纳尔逊），他们守卫着从圣维特（不包括圣维特）到霍尔丁恩的防线。两个步兵团都已经不成样子了。除了一些侦察兵、坦克歼击车和我们从远到舍尔姆交叉路口收集来的散兵之外，我的右翼处于大开的状态。德军的第116装甲师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两个师，刚开始向西北进攻，他们的右翼对准古维。我今天或许能把他们给拖延住，但明天我肯定就会被围住了。第8军已经下命令要我死守，我会这样做的，但我需要援助。若有人从巴斯托涅向东北方进攻的话，我的形势将会大大缓解，同时那些混蛋与后方的联系也会被切断。我也需要大量的空中支援。失去了与第8军的联系，便只好将这封信送给你。知道第82空降师正赶往我的北边，因此我的北翼并不危险。

鲍勃•哈斯布鲁克

霍奇斯清了清嗓子。“鉴于这个新信息，”他礼貌但坚定地说道，“里奇韦的第18军将不得不继续向圣维特进发，支援哈斯布鲁克。”

蒙哥马利迅速做出了决定。“我同意，圣维特的伙计们我们必须要帮。”他让步道。但具体怎么帮得按他的方式来。里奇韦将一直朝东南方行进，直到抵达维尔萨姆，打出一条疏散通道来。然后等圣维特的人一撤到西南方，防线就必须大刀阔斧地缩短。“毕竟，同志们，”他总结道，“自身态势没条理，是赢不了重大胜利的。”

3

到了傍晚的时候，圣维特之战即将到达危急关头。德军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元首护卫旅正从东面靠近；第62国民掷弹兵师在南面；还有党卫军第2师和第9师两个新来的装甲师也急不可耐地逼来。这两个装甲师原本是要借助迪特里希原定的突破发挥效力的，但希特勒已经下令让他们掉转到了曼陀菲尔负责的区域内来。

在布鲁斯•克拉克单薄的防线上，全线压力都在增加。在城区以东1英里，唐•波伊尔少校正在视察自己由450人组成的特遣队的散兵坑，这支队伍之前受到了重创。又有两个工兵单位已经被收入他的麾下。由于他们被任命的指挥官迟迟不来，因此喜欢多担责任的波伊尔就直接把他们拉了过来。

“我们处境艰难。”他对一名步兵说道，步兵独自一人处在树林深处一个孤零零的前沿位置，“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这些。我们就像一根戳在弗里茨喉咙里的大拇指。”波伊尔爬向另一个坑。他们的食物和弹药都不多了，冻疮也让他们饱受剧痛，但却没有一人后退。

波伊尔正要回自己的掩体时，70个人从东面溜进了他的防线里。这些人是凯文德上校的第423团的残部，是西尼艾弗尔山溃败的幸存者，他们稍微被盘问了一下，就被带到圣维特的校舍里，给了些食物，安排了睡的地方。

几英里之外，一名美国人要被释放了。在五个小时之后，那些“俘虏”布鲁斯•克拉克的宪兵们终于被说服了，相信了他是一个美国人。

“您能给我签一下名吗，将军？”一名宪兵问道。

克拉克不耐烦地在一片纸上签了一下名，然后让吉普车司机立即赶向他在诺因多夫新设的指挥所，指挥所处在圣维特西南方几英里处。

克拉克走进被用作自己司令部的旅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的参谋快速向他汇报过情况后，他就向候着的各单位指挥官讲话。“消息很模糊，”他说，“我们必须节省补给和弹药，两者都不多了。每天发放三分之二的口粮，情势危急时再使用火炮。”

会议结束后，克拉克走到外面。一名中士拖着脚步从旁边走过去，脸上被火药渣弄得全黑了。

“今天怎么样？”克拉克问，“很艰难？”

“嗯。”中士沮丧地说道。

“情况会好起来的，”克拉克用自信的口吻说道，尽管他内心感觉不到这份自信，“巴顿将军要从南方打过来了。”

中士的脸上浮现了个大大的笑容。“如今，”他说，“就是另一番情形了。老乔治要是一来，我们肯定就势在必得了！”中士敬了个礼，继续沿着道路走了下去。

在西面的维尔萨姆，哈斯布鲁克还在担心他派往霍奇斯的信使施罗德那边怎么样了。晚上8点刚过几分钟，门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同时还有因惊讶和高兴而提高的说话声。门开了，刚结束他军人生涯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天返回的施罗德走了进来。

哈斯布鲁克紧握了一下他的手，让人送来咖啡和食物。施罗德递给他一条霍奇斯的消息：

里奇韦正带装甲和步兵部队从西面进发与你会合。一旦接上头，你就听从里奇韦管辖。第106师（第112团战斗队）和第9装甲师B装甲战斗群仍归你指挥。

这真是一条极好、极好的消息。然而指挥设置却变得越发复杂了。哈斯布鲁克作为一个准将，现在却管辖着职位高于自己的霍格和拥有两颗星的琼斯。

几个街区外，有人递给艾伦•琼斯少校一条特洛伊•米德尔顿发来的消息：

巴斯托涅遭遇从乌法利兹方向来的大规模攻击，那支部队已抵达巴斯托涅以东0.6千米处。你能否派出一小股部队袭击敌军后方？第112步兵团有一个营在古维附近。如果这支部队现时没有参战，请让营长带他们向巴斯托涅进发，从后方袭击敌人。

琼斯把这条命令转交给纳尔逊上校。尽管古维自身正被两个师攻击，纳尔逊仍然把G连抽离出来，派他们向西南方朝巴斯托涅进发。G连就犹如大卫迎击歌利亚⁽³⁾一样，奔袭而去。

晚上8点55分，琼斯收到了米德尔顿的另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是在一天前发出的，传达了正在加固圣维特—埃希特纳赫防线的第1集团军的命令：“对发现于防线后方的敌人，当场隔离并全部消灭。不允许撤退。”

4

那天的巴斯托涅是南半部分战场的风暴中心。下午3点30分的时候，守护它北面门户的诺维尔村已经被完全抛弃了。两天苦战的美军幸存者，凌乱地向巴斯托涅退去。

神父弗朗西斯•桑普森那时正坐着吉普车离开巴斯托涅。他获悉，那个设在后方几英里一个交叉路口处的师部医院被德军俘获了，还有大约15名伤员躺在伏击地点附近。

一个小时后，桑普森发现前方有车辆残骸。

“我们应该已经开过了最后一个岗哨。”司机紧张地说。

“继续往前。”

他们来到了伏击现场。路上都是散落的医疗物资，三具美军尸体横躺在壕沟里。德军的两辆装甲车装满死人，车已经被烧成了黑色。桑普森和他的助手开始捡起物资来。医院如今已经没了，每一条绷带，巴斯托涅的士兵都用得着。

一个比利时人跑过山丘来。“那边有伤员。”他指着低洼处的一个村庄说。没过多久，神父的吉普车就开到了村口。

他们抵近一辆停着的车时，司机说：“那辆车应该不是我们的。”

“开进村去。”桑普森说，一门心思地专注于寻找伤员。突然间，德国人从旁边的小巷里涌了出来。“掉转头，踩紧油门，”他叫道，“不，停下来！”荷枪实弹的德国人已经包围了他们。“对不起，”他窘迫地说，“我们被俘虏了。”

“没事的，神父。”司机厌倦地说道。

桑普森现在才看到，旁边的街道里堵着很多德军的坦克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校舍里的士兵们叫嚷着把乐器从校舍里扔出来，其他人则从窗户里往外一袋又一袋地抛粮食。

一人把桑普森的腕表给抓走了。“我是一名教士，”他愤慨地说道，把东西拿了回来，“一名天主教神父。”

一名负责检查吉普车的德国军官打开桑普森的行装，把东西倒在路上。他拿起一个圣餐杯和一盒饼干。

“还我的圣餐杯。”桑姆森说。他被推搡进一辆半履带车里。一名比利时老教士在旁边看着，满脸惊恐。“我是一名美国教士，”桑普森用拉丁语喊道，“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告诉巴斯托涅的那个教士穆思提院长，说我被抓了。”

“把那个教士也带走。”德国军官说。

比利时教士摆动双臂，惊恐地叫了起来。军官哈哈大笑起来。“不用了，让那个老家伙走吧。”他看向桑普森，“把这个带到后方。”

不到1英里之外，桑普森的朋友穆思提院长正带着巴斯托涅神学院的男孩们往相反的方向——向西走。他整个上午都在巴斯托涅跑来跑去，从这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终于获准可以离开城镇。男孩们都很兴奋：这次要来一次真正的冒险啦！如今巴斯托涅已被他们抛在了身后，他们不会有什么切实的危险了。穆思提善意地训斥着他们，催促他们往前赶。他想在天黑之前，就从奥托维勒过桥。

下午4点，巴斯托涅往西南方20英里，第8军设在诺堡的新指挥所内正在展开一场对巴斯托涅命运的讨论。

“德军有三个师在你境内，”特洛伊•米德尔顿对安托尼•麦考利夫说，“德军第116装甲师也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你的日子会很不好过。”

“去他的。”麦考利夫答道，“我们现在撤退，肯定会被嚼成稀巴烂的。”

“我当然想守住巴斯托涅，”米德尔顿说道，“但鉴于最近的形势变化，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守得住。”

“我们应该至少还能坚持四十八小时。”麦考利夫坚持道。这名矮壮的炮兵站起来，走到门口。巴斯托涅的指挥权在理论上仍由他和罗伯茨共同执掌。迄今为止，罗伯茨的装甲部队一直承担着主要的担子。但彻里战斗队已经被打坏了，德索布里战斗队也正从诺维尔仓皇撤离，现在已经到第101空降师接手的时候了。炮兵来守城，肯定会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祝你好运，安托尼。”米德尔顿微笑着说，“不要让人给包围了。”

没过多久，麦考利夫的吉普车就沿着诺堡—巴斯托涅公路，向北驶去。这条路是通往巴斯托涅的道路中，唯一一条没在德军掌控下的。还没到一个小时，他就走进了自己设在比利时军营内的指挥所里。

他刚才差一点就被俘虏了，然而他对此毫不知情。他刚下诺堡公路没几分钟，那条路就被德军切断了。如今的巴斯托涅已经被完全包围了。

晚上10点，气温已经下降了好多。第10装甲师的罗伯特上校在棕情饭店的指挥所里，看着飞旋的雪花落在巴斯托涅。土地越发坚硬，预兆着一个新的危险：用不了多久，迄今为止只能沿道路而行的德军坦克，就能自由地在田野中驰骋了。

罗伯茨的电话响了，是米德尔顿打来的。他刚获悉巴斯托涅被包围了。他说：“我准备让安托尼全权指挥。”

然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你的表现一直很令人满意，罗比，但我手下有太多个师了。我没时间为同一个地区，读两份报告。”

“我明白，”罗伯茨说，“是应该这么做。”他停顿了会儿，说：“但我希望麦考利夫使用B装甲战斗群时能明智些。大多数伞兵都以为坦克是堡垒，他们只想把我们当成路障来用。”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他收拾好东西，向比利时军营赶去。他想一步不离地待在麦考利夫身边。

5

巴斯托涅后方20英里，神学院院长穆思提和他的学生刚刚通过奥托维勒的贝雷桥，跨过了乌尔特河。这座大桥是阿登地区最重要的一座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德军一旦跨过它，德军与默兹河之间就只剩下了几个连的美军工兵、防空和反坦克部队。

德国人就在穆思提身后不远。曼陀菲尔的第2装甲师——这个整场侵略的先头部队就躲在河东岸的树林里。这支部队先是攻克克莱沃，后来横扫巴斯托涅前方的两道路障，之后更是攻下了诺维尔。

现今他们正准备攻击贝雷桥，直奔默兹河。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进攻。那天清晨，由于美军埋在桥下的炸药引爆失败，他们曾经短暂地占领了大桥。然而第一辆坦克刚要过桥，美军隐蔽于西岸的八辆坦克歼击车中的一辆就把它给摧毁了。德军唯恐有诈，便撤回来，隐蔽在了树林里。

晚上11点30分，德军的坦克又再次向大桥靠近，德军步兵也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乌尔河对面的一名美国工兵按下了引爆器。

这是今天的第二次引爆，但依然什么都没发生。

虎式和黑豹坦克向桥对岸开去。那些由少数美国工兵和加拿大第9丛林连组成的守兵们，抵挡住了第一轮进攻。然而局势很快就很清楚了，敌军数量对他们呈压倒性优势。他们依照命令撤退了。

桥头堡一被占领，年轻的德军中尉恩斯特•哥特斯坦就得到指示，让他带两辆装甲车沿主干公路向前方巡逻，一直巡逻到那个重要的交叉路口——珊普隆屏障。在那个路口，五条重要的道路交汇于一大片树林旁。

但头脑发热的哥特斯坦并没有直接沿主干道路行驶，而是直接从田野中穿行，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看到一间酒吧，他便拿出手枪，独自一人走了进去。酒吧里挤满了后方梯队的美国兵，边吃边喝酒。

美国人一看到哥特斯坦，大多数便从窗户跳出去逃跑了，另有两人束手就擒。整个过程连一枪都没开。这次胜利让哥特斯坦很是得意，他用无线电联系大桥旁的长官道：“交叉路口的敌人已扫清。”

6

在北面，迪特里希唯一一支进攻队伍正在为自己的存亡而战。派普战斗群现在明白，自己已经被完全包围在了斯图蒙附近这个风景秀丽的山区内。在它后方15英里，党卫军第1装甲师还是未能越过昂布莱沃河，进入斯塔沃洛，并送来急需的燃料、食物和弹药。

自从上午开始，派普战斗群就一直三面受袭。美军第3装甲师的乔丹特遣队已经从北面打到斯图蒙500码以内。往南2英里，在昂布莱沃河的另一侧，第82空降师经过一整天艰难、血腥的战斗，已经把党卫军部队逼回佘诺村。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来自西面。傍晚时分，美军第30师的一个营和贝里上尉带领的一个坦克连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慢慢向圣爱德华疗养院爬去。这座疗养院是座宏伟的石质建筑，就像一座堡垒般耸立在城郊。

在疗养院的地下室里，两名教士和几名戴着大翘帽的修女正在努力安抚200名惊恐的罹患结核病的儿童。炮弹的爆炸声、机关枪的咔嗒声、士兵们的呼喊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

神父汉勒带着孩子们在做祷告。突然间，一切安静下来。孩子们停下了祷告。一声枪响响起，随之是一人的呻吟声。然后又安静下来。地下室沉浸在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感之中。

地下室的门被推开了，楼道里响起一阵枪响声。

“平民！平民！”孩子和修女们叫道。

一个大块头男人“咚咚咚”地走下台阶。孩子们跑到他跟前，高兴地叫道：“山姆大叔！山姆大叔！”

其他美国人也来到地下室里，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为了让孩子们兴奋的情绪稳定下来，女修道院院长念了十几次玫瑰经来做感恩祷告。然后她祈祷陨落于战场上的所有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都能永远安息。

美国人接管底层的同时，两名教士和修女们给他们拿去了热水、咖啡和巧克力。

“今天可真艰难。”一个疲倦的步兵说。

“确实。”另一人答道，他的脸上被炸药弄得全黑了。“但他们也挨得不轻。明天，”他又说道，“我们就去斯塔沃洛、马尔梅迪，然后——德国。”

然而没过多久，敌军猛烈的坦克炮火就又爆发开来。美国兵们躲避炮火的当口，德国人冲进地下室来，喊道：“希特勒万岁！”他们让美国人排成一排，搜了身，并把他们的武器给砸烂了。

“哎哟哟，”他们的首领挥舞着一名俘虏的身份证件，用嘲笑的口吻说道，“咱们这儿有个中尉。”

32名美国人手放在头上，被押到了隔壁的面包房里。一名右臂受了重伤的美国兵还躺在地上。一个修女想用止血带止住流血不止的伤口，却怎么都不起作用。汉勒神父跪了下来，给他主持临终圣礼。

伤员无力地抬起头，看着神父。“谢了，”他说，“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妻子是。她会很高兴的——要是我死的话。”

德军首领把一根香烟放到伤者的嘴里，点燃了它。美国人虚弱地笑了下，吸了几口。那根香烟似乎让他一下子有了精神。他用左手往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将一小块巧克力递给神父。“给德军同志的。”他说。

那个大块头德国人收下巧克力，简短正式地鞠了个躬，然后笑了。“这块巧克力我吃不了，”他抱歉地向神父轻声说，“上面沾满了血。”

(1)　芝加哥小熊队（the Chicago Cubs），属于国家联盟（National League），而非美国联盟（American League）。——译者注

(2)　详见《马太福音》第21章。——译者注

(3)　大卫迎击歌利亚，《圣经》中一个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故事。——译者注

6　战争成形 1944.12.21

1

截止到21日上午，战场局势已经呈现出一个可以辨别出的形状。那是一个巨大的“突出部”。

在布雷德利所负责的南部战区，悬念和威胁远大于实实在在的战斗，但军队的动向却在不断改变。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向北进发，准备对20英里的战线发动攻击。卢森堡城的街道上，不断有卡车和坦克穿行。市民们刚开始还以为是德军进了城，等看到这些车辆后，才舒了一口气，上前迎接去了。

“巴顿！巴顿！”他们叫道。

在这整个地区里，就乔治•巴顿最忙。他正忙于安排第3集团军进入进攻阵地。他一个个地视察各师和各军司令部，提醒各指挥官发起攻击或者休息待命。他大衣外挂上一把珍珠柄左轮手枪，腰间也塞上一把，完全和士兵们打成了一片——和他们一起大笑，一起说俏皮话。他驱使自己的军队向北移动，乘着吉普车着了魔似的奔向一个又一个地方。

在车流中等待的当口，司机米姆斯中士扭过头说：“将军，政府雇了这么多参谋，真是浪费钱。您和我两个人就管住了第3集团军，还比他们干得好。”

2

在比利时军营内的指挥所里，前炮兵军官安托尼•麦考利夫正在评估巴斯托涅的形势。经过一系列变动之后，他发现不仅第101空降师，就连巴斯托涅的全部部队都在他的管辖之下。

那天早晨，巴斯托涅毫发无损，这主要是因为往东1.5英里的第501伞兵团挡住了昨晚的猛攻。伞兵前方的一个山坡上，堆满了装甲教导师步兵的尸体。那些人昨晚被困在了带刺的铁丝围栏内，也就是那些用来喂牛的栏棚中，倒下的时候尸体一排排很是规整。

驻防地被包围这个事实，并没有让麦考利夫感到压抑；在某些方面上，反而使得他的工作简单了些。他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坚守不动。

炮兵部队的情况则有喜有忧。除了他自己的炮兵和第10装甲师的火炮之外，他又将几个游荡的炮兵单位收入了自己麾下，包括一个炮手全为黑人的“长脚汤姆⁽¹⁾”炮兵连。大清早时，所有的火炮就都已经就位，可以三百六十度向任何一个目标开火。这是让人欣喜之处。而忧虑之处则在于炮弹很快就将打完了。

另有两支部队于前一天晚上到达了城内：其一是第705坦克歼击车营，它已经在诺维尔和蒙特捅开了几个口子；其二是第9装甲师的14辆谢尔曼坦克。这些坦克之前从隆维利伏击中逃脱，逃到了诺堡，在那里重新补充物资后，便在意志坚定的约翰•德罗什中尉的带领下，回到了战场。

麦考利夫最重要的盟友当然是罗伯茨上校。如今指挥权的敏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们的私人感情也放在了一边，他们两人正密切地合作。

除了给麦考利夫在炮兵使用问题上提建议外——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罗伯茨还掌管着驻防地的预备部队。他将彻里和德索布里两支战斗队剩下的八辆坦克组成一个战斗队，又将15辆轻型坦克和四辆坦克歼击车编成另一支部队。两支部队可被随时派往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段。

除此之外，罗伯茨还有第三支部队。这支部队由16辆各配有四架0.50英寸口径机枪的半履带车组成，也可用于快速反击。但是他故意没有告诉麦考利夫这个单位的存在。他这个老兵，想留一张王牌在手。

与巴斯托涅的守军相比，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调动的部队数量也大体相当——第26国民掷弹兵师和装甲教导师的一个团。尽管他明白，巴斯托涅若掌握在敌人手中，将会影响到他所有的兵力调动，但他更无法承受推迟向默兹河发动主攻的后果。

装甲教导师的其余两个团正沿巴斯托涅南边扫荡，几乎没有碰到任何抵抗。那天早上，他们俘获了一队要前往被围困的美军那儿的车队，总共有53辆卡车和15辆吉普车，且都完好无损。但在这次轻松取胜过后，拜尔莱茵领头的几辆坦克的步伐就慢了下来，最后在美军工兵仓促建立的原木障碍前停滞了下来。

曼陀菲尔获悉这个情况后，立马赶到了前线。他大为震怒：“你们只是需要多一点决心和冲劲儿。”他爬进停下来的五辆坦克中的一辆。“绕过路障，”他命令司机道，“向圣休伯特进发。我告诉你，前方的路没问题。”

司机绕过原木障碍，继续往前行驶。另外四辆坦克也跟了上来。曼陀菲尔带领巡逻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行进在应该是“重兵把守的敌军区域”内。然而却连一声枪响都没有，一个美国人都没见到。最终，他们停在一片高地上，俯视着圣休伯特。这座城镇离巴斯托涅25英里远，地位非常重要，几乎唾手就可拿下它。

德军第2装甲师终于拿下巴斯托涅西北20英里的奥托维勒大桥后，反而没有当初在马尔纳赫和克莱沃时那般勇猛了。他们也由于自己的胆怯而停顿了下来。

前一天晚上，年轻的恩斯特•哥特斯坦在珊普隆交叉路口单枪匹马地大败美国人，然后用无线电说通往默兹河的路途已经畅通了。拂晓时分，这个师开始前进，以为路上不会有阻碍。然而1英里后，领头的部队就撞上了一道仓促建成的薄弱路障。德军被吓了一跳，十分失望，用无线电联系后方道：“我们遇到敌军强劲抵抗，被迫停了下来。”

年轻的哥特斯坦错过路障这件事，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之前是直接横穿田野而行的。他的大胆举止不仅没有给他带来骑士十字勋章，反而让他面临着军事法庭的审判。那个让先头部队停下来的指挥官，也会由于自己的过分小心而面临同样的惩罚。那道路障只有100名倔强的美国人在把守。

3

在蒙哥马利负责的北方前线上，震天动地的行动在那天上午爆发了。天亮之前，迪特里希就开始向比辰巴赫到马尔梅迪沿线发起一系列猛攻。他这是要在北部防线上寻找一个薄弱点。

这个薄弱点并不在马尔梅迪。天刚亮的时候，奥托•斯科尔兹内对这座城的进攻就已经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这次将“狮鹫们”用作常规的坦克兵和步兵，从两面向马尔梅迪进攻，然而掩护进攻的浓雾突然消散了，之后美军第30师彻底击垮了第150旅。

斯科尔兹内不得不下令全员撤退。然后他走向司令部，司令部就设在李格诺维尔的磨坊旅店里。

旅店老板皮特•鲁普看到他走过来，头稍微向下低着。突然间就响起一声大爆炸。等烟雾消散后，他看到斯科尔兹内有些站立不稳，还用手捂着一只眼睛，有鲜血从他手指间渗了出来。那个大个头男人朝要上前帮忙的士兵挥了一下手，踉跄着走进了旅店。

尽管敌军对马尔梅迪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但东面的美军第1师为了能守住比辰巴赫前方的阵地，却不得不进行殊死搏斗。自从凌晨1点30分开始，虎式和黑豹坦克就向艾森伯恩山梁前的这个要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刚一破晓，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五辆坦克就突破了美军防线，开始破坏起连级和营级指挥所。有一个小时之久，迪特里希看起来都似乎找到了薄弱点。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坦克和掷弹兵冲向突破口，那个口子还是被封住了，而且防线内的坦克也被一辆一辆地摧毁了。

这场战斗十分胶着。已经可以听到，德军又有一个装甲团正在树林后集结。

那天上午，整个北部战场都全然感受到了伯纳德•蒙哥马利的个性魅力。许多美国军官闻悉这名久经沙场的专业人士被叫来重整秩序时，都感到十分高兴。其他人，尤其是将领们，则满腹狐疑。在他们看来，蒙蒂太过谨慎了。然而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当他没带任何护卫，坐着敞篷车从他们的散兵坑前驶过时，几乎每个人都很受鼓舞。他戴着红色贝雷帽、穿着伞兵夹克的样子，给人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他走到哪里就将自信带到了哪里。

更高层的人也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力。他已经设计出了一个防守方案。他命令“闪电乔”柯林斯掌管的第7军绕到德军“突出部”的后面，在马尔什地区集结，同时避免与敌军发生任何接触。然后等敌军攻势一旦缓和下来，柯林斯就会对敌军“突出部”的尖端进行打击。

然而曼陀菲尔麾下一个装甲集团军作战计划的突然变动，将会彻底打乱蒙哥马利的战略。德军第58装甲集团军的军长克鲁格将军为人理性、沉稳，但由于他缺乏吕特维茨的冲劲儿，曼陀菲尔便只把第116装甲师和未满员的第560国民掷弹兵师给了他。

克鲁格于12月16日发动了首轮攻击，目标是西尼艾弗尔山南边的一个区域，由纳尔逊上校的第112团把守。正如第28师的其他团一样，第112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把克鲁格的整个军拖住了有两天之久。然而到了12月18日，纳尔逊就被迫向西北方转移，最后加入了圣维特守军的队伍。

纳尔逊一被推搡到一边，克鲁格的路就畅通了。他沿圣维特这个突出部位的南边向西进发，于12月19日拂晓开进了巴斯托涅以北12英里的乌法利兹。然后他继续向西，于中午时分抵达了默兹河这一岸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乌尔河。

但美军工兵已经把桥给炸毁了。一支侦察队被派向西南方8英里的另一个过河地点。他们在那儿发现一座贝雷桥，桥身安然无恙，能承受最重的机器。然而这条消息却没有使谨慎的克鲁格高兴起来。据他推断，当他的大部队抵达的时候，那座桥肯定就已经被美军给炸掉了。那样的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损耗了燃料。

他做出了一个影响到整个战局走向的决定。他将自己的两个师扭转向北，命令前卫部队向一个叫作奥通的村子进发。

这个决定来自谨慎的推断，然而战场上的胜利却经常会避开谨慎之人。那桥正是奥托维勒处的那座贝雷桥。一天之后，德军第2装甲师正是沿着它过了河。事实上，那座桥自始至终都没被美军炸掉。

12月21日上午8点，一辆吉普车急匆匆地奔到罗伯特•豪兹上校的指挥所。豪兹的指挥所位于圣维特正西25英里的索伊村。一名情绪激动的军官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跑进豪兹的办公室。他气喘吁吁地报告说，他听到奥通附近有激烈的交火声。这让豪兹大为震惊。奥通在自己西面3英里，谁又会从南面攻击他的后方呢？

一天前，他的第3装甲师预备装甲战斗群被派给了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由于这个师的其他两个装甲战斗群分别于斯图蒙和马尔梅迪参加战斗，且柯林斯忙于集结第7军，因此它必须独自拦截从东而来的任何德军部队。

豪兹意识到，如果这支突然出现的德军部队攻破他后方的奥通，并继续向北，柯林斯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就位。他打电话给师部，说他将会亲自负责奥通守军的指挥任务（奥通的卫戍部队只有少量的工兵、通信兵、文员和军械员），并请求授权组织一支紧急部队支援奥通。他的请求被准许了。

然而豪兹手下却没有什么人可以派。一天前，他已经将所有的战斗力量组成三支特遣队，每队大约有400人和八辆坦克，并把它们沿不同道路派了出去。三支特遣队要单靠自己的身体挡住来势汹汹的敌人。

霍根特遣队——它是三支可牺牲的队伍之一——不久就在拉罗什附近碰上了德军。拉罗什处于巴斯托涅和马尔什之间大约正中的位置，是个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霍根将这个消息用无线电汇报了回去。豪兹让他晚上在拉罗什待上一晚，然后第二天上午亲自回索伊听从进一步的指示。

于是，早上8点，也就是豪兹获悉奥通被袭的消息之时，两辆吉普车从拉罗什离开，爬向北边的一座山。第二辆是霍根的，天线上悬挂着得州的旗帜。

萨姆•霍根中校在师里早已是大名鼎鼎。他来自得州，走路不快，会让人想起年轻时的威尔•罗杰斯。他开吉普车和坦克驰骋在法国和比利时时，车上总是挂着孤星旗。

一名列兵从壕沟里跳出来，挥旗示意两辆吉普车停下。“你们疯了吧，把车开到这儿！”他说。

“我们要走了。”霍根慢悠悠地答道。

“那你们最好快点走。那边峭壁上的德国佬正把手榴弹往路上滚。”

霍根示意领头的车继续向北行进。连续有好几英里，都没什么事儿。但他无意中还是发现路面上留着履带车驶过的痕迹。

然后他的吉普车就突然停了下来。霍根抬起头，看到自己领头的吉普车迎面对着另一辆美国吉普车和一辆半履带车。然后他又看到路上站着20名士兵，正在吃罐装的K级补给。18个是德国人，另外两个似乎是美国人。他以为那些德国人都是俘虏。

第一辆吉普车中的克拉克•沃雷尔中尉扭过头来，轻声说道：“他们都是德国人，中校！”

霍根从吉普车上下来，走到沃雷尔跟前听他说话。路上的那20名士兵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们。

霍根的副官特拉维斯•布朗少校从第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向路右边逃去，沃雷尔在后面跟着也跑了。

路上的士兵用德语大声喊叫着，跑向自己的车去拿武器。霍根不知道，他与克鲁格向北进发的装甲集团军的尾部碰上了——这个装甲集团军的头部正在攻击奥通。

“掉头。”他对自己的司机喊道。

列兵加斯特要掉转车头，但车却熄火了。他和霍根的勤务兵费尔•德•奥利尔从吉普车里跳出来。霍根脚踩着羊毛衬里的英国皇家空军军靴，也跟着他们跑向宽阔的田野，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嗖嗖嗖地飞过。在田野尽头，他从20英尺高的地方跳了下来，差点砸到下面的沃雷尔、德•奥利尔和加斯特。几秒钟后，特拉维斯•布朗也跌了下来。

“他们准头不怎么样，是吧？”霍根慢悠悠地说，“最厉害的射手现在肯定还在打劫我们的吉普车。”他车上带着一个浸过白兰地的水果蛋糕，是他得州的姑姑给他的。

这几人爬进一丛树林里，德国人则在临近的田野里搜索。霍根点燃一根烟，躺了下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努力战斗，努力休息。

4

那天中午，在山村斯图蒙，一名心烦意乱的党卫军成员正用无线电和另一个心烦意乱的党卫军军官交谈，那另一人处在东南方那片可以俯视斯塔沃洛的高地上。

“情况很糟糕。”斯图蒙的约亨•派普说道，他的战斗群被断了后路，美国人正从好几面向他逼近，“急需奥托。没有奥托，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会尽力的。”那个斯塔沃洛附近的人回答道。他的责任是给派普运送物资，但似乎已经无望了。一支援军为了突破斯塔沃洛、重新打通通向斯图蒙的道路，已经尝试了数十次。他们甚至跋涉进了已经涨满的昂布莱沃河刺骨的河水中，但却无一人能活着到达河的另一岸。

派普现在已经几乎用完了“奥托”——燃料。他们曾把罐头扔到昂布莱沃河中，希望一些能顺着河水漂到斯图蒙，但却一个都没到达。他们还进行过几次空投，但却只有少数几罐落到了派普战斗群的防线内。其他的则由于师长的固执己见，全都掉在了美军防线内。派普发回去的是正确的坐标，但蒙克将军却坚持认为，派普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

那支向斯图蒙的派普进逼的部队现在由威廉•哈里森准将管辖。前一天的擅自撤退让第30师的师长霍布斯很是生气。他撤掉了那个团的团长，把自己的助手——整个师最受尊敬的人给换了上去。

中午的时候，哈里森已经制定出一个进攻方案。两个营将在坦克的掩护下，从西面发动牵制性进攻。第三个营将会由哈尔•麦考恩少校带领，绕道北方，越过田野，切断斯图蒙东面的道路。

刚过中午，麦考恩少校就已将道路切断，搭起了一道路障。然后他就驱使士兵们踏上回头突袭斯图蒙的路途。没过多久，从西面就传来交火声。其他两个营已经发起了攻击，然后他突然就想到，两支美军部队有可能会误向彼此开火。由于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战场指挥，他觉得自己必须事必躬亲。他选了两人作为护卫，便开始绕道往西行进，要向那两个营告知自己这个营的确切位置。

三人正往一个树木茂密的崎岖斜坡上爬的时候，一个德国人从灌木丛后跳了出来。麦考恩甩起冲锋手枪，把他干掉了。一分钟后，子弹从两面飞来。麦考恩和两名护卫伏在地上。

“Kommen Sie hier。⁽²⁾”后面有一个声音说道。

麦考恩转过头。不到50码外，一长排的德国人正拿着步枪对着他们。

几分钟后，麦考恩被带到斯图蒙东郊的一间石头房子里。在那里，他先是被派普上校盘问了一下，然后被带到一间地下室里。他坐下来，一盏电灯正照着他的脸。一个大个头的中士沉默着，不断把鲁格尔手枪的弹药装填上，又抠出来。

与此同时，斯图蒙战役也达到了高潮。在疗养院的地下室里，三个小女孩跪在一个用来摆放花瓶的窄拱顶下，神父汉勒正给她们施以圣礼。他在炮弹的轰隆声中，请求上帝怜悯这些孩童。

一辆美军坦克歼击车从仅仅150码开外，向疗养院内不断开起炮来。它的目标却是致命的——它打的是一名躲在疗养院附属建筑内进行射击校正的美国兵。歼击车轰出的240发炮弹把墙壁炸了个粉碎。

最终，一发炮弹穿破一楼地板的花岗岩，几块天花板掉落下来，砸到了地下室的人。一大群孩子挤在修女旁边，尖声叫着，修女白色的大帽子上下晃动着，安慰着他们。其他人则满眼惊恐地抱着地面。

年纪大些的神父在不停地做着祈祷，央求孩子们和斯图蒙的几个成年避难者能够冷静下来。“我会给所有的人以宽恕的。”他叫道。

所有的人都齐声背诵起《痛悔短祷》来。然后神父沉重的声音高过了喧闹声，他以上帝的名义请求宽恕所有的人的罪过。

突然，一阵骇人的噪音响起来。一发炮弹炸穿了拱顶的天花板，整个地下室里都充满了刺鼻的火药味和烟雾。孩子们和成年人都惊恐地尖叫道：“救命！救命！我们是平民！”

汉勒神父冲上通向厨房的楼梯。他要请求双方停战，好让地下室里的人都能撤离。上面的一个德军士兵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朝他跑过来，便拿起冲锋手枪朝他开了火。汉勒踉跄着跌到地下室里。但让他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被打中。

“安静，”他喊道，“我向你们保证，祸患必不会到来。”其他人以为他得到了德国人的保证，便冷静了下来。

交火声先是减弱了些，然后就完全平息下来。孩子们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有人把蜡烛给点亮了。汉勒神父抬起头，看到了那发穿透拱顶的炮弹。它被卡在了半中央——是一发哑弹。

5

尽管如今的战场形势已经呈现为一个巨大的“突出部”，美军却仍有一根手指从西北方插在德军的“突出部”里面。这就是圣维特半岛。

现今阿登战场大片区域的舒缓局势，都与这个“突出部”中的突出部位有着莫大的关联。德军最高统帅部明白，要想进一步取得进展，则必须先把这根手指给砍下来。

因此，纳粹攻势的全部怒火几乎都涌向了圣维特。

(1)　长脚汤姆（Long Toms），指155毫米加农炮。——译者注

(2)　德语，“来这儿”。——译者注

7　小镇之死 1944.12.21

1

在维尔萨姆，差不多已经凌晨2点了，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将军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睡意。自从离开艾巴赫之后，床的奢侈他就无从享受了。除了对战场的极度忧虑外，还有一个个人问题困扰着他。他唯恐自己前一天写给霍奇斯司令的参谋长比尔•基恩的消息，会引发对琼斯将军地位的错误印象，于是便又写了一张私人便条给基恩：

琼斯将军是个少将，而我是个准将。他附属于我这件事，让人看起来好像因为他某些方面不称职。我要在此公开声明，他自己的部队仍由他自己管辖，我们两个也正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在合作。如果我昨天的便条有引起别的印象，我想在不公正产生之前，立马纠正它。

哈斯布鲁克然后又在给琼斯的副本上写了一个脚注：“这封信会立即送出去，也会有一份送给里奇韦将军。我希望，它能纠正我之前给基恩将军的便条可能引起的任何错误印象。”

让一名将军最为困扰的事情往往与敌人无关。

到了傍晚，在数个小时的苦战后，圣维特以东的防线上已经有两处出现严重变形。虽然这片区域只有1000名美国人和少数几辆坦克防卫，但他们却面对着200辆坦克和将近10000名的德国人。

下午5点15分，德军的迫击炮在城镇前面的树林里狂轰滥炸，唐•波伊尔少校就在附近。波伊尔看到前方有人影在黑暗里穿行。很快，他就听到德军中士们愤怒的争吵声：他们带着几个班的士兵，正朝M.A.杰米尔中尉的那个排而去。

下午5点35分，波伊尔的电话响了，是B连的约翰•希金斯中尉打来的。“天哪，”他大叫道，“我的人惨不忍睹！坦克歼击车都他妈的哪里去了？”

波伊尔先是打给负责管辖这片受损区域的W.H.G.富勒中校，但与营前进指挥所的无线电和电话连接都断了。他连通了手下一名指挥官的电话。他盖过战斗的喧嚣声：“告诉富勒中校，我们要不能立即得到坦克歼击车支援，德国佬的坦克就会攻进来了。”

过了几分钟，波伊尔的电话响了。“唐，我急需支援！”那是杰米尔的声音，“A连那个掩护勋伯格路的坦克班，要么被干掉了，要么就是撤了。两辆黑豹坦克正在我部队的散兵坑中来回扫荡！”

波伊尔没有什么可派给杰米尔。电话在6点44分时又响了。

“我们干掉了一辆黑豹，”杰米尔兴奋地叫道，“另一辆也撤回去了。”

“漂亮。”波伊尔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打电话给富勒中校，这次直接联系上了他。“我们的防线暂时保住了，”他告诉营长道，“有几个德国佬冲了进来，但我们会解决掉他们的。我们应该能熬过今晚，但上午我们必须得到支援。”

几分钟后，也就是晚上7点5分，一张黑溜溜的脸出现在他散兵坑的上面，咧开嘴笑了。那是希金斯。

“情况正在改善，”波伊尔说，“现在我们只需等明天来啦。”他擦了擦眼镜，拉紧头盔。“我要去检查一下防线。”波伊尔刚要爬出散兵坑，一发炮弹就爆炸了，把他推回到希金斯身上。啸声炮、火炮和迫击炮炮弹密集地砸在这片区域上，波伊尔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

“约翰，”他们蹲在地上后，他严肃地说，“我们不用想明天了。你先回营前进指挥所，给他们说这儿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应该是挡不住下一轮大规模进攻了。我们需要坦克和坦克歼击车增援，马上就要！”

希金斯一离开，波伊尔的电话就响了。“该死的，他们又把两辆坦克开到了山顶上！”那是杰米尔的声音。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极度哽咽着，波伊尔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它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把我的人全都炸飞了，道路对面也一样。真是该死！唐，你能帮忙做些什么挡住它们吗？求你了！”

通过无线话机，波伊尔可以听到88毫米炮的怒吼声。

“一辆坦克就在我房屋的另一面。”杰米尔大声说话的同时，又传来三声连续的爆炸声，“得离开这鬼地方了！”

往北几百码，杰米尔、奈特中士还有其他三人猛地从房子里奔出来，跑进附近的树林里。周围的步兵都在从散兵坑里往外爬，逃向后方。

又有更多的德军坦克开到了山顶上。在对面方向，五辆美军坦克意外地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它们分散开来，搜寻着正大行杀掠的德军。突然间，白色的照明弹朝美军坦克飞过去，美军被刺眼的光亮照得眼花，只能无助地摸索行进，在光亮下，成了几只待宰的羔羊。几分钟内，它们就全都着火了。

杰米尔和奈特没有办法聚拢起1排，便朝圣维特跑去。他们希望能在那儿得到援军，然后再折返回来。

他们撤退的同时，波伊尔正从自己防线的南翼往下跑。他看到一个排在一名中尉的带领下，正偷偷地溜向后方。

“你们他妈的要去哪儿？”他愤怒地喊道。

“后面。”中尉颤抖着答道。

“为什么？”波伊尔透过眼镜怒视着他们，就像一个发了火的教授。他将自己的M-1步枪枪头抬起来，抵住中尉的肚子：“立马带你的排掉过头，要不然就让你吃子弹。”

“但是少校……”中尉抗议道。

“我数到10就开枪。1……2……”

“算了吧，中尉，”一个个子不高的罗圈腿的中士说道，“少校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吧。”

那个排回到了散兵坑里。

就在北面，杰米尔和奈特匆忙从富勒的前进指挥所带走一个连的工兵，正在返回前线的路上。在原有阵地附近那条路的一个拐弯处，一辆庞大的德军坦克咯咯咯地朝他们开过来，全身的螺丝似乎都要散架了。美军士兵立马跑进树林里。又有其他的德军坦克跟了上来，机枪对着道路不断地扫射。这个时候，工兵们已经四散到各处了，有些跑往后方，有些则在混乱中跑向前线。精疲力竭的杰米尔和奈特掉过头，又朝圣维特走去。

2

布鲁斯•克拉克北翼的指挥官罗伯特•艾伦布什中校，正乘一辆吉普车向圣维特而去。他刚刚视察了自己的防线，明白自己的人坚持不了多久了，于是便制定了一份撤退方案。他整个防线将会以C连为支点，像一扇门一样向后旋转到城西面高地上已经挖好的阵地里。

艾伦布什走进自己在圣维特的指挥所里。第23营的罗伯特•瑞亚中校耳朵正贴着话筒，便用手招呼他过去。“我们刚收到第87骑兵侦察中队B小队的一条紧急消息，”瑞亚说，“敌方步兵在坦克和突击炮的掩护下，正猛攻他们。”

他们正在说话时，又有一条消息来了。W.H.G.富勒中校要求艾伦布什给他一些紧急支援。德军的坦克和步兵正沿勋伯格路涌过来，达德利•布里顿上尉带领的B连，就是波伊尔右侧的那个，快要被敌人的炮火给炸飞了。

“好吧，”艾伦布什说，“我调动一下我的预备部队。”五辆谢尔曼坦克在约翰•布莱尔上士的带领下，被紧急派往布里顿的区域。

布里顿的指挥所已经快守不住了。一架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向这座石头房子开了一炮。墙壁摇晃了一下，但没倒。

“出来！”一名德国人用德语喊道。

“出来……你个鬼！”布里顿有些结巴着答道，“你们还有什……什么玩意儿，让我高兴一下？进来啊，老兄！”

铁拳火箭筒又向房屋轰了一炮，把房间的陈设都给烧着了。几个人从房屋后面溜出来，爬到后面的山丘上，往下来了一轮声势逼人的火力压制。布里顿和房子里的其他人在此掩护下，也从后面跑出去，躲在了树林里。

晚上8点的时候，克拉克的防线已经有三处被扎破了。德军坦克和掷弹兵向圣维特集聚的同时，浓密的大雪也开始漫天而下。

杰米尔中尉和奈特中士跨过铁轨，来到城区边界。炮弹还在不断爆炸，街上不断有车辆载着目光呆滞的士兵疾驰而过：从东面和北面而来，又往西面和南面而去。

瑞亚中校这时正在街上组织散兵，他把杰米尔拦了下来。他让杰米尔带一辆载满人的坦克歼击车，沿铁轨朝东北行进，尽量把防线上的一个口子给堵住。杰米尔和奈特爬上车，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幕里。

与此同时，布里顿上尉也从东南方踉跄着来到圣维特。他要找到瑞亚，问清楚现在的形势。他左侧有强光闪了一下，角落里的一辆美军坦克歼击车就燃烧起来。大量白色的伞式照明弹如同会飞的水母一样，飘落下来。

布里顿意识到自己夹在两方的炮火中间，便立马跑进一间药店里。憔悴的美国兵不断跑过，脸在耀眼的火光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神态。接着他看到瑞亚冲出来，朝着后撤的士兵愤怒地大声叫喊。德军步兵也和美国人一样不知所措，沿着街道奔跑，搜寻着敌人和避难所。

布里顿走到瑞亚跟前。“你……要让我干什么？”他问道。

“带你的人去西面。立即建立一道新防线，就在城区另一边1英里左右。祝你好运！”

晚上8点5分，波伊尔还在圣维特以东的阵地上。他听到大批的坦克正顺着勋伯格路叮叮当当、咯咯吱吱地开过来。他立马让机枪和迫击炮对准道路喷射起来，跑在坦克后面的黑色身影有些倒了下来，有些逃向了后方。波伊尔以为，只要他能把步兵拦住，有人就能解决掉冲过去的坦克。他给第275装甲野战炮兵营的前进观察员沙纳汉中尉打去了电话。

1943年，奥托·斯科尔兹内由于大胆营救出了墨索里尼，而受到希特勒的祝贺。一年之后，元首最喜爱的这名突击队员带领一个旅的德军装扮成美国人的样子，参加了“阿登之战”。盟军认为他的任务是刺杀艾森豪威尔。

约亨·派普中校。他带领的战斗群是第一个深入打进盟军防线内的部队。

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

“马尔梅迪大屠杀”中几名被冻住的受害者。此事件的审判结果在欧洲仍然存在不少的争议。

这几名卢森堡女性把一名美国士兵——28师的莱斯特·克里茨中士——藏在被德军占领的维尔茨有几周之久。（站着的从左往右）独身老姐妹：玛丽欣·戈贝尔和伊莉丝·戈贝尔。（坐着的从左往右）他们结了婚的姊妹苏珊娜·迪斯柏格尔，她的两个女儿悌茜和玛丽亚，和邻居贝蒂·寻特斯。

第8军军长特洛伊·米德尔顿将军

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左）命令第18空降军军长马修·里奇韦从“鹅蛋要塞”撤出，以“整理”防线。此举遭到了许多美军将领的强烈反对。

第1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中将

28师110团团长赫尔利·富勒上校

皮特·鲁普和他的妻子巴尔比娜在纪念碑前。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那些在他们位于比利时李格诺维尔的旅馆附近被谋杀的美国兵而建立的。由于他们的帮助，14名被俘虏的美国人免于遭受同样的命运。

“阿登之战”两天前的西尼艾弗尔山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埃里克·费希尔·伍德准将和他的儿子——106师的小埃里克·伍德之间的偶然相逢。

第7装甲师的小唐·波伊尔少校

第7装甲师师长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将军

赫尔利·富勒上校110团（28师）的两名逃到巴斯托涅的步兵。（从左往右）列兵亚当·戴维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五级技师米尔福德·西勒斯（印第安纳州莫里斯维尔）。

35师的一名步兵约瑟夫·霍姆斯（马里兰州坎伯兰），因参与1945年年初几天于巴斯托涅附近发生的激烈战斗而显得沧桑劳累。

第26“北佬师”的士兵们正向维尔茨行军

比利时乌法利兹附近，美国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1月16日即在此处相遇。一等兵弗兰克·乌卡辛（蒙大拿州大瀑布）给自己的M1又换上了一个弹夹。正如其他成千上万的美国兵一样，他也是在实战中才学会了冬季作战。那两个已经死亡的德国人穿着迷彩雪衣。

围城巴斯托涅内的唯一一名记者——《布法罗晚报》的弗雷德·麦肯齐

第11装甲师的一等兵约翰·费格

围城巴斯托涅内的圣诞晚餐。（从左往右）威廉·罗伯茨上校；内德·摩尔中校；杰拉德·希金斯准将；安托尼·麦考列夫准将（卫戍部队指挥官。德军让他们投降时，他只回了一个词，这让希特勒大为震怒）；小托马斯·舍伯恩上校；H.W.O.金纳德中校；保罗·达内伊中校；柯蒂斯·D.伦弗洛上校。

第3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几周后于德国的前线牺牲。

101空降师师长麦克斯韦·泰勒将军（左）向曾暂时代替自己在巴斯托涅履行职责的安托尼·麦考利夫表达祝贺。

三名美军将军视察饱受战争摧残的巴斯托涅。（从左往右）奥玛·布雷德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乔治·巴顿。

“霍根400勇士”的萨姆·霍根中校（第3装甲师）

30师的哈尔·麦考恩少校，曾被约亨·派普短暂俘虏。

在卢森堡的德占维尔茨，美西·史坦纳将28师的列兵拉尔夫·埃利斯藏在她杂货店和住处两用的家里面，有将近一个月之久。她的儿子那时正强制在德国军队中服役。

在平安夜被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杀害于比利时班德村的32人当中，神学院院长让-巴普蒂斯特·穆思提（右）认出了巴斯托涅神学院的4名年轻学生。里昂·普莱勒（左）当时把一名卫兵撞开，才得以逃脱。

“迈克，”他叫道，“火力你有多少，就把多少都打到城东主防线的勋伯格路上来。”

两分钟后，炮弹飞过头顶，炸在路面上。然而德军的坦克却没有停下。路边搭的每架机枪和巴祖卡火箭筒都已经被配置了好几组人员，哪一组都坚持不过十或十五分钟。一组美国兵一牺牲，就会又有一组爬上去。波伊尔觉得自己就像个刽子手。他打电话给B连道：“不要再往路边派替补组了。我绝不会让你们再付出任何代价了！”

希金斯打电话过来。“我派了一队侦察兵过去，但他们过不去。我不知道你那里的情况到底怎样。但我这儿的步兵和坦克可是一大群！杰米尔的排没了——一个人都没剩下！”

又有一辆敌方坦克从波伊尔旁边全速开过，好像能在黑暗中看清楚东西似的。波伊尔猜它上面可能安装着某种新型的红外线设备。

下午9点30分，五辆美军坦克在黑暗中缓缓从西而来，从波伊尔的阵地前开过。这是从艾伦布什那儿借的一个排，由布莱尔上士带领，用来堵勋伯格路用的。布莱尔把坦克排成一排，好让所有的炮管都能轰击任何从山那边过来的德军坦克。没过一会儿，黑豹和虎式坦克就越过山顶而来。布莱尔的人还未来得及开火，德军坦克就射出了高速照明弹，照明弹爆炸开来，喷射出巨大的光亮。布莱尔的人都被照花了眼，车辆的轮廓也显露了出来。

战斗虽然很激烈，但却呈一边倒的态势。布莱尔的人只能盲目地乱打。布莱尔于一闪间看到一辆坦克，便开着火向它驶去。那辆被击中的坦克愤怒地拐向布莱尔，全速朝这辆美军轻型坦克冲过来。然后就是一次骇人的碰撞场景。布莱尔的坦克翻个跟头，报废了，底板随着一声爆炸声，也炸裂开来。布莱尔从大洞里爬了出来，其他11名美国坦克兵也分别从燃烧着的车辆残骸中爬了出来。布莱尔把他们聚拢起来，向西面而去。

3

在维尔萨姆，哈斯布鲁克正努力要把前线的事儿给穿起来。他明白，圣维特要被抛弃了。至于克拉克，他如今已把指挥所设在前往维尔萨姆半途中的卡曼斯特，正忙于在圣维特后方建立一个弧形防线。克拉克南面的霍格则自从上午起就边打边往后缓缓撤退，如今正奋力要与克拉克再度联结在一起。

幸运的是，马蹄铁南半部分的其他位置仍然无恙。里德的第424团和纳尔逊的第112团状态良好，今天的日子相对好过些。第7装甲师的琼斯特遣队仍然坚守在古维与彻林附近的最右翼防线。哈斯布鲁克明白，南半部分一旦弯折，马蹄铁形状内的所有人都会被从侧翼包抄——然后被围住。“拖延敌军，往古维撤退，”他对那支小型特遣队下命令道，“要死死守住贝豪和博维尼。路必须是我们的！”

圣维特往东不远，旷日持久的围城战让冯•曼陀菲尔很不耐烦，他正敦促麾下的军长和师长直接从城镇中心冲过去，直接向西进发。他对圣维特守军出乎意料的表现是既欣赏，又恼怒。一支炮兵部队（那是第275炮兵营）的破坏力尤其惊人。但最让他烦扰的一支部队，当属一群守卫东方门户的英国人。

那些“英国人”是W.H.G.富勒中校组织起来的杂牌美国部队。这个时候，富勒的防线已经在分崩离析了。原来的1142人如今只剩下了269人。一些幸存者正往后方撤去，但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在安斯蒂和波伊尔的带领下，仍然坚守在前线的阵地里。

晚上10点50分，带着为数不多的人守在波伊尔左侧的安斯蒂上尉，接到了个无线电话，是后方的圣维特连指挥所的二级军士长诺里斯•彭斯打来的。

“我们的房屋着火了，”彭斯说，“指挥所撤离城区，可行吗？”

“撤吧。”

“你的左翼就像一个大开着门的房间，上尉。”彭斯说，“你的右翼也好不了多少。”

“多谢了。”安斯蒂嘲讽地答道，“如今几乎成了德军的后方梯队了。”

晚上10点50分，波伊尔与他手下的人争论了起来。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他人都觉得局势已经无望了。

“我们不会撤的，”他说，“除非克拉克将军下令给我们。”

过了一会儿，他匆匆给克拉克写了条消息，用炮兵通讯网传了出去。“道路断了，”上面写道，“城里至少有八辆重型坦克和一些步兵。有什么命令给我们吗？”

克拉克几乎立即就给出了答复。

波伊尔看了一下，把手下的指挥官都叫了来：希金斯、霍兰德和第87骑兵侦察中队B小队的新队长罗杰斯。集合完毕后，他看了一下他们三人，心里很清楚他们想说什么。然后他把消息念了出来：“重整部队。尽量保存车辆；穿过圣维特向西进攻；我们正在城区西面建一道新防线。”

“我的人都不成样子了，还怎么进攻？”希金斯抗议道。

“我的人已经受够了。”霍兰德说。

“我的也是。”罗杰斯说。

波伊尔叹了口气：“我知道，我知道。”他实在是太累了，不想争辩了；而且他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他们自己能活着逃出去都算走运了。但命令就是命令，他们必须撤退并发动进攻，“我们会从右侧撤离。派一名传令兵通知迫击炮排，让他们毁掉车辆，但要带走迫击炮和三脚架。”

“那个应该支援我的坦克班，该死的已经溜走了。”霍兰德报告说。

“约翰，”波伊尔转向希金斯，“尽量传话给路那边的A/23部，告诉他们我们的打算，让他们从左侧穿过安斯蒂的阵地。”

“我有五名重伤员动弹不了，”罗杰斯说，“一名医护兵自愿留下来陪他们。他会在明天上午找一名德军医护兵投降。”

波伊尔不怎么喜欢这个主意，但却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让那个医护兵在树林里待到下午。他请降的如果是被重创的前线德军，那些孩子的日子就不会好过的。”他看了看表，下午11点，“一小时后出发。”

“那也太迟了！”一人反对道。另有一人则说太早了。

“不要再说了！一小时后出发。”波伊尔厉声说。

“那我们拿那四名俘虏怎么办？”一人问，“我们把那些混蛋杀掉吧。”

波伊尔摇了摇头：“对德国佬，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但那是俘虏他们之前。给他们戴上手套，省得他们冻僵，然后把他们绑起来。德国人明天上午就会发现他们的。”

“我说杀掉他们！”

波伊尔没做理会。他转向希金斯：“你要和我去右侧，把命令传下去。我们走吧，约翰。”

波伊尔从散兵坑里爬出来，向南走去。这时是晚上11点15分。

一系列沉闷的轰隆声从后方传来。波伊尔转过头，透过浓密的雪幕看到一片橙色的光亮。圣维特在燃烧。

4

晚上11点55分，在位于前往维尔萨姆半途的卡曼斯特，布鲁斯•克拉克将军正在重整麾下受损的部队，他由于缺乏睡眠，眼皮显得很沉重，老想合住。他已经设立了十几条散兵防线，撤回来的人和坦克都被部署在圣维特西南方的高地上，甚至炊事员、通信兵和文员都被拉到了新防线上。

克拉克坐在旅馆里的桌子旁，听到门外有一个人在固执地大声叫嚷：“我一定要见克拉克将军！”

“将军很忙，你不能见他。”克拉克认出了自己助手的声音。

他走到门口，外面大片的雪花缓缓落下。一名胡子拉碴、双眼充血的中士正在瞪着自己的助手，中士是第87骑兵侦察中队的伦纳德•拉德。他看到克拉克，便走上前来。“将军，我想听您亲口说，是您下令让B小队撤出阵地的。”他因过度劳累而很是虚弱，不禁晃了一下，“离开前线这个主意，我和我的战友们都不喜欢。所以我就想听您亲口说，是您下令让我们撤出的。”

“是的，中士，是我下令让你们撤出来的。你们后方有德国人，我这里需要你们。”

“好的，我就想知道这些。”

两人沿着道路走了一段。透过飘落的雪花，克拉克看到了拉德骑兵小队的残部，总共有40人。他们脸上满是泥土、火药烧伤和血迹，疲倦的双眼就像两个大洞一样。

“你们顺着这条道继续走，”克拉克努力说道，“就会有军官把你们带到新阵地上去的。”他们疲倦地沿道路走去，克拉克在身后看着他们离开——道路上已经又新添了些白色的雪花。

圣维特往北大约1英里，艾伦布什坦克营C连的五辆坦克这时正停在一片田野上。坦克兵们挤在旁边，嘴里不住地嘟囔着，身体却一动不动。雪花把坦克装扮成了白色的土堆，他们的头盔也成了白色。

南面有照明弹飞了起来。坦克兵们扭过头，看见黑色的身影荷枪实弹地朝圣维特而来。那些身影越走越近，在离坦克不到10码开外走了过去。其他照明弹也飞了起来。他们的邻居是德国人。

中士华莱斯•汉考克爬到另一名坦克指挥官艾尔•艾廷格跟前。“艾尔，”他轻声说，“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吧。”

“但他们还没给我们通知呢。他们让我们留在原地，除非收到撤退的命令。”

汉考克决定打破长时间的无线电沉默。他小心地爬进了坦克，扭开无线电设备。“C7呼叫C1，”他轻声说，“你们出发了吗？如果出发了的话，你们位置又在哪儿？”

停顿了一下——然后是静电的噪音。“C1呼叫C7，”有人咝咝沙沙地回答道，“我们在圣维特南面。你们撤退吧，在城区南面见。”

汉考克咒骂了几句。他们被忘了。“我之前是怎么给你说的？”他生气地说，“真是窝囊。”

五辆坦克小心翼翼地朝圣维特缓缓开去。汉考克站在头一辆坦克的炮塔里，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红色的光亮。坦克又往前驶了一段后，他才看出来，那片光亮原来是圣维特：房屋都在燃烧，街道上的坦克和半履带车也都闪着火光。浓密的大雪给这座要死去的城镇披上了个超现实的斗篷。

“好吧，”汉考克对驾驶员说，“拿出你的最大速度来！”

坦克排成一纵队，机关枪开着火顺着主干道奔了出去。步枪声响了起来：穿着平民衣服的人从窗户里侧出身子，对着撤退的美国人射击。

在城中心，一辆燃烧着的半履带车挡住了去路。汉考克的驾驶员停下车。“要我从那辆车左边走还是右边走？”他问。

“往右打。”汉考克叫道。

突然间，房屋里涌出来大群的美国兵，像苍蝇一般团团围住了这五辆坦克。汉考克的坦克里已经载着两个德国人了，他们是在几个小时前被俘虏的。两个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也急于逃离这个燃烧着的城镇。他们往一起挤了挤腾出些空位，伸出手来帮助新来的人。汉考克的坦克向右打了个弯，稍微压着半履带车，绕了过去。车队又一次踏上路途。

德军掷弹兵从房屋间的空隙跑出来，向着他们开枪。汉考克没有办法用坦克上的机枪——有10个美国兵正抱着它。唯一能用的就是他那0.50英寸口径的机关枪。他朝路过的房屋扫射几下，那些掷弹兵就都跑了。

坦克以12英里/小时的速度穿过城区，然后拐向西南朝克龙巴赫而去。在他们身后，圣维特的家乡——圣维特城诡异地闪耀着，犹如梦魇中的地狱。步枪声停了下来，机关枪的咔嗒声也很遥远了。

在浓厚的雪幕下，暂时安全的坦克费力地向西开去。一名美国兵张开嘴唱道：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¹⁾

其他人接着唱了下去。不一会儿，坦克上所有的人便都唱了起来。两个德国人也在用自己的语言随着歌谱唱着：

Nur das traute，hochheilige Paar.⁽²⁾

汉考克想到了自己的家。他七个兄弟中的五个都在服役——四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全都在战场上。他希望他们能像他一样平安。

Schlaf in himmlischer Ruhr.⁽³⁾

歌曲结束了。雪越积越厚，坦克的哐当声也小了。他们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圣维特城也在此时终结。

(1)　西方圣诞歌曲《平安夜》（Silent Night），译文采用刘廷芳于五四时期译配的版本。——译者注

(2)　德语，“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译者注

(3)　德语，“静享天赐安眠”。——译者注

第三部　黑色圣诞节

1　鹅蛋要塞 1944.12.22

1

12月22日，“守卫莱茵河”方案加快了步伐。要不是还有两重阻碍，想必步速可以更快。这两重障碍便是横亘于德军大潮中的一座岛屿和一个半岛。

那座岛屿就是巴斯托涅，它迫使曼陀菲尔必须选择从南面或北面绕行，严重阻碍了进攻。那座半岛则是新设的马蹄形防御工事，匆匆忙忙建立在沦陷的圣维特后方。马蹄形近乎要合拢成一个岛了：其通向西北方的疏散通道每个小时都在变窄，危机丛生。这是第二波进攻的德军做的好事。

就在圣维特的东面，唐•波伊尔少校和他仅剩的一百来号人被德军团团围住。

“散开，分成五人一组，”他疲累不堪、神情沮丧，对希金斯中尉和剩下的军士们说道，“悄悄地从德国佬的战线中渗透出去，夜里再走，白天不要行动。”少校把大后方的方位信息给了他们，许许多多五人组很快成形又消失了。疲惫的波伊尔把双筒望远镜递给希金斯说：“约翰，想必你能让它更好地派上用场。”

“你跟谁一起？”希金斯把他扶起来问道。

“跟你吧，我想。”

波伊尔一行五人，踏着几乎齐膝的雪艰难地向南方走去。左侧已起了昏暗的灰光。朦胧的第一缕晨曦中，一阵步枪枪响打破了沉寂，原来是德军在逐个击毙圣维特一战的幸存者。

波伊尔沿石栏的边缘缓缓爬了上去。下方是普兰到圣维特的大路。他叫手下的四个人躲在石栏后，他们五个得等到夜里再偷偷出来，溜过公路。

其中一人不耐烦了，开始匍匐前进。

“等等。”波伊尔小声说。但是已经晚了。一块石头松了，滚到路上，下面马上就有人喊了起来。

“投降吧，”有人用英语说道，“你们被包围了。”那人停顿了一下：“要是不投降，我就用迫击炮轰你们了。”

波伊尔和同伴简短商议了一下。“我们要不打一场吧。”波伊尔说。

“那等同于自杀！”一人反对道，另两个也同样反对。波伊尔叹了口气，然后灰心丧气地站了起来，但挑衅的架势还在。路上站着的一个德军中士，正命令他爬下坡来。

于是，德军就驱使着这几个美国大兵向东行进。好些德军的指挥车、吉普车和卡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路上还偶遇了一个德国步兵团，他们正朝圣维特行进，士兵个个精神抖擞、自信满满。

抓住波伊尔的那人同情地笑了笑。“战事就是这么瞬息万变，”他说，“说不定明天我也成了个俘虏呢。”

波伊尔一行被带去了会客室，有四个卫兵手持冲锋枪，站在门边。一阵激动的私语后，一个警卫低声道：“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马上就来了！”

过了一会儿，一辆车停在了会客室前。一名年轻的上校身着毛边灰氅，从车里走了出来。另有一军官——一个脸上堆满了皱纹的老人，随后也下了车。一声令下，大家咔嗒一下集体立正。

老军官大步迈进会客室，瞥了一眼在旁的波伊尔和其他俘虏，脸色都不曾改变。波伊尔认出了龙德施泰特。

他目测了一下自己到墙角那把冲锋手枪的距离，考虑着抓起它再让龙德施泰特吃几个枪子儿，时间够不够用。但这想法无疑是疯狂的：要是他真把元帅杀了，对方报复起来，可能当地所有的美军俘虏都得陪葬。

龙德施泰特突然转过身，对年轻的上校说：“你从哪找了这么些懒散的卫兵？”

“他们已经战斗一整夜了，长官。”

“这地方简直是丢人现眼，你自己看看！”龙德施泰特在屋子里转了一转，大步迈出了会客室。上校训了一个少校几句，也离开了。那名少校于是吼起了一个中尉。几分钟后，一个下士又对着那些脏兮兮的卫兵骂个不停。

五天以来，波伊尔头一回露出了笑容——哪个军队不是如此这般互相扯皮呢！

2

东北方向，派普战斗群身处越来越小的包围圈中，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目前德军手里只剩两个山村——斯图蒙与拉格莱兹。斯图蒙的重中之重，是村西郊的圣爱德华疗养院。疗养院如一堡垒，屹立于彼。一旦它被攻克，派普就不得不放弃斯图蒙，后退几英里，守其最后一道要塞——拉格莱兹。

在坦克、反坦克炮，再加上西边几英里外设下的一门155毫米火炮的轰击之下，疗养院如今只剩一副残壳：屋顶倒了，墙也摇摇欲坠，满是斑驳的枪眼弹痕。可是派普手下的人仍固执地不愿撤退。

地下室里，250名孩童、修女、教士，以及成年的难民正努力入睡。炮火已不那么密集了，下午那骇人的轰炸结束后，这相对的安静看来与和平无异。

精疲力竭的党卫军士兵从厨房爬进地下室。“增援没来。”长官忧心忡忡地对神父汉勒说道。说完，便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上楼梯，他的19个兵紧随其后。几分钟之后，敌方所有的坦克都从另一个方向——北方打来了。这可让这些党卫军吃了一惊，因为北方除了高高低低的树丛以外，什么都没有。

美军第704坦克营以及第30师已经秘密地铺好了连接主公路的通道，这条木头通道一直通到疗养院后面一处陡峭的路堤上。

上面的美军坦克一开火，疗养院的大楼就得震三震。每震一下，地下室的顶儿就摇摇欲坠。地下室的人只听见，德军拖进一楼走廊的那门火炮每隔十分钟就会开一次火。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竟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楼上的房间已成了弃子，幸存的20个德国党卫军成员悄悄溜出大楼，朝着拉格莱兹退去。在拉格莱兹村那个如画的小山村里，一名美国兵与约亨•派普在一间地下室里相谈甚欢，二人从半夜一直聊到现在这黎明时分。

这名美国兵，就是哈尔•麦考恩——刚被俘虏的第30师少校。他想知道德军此次攻击的目标和范围，以便为逃跑做准备，于是就鼓励派普把最近纳粹取得的战绩说个详尽。

“我们输不了的，”派普上校用标准的英语激动地说，“希姆莱的新预备队有那么多个师，肯定会让你们的军事情报官大吃一惊的。”

麦考恩少校什么也没说。眼前这个人不仅承认自己热烈地拥护着纳粹，而且还以此为傲，跟他的一夜长谈，深深地吸引了麦考恩。令他惊讶的是，派普这个人不仅待人和善，人也很幽默。这样一个聪明又有教养的人，怎么会是个纳粹呢？

“噢，我承认我犯了许多错，但是想想伟大的希特勒，想想他的盛世功业啊！这场仗也是为你们打的：元首设想的是一个统一的、更加多产的欧洲啊！你难道看不出这样的欧洲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吗？那时的欧洲，将会是去了糟粕、只剩精华的欧洲。”他说，美国人不知道，德军初次进军苏联时受到了怎样热切的欢迎；也不知道那亿万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挪威人以及芬兰人是多么拥护元首“欧洲一体”的理念。

麦考恩把话题转到了美军战俘身上，他实在担心拉格莱兹131名被俘将士的安危，就提了提尽人皆知的德军虐待苏军战俘之事。

派普笑了笑，说道：“我真想带你去东线看看，那样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违反战争规则了。《日内瓦公约》到底意味着什么，苏联人并不了解。或许某天你们美国人自己会明白，那时你们就得承认我们在西线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了。”

尽管他再三强调不会违反战争规则，麦考恩还是想起了斯塔沃洛和包格涅兹的大屠杀。“派普上校，”麦考恩说道，“您能担保您会遵守陆战原则吗？”

“我保证我会遵守。”派普郑重地说。

斯图蒙疗养院地下室里的250人，已叫战事搞得心神不安。他们刚刚睡了一会儿，又被新一轮交火吵醒了。两名教士以及女修道院院长一致认为，眼下这情况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房顶就会塌下来，把他们全都压死。

修女们的帽子上有两条长长的侧翼，整个人看起来很像个大写的字母T。她们把孩子们叫醒，又跟那些正在斋戒的说，他们现在可以用圣餐了。随军教士带着大家去做晨祷，然后跟汉勒神父去孩子们的床边，看看那些跪着的孩子谁想吃东西，就给谁送去圣餐。

人们借着忽闪的烛光，开始收拾个人物品。外面突然安静下来。女修道院院长、一个修女和疗养院的园丁自愿带一面白旗去楼上。三人离开了地下室。

过了几分钟，又一轮猛烈的弹幕飞了过来，大楼晃了起来。几声重击之后，大梁倒了，泥土尘埃从地下室的缝儿里漏了下来，千疮百孔的天花板吱吱地叫着。

人们扯下窗帘杆和桌布，很快做成了一面白旗。一名膝盖受了轻伤的美国士兵拿起旗子一瘸一拐地走到主楼上去。又过了几分钟，一个村民兴冲冲地跑下楼梯。

“士兵想让两名修女或者两名平民去谈判！”他喊道。

“他们是德军还是美军？”一个人问道。

“我不知道。”来人疑惑地说。

一个身材矮小的修女，头上的帽子奇怪地晃来晃去。她急忙走上楼梯，两个斯图蒙平民跟在她身后。人们又焦急地等了几分钟。

地下室门开了。一个美国军官站在楼梯平台上，看着地下室里吓坏了的孩子们。

“再过几分钟，你们就都可以离开了。”他那沧桑的脸摆出一个令人宽慰的笑。

两个救护兵走下楼来，把那个两天前被给予临终祈祷的美国兵抬了起来。这名美国兵欣喜若狂，不停地说：“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要死了、都以为我要死了。”

孩子们，聊天的、大哭的、高兴得说不出话的，各种情状都有。他们在汉勒神父的带领下慢慢爬上楼梯。

神父一看，被眼前的光景惊呆了：横梁落在地上，七歪八扭，墙上也都布满了窟窿。他走过圣坛，圣坛倒是没有损伤，但教堂里的雕像已然七零八落。

他一阵晕眩，从几具尸体上跨过——那些尸体有美军的，也有德军的；有蜷着身子的，也有跪着的；还有四肢舒展、大张着嘴巴像是睡着了的。所有的尸体都浸在一片血泊中。汉勒停了下来，为死者做起了祷告：“我们的救世主啊，请您用您的仁慈来接纳在此地倒下的战士。”

美国兵翻过乱石岗，抱起孩子，走过摇摇欲坠的地面。一名士兵抱起一个光着脚的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双袜子，套在了她冰冷的小脚上。她凝望着他，脸上满是信任。

汉勒神父在疗养院这个无数人的墓场中继续寻找着。从这整整三天的激战中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那250名儿童与逃难者竟无一人受伤，真是个奇迹。

斯图蒙之战结束了。

3

斯图蒙往东25英里，在白雪皑皑的艾森伯恩山梁沿线，一场更具决定性的战斗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泽普•迪特里希正努力向北方打出一个口子，这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天了。

早上9点，第99师负责的那段防线已然被啸声炮、88毫米炮和105毫米炮炸翻了天。美军藏在自己的散兵坑里，希望能成功活过这场战斗的炮火准备阶段。

中士吉姆•瑞沃正在各个散兵坑之间游走。两天前，在另一场炮火攻击下，他竟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上帝啊，”他说道，“我听凭您的摆布。您让我活，我就活；您要带我走，我就走。”

他活了下来。于是，现在他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战争结束后，他要去做个传道士，但今晨的艾森伯恩山梁才是他的第一个布道坛。

连里的士兵口耳相传，说瑞沃的命自有神佑，不管他在枪林弹雨中如何暴露自己，都没有枪弹能伤及他的身体，因此每个散兵坑都很欢迎他。

瑞沃本是连队里的吊车尾，如今自觉肩负神圣使命而奔走于各个散兵坑之间。士兵们都愿意听他讲话，甚至军官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在自己那里多待一段时间。

此刻他正跟法拉第中尉讲话：“你记得耶稣对尼科迪默斯说的话吧，‘你必须重生’。”

“吉姆，”法拉第诚挚地说，“我觉得好好活着就足以上天堂了。”

“但是你得经历救赎这个过程。”

“或许是我错了吧，我也不清楚。”法拉第挥了挥手，结束了这一话题，“我只想回家去，做城里最棒的保险员。”

瑞沃往自己的坑走去，一发炮弹在身后爆炸，接着前方也炸开了。

“嘿！”一个士兵从散兵坑里探出头来，招呼他道。

瑞沃很是讶异：这人平素最能奚落他。有一次这家伙喝醉了，还把他的鼻子给打破了。虽说瑞沃向法庭请求宽大处理，但他还是被降为列兵，并罚了款。

“来这儿，小伙子，给我读读你的《圣经》。”

于是瑞沃爬进那狭窄的坑里，读了很久的《圣经》。终于，那人缓缓地摇了摇头。他闭上眼，半自言自语道：“我从前真的那么坏吗？”

突然，位于比辰巴赫前的艾森伯恩山梁和第1师的防守沿线的轰炸停了下来。虎式、黑豹坦克以及步兵们排山倒海般冲上前去。

第2师和第99师的防线顶住了攻击，但他们右边第1师的防线却被刺穿了。虎式和黑豹坦克开始轰击比辰巴赫的后方梯队，又有更多的坦克和步兵从防线上800码宽的缺口涌了进来。

有那么几个小时，迪特里希看起来都似乎终于从北面突破了进去，但美军第1师的剩余人员也冲进了突破口，用火箭筒摧毁了一些坦克，还射死了一些着白衣的掷弹兵。那800码的口子被美军缝上了不说，德军所有闯入突破口的坦克都成了里面坦克兵葬身的火堆。

对第1、第2、第99师的进攻行动仅进行了短短三天，而迪特里希却已经失掉了一百多辆坦克、上千名士兵。他不会再做尝试了。艾森伯恩山梁之战结束了。

艾森伯恩山梁以北，距希特勒最爱的蒙绍城仅仅2英里的地方，三个衣着破敝的德国伞兵颤着身子，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一座小山上爬去。这三人分别是冯•德•海德特男爵、他的副官和他的勤务兵。前一天，男爵就觉得战局已经无法挽回了。他手上有伤员、有战俘，食物却已耗尽。他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突破美军，打回德军防线。他让剩下的那些饥肠辘辘的战斗群成员分成三人一组，在这之前，他还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麦克斯韦•泰勒少将，他误以为此人便是敌军的首领。信的内容如下：

在卡灵顿附近的诺曼底，我们曾经交过手。如今的这场战斗让我了解到，您是个侠义、勇敢的将军，现在我将把战俘送还。他们也曾勇敢地作战，而如今我已无力再顾及他们。我也会将我方的伤员送到您处，如果您能给他们提供所需的治疗，我将不胜感激。

三人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小山顶上。灰蒙蒙的晨曦中，一座座房子隐约可见——那是蒙绍的郊区。冯•德•海德特双脚麻木，他怀疑自己的脚已经冻僵了。他手腕上的伤化着脓，更觉难受了。在饥饿与极度疲乏的状态下，他的意识已渐趋模糊。离开德国后，他就没吃过东西了。

“我直接去蒙绍。”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其他两人身体状况好些，想继续往前走。“去吧，别管我，”男爵命令道，“我太虚弱了。”他痛苦地走到第一个房子前，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又蹒跚着走到第二家门前，然后是第三家。

一个做教师的男人，将冯•德•海德特带进了自己家。

“请给我纸笔，麻烦了。”男爵说道。

教师的孩子时年十四，见了男爵的伞兵服装，赞不绝口。“我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他骄傲地说。

冯•德•海德特把纸递给那男孩。“把这个带给美国人，”他说，“我要投降。”

男爵望着孩子的背影，半是遗憾、半是解脱。冯•德•海德特的战斗群已行至末路了。可笑的任务，可笑的结局，但一切都结束了，他还是很开心。他，和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几个月前就知道这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他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声。其实，当初有个名为“女武神⁽¹⁾”、志在刺杀希特勒的大密谋，他曾是其中最早的成员之一。只是他是个幸运儿，没有落得像其他领导人和他的表亲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一样的下场。

现在，对他来说战斗已经结束了。他祈祷其他人也很快能结束。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弗里赫尔•冯•德•海德特博士——这位国际法教授，人夫，人父，前军人，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4

虽说艾森伯恩山梁一战已经结束，但在阿登战场的北部，德军又发起了新一轮险恶的大规模进攻，直逼里奇韦绵长、蜿蜒的第18空降军前线。里奇韦的防线自马尔梅迪第30师所在处开始，沿昂布莱沃河一直延伸到斯塔沃洛、特鲁瓦蓬和斯图蒙地区。此处的河南岸由第82空降师接手，防线往后方急剧回转，派普战斗群也因而被层层围住。从特鲁瓦蓬一处，防线又有折转，但这次却是向南偏折，顺着萨尔姆河一直延伸到了维尔萨姆。里奇韦的防线在此处向东突出了一大块，把哈斯布鲁克和琼斯的军队都围在了里面，之后又再次回转，伸展到了维尔萨姆西侧10英里的弗莱杜赫木屋交叉路口。

此路口是里奇韦最后一个师——第3装甲师防线的开端，此防线一直向西延伸到奥通，全长20多英里。事实上，这整个地区几乎完全在克鲁格那个德国装甲军的控制之下。据说连奥通这第3装甲师的后方区域都承受了重击。那三支为“闪电乔”柯林斯的第3军的集结与部署打掩护的小型特遣队，与德军展开了殊死一搏，其中，霍根特遣队失踪，据称已无生还希望。萨姆•霍根中校和他的两个手下于前一天的伏击战中与整个特遣队失散，但那天早上，他们走进拉罗什以北3英里的玛库里山村时，惊讶地发现，山村中被团团围住、弹药几尽的，正是他的部队。

这个军的防线形状怪异，像条蛇一样蜿蜒延伸约100英里，一般的指挥官准会不知所措，但里奇韦是个爱好难题的人，遇到问题就兴奋，不寻常的状况他是很欢迎的。晨光将退的时候，难题已是一波接一波。除了克鲁格的两个师在打第3装甲师之外，现在德军另外一个军的两个装甲师也在威胁着他这个军防线的中心。

那两个师本来是打算等迪特里希在北方取得突破后，就直接跟随上去的。但由于迪特里希原定的突破迟迟不来，它们便被性子急躁的希特勒调去了曼陀菲尔所在的区域。前一天，它们协助拿下了圣维特。现在第9装甲师已经从北边绕过美军的突出部位，直逼维尔萨姆。党卫军第2装甲师已经从美军突出部位南侧绕过，来势迅猛，如入无人之境。当下它正转头向北行进，距维尔萨姆通向西面的公路仅有不到1英里。

装甲师抵达那条公路之时，里奇韦整个军的防线将从中部被拦腰截断。

近中午时分，里奇韦的吉普车停在维尔萨姆的校舍前。他跳下车，挂在腰间的手榴弹随之弹了两下。

几分钟之后，他开始了与琼斯和哈斯布鲁克的商谈。他站在地图前，在维尔萨姆与圣维特之间画了一个大大的鹅蛋。“在这里防御怎么样？”他提议，哈斯布鲁克和琼斯低头看了看这个鹅蛋，“你们得坚持到反攻开始。当然，你们很快会被包围，不过我们会给你们空运补给。”

“我不喜欢这个提议，”哈斯布鲁克立马反对道，“那地方丛林密布，只有那么几条小破路，再说那些部队在这么难耐的天气里，都连续打了五天多了。我的人现在只有一半能用。我相信步兵现在也是一样的情况。”

里奇韦为难了。作为一个对人对己都如此严苛的人，他认为不管要赢得一场战役还是一场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主动，进攻、再进攻。

琼斯转过身，对里奇韦说：“我觉得可行。”

哈斯布鲁克十分愤怒。说来还是那么回事：对步兵来说，坦克就是个避难所；但对于坦克兵而言，它本身不过是个掩体，是个装着成吨的爆炸物与许多加仑汽油的铁质死亡陷阱而已。在那种地势下抵抗真是不可理喻，他想道，战斗地点难道不是应当由己方做出选择，挑选最有利于装甲部队的条件吗？

“坦克在这儿无法施展。”他指着那个鹅蛋区域反对道，这一战可能意味着他的整个师要全军覆没啊，“我们只能把它们当碉堡用。”

看到两个指挥官意见如此不含，里奇韦不太高兴。在解职这种事上，他从来不犹豫——这不，前一天他刚免了一个好友的职。不过他得完全了解情况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而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了解情况——前线。

他拿起头盔。“来吧，鲍勃，”他不耐烦地对哈斯布鲁克说，“咱俩去前线，看看那边情况到底什么样。”

过了一会儿，这两人就气冲冲地往前线走去。

离前线不远，在卡曼斯特东面的一座小山上，布鲁斯•克拉克准将正坐在吉普车里，这吉普车现在是他指挥调度的地方。准将若有所思地观察着起伏的山丘与一片一片的森林：这就是他的新防线。防线是临时组建的薄薄的弧形，每处都深受威胁。

北翼已经被坦克和元首护卫旅的步兵给击穿了，切断了克拉克与A装甲战斗群的联系。在这绝望的一战中，就连美军前线救护站里的伤员都给配上武器拉到前线去了。

如今美国炮兵已经打得没有几发炮弹了，数十辆坦克、卡车因缺燃料而搁浅，许多战士都一天多没吃过饭了。

那是一幅凄凉的画面。说凄凉，原因有三：里奇韦不许撤退；燃料所剩无几；地面不够坚实，无法承载装甲车辆。

下午3点，克拉克走出吉普车，大步踏过积雪的土地，以测试地面硬度。地面感觉上挺硬，但他知道，要是谢尔曼坦克，甚至只要半履带车压上去，就肯定会塌陷的。他看到一辆车孤零零地停在田野中间，车上空无一人。那是哈斯布鲁克借给他的梅赛德斯-奔驰。他转过身对司机说：“车上有个崭新的星星⁽²⁾，请把它拿来。”那是他被授予的第一颗星星，他可不想让哪个爱收集的德国佬把它拿了去当纪念品。

几分钟后，他走进卡曼斯特的指挥所，只见自己的副官脸上挂着个大大的笑容。

“你高兴什么呢？”克拉克问道。

“一个有90辆补给卡车的车队刚刚开过来了。不过他们费了点工夫才打进这里来。”

克拉克笑了笑。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他对补给人员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师里来消息了，长官。”副官接着说，“哈斯布鲁克将军和里奇韦将军正在来的路上。他们想在这里召开指挥官会议。”

一小时后，地板上响起了里奇韦的脚步声。他转过身，以犀利的目光看着里德上校：“你部队的战斗效能是多少？”

第424团的团长想了一会儿。此前，他已失去了所有的炊事员，重型装备也已消耗殆尽：“大概百分之五十，长官。”

里奇韦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又把头转向克拉克。

克拉克没有迟疑：“百分之四十，长官。”

里奇韦没有说话。哈斯布鲁克也好，这些人也好，他了解都不多。他们这样说，可能是恐慌的缘故。他需要一个自己信任的人给出可靠的估算。比尔•霍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们早在军校时，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听说霍格还在来卡曼斯特的路上，里奇韦便结束了会议。几分钟后，他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霍格。里奇韦用他们在西点军校校队的球场暗号，把农舍的经纬坐标告诉了霍格，二人将在这里碰面。当年在军校里，里奇韦是足球经理人，而霍格则是校队的球员。

“比尔，”里奇韦说，“这位置太过暴露，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不能把你留在这，听人一点一点剁作肉泥。”他紧紧盯着霍格，想从他的反应中寻找真实情况的蛛丝马迹。“我计划今晚撤出所有部队，把你的人从这里救出来。”

霍格静静地看着他的朋友。连续作战整整五天，他已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人在自己的第一战中都很出色，但局势之紧张显而易见。光是一个第27营，就换了三任营长。第一任的西利上校犯了心脏病；替代他的第二任很快就因为战事太过劳神费力倒下了；这快被压垮了的第三任，已经开始想象一些从没有人下过的命令了。

霍格就问了一句：“怎么做？”

这一句，却让里奇韦了解了全部情况。战局已经无望了。“比尔，”他下定决心说道，“我们能做到，也会做到。”

他们握了手。里奇韦离开了。

一小时过后，里奇韦冲进维尔萨姆的第106师指挥所。“我要跟琼斯将军谈谈，”他说，“单独谈谈。”

办公室里的人都离开后，里奇韦坦白告诉琼斯，说他不喜欢维尔萨姆现在的指挥方式。二人随后走了几个街区，来到了哈斯布鲁克指挥所所在的校舍。除了他的副参谋长奎尔上校及两名共同承担鹅蛋区域指挥任务的将军，其他人都被里奇韦支了出去。他又一次表明了对维尔萨姆复杂的指挥设置的极度不满。

军长里奇韦口述了一个命令，以明晰现在的指挥调度：琼斯成了他的副手，鹅蛋要塞区域的所有部队，统一听从哈斯布鲁克调遣。奎尔拿一小片纸，用铅笔快速地记了下来。

里奇韦转过身，对这个手下掌控着至少相当于两个师兵力的一星准将说：“鲍勃，尽快把你的人撤回来，我希望他们今晚在夜幕掩护之下全部撤回。”

(1)　女武神，德语Walküre。——译者注

(2)　这里是说他的准将军衔。——译者注

2　“扯淡” 1944.12.22

1

12月22日，“阿登之战”已经打了一周了。罗斯福总统于华盛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他拒绝对德国的大举进攻做出任何评论，不过他也提到，虽然“胜利不在眼下”，但在此关键时期，大后方的每个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为战士们提供支持。

在巴黎，市民对斯科尔兹内“训练有素的刺客”感到空前的恐慌；马耶讷已经出现了伞兵的身影。据悉，斯科尔兹内的人将很快在平和咖啡馆汇合。

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还被自己的警卫关着。关于德国伞兵的报告让他很是恼火。“地狱之火啊。”他对他的秘书凯•萨默斯比中尉说，“我要出去散散步。有人想杀我，那就尽管开枪。我必须得出去。”

本被禁足的他大步向院子走去，在警卫密切的监视下享受着这次散步。回去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感觉好多了。他坐了下来，难得地写下了“议事日程”。其文辞激烈而自信：

敌人从坚固的堡垒中走了出来，这就给了我们可乘之机：把他们孤注一掷的行为转变为最惨痛的失败。因此我号召盟军的所有人重新树立决心、加倍努力。请你们坚定这唯一的信念——毁灭敌人，不管是陆上、空中，还是任何地方——消灭他们！让我们在这一决心、这一坚定不移的信仰中团结一致，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战斗！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朝着最伟大的胜利前进！

在卢森堡的第9空军前进司令部作战室里，每日目标例会正在进行。斯图尔特•富勒少校正读着“天气预报”。阿登东面的莱茵河河谷中，一个锋刚刚形成，且没有任何要离开的迹象。

“接下来的几天，”他总结道，“阴郁的天气不会有缓解的趋势。12月26日前，将没有天晴的希望。”

屋子里的气氛如天气预报一样，也是十分阴郁。霍伊特•范登堡中将、第9空军前进司令部指挥官以及富勒本人，都在为遥遥无期的天晴而犯愁。东西两侧都是停滞的高压区，但它们却几乎没有移动的可能。

“那就意味着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范登堡神色凝重地说。铺着鹅卵石的街上，巴顿将军的某支装甲队伍行进中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这让他更加沮丧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他又能给这些士兵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几个街区之外，乔治•巴顿正在读一札报告。那天早上6点，他第3军的坦克兵和步兵对“突出部”发动了美军的首次反攻。

厚厚的雪夹着风，打着旋儿吹过来，浓雾迟迟不散。面对阿登地区这个巨大的“突出部”，三个师迅速展开攻势：西翼是第4装甲师，目标是巴斯托涅；中部是第26装甲师，目标是维尔茨；东边的右翼是久经沙场的第80师，由咄咄逼人的“秃子霍拉斯”麦克布莱德带领，照计划应在一天之内夺回埃特尔布鲁克，并前往圣维特。

巴顿很高兴，他的批评者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三个师已经在冰天雪地的陌生道路上前进了100多英里，却只用了不到四十八小时。他的攻击正如预想的一般，按计划进行着。

现在，他又做出了更加大胆的预测：“12月26日，我们就到圣维特了。”他说。

上周，巴顿让他的随军牧师为萨尔一战祈祷，希望能有个好天气：“看看能不能让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长官，”奥尼尔牧师回答道，“这种祈祷可得要一块很厚的毯子。”

“就是需要一块飞毯我也不在乎。”

“是，长官。”奥尼尔勉强答道，“但我这个职业，通常是不会祈祷能有个晴天来帮人杀人的。”

“我说牧师，你是来教我神学的，还是来当我第3集团军的牧师的？我就想让你做个祷告。”

于是祷告词就写下了：

全能而仁慈的天父啊，我们谦卑地恳求您，节制这困扰我们已久的、没完没了的雨，省下我们与雨抗衡的气力，赐予我们战斗所需的好天气。

巴顿对奥尼尔的祷词很是满意，下令印了上千份。但祷词还没来得及传下去，萨尔一役就取消了，整个第3集团军原地掉转九十度，转向了阿登地区。

眼下巴顿的第3军正向北进发，试图咬进德军的攻势内。虽然巴顿的参谋长盖伊上将还提醒过他，那祷词是先前为了另一场战役准备的，但还是就这么分发下去了。

“哦，上帝不会介意的，”巴顿回答，“他知道我们现在忙着杀德军，根本没工夫去重印一次。”

那天早上，三个师的将士们顶着强劲的暴风雪读了祷词。

2

那天早上，在德军占领的维尔茨，只有少数几个平民敢在街上散步，其中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爬过陡峭的坡，越过碎石与残垣，到了医院。这位女士就是巴瑟萨-瓦格纳夫人。她颤抖着，却不是因为上了年纪，也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她和她的丈夫让•皮埃尔在家里的阁楼上藏着一名受伤的美国士兵。为什么他们这么倒霉，遇上了他？讽刺的是，很多邻居都认为此二人跟德军同流合污，因为他们的女儿玛丽特嫁给了一个名叫弗雷兹•舒尔泰斯的德国军官，且好些德国士兵都住在老夫妇在普兰克街的房子里。如果弗雷兹休假突然回家怎么办？

医院俯瞰山谷，装修得很现代。瓦格纳夫人走了进去，在无菌走廊徘徊了半晌，不知如何是好。

“我是个志愿者，在这里当护士，”一个面色憔悴的年轻女子说道，“他们管我叫安娜小姐。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她那充满了同情与怜爱的脸让巴瑟萨•瓦格纳夫人鼓起了勇气。“我收留了一个美国士兵，名叫乔治斯。”她脱口说道，“他受伤了！”

安娜小姐挽着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的手，带她去了一个空房间。“我们得先为您那位美国兵准备点药，”她说，“然后再去您家。”

半英里外，几辆画着大大的红十字标志的卡车正在古堡的院子里准备停靠。几天前，这座城堡还是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现在医院却成了德军的了。双方的救护兵都在往城堡里抬受伤的美军战俘。

在其中一辆德军卡车上指挥手术的是莱斯特•克里茨中士，中士是个美国兵，没受什么伤，本是第28师战斗序列研究组的成员。

自诩为美军伤员“翻译”的克里茨向四周看了看。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他的的确确又回到了四天前出发的地方。他透过那扇古老的拱门看着格兰德大街。街北一百码远的地方是他好朋友戈贝尔姐妹开的店。他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

三天前，姐妹二人向南逃到了布莱德。后来德国人拿下了那座城，下令所有的难民都必须回自己家。当下戈贝尔姐妹与百余个维尔茨市民正顶着狂风暴雪，从舒曼咖啡馆走过。他们艰险的双程逃亡即将结束。

3

那天早上，巴斯托涅肃穆的建筑物盖上了厚厚一层雪毯，给小城染上了一种和平、安详的气氛。西北城郊，麦考利夫指挥所里，人们自信满满。

来了两条好消息。一条是：“休要来了。”意指休•加菲将军的第4装甲师正朝着巴顿的第3军左翼被围困的小镇挺进。另一条是来自第8军的：“空中再补给将于晚上8点开始。”

散兵坑中、防御圈边上的连指挥所里，孤独的将士们也逐渐有了信心，信心来源倒不是这两条消息。听说他们被包围了，不同部队之间争强好胜的心思一下子就没了。尽管很不情愿，伞兵们还是承认，前两天第10装甲师战斗得异常勇猛，他们的补给也因而没丢。

第101空降师里各团的激烈较劲也停止了。当然，任何一个自重的第501团成员都不会想进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又称“地狱5团”的第504团里去。不过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还是不错的。

“长脚汤姆”炮兵部队的黑人炮兵已经进了城，正忙着把裤腿塞到靴子里。“这他妈的是什么破军服？”第101师里一个军官好奇地问道。“哥们儿，”一个人回答，“我们可是要冲天的空军！”他们的士气也同样冲天。

就连“窝囊战斗队”那些散兵们也终于提起精神来了。他们身体疲乏又受了惊，跌跌撞撞进了城，不过吃饱喝足，好好休息了几天，现在已经缓解了不少。

巴斯托涅以南3英里，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的中士奥斯瓦尔德•巴特勒，正站在一个偏僻农场的地下室里观望着通向阿尔隆的公路。

刚好11点30分的时候，他看见四个人影沿公路从南方走了过来，手里像是拿着用床单和杆子做成的白旗。这四个是德国人。他拿起电话，打给了他的长官亚当斯上尉：“四个德国佬朝我们这儿来了，手里举着白旗，像是来投降的。”

巴特勒叫了两个人，一起去见那几个德国人。对方一名上尉走上前来，他个子不高，但很敦实，胳膊上还戴着军医臂章。“我们是来谈判的。”他小心翼翼地用英语说道，“我们想跟你的长官谈一谈。”

一个戴着“装甲教导师”标志的炮兵少校用德语对上尉说了些什么。“我们想跟你们的长官说两句。”上尉说。

巴特勒从白旗上扯下几段，蒙上那两名军官的眼睛，嘱咐列兵高美尔跟剩下两个德国兵待在这，然后带着他俩上了小山，往后方去了。

半小时后，第327团团长约瑟夫•哈珀上校就跟麦考利夫的副参谋长内德•摩尔中尉通上了话。

“我这有几个德国兵，”哈珀说道，“他们请求投降。我过会把他们带到指挥所去。”

“好。”摩尔回答。随后，摩尔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门，麦考利夫正在屋内睡觉。他把准将摇醒，告诉他哈珀接到了一个投降请求，正往这里来。

几分钟后，哈珀上校走下陡陡的阶梯，来到师指挥所，把两张打印好的纸递给了摩尔，一份是德语写的，一份是英语写的。

摩尔读了读英语的译稿：

给被包围的巴斯托涅城中的美军指挥官。

战事无常。时下在巴斯托涅城中及城附近的美军已经被强大的德军装甲部队包围……

想拯救此城中被包围的美军，不让其遭全歼，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交出整座城，并体面地投降……

如若拒绝此提议，德方将派出一个炮兵军和六个重型高射炮兵营，将巴斯托涅城内及附近的所有美军全部歼灭……

炮击所造成的所有严重平民伤亡将与美国所倡的人道主义相悖。

德军指挥官

麦考利夫打着哈欠走出了房间，问道：“信上写了什么，内德？”

“他们想让咱投降。”

麦考利夫不屑地浏览了那两张纸的内容，笑道：“切，扯淡。”他任由纸滑落到地上，随即开车去了前线。一些士兵刚清除了一个德军路障，他特地赶去庆贺庆贺。

等他回到指挥所的时候，哈珀上校已经在等候了。“安托尼，你说说，”哈珀上校道，“那两个传信儿的德国佬还在我指挥所里呢。他们说，他们带来的是个正式的军事通信，有权得到答复。”

“我他妈的能跟他们说什么？”麦考利夫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捻着一支铅笔。

“您的第一反应就够好的了，将军。”年轻的作战参谋金纳德中校建议道。

“我说什么了？”

“您说，‘扯淡’。”

在场的军官、士兵，无一不喜欢这个答复。

于是麦考利夫写了下来，把纸递给哈珀说：“给，答复。”

哈珀念道：

给德军指挥官：

扯淡！

美军指挥官

“你能确保把这个送到吗？”麦考利夫问道。

哈珀露齿一笑。“我亲自去送。这可有意思了。”

下午1点30分，中士巴特勒刚刚侦察过前线情况，走进了俯瞰阿尔隆公路的那处农舍。他惊讶地发现，德军“投降队”中的两个列兵正坐在地下室里，二人的冲锋手枪靠在墙上。他们的警卫列兵高美尔正高傲地拨弄着一支P-38式手枪。

“到底发生了什么？”巴特勒问道。

“他们刚刚向我投降了。”高美尔故作纯良地答道。

“把枪还给他们。”

高美尔颇犹豫着把P-38递给了一个看起来还不到16岁的年轻士兵。这孩子吓坏了，也是半带犹豫地接过枪。

巴特勒听到一辆吉普车正往这边开来。他急忙赶到外面，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吉普车里的是哈珀上校和之前那两个德国军官。

“这是什么意思？”军医官疑惑地问道。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扯淡’，”哈珀发起火来，“那我就用白话告诉你：‘去死’！我还要告诉你点别的，如果你们他妈的继续进攻，我们会杀光每一个试图进城的德国佬！”

那些德国人猛地行了个军礼。

“会有很多美国兵在我们手下丧命的。”军医官不无遗憾地说。

“你请便吧，老兄。”哈珀说道。接着，他想都不想，又加了一句：“祝你好运。”

距巴斯托涅西南约10英里，德军“投降队”的同伴们那天在西线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前一天，冯•曼陀菲尔男爵曾亲自坐着坦克深入圣休伯特近郊，现在，他正在装甲教导师的前进指挥所里训斥拜尔莱茵少将。

“西边什么也没有。”他吼道，“该死！赶紧让你的人动起来！”曼陀菲尔对他的军长吕特维茨将军实在是生气得很，因为他知道，现在再去叫回那封劝降信已经太晚了，使者早带着它去了巴斯托涅。那封信不仅欠缺军事品味，恫吓也是虚张声势。那些要摧毁城市的炮兵营只是空中楼阁，唯存在于吕特维茨的脑海里。

现在只能好好坐实那“虚张声势的恫吓”。曼陀菲尔拿起了电话。

巴斯托涅已是午夜。麦考利夫的指挥所里，气氛陡然一变。由于天气不好，原本定于晚第10点的空投取消了。

麦考利夫和他的参谋们重新审视了一下现在的局面。目前，德军没能拿下巴斯托涅，有三大原因：炮火不够；进攻组织不到位；守军抵抗顽强。到现在为止，德军一次只攻打一个位置，这给了守军足够的时间派预备部队赶去救援。

麦考利夫看了看最新的“报告”，也就是简明的情况报告。马维地区打得很艰苦；其他地点混乱的交通预示着其他进攻也将打响。多处进攻一旦来临，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与之抗衡的了。边缘防线周围的所有步兵指挥官都要求炮火支援，但得到的却少之又少。弹药方面，每支枪每天只给配10发子弹。

一名指挥官一直在请求炮火支援，麦考利夫冷冷地答道：“如果你看见100码的地区内有400个露出头的德国人，那你就朝他们开炮，不过别超过两发。”

目前，由于罗伯茨上校守城的核心武器——105毫米炮弹药短缺，他的三辆坦克和两辆半履带车不得不向南方猛冲过去。在麦克洛斯基上尉的带领下，这支绝望的队伍想跟弹药运输队一起，杀回巴斯托涅。但还没等麦克洛斯基走出1英里，他的五辆车就全军覆没了。

这一消息传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听得见德军轰炸机那陌生的嗡嗡声了。声音越来越大，直至震耳欲聋。一阵尖锐的呼啸声过后，爆炸随之而来。曼陀菲尔正按照吕特维茨在恐吓信中所说的方式去毁灭那座城。

巴斯托涅一带，散兵坑里的将士就难受了：德军都能飞过去，为什么盟军不能？那个早上，士气正一点点衰弱下去。这次轰炸，意味着一切行将终结。

3　俄罗斯高压 1944.12.23

1

12月22日的午夜刚过几分钟，一辆救护车正从维尔萨姆离开，朝西北方的列日驶去。车里躺着的，是艾伦•琼斯少将。

里奇韦在上次的会面时解除了琼斯对第106师的指挥权，让他做了自己的副手。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忧虑、过劳、不安，让他的心脏垮掉了。

校舍中，哈斯布鲁克还在工作。为了撤回鹅蛋要塞地区投入的2万人以及上百辆坦克和卡车，使其成功渡过萨尔姆河并尾随琼斯调往西北方向，他做了周密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正通过无线电传达到前线。

夜里3点起，霍格与里德将开始撤退。首先经过贝豪，后经干线公路向北至萨尔姆堡，再经第82空降师维系的疏散通道撤离。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早上6点，克拉克得集合好部队顺次走过卡曼斯特，再通过一条崎岖的土路（那土路跟伐木路差不多），到达维尔萨姆。博伊兰特遣队负责掩护克拉克，琼斯特遣队掩护霍格和里德。纳尔逊的第112团会在萨尔姆河东边拉起一道防线并坚守原地，直到南区所有军队成功撤离。北边，第7装甲师的另外两个装甲战斗群——A战斗群与预备战斗群——将负责坚守防线，等克拉克成功逃离后再快步跟上。

这计划是简明而有效的——理论上而言。

克拉克准将前脚刚踏进他在卡曼斯特的指挥所，后脚这计划就递到他手上了。虽然他同鹅蛋要塞中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一直在祈祷下达撤退命令，但他也意识到，现在的路况是不容许大规模撤退的。他此刻刚刚从前线视察回来。从亨德豪森来的主路上，他的吉普车深深陷到了泥里，连轮毂盖都被泥土给埋了，十几个人一齐使劲儿才把车推了出来。要是卡车、坦克和半履带车统统穿过这片泥海呢？

比尔•霍格将军走进会客室。他比之前更加焦躁不安了。“早上3点我就得开始撤退，”他对克拉克说，“但是我至少有两处正受到猛攻，不可能撤得出来。”

于是，两人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哈斯布鲁克，说按照预定时间撤退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俩谁也不知道，东部的俄罗斯高压⁽¹⁾，刚刚已经开始朝阿登这边来了。如果高压来得够快，它的冷风将会吹走战场上的云朵和雾气，并冻住田野与泥路。这样一来，卡车、坦克和半履带车就可以撤到西边了。

几英里外，罗伯特•艾伦布什中校正拼命加固鹅蛋要塞东北边的弧形防线。开车经过布朗劳弗时，见一所房子里隐约有烛光，他便走了进去。只见十几个人正坐在地板上，盯着燃烧的蜡烛发呆，他们的行军背包袋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他问道。

没人知道。这些人只知道自己是第424团的，他们对自己要在布朗劳弗做什么一无所知。

“跟我走。”艾伦布什中校说。这些人很感激终于有人接管他们了，于是跟着他走到街上。几分钟的工夫，他又把其他几座房子里上百号迷茫的士兵送上了道路。

十几辆2.5吨的卡车从南边一路“犁”过来，在泥路上留下道道车辙。艾伦布什打了个信号，示意他们停下。

“德国佬的坦克已经突破进来了！”第一辆坦克里的一个中士喊道。他告诉艾伦布什，他是从霍格的装甲战斗群来的，正试图回贝豪去。

“这些卡车我可以用。”艾伦布什说道。卸下了责任，那中士高兴都来不及呢。几分钟的工夫，卡车上就坐满了第106师的步兵。“现在回卡曼斯特。”艾伦布什命令道。

他急忙赶回自己的指挥所，赶紧用无线电向克拉克将军汇报德军突破的事。

“嗯，嗯，我知道。德国佬确实突破了几处，”克拉克将军的语调让艾伦布什冷静了下来，“你只管守好你的战线就行了。”

几分钟后，有人回了电话。“我是霍格将军，”那人用同样镇静的声音说道，“我联系不上克拉克将军。我的防线有几处已经被突破，如果我的兵经过你那里，就接管他们。”

“长官，我刚刚接管了你那边的15辆卡车。它们本打算回贝豪的。我会注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此时，艾伦布什自己下属的两个指挥官也带来了坏消息。主管右翼的温普尔中校报告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主管左翼的罗泽少校称，自己正遭受火炮和坦克轰击。

震惊之下，艾伦布什联系了克拉克。“长官，我这里整个地区都被包围了。德国佬的坦克正在削弱罗泽，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他击垮。温普尔那边也在遭受大规模袭击。您觉得他们现在是否应当撤退呢，长官？”

“我现在还不能下达撤退指令。南边霍格将军也在猛烈的袭击之下，你如果先撤了，他就被侧翼包抄了。”

“可是长官，如果我的人想撤出去，就必须趁天亮之前。”

“你们得坚持住，”克拉克坚定地说，“首先必须把南边清出来。再说，后方的路泥泞得很。”

艾伦布什这一整个礼拜以来一直处于紧张与极度疲乏之中，此刻他几乎要倒下了。“可是长官，”他反对道，“这样，我的人无异于坐以待毙。”

“别担心，我会拼尽全力救他们出去——我会尽快。”

现在轮到艾伦布什去做安抚工作了。他呼叫了罗泽：“我们还不能立刻撤退。准备好迎接德国佬的坦克吧。”

罗泽很是吃惊。他的人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你知道这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吗？”从无线电里都能听出巨大的爆炸声。

艾伦布什学着克拉克镇静的语气道：“别担心，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早上5点，克拉克收到了一则无线电信息。信息是哈斯布鲁克发来的：

现在，如果我们不赶去萨尔姆河以西、第82空降师以南的地区，就没有机会，跟他们共同作战了。如果我们还打算带着装备撤离的话，不管情势是好是坏，都必须撤出战斗。请立刻告诉我你方形势。

克拉克还在为泥泞的路况担忧，但他明白哈斯布鲁克说的是对的。当下来了一个无线电话。

“我南边又交火了，”艾伦布什情绪很激动，“现在我们必须撤退！”

克拉克犹豫了一下。他不想让他的人走泥路，因为走泥路极易暴露，葬身于炮火之下。“天一亮你应该就可以撤了，”他许诺道，“如果你能再坚持十分钟，我就让你们撤。”

克拉克挂掉电话，走到自己指挥所门前。东边的天空已经开始泛灰了。他走了出去。凛冽的东风吹来，他走上路面，一阵欣喜油然而生：车辙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了。

俄罗斯高压来了。

屋子里，艾伦布什又来电了：“长官——”

“没事了，鲍勃，”克拉克打断他说，“行动吧。”

灰蒙蒙的晨光中，坦克与卡车那冷冰冰的发动机咳了一阵，接着就噼噼啪啪开始轰鸣了。很快，各式各样的装甲车就都开始往西跑，路面冻得跟石头一样硬。两辆坦克陷了下去，很快就起了火。剩下的都平安地开过了坚硬的路面。

在布朗劳弗，艾伦布什一辆吉普车都没找着。情急之下，司机开车先走了。德国步兵裹着床单从树林里出来，跑向城里。炮弹落了下来，在田野和街道上炸出一个个坑。很明显，这是进攻前的集中炮火。艾伦布什见一处农家院子里停着一辆吉普车，便立马冲到路对面，躬起身子沿着墙跑，随后一跃跳进了驾驶室。后座上，两个人在睡袋里睡得正香。

吉普车轮子陷进车辙里冻住了，抖了一抖才开动起来。车转了个弯儿往西去了。这时，艾伦布什听见远方传来打嗝似的声音，接着他夹克左边的袖子上就全是洞了。后面的两个乘客对漫天的炮火充耳不闻，还在呼呼大睡。睡着的这两个，是随军牧师和他的助手。

在维尔萨姆，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准将正站在一边，看着第一批撤退出来的各种车辆从他的指挥所前经过，朝横跨萨尔姆河的桥上开去。在那里，他们将穿过第82空降师薄弱的战线，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发，到达安全的地方。

那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哈斯布鲁克想起，当年在莱文沃斯堡惩戒营的时候，别人也给他出了一个类似的难题。同现在一样，他给出的解决方式是立即撤退，尽管现在还是白天。但学校给他打了个不及格，标准答案是等到天黑再行动。

往东6英里，在卡曼斯特，布鲁斯•克拉克将军正在田野上的一条木排路上指挥交通。他看着他的兵从眼前经过——一个个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红着眼睛。要是放在一周前，他还会对他们心存怀疑；而现在，给他哪支部队他也不愿把他们换走。

最后一辆车也过去了，只剩下博伊兰的后卫部队还没通过。克拉克缓缓爬到自己的吉普车里，每一寸肌肉都在疼，大脑也早就疲惫不堪。七天了，他不曾睡过一刻安稳觉。此刻他悠闲地往座椅上一靠，一阵舒服的睡意席卷而来。他的人已经安全了，他的工作完成了。吉普车磕磕绊绊地在不平整的路面上行驶，克拉克闭上了双眼。他终于睡着了。

2

整个阿登地区迎来了一个清冷、明亮的黎明。自大反攻开始以来，那是第一个完全适合飞行的天气。最高飞行高度与可视距离都不受任何限制。

南方前线的卢森堡上空，盘旋着许多B-26轰炸机和P-47轰炸机，平民被这异常的噪音惊醒，冲向街道。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看着美军疾速飞过，留下一道道蛇形的飞行尾迹。

巴顿站在窗口，看着窗外的保罗•伊斯臣大道，见到阳光，他欣喜不已。“太棒了！”他说，“我想我得把那祷文再印上个10万份儿。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得时时提醒他，让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他把他的副参谋长哈金斯上校叫了来。“他妈的，保罗！你看看那天气！奥尼尔真是干了活了，他的祈祷灵验了。把他叫过来，我要给他别个勋章。”

但很快，巴顿早上的欣喜就被北方大撤退的传闻压下去了。小道消息称，蒙哥马利正把圣维特那个突出部位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出。

随后，他自己的第3军前线一带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虽然中间的第26师取得了一些进展，左翼的第4装甲师却因路况不好，被困在了离巴斯托涅很远的一个铁道上，右翼的第80师也在距离目标城市维尔茨以南数英里的地方遭到了重创。

巴顿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德军仍然很强硬、很危险。通往巴斯托涅与维尔茨的路绝不好走。

3

在维尔茨，布兰登贝格尔刚设了一个新的司令部。巴顿远程加农炮打来的炮弹正往街道上砸落。约瑟芬•泰恩是一名教师的妻子。前一天，她为了躲避德国秘密警察的追捕，逃了出去，现在正和她的两个孩子单独待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两个孩子一个叫尼科尔，八岁；一个叫伊迪，四岁。三个人裹着毯子，在煤堆上睡了一夜。

外面每爆炸一次，孩子们就抽泣着往他们妈妈身上再挤近一些，做母亲的也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惧。炮火越来越密集了。由于无法再忍受孤独，约瑟芬带着孩子们上了楼。她想把他们带到她妈妈的表亲那里，那表亲就住在离这里几个街区开外，山上的一座石头房子里。

她飞快地把几件行李扔进婴儿车中，推车走出房子，走到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上，孩子们紧抓着她的裙子不放。一个炮弹在她右边100码的地方爆炸了，碎片落在他们跟前。随后，美军的战机突然出现在明朗的蓝天上。

眼下，约瑟芬正在敲她妈妈表亲家的门。一分钟后，一扇窗开了。一个女人怯怯地探出头来问道：“约瑟芬，你想做什么？”

街对面，身穿蓝绿色制服的德国士兵正快步跑向邮政大楼。一架飞机俯冲下来，机关枪嗒嗒响了一阵，子弹撞到鹅卵石铺成的街道，纷纷弹了起来，其中一个弹片正从约瑟芬头上飞过。伊迪抽泣着把脸埋进他母亲的裙子里。

“我们想在你的地下室里待一阵儿，”约瑟芬歇斯底里地喊道，“我们那里人已经走光了，只剩我们孤儿寡母了！”

“我决定不了，得先去问问我丈夫。”那表亲关上了窗。

又一发炮弹落在邮政大楼后方，炸弹也开始陆续落在附近。一辆坦克经过，上面的一名德国兵站在坦克的回转炮塔上嘲笑惊恐的约瑟芬：“美人儿，你在那干吗呢？”他戏谑道。

约瑟芬的眼泪夺眶而出。

终于，窗子又打开了。“艾伯特说，我们没有房间给你住了，而且他也负不起这个责。”厚重的百叶窗唰地一下关上了。

又一辆坦克嘎啦嘎啦地上了山。约瑟芬把挡在坦克路前的孩子们及时拉到一边，三人背靠在邮局门上站着。

“你们在街上做什么？”一个声音从门上的猫眼里传来，“你们没有家吗？”

“只剩我们孤儿寡母了！”

“好，快进来。你们不要命了吗？”门开了。这三个逃难者赶紧进了门。她发现这家主人正是大楼守门人克雷默先生。

“我的天哪，是你呀，约瑟芬，”克雷默先生说，“我刚才没认出你来。你好像很难过。”他带她去了地下公寓。

克雷默夫人安抚着约瑟芬和瑟瑟发抖的孩子们。“首先，你们得吃点东西，”她说，“然后再睡。”

4

巴斯托涅周围的散兵坑里，明媚的阳光给冻僵了的、挤作一团的守城士兵带去了温暖。从来没有哪个黎明让他们如此欢欣过。痛苦的一夜终于过去了。散兵坑简直是冰箱，士兵们整夜没睡，一直跳上跳下，防止被冻僵。好几回他们脱下紧紧的伞兵靴，按摩自己已经麻木的双脚。现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解解冻，还得让家伙什儿也解解冻。一人的M-1步枪不能用了，检查过后，他发现是退弹器冻住了，于是用了老兵的办法，在那块冷冰冰的金属上撒起尿来。

西边远远的嗡嗡声变成了尖锐的声响。造型优美的美军战斗机划过头顶，正飞往东北方向的鹅蛋要塞执行任务。巴斯托涅的士兵纷纷起身欢呼。

上午9点35分，响起了低沉的隆隆声。几辆笨拙的运输机出现了，正绕着小城盘旋。伞兵们飘到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地域上。他们解释说，自己正在探寻路线，好给运送补给的飞机指引方向。一个半小时后，这些飞机就该陆续到达了。

正在探路兵们忙着组装雷达装置的时候，空军军官詹姆斯•帕克上尉通过无线电不断收到好消息。在巴斯托涅被包围的前一天，詹姆斯•帕克上尉就进了城。现在，支援的飞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帕克装有无线电的吉普车就停在麦考利夫地下指挥所外面。上午10点过了没几分钟，他就通过无线电联系即将到达的飞机，告诉他们要在哪里发动进攻。于是，他们毫无征兆地对着往巴斯托涅集聚的德军纵队俯冲下来，击毁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上午11点50分，16架巨大的C-47军用运输机到了被围困的巴斯托涅附近。德国防空部队发射成排的高射炮，其势与一堵墙无异。几架飞机着了火，栽了下来，但是，美军飞机丝毫不曾退却，一架架接踵而至。巴斯托涅上空，伞兵吊在各种艳丽的降落伞下，像是天空开了花。随后，他们降落在开阔的地面上。

平民们也顾不上有关规定，纷纷从自己的地下室涌出，敬畏地仰望天空，看着这一狂欢节一般激动人心的奇观。这些美国兵好似天外来客。

美国士兵们拉着对方，在大街上呐喊、跳舞。

5

那天，伦敦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阿登战场的骇人战报。《每日快报》的头条如是：还要再多打几个月吗？并写道，德国声称已到达列日，“列日城郊战争已打响”。

据《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称，一些会说英语的德国女性，都在身上配了刀具，刚刚被空投进了美军战线之中。据报道，其中已有七人被捕获，坦白交代称她们的任务是勾引美国士兵，并伺机从背后捅死他们。

但战争形势严峻的最有力证据，是由《每日邮报》揭露出来的：“我国某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啤酒，可以支撑到假日结束了。圣诞节当天和节礼日⁽²⁾的某个时段，许多酒吧将不得不关门。”

即便如此，与巴黎相比，伦敦还是很镇定的。毕竟巴黎仍笼罩在巨大的间谍恐慌之下。据报道，巴黎好几个地区存在私刑致死的情况；某第五纵队已经随时都可能从下水道出来犯事了。

凡尔赛仍是个武装营地，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探望艾森豪威尔。监禁的不自由让他变得越来越躁怒。在艾森豪威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布下了精心制作的陷阱，只等来刺杀他的刺客落网。一个名叫鲍德温•B.斯密斯的中校，长得与艾森豪威尔极其相似，他已经穿着最高司令的军服，乘车辗转于冯•龙德施泰特与凡尔赛之间。给斯科尔兹内准备的诱饵已经到位。

事实上，方圆几百英里内连一个斯科尔兹内的人都没有，倒是有上千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这些人都是欧洲战区的美国逃兵。他们大部分都聚集在了巴黎，靠抢劫美军补给为生；此外，平均每天还能抢走1000加仑的汽油。

仅巴黎的一处军事监狱，就拘押了1308名美国人，其中超过半数以“侵吞罪名”被拘捕。另一处关押了181名军官及三名士兵，以盗窃罪被捕，他们共窃取一火车的补给物品，其中包括肥皂、烟草，等等。被捕时，每人身上至少携有5000美金。

“这地方越来越像阿尔•卡彭时代⁽³⁾的芝加哥了。”塞纳河后勤基地的宪兵司令E.G.布尔玛斯特上校称，“他们直接在路边拦截过路的卡车，几周之内，一个少校就能寄回家36000美元之多。”

这比一个师还多的人——将近19000人——都在从事着抢夺物资这一勾当，而这些物资都为他们在阿登战场上的战友所急需的东西。从食物到卡车，他们无所不抢。如果黑市上有人要买，想必他们连子弹和坦克都不会放过。

6

午前，鹅蛋要塞的大撤退正顺利进行着。当下，分散于旷阔的圣维特战场各处的幸存者聚成一股，井然有序地穿过维尔萨姆，穿过萨尔姆河，然后继续向西北行进。

这些人南面的威胁来自党卫军第2装甲师。第2装甲师本来是要跟着迪特里希的，但现在已经被调派到美军突出部位以南，以便利用曼陀菲尔的突破。前一天，第2装甲师先是沿着克鲁格装甲集团军的路迹走了一段，突然掉头向北，现在已到维尔萨姆后方了。

即使这支强大的装甲军队能突破掩护这次撤退的第82空降师的防线、消灭掉那要撤退的2万人，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会看在眼里，因为他们有着比这更为远大的目标。统帅部的计划是朝弗莱杜赫木屋挺进。弗莱杜赫木屋在维尔萨姆以西10英里左右，是个孤立的小居民区。从维尔萨姆延伸出的公路到了这里与巴斯托涅—列日向北的主干线交汇，此线是比利时最重要的干线。党卫军第2装甲师准备拿下此交叉路口，然后笔直向北挺进，宽阔的主干线非常适合坦克行进。

当然，第一步还是要拿下弗莱杜赫木屋。虽然这事看起来简单，但在先前到达的克鲁格部队零散的攻击之下，居民区还是顽强支撑了两天多。这就很奇怪了。据侦察队称，保卫居民区的只有零星的几门火炮和一些杂牌部队，于是情报员判定：侦察队没有做好侦察工作。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四天前的圣维特大撤退中，少校亚瑟•帕克三世驶到了弗莱杜赫木屋。第106师的炮兵军官嘱咐他，让他用仅存的三门105毫米榴弹炮设一个路障。当初在西尼艾弗尔山上，在炮兵连连长小埃里克•伍德中尉的顽强努力下，这三门榴弹炮才勉强得以保全。当下，小埃里克•伍德中尉还在圣维特东边的森林里游荡，孤独地打着游击战。

帕克到的时候，这个交叉路口空无人迹。只有几间粗糙的石头房子，立在高高的沼泽地上，四周全是松林。本来他的任务是要保护这条通向西面圣维特地区的关键补给线路。但帕克仔细研究地图后发现，这个交叉口比原先设想的要重要得多：它是通向西北的战略要地。于是，他说服了几支路过的部队一起来守这个交叉口。这几支部队分别是：一个拥有三架0.50英寸多管机枪与一架37毫米自行火炮的高射炮兵营；第7装甲师的一个侦察连；几十个从东边来的不同部队的散兵。

两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三天，克鲁格的58装甲军横扫弗莱杜赫木屋以南，最右翼与此地擦边而过时，曾想以几次猛烈的侧击拿下这个交叉路口。

虽然帕克本人受了重伤，但他的小股部队还是抵挡住了数十次袭击。但克鲁格的人却没有意识到“帕克的交叉路口”有多重要，仍然一路向西，以为后面来的军队很容易就能把这个地方搞定。

12月23日早上，德军从三面发起了攻击，且来势更为凶猛。美军现在负责指挥的是帕克的副官艾利奥特•戈德斯坦少校。他知道，战役结束已是指日可待了。他的部队减员严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水平，且弹药几尽。早上俘获的德国人中，有两个军官来自实力强劲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他视这两人为自己面临重大威胁的明证，决意去北方寻求支援。

与此同时，第82空降师师长“瘦子吉姆”詹姆斯•加文少将从自己的一支侦察队中，也了解到德军进攻的消息。那天，这个军中最年轻的少校原本应坚守战线，直到鹅蛋要塞内的军队安全撤离。但是他在交叉路口东北方数英里外的山坡上还布了人，他发现一旦党卫军第2装甲师夺取了交叉路口，山坡将会从侧翼被包抄。他也料想德军将会继续沿路往北走，朝列日进发，届时不仅自己这个师，连里奇韦军几乎全部的部队与后方的联系都会被切断。

尽管十字路口应由第3装甲师负责，尽管他自己的防线从斯图蒙开始一直延伸出一个长达44000码的半圆形，守卫单薄，但他还是下令，让手下的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K连的伍德拉夫上尉，火速赶往弗莱杜赫木屋。

那天早上，在那凄凉的十字路口，德军大胜与否，就取决于那几个人、几门炮。

弗莱杜赫木屋的战场上已然一片混乱。那天早上，霍奇斯决定把里奇韦军中的第3装甲师调到“闪电乔”柯林斯的第7军旗下，这无疑使原本就混乱的局面雪上加霜。

莫里斯•罗斯将军的第3装甲师仍然“坚守”着从弗莱杜赫木屋以西15英里延伸到奥通要塞的那片林木茂盛的山地。让他们防守这片区域，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前，柯林斯的第7军试图绕到德军后方时，被罗斯派去阻碍克鲁格装甲军的三支特遣队依托一个陡坡，漂亮地完成了任务。现在，其中两支特遣队已经被敌军驱赶到北方去了，剩下的霍根特遣队仍被包围在拉罗什以北3英里的玛库里山村。

上午10点，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萨姆•霍根中校正在听师部发来的无线电报告。传来的是好消息：工兵、文职人员及其他后方梯队人员仍然坚守奥通要塞，豪兹上校的援军也即将抵达那座被围困的村子。A装甲战斗群结束了追踪冯•德•海德特伞兵的任务，终于逼近了弗莱杜赫木屋以北6英里左右的一个交叉路口旁名叫马奈的小村庄。这最后一则消息着实让霍根欣喜，因为A装甲战斗群包围马奈，就意味着第3装甲师的主力现在也参战了。但他给师部的回复却没有那么乐观：他这边的血浆、绷带、食物、弹药都几乎消耗殆尽了。

罗斯很快来了答复：“今晚会再次进行空投补给。我们会连着血浆和绷带一起投下去，注意看着点。”

霍根走到自己的指挥所门前。天朗气清，正适合飞机飞行。或许事情也没他想的那么糟糕。突然，一辆装甲车驶过，上面坐满了德国人。霍根立马跑回室内躲了起来。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疾驰而过，车里的人若无其事，那样子跟在柏林参加阅兵一般无二。霍根立刻联系了城南的岗哨。

“两辆德国佬的装甲车刚刚开过来了。”他大吼一声。然后又给北边的岗哨打了电话问道：“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抱歉，上校，今天早上忘了检查我坦克上的炮了。”前哨指挥官道歉说，“德国佬毫无征兆地就嘎啦嘎啦进城了。等我转动炮管打领头的那辆，却发现那根该死的烂铁动都动不了。估计是回转炮塔上的液体冻住了。”

霍根一向脾气好，只把那指挥官责骂了一通，就赶紧朝城南去了。一辆德国装甲车已经烧了起来，里面的士兵四散奔逃，朝着干草堆和灌木篱墙跑去。霍根只见自己的士兵一个一个地把德国人赶了出来，五个身穿灰色军服的身影疯了一般往沟里一跳，脸朝下就那么下去了。

一个美国中尉跑到那个壕沟边上，举起他0.45英寸的手枪，对着其中一个德国佬的后脑勺一射，那人就死了。

“住手！”霍根喊道。

但那中尉仔细瞄准后，又射杀了一个四仰八叉躺着的无助的家伙。接着，他朝第三个走去。那人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眼里充满恐惧。中尉正瞄准呢，旁边一个美国人却把他手里的枪打掉了。

霍根气冲冲地把那中尉训斥了一通，然后回到指挥所。他们自己可能很快会落入德军手里，现在却崩了两个德国人的后脑勺。

柯林斯将军的指挥所在马尔什近旁，他刚刚得知，除了手头上那棘手的一大堆麻烦之外，第3装甲师也将归到他的麾下，自己肩负的责任愈加沉重了。换句话说，他现在指挥着一条蛇一样的部队防线，从弗莱杜赫木屋几乎一直延伸到默兹。

两天前，蒙哥马利让柯林斯带着第75师、第84师和第2装甲师这三个师绕到整个战场后方，同时要避免与敌军接触。此时第75步兵师本来应该已经与莫里斯•罗斯第3装甲师的右翼接合，但此时距之却仍有数英里。与其战线相接的第84步兵师已经在马尔什前方就位，但却没有听从蒙哥马利的命令，已经开始作战了。

他们的对手是克鲁格手下的德军第116装甲师。第116装甲师曾在奥通遭遇罗斯后方梯队的工兵的猛烈抗击，以至于克鲁格不得不让坦克撤离，往西边几英里的地方寻找突破口。因为据间谍称，那里没有美军出没。

本来第116装甲师听了命令往西走，却与正在集结的美军第84师结结实实地迎面撞上，这让两支部队都大失所望。

就在柯林斯接到消息后又过了一阵儿，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没戴头盔，却戴着个伞兵的红色贝雷帽走进了他的指挥所。

“我刚从第84师的博林那里得到消息。”柯林斯说，“他在马尔什北部遭遇了德军。”

蒙哥马利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让你参与防御行动。你可是我的战略预备队。”他提醒柯林斯小心行事，不要陷入更多的麻烦，必要时可以撤退。除非德军的攻势没有了劲头，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发动反攻。

蒙哥马利走后，又过了几分钟，第2装甲师师长“公鸭嗓”少将厄尼•哈蒙走了进来。

“刚才我跟蒙蒂谈过了。”柯林斯说。虽然他和那陆军元帅在军事上意见相左，但他对蒙哥马利还是非常尊重的。“他又跟我说了一遍，让我别参与。厄尼，你得默不作声地等上一个礼拜，准备突然袭击。”

“听起来还不错。”哈蒙用他那深沉、粗哑的声音说道。他的14000人由于持续作战，都已经很疲惫了。他们一夜之间突进70英里，现在实在需要较长时间的休整。

半小时后，哈蒙回到他自己的指挥所，那指挥所设在马尔什西北的一座城堡里。他把这个休整的好消息告诉了手下的军官，然后坐下，开始悠闲地吃午餐。哈蒙正喝咖啡的时候，一个中尉冲进门来。那中尉头上胡乱绑着绷带，绷带上血淋淋的。哈蒙认出，此人正是埃弗雷特•琼斯中尉，早上被派去南边侦察的那人。

“我的侦察队被攻击了，长官，”琼斯慌忙说道，“至少有两辆4号坦克。德国佬距咱这儿就10英里左右，他们正拼命往这赶呢！”

如果说德军在南方10英里左右，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马尔什西侧10英里了。他们一定是绕过了马尔什南边，直接朝默兹挺进了。哈蒙很快做了决定。他跑过一片雪地，来到坦克营驻扎的一个树丛里，连帽子也没顾得上戴。“你们发动车辆出发需要多长时间？”他对一个连长喊道。

“取消无线电静寂的话，需要五分钟，将军。”

“无线电静寂马上就取消。你沿路朝南走，去一个叫锡奈的小城。把小城的出入口都封死。该死的，德军一整个师就在后面跟着你！”

不到五分钟，17辆谢尔曼坦克轰鸣着就开始朝南进发，油门大开。37辆坦克紧随其后。

哈蒙正在打电话。“乔，”他挺高兴地说道，“我还是参与拼命了！”

电话另一端是他的军长柯林斯。柯林斯点了点头，却没有那么高兴。厄尼做的是没错，但是蒙蒂会同意吗？

7

下午2点。在弗莱杜赫木屋以北6英里的马奈，艾利奥特•戈德斯坦少校正在恳求第3装甲师的沃尔特•理查森中校：“中校，您要是不帮我，我的人就完蛋了。”

理查森看了看两个被俘虏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军官，戈德斯坦把这两人特地从交叉路口带来，以便说服理查森。理查森点了点头，拿起电话。“布鲁，”他说，“弗莱杜赫木屋那边需要人手，你派一个坦克排去看看。”他又转过头对戈德斯坦说：“布鲁斯特少校在沿路往南数十英里的地方，他要是能帮得上忙，就会去帮你的。”

一个小时之后，“瘦子吉姆”加文少将到了弗莱杜赫木屋东北1英里的一座山脊上。他第82空降师的步兵分散在各个散兵坑里，每个散兵坑之间间隔足有200码，而且反坦克防御工事薄弱。这样一来，一旦受到猛攻，想要守住这一重要的山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不能从自己师负责的别段调来一人，他们师毕竟守卫着突出去的长达25英里的防线。

迫击炮密集的炮火开始在山上翻腾起来。随后，西南方又传来更大的响声。弗莱杜赫木屋真的承受不住了。他赶紧躲进连指挥所，给伍德拉夫上尉打了个电话。伍德拉夫上尉就是他早上刚派去交叉路口增援的那个空降连的连长。

“我们这里受到猛烈攻击，长官，”伍德拉夫提高了嗓门儿，盖过炮火声喊道，“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加文加快步子跑过野地，钻进了松林里。他想知道局势是否真的无法挽回了。他从矮树丛爬到松林边上的时候，德军的88毫米炮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只见前方100码的地方是一片正在冒着烟的废墟，那便是弗莱杜赫木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正从三面同时进攻。

凭他一人之力，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爬到了后方。

戈德斯坦与布鲁斯特两名少校的吉普车都正冲向同一个交叉路口。距交叉路口北部还有1英里的时候，几个灰头土脸的炮兵把他们拦下了。

“敌军已经突破防线了，”一个人慌忙喊道，“路障已经被清除了！”

戈德斯坦与布鲁斯特赶紧下车，穿过树林继续往南走。或许只是那些人说得太夸张，或许他们还没有太迟。雪很深，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走到树林边上。一辆画着黑十字标志的巨型坦克突然隆隆地翻过一个小坡，把88毫米炮对准他们，开起火来。

两个人赶紧跑开，差点被打中。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太迟了。

那天，斯图蒙是里奇韦第18空降军战线中唯一一处亮点。里奇韦下了吉普车，右手拿着枪——他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从来不离手——走进了一座漂亮而又现代的城堡。这座城堡坐落于斯图蒙与拉格莱兹之间的山上。之前，哈里森准将给他简单汇报了战况：第82空降师正在向斯图蒙迫近；第30师在第740坦克营的协助下，正从西面向其推进。

“我们东西两侧的进攻今天陷入了困境，”哈里森说，“但是明天我要试试从南边发起攻击。”在这片林木覆盖的山地的掩护下，他的人可以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接近拉格莱兹。

他们说话简短，但却都扯着嗓子。因为城堡附近有两个榴弹炮和一个155毫米火炮，成吨的炮弹不断地从这里飞到派普战斗群的最后一个据点拉格莱兹。

这门加农炮是派普战斗群遭遇到的火炮中最厉害的。它的轰击让派普的人深受打击，神经一直紧绷。而且他们现在弹药几尽，燃料也快用光了。

前一天他还通过无线电反映道：“我们几乎所有的弹药都用光了，奥托燃料完全耗尽了。现在敌方将我们全部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突围可以吗？”

一天后的现在，终于有了回复：“派普战斗群不准时汇报物资情况，燃料和弹药的持续供应当然也就指望不上了。斯塔沃洛东面的六辆虎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你想让我们把它们派往哪里？”

这一不切实际的问题让派普很是厌恶。“空运到拉格拉兹去。”他讽刺道。随后又加了一句：“必须批准我们立即突围。”

对方一阵沉默后，又问：“你能带上所有的伤员和车辆，一起突围出去吗？”

派普心里涌起了一股希望。这还是最高统帅部头一次暗示，不想让他们在拉格莱兹白白送死。“今晚是最后一次突围机会，”他在电话里说道，“不带伤员、不带运输工具。请给予批准！”

派普深信批准很快就会下达，于是做起了突围的准备。随后，他让人把哈尔•麦考恩少校从关押美军俘虏的地下室里带了出来。

“上面叫我们撤退。”派普说。他并没有把绝望的实情一并道出。

“嗯，中校，”麦考恩说，“我一直想尝尝坐在皇家虎上的滋味。”

派普微微一笑，但并没有提他们都要步行这件事。“现下我最关心的是我的伤员和美军战俘怎么处置。”他答应释放除麦考恩之外的所有战俘，相对的，美军要释放德军在斯图蒙和拉格莱兹的所有伤员。

麦考恩有些吃不准。“我没有权限跟你交涉。我那长官很有可能不会同意。毕竟说到交涉，中校，您现在的处境不怎么有利。”

“我知道，”派普说道，“但我仍想试试这个计划，希望你的长官能同意。”

于是他便起草了一份协议。麦考恩签了字，但又重申了一遍，他自己的签名不管用。派普也签了字，然后快速赶到外面的无线电通信车旁，想看看批准撤退的通知下来了没有。

“主抵抗线在哪？”他的通信官紧张地一直问，“掩护点在哪？我们能突围了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能突围了吗？”

噼啪一声，对方终于接听了。一个声音说道：“请告知经过我们防线的时间和地点。”就在派普和通信官刚要庆祝这一好消息的时候，那个声音继续道：“除非你们带上所有的伤员和运输工具，否则不允许突围。”

派普愤怒地指着无线电通信车道：“把这破玩意儿给我炸了！”然后又说：“允许也好，不允许也罢，我们都要步行突围出去。”

8

下午3点26分，美军第322轰炸大队的六架B-26轰炸机靠近了一座栖身于林木茂密之地的山城。此飞行编队的队长往下看了看。纵使天气如此晴朗，他仍然无法确定自己的主要目标曲尔皮希的位置，曲尔皮希是布兰登贝格尔第7集团军的一个铁路补给站。不过他断定自己处在拉莫尔萨姆上空，目的地在西南方仅6英里。他的飞机飞过市中心时，炸弹舱投下13枚250磅的通用炸弹，其他五架飞机也都纷纷抛下负载。

炸弹在城里的街道上四散纷飞。投弹效果惊人，所有的飞行员都很高兴。

12000英尺之下，美军第30师士兵晕眩茫然，平民歇斯底里，都奋力从比利时马尔梅迪的废墟中往外爬——这儿离拉莫尔萨姆足有39英里。

许多人爬都爬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第30师师长霍布斯将军正气冲冲地和一名空军将领打电话。霍布斯满是愤愤不平。被第9空军前进司令部误炸，他们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他的人私下里已经管第9空军前进司令部叫“美裔德国空军”了。

那名空军将领也很沮丧。“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他保证道。

马修•里奇韦将军的第18空降军防线就是以这座不幸的城镇为起点的。从这儿往西南方20英里，在他防线的中心附近，阴沉沉的夜幕开始降临在维尔萨姆。从早上开始，街上就挤满了从鹅蛋要塞撤出来的各种车辆。克拉克的人已经开了过去。现在，A装甲战斗群和预备装甲战斗群的卡车、坦克和吉普车正经过哈斯布鲁克的校舍指挥所。

南面几英里开外，古斯汀•纳尔逊上校整个下午一直在尝试与哈斯布鲁克取得联系。他第112团的人从中午起就开始遭受攻击，防线沿着萨尔姆河东岸延伸长达数英里。他们要坚守于此，充当屏障，直到殿后的负责掩护霍格和里德撤退的琼斯特遣队之外的所有部队全部安全通过。纳尔逊严令自己的人坚守不动，除非哈斯布鲁克将军本人下令撤退。到那时，他就必须快速行动起来，以免挡住琼斯特遣队的撤退路线。

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任何友军经过。每隔半小时纳尔逊都要用无线电联系哈斯布鲁克说，他十分确定霍格和里德的所有部队都已经从他的防线逃了过去。然而，回复却迟迟不来。

“跟之前一样。”通信中心的一个美国士兵抱怨道，“112团没人关心，没人赞扬，没人救济。”

眼下德军坦克已经打到了距纳尔逊指挥所不到200码的地方，不断开着炮，但撤退的命令还没有下达。他再也不会不加反抗就接受那样不靠谱的命令了。

1营、2营发来报告，称战事告急，德军已从多处突破。纳尔逊下定了决心。他下令立刻撤退。但当第112团的车队到达通向北边萨尔姆堡的那条干线公路时，却发现路上早已挤满了琼斯特遣队的车队，也就是说，最后一支队伍已经从南面地区撤离。纳尔逊的车队挤上公路时，虎式坦克和黑豹坦克从东面的山头探了出来。很快，炮弹就纷纷飞向拥堵不堪的军队。琼斯特遣队和纳尔逊的团挤在同一条路上，向北面的萨尔姆堡缓慢行进，恐慌在车队中蔓延。

在维尔萨姆，哈斯布鲁克满以为纳尔逊两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他发出的撤退命令。炮弹在街上，德军坦克的声音近在耳边。哈斯布鲁克把他的文件装好，然后带着他剩下的几个人，走下校舍的楼梯。

城东数英里处，率军掩护第7装甲师撤退的莫•博伊兰中校刚刚得知，维尔萨姆与奔袭而来的德军之间只有两个机枪班和他小小的后卫部队。南面的情况更为严峻：德军坦克已闯入萨尔姆堡。本来行进缓慢的琼斯特遣队和第112团东部和南部已经受到了威胁，而这个新情况意味着他们北去的路也被堵住了。美军即将面临又一次溃败。

博伊兰派了一个排的轻型坦克到萨尔姆堡，企图为这两个被包围的队伍炸出一条路来。他把他剩下的人分散开来，在维尔萨姆以东构筑一层薄薄的盾，希望能坚持到所有的人都通过为止。

哈斯布鲁克刚刚踏出校舍的门，一辆德军坦克就转过街角来，朝着大楼前刚刚发动的一辆半履带车和两辆吉普车开火。半履带车瞬间着了火。哈斯布鲁克和那几个人赶紧跳上吉普车，飞快地向横跨萨尔姆河的大桥冲去。坦克尾随其后，又开始开火。炮弹在哈斯布鲁克所乘的吉普车的正前方爆炸，一个正骑摩托车的人被炸飞了。两辆吉普车横冲直撞，开过鹅卵石铺成的街，又过了桥。

一个废弃的补给站里，维尔萨姆市民正耐心地把煤铲进桶里，然后各自带回家。德军统治下的生活不会好过，每一块煤都很珍贵。

萨尔姆堡以南的公路简直成了一片地狱。纳尔逊上校发现向北穿越萨尔姆堡的撤离路线已经被切断，于是挤到自己队伍的最前面，用一个轻型坦克连做先头部队，向西开出一条路来。

现下天已经黑了，但满月的光辉和一些烧着了的车辆足以把路照亮。第112团找到一座桥，借由这座桥渡过萨尔姆河，又掉转方向，走过雪地和上了冻的湿地。

琼斯特遣队也在寻找向西撤退的路线。特遣队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匆匆踏上了一条向南的泥路，但泥路很快变窄，成了条羊肠小道，通向萨尔姆河。六七辆坦克、卡车经过的时候陷进了泥里。剩下的队伍转向北边，走了数英里，遇到一处浅滩，于是穿过萨尔姆河，向西去了。半小时后，特遣队在黑暗中到达了普罗夫德鲁村。

头前的谢尔曼坦克指挥官发现干路上有车停在上面，下令停止前进。随后，他发现车里的是德军，于是大叫一声：“开火！”

美军、德军到处乱转，也分不清敌我，村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美军一辆半履带车着火了，车上的人仓皇逃出，寻找隐蔽的地方。逃出的士兵中有一个是第14骑兵团的约翰•班尼斯特中士，他自从前天开始就是琼斯特遣队的一员了。这八天来，他数次绝处逢生。

美军一辆坦克歼击车驶过，上面挤满了猛烈开火的步兵。“爬上来，战士，”回转炮塔上的指挥官喊道，“这一位正要下去呢。”

于是，班尼斯特开始追着装甲车跑，车上一人拉住他的手把他拽了上去。

“你知道你跟谁坐一辆车吗？”把他拽上来的那个人指了指指挥官，问道，“是比尔•罗杰斯中尉。”

“比尔•罗杰斯中尉是谁？”

“哎呀，妈的，”另一个不无骄傲地说，“他是威尔•罗杰斯的儿子。”

美军的坦克、半履带车、卡车、吉普车，还有步行的士兵现在转而向北行进，希望能在追兵赶上之前穿过那条从维尔萨姆延伸出来的东西向的公路。

一小时后，罗杰斯的坦克歼击车到了公路边。班尼斯特发现一名火箭筒操作员正在挖散兵坑。其人脏兮兮的，胡子没刮，看起来极度疲惫，好似莫尔丁漫画中的“威利”。“你在找什么安全的地方吗？”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是啊。”班尼斯特说。

“嗯嗯，哥们儿，把你的装甲车停在我身后吧。”他拉起长长的裤子说，“我是第82空降师的。那些杂种是过不了这里的。”

在维尔萨姆，对莫•博伊兰中校来说，是时候把他的后卫部队撤过萨尔姆河了。他站在桥边，数着剩下的车辆。

“就这些了吗？”第82空降师的一名工兵喊道。

“就我所知，”博伊兰说，“桥你可以炸掉了。”

博伊兰车队的油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它们在一个燃料堆前排成一排，准备加油。这时，无线电来了一则消息。“6号死亡射手，停止加油，准备出发。”来电的是他的作战参谋。

“我是6号死亡射手，”博伊兰回答，“加完油之前我不会行动。谁他妈的让我出发的？”

“6号车间下的指令。”对方回答说。“6号车间”就是哈斯布鲁克将军。

“知道了。”博伊兰小声说道。几分钟后，他的部队就往一个高地开去。

一个宪兵把他们拦了下来。“你就是博伊兰中校？”他问道，“哈斯布鲁克将军想见你。”

博伊兰预料到，将军对他少不了一顿训斥，于是不紧不慢地走进那处农舍改造成的临时指挥所。哈斯布鲁克向他走来。将军一只胳膊搂上了博伊兰的肩。“感谢上帝，博伊兰，你终于到了，”他说，“你救了所有的人。”

外面响起了低沉的隆隆声。维尔萨姆的桥炸了。

鹅蛋要塞一役结束了。

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刚给霍奇斯写完电报：

请将以下私人讯息从我处转交给第7装甲师的哈斯布鲁克。引文开始 你们的突出贡献将对整个局势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我个人也对你十分感激，并希望你让你手下的所有人明悉：如果他们继续在这种杰出精神的指引下执行任务，他们绝对对得起国家的期望。引文结束

(1)　俄罗斯高压，指俄罗斯来的寒流。——译者注

(2)　节礼日（Boxing Day），为每年的12月26日，是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一些欧洲的国家称为“圣士提反日”。——编者注

(3)　阿尔•卡彭时代（The days of Al Capone），卡彭于1925年至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译者注

4　决策之日 1944.12.24

1

德军第2装甲师仍然继续向正西推进，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要说有敌人的话，那么很明显是他们自己的补给系统。几天来，汽油、机油都是用罐子少量分配的。坦克兵们很是沮丧。燃料充足的话，他们早就冲过默兹了。

12月24日，距黎明还有几个小时，第2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穿过浓雾，沿通往塞勒的路进发。指挥官借手电筒的光看着地图：塞勒距默兹只有5英里。

在这重要的节点地带有一家舒适的旅店，名叫阿登阁，老板是玛尔特•蒙莉克夫人。前一天，她看见吓坏了的美国工兵匆忙埋下个菊花链⁽¹⁾，地雷就埋在旅店前的那条路上。他们埋好地雷，就上了吉普车往默兹撤退了。

邻居告诉她，她应该像城里其他居民一样，跑到林子里躲起来，因为河这边一个美国士兵都没有。但玛尔特没有去躲起来。她会说德语，坚决不让德国鬼子炸了她的旅店。

早上6点，玛尔特被爆炸声吵醒了。她打开灯往外看了看：一辆坦克正闷闷地烧着。两个德国军官看到了灯光，走向旅店。“从这到迪南还有几英里？”其中一个军官问道。

撒谎是没有用的，路对面就立着个标牌。“10英里。”她用德语答道。

“太好了！中午之前我们就到了。路况怎么样？”

“美国人在整条路上都埋了地雷。”玛尔特跟许多阿登的女子一样，演技一流，“他们白天黑夜不停地挖坑埋地雷——埋了好几英里。”

军官又问了问北面几英里的主干道路况如何。

“哦，那里也埋了地雷。上千名美国士兵就在山的另一边埋伏着。”

这些征服了克莱沃和诺维尔的德国坦克兵，他们听了玛尔特的叙述，吃了一惊。于是德军拐进林子里，隐蔽了起来。

2

在第2装甲师这支停滞的先头部队以东40英里，一支经常被盟军战斗序列研究组误认为是第2装甲师的队伍在弗莱杜赫木屋得胜之后，又继续向北发起进攻。

党卫军第2装甲师现在距巴斯托涅—列日公路的下一节点——马奈——的南边，只有4英里了。马奈也是“闪电乔”柯林斯第7军与里奇韦第18空降军的防线接合地。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中，这个只有百户人家的不起眼的村子会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不仅美德双方争持不下，美军不同部队也会为此苦苦相争。

现在，马奈还在第3装甲师的理查森特遣队的控制之下。现在，特遣队指挥官沃尔特•理查森中校得知，两军之界线就是南北向的巴斯托涅—列日公路。路的西面就是他要守卫的地域。路东则由第18空降军负责。

理查森和他师部最好的朋友萨姆•霍根一样，都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此刻萨姆•霍根仍被包围在西南方向10英里的玛库里）。不过，他们相同的地方也就到此为止了。霍根毕业于西点军校，训练有素、懂得放松，对自己也很自信；理查森是预备军官，周末都用来学习，为人严肃认真，下定决心要当上高级别军官。

上午9点，有人给理查森打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奥林•布鲁斯特少校。少校负责管理巴斯托涅—列日公路上的贝勒海耶路障，路障就在南方4英里处。“理查森，这边真的不行了。”他用代码和各种含糊的词语解释说，他摧毁了几辆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装甲车。当时，那几辆车正要通过他所防守的路上的深沟，所幸两旁林子比较茂密，德军的车过不来。

“P-47战斗机在我们头顶嗡嗡直响。”布鲁斯特接着说。他铺开友军识别布板，但还是觉得美国的飞机没有发现那一大群准备冲毁路障的德军坦克。

理查森挂了电话。贝勒海耶路障的士兵，是守在马奈与德军之间的唯一一支军队。理查森赶紧打电话给副营长比尔•泽赫少校，少校在路障以西10英里的埃尔泽。理查森把布鲁斯特的位置和德军坦克可能的所在告诉了他，又让他提醒空军，使空军有所戒备。

过了不到一小时，理查森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来电的是布鲁斯特。P-47轰炸机开始攻击了。“够可以的呀，”他说，“妈的，这地方整个儿都叫烟熏黑了！”

这消息让理查森深受鼓舞，他根本不知道进攻他防线的，是一整个德军装甲师。“我再派给你一个步兵连，”他说，“你去攻击弗莱杜赫木屋，再把它夺回来。”

突然之间，德军第2装甲师遭受重创。在布鲁斯特的坦克与P-47轰炸机之间，德军九辆巨型坦克成了焚烧殆尽的残骸。但挫败只是暂时的，党卫军已经补充了大量装甲车，掉头向西，绕过了布鲁斯特的路障。当下，士兵和坦克正在通向奥黛涅村的雪地上缓缓行进。既然他们无法顺公路直捣马奈，那就得从西南拿下它。

3

沿巴斯托涅—列日公路向北12英里，在韦尔博蒙附近一个石头砌成的农场里，马修•里奇韦正决定着马奈的命运。虽然他指挥着整整三个师和三个相当规模的部队，但从马尔梅迪延伸到马奈的第18空降军战线却只有两个师在守着：第30师和第82空降师。军里剩下的兵力，也就是从鹅蛋要塞撤下来的兵，由于撤离过于疲劳，正在休息。

虽然巨大的鹅蛋区域已经不复存在，第82空降师的防线仍然深深嵌入德军阵线内。加文那长达5英里的防线已不堪重负，濒临崩溃。很明显，他在马奈附近已经使不上力气。德军出乎意料地向北突进，其目的很明确，下一步就要拿下马奈。

虽然里奇韦并不想这样，但眼下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派出刚从鹅蛋要塞逃出的元气大损的部队。他扫了一下地图，发现马奈东南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马伦普雷，他要把比尔•霍格的人派到那里。

但问题最大的还是从贝勒海耶向北通往马奈的这一段。昨天，马奈还在乔•柯林斯第7军第3装甲师的控制之下，今天却已经到了里奇韦手里。为了明确巴斯托涅—列日公路的管辖权，两军边界已经被推到路西1英里的地方。

派到这一地区的人还得是经历过圣维特之战，但仍然元气不减的队伍——第7装甲师的A装甲战斗群。

一小时后，一辆没有宪兵护卫的敞篷车在里奇韦的农场前停了下来。蒙哥马利走下车，对美国警卫露齿一笑，警卫们也一般儿回笑着。蒙哥马利此来，任务很简单，就是来把里奇韦的战线拉直的。第82空降师在“突出部”里还有个突出部位，这让向来严谨而爱好齐整的他很看不过眼。他告诉里奇韦，第82师必须得撤到一条合乎情理的防守战线，就是沿特鲁瓦蓬通向马奈一线的那条路。

里奇韦没怎么说话。虽说他喜欢不断攻击，但还是能分辨出蒙哥马利所言的合理之处的。他也知道，陆军元帅此来是打定了主意，争辩是没有用的。

二人握了握手。蒙哥马利又上了车，再次朝着美国大兵挥了挥手，然后告诉司机，去考特尼•霍奇斯的新指挥所。

下午1点30分，里奇韦手下的指挥官——加文、哈斯布鲁克、霍格等人——挤进了韦尔博蒙的农舍里。

“天黑之后行动，”里奇韦严肃地说，“第7装甲师的A装甲战斗群撤到马奈，第82空降师撤到特鲁瓦蓬。”

指挥官们大多点头同意了，只有加文反对。他的第82师从来没有撤退过，现在，他也不想开这个头。里奇韦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会议结束后，里奇韦坐了下来，开始写公告。他得让士兵们知道，一旦他们撤退到蒙哥马利所说的战线位置，就绝不会再后退半步。他们要在那里坚持、作战，并打败德军。

他的公告是这样结尾的：

我认为德军这是在垂死一搏。希特勒已经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要孤注一掷来打这一仗。就在今天，就在我军阵地，我们要粉碎他们的最后一搏。此次下达的指令就是能粉碎德国此战军心的指令。请以此精神振奋你师的每一个人。就在今天，就在这里，我们将战胜德军。

4

在马奈，理查森正跟他的作战指挥官道尔•希基准将讲话。二人谁也不知道，此地已经不属于他们的那个军，他们也不用再守卫这里了。希基一边镇定地吸着烟斗，一边把他的防守计划告诉第3装甲师的理查森。这时，一个戴着第7装甲师臂章的上校开车赶到了。

这新来的人对希基说，他刚刚接到命令，要接管马奈周边所有区域的防守任务。他指了指透明图⁽²⁾，告诉理查森和希基，现在第7装甲师所管辖的地域西至1英里外的格朗梅尼尔村，东至马伦普雷，南至贝勒海耶。（但到目前为止，对于里奇韦撤军去马奈的新命令，他仍然一无所知。）

无论是希基，还是理查森，都不看好第7装甲师的这名上校。他好像根本就不担心南边4英里的贝勒海耶路障，但是他的决定却关乎布鲁斯特的安全。

希基上了吉普车，仍然不敢相信，军里会拉出如此不切实际的防线。“我要回去跟罗斯将军确认一下。”说完，他就离开了。

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我在格朗梅尼尔附近见到了罗斯将军。”他对理查森说，“第7装甲师的上校说的没错。这里是他的地盘了。”

二人穿过街道，向一所石头房子走去。那是第7装甲师上校的指挥所。“你打算在哪儿防守？”希基问他道。

“我想在马奈北边的山上。”上校说。

希基被他烦躁、自负的态度激怒了，指着马奈南边的高地，直截了当地说：“上校，你的人得守住这里，不然身在贝勒海耶的布鲁斯特和他右边的凯恩特遣队就会无所遮蔽。”

“嗯，行吧。”上校不情愿地应道，“我会派坦克去南边的山上。”

理查森跟着希基走回吉普车旁。希基此时还是心烦意乱。“你跟他商量出一个细致的安排来，”他对理查森说，“但，只要我不下令，就别把布鲁斯特撤出来。”

“布鲁斯特现在特别缺步兵。我的整个特遣队都精疲力竭了，随时可能倒下。”

“那也得这么办，”希基连烟斗都不抬一下，说，“罗斯将军刚才跟我说，不惜任何代价，我们都得撑下去。”

“什么叫不惜任何代价？”

“就是字面意思。”

“是，长官。”理查森转过身，坚定地再次赶往第7装甲师的指挥所。

上校正坐在桌前读着《星条旗报》，见到理查森并不高兴。

“你要把你的人派到村南的高地上去吗？”理查森催问他道。

“当然了。”上校愤愤地说。正说着，第7装甲师的坦克轰隆隆地经过房前，往南去了。

“我建议你，要去村南就悄悄地去。要是德国佬听到你坦克动静那么大地往村南去了，他们会发起攻击的。”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他妈的不需要一个小小的中校来教育我。我要是需要建议我自己会说！”

理查森转身走了。马奈将陷入地狱——贝勒海耶也是一样。

5

蒙哥马利正在霍格于通格尔的新指挥所门前停车。几分钟后，他就向第1集团军司令传达了早上下达给里奇韦的撤退命令。随后，他提出英国第51高地步兵师愿意为柯林斯的军队提供支援。

“柯林斯的情况，”他接着说，“非常危险。我很担心，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全员撤退了。”

蒙哥马利走到挂着地图的那面墙前，指了指马尔什西北30英里、默兹河畔的昂代讷城，然后又指了指奥通，就是在这里，美军第3装甲师在最近一次交锋中，将德军第116装甲师击退了。

“如果需要的话，柯林斯可以把他右翼的所有人全部调到昂代讷—奥通战线。”

霍奇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把柯林斯的右翼向北调转四十五度，就像是给德军开了一扇门，让他们直接沿马尔什南边行进。“那样不就是把默兹河上纳慕尔到吉维特一段打开了吗？”他说。

“别担心，”蒙哥马利安慰道，“英军会在那里支援。”跟许多英国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在战场上拒绝撤退是感情用事的表现。“请让我重申一遍，我希望柯林斯尽可能减少与敌军的交锋。希望乔能不断往后退，直到德军的攻势没有了劲头，然后，”他用右拳撞了一下左掌，“进攻。”

蒙哥马利走后，霍奇斯和他的参谋们仔细考虑了一下现在的局势。霍奇斯对蒙哥马利这位陆军元帅还是很尊敬的，但是打仗的时候一直后退，他可不愿意，就连他手下的将军也不会愿意，特别是柯林斯与哈蒙。

几分钟后，也就是下午2点30分，在第7军指挥所里，柯林斯的副手威利•帕默正在与哈蒙通话。

“我的一支侦察队，”第2装甲师的师长激动地说，“刚刚发现德国佬的坦克正盘踞在塞勒附近。比利时人说，德国佬油已经不够了，他们现在就是坐以待毙。我去把那群混蛋拿下吧！”

帕默知道蒙哥马利曾警告说，要避免与向前推进的德军交锋。但这么极端的一个决定得柯林斯同意才行。“乔在外挨个巡视他的师，现在正在去你指挥所的路上。见到他再说吧，厄尼。”

几分钟后，帕默的电话又响了起来。那是哈蒙的来电：“我们已经把德军那该死的第2装甲师整个装进麻袋里了。你得立刻给我权限发动攻击！”

“嗯，”帕默慢吞吞地说，“你可以做一些前期准备，但是行动还是得等乔最后决定。”

二十分钟后，帕默的电话响了。来电的是霍奇斯的参谋长基恩。为了厘清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务的头绪，“红发”埃克斯上校正带着口信来找柯林斯。“上面已经批准乔改变防线了，”基恩谨慎地继续说道，“你看到地图上的A和H两个地点了吗？”

帕默看了看他的地图。他误以为基恩是指南方的两个地点，而不是昂代讷和霍通，于是说：“是的，我看到了！”

“那是新防线。”

帕默激动地挂了电话，以为既然新防线在南方，就相当于给哈蒙下了可以攻击的指令，于是他就把“可以攻击”的消息转达给了柯林斯。

帕默的消息转达出去没多久，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来电的是基恩：“我想了想，威利，我不确定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现在听着，我就说一遍：避开重拳。”

帕默挂了电话，很是失望。如果第7军要“避开重拳”，那就意味着要撤退。他又看了看地图，这回总算发现了昂代讷。在之前给柯林斯信息的副本上，他写下了“昂代讷”一个词，又加了个注说：“他意思是掉头。你怎么调用厄尼都行，只要你需要，但是得‘避开重拳’……你最好回来吧！帕。”

在第2装甲师的指挥所，柯林斯刚刚收到帕默的第一条信息，允许对塞勒发起进攻。他正跟哈蒙商量进攻细节，第二条信息就到了。柯林斯看到“避开重拳”的告诫，他长叹一声。这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毁了。

“我得回指挥所去。现在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看见哈蒙的脸色难看起来，又补充道，“就当我们还是要进攻。但是先缓缓，等到我最后告诉你‘冲啊’的时候再说。”

黄昏刚刚降临，柯林斯往自己的指挥所赶的时候，影子已经拉长了。很快，他将做出自己军人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影响整个战局。最安全的方式当然是等着看情况。但如果他等了，即便只等了几个小时，德军第2装甲师的坦克可能就会溜出陷阱，或者正全力驰援而来的第9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就会与这个前锋师会合，并把哈蒙的攻势转变为美军的大溃败。

柯林斯到指挥所的时候，霍奇斯的私人信使“红发”埃克斯上校已经在那儿了。

“你已被授权，把军队撤到昂代讷—霍通防线，”埃克斯对他说，“但是这条线无论如何都得守住。”

柯林斯担忧地摇了摇头：“那样的话，马尔什西边整个道路网都会打开，默兹河上吉维特到纳慕尔一段不都给德军了么！”

埃克斯重申了一遍蒙哥马利的承诺，说英军会在河对岸等着，又向柯林斯保证，说基恩在电话上说的过于谨慎，事实上到时候柯林斯会有更多酌情行事的回旋空间。

但柯林斯也还记得1914年冯•克鲁克的信使痕施中校的那个著名案例，那是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跟埃克斯一样，痕施也给冯•克鲁克捎去一封口信。但冯•克鲁克误解了口信的意思而撤退了，使得法国人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命运。克鲁克由于没有坚持要书面命令，此次经典错误也就被归咎于他。

柯林斯下定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转身对埃克斯说：“我想让你口授一份书面命令。”几分钟后，他被递给了他一个文件，上面签着埃克斯的名字：

现在免除第7军所有的进攻任务，转而进行防守，以巩固美国第1集团军右翼。由是，特批准第7军军长有权调动手中的所有部队，以达成此目的。只要第7军军长认为必要，无论何时都可撤回昂代讷—霍通—马奈总防线。

柯林斯仔细读了读这个声明，然后跟自己的参谋们讨论了一番。有几个认为这是进攻的信号，其他人认为此声明仅仅暗示了防守行为。

柯林斯重新审视了一下上面的信息。很明显，他可以取其中任意一种解读。他知道，如果他选择防守，没有人会责怪他；但是如果他选择了进攻还失败了，他的整个军旅生涯就会毁于一旦。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他叫停了热烈的讨论：“我已经决定好了。”

大多数人支持进攻，他们倾身向前，做期待状。

“我们要继续对第2装甲师发起攻击。”他转身对埃克斯说，“我想让你告诉霍奇斯将军，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

柯林斯给哈蒙打了电话。他用暗语告诉哈蒙，让他在早上对塞勒发起攻击。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阵欢快的叫好声。“那些混蛋早就是囊中之物了，”哈蒙喊道，“早就是囊中之物了！”

6

德军第2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塞勒。但后方梯队还驻扎在塞勒以东数英里、马尔什东南6英里地的班德。

班德村坐落在山坡上，俯瞰巴斯托涅—马尔什公路，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被占领期间，它一直是抵抗的核心区域。作为报复，干路沿线的房子都被德军烧毁了。德军还没来得及实施进一步的报复行动，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就解放了比利时。

巴斯托涅神学院院长让-巴普蒂斯特•穆思提和他年轻的学生们也在班德。两天前，他们因德军第2装甲师向默兹推进而被困在了那里。午前，穆思提做完大弥撒之后，就一直在找自己照管之下的四个学生。大弥撒期间，这四个年轻的哲学学生以及村里的其他66个男孩和成人被盖世太保特务抓了去，带到了干路上的鲁金锯木厂。

德国国防军，甚至连驻扎在村里的党卫军都表示抗议，问那些戴着SD⁽³⁾标志的黑白臂章的人究竟打算做什么。但很明显，这些人是希姆莱的特派部队，过来实施报复行动的。

穆思提从位于山上的主村落走下来，公路两旁是两排被烧毁的房子。他走到一名帝国保安部军官面前。

“神父佬儿，”那军官抽出手枪，大声喊道，“快滚，你这个老黑！”

穆思提悲伤地往山上的主村落走去。路上，村里一家旅店的老板娘雷内•图尔奈夫人抱着两件外套，从他旁边走过。她要去鲁金锯木厂，因为她确信那70个男人和男孩将被送到德国做苦役。

一个军官拦住了她，答应她一定会把大衣带给她丈夫，以及她房东的儿子。“给我拿些干邑白兰地来。”他命令道。听到夫人说她没有白兰地的时候，军官笑了：“像你这样的人总会在某个地方藏些白兰地的，我再清楚不过了，我可是盖世太保啊。”

图尔奈夫人急忙赶到主村落，很快就带着三瓶香槟酒回来了：“您能不能把我外甥泽维尔•图尔奈给放了？”

“没有人能跟我讨价还价，”那军官愤愤道，“我又不是犹太人。”

锯木厂里，另一个军官刚刚得知，其中一个阶下囚阿曼德•图森特是个农夫。“农夫一定有酒，”军官说，“我们需要些酒来庆祝圣诞，如果你能给我20瓶酒，我就放了你和你儿子。”

图森特赶紧往他的农场里赶。他正找酒呢，一个住在他家的德国国防军军官阻止了他。“别去锯木厂，”那名国防军军官警告道，“让我去。我会打点好一切。”

德国军官走了，过了几分钟又沮丧地回来了。“先生，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他难过地说，“下面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你最好还是把酒送去吧。”

于是，图森特带着酒回到了锯木厂。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真的放了他和他儿子。但其他33人却被分成两组。年龄大些的都留在了锯木厂，年轻的被押到锯木厂屋后，站成三排。

卫兵们一个一个地搜身，把所有的财产都带走了：手表啊，钱啊，钱包啊，手绢啊，念珠啊，一个也没落下。随后，他们要求这些人把手交叉，举过头顶，33人被带到主干道上的云游驿咖啡馆，它旁边就是被烧掉的伯特兰家的房子。33人面对公路，又是排成三排。六个士兵负责看守这些阶下囚，军官打开了烧焦的房门。

慢慢地，大片大片的雪落了下来，融化在排队的人们脸上，染白了他们的帽子与头发。这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中士拍了一下第三排最后一个人的肩膀，把他带到伯特兰的房子里。其他俘虏完全不知道他们身后发生了什么。随后，是一声枪响。

中士回来了，又拍了拍下一个人。很快又传来第二声枪响。现在排着队的人才知道，他们要一个接一个去赴死了。

“我们试试能不能逃跑吧。”里昂•普莱勒小声说，这位里昂•普莱勒时年21岁，生得身高体壮，“我们去攻击那些卫兵。这是唯一一次机会了。”

没有人回答。

普莱勒转过身，正好看到中士把他身旁的一个人带进伯特兰的房子里。那个帝国保安部的军官一把抓住那个比利时人，另一只手拿起冲锋手枪就往他脖子上一射，然后一膝盖把他顶到了张着大口的残毁地下室里。

21岁的普莱勒感觉到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转过身看到那个中士在哭。两人快到门口的时候，普莱勒突然给了那个德国人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沿着公路往北跑了30码，然后往右一拐，冲过公路，跳过树篱，又蹚过一条溪，终于消失在暮色之中，安全了。

公路上，大屠杀还在继续。很快，32具尸体就横七竖八地躺在伯特兰的地下室里了。其中有几个还在动。帝国保安部的那个军官把自己冲锋手枪剩下的子弹全都射在了扭动的尸体堆上，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当雪开始覆盖尸体时，六个卫兵挨家挨户地拆木板。他们往死人堆上堆到三层木板的时候，党卫军军官斯帕恩中尉恰好经过。他正要去救人。他这几天一直住在班德主村落的戈德弗兰德家里，戈德弗兰德那天中午被抓了，他想把他救出来。一见地下室那可怕的清理场面，他明智地挪开了视线。

那天下午，在锯木厂里，他第三次请求帝国保安部的人。他们冷冷地把戈德弗兰德带了出来，让斯帕恩把他带回去过圣诞。

“你该庆幸你丈夫还活着。”几分钟后，他对戈德弗兰德夫人说，随后又补充道，“我非常难过。”战友把斯帕恩叫了出去，想让他跟他们一起庆祝圣诞节，但斯帕恩摇了摇头，慢慢走进自己的房间。

往东8英里，斯帕恩所在集团军的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正在拉罗什附近的一处城堡里打电话。对方是元首指挥部里的约德尔。

“快没有时间了。”身材矮小的曼陀菲尔将军用他那短促而清晰的声音说道，“布兰登贝格尔的第7集团军位置不够靠前，无法掩护我的左翼。盟军随时可能从南方对我们发起猛攻。今晚你得告诉我元首到底想怎么样。是时候立一个全新的计划了。我不能一边向默兹进军，一边还要拿下巴斯托涅。”

“元首可不乐意听到这个。”约德尔不安地说。

“妈的，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曼陀菲尔粗暴地说，“我们最多只能到默兹。之前在巴斯托涅耽搁太久了，每个人都明白，第7集团军太弱，盟军若从南方猛攻，是抵挡不了的。再说，现在盟军的大量兵力肯定都已经到了默兹河对岸了。”

“但元首是不会放弃向安特卫普进发的。”

只要他们能跟着他的计划走，曼陀菲尔说，现在还有大胜的机会：“我就在默兹河的这一侧掉头向北，把所有的盟军都困在河东。”

约德尔听到这一提议，非常震惊。

“把预备队给我，我去拿下巴斯托涅，到达默兹，然后掉头向北。”

“嗯。”约德尔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去跟元首说一下。”

“你赶快去。现在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如果我快速掉头向北，这计划还行得通。如果再等，美军第7军就有时间准备了。”

“你放心，我亲爱的曼陀菲尔。”对方答道，“我马上就跟元首说。”

曼陀菲尔挂了电话。一发炮弹在城堡附近爆炸。接下来的一发来得更近了。曼陀菲尔走到地下室里，与他的参谋们会面。每个人都坐在地板上，一脸沮丧。

7

在马奈，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沃尔特•理查森中校此时正在交叉路口南方数百码外的一座公路桥上，监督拆桥工作。

这时，他的吉普车司机跑了过来：“中校！我想我方第7装甲师要撤退了。”

“不可能。没人跟我说过这件事。”

“可是，长官，他们真的在撤退！”

现下，理查森已经能听到美军的卡车、坦克轻微的发动机声了，他们正趁着夜色往回撤，慢慢涌现过来。他急忙赶回交叉路口。在第7装甲师的指挥所门前，他遇到了一个上尉。

“怎么了？”理查森问道。

“我们要转移到马奈北边的高地上。”

气愤、忧虑交加的理查森，大步跨入了指挥所。第7装甲师的上校正在整理文件。

“如果你现在撤退，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理查森说。

上校简要地解释说，他刚刚接到里奇韦撤退的命令。他现在正要拉一条穿越马奈、东西走向的新防线。

理查森气炸了：“那不就意味着布鲁斯特要全军覆没了吗！”

上校没搭理理查森，继续收拾他的文件。

理查森赶到他的吉普车前，拥有一个轻型坦克排的麦克斯韦少将正在那个交叉路口等着他：“用无线电告诉布鲁斯特，现在命令有变，但他得继续坚守住。”随后，理查森用自己吉普车上的无线电联系了泽赫少校，他正跟泽赫简要说明现在情况的当儿，撤下来的第7装甲师的坦克正从马奈以南黑魆魆的山上开过来，“我们恐怕会遭到袭击。在夜里，德军一旦听到坦克行动的声音，通常都会发起攻击，联系希基准将，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他。”

随后，理查森找到了他的炮兵联络官，让联络官告诉第54野战炮兵营，派一个M-7自行榴弹炮班到格朗梅尼尔西面的路上，去给他提供支援。撤退的路上越来越拥挤，许多司机都有了绝望的感觉。落在后面的人都想比前面的人开得更快些。

理查森回到第7装甲师的指挥所，想最后再请求一次，希望能让上校收回成命。指挥所空无一人，甚至连《星条旗报》都不见了。他赶紧跑到吉普车边，亲自拿无线电给希基将军打了电话。

听到这种情况，希基愣了一会儿，随后他平静地说：“只要你还能打，就坚持下去，理查森，有人出人，有什么能打的就拿什么。这是柯林斯将军的原话。”

“是，长官。”理查森挂了电话，又给布鲁斯特打了过去。“有人出人，有什么能打的就拿什么打。”他说。

“敌军坦克已经跨越主路到我后方了。”布鲁斯特汇报道，德军已经绕过他，穿过了奥黛涅，很快就要到达马奈了。更麻烦的是，他的两台无线电设备还出了毛病：一台是听筒不好用，另一台是话筒不好用。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后退一步。”理查森说。

布鲁斯特跑向话筒的时候，声音断了一阵儿：“可是理查森，现在这情况已经不行了！”

“我管不了这么多。你得打下去。”

虽然训练的时候理查森树敌不少，但现在，他的手下了解到：其一，理查森在自己军队里是件好事；其二，他从不会轻率而不加思考地下任何一个命令。

“知道了。”布鲁斯特说。

短短一小时之内，马奈黑魆魆的十字路口充斥着嘈杂与混乱。除了第7装甲师，比尔•霍格将军装甲战斗群的部分车辆也都从东边蜂拥而至。

当下，理查森发现贝勒海耶路障已经没有用了，于是他给布鲁斯特打了电话，让他赶紧离开那里。

“时候差不多了。”对方揶揄他道，“除了两个大家伙和一辆轻型坦克，其他的坦克全毁了。”

“你试着联系一下马伦普雷的第82空降师。”理查森不知道，马伦普雷已经在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控制之下，“尽你最大的能耐吧，布鲁斯特。只要你的无线电还能用，就把进程一五一十地汇报给我。”

每分每秒，炮火声都越来越响。那声音从南方不到1英里的地方传来——德军坦克直接朝十字路口开的火。

在红色的阴霾中，雪开始落下。美军第7装甲师的坦克沿着漆黑一片的公路往北开着，完全没有留意一边大喊一边做手势的第7装甲师的中校。

“妈的，你部队怎么了？”理查森问道。本来，按照计划，第7装甲师应该横穿马奈建立一条东西走向的防线，可这些坦克也好，半履带车也好，都以这么快的速度急驰而过，显然不走个几英里，都没有停的意思。

“我们不能抛下马奈。”第7装甲师中校理查森心烦意乱地说道，“我们得重新调整！”他走到路中间挥动双手。一辆坦克从他身旁呼啸而过。德军坦克朝沿路房屋轰炸起来，这下撤退的坦克们就更加疯狂了。

一名第7装甲师的上尉匆匆赶来。“德国佬的坦克和步兵正往公路上涌来！”他这般大喊一声，就往北边跑去。

中校又一次试图拦截车流。随后，绝望之下，他跳上了一辆经过的坦克。

理查森及其所剩无几的几个下属成了唯一没有逃跑的人。“把你的排派到格朗梅尼尔去。”理查森对他的轻型坦克指挥官麦克斯韦上尉说道，“警告凯恩，让他他妈的赶紧撤！”

麦克斯韦往西面1英里处的格朗梅尼尔派了五辆坦克，然后把他自己的坦克停在交叉路口处，等候命令。

理查森正在打电话询问南郊毁桥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了。“把桥炸了，戈达德。”他命令道。

“我被袭击了。”负责炸桥的军官说道，“我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照明弹的光线之下，理查森看到了那座桥。蜷着身子的步兵正跑步过桥，很明显，这些人是德国人。令他惊恐的是，他发现一辆车身很低的虎式坦克突然转弯，上了公路，并悄悄潜入正在撤退的美军坦克群中。随后又有一辆带着十字标志的大坦克混到美军队伍当中。

理查森朝路过的美军挥手，指了指德国坦克，但没有人注意他。到了通向北边的山上，那两辆虎式坦克突然掉转了一下，稍稍偏离了坦克队伍，用上面的机关枪和88毫米炮扫射挤作一团的美军坦克和车辆。美军车队在地面上横冲直撞，寻找安全地带，混乱演变成了恐慌。

十五分钟后，马奈暂时成了一个弃村，只有理查森与麦克斯韦还留在那里。他们找到四辆被第7装甲师抛下的谢尔曼坦克，并爬进了其中一辆。

“虎式！”见到一个排的德国坦克爬上路边，向他冲来，理查森大喊一声。从他过去的作战经验来讲，一辆虎式坦克抵得上至少四辆谢尔曼坦克。

麦克斯韦把谢尔曼坦克的76毫米炮对准了前头的那辆德军坦克。虽然理查森知道虎式坦克通常只有轮间部位、弹药架和发动机舱比较脆弱，却还是开了火。那发炮弹从对方坦克前部弹了下来，虎式坦克毫发无伤，继续朝他们开来。

这时，虎式坦克停了下来，回转炮塔到处转着，寻找刚才袭击他们的坦克。理查森又给76毫米炮装上炮弹，但炮管却卡住了。眼下德军的照明弹照亮了十字路口。虎式坦克巨大的炮管慢慢地向理查森的坦克转过来。

“快走！”理查森喊道。就在他们的坦克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他和麦克斯韦爬到了路上。二人挤进理查森吉普车的后座，身后步枪、机关枪突突地响个不绝。

司机沃克放下步枪，踩上油门。理查森与麦克斯韦跪在后座上拿着卡宾枪，对着后面两辆追击的坦克不停地射击。吉普车往西一斜，缓缓飘落的雪帘，成了他们的盾。

两分钟后，吉普车在格朗梅尼尔一条支路上的第一丛房群前停了下来。理查森回过头，透过雪帘望着马奈。烧焦的房子发出暗红的火光，己方从埃尔泽射出的炮弹在雪中爆炸开来，发出一道道光，格外美丽。

“嗯，长官。”吉普车司机说，“看来我们逃出来正是时候。但是我们的衣服和您的行军床丢了。”

“户外行军床丢了可怎么好！”理查德抱怨道。不知怎么的，丢了行军床比差点送命更让他生气。他转过身对自己的坦克排排长说道：“麦克斯韦，你留下一辆轻型坦克，我去见麦特•凯恩。”

他迅速跳到泥泞的支路上，向一座石头房子跑去。这房子就是凯恩特遣队的指挥所。一个又高又瘦的中校正坐在厨房里的桌子前，借着煤油灯的光研究一张残片地图。

收音机里，英国广播公司正放着音乐。

“嗨，理查森，现在真是一团糟。我完全联系不上我南边的人了。”

理查森弯下腰，看了看地图。“我们两个没有必要都待在这儿。”他说。在格朗梅尼尔，凯恩只有一个医疗队和指挥所里的几个人。

“我不能把你单独留在这儿。”凯恩说。

“你他妈的必须走。”

“我不会走的。”

“下午我们说好的。”理查森说，“负责这个地方的人是我。现在我告诉你，你他妈的必须走。”

凯恩不情愿地起了身。“好吧，理查森，你来指挥吧。”他收拾了一下自己不多的物件，“祝你好运。再见。”走到门口，他突然站住了：“什么狗屁圣诞节。”说完，他就走了。

理查森注意到了收音机的音乐声，冰•哥罗士比正在唱《白色圣诞节》。如果出得去，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听这首歌了。

理查森迅速赶回支路。麦克斯韦指了指一个小山丘说：“我想德国佬应该在那边。”

发动机深沉的隆隆声从东方传来。那是柴油车的声音。“好像是两辆德国佬的车要来了。”理查森躲到一座房子后面，然后跑向下一座房子。他听到一声噪音。两个影子冒雪从北边赶来。它们是美军的坦克歼击车。

“自己人，你们是我这边的。”他喊道，领头的那辆歼击车将炮管对准了他，“嘿，别开火！”

它停了下来。回转炮塔上，一个年轻的中尉手做军礼状道：“见到您很高兴。”

“现在你们是我的人了。一辆车停那儿，”理查森指了指，“另一辆打掩护。”

柴油机的声音更响了，但带旋儿的风雪立刻让人辨不出声音的来向，好像是从多个方向同时传来的。理查森看见一个暗暗低低的影子穿过雪地，往东北方向去了。那影子移动速度之快，让理查森确信它一定是黑豹坦克。第二辆正在寻找掩护位置的坦克歼击车，不知情地朝着黑豹坦克所行的方向去了。

“有动的东西就开枪。”理查森对第一辆坦克歼击车里的中尉喊道。随后他迎着雪飞快地向第二辆歼击车跑去。那车还蒙在鼓里，朝着黑豹坦克来的方向走。

好几发子弹从理查森头顶飞过。子弹是从这第二辆歼击车的回转炮塔上射来的。所幸歼击车后甲板过高，开枪的人射不到那么低的地方。

“你这该死的笨蛋，停下来。”理查森大叫道。

坦克歼击车慢慢往后退了退。车上的指挥官跳了出来，原来是个吓坏了的年轻中尉。理查森指向田野：“你们随时可能撞上黑豹，别想从它前面把它拿下，黑豹的视野比你们强很多。”

中尉紧张地点点头，随后跑回自己车边爬了进去。理查森实在替他感到难过，在黑豹那致命的75毫米坦克炮面前，他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理查森发现，田野远端闪起闷闷的光。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或许是第7装甲师的坦克。那两辆潜入他们军队的虎式坦克肯定战绩斐然，消灭的车辆应该不在少数。

沃克跑步赶来：“我听到西南边有坦克来了。还有，我想希基将军想让您听电话。”

“我是五到六。”是布鲁斯特打来的。布鲁斯特用暗语说，他已经离开贝勒海耶，往东北边的马伦普雷去了。理查森现在才知道，马伦普雷已不在里奇韦那个军的手中了。随后，布鲁斯特又说，他让步兵走在队伍前面，后方负责掩护的那辆坦克几乎立即就被摧毁了。然后到了马伦普雷边上，又失去了一辆坦克。他试了两条不同的路进城，结果却又丧失了两辆坦克。

“这地方真是神鬼莫测，理查森。我最后一个大家伙也被他们摧毁了。我该怎么办？”

“你自己判断吧，布鲁斯特。我支持你。尽全力就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这将是您从此站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完毕。”

随后，听筒里传来另一个声音，那生硬的英语说道：“我知道你在哪，也知道你叫理查森。”那声音笑道：“我们知道你很久了。我们要把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军官和他手下的人都抓住。然后我们再去抓你，理查森。你知道我们抓到你之后会做什么。”那德国人又笑了起来。

“下地狱吧，王八蛋德国佬。”理查森关掉了无线电。他早就知道自己犯下了“暴行”，德方有人悬赏他的脑袋。“暴行”，就是说他杀了许多德国人。

左侧传来一声爆炸。他回头一看，正好看见负责掩护的那辆坦克歼击车朝正在靠近的黑豹车身侧面打了一炮。黑豹坦克淹没在烟雾中，突然燃烧起来。

又一阵更加低沉的爆炸声传来。理查森知道，那是从一辆黑豹坦克75毫米炮上射出的。正当坦克歼击车疯也似的往后逃窜的时候，又响起了一发75毫米炮。在震天响的爆炸声中，美军歼击车粉身碎骨了。方才开炮的那辆坦克从北面又悄悄开了过来，朝那歼击车的弹药架开了一炮。

美军原地不动的第一辆坦克歼击车开了火。这一炮打在了那黑豹坦克的前板上。一些火星飞了起来，但黑豹坦克还在前进。它长长的75毫米炮管轰的一炮喷出来一团烟，美军歼击车翻了个个儿，冒起了烟。

理查森朝着那支路的麦克斯韦大喊道：“把你的坦克开回埃尔泽，越快越好！”

当麦克斯韦的轻型坦克经山路向西走的时候，理查森打开了他的无线电，联系了身在埃尔泽的泽赫。

“你炮火有多少，就把多少都炸到格朗美尼尔上来！”一时无声，其间泽赫正把消息转达给弗雷德里克•布朗上校。上校是第3装甲师野战炮兵营的营长。随后又是一阵静默，那是布朗在给理查森转达消息。

“布朗说，炮弹可能会打到你们头上的。”泽赫警告说。

“告诉泰特，还是让我丢了脑袋吧。我现在连裤衩都要输掉了。”他回头对坐在驾驶位置的沃克说：“我们现在得离开这里了。但是要慢点走，我可不想弄出什么动静来。”

沃克小心翼翼地把吉普车开到主干路上。四面都能听到德军坦克的轰鸣声。

“援军已经在路上了，”泽赫在无线电上说，“派的是第75步兵师的一个纵队。你要密切注意。”

左侧，呼啸而来的坦克的声音很快变得震耳欲聋了。

“沃克，”理查森大喊道，“快开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吉普车向前猛地一冲，轮胎随即发出一声尖叫。两辆虎式坦克开上大路，在后面追着他们。紧接着，后方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可怕爆炸声。理查森回头一看，原来是弹幕纷纷，同时向格朗梅尼尔砸去。村庄瞬间化作废墟。

吉普车朝着格朗梅尼尔西边陡峭的山上驶去，虎式坦克上的机关枪在后面疯狂扫射。开了半英里，吉普车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

“停车！”一个惊恐的声音喊道。

吉普车停下了。理查森看见十几个步兵扛着巴祖卡，后面是一长排枪手。

一个陆军中校小步跑向他。

“你他妈的赶紧走，别待在这条路上。”理查森说，“德国佬的坦克要来了！让你的巴祖卡组到沟里去，步兵埋伏到右边的高地上，其他人当作预备队。”

那个步兵军官点了点头。这军官是新成立的第75师的一个营长。“现在我来接管他们。”他激动地说。

理查森挥了挥手，用肘部轻轻推了一下沃克，示意他继续前进。虽然很难相信，但他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剩下的就看那些步兵的了。吉普车缓缓爬上山，理查森听到背后传来火箭筒的轰击声。

吉普车停在路边的一所房子前，那是步兵团的指挥所。门口的警卫一见理查森，赶紧行了个军礼。理查森对着他把嘴角一抽。很明显，他们是第一天打仗。这警卫去跟上校通报。上校穿着绿军装、淡褐色裤子，胸前戴着许多闪闪发亮的一战勋章。理查森开始向他讲述战况。

“噢，没关系。”对方说，“先喝杯咖啡吧。”

理查森知道这不是他要找的地方，于是回到吉普车上，很快赶回他自己在埃尔泽的团指挥所。他借来一个睡袋，放在工作台旁边的地上。

他已经三个晚上没睡了，本该立刻入眠的，可他的脑袋就像旋涡一般，马奈、贝勒海耶和格朗梅尼尔发生的一幕幕总在他眼前重演。他当初是带着一整个坦克营参与这场纠葛的——中型的、轻型的，加起来共有65辆。他现在剩下的坦克大概连一打儿也够不上了。

理查森闭上了双眼。格朗梅尼尔西边的路上现在情况如何？第75师的那些新兵们还在坚持吗？布鲁斯特又怎么样了呢？他还想保荐他拿到银星勋章呢。

终于，在极度疲惫之下，他睡着了。

(1)　菊花链（Daisy Chain），在军事上用来表示一种将多个单个的爆炸单元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爆炸单元的手段。爆炸单元用菊花链的方式连在一起可形成一个更大的爆炸区域，带来更大的杀伤力。这些小的爆炸单元在爆炸时几乎是同时爆炸。——译者注

(2)　透明图（Overlay），覆于另一地图之上提供军事情况或用于勾画原稿的透明图纸。——译者注

(3)　SD，帝国保安部（德语：Sicherheits dienst）的简称。隶属纳粹德国党卫队，是纳粹党成立的一个情报机关。——译者注

5　“在你漆黑的街头” 1944年平安夜至圣诞节

1

圣诞前夜，巴斯托涅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这座围城里的人，都给自己冠上了个新外号——“巴斯托涅堡垒里的可怜儿”。

麦考利夫准将此刻正在指挥所里跟米德尔顿少将打电话。上周的过度操劳明明白白写在他的脸上。“给101空降师最好的礼物，”他不无忧郁地说道，“莫过于明天给他们放个假。”

“我明白，老兄，”米德尔顿少将也同样不无忧郁地说道，“我明白。”困在城里的3500多名平民又要在各自的地下室里再熬一晚。神学院潮湿的地下室里，挤了上百号人。诊所的修女们借着摇曳的烛光来回走动，尽力安抚老人小孩。地下室里没有床，只有地毯，还脏兮兮的；人挤人却仍然十分寒冷，虱子又很猖狂。这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难熬。有的老人撑不住死去了；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濒临精神失常的边缘；有的因为过于恐惧，连基本的生活自理也无法做到。人们在石碳酸中掺了水，洒在地上，可还是抵消不了人体排泄物的臭味。

年轻人却在打牌、欢笑、戏谑。老人过来，打断他们的游戏，叫他们安静，告诉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权利如此无礼。

突然，飞机的隆隆声淹没了他们争吵的声音。一串炸弹落在神学院附近。而后又有些炸弹落下，落在了更近的地方。灯也灭了，烛也熄了。头顶传来石头木板坠落的巨响，地下室暴风雪一般落下厚厚的一层灰。

一位老人重重地捶着自己床的一侧，疯也似的尖叫不已。随后，他又开始摇旁边的那张床。一个女人跳起来，抓住一个修女的长发尖叫道：“让我出去！”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很快，许多建筑物就燃了起来。临时军医院被直接击中，只剩下了一片残骸。志愿者挖着残骸，搜寻埋在下面的尸体与将死之人。彻里战斗队的指挥所也毁了。四名低级军官均在此处丧生，其中包括两名隆维利伏击战的幸存者——瑞尔森上尉和海杜克中尉。

《布法罗晚报》的弗雷德•麦肯齐从麦考利夫的地下指挥所里，一跃几级台阶，蹿了上来。在炸弹的威力之下，地下室似乎都要塌下来了。他受人之托，随同第101空降师来到巴斯托涅写报道，也就是短短一周前的事。他绝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战争的见证人。

将军的吉普车司机丹尼尔•奥尔尼就在麦肯齐前面。这名身材矮小的下士的一举一动，都让他联想到一只胖胖的土拨鼠挤回洞里的场景。他一时没忍住，笑了出来。

他回到指挥所。交换机前，一名士兵用脚打着拍子，嘴里哼哼着不着调的《圣诞老人进城来》。麦肯齐继续往里走，进了作战室。

金纳德中校从打字机中抽出一张纸。相对于这么高的军衔来说，他也未免太年轻了：“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啊，麦肯齐？”他把那张纸递给记者说道，“这是为了给士兵们庆祝圣诞写的。”

圣诞快乐！

你问，天又冷，又回不了家，我们在这打仗，有什么好快乐的？这些都没说错。不过骄傲的鹰师⁽¹⁾与同样能引以为傲的第10装甲师、第105坦克营的战友以及其他所有的将士们，我们获得了怎样的功绩？只有这一点：我们把所有飞向我们的子弹、枪炮完完全全地挡在外面，无论东西南北。

盟军已经做出了有力的反攻。巴斯托涅仍然在我们手中。守住巴斯托涅，就能保证盟军的胜利。我们知道胜利之时，我们的师长泰勒将军会说：“干得好！”

我们给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爱的家人奉献上一份最有价值的圣诞节礼物；我们有幸，能够亲自书写这份赫赫战功；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营造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麦肯齐低头看了看金纳德。“你不去写东西真是可惜。”他说。

金纳德笑了笑，听到专业人士如此褒赞，心里很高兴：“很好啊？”

“很好。”

“早上我们再看看麦考利夫将军对它怎么评价。”

这时，麦肯齐注意到墙上挂着的战势图。那是他来自布法罗的朋友达内伊最近完成的。战势图是一幅用红绿两种颜色画成的透明图。红色是敌军阵地，显示敌军已完全包围了巴斯托涅；而绿色，则是达内伊草草写下的、横贯守军阵地的“圣诞节快乐”。

几个街区之外，在穆思提院长宏伟的神学院里，一个军队合唱队正在拱形礼拜堂内唱着歌。耳堂⁽²⁾里站着许多士兵和军官。彩色玻璃窗早碎了，用帆布勉强遮着，明亮的月光洒下银辉，透过玻璃窗上盖不住的洞流泻进来。雪也一同从缝隙中渗了进来。人们唱着：

噢，伯利恒小镇，

在我们眼中你是多么的安宁。

伤员们在冷冰冰的地上躺着，静静地听着，他们身上只盖了空投时的各色降落伞。

但在你漆黑的街头

还闪着永恒的光明；

这多年的希冀与惊惧

今夜在你处相迎。

歌声暂歇。随后唱诗班跟了上来：“无声之夜，神圣之夜！”伤员躺了一地，圣坛边上都躺满了人。他们也跟着唱起来。

城中某处响起了爆炸声，但歌声却没有停。多数士兵都想起家中过圣诞的情景。

那天午夜，巴斯托涅周围弯弯曲曲的散兵坑战线里，这些“可怜儿们”感觉到一丝庄严。那些僵硬的笑话不再讲了，逞强的样子也不再有了。人们相对无言，默默伸手相握。许多人感觉这应当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晚了。

2

在马尔梅迪，也就是前线的北肩，人们正在用各式各样奇怪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

美军的一辆卡车装满了礼物，往民用医院开去。美国大兵们纷纷为红十字会捐出本属于自己的圣诞节礼物，以悼念那天下午在美军第9空军前进指挥部意外轰炸中丧生的数百名马尔梅迪平民——那是两天内的第二次误炸了。

一名军官带着四个人，拿着礼物进了医院。孩子们一见礼物，高兴地拍起了手；修女们的脸上闪现出大大的微笑，尽力用德语、法语表达自己的感激。

修女们把这五个美国人带入一个房间。房子里只有烛光。中间是一张很大的桌子，盖着白色桌布。修女围着桌子跪了一圈，然后用德语轻柔地唱起《无声之夜》。

美国兵的眼泪下来了。

斯科尔兹内手下的两个德国兵正在李格诺维尔与马尔梅迪之间白雪皑皑的废墟上爬行。二人是自发来搜寻12月21日那次徒劳的进攻中丧命的德军士兵的。

二人也不说话，静静地爬到当时的战场上。战场上满是小丘，盖着层层白雪。他们奋力想将一个死去的战友抬起来，但他的尸体却紧紧地冻在了地面上。二人又抽出双刃短刀，把他挖了出来，然后抬起这沉重的包袱带到隐蔽于山下的一辆吉普车里。随后，他们又回到战场找寻第二具、第三具、第四具……离美军防线越来越近。

战场像是为神圣之夜致敬似的，静得出奇。但他们俩仍然害怕战火会很快把这地方照亮，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抬起一具尸体，正要往后方跑的时候，忽然听见嘎吱嘎吱的声音——什么人正踏着雪朝他们这里走来。恐惧袭来，二人脚下像是生了根，如同两座雕像般站在那里，紧紧贴着冻成僵块的尸体。

那声音离得更近了，黑魆魆的人影令人分辨不出来是些什么人。突然，二人看到一支美国侦察队满是惊讶的脸，他们静静地等待着，以为会被射杀。不料，仅仅几英尺之外的美军却掉了头走了，好像他们就是些善良的户主，出来看看前门锁没锁好似的。

对刚刚走过的美国大兵的兄弟情谊油然而生，二人带着自己战友的尸体上了吉普车，朝李格诺维尔去了。离开时，身后响起了枪榴弹的声音。那一发无害的子弹，是美国仪仗队的一员射向天空的致意。

3

德国境内有许多庆祝活动。

之前整团被俘的第106师422团的团长狄尚农上校，从他古堡里的小房间被带了出来，与其他美国军官排成一排。

“要不是我下令把你们从林堡带到这里，你的人昨天就被你们空军的突袭给炸死了。”城堡的司令说道，“你之前待的那栋楼被击中了。盟军的炸弹炸死了50名美国军官。”一个号手走上前来，吹起了号。随后，有人给列队的美国兵人手发了一个红十字会的包裹。狄尚农作为高级军官，读了几页《圣经》。随后，各自回到他们的牢房。

狄尚农拿到的是10号包裹。里面装着各种东西：六包烟（它在牢房里极受追捧，是个无价之物）、糖、奶粉、人造奶油、果冻、K-2饼干、斯帕姆牌午餐肉、咸牛肉、馅饼、鲑鱼、葡萄干、四条巧克力、奶酪。他用手指拨弄着每一件宝贝。

他祈祷自己远在缅因州的妻子贝蒂和女儿乔伊能生活得幸福安适，祈祷她们至少节后再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妻女的照片。

小艾伦•琼斯只穿着一件破烂的法式大衣，戴着帽子。他被关在一个货车车厢里。车厢里极冷，唯一一扇小窗的窗棂都结了一层冰。目前，德国人还没发现他就是第106师师长的儿子。但比起担心自己，他更担心父亲。他父亲被捕、被杀的传言早已传遍了整个车厢。

除他之外，空荡荡的车厢里还挤着其他50人，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了。这50个人中，大多数都是第106师的。他们的谈资除了对没水没粮还冻得要死的抱怨，还有就是西尼艾弗尔山一战了。

谈起这一战，可谓是满心苦楚、慷慨激昂。这些人觉得自己当初被遗忘了。答应好的空投就没有来过。谈起投降这事儿，也是满腹牢骚。许多人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投降，打都没打就放弃了，国人会怎么想呢？对凯文德与狄尚农的坏话，大家也没少说。

其中最不幸的，或许是那个坐在角落里的穿着毛领飞行服的人了。他本是空军飞行员，只不过战争前一天特地到423团看望他当步兵的兄弟，结果就被俘虏了来。

“跟个他妈的步兵似的被抓过来。”他不停地说。在他眼里，他的狱友也成了战争最恶劣的暴行——俘虏他——的共犯了。

突然，头顶传来一阵嗡嗡声——美军轰炸机来了。紧接着响起了投弹的警示音，随后爆炸声就响起来了。车厢一阵摇晃。50个锁在车厢里的人都吓得要死。

“我们唱歌吧。”一人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一首《铃儿响叮当》才唱了一半，又一轮炸弹就呼啸着下来了。歌声戛然而止。

“天哪，我们祈祷吧。”一人说道。

一颗炸弹砰的一声落在车厢旁边，却没有爆炸。

4

圣诞节凌晨1点钟，阿登地区北部，战斗的双方怪异地同时采取了同一项军事行动——撤退。

为了响应蒙哥马利“整理防线”的命令，“瘦子吉姆”加文斗志高昂的第82空降师正向北方的特鲁瓦蓬—马奈公路撤去。加文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巡视下来，惊异地发现这些打仗的时候从没后退过一步的将士尽管被撤退的指令气得不轻，却还是和以往一样斗志昂扬、信心十足。

马路对面，往南撤退的是即使后退也咄咄逼人的派普战斗群。12月14日破晓前，派普带着手下800人和被俘的美国人哈尔•麦考恩少校离开了拉格莱兹。他信守承诺，把130名美军俘虏留了下来。一起留在面目全非的村子里的，还有他燃料耗尽了的运输工具，那是向默兹进发时留下的还在闷闷燃烧着的一座座墓碑。

当派普战斗群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爬过一座林木茂盛的小山时，麦考恩却觉得他再也走不动了。离开拉格莱兹以来，他们已经行进了至少20英里，而他却只吃了四片小饼干，喝了两口白兰地。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团里的外科医生递给他一小块查姆斯糖。那一小块糖让他的力气多少恢复了些。

几小时前，派普上校带着几名参谋离开了队列。现在军队的大部都由一个年轻的上尉带着，这名上尉马不停蹄地只顾着赶路。派普带队的时候，每小时都会叫军队停下休息，关切地慰问士兵。可这新的领导人却只知道敦促他们继续努力，每一分软弱他都会嘲讽以对。

麦考恩本人只带了个空饭盒，无法想象那些背着重重的背包、重重的迫击炮的士兵们是如何在这片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跟上步伐的。一个士兵太过疲乏，跪倒在地上。

“你要是跟不上，就等着挨枪子儿吧！”一个军官警告道。

那人就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开了。

那个漆黑的夜里，他们数次与美军擦肩而过，发生了数次小规模冲突。那些在冲突中受伤的人靠战友搀扶着，走过陡峭而积雪的小路。

军队队列前方南侧几百码的地方，已经能听得见炮火声了。人们困惑地停了下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炮火声是从第82空降师那儿来的，而这第82空降师，此时正向着他们这边撤退。

突然，轻武器也开始开火了。曳光弹从头顶飞过。麦考恩倒在雪地上。机关枪的子弹放倒了四面八方的树，随后迫击炮炮弹也落了下来。训令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英语的、德语的都有。

麦考恩在地上停了一会儿，随后小心翼翼地朝美军开火的地方爬去。

爬了大概100码，他站了起来，嘴里吹着一首美国的流行歌，慢慢地走过去。

“站住，该死的！”一个声音喊道。麦考恩知道，他安全了。

5

距此往西40英里，厄内斯特•哈蒙少将的第2装甲师正准备向南突击，攻打塞勒。前一天，玛尔特•蒙莉克就是在这地方编了个瞎话，让纳粹的先头部队在离默兹河只有5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哈蒙的部队向南朝德军坦克被围的口袋开去。美军坦克兵知道，整场战役胜利与否，可能就看回转炮塔上的他们了。行进到塞勒北部几英里的地方，一列队伍突然掉头向村东进发，去切断敌军的一条可能撤退的路线。其他队列则从西北和西方朝被围在口袋里的德军齐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突出部”的末端便因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震颤起来。这场战斗可能决定着“守卫莱茵河”方案的未来走向。

那天午前，奥玛•布雷德利正乘本人的专机“玛丽Q”与助手切斯特•汉森少校一起，在前往蒙哥马利的荷兰司令部的路上。布雷德利的任务是说服这位陆军元帅，让他从北方发起大规模进攻，以减轻“突出部”南肩的沉重压力。

“玛丽Q”降落在了比利时的圣特隆德。当布雷德利与汉森乘着一辆借来的指挥车快到荷兰一个村庄时，已近正午。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吗？”将军见荷兰人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便问道。

“今天是圣诞节啊，将军。”

紧接着，他进了一座简朴的荷兰房子，这房子就是蒙哥马利的指挥所。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热情地接待了他。

“希望您能让我去巴斯托涅。”二人讨论过总体局势后，布雷德利说，“但我很怀疑，在没有补充兵源的条件下我还能否取得别的进展。”他希望蒙哥马利能配合第3集团军的攻势，尽快再从北方发起一场进攻。

“目前，”蒙哥马利说，“我不可能直接转入进攻态势。敌军对我的侧翼至少还会再发动一轮攻击。等德国人筋疲力尽了，我再进攻。”

布雷德利也做不了什么了。他站了起来，二人同见面时一样，热情地道了别。

布雷德利和汉森很是失望，只得朝着南方的卢森堡城进发了。这一路，将会是如此的漫长且凶险。

6

对美军俘虏来说，这是一个凄凉的圣诞节。午后不久，阿登战场被俘的人排成长队，盘旋着往德国内陆的一座小山上爬。赫尔利•富勒上校走在部队前头。

此次行军并没有规律地走走停停，而是一个劲儿地艰难跋涉，不断向前。饥饿与劳累下的美国士兵，很难保持行军路线。后方不断有人大喊慢点，但德军卫兵却只顾着往前赶人。有人给富勒传话说，几个俘虏倒在一旁，实在不能继续走，已经被枪杀了。甚至连那些蹲下方便的，也被用刺刀捅了屁股。

“我要让队伍停下来。”富勒对其他军官说道。他转过身，举起双手大喊道：“停下！靠右侧解散。”

命令就这么在长长的战线中一个接一个地传了下去。慌乱中，德国卫兵不知做什么是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富勒像指挥自己的团一样说道。

卫兵们完全蒙了，紧张地讨论着。讨论的时候，队伍早已不成形了。走在队伍前方数百码的三名德国军官跑了回来。

富勒正懒洋洋地躺在雪堆上。

负责管理行军事宜的一名少校用德语大喊，在命令着什么。一个美国列兵走到富勒面前对他说：“长官，他说他要一枪毙了你！”

“告诉他，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富勒往雪堆里陷得更深了，望着那暴怒的少校说道，“告诉他，如果他让我监管行军，速度会更快，纪律也更能保证。”

这段话翻译过去的时候，少校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很是吃惊。他气冲冲地往前走了几步，而富勒只是望着他。

“美国疯子！”少校挥着手大叫道。他跟那个美国列兵快速地讲了几句，就一脸厌恶地走开了。

那美国兵惊讶地望着富勒说：“上校，他说行军现在归您管了！”

富勒听后很高兴，终于可以有序、合理地行军了。他站了起来：“好了，大家集合。”

俘虏听言，又排成一排。这时，那个德国上校带了一只很小但很重的手提箱，递给离他最近的一个美国人。行军过程中，富勒发现，手提箱一个接一个地传了下去，最终，应该会落到最后一个人手上。

一小时后，富勒再次叫停，让军队休息。紧接着，一个紧张兮兮的卫兵把一名美国士兵带到队伍头前。那士兵拿着手提箱，箱子敞开着，已经空了。

德国少校赶紧走上前来。他手拿一根短马鞭，气愤地大吼着，朝着那美国兵的脸就要给一鞭子。

富勒趁势抓住了少校的手。

“他说，那美国兵把东西都偷走了。”翻译说道。

“手提箱里装的什么？”富勒问道。

“奶酪和黄油。”

富勒大笑。

少校脸一红，举起马鞭像是要打富勒，而后也突然大笑不止，把空空的手提箱扔到了雪堆上。

不远处，唐•波伊尔少校正在一个德国村落接受审讯。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名字、军衔与编号。

审他的那人有些恼火，但还没火到气愤的程度。“但我知道你是第7装甲师38装甲步兵营的。你为什么不承认呢？”波伊尔什么也没说，德国人给他拿来了咖啡和蛋糕。

但波伊尔害怕食物里下了药，什么都没吃。

德国人厌烦了：“呸！要不是因为你跟你那该死的第7装甲师，今晚我们早到了列日了。把他带走。”

一个高个子的党卫军军官指了指波伊尔的胶套鞋。“把这个脱了。”他命令道。

“不。”

“在你拿到红十字卡之前，我们还不能给予你战俘待遇。现在把鞋脱了。”

波伊尔固执地摇了摇头。军官喊出了一声命令。波伊尔背上被刺了一刀，紧接着，军官给了他的脑袋一拳。波伊尔倒下了，又被扶了起来，接着又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现在你要不要把胶套鞋给我？”

波伊尔努力想说“不”，但一个字都没说出口。士兵们把他的鞋拽了下来。两个美国兵把波伊尔扶起，撑着他走到附近的一个教堂，把他放在教堂的一条长凳上。波伊尔已经成了个俘虏，却仍然没有放弃抵抗。

7

阿登地区拉罗什附近的一处城堡里，哈索•冯•曼陀菲尔正吃着他的圣诞大餐——美军K级补给。他去元首家做客，在那里奢华地度假，也就是一年以前的事。

曼陀菲尔正跟希特勒的助理约翰•迈耶少校讲着话。前一夜，约德尔一个电话，让他飞快地赶到了拉罗什。曼陀菲尔简单回顾了一下第5装甲集团军的战况。德军第2装甲师被哈蒙领导的美军第2装甲师围堵住了。两支部队——西边的第9装甲师和西南边的装甲教导师——正迅速赶到那里增援，但战况仍然堪忧。

“必须立刻放弃向安特卫普行进。”曼陀菲尔接着说。如果希特勒立刻允准他，那第5装甲集团军还可以掉头向北，仍能将盟军困在默兹河东岸，并大胜他们，但现在已经快没有时间了。

曼陀菲尔的话说服了约翰•迈耶，于是他打电话给元首司令部的约德尔，把自己对战况的评估告诉了他，然后约翰•迈耶就把话筒递给了曼陀菲尔。

“元首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约德尔对曼陀菲尔男爵说。

“但是你知道，要做决定就得现在做，不然就来不及了。”曼陀菲尔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还有，我需要立刻补充兵源。”

“我只能再给你一个装甲师，”约德尔说，“你记着，元首不想让你后退一步。前进！别后退！”

曼陀菲尔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8

曼陀菲尔的城堡往北不到5英里，被包围在玛库里的“霍根400勇士”也在享用着他们的K级补给。

军队里没有任何恐慌的氛围。霍根的随和与自信深入到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但他们现在的处境确实绝望得很。两天前，美军用火炮把他们所需的血浆与绷带给打了过来，正好落在目标区域，可射程太远，炮弹里的东西全部粉碎了。昨天的空投还失败了。C-47军用运输机被拉罗什附近的德军高射炮给驱散，挂着物资的降落伞飘到离玛库里很远的地方去了。那天晚些时候，一辆插着白旗的德军吉普车闯进霍根的防线，要求他们投降。来者告诉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霍根中校，他已经被三个师包围了。还说如果他不信，他们可以带着他或者任何一个军官去德军阵前瞧一瞧。

“我们接到命令，要战到至死方休。”霍根说，“我是个军人，我要服从命令。告诉你们长官，他可以去死了。”

吃过圣诞节朴素的一餐不久，霍根接到一则无线电讯息。讯息是他的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发来的：“毁掉军备，尽你所能突破出来。祝你好运。”

霍根知道，这个命令对他的人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于是也就没说出自己的疑虑。他让他的人把发动机里的油都排干净，再在油箱里放些糖。然后几辆车几辆车一波一波地发动，直到油耗尽为止，这样德军就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把武器销毁了，也把炮闩都扔到了井里。

眼下还剩三个问题：伤员问题、俘虏问题和那两个被击中后脑勺打死了的德国人的问题。

营里的外科医生路易斯•施皮格尔曼上尉自请与伤员留在一处，两个枉死的德国兵埋在了玫瑰丛下冻严实了的土里。随后，大家便开始讨论俘虏该如何处置。霍根可不想把他们放了，因为放了的话，他们就又可以投入战斗了。“另一方面，”他补充道，“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干掉他们也不合适。”于是，他决定让那些还能走的伤员看着战俘，直到部队安全撤出村中，再放了他们。

暮色深了，霍根通过无线电给他的作战指挥官简要说明了一下这个计划。过了一会儿，对方回复说：“等等。”

霍根重试了一遍，得到了同样的回复。当他刚要下令毁掉无线电的时候，一条消息来了：“伞兵巡逻队将尽力与你们碰面，带你们走出战线。今晚的口令：FINAL。回令：EDITION。”

6点30分，天已经黑透了，可以撤退了。霍根让手下把头盔和其他能发出响声的装备丢掉，然后用烧焦的软木抹在脸上作掩护。随后，整支军队悄悄地从城北出去了。霍根的勤务兵费尔•德•奥利尔曾在纽约城著名的剧场饭店阿冈昆饭店做过侍者领班。奥利尔突然生出一阵悔意。之前，他故意把霍根最珍视的宝贝——橡皮席落在了指挥所的地下室里，因为每次用都要往里充气，他也是烦了。奥利尔跑回地下室，折起席子，塞到自己的腰带里。他要把这张席子包起来做圣诞礼物，给上校一个惊喜。

霍根同施皮格尔曼上尉和伤员们道了别，然后回到队伍最后方的时候，他听到柴油机低沉的声响。一辆德军坦克正朝这里来。一发火箭弹正中村中心。身处队末的霍根和他的400名勇士向丛林深处跑去。

往北15英里，霍根所在师的一个少校穿着破烂衣服，顶着一张憔悴的脸，走进罗斯将军在巴尔沃的指挥所。这个少校就是奥林•布鲁斯特。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了屏护马奈的贝勒海耶路障，那是他从军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他不得不烧毁了自己的最后几辆坦克和其他车辆，步行渗透过敌军战线。但是，他救下了所有的人。

他走进作战参谋的办公室。斯威特上校看了看这个穿着破烂衣服的脏兮兮的人：“我的天哪，布鲁斯特，我们还以为你死了！”

几分钟后，布鲁斯特又走进罗斯将军的办公室。罗斯穿着整洁的马裤、锃亮的皮靴，坐在办公桌前，见他来了，便抬起头来。罗斯帅气的脸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说：“发生了什么？”

布鲁斯特见他如此冷漠，吃了一惊，把自己怎么在贝勒海耶打的仗、怎么逃到马伦普雷，又是怎么下决心烧掉他最后几辆车，统统说了一遍。

罗斯本人是个很勇敢、很咄咄逼人的指挥官，也要求下属具有同样的素质：“你怎么能毁掉国家的装备呢？”

“长官，当时我确定我能救出很多训练有素的将士，让他们得以继续投入战斗。我觉得，如果不毁掉那些车，我们就不可能突破出来。”

罗斯还是一副指责的脸色：“少校，这是一种恶劣行为。”

布鲁斯特很是震惊，自己走出了办公室，朝食堂走去。热腾腾的圣诞火鸡大餐，他已经想了一整天了。食堂却为他端来了“斯帕姆”午餐肉。

那时，布鲁斯特的营长沃尔特•理查森正爬进自己的睡袋。

“嘿，理查森。”一个人叫他，“将军想让你快点赶到巴尔沃。”

理查森由司机载着驶过黑魆魆的路面往师指挥所去的时候，他猜想罗斯不是想让他发动新一轮攻击，就是要称赞他在马奈和格朗梅尼尔的行动。当他经过罗斯指挥所的走廊时，几个参谋避开了视线。

“理查森，将军想见你。”一个参谋严肃地操着官腔说道。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理查森走进罗斯里间的办公室。此时，罗斯将军正在桌前读文件，见他进来也不作声，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理查森坐了下来，天花板上一束耀眼的白光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的脸上。这简直就跟拷问没什么区别，想到这，他感到一股怒气涌了上来。

一个正在写东西的参谋头也不抬，像个腹语表演者似的咕哝道：“你好，理查森。”

罗斯抬起眼来，冷冷地说道：“我知道布鲁斯特刚走，把你的许多装备丢在战场上了；我也知道，你丢装备丢得更多。现在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理查森努力控制住自己，说：“是我让布鲁斯特把东西留下，带人出来的。是我下的令。比起装备，我更关心人的性命。布鲁斯特战斗得异常勇猛，是我告诉他，尽全力就好。”他紧紧地盯着罗斯。

“那马奈北边山上丢弃的坦克，你又怎么解释？”

“那是第7装甲师的坦克，长官。”理查森简要地说了一下交叉路口处第7装甲师的上校的事。

罗斯的脸色缓和了些。“哦，是的。希基也跟我稍微谈起过他。我又把话转达给鲍勃•哈斯布鲁克，他毫不含糊地向我保证，他自会处理那名上校的。”罗斯看了看理查森，几乎有了笑容，“我想现在我是明白些了。”

理查森敬了个礼，离开了。外间办公室的参谋们现在倒是迫不及待地跟他说话了，但理查森没搭话，愤愤地挤开他们走了出去。

办公室里，罗斯将军正吩咐他的参谋。“准备文件。”他说道，“我要让布鲁斯特为他的怯懦付出代价，上军事法庭。”

9

往东25英里处，马尔梅迪的圣诞节已经接近尾声。友军又一次轰炸过后，平民和第30师的士兵正在挖掘幸存者。加上前两天的轰炸，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1)　鹰师（Eagle Division），指第101空降师。第101空降师的肩章是一头鹰，于是被称为鹰师。

(2)　耳堂（transept），建在教堂主体两边形成十字形的走廊。

6　“我们无法强渡默兹河” 1944.12.26

1

12月25日的午夜，冷得刺骨。马尔什西北数英里处，冬天的月洒下一束明亮的光，照亮了瓦尔当城堡一隅。铁门旁是一辆坏了的黑豹坦克，白霜在上面闪闪发光。难得一见的寂静中，圣诞假期的第二天开始了。

城堡主人查尔斯•德•拉茨斯基•德奥斯特洛维男爵是个波兰血统的比利时人。此刻，他和他的女儿、城里来的15个逃难者和著名的“猎犬”师——德军第116装甲师的13个坦克兵，正借着唯一一支蜡烛的光，坐在宽敞的地下室里。其中一个坦克兵右腿受了伤，正问人要水喝。

“你们谁去给他拿点水？”男爵终于问道。

其他坦克兵还沉浸在从圣诞节前夜就开始的战斗中，没缓过神儿来，因此没有人回答。他们不知道占领城堡上层的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男爵拿起一个桶，开始往楼上走。没有人阻止他。两天前，他正为村里扎营的第84师的美国大兵准备圣诞派对的时候，忽然响起了枪炮声，他们告诉他要往地下室里躲。那时以来，上面的城堡已经易了五次手了。

男爵走进宽敞的过道。月光透过天花板上一个不规则的洞倾泻下来。堂皇的主室早变得杂乱不堪：许多无价的名画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墙壁上都是枪眼儿；代代家传的家具断的断、坏的坏，都堆在一旁；台球桌在房子中间，腿儿也给锯断了，绿色的布上沾着斑斑血迹。几样手术工具，沾着黑红的血点子，散在球桌的一边。

地板上，一双无神的眼睛盯着男爵。那是一双德国人的眼睛。德国人旁边躺着个美国兵，拳头紧握，面无表情。上层城堡一直为死人所掌控。

男爵一阵犯恶心，跨过地上的瓦砾往门口走去。这房间躺着美国人的、德国人的一共30具尸体，都堆在一起，好像要留待将来查验的样子。男爵在这堆人体垃圾之间找他能走的路，一直走到庭院里。外面的尸体堆得太高，他都得像爬墙一样上去。男爵不得不停下来，吐一阵，再继续往前走。他找到水源，接了水，又回到安全的地下室中。

城堡西北2英里处，第84师233步兵团的A连正飞快地从一个大型公共谷仓走出来。士兵们的胃里早饿得受不住了。他们等了那么久的圣诞大餐现在还没到。最近，有流言说德国佬一大早就大胆突袭了马尔什，把城里的火鸡全偷走了。

队伍停了下来。“好吧。”一名外号为“兔子”的排长说，“我们进攻吧。把大衣和套鞋脱了。”

列兵约翰•肖是一名音乐教授的儿子，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大衣和套鞋藏到一个灌木丛下。与师里的其他士兵一样，肖参战只有一个月，但艰苦的作战经历却已经让他了解到战斗之后那份温暖的价值。他仔细记下了自己藏东西的树丛所在。

肖调了调眼镜，随后回到队伍中，跟战友一起跨过铁轨，向一座小山爬去。夜里极冷，很快，他就开始后悔把外套落在下面。在这明亮的月光下，白雪皑皑的乡村闪着点点的光，行进在这样的环境中，竟像一场幻象。自下午3点多以来，他们从一处急忙赶往另一处，命令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他们沿着一条泥泞的路进入密林中。A连从另一个连的队伍穿过时，那个连的人静静地看着他们，脸上一副欣喜的表情。没有话语、没有交谈，但A连的人心里也明白他们在想什么：“幸好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前方是一片缓缓起伏着的、被雪覆盖的田野。肖看见了许多房子凑作一团，虽然不见房间里有灯火，但它们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透着些诡异的色彩。他害怕起来，从身旁一辆烧毁的坦克旁经过。那坦克即使烧毁了，也还是够吓人的。队伍转向左边。突然，前方阴森森地显现出一堵墙，墙后面是一座庄严的城堡的巨大暗影。

小声传来一个命令。士兵们排成一长排坐了下来，军官则凑成一个小组开会。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开的是个什么会，肖对这一点很是怀疑。他拿出一盒K级补给，用刀子将它割开。

紧接着，许多人还没接到命令就开始朝着那垛没有门窗的墙开起火来。肖也转过身趴在雪地上，开了一枪。开枪好像挺蠢的，于是他才开了一枪便作罢了。其他人好像也觉得开枪是件蠢事，过了一会儿，枪声就没了。传言又来了。据说，这城堡的主人是个波兰男爵，很同情那些德国佬。

肖所在的排被带到右侧，沿着城堡外围走了起来。他们走着走着，一直走到城堡的北侧。在北侧的网球场前，他们遇到了另一侧来的战友。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肖对他的排长——“兔子”说道，“我们会全体送命的。”

“我知道，我知道。”“兔子”不安地说，一边说一边迅速往前走。75个人拉开一条约100码左右的长线，他们身后是军官和军士。

“见人就开火。”“兔子”哑着嗓子低声说，“慢点走，喊的声音大点。这样能把那些德国佬吓着。”

“真蠢。”肖说。“兔子”本要回嘴，却只耸了耸肩。肖把水壶一歪，想最后再喝一次水。但水都冻住了，他的喉咙烧灼难耐。

“好啦，行动！”“兔子”大喊道。

于是，那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线就进了深深的林子里。肖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瞄准开火的时候也是疯了一般地叫喊。走了10码，他来到一片密密的灌木丛中。肖跪了下来，一边爬，口里还一边喊着：“来吧，出来！嘿，我们看到你们了！”

他在积雪的灌木丛中又爬了20码，突然听见一声枪响。一发照明弹爆炸了，把整个林子毫无掩饰地暴露在光源之下。其他的照明弹也陆续发射。肖看了看自己两侧。他看到其他人惊恐地跪在地上，身体完全暴露在光下。前方几码是那死神一般的德军坦克。肖脸朝下扑倒在地，与此同时，机关枪子弹倏倏地穿行于灌木丛之间。坦克上的粗炮管轰击起来。

肖觉得左腿一阵疼痛。只见他左边的人翻了个身，紧紧抓住他的膝盖；他右边的一个墨西哥人，呻吟了几声，突然就死掉了。

肖不敢再动了。红色的曳光弹如汹涌的波涛，一波一波掠过他的头顶。A连的人惊恐地尖叫着。突然，德军的机关枪不射了。一个人拖着个火箭筒爬到前面来，转过脸来看着肖——那是一张惊惧的脸。

突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德军坦克突然开动起来。那是多么骇人的声音。“把火箭筒给我！”肖喊道。那人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下保险栓的用法，然后爬进了灌木丛。

在坦克巨大噪音的影响下，别的声音肖都听不见了。能动的人都疯了一般在林子里乱跑，这对于德军的短冲锋枪而言，无疑是待宰的羔羊。肖往泥路上爬去。他从来没用过火箭筒，但眼下却有一股子冲动，想射一辆坦克试试。路边的壕沟早被填满了树枝，可能是德国人干的。他不知如何是好，决定就在这儿发射火箭筒到路南边去。但他做不到。一方面这样做连个目标都没有，没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很害怕。他的眼镜被灌木丛扯掉了，他苦闷地找了几分钟，才终于幸运地找回了眼镜。他回过头，赶紧沿着道路往没有敌人的方向跑，但他受伤的腿还在抽搐作痛。

又有两名美国士兵也冲出了林子。其中一个伤得很重，另一个人撑着他。“我们快离开这里吧！”受伤的人喊道。

三人沿路赶紧走，走到了林子边上。他们右侧耸立着极具威慑力的城堡，城堡旁是一辆德军坦克，亮亮地闪着白霜。

“我的天哪，快看那里！”没受伤的那个人说。肖以为那是辆废弃的坦克。他们决定试它一试，于是飞奔过雪地，朝着另一片树丛跑去。肖的喉咙烧得难受。他拿起一根树枝捣了一下水壶里的冰，却连一滴水也没喝到。失望之下，他把水壶扔掉了。

一名年轻的中尉突然从黑暗中冒出来，迫切地抓住肖说：“你得回去把伤员带出来。”

“我受伤了。”肖说。

“我在帮忙照顾他们两个伤员。”没受伤的士兵说。

三人与这精神错乱的中尉擦身而过，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再回到那片林子里去了。他们赶紧下了山，林子里伤者的呻吟声与尖叫声却还是听得见。肖发现了一个营里的前线救护站，就走了进去。

“如果不是重伤，我们就不能接收。”一名疲惫的医生说道。肖向着通向奥通的主干路走去。他感觉自己像是醉了一般，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睁开眼的时候，肖已然身在一个救护站里。一个中尉抓住了他的手。那人正是“兔子”。“兔子”握着他的手，满含热泪地不断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肖知道他应当对“兔子”说，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他还记得那个墨西哥人和其他战友痛苦与畏惧之下的叫喊，一个字都说不出。

2

瓦尔当以东大约5英里的一座崎岖的豚背山梁上，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萨姆•霍根中校正由他的勤务兵费尔•德•奥利尔和他的吉普车司机加斯特推着，往一个很滑的斜坡上爬。霍根穿着他那英式的毛边飞行靴在那陡峭的山梁上滑上滑下，实在是累坏了。一开始，三个人是在撤退队伍的尾端，现在他们已经被其他人抛下1英里了。

霍根倒了下来：“我的脚已经用不上劲儿了。你们俩别管我，自己走吧。”

两名士兵拒绝了，因为反过来霍根也绝不会抛下他们。于是，三人抱作一团，努力让自己睡着，身上只盖了霍根的防水短上衣。

很快就到了早上。他们周围全是弹壳，还有军用的和个人的零碎物品——此地最近刚刚打过一仗。

霍根蹒跚着登上山顶，看到一个村庄。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像是在说英语。三人又爬近了些：“向下50密位，效力射！”

他们已经到美军的防线里了。三人大着胆子穿过一片田野。随后，一个惊恐的声音大喊道：“站住，把枪放下！”三人把枪扔到了雪地里。“举起手来往前走！”霍根在前，其他二人在后，向一个养鸡场走去。霍根注意到，有两名步兵戴的肩章十分怪异。

“他想先开枪再说，”两个步兵中的一人说，“我想先说完再开枪。”

“真高兴是你赢了这场争论。”霍根说。

很快，霍根和他的两个手下就坐上了往巴尔沃去的吉普车。巴尔沃是第3装甲师的指挥所。指挥所里，他们受到了同样憔悴的特遣队士兵的热烈欢迎。霍根400名勇士成功地撤了回来。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人。”一个军官对霍根说。

“没错。”一个脸上涂满了煤烟的中士说，“可他是被第75师的哨兵给射杀的。第75师那帮家伙简直是不值两分钱的一帮废物！”

霍根被带到罗斯将军的办公室。罗斯跟他握了手。“可你为什么最后一个出来呢？”罗斯问道。

霍根犹豫了一下，他想了好几个体面点的勇敢事迹，最终说道：“因为我脚疼。”

费尔•德•奥利尔正在外面犹豫不决地看着他从玛库里带出来的橡皮席。如果他把席子还回去，那在到达柏林以前他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给这张席子充气。于是，他把霍根上校的无价之宝扔进了一团篝火里。

数英里外，霍根最好的朋友理查森正横冲直撞地闯入他的作战指挥官希基将军的指挥所。他刚刚听说，布鲁斯特少校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面对敌人畏惧不前”。

“布鲁斯特都配得上一枚银星勋章，”理查森气愤地说，“你准备怎么办？”

希基冷静地抽了一口烟：“布鲁斯特的罪名成立至少需要一个长官的书面证词，声明他认为被告人有罪。不是你就是我，反正有一个人得去签字。”

“你他妈的很清楚我绝对不签！”理查森说。

一小时后，希基被罗斯叫去指挥所。罗斯跟往常一样，穿着整洁的衣服，板着一张石头一样严酷的脸，把一些文件推到希基跟前。“我想让你把这些文件签了。”他说。

希基故意慢慢审视那些指控布鲁斯特的文件。随后，他把它们还给了师长罗斯：“我不能替这些指控签字。”

罗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从来没想过你会对我如此不忠。”

“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不忠的问题，将军，但这对我来说却是在考验我的良心与正义感，”他紧盯着罗斯说，“我认为这些指控非常不公。我绝对不会签字。”

3

现在是上午11点。在卢森堡，巴顿刚刚把他的内部规划小组召集了来。他抽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看着小组成员一个一个进到会议室来，他只是对着每个人点点头，一句话都没说。会议室内有一种激动和期待的氛围，而巴顿知道如何在这种氛围下搭好一个舞台。

“我叫你们到这来，是要讨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一个提议。”他那和缓的语气更增加了悬念，“我现在想让你们坦率地发表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嘱咐我，他要的是你们坦诚的想法。”巴顿清了清嗓子，像拿着一把左轮手枪似的拿着雪茄。“蒙哥马利认为第1集团军已经没有进攻能力，三个月之内也无法补充兵力。他认为，现在唯一可能发动攻击的就是我们第3集团军，同时，他觉得就算是我们，兵力也不够。”巴顿继续说道，蒙哥马利建议中止阿登全境的军事行动。

其他人都很震惊。作战参谋是第一个发作的：“不切实际。这样的计划对我们军队的心理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

“你说得很对。”巴顿很高兴看到这种反应，他尖锐的嗓音变得刺耳起来，“该死，我们的人训练出来，可不是要撤退的。但艾森豪威尔已经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他现在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巴顿转过身，把雪茄在烟灰缸里掐了掐。“该死，如果他的计划通过了，战争就结束了，德国人就赢了！”

一阵沉默。

“北面那些人有的是进攻力。”一个人突然说道，“他们要做的，只是抬抬屁股站起来打一仗。”

“他们当然不缺进攻力量，”巴顿说，“就是一群他妈的废物。他们需要的就是战斗命令。如果蒙蒂不下令，他们当然不愿意打。那些北方的绅士们——我是说盟军最高统帅部——跟他混了太久，就知道他妈的坐享其成，就知道整编和指望别人。”

巴顿拾起雪茄：“我最好离开这里吧。我话说了太多，你们自己主持会议，尽快给我一个简短的报告。”他把剩下的半截雪茄塞进嘴里，大步走了出去。他离开得很明智。

讨论非常简短。大家愤愤地一致否决了蒙哥马利的方案，觉得他不妥当、欠考虑。建议也同样简短：坚守所有阵地，立刻发起反击。

4

巴顿曾许诺圣诞节前就拿下巴斯托涅和维尔茨。两个地方现在仍在德军的控制之下。

那天一大早，在维尔茨的东郊，一个年轻人穿着破破烂烂且沾满血迹的美军军服，摇摇晃晃地穿过一片雪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饥渴、寒冷、疲累与疼痛已经折腾得他神志不清了。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和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走路，只有一点淡薄的意识促使他继续走下去。

此人名叫拉尔夫•埃利斯，是加利福尼亚人。他是从蒙斯豪森逃出来的，是赫尔利•富勒失去的那个团的一名列兵。蒙斯豪森是保护克莱沃的其中一个据点。

自12月17日下午以来，他就开始了白天躲藏、晚上往后方逃跑的生活。他已经几次三番差点被抓走了。埃利斯捧起一抔雪，吃了下去。那雪让他直犯恶心。他难受地吐了一阵，但肚腹空空，什么也没吐出来。

他坐下来歇了一会。前方有个镇。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埃利斯只能勉强看清山上的房子。他不在乎那是什么镇，也不在乎是哪一方在控制着它。他现在需要食物和住处。他壮胆往一所小小的绿色房子走去。房子可能无人居住，因为烟囱里没有烟升起的迹象。在房子里，他发现了半盒美军燕麦。他不敢在厨房上了釉的炉子里生火，直接就着糖把燕麦干吃了，再用半瓶红酒把燕麦灌了下去。那感觉，好像这样的美味，他从未尝到过。

埃利斯上了楼，发现了一张床。床上铺着羽绒床垫和一张巨大的蓬松的被子——卢森堡人管它叫“棉被”。他用尽最后的气力爬上床，把被子扯过来盖在身上，在这羽毛的海洋里如在天堂。

几个街区之外，老夫妇巴瑟萨•瓦格纳一家的阁楼上，一名看起来很虚弱的卢森堡金发护士正在喂一个第28师的士兵吃药。阁楼正下方是十几个德国士兵现在的住处。乔治•卡罗尔中士因为肩上受了伤，仍然很虚弱，但在安娜小姐的照料下却很有安全感。他从没遇见过像她这样的女孩。

往山上半英里，在维尔茨上城区，另有一名第28师的士兵——中士莱斯特•克里茨，他正合计着怎么从城堡里的德军医院逃出去。前一天，老姑娘戈贝尔两姐妹的小外甥女们以找教科书为由来到城堡。两姐妹找到她们的朋友克里茨，并把烟草店的钥匙给了他。很快，医院就要转移到德国了。他决定在转移时趁乱逃走。

山脚下通向格兰德大街的邮政大楼里，约瑟芬•泰恩和她的两个孩子正在克雷默家的床上熟睡着。外面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许多炮弹落了下来。她先是听到飞机的隆隆声，然后又是炸弹的嗖嗖声。

约瑟芬叫醒两个孩子——预感告诉她必须得尽快了。一颗炸弹掉了下来，大楼晃了一晃。弹片打碎了窗户，飞到房间里来。她抓住两个孩子就往客厅里拽。只听见什么东西碎了，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鸣。房间顷刻间被碎石与尘土充斥。她惊恐地看着刚刚躺过的床，床上已然满是碎片。

“噢，玛丽亚圣母啊，救救我！”四岁的伊迪喊道。

约瑟芬拽着孩子们下了楼梯。邮政大楼有一个很深的地下室。三人进了一扇门，到了地下室的主体部分。在地下室里，她看到接线总机那里的军官正忙着下令。

“是温德布莱德吗？”一个戴着耳机的中士说道，“是的，我是莫妮卡。迪达你好。我找到几样玩具，但是用不了。”中士有些恼怒地看了看约瑟芬。约瑟芬倚到墙上，尽量让自己不那么显眼。上面的炸弹爆炸声，仍然听得见。

约瑟芬在她的包袱里掏了掏，掏出一小袋烟，然后试探性地把烟递给那个中士。“孩子们很害怕。”她说，“再说，楼上也太冷了。”

那中士咕哝了两句，把烟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一个军官从旁经过。“这些平民在这里做什么？”他气愤地问，“把他们赶出去。”

约瑟芬带着孩子走出了地下室。她在走廊里把自己的一些随身物品装进婴儿车。她决定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卡纳家，那里有个宽敞的地下室。

一名受伤的德国士兵骂骂咧咧地从街上跌进走廊。

“帮我把婴儿车带到街上吧。”她说。

“我没时间。”他试图从她身边走过去。

“您得帮帮我啊。”她祈求道。

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孩子们。“没道理啊！跟我老婆一个样。”他拿起婴儿车，带着它上了街。“小心点，疯狂的家庭主妇。”他热心地嘱咐道。

约瑟芬推着婴儿车沿石子路往北走，两个孩子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裙子旁。一个在红十字会工作的邻居路易斯•斯坦梅茨看见她们，跑过来大喊道：“别待在街上！有炸弹！”

一架飞机闪过。几秒钟后，便有了一场大爆炸。又一架飞机俯冲下来，上面的机关枪突突突突直响。四处的德国士兵都倒了下来。

“跟我走。”斯坦梅茨抓住婴儿车，说。

突然，响起一声魔鬼般的尖叫。一架战斗轰炸机朝他们直冲过来。约瑟芬吓得大叫，她知道自己死期到了。她把头埋在斯坦梅茨的大衣里，孩子们藏在他们妈妈的裙子底下。

那架美军飞机如老鹰一般向他们冲下来。突然，飞行员好像瞄到了婴儿车和女人，战斗轰炸机没有开枪，转而再次冲入云端。那飞机来了个急转弯，又掉回头来。它发现北边数百码以外的街道上有一队奔跑的德国士兵，机关枪就突突开了。德国士兵尖叫着举起手来，又倒在街上，染红了脏脏的雪。

约瑟芬•泰恩和她的两个孩子同斯坦梅茨一起跑进了卡纳家安全的地下室里。

这就是圣诞节过后第一天的维尔茨。

5

巴斯托涅下午1点钟，《布法罗晚报》的弗雷德•麦肯齐正漫无目的地在比利时军营的院子里走着。只见硝烟四起，感觉似乎身处臭气熏天的地狱中心。顿时，对战争的憎恶占据了麦肯齐的身心。他之所以接受此次海外报道的任务，是出于他深深的爱国主义信念，和他对法西斯与纳粹的憎恨。

麦考利夫将军从院子里走来，脸上写满了担忧。“我想，你肯定希望能赶快离开这里。”麦肯齐走到他身旁时，他招呼道。

“将军，如果其他人能在这里待得下去，那么我也能。”麦肯齐抑制不住自己语调中的愤恨说道。

“好啦。”麦考利夫说，“我们去南边的公墓看看吧。”

二人穿过马路，走进城里四周围着围墙的公墓。麦考利夫在詹姆斯•拉•普拉德中校的坟墓前停了下来，墓上已覆了一层白雪。中校是在诺维尔一战中丧生的。

“他是个优秀人物，也是个优秀的军人。”麦考利夫出神地说，“我们很幸运，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还做得如此出色。”他低头看了看墓碑，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般，随后离开了墓地。二人走到另一片地方，德军俘虏正在冻实了的地面上挖坑。他说：“会给他们东西吃吗？”

“是的，长官，他们吃得跟我们一样好。”

“一定别忽略了他们。”麦考利夫说。

接着，将军和记者又慢慢穿过马路。

同一时刻，也就是下午1点30分，巴斯托涅以南5英里处，克莱顿•W.艾布拉姆斯上校正站在一座山上望着巴斯托涅。他的第37坦克营是第4装甲师的前锋，现在正往南进发，去给巴斯托涅解围。上校原本计划先攻打西北方数英里的一个村庄，但是他只剩下了20辆中型坦克，只够一次冲锋的。是否应当冒个险，直接请求往北，向巴斯托涅冲去？

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很快，一群群C-47军用运输机就像大胖鹅一样飞过头顶。几百顶颜色鲜艳的降落伞展开在巴斯托涅上空。滑翔机急速冲向地面。高射炮在四面八方轰击，几架飞机着了火坠毁了，但剩下的飞机仍不断飞向巴斯托涅。

艾布拉姆斯下定了决心。他回到自己的“霹雳四号”坦克前，用无线电联系上第4装甲师的师长休•加菲，请求批准直接向北进攻。

下午2点，加菲给巴顿去了个电话：“你愿意批准一次大冒险行动吗？B装甲战斗群要向巴斯托涅进发！”

“我他妈的当然愿意了！”

下午3点过了没几分钟，艾布拉姆斯接到了消息。他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眼里却闪闪有光。他把一根雪茄塞到嘴里，那逼人的气势仿佛雪茄是一杆枪。“我们要进城救人啦，”他说着，便在自己坦克的回转炮塔上站了起来，“让坦克动起来吧。”

随后，一连串的坦克、装甲车及半履带车震了一下，开起来了。坦克在最前面带路，接着是载满步兵的半履带车，车队经过一片树林，开始往一个陡峭的坡下行进。

查尔斯•博格斯中尉是名33岁的老兵，他和他的九辆“眼镜蛇王”——40吨重的谢尔曼坦克在前头带路，很快，他就到了阿瑟努瓦村的近郊。他请求过炮火支援，就下令开始攻击。九辆坦克径直向村里冲去，所有的枪炮无一不在开火。博格斯同其他两辆坦克突破进去，己方的炮火支援为他们清理街道，但下一辆进村的半履带车着了火，把路给堵上了。

其他半履带车上的步兵们纷纷跳下。阿肯色州来的列兵詹姆斯•亨德里克斯时年19岁，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他往前冲去。他知道，前方浓烟里的某个地方，两门88毫米炮正对己方的坦克狂轰滥炸。一定得把它们干掉。亨德里克斯一边向前冲，一边喊道：“来吧，出来！”

一个德国人从散兵坑里探出头来。亨德里克斯一枪正中其颈部。他又跑到另一个散兵坑。一名德国兵吓坏了，亨德里克斯拿M-1步枪枪托给那德国人的脑袋就是重重一击。

亨德里克斯迅速搜了搜那德国人的身，发现了一大盒美制火柴。他继续向前跑，一边跑一边大叫。就在这美国大兵孤身一人端着枪冲过浓烟的时候，88毫米炮上的两名士兵举起手作投降的姿势走上前来。

下午4点30分，博格斯还在同跟在他身后的两辆“眼镜蛇王”向阿瑟努瓦北边的丛林进发。他的75毫米坦克炮的炮管都打热了。炮手狄克森拿它当机关枪使，几分钟之间，21发炮弹，从村这头一直炸到村那头。前机枪枪手卡夫那端着枪朝前方的杉树林里突突。在迫近的薄暮中，一个个模糊的身影跑了来又倒了下去。

博格斯发现了一处刷成绿色的水泥碉堡，于是让狄克森朝它开了三炮。水泥被炸得四处飞散。博格斯发现100码以外，各色的降落伞有的盖在地上，有的挂在树间。随后他又发现了前方的散兵坑，但却不清楚这些散兵坑是己方的还是敌方的。他站到回转炮塔上大喊：“过来！我们是第4装甲师！”

没有回应。坦克兵博格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几个头盔这才慢慢地、满腹狐疑地冒了出来。随后，一个人站了出来。

“我是第101空降师326工兵营的中尉韦伯斯特。见到你很高兴。”那伞兵给了一个大大的微笑，伸出一只手来。

博格斯俯下身子跟他握了手。

巴斯托涅的兵力现在归到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旗下。

6

下午4点35分，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六联装150毫米火箭炮营的一名列兵汉斯•乌尔里克•莱斯克正步行向圣维特进发。他所在的军队改了路线，绕过了圣维特，因为听说圣维特是个“医院之城”。

莱斯克奋力走过雪堆，留下一道道痕迹，这时已近黄昏了，他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1英里多。他听到一声巨大的轰鸣——西边一簇轰炸机突然俯冲下来，在夕阳红色的余晖下径直朝着圣维特去了。

“注意！轰炸机来啦！”第一批飞机投下标识物的时候，莱斯克用德语大喊道。

300多架英国兰开斯特轰炸机与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纷纷投下炸弹，地面晃得如同地震。杉树倒下了，整个圣维特像是升到了空中与飞机相接，这让莱斯克感到异常恐惧。

兰开斯特轰炸机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完成了任务，就开始掉头回英国。此时的英国，孩子们还在庆祝节礼日。轰炸机走了，背后留下了一个满是废墟的城镇。两个女人慢慢从地下室走了出来，如梦游一般。她们吓坏了，脸色惨白惨白的。其他几个圣维特人也陆续爬上地面。他们早被震聋了，个个神色呆滞。藏在地下室的共有1000人，活下来的还剩800。

莱斯克摇摇晃晃地站稳了脚。圣维特城里升起一大团红云，往西北飘去了。那是一大团烟尘，经夕阳的余光一照染上颜色。他呆住了。那景象简直跟天启⁽¹⁾一样。

7

那是属于盟军的一天。阿登的雪红了，是参与“守卫莱茵河”方案的人的血染红的。距默兹河数英里的“塞勒口袋”死伤人数尤多，是所有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次。哈蒙的第2装甲师就是在那里跟德军第2装甲师进行了数百场小规模交战。那天下午，哈蒙运气不佳，遇上了装甲教导师的一支很强的装甲部队。那装甲部队从东南方赶来营救“塞勒口袋”里的人。但在一小队美国童子军的带领下，挂载火箭弹的英军“台风”战斗机找到了那支前进中的装甲部队，击溃了前来救援的虎式坦克和黑豹坦克。

当下，虽然德军大败已成定局，其第2装甲师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德军第9装甲师的战友正从西边赶来支援，距他们只有不到15英里了。到黄昏时，坦克之战仍然难分高下。

8

在柏林的元首司令部，早上以来，人们纷纷就“守卫莱茵河”方案展开了争论。当下，约德尔说道：“我的元首，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我们无法强渡默兹河。”

在塞勒附近，德军第2装甲师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派普战斗群被困在昂布莱沃河河谷，勉强逃了出去。美军第1、第2、第99师控制下的艾森伯恩山梁无法攻克，德军第116装甲师停滞在瓦尔当附近。与此同时，巴顿刚刚打开一条通向被围困的巴斯托涅的狭窄通道。

阿登地区所有的战线上都是同样的情况。德军不是撤退就是被迫原地滞留。目前双方争持不下，虽然大势还没有明显的走向，但德军的大规模进攻已经被暂时抑制住了。

在那场预示着不幸的会议上，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希特勒把每一个计划都认真听过之后，开始了发言。“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这都是因为你们没有一字不落地执行我的计划，”希特勒脸色一变，“但是现在我们还没失去一切。只要布兰登贝格尔的第7集团军能在南边保持平衡，只要拿下巴斯托涅，只要曼陀菲尔和迪特里希能够清除被我们封在默兹河河湾内的盟军，那么莫德尔就还能渡过默兹河。”

他下达了新的命令：曼陀菲尔往东北掉头，从侧翼包围霍奇斯第1集团军的大部队；迪特里希继续向马奈—奥通方向发动强攻。

“我还需要三个师，还有至少25000名补充兵员火速赶往阿登地区。”希特勒看了看围坐成半圆形的众人的脸。即便不能按照计划在一次强攻之下就把盟军全部扫清，“守卫莱茵河”方案也仍有可能转为一场致命的消耗战。这对纳粹来说，无疑会带来一场压倒性的政治胜利。他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春秋大梦”。

在卢森堡城，奥玛•布雷德利正设法联系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但司令此刻正在赶往荷兰去见蒙哥马利的路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代他接了电话。

“该死啊，比德尔。”一向镇静的布雷德利说，“你们就不能让蒙蒂在北方动一下吗？据我们所知，敌方今天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他们很快就得撤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哦，不，布雷德利，你误解了。”史密斯刚刚读过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发来的一沓战况评估报告，“哎哟，他们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渡过默兹河。”

“扯淡！”布雷德利挂了电话。他实在是看不惯盟国远征军一味顺着蒙蒂的行径。他心烦意乱地坐了下来，给他的老朋友考特尼•霍奇斯写了封信——霍奇斯现在在蒙哥马利旗下。布雷德利在信中清楚地讲道，虽然他管不着霍奇斯，但他不希望看到第1集团军做出任何想要放弃哪块地方的计划，因为在将来的行动中，每一块地方都可能成为有利地带。

布雷德利爬上了床，只希望存在于“突出部”南半部的斗志能够传到北方去。

(1)　天启（apocalyptic），源于《圣经》的《启示录》，常用来指代世界末日。——译者注

第四部　众神的曙光

1　战场上的王后⁽¹⁾ 1944.12.27—28

1

截止到12月27日上午，阿登地区的战争迷雾已经消散了。战争局势已不再模糊，而是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如今“突出部”的北肩上，蒙哥马利把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坚实地部署在了从蒙绍到塞勒之间的防线上。在左翼——即东翼上，杰罗的第5军仍守在艾森伯恩山梁沿线。在中部，里奇韦的第18空降军已然处于进攻状态了，要拿下重要的马奈交叉路口。在右翼，“闪电乔”柯林斯的第7军不仅阻挡住了曼陀菲尔对塞勒、瓦尔当和奥通的攻势，而且开始重新夺回土地。

“突出部”的南肩上，布雷德利的局势尽管还有些混乱，但他还是在坚实缓慢地取得进展：他麾下的部队——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在以每小时几码的速度拓宽巴斯托涅通道。与此同时，这支部队还在向维尔茨进发，此时离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南边仅有1英里了。

2

那天上午，艾森豪威尔身处巴黎的一个火车站里，周围的安全人员、武装哨兵和宪兵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让他差点喘不过气来。就在前一天夜里，那辆他本应搭乘前往比利时的火车被炸毁了。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复杂的保护措施大发了一顿牢骚，新的火车才总算开动了起来。火车停在第一站时，他看到有一个班的美国兵趴到了铁轨旁的雪堆上，步枪摆好了架势。这让他更加恼火了。

“德国刺客要是能提前判断出他的目标会在某时某刻乘坐某列火车抵达欧洲某地。”他对主管的军官说，“我都要称它为奇迹了。让那些人撤走吧，天那么冷。”艾森豪威尔这是要去与蒙哥马利会面，他们要对预定的北方反攻进行讨论。布雷德利和巴顿在过去的一周中，都在敦促这位最高司令能从蒙哥马利那儿要出点行动来。他们坚持认为，那名陆军元帅准备工作做得太慢，会害得“阿登之战”失败的。

然而蒙哥马利却被一些第3集团军所不知晓的麻烦所困扰。他的部队，也就是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承受了“龙德施泰特攻势”的全盘威力。霍奇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将援兵毫无章法地派了出去，根本没办法考虑把补给和预备人员留作后用的问题。他们要突然转为攻势的话，必须把部队全盘整编和配置。

然而艾森豪威尔知道，霍奇斯在圣诞节当天曾亲自敦促过蒙哥马利，要求他在一周或者10天之内发起反攻。

蒙哥马利那时回答：“但是霍奇斯，我不觉得你到时候能准备好。”

“我和乔•柯林斯谈过了。”霍奇斯说，“他向我保证他可以准备好的。”

“但这段时间够你把部队整编妥善吗？”

“元帅，我们做事和你们英国人不一样。现在这样的行动，我们直接火线上重组就行了。”

蒙哥马利却仍然心存疑虑，大反攻的计划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3

那天下午3点，《布法罗晚报》的弗雷德•麦肯齐看到第4装甲师的坦克驶进了巴斯托涅。围困暂时被打破了，但很显然，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麦肯齐正要和一卡车的滑翔机飞行员一起离开。他和朋友告了别，然后把自己的包和打字机塞到卡车上，爬了进去，若有所思地坐在了一名年轻的滑翔机飞行员旁边。他是唯一一名亲历重要战役的记者，即将刊出一篇最热门的战争报道。但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成就感。他目睹了太多的死亡。

车队开始行进，那些滑翔机飞行员们个个两眼放光，得意扬扬地向留在后面的人大声叫嚷。有一发炮弹在他们右侧炸了开来。麦肯齐和一名C-47军用运输机飞行员被吓了一跳。那些年轻的滑翔机飞行员哈哈大笑起来。

“我来这边有一周多了。”C-47军用运输机飞行员对麦肯齐说道，“这些孩子就是些游客罢了。”

他们靠近了城区边界，前方的战场不甚凄凉。滑翔机飞行员们指指这个，指指那个。烧成黑炭的德军坦克，就像死了的巨兽一般，停在雪地里。地表上坑坑洼洼的，布满数百个黑色的弹坑。一个个小雪堆点缀着风景，雪下面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样子就像郊游来了。”麦肯齐说。

C-47飞行员面色凝重地点了下头：“之前我从不知道，地面战斗会是如此一番场景。”

卡车向南驶去，俨然成为了阿瑟努瓦公路上的移动靶子。路两侧不断有爆炸声响起，催促着它们前行。

与此同时，还有一辆吉普车也在这同一条道上行驶，只不过是朝着北方而来。这辆车的司机是查理•卡图斯上士；和平年代，他在北卡莱罗纳州开了三家鞋店。他旁边坐着一位少将，后座上是一名上尉，他是将军的助手。天开始变暗了，第101空降师的师长麦克斯韦•泰勒敦促卡图斯加快速度。这场战役刚开始时，泰勒人还在华盛顿特区。然后他在平安夜的时候，搭乘一辆C-54货运飞机飞到了法国。他刚一着陆，就请求空降到巴斯托涅，但比德尔•史密斯拒绝了他。

吉普车于一间农舍附近被一名前哨卫兵给拦了下来。这三人走了进去，农舍里面还有几名记者和第4装甲师的几名军官，他们都围着一个砖面火炉。

“你们最好先别去巴斯托涅。”装甲师的一个人说道，“那条通道太窄了，你吐口唾沫都能吐到对面去。如今德国佬可把武器什么的都对准了那条道。”

“我今晚必须进城。”泰勒说。然后他又说道：“我车上还有空位，可以坐个记者。”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科尼利厄斯•瑞安摇了摇头：“今天没人主动要去啊，将军。”

半小时之后，泰勒顺着台阶，走进麦考利夫的地下室指挥所。第101师的参谋们正在享受餐前的干邑白兰地。

“伙计们。”一阵热情的欢迎声后，他说道，“你们都是英雄。”

“谁？我们？”麦考利夫问道。

“所有的人都很担心你们。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麦考利夫说，“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了。”

4

午夜刚过不久，在“突出部”的尖端，厄内斯特•哈蒙将军正坐在塞勒附近一间半毁了的比利时农舍里面，给他的长官考特尼•霍奇斯写一份个人报告。

哈蒙的第2装甲师与德军第2装甲师之间的三天战斗已经结束了。

哈蒙写道：

附上的是我们的战利品清单——包括1200名俘虏。伤亡2500人，杀敌不可胜数。

清单表让人很是惊叹：各式车辆405辆，其中包括坦克和突击炮88辆；以及75门重型火炮，这是一个师的火炮规模。更重要的是，进攻的先头部队已经被击溃。德国人是过不了默兹河了。

哈蒙疲倦地签下名，然后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这是他自来到阿登之后，第一次得以稍微放松一下。但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欣喜。杀敌确实不可胜数，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5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12月28日的早上5点，一阵猛烈的炮火开始轰向维尔茨北面的山丘。那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赫尔利•富勒团的列兵拉尔夫•埃利斯，还藏在城边的那栋绿色房子里面。他从羽绒床上惊醒了过来。美国人肯定又回到了维尔茨。

他兴奋地下了床。他把一双齐膝橡胶靴子费力扯到脚上，这双靴子是他从壁橱里面翻找出来的。他穿上野战夹克，戴上头盔，然后抓起M-1步枪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他推开门跑出去，但周围却一个美国兵都没有。他疑惑地穿过维尔茨河上的大桥废墟，然后蹒跚着往通向维尔茨上城区的那座山上爬去。

在清晨的黑暗中，他疾步走向邮局前面的两名士兵。他们胳膊下夹着铺盖卷，步枪在肩上挂着。

他走到10英尺开外，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像煤斗。两名士兵一看到埃利斯，就立马伸手抓自己的步枪，但他的M-1已经对准了他们。他们立马把手举了起来。

“讲英语。”他说。周围一片漆黑，他还无法完全确认。他们回了他一连串的德语。他可以听到邮局里其他德国人的声音。他走到那两人身后，用M-1步枪抵着他们，让他们小跑起来。然后他转过身朝山下跑去，跑回绿色房子。

1英里之外的城堡里，最后一名美军伤员被装进了卡车，准备撤回德国。维尔茨如今压力巨大，布兰登贝格尔都已经离开了这座城。亨利•胡贝尔少校和泽哈中尉两名外科医生分别来自纽约和维也纳，他们现在正在监督担架员们的工作。

一人走过黑暗的庭院，来到胡贝尔身边。“我一有机会，”中士莱斯特•克里茨轻声说道，“就会从后面逃出去躲起来。”

胡贝尔伸出一只手：“祝你好运。”

克里茨气定神闲地走进地下室。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直等到所有的病人都撤了出去。一切都安静下来后，他悄悄从地下室后门爬了出来。他必须抓紧时间了。天一会儿就要亮了。

他翻上一堵墙，然后跳到城堡后的一条深沟里面。他顺着这条陡峭的沟小心向下走去，一路曲曲折折，一直走到能看到格兰德大街沿街房屋的后面。然后他走进一条小巷里，这条小巷通向街道，是个往上的斜坡。他打算从这条小巷拐到格兰德大街上，然后再走几百码到达27号，也就是戈贝尔姐妹们的烟草店。但街道上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走在一队车队里，一声不吭。

东方出现了第一缕光亮，他转身回到小巷里面。他必须得躲起来。沿沟来的半路上，他有看到一栋小小的木质建筑。没过一会儿，他人就在一栋养蜂房里了。

他透过一个小窗户往下看。德军坦克排成一队，正缓缓向南进发参战。这时有炮弹开始落在那条沟里面，这让克里茨有些恼怒：这里的地势太过特殊，美军的炮弹打不中格兰德大街上的坦克。炮弹的爆炸声又近了些，整栋养蜂房都震颤起来。克里茨趴在地上，心里不住祈祷，但爆炸的冲击仍一波又一波地震开来。

维尔茨西南几英里，有一个败落的小村庄，名叫诺特乌姆。村里都是淡黄色的水泥房，样貌朴素，顶着皑皑白雪。舒曼咖啡馆所在的那个阿登地区最重要的交叉路口，就位于其往北不到1英里的地方。威胁克里茨的火炮，在这儿仍然可闻其威力：积雪不时从树上掉下来。几分钟前，诺特乌姆满村的雪还是白色的，而如今的它就像一位画家的围裙，到处都散布着黑色的污点。

村庄南面的树林里，第26师的步兵正在为进攻诺特乌姆做准备。然后他们会拿下舒曼咖啡馆，并向维尔茨进发。

第101团F连的副连长詹姆斯•克莱顿中尉对这次进攻有些不放心。虽然已经破晓了，但天还是很黑。他明白，12月23日以来的好天气已经结束了，这也意味着空中支援的停止。美军士兵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很不好过。山区的雪堆中，各种机器几乎都会失去作用，战斗胜利抑或失败，都将取决于战场上的王后——步兵。

况且他这个连的人只是名义上的步兵。F连那些最初穿越法国时就参战的人，现在就只剩下不到12人，大部分人都在洛林被俘虏了。除了拉金中尉（连长）、克莱顿和11名军士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丝毫战斗经验。其中80人都是从军械库、重型桥搭建、野战炮兵和高射炮等后方梯队征召的替补人员。只有少数人在基本训练之后拿M-1开过枪；他们身体状态很不好，士气就更差了。他们都觉得被派到前线，是给他们的惩罚。

事实确实如此。当急需步兵替补的巴顿命令后方梯队，要求每个单位都把最优秀的百分之十派到前线时，被选中的当然都是些表现不佳的人。这个方面，美军和德军的处事方法都是一样的。

克莱顿扫视了一下这些犹犹豫豫的步兵，他们蹲伏着身子，努力给自己进攻打气。他们看起来很冷，心情不好，也很害怕，拿着步枪是一脸嫌弃。他们对散兵线丝毫不懂，用胳膊和手只能表达出“跑步前进”和“我得去方便”。

昨天晚上，他们第一次参加实际战斗，想把诺特乌姆给拿下，但却事事不顺。首先，营的作战计划没做充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其次，在明亮的月光下，士兵们黑色的制服显得特别扎眼。此外，一名侦察员踢到一个饼状诡雷的绊发线，被炸得粉碎，然后，德军的炮兵就狂轰滥炸起他们的阵地来。那几辆本应支援他们的坦克也陷在了泥沼当中。最终，整个营被迫退后1000码，撤到了树林里面。

现在，进攻又要再次开始了。F连将从左侧绕到诺特乌姆后面，拿下那个位于村庄和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之间的“墓地岭”。E连将进攻诺特乌姆村，G连则会从村庄右侧绕过去，拿下舒曼咖啡馆。

E连、G连与F连相比，实际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确切地说，整个第26师的状况都不好。这个师在不到两周前刚到达梅斯，本来打算是要休息、训练四周的。然而刚过两天，4000名闷闷不乐的补充兵员还未得到训练，整个师就被装上2.5吨卡车和敞篷拖车里，匆忙运往北面的阿登地区。

炮火声停止了。拉金中尉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军裤裤脚都盖不住军靴筒。拉金往四面看了一下，便往田野另一面跑去，士兵们倦怠地跟在后面。拉金刚爬上那个俯视诺特乌姆村的山脊顶，机关枪和步枪火力就从村子和远处的“墓地岭”迸发出来。士兵们伏到雪地上，被压制在一条围栏沿线，动弹不得。这时，背面坡上也爆发了密集的冲锋手枪射击。

克莱顿只能偶尔看到白色身影一闪而过。德国人的披风是白色的，头盔罩也是白色的，几乎看不见。他爬到拉金跟前，拉金正仔细凝视着前方100码外的两栋房屋。

“占领那两栋房屋。”拉金说道，“我们就能打到德国佬。”他选了一个班，轻声说道：“我们走。”

拉金和那个班一进到头一栋房屋，房顶就似乎炸了，烟雾从窗户涌出来。拉金往后退着，把一名伤员拉到门外。其他五个人也被拉出来，带回围栏一线。

士兵们都受了惊，拉金命令他们立即隐蔽好。他把野战电话机拿起来，请求迫击炮支援。对克莱顿，他说：“去和左侧的1营取得联系。”然后，他轻微抱怨道：“情况不太妙。”

克莱顿在雪地中蜿蜒行进，一边走一边探察是否有德国人渗透进营与营之间的空隙中。美军的迫击炮弹从头顶飞过，落地时发出低沉的爆炸声。他看到北面的白色身影，小心翼翼往后退了几码远。克莱顿爬了差不多有300码远才找到1营，然后他就往回爬，要汇报情报给拉金。他爬到山脊上，猛烈的射击声响了起来，随之还有人们的尖叫声。克莱顿抵达围栏边时，看到16名美国兵横躺在围栏沿线，姿势奇形怪状。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有几个受了重伤的人则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脸色蜡黄。一人腹部开了个大口子，内脏挂在树枝上，正努力要把内脏给塞回去，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地上散落着步枪、巴祖卡、手榴弹、背囊和防毒面罩，就像出外野餐的人随意丢弃的垃圾一样。

拉金本人躺在一棵被炸烂的树下。一名医护兵正颤抖着双手包扎伤口，一个伤口不断有鲜血流出。有发炮弹被树枝给引爆了，几乎在他们头顶正上方爆炸开来。弹片从树上飞散下来。克莱顿看到山脚下有一辆白色的坦克，它的88毫米炮还冒着烟。它又开了一炮。克莱顿抓住拉金的肩膀，把他拉下山南坡。然后，他拿起拉金的电话给营部打去：“我是F连。拉金中尉负伤了，还有其他伤员。派担架员上来。”

“我们会给你们派担架员。”一人允诺道，“克莱顿，F连由你接管。”

F连是他的了。他检查了一下拉金的伤口，然后躬着身子跑回了山上，对围栏一线进行重整。

德军枪声从左侧响了起来。“1营遇上大麻烦了。”他对另一名军官说道。这名军官以前是个音乐教师，现在是连里除克莱顿之外，唯一一个活着的军官。他接着又说：“我们和1营之间有个大空隙。我要亲自去侦察一下，看那边怎么个情况。你要守住。”

音乐教师没把握地点了下头，克莱顿就离开了。

二十分钟后，克莱顿回来了。但围栏一线差不多被抛弃了。他只看到三个人。克莱顿跳到第一个散兵坑里，坑很浅。

“其他伙……伙计都跑了。”一名补充兵员害怕地说道。这个人克莱顿也才认识了一星期。他来自纽约，胸口有点凹陷，往前线来的漫长路上，可是抱怨个不停，而且一直在要求退出。克莱顿在过去的三天中，都不得不替他扛着M-1步枪。

“你待在这儿，等我回来。”克莱顿说，“明白？”那名士兵点了点头。克莱顿跑回到沟壑底部，其他人都恐惧地蹲伏在灌木丛后面。

一个中士流着汗，骂骂咧咧地带着五六个人来到克莱顿身边。“哎哟，长官。”他喘着气说道，“他们过去从没见过死人，一听到1营传来的射击声和呐喊声，就跑得像兔子一样。”这人是通信官洛夫中士，他放低了声音：“这些可怜虫们也不能怪他们。”

“我不怪他们，你把他们带上山就行。我的副官哪儿去了？”洛夫耸了耸肩。克莱顿搜查了灌木丛，又发现十几个人。他从后面推着他们往山上走去。快走到山顶时，又有一阵枪声响起来，随之还有几声惊恐的尖叫声，然后一切就安静下来。

克莱顿继续往上爬。他猜德国佬肯定已经除掉了山顶上的三个人，现在估计正趴在他们的散兵坑里，但他必须得继续前进。他一撤退，F连肯定就会散掉了。他走到山顶上，看向前面。那个来自纽约的疑病患者双膝跪在散兵坑里，用手死死握住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托。他的脸一片煞白。

“怎么回事儿？”克莱顿问道。

“我不……不知道！有几个德……德国人从山那边来了，我朝他们开了火。”克莱顿的眼睛越过散兵坑边缘向外看去。10英尺外有个德国人，身体已经被布朗宁自动步枪给突突成了两半。再往前10英尺，又是一个德国人，他摊开手脚的样子就像一只螃蟹。半山腰处，第三个德国人跪在雪地上，身前的白色披风被浸成了红色。他摇晃着头，不住呻吟着。

“你做得很好。”克莱顿转过头。疑病患者正在呕吐。

洛夫中士溜进这个散兵坑里：“我们现在干什么？”克莱顿顺着敌方占领的山侧往下看去：“叫几辆谢尔曼过来，把德国佬的那辆坦克给打掉。”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进攻，按计划来。”

洛夫不禁张大了嘴巴：“就用这些人？”

克莱顿扶了一下眼镜：“就用这些人。”

等待坦克支援的当口，克莱顿为他这些一脸不乐意的勇士们设计了进攻方案。原本守在山顶的3排由于已经七零八落，将待在原地不动，帮忙掩护。1排和2排则要攻下山去，然后爬上下一座山，跑进一个有围墙的小墓地里。

半被强迫，半跟随着长官，1排和2排的人跳进了围栏沿线的散兵坑里。下午4点15分，火炮和迫击炮开始齐鸣。己方的炮弹飞过F连头顶，落在德军的阵地上。然后从身后传来隆隆声，一辆笨重的美军坦克缓缓爬上山来。它一抵达山顶，就有铁拳火箭弹从德军的山侧飞过来。这辆谢尔曼坦克向那两栋房屋开了几炮，然后就愣愣地转向左侧，直接用75毫米炮和机关枪朝围栏一线开火。这把克莱顿吓了一跳。1排和2排的人本来蹲伏着准备攻击，突然间就被它的火力给罩住了。克莱顿穿过雪地跑到那辆谢尔曼坦克跟前，拿卡宾枪砸坦克的侧面，但它还在继续开火。他又爬到坦克甲板上，猛踢机关枪的枪管。炮塔小心地打开了。

“该死的笨蛋。”他喊道，“那是我的人！”

那个时候，炮火准备停了下来，是时候进攻了，但士兵们却拒绝出动。克莱顿下方的山谷里，曳光弹和炮弹纵横交错，犹如地狱里面的场景。如果没人带头，士兵们是怎么都不可能走进那个死亡陷阱的。克莱顿站起来，大声喊出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口号：“跟我来！”

他往山下跑去，深知自己是不会活着回来了。他全速奔向山底，泥土和积雪随着他的步伐飞溅起来。到山底时他发现一堵石墙，便躲到它后面。

“我们做到了。”他身旁一个声音说。那是洛夫中士。克莱顿满心欢喜。他扭过头，准备带自己的人冲向下一个目标——墓地岭，却发现身后没一个人。

“我的老天，就我们俩！”愤怒使他忘记了恐惧。两人转身爬回山上，对四面飞来的子弹视而不见。他们的人蹲伏在散兵坑里，看着克莱顿和洛夫。

“听着，你们这些混蛋。”洛夫说道，“这次你们要跟着中尉，跟上他。否则我就毙了你们。”

克莱顿顺着围栏一线，将惊恐的步兵们都从散兵坑里给拽了出来。克莱顿又第一个冲出去，士兵们这次跟了上去：毕竟洛夫拿着卡宾枪抵在他们身后。

他们不动是不动，一动起来就撒开脚丫子，急于逃离这密集的火力，并远离洛夫。他们跟着克莱顿穿过山谷，向下一座山山顶的墓地跑去。白色身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往北方撤去。F连追在他们身后，吓得不敢出声，也不敢开枪。五分钟后，他们就攻下了目的地。“墓地岭”归了F连。

6

艾森豪威尔的火车因为大雪和密集轰炸的缘故，直到12月28日中午才抵达比利时的哈瑟尔特。蒙哥马利迎接了他，一脸的喜悦和自信。

蒙哥马利对形势做了一下回顾，然后说明了自己总预备队的所在地。他走到挂着大地图的墙跟前。“柯林斯的那个军，我又让他们开始集结了。只要他那边准备好，我就会让他大体朝乌法利兹方向进攻。”他指向巴斯托涅以北15英里的一个村子。

艾森豪威尔脸上露出了喜色。

“但我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

“为什么？”

“我接到消息说，我的防线上，德国人至少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击。我肯定能打退他们。”他很快又说道，“我的预备队要是想在德国人撤退后，能紧追上他们，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要依据敌军的行动来决定大反攻的时间，这个主意不怎么合艾森豪威尔的心意：“你不觉得，德国人很有可能不会再攻击北边了吗？”

蒙哥马利摇了摇头。“我觉得进攻北边是有现实的必然性的。”不管怎样，他说道，他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重整部队，重新配置武器，并让他们精力充沛。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同意，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北边防线完好无缺。

“确实。”艾森豪威尔说，“我同意，现今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固防线，重整部队，并为强力反攻彻底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如果德军又发动攻势，你也能有备无患地应对。”他顿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能开始？”

“新年第一天。”蒙哥马利毫不犹豫地答道。然后，他又说：“或者新年刚过——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会议结束，两人热情地握了握手。艾森豪威尔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如今等待良久的北方攻势差不多已确定下来，他现在必须寻求一个南方攻势与之协调。他让人给自己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发了一条无线电消息：

立即将第11装甲师和第87师派给布雷德利，组织一场对巴斯托涅—乌法利兹一线的强大攻势。

“阿登之战”的第三个阶段，也即最后一个阶段即将开始。

7

与此同时，也有一场同样重要的商议正在德国的元首日常会议上进行着。冯•龙德施泰特努力劝说希特勒放弃“守卫莱茵河”方案，并在蒙哥马利进攻之前撤军。

“我建议让第5和第6装甲集团军退到巴斯托涅东面的防线上。”他说道。

希特勒对这个建议大为恼火。“只有进攻，我们才能为西线战争再次创造转折点。一旦‘北风行动’总体方案的下一步落实成功，我们就会重新向默兹河进发。”他承认，攻击阿登并没有带来之前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但他挖苦的语气却暗示冯•龙德施泰特应为此承担责任。但事实上，龙德施泰特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罢了。“另一方面，”他又对将领们说道，“局势已经大为缓和。敌人已经不得不放弃冬天进攻的全部计划，在国内也广受批评。”他停顿了一下，暗暗轻笑着抿了一下嘴唇。“敌军已经不得不承认，战争在8月之前，甚至明年年底之前是不会结束的。形势的这种转变，两周前没人会相信。”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大地图，“美国人已经被逼得把其他战线一半的兵力都转移到了阿登，然后这里的防线就会变得特别薄弱。”在地图上，他用手指戳向往南100英里的一个点——阿尔萨斯。“几天之后，我们将会在这里发动‘北风行动’。这次行动必然会成功，随之我们阿登地区进攻部队左侧的威胁也会自动解除。”他扫视一下周围的指挥官，“这将会带来新的胜利前景。”

元首顿了一下：“与此同时，莫德尔将巩固自己原有的版图，并组织部队再次向默兹河进发。他也将对巴斯托涅发动最后一轮强力攻势。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拿下巴斯托涅。”

午夜的时候，德军的九个装甲师和国民掷弹兵师开始向巴斯托涅会聚。对于这座城镇，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

(1)　在国际象棋中，“王后”最为厉害，走法多样；而步兵同样可以灵活使用。——译者注

2　直面死神 1944.12.29—30

1

12月29日，维尔茨。天还有半个小时就该亮了。列兵拉尔夫•埃利斯既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辰，也不知道自己在那栋小绿屋里待了有多少天。他又渴又饿，冻僵的双脚一抽一抽地疼。与孤独而缓慢的死去相比，其他任何事儿都要好得多。

他努力想把靴子给拽上，但双脚肿胀得太厉害了；他不得不把靴子放脚趾处给割了下来。他踉跄着走到大街上。他走路时必须得把头低下来：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脚了。

维尔茨下城区的一口公用水井旁，他用自己的头盔舀起水，贪婪地喝起来。然后，他沿鹅卵石大街走到一栋房屋前，推开门。一股热气喷涌到他身上，他立马退了出来。他推开下一家的门，里面没有人。他费力爬上顶楼，看到一个铺了床垫的床，便走过去，直接倒在上面，失去了意识。

1英里之外，在维尔茨上城区的山脊上，另一名美国兵莱斯特•克里茨蜷缩在戈贝尔姐妹烟草店的地下室里，正借着烛光读着口袋大小的海外版《库加特先生和夫人》。他前一天晚上从养蜂房里溜出来，然后爬过几条围栏和护墙，从后门进到了这个烟草店里。

他正看着书打瞌睡时，脚步声从头上传了下来。地下室的门开了。

“谁会在楼下点着蜡烛啊？”一个女人用卢森堡语问道。那是伊莉丝伯母的声音。“谁在那儿？”她叫道。

“是我。”他用法语答道。

“莱斯特！”

他站起身子等她们过来，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替自己所冒的风险。他会离开这儿的。

伊莉丝从陡峭的楼梯上下来。她身后跟着她三姐妹中最小的玛丽欣、两个外甥女玛丽亚和悌茜，还有两个外甥女的母亲——戈贝尔家的第三个姊妹。

“德国人在找我吗？”他问道。

“噢，没有。”悌茜说，“城堡的人都走了。”

“这儿可不是个庆祝的地儿。”伊莉丝说道。他们走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那是个舒适的小客厅，只有特别的人来的时候才会用到。墙上挂着几张家族肖像和夏洛特女大公与她配偶的照片。

伊莉丝去准备餐饭，其他人则聊起天来，说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说起了他们匆忙逃往布莱德的事情，还有他们之后沿着舒曼咖啡馆附近那条公路返回的伤心事儿，那条路沿途都是尸体。

餐饭是大分量的牛肉，甚至还有从街对面旅馆里买来的啤酒。店门口的铃铛一响，有德国顾客走进来时，克里茨都得躲起来，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次。

克里茨问到了战场的形势。

“我们不怎么清楚。”悌茜说道，“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人就在四五英里外的舒曼咖啡馆附近。”

玛丽欣的脸担心地皱了起来。“你不会想要从防线中穿过去吧？”她问道。

“我不想留在这儿让你们冒险。”

“理智点。”她不以为然道，“那样你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了。你必须待在这儿。”

2

巴斯托涅的形势正在好转。疏散通道现在已经有1英里宽了，10吨的医疗物品也在前一天用滑翔机运了过来。那将是第9空军部队运输指挥部的最后一次物资空运；通向巴斯托涅的道路现在已经相对安全了。前一天晚上，一支62辆车的车队送来了弹药、口粮、信件和军人服务社的商品。12月29日整天，仍有物资和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涌进。

最终，巴顿感觉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他期盼这次进攻能立即终结“突出部”。他刚刚又被派给了第11装甲师和第87师两个师。明天他将会把这两个新来的师派向北方的乌法利兹。

曼陀菲尔也打算在12月30日进攻。装甲教导师和第27国民掷弹兵师将会从西北向巴斯托涅疏散通道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党卫军第1装甲师和第167国民掷弹兵师也会从东面攻去。这把巨钳将会在巴斯托涅以南几英里处咬合，城镇也会因此而再一次被包围，以便后续的歼灭行动。

3

12月30日凌晨3点，美军预定要攻向北方的新来的那两个师已经就位了：第11装甲师在巴斯托涅以西1英里，第87师则在它的左侧。

那一天会遇到什么事儿，两个师的美国兵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去参加战斗，但这场战斗到底会怎样，他们却没有任何概念。第87师的步兵们第一次参加行动是在12月13日的萨尔，而第11装甲师的人则从来没和敌人正面交锋过。他们急急忙忙从英格兰被派出来，帮忙在默兹河后方的兰斯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然后就在装备不齐全的情况下被拉到了前线。如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都蜷缩在散兵坑里等待着，但具体等待的是什么，他们却不知道。

第11师的21装甲步兵营B连的一等兵约翰•费格在自己的铺盖里辗转不安。他是排长罗伊•斯特林费洛中尉的送信兵，排长此时正在连指挥部里聆听进攻指示。

凌晨4点，费格听到斯特林费洛用南方的拖腔，正与各个班和各个排的中士们讲话。“敌军会有炮弹打来，而且会很猛烈。德国人的炮火总是比预计要来得早些，你们要让士兵们一直行进。”

费格坐起来，把铺盖卷好，然后走向炊事车。天气很冷，他来回跺着，好让脚暖和些。食物没什么味道，但他还是一口气给吃完了。不一会儿，其他人也开始四处走动。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说是他们要在早上6点，跟着第22坦克营的B连走。

早上5点30分的时候，谢尔曼坦克队伍突然就轰隆着开了过去。整个连所在地都是惊慌的叫声。第22营提前到了。人们急忙将装备都扔到卡车上，自己也爬上去。但等这个连开始上路时，坦克早已经没影了。

他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他们的营长是一名矮胖的中校，他站在那里，看起来不知所措。

“长官。”斯特林费洛中尉在半履带车上叫道，“坦克走的哪条道？”

中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往前指了指。费格的车在排里其他车辆的跟随之下，沿着那条道开了出去。透过前方石头房子之间的间隙里，他偶尔可以看到美军坦克的身影。突然间，他们的周围空无一人。炮火开始在整个区域爆发。肯定哪儿出了问题。

斯特林费洛让整个连停下来，然后用无线电联系大部队。黎明时的灰光逐渐照亮了被雪覆盖着的荒凉的郊野，一栋残损的农舍在近处闷烧。它旁边是一堆飞机残骸，残骸中间还有两具尸体。

费格还从来没见过暴力死亡的场景。这种新的体验，既恐惧又吸引人。他好奇地走到近旁。他低下头，看向第一堆黑色的东西，然后立马就希望自己从没看到过。那是一名德军飞行员，脸色煞白，眼睛里一片恍惚。他的身体已经被冻僵了，手指头僵硬发白，断掉的双腿叠在自己身下。他脚上羊毛衬里的靴子被人给拽走了，只剩下一双袜子。他制服上的口袋也被翻了过来。最让人恐怖的则是他的右手，中指被残忍地割了下来：某个美国兵想要他的戒指。

费格走回自己的履带车，胃里很是恶心。炮弹开始在更近的地方落下来，弹片从头顶上方嗖嗖飞过。他说了几句俏皮话，但却没人有心情听笑话。他们蜷缩在一起，把头垂在那0.25英尺厚的装甲板下面。

斯特林费洛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又高又瘦。他往两旁瞅了一下：“好了，我们掉头吧。”

这支队伍掉过头，向后方疾驰而去。他们一开始移动，费格就不再害怕。他站起来，发觉他们正从另一个师的队伍中穿过：那些人都是步兵，戴着第28师的“红桶”肩章。大部分人都累得像被催眠了一样，胡须浓密，步枪被随意地挂在肩上。他们看到第11装甲师的车辆往后方疾驰，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费格看到一些人跑到他们师的车上，开始往后撤退。

队伍最终回到了交叉路口，这里混乱不堪。等秩序终于恢复后，坦克开上右侧那条路，向北驶去。半履带车在几分钟后，也跟了上去。

不久，费格就听到了75毫米炮的轰鸣声，那是他们自己的坦克。半履带车都停下来，人们蜂拥着挤下车，满心恐惧但也十分好奇。他们在山上拉成一条散兵线，费格看到树林边上数辆美军坦克在燃烧。

“上刺刀！”斯特林费洛说。士兵们手指摸索着，将刺刀安到各自的M-1步枪上。费格感到心里一阵恐惧。他们上刺刀，说明敌人肯定就在附近，随时都可能有穿灰色衣服的人从树林里冲出来。炮弹开始扑通扑通砸到山上。美军坦克开了炮，受到敌人的回击，然后就开始撤退了。美国兵们趴在雪地里，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好了，”斯特林费洛镇静地拖着腔喊道，“上车。”

他们还从未如此迅速地遵从过哪个命令。几秒钟后，他们就回到半履带车旁，蜂拥着从车侧爬到了车上，也不管有没有压到别人。

谢尔曼坦克越过起伏的山丘，往后方疾驰而来，身后扬起烟尘和雪花。

“你们为什么要撤退？”斯特林费洛对一名路过的坦克兵喊道。

一名少校站在炮塔里，脸上一片茫然，对他耸了一下肩。

回返的道路，无可救药的纠缠与混乱。“下车，”斯特林费洛叫道，“撤！”

士兵们从半履带车上蜂拥而下，一个个更加恐慌了。他们往后方跑去，躲到一个可以作为掩体的沟壑下面。

整个第11装甲师都停顿了下来。巴顿听到这事后，愤怒地坐上一辆吉普车，往巴斯托涅地区赶来，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曼陀菲尔西面的那个钳臂，目标本是疏散通道，却与第11装甲师撞了个满怀。东面钳臂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它撞上了35师这个久经沙场的美军步兵师。这个师哈里•杜鲁门曾经待过，是被拉来帮助把通道向右侧拓宽的。它被部署在巴斯托涅以南几英里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向自己东面的树林推进，树林里据说藏着很多德国人。黎明时分，东面钳臂的这些德军步兵发起了进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希特勒从斯塔沃洛—李格诺维尔地区紧急派来的一个单位——党卫军第1装甲师。（这支部队当然要比派普战斗群的规模小，派普战斗群还没从之前的逃离中恢复过来。）

早上7点，希特勒的“御林师⁽¹⁾”涌进巴斯托涅以南5英里的维耶—拉博诺村，美军35师的两个连很快就被包围了。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却仍然未能攻破美国兵的防线。曼陀菲尔的东面攻势开始停滞下来，与这里的两个连有着莫大的关联。

上午8点，头上披着一件披风抵御晨寒的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师长蒙克大校，愤怒地打去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这时应该已经和西面钳口接头，并把疏散通道给切断了才对。早上的浓雾很快就会散开，然后他们的坦克就很容易成为战斗轰炸机和手拿火箭筒的战士的攻击对象。消息传了回来：美军的一个师在他们之前进入了维耶村。

埃伯哈德•科施中尉是党卫军第1师装甲炮兵团的团长，他坐在自己的坦克里，急于获知维耶村的情况。他的无线电员们挤在他下面，和五名炮兵观察员取得了联系。科施随时都能叫来40组火炮的火力。

“长官。”一名无线电员说，“和维耶村坦克的联系断了。”

科施咒骂起来。他命令自己的坦克驾驶员向前行进。这辆黑豹坦克朝维耶村奔驰而去，崎岖的路面让它不住地剧烈颠簸。车上的六根天线颤巍巍地抖动着，随时都可能折断。

“你随时都能叫到炮火支援，科施。”从无线电里传来了他长官不耐烦的声音。

“是的，长……长官。”科施说道。坦克颠簸着，他连话都几乎说不成。

又有一个声音传过来：“情况怎么样？”

“我正在探察。”科施急躁地问道，“你是谁？”

“莫德尔。”那是德军B集团军群的司令，“我想知道维耶和巴斯托涅之间现在是怎么回事儿。”

“我正在去那儿的路上，长官！”科施挂掉了电话。坦克为了躲避倒下的树木，不停地从这边蹿到那边，科施必须得十分注意着，才能避免撞到坦克的侧壁上去。

坦克终于到达了树林的边界。科施站在炮塔里。前方的空地上，德军坦克正在雪地上东拐西跑，东倒西歪，努力想躲过飞散的弹片。八辆已经起火了。小小的人影正从舱口往外逃，衣服上都着了火。

科施的车辆在头一辆燃烧着的坦克前停下来。一名年轻的中尉用手指着科施，指责道：“我挨了七发炮弹！”他衣服上冒着烟，脸也被熏黑了。

科施心里很是沮丧。尽管他身后有40组火炮，却不知道该往哪儿打。电话响了起来。

“怎么样？”又是莫德尔打来的。

“局势很混乱，根本分不清是敌是友。”

科施的一名无线电员戳了一下他，说：“中尉，七辆坦克已经抵达巴斯托涅的近郊，但是遭到了猛烈的炮火和步兵打击。指挥官说他坐的坦克上有步兵从坦克上跳下去，逃向了后方。”他举起一只听筒。科施可以听到有人在尖叫：“该死的，快派给我些步兵！我那些该死的步兵，那些渣滓们，都跑了！”

科施接过电话：“我们会尽力的。我会将你的报告转达给别人。”

“转达个屁！”

科施挂了电话。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是原来的那名坦克指挥官。“我只剩五辆坦克了，几分钟内它们就会被干掉。我必须撤了！”他的声音就像发了狂似的，“求求你们了，给我炮火支援。我宁愿被自己的炮给打死，也不想让那些该死的美国佬爬到我屁股上去。我这儿真是糟糕透了！”

科施立马命令对那个坦克指挥官的位置进行炮火打击。

电话又响了起来：“他们逃了！继续下去！”

科施有点不敢继续下去了。随着大卷大卷的烟雾从战场上升腾起来，前方的局势越发混乱起来。他看到有人影穿过雪地往这边来。友军还是美国佬？

突然间，风吹向了东面，战场上的视野也开阔起来。科施看到几十辆车身带白色星星标记的车辆和数十个身着森林绿的人。

“美国佬！”他喊道。他马上将消息传到后面，给出具体的坐标方向。三分钟后，40组火炮就一齐开了火，响声震耳欲聋。战场再一次被黑烟给笼罩住了。受损的坦克在黑烟的掩护下，挣扎着撤了回来，穿白袍的步兵们也开始挖掩体进行隐蔽。

科施把坦克掉过头，向自己设于布拉斯的司令部驶去，它就在巴斯托涅以东4英里。行到半路的时候，他的一个电话响了，是一名坦克指挥官打来的。

“科施，12辆谢尔曼带着步兵刚从我的阵地穿过去。它们正朝布拉斯开去！”

“你确定？”

“我的话肯定可信。那些坦克应该是那个该死的第4装甲师的。”

“它们跑那么靠东，到底要干什么？”

科施掉转方向，向那个突破口方向驶去。布拉斯以东1英里处，他看到十辆谢尔曼坦克，它们从巴斯托涅方向来。这怎么可能？！这条路应该在一个德军师的控制之下的。他慌忙打电话告知这个信息，下令发动炮火打击。两组火箭炮开了火。他看到一辆坦克被击中了，然而其他车辆却继续前行。

“你该死的要干什么？”那是师部的参谋长，他在电话中大叫道，“你打的是我们的坦克！”

“它们是谢尔曼。”

“谢尔曼怎么可能这么靠东？立即停止开炮，来师司令部报到。”

几分钟后，科施就站在了师长的办公室里。

“你觉得自己是谁啊，科施？”师长叫道，“陆军元帅授权让我们打击巴斯托涅，但那并不是说你可以随意浪费炮弹，并且还浪费在我方坦克身上。以后你最好把你那该死的熊猫眼给我睁大了。”

屋顶突然爆炸了。灰泥从天而降，一根屋梁也砸下来。师长和参谋长躲到厚重的桌子下面。

“坦克！”门口的一名中士叫道。

科施往窗外看了一下。谢尔曼坦克就在外面。

“将军。”科施挖苦地说道，“不要害怕，那坦克是我们自己的。”

科施看到参谋们到处逃散，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又看向了窗外。与桌子底下和自己穿着同样制服的人相比，谢尔曼坦克里的人倒让他感觉更像战友。

4

往巴斯托涅东南方10英里，第26师所在区域那天的战斗也同样激烈。詹姆斯•克莱顿的F连正从南面的“墓地岭”向舒曼咖啡馆发动攻击。克莱顿手抓一把注油枪⁽²⁾，跑到前面。枪已经上了膛，枪盖还盖着，以免尘土掉到枪膛里去。他拐过头一栋房屋的墙角。

10英尺外，一个德国人正端着步枪，惊讶地打量着他。克莱顿扣下扳机，但却什么都没发生。那个德国人的步枪好像也出问题了。两人同时转过身，哪儿来便哪儿回了。

这栋房屋的另一侧，一些德国人双手举过头顶，正从地下室里出来。F连的人大声说着话开着玩笑，好像刚赢得一场足球比赛似的。其他德国人也从地下室里涌出来，迫不及待地要向他们投降。

F连猝不及防地逮住一整个连，现在正从这105名德军俘虏身上搜夺手表、钱包、鲁格尔手枪和勋章。

“我们走吧。”克莱顿喊道。他开始向他们的主要目标——北面的490山丘走去。

尽管这个长满密林的山丘只比周围的地形高出几百英尺，但它却俯瞰着从舒曼咖啡馆到维尔茨这整个区域。除了它显而易见的战略重要性之外，490山丘还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察点。所以，必须得拿下它。

但却没人跟在克莱顿身后。“天杀的！”他叫道，恼怒沮丧得声音都有了哭腔，“快点！”

然而还是没人注意他。F连的步兵们正忙于抢夺纪念品。

临近的维尔茨，天刚开始变暗。格兰德大街上，人们正离开自己家，去寻找更安全些的地下室。德军士兵们太沉思于自己的问题了，没有发现在一小群行走于人行道上的女人中有个用铺盖盖着的美军士兵。五个女人摆动着手臂，喋喋不休地聊着天，把那名美国人护送到了玫家具店里。尽管曾隶属第28师的中士莱斯特•克里茨抗议说自己会危及卢森堡朋友们的安全，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永久的藏身之处。

1英里外，维尔茨下城区，第28师的另一个士兵拉尔夫•埃利斯有点头晕眼花。冻僵双脚的疼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饥饿也让他备受折磨。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这栋彭特街房屋顶楼的窗前。他还有三个手榴弹。他要等到一辆指挥车过来，把它们给扔下去。他自己肯定会玩完，但他得拉几个德国佬垫背。他将两个手榴弹摆在地上，手中拿着另外的一个，随时准备拉动引信。两个德国佬和一男一女两个平民从一个地下室杂货店里走出来，站在了窗户下面。士兵们拉着一辆装满瓶装烈酒的小手推车，正与那一男一女争吵。他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还是被他们的争吵吸引住了。这一切都好像在看一部外国电影似的。不经意间，他把身子探出了窗外。那个女人看到了他。埃利斯把头缩回来，半昏迷地倒在了地板上。

他听到手推车被推走了，然后从楼道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刚才那一男一女低下头看着他。他们说了几句话，但他听不懂他们的意思。男人个子很矮，身躯强如摔跤手，努力用手势向他表达善意。

女人则丰满迷人，有一张快活的脸蛋，向他微微一笑。她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拽下他的烂袜子，埃利斯努力回了个微笑。绿色的液体从他肿胀的双脚里流出来，那个女人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了。

这两个卢森堡人不晓得怎么，就让埃利斯相信了他们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们稍后就会回来。天黑的时候，那两人果然回来了。他们将一件平民穿的裤子套在他的美军军裤上，又把一件外套披在他的野战夹克上。然后，他们一人一边，扶着他下了楼梯，走到街上，来到下一栋房屋门前。他先是被领着下了一串楼梯，来到一个地下室杂货店里，然后又被带到一个温暖、舒适的餐间里。

女人微笑着指着自己。“美西。”她说。

埃利斯指着自己：“拉尔夫。”

那个矮壮的男人也加入了这个哑剧：“路易斯。”

5

那天晚上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明白，要想结束“阿登之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今天早些时候，收到了他好朋友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发来的一封国际电报。马歇尔是美国陆军参谋长，是他的好朋友兼长官。艾森豪威尔正在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则消息：

他们或许有、也或许没有让你注意到几家伦敦报纸的文章，那些文章建议任命一个英国人为副司令来统领你所有的地面部队，还暗示说你承担了太多的任务。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做出任何妥协。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你具有全然的信任，而且因为你一旦那样做，将会引发国内强烈的不满。我不是说你心里已经有了妥协的想法。我只是想让你确信一下我们对此事的态度。你一直表现得很好，你要继续下去！让他们鸡飞蛋打去吧。

一天前，蒙哥马利给他送来一封信，信中建议说把盟军在阿登地区的所有进攻力量都归于一个指挥官的领导之下。根据蒙哥马利的想法，未来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所有进攻力量都集中到北方成一路，向鲁尔区突进。

艾森豪威尔有点开始失去耐心了。实际上，他有点接近于自己视为奢侈的一种情感——愤怒。

在这场战役的风暴中心附近，特洛伊•米德尔顿正乘车赶向第11装甲师的前进司令部，他要搞清楚他们朝乌法利兹的第一天进攻为什么遭受如此惨败。他的第8军目前包括第87师、第11装甲师和第101空降师。他和师长在里间办公室谈话的时候，他的司机一屁股坐在外面的椅子上，想睡几分钟的觉。他刚打起瞌睡，就有人狠踩了他一脚。

司机愤怒地醒了过来。“哎哟，你他妈的。”他叫道，“不知道我要睡觉吗？”然后他看到眼前的人是乔治•巴顿。

巴顿身子往后仰着大笑起来。“小伙子。”他说，“你是我今天见到的混蛋中，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

(1)　御林师，即党卫军第1装甲师，由希特勒的原私人卫队发展而来。——译者注

(2)　注油枪（Grease Gun），指M-3冲锋枪，因外形而得此绰号。——译者注

3　“英勇的步兵们……” 1944.12.31—1945.1.2

1

490山丘的南侧（即美军的一侧），第26师的士兵们在寒冷荒凉的散兵坑里辗转难眠。过去的一周中，战斗几乎从未停歇过，这让他们疲惫不堪，然而他们只要一打瞌睡，从两军无主之地传来的呻吟声就会把他们给唤醒。双方一有人爬出来想帮助伤员，机关枪就立马咔嗒咔嗒响起来。在维尔茨以南这些被雪覆盖着的山丘上，战斗异常惨烈，没有人给予或期盼一丝怜悯。

克莱顿的F连仍然坚守在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附近的防线上。

上午6点，德军的迫击炮和火炮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区域狂轰滥炸起来。然后当白天的第一抹光亮出现在山头时，克莱顿看到幽灵似的身影在树林中移动。德国人披着白色披肩，老练地向前缓慢移动，同时恰到好处地不住叫喊，既可以震慑美国人，又不至于暴露自己位置。突然间，一片白色的波浪涌了起来，大声叫喊着向F连直接冲过来。

克莱顿知道，他的F（饭桶）连肯定会从散兵坑里爬出来奔向后方的。但M-1和勃朗宁自动步枪都喷起火来，F连没有一人转身逃跑。又有一拨德军冲下山来，F连再次挡住了他们。又来了第三拨，结果还是被逼了回去。

现在第101野战炮兵营的炮弹开始砸向F连和德军的阵地之间。81毫米迫击炮弹密集地炸落下来，轰鸣声连续不断。

克莱顿爬到第一个散兵坑前。两个胡子拉碴、脏兮兮的士兵支着僵硬的身子，正盯着几码外一堆德国人的尸体看。“你知道的。”一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下次要是用上穿甲弹，肯定能打穿那边的树林。”

另一人洞悉一切地点了一下头，开始把熏黑了的弹夹往自己的弹仓里装。

克莱顿又爬到另一个散兵坑前。在那里，他们正在谈论如何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下一个散兵坑里，一个胳膊伤得很严重的人对他的战友说：“我不会走的。”

克莱顿努力想说服那个人，说严寒对他的伤口会很危险。

“德国佬随时都可能从那座山上下来，中尉。”那个人说道，“况且只是个刮伤罢了。你想让我干什么？申请一枚紫心勋章⁽¹⁾吗？”

克莱顿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F连突然之间就成熟了起来。

2

那天下午在凡尔赛，艾森豪威尔正给蒙哥马利写一封信。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考量，他愿意将一个美军集团军置于第21集团军群的管辖之下，这也是对这名英军指挥官信任的表现，但也仅是到此为止。他还说道，蒙哥马利一直预测说除非完全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要不然肯定就会失败的，这让他感到烦扰。

艾森豪威尔在信尾声明：“我们如果因为主张之间不可弥补的鸿沟，而不得不将我们的意见分歧提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将会让他感到非常遗憾，“随之而来的混乱和争论必将损害我们对一项共同事业的期盼与投入，而正是我们的期盼与投入，才让我们盟军在历史上显得独一无二。”

蒙哥马利一收到这封信，就立马坐下来，写了封回信。如果他之前的信件曾让人不快的话，他会感到十分过意不去的。可能指挥问题涉及多重因素，而他对那些都不甚了解。他承诺，无论这位最高司令做出什么决定，他都会百分之百合作。

那天下午在德国的齐根伯格，奥托•斯科尔兹内当天第二次在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受到了接见。他的“特洛伊木马”旅在12月28日的时候，被一个步兵师于李格诺维尔给换了下来。那天早晨，他本被传唤要亲自向元首作报告。然而当希特勒看到斯科尔兹内的眼上还缠着绷带，他便坚持让他最喜欢的这名突进队员立马去见自己的私人医生施敦费克。

斯科尔兹内下午向希特勒报到时，他的伤口已经换了新的包扎。元首的一腔兴奋让他十分惊讶。

“我们现在要在东南方发起一场大攻势。”希特勒说道，然后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北风行动”。向阿尔萨斯北部的攻势一过，阿登地区的进攻就会立即重启。

斯科尔兹内离开了会议室，此时的心情比进来时好多了；然而元首过高的兴致却让他心存疑虑，感到十分忧虑。希特勒是在自欺欺人，还是受到了莫雷尔教授注射药剂的影响？

就在那天，鲁道夫•布兰特博士告诉斯科尔兹内说，他认为莫雷尔的注射药剂和胃痛药丸具有极度的危险性。“我最近化验了一片胃痛药丸。”他说，“里面含有砷成分。我提醒了元首，但他不肯听。”

另一个德国小镇里，斯徒登特将军正在检阅冯•德•海德特战斗群幸存下来的人。有240人得以从阿登逃脱出来。他们现在站成三排，斯徒登特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成功而又有意义的行动”。

士兵们知道他们这次很失败，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铁十字勋章”和14天的休假期。

一部分老兵们，比如汉斯-尤尔根•伊森海姆，则被命令去一个特别会议室里报到。他们在那里被一名热血满满的年轻军官告知，他们休假回来后，将会被派给他们在此次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2月初，”军官说道，“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在雅尔塔会面。他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但你们却会来个空降。你们要干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

3

日暮时分，490山丘脚下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上午几轮猛烈的攻势过后，又有一条新的防线已经建立了起来，但后方梯队的人却正在做最坏的打算。所有能腾出手的人员都在南面几英里的地方挖掘突围掩体。

詹姆斯•克莱顿的F连处在前锋位置，正为应对下一轮攻击做准备。克莱顿本人并不在那里。他在舒曼咖啡馆的一栋楼里找到一架雪橇，正用它来撤离重伤人员。克莱顿现在正在返回前线的路上；这次雪橇上装载着弹药、两杆勃朗宁自动步枪和一袋子信件。

他拉着雪橇在渐浓的暮色中行进的时候，雪花开始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六联装火箭炮和火炮的轰鸣声也响了起来。他加快了速度，德国佬的另一轮攻势就要来了。

他到达自己用作临时指挥所的地下掩体后，被告知说通信科转过来一个电话。他被叫到电话跟前，听了简令：整个团的形势都很危险。要是大撤退的话，肯定会很不顺利，步兵连则不得不坚守到最后一人；要是要撤回绍尔河对面，师部目前只有两座军用贝雷桥可用；今晚口令是“READERS”，回令是“DIGEST”。

对于新年前夕来说，这种场景很是黯淡。

披着白披风的德国人冒了出来，从山顶上传来叫喊声。克莱顿立马请求火炮和迫击炮支援。天色刚刚暗下来，几乎看不到敌人逐渐靠近的身影。F连的士兵们一直等到最后时刻，才给出了毁灭性的火力打击。

进攻的人退了回去。

克莱顿往前爬到2排的阵地上。一名中士攥着自己的一条胳膊正在大声咒骂。克莱顿一直都不喜欢这个人：他那又黑又短的八字胡，他那花哨的围巾和特殊的制服，尤其是他在营司令部拍马屁的举动，都让他很不喜欢。

“哎，”克莱顿说，“你终于有了个千金难买的伤口。退后。”他拿走中士的卡宾枪。

“屁话，中尉。”中士又把武器拽回去。

克莱顿耸了耸肩，往另一个散兵坑爬去。

第二轮攻势开始了。克莱顿的人的弹药几乎用完了，而德国人却还在不停地涌来。多亏了第101野战炮兵营的精准打击，这轮攻势才得以打退。但是几分钟后，第三轮攻势就又开始了，而且这次要强得多。

德国人不断涌上前来。克莱顿打空了卡宾枪，便开始寻找其他弹药。他看到自己的两名军士冲出散兵坑，从死的了或者快死了的德国人手中拿走武器，然后溜回自己坑里。

连的边界线已经有两处破开了。一名步兵站起来，端起自己的M-1朝两个冲过来的德国人射击，但枪却卡住了。旁边坑里一名受了伤的战友将自己的卡宾枪扔给他。那名步兵接过枪，向拿着刺刀冲来的德国人啪啪啪来了几枪。两名披着白披风的人倒在散兵坑边，死掉了。

克莱顿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副师长哈伦•哈特尼斯将军打来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我们很忙，长官。”

“他们会突破进来吗？”

“很难说，将军。”

“嗯，电话别挂。要是德军突破你们，我们需要立即知晓。你明白吗？”

“明白，长官。”尽管克莱顿急于跑回前线看情况到底怎样，他还是待在了电话跟前。又有一波德国人从山上冲下来。克莱顿切断与师部的联系，给营炮兵联络官打去电话：“给我炮火支援，要尽快。”他要求把炮弹打到边界线附近。

“我的老天。”炮兵军官说，“我不能这样做！超过了炮火安全线。”

“去他妈的安全线。我让打哪儿，你就打哪儿。”克莱顿愤怒地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在散兵坑里，德国佬可不在。”

几分钟后，己方的炮弹在F连几码之外爆炸开来。美国兵们那里雪花和泥土飞溅，而德国人由于没有任何遮蔽物，被散乱开来的弹片弄得死伤惨重。其他幸存的人转过身，跑回了山上。

这时周围如死一般的寂静。克莱顿爬到前面。他的人还没从刚才那阵猛烈炮击中缓过神来。但他们之中只有一人受伤。那人的屁股被一片弹片给轻轻刮伤了。

克莱顿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们干得怎么样？”一个焦虑的声音问道。那是B炮兵连打来的。

“我的人只有一个被你们打中了。”克莱顿说，“他把屁股翘得太高了。”

电话对面的人似乎舒了一口气。

“F连感谢你们了。”克莱顿说道，然后挂掉了电话。

很快，他就爬到最靠前的散兵坑里。尽管天很暗，但还是有光从雪地上反射回来。他面前尸横遍野，尸体奇形怪状地瘫躺在地上，已经冻成了冰雕。五个身着白色披风的人躺成一排，被定格在了逃跑的那一瞬。那轮炮击打中了德军的一个机枪小组，他们当时还背着武器和设备。

黑色的身影从F连的防线溜出来，四处搜集轻型武器和弹药。两名美国兵把一个德国人的尸体往一棵树的分叉处上挂，当作对以后攻来的人的警告。克莱顿没有去拦阻他们。前一天晚上，那个排的人曾偷偷溜出来要帮助一个受伤的战友。他们一碰到那个伤员，就发生了大爆炸——伤员被安下了诡雷。

一名受了伤的德国人被带到了这个连的防线里面。他脸色发黄，眼睛瞪得溜圆，头骨的顶部已经被炸掉了。克林顿明白审讯他也是没有用的，便数了数周围的人。他现在还有40个人。他爬向2排，想看下那名蓄着八字胡的中士怎么样。

中士躺在自己的散兵坑里，已经死了。他的嘴巴还张开着，小八字胡已经被冻住了。克莱顿慢慢地爬回自己的地下掩体。

一名炮兵正在里面等着他。他递给克莱顿一个大纸袋。

“这到底是什么？”克莱顿打开袋子，里面盛满了甜甜圈。

炮兵咧开嘴得意地笑道：“B炮兵连祝F连新年快乐。”

4

就在午夜之前，德军八个师从齐格菲防线的阵地里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向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7集团军发起攻击。意图将盟军注意力从“突出部”引开的“北风行动”开始了。

在北面的阿登地区，午夜的钟声一敲响，猛烈的炮火就突然爆发开来。乔治•巴顿下达了命令，所有能用的火炮都要开炮迎贺新年。

巴斯托涅南边、巴顿炮击声的听觉范围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弗兰•奥尔登正在一个修道院里庆祝新年前夜，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修道院现在是第16野战医院，隶属于第6装甲师。第二次巴斯托涅之役的伤员们连续不断地来到这里。除了红十字会常规的工作外，她还会给伤员脱衣服，给他们洗澡、刮胡子，还在手术时做助理。无论多么血肉模糊，她都没有丝毫避怯。这些日子是她生命的高点，她还从来没有这么能干过。

至今为止，她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已经在英格兰结过婚了，因为她知道，那样子的话她就不得不离开欧洲战区了。多亏了她的身高、挺拔的身姿和改装过的艾森豪威尔短夹克，她的身体状况才一直未让人发觉。深夜的时候，她丈夫肯•奥尔登完成自己第6装甲师的任务后，便会来到医院里，劝她去巴黎好好休息和调养。她总是能找借口敷衍过去，先是说不能在圣诞节派对前离开伤员们，现在又说新年前夜的派对她也不能离开。

那天晚上，弗兰在大修道院二楼的祈祷室里弹钢琴，能走动的病人们则跟着在唱歌。音乐声飘过走廊，传到那些卧在床上的人的耳边：《友谊地久天长》《老磨坊溪水边》《苹果树下君莫停》《白色圣诞》。

低沉的炮火声从远处的巴斯托涅之役传来，也在与之合奏。

派对结束后，院长开玩笑地问道：“你和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她把戴在脖子上的链子给他看了一下，结婚戒指就穿在上面：“我们已经在英格兰结过婚了。再有一个月，我就会迎来我的第一个孩子了。”

他先是很惊讶，然后就生气起来：“那你来这儿是要干吗？吃着干冷的口粮，天天工作二十小时，处理最难办的事情？”

“我热爱这份工作。”

“但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要是你有机会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你会冒这个险吗？我待在这里，也没损害任何人任何事。我的工作没做吗？”

“做了……”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再给我一星期。”

一名护工把一个要做手术的病人推进来，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一块弹片从这名病人的心脏上擦了过去。那天下午弗兰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来平息他的恐惧。他还没到19岁，脸色发白，上面写满了恐惧。“弗兰，”他说，“你答应过我的，要在他们手术时握住我的手。”

“不要担心，我马上就进去。”她用询问的目光看向院长。

“噢，行吧。”他犹豫地说，“但你下周必须离开。”

弗兰赶到了手术室里。

在柏林，正好1月1日凌晨0点5分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对着麦克风喊了起来，声音虽然刺耳，但却自信满满：

无论情况如何，我们的人民都决意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将会摧毁不与这个国家并肩战斗或者甘愿沦为敌人工具的每一个人……全世界都必须知晓。因此，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投降……德国将会如同凤凰一样从城市的废墟里重新升起，将会成为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此时此刻，作为大德意志的发言人，我郑重地向全能的上帝承诺，即使在新年这一天，我们也会忠实且坚定不移地完成我们的职责。我们坚信，胜利终究会来到它的身边，只有它——我们的大德意志帝国——才最配享有最终的胜利！

5

“突出部”以南100英里发起的新攻势“北风行动”，并不是希特勒于新年这天送出的唯一意外。

德国空军的战机飞行员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彻夜地庆祝新年前夜。相反地，他们早早地就被命令上床睡觉去了。

1月1日早上5点，他们就被叫醒了，并被下达了简令。每一架能飞的战机都要起飞，以竭力摧毁盟军在西线的空中力量。这次攻击由戈林和希特勒亲自设计，叫作“赫尔曼行动”或者“重拳行动”。每名飞行员都被派给了某个特定机场的特定目标，不允许有任何偏离。如果这个周密的方案能够完全准确地执行，盟军空军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些飞行员中的很多人都只有几个小时的单飞经验，但他们还是特别的兴奋。他们终于要发动进攻了。

上午7点45分，超过1100架的Fw190型战斗机和Me109型战斗机呈四个大编队从白雪皑皑的机场飞了起来。他们在容克-88轰炸机的带领下，关闭一切无线电通信设备朝阿登地区飞去。到了莱茵河的时候，带路的几架容克轰炸机掉头返回，而这些没有经验的飞行员则在有色烟雾、探照灯光和“金雨”照明弹的指引下，继续前进。

四大拨飞机突降至极低的高度，不久就以树梢高度在阿登地区飞行起来。这样一来，敌方的雷达将会没有任何用处，突袭也将疏而不漏，造成极大的毁灭效果。

早上7点45分，在比利时阿申，第487战斗机中队的队长约翰•梅耶中校从作战室里走了出来。他刚刚荣升为欧洲地区最优秀的美军王牌飞行员。由于昨天击落了一架喷气式Arado-234型轰炸机，现在被发给了一架35J2型敌方战机作为奖赏。

他的12架飞机按计划要在圣维特上空进行拂晓巡逻，现在还在等待太阳将浓雾驱散。他走到食堂里，迅速喝了杯咖啡，然后就赶回了跑道上。浓雾从东往西已经开始消散了。

“能飞了。”上午8点5分时他终于对属下的人说道，“记住，这次巡逻还和往常一样。”他爬进自己的P-51“野马”战斗机“佩蒂”里面。他的地勤组组长还如往常般忧虑，又最后做了一次检查，宛如一位要在暴雨天把孩子送往学校的焦虑的母亲。梅耶在滑行的时候，看到机场远端飞起了高射炮弹。

他打电话给马迈特控制台：“有发现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雷达预警站回答道。

梅耶加大飞机的马力。但它还没来得及从跑道上起飞，前方就传来轰鸣声。一架Fw190型战机以树梢的高度向“佩蒂”飞驰而来。梅耶知道，自己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但那架Fw190型战机却突然拉升起来，来了个跃升转弯半滚倒转动作，然后攻击了一架停在跑道边的空的C-47军用运输机。

梅耶惊讶于自己的好运，飞向空中。他飞机的轮子还未完全收起，他就爬到刚才那架Fw190型战机的后面来了个点射。德军飞机爆炸开来，飞旋着坠毁到地上。

梅耶身后，中队的其他飞机也都拉升起来，向成拨成拨的德军战机发动攻击。梅耶看到德军的战机到处都是，天空中的目标特别多。他选了一个，这次还是一架Fw190型战机。但每当他锁定那架Fw190型战机的机尾时，己方的地面火力都会从自己“野马”的机翼附近喷射起来。他驾驶舱前方突然出现一个空区。他决定不从后方，而以二十度偏角进行射击。他最终逼近那架Fw190型战机，用剩下的所有弹药摧毁了它。

到了上午10点30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这次突袭是如此的疏而不漏，以至于盟军从布鲁塞尔到艾恩德霍芬的27座空军基地全都被摧毁，还有将近300架盟军飞机被击落。

这次“重拳行动”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却也是自杀行为。德军有300名飞行员都送了命，其中包括59名军官。德国空军现在已经瘫痪了。

6

那天上午，巴顿饱含深情地对他的士兵们下达了当天的命令。他在结尾时说：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只好用斯科特将军当年在查普特佩克⁽²⁾时的不朽话语：英勇的步兵们，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战火和鲜血给予你们洗礼，你们却越发刚强。

第11装甲师的这些新兵们已经经历了冰与雪、战火和鲜血的洗礼。他们现在正站在舍诺涅附近的半履带车旁边，边吃东西边使劲跺脚取暖。他们的目标和昨天一样，都是舍诺涅。

有人说道：“用这种方式来开始新的一年，真是糟透了。”

一等兵约翰•费格吃了一半自己的那罐C级补给，就把它给扔掉了。昨天晚上，他和他的搭档吉姆•卡斯特不得不挖了三个散兵坑。他们这时已经筋疲力尽了。

卡斯特也没在吃东西。“我们两个，今天会有一个死在这儿的。”他说。

费格被他朋友平静的语调给吓了一跳，他努力想把它当作笑话一笑而过。然而卡斯特却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两个会有一个死在这儿的。”

中士们把士兵们都聚集了起来。进攻舍诺涅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做好了。半履带车、坦克歼击车和医疗吉普车都集结在了步兵们身后。

费格感觉自己比昨天还要难受。医疗吉普车给他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一直忘不了卡斯特说的话。

后方响起了沉闷的轰隆声。炮弹开始砸向舍诺涅，好为进攻做准备。坦克都在山丘背面就了位。费格和其他步兵开始在坦克后方拉成一条散兵线。B连今天打头阵的是2排和3排。费格的那个排由于昨天受到重创，今天留在后面充当预备力量。

卡斯特用胳膊肘轻推一下费格，他那张年轻睿智的脸上布满了忧虑：“我们要待在一起，算是互相照顾一下吧。”

费格紧张地点了点头。

斯特林费洛中尉来到这两人身边，他那瘦高的身躯因为劳累而有些弯曲，说：“紧跟着我，小伙子。我快没力气了。”他把步话机递给费格。

坦克的轰鸣声和中士们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进攻开始了。坦克和兵士们爬上山顶，然后顺着山的另一面跑下去。

村庄里立马就爆发了回击。整个山丘上的士兵们都在呼喊：“医护兵！医护兵！担架！”

德军的迫击炮弹落在冲出去的人身上，卡斯特和费格把伤员们运回山这一边。然后随着上午时光的流逝，预备排已经和连里的其他人都混在了一起。两人已经身处这场攻势的中心，正在舍诺涅的街道上跑。

机关枪声从右侧某处响了起来。一发子弹擦过费格的拇指，击中了他步枪的上护手。他转了个身，摔倒在地上。

“起来！”副排长指着前方30码处的一栋房屋，对他喊道，“子弹就是从那里来的。你和卡斯特上去，扔几个手榴弹到房子里。”

两人跑到前面，蹲伏在房子的墙根。卡斯特把手榴弹扔向上面的窗户，结果砸到窗台上，弹了回来。卡斯特立马趴在雪地上。手榴弹在10英尺开外爆炸开来，但碎片却飞了起来。

卡斯特颤抖着站了起来，没有受伤。他勉强向费格笑了一下。

费格扔出自己的手榴弹，结果也掉了下来。他跑进门道里躲避。

“回来。”弗格森中士叫道。两人一跑开，一辆谢尔曼坦克就向房屋开炮。

费格躲到壕沟里后，便往四处看，寻找自己朋友的身影。卡斯特却不见了。费格喊：“吉姆去哪儿了？”

中士指了指树篱，一个身影就躺在它下面。费格向那边爬去，对两侧飞过的机关枪子弹不管不顾。

卡斯特仰躺在地上。他的眼睛呆滞，好像在盯着非常遥远的地方。他的牙齿突出在外，脸上的皮肤拉紧着，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认识的那个吉姆•卡斯特。

房屋现在已经被坦克轰得燃烧起来。

“他们从地下室里出来了。”谢尔曼坦克里的一人喊道。壕沟里的士兵们都站了起来，把武器拿在手中。费格第一次真正想要杀人。

全身灰色的士兵从房屋里涌出来，被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医护兵，他一边挥舞着红十字会旗帜一边大声求饶。六七杆M-1步枪噼里啪啦一阵作响，医护兵踉跄一下，倒在了地上，躺着一动不动了。地下室里传出了惊恐的叫喊声和尖叫声，里面的人都要窒息了。德国人一跑出来，就被击倒在地上。不一会儿，一圈尸体就围在了门口。

女人和孩子发了疯似的从地下室里冲出来，美国兵们停止了射击。那些比利时人一看到美国人拿枪对着他们，就都挤在墙边，以为自己也会被射杀。几个人受伤了，美国兵们必须强制按住他们才能给他们包扎。

女人们终于意识到，野蛮的“山姆”是不会杀她们的。她们欢欣雀跃起来。然而当炮火声又响起后，她们对美国人又不放心了。她们抱起自己哭泣的孩子，穿过草地跑到了林地里。

舍诺涅全村的德军都开始投降了。费格看到一栋石屋旁，有一面白旗挥舞。然后，一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来这边。”费格喊道，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上前来。那个德国人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他们疲惫地沿路往前挪步。不久，60多名俘虏站成了一排。

“换个地方，”一名中士说，“树林里其他人会看到的。把他们带到山那边去。”

费格知道，这些人将会被射杀。已经有话传下来了，说是不留任何俘虏。他看着一些志愿者押着俘虏走到村外的田野里。他转过身，跑到那辆放有一罐C级补给的半履带车前，试着用排气管把这罐东西给化开，但是发现太难办，最终还是放弃了。

有话传过来了，说要继续朝那条重要的巴斯托涅—马尔什公路方向进攻。他走到路上。那60名俘虏不久前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们无生命迹象的黑色躯体，就躺在路旁那白雪覆盖的田野里。

一辆吉普车往山上奔来。吉普车司机是一名军官，他对费格前面的一个人喊叫着说了些什么。那人转过身子：“你听到了吗？有人搞错了。我们应该留下俘虏的。”

费格没有回答。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雪地中的60多个小丘。

7

第二天上午，第26师被命令拿下490山丘。

早上5点，营长讲着话，但到了F连的詹姆斯•克莱顿的耳中，却只是一片嗡嗡声。他晃晃头，又掐自己几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

“进攻会在清晨6点开始。”营长说，“我们营的目标是490山丘上的制高点。”

克莱顿和E连连长都对进攻表达了强烈抗议。他们各自的连都只剩下一个排的战斗力；士兵们由于浸渍足⁽³⁾疾病、寒冷和极度的劳累而备受折磨。但G连却没有表达任何异议。几天前，G连连长崩溃了。那名优秀的军人，拒绝带自己的人——他坚持那么认为——去送死。那支队伍也随之土崩瓦解。

营长明白，自己手下人的状态是完全没法进攻的，然而上头已经下了命令，让他立即拿下490山丘。“E连、F连以及G连的残部，你们沿巴斯托涅主干公路右侧，向200码宽的战线发起进攻。”他说，“1营的C连将会从舒曼咖啡馆的房屋开始，沿道路左侧进攻。克莱顿，你带头进攻490山丘，E连和G连会在你右侧。有什么问题吗？”

两连长把自己裹得严实些，走到了寒冷的外面。

“我不会有所保留的。”克莱顿说，“我会尽量把人都送上前线去。”

“我也是。”

两人互相祝了好运，就返回了各自的连。克莱顿将自己剩下的几名军士叫在一起。数个无眠的夜晚和不住的炮火声让他们头昏脑涨，他不得不将命令重复了三遍。为了保险起见，他又让每人把命令给他背了一遍。

上午5点30分，舒曼咖啡馆交叉路口，克莱顿让F连的人沿公路右侧排成一排。他可以看到公路对面1营模糊的身影。自己有个坚实的左翼，这让他感到很是欣慰。他的士兵们半睡半醒地站着，头不住地往下点，劳累得连周遭的寒冷都感觉不到了。

上午5点45分，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响了起来。第101野战炮兵营的全部火炮突然开炮。炮弹虽然只是从头顶飞过，没有任何危险，但还是让人生发出一种敬畏感。

上午6点，炮火声停止了。从前方被轰击了的树林中，传来德军伤员的尖叫声和呻吟声。克莱顿带头发起了攻击，惊讶地发现几乎每棵树都折断成了人腰的高度。才开始的150码都没什么事儿，然后突然间，机关枪和步枪就喷射起来。克莱顿旁边的两个人倒在了雪地上。

道路左侧的情况更加糟糕。1营C连的人被敌人的火力给截在了开阔地带。

突然间，在空地远处的边沿，也就是490山丘的山脚，一辆德军的自行火炮把鼻子凑了出来，贴着地面喷射出毁灭性的火力攻击。然后，又有一辆自行高射炮出现在那门火炮旁边，用它20毫米的多管炮向F连扫射。

克莱顿往前冲过去。他感觉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被打中了。他只知道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对付那辆自行火炮。自行高射炮又咆哮起来。克莱顿发现自己跪在地上，周围被一团烟雾笼罩；他踉跄着站起来，然后又倒了下去。他感到自己被翻了个身。洛夫正一脸严肃地盯着他看。

克莱顿坐了起来。野战夹克的一半都被炸掉了；一条裤腿也被挂了下来，他右腿上面特别光滑，好像被一名专业理发师给修理过汗毛一样。

“你还好吗？”洛夫问道。

“当然。”克莱顿眨眨眼，然后晃下头来整理思绪，“我回我的连，你去叫坦克。我们必须干掉那辆该死的自行火炮。”

洛夫不想离开，但他知道，和克莱顿这样的人争论是没有用的。他在舒曼咖啡馆找到两辆坦克，给它们指了指自行高射炮和自行火炮的位置，然后再次向490山丘跑去。F连正在挖掘工事，他看到一人正从容不迫地穿梭在各个坑之间。那是克莱顿，他的两耳都在出血。

“趴下！”克莱顿叫道。

然而克莱顿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催促自己的兵士，然后忽地踩进一个弹坑，消失在视线中。洛夫发现克莱顿时，他身体半趴在弹坑外，已经失去了意识。这名中士把中尉扛在肩上，踉跄着回到了舒曼咖啡馆。

对于克莱顿来说，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但490山丘还在德军的掌控之下。

8

在巴黎，麦考利夫在巴斯托涅时给德军的回复让法国人不知所云。法国通讯社那天傍晚宣布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扯淡！”的意思就是，“Vousn’etes que de vieilles noix.”——即“你只是扯淡罢了。”

麦考利夫此刻正在斯克里布饭店里休息，这是盟军记者的大本营。他刚参加完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他坦率友好的谈吐举止赢得了记者们的心。他性格平易，很容易相处；他的青春与活力与上周的阴郁气氛相比，让记者们大为轻松。

因此，新闻报道的语调也已经开始自信起来，甚至还有些许自吹自擂的意味，暗示说“阿登之战”差不多要结束了。

在柏林，巴斯托涅的局势，以及麦考利夫一个词的回复都让希特勒大为恼火。他刚刚命令冯•龙德施泰特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拿下这个城镇。

龙德施泰特这时正用电话和莫德尔交谈。“你必须继续对巴斯托涅进攻。你的伤亡有多大，我不在乎。元首坚持要你包围那座城，摧毁掉它。他想让你从西攻向东南，或者从东南攻向西北。”

“这不可能。”莫德尔抗议道，“巴斯托涅东南方，敌人的势力太过强大，那块儿的地形也不适合坦克行进。要不我让第9装甲师从北进攻，让党卫军第12装甲师从东北进攻，让元首护卫旅从东进攻？”

这个建议被转达到元首耳中。希特勒考虑了一下这个变动，然后同意了。

(1)　紫心勋章（Purple Heart），是美军的荣誉勋章，一般颁发给对战事有贡献或者于参战时负伤之人。——译者注

(2)　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墨西哥城市。——译者注

(3)　浸渍足，又名战壕足、海船足，是由于双下肢长期静止暴露于寒冷、潮湿环境中，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一种非冻伤性组织损伤。——编者注

4　拿不准的战斗 1945.1.3—8

1

1月3日清晨，阿登大部分地区都被低低的浓雾所笼罩，冷雨中不时掺杂着些飞旋的雪花。尽管盟军机场上天气阴郁，阿登地区的人们心里还是有着些许兴奋和希望。今天是期盼已久的全面反攻的日子。美军的两个集团军和英军的一个军已经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上午8点30分整，第1集团军向“突出部”北肩中部25英里宽的战线发起了攻击。

“闪电乔”柯林斯的第7军挑起了这次进攻的重担。它曾为了阻挡纳粹军队，分别在马奈、奥通、马尔什和塞勒等地苦战，这次已经进行了重组并重新配置了武器。哈蒙的第2装甲师沿巴斯托涅—列日公路的西侧行进，坦克上搭乘着第84师335步兵团的人。第84师剩下的两个团和第75师的290步兵团则跋涉在齐膝高的雪地里，紧随其后，他们的任务是巩固成果。与此同时，这条公路的东侧也在进行着一场相似的进攻。罗斯的第3装甲师附带着第83师的330步兵团，也在向乌法利兹而去。他们身后是第83师的其余部队。

柯林斯那个军的东面，第18空降军的第82师正在雪地中跋涉，保护第3装甲师的左翼。

与此同时，英军第30军在中将布莱恩•霍洛克斯爵士的指挥下，正用曾参加过诺曼底空降的第6空降师这支部队，对“突出部”的西端点发动进攻。而巴顿则从南面继续向乌法利兹行进。

这自北、自西和自南的三重进攻部队，以狂怒之势攻去。德军在各个方向都做出顽强的抵抗，他们雪地上退后的每一码，都伴随着彼此的巨大伤亡。如往常一样，他们充分利用地形进行隐蔽。

盟军前进速度十分缓慢。这场浓雾不仅让空中支援变得不可能，而且减小了火炮的使用范围。在结了冰的小道和大路上，坦克和自行火炮不停打滑，经常会撞在一起，然后整支队伍就不得不停下数个小时。

上午刚过一半，形势就很清楚了：前往乌法利兹的路途是不会平坦的。

2

午后刚过不久，巴顿这边的情形就变得更糟了。德国人意外地在巴斯托涅以北5英里的隆珊普附近发起了攻击。

下午1点10分，第101空降师502团D连的指挥所里电话响了。

“我听到了些动静。”劳伦斯•席尔瓦中士从他的哨岗报告道。几分钟后，他又打来了电话：“我看到14辆坦克，从康泊涅沿路而来。它们有18辆！不，20辆！”

希特勒对巴斯托涅这个突出部位，正式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其他的我也没法跟你说了。”席尔瓦闷声闷气地说道。

“为什么？”

“坦克就在我散兵坑上面。我现在趴在地上。”

德军坦克以席尔瓦的散兵坑为支点转动了几下。但坑太深了，地面也因为严寒而被冻得特别坚实，它没办法压住这名伞兵。坦克便直接停在坑上面，让发动机继续“轰隆”，散兵坑里很快就涌进大量的一氧化碳。几分钟后，席尔瓦就死了。

截止到夜幕降临时分，尽管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巴顿在巴斯托涅地区的战线和早晨相比，几乎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他是既失望又懊恼。

战场对面，德国人也流下了大量鲜血，但曼陀菲尔的战线也是毫无变化。他也感到十分失望。

他们两人都没意识到，今天发生的是一场罕见的军事事件，一场大规模的遭遇战：两方的攻势迎头撞在了一起。

往东南10英里，巴顿向维尔茨的攻势也停滞了下来。490山丘那天晚上还在德国人的掌控之下。

F连从战线中撤出来，进行休整。在黑暗中，詹姆斯•克莱顿那个连的残部朝诺特乌姆走去。几天前，他们还有176人，如今只剩下了27人。

营部的德•罗勒中尉带着他们撤了出来；他们的最后一名军官克莱顿，如今正躺在一个野战医院里。这支衣冠不整、饱受战火的队伍从营指挥所前走过，没有人出来给他们送行。

德•罗勒站在旁边，看着F连朝后方走去。他心里很是气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英雄，但却没有一人出来欢迎他们，或者给他们说句“干得漂亮”。

他耸了一下肩，走进温暖的指挥所里。

3

1月4日对盟军来说，又是一个糟糕的日子。蒙哥马利自北和自西的攻势因为雪、冰和敌人的顽固抵抗，几乎完全停顿了下来。

巴顿那边的进展则更为微乎其微。那天早晨当他们部队重新向北面的乌法利兹进发时，曼陀菲尔也再次重启了对巴斯托涅地区的大规模攻势。

德军最为猛烈的进攻发生在城区东南5英里处。在这里，德军有一片粗短的手指状密林区域，夹在巴斯托涅和维尔茨之间。英军第6装甲师就顶在这片区域的指尖，受到异常凶狠的打击，而不得不往后退却。这是这个师在诺曼底登陆后的首次退却。但到了下午1点，德军的进攻已经平息下来。师长罗伯特•格罗少将认为，这个时候进行撤离是没有危险的，应该把部队有序撤到一条更容易防守的新防线上。他命令从下午3点开始撤退。

完全出于偶然地，下午3点刚过，战场上最令人胆寒的一个行动也正好开始了。美国人才开始撤退，德国人就出乎意料地重新发动了进攻。

日暮刚过时的黑暗又给这次撤退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浓密的树林、孤寂的小径甚至空旷的田野都让人心生恐惧。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新增补的、还未找到知己战友的人，一路惊慌失措地往回跑。其他人则稳着步子一点点往后撤退，让德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那些德国人呢，他们的坦克和兵士们都伪装成白色，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往前冲。尽管他们又饿又冷，补给和弹药也都不多了，但士气却很高昂。

A装甲战斗群的约翰•海因斯上校正不遗余力地布置自己师的右翼，这片区域目前形势最为严峻。他下令把反车辆地雷埋在公路沿线，带有绊发线的照明弹也被随意散落在破碎的防线沿线。照明弹一旦被触发，将会立即发出警报并暴露敌人的行踪，但却不会让任何往回撤的美国兵身亡。

前线逃回来的人，带回了令人心惊的报告。许多魂不守舍的逃难者声称，有些单位被整个地截住消灭了。在后方的师部，格罗将军对自己伤亡多少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但他知道，今天是他第6装甲师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天。

第6装甲师的撤退并不是乔治•巴顿在前线唯一开倒车的地方。毕竟这场残酷的遭遇战还处在它的顶峰期，整个巴斯托涅前线都受到德军的猛烈攻击。阵地在城西几英里的第17空降师今天是第一次真正参加战斗，他们的伤亡尤其惨烈，有几个营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员。

巴顿在美国将领当中，通常都是最为乐观的，但如今的他情绪却很是低落。那天每失去一个人，都给他心理上增加一层沉重的负担。他坐在桌前，在日记中写道：“这场战争我们还是有可能失败的。”

然而在前线，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深夜的时候开始发生了，那时正值伤亡最为惨重的时刻。将士们停止了逃亡，开始挖掩体作战。他们心中的恐惧正被愤怒所取代。

在第6装甲师被突破区域的后方不远处，此时约翰•海因斯上校人在一座石头房子里，里面还有一些从前线逃难回来的人。他们正给自己冻住的手枪和冻僵了的身体解冻。

一个脸上沾满血迹和尘土、眼睛中满是愤愤不平的人说道：“我曾经怀疑过我来参军的意义。我与德国佬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尽管正是因为他们，我才不得不住在寒冷的散兵坑里。但今天我算明白了。我现在想杀光世上所有的德国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保住我自己的小命。”

4

阿登地区的美国兵已经变了个样子。

曾经，美国兵性情温厚，粗枝大叶，极度自信，自从诺曼底登陆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以为自己会穿好、吃好，也会被调遣有方；自己的装备比敌人先进，他觉得这点再平常不过了。但这一切如今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自从12月16日以来，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压倒性空中支援和空中掩护，他几乎就没见过；他的衣服无法御寒，靴子成了个滋生浸渍足病的陷阱；他的坦克数量少于敌军，机器经常被寒冷、积雪和地形弄得无法动弹。

他又冷又饿。他刚刚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撤退，恐惧已经渐渐地蔓延到战线后方。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然而从这些惨痛的教训中，他也学到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如今已经开始使他受益。在这个美国人第一次于冬天打的重要战役中，他知道了伤员在零摄氏度的寒冷中很快就会死亡。他几周以后就知道了，寒冷是个活生生的敌人，他必须与之斗争。

医护兵们学会了把冻住的吗啡注射器塞在腋窝下，学会了把血浆放在卡车和吉普车的引擎罩下。步兵们从毯子上截下四片过大的布料，把它们缝合成两只连指手套，来预防手冻伤。浸渍足病——与子弹相比，让更多美国人倒下的病，则被用毛毯料制成的暖筒打败了。夜晚的时候，将士们把浸湿了的军靴和袜子脱下来，按摩会儿双脚，然后再把这些毛毯料的“暖筒宝贝儿”给穿上去，最外面再套一双套鞋。

他们学会了怎么把袜子和鞋子弄干：先把鹅卵石在罐头里烧热，再把烧热的鹅卵石塞进湿袜子和湿鞋子里面。

他们知道了，普通的野战夹克几乎抵御不了阿登地区的刺骨寒风。毛毯料被作为衬里缝在了夹克里面。

他们知道了，两件毛衬衫与一件衬衫加外套相比，保暖效果相同，但却没有那么笨重，更适合打仗。然而衬衫却每天晚上都得更换，那件贴身的、即使天气再冷也会被汗浸湿的衬衫得脱下来，挂起来晾干。

他们知道了流浪汉和萧条时期的人们早就明白的事情，即纸张是很好的绝热体。几张夹在胸口衬衫之间的报纸可以缓解最凛冽寒风的威力。

他们也学会了穿稍微大些的鞋子和套鞋；太紧的话，血液循环会受到抑制，立马就会染上浸渍足病。他们会把纸张垫在鞋子和套鞋之间，这是猎人已经使用良久的小技巧。这层纸不仅固定住了不合脚的鞋子，而且保留住了身体的热量。

他们学会了用“火把”来加热食物。酒瓶里先装满燃料，然后再插根捻成芯的布条。

明尼苏达州人和缅因州人早就知晓的一些有关寒冷的知识，传给了来自阿拉巴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冻僵的脚指头、耳朵和鼻子要轻轻摩擦，来促进循环。老妇人拿雪在这些冻僵的部位摩擦来治疗的办法，经常会导致坏疽。手如果冻僵了，无法扣动扳机，就要放在腋窝下。许多人在寒冷的散兵坑中度夜时能够生存下来，都是靠用毛毯盖住头部，使得自己呼出的温暖气息没有跑掉。

美国兵们学会了不吃雪，除非是少量进食。要不然他们的肚子就会受寒的。坦克兵知道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卡尔瓦多斯酒是自己在严寒中最大的敌人。酒精会把身体的热量带到体表，让热量散失，身体变冷。

他们知道了，冰冷的金属带到室内时会出汗，再带到外面时会立马被冻住。因此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被放在了室外，只要注意别放在下雪的地方。

他们也得到了些大教训。他们的坦克需要刷白，要能混入雪地当中；他们应该打扮成万圣节鬼魂的样子，披上白色的床单。

机械师们靠着美国佬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学会了怎么让他们的坦克在零摄度以下的气温条件下行进。坦克车上没有橡胶履带时，就把大的金属防滑钉焊接在金属履带上，来征服冰和雪。

然而，最大的教训还是从敌人那儿获得的：他们学会了恨。马尔梅迪屠杀的消息，斯塔沃洛、特鲁瓦蓬和班德三个地方平民被杀戮的消息，从一个人的耳中传到另一个人的耳中，从一个作战单位传到了另一个作战单位。在到阿登以前，美国兵们参与作战，内心里还是把自己当成个平民看待。如今的他们正在学会冷酷无情地杀戮。

5

1月6日，离蒙哥马利向乌法利兹攻去的部队不远，一个矮壮结实的男人刚刚完成了一封国际电报，这是给自己的老朋友海军上将Q的。他抽雪茄的时候，雪茄也成了一件武器似的。他签上名字：“沃登上校”。

这个男人是丘吉尔，他的朋友是罗斯福。首相对开始于1月3日的大反攻负有监督责任，刚从与艾森豪威尔的会面回来。有传言说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之间不和，这让他很是担心。“他和蒙蒂，”这封电报说道，“是一环扣一环，布雷德利和巴顿也是一样。他们之间的合作要是崩溃的话，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合作，我们才在1944年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军事成果。”

他又开始写起另一条消息来，这次是给一个莫斯科的矮壮男人；他被沃登上校和海军上将Q称为UJ⁽¹⁾：乔大叔。艾森豪威尔之前有提到过，说他急需俄国人的帮忙，来解除阿登战役的压力，但他在莫斯科的联络官却无法得知俄国人下次进攻的时间。“参谋层面会有很多耽搁，”丘吉尔曾对他说，“但我相信，要是我直接问斯大林的话，他会告诉我的。要不我试一下？”

“西线的战斗压力很大。”他现在写道，“若您能告知，我们能否指望俄国人在1月份大规模进攻维斯瓦⁽²⁾或其他地方，我将会不胜感激。”

艾森豪威尔那天的麻烦多重多样。但最恼人的一个问题莫过于英军参谋长委员会和蒙哥马利日益强烈的主张：他应该任命一位副总司令，一位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来统管所有的野战部队。

如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与蒙哥马利第21集团军群之间的关系几乎已经濒临破裂。不管圆通处理还是讲道理，艾森豪威尔最近对他的参谋说道，对蒙哥马利都没有任何作用。他很罕见地发了怒，并且狠狠捶了一下会议桌。尽管之前写了一封和解信，但蒙蒂如今显然想摊牌了。他会应战的。这件事必须得呈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了。他们得在蒙哥马利和他之间做个决断。但其中一人必须离开。

在过去的一周中，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将军一直在最高统帅部和第21集团军群之间来回跑动，传达消息并听取两方的意见。他被比德尔•史密斯叫到一边警告道，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德•甘冈转达了这条信息。陆军元帅感到特别惊讶。美国人就是不能理解他。他要求任命一个野战指挥官，并不是为了个人升迁。他难道没有说过好多次，要是选中的是布雷德利那个能干之人，他也会心甘情愿地屈于他之下？美国人就是理解不了，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赢得胜利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付出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拒绝在完全做好准备之前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回了一条简短但却友好的消息。最高司令的权威将会被立即接受，并且毫无异议。就他来说，这件事情不仅让美国人不快，也让他很是讨厌，他就此不会再提了。

然而就在那天，也就是1月6日，伦敦的报纸行业第一次透露说，蒙哥马利已经接手了“阿登之战”的北半部分。

《伦敦邮报》的头条说道：

蒙哥马利：突围战的始末

英军挡住了德军向默兹河防线的攻势

那家报纸评论道：“这一区域自从龙德施泰特发动攻击后，就成为了西部前线至关重要的一环。如今获知蒙哥马利元帅已完全掌握住了局面，我们国家的民众定会长长地舒一口气的。”

第二天，蒙哥马利把附属于第21集团军群的所有记者都邀请到荷兰的宗霍芬来参加新闻发布会。他们刚在冰冷的大厅里坐好，蒙哥马利就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他头戴一顶英军空降部队的栗色贝雷帽，灰色的毛衣外面用皮带扎着伞兵夹克，下面穿着一条宽松的条绒裤。他心情特别好，平时严肃的作风也放松了些。他看到记者们一脸惊讶，叫他们别那么拘谨：

然后出于好意，他热情地讲起了德军深深打入美军战线内的那个楔形区域的事。

我一看到当时的情况，就立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德国人即使抵达默兹，也过不了那条河。我也做出了一些调动，好让军队部署更加均衡，能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险；这些调动在当时，当然只是些预防措施。也就是说，我想得比较长远些。

然后，战局就开始恶化起来。但盟国部队齐心协力对付这一危机局面，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了一边，艾森豪威尔让我指挥整个北部战线。

我调动了英国集团军群所有可用的力量，按部就班地把他们逐步拉入了战斗，以免影响到美军各个部队之间的沟通。最后，英国部队猛地一举投入战斗，目前英军的各个师正在美军第1集团军的右翼奋勇作战。

因此你就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受到重创的美军左右两翼都有英军作战的身影。这幅盟军的图景很是不错，战役也很有意思；这有可能是我遇到过的最有意思、最难对付的战斗之一，牵涉到很多重大问题。

他继续分析了下去，对美军的指挥官们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美国军人“是勇敢的斗士，虽不断受到敌人的攻击，但在战斗中却极其坚韧，这是最优秀军人的表现……他们是与我并肩作战过的军人中最优秀的”。他认为，阻止龙德施泰特的根本功劳应该归于这些人。接着他就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和谐。

我强烈请求盟军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战争阶段，能够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任何有损我们盟军团队精神的事情……我对艾克持有绝对的信任。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每当看到英国媒体对他的一些贬损文章时，我都深感痛心。龙德施泰特发动猛攻将美军防线拦腰截断之后，战场自然就会变得十分凌乱。因此，我被叫来并接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防线，就是把战场梳理一下。我把预备部队安排在了正确的地方，让部署更加均衡了些。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我把美军和英军都进行了重整……

它（柯林斯的第7军）受到了重击。我说：“哎哟，可不能这样子下去了。它要被拉入战斗的泥潭了。”

我用行动把这个军又重整了起来。然而战斗压力又再次剧增，它在一次防守战役中又开始不成形了。我说“得啦，得啦”，接着又把部队重整了起来……

一旦卷入混战，你的部署必须均衡、有条理。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自身态势没条理，是赢不了重大胜利的。

尽管蒙哥马利请求团结，这场发布会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对演讲中以恩人自居的腔调——他们是这么看的——感到恼怒。甚至一些英国记者也曲解了蒙哥马利那喜悦、近似调皮的举止。

各方马上有了反响。更加直言不讳的美国记者们很快就往国内发回了愤愤不平的报道。

《纽约每日新闻》的休•沙克完成了自己的国际电报：《借用美军将军安托尼•麦考利夫的话：“扯淡吧你，蒙蒂。”》

但这天也是有好消息的。“沃登上校”昨天发给“乔大叔”的信息收到了回复。

俄军的攻势，斯大林写道，之前是被恶劣的天气给耽搁了。“然而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鉴于我们盟国在西线的形势，最高苏维埃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并且不管天气如何，都将在1月份下半个月之前对整个中部战线的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丘吉尔把这条受人欢迎的消息转达给了艾森豪威尔，然后向斯大林回复道：

我非常感谢你的消息，它让人很是振奋。我已经把它转达给了艾森豪威尔，只让他一人知晓。祝愿你这次的崇高事业能够大获成功。

6

1月7日上午，巴顿因雪、冰和德军顽强抵抗而停滞下来的进攻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继续向北面的乌法利兹进发。经过三天战斗历练的第17空降师将要和其他三个团并肩担任此次进攻的先锋。

处在这股部队中间的是第513伞降步兵团，它的目标是巴斯托涅西北方5英里的弗莱姆艾。三天前，这个团在一场苦战中，先是拿下了这个村庄，后来却又把它丢了。弗莱姆艾就在那条重要的巴斯托涅-马尔什道路以北几百码远，阻碍了他们向乌法利兹进发。这个村子必须得拿下。

天刚破晓不久，1营和3营就打算从公路南面1英里的密林中，向这个战略村庄发起攻击。

一等兵库尔特•加贝尔虽出生于德国，最近却刚从好莱坞中学毕了业。此刻，他快把冰冷的早餐吃完了。和其他作战单位不同，1营的直属连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伤亡。他们士气高昂，仍然热情满满。

“好了，我们出发吧。”一名中士喊道。

加贝尔从散兵坑里爬出来，向北面那片开阔的田野移动。炮弹在四周爆炸开来，树枝不断掉落到雪地上。弹片从树上飞散开来，溅落到他们身上。加贝尔听到一个噪音，一种类似铁蜜蜂扇翅膀的声音，便立马躲进最近的散兵坑里。里面已经被一个死人霸占了。

炮火声减弱了些，有人叫道：“医护兵！”他的左手边，一人正坐在树旁，一条腿被从膝盖上方给截断了，鲜血不断喷涌在雪地上。那是他的一个朋友，他刚刚才和自己分享了早餐。

加贝尔抽掉自己的皮带，做成一个止血带。

“你最好走吧，库尔特。”伤员说。

加贝尔没有理睬他，大声喊道：“医护兵！”他把朋友的刺刀抽出鞘，在止血带上打个结，然后扭转起来。

“哎哟，该死，我早晚都会失血过多而死的。”那人说。

一个担架小组慢悠悠地穿过树林，两人都在吸烟。

“快他妈的过来。”加贝尔愤怒地喊道。

两人跑到树跟前，把伤员轻轻抬到担架上。

“咱们巴黎见。”加贝尔说。

“好的。”他朋友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挥了一下手。他五分钟后就会死了，他自己知道。

加贝尔挥了一下手，继续在密林中往左侧走去。他必须找到自己连的其他人。他很快就来到一个两山相夹的土路交叉口。他正站在那儿迟疑时，一队人越过左侧的山丘走了过来。

“这是哪个单位，长官？”加贝尔向这个排的排长问道，那是个中尉。

“F连2排。”

“我能和你们一起吗？”

“我们是F连的突击排。”

加贝尔不想自己单独一个人：“我能一起吗？”

“见鬼，可以。你和巴祖卡组一起。”

这个排沿小路走去，很快就来到开阔的田野。北面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小山。他们又行进了几百码后，中尉叫道：“以班为单位分散开来。”

各个八人班离开道路，在田野里散开，然后向山上爬去。巴祖卡组跋涉的地方，积雪几乎已经没过了膝盖。到达山顶后，加贝尔看到在前方半英里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类似高架桥的建筑。那是巴斯托涅—马尔什高架公路。

空气中突然响起可怕的尖叫声。

“卧倒！”中尉叫道。他们都趴在雪地上。

一发六联装150毫米火箭弹落在加贝尔旁边，把他炸飞了。他扭过头，看到身边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加贝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

一名上尉穿过雪地走过来。“都起来，该死的，”他喊道，“这儿可不是睡觉的地方。你们不想活了是吧？”他朝一人踢了一脚：“跑步前进。”他抓住一人的衣服领子，把他给拽了起来。

加贝尔和巴祖卡组的其他人不情愿地跑过开阔地，最后跳进离高架公路200码远的一个灌溉渠里。

中尉脸色发白，跳进加贝尔所在的沟渠：“你往前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我们往前去的时候，你要掩护我们，注意着那条路。”

加贝尔看向前方，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道路这一侧再往前50码，就有一个弹坑。

“上刺刀！”中尉激动地叫道。

整条灌溉渠里，伞兵们都开始上刺刀，发出的咔嗒声让人不禁心里发毛。

加贝尔爬出沟渠，往弹坑跑去。两人也跟着他跑出去，一人带着火箭筒，一人带着六发火箭弹。一个尖厉的噪声响了起来，就像开着低速挡的摩托车的声音，那是德军的一架机关枪。然后又有一个更加低沉、频率更低的声音向它回应，这架机枪是美军的。

雪花在这三人周围飞扬起来，但他们还是安全抵达弹坑。加贝尔从弹坑边往外瞟。在路边的一处坑洼地里，他看到一排伪装良好的德军散兵坑。然后他听到后方有人喊道：“我们走！”

30名伞兵一长排地从灌溉渠里跳出来，枪杆上的刺刀铮铮发亮。他们在雪地上边跑边大声喊着“杰罗尼莫⁽³⁾”。

这些人一冲到路边，25名德国人就从散兵坑里冒了出来。他们把手举过头顶，喊道“朋友”。但几名伞兵不管不顾，还是直接把刺刀捅进了投降俘虏的身体里。一人的刺刀怎么都抽不出来，最后便只好松开弹簧卡榫，把刺刀留在了那个人的胸口里。

加贝尔和巴祖卡组向左侧的一小片农舍走去。他们一靠近，15名德国人就跑了出来，他们的手都举在头顶上。

这个排的其他人则试图穿过高架路，继续向北行进。然而在道路对面的一片高地上，德军的一架机关枪开起火来。四名美国兵受伤倒在了路上，其他人则跑到路南边隐蔽起来。不一会儿，两名医护兵爬到公路上，要去救那些伤员。他们被射杀了。

加贝尔跑到中尉跟前，他正绝望地绞扭着双手：“长官，把俘虏当成盾牌用吧。”

“这样子不符合《日内瓦公约》。”

“射杀医护兵也不符合。”

“嗯，好吧。”

加贝尔用流利的德语命令俘虏们排成一排：“把手举高，慢慢走，上路上去。”他端起汤姆逊冲锋枪对着这些俘虏，看着他们从壕沟里爬出来，沿高架路往前走去：“离开道路，我就干掉你们。”

俘虏朝他们自己的机关枪挥舞着手喊道：“不要开火！”

队伍正好走到可以挡在伤员和德军的机关枪之间时，加贝尔让他们停了下来。医护兵们跑到路上，迅速把伤员带回了安全区域。接着，加贝尔又把那些俘虏押回农舍里面。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中校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正冷静地抽着烟斗。他头发花白，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对加贝尔来说，他看起来已经有些老了，差不多有35岁的样子。

“长官，”加贝尔敬个礼，说道，“我请求返回1营。”

A.C.米勒中校只有5.5英尺高，头盔盖过了眉毛，伞兵靴的靴筒几乎抵住了他的膝盖。美国士兵们把他叫作“靴子和头盔”。“我们和1营之间有德国人。”他说，“你留下来，跟着我。”

天黑以后，米勒中校和加贝尔一起在这一小片农舍间巡视。天气很冷，天空也没有云。在明亮的星光下，他们可以看到前方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弗莱姆艾。它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两人回到农舍里面。士兵们都蜷缩在地板上，努力想积存点温暖。一麻袋的稻草被堆积在了一起，当作中校的床铺。

米勒指着那堆稻草说：“躺下睡会儿。”

“那是您的，长官。”

“没关系的。”

今天的战斗让加贝尔筋疲力尽，他一骨碌就躺在了上面。

中校脱下外套盖在这名士兵身上：“好好睡一晚，孩子。明早我会叫你的。”

加贝尔于睡眼惺忪中看到米勒坐在一个饭桌旁，借着烛光盯着一张地图看。他觉得轻松了些，也感到很安全。只要有“靴子和头盔”在，他就不会有任何事儿。他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1月8日，天还没亮，加贝尔就被炮弹爆炸声给吵醒了。然后，他听到一台野战电话机响了。

米勒中校拿起电话：“你确定是坦克？它们长什么样？有步兵一起吗？哈喽，潜听哨！潜听哨！”他放回电话，对一名军官说道：“派人沿线路去2潜听哨打听一下消息。”

加贝尔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他走到外面，外面风如刀割，连喘个气都觉得很疼。从黑暗中的某处，传来坦克的轰隆声。

中校的司机跑过来。“我要上楼给中校拿窗帘，”他说，“那个老家伙想把自己像德国佬一样伪装起来。”

两人赶到房屋二楼，把白色的窗帘给拽了下来。天正要破晓的时候，加贝尔跑到了外面，把一挂窗帘递给中校。米勒在中间挖个洞，把头伸进去。加贝尔也照他那样做了。

如今在公路的两侧，都有德军坦克轰隆行进的身影。伪装成白色的步兵则慢慢跟在后面，让人不禁心里发毛。

一名少校跑到米勒跟前，那是他的副官欧文•爱德华兹。“我建议您把司令部搬回树林里，中校。”他正儿八经地说道。

他们身后的嗡嗡声突然爆裂开来。

“您把咱们营集结起来，长官。”爱德华兹说，“我去收集所有的散兵，让他们去找你。”

“好主意。”米勒激动地尖声说道，“我会让他们修筑掩体，坚守下去！”一发88毫米炮弹打中房屋，碎石飞了他们一身。“好了，加贝尔，”他说，“我们现在出发吧。”

两人朝开阔地的另一侧冲去，昨天通过刺刀冲刺夺取的就是这块地。小个头的中校蹚在齐膝高的雪地里，走在加贝尔前面，他身上披的窗帘就像一张大帆一样鼓起来。除了88毫米炮的轰鸣声外，机枪的咔嗒声和步枪的砰砰声这时也加入进来，许多人都倒在雪地上。加贝尔感到喉咙很痛，觉得无法呼吸了。一个美国兵倒了下去，加贝尔绕过他，踩到伪装用的窗帘时摔倒了。他把它拽下来，站起来朝米勒追去。

中校扭过头：“你干什么呢，加贝尔？”

“我刚摔倒了，长官。”

“时不时朝德国佬打一枪，行不？”

“好的，长官。”但加贝尔却没开枪的冲动；开枪就意味着他得把自己的武器给擦干净。让他感兴趣的事儿只有逃跑。他扔掉防毒面罩、刀和水壶，但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感觉自己的肺就要炸了，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但他知道，中校是不会让他停下来的。这只有一颗子弹或者弹片才能做到。他希望自己被打中，那样他就可以休息了。在绝望中，他扔掉了急救袋、披风、弹仓，最后把自己的外套也丢掉了。

突然间树林出现在眼前。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喘着气，已经安全了。米勒中校正低头看着他。虽然他用来伪装的窗帘上面满是弹孔，但他看起来却是精力充沛，没有一丝慌张。

“我能歇会吗，长官？”

“可以。一会儿见。”

加贝尔看向树林外的田野，上面点缀着一堆堆黑色、静止不动的东西。那些都是自己的战友。他前方就是高架公路，越过高架公路就是弗莱姆艾。在他的周围，突击连的残部都痛苦地喘着粗气，在原地休息。原来有200人，而他现在只能数到20。往乌法利兹的路途，仍如同前一天早晨那样遥远。

7

那天上午在纽约，各家报纸的头条都是蒙哥马利的新闻发布会。果不其然，反英的各家报纸十分愤慨。然而《纽约时报》却在社论中称赞道：“美国军人在战场上，还从未受到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那样高的赞扬。”

但在卢森堡城里，却无人有此看法。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群的人都十分愤怒。他们刚刚听到一个BBC⁽⁴⁾的广播员称赞蒙哥马利把美军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这是他接手的最为难办却又处理得最为漂亮的一个任务。他接手时，没任何成形的防线，美国人一个个茫然无措，没有预备部队，补给线也被切断了……如今阿登之战几乎可以算作结束了，真是多亏了蒙哥马利。

这条广播，以及蒙哥马利的一个疏忽——他没有向新闻人士告知指挥权的分离只是暂时的——惹得一伙人愤怒地冲进了布雷德利的办公室里。这伙人便是布雷德利的助手汉森少校、纽约《PM》报纸正在休假的编辑拉尔夫•英格索尔中校、艾伦将军的助手哈里•曼森少校。

“你必须公开发表意见，把这次指挥权变动的全部事实都讲出来。”汉森愤愤不平地对布雷德利说，“你要不这样做的话，美国人民就只能相信蒙哥马利的说辞了。这会让人对美军领导层的能力产生不正确的推断。”

布雷德利就像他的参谋人员，同样感到特别愤怒。那天早些时候，他曾亲自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过，说某些英国报纸歪曲事实。《伦敦每日邮报》那天早晨的头条故事讲的就是“突出部”：

蒙哥马利预见攻势，只身力挽狂澜

接着它继续说道：“显然，当时的局势已经万般无奈。蒙哥马利主动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力和权威，要求自己的领导地位，周围人也接受了他的指挥。”

“嗯，我有两个选择。”布雷德利向汉森、英格索尔和曼森说道，“我可以拿一个声明去找艾克，让他批准。他可能会批，也可能不会批。如果艾克准了，我们之后如果因为这个而陷入麻烦，那他就可能也得惹上这摊浑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不一定要拉艾克进来。我可以在不获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下，直接发出一份个人声明，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他有些拿不准，顿了一下。

“不管怎样，”英格索尔说，“蒙哥马利昨天和媒体会面了。”

布雷德利还是有些怀疑。

“你觉得蒙哥马利开发布会前，事先征求过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吗？”

“你很清楚他没有。”布雷德利看了一下窗外卢森堡大教堂的尖顶，然后扭过头来。“好了，”他说，“这事我做了。”

在柏林，希特勒躬着身子坐在桌子旁边。他愤恨地看着面前的那张纸。这是冯•龙德施泰特对阿登之战局势实事求是的报告。他拿起电话，低声说道：“我授权撤离到多珊普—隆珊普一线。”

一个小时之内，“突出部”尖端的装甲部队就来了个大转身，慌忙往巴斯托涅—列日道路东面赶去。

希特勒的“春秋大梦”结束了。

如今的问题是：阿登地区那上百万的德军士兵和上万的坦克与自行火炮，会被装进一个麻袋里吗？这次撤退的尝试，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

在阿登，离维尔茨西面饱受战火的山丘不远，一辆带有三颗星的敞篷吉普车正缓缓穿行在一个向北行进的卡车队伍里，这支队伍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卡车上载的是被冻僵了的第90师，他们这是要去代替那个疲倦的“北佬师”充当先锋，准备拿下490山丘。

吉普车里坐着的是巴顿。明天，也就是1月9日，他将会再次发起一场全面的大规模进攻。第8军将会继续向乌法利兹推进，而这些第3军的人则会攻向维尔茨和圣维特。

这些人认出了巴顿，他们从卡车里探出身子，欢声雷动。将军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他挥了挥手，几乎要流下泪来。明天的时候，这群欢呼雀跃的人中的很多就都会死了——而这全都是因为他下的命令。

(1)　UJ（Uncle Joe），乔大叔。——译者注

(2)　维斯瓦（Vistula），波兰境内。——译者注

(3)　杰罗尼莫（Geronimo），美国印第安人的阿帕奇族首领。——译者注

(4)　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简称。成立于1922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译者注

5　乌法利兹会合 1945.1.9—16

1

美国兵们把这个阶段的战斗戏称为“争兵舍之苦战”。每天早晨，他们都会被从相对暖和些的地下室里给赶出来发动进攻。一旦来到寒冷的外面，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向下一群地下室奋力前行。他们不是为了土地而战，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战。他们只是想找个暖和的地方。

1月9日上午的时候，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已经可以看到希特勒撤退命令的效果了。他们向南的推进速度尽管缓慢，但却很是稳定。他们用了六天的时间，终于把自己与目的地乌法利兹之间的路途缩短了一半。

那天上午，巴顿的双重攻势开始了。他们在往北朝乌法利兹的推进行动中，取得了一两英里的进展；新来的第90师则在攻向维尔茨和圣维特的途中，终于拿下了血迹斑斑的490山丘。

2

在卢森堡城，布雷德利正在主持自己的新闻发布会。首先他解释了为什么他和艾森豪威尔要把兵力沿防线分散开来。他说，这是一个“可掌控的风险”。

然后，他稍显激动地解释了蒙哥马利被给予一半战场的原因：

德军的攻击不仅掐断了我们与第1集团军之间直接的电话联系，而且切断了人员直接接触的常用道路。天气状况也使得搭乘飞机与第1集团军进行频繁接触变得不可能。因此我们决定，第21集团军群应该暂时掌管“突出部”以北的所有盟军部队。这只是个暂时的举措。一旦防线重新交合，第12集团军群将会重新对这个区域的所有美军部队行使指挥权。

布雷德利希望这番言辞能够彻底永远地消除误解。

尽管盟军的胜利很明显地迅速到来，卢森堡首都却有着一种奇怪的消沉感。大多人都觉得这场战争今年是结束不了的。

这种愁闷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战争的疲惫感，从沦陷城镇逃出来的人讲述的苦难故事，还有自从12月31日起的神秘轰炸。尽管每晚落在街上的大约20发炮弹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这些炮弹的来源地却至今未知，这让人们濒于恐慌。因为所有已知的加农炮都没有这么远的射程。

这是德军的最新式“超级武器”——V3（报复武器⁽¹⁾），被自己的炮手戏称为“千腿怪”。为了能按照最初设计的蓝图，即从比利时和荷兰海岸打到伦敦，它的炮管足有492英尺长。这种巨型加农炮绰号的来源在于那从主管里探出来的96根横管。这些管子里面装有炸药，用于产生额外的推力，能让165磅重的炮弹飞行80英里。

这种神奇武器的初级版本只有197英尺长。希特勒如今试图用它来摧毁布雷德利和巴顿的指挥所。

3

那天下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游击队员路易斯•斯坦梅茨正往一座陡峭的山上爬着。他从维尔茨下城区来，要往圣约瑟夫诊所去。他和他弟媳美西一起带到杂货店里的那名美国士兵拉尔夫•埃利斯，由于双脚冻伤而痛苦万分。路易斯用刮胡刀的刀片，已经把一个脚指头给截下来了一小段。他在过去的一周内，每天都要跑去医院拿药膏。

他沿一条又窄又陡的小路，走到这栋大房子的后面。那个有着淡黄色头发的护士安娜小姐又给他拿来了一罐药膏。

“你朋友还感觉很疼啊？”她问道。

“嗯，是的。”他又给她多说了一些他朋友的事情，说他是维尔茨下城区人士，在皮革厂工作。

“我不相信你。”她说，“你家里面有个美国人。我是值得信任的。”

路易斯什么也没说。他只知道她是从临近的一个村里逃过来的。她也有可能是个亲德分子。

“我家里面也有一个。”她讲起了乔治•卡罗尔来，他现在还躲在普兰克街巴瑟萨-瓦格纳家房子的阁楼里。“你必须帮我把他从那儿带出来。房子里挤满了德国士兵，他们现在又想占用阁楼了。昨天我们就差点遭遇不测。那个美国人伤口的血从天花板上滴下来，幸好巴瑟萨夫人及时把它清理掉了。”

路易斯同意了：“明天晚上德国人吃晚饭的时候，你去那栋房子里把他带到街上来。我等着你。”

十五分钟后，他就回到了杂货店里。埃利斯穿着美西儿子的衣服坐在里屋的一张摇椅上，正在修理一个大壁钟，它是在上一次的轰炸中给弄坏了的。

路易斯兴奋地讲起镇里另一个美国人的事情。

美西从杂货店里走到里面。“把他带到这儿，路易斯。拉尔夫会很高兴的。”她看着埃利斯，好像他就是她的亲生儿子一样，“他一个人太孤单了，说话也没人听得懂。”

杂货店的门猛地一下开了，沉重的脚步声传来。美西立马向杂货店里赶去，但还没来得及走到将里外房间隔开的门帘跟前，一名壮实的德军上士就站在了那儿。

“你想干什么？”她问道。

“我们要来这里睡觉。”

“不可能，我们没地方。你没看到我只有一间屋子吗？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就是坐在那边那个，都得住在这儿。”她指了指埃利斯，而埃利斯已经闭上了眼睛，假装在睡觉。

大块头德国人走进小房间里，另一人也跟着进去了。他们两人都戴着党卫军的肩章。“我们必须来这儿。”上士走到埃利斯跟前，“你这么年轻，怎么穿着平民衣服？怎么没去参军？”

埃利斯睁开了眼睛。只要他说出一个字，他们就会知道他是个美国人。美西从那两人中间挤过去：“那个可怜的孩子病了，你们没看到吗？”

“让他自己说。”

“他怎么能够？”美西叫道，“他被美军的一次轰炸给伤到了，现在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突然间就愤愤不平起来。“睡在这儿，你们想都不要想。我这儿没什么让你们吃的。你们在德国有母亲吗？”

“哎，有的。”上士说道。

“我的儿子也在参战，”她指着一张乔希穿德军制服的照片，“他是你们的战友。你们母亲会怎么说？”

上士往后退了几步，就像一个被训斥的男孩：“我们没打算干什么。”

美西把这两人从屋子里给推拽出去，拉到了杂货店里：“哎，你们一人一个苹果。我只能给你们这些。”

“谢谢了，夫人。”上士说道。他和他的战友笨手笨脚地走出了前门。

美西回到了里面的房间。“不要害怕，拉尔夫，”她用卢森堡语说道，“现在我就是你的母亲。我会照顾好你的。”

埃利斯只听懂了一个词：“拉尔夫”。但他明白她的意思。

美西转身对路易斯说道：“我希望某个地方的哪个母亲，也能为我的乔希做同样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美西杂货店的门开了。坐在摇椅上的拉尔夫•埃利斯警觉地坐直了身子。不一会儿，路易斯就扶着一个穿平民衣服、30岁出头的人走了进来。那个新来的人体格和埃利斯差不多，脸色苍白，显得很疲倦，肩膀上还绑着绷带。

“我叫乔治•卡罗尔。”他说。

拉尔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叫拉尔夫•埃利斯。”他们握了握手。能听到美国人讲话真好。

4

1月11日上午，将军布莱恩•霍洛克斯爵士的第30军重启了攻势。英军第51高地师和第6空降师对着“突出部”的西端捶打。

第5锡福斯团接到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梅尔珊普。战斗速度必须加快。这支历史悠久的部队的人员，除了彼此交流一下外，并没表示任何意见。他们走在目的地前方那个无起伏的山谷里，已经做好了会伤亡惨重的心理准备。毕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隐蔽。

但却只是零星地响起了几声步枪声。一架德军机关枪也只是咔嗒了一小会儿，然后就被干掉了。第5锡福斯团向梅尔珊普逼近，70名德国人把双手举过头顶，迫不及待地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锡福斯团突然就拿下了这个村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伤亡。

那天晚些时候，英军的另一支部队夺取了班德村，那场平安夜大屠杀就发生在这里。巴斯托涅那个专收年轻男性的神学院的院长穆思提，对一名军官说道：“一大群男孩儿都被德国人杀了。”

“为什么？”

“谁知道？”穆思提内心还是很受折磨，他总想着要不是因为他，他那四个学生就有可能还活着。

不久，穆思提、学校老师、市长和英国士兵们就站在了公路边伯特兰家的房子前。三名英国士兵跳进塌了的地下室里，把覆盖着厚雪的木板给拉开了。下面是34具尸体，都冻成了僵块儿。

英国军官脸色发白地对一名中士说道：“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这里来。我要让他们看一下与我们作战的是些什么样的敌人。”

盟军1月11日的形势很是不错。

然而布雷德利-蒙哥马利事件却已到了危险的境地。布雷德利的言语惹怒了伦敦《每日邮报》。在一篇标题为《诋毁蒙蒂》的社论中，它对布雷德利进行了批评，说他声明蒙哥马利的任命只是暂时的，且美军部队很快将重回第12集团军群的管辖。他们又开始再次请愿道，应该让蒙哥马利统管所有地面部队。

蒙哥马利很优秀，会在紧急情况下被委以重任。然而危机一旦结束，敌人所造成的破坏一旦得到恢复，他的服务就不再有人需要了，除非是在一个相对从属的位置上。

在阿登战线被敌人斩断之前的那几周，他一直处于半沉默的状态。难道他要再次被逼回去了吗？

与此同时，英国新闻事务局局长布伦登•布拉肯正强烈地否认布雷德利和许多美国士兵听到的那个广播节目是从英国发出的，节目对美军在“阿登之战”中的表现进行了强烈抨击。德国人显然对BBC的国内服务节目进行了干预。

“我不用说您也知道，”布拉肯对艾森豪威尔说道，“BBC怎么都不会播出那样的节目，对美军部队或者美军总司令进行贬损。”

艾森豪威尔这些天的日子很不好过。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之间的纠葛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忧虑和困扰，超过他以往在此场战争中遇到的任何其他类似问题。

布雷德利来到了凡尔赛。“你必须明白，”他告诉艾森豪威尔道，“经历了这些事情，我是怎么都不可能在蒙哥马利麾下任职的。要是他被任命统管全部地面部队，你就必须让我回家。蒙哥马利在我之上，会让我对领导层丧失信心。”

艾森豪威尔回答道：“我之前一直以为，不论我对你有什么要求，我都能信赖你。”

“你是对的，艾克。和你共事的每一刻，我都很开心。但现在这事我是接受不了的。”他没有把巴顿对自己说的话也说出来——“你退出的话，布雷德利，我也会和你一起退出。”

5

1月12日，当天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来自俄国。在一阵威力巨大的炮火打击后，陆军元帅科涅夫的集团军群正向维斯瓦河上游推进。14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的坦克军正对巴拉诺夫桥头堡发动攻击。在北面，俄军还有100个师也正在向战场靠拢。德国被夹在东西两股强大的力量之下，将很快被打垮。

但阿登这边也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第90师在拿下了490山丘之后，突然转向西北方，向德军还夹在维尔茨和巴斯托涅间的手指状区域的大本营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第6装甲师和第35师也从另一侧向那根手指发动进攻。

下午的时候，这两支部队在布拉斯会师了。那个惹人厌的突出部位已经被剪了下来，而且还有将近15000名的德军精锐部队被围困住了，其中包括第5伞兵师的大部分人。

巴斯托涅之役突然间就结束了。

布雷德利和巴顿如今迫不及待地要重启向北面乌法利兹的攻势。之所以要迅速行动，还有一个别的诱因。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说，一旦北部和南部连接起来，第1集团军将会重归布雷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管辖。

在那天，有人给布雷德利递了封蒙哥马利的信，这让他有些惊讶。他看到里面的内容，不禁更加惊讶了：

我亲爱的布雷：

看起来“小突出部位”之役很快就会结束了。一切都收拾好后，我相信你的军队将会重新回到你的指挥之下。

我想说两件事情：

第一，能统领这样优秀的部队，我感到非常荣幸。

第二，他们表现得真是太棒了。

能与霍奇斯和辛普森一起共事，真是极大的乐趣：他们两个都非常棒。

第1集团军的军长们（杰罗、柯林斯和里奇韦）工作相当出色；这么多优秀的军长都聚集在一个集团军里面，真是相当不同寻常。

我们“突出部”北面的所有人都对你们南面的行动很是欣赏；如果没有你们坚守住巴斯托涅，整个局势将有可能变得十分尴尬。

问候你和乔治•巴顿。

你真诚的

B.L.蒙哥马利

布雷德利放下了信。显然，这封信是要努力把过去抛至脑后。对布雷德利来说，他已经不把过去放在心上了。他目前有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如何彻底毁灭德国军队。

6

第二天，也就是1月13日，霍奇斯从北面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如今里奇韦第18军的全部力量都已经加入了扫除“突出部”的战斗。第30师从马尔梅迪进攻，第106师——即第424团和附属的第517伞兵团——先从斯塔沃洛穿过昂布莱沃河，然后蹚过厚雪向南进发。在他们右侧，柯林斯的第7军则继续向乌法利兹攻去，推进到了最终目的地附近2.5英里之内。

那天上午，巴顿北上的军队再一次朝乌法利兹发起冲击，希望能和霍奇斯的人尽快会合。他也让自己的第3军加强了对维尔茨和圣维特的进攻。他现在已经意识到，直接从南面猛攻维尔茨是不可能的。这次他要绕过那片让第26师和第80师付出沉重代价的山丘，从西面发起进攻。

在这次攻势所瞄准的敌占城镇里，平民们已经快苟延残喘不下去了。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像动物一样住在冰冷的地窖里，头顶上方不断有人死亡。他们睡的都是水泥地或者土地；要是幸运的话，身下会有一袋土豆或者煤块。连走动、呼吸等生命最基本的需求都很难满足。他们没有洗浴设备，洗澡、刮胡子甚至连刷牙都是不可能的。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用头盔和纸箱。这时候是没有隐私可言的，是没有时间去在乎虚假的羞耻心的。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着。

人类又要再一次证明，自己是地球上适应力最强的动物；然而凡事都有个限度，这个限度正在逼近。

在维尔茨下城区半毁的教堂里，一名纳粹警官对牧师卡农•普洛斯珀•科林说道：“你要把所有的人在明早之前都撤到维尔威、维尔茨。”

科林是个清瘦结实的小个子，今年已经63岁了。他已经习惯了和纳粹抬杠。“不可能。”他说，“撤出4000人，我可没那么快。”

科林毫无畏惧的样子以及他的回答，都让那名纳粹非常愤怒。“命令就是命令！”他说道，然后甩上了门。

科林走进地下室里，里面的人都害怕地望着他。必须得让他们鼓起勇气来。这个消息会让他们恐慌起来的。他把一个盛过白菜的空桶倒转过来，然后把一片纸放在了上面。接着他就写起东西来。人们都好奇地望着他。他是不是疯了？

几分钟后，他把那张纸递给自己的助手。“去教区办公室把这个打印出来。”他说道。打印的版本很快就被送回来了。科林站了起来。“我要向我们的法蒂玛圣母承诺，”他说，“承诺如果我们全没事儿的话，我们将会在巴森德山坡上，为圣心和我们的法蒂玛圣母建一座圣祠。”

他在纸上签上名字，其他所有21岁以上的人也都积极地签了名。地下室里的阴郁感一扫而空。卡农•科林的话是可信的。

“你们去城里四散开来，”他说，“告诉人们我谱写了个特别祷告：诺维纳⁽²⁾。他们每天都要祈祷：先是《圣塞巴斯蒂安之歌》，赞美我们镇子的守护者；然后是《信经》《主祷文》；做祷告忏悔；最后是歌曲《我是基督徒，我将永远是基督徒》。”他想，日程安排得这么满，他们就不会有时间恐惧了。这个消息一个地下室接一个地下室地传了开来。当消息传到维尔茨上城区的时候，人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只要他们遵守承诺，德国人就会在他们守护者圣塞巴斯蒂安生日那天离开城镇。一股新的希望席卷了维尔茨。几乎每一个市民都毫无保留地相信，解放会在1月20日来临。

第二天上午，德国警察部门突然就撤销了疏散全城的命令。这次突然的变动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但人们深信，这是卡农•科林和维尔茨人所承诺的誓言开始显现成效了。城镇里那些少数的怀疑论者，也开始疑心誓言是不是真有什么魔力了。

7

1月15日上午，蒙哥马利和霍奇斯对北面的进攻感到十分满意。第84师和第2装甲师已经抵达乌法利兹西边的乌尔特河河岸。他们离目的地只有一个步枪射程那么远了。

然而，巴顿向北开去的部队又遇到了麻烦。他们距乌法利兹南边仍有10英里的路程。巴顿不乐意让蒙哥马利的部队先行抵达他们共同的目的地，便在那天下午，早早地就驱车往前线催促进攻去了。路上，他看到一个被冻住的德军机枪手：他的双臂伸着，手里还握着一串子弹。然后他注意到雪地上有些探出来的黑色东西。他让吉普车停下来，下车出来看。那些是死人的脚指头——德国人和美国人的都有。速冻让它们变成了酒红色。“那场景真是不忍直视。”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5点15分，一辆半履带车开进了贝尔托涅残损的街道上，这个村子就在巴斯托涅西南方7英里。一名穿戴整洁、面显睿智的小个子少校从车上下来。他叫迈克尔•格林，是第11装甲师第41骑兵侦察中队的副队长。尽管少校看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司令部官员，但他内心里却一点都不喜欢他的指挥所职务。他想去前线。

格林看了看周围。之前有人让他关掉莫纳维尔的司令部，开车来贝尔托涅，说是佛伊上校把前进指挥所设在了这儿。

一辆吉普车奔进城里，两个人跳了出来：A装甲战斗群的“猛男”霍尔布鲁克准将和师部参谋长威廉姆斯上校。

格林走上前去。“佛伊上校到前线去了，和C骑兵小队在一起。”他用短促的语调一板一眼地说。

霍尔布鲁克和这名从西点军校毕业还未满四年的年轻少校握了握手，格林的父亲是他的好朋友：“迈克尔，我们有个任务，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完成，是巴顿将军亲自下令的。今晚必须有人去乌法利兹，和从北面来的第1集团军取得联系。”“这个任务很难，需要小心处理，”威廉姆斯插嘴道，“乌法利兹在敌方防线后10多英里。尽管如此，仍需有人穿过防线，和从阿肖夫而来的第2装甲师取得联系。他们可能已经到那儿了。巴顿将军命令立马完成这个任务，不允许有任何拖延。这事儿他想让我们师来做。”

将军审视了一下年轻的格林。从体格上来说，他有些太瘦骨嶙峋了，耐力不行。但他家庭出身良好，是可以信任的：“迈克尔，这个任务我想让你负责。这是你获得奖章的好机会。”

“好的，长官。”格林说道。奖章他并不在乎，但这却是个远离办公桌的好机会。

F连的17辆轻型坦克在贝尔托涅以东2英里的拉施塔特村集合完毕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与坦克同行的还有A骑兵小队的一个侦察排。有人让他们在拉施塔特村等待格林少校，他的半履带车被一个地雷炸坏了，需要耽搁会儿。

步兵排的排长是个大个子，体形健壮，脸上的络腮胡已经四天没刮了。他脖子上挂着一串手榴弹，靴子里塞着一把8英寸的刀子。这就是“大个子吉恩”爱伦森，原是佐治亚州的足球明星。他在雷阿森树林的那两天苦战中，和弗雷德•提尔中士一起俘虏了八名德国人。他现在还没从那两天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要一头扎进前方那个黑漆漆、藏满德国人的树林的主意，不怎么合他的意。他有些烦躁。

爱伦森正和坦克连的连长哈罗德•马林斯上尉说自己的看法时，一些人突然从前方的树林里冲出来。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德国佬！”一名魂不守舍的士兵说道。

然后一名上尉急匆匆地走到他们跟前，他的脸已经被火药熏黑了：“顺那条路走不了50码，就会被炸没影的。”

爱伦森被恶心到了。两侧都是树林，前面的林间小道上还有德国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继续往前走，要不就原路返回。“去他妈的任务。”他给马林斯说道，“我要回去告诉他们，靠这几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就想去乌法利兹，怎么都不够。”他戴上了头盔：“我要告诉格林少校，让他扔掉行军背包。今晚我无论如何都不走那条道。”

“我们今晚都要走那条道。”

爱伦森转过身子。那是格林，他看起来小巧能干，说话的语调一板一眼：“你还要开路。”

邋遢粗野的爱伦森盯着自己的长官看，他的身高远高于格林。没有哪两个军官之间的差异能像他们之间这么悬殊。爱伦森指挥自己排，靠的是比其他人都要壮，都要结实。没有人会尊敬地称他一声“长官”。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都是蓬头垢面，饱经战火。他在所有人跟前都是“大个子吉恩”。

格林冷冷地看着爱伦森：“我们要立即出发。任何东西也挡不住我们的去路。要是有车被炸掉了，就把它推到路边去。要是有人受伤了，那就让老天关照他。”

爱伦森一句话也没说。

格林特遣队沿着满是厚厚积雪的林中小道走去，一头扎进前方的无主之地。乌法利兹就在东南方10英里处。但这两地之间具体有什么，无人知晓。17辆轻型坦克、15辆装甲车、6门突击炮、15辆吉普车、6辆半履带车和450个人消失在那条黑暗神秘的道路上。

走在前面开路的是爱伦森，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格林少校。

第二天，也就是1月16日的早上6点30分，格林和爱伦森一起看向下面的乌尔特河河谷。根据爱伦森的地图，离乌法利兹应该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了。

昨晚很是不平静。爱伦森步行在前面开路时，一直侧耳听着，预计会听到机关枪的咔嗒声和步枪的砰砰声。尽管气氛越来越紧张，但却什么都没发生。

他身后的格林还是未显露任何表情。格林有些怀疑自己的部队会不会成为下一支“失踪的部队”。他好像正被诱往一个圈套里面。天空刚有了第一缕光亮而开始发白的时候，这支长长的队伍往山下的河谷开去。

“看！”爱伦森指向东方。透过逐渐消散的清晨浓雾，格林看到一座坐落在山脊上的城镇。

两人迅速穿过一片田野，来到一条公路旁边。路边有一个标识牌：乌法利兹。

“唔，”格林平静地说，“我们到乌法利兹了。”他伸出一只手，爱伦森握了一下。

他们往大部队回返的路上，爱伦森看到右面的山丘上有动静。“嘿，少校，那边有人。我猜是个观察哨。”他看到一个穿白色迷彩服的人坐在一门机关炮旁边。第3集团军的问答口令与他们不同，他们必须小心行事。他大声喊出几个美国兵的常用语，来表明自己也是个美国兵。但那名哨兵显然是睡着了。

“我们上去看看，”爱伦森说，“那说不定是第2装甲师的侦察队。”他回头向立于装甲车上的主心骨提尔中士喊道：“我们要上山去！”然后他就向陡峭的河岸上爬去，手电筒是他携带的唯一一件武器。

格林腰上插着一把0.45英寸手枪，也跟了上去。

他们离散兵坑只有20英尺的时候，格林问：“嘿，你是第2装甲师的吗？”那个白衣人站了起来。然后他慌忙抡起机关炮对着他们，喊道：“Haende hoche！⁽³⁾”

“我想他是想让我们把手举起来。”爱伦森说。

“那我们最好举起手来吧。”格林说。他转头看向那个德国人。“我……们……不……懂……德……语。”他慢吞吞地说道。然后他向提尔喊：“上面有个德国人，开枪打他。”

德国人大声喊出命令，格林把手举了起来。就在这时，提尔从装甲车的枪架那里，扶着高射机关枪开了火。德国人被吓得抽了一下头，爱伦森随即也扔出自己的手电筒。然后他往后躺下，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格林则躲到一根木头后面，抽出手枪开起火来。

德国人向北面逃去，格林和爱伦森则跑往相反的方向。突然间，从乌法利兹传来了射击声。格林特遣队被发现了。

交火持续了有一个小时。然后爱伦森来到格林跟前：“少校，你看。”他指着乌尔特河北岸的高地。不到1英里外，有人正往东走。他们可能是第1集团军的，也可能是撤退的德国人。

“派一支侦察队去那边。”格林说，“让他们小心行事。”

一支侦察队出发了。剩下的其他人由于都想第一个和第1集团军接头，必须采用强制措施才能稳住。格林特遣队紧张等待着的时候，一辆吉普车从后方开来。两个人走了过来。

“我们是记者。”他们把证件给格林看了一下。

“这地方可不是好待的。”他说。

“我们想亲身经历‘突出部’的闭合过程。”

“唔，你们找对地方了。”

“这是乌法利兹吗？”

格林指了指那条路：“指示牌就在那儿。”

“少校，我们能去那边吗？那样我们故事的发稿地就可以写成乌法利兹了。”

“现在挺安静。走吧。”三人走了50码，来到标识牌前。记者们记下了格林的名字和他的家乡费城。迫击炮弹又开始落下来。“我们最好离开这儿。”格林说道。三人急忙往回躲避。

两名记者对格林表示了感谢。“这是个很棒的经历。”一人说道。

“唔，我很高兴你们能活着回来。”格林一本正经地说道。

有人从北方穿过雪地跑来，那是返回来的侦察队。“那边是第2装甲师的41步兵团，”侦察队队长激动地说道，“我们在9点5分碰面了。”

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终于碰上了头。只用一大口，就把“突出部”的一半都给咬了下来，而且还有大约2万名德国人被断了后路。

爱伦森看了看格林，咧开嘴笑了。

“好了，爱伦森，”格林说道，“我们别傻站在这儿了，去乌法利兹吧。”

(1)　报复武器（Vergeltungs-waffe）。——译者注

(2)　诺维纳（Novena），天主教徒连续九天的祷告。——译者注

(3)　德语，“举起手来！”——译者注

6　“全完了！” 1945.1.17—23

1

1月17日，也就是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在乌法利兹会合的第二天，乔治•巴顿心情愉悦，斗志昂扬。他整个上午，都在忙于把他之前用于攻向乌法利兹的部队扭转过来开往东方。然后他去视察了一下那些已经在往维尔茨和圣维特进攻的部队：第6装甲师、第90师和第26师。“我知道你们很累，”他向他们说道，“但你们必须得继续战斗下去。”

最后他来到了自己的右翼。在过去的好几周里，埃希特纳赫—迪基希区域都在进行着一场停滞不前却又致命的消耗战。现在他已经下令让第10军的三个师第4师、第5师和第80师也加入进来，向正北方向推进。

那天的战斗进行得很不错。到了晚上，第3集团军的各个梯队都已经有了胜利者的感觉。“阿登之战”已经近乎完结了。再过几小时，也就是午夜的时候，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将会重回布雷德利的管辖，然后整场战役就将会按照美军的方案来进行。

2

下午5点30分，维尔茨的格兰德大街上，一发炮弹落在了玫家具店的顶楼上。住在二楼的三个德国人急忙跑向地下室躲避。

玛丽欣•戈贝尔一听到那几个德国人的动静，便立马在他们之前跑了下去。莱斯特•克里茨那时正坐在地下室第二间里的一个摇椅上，读着一本流行小说：《我的舅舅，我的救星》。

“你必须藏起来，快点。”玛丽欣叫道，“普鲁士人要下来了！”

克里茨急忙爬到小房间的最里面。德国人在下楼梯的时候，卢森堡人把铺盖扔到了他身上。

炮击声稍微松缓了些，一名德军士兵走到玛丽欣的外甥女玛丽亚跟前。“你觉得美国人很好，是吧？”

玛丽亚点了点头。她坐的地方，就在克里茨躲藏处的前方1码。

“唔，但那不是真的。那只是他们的宣传罢了。”

“噢，不。”玛丽亚说，“我们之前认识很多美国男孩，和他们很熟。”

“没我熟。我跟你说啊，那些该死的美国人，当初我不得不和他们摩擦鼻子。哎，那时在诺曼底，我离他们特别近，我只要伸出手就能碰到他们。”

玛丽欣笑出了声。“We hei。”她对玛丽亚耳语道。

炮火声停了，玛丽亚旁边的德国人站了起来：“嗯，我们得上楼准备晚餐的土豆了。”三个德国人离开了。

克里茨从盖着的那堆东西里把头伸出来。“‘We hei’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玛丽欣大笑了起来：“意思是‘这儿也一样’。”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玛丽欣从自己的烟草店里出来，跑进玫家具店的地下室里。“莱斯特，”她叫道，“你必须离开了。德国人已经下令，上城区必须在明天前撤离。他们要把我们的地下室当碉堡用。”接着她告诉他说，她去了维尔茨上城区的教士沃尔夫神父那里：“他跟我说他会找人把你带到维尔茨下城区的。”

几小时后，克里茨就走在了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给他带路的是安娜小姐。他军装外面套着件平民外套。他们从一排排受损的房屋前走过时，她说道：“这个镇子以前真的很美。”

他转过头，以为她是在怪他。（这所有的破坏都是出自美军的炮弹和炸弹。）但在她白皙的脸上，却是一种无奈而又谅解一切的微笑，如同中世纪宗教画上的一样。

尽管十分钟前他们才相遇，他就已经知道，她是可以信任的。

他们快走到大医院时，他问道：“这么危险，你怎么能在街道上乱跑？炮弹一来，军人都会躲起来。你不害怕吗？”

“不，我从不害怕。”

他们走进诊所里面，沿一条昏暗的走廊走了下去，沿道都是一张张的行军床。床上的病人们抬头看到了安娜，便冲她微笑起来，好像她是从漆黑花园里突然冒出来的阳光一样。她把他带进一间空房间里。“在这儿等着，”她说，“剩下的路很快就会有人来带你走的。祝你好运！”

两个街区以外，约瑟芬•泰恩正在四处翻寻食物。卡纳家的地下室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她在阿德勒别墅后面的雪地里四处挖土豆的时候，房子里传来了音乐声——一台留声机正播放着探戈舞曲。

她敲了敲门，音乐声停了下来。她把门推开一条缝。“我是一个母亲，”她说，“我很饿。我来给我的孩子们讨口饭吃。”

“进来吧！”

她走进房子里，看到两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懒洋洋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你们怎么现在还放音乐？”她问道。

年龄小点的那个绝望地举起一只手：“全完了！我现在只想在死之前，和一位漂亮的女孩儿跳支探戈舞。”他站起来，伸出了双手。

“我怎么会和你跳探戈？我是个可怜的妻子，有两个孩子在地下室等着我，还有一个丈夫在前线，有可能已经死了。我更希望你给我孩子些吃的东西。”

“美国人一来，你们就自由了。可是我们……”他沮丧地指了指自己的党卫军肩章，“我们不能回德国。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命给丢在这儿。”他轻抚了一下自己的手枪：“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和你跳一支小舞的原因，亲爱的女士。”

“你们有什么吃的给我孩子吗？”

“全都给你孩子，”他递给她一罐黄油，“这是我最后的口粮了。”他转身看向自己的战友，他正在倒空一瓶白兰地：“我们的东西都给她。”

那人懒散地站了起来，一分钟后带回来一圆盒桂格麦片和一小袋糖。

“我们所有吃的都在这儿了，”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你觉得……我们能躲在你家地下室里吗？”

她抱歉地摇了摇头，他们是党卫军，但他们也是人：“你们会把我的孩子吓坏的。”

他难过地点了点头。“嗯，你说得不错，”他耸了一下肩，“全完了，亲爱的女士，全完了！”

现在，天几乎已经暗了下来。在医院的小房间里，莱斯特•克里茨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忘了。门缓缓地开了。德国人吗？有两个人迅速走进来，关上了门。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强壮的人，那是路易斯•斯坦梅茨。另一人则又高又瘦，他的名字是约西•比尔。克里茨不禁笑了一下。他们让他想起了马特和杰夫⁽¹⁾。

路易斯以狐疑的目光看着这名美国兵：“让我看下你的‘狗牌’。”“安娜说他没问题。”约西说道。

路易斯还是有些怀疑，但他还是说：“唔，我们走吧。”

“要是遇到什么人，”克里茨问道，“我需要说话吗？”

“不，不用。只用点点头，不时说声‘唷，唷’就行了。不要回头。约西先走，接着是你，然后是我。”

三人从医院后门出去，然后沿一条陡峭狭窄的小路穿过后院和花园，向维尔茨下城区走去。约西绊到了德军的电话线。

路易斯使劲踢了一下，把线弄断了。他顽皮地冲莱斯特笑了一下。他看到另一根线，就又把它弄断了，然后又是一根。

“看在上帝的分上，路易斯，”约西轻声说道，“现在可不是时候。”

三人沿着小路继续走了下去，来到一条鹅卵石街道跟前。突然间，一群德军士兵绕过街角，往他们这边走来。

“我们该怎么做？”约西轻声问道。

德国人离得更近了。突然间一种奇怪的呼啸声响了起来，然后一发炮弹就在100码开外爆炸了。德国人四散逃去了。三人急忙跑过无人的街道，穿过维尔茨河上残损的桥梁，然后沿彭特街往北走去。

其他两名美国兵，路易斯解释道，现在藏在几栋房屋之外他弟媳美西的杂货店里。那边没有地方给第三个人住了，因此克里茨要待在60号，一名叫作尼克•山博格的面包师的家里面。

“但是只要天一黑，”路易斯承诺道，“我就会带你去和拉尔夫、乔治见面。”

3

1月19日，一场暴风雪席卷了阿登，这让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士兵们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有些地方，积雪已经达到了一人高。美军所有可用的设备都被投入了维护道路的工作，但却还是没几条道可以通行。

如今阻止美军从“突出部”两侧向圣维特推进的已经不是德国人了，而是冬天。寒冷的大风一阵又一阵地刮过阿登，让两军的士兵、平民、动物的生活都苦不堪言。冬天就是王者，而整个战场则是一个满是白色雪堆的冰冻世界。时有时无的枪炮声都被雪给捂住了，一个白色寂静的新世界诞生了。

4

现在是1月20日的上午10点。今天是圣塞巴斯蒂安的生日，也是“维尔茨奇迹”预定要发生的一天。

维尔茨下城区半毁的教堂里，年老的卡农•普罗斯珀•科林正在吟唱大弥撒。他注意到会众中的上百人都在低声私语，感到十分生气。又是一条断章取义的战事新闻，又是一个荒唐的谣言。他正要训斥教众时，听到鞋钉跺在鹅卵石上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欧洲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德国人的行军声。

一人跑进教堂里，喊道：“德国佬要走啦！”

人们又是笑又是哭，互相拥抱。卡农•科林闭上双眼，向上帝表达感谢。

尼克•山博格家的房屋里面，莱斯特•克里茨中士也听到了行军的脚步声。他从窗户里往外瞟，看到步兵正排成排地向东撤去，其中一些人还拉着装满劫来物什的儿童雪橇。

由于德国散兵还在街道上成群游荡，他便一直等到了天黑。德国人即使撤退，也和进攻时一样危险。然后他沿着彭特街跑了几码路，来到美西的杂货店里。他之前已经与另外两个美国人见过面了，他想和自己第28师的战友们一起庆祝庆祝。

他走进里屋时，美西正在得意扬扬地叫道：“昨天我最好的盘子给掉下摔坏了。我那时就跟你们说，这是好运的兆头呢。”

安娜小姐走了进来，她白皙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浮上了红晕。她熟练地把一条干净的绷带绑在卡罗尔的肩膀上，他则一脸感激地看着她。“告诉安娜，她是欧洲最好的护士，莱斯特。”他说。

克里茨将他的话翻译成了法语。安娜笑了起来：“噢，他只是说，我是他在维尔茨见到的最好的护士。”她爱怜地轻轻抚了一下卡罗尔受伤的肩膀。

门口传来了靴子的咔嗒声。

“普鲁士人！”美西叫道。她把地板上的活板门打开，三名美国人慌忙钻进地下室里。

美西关上活板门，然后把餐桌拉到上面。一个高大的德军列兵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因为饥饿而显得苍白。“我想要点吃的东西。”他绝望地看了看周围。

美西头上披着围巾，弯曲着身子。“我只是个老妇人，”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什么吃的都没有。”

“所有卢森堡人的地下室里都有食物。”

“你这个傻瓜，没看到我太穷，连地下室都没有吗？”她把他推回杂货店里，递给他一小节香肠，“走吧，别烦我这个可怜的寡妇了。”

那个德国人就像个乞求施舍的流浪汉，又跑向了下一栋房子。

5

大撤退开始了。这点最终是确信无疑了。在过去的几天里，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带头往东撤退。曼陀菲尔的部队最近虽然自信满满，总是克敌制胜，但也加入了这场全面撤退。

所有的人都在往后撤，除了少数一些被选中的步兵：他们被留在残毁的建筑物里或者单个的散兵坑中，用来拖住冷酷无情的美国人。这些殿后的人被选中，大多是因为年龄太小、太大或者没什么战斗力。他们在孤独无望中，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抛弃了，好让最优秀的战士能够逃过西墙⁽²⁾。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德国逻辑：保存最优秀的。在法国也上演了同样的事情。

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们被发现时，他们的步枪已经和手冻在了一起，双脚化脓发黑；在地下室里则会看到五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脸色就像葡萄酒一样，从伤口流出来的血液已经被冻住了。

那些往后撤退的人也是饱受苦痛。他们的队伍被飞机猎袭，被炮弹追逐，不少被狂轰滥炸。任何参与阿登战役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美军那残酷无情、压倒一切的炮火。

盟军的一项新发明，于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得到运用：那是带有近炸引信的炮弹。这种武器由英国人发明，在美国制造，不仅杀伤力强，而且依靠它出其不意的表现，可以重挫敌人士气。普通的炮弹接触时才会爆炸，而这种新型炮弹则在接触之前几秒钟就会爆炸，把弹片以更加致命的方式散落开来。

人员和机器的河流缓缓向“父国”流去。一支支由卡车、坦克和自行火炮组成的长队，沿着结冰、堆满雪堆的大路小道向东开去。一队队垂头丧气的步兵跋涉在粉状的积雪中，被美国人和严酷的天气一起追着，要取他们的性命。

6

阿登地区的德国人被一把致命的坚果钳给困住了：北面的第1集团军，南面的第3集团军，和如今的唯一统领——奥玛•布雷德利。

到1月21日的时候，暴风雪就已经结束了，到处都在大步向前推进。哈斯布鲁克第7装甲师的人从北面加入了进攻。一个月前，他们被从圣维特给赶了出来。如今，他们正迅速向那个重镇趋近。

巴顿的第8军、第3军和第10军也正从西面、西南和南面，大步向同一个目的地迈进。他们离目的地只有不到25英里的距离了。第17空降师已经参与对维尔特西面的进攻。那天一大早，四个参加过野蛮的弗莱姆艾之战的人被命令返回，他们要给坟墓登记管理处的埋葬小分队指明人都在哪儿死了：尸体现在都躺在一层厚厚的积雪之下。

一等兵库尔特•加贝尔是其中的一名志愿者。上午晚些时候，埋葬小分队的人抵达了树林边界。1月7日的时候，第513伞兵师就是从这里发起了进攻。

“出发，沿你当初进攻时的路线。”四名志愿者被告知道，“碰到尸体的话，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是发现德军尸体，就把他们另外堆起来。”

第17空降师的这四个人在白色荒地上开始了缓慢而悲伤的行进。加贝尔沿着自己当初的路径，很容易就找到了美国人的尸体。他把五具尸体整齐地排成一排。他努力想把第六具给拉直，但他以胎儿蜷缩的姿势给冻住了。

中午的时候，他打开K级补给的罐子。他一边吃着一片奶酪，一边在尸体旁边躺了下来。那些尸体的脸颊红红的，给人一种健康的假象。

他躺在那儿吃奶酪，而他们却用被冰膜遮着的眼睛盯着灿烂的太阳看，这让他觉得不公平。他也应该目光呆滞地躺在那儿。

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向他们，他们好像都活了。他把一片奶酪递给最近的那个，几乎要把“想来一口吗？”说出口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加贝尔吃着奶酪，注意到眼泪开始从旁边那个的脸颊上流了下来。他脸上的那层冰正在融化。

加贝尔转过脸去，审视着那个以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的姿势被冻住的人。那个人他认识。当初在肯辛顿的迈尔斯通俱乐部里，他曾把自己从房间里给骗了出去。他们当时差点打起架来。

加贝尔看了看田野周围。埋葬小分队的其他人也正躺在雪地里吃午餐，根本无法分辨出谁是活的，谁是死的。加贝尔觉得自己从雪地上永远都起不来了。他最好还是死了算了。

一声哨声响了起来。人们慢吞吞地爬起来，继续干起阴郁的活。几辆卡车开到了这片田野中。坟墓登记管理处的人开始把冻住的尸体往车上装。一人抓住尸体的双脚，另一人抓住肩膀。“1、2、3，起！”第一个人喊道。那具尸体就像坚硬的木板一样，被扔到了卡车上。

加贝尔好像看到自己也被抓起来，被像木材一样扔到了卡车上。

空降师的一名志愿者走到那些装尸体的人跟前。他的脸色发白，满是愤怒：“你们再这样干一次，我就把你们的脑浆给打出来。”

那些人什么都没说。然而当去抬另一具尸体时，他们动作很是轻柔，把尸体放在卡车上时特别地小心翼翼——好像他是个活人似的。

7

下午4点30分，维尔茨，克里茨、埃利斯和卡罗尔三名美国士兵当时正坐在杂货店后面的小房间里。美西猛地冲进来，激动地用法语喊道：“美国军队！沿大街来了！”

克里茨怀疑地走到街上。说美国人要来，已经有过两次无来由的谣言了。一个班的士兵正从诺特兰基方向，以一纵队往山下行进，他们的步枪都抱在胸口。

“美国兵！”他对自己的同伴们喊道。那个班越走越近，他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新来的人冷冷地注视着他。

克里斯给他们看了一下自己的“狗牌”，然后是他的工资本。他们领头的一名中士缓缓地笑了笑：“我们是101的。”

“空降师？”

“当然不是，是第26师101团的。”

“那个老牌‘北佬师’。”克里茨说。

路易斯•斯坦梅茨从杂货店里跑了出来，手中挥舞着一个瓶子：“烈酒！我一直留着它，要用来庆祝。”

维尔茨的其他居民也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围在这些美国步兵周围。这一天是向圣塞巴斯蒂安祈祷的第九天。卡农•科林承诺的所有事情都成为了现实。

但那些美国兵们却对他们冷眼相对。没有人想起来告诉他们，这里是卢森堡，他们的盟友。街道的铺排是德式的，商铺的窗户上写的也是德语。这些人讲的是德语，所以他们就是德国佬。

一名美国兵撞到了一个纤瘦的姑娘。她沿彭特街跑，要往美西那儿去。她道歉的时候，他一把把她推倒在了雪地上。“该死的德国婊子。”他说，然后向安娜小姐啐了一口。

8

第二天，也就是1月22日，对圣维特的钳形攻势蓄积起了能量。在北面，第7装甲师行进到了胡林根附近，距圣维特只有3英里远了。在南面，巴顿的人向特罗维吉集聚。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每个小时都在缩短。

就在那天，盟军的飞机在菲安登和达斯堡附近的道路上，发现了成群堵在一起的坦克、装甲车和马拉火炮，便用火箭弹和烈性炸药对它们进行了攻击。破坏成果惊人：536辆车受到损坏，另有1177辆被完全摧毁。

巴顿给布雷德利打去了电话。他显得急不可耐，固执坚决。他闻到了最终胜利的气息：“布雷德利，你必须催促所有部队立即全面出击。不管多么疲倦，不管我们要承受多少损失。现在正是攻击的时机！”

在维尔茨，这天是个庆祝的日子，也是个告别的日子。拉尔夫•埃利斯吻别了美西。她眼中含着泪水：拉尔夫终于安全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乔西也会没事儿。

卡罗尔和安娜告了别。

然后这两名士兵上了一辆救护车，一人有些犹豫，另一人则满怀期待。埃利斯急于找到一家电报室，想让自己的妻子娜丁知道自己没事儿。

至于第三个人，莱斯特•克里茨则正和维尔茨上城区的许多朋友告别：戈贝尔姐妹们，她们的两个外甥女，还有玫家具店的一家人。“从现在开始，”他告诉他们说，“卢森堡在美国将会有两位大使：官方的一个，还有我自己一个。”他们为自己做了很多，他想对此表达感谢。

“噢，已经习惯了。”小玛丽欣顽皮地笑道，“我们卢森堡的年轻人，都让我们藏了四年啦。”

9

1月23日上午，第7装甲师的A装甲战斗群停驻在胡林根附近，准备对圣维特发起最后的冲击。圣维特就在往南不到2英里的地方。

然后，哈斯布鲁克改变了主意。他打电话给还指挥着B装甲战斗群的布鲁斯•克拉克。“布鲁斯，”他说，“你被从圣维特给踹了出去，你想把它拿回来吗？”

克拉克表示想。他很快便组织了三支特遣队，命令他们在下午2点15分从三面同时发动进攻。

下午1点45分，克拉克走上圣维特以东几英里的一座山，俯视着下面残毁的城镇。突然间轰鸣声就齐作起来：那是炮火准备。几分钟后，他的攻击就要开始了。他往自己吉普车回返的路上，发现一辆几乎被雪完全盖住的车。那是他当初从艾巴赫开出来的一辆老旧的梅塞德斯-奔驰。

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他在忙乱的12月17日先行到达了圣维特，而那些跟在后面的将士们现在又在哪儿呢？

他们中的很多都已经死了。

还有很多人在德国当俘虏。唐•波伊尔少校还活着，他此刻正轻抚着自己酸痛的拇指。一天前，他因为反对自己所在战俘营的管理方式，而被吊了起来。

和他同在德国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他们都是在圣维特之役、西尼艾弗尔山上或者克莱沃被俘的。

狄尚农上校经过一段劳累的跋涉，终于到达了13-B号军官战俘营。但他已经患上了肺结核。

于维尔茨附近被俘的霍本法官则正在写一张明信片。他在斯克兰顿的法官任期很快就会终止了，他现在要提交个人推举材料。

赫尔利•富勒正行进在波兰境内的一条道路上。俄军火炮的轰隆声越来越近，富勒在做着盘算。卫兵中有两名军官：一个是典型的纳粹；另一个则待人友好，叫作保罗•黑格尔。富勒决定吓唬那个纳粹，并与另一个友好的德国人做一个交易。差不多是时候了，他应该接管这个行进中的战俘营，然后加入冲过来的俄军盟友的队伍中。

在哈默尔堡的13-B号军官战俘营里，第106师师长的儿子小艾伦•琼斯看着又一批俘虏从卡车上下来。其中一个是他的老朋友巴德•博林，第84师的亚历山大•博林将军的儿子。两位将军的儿子握了握手。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你在华盛顿的母亲的消息？”琼斯急切地问道。博林点了点头：“我妻子生孩子了吗？”

博林想了想：“生了，我母亲提过一些孩子的事情。”

“唔，男孩女孩？”

“我不知道，只知道有个孩子。”

10

那天傍晚，西尼艾弗尔山之战的一名老兵在梅耶罗德附近被发现了。在离马莱特家后面的六岔路口不远的密林中，两名村民发现了一名高大的美军中尉的尸体，他周围还围着七具德国人的尸体。那是小埃里克•伍德中尉。

往西南方几英里，克拉克的队伍正在向圣维特集聚。只配备轻武器和机关枪的德国人竭力苦战，但到了下午5点45分，美军的三支特遣队已经攻入城里。

碎石瓦砾中还隐藏着很多狙击手。圣维特直到差不多午夜的时候，才又一次完全回到了B装甲战斗群的手中。

鲍勃•艾伦布什中校疲倦地走向自己的指挥所。夺取圣维特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但他却觉得没有人会想来个象征性的庆祝。他看着月光下的废墟残骸：那些都是倒下的战友们的坟墓。然后他走进自己的司令部：一间残毁的厨房。人们正在烤奶酪三明治。

除了苦闷的扫尾工作之外，“阿登之战”已经结束了。战斗很快转移到东方，进入了德国境内，身后留下的是两个饱受疮痍的小国家与毁坏的房屋和农田：牲畜死了，人死了，灵魂死了，心也死了。在阿登这个停尸房里，停放着超过75000具尸体。

第17空降师的骑兵们正向卢森堡的一座教堂行进。

“原地坐下。”一名连长命令道。

这些人坐在满是雪的鹅卵石上，其中一人是一等兵库尔特•加贝尔。随军教士已经向他们做出了保证，说亡灵会永远守在他们身边。

连长清了清嗓子：“全体起立！”接着是“都有，立——正！举枪致敬！”

武器哗啦啦地响了起来，丧葬号由单独一个号手完成。加贝尔不禁流下了眼泪，他想起了自己死在弗莱姆艾的朋友们。他偷偷扫了一下四周。所有的人都在哭泣，连长的脊背也在剧烈地抽动着。

然后，他听到连长用颤抖的声音喊道：“持枪——立正！”

战役结束了。

“守卫莱茵河”就像一个流血的巨兽，正爬回自己的“父国”。士兵们双脚用粗布麻袋包着，头上缠着女士围巾，在雪地上蹒跚行进。行进的双脚已经麻木，凛风、炸弹和炮弹都在追逐着他们。身后散落着大量的坦克、卡车和火炮，都已弃之不用了：要不是没燃料了，要不就是需要小修。

伤员和病号吃力地向东行进，一些人的内脏也腐烂了。他们的鼻子红肿，全身布满虱子，身上的溃疡虽不断流出液体，但却还在逐渐冻结；另一些人则不见了耳朵，伤口中不断有脓水流出。

队伍穿过一片片田野和树林，到处都是死人和濒死之人。一名美国士兵以站立的姿势被冻住了，他的双臂伸了出来，好像在求饶。某个有着病态幽默感的德国通信兵，把导线从他僵硬的手指间穿了过去。现在他站在那里，俨然成为了一根被冻住的电线杆。

但是在撤退的大部队中却没有人注意这些。逃跑是他们脑子里的唯一想法。悲凉的大队伍蜿蜒向东行进，呼出的气体在每人的衣领上都结了一层冰。他们用冻僵的双脚向东踱去，心已死，体已病。痢疾在队伍中蔓延，并在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血色的痕迹。

德军士兵们的意志已经垮了。任何一个活过大撤退的人都不再相信德国会有一丁点胜利的希望。从“突出部”逃回的每一个人都往家乡带回了一个故事：自己的在劫难逃，盟军压倒一切的实力，还有阿登地区锻造的可怕武器：美国战士。

三个半月以后，也就是5月7日，德国投降了。

(1)　马特和杰夫，美国著名报纸连环画Mutt and Jeff中的人物，一人瘦高，一人矮胖。——译者注

(2)　西墙（Westwall），德军说法，即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译者注

后记

1

正是由于希特勒在阿登输了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成千上万的英国和美国战士才免于丢掉性命。如果希特勒没有坚持“干大事”，如果他躲在齐格菲防线内，那么盟军将不得不对敌军守卫严密的堡垒进行强攻。而这些堡垒的守卫部队正是在阿登才被打得七零八落。

如果以挽救的生命数为标准计量，“阿登之战”显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场战役的胜利靠的不是运气，不是人员数量占优，也不是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它的胜利靠的是美国士兵，靠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难以形容的特质。独立、自大、爱享乐这些特质虽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好的戍卒，但却最终使他变成了一名致命的战士。

“阿登之战”不是一场中规中矩的战斗。战线要么不存在，要么流动不定。这场战役由一系列孤立的行动组成，彼此仅靠进攻方向才联系了起来。美军被包围了，而在几英里之外，被包围的却是德军。各个部队之间的沟通联系也变得不可靠。部队以师、团、营、连，甚至有时以一个或两个人为单位进行独立战斗，但却极大地影响了战局。在这样的战斗中，美国士兵表现优异。独立这一经常让他们在军营中惹上麻烦的特质，却在“阿登之战”中起到了作用。

他们爱享乐，这使得他们刚进入战场时表现低劣。然而在“阿登之战”中，他们很快就明白，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让自己活下来：他们必须战斗。他们战斗不是为了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美国兵进入战场，有一个简单的处世哲学——出力越少越好。他们表现怎样，全凭形势所迫。在“阿登之战”中，他们不得不特别优秀。但他们却总是那么复杂，甚至今天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美国兵是个笨手笨脚的敌人。德国人仍然坚信，他们当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敌军压倒性的炸弹和炮弹数量，以及大量的机械和物资。许多德国人仍然愤愤不平地认为，那种作战方式马虎没效率，是懦弱者的做法，且耗费巨大。但美国兵却不在乎什么战场上的骑士精神。他们只想获胜，然后回家。

尽管有这么多明显的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仍然是一支强大而民主的军队。它从零开始被迅速组建起来，并且安然承受住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愚蠢糊涂、平民的自满、官僚主义、国会的插手、无数的错误、政治操作以及成长之苦等等等等。它的许多军官都笨手笨脚，能力不足，但战争这所学校很快就摧毁了或者筛除了这些人中的大半部分。这支军队赢得了“阿登之战”，驰骋于德国。它不仅勇猛而且坚毅，且为勇猛、坚毅之人所组成。要是逼不得已的话，它还可以更勇猛些，更坚毅些。

很多人都写到美军情报参谋处官员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预见这场战役。当时相当原始、天真的美国情报系统不应该承担过错，毕竟它大多还是以美国内战中的平克顿侦探系统为基础；复杂精密的英国情报系统也同样对此无知无觉。甚至连霍奇斯、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战略的设计师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盟国所有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责任。1944年12月15日的夜晚，盟国世界里散发着自满、过分乐观以及自欺欺人的气息。

当初许多孤立的事实都指向了“守卫莱茵河”，但它们却构不成一张有意义的图景。因为这张图景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假设，即德国有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在任何位高权重的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把盟军带到灾难边缘的原因更多不在于情报工作的失败，而在于想象力的失败。

2

在这场战役的许多盟军参与者的声名在后来都越发显著。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总统；蒙哥马利主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布鲁斯•克拉克担任驻西德第7集团军司令；麦克斯韦•泰勒升任为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加文则成为了美国陆军的公众良心。

许多人后来留在军中服务，如圣维特的唐•波伊尔，那两个兄弟村的米尔德伦和毛罗，F连的克莱顿，玛库里的霍根以及小艾伦•琼斯。许多人如今在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如柯林斯、霍格和麦考利夫。其他人则在教育行业：特洛伊•米德尔顿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校长；列兵约翰•肖在海勒姆大学担任英文教授；“公鸭嗓”厄尼•哈蒙少将成了诺威治大学的校长，这让他战时的同事们惊诧不已。

率特遣队最先抵达乌法利兹的迈克尔•格林，如今是美国陆军正规军中的一名中校。他的助手“大个子吉恩”爱伦森现在是迈阿密大学足球队的边裁。莱纳斯•霍本还在德国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已重新当选法官，现在他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从事旧业。贝勒海耶路障的奥林•布鲁斯特少校如今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坦普尔市。他没有受到军事审判，这是因为理查森（他现在回到了驻扎在德国的第3装甲师）和希基（于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克里斯琴退休）一直拒绝给罗斯将军提出的指控签字。而罗斯自己则在“阿登之战”之后不久，就和他的坦克兵在前线阵亡了。

布雷德利在出任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之后，住在华盛顿特区。第106师的师长琼斯也住在华盛顿，他的心脏病在那里才最终得以康复。还有其他数百人也住在华盛顿，包括约翰•海因斯、比德尔•史密斯、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和罗伯特•格罗。

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是退休人员居住的另一热门地点。霍奇斯和伦纳德成了关系很好的邻居，赫尔利•富勒则是霍奇斯打猎的同伴之一。1945年1月29日，富勒不仅担任起了他那群俘虏的指挥官，而且大量被俘虏的意大利将军也归到了他的号令之下。他先是攻下东普鲁士的伍加藤村，在村庄里筑起防御工事，然后在第二天将这个村庄完整无缺地转交给了冲来的苏联红军。富勒在自己典型的冲动劲儿下，把那名友好的德国卫兵保罗•黑格尔冒充成了一名美军士兵、得州公民。黑格尔用美军制服做伪装，被安全护送出俄国，然后到达了意大利。富勒之后被调查人员以协助一名敌人为由进行了调查。但调查发现，美军俘虏正是因为黑格尔，他们的日子才好过了些，富勒就被宣布无罪了。

碰巧的是，那个因为富勒才活下来的黑格尔如今住在上乌瑟尔（陶努斯山的富勒大街）。

“阿登之战”的很多幸存者们现在都已经离世了。莫德尔自杀了；龙德施泰特在维恩豪森附近的老人院里去世了。

在1946年于达豪举行的马尔梅迪审判上，派普被判处绞刑，而迪特里希则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幸的是，这次审判对美国的公正产生了相反的宣传效果。一些被告受到殴打，并被强迫参与模拟审判，来吓唬他们以使其认罪；动机有问题的目击者也被叫到法庭上指证。

来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小威利斯•M.埃弗雷特被任命为了首席辩护律师。他对当时的非民主方式大为愤怒，努力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权益。他花了巨大的工夫，把远在美国的哈尔•麦考恩请了过来，让他讲述他当初在拉格莱兹村作俘虏时的所见所闻。他的证词表明那个村子里的所谓暴行纯属凭空捏造，让人对原告的诉讼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被告中还是有42人被判绞刑，23人被判终身监禁。

一场抗议的浪潮立即就在德国，甚至美国国内爆发开来。在拥有许多选民的德裔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带领之下，一场长久且爆炸性的调查开始了。

由于准备不足，违规惊人，且热切寻求报仇而非事实，马尔梅迪审判并没有让任何人满意。许多犯下暴行的人未受惩罚；许多无辜之人却被丢进了监狱。

埃弗雷特上校坚信在此次审判中，正义流产了。他的努力并没有停下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自掏腰包4万美元，为争取公正的审判而奋斗。1957年，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努力，迪特里希和派普被释放了。他们两人现在以缓刑期的条件，住在斯图加特附近。

马尔梅迪审判如今在德国仍然广受争议。1957年，《杂志》周刊对那次审判进行了耸人听闻且极不准确的描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阅读和讨论。美国的敌国们仍然把马尔梅迪审判当作所谓“美国公正”的一个例证。

对于德军其他人员来说，“阿登之战”以及整场战争都已变成了令人忘却的历史。当初差几分钟就要拿下巴斯托涅的拜尔莱茵，如今在维尔茨堡开了一家地毯铺。几个街区之外，冯•德•海德特男爵在著名的维尔茨堡大学教授国际法。

曼陀菲尔如今在政界。他作为他党内的几名首脑之一，直到1957年选举前，都是波恩议会大厦的成员。他那精力充沛、思维睿智和直言不讳的品质，可说是一点都没变。

斯科尔兹内凭借一张南森护照⁽¹⁾，如今住在马德里。他的工程师事业相当成功。他一直怀有一个梦想，就是来美国教他从前的敌人突击战术。他本人正是靠他的突击战术而闻名于世。他在许多方面已经美国化了。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他自己做了晚餐，然后又自己洗了餐具。

本故事中提到的大多数平民都还活着。弗兰•奥兰登，也就是那个怀孕的红十字会女孩，正好及时赶到巴黎，生下了孩子。她现在又另外有了七个孩子。

在卢森堡和比利时，尽管人们没什么资金，但他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定意志，还在清理战争留下的废墟，并正在重建房屋、工厂和大桥。特鲁瓦蓬的桥已经快完工了，但斯塔沃洛却还没筹到足够的钱来重建那座古老的石桥。

维尔茨人已经完全把自己的城镇重建好了，它再一次成为了阿登的旅游中心。如今在城内的那座城堡后面，有一座露天剧场。在每个夏天举行的国际戏剧节上，戏剧、歌剧和音乐剧都会在这个浪漫的背景下呈现。

美西的杂货店生意十分红火。她的儿子乔希从战场上安全回来了，并有了两个孩子。她的大伯路易斯•斯坦梅茨则开着一辆美国车，杂货批发的生意经营得很成功。尤金•韦伯还在管理自己家的药店和城里的童子军，此外他还负责戏剧节的组织工作。戈贝尔姐妹们都过得很好，她们的外甥女们也一样。玫女士在最近的一场车祸中离世，而玛丽亚•玫则进了一家修道院。

虽然卡农•科林已经78岁了，但他的精神和热情却丝毫不减。当被问道他是否也如维尔茨的其他市民一样，坚信德国人会在圣塞巴斯蒂安生日的那天离开时，老人微笑着说：“我心里希望会那样。”

正如当初所承诺的，一座圣祠如今被建在了那座可以俯视维尔茨的山丘上，永远纪念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它的十字架是用美军炮弹的弹片做成的。

一位平民如今已经不在维尔茨了。那场战役结束后几周，安娜小姐就因为肺结核而离世，但她帮助过的三名士兵却永远不会忘记她。莱斯特•克里茨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州公路部门的公共信息官；拉尔夫•埃利斯是洛克希德公司设在森尼韦尔的导弹与太空部门的工程师。碰巧的是，第三个人，也就是乔治•卡罗尔，最近也把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三人目前都住在半径100英里内的一个区域。

3

为了收集这个故事的材料，我的行程差不多达到了10万英里：国会大厦的参议员听证厅；密苏里州独立市的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办公室；西德波恩的议会大厦；达豪的毒气室；西点军校；纽约市格拉梅西公园的演员俱乐部；阿登地区的很多大城堡以及小屋；凡尔赛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五角大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诺威治大学；梅耶罗德村的文法学校；维尔萨姆的板岩矿；斯帕的温泉；蜿蜒曲折的齐格菲防线；维尔茨、圣维特、科林克尔特、马奈、巴斯托涅、克莱沃、塞勒、拉格莱兹和西尼艾弗尔山等地的战场。

我听到了约翰•费格博士给我讲的第11装甲师的故事，那时他在打理一头牛、一匹马和一只狗；我听到了德•拉茨斯基•德奥斯特洛维男爵的故事，那时他正在他位于瓦尔当那座美丽却被毁坏了的城堡里的仆人区吃饭；我在《布法罗信使—快信》（the Buffalo Courier-Express）的办公室里，听到了弗雷德•麦肯齐的故事；在匹兹堡的梅隆研究所里，听到了马修•里奇韦的故事；在慕林旅馆后的小木屋里，听到了鲁普的故事。

要是没有很多人和很多机构的帮忙，这本书是怎么都不可能写就的。

图书馆对我这本书助益良多：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历史档案馆；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和德国卡尔斯鲁厄的陆军历史处图书馆；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查尔斯•多恩布什）；英国战争博物馆；英国陆军历史图书馆；佐治亚本宁堡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图书馆（鲁思•卫斯理）；新泽西州红岸镇的公共图书馆。

我读了上百本的书、事后报告和非官方的战斗叙述。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Joseph Maertz教授的《龙德施泰特攻势中的卢森堡》（Luxembourg in der Rundstedt-Offensive）；E. T. Melchers中校的《卢森堡的两次解放》（Les Deux Liberations du Luxembourg）；Marcel Bovy的《昂布莱沃河之战》（La Bataille de l’Ambleve）；Donald P. Boyer，Jr的《圣维特：“阿登之战”中的第7装甲师》（St. Vith，the 7th Armored Division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Percy Ernst Schramm的《德军攻击阿登的准备工作》（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German Offensive in the Ardennes）；Robert Merriam的《黑色十二月》（Dark December）；S. L. A. Marshall的《巴斯托涅的前八天》（Bastogne：the First Eight Days）；R. Ernest Dupuy上校的《圣维特：挡路的狮子》（St. Vith：Lion in the Way）；以及本宁堡图书馆的学生专论。

在寻找战役幸存者的过程中，一些退伍军人机构帮了大忙，包括美国军团（the American Legion），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以及下列师级协会：

步兵师：第1师（Arthur Chaitt），第4师（Gerden Johnson and Iz Goldstein），第26师（H. Guy Watts），第28师（Ray Carpenter，John McDonald少校），第30师（John P. Carbin，Jr），第35师（Mahlon S. Weed），第75师，第80师，第83师（Lawrence Redmond），第87师，第90师（Milt Sears），第99师（Walter Lauer少将），第106师（Douglas Coffey）。

装甲师：第2师（R. F. Perry上校），第4师（Anthony J. Pas-sanante），第6师（Edward Reed），第7师（Johnnie Walker），第10师（J. Edwin Grace），第11师（Kenneth W. Hanlon）。

空降师：第17师（W. A. Roncone，Charles Worrilow），第82师（A. R. Pattullo），第101师（George B. Woldt，Colonel Leo Conner）。

因为收集的材料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上了，我想对那些被采访过但他们的故事却未出现在书中的人表达感谢。Sid Salins（第99师），Ted Black（第3装甲师），Steve Prazenka，Embert Fossum和Paul Gaynor（第28师），Al Blumberg和James McCrorey（第6装甲师），Robert Bowen（第101空降师），以及James Peale，Jr.（第26师）等人花了数小时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口述，实际上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列出来。下面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Victor Walker少校，他让我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美国陆军情报办公室的Harry P. Storke少将、Chester Clifton准将、James Chesnutt上校和John Chesebro中校；James Haslam少校，他帮我安排了欧洲的大部分会面，并在他休假时开车带我在阿登到处跑；美国空军书刊杂志部的James Sunderman少校；美国空军大学的Laurence Macauley上校和Albert Simpson博士；慕尼黑的Karola Gillich；维尔茨堡的Elisabeth Philipp；维尔茨的Maggie Dieschbourg和Eugene Weber；迪基希的Joseph Geiben；巴斯托涅的Marcelle Koeune；维尔萨姆的Maurice Delaval博士；特鲁瓦蓬的Jacques Clesse博士；乌法利兹的M. T. Urbain-Choffray；斯塔沃洛的Henri Demoulin；华盛顿特区的Herbert Trattner少校及其夫人、Barbara Gore、Jacob Wice法官和Hugh Cole博士。

最后我想感谢Fred Stocking教授、John Jamieson和Gerald Simons对我一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Rogers Terrill和Robert Loomis对我这本书四部分的全部手稿进行了编辑。

4

“突出部”地区有许多“阿登之战”的纪念碑：埃特尔布鲁克的巴顿纪念碑；包格涅兹为纪念被屠杀之人的圣祠；巴斯托涅的那座美丽的纪念碑。我最喜欢的纪念地在梅耶罗德村村外几英里的一条幽僻的小径上。这里，在一片浓密的树林之间，有一个呈十字架形的被青苔覆盖的土丘：小埃里克•伍德中尉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在小径对面，是一座梅耶罗德村村民建起来的小纪念碑。他们用英文在上面刻道（弄错了他的军衔）：“1945年1月，美国陆军上尉埃里克•费希尔•伍德在与德军进攻部队的英勇战斗中，于此处牺牲。”

每天都会有某位村民走到这座纪念碑前，在一个玻璃瓶里放上一些鲜花。

阿登也有许多其他的纪念碑：那成千上万的散兵坑，如同开口的坟墓一样点缀着田野。这些散兵坑还在述说着那场战役的故事。人们在它们里面可以发现腐烂的补给罐头、防毒面具、步枪弹夹、迷彩服的小片材料、靴子，甚至有时还能发现一具被遗忘多年的可怜残骸。这些散兵坑是对美国兵最合适的纪念碑。

(1)　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是国际联盟推出的第一种被国际承认的身份证明，当时是面向没有国籍的难民而设置的。——译者注

索引

A. C.米勒中校（Miller，Lt. Col. A. C. ）

E. G.布尔玛斯特上校（Buhrmaster，Col. E. G. ）

H. W. O.金纳德中校（Kinnard，Lt. Col. H. W. O. ）

J.劳顿•柯林斯少将105

M. A.杰米尔中尉（Jamiel，Lt. M. A. ）

T.潘恩•凯利中校（Kelly，Lt. Col. T. Paine，Jr. ）

W. H. G.富勒中校（Fuller，Lt. Col. W. H. G. ）

“大个子”辛普森［Simpson，Lt. Gen. William H. （“Big Simp”）］

“北风行动”（Operation “Nordwind”）

“长空大道”（“Skyline Drive”）

“大个子吉恩”爱伦森［Ellenson，Lt. Eugene（“Big Gene”）］

“公鸭嗓”厄尼•哈蒙少将［Hannon，Maj. Gen. Ernest（“Gravel Voice”）］

“赫尔曼行动”（Operation “Herman”）

“马丁”（Operation “Martin”）

“猛男”霍尔布鲁克准将［Holbrook，Brig. Gen. Willard，Jr. （“Hunk”）］

“米老鼠行动”（Operation “Mickey Mouse”）

“秋雾”（Operation “Autumn Fog”）

“圣诞玫瑰行动”（Operation “Christrose”）

“狮鹫行动”（Operation “Greif”）

“守卫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

“瘦子吉姆”詹姆斯•加文少将［Gavin，Maj. Gen. James（“Slim Jim”）］

“秃子霍拉斯”麦克布莱德［McBride，Maj. Gen. Horace（“Hairless Horace”）］

“小胖子”巴尔顿［Barton，Maj. Gen. Raymond O. （“Tubby”）］

“小旋风”柯林斯中尉［Collins，Lt. John（“Rip”）］

“心碎交叉路口”（Heartbreak Crossroads）

“修士”迪克逊上校［Dickson，Col. Benjamin（“Monk”）］

“泽普”约瑟夫•迪特里希［Dietrich，Col. Gen. Joseph（“Sepp”）］

《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

阿道夫•希特勒（Hitler，Adolf）

阿德尔•布达维太太（Bodarwé，Mme. Adel）

阿德勒别墅（Villa Adler）

阿登（Ardennes）

阿尔弗莱德•约德尔大将（Jodi，Col. Gen. Alfred）

阿尔隆（Arlon）

阿尔萨斯（Alsace）

阿夫朗什（Avranches）

阿曼德•图森特（Toussaint，Armand）

阿瑟努瓦（Assenois）

阿申（Aschen）

阿肖夫（Achouffe）

埃伯哈德•科施中尉（Kosch，Lt. Eberhard）

埃尔泽（Erezée）

埃弗雷特•琼斯中尉（Jones，Lt. Everett）

埃特尔布鲁克（Ettelbruck）

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

艾巴赫（Eubach）

艾迪将军（Eddy，Maj. Gen. Manton S. ）

艾恩德霍芬（Eindhoven）

艾尔•艾廷格（Ettinger，Staff Sgt. Al）

艾利奥特•戈德斯坦少校（Goldstein，Maj. Elliott）

艾伦•琼斯少将（Jones，Maj. Gen. Alan）

艾森伯恩山梁（Elsenborn Ridge）

安娜小姐（Anna，Mile. ）

安斯蒂上尉（Anstey，Capt. Walter H. ）

安特卫普（Antwerp）

安托尼•蒂博（Thibeau，Private Anthony）

安托尼•麦考利夫准将（McAuliffe，Brig. Gen. Anthony）

昂布莱沃河（Ambleve River）

昂代讷（Andenne）

奥黛涅（Odeigne）

奥林•布鲁斯特少校（Brewster，Maj. Olin Findley）

奥玛•布雷德利中将（Bradley，Lt. Gen. Omar）

奥通（Hotton）

奥托•斯科尔兹内（Skorzeny，Lt. Col. Otto）

奥托维勒（Ortheuville）

巴尔比娜（Rupp，Balbina）

巴尔沃（Barvaux）

巴拉诺夫桥头堡（Baronov Bridgehead）

巴瑟萨-瓦格纳（Balthasar-Wagener，Jean-Pierre）

巴瑟萨-瓦格纳夫人（Balthasar-Wagener，Mme. Jean-Pierre）

巴森德（Bassend）

巴斯托涅（Bastogne）

班德（Bande）

包格涅兹（Baugnez）

保罗•J.索利斯少校（Sollis，Maj. Paul J. ）

保罗•黑格尔（Hegel，Paul）

鲍德温•B.斯密斯（Smith，Lt. Col. Baldwin B. ）

贝尔托涅（Bertogne）

贝豪（Beho）

比辰巴赫（Bütgenbach）

比尔•泽赫少校（Zech，Major William）

比泽利（Bizory）

彼得•马莱特（Maraite，Peter）

波托（Poteau）

伯纳德•蒙哥马利（Montgomery，Field Marshal Sir Bernard L）

博安（Bohain）

博维尼（Bovigny）

布拉斯（Bras）

布莱德（Boulaide）

布朗劳弗（Braunlauf）

布林根（Bullingen）

布鲁斯•C.克拉克准将（Clarke，Brig. Gen. Bruce）

布伦登•布拉肯（Bracken，Brendan）

布斯上校（Boos，Col. Francis H. ）

查尔斯•博格斯中尉（Boggess，Lt. Charles）

查尔斯•德•拉茨斯基•德奥斯特洛维男爵（Radzitskyd’Ostrowick，Baron Charles de）

查尔斯•凯文德上校（Cavender，Col. Charles）

查理•卡图斯上士（Kartus，Staff Sgt. Charles）

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

彻林（Cherain）

达德利•布里顿上尉（Britton，Capt. Dudley）

达豪（Dachau）

达内伊（Danahy）

达斯堡（Dasburg）

大卫•贝尔彻姆准将（Belchem，Brig. David）

丹•斯特里克勒中校（Strickler，Lt. Col. Daniel）

丹尼尔•奥尔尼（Olney，Cpl. Daniel）

党卫军第12装甲师（12th SS Panzer Division）

党卫军第1装甲师（希特勒的“御林师”）［1st SS Panzer Division（Hitler’s “Own”）］

党卫军第2装甲师（2nd SS Panzer Division）

道尔•希基准将（Hickey，Brig. Gen. Doyle）

德•罗勒中尉（DeRoller，Lt. Bernard）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General of the Army Dwight D. ）

德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Rundstedt，Field Marshal Gerd von）

迪基希（Diekirch）

迪南（Dinant）

第10装甲师（10th Armored Division）

第116装甲师（116th Panzer Division）

第11装甲师（11th Armored Division）

第14骑兵团（14th Cavalry Group）

第17空降师（17th Airborne Division）

第18国民掷弹兵师（18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

第26国民掷弹兵师（26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

第27国民掷弹兵师（276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

第2装甲师（2nd Armored Division）

第3伞兵师（3rd Parachute Division）

第3装甲师（3rd Armored Division）

第4装甲师（4th Armored Division）

第51高地步兵师团［51st Highland Division（British）］

第5伞兵师（5th Parachute Division）

第6空降师［6th Airborne Division（British）］

第6装甲师（6th Armored Division）

第7装甲师（7th Armored Division）

第82空降师（82nd Airborne Division）

第9装甲师（9th Armored Division）

二级军士长威廉•洛夫洛克（Lovelock，1st Sgt. William）

凡尔登（Verdun）

凡尔赛（Versailles）

菲安登（Vianden）

菲利克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Stauffenberg，Count Felix von）

费尔•德•奥利尔（De Orio，Pfc. Philip）

弗莱杜赫木屋（Baraque de Fraiture）

弗莱姆艾（Flamierge）

弗兰•奥尔登（Alden，Fran）

弗兰克•艾伦准将（Allen，Brig. Gen. Frank）

弗兰克•米尔德伦中校（Mildren，Lt. Col. Frank）

弗雷德•阿林代尔上尉（Aringdale，Capt. Fred）

弗雷德•麦肯齐（MacKenzie，Fred）

弗雷德•施罗德中校（Schroeder，Lt. Col. Fred）

弗雷德•提尔中士（Till，Sgt. Fred）

弗雷德里克•布朗上校（Brown，Col.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内格尔中校（Nagle，Lt. Col. Frederick）

弗里茨•拜尔莱茵少将（Bayerlein，Maj. Gen. Fritz）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德特（Heydte，Lt. Col. Friedrich August Baron von der）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Roosevelt，Franklin Delano）

盖伊上将［Gay，Gen. Hobart R. （“Hap”）］

格朗梅尼尔（Grandmenil）

格伦•米勒少校（Miller，Maj. Glenn）

格明德（Gemünd）

古斯汀•纳尔逊上校（Nelson，Col. Gustin）

古维（Gouvy）

哈尔•麦考恩少校（McCown，Maj. Hal）

哈金斯上校（Harkins，Col. Paul）

哈朗基（Harlange）

哈里•S.杜鲁门（Truman，Hany S）

哈里•曼森少校（Munson，Maj. Harry）

哈伦•哈特尼斯将军（Hartness，Brig. Gen. Harlan）

哈罗德•马林斯上尉（Mullins，Capt. Harold）

哈瑟尔特（Hasselt）

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Manteuffel，Gen. Hassovon）

海德晒德哥伦特（Heiderscheidergrund）

海涅施莱特（Heinerscheid）

海因茨•古德里安（Guderian，Col. Gen. Heinz）

海因茨•诺瓦克上尉（Nowak，Capt. Heinz）

海因里希•吕特维茨将军（Lüttwitz，Gen. Heinrichvon）

汉勒神父（Hanlet，Father C. ）

汉斯-尤尔根•伊森海姆（Isenheim，Sgt. Hans-Jurgen）

汉斯•乌尔里克•莱斯克（Leske，Pfc. Hans Ulrich）

赫尔利•富勒上校（Fuller，Col. Hurley）

亨利•彻里中校（Cherry，Lt. Col. Henry）

亨利•胡贝尔少校（Huber，Maj. Henry）

亨利•乐洛里（Lejoly，Henri）

亨利•内森中士（Nathan，Sgt. Henry）

洪斯菲尔德（Honsfeld）

胡林根（Hünningen）

胡兹特乌姆（Holzthum）

霍布斯（Hobbs，Maj. Gen. Leland S. ）

霍尔茨海姆（Holzcheim）

霍尔丁恩（Holdingen）

霍兰德（Holland，Lt. William R. ）

霍辛根（Hosingen）

霍伊特•范登堡中将（Vandenberg，Lt. Gen. Hoyt）

吉尔布雷斯上校（Gilbreth，Col. J. H. ）

吉维特（Givet）

杰斯•毛罗中尉（Morrow，Lt. Jesse）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卡灵顿（Carentan）

卡曼斯特（Commanster）

卡农•普罗斯珀•科林（Colling，Canon Prosper）

凯•萨默斯比中尉（Summersby，Lt. Kay）

康泊涅（Compogne）

康斯图姆（Consthum）

考特尼•霍奇斯中将（Hodges，Lt. Gen. Courtney）

科莱特别墅（Villa Collette）

科林克尔特（Krinkelt）

科尼利厄斯•瑞安（Ryan，Cornelius）

克拉克•沃雷尔中尉（Worrel，Lt. Clark）

克莱顿•W.艾布拉姆斯上校（Abrams，Col. Creighton W）

克莱沃（Clervaux）

克劳德•德•拉努瓦伯爵（Lannoy，Count Claude de）

克里尔中士（Creel，Sgt. George）

克里温克尔（Krewinkel）

克利福德•彭罗斯中尉（Penrose，Lt. Clifford）

克林克中校（Klinck，Lt. Col. Earl F）

克龙巴赫（Krombach）

克鲁格将军（Krüger，Lt. Gen. Walther）

肯•奥尔登（Alden，Maj. Ken）

空军元帅戈林（Göring，Reichsmarschall Hermann）

拉德沙伊德（Radcheid）

拉尔夫•埃利斯（Ellis，Pfc. Ralph）

拉尔夫•英格索尔中校（Ingersoll，Lt. Col. Ralph）

拉格莱兹（LaGleize）

拉罗什（LaRoche）

拉施塔特（Rastadt）

莱纳斯•T.霍本中校（Hoban，Lt. Col. Linus T. ）

兰斯（Reims）

兰泽莱斯（Lanzerath）

狼穴（Wolfs Lair）

劳伦斯•席尔瓦中士（Silva，Sgt. Lawrence）

勒穆尚（Remouchamps）

雷阿森树林（Les Assins woods）

雷内•图尔奈夫人（Toumay，Mme. Rene）

李格诺维尔（Ligneuville）

里昂•普莱勒（Praile，Leon）

利普施普灵格（Lippspringe）

利文•艾伦少将（Allen，Maj. Gen. Leven）

列兵约翰•肖（Shaw，Pfc. John）

列兵詹姆斯•亨德里克斯（Hendrix，Pfc. James）

列日（Liege）

林堡（Limburg）

刘易斯•甘尼特（Gannett，Lewis）

隆珊普（Longchamps）

隆维利（Longvilly）

卢•阿兹雷尔（Azrael，Lou）

卢森堡城（Luxembourg City）

鲁道夫•格尔克将军（Gercke，Gen. Rudolf）

鲁道夫•希伯特中尉（Siebert，Lt. Rudolph）

鲁尔区（Ruhr）

鲁金锯木厂（Rulkin sawmill）

鲁腾（Leuten）

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Keitel，Field Marshal Wilhelm）

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Model，Field Marshal Walther）

路易斯•施皮格尔曼上尉（Spiegelman，Capt. Louis）

路易斯•斯坦梅茨（Steinmetz，Louis）

伦纳德•杰罗（Gerow，Maj. Gen. Leonard T. ）

伦纳德•拉德（Ladd，Sgt. Leonard）

罗伯特•艾伦布什中校（Erlenbusch，Lt. Col. Robert）

罗伯特•格罗少将（Grow，Maj. Gen. Robert）

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准将（Hasbrouck，Brig. Gen. Robert）

罗伯特•豪兹上校（Howze，Col. Robert）

罗伯特•瑞亚中校（Rhea，Lt. Col. Robert）

罗尔大坝（Roer Dams）

罗切拉斯（Rocherath）

罗斯巴赫（Rossbach）

罗谢姆格拉本（Losheimergraben）

罗谢姆峡口（Losheim Gap）

罗伊•克莱中校（Clay，Lt. Col. Roy）

罗伊•斯特林费洛中尉（Stringfellow，Lt. Roy）

洛林维利（Lorraine）

马尔梅迪（Malmédy）

马尔纳赫（Marnach）

马尔什（Marche）

马克•迪瓦恩上校（Devine，Col. Mark）

马雷港（Port Marly）

马林•克莱格上校（Craig，Col. Malin，Jr. ）

马伦普雷（Malempré）

马奈（Manhay）

马维（Marvie）

马修•里奇韦（Ridgway，Maj. Gen. Matthew）

马耶讷（Mayenne）

玛尔特•蒙莉克夫人（Monrique，Mme. Marthe）

玛格丽特（Mageret）

玛库里（Marcouray）

玛丽欣•戈贝尔（Goebel，Mariechen）

玛琳•黛德丽（Dietrich，Marlene）

迈克尔•格林（Greene，Maj. Michael）

麦克斯韦•泰勒少将（Taylor，Maj. Gen. Maxwell）

麦特•凯恩（Kane，Lt. Col. Matt）

麦特•考诺普上校（Konop，Col. Matt）

梅尔沙伊德（Merscheid）

梅尔珊普（Mierchamps）

梅斯（Metz）

梅耶•莱文（Levin，Meyer）

梅耶罗德（Meyerode）

蒙绍（Monschau）

蒙斯豪森（Munshausen）

蒙斯特艾弗尔（Munstereifel）

蒙特（Mont）

米歇尔木屋（Baraque Michel）

莫•博伊兰中校［Boylan，Lt. Col. Vincent（“Moe”）］

莫里斯•罗斯将军（Rose，Maj. Gen. Maurice）

莫利•卡西迪（Cassidy，Morley）

莫纳维尔（Monaville）

墨索里尼（Mussolini，Benito）

默兹河（Meuse River）

穆尔默隆（Mourmelon）

纳菲（Neffe）

纳慕尔（Namur）

内德•摩尔中尉（Moore，Lt. Col. Ned）

尼德瓦姆巴赫（Niederwampach）

尼科尔（Thein，Nicole）

尼克•山博格（Schambourg，Nic）

诺堡（Neufchâteau）

诺里斯•彭斯（Burns，Sgt. Norris）

诺曼•科塔少将［Cota，Maj. Gen. Norman（“Dutch”）］

诺特兰基（Noertrange）

诺特乌姆（Nothum）

诺维尔（Noville）

诺因多夫（Neundorf）

欧文•沃登上尉（Warden，Capt. Irving）

帕德博恩（Paderborn）

帕克的交叉路口（Parker’s Crossroad）

彭特街（Rue du-Pont）

普兰（Prum）

普罗夫德鲁（Provedroux）

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

齐根伯格（Ziegenberg）

乔治•巴顿中将（Patton，Lt. Gen. George S.，Jr. ）

乔治•卡罗尔（Carroll，Sgt. George）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Marshall，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atlett）

乔治•里昂斯（Lyons，George）

切斯特•汉森少校（Hansen，Maj. Chester）

切斯特•赫希菲尔德上校（Hirschfelder，Col. Chester）

丘吉尔（Churchill，Winston）

丘奇•马修斯上校（Matthews，Col. Church）

让-皮埃尔•基朗-阔涅（Gillen-Kohner，Jean-Pierre）

让•瑟尔福（Servé，Jean）

让•施罗德（Schroeder，Jean）

瑞尔森上尉（Ryerson，Capt. William F. ）

萨尔（Saar）

萨姆•霍根中校［Hogan，Lt. Col. Sam（“Bill”）］

塞勒（Celles）

塞纳河（Seine River）

赛布勒（Sibret）

沙纳汉中尉（Shanahan，Lt. Charles M. ）

珊普隆屏障（Barrière de Champion）

上士亚伯拉罕•林肯（Lincoln，Staff Sgt. Abraham）

少将肯•斯特朗（Strong，Maj. Gen. Kenneth）

少校亚瑟•帕克三世（Parker，Maj. Arthur III）

绍德方丹（Chaudfontaine）

绍尔河（Sauer River）

佘诺（Cheneux）

舍诺涅（Chenogne）

神父弗朗西斯•桑普森（Sampson，Chaplain Francis）

圣维特（St. Vith）

圣休伯特（St. Hubert）

舒曼咖啡馆（Café Schumann）

斯大林（Stalin，Josef）

斯克兰顿（Scranton）

斯帕（Spa）

斯塔沃洛（Stavelot）

斯图尔特•富勒少校（Fuller，Maj. Stuart）

斯图蒙（Stoumont）

索伊（Soy）

唐•波伊尔少校（Boyer，Maj. Donald，Jr. ）

特拉维斯•布朗少校（Brown，Maj. Travis）

特里亚农（Trianon）

特鲁瓦蓬（Trois Ponts）

特罗维吉（Trois Vierges）

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Middleton，Maj. Gen. Troy）

通格尔（Tongres）

托马斯•里格斯中校（Riggs，Lt. Col. Thomas，Jr. ）

瓦尔当（Verdenne）

瓦尔丁（Wardin）

瓦勒罗德磨坊（Wallerode Mill）

瓦勒晒特（Wahlerscheid）

威尔•罗杰斯（Rogers，Will）

威廉•D.麦金利中校（McKinley，Lt. Col. William D. ）

威廉•德索布里（Desobry，Maj. William）

威廉•哈里森准将（Harrison，Brig. Gen. William）

威廉•霍格将军（Hoge，Brig. Gen. William）

威廉•基恩准将（Kean，Brig. Gen. William）

威廉•克莱格中校（Craig，Lt. Col. William）

威廉•罗伯茨上校（Roberts，Col. William）

威廉•穆恩少校（Moon，Maj. William）

威廉姆斯上校（Williams，Col. J. J. B. ）

韦尔博蒙（Werbomont）

维恩豪森（Wienhausen）

维尔茨（Wiltz）

维尔茨费尔德（Wirtzfeld）

维尔萨姆（Vielsalm）

维尔威维尔茨（Wilwerwiltz）

维谢当（Weicherdange）

维耶-拉博诺（Villers-La-Bonne-Eau）

魏勒（Weiler）

温特尔斯佩尔特（Winterspelt）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Smith，Maj. Gen. Walter Bedell）

沃尔特•格罗根中尉（Grogan，Lt. Walter）

沃尔特•理查森中校（Richardson，Lt. Col. Walter）

沃尔特•罗伯森少将（Robertson，Maj. Gen. Walter）

乌尔河（Our River）

乌尔斯佩尔特（Urspelt）

乌尔特河（Ourthe）

乌法利兹（Houffalize）

西摩•格林上尉（Green，Capt. Seymour）

西尼艾弗尔山［Schnee Eifel（Snow Mountains）］

锡奈（Ciney）

小埃里克•伍德中尉（Wood，Lt. Eric，Jr. ）

小艾伦•琼斯中尉（Jones，Lt. Alan，Jr）

小乔治•狄尚农上校（Descheneaux，Col. George，Jr）

小威利斯•M.埃弗雷特（Everett，Col. Willis M.，Jr）

小威廉•莫里斯少将（Morris，Maj. Gen. William，Jr）

休•加菲将军（Gaffey，Maj. Gen. Hugh）

休•沙克（Shuck，Hugh）

休斯中校（Hughes，Lt. Col. J. R. ）

许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

叙普（Suippes）

勋伯格（Schönberg）

雅尔塔（Yalta）

亚历山大•博林将军（Bolling，Maj. Gen. Alexander）

亚历山大•里德上校（Reid，Col. Alexander）

一等兵库尔特•加贝尔（Gabel，Pfc. Kurt）

一等兵乔•谢克特曼（Schectman，Pfc. Joseph）

一等兵约翰•费格（Fague，Pfc. John）

伊迪（Thein，Edy）

尤金•韦伯（Weber，Eugène）

尤卡坦（Yucatan）

元首护卫旅（Führer Escort Brigade）

院长让-巴普蒂斯特•穆思提（Musty，Abbé Jean-Baptiste）

约翰•班尼斯特中士（Banister，Sgt. John）

约翰•布莱尔上士（Blair，Staff Sgt. John E）

约翰•德鲁•德弗罗中尉（Devereaux，Lt. John Drew）

约翰•德罗什中尉（DeRoche，Lt. John）

约翰•海因斯上校（Hines，Col. John）

约翰•梅耶中校（Meyer，Lt. Col. John）

约翰•希金斯中尉（Higgins，Lt. John）

约亨•派普（Peiper，Lt. Col. Jochen）

约瑟芬•泰恩（Thein，Mme. Josephine）

约瑟夫•盖本（Geiben，Joseph）

约瑟夫•哈珀上校（Harper，Col.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McCarthy，Senator Joseph）

约西•比尔（Bier，Josy）

詹姆斯•奥哈拉中校（O’Hara，Lt. Col. James）

詹姆斯•克莱顿中尉（Creighton，Lt. James）

詹姆斯•拉•普拉德中校（La Prade，Lt. Col. James）

詹姆斯•帕克上尉（Parker，Capt. James）

镇长约瑟夫•西蒙（Simon，Mayor Joseph）

中将布莱恩•霍洛克斯爵士（Horrocks，Lt. Gen. Sir Bryan）

中士奥斯瓦尔德•巴特勒（Butler，Sgt. Oswald）

中士华莱斯•汉考克（Hancock，Sgt. Wallace）

中士吉姆•瑞沃（Revell，Sgt. James）

中士莱斯特•克里茨（Koritz，Sgt. Lester）

中尉恩斯特•哥特斯坦（Gottstein，Lt. Ernst）

朱利安•尤厄尔上校（Ewell，Col. Julian）

装甲教导师［Panzer Lehr（Tank Demonstration）Division］

宗霍芬（Zondho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