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代序）

毛泽东——一面人类与共产党人的镜子！

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四年了。回顾历史，环顾现实，历史证明毛泽东无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无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灵魂，他的晚年承载着中国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段辉煌历史，因而毛泽东的晚年是光辉的，任何对他晚年的轻薄、扭曲、诋毁都将是徒劳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晚年的光辉思想与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洗刷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史，高扬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民族尊严。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依然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不懈探索，为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开辟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天地。

在这片新天地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使工农兵学商各界和一切向往正义、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当家作主、尽显才华、扬眉吐气；

在这片新天地里，“六亿神州尽舜尧”，“试看天地翻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荡涤了几千年来留存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丑陋现象，建立了“互爱互助、遵纪守法、大公无私”的社会新秩序，营造了见贤思齐、热爱科学、热爱劳动、热爱创造、热爱生活的社会新风尚。

在这片新天地里，“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创造出了“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人间奇迹，描绘出了“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喜看稻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社会主义的壮丽画卷。

在这片新天地里，“冷眼向洋看世界”，“战地黄花分外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空前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用短短的27年时间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化、教育体系，并逐渐向全方位的“现代化”迈进。

在这片新天地里，“不管风吹浪打”，“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坚决斗争，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畏强暴、伸张正义、扶弱济贫的国际形象。

毛泽东一生忠于自己的国家，勇敢而又机智的面对外部势力的挑战，为我们赢得了国家的安全与民族的尊严，因而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毛泽东一生忠于人民的事业，无私而又无畏的面对艰难险阻，领导我们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他是人民的领袖。他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他的奋斗精神、文韬武略、人格魅力、丰功伟绩令“无数英雄竟折腰”。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应该说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和预测是准确的，也是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生前判断的那样，在他的身后，对前一件事基本无人说三道四，因为否定了这第一件事也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而对后一件事却采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用割裂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手法，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从而实际上也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两件事否定掉一件，还是及格吗？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一些历史事件仍旧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然而人民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依然可以深切的感到这个“彻底否定”是站不住脚的。到目前为止，一些书籍和文章已经披露的一些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吴冷西的《忆毛主席》，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与任何历史人物乃至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历史，我们不能用历史的局限性来苛求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毛泽东，不是浅薄狭隘，就是居心叵测。

我们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毛泽东及其开辟的伟大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衷心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的拥护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能容忍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来扭曲、诋毁毛泽东的晚年。从而走向另外“两个凡是”的邪路，即“凡是毛泽东的决策一概抛弃，凡是毛泽东的指示一律过时”。因此，我们有责任尽力去揭开历史的迷雾，还毛泽东晚年以清白。于是，
我们写下了这本仍显粗浅的书，以正视听。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本书以《毛泽东的光辉晚年》为名，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与否定毛泽东晚年光辉思想与伟大实践论调的尖锐对立。本书力图以新中国建国为基点，全面介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用历史事实去批驳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奇谈怪论。阅读本书，相信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感受到，毛泽东的晚年是光辉、正确的，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

本书资料来源，除散落于一些公开出版物的历史资料外，还有众多热爱毛泽东的人们在反击形形色色谣言中认真求证历史真相所获得的各类资料。可以说，作者集中了所有热爱毛泽东的人们的所有努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便一一例举鸣谢，在此一并表示表示深深的感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亦可称之为集体作品。

谷成伯强

2010年9月9日于北京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第1章 从“两个务必”的提出到“文化大革命”

一、“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不做李自成”

领袖自律

二、建国后党内斗争的发端——“高饶事件”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前后后

蜕变

天网恢恢

“谁想做刘宗敏，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刘青山、张子善阴魂不散

四、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彭德怀整肃刘伯承

粟裕的挨整与艰难平反

彭德怀与庐山会议

党内斗争的是是非非

第2章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一、中苏论战的起源

波匈事件

中苏关系的裂痕

赫鲁晓夫挑起中苏论战

毛泽东关于反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

二、反“和平演变”的问题

毛泽东担忧“内部起变化”

“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接班人问题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

广阔天地的接班人

第3章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一、重上井冈山

中央内部中的两条路线

从文化批判到文化革命

重上井冈山

二、“十大”的前前后后

林彪集团的垮台与“十大”的召开

批林批孔

学习理论、评《水浒》以及“四人帮”问题

三、“永不翻案靠不住”

“全面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崛起与粉碎“四人帮”

第四章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国民经济的恢复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

确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

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决策大跃进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革命与建设的联系

《论十大关系》

对计划、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的思考

鞍钢宪法——毛泽东的经济管理学

经济工资的生命线

第五章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历史倒退的开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的“五风”的

是谁制造了“人祸”？

第六章伟大的工业革命

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大发展

以石油电力为标志的基础工业建立

以三线建设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基地的形成

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建设成就

第七章从“八字宪法”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业“八字宪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业学大寨

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当代的农业危害

第八章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禁毒运动

禁绝娼妓

改造二流子

第九章激情飞扬的社会风貌

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民主的风气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为人民服务”

第十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时代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计划生育

二、人民文化艺术大发展

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就

意识形态阵地的沦陷

三、“法治”的境界

司法改革

“马锡五审判方式”

枫桥经验与群众专政

法治的境界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

艰难的抉择

高举反侵略的旗帜

“最可爱的人”

拳头的哲学

二、炮击金门

金门炮战

“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套一条绞索”

战争史上的奇观

三、中印边界反击战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奋起反击

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中苏边界冲突的起源

中苏边界冲突

自卫反击

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五、西沙之战

西沙海战的由来

西沙海战

西沙海战的战略意义

六、解决香港问题

炮击英舰

“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中英建交与香港回归

第十二章“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与实践

一、抗美援朝——打破“两极世界”

突破两霸包围的“抗美援朝”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端

“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实践

二、“五二〇声明”——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

毛泽东的声明

震撼世界的“五二〇声明”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三、坦赞铁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相互支持真诚合作

坦赞铁路

四、毛泽东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博弈

“不急于与美国建交”

小球转动大球

联合国的“中国日”

尼克松访华的前前后后

第一章 从“两个务必”的提出到“文化大革命”

一、“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六十大寿生日。按照中国老百姓过去的习惯，人到六十岁为老年期的开始。但是，毛泽东仍然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前头，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伟大、更艰巨、更漫长的战斗。他熟悉中国国情，做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他顺应人民的要求，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迅速地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顺应历史的潮流，设想用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他以伟大的气魄，把中国迅速引领上了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系列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只能在既定的历史基础上创造新的历史。于是，有人借助这一点来割裂历史、割裂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比赫鲁晓夫更具欺骗性的是他们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公开、彻底否定斯大林来公开彻底否定毛泽东，而是采取肢解毛泽东的策略，把历史的连续性、曲折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强加给毛泽东，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实质上的彻底否定，使一个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走向了迷茫、走向了晦涩。

“不做李自成”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点。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明代建都北京，是基于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岛岛的胸怀和眼光，也有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把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于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曾经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定都北平。他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当然，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日子。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泽东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以史为鉴，决不当李自成！这是毛泽东多次说过的话，是他反复向全党包括他自己敲击的警钟。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强大，确实有人担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胜利以后，会不会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那样，由于胜利而骄傲，最后招致失败呢？会不会也像封建王朝那样出现“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呢？

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著名文章，以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三百周年。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分析了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由于多数起义首领的骄傲腐败，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后导致起义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失误而归于失败。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把它印成单行本，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党内高级干部，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开展教育。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也深谙革命的辩证法。他深知千里之堤虽然经得起洪水的冲击，却难免毁于一蚁之穴；参天大树虽受得住狂风暴雨，却经不起钻心虫的侵蚀；中国共产党人虽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最虑党的肌体腐败、党的领导人的骄傲和蜕化变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当革命发展和胜利时由于领导人的骄傲招致革命部分失败的事实，也是多次发生和存在的。所以，他把这篇文章作为当时的整风文件发了下去。

当时，中国革命尚未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实际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毛泽东一方面没有丝毫的懈怠，始终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件革命工作，继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一方面毛泽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开始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此后的“整风”等一系列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无一不闪烁着这一思想的光芒，是这一思考和探索的继续。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明确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并且制定了反腐蚀的方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做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决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党的全面估计；指明了党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制定了防止骄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有：

（1）要求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将会是一个更艰巨、更漫长的历程，要坚决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出现，避免犯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在他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很难提出继续革命的任务和要求，也提不出制止骄傲腐败的措施，这就必然陷入骄傲、失败的境地。因此，牢记党的全部历史使命，保持头脑清醒，是保证现阶段全部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

（2）要求全党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不要被他们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要充分认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的新规律和新变化，防止党内新的错误倾向的出现。毛泽东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正确地预见了阶级斗争的这种新情况和新特点，正确地预见了党内可能发生的骄傲腐败现象，正确地预见了一部分共产党人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败，从而正确地提出了反腐蚀的斗争方针。

（3）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胜利冲昏头脑情况的出现，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关键在党中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和措施，约束中央，也约束他自己。这些规定虽然没有写入决议当中，但却是全党都知道的，也是共同遵守的。在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这些规定：“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也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要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命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警卫提醒他今天是他的66岁生日，他想了一下说：“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高智、林克、汪东兴等叫来，过生日一起吃碗面吧。”当几个人在菊香书屋同主席一起吃寿面时，毛泽东端起寿面的时候并不是一吃了之，而是一边吃一边神色凝重地说：“现在全国遭灾，有的地方死人呀，但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搞不到。”说完，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说：“子龙，银桥你们下去，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并要求“调查之后，要向我讲真话，不许讲假话，不许隐瞒欺骗！”这个“生日宴”虽办之甚简，却是一代伟人留给我们的一部意义深远的经典，这说明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仅是清醒的，而且是谨慎的。

毛泽东一生不为自己做寿，也一贯反对党内外同志为他作寿。1953年12月26日，是他的六十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六十花甲应当做寿。在老革命家吴玉章六十大寿时，毛泽东就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向他祝寿。文章高度颂扬了吴玉章的思想、品格，号召全党学习他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然而，在他自己六十大寿的时候却没有一点作寿的意思。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那天，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为他作寿。他说：“大家都不作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知道，作一次寿，你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同志们心悦诚服地放弃了为他作七十大寿的想法。197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八十大寿。这次不仅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纷纷祝贺；而且世界各友好国家也十分重视，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发来贺电，向毛泽东祝寿。但是，毛泽东却仍然坚持不作寿。偶尔，为了满足同志们的心愿，毛泽东也曾请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一顿非常简朴的便饭，甚至是“忆苦饭”，就算度过他的生日了。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不作寿，这是毛泽东向全党立下的规矩，他自己一生始终都坚守不渝。毛泽东反对为他作寿，他自己也不作寿，是为了树立一个好的风气，也是为了改变一下中国的习俗。但这并不是说他反对别人作寿。相反，他也不断的向别人祝寿。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与斯大林谈判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临行前，毛泽东接受了江青的提议，要带一批生日礼物：山东的土特产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和大鸭梨，以便在苏联谈判期间向斯大林的七十大寿表示祝贺。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中共山东分局协助办理。毛泽东自己的生日不仅不作寿，而且常常干脆就忘记了。但是，他却没有忘记斯大林的寿辰，并作了细微备致的安排。在这里，他所传达的就不仅仅是他与斯大林个人之间的深厚情义，而且传达的是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是完全脱离了个体意义而代表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举动。

1960年，杨开慧的母亲九十大寿。毛泽东于4月25日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寿礼，以慰老人。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开英同志，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却没有忘记杨老太太的生日。在这里，他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和对往事故人的牵挂，而且传达的是他没有忘记过去……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托，为大会起草了宣言。但在宣言的草稿中，毛泽东只写：“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他没提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大会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坚决要求增加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谦虚态度，他起草的宣言草稿中只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没有提及他自己；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党派，他们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选择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从此，毛泽东更加慎重地对待人民对他的爱戴。

领袖自律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金风送爽，火一般的枫叶到处涂染着层林，将古城装点得姹紫嫣红。1952年1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北京景山公园，一路谈笑风生。身边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难得有这样的轻松而感到高兴。

景山，原为元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614年）为建造宫殿，将拆除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据说皇宫曾在山下堆存煤炭，俗称煤山。1644年，这座小山包见证了一段历史的更替兴衰。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崇祯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因其树干弯曲，俗称“歪脖树”）上自缢而死。可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李自成却不能自持，骄傲轻敌，文臣武将纵情享乐，丧失斗志，不久便被吴三桂引领的清军所击败。同年4月29日，退出北京。十几年浴血奋战的成果毁于一旦。

在景山公园，毛泽东观看了“歪脖树”，然后信步拾级而上，登临中峰。在万春亭，他凭栏南眺，对面紫禁城宫殿群一览无遗，数不尽的琉璃瓦屋顶连成一片，高低错落，宛如时起时伏的金色海洋。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不由追怀历史，思绪万千：想当年，闯王李自成是何等的英雄气魄，崛起西北，纵横中原，夺取天下，逼死崇祯皇帝，然而他的大顺朝在北京只做了41天的梦，就烟飞灰灭了……共产党决不当李自成！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泽东、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宣告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场全新的、执政的考验迅即来临了。如何防止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经过长期思考，毛泽东形成了“两个务必”的完整表述，且身体力行着。

西柏坡毛泽东同志的住处是一片狭小的院落，两间正房，一间办公，另一间休息，稍微矮小的偏房住着家人和工作人员。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国土地会议，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这些重要事件及其伟大构想、战略决策，就是在这普通院落里孕育成熟。院子里有一棵柿树，毛泽东住进时树已挂果，当柿子熟了的时候，毛泽东就与工作人员一起把柿子摘下来，一个不少地给房东送去，在日理万机中心里仍然惦记着老百姓，一直是西柏坡口口相传的美谈。

在西柏坡，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大都睡在由四条腿的长板凳支起的木板上。“床”上铺的是普通的绿军被、土布单。西柏坡的冬天十分寒冷，可大家都不生炉子，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毛泽东同志常常彻夜办公，实在冻得受不了了，就倒杯开水，边喝边暖手；倒盆热水，边洗边暖脚。

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才会自发组成上百万辆支前的独轮车大军，党和军队才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强敌。1940年6月1日，陈嘉庚到杨家岭拜会毛泽东。会见后毛泽东宴请陈嘉庚，一张破旧的圆桌上，只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菜和咸萝卜干，一道最好的菜肴是邻居大娘送的鸡汤，这也是延安对陈嘉庚的最好礼遇。但就餐的十余人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在九天的考察中，延安“勤劳质朴、民心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气象给陈嘉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陈嘉庚当时即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老先生就是从他在重庆吃的是豪华筵席，而在延安吃的却是小米饭南瓜汤的细节中，得出将来共产党必定胜利的正确结论。

讲究吃喝、排场，既脱离群众，又造成浪费，最容易孵化腐败风气，历来为毛泽东所反对。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外出视察的经历中，多次“撤席”、“拒吃”。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计划在东北沿线作短暂停留。

2月27日，哈尔滨，是毛泽东一行在东北停留的第一站。早就听说毛主席、周总理要来，同行的还有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喜出望外，精心准备了丰盛的晚宴，要为他们接风洗尘，庆贺一番。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行下了火车，刚安顿好行李，就不顾疲倦，直奔哈尔滨车辆厂视察。随后又接见省、市领导，毛泽东还亲笔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市委题词：“发展生产”。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流水般地上席，有熊掌、飞龙……省、市的领导同志兴奋地一一介绍，可是毛泽东的眉头却逐渐锁紧。由于有胡志明在场，毛泽东没说什么。他只在两三个盘中夹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饭后，他对负责接待的市领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当地领导才明白他在饭桌上吃得很少的原因。该市市长当即表示，以后“一定照办”。

毛泽东还对哈尔滨市委领导同志说：“现在大家都进城了，住上了楼房、洋房，还坐上了小汽车。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掉革命的优良传统！”“还要保持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个人的事。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讲话时，毛泽东的表情严肃，听着的人们也都正襟危坐，谁也不敢贸然插进一句话……

谈话后，毛泽东走进了为他准备好的休息室。见到弹簧床，毛泽东上前按了按厚厚的床垫，笑着对跟进来的叶子龙说：“咱们不习惯睡这种软床，还是换木板床么！”

叶子龙说：“主席，你先试着睡一下，如果不舒服，以后到了别的地方咱再换。”

毛泽东摆一摆手说：“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以后无论到那个地方视察，我们都不要讲排场、摆阔气。你去，派人把我的行李拿来。”

叶子龙问：“什么行李？”

毛泽东提醒叶子龙说，“去拿我们自带的那条毯子么！还有棉被、褥子和枕头，都取了来，我睡自己的。”

2月28日，毛泽东一行的第二站是长春，打算与地方领导见见面，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并一起吃一顿午饭。这天，毛泽东一下火车，就觉得有点异样。当小车驶进市区时，偌大的城市竟然万人空巷。毛泽东发问：“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陪同的地方领导这样回答：“现在正吃中午饭。”“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显然话里有话。这位领导感到事情瞒不住，心里非常紧张，只得道出实情：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沿途全部实行了戒严。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就在前不久访苏时，他曾遇到一件事。当年，新中国还没有一条地铁，而苏方的安排中就有一项是参观莫斯科地铁。莫斯科地铁举世闻名，不仅规模庞大，客流量高，而且建筑华丽精美，各站风格独特，历来有“地下宫殿”的美称。当毛泽东一行进入几十米深的地铁站时，月台上空荡荡的。毛泽东奇怪地问：“怎么看不见群众呢？”翻译师哲从苏方陪同人员口中得知，是为安全起见戒严了。毛泽东闻此深感不安：“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为了我一个人搞戒严，影响多少万人工作、旅行、上下班，实在不妥。算了，我不参观了。”结果，他连地铁车辆都没上，就原道返回了。没想到，这次回国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他严厉批评了地方领导：“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地方领导当即表示接受批评，下令解除戒严。很快，街上便出现了人流。看到群众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毛泽东才消了气。这顿饭，毛泽东其实吃得很堵心。

列车风驰电掣驶往沈阳，这是毛泽东一行的第三站。在这里，他去看望了苏联专家，虚心听取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视察了东北地区的骨干企业——沈阳市橡胶厂，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总的来说，这次过路东北，通过亲身调查，“下马看花”，他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对我国的工业基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然而，此行他还获得了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地方上的大吃大喝、攀比吃请的风气正在滋生。在沈阳，他遇上了比哈尔滨更加奢侈的招待宴席。同样因为有外宾胡志明在场，出于礼节，毛泽东同胡志明等碰了杯，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一点青菜，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罢宴。之后，他来到会议室，对地方领导的做法提出批评：“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第二天，在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吃喝风，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接着，他引用了李自成、刘宗敏的典故。刘宗敏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大将，官至将军。进京后，他贪图享受，到处搜刮钱财，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也和他的腐败有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50年代，他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是当年一些地方为了自己领袖的健康而给毛泽东送的虎骨酒、鱼翅，毛泽东健在时一点也没有动用被封存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库房里。而当毛泽东去世、华国锋下台以后，却被胡耀邦等人尽情享用一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北平，住进双清别墅。

毛泽东在香山期间，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晚上看书、写材料。由于工作特别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毛泽东有时就到院子里散散步，伸伸胳膊，踢踢腿，扭扭腰。一天深夜，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摔着，就立即拉亮了门口的电灯。毛泽东说：“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李德华只好又将电灯关上。有时，毛泽东几天几夜也不睡觉，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醒了继续工作。在刚刚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第一年——1949年的冬天，屋内没有暖气设备，办公厅的同志准备为毛泽东安装锅炉和暖气片，却被他制止了。他说：“现在刚刚建国，需要办的大事很多，这些小事以后再说。再说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即便条件好些了，也要先为全国的老百姓办事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群众，要时刻想着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照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不要刚刚建国就讲条件，还要艰苦奋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得的”。那时，天气比较冷，屋内供暖条件又差，加上毛泽东长时间办公，腿和手都是凉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卫士们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就劝毛泽东休息，睡一会儿觉再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不行啊，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遭多少罪。”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曾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他吩咐李银桥说：“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于是，他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那天，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

再早一些，1949年6月份，中南海的花匠师傅给菊香书屋摆了很多美丽的鲜花，但没多久，毛泽东却让人搬走。其理由：“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意摆布，我不干涉。可是现在我就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花了；……你们晓得，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呢！”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在他逝世后，人们看到他的生活遗物有：廉价的牙粉，用秃了的牙刷，为了续装火柴棍的空火柴盒，破旧不堪、多次缝补过的衣物和鞋袜，甚至毛巾都打上了补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一双穿了20多年的拖鞋。据说，这双穿坏的拖鞋连鞋匠也不愿意补。

1990年，毛泽东的部分遗物送回韶山。1994年，雷洁琼观看后题了八个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毛泽东不仅反对为他作寿，而且还坚决反对为他塑像等等。

双清别墅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亭子前面有一个小水塘，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两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由第四野战军工兵部队挖的，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到双清别墅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对沈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拟在沈阳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10月27日，毛泽东又对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作了这样的批示：“不要这样做。”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制止，为领导人铸铜像、修故居、搞纪念馆之风没有在当时刮起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反对为他塑像。当时，各地都在筹画塑造大型的毛泽东像。毛泽东知道后，于1967年7月5日作了这样的批示：“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于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于1967年7月13日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以制止这阵风。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社会思想感情氛围下，地方上仍然塑造了不少的毛泽东塑像。

毛泽东也反对为他修整故居。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针对湖南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房屋、公路一事，专门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省委第一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以及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写信。在信中，毛泽东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我的家乡为我修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对挂像也十分注意，曾作过明确规定。195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二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三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可见，毛泽东一直遵守着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毛泽东还多次就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讲到：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我们这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

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周恩来和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总共制定了七条并报送给毛泽东。在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进行讨论中，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出删除的两条未加置评，但却特别增补了一条对高干子女的教育问题，七条变成八条，这就是后来的军委“八条命令”。

民间评价领袖人物有一个质朴的标准，即看他的后代的生活。而毛泽东的后人，用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话说，就是“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本色”。毛泽东的另一女儿李敏也曾说到：“毛泽东的儿女们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特权”。

李讷，由于患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全身浮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当李讷站立在你面前，立即能显示出有几分伟人遗传的那种气质、风度、高傲和倔强。李讷，以她特有的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她的沉默与无言，默默地向世界宣示着她的坚强与冷傲。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精神。尽管从外表看，她已经是非常衰老了，行动非常缓慢，似乎是一个落魄的老太太，但这种外表却掩饰不住她内在精神的光辉。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子女们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也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对于这个“火红”的年代，李讷已经是一个边缘人。

李讷对生活是知足的，她似乎什么也不缺。她缺钱吗？不，实际上只要她一松口，就会有无数的人愿意为之付出。据媒体曾经报导，一位原沂蒙山老区的农民得知毛主席的女儿生活极端困苦，捐给了李讷2000元钱，但李讷把这钱转捐给了希望学校。也曾有一位港商得知李讷的困境寄来了1万港币，但李讷决定兑换成人民币之后捐献给延安老区，结果在银行被骗子将此款骗走。李瑞环同志对李讷的境况十分关心，曾经说过有什么问题去找他的话，但李讷从不愿意麻烦领导同志。能够温饱，足矣。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显然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事实说明，说毛泽东晚年“不谨慎”既不真实，也不公平！

在这个毛泽东的后代面前，那些肥得流油的贪官污吏们，是多么可怜、无耻和贫困啊！

历史不幸被毛泽东的担忧所言中。而今，太多的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太多的干部子女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利润丰厚的行业。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日趋形成。现在还有多少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能够继续坚守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等一系列思想的旗帜，保持自身品质的清白？更不用说他们的子女了。他们接手了毛泽东开创的整个遗产，却使毛泽东那一代人开创的充满“勤劳质朴、民心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社会改变了颜色，“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已经开始呈现。李敏在前几年就对采访她的广东记者说：毛泽东说过“高干子弟是祸害”，亦不幸而言中。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务必”的思想与实践，从而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开始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自从“总设计师”邓小平用出尔反尔的卑劣手段从华国锋手中窃取中央最高权力之后，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到如今真正富起来的究竟是谁？是一小部分官僚子弟及其党羽们。尤其是邓小平的儿女们，他们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回应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争先恐后地大饱私囊，成为中国实际拥有财富最多的第一大家族，与老子生前大权独揽相映成辉！1978年后，邓小平为了子女的利益，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从没有一官半职一下跃升到国家部长级的地位，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此例一开，从中央到地方，化公为私掀起全国性的狂潮。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被迫转入后台，邓小平的二公子邓质方接着又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前赴后继的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80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副总工程师，接着升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了董事长。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后，邓质方一口气接管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当时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他伙同北京首钢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邓二公子摇身一变成了香港上市公司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拥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邓小平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多年来把持着中国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的丈夫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1984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年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

1992年前后，就连自诩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不顾观瞻公然带着自己的老婆、女儿，甚至孙子巡游各地。在巡游过程中这位一直攻击毛泽东晚年“独断专行”的“领路人”却一再以个人的身份向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出“下台”的恐吓。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老共产党人这些的举动究竟有那些是符合“两个务必”要求的？有几条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的？为人们所很少知晓的是在南巡讲话后，在陈希同的具体组织下邓小平还有一个在首钢的所谓“北方谈话”。这一背着党中央的非组织活动引起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极大不安。于是一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诙谐剧随后也上演了。先是首钢周冠五的黯然下台、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被逮捕，扯出邓质方，然后是陈希同的垮台。再后来是邓榕被收审，李鹏为此专门去找薄一波请求他出面说话，在谁都不方便说话的情况下，薄一波无可奈何地批下了“存档备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的几个字，而后才使其得以摆脱囹圄。至此邓家的子女才开始“谨慎”起来，周北方等重要的知情人只要活一天，她们就一天不敢乱说乱动；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却开始“不清醒”起来了，每逢当时的领导核心前去例行节日慰问时，脸上总是浮现出一种已经不认识人的无礼与冷漠。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怎么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毛泽东呢？又怎么可能公正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呢？毛泽东没有看错他。

“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让我们再看江泽民这个“第三代”核心给人民树立的引吭高歌、西装革履的新形象：江泽民每逢周末都要唱歌、跳舞、宴请、玩汽艇。每逢此时，均由江办主任贾庭安亲自接送那些那些唱歌、跳舞的人，一时粉黛云集、莺歌燕舞。按照惯例只有政治局常委到访才由贾庭安亲自迎送，而宋祖英等歌星却的确享受了这一待遇。江泽民的贴身卫士小宋要房子，他的最高上司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可以躬身把所有的钥匙摆在他面前，随他任意挑选。江泽民的儿子海外归来也步邓朴方的后尘径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然后又把国家资源调拨给他去经商，规定被视若儿戏。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江泽民与邓小平在形象上的差别就在于他会唱歌而邓小平不会，他穿西装而邓小平不穿。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毛泽东毕其一生，在处理领袖与人民、领袖与政党、继承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他本人始终是谦虚谨慎、头脑清醒的；在个人生活和对待亲朋好友上，他本人始终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这样的政治品质、理论品质和人格品质是毛泽东及其思想之所以不朽的根本原因。环顾时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及其子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民是不难得出公论的。

二、建国后党内斗争的发端——“高饶事件”

1953年到1954年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发生在党内高层的一次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

“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在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这个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阴阳交错，是我们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始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体问题。从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从政治策略上看，正是利用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特点，利用了帝国主义的不同势力范围、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的割据局面，利用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带来的乡村对于城市的相对独立性，在许多边界地区首先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从而才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当其历史使命从夺取政权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时,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变成社会治理的一个不利条件。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判断在于：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由于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这场革命及其革命的领导人都带有很深的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某些印记。革命胜利后，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配合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一些革命者未必不会演变为割据一方的诸侯，甚至会演变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侯”，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的“山头”。这些弱点,在打天下时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优点，但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其弊端就可能凸显出来。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对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当时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分权，而是如何集权，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准。我很清楚我们的高级干部，所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醒。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等拒腐防变的战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党的肌体的腐蚀，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部分共产党员经不起执政考验的措施，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不出问题。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不出问题，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处理党内纷争的一个准则。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建国之后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高饶事件”，以至后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其他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都一直强调要反对今天已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后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与判断历次党内斗争的实质及其根源。

解放初期，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区均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还设有大区行政机构。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一组织措施正是为了防止由于必然存在的各种分歧而可能发生的政治上的动乱，防止手握重兵、各“山头”的军事政治领袖可能形成地方割据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之一，与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具有同样的意义。而1954年，“高饶事件”的发生又直接导致了中央进一步撤销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令各省直接对中央负责,以“众建诸侯”的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地方割据的风险。随后许多带兵打仗的高级将帅陆续上调中央,另有任用,直接削弱了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实际控制。与此同时,设立了更多的大军区,各大军区的第一政委均由当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但地方并不控制军权,军权归中央军委直接管辖，而省军区、军分区也都没有自己的野战部队。然而这一切却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高岗为人刚毅果敢，慨然有国士之风，颇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历史事实。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泽东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议高岗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眼鼻子底下的一员大将。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书记高岗〕。由此，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由此可见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1951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怀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解放后，高岗在东北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的前面。东北先恢复起来，支持全国，这是中央的方针。高岗作为东北局的第一把手，在领导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实现毛泽东“把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械，出人才”的指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许正因有恃于此，高岗才敢于在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的情况下挑战党内坐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这是“高饶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历史根源。

1953年底，毛泽东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从解放战争开始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他，此时除了要考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以外，还要开始考虑中央工作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设想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和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到第一线，他自己退到第二线。并于1953年底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个思想。可是，随着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一设想。实际上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或者说争斗是始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4、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4、5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5月31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6月28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谈了话。而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些指责后来被邓小平等人明确的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应当不是偶然的。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与此同时，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也于10月14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这是毛泽东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对高岗的肯定与支持。

1952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导。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批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周恩来于2月19日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并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了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中说：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

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3月24日，周恩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这时的计划委员会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门，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兼任主席，与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身份领导的政务院平级，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专司财政经济，又称"经济内阁"，委员为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这个通知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是对高岗的权力加强。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尚昆于当日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泽东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提拔高岗、贬抑周恩来，显然是毛泽东的匠心独运，而决非高岗个人野心所能企及。这就决定了高岗要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班人之众怒，其中也包含有对毛泽东贬抑周恩来的不解和不满。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有问题的“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是毛泽东开始不信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了。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1953年7月18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后曾经这样说：‘不管主席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人负责，主席是不会负这个责任的’，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毛泽东表面上没有答理高岗的揭发，但是他却在静静地注视着刘少奇的一些言行。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判他几句……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是高岗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他后来倒台的个人原因。

6月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少奇圈子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客观地说，高岗在会议上的这些讲话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党的组织原则所允许的，而且对于历史形成的“圈圈”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是高度警觉的。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骂薄一波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7月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应当承认高岗的这些认识是正确的。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1953年2月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高岗。他对某些人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安子文。同时，饶漱石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他还提出了书记处负责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分工的名单，在少数领导人中征求意见。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历来鲜为人知。据《高岗在北京》一书披露，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其中，彭真、安子文、刘澜涛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所以，高岗认为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是安排人员，甚至认为刘少奇的征求意见是在搞试探。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些年来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满，在人事安排上刘少奇似乎是过多地考虑了他自己所熟悉的干部，这无疑使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这都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战功最为卓著的林彪居然没有列入。虽然起草人或许是出于林彪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国事的考虑，但毕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帜，夺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帐下走出的战将如云。这个名单显然没有到照顾山头间的平衡，还很有些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书面警告处分。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最为严重的事情，是毛泽东密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的问题。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要他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事情。高岗不负重托，指派东北局第二书记张明远调查并密报了相关的情况。

7月下旬陈云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高岗自恃腰板硬，对刘少奇登门检讨不予理采。但终久还是缺少党内斗争的经验而过了“火”。8月3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8月6日，在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出：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在实际上支持了高岗从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毛泽东去世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邓小平等人的政治、经济举措是这些思想的继续，他们要走的的确是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路。只是在当时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罢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讨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受到批评，在党内威望大跌。也正是由于党内高级干部们都清楚刘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才会形成后来在10月份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局面。

财经会议一结束，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部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除了对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穷追猛打，追查后台，还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先是认错、检讨，后来又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随即找饶漱石谈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又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漱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与会者在批判安子文的时候穷追不舍挖老根，以至公开点了刘少奇的名。这个情况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向饶漱石为组长的会议领导小组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刘少奇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参加会议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饶漱石、安子文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并要求饶、安二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谈清楚，从此作个了结。

在10月22日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刘少奇到会并讲话，饶漱石和安子文也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审阅了这三个人的讲话稿，并作了修改和写了批语。

毛泽东事先为刘少奇的讲话作了修改，他提笔加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毛泽东在仔细审阅饶漱石的讲话稿时，加了这样的话：“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没有为安子文的讲话稿添写什么内容。

10月27日，历时40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周恩来几天前因病到南方休息去了，但他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已经作了《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会议上的处境比起全国财经会议上还要显得被动。他在讲话中，除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还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闭幕会议上作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饶漱石的报告很有特点，通篇有10处提到毛泽东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几处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组部在过去多年中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表扬和推广了东北局的组织工作经验。饶漱石对自己的报告显然颇为满意。他认为整个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中间受到中央批评，他迫于形势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但安子文更难受，刘少奇也受到了触动，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威信受到了一定损失。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胜利者。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也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实现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而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并就此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实行分权体制，还是实行集权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总书记制更类似于历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类似内阁格局。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构架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诸多不满，实际上是想要变动这个权力构架的。

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他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拉拢人，搞权权交易。新出版的《高岗在北京》一书则另有说法。书中说：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和国家担任的职务而言，他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不能说是有僭越的野心。问题是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系列斗争中，把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看成自己的胜利，头脑开始发热。

1953年10月，高岗认为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削弱刘少奇、周恩来，所以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他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11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11月，高岗又先后找了陈云和邓小平。时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西北和东北与高岗都有很好的合作，经常与高岗私下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的，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如陈云、王鹤寿、陶铸等人，历史上都应列入白区干部。他们是东北山头出来的干部，高岗和他们关系十分密切，高岗对陈云关系极好，视陈云为“圣人”，过往甚密，互通情况，许多大主意都与陈云商量。

据陈云自己后来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据陈云自己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请你把我的意见，向毛主席转达。”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是背后搞非组织活动。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段话透露出来这样一些信息：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有很多实力派人物可以挑战刘少奇。高岗的活动是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的，也就是俗话说的“告密”。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告密者”后来都还真的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正是陈云、邓小平先后找毛泽东反映高岗的情况，使毛泽东警觉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和高岗素无恩怨，陈云和高岗还共过事，关系不错，他们俩反映的情况，应当是客观的、公正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现任何的党内纷争，不愿意看到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胜利后内讧局面的出现，因此不得不把高岗端了出来。同时对陈云的人品也产生了疑虑，这是他被长期赋闲除了身体不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开宗明义提出要去杭州休假，并到那里主持起草宪法草案，请大家讨论中央日常事务的主持事宜。在大家表态后，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丢进烟灰缸里，然后开始交代工作：“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我提议书记处好好抓一抓党内团结问题。可以搞一个增强团结的决议，对全党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毛泽东脸色严峻起来，“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打着手势，上下比画着说，“中央的风这么吹，他的风却那么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此时，由于高岗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且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高岗在参加完庆典活动之后，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少奇即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泽东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这说明，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敲打刘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单独给刘少奇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1月7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只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1月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自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感到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泽东商量此事。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泽东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泽东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根据杨尚昆日记记载：毛泽东对高岗要来杭州面商一事，一是指定书记处，具体就是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二是确定与高岗谈话的方针为听高岗自己说，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三是对高岗或与会人员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发生冲突作了预测。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四是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会议开3天为好，看情况而定。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环境就会改变，造成不利于阴谋活动的环境。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林枫，由陈云、李富春给予帮助，薄一波，由邓小平帮助。所有这些，包括1月7日毛泽东要刘少奇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信，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达到“和平会议”。

1月25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此前，高岗曾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在1月25日的谈话中，高岗承认自己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当邓小平提出“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时，高岗回答说：“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刮阴风，烧阴火，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当刘少奇质问他“你跟陈云说，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时，高岗反驳说：“正相反，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

话谈僵了。半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先谈到这里。我总的看法，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作一个像样子的、大家通得过的、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否则，不如不作！”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表示同意。高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表示“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争取作一个像样子的自我批评。”并提出这个自我批评是书面作还是口头作的问题。高岗认为：既然主席电报里说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因此主张还是口头作好，口头作可以放开来谈，也不必讨论，讨论弄不好会搞成对人的批评。邓小平则提出：“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应该加以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刘少奇和周恩来齐声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的初衷。高岗见此则不再说什么了。

2月3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饶漱石先谈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主要是：第一，我的错误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这就是和安子文同志没有搞好团结，在中组部没有搞好团结。第二，我还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传播过小道消息，在背后有过对同志的瞎议论。第三，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当了中央的组织部长后，有点飘飘然了。

对饶漱石的检讨，周恩来认为“是远远不够的。谈了三条，哪一条都没有触及本质，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说饶漱石检讨的团结问题，岂止是和安子文闹矛盾，还包括在财经会议上起哄，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陈云补充说：“还对准恩来同志。”）。因而不是一般的闹不团结，是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在分裂中央。至于饶漱石说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般的嘴巴不严，说话随便的问题。而是故意散布，别有用心，是搞非组织活动，搞地下活动。

陈云则质问饶漱石：“你那么对待少奇同志我实在想不通。在新四军时，以及后来，少奇同志对你的帮助、支持还小吗？对你的信任还小吗？为什么就忘记了呢？旧道德还提倡知恩图报，反对过河拆桥呢，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全不是这样的嘛。我看，你要检讨一下政治投机的问题，投机者是不讲道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陈云说的是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一同工作时，饶漱石和陈毅闹矛盾，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饶漱石，并选定饶漱石作为自己在新四军的接班人的事。

邓小平向饶漱石提出的问题是：“请饶漱石同志重点检讨一下和高岗同志的关系问题。以前的不说，从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看，你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是配合高岗搞阴谋，你们是同盟军。”

饶漱石回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

刘少奇最后说：“下一步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需要从两方面深挖。关于错误性质，要从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和高岗串通一气向党发难来认识检讨。关于错误根源，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这个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畴。这些语言模式在庐山会议等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是不同角色的转换而已。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依然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对事关党内高层出现的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以休假的理由没有出席，使一般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

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这在当时于刘少奇大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这也是刘、邓合作的开端。

这些发言几乎全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要求，高、饶二人被公开抛了出来，逼迫毛泽东做出选择。

全会经过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2月10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点是：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过去一些想法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对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加上“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一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错误已由中央作了纠正。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对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犯的错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四）1949年6月，对X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承认1947年主持全国土地会议的重大缺点在于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对土改中发生的过多杀人，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等“左”倾错误，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六）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中的情况估计上扩大化、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的错误，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七）1946年2月1日，以中央指示提出所谓“和平民主阶段”，以及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1949年春在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时说过许多话，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整理了几位领导人的讲话，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1954年2月15日开始到25日截止，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一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座谈会一开始就背离了对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的请示，造成了势不两立的态势。会议期间，为了取得陈毅的支持，刘少奇还主动登门向陈毅就饶漱石一事道歉，陈毅很高兴，在吃饭时和宋时轮、张爱萍都谈了这件事。应当说刘少奇造访陈毅与高岗造访其他人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15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有43人作了发言。高岗的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陈云在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最让高岗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

17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

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管教办法。

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亲自赶到沈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会议由林枫主持，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的传达报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据张秀山回忆：“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使人感到高岗的“自杀”与此有某种关联，很蹊跷。看来刘少奇被捕问题的发端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什么江青诬陷的结果。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问题不能不说，因为这已经为历史证明不是事实。张秀山回忆说：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1979年，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但是罗瑞卿当时却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这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桩冤案。制造这一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据当事人张明远的说法，就是林枫、罗瑞卿。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除“五虎上将”一案，罗瑞卿在建国初期清除党内的“内奸”“敌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不顾事实的整人手法，经其手荦荦大者，如1951年初广东的“两陈事件”，1954年间华东的“潘杨事件”，皆为当时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若干年后均被证实为冤案错案）。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潘扬事件”等案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1965年12月，已处在党和国家显要位置上的罗瑞卿，好日子突然曳然而止。在此之前，只有罗瑞卿制造别人的冤案，忽然间，乾坤倒转，别人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罗瑞卿当然可以为此大惑不解，甚觉冤枉。但他此际可能不会意识到，当他制造别人的冤案的时候，别人同样会是大惑不解，同样觉得冤枉！其实，说得刻薄一点的话，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报应”这么一回事，这可能是有关“报应”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了。

5月4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8月17日，高岗在管教中，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的。目的就是同习仲勋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唉，最终还是怪他。”叶子龙叹息道。

毛泽东轻轻摇了摇头，沉思片刻，交代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另外，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

2月15日至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漱石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漱石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强调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待刘少奇个人的态度上。在某些方针、路线、思想、政策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这种不同意见是正确的，有什么错误呢？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合乎组织原则，有什么错误呢？应该说这个争辩是站的住脚的。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漱石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漱石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所谓“挑拨”，所谓“争权”实际上在党内是相当普遍的，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实在有点牵强。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在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评，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裏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刘少奇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也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实际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英明地指出：彭德怀同志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是一个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同志。’在粉碎高饶联盟斗争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予他们严肃的批评。当时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改，而没有加以深究。此外还有一些人也陷进去了，譬如林彪、陶铸……”

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统统不深究了，彭德怀都不追究，那么其余的同志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毛泽东看中高岗并且把他推到前台来也不是随便考虑的。特别是对待刘少奇在1949年5月间的天津讲话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高岗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自始至终不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平接收的，而且在晋绥土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遗憾未消。其实，刘少奇在建国之后，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半独立的系统，和高岗所谓“五虎上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峰、赵德尊）相对应的，刘少奇也有“四大金刚”，那就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经过财经会议、组工会议两次冲击，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明显下降。在毛泽东看来，高、饶的错误并不等于刘少奇的正确。建国伊始，面对来自各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必须权衡大局而绝对不能使这种冲突导致整个党的分裂。这是毛泽东当时必须把握的大局。因此，高、饶只能败走麦城，客观上再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高岗事件在中央领导层面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邓小平的崛起，在高岗事件之前邓小平无论党内外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都还远不如高岗。由于政治道行尚浅的高岗把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问题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问题，“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高饶事件”距今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已不算短，透过这一事件的重重帷幕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人们仿佛可以感悟到些什么了。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建国以来各类重大案件悉数得到平反和纠正，“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邓小平虽然给“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所有涉案的健在人员也重新给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坚持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场对执政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和发生过程鲜却为人知，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由于“高饶事件”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关键问题又牵涉最高层，讳莫如深，使整个案情疑窦丛丛。不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内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无几，许多当事人糊里糊涂误入其中，抱屈终生。二是政治尘埃的积层叠加。“高饶事件”发生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且往往拿“高饶事件”说事，上挂下联，以加重其政治份量，这使“高饶事件”又覆盖上了层层的政治尘埃，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主政者邓小平、陈云都是处理“高饶事件”的关键当事人物，仍坚持对此案件的历史结论，坚持肯定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说，“文革”后对“高饶事件”的善后处理，是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所有的当事人都辞世后的2004年春节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代表中共中央慰问高岗的夫人，他意味深长的说：“高岗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当是中共中央的口信。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前后后

1952年2月10日——“三反”运动开展后70天，“惩治贪污条例”颁行前70天——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盗窃罪，经毛泽东亲自批示，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目立下功劳的英雄，因贪污腐化而被党和人民押上断头台，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蜕变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之所以震惊全国，除其犯罪手段极其恶劣、性质特别严重等原因外，有两个外在的东西非常引人注目：一是款额非同—般，达171.6272亿元（此为旧币，一万元相当新人民币一元，下同），这在当时已属空前；二是罪犯身份非同一般，是两个执政掌权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两个“功臣”。

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刑事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勋。”

这样两个有功之臣如何在短短几年间沦为大贪污犯的呢？

刘青山性格外向，办事干练，快人快语。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这种性格运用好本该是个优点，它可以使人增强魄力，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但对刘青山来讲，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却使他变得独断专行。他认为自己由奴隶一下子变成了主子，手中的权力比天还大，专区的大事小事应该执行他的“思想路线”。无论专区机关还是各县、镇，只要违背了他的意志，轻则训斥，重则痛骂，他认为这样做，别人就不得不接受他的思想了，“刘青山思想”就可以全面地深人人心了。在刘青山的日常口头禅中，有几句天津地委机关人人皆知的并时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老子怎样，怎么样。”“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下还不应当吗？”正是受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支配，刘青山在任地委书记期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当儿戏，拿手中权力当棍棒，到处吃喝、玩乐，横行霸道。与刘青山相比，张子善从外貌上看却文雅得多，在工作中也不表现得那么张扬。但其骨子里也是充满着领袖欲的，整天想着成为天津专区唯一的头号人物。他的策略是“曲线救国”，让“事实”说话，通过自己的“工作成绩”，让人们自觉把他当成天津专区的“英明领袖”。于是欺上瞒下，成了他指导工作的主要方法。对于张子善的工作作风，天津专区一位干部曾在揭发批判中概括为六句话三十个字：“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报喜不报忧，全凭一支笔；强迫加命令，个人闹英雄。”虽不尽全面，却很准确深刻。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老粗出身，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张子善学生出身，心细，工于心计，很虚伪，权力欲很强。二人一明一暗，一硬一软，一狼一狈，所以在危害别人谋取共同利益这方面很容易搞到一起。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8号，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购置的房产，后卖给了一个恶霸当住宅。解放后，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不几天，就借口养病长期待在天律，直到最后事发被捕，一直住在这所宅院里，人称“刘公馆”。

这是一处花园式的小洋楼。院内四处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安闲。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左侧两个廊柱拱抱着一个宽大的椭圆型客厅，身居其间可环览园内景致；左边二楼阳台探出，仿佛为检阅而设，可沐春光之明媚，可浴冬阳之温暖。楼内回廊曲折，装饰典雅华贵，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踩上去“冬冬”响，得趣生威。

当年，刘青山一家居住二楼，一楼则是工作人员所住。

在保定，在石家庄，许多人是刘青山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每谈及此事，无不感慨万分。刘青山的一位老战友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18号，就觉得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青山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呢，一身机关发的灰布军装，粗底布鞋，加上赶火车跑得急，满捡灰尘汗水。再看看刘青山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虽然刘青山盛宴款待，但他说感到心里别扭，觉得刘青山陌生了。刘青山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养尊处优，一般不外出，但逢“起驾”，常去两处。一是机关生产管理处，二是南市。光顾前者，为的是直接控制操纵，进行投机倒把，谋取不义之财；着迷后者，其目的便是难以启齿、不可告人了。

南市在津之名气，不在马场道以下，却有截然不同的外观形式。在旧社会，这里是“三不管”的“杂八地”，商贾摊贩云集，酒楼歌馆林立，文戏武耍，小吃特产，每日游人如蚁，喧声动地，极其热闹风流。这里颇多恶霸、地痞、流氓、无赖，更不乏睹场、妓院、烟馆、盗窝，可谓集形形色色污秽之大成，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血腥和恶臭。

天津解放之后，南市的面貌得到极大改观，邪恶势力被狠狠整治，但旧社会的污毒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扫清。刘青山到天津不久，就像苍蝇逐臭一样盯上了这里。

张子善在生活腐化方面，丝毫也不比刘青山逊色。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当年在起诉书中说：“张子善与刘青山狼狈为奸，据已查实，张犯窃取国家财产1.33多亿元，其中除亲自批调胜芳公款2900余万元外，其余均系从机关生产开支。张多采取见空就钻，看人行事，以赠给、交换，照顾、看病等方式施行拉拢贿赂，腐蚀革命队伍。对下级干部，采取拉、打两个政策，顺者亲、逆者仇。如由胜芳调来2900万元款，除给刘2000万元外，张则以自己名义送给了6个县长县书记700万元，对正派干部则施以阴谋打击。张对同级（地委）也同样用金钱礼物实行蒙蔽、拉拢。据初步统计张送给10个地委委员现款、物品折款共计2399万元。张自身挥霍无度，其生活方式简直可与资产阶级媲美。张、刘把宿舍装饰成资产阶级样子，耗费米四五千斤，每月吸高等香烟8至10条，能供给两个高级干部生活，洗澡擦皮鞋需80斤米。”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该二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及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为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额。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被揭出来后，人们在镇静、愤恨之余，还有些纳闷：从组建天津地委、专署到刘张案发，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二犯到底采取什么非法手段，搜刮聚敛起如此之多的钱财呢？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而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说起机关生产，不得不说起它的历史渊源。建国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乱，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到1951年底，虽然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经济秩序也有了好转，但就总体而言，共和国依然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艰苦，甚至有的地方，连穿衣、吃饭等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进一步增加负担，避免在有的地方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带领人民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走好富国强盛的社会主义道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沿袭解放区的传统，根据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开展的机关生产，完全是以救灾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弥补财政之不足，改善办公条件，稳定机关生活。这种作法虽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但这种做法只是一种特殊时期的过渡性的政策和措施。

作为地委书记和地区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却借机关生产的名义，贪污行贿，中饱私囊，挥霍浪费，既违背中央精神，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机关生产变了“味”，改了“色”、走了“调”，直至陷入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

穷人出身的刘青山、张子善深知饥寒交迫的痛苦，对当时天津专区所面临的困难也有一定了解，本应在地委书记和专区专员的位置上，努力带领本地区的群众尽快摆脱困境，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当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的时候，当身边所处的环境真的变了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深处却越来越多地滋生了资产阶级思想。张子善后来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反省说：

“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而且在不断发展、提高、壮大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内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变成了不伟大而是极渺小，不光荣而极黑暗，不正确而是极错误、极可耻的罪人!是突然的吗？是奇怪的吗？是意外的吗？当然是意外的突然，是惊天的怪事!不仅个人这样想，党也是这样感觉!但平静地想，却又意外不起来，甚至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变!

“城市的铺张、大方、阔气，以及资产阶级的豪华、享受的影响，再加之人们反乡村观点、游击生活、土包子作风等等，使自己失掉了操守自持的毅力，虽一颗忠心耿耿之心尚存，虽尘土仆仆、忙忙碌碌着工作，但沾满了尘污，侵蚀着心肠的情况的存在与发展，其走到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而到可耻的道路上，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刘、张大贪污案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叫张文仪，女性。其夫阎堤，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市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对张文仪、阎堤的身世、经历及与刘青山的认识过程，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曾作过详细的披露。

阎堤原是个把头，张文仪是个倒腾破烂儿的小商人。1946年，阎堤混入蚊河县一个合作社，后来又混上了县政府的财粮科长。此时他一方面用公款作私人买卖，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赚钱的生意都是私人的，赔钱的买卖就是公家的；另一方面则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干部特别是县长，取得了领导上的信任。1949年蛟河县长调吉林省政府任财政厅副厅长，便将阎堤也调省、派赴天津，任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阎堤有此便利条件，便开始了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文仪看准这棵大树，挖空心思靠上，她曾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九条奶牛，便以“牛奶炮弹”进攻，按时定量将牛奶送到天津地委生产处，而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一长，通过介绍，刘青山会见了张文仪。张文仪相机为阎堤大肆吹嘘。于是阎堤得以“贵宾”资格被刘青山请去，借机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刘青山赞许。阎堤见事已成三分，又紧追一步，为刘青山策划：从长远打算，希望刘青山先拿一笔钱，交张文仪作生意，待盈利后再开办一个化学工厂。刘青山发财心切，自然对阎堤的这番话极感兴趣。当时就把张文仪聘为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化学工厂”的副经理，并待以上宾之礼，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也就在这时，刘青山将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了张文仪经商。

张文仪拿到钱后，奸商本性不改，先为自己倒了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私吞干赚9600万元。为长远计，阎堤以其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通过张文仪把这批复写纸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青山赚了1.3亿元，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青山信任。这样倒进倒出，受损失的当然是公家，等于吉林省财政厅多出了两亿元。

—边放明火，一边打埋伏的张文仪，抓住刘青山、张子善急于赚大钱的心理，又导演了一场更大的骗国家巨额财产事件，即“倒买倒卖马口铁”。

1951年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需款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元的马口铁”。刘青山、张子善得报，如获至宝，将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甩到脑后，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买。第一次去，因为军需物资不准卖给私商，郑只好归津。刘青山仍不死心，竟亲自批准郑持地委公函二下汉口。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消息报津，张子善又亲自出马，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乃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十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零星拼凑8.4亿元。

刘、张为贪图暴利，不仅严重违犯了国家禁令，且给奸商张文仪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以可乘之机。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大搞其他投机倒把活动将近半年。郑姓奸商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前后支取十多亿。而且报销花费以少报多，据其自供仅买马口铁一事即贪污2400多万元。在刘、张二人的“亲自领导”下，天津专区的机关生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质上一开始就违背了中央的精神，犹如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战车，向着罪恶的深渊疯狂地奔跑起来。“机关生产”成了刘青山、张子善自我毁灭的坟墓。

为此，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

天网恢恢

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区的种种倒行逆施，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不过因为种种的困难条件，反对的形式不一样。有的是直截了当，公开反对；有的是心怀不满，相机而发；有的是虽有意见，不敢表示。天津专区的王占瀛曾给中共河北省委写了控告张子善挥霍浪费和压制党内民主的信，黄忠、邓平、李克才等对刘青山、张子善坚持了正确的斗争，以致引起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不满，一再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打击、讽刺。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地方粮款十亿元投入机关生产，副专员李克才当面进行劝阻，表示反对。1951年1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求在治河民工的供应工作中赚出30亿元，李克才对此极为不满，进行抵制。1951年6、7月间，连着发生三件：

一是《人民日报》披露了天津地委非法倒卖木材的事件，李克才找到张子善，张子善支支吾吾，推说不清楚此事。李克才又找到刘青山，提出要查处此事。刘青山说：“这是老子和张子善商量搞的，谁敢处理！”又发火骂人：“你们全是胆小鬼，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

二是鞍山建筑公司来津控告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违法乱纪，并在《天津日报》上予以揭发，刘青山提出用请客的办法解决此问题，张子善不反对。李克才则力言不可，坚决主张退回挖来的技术人员，赔偿对方损失并道歉，如实向上级汇报，请示处理意见。张子善也不反对，却硬让李克才找刘青山谈这个意见。刘青山听后，怒形于色，说话十分难听：“我个人负责，这摊子弄不清我不调走，不让你们擦屁股！”

三是刘青山、张子善以盖房为名骗取20亿元贷款，张子善让专署写证明，李克才当场予以严词拒绝，并找到张子善当面责问。1951年8月，刘青山、张子善又动用10亿河工款，李克才说了三次，均遭拒绝。1951年10月初，李克才听说张子善又动用了20亿河工款，即当面表示要将此事上报到省里。张子善态度极为恶劣说：“你报就报，我个人负责！”

刘青山、张子善视李克才为眼中钉，开始还假意商量，而后便采取瞒的办法，告诉县里动用地方粮，不用告诉专署，只用张子善口头批准，不形成文字。张子善还告诫机关人员：“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淡。”刘青山也这样叮嘱下属“机关生产的事情，不许告诉李克才！”

天津专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出差报销中有问题，坚持原则，向张子善反映意见。张子善根本不听，还要压服。那位办事员不服，争吵起来，张子善气急败坏，咆哮：“你小小的办事员有什么了不起！”并放言：“咱们走着瞧！”办事员不畏威胁，向省委和中央写信，控告刘青山、张子善挥霍浪费和压制党内民主。张子善没料到对方有如此胆量，感到事态照此发展下去有些不妙，真要捅上去，会惹了麻烦。于是便使出伪善伎俩，“屈尊”找对方谈话四次，恩威并施，多行利诱，进门便热情招呼落座，落座后便吩咐警卫员切西瓜招待，先关怀身体，次体贴生活，再询问工作，最后徐徐导入正题，无非是要对方“正面理解”领导意图，“充分体谅”领导的工作需要，打消向上写信反映的念头。谈话之外，张子善还托人给对方做工作，请其考虑是否换个更满意的工作，只要提出来，调哪去都行。那位办事员早已看透张子善的用心，不被诱惑，坚持要向上级反映控诉。张子善见对方软硬不吃，恨得咬牙，干脆使出“杀手锏”，硬将对方给省委和中央的信件扣压了两个多月，直到刘青山、张子善案发，这些信件才得以“解冻”。

多年后，李克才在回忆中说到：“我认为，某些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是刘、张二人贪污案没有被早日揭露的第一个原因。1950年我向省委反映刘青山吸毒和他们挪用公款等问题，一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要注意搞好团结。’二是党内生活不健全，干部管理上规章制度不严，特别是对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监督不力，这也是个教训；三是财务管理上漏洞大，给了犯罪分于可乘之机，助长了贪污和浪费，这一点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意志薄弱的干部教训尤为沉痛。”可以说，刘青山在被逮捕前，对自己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已经有预感。1951年秋末冬初，当华北平原落叶飘飘的时候，“三反”运动开始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丧钟敲响了。夏季调动刘青山、张子善工作，暴露的“机关生产”秘密，已然引起省委的警觉。而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张子善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两天后，这位领导在天津见到张子善，既未对张子善施以追究，也未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李克才揭发的问题，相反却擅自口头批准张子善动用地方粮250万斤，还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李克才的底，使李克才陷于极为被动的地步。李克才后又向省委一些领导反映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在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便几次要求调离天津地区。对此，省委主要领导曾有言：“调谁走也不能让李克才走！”李克才毅然决然地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正面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引起省委的重视，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这是1951年11月间的事。当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前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愤怒，还有愧疚。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了。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就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并中央。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分别逮捕刘青山、张子善后，又决定以杨秀峰、薛迅、省检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等六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一成立，薛迅及各委员即偕大批检察人员赶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2月30日，平地一声雷，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在全国公开。广大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并在报纸上作公开答复。

在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省政府接受省委建议，下令逮捕刘青山、张子善。会议进行到第九天，1951年11月29日，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张子善几乎是从餐桌上被押走的，大庭广众之下，其情其景可以想象。

刘青山的情况则富有戏剧性。

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同时发下。可执行时，刘青山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农民青年的代表，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与款待，走在风光旖旎的蓝色的多瑙河畔，坐在世界音乐之都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也很光彩得意。

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再执行。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做出了决定，并进行了布置安排。

11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还是挤满了一排排个子高高的苏联姑娘。她们的脸蛋冻得红红的，兴高采烈地摇动着手中的鲜花，向以郭沫若为团长的20多名中国青年的友好使者欢呼致意。广播传出当时几乎人人熟悉会唱的《莫斯科——北京》，“苏中两国是永久兄弟，两大民族团结紧……”声调雄壮，节奏铿锵；铁锤镰刀旗与五星红旗飘舞在漫天皆白的风雪中，崇高而壮丽，令人热血沸腾。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之身份置临这种场合，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令所有的同龄人羡慕不已。

可是，刘青山脸上在笑，心里却不时冒些冷气，不时乱跳几下，仿佛有什么凶兆。当国际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祖国时，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在几天乘车时间里，刘青山心情烦乱，动不动就发脾气。嫌卧铺车厢暖气不足，嫌服务员倒的水不热，嫌饭菜不对口味，反正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好像邪魔附体似的。

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上来两个穿便服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心怀鬼胎的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了。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非常紧张。来人严肃地盯着他，声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一声炸雷在刘青山的脑壳里爆响，他愣了片刻，垂下眼睛。—切都明白了。

天津车站月台上，停着一辆中型吉普。刘青山刚走下火车，—名执法人员即走上前，将逮捕证一亮：“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言毕，两名武装战士立刻将呆若木鸡的刘青山押入吉普车内，接着便向河北省省会保定急驰而去。

当晚，刘青山、张子善二犯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时间是1951年12月2日。

“谁想做刘宗敏，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毛泽东住在北房东两间，办公室在东房北两间。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

1951年的冬天，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息。新中国建立不久，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处理。

办公室里，烟气浓重。58岁的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时而凝目沉思。台灯下，堆放着一叠叠秘书整理好送来的文件，内中有许多全国各大局、省、市请他阅批的报告。有关刘青山、张子善的材料放在一边。很明显，他已看过这份材料，但未马上批示，还需要斟酌考虑。

“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在习仲勋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向中央的报告上作批示：“……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开展，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将西北局的报告作了批示，移向一边，他又拿起西南军区党委会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简报，一边看一边用硕大的红铅笔在上面划上几道，俄而眉头微蹙，俄而轻轻颌首，阅完后马上批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习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毫无倦容，落笔刚劲有力，龙蛇飞动。

看看需要阅批的文件不多了，他放下笔，挺起腰背，伸展臂肩，用力活动一下上半身，长出一口气，再点燃一支烟，将那杯温热的茶放在面前。

他在思考正在全国风起云涌地展开的“三反”运动，他的目光凝滞在那份已阅而未批的材料上。

自1951年11月毛泽东指示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后，中央陆续收到各地报来的情况。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此时，全国的“三反”运动的序幕刚刚拉启，对这样两个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处置，是一件关乎全局的重大事情。毛泽东看着这份报告，陷入了沉思，双眉间皱成一个“川”字。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使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感到愤慨、焦虑。

此时，他又想起了中国农民革命史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那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窗外，寒风凛冽，午夜过后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

毛泽东提起了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此后，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就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话。毛泽东认为，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上报的一份材料使毛泽东最后定下了处决刘青山、张二犯的决心。材料说，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的量刑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毛泽东看到上述材料后，又邀请部分党外人士座谈，听取了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

我们不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日。

正月是春回大地的季节。自从我国夏代使用农历纪年法以来，正月即被我国人民视为新生活的开始。正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在中国人眼里，元宵节是个喜庆的日子。

然而，当新中国走进这一天的时候，华夏大地却笼罩着愤怒、凝重的气氛。春节带给人们的欢笑过早地被收了起来。因为在这一天，有两颗跳动的心脏将被正义的子弹洞穿，有两个原本与人民情同手足的、曾为共和国的解放出生入死的人，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在阳光中欢度元宵节了。

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初冬的北风夹裹着浓浓的寒意，一阵阵地掠过大地，似乎在告诫人们，春天虽然到了，但寒冷还没有离去，御寒的棉衣还须再穿一阵子，否则，健康的机体也将遭受寒冷的侵害。

古城保定，河北省省会。今天，它将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上午10点左右，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保定市体育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对前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公审大会。

正午将至，场内突然出现了寂静，几万双眼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主席台上，大会主持人和事先选定的各界代表发言人进入主席台。

报时的钟声响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与他身边的人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沉稳地走向麦克风。他环视了一下沉寂的会场，声音响亮地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公审大会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任主席。

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并向大会致词：“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张庆春致词后，由省法院院长主持的临时法庭宣布开庭。

“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押上来！”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着大地。

偌大的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两万多双眼睛圆睁着。人们想看一看往日颐指气使的“父母官”，今天在万众鄙视之下是个什么样子。

刘青山、张子善在四名人民警察的押解下依次出现在会场上。押解人员没有像如临大敌那样死死地揪压着他们，而是在两侧架扶着他们的左右臂，似乎生怕他们瘫软下去似的。

刘青山也许早就想到会有今天了，走起路来并不失常态。上台后还扫视了—眼庄严的会场。以前出席这种集会，人们是要为他欢呼的。然而今天，他的出现给会场带来的却是愤怒。这种巨大的反差也许让他忘记了一个多小时后将被处决，只见他旋即低下了头，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们愤怒的目光一样。

张子善始终没有抬起头，不知是不敢面对死亡，还是惧怕台下的目光，走路的样子如履薄冰，可以看出两腿已经发软。

薛迅首先发言控诉两犯的罪行。薛迅发言后，按大会程序，天津专区宝坻县共庄镇的农民代表孙树林走向麦克风，代表受害群众发言。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布：“……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牟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全场沸腾了，人人激动，连连高呼：“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贪污分子！”“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遗言。

“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这是张子善在刑场上的一席话。

行刑前夜，代表河北省委的省委某负责人，代表临时法庭，代表正义之剑，代表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曾走进关押张子善的小平房。

张子善预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而且是凶多吉少。太年轻了，37岁，这是人生的正晌午时分呀！

“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张子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对这个决定早在意料之中了。如果说像他这样的人还能够留在党内，那共产党还叫作共产党吗？

“我无意见。”张子善很快回答。

“还有，还有……”主审人的发音开始堵塞。

“还有什么？”张子善两手紧抓住桌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审人拼尽全力，几乎喊叫起来。

“……”张子善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这是一种令人室息般的沉寂，多少东西包含在这可怕的沉寂里，已经无法了解张子善当时的真实思想了。据可靠的史料记载，这个历史人物在神志正常之后，对主审人断断续续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下午1点半左右，公审大会宣布结束，人们有组织地离去。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饥育场，拐上了大街。

刑车的前面是一辆吉普车，缓缓地引导着车队沿街向东而行。紧接着的是分别载有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

最后是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刑车所到之处，人群一片肃静。面对着走向刑场的昔日“父母官〞，老百姓能说什么呢？目送刑车远去，人们的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楚。

刑车驶进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中央，跟随而来的围观群众被警员挡在刑场外边。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行刑指挥看了看已作好准备的持枪战士，稍稍向旁边闪开了几步，缓缓地高举起右手，然后突然向下一劈。

两声枪响同时爆发，两颗子弹同时射出……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枪声至今在中国大地上回荡不息。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从大地上滚过，举世为之震惊!

在一片议论声中，省长杨秀峰代表省人民政府作了检查……

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查……

《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报导，并配发了编者按：“对于中共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件，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应负相当责任。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经一年之久，而天津地方同志如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但终未引起省委注意，省委在这里是犯了错误的，省委对于这一错误的检讨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同志来作，因林铁同志患病休养，故由副书记马国瑞同志代表。”这则编者按意味深长，在河北乃致全国引起轰动。1月15日，中共保定市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弓彤轩作了检查。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对她大行贿赂，弓彤轩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受贿赂，而且公然包庇刘青山、张子善。当她得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觉刘青山、张子善有贪污行为时，便写信给负责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的康光宇，企图和他商量包庇和掩护刘青山、张子善错误的办法。后因康光宇被捕未遂……

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

刘青山、张子善阴魂不散

毛泽东于1951年11月20日，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给中央的一份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

“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这个批示，在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中，是毛泽东所作出的200多件指示、批示中的第一篇，故而称为“一号猎虎令”。

1951年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11月2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致电中央，报告了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其中明确将反贪污反浪费作为该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作了具体部署。另一个就是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就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决策已酝酿成熟。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在审阅这一决定时，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有：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同时，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印发这一《决定》的通知。

“三反”运动发起后，毛泽东时刻注视着运动的进程，不间断地给予指示和督促。

1951年12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市委决定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的检举，来配合领导上的检查，开展全市反贪污运动。具体办法是：第一，由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地自上而下进行检查，揭露贪污分子；第二，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第三，号召与发动全市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及其他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第四，抽调可靠干部，组织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决定将这一报告转发，并于同日晚上8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批语指出：

“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依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依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12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为了统揽全局，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而且亲自督办落实；不仅具体交待任务，而且明确指示办法，他非常重视各级领导亲自抓这一条，对好的及时加以肯定和推广，对差的给以严肃的批评和纠正。

1952年1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普遍展开后，经过领导带头检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有贪污行为者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本着“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虎”、“捉虎”阶段。

1952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具体办法：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后跟踪深入。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毛泽东阅后十分重视，次日即批转各地各部门参考，并在批语中提出要把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

“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

为了将“打虎”迅速推向深人，这期间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或个人名义向全国各地、各系统、各部门发出了上百件的“打虎令”。

1952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对《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因此，要增加打虎的勇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该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和反复指示下，全国性的“打虎”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在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是既挂帅又出征。1951年11月6日，在中贸部党组的“反贪污报告”上，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政府系统，军事系统，党派团体各系统都要同时动作起来。”次日，他批转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关于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时，又作了具体指示：“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1月16日，在转发总政一份关于政治文化教育的报告时，因报告中末提到“三反”，毛泽东便批示道：“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1952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在三反运动的头一个月，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的批复和指示就有23件。虽然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发动起来，但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敷衍塞责，阻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把运动真正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元旦团拜会回来，已是凌晨二时，他顾不上休息马上伏案批阅报告和文件。

以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为重要标志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共有383万人参加（不包括军队），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0万人，贪污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三反运动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同时正确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不法资本家“五毒”的五反运动。

1951年底，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在揭发和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不仅腐蚀了一批国家干部，引发和助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他们的主要违法活动有：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三反”运动中不断揭发出来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犯罪活动，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活动意义的报告》后，在他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中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以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做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1952年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各中小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反对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斗争高潮。

若干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刘青山、张子善的心径、历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繁衍、泛滥。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取代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开始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还不到一年，高级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就突出显现出来了。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会上说：“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作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

又过了一年，陈云进一步提出警告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然而，喊了多少年，贪污受贿之风还是越来越严重！

翻开近年来落网的省部级贪官的档案，几乎所有的大贪官的子女都在经商，而且无一例外地大获成功，大发横财。

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就因为“有身为省长的老爸在背后支撑”，因而“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银行就像自家开的一样，“那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那个行业”。他和别人说到他的职业选择时曾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可谓踌躇满志，但也确属经验之谈。

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也不含糊，为其经商的儿媳妇易某一贯提供诸多便利，支持纵容其“放手经商”，放手倒卖工程项目，使其非法获利2180多万元。

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发横财，还不知羞耻得意洋洋地炫耀：“我在官场已经得到了这个地位，我儿子在商场上能取得很大成功，也是光宗耀祖”。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刘知炳，利用职权，不仅为其女儿经商大开绿灯，使其非法赢利，而且在其女儿刘芳因参与柳州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骗税案被司法机关调查期间，多次为其开脱，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支持其隐瞒事实，暗示其对抗调查。

沈阳市原书记慕绥新的女儿、女婿，借用父亲权力，大量包揽工程以及一些企业的广告业务，从中获取巨额收入，几乎垄断了沈阳广告业和建筑业。

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介绍项目，收受巨额贿赂，其经商的儿子也从中收受巨额钱财。

浙江省副省长许运鸿为儿子经商发财，也是鞍前马后不辞辛苦，滥发淫威……

衙内经商，有一些共同特点：以权力作后盾，以老爹当招牌，只赚不亏，一本万利；贷款要多少有多少，项目想中标就中标；房地产、建筑、进出口贸易，什么热门干什么；倒卖工程项目，非法批地，介绍贷款，什么与权力关系密切就经营什么。

情况是愈来愈严重。

至2004年，媒体报导中纪委已在国内对“‘一把手’家属出国登记报备制”进行试点。报导的新闻导语简短而明确：这项措施是鉴于近几年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腐败犯罪后，携巨款，阖家分批逃往海外的情况日益严重而提出来的。

与此相关的材料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士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大案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发生的。平均一下，也就是每年外逃200人，每年外逃资金25亿美元。每人所涉金额大致是1250万美元。这个数字反过来证实，外逃的4000余人能量都不低。而这个统计只截至于2001年。又是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和人数是在增多，还是在减少？

在一些个腐败分子的眼里，赌博也是洗白黑钱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澳门赌场的贵宾房，有意行贿的老板们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政府官员暗通款曲，就会不经意地将一枚价值100万港币的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枚筹码不过一块饼干大小，动作隐蔽到整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反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是无据可查。

2001年4月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个借赌博之名行洗钱之实的个中高手。案发之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蓝甫曾经是“逢赌必赢”的。然而一些已经到案、曾经陪同蓝甫参赌的人，他们的供述却是蓝甫每次赌博都是铩羽而归。1999年上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蓝甫偷偷跑到香港去赌博，一天输掉350万元。着力渲染的赌战风云，不过是贪官蓝甫为自己洗钱的一种说辞而已。

一个人有钱，人们会说他家钱多，多得用不完，都长霉了。这当然是说着玩的。没想到，还真有“钱长霉了”的。这民间戏语竟在贪官身上成了真。2006年，最新一期的《检察风云》披露，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贪污1227万元，受贿1439.8万元，另有1000多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光是在他家中就起获了四五千万现金，有些放在家里都长霉了。

随着近年集团式贪污愈来愈严重，涉及人数愈来愈多、款项愈来愈大，从厦门“远华案”、沈阳“慕绥新案”，到黑龙江省“马德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以及广东省佛山市“冯明昌案”，达到了每案涉及几十名甚至过百名各级官员的贪污大案，每宗案都涉款几十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80年代初，随着资本家阶级的再度兴起，社会发展“一切向钱看”，“五毒”又以它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2004年8月15日中国经营报披露外企行贿内幕“完美行贿”的不完全版指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十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知情人士说，企业行贿的招数越来越高明，金钱外的利益往往备受受贿方青睐，通过关联交易支付贿金的方式被业内人士称为“完美行贿”。一些非常关键的受贿方很乐意接受另一种同样“完美”的行贿手法——事后交易。

更令人瞠目的“五毒”是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

听说过假牛奶吗？

假牛奶的制造术简直匪夷所思，根本不需要与牛发生任何联系，只要用香精、糖、自来水和一些添加剂，就可以造出假牛奶来。更为耸人听闻的是，甚至一双破旧的皮鞋经过一系列处理后，也可变为假牛奶的原料。1995年后，在一些唯利是图的专家的推波助澜下，造假技术逐步升级。往鲜奶中掺牛尿、劣质豆粉、化肥算是“初级阶段”。已经出现了用人造蛋白，也就是水解蛋白代替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的情况。这种人造蛋白就是用城市垃圾堆里的破旧皮衣、皮箱、皮鞋，还有厂家生产沙发、皮包等皮具时剩下的边角料，经过化学、生物技术处理，水解出皮革中原有的蛋白。也有专门的药粉，只要用水按比例调配就可以变成足以乱真的假牛奶。

一些专家为小作坊主充当“辅导员”：你要发财就来买我的专利，我教你如何使用，用各种添加剂调配就把牛奶的色香味全都解决了。2003年11月18日，湖南省发现湘乡市鑫龙油脂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的有毒猪油流入市场销售，主要销往株洲、桂林和云南省的一些地区……

2004年8月，江阴市卫生监督所取缔了一家利用下脚料熬制熟猪油的非法加工点……

同年8月31日中国品质万里行杂志社披露：黑心毒香油作祟京城，劣质油损伤胃肾器官……

随着医药市场化，曾经治病救人的药品也在黑心老板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成为了杀人的利器。

2004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导：在全国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假药正在流入广州。这批假药以复方风湿骨痛宁胶囊、复方关节炎胶囊、骨痛宁胶囊、CO风湿骨痛宁胶囊、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消喘灵胶囊等为名，实际上，激素、麻醉物质成了这些治风湿哮喘药的主要成分。产销人员在网路上及街头巷尾的广告上宣称：治疗风湿、哮喘，药效奇高，有效率超过90％。患者们为此动心，根据广告通过邮购获得这些药品。不少老人正在服用这些假药，其中有人因此身体受损还不自知。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假药主要出自山东阳谷、河南台前等地区，近年仅湖南一省就有不少于20人死于此类假药。

同年8月18日华商晨报：东北最大假药案，“氨酚待因片”全是淀粉。

2006年5月，央视栏目连续报导了齐二药假药致人死亡的新闻。

……愈来愈厉害的制假造假，愈来愈渗透到各个领域。

2003年9月，贵州省品质监督局纤维检验所对省内各高校提供给新生使用的床上用品进行检查中，查出从贵州金贝蕾纺织工贸有限公司订购的8000多床“黑心棉”和一批“问题棕垫”。2004年9月，执法人员再次在贵阳某大学查获一批黑心棉。这些废旧棉絮被填充在被褥里高价卖给学生。新华社和当地媒体均以“黑心棉原料来自殡仪馆”为主题作了报导。报导说，质监人员在棉被里发现了大量的输液管和带血异物。然而，加工黑心棉的这个来自浙江的老板当时被派出所带走询问，却拒绝交代黑心棉原料的来路和成品去向，而当天晚上，该老板就被释放，随后失踪。

2004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对床上用品产品品质进行监督抽查，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45.6％，有的产品甲醛含量超出国家标准50倍。

成都温江区三渡水大桥是直接连接成都、温江、邛崃的成温邛高速路，为了现今经济的发展，在以前的老桥上加宽了一倍，老桥始建于1967年，也是某些人认为中国最动乱的年月，建成于1969年，也就是“文革”时期。加宽部分始建于1993年，建成于1995年，这样这座大桥就变成了双向六车道。戏剧性的一幕在2004年9月7日清晨7时许出现了。1995年建成的那边开始倾斜，并且出现裂痕，终于在8日凌晨垮了。并由此将1969年建成的那边同时拉垮。

四川宜宾市的长江第一桥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通车，90年代末就垮了。不过，90年代造起又垮掉的何止这几座桥……

有恃无恐的资本家不仅在产品上造假制假，追逐利润的残酷性也是空前的。

2001年11月，河北省阜城县建筑老板柳振海带领民工施工时，52岁的民工陈红旗在施工中不慎掉下脚手架而致重伤。后柳振海虽送陈红旗去医院救治并雇人照看，花去医疗费三四万元，可他为了减少麻烦，竟于2002年7月两次将尚有生息的陈红旗送去殡仪馆火化，幸亏两次都被细心的火葬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才在火葬场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受尽磨难的陈红旗不久还是因病情恶化含恨离世。

广东惠州超霸GP电池厂女工邓馨，2003年开始腰痛背痛，后来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2003年10月，邓自行来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检查，结论是血镉超标。

如果不是看到检验结果，工人们可能永远不会将自己平日的腰酸背痛或盆骨痛等症状，和镉这种金属联系起来。他们原来都以为是加班的缘故。超霸厂在惠州的姊妹厂，同属于金山集团的先进电池厂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镉超标事件：血镉超标工人达到333名！

2004年年底，石家庄市栾城县楼底乡西许营村利华帆布厂老板王伟雇用的邢台地区隆尧县固城镇北辛庄贫苦农家5名未成年女童工（女童工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也才17岁），在她们所居住的不足10平方米的陋室内，用破铁桶烧煤取暖而集体煤气中毒。王伟竟然不管这5名女童工的死活，没有采取任何医疗急救措施，就将她们全部运往火葬场等待火化。

《健康报》2004年6月14日以《救救煤矿工人的肺》为题，刊发了长篇报导，指出：至2002年底全国检出尘肺病病人58万多名，现存活44万余名。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而尘肺病的普遍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得采取跪姿，最后因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跪着而死，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百万中国人可能跪着惨死”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的“神话”。连睡觉都得跪着睡！连死亡都得跪着死！这哪裏是千万户燃烧煤饼的芸芸众生所想得到的？这哪裏是千百个赏玩石雕的翩翩雅士所能想得到的？

2004年夏季，在广东东莞市的工厂里，有200余名劳工中暑，其中14人死亡。然而，夺走14条鲜活生命的真凶，却并非是36—38摄氏度的自然气温，而是血腥的资本。为了降低成本，攫取更大利润，在温度高达41度的车间里，十数台吊扇无一转动。

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就会产生就如此黑心的资本家？也许，以下事例能说明些什么。

提起邓斌，或许有些人有些陌生，但一说起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却远近有名。这个由邓斌一手把持经营的公司，从1989年到1994年7月，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非法集资达32亿元，遍及全国12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31个个人，涉案人员达200多人，其集资之巨，涉案人员之多，造成危害之重，迄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可谓神通广大，扬名天下。

据查，新兴公司在非法集资活动截至案发，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12亿余元。案发后经过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清退、追讨，挽回部分经济损失后，经济损失仍有1.8亿元人民币。

1995年3月13日。北京机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步履雄健、气宇轩昂地走下飞机舷梯，来到前来接他的豪华轿车门边时，却不料被请上了警车。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被揭开，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由邓斌一案带出的周北方、陈建的重大受贿案，进而又追查出了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人的严重问题，举国震惊，激起巨大反响。少为人知的是，由陈希同、王宝森案又揭露出以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为前台、背后涉及更大官僚的腐败案。

1996年10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北方身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国有公司主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四次收受他人贿赂港币928万元，为亲属赴香港定居而向有关人员行贿港币120万元，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行贿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但鉴于其在因行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能主动坦白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并积极退还赃款且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故判处周北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按照官方的说法，没上判决书的还有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而亏损。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小平次子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亿9000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邓质方不会欠钱不给，于是连续宴请三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周北方腐败是真，做邓小平家族替罪羊也是实。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处理的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是成克杰违纪违法的时间跨度近10年，何以在1999年才被查处，且成克杰官阶越来越高呢？

成克杰，男，壮族，1933年11月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大丰镇。1952年至1957年在北京铁道学院铁道管理专业学习。1957年9月至1969年任柳州铁路局湛江车站实习生、技术员、南宁分局技术员。1969年至1979年任柳州铁路局湛江车站技术员、湛江办事处业务指导员。1979年至1980年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技术员、工程师。1980年至1983年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副总工程师。1983年至1984年任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4年至1985年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1985年至1986年任柳州铁路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1986年至1988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89年至1990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副主席。1990年至1998年1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代主席、主席。198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3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克杰这个简历中已经可以告诉人们一点什么了。但没有写入这个简历的还有：成克杰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母亲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成克杰本人曾是右派。1978年以前，地主家庭出身和右派的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普通人一样工作着。其实，从成克杰的人生轨线不难看出一些不容被忽略的东西。

1978年以后，根据当时的干部政策，挨过整的知识份子是一定要重用的。成克杰作为挨整的知识份子就这样起来了。那段时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闹得很凶，自文革以来任柳州铁路局长的韩杼滨，客观的说干得不错。当时，广西一些人拟将韩杼滨定为三种人，成克杰就是这些人之一（由于铁道部不同意把韩杼滨定为三种人，把韩杼滨调到了上海铁路局）。韩杼滨调上海后，成克杰升任柳州铁路局局长，把韩杼滨的夫人扣了两年多不让走。此期间，邓小平、王震等认为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是有成效的，常去广西。那时，邓小平、王震都是带着家人乘专列来往，由此认识了成克杰。而成克杰为邓小平、王震两家的专列服务，两家都对他很满意。王震还对他说，我们就是要重用提拔这样的知识份子。意指要用这样的人换班子。以后邓小平和王震鼎力推荐，并由王震出面做工作。这样，成克杰在1984年入了党。他入党时还对党组织说，这是你们要让我填表的哦。

成克杰参加工作后一直不回家，对家乡也没什么感情。他在担任自治区主席后回去过一次，只是去他母亲上吊的树前凭吊。他在1979年后努力往上爬，随着职务的升迁，生活上放纵奢糜、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了解成克杰历史的人说，成克杰绝对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他对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成克杰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共产党的干部都腐蚀掉。与成克杰相好的李平，出生于1954年。年轻时跟军区的高干子弟有染，后来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纯术的儿子。但是韦纯术的儿子有些智障，她就又同时成为了韦纯术的红颜知己。成克杰担任自治区主席后，占有了韦纯术的红颜知己，李平则算傍上了成克杰。按照他们自己的交代，1993年底，两人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并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

1994年到1996年，在成克杰的“关照”下，西园停车城即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顺利开工。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2000万元的巨额资金轻而易举落入了成克杰和李平的囊中。

紧接着的第二笔交易和西园停车城如出一辙。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克杰、李平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港币、美金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成克杰、李平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成克杰再次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克杰、李平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还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这些赃款，或由李平出面收下后告诉成克杰，或由成克杰收下后转交李平，最后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人民币1150万元外，李平都按照与成克杰的约定，存入境外银行。

成克杰自1989年以来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不惜牺牲广西发展丧心病狂敛财，成克杰的权钱交易勾当所以能够在十年间不断得逞，其思想和行为，给当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坏影响，却官运亨通，岂非咄咄怪事？他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在他眼里没有党组织，也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出让土地不按有关规定，而是他个人拍板决定；工程承包发包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他个人说了算；市场交易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他打招呼压价。甚至事关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他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成克杰的平步青云还来自1992年后那次毁灭性的北海圈地开发。此前，成克杰就曾为邓家大女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常在广西倒卖平果铝大开绿灯，对邓朴方曾经从广西走私丝素（过滤嘴用）予以关照。

1992年及1993年间，北海房地产业“成片开发”，造就了空前的投资热潮，全国30个省、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在北海兴办的各类企业逾4600家，1200余家外资企业亦蜂拥而至，一时间全北海大兴土木。一帮高干子女更是胡作非为，占尽先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夫人朱琳就曾给成克杰写条子说，要他“关照小勇”，意即要北海的地。不仅李小勇，还有在海南炒地皮的邓家小姐邓琳，谷牧家女婿、王光英等等，都到了北海，参与这轮北海地皮炒卖。所以，后来成克杰事发必死无疑。

1996年，李平与成克杰的联名帐户，已积存了1000多万元。通过成克杰的影响力，李平拿到了一本往香港的单程证，成为香港居民。成克杰则利用李平将钱转移到香港及澳门。其后，李平在香港置下豪宅，将母亲和兄弟接至香港定居，每个月购物开销据说高达数十万元。李平除了替成克杰保管财产，亦自组公司，倒卖从成克杰手中获得的化肥、食油配额，获利900万元。这种投机倒卖行为引起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平日较为隐蔽的李平成为被安全机关监控的对象。

1984年以来，有关成克杰的举报材料很多，但都无法扳道这位通天人物。1998年，成克杰当选副委员长后，第一次回到广西很是威风，公开说中央对广西的工作是肯定的，藉以打击曾经举报过他的或者对他不满的人。回北京后，李鹏找他谈话约法三章。在对待成克杰的问题上，李鹏与邓小平、王震等是有区别的。

自李鹏与成克杰谈话后，他开始感到郁闷。加之人大副委员长权力似不如自治区主席那么实在，跟李平也就不太回避，常常与李平一起出双入对。1999年，在澳门赌场，因监控李平而发现了成克杰，事情闹大了，东窗事发。

同期，还发生了另一起高官大案。

1999年8月6日，昆明“世博会”江西馆日。以江西省副省长的身份主持了江西馆日的开馆仪式，同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的胡长清，自那以后就神秘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让人疑窦顿生，胡副省长在开那门子的玩笑？他在玩“人间蒸发”，还是另有他图？

1999年8月8日凌晨四点钟，广州中国大酒店。

以“陈风齐”的假身份证入住酒店的胡长清，此刻正在美梦中。他万万没有料到，离开昆明才几个小时，有关部门就在广东警方的协助下，在一间客房内把换了名字的他给找了出来。而在他的皮包里，还有一沓尚未启封的2万元人民币。

出行入住用假证件，身为副省长行踪诡秘，胡长清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纪委、中组部决定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在随后的监控中，调查组发现胡妻正在仓皇转移银行存款，扣押后发现竟有300多万元之巨。

除了假身份证之外，胡长清的身上还有一枚白金领带夹，据此调查组又牵出了一个关键的行贿人周雪华，并且在其别墅的保险柜里，查获了他替胡长清存放的100多万元。

一桩大案，开始露出端倪。

事后中纪委调查表明：从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间，胡长清先后收受、索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544万元，多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0年2月13日上午8点，胡长清案准时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开庭审理，由南昌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一审。

或许是自知罪孽深重，因此在法庭上，胡长清的态度十分谦恭。胡长清在中纪委调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期间，曾多次向办案人员痛哭流涕，请求宽恕。

2月15日下午，审判长宣读了长达1小时50分钟的判决书，宣布对胡长清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就在押赴刑场的刑车上，胡长清仍然没有保持尊严和沉默。在他脑子始终盘旋的问题是：褚时健、周北方犯罪数额比我还大，为什么没判死刑？胡长清从内心深处是“不服”这个判决的。

历史无情地翻过了新的一页。

200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介绍职务犯罪新特点时说，涉案者位高权重后果惊人。他说，近些年，职务犯罪的手段更隐蔽、更智能化，窝案、串案居多，往往是查一案带一串，涉案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危害严重，影响很大。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称为大案，现在大案要案急剧增多，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屡屡出现。加之涉案人员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极为惊人。

自80年代初枪毙腐败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司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部级干部胡长清，判处了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死刑。然而，却再也没有见到50年代初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后的效果。这个时期，自三反五反后绝迹了的“机关生产”，也改头换面再现“江湖”。80年代的“公司热”，使人们相信，只要组织起公司，管理经济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公司热”的出现，也给权力攫取经济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

1985年5月4日，为争取军队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对外贸易，除总参谋部保利公司、总政治部凯利公司、国防科工委晓峰公司外，均由中国新兴公司归口管理，统一对外。从而打开了军队经商、办企业的口子，使军队迅速腐化。

看看军队腐败的典型——

刘连昆，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分的间谍，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任军械部部长。1999年，刘连昆少将和邵正宗大校被解放军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处决。刘连昆这样一位堂堂的解放军少将，又怎么成为台湾间谍？他到底为台湾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最后又是因为什么被抓获的呢？

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七年之久，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改制以来最重要的策反工作，代号“少康专案”。刘连昆从1992年正式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至1999年被逮捕、处死，7年期间提供无数重要情报给台湾，被认为是我国建国六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91年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被台湾方面封以“少康一号”。台湾方面为此成立“少康专案”，以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为首要目标。在邵正宗的积极运作下，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加入了台湾军情局。

1992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第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升一级，以少将身分前往大陆，亲自争取刘连昆为台湾工作。

进入位于广州郊区的越秀公园，双方人马保持可见的距离，然后利用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刘少昆开始有点紧张，后双方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转为轻松。刘连昆当场还点了一瓶茅台酒，双方闲话家常，完全看不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会。

在这场间谍会中，台湾告知了刘连昆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待遇比照国军少将，月薪是每月三千五百美金，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四十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台湾方面拿出两万美金红包，做为见面礼。

双方闲聊过程中，刘连昆透露自己是东北齐齐哈尔人，1933年生，后勤学院毕业，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当时担任军械部长已六年，常出席各军总部重要工作会议，接触各种极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与中共将领洪学智、刘华清、赵南起均熟识。

“台湾的刘少将”参加情报工作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例如，我国新购SU-27战机后，刘连昆立即提供了驻地湛江、芜湖，导弹放置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我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番号、驻地及军演状况。

1994年，军情局再度派出代表密晤刘连昆，主要任务是希望再上一层楼，建立更高阶的网路，收集我国对台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向刘连昆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

但是，这次台湾代表从澳门拱北关入境时被广东省国安局的人盯上，虽然利用了广州警备区的BMW豪华大轿车代步掩护，从下榻的“华厦大酒店”一路被跟踪，安全部门两人一组利用机动性高的摩托车对付BMW。后因安全局人员不足，未立即跟进旅馆，台湾代表在房间中见到刘连昆，双方短暂交换意见后立即分手。

这次行动，刘连昆提供了二十件重要情报，并包括一份可试图策反的中共将领名单，刘连昆表示，如果没有盯梢，甚至可安排台湾代表到北京会见一位更高层的将领。四大部长之一的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在任副参谋总长期间，邵正宗就奉刘连昆指示，向曹刚川周边人士进行策反。刘连昆在80年代武器发展和售卖的黄金时期，就曾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包括贺平（邓小平女婿）、粟戎生、贺鹏飞及曹刚川均有交情。

1996年3月台湾“大选”。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中国军方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演习前，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乃至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央高层因此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放心而顺利地完成选举。

2004年。报导称，解放军再次破获一起重大台湾间谍案，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1947年3月生，57岁，山东招远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因涉及向台湾情报机构出卖军事情报，已被紧急“双规”。这一起间谍案涉及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副院长李锁林少将、政委吕家书少将、训练部部长徐咣大校等七名将领。专家相信，这个间谍网的破坏力，比1996年总后勤部少将刘连昆向台湾提供大陆导弹情报还要严重。

刘连昆涉案时，是退职副军级军官，少将军衔。刘广智则为在职正军级军官，也是少将，且为此届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显然比刘连昆高。刘连昆、刘广智“二刘”台谍案，是建国以来军队中最严重的间谍案。

刘广智在任职空军训练部副部长时，与其共事的一位同事贾某转业后到一家台湾人开办的公司工作。该公司为台湾“军情局”上校李运溥经营的“南京实力克医学研究咨询部”，该“咨询部”下设三家分公司，其实就是三个情报网，分别为“蓝天情报组”、“白云情报组”以及“吴大卫情报组”。

贾某到公司后，受到李运溥的重用，逐渐提升到高职，并不断向李运溥出卖其在职时所掌握的情报，由于表现突出，高额报酬之外，还被授予高级军衔。然而，贾某对于转业后的部队情况并不掌握，因此，他开始发展以前所认识的在职军队干部成为台谍，刘广智便是其中之一。

报导称，这个间谍网主要是向台湾提供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涉案的十多名军官中，有人是核心，有人是线人，也有些人是周边，还有的是不知不觉被卷进去的。

细想之下，“空指”事件只能表明，20年多年来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完全是一场大溃败。空军每年组织师团以上军政主官到欧洲、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学习一次，他们回来后总是津津乐道人家部队的待遇、享受，谈到装备，他们就一边摇头一边说：这仗没法打哟！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军队失去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失去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军队无往不前的锐气。这支军队没有在任何一场血与火的考验中败下阵来，但却被“解放思想”毁灭了思想长城，被金钱和人情解除了武装。

刘连昆，刘广智，李锁林，还有那些没被发现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设计师”是否为我们设计了一条亡国之路？

2006年。6月22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74“廉江号”轻型导弹护卫艇在广东珠江口桂山岛附近，与香港货船“太平洋冒险号”相撞，海军护卫艇沉没，4名海军官兵死亡，13人失踪。事故发生之后，“太平洋冒险号”货轮在夜色朦胧中，好像什么都没有觉察，即驶离现场。这是继3月18日海军在上海吴淞口发生撞船事件之后的又一起同类事故。如此严重事件不但暴露了解放军海军在训练和管理环节上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从另外的角度佐证了某些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与无能，已经严重侵蚀了解放军的肌体，给军队建设造成了毁灭性的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新华社消息称：现年62岁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本人也提请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发布公告，依照代表法规定，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

王守业中将被戴上了手铐，解放军中又抓出了一条蛀虫。但抓出这条蛀虫的时机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剑锋所指，并不仅仅是王守业本身。但王守业这条位居海军副司令的蛀虫，已经给解放军尤其是海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是上海吴淞口的撞船事故，或是珠江口“廉江号”护卫艇被撞沉惨剧，显然都与这些军中蛀虫有密切关系。

2005年12月，王守业提出要到珠海去休假，并准备在当月23日下午启程。23日上午，王守业到海军司令部参加每日例会时，被总参保卫部奉命逮捕。

王守业当时还故作镇定，问主持会议的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要搞错！”张定发说：“不会搞错。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会上，当中央军纪委张树田宣布“经中央军委检察院批准逮捕”时，王守业当即拉开公文包，取出手枪要自杀，但当即被总参保卫部警卫早一步夺下他的枪，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5200万元，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250万元，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帐号内，有存款5000余万元。王守业是个混世魔王，先后花了1200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

王守业作案时间长达5年。奇怪的是这5年中，他竟有4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二次三等功。

这个海军副司令员被告发58次，才告准了。告发人前后告了两年，还天天跑到海军大院门口散发控告传单，“有志者，事竟成”，终于把这个衣冠禽兽送上审判台了。

4月10日，王守业已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解放军高级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根据指控，曾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之后升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王守业，贪污和挪用军费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王守业犯案部分，大多是在他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和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这段时间，他主持建造了耗资10多亿元的军委办公大楼。这座位于北京木樨地军事博物馆边上的豪华大厦，不但是王守业经济上的发迹之地，而且是他政治上的发迹之地。就是在这段时间，即1995年至2001年期间，他每年进帐数千万元，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并在2001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就任海军副司令之后，他更利用其权力以及与上层的关系，利用在北京公主坟海军司令部大院内大兴土木的机会，将基建项目全部交由其妻所在的公司承揽，从中获得到巨大的非法经济利益。据王守业交代，他还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2000万元人民币。根据透露的案情，王守业案涉及解放军高级军官包括少将4人、大校7人。事实上，王守业贪污和挪用的款项可能更大，涉及的官员可能远不止少将一级，而是上将甚或更高。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中后期)进入腐败高发期，开始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发展，又称为“权力资本腐败”。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中国共产党整个肌体无可奈何的患上了腐败的不治之症，毛泽东一直担心和防范的事情终于令人痛心的发生了。毛泽东等老一辈呕心沥血积蓄的政治资源、政治清明被消耗殆尽。

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红顶商人——是公开活动的官僚资本。

主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同时身兼化肥厂厂长？民营企业董事长竟然担任副县长？在安徽北部，国有甚至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在党政部门交叉任职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共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身兼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这种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现象，曾引发强烈的争议，权力进入市场，必然滋生各种保护措施甚至腐败。

在安徽，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兼任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而且不仅仅在芜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企而优则仕”现象。一些县市官员坦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事实上已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相当规模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县委、县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安徽潜山县民企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就因为交税多而兼职该县副县长，界首市民企天安集团董事长张超彬兼职市政协主席，著名企业的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则兼职亳州市委常委。

官员身兼企业老总的，除了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身兼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还有界首市长王显义兼职沙河酒厂厂长，该市副市长彭杰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主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张兆振身兼县化肥厂厂长等。

现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章第31条规定，公务员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经商、办企业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三番五次发出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2002年，新华社属下的《经济参考报》在5月28日头条发表了《“红顶企业”顶戴何时摘》的调查报导。据悉，当时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沈跃跃直接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沈跃跃于年底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这一现象一年后依然如旧。

党的16大以后，若干地区兴起了新一轮党政官员“下海”经商的热潮：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市委宣传部长，永嘉县县委书记和副县长，江苏省泰州市市委书记、东台市市长、建湖县副县长，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常务副区长、广州市环保局局长，海南省琼海市事等人。这些人都是辞去公职而“下海”的。另有一批“带职”带薪下海的，如：安徽省委省政府发布了有关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新决定，其中明文规定：“政府官员离职到民企，三年照拿工资”。这里的“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这一规定，这样“下海”的党政官员有多少，真是不知其数。

与此同时，官场与商场间又产生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老板纷纷从政，一些高官则辞官“下海”。重庆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商尹明善当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三分之一时间经商，三分之二时间从政。温州则有两名副市长和市政府正副秘书长辞职从商，而过去几年来，浙江也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

官商之间身份转化，商人转换身份进入政界，有没有机制确保他们不是为原来所属的利益群体谋利？官员转为商人时会不会习惯性地使用原有权力，并减低官员与转化身份之后商人之间可能勾结的机会？“下海”的如果不是普通公务员，而是协助制定政策类似“政务官”的人物，如何避免他们利用优势，进行变相的“内线交易”？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腐败呈现“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据说是一位前总理的名言。不知道这是真实地道出了反腐败的尴尬，还是另有别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二十几年的反腐败，实在反得是有几分狼狈。

“不管牵涉到谁，坚决一查到底”。相信这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中纪委、监察局、各级检察机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条条、纪律，多到没人能数得清。反腐报告会、电视广播、报纸的反腐新闻天天见得到，查处了多少官员的统计也年年发布，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是，在这样的高调下，在越来越多的数字、越来越高的级别后面，在天天更新的“第一大贪”的报导面前，人们开始冷漠，开始失去信心。

虽然有成克杰、胡长清等高官被绳之以法，杀鸡儆猴，但始终也教不出中国官员的廉洁。官员照常腐败，像日常的上班下班一样运转着。惟独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是例外。因为毛泽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革命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去评判毛泽东的所谓失误就会南辕北辙。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以他超人之勇气和全党之表率，取得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四、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离它越远就越能看清它的轮廓。走在岁月的长河边，人们往往会愿意停下来，悉心聆听，听山谷的回响，听岁月的回音……

建国后，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三件大事：抗美援朝、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全军工作和庐山会议。前两件事给后一件事埋下了不少伏笔，完整地了解彭德怀，也是还原了当时真实的毛泽东。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作为，今天的各种评论不管从那个角度出发，对他的品格都是肯定的。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一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骄横跋扈与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睚眦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种种行为的因果，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不能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撤职，就可以任意“为尊者讳”，“为尊者隐”，而忽略那些不该忽略的历史过程，譬如作为整肃刘伯承、粟裕的肇始者的这位帅。

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他对彭德怀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尽管彭德怀也与朱德下棋，但这句无奈的话却也涉及到彭德怀对朱总司令本人和许多高级将领的评价。一个普通人具有这种个性并没有多大麻烦，然而一个政治人物则足以因此而使得自身、他人以致历史风云变换了。事实上，由于彭德怀长期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个性就成为他给别人和他自己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彭德怀整肃刘伯承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他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至于军队学习苏军中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1958年在军队展开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的命题。毛泽东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可见，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伯承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这次，毛泽东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高副统帅。在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也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提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1957年10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为此提出要军队吸取“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教训之历史原因。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的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毛泽东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那倒是次要的。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抗美援朝中，先后参加志愿军的部队，二、三、四野的部队都有，而彭德怀曾经指挥过的一野部队已由王震率领入疆。彭德怀在指挥他所不熟悉的部队和将领时，由于入朝作战准备仓促，作战方式生疏，初期某些部队作战不利再所难免。然而彭德怀对此处理得过分简单粗暴，伤人过甚。第一次战役时三十八军的行动迟缓，既有敌前侦察不利的因素，也有总部情报误导的因素。然而彭德怀却严厉叱责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怕死”，威胁要“斩马谡”；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作战英勇，彭德怀便立即写下了名言“三十八军万岁！”这种大起大落的带兵方式对各军将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到三次战役后期，同样一个三十八军担任阻击，就有军级指挥官说出“如果由林总指挥，怎么也不会让我们主力与敌人拼消耗”这样的话来。五次战役后彭德怀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彭德怀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的王近山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彭德怀的这种个性使他“树敌”过多，为日后他在党内军内制造了许多的反对派。如果朝鲜停战后，彭德怀的政治军事生涯到此为止，他的这些行为也无可厚非。傲慢的将军并不鲜见，打胜仗才是真的。然而，历史却偏偏要把他推到“政客”的位置上，而被他伤害过的将军们也将要在政治舞台有所表演，彭德怀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完全失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当时中国体制学苏联，国防部长权力极大。1956年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时，战役发起命令就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而不是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的。同时，由于彭德怀在朝鲜顶住了美军，苏联赫鲁晓夫在他访苏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此前，邓小平主持的党内反对高岗的斗争已涉及彭德怀与高岗均有受苏联支持之嫌，但因毛泽东提出统统不予追究而作罢。彭德怀对此警惕不足，成为了高岗之后的又一个失败者，此为后话。

1955年，解放军的体制在向苏联学习中，建成了五总部体制，即今天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再就是后来消失了的训练总监察部和总干部部。朝鲜尚未停战前，刘伯承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在他的努力下，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55年时，许世友、陈再道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

彭德怀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首先受到彭德怀打击的就是刘伯承和他的南京军事学院。

事件的起因是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对此甚为不满，向毛泽东进言，并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军内的高层传达，核心即“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据此彭德怀在军委内部开始对刘伯承进行批判，并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过关。

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在彭德怀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下，“反教条主义”斗争揪出了一个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历史的暗礁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可以说，刘伯承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刘伯承后来在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这表明他已经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抵制渐起。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也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对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矩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中将张震和赖若愚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认为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报告中还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份报告显然是陈赓、黄克诚大将主导的。

彭德怀为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这场军中“反教条主义运动”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

这时，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听到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后，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6日，刘伯承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然而，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说逼死革命同志一事是指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但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这场军内运动正式开始阶段是1957年，与反右同步。运动范围以训练总监察部为主，几乎涉及所有五总部的高层机构。

训练总监察部存在的历史很短，1953年组建，1959年撤销，人员配备之精良，在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当年曾风光一时。1956年授衔，该部呈现一名元帅带六名上将的豪华阵容，包括：陆军训练部部长萧克；军事条令部部长周士第；组织计划部部长李达；出版部部长张宗逊；院校部部长郭天民和后来接替其职务的彭绍辉。

训练总监察部从一组建，就注定要风波不断。原因就在于党内、军内潜在的山头主义在此必然要较量一番。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历来与彭德怀不和，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持续了几年的较量迅速表面化。萧克写了一封信与彭德怀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运动的导火索，是1957年陆军训练部一位上校副处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当时苏军顾问机械地强求训练演习与苏军的标准一致，而中国的军队装备无法达到。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主张不要照搬苏军条例。这位上校曾将大字报的梗概向萧克作过汇报，萧克未表示不同看法。由于这张大字报不是出自代表彭德怀方面的张宗逊，而出自对立方面的萧克，彭德怀把这张大字报视为“反苏”，又由于苏联对彭德怀有过高度评价，“反苏”就异化成了“反彭”。结果，原本有着同样意见的张宗逊秉承彭德怀的意见发起了“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开始直接批判萧克。这时军外已开始了“反右”，在彭德怀的授意下，总参、总政和当时的总干部部都派出要员到训练总监察部参加“调查组”，形成了对萧克和训练总监察部的围攻。

这场运动的名称虽冠以“反教条主义”，而核心的命题却是模糊不清的“反对彭总”。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一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开除军籍，解送黑龙江监视劳动。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河。

对此，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他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因此而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1958年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不过，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对刘伯承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掌声，以示对他的尊敬，也从另一角度对这次批判表示了不满。彭德怀这次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

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变的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就像一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年迈多病的刘伯承心头。这一历史真相的部分内容大多散见于许多公开的史料中，尤其在刘伯承的传记文字中有所涉及。但却都刻意回避了彭德怀的名字，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到了毛泽东的头上。类似的事情在具有浓厚农民色彩的中国党里是屡见不鲜的，彭德怀干过，罗瑞卿干过，刘少奇、周恩来也干过，很难说那一个高级领导人没有染指过此类争斗。把脱胎于旧社会的这些负面东西强加给毛泽东有失公允。

对于党内各种人物之间的这种冲撞而形成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是与非来加以评价；对毛泽东在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也不能从个别现象来妄下结论。而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做出符合历史逻辑的判断。在毛泽东实际被否定的今天，功绩人人有份，“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历史责任则全推到毛泽东的一个头上，这有失公允，违背道德。

粟裕的挨整与艰难平反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也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有关。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街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了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泽东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毛泽东又专给中央反教条主义的组长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从此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却没有提出军阀主义的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同时，彭德怀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在他的意识中，按党内传统，谁是领导，谁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在军委整风中，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个人便是总参谋长粟裕。从而导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了序幕。

会议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大罪状就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粟裕“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

1946年7月，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各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电告陈毅：“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

1947年8月，粟裕在将欲围歼整编74师的布置电报发中央后，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最终粟裕精彩的完成了痛歼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

1948年5月，西柏坡城南庄，从不出门迎接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竟大步走出门外，与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意味深长道：“17年了！”17年前，粟裕担任红12军64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先擒张珲瓒，后打谭道源。抚今追昔，两人都很激动。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改变了原来马上渡江的计划，听取了粟裕的意见，于是这才有了后来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

1948年6月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44万人。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1953年2月，毛泽东和陈毅凭吊淮海战场，说到名将功臣时，特别赞扬粟裕，称粟裕为“常胜将军”，功业彪炳。陈毅随口说：“那粟裕就是樊哙了。”毛泽东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老毛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1955年，中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在粟裕三辞元帅衔后，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在战争年代，坚持己见的粟裕往往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味道浓厚的总参，不喜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的粟裕，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聂荣臻和彭德怀，为自己失意的后半生打下了伏笔。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碰撞。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唯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荣臻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要按照聂荣臻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却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写报告向毛泽东做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很大的误会。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裕还与彭德怀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那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那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加之彭德怀作风霸道，当时在军委主持工作、副总理加国防部长，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参谋长。这样就把粟裕夹在中间。如果把粟裕赶走，彭德怀、黄克诚就可完全掌握军队的统帅部。

因以上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上，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都猛烈批评粟裕。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大会气氛完全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所感染，粟裕错误被无限放大，几乎成了一无是处。在会议上，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认子虚乌有的错误，一次次认错。

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出检讨。随后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出场了。这就为以后粟裕平反的艰难埋下了伏笔。

6月7日的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等开了个座谈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重点是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邓小平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这个座谈会的精神先由黄克诚在6月7日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传达，邓小平也做了类似讲话。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

于是，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这样大会小会相结合，大字报小字报相结合，粟裕被迫在各种各样的会上一次次作检讨，共8次之多，直到违心的把别人强加给他的全部“罪状”都承认下来才算过关。

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军委扩大会议在7月22日结束，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所谓“告洋状”，指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本来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彭德怀认为粟裕是“告洋状”。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毛泽东在1958年8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粟犯的错误是和韩信一样吗？”但是，不久后，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却作出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并且随着邓小平的传话，从此粟裕淡出军界。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还有陈毅、徐向前等老帅。

陈毅曾经两次被请出新四军。他对七战七捷很反感，说要批臭。加上怀疑粟裕是饶漱石一条线的，陈毅对粟裕意见是很大的，也批判到点子上了，杀伤力不小。陈毅主要批的是粟裕的态度问题，下了狠手，没有下死手，陈毅对粟裕的态度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投机行为，在毛泽东讲了粟裕的好话后，陈毅也是第一个出来保粟裕过关的人。

在批粟裕的会议上，林彪则说：最近一直有病。不知为什么打胜仗的挨批。明天不来了。因林彪的地位高，功劳大，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也不敢惹他。

这样一来，毛泽东年初要军队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就落空了。黄克诚后来回顾1958年这次会议说：

“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在彭德怀的个性面前，刘伯承肯屈服，叶剑英有谋略，而萧克则“铜盆碰上铁扫帚”。意气之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即使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也不新鲜。然而可悲的是，历史把彭德怀和萧克放到如此敏感的位置上，特别是彭德怀的位置。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充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在整个“反教条主义”的全过程中，彭德怀的独断专行，难道不会使毛泽东有所警觉吗？可以说，彭德怀的结局，在上庐山之前就有苗头了。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批，粟裕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动员粟裕揭发、批判彭德怀。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遗憾的是当时在高级领导人中间能有几位像粟裕大将军这样的胸襟呢？

彭德怀后来也是被以同样的方式所打倒，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1978年后，粟裕给中央打了个报告，希望平反。叶剑英把这个报告批给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时，叶剑英也通过杨尚昆给粟裕打招呼，叫他亲自到聂荣臻和徐向前这两个元帅家去上门把问题说清楚。粟裕是个老实人，让他去他就去了。粟裕向两个元帅征求意见，请他们同意，这个举动真是难得。两个元帅当面都答应粟裕，同意平反，粟裕非常高兴，因为这两个元帅是他平反路上的最大障碍。但粟裕这个愿望在他生前却并未能实现。胡耀邦曾经对粟裕的家人暗示过有两个元帅不让给粟裕平反，指的就是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个元帅都阻挠给粟裕平反，邓小平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然而，粟裕要求平反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后却并未就此发出任何指示和作出任何决定，因为有的元帅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可见毛泽东面对党内各个山头之间的争斗也有许多无奈，不可能完全体现个人的意愿。

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粟裕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也许是毛泽东当时唯一能给粟裕的一点点安慰吧。

1975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常委会议，粟裕被点为11个军委常委之一。

粟裕在得知邓小平明确讲了“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一消息后，就去见叶剑英副主席，表示要求平反。叶剑英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粟裕的申诉报告主要内容是：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准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眙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已故)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王必成纵)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矩)、唐(亮)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这个申诉报告的内容间接说明了为何粟裕至死也不能获得平反的原因。粟裕的夫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曾向杨尚昆汇报请示。她首先感谢杨尚昆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

萧劲光在粟裕去世的次日，写下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的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遇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说得很温和，后来报社仍提出要删去。萧劲光不同意。报社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萧劲光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楚青决定对1958年的问题不再提了，集中精力编辑粟裕的文集。

粟裕和萧克都是在1958年遭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但是，1986年4月，楚青看到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中，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字没有，楚青看到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粟裕”条中不提？为此，她再一次求见杨尚昆，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在杨尚昆接见她时再次恳请解决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并反映了萧劲光的《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被删节的情况。经过一番周折，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这时，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黄克诚、谭政等都已去世，邓小平亦不再担任任何职务，最后的阻碍力量终于消失了。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用这种方式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

彭德怀与庐山会议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准和理论结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1958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党内对此认识差距很大。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在这个会议期间听取了一系列汇报，对会议补充修改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发表了意见。此时，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同时，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11月21日到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23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12月9日，毛泽东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

1959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1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这次会议虽然对1959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2月，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2月22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也‘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第二天（28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上午8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少奇、邓小平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准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3月25日到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在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

4月18日到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4月29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在13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6月20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后来用来否定毛泽东的东西原来都是邓小平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事情，把自己的错误或失误算在已经去世的领袖头上这也是一大发明。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品质问题。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

毛泽东在6月29日和7月2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准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从7月2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

7月3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但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了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在作这篇讲话的时候说，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毛泽东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虽感到不满，但他的讲话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7月10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13日清晨5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彭德怀在1958年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曾回湖南调查，先到湘潭县的乌石（彭的故乡）、韶山，后到平江。了解到粮食没有收好，而上报数字高得吓人，当时也没吭声。1959年4月，彭德怀出国访问东欧等七国，6月13日回国。第二天，黄克诚向他谈了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彭德怀曾向人感叹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同时，有关当事人回忆也说：彭德怀在到庐山前，在火车上曾讲过，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决了。

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过程中，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谈到例如“晚年斯大林”问题等。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7月14日，彭德怀仔细修改了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同时，已经准备下山的毛泽东提出了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黄克诚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交代：“彭德怀同志写信时，估计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7月23日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信发出以后，彭德怀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传单，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交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实际上是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检讨）。负责军事工作的插手经济建设并且要求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检查，这就大大超出了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人们所能容忍的程度。

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主要是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彭德怀的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大家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7月20日凌晨，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很明显，此刻毛泽东对两个方面的人都持批评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站在全局的、公允的。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表示对纠“左”不满。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某种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而刘少奇、周恩来的意见以及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了庐山会议向“反右倾”的方面发展。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彭德怀的问题，也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从7月23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尽管这样，直到7月26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在7月25日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7月26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随着毛泽东四点意见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一些人抓住批语中“对事也要对人”这点，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到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7月31日和8月1日，已准备下山的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会，为八届八中全会做准备，对彭德怀展开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周恩来揭发彭德怀的军阀主义作风时说：“1930年春夏之间，彭德怀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杀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残部被国民党招降，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德怀在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军阀主义的手段。长征中主张以军阀主义的办法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错误地主张以军治党。”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李银桥提到的“有些领导同志”是谁呢？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都不说了？他们中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他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可以说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的心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

那么在这些人的重压下，毛泽东怎么想的呢？

毛泽东还是不想打倒彭德怀，所以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一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处理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以求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只批评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后来给江青的信中要说自己是共产党的“钟馗”了。

前文已述，1957年到1958年，彭德怀就在党内军内打击了很多同志，积怨甚深。1957年，由于赫鲁夫晓大力赞扬彭德怀，“批反苏”就又成了批反彭，矛头直指刘伯承，在军内打击异己。第二年，1958年他又一反常态，成了最坚决的“反教条主义者”，关键还是为了打击刘伯承元帅。在此以前，彭德怀就曾把打击矛头指向叶剑英。叶剑英知趣地退避三舍，保全了自己。接着徐向前当过一段时间总参谋长因病退出由聂荣臻当。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朝鲜打仗，由于聂荣臻行事失当，毛泽东发现后对聂荣臻作了严厉的批评，而粟裕作了自我批评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并由粟裕担任了总参谋长，这样彭德怀又把矛头指向了粟裕。彭德怀通过“反教条主义”终于使得黄克诚当了总参谋长，粟裕受到排斥，萧克被迫退伍，刘伯承退休。彭德怀在军内的权力运用达到了顶峰。

可是，就在彭德怀自以为稳掌了军权时，却为自己的最后垮台打下了基础。在将军中得罪的人太多了，虽然得到了总参谋长，却失去了人心。而且，在大跃进出现失误的情况下，步上高岗后尘，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时也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这就有了夺取最高权力之嫌。

1959年他在莫斯科就宣布国内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只有苏联红军出兵才能解决，他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回国后并没有什么匈牙利事件，大干一场无从下手。庐山会议的召开和进展，他对张闻天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苏联红军一出兵，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958年大跃进刘、邓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毛泽东召开了六次会议，发了三篇《党内通讯》力纠“五风”。这时彭德怀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行为。庐山会议对“五风”进行了最后的打击，刘少奇、邓小平（因故未到场）的“五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受到了严肃的点名批评。本来会议已经达到目的就要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意思，彭德怀却突然发现新的机会来临了，于是就有了他的上书。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目的，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由于彭德怀的上书没有标题，就只是加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让大家讨论，自己请假。不料这在后来却成了刘少奇、邓小平推卸自己责任的主要理由。《意见书》原本就是中性名词，最使得刘少奇、邓小平伤心的正是7月14日毛泽东拿到上书后一言不发，而是让大家讨论，他自己一直到7月23日才出来表态，这时政治局里大局已经定了，他不过是最后拍板而已。所以要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除了在“意见书”三个字上做文章外，竟然还找不到第四个字。邓小平复辟后则对刘少奇的发言只字不提，只提柯庆施起来反对彭德怀，也没披露只字。原因不是别的，柯庆施在庐山会议上原本是做了充分准备坚决反“五风”的，对于彭德怀的上书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他是仓促上阵批彭德怀的。他的讲话必然为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鼓吹者刘少奇、邓小平所忌讳，所以除了说他坚决批彭德怀外，没有一个字能够公布。

倒彭实际上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文官当然不甘心自己被打倒，武将们也一样。对他们来说，大跃进或者浮夸风、共产风都不是他们武将的事，最最重要的是专横跋扈、心胸狭窄、积怨甚深的彭德怀倒霉了，于是趁机群起而攻之，彭德怀就这样垮台了。那以后刘伯承和粟裕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周恩来曾这样批评彭德怀：“十个元帅有九个对你有意见，十个大将有九个对你有意见”，除他自己以外，没意见的只有与他关系亲密的大将黄克诚。

彭德怀上书后，毛泽东曾问他，在此以前我开了六次会议，写了三封《党内通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讲？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你才来上书。这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于是他就突然吐出了举世闻名的“操娘”，刘少奇说：“真不象话”。刘少奇等人要对他进行更严厉的处分，而毛泽东只同意罢官。彭德怀看到形势不妙，做了检讨，内容和邓小平后来写的检讨一样，无非说对他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对我的挽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毛泽东肯定了这份检讨，做了批语，要求传达下去，并且提出反右倾就此结束。时间是1959年9月9日。可是这个批示一直受到抵制而没有传达，反右倾继续进行并且大大地扩大化了。所以说那以后的“反右倾”与毛泽东是无关的。

可见，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德怀7月14日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而是有着深刻的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在8月1日预备会上，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差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随后，毛泽东接过来对彭德怀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似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针对的就是彭德怀。然而彭德怀以及林彪没有做出朱可夫那样的事情，却在毛泽东去世不久被叶剑英做成了。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8月4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彭德怀一再作检讨。贺龙被任命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专案小组的负责人。李井泉、苏振华、薄一波、李富春、王鹤寿、萧劲光、陶铸等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攻击和指控，张平化、杨勇和李志民等人指责彭德怀有个人野心，以及对同事极端的粗鲁无礼。

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小型会议中,彭德怀甚至指责周恩来等老于世故,老奸巨猾。彭德怀的这一指责显然既不利于党的团结,更容易使人产生反感。韩先楚揭发：“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德怀说：“他（指周总理）到哪裏，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某某同志也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德怀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与同事和下级难以相处。会议后期之所以会出现一边倒、众人群起围攻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彭德怀个性弱点的必然结果。

8月11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5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8月15日和16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里”这一光辉思想的萌芽。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前述原因，8月13日至15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8月18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8月22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又过了一段时间，9月9日，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8月16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最后，毛泽东引用了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

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批判。

庐山会议后在军内的批彭，进行得较为顺利，不少高级将领对彭德怀的个人恩怨起着重要作用。握有实权的贺龙、陈毅、罗瑞卿等人“一边倒”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庐山会议后，贺龙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取消军衔制就是他的杰作；罗瑞卿则接任了黄克诚下台后的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从军队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加上林彪，是彭德怀悲剧中的最大受益人。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段话曲折的反映了毛泽东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而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做出折中或妥协的无奈与苦衷。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伟人，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60年代头两年，中央陆续调整了人民公社政策，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煞住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颁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一步步纠正着过“左”的倾向。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与会人员在讨论中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还做得不够。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各省委、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在发言中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在收入《刘少奇选集》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中，有两段话被删除去了。这两段话是：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同时，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到庐山的斗争是由于彭德怀“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这点，参加过七千人大会的许多老干部都是有印象的。彭德怀在得知后曾生气地连喊道“污蔑，污蔑！”此后，彭德怀围绕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内容，以读书笔记为基础，撰写了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并于1962年6月16日亲自到中南海面交杨尚昆，请他安排人打印数份转送给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成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表面上的矛头指向的是彭德怀，而实际上却是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为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平反的历史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虽然也有人不情愿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承担责任，但是为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开脱自己，也不得不如此。

因为，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就是完全错误的，因而“文革”必须彻底否定，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因而应该得到“彻底平反”。正因为这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呼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红旗》杂志编辑部还约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章，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这篇文章不仅批判彭德怀，而且还特别“针对现实”，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在作者向《红旗》杂志交稿时，正是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后的第12天。这篇文章呼吁“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不言而喻，是冲着邓小平，冲着陈云，冲着胡耀邦等人来的。胡耀邦面对这种情况，引用了毛泽东在1965年对彭德怀的三句话，加以反驳。那是彭德怀在1965年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了这么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说起为彭德怀平反的曲折经过：“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几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我们不搞什么繁琐哲学。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他们愿意写，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写的当中不敢提高，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怎么办？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老总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

最后，关于彭德怀的评价，改来改去，最后还是把稿子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思想还要解放，并由他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的评价。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一次会上，面对一些人对毛泽东的大肆攻击，奋起反击道：

“有的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愤慨的话，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说的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是非常不利的。我并不是说，讲愤慨的话就是出于恶意，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同志对毛主席有愤慨情绪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党内斗争的是是非非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意味深长的。由于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这场革命及其革命的领导人都带有很深的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某些印记。毛泽东的健在使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几乎没有可能。但在某些条件下，在党内和军内，分别来自各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权力斗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老同志想搞掉一些老同志的事情屡见不鲜。建国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包括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关。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针对高、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高饶事件”自此定案。

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是由几个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作检查，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个别同志在发言中称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和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是“高岗的亲信”，“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不久，张明远就以“态度不好”不再被允许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

罗瑞卿和林枫在东北高干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

就这样，一些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岗反党集团”。林枫和罗瑞卿随后把这个会议情况，连同“五虎上将”这个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

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枫还说：“主席说，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你再提意见，可能会更加重处份。”

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作为敌我矛盾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也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除“五虎上将”一案，不得不说的还有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

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却从不居功自傲。1940年1月，徐海东因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与谢子长、刘志丹、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仍然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

建国以后，徐海东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向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说的罗瑞卿的红烧肉故事是红军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故事前后是这样的：

当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中有一些福建过来的战士，吃不惯辣椒，偏偏有一次搞伙食改善，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是湖南、湖北、江西的，所以就放了很多辣椒在里面，福建的战士就有了情绪，两湖和江西的就觉得福建的多事，双方就此吵了起来。罗瑞卿知道以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细细的交谈，化解了矛盾，下次，再做饭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谁愿意吃就吃。这件事不大，但是因为是发生在苏区政治气候不平常的1933年，所以包括毛泽东都知道了，说罗瑞卿是个好管家。红军进入陕北以后，罗瑞卿由毛泽东提议，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政治保卫总局局长。那时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徐海东与罗瑞卿不太对脾气，徐海东听说过罗瑞卿的红烧肉的故事，所以，就把它拿出来说事。

等庐山会议一结束，罗瑞卿上台了，徐海东这回彻底没戏了。1960年被指派去编撰红二十五军军史，此后一直是在家里闲着，也不敢有人过问。直到1965年打倒罗瑞卿的时候，谢富治和吴法宪请徐海东写一个受到罗瑞卿迫害的书面材料的时候，徐海东才被人想起。九大召开前，周恩来建议徐海东出来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此事得到林彪的支持，自然也因为他是罗瑞卿的对头。这样，徐海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直到1970年病故。

1965年12月，已处在党和国家显要位置上的罗瑞卿，好日子突然曳然而止。彭真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高级将领都异口同声的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上海会议后军委常委会决定：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从而使叶、杨两人成为罗瑞卿倒台的最大受益者。

1967年12月5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127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瑞卿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XXX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XX个军区，并成X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作战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作战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据杨成武以上所说，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罗瑞卿问题的盖子揭开，杨成武本人不仅是知情人，也是当事者之一。

就在林彪对罗瑞卿表示极不满意的关头，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中央又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对杨成武信任度的增加与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递减是成正比的，杨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内中深义。

1965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杨成武兼代主任。这样，其时的杨成武身兼多职：军委副秘书长、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及总参办公厅）代主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

11月25日，叶群等向总参党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了林办四人（叶群、罗孝礼、赵根生、李春生）两个多月来在江苏太仓沙溪公社参加四清的情况。叶群报告的抬头是致“办公厅杨副主任转办公厅党委常委、总参政治部叶运高主任并报总参党委、杨副总长、王副总长”。那时还是11月间，报告为什么不送罗瑞卿而仅送给杨成武、王新亭？

杨成武两天后即对叶群等人报告作出批示：

王副总长、叶运高主任：叶群等同志的来信及两份材料转去，请阅。我已看过，很好。他们到农村后，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着，总结的经验也很好。建议将他们的来信和两份材料印发给总参党委委员、总参各部局党委，发总参参加社教工作的同志参考，并转报总政治部。如你们同意，请参政办。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离12月8日召开的上海会议至少还有十天时间，杨成武就已经撇开尚任总参党委书记、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而自行发号施令了。

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于1965年12月16日结束。12月29日，杨成武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罗瑞卿的跳楼事件。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被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传达的，还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的发言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名发言中声称：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沽、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杨成武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批判彭真的发言，发言共有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责了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及第三部分指责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责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这次发言，杨成武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

对于彭真的“恶劣表现”，杨成武在次年春天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等等。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分别作了讲话。杨成武讲的是“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以上各人的讲话，数杨成武的调门最高，点名最多。

“全军文革”，于1967年1月改组重建，萧华、杨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组长。“5·13”之后，萧华被打倒。9月，杨成武更被指定为军委办事组组长。

1967年11月间，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后一篇批判罗瑞卿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2月17日，毛泽东针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个月后，“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垮了下来。后来的党史学家众口一词都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江青搞的，而实际上却有着太多的原因。据杨成武本人回忆：就任代总参谋长后杨成武曾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做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周恩来有什么需要请示毛泽东的由他来转达，毛泽东有什么指示也由他来传达，除了周恩来本人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泄露。后来在处理“武汉事件”、“王力、关锋、戚本禹”时杨成武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行事的。作为代总参谋长不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汇报工作，这就理所当然的引起了林彪的不快。而当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在讨论处理杨成武的会议上，周恩来并没有为杨成武做任何解释。这也是导致杨成武倒台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党内斗争中山头之争、意气之争和见风使舵者不在少数，而这些争斗往往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以正确、正义的面貌出现。1967年1月，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由周恩来亲自落实隔离措施。周恩来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个房子，安排北京卫戍区预先做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携带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周恩来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至于说为什么会酿成贺龙冤案的悲剧，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是起码有几件事与贺龙自己有关：其一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事情；其二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其三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其四是空军副司令刘震反对吴法宪的事情。这些事情贺龙出于“山头”的考虑或多或少是涉足其中了。这些事不仅仅波及到了林彪，也波及到叶剑英等老帅。而绝不仅仅是由于林彪集团的诬陷一词所能简单涵盖和解释的。

为了审查和解决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来的问题，经周恩来亲自提议、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从1967年9月开始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负总责。下设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分别负责14个专案的审查工作。其中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就是由汪东兴提供、经周恩来签字批准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后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据此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而在后来发生的诬陷周恩来的所谓“伍豪事件”却是由许世友上报中央的。可见对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处理，是山头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和原则之争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很难说由什么人刻意诬陷的结果。从某一个具体人来看，他们都有被冤枉和不冤枉的方面；从毛泽东逝世以后的社会实践来看，他们的确走的不是毛泽东的路子，因而当时对他们的处理就显得一点也不冤枉。

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伟大事业是极其曲折而又复杂的，毛泽东所领导的伟大政党也是极其纠结而又复杂的，而他只能在既定的复杂历史条件下来创造历史。

第二章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一、中苏论战的起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形成了三人联盟，马林科夫为苏联总理，一度兼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逮捕贝利亚的决定和逮捕行动是由少数人事先决定并准备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指出贝利亚的危险性，赫鲁晓夫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联盟。在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两人同主席团其他成员进行了沟通。马林科夫的态度转变是关键，而莫洛托夫在其中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积极支持搞倒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伏罗希洛夫最后由马林科夫出面做争取工作从而取得成功，而米高扬则表示了某些不同的意见。

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会上马林科夫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人的发言，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改革尝试说成是他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的罪行，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贝利亚在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9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审判贝利亚案件法庭的组成、起诉书和情况通报的决议，责成鲁坚科在两周内最后完成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和检察院的通告，提出审判贝利亚及其参加者案件专门法庭组成人员，审判不许外人参加，秘密进行。案件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审判，23日结束。12月24日，鲁坚科和克鲁格洛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审判及执行结果，贝利亚及其他6人被枪决。

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被处决后，他所倡议的大多数措施，比如平反冤假错案、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推进德国统一等，并没有被否定，贝利亚之后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在继续执行。

在清除贝利亚后，马林科夫的一些行为引发了党内强硬派的反弹。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职，但仍然留在政治局内。1956年在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的联合之下，马林科夫被逐出政治局。1961年马林科夫被苏联共产党开除党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召开“二十大”，这是中国与前苏联、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系的转捩点。

赫鲁晓夫于2月14日作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与会的代表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对斯大林只字未提，接着在讨论报告的发言中，往昔那种争相颂扬斯大林的情景也不见了。

当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政治局核心人物之一的米高扬在发言时第一个点名批评了斯大林。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批评了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特别提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被错误地打成“人民的敌人”的同志。米高扬的发言，犹如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会场开始骚动起来。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而与会代表虽然感到惊奇，却没有人对米高扬的质问提出指责，这是苏联政治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兆。

随着“二十大”的进行，赫鲁晓夫更加坚定了谴责斯大林的决心。因为大会很快就要结束，而他精心策划的报告却还没有提交主席团审批呢，因此赫鲁晓夫也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

于是，在一次大会的休息时间里，主席团委员们正在休息室里边喝饮料边讨论会务事宜，赫鲁晓夫鼓足了勇气提出要大会解决“斯大林滥用职权所犯的罪行”问题。

赫鲁晓夫的话在主席团委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老布尔什维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不堪设想，对党和国家的声誉将会产生极坏的影响。卡岗诺维奇也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类似的指责。

当赫鲁晓夫知道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代表大会上去时，就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主意：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已经作过的情况下，主席团的每个委员都规定仅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即使所谈的看法同总结报告不尽一致的个人意见也可以讲出来。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迫不得已时要作个人发言，以一个普遍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

赫鲁晓夫这个孤注一掷的气势，对其他主席团委员来说，不仅仅是个威慑，更是一种实力的挑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本材料，主要是由波斯别洛夫提供的。他是几个特别委员会对有关案件进行复查所得材料的谋纂者。波斯别洛夫承担这一工作是由苏共中央决定，在赫鲁晓夫的授意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赫鲁晓夫对他隐瞒了真正的意图，而以清理贝利亚案件的名义向他下达指示。饶有兴味的是，波斯别洛夫曾参加过《斯大林传略》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代表作。而如今，这位理论家又在为批判斯大林准备炮弹……

此时，赫鲁晓夫力克群雄之后终于获得了合法的报告权。

2月24日下午，“二十大”已宣布闭幕，但在赫鲁晓夫的安排下，大会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会议。通知于2月24日午夜11时30分发出，已经离去在宾馆下榻的代表又心急如火地被召回到克里姆林官，前来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决定，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任何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都没有被邀请出席，并专门为与会者印发了特别通行证。午夜，赫鲁晓夫这位曾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人物，登上全党庄严的讲台，开始了他的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是在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因而引起举世的注目。然而，无论是苏共党员，还是苏共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在大会议程之外，背着各国共产党员代表团和所有新闻记者，赫鲁晓夫向参加会议的1430名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俗称《秘密报告》）。这一报告像一颗巨型原子弹在克里姆林宫里爆炸，强大的冲击波震荡了全国和全世界。实际上成为1989年东欧巨变的滥殇之源。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赫鲁晓夫做完报告之后，要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表态，贝鲁特被这种突然袭击弄得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讲道：“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2月26日，波兰代表团回国，贝鲁特被留在苏联。3月12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猝然去世，波兰随之出现了大动乱。这一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中国党派出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朱德是在访问波兰之后来到苏联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专列抵达白俄罗斯车站时，就受到专程赶来的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朱可夫的热烈欢迎。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分别会见了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在会见时就暗示了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

但是，从大会开幕到闭幕，中共代表团也丝毫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的一点情况，尽管这之前赫鲁晓夫曾有所暗示。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想当年，在红场斯大林的葬礼大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都一再强调了：“要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党的团结。”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讲的，但随着其地位的提高和巩固，事情发生了变化。

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密切关注的。

3月17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

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了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

毛泽东说：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在19日和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刘少奇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讲了斯大林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样详细分析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还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有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稿子出来后，毛泽东进行了几处修改：一是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

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看了修改稿，并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还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安排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泽东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毛泽东考虑不仅是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因为斯大林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他的褒贬，不仅关系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威信，而且直接关系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的成败。因此，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他不得不进一步考虑今后世界共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重要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到了苏共对待斯大林的问题。

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这样。对于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

8月30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讲话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提出了中共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客观的、具体的分析。同时，他也列举了三件大事，说明斯大林和苏联的主流和主要方面。三件大事是：第一，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经过十月革命，变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二，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使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第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和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毛泽东说：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波匈事件

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随之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集中反映。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6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莫尔卡时期。（哥莫尔卡是1945年至1948年任波党总书记，1948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1年被监禁，1954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莫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莫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莫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11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10月15日又确定提前在19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10月17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近，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1956年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1956年10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会议。他一开始就说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

毛泽东接着说，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还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会议进行中，吴冷西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告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

吴冷西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

约半个小时后，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泽东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谈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泽东劈头就直截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不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尤金满头大汗，迅速退走。

20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10月21日打电报给中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此时在苏联党内，赫鲁晓夫面对波匈事件，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斯大林的攻击，转而寻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22日访问苏联。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

10月23日，刘少奇等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从这时起，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泽东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给代表团以指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中国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宣言，11月1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而暂告一段落。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3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份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1956年4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1956年7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10月，匈牙利为党的原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同时为纳吉恢复党籍。10月23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10月24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佩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10月25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佩斯到处可以听到枪声。10月28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以纳吉为首的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匈牙利局势已经非常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也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定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的苏军。

毛泽东在10月30日晚召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别电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刘少奇在10月30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当时仍坚持要撤退驻匈的苏军。

11月1日，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少奇：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共产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11月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

11月4日，毛泽东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会上，周恩来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他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娄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谈到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

1956年11月，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代表团刚住进苏维埃旅馆，彭真便接到请柬，邀请他参加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赫鲁晓夫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哥莫尔卡举行的招待会。

哥莫尔卡是在波兰事件中顺乎局势上台的，在波兰党的领导核心内具有左右一切的地位，绝大多数人承认他的权威。正因为这样，他在平息事件中断然阻止了苏联军队向华沙的推进。在莫斯科的这次宴会上，态度也十分强硬。

招待会上，彭真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莫洛托夫在向彭真敬酒时表示：“你们的文章写得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的功绩应该看到，这是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谁也不能完全否定。”

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的分歧就是在招待会这种公开场合也是可以感觉出来的。那时，马林科夫已被迫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很少活动和讲话。

而在这个时候，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也鉴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有了变化。他在政府举行的除夕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做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一情况由各国大使迅速回馈到各国政府，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跟着有所变化。

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毛泽东多次强调：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不同意对大多数“人民”进行镇压。谈到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莫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他提出的论据是：列宁主义就是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丢弃斯大林这把“刀子”，又认真地总结研究斯大林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人闹事的经验教训。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于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所以，他更加抓紧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11月25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这些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的常委会议上，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认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对，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两台锣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攻击苏联，共产党内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联帮助匈牙利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发生动摇甚至变节。这些是坏事。但是坏事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点好处。一旦思想混乱得到澄清，动摇分子吸取教训，变节分子离开了党，党的队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对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泽东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有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泽东还提出要再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这时毛泽东以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是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的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毛泽东最后说，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

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举行。毛泽东一上来就系统地提出他对整篇文章的设想。他说，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接着他提出以下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二）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两者性质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办法。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最后说，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全世界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但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意见较多，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12月19日、20日两天的下午和晚上，毛泽东又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有原则性的，也有文字表述的。主要的意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否则就转移了文章的重心，减弱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对于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显得脱离现实，过于“事后诸葛亮”。须知，匈牙利事件是由各种内外因素形成的，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煽动闹事直至策动叛乱。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是无罪的。如果匈牙利党始终坚强，不自乱阵脚，10月23日的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不用请求苏军协助平叛。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派兵。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匈牙利事件，只作总的性质论定就行，不必为每一件事情辩论。

第二，关于苏共“二十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因此对苏共“二十大”应有分析。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文章要从当今世界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讲起，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反复谈到，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第四，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又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

第五，关于斯大林问题。当前全世界议论纷纷，但焦点都离不开斯大林问题。对苏联的评价，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文章应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说他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不少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一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或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确的方面。人杀多了，但对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错在扩大化，错杀了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实行国际主义的，他援助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大量历史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无需掩饰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已自己承认了。在这里，文章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当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

毛泽东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的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捡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又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毛泽东在这两天会议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作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过去苏联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

会议同意毛泽东建议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毛泽东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20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12月28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新华社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在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阐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阐述的上述观点，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时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为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突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受苏联模式束缚的影响。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都得到新的系统化发展。

毛泽东主持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对斯大林要科学、正确的评价，其中的许多提法尽管与赫鲁晓夫的评价有所不同，有的地方甚至相差甚远，但当时苏共为了应付国内外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对“两论”依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联广播电台由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能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在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了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中苏关系的裂痕

毛泽东曾用预言似的语言评价赫鲁晓夫，他说：“赫鲁晓夫有胆量，也能捅漏子，我看他多灾多难。”果然，波匈事件平息不久，1957年6月，苏共高层又发生了一场近似政变与反政变的斗争。赫鲁晓夫成功地扳倒了要他下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并把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置于被警告的地位。接着，赫鲁晓夫又借机解除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职务，进而撤掉了一批他手下的元帅。至此，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联媒体纷纷播出和刊登了讲话内容。

在会上，毛泽东对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坚持以苏联共产党为首。苏共也在会上表示，今后要尊重各国党。因此出席会议的各国党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11月11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东风压倒西风”、“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观点，论述了各国党团结的重要意义、各国党以苏共为首的重要意义，这对会议统一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另一次会上，12国签署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64个未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了《和平宣言》，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加强团结、维护世界和平。这次会议后苏联方面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工作有了新进展，苏联方面派到中国来的原子能专家数量增多，还计划修建苏联至新疆的新铁路，运送制造原子弹的设备。中国在掌握制造原子弹技术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1月18日，在68个党大会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捩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捩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捩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毛泽东说：

“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自卫，进而夺取政权。”

在11月20日晚启程回国时，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说：

“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点我们很高兴。我们两家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现在宣言是达成协定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方法。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一个党效果都不好。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莫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之后，不要办成互相争论的刊物。”

毛泽东的这次苏联之行，使中苏两党友谊达到高潮。同时，毛泽东显然也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站稳了脚跟的赫鲁晓夫却不满足。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中苏两党关系逐步走向恶化。赫鲁晓夫为谋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卷心菜”理论。他说世界就像一棵卷心菜，如果把它的叶子一片一片地剥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菜心儿。他主要是想说明，在当今这个时代，只有有实力的大国才能主宰世界，目的在于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并设想把中国也纳入这条轨道，成为自己棋盘上的一只棋子，对中共领导人又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架子来。

赫鲁晓夫曾经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过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端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要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来，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在大卫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吹捧为“历史的转捩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大卫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事隔多年，1979年，我们在中越关系中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赫鲁晓夫的影子，只不过这次是中方成了献礼方。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又赶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沉浸在刚刚结束的大卫营会谈给他带来的巨大兴奋和优越感之中，他在讲话中吹捧“大卫营精神”，宣传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美苏合作的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党的内外方针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要求或者暗示中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实现苏联的外交利益，甚至发泄以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批评的不满，并用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中国不要希望“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听着。他望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回想着自苏共20大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在斯大林问题上分歧，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我党“双百方针”的批评，对“大跃进”的嘲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上的无理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以及在大卫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毛泽东感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他已经预感到今后国际共运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和风浪。

毛泽东讲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断然拒绝了苏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拒绝了苏方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5名美国特务的要求。他表示，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行。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欢而散。

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会谈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

赫鲁晓夫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问题，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不该与印度搞坏关系，并且说，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达赖放跑了，你们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不管，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事情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

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毛泽东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60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与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一首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59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

1959年12月4日至6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问题。

1959年12月4日晚，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发表讲话：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分歧很多。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共警告我们不要进行自卫战争，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讲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我们‘抢先’，提出要‘对表’。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持中国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第三种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种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第三、我们的方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言论、行动，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就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自己要心中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这个提纲和讲话，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1956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10月2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和讲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认为，在与苏共的分歧中，除了对个人崇拜、大国沙文主义等老问题外，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列宁主义还灵不灵？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先后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帝国主义反华有它的间歇性。一个战役和一个战役之间应该有间歇，这是军事学上的一般原理。那么，在政治斗争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的发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应该停一个时期，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无论是美国的或是苏联的，都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人家反华有间歇性，我们反美反修也要有间歇性。但是，我们要充分准备，准备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打打停停。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60年代初，毛泽东发展了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还不能说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已经形成体系，但这一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仍然希望在两党内部，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这些分歧，而不主张把这些分歧公之于众，特别是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证明谁是谁非。但是，中共的这些良好愿望并没有使赫鲁晓夫等稍有收敛。苏共在分裂、甚至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0年6月，在有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施加重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

1960年7月6日，即布加勒斯特会后第10天，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

7月16日，苏方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

7、8月间，苏方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如此等等。

苏共领导的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给当时正处于严重困难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新的巨大压力，但它却不可能使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屈服。1960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党，低估了毛泽东。面对着苏方的施压、挑衅和刁难，中国党和毛泽东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又做了一篇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大文章。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一股反华逆流时曾说：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1960年初，苏方撕毁经济技术协议后，他们不会想到，毛泽东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几年后，当中国已经战胜经济困难，突破了一些尖端技术时，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及此事：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的坚定、从容、自信，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仰，和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自如。1961年底，他有这样一段话：

“我常说天是垮不下来的。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主义的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赋予毛泽东一种巨大、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藐视苏共领导趁人之危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

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挑起中苏论战

1960年6月22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在那里与赫鲁晓夫会见。会见持续了6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

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前，在1960年6月10日至18日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可以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月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6月21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还把这封信以《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21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在6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待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6月24日至26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一些国家的党攻击中国，一些国家的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不赞成这样开会。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对会议将要发表的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且要中共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代表团立即请示中央。

6月25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了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他6月21日的信是他下决心要对我们施加压力。6月7日的信是一个骗局，骗我们说不开正式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会晤’，只对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撒谎。看来他们的《通知书》早准备好了，临时写是不会这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五六十页，说明他是准备好对我们实行围攻。这个《通知书》就是对我们发起围攻，拿这个《通知书》来武装跟随他们走的喽罗。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6月25日，赫鲁晓夫把会议扩大到51个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7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的工作搞好。”

1960年11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在相互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妥协。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会议使中苏两党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治”，估计到时还会有反复。

1961年10月，苏共22大召开。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重要观点，并再一次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会议攻击了当时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希望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愿望。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国党戴上了“反对列宁主义”，“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随着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分裂、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根据这些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60年代初，毛泽东曾作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考虑到赫鲁晓夫其人变化无常，他的一些主张也不算系统，毛泽东又表示，对他还要再看一看。

1961年9月，苏共22大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

几个月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根据对苏共领导不断加深的认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也作了几种考虑。

在苏共领导的共运纲领中，毛泽东最不能同意的是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对于苏共等早已酝酿、而在22大终于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毛泽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党是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是“全民”的，还要它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连形式逻辑都不顺的悖论。在政治上，它对社会主义各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危害极大。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

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苏共领导的性质，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仍然认为，不管人家怎样，我们对苏联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团结。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中苏分歧和国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浪潮，面对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沮丧与惊慌。他坚信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坚信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满怀信心地说：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要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他又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大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他坚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的经验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习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他表示：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最后，毛泽东从容、坚定地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民还孤立吗？（笑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1962年底至1963年初，苏共及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加剧了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2年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毖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写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1月8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在德国党代会上，赫鲁晓夫亲自指挥反华，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

2月23日晚，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毛泽东说：

“你们2月21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我们从2月20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43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义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兄弟党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12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纸上，挂一笔帐，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一下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座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按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的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那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冲突吗？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5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4月7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5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度尼西亚党、越南党、新西兰党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今后我们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搞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待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了。

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度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4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5月的信，表面上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5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

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要先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1959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母鸡，不好斗？如果真想搞好关系、达成协定、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同志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关于筹备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1960年的方式，也可以用1957年的方式。1960年的方式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的一天才达成协定，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1957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的达成协定。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1957年的方式。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2月25日，刘少奇做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份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注销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43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1963年3月，《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毛泽东首先将文章原题目《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在修改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2月14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15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泽东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17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歪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2月20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1963年3月上半月，在刘少奇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2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1963年4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3月30日来信时说：

“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大家研究。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世界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4月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4月21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在5月21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对6月5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从5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1963年5月22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处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

5月29日，在同金日成第一次会谈时，毛泽东说：

“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过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度尼西亚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对这些兄弟党，我们只是征求意见。这封复信不是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党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因为这封信是同全世界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不论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或者是个别观点、文字词句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5月30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

金日成说：文件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

毛泽东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6月4日，毛泽东和越南党代表团会谈。毛泽东说：

“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

6月10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复信稿。

6月12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复信。决定6月15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

6月15日，复信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引起强烈震动。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6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1957年严重，而且比1960也要严重得多。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定。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准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定，以不破裂为限度。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藉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裏，我们就跟到哪裏。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议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参加中苏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邓小平为团长。

7月4日，在讨论苏共中央7月4日声明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禁止核子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

7月6日至20日，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7月13日，根据会谈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6月14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7月15日，苏联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子试验谈判开始。赫鲁晓夫重演联美反华。

7月23日，在迎接参加莫斯科会谈回国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说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对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63年年7月底，在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8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如何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1、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

5、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讽刺，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1963年9月6日，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文章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

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9月13日，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第一次是对9月2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9月6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9月5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斯大林问题是认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基本原因的切入点和一把钥匙。但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使用这把钥匙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结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果不其然，自上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来，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戈巴乔夫搞的“政治改革”就是从大反斯大林入手的，结果搞得国破家亡。国内国外都流行着一种十分离奇而矛盾的思想逻辑，斯大林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下了苏联这样一份特别庞大而丰厚的家产，而戈巴乔夫这样一批大反斯大林的人，却把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为此编造了“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两个概念，欺世盗名，硬是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35年来大反斯大林而搞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地塞进这两个概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二评”发表后，1963年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9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分析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毛泽东针对此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定，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1963年9月26日，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发表。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1961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而赫鲁晓夫正是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10月22日，四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发表。文章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这是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1963年11月19日，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发表。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但却成为后来中国一些人在阉割了它的革命的灵魂之后追随赫鲁晓夫的又一个托词。

在写这篇文章时，毛泽东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文章指出，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1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

下一篇和平共处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的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于是，在12月12日，发表了六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这篇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和平共处。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1964年元旦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苏共来信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在修改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讲兄弟党的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的，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

毛泽东在审定1月28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如此看来，那么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所谓“不争论”岂不就是怕论战、不科学了吗？

1964年2月4日，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

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1964年2月27日，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复信的问题，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7月14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从内容上讲，去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

2月29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又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了。”

1964年年2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3月1日，中共中央的复信送交苏共中央。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1964年3月，中共就停止论战与罗马尼亚党交锋。

3月6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3月7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3月10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

“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朋友，叫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闹翻的是开始于1958年，还不是1960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在这之后还有1959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那次赫鲁晓夫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树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死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7篇，还差1993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鬼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

“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大一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我自己好像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我们可以达成协定，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人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1964年3月31日，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发表。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

1964年4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在《真理报》发表，同时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了贺电。

4月14日，贺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定稿，毛泽东说：

“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4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贺电。

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十二篇公开讲话中有关反华部分。

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晓以利害。要着重讲明，在目前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好、没有达成协定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导致团结，而是导致分裂。这个道理要反复地讲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苏共领导就不应当急于要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要劝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因为开起来就要分裂，不开还能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不至于完全破裂，这比公开破裂好。”

6月15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要在最短期间内同兄弟党商定召开筹备会的具体日期，在短期内商定召开国际会议。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在改进常规武器的同时，着重加紧研制核武器和导弹，这就是要加强备战；还正式决定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反修防修。也就说，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要认真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从7月5日起，毛泽东几次召开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毛泽东说：

“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还要讲到，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是不满赫鲁晓夫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抗的冰山之巅。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坚决相信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绝大多数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还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明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九评”，并把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毛泽东并亲自改写了十五条中的第二条：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1964年7月14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地概括和阐述，其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份子要劳动化。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份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十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九评》发表以后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

“九评”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毛泽东关于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

历史证明，中苏论战是由赫鲁晓夫挑起的。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再克制以求同存异、以求得团结，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却一再咄咄逼人、一再挑起事端。敢不敢应对这场挑战考验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而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双方都在说空话。几十年过去了，中苏大论战的意义在今天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赫鲁晓夫作为掀起公开“非斯大林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开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后继领导人否定制度创始者的恶劣先例。至今，那些还为苏联的崩溃而暗自高兴的人们，同样毫不迟疑地把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的起点，归于赫鲁晓夫的大反斯大林的活动。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以阴谋手段排除异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独有偶，在苏共22大上，勃列日涅夫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吹捧赫鲁晓夫“有权受到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深深的尊敬”、“创造件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的同时，于1964年10月，又和柯西金联合起来，以同样的政变方式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在这面历史的镜子面前我们也似曾看到中国某些领导人的影子，历史竟然有着如此相似的雷同！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苏共领导人亲身体验到了赫鲁晓夫的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政策的害处，不得不花费很大的气力调整赫鲁晓夫的过激政策。但是，这一代领导人不仅发展了大党主义的错误，而且基本上保留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错误。这就使得苏联的悲剧在进一步继续。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3月上台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随着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都被当成“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遭到否定。这新一轮的全盘否定斯大林运动的目的就是颠覆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事后，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暴露了心迹：“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由无数人为之付出鲜血，曾在过去70多年里，让无数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旗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颓然落下。一个让人无法预知结果的时代，随着巨人的倒下戛然而止。第一粒“革命”的种子曾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天却被那些当年播种者的后人连根拔除。天真的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双头鹰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振翅高飞，相反我们只能看到它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东张西望，迷惘地徘徊。而在中国，早在1956年苏共20大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就已经将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相联系了。

自60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逐步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60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病根未除”后，接着指出：病根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矛盾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1961年11月苏共22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1962年上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又开始了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

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并不是什么主观臆断，他的忧虑和不安不幸变为了现实，中国终究还是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历史也出现了大逆转。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所有努力与实践成果被彻底否定，进而束之高阁，直到建党80周年的时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公然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了继前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全民党”。难怪曾经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于1988年11月在长沙会见邓力群的时候哀叹“坚持社会主义没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邓力群认为：“一直到现在，‘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陪衬和口头禅，究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个什么意思，胡、赵不清楚，我看许多人也不清楚。（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486页）”

对于当年的那场大论战，当时的党中央，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邓小平作为当时的总书记，具体负责领导撰写批修文章的工作，并且多次参加、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谈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可是，就是这个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颠覆了苏联国家与苏联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居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邓小平与谢瓦尔德纳泽会见时，说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样八个早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大字。他还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

他还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你看，连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他又是怎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呢？

不知这位一直指责毛泽东独断专行的邓小平所做的这些结论是否经过中央集体的讨论？也许这也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晚年而必须否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却并未见只言片语。也许只有否定了这段过去的历史才能开辟他们所谓的未来。这个所谓的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了。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等领导核心实际上分别扮演的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中国角色。

经历了九死一生艰难险阻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敏锐与警觉，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人民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毅然在他的晚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反“和平演变”问题

毛泽东担忧“内部起变化”

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经历了一段酝酿过程。在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订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就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1949年7月3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致信杜鲁门总统，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但他不甘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艾奇逊说：“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

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一眼洞穿，及时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份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白皮书”的评论，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斗争的序幕。

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平演变战略。1957年7月2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二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报告还将东欧和中欧确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希望“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这些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者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基本策略。

对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叫嚣，毛泽东很重视。他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引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1959年2月2日，新华通讯杜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672期以《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为题，全文登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毛泽东读到这篇材料后，就在这篇报导的旁边加写了批语：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在的立场。”

1959年2月5日，陈毅给毛泽东送递一个报告。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此文由新华社与外交部的同志起草，已改了三遍。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

毛泽东读了这个报告后，在报告上写道：

“陈毅同志：

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同时，毛泽东还对陈毅这个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指出：

“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证明，我国人民将在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是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繁荣昌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在大跃进中自然也会遭到一些新的问题或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前进中的困难，甚至是我们的成绩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总括成为一点，就是设备的暂时不足。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建设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予以解决的。”

到1959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在这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毛泽东十分警觉地把它与国内外的敌人联合向党进攻联系了起来。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有周恩来、彭真、王稼样、胡乔木等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和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林克，找一些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送给他看。林克同志选了三篇，即杜勒斯1958年12月4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毛泽东从前看过这几篇讲话。这次看了之后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批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翻印流传）。以下是毛泽东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三）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杜勒斯的这3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毛泽东的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性质的。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杜勒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和平演变战略与实力政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作了深刻的说明。

从此以后，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12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战争策略外，又谈到和平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这两次会议表明：毛泽东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也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一些人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卖，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根据苏共中央指示通知中共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10月16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同日，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10月15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今后苏共领导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有七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十一年了。他搞了十一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第二种，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够坏了，再坏到哪裏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十二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也比较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搞修正主义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1964年11月7日晚，在莫斯科的庆祝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贺龙当即气愤地回答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苏方的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当即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恩来回答说：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60年代，正是鉴于苏联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1964年1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科学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他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政党的领导人讲过。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对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中国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对派。……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有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也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主张三自一包。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1964年2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现在仍然保持原有职务。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说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这是打预防针。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青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一千万人。……如果现在不加以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6月8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此时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

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

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权。”

从1965年起，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8月11日，当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时，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在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最担心也谈得最多，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各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口头上都强调要注意防止修正主义。但什么是修正主义，各人强调的重点就不同了。刘少奇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蜕化变质分子；彭真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而毛泽东这时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错误路线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五社一短”等等。特别有重大意义的是，毛泽东这时已经把国内反修防修的重点转到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上。1964年上半年，他给许多外国党打招呼，都是集中谈的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的。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苏联的解体、东欧及南斯拉夫的瓦解一再证明，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

接班人问题

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斯大林在世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以致在他逝世后形成毛泽东幽默地称之为“三马驾车”的局面，最后被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也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这里，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特别值得深思。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语里还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精熟历史、通晓马列、并看透历史发展曲折性的毛泽东，在其晚年把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旧社会复辟的问题，提到了“第一的”议事程序上来，其中接班人的培养，则是“第一”中的核心。1964年前后，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考虑的重点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二者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前者考虑的是将来，后者着眼于现在。现在开始蜕变了，将来就很难指望不变；现在不变，就可以培养和选好接班人，保证将来不变，长久不变。

1964年6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也发生了若干次类似这样的事变。

鉴于苏联的教训以及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去世前夕做了三件事：一是选择党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是党、政、军的实际一把手，而不是采取几马驾车的办法；二是以患病休息为名拿去了叶剑英的军权，指定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在组织上、军事上排除元老们“朱可夫式”发难的可能；三是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实际上保护、保存了党内元老势力，保持了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应当说毛泽东这种维护党内政治平衡的人事安排是很高明的，党内两股势力谁也不许吃掉谁，在组

织上防止赫鲁晓夫事件的重演。只要华国锋按照过去方针办，党内各方面的势力就势必都向华国锋靠近，而很难另起锅灶。遗憾的是，先是叶剑英、汪东兴、陈云、李先念等人利用华国锋人性上的弱点，编造了《光明日报》《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是“四人帮”“即将动手推翻华国锋信号”等一系列的谎言，蛊惑乃至联合华国锋采取非正常方式搞掉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使得华国锋在政治格局上失去了平衡，完全倒向了党内元老势力的一边。接着又是邓小平联合陈云、李先念、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搞掉了华国锋。随后又接连搞掉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据邓力群后来回忆说：“从1977年至1984年这段工作搞得比较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指华国锋）的权力，要赵（指赵紫阳）接替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指邓小平）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云）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204--205页）”从此以后，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被逐渐边缘化，郁郁而终，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也日益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苏联赫鲁晓夫政变的悲剧惊人的在中国再版重演了。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文章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还特别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番话，字字句句，难道不像千钧重锤，敲响历史的洪钟，响彻云霄，震撼我们的心灵，令人思绪万千？！

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相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会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传呢？而今毛泽东曾经竭力避免的残酷现实却活生生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历史地看，刘少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是从长征胜利后主持北方局工作开始。抗战开始后我党能迅速在华北地区站住脚并建立根据地，与刘少奇大力恢复并发展北方党组织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开始注意培养刘少奇，并对刘少奇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加上他历史上与各种“左”、右倾宗派没有瓜葛，从而逐渐使其成长为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延安时代开始，刘少奇曾多次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正式记载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谈，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当年在延安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临行前，曾在党内交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泽东的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但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革命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曾经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刘少奇是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对于刘少奇进入最高领导层，高级干部特别是在军内的很多高级干部是不服气的。早在1945年七大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叛徒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证据不足。把他保下来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1953年，在中央开始划分一线和二线时，高岗就认为刘少奇功劳不大，也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都同意高岗的意见。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积极的也主要是军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是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等人，林彪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并没有把接班人人选仅仅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同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同时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毛泽东继续扳动第三个指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加以培养。1956年，在七届七中全会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鼎力推荐，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同样也显示出了他在党内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也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就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1960年5月，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后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了面，“听”他们谈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

1960年5月这次访华，蒙哥马利在中国只呆了5天。后来他感到在华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

对于蒙哥马利这一要求，周恩来原则同意，并由外交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

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与副官钱英少校从香港抵达广州，第二次进入了新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热烈欢迎。6日，飞抵北京。

在中国期间，蒙哥马利除会见中国领导人外，还去了中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他注意到所有的人们一开口总会带出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

他在访问洛阳拖拉机厂时，一位负责人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在访问一个医疗部门时，医生说：“我们是在照毛主席说的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走到哪裏，人们在向他介绍自己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时，总会加上——句：“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于是，蒙哥马利在一次访问中这样问道：“如果你是毛主席，你对你们公社有什么想法？你将采取怎样的变革和改进？”

听话的人一下子给震呆在那里，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年轻的公社社长随即说：“元帅先生，我不能设想我是毛主席，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蒙哥马利深知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领袖人物的言行必须产生有效的影响，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的个性——感情“白热”的能力，也就是说领袖人物的内心要燃烧着激情之焰，要有抓住人心的吸引力。毛泽东的吸引力他已略知一二，其他领导人的呢？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郑州的宾馆里，蒙哥马利向服务员提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每月工资多少、休息几天之类，几个女服务员觉得这个洋老头很和气，也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忽然，他提了一个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

“毛主席！”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答道。

蒙哥马利看得出，几个人的回答是由衷的，不是别人强迫，也不是因为什么压力。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某步兵师参观，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战士进行了简单的交谈，问战士为什么来当兵，问战土的生活怎样。

等到战士觉得这位英国元帅并不可怕之后，他又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领袖当中，你最听谁的命令？你最拥护谁？”

“毛主席！”异口同声，不容质疑。

“除了毛主席以外，你们还最拥护谁？还最听谁的指挥？”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迟疑了好一阵子，有的说是朱德，有的说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周恩来。

问者有意，答者也不能说无心，蒙哥马利跑了许多小城镇、乡村，不厌其烦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9月20日傍晚，供蒙哥马利参观的专机从武汉飞抵北京。21日凌晨2时许，周恩来听取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汇报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周恩来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熊向晖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但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

周恩来问：“有哪些迹象？”

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熊向辉说完后，周恩来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

熊向晖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让熊向晖回家休息。

9月22日蒙哥马利被告知：毛泽东准备23日在武汉同他会见。

9月23日，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熊向珲说：“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然后，熊向晖讲了他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

熊向晖讲完后，毛泽东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

熊向晖说：“successor”。

毛泽东叫熊向晖在一张纸上写出来。

毛泽东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解释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是讲英语的，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谨慎地回答道：“也许是吧。”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准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作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了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位帅到底是外国人，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召开的‘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个穷山沟，洋人们的鼻子闻不到。这也难怪，当时共产党还在被国民党四处追着打，谁能料到四五年后他们就打到北京稳稳当当地坐起了江山，对一个还在战场上被执政党的军队四处围剿的党派的接班人问题怎么会关心呢？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

毛泽东又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最后说：“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湖，在东湖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手握在了一起。

这次会见，蒙哥马利着重谈了他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们还谈到共产主义问题。蒙哥马利非常敏感地提出：“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取所得，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话令蒙哥马利想起他1947年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了解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蒙哥马利还是很不理解，他又问毛泽东“既然你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党叫做共产党呢？”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

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这天，毛泽东决定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的《三大洲》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地记述了他1961年第2次访华时的见闻和观感，特别是在武汉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会谈中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谁要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一百岁。’他本人不想活到一百岁，那就是还有4年。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4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话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应当说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地位的取得是与毛泽东的支持所分不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来的变化呢？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合写了一本《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该书明白无误的承认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书中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22页）他母子认为毛、刘分歧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也许，王光美母子所述的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的刘邓路线，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好注释。

如前文所述，在刘少奇等人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之间，毛泽东选择了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毛泽东曾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过：“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可以说，毛泽东在1964年前并没有认为党内有一条刘、邓路线的存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评他几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刘少奇自己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还在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1961年，刘少奇已经急不可耐要砍农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来就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二人最根本最长久的政见分歧之一，两者之间究竟孰高孰下阶级倾向如何？在今天农村大面积破败的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当时，他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此后，中央的一些决定，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中存在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

同时，毛泽东对于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又是十分慎重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国家政权机关基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缓变的原则。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猴子变人后，人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长得漂亮。这就是进步，是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改革中的进步。如果放弃这种进步，搞突变式的，那样大的变化，变成的就不是人了，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

那么，怎样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呢？毛泽东曾在1958年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形式。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7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接着，他又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不只是指农村，而是包括全国，要改革全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实际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的改革。

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的上述改革设想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

1966年，毛泽东有过这样的反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会走到反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均表示完全赞成，积极回应，坚决贯彻。但是关于会议的传达，刘少奇几次找毛泽东建议：“传达要有一个范围，不要对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弄得许多同志的神经高度紧张；同时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搞，对恢复经济形势和战胜三年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建议，微微笑道：“那好，我看这次会议的精神，就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我们就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了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

1963年2月，毛泽东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关于“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经验，对邓小平和陶铸等人说：“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经验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和单位里还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认识到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会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和拼命的反扑的。这个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要让华国锋来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个经验。”

邓小平和陶铸在麻将桌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陶铸说：“我看不要让华国锋在大会上介绍什么经验了，只是在小会上谈谈算了。大会上一讲，就容易在全党造成大的影响。全国都来抓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恢复经济秩序的整体工作。”邓小平点点头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尽量应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认真。太认真了容易出问题。现在形势刚刚好了一些，就这么折腾，岂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完全听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采取和主张的这些东西，是他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你们这些秀才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动摇。”毛泽东曾对陈伯达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站出来给你们敲警钟，你们就有可能摔下去。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别说我们在前进中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真有什么错误也是革命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错误。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宣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以毛泽东身体不适为由未通知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知道后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走进会场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清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打断毛泽东的插话，两人发生了争执。

毛泽东的担忧在加重……

至此，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65年夏天，戴高乐帕特使马尔洛访华，毛泽东会见时，马尔洛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文革”发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中央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着，但是也出现一些不良苗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社会逐渐出现贫农与富农，城市与乡村地区间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医疗、教育和人员收入上（如果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今天比那段时间更具有说服力）。毛泽东对此是有很明确的意见的，建议刘少奇要多考虑农村，多考虑工人和农民，不要有老爷思想。

但是这样的社会发展歧变直到1965年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心怀天下穷苦人的毛泽东只能考虑使用向人民归还权力的方式来制约越来越严重的精英化思想，并在1966年号召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开展“文革”，毛泽东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都交换过意见，只有刘少奇等少数人反对人民权力过大，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政府的思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这场“文革”是把政府一定级别官员排除在外的“群众斗群众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刘少奇这种思想深恶痛绝，特别重申这场文革就是要求人民起来指出政府以及政府官员错误的运动。刘少奇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同意人民群众对政府上层也推行“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标志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

应当承认，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决定，而这个集体决定是刘少奇主持通过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在领导文革。

确实，刘少奇等人是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贯彻是积极的。他们和毛泽东所不同的是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刘少奇主持通过的《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不是不知道，但他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延续了“反右”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15个文件中间，有一个中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的中学生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按百分之一算，这个数字不得了。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这个期间，还抛出了彭、罗、陆、杨问题。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毛泽东也许可以容忍刘少奇在执政方面的失误，也可以容忍他在处理事务上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却决不能容忍刘少奇发动的群众斗群众行为，尤其是在文革中借群众之手斗群众只为保障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前一段林彪幷没有参加会议，仍然在大连休息。会议期间，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观察了他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天之后，8月7日晚九时，周恩来电话指示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于8月8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待吴法宪：“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同时规定：飞机返回北京后在西郊机场降落的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亲自去接。从大连接回林彪后的当天晚上，也就是8月8日晚，由周恩来亲自电话通知召集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苏振华、吴法宪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读之后，周恩来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中央决定，把林彪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暂时不要往下传。”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当时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可见，当时罢免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履行了某种组织程序的，周恩来不仅是决策者之一，而且是重要的监督执行者。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至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划上了终结的句号。

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

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份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准，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准和领导水准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原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原始出处竟然是邓小平自己。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要说失误，这可能是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事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标，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相信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和“保证”是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

1973年2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3月9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3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后来又力主让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应该说是出于公心、非常宽容。

1975年，针对邓小平以“全面整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泽东指出：“永不翻案靠不住”，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1976年初，在周恩来逝世后，随着“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后来被相继划上了句号，其原因既有他们本人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局限性。面对接班人问题屡屡受挫的严酷现实，毛泽东清醒地认为，只有最广大的革命人民正确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的伟大和修正主义的极大危害时，他们才能自觉地维护革命路线。他曾经说过：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毛泽东传》中公布了毛泽东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或许这是他面对党内的复杂情况与历史曲折而发出的辛酸感慨。

于是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模式就成为他自己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主要方式了，也即是说，毛泽东此时已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眼光转向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有人将其概括为：

在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呢，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培养好能够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总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十分警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教育干部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思想上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长城。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特别提出干部队伍要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强调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使得党的事业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能够代代相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欣慰地说：“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培养接班人的途径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培养接班人的政策，包括：任人唯贤，走群众路线，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关心、培养非党干部和知识份子干部，等等。毛泽东还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这些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已明显带有由“精英选择”向“全民培养”的发展趋向，并且始终将社会主义政治要素放在第一位。

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

大寨，这个曾经神圣的地方，也曾是中国所有农村的真实写照。

建国初期，在中国所有的农村，情况和大寨都差不多相同，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同样吃不上饭的农民。泱泱中华，却有几亿张饥饿的嘴巴。一个一穷二白的政权，守着一穷二白的国家，到处残垣断壁，百废待兴。外有虎狼环伺，内有饥馑千万。可是，农民终归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意味着有了生存的希望。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有自己这双手争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陈永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用粗糙的双手捧起了自己，也捧起了农民的希望。

早在1946年，共产党员贾进财就在大寨组织起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15户农民组成，当时叫“变工组”。即在农闲时，各家干自己的活，到了农忙时节，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今天帮这家干活，明天帮另外一家，群众称这种办法是“工换工，不敢啃”。这个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是“临时互助组”。

陈永贵出身贫苦，因此，他打心眼里热爱毛泽东，一心一意听毛泽东的话，跟共产党走。陈永贵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成为贾进财下一步准备发展入党的对象。本来，贾进财这个互助组也是想争取让陈永贵参加的，因为陈永贵是大寨村数一数二的庄稼汉，凡是地里的活，哪一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起初陈永贵也答应参加这个由村支书牵头组织的互助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永贵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牵头组织另一个互助组。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与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各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组里各家各户的劳力、牲畜和其他生产条件大多比较接近。因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会感到自己吃亏。但是在大寨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劳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但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为如果让他们加入进来，别人就感到吃亏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贾进财此时似乎也爱莫能助，他总不能违反自愿互助的原则强行吸收他们入组吧。

于是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组接收的人们便找到了陈永贵。陈永贵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他们不收你们，我们就再成立一个组。”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老少组”。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

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粮食产量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猛增到亩产100多公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250多公斤，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组织才能。他是组里惟一的壮劳力，可是在评分时，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1949年，大寨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贾进财的互助组与陈永贵的互助组也合并在了一起，其规模比后来上级要求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大。在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0年11月，昔阳县人民政府授予大寨互助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这是大寨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1952年，大寨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陈永贵任社长。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

由于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全村平均达到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集体化的优势明显。1951年，陈永贵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次天津之行，让陈永贵眼界大开。他开始认真思考大寨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大寨虽不能像平原地区那样使用农业机械，但只要把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土地修成梯田，能让庄稼多照太阳多透风，就能有好的收成。

1955年底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寨人开始“大战狼窝掌”。经过两年治理，初见成效，大寨的粮食亩产在第二年达到了349斤，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

1958年8月，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陈永贵仍然担任党支部书记，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8年，陈永贵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确实是凤毛麟角，确实先进。

1963年，本来又是个大丰收。但是，从8月2日到8日，连降大雨，降雨量690毫米。大寨遭遇特大洪水。地被冲坏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连地板子也冲毁了，庄稼冲倒了，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毁于一旦。百分之八十的窑洞、百分之六十的房子倒塌了。

怎样救灾？在支部和群众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说，灾情特大，不要国家支持不行。但是，陈永贵和另外一些人，却有不同的意见和办法。他们说：我们大寨是讲风格的。我们的风格就是，既要看到大寨，也要看到别的地方，要看到全公社，全县，全省，全国。这一点困难，要靠自己解决，决不能增加国家负担，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这就是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

伟大的精神，变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在陈永贵和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寨人民，一起出动，昼夜苦干，一面修地、抢救庄稼，一面修建房屋。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又夺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留足社员口粮、种子、饲料，集体储备粮3万斤，还上交国家24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

大寨的奇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的高度重视。196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导幷配发了社论。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不拿讲稿，毫不怯场，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他着重讲了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从“合作化”讲到“三战狼窝掌”，又讲到抗灾，讲到“三不要三不少”，其中突出强调了自己总结出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一是对国家有利；二是对集体有利；三是对个人有利；四是对阶级斗争有利；五是对干部有利；六是对后进赶先进有利；七是对保先进有利；八是对发展生产有利；九是对人民公社有利；十是对团结有利。

陈永贵的讲话让北京市的几千名干部折服。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听说陈永贵这个人。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与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

陶鲁笳在汇报中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称他是山西省改变贫穷面貌的好典型。他说：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毛泽东越听越高兴，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

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有没有陈永贵的材料？

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

毛泽东对陈永贵这一“奇人”大感兴趣，明显表现出对陈永贵的好感。他对陶鲁笳说：穷山沟里出人才，出好文章。唐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是山西人，在我的家乡湖南做官，他做官的地方也是山区，他写过很多好文章。接着，毛泽东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来。

毛泽东对陈永贵的关注和肯定，是因为他从陈永贵的身上看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陈永贵能够带头劳动，体现了干群的新关系，具有防止出修正主义的意义。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扬这种精神显得特别宝贵。

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说：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有四条标准，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毛泽东看陈永贵的事迹材料时，在陈永贵参加劳动的文字下面划了很多线，有的还划上了双横线。

5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就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从不主张为自己作寿的他以特殊方式举行家宴，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其中就有陈永贵。宴会之前，毛泽东向周恩来交待：一定要请到陈永贵，我要和他见面，和他谈一谈。当时毛泽东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很重视那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那位客人坐在那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刚刚结束，陈永贵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周恩来也快步走了上来。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

周恩来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便多问。随着周恩来七拐八折，就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这时周恩来才对他讲：“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陈永贵一听是毛泽东请他吃生日酒席，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周恩来接下来又介绍说，今天应邀参加毛泽东诞辰宴会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他们来得早了一些，席间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周恩来便领他到刘少奇的办公室。对于陈永贵的到访，刘少奇除了礼节性地问候外，没有再多说什么。

周恩来又将陈永贵领到毛泽东那边去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在屋子里等候着他的客人了。

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陈永贵见了毛泽东，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对于陈永贵表现出了充分的热情，边与他握手，边说：“永贵好啊！”然后毛泽东又与王进喜、钱学森等人一一握手，请他们坐在自己身旁。在与陈永贵、王进喜等劳动模范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是轻松的。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

毛泽东是湖南人，终其一生仍是乡音无改。陈永贵听不懂湖南话，再加上心情紧张，只是连连点头说“嗯”。毛泽东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话，便对他又重复了一次。周恩来也在一旁向他解释毛泽东的意思，陈永贵听了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

他们正在聊天，服务员过来请大家入席。等毛泽东等人进入小宴会厅时，不少人已等候在那里。根据曾志的回忆：那天是李富春、陶铸、曾志、胡耀邦最早来到宴会厅，其他人也陆续来到。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后，环视了一下四座，说道：“东兴和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座席安排得也很有特点。毛泽东将陈永贵、王进喜（石油工人、劳动模范）、钱学森（科学家、劳动模范）、邢燕子（回乡青年、劳动模范）、董加耕（回乡青年、劳动模范）等人安排在自己的座位旁，坐在这一桌的领导干部只有罗瑞卿和从广东来的陶铸及夫人曾志等人，其余的领导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安排在了别的桌子。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的开场白讲完后，举起酒杯提议为大家干杯，大家也起立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

毛泽东不喜欢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只是沾沾嘴唇便放下。但作为席间的主人，他不断地劝陈永贵与王进喜等人吃菜。他见陈永贵有些拘谨，就说：“永贵，吃菜，吃菜嘛！”

席间毛泽东还问起了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据实回答说今年50岁。毛泽东一听这个岁数，又来了兴致。他风趣地说：“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毛泽东还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准。

毛泽东与陈永贵很谈得来。他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

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还对陈永贵说起了贾进财。他对于大寨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他说：“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说到这里，他又对另外的几位劳模讲：“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做客令到场的劳模们终生难忘，终生感激。

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管理。毛泽东头脑中酝酿着一个重大计划：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在全国造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从此，“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鲜艳的大寨红旗在中国大地高高飘扬；从此，在祖国各地到处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从此，有了一位不拿工资而靠领大队工分生活的“以农代干”，中国产生了一位只在农村人民公社拿工分不拿工资，至死还保持农民纯朴品德，农民俭朴生活的国务院副总理；从此，有了一位为了帮助在农村的丈夫过日子，不得不经常到大洼里为家里拾柴禾的天津市委副书记邢燕子；从此，工人阶级的代表吴桂贤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

现在的大寨，早已看不出当年的贫困落后了。可是当你站在虎头山上，你依然会为那些长城般的梯田而感到震撼。七沟八梁一面坡，是如何改造成良田的，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是怎么样亩产千斤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唯一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原因。陈永贵用农民最本份的劳动实现了农民最大的梦想。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委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

不久，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提名，让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

1967年6月到1968年10月，陈永贵在昔阳县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对大寨经验的宣传，以及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的提法，毛泽东是满意的。他总是不断地了解陈永贵在大寨的建设情况。当他得知陈永贵仍然住在大寨，不脱离劳动时，心里非常高兴。一次，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见到了陈永贵。他见陈永贵还是一身农民的着装，说：“你还是老样子，你没有变。”

1971年在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时，要补充一些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毛泽东考虑，补充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要考虑一些老干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而在工农干部中，毛泽东首先考虑的就是陈永贵。

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时，陈永贵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提名陈永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家一致同意幷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十大情况时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陈永贵向毛泽东保证：“主席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1974年，毛泽东考虑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要让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当副总理。此时，毛泽东又考虑到了陈永贵。他提议并和周恩来一起商量，把陈永贵作为副总理的人选，中央的老同志也都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

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对他说道：“今天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后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准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你这个永贵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嘛！”

对陈永贵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但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在那个年代里被人称为“农民政治家”。

这次大会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在国务院协助华国锋，主抓农业工作。

陈永贵口才很好，讲话有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言之有物，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没有官气。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想：“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无非是你代表农民，起着下情上达的作用。如果脱离了农村，你的作用也就失去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三分之一在北京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

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但这还不算完，毛泽东借题发挥：“陈永贵下去了，你们怎么办？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

本来陈永贵是可以带家属来的，但他不那么干。让自己的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应得的劳动报酬；不准托关系，不准走门子，一切靠自己，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当时叫农转非），并准备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好了，最后陈永贵知道了。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就连他本人——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不拿工资，挣的也是工分。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大寨大队当时每天的劳动工值是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元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元提高到100元。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2元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元。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这就是陈永贵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数。陈永贵当了一场8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还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

毛泽东对陈永贵是满意的。但是，高层其他人如何看呢？毛泽东知道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不重视陈永贵，决定亲自给陈永贵的工作以支持。

1975年，毛泽东考虑召开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且这次会议要在大寨开，这对陈永贵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有助于树立陈永贵的威信。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能去大寨的都去了。

“普及大寨县”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建设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普及大寨县”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准也有了很大提高。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陈永贵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有人说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当时，华国锋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的工作。1977年11月，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

在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所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方面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山西省委于1980年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认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不久，陈永贵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李先念也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是农民，一个农民当国务院副总理，掌管国家的大权，这是那个时期、那个年代、那段历史所安排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国家领导人上做出如此重要的安排，其意义深远可想而知。毛泽东在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兴衰史后，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能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任务农干部：王洪文（中央副主席），吴桂贤（副总理），孙健（副总理），姚连蔚、李素文（副委员长），再加上陈永贵，阵容可观。

这种做法本身是毛泽东为防止干部队伍出现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从根本上克服历代王朝都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欲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陈永贵等人就是应时而生的人物。这些工农干部廉洁自律，是出于本心，出于自觉，出于高尚的精神境界。陈永贵邀请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这样的大人物吃饭，也不过是一碗“山西拉面”。不幸的是，和陈永贵一样，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些工农干部都被迫先后以各种方式被排挤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与此同时，彻底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时机成熟了。

仅从历朝历代都从未出现过的这样一个惊世之举来看工农大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我们更会感到毛泽东的伟大。他敢把一个农民——山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提拔到中央政治局，把一个普通工人吴桂贤、孙健、尉凤英、郝建秀等放在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不仅说明毛泽东的情怀、气魄，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先锋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要让人民看到工人、农民在社会中不是花瓶，也不是被人给予关心、恩赐和“扶贫”的对象，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劳动人民永远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广阔天地的接班人

在提拔工农干部进入党和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同时，毛泽东把反修防修战略的眼光放到了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这就是缩小三大差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国家出面，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举动，就已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历史画卷。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刊载《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的设想，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1954年，各地在宣传鼓动基础上，积极组织大批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

1955年，国家又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制定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对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将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逐步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和初级的办事人员。由于农村中文盲众多，合作社所需要的会计、记工员往往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与合作化进程便成为当务之急。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篇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这一做法和经验在许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介绍后，引起了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指派专人对这一典型进行考察整理，形成了《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刊登在1955年9月4日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互助合作》第15期上，印发全区并上报河南省委。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第15期《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读了很兴奋，大加赞许，亲笔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者按连同《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收入该书，并将题目改为《在一个乡裏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著名按语，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从此，中国的农村又有一个新的称谓：广阔天地。

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

1955年2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青年团北京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建设边疆。8月8日，杨华等5名郊区青年志愿到边疆开荒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很快在北京青年中掀起层层波澜，许多热血青年在榜样的鼓舞下竞相报名。9月初，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共计60人行抵北国边陲的黑龙江萝北县，建立起以“北京”命名的村庄——北京庄。

同年，在上海市5名青年的倡议下，全市有1万多名青年要求到淮北开荒。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淮北条件太差，是不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和上海更接近，吃的也是米饭。江西是老区，革命战争年代，那里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需要支暖。”他还说：“那里大肚子多（血吸虫病）、癞痢头多、红眼病多、大脖子多（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是不是配上医务人员。”随即，共青团上海市委从1万多名志愿报名垦荒的青年中，挑选了98人(包括1名大学毕业的医生和1名护士）组成上海青年职员垦荒队，10月20日，队员们打着上海团市委赠送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红旗，唱着《垦荒者之歌》，来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德安县境内的九仙岭安家落户。这就是最初的“共青城”。后来的人说共和国历史上镌刻着的这一页是从胡耀邦1955年11月29日看望垦荒队员时题名“共青社”算起，看来是不确切的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56年9月，参加青年垦荒活动的约有20万人。其中，既有农村的青年农民、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和无业闲散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活动。

这年，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当社长伊始，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而且有些男社员也不听指挥。从未当过干部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挨门挨户地发动妇女。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勤的人越来越多，生产劳动搞得热火朝天。正是由于吕玉兰的出色工作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她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当选为临西县委书记。1974年吕玉兰从临西正式调到河北省担任省委副书记，主抓农业。吕玉兰和陈永贵、王进喜一样，是在共和国的成长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而后又逐步走向政治舞台的。她是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她曾经是全国妇联筹备组副组长，还作为青年、农民的代表出访朝鲜、阿尔巴尼亚……她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头上裹着的白毛巾和朴实真诚的农民式的微笑。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向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下乡上山”的概念，即对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概括。1965年以后，因强调“向山区进军”，才把它倒过来成为“上山下乡”。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城市青年安排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那个时候，毛泽东提到的“统筹兼顾”方针，是处理与全国6亿人口有关的各项问题时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青年人的出路安排，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安排城市青年的四条途径：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其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均属上山下乡的范畴。

从一开始，动员下乡的工作就在中小学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中遇到不小阻力。这不单是传统观念熏陶所致，举足轻重的还是它直接触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面对三大差别的鸿沟，究竟是留在城市就业，还是下乡为农，对青年来讲意味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于是，从理论上阐述上山下乡的必要性，对顺利推进这场活动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当毛泽东提出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可以“大有作为”时，开始是着眼于社会的需要，即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刘少奇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则试图把社会的需要，与青年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感更紧密地熔接在一起，于是他反复强调说，作为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只要好好劳动，与农民搞好关系，三四年以后就可以当干部，一级级地提上来，直到中央。为此，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多了起来，回乡女知青邢燕子因此而崭露头角。

邢燕子的父亲是天津市某厂副厂长，母亲也在城市工作。1958年她从学校毕业后坚决要求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邢燕子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生前5次、周恩来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活动已经如箭在弦上了。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2年11月决定，由国务院农林办负责组成包括农垦部、财政部、劳动部、经委、计委、林业部、水产部为成员的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到1964年，国家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1963年6—7月在北京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规划（1964一1979年）。计划编成，经审定后，应纳入国家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

1962年以后，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日益把反修防修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这一战略也毫无例外的贯穿到动员青年上山下乡中，提出了它的意义在于实现革命化，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制度和措施。在强调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同时，突出的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提出，又是与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的旨在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教育交相辉映的。这种教育的普及，促成了青年学生政治抱负与社会责任感的紧密嵌合，并成为广大富于革命热情的青年主动投身上山下乡洪流的重要动力。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按照报告提出的前景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规模已相当可观。但时隔不久，这一规划就为周恩来提出的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所打破。这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归联等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来，周恩来、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谈到每年将200万城市新生劳动力送往农村安置的任务。

1963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肯定了插队为主的下乡安置方向。

6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社会上一件很有影响的活动。从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共有129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插队87万，占67％；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有42万，占33％。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识青年，总数约有1000万人。

可见，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2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既定”的方针，只不过毛泽东给它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内容罢了。

在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中，有的是在不能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下而到农村和边疆去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完全有条件升学却主动放弃考试，立志下乡务农的青年。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董加耕、侯隽，以及南京市72名主动放弃高考下乡的“七十二贤”，就属于此类。

董加耕原名嘉庚，是江苏省盐城县的高中毕业生，在校期间品学兼优，高中一毕业，就被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他却真诚地选择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为此改名“加耕”。他的事迹产生了轰动效应，他那句“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名言，成为许多青年的座右铭。这一切，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回眸历史常能给人以启迪。

1964年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宴请陈永贵那次生日便宴上，董加耕亦应邀入席，并作为头号客人与邢燕子分坐毛泽东的左右。他们由此也成了那个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董加耕怎么也不会想到服务员竟然避开毛泽东将第一盘菜端给了他。他怀疑服务员搞错了，就将第一盘菜让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下了。第二盘服务员又从董加耕开始，董加耕又让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微笑着收下。到第三盘再让给毛泽东时，服务员对董加耕说：“你自己吃。”董加耕这才拿起筷子吃起来。席间，毛泽东不断给董加耕添饭夹菜，并说：“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并叫服务员给其他人添饭菜。

服务员将餐巾纸递了过来，毛泽东说：“人不能太干净，太干净要出修正主义。其实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过去有个人有胃病，有一次病情发作，晕倒在阴沟里，后来，他疼得没法子，就将一把土吞下去。结果胃倒不疼了，医院一化验，原来阴沟里有盘尼西林的成份。”众人笑了起来。

笑过以后，毛泽东问董加耕说：“你是哪裏人？”董加耕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

董加耕心想：我们那里是水乡，桥很多，怎么能说有两桥呢？一时没弄懂主席此话的含义。

见董加耕没听懂，毛泽东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在学校里董加耕也算是个爱好作文的小秀才，所以一下想起来，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两家相距不过10公里。”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了。

1975年，董加耕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不久，经毛泽东批示，调董加耕到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二组长。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有人对担任江苏省盐都县政协副主席董加耕说，人家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而你是官越做越小，车子越乘越大。董加耕说：“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我虽然官越做越小，但是，事业越做越大，这有什么不好呢？”

侯隽被誉为“特别姑娘”而与邢燕子齐名。侯隽毕业于房山县良乡中学，父亲是工程师，母亲为教员。1962年她在邢燕子等人事迹感召下，主动申请到邢燕子家乡河北省宝坻县插队落户。当时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优秀的学生还是应该升学，只有考不上大学，才考虑去农场下乡插队，像侯隽这样的高材生放弃升学，主动下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给他们做出了榜样，在此以后的10多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侯隽作为这一运动的带头人、老标兵，与邢燕子双双并列，被一次次报导、宣传，成为一代城市知青在农村扎根的代表，产生了极大影响。1966年1月，侯隽被批准入党。1967年底她担任了宝坻县革委会常委，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侯隽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常委、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1976年5月，侯隽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陈永贵），主持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日常工作。1974年麦收季节，江青来到小靳庄，把自己在延安戴过的草帽送给她和邢燕子。为此，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在国务院知青办仅工作了3个月的侯隽经过一年多的检查交代把问题弄清楚后，又回到宝坻县，仍担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1998年，时任宝坻县政协主席的侯隽在记者采访她，问她对当初下乡的选择是否后悔时，她坦然说：“那会国家有困难，我高中毕业，不上大学来农村，是想给国家分担点困难，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为人民办点实事的初衷，我将终身抱定，任凭风云怎样变幻，我还是我。”

此外，大批城市知青集体加入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后，对当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到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的城市知识青年已有42万。

1965年2月，为了推动知青下乡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讨论、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当年再安置54万余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并与文化大革命相适应，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深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中。

1968年3月，北京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导文章，该文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似一股强劲的旋风，给近乎停滞的上山下乡撑起风帆，注入动力。这是一股奔腾不熄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广大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于是，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南国的红土地带，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两岸，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是采取“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也着手进行“建设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

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对一些下乡插队到偏僻、边远和极端贫穷地区的知青，各级领导没能给予应有的关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长和知青难以安心。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李庆霖在对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后，建议：“对孩子上山下乡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上山下乡运动，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提得更加明确。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可否认的是参加到这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力图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裏需要哪裏去安家”，是他们在广阔天地中随时修正自己人生航标的行为指南。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去了第一手活生生的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意识，给予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封闭静止的小农意识一个有力的冲击，为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毛泽东的知识份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使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亲身体验了底层老百姓的善良忠厚勤劳，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苦，农村生产力的落后，千年封建习惯势力小农意识的顽固，以及由此导致的改造中国社会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艰巨性长期性。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大批下乡插队到祖国海岛边疆的知识青年，他们曾与千百万复转军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边疆稳定和领土主权，构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

1969年，当苏联正准备从新疆和内蒙古对我发动突袭时，忽然发现在我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线，布有几百万“中国部队”（实际是身穿无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手握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战士和下乡知青）时，极为惊恐，他们自以为中国早有准备，便再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勇气了。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市海南中学毕业后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远比上海艰苦，语言不通，生活风俗不同。但这些困难并未使他却步，在劳动中，他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乡们打成一片。

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个僾尼族人的山寨，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往返途经勐掌，便与朱克家成了好朋友，这位僾尼汉子告诉他，解放20多年了，至今还在经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的煎熬，都一个个地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只能辍学，希望他到山寨教书。朱克家明知那里条件比勐掌还要艰苦，但毛泽东的话给了他信心与勇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主动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转到莫登山寨去。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当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教材学生听不懂时，便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僾尼语。僾尼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深夜，家务劳动繁重，他看在眼里和几个僾尼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山寨后引来山泉，带动发电机山上便有了电。他还学习了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为爱尼乡亲们服务，他成为僾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猛仓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意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僾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了他这个典型，他们出于一种职责，将朱克家的事迹整理为《山寨里最忙的青年》及时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主管文教宣传的徐景贤看到了，立即转呈姚文元。姚文元布置采访时得知朱克家还不是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公社党委书记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朱克家入党。在姚文元的安排下，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以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见诸报刊，朱克家成为了那个时期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1973年6月，云南省委在张春桥的提议下，将朱克家作为知识份子代表推选为出席党的“十大”代表。在这次大会上，22岁的朱克家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后来，朱克家又被送进中央工农读书班学习。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9月，朱克家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与邢燕子、柴春泽等人起草了与会的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1975年10月23日将这封信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在10月25日转报毛泽东时写道：“建议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于10月27日批示说：“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10月28日，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976年10月后，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批判和声讨的对象，被关押进监狱接受审查。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之后，他被下放到滇黔边界一个叫洪恩的煤矿劳动。毕竟他当过知青，干什么都不在乎，他穿上工作服，套上长统水靴，戴上安全帽、矿灯，跟班下井了，但没让他去采煤，他被分去掘进风井巷道，以后又调到地面上来，去洗煤厂出煤泥，这是谁也不愿意干的苦活。他穿上渔民穿的橡皮服，一下跳入齐腰身的煤泥中，不叫一声苦，一个月的包干任务，他十二、三天便完成了，矿工们惊呆了，他当时只是个二级工，每月工资37元。

当然，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还有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给毛泽东写信说：今收到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周荣光等两位知识青年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反映陕西省计委下达文件，开始在全省大批招工，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有的生产队也怕知青靠不住，对他们的安置、培养工作不做长远打算，致使整个知青的再教育工作受到影响。毛泽东在2月12日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这个会议终究没有开成，因为毛泽东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随着一代伟人的逝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欢呼中，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从1980年开始，我国城镇青年就再没有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知青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长大的，也可以说在这些人的身上最能够完整地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发展、命运和情结，他们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兴衰荣辱、酸甜苦辣比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更集中、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无论现在人们是怎样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而实际上，在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上曾经整整有一代人最具时代激情的，正是知识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人。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地来到边疆、来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中国广袤的土地。“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这绝对不仅仅是什么口号，而且是很多人完全自觉的行动，在为公还是为私的选择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毫不犹豫地以实际行动选择了一心为公。至于像贪污腐败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火一样的激情，能够有几百万的人在听到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后就会立即毫不犹豫地一起跑到边疆、农村去吗？

2007年，有一段描述习近平上山下乡的文字。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有位当年的知青看到这样一篇文字，想起了在农村时与农民的一次谈话。他说：30多年前的一天，干完农活后与房东大伯聊天。那时有一个口号叫“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年轻的我感到前途茫茫，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干一辈子？我把自己的苦恼和烦闷告诉房东大伯。房东大伯笑了起来，说了一段让我记忆终身的话，他说，毛主席叫你们来可不是要你们在这儿生儿育女的，你们肯定是要走的。毛主席的意思是，日后，你们中的有些人是会当官的，毛主席是希望你们当官以后别忘了我们老百姓。这位知青感慨道：真是佩服这位房东大伯，生活在一个连广播都很难听到的偏僻小村庄，与毛主席的心事却是相通的。

这是中国现代的特殊群体，顶天立地的“知青”一族。如今这一特殊群体已经进入知命之年和花甲之年，不可抗拒的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他们是和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群体，他们亲身经历了两个时代，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和私有化改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的时代；他们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他们的父辈是怎样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祖国的进一步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是怎样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最后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和思想所代替；他们亲眼目睹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是怎样变成高薪官僚特权阶层的一统天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是怎样通过砸碎铁饭碗，国退民进等一系列私有化改革被彻底扫地出门，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经过艰苦创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国有企业是怎样被蛀空，被逼破产倒闭；他们更是亲眼目睹公有制的国民经济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私有制经济，还要提出毫不动摇的发展非公经济[即私有制经济加官僚买办经济]；他们亲眼目睹私有化改革虚假繁荣背后零就业家庭怎样风雨飘摇的挣扎在破裂的边缘，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怎样流露街头，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是怎样的无奈和绝望，献了青春又献子孙的孤寡老人是怎样的凄凉和悲愤，五大失业群体怎样严重威胁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他们更是亲眼目睹社会怎样动荡，思想怎样滑坡，道德怎样伦丧，亲眼目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反革命两面派复出后是怎样暴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本质，以还乡团的面目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

他们是和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群体，他们充分享受了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他们也经历了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他们承受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期的一切苦难。但是他们在共和国前进道路的大风大浪的锤炼中锻造了坚不可摧的信念，钢铁般的意志，洞察一切的睿智，求真务实的作风，海纳百川的胸襟，他们有善于捕捉机遇，勇往直前，敢于拼搏，牢牢主宰自己命运的优良品格和素质，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他们虽然经历了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承受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期的一切苦难，有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误斗、错批和误伤，但是他们心胸开阔，毫无怨言，他们并不像私有化改革精英还乡团那样把一盆盆恶水、脏水泼向毛泽东，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他们深深的知道人民共和国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过来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的身心是怎样受到锻炼，思想是怎样得到升华。

他们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就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社会这个大风大浪急风暴雨般的大学里上的第一课就是怎样识别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苏联和平演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政权不改变颜色，他们响应毛主席到广阔的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思想、身心、意志和品格。他们是捍卫和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坚，是中国目前最冷静，最坚定，最睿智，最了解中国国情，对祖国和人民怀有大海般深情的人群。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最壮阔的创举，她真正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由于他们的存在，新的伟大时代不可抗拒的要到来。

第三章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四十多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席卷了中国大地。那场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经深深地沁入他们的脑海中。尽管它在三十年前被一些人所彻底否定，但是只要直面当今现实，只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就一定会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和经验，足以使历史学家们考证和总结出许许多多有益于千秋万代的经典名篇。

一、重上井冈山

1976年，毛泽东为自己总结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与毛泽东上井冈山有关。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一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后蒋介石就是被这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赶到了几个小岛上去了;1965年，毛泽东带着对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重上井冈山，酝酿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深入改革，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和政府;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从重上井冈山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毛泽东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什么?

中央内部中的两条路线

60年代初期，对于形势的估计是党内高层的第一个分歧。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23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他说:当前的经济困难: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1962年3月12、1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说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会议通过了转发陈云讲话的决定。

1962年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3月12日、13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1962年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他是有保留的。

1962年3月2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

1962年4月9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那一些错误，有那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1962年4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1962年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

1962年5月7日至11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1962年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

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6月18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

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毛泽东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央工作会上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8月15日，谈到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总之，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

七千人大会上已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

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1961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1962年开始逐步好转，到1964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伴随这种分歧的第二个党内高层矛盾是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

1959年5月至7月，有些地方实行把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办法，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并在批示中指出，这(指包活到户、包产到户)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1961年3月，安徽部分地区(约为39.3%的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3月20日，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包产到户的办法，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

1961年5月，毛泽东转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人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当前只有实行评工记分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1961年7月，安徽省委又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强调他们实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8月，曾希圣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关于可以试一试的认可。到秋末，安徽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到85.4%。

196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编印上报，在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中指出: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如“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包产到户”或者部分包产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9月6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作了批示，要求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

1961年10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队的意见后，认为体制上的问题已经解决，搞“责任制”之类的试验已不必要，不同意安徽的办法再搞下去。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中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要逐步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1962年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5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1962年7月初，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1962年7月6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1962年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陈云是6月24日回到北京的，曾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7月18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7月20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1962年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1962年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8月5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兼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讲话指出:

“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是叫作‘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个时候，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为什么搞了这么久，还有阶级存在呀?民主人士中的极右派，他们历来是不主张有阶级存在的，认为资产阶级早已没有了，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天天要改造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因此，它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00多年就说有阶级无阶级，有阶级斗争无阶级斗争。其实，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它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它不讲，它总说没有阶级。比如孙中山，他就是不承认有阶级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这是个基本问题。

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恐怕也要讲一讲。国际形势，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恐怕需要有一个同志准备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会上，或者中央全会上，谈一下。无非是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工人、有农民、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它的知识分子。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去年、今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看一看。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那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不少，是讲去年、今年这两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们谈了3年，进入4个年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实际没有认真实行。有些东西就没有下去，就在中间停了，有些东西是成为废品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得用的。总而言之，过去这三、四年(1959年以前不算，只算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以后到1962年的4个年头)，对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举了手赞成，实际上根本不做，或者做得很不好。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于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那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还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

再一个，就是阶层的问题。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么一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现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的消费太少了。现在这几年，减轻负担了，物价现在也调整了。

再有，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7000人的大会所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

再有，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会议提出的。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民主集中制，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

关于矛盾的问题，需要谈一谈。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现在对敌人应该如何对待?看得不严重也不好;相反，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事实。”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毛泽东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讲话。他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8月13日，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到1965年6月18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1962年9月24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

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〇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其中有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一段话:“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对当时工作中的失误认识是清醒的，对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也是清醒的、有分寸的，对此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当时也是认账的。历史如山，不可篡改。

1962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当时，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会议上的形势是一边倒，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大家都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观点。但实际上，有些人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公开表示拥护，实际竭力反对。直到1980年以后，他们才敢公开把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的否定的态度拿出来。这样的政治质量既不光明也不地道。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曾经追随邓小平等人竭力否定毛泽东的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才不得不说:“(1962年)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1961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

应当说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公允的，尽管是迟来的。

由于对于阶级斗争认识的不同而导致的关于“四清”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歧是党内高层的第三个矛盾。

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刘少奇在会上讲:“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此后，刘少奇主持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及城市的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违法乱纪，反分散主义的运动。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4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5月2日，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对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

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

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他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5月8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有启发的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5月9日，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任务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5月11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5月12日，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无论抓阶级斗争还是生产斗争,毛泽东都持谨慎的态度,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过头”、“不要伤人”，但是总有那么些人把中央的决策推向极端,再回过头来把脏水泼向毛泽东,让他来替自己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

杭州会议结束了。1963年5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在这个决定(草案)的前言里。决定同时指出了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即:

(一)形势问题。决定认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决定重申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决定列举了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强调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决定指出，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胡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决定明确: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后，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都办不到。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决定认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决定说: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

(八)“四清”问题。决定指出: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盗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决定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决定认为: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这个决定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进一步具体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决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得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五个不可忘记”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决定初步地系统地解决了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当时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邓小平、谭震林于9月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最后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做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

11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十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于1963年5月20日才正式下发。三个月之后，中央就决定起草“后十条”。在毛泽东看来，当时这个决定并无充分的实践经验作根据，但他为了尊重集体的意见，还是同意起草并下发了“后十条”。

196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中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1964年3月30日，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始终没有脱离开经济建设来看待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早在1961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重要参照。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从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讲话中，可以发现这件事情的复杂和严重。刘少奇1964年7月13日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产也不错，比其他队少许好一些，但不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乔木的报告，也找劳动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也并不是那么真，并不那么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南的话叫三部份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叫支部书记参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法，住老百姓家里，困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走，说我把她的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么久，把她秩序搞乱了。我只是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给县长，搞了半年。”

8月1日，刘少奇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中还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也真是长了反骨，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

在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她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包庇了什么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后，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死时仅三十一岁。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在毛泽东晚年有关群众运动的论述中，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显示出和刘少奇心目中群众运动如何搞法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象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恰恰就是他们这样的一批人。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6月8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

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尽管刘少奇作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但他却并非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识。他总是在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后，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就一直持续着。譬如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毛泽东说: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就夸大说:“三分之一打不住”。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

1964年8月5日，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四清”、“五反”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他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起草并签署批准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河北省的“桃园经验”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他号召成立工作组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一次，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搞的这个规定(指‘后十条’)和王光美同志的经验，是对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补充和完善，那个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既不明确也不规范，有些方法已经过时了。按照那个办法，全国四清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打了败仗的，都没有上了路，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四清没有搞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关键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经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文件。”

这其中王光美的经验就是指当时闻名全国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曾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主持河北省委工作组，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所取得。在王光美的指导下，这个工作组大搞打人、戴高帽子、逼供信，对当地干部群众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就是后来的喷气式，但在此时还叫燕飞式)、拘留，连敲带诈，让受怀疑的干部群众冬天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组人员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群众，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桃园经验”还总结出必须“人人过关”的经验。她在向刘少奇做工作汇报时，得到刘少奇的支持，并给出了著名的指导思想:水里有鱼没鱼淘干了看、树上有枣没枣抽三秆子就知道，并提出以工作组为核心针对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委员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鼓励群众斗群众。

1964年，刘少奇在这个批准“四清样板”的文件中强调: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被发动起来，用实际行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8月19日，刘少奇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把“桃园经验”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批转发给全国，并让王光美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工作汇报。

1964年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即讨论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这次会议没有就陶铸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12月16日到19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的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

你看，有这样一批人的推动想不“左”也难啊!

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继续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2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第一条对运动性质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争论的焦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12月28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3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1月5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当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当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1月13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做自我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后，刘少奇拿着毛泽东1月29日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对邓小平说:“主席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的结论，是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了一个阶级对待，是否科学，值得研究。你可以看一看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这样的提法是否会造成歧义，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邓小平说:“主席的话也并不都是句句真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1964年12月31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对比“二十三条”和“十七条”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第一，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第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整地富反坏分子?第三，对干部问题的估计是大多数是好的?还是一团漆黑?第四，运动的作法是依靠贫下中农、分期分批进行?还是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但是，有的人口头上表示赞成，实际情况却是另一种情景。

1965年初“二十三条”下达后，1月21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报告，说:“什么是走资派，定义很模糊，是个到处可以乱戴的帽子。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干部队伍里造成一定的恐怖心理。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干部套上了紧箍咒，谁要不老实，就可能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今后这个帽子绝对不能乱用。”报告结束后，彭真到中南海，刘少奇马上叫彭真抓城乡四清运动的全盘工作。彭真在与刘少奇商量后，连续作了几个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他说:“二十三条”只是一个纪要，里面的一些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要到处死搬硬套。有人把这个文件和“桃园经验”对立起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称赞彭真在通县作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称赞说:“经验很好，搞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材料已送刘少奇”。

“二十三条”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坚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然而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彻底否定，说它是主观臆断。这个对毛泽东的所谓彻底否定既缺乏历史事实的依据，也缺乏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依据。就连当年否定毛泽东这一论断的人在后来也否定了这一否定。据邓力群回忆:“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532页)”

从文化批判到文化革命

1962年夏天，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当时，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注销，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9月27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讲了一番话:

“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胡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这句后来被常常引用来歌颂叶剑英的话，出处原来在此，看来当时叶剑英也是此事的积极推动者。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项目审查委员会。这一项目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事实上，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

毛泽东历来重视的是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1950年2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江青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东西，一百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1951年，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挥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康生说:“这是关于戏曲革命的最重要的指示。它指明了我国文艺灭资兴无的方向和道路。”刘少奇批评他:“这样讲不妥当，还是应该含蓄一点。”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命影片，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的反动影片。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1951年6月，胡乔木、周扬对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1951年6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7月23日到27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1951年9月，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对周扬等人坚持包庇《武训传》的立场，提出批评:你们这样做，只会欠下历史的账。周扬对江青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对田家英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江青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而我们就已经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对一些情况我们本来是更有发言权的，怎么能完全听凭于江青同志的指挥呢?

后来，江青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周扬、夏衍说:“你们今后要重视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不要再用以前的标准来看待江青同志，你们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要告诉你们，江青早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和她在上海打交道的时候，她是奉命行事的。许多情况你们不知道，但是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要注意呢，不然就会犯错误。”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1953年9月，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进行了批评，他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有一些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政治帽子，已经成了扼杀文艺的一把刀子。”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蓝翎和李希凡合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受到江青的重视，她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用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后，马上指示江青向全国介绍和推广这篇文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人，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意见。周扬、邓拓看了文章后，对江青说:“我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后效果不好。况且党报也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还是不登为好。这篇文章先在《文艺报》转载，转载以后看看反映再说。”

1954年10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作了多次重要口头指示。他说:“胡适派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现在有的人对这类反动思想实行投降主义，最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那个叫周扬的文化部副部长，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周扬马上给毛泽东致信，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严厉批驳道: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

10月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泽东直接发动下，全国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大批判。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点出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刘少奇、邓小平听取了周扬等人的汇报后，为他们不断开脱。刘少奇说:“《文艺报》的问题只是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今后要注意这些问题。周扬同志要多注意听取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自行其是。”邓小平说:“将来不管谁都要进行帮助，《文艺报》就是因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而引起了这样的麻烦。”

1955年1月11日，杨献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的文章。康生立刻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致信毛泽东说:“这个所谓的总结，竟然把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伟大的哲学著作排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外，说什么党校教学今后的方向也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接受苏联哲学教学经验的问题。据我掌握的情况，杨献珍早在去年曾经把这份经验送给苏联高级党校审阅。苏联哲学家格列则尔曼十分欣赏他的经验，在给他回信中，把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说成是简单化、庸俗化。杨献珍自己吹牛说他曾经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同志看过，刘少奇也很赞成他的观点，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此事请主席过问一下。”

6月，杨献珍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发表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宣传所谓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艾思奇看了文章后，曾写了《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文章予以反驳，但被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等人扣压，直到1964年11月1日才由《人民日报》发表。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考虑对胡风的批判问题。

早在1954年7月7日，著名作家胡风把他花了三个月写好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亲自交给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把这个报告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他还交上写给他们的一封信。

对于一个非党的著名作家三十多万字的《意见书》和写得隐晦、曲折的文字，任何非关心内幕的行政领导人都不会有耐心读下去的。更别提担任领导整个中国大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但是，毛泽东读完了，而且读得格外用心，对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和信件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让江青看看，江青也看得特别认真。

毛泽东在给江青交底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胡风的身上有某种秘密领袖的气质，你要研究一下这个人，他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文人，尽管他的确是一个文人。他的许多的观点和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尽管他不是高岗、饶漱石。他的三十万言书说出来许多的心里话。所以，大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篇东西已经成为一个典型了。我们要用它来作为靶子，以警告所有的类似者。敲山震虎、打草惊蛇，就是这个意思。

当江青询问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此事的意见时，刘少奇没有看完胡风的材料，只是听取了陆定一和周扬的汇报，就对江青说:胡风这个人爱好组织小集团，我的意见是可以开个会来帮助教育他，对胡风不一定要采取打倒的态度。周恩来也说:胡风的工作问题可以考虑适当地解决。

1955年2月26日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地开会，研究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时，刘少奇依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下胡风的材料。江青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全面地否定和攻击毛主席的文艺理论和路线，把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说他们的重心就是要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要求党中央全面地考虑解决他们的问题。”

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惊讶地连声问道: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刘少奇点点头，承认道:对胡风的材料我只是草草看了看，没有仔细地研究。

毛泽东生气了:“你们都轻视了这个问题。文艺上的事情不能小看呀，这种形式和人民群众接触得太紧密了，一定要抓住不放。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1955年的5月至6月里，毛泽东集中精力对胡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亲自部署进行调查，并写了一些文章和段落。他要亲自带头在全国展开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

1955年5月13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写道:“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刘少奇早在毛泽东写出编者按的原稿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内容。他在胡风和周扬等人闹矛盾闹斗争中是支持周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一介入这场本来属于文人之间的纠纷就一下子提到了如此的高度。虽然周扬等人有点幸灾乐祸，却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脊骨发凉。像舒芜这样的曾经是胡风的密友竟然能把他自己保存着的胡风的信件交出来，作为胡风反革命的罪证。这样的朋友难道不感到可怕吗?

刘少奇对周扬说:“胡风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是舒芜这样的人更可怕。我们这些人都要警惕像舒芜这样的人，一旦反戈，就会把你置于死地的。”

确实，批判的锋芒对着是胡风，却使许多的人都感到了惊恐，毛泽东完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5月24日，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

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等人谈话时说:“你们这个对手也是真蠢，在信中写了那么多的废话。他把三十年代在旧上海的那套文人手段拿到我们现在了，能不犯错误吗?你们看，毛主席不愧是一个批判家，简单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成了比蒋介石的特务还要坏的人!”

周扬说:“对胡风来说，真是活该!是他自作自受!”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解释。5月13日，刘少奇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谈话中，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花齐放的口号是别的同志提出的，毛主席不过是把它提高了，提到双百方针的高度。我们党内有很多东西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只不过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争鸣?就是要反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我们都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在科学上就要有探索精神，以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苏联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他在苏联肃反时杀错了许多人，我们过去也不晓得那么多的事情，听了苏联的同志的介绍，我都吃惊，真不敢相信是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否定的。与其将来否定，不如现在否定。”

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实行双百方针，我看可以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搞统一战线了，文学上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就是《红楼梦研究》也可以继续出，也是一家之言嘛。”

5月28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说:“现在大家讨论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依我看，你们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反而好一些。新闻报导的方针，你们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面对客观，不要动不动就讲阶级性，你们的报导在某种意义上说，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会更好。总之，千万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强调立场等等。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导，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你们能不能让全国人民都完全相信你们的报导呢?如果作到了这一点，我看就成功了。”

刘少奇还建议:你们在新闻事业中也实行自由竞争，新华社可以创办一种独特的报纸，创办一种每日新闻报，和人民日报竞赛。让记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干，可以让记者出名，让记者有名有利。

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提出了开放剧目的意见。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对京剧《四郎探母》发生了争论，康生质问:怎么把美化叛徒的戏也搬出来了?刘少奇出面对周扬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戏曲不应该采取禁演的办法。禁演戏，历朝历代都是不得人心的。”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说:“没有教育救中国就没有工业救中国。普及教育还不是那么要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我们的全日制学校大概要搞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现在有的人提出教育改革问题，我看是提得早了点。有的人连现在的教育还没有吃透，就要改革，简直是胡闹!你们还应该派人去研究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邓小平同志还建议注意搞些红色神甫、牧师、和尚。这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把我们的形象搞好一些。”

6月19日，刘少奇在接见苏联青年代表团时，说:“目前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工、青、妇、和大学生等等运动，最突出最严重的现象是分裂状态，我们不能只责备右派。凡干什么事情都要团结中间派、右派，使群众都来干才能干好，就要让中间派发起领导。如果我们坐在第一排，人家就怕了，我们就要失败。所以要退后一步，不要太积极，要消极一些。这实际上是更积极。”

在剧团的经营上，刘少奇1949年就在天津主张:大家都要吃饭，像梁小莺、谭富英这些戏剧家可以组织私人的班社。到了1956年，他对文化部指示:几千个剧团都合营，会搞掉积极性，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就是左，就带有了反动性。要让民间剧团再搞他个二、三个五年计划，让他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群众的喜爱。

对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彭真曾经对江青讲过，希望江青能够理解他的为难之处。他说:“两个主席的话我都得听，但是我总不能为了一个而牺牲一个吧?这些指示我都会根据正确与否而决定该怎么办的。”

从反右开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侧面。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后，围绕巩固政权，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然还有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反右斗争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们反右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逼出来的。”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等人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干涉文艺界的情况，并且提出了应该在艺术的规律范围内活动。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指示对陈其通的这篇文章要进行批判。3月1日，《人民日报》才发表了反驳陈其通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为此事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这些动向，一直是抓得很紧而且决不会放松的。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发出了警告: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情绪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活动。这个不奇怪。我和我身旁的人就讲过，要他们注意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反映。因为敏感的地区是这里。我们的工农群众是稳定的，健康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旋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我们要有所准备，对这些歪风邪气，一定要打下去，绝对不能手软。他特意对江青布置:给我盯着国内，最重要的是国内的动向。

周恩来很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他在1月9日访问苏联时，对莫斯科大学的师生们讲话时专门指出: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当然包含有允许不同意见的不同派别的文艺理论存在的意思。当然，我们这样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目前在思想战线上正如同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帝国主义同我们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的任何麻痹，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采取双百放针丝毫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投降。

1月16日，刘少奇在接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更为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观点: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经他修改后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作了讲话。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宣传民主和谐的气氛中，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后来成为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兴奋地宣传知识分子的出头机会到了，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了。他特意指出:“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乍寒乍暖，问题还是不少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期待这真正的春天的到来。如果中共真正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应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让他们在政权中发挥他们的凝聚力”。他号召敢讲话的知识分子起来夺取政权。刘少奇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费孝通这篇文章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代表作。看起来，他是迫不及待了。”

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些斗争措施和手段已经用不上了。现在一些人动不动还是讲抓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紧张，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瘾，不斗不过瘾。这种人已经越来越要不得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现在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帮助我们整风，就是要整官僚主义。”

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指示:“把我们党的整风决定公开发，让全国人民都来帮助党整风。同志们，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有真帮助的，也有假帮助的，还有趁火打劫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办法。”

于是，1957年5月1日，把4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内的整风时，说:“如果我们不带头把自己身上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余毒清理干净，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老实说，现在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极其反动的东西，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对这样一些反动分子和反动的作风，如果我们不起来进行清理和斗争，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越是执政党，越是要严格地要求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奋斗。不然我们的党必然就要脱离群众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个话我就是不说也是迟早的。为此，就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让群众起来帮助我们整风。”

对这次整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怀疑。章伯钧在私下就说:“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共产党领导自己进行整风，只能是整治蚂蚁而整治不了大象，能打死苍蝇而打不死老虎。整治执政党的歪风邪气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犯罪行为，是一场你死我后的斗争。触及犯罪行为的大官们只要手中掌握着权力，就必然要进行打击报复和迫害提意见者。这样的公民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所以，对执政党的监督，必须建立和进行舆论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和实行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没有这样的保障，要想从根本上清理共产党内的歪风邪气是完全不可能的。说穿了，就是要建立两党制和多党制。这才是国家真正走向民主和兴旺的必由之路。”

多年后，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萧翰湘转述李健生的话说: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传达的意思讲了。

从5月4日以来当全国性的给党提意见风起云涌，掀起高潮的时候，陶铸连续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宣传: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要减弱，要向其他方面转化，转到领导生产和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就会犯错误。

杨献珍等人反对停课整风，要继续搞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几门理论课，用意在于对抗康生要党校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侯维煜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对杨献珍等人说:“你们要把整风与学习结合起来，这很好，要力求两不误。你们的整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灵活一些。不要怕有人给你们扣帽子，大帽子压不死人!”

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5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会上提出了“党天下”的论断，他说:“刘少奇同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这样说过:毛主席也可以反对，如果他错了，如有人比他强的话。现在，我就是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也可以说就是要反对他们的一些主张。”

刘少奇在5月底的一份简报上批示:在右派分子的鼓动下和支持下，文教界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很有可能要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党不应该允许他们再这样闹下去。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各民主党派整风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一些人对党关于整风中要采取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大为不满了，他们说这不足于平民愤，必须采取迅雷烈风，要用大民主来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必须要搞大鸣大放，这些人的用心是恶劣的。”

话没有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好啊!大鸣大放有什么不好?我看我们党中央就应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让他们充分讲话。首先在一些机关、院校搞大字报，给我们提意见，提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我主张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开创一个大民主的模范，比西方国家享有更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样一来，中国要搞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有了发言的机会，我们有了听取民主意见的场合，就可以减少那些歪门邪道的侵害。”

于是，在一些机关和学校，形形色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常委会议上继续通报情况，对毛泽东说:现在一些人已经向党猖狂进攻了。他们污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官僚、宗派，在中国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屠杀人民，镇压进步，人民怨声载道，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有些民主党派已经提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要杀共产党员了。有人提出要把共产党人杀光。民主党派有的负责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章伯钧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取代国务院;罗隆基提出要组织和成立平反委员会，给肃反当中的冤案昭雪;储安平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等等，要取消共产党的一党制。这些，显然已经过火了。再不纠正，我们就要走向一条比匈牙利事件还要危险的道路。

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路是好的，但是要逐步地在中国实行，现在不行，现在再大民主我们就要完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登台。”

毛泽东接受了这种意见，这是邓小平后来不肯彻底否定“反右”斗争的主观个人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于是，毛泽东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他着重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修正主义。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缺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就会出大问题。”

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在人大代表讨论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一开始就受到各界代表特别是工农兵代表的严厉批判。这时，上海有人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信中揭发:今年六月至七月间，在党中央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后，周扬等人慌乱在文艺界组织了有计划的退却。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光年等才立即抛出了假检讨，而周扬等也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了反右的英雄。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对江青等人说:“此事暂且如此，不但文化界，其他部门的党内代理人也在纷纷组织退却。如果穷究下去，势必扩大打击面，对我们不利。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要经历许多的战役。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谁也不要有这样的幻想，准备长期战斗!”

在7月25日到9月17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期间，周恩来送给毛泽东几篇文艺界批判右派的文章，其中有巴金发表在1957年8月27日《解放日报》上题为《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和于同年9月2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题为《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上街，准备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他们自以为算盘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却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劳心者治人的时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灭火的却是广大人民。他们妄想自己可以抵挡三百万军队，谁知仅仅三篇社论就把他们缴了械。右派分子虽然狡猾阴毒，可是除了低头认罪外，再也没有别的生路。”

巴金的文章继续说:“右派分子从进攻到失败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常识。他们只有一样本领:骗术。他们先骗了别人，然后欺骗自己。又有人把他们比作赌鬼，整天关着门聚赌抽头。外面已经在大喊抓赌了，他们的赌兴正浓，还梦想一掷千金，赢来个王国。在这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书生的气息?虽然他们披着教授、学者、作家、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干的却是赌鬼、骗子的事情。等到有人敲门抓赌，他们的骗术当场出丑，他们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装病装死，耍无赖、耍流氓腔。这就是他们的骨气，这就是他们的清高。他们大概因为没有受到国士的待遇，就索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来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说: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短小，但是很精悍，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

1961年以后，刘少奇、周扬等人实行放宽文艺政策，传统剧目的上演大量增多，其中有许多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

1962年8、9月，江青约见文化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以为然。江青又向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等人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曲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有解决的措施。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16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9月27日，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太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视，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上海的问题也批给北京?他把这个重要指示反复研究了很久，决定批示给有关部门，让他们照毛泽东的话办:先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那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他却打趣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你们决定了的事情，我来做。”

彭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战线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好的，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坏人和不好的作品只是极少数。所以，彭真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到处说:“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多人举行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会上讲话。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协会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当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列席会议的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面，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今天我让你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批评你，批评你人民日报带头提倡鬼戏，提倡修正主义的东西。你们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漠然置之，麻木不仁。”

彭真望着脸色严肃的毛泽东，隐隐地感觉到了压力。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从一九六一年发表了吹捧京剧《李慧娘》的文章后，直到现在没有检讨，其中我让江青给你们打过招呼，为什么不听?你们不批判那个反动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但是你这个《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对内却是不讲阶级斗争，甚至是搞修正主义，对提倡鬼戏的东西搞联合，搞合二而一，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这就必然要使《人民日报》处于自相矛盾的地步。你吴冷西搞中苏论战的文章，一年多来没有抓报社的工作。这回你可以到报社去，把这个问题公开摊牌，给大家讲一讲，也和新华社讲一讲。在文化艺术方面，狠狠地抓一下理论工作。你们的学术研究版面，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你们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什么报纸上发表的东西要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骗人的。你们想学苏联的《真理报》，但是《真理报》现在不是走向了反面了吗?《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吴冷西你可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呢。”

同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显然是思考已久的讲话:“我看我们要在全国展开一个反修防修的文艺革命，不然中国也必然地会走苏联的老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文化界的领导权我看基本上不是在我们的手里，而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手里。我们已经在国际上开展了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如果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开展一场新的革命，苏联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重演。现在是要自上而下地加强领导权的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彭真被震动了。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毛泽东的脉搏了。但是凭借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经验和党的纪律约束，他懂得自己必须维护大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抓文化艺术战线的工作。他对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说:“我们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真抓一些反映工农兵火热生活的现代戏，要搞现代戏调演。在我们党内，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我看在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是谁，都应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1964年6月5至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2000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李双双》等剧目37个。

这次会演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举行的。当时周恩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6月23日，周恩来出席部分演出人员座谈会。江青在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她说:“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辩明方向。”

她说:“全国的剧团有3000个，其中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评、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上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

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报告上又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7月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提出了中央应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文化部、中宣部的整风、整顿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首先表示赞成。于是当场拍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任组长，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央特别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还特意地说:“康生同志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你们要让他发挥反修勇士的作用呀!”

8月14日，中宣部提出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以后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从夏天开始，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的锋芒逐渐地转向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冯定的所谓假共产主义人生观论等等。毛泽东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看，他对江青说:“许多的批判不疼不痒，没有触及到反修的根子上。”

这个批判开展不久，邓小平、彭真、周扬等人就站出来要纠偏了。

1965年2月23日，周扬主持召开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1965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能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许立群和姚臻分别向彭真、邓小平传达了江青对他们的谈话精神。邓小平说:“怪不得上海首先开始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这些影片，全国也陆续地批判起来了，原来风源出自江青身上。这样的批判，要降降温度，《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几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的观点，也不要否定有一些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谁也不是圣人，怎么能一点点错误都没有呢?我对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的做法十分地反感!”

于是，刘少奇签发了《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从1964年以来，学术和文艺战线上对一些作品和电影的批判，已经过火了，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的批判，实际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搞那些文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的形式，这对文艺革命不仅无利，而且很有害。所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和各报刊马上煞车。

张春桥看到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两种声音。”江青说:“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不然我们还要搞什么革命。文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毛泽东看到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看到了吗?你们的文艺革命刚刚搞了不到一年，人家就要搞反攻倒算了。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很厉害嘛，你从这个方面进攻，他们就从那个方面复辟，弄得你们手忙脚乱，总也打不到点子上。究竟下一步你们怎么办?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总之是要打进攻仗!”

这年5月，毛泽东在和康生谈话的时候，就这样向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真正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现在是到了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的时候了。谁说我们国内没有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要继续搞革命了。”

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还对康生、陈伯达等人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1965年，刘少奇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

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提出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刘少奇当时就考虑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但是他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刘少奇在被毛泽东连续批评几次后，对彭真采取的态度产生了狐疑。彭真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讲:“少奇同志对主席那么不尊重，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四清工作中他另外搞一套，是想树立他自己的威信，这也要不得!我们不能任何工作都是围绕着两个主席转，该请示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请示。少奇同志应该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匆匆忙忙地出版《刘少奇选集》，现在还不是树立刘少奇同志的威信的时候。”但是，彭真在刘少奇面前却这样说:“毛主席年事已高，说话不一定都正确，批评人也往往欠妥当。我们谁也不要介意。你还是应该大胆地抓工作，出了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刘少奇对彭真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感觉。所以，他对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也就决定了彭真在刘少奇主导文化革命初期就挨整的命运。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几个批示作出后，从1964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是当时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也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毛泽东的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

文化批判运动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重上井冈山

1965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回故地，可以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1月3日，北京。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1964年6月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的“野心家”，“野心家”是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王任重当时是的感受是困惑的。

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于15日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原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他在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在这里，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随后的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4月27日上午，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没有多说一句话。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南站，东湖客舍已派来吉斯110等候，司机是武汉市委的老同事易永喜。

一路上，张平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会上出现了坚持集体经济还是包产到户两种不同意见。认真想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张平化清楚地记得，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还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毛泽东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呢?张平化还未来得及继续回忆，小车进了东湖客舍。

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漫谈起来:“湖南的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醴陵军山公社是个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刚刚发出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毛泽东笑着说:“典型的意义也在于自觉革命。”张平化对主席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在对本省各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毛泽东又问到工业、铁路，等等。最后话题才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张平化1959年秋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回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点点头。

毛泽东电话急召张平化的第二天，东湖梅岭来了军界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一位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还有一位是杨成武。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从京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南山，紧邻毛泽东下榻的梅岭。当晚，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三人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取消军衔后军队的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请主席定夺。按照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的精神，当年9月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减薪和取消军衔的准备工作。

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同地方干部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于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这“五个有利于”勾勒了减薪和取消军衔后，解放军重新回到战争时期上下同甘共苦、团结如一的优良传统的政治趋向。给军队减薪,只有毛泽东做得到,现在你再给军队、武警或公安减薪试试看?

解放军实行减薪后，取消军衔自然进入最后拍板。毛泽东对带来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很满意。杨成武告诉毛泽东，他提前到苏州，征求过林总的意见。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在梅岭，毛泽东点拨罗瑞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有些出版物将毛泽东讲的学马列的书那句话遗漏掉，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湖南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送往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

4月30日晨，汪东兴、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4月30日上午，华国锋等人陪同汪东兴从长沙出发，沿着铁路线先到株洲再达醴陵。毛泽东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请毛泽东定夺。从醴陵向井冈山进发，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

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从茶陵出来，选择走永新。

5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等待井冈山打前站的同志。但谁也想不到那段日子，毛泽东病了，严重的感冒。

此时，国内外形势复杂纷呈。

5月3日，西哈努克亲王就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向柬埔寨人民发表文告。

同一时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西部海岸萨布勒多朗发表演说，主张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目前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如果持续下去，将威胁国际和平，新的平衡应建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责任的基础之上。

5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世，当天成立了以林彪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

在等待的日子里，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政权的政变，美国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

毛泽东找了湖南省委同志谈了几次话，讨论他们的工作规划、农业生产和水利问题。特别是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毛泽东格外关心。

毛泽东还请来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商讨为马克思、列宁的六本原著写序，要求一人写一篇，自己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毛泽东深以为必须在党内开展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风气。

听说胡志明正在长沙，毛泽东高兴地要去看他。胡志明一听毛泽东在长沙，立即表示他来九所看毛泽东。

胡志明在大使馆同志陪同下走到三号楼门前。毛泽东始料不及，赶紧走出办公室和胡志明拥抱并互相问好。胡志明发现毛泽东嗓音嘶哑，请毛泽东保重身体，送上越南党和人民的祝福。同时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说这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一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我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话题自然转到越南抗美形势。胡志明微笑着递上一份越南腹地至中国边境数条公路图，他感谢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最大支持。毛泽东认真接过越南要求援助的公路图笑着说:“我们感谢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对我们的帮助，这里只是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大的战略基本确定后，毛泽东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享午餐，张平化和大使馆同志陪同。入席后，胡志明问毛泽东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不爱吃药。”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在毛泽东、胡志明下榻九所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胡志明见过好几次面，每一次都是胡志明到三号楼去。两位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友好地最后确定了中国援越抗美的联合行动。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专列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迭迭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毛泽东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往东连接着株洲、醴陵，连接着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泽东缓缓地说:“一九二七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5月21日下午2点，专列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重上井冈山的汽车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路况甚好，车队沿着当年秋收起义行进的方向前进。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

5月21日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进入了攸县。攸县离茶陵很近，只有三十八公里。下午5点钟左右，车队进入茶陵。当年茶陵县城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南北交错，路面不宽、洁净，汽车较少。小车队悄无声息地开进茶陵县委大院。

为了准备毛泽东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在房间里特地安排了一张方桌，毛泽东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迭，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那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稻香轻扬，星光灿烂。晚饭后，毛泽东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轻吟“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说这是明初名士解缙夜泊茶陵的名句。解缙是江西吉水人，朱元璋对他的才识很尊重。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讲:我们也是夜宿茶陵，不过不思故乡思井冈。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散步回来，毛泽东笑着对张平化说:“《茶陵方志》，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这使张平化想到1959年在庐山上听说毛泽东一到180别墅(美庐别墅)，就向当地要《庐山志》看的事情，下车伊始问志书，感到自己的失职。当即找到李颖。李颖火速通知县档案馆副馆长谭金姑，取来了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版、民国22年重印的《茶陵州志》。1927年时，《茶陵州志》尚未重印，明清版本少，自然很难找到。

据茶陵县党史办李回苟说，毛泽东在茶陵这个晚上，看《茶陵州志》的时间就长了。老人家孜孜不倦一直读到凌晨以后。有的说凌晨三点，有的说凌晨五点。

21日这天，周恩来、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第一次到大寨视察。

同一天，刘少奇在北京市一O一中学，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的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可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刘少奇正在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同一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22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垄。界化垄一半属于湖南省茶陵县，一半属于江西省莲花县。

莲花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之一，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到达根据地的第二个县。老人家忍不住轻轻地掀开车帘，向外面看看，他看见江西省委派来的前导车己在前面带路，可能想到保密纪律，他无奈地放下手。司机赵毅雍在反光镜中看得一清二楚。

上午11时许，重上井冈山小车队沿着319国道，在莲花境内行驶50华里，驶向永新的文竹、沙市、里田。司机赵毅雍一一禀告，毛泽东再次掀开窗帘，深情地说:“一九二七年九月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桥头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翻过一个山头，来到永新县地盘，这叫避实就虚。一九二八年就不同了。我们在里田用一个警卫班吓跑了罗定一个团。敌人害怕三十一团。”毛泽东眼睛闪着微笑，嘴角挂着微笑，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红色经典。

在毛泽东的微笑中，小车队进入了永新县城，当年井冈山红军三次攻占的永新，以一“国”之力经营的永新。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以及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等人早已焦急不安地在县委大院门口翘望。

红日当头，正是吃饭的时间，汪东兴建议先吃饭，毛泽东在大家的陪同下来到县委机关对面的招待所，现在的永新宾馆一号楼。毛泽东一看这么高大的招待所，意味深长地说:“三打永新，打出这么好的房子。”毛泽东的夸奖，一群人都笑了，一扫拘谨不安。

梁建国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午饭是在108房间吃的，徐秘书陪同他一起吃，四菜一汤。主席身边其他人和省里来人都在招待所食堂吃饭。一二十个人，摆了两桌，也是四菜一汤。你想主席都是四个菜，谁敢加一个。四个菜，两荤两素，其中一个菜是永新的腊肉。大家都说好吃，永新同志见机说，再多加个菜，喝点儿酒。难得一起接待这么多领导同志、汪东兴连忙摇头，那不行。主席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吃饭不许超标，礼物不能拿要，态度一定要好。两位省委书记这次要帮我，亦庄亦谐。哪个还敢再提加菜喝酒?毛泽东自己带头，身边的人严格遵守，省里领导上行下效，我们县里想表点儿心意，就“歪”不起来。共产党是执政党，官风正，党风才正。贪污腐败，自然像老鼠过街。

谈笑间，吃完了饭。毛泽东在108房接见永新干部，刘俊秀一个个做了介绍。梁建国不放心地问:“没有招待，午餐不知主席吃得可以不可以?”毛泽东笑着说:“这顿饭吃得我不想走了，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话锋一转，问:“永新的公路比过去强多了，各乡通公路吗?”“通。一九五八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乡乡通车子口号，发动全县七个区、八十四个乡的四万七千多民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开始对全县公路进行改造，兴建了33条县乡公路，有442公里长。”永新县刘县长认真地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供养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毛泽东对永新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说:在招待所门前台阶上，毛泽东和永新同志合影留念。照完相后，重上井冈山小车队再次启程。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江西省委这次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带来了八部小车，按照常规，在江西省境应该换乘江西省的小车。毛泽东不愿换车，责怪汪东兴，谁叫江西派车的。刘俊秀赶紧如实回答:我们自己主动派车接主席上山的。主席一语双关笑着说:“我不换车，我要一部车坐到底。”毛泽东走路不走回头路，知道这点的人很多，毛泽东坐车不换车，这是江西省委没有考虑到的。听到主席这个意见，张平化高兴地直点头，说他们就是想把主席一行亲自送上井冈山，刘俊秀和王卓超只好附和地笑了。

5月22日下午2时许，车队增加了八辆车，继续向井冈山行进。

319国道永新段主要是山路，江西省公安厅的前导车在前面带路。黄庆荣，这位陕西老八路出身的公安厅副厅长坐在前导车上。鲁毅，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坐在前导车副驾驶座。赵毅雍开的小车跟随前导车，开得如履平地，毛泽东中午在永新没有好好休息，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护士长又小心翼翼地留意着毛泽东的鼾声大小。突然，毛泽东睁开双目，问:“赵毅雍同志，这一路要经过三湾吗?”赵毅雍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知前面还有六十多里地就到三湾了。毛泽东兴奋地消失了疲劳和睡意，感慨地说:“一九二七年这段路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达三湾。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赵毅雍从反光镜中看到，毛泽东两眼平视着远方，深邃如海，似乎穿过历史的隧道回到了1927年9月底的三湾。

三湾村就在前面的路口，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讲话的大枫树越来越近。这时，毛泽东乘坐的小车速度越来越慢，车窗帘被掀了起来，毛泽东在尽情地看着三湾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景。

毛泽东在三湾没有提出下车，也没有提出照相留念。

三湾改编将秋收起义部队中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给部队新的生命。抑或毛泽东认为，走社会本义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冈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一次“改编”!

过了三湾，就是宁冈县。宁冈的山路沿着井冈山脉蜿蜒起伏，小车队为了车身平稳，车速渐渐慢了下来，毛泽东在吉姆车上一次又一次掀开窗帘，往外张望。吴旭君忍不住问:“主席，您在找什么?”毛泽东深情地说:“古城快要到了。三湾离古城只要30里地。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在毛泽东的期盼中，古城在5月22日下午三点半左右进入小车队的视野。1965年的古城是宁冈县的一个镇。沿着公路繁衍成一条街道。街道两边有几家供销社商店，几十座低矮的房屋。引人注目的是公路边两棵并排的大榕树远远地向人招手，大树旁有一座镇上唯一有宽大屋檐的房子。毛泽东看见它，几分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毛泽东掀开车帘，久久注视着古城那屋那树。

小车队穿过会师桥不远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汽车路，另一条是至今都不通

汽车的小路，从龙市走这条路五公里到大仓村，从大仓村再走七公里路就到茅坪了。当年红军进出井冈山多走这条小路。

车队驶上汽车路，毛泽东在车上无限感慨地说:“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林凤和家和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65年5月22日下午四时许，在茅坪的岔口，车队按预先安排拐了进去。

毛主席到井冈山来了的消息，当晚就传到八角楼附近袁耀烈家里。袁耀烈是袁文才的独生子，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时，袁耀烈才五岁，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已年满四十，在大垄公社做领导工作，母亲谢梅香和他生活在一起。

当晚，谢梅香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讲袁文才和毛泽东的故事。

建国后，朱老总、董必武、谭政、萧克、何长工、陈正人、韩伟等老前辈都到过茅坪参观，重访八角楼并看望过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他们对袁文才、王佐两位井冈之子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对1930年袁文才、王佐之死又人人回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来到茅坪那晚，谢梅香讲述完了当年的故事，突然抱着袁文才的遗像号陶大哭，喊着他的小名，边哭边说:“选三你可以闭眼了，毛委员回来看你了。”

车队沿着茅坪通往茨坪的山路蜿蜒而上，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黄洋界。前导车按照事前的安排，停了下来。毛泽东在第二辆车上等不及警卫人员开车门，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向大家手一招，大步向山顶走去，山上下来的几十号人，紧随跟了过去。远看无边无尽的云，像海洋一样，托起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云海波浪起伏，山峰岿然不动。毛泽东自豪地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五大哨口之首。”

此时，毛泽东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望。山风飒飒，护士长递来风衣，汪东兴接过给毛泽东披在肩上。他皱了皱眉头，走了几步，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面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张平化、刘俊秀仰视着碑文，激情地读了起来。当年井冈山诗词，激起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大声地说:“这首词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哦!你们知道这一仗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此时在黄洋界竟轻轻地哼起诸葛亮的《空城计》的过门，时空在那一瞬间似乎连接起来。

从黄洋界到茨坪仅十七公里，毛泽东兴奋地拉开车帘，老人家想好好看一下沿路井冈山那峰、那云、那松、那石。顺眼望去，吴旭君看见毛泽东正在注目一棵特别高大的树，后来在山上听说这就是毛泽东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在不远的羊肠小道路口，还挂着大木牌:“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小道。”

山路弯弯。小车又转到一个路口，也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井冈山垦殖场一九五九年义务修路纪念。”原来车轮下的这条汽车路是1959年当地义务劳动修筑的，一丝微笑挂在毛泽东的嘴角。他可能想起什么，高兴地说:“一九五八年江西省委写过一个汇报，说修好了山上的路，接着就修上山和下山的路。群众的力量了不得，井冈山垦殖场了不得。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改天换地，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又体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条平展的砂石路盘旋而上。

沿着井冈山垦殖场职工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修筑的汽车路，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毛泽东一行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

1965年的茨坪，俨然一座山中美城。宽宽的街道，沿山而筑，整齐的房屋，拔地新起。刚刚进入黄昏，街上已亮起路灯。稀落的行人自由漫步，喇叭里播送着苏区民歌《十送红军》，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井冈山上有电灯了。”话音刚落地，小车队已停在灯火辉煌的井冈山宾馆门前。

这天傍晚，毛泽东一行住进井冈山宾馆。井冈山宾馆当年是一座既朴实又高大的房子，与20世纪60年代大陆一般招待所的结构相同，每个房间木门木窗，极为普通。毛泽东下榻的115房间，原来就是一个套间。

进了115房间，毛泽东站着看了看，一抬脚坐在木沙发上。请其他领导人坐，沙发太少，有的人坐下来，有的人一直站着。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说:“三十八年了，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当晚毛泽东在115房间用餐，很简单。原准备上点儿水果、米酒，汪东兴要求撤掉，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一路都没有上酒。伙食标准，主席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汤，不能超标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铺张浪费。钱定在那里，要求严格实行，只能节约。”汪东兴走一个地方，说一遍，毫不含糊。井冈山准备了一些地方蔬菜、笋干。

5月23日中午毛泽东起床，在115房间用餐后出来散步，井冈山宾馆不少工作人员都幸福地看见了他老人家，毛泽东慈祥的笑容就像温煦的阳光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

毛泽东那天散步兴致很高，说:“我在茨坪时间没有茅坪长，茨坪在山顶，原是王佐的大本营，茅坪在山腰，龙市、新城、古城离茅坪比较近，进出比较方便，红四军军部和边界特委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艰苦。”

还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他说:“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刘俊秀说愿意，王卓超也点头。毛泽东笑了:“都说愿意就好。但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愿下去。这样不好嘛。”听的人连连点头，感到毛泽东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又说，他已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人去看一看井冈山旧址和纪念馆，叫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

5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多人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归来，听说毛泽东在宾馆后面散步，便绕道过来。远远看见主席，几人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毛泽东看见他们很高兴，问:“看展览有什么发现啊?”

刘俊秀仰望着毛泽东的笑脸，说:“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不少诗作。还有溥仪皇帝的。”

“哦”!毛泽东果然有兴趣，问:“他们都写些什么?”

这几位“省部级学生”，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早已认真地准备了这次考试，刘俊秀拿出博物馆内部油印的今人井冈山诗词和题词，上面有朱老总的题词，谢老、董老的诗。他们一篇篇报着诗作的篇名、人名和时间。在当年油印资料上，还有杜宣1960年5月写的《夜宿茨平》:

无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静夜芳馨。

今宵何事人难寐，几度推窗看旧营。

可能毛泽东感到此诗有点儿意境吧，当时评价杜宣是苏区的笔杆子，现在上海当作家。

一提作家，刘俊秀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剧作家田汉1962年10月也到井冈山来了。毛泽东有兴趣地看了刘俊秀一眼，问:你们谁陪同了?刘俊秀和王卓超面面相觑，解释可能是江西省文联有人陪同，他们是在留言簿中看到田汉签名的，还有诗作。田汉写了五首诗。被油印了一首《访大井》，毛泽东没有带老花镜，听读了一遍:

板桥霜迹对朝阳，千里来寻大井乡。

巨石曾依批典籍，幽篁应伴写文章。

淫威不屈冬青树，旧宇重完劫后墙。

难得红军头半白，摩挲主席赠新枪。

刘俊秀后来说:毛泽东当时一边散步，一边笑着说，田汉是我京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写过不少历史剧，是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看过没有，刘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摇头、张平化笑了笑，主席笑着批评道:“你们要关心戏剧、文化领域，它和过去井冈山一样，也充满着斗争。”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戏剧文化领域有些看法，对不少领导干部的麻木提出的善意批评。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批评使空气徒然有几分严肃起来。毛泽东悠然一笑，问末代皇帝的诗怎么不说呢?张平化记忆力不错，当场背诵了溥仪1964年4月11日在井冈山的诗作。

毛泽东步子慢了下来，似乎细细咀嚼其诗其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能够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着走着，已到了砂石路的尽头，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毛泽东却从尽头向没有路的小坡往上走，借力轻巧地登上小土坡。站在那长满野草和枝蔓的地头，老人家仰脸望瞭望暗下来的天空。毛泽东侧头笑望着大家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暮色四合，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远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井冈山，毛泽东执意寻觅的新径在哪里?

24日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里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毛泽东比一般人远见卓识，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性东西。

毛泽东甩开两臂，抬脚向井冈山宾馆后面的砂石路走去。

初夏的井冈山，湛蓝的天空白云轻染，就像风景画似的，青松绿海，生机盎然。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尔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七百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十月二十四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着。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一部分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一些怀疑，感到他们必须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立场才会真正转到工农兵这边来。

那个下午，毛泽东的话题仍在继续，他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

“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眯缝着双眼向前看去。

4月，毛泽东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张平化曾对秘书梅永禄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这段话，给张平化的印象很深。他在晚年写回忆录时还特别记提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

怀着多种心情，5月25日上午，张平化需要提前下山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吃过早饭，照完相后，湖南小车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毛泽东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毛泽东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泽东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番话准确的预言了中国今天的现实。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还能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

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刘俊秀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读马列班的事，刘俊秀激动地望着老人家。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对主席说:“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尔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一九二八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六月恢复了前委，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

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光，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毛泽东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毛泽东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当时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一九二九年一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毛泽东续水，一边说:“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毛泽东静静听完这些材料和基本看法，问:“你们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家属掌握的情况吗?了解任何事情都要从各个方面多分析，多考虑。”三人认真地点头，再次感到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辨证的思想方法和提问的画龙点睛。

王佐的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部队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王华文说:“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其直接原因是过早错杀了袁、王，经历此事件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亲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云隆投靠了肖家璧。从正面走向反面。”

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

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但当时王卓超等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王卓超回忆说:“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会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质量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一语中的道破了时下中国的时弊。遗憾的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后来被一些人贬低为“左”的思想。

那天，毛泽东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毛泽东在谈到这些时，情绪激动后又有几分忧虑。

5月27日下午，一改数日艳阳普照，天空飘起小雨，细雨润物，滴滴有情，丝丝有意，井冈山宾馆别有一番恬静。毛泽东早早就起床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散步。甚至连115房间的房门也没有出。老人家在忙什么呢?

管理员林海泉近年回忆:5月27日上午，服务员到115房间清扫主席办公室，一看烟灰缸的烟头真多啊!整个烟缸满满的，比平日多三分之一。老人家彻夜不眠，烟云缭绕，是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还是在写什么惊世之作?服务员清理字纸篓，发现有一团有墨迹的纸团。展开一看，龙飞凤舞，猜想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的手都颤抖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不要的吗?要不，怎么会放进字纸篓呢?不对，这是毛主席要的，她看见了毛主席勾勾画画的痕迹。一个比较大的“树”字，这个字写的不草，她认识，被划去，改了一个“路”字，写得比较小，写在旁边。其他的字她还没有来得及读，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走过来，说这是毛主席写的新诗词，要保留，就拿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新诗词中，为什么“树”换成“路”呢?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下山后，井冈山管理局开座谈会，服务员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袁林和孙景玉听刘俊秀传过这首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原来是毛泽东将“高树入云端”改为“高路入云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第一山，毛泽东将“高树”改为“高路”一定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怎么理解好呢?一字之差，毛泽东想表达心中怎样的理想和追求呢?

井冈山的树和路，对毛泽东来说都有特别的感受。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当时毛泽东还写了一首，在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即《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属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毛泽东决定次日下山。

5月29日清晨，管理局领导安排井冈山上烈属在宾馆大食堂门口排队，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毛泽东走过来了，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个个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后面的手伸了过来。虽然没有来得及谈话，但一起照了相。兰喜莲很满足，自豪地逢人就说，毛主席记得南斗，记得我们。

5月29日清晨，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

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1965年5月29日)上午九点钟在井冈山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

此时，在井冈山宾馆餐厅(现已被拆除)门前，几十个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

上午九点钟，井冈山广播站的喇叭再次响了起来。那是一首亿万人熟悉热爱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迎着《东方红》的歌声，井冈山霞光万丈，早早等候在马路两边和稻田埂上的社员和学生沸腾起来了。他们看见一个熟悉高大的身影，向自己、向等候的普普通通井冈山群众走了过来。今天井冈山上的天街当时是一片稻田，稻田埂上站满了人。毛主席?是毛主席!20世纪60年代的保密工作依靠群众路线，做得比较好，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多日，除了相关人员，住在茨坪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老人家就住在自己身旁。在那一瞬间，人们都惊呆了，有的人揉揉眼睛，看是不是在梦境，有的人激动地举起右手，喊起口号，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向大家招手，大步流星走了过来，老人家红光满面地走在井冈山大道上，高举着右手和大家打着招呼。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

中国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个得到普通老百姓那么深沉、那么长久爱戴的人民领袖，这不是简单地用“个人崇拜”一语能概之的。这种爱，犹如井冈山的泥土和石头，铸就了山峰，井冈山的山峰，又维护着山上山下的寸寸泥土，块块山石。山峰、山石、泥土连为了一体。这就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毛泽东爱人民爱到极处，何以言表，又何用言表!

毛泽东表情严肃，没有说话，只是走得缓慢起来，他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条越变越宽的道路，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些朴实无私的人民。

七十二岁的毛泽东沿着井冈山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车。这一天，毛泽东沿途接见群众三千多人，茨坪当时常住人口也只有几千人，老老少少倾巢而出，所有的人没有任何政治性挑选。

5月3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立即开始工作，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重上井冈山归来，迎着四海飓风、胸藏百万雄兵的一代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深深凝思。

晚年毛泽东心事: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

晚年毛泽东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四十多年过去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已经远远不能用“严重”二字可以形容的了。

二、“十大”的前前后后

林彪集团的垮台与“十大”的召开

“九·一三事件，”是记叙毛泽东晚年所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

1971年9月上旬，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个政治集团公开摊牌，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的响应。而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逐渐归于江青集团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毛泽东“抓住不放”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抗衡江青等人，尽量减弱“庐山风波”的冲击，力求平稳降落，并宁愿丢卒保帅，坚决不涉及林彪。此时，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这一点林彪也心知肚明，决定再不让步，以拖寻变。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施展过去的战略，以地方包围中央，南下寻求支持，打打“预防针”，“打草惊蛇”，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二是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两条在线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对于林彪集团，毛泽东是直接点名。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还严重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毛泽东关于林彪集团的批评，实际上是要对接班人“动手术”。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接班人的提法明显是针对林彪的，当时林彪已经63岁，身体欠佳。毛泽东决定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接受召见。

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50岁，是毛泽东这时候注意选拔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这是一个“第三梯队”，主要成员还包括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国务院副总理兼河南省委书记的纪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等人。华国锋这时候的职务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主任。毛泽东要华国锋前来，除作为主持一省政务的华国锋必须与会外，更是要亲自面授华国锋出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被毛泽东视为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被毛泽东视为林彪的“死党”。在长沙会见时，毛泽东亲自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宣布了对华国锋的任命。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在长沙接见、散会的时候，陈长江进门看见“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从后面的行程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毛泽东这次南巡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汪东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刘丰等。毛泽东一见华国锋，劈头就批评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华国锋此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刚好，在京主持农业机械化等会议。来到武汉后，只是汇报农业问题，引致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政治路线第一显然是话里有话。毛泽东反复讲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故事，并特别强调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将要和林彪进行“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与发动“文革”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辙。汪东兴等感觉到气氛的严峻，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毛泽东在长沙4次谈话，是“武汉谈话”的继续，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吹风”，即对中南3省区尤其是广东军区进行一次思想、政治动员。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无疑是在庐山风波的震荡中再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与会者可以说都猝不及防。

10天后，毛泽东在杭州与浙江省委书记南萍等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接班人的另外考虑。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这时候的接班人选择举措是别有深意的。

毛泽东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6位负责人结尾时，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兵分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本来毛泽东一行及沿途谈话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风”，尽管要求严格控制在一两个、三四个人的小范围内，但这样做肯定会扩散，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寻味。9月5日、6日，卜占亚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卜占亚回忆说:“两首革命歌曲和纪念文章注销后，全国震动很大，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是什么原因，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因为主席不让在大范围传达，我们没有跟《湖南日报》社讲清道理，只通知他们刊登，所以他们就回答各地报社，我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卜占亚还说，“从后来的情况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是最全面、最重要的，它的传达和贯彻，对揭穿林彪反革命阴谋，挽救干部，对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谈话，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刘兴元给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进行传达。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但是，会议信息还是外泄，并传到了林彪、叶群那儿。实际上，林彪还从刘丰处知道了毛泽东“武汉谈话”的内容。吴法宪回忆说，“正好是9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迅疾地把消息告诉了叶群。于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

“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都已经先后离世，至今仍然有些谜团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想。据从当事人生前在事过多年后的回忆，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周恩来等多数人也是公开表示同意的，在提交庐山会议讨论的宪法草案里也已经有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文;从林彪本人的身体、性格以及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的实质内容来看，林彪不一定有追求国家主席的愿望，当时担任国家代主席职务的是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是的董必武。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地位远在董必武之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对林彪本人的指控也查无实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不会追随左右的，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毛泽东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林彪也无法望其项背。另外在九一三前夕，林彪要动飞机于次日前往大连，叶群是向周恩来报告过的，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长达十多分钟，通话之后林彪、叶群才突然改变计划，连夜出行，现在不得而知的是叶、周两人的通话还有些什么其他内容。至于周恩来以安全为名的劝阻，林彪是否听得进去，那是另外一回事。唯一的疑点是林彪调动飞机的程序问题以及飞行的目的地、起飞后全国机场关闭后他能否落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什么秘密的推手在推动着事情向恶性的方面发展呢?随着所有当事人的离世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已经公开的数据可以明确的看到，林彪等人的斗争矛头是直指江青集团的，这在当时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包括陈毅等多数老同志也都是积极响应的。

这个政治举动与后来的“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在性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结果的不同，只是因为林彪选择了毛泽东健在的时候发难。同时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出发，任何在党内一派独大的趋向都是犯忌的，而此时林彪集团在党内的势力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都是空前膨胀的。而这对于中国政局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这年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毛泽东也从此再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螳螂捕雀，黄雀在后。”林彪集团的垮台为邓小平集团的复出铺平了道路。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项目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项目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项目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10月4日，毛泽东会见了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1971年12月11日和197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尖刻，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事实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当时也仅仅是处于被监护审查的状态，真正把他们投入监狱的是在邓小平时代。

11月20日，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1971年12月30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张耀祠还回忆道:“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当然，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也是很重的，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9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10月8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陈毅于1972年1月6日深夜因癌症去世。1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的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2月12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然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医疗组，第二个医疗组成立于1974。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毛泽东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邓小平在8月3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

邓小平这封信，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正是邓小平有了这些深刻的检查和认识，毛泽东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及时地解放了他，给予信任，并安排其担任重要工作。对陈云同样如此。可是，邓小平却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

7月31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1967年和1968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天下大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党的九大的胜利召开，国内政治局势日趋稳定，1969年开始较快发展，当年经济较上年增长16.9%，1970年又比1969年增长19.4%。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古为今用，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1972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年的11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即遭到江青等反对。12月1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提出批评，是很不寻常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在批林中着重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必然要导致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即指出:“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此后，1973年曾有一段时间“反右倾回潮”。

其实，就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指导思想看，似不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始终协助毛泽东为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竭尽全力，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认识上往往要慢一点。而当毛泽东指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周恩来即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了这个指示精神。显然，后来有人妄测周恩来的思想是与毛泽东对立、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这完全是按照“总设计师”的个人意志，为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杜撰的结果。

1973年4月1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在毛泽东看来，对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现的问题必须着手解决，但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容许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3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还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他在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时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才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1932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进一步的培养和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1972年9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半年后，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指定他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了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7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加突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需要坚持和发扬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写入了总纲。

第三份文件是中央项目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

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取消了九届三中全会。8月18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这时，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这充分体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内的政治生活是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顶撞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有人提议王洪文，但表现出来的情绪不够热烈。会议最后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在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就已经开始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1973年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恩来、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在28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1973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这次会谈主要是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会谈后《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根据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圈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当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嗅觉灵敏的江青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实际上，此前江青并不知道会谈的情况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11月18日，周恩来就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两次向毛泽东作出书面汇报，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1月21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右倾错误。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担任中美会谈的翻译唐闻生和参加会谈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章含之、罗旭列席。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泽东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江青、姚文元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头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与会的多数人也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周恩来作了批评。邓小平列席了会议，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他说周恩来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但对周恩来提出了忠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然后他讲了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他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战略态势，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讲到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他认为，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真打起仗来也不可怕，以前用小米加步枪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

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对于批评周恩来的会，毛泽东先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接着，他就批评江青等人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对会议期间江青所提把她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另一件事是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在谈到打仗问题时，他再次说:“敌人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后来，有人把这与评水浒、批投降派联系起来，现在看来并不准确。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毛泽东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泽东: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毛泽东:“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许世友:“应该搞点文。”

毛泽东:“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毛泽东屡次就党和国家的工作失误做自我批评，因为他是出于公心的。遗憾的是自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就再也看不到这种自我批评了，难道他们的雄才大略都高于毛泽东?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那天(12月21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1969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批林批孔

1972年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在清查林彪的过程中，从林彪的住处，发现了林彪组织一些学者给他摘录了大量的古籍语录，其中就有许多孔孟的话，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联想到刘少奇的“修养”，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一切反动派都有尊孔的问题。他要挖这个历史根源，断党内修正主义这个根基。在浩如瀚海的中国历史文化里，要实现这个任务谈何容易。毛泽东却提纲携领，知难而进。

毛泽东以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作为批林批孔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是，毛泽东对郭沫若本人却一直采取保护态度的。当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要谢静宜送来看看，看完后，他对谢静宜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结果，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时，删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书名。

1972年，中山大学的杨荣国在《红旗》第12期上发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

1973年春天，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当时流传很广。

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提这一话题。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对中国历史要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毛泽东还让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强烈批评了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毛泽东话题一转，颇动感情地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还当场念了自己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是前一首五言绝句的进一步阐发，都是政治诗。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领域里，毛泽东抓住儒法两家的学术实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论。这就在纷繁的学术思想领域里纲举目张，使乱如堆麻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上层建筑得以廓清。在这里，毛泽东举出两个历史人物，秦始皇和孔子。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是反对奴隶制、确立封建制的先进人物，可是历代统治者和封建文人都咒骂他，说他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毛泽东从骂秦始皇最凶的焚坑一事，为秦始皇翻案，说这件是要商量。所谓焚书坑儒，是指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思想控制，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民间私藏的《诗》、《书》等书籍，并将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多名坑死在咸阳。早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厚今薄古时就说:“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里，毛泽东抓住孔子其人，以儒法两家的对立和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准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是毛泽东积一生阅读古籍的升华，也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尺。在这里，毛泽东也举出了两个历史人物，这就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韩愈是尊孔的，柳宗元则不然，他写的《封建论》，阐发了他关于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表达了他崇法反儒的进步思想。(三)尊儒反法的思想既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在它的上层建筑里，特别是在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里就没有影响吗?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不仅不会这样提出问题，而且极力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一张护身符。毛泽东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应有之题，异常尖锐地提了出来。在这里，毛泽东又举出一个大人物，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另一位主将郭沫若。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关系可称为中国革命史上亲密无瑕的战友。1944年，郭沫若的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它作为整风文件看待。毛泽东这种谦逊好学、以人为师的精神，自然深深地感动了郭沫若。解放以后，郭沫若常有诗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也给以酬和。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震动了郭沫若。为什么在历史分期上郭老是正确的，却对历史人物、学派实质的分析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说明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廓清中国历史文化的脉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孔学、国学的大肆泛滥，就是明证。这一迹象连外国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中国是成熟的法西斯政权》一文里写道:“中国完全没有任何新意，它的统治者是没有任何特色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不是像过去那些共产主义领导人那样用纯粹的马列主义代替传统文化，而是用中国传统把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里的传统，主要就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修正主义者在一个个欺骗破灭以后，不得不一再上演着历史上这丑恶的一幕。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1974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1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对这个问题，客观的说，这与周恩来对批孔的认识有关。可是后来，包括那个所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都把它解释为“批孔”是江青等人夹带的私货，是为了批“大儒”批“周公”，闭着眼睛不承认批孔是毛泽东当时的战略部署。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一号文件下发。

当时，在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很好地理解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本意。相比之下，张春桥理解得比较深。毛泽东要他们读《盐铁论》，张春桥读后发了一通议论，说:“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的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鲜明的地位，但这并不能够掩盖法家思想的光辉。毛主席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确有他的深刻含义啊!”他把毛泽东的评论整理出来，让江青看后，通知姚文元准备写文章。姚文元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议要组织写作班子写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而另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从一开始就对批孔心存戒意。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由周恩来主持，谢静宜、迟群等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结合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特别强调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迟群等在发言中还讲道: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就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在当时老干部大批解放，大学恢复招生，以及招工、参军的1973、4年，领导干部走后门已经成风了，并非仅叶剑英这一个例。1月25日动员大会后，叶剑英没有任何表态，却在30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即“走后门”问题)，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和督促。周恩来则正面反映批林批孔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太狭窄了的问题。据《毛泽东传》中所述:毛泽东在高烧中，只吃流汁，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注意:毛泽东的这个回信，是在高烧中只吃流汁，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艰难的情况下写的。但就是在这封信中，批林批孔仍然出现了两次，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简单的只写批林，而是批林批孔一起写，这就有力的证明了批孔不是江青等人的私货，也就是说“批林批孔”这个提法，完全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的信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但坚持批林批孔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叶剑英等人坐山观潮的态度也仍然没有改变。这年9月间，李先念陪同邓小平到武汉，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后，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儿，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李先念也没有任何反应。

同时，“四人帮”作为中央的成员，看到另一些中央成员大走后门安排子女，导致整个国家走后门成风，难道他们不应该去和这些人做斗争吗?而斗争的结果，就不是由“四人帮”单方面所能决定得了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是叶剑英等老干部扪心自问，对不对得起共产党员这称号，应不应该这样做才对。可笑的是，后来这居然也成了“四人帮”的极“左”错误，真是颠倒是非!

就在毛泽东收到叶剑英写给他信的时候，他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并得知北京许多领导同志就“走后门”的事纷纷作检讨，显得人心惶惶。这才有了给叶剑英的那个回信。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其连同叶剑英的信一并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有关部委。收到文件的人和单位都非常高兴，立即组织学习，并要求将此件发往全党全军。如果不是叶剑英这些老干部在被“四人帮”批评了之后，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与“四人帮”对着干，把事情闹大，怎么会有毛泽东指出的“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呢?实际上，这次事件，毛泽东在后面掌控大局，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反省之心，而此时又不能与对方彻底摊牌，才产生了上面那个对叶剑英信的批示，批示明确告诉了双方，不想因此而干扰批林批孔。换个方向思考，也可以理解为，你们老干部想通过把批“走后门”这事件闹大来回避批林批孔，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批示点名批评谢静宜和迟群，也只是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而已。

1974年1月25日动员大会一结束，江青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据张玉凤回忆道:“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1月25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对江青这一缺乏政治经验的做法，毛泽东对她提出了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批评江青“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为此，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警告和提醒是很具深意的。

事实上，后来，邓小平一伙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刻意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对这段历史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然而，1998年第97、98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具体意见主要在体现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中，这些文件强调了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批大儒就是批周公。在有意识的引导下，从批孔的文章中找出批儒的说法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当年就是有人以这种说法，用谣言的方式四处传播，导致了一些热爱周恩来的人对“四人帮”产生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若想避免这个现象，唯一的方法就只能是停止批孔，而这也是走资派最希望看到的，实际上，这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只能取决于听众正确判断谣言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起到了非常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7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1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还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在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同时，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也批评了其他一些同志。

1976年后，邓小平等人利用毛泽东这次批评，说什么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挫败了“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的图谋，为后来彻底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其实，从后来那个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些说辞不过是利用毛泽东在党内开展的正常批评为自己翻案复辟寻找的借口而已。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召开四届人大的步伐也加快了。

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更加关注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7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9月，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国民党元老人士)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29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困难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10月11日，毛泽东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导，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周恩来、邓小平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没有表态。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又提出“风庆轮”问题，要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青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商量，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从《毛泽东传》里可以看到，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书中没有讲毛泽东对信的态度。当天上午王洪文到了长沙，晚上即返回了北京。事实上，这个时期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都分别以不同的理由到长沙与毛泽东谈四届人大的有关问题。

12月下旬，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但他还是强撑着重病之身(其实也是应叶剑英等人要求)，在12月23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24日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这些都说明，围绕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各方势力都在向毛泽东做工作。这件事，在1976年后，王洪文到长沙就成了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擅自行为。身兼党政军一把手的华国锋如果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魅力何至于被他解放出来的邓小平等人撵下台来?

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毛泽东还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毛泽东还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对围绕四届人大上发生的问题十分明白。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态度明确地不要江青组阁，自有其深意。在这里毛泽东对周恩来与江青均有褒抑，其目的是要团结两个方面。可惜江青对此不能正确理解，以至发生了后来党内高层从政治失和发展到颠覆性的政治失衡。

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大会的议程是:(1)修改宪法；(2)审议政府工作报告；(3)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取得了几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众所周知，宪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记载相对稳定的阶级力量对比，五年的修宪过程实际上就是巩固文革成果的过程。报告对宪法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作了说明，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精简了宪法条文。

二是开创了社会主义对旧国家机构改造，确立了不设国家主席，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这些规定，对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有利的。虽然这些改造和相应的规定被后来的复辟所废除，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而邓小平上台后，一方面把人民群众的四大民主权力剥夺殆尽，另一方面，彻底抛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去搞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特色”了。

学习理论、评《水浒》以及“四人帮”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

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26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篇谈话，即“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有人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毛泽东传》里把毛泽东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的理论说成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并断言“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这无非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说话。这个现实展现出的惨烈景象，诸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到处都是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新老资产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有苦无处诉!这一切，不能不使人民群众重温毛泽东的这些教导，惊叹他老人家早就给他的人民留下这一“锦囊妙计”，不但要从政权上彻底打倒修正主义统治，而且要不断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这是保证社会主义不被资本主义复辟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他七十三岁那一天晚上，把一些文革小组成员特意约到他的住处，讲了一篇关于文革本意的话。那时毛泽东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全面较量。”回头再看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宗旨不是一以贯之吗?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部署了两个战役: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前者交给江青，后者交给周恩来。毛泽东是多么希望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至高无上的任务中，实现安定团结。但是，由于世界观上的差距，毛泽东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这年，邓小平开始推行他的全面整顿。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但在中央领导层，学理论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2月3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2月5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2月8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提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对推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但文章不恰当地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强调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这篇文章也讲到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江青还在4月4日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遭到邓小平反对。

4月13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4月14日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姚文元给毛泽东送去新华社4月20日《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导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其意义是很重大而深远的(此时主要是针对江青，其实也隐含着对邓小平的批评)。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126号文件印发。

朱穆之在5月7日曾向王洪文书面请示将毛泽东这个批示传达到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但是，毛泽东这个批示是要求将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因为此时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议出一个共识来，所以王洪文5月8日在朱穆之的请示上批道:“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姚文元亦批道:“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就这个事，在毛泽东去世后，竟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了“四人帮”扣压对抗毛泽东批示的罪证。

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批示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会上先后发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江青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以及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情况提出尖锐质问。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以汇报为名致信毛泽东，说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江青也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江青还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周恩来没有出席27日的政治局会议，但4月29日和30日他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会议的详细情况。5月1日下午，他再次约王海容、唐闻生长谈。2日，他又嘱秘书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以及其他登有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文章找出送给他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也不能看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静宜)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总理)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按:这里针对江青说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1970年庐山会议再现的说法。)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江青: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嗯。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批评了其他人。当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后来他在11月对于批评江青解释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4日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5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在政治局内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议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18日)以后，召开贯彻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局会议。

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洪文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这件事。

14日晚上，在医院的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兼见客的劳累，打电话向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在15日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18日晚上，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赶到三O五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随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

5月21日，周恩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四月二十三日指示的问题。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读此信时在这句话处加了一个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其中后面三人并非政治局成员，但却是会议的参加者。

张春桥当天写下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在5月24日的批语中说:“许多情况不了解。”但表示:“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要求传阅完毕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针对张春桥批语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于5月27日给张春桥写信说: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加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如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张春桥看后在信上写道:不再改了。周恩来接到张春桥的退件后，立即将21日信的原件报送毛泽东批阅。

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说:“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党。主席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告诫、帮助我们。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的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需要好好讨论。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政治局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二十七日的会，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谈不上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修正主义。我没有主席讲得那么清楚。历来都提反对修正主义，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改变九大、十大的提法?这样提出问题，没有什么过。对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还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如果搞下去，这个反经验主义，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这次，主席要我们政治局讨论三要三不要。(邓小平联系党史，讲了对三要三不要的理解。)主席的三条是总结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是政治局要注意团结。主席建党学说，即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是列宁也没有的。学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贯彻三项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帮”，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我们要带头做到这一点。

邓小平发言后，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周恩来十分关注会议情况，28日他同第一个来到医院的邓小平长谈达三小时之久，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接着，他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前面的内容。叶剑英作长篇发言。他说∶“5号以后，形势很好。可是，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弄通马列可是难，一定要学习。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做私有财产。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导致分裂。一定要严守纪律，坚持请示报告制度。一个时期以来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评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极度重视。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张、江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自己。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有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政治局会议的看法，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有两点保留，一是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二是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表示，4月27日会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的检讨。

邓小平最后说: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6月7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6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的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的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一次严肃的教育。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影子在晃动着，不得不使人想起1953年那次对高岗的批评。

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7月2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邓小平、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为什么会取得节节胜利呢?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打击点比较准确，恰好是抓住了江青等人的“错误”。邓小平在这一次又一次取得斗争胜利的同时，思想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的批评，江青作检查，本属党内民主生活范畴内的问题。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15日，叶剑英在总结讲话中离开讲稿，指责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同意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会后根据军委的部署，经毛泽东批准，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7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这部片子是1972年夏，江青看了登载在1972年第七期《中国文学》上的《王铁人的故事》一文后提出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写一个中国工人的成长，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两年的努力，《创业》这部片子被批准在1975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事后，江青在看片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上，因当年送“两论”是刘少奇叫送的，认为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就是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余秋里、康世恩，是走资派，提出片子要修改。随后文化部召开了文化部核心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的通知。同时，由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最后形成了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

7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后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向到会者传达了6日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供政治局讨论使用。

贺龙之女贺捷生当时在革命博物馆工作，离胡乔木家南长街123号很近，常去胡乔木家。她得知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以及邓小平等要了解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遂邀约几位作家、诗人商量怎样反映情况。他们认为江青等人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予以扼杀最为典型，能够击中要害，于是整理了一份材料，将《创业》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详尽写出，送交胡乔木。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在向邓小平汇报之前，胡乔木即对贺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创业》编剧张天民上书，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到7月18日，胡乔木和邓小平谈话的这一天，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的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就已经写好了。22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了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了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交给毛泽东。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来信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26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示，并向政研室的负责人作了传达。他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此时，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还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邓力群将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也交邓小平转送。29日，毛泽东对谢、钱的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海霞》。审看中，谢铁骊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之间，边看边谈。邓小平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

在《创业》批示鼓舞下，1975年的7至9月,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潮头。斗争方式为:就一部一部具体作品、一个一个作家的具体问题，通过比较隐蔽的甚至秘密的方式和管道，向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上书言事，取得他的批示。

与此同时，1975年的7、8、9月，小道消息特别多，人们开始听到了有关江青一伙的各种传闻，听到了为江青立传的《红都女皇》一书的种种传说;听到了毛泽东就《红都女皇》所作的严厉批示，以及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一伙开展批评的传闻。暗流汹涌，各种消息在悄悄流传。

毛泽东在7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

7月24日，手术后的一天，毛主席在读一首宋人的词，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真是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后，询问原因，才知道毛主席读的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毛主席这一时期经常读的还有几首宋词，直到做手术那天，还播听了岳飞的《满江红》。

毛泽东何以这么动情于这些宋词，这些宋词反映了什么时代和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和当时毛泽东的心境又是怎样相吻合的，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这场战斗又有什么联系?

从毛泽东吟咏和听唱的这些南宋爱国词章里，我们能够窥见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心境:

第一，南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典型的一个腐败王朝。在这个王朝里，从皇帝到宰相，都极力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主张和外侵的金势力妥协求和，对持相反意见的爱国将领和仁人志士即主战派，则大力排斥，或贬官，或下狱，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而死。毛泽东这时正在思考着如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即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这个问题的反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断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程。而且，随着当时形势的险恶，即他多次向外国同志讲的“领导危机”，他愈加感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人身上多次印证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真理。革命班子里的投降派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那就毫无疑问地要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就要断送几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诚如辛弃疾所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毛泽东要把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告诉给自己的人民。

第二，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时代，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生活，集中、典型地反映到这些爱国词章中。这些作品多少反映了被外族贵族入侵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深望南师收复失地的愿望。这些描写无疑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他既然推断出复辟的可能性，也就很自然地想象到他深深热爱着的人民在复辟后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一点，毛泽东最为动情，放声而哭。所以，他在想着如何依靠群众来解决复辟、投降的问题。

第三，南宋艰难多事的时代，造就了磊落不凡的英才。既有岳飞那样刚烈的爱国将领，也有张元干那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辛弃疾则既有文才，又有武略。虽然他们的遭际都很悲愤，但那种满腔爱国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表明了一代英才的英雄品质。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这些英才除了深深同情，就是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这和他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时，总是怀念着先烈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

7月24日，手术后的一天，毛主席在读一首宋人的词，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真是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后，询问原因，才知道毛主席读的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毛主席这一时期经常读的还有几首宋词，直到做手术那天，还播听了岳飞的《满江红》。

毛泽东何以这么动情于这些宋词，这些宋词反映了什么时代和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和当时毛泽东的心境又是怎样相吻合的，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这场战斗又有什么联系?

从毛泽东吟咏和听唱的这些南宋爱国词章里，我们能够窥见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心境:

第一，南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典型的一个腐败王朝。在这个王朝里，从皇帝到宰相，都极力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主张和外侵的金势力妥协求和，对持相反意见的爱国将领和仁人志士即主战派，则大力排斥，或贬官，或下狱，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而死。毛泽东这时正在思考着如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即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这个问题的反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断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程。而且，随着当时形势的险恶，即他多次向外国同志讲的“领导危机”，他愈加感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人身上多次印证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真理。革命班子里的投降派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那就毫无疑问地要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就要断送几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诚如辛弃疾所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毛泽东要把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告诉给自己的人民。

第二，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时代，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生活，集中、典型地反映到这些爱国词章中。这些作品多少反映了被外族贵族入侵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深望南师收复失地的愿望。这些描写无疑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他既然推断出复辟的可能性，也就很自然地想象到他深深热爱着的人民在复辟后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一点，毛泽东最为动情，放声而哭。所以，他在想着如何依靠群众来解决复辟、投降的问题。

第三，南宋艰难多事的时代，造就了磊落不凡的英才。既有岳飞那样刚烈的爱国将领，也有张元干那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辛弃疾则既有文才，又有武略。虽然他们的遭际都很悲愤，但那种满腔爱国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表明了一代英才的英雄品质。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这些英才除了深深同情，就是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这和他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时，总是怀念着先烈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诗人，他的心胸，他的豪气，他的不屈精神，就是在他的暮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贡献出了一切。

利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故事教育干部和群众，是毛主席晚年反修防修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林彪事件之后，鉴于庐山的教训，毛泽东在为干部规定了六本必读的马列著作的同时，也介绍了六部中国古典小说。它们是:《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毛泽东向许世友建议读《红楼梦》。他以导师的身份教导他的战将们读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就是要他们提高觉悟，补上“文”这一课，以便理解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他老人家从林彪事件中看出，跟着他出生入死干了第一件事的这些将帅们，由于缺少必要的“文”，限制了他们的眼界，站不到历史这个巅峰，弄不好会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跑。他和许世友的谈话，是多么循循善诱，又是多么意味深长。应该说许世友多少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很多人还是处在朦胧之中，如韩先楚。他原是林彪的老部下，文革初期，就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庐山会议上林彪讲话后，他就兴奋不已，准备要在他管辖的福建省好好宣传一下林总，利用提高林彪声望来打压江青一伙。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调到甘肃军区，也因待遇有变而不满。试想，文革一开始就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人，怎么能够接受毛泽东的这些教诲呢!

毛泽东读宋词是从这年的4月就开始了。他一面吟咏，有时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和思考，终于集结到一点:修正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投降，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走资派就是投降派，他们推行的路线必然是投降主义路线。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投降叛卖行为最易理解，最为痛恨。岳飞庙里秦桧在岳飞面前下跪的形象，成为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话题就是明证。这些激昂悲壮的词章，虽然形象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卖国投降者的嘴脸，但不易在群众中宣传，尤其是缺少文化的工农群众。

他要用最生动最形象的教材向人民群众宣传修正主义这个特点，从走资派到投降派，这就是毛泽东在率领人民干第二件事时，反复教导人民要认识的主攻方向。于是，他想到了《水浒传》。

评《水浒》无意中成了这场战斗的序幕。

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张玉凤回忆说: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荻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在回答芦荻的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独具慧眼的评论。但是，毛主席的评论也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是他在建构继续革命理论的思程中不断运用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1973年12月，他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

8月14日，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陈小雅在《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回顾了毛泽东一生是怎样利用这部名著为革命服务的。如果说解放前主要是从中吸取造反精神，鼓舞革命斗志，那么，解放后则是从革命阵营内部如何反腐防变的角度从中吸取教训。作者回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就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直到他逝世，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他先后就《水浒》讲过如下一些话: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

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这是教育领导干部要克服山头主义。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在回忆了这些讲话以后，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读懂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最后评论。

毛泽东是这样评论的: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十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篇评论简直就是他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向他认准了的人民公敌走资派、投降派、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宣战书。他用他毕生历练出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高超语言艺术，向他的人民留下了最珍贵、最晓畅的文字。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苦难生活和痛苦思索以后，再读毛泽东的这些文字，无不惊讶地叹道:修正主义很多翻案复辟活动，毛泽东他老人家都预见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战役部署在当时就鉴别了一些人，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当时，邓小平看到一篇评《水浒》的文章，文章里这样写道: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有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官位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义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不保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祈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读到这儿，像抓到了什么证据似的，当天就跑到医院，把这篇文章拿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有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嘛。

“毛主席那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是再受点委屈，也不能走那条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得，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王洪文同志的能力上不去，主席不就看出来了?过去，他总把领导一个全国的工作看得太简单了。主席曾经培养过张春桥同志，他也是动动笔杆子还可以，抓经济工作就不那么顺了。

翻案复辟派极力想贬低毛泽东评《水浒》的深远意义。他们采取的手法是:

一、借批“四人帮”的名义，抹煞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如同批林批孔一样，他们竭力把评《水浒》说成是在影射周恩来，并伴随着那些政治谣言到处传播。造成“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极大误会，以致周恩来最后进入手术室之前还申明:我不是投降派。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频频找他谈事情。因此，有人怀疑周恩来是他们的后台，并形容有庐山会议味道，以至于江青不得不叫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以防不测。

二、企图用学术问题来贬低评《水浒》的政治意义。他们在叙述了评论的来由以后，公然说:据当事人回忆，毛主席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毛主席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的运动的意思。

三、大肆制造谣言，否定这场群众革命运动。在一篇《评〈水浒〉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文章里，竟有这样一段文字:“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要在全国普遍开展的运动，一无党中央正式文件，二不正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致使各地党委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完全是突然袭击，是搞政治骗局，是林彪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事实是，毛泽东的评论曾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第196号文件印发，这怎么能说一无党中央正式文件，二不正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呢?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看了毛泽东的评论后，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不但批示:同意。而且明确写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

可见，这一运动完全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三、“永不翻案靠不住”

“全面整顿”

1975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的当天，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这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这是实际上是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枪。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2月10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项目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〇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

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项目审查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项目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据说，邓小平所以决定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是因为回想起他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

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在这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为我所用而归纳出来的。这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惯用手法。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明显隐含着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和否定。

10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论总纲》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还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后，就急于引进更多的国外设备(主要是西方国家)。他说: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邓小平的这种思想的一贯性，从他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也可以反映出来: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

从这个需要出发，《十年规划纲要》规划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实际情况是，直到1978年我国石油产量也只有一亿多吨，其中一半是靠大庆。石油增产要靠油田，但当时的地质勘探并没有发现第二个大庆油田。邓小平当年的复出，是以其进行经济整顿作为功绩写进“党史”的。但把搞大量进口也说成是经济整顿的需要，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为了多开采多出口，石油行业在不切实际的高指针的驱动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975年大港油田原油产量是468万吨，到1979年下降到290万吨。这四年平均每年下降29.5%。杀鸡取卵的开采方法，使地层遭到破坏。因为，在开采石油时为了控制生产压差，求得稳产高产，每口自喷油井都装有油嘴，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的。随意放大油嘴，石油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地下能量释放太快，地下资源就遭到了破坏。当时大港油田为了追求高产，就命令工人随意放大油嘴。工程技术人员愤怒的说:这是掠夺性开采。

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曾在一次公开讲话谈到:“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

1977年3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国务院的工作恢复了名誉。7月30日，国务院向各地区、各部门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9月，李先念、余秋里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新的《十年规划纲要》就是在1975年规划纲要基础上修订形成的，这个《纲要》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到1979年，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国民经济出现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陈云语)的困难，洋跃进产生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1979年4月以后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次以大量进口成套设备，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针、高速度，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洋跃进，就是当年邓小平强加给华国锋的罪名之一。

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被迫下台。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认为一个高指标，一个大轰大嗡，华国锋负有责任。滑稽的是后来胡耀邦下台的罪名之一也是高指标，不过换了个提法叫高速度。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毛远新那年三十六岁。时因毛远新之父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毛泽东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8月间写的。信中说: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纪律，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并随信附了《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材料》共列举了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10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他把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给毛远新看。毛泽东说: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

这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并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人发生冲突时，毛泽东都给了邓小平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却决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这以前不久，10月中旬，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说:主席，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了。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毛泽东在10月19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

11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右倾翻案风。

11月2日晚，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话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4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这些谈话表明: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对江青等四个人的批评也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以求得党内各个方面在路线问题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

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这说明邓小平从11月3日开始的清华大学批刘冰这件事已经看出，毛泽东对他这段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已经产生不满，似乎改变了对他的支持态度。15日的报告，既合符工作程序，又可以作为一种试探。当天，毛泽东即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毛泽东的这着棋确实厉害，它逼迫邓小平必须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以便与那些口头上说反极“左”，而实际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划清界限。这样一来，邓小平就毫无退路了。邓小平只能委婉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这是推托之词!事实是到了1980年，仍然是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主持写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公开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的底牌。如果说邓小平1972年8月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真诚的，那么，所谓“我是桃花源中人”的说法，标志着邓小平再一次公开转变了政治立场，彻底的站到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去了。这恐怕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因为“在原则问题上”，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过，他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试想邓小平在1968年《自述》和1972年致毛泽东信时，为何胆小如鼠，而不是象这样气壮如牛呢?

我们已经看到，批林批孔运动在1974年夏天之后，由于各种干扰而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当时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

在当时，邓小平这种顽固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容许任何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7日，政治局召开第二次八人会议。经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

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责令其作检查。

11月10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说: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在胡乔木分析受批评的根本原因时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时，邓小平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6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了批评。

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汇报后的指示。会上，江青等人再次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批评。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这两次会议。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七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前，毛泽东再次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评价应该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拒绝了。

11月21日，毛泽东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仍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即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念完《要点》后，邓小平讲:下面稍微说明几点。主要是:一，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二，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三，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画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四，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和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投桃报李，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所以要张震当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原因之一吧。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等予以转载。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12月8日，原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柳忠阳给毛泽东写信，说胡耀邦等人到中科院后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当天批示: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中共中央在转发《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提供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推向全国。

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最后被毛泽东识破而终止。但是，1975年，走资派却成功的利用了这个时期毛泽东调整文艺、干部政策的机会，通过比较隐蔽的甚至秘密的方式和管道，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然后借机发挥，进而通过各种政治谣言蒙骗部分群众产生对文革、对“四人帮”的不满情绪，在“四五事件”中借悼念周恩来引发动乱，为十月政变奠定了舆论基础。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深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邓小平因为犯有右倾翻案风的严重错误，已不可能;而后一个是张春桥。江青等人也希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职务。

1975年12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小平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事务。

1976年1月12日，毛泽东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20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信中说:

“我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晚的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邓小平随信附上他在此次会上的发言记录)。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个问题好些。再不提出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再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增加许多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据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后讲:毛泽东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应该说，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张春桥受中央委托找李先念谈话，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的提议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同时传达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决定。他还特别强调，要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号文件):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我热烈拥护主席的提议。主席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华国锋对两边的意见都能听。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向毛泽东祝贺选华国锋同志当总理。汪东兴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睁大眼睛，满脸笑容，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头年的12月18日，毛远新曾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此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主要三个方面:1、阶级斗争为纲;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正。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

12月21日，毛远新将他整理的毛泽东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1976年2月2日，毛远新再次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12月21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当日，毛泽东又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以。

2月6日，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提出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6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批转了这个报告。

2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公布了毛泽东批评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

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议结束后，代表中央作总结性讲话:“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4号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指示》，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的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以及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等。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在谈到有所不足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完全是一种胸怀坦荡的、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科学态度。

当时的许多好心的人们并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邓小平表示同情。然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逝世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丝毫没有一点冤枉他。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逝世前并未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什么，整顿中他所要反对的首先是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别是周荣鑫表述的各种教育观点就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把周恩来从文革的阵营区别出来，也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事情。民众对周恩来的好感，使得邓小平集团理性地看到了这是一个必须争取的政治资源。

1976年3月4日晚上12时许，《文汇报》要闻部夜班编辑组收到新华社电讯稿《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和通讯《雷锋精神永活在我们中间》。当时四个版面稿件已安排就绪，有的已出大样。要闻部(夜班)值班负责人经请示领导同意:将上述两份电讯稿交给国际版(第四版)编辑刊登，如果稿件太长，可以删掉一些。有关编辑随即把《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作了删节，并把经删节的小样和第四版版样一并送交值班负责人审定，值班负责人说不看了，时间很晚了，赶快去拼版。《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共删去四处，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作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其实，这段文字作者既未标明出处，又未加引号，编辑在匆忙中未及检核，不知是周恩来的题词。3月5日，稿子见报后，就有一些群众打电话至《文汇报》编辑部，指责《文汇报》故意删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版显着位置发表了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的一篇报导，标题是《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局党委副书记戴梦鳌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这篇报导是当时根据报社布置，按照《红旗》杂志一篇文章的精神，剖析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根源而组织的。当时恰巧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正在学习《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有关记者就请仪表局办公室通讯员写了这篇报导。报导中提到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中心小组发言中指名道姓说的是邓小平，因为当时报上还未公开点邓小平的名，《红旗》杂志的文章中也是用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公开见报时，就用这个代名词。至于报导接着在批“举逸民”时出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字句，前者那个也是指的邓小平，是前文的省略用句，后者是指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但是，一些人却借此大作文章，借3月5日发表了学习雷锋的报导中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把3月25日《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导中“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认成是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这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批林批孔、评《水浒》中发生的情况是一脉相承的。1976年元旦发表毛泽东的两首词，在当时民间流传着是打倒周恩来的流言也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现在，从当时置身于事件之中的最关键人物“梁效“写作班子中主要执笔者范达人的著作中，也证明了这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谣言中伤。范达人于1999年5月出版了《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对当时梁效从成立经过，到当时的重要文章起草经过，都有清楚的叙述。“梁效”既不是江青的写作班子，更不是由“四人帮”授意作为政治打击的武器，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由最高学府的学者成立的高级理论班子，抓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工作。范达人在书中，说明了“梁效”的所有文章，同批周、倒周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指示“梁效”批周，范达人也从来没有在文章中影射过周恩来，批判邓小平是确实的，按照他们当时自己的认识，并没有歪曲事实和诽谤的意思。

今天，有多少人还在人云亦云地否定文革，特别是对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失去了可靠的参考体系，也自然难以建立正确的判断。但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来对待历史，一件又一件的歪曲、编造的假相被揭发，有心人应该考虑一下:到底过去被灌输的文革历史，有多少是站得住脚的?只要你认真探讨，是非真假是不难水落石出的!

1976年清明节(4月4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主持了这次会议。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在汇报中指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也参加了。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张春桥对着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则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

4月5日下午6时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指出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在反复播放吴德讲话以后，绝大部分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讨论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毛泽东的。毛泽东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5日晚9时，一万名首都工人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带着木棍包围了天安门广场，逮捕了三十八人(前三天逮捕三十九人)。在此期间，叶剑英也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了解事态的发展。“四·五”即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下午，叶剑英坐不住了，到天安门广场，从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伴的人劝阻。

在此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记录下了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事后追查中，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

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

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两项提议。决议通过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泽东批示。

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

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的处理，意义十分重大。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血淋淋、活生生的现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我们仔细分辨，这就是叶剑英。

在历史纵深处，曾有过红军长征时期因为张国焘的草地密电，导致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资料，简单回顾这个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对我们认识某些人物也许是可以有所启迪的。

红军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到出路，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除了张国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而张国焘提出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有借检讨政治路线之机改组中央领导层的意图。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1935年9月9日深夜和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对于中央采取秘密出走这种非常手段，通常的说法是由于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他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叶剑英看到，叶剑英紧急通知了毛泽东等人，于是毛泽东才率领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红四方面军，独自北上。

关于这个密电的内容，现在最权威的来源是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他提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语。有的资料还说电文中有“毛、张、周如坚持北上，就对他们进行监视”等内容。但是，这个密电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之处甚多。原文除了叶剑英、毛泽东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个别电报人员外，当时没有其他人亲眼看过，后来在档案数据中也遍寻不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是否看过。而陈昌浩也从来没承认见过这个“密电”。

按照徐向前的回忆，张国焘是曾发出过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但那是公开的，陈、徐也向中央作了汇报。按照《毛泽东传》的说法，9月9日张国焘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另一封则就是发给陈昌浩的密电。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写道的却是:1971年8月，毛泽东为解决林彪问题而南巡时谈到过: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此时，毛泽东说密电是同时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不只是给陈昌浩一人。

《杨尚昆回忆录》里又说: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剑英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里是这样谈密电事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

总之，所谓的“密电”一说，基本上难以自圆其说。而密电涉及的张国焘是否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具体行动，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任何张国焘企图用武力威胁中央的客观证据。后来在延安批判完全失势的张国焘时，只提到张国焘的三大错误:土匪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而丝毫没有提到他有武力挟持中央的阴谋。

张国焘企图武力危害中央的说法是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后才开始出现的。几十年后，密电事件中的当事人之一再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叶剑英是在林彪事件以后，被毛主席重新起用的。他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在十大元帅里，是唯一一个没有战绩的人。他不显山不露水，好吟词作诗，颇有儒相，在元帅里是个有学问的人。文革初始，他也说一些拥护的话，参与一些重要活动，但当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他却写《虞美人》一词:“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正是这种守旧立场，决定了他在“二月逆流”里必然要跟着其他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占据报社的红卫兵时，他竟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二月逆流遭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他虽然作了检讨，但当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向他发牢骚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剑英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后来他下放到湖南，在当地遭到冷遇，曾吟诗发泄内心的牢骚:“泽畔行吟放屈原、行廉志洁泥无滓。”所以，邓小平一复出，他就像得了救星似的，时时窥测毛泽东的意向，从建议邓小平参与军委工作到建议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在权力上的每一升迁，都打着叶剑英的印记。叶剑英与邓小平就是这样结成一种特殊关系，在“全面整顿”的旗号下，为翻案复辟准备着条件: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这时发现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坚持让周恩来不提此事，冒险南行，为他们赢得了基本满意的结果;叶剑英在军队里更是严加控制，虽有毛泽东“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八大军区司令调整等批评和措施，但叶剑英就是拂逆毛泽东的意愿，在军队里背着毛泽东搞路线交底、打招呼，把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拿着记录传给部队领导人，要他们表态听军委招呼，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邓小平的整顿，在部队里贯彻是最彻底的。所以，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叶剑英经过认真观察和冷静思考，感到根本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评价。这个根本问题当然触动了他们思想的最深处。他们没有办法再欺骗毛泽东，只有坚守阵地，看准时机，以利再起。叶剑英的这种心态，在周恩来逝世后他和王震的一次秘密谈话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王震提出为什么不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剑英向他打哑谜: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应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时机。由此可以看出，对“四人帮”动手是他们既定的方针。

叶剑英、邓小平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着力解决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巧妙地利用江青等人的失误和毛泽东对他们的严厉批评，扭曲人民群众的视线，从而一步步露出了他们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

正是他们这种特殊利益关系，不仅葬送了毛泽东晚年精心建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且连同他们曾经跟着毛泽东浴血奋战几十年获得的人民共和国也快要葬送殆尽。既然邓小平的黑手被毛主席抓住了，叶剑英的面目岂能逃过毛泽东的慧眼?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把这两个人的真实面目揭开了，这是我们在他老人家过世多年以后才认清的。

1976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叶剑英说:你和邓小平是穿一条裤子都嫌宽。

对他们大搞右倾翻案，毛泽东组织全党一反击，邓小平自知这次翻案复辟是短命的。当时，他和叶剑英估计形势，叶剑英说，毛泽东对他可能是一批二保。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提议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接着，毛主席又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这些措施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给了叶剑英、邓小平以严重警告。因为，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本无病，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决定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叶剑英来说，也是一种体面解除其权力的方式。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就是指党内那些和邓小平结成特殊关系的叶剑英等人吗?所以，在这之后不几日，毛泽东在病榻前向一些人讲述他一生干了两件事时，还讲了如下一段话: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小平下台，二是叶剑英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毛泽东以他病弱之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为中国人民鉴别出叶剑英、邓小平这样两个最具危险的人物，为他的人民再认识、重觉悟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历史事实。

叶剑英、邓小平是极善于利用伟人的威望和声誉，干着毁坏和葬送伟人事业的极为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竭力打着伟人的旗号，二是要善于利用群众的情绪。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倒，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给毛泽东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背后却倾吐心声:我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叶剑英则利用毛泽东临咽气前要和他说话又没有说清楚的哑谜，编造了一个现代托孤的神话，甚至多次动情流着泪在一些会议上讲述: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这个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们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伟大的毛泽东是在巨大的忧虑中离开的。临走前给叶帅打招呼，是什么意思?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他是在用这样一个举动，告诉他的人民:在他身后，此人将是最关键的人物!他要用最后的一口气，向此人发出他的警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战斗，终因毛泽东的生命不能延续而夭折。

华国锋的崛起与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

1976年2月至5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会见了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

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尽管如此，外国政治家们依然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历史的巨人中的巨人!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2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8月3日的来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4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

这篇报导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4月30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国锋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6月5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在毛泽东生前与他最后合影的就是这七个人，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让华国锋同这些人团结好，把自己一生搞的两件大事搞下去。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么重。明知领导干部中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了“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个理解，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7月6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维持生命。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8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8月18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7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的时间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正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情节: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说什么。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9月9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9月11日至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

9月18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一些元老派的人物就已经开始酝酿着“解决问题”的行动。

1976年5月，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后，叶剑英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说:这是全党的喜事。举国应该欢庆。只有你出任，全国才能长治久安。主席这个帅是选对了。

华国锋说:听到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去看望你。

叶剑英忙说:不，你住的地方远，工作也忙，还是我去看你。

当晚，叶剑英果然真驱车来到东四史家胡同看望华国锋。

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的病情急剧恶化处于抢救阶段时，汪东兴与华国锋进行过一次谈话。

汪东兴说:主席对你很信任，我们要帮助你。请你放心，一旦主席有什么意外，我会像尊重主席那样来支持你的。

华国锋说:我没有多少经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汪东兴说:你必须从各方面有所准备，不然大权旁落。主席的文稿事关重大，你必须紧紧控制住，因为中央只有你才是主席的合法接班人，其余都不是!主席一旦不在，谁都会举着主席的旗帜行事，如果主席的文稿发生差错和意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来考虑吧，一切由你来决断，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9月9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和悼念活动。在会议中，江青提出: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向全国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叶剑英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9月9日上午，叶剑英在会议还没有结束时离开会场，回到家里，聂荣臻和王震已经在等候他。

叶剑英说: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聂荣臻说:准备什么，早准备好了。

叶剑英说:他们现在依然十分猖狂，又想把批邓运动升级，居然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王震说:这可是重要信号，说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大干一场了。如果我们再不下手，等他们把小平暗害了，再把你软禁起来，这就彻底砸锅了!

叶剑英说:我看他们还不敢马上下手。

王震说:但是兵贵神速。

聂荣臻说:到江青搞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再下手，恐怕就来不及了。华总理的态度怎么样?

叶剑英说: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压力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上海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三是坚决同他们斗争，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彻底打倒上海帮。华往哪条路走的可能性大，现在还不能说死。你们要坚守岗位，密切注意军内的动向。汪东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要想法把他拽住。

9月9日，叶剑英走访华国锋。谈话中说:江青凭什么如此放肆?她既不是中央常委，又不是党的主席，为什么敢对你发号施令?我们老同志拥戴你作中央主席，但是你要拿出主席的尊严来，不许江青他们胡闹!还说:不管有些人在你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和一些老同志都是坚决站在你一边的，你可要拿定主意。

华国锋说:剑英同志，我的水平和能力还差得很远，决定这样的大事，得开中央全会啊!毛主席刚刚离开我们，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叶剑英说:可是人家却抓得很紧，我看他们都急于登台了，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你。你没有看到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那个态度吗?

华国锋说:她从来就是那个样子，总是爱居高临下嘛。

叶剑英看出对方没有继续深谈的意思，又随口说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便起身告辞。

9月12日，聂荣臻委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

和陈永贵。李先念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纪登奎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李先念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提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9月17日，叶剑英第三次走访华国锋。华国锋说:刚才是你来电话吧?你是想问昨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的事吧?

叶剑英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你们却来问我，我很奇怪。

华国锋说:是很奇怪。我丝毫不知道这事，也没有任何人事先给我汇报这件事。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叶剑英说: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被人蒙在鼓里。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拒接班人于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敢断定，临终嘱咐是伪造的，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华国锋说:他们竟敢干这种事?他们竟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藉助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说:此事暂且不要和任何人公开，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这件事关系太大了，太大了。

叶剑英说: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实实在在是不忍心看着毛主席领导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许多老将军、老同志都看着你，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支持你!等到粉碎“四人帮”后把党、国家和军队的权力抓到手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听、不支持华国锋了。

9月17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9月19日，华国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开碰头会。

江青提出:郑重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我和远新整理。汪东兴表示反对。张春桥、王洪文表示赞成。

华国锋说:文稿先由办公厅封存，将来再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听取广泛的意见，不然会出差错的。随后，华国锋让汪东兴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几天来，叶剑英已先后找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耿飙、罗青长、梁必业、刘志坚、熊向晖、王诤、张廷发、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吴富善、粟裕、萧劲光、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宋时轮等个别谈话。

叶剑英派他的“联络官”王震征求意见的名单中，头一位就是陈云。

王震一见陈云就问:你老有什么妙计安天下?

陈云说:剑英有办法，他是久经风霜的人，懂得怎样处理这些事。

追悼会刚结束时，陈云又给叶剑英捎来口信，想见见他。

某一天，叶剑英找李德生谈话。叶剑英说: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

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李德生说: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9月20日，陈云、邓颖超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陈云说: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去世，全党的弯子一下子很难转，要尽量争取争取合法解决才好。这样，震动会小一些。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是那个演员。她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叶剑英说:我们公布主席多年来对她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云说:那时，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时候。现在，老人家到了九泉，我们就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们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邓颖超说:力争合法。要合法，有一个人一定要想法让他站出来。陈云说: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说:请你们放心，这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的。

9月20日，华国锋连续接了毛远新、江青的电话，接着又接待了张春桥，都是谈关于毛远新的去留问题。紧接着李先念来访。

李先念说:王洪文最近到上海，你知道吗?

华国锋说:他跟我说了，有什么情况吗?

李先念拿出一迭材料:一份是王洪文在上海接见部分军队干部的讲话。王说，赫鲁晓夫可能在中国上台，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上海民兵按正规军队的要求武装起来，发枪、发炮、发一切战备物资，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有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和时间;一份是，最近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领导人的罪行材料，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后说: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其实，毛主席的手令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大胆地干吧，你办事，我放心。老人家还亲笔给我写到了纸上。

李先念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但在这时，可以发挥发挥原子弹一样的作用，他说:这可是我们讨伐“四人帮”名正言顺的圣旨。并说: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华国锋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华国锋终于下决心了。

单纯依靠老干部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国家有变颜色的危险;单纯依靠新同志，难以担当经济建设的重任，必然导致老干部的个人不幸。这是毛泽东在人事问题上面临的两难抉择，因此他才选择了两个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华国锋，以求在坚持过去方针办的基础上把国家建设的更好。只要华国锋坚定不移的“按过去方针办”团结和依靠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班底(包括“四人帮”)，坚定不移的排斥叶剑英等人对军队的非法染指，坚定不移的继续“批邓”，那么或许没有他自己后来的大权旁落，中国的面貌也许就会完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然而华国锋却违背了“过去方针”，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身为一把手的他采取一边倒的错误方针，打破了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为后来整个党和国家的颠覆埋下了祸根。

9月21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推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找到李先念，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华国锋说:我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

9月26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李先念、吴德讲了，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回忆说: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并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为谋此事，叶剑英还曾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云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10月2日，华国锋接见叶剑英，两人密商将行动时间提前。

10月2日，叶剑英走访汪东兴，通知他作好提前行动的准备。

10月4日，华国锋分别找汪东兴、吴德讨论研究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准备情况。

10月5日，叶剑英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通知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就坐，事先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由汪东兴组织执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政治局常委，被通知来讨论毛选编辑工作)先后到来被抓。

江青、毛远新由张耀祠、武健华负责在其住处解决。

9时30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在华国锋、叶剑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抓起来了。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10月6日，晚十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飙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接着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向与会者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会议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项目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项目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出席10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人中，有八人是参与谋划或知情的。纪登奎、倪志福、吴桂贤这三人大概是蒙在鼓里的。纪登奎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受“四人帮”之命，还进行过一些串连活动，企图说服许世友、韦国清、吴德等。吴桂贤也经姚文元做过工作，所以她没有明确表态。

陈永贵后来谈到对逮捕“四人帮”的看法时说:

“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

江青集团的垮台为邓小平集团的再次复辟铺平了道路，也为华国锋等人的最后垮台准备了条件。

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在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邓小平虽然通过叶剑英、李先念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是如果没有一枚中共中央的图章，他们的行动就不可能合法化，就要公开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而且也不易于争取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关键是争取、说服华国锋。

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的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

果然不出所料，华国锋被说服了，而且，越到后来，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由不合法变为合法。鲜为人知的是，提出抓捕“四人帮”第一人的却是康生的秘书李鑫，他要保他的康生。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矛盾的复杂性。

这些人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并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

最初，对江、张、姚、王采取措施用的名义是“隔离审查”，打的旗号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其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把王、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最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判时用的名义是“江青反革命集团”。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无论是“按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无论是“只言词组”还是“完整把握”，毛泽东绝对没有丝毫让他们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自己的夫人、侄子抓起来的意思。毛泽东已经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包括毛泽民)，如此行事何其忍也?难道不是吗?这是当年连赫鲁晓夫都没能做出来的事情，开国领袖的夫人竟然被自己开创的共和国押上了“审判台”?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逐步降温乃至最后抛弃的策略。10月8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待时机成熟了再对毛泽东的晚年进行彻底否定，乃至最终放弃了毛泽东的旗帜，公开扯出自己的旗帜。看看时下，人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的所谓“完整的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货色，不要说什么完整理解、整体把握，恐怕连“只言词组”也甚为罕见了。难道不是吗?

对华国锋采取先“捧上台”的策略:10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10月6日、7日做了两件事，一是10月6日决定除四害，二是10月7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要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等到时机成熟、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把华国锋这尊“泥菩萨”抛了出去，以“两个凡是”这个最具讽刺意味的罪名，拿掉了他所有的职务。据邓力群回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有若干意见有欠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幷不是政治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69页)”事实证明，不是“四人帮”，而是邓小平等人对华国锋有僭越之心。随着华国锋的倒台，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逐渐淡出政坛的日子也就来到了。

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最初，继续保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10月8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说: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同日，李先念也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账，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

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第二次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信中说:

“从我知道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后，我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信中表达了真诚的支持和欣喜。如果党中央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怎么样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决议。”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

“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指示。”

1977年年5月3日，党中央印发了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两封信。

邓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中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是针对什么呢?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很明显，这时，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首先是针对华国锋的。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早有预见，他说过: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当时抓捕的四个人都是合法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他们都是合法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春桥是副总理。按中共党章规定，对党员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没有用专政机关逮捕的规定。掌握军权的几名政治局委员秘密商议用专政手段逮捕另几名政治局委员，逮捕后，再征求没有参加秘密商议的其余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就是标准的军事政变。在罢免汪东兴职务的会议上，陈云曾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立了大功，这要记录在案(与己有利，当然有功);同时你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也要记录在案(这是实话)。”

198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次审判的实际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审判的主要对象是江青集团，林彪集团仅仅是一个陪衬。而在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又主要是审判江青。因此，也可以把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称之为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审判，甚或是对毛泽东的审判。文化大革命你让我上批判台，我就让你上审判台。不是吗?

因党内路线斗争而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审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林彪集团出逃，有人提议对林彪集团进行审判，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不能采取审判的形式进行。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可以说打破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纪录，创造了用审判形式进行党内斗争的先例。北大有名的法学教授贺卫方曾对此评价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是一项基本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审判‘四人帮’被看作新中国法治的起点，但在实质上却违反了这一基本的法治原则。审判‘四人帮’是政治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因为当时我们不能追究毛主席，他是伟大领袖。”

进入80年代，邓小平等人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历程，在否定三面红旗与继续革命两个方面花了很多心思。为了清除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历程，使用了一些特殊人才来从事非毛化的理论工作。非毛化主要针对的重点就是三面红旗与继续革命。而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把一些事件进行歪曲性的解读，或者根本就是造谣，参与造谣的人还包括一些所谓的民运精英如苏晓康、严家其等。利用的主要事件是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大炼钢铁和农业放卫星，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全面否定。同时，为了非毛否社，打击铲除所谓“文革三种人”的异己势力，邓小平集团不仅放任大批自由主义右派出笼，同时还庇护纵容勾结自由主义右派用地摊报告文学、伤痕文学之类的手段不断妖魔化毛泽东时代。

1977年8月26日，《匈牙利民族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的时代。

1978年3月22日，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直到1999年，美国最流行的妇女杂志之一《妇女之家月刊》，在新旧世纪之交，在评出活跃于本世纪已经并继续影响当今妇女人生的100位女性时，唯一的中国女性还是江青。

张春桥在狱中曾对看管他的人发表了评论:现在的事实继续往下发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的防范完全英明，我们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是诬告他，也不是陷害他，他完完全全是在走着一条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道路。而且这个人很霸道，很不民主，总是要在中央搞他个人的权威和地盘。他对华国锋和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和刘少奇曾经想对毛泽东所采取的办法。只不过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一眼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而已。他对我们的指责，越来越证明是为了和毛泽东同志清算的。他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所以迁怒于我们。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将来会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的。

张春桥还说: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与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这个期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改革风潮。这股风潮席卷了共产主义运动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国家。改革风潮是以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缺点为开始的，首先是某些主要人物工作中的缺点，在苏联集中对斯大林，而在中国则是对毛泽东。不可否认，任何个人包括一些著名的领袖，都会在工作中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改革风潮对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批判，却是对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是否定和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改革风潮运动的急先锋，头面人物，开拓者戈巴乔夫赤裸裸的表现，前苏联的现实，就是对所谓的改革最好的注解。

现实是部最好的教科书，官僚资产阶级是最好的反面教员。沿着邓小平所设计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社会实践，使人们逐渐理解了毛泽东和他所做的一切。曾经追随邓小平等人进行一系列否定毛泽东活动的邓力群后来也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一书中明确的说:“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经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

风云变化，大浪淘沙，历史正在证明并会继续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和必要。而这种正确性和必要性，正通过年轻一代对文革的理解和赞同在表现出来。

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那段名言: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番话再清楚不过的道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也再清楚不过的预见了一些人后来的鬼祟伎俩。

第四章 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了那段著名的话:“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准备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这个思想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

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等，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显然，这是由对历史的歪曲而带给人们的重大误解。即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也不得不明确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在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炭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石油、有色金属的100%。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布机的60%。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非常软弱，难以得到发展。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原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原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没有象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三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加上战争的破坏，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工业下降50%，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原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公路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原有线路长度减少20%。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原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194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达400万，农村灾民达4000万人。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早在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194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时，将毛泽东这些思想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后来也同陶鲁笳谈到“四面八方”政策，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原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三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1949年6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12月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195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1951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对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12月4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5月20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1950年3月中旬至4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3月12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3月24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4月4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4月12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着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16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着效果。这个时期，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响应。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

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恢复面临新的困难。但是，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2亿元，到1952年增为175.6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农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1951年增长9.4%，1952年增长15.3%;工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34.8%，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1951年增长37.8%，1952年增长30.3%。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的指引下，商品流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额，1950年为170.6亿元，1951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37.4%，1952年为2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对外贸易额，1950年为41.5亿元(折合11.3亿美元)，1951年为59.5亿元(折合19.6亿美元)，1952年为64.6亿元(折合19.4亿美元)。

物价，恢复时期总的是比较稳定的，1950年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制止了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稳定下来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一些票子，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2.2%。1952年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0.1%。

人民生活，恢复时期总的有较大改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数扩大，收入增加。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达800.4万人，1950年增为1023.9万人，1951年增为1281.5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1580.4万人，三年增加近一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国职工的工资不断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9.3%。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家属)的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达到189.5元(按1957年物价计算)，提高了35%左右，全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三年农民收入增加30%，平均每年增加9.1%。

共和国成立不久，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教人员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49年全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7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6%，1950年增为3062.7万人，1951年增为4527.1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544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7%。三年增加1.1倍。解放前全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恢复三年大学毕业生共有27.5万人。这些说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之，恢复时期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原定的三年奋斗目标实现了。毛泽东在审阅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总结这个成就及其意义时说:“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是对恢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简短而又准确的结论。

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中期，而其基本精神，则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它凝结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

1936年至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希罗科夫、艾森贝格等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时，写下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的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

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出，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早已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等问题更加重视，在一些重要的讲话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稍后的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讲到，为了转到社会主义，恐怕要使工业发展达到30%左右。他说，过去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工业占总产值的41%，农业占总产值的59%。也许我们在达不到这个程度时就可以转到社会主义，但应注意发展工业，或许要两三个五年计划。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在谈到农业社会化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定程度，看其情况转入社会主义。

为了进—步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大家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具体地、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问题。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在讲到我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时说: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正式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间酝酿和讨论。

这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的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资料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1952年11月3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1953年2月27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2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说开了。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日趋成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新税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1953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1953年6月13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1953年2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毛泽东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三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8月，毛泽东在审阅批示周恩来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用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数据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直到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对这个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数据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藉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加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1952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1952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只能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准，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在取得反封建革命胜利后，无一例外都会在宪法中宣布“私有财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确立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体。借鉴资产阶级做法，我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也同样在宪法中宣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还说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这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质。”

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为了支持战争，保障供给，满足根据地人民的需要，就在自力更生和夺取敌人手中物资装备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些小型的工矿企业。如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纸烟厂、榨油厂、煤矿、油矿等等，以及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企业。例如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就办起了公营工厂62个，职工3990人。到1945年，边区已能炼油、炼铁，修造机器，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和陶瓷，职工增至万余人。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日益发展壮大起来。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叫国营企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它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它是新型企业。无论是在民主管理、干群团结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方面，都成为后来新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学习的方向。建国以后，这些企业自然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政策。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和垄断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腐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之一。它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政府在逃跑前，总是企图将工厂设备拆走、运走，运不走就炸掉、毁掉。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开展反拆迁、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工人阶级在护厂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组织起护厂队，日夜守卫在工厂里。一些工人为了保护工厂和设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工人们的努力下，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整地保留下来。

建国前后，人民政府在解放区迅速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国民政府的财产，彻底铲除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和继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建立了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项工作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接着，人民政府对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这些企业比较完整地转化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营企业空前地壮大起来。

当时，为了保证没收官僚资本这一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详尽的方针政策。其中，没收对象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以及“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而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没收官僚资本的范围:“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在国外的财产也为人民政府所有。

根据接管的方针，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军代表，按官僚资本企业所属系统，原封不动地接管过来。军代表不直接指挥管理生产，只对生产负监督责任。军代表在完成接管后，便将企业移交给适当的负责机关去管理和经营。接收工作既坚定依靠工人阶级，又要善于联合其他人士，实行了自上而下按系统接收和自下而上工人的审查检举相结合的方法。在接收这些官僚资产的企业时，由于工人的协助，许多任务厂不但查出了遗漏的物资，而且还掀起了献交器材的运动。工人投身接收工作，不但保证了接收工作的圆满完成，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正像上海工人说的那样:“自己当家，参加清点;人人有权，提供意见;样样要查，件件要点;认真负责，追根究底;就事论事，不讲情面;找出缺点，力求改进。”当“房子”换成新主人之后，它的生产职能便充分发挥出来了，许多任务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如天津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7个纺纱厂，90%的职工在接管的第二天就报到上班，开工生产。天津被服厂在接管后的十五天中，生产出几十万条军裤。由于电力还未恢复，天津汽车配件厂、天津汽车修理厂、天津橡胶厂的工人们就手拉风箱吹火生产。北京市的20多家官僚资本企业，在解放时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并且破坏惨重。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些企业先后恢复生产，有的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如石景山钢铁厂到1949年12月，铁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73%，燕京造纸厂的产量比解放前增加263%。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70%的市内公共汽车即恢复了行驶。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收官僚资本，既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从消灭大资本看，这本身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

废除外国在华经济特权以及处理外资在华企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对于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要分清轻重缓急，予以恰当的解决。据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方针，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毛泽东早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妨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还“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西方列强在中国不但享有政治特权，而且享有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是通过战争及其它强迫手段，强行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确定下来的。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特权，扩展其经济势力。同时办了许多企业。这些企业像巨大的吸血管，通过掠夺性的贸易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发挥着控制我国财政经济命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罪恶作用。

帝国主义在华企业，1936年总资本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41%。其产品，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外资银行32家，其分支银行141所，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至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到大陆解放时，在我国外资企业共有1000多家，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包括煤矿、石油、机器制造、发电、造船等重工业企业。卷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企业，以及银行、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属于英、美两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国在华企业，《共同纲领》做出了明确规定:凡依靠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必须取消;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企业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允许其存在，但必须接受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帝国主义特权的丧失，这些企业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使它们自己也受到严重打击，在生产和经营上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的因经营不下去而申请歇业，有的自动放弃经营，有的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对此，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如颐中烟草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天津科德顺饭店等通过转让，收归我国经营。而英资开滦煤矿，则由我国代管。还有的企业，就干脆批准歇业。上海有个英国人办的跑马厅，还有个法国人办的逸园跑狗场。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个大赌场。1931年长江大水灾，逸园老板和国民党政府勾结，以“救灾”的名义搞了个“赈灾大赛狗”，聚赌抽头，连宋美龄也亲临参加。最后法国老板给了国民党政府7万元，但他同年向上海法国总领事献纳的数额就达126万元。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跑马厅、跑狗场和赌博营业，但对其场地、房产则照章征税。由于面积很大，税额相当可观，跑马厅老板主动找上门来，要把跑马场卖给政府，“价格可以从廉”。陈毅市长曾为此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有人主张杀价收下来，陈毅却说，“且慢。我们收下跑马厅怎么处理?那么多任务人没事干，又不能解雇，还得要政府掏钱付工资。那些宝贝马又不能做军马，又不能送动物园。我看，这个包袱还是让英国老板先背着好。他们占了我们中国土地几十年，刮了多少银子，应该照出地产税!”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实在吃不消了，税款只能依靠从伦敦寄来汇款，他只好请求政府无偿接收。后来，外国人在上海办的许多淫乐赌博场所，都被改造成人民娱乐的场所: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公园;跑狗场变成了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变成了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变成了上海展览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加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12月16日，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辖区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这是继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轰炸我国东北、炮击我商船之后，进一步在经济财产上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掠夺。

为了回击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防止美国企业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保护我国人民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命令》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护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须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命令》颁布后，各地立即行动，对美国企业和公私存款实行管制和冻结。12月30日，上海军管会决定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了两公司的临时管理委员会。随后又有115家银行和企业被军事管制，其中包括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火油公司、海宁洋行、海京洋行、慎昌洋行、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远东酒精炼气厂、赫克生汽车公司等。同时成立了11个管制专员办事处，执行各项管制工作。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市也都已限令美国资本经营或有美国资本股份的工商企业清查上报，并对其实行了管制。

1951年4月7日，英国政府劫夺中国在香港的永灏号大型油轮。鉴于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多次制造劫夺我国在海外的油轮、飞机的事件，中国政府于4月30日发布命令，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上海、南京、广州、福州、汕头、汉口、重庆、青岛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征用英国在当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办公处及推销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指示》规定了对美国企业的处理原则:凡有关中国主权和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予以征用;关系较小或性质上未便征用者，可予代管;政府认为有需要者，可予征购;对一股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清理结束。在上述四种方式中，应以征用及加强管制为主。对少数在政治经济上无大妨碍的美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在上海、天津、广州保留一些。

在处理外资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企业财产从严，英国次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又次之。对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和一般外商的小企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我国所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到1952年底，对美资在华企业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减至22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减至3.1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这次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处理，是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重要步骤。经过处理的外资企业转归人民政府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但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残余势力，而且对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经济往来，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3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从总路线的正式提出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经历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即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整个来说，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进行，有两个根本指导思想:一个是和平过渡;一个是逐步过渡。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指出:“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的。这种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这就是共产党要坚持革命的性质和制定正确的路线，要掌握住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取决于资产阶级，取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工作。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要点中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这里强调了逐步过渡的两个特点:一是合作，一是自愿。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是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

这里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的理论高度，对“逐步过渡”在时间上的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同时，这里也对逐步过渡的第二层意思，即在形式上的意思，也作了分析。也就是说，所谓逐步过渡，并不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形式一年一年的过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式也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地发展。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收购产品、加工定货、公私合营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三种形式，后来又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只拿定息，最后取消定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同样，这里说的“逐步过渡”的两层意思，完全适用于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党开始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手工业的特点，党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步骤，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工厂三个发展阶段。而从它的决策过程和实施经过来看，则可追溯到建国以前。

早在40年代，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有通过组织起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经验。如陕甘宁边区1941年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手工业工厂和合作社100多个;到1946年，山东解放区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已发展到8000多个。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可以说，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建国后，许多地区在手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重点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在手工业失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中组织起第一批合作社。

1951年6月，全国合作社召开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确定了“先整理再发展”的方针。首先对已有的手工业合作社总结了经验，进行整顿，加以巩固，再行发展;同时在未成立手工业合作社的地区，有计划地重点试办。

1952年8月至9月，全国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各地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经验，强调要组织一个、巩固一个，一致认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国民经济中有重大作用，要继续发展。在会议推动下，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合作组织由1949年的300多个发展到2700多个，社(组)员人数从8万多人增加到25万多人。

从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普遍发展。

1953年11月20日到12月17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正确道路。

1954年12月8日到1955年1月6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指出:国家要大力扶持手工业;在合作社内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手工业合作社要依靠群众去办。不要包办。会议确定，1955年手工业改造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整顿、巩固、提高已有的合作社(组)，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发展新社。

195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对手工业的改造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中央和各级政府领导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发展很快。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已发展到近5万个，社(组)员近150万人。

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化掀起了高潮，这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二》里，明确地说:农业合作化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还提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

1955年12月21日到28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加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为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17个主要行业的初步规划的说明(初稿)》、《关于雇佣10人以下4人以上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问题提纲》、《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等。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着重谈了应加速手工业改造速度的问题。自此，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就大踏步地向前跨进了。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近10万个，其社(组)员人数达到509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手工业基本上完成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第二，壮大了地方工业，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第三，改进了生产技术，加强了分工协作;第四，扩大了劳动就业，增加了手工业者的收入。

但是，由于对手工业改造要求过快，操之过急，在改造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未能很好注意手工业分散灵活、产品多样，能较好适应群众不同需求和市场千变万化的特点，盲目地搞集中，以致造成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些偏差从一开始就有所觉察。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修理、服务行业关于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的汇报时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50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比较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官僚资本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已被没收，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一历史特点，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在中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1952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10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

到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这比刘少奇1952年10月20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5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5月27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他说:“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也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7月9日，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批示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经过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地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强调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这就是当时提出的“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7时45分谈到10时5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中，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3年10月至11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1953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1953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1954年1月6日至16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

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

1954年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这一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4年12月5日到1955年1月8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会议中间，从12月30日至1955年1月5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

195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1955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10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当胡子昂说到:“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时，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隔了两天，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集会，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在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中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数据，是生产数据，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的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11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11月10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12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11月16日开始，24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1月24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5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1957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62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人数达到99%，私营商业人数达到85%。到1月底，全国累计有118个大中城市和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1956、1957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有关清产核资、定息、私方人员工作安排等问题作了规定。使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生活有充分保障，政治上有选举权。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采取实践教育和说服教育两种方法，促使他们接受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企业工作和劳动实践，逐步由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胜利。

1956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以上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原来占有的生产数据已经转变为由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这些企业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资本家只在一定年限内，按照他的企业在合营前的资本总额，领取固定利息。到1966年9月，国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停止支付定息。这样，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就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从1955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国家通过投资新建大批全民所有制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投资和由苏联帮助我们新建的156项重点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类企业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更多。这类企业已经成为当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要部分，对填补空白，改变工业布局和结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强国防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应的改善。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职工人数大量增加，197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超过7000万，比1952年增长将近4倍;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达2200万，比1952年增长98倍。

近三十年来，一般人只知道深圳，珠海这两个毗邻港澳原本是名不见经传捧着金碗要饭，靠偷渡维系的小渔村，一夜之间变成中国家喻户晓的淘宝之地，几年下来，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经济繁荣大都会。其实，若我们只看到深圳珠海经济发展上的辉煌成就，未免太近视了。我们不妨把历史的时针再往前拨，拨到1979年以前的岁月里，看看我们中国，在毛泽东他那高瞻远瞩和经济发展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什么样令世人惊叹的傲人伟业，又有多少个原本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地名的新型工业城市，是如何拔地而起的。毛泽东集大气与磅礴为一身，在作为一名大国领袖应具备的战略经济思想统筹布局下，新中国，在他主政短短不到三十年的光景里，就不是仅仅是只有两颗“璀璨明珠”而已了。有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一则是，大庆自建市几十年以来，一再雄踞中国境内各大企业在上缴国家利税贡献上头名宝座地位不变，另一则是，深圳珠海开始壮大，国家奶水的扶持日渐减少。深圳珠海，从建特区到目前为止，非但一分钱不用上缴中央财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常说的那样——赡养父母费免了。这俩“孩子”十几年以来非但分文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还可以不时从父母那得到一些“零嘴”，这与单就一个大庆所上缴给国家的利税总和——就能抵得上我们目前五个经济特区总和。有人说——深圳、珠海如何如何，说穿了不就是——奶嘴和起跑线问题么?

在毛泽东主席主政年代里，他的经济思想究竟使得我们中国多少地方，沧海变桑田，荒漠变绿洲，瘠岭安广厦了?以下地名在很久以前可能是藉藉无名，如今，非但在当地还是全国工业体系一盘棋上，都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而且在目前整个中国经济大命脉来说，都仍然是能撑起一方半边天。

新疆——石河子;

内蒙——包头(新包头);

黑龙江——大庆;齐齐哈尔;

四川——攀枝花，绵阳，内江;

湖北——十堰

广西——柳州;

广东——茂名;

福建——南平，三明

......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在1956年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针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各项税收的比重由1950年的75%下降到49.9%;国营企事业收入的比重由1950年的13.4%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由1950年的6.8%上升为19.1%。

大量事实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自1956年以后，围绕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1961年，在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条件下，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单干风”，一些人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股风受到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毛泽东顶住了这股风，坚持继续完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改革开放后更是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于求“纯”，是“乌托邦”，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云云。

事实上，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也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

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集中和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首先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1956年3月，针对手工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就已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共“八大”后，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新的重要意见。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1956年12月7日，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品质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直到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还说:“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1956年9月1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决议，虽密切相关，但是这是两个文件。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邓小平、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谭震林。后来，邓小平利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上述那段话，宣扬自己“恢复了八大路线”;批评毛主席“违背了八大路线。

对决议中的这句话，参加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工作、后来又是“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主要起草人的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仅40分钟了，打字校对时间呢?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毛泽东自己在1967年11月5日讲:“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当时在城市已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一解放就进行减租减息，接着搞土改，在江南地区1953年互助组己普及，至1955年开始成立农业合作社;与这同时，相当一部分农村通了电，这不仅用了几千年豆油灯盏照明用具进了博物馆，人民生活发生了飞跃性变化，更主要的是电力灌溉农田，代替了几千年一贯制的人力车水，加上每到冬天生产淡季，就集中开河、筑渠，兴修水利，确保了大面积旱涝保收田;各乡、镇都建立了农机厂，虽产品不先进，但比旧式农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电机为动力)，水稻在江南的普及，使每亩面积的粮食产量，由旧社会的一、二百斤，跃升到八百至一千斤，至1958年后，升到一千二至一千五百多斤;......。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很显然，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提法，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事实。以这一错误提法为依据，而提倡唯生产力论就更加错误了。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一错误提法，并于八届二中全会作了纠正。

而胡乔木的那段话中有着诸多矛盾，这么重要问题，至胡乔木死也未见他拿出当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来，这决不应该是这位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职业工作者的一时疏忽，而只能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有理由认为，胡乔木于1980年在起草“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所述其时把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稿送毛主席审阅一事，有违真实。后来的问题不过是邓小平要维持八届二中全会已纠正了的错误，反而批评毛泽东违背八大路线，为自己宣扬唯生产力论寻找借口罢了。

毛泽东坚持在中国发展公有制经济，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实在是无法质疑的。只不过，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有人开始大肆歪曲前三十年的历史，竭力贬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却是任何人巧舌如簧都没用的。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过1949年、1952年国营企业单位的个数。1957年国营工业企业共计4.96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16.95万个的29.3%。到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增为8.4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34.8万个的24%。

国营工业企业在前三十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以1949年国营工业总产值为100，到1978年增为41.6倍(全部工业为39.1倍)，平均每年增长13.7%(全部工业为13.2%)。分阶段看，恢复时期速度最快，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6%(全部工业为34.8%);“一五”时期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9.2%(全部工业为18%);60年代调整时期工业曾出现负增长;文革期间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4%(全部工业为8.5%)。

前三十年工业发展实行生产数据优先增长的政策，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初期轻纺工业占比重在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和生产原料的工业，机械制造业很少，主要是只能担负修理和装配任务的工厂。经过三十年建设，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有了较为发达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包括过去没有的现代化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到1978年，在工业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为43.1%和56.9%，在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的比例为47.5%和52.5%。80年代曾有人批判优先发展重工业，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搞“以钢为纲”，不如搞“以塑代钢”。这是狂妄加无知。试问没有以钢铁为基础的冶金工业的发展，怎么可能发展化学工业，生产出塑料等化工原料呢?

前三十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长，使我国工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钢产量0.32万吨，1978年钢产量3178万吨;1949年煤产量0.32亿吨，1978年煤产量6.18亿吨;1949年发电43亿度，1978年发电10405亿度;1949年原油产量12万吨，1978年238.2万吨。

有人认为1978年钢产量3178万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应当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经过三十年建设，我国钢产量达到这个水平，由居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五位，这是很不容易的。想当年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只有1832万吨，但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动员了整个欧洲经济实力的法西斯德国。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80年代末，除西德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以外，英、法、意等都在2000万吨左右，应当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前三十年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增长(1950-1978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的同时，物价也是比较平稳的，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1%，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期间还爆发过两次通货膨胀:一次是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2.1%;另一次是1961年，由于大跃进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6.1%。由于治理及时，措施得当，通货膨胀一两年就被制止住了。

国营工业企业在前三十年工业增长速度比较快，物价比较平稳的同时，工业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现在人们往往说过去只追求产量、速度，忽视经济效益，这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出于偏见，受西方经济学欺骗的影响。西方经济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公有制缺乏效率，说什么只有私有制才效率高。因此，要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看看前三十年几个主要年度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即每投入100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所获得的利润和税金，事实即一目了然。

年度

每100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所获得的利润和税金

1952

25.4

1957

34.6

1966

34.5

1970

30.6

1975

22.7

1978

24.2

国营企业在前三十年经过艰苦创业和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52年末和1978年末国有企业积累的固定资产为:

固定资产原值:

1952年240.6亿元〔其中:国有工业107.2亿元〕;

1978年4488.2亿元〔其中:国有工业3002.2亿元〕

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概括地说，表现在“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大小三线建设，“建立了若干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

经过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国有企业在性质和作用上也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改革开放后，国有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从理论政策上说，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严重干扰。80年代前期，原籍波兰的英国学者布鲁斯来华散布，改革要使“所有制多样化”，特别是“国有制也要多样化”，说什么国有企业并不是最好和理想的形式。80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华，会见了我国的主要领导人。他公开提出“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90年代前期，休克疗法改革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来华，指手划脚地说:“中国改革抓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要占50%以上”。“当前中国的财产法仍然含混不清。”到199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就只占到25·5%了，低于1949年的26·2%，到200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则只有百分之十几了，那还有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国有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份额倒退了五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公开宣布已经成了“无国有企业县(市)”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本来就是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新一代领导人远离毛泽东的经济战略，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开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以“市场”变“立场”，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制”之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不足四分之一，国家财富和人民血汗逐渐成为显贵新富们的盘中餐、囊中物、库中银和床上情。伴随着私营经济的恶性膨胀，国有企业日愈走进了困境，人民群众也日益沦为资本的奴仆。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只做不说”，一步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彻底复辟了资本对人民群众的奴役和剥削。

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

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才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给了人民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而这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绝无仅有。

确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社会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样，就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政治条件。而生产数据公有制的建立，则直接需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不但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事实。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从1951年至1976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而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同一时期平均每年仅增长3.4%;工业，前者平均每年增长9.4%，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4.2%;农业，前者平均每年3.4%，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1.6%。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毛泽东就预见到只有全国解放，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他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经济超过了历史最高的抗日战争前水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为《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题写的按语中写道:“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从1951年就已经开始编制，但到1955年2月，即“一五”计划执行了两年之后，才编制完毕，共历时五年，五易其稿。“一五”计划虽然计划期过了两年才正式通过，但并没有丧失时间。在这两年里，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并不断调整)五年计划。而且，正因为1953、1954年编制和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个年度计划，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就使得“一五”计划作为我国的一个开创性的中长期计划，编制得更加接近实际，工作比较仔细，执行得也比较认真，完成得比较好，为以后的各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1952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计划与平衡的关系问题讲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他还联系我国的实际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认真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他以过去的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耽误了八年时间为例，指出“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还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要有一个过程。实际工作表明，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为此，就要研究它、掌握它、学会熟练地应用它。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新中国的计划工作的不断完善具有莫大的指导意义。

在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综合局长公开否定综合平衡，认为计划工作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成为大家的谈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提出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经过毛泽东的总结，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自此以后的计划工作对综合平衡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我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的计划安排的次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数据，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数据。......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必须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计划管理上，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要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陈云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来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是中国对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创造。新中国的计划工作在“一五”后期起逐步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在农业、轻工业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也获得飞跃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又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从反面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可以说，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中国式的计划工作理论指导下进行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总结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实际经验就指出:“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之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当然建国后也借鉴了苏联的一些好的经验，但因此而若把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概说成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人们一般把过渡时期这个总任务简化为“一化三改造”。“三改造”实现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时间大为缩短，因此过渡时期没有用到原来设想的三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围绕总任务中“一化”的具体任务有:

一、重工业建设。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完成，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

二、轻工业建设。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数据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发挥原有工业的作用。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四、努力发展农业。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同时也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特产品的生产。

五、发展交通运输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六、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七、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

八、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九、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准，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

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十一、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十二、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关于农业投资，包括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投资，以及农垦、农村救灾费及农贷等，五年内国家直接、间接对农业的支出共达84亿元;同时，估算五年内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约为100亿元。这样，五年用于农业的全部资金共达184亿元左右。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为此，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逐步地改造原有的工业，以达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目标。

“一五”计划的实施，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是“一五”计划的中心内容。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安排427.4亿元，实际完成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3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原安排248.5亿元，实际完成250.3亿元。“一五”期间共建成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矿建设单位上千个，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投入生产，便我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加，交通基本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一五”期间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结果，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建成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发电设备制造业，等等。工业的地区布局也大为改观，在沿海工业获得很大发展的同时，幅员辽阔的内地西南、西北等地一批崭新的现代化工矿企业也是厂房栉比，烟囱林立了。

“一五”计划是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此前计划工作限于水平，还没有对国民收入进行计划和计算，没有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具体安排，只在“一五”计划绪言中作了原则规定。但是，“一五”时期在建设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精心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总的来说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实际统计表明，1952年，积累率(即积累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21.4%，消费率(即消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78.6%。到1957年，积累率提高为24.9%，消费率相应下降为75.1%(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4.2%，消费率为75.8%。)。这一比例，既保证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面提高的需要，基本实现了原定计划的原则要求。“一五”时期对积累和消费这一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处理，为以后的计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方面，1959年毛泽东提出农、轻、重是指计划安排的次序，那是针对原来苏联按照重、轻、农的次序安排计划，对农业重视不够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反一下，今后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计划。这是毛泽东对计划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却不是论述的具体比例关系。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上既借鉴苏联的经验，又不囿于苏联的经验，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当时在计划工作中，一般是用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来表示。如果比例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恰当的，国民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如果比例不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些脱节，国民经济需要进行调整。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农业是基础，它向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棉、毛、麻等工业原料及其它农副产品，是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并为工业积累资金;工业向农业提供钢材、农业机械、燃料、日用工业品，等等。工业支持农业，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上，轻工业主要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数据的工业部门。因此，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人民消费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对这一比例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当时具体情况进行安排的。“一五”计划文件指出:“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数据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这是因为我国需要积极地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在现在以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作重要的补充。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合适的。”“一五”投资计划执行的结果，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9%，重工业投资占85.1%，两者的比例为1:5.7，低于原来的设想。

此外，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还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技术力量供需的比例关系，是人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物资流通的扩大，以及文教卫生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这个问题估计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但决不能等到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李富春在“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事革命战争是这样，从事建设也是这样。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这五年内在兴办各类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同时，充分利用了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训练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准。

财力平衡也是确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很大，需要的资金很多，五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钱从哪里来?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安排所需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适当贷款。“一五”计划财政收入的实际执行情况，最能鲜明的说明这个问题。五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354.9亿元，其中国外贷款36.4亿元，占2.7%;本国自己积累为1318.5亿元，占97.3%。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内容。生产力布局，具体到各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布局。我国原来的工业地区布局很不合理，轻重工业均偏集于沿海一隅。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殖民地性质布局的痕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一五”计划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原则，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一五”计划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的原则是:

1、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

2、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

3、使工业的分布有利于巩固国防;

4、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

“一五”计划对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的具体布署是:

第一、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一五”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持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除了对鞍钢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五年内加以改建。

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些地区分配组成以包钢和武钢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基地。

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工业建设，并积极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

根据上述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472个，占68%;分布在沿海的将有222个，占32%。为着适合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着把原有工业基地和新工业基地连接起来，五年内对铁路的建设也作了相应的布署。同时，根据上述方针，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按照“一五”计划的布署，到“二五”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不但将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且还将有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一些新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后来，在非毛化过程中，理论界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我国“一五”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照抄苏联僵化的模式，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把什么都统得死死的;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把企业搞成国家的算盘珠一样，拨一下动一下，一点机动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体制，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造成经济停滞不前，浪费了财力物力，使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西方经济学诋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话语，几乎被他们全都搬过来用在诋毁毛泽东以及他的那个时代上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一些经验，是在大规模建设开始后，即从“一五”计划时期起，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经比较直率的说过:“大家知道，我们在开国初三年，恢复了财政经济以后，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首先而且必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重要的工程项目，这对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很大帮助。”又说:“初期，我们谁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也是摸索。恢复经济比较容易一些，一到搞计划经济，谁也没有经验，开始总是要从苏联抄一点经验来，这也是需要的。”但是，对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并没有全盘照搬照抄，因为我国的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在革命年代要求把外国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也同样是这样要求的。当时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后来也说:五十年代学苏联，“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对农业，更没有照搬苏联对集体农庄也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五”开始的1953年初就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这一指示，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农村的工作，特别是对农业计划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是在不断地改革和改进的，“一五”的体制就不是五年一贯制。毛泽东在1956年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对经济工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等。毛泽东指出鉴于苏联在这几个方面犯了错误，有的还很严重，我们在学苏联的时候有时好坏还不能鉴别，都学过来了。因此，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必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中央的决策，1957年11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适当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例如，《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大部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一小部分纺织工业企业、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一部分交通港口和企业等，下放给地方管理，相应增加地方的物资分配权限。下放企业的利润，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三年不变。下放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归地方管理。同时还适当扩大了企业的管理权限。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由原来的12个减少为4个，即保留:主要工业产品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指标。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原来国家下达的4个指令性指针，即:总投资额、限额以上项目、动用生产能力、建筑安装工作量指标维持不变。国家计划只规定和下达年度计划，而季度、月度计划由有关部、局和企业自行规定。

这三个体制改革的文件，国务院在当年11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1958年实行。“一五”时期的体制实行五年就改革了，以后各个计划时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方针任务，都在不断地变革和改革。因此，说什么我们照搬苏联僵化的经济计划体制，三十年一贯制，完全是歪曲历史和不切实际的武断说法。

应当指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指令性计划，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毛泽东1942年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经验时，就提出“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指令性计划这个名词，但是却把指令性计划的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毛泽东逝世后，总有一些人把指令性计划说成是“一五”时期从苏联搬来的，不知道在公有制基础上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不知道毛泽东在40年代就有上述论述，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在赶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例如，钢产量，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钢产量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这个目标具体化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7年，中国只生产钢535万吨。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十五年后，到1972年，生产钢2338万吨，同期英国产钢2529万吨。1975年中国产钢2390万吨，英国钢产量下降到2010万吨，从此中国超过了英国，用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略长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的大国，在十几年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实表明，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望尘莫及的。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建国初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工业底子薄，提出由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重工业，我国搞轻工业的所谓国际分工。对此周恩来在1953年作报告时说，“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象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苏东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有了重工业以后，才能使国防现代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高级的炮......。我们要自己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搞重工业。因此，我们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后，又出现一种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当初何必优先发展重工业呢，没有钢铁，搞“以塑代钢”好了。其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知道，要有塑料，就要发展化学工业;而要发展化学工业，则必须以钢铁工业作为基础。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用“以塑代钢”的想当然的想法，来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缺乏常识。到了90年代，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又一次出现。这种观点说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大量机器设备。而我国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显然，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既考虑了马列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参照了苏联的经验，又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关于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确实比较紧张，但都作了比较仔细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在人力、物力不足的方面，既考虑有苏联的援助，又研究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一五”计划最后终于胜利完成，证明当时的安排是正确的。

在实行计划经济同发挥市场的作用方面，有人为了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而刻意把二者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是势不两立的。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排斥市场的作用，否定价值规律。经过反复渲染，这似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定律。其实，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在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重走作为开拓者苏联走过的弯路。在根据地时期，就重视商品生产，注意利用市场，通过同白区的商品交换，换取根据地生存所必须的商品。新中国建立后，在恢复时期，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逐步掌握市场的领导权，为恢复国民经济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服务。“一五”计划时期，更是明文规定，商业活动对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

1953年开始，我国市场上出现粮、油、肉、布等若干种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党和政府不得不对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办法。

统购统销，是“一五”计划开始头一年实行的一个重大政策措施。1953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方，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在11月23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却从农民多购了70亿斤粮食，于是1955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55年4月28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当年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多亿斤粮食。中共中央在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同时，对生猪也采取计划生产的办法，即向农民派任务，实行派养。

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当时和以后对其实施都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人提出对粮食征购太激烈了，主张实行自由买卖的办法。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建设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而粮食的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陈云曾指出:“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择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当时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出的乱子:“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农民要的东西百分之三十是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是牲口、农具这些东西，而我们一下搞不到这样多的东西。”如果不向农民征购粮食，“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当时是不是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同农民真正实行等价交换?陈云的回答是:“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中农和富裕农民，所以常常不肯把粮食卖出来，就是等季节差价。”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有关部门曾想办法，使农民在出卖农产品时得一点季节差价的好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的老经济学者带头批“统购统销”，说这是不同农民等价交换，违背了商品生产的规律。显然，这是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侈谈经济规律，其理由并没有超过当时的反对意见。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50年代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决策。

早在1951年底，分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陈云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1月，他在向中央作的《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对粮食实行征购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于考虑一些地方的要求，当年暂缓试点。1953年上半年，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粮食部和中财委在薄一波主持下进行研究，感到问题很大，办法不多。9月新粮上市，还是购得少，销得多。陈云遂召集会议，对提出的所有办法反复比较筛选，最终认为只能实行农村征购(是当时我国对农业税征收和粮食统购的总称)，城市配售的办法。这个意见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嘱陈云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陈云连夜写出通知稿，毛泽东次日(10月2日)凌晨作了修改，并决定当天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毛泽东最后发言，赞成陈云的报告和把征粮布置推迟一个月。

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粮食部长章乃器对城市实行定量配给提出了修改意见，说“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期的情况，建议改叫“计划供应”。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也指出，现在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现在只配给粮食，那时粮、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的粮食配给量可以吃饱，那时是填不饱肚子的;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不同的。

实行统购统销，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主要是:首先，保证了从“一五”起几十年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无后顾之忧。“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粮食定，天下定。”其次，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我国，首先是农产品、然后是工业品的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突破。这样，就会造成人心恐慌。由此可见，统购统销对当时稳定经济，稳定人心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三，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穿衣的需要。国家掌握了足够的粮食，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不用为吃饭操心了，购买粮食不用再排队了;同时满足了农村一亿多人口(包括经济作物区农民、牧民、灾民、缺粮户等)对返销粮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占国家出售的商品粮的1/3以上。1954年我国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由于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灾区，粮价一直稳定，这是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第四，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牢固地占领了阵地，密切了国营经济和农民的联系。通过合理的购留比例，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了生产上的盲目性，把农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五，统购统销后，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对私商是严格管制的。这样，就消除了私人资本主义投机、囤积粮食，扰乱经济生活的危害，私营粮店只能做国家粮店的代理店。于是，就割断了私营资本主义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样，被人们称为建国后在经济领域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第二大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大战役是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次战役。)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积累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建设的宝贵经验，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将要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历史已经铭记下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证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生产力获得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面貌一新，就是对这些污蔑不实之词的最好驳斥。

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1949年，中国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1/30，如若缓慢地重复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即将私人产业累积成为现代化文明的资本基础这个历史，中国将毫无希望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久已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它的领导人深信，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生产率超越人口发展率，可以使人民迅速从落后贫穷提升到繁荣兴旺、经济独立。

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渐远，但往事并不如烟。从记忆的深处把尘封的往事找出来，在我们眼前就有了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些岁月最鲜活的情景，于是就有了一连串的故事，一连串抹不掉的记忆。

1949年12月2日下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委员们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上就发行公债的问题作了报告。他说:明年度财政状况，由于战争趋于结束，收入逐步增加，支出厉行节约，一定要比今年好些，但是赤字仍将很大。全国人民对于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理解到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的困难，但是又希望政府即使在困难中也要设法使金融物价比较稳定。因此，政府在财政措施上不能单纯依靠增发通货。发行公债比多发钞票要好些。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币值和物价情况有所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

公债的发行，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将之称为“胜利的负担”。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高度评价这一决定，他说，这充分表示了政府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通货膨胀并不讳言，对于困难并不掩饰，正惟其不隐讳，不掩饰，更见得政府是针对现实为人民解决问题的。

郭沫若先生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产生了一个人民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庆，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大喜庆。但有了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喜庆，我们就必须增加了光荣的负担。譬如一个母亲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肥胖的婴儿，这是喜庆事。但在做母亲的人，有了十月怀胎的长期累赘和亏损，又加上临盆前后的痛苦与流血，实际上是等于害了场大病。母体必须为此静养至少一个月。而且在分娩之后，立刻又加上了哺乳婴儿的抚育责任，这起码又须得累赘三两年。假使母奶不好还须得雇奶母、畜山羊或买奶粉等，破费是在所不计的。养育了一个婴儿，就要有这样不可避免的负担。但是做父母的人，特别是做母亲的人，谁都忘记了这是负担，而只感觉着是喜庆，是光荣，是人伦上的责任。自己无论怎样省衣缩食，含辛茹苦，总是高高兴兴地要把婴儿抚养成人的。我们如把这种家常事务扩大起来看，在我们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今天，政府不得不发行公债的苦衷，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1950年1月5日，公债正式开始发行，各地中国人民银行门前热闹非常，黄炎培先生有一段文字形容当时的情况:“厨子煮菜，先把锅子煮得很热很热，然后把菜撒下锅子，‘嗤’的一声，不多时，熟了，津津有味了。”10月5日以前几个星期的公债宣传，是在煮热锅子，一到发行开始那天，人民银行门前群众前脚趾接着后脚跟，忙煞了柜台上的行员，这就是锅子里“嗤”、“嗤”的大声发作。

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发行当天就售出公债40余万分。至2月5日，申新集团一马当先，购买60.5万分，永安系统厂家虽少，也购买了35.5万分，上海棉纺业已经以212万分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北京，仅1月10日一天就售出公债9万余分，其中，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购买28335分，民革中央的李济深、谭平山、蔡廷楷、蒋光鼐等16人共购1496分。至21日，北京已完成任务过半，达150万分。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猛烈轰炸上海，造成工业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上海市民怀着极大的愤慨，以多购公债的实际爱国行动回答敌人的轰炸和封锁，公债售出数额骤增，在2月7日至13日一周的时间里，由1300余万增至2246.6万分。被炸惨死的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劳动模范张东来在临死时，再三叮嘱自己的儿子，把所有的存款购买公债，场面极其感人。

至1950年2月底止，全国推销公债总额达1.4亿分，超额40%完成了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公债未继续发行。

这次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数量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开支，稳定金融物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全国人民也在发行过程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两个代表会议的任务，是要总结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胜利，巩固已有的胜利;同时要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加以推广，进而推动全国军民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9月25日，两个代表会议联合举行开幕式，陈云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朱德致演说词，李济深、张澜(章伯钧代)致贺词。毛泽东在祝词中称赞英雄模范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他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同时号召英雄模范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继续保持光荣的称号。他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遵照《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师、军以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了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以领导大生产运动。又建立了军队的生产合作社，来掌管生产资金、生产活动、生产分配。经过广泛深入地动员，各部队迅速组织生产部队开赴劳动生产第一线，并立即掀起了生产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解放军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及工副业生产。过去新疆一些地区撤下种子，就等着收获，既不除草，也不施肥，农产品产量很低。解放军使用进步的耕作方法，小麦产量达数百斤，水稻亩产可达千斤，少数民族人民学习这些耕作技术，使农产量大大提高。根据传统经验，北疆地区天气寒冷，棉花不能生长。但是解放军在沙湾、景化一线，应用苏联棉种试种获得成功，每亩平均产皮棉60斤，好的可达百斤。解放军又在库尔勒等地区试种茶树，也获得了成功。

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新疆部队1950年开垦荒地就达83万亩，并全部耕种完毕，共收获粗细粮7000万斤，特种作物(棉、麻等)590余万斤，油料饲料737万斤，瓜果蔬菜4524万斤。大部分部队已能生产自给。此外还修渠115万余米，水库1座。建立煤窑37座，油坊11座，面粉坊85座，肥皂厂8个，榨油厂4个，毛毯、毛巾、织袜厂各1个，造纸厂3个，金矿2处。部队又用节余的伙食费和津贴发展畜牧业、饲养业，全年共饲养牛万余头，羊16，8万头，猪1.2万口，鸡3.3万只。又建房舍9000余间，植树22万株。指战员们看到自己双手创造的劳动果实，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动人的诗句:“人说新疆太荒凉，不知新疆有宝藏，劳动能够翻天地，新疆定能变天堂。”

人民解放军其他各部队也胜利完成了1950年的生产任务。仅开垦荒地即达330多万亩。建起了数千处各种场矿作坊。完成了多项国家重要工业工程，其中，为配合天宝、天兰、成渝等铁路线的修筑，西北、西南军区就派出10多万指战员参加战斗。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也发起了一场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使东北的工业建设步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东北的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精神和高昂的劳动热情进行了接管和恢复生产的工作。东北工人创造生产新纪录的运动这一燎原大火，就是沈阳第三机器厂赵国有、张尚举这两个火花首先燃烧起来的。

1949年7月，第三机器厂的工人们听说第四机器厂车一个塔轮只要4小时，谁都不相信。张尚举、赵国有抱着“看他们是不是吹牛”的想法去四厂参观，结果情况确实如此。回来后，他们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共产党员张尚举与共青团员赵国有俩人一合计，主意一定，说干就干。赵国有车件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到了5小时再也缩不下去了，于是就在改进工具上下功夫，他把铣刀杆子加粗，又把车刀增大，并采用车铣结合操作法，终于创造出了新的纪录。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认真研究了这一典型和机械局的经验，决定向全东北的工人发起“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号召。1949年10月中旬，东北人民地府工业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决定》。

这一决定，立即得到数十万工人的热烈响应，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从阳光充沛的南部平原到白雪皑皑的北部森林，从柔风吹拂的东部海岸到牛羊奔驰的内蒙古大草原，整个东北地区到处燃烧起创造新纪录的燎原大火，生产纪录一个接一个被打破，劳动模范大量涌现，生产产量大大提高，工厂企业面貌也为之一新。

这次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引导运动向改良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改变生产组织的方向发展。东北工业部煤矿管理局所属鹤岗、鸡西、蛟河、西安、阜新、通化、北票七大煤矿由于全面推动运动，于11月27日提前全部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全员生产率从年初的0.36吨提高到0.51吨，他们向毛主席报了喜。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夹皮沟金矿局夹皮沟矿从提高工人技术入手，在12月份平均每台凿岩机8小时掘进90厘米，较上半年的46.3厘米提高1倍。东北汽车总厂过去7个工人用手工制造汽缸垫，每月只生产50斤，经过工人田增芳与大家研制了一套新工具后，结果产量增加10倍。鞍山钢铁公司动力部所属各厂矿，以前瓦斯、水、电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并时常发生全厂停电事故，给生产造成损失尤其重大。运动开展以后，实行岗位责任制，不但节约了大量原材料，而且消灭了全厂停电事故。沈阳冶炼厂真吹炉全体工人，经过一个半月的研究实验，设法提高送风压力和炉温，使含铅量6%的冰铜中的铅得到充分氧化，打破了伪满时期冰铜含铅3%以上便无法处理的陈规，使大批积压的含铅过高的铜矿石得到利用，在矿石来源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生产继续进行。

这一运动开展十分广泛。因为在一定的标准上，只要能够超过原来定额，就是创造了新纪录。它可以普遍到每一个工作部门，具有各种各样的灵活形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纪录。抚顺车辆厂在11月份，机车检修工作已超过伪满标准4倍，并在37种主要工种上提高产量1—30倍。这期间还涌现了本溪煤铁公司副经理徐宏文深入矿井试验掘进的事迹;涌现出安东机械厂工会主任深入车间，创造工会领导新纪录的经验，使工会从事务主义的泥沼中脱出，而成为发展生产的推进者和鼓劝者;出现了哈尔滨电车厂党组织保证创造生产新纪录顺利开展的经验等。由于各种各样新纪录的产生，使劳动组织、生产组织、领导机构以及各种生产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这种全面的变革，便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50年10月，这一运动又融入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之中。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东北工业部沈阳机器三厂工人赵国有带领他所在的车工部，向全东北工人提出了以创造新纪录，提高生产，增强国防力量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挑战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发出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号召。至1951年1月，据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四个地区的部分省市和铁路、煤矿、邮电等产业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已有1200余个工矿企业单位和120余万职工参加到竞赛中来。煤矿工业中仅东北、华北、华东三地参加人数就有21万多人，占全国煤矿职工的70%以上。至2月份，全国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公、私营厂矿单位增加到2065个。在东北地区，参加人数有71.5万人，铁路职工70%参加竞赛。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胜利完成了1950年生产计划。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于战前1936年的水平，其中钢铁、纺织发展尤快。东北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1950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原矿增幅达到982.4%，几乎增加了9倍。天津、北京等地各主要工业生产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天津棉纱、棉布产量较1949年分别增加了37%和42%。华东是我国工业较集中的地区，沪、宁各厂矿的主要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硫化铁、钢锭、铸钢等18种产品超过了计划，其中变压器，电磁线等产品都超过计划30%以上。

这次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美国侵略、保家卫国。许多地方的工人提出了“机器就是武器，工厂就是战场”、“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打胜仗，我们也要在生产战线上打胜仗”的响亮口号。工人们就是怀着这样高度的爱国热忱，以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到竞赛中去，许多生产纪录不断被打破。淮南煤矿新庄子煤场在1951年2月16日听到了朝鲜前线歼敌2万余人的捷报后，决心以生产上的新纪录庆祝这个胜利，在一周的时间里，连续5次打破全国采煤最高纪录。风镐手陈玉华创造的215.12吨的纪录，突破了苏联采煤风镐手斯塔哈诺夫在其采煤历史所创造的第一次记录(202吨)，接近了他所创造的第2次记录

(227吨)。这一纪录，在三月份又被峰峰煤矿二矿510掌子面的罗永金以254吨的新纪录打破。重庆江津被服厂的工人时刻想着前线，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0万套军用棉大衣的生产。华中钢铁公司机械厂杜来顺车工班向马恒昌小组应战以来，连创三次新纪录，车一个矿车轮需用时间由3小时降至15分钟，生产效率提高11倍。郑州铁路局开封修配厂胡光弼车工组应战后四十天，创11项新纪录。济南铁路工厂铸工场工人张怀玉、张乃玉、张振儒在生产中，造闸瓦由过去每人每日生产15箱提高到160箱。这无数的，不断出现又被不断打破的新纪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这次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反对侵略、热爱祖国的强烈愿望，并对全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1949年12月16日，新中国的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方七十天。正是这次会议把包头列为“关内未来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第一次离开祖国到苏联访问，到苏商谈后毛泽东给中央发来电报，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签属有关协议，1950年2月24日两国政府分别在新的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上签字，在这条约的基础上，在同一地点，1950年5月15日，周恩来同苏联签属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

1951年为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规划我国工业蓝图，确立了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

从无到有的包钢——“一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的工业布局，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华北，或者以及它的毗邻的地区。包头从它的宏观地理位置来看，在北京、天津这一带的腹地，在京包在线，交通比较方便，土地比较开阔，供水靠近黄河，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基于此，1953年4月24日，当时的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批示成立包钢筹备组，组长由钢铁管理局副局长杨维同志兼任，筹备组迎来的第一个报到者是原包钢教育处处长张宗奇。

包钢筹备组工作一段时间后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号召人们参与到国家重点冶金项目的建设中来。一批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在阴山脚下、昆都仑河畔的千古荒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孕育了包钢的诞生，结束了千里草原不产寸铁的历史，一首《草原晨曲》从此传遍全国。1954年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的许多员工参加了由华北局组成的游行队伍，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也就是在这一天，“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更名为“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包头钢铁公司”，同时挂牌并启用方形铜制印章。

那一天，人们在天安门前非常激动，很多同志最后都说，我们一定不给毛主席丢脸，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我们决不动摇，决不给毛主席丢脸。

参加包钢建设的人们在天安门接受检阅不久即奔赴包头。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下了火车到办事处坐的是一个驴子拉着两个木头轱辘的小车。那个时候，包头仅有现在东河区旧城那点地方。人口也只有十万左右，城市建设十分落后。

包钢的厂址选择每走一步可以说都是艰辛的探索。甚至周恩来、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参与包钢的厂址选定工作。包钢选址云集了全国各方面的勘测人员，有水文的，有地质的，从各方面进行考查，从呼和浩特(那时还叫绥远)车站东边的白塔起一直到西边的乌梁素海为止，选了十四个厂区，在十四个厂区中进行选择。经过反复推敲，中央财经委员会批示同意包头钢铁公司在宋家壕建厂。

一座现代化的钢城在荒凉之地拔地而起了。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49年到1957年前后八年时间，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东北。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的总体构想上，就把东北的机器生产和大工业提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位，强调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辽宁的工厂、矿山由于日本和国民党的连续洗劫，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据统计，辽宁全境解放前夕，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有日伪时期的20%，工人失业率达90%。鞍钢钢材的年产量比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下降了84.5%。煤炭和机械工业生产，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在解放战争的日理万机中，毛泽东抓住鞍钢这个重点，做出了先从鞍钢着手、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战略决策。1949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东北工业部选派优秀干部深入鞍钢研究恢复生产方案，鞍钢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们一起昼夜抢修生产设备。鞍钢广大职工以主人的精神积极献纳器材，被传为佳话的“孟泰仓库”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同年7月，鞍钢首先修复了2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当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达了对鞍钢为实现中国工业化而奋斗的殷切希望之情。经过鞍钢广大职工不到半年的努力，到1949年末，鞍钢炼钢厂1至4号平炉，炼铁厂1、2、3号高炉，化工厂2、3、4、8、9号焦炉，以及铁矿和选矿厂相继修复投产。继鞍钢恢复生产后，辽宁的矿山、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行业也相继恢复了生产。抚顺煤矿的矿工们，在堆积如山的崩塌的岩石中，在积满废水的矿井和堵塞的坑道等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苦干，恢复了矿区的生产。1949年生产原煤204万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产量(1947年)的1.4倍。阜新、本溪、北票等地煤矿也恢复了生产。

在工业生产全面恢复的同时，以鞍钢为首的辽宁工业的一些重点项目还进行了改建扩建。在苏联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的50个工程项目中(后来逐步增加到156项)，鞍钢列于榜首。1951年12月3日，李富春亲笔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于17日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1952年2月26日，共和国工业建设史上被称为“三大工程”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正式开工。“三大工程”建设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国各地选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鞍钢职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三大工程”于1953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这个喜讯。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电文说:“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7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三大工程的竣工，大大增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实力，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前后，在1952年间动工改建扩建的还有:改建抚顺铝厂，一期工程年产原铝1.5万吨;新建阜新平安竖井，这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对使用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化矿井;阜新发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扩建沈阳风动工具厂，设计年产凿岩机和气动工具2万台;扩建抚顺老虎台矿，设计年产120万吨;扩建抚顺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1.1万千瓦。1952年9月17日，阜新发电厂1号汽轮发电机及1号锅炉安装完毕，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辽宁的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矿山从瘫痪中站立起来，焕发了新的生机。到195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达76.2亿元，比1949年增长1.5倍;国民收入总额37.4亿元，比1949年增长1.4倍。全省工业总产值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倍。主要产品产量:钢94.1万吨，原煤产量1176.6万吨，原油产量23.4万吨，发电量为17.3亿千瓦/小时。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为我国实现由农业国逐步发展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是，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则是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

根据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这一指导方针，我国在1953年“一五”计划时期，制定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明确了国家工业化任务和目标之后，从我国经济的基础出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把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并再次把战略目光投向东北特别是辽宁。

为发挥辽宁的工业基础优势，国家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钢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基地的新建、改建，其中包括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一五”时期，国家给辽宁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为46.4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8.5%;其中重工业基本建设达43.6亿元。占全省工业建设总额的94%。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大部分用于原有企业的改建、扩建，占全省投资总额的73.1%。重点是发展冶金、机械、化工、建材、能源(煤、电、油)等工业。在当时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辽宁占了24项，其中:

钢铁工业2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2项: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

煤炭工业8项:阜新新邱竖井、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煤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胜利斜矿、抚顺龙凤竖井;电力工业3项: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

石油工业1项:抚顺石油二厂;

机械工业5项: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大连造船厂;

国防军事工业3项:一一二厂、四一O厂、四三一厂。

与24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冶炼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完成这些重点工程不但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而且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殖民地式的畸型的工业结构。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探索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1958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沈阳黎明机械厂、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沈阳小型开关厂、抚顺煤矿和抚顺铝厂等工矿企业，期间他专门就农业问题搞调查研究，特别强调工业要支持农业:“辽宁的工业比重大，一定要把辽宁的农业搞上去!”在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和黎明机械厂，毛泽东对厂领导说:“这样大的工厂，不支持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特别指出了辽宁工业已占85%，所以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赶快接脚，大搞农业。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为辽宁的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五”结束时，辽宁基本建成了国家的重工业基地。这个重工业基地，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工业为主体，技术设备先进，布局合理。在冶金工业方面，建立了以鞍山、本溪为中心，包括抚顺、大连等地的炼铁、炼钢、无缝钢管和大型钢材制造、高级合金钢的冶炼、炼铝、炼镁等工业;在机械工业方面，建立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新式机床制造、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冶金设备和矿山机器制造、电气设备和高压输电设备制造、船舶制造等工业;在化学工业方面，建立了分布在沈阳、大连、抚顺、锦西等地的基本化学、人造石油、合成化学以及抗生素、人造纤维等工业;在煤炭工业方面，建立了包括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等矿区的煤炭生产基地;在电力工业方面，建立了阜新、抚顺、大连等地的火力发电厂。这些骨干重工业和黑、吉两省的煤炭、机械、汽车制造、化工等工业结合起来，共同使东北地区成为中国最先建成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过去所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所需车辆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

1950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平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以及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的代表和苏联驻该厂的总顾问也参加了典礼。在奠基典礼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由此，工厂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五师以及华东、中南地区和吉林省的各建筑公司的职工参加了土建安装施工。全国有的多家厂矿提供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十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家工厂为该厂培训了技术工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按时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力争三年建成投产的指示要求。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过不断建设发展，不仅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而且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培养了大批人材。“一汽”建设的成功，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既能打败手握武器的强大敌人，也能够把经济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好。

全面恢复和建设全国铁路、公路网络——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恢复的工作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全国几次大的物价波动，交通不畅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快全面恢复全国铁路运输，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1950年1月1日，京汉、粤汉两大铁路正式通车。至此，全国铁路除东北锦州至古北口、叶柏寿至赤峰二线，华北同蒲路的北段和华南湘桂黔铁路桂林至都匀线以外，其余所有线路均已全部修复通车。以此为标志，大陆铁路网基本恢复。

全国铁路网的修复是在国家财政和设备器材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修复的铁路中有3569公里破坏极重，几乎等于重建，其中还包括总延长75529米的1900多座桥梁，施工任务极其艰巨。1949年的铁路工作，不仅在修复被破坏了的原有铁路方面获得惊人成绩，同时在养路工程方面，在机务、乘务、车辆调度，以及管理、营业等方面，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为新中国铁道网的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1日，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是一个双重的节日。数十万人民聚集在新建成的成都和重庆火车站前，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当两列披红挂绿的火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缓缓开动时，火车站前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愿意终于实现了。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有着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但却受到了交通不便的束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了千年慨叹，三峡流水、秦岭栈道是沟通川内外的主要通道。自清末以来，四川人民就准备将铁路修进四川，并为此出过无数的钱，流过不少的血。1911年清王朝宣布将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利用四川人民渴望发展交通、兴修铁路的迫切心情，多次搜刮人民的财富。1936年，以宋子文为首的川黔铁路公司，以5600万银元的贷款，把成渝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法帝国主义。1945年，蒋介石向四川人民发出“保票”，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然而，直到四川解放，地图上的成渝铁路，还是一条虚线。

西南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开始制订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1950年6月15日(四川解放仅半年)正式开工。当时，全国的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好转，而且在四川这样峰峦起伏的山地修铁路，要比平原地区的筑路难度增加几十倍，如京汉路和陇海路东段修1公里平均只挖填5000土石方就够了，但在成渝路修1公里平均要挖填4万多方，而且石方还占绝大多数。

四川的夏季炎热多雨，胸前佩带着淮海、渡江、西南进军英雄纪念章的28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扛着铁镐扁担，最早赶到工地，担任筑路的“开路先锋”，半年以后，超额完成任务胜利归队。为了解决劳力困难的问题，采用过去老解放区发动农民参加支前工作的办法，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000多名农民和失业工人，由各地方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筑路。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昆明、贵阳等地数千铁路职工和工程师远道来援。东北的钢铁、京津的机车、车辆溯长江源源而上，满载器材、糖食的汽车、船只沿着成渝公路和长江、沱江来来往往。整个工地一片热气腾腾的场面。

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枕木，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四川在三个行署区里有大批优质的楠木和香檀，是制造枕木的理想木材，于是在几十个县里发动了献卖木材的运动。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把最好的木材送往工地，保证了施工正常进行。成渝铁路所用的全部铁轨、鱼尾板和螺丝钉，也都是在四川当地制造的。参加筑路，以及为筑路提供服务的成渝路全体职工、军工、民工，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隆昌县瓜子岩地段的路基要穿过一条1.5公里长、6米多深的夹谷。原来谷中只能通过火车车身，按工程要求，需拓宽2.22米。施工时工人们像壁虎一样，爬在悬崖峭壁上，脚一半踏在石棱上，一半悬在空中。而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从这又深又窄又长的夹谷中把碎石运出去更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部分较大石块利用“绞架”吊出外，绝大部分都是由工人从矗立空中的云梯上一担一担挑了出去。有些民工手受了伤，就用肩膀去抬石块。脚受了伤，就用手撑钎子，帮别人打炮眼。工地上个人和个人进行挑战，队与队展开竞赛，工人家属也赶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人们不但苦干，更开动脑筋想办法巧干。工地上普遍建立了技术研究组，在群众中出现了许多新创造。如压引放炮法，每方石头的炸药消耗量减少了一半多。又如单人冲炮法，使开坚石冲炮眼的工效从每天8米提高到30.22米。老工程师蓝田提议改用新线，缩短了23公里铁路线路，为国家节省了150亿元(旧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

1952年6月中旬，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它是第一条用本国器材修成的铁路，也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费最少的铁路。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成渝铁路的通车，对发展西南各地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正式建成通车。毛泽东再次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天兰路东起天水，西至甘肃省会兰州，全长346公里。1950年5月，西北地区获得解放仅8个月，在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7万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首先投入战斗，充当了开路先锋。数万工人和二万民工先后参加筑路。修建天兰铁路，工人是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解放以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还在受着封建包商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们一面施工，一面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包商制度，并以原有国营施工队为骨干，全部组成了自办工程队。他们以新的面貌，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建设。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第一工程队在开挖硬土隧道导坑中，发明了“二层三节”操作法，使挖导坑的进度最高达每天前进11.2米，创造了平均每天前进6.85米的纪录。第十二联合作业工程队，在开凿普通土质隧道导坑中，发明阶梯式二层作业法，起槽开挖法，使工作效率达到每天前进24米的最高纪录。工人们还集体创造了双重滑梯，使运料节省人力12倍。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也深入施工现场，和工人一起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另外还组织了专业化的机械工程队，使用了打桩机、挖泥机、抽水机、推土机、铲运机、水泥搅拌机、起重机、压路机、气钻、绞车、推车等机械设备，不但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劳动效率。1952年8月23日(兰州解放三周年前夕)完成了铺轨到兰州的任务，9月29日全线胜利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了8个月。

天兰铁路的建成，使西北地区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密切起来了。它对于推进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西北地区人民生活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交通战线另一重要的胜利是康藏、青藏公路的全线通车。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建国前的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从拉藏到雅安的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

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人民;为了沟通西藏同内地的联系，发展西藏经济;以及为了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筑路工程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从1950年4月开始动工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

这两条公路是我国筑路史上罕见的艰巨工程，路线长，自然条件非常复杂和恶劣，工程异常艰巨。然而，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筑路工程。在筑路过程中，他们经常在白雪纷飞的高原、草地，在零下20、30度、寒风凛冽、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铲开白雪、挖掉冻土，用绳子挂在腰间，在悬崖上打眼放炮。他们历尽艰险，顽强斗争，克服重重困难，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毛泽东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支持抗美援朝的作战，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用大量经费向苏联购买了大批航空武器装备，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然而，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必须走武器装备国产化的道路。

1951年4月，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创建。在迅速恢复和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工厂的条件下，修理了大量航空武器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捍卫祖国领空的急需。50年代中期，在党和政府的指示下，开始仿造苏联航空装备。1954年7月，南昌飞机厂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型活塞式教练机，后命名为初教—5。毛泽东在同年8月1日发了贺电，指出:“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紧接着，我国航空工业开始试制苏米格—17型战斗机的中国型歼—5，迈出了自行制造空军作战装备的第一步。

1956年7月19日，这是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工业史册的日子，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试飞员吴克明担任了首飞任务。这位当时末及而立之年的优秀飞行员，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两架敌机。但驾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却是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看着座舱里所有的标牌上标示着中文说明，胸中充满自豪之情。甚至那崭新仪表板上发出的油漆味，也使他倍感亲切。飞机起飞了，吴克明熟练地驾驶着飞机爬升到规定的高度，进入平飞状态。接着又操纵飞机作了各种飞行动作，仪表显示告诉他:一切正常。祖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象雄鹰一样，矫健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试飞证明:该机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全部合格。9月8日，国家验收试飞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秉璋在112厂主持验收签字仪式。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参加了祝捷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的贺电，正式批准飞机投入批量生产。国防部为这种飞机命名为“56式”。1964年后改为歼—5。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走上了独立制造空军武器装备的道路。9月19日，首批生产的4架歼一5飞机交付部队使用。当年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新中国首批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以雄壮的阵容，在北京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人民共和国的航空工业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样的基础上，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二五”计划建议。“二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和规划，是鉴于“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估计到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国基本上能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决策大跃进

1956年9月10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1956年9月15日，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还在1955年夏，国务院就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12月，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随后，《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从1956年6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6月20日发表。这篇社论，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6年10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针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其中关于经济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过了十个月，1957年9至10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夏到1957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18.4%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14.7%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亿3仟1佰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六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60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4.5%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4.3%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41.5%(1952年)提高到结束时的56.5%(1957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3.7%，英国只有百分之2.9%。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

八届三中全会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在1月3日和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反冒进。1月11日，他在讲话中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12日，毛泽东又在讲话中说: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1958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1958年1月17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958年1月19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195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说: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光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8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

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可是，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1978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1956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到了1957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1956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1958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5月8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讲话说:“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胡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而说的。第一，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也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睡大觉，要准备;第三，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就打吧，打完了再建设;第四，打仗要死人，人类会不会毁灭?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在毛泽东逝世后，国内一些人迎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5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

5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

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1978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屈。难道说，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8年大跃进之前，在全国总工会的倡导下，全国工交战线已经形成了技术革新的热潮。

这场技术革新运动提高了工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能力，促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同时，创造了一批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解决了一些生产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

这个运动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1959年形成群众运动，1960年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954年1月1日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学习王崇伦首创精神的通报》。王崇伦是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曾先后八次改进工具，并创造了“万能工具胎”，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车间设备不平衡问题。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内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部是一级品。

4月15日“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在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之后，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等七人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在4月21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1956年7月，我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我国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试制成功了十几种电子管;我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也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9月9日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中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的。

从元旦开始，哈尔滨和上海等城市就举办了各种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海全市各区的20多个展览会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举办专业交流、围攻关键、开训练班、大搞共产主义协作等多种活动，二十多天就有几十万职工参加

在城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同时，农村也在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1960年全国农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4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方各地制成百万部插秧机，同时训练出大批插秧机手，实行水稻插秧技术大改革的情况做了报导。9月2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几则消息:广西各地积极推广使用耘田器，工效比脚耘提高1—2倍以上;沈阳市铁岭县各人民公社大力制造和推广社员李圣洙创造的动力万能脱谷机;云南省目前全省已生产打谷机、玉米脱粒机2620多部，深耕犁、播种机、收割机263000多件、部，各种小农具1600多万件。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社论说，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条件之一。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声势之大、发展之快完全可以和1958年搞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相比，这是1960年这个运动的特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很快掀起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从工业生产部门、基本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农业生产部门，迅速扩展到文化教育部门、生活服务等部门;从单个项目的革新发展到全工段、全车间、全企业以至全行业的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方法的改革发展到产品设计的改革和原材料的技术革命，以及综合利用。据24个省区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1月到3月上旬，仅工交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2530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965万件。

《红旗》杂志1960年第十期刊登了薄一波的文章《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文章总结了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几个共同特点:第一，这是全民规模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第二，这是全面性的技术改造运动;第三，这是首先使笨重体力劳动和繁杂手工操作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运动;第四，这是具有科学性的运动;第五、这是洋法和土法相结合、自力更生的运动;第六，这是不断革命的运动;第七，这是既有丰富内容、又有多种多样组织形式的运动;第八，这是同生产组织方面的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九，这是同思想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十，这是同文化革命相结合的运动。

许多人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出自毛泽东笔下，这是毛泽东为原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机械厂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而做出的重要批示。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句重要批示的背后，有着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安东机械厂是一个为抗美援朝而成立的小型机械修理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工厂里的骨干工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强烈愿望。厂领导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小组。1957年1月31日，他们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工人们高兴地给它取了个富有地域色彩的名字——“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个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行驶起来震动较大，砰砰直响，前面冒烟，后面喷土。许多人觉得它太土气，因此刚刚诞生，就遭到冷遇，被打进了“冷宫”。

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国家计委机械局局长王光中来安东机械厂视察，看到了这台拖拉机，他们称赞工人们敢想敢干，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到北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到京后，专家们认为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为我国拖拉机的造型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数据。

4月底，展览会接近尾声，在挑选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太美观而落选了。可是5月1日早晨4点多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参加游行的四台拖拉机中的一台开到半路出了故障，一时又排除不了。于是“鸭绿江一号”与其他三台拖拉机，一起昂扬地驶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8年5月3日，一同视察安东机械厂的倪伟、王光中，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党组书记李富春，副书记贾拓夫并计委党组写了一篇报告，叙述了这个厂的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拖拉机的经过。5月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富春将这个报告转呈给毛泽东。5月18日，毛泽东看后，在报告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了如下的批语: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毛泽东原来写的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后又用笔勾了一下，成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感叹号到了句子的中间)。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戮)的那些人......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批语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给出席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终于投入生产。而在那个年代，像安东机械厂的工人一样敢想敢干的在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

1958年春，《人民日报》报导了浙江省长兴县耐火器材厂的李兴发等二十二名复员军人，靠三千七百元复员费起家，勇攀科技高峰，试制成功了热电偶管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轰动整个冶金系统的先进事迹。周恩来认为，这是个艰苦创业的好典型，值得向全党全国宣传。

毛泽东那几天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看了周恩来推荐的文章后，心里十分高兴。为了解详情，他让秘书找来《浙江日报》、《解放军报》上有关长兴耐火器材厂的报导文章仔细阅读。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推荐李兴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党同志作一次宣传介绍。毛泽东听后完全同意，并让周恩来立即通知中共浙江省委。

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李兴发经常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

1958年5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兴发代表全厂职工走上大会发言席。当时，他才三十三岁。庄严肃穆的会场，令他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但想到二十多位复员军人受到党和人民如此重视，就应该好好向大会汇报，向毛主席汇报。他定定神，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讲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二十多位南征北战的解放军战士，带着战场上的一身硝烟，先后复员回到了家乡——革命老区浙江省长兴县。家乡的山山水水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可是家乡依旧贫困的面貌又使我们转喜为忧。怎么办?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集资办厂，为国家分担困难!大伙凑齐了三千七百元复员费，借了合溪乡光耀村的一所破土地庙作为厂房，并租用了光耀陶器厂的部分窑位，到上海聘请了两位技术员，办起了长兴县荣军化工窑业厂。后来迁至县城，更名为地方国营长兴耐火器材厂......”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毛泽东、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李兴发的讲话，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会场上，代表们仔细地听着李兴发的发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当时仪表行业使用的进口热电偶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冶金工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试制这种耐高温的热电偶管，成为国内面临的一大科研课题。当时只有一百余名职工、刚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长兴耐火器材厂，在上级有关科研部门的协作下，承担起热电偶管的试制任务。

热电偶管是测试高炉温度的关键部件，其技术性能除了要求不软化外，还要求急变性能特别强，而且这种管子的外形又细又长，在窑里横放、竖放都易变形，烧制难度很大。能否试制成功，说实在的，厂长没数，工人心里更是空荡荡的。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重工业部的工程师，在厂里转了几圈，也不禁摇摇头走了。

没有专家，没有数据，没有设备，就凭满腔的热情开始试制了。

两位上海师傅高德芝、邵荃章，被这些复员军人的精神感动了。他俩首先从上海仪表厂拿来几只废旧管子化验，结果表明该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一批管子模坯。但氧化铝成型很困难，如何烧制，又像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面前。

炎热的夏天，窑洞口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但大伙儿一待就是十多天。第一批横放着烧，报废了。横放不行，改竖放着烧.可又变形了。横竖都不行，就用护沙吊着烧。但用护沙后，温度却上不去，达不到急变的性能要求，还是报废了。大家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后来，只得临时在窑洞口开了个“诸葛亮会”......

最后，大伙决定改窑，将平炉式窑膛，改成阶梯式窑膛，增大空气接触面积，减薄煤屑厚度，使温度上升。

1957年底，热电偶管终于试制成功了。经北京热工仪表研究所鉴定，该管耐

高温达一千七百三十摄氏度，高于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冷热急变的性能，也比进口产品增强一倍，而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七分之一。消息传开，轰动了全国冶金系统。

1958年初，厂里又承担了一项新任务:试制玻璃纤维坩埚。当时这种坩埚全靠进口，产品技术性能要求极高，厂里要担很大的风险。但大伙信心十足地对李兴发说:“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李兴发说:“我大声讲完这句话后，毛主席激动得站了起来，亲切地挥手示意让我停一下，然后高声对会场上的人说:‘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主席洪亮的声音刚落，全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9年11月15日，李兴发以荣誉军人代表的身份随团出访苏联。出访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见到李兴发后，笑着对他说:“你们替中国人民解放军争了光。三千七百元创办了工厂，不容易啊!全国都能有你们办厂的精神就好了。要学习你们的办厂精神。你们也要继续创造新成绩。”

当时李兴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说:“好，好。”接着，李兴发向代表团再次汇报了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科技兴厂的经过。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切地和代表团成员座谈。毛泽东问李兴发:

“你几岁了?”

“三十四岁。”

“你还很年轻啊，你们办厂的都是当兵的吗?”

“是的，都是当年参加新四军的。”

这时，周恩来笑着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想起要办耐火器材厂的?”

“为祖国的钢铁建设服务。我们国家要实现机械化，需要大量钢铁。”李兴发脱口而出。

周恩来听后连连夸奖:“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办厂的精神和方向都很好!”

接着，朱德问道:“你们厂里有几个专家?”“一个专家也没有，只是从上海请来两位技师。”李兴发如实回答。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就是土专家嘛!”

在大跃进的年代，在毛泽东“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国造船工业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方针的巨大威力，并且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伴随着这个时期的发展，与毛泽东相对立的另一种主张就是众所周知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不要把孙子辈的事都做了”等等，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8820马力的柴油机，就是一个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造船工业得到逐步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船用动力机械开始设计和试制一些小型船用主机，作为建造小型船舶之用。从总体上讲，船机仍落后于船体。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上海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以及有关船舶设计部门的广大职工承担了建造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光荣任务。

作为万吨轮心脏的主机的大马力柴油机，究竟是自行研究、设计制造，还是依靠进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种意见认为，万吨轮的主机是一部大马力柴油机，技术要求很高。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制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制造小型柴油机到制造大柴油机，也还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柴油机制造工业，到1958年，才开始制造两千马力船用柴油机，在这个基础上，一下跃到制造八千多马力大型增压柴油机，是不可能的。因此，曾有人提议向国外买一台装上船再说。

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认为，主机是船舶的心脏，如果没有国产的主机，造船工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只是一句空话。必须下定决心，建立我国的大型柴油机制造业。

此时，有人利用职权，请来了一个外国专利商，谈判购买柴油机的专利。按照这个专利条款规定，如果买他们的图纸数据，就只能按他们的图纸资料安排生产，我国无权再在同一个工厂自行设计制造新的柴油机，也无权出口按专利生产的柴油机。而且，他们不仅以比卖给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高得多的价格对我国进行经济上的勒索，还无理提出要允许他们任意来厂检查有关的生产账目，发生争执还要服从他们的法律与仲裁。

外国专利商提出的苛刻条件，激发了我国造船工业职工为国争光的决心。参加研究设计的技术人员在缺乏数据和经验的条件下，只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主机的研究设计任务。紧接着沪东造船厂又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跳过制造非增压柴油机的阶段，试制出了大型增压柴油机，为我国柴油机制造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8年9月成功地完成中国第一台2000马力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设计、试制，并装上了3000吨沿海客货船“和平59”号，在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的基础上，1958年下半年又开始进行中国第一台万吨远洋船主机——8820马力大缸径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7ESDZ75/160型的研制工作。

该柴油机的设计工作于1958年8月开始，由一机部、交通部船用主机技术委员会主持，在沪东造船厂党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一机部九局产品设计四室、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动力机厂等五个单位四十人共同合作，下厂进行设计，仅用四十八天时间就完成了图纸设计。

完成设计后，由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新中动力机厂三个厂同时投入生产，以后由于任务变化，仅由沪东造船厂进行试制，并于1960年9月完成总装，制造周期为一年七个月。与此同时，还进行75/160单缸试验机的试制，并于1959年底试车。

1960年10月，8820马力柴油机研究工作进入性能调试阶段，至1963年三月先后完成非增压运转、一级增压试验、串联增压试验。在这段时间中暴露了较多设计、建造方面的问题，通过修整、设计改进、平台或单缸反复试验分析及整机调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柴油机性能指针也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此间，8820马力柴油机的试制也如许多那个年代上马又下马的项目一样，因各种原因停顿了一段时间。

1963年3月25日到29日，试验组再次主持柴油机外特性和推进特性测试，此后工厂对柴油机进行全面返修。1964年5月25日起进行装复后性能试验，至八月底，性能参数达到第一阶段性能试验指针。1964年9月8日到28日，按国家平台鉴定试验大纲完成该阶段全部鉴定试验项目。技术工作组审查和通过性能试验报告，经各方研究，决定将主机持续功率定为8800马力。1964年11月17日开始进行柴油机耐久鉴定试验，试验前后共失败五次，直到1965年6月1日进行第6次试验时才获得成功。

鉴于8820马力柴油机已完成国家鉴定试验大纲所规定的项目，试验结果表明该机结构基本可靠，性能参数达到设计指针，主要件磨损基本良好，技术工作组通过鉴定报告，并同意首制机装船使用和后续机继续投产。该机于1965年6月装上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船“东风”号。该船于同年12月通过国家鉴定。

8820马力柴油机的研究成功，初步形成中国第一个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制造基地，不但填补了中国大缸径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这一空白，也为今后国产机的研制和国际先进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引进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为中国远洋船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跃进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大炼钢铁，虽然后来把大炼钢铁糟蹋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们却不得不问问，大炼钢铁是什么?就是大跃进带来的工业化，科学化。历史告诉我们，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被“否定”了，但人们终究不会忘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篇章。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持石油工业建设。

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2月26日，康世恩和李聚奎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听取汇报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开始，康世恩照着提纲念，毛泽东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毛泽东先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康世恩说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地质标本，这是主要标志。毛泽东说对，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康世恩说这是按照世界统一的化石标本来划分。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出露的地层，侏罗纪来自法国的一个代表地层，震旦纪来自中国南口的出露地层，等等。毛泽东听后点点头，又问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康世恩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无机生成说，一是有机生成说。毛泽东问，你赞成哪一种学?康世恩说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毛泽东问，有机物为什么又变成石油呢?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康世恩拿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储油构造。接着毛泽东又问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样?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写出汽油的化学分子式给毛泽东看。他还讲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要用低凝固点的，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如果有人撰写新中国的科普史，毛泽东与康世恩的这一段对话值得书上一笔。毛泽东深深懂得，要了解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首先必须了解最基本的知识，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询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石油如何生成、怎么找油、怎么炼油等等。在具备了基本的石油知识后，毛泽东才开始询问中国的石油勘探情况和苏联石油工业发展情况。最后，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对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指示。

当毛泽东得知西北地区、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很有希望找到石油的地区时，他说:“美国人(指有些美国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鼓励、期望，又是极大的鞭策。当他得知1955年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五十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这些意见，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打开石油工业的新局面，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乘着大跃进的强劲东风，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在东北、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

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十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根据松辽盆地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在《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中，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党中央、毛泽东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创举。2月20日，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关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大庆石油会战的进行，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之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四万名职工，调集七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雨季，在帐篷、活动板房、牛棚马厩里，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嗒。夜里，有些人索性挤成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挨过一宿，第二天照样干。

东北地区，冬天来得早，国庆节前后就下雪，没有房子，露营是呆不下去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挤出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大家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土打夯，没有工具的用脚踩，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就这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吃的也很困难。粮食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解决生活困难。

不但生活方面艰苦，生产方面同样困难重重。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数量不足，没有公路，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硬是团结一致、鼓足干劲、知难而上、苦干硬干，千方百计打上去、啃下来。他们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方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

钻机安装好以后，水供不上来，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

到1963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时间。而苏联最大、勘探速度最快的罗马什金油田，则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的面积。除了勘探速度，大庆油田的打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1960年用十一个半月时间打井31300米，而大庆油田的1202钻井队1961年只用九个半月时间就打井31746米。

二、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达到年产原油几百万吨这样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比苏联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速度要快一倍。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大型炼油厂一期工程，同苏联设计、供应设备和帮助施工的兰州炼油厂同类工程相比，提前完工一年多，而且布局合理、用料少、质量好。

三、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大庆在勘探、钻井、采油、运输、供水、仓库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基层岗位责任制，形成了严格的正常的生产秩序。所有生产井全部做到井场无油污、井下无落物，这是许多国家在油田生产管理上也没有做到的。

四、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大庆油田在对85口探井数据、2800多块岩心样品分析资料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

五、经济效益好。1960年至1963年共享国家投资7.1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

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王进喜1959年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期间，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着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别人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那是烧的煤气”。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静。他总感到那煤气包像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在中国石油工人的身上。他对战友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责任。”

从北京回到大庆，王进喜更是没日没夜地干在井台上，恨不得一口气就钻出一口油井来。他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一口口油井!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王进喜原来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为快出油、多出油、出好油，不仅舍得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努力学习文化、学毛泽东著作、学技术。他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每次到上级机关开会，他都到技术部门细心地搜集世界各国石油发展情况的资料，详细地摘录:总产量多少，按人口平均数多少，以及打井、采油的新记录、新技术等等。他仔细研究这些情况，一心想着怎样更快地把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上去。他对人说:“井没有压力喷不出油来，人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铁人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2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的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坐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都清楚，大家心里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这番述说，使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

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

谁做的事就应该由谁负责，让我们看看历史是怎么述说的。

1958年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浮夸风到处泛滥。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比1957年翻了一番。

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针，其中有: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到1962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新的成绩。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4000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2.5%;棉花产量3938万担，增产百分49.1%;钢产量(除去土钢)800万吨，增产百分之49.1%;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57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1958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泽东的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同意了1958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这个“1070”的指标是怎么来的?它总不会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吧。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4月15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6月7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6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

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1070’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8月30日下午，薄一波还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做事也太难了!就是这样反复推敲定下来的指标，他还是错了。

1959年7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关于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也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

1959年1月北京会议没有改;

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1650万吨的指标;

1959年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

1959年5月11日，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周恩来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恩来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就提出: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李富春、李先念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

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应当说毛泽东的认识是清醒的。

毛泽东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

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泽东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也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

大跃进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尽管它存在一些必然会有的失误，但大跃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以一笔抹杀的。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迸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请看——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1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3月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6月1日)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7月17日，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出铁);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9月14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年11月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日);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年1月1日);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十二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8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尖端科学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九年，于1969年7月竣工。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1958年，历史注定了这一年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

1958年5月，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送往北京向党的“八大”献礼。8月设计试制成功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8年镍矿的发现，注定这里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地图上的一个醒目点;

1958年首都钢铁厂第一座大型高炉5号高炉建成，容积1036立方米;

1958年上海58-I型三轮卡车成批生产;

1958年7月，洛阳轴承厂顺利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

1958年，第一座年加工能力100万吨原油的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1958年开始，在北京建立了以天体物理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北京天文台;

1958年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天津

财经大学，以及一批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相继建立;

1958年，抚顺建立海绵钛生产车间;

1958年，中国开始同位素地质研究;

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并着手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领域进行研究，这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起步;

1958年，以广东电影机械修配厂为基础，建立起广东电影机械厂;

1958年，北京手表厂建立;

1958年，我国在天津、杭州、武汉、重庆、西安、兰州、昆明等大城市投资

新建了一批规模在2000吨左右的啤酒厂，成为我国啤酒业发展的一批骨干企业;

1958年，位于海南省儋州市西部10公里处的宝岛新村建立热作两院植物园，是中国热带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植物本园，被中外誉为“热带植物王国”;

1958年，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

1958年，在1953年成立的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基础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建立;

1958年，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半坡博物馆;

1958年，我国水声研究开始进行;

1958年，开始在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

1958年9月，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基础实验中心建立;

1958年，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1958年，我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制造定点基地西飞公司建立;

1958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立;

从1958年开始，在三峡坝址和周围地区建立了专用的地震监测台网;

1958年6月，中科院考察指定由施雅风组队并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

1958年，机械部电力部定点生产电站辅机的专业厂南京电站辅机厂建立;

1958年，四川省内江蜀源水轮机有限公司企业建立;

1958年，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建立;

1958年，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建成;

1958年，创建天津音乐学院。

......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离开了这些建设成就来评论大跃进的得失不是有失偏颇就是居心叵测。

1963年9月，毛泽东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大跃进时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不难寻觅毛泽东同意乃至于推动大跃进的良苦用心及其美好初衷。

1964年12月13日，他又说: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大跃进，是那一代人乃至前几代人的理想和憧憬。毛泽东的大跃进顺应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潮流，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是对中国快速工业化道路的可贵探索，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陷乃至失误，无论现在什么人如何攻击，都无法磨灭它在前进中的辉煌，都无法抹灭它在人民共和国工业化道路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时下无论是谁你再发动一个“大跃进”试试?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与建设的联系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这一观点蕴含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就是应当事先把理论准备好了，再来搞革命或搞建设，就会避免失误和曲折。真是这样吗?

放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领导全党做了多少次战略调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在两个方面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一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自觉地培养中国共产党“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在斗争中培养中国共产党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本领，这是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做的最切实的、最全面的历史准备;二是我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才做出的“选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革命，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脚踏实地地把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与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什么叫理论准备?就是在事情还没有清晰地出现，还比较模糊的时候，就预见到它必然的发生，不仅做出科学的说明，而且用来指导社会革命的走向。这就是那时毛泽东向全中国宣告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正是通过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的革命转变做好了、做足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准备，从而当历史的机遇一经出现，就能准确地把握它，顺利实现社会革命的转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后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历史分歧，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经验，并且这些探索总是维系在社会主义方向上。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的文章与讲话中。这些理论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探索，奠定了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奠定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毛泽东生前奠定的这些基础，迄今为止让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敢公然亮出资本主义的旗帜!

《论十大关系》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这已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调查，则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是要通过调查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是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的。共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而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2月14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2月15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6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17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

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任务厂的。

2月22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准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2月26日、27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

3月1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2月17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6日、8日、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3月15日到18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3月19日到4月11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要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做进一步的钻研。

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4月21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4月25日开到28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首先明晰地看到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紧密相依、直接互动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概括地指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并时刻不忘让“基础”“主导”双轮围绕社会主义中轴转动。

这一基础、主导双轮同时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它推动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迅跑;二、重点抓工业而不轻视农业，既不损害农民利益，也保证了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实践也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

对计划、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的思考

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不懂得经济学，他们大错特错了。戚本禹曾回忆说:“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的笔记，密密麻麻地都写在原书上，我还抄了许多。原书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内读书最多，又最会读书的人。”

针对党的八大上宣布的:改变生产数据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里把“刚刚建立”与“完全建成”加以区分开来。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这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是过渡时期的结束的说法，提出了怀疑或者说初步否定。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意思是清楚的，即，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可以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才算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才能结束。

邓力群1999年6月7日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里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一直在造舆论，说毛主席不讲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刘少奇及后来的什么人提出‘中心’说。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证明，恰恰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首先提出‘中心’这个概念。他不仅讲了中心，还讲了党、政、工会、群众团体、文教等一切工作都在围绕生产建设，都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他还进一步讲，各种工作围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有个力量配备的问题。还有个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反对什么力量的问题;生产建设中心任务的进行，要有个阶级路线的指导问题。”有人胡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可以找出八大党章来看一看嘛。”可见一些人编造历史到了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这样讲道: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在这一节里，毛泽东还讲了:“我们依靠谁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胡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1958年底，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热烈向往共产主义转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冷静思考。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提出要读斯大林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还建议，以后有时间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带头认真读书，深入研究和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和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苏联教科书否定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根据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发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只有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力才得到大发展。他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厂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厂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他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关于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大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规律，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如此。这些国家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的不同部分的变化是不同的。他说:“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毛泽东在一次读书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他还指出:“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一方面是国内的问题:1959年11月，刘少奇在一次读书会上的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哥达纲领批判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时期。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两次过渡，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在两个过渡之间，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好像不在过渡。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说一个过渡，还是两个过渡?可以几种说法。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究竟在社会主义时期完成，还是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一起过渡?我们可以考虑前一办法。”

另一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就反复强调，苏联已经消灭敌对阶级，国内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职能就逐渐消失了。到1959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因此，必须稳步地将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社会团体，使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从而促进国家消亡。正是在赫鲁晓夫提出要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苏联理论界展开了关于过渡时期的争论。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主观的经济计划和客观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但是，对计划人员来说，“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我国的经济计划是否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客观的、全面的估计。他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他还说:“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发展问题。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在从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数据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数据，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转让的生产数据，仍然是商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些讲话综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发表。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于在计划经济下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数据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数据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就必然肯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批注指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高超见解，这些年也很受到一些人的肆意歪曲，有人信口开河地称:“浪漫诗人的毛泽东，虽然总体上心怀左倾思想，但在遇到左倾挫折，思想变得冷静的时候，就具有真知灼见出来。以上真知灼见就产生于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因此他不得不冷静反思‘大跃进’所具有的错误......但是他根本不懂得，要真正做到按价值规律办事，就必须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总具有人为调拨的性质从而违反价值规律。因此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就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重视市场和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毛泽东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提出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针对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是出于他敏锐洞察和高于常人的先见先觉?还是出于万般无奈即如某些人所谓“浪漫”过后“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反思”?——此外，为什么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后来并没有得到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贯彻执行?

就在大跃进热火潮天的1958年11月初，毛泽东首次正式和全面地提醒全党，“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非所谓“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当时，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大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有关问题。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从这一理论高度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向前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确实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说过:“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又是五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写不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不矛盾。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亿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100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毛泽东逝世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以下。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资料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并未被计入的经济增长部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与，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当有人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为什么会得到一些人的积极附和呢?原因很简单，1979年以后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当时的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历史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鞍钢宪法——毛泽东的经济管理学

毛泽东对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这一探索包括:提出了“人人起来负责”的总体思路;制定了“工人参加管理”的企业制度;试行了“三结合”的国家机关的改革等等。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多次讲到经济管理领域权力过分集中，并批评苏联的“一长制”问题。在经济管理问题上，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工矿企业中党的领导和劳动者作用弱化的问题，并直接促成中共八大正式确定国营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强调，必须重视工人、农民对企业或社队的经营管理的直接参与。

毛泽东这里所提出的实际上就是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问题。

还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经济恢复，五年社会主义改造，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的。1960年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国家任务讲，是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类社会讲，是为了发展生产力。1958年大跃进中的教训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劳动者，忽视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又提出了《鞍钢宪法》。进入60年代时，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

毛泽东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批评说“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指出，“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由此分析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在于，它的政权结构不是人民民主的。在工厂里，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的实际权利;在集体农庄里，农民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利;在军队里，士兵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利。工人、农民、士兵，他们都不是主人，那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是空的，所以，苏联才会“变修”。他还认为，中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注意解决。毛泽东对实现劳动者的根本权利进行了历史的总结:“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显然，毛泽东维护劳动者权利的重心，已经由国家经济的治理层面转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政治层面，这个关注点的转变也成为他关于防止国家管理阶层官僚化、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

透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仍旧可以看到他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作的深层思考和不懈努力。当时，他最为忧虑的是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一批群众代表被先后安排进入中央一级政权机构。

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条，他在党的九大上对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成员说:“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们在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同时，毛泽东在另一方面，又要求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在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部分干部下放劳动，改变思想，解决国家机关脱离群众的问题，保证党和国家的人民性质。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关于参加国家管理是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的思想，已经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层面。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既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保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统一。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让农民参与社队经营管理，社队的重要问题必须实行民主决策，社队的财政收支必须实行公开，并接受群众评议。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指出:“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并且确定了职工代表大会(在较小的企业中为全体职工大会)的组织形式，规定要“适当地扩大它的权力”。在这两份文件中，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作为参与企业或社队治理的主人公地位被突出出来。

1958年初，一家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两参一改”经验。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鞍钢也创造并初步总结了依靠群众办企业的经验。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将马宾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经验，给辽宁省委的报告转报中央后，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欣然批示，命之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最大钢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对中国有很长期的影响)。这是毛泽东着力探索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这个报告总结的鞍钢经验主要是:(一)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的人很广泛，进展很快;二是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两个多月来所取得的初步经验。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三)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目前，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四)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工作，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次，各级领导要改进工作方法，应抽出时间来学习和务虚，以虚带实。要切实精简会议，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线。要抓两头带中间，除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不断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再次，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同时还要不断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运动中，要关心职工生活，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

3月22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这个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六百字的批示，将这个管理经验提到“宪法”高度发给全党。批示指出: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毛泽东这个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这不但是对国内而且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就大搞三无(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毛泽东这里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了政治挂帅、党的领导。

第二部分是总结大跃进不重视科学，不讲究技术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第三部分，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指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对人财物，产供销，直接参与讨论决策。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即是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结合。这全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上的人的生产关系的改进，这是毛泽东在私有制改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改造后，进一步在公有制企业内部在人的关系方面的改进，即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进。

第四部分，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十分注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并为之而奋斗。当时，不但在鞍钢，而且在全国(如三老四严作风的大改革)群众起来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就纠正了大跃进中的错误，创造了许多新的业绩。

时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五十年代，我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很明显，苏联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是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赫鲁晓夫大讲‘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世界’，‘阶级消灭’了，共产党再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党与苏联修正主义者持续论战了十多年。而我们鞍钢是在苏联帮助下恢复发展的，苏联派到鞍钢工作的专家成百上千，鞍钢几乎所有技术干部不是到苏联学习就是在国内培训。而且我国规定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要绝对尊重，不能执行时也不要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点了马钢的名，是有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的。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后来即使来不及成文，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操作还是按那些，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结构改革’。一九八九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也还是向俄罗斯学，向东欧学，如兰格的‘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而毛泽东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既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产力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鞍钢宪法》使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都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就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到‘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的上述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毛泽东肯定鞍钢宪法的原因，不仅限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其精神实质还在于“经济民主”，真正体现了政治在经济领域里的决定作用。自那以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学习。

为防止这部分商品经济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毛泽东发明的管理机制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制约机制，即普遍的二元结构。在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单位都有两个平级的第一把手，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就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民主机制。用在经济建设上，政府管理上，工厂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府是分为书记和省长、市长，党的领导与行政事务是两条线管理。以当年的国营工厂为例，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一套机制是怎样运作的。

一个国营工厂会有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厂长。当年是党领导一切，所以从总体上讲，党委书记比厂长权力大。但是，到具体实际中，由于厂长是管生产的，也就是说，金钱和物资是由厂长直接管的。所以，这个制度对厂长的制衡表现在:对于从事更具体的事情的下级部门，尤其是一些关键部门，如财务、物资、统计和质检等等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是组织部的事，组织部是归口党委管的，这就对厂长形成了制约。同时还有一个纪委，专门用来监督党员和干部的违法违纪事件。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的国营企业里这三个部门都还存在，但这套机制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在打着便于管理，提高效率的旗帜下，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所有人财物权力集于一身，最后干脆厂长兼书记，完全没有了制约。其次，在纪委问题上，要纪委能够很好的监督当地的领导，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纪委书记绝不能由当地领导指派。而当年的纪委正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现在被改革成了由本地领导任命，那还怎么监督?

所谓的厂长负责制这种东西，并不是新东西，而是当年就曾经尝试过的，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之后，才逐步完善了对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些，后来的某些改革者们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非常清楚，正因为他们是当年这个厂长负责制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因为这个而受到过批判。如果说当年他们是没有经验还情有可原，而在这种制衡已经完善的情况下，强行取消制衡去重新实施当年的厂长负责制，从而逐步走向大面积腐败，不能不说其是居心叵测了。

新自由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放开价格”，“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使它对生产的调节起决定作用;二是建构西方的所谓股份制“现代企业”，把国企变成“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取消指令性国家计划，切断了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的权力和意志，从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企业管理权的传递，甚至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从法统上取消“全民所有制”的名称，取消了人民的所有权。同时，却把国企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一股脑统统恩赐给企业的老总们和收购国企的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大股东们;三是自由放任地引进境外商品和资本，给予国家财政补贴(如税收“二免三减”)的优惠待遇，取消国家对国企的关税、非关税、产业政策等各种保护。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问题的根源就出在人民群众(所有者)丧失了对政府(占有者或委托人)的监督权和参与权。经济基础的改变是如此，上层建筑性质的改变何尝不是?所以，这是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普遍性问题，——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这个最基本的基础和前提被取消了，只剩下少数人的集中制。这些问题，毛泽东早就有预见，三十年来的实践，不过进一步证明晚年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首创了政治工作。从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队起到全国解放，“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都证实了政治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种关系，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为“政治挂帅”，而不要“利润挂帅”。毛泽东认为“利润挂帅”会导致“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企业就会封锁技术秘密，任意改变产品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就会得不到保障。”

1955年，毛泽东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指出，“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要永远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必须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第二，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指引方向，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毛泽东认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为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批判“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应该说正是对这条“生命线”的进一步诠释。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靠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始终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

第四，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64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开始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为什么工业要学大庆呢?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大庆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在全国除学习解放军以外，还要学大庆”;“大庆是一面红旗，在最困难时期生产出石油，五年功夫能自给了，解决了石油问题。......很有成绩，所以毛主席才号召学大庆”;“在前五年困难时期中，能够自力更生地把工业发展得这样快的，第一是石油，第二是化肥。所以毛主席提出学大庆”。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大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肯定，大庆取得的巨大成绩、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原因和必要的前提。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却才刚刚起步。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关于工业化的提法是“国家工业化”;12月关于工业化的提法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意味着毛泽东强调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怎样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到底该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庆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和思考。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使人们的革命精神不断增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而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发展生产。

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发展石油工业。同时，毛泽东又强调生产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是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有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具体来说:

首先是工业学大庆运动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1956年，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思想:要学习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也得具体分析，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松辽石油勘探的成功首先就是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破除迷信的结果，大庆油田的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在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中，既成功地借鉴了苏联的石油勘探经验，又打破了他们的一些机械做法，从松辽盆地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松基3井中途完油试井(如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大大推迟大庆油田的发现时间)，并进一步在大庆长垣大胆地甩开钻探，实行地质调查与构造钻探并举，油田勘探与开发建设并举，走出了我们自己石油勘探的路子。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既符合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要求，也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范例。

再一个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现在还是个小国”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要高速发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包含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确确实实做到了真正的“多快好省”，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既有建设的高速度又极大地显示了人的干劲的伟大作用。大庆油田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并且大体上算出了油田储量，而苏联最大的勘探速度最快的大油田——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面积。在毛泽东看来，大庆是彻底执行和贯彻了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的。不仅如此，大庆的成功还证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正确的。

第三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关系问题。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泽东在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到:“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

1964年1月25日，毛泽东约见余秋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均在座。毛泽东要求余秋里讲讲石油大会战。余秋里说石油大会战之所以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实践论》、《矛盾论》这两本书，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余秋里汇报的大庆靠“两论”起家的经验十分赞赏。周恩来以后亦多次谈到大庆油田成功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大庆的职工们说，他们是‘两论起家’，当时，确实很老老实实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两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学到做到，做得很好”。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一封信中提出国家工业各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都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现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现在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现的时候了。毛泽东还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学习和采用了。”大庆在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中确实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石油部取得的成绩(当时石油部的主要成绩就是大庆的成绩)是号召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论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开展，这无疑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是因为他认为大庆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用革命化统帅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住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极有成果的。

政治工作及政治运动，在前三十年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十分明显。以文革为例，文革是在1966年中发起的，但是196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10.7%，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受影响的是1967、1968年的数据。因此，可以认为，一个重大政治活动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有滞后期的，就和外汇市场急剧波动往往要一段时间后才明显影响到经济实体的运行一样。这个滞后期一般为几个月到一年。那么，如果某年有重大政治活动，考察这个政治活动的对经济是促进还是破坏，一般要用下一年的经济数据来评判。

有人喜欢说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徘徊，分析这段“经济徘徊”的时期，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徘徊主要是指1959年至196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披露，这十年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8.8%，-0.3%，-27.3%，-5.6%，10.2%，18.3%，17%，10.7%，-5.7%，-4.1%。平均增长速度为1.3%。确实是经济徘徊。同时，1961年至1970年这个时期，又包揽了中国最近四十多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前四名的年份，分别是:1964年的18.3%、1965年的17%、1969年的16.9%、1970年的19.4%。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从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效应，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1955年毛泽东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发动反对“胡风”的政治事件，同时积极反“反冒进”，结果1956年中国GDP增长15%，比1955年的6.8%快得多。

1956年苏共出现“二十大”的政治地震，直接影响到中共党的“八大”，在当时舆论环境下，毛泽东写出《论十大关系》，中国经济政策转向保守，结果1957年GDP只增长5.1%，这个速度比文革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还要低。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但是1958中国GDP增长21.3%。

随着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在二届人大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再直接在经济一线工作，结果1959到1962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不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毛泽东为了全党的团结，主动背“黑锅”，替当时经济领域的负责同志承担责任，但是他以他敏锐的政治感觉，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唤，这才迎来1963年至1966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毛泽东年事渐高，一些人又打起甩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算盘。为了进一步把自己的伟大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推行，当然这也是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一致的，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是革命，牺牲了二年的经济增长，直到党的“九大”，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才真正得到贯彻，终于换来1953年以来经济增长时期最长的光辉的七年——1969年到1975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比改革开放后的平均增长速度还略高，而且当时中国基本上被全世界封锁，并且随时需要面对战争。

当然，有些人说，改革后经济发展也不低啊!但是，看看1969年至1975年吧，没有内外债务，基本没有财政赤字，没有满街假烟假酒假大米，没有炒土地和福利产业化制造GDP，没有被外资当作利润抽走的GDP，这些GDP全部是中国人自己得到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不象现在大量增加的GDP转化为跨国公司的利润。何况从国民经济重要产品看，前三十年一点不比改革时代低，例如1949年至1979年粮食增产200%，而以后只增产30%。

长期以来，有些人以极夸张的语言，大谈毛泽东时代的困难。只记住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从来不提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努力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当年妇孺皆知的口号和客观事实。其实，那个时代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干扰，比如，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义新秩序，要“稳妥地”“循序渐进”(认为社会主义是左倾)，经济上要反对所谓冒进，而遭到批评后，便以大冒进和大浮夸，来对待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另比如，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有人则用形“左”实右的手段搞处处点火、村村冒烟，打击一大片，最终保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存有二心的人。毛泽东最后的十年，大体也遇有这种情况......除此，毛泽东时代的困难，还与建国前“一穷二白”基础有关。

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当然，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但是，这些曲折——随着历史的远去，人们便能愈来愈清楚其“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

毛泽东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一直是非毛化恶意攻击的目标。经过它们三十来年的努力，一些人对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否定好像已经被定论了——当然，这是诽谤者们制造的弥天大谎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经济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致考虑新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就不得不把它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联系在一起。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可以简述为:

一、所有制革命。众所周知，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不民主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周扒皮之流才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进国家强大。毛泽东看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解放就发起一个又一个政治进攻战:土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腐朽剥削制度，不断克服官僚阶层的干扰，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讲，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产权革命，就没有新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构思所有制革命的同时，也在研究我国的工业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力排众议地提出中国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发展国家大工业企业的同时，要发展地方工业与农村工业。

毛泽东重视基础工业。他为了打好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提出要抓“钢”——一个国家没有钢铁而谈工业化就等于是屁话——通过大办钢铁群众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无数钢铁产品。在电子、机械、化工、纺织、运输等等许多行业，都走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路线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发展我国工业的时候非常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不赞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无所作为路线，既要求知识产权上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生产过程中也要求能“社会主义大协作”，成百上千的企业互相协作，自我配套，体现出巨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国的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轮、数控机床、运十客机......无不体现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毛泽东不仅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而且特别注意研究企业微观经济体系;注意发挥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发展了经济，培养了人才，改善了生活;重视发展农村的社队企业。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说了，我们要象日本一样在农村办工业，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又提出公社要办“工农商学兵”，在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等等，文革时又大力发展了各种社队企业，鼓励农民安居乐业参与工业化过程，“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时，周恩来自豪地宣布，中国已从一穷二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建立了科学农业。建国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社会凭经验种田的老习惯，提出了科学的《农业八字宪法》，指出发展农业必须在“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上下功夫。毛泽东对农村的一个很大贡献是组织了人民公社。这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大手笔大创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尤其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把弱势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经济建设战斗力，形成了人民民主管理的社会基础，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本来已经有望实现。

四、建立了现代科学。毛泽东非常强调要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他的领导下，我国自主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跃进式的根本性发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关联我国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助于国力提高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能力在毛泽东时代跃居到世界十三位，而在所谓“科学的春天”开始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却倒退到了第二十八位。

五、建立了现代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的教育卫生体育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六、反对修正主义，主张“抓革命，促生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继续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毛泽东的经济发展之路是非常正确的，不仅让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使全国劳动人民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生活实惠。

第五章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国的土地改革，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胜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实践证明土改是正确的。如果以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100%，则1950年为117.7%，1951年为128.8%，1952年为148.5%，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到1953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中国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

土地改革结束之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说“: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这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那么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来实现这一目的呢?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2724000多个，参加农户11313000多户。到1951年，互助组发展到4675000多个，参加农户有21000000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1950年的19个，增加到1951年的130个。

正是从1951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

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他说:“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厂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不同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全新的观点，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新路子。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毛泽东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直接主持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这两段文字中着重号部分是毛泽东加写的。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即:“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12月14日，王震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17日致电王震:“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为此，毛泽东在12月正式发出的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关于集体农庄的话:“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1952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65%以上，新解放区占25%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3200多亿斤，比上年增产400亿斤。

1953年2月15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从1953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二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10月15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10月26日至11月5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11月4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毛泽东在这两次谈话中批评了1953年春发生的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这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论观点及具体工作部署:第一，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关注点，已由互助组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第二，强调个体所有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第四，规定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第五，对发展合作社的态度是，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这里说的条件，指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检验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增产。

毛泽东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又发展了，强化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

“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

第一，从分析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出发，提出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第二，把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修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第三，规定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第四，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第二个决议则又加上一条“积极领导”(完整的提法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在积极领导和推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潮流中可能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情况，提示各级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在决议修改时，增加了一节关于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毛泽东看后说:“第七节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根据他的建议，这一节又引用了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中关于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单干农民的两段话。其中“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句，是毛泽东修改第一个决议时加写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3年冬季的14000个发展到1954年春的9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170多万户。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针对原来报告中的: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

“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对农业的两个革命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讨论时，会上有些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的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有的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取得一致认识。认为贫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依靠力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最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理由不依靠他们。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他们经济上升的道路和老中农不相同，一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点同土改后的贫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因此，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是自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在党的文件上，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表述得比较完整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到1955年1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38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年，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集中研究当前农村情况和国家粮食购销问题。同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1月10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1月10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依然发展很快，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0.6%，秋天也只占1.9%，1955年春则猛增到28%。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同时，邓子恢在3月24日会同谭震林，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3月25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4月11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53000多个减少到37000多个。压缩下来的15000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这年4月间，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1955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这次会议，从下午1时开到晚上10时。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毛泽东重申了3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3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5月1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6月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批准了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这是指导方针上大的变化。

6月23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从6月25日到7月7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

7月9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7月1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12时谈到下午5时40分。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于7月15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提出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7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4、5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有的省委书记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7月26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54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鲁笳说:1954年全省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二十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1951年到1954年，年递增率为10%。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山西是老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1955至1956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103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130万个。29日，毛泽东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51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在此之前，7月26日他同陶鲁笳谈话时，就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即将作出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决策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正面想问题，也从反面想问题，他特别牵挂的是增产还是减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某种担心，他要力求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农业大减产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会议定于下午3时开始。下午1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1时40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象，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数据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7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在生产上，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8月1日结束。8月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8月7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8月23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

9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26日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五十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话是说的多么准确啊!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9月10日，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10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发出。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6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6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11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13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14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25日。

9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以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和1941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1955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451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邓小平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1957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1956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在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11月下旬，大多数省的入社农户已达到50%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1956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

从1955年7月到10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11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5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数据。

“11月1日，晚9时25分专列起站。11时50分在天津，停车1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11月2日，晨6时58分，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10时43分到达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1时结束。晚9时10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11时56分到达泰安，在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到达兖州，2时与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2时25分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6时45分，到徐州，停车1小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9时40分到达符离集，45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0时55分结束。11时45分到蚌埠，11时50分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到滁州，1时54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3时到浦口。3时25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7时21分到镇江，25分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10时54分到无锡，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12时47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4时25分到达上海。

11月5日，早6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谈到9时40分，中间吃早餐。下午2时45分到松江，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下午7时到达杭州。”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11月7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11月10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11月18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20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

后来，1958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

毛泽东11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12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9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38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2%。到这次重编的时候，12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对此感到很兴奋。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类似情况还很多。

毛泽东为这本书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有19篇是9月写的，未作改动，其他都是12月写的或者9月所写而12月又加以修改的。无论从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从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来说，12月写的都远远超过9月写的。这不但反映了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在另一个按语中又指出:“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数据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又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

毛泽东看完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同样使毛泽东高兴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对于办高级社，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慎重的。要不要很快就办高级社，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党内也不很清楚。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尽管他交待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而且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毛泽东为什么对办高级社这样高兴?他的考虑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他认为，小规模的、半私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初级社)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一直到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

毛泽东在好几篇按语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颂扬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数据，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准等等。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1955年12月20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2月27日，毛泽东南下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5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他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到1956年1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3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90%。4月底，中央批准按照3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全国有96%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

从1951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1956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51年底到1955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它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1955年下半年，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一些人总是责怪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其实，他们才是把合作化高潮看成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看不到合作化高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正是领袖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的结果。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当历史向着纵深发展时，其深远影响愈加明显。

正是这种特殊的、迅速的、成功的但仍然不太巩固的社会主义变革，为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大跃进作了准备。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怎样一种体制设计呢?它的实际效用如何呢?很有研究的价值。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陆续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土地、耕畜、大型农具成了合作社公有财产。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并按照他们劳动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

由于党的积极领导和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了长期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6月底，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达76000000户，占到总农户的96%。

1957年秋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9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随后，全国农村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热潮。由于一些大型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地方一些农业合作社自发地合并成大社，试图通过并社集中解决面临的劳力、物资和资金问题。毛泽东得知后，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时，他还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首次提出要搞社办工业的问题。两个《意见》经中央批准，均于1958年4月上旬正式下发。

这样，一种打破社与社界限和工农业分工的大社开始不断出现。据胡乔木回忆，2、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型，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由于不少地方的并社是在原有行政区划内完成的，这样做既因为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因为在组织上来得方便，所以实际上已在向乡社合一、政社合一转变。

中央虽然发出了两个《意见》，但并不十分了解，也未意识到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人民公社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

大约在4月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广州商谈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毛泽东，还有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乡村的前景时，就设想过将会有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学校、医院、商店、民警、托儿所和公共食堂等。刘少奇返京途中在郑州停留时，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谈了上述想法，并说你们可以试验一下。6月30日，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刘少奇又提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

7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由他主持的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指出，农村“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像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他向信阳地委的同志讲了一番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设想和道理。

7月1日、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第4期上，分别发表了总编辑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两文。前文称赞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后文则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设想是:“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红旗》是党中央机关刊物，它第一次公开引述毛泽东的设想和正式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对各地人民公社的兴起发生了重大影响。

刘少奇的吹风，谭震林的建议，加上《红旗》透露的毛泽东的指示，使河南得全国风气之先，迅速掀起了公社化热潮。7月中旬，全国第一个根据这个办公社的设想，在各级党委的帮助下，正式使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建立起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在此之前，各地大社多是自发的或根据中央小社适当并大社的意见成立的，并未统一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有称“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的，个别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或“公社”)。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后，在《红旗》杂志和省、地领导同志参与下，拟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这个《简章(草案)》毛泽东8月7日得到，自言“如获至宝”。他于8月17日，即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当天对它修改后指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9月1日，《红旗》第7期又全文刊载，成为全国办公社的样板。毛泽东后来在11月13日接见遂平县领导同志时曾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基于漫长革命生涯里对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深思熟虑，敏锐地发现了它的涵义和历史性的价值。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

8月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公社大门上的牌子后肯定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是毛泽东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

8月9日，凌晨，毛泽东由河南乘专列到山东视察。他在路过兖州和泰安时，在火车上分别会见了济宁、泰安地委负责人高逢五、李元明以及滕县、滋阳、泰安等县县委和部分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详细询问了大跃进、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农业合作社合并、铁矿石资源等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合作社搞大一点，可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下午到达济南后，毛泽东首先听取了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的工作汇报，然后冒着酷暑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在北园视察中，当谭启龙汇报到“现在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当时在场的记者立即发稿，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迅速进行了报导。此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联乡并社、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20日，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历城县北园人民公社宣布成立。全乡8700多人集会庆祝公社的诞生，省委书记谭启龙等出席集会表示祝贺。到9月中旬，全省已基本实现公社化。全省原有的51776处农业社合并成立了1564处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达11327万余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9.8%，平均每个公社7243户。在全省的人民公社中，3000户以下的社有82个，1万户以上的社有259个，2万户以上的社有10个，户数最多的社达6万余户。

谭启龙在当年的文章很有代表性，他写道:

“从去冬今春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以来，尤其是今年夏季小麦空前丰收之后，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来了，原有的几十户、几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空前规模的基本建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在使用经济资源、集中资金、调配劳动力和技术人材等方面，进行更大范围的统一安排。虽然那时曾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这些协作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到了6、7月间，山东省很多地方就积极酝酿办大社，有的要一乡一社，有的要数乡一社(当时的乡是小乡)。

但是，那时候我们有许多问题弄不明确。这样大的社应该是什么性质，应该叫什么名称?它和乡政权的关系怎样处理，和供销社、银行、工厂的关系又该怎样处理?对于这些问题，说法想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大社应当转为全民所有制，叫国营农场。有的说，只是规模扩大，基本性质不必改变，可以叫集体农庄。有的主张叫共产主义合作社。还有个别的同志，觉得社办得这样大，有办不好的危险。总之，是没有‘章程’。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到山东来了。他在听取了省委的汇报之后，明确地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他的话，使我们豁然开朗，许多疙瘩解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地在全省传播开来。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听到毛主席说公社好，听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道理，就争先恐后地写大字报、申请书、决心书，表示非办人民公社不可。到处并乡并社，风起云涌。只过了四十来天，到了9月20日，全省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不但原来的合作社并成了人民公社，连那些过去一直不相信合作社优越的单干农民，这一次也纷纷报名，申请加入公社了。他们喊出了‘加入公社，一步登天’的口号。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在实现公社化以后，逐步得到证实了。现在山东省的人民公社，一般都是六、七千户到万户左右，一个社就等于原来的一个乡或一个区，真是地大物博，人多势众。成立了公社，乡政和社务合一，工、农、商、学、兵完全结合在一起，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全面发展，一切都在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下进行。人民公社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它比起合作社规模更大，集体化程度更高，并且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因素。公社一旦建立起来，就立即对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改进，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现在人民公社已经表现出来了几个很突出的好处。

首先，人民公社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它能够更充分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更好地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使用土地和其他生产数据，因而更有效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跃进。

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全省已经办起了公共食堂二十多万处，幼稚园和托儿所十八万九千处，粮食加工厂七万多处，缝纫组两万八千处。由于办了这样多的集体事业，就有六百七十七万个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摆脱了家务劳动的束缚，投入了工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人民公社使全省的劳动力，在数量上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

在统一调配劳动力方面，公社也显出了很大的优越性。寿张县城关乡的秋季作物，有六万三千八百亩受虫害。原来的小合作社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力根本除治。建立公社以后，第二天就统一组织了四万多人，集中调配了大批喷雾器，分片进行围剿，一昼夜就把虫害基本肃清了。这个县的马庙农业社靠近黄河边，原来就建成了虹吸管，但是没有力量挖管道。建立公社以后，一天就挖好了管道，并且开始放水。历城县北园乡的前进农业社每人平均二亩地，劳动力很缺乏，而民生农业社每人只有三分地，劳动力有剩余。过去虽然组织了协作，但总有许多不便，工作质量也比较差。全乡建成一个北园人民公社以后，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据公社的领导干部计算，原来前进社水稻插秧要用五十天时间，今后有三天就可以插完。

公社在统一利用土地和其他生产数据方面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滕县东沙河乡五星农业社，有三千五百多亩地适合种黄烟，但过去由于社小地少，如果这些地都种黄烟，就没有别的地种粮食，因此只能种一千多亩黄烟。这个乡的联盟等社的土地，适合种花生，也因为社小地少，不能多种花生而只好种谷子。现在全乡四十三个农业社合并起来，组成了五星人民公社。按照公社的规划，今后山区主要种花生，平原主要种黄烟，河川地种粮食作物。可想而知，因地种植的结果，农作物的产量就会进一步提高。

过去拖拉机站为许多规模较小的农业社服务，因为土地分散，拖拉机刚调到这里又要调到那里，浪费很大。有许多拖拉机站亏本，而合作社还不那么满意。实现公社化以后，拖拉机站与人民公社合并，相互间的矛盾解决了;公社的土地连成一片，机器的作用也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了。

至于办工业、办交通、发展多种经济、研究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由于能够集中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民公社也具有小的农业社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总之，人民公社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这是第一个好处。

其次，人民公社的建立，对于更快地、更好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也有重大的作用。

现在人民公社刚刚建立不久，大批的社办中学、社办大学、红专学校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因为，人民公社在选拔师资和招收学生方面，在建设校舍和购置设备方面，比合作社有更大的便利条件。到九月中旬，全省已建成社办大学和红专学校一万五千多处，入校学习的有七十六万多人，社办中学更为普遍。为了满足社员的文化要求，全省的公社还建立了俱乐部三万多处。

随着公社的建立，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更加提高了。他们说，只要公社在，我们的吃穿就不愁。因此，许多社员爱社重于爱家。在讨论公社的规划时，有的社员知道了公社资金困难，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珍藏的首饰等心爱的东西拿出来投资。历城县平原地区的人民公社，深翻土地缺乏劳动力，县委就从山区调了七千多个人去支持。他们走到那里干到那里，不要任何报酬。平原地区的公社，热情地招待他们，管饭管菜，大家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供给制的逐步推行，更促进了群众中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在公社中，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乡政社务合而为一，这不仅可以减少一些行政人员，而且使人与人之间、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一个乡里，在工作人员里面，有完全脱离生产的，有半脱离生产的;在脱离生产的当中，又有国家工作人员，有企业或者事业机关的人员。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群众之间，由于目标是一致的，又不断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经过了全民整风，相互关系一般地说是融洽的、团结的。可是，由于差别的存在，在相互关系上难免存在着某些矛盾。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上述的差别消失了，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正如群众所说的:‘真正是一家人了。’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这样，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

以上仅仅是初步反映出来的人民公社的好处。今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巩固和提高，它必定会日益显示出更多更大的优越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民公社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制度本身有很大的优越性，不等于工作当中没有一点问题。在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当中，缺点和偏差难免会有的。山东省的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发展得很快，而且也很健康。广大干部和群众欢天喜地，载歌载舞。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有很少数的人思想还不大通，存在着某些顾虑和怀疑。

这种情况，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在人民群众当中，什么时候都有先进、中间或者落后的差别。人民公社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人们的思想完全适应这个变革，总要有一个过程。只要今后不断地加强思想教育，讲清道理，加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逐步地充分显示出来，少数人的思想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当中，不仅存在着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也还存在着尖锐的敌我斗争。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还会趁这个机会跳出来造谣破坏。事实上敌人已经这样做了。有人认为，公社化了，政权的作用消失了，用不着再对敌人专政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有人听风是雨，把少数阶级敌人的造谣和叫嚣说成是群众的意见，甚至于说成是我们工作中的偏差，那显然更是错误的。”

曾经在公社化运动中扮演过角色的陈伯达后来说，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但当年也是他说，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提出的思想，所得的结论。而毛泽东本人从不承认他是始作俑者，甚至说这是“造谣”。他认为，对人民公社，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

8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回京后得知他的谈话被报导出去之后，曾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他采取的补救措施是，4天之后，在8月17日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人民公社问题列入议题之中。8月29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才在全国农村正式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

应当说，作为构成未来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乡社合一、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大公社的基本设想，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不过，他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提出，打算搞个别试点，并没有准备立即普遍实行。出乎他的预料，在中央关于兴修水利、适当并社、社办工业等一系列《决定》、《意见》的催生下和他的设想被透露出去后，各地农村中始而自发地组成了具有他的设想的某些特点的大社，继而正式办起了公社。可以说，人民公社的兴起是历史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与毛泽东、党中央的作用相一致的结果。

农村人民公社既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六七十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对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牢固基础。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期“三面红旗”的其中一面。改革开放后，“三面红旗”作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先后被砍倒。人民公社的绩效，换句话说，生产队的绩效取决于农时安排与农时到来时公社社员的态度。农忙季节，无论如何，中国的公社社员是不敢懈怠的，无论其是否可自由退出公社与否，在这个关键时候，公社社员的选择是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而非其他。因为其他一切有违农时的选择，或者说其他一切在时令到来时出工不出力的选择，最倒霉的还是农民自己，即公社社员。农业的季节性、农时的迫切性，使农民承受着比一般的干部的监督更有力的“大监督”。因为延误农时，莫说是交公粮支持国家，就是自己的生活口粮都难以保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严酷事实面前，农民会偷懒吗?因此，说人民公社是个让农民偷懒的制度安排，是十分轻率的。农闲到来的时候，农民肯定偷懒。但这时的选择并不怎样影响农业生产绩效。但农忙季节来临的时候，农民肯定不偷懒，因为这关涉到老百姓自己的身家性命。

还有人每讲到人民公社，总是指1958、1959年建立初期出现过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大轰隆的形式，而不讲它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调整、改进之后的状况，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还有一些人把“平均主义”归为人民公社的所谓“错误”，这是欲加之罪。因为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第五条就规定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后来刮起的“五风”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但那不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另有原因，我们将在下文揭示这个问题的由来。

如何看待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大跃进时人民公社初起时期的批评上，当时确实存在一些“左”的尝试和盲目的做法，后来逐步得到了纠正，最后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定型的制度。

人民公社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这种制度安排支持了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保证了新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个是靠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人民公社后期初步的、尽管是低水平的基础上，解决了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两个方面，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就像一个贫困落后的家庭的创业初期，不靠偷、不靠抢，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勒紧裤带，省吃简用，积累了自己的家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一样。因此，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优劣认识，必须放到它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只能在此基础上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这样一个客观的大趋势下来考察，而不能仅仅放在农业的问题中去考察。把人民公社仅仅看成“农业合作社”是一个严重的理论误区。很多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的“学者”、“专家”们，都是拿农业问题说事，说农业是如何如何地适应家庭经营，不适应集体化等等，人们就跟着跳进这样的思维陷阱，还以为是多大的理论创新。其实，先把人民公社归结为农业的体制，再批判这种体制对农业的如何不适应，至少是一种肤浅的认识。

实际上，即便是改革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上也并不能成为对人民公社的致命冲击，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人民公社不是自己消亡的，更不是崩溃的，而是被解散的。

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只相当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几十年来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改革之初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1982年，在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也一直是高度赞扬的。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还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直到今日，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堪称是一个历史悬案。

30多年来，从寒冷的北国黑龙江，到改革开放最彻底的广东南海之滨，从祖国的中原腹地到边远山区，从内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人民公社的种子在开花结果，顽强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茁壮成长。有所谓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仍然在实行“社”一级的集体经济，也有一大批坚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各种“第一村”、“共产主义实验小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大多数农村不同。在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最发达、和谐的小区。实践最有力地证明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是地地道道的谎言。时至今日，即便是在“三农”问题困扰中的农村，群众依然愿意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在他们心中，依然向往着曾经的人民公社。

改革后，主流宣传长期讲: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后到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造成生产力低层次，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一直处于长期徘徊的局面。而这个徘徊局面也正好处在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此后，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恶化。大量社会问题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58年9月以后，由于人民公社运动迅猛发展，与一大二公这一初期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相伴而生的“共产风”，影响尤大，为害尤烈。最早觉察到这一“左”的错误倾向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的是毛泽东。

从1958年10月中旬亦即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一个月起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着力克服上述三个方面的“左”倾错误。

在调查期间毛泽东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

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掌握了一些重要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做“降温”工作。他讲话的主要观点是:

1、钢铁生产指标过高，以钢为纲，挤了农业。10月份钢产量是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票开得太大，恐怕不好。

2、让社员劳逸结合，让社员吃饱吃好，还要睡足歇足。

3、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十年规划还是以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十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就不一定相信。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客观的东西。人的主观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另一回事。要参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4、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搞城市人民公社，人心大乱，怕共产，怕废除货币，纷纷提取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也混乱得很。人民公社在城市恐怕搞不了。

5、“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完成指标的时间延长一些。先不提赶美，只提赶英。

6、关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问题，毛泽东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

7、关于商品生产和产品交换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产品调拨与商业交换不同，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将来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现在还办不到。要区分两种所有制，这是客观规律，不能混同。他批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避开商品生产问题，说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是避开这一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

郑州会议纠正“左”的错误的主要成果体现在《郑州会议纪要》这一文件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一文件后来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此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起草的。

1958年11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开幕，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武昌会议开幕时，毛主席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而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五亿多农民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没有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不能速，还是不能速。

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评价。《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具有种种优越性。在现阶段是加速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在将来，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决议写道:“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决议针对当时党内在人民公社性质问题上的混乱认识，特别是针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阶段思想，着重从理论上区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区分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关于人民公社的经济发展方针。

1、《决议》认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实行计划管理，人民公社的计划应纳入国家的计划。

2、《决议》重视人民公社办工业，认为人民公社办工业将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加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并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3、《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既要发展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地发展商品性生产。为了保证商品生产顺利地发展，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应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

第四，关于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决议》规定，公社的总的分配原则有二:一是适当提高积累的比例，以便迅速地发展生产;同时使消费基金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基本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第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其中生产大队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探索人民公社深层次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调查研究中，有两件事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一是由于社员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群众的出勤率;二是大队集体瞒产私分。这两个问题都与人民公社内部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分配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分配问题又同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有密切联系。

带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向省、市、地、县、公社各级干部作调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议题是讨论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特别是分配体制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一方面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另一方面却大闹粮油肉菜“不足”的风潮。主要原因是农民集体瞒产私分，不交给公社和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党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认识不正确，所采取的政策有失误。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没有认识到不仅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集体所有制本身，即从较小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到较大范围的集体所有制，从生产队、生产大队所有制到公社所有制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转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由于对这个问题不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模糊了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认了极为重要的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生产队(或大队)的所有制，从而产生了两种倾向，一是平均主义倾向，二是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的倾向就是否认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收入应有所差别，实际上是否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的倾向是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提取的积累过多。

毛泽东指出，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内容主要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毛泽东说:“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数据、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所作的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由全公社统计盈亏变成大队自负盈亏，大队除向国家交纳税收和向公社交纳公积金、公益金外，其余收入归本单位所有。大队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除此以外，相当等于原来初级社的生产队亦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和财务包干。二是在1959年3月17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除了坚持上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外，又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也值得加以考虑。

根据干部和群众在讨论中提出来的问题，195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会议坚持了郑州会议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提出了几个新的政策:

第一、强调指出人民公社由基本上是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变为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急是不行的。

第二、明确提出生产小队所有制。规定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以便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生产小队向作为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的部分，按照高级社的老章程上交一定的比例给生产队，其余部分全归生产小队所有。在服从国家管理和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机动地安排生产。

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基本精神与郑州会议纠“左”是一脉相承的。这次会议的许多提法为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作了理论和政策准备。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14日又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要求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特别是要求工业部门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

指示信共规定了12条政策，归纳起来，有三项内容:

第一、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

第二、《指示信》指出，应当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即饲养少量的猪、羊、家禽，屋前房后栽种果树，以及其他副业。社员自留地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

第三、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便利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交流和调剂自己生产的产品，活跃农村经济。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其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省委要亲自全面地彻底地调查一个公社，这是了解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的好方法。情况不明十分危险，情况明，办法也就有了。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3月10日，毛泽东印发了当时刚找到的他在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3月15日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连同毛主席《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信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广州会议结束以后，全党上下形成调查研究的高潮。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两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而只是解决了平调问题。毛泽东给参加三北会议的领导人写信说:“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两级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他说，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主席在张平化写的调查报告的批语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害死人的出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还尖锐地批判了“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

在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条例，首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而后又陆续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等。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后历时一年半之久，数易其稿，凝结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的心血。草案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坚持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第二、在规模上，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均不宜过大，一般而论，公社相当于原来的乡，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队相当原来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第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经济关系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生产大队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并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

第四、在社员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上，供给部分和工资三七开，供给不超过三成，工资部分不少于七成，并坚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办好公共食堂。

第五、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社员可以按规定经营家庭副业，包括经营自留地、从事饲养及其他多种经营，自留地面积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和支配。

第六、控制公社和大队的积累，包括劳动积累和公积金、公益金积累。规定公社占用大队的劳动力不得超过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小队的劳动力不得超过生产小队的劳动力总数的3%，大队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不得超过大队可分配收入的5%。在若干年内，公社不提或少提大队的公积金。

第七、党政职责分开。人民公社党组织是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者，但不得越俎代庖，包揽应当由各级管理委员会负责的日常经营业务工作。

1961年6月修正草案作了四点重要的修改:

第一、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修正草案第36条作了新的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第二、关于供给制问题。修正草案删除原草案第33条第二款关于供给制的规定，不再提供给，而改成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口粮按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分配。整个可分配收入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方针，避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

第三、增加关于山林的所有权的条款，规定山林一般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

第四、增加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三大纪律是:(1)如实反映情况。(2)正确执行党的政策。(3)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1)参加劳动。(2)以平等的态度待人。(3)办事公正。(4)不特殊化。(5)工作要同群众商量。(6)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按照实际情况办事。(8)提高政治水平。

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7日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的最大变动是调整了基本核算单位，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列为正式条款，并且赋予生产队以更多的自主经营权限，规定三十年不变。从而改变了生产经营系统与基本核算单位相脱离的体制弊端。

1962年毛泽东主持与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纠正了基层干部的错误。在“六十条”中，毛泽东对农民兄弟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可以说，“六十条”完全是对群众初创的全新重构之作，人民公社也的确是毛泽东亲手竖起的一面社会主义红旗。

但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决策最初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那些刚刚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高官们，一转眼又改换了一副右的面孔。他们不是总结自己的错误，而是把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推到群众的觉悟不够上。他们说为了满足群众“不愿意吃亏”的要求，干脆来个“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企图取消农业的集体化生产，退回到家庭规模的小农业。在来自党内高层的错误政策导的干扰下，十几年间一直在左右摇摆。但事物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就完善。只不过，这些“左”右的错误为后来邓小平一举摧毁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经济提供了口实而已。直到1963年前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才在全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毛泽东总结了人民公社头两年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并且强调这种制度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用。事实上公社体制在调整后也一直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上，至到1983年人民公社被强行解散。

从生产的角度，《六十条》从三个层次逐级(根据实际情形)提供规模生产的联合使用的更大的生产数据的来源。

在生产队一级，《农村六十条》第24条规定生产队规模生产的方向是:“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农村六十条》第25条规定的多种经营项目是: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这种规模生产内涵，由于具有合作生产制度性质而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制，可以加速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生产队(小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通常由几十户农户组成。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公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权利。

生产大队和公社一级组织的规模生产主要是领导兴办和管理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及植树造林，并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

几十年间国家通过公社制度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系统功能，在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已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

公社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大队，外加农机修造厂和其他中小规模的工厂、种子站、化肥站、病虫害防治站、农技推广站、水库与干渠管理处、车队、医院、学校等机构组成。显然公社兼有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四重功能。公社一级经济的作用，则体现在发展社办工业，发展水利、公路、乡村建设等方面。公社是农村向乡镇化、城镇化发展的阶梯。在公社二十几年的历程中，大量社办工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数十万个大小水库、数万公里的干渠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公社医院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为全体农民提供了基本上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到1980年底，全国共有社队企业(不包括生产队搞的副业)143万个，从业人员达3050万人。这些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约327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复入的32%;全年总收入6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34%;工业总产值5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国家与公社所之间的关系是:1、生产队有完成征购、派购的义务;2、同时，国家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不断提高农民购买力;3、国家要逐步用工业支持农业。以合理比价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4、国家制定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数量的标准，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5、国家用几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对利益分配有决策权利，对其管理者有选举和罢免权利;集体经济组织则为农民安排了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如看病、文化生活、体育活动、子女上学等;农民的劳动执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由此形成农民把集体当作“家”，根植了奉献精神，视国家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非各顾各的小农经济那样只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除了上述“三级所有”，每个农民还有一点“自留地”，可以种一些果树和蔬菜，还可以在自家庭院养少量的家禽、家畜，自己吃的剩余可以换些零钱。

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决定农业生产经营绩效的主要是化肥、灌溉与种子技术，等等。

如果维持农村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完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么在中国化肥投入、技术创新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产量一样会大丰收而且能够持续保持下去。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当年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功能，在公社一级讲政治，起基层政府的作用，在大队和生产小队二级讲经济，强化其经济功能，农村人民公社将慢慢可以进行适应现代农业变革的创造性转换。

人民公社还培养了一代人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使高层政治第一次以如此具体的、细微的、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完成对散漫的农民的政治动员，增强了后者的政治组织力。借着这种组织力，执政党完成了基本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在政治上，它给了农民以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关于农业的战略选择，其本意是为工业积累可观的资本，但同时也是为着最终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作历史准备，其目的是为着根本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70年代初的五小企业、社队企业的发展正是实现农业转型并为逐步过渡到现代大农业准备条件。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就是如果工业化的基础不起来，如果重工业不起来，不要说农业最终发展不起来，就是工业自身也难以发展起来。改革的历史恰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事实。

自从三十年前总设计师开启了“改革”的大门，人民公社就被描述为一个荒唐的错误，理由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产生了低效率。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形态似乎更适合已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于是乎小农经济形态又回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村。这样，毛泽东逐步开辟的“农业支持工业，工业与科技支持农业”道路被人为的突然中断。特别是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在国家无法提供更多保护的情形下，一盘散沙式的分散农业生产与经营个体在市场中不能平等参与来自城市强势集团的竞争，在自由竞争中最终失去了“自由”，三农问题应运而生。

用粮食生产的水平来衡量，人民公社的成就是小农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以1984年解散人民公社为界限:198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3.8728亿吨，为1949年粮食总产量1.132亿吨的3.48倍，年均增长3.68%;为1962年1.6亿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称《农村六十条》正式颁布，人民公社体制正式确立)的2.42倍，年均增长4.29%。可见，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尽管缺化肥、少良种(无杂交水稻)，但中国粮食生产仍保持了快速的发增长。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015亿吨，为1983年3.8728亿吨的1.294倍，年均增长1.08%(1985年—1995年11年年均递增仅1.2%。1979年—2000年年均递增1.91%。)另外，1984年—2007年粮食产量的波动还远大于1962年—1983年。

而在“1978~1996年的18年间”，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征兵研究，“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所有这些却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完成的。

1985到1988年(即取消公社的第二年)出现了改革后第一次粮食大幅度减产，1985年粮食产量回落到3.79108亿吨水平(低于1983年水平)，比上年减产6.9%。1985年到1988年四年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29%。1991—1994年这四年粮食产量在4.3亿吨到4.4525亿吨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04%。1997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05%。1999年粮食增长率为—0.76%，从2000年到2003年粮食又出现了一次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减产，从1998年的最高位5.12295亿吨降到了2003年最低时的4.3065亿吨，一下退回到十年前水平，农业现代化从此遥遥无期。

历史倒退的开始

为了实现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先后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而使得中国农村逐步走上了一条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公社成功地解决了生产者(小农)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使农民可以组织起来获取更多生产性收益。其中组织起来最大的收益是，几乎仅仅凭借劳动力投入，中国将耕地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18%扩大到上个世纪末的46%以上，几乎整整扩大了两倍。可灌溉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中国粮食增产的最大因素。人民公社时期还通过劳动力投入，进行了有效的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环境建设，等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将生产核算单位降低到生产队，使村庄的传统与生产队的建制契合，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工分制度又使人民公社可以只花极少的代价办民办教育，办合作医疗，甚至办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文工团。而正是民办教育、合作医疗和农村的文体活动，提高了农村的受教育水平，降低了死亡率，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期待。他们相信，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是为子孙后代更幸福的生活提供可能的。参加生产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将个人的劳动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解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联系起来，至少在农村相当一部分人中具有很现实的真实性。

当然，人民公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安徽省1960、1961年就在曾希圣的指挥下大搞分田，结果两年粮食急剧减产，1961年安徽产量低于1949年。直到1962年初毛泽东严厉指责后，安徽恢复集体生产，粮食生产才迅速恢复，从1961年的629万吨变成1976年的1684万吨，年均增长接近7%。

历史已经证实，要建立人民公社就必须首先进行合作化，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人民公社，所以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从1953搞合作化开始，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其间几经曲折直到1964年才正式的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前前后后大约用了11年的时间。

在毛泽东在世期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敢于撼动或者挑战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地位。可是，当中国失去了毛泽东之后，安徽再次带头分田，粮食产量到1980年又下降到1453万吨，安徽省在1976年是主要粮食调出省，而1980年则成为主要粮食调入省。

1978年冬季，安徽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978年11月某一天，18户农家、20位农民，秘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据传签订了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

1979年，全国一半以上(5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有1/4的队包产到组。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认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5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谈到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的谈话，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的一个关键点。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集全国各省市第一书记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认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不可怕。”这个文件一下，全国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迈出了一大步。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决定赵紫阳为总理。华国锋不再担任总理。

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的生产队总数的1.1%增加到14.9%。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86.7%。

1981年12月，召开全国农村会议。会议纪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第一条强调，截止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和稳定阶段”。第二条中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终于在中央文件里面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合法确定下来。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农村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作了乡(镇)社分离的规定，乡(镇)之下的农村，宪法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村民委员会。

1984年。生产队总数569.2万个(1981年生产队总数600.4万个)，村民委员会及大队总数933485个，乡社总户数18792.6万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队数569.0万个，其中:实行大包干的队数563.6万个，大包干队数占全国总队数99.0%。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18397.9万户，其中:实行大包干的户数18145.5万户，大包干户数占总农户数96.6%。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队数0.2万个。乡社总数91420个(1981年人民公社总数54368个)，其中:乡社已分开的乡(镇)政府91171个(内仍有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28218个)，村民委员会926439个。乡社未分开的农村人民公社249个，其中，生产大队数7046个，生产队数12.8万个。实际上在名义上依然保留人民公社的总数是28467个(比1981年人民公社总数54368个即便是名义上也减少了接近一半)。

1985年。全国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总人口84419.7万人，乡村总户数19076.5万户，乡村劳动力37065.1万人，村民委员会总数940617个，乡镇政府91138个，其中:乡政府83182个，镇政府7956个。

至此，人民公社以及与人民公社配套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彻底结束。

当权者解散人民公社是需要给出一定的理由的，一个是把农民自己推出来，指出是农民自己要搞包产到户的。但是另一个理由需要适当地释放出来，这个理由就是要农民过上好日子或者说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时下农民富裕了吗?

如今，不管怎么辩解，人们可以清楚看出推行这种小农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肢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肢解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

历史的线索告诉我们，为了实行资产阶级的小农经济的富农路线，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实行了一整套连环计:他们首先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样看起来使得农民得到了实惠，从货币上表现为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即便粮食等不增产，也会以表面上货币收入的提高来平息某些怨言。但是，如果农民的收入提高，而工人的收入就会相对减少。这就不得不给工人增加工资补贴。而如果仅仅靠发行货币只能虚假增加人们的收入，抬高物价，不会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当权者不得不靠借外债和依靠进口粮食来为自己的政策铺路和开道。所以我们看到，恰恰是1978—1984年，粮食进口平均每年都超过了1000万吨。对于当时只有2亿左右的城市人口来说，等于依靠进口粮食就养活了其1/4的人口。这就为他们消灭人民公社准备了经济条件，从而找到了政治上的突破口。由此，“搞农业集体化使人变懒，‘团结’不起来，集体不可能搞好”，等等，完全无视耿长锁的集体，王国藩的集体，陈永贵的集体......全国千千万万个农业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历史事实，污水不断泼向毛泽东力倡的人民公社。

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从1953年统购统销算起，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中，这个农业县总共只调出粮食3501万斤，而从国家却调进粮食达4亿8千多万斤。两相抵销，凤阳对国家不仅贡献不出颗粒粮食，国家反而要倒贴凤阳4亿4千多万斤粮食，而小岗村就是其中吃了别的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生产出来的返销粮的农村之一。这个事实说明，小岗村这样一个年总产量只有3万斤的农村，自己的集体经济没有搞好，二十几年吃了别人通过集体经济方式而生产的粮，再回过头去把小岗村说得多么好，还要咒骂别人，世界上竟有这样无耻的人!

人民公社从1965年到1975年取得了粮食产量增长46.23%的成绩。如果继续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即便平均每5年增加15%来计算，到1980年粮食产量将增加到32717.5万吨，到1985年粮食产量将增加到37625.125万吨，到1990年粮食产量将增加到43268.89万吨。90年代按平均每5年增加10%计算，那么，1995年粮食产量将增加到47595.78万吨，2000年粮食产量将增加到52355.36万吨。到2000年各个公社的农业集体经济实际上就完全可能变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农场，在原有的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之上，农业的也就可以大致呈现出一个基本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大农业的基本形态了。其所产的粮食不但会比小农经济多得多，而且一个的初步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格局也就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同质的农业发展道路。

如果依然继续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按照其原有的农业生产增长势头，随着农作物品种的继续改良，化肥农药投入的继续增加，农业水利设施的继续改善，粮食产量一定会继续提高。特别是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和技术进步就一定会得到进一步有效的发挥。可是，正当原有的集体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土壤改良、农田水利建设、品种改良、化肥农药的实施和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进步的积累，促使农业生产进入高增长阶段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小农经济的富农路线窃取了这一成果，断送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广阔而又光明的前途。

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毛泽东时代在农村所建立的较为完整的水利体系，在这个时候依然在浇灌着农民的私家的农田，尽管会经常出现纷争，但那也是在原有水利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发生的纷争。同一片土地，由于选用种子、浇灌和施肥情况的不同，就出现了高低和长势的不同，严重的土地差别也就必然会出现青黄决然不同的景象，因此也就会存在相互争地、土地兼并的纷争。

农业种子的改良和化肥、农药的使用，是提高单产和高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些科技进步的措施，在后来的农业生产中逐渐显现。但是，这三样东西，主要的不是来自小农经济，而是渊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农场、公社和工业体系及农业科技体系。由于农业科技体系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暂时还没有荒废，依然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推进剂。所以在这些改良措施的推动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会继续逐步增产的。因此，改革初期的农业生产增产并非是小农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整个农业技术进步和几代农民劳动的结果。由于试验田的限制，这种新的农业科技成果的取得在后来变的越来越困难了。只是一定的历史惯性还在起着微妙的作用的，也就是说尽管上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是铁了心的，但是由于其依然还是宣扬着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号，那么，就基层的政权来说，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有某些社会主义的东西会表现出来的。

农村实行小农的个体经济，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向上直奔而去。90年代初，我国搞市场经济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农业方面提出:在生产上，取消国家的农业计划，主张生产自由化;在流通上，取消国家农产品收购计划，主张流通自由化。这样一来，农民完全“自由”了，平原不种粮，郊区不种菜。粮食、棉花自1984年达到最高年产量(当年粮食总产量8146亿斤，人均788斤;棉花总产量12516万担，人均12.2斤)。以后，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停滞不前，人均产量徘徊在十年前的水平。市场物价上涨，流通领域接连爆发“棉花大战”、“蚕丝大战”、“羊毛大战”，等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涨价，农民种粮只种够自己吃的，粮食产量的增长开始下降。这样，国家掌握的商品粮不够，进口粮食大增。我国由80年代中期的净出口国，变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净进口国，如1985年，净出口332万吨;1989年，净进口1002万吨。30年来，小农经济所能够发展的高度已经达到了尽头，陷入了迟缓的僵局之中，明显地开始阻碍农村及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了。

还有就是原本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副业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些集体的工业、副业很快就变成了乡镇官僚的私有经济。加上一些富裕的农户或商户也开办了私营企业。80年代中后期就是这些性质上基本是私有制的乡镇企业鼎盛的发展时期。到了9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大量地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的产品以及环境污染，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继续发展的潜力。

走资派全部的鼓噪就是发财致富，其毁灭的是人们的共同富裕，毁灭的是整个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到经济政策时，就已经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的号召。来自农村的毛泽东，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在延安，他又把“兴修有效水利”列为提高农业技术首位的方针。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做了“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的最坏准备，带领几亿人民在农业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水利建设。

从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之百亿元，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万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中国治水几千年，所有的功业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几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水利工程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稳定了七大流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神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看到——

1950年7月，一份严重灾情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面前。这份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送交的报告，全面反映了刚刚发生的淮河特大洪水灾害的情况:肆虐的河水，冲决了堤岸，冲毁了房屋，淹没了良田，受灾面积达4350万亩，受灾人口1340万。这份报告，使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的毛泽东陷入深思，也引起了党和政府其他领导人的重视，一个宏大的决策在酝酿着。7月20日，毛泽东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这一批示，吹响了根治淮河的号角。

淮河，是我国的一条大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经皖、苏入洪泽湖，洪泽湖以下，主流合于运河，经高邮湖、江都县入长江，全长约1000公里。淮河流域位于中国东腹部，面积约18.7万平方公里。《晏子春秋》曾记:“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因此，淮河成为我国南北气候的一个过渡地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较早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淮河又是一条害河，淮河流域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地区。“根治淮河”、“治好淮河”，成为淮河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这个愿望，何时能变为现实呢?毛泽东在看到淮河洪水泛滥，致使489人死亡的电报后，深情地落了泪。他对秘书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所以从7月20日到8月31日，他连续批发3份有关淮北灾情的电报给周恩来，并且提出要根治淮河的意见。

1950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有关淮河治水的电报上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必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这是毛泽东对淮河的第二次批示。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立即大规模治理淮河，时机是否合适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共苏北区委就治淮问题向上级领导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第三项内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8月31日，针对这封电报，毛泽东特作如下批语:“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批语明确指出，治淮工作，是三省党委的中心工作，从全局出发，团结治水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对淮河的第三次批示。

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批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连用三个“早日”，表现了毛泽东坚决治淮的巨大决心。

10月14日，周恩来部署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治淮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提出对淮河要进行全流域、多目标的治理，“变水患为水利”。

为了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11月6日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治淮委员会以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指挥部下设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具体负责各段治淮任务。经过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治淮工程于1950年11月下旬全面展开。

治理淮河的决定，受到淮河流域数千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到处出现了爹娘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同上工地的动人场面。虽然已到冬天，千里淮河沿岸，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豫、皖、苏三百万组织起来的民工奋战在淮河工地上;各级治淮指挥部设到了大堤上，设到了水库旁;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水利工程队赶赴治淮第一线;华东各大、专及高职校土木水利系即将毕业的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参加治淮工作;中央和华东、中南卫生部派出大批白衣战士，活跃在工地前沿......

1951年春天，以邵力子为代理团长(团长为张治中，因故未能到达)的治淮慰问团，送来了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更加鼓舞了百万治淮大军，工程进展更加迅速。至1951年7月，胜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任务。在此期间，修建了可控制淮河干流72亿多立方米浇水的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建成了可灌溉4万多亩耕地的洪河石漫滩山谷水库，培修加固了淮北大堤及运河东西堤、洪泽湖大堤，疏浚多处河流，总计完成土方19500万方。若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其长约有20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5圈。

王家坝闸，这个被称作“千里江淮第一闸”的著名水利工程，就是这一年在中央的关怀下建设的，历经几十年沧桑，直到今天依然起着淮河第一道防线的坚实作用。

在初步治理的基础上，1951年冬又开始了第二期治理工程。在上游地区，利用山谷地形，继续修建山间水库。其中建筑在大别山深处的佛子岭水库，是建国后第一座筑有大型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坝的水库。大坝长500多米，高70多米，由20个坝垛和21个坝拱组成，总混凝土浇灌量达19万立方米。为了保证大坝的稳固，必须要把坝基建在岩层上，为此，人们硬是把大山截去了一段，把河床挖深20多米。这样艰巨的工程，仅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

淮河下游的苏北平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淮、沂、沐、泗等河流的来水，俱汇集此处，然而宣泄入海的能力却很小，因此这里是遭受洪灾最严重的地方。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开辟新的入海水道。治淮以来，分别为沂河和沐河开辟了新沂河、新沐河两条入海通道。在洪泽湖东面开挖了一条全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平时可从洪泽湖引水，浇灌几百万亩良田，洪水来时又可导淮水直接入海，成为淮河入海的另一条重要通道。其后又修建了分淮入沂水道。这些水利工程，使淮河下游入海出路增加了1倍多，对防治淮河洪水灾害，起着重大作用。

经过三年多初步治理，淮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得到全面治理的大河。

与治理淮河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伟大的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工程使江汉平原变成了鱼米仓。

荆江，地处长江三峡下游，上起湖北省枝城市，下至湖南省洞庭湖口城陵矶。下荆江裁弯后，荆江河段全长377公里。

荆江南岸有四口分流，自上而下依次为:松滋河的松滋口，虎渡河的太平口，藕池河的藕池口和华容河的调弦口(简称“四口”)。四口分泄荆江洪流注入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于城陵矶出长江。由于四口入湖泥沙的淤积，导致四口分流日益减少，从而逐年抬高荆江水位。荆江北岸有闻名遐迩的江汉大平原。荆江南北两岸地面分别低于沙市站洪水位达8~13米。涨水时，人在水下走，水在屋顶行，形似地上河。汛期全靠荆江堤防防御洪水威胁，荆江北岸的荆江大堤首当其冲，形势十分险要，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称。当地人每年洪汛都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故有:“荆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的民谣。

1951年冬，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1952年3月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湖南、湖北两省和中南水利部、农林部、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审议《计划》的实施方案。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74次行政会议通过《计划》的实施办法，并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同时成立了以李先念为首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分洪工程包括:荆江大堤加固;太平口进洪闸;黄山头虎渡河节制闸及拦河坝;分洪区围堤培修;南线大堤等。工程实施分为两期，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兴建。

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10万军工、16万民工以及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4万人，他们为工程的提前建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5月19日晚，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在中南水利部长刘斐、农林部长陈铭枢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的陪同下来到沙市，视察了荆江分洪工程施工现场。

24日在沙市召开赠授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荆江分洪工程亲笔题写锦旗的大会。

毛泽东题词是:“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恩来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工地上一片欢腾，军民战斗的热情更加高涨，对提前完成工程建设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

荆江分洪工程于6月20日比预定计划提前15天胜利建成，仅用了75天的工期。速度之快令中外水利界赞叹不已。这个以惊人速度建成的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包括右岸沙市对面上游15公里处的虎渡河太平口进洪闸、黄山头东麓节制闸和分洪区南线大堤等主体工程，提高了荆江河道安全泄洪能力，缓解了与上游巨大而频繁的洪水来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建成后的第二年，即1954年汛期天气反常，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首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泄荆江洪流，不仅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直接受益，而且对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和沿江城乡7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世界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兴建后，荆江分洪工程仍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重要水利枢纽，是保护荆江大堤防洪工程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荆江分洪工程不仅是近期荆江地区的核心防洪工程，而且在将来上游三峡水库和山谷水库建成后，它仍要负担配合组成长江远期防洪系统，解决长江较大和稀遇洪水，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大型水利枢纽，是平原综合利用工程。

此外，大跃进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同样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据古书记载，自远古到清朝咸丰6年，约4000余年，黄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间，滚来滚去，肆虐冀鲁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酿成的灾难其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难以述说。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未发生大灾，大险。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管道的兴建，使各省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的叮嘱。这次视察黄河是开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此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毛泽东又三次视察黄河，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是从徐州观看黄河故道开始的。沿着黄河故道西上，毛泽东到东坝头。这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而今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毛泽东察看了石坝和大堤，了解了修堤、修坝的情况和防洪能力。

毛泽东第二次视察黄河了解了不修邙山水库转修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询问了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以多高为宜，以及水土保持和水库寿命问题。

毛泽东第三次视察黄河，了解了水土保持和黄河规划情况。

毛泽东第四次视察黄河，询问了引黄灌溉及如何解决盐碱化问题。1961年3月中央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调查的时候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黄河治理开发宏伟蓝图，也是人民共和国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江河流域规划。

根据规划，一场规模空前的黄河建设高潮在大河上下蓬勃兴起，迎来了大跃进的一年。

此时，黄河洪水似乎也在有意考验人们。1958年汛期，黄河花园口发生2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这是从1933年以来出现的最大洪水。一时间，千里堤防,惊涛拍岸，下游全线告急，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作为中央防总和黄河防总的参谋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面临着一项重大抉择:是否运用北金堤滞洪区分滞洪水?按照防洪预案，分洪运用属于顺理成章，但该区上百万人口、200多万亩耕地却因此要承受巨大的淹没损失;如果不运用，一旦大堤决口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在此关键时刻，以王化云为代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冷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降雨趋势、洪水演进特征、堤防强度以及群众防汛经验等因素进行了认真综合分析，果断地提出了“不分洪，保安全，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最后，经过河南、山东两省200多万军民的艰苦拼搏，取得了此次防洪的伟大胜利，避免了利用滞洪区分洪的重大损失。

然而，在节节胜利之中，由于人们对黄河极其复杂难治的特性、特别是泥沙问题估计不足，治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重大挫折，如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淤积，下游河道几座拦河壅水枢纽相继废弃等。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黄河何去何从?围绕黄河治理方针的重大问题，全国的水利水电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都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在这种形势面前，首当其冲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没有回避，没有退却，而是通过认真反思，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治理黄河道路上继续开始了新的探索。到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治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依靠这一体系和沿河军民的严密防守，扭转了历史上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黄河水资源得到高度开发利用，引黄灌溉由建国前夕的1200万亩增长到1.1亿亩，宝贵的水源支撑了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和一大批工矿企业的正常运转，上游建成水电开发基地，干流水力发电装机总容量达1000多万千瓦;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治理，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有效减少了入黄泥沙。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杨贵和一些基层代表曾在休息室里，围着毛泽东热烈地交谈。毛泽东一再告诫大家:“要搞好经营管理，要去做艰苦的工作。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毛泽东还说:“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到了杨贵的心窝里，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林县。

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就诞生于那个时候。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地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附近的新华浴池去泡澡。他刚一跳下洗澡池，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就到澡堂来找他。浴室里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人，高雷扯着嗓门朝里喊:“杨贵同志在里面吗?”

“在里面!”杨贵大声答应着。

“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不等擦干身上的水珠儿，迅速穿好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向新乡火车站方向驶去。高雷处长兴奋地告诉杨贵:“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开到新乡火车站了。主席要找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听说要见毛泽东，杨贵心中一阵激动。见到毛泽东，向他老人家汇报什么呢?杨贵认真地思考着......吉普车很快驶进了新乡车站。

新乡火车站是京广在线的大站。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一个僻静的站台旁。杨贵随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其他几位县委书记登上专列，走进一间大会客室一样的车厢。车厢的一头是一张长会议桌，另一头是用沙发围成的小会客厅。省委书记史向生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杨贵的手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示意大家在沙发上就座后，座谈会就开始了。座谈中，毛泽东面带微笑，不断提问，谈话亲切而风趣。在省、地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过情况后，杨贵也谈了由他任总指挥的“林南清”联合钢铁指挥部的情况。

毛泽东问杨贵:“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见杨贵实话实说，在座的省、地委领导都捏着一把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说话也不把着点“门儿”。

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向大家提问:“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书记见毛泽东发问，只好实话实说:“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杨贵:“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答:“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的心情很沉重，他还有更焦急的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林县经过兴修水利，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毛泽东追问道。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其实，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为大炼钢铁的事情犯愁，多数人不敢讲真话，怕被扣上“反对大办钢铁”的帽子。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座谈会之后，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管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近20倍，干旱缺水的状况很大程度地得到缓解。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那天在专列上，毛主席把这句话重复讲了好几遍。

杨贵带领一行人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浊漳河的第一手资料。一个前无古人的“引漳入林”的伟大构想在杨贵心中生成了，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1960年1月28日，庚子年春节这天，全体县委领导和一些机关干部不约而同地来到杨贵家拜年。大家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引漳入林”工程。

2月10日晚，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引漳入林”动员令》通过有线广播迅速传遍林县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奔走相告，整个林县沸腾了!

2月11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吃过饺子的林县民工便浩浩荡荡地从全县15个公社同时出发了。他们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推车，赶着马车，向着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浊漳河汇集。尽管早春的豫北大地寒风凛冽，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开创幸福的喜悦。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工程开工不久，杨贵便提出建议:把“引漳入林”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叫做“红旗渠”工程。他号召全县人民，排除万难，高举红旗前进!

1965年4月5日，总干渠胜利通水。

1966年4月，3条干渠同时竣工。

1969年7月，干、支、斗渠配套建设完工。

10载寒暑，10年苦战，在这条总长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英雄的林县人民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塘堰;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凿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座;在每条支渠上还建起了数量不等的小水电站和提水站，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

红旗渠总干渠墙高4.3米，宽8米，长70.6公里，设计流量23立方米/秒。到分水岭分为3条干渠，南北纵横，贯穿腹地。一干渠长39.7公里，二干渠长47.6公里，三干渠长10.9公里。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长304.1公里;支渠51条，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长697.3公里;合计总长1525.6公里，加农渠总长度达4013.6公里。沿渠共建有“长藤结瓜”式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5座，提灌45座，共计兴利库容6000余立方米。利用红旗渠居高临下的自然落差，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45座，成为“引、蓄、提、灌、排、电、景”相结合的大型灌区。

红旗渠修成以后，形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南谷洞、弓上水库及其他引、蓄水工程作补充和调节，能引、能灌、能排、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有效灌溉面积上万亩，410个行政村受益，从而结束了山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粮食丰产了，同时还带动了牧业、工业、乡镇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第三产业及其他事业发展。红旗渠工程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建筑质量之高，自1964年开始通水以来，多少寒暑秋冬仍巍然屹立在大行山上，至今建筑专家们还称赞它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典范之一。

红旗渠工程动工于1960年2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0.5公斤原粮，1.5公斤蔬菜，使用的是原始的工具。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当时靠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大鱼大肉!靠的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员和山民们同甘共苦，靠的是聚集起来的人民公社集体力量，靠的是山民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他们知难而进，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人们形容该工程是“劈开太行山”。这是现实中的愚公群体，人们有着为后代造福的信念，没有择栖而飞的“灵感”，硬是把滔滔漳河水，引进了林县。

红旗渠使林县山区近千年的水圈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红旗渠使衰落了近千年的林县山区的水圈增加了魅力，红旗渠使林县山区40万亩耕地得到了灌溉，红旗渠使林县山区的地下水位明显提高。上世纪的70年代，林县山区竟产出了水稻，山民们竟吃到了自己生产的大米(可惜的是自80年代之后水稻又种不成了)。红旗渠使林县山区摆脱了贫困;红旗渠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中华民族精神雕塑到雄、奇、险、秀的太行山上;红旗渠把人民公社的力量垒在了太行山上，成了藏在石缝中的历史见证。

把每人每天0.5公斤粗粮加野菜的能量汇集起来，形成改天换地的动力，这只有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到。一锤一钎整整奋战10年，只有依靠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的力量支撑才会实现。

人民公社的建立，还为60年代对海河的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正当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毛泽东对河北这次遭灾非常关注，灾后的八个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泽东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

当时衡水地区受灾最重，毛泽东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毛泽东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

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为抗洪斗争展览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泽东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广、津浦铁路干线的安全确定了明确的方针。

1964年河北省制订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1965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展开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

从这一年开始，在1958年以来已修建十余座大型水库的基础上，每年冬春都动员30万以上的劳力，按照统一规划，有步骤、按顺序地开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一直坚持施工。经过连续15年的艰苦奋斗，到1980年，大规模排洪、排涝工程基本完成，共开挖、扩挖防洪排涝骨干河道53条，总长3641公里;修筑防洪堤防3260公里;修建各种闸涵建筑物2331座;架设各种桥梁1114座，总长91700延长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总工程量达13.35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4620立方米/秒扩大到24680立方米/秒，提高4.43倍;排沥河道入海能力从414立方米/秒增加到3180立方米/秒，扩大6.68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从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胁。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淡水。

汉语中有一句成语:“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还有震撼世界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在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为了让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能够战胜自然灾害，不再靠天吃饭，不再饿肚子，前辈们没有用有限的资金从国外大量进口美味佳肴填饱自己的肚皮，而是在毛泽东南水北调思想的指引下，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终于在1961年12月挥开了第一锹土。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历时16年。第一抽水机站在1963年4月胜利完成，接着又投资1.7亿元兴建了二、三、四站及其配套工程。

到1977年3月，一个拥有远东最大排灌能力，能灌、能排、能发电、能航运的综合水利枢纽在世界东方巍然出现，这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站。全站共拥有33台机组，总功率为49800千瓦，每秒可提引江水473吨，自引江水550吨。一小时抽水量可供40500亩田插秧。一天一夜的抽水量，如果注入宽深1米的水渠，可以绕地球一周。

1978年徐淮地区严重缺水，4站往北输送近60亿吨长江水，有效解决了三麦冬灌、水稻培植和工业、交通及人民生活用水，把过去那种“江水望不到，淮水不可靠”的哀叹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通过江河治理和修建水库，实现了防洪排涝，抵御旱灾，灌溉农田的最基本的保障。

细数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我们发现，在1949—1976年间——

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已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5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

从新中国水利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安徽小岗村走上分家之路的1978年，正是全国的防洪防灾建设刚刚完成，开始发挥着极大作用的时候。可是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设施设备不仅没有得到增强，连基本的维护都难以保障，就因为这些“为集体发挥力量的东西分不得”，所以也没有人愿意为它们支付必要的费用。再坚固的防洪设施，也会有老化的过程。到了今天，当年建设的许多蓄洪库、泻洪渠、引洪沟已经陆续失去了作用，全国农田水利水网绝大部分已经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已基本上彻底报废，由此造成昔日旱涝保收的良田，又变成了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并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全局性农田生态危机已经祸在旦夕。——因为，从小岗走上分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集体事业的破灭。

在南方，最显著地区是媒体报导的重庆、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区，目前这些区域还在发挥功效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时代建设起来的，而且由于近30年的维护和建设空白，直接导致近年来重庆、四川的农业旱涝灾害频繁，损失惨重。

在北方，最显著的地区当属山东等华北平原地区，由于以往的山塘水库等农田水利网络基本上荡然无存，直接导致一场不算大的降水就可能一方面形成洪灾，一方面在灾后几乎连一滴水都没有储存下来，宝贵的水源白白流走。

从90年代起，中国的洪涝灾害就日益严重，我们或许可以指责老天爷，也可以把责任推给无情的洪水，可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找找自己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挥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建设的成就，而是加强和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怎么可能还有这样严重的灾害产生?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五风”的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强烈反过“反冒进”。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切，都是实来求是的。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他也素知当时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因而又时刻警惕某些人“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

本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该承认什么。

那么当年究竟是那些人在搞浮夸?又是怎样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呢?

现已掌握的各种数据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但是，吴芝圃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所谓的“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遂平县出现了亩产小麦3200斤的报导，接着河南西平又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报导......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浮夸报导，报导说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6月12日，又报导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随后，各地陆续放出了小麦亩产“卫星”。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7月3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批语中提出: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当日，毛泽东提出:“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

人民日报开始放“亩产卫星”是1958年6月8日，以后逐步提高，1958年7月31日出现“亩产万斤”，有谁在意过1958年7月3日毛主席的这段批语?

请看——

7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7月14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刘少奇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

这一讲话在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的牌子。

8月13日，新华社报导，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9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截止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看来，毛泽东7月3号的话是白说了。

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当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去看，当时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刘少奇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在江苏，则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这里刘少奇特别注重的是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他都反复强调了这一条。在河南的具体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是反感。

所以才有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那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那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还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后来，毛泽东在11月21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批评说“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接过来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有个著名的一句话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次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又的是谁?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读到这些，相信人们当明白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又是谁了。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人在判定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之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不得不承认:“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从表面上看应该是在赞扬毛泽东，而实际上却是移花接木在给毛泽东栽赃，其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就是说:毛泽东对1958底以前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负有主要责任。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对有些人的浮夸、冒进认识更加明确，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

1958年10月，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便有效的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讲话: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告诉大家，他的意思不是要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人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做头脑清醒冷静的促进派。

吴冷西说: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关于修武调查: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的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我同田家英进调查轮换，我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一一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也给出了长篇报导)。”

吴冷西和田家英在河南调查后，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仍是吴冷西的回忆:

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即回郑州向毛主席汇报，──在我们赴河南时，他本人也走出红墙，亲自开始调查，11月前后，便到了郑州。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后由我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根据吴冷西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反复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吗?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那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县委是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了“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也是在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

吴冷西回忆说，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一些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他指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在大跃进期间送上来的一份文件“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作了批示。批示说: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范县是刘少奇委托陈伯达在大跃进期间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试点。范县“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是由陈伯达领着范县县委第一书记带到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当然不能随便往基层干部的头上泼冷水，因此批语中略表褒扬鼓励的同时，又留有了相当的保留和节制。一是，“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语带调侃。二是，“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油然一种应付的态度;“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这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内心是不相信这个县能够短短三年就建成共产主义、亩产就能够搞到“二万斤”的。但是材料是基层送上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自然不能横加指责，也不便严加批评，因为那批语要发给全国县级以上的干部看。因此，这个批语只能说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信。道理很简单，既然信了，又何必耗费时间精力特地派出中央要员去一个县调查且数日内就须拿出调查结果来呢?陈伯达等人山东调查出来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怎样的说法，这是认定事实的至为关键之处。两天之后，毛泽东在部分中央和省级领导范围内发表了他对于范县那首诗的评论。场合不同，说法就比较直接了，他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胡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显然，“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胡涂，到处都是诗”。这些才是毛泽东内心想要说的话。这“糊里胡涂”当然包括了那位范县的县委书记，包括了大批省级领导，也包括了陈伯达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当然，也包括了事过多年之后还在胡搅蛮缠的一类人等。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于1990年代初撰文披露了些许真相: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送他审阅的《山东范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会后，他们到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这对当时刮起的‘共产风’起到了遏制作用。”

《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对此事是这样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可见，山东范县的事例，不是什么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证据，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否定“亩产万斤”，否定“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确凿证据。

但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一些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导: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

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主要是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针对高指标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毛泽东却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实事求是的，并且从来都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冒进。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汤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但是，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纠“左”努力却只字未提，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这也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浮夸风”的力量还相当强大。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这次会议，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2007年9月7日《洛阳日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毛主席点名接见俺”的报导。79岁的洛宁籍老党员李成午，向记者深情讲述了一段尘封48年的传奇往事。这篇报导说:

《洛宁县志》载:“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上戈公社窑沟连连长李成午如实反映当时情况，引起毛主席重视，3月8日早上在省第三招待所接见李成午。”

……

3月7日，会议进入总结阶段。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地委组织洛阳地区的基层代表举行座谈会，由纪登奎主持，与会代表轮流发言。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成午说出了一席令举座皆惊的实话。

在他发言前，与会代表大多仍按材料照本宣科，其内容依然是“我们那儿‘共产风’根本不存在”、“集体食堂无比优越”等假话、空话。

到李成午发言时，纪登奎刚好走过来，盯住他问:“你是哪个县的代表?叫啥名?”他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洛......洛宁县，李成午......”随即，纪登奎坐到他身边，鼓励他说:“你不用按材料上的讲。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那里的食堂情况、生产情况?大胆讲，不要怕讲错了，讲错了也没关系，今天我给你作主。”跟在纪登奎身后的3个人，一个准备记录，一个举起相机，一个开始录音。会场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李成午。

“俺们上戈那儿‘共产风’刮得不小。”众目睽睽之下，李成午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惊了四座。

他接着说:“俺们窑沟连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累计有60多万斤粮食被公社上调走了，30多头大骡子被上调走了，猪场里的几十头猪被上调走了，没给一个钱;留声机也被上调走了，娱乐用品没给我们留下一件......”

“连里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社员们都说，‘干不干，一天三瓢饭，一月两块半(工资)’，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干活却出工不出力，上工的钟都响过俩钟头了，社员才稀稀拉拉到齐......”

“现在，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李成午的一席实话尚未讲完，已如一颗炸弹当场引爆了会场!看到洛宁县的领导满脸是汗，面色铁青，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呀，自己讲错了!他心里想着得赶紧改口说“俺说得不对，重讲”，但话从嘴里出来，却变成了“俺讲完了”。

纪登奎对他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给他鼓掌后就起身出了会场。门刚被关上，各县与会代表就马上把他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斥责他:“你们那儿的‘共产风’算个屁，我们那儿都开始搞男女集体宿舍了!咋就你老能呢，把实话全都给说了!”“你这是往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呀，你就等着坐监吧!”......

李成午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心情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直到散会时，他还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驻地的。上戈公社领导问清他的发言内容后，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通。

接下来，是李成午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时候。整个下午，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当天晚饭后不久，他正坐在床边发愁，时任洛宁县委书记的杨继宗推门进来，一见他就笑开了。他怯怯地问杨继宗笑啥，杨继宗喜笑颜开地说:他上午开会时说的那些话，已经被纪登奎汇报给毛主席了，毛主席知道后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还当场表示“明天早上8时要和成午同志谈话”。

“毛主席要接见李成午?”这下子，大家全都惊诧得不得了。

……

纪登奎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后，悄悄拽了他一下，身子往旁边一侧:“报告主席，这就是如实反映‘共产风’的李成午同志。”李成午怔怔地抬了一下头，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已经起身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伸出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住了自己的手:“成午同志，你是一个实干家、政治家呀!”

李成午一时呆住了:眼前握住自己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自己说话的人，就是毛主席呀?!没错，宽宽的额头、梳理整齐的大背头、一颗痣长在下巴的左下方......跟画像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此刻，毛主席身披一件银灰色的呢子大衣，正和蔼可亲地看着自己笑呢!

“毛......毛主席!”李成午的嗓子一下子哽住了，眼里顿时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接着本来想说一句“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或者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的，可一出口却接了一个问句“:您......您吃饭了吗?”毛主席笑着点点头，对他说:“坐下，坐下。”

随后，毛主席转身坐在沙发上，一边聚精会神地翻阅李成午之前的发言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忽然，毛主席站起身来，高兴地说:“好，好，很好!1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我们的会议算是开成功喽......”说着，他伸出手来又一次握住了李成午的手。

毛主席转而又对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看他们能刮多久?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成立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我们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嘛!......”

……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等。

当我们搜寻毛泽东同“亩产万斤粮”这一口号的关系时，当年跟随毛泽东走出红墙视察的人们，他们的回忆文章都在告诉我们:毛泽东不信“亩产万斤粮”，毛泽东对这些浮夸，在干部面前，却是有批评的，并且通常是干部愈大，毛泽东的批评就愈严厉。关于这些，尊重客观的人们会从毛泽东批评吴芝圃、找吴冷西谈话(不让他发浮夸冒进的口号、文章)，以及两次郑州会议、武汉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等等会议上，看出来。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心迹，在《毛泽东走出红墙》一书的片断中，有着清楚的记载(摘录):

1958年8月8日在河南商丘——“这是我搞的”。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这时赶上前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900斤。”返回车站的路上，毛泽东沉思着，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

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又说:“你们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回答后，毛泽东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8年8月在河北——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明确地表示过确信无疑的态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少农业常识。但同时，他又从不正面地对此提出直接与明确的批评。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1958年，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这便是毛泽东看见下面热过了头只是小淋一点冷水的缘故。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1958年4月中旬，在武汉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画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可以看出，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后来，毛泽东又对报纸的宣传问题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这些人却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未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刮越大、越演越烈......至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导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相对单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是少数派。所以，我也只好‘随大流’，跟多数的领导同志走。特别是跟着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走。......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了吴冷西作了长谈，吴冷西回忆道: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凤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导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还批评道: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导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不好，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的回忆还说，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四个意见: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导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导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这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第四，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听了此话，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那么，当时主持工作的人什么时候转的呢?直到1959年5月，人民日报上还有关于亩产万斤的报导。6月初，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他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召集书记处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6月20日交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再次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而这与他1958年4月就要求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4个月。而全部浮夸风，就刮在这14个月里。

是谁制造了“人祸”?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又讲到: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看来，当时的毛泽东远不是后来的人说的那样“一言九鼎”。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选择了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完全是同志式的商讨，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反浮夸风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大跃进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大爆发，而浮夸风是“上面”的瞎指挥，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些大刮浮夸风的人也根本不是屈从了什么毛泽东的所谓“压力”，而是积极主动的始作俑者。

毛泽东为纠正“五风”曾写过四封《党内通信》，其中有一封就是给四川李井泉的。毛泽东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直接写信告诉他。毛泽东对李井泉说，只要你来信，我一定回复，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话说到这个程度，压力大不大?可是李井泉就是不听。毛泽东的话他不听，但是“上面”那些人的话他倒是坚决照办了，竟然敢于不向全省传达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无怪四川农民对他恨之入骨。

还有，自毛泽东逝世以后，反对他的人一直用“专制独裁”对毛泽东进行攻击。我们可以看看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写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

信中说的“此问题”，指如何解决农村中的平均主义、怎样更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普遍的问题存在于分配，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忽视了不同小队的差异，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毛泽东的打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信中提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指的是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他们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换言之，毛泽东是肯定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在中央会议上批转这个材料，希望能在全国推行。但是“结果没有被通过”。为什么?只可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中央领导不赞同，于是这个切合实际的做法被搁置，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以后的事情了。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也提到: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是只能“屈服”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所有大区的负责人都表态支持高指标。如果当时毛泽东真的“专制”一点，“封建家长”一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不是能更早的得到纠正?历史不能假设，可惜毛泽东当时没有去“专制”，当多数人都不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候，他只能接受;当多数人都坚持冒进高指标时候，他只能说“领导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1958年春到1959年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些“头脑发热的言论”，那么也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针、高速度，毛泽东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

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严厉的警告。

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

前文已提到，河南省的吴芝圃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1958年9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

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党委的汇报”。由此，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芝圃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

──1958年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泽东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党内通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高调门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由于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且看“信阳事件”的前前后后:

1958年—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在此高压下，浮夸风越刮越大。但是，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浮夸风还未收敛。浮夸者为显示跃进成绩，谎报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国家当然是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包括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这下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热衷于浮夸者还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出逃荒，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信阳事件直到1960年初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相继派人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虽然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

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

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南局迅速组成工作组，分别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任领队赶赴信阳。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幸存者愤怒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残酷无情地“反瞒产”，

“堵外逃”，“截信件”，活活将人逼死的罪恶。

1961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到河南后，带领河南省委先抓救灾，首先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救灾物资确实送到5000万民众手上。接着，外出找粮，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终于使得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不过吴芝圃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严重的处分。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这就是信阳事件，真正把人活活饿死的全国也就信阳等几个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人为的原因，是少数草菅人命、极端官僚的干部和恶霸所为。

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由此认为，有必要开展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信阳事件促使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四清”运动，直至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9日，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并号召“炮打司令部”，在河南省引起很大反响。因此才有196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只有对屈死的人民无限的爱，才会对官僚恶霸无比的恨。对于这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决支持，旗帜鲜明。

1958年至1959年间出现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象河南信阳事件却是极端的典型个案。

评价毛泽东的晚年，不能回避“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因为这三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最艰苦的三年。

1958年7月黄河中下游洪水相当于60年一遇，山东、河南受灾74.08万人，淹耕地20.3万公顷。8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年冬季，全国掀起了比1957年更大的兴修水利工程，征调了大量的粮食。

有人为了证明三年困难时期是虚构的，提出了1959~1961年“风调雨顺”的说法。事实是，1959年全国大部地区少雨，受旱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全国受旱面积50710万亩，成灾16760万亩，是建国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春季粮食减产，并直接影响到秋季作物的耕种。部分地区开始闹饥荒。另一方面，1959年部分地区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并不比1958年小。

1960年春季大旱，全国受旱率0.253，成灾率0.107，受灾人口率0.116，全国为极重旱年。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

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灾害的发生和影响。

当然，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除了天灾的原因，人为因素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大跃进开始后，一些领导干部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高指标而进行造假，大范围出现粮食亩产万斤的虚假报导，进而影响到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导致对经济情况做出错误判断。另外，对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突发情况(中苏关系恶化，提前还债)造成的灾难预计不足。这样就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老一代人们至今难以忘却的一段岁月。那不仅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困难的态度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岁月，但那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社会上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卖儿鬻女、卖身的现象吗?有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赞叹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超过解放前的那种程度。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那种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鸡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要说经济损失，同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相比，三年困难也并不在其劣。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当时包括居住在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间不吃肉，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在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

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更不是由少数精英所设计的。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坦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很快就被党中央发现了。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个历史责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济，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第六章 伟大的工业革命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业绩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大发展

毛泽东国家工业化战略，同他的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和外交战略一样，是科学的、周密的和深刻的;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

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我们这样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且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一些重大而复杂的战略问题。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具体政策和实施计划问题。”毛泽东根据革命实践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也科学地论述了国家工业化体系的特点、内容和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综合平衡和内外关系等重大战略问题。

在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的方针。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发展尖端科学技术。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的第三个关系，就是讲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说，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那么，如何发展国防工业呢?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指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一旦有事，就可能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是我们指导国防工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

整个五十年代，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美国至少对中国有过四次核威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第一次就是1950年，毛泽东决定入朝参战，他冒的最大风险就是美国人的原子弹，但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一点动摇;

第二次还是朝鲜战争，打到1953年3月，美国人已付不起人员伤亡的惨重代价，坐上白宫总统交椅的艾森豪威尔威尔恫言使用核武器对付毛泽东;

第三次是1955年台海危机。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例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第四次是在1958年，恰是中苏“蜜月”就要结束之时。蒋介石有了美国人的核武器撑腰，开始将十万地面部队部署至靠近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异想天开地准备反攻大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之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数据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像片。回国后的一天，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他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数据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二十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

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二十六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十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音像数据。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可见这次会议保密之严格。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钱三强对原子弹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六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外来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那个时候，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肯尼迪1961年1月进入白宫。肯尼迪上台伊始，就获悉我国在研制核武器。他在任期内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利用中苏矛盾，拉赫鲁晓夫一起阻止我国发展核武器。为此，他采取了两手，一是争取联合苏联，对我国核设施实行突然袭击;二是争取与苏联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协议，以捆住我国的手脚。他的后一方案开始时为一般核禁试，后改为部分核禁试。两个方案均因赫鲁晓夫有顾虑，未能成交。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1963年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去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连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经过权衡，美国人意识到，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六十公里范围内布置了九十多项效应工程、三千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一百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试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十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导，我们再发表”。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当夜发表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

10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周恩来的建议电报发表后，许多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致电祝贺，支持和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中国用四年多的时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科技有了迅速发展。通过研制原子弹，锻炼培养了科技队伍，掌握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基本技能，为加速原子弹武器化和的氢弹的研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更高地昂起了不屈的头颅。

核武器研究院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到国防工业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等等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例如原子弹本身配套的特种雷管、炸药是兵器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许多特殊电子组件、器件是电子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短时间可释放大容量的电源是民用部门研究出来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了，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有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持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的人们可曾想到过曾经有过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在发展中国自己核武器的里程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此后，在两年八个月中又连续进行了数次核爆炸试验，均获得成功。其中，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距上次试验(1965年5月14日)仅隔半年时间;1966年5月9日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为后来的氢弹爆炸提供了技术基础。1966年10月27日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两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核爆炸。这些都为氢弹试验准备了条件。

1967年6月17日清晨，中国西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内，为第一颗氢弹爆炸进行着热烈而紧张的准备工作。试验场指挥中心楼顶，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四个垂吊着巨幅标语的红色大气球升上天空。参加氢弹试爆的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仪器、设备的最后测试检查，证明完全可靠。一切准备就绪。总控制台的人员打开控制台，信号在闪动跳跃着10、9、8.7、6、5、4、3、2、1的数码，骤然间，碧蓝的天空升腾着一个烈焰翻滚的巨大火球，整个试验场区都被耀眼的光芒所照耀，仿佛多了一个太阳。接着，天空中传来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火球消失，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出现，经久不散。至此，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大事之一。

中国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完全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中国在核武器发展的历程中，从拥有原子弹到拥有氢弹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时间。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因此，中国的步伐是最快的。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即从原子弹导弹核武器到氢弹)，使中国真正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对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原子弹、氢弹同步进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640工程”。196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战略武器问题汇报之后指示:“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武器。”毛泽东提出了要建立中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主张。两个月后的1964年2月6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毛泽东提出。那天，他在会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时，专门谈到了反导弹研究问题:“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这个指示，被称为“640指示”，相应的反导相关项目即被赋予代号“640工程”——中国导弹防预系统和反卫星作战系统。从1964年到1966年，军方和国防科工委系统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反导计划。毛泽东说:“(导弹防御计划)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了落实“640”指示，1964年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了弹道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一共有三十多位专家和领导，分别来自四机部、国防部五院、国防部十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炮兵等单位。这个讨论会明确了反导的三个可能途径，并就此做了初步分工。

1965年5月1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发出《关于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炮兵基地，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纳入本单位年度和长远规划。两个月后的7月8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呈交《关于反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规划报告》。8月27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了该报告。1966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640”工程汇报会。在这个会上，反导弹工作被具体细化，正式确定了五个工程代号、各研究单位的分工、系统的研制规划等，提出计划在1973年至1975年间研制出拦截系统，并进行拦截试验，同时会议决定加快反导靶场与反导核弹头的研制。文化大革命期间，“640”系列工程项目依然在继续向前进展着。

1974年5、6月，七机部和二院召开反击三号高拦反导导弹系统方案讨论会和技术协调会，并开展了配套设备研制和关键技术攻关。在整个“640”工程中，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和110单脉冲跟踪雷达为“640工程”战略预警系统的组成部分。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探测距离达到3000公里。该雷达1970年5月批准研制，1972年开始小面阵天线设备的安装架设和联调，1975年10月正式开机观察外空目标，1976年进行全面阵天线安装调试，面宽40米，高20米，并投入运转。1977年以后多次完成我国导弹、卫星观测任务;1979年准确预报了美国“天空实验室”陨落;1981年7月两次探测跟踪了苏联向太平洋方向以低弹道方式试射的多弹头导弹，准确预报了导弹发射点及落点;1983年准确预报了“苏联宇宙1402”核动力卫星残骸的陨落，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110单脉冲跟踪雷达则是在1959年研制的110模拟试验雷达基础上，于1965年至1970年间开展了卡塞格伦式单脉冲天线、脉冲压缩、脉冲多卜勒测速、参量放大器、先进计算机应用、大型天线结构及转台研究，获技术突破并进入雷达工程实施阶段。

1977年，我国第一部110超远程跟踪雷达装备部队，可在2000多公里以外跟踪非合作的外空目标，在我国发射洲际火箭、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了跟踪测量国外外空目标的任务。110雷达、7010雷达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

担负卫星和飞船海上跟踪、遥测、通信和控制任务的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四号”船，1998年8月由原“向阳红十号”改建而成。而“向阳红十号”船正是“640”系列工程中我国为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代号718工程)首次研制的大型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兼远洋通信船，由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和江南造船厂于1971年2月开始研究设计，1975年7月开工建造，1979年10月交付使用的。实际上，当文革“终于”被结束后，1977年11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武器研制改为系统试验”。简单的四个字，彻底扭转了“640”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局。本年，反击三号导弹系统停止研制。而在此之前，“实践二号乙”卫星设计、反击一号(以卫星反击卫星)武器系统总体设计、部分设备研制试验均获得了成功。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完成了“实践二号乙”卫星计划与“反击一号”反导系统的总体设计与部分设备研制试验，并全部获得成功。1978年2月，二院向七机部呈交《关于二一0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告》。4月26日，七机部部长宋任穷向二院传达国防科委的意见，将“640”系列工程参战队伍的规模大大缩小。1978年8月到9月，中国两次进行了“反击一号”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弹的模型弹试射。1980年3月“，反卫一号”停止研制。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下令中止了整个“640”计划。

再说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飞天梦。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消息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喜事!没想到好事连连，聂荣臻率团赴苏联谈判传来佳音: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苏联答应在火箭和航空等方面援助中国，还许诺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一些技术数据，虽然这些东西当时已经过时了，但对于一张白纸的中国还是有用的。聂荣臻和驻苏大使刘晓商量后，决定让宋任穷先飞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宋任穷回到北京后，直接从机场到了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等听完汇报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宋任穷转交了刘晓大使的信。信的内容是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刘晓大使的意见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于是，便有了毛泽东的第二次访苏。

毛泽东出访的时间是1957年11月1日。就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对此兴奋不已。就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先期回国的钱学森就苏联发射卫星的成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同年10月30日至31日，在科学院、自然科学学会和科普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大会上，钱学森作了《喷气技术与人造卫星》的报告，这对科技界是一次摩拳擦掌的鼓动。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中华民族由此迈开了进军太空的步伐。1958年8月28日，毛泽东听取钱学森汇报研制卫星问题时说:“钱学森同志，你谈得很好啊!现在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呢!我们过去的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我看我们今天搞建设，发展科技，还是要有大兵团协作精神，这个思想不能丢，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就得这么干!”然后又对周恩来说道:“立足国内思想很好，我们不能靠别人施舍过日子，要未雨绸缪，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立足国内，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成为我国航天工程研制的指导方针。最能表达毛泽东心迹的是他1958年12月写下的《仿陆放翁(示儿)》的诗句: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归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从事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往上海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进行卫星和火箭的生产制造。

1959年1月，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的方针，从研制探空火箭起步发展空间技术。

但毛泽东的飞天梦刚刚升起，却很快被一团乌云所笼罩。1960年的8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9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十七天，中国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导弹在空中预定轨道飞行了七分钟，准确命中目标。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升空，呼啸着向数百公里以外的目标飞去，准确命中目标，标志着我国具有生产制造导弹能力了。

1962年6月，毛泽东针对以“两弹”(指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指示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这样，我国的“两弹”工程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得到大发展。

1962年7月1日，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在四川泸州建立，1964年4月，改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1965年1月，改称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同年北上，搬迁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到1999年7月，几经变迁后改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1970年，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的就是他们研制出的长征一号第三级固体火箭。

1964年6月29日，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代中近程导弹“东风-2型导弹”腾空飞起，沿着预定弹道飞行，命中目标，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卫星发展的序幕。

1965年是中国空间技术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从多年的学术准备，转入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工程研制的时期。

1965年2月18日到3月7日，七机部党委和一院党委召集会议，经反复讨论和研究提出“八年四弹”实施步骤，在1971年要完成，即: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1965年6月中央专委十二次会议决定: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计划，由七机部一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卫星设计院，在技术负责人钱骥主持下，进行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还开展了地面观测系统的方案论证、台站的规划、选点，安排地面设备研制工作;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总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方案的总体论证和返回式遥感卫星方案探讨。

1966年1月，根据国防科工委要求，七机部第一颗卫星用的运载火箭，第一、二级在远程液体导弹基础上进行设计，一院一部于1966年1月27日，结合远程导弹的实际进行了思考并进行设计。为了迎接八年四弹，调整部内组织结构，由七个研究室扩建为十一个研究室。远程液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的任务由的十一室承担，上级批准并命名为长征一号，整个发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1966年底，拟定出返回式遥感卫星(FSW-0)方案设想。

1967年初，聂荣臻向中央呈送报告，提出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建议，并于八月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9月完成了方案论证。11月，国防科委批准了由钱学森、常勇领导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提出的研究院编制方案，确定了研究院的任务以及各组成单位的方向、任务、分工等。1967年12月上级决定抽调一部副主任孙家栋等十八名技术骨干支持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8年2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分部、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工研究所、西南电子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兰州物理研究所、北京科学仪器厂、上海科学仪器厂、山西太谷科学仪器厂、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原上海机电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三研究所等单位从事空间飞行器研究的力量为基础进行组建，正式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院的成立，使中国有了专门从事空间飞行器研制的单位。研究院成立后，贯彻边建设、边研制的方针，逐步形成了比较配套的空间飞行器研制体系，并于1976年实现了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发展十年规划中的主要目标。研究院建院之初，科研人员在资料匮乏又无经验的情况下，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研制了各种技术配套设备，建立了一批专用实验室和专用车间，制造了动平衡机、精密转台、KM3和KM4中大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不少项目和设备设施达到国家先进水平，有的填补了国家空白，少数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研制各种空间飞行器和研究、发展空间技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在总体、控制和返回技术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从而造就和培养了一支思想作风过硬、技术水准较高的空间飞行器研制队伍。管理系统在探索中前进，相应建立了有效的规章制度，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自1965年开始制定方案，到研究院成立前已在中国科学院负责下取得较大的进展，完成了初样阶段的工作。研究院成立后就转入试样和正样研制阶段。1968年11月，国防科委决定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任务，由七机部八院移交一院，一院一部于12月与八院(现为508所)完成了交接工作。

1969年7月17、18、19以及2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研讨生产情况，决定派钱学森全权处理有关一院火箭试车事宜，并要求把参加长征一号火箭研制工作的二十九个单位和3456名工作人员的花名册报总理办公室存查。同时，要求所有参加这一工作人员都要服从指挥，坚守岗位。七机部群众组织头头叶正光、王德魁都表了态，要抓革命促生产，决不拖长征一号火箭研制工作的后腿。会后中央专委为长征一号关键的短线项目开具特别公函，不管到全国哪里求援都能畅通无阻，使长征一号火箭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经过大家艰苦的努力，远程导弹于1970年1月30日取得飞行试验成功，证明设计方案是合理的。

1970年2月24日，长征一号合练弹出厂。

3月26日，长征一号用来发射东方红-1卫星的火箭出厂。

4月1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卫星发射问题。毛泽东指示，要尊重科学，以大局为重，同意卫星发射安排。

4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

4月24日21点35分44秒，长征一号升空，21点45分23秒卫星入轨。东方红乐曲歌声响彻太空，震动了世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表，不住地赞叹道:“了不起啊，了不起!”此后，毛泽东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关心和支持航天事业的发展。1975年11月26日和29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和回收获得成功。毛泽东虽然卧病在床，但仍然高兴地观看了卫星的遥感照片，并在图片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病中审阅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的报告。尽管毛泽东未能看到“明灯高挂玉宇”的壮观景象，但他“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愿望在他生前就已实现了。

1976年12月，又发射成功一颗“返回式卫星”，其试验和回收均获得成功。这表明中国在攀登航天摄影和卫星返回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这两项高难度技术的国家，至此中国胜利地实现了人造卫星事业发展十年规划中第二步的主要目标。

可以说，六七十年代不是中国科学的春天，而是中国科学的夏天和秋天，生机勃勃，果实累累!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以来，经过三十年攻关，我国固体火箭技术从无到有，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的空间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西方不卖技术的领域，我国的卫星事业才得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像其他领域那样遭到灭顶之灾，反而获得了蓬勃发展。成长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熏陶中，似乎已经忘记了一百多年前，一万八国联军兵赶跑了北京城的西太后，六十多年前日本鬼子踏破了中华大地，攻陷了南京城的屈辱历史。而对于三十多年前，中国，有那么一代人，从领袖到平民，为了一个不再让后代再趴下的梦，在一贫如洗的土地上，勒紧裤腰带，打基础、搞国防、搞建设，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宏伟业绩也不再被人提起。

在大洋的深处，我国有一种神秘的庞然大物，游弋于四海，威震于八方，使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对我们的国门不敢觊觎，她就是我国最具震慑力的核反击力量——战略核潜艇。

今天，在我们为自己能成为世界前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而自豪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它艰难的发展历程。1960年，我国开始核潜艇的预研工作。不久，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时我国又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极端困难，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两个项目，不得不决定先搞核弹和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了核动力等关键项目的预研。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民经济也向好的方向发展，核潜艇研制获得新的动力。1966年3月20日，主持战略武器研制的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研制重新开工。同时根据专家的建议，研制方案作了重大改变，决定先研制攻击核潜艇，再研制导弹核潜艇。在舰艇研究院专设了核潜艇研究所，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展开对核动力装置、潜艇线型、耐压艇体、空调系统、水声、导航、通信等七大关键技术的攻关。

1968年10月，我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在葫芦岛造船厂开工建造，经过两年努力，核潜艇造船厂建成。

1970年7月潜艇核反应堆启动，12月潜艇下水，经过几年试航后，1974年8月1日正式编入海军序列，命名为“长征一号”。8月19日，朱德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陪同下，检阅了核潜艇。朱德问“:这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萧劲光回答:“舰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0年7月，第一艘汉级核潜艇反应炉启动试验成功后，弹道导弹核潜艇随即在次月展开建造。在攻击核潜艇的基础上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关键是潜射导弹的水下发射和精确导航定位技术。当时，在研制方案上争论很大，最后采取了两步走方案:首先在攻击核潜艇基础上研制出弹道导弹核潜艇，性能不要求太高;然后在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再研制性能较好的第二艘。也就是先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再考虑“好”的问题。

1981年2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也是我国唯一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建成下水，1983年交付海军服役。幸好，这第一艘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在那个时候已经建成下水，否则随着邓小平一句:“大飞机、核潜艇，劳民伤财，就不要搞了”，中国的核潜艇将与大飞机一样遭到买办坚决的扼杀。这里说的“大飞机”，是指起飞总重量在100吨以上的大型民用和军用运输机，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飞机制造业几乎“一片空白”。然而，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必须走武器装备国产化的道路。

1951年4月，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创建。在迅速恢复和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工厂的条件下，修理了大量航空武器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捍卫祖国领空的急需。50年代中期，在党和政府的指示下，开始仿造苏联航空装备。1954年7月，南昌飞机厂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型活塞式教练机，后命名为初教-5。毛泽东在同年8月1日发了贺电，指出:“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紧接着，我国航空工业开始试制苏米格-17型战斗机的中国型歼-5，迈出了自行制造空军作战装备的第一步。

1956年7月19日，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工业史册的日子，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

1969年，毛泽东视察上海期间，他问上海的有关人士:上海是否可以制造大型飞机?1970年7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去上海视察。当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向他汇报说“上海目前正搞火箭上天等项目”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此后，关于中国“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才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几天之后的7月28日，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向三机部传达毛泽东关于“上海要搞飞机”的指示，并称具体搞什么由三机部与上海协商而定。当日，三机部革委会便做出决定，拟将当时正在南昌320厂研制的“歼-12”飞机交由上海生产。但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坚决表示:要自己研制一种作为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大飞机”(旅客机)。29日，三机部在部机关召开“研究生产大型运输机”的预备会议。会议由部技术组负责人刘增敏主持，172厂马凤山、郑作棣、张家顺、赵国强，420厂姜燮生、殷纪良，六院科研部马承林，605所王世忠、徐福荣等参加。当月，中央军委、国家计委便以(70)军工字270号文的形式，联合向上海市正式下达了大型客机的研制任务(又称“708工程”)。不久，又将该飞机的型号命名为“运-10”飞机。

1973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3)77号文批准，首批研制三架“运-10”飞机，十二台发动机，“在上海搞一个生产和维修大型客机的基地”。“运-10”飞机的研制，是以上海640所和5703厂为主进行的。经过各方紧张攻关，1975年便基本完成了全机发图工作，共设计图纸143000个标准页，编写技术条件211份，提供技术报告789份，开展各类课题研究171项，编制并应用计算机程序138项，编写各种技术手册约200万字。经过全国十几个部委、262个单位的协同工作和13000余名科研人员的辛勤努力，“运-10”01号机体终于在1978年11月顺利通过了静力试验;“运-10”02号飞机也于1980年9月26日首飞上天。接着，他们又对“运-10”进行了持续五年的许多次试飞试验，并先后七次飞抵起降难度最大的西藏拉萨贡嘎机场。“一周飞行五次，连续出勤无事故”，这表明“运-10”的基本性能和飞行质量，均已达到了设计要求。至1985年，“运-10”共飞行了130个起落，170个小时，最远航程8300公里，最大时速974公里，最高升限12000米，成为迄今为止我国起飞重量最大、飞得最远、飞得最快、飞得最高的国产客/运输机。同时，从性能上看，“运-10”客舱按“经济舱178座，混合级124座”布置，最大起飞重量110吨，完全达到了“大飞机”的标准。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能独立研制100吨级以上的大型客机的国家。

国际航空界对中国“运-10”飞机的研制成功，给予了高度关注。时任“波音”副总裁的斯坦因纳在美国《航空周刊》上撰文指出:“‘运-10’不是波音的翻板，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当年11月28日，路透社发表电讯指出:“在得到了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后，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国家了”。的确，“运-10”飞机的研制，曾攻克了道道高技术难关，并出产了三架原型机，打破了我国历史上大型客机设计制造的“零”的记录。通过“运-10”飞机开发研制，不仅组建和锻炼了一支技术队伍，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为大规模发展我国的民用航空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中国走上自主研发道路的项目，最终却遭遇下马”。

原航空工业飞机局局长胡溪涛在《我所知道的运-10飞机下马的原因》一文中透露:早在“运-10”试飞前，航空工业部就曾有领导坚持认为“这个飞机就是上不了天”;即使到了1986年12月的有关会议上，依然有人认为“运-10”是“四人帮”搞的。于是，1986年这个耗资5.377亿人民币的大飞机，以“缺乏经费”为由，宣布停止试飞。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它便只好静静地躺在上海飞机制造厂停机屏的一个角落里;而中国为发展航空而建立的风洞，也只好闲置在成都山区中。

“运-10”飞机的下马，不仅给中国的航空事业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也制约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大飞机，我军便缺少有力的空中机动和保障平台，其快速灵活反应的速度便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因此，在谈及“运-10”下马问题时，《文摘报》转载的题为《中国自主研制大飞机搁浅秘密》一文中，不无惋惜地写道:“仅比欧洲空客晚两年起步的中国大飞机制造业，自此举步不前。而空客现已成长为与波音比肩而立的航空业巨人，我国的一些航空企业不得不依靠波音、空客的发包工程吃饭......”另有业内人士则撰文指出:“运-10”项目上马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只有十五年的差距，“运-10”的研制成功基本拉平了这个差距，而今天我们再上大飞机，则有了五十多年的差距。“运-10”的下马，标志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遭到否定。从此，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开始走上一条将希望寄托在依赖外国技术的斜路上。

与“运-10”相联系的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的遭遇。20世纪5、60年代，年轻的共和国正蹒跚起步，百业待兴，航空发动机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航空工业的难点。中国一航动力所从1961年建所之初就致力于研制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当时涡扇发动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相当于国外二代发动机水平的涡扇6，历经“三下四上五转移”，初步达到成熟阶段。可是，到80年代初，涡扇6却先于“运-10”遭遇下马厄运。1981年在大连旅顺口召开的型号总结会上，一航动力所总师李志广满怀深情地对涡扇6发动机研制历程做了总结，二十年的不懈追求，牺牲了一代人最宝贵青春年华的发动机，却无用武之地，参研人员的心血付之东流，台上的李老总心痛得热泪长流，整个会场悄无声息，台下参会的同志也都为这个型号潸然泪下......

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老师——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航空发动机对外引进中断。1964年10月，我国自主技术的涡扇6开始研制。1965年，涡扇5样机总装完成;1968年6月，涡扇6首台试验机试车;1970年，涡扇5通过各项考核性能全面达标;1971年，涡扇5整机试飞。这说明涡扇5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71年12月，周恩来在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表示同意引进英国的军用斯贝。26日，指示沈阳黎明(现中国一航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与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仿制英国的民用斯贝。那时，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是主要负责涡扇6研发工作的。这个安排显然对涡扇6的研发产生了干扰。到了1972年4月，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因为仿制斯贝而停止了歼九配套发动机的研制，引进项目终于挤掉了自主研发!

1973年7月30日，外贸部、航空工业部请示购买斯贝专利及200台机。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对仿制斯贝提出异议，但是有关领导决心却是很大的。8月1日，李先念、叶剑英批准外贸部、航空工业部请示“:价钱不是问题”!1974年矛盾激化，沈阳厂所有人提出斯贝影响涡喷6丙、涡扇6，反对引进斯贝。5月11日，航空工业部主要领导决定向中央提出《关于不买“斯贝”发动机的报告》。江青也来干预，反对买斯贝。李先念、叶剑英频繁批示(五、六两个月至少五次)要购买引进斯贝，最后折衷，斯贝移到西安。

1975年11月，斯贝试制领导小组成立。12月13日，中英签订引进军用斯贝合同，共7679万英镑(不含此后北京航空学院买设备、试验等费用)，“崩溃的边缘”前夕，这笔资金数目可谓一掷千金。引进目标是三年内复制，五年内国产化。定点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试制生产，并组织全国各厂支持。为了建立“斯贝”生产线，经中央批淮，国务院拨款1亿英镑用来对西安发动机公司和有关的辅机厂进行技术改造。这笔钱按当时的外汇体制折算相当于12亿人民币，确实是大手笔!而涡扇6一共花了多少钱?1.2亿人民币而已。也就是说斯贝花的钱至少是涡扇6的二十倍!如果涡扇6能得到那怕是斯贝1/10的资金，进度将会快多少?

1971年酝酿引进斯贝时，是作为歼6后继机的发动机。后试图作为改进强5的发动机，强6立项后又试图作为强6的发动机，还曾安装于轰6，1968年作为飞豹的发动机。涡扇6则为强-6项目配套发动机，改型涡扇6G作为歼9的发动机。可以看到，斯贝就像一个宠儿，那里都想立足，本来涡扇6为强-6项目配套发动机，可是一些人却打算用斯贝。这里有一点让人很迷惑，斯贝MK202在英国是装于F4战斗机的，可是中国国内讨论却是“认为不能满足新歼击机的要求”，这个“新歼击机”是什么，没人说。但我们不妨推测一下:涡扇9(斯贝MK202)性能:最大推力54.5千牛、加力推力91.2千牛、推重比5.05;涡扇6G性能:最大推力83.9千牛、加力推力138.2千牛、推重比7.05;涡扇6性能:最大推力71.3千牛、加力推力129.9千牛、推重比5.93。显然斯贝比涡扇6差得远，那么这个“新歼击机”很可能是歼9，否则一款成功安装于F4这样一型较重的战斗机的发动机怎么会不能满足要求呢?也就是说，在原本涡扇6的用武之地，斯贝都想取而代之。

1980年2月至5月仿制斯贝考核成功，全部符合技术要求。各厂承制仿制斯贝零部件86.5%，其中金属材料试制成功72.5%。很顺利，仿制成功，国产化进展也很大。

1981年是暧昧的一年。这一年，涡扇6性能全面达到设计指针，但却被告之下马，开了散伙会。此时，斯贝，这个受到一个副主席、一个总理、一个副总理无限关怀的宠儿，其国产化进程在取得了很大进展的情况下，却不了了之了。到了十几年后飞豹决定用斯贝，结果斯贝的国产化还未完成，试飞时用的居然是库存了十几年的发动机。批量生产后，库存不够用，不得不向英国购买“斯贝”发动机以为急需。但英国“斯贝”发动机已经停产，无奈花钱购买退役的“堪修”发动机回国拼修以应急。一种新型歼击轰炸机，居然从试飞到量产用的发动机都是库存和退役的破烂。

涡扇6和运-10，一样的自主研发的关系国家科技实力的关键项目，一样的受到引进项目的打压，一样的下马后引进项目也不了了之，一样的引进项目让中国有关厂家成为西方国家的打工崽。与之类似的还有基本研制成功的直-7为同等类型的引进项目“超黄蜂”“让路”。

1978年7月引进“斯贝”工作组访欧，转了十个月，到了1979年4月，从欧洲各国定购大批设备;而导致“运-10”下马的引进麦道，也造就了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的机会。对比斯贝和麦道给中国带来的“进步”，可以看到:与麦道合作，中国的“进步”是会造波音的尾巴了。而引进斯贝，中国的“进步”是什么呢?通过“斯贝”项目技术改造的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已发展成为发动机行业对外开展转包生产的基地。二十多年来，通过为罗罗公司加工大量导向器叶片和环形件等，为美国GE公司加工大量涡轮盘和封严圈等，为普惠公司加工机匣等，为法国斯奈克玛公司加工涡轮叶片和涡轮盘等。与和麦道合作一样，只能打洋工，没有任何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现在可以看出，斯贝一开始就是在和涡扇6唱对台戏的，争夺装机项目，这可以看作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矛盾;斯贝在涡扇6研制期间得到了比涡扇6大得多的资金和政治支持，而涡扇6下马后斯贝马上就没人关心了，资金、设备、政治支持全部销声匿迹了，可谓“狡兔死走狗烹”。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了，中国的天空上上千架干线飞机，没有一架是依靠中国自主技术生产的，地上跑的汽车也大部分不是中国自主技术的，我们用上亿的裤子换外国的一架飞机，这是中国知识界，技术界，教育界，工业界，更是中国人的耻辱。高科技自然离不开高科技人才，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高科技的人才，就能创造出高科技来。

以石油电力为标志的基础工业的建立

当人们驻足于新世纪的门坎、回眸中国石油工业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巨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个血液的增长速度有多大，它就直接的反映出了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多大。从解放前年产原油9万吨的玉门油矿，到今天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的大庆油田，我国石油工业经过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1978年，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这是1949年的800多倍，年均增长速度约26%。这是什么?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是我国整个工业的天翻地覆。

玉门油矿解放后，军代表康世恩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1952年8月，毛泽东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以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为首的全体指战员从此成为石油产业的一支生力军，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1959年玉门油矿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天然气石油工业基地。当年生产原油140.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0.9%。玉门油田在开发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和以后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

1955年10月31日，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我国石油工业初现曙光。

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四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在人造油方面，经过扩建和改造，东北各人造油厂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还在广东茂名兴建了一座大型叶岩油厂。1959年人造油产量达到97万吨，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大跃进期间，1959年9月26日，地处黑龙江松嫩平原腹地的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一个源于石油、取之国庆的名字“大庆油田”诞生了，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新纪元。

大庆油田的开发，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展。在此期间，扩建了上海炼油厂，石油七厂，将石油一、二、五厂和茂名石油公司由生产人造油改为主要加工天然原油，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1963年至1965年，先后攻下了被喻为“五朵金化”的硫化催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腊以及配套所需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攻关项目。此外，还研究、设计、建设了加氢裂化等装置。到1965年止，共新建以上装置十三套，全部实现了工程质量、试车、投产、出合格产品四个一次成功，大大缩小了同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准的差距。1965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617万吨，石油产品品种达494种，自给率达97.6%,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给。

在华北渤海湾地区找油，一直被外国专家称作“天方夜潭”，茫茫的华北平原没有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海相沉积，且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和变质岩，绝对不可能生成石油。从1955年开始的一场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但是，三年时间，从华北平原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开始到华6井，结果只见少量油斑砂岩。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让大家重拾了信心。渤海海面发现漂浮的油苗，欣喜若狂的华北石油勘探处和华东石油勘探处组成四人调查小组从大连出发，沿着海滩查找油花，行程一千多里后发现，油花来自渤海湾本身。据推测，是地下油层在运移过程中流至海面所致。从1960年开始，华7井和蕙深1井发现含有大量生物的化石，是良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具有优越的成油条件。1960年10月，华北石油普查勘探会议在天津召开，胜利油田的发源地至此被确定在了山东省的东营地区。1960年11月，3212队刚打完华7井就投入了抢上华8井的战斗。当时正处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而华8井所在地东营的条件尤为艰苦，素有山东“北大荒”之称。1961年3月初，钻到1189米的华8井开始用牙轮钻头取心。3月5日，第二筒红红地往外流着油的褐色的油砂，让大家高兴地手舞足蹈。4月16日，华8井试油求产，198颗炮弹，射开了8个油层，一条芳香的油龙从1000多米的地下喷涌而出，华8井一举获得了日产8.1吨工业油流。这是华北油田40多万平方米地下的第一股工业油流，它宣告了“中国华北无油论”的破产，揭开了华北平原找油的新时代。

1965年3月，胜利村东南，打出过华8井的钻井功臣们打开了坨11井的闸门。瞬间，油流象一条巨大的乌龙呼啸而出，撼动了荒原30毫米的油嘴，日产1134吨的这口井生产一年就相当于新中国诞生时全国年原油产量的三倍、生产两天半就相当于中国第一口井二十七年原油的生产总合。胜利村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胜利村会战到胜坨油田发现再到胜利油田诞生，继大庆油田之后，中国终于又拥有了自己的第二大油田。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胜利油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1968年5月18日，3205钻井队钻探的渤2井，获日产13.2吨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孤岛油田;1971年3月，孤岛油田投入大规模开发建设。开创了我国石油勘探史上“凸起找油”的先河，破除了“凸起无油”的禁区。

1978年11月6日，由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一艘座底式钻井平台胜利1号钻井平台第一次出海打井;29日，胜利1号交出了埕中1井的合格答卷，从此使海底油龙喷薄而出......

大港油田位于天津市东南的渤海之滨，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三省市二十五个区、市、县，总勘探面积18802平方公里。油田机关始建于1964年1月，对外称“641厂”。1964年，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从大庆、玉门、青海、四川、北京调集石油会战队伍和技术人员一万多人，会师在渤海之滨、黄河两岸，形成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的又一场石油勘探油田开发建设会战。大港油田从1966年开始对港东断块油田进行开发试验，至1969年底，年产原油达到了70万吨的生产能力。随着勘探的不断发现，陆续开发了港西、王徐庄、羊三木、羊二庄等油田。到1978年，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上升到315万吨。昔日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盐碱海滩，已变成绵延百里的油区。大港油田的全面建设正值文化大革命高峰，油田的建成和持续高产有力地回击了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谬论。这，也正是某些人不敢正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建设历史的根本原因所在。

盘锦，在建国以后，不少高级军政领导都把关爱的目光投入到了这里，有的还在这里工作、生活过。一代伟人毛泽东虽未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却在这里播撒过浓浓的深情。当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回来后，就将斯大林赠送的50匹良种马，“落户”到了盘锦境内最西部的一个农场，当时叫“辽宁省第一种马繁殖场”，简称“马场”。1959年更名为“石山种畜场”，该地也随之从1948年还是一个只有十三户人家的小屯落迅速发展起来。1967年，“大庆673厂”在盘锦勘探石油，发现“黄金带”和“兴隆台油田”。随后，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辽河油田宣告成立。70年代以来，辽河油田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勘探开发了兴隆台油田，曙光油田，欢喜岭油田，探索出一套勘探开发复杂油气藏的工艺技术和方法，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

这个时期，四川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在湖北，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

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石油工业得到了大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八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五倍多。有了油田，即将建设的大化肥厂就有了原材料。1972年11月30日至12月8日，原燃料化学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会议，经毛泽东、周恩来圈阅批准，中国将引进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其中在“322”油田所在地辽宁盘锦地区，将建设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厂和为十三套大化肥装置配套的催化剂生产装置。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能源工业，不得不说的还有煤炭工业的发展。煤是一种笨重的物质，长距离运输是很不经济的，为了保证工业、交通、城市、生活等用煤，煤炭工业合理布局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在旧中国由于煤炭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造成了长期以来的北煤南运和东煤西运的不合理现象。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煤炭工业的布局注意了煤炭生产在地区上的产销平衡。首先对开采条件好、资源丰富、交通方便、靠近主要工业区的开滦、大同、抚顺、阜新、淮南、焦作等老矿区进行了扩建和改造，排除了一些矿井积水，并对提升、通风等主要环节实行了机械化，彻底改变了手镐刨煤、井下人力背筐和畜力运输的落后面貌，并采取现代化安全措施确保了矿工的安全生产。在此期间，在这些矿区建设了一大批大型矿井和露天煤矿，著名的年产150万吨的淮南新庄孜煤矿初具规模，同等规模的本溪彩屯煤矿于1954年建成，年产300万吨的阜新海州大型露天煤矿也是这个时期投入生产的。此外，还在河南建立了平顶山煤矿，在内蒙古建立了中梁山煤矿，为武汉、包头、重庆等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炼焦和动力用煤等。这五年是我国煤炭工业高速发展的五年，煤炭工业的布局不仅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而且煤炭产量又增加了一倍，从此我国跨入世界上主要产煤国家的行列。

文革前，称为九省一市(上海市)缺煤，经过文革，江苏和安徽已经摘掉了缺煤的帽子，一般就称为江南七省一市了。其实江苏和安徽在大跃进时就发现了大煤矿并且进行了开采，但是在1961、1962年又下马了。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要“建设山西能源基地”。他们说:在建设南方煤矿过程中，有不少矿井报废，还有南方不少煤矿要亏本。又说山西煤质好、易开采、储量大、成本低。谁能说他们说的都不是事实呢?据一份材料记载，1979年，江南七省共产煤6800多万吨，外运煤在总耗煤量中只占24%。依此推算，外运煤不到2300万吨。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煤炭工业的地区布局不仅更加合理，而且原煤产量又翻了一番，洗精煤产量翻了一番半。改革开放后，对南方煤矿和江南煤矿又恢复了60年代初的老调子，无非是南方缺煤、煤层薄、难开采、投资大、要亏本云云。结果是1978年我国煤产量到了六亿吨以后就再也上不去甚至一度垮了下来。而所谓的山西能源基地又如何了呢?80年代初，在严重的能源危机面前，不得不让私人汽车大规模地从山西突击运输煤炭。南方煤矿亏本一两元、三四元的事是不允许干的，那是不讲经济效益;但是在河南省用汽车每吨煤运输五百公里就需六十元就是正常的、提倡的。不但造成用煤工厂成本提高，还造成河南省一次堵车一万六千辆的恶性交通事故。自称最讲经济效益的人恰恰最不讲经济效益。

三十年来，在无以复加的急功近利下，我国走过了一条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开禁、大采伐、大兜售的道路，把原来由国家严控的矿藏等不可再生的资源全面开禁，呈现全面开放局面。不仅私人开掘采伐成了必然，还张开双臂迎接外国人前来投资，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蚕食本来就不富有的资源下，许多资源要么很快枯竭，要么大大缩减了可利用的年限。在一个不算短的时间里，整个中华大地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这种近乎疯狂的采掘中哀号。2006年，有关调查显示，我国煤炭企业的资源回收率平均只有40%左右，小煤矿的资源回收率更低，平均只有15%，与国际上产煤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高的可达到70%到80%相比，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按2005年的全国煤炭消费21亿吨左右和国际平均采煤回收率计，被扔掉的煤炭资源至少仍够我们再用十多年。这还没有把能源出口带来的巨大损失计算在内。

我们再从毛泽东的大桥文化着眼来看新中国交通的基础建设，那又是何等壮丽的一幅画卷。在这一幅幅画卷前，“经济崩溃的边缘”的谎言又是何等的可笑!

1957年10月15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看这座桥，它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化，完全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大桥文化。一座桥的建设，直接的效应，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提供了方便。

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方针。这是大桥建设思想保证。1953年2月16日深夜，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来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武汉。稍作休整后，第二天，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人吃饭，席间谈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情况。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毛泽东的目光首先投向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首先是淮河、黄河治理，接着就是这座关系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桥了。当晚的汇报里，关于桥址方案共有八个，比较集中的意见是龟山——蛇山线。这个方案，利用龟蛇二山作为天然的引桥基础，乘山势把两岸长达数百米的引桥筑在上面，基础可靠，比在平地建造引桥大幅节约造价和施工期。此行来汉，毛泽东就是踏勘这条桥址线的。18日雪后初晴，毛泽东亲自来到黄鹤楼下考证。他远眺滔滔长江和武汉三镇，时而沉思，时而微笑。突然，游览黄鹤楼的市民发现了主席，立刻掀起欣喜的狂潮，欢呼的口号震耳欲聋。好不容易“突围”出来，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笑着说:“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这笑语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那条桥址线是满意的。

因为修建这座桥，而形成了铁道部大桥局。这个局现在已经成为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以建桥“国家队”的身份，技术的中坚力量，活跃在中国内河、沿海和国际建桥市场。

在雄伟壮丽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亲临视察。1956年，大桥正在紧张施工中。一天清晨，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大桥工程，负责同志问:“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毛泽东说:“水上看。”毛泽东乘坐“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上行，从二、三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后，又折回下行，从三、四号桥墩间穿出。此时，武汉长江大桥的水中桥墩已经全部建成，钢梁从汉阳岸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在船舱里一面听取汇报，一面翻阅资料、插话、提问、发表意见。这次视察后，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当第二次游到大桥水域时，毛泽东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中的大桥。临近桥墩时，毛泽东挥臂侧游，从大桥二、三号桥墩间穿过。第三次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就是他老人家的大桥文化的完美概括。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又一次到了武汉，他却改变了原定日程，他要走过长江去。此时，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建成，正在进行桥面装饰。晚六时许，脚穿布履、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从汉阳桥头堡处走下车来，和等候在桥头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的领导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走上大桥。沿途中，毛泽东关切地问大桥局负责人:“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充满信心地回答。毛泽东在这次视察中还说:“以后我们还要在长江上建设南京大桥、宜都大桥、芜湖大桥。”当毛泽东从桥上信步而过时，看见有一排栏杆上漆着不同的颜色。大桥局负责人解释:“这是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用什么颜色好。”毛泽东笑着称赞:“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便问毛泽东哪一种颜色好。毛泽东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桥栏应选用与天、水颜色相和谐的色彩。后来，桥栏漆为银灰色，沿用至今。那天傍晚，毛泽东在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休息时，一位领导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并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建桥全体职工给主席的。”毛泽东高兴地点头收下。陪同领导又拿出纸和笔请他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一想。”然后，他高兴地和大家握手告别。几天后，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提起长江大桥，那些在武汉土生土长的市民，对这座桥肯定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和感受。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不仅使天堑变通途、让三镇成一体、将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一线贯穿，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焕发了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热情。五十多年风雨春秋，长江大桥桥墩、钢梁曾先后被船舶冲撞七十余次，在国内桥梁中被撞次数最多、墩身损伤严重，但仍未影响营运，充分显示出它的完好质量。尤其是1983年、1998年武汉分别出现高洪水位，两年份的超历史最高水位、最大流量、最快流速，共计十多次洪峰，每次十二小时以上冲刷大桥，大桥固若泰山。我国多位桥梁、铁路专家证实:大桥正“年轻”，养护得当，大桥钢梁部分能过百岁，桥墩可用二百年。

如果说武汉长江大桥是中苏友谊的结晶，那么南京长江大桥则是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第一座大桥。从它横空出世的那一刻起，就仿佛成为一座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精神的纪念碑。

1933年浦口火车轮渡开通，但轮渡“夜间不渡、大雾不渡、涨潮不渡、台风不渡”，使得铁路客货运输受到很大限制。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规划过南京至浦口的过江隧道，因诸多不便，未能如愿实现。1937年，国民党政府重金聘请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对南京至浦口江面进行实地勘察，得出的结论是“水深流急，不宜建桥”。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城市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在长江上建桥已迫在眉睫。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着手进行桥址选择和地质勘探、测量等工作。1960年，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工。这座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工、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大桥，成了当时中国的标志性建筑，更打破了美国人华特尔“水深流急，不宜建桥”的结论。南京长江大桥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建筑艺术上独树一帜，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都是个奇迹。南京大桥的设计工作是与武汉建桥工作交叉进行的。1958年，南京大桥的设计草案完成。8月，铁道部决定由大桥工程局负责建造大桥。同年10月，在武汉召开了长江三大桥技术协作会议。近百人济济一堂，根据勘测资料和初步设计方案，讨论在南京长江江面上如何建造一座比武汉大桥还要好的桥。10月11日，铁道部、江苏省及南京市领导机关共同组成“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由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任主任委员兼总指挥，彭冲(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三人为副主任委员。

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有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彭敏带上南京大桥的设计方案去上海汇报，设计方案以及方案实施的具体意见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肯定。11月15日，成立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任总指挥，梅旸春任总工程师。

1960年1月18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动工。不久，由国家财政拨款修铁路、建大桥的工程先后都下马，南京大桥的建设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投放资金锐减，物资供应紧缺，工程处于干干停停的状态，一直到1965年冬，南京长江大桥才全面复工续建。1966年上半年，江心桥墩全部出水。1967年8月15日钢梁架设胜利合龙。至此，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968年9月30日，铁路通车。

10月1日凌晨三点钟，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过了驶向祖国首都的第一列客车---从福州开往北京的四十六次快车。当列车驶上被无数彩灯照得通明的大桥铁路桥时，车厢内一片欢腾。12月，公路通车。

1969年9月21日，毛泽东来江苏视察，察看了南京长江大桥。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周恩来一再指示，一切建设，必须自力更生。有一种用于建桥的特种钢，号称“万能用件”，需要向美国桥梁公司进口。那个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和封锁，铁道部曾就特种钢一事向中央请示，毛泽东说:“什么‘万能’?世上哪有‘万能’的，只不过用途多点罢了。这没什么神秘，我们自己也能够生产。”从建设南京大桥开始，这一特种钢材，还有16锰低合金钢，全由鞍钢生产，国产的钢材代替了进口的。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大桥是双线、双层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全长六千七百多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四倍。大桥凌空飞架的巨大钢梁，横卧在九个矗立江心的桥墩上。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堪称我国最大、结构最复杂、足以显示我国桥梁工程技术水准的一座大桥，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世界水平的一项巨大工程，它的建成为我国桥梁事业、桥梁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大桥通车后，津浦、沪宁两线接通，从北京可直达上海。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无疑是那巍峨矗立的南北桥头堡。南京大桥的特殊标志，是耸立在大桥南北两端的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这是时代产物。最初，在设计桥头堡的方案时曾向全国各地征集过，经过比较，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三面红旗的设计方案。对此，大桥局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还作了具体指示:要用红旗，颜色必须保持鲜红，不能褪色。南京长江大桥的雕塑代表着一段历史的中国形象，也是毛泽东时代城市雕塑发展史的缩影。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人责难它违反艺术规律成为政治附属物，然而南京长江大桥雕塑从某种程度上继承着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和首都十大建筑之雕塑的艺术成果，它也记录着大桥建设的波澜和特定的城市历史，这些大桥雕塑已成为红色经典伴随着岁月流逝见证了南京城的变迁，在新南京城市雕塑的建设中更具有文化生态价值，成为毛泽东时代的视觉传达。

除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我们还可以从长江上的主要桥梁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江上没有一座桥，交通十分不便。新中国成立以后，截止到2000年，长江上已建和在建的特大型桥二十四座，在长江主要干流上共建有桥梁近五十座。长江上已有十五座大桥建成通车。其中公铁两用桥梁四座，分别是:武汉长江大桥，1955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1957年10月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1960年1月正式动工兴建，1968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道首先建成通车，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正式建成通车;九江长江大桥，1973年12月动工修建，1993年1月公路桥全部建成，1994年7月铁路桥开通;湖北枝城大桥又叫宜都长江大桥，1965年11月26日动工，1971年九月23日竣工。铁路桥三座，分别是:白沙沱大桥，一1958年9月10日开始施工，1959年12月10日建成通车;四川泸洲长江大桥，1977年10月动工兴建，1982年十月建成通车;成昆线三堆子大桥，1965年9月动工，1969年10月竣工。公路桥主要有:重庆长江公路桥，1977年11月动工兴建，1980年7月通车;扬中长江大桥，1992年5月正式开工，1994年10月建成通车;武汉二桥，1991年开始兴建，1995年六月通车;黄石长江大桥，1991年7月开工，1995年12月建成通车;铜陵长江大桥，1991年12月开工建设，1995年12月26日竣工通车;重庆李家沱长江大桥，1991年动工，1996年底竣工;西陵长江大桥，1993年12月动工兴建，1996年8月建成通车;涪陵长江大桥，1994年11月开工建设，1997年5月建成通车;重庆江津长江公路大桥，1994年开工建设，1997年12月建成通车;江阴长江公路大桥，1994年11月22日开工建设，1999年9月通车。

之所以说“从长江上主要桥梁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是因为从上列情况可以看到:50、60、70、90年代，长江上都建了不少桥，只有80年代几乎是空白。90年代最多，但主要是公路桥，重量级的桥都建于前三十年。80年代可以称作“中国下马的十年”，真正的十年浩劫。运-10下马、大桥停工、军舰停步、铁路停工。

行文至此，我们将看到中国铁路这个保障经济运行的大动脉从1949年至1976年前后发生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仅留下铁路22600公里，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布局不合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及东三省，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新中国诞生后，我国政府成立了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的铁路，组织了桥梁和线路恢复工程，并大力修建新铁路，以保证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

1949年至1958年为我国铁路恢复、规划时期。这个时期，相继完成了成渝、天兰铁路的铺轨通车任务，接着又动工新建兰新、宝成、丰沙铁路。十年间共恢复旧有铁路1994公里，新建及修复第二线铁路1337公里，十四个铁路枢纽得到改善和加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26708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到1980年，铁路经过了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国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全路广大职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指战员一起，在先后建成成渝铁路、陇海铁路天兰段和湘桂铁路来睦段之后，又在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筑路活动。从195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算起，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完成为止，新中国先后建成干支线6100公里，新增的营业里程占全部营业里程的18%以上。新建的宝成、兰新两大干线以及黎湛、蓝烟、鹰厦、萧穿等线加强了西北、西南与全国的联系，改变了一些海防重镇和海运港口不能以铁路与内地沟通的状况;新建的集二铁路和湘桂铁路来睦段，为加强中蒙、中越之间的国际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铁路已全部修通外，对一些主要干线区段增修了第二线。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08公里，客货换算周转量达1707亿吨公里。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新建铁路干线有包兰、兰新、兰青、干武、黔桂铁路都匀贵阳段、京承、太焦、外福、肖甬铁路等。加速了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建成了干线十二条、支线三十条。宝鸡到风州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完成，揭开了中国铁路牵引动力改革的新篇章。同时，有五个机车车辆工厂相继建成投产，机车保有量较前增加46.7%，客车增加25.5%，货车增加62.1%。到196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34406公里(未统计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客货换算周转量达3174亿吨公里。八年间增加铁路营业里程7638公里，年增955公里。

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8)，建成了贵昆、成昆、湘黔、京原、焦枝等一批重要干线铁路，并包括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在内的十九座特大桥梁;宝成铁路全线实现了电器化;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已开始批量和小批量生产。到197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45992公里，客货换算周转量大5，199亿吨公里。197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6262公里，其中复线率为15.7%(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未统计已列于规划和正在建设的铁路里程)。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建设的辉煌成就。它北起四川省成都市，南达云南省昆明市，全长1083公里，途经彭山、夹江、眉山、峨眉、甘洛、越西、西昌、喜德、德昌、米易、攀枝花、元谋、安宁、平浪等十几个中小城市和122个车站。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铁路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成昆铁路从提出设想到建成通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50年代初，中国政府决心改变西南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把在这里修筑铁路干线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铁道部旋即开始酝酿修筑成昆铁路。1958年进行了测量和设计工作。当时，到这里考察的一些外国专家面对沿线的悬崖绝壁，一边摇头叹息，一边宣称这里“地质复杂，此路不通”，是绝对不能修路的。但中国测量和设计人员自力更生，迅速完成了勘测和设计工作。在大跃进高潮中的1958年7月开始局部施工。开工仪式放在了成昆铁路最长的隧道沙木拉达隧道举行。不久，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成昆铁路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这个时期成昆铁路建设仍坚持优化方案、坚持边施工边通车、扩大新开工段。到1962年，在形势已经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却被有些人要求在“1963年10月前下马”，毛泽东后来曾用“糊里胡涂地下马”来表达不满。到1964年夏，仅完成投资1.4亿元，铺轨61.5公里。

1964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再一次改变了成昆铁路的命运。8月，在南海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越南战争进一步升级，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海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已经愈加紧张。中国的北国和南疆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在北京，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他反复强调“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攀枝花、酒泉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

为重新启动并加快成昆铁路建设，在1964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成昆路要快修”，“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稿费”。随后，周恩来在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最后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修建成昆铁路。到1966年底，铁路的主体工程已大部完成。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交付运营。整个筑路工程历时十二年，耗资33.1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为205万元。

成昆铁路逶迤在四川、云南两省的万水千山之间，沿线山高谷深，川大流急，地质构造复杂，气候多变。从始发站成都出发，经四川盆地向大小凉山进发，然后又爬上海拔2000多米高的云贵高原。并且沿途要跨越大渡河、牛日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和龙川江、有2/3的路线位于川西高原和滇北山地;有1/3的路线座落在7级以上的地震区。有气温高达摄氏五十度左右的深沟，也有十级大风劲吹的峡谷。沿线有深洞、暗河、断层、流沙、瓦斯、岩爆、泥石流、粉砂、硝盐、淤泥软土。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修筑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其难度是少见的。

在成昆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有数万铁道兵指战员、第二铁路工程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工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长年累月地奋战，在沿线洒下了汗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由于沿线复杂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整条铁路需要架设大量的桥梁和打通很多隧道。桥梁和隧道总长达400多公里。其中，大中桥梁达653座，小桥梁348座，共长92.7公里，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大中型桥梁;隧道及明洞427座，共长341公里，平均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全线共有路基土石方工程9688万立方米，挡土墙和路基加固工程163万立方米。工程量相当于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山海关的地下铁道或空中走廊。这些工程，意味着要凿穿数百座大山，反复跨越数十条大小河流。如49次跨越龙川江及其支流楚红河、广通河，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跨越安宁河。其工程之浩大和艰巨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

成昆铁路建成后，北接宝成铁路，可通陕西、甘肃;南经贵昆铁路，可通贵州;东接湘黔、黔桂线，可达株州和柳州，形成了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大大缩短了祖国各地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距离;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铁路年设计输送能力近期为1000万吨，远期为1400万吨，每日发送旅客数万人。沿线吸引范围包括四川、云南四省七州五十多个县，共13.6万平方公里。沿线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铁、铜、铝、锌、锰、镍、石棉、岩盐等多种金属矿与非金属矿，西南地区的煤、铁、磷和森林资源也因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而得到开发。我国西南重点企业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因此与全国各地连接起来。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因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而出现了新的局面。对于改变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有利于加强西南地区的民族联系和团结。西南三省聚集着汉、彝、藏、苗、回、羌、土家、满、蒙古、布依、侗、水、仡佬、壮、瑶、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独龙、基诺等30多个民族，但过去由于交通不畅，使各族人民彼此之间长期处于隔绝和闭塞状况。成昆铁路建成后，使西南各族人民的联系大大加强，使这一地区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并且极大地开发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这对于缩小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也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时，正是中国抗美援越战争的关键时期。大量的粮食、衣物、药品军火及其他战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运到昆明，然后又由昆明经滇越铁路运抵越南的。中国的巨大援助，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成昆铁路正是中国援越斗争的一条输血管。

改革开放了，1979年至1990年的十二年间增加铁路营业里程1668公里，年增139公里。从以上中国铁路里程建设来看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年代两个时期的发展，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至1995年平均每年300多公里，与民国相当。而毛泽东时代的1950年至1980年平均每年900多公里，几乎是“改革”时代的三倍。由此可见究竟谁是“落后”、“停滞和徘徊”、“非常缓慢”、“阻碍”的代名词，只要思维正常，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说了陆地上的再说水上。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内陆有众多的江、河、湖，沿海有18000海里长的海岸线，面临太平洋的浩瀚大海。20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兴，我国造船业完全是在一些被破坏的修造船业基础上，在艰苦环境中开始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江南造船厂在为海军批量建造50吨炮艇的同时，还建造了大批50吨军用运输船和装水船。这是工厂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之一，连续生产了十四年。这期间，建国后第一艘大型长江客货轮“民众”号、航行于我国北方沿海各港口间的客货船“民主10号”“、民主11号”以及建国后最大的一艘海轮“和平28号”等一大批民用船舶相继下水并航行在国内各条航线上。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远洋货轮运输业主要依靠向国外租船，因此建造我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显得尤为迫切。这一项目也被国家列入十年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江南造船厂凭借着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为我国建造了第一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远洋万吨轮“东风”轮。

1960年4月15日，在万众瞩目中，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主要设备由国内配套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胜利下水。“东风”轮的建造成功，是我国造船工业的一次战略突破，它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江南造船厂林林总总的无数“第一”当中，有两种产品不能被忘记，也不可能被忘记。那就是出自江南造船厂的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和“远望”系列科考船。

自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合同后，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建成了全部采用国产材料与设备的我国第一艘“东风”号万吨轮。嗣后建成了一大批“阳”字号、“风”字号的万吨轮(“朝阳”号、“向阳”号、“庆阳”号、“益阳”号、“风雷”号、“风庆”号)，为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大型客货船“长征”号，嗣后建成了一批“长”字号客货船(“长自”号、“长力”号、“长更”号、“长生”号)。在中国船舶建造史上，文革时期的“远望”号系列船舶的建造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更为重要的是，由造船业所体现的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

“远望”号系列船舶建造工程代号为718工程，主要是瞄准并争取赶超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自主研制以两艘主测量船为首的五型12艘船，其中三型5船由江南造船厂承造。“向阳红10号”(后改为“远望4号”)是我国首次研制的大型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兼远洋通讯船，1975年8月正式开工建造，1976年4月下水。该船长156.1米，宽20.6米，型深11.5米，吃水6.8米，最大排水量13700吨，最大航速20节。“远望”1号、2号航天测量船“，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以及“J302”、“J121”打捞救生艇这三型5船的浩大工程，要在同一时间内集中研制、总装，而且要按时交船，这在江南造船厂的造船史上是空前的。

“远望1”、“远望2”号是以毛泽东手书叶剑英的诗名“远望”为船名，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投料开工，1979年12月底完工交船。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综合性海上活动跟踪主测量船，全长190米，型宽22.6米，满载排水量24000吨，平均航速18节。船上使用的电力相当于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日常生活用电量。它汇集了当时中国测量、通讯、航海、气象等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最尖端成就，代表了中国七十年代船舶和电子工业的技术水准，被誉为“海上科学城”。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成套技术装备制造业基本上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工业系统，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电力、矿山、冶金、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部门研制提供关键技术装备和重大成套设备做出了贡献。主要成就是我国自力更生研制成功12000吨全焊结构自由锻造水压机。

位于上海闵行开发区的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宽大厂房里，巍然耸立着一个钢铁巨人，它身高23.65米，体重12000吨。它就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由于力大无比，它能轻松地锻造几十吨重的高级合金钢或是两三百吨重的普通钢锭。这台万吨水压机，为中国的电力、冶金、化工、重型机械以及国防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设计制造自己的万吨水压机，彻底改变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局面。沈鸿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将这封信批给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很快就把建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下达到上海。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研究，决定由沈鸿任总设计师、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组成设计班子。万吨水压机安装在上海闵行重型机器厂内，由江南造船厂承担建造任务。建造万吨水压机在一无数据、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总设计师沈鸿和副总设计师林宗棠带着设计人员，跑遍全国有中小型锻造水压机的工厂，认真考察和了解设备的结构原理及性能。用纸片、木板、竹竿、铁皮、胶泥、沙土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反复比较，广泛听取意见，最后确定设计方案。全体设计人员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决定先将万吨水压机缩小成1/10，造1台1200吨水压机，让它投入生产，进行模拟试验。在1200吨水压机的制造过程中，由于没有锻造大型铸钢件的设备，因此决定采用“钢板整体焊接结构”，将“上横梁、活动横梁、下横梁”3座横梁用多块钢板焊接成一个整体。但整体焊接究竟能承受多少压力，谁也说不清楚，为了确保安全，先造一台120吨水压机作试验。不久，一台120吨水压机制造成功，经过实际考验，压力增加到430吨，横梁完好无损，于是当即决定12000吨水压机3座横梁采用整体焊接的方案。这是一次工艺改革，不仅使横梁总重量从原来的1150吨减轻到570吨，同时使机械加工和装配工作量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1959年2月，江南造船厂成立万吨水压机工作大队，从而拉开了打一场加工制造硬仗的序幕。万吨水压机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和重，二是精密，要求加工的零件具有高精度，否则就安装不起来。此外，要完成万吨水压机的建造任务，还得闯过“金、木、水、火、电”五个大关。“金”是金属切削;“木”是大摆楞木阵，闯过起重运输关;“水”是水压试验关;“火”是热处理关;“电”是特大件电渣焊接关。首先要过的是“电”关。万吨水压机的3座横梁、4根立住和6只工作缸都是采用铸钢件焊接来代替整段结构，焊缝厚度一般为80~300毫米，最厚的达600毫米。如果将全部焊缝折成100毫米厚，它的长度可延伸三公里以上;如果用一般的手工焊，一个电焊工要足足干三十年才能焊完。电焊的重担落在工人工程师唐应斌肩上。技术员宋大有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国外有一种“电渣焊”的新技术，能焊很厚的工件，于是提议试一试。电渣焊研究室很快成立了，唐应斌等的试验从1200吨水压机的大件开始，失败一次接连一次，几次出现漏渣险象，几次奋不顾身地堵漏，化险为夷，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索，全面掌握了这门电渣焊的新技术，经鉴定，万吨水压机的焊缝质量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焊缝性能如同原材料一样好，焊接变形也控制在设计要求之内;接着攻克“木”关。万吨水压机的肢体重，100吨上下的零件12个，50吨左右的零件20余个，最大的部件为300吨。万吨水压机的工地设在上海重型机器厂金加工车间，厂房的屋顶刚刚盖好，里面只有一台8吨的履带式起重机和一些小型千斤顶，靠这几件工具设备是不可能把大部件运进车间的。起重组长魏茂利受到大船下水用滑板涂上牛油把几千吨重的船体稳稳推下黄浦江的启示，建议用同样方法，铺下了长长的木滑板，木滑板涂了一层厚厚的牛油，就这样把一只只上百吨重的零件慢慢地拖进了加工车间;工件进车间的难题解决了，而重达300吨的下横梁要翻身，没有能吊300吨重的大吊车，横梁翻身成了难题。魏茂利想出一个办法，做两只6米高的翻身架，在下横梁两侧的中心部位各焊上一根轴，装上钢丝绳，用四五十只千斤顶，将下横梁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上顶高至6米高处的翻身架上，然后轻轻地一拉钢丝绳，300吨重的庞然大物就可自如地转动起来。这一办法被工人们称为“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水压机的3座横梁焊接后，必须放进炉子里进行热处理，这样焊接处就不会断裂。一座长10米、宽8米、高4米的横梁要热处理，必须有相应的炉子，上海重型机器厂的领导和工人们经过努力，砌成一只长14米、宽11米、高7米的特大型炉子。横梁热处理工序是:炉内温度烧到900°C，经保温后，再让工件逐渐冷却，但这样做降温太慢，于是工人们打破在100°C左右拆炉门的常规，当炉内温度还在400°C就开始拆炉门。第一次整整用了7小时，才把3万块耐火砖砌成的炉门拆下;第二次拆炉门时，工人们搞了技术革新，只化了2小时，第三次折炉门时，又搞了个机械化，结果不到1分钟就拆完了炉门。经过试验测定，3座横梁顺利地通过了“火”关，质量完全符合要求;攻克了“火”关，再攻金属切削关。3座横梁金属切削精密度要求极高，当时又没有10米以上的大刨床，困难自然不少。工人工程师袁章根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配合下，搞技术革新，用几台移动式土铣床直接放在横梁上加工，并用53把刀盘同时铣削，不但加快了进度，而且各刀盘间的接缝处理得非常好，质量超过设计要求。3座横梁上各有4个大立柱孔，要求同一直在线不能误差0.7毫米，厂里没有大型精密镗床，袁章根和工人们经过研究，采用4根简易镗排同时加工。加工开始后，工人们几天几夜不离机床，在精加工最后一刀时，他们扛来几十斤重的量具，上上下下量了100多次，最后使3座横梁12个孔累计误差只有0.24毫米。金属切削关的攻克，为万吨水压机精确安装奠定了基础。

1961年12月13日，万吨水压机开始总体安装，只用了二个月时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机械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协助下，对这个身高20余米，体重千余吨的“巨人”进行详细的“体检”——应力测定试验。“体检”时间用了三四个月，然后开始进行超负荷试验，强攻“水”关。在沈鸿的指挥下，高压水泵发出嗡嗡的声响，压力表的指针缓缓上升:8000吨，正常;10000吨，良好;12000吨，没问题;16000吨，机器完好无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建造成功了。1962年，朱德视察万吨水压机时兴奋地说:“这台机器制造成功，代表了我国的工业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过去，外国人不相信我们能造这样大的机器;现在，事实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是有能力的，不仅能造万吨水压机，而且造得好，造得快。”江南造船厂成功地建成国内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为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为国家电力、冶金、化学、机械和国防工业等部门锻造了大批特大型锻件;三十多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然是最先进、最基础的工业设备，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63年11月，我国机械工业为马鞍山钢铁厂研制的锻轧火车车轮、轮箍成套设备，在马鞍山钢铁厂轧出了轮箍;1964年9月轧出了车轮，中国火车车轮和轮箍依靠进口的时代宣告结束。

1965年至1984年建设安装的九套大型成套设备，为我国冶金工业提供生产国防和电子工业所需的新型材料设备插上了翅膀。它们是:1965年投产的10000吨油压机，后因改进了工件的材质和原材料，用1000吨模拟样机所代替;1971年投产的12500吨有色金属卧式挤压水压机;1971年投产的直径80-200毫米系列钢管冷轧机和直径2-80毫米系列钢管冷轧机;1971年投产的辊宽2300毫米冷轧合金薄板轧机;1972年正式投产的辊宽2800毫米热轧铝板轧机和辊宽2800毫米冷轧铝板轧机;1973年投产的30000吨模锻水压机;1984年4月安装使用的辊宽700毫米二十辊极薄带钢轧机。可以看到，这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主要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促进了重型机械制造技术水准的提高，使重型机械发展进入了自行设计制造大型成套设备的新阶段，带动了各辅机、电气、仪表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没有这些大型成套设备，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工业“，改革开放”发展消费品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以三线建设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基地的形成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写出了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这个报告由杨成武5月9日转报给罗瑞卿并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罗瑞卿又将它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报告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这也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报告。1965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线建设要“靠山近水扎大营”。1966年，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这个原则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化军事打击和情报手段的认识程度。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项目小组，研究采取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而当时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是:东面:台湾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宣传反攻大陆。从1962年到1965年向大陆派出几十股武装特务登陆。1961年9月、1962年9月，美国制定并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次大型核战争演习，基本内容都是:以台湾为基地，出动军舰、核潜艇、轰炸机，发射导弹，袭击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机场和军事设施，最后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演习中除核武器外其他都予以实施。90年代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档案证明，美国当时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在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沟通、又遭到军事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察觉到这些信息后，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映;南面:1962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开始逐步升级，由出钱出物支持南越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1964年8月美国又利用北部湾事件，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持续轰炸;西面: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其后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北面: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定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议》，不久，苏联派驻重兵进入蒙古。此后的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把苏联当作战争中的敌人。但是，随着苏联在中苏边境的不断增兵，战争的威胁日益凸现。这些，都不能不使毛泽东考虑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思想。

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做了重要插话。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毛泽东的“屁股”比喻，显然和李富春不一样，是指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的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持农业跟照顾国防呢?”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经过讨论，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的讲话集中在两个方面:1、改变计划方法。毛泽东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2、进行战备。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当时，中苏两党已经彻底决裂，中国的任何外交行动，都面临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一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地导弹射程之内，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完全暴露在航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攻击之下，一旦桥梁道路中断，连1000万人口的生计都成问题，何言工业的能源、电力、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毛泽东的讲话再次冲击着与会者的认识，抓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1964年6月16日，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尾声，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并由此确定了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方针。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四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8月6日清晨六点，毛泽东审阅了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声明的广播稿，反复思考，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中断骑马沿黄河考察的多年宿愿。他在广播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帝国主义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8月底，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国家计委。9月初，李富春连续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检查自己的问题。13日，他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和计划工作问题，提出八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七条，他建议建立由毛泽东、刘少奇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在此之前，国民经济计划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提出设想，李富春组织国家计委具体拟定，再由中央书记处向常委汇报后代表中央批准。由此时起，计划工作就又由大跃进后不再具体处理经济事务的毛泽东直接抓了。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承认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彻底改变计划工作的十条意见。10月7日，李富春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送毛泽东审阅。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先说:是谁，我不说。后来在小范围点明: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检查自己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时，还不得不说:“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到1965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三五”计划调整情况时还不满地插话说“:糊里胡涂上去，糊里胡涂下来。搞三线，十五年来，三条铁路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毛泽东这里讲的“糊里胡涂上去”，指的是大跃进中的许多经济建设项目匆忙上马。而“糊里胡涂下来”，指的是六十年代初调整时期，有的甚至是在调整后经济开始好转时，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定让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下马，其中就有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德阳重型机器厂等这些后来毛泽东抓三线建设才开始重新上马的项目。

1964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的工业化、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史上具有“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的“以国家安全为前提，以国家长远发展为指导”的“战略经济学”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强烈支持，扭转了一些人的“吃穿用”经济导向，确定了“三线”建设方案。根据八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持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以上这些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六月试图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在总投资134亿元中，三线建设是42亿元，约占三分之一;在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建设是187个。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在当时有其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的紧张使长期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感到十分不安全。有人现在从世界大战最终没有爆发认为三线建设是没有必要的，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效益浪费，延误了发展时机。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近现代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大国的领导人，没有强烈的抵御战争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

1964年10月，“大三线”建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帷幕，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三线”是按照中国的军事、经济、地理区划的。沿海地区是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工程实施指挥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彭德怀在1965年也到西南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指挥。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西北三线建设。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在大、小三在线，中央主要抓大三线，小三线由各地党政军部门负责。

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再次谈到小三线建设，指示各省三线建设都要注意搞。但强调搞大小三线建设两手准备的同时，还要做战争和建设两手准备。他胸有成竹地说: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每年才6亿，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过去只有正规军，没有民兵。你重庆造的子弹，怎么能运到上海?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有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10月，毛泽东表扬大连市委的负责人:你们现在又搞大三线，又搞小三线，好得很。我看比较主动，打起仗来比较稳当。在天津他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地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同时强调，在三线建设中要作好两手准备，一是战备，二是长期建设。在济南他又叮嘱:“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他询问:“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然后又自答:“也没有什么浪费。”根据毛泽东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和各中央局先后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三五”计划。最终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处于一、二线的各省也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小三线。11月13日至19日，毛泽东先后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视察。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把“小三线”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粮食和棉布都要储备一些，要自己搞点钢，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设防，多挖些防空洞。军队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作群众工作。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要抓紧粮食生产，不然打起仗来怎么办?为了提醒人们充分认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还将三线建设提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指出:现在如果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他还指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经过毛泽东的多次强调，进行三线建设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三线建设从备战出发，但并不是仅仅为了国防工业，更是基础工业的大发展。1966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积累不能太多，要为“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以后成为我国进行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保证三线建设，1964年底，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第一个被他点的将，是为大庆石油会战立下汗马功劳的独臂将军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毛泽东说: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周恩来要余秋里“组阁”，几次要他提“新人”，余秋里仍然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不希望完全撇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最后定下的班子叫“计划参谋部”，通常称为“小计委”。毛泽东要求小计委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不受其他副总理干预，摆脱繁琐的日常工作，专门研究战略问题。他还逐件审阅了小计委的简报，称赞了他们拟定的“三五”计划方针任务。

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草拟于1970年，在当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拟订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四五”计划的国民经济发展任务是: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加强协作，大搞综合利用，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建立经济协作区和各有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这个计划纲要草案强调，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的国家建设重点是大“三线”战略后方。提出:“到一九七五年，大‘三线’地区将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各有特点、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战略后方”。按照以大军区为依托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十个经济协作区。根据以上的计划，从6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

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持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持。经过广大参建者的艰苦努力，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了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这期间，内地建设实际投资达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

从1974年开始，历时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开始由大规模兴建转为巩固、改造、配套、挖潜。据统计，1964年后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的大中型项目约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以及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工程就是“两基一线”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有人把成昆铁路比做一根藤，攀枝花就是这根藤结的最大的瓜。肯定了攀钢和成昆线，就肯定了三线建设成就的一半。前面提到，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具体的则又分三步作实施安排，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两基一线”。此外，在四川建设的还有航天、航空、船舶、电子、核工业等大批重要项目和与之配套的建设项目，包括几百个工厂、科研单位(其中有从沿海内迁的一大批企业单位)。

历时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70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铁路先行的前提下，伴随着大三线建设的推进，西南诸省的工业也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现在的发展基础，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6、70年代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西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以及重庆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建设成就

自新中国建立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二十七年几乎同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值得一提的还有地方“五小工业”的快速崛起。早在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他说;“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规划”。这就是说要使地方工业产值在几乎是零的基础上，经过十年发展，达到上千亿元产值。会后，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和自治区尽快使本地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同时在意见中指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第一次提出了“社办工业”这一概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讲话说，南宁会议要求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这个纲一提出来，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工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毛泽东说: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指导思想的确定，为社办工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人民公社的发展，从组织形式上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人民公社大潮中，社办工业有了一个较快发展。1959年2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满怀希望地说:“社办企业、社办事业......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文革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1970年全国就有近三百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二十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全国小化肥厂有1300多个，合成氨产量比1964年增长18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4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一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3.2万部、17万部、94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倍、1.8倍、11.8倍。“五小工业”新增职工占全国新增数的40%。在改革年代，社办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支柱之一。很多中外学者都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说成是改革的结果。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也有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观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处记载了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的观点:他于1987年6月12日他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其他几次讲话中，他说:“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阻碍。”对于新中国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他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一点，如他也说，“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我们搞成功了，洲际导弹我们也搞成了”，但“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等等。不要看轻这几句话。

真实的历史事实究竟上怎样的?

人们常说统计数字是枯燥的、僵硬的，这是因为仅凭表面数字难以形象的全方位的从外到内、多层次的活生生真觉实味的认识客观事物。但是，真实可靠的统计数字是社会事物发展结果的实时记载，是准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概貌和框架的依据。我们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还是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事实:1953年至198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第一;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文革时期;1979年至1981年的中国经济在好几个方面出现负增长，给整个发展速度拉了后腿，而在技术方面则出现了倒退。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十年中除1967年和1968年工业生产负增长外，其余各年都是增长态势，1969年增长率达到30%。农业生产则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态势。

可以看到，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物质实物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改革开放以后。而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总产值年均增长都远远高出资本主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丝毫谈不上“经济停滞”。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要不抱任何偏见，是完全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人们一般承认，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自“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采取了“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资料间也多有矛盾。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些增长都是实实在在的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财富增长，没有后来GDP中那么多被外资拿走的成分。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不仅包括时下被划为GDP范围内的土地、资源等收费，还包括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外资业绩等，因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比邓小平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加真实、更加环保、更加廉洁、因此也更加可靠。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可是，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有这样“濒临崩溃”的经济吗?当时，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1.7%的负增长速度。

还是这个邓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元元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

经过一系列的“只做不说”的改革之后，到了1987年，他的说法又变成了:“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你能相信这是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郑重评价吗?可就是这后一种言论，却主导了改革后三十年间官方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评价。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中国在后来的二十年中能够保持1966至1976的发展速度，“四个现代化”的确可以实现，小康更不在话下。铁的证据说明，邓小平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停滞缓慢”的结论是颠倒黑白、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捏造，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诽谤。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而是另有所图。查阅改革年代的官方数据，尽管数据间相互有矛盾之处，但还是可以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二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在逐渐缩小。

邓小平说那个时期“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我们不妨列举一、二看看。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等，毫无疑问是高科技，前面已讲过，这里不再赘述。信息时代，说说计算机吧。真实的历史是:中国电子计算器的科研、生产和应用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器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器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器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器用了四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穆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三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器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器进入第二代计算器花了九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七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器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十一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七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器“111机”)。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器品种非常多。例如，1973年8月，从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器试制成功。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器“013机”，等等。

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器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器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指令周期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器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器工业开始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

第四代计算器采用大规模和超大型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器。这个过程美国用了九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八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型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

以上说明，中国计算器事业的起步虽然比美国晚了十三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从十三年缩小到十年，再缩小到六年。计算器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获得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到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一样遭遇下马的命运，才导致今天在关键技术领域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的情况出现。例如清华大学在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

制造第四代计算器的基础部件是大型集成电路。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五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硅、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器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型集成电路，仅用了七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型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八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型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四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型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在此之后，我国在大型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型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缓解了国内制造计算器的迫切需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型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这一时期，我国的电子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七十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发展，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可以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我们的电子工业、微电子业已经积攒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再次访问美国，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随后，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就这样，我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984年，中央政府无视全民所有制企业长期以来一方面上缴利润，另一方面从财政获得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的历史事实，实行“拨改贷”，将过去国家积累的企业上缴利润悉数收入囊中，企业发展所需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向银行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再投入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就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也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政策根源和经济根源。同时，当时的决策者在宣布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投入。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这个比例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拨改贷”以后，这个比例更是骤然降到了0.6%以下。研发经费的大幅缩水，使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器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器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器，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器脑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器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器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计算机如潮水般涌入。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

90年代以后，开始亡羊补牢，龙芯系列诞生。有趣的是，“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题组。”

中国计算器业的发展历程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器事业最辉煌的时代。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就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70年代末，中国就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尖端技术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中国的基干产业从1966年到19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为低成长，3.6%为正常成长，6.9%属高成长，9%以上为超高度成长)。遗憾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培养了近4000万大中专“人才”，至今他们不仅没有取得什么大的科研成果，反而却把中国沦为替外国人打工的血汗工厂。

2006年的中央政府科学技术表彰奖励大会，给我们社会公众们传递了一个很重要又值得我们深思的讯息:授奖人员六十岁以内的，占获奖总人员的80%左右;令人捧腹的是海归科技人员的贡献只占本年度获奖人员总数的10%左右。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是四十岁左右的获奖人员也只占获奖总人数的10%左右。考察毛泽东时代后期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我们发现这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具备的。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不仅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而且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没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例如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聂荣臻那里，他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牛胰岛素是人类第一个测定了分子空间结构的蛋白质，后来还发现它和人的胰岛素极为接近。这个生命大分子由51个氨基酸组成:21个氨基酸组成A肽链，30个氨基酸组成B肽链，然后由这两条多肽链再组成胰岛素。当中国人试图完全人工合成胰岛素时，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提取一些天然胰岛素，把它先拆开为两条多肽链，然后再合在一起，看还能不能重新组合为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胰岛素。换一个表达就是:胰岛素在拆开以后，它的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被“杀死了”，但是它的结构信息是否存在于它的低级结构多肽链之中?如果存在，就有可能恢复它原有的结构，使它“复活”。结果中国人获得了成功，开启了生命复活的秘密。这项成果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中得知:

1953年美国的维格纳奥德(V.du.Vigneand)把8个氨基酸分子串成了一个8肽环合成了催产素。他因此获得了195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955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FrederickSanger)研究确定了牛胰岛素的化学结构。桑格因对牛胰岛素分子结构的研究而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C.B.Anfinsen)发表了一项类似的、相对简单得多的成果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链复活，他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963年美国的布鲁斯.里菲尔德(R.BruceMerrifield)设计了一种肽的合成途径并定名为“固相合法”。他因此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牛胰岛素成为人类第一个掌握了分子结构的蛋白质。当时英国的《自然》杂志预言“:合成胰岛素将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历史的车轮运行到了1958年的中国，中国除了能够合成一些氨基酸，已经可以合成8肽了。1958年夏天，还没有正式挂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召开项目讨论会，在大跃进的氛围中都生怕提出的项目落后保守，这时不知谁忽然冒了一句“合成一个蛋白质”，一语石破天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尖端课题，还未正式成立的生化所有没有这个基础?还不到十岁的新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恐怕是其他年代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1959年1月，“人工合成胰岛素”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由生化所的邹承鲁负责。在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将胰岛素拆开为稳定的A、B链，1959年3月19日，又将天然A、B链复合成功，复合物表现出了0.7%~1%的生物活性。随后又使活性提高到5~10%。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为全合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证明了天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信息包含在一级结构之中。1959年底，研究小组进一步复合得到了工作完成的标志性结果和天然胰岛素结晶一致的合成的结晶胰岛素。出于保密的要求，中国科学院没有批准发表阶段性成果。

1963年，邹承鲁领导研究的天然胰岛素A、B链重组生成胰岛素的产率从原来的5-10%提高到了50%左右。1964年，钮经义领导的多肽合成组将人工合成的B链与天然A链重组构建胰岛素获得成功。1965年，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合作，由汪猷和邢其毅领导的联合研究小组完成了胰岛素A链的化学合成，并与生化所化学合成的胰岛素B链进行重组取得成功，而且纯化得到了具有与天然胰岛素活力完全相同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了。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华沙欧洲生化会议上宣读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论文，作为一项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获得了国际的公认。人工合成胰岛素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明珠，公认的诺贝尔奖级成果。仅因这项成果是集体研究的成果，诺贝尔奖就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与“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同样的谎言还有“闭关锁国”、“自我封闭”、“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等等。实际上，随着文革时期我国经济技术实力快速发展，70年代初，我国迎来了第二次技术引进高潮。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后来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管道。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往来日益增多。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再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1套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这些引进的项目，很快即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也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

由此不得不说的还有毛泽东逝世时究竟留下了多少外汇储备?按照官方说法，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不足2亿美元。而现在已经披露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却越来越无情地揭穿了这些谎言。有一个事实是，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了43亿美元成套设备。没有外汇是用什么购买的设备?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根据陈云的建议，我国又适时地购进了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没有外汇能够买黄金吗?就是这次购进的600吨黄金，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也没有任何增加，花花绿绿的美元纸币倒是增加了不少，人民币一次升值就会缩水几百亿。实际上，7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仅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就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

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衡，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由此才有了新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努力，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有了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计算器、杂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国人骄傲的航天和导弹产业等等。有人可以很轻松地否定这些成就，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有个事实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绝对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所谓“成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重视了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但忽视了普通公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正是后者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半边天。正如一个外国学者所说: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强大的工农业基础，1978年以后的改革将找不到对象。

第七章 从“八字宪法”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业“八字宪法”

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泽东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

这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

毛泽东在1958年1月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高领导者的自然科学素养，被毛泽东看成是在新时代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一年，毛泽东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1959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字宪法”，“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首先应该是‘土’。第二是‘肥’，‘水’要放在第三位，然后是种、密、保、工、管。”

2009年5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在谈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时说:50年代初，一个苏联科学家写的《土壤学》，毛泽东读了好几次，而且上面有很多批注。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怎么样提高产量，叫“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毛主席提出这个八字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了《土壤学》以后得到的启发，这是他的感悟。

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里写入了毛泽东总结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以深耕为中心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利用规划)、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八字宪法”在最初确实少了一些东西。1964年，竺可桢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提出的。也就是说，大跃进时期，并非只是精神力量的鼓噪，毛泽东在那时对物质因素、技术因素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部分是十分重视的。种过田的都知道，八字宪法不见得十全十美，但确实是概括了农业活动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种最为重要。要了解新中国为什么粮食会持续高速增长，这个时期如何改善土、肥、水、种这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就是关键。

在“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农、林、牧、鱼相互循环，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友好，城乡协作的系统工程。标志着“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

我们来具体看看“八字宪法”对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

无庸置疑，种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深知仅靠开荒是不能解决农业问题的。早在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就针对《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指出:“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1956年，又提出:“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这一时期，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田直至高产田，推广间作和套作来增加复种指数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积。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也不过158%，仅仅提高4%)。也就是说，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国耕地面积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积最大，复种指数提高最快的时期。几项加起来，等于耕地面积增加30%左右。这成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的重要物质保证。

1955年10月，毛泽东为山西省汾阳大力兴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的规划写下按语:“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讲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1959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末，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1959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1959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立方米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举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57—1979的20多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强度为平均每年5座三峡工程。

水利工程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实现目的手段。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这就决定了农田基本建设所动用的工程量要比水利大的多。

靠着集体制度，农民们铲除了条条人为的“私有界埂”并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属于集体，农民们才有权对不同土质的地块进行“客土”互换，黏土掺沙土，沙土掺黏土，配兑出不易开裂、不易板结、不易粘连，灌溉、保水、耕作诸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在土和水的条件确定后，肥料(包括农家肥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成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以此计算，1981年比1965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乘以8.84，基本上等于粮食产量增加数的77%。用1985年比1980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与粮食增长数比较，是7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全国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厂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1979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先后投产，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的关键。生产化肥需要煤炭，从前述工业生产发展看，我国煤炭产业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1980年以后我国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主要是进口化肥比例提高。1980年我国化肥产量占使用量的97%，1985年为74%，1995年下降到71%。目前进口化肥已经占主要地位，近年来的农资涨价主因来自外国化肥涨价可以说明。

肥和水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保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1978年我国水库库容从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4000多亿立方米，此后虽有增加，但主要是水电用水库的增加。时任江苏省委第二书记的江渭清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博古通今，深谙中国国情。新中国建立后，主席曾用了大量精力关心和指导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事业。他老人家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要特别注意农村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达了才能更好地支持工业。主席的这一思想，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主席多次来江苏视察，我作为省委班子的班长也多次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听从教诲。可以说每一次与他老人家谈话，都少不了要谈农业，谈粮棉油，谈农民生活的改善。他说，江苏应该是产粮大省，逐步解决了水利问题后，就要紧抓科学种田，粮、棉、油、猪、麻、桑、茶、蔬等12个字都要讲科学。他老人家自己就用时间钻研植物栽培学、土壤学、植保学、肥料学、种子学等科学知识，并要求各大区的书记、各省的书记这些高级干部也要学。主席每到一地视察，常会给当地的领导干部出题目考试，题目看起来很简单，例如:如何种植小麦、水稻?如何进行棉花的播种和田间管理?有时算起细账来令人吃惊。我记得他就考过我几次，有一次是问我一亩棉大约要种多少株棉花?一株棉花大约有多少棉桃?我因为曾向农业专家请教过，并啃过几本农业科学知识的书，所以那次答题使主席比较满意。他最恨不爱学习和不懂装懂的领导干部;他习惯鼓励、启发领导同志努力掌握科学知识用以指导工作。谁要是在他面前公然说假话，一经发现，必遭批评，而主席平时是很少发脾气的，总是循循善诱的。

50年代后期，毛主席亲自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他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各地基层作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是当时科学种田经验的高度总结。全国广大农村，在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后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农业生产都会有所发展。大凡年长一点的同志都会记得，毛主席一贯要求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实践、实效，他当年就提倡各地党委书记都要亲手种植试验田，用自己动手、亲身体验的方法来取得发言权，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他老人家虽年事已高、日理万机，但也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的院子里开了一块地，亲自种上粮食和蔬菜。我们省委的许多负责同志，以及地(市)、县的领导同志们，当年也都这样做过。”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截止70年代，根据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度，还有100多亿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值得指出的是，大跃进时期各地在“大办水利”号召下修建的水库，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中各地兴建的农田基本建设、营造梯田等，这些都是亿万农民的劳动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农业的“老本”。

再看“种”。良种的研制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推广。细心点就会发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改革之前完成的。

我国小麦良种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师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在60年代就进行了研究和推广。文革期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也培育出高产小麦。小麦良种推广主要是在计划体制下的种子站完成的，推广速度很快。我国小麦单产从1952年到1970年年均增长7.1%，1970—1976年年均增长7.6%，1976—1984年年均增长6.7%。此后一直到2005年我国小麦单产年均增长只有0.5%。

杂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农村三站“大锅饭”时期推广。我国水稻单产增长最快时期是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5.6%，此后到2005年只有年均0.7%的增长。

我国良种玉米培育较晚，良种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但是他的良种玉米推广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时期还是在农村三站改制前。李登海从在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到2005年，我国玉米单产年增长率只达到1.3%，而我国玉米单产在1976年到1984年平均年增长6%。

关于“八字宪法”中的“密”，毛泽东在1959年4月那封著名的《党内通信》中说:“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粮食增产靠的是“八字宪法”提到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土、肥、水、种、密、保、工是物质条件，是硬条件，只有“管”一条是软条件。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中国人民在解放后到改革前，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手段，使可耕地面积达大幅度提高，同时大兴水利，建设灌溉系统和机井，提高机耕面积并扩大农业用电。这些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建设到7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在准备了这些基础条件的同时，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十年间，通过大办小化肥和引进设备使我国农村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加之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的良种培育也在70年代中后期完成并可以通过公社的种子站进行推广，由此形成了我国粮食作物在1970年到1985年的高速增长。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毛泽东就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的具体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基于对农业基础地位的科学认识和现实粮食需求的全面把握。“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既强调粮食生产，又注重农、林、牧、副、渔五业以及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全面协调发展。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就说: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持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4月29日，毛泽东在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指出:“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这年，毛泽东还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7月，毛泽东庐山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上批语道:

“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1960年，毛泽东又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共中央认同了他的意见。到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传达了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指示，提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工业要支持农业。

195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在“各省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的报导中，在山西会议情况中提到:“(二)农业，在以粮为纲、保证完成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农业和林牧副渔并举、生产和基本建设并举、发展园田化农田和经营一般农田并举、公社农业和工业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的方针，以求不断地促进农林牧副渔全线革命，不断地由低到高、由土到洋地促进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必须在林牧副渔方面同农业生产一样，分别找出像‘八字宪法’的增产规律。”这是最早见诸《人民日报》有关“以粮为纲”的提法，也是后来一以贯之的。

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以粮为纲”的思想，全国上下领会较深刻，贯彻有力，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对于全面发展，全国上下领会上欠深刻，因而贯彻执行中存在不少问题。针对此，毛泽东在抓粮食生产，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同时，不断引导各级组织重视全面发展问题。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就提到:

“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数据，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批转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两件调查材料上批语道: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

1959年7月，他在审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二段十分重要的文字，这就是:

“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乡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1959年10月31日，他写了著名的关于发展畜牧业的一封信。信中说:

“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他还要求“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并认为是有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人民日报》在1960年将近二百篇文章中提及这个方针的时候，大都是只提“以粮为纲”而略去了“全面发展”，人们对“全面发展”的理解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农不轻牧》，指出:“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提出:从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鼓励社员在宅旁、屋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

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发展方针，是基于粮食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林牧副渔果菜等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和人民生活离不开林牧副渔果菜等。

据国家统计资料:中国1950年至1980年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约增2.5倍。从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至33211.5万吨，年均增长率达3.5%，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当时的粮食自给率已达到了95%—110%。

美国教授莫里斯写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但是，自1979年以来，邓小平一伙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编造所谓“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一切为粮让路”、“以粮为纲，单一经营”的谎言，连篇累牍地把“以粮为纲”说成是追求“纯而又纯”的极“左”表现(自1979年以来，已查到的这类报导仅《人民日报》就多达近300篇)，罔顾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在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下不断得到改善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配合的还有所谓不准搞副业生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近三十年来一直是文革“浩劫”的罪状之一。查阅建国以来《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发现，在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

最早一篇是1957年11月28日的《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文中提到: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第二篇见于1966年6月14日: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落后大队，许多人对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队里投。这样，集体生产当然搞不好，依赖国家贷款、贷粮、贷化肥，是个“三依赖大队”。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

1968年3月6日《毛泽东思想的春天——记内蒙古杭锦后旗大办农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丰硕成果》中是这样表述的:通过忆苦思甜，推动了广大社员自觉地斗私。他们说:“‘私’字是个大祸根，‘私’字不倒，江山难保!”“‘私’字是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要自己来挖，自己来割。”

还有1970年3月31日《江西彭泽县棉船公社升洲大队大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家庭革命化活动的调查》中的:社员群众常说“资产阶级的‘私’字是社会主义的祸根。资产阶级的‘私’字不倒，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只有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斗倒，社会主义的‘公’字树牢，才能永远走社会主义的道。”

很明显，这个时期提到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指向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是一种形象比喻，与农村发展副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再来看看与农村发展副业生产有关的报道在那个时期是怎样说的:

1971年12月21日《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一文中提到: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1972年4月10日《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中提到一条重要的经验: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1972年5月22日《结合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提到:吴忠县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于这种做法，县委虽然觉得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没有及时去制止，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深思。......他们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从理论上弄通了正确对待社员家庭副业的问题，坚决纠正了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做法，使饲养家禽、家畜，以及编织筐席等正当家庭副业得到了适当的发展，从而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社员收入。

1972年6月3日《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中，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说: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

1972年6月20日，中共湖南南县委员会撰文《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中写道: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1972年7月6日《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岳阳县筻口公社结合两条路线斗争的事例》:有一次，公社党委分头下去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在三港大队发现，少数干部认为现在群众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很高，搞“按劳分配”已经“不适应形势”了。在其他队还了解到，有的社员的某些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了批评和限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2年7月10日，中共河北卢龙县委员会撰文《认真看书学习，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少数社、队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

进入70年代至毛泽东逝世前，这一时期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和农村发展副业有关，且都是持批判态度。

此外，自1957年到毛泽东逝世，《人民日报》上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包括上述两类情形，总共也就26篇。

第27篇发表在1977年7月21日，至1995年12月11日是第393篇。这里仅摘录第27篇，它是1977年7月21日“本报通讯员”的《排除“四人帮”干扰，粮、林、羊齐发展》，文中说:

“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人民日报》在1977年以后近二十年间，有367篇文章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内容均为如今人们熟悉的文革“浩劫”的“罪状”，相关说法在这二十多年来铺天盖地，使许许多多经历过或者没经历过的人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文化大革命乃至毛泽东时代划上了等号。但是，不要以为过去了的文献就真的沉默不语了。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必将重新开口说话。每一个对中华民族负责的人都有责任把真相揭示出来。

就在1979、1980年，邓小平一伙大反“以粮为纲”的时候，198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第一”的口号。显然，这个口号不及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准确。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粮食既不是第一，也不是邓小平一伙后来提出的“以粮为主”。他们的畜牧业居于前列，但靠的正是粮食充足，有足够的饲料，因此仍然是以粮为纲。事实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早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了。

1980年上半年邓小平一伙还在气势汹汹地攻击“以粮为纲”，可是，当年大见成效的却是粮食严重减产(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1979年粮食产量为32115万吨，1980年则为31822万吨，减产4.2%)，不得不适当“收起”对以粮为纲的攻击。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没有真正停止对粮食生产的破坏——所谓“决不放松粮食生产”，正表明不久以前“放松”(应读作破坏)了粮食生产。在暂时“收起”对以粮为纲的攻击后，加上天气出奇地好，1983年、1984年粮食得以增产。1984年产量超过了五年前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攻击以粮为纲的狂涛又重新掀起。于是又“当年大见成效”，1985年公布的数字又是7%的大减产，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1986年邓小平也不得不亲自出来说:“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后来一直就这样反反复复。

农业学大寨

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出身于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这一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亲自布置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11月，这个展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个展览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自那以后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十年的稳步增长，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是分不开的。

1964年1月，陈永贵应北京市委之邀到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时，主要是介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1966年3月，陈永贵再次介绍大寨经验时，着重强调了大寨的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

1975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协助华国锋抓农业，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普及大寨县。

《河南省志》(1994)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25.79亿立方米，大约就是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

《当代湖南简史》(1997)则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文字描述:“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

巨大的工程量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水源短缺)，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持续15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十五年时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粮食生产稳步增长。按2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3.5%;1966年比1949年增加10082万吨，增幅为89.1%，按1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3.8%;1976年比1966年增加7230万吨，增幅为33.8%，按10年计，平均每年增长2.95%。可以看出，整个毛泽东时代，粮食增产的速度是高的。

1970年周恩来就曾对斯诺说，文化革命农业生产从来没有减少过，农业持续发展已有九年了。斯诺也承认食品品种繁多，数量充足。我们也看到，1977年以后至2003年的情况:2003年比1977年增加14795万吨，增幅为52.3%，按26年计，平均每年增长1.6%。如果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基数，则平均每年增长仅1.4%。1979年中国粮食产量3.32亿吨，人口9.8亿，人均产量是340公斤。从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创造记录的5.12亿吨以后，粮食连续5年减产，人均粮食产量也是340公斤左右，改革三十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正好划了一个圈。

1982年夏收本是减产，而且相当严重。《人民日报》1982年6月15日文章就称“夏粮没有完成计划”，“春播作物也受到一些影响”，“全年粮食增产任务都落在秋季生产上”，“比重较往年更大，工作更艰巨”，“因此夺取秋季丰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文章疾呼，“动员起来，夺取秋季丰收”，而且以此作为文章的标题。国际小麦理事会也估计中国的小麦总产量将从1981年的1170亿斤，下降到1982年的1140亿斤(《参考消息》1982年8月6日)。第三世界也引起了恐慌，赵紫阳只好出来声明:“中国不会跟第三世界抢购粮食。”然而这一年中国粮食进口还是首次突破了300亿斤，成了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

这就是对“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攻击落下的恶果。

实际情况是大包干以来粮食增长赶不上一胎化以来的人口增长。为掩盖农业和粮食危机，邓小平们只好大量进口粮食。

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农业就完成了从庄园经济向小农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没有出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循环着的贫富分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与小农破产规模相应的流民集团，一方面产生与破产规模相应的土地兼并，最终以社会战乱为直接后果。王朝循环与小农经济的死而复生，周而复始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农业的长期性得到保证。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工业革命。

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农业在现代农业阶段取得的成就，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成果。

1958年开始的中国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任务厂的工作技术水准简单而原始。

1960年2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于对当时国防形势的判断分析，毛泽东在读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至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激起了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斗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顿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

到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着伟大革命的性质。几亿农民在搞这个事，这个事情一搞，并不亚于机械化。同过去比较，把人力节省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有到十倍的，这不是革命?这个东西一来，就否定过去的肩挑等，它是肩挑等的反面。将来走向进一步，就是搞机械化。”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写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又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这年10月31日，在谈到发展畜牧业问题时指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他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讲道:“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农业实行机械化作业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从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人民公社下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公社下最大的成果之一。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在初期还没有机器时农民靠着锄头挖土，靠着双肩挑土，把一座座小土丘铲平，把一条条小水沟填平。他们搬石头在山上造梯田再挑土把梯田填满。农民们为防御旱灾和水灾作准备，他们挖了灌溉渠和地下井，也建了排水的管道。除此之外，中国农民用大量的劳动来改变酸碱土地的土质，用大量的有机肥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并将泥沼地改变成肥沃的农田。中国农民花了大量劳力来改变自然环境，靠的是他们人力能胜天的信念和“愚公移山”的精神。例如，在安徽省的一个大队的田有90%都是盐碱田，当地的农民从1964年开始了改变土质的工作，经过六年的努力他们用了十万人工日的劳动力将1585亩盐碱地改变成1000亩肥沃的农田。在甘肃省的一个县，那里的农民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树木和用挖运河来引进附近高山的水，他们用大量的劳动力抵制了农地的沙漠化，保护了他们的农田。在1974年时，黑龙江动员了100万人来创造新耕地，他们一共搬运了1亿立方米的土和石头，还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改善500万亩的农地的土质。江苏无锡县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民公社，在农业学大寨的八年中(1970—1978)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超出前二十年的5倍。因此说农民“大锅饭养懒汉”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

只有在集体所有制土地能集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作这么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人民公社组织和动员大批农民从事农田基本建设，最主要的是靠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深信他们当下辛苦和努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到70年代末，相当大一部分的公社(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只剩下每年的维修的工作。另外一些公社也完成了部分的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农田基本建设比较落后的公社看到先进公社的成绩，也急着赶追。这就有了70年代末、改革开始时农业机械化的成绩。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也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加速进行的根本原因。而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社办企业在这个成就中起了重要作用。

大跃进时期，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各地涌现出一批社队企业，即公社与大队办的企业，基本方针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目的是增加社队两级经济实力，避免对生产队的平调，当时叫“社办企业”。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热情的地欢呼，他说:“我们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希望正在这里。”到1978年底，社队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近30%，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10%。

第一次兴办社队企业高潮在1958年—1959年。当时，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纷纷办起了农具厂、砖瓦厂、土化肥厂以及小矿场、小煤窑、小机修厂等“五小”工业。据统计，1958年底社办工业企业职工达1800万人，产值达60亿元。1959年，社办工业产值达100亿元。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这一次兴办工业的浪潮急速消退。1961、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大刮下马风，认为社队企业是“不务正业”，把社队企业全砍光了，还要“地平在线不留痕迹”，结果农业也被搞得一塌糊涂。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批判。1981年1月29日的《四川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承认那时“我省把社队企业基本砍光，使得集体经济元气大伤。”

第二次办社队企业高潮在1970年—1978年。当时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各地人民公社建立了农机站、农机修造厂，并以此为契机，遵循“三就地”、“四服务”的方针(“三就地”指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四服务”指为发展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服务、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为城市生活需要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积极发展本地农村工业。特别是苏南、佛山等地区，利用日常工业品的供应日趋紧张的空隙，发展了纺织、食品、机械、冶金等工业，走在了全国农村的前头。这也是改革后这些地方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基础和起点。

196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拟定《1966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持农业的10条措施》，到1969年九大以后，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工业化开始迅速发展。这年中央还专门下发红头文件提倡兴办社队工业。毛泽东非常切合实际地提出了农业机械化必须实行大中小相结合，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相结合的方针。到1978年，中国的社队工业已有相当规模相当实力了，而社队企业与农业机械化又是紧密相连的。

1978年，我国已有一亿八千多万马力的农业机械，大中小拖拉机合计二百多万台。我国实际上已有一只脚跨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大门了。上海郊区农业机械拥有量按土地面积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许多大山区也已建立了农机站。全国已经有1400个农机制造厂与2800个农机修造厂。一般每县都有农机修造厂，有的县还有两个，已经做到大修不出县。许多地方还做到了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由于农业机械化还未完全实现，许多农机修造厂的生产任务自然不能饱满。任何人只要不是出于偏心眼，就应该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临产前的阵痛，修造厂应该办在农业机械化前，不能让农民买到农机后没处修，解决的办法就是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而不是破坏。可邓小平们不顾一切，指责办这些厂“不讲经济效益”。

改革之初，一些地方农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较高，甚至有接近、赶上和超过了城市居民。但凡这些地方都是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工业化已经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撇开京沪郊区与江南水乡，以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为例，这三省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6~1969年扭转了南粮北调，而且紧接着还成了粮食调出省，一举摘去了穷省的帽子。学大寨、修水利、改良土壤、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社队工业，均走在前列。

改革后，农业机械化一停止，农村工业也就受到了严重打击，不少已经办起的农村社队企业也就垮了。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的工业仍然没有搞起来?历史证明，只要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工业化不搞好，农民就只能够受穷，地方工业与中央工业也搞不好，整个国民经济都搞不好。

但是，这次已不是60年代初了，也有一些地方农业机械化与社队企业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收到了效果。不久，1978年的“洋跃进”破产，城市里提倡摆茶摊，在农村也突然发现了社队企业的重要性。但在“放开门路，发挥优势，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搞了大量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用上等原料生产劣等产品的小轻纺，沉重地打击了大工业。也搞了不少歪门邪道，如假冒伪劣产品，不正当推销手段，乱采滥挖破坏国家矿山资源等等。

常常有人在说到中国农业时会出现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被剥削了。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任何的经济发展都必须要有积累，有了积累才能够扩大再生产。而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工业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靠工业来积累，因此剩余只有来自农业。对剩余必须来自农业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样，但是剩余如何自农业抽取和由谁来负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剩余从农业抽取的方式是除了农业税之外，农村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像农民将生产的粮食、棉花、油类、肉类和蔬果卖给国家，再向国家买工业产品，如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农民生活上所需要的消费品。但是在农工产品的交换价格上不是等价交换。譬如米与手表的比价是100斤米换一只手表，而生产100斤米所需要的工时要比生产一只手表要多。这就是所谓农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不等价交换中，农民的剩余价值被抽走到工业部门。

但是，新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中，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从1958年到1978年间越来越减小。比例的指数从1957年的130.4升到1978年的188.8。另外在国家的税收上从农业来的比例减少，在支出上对农业的支出增加。国家的投资多用在大型的农田灌溉系统的修建，这样的大的费用人民公社是无法承担的。还有国家投资到农需工业(像农机、化肥等工业)在重工业总投资的比例在这期间也从3%增加到11.1%。而结果是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大幅的提高了各项现代化的指标。以当年安徽省对农业用轻柴油的优待办法为例，可以看出发展工业与农业的紧密关系:国家对农业用轻柴油供应，不仅在数量上给予优待，在价格上也长期给予优惠。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即对国营农场，拖拉机站以及后来出现的人民公社的拖拉机，收割机的田间作业，如翻地，收割等用油，按供应地轻柴油批发牌价降低24%，重柴油降低35%的价格供应。

1967年7月，商业部本着扩大支持农业的精神，规定对农村，城镇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所有农场，林场，排灌站，农业学校，渔业生产不分机械，用途，其所需轻柴油一律按当地批发价每吨优待90元。

1971年9月，国家再次较大幅度降低煤油，柴油，润滑油销售价格，安徽全省县以上市场批发价格灯用煤油每吨由803元调整为609元，0号柴油平均每吨由471元调为414元，15号汽油机油平均每吨由1357元调整为1203元。

从1957—1989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2亿瓦持上升到2806亿瓦特，增长了223倍，年平均递增速度高达18—6%;化肥施用量(折纯)从37万吨上升到2357万吨，增加了63倍，年平均递增速值达13.8%;农村用电量从114亿千瓦小时上升到790亿千瓦小时，增加了563倍，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了22%;每亩耕地用电量也从0.1千瓦小时上升到55干瓦小时，增加了55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尽管从绝对数量来看，我国农业现代性投入在世界范围内尚处于中等水平，但从发展速度看，却是世界上领先的，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农业现代化的速度，也高于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速度。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这一是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起点低，二是占有“后发优势”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机器灌溉、拖拉机、收割机都减少了农民的劳动量和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集体化下农民经历了二十年辛劳的工作之后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国有50%以上的土地达到高产稳产的标准。从这些资料中完全看得出来，毛泽东时代在种子、化肥、农田水利、农业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也是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底气所在。非常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在毛泽东去世后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如果人民公社没有在1983年解散，那么再有二十年，也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耕地绝大多部分都可以达成高产稳产田，中国也就不会有所谓严重的“三农”的问题了。

农业现代化除了机械化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研发。科技研究发展分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各阶层，这些科技研究站进行品种改良、优化土壤、预防病虫害等项的实验。

1973年，以袁隆平为首的科研组正式宣布“三系法”杂交水稻诞生，拉开了中国水稻大增产的序幕，平均亩产增加20%，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

正是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以及农田改造这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才保证了80年代初期直到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而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决不是包产到户可以做到的，所谓包产到户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可以这样说，粮食问题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大问题，它的解决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谱写了这篇文章。

此外，毛泽东时代基本处在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封锁之下。珍宝岛战争后，核战争的威胁凸现。当时毛泽东号召“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中国做了最充分的战争准备，储存了大量的战备粮，结果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毛泽东去世后，国库已经有了足够的存粮，以后每年国家只需收进新粮换出陈粮即可，可以说每年所产的粮食都可以用来消费了，后世的领导人再也没有储存战备粮和供给人民日常消费的矛盾。但这不是别人的功劳，恰恰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导致的。

我们知道，自1976年10月以来，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的批判，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并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思想基础之一。这个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是这些观点本身。

关于历史真相，我们看到的历史数据记载是:

“宁要......不要......”这个句式在中国新闻报刊上出现的频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为例，文章中有“宁要......不要......”、“宁愿要......”句式的共255篇，这种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内容，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方面更是经常出现:

1950年11月23日新华社电讯:《苏联代表爱伦堡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

1965年10月6日荣高棠《体育运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的“宁要高风格、高水平的低名次，不要低风格、低水平的高名次”。

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指出: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

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及其他刊物的记载里，以及已经公开的中央文件里，都没有关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等奇怪的说法。

1976年10月以后，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类的文章铺天盖地，典型的如1976年11月25日教育部大批判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文中提到:四人帮“在农业生产上，他们还散布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

1976年12月30日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在《深批“四人帮”，加速农业机械化——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跳出来横加指责，肆意破坏，抓起‘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乱扣，压人整人，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时也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2002年第2期《百年潮》上说:“周荣鑫的反驳引出了张春桥那段臭名昭著的话:‘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所有历史文献数据显示，有关所谓四人帮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等等，应属后来者代人立言，再横加指责，直至把那个时期称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年代”的说法，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最无耻的攻击。

当年，毛泽东很自信地告诉艾奇逊们:“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毛泽东亲手为我们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粮食产量上升的曲线，这条曲线在1970年开始明显抬升;一条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曲线，这条曲线也是在1970年开始明显下降。这一升一降，让我们在80年代初感觉肚子饱了——这却没挡住我们骂他老人家的娘。

当代的农业危机

自农村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成立，再到邓小平的农业改革，在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的路线是坚持集体经济，用发动群众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来达成农业现代化，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在发展中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并提高农村的教育与文化，以达成逐渐消减城乡差别。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认为中国太穷，不可能在集体所有制下完成农业现代化。他们的农业发展路线是要从扩大私有到完全私有化，办法就是“三自一包”。

按照改革以来出现的“三农”问题的顺序，看看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农村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央曾连续五年发出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

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彻底突破了宪法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确定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十五年不变。

198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将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系统化，提出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同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这么多一号文件，解决了中国农民的什么问题?后来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二十二年前开始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成功地制造了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毛泽东的路线。这是一部在中国农村消灭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

先看看带头大包干的真实过程。

1981年《经济年鉴》刊登的周曰礼文章《安徽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开门见山就是这样说的:“安徽省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是从1977年冬，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当时，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组成以万里同志为首的新省委，为了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1977年万里在安徽搞的那一套，完全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并得到了大小邓小平们的欢呼。

文章中还说了推行的过程: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借口遇到干旱，秋种遇到困难，据说集体无法播种，就“决定”把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就搞起了包产到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万里还专门发表了“意见”，又组织了“调查组”，“不到三个月”便推行开来了。在这中间起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还不是万里、不是“省委”，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下达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在中央文件上被正式肯定了下来......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在全省农村很快形成了一股迅猛的潮流。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大包干，单项和部分作物的包产到户，‘口粮田’等等联系产量责任制形式，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在这里，周曰礼先生在谈大包干历史时，重点提了大名鼎鼎的滁县、六安地区，也提了一些县，还提到一些区，一些公社，偏偏只字没提到“改革第一村”，没有想起严宏昌。

谁知几年以后，忽然有了这么一份合同，有了什么小岗村，什么严宏昌。还说三自一包是安徽农民自下而上发明的，并在电视上展出了一份合同。从电视上可以看到，该合同所签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翻一下当时的报刊杂志就可以看到，早在此以前就已经在提倡所谓的责任制了。而1994年，《半月谈内部版》在第八期《“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这篇文章里居然说:“说起大包干，人们便自然想起严宏昌”，并称小岗村为“名扬天下”的“中国改革第一村”。

邓小平一伙也太粗心了，如把签署“合同”的日期定为1977年11月24日不是要好得多吗?尽管谎言迟早总是要被拆穿的。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人民网首页的《图书连载》专栏挂上了一个题目《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失败》，作者是“中国政论著作第一人”的凌志军。在“真实充实”的“材料”中，有这么一段:

“在1978年12月，只有十八户农家，一百一十口人。......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517亩耕地和10头牛。......二十年人民公社，他们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500公斤减至50公斤。......直到1979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114000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15000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也即是说，小岗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平均每人4.7亩耕地，平均每户28亩地，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小岗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14250斤，按照400亩耕地种粮食计算，十二年中平均每亩单产35.6斤。如果按全部耕地都种粮食计算，每亩单产只有二十几斤。”

10月份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岗村30年后再次被赋予农村改革实验室形象”的文章，其中也披露了许多材料，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给小岗村带来了第一批瓦房，共计7间，都是政府免费盖的;1991年，作为‘现代化’的显着标志——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岗村民的家中，是凤阳县电信局给18个当年摁手印的农民免费装的;1997年，由上海一家报社记者牵线，‘先富起来’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资助小岗120万元人民币，铺了一条‘友谊大道’，后来，还给村里赠送了106台25英寸的大彩电。......大包干20周年纪念的时候，因为总书记的到来，......小岗有了水塔，村民用上了自来水，有了小学校和纪念馆，友谊大道两边栽上了花木，各家的墙面上刷了涂料，各户改建了茅房，用上了卫生厕所。一直到现在，小岗村民刚刚盖起的两层小楼，还都能得到政府每家2万块钱的补助......只要挂着小岗的名头，总能得到包括税收、审批等各方面的优惠......与周围的村庄比，小岗可以说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以上文字说明什么?两相比较，小岗村“提前小康生活”的源头与集体经济时期的“困难生活”在物质来源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1966年到1978年，小岗村总计吃去救济粮114000公斤，花去救济钱15000元。而从1978年以后，从第一批瓦房，到第一批电话，到第一批彩电，到第一条水泥大道，到第一次用自来水，到第一批两层小楼，乃至于到最具代表性的大包干纪念馆，都赖于外界的慷慨施与。

有这么一段文字最为关键:

“在农业为纲的年代，小岗是十里八乡最穷的村庄，在1978年以前，虽然是农业集体化，但村里人对种庄稼并没有多大兴趣，泥水匠、棉花匠、剃头匠等乡村世界的小手工艺者占据了小岗村的主体，他们工于手艺，精于算计，却无法打到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肚子，当时分田，一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二则是没有办法合作。”

原来如此。集体化时期小岗村亩产二十几斤的理由是“村里人对种庄稼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么，当时的村集体中，有几个像“改革第一村”这样几乎都不怎么种地的?就这样的一个落后村，在改革年代居然成了全中国农民学习的典型，难怪如今在农村找不到出路。

改革以来，他们一直说“三自一包”扭转了安徽贫困面貌，而安徽贫困据说是因为搞了社会主义。这种谎言说给谁听?历史上，真正扭转安徽贫困面貌的决不是三自一包，而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生产大跃进。1970至1976年，安徽连年大丰收，粮食总产平均递增8.6%。是一般粮食生产中等发展速度的三到四倍，七年走了二、三十年的路。棉花年递增9.1%，生猪存栏递增10.3%，几乎翻了一番。1976年又是步伐跨得较大的一年，粮食总产比1975年增长一成以上。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这七年安徽轻工产值平均年递增13.7%，重工业15.4%。农、轻、重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几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些数字可见于《人民日报》1977年1月12日《排除“四人帮”干扰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和1977年2月12日《大办农业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这两篇文章里。这些文章的本意是树立万里，把一切功劳记到万里身上。1975年秋，他们就编出了“要吃米，找万里”的谎言，据说也是安徽农民说的。可谁都知道，1975年四届人大万里还在当他的交通部长呢。

1984年7月7日的《瞭望》周刊《对水利是农业命脉问题的再认识》一文写道:“安徽省滁县地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好而闻名全国。可在1984年先遇涝、后遇寒，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粮食损失很大。这个地区的定远县，由于管道搞得不好，水库有水放不出来，结果粮食比上年减产一亿八千多万斤。”文章还说:“前几年我国不少地方农田水利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水利建设不仅没有发展，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管理不善，破坏严重，效益下降......解放后到1980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灌溉面积在1700万亩左右，而在‘六五’期间却净减了700万亩左右，由于沟渠淤积和设备损坏，除涝面积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前些年，有的地方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江河防洪工程，结果，暴雨一来，洪水泛滥，大量农田被毁，损失严重，甚至打乱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部署，这种教训是很深刻的。”

这里我们已经见到一点人为的天灾了。但文章的诚实也是有限的，它忘了说，在文革期间学大寨热潮中，每年新增灌溉面积二、三千万亩。

在同一杂志另一篇文章《及早医治水利失修综合症》里又有这么一些话:“安徽华北地区六十、七十年代共建机井十三万八千眼，其中十一万二千眼配套齐全，起码可浇灌五百万亩农田。然而到1984年底统计时，保存完好的仅剩三万四千眼，不足四分之一。1985年7、8月大旱，固镇县是华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搞得好的县之一，该县北部地区1980年前共打机井四千八百多眼，配套齐全的占百分之九十六，不少地方已实现喷灌，国家为此投资二千万元。可是，到了1984年初，机井完好率仅剩下20.7%了。许多水利设施被盗，至今下落不明。到我们这次去访问时，机井已寥若晨星。”“现代化机井成了‘出土文物’”，“水泵变卖了，高压线拆了，机井都埋在地下了。再过些年头，怕连井址也记不得了。”

然而，受到严重破坏的绝不仅是机井。

“安徽境内的淮河由于长期管理不严，河道违章阻水建筑物和高杆植物等日益增多，致使淮河干流减少排涝量约一千五百到二千个流量;与此同时，国家投资八亿元新开辟的茨淮新河和怀洪河，新增加的排洪量也不过二千个流量左右，实际上等于这两条河白挖了。”“虽然这里也是沟渠纵横，然而不少支渠、农渠都被无数坝埂节节斩断。形成竹节状的‘血管堵塞’，每一道竹节都是死水一潭......沿途还可见到一座座早已废弃的排灌站。门窗缺损，蜘蛛结网，麻雀成群，水泵默默地浸泡在水中绣烂，类似这种工程无人管理，‘血管阻塞’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农户在淮堤上，或挖土烧窑，或取土垫房基，有的放堤肩，扩大‘十边地’，有的地方自行平掉排灌管道种庄稼。一万多座水利建筑物被损坏，管道淤塞土方竟达2270多万方。去年四月上旬，两天内降雨一百一十三毫米，就使农田大量积水，深处竟达四十公分，水稻、棉花、山芋、大豆等均严重受渍减产。”

文章疾呼道:

“谈起这几年水利设施的破坏，淮河流域的各级干部和群众都痛心疾首。这里，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但在此期间，由于管理工作未跟上，使水利设施造成了一些破坏。加之连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更使人们忘乎所以，将水利建设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直到去年粮食因灾减产，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人们才头脑清醒了。”

说“农业丰收”，我们已经知道那不是事实。1978、1980、1983年都是相当大的减产。1984年大减产也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连年风调雨顺”。因为，从1980年开始，就年年说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多半是几十年来未遇的，总之把一切归于天灾。报上连篇累牍地吹嘘农业丰收和“改革”的文章，大抵遵照一个共同的刻板的程序。先是丰收或政策好的标题，然后说“改革”好，大包干好，紧接着哭诉天灾，接下去减产的数字或不得不承认减产，然而又是丰收、高产的结论，最后往往还要加句“如不是包产到户，不是政策好，就将如何如何”。其实，复辟资本主义要受到惩罚这倒是必然的。

对普通群众来说，谈到大包干，自然地想起的便是1961年，还有饥荒。

1961、1962年看到过的情景，以更疯狂的程度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水库淤塞、管道扒平、铺管道的预制板被撬走、机井填死、河道堵住、防洪水的堤坝被挖开、肥料不积、粪便不要、污染环境、板结土壤、土壤的有机质减少、甚至连东北的黑土地都成了黄土高坡、农机锈蚀、耕牛死亡甚至被宰杀、大批劳力流失、桥梁拆除、道路被毁、耕地被占、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到处泛滥、树林被伐、水土流失、山童岭秃、分多少山林砍多少山林、国有山林也跟着遭殃、植保资金被挪用、蝗虫又起、钉螺不灭瘟神复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均被摧毁、农民再次落入缺医少药境地、学校关闭、教师走散、大批新文盲重新出现、四级农科网被撕烂、农业科技人员大批跳槽、新的优良品种难以培养出来、老的科技成果也推广缓慢......中国农村犹如遇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一瞬间，近三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被分光吃光贪光砸光败光，大批村庄成了“空壳村”。

邓小平一伙是高唱着四个现代化的曲子上台的，结果不但没见到什么现代化，许多地方的农业干脆倒退到解放以前去了。

农业问题:

2008年9月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杂志有一篇题目为“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开头一段说:中国“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这个作者很聪明，拿中国与印度相比。不像原来主流们动辄拿中国与美国、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小国家相比。因为印度与中国独立时间接近，人口接近，起步水平接近，比较起来容易说明问题。但是，作者编造了数据。

以1980年资料来说明问题(因为计划经济在农村持续到1981年才结束，在城市一直到1985年才开始改革。同时也因为世界银行资料很难查到1978年印度的资料):

1980年，印度人均GDP为250美元(按汇率计算)。

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但可以用实际发生的汇率来计算。1980年中国GDP为4518亿人民币，人口98705万，人均GDP为458元人民币。当年按人民币进出口564亿元，按美元进出口378亿美元，实际平均汇率为1比1.49。计算人均GDP为307美元。

因此，198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并不是印度的2/3，而是印度的129%。也就是说，作者把中国人均GDP缩小了接近一倍才出现了他所需要的结果。

作者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76年......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在这里，作者不用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油料产量做比较，却选择1976年与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做比较，确实别具匠心。因为1957年还没实行公社化，粮食还可以在集贸市场交易，而集市交易是无法统计的。这样农村人均口粮就几乎等于粮食总产除以农民数。1976年是完全的统购统销，农民人均口粮等于总产量减去统购部分除以农民数量。这两个数相比，结果是怎样就不用想了。

重要的是，中国粮食生产情况究竟是比解放前好还是比解放前差，只能用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油料产量来说明，耍花招是没意思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油料产量256.4万吨，人口54167万人，人均粮食209公斤，人均油料4.7公斤。1976年中国粮食总产28631万吨，油料总产400.8万吨，人口93717万人，人均粮食306公斤，人均油料4.3公斤。也就是说，人均油料比1949年略少，但人均粮食是1949年的146%，几乎增加50%。这个时期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民多吃多少，包括高级干部定量也同其他人一样。因此数字只能说明，解放后中国人比解放前吃得饱了，而且不是一点，是增加了50%。到了1976年，中国早十几年就还完了欠苏联债务，实际人均可获得的卡里路要远高于解放前。编造些资料来说明共产党领导20多年后，还没蒋介石时代吃得饱，谁会信呢?难道中央党校打算证明改革前的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

而自改革以来年年大浮夸，1984年公布产量突破8000亿斤就是典型的浮夸。这在当时的报刊上是可以看到的，这儿只举两例:

其一:《人民日报》1985年5月10日一篇小文章《世界去年农产品产量回升》说:“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字......1984年世界农产品产量有所回升。中国粮食产量3.48亿吨。”即6960亿斤——这是国外的数字。

其二:《半月谈》1989年第8期《人口专家话人口》。据“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志刚说:“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1980~1989年人口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3%。其中1984~1987年人口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0.3%，1988年人口总量比上年增长1.43%，粮食却减产2.2%。”

依此计算，1987年中国粮食产量是6410.4×(1+1.01%)7=6877.6亿斤，1984年不就是6877.6÷(1-0.3%)=6940亿斤吗?

从这儿还可以看到，1987、1988年产量也都是夸大的，都在7000亿斤以下，决不是8000亿斤左右。1988年6877.6×(1-2.2%)=6726亿斤。与1979年比，9年过去，粮食却几乎没有增长。

这篇《谈人口》是研究工作的文章，因为粮食问题，要大家少生子女不得不说实情，不得不承认尽管实行了一胎化，深重的农业危机却使得粮食增长仍然赶不上人口的轻微增长。众所周知，1966到1976年十一年间，我国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人平粮食产量仍然稳步增长。

大凡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什么都不懂，又极度傲慢狂妄，头脑十分顽固，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事实与他们的偏见相反。

1982年邓小平一伙在报上刊登图表大肆吹嘘复辟以后的“成就”。关于粮食产量是这样画的，1981年3.25亿吨低于1979年3.3亿吨，应该把箭头朝下画，但他们却把箭头朝上画。

又比如1970年中国工业猛增30%以上，他们说不大。邓小平的保四争五(保住4%，争取5%的增长率)他们说不错了。连30与5那个大都弄不清楚，像3.25亿吨和3.3亿吨那个大，这样复杂的问题他们怎么弄得清楚呢?

毛泽东曾问李德:“人要吃饭你知不知道?路是人走的你知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你知不知道?”有人也许会说毛泽东也说得太过分了，李德连这种问题也会不知道?可他就是不知道。在今天中国有不少大专家就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然怎么会大反以粮为纲?不知道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然怎么会大反土里刨食?不知道种庄稼要浇水，不然怎么会嘲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解决的，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前面已提到，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的人口逐渐从4亿增加到了8亿。解决如此众多的人口的生存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在没有任何基础，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解放之初，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彻底治理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筑海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洪涝灾害。上个世纪6、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优良品种的培育推广和化肥的普遍使用，保证了80年代初期直到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这些都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决不是包产到户可以做到的。

国庆六十年前夕，人民网登载署名丁刚的文章《人民时评:有一种成就叫解放》，还在继续全面抹杀毛泽东时代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巨大成就，说什么“温饱问题困扰中国人多少年?具体的时间长度，恐怕历史学家也不一定能说清楚。但改革开放不过几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它似乎来得太容易，太顺手，以至于我们可能不会坐下来仔细想想其中的缘由。”

稍微深想一想，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的荒谬: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坚实的农业基础，改革开放谈何几年解决几千年的吃饭问题?解放前，中国实行的就是土地私有化的个体“承包”制，那时人口只有4亿，这片贫瘠的土地就已经无法供养，饥民遍野。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革命才有机会发展了起来。

实际上，1984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乍看起来，这个方案迎合了农民“自由”的意愿，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农民生活提高了。人们感觉到消费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如果不进行深入分析，就很容易认为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前面提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叙述，可知，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起多大作用。

粮食是农业的首要，如今的粮食状况到底如何了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官方媒体披露的数据看出端倪。

2001年12月20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熔基说，到1995年秋季大丰收，每年供过于求，所以这一段通货膨胀给我们教训是深刻的。从1995年后，粮食富裕了，人心稳定了。

2002年朱熔基在会见中外记者会上说:因为中国现在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种什么什么多。价格上不去，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来。现在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我可以开仓济贫。

在2003年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中国经济论坛”上，他又说，1995年的时候，国家面临严重的水灾和旱灾，粮食一度告急，政府动用了储备粮，很快稳定了粮食市场。这几年来，尽管也遇到了一些自然灾害，但粮食依然丰收。朱镕基欣慰地告诉大家，现在粮食多得不得了，仓库里放都放不下。

自相矛盾了吧?但还是要夸耀粮食大丰收，多的可以开仓放粮，多到吃不了的时候了。事实上呢?

北京的于泽远2003年1月撰文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98年到2003年连续五年大幅下降，导致粮食库存锐减，粮食生产“已经降到不能再降的程度”，因此，粮食产量今年必须增加。

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上指出，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的5123亿公斤，但此后连年下降，去年粮食产量仅为4307亿公斤。而过去五年中国人口仍在持续增长，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十分严峻。李振声说，粮食连年亏损意味着连年消耗粮食库存。去年粮食亏损达到创记录的500亿公斤，导致库存大幅减少。尽管从市面上看，粮食供应仍然充足，但粮食库存“已经到了不能再挖的地步”。

2005年4月3日《京华时报》报导: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前日发布新闻公报称，世界粮食计划署从明年起将完全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道格拉斯昨天就此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捐赠的最后一批价值720万美元的43450吨加拿大小麦，将于4月7日运抵深圳，用于甘肃、广西、宁夏和山西等4个内陆省份的扶贫项目。这批援助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对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援助，从明年开始，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完全停止对中国长达25年之久的粮食援助。

一方面喊着粮食多的吃不了，一方面还在接受国际粮食援助。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说粮食多的吃不了是因为世界粮食署在作后盾?

掩耳盗铃是没用的，中国的农业危机在国内外已经成为普遍的话题。

农民问题:

广大农民据说早就富起来了。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最不愿意听的话，就像现在工人最不愿意听到“主人翁”三个字那样。

1995年1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农民钱包今如何》一文中说:农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60元提高到1994年的1100元，扣除物价上涨水平有很大的增长。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呢?没有明确公布物价指数。80年代初他们还公布过。据说1979年仅上涨1%，1980年仅6%。后来再也不肯公布了，每次说到这个问题总是含糊其辞的。因为伪造数字总得有个限度，年年伪造积累起来就会达到极其可笑的地步。

这儿不妨随手抓来报刊上的一段话以饷读者。据《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九期刊登的《对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增长变化的认识》一文说:工农收入1957年是3.2∶1;1977年2.28∶1;1980年2.08∶1;1981年农民收入由过去按较低的内部分配价格改为按国家收购价格计算后，比上年增长15.2%，从而工农关系的比例又缩小到1.85∶1。只要改变计算方式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这样的话还可以公然登上报刊。

现在不少农民生活相当困苦，离城市较远的地方和山区，不少农民家徒四壁，冬天没有衣服穿，平时缺少吃的。许多人以前还不至那么穷。现在收入不见增加，还被大量的摊派和名目繁多的罚款压得喘不过气来。

今天中国的劳动力极度廉价，不少农民在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做工，或在包工头那儿做工，所得只够本人最起码的开销，有的甚至连本人的吃住都不够。尽管如此，农民尚且大批涌入城市，他们在农村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也无怪乎有人把农民大批涌入城市看作中国农业的崩溃了。

80年代初，有不少农民的确曾经认为邓小平的政策好，但是决不是包产到户好。他们认为现在种田自由，化肥多了，用的是优良品种。应该指出，农民中确实有一种要求单干的倾向。但真正大包干后，农民看到干部的作风不但没改变，反而比以前更坏了，还得白白地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再也不说包到户好了。

2004年2月25日新华网北京电:《中国社科院调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该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及。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调查还显示，1995年到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李实说，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表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而从全国各地区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是最低的，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明显。

2003年底，第二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2004年1月10日《瞭望新闻周刊》载文说:最近六、七年来，农民增收持续困难。自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增加额尚不足城镇居民的1/6。

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着农产品的生产。据统计，2002年与1997年相比，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0元左右。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必然影响到农民尤其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事实也是如此。2000年以来的4年间，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持续下滑，播种面积不断下降。2002年，粮食播种面积仅14.9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2亿亩。

总体上分析改革开放政策与三十年农民收入增长结构，认为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主要是分田到户后，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使农林牧副渔的产量大幅度提高，这个是错误认识。从前面数据可以看到，自1970年开始到1995年，中国处于一个持续的粮食产量增长时期(改革之初还减产)，不存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作用。而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没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此后各年中，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无非幅度小了点而已。同时，由于集贸市场的开辟，大量农产品，尤其是肉、蛋、禽、鱼虾等以及农副产品是由农民直接经营零售的。到1990年前后，鸡蛋、猪肉等产品的价格已经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从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国家收购价加上利伯维尔场价格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大约实际提高150%以上。由于国家收购价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后期。一切都是靠涨价为维持的。

如果老老实实总结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那么应该是:80年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按照市场经济中农产品价格总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在提高的基本特点，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允许农民自销农产品，从而缩小了剪刀差。这个再分配政策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使城乡差距减小。次要原因是，由于解放以来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一个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的农产品高增长期，而80年代正处于这个高增长期的高峰阶段;同时，自1970年开始，中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一升一降，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

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还是比较快的。这里的原因在于:1983年家庭经营成为主体，当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88.6%，非农产业只有11.4%。到198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1.1%和18.9%，1990年为77.6%和22.4%;1995年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数字为46%比54%。也就是说，农民在80年代还基本是农民，但到了90年代已经从三分之二性质的农民，转变到2006年基本“不是农民”了。1980年到1990年农民收入纯收入增长中，74%来自农业收入的增长，而1990到2000年，来自农业部分的净增长只占42%，也就是说，非农产业的增长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民收入每增长100元中，60元来自非农产业。

从道理上讲，在改革开放期间，恰好是中国工业化完成阶段，也就是从完成从重化工业为主转移到机械和电子行业为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自然要大量创造非农产业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就可能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增长点，无论采取集体经济还是家庭经济都一样。因为集体经济，或者是家庭经济加充分的合作经济一样可以实现这样的产业和就业转移。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集体经济的瓦解，大部分农民从这次工业化中得到的利益并不多。结果是2亿多农民到城市做工，收入为别人的40%。同时，留在乡村的农民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劳动，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享受的并不是他们。这种剥夺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虽然9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世界贸易额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性加工业大国，但农民从中获益很少，反而出现类似卖血经济、黑砖窑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

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

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

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10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极大。卫生部提供的材料显示，1995年以来，河南省卫生厅对上蔡县文楼村开展艾滋病疫情专项调查7次，根据疫情调查情况分析，文楼村是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

文楼村共6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131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43.48%;2001年4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1645人，阳性318例，阳性率19.33%，其中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568人，发现阳性感染者244例，阳性率为42.96%，此项调查为初筛阳性，与以往调查人员有重复，具体确认结果卫生部尚未统计。

《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9月5日发表记者高昱等的采访报导: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从经济学角度对河南卖血和艾滋病灾祸进行了详实的报导。报导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对于企业家而言，这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

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文件，90年代初期和中期，仅仅官方办的血站就有270多家。......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组织者。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乘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

2006年，一篇题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的网文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摘录如下: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做成的，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了。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了回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行’，我却远行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计算机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没有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我的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村里常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八十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的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

‘水库呢?’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乡里干部不管?’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怎么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是故意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改革的决策者们利用行政手段从上到下实行“家庭承包”的制度、解散集体经济，结果使全国90%以上的农村都走上了“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道路。令人欣慰的是，还有为数不少的干部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其反对意见始终未断。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少数村队一直顶着不办、而坚持走集体发展的道路。三十年来，他们在主流舆论的打压和政策歧视下顽强而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如今它们像一面面鲜艳的红旗插在祖国各地，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华西村——在当代中国，无人不知江苏省的华西村。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村”，实际上是现代城市的小区，如今已是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轿车，均为集体统一配备，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全村2006年销售总收入就达350多亿。一般村民劳动力月收入5000多元。华西村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的集体使用和农村工业化的模式，这其实正是上世纪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工业发展的道路。

南街村——为了保持集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南街村从现实出发实行某些特殊的管理制度，“外圆内方”就是一种独特的创造。1991年南街就成为省内第一个“亿元村”。到2002年工农业产值就稳定在21亿元左右。村内的“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国家一级企业，拥有26家工厂和11000多员工，固定资产12亿元，产品部分出口。村属耕地1000亩，实行规模经营;村内建起高新农业科技园、开办了南街村药业集团。这样大的资产，其实质仍是集体的，没有成为任何个人的资本。其目的是为了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王宏斌明确说:南街村的成就靠的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这是真正的共产党的精神和灵魂。

洪林村——洪林村是湖北省的一杆红旗，改革前就是一个发展基础较好的生产大队。在老支书叶昌保的带领下，在70年代治水、改土、用电等方面使生产条件发生很大变化。1975年该村是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的村，这时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1978年村民实现了自来水到户。1980年前社员们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究竟是分、是统，在干部群众中出现了严重的争议。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作为群众的带头人，出于对集体经济的高度负责，坚决支持了群众的积极要求。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在80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成为荆楚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兴十四村——兴十四村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城东南17公里处，西临内蒙古自治区，是1956年由山东临沂地区移民响应党中央开发北大荒号召而组建起来的移民村。刚建村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固定资产一分钱没有的、真正“贫白”村。但几十年来，硬是靠艰苦奋斗、拚命实干，开荒种地、建起了家园。从七十年代后在村党支部书记付华廷的带领下，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面对1981年实行家庭承包的风潮，兴十四村的干部和群众坚决地选择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经验的情况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河北周家庄、宜春市花园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宜春市花园坪是坚持至今的农村人民公社。自从1981年全国推行分田到户、1984年一刀切撤销农村人民公社以来，“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即从全国行政建制和主流媒体上消失了。然而，周家庄人民公社、江西省宜春市花园坪人民公社却不仅坚持着集体经济的制度，而且还沿袭着人民公社的名称，甚至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例如集体劳动、记工分、分口粮等。所不同的是周家庄是乡镇级的人民公社，而花园坪是村级的人民公社。

当目前被问到为什么当时他们那里没有搞大包干、取销人民公社时，花园坪一些过来的人们说:当时全国农村体制改革紧张热烈进行时，我们这里同样也受到了强烈冲击。村里召开了多次社员大会投票，但90%以上的社员坚决不同意分田，他们担心分了田地后，独户单门生产就搞不了水利建设。为此，有关部门也就顺应了村民的心愿，没有强求分田到户。现在花园坪村村民有200多名，全村有水田90余亩、旱地20余亩、果园100余亩、森林(包括油茶)100余亩，还有养猪场、鱼塘、饲料加工厂、榨油坊、碾米厂等，都归集体所有。农作物是集体收摘、按人和劳动分配，剩余的拿到市场去卖，收入归集体所有。

社员劳动目前仍是敲钟出工，劳动一律记工分，记分员是村民公推、公选出来的。每年的腊月二十左右统一分红。听生产队长公布每个人全年出工记分情况，然后开包发钱。现在一个工分能算一元多钱，一个中等劳动力年底可分到一万多元。每户村民家里都有存款，虽然不多，但贫富较为均匀，没有困难户和五保户。村里的收入除了分红外，剩余的都用来作为福利，村民不缴任何税费。除了通讯费、有线电视费、水费三项开支由村民自己缴纳外，其他都由村里集体承担。如果村民需要批地建房，村集体会拿钱出来。目前全村90%的村民都告别了破旧的瓦房，住上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如果村民的子女考上大学，生产队给每人发3000元奖学金。据有关报导，这里不仅村民过着衣食无忧、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民风纯朴、和美、安静，无打架、赌博、偷盗等不良现象;而且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己成为当地红色旅游的景区之一。

例子无需逐一列举，只要看看当初不搞家庭承包、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所有村队的状况，事实、结论就很清楚。它们中有原来条件、基础好的，有差的，有南方水乡，有北方干旱地区，但无一不是率先实现了共同富裕。

不是有人至今仍热衷于对当初那场“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的纪念和宣传吗?那为什么现在不把这种大讨论再继续开展起来呢?他们不敢!因为，无论是这个党的“领袖”还是普通党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民，都知道时下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都知道自己高举的所谓“理论”“思想”只不过是无奈的遮羞布。他们走的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确是到了无需“争论”的地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国的农业出路何在?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那就是毛泽东指出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道路。”

“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第八章 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禁毒运动

解放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的原料——罂粟。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植的罂粟就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烟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清明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经济建设扫清道路，毛泽东、共产党带领着全国人民，展开了一场清除危害中国人民百余年之久的烟毒的伟大斗争。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命令各省市积极开展禁止烟毒工作。以《通令》发布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拉开了帷幕。

新中国的禁绝烟毒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通令》发布直到1951年7月，这一阶段主要是结合清匪反霸、镇压残余敌特和土改等运动，重点在全国范围内禁种鸦片烟苗和取缔烟馆，着重镇压一批流通环节的大毒犯。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3月12日，又指示各地贯彻政务院关于《农林生产决定》，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解决农具困难，禁种鸦片，尽可能解决改种的困难问题，适当地提倡多种当地主要粮食”。7月颁布的《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中，明令规定:政府绝不采取低价收购或抵缴税赋的办法，为种烟户找出路。对于种植鸦片过多而形成灾荒的地方，可酌情采取生产救灾办法，酌量贷予粮食，保证新收归还。这些办法态度坚决，切合实际。至1951年春，西南区汉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大西南是多民族地区，禁毒工作最难开展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凉山、西昌等百万彝族人民聚居区，在解放前长期处于奴隶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人靠种植鸦片作为换取枪支和向汉区换取部分生活必需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种问题，最主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彝民的生活问题，使之从以种鸦片为其生活来源改变为依靠发展粮食和副业生产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新政权开始从宣传教育着手，逐步引导彝族上层和彝民认识烟毒的危害。一方面宣传教育种植鸦片的害处和多种粮食的好处，一方面采取决议、公约等办法，逐步减少鸦片种植，最后达到完全不种。1954年8月至12月凉山各县普遍开展宣传。布拖、金阳、昭觉等县先后召开大小会议600余次，受到宣传教育的彝族群众达4万余人，不少上层头人和群众拥护禁毒措施。布拖头人吉博牛牛将自己正在开花结桃的鸦片全部铲去，种上粮食，并召开家支会，按彝俗打鸡吃酒，保证全吉博家支今后不再种植大烟。金阳头人马拉里哈、加八唐甲等也自动铲除所种鸦片，保证今后不再种植一棵烟苗。1954年，布拖四县原种鸦片2万多亩，经过宣传教育，当年底自动铲去1.6万亩。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斗争的深入，逐渐在全州实现了禁绝鸦片的种植。

在鸦片种植泛滥的甘肃省，据1950年6月不完全统计，皋兰、永靖等13县种烟即12万3千1百余亩，其中皋兰即达6万1千多亩。1950年3月2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禁烟禁毒布告》之后，各级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禁绝烟毒。至6月间，全省即铲除烟苗11万亩。1951年1月17日，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在烟毒较多地区、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区广为张贴。《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颁布是年春，全省成立各地禁烟禁毒委员会或禁毒小组，结合减租、土改及春耕生产等中心工作，及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逐渐提高农民觉悟，发动群众，检查、铲除烟苗。当年，全省又铲除烟苗14万7千多亩。经过连续两年的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铲烟，甘肃全省大规模种植鸦片的情况得到有力的制止。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员数量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的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既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抓获烟毒犯1万余人(判处死刑37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

经过《通令》发布后第一阶段的禁毒斗争，到1952年春为止，仅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共缴获毒品2447308万两。全国毒品种植基本禁绝，贩运吸食毒品现象大为减少。

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局逐渐稳定，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取得深入成效，而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正开展到高潮之际，新中国彻底肃清烟毒的第二阶段斗争展开了。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强调“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5月21日，政务院又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再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三反”“五反”中，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毒运动，清除“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6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这次禁烟运动主要由公安部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中央指定彭真定期召集公安、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法院、监委等部门汇报情况，并在中央指示下处理有关问题。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该报告对禁毒运动作了以下部署:(1)目前运动主要集中在城镇中进行，农村一般先暂不动。(2)禁毒运动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为“大破案”，即先逮捕、审讯一批有证据有价值的毒犯;第二期为“继续深入和铺开其他重点”;第三期为“追捕漏网毒犯和处理结束工作”。(3)大举破案后，必须迅速召集适当的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禁毒运动的政策和意义，动员人民积极参加运动，与毒犯作斗争。(4)在禁毒运动中，各省(市)之间，可直接交换材料和联合缉捕毒犯;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应每五天向公安部汇报一次情况。关于禁毒运动中惩治毒犯的具体政策，报告也作了详细规定。

在上述指令和通令要求下，各省市发布通知，制定计划，重新成立禁毒委员会，结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的线索，为把禁毒运动推向高潮作了充分准备。从1952年8月到10月是这次禁烟运动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在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各省市于8月中、下旬两次逮捕毒犯，结合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检举揭发，不少省市于9月初进行第三次大搜捕。12月底以前将各类毒犯分别处理。

1952年，贵州8月至10月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分三批在43个地市县开展禁烟毒运动。当年贵州抓获烟毒犯3915人，缴获烟土29万余两，其他毒品折合烟土7万余两，烟具6703件。云南省1952年查处贩毒分子2444名，逮捕6235人，处死38人，缴获鸦片120多万两，烟具1.5万多套，仅昆明市即登记烟民14762人，经分期强制戒断，80%戒绝。广西全省召开各种群众会及毒贩家属会1778次，直接受教育群众1821279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全省召开宣判大会78次，判处毒犯死刑24人，有期徒刑1130人。湖北恩施县于9月25日在县体育场召开了庆祝禁烟禁毒胜利大会。当场焚毁了缴获的全部毒品和毒具，焚烧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多人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天津市，8月初进行调查摸底，8月10日夜间统一行动，逮捕毒犯。之后，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造成强大攻势，积极开展禁毒宣传，召开各种会议。仅天津市公安局八分局就召开大小群众会议1417次，受教育群众23495人。至8月底，群众检举制、贩、运毒案件材料1.1万余件。共挖出1950年后仍有活动的大小毒犯3086人。

在青岛市，在8月18日大举破案之后，21日起即在全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其方法为，在居民聚集的街道和场所设点，反复讲解毒品危害，控诉烟毒犯的罪行。各区政府还组织各街道的治保会，群众读报组，妇代会及其他群众组织深入大街小巷，挨门挨户地进行禁毒宣传。

在西安市，从8月11日第一次大逮捕到8月22日第二次逮捕，市区分别召开各种类型的宣传会5843次，参加人数14万多人次。在宣传活动中，将禁止烟毒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说明禁烟毒就是爱国行动，是抗美援朝的表现。同时，还采用编发禁毒小报，演禁毒戏曲、快书、召集毒犯家属会等形式，宣传毒品危害，动员人们与毒品犯罪作斗争。

在兰州市，召开军民小组、烟民、毒犯家属等群众会议5560余场，受教育群众32万多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0%。群众称“禁烟是救命”，积极检举、提供毒品线索合计8739条。3823名毒犯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

湖北省会武汉，在解放前就有“武汉市是烟、赌、娼三大毒窟”之说，毒犯多为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以及地痞流氓恶霸甚至一些国家工作人员，1952年8月13日第一次大逮捕之后，因在社会上震动不大，各阶层反映不多，毒犯虽有震动，但变化不显著。有些几进几出公安局的惯犯，被捕后满不在乎，他们看到“五反”中“严查宽办”的处理精神，认为对他们不会怎么样，“杀不了我，吓吓傻子罢了。”有的毒犯猖狂叫嚣:“老子吸给你看，卖给你看，看你把老子怎么办?”有的甚至造谣污蔑说:“共产党要钱，收缴吗啡到百货公司去卖。”根据这些情况，武汉市委市政府强调“彻底禁烟禁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就可以把烟毒禁绝。”要“大张旗鼓地作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把烟毒毒害人民及贩毒与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恶事实，通过各种会议，各个宣传机关，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以提高群众对制毒犯与贩毒犯的仇视。”这一时期，广泛召开了大小各种群众会议，进行宣传发动，并把禁烟禁毒的意义、内容编成戏剧、快报、相声、彩连船、大鼓、秧歌等形式，在街头巷尾巡回演出，有的区、街还组织访问队，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从8月14日至8月16日3天内，各区、街代表会、居民小组等组织讨论，进行深入宣传，表明政府禁毒的决心，扭转群众怕“严查宽办形成宽而不办”的思想顾虑，打消群众害怕毒犯报复的担心。在各区召开的大小群众动员会当中，许多群众以及瘾民家属纷纷控诉烟毒带来的灾难和旧社会的罪恶。江岸区军民陶××控诉了大毒犯王清绪长期贩吸毒品，将她买来当佣人，后又逼她为妓为王清绪赚钱吸毒的罪恶事实;毒犯家属蔡老头控诉说:“制毒的人坑害了我一家人，儿子吸毒，家里穷得象水洗一样。儿媳呕气离了婚。制毒卖毒的不收拾干净，我们一家就不能伸头!”

经过这样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烟禁毒工作。有的秘密跟踪毒犯，不分昼夜地向公安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不辞辛劳地找知情人了解毒犯的材料;有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毒犯家属。江岸区刘家庙居民郎幼梅听了报告会后，就积极检举其弟弟的吸毒行为;毒犯黄久臣的女儿在会上检举其父亲的贩毒罪行并动员其父交出了毒品;武昌区八辅街工人程绍传以及新河街数名居民主动自费去汉口、汉阳、新州等地查证毒犯事实;保安街治保委员马明厚经过大量工作，查出毒犯李润富制作假伞装吗啡的贩毒事实;梅神甫路13岁女孩王德胜监视大毒犯刘汕潮的贩毒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直到刘犯被抓获。

这种形势之下，武汉市于9月9日下午，对已经审理结案决定判刑和释放的毒犯，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张平化、王任重等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市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把禁烟禁毒运动进行到底。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纷纷发言，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判决。

通过一系列工作，尤其是公判大会的震慑，毒犯纷纷坦白服法，毒犯李聚久说:“过去我不管政策压，开会挤，是坚决不谈的。参加公判大会后，我才感到只有彻底交待才有出路”，当即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群众高兴的说:“空说话不如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不如现场执法”。

根据全国禁毒会议规定:“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拒不坦白从严，彻底坦白从宽”等宽严原则，除严查严处一批主犯惯犯以外，对一般毒犯采取了“严加惩治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武昌区从10月7日开始至10月25日止，先后办了4个毒犯集训班，共集训毒犯136名，坦白交待毒品吗啡82481两，鸦片5898两，烟泡180粒，集训中仍不坦白交待者逮捕3人，交群众管制53人，对坦白交待彻底或按政策不够处理的教育释放80人。

到10月25日，武汉市第二阶段禁绝烟毒运动结束，“该杀的杀了，该关的关了，该管的管了，该教育的教育了”，全市毒犯基本肃清。制造、运送、贩卖、吸食烟毒的现象彻底消灭。使百年来在武汉的烟毒危害得以根绝。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从1950年到1952年底，短短三年时间，新中国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鸦片毒品，在此后直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新中国以无毒国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堪称世界奇迹。

然而，自伟人去世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毒品再次呼啸而至华夏大地。

2006年，《中国青年报》以“云南德宏州:‘天堂’飘满红罂粟，公安局长人头标价200万，孤儿一片片”为题，报导了中央党校一位社会学教授对云南毒品猖獗的考察结果。兹将该报导摘要如下:

去云南缉毒前线走了一趟之后发现，云南当地甚至整个国家，都正处在毒品的威胁之下。“毒品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可不仅仅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病”。当时，她原本准备到云南考察西部发展问题，但云南省一位省委领导向她建议:云南最值得考察的是毒品问题。于是，她花了23天时间，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800多公里边境线，沿边境线考察了9个县市。

在美国国家缉毒署标有地理坐标的东南亚地图上，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70%的区域在缅甸境内。有数据显示，目前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已占世界总量的70%~80%，而其中超过80%来自缅北地区。中国云南省正与这一区域接壤，边境线长达1977公里，山连山，村连村，公路通着公路。......

许多人住在边境线这一边，他们的族人、亲戚和朋友却住在那一边。他们常常走亲访友，“一脚就跨过边境线”。......每年，估计有七八十吨毒品，就从她身后那个罂粟花开的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她面向的这个国家。毒贩们藏着毒品，同样“一脚就跨过边境线”。“这样的边境使堵截毒品变得十分困难，”“那边繁荣的毒品经济，对我们这边渗透得很厉害。”

资料显示，我国内地流通的毒品中，约70%来自金三角地区。......因为紧邻金三角，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毒”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国门打开，金三角的毒品开始成规模地流入国境。最初，这些毒品只是借道云南边境，经由广东，流向香港，再流向欧美等地。不过很快，云南边境也成了毒品消费地。

......吸毒者群体，在云南数目庞大。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云南全省有吸毒人员6.8万余人。向春玲前去调研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四分之三的区域与金三角接壤，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一州之地，吸毒人员竟超过2.5万人，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为吸毒人员。

……

更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与艾滋病相生相伴。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计监测血清17万余人(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经进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资料披露。据悉，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给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儿。

当地吸毒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了向春玲的想象。她没想到，一些吸毒人员之所以染上毒瘾，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一位50多岁的吸毒老太太告诉向春玲，她吸毒是因为患了妇科病。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25%的中老年妇女吸毒。这个村子所在的乡，共有2万多人口，却只有一名卫生员。

教育供给不足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陇川县，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县初中毕业生每年却达3000多名。另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告诉向春玲，该县有18所初中，却只有两所完全中学，升学率仅为20%~30%。一份数据显示:“大量升不了学的初中生们，无就业门路，沦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也成为近几年来新增吸毒人员的主要对象。”

……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内地逐渐出现毒品消费市场。最初，我国只有广东、福建、广西等个别省份有“毒情”。到2006年，全国除西藏还未发现贩毒案件之外，其余省市地区均已出现贩毒吸毒问题。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已有80%以上的县市发现了“毒情”。

有人观察了改革以来的林林总总，编撰了一部改革开放辞典，其中之一就是毒品。看看怎么说的:

毒品。中国人知道的第一个毒品就是鸦片，由英国以政府贸易形式向中国引进的，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向另一个国家进行贩毒。后来就是中国政府进行了禁毒，在虎门销烟。于是就发生了鸦片战争，结果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新中国建立后禁毒成功，好长时间里，一般人知道的毒品就是鸦片和白面，即海洛因。80年代中后期开始，毒品由海洛因，到冰毒等等逐渐泛滥。1996年11月25日联合国禁毒署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兴奋剂专家会议上，一致认为苯丙胺类兴奋剂将逐步取代本世纪流行的鸦片、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常用毒品，成为21世纪全球范围滥用最为广泛的毒品。现在又有所谓软性毒品，如K粉、摇头丸等等，在迪厅、夜总会等场所泛滥流行......

禁绝娼妓

妓院，是一绵延了上千年的社会毒瘤。妓院林立，流娼遍地，致使旧中国性病流行蔓延，据解放初期的统计，患性病的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妓院还是藏污纳垢、滋生犯罪的场所。军阀、匪盗、毒犯、流氓、骗子把妓院当成安乐窝，在里面挥霍不义之财、吸毒贩毒、聚众赌博、打假斗殴。解放后，一些作恶多端的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等经常混迹于妓院中逃避人民的惩处，把妓院当成避风港。如国民党军统特务韩凤才，在长辛店行抢作案后潜逃到北京，就是在隐藏石头胡同的一家妓院里被抓获的。

解放军入城后，为维护社会治安，先是对妓院实行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

上海禁娼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上海市长陈毅有次在延安东路公共舞台看戏，警卫战士穿着便服在市长坐的汽车附近警戒，突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上前拉他的衣袖，脸上勉强堆着笑容，向他伸出两个指头，轻声说:“困一夜，两块钱，阿要?”警卫战士猛然挣脱，大声斥责:“你干什么?”把姑娘吓得直往漆黑的弄堂跑去。陈毅市长得悉后，对警卫战士说:“今天她吓跑了，明天她照样又到街上拉客，可悲啊!”

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传记里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并没有进北平城。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不吃她的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召罗瑞卿。罗瑞卿急急赶到后，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毛泽东的愿望能够达到吗?

众所周知，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制度下，禁娼始终是一句空话。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提出妇女解放问题，就提出了废娼问题。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均允许开设妓院，只禁私娼，不禁公娼，反动政权把向妓院征收“花捐”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且旧中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风气堕落，更多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沦为妓女。然而，这个在旧中国绵延了二千年的娼妓制度被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推翻了。

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娼妓制度采取的是坚决禁娼的方针，绝不容许其在新社会里继续存在。

对于如何改造、清理妓院，解放军1949年5月进驻北京后，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确立了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的情况。他们了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开会，对妓女们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所以，调查时以个别谈话为主。此时，妓女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恐惧，又有好奇、间伴疑惑和不屑。于是工作组向她们再三申明，向她们作调查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关心她们，要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

对于工作组来讲，召集妓女开会并不太困难，最难的是深入到妓院，找妓女个别谈话。因为，这些青楼女子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于是，工作组或把老板支开，或把妓女叫到别的地方加以开导。要她们不要怕，要相信政府会给她们作主的。听了工作组的肺腑之言后，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意在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而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出于维持生计及为了生病的母亲，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的相继辞世后，她因欠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女的行列，忍受病体和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妓女们的情况。然后，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有关妓女的情况既已掌握，改造妓女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说:“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10月15日，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1949年11月21日的一道电令，使震惊历史的行动成为现实。

11月21日下午。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宣读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宣读声尚在空中回荡，如雷的掌声就已经响起。5时30分，聂荣臻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无声息地分赴预定岗位。

“出发!”一声令下，干部战士随同早已待令在天安门前的37辆卡车，风风火火地奔向妓院集中的地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门口封锁得严严实实。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和管制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她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后来，这些妓女被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一夜之间就被割除了。

1950年4月6日，是昔日妓女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将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犯被押上卡车后，在开往天桥刑场执行的途中，还特意从八大胡同教养院的门前经过。昔日的妓女们兴奋地聚集在教养院门口，要目睹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老板今天是何等狼狈。当她们看到过去凶恶残忍的老板也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时，都高兴得呼喊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尤其是原华清馆的几个妓女更显兴奋。她们说:“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以后的路怎么走了。”

相对北京来说，上海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上海是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朝“驰海禁”以来，上海就是河运和海运的重要港口和商埠。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随着上海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人口骤增，“十里洋场”为冒险家淘金者提供的淫业随之急剧膨胀。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上海租界后，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更是变本加厉。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从外国和内地涌入上海，寻欢作乐，又进一步刺激了淫乐业发展，妓院、妓女比过去有增无减，成了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时期，据1946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调查，全市估计有妓女4万人。1947年国民党市政府向市参议会提交的一份议案中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1948年1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对上海的淫乐业作了一翻描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上海解放前夕，随着解放军进军的炮声，那些经常涉足妓院寻花问柳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流氓恶霸和有复杂政治背景的妓院主吓得纷纷逃往香港、台湾，一批妓院自行关闭，妓院有了显著的减少，上海解放的当月，1949年5月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由同年1月800多家减少到525家，登记妓女由4000多人减少为2227人。

中共华东局在研究制定上海解放后的接管改造工作时，陈毅就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当时的背景是: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上海依附于娼业糊口为生的人数众多，包括许多人力车夫和许多沿门挨户到妓院中提篮叫卖的小贩，国家一时无法安置这些人就业，如果不经过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准备而封闭妓院，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穿衣吃饭，并危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同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很多，残余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1500元，最丑的也要卖300元”，有的恶毒造谣“解放军打台湾，要把妓女绑起来放在前线去踩地雷，为解放军开路”等等，弄得娼妓人心惶惶，情绪对立。

针对这些情况，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2)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3)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4)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沿街拉客。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由于上述管理措施，一些妓院不敢接待规定不得容留的狎客，一些狎客也因怕留下姓名、地址被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不敢涉足妓院。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

上海解放初期，不登记的私娼比妓院妓女要多得多。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先从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着手，对私娼主要采取驱赶和警告的办法。同时，民政局还在泰兴路601号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所，收容一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私娼。

经过两年半的积极准备，全市的妓院已所剩无几，私娼也减少了，宣布禁娼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11月13日，市公安局召集72家残存妓院院主训话，宣布妓院为非法，收回执照，命令立即停止营业。停业后必须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娟。但妓院主回去后，对有关为妓女治病、转业等三条责令不向妓女传达，引起妓女对政府的不满。11月22日，市公安局又召集180余名妓院妓女开会，重申政府取缔妓院和娼妓的决心和办法，说明政府已责令妓院主在取缔妓院后负责为她们治疗，帮助解决生活出路，从而消除了妓女的顾虑。

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并建议人民政府对上海现存的娼妓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取缔。11月25日晚上9时，市中心区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首先在各游乐场、马路上收容320名私娼。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别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对妓院内的财物一一清点造册，贴上封条，并将妓院主、老鸨、龟奴集中送往第一劳动教养所。在这次统一行动中，封闭了全市72家残存妓院，收容181名公娼，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奴，经过审讯结案，分别移送法院和送劳动改造。收容的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往新建的通州路418号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经过这次封闭妓院、取缔娼妓的行动，张灯挂牌的妓院从此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也显著减少。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行动，在全市立即引起了各界人士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许多群众自发书写了“拥护人民政府取缔娼妓”、“庆祝姐妹们翻身，欢迎姐妹们站起来”等口号标语，贴满妓院周围。当一批批妓女取了个人财物去教养所时，里弄群众聚集弄口，振臂高呼口号，满腔热情地欢送她们，有的妓女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1年12月27日，妇女教养所组织500余名收容妓女，举行第一次控诉大会。人民法院将五名妓院老板押解到场。收容妓女看到昔日凶恶的妓院霸主带着手铐，跪在群众面前，都争相上台控诉，控拆老鸨、龟头对她们的迫害。当法院宣布恶霸妓院主和凶狠的老鸨将受到国法制裁时，她们激奋起来，有的说:“在旧社会我们受迫害，警察保护老鸨，压迫我们。现在人民政府为我们伸冤，我们才吐了苦水，真的翻身了。”1951年年底至1955年，妇女教养所组织较大规模的控诉会三次，小型的不计其数。

1953年6月27日，上海市民政局拟定的《对于妓女的处理方针》中指出“:妓女按成份系属于游民，但以其在旧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收容妓女实质上即是解放妓女的初步工作。因之，在处理上便不能相同于游民(原则上应轻于游民)”，“处理妓女总的精神，应在处理后使其不再当妓女”。据此，妇女教养所对收容妓女不定改造期，经过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学习、医治性病、参加生产劳动之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对改造好的妓女安置处理的原则是:志愿回家而确有生活资料和生产条件的，遣送回家参加生产;已有结婚对象而其对象又有正当职业的，帮助她安家立业;无家可归，根据其条件介绍就业，组织参加生产，或留教养所参加生产转为工人。

1953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针对暗娼现象有所抬头的情况，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5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的暗娼。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二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

至此，在上海彻底消灭了存在几百年的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由全世界娼妓数量最多的大都市，转变为消灭了娼妓的新上海，世人皆公认这是改造“十里洋场”的一项伟大成就，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新中国禁娼史中，令人震撼的却不仅仅是这些高效、果决的封闭妓院，取缔娼妓行动。最让人感动的，是人民政府对旧中国娼妓的教育改造。新中国对娼妓的教育改造史，完全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值得后人大书特书。

面对这些被旧制度折磨得磨灭良知理性的人，教养所工作人员牢记党的教导，以阶级仇、姐妹情，满腔热情地对待她们，耐心的大会讲、个别谈，反复讲解党的政策，摸清她们种种疑虑，做稳定思想情绪工作。当了解到有的牵肠挂肚，担心家中年幼儿女无人照顾时，教养所很快将134名幼儿接来与她们见面;有的提出要取回放在亲友处的财物和亲属来所探望，对这些合理要求，都一一帮助解决，使她们思想情绪逐渐稳定。接着，教养所遵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有计划地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进行以吐苦水，挖苦根为中心的阶级教育。为了启发引导和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她们观看反映妓女悲惨生活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市公安局派人到教养所向她们宣布已被政府逮捕的妓院主、老鸨、龟奴的名单和罪行，并把罪恶严重的妓院主押到教养所召开控诉大会，引导她们吐苦水，挖苦根。

——医治性病。早在1949年5月华东局研究接受上海的问题时候，就讨论过娼妓问题。就是在此次会议上，陈毅有了这样的表态:“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低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教养所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经检查，其中88.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当时医治性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国内还不能生产，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家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全靠第三国进口，非常珍贵，而且需求量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药库里仅有的盘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鲜战场供志愿军伤员使用。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在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下，治愈了所有学员的性病。医治性病，是促使她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旧社会，这些妓女本来多是穷苦家庭出生，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教养所里的学员80%都是文盲、半文盲。教养所要求文盲3个月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经考试摘除文盲帽子才算改造合格。

——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艺。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有的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针对这些情况，工作人员教育学员树立劳动观点，给学员们讲劳动英雄的革命故事等，逐步组织学员自己管理日常生活，如打扫院子和厕所，烧茶炉等。教养所设有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等工厂，根据各人爱好和体质，组织每个人参加劳动，掌握生产技艺。通过劳动，学员们也慢慢树立起劳动观点，增强了重新作人的信心，为以后安置就业创造了条件。

——安置就业。教养所的妓女一般经过两年左右的教育改造，达到治愈性病，

控制传染;提高思想认识，出院后不再重操旧业;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等3个条件，即安置出院。从第一批进教养所的501人开始至1958年教养所撤销，先后教育改造安置了7513人。1955年，新疆建设兵团真诚地对教养所学员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学员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参加了解放军。她们唱着《南泥湾》来到新疆建设兵团。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获得了新生，成为母亲。领唱《南泥湾》的那位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妓。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上海解放以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铲除了娼妓制度，并将7000多名娼妓改造成为劳动者，不仅全市人民自豪，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瞩目。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上海社会改造的一个窗口。

1956年，他们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位来访者，其中有官员、警察、工人、农民、作家、教师、工会工作者、社会学家、记者等等。有的是长期在上海居住过的“上海通”，有的是慕名来学习改造娼妓经验，有的是半信半疑来了解真实情况。还有少数人开始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挑衅态度来的，但在事实面前只好败兴而归。

他们参观工厂、医务室、病房、宿舍、开学员座谈会，找学员个别谈话。参观完后，普遍认为新中国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有的说取缔娼妓，改造妓女在很多国家叫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想不到新中国这么短时间就做到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塞里需埃说:法国妓女问题很严重，几十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城市就关闭了妓院，但由于没有替她们找到出路，这些妓女仍在马路旁做暗娼。他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临别时，他热情题词:“我们衷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们，希望法国也能建立这种教养所”。日本教职员工代表团成员香川正一参观后说:“我在中国参观了好多地方，要称这次感受最深切，在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优越和共产党的伟大”。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在日本还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去宣传，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已经这样做了。日本一位国会议员说:回国后正赶上第二十二届国会，今天的参观，是我带回国的最好的礼物，我可以在会上用活生生的材料告诉议员们，娼妓是可以消灭的，妓女是可以改造的。有个美国记者在教养所足足停留了4个小时，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铲除旧社会侮辱女性的制度，树立新时代重新做人的精神”等标语一一抄下，还问一个正在摇纱头的年轻漂亮学员诸玉英:“你真聪明，可那摇鞋底线换来的钱并不归你所有，你这样积极，是想早点出去吧?”诸玉英回答他:“我是想早点出去，因为我已经有了对象，出去可以和他结婚。但摇鞋底线倒不是为了早点出去，我原来有肺病，政府为我治病花了很多钱，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报答政府，这是我的一番心意!”这位美国记者心悦诚服，他说:我原来以为，宣传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从诸位身上，我感到你们做到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有个美国代表团成员，解放前曾在上海居住生活过，参观完后，感叹地说:娼妓在美国一直是个社会问题，今天美国的娼妓情况相当于解放前的上海，希望将来的美国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上海。

禁毒禁娼，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同毒品问题一样，在强劲的改革“春风”吹拂下，昔日的一幕又卷土重来了。

在原重庆棉纺织一厂，阿苑(化名)离婚后独居于家属区，身无长技，生活困顿，好在其天性乐观，而且还有一间房子可以栖身立命，世上苦人儿多了，未必她就是最苦的。转机发生在新世纪以来，用重棉一厂财产成立的、被该厂领导们成功“化公为私”的嘉新房地产公司开始对阿苑居住小区进行“开发大业”。嘉新公司董事长沈蔓菁，执掌重棉一厂厂长二十多年，身兼市人大代表、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等各项头衔一大串，......总之是不管黑猫白猫，能完成“开发大业”的好猫。再说了，改革以来主流思想文化界坚持不懈的念叨着要承认差距，承认现实，生活就像强奸，你应该干脆躺下来享受。甚至有作家写出了“冒死反抗强奸是人类的耻辱”这样的惊人之语。腥风血雨之下，阿苑决定做一个服帖人，20平方米主城区里的蜗居陋室，按照沈董事长制定的货币安置政策，只能换来区区2万多块钱，而实际拿到的却只有1万多元，但毕竟是听了董事长的话。阿苑这个笨女人，本就生活无着，头脑不清，一套房子多少还能让她栖身，打打零工还能勉强糊口。这下猛然揣着1万多巨款，好比一个饿久了的人，突然面前摆着大鱼大肉，哪里还能克制心中的那些欲望，好吃好赌，几下就把这钱折腾光了。没钱的日子她倒也不陌生，问题是，过去在吃不上饭的时候，至少还能去菜市场拣点剩菜叶，回她那个窝去，躲着人昏头大睡“蛰伏”几天。阿Q尚且还有个土谷祠可供作梦，可如今阿苑作梦的地方被“开发”成了高档小区——“嘉新桃花里”，供别人“怡然自乐”去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经济学家告诉人们，新时代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经济学家又说，发达国家的标志就是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高。经济学家们还说......总之阿苑为了证明经济学家们总是对的，毅然决然的投身于服务行业，白天在街边游荡着，夜晚找个男人“进屋睡觉”。最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成果，就是把她和她的同行命名为“性服务工作者”。用老话说，就是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暗娼。

“性服务人群”是什么?就是阿苑那样的暗娼明妓。大到繁华的大都市，小到小小的乡镇村，可以说无处不存在。邓小平曾经说:“开放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维持了三十年清新的良好社会风气。可是，为何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东西又死灰复燃?吸毒、腐败、经济犯罪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同卖淫、嫖娼一样仍然在中华大地上滋生、蔓延、泛滥，大有长期延续下去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在建国三年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何近三十年了却解决不了了?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是摧毁新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风尚，另一方面是随着美国大片等东西带来的西方腐朽文化大量涌入，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愈演愈烈。2009年发生在重庆的打黑风暴，揭露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有组织暴力胁迫妇女卖淫案，其中，以重庆“亮点”为最。这家娱乐场所是产生于90年代的一个妓院，在重庆市中心的渝中区存在了十几年，其中生意最好的时候在2000年后，年利润达几千万。这次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主持的打黑除恶斗争中被铲除了。一个逃脱魔窟的受害妇女愤怒地表示“那个女老板和公安系统的合伙人们都应该千刀万剐”。她在其口述中说:

“亮点”里的小姐大部分是整过容的，整容费要从钟钱里扣掉。100块里小姐只能得20块，后来涨到30块，前提是必须极其表现好，甚至主动监督汇报其他小姐的思想。所有小姐进了“亮点”，手机先直接收掉，身份证、存折卡片等全部收掉，身上一个纸片也不能有，不准用纸张、笔来记录自己的钟数，全靠前台记录。老板按小妹写下的地址邮汇款并附上“工作繁忙，不必挂念和联系”云云。不上钟时间，必须表现的乐呵呵的，充满希望和热情，一旦有结交朋友或散布负面情绪的倾向，都会被当众自煽耳光，或被管理阿叔煽，或用台球杆抽。2007年前的时候，每天倒班时，都要(没事也)找几个小姐抽来吓唬所有人，而且是姿色出众的。“亮点”里的妹儿们，都是绝对没有人身自由的，只要进去了，不管是怎么进去的，只有一直干到“退休”，也就是“亮点”认可这个小妹已经榨无可榨为止。

……

“亮点”不止一次被警察突袭过，从来没抓到过一个光着身子的，因为里面的小妹是每天都要演习的，而这种演戏基本上是按照警察们告诉怎么怎么去做的......这种光天下日中的罪恶数不胜数，持续了十几年。何等的令人愤怒，令人悲哀!

更有甚者，这些魔爪肆无忌惮地伸向了下一代——

2006年10月《新世纪周刊》报导:因为痴信同处女发生关系能升官，河南一位国税局干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奸污16岁以下未成年少女17人。报导说:1982年毕业于河南省一家财会学校的邓军，“急于升迁，并且为了‘交官运’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升官秘籍’”。2004年秋季的一天，他在一家黄色网站里看到一条信息称，如果在倒霉或者职位升迁受阻时，只要同处女发生关系见“红”，马上便会交到好运，并且越多越好，网上还刊登了如何辨别处女的文字、图片等。欣喜若狂的邓军像遇到救命稻草一样，开始按照网络上的预测实施自己的“升官”计划。一个月后，邓军把“高价买处”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经常光顾的一个发廊老板李艳。见钱眼开的李艳很快和他达成了肮脏的交易。......

无独有偶，我们从2008年的反腐大案中得知，官至大法官的黄松有亦如此，在打黑风暴中落网的重庆市原公安局长文强亦如此。我们还知道了，2008年以来，继贵州习水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后，全国又相继出现了若干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嫖宿幼女案”，如浙江临海市气象局副局长池全胜“买处”案、福建安溪县政府官员集体“嫖宿幼女案”等，一时华夏震惊。而这些案件最终以“嫖宿幼女罪”进行审判，更是令舆论哗然。

本来，《刑法》早有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可是，正是这些频频发生的所谓“嫖宿幼女罪”，使得人们始注意到1997年修改刑法的时候，居然偷偷地把“嫖宿幼女”作为一个单独罪名独立出来，量刑上也从死刑降到了有期徒刑。由此对幼女构成双重侵害，一方面幼女本身即已是被性侵害的主体，另一方面法律又把这些心智尚发育不全的未成年人认定为“卖淫女”。邪恶的立法必然为邪恶的“嫖宿幼女”打开方便之门。

现在，性病再也不用羞羞答答了，它大大方方地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电视和电台上，每到晚上9点以后，性病“专家”“教授”们就不辞劳苦地给大家讲授性病知识。现在的“专家”“教授”就堂堂正正地坐在各大医院里，或者直接就是什么“泌尿系统研究所”，它们掌握着高科技的仪器，比老军医高效多了。而且，现在“专家”“教授”们再也不用贴那些个寒酸的小广告了，电视上的广告水平比电视剧还高......

……

至此，只想学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啐一句:狗日的改革开放!

改造二流子

50年代的中国，以钢铁巨人般的脚步前进着。时代的巨轮碾轧着旧中国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统和生活方式。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在旧中国，一方面是上层阶级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他们鄙视劳动，贪污腐化，投机取巧，欺骗狡诈;一方面是广大群众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流离失所，无衣无食，加之烟酒嫖赌等不良风习的传染，于是社会上便产生一种流氓阶层。这些人受了旧统治阶级寄生生活的影响而脱离生产，以军阀土劣为首脑和依靠，本身生活就是胡嫖乱赌，吸大烟不务正业，对人民拐骗窃盗，欺善助恶，他们大多数是黑暗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反转来又成为社会上的蠹虫和祸害。

实际上，改造二流子的社会革命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曾经是边区最为感人的故事之一。

西安刚解放时，社会局势还不稳定，治安整顿问题成了重点之一。1950年西安市政府将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处的通知转发给市民政局。文件称“禁赌工作，各地在旧历年关，多已进行，本部亦于同时电令督促查禁，但对此项工作，除西安市已有报告外，各省都没有报告。兹值春耕季节，各省应重视赌博对社会治安与生产的危害性，督促所属各级政府结合生产救灾、改造二流子等工作，切实查禁亦将执行情况报告本部。特此通知，希你局切实查禁......”

1950年6月，保定市统计当时全市没有职业的市民共有686户，2017人(包括失业知识分子183人，失业工人453人，无依无靠的孤老残疾175户，450人)，没有固定职业的有2446户，7756人。另外，还有从外地到保定市的灾民156户，802人。这些没有合适工作的市民中除了有正派劳动人民外，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娼妓、小偷等，解放以后他们旧习不改，缺乏劳动习惯，仍在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生活。为了让大家都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保定市政府率先对市民进行了劳动生产节约的教育，在大街小巷宣传劳动观念。之后，他们又通过优抚救济、介绍职业、管理乞丐等一系列活动，来树立模范和培养骨干，有重点地改造二流子、懒汉。组织的劳动包括拆城筑圈、挖河等，并且都发动了竞赛，劳动结束以后还有评功、发奖状、奖章，奖毛巾和镐锨等环节。在这一系列的劳动中，逐步树立了一批劳动模范榜样，同时也对坏的现象作了批评，鼓励群众来强制那些“馋懒”的人劳动。

1955年5月下旬到6月初，林伯渠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临澧，进行了5天视察访问。根据参加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的人回忆，林伯渠在座谈中说:“对懒汉、二流子要加强改造，使他们能够很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到1958年，广东阳江县东风人民公社在实行供给制上展开过一场大辩论，辩论主题之一就是实行吃饭不要钱，会不会出懒汉?当年的回答是:否，不但不会出懒汉，还可以改造二流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实行供给制后，人人要社供给，人人就要为社劳动，每个人的劳动已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大家庭。所以群众的互相监督精神就会大大发扬起来，懒惰的人就难以躲过千百双眼睛。第二，因为公社实行了劳动组织军事化，生产行动战斗化，人人要遵守制度和纪律，否则给予批评，懒汉再也偷懒不了，就会逐渐变得勤快。第三，实行供给制后，生活得到解决，丢掉了沉重的家庭包袱，贫农和下中农就会更加积极劳动。实行半供给制，“由于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集体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广泛地开展，对懒汉的教育和监督更加严格”。这个辩论也反映了解放后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

总之，毛泽东时代能够成功禁毒禁娼，能够把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改造成新人，

为什么现在中国则不能了?

不得不说，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的演变是社会道德风尚演变的主导因素。在私有制社会中，道德风尚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并不因人们意识到它的危害并有意识地防治而就可以避免，这些措施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一个缓解的作用，正像用麻醉药止痛一样，药效一过去，道德风尚的衰败就又开始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古老却又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政权的气数首先取决于社会管理层道德风尚的演变。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具有健全的道德更新的能力，历经多少次崩溃而又能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继承了中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然而这么高的素质不是天生的，首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言传身教带出来的。能够带好自己的队伍，这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有人说过这么一件事，刚解放时，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在交公粮的路上看到掉在地上的几粒稻谷，就弯下腰捡了起来，一位老农看到了这个情景后由衷地赞叹道“:共产党的天下真旺啊”!这位不知名的老人以他朴实的直觉洞悉着历史兴亡的关键。

第九章 激情飞扬的社会风貌

毛泽东时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虽然那时物质财富不富裕，但论精神财富，我们那时是多么富有，活得多么充实，多么激情和豪迈。我们在歌声中生活，在激情和豪迈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工人们说:咱们工人有力量!

农民们说:学习大寨赶大寨!

解放军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年轻人豪情万丈，“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老年人“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由值班卫士马武义负责为毛泽东准备行装，一双刚做的皮鞋，一件用在延安时期就珍藏的旧呢料裁制的套装都已准备停当，可在毛泽东早上起床时，发生了小小的风波，因为10月的北京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他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件衣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胳膊肘处就磨出了两个窟窿，是李讷的保育员韩桂馨用旧袜子头补上的，两个大补丁非常惹眼。马武义又拿来毛裤，毛泽东两条腿往裤腿里使劲一蹬，结果脚从膝盖处的大窟窿里穿过去了。这两个窟窿也是在西柏坡时就发现的，可窟窿太大，韩桂馨找不到那么大的袜子头，就没有补。毛泽东就这样穿上了，坐在那里，还问马武义怎么样。马武义当时就乐了，说主席你的腿从那两个窟窿里跑出来了。主席也乐了，是吗?马武义说，你坐在那里看不见，毛裤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后边了。主席坐着不动，好像是说那有什么不可以!马武义说，主席那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他说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门?马武义肯定地说不能，毛泽东说那好办，推倒重来。

那天马武义陪着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云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是在那个时刻，除了马武义，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庄重朴实的绿呢子套装里面，穿着一套打了两个补丁，露出一双膝盖的破旧衣裤。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到苏联访问。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毛泽东一辈子没有穿过西装，建国以后在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或其他公开场合，毛泽东都穿中山装，特别喜欢灰色的中山装。

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主席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东方文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受他的影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穿起了这种毛式制服。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穿着补丁裤子接见外宾，这在各国领导人中恐怕是没有的。勤俭是毛泽东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场合是那样的随意，是那样的自然率真，从不扭捏作态，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在镜头前对自己的衣着左顾右盼，左整右理，自然、得体、朴素、大方是我们在镜头前见到的毛泽东的穿著风格，这与时下政坛精英们所追求的精致、华贵、高档、“雅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为什么?”“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只留下工作人员在那里发呆。

毛泽东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工作人员凡是要给他换东西，必须得经过他的同意。哪怕一个脸盆，一块毛巾都如此。毛泽东又是一个非常念旧、非常节俭的人，他的生活用品，哪怕旧得无法再用，他都不愿意扔掉。他常对劝他改善生活的人说这样一句话:“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毛泽东的内衣、衬衣、睡衣包括袜子大部分都是经过补过的，因为穿坏了就得拿去补，好多都是最后没有办法补，补到洗都没有办法洗了。后来用洗脸的毛巾用来补，他的睡衣、床单好多都是补过的。陈列在韶山纪念馆里的毛泽东睡衣是一件世间难找的“稀世珍品”。这件在50年代初由北京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定做的木薯棉睡衣伴随他一直到1971年。那时这件睡衣已经旧得稍不留神就会脆破一个大口子，实在无法再穿了。领子全换过，衣袖、前襟、下摆等处均补丁连补丁，根本看不出本布来，细细数来，整件睡衣竟共有73个补丁，真可谓“百衲衣”。

毛泽东嗜吸香烟，按他自己的话说，吸烟比吃饭还重要。可他抽烟，用北京人的话说，有点抠门儿，把烟抽得都拿不住了，仍舍不得丢，还要塞在烟嘴上接着抽，直到抽个一乾二净，火熄烟灭。50年代初一次开政治局会议，高岗点燃一支烟来抽，只抽了几口，就顺手扔到地下了。毛泽东不言不语，十分自然地伸手捡了起来。这个举动把高岗弄得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很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如此注重勤俭节约的。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个性豁达的毛泽东一生都讨厌的东西，大概要属钱了。1964年卫士长李银桥已经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那年夏天他去北京看望老人家时。毛浑东听说他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稿费中取出一千元帮助他。秘书将钱装到牛皮纸袋放在了毛泽东的桌子上。

“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毛泽东远远比划手式。

“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李银桥连连摇头。“主席多次帮助过我，我实在不好意思。”李银桥说。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作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一千元钱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毛泽东自己从不沾钱，但家里却有严格的家庭开支帐和伙食费专门帐，每季度需他亲自审阅。从1964年开始，吴连登在毛泽东家里当了十二年“管家”——生活管理员。在这十二年中，毛泽东家里的每一笔经济收支账目都由他经手，认真填写收支报表，附上发票和收据，每季度请毛泽东、江青阅示，然后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封存。近年，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毛泽东的家庭经济收支账。

据吴连登介绍:毛泽东和江青各花各的钱，各记各的账。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两个方面:一是工资，二是稿费。

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一级，每月六百多元。1958年后，毛泽东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直到1976年逝世止，每月仅四百零四点八元。

他的账很好记。每月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租用家具、地毯等费用加起来八十多元，冬季加四个月取暖费四十元，合计一百二十五点零二元。另外，吃饭每月一百多元，吸烟、喝茶八九十元。即使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接见外宾，每喝一杯茶，也按规定交一角钱，一般二十天左右去结一次账。除此，李敏、李讷和江青的姐姐的生活费也由毛泽东负担。

毛泽东稿费多用于购书和资助民主人士。韶山来人看病和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困难，也从稿费中拿钱帮助。另外，在一个月工资不够用时，吴连登写申请，要求从稿费中补贴。但需经毛泽东亲自阅批后方能取钱。

江青任中宣部文化处长时工资每月一百元，后调至九级，二百四十三元。文革中林彪说江青待遇应当和邓颖超一样，背着主席将江青由九级调为五级。林彪出事后，在清查中被发现，毛泽东特别生气，对江青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江青也感到问题严重，写报告要求将工资退到原来的九级，多领的全部退还给国家。

毛泽东家这些经济收支账，有账有据，真实可靠，实际上就是那一阶段毛泽东的生活实录。

然而，终生讨厌钱的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却不得不经常认真的研究钱。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根据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此后又颁布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差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调整，再度拉大了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而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对等级工资制的建立明确表示异议。开始时，毛泽东还主要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

1956年春，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毛泽东逐渐开始为工资问题讲话。

在初步反思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得失的情况下，他尽管委婉却很明确地开始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应“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提醒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资标准较前没有任何带趋向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显然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主动要求把他的工资待遇从一级降到三级，只同意拿404元的工资。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定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即使这样，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而且毛泽东还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而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毛泽东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也公开表示质疑，他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即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毛泽东反复批评等级制后果，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1965年秋，甘肃省天水县花牛寨生产大队的社员们给毛泽东寄去一箱他们自己产的苹果，让领袖与自己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不久，他们便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还有44.82元钱。钱是毛泽东亲自交代寄的。信中说:“中央早有不收受群众礼物的规定，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送，现汇去人民币44元8角2分，请查收。”后来，这封信被花牛寨人刻成了碑，高高地竖在村口上，以教育子孙后代铭记这件事。对于外宾送的礼物，毛泽东也是如数让工作人员登记上交，从不留一件。对此，身边工作人员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不料，毛泽东却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这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礼品观”。他始终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用来谋取任何私利，并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自己始终是个“无产阶级”。

1966年夏，邢台突然发生地震，波及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慌忙走进来，一边说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扶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着的一包牛皮纸挟在腋下，这才随护士长走出屋外。

护士长看见毛泽东只挟了包牛皮纸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地对护士长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时隔四十余年，我们还有多少官员记得毛泽东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警言呢?

艰苦奋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人。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是共产党人的典范。

毛岸英，是毛泽东最赏识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在他五岁的时候，毛泽东就离开妻子组织秋收起义，从此分隔了19年。这些年来，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从幼年起就经历了坐牢、母丧、流浪街头重重磨难。毛泽东也感慨的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怜惜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毛泽东身边，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从1945年11月起就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心情和身体顿时好了大半。看着身材魁梧、眉宇开阔的儿子，毛泽东发自心底地感到快慰。那天，毛泽东特意吩咐做了几样菜，庆贺父子俩苦别之后的重逢。

然而，对这个懂俄、英、德三国外语，任苏联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过二战大反攻，为人处世大方开朗不拘小节，颇有乃父之风的长子，毛泽东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仅仅在一起吃了两天饭，毛泽东就把儿子赶到机关食堂去吃大灶。不久，毛泽东又把岸英介绍给延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几个月和陕北乡亲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后，毛岸英回到父亲身边，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黝黑的光芒，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进城后的1949年10月，舅父托人找毛家要求安排工作。10月24日，毛岸英给向三立回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其中说:

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信，使向三立极为感动，深受教益，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听说儿子收到了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询问:“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是表舅向三立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当即吼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说对?”

毛岸英原则性很强，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从衣袋里取出两封信，双手递给毛泽东，说:“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思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的氛围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些人间琐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深沉地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

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泽东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

毛泽东突然朗声大笑起来:“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解放初期，毛岸英从中央社会调查部调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委副书记。给机器浇冷却油，帮铸工抬砂箱、装砂子等粗活重活，他都抢着干。工人们只知道这个穿旧军装、腰扎大皮带的“进城干部”姓毛，却没有人知道他是最高领袖的儿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参战。对于参战，中央内部并不统一，当时很多人都有保留意见，毛泽东是极力主张参战的，近水楼台的毛岸英得到消息，毫不犹豫的作出了选择:那就是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因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在毛泽东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主动要求“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斗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种随时可能牺牲的时候和地点。当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都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这一年，岸英28岁，当时中央领导人子女里，适龄出征的还有很多，如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当时正在东北的一座工厂里......可是中央领导人子女里，报名出征的，只有毛岸英。后来彭德怀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入朝第二次战役打响这天，11月25日清晨，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的毛岸英在防空矿洞外的作战室值班，四架美军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来志司驻地大榆洞空袭，迅速投下的燃烧弹击中作战室的木板房，正在专心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离门的位置还很远，等他们站起来向外面跑的时候，还没等他们跨出门坎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所吞没，木板房瞬间化为灰烬，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11月26日凌晨，彭德怀发电报到中南海，叶子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决定将这个噩耗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和江青商量，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挥志愿军打第二次战役，这两天他又感冒了，暂时把电报压了下来。至于毛岸英的遗体如何处理?有人建议运回北京。彭德怀的意见是留在朝鲜，与同时牺牲的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以志愿军司令部或司令员的名义立碑，说明牺牲经过。周恩来在彭德怀的电报上批: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刘少奇、邓小平也表示同意。

直至几个月后的1951年1月2日，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感冒也已好了的时候，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听后怔住了，一声不响，身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敢说一句话。只见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这时，大家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损失惨重。志愿军牺牲伤亡人数达36万，因此不可能把烈士的遗骨都运回国内安葬。“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如今又成了牺牲的十几万志愿军烈属之一，尽管他的内心万分痛苦，但他必须要带一个好头，因此他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把岸英葬在朝鲜，他对彭德怀说:你们做得对。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也正因此，才有后来的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异国他乡。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和慰问烈属，心情都显得十分沉重，因为他自己同样也是烈属。烈属见烈属，两眼泪汪汪。尽管许多烈属想迁回亲人的遗骨，但当人们知道毛泽东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葬在朝鲜时，他们就都不再说什么了。其实，面对这样的领袖，他的人民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用无言的行动教育了人民，这不正是新中国强大起来的重要精神力量吗?

毛泽东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毛岸英在朝鲜时，常到一位阿妈妮家翻译资料，阿妈妮的丈夫和儿子都上前线了，她就把他当亲儿子待。听说志愿军司令部要把“刘”秘书的坟挪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阿妈妮不让挪，说坟里埋的是她儿子，她和家人要世世代代为她儿子守墓。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志愿军首长不得不说，这里掩埋的是毛泽东的儿子。阿妈妮这才不再阻拦，朝着北京方向深深地三鞠躬。

逝者长已矣，苍蝇仍嗡嗡。

某些人对毛岸英战死朝鲜缺乏同胞的感情，反而流露出某种兴奋。还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儿子看不顺眼，甚至为美国侵略军的战争罪行暗自叫好。

这些人非议毛岸英烈士最主要的借口有两点:一是“镀金说”。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派毛岸英到朝鲜是去镀金。二是志愿军总部安全说。

关于“镀金说”。阴险小人之心猜测说，毛泽东为培养儿子做接班人，让儿子去战场上镀镀金。五十年后，再弱智的人也知道了，中国赢了，于是参战的也就有金可镀。可1950年毛岸英踏上战场时是个什么情景?美国，全世界超强。中国，百年来对列强几乎没有不惨败惨逃过。在当时那个场景，有谁预测得到中国必定能赢?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除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力主出战外，别人全都认为中国不可战。毛泽东为出兵之事，几夜几夜不合眼，不止一次说过“大不了，中国晚解放几年，我们再去打游击”。

既然都是猜测动机，毛泽东的原话更贴近事实“:我力主出兵，我的儿子不去，别人的儿子谁还去?”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没有派自己的儿子上战场，孙中山、蒋介石没有派自己的儿子上抗日战场，另有某某某们的儿子们不仅未上战场反而去了商场。如今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唯有毛泽东派他的儿子上了战场，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且把一腔热血洒在了那里。

关于总部安全说。对这个一些人编造的谣言，请看《历史记录——杜平回忆志愿军总部被炸》:

“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发起的时候，彭总办公室和总部机关呈现了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同志们连说话、走路、吃饭的节奏都加快了。彭总办公室这个名称，据张养吾同志说，是彭德怀司令员口头向他宣布的。当时解方同志是办公室的秘书长，张养吾同志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杨凤安同志为办公室副主任，还有参谋成普、秘书毛岸英、朝语翻译金昌勋、警卫员郭丰光等。刚到达大榆洞时，同志们住的是山洞，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炒面和压缩饼干，借助烛光起草文电，条件十分艰苦。彭总生活完全和同志们一样。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彭总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常熬通宵。有时闭上眼睛打个盹就算是休息过了。同志们既担心他的身体，又钦佩他的精神。

回想国内战争时期，不要说在总部机关，即使是在军师机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不要说在军师机关，就是在彭总身边和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我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

当时，为了尽量不暴露志愿军主力入朝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度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美军飞机。因此美军飞机横行无阻，猖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美机不但可以擦着房顶、树梢飞，还可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搜索目标，见人就打，见车就炸，甚至见到地面上的一垛草，一头牛，一条狗，一只鸡，一缕炊烟，也要打上几梭子弹。我们总部进驻大榆洞短短的一个月中，曾多次遭到美机空袭。就在我们第二批同志到达大榆洞的当天上午，总部驻地附近就遭到了美机袭击，炸毁了停在山脚下的汽车。以后又炸过几次，但由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采取了严格的防空措施，加强了对空侦察，所以损失不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美机的狂轰滥炸面前，总部绝大多数同志是好样的。他们不怕炸，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坚守岗位，各尽其责。特别是那些女机要员、女报务员、女医生，还有刚从地方转到军队来的翻译人员，都能做到临危不惧，表现很出色。正是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努力，每个人都像螺丝钉似的坚守岗位，才使志愿军总部这部‘主机’得以正常运转，较好地起到了‘神经中枢’的作用。”

……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用大理石为毛岸英同志立了墓碑，墓碑的前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了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书写的人类父子关系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六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毛岸英如果活着，今年就是88岁的老人了，但他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对于那些质疑的人，我们只需说:有一个青年，燕尔新婚，但他的国家需要他去打仗，他就穿上军装上了前线，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岸英牺牲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对其他儿女给予溺爱，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他们，甚至因为一些干部在进城后表现出的对子女的溺爱和纵容而更加警觉。毛泽东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曾指出，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从小跟着哥哥在上海街头流浪，有一天，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到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导致两耳被打聋，大脑严重受伤，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对不幸的儿子，毛泽东除了像寻常父母一样关爱以外，还着力培养岸青的自理能力。进城后，李讷的保育员韩桂馨有时也要照顾一下岸青的生活，有一次，岸青自己洗衣服，韩桂馨看到说你看你洗的方法不太好，我帮你洗吧，我能给你洗好，可岸青回答，我爸爸跟我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叫阿姨给帮忙做。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建国初的某一天，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李银桥说:“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李银桥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毛泽东又摇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银桥说:“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毛泽东笑着说:“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李敏和李讷进北师大附中学习，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她们去报名。学生注册表上有一项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当王鹤滨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看都没看，就说:“你带去，就填你的名字嘛。”毛泽东是担心填上自己的名字后，会给学校增加精神负担，或搞特殊待遇。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李讷很少回家。一次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小尹看李讷脸色不好，便关切地问是否病了?李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李银桥听了小尹的汇报后，心中很难过，他搞了一包饼干送给李讷。李讷怕让别人看见，匆匆填了两块在嘴里，把其余的包好，准备慢慢享用。李银桥看着不忍，说“:吃吧，我还给你送。”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的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李银桥小声解释。“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事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恪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有一次毛泽东问护士长吴旭君:“我的医疗关系归哪里管呢?”

吴旭君说:“你的公费医疗关系归北京医院。”

毛泽东又说:“听说李敏、李钠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就不对啦，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们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1964年7月，一次毛泽东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朵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作为共产党人来说，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包括亲属子女利益在内的个人利益之上，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历来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高下的试金石。从毛泽东和子女关系这个独特的视角，我们又一次真切地领略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与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岸英相比，一些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作为为亲属子女捞取好处的资本，甚至包庇触犯法律的子女，完全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事现在可说是比比皆是。古人早就说过: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与各种宣传途径相比，人民群众更注意通过党的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来为共产党打分，于是就有了新的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战场，邓小平的儿子做官倒......

民主的风气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就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经过这些年来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领会了其伟大的意义。

在大是大非面前，毛泽东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前进的航向。在原则问题明确的前提下，民主给人以自由、给人以清晰、给人以想象、发展的空间，让人舒畅，让人美满，还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增强团结。总之民主不但是人人想往的，还给党带来了光荣、带来了胜利，给集体带来了收益、带来了前途。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中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成果，这都是与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梁不正，下梁弯。也就是说:如果上梁正了，下梁也就直了。毛泽东是民主作风的典范，那么他所领导的部下也成了“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的典范，成了中国历史的典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在人民群众之中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1955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友蒋竹如对于语文教学、文字改革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见解。毛泽东仔细地阅读后，郑重地给他复信:

竹如兄: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顺问教安。

毛泽东比蒋竹如大5岁，高两个年级，是地地道道的“学长”。毛泽东此时身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蒋竹如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语文教员。毛泽东依然按照中国传统书信往来的尊称习俗，尊称“竹如兄”;对于蒋竹如的“语文学研究”，“虽未能同意”，仍然转给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参考，这种民主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现代民主政治中，最关键的有四点:1、纪律。2、民主。3、权力。4、责任。而在近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毛泽东是最深刻理解和掌握民主政治者。

纪律。毛泽东对纪律是非常看重的，对自己是如此，对党内人员也是如此。

井冈山是毛泽东创建的根据地，后来，中央或湘赣的党的领导，三天两头下来，钦差大臣满天飞，排挤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抗辩，但始终是遵守纪律，对决定从来是执行的。后来，上面来个什么代表，硬是说上面把毛泽东开除出党了。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有很高威望，虽然毛泽东不满，个性又强，但还是没做出任何违纪的行为。

后来，红四军“七大”，把毛泽东错误地轰下了台，休养去了。后来，没有毛泽东的红军连打败仗，大家开会，令毛泽东立即赶来协助打仗，结果，毛泽东说病了，没来。大家很生气，做出决议，给他个警告处分，硬把毛泽东弄来，一看，躺在担架上呢，果然是病重。这是个插曲。但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的坎坷是任何其他中共领导人没经历过的，但不管如何对他错误的打击，毛泽东都承受下来了。毛泽东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解放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党中央经常做出各种规定来限制毛泽东的自由，比如说吧，毛泽东喜欢到群众中去，但他的长相太好辨认，于是规定毛泽东到群众中去可以，得戴大口罩。没办法，出去就戴个大口罩。现在的一些人抓住几根洋毛，天天摇动起来做大旗。实际上，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基本发现不了他有什么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就是批彭倒刘，整个过程都是通过组织程序进行的。这一点，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史学家们多数是承认的。

民主。投票、表决是实施民主的最重要的途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毛泽东掌握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毛泽东学会了用民主的方式来说服同志，争取多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深刻理解了民主的真谛，耐心地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沟通、交流，细心地做说服工作，从而在会议上取得了多数票，救红军于即亡、扶中共于将倾。随着革命节节胜利，毛泽东越到晚年，心胸越开阔，越是大度。

林彪对毛泽东非常了解，在他笔记中记载着:“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如果林彪的观察没错的话，毛泽东的确抓住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要害，说明毛泽东在决策时并非那种独断专行的人——尽管共产党赋予了他“最后的决断权”。

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理解民主的真谛。常常是开会不说，会后瞎说。当时不说，事后乱说。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大家都批了彭，倒彭也是大家用投票的方式通过的，事后却不认账了，都成了毛泽东一人的问题，真是民主笑话。当你举手投票，你就得对自己的票负责。如果你不敢负责，就不要吃那碗饭，别一点政治家的职业道德都没有。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民主作风亦如此。

2003年，原《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在他撰写的“毛泽东与《光明日报》”中说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而且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穆欣在他的文章里说: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读者为主要对象，学术与文艺问题都是它的宣传重点。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光明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在版面上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多次有计划地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他尤其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

穆欣在文章中讲到毛泽东对文艺理论争鸣的支持时写道:

关于“时代精神”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讨论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毛泽东重视这场讨论，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文章，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这样。7月6日，他在看过报社排印的这篇文章清样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毛泽东的民主，开国之初的政府高官里非共产党干部之多也是标志之一。譬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张澜;政府副总理黄炎培;水利部长傅作义;农业部长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围绕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利瓦伊汉作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周恩来也多次到会讲话，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如何看待民主党派，是取消、合并还是长期共存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也听取了汇报，作了“以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我们自己的干部”的重要讲话。

会议解决的问题是:面对新中国的建立，有必要澄清、纠正来自中共党内和一些民主党派高层产生的对“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还有没有作用?”的模糊观念和意见分歧，提高人们对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共创多党合作的认识，及时遏止民主党派酝酿解散的趋势。有两件鲜为人知的事值得一提。

1949年11月14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对农工党是“存”还是“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农工党已完成协助中共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再没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另有人认为:在新中国，农工党还要继续发挥协助中共巩固政权、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作用，不主张结束组织。两派争执使会议几乎开不下去。

11月22日上午，得知情况的周恩来邀请了当时的农工党中央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等进行座谈，听取了两方的意见。下午，周恩来即邀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北京饭店作了一个报告，指出“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纲领，农工民主党对这个纲领的历史使命还没有终了。它的存在，今后要积极去做。除了组织任务外，同时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责任，我们还要一同到达社会主义时期咧。”无疑，周恩来的表态起到了挽救农工民主党的作用。

再就是毛泽东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1949年人民政协开会之后，九三学社有人认为，“我们都是一些书生，各人又都有各人自己的工作岗位。政协开过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此后，只要在本岗位上替国家尽力，不需要组织什么政团。”由此，从1949年9月到1950年上半年，也没有发展一个新成员。九三学社酝酿解散之时，正值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在苏联作第一次访问之时。及至访苏归来，救国会已于1949年12月宣布解散，对这既定事实，毛泽东很是惋惜，又听说九三学社正在草拟解散宣言，立即派中央领导同志转达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

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真诚劝说，九三学社遂决定保留下来并于1950年3月恢复成立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中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全国解放后，这种精神还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毛泽东去世。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导致的生活数据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

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同时，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德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朱德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德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德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德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迭迭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曾经历过那个困难时期的人们知道，人民领袖与老百姓一起在同甘共苦，这也为战胜灾害增强了信心，以及共度难关的决心。如同60年代那样的经济困难如果出现在今天，不知会如何?

遵义地区的湄潭县流传着这样一件事:1960年这个地区出现严重饥谨，但是看守××战备粮库的一名共产党员(可惜没有人记住具体姓名)，守着满满的一座大粮库，至死也没有动过仓库里一粒粮食!有人说:应该将那位守着粮仓却饿死的共产党员载入史册!

从共和国的长远大计想，为了工农大众的共同利益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守护，我们确实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忠于信仰、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2006年11月《人民网》一则新闻引起人们注意。新闻标题是“江苏建湖县:干部下村吃派饭”。报导说:从今年5月起，江苏建湖县的县、乡干部下村工作，就餐实行派餐制，不再由村级招待。一位乡镇干部欣喜地说:“可把我们从‘酒精考验’中解脱出来了!”......

吃派饭，这种在过去司空见惯的好现象，同时也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就坚持的、曾被赞誉为“是我们党，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的好传统，不知不觉中已经消失好多年了。以致今天竟成为新闻，不仅令人万分感慨。

过去，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下乡工作都是吃派饭，即:到了吃饭时间，去村里的老乡家吃饭。当然，要付给老乡菜金和粮票。那么钱和粮票谁掏呢?谁吃饭谁掏，天经地义!

一般来说，领导干部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开饭时，含辛茹苦、朴实厚道的房东一家会热情地把你迎进屋里，将那已经热乎了的火炕再加把柴;粥熬的也比平时稠许多;还往那老咸菜里滴上了几滴经年舍不得吃的香油。你也不用客气，脱鞋上炕守着小炕桌盘腿一坐，什么也别管，房东大嫂利落地就把饭菜端来了。你尽管端起那粗瓷大碗吃你的饭——喝一口稠稠的热粥，香!吃一口切得细细的老咸菜，美!再咬一口刚出锅，烫得来回倒手的红薯，甜!吃饱了喝足了，陪你吃饭的房东大哥一挥手，房东大嫂马上把炕桌收拾干净，然后给你端上来一碗用烤好的大枣沏泡的，红通通香喷喷的大碗茶;房东大哥把烟笸箩往炕桌上一放，烟袋锅装好烟叶，双手递给了你。你说你这是什么待遇、什么规格?用现在的话讲:那叫“国宾待遇，最高规格”了。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呢;这才是真正的“放松”呢!因为乡亲们把你没当外人，是当亲人待了。现在你想要这种待遇、这种规格，可上哪找去呢?

抽着烟，喝着茶，和房东大哥大嫂家长里短的就拉起了家常。说说笑笑、亲亲热热、平起平坐，没有隔阂。不知不觉中，你就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也知道了老乡们想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再屋里屋外的转转看看:摸摸铺的盖的厚不厚，看看囤里的粮够不够吃，柴火够不够烧，再瞧瞧圈里有没有养着猪，有几只下蛋的鸡......基本情况你就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也就一清二白了，而且比你听汇报、看材料来得实在多了。

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下乡，已经很少能到群众家里走走坐坐了，就别提在群众家里吃派饭了。更有甚者，下乡时有接有送、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群众惟恐躲之不及，还谈什么和你一个炕头上坐着、说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密切保持同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不脱离人民群众，不做旧时期的官老爷，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让自己的干部下放到工矿或农村去，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结果是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

相比之下，从干部下放到工人下岗，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干部。当然，那些成天叫嚣着让工人下岗的还真说不上是什么“干部”。

“干部”这个词许多国家都采用，本意是指在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人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科学、文化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公职的人员都称为干部，也泛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

毛泽东曾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后来，党的十二大党章确定“: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发现“干部”这个词也在变化。自90年代中期以来，“干部”一词已逐渐被“官员”所代替，标志着“官老爷”时代的到来。毛泽东时代，干部也是有牢骚话的。克拉玛依的第一代石油工人说，当时他们的局级干部也就相当于五、六级工人的工资，比八级工要低。一些老工人，当了干部后，工资反而降低了。所以，不能正确对待的人就会发牢骚说:“当官不发财，做事往前站，工资上不去，老婆调不来。”只是，这样的牢骚话反而更加证明那时的干部确实就是“干部”。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使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蒸蒸日上。

也正因为还有“牢骚”这类现象，毛泽东才把党内有的“大官”称为“资产阶级”，才有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动机，即清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006年10月央视十二频道《道德观察》栏有一期报导说:有一个八十几岁的孙婆婆，独居城镇一间价值四十多万元的门面房，平时孤苦伶仃，无人照顾。忽然一天孙婆婆病危昏迷不省人事，被小区送到医院住院。于是从相隔几百里的老家和独居的城镇突然冒出无数的亲友，为争夺孙婆婆的这间门面房，亲友们之间或密谋于私室，或于孙婆婆病床前大打出手，或制造假遗嘱，演尽了人间贪婪图财的喜剧。

谁知孙婆婆后来又清醒过来了，经过了解，很多的亲友过去很少往来，也从未立过遗嘱。有一好事记者采访孙婆婆，向孙婆婆提问说:婆婆百年之后的房子准备留给谁?谁也想不到，孙婆婆想也没有想，果断地说“留给公家”。记者又问，留给哪一个“公家”?婆婆这时却疑惑不解的望着记者，沉吟了半天还是回答说，就是“公家”呗!最终，在记者的一再启发下，终于弄明白，孙婆婆所说的“公家”就是孙婆原来所在的单位——建筑公司。

谁是公家?对于现代的人来说，也许认为孙婆婆真的太老了，连谁是“公家”都分不清。但是对于毛泽东时代过来人说，“公家”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公家”，交给“公家”就是交给了共产党。那个时候，共产党与“公家”是一体的，还能分多少个“公家”吗?

只是，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家”单位组织，确实是不一样了。不同“公家”组织的利益追求，已经将政府“公家”与国有企业“公家”、这个国有企业“公家”与哪个国有企业“公家”、这一地政府“公家”与另一地政府“公家”，区分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的“公家”了。

过去，你从一个国有企业调到另一个国企业，除了地区类的差别，工资略有变动外，工资级别不会变动，工资政策全国是统一的。现在则不同了，你原来在一家企业月工资是600元的，如果调到电信、银行等效益好的单位，你的工资也许能拿到几千元。

过去教育部门、学校是不准创收的，现在却成了地方政府、学校的摇钱树。过去任何政府部门不准私设小金库，不准私自谋取利益，现在很多政府部门为了捞钱，各显神通，为部门少数人谋取私利。过去，企业利润是上交国库的，现在由企业自己开支，效益好的，领导与工人工资可以高于效益不好企业职工工资几倍至几十倍。过去资源是国家的，现在谁抢占了资源，就属于了谁，谁就能从占有国家资源中谋取少数人的利益。

正因为现在的“公家”与过去的“公家”不同了，孙婆婆所在的建筑公司领导听到了孙婆婆意愿后，开始高兴万分的派人来看望，后来却没有接受孙婆婆的一番赤子之心。建筑公司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电视记者也没有进一步分析。但若站在小集团利益的立场，却不难找到答案，接受了孙婆婆的遗产，无疑接受了一份对孙婆婆的责任。尚若孙婆婆下次住院，这个建筑公司就要负责到底为孙婆婆治病。区区四十多万元房产若是不够医疗费用，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这岂不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赔本的买卖谁会来干?这恐怕是建筑公司不愿接受孙婆婆遗产的真正原因。

“公家”再也不是过去的“公家”了，难怪记者要问孙婆婆是哪个“公家”，难怪孙婆婆对记者的提问疑惑不解，也就更难怪建筑公司不愿意接受孙婆婆的一腔热血好意了。

2007年央视春节晚会节目里，有个孩子们的节目叫《心里话》，其中一句“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使很多人听了感到撕心裂肺。在这些6、7岁的孩子眼里，身为劳动阶级的父母已经不堪与别人的父母一比，在孩子们的心中，已经深深的埋下了“劳动最低级”的思想烙印。

四十年前，很多父母与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在工厂劳动的工人、在地间劳动的农民，那时6、7岁的孩子们，从没有羞耻于自己的父母是工人和农民，相反他们勇于敞开稚嫩但博大的胸怀，去和任何人比自己的父母的光荣与伟大。他们没有比过谁的父母是开奔驰还是宝马，他们比的是谁的父母是先进分子、谁的父母是三八红旗手、谁的父母是劳动模范。“劳动最光荣”是整个时代最嘹亮的号角，辛勤的劳动者是全社会政治地位最高的人。

2007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处死刑。有人问:此人该杀不该杀?结果还真有人说:“此人不该杀。若说法，比他严重多的都不杀。若说情节严重，未见他比别人严重的情节。若说人民利益，为何不立刻将六种假药公布禁用?”说这话的人主要是想不通为什么比郑筱萸严重多的都没有杀，为什么要把郑筱萸杀掉。

严格要求干部，虽然难得“官心”，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真正的从根本上的爱护。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是斗争坚决，处理宽容，但在反腐败问题上他从不含糊。当进城不久他发现一个干部在香山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时，指着他的鼻子诘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正是有了这样的严格要求，当年才没有出现很多老百姓戳着领导干部脊梁骨骂的现象。

“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但愿能够成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常用语言。

领导干部的榜样

毛泽东时代为领导干部树立的典范当属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在党的哺育下，从一个受尽日寇、地主残酷压迫的长工，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怀着刻骨的仇恨，大智大勇的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他不畏艰险，勇作勇为，积极参加了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勤学苦练，又红又专，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他以最大的胆略，喊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强音:“不制服兰考的‘三害’死不瞑目!”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连续发表社论，高度赞扬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董必武还亲自写五言长诗，歌颂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

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焦裕禄是怎样行动的:

焦裕禄来到兰考时，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去了。

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的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

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不但是他这次行动的收获，也确定了他以后行动的方向。那么，他用什么来“把人们武装起来”呢?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持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焦裕禄没有达到目的就离开了，所以他死不瞑目，要求“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的精神也就像泡桐树一样，在兰考扎下了根，为兰考人民留下了一笔永远的财富。

这段文字，已经是很老的文字了。但是现在读起来，比许多“三农问题”的新闻显得还要新。

1964年5月14日，肝癌夺去了焦裕禄42岁的生命。临终前他对党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四十多年来，每年的清明节和5月14日他的祭日，都有老百姓自发来到他的陵前祭奠他，怀念他。他们来告慰自己的焦书记:“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

几十年来，兰考人踏着焦裕禄的足迹栽树不止，如今40万亩农桐间作，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早已替代了草木难生的风沙、盐碱和水涝地。兰考的面貌变了，昔日的风沙盐碱地已变成了一片绿洲，重要的产粮区，全国林业百强县、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焦裕禄的名字与泡桐树一起，已经永远地铭记在兰考76万人民的心里，镌刻在960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上。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62年12月，在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的时候来到这里，到1964年5月被肝癌夺去生命，仅仅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为什么会对兰考产生这么大这么长远的影响呢?感动和教育兰考人民的是他的行动，留给兰考的是他的精神。

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用专门篇幅介绍了“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通讯中说: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面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提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24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在抗灾斗争上，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通讯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

《干部十不准》的具体内容是:

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

3、不准赌博;

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

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

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

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加;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

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焦裕禄是1962年12月调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这个《干部十不准》应该出台在1963年春节之前。通过这个文件中，我们可以分析一些问题。

当时全国来看，已正是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的尾声。但是兰考县正处在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焦裕禄带着《毛泽东选集》来到了兰考。

1962年，兰考县的生活是应该是相当艰苦的。可是，从这个文件中的“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内容可以知道，当时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在正常地进行。当然，如果比较现在富裕了的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差距倒是很明显。而其中的“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的条文说明，即使在粮食非常困难的兰考县，不但允许搞“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政府号召要“积极搞好”。这些内容显然与有些人后来所宣传的人民公社有出入。

《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的通讯中，张钦礼，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中，人们自然也知道了张钦礼，以及他的事迹。

2004年5月，在张钦礼魂归故里之时，遵照张钦礼生前遗愿:“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17日上午，一千多人参加的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后，张钦礼的儿子捧着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河南省兰考县南彰乡张庄村。

汽车驶入兰考县境内，刚下高速公路，灵车就被早早等候在这里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拦住，他们在路旁摆放了祭品，打出了悼念张钦礼的条幅，哭倒在张钦礼同志的遗像前。自进入县城的第一个路口开始，灵车经过的每一个路口都有祭奠，灵车经过县城的路有多长，两旁群众的队伍就有多长。他们的条幅上写道“敬迎好书记张钦礼魂归故里”;几个年轻人手里拿的纸片上写道“农民的好书记农民怀念你!人民怀念你!人民永远不忘记你”......

不足三公里的路，走了足足三个小时。午后一时到四时，气温在三十五度以上，张钦礼同志的子女在灵车上向各界群众鞠躬致谢，挡不住群众向他们的好书记最后一次的倾诉。这时前面传来消息，县城外、还有途经的五个村子，都准备好了路祭。

在人山人海中，哭声、呼声、喊声，甚至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位妇女在主动宣传“张书记是冤死了......”的时候，有人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不冤，因为人民从来没有冤枉过他!”她立即接上:“对，对，兰考人民一直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学习张钦礼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在孝车前出现的又一条20多米长的白色横幅，特别醒目，一路上两边都有很多人在念着。举横幅的其中二个农民说:这是“我们自己搞的”。自此，这条横幅就成了这支群众队伍前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快到县委门口时，在这条“进行到底”的横幅后面，一些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只听见几句:“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打倒走资派”，“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人们为什么这样做?看看张钦礼是怎么走过来的就能知道。

张钦礼，在60年代，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的好搭档。看过《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的通讯，也就知道了张钦礼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和他的事迹。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报三高，即:高指标、高产

量、高征购。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其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批斗。

信阳事件发生后，张钦礼再次向上反映。几经周折，周恩来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了解到了信阳的真实情况。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已经停职反省，不久中央将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1962年冬，焦裕禄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后，张钦礼和他彻夜一席长谈，在所有问题的看法上不谋而合。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焦裕禄的通讯，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迹都是真实的。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这篇通讯并没有挑开兰考问题的实质。但焦裕禄大胆宣布为两千多错划右派的干部平反，对于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焦裕禄说这是兰考干部的精崋，恢复原职原薪、恢复党籍，有的提拔重用。他对张钦礼受到的迫害极为同情，对他的斗争精神也十分钦佩。焦裕禄来兰考没有与县里主持工作的刘某结为伙伴，却与一贬再贬的县长张钦礼无话不谈，成为至交。

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这些人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等待时机下手。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文革中，张钦礼曾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恩来知道了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时，立即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地于1968年7月26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来，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到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

周恩来对张钦礼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后来，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省委副书记王新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又批斗了张钦礼个把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软禁起来。

周恩来于1972年6月7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恩来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恩来解救后，深感问题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周恩来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但是，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张钦礼于1978年10月16日，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逮捕......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干部的命运更惨。文革中，他们随着张钦礼起伏多变的命运而沉浮，最终惨遭迫害......

有人说，张钦礼的悲剧在于:他一生心里只有党，而“党”心里经常没有他。更多的人则评价说:张钦礼离开了他热爱的兰考人民，兰考人民给予了他隆重的礼遇。张钦礼同志离开他们20多年了，而兰考人民不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么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认识情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这就是兰考人，这是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

我们已知，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模范大都来自基层工农兵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按照眼下时髦的“制度创新”，我们更应该把这一桂冠授予毛泽东，他那个时代的“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确实不愧伟大的制度创新。

于是，在毛泽东时代，基层大量的干部通过“以工代干”、“以农代干”而产生。他们的表现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具体的代表人物。

陈永贵，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大叔，因为带着大寨人民战天斗地，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成为了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于是头上勒着白毛巾、穿着对襟衣、满脸皱纹的永贵大叔就成为国内外举世瞩目的人物。

1973年4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访问大寨时，对大寨精神倍加赞扬，和永贵大叔交上了朋友，送给大寨一套农田喷灌设备。1974年5月，埃切维利亚邀请陈永贵访问墨西哥。永贵大叔不看风景名胜，却蹲在农场的一套滴灌系统面前傻了眼，愣是蹲在那儿不走了，两个小时参观时间结束了，他还不走，直到善解人意的主人总统埃切维利亚答应送他两套，他才高兴的起身。永贵大叔是农民出身的农业主管，当然明白、喷灌、滴灌系统对于中国农田的重要性。随后有关单位支持了一条高压电路，大寨率先开展了喷灌、滴灌试点。

在1977年的《大寨》剧组中担任摄影助理的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王安光说:“我跟随剧组到达大寨时，看到的已经是那里改造后的层层梯田和先进的喷灌设备。”

大寨试点成功后，各地纷纷到大寨参观学习。1975年，农田喷灌、滴灌系统在全国农村逐步铺开，鉴于当时我国电力供应不足，很多地方是用柴油机带着抽水机。农村社员看到新的水利系统，高兴的喜笑颜开。有的人还犯迷糊，水怎么自己转着喷呢?人们憧憬着一旦电力供应满足后，灌溉庄稼就是在村里按下电门就行了。

“农业学大寨”的结果，是全国多出了1.3亿亩水浇地。一茬一茬的农业主管更替着，没有见到胜过永贵大叔的。倒是铁道部没有忘记永贵大叔，新兰线两侧的沙漠戈壁上护路绿化带，用滴灌系统灌溉，郁郁葱葱千里长，夏天坐着火车进疆还以为是江南呢。

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只有世界的30%多一点，在全世界排在第121位。如今水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过去几米深的机井，现在变成了几十米深，有的地方打到上百米深才能见水，地下水水脉已经下降到18米以下。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北京就处于最严重缺水的城市的前列。如果还继续按照这样的速度开采地下水，长此以往，再过20年、30年、50年那就麻烦就积重难返了。

2007年全国22省发生旱情，危及耕地2.2亿亩，人口上亿，天府之国的四川连年干旱。最近西南地区的旱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丢掉了喷灌、滴灌系统，我国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大部分土地，没有绿色植被覆盖，而是以赤裸裸的黄色直接面向宇宙!兰州、西安、北京沙尘暴愈演愈烈。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已经是国际问题了。河北省固安县的永定河床已经干涸，沙漠化改变了这里的地貌。距离北京天安门只有50公里，也就是汽车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从辽宁西部过来的戈壁，距离北京也就是240多公里了。

毛泽东曾经握着永贵大叔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大老粗能办成事。

永贵大叔去世前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这些具有典范意义的“领导干部”，把毛泽东时代的干群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讲道: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产生的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一个工厂，一个矿山，一个生产队，一个机关单位，良好的干群关系就会有良好的凝聚力量，能变成一种生产力，能兴旺起来。将这种关系发展到全国，一个国家就会充满活力，创造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什么?不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相互的平等和信任，用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毛泽东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要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问:毛泽东时代的收入不高，也没奖金，但为什么人的工作热情那么高?原因就在这里。

那时，一个工厂的领导，经常是吃完晚饭后就到工人的家里去溜达，跟工人聊天，借助这个机会了解工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只要是做得到的，都尽可能解决工人的困难，因而工人有些什么事，都愿意找领导说。

像毛泽东这样将干群关系视为头等重要，取得群众信赖的领导人带出的一个政党、一个时代怎么可能不充满生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六年前那场大火至今回响着一句话:“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官员们的丑陋，在火难中曝光。无耻，永远写在这些官员的脸上。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走走样子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喊出了那句最无耻的话:“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果然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一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经全熄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当时的报导均承认:有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在火灾现场命令“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事实很清楚，是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葬送了学生逃生的时间与机会。

有一家报纸主编曾介绍了梁晓声这样一个说法，意思是，不管你说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但至今，人民还把他作为自己的领袖，而邓小平，不管你怎么高度评价他是什么政治家，人民却不认同他是领袖。这个“领袖”是要人民认同的。梁晓声还谈了个小故事，说在他家住的一个来城打工的年青人，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画报上邓小平抱着小孩子那张著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孙子脖子上那根金项链，梁晓声对他说:“小孩子带的都是假的”。那个年青人却说:“他们，还会有假的?”这话，分得多清，说得好重啊!

一个政治家的政策，总会有一部分赞成，有一部分人反对(当然，归根结底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执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家族捞取巨额利益，就是在开明的封建社会里也要受到惩治，尽管有些是在死后才受到清算的。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这句话原本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题目。

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

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1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18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1975年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78年宪法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1949年11月27日庆祝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开学典礼时，校领导经军委办公厅恳请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题词。于是，毛泽东欣然命笔，挥毫泼墨，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大字。

1950年初，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亲切接见了一批特殊人员，他们就是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当在苏联学习的郭亮之子郭志成被人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拉住郭志成的手，十分亲热地仔细端详起来，眼前仿佛呈现出战友郭亮的音容笑貌。他慈爱地笑着对郭志成说:“你长得像你父亲，一样高。”然后亲切勉励郭志成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郭志成抑制不住见到毛泽东的无比喜悦，不住地点着头，并激动地向毛泽东提出一个要求:“请您老人家为我题个字留做纪念吧!”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握笔，毫不迟疑地在郭志成的笔记本上写下了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毛泽东在异国他乡为烈士后代的这一题词，凝结着毛泽东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对战友们的无限追思，同时也寄托了毛泽东对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期望他们能够努力学习，学好过硬本领，回国后“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50年，当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招生启事后，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去上学的想法。毛泽东虽然有点舍不得李银桥走，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他说:“上学是件好事啊，我支持。”李银桥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多年，朝夕相处，这下要离开一段时间去集中学习，真有点恋恋不舍。临行前，他拿出一个黑漆皮面的练习本，请毛泽东题词留个纪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便在第一页上行云流水一般“沙沙沙”写出: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题词包含以下三层意思:一是到学校要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有关知识，干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知识。二是“既来之则安之”，到学校要安心学习，不要一心二用，只有学好本领以后，才能更好地工作。三是当用知识武装自己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党的宗旨，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带着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嘱咐，李银桥满心欢喜去补习学校上学。可是到校后，发现情况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好，李银桥大失所望，在那里仅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打道回府”。毛泽东见他回来，非常高兴，说:“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毛泽东高兴李银桥回返“继续工作”，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重视李银桥等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之事。后来，毛泽东把叶子龙、李银桥叫去，提议为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

在给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毛泽东自己也时刻在坚持努力学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身体力行，挤出时间与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学英语。无论是在外出巡视工作期间，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还是平日刚起床或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他都随时挤出时间来学习。在他这种学习精神的影响和激励下，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有增无减，知识水平逐步提高，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工作。

杨颖是辽宁省的一名公安干部，曾为毛泽东做过保卫工作。1960年冬，杨颖出差来到北京。进京的第一天，杨颖担心会打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只与李敏通了电话。可是未曾料想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他，请他去中南海做客。听到这个消息，杨颖激动不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往事一幕幕鲜活起来。

见面后，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拉家常。他亲切幽默的谈话，使杨颖很快无拘无束了。以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向他讲了许多人生道理。就这样，杨颖在毛泽东身边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12月25日，返程时日迫近。清晨，杨颖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笑吟吟地瞅着他，说:“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求吗?”杨颖说:“希望和主席照个相，以留作永远的纪念。”毛泽东听了，愉快地说:“行，行。”毛泽东立即请来摄影师，让杨颖坐在身边，照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照完相，毛泽东又和蔼地问杨颖:“这几天住得好吗?”杨颖回答说:“住得好，这几天给主席添了不少麻烦。”毛泽东笑着说:“哪里，哪里，我就愿意和基层同志多谈谈，了解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学习。”毛泽东接着一再叮咛:“你以后有机会来北京，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可不许客气。”杨颖笑着说:“主席工作太忙，要见可不容易呀!”

毛泽东一听，不由开怀大笑起来，说:“我有什么特殊?我不是和你们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毛泽东说完，走到办公桌前，挥毫泼墨，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下了“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十一个大字。

接着，毛泽东把杨颖叫到桌前，说:“我给你写了几个字，写了四张，你随便挑一挑，选一张你满意的，留作纪念吧!”

杨颖仔细欣赏着毛泽东的题词，顿觉满目生辉。古人云:一字千金。毛泽东的字是任何东西换不来的。杨颖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幸福，心想:主席匠心独运、独树一帜的题词，张张都是墨宝，都写得那么飘洒，难以取舍。于是，他禁不住说:“主席，这四幅字就都送给我吧。”毛泽东笑着答应了。

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期间，庐山管理局选派了钟学坤为毛泽东作保健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工作之余，他率领青年们登庐山，搞锻炼，偶尔抽空还与青年们讲讲学习，谈点人生，并写出了著名诗词《七律·登庐山》。

1965年8月，钟学坤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除了简要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外，还表达了希望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鼓励之词的心愿。毛泽东收信后，回了信，在信中附上了亲笔题写的“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并在信中教导她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

此外，毛泽东还为其他人或事题写过有关“为人民服务”内容的题词，展示了他时时处处以“为人民服务”律己、示人的情怀。譬如:

1944年冬，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4年，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1965年5月，毛泽东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1965年7月20日，毛泽东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1970年6月27日，毛泽东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为人民服务”。

……

总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题词涉及各行各业，既情真意切、朴实无华，又气势磅礴、凝练深远;既凝聚着毛泽东几十年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经验体会和人生感怀，表达了伟人对崇高事业的热烈、执着的追求，也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为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不懈奋斗。这些珍贵题词，给人以革命思想的熏陶、真理的启迪、艺术的享受和无穷的力量，具有永恒的魅力。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有:

1、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一个政治集团也好，一个人也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第二种是人民的敌对分子的利益;第三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亦即1942年毛泽东在延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党人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群众。我们只能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为别的什么人服务。

2、承认正当的个人利益，但为人民服务不能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并没有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他提出的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就包括对个人利益的兼顾。在实践中，共产党人把坚持党的宗旨和实现正当的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不能以追逐个人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在为人民作贡献中实现正当的个人利益。

3、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甚至骂群众、压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求共产党人绝不能搞官僚主义，而要密切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和群众建立鱼水般的关系，在群众中生根、开花，了解并反映群众的情绪、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4、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反对只向群众要这要那的做法，要求首先要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他指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就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诸如油盐柴米、妇女生孩子、小孩子要读书等等实际问题。这是为人民服务最具体、最实际的体现。

5、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代替群众包打天下;另一种是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坚决反对第一种办法而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他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民群众对自己利益的认识，人民力量的团结，又离不开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既避免了恩赐的观点、包办代替的做法，又防止了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错误观点。

6、用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标准来检验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究竟对还是不对，不能依自己的主观感觉而定。那靠什么来检验呢?从认识论的角度，他提出的检验办法是实践标准;从价值观的角度，他提出的办法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标准。经过检验，凡对人民群众有利的，就是对的、正确的，就要坚持;反之，则是不对的、错误的，就要改正。

7、党员干部要为人民用好权。毛泽东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为人民用好权的要求。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呢?他郑重地指出，是人民给的。他要求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一定要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服好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他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成为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做到勤政、廉政，是党的宗旨在党员干部身上的集中体现。

在领袖的鼓舞下，新中国涌现了数不尽的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激励和引领着千百万群众一心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有人说那个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激情是一种无辜的伤害，是因为极度极“左”的狂热......

但是，历史地看全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我们会发现，“老三篇”的经典意境至今还刻在众多人的心里。“为人民服务”中张思德平凡而伟大“，白求恩”依然是国际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代表，而“愚公移山”的挖山不止更是一种坚持到底的追求精神。这些都是大众所能够接受的高尚精神，当时的宣传和鼓动确实在那个年代鼓动起了人们忘我的精神。

毛泽东的这一经典格言至今仍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推崇，在于那一辈人有一种淳朴的崇高。服务和索取是一种根本的对立。一个无私的人认为既然是服务就不可能有索取，就更不可能剥削被服务者，就要闪烁人性的光辉。毛泽东犀利而深刻的发现在中国社会，任何集团，任何政权，要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最重要的法宝，就是为人民服务。不仅仅要服务，而且要服务得好，服务得真诚，服务得实在。所以他强调，不仅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背离这样的准则，任何大炮、枪支和现代武器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说:“决定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一直认为官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大敌。毛泽东早已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区别于其他政党，得到群众拥护，重要一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其他个人和政党的利益。现在那些大叫“你是替群众说话，还是替党说话”的人显然是忘记了这个宗旨。

因此，为了实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不断开展对党的作风的整顿。他对广大干部的会议上曾经常强调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在建国已经六十多年，毛泽东去世也已三十多年的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虽然口头上还时不时的挂着“为人民服务”，可实际行为已经完全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济和钞票已经成了绝对的风向标，特权阶层和官僚资本人物甚至认为是“人民为我服务”、“我来管理百姓”。封疆大吏那种“为父母官”的说法再次显现，“为民”原来是为了“执政”。

譬如人民群众在经历改革年代后，发现他们曾经拥有的“五大件”(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全民就业、社会地位、福利住房)被改没了。那么，官僚们在表演“亲民秀”时，能否落实把这“五大件”还给人民?因为，为人民服务，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姿态，绝对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和脱口秀。

一个戏剧，主人公或涕泪滂沱，或凄苦无比的神态让观众为之动容。但是不论多残酷的或是灾难类型的电影戏剧，人们还是知道这是电影和戏剧，是来让人深思，让人欣赏，让人感悟的，很少有人真的为此当作生活本身。这主要还是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或者说，“艺术不等同于生活”。可悲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很多官员把做官当作了演戏，他们的行为更像表演，而非实际的生活行为。民众也发现了，这是一场戏剧，是一个表演。再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如一场戏剧和电影，人们逐渐遗忘。直如鲁迅所说:“随着时光的流逝来洗涤旧迹”。

但是，民众的生活不是演戏，正如《红与黑》的开篇说的“现实，残酷的真实”。

因此，就有了一种回忆叫“为人民服务”，也有了一种思念叫“毛泽东热”。

毛泽东领导穷贫苦大众闹革命，因而毛泽东定义的“人民”也就是穷苦老百姓。那一代人，从小就养成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为已任的习惯。

马克思说过:“过去的运动都是为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以此衡量改革开放中我们看到的下列现象，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些自诩为“公仆”，曾经统称为干部，现如今称作公务员的官员们，对待自己的利益关心备至，对待百姓的漠不关心，横眉冷对，霸气、匪气、官气十足。

2005年10月12日《大河报》报导:57岁的农妇付晓勤被河南省新野县人民医院的5名“白大褂”遗弃在付所在的新野县施庵镇王寨村村支部、村委会门口。村党支部书记坚决地说“没有办法安置”，村委会主任说，“医院也真是的，不管是什么药，给她弄点吃吃，让她死到医院里算了，死到了医院，民政部门也好管了!怎么能送到这里”......

2006年6月《半月谈》文章“透视村干部变‘村霸’现象”报导说:

吉林省通化市鸭园镇身患绝症的村民段丽霞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降临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当天，段丽霞的妹夫因琐事与鸭园镇向阳村党支部书记王平的大舅哥发生了冲突。“晚上11点多，有人砸门，五六个人冲进院后说，王书记让你们到镇卫生院去一趟。”段丽霞回忆说，虽然早就知道王平平日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但她没有多想就去了。“王平见我就破口大骂。我说这纠纷与我无关，是亲属咋的，还株连九族吗?”王平大怒:“你也不打听一下，在通化谁敢和我这样说话!”紧接着命令手下人道:“给我打。”被打得昏死过去的段丽霞醒来后说:“你不知道这是法制社会吗?”段丽霞用语言对抗王平。“他就没头没脸地踢我，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法制社会，在这里，我就是法!”段丽霞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王平就让手下人架住她跪在当地，等醒了再打。随后，段丽霞的丈夫刘福友也被王平的手下“押”到了卫生院，遭到非人般的暴打。

“村霸(官)”如此，那些“公务员”、“大官”们呢?

2006年8月，中央纪委和中组部通报了7起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其中一起属升官无望、造谣中伤他人，另一起属离任前违反程序突击提拔干部。此外其他几起均与卖官买官有关。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此案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作为贫困山区的机关干部工资收入较低，买官者为筹措贿款，有的挪借公款，有的则从信用社贷款向张“进贡”。贷款买官，堪称奇闻。

由“为人民服务”蜕变到“为领导服务”，再到“为人民币服务”。

2008年初，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大家张贤亮在新华网发表了一篇宏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新浪网转载时加了一个前缀叫做“张贤亮撰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张贤亮这篇文章絮絮叨叨上万字，在一番哭诉自己如何吃了22年苦之后，感言道:

“1983年，......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我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只有知识分子在党内占了多数，我们才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有关我的话的批语头一句是:‘这位作者的话值得注意......’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新华社还发了消息。......高校，只要是邀请我去讲话，我都大声疾呼: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我们曾经在张贤亮的系列作品中看到，右派知识分子们在乡下“落难”的时候，农民并没有歧视和嫌弃他们，农民奉献出了真诚，甚至满怀着对知识的尊重乃至于敬畏，在物质层面的相助和精神层面的呵护之余，还献出了农村女人的“美丽胴体”。同样在张贤亮的笔下，知识分子右派被“解放”后，就“提起裤子不认账”了，疾呼起“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了。

应该说，张贤亮这番表白是很有代表性的。于是，我们看到:来改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大官们走向了“红地毯”，开始了他们“改造共产党”的过程。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年，文人们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嚷嚷着要还原“历史真相”，肆意践踏历史，解构英雄。从董存瑞、黄继光到刘胡兰......一个个的英雄形象按照文人们自己的龌龊思想“重竖”了。一段段历史从中小学教材里删除了。以这些文人的猥琐，他们当然不敢正面去否定当前的执政者，但他们通过否定已经逝去了的先烈们，从而间接否定先烈们参与的革命，否定那场革命，也就对继承革命成果的现在的执政党的合法性提出了置疑。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这和近年来为蒋介石翻案的暗流是吻合的。如果蒋介石扮演了历史的正角，那么谁是反角?还不明显吗?除非是苏联的戈巴乔夫先生，否则谁都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

人民至上，人民万岁，本是再常规不过的常识。中共党的十三大以后建立的公务员制度，这新的名词和称谓，当时在老百姓看来还以为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延续。但其实却成了少数人“金饭碗”的代名词，以致报考公务员成了年轻人的求职首选，直至发生某省查出机关事业单位万余人吃“空饷”的极端事例。旧时的“官老爷”确确实实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为人民服务，是真诚的付出;为人民服务，是忘我的投入;为人民服务，是用生命注解的书;为人民服务，是用心灵开拓的路......”前几年，李娜演唱的“为人民服务”这首歌突然很快就流行开来。这是对真诚的呼唤，是一种文明的号召。为人民服务，是社会永久光明的路。你要想光辉荣耀、走向精彩，那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吧。

第十章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对大自然严峻挑战的应战成果，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总和。

毛泽东对大自然的认识极为深刻，他发出“战天斗地”的号召，是近代中国唯一能够承接列祖列宗遗志的志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试图走快捷方式，绕开这一难题，可实践结果证明，“剑走偏锋”“出怪招、走快捷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研究过易经，懂得老子的自然观，对自然环境有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许多人对于他的水利思想比较熟悉，而对他“绿化祖国”的宏伟蓝图则了解不多。

1953年年底，毛泽东去杭州，负责保卫和饮食起居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陪同毛泽东吃饭。席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对王芳说:“王芳，我建议你把‘芳’字上的草字头去掉。这个名字容易搞混，许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女同志呢。”

“这可不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筷子说:“王芳，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怎么样?”“刚刚起步。”“山东还有许多荒山秃岭没有绿化起来，你的头上刚长了一点草，就想把它除掉，这怎么能行!什么时候山东消灭了荒山秃岭，绿化过了关，你再把‘芳’字草头去掉。”

可见毛泽东对于绿化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造林绿化事业更加关心和重视，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林业的重要地位、农林牧三者的关系、林业与水利的关系、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林业建设思想。

毛泽东指导绿化工作很具体，很专业。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批示:“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山荒地，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这个十二年内“实行绿化”的号召一经传出，团中央立即响应，组织带领广大团员和青少年做植树造林的先锋。

毛泽东提出的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绿化，就是后来一直在农村倡导的“四旁”绿化。

1956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传达毛泽东的“绿化祖国”的号召后，全国各地不断掀起植树造林的高潮。他还在听取中共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汇报林业工作时指出:“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

1958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做出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决定，仅在当年全国造林达4亿多亩。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针对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林业作用和地位上存在的认识偏差，在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郑州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告诫:“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同年，他又以敏锐的眼光预见性地指出:“要重视林业、造林，这是我们将来的根本问题之一。”并精辟地指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

195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向大地园林化前进》一文，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奋斗目标，为后人描绘了祖国绿化的宏伟蓝图。

在毛泽东关于林业的论述中，有许多阐述绿化的意义、重要作用以及绿化美化祖国宏伟蓝图的内容。他曾指出:“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对绿化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种下去还未活，就叫绿化?活了未一片绿，也不能叫绿化。”

为进一步搞好植树绿化工作，并持之以恒，197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行会决定，以每年的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小时候编柳条帽的柳树，能吃柿子的柿子树，大杂院里的枣树、石榴树、桐树、无花果树、榆树......这些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国原是个森林茂密的国家，仅黄土高原在西周时就有森林四亿八千万亩，覆盖率达53%。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肆意毁坏，我国的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到解放时，森林面积不足了3000万亩，覆盖率只8%。建国以来，我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至80年代中期，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2.7%。

毛泽东时代栽树，逢酷年大旱乘凉。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近年来，大旱灾时常给人们上着刻骨铭心的一课。

2006年4月16日，中央一套的“焦点访谈”播放了福建省某个市的林业局违章伐树的事。这个市的某个山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秃山。70年代，这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山上全部栽上了树，有好几千亩。而到了2006年春天，这些树被林业局一次性地全部伐光，既破坏了环境，又影响了生态。不过，他们发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先辈们给他们种下的福荫?这期节目同时还报导了这个地方有2000多亩原始森林被盗光的事。如果是在公有制下，谁去盗树呢?不是因为生产队管得严，而是因为你盗了树，没有用，卖不出去。木材加工厂都是国家的，他们有国家拨款或拨木材，是不可能买盗伐的树的。

2007年8月，电视新闻又说，今年湖南大旱，旱情十分严重，占全省总国土面积63%的范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近四分之一的范围出现了重度干旱，全省因旱造成145万多人、90多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在抗旱中，记者提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名称“韶山灌区”，还请了“韶山灌区”的管理者出来讲解，说为了保证抗旱需要，按照上级要求减少发电，调节下泻流量为300万方/日，节约用水，保证灌区内有足够的用水，电视讲道，灌区惠及的土地，庄稼长势喜人，农业大丰收在望。

非但如此，查阅相关报导，说是“国家防总要求湖南抗长旱韶山灌区4年来首次调水援长”，就是说，省会长沙周边地区也受惠不小。报导说，来自韶山灌区的100万立方米抗旱用水将支持长沙的抗旱救灾工作。据介绍，韶山灌区是湖南省第一大灌区，灌溉农田百万亩。

但“韶山灌区”，却实在是一个似乎有些久远而“落伍”的名词。要不是滚滚甘泉滋润干渴的田地，许多年轻的一代人对它也许就是非常非常陌生的，远不如湖南电视台靠金钱打造出来的“超女”们时髦和抢眼。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那就是“树荫效应”，只有在酷旱的煎熬中的人们才体味到那句大白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贵州日报》曾以《琢璞成玉，迎得东风巧织金》为题介绍过贵州织金城，报导说:

对于织金的形象，用“山奇水秀”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词语。而多年来在心中铭刻下的，是三幅独特的画面。一是织金洞。“此景只闻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游”，这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洞天福地，凭着超乎人类想象的溶洞奇观，震撼着过往游客。二是织金竹荪。优美的体姿，尽显雍容华贵;口味鲜美，营养丰富，被誉为“真菌皇后”。每当这一特产走上餐桌时，你不得不感叹织金真是藏珍蕴奇了。三是黑油油的地下“乌金”——达129亿吨的优质无烟煤矿藏，让织金冠上了“西南煤海”的美誉。

这座如金梭在织的小城作为喀斯特地质地貌突出的区域，曾经陷入“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生存怪圈，一方土地养育不了一方人民。织金县尽管是贵州省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但由于经济制约，过去城市发展滞后，总觉得看到的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

经过一番“雕琢”后的织金，2008年10月6日，贵州织金县城百年水潭突然“见底”。据当地人称，回龙潭长50米、宽21米、深5米多，是织金自来水公司唯一的水源地。由此山水小城15万人用水告急。整个县城的自来水全部中断，县城全面停水，老百姓纷纷到县城二小和县城周边的一些小水井挑水和用车运水。

“百年古潭”突然干涸的原因何在?民众第一反应是地震的前兆(地下水猛然下降)，第二反应是挖矿挖塌了。近几年来，织金的城市建设有目共睹，各种建筑遍地开花，也出现了千年未有的高层建筑，但人们普遍不认同这种发展模式，当地人认为，织金的发展应该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保存一个山青水秀、小家碧玉的千年古镇。再就是不能拼了老命的去开采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去掘墓般采尽理应留给子孙后代的财产。已经引发的地质灾害早已凸现，有很多的乡镇出现了地质下沉、房屋垮塌、村民上访、领导免职等现象......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一旦矿产开掘速度太快，地下水将无声遁形。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加速贵州石漠化速度。不仅消失一两个湖泊，那些小河、小溪，还有著名的黄果树，也只能灰飞烟灭。织金千年古泉的消亡，只不过同样是人为破坏因素所致，是一个新的开始。事发后，当地人纷纷议论说:老天是公平的，生态是平衡的。

中国水比油贵只是时间问题，看看你身边还有什么地方有干净的水吧，唉......

安全食品干净水，是一种奢望;有些东西，就是失去了再也回不来。可是在失去之前，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都在做什么，都做了些什么啊......

2010年春季，来自《羊城晚报》的西南抗旱报导中有一句话:“吃毛主席的老本”......

此时，罕见的大旱袭击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大灾当前，媒体当然有披露灾情，直击旱象，唤起关注的责任，开专栏，写专题，在诸多报导中，一个关键词在反复出现——水利。伴随关键词“水利”出现的，还有几个派生关键词——“老化”、“隐忧”、“建设滞后”等等。所谓“老化”就说明曾经“降生”、曾经“年轻”过。而在诸多报导中，那个“降生”、“年轻”的标志性年代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东方早报》发表旅美华人徐开彬的文章“从大旱灾反思农业水利建设的欠账”。文中表述: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羊城晚报》报导说:广大农村的水利工程多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前，“吃毛主席的老本”......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先生说过，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的规模与成就，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东方卫视报导有一篇报导说，严重干旱的贵州毕节市市民“因干旱缺水到贵阳洗澡”。那么，至今支撑着贵阳市区生产生活用水的水源是什么呢?用当地人的话说是“两湖一库”，也即是两座人工湖，一座水库，百花湖、红枫湖、阿哈水库，至少在目前，“两湖一库”是贵阳的水资源之本。

红枫湖:1958年修建猫跳河梯级电站第一级红枫电站形成的人工湖，水域面积57.2平方公里，是贵州高原第一大人工湖。1958年12月15日，一级红枫水电站开工建设，1960年2月，朱德到工地视察，1960年5月29日，红枫电站竣工，此后，红枫湖逐渐演变成贵阳的主水源地之一。1988年，红枫湖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区。

百花湖:1960年修建猫跳河梯级电站第二级百花电站形成的人工湖，1966年6月30日，百花电站竣工发电，湖面积13.5平方公里，蓄水1.3亿立方米。此后成为贵阳的主水源地之一。

阿哈水库:1958年4月设计，同年8月动工修建，1960年6月第一期工程竣工。是以城市供水和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是贵阳市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之一。

记住几个时间点:1958年、1960年、1966年，可以与之相连的有几个关键词: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由此又派生出来有些人说了三十年的热词:全局性错误、三千万、浩劫。

也许，毛泽东时代的亿万劳动人民，就是必须担负起为27年后的农业大丰收，为27年后的城市大发展提供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水的历史使命。或许也正是为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在一个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起千千万万个大小水利工程的人间壮举。别的不说，光贵州遵义市一地，就有数万座山塘水库，虽然它们老了，虽然它们病了，虽然它们干涸了，但它们是无可变更的历史见证。

“饮水思源”，至今仍然在大旱中支撑着一座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百花”和“红枫”，以它们美丽的名字和竭力的奉献，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诉说着什么?

一边喝着“百花”、“红枫”们流出的乳汁，一边把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分为100年前的黑暗和三十年前的“贫穷僵化”，这样的话是人话么?!

曾有资料介绍:安徽大学张德元先生去云南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看到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大感意外，不可理解。张先生深入群众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山林承包期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了当地农民大规模砍树。树砍光了之后，50—70年不变的政策也没能激励农民积极栽树。

在江西山区。那是一个森林地区，承包制实行前森林里是树木参天，青松郁郁，翠竹婆娑。山林中是被树叶、青草覆盖而看不见泥土，两人合围之树到处可见。山林实行承包制后不久，象样的树木已经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来说，除了树木，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先富”的。实行承包制，虽然有了50-70年不变的林权，但一不可以抵押贷款，二不可能转让收租，三没有人入股开发，50-70年不变的政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砍树卖钱，能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承包制导致了大规模砍树，和肚子饿了就吃饭一样的“天经地义”。

树被砍了，被买了，杂草小树也被他们放一把火给烧了。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是一片荒山焦土。

在山区，承包制激发起承包者对财产占有欲望，追求的是最大可能的财产变现以解燃眉之急，于是出现短期收益，以快速之富。

根据1983年统计年鉴:木材产量1965—1978年从858万立方增加到1212万立方。十三年间增加354万立方;1978到1982从1212万立方增加到1545万立方。四年间增加了333万立方。

到底是那个年代砍伐树木多，用数字说话一目了然，看看到底那个年代砍伐的比种植的还多。

水利部门资本化现象严重，大量资金被投入工业等用途，农田水利设施建管乏力、年久失修，是无力对抗自然灾害的最主要因素。建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田水利系统逐渐崩坏，失去其应有的效果，最终在特大旱灾到来时难以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各地的大旱，是天灾，更是人祸。农业水利私有化改革成果暴露无遗。

2006年南方网讯:6月18日以来，我省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强度普遍达到暴雨到大暴雨。东江、增江流域局部出现400年一遇特大暴雨，珠江流域水位迅猛上涨，特别是西江洪水流量量级大、涨速快，达到了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流量，出现超百年一遇大洪水。

新华社长春电:12日8时到13日8时，吉林省中南部突降暴雨和大暴雨，暴雨中心主要集中在公主岭市、伊通县、盘石市和长春市双阳区境内。受这次突发的大暴雨影响，伊通河水位迅速上涨，达到了百年一遇洪水，沿河群众近万人转移。

乐昌市遭遇超百年一遇的洪灾，灾情最为严重。目前，乐昌市区和坪石镇均已成为一片泽国，市区的浸水平均已达3米左右。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通讯、交通、电力中断，乐昌市区武江大桥于前日傍晚6时多被洪水冲垮。乐昌市区原用的20多只冲锋舟全部被刺破，无法使用。

这年，“百年一遇”的祸事何其多哉，“百年一遇”的祸事都让我们赶上了“，五十年一遇”就更多了。

在“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的背后是什么?是巨大的灾难。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各级领导看中了将灾难弄的越大越好，以掩盖自己的失职行为;向中央要钱;对老百姓有个交代，还趁机给自己搞些“政绩”。君不见，遇到灾难，上镜头最多的不是灾民，而是各级地方官的面孔，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导领导们视察的盛况。一番打扮后，立刻变得光鲜耀目。

其实，中国本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战天斗地”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协调，减轻了灾害的危害。

2007年初，重庆遭受严重春旱，主城区多个自来水厂取水头部露出嘉陵江水面，直辖市数百万人面临饮水困难，随着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四川东西关、宝珠寺等3座水电站调水入渝;3月4日“川水”到达重庆;随后国家防总再一次紧急通知，要求嘉陵江四川境内所有电站均不得蓄水发电(重庆境内所有地方电站均已停止蓄水发电)，这是国家防总第一次就长江流域因旱进行调水。在欢呼“川水调渝”、赞赏四川顾全大局的背后，我们看到了——

现有水资源不统一管理的体制存在的窘境。经过众多的艰难曲折，宝贵的水资源——凝结了众多领导心血和汗水的水资源终于顺利的、一帆风顺的沿着嘉陵江流到了重庆。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重庆缺水了，四川放水下来，不过一个电话的功夫。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也会被庞大的官僚系统演绎得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修电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既保护了煤炭等有限资源，也减轻了煤炭燃烧给环境造成的污染，还减轻了挖煤给地面造成严重的不可修复的生态灾难。但是，......大旱之际，在嘉陵江取水水厂的取水口无水可取，直接的原因竟然是上游电站蓄水发电，导致河道减水引起。

保持河道的生态流量是河道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水利部门的职责就是维持河流的健康和生命。嘉陵江水量比黄河丰富，流量比黄河大，长度比黄河短，沿江只有四川和重庆两个省市，春旱中居然到了重庆主城区水厂取水头部露出河道、取不到水的地步——也即接近断流了。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对嘉陵江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其实，不但嘉陵江如此，其他所有的跨省市河流都如此。

与此相对应的是，毛泽东时代也有一个经典的事例。

70年代，有一部十分有名的彩色电影《龙江颂》风靡全国，毛泽东还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著名京剧演员李炳淑，对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反映农村抗旱题材的剧目，给予了特别的关爱、鼓励和指导。《龙江颂》里有个“公字闸”，很有意味。水渠的水闸只能是公有的，如果私有，那遇到旱情，这个所有者可能开出天价来炒作。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会在水闸上搞什么私有化的。

《龙江颂》的真实故事是——

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闽南大地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大旱，整整八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为了解救下游几万亩水稻田，龙海县榜山公社党委委员徐学文在群众支持下上演了一场堵江截流、引水抗旱“舍小家、保大家”的榜山颂歌。在当地，民间艺人创作的芗曲《榜山风格赞》也广为传唱。榜山事迹经媒体披露后，极大地激发了九龙江流域人民群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齐心协力抗旱魔的斗志，“榜山风格”也由此发展成为“龙江风格”。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对农村体裁的作品尤其关注。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已拍的几部样板戏却没有一部反映农村体裁的，毛泽东对此也颇有微词。也正因此，《龙江颂》刚刚杀青，毛泽东便急忙调看了电视转播，并对这部片子大为赞赏，说“: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我们国家将近六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毛泽东对剧本的修改也提出了意见:“黄国忠(阶级敌人)不要代表一个，要代表一派。”“结尾不要庆丰收收场，要开打收场......”

龙江颂是一个时代的故事，是一部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经典的作品。尤其是在抗旱问题上，其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启示。

首先，农业问题不像工业企业那样独立，而必须是全国一盘棋，这是毛泽东农业思想的精华，也是毛泽东辩证思维的必然，也就是考虑问题要全面，不能片面;讲究整体，有时还要牺牲局部，维护整体;着眼未来，坚持发展，反对静止看问题。

其次，大公无私是一种社会主义信念，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私。没有私，也就无所谓公;正如没有公，私也私不起来一样。龙江大队，如果不牺牲自己的三百亩良田，那也就无法解救后山的万亩田地。那么，将来哪一天，龙江大队出了什么困难，你还要不要人家支持呢?龙江风格是为公的，同时也是为实现每个“私”的理想途径。难道不是?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绝不是要消灭人的个性，而是使每个人的自由和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毛泽东在七大时特别强调革命导师的这一思想。毛泽东洞悉人间公与私的本质，把握人性根本，一点都不含糊。

在清如镜的管道水流中间，加入了人的能动性，从而体现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让水有时能够向高处流!并且是自然地流，畅快地流!大自然知道你不是图一己私利，也是去拯救那片干渴的自然之地，大自然也会自然而然来帮忙的，这就叫天助我也!

自然，为人所感动，自然因人而和谐!这，还不够经典吗?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批示，并组织研究，开展了各种运动，成为中国建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传统的节约和俭朴观念，毛泽东的“节约闹革命”、“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等口号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毛泽东甚至对农民的消费生活做出过非常具体的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革命领袖都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随随便便当作垃圾扔掉的。这种俭朴的生活表现为:

穿。当时的做法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的学雷锋，其中有一点就是雷锋随身带着针线包，经常干缝补衣服袜子和被子的事情。因此，那个年代的人穿的衣服，破了是要补好再穿的，袜子破了也是要补好再穿的。中小学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那是很常见的。如果衣服实在是不能补了，那也不扔，而是用作补其他衣服的原料，以及做抹布，做拖把，和做一种布鞋鞋底的原料。

街上补鞋的生意也很好。比如夏天的塑料凉鞋，如果坏了，就用电烙铁给它烫上。如果实在坏得不行了，也不扔，而是做补其他鞋补的材料。穿漏的胶鞋鞋底也是可以卖给收破烂的，因为橡胶也是战略物质，要送回橡胶厂再加工。

用。那个时候用的东西也不会随便扔掉的。比如说碗摔破了，街上专门有一种个体户是补碗的。补锅匠则是专门修补烧坏了的铝锅、铁锅等。总之，什么东西坏了都是可以补可以修了再使用。

当时洗衣服基本上都是用肥皂，因肥皂是植物和猪油做的，是天然物，不是化学品，大家还都要省着用。在广大农村，就更少用洗涤剂了，农民都用一些土办法来洗衣服，比如用棒槌打。那个时候用水是省的，见到水龙头滴水人们会自觉前去拧紧。女人除了在排演节目外都不化妆——想象一下，13亿人民中的6亿5千万妇女，个个每天往脸上涂化学品，然后一洗脸冲到下水道，造成我国的江河湖海到处充满化学化妆品的残迹，那是多大的污染。

“菜篮子工程”这个称谓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遗迹。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居民买菜常拎菜篮子，后来有一种塑料线编的塑料网兜，

是每一家人自己学着编的，那种东西用坏了也是自己修补，没有一次性的塑料袋。现在是看不见菜篮子了。那个时候买米就要拿着米袋子去。米袋子是自己用布做的，破了补好再用。现在的人们则广泛使用“方便袋”这种石油产品，城市居民买菜使用“方便袋”，装家庭生活垃圾也使用“方便袋”，白色垃圾不仅影响市容，而且在市郊“垃圾堆放场”“方便袋”漫天飞。

在毛泽东时代，用过的废纸也不能扔，也是每家积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饭店里从不使用一次性筷子和包装盒，只有需要永久使用的筷子和盘子碗。即使是火车上的快餐，也是永久性的筷子和铝制的饭盒，用了之后服务员都要收走的。街上卖水的也不提供一次性水杯，而是一些卖水的人自己准备的玻璃杯，用盖子盖着防止尘土进入。喝完了水杯子洗洗再用。出外旅游当然也没有什么一次性的饮料包装，也是自己带水壶，或者用瓶子装水。现在不同了，许多饭店普遍使用一次性的“方便筷”，不仅浪费国家木料资源，而且还污染城市环境。进而，人们又开始广泛使用“餐巾纸”“湿巾纸”“清洁纸”“纸巾纸”，种类繁多，越用越高级，无形中给环境增加了新的垃圾物。毛泽东时代人人都带着手绢，手绢脏了也是洗干净再用。现在手绢已经很少人用，大约都送进了历史陈列馆。

再说木材的使用。当时的家具用得特别省，桌子腿修过多次了还在用着的也多的是。当时就很少有家具店，人们轻易是不买家具的，基本上是请木匠做家具，更多的则是自己做家具。机关里的办公桌也并不都是很豪华的。

……

在计划经济下，由一些少数的专家对几亿人口的生活进行最低限度的计算，根据这种计算生产出东西，而且不许浪费，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是最小的，能够使人民养成环保的生活习惯是一定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环保，军事技术得到了最高速度的增长，有人说那个时代是“健康长寿减肥训练班”。

现在，你若向特别重视环保的人士讲述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在惊奇中赞叹:原来中国人民曾经有过这样好的环保生活习惯!

改革开放了，各级官员手中的大小权力在享乐主义思想的诱惑下纷纷“走”向了市场，加入了“有偿使用”的竞争行列，权力的越轨和商品化，“腐败”，在享乐主义肥沃的土壤里“茁壮成长”起来。

享乐主义，脱离现实可能和需要，大肆挥霍金钱，肆意浪费物质与时间，以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和乐趣，以荒淫无耻的生活为追求目标。其实质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看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这种腐朽的人生观在改革开放年代滋生蔓延，带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挥霍浪费、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它们是:

公款吃喝——吃喝之风，古已有之。目前，中国的公款吃喝风却是屡禁不止、越禁越盛，以至泛滥成严重的社会病。公款吃喝，名目繁多，客少主多。上级领导视察、主管部门检查、同行业参观学习、洽谈生意、企业上“等级”、获“金杯”、厂庆等，都要公费请客。公款吃喝，讲究排场，酒要高级，菜要精美，“海陆空”全套上，一、两千元一桌已不罕见，上万元一桌也绝非特区仅有。

公款旅游——公款旅游与公款吃喝一样名目繁多，什么考察、学习、参观，什么订货会、经验交流会、产品展销会等，都可作为出游的理由。日程安排上游名山、逛胜地有时比开会、展出时间还长，从而将大把大把的公款耗费掉。

公款娱乐——近两年，动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的风气愈演愈烈。有的官员出巡，天天晚上泡在舞厅、卡拉OK房里，娱乐之后便去享受蒸汽浴、异性按摩，一个晚上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元，全部变着法儿用公款报销。有的则花费大量公款参与高尔夫球、保龄球、网球等活动。这些官员的感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享受，身体得到了舒舒服服的“锻炼”，人民利益却遭受极大损害。

公款赌博——赌博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挪用公款赌博则更加可恶，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恶劣。近年来，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梦想一夜暴富，不惜违法挪用或贪污公款参与赌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讲排场、摆阔气——有的领导干部不顾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实力，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兴建或装修现代化办公楼，购买豪华轿车、洋楼别墅，用公款送礼，耗费巨资大操大办项目奠基、剪彩、周年纪念等多种庆典活动。如此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享乐主义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人生观的共同特点。在享乐主义者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物质享受达到感官快乐为最大满足。我国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里就主张人生应纵欲享受，“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应该“究其所欲，以俟于死”。他们认为除了纵欲之外，人生别无快乐。挥霍无度。

2006年10月，《观澜湖2006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这年一共有500个富豪上榜。2006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也于10月11日揭幕，富豪们的富有与奢靡，令人瞠目结舌。关于富豪榜的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民网、新华网的主页，胡润这个英国人私人搞的所谓“百富榜”得到官方媒体的青睐，个中含义自有一番味道。

在中国这个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仅”排全球第110位的国家，却已经被国际商界、舆论界认定“将成为超越美国仅次于日本的奢侈品消费国”(新华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未来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二。

这是与同时兴起的消费主义与商业文化激起的实用主义浪潮息息相关的。

今天是昨天的“新”时代，今天又是明天的旧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消费主义对时尚的无节制的追求导致了产品社会寿命的大大缩短，导致了大量能源的浪费和废弃物的增加，使我国生产生活中的能耗大，浪费惊人的“现代化”。

2009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刊载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全球经济危机是美国式消费主义危机”一文，指出: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40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继续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于是就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境界，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雾。

我们从上面提到的“俭朴生活”能够看到，潘文中提到的这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恰恰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

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还在于成为假冒伪劣得以猖獗的源头之一。以地沟油为例。

简朴的生活是不生产地沟油原料、地沟油也不会有市场。但是，在享乐主义者看来，那是“贫穷”、“僵化”的表现。追求感官刺激，大鱼大肉大油是“好生活”的表现，健康的植物油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地沟油应运而生。“潲水油”和来自对动物杂烂油脂提炼出的“饲料油”或“燃料油”，被某些黑心奸商，特别是某些大型食用油生产厂家及色拉油生产公司，经过再次相应的处理混参入食用油内，形成“地沟油”的主要来源。网络上曾盛传2002年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作了一个让人发冷汗的讲演。其中讲到: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回到本题开头，可以清晰地看到，勤俭节约不仅仅是持家过日子，也不仅仅是环保问题。当年社会主义大旗红遍全国，朝鲜、越南两场战争把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打得现回原形。毛泽东之后前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绥靖主流掌权，两极世界变成了一极世界，三足鼎立变成了一枝独秀。均势格局的打破如同瞌睡给了个枕头，多年压抑蓄谋统一世界的美国帝梦被重新点燃。在美帝国主义统一世界的美梦中，俄罗斯和中国都已臣服。俄国和中国再也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了没有灵魂的应声虫。纵观天下豪杰，只有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生机勃勃，意识形态鲜明，敢于和美国的价值观针锋相对，分庭抗争。

计划生育

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时，共和国的人口基数是4.5亿。

1955年1月3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节制生育的。在目前条件下，人口增加过速，会使国家和家庭暂时均感困难。3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

毛泽东在1956年10月12日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毛泽东在这段话里，不仅赞同提倡节育的做法，而且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到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生育的办法。认为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十分庄重而严肃的重要会议上，已经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陶鲁笳发言时插话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可以看到，一方面毛泽东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另一方面也还主张适度增长。毛泽东同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别等民主人士谈话，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这里可以看出，在战略大局上，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数量究竟是六亿合适还是八亿合适，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不提倡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等，毛泽东从来不搞绝对化。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64年中央集体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后中央每年开会讨论计划生育问题。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时，埃德加·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文化大革命中，计划生育取得了极大进展。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关于计划生育有这样一段对话: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1972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晚、稀、少”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晚、稀、少”的政策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5.8，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如果中国从1980年以后一直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那么现在的人口结构肯定合理得多。

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由于这样的长期努力，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七十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

毛泽东时代人口增长率是一个逐年下降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势头。尽管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压力的缓解必定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过程。

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理论。7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他的发言，标题就是《新人口论》。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过快而资金积累太慢，主张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下降，以便多积累一些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和科学研究，加速工业化进程。

在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中国，人作为最大的资源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略的。而这些看似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土地上广袤的农村，且不讲当时要在拥有几亿人口的农村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难度有多么的大，即使能够成功推行，它的成效也必须在十多年、二十年后才能体现出来，《新人口论》根本解决不了当时我国最大的矛盾。

出身自农家的毛泽东非常了解农村的状况，切身体会到千百年来农民的宿命都是守在那一小片土地里终其一生，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五光十色的大城市里，没有退休金，没有机会享受国家提供的公费医疗，年老后唯一的依靠是家中的子女。毛泽东又怎么会忍心为此而剥夺农民年老后的唯一依靠呢?毛泽东十分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但当革命成功后却又一次让他们作出牺牲，这是一生都对农民怀着深厚感情的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

“不孝有三，无嗣为大”、“多子多福”、“子孙满堂”、“家兴人旺”等是几千年来广大农民的传统观念或最高追求。《新人口论》在1957年若强行推行，这无疑是在刚刚获得新生的农民的心头上捅上一刀。

事实上，1957年毛泽东也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并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和贯彻。

至于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当时批判的问题，既是历史的误解，也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不管外国的马尔萨斯还是中国的马寅初，提出人口过多问题这样的理论本身是没有多少质疑的，这些并不是什么高深的课题。问题在于你在什么时候提出来，提出来的背景、目的是什么?比如西方当时就是利用这些人口理论来想压制新中国，这样的目的是显然的。而正是在这样背景下，马寅初发表他的类似的观点，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考验。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后来右派鹞子翻身，一古脑儿将能扯上不能扯上的问题全泼到毛泽东的身上，如“错批一个人，增加了几亿人”，“一个人的错误要一个民族用一个世纪去弥补”等等。其实，这几亿人你批不批都照样存在，这是由当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基本国情决定的。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实行了计划生育，后来中国的人口还会多了几个亿也说不准。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早在1920年开始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华振兴之路时，就针对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

这里，不得不说说“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由来及后果。

70年代末期，1978年《红旗》第6期的一篇文章和1979年《红旗》第8期

分别刊载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文章。比较这两篇文章，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1978年的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刘若清的《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篇文章在谈到计划生育时是这样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历来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十分关心我国人口的发展。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后来，在几次制订五年计划时，毛主席都指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周总理也不止一次说过，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所以，我们要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搞好计划生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为完成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任务作出成绩。”

而首次公开提出“错批1人，多增3亿”，是1979年8月5日的《光明日报》。

1979年夏，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8月5日，《光明日报》即登载了标题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文章，意指毛泽东1957年“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毛泽东犯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错误从此广为流传。

1979年《红旗》第8期发表刘铮和邬沧萍的文章，题目是《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篇文章较之1978年《红旗》第6期，话语大变了样。这篇文章不再谈毛泽东和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而是说“也要批判认为人口高速度增长是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并由此导致人愈多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理论。”在这里，文章并没有说明这个“错误理论”是怎么回事，结合1978年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看不出这个“错误理论”存在的时间和范围。不过，这句凭空冒出来的话到后来逐步演变的却是对毛泽东时代“人多力量大”的批判，再后来就是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犯了大错云云。这篇文章中，在谈到计划生育的优点时，通篇就是“我们日子就会比现在好过一些”这类的话语，这跟1978年的文章中提到的四个有利于比较起来，意境差得不是一点点。

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计划生育走入了歧途，其标志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表面上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计划生育实践中，“提倡”变成了“强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已是一错、再错、三错:一错，是用强制计划生育代替家庭计划生育;再错，是用“一胎化”代替“二胎化”;三错，是推行了三十年的“一胎化”之后，至今仍不悬崖勒马。

我们知道，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才能使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这意味着现有中国人口的大量减少。“人口控制论”创始人之一的宋健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左右。

曾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的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在他的《我的自述》中披露“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时说: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人的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七机部的李广元从那时起开始了人口预测。

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八十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

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

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对农民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农民们凭直觉就能知道这个政策将很可能把他们的生产和养老拖入灾难。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一胎化”在中国推行三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不知有多少妇女被强迫堕胎、强迫上环、强迫结扎......许多计生暴行，每一次都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这个民族怎么了?如果计划生育是可行的，那么计划经济更是可行的，两者的思维是同一的。事实上，经济学是比人口学更为成熟的一门学科。

事实上，在现在中国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超生的孩子，那么在“一胎化”这种人口政策下，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会快得多，将来的养老金也贬值得更厉害。现在超生的小孩20年后就是年轻劳动力。可以说，人们将来领的养老金有一部分是由他们缴纳的。如果全国人民都标准化地执行1979年确定的“一胎化”，那么人口危机应该大约在1998年就出现了，之所以现在媒体还在歌舞升平，答案在于超生家庭。正是由于超生家庭的存在，整整将中国的人口危机推迟了十年左右。

其实，更具讽刺意义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中国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说白了就是中国是一个合格劳动力丰富的高稳定国家。从各级学者表现和官员的施政情况来看，虽然很多人嘴上笔上都说人太多，但想躺在人多优势上眯懒觉的应该不是少数。事实上人力资源丰富可是说是当前经济的主体基础，也是各级官员当官当得很舒服的保证。如果青壮年劳动力急剧减少到一半以下，也就是人力的急剧塌陷，那对现在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也许，到那时的中国人会醒悟到，这三十几年的经济成果居然是建在流沙之上的，中国的最大竞争优势居然是毁在自己人手里的。

二、人民文化艺术大发展

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建国之后，毛泽东一直盼望着改变文艺数千年来为剥削阶级少数人服务的状况，转而为劳动人民服务。

毛泽东批判传统文化，但提出“古为今用”的主张;他批判传统历史，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他却熟读历史，一套二十四史陪伴他20多年，做了大量的批注和圈点，并提醒人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反对孔夫子思想，发动“批林批孔”，但是他又经常引用论语里的典故和成语;他主张写白话文，但他的古文水平一流;他不主张年轻人写旧体诗，但是他的旧体诗气势磅礴浪漫瑰丽，成为唐诗宋词之后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他主张文字要拼音化，但他坚持使用传统的毛笔，其书法如万马军中刀枪相搏，颠覆了自宋以降的媚软书风，成为中国艺术上另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作为中国文化的最深刻的继承者，因而也是最深刻的批判者的毛泽东，1964年的一首《贺新郎·读史》充分展现了这种文化主张。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首作于1964年春的词，首次发表于1978年9月的《红旗》杂志。这首词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在词中对传统历史观做了最严厉的批判:“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批判一方面来自他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立场，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

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对于外国文化，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主张“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为了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化，毛泽东主张“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当然，首先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毛泽东认为，正如对中国古代文化需要进行分析一样，对外国文化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摈弃，哪些应当改造。他在1944年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就十分明确是说道:外国文化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摈弃的腐败的东西”。“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毛泽东主张要尊重、学习、接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实质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新中国服务。他在号召学习古代和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始终坚持和强调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厚古不薄今;二是重外不轻中。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洞察局势变化发展，深知如果不能根据革命的需要改造历史文化，藉以改造人的思想，上层建筑中的还乡团迟早要杀回来。他非常清楚所有制的改造相对文化(也即上层建筑)的改造只是很小的一步，因此他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提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面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在谈到如何认识和具体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时，毛泽东又强调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科学地解决了近代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为我们在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过程中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50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总结戏曲改革的成绩和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谁为主的争论。毛泽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同时，结合了在延安提出的“推陈出新”，形成了戏曲改革“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1951年的4月3日，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的题词就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1956年，毛泽东在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地完整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自己在讲到“双百”方针的由来时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方针是毛泽东鉴于我们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迫切要求，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吸取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再从深层次上研究，就会明白这个方针是符合艺术和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的。

在“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状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作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界，在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对不同学派乱贴“标签”，乱戴“帽子”，抬高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例如，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著名物理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然遭到政治批判。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针对性地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琪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其写了按语，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3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陈辽”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这篇文章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毛病“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

接着，编辑部约请茅盾写来批评文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茅盾说: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茅盾的文章点出“四人文章”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接着，《人民日报》又于4月4日集中发表了批评“四人文章”的一组读者来信。4月11日则发表了周扬的批评，指出“四人文章”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样一来，关于“四人文章”的正反两面文章就都有了。

当时在《人民日报》总负责的邓拓最初认为毛泽东会赞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后，邓拓回到报社马上组织与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争辩，他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提到领袖的批评，曾责怪自己说:“我真奇怪我的耳朵是不是听反了?”

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这里还涉及到文艺作品中“香花”、“毒草”一类的争执，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文学。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节里说道:“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已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针对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在汇报时说: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毛泽东说: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

此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关于“两结合”的创作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他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就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题词中“抗日的现实主义”，指的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是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将革命现实主义具体化。这应该说是关于“两结合”的最早表述。

40年代，毛泽东还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是他的目的还是要充满活力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是关于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概括，明显包含了革命浪漫主义理想化成分。

毛泽东明确提出“两结合”，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谈到新民歌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统一。”据此，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作了如下说明:“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这样，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就被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创作方法而正式的提了出来。

公木先生在《毛泽东诗词鉴赏序》中将毛泽东诗词历时性划分为三组:即1935年12月遵义会议以前的作品为第一组;1949年10月建国以前的作品为第二组;建国以后的作品为第三组。他认为合起来读，恰是一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形象显现。

要说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达到完美结合而呈理想状态的，确实是毛泽东的诗词，在文艺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1958年，中国在掀起“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

同年9月，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

在此形势下，文艺家坐不住了。他们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制定了自己的“跃进计划”。

1958年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同时要求各地作家协会和作家要制定创作规划。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又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提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

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

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一个新的台阶上。

文革，作为政治的存在已经结束，但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角度，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1983年张贤亮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取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本。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四大”，又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1986年8月23日他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第一次公开政治表态，明确地提出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曾有记者采访他时提问:“为什么那么多人批你，总是批不倒你呢?”他洋洋自得地回答说:“因为我紧跟邓小平。”“拥护小平同志的‘二次革命’”。这也说明十一年后的1997年，张贤亮在《小说中国》中公开提出要“改造共产党”、“私有制万岁”等口号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除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外，张贤亮的作品还充斥着大量的色情渲染，尤其是《早安，朋友》，专写中学生的早恋和性心理，把当代中学生丑化成一群小流氓。发表、出版后，激起了宁夏教育界和学生家长们的强烈愤慨，普遍指斥张贤亮是个“流氓作家”，群起而攻之，并纷纷上书中央有关部门。此书终因社会舆论反对强烈而被查禁。

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

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文化部党组于次年3月16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央于同月29日批转了这个报告。5月，《文汇报》开始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报刊上的公开点名批判从此开始。

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先后进行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12月12日，毛泽东对12月9日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所刊登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作出批示——即毛泽东此间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并把这一批示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该文后，毛泽东又加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周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先后讲话。

周扬说:文艺问题，主席最近写了批语。前年十中全会的时候，少奇同志就讲了，在文艺战线上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现象。去年主席说，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少数人就是根本反对这个方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个认识问题。

刘少奇说:我看周扬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好。主席最近有个批语，批语上面讲，我们的艺术部门问题不少，人数很多，“死人”统治着。所谓“死人”，恐怕就是指演历史戏，过去的观点，资本主义观点，封建主义观点。主席的批语讲了成绩，但是又说问题不少，戏曲的问题更大一些。主席说，现在基础改变了，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周扬同志刚才讲，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占领得很少，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阵地是他们占了。而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它势必占。队伍又这样大，二三十万人，天天在那里演，影响很大，而演出的东西，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跟我们的政治，是不适合的，许多东西是相反的。这里有厚古薄今的问题，就是毛泽东讲过的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这就是“死人”统治着、外国人统治着。

邓小平说:毛主席批的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过去，在我们领导上，确实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抓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讲的我也同意。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一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则;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此时，1964年2月3日，中京剧协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北京和外地来京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人参加。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后来被指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晚会过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查。刘少奇专门对此事作了批示。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关于

“迎春晚会”的检查。3月下旬，以“迎春晚会”事件的发生为由，中宣部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协、剧协、音协、美协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

5月，中宣部就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毛泽东已经在中宣部的“内部情况”上了解到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并且在其一系列的文章、讲话中明确指明了文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文艺家必须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由于旧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时常不能得到落实，文艺界不断出现回潮和反复，“洋、名、古”的现象一直很严重。这在一直注意意识形态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毛泽东看来，是极为危险的。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召开了由“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出台了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现在来看，《纪要》虽由江青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化建设，但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的，因为这一方面吻合毛泽东的“大众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江青在艺术上的中西结合的立场又符合毛泽东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趣味和思想。从而产生了文革中大量以“三突出”为原则的艺术作品。

事隔几十年，回过头来看，真是感慨万千。

不可否认，“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每当旧思想旧理论受到严肃批判的时候，新思想新理论就会诞生了。在批判旧思想观念的同时，新生事物也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在毛泽东发动群众拂去在中国文化上沉积数千年的灰尘之后，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而这新的精神又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从1970至1976年间，共有近60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此时的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全新的民族文化，还空前普及了文化。音乐、舞蹈、戏曲、书法、绘画、诗歌(如假包换的诗歌，绝不是什么“梨花体”)这些现在人称之为高雅艺术的玩意儿，竟然也像如今的通俗歌曲那样普及到群众中去了。经典的京剧样板戏，既对传统进行了改造，又发扬了民族风格，广泛使用西洋乐器伴奏是洋为中用的典范，例如《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中交响乐队伴奏的唱段，《杜鹃山·飞渡云堑》中的交响乐队伴奏的京胡《夜深沉》，不仅没有削弱京剧的民族特色，反而丰富民族艺术形式，突出了民族艺术特色。地方剧种也被加以发掘和提高，出现了大量新编地方剧目。与文艺发展同步，民族关系空前融洽，这些反过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各民族的艺术都被同样珍视、加以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大量具有浓郁民族风味和时代特色的歌曲，它们经久不衰，至今仍脍炙人口。比如:《乌苏里船歌》(赫哲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赞歌》《、草原英雄小姐妹》(蒙古族)、《打起手鼓唱起歌》(维吾尔族)、《阿佤人民唱新歌》(阿佤族)、《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朝鲜族)、《北京的金山上》(藏族)、《苗岭连北京》(苗族)、等等。甚至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些颠覆了西方传统艺术、洋为中用的芭蕾舞剧，也让高傲了上百年的西方人钦佩不已。

当一个庞大的民族充满自信激情四射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活力输出给其他的民族，形成世界潮流。

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

我们知道，解放前，在中国广大地区，各地基本无面向群众的文化领导机构，亦无公办文艺团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相继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先后办起新华书店、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影剧公司、影剧院等文化企事业单位，以及剧团、电影队、乡镇业余文艺宣传队，并创办各类文艺刊物。群众文艺队伍逐步壮大，素质亦相应提高。随着电影、广播、电视逐步普及，一些大中城市聚集起一批领受过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带来了重视民间文艺和关注群众文艺创作的优良作风，搜集整理和学习民间文艺蔚然成风。譬如《湖北文艺》和《布谷鸟》就刊载了大量苏区革命歌谣。

以各地文化馆为例。建国初，文化馆工作主要是阵地活动和辅导业余教育，内设图书阅览室等。1953年后以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主要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和定期举行各类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会演。

在乡镇文化站组织领导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伍，以配合中心工作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为主。50年代称“剧队”、“业余剧团”。60年代定名为“文艺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冠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农村，基本上每个大队都有一支这样的文艺队伍。那个时期还有众多的俱乐部为工农群众进行文艺、体育等娱乐活动提供场所。有些地方，俱乐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易名文化室。1976年后又恢复原名。

广大农村还有专门的电影放映队，定期巡回在农村为农民放映电影。一块幕布，一架放映机，一个打谷场，四方农民知道哪天放电影，吃过晚饭就早早地聚集起来等待那兴奋的时刻。50年代的放映队基本上是使用16毫米放映机。到60年代，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使用35毫米放映机的流动式放映队。

那个时期的大中城市不用说了，即便在县里，大多数都有京剧团、地方剧团等。

此外，还有一些从事传统民间文艺活动的文艺团体，比如专事木偶戏、狮子舞、龙灯、花船、高跷等等的班子。劳动人民在生活、劳动和斗争中创作了很多歌谣，有歌曲，小调，劳动号子等，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一直对民歌怀有长久而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重视把民歌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着新诗发展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3次诗歌形式座谈会。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又对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引起了对新诗发展颇为关注的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据1992年12月19日《经济日报》披露，毛泽东也曾唱“流行歌曲”。报导说: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哲学、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和音乐也有缘。孩提时代，毛泽东就对儿歌感兴趣。稍大一点时，又交上了放牛娃朋友，因此是上山对盘山歌的好手。进入中南海后，毛泽东也常常在湖南花鼓调中寄托乡情。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接近尾声，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一天，他与身边工作人员漫谈得开心，于是有人建议他给大家唱个歌。没想到毛泽东满口应允，立刻用浓重的乡音乡调，唱下了下面这首歌:“全世界的人，咯样子多，一声那个唱起和平歌。唱起那个歌来如雷打，滴起那个汗来水成河，淹死那个战贩子死──家──伙，嗨!”

歌声刚落，引得满场掌声和欢笑。后来，音乐工作者专门为这支歌记了谱，很快就传唱全国，成了当时的一支“流行歌曲”。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要求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

这样，从1958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民谣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很快席卷了神州大地，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新民歌运动”的确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一位诗人在“新民歌运动”的第二年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运动的“盛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各种诗歌选集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诗集就有近800种，而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则不计其数。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的总和。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首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同时，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田间地头、车间靶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男女老幼，干部群众，一群群都在进行文艺创作。中共河南省商丘县县委宣传部在总结中说，他们那里出现了大批作家艺术家，“这些农村里的诗人、演员、艺术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刚摘掉文盲的帽子”。

当时，全国各地新民歌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有说有唱，歌声不绝。而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

从各地出版的诗集、报纸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及1959年1月出版的由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新民歌内容主要涉及歌颂党和领袖、水利兴修、除“四害”、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等，反映了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大跃进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就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刘章、姜秀珍等。而军队也大力提倡新民歌创作，正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所写的那样:“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

无庸讳言，新民歌的创作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也确实起到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新民歌运动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对旧文化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向来是支持加引导。新民歌与大跃进相伴而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在纠正浮夸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点，他曾谨慎地对诗人臧克家谈到:“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

1959年3月，在“新民歌运动”开展一年之后，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1950年9月上旬的一天，天津音协的王莘从天津到北京去购买乐器。返程路过天安门时，他忍不住下车，欣赏被金色晚霞笼罩的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广场上已经有了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的一些景象:城楼上，工人们正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有几支工人和学生队伍在练习走队，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抬头看，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高高飘扬......见到这些景象，王莘脑中浮想联翩，心潮澎湃。32岁的作曲家灵感突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他登上返津的火车，思绪如飞，边唱边写边打拍子，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倾泻:“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不久，脑海中就形成了《歌唱祖国》第一段的前一部分。

回家时已夜色阑珊。他进门就兴奋地推醒即将分娩的妻子王慧芬:“快起来，我的《歌唱祖国》写出来了!”妻子听到丈夫把歌唱完时，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她干脆与丈夫同声哼唱，王莘连夜一气呵成地写完第二、三段歌词。

翌日，王莘来到天津锦州道42号音工团，把《歌唱祖国》词曲交给14岁的钢琴手靳凯华和19岁的男高音王巍首弹首唱。

此后，这首歌在耀华中学首演，又传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第一个国庆节前夕，王莘精心抄写了《歌唱祖国》原稿，兴高采烈地寄给某报发表，一星期后那家报社竟给他泼了一盆凉水——把稿子退回来了。他不服气、不气馁，自己动手刻印歌片向路人发放。这种原始的传播方式在当时还真灵。1951年春天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这个合唱团的录音。1951年国庆前夕，王莘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国音协秘书长孙慎问他:“有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据说是从天津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主席，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莘笑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太巧了，你算找对了——那首歌词曲作者正是我!”

王莘写出《歌唱祖国》这首歌之后，并没有急于发表。他一面把它交给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排练演唱，一方面到南开大学、天津炼钢厂、天津纺织厂和天津铁路机务段去教唱，各方面征求意见，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诗人艾青认为好是好，但其中有几句歌词还不十分理想，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即: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莘立即吸收了他的建议。经过群众和专家的检验之后，王莘才把它抄好向《人民日报》投了稿。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曲谱，《人民文学》也发表了《歌唱祖国》的歌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邀请中央歌舞团合唱队录音在中央电台播放了《歌唱祖国》大合唱。除广播外，还添制成唱片向全国人民推荐。从那以后，《歌唱祖国》这首歌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并流传到海外。

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将史诗推向最高潮时结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演唱了这首《歌唱祖国》。但很多人发现，被亿万人民传唱多年的这首歌曲被很厉害地“和谐”了。如果将其与原版对照，发现是下列内容被删减了: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死亡!

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我们领袖毛泽东，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还有许多革命的诗歌，革命的文章，革命的故事，革命的戏剧特别是歌剧，革命的快板，革命的顺口溜。文无革命难火热，革命无文难动情。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八个样板戏”，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时代的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先不要说文革初期的三军演出的大型历史歌舞、各派红卫兵们的革命组歌，各地区、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有一首中央音乐学院的老红卫兵们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令人至今难忘，它开创了中国钢琴协奏曲的先河，只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再被人提起。但它真实地记录、反映了一个革命的史实。那时不但有深入社会生活的专业创作队伍，而且有着更为广大、普遍的群众业余创作队伍。因此，那时有大量的反映工、农、兵的文艺作品出现——“草原英雄小姐妹”、“草原小学”、“草原门巴”、“草原女民兵”，仅草原上的歌舞剧就能一口气说上几个，那些美妙的音乐至今也难忘记。还有“阿妹上大学”、“送粮路上”、“雪里送炭”、“喜晒战备粮”、“军民鱼水情”、“陕北民歌组曲”、聂耳冼星海的革命历史歌曲组......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层出不穷。诗歌、文学、演唱、小话剧、电影、地方戏，音乐上更是五彩缤纷，独唱、合唱、各种乐器的独奏、协奏、民族管弦乐在编织上的扩展，西洋管弦乐队纳入中国乐器，更具有了中国气派。不用再说那个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名曲。在大中学校里，都有许多自发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排演文艺节目，多数还是自编自演。然后到农村到街头到工厂到处演出。当时的工厂、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到处都有这样的文艺宣传，经常性地相互交流演出。

那个时候宣传队自己创作的节目品种非常之多。可以自己编歌曲，自己编快板，还有三句半，数来宝，湖北渔鼓，秦腔，相声，双簧，二人转，独幕话剧，歌舞，器乐小合奏，独奏，独唱，大合唱，小歌剧小舞剧，表演唱，诗朗诵。当然，每台节目也少不了样板戏的经典唱段。

一年出一本“战地新歌”，人民群众年年有新歌唱，年年有新感觉。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笑语欢歌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吸引了全世界友好国家、爱国人士关注中国的原因。

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广泛地展开的群众性的业余的文艺演出，百花齐放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

那时还有一种文化形式，就是黑板报。文革前以及文革期间，无论是学校工厂部队农村，到处都有黑板报，办得好的黑板报，也是内容丰富多彩的，有各种专栏，有诗有歌，有感怀有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有小故事小寓言。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氛围，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搞创作，写诗，投稿写文章......而这一次，与工业化进程一样，较之1958年的大跃进，群众的水平还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了。

在那个时代，人们得到了激情，认定历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生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啦。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就

欢快的歌声。1964年至1976年是我国文艺界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的音乐创作承无产阶级优秀文艺之雨露，开民族风格多姿多彩之先河。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曾一度，勤劳勇敢、无私贡献着血泪汗的劳动人民几乎觉得从此就能够完全把握住了自身的命运，那个时期的歌曲，就是这段让人振奋又让人哀伤的往事之再现。

唱歌是要有心情的，集体的环境容易有歌声，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时候有歌声，和和谐谐的时候有歌声，那时的歌曲教育让人们奋发努力、昂扬向上。当联产承包以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忙忙碌碌在自己的责任田的时候，村子里就消失了歌声。

政治类歌曲，以合唱歌曲为主，大都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采用节奏清晰，强弱分明，节拍规正的进行曲，旋律多是雄壮有力、刚健豪迈的。

这类歌曲数目巨大，作者广泛，其质量参差不齐。那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很流行，至今很多人还能背诵大段毛主席语录，与当年大唱“语录歌”有很大关系，这也是被实践证明的一种很好的学习记忆方法。除语录歌以外是大量的合唱歌曲，这种歌曲具有统一行进者的步伐与激发他们的某种情绪的作用。这些带有那个时代特点的群众性歌曲大都比较激昂，后来一些“主流”别有用心地将截取某些片段用来污蔑文革歌曲，长期以来蒙弊了不少群众。典型的就是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的内容决定了它必须采用气势雄壮的进行曲风格。至于歌词，若以当今现状相对照，也只能用“深刻”二字来形容了。在这类歌曲中，高质量的作品，完全可以跻身建国以来最优秀作品行列。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首歌曲创作于文革之前，开始是作为独唱歌曲，曲调优美抒情，是优秀的以五声调式写作的歌曲。文革期间成为仅次于《东方红》的代表性作品。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曲是在周恩来的热情关怀并帮助修改词曲的情况下，正式推向全国的。

1947年，15岁的王双印考进东北民主联军的军需学校，被分配到业余演出队。此后，他相继在鲁艺文工团、黑龙江省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1964年。当时，举国上下正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他被工农兵群众学毛泽东著作的热情所感动，内心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便与同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词作者李郁文合作，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首歌曲调明快，琅琅上口。作为歌唱演员的王双印，在当年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新歌，立即引起轰动，观众反响强烈。

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在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演唱了这首最新创作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特地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亲切地接见了他。“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周恩来同时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

后来，王双印又接受原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各种集会必唱的首选歌曲，从家庭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凡有人迹的地方，都会响彻《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与旋律。

1972年，王双印带领黑龙江省革命样板戏剧团进京汇报演出，江青到场看戏并接见他们。时任国家文化组副组长的刘庆棠向江青介绍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还是一名男中音歌唱家。在刘庆棠的建议下，王双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江青听后大加赞赏。

没想到，江青当年接见王双印以及他唱歌一事，后来竟成为“王双印上贼船，向江青表忠心”的严重政治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他意料不到的长达10年的政治审查，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项目组要他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直到1987年，才给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把他分配到黑龙江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编辑，后又调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这期间，他创作了4部影视专题片的音乐，对民间曲艺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4年2月28日，“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在哈尔滨成功举办。当62岁的王双印又重新站到他所依恋的舞台上，放开他那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观众的热情又一次被他点燃了。稍早还有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于1963年，也是一首蓬勃向上的革命歌曲，在我国声乐界享有盛誉已久，至今不衰。作曲李劫夫。劫夫在文革时期凭其对领袖的热爱，谱写了大量赞歌，及全部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受到广泛传唱。在毛泽东去世后被诬为极“左”音乐家而被打入冷宫。

卞小贞领唱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王锡仁作曲，付林作词，写于毛泽东逝世以后，是一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此曲采用对比强烈的多段结构，有领唱、齐唱、合唱，歌词只有四段，但歌曲篇幅宏大，倾注了作者对毛泽东的无限怀念之情。曲调抒情，层次丰富，公认为声乐佳作。此歌在1976年大量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能独领独领风骚，脱颖而出，与其丰富的艺术内含是分不开的。后来许多歌者也常以独唱形式演出，这首优秀歌曲曾遭严重打压，一度禁唱，进入新世纪以后，这首歌再次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红歌之一。

以各民族风格为主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歌曲，是这一时期歌曲的又一大类。

少数民族的歌调解放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的青睐，《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儿啊，你慢些走》等连今天的小年青都会。而文革期间，采用少数民族的音调创作了大量的歌曲，这些歌曲艺术质量上乘，为我国的歌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歌曲创作。

总之，这类以少数民族风格谱写和演唱的歌曲影响深远，是文革歌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赣南采茶戏传统音乐润色加工的歌曲则流传也很广，很受欢迎，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送郎当红军”、“麻窝草鞋一双双”、“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小竹排江中流”、“映山红”，电影《地道战》里的“毛泽东思想闪金光”，以及唱片“井冈山上太阳红”、“井冈山下种南瓜”、“为咱亲人补军装”等等。

还有很多优秀的独唱艺术歌曲，但相对前面的来说，这类数量少一些，但其中精品乃至极品也有不少，如:

刘秉义演唱的《回延安》:“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这首男中音歌曲气息宽广，尽情抒发澎湃的心潮及幸福的回忆。虽采用西洋调式，美声唱法，但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歌声每每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是当年多少音乐爱好者的快事之一。

李双江演唱的《北京颂歌》:“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音域宽广，情感真挚，历久而不失其魅力，这是艺术歌曲普遍的特点。记得前些年有个风靡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其中有王启明和几个同乡聚在一处同唱此曲的一场戏，颇为感人。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又受歧视，突然唱起这支久违的老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马玉涛演唱的“老房东还是那革命的老传统啊，掖好被角儿添旺了火，慈母的心啊阶级的情......”70年代，旋律优美动听的《老房东查铺》传遍神州大地，当时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能哼上几句老房东查铺，遐迩历久不衰，甚称经典中的经典。歌曲轻松活泼、欢快喜悦的格调，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富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自然而醇厚至今还使人们难以忘怀......

这里特别要提到1976年《战地新歌》第五期上发表的上海市冶金工业局歌曲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的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这首歌取材于毛泽东视察炼钢厂时与炼钢工人亲切交谈的场景，施鸿鄂首唱后，很快在群众中流传。不久，作曲家陈钢据此改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金色的炉台》，成为一首经典作品。这段小提琴的旋律，多年后，很多人在听到那一刻可能一时想不起它的名字，但它实在太亲切了，熟悉得像逝去多年的奶奶的爱抚......

除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等国宝级的民族器乐作品，不朽的《梁祝》也出自陈钢之手。

五十年前的1959年，乘着大跃进的东风，两个年轻学子凭着青春才情，写就了一曲千古绝唱。这一年，24岁的陈钢与何占豪一起谱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国庆10周年献礼。

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的盛况，让70多岁的陈钢仍记忆犹新。2007年，面对庆贺自己从教45周年纪念音乐会的人们，陈钢说:那时“我一直紧张地躲在后台。全曲演奏完，观众开始并没反应。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很长，也许很短，掌声忽然就爆发出来，所有人站起来，抹着泪，一直鼓掌......”不知所措的指挥和小提琴演奏者俞丽拿面面相觑，操起乐器，重头又来了一遍。这在新作首演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回忆起那个年代的质朴，陈钢将人们激烈的反映视为“真正发自内心的激情”。“今天的社会充斥着膨胀的物欲，人们早已没有了这种情感。我也不可能再有那种纯情——我们创作时，真的是不求名利、不求功禄。”当《梁祝》唱片发行百万张时，陈钢在文章里这样纪念那段激情岁月:“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角色，含着泪，绞着心，与乐曲中的主人公同命运。”

陈钢认为，《梁祝》之所以成功，与当时的创作手法有关，“我们首次以小提琴这个世界性的语言去创作，模仿中国二胡、古筝和琵琶。”这种中西结合的首创手法，使得《梁祝》突破乐器的限制，迅速在全世界流传。一个马来西亚华侨曾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梁祝》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它又能走进不同时代听众的心灵，这就是它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陈钢觉得，目前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考虑听众感受，缺乏感情的流露，缺乏人性的思考，“他们喜欢自我欣赏，不考虑音乐到底要传达什么?观众都听不懂，怎么可能被打动?”

推陈出新的电影戏剧。这段时期文艺作品的最高成就当属用新的创作方式创作的“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八个以戏剧为主的文艺作品。

样板戏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

其后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钢琴伴唱《红灯记》等，被后来的人也以侧身样板戏之列大加挞伐。样板戏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又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还有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等等。样板戏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等。

1969年至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

样板戏经电影、电视、广播普及，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京剧走向大众化。

为了真正展现历史内里，这里选择的几个修改片段，集中在江青对《红灯记》中李玉和上场、赴宴前饮酒《，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按下匕首”及《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侧身拉袖”、“盟誓反省”、“抢烟袋”等场景的修改，材料全部来自于“文革”期间各相关演出团体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演出体会。抛开当时的政治性赞誉，单就能打上江青印记式的修改而言，这些片段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真实性也或许远在同类文献之上。

先看江青对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上场的修改。按照钱浩梁的说法，“在第一场戏中，他们让李玉和用大衣遮住脸，在紧张的音乐气氛中走上舞台。上台之后，神情紧张，这样李玉和一出台就给观众留下灰溜溜的感觉。江青看了以后立即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让李玉和手提红灯，健步上场，然后走到台前，面对观众，观察情况。”与1964年会演版本相比，得江青对这个片段的改动是合理的。......短短三分钟，场景、人物、事件等叙事必备的意义质素各归其所。由此可见，江青让李玉和正面上场，不唯是突出英雄人物的精神气节，更多是出于舞台反映功能和情节发展逻辑的考虑。......

江青对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片段:一是吴清华展露伤痕，一是添加吴清华犯错误的戏，再者是表现军民联欢时的“抢烟袋”哑剧。首先看第一个片段，出自本剧第一幕《常青指路，奔向红区》。从南霸天地牢中逃出的吴清华一路狂奔，昏倒在地。恰逢红军干部洪常青与通讯员小庞外出侦察敌情。常青将清华扶起，发现手上的伤痕，取出毛巾轻轻擦拭，搅起吴清华满腹苦水。于是，吴清华侧身拉袖，累累伤痕，触目惊心。这样的改动感觉符合常情，也符合吴清华的性格逻辑。吴清华饱受摧残，性格倔强，防备意识极强。一见洪常青马上泪如雨下，恐怕也不合逻辑。只有在她最需要救助时，洪常青以亲人般的对待方式才可能让她消除内心的恐慌与戒备。也只有洪常青关切地问询起手上的伤痕时，才可能引发她诉苦的冲动。正是这一个“侧身拉袖”将吴清华内心的冤屈、悲愤，甚至是不为人道的凄凉与女性初见陌生男性的羞赧表现得恰到好处。

……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因为“阴谋政治”的需要，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文革期间的小说、电影、戏剧，被批为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文革”十年是艺术沙漠等等。1975年，“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借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开始流传，毛泽东去世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大量存在于文革时期的非样板戏曲目和与样板戏有关的各个剧种的曲目完全可以证明这是个弥天大谎。数出其中的非样板戏，似乎并不难。

现代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盘石湾》、《苗岭风雷》等;

芭蕾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

越剧《追鱼》、《银针颂》、《半篮花生》、《开河之前》、《拣煤渣》、《春苗》;

话剧《艳阳天(八场)》、《枫树湾(八场)》、《夜海战歌》、《希望》;

粤剧《山乡风云》......

1976年4月17日，文化部指示上海市文化局，组织本市越、沪、淮、评弹团，对本地区有代表性的演员演唱的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曲艺唱段进行录音工作，并于5月送往北京。选送的越剧曲目有《祥林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等。

2001年4月13日《北京青年报》报导了记者对金兆钧的访谈，提到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已达25年之久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将复排上演。

金兆钧说:钢琴伴唱《红灯记》不属“八个样板戏”。它的诞生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是根据江青的指示创作的，而是出于一种“偶然”。那是1967年的国庆，殷承宗所在的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宫剧场演出。原准备的都演完了，可观众还不愿离开。这时，殷承宗就与同台表演的京剧演员浩亮、刘长瑜几位商量了一下，临时决定再来几段京剧《红灯记》里的清唱，由殷承宗用钢琴即兴伴奏，结果效果非常理想，大受观众欢迎。1968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这个“洋为中用”的创举。这样，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了文革时期与“八个样板戏”齐名的文艺作品。

金兆钧认为复排钢琴伴唱《红灯记》不仅仅是怀旧，还有个对中国的红色时代怎么看的问题。他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说在世界的文化现象上，一群艺术家在一种政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意识地专门去写那些从来是不被人们纳入视野，尤其是不被艺术家常常纳入视野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命运非常悲惨的人物，写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写出他们本身的作为，写出鲁迅所说‘中国脊梁’似的那种质量，写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抗争，这变成大规模的自觉行动，说实在前苏联也不如咱们做得那么深”。“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全体中国的开始成长的一代人，我们说‘老三届’的，五十年代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那个年代始终在弘扬着这种精神。”

针对“文革十年是艺术沙漠”这种说法，金兆钧说:“文革以后有两种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还有一个是共和国虚无主义”，对此应当提出质疑。“现在关于中国的音乐史，提到文革的时候几乎有一个定论，就是说文革时候‘四人帮’肆虐横行，文化专制主义风行，歌曲创作是一片空白，除了样板戏之外是一片荒芜。这是非常不科学的，不仅仅歌曲创作，不仅仅样板戏，还有其他戏曲，《杜鹃山》就不算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也不能算，《平原作战》不算、《草原儿女》不算，太多了，器乐作品就一大批，《送粮路上》，哪天你再演，还是好听”。“傅庚辰在那时候写出《闪闪的红星》”。

那个年代的电影虽然不像现在这样量大，但大都是精品，也值得一提。

在此，我们只列举一些在文革期间我们国产的电影(样板戏拍成电影的除外)。它们有:

《龙江颂》(京剧)北京电影制片厂(1972);

《青松岭》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

《战洪图》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

《艳阳天》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

《半篮花生》(越剧)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

《创业》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

《杜鹃山》(京剧)北京电影制片厂(1974);

《渡江侦察记》(重拍)上海电影制片厂(1974);

《钢铁巨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

《火红的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1974);

《金光大道下集》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

《南征北战》(重拍)北京电影制片厂(1974);

《平原游击队》(重拍)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

《平原作战》(京剧)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

《沙家浜》(粤剧)珠江电影制片厂(1974);

《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

《送货路上》(湖南花鼓戏)北京电影制片厂(1974);

《无影灯下颂银针》上海电影制片厂(1974);

《向阳院的故事》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

《一副保险带》上海电影制片厂(1974);

《园丁之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

《侦察兵》北京电影制片厂(1974);

《阿勇》西安电影制片厂(1975);

《碧海红波》西安电影制片厂(1975);

《草原儿女》(舞剧)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长城新曲》长春电影制片厂(1975);

《车轮滚滚》长春电影制片厂(1975);

《春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第二个春天》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渡口》(河北梆子)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沸腾的群山》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烽火少年》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海霞》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红灯记》(维吾尔语歌剧)八一电影制片厂(1975);

《红雨》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黄河少年》长春电影制片厂(1975);

《激战无名川》八一电影制片厂(1975);

《拣煤渣》(淮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金光大道上集》长春电影制片厂(1975);

《决裂》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

《雷雨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1975);

《难忘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人老心红》(淮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沙漠的春天》长春电影制片厂(1975);

《小将》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小螺号》珠江电影制片厂(1975);

《沂蒙颂》(舞剧)八一电影制片厂(1975);

《战船台》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

《阿夏河的秘密》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长空雄鹰》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春潮急》峨嵋电影制片厂(1976);

《反击》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枫树湾》珠江电影制片厂(1976);

《海上明珠》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欢腾的小凉河》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寄托》峨嵋电影制片厂(1976);

《江水滔滔》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金光大道中集》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金锁》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开山的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连心坝》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芒果之歌》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南海长城》八一电影制片厂(1976);

《南海风云》八一电影制片厂(1976);

《南疆春早》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牛角石》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青春似火》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宝莲灯》(上、下集，河北梆子)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山村新风》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山花》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海上明珠》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

《山里红梅》珠海电影制片厂(1976);

《锁龙湖上集》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盘石湾》(京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新风歌》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雁鸣湖畔》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

《征途》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年轻的一代》(此片系重拍)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难忘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主课》广西电影制片厂(1976);

《审椅子》(京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新风歌》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管得好》(吕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三定桩》(莱芜梆子)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小店春早》(黄梅戏)上海电影制片厂(1976);

《红军不怕远征南——长征组歌》(舞台艺术片)八一电影制片厂(1976);

《红云冈》(京剧)八一电影制片厂(1976);

《红霞万朵》(黄梅戏)珠江电影制片厂(1976);

《两张图纸》(湖南花鼓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6)。

在此，也不包括文革期间所公映的外国译制片，比如《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列宁在十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普通一兵》、《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巴黎圣母院》、《诗人莱尼斯》、，《瓦耳特保卫萨拉热窝》、《回故乡之路》、《难忘的1919》、《哥白尼》、《高压线》等等，等等。

在上述这些片子中，即使以现在的艺术标准，绝大多数也都是经典大片，所谓那时是“文艺沙漠”的说法不是歪曲历史者无耻的谣言又是什么呢?

以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比较重视质量和普及程度，而且确实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不重视本民族的文艺审美，那么在他的眼里，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确实少了一些。但是，只匍匐在西方主流艺术的脚下，那是没出息的。

成人世界直接影响孩子。现在的儿童音乐基本上是成人流行歌曲，什么《童话》、《你到底爱着谁》、《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波斯猫》、《希望》......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具体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儿歌:

儿歌第一类，歌颂领袖，热爱祖国，培养共产主义信仰，抨击旧社会，歌唱新中国。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共产儿童团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卖报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第二类，弘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劳动光荣，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行为规范，让少年儿童接受正确的人生观教育。像《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上学歌》、《劳动最光荣》......

第三类，反映童真童趣，刻画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格，表现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抒发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的。像《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我们多么幸福》、《快乐的节日》、《小燕子》、《拔萝卜》、《小鸭子》、《拾稻穗的小姑娘》......那时，孩子们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虽然玩具简陋，却锻炼人、经玩，自己动手做的木头手枪、铁环、弹弓......爱不释手;爬树掏鸟窝、草地逮蝈蝈、墙脚逮蛐蛐、河沟玩青蛙......兴趣盎然;踢毽子、跳皮筋、攻城堡、斗鸡、跳房子......动感十足，无作业之烦恼，无考试之压力，边玩边把儿歌唱，其乐融融。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拥有瞿贤、刘炽、李群、乔羽、金波、潘振声等一大批优秀少儿作曲家，他们走进生活，走进孩子们的世界，依据自己对儿童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观察和了解，创作了许多被孩子们接受和喜爱的儿童歌曲。这些健康向上、悦耳动听的少儿校园歌曲像泉水滋润着淳朴的人心，促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经典儿歌301首》中，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前的作品，80年代以后的作品只有十几首。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儿歌也鼎盛!

在中央电视台的“五一专场”中，我们已很难以找到为“劳动者”而歌的主题。80年代以前有关劳动、劳动者的歌曲已代之以“富起来”、“金山座座”了，但也还有一首比较怅然的，由刘欢演绎的《从头再来》，据说是写给下岗工人的，劳动者的艺术位置，悄然地变化了。

这个变化里有一个曾经不为人知的“秘密”。

2005年9月，据《北京晚报》消息:曾经红透全国的《红领巾之歌》歌词在出版发行中频频遭到修改，认定自己权利受到侵犯的词作者、79岁的老人翟光(笔名叶影)提起诉讼，将人民音乐出版社告到了海淀法院。

翟光老人说，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歌集《我们多么幸福》中选用了由他作词的《红领巾之歌》，歌集对原创歌词的“永远跟着毛泽东”篡改为“奔向锦绣前程”;把“我们热爱人民的祖国”篡改为“我们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翟光认为这种改动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万元。

人民音乐出版社代理人告诉记者，在出版时之所以对原来的歌词进行改动，是源于中央1980年下发的一个文件，而该文件属于机密文件且没有解密，无法拿到法庭，只能请法官持相关证件前去查证。在庭前采访时，音乐出版社版权处李烨告诉记者，对歌词的改动就发生在1980年，当时文革刚过，为了反对个人崇拜，很多文艺作品包括《红色娘子军》等都将“万岁”、“永远跟毛泽东走”类似的词语修改了。李烨说，“这种修改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不是我们单位的个人行为，如果判定我们侵权，那么造成的影响过大，难道这些作品还得恢复原来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词语吗?”

一时，舆论大哗。

“1980年下发的一个文件，而该文件属于机密文件且没有解密”......怪不得自进入80年代，我们能听到的老歌里“毛主席”、“毛泽东”三个字都被替代掉了，那么多好歌的歌词都被“秘密”地篡改了。这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从新中国唱起的《少年先锋队队歌》要以电影《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来代替了，因为老队歌里的歌词实在不好改，新队歌里又没有需要屏蔽的那三个字。当然，也符合某人凡事“从娃娃抓起”的逻辑。

科技文化与读书生活。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各种艺术形式的革命使整个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最文化”的考古领域，文革时期也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期，前后短短十年完成了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近乎一半。

1968年，河北满城发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墓葬。

1971年，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马王堆发掘出汉墓(马王堆汉墓女尸保存至今)。

1973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4年，陕西临潼县一农民在秦始皇陵园附近打机井时意外发现了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制人头、人身和手，秦兵马俑重见天日。

1977年，湖北随县发现2400多年前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此编钟。

针对有人爆料转述传闻说毛泽东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等人据大量事实写文章指出这种传闻纯属子虚乌有。文章指出:故宫建筑物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特殊保护，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中未受到任何的损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专款支持，对于故宫古建筑的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更大面积的古建筑保养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72年，中央又拨出巨款解决故宫热力供应问题。当年还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宫等重点区域殿宇的油饰工程。1974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计划》，故宫及其收藏得以完好保全。

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始建于辽代，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历朝历代沧桑变迁，我国辽代寺院已所剩无几，而这座建筑宏伟、艺术精湛的奉国寺却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不仅与义县解放的激战中解放军遵令力保文物有关，也与文革中工作人员及清华红卫兵的保护有关。当时是文革运动初期，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告诉学生，“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肯定会努力保护祖国文物。”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其他红卫兵来到奉国寺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参观之后便悄然离去。整个寺院的古建筑和佛像在整个文革期间全部安然无恙。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已有1600年历史，洞窟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在过去的年代，敦煌文物遗产曾经遭受到英、法、俄、美等国的大肆劫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财政拮据状况下，曾两次拨款抢修敦煌石窟。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夏，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

广东韶关市郊外的南华寺的保护更有趣。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得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最后，既然是“除四旧”，一点不除也说不过去。“经过几天研究，他们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萨像和哼哈二将。”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在住持林得众的劝阻下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这里至少透露出三点: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是保护国家文物的，至少它保护国家重点文物，这与伤痕文学的宣传大相径庭;第二，红卫兵都是些毛毛头，却冷静沉着，“经过几天研究”，手拿菜刀去凿佛像，......这些描述，又与伤痕文学宣传的鲁莽轻率、“不由分说”的“凶神恶煞”大相径庭。红卫兵处理事情小心翼翼，相当的理智。第三，“真身”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泥塑?真相一旦揭开，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是必然的，唯物主义没有骗他们，是宗教在骗人。因此，把菩萨“真身”拉出来游街，也就起到了解除愚昧和启蒙大众的作用，好事耶?坏事耶?

1968年9月22日下午，新疆西部中苏边境，一家运输机从跑道上悄然起飞。舷窗外的阳光从一侧照进来，机舱里的仪器闪闪发亮。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紧紧扶着一台仪器，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显示的数据。

这次代号为“532”的飞行任务其实是一次天文观测，机上坐着的是新中国当时最年轻的科学家。

1968年的这次日全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次日全食，所以政府对此事十分重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仍派出了十分庞大的观测团队。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们坐着几天几夜的火车抵达乌鲁木齐，然后又乘坐汽车走了一个星期才抵达目的地——新疆喀什和伊犁市昭苏镇。为了给这些科学家们充分的适应时间，他们都提前一个月抵达了驻地。科学家们兵分几路，一部分负责地面检测，另一批则有幸乘坐飞机进行观测。

当时在那架飞机上的一名观测员只有25岁，在北京天文台工作。这名观测员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科普作家卞毓麟。

卞毓麟对记者回忆，那次观测活动是中科院组织发起的，他们租用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并将内部进行了改造，以便摆放下各种观测仪器。飞机并没有如传闻那样沿着阴影追逐，而是垂直于日全食带穿过了阴影。

卞毓麟说，飞机大约在1万2千米的高空观测日全食，由于高空温度低，舷窗还先后结了霜，引起了一些小麻烦。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在高空目睹日食的经历，不过卞毓麟遗憾地说，当时他的工作位置正好背对舷窗，错过了整个日食过程。当时工作才3年的卞毓麟对待这个任务十分谨慎，不敢有一丝懈怠，都没有瞄一眼窗外。

其实，科技不同于别的，最终是要用成果“说话”的。文革对中国科技的促进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在那十年里，中国的各项科技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这个在前面已有详细的介绍。如果按后来的人们说的文革阻碍了科技发展，那么否定文革后没有了文革的阻碍，应该有比文革更多的成果才行。但是新千年中科院评选的重大科研成果或对世界有影响的科技成果竟大多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二十多年所取得:

计算器专家王选院士，60年代与北大许卓群、陈堃銶、朱万森等人一起，进军计算器高级语言编辑系统的研究，这一贡献被加载了中国计算器发展史。从1975年到1989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产品占据世界华文出版业的几乎所有江山。

计算器专家金怡濂院士，50年代到60年代末，相继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器和多种通用机、专用机的研制;70年代初，提出双机并行计算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七十年代后期，金怡濂与其他科学家一起，主持完成多机并行计算机系统研制，取得中国计算器技术的突破。

地球环境科学研究专家刘东生院士，1954年开始从事黄土研究，提出关于黄土—古土壤序列250万年来古气候多旋回学说，开辟了地球上大陆与海洋沉积环境的对比，为全球变化提供依据。1964年起参加和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马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60年代末开创我国环境地质研究。

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院士，参加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火箭的研制工作，参加了多种火箭的设计和研制。先后担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拓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

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中国大气物理研究奠基人。1958年，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1961年，大气中的适应问题研究，1974年，青藏高原加热作用对夏季东亚大气环流影响的初步模拟试验研究，1979年，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

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

遗传学家李振声院士，1956年开始研究小麦新品种，1964年他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1979年取得突破，他培育的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品质于一身的小偃6号在大面积推广中获得成功。

两院院士闵恩泽，60年代，先后开发成功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磷酸硅藻土迭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等，解决了新中国在石油炼制方面的燃眉之急。7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开发成功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使我国的炼油催化剂品种更新换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植物分类学与植物区系学家吴征镒院士，论证了我国植物区系的三大历史来源和15种地理成分，1964年，提出了北纬20—40度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是古南大陆、古北大陆和古地中海植物区系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的观点;历时45年主编200万字《中国植被》。

徐光宪院士，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50年代，他改进仪器设备，把极谱法的测量精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在国际上较早测定了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与一些阴离子的配位徐光宪院士平衡常数。1957年，徐光宪开展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1962年提出了被国内普遍采纳的萃取体系分类法。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主持开展对稀土量子化学和稀土化合物结构规律性的研究。1982年，徐光宪通过总结实验数据和分析量子化学计算的结果，提出原子价的新定义及其量子化学定义，圆满解决了Pauling、Mayer等人定义中存在的问题。

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50年代在我国开展脑血管造影新技术，提高了颅内病变的确诊率，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神经外科专著《脑血管造影术》，推动了我国神经外科的发展。70年代在国内开展了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脑血管吻合术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巨大动脉瘤及多发动脉瘤的手术切除、脑血管畸形的综合治疗等方面都有新建树。80年代以来，潜心研究脑干肿瘤这个手术禁区的治疗方法，继而对脊髓内肿瘤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施行了手术治疗。

与今天的环境相比，毛泽东时代确实苦、确实穷，科学研究的条件确实简陋。2007年获奖的两院院士闵恩泽，由于“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对我国的催化剂供应，当时库存的催化剂只能维持一年，直接威胁到我国航空汽油的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原石油部长余秋里语)，闵恩泽受命投入催化剂研制，办公室只有几间小平房，实验设备是别处搬来的几件旧设备，试验装置自己动手制备，不折不挠，使我国石油炼制催化剂领域从一片空白到一跃成为世界上能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有一种说法是文革期间无书可读，因而是“文化沙漠”，或者具体说是文革期间除了毛选、鲁迅和四大名著之外，无书可读。还有一种说法是文革期间除了政治斗争需要外，没有出版过什么文艺类的书。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重庆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为例，该馆共收藏了1971年至1976年间出版的中文图书10219种，除不到100种的台港澳地区文献以外，这一万多种图书都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通过查询书目，发现这些图书当中，占70%的是理、工、农、医、教育、军事、音乐、美术、体育等实用技术类和科学普及类书籍。另占30%的文史哲政经类书籍中，大概20%的是由文革中常见的工农兵创作组、×××编写组、×××资料组集体创作的产物。在剩下的这10%当中，有国内一些署有作者名字的、篇幅属于长篇或者中短篇选集的文艺类作品，有翻译作品中属于名人传记和回忆录以及纪实类作品，还有部分世界名著。如:1971年出版的中文图书557种，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白与杜甫》，著者郭沫若;科学出版社《天演论》，著者赫胥黎;三联书店《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著者格瓦拉;商务印书馆《〈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著者马启莱;三联书店《印度对华战争》，著者马克斯韦尔;人民文学出版社《忧国》，著者三岛由纪夫......

1972年出版中文图书1024种，其中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人世间》，著者巴巴耶夫斯基，翻译者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上海人民出版社《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著者达什克维奇，翻译者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科学出版社《物种起源》，著者达尔文;中国商业出版社《俄罗斯风味菜肴》，著者法多夫、霍罗德科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小刀会起义》，著者方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尼克松其人其事》，译者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人民出版社《甲申三百年祭》，著者郭沫若;上海商务印书馆《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著者海涅;上海人民出版社《田中角荣传》，著者户川猪佐武，译者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对外政策》，著者基辛格，译者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编译组;商务印书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著者久巴......

1973年出版中文图书1659种，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下》，著者罗贯中;《白轮船》，著者艾特玛托夫;商务印书馆《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下册》，著者巴尔苏科夫，译者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上海人民出版社《蓬皮杜传》，著者布隆贝热，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册》，著者蔡东藩;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桥》，著者丛敏;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回忆录/第二卷/努力(1962-)》，著者戴高乐，翻译者杭州大学;三联书店社《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著者戴维逊;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节目/第二辑/少年儿童文学专辑/下》，著者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著者马克思，翻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74年出版中文图书2121种......

1975年出版中文图书2599种......

1976年出版中文图书2259种......

意识形态阵地的沦陷

1976年后思想“解放”头几年，知识学人擦着眼泪欢呼获得新生，舔着伤口庆幸赶上新时期的好时光，之后便忙起了“拨乱”“反正”。伴随着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文坛上继续发力冲击着人们已然形成的信念。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伤痕》。这两篇小说是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由于“伤痕文学”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自其问世后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所谓英雄作品问世，其代表作是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话剧《于无声处》。

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以后，非议就更为猛烈。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文化官员则为这种现象拍手称快，为伤痕文学辩护。二十多年后，卢新华在北京举行的新书《紫禁女》媒体见面会上，在重审二十余年前曾经繁荣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伤痕文学”因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他说:“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

但是，在1979年，随着暴露和描写“文革政治灾难”的伤痕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刊物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

4月，《上海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淀清的《歌颂与暴露》两篇文艺短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把前一时期大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该文写道: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为四个现代化事业大声疾呼，这又有何不好?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同党的事业同一命运。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给作家以充沛的革命激情，能使之象开闸的激流那样为人民的事业大声呼喊。有幸于为中国人民的现代生活创造精神财富的专业和业余作者，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四化’高歌。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们认为要全心全意地深入其中，透过他们明净的心窗摄取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有人说不，不能下去，下到那些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粪的人中间实在苦也!既无‘舞会’，又无‘盛宴’，真真是‘虚度年华’。怎么搞创作呢?这些人说，‘上’，‘上’到红地毯上去采写‘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呜呼!中国九亿人口，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拾绿纱明镜中之‘珍珠’，真可谓‘对真理’比杜林高明十倍。诚然，‘科学之宫’应当重笔描绘，表现科学工作者的壮美情怀。但是，只是‘上’到科学家的楼上，并不能写出佳作。科学家是在楼内，而他的图纸却在三山五岳、江河大海中变成丰硕成果。你不‘下’到江海之中、峰谷之内，不见科研的实际成果，科学家的壮美情怀又何以颂扬?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研究’过程中也有着研究者的感情奔流;而这感情又来自何方?只能来自他所感触到的社会激流、时代脉搏;而这‘激流’和‘脉搏’，则不在楼上，而在楼下，在亿万工农之中。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又岂能撰出佳作?

……

工人、农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历来被“文明”的地主资产阶级视为芸芸众生，开口闭口‘小人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让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

还有那些‘兵’，那些在自卫反击战中流血战斗的我们的阶级兄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朴实、勤劳、勇敢、善良，对人民是‘孺子牛’，对敌人是下山虎。为了民族，他们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用血肉之躯去冲开敌人的大面积雷区，用心中的热血去浇灌胜利之花。他们为什么不应歌颂?为什么不应‘下’到他们中间。你吃着面包大叫着‘我们太落后啦!’，他举着手榴弹喊着“向我开炮”，可见你比他们“高明”——生活水平‘高’、电视屏面‘明’，所以不必‘下’到他们中间。对吗，尊贵的先生?

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贺龙......，为战斗的工农兵，为科研、教育工作者，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一文，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何等霸道!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经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不过此文提出了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

7月22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

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六期文章《“歌德”与“缺德”》展开讨论，并转载了《光明日报》王若望写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和新华社播发的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等文。随后，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一些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1979年第8期《河北文艺》刊登了署名陈良运的读者来信:《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摘要如下:

“有一种似乎是比较权威的说法，大意是我们以前大量出现的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诗，是与《国际歌》唱反调，因为《国际歌》否定救世主，否定神仙和皇帝，而我们一面在唱《国际歌》，一面歌颂救世主，这是提倡迷信，是‘五四’运动的反动。

很明显，所指的歌颂救世主，就是指中国的诗人、业余诗作者、工农群众所创作的大量的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篇。

的确，自毛主席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以来，中国专业和业余的(还有外国的)诗人歌手，写下和吟唱了数以万计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毛主席领导

中国劳动人民闹革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渴求解放和翻身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就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事出必然。只有熬过黑夜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的温暖和光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发自人民心灵深处的歌声，所以，当陕北农民李有源登高一唱，立刻引起亿万人民的共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歌颂毛主席就是等于歌颂救世主吗?否!革命人民歌颂毛主席，就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党的具体形象)，歌颂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毛主席是这一伟大事业的象征)，歌颂革命领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毛主席集中地表现出这种联系)。毛主席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行动的方向。正是领袖与人民思想的一致，行动的一致，领袖与人民有这种感情的交流，人民才产生这种歌颂领袖的愿望。这里既不是强加，也不是遵命写作，这与资产阶级、宗教徒赞美他们救世主的动机绝不能相提并论，而无产阶级的领袖与资产阶级救世主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名作《列宁》中写道:‘阶级的头脑、阶级的事业、阶级的力量、阶级的光荣——这就是党。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在母亲——历史——看来，谁会比他更宝贵?我们说—一列宁，我们是在指着党，我们说——党，我们是在指着列宁。’综观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也是这一主流和基调，能说是在歌颂救世主吗?

歌颂毛主席就是搞个人迷信吗?否!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会歌颂他们杰出的领袖。华盛顿被人歌颂，惠特曼歌颂林肯的诗已成为传世名篇。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只要他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积极的贡献，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戴，那么歌颂他的文艺作品就有悠久的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有提倡个人迷信的副作用吗?没有!斯大林有搞个人迷信之嫌，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颂他伟大功勋的诗篇，绝不能看成是个人迷信的产物。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错误出现在他的晚年。中国人民歌颂毛主席的诗与民歌(主要是民歌)，则在二十年代末期的井冈山就出现了。因此，决说不上是受苏联个人迷信思潮的影响。歌颂领袖与个人迷信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是自觉的‘为事而作’，后者是盲目的崇拜。

歌颂革命领袖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吗?否!‘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政客胡适之之流追慕资产阶级的民主，最后滚到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泥坑中去了，这就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以李大钊、毛泽东、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人们，为中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不屈不挠的奋斗，这是‘五四’运动的主流。歌颂毛主席与提倡无产阶级民主是一致的，因为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民主起了总其成的伟大作用。鲁迅先生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提到毛主席之处，无不充满颂扬之情。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另一伟大旗手郭沫若同志，一生写过很多歌颂毛主席的诗篇。一九四五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一群反动的御用文人攻击毛主席有帝王思想，郭老挥笔填词，一面热诚地歌颂毛主席和他的诗篇，一面痛斥反动文人‘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们也都创作过歌颂毛主席的诗篇。

......领袖不是一个人，领袖是一个集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都应该歌颂。因为毛主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具于首要的地位，歌颂他的作品相对说来多一些也是不足怪的，无可指责的。二是有些歌颂领袖的作品，把领袖人物神化，没行真情实感，堆集一些空洞的口号和虔诚的报恩词，没有写出抒情主人公与革命领袖之间的感情交流，没有塑造出可感性的形象。正如其他题材文艺作品中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常见病一样，这一类作品中存在这些缺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是整体中的局部，主流中的支流。延安大学中文系编的《红太阳颂》中，绝大多数是有真情实色的好作品。如小叙事诗《毛主席看伤员》中毛主席的形象平易亲切，真实感人。”

此间，《人民日报》还刊发了系列争论文章:

7月31日，转载《河北日报》7月22日的《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一文。

8月13日，署名“闻山”的文章:“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文强调说:《河北文艺》六月号《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这两篇文章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两篇文章都短，但很惊人，因为这是“四人帮”垮台后所少见的。前一篇没有谩骂，但也把文艺理论这种学术问题的讨论，拉进政治斗争、敌我矛盾的范围里，把与它们持不同态度的文艺工作者推到敌人那边去。

1979年第8期的《山东文艺》上刊登的署名“益言”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短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

“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可是，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却把这个‘根本’给忘掉了。他们以转弯抹角地指责革命导师、发泄某种情绪为时髦，误认为这也属于‘解放思想’、‘破除精神枷锁’。我们说，革命导师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已为我们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应该是我们永远坚持的行动指南。......

……

我们主张对革命导师的功过，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对其是非，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一定要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定要注意客观效果，特别是应持同志式的态度。绝不能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去随意做些有损于革命导师的事情，因那种做法与郑重的评论革命导师的是非功过不是一回事，这是很容易区分的。现在，个别刊物上出现了某些颇为‘时髦’的文章和诗歌，借咏古谈史为由，大骂封建帝王。其感情色彩的浓郁，造词遣句的尖刻，早已超出了评论历史人物的范畴。人们看得出，他们一非搞历史学的研究，二非搞历史题材的创作，而是有所指的。......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又怎能使用敌人曾用过的方法呢?你看，都是用否定历史帝王人物的方法来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你自己也会看到你是用的和谁家相同的方法吧?其实，有话还是明说好，不要再搞什么影射术。更不要以为搞影射术是‘时髦’中的时髦，广大读者对此是嗤之以鼻的。”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白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针对“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再次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什么救世主。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歌德”与“缺德”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立即批示应予重视。在胡耀邦的倡导下，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9月4日和9月7日，在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中宣部邀请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和这篇文章作者，以及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人和在京的文艺界理论评论家约20人参加。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键，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这个问题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作了检查，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

多年以后，2002年，前《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美国去世。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和观察人士在哈佛大学举行纪念王若水的研讨会，他们说，王若水生前以他研究政治问题的独到眼光和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旅居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对美国之音说:王若水“对中国政治的贡献，那应该说是很大的，而且是很特殊的。我1979年到《人民日报》的时候，斗争非常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假如王若水不是在《人民日报》的话，中国的改革恐怕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人民日报》是共产党机关报，所以有极高的威望，很有权威性，大家都相信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但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落到改革派的手里。”

刘宾雁举例说，在“右派”纠正的问题上，当时汪东兴主持起草的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份人纠正，但是王若水主持发表了关于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纠正的报导，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导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标。刘宾雁说，在许多拨乱反正工作中，王若水都利用《人民日报》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还有其他象包产到户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啦，思想解放等等，在很多问题上《人民日报》都通过他的评论、社论或者他的报导，做了当时胡耀邦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

2005年5月25日央视《大家》播出节目《漫画家华君武》。我们看到，当主持人问他现在之所以不画漫画的原因时。华君武的回答很有趣，他说:现在外头的许多事情看不懂了，所以我自己在我的一个名片上面，写了一个“漫画退伍兵”。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民群众失去了主流话语平台，但他们自有他们的表达方式。比如近年来流行的:

民谣:越来越像......

教授摇舌鼓齿，四处搂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风弄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越来越像明星。

警员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员。

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

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一些人永远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费了牛力地诋毁几十年，依然还是有那么多人热爱、尊敬、崇拜毛泽东。

几个苍蝇嗡嗡叫，何足惧哉!伟哉毛泽东，注定是永恒的!

三、“法治”的境界

马克思揭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法”才有了正确的定义:“法”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手段，“法”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有鲜明的阶级性，“法”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谓“人治”，是全盘西化者对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诋毁，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

我们看到，在“没有法”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毒和娼一夜间被禁，千年的恶习一扫光。人虽穷但心不累，社会那样地和谐，人与人那样地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天是那样的蓝，湖水那样地清澈，林间小道那样地宁静，人的心那是那样地淳朴。

在“没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唯一选择。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在“没有法”的时代，在没有“钱”的年月，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我们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我们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在“没有法”的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散沙”们在党的旗帜下凝聚成盘石，在国旗下仰起了脸，挺起了胸。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知识奉献给人民，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你是不是可以毫无顾忌地扶起了倒地的老人?你是不是能够毫不犹豫地将受伤的小孩送进医院?你是不是敢于奋不顾身与坏人搏斗，是不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件又一件好事?盘石在钱的腐蚀下破碎，灵魂在钱的召唤下扭曲。讲奉献成了傻冒，求索取却成了精英。知识的价码高于祖国的利益，人的尊严在钱的面前那样地低微。“法”阻挡不住腐败的蔓延，“法”推迟不了“毒”“娼”“黄”对灵魂的腐蚀。“法”在钱的面前那样地无力，“法”也经不住“色”的诱惑。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却失去了威慑的力量。《劳动法》没有斩断伸向劳动者的黑手，法庭也没有能伸张劳动者的权利。黑社会收取“保护费”，猫鼠一家、官黑勾结、欺行霸市比比皆是。有“乌纱”的卖帽子，有“章子”的卖批文，有“特权”的卖掉良心，国企的管理者卖了国企买国企......这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所谓“文明进步”。

没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哪有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没有实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法律队伍，法律岂不是一纸空文?

在“没有法”的时代，我们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在“有法”有“钱”的日子，“官二代”“富二代”不知是谁的接班人......

人们怀念那个年代，那个“没有法”的年代，那个成了和谐社会的样板的年代。

司法改革

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后，中国共产党要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必须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夕和新中国建立之后，先后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

共同纲领是在毛泽东的具体领导下制定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为组长。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纲领的起草情况。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把《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份初稿，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据胡乔木回忆，并结合有关档案资料，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共计200余处进行了细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便条给胡乔木:“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稿送到他那里以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右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共同纲领》颁布后，毛泽东对纲领的实施也十分重视。他在195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中指出:“我们有伟大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

与废除国民党伪法统相呼应，1952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

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建国初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工作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全国各地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组建人民法院的时候，接收了一批旧的司法人员。

到1952年初开展“三反”运动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有干部28000余名，其中旧司法人员6000余名，占总数的22%。他们中的大部分担任审判工作，在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国民党法院贪赃枉法的丑恶作风，被这批人带进人民法院中。据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市法院和苏南全区统计，在法院系统的贪污分子中有59.52%是旧司法人员，而在全体旧司法人员中有50.09%有贪污行为。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早在“三反”运动还在进行的1952年3月，就对整顿司法机关、惩治违法乱纪分子作了原则指示。

1952年6月1日，董必武明确提出“旧司法人员不准担任法院审判工作”，“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旧司法人员的罪恶不少，这批坏家伙当然可以清洗或惩办。同年7月6日，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政法党组干事会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司法改革和司法干部补充训练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彻底改造与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方针”，并规定了处理旧司法人员区别对待的政策:

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贪赃枉法分子应依法惩办;对于在解放后思想工作表现较好的进步分子应继续留用，但旧推检人员不得担任审判员;表现平常尚可改造的应给以训练改作法院中技术性工作;凡不堪改造者，必须坚决加以清除，但应给以生活出路，另行分配工作。报告最后规划了补充新司法干部的途径，指出:请各级党委调派一些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和熟悉政策的老干部充任骨干，并从各种人民法庭的干部中调人加以充实，还要从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及转业军人中挑选一批优秀分子(包括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到法院来学习并掌握这一国家机器。

中共中央于1952年7月9日迅速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分批分期地展开斗争，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集和训练新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此以后，中共中央又几次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司法改革决不只是司法机关内部的人事调整，而是一场肃清国民党反动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还提出:“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发动和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法院系统展开了。1952年6月首先从华东开始，西北、东北、华北、中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相继展开，前后历时9个月，到1953年2月基本结束。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从学习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和1950年11月3日《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等入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武装头脑，然后对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展开检查批判，清算了“法律是超阶段、超政治”、“办案是单纯技术工作”等错误思想，划清了新旧法律和新旧司法作风的界限。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了组织整顿。按照中央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予以法办，对于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严重、不适宜作人民司法工作的人调离人民法院，另分配其他工作。这两部分人全国共处理了5000余人，前者是少数，后者占大多数。对确有改造和进步的旧司法人员(约2000人)仍继续留用。与此同时，各地党委调了一些老干部，并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的人民法庭干部中以及各项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一批优秀分子共6000余人，充实了法院机构。

这场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是一场批判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和改革司法机关的民主改革运动，它的目的是划清新旧法制的界限，并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人民司法制度;肃清旧法观点在法律教育工作中的影响，改革大学的法学教育，以适应培养新中国政法干部的迫切要求。

1952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示》对肃清旧法观点做好法院组织整顿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

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在对旧法观点进行批判、否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司法作风、审判方式。包括:

1.方便群众诉讼。在司法改革结束不久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董必武指出:“总结我们三年以来的经验，就是:确认人民司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武器;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1953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河间县人民法院是怎样工作的”一文报导了河北省河间县人民法院设立的“问事处”，综合了“问事处”、“人民接待室”、“审判员值日制”、“简易法庭”的一揽子“邻街法庭”。它既无门岗，也不要状子，还可以代书，群众来此询问、起诉，能得到及时处理。问事处在调解案件时，群众可以参加旁听，让他们从中受到教育。在司法改革运动中，不少法院采取了类似有效方法方便群众诉讼。

2.依靠群众办案。史良在《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建设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必须吸引人民与司法机关一道来维护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并与一切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有的法院采取了公开的当众审判新方式，建立公开审判制度，把法院所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除少数不便公开审判以外，大部分都放在临街法庭上公开审判。群众可以自由到法庭旁听，并对审判员及其所审理的案件提出问题和意见，司法机关实行人民陪审制，保证人民群众能够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掌握“刀把子”的工作。

3.服务中心工作。在司法工作配合中心工作的问题上，应以法律审判为武器，从司法工作的角度来配合中心工作，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并经过中心工作进一步加强司法工作。

4.有错误即改正。通过对“官无悔判”的旧法观点的批判，司法干部们树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就改”的新法观点。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沈阳、西安、太原等地方人民法院采取各种方式，改判过去处理不当的案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董必武在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司法改革运动作了一个基本的总结。他指出，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把人民法院政治上的不纯基本上解决了，组织上的不纯也基本上解决了，就思想上来说，划清了敌我界限和新旧法律界限。因此，他说:“司法改革运动使中国的司法工作踏上了新的一步，成绩很大”。他这里讲的“新的一步”，是指新中国的人民法院已经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摆脱了旧的司法机关的影响，成为新的人民司法机关了。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家们活跃起来，提出所谓“不以人论事、因人废言，应该承认，清政府为法制改革和民法立法确定的这几条指导原则，提纲挈领，抓住了关键，相当高明。”由吹捧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到逐渐奉为圭臬，成为改革开放立法的标本。

1983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作出了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规定，为以后的司法领域的“专家路线”奠定了基础。

1995年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通过了我国的第一部《法官法》，第一次全面地规定了法官必须具备法律大专院校毕业的学历。2001年又修改为必须具备法律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官走职业化的道路。虽然讲职业化并不是不讲政治条件，但实际上，如同其他改革一样，当“法”官化后，已完全走回了旧司法的老路。

这个过程与其他改革措施一样，是由先“违宪”然后再“修宪”来完成的。由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政策和一些临时性的法规使“违宪”的重大举措能够得以实施，然后全国人大再修改宪法。按照1988年之前的宪法，私营经济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也是不能有偿转让的。到1987年底，私营经济在很多城市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87年12月1日，深圳举行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这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石破天惊”的一拍，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变革的帷幕，并被认为直接促成了宪法关于土地出租、使用权转让条款的修改。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才正式给予私营经济以法律保护并允许土地使用权合法转让。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违宪”——“修宪”——再“违宪”的道路前进，也就是特色市场经济不断突破某些宪法条文的约束而自行发展，然后又通过“修宪”而获得新宪法的认可的过程。司法的改革亦如此。

“马锡五审判方式”

1939年冬，盘踞在陕甘陇东地区的土匪武装，发动叛乱，报复翻身农民，烧杀抢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马锡五协同当地军民，迅速粉碎了这一武装叛乱。平叛后，马锡五在善后工作中发现被俘人员中，有很多被叛匪威胁参与的当地农民。马锡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精神，解救了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被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马青天”。为此，毛泽东在延安专门接见了马锡五同志，听取他的汇报，并赞扬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并亲自为他书写了“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的题词。

1943年3月，马锡五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采用座谈式的审判方式，便于群众诉讼，受到了群众的好评。经过几年的实践，马锡五的工作方法在边区的司法战线上渐渐形成了有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解放区受到了大力推广。

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典型案例:一次，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马锡五受理此案后，首先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细致的调查，并且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原来，这个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胖儿)。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胖儿长大成人，经人介绍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愿意结为姻缘。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胖儿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张家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胖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草草结了案。张家不服，胖儿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胖儿的态度，胖儿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马锡五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胖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

马锡五重新审理这一案件，得出了一个让群众认可的判决:封彦贵受到处罚。最后这个判决的说法是“封姓屡卖女儿，捣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群众对最后这次审判的认可亦是愤慨于封彦贵为了得到更多的聘礼而赖掉以前已经定下的婚约。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称赞，热烈拥护，胜诉者胖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双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还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对中国旧的审判方式的一大改革，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司法工作的“民主化和群众化”，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怀念，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1943年，马锡五受到谢觉哉的接见表扬，同年毛泽东、周恩来肯定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正确性。1944年1月6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同年3月13日，《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题，发表评论说:“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的观点。”马锡五自己也说:“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把群众置于法律之上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会的法院的一个标志”。

马锡五审判方式注重于民间调解，按照林伯渠的说法，其目的是为了说服教育群众，中国司法的人民调解制度也由此产生和发展起来。

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法律界称为东方法治奇葩而受到广泛推崇。它在1932年的中央苏区就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动。这个制度发展、定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的延安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

边区政府所推行的调解制度并不简单地以解决纠纷为唯一目标，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调解来改造社会。陕甘宁边区的调解制度从一开始就担负着创建新型司法制度的重任，因而在启动的时候并无多少成型的东西，一切都在摸索和调适之中。在边区推行调解制度之初，曾规定调解为诉讼的必经程序，也就是说所有的案件都要先经过调解，只有调解失败才能进入审判程序，并将调解率的多少作为考核司法人员的条件。到后来，逐步形成了陕甘宁边区调解的三大原则: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调解必须双方自愿，调解必须遵守政府法令、照顾善良习惯等。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的指示》。同年6月边区高等法院发布和颁布了《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作风，减少人民讼累》、《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的命令与法规。12月20日高院再次发布《注重调解诉讼纠纷》指示信。在这些命令、法规、指示信中边区高等法院明确规定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等原则。同时又不忘对司法人员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要耐得烦，耐得气，态度要庄重诚恳，要苦口婆心，不可存焦躁和厌烦的心里，自能得到成功和减少诉讼的效果无形中替诉讼人民增加了福祉”。

1944年6月6日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指示信》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百分之百的争执，最好都能在乡村中，由人民自己来调解解决。”

人民调解制度的推行在当时的边区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与边区司法制度在此前后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理由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型司法制度的结果。

建立新型司法制度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样板，它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人民群众满意。第二，这种制度必须来自中国自己的实践，而不是照抄书本和其他国家一切现行的东西。

在调解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民众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尽管边区的司法制度较之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在程序上已经做了大大的简化，但边区民众依然很难理解，特别是对于现代西方司法制度所反映出来的强调形式(程序)正义的倾向。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领域里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实质公正，因而习惯了实质公正的普通民众对于强调形式(程序)正义的现代审判制度，对于坐堂办案、不告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按照现代的歧义，毛泽东时代没有“法治”，是人治的时代。但是中国在世界上仅有的2个最伟大的法律制度，却是毛泽东直接创造或推动才走向世界的。一个是全世界运用最广泛的死缓制度，今天的美国，对罪犯判决最长刑期，大概是1000多年。而在毛泽东亲自创立这个制度之前，全世界既没有死缓的先例，也没有超过人均理论寿命100年的刑期;还有一个就是人民调解制度。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报告说，“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定”。并指出，“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

毛泽东预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但是，在当今中国的任何法学书中，几乎看不出死缓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中国，弥漫的是欧美的腐败气息。

解放后，马锡五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后，董必武曾多次建议马锡五认真总结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提高。根据这一要求，马锡五写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为新中国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1955年，毛泽东接见全国司法会议代表时，紧紧握住马锡五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马锡五你来喽!你来了事情就好办啦”。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新中国司法的一面旗帜，使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的人格魅力与落实党的政策获得了完美统一。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后，产生了很多相应的文艺作品。2009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蓝本的28集电视连续剧《苍天》。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中国司法实践中确立的基本特点是:一是实事求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二是贯彻群众路线，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三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办事。四是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

今天的人民调解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调解制度已经从一个纯民间的、并只受法院调节的群众性组织，完成了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转化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

首先就是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改革者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这一时期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改变以法院为主导的庭审模式，强调坐堂问案，亦即强调当事人举证，开庭辩论，淡化法院依职权对事实进行调查，强调独立审判等等。在这一时期，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也开始启动。

1997年10月中国司法改革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的39项具体的改革任务，涉及审判方式改革、审判组织改革、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审判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改革、法院深层次改革的探索等七大领域。“改革纲要”的制定与实施，深刻地改变了人民司法的基本面貌，司法腐败开始泛滥。

这些，表明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开始进入了对制度的根本改革阶段，学习西方“司法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离开了钱，法律几乎寸步难行。在人们感叹“钱是个王八旦”时，法律在人们心目中与王八旦的距离也不远了。

日常生活中，人们公认的“高消费”有教育、住房、医疗，这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除此以外，打官司也是“高消费”，而且高得离谱。由于打官司的成本太高了，百姓真的“消费”不起法律。

据《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律师收费方式有计件收费、按目标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和协商收费四种。如办理刑事案件，实行计件收费，分阶段计算如下:侦查阶段2000元—8000元、起诉阶段3000元—10000元、审判阶段5000元—30000元。如果计时收费，则每小时2000元。还有按目标额收费:10万元以下的官司2000—6000元;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内6%—5%;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以内5%—4%;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以内4%—3%;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以内3%—2%;1000万元以上2%—1%......诉诸法律的代价如此昂贵，有多少人消受得起?

而这也是由法律的繁琐(条文过多，内容难于理解)决定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有(不完全统计):现行宪法及法律共计530余部;行政法规490余部;司法解释190余部;部委规章7700余部;地方性法规没有统计......

历史实践证明，立法越多，重迭的越多，相互矛盾的也越多。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如今有这么多法律法规约束，犯罪却层出不穷。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改革后——

2005年2月24日，湖南郴州农民黄运财因不服法官曹华对其子黄虎断指一案所做的民事判决，将炸药置放于湖南省永兴县法院内5号家属楼，导致三个法官——曹华的脑袋被炸得粉碎，李开清的双眼被炸伤，伤及右眼晶体;曹兴虎脚被炸伤，右耳鼓膜穿孔。黄运财在制造炸药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技巧超越了办案民警的想象。

永兴法院爆炸案震惊中国法院系统高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复查黄虎断指案。2005年4月，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该案。2006年3月6日，郴州中院判令撤销永兴县人民法院对黄虎断指一案的错误判决，重新判决黄家胜诉。此时，血案已经酿成。

曹华和永兴法院在黄虎断指一案中的表现，导致民间质疑四起，死伤法官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另外一种阴影中。永兴县政法界一名干部说，该案展现了法官一起错误判决制造的伤害是如何惨烈，惊悸人心。

2006年1月6日9时20分，一个叫钱文昭的农民冲进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引爆爆炸物，将正在召开年终考核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法院院长、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县法院办公室两名副主任炸死，另致5人重伤，17人轻伤。公开的消息是，钱文昭的儿子在法院司法拘留中死亡，法院对其遗产的处置让钱文昭不满。

一个追问是，中国基层法院在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后，何以出现遭遇底层民众的爆炸攻击的惨烈局面?

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资料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显示，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两组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而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枫桥经验与群众专政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整建制的撤销监狱、劳改单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单位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之后，留在监、所的犯人和其他在押人员，也经历了一场监狱史上仅见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在此之前，全国各地还陆续撤销了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等工作。

这是被称为“认真的演习”的文革中至今人们还重视不够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口，了解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今日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批评毛泽东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同时却大都肯定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司法界过去也常引用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参观我国监狱后的评价:“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庭和监狱我都参观过，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义”。

北大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说:“但是经过了20年的改革，人们却由对法治的希望变成了对法治的失望，如果不是绝望的话”。毛泽东却说:“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可以把犯人改造过来”。依照毛泽东一贯的思想，要改造好人，必须改造制造犯罪的社会。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群众专政”，他所推广的“枫桥经验”，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不杀人”、“不关人”、“不打人”，靠群众说理教育改造的一条道路。

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大多数地区的实施在写入宪法前就开始了，就是把公、法部门认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册了，发给各个单位(工厂、大队、商店、部队、机关、学校、街道等)，交群众讨论、批判，然后收集群众意见来决定是否逮捕、判刑和判刑的大致幅度。有些重大案件，司法机关还要下到基层单位，直接和群众讨论对案件的认识和处理意见。实践证明，这条群众路线是可以走下去的，也是应当走下去的。

毛泽东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召集周恩来和武汉部队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你们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国家机器问题，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

1974年12月15日公安部《印发上棉十七厂党委关于实行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的两个材料的通知》，使原来正在做的工作系统化、正规化了。在审判江青、张春桥时，上海的民兵曾被指控为“第二武装”。这是毛泽东群众专政思想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在这个“三位一体”中，民兵承担的“治保”工作，平时是公安机关工作的一大头，承担着包括今日的治安警、防暴警、巡逻警、传统的国保部门中的维稳和政保的基本工作等。这些民兵自身的政策水平也和“小册子”讨论一样，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2003年年底，中央政法委、浙江省、法院系统及其它行政部门和官方媒体举行了纪念毛泽东时代推广“枫桥经验”40周年的活动。“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对于整个反动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同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的省委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的枫桥等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诸暨县枫桥区，地处浙江省中部偏北的会稽山，是革命老区。在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中，划出一段时间开展对敌斗争。省委工作队领导根据省委的指示，规定在社教运动中除现行犯外，一律不捕人。

1963年7月到9月，枫桥区7个社教运动试点公社各生产大队先后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初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允许申辩，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四类分子制服了。之后，浙江省公安厅并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经验报告了公安部。

1963年10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诸暨县枫桥区在社教运动中，依靠群众说理斗争没有捕人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且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

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据参加了总结“枫桥经验”工作的吕剑光回忆说:11月22日，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我们的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2)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枫桥区7个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省委工作队即部署各工作组总结试点经验。11月上旬，公安部派了凌云副部长等人来到枫桥协助浙江省公安厅蹲点干部进一步研究和修改枫桥区社教运动中进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经过公安部和浙江省委领导的讨论，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文中总结说:

“为了引导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央‘决定’精神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同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委指示，用回忆对比的办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让大家敞开思想，辩论敌人到底怕什么，多捕好还是少捕好‘，武斗’好还是‘文斗’好。同时，发动干部和群众对本生产队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清理，分类排队，对每个四类分子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处理办法。排队以后，情况明朗了。四类分子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也有守法的和基本守法的，这两类大约占半数，在违法分子中，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只占小部分。不少群众反映:‘四类分子表现有好有坏，破坏有轻有重，如果一刀切，都捕起来，都斗一遍，赏罚不分明，对改造敌人不利。’”“在总结时，干部、群众都认为‘文斗’确实是制服敌人的好办法。大家说，‘武斗硬打不服，文斗不打自招’、‘武斗看看凶，实际松，斗个啥名堂，大家不灵清。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剥掉敌人的羊皮，挖出敌人的黑心，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民主总结中，还讨论了过去四类分子为什么管不好?不少社员检讨了自己过去太麻痹，也指出了过去只是依靠少数干部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对四类分子实行专政的教训。在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干部斗得满头汗，社员一边当戏看，斗争完了没人管’。对于四类分子的处理，也往往都是干部决定的，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因而不少群众认为‘上有派出所，下有治保会，自己何必白费力’。贫农崔文灿说:‘过去哪些四类分子摘了帽，哪些戴着帽，都只有干部知道，社员不知道，也不管。敌人专在几个干部身上下功夫，时间长了，干部思想上做了俘虏，同敌人亲起来，社员就更不敢管了。’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大家认为，今后要做好专政工作，一定要干部和群众一起来管理四类分子，不能只靠少数几个干部。有的贫农说:‘四类分子一怕群众，二怕劳动，只要干部心正，贫、下中农心齐，认真监督敌人劳动就能够把他们改造好。’”

12月5日，浙江省委转发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并且转发了“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首先在浙江省社教运动中推广，逐步在全省、全国掀起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1964年2月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农村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1965年1月15日，公安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监督，就地改造敌人的指示，在实际斗争中已大见成效。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这个报告也指出1964年最后两个月全国又出现了多捕人的苗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党组的报告，指示全国各地“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请你们注意适当控制，并参考1964年1月14日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示和附件三(即浙江省委转发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经验和批语)。这个区七个公社原来要求捕四十五人，等到群众发动起来，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开展了说理斗争，没有捕人，就把他们制服了。这个经验值得参考。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以看到，毛泽东1963年11月20日批示的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本质的说明，就像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高度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一样。因此，毛泽东才提出:“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

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枫桥全镇刑事发案率一直控制在万分之十二以内，其大山村村委会主任张新建对记者说:“从解放后到现在，我们村没有一个送到监狱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1972年12月成立)的所长在谈到破案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第一是党的路线、政策，第二是群众路线”。

破案包括社会治安，可以依靠群众路线(例如“三位一体”)，办案、判案，也应该走群众路线(例如“小册子”)，刑罚、改造，更需要群众路线，也只有走毛泽东的这条“群众专政”的路，才能根本解决犯罪，改造这个社会顽症。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引用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时，接着指出:“包括犯了罪的人”。毛泽东是把他们改造罪犯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他领导的革命人民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在对待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上，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自建国前的革命根据地始，就有一个相当好的传统，建国后毛泽东更为关注这个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到改造罪犯比较困难时，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汇报后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

1965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肯死”。

废除“法西斯审诉方式”。据《毛泽东传》，1972年12月，毛泽东对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来信反映的“法西斯审查方式”具体所指是，据《湖南省志政法篇、审判》记载，是“反映北京某监狱一天只给犯人放风30分钟，喝三杯水等问题”。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城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之后，公安部提出了35条措施。

《监狱信息网》的“秦城监狱”中说，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与监狱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才可以审讯，要求原原本本向犯人传达。

1973年6月，常德万金障劳改支队农场向犯人宣读重要批示时，遇到连降暴雨，农场防洪大堤出现险情，有36名犯人奋勇跳入洪水中组成人墙抗洪，确保了大堤的安全。他们说: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周总理对犯人改造的关怀。

不久，在辽宁海城地震中，一大批犯人立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特大地震中，许多幸存的犯人在失去队长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抢救别人，然后又自动归队。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对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说:“锦州、大虎山、沈阳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

对共产党收押的日本战犯，毛泽东主张“一个不杀”，当时也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想不通的。1956年宽释返回日本的战犯，刚登上日本舞鹤港，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美国间谍李克、李又安夫妇释放回国后撰写出版的《解放后的囚犯》。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获释后，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挂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正是在群众专政的威力下，1950年—1976年间，中国社会犯罪率统计，一般按每年每万人口平均发案率为7或8，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期水平。中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那个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警察数量最少的时期，这期间国家还曾多次缩减公安队伍的编制。中国每万人口警察数量仅为3人左右，而每万人口犯罪率仅为3，现在中国的犯罪率已达到每万人口36，而警察数量已达200万，还不算协警。

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恢复了文革前乃至上世纪50年代的司法体制，大规模地扩编、扩监。

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

根据中央(1982)30号文件，解放军地方部队改为武警部队(上世纪50年代就是公安部队)，以后又陆续将一些“裁军”的野战部队也划入武警部队，其轻兵器等装备方面有些已高于野战军，表明军队的主要使命已经发生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政法界提出了新中国犯罪“五次高峰”说，即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都有一年犯罪高峰，80年代是第4次，90年代是第5次。官方公布的数字:“1999年，全国刑事立案统计资料，自1992年以来首次突破200万起，2000年又升至360多万起，与上年相比，增幅达61.7%”，“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当年的刑事案件1842699起，破案率41.9%”。“2000年，中国法院系统判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

当年，邓小平曾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邓小平在决定“严打”的1983年7月19日谈话中说:“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对公安部报告中说“要多作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他说“搞得不疼不痒的不行”。——这其中有同志讲“准”的问题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显然是毛泽东时代的“老调子”，不符合邓小平的风格。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的统计，中国在1994年至1998年执行死刑12338起，并指出中国是所报导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数字更惊人，每年处死超过一万五千人。现在媒体已认为，第一次“严打”时，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第一条，就“为滥用死刑打开了闸门”。

“严打”也使酷刑、虐犯放开了手脚，各地在刑侦实践中还发明了不少刑讯“专利”，即使对错“掉”进去的同行也毫不客气。牢头狱霸打死人事件，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现象。

1981年中央提出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我国先后于1983、1996和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3次“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和连续不断的各种专项斗争。可以说“严打”是贯穿于30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条主线。

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说:“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

2004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全年共审结各类案件5687905件，涉案目标金额7685亿元，分别比上年上升0.78%和8.33%。......全年共审结刑事案件735535件，判处被告人933967人，同比分别上升1.21%和1.52%。其中，审结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杀人、抢劫、绑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案件238949件，判处犯罪分子308183人。审结侵害未成年人和妇女权利案件37580件，判处犯罪分子40820人。审结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金融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案件14775件，判处犯罪分子19197人，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2986件，其中，判处县(处)级国家工作人员458人，地厅级73人，省部级6人。

肖扬大法官的报告表明，人民法院正承担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案件量，今后，整个社会对司法的压力是无比巨大的。

法治境界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朝代奠定之初，全力镇压敌对势力是必然的历史现象。即使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例外。但是，新中国建国后的法治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奇迹。数据表明，中国开国之初各种刑事案件很少。

那个时期，社会上没有黑社会组织，团伙犯罪极少，其他刑事犯罪现象也很少。文革期间，曾一度为了强化社会治安秩序，依靠民兵小分队，维护社会治安，犯罪率也比较低。据史料记载，沈阳市铁西区看守所在1958年曾有三天没有违法犯罪人员被羁押，成为近百年来大城市看守所“羁押率为0”的罕见事例。

毛泽东时代促成治安状况良好的因素有很多，如良好的社会风气，严格的管理社会措施，人们经常受到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等等，其中社会上“帮教小组”起的作用也比较大，许多青少年在有劣迹倾向时，“帮教小组”超前开展工作，消除其违法犯罪苗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那个时候警力是很少的，但老百姓有着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毛泽东也不用穿防弹服。

“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毛泽东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毛泽东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毛泽东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毛泽东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毛泽东对防弹服的态度既表达了他的自信，也表明了他对人民群众的相信。

可是总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害怕人民脱离群众又喜欢自作聪明，经常干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蠢事来，动用装甲车来巡逻就是如此。

2007年4月5日，《重庆晨报》报导了重庆警察动用装甲车来巡逻的消息。装甲车上印着“重庆特警”四个大字。4名山城飞虎队队员，架枪于装甲车顶上，头戴特制钢盔，身着黑色防弹背心。

据说，装甲车上街是用来巡逻维护社会治安，是为了达到震慑犯罪分子的目的，是重庆市公安机关的“创举”。但是，震慑犯罪分子非要动用装甲车吗?出现装甲车的地方，或者需要出动装甲车的事情，大都是矛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而且装甲车的使用者面对的敌人也有相当的力量。如果连警察都需要动用装甲车了，老百姓怎么办?

无庸置疑，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是高境界的法治时代。

一个好的法治体系，并不是看这个国家拥有多少法律，而是看最终的法治结果是什么。从实践结果上看，毛泽东时代法治成本低廉，法律条文精练、通俗易懂，法治结果良好，法治体制能够惩恶扬善。这就是法制秩序很好的社会。

在那个时代里，干部(不称官员)清廉，黄、赌、毒基本消灭，坑、蒙、拐、骗、偷、杀人放火等违法现象很少，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违法现象甚至绝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至今为人们称道。这是不仅为中国老百姓公认，也是世界公认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法制秩序。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了这样的一段话:

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儿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又是“强迫人家搬家”，又是“这样的事儿不少”，可见强行拆迁一事，早在毛泽东时代，在1956年以前也是有的。

但1956年以后到80年代中期，再也没有听说有强行拆迁的事了。可见，毛泽东时代对于强行拆迁的事是解决得相当好的。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做到以下四点:

其一，领导心中装着老百姓，高度重视百姓利益。毛泽东作为党的中央主席，在中央的全会上提出强行拆迁问题，可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视，可见老百姓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二，点名道姓地批评作俑者，追究相应责任。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点了当时身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之一，国务院副总理之一的邓小平的名。实际上，当时强行拆迁尚未实现。即便未成现实，一个在党中央、国务院都身居要职的人，还因此被党中央主席在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试问还有谁再敢于搅扰百姓?

其三，以施害人之道还治施害人之身。毛泽东在这里教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古人称之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叫做“请君入瓮”。倘若拆人屋者屋亦被人拆，强行拆迁一事必定无人为之。

其四，支持老百姓对恶行的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强行拆迁的恶行，老百姓可按毛泽东认可的“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组织起来，布置几道防线，向那些为虎作伥的测量者、拆房者“打石头，打锄头”，将他们统统赶走，从而保卫家园，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幸的是，自毛泽东去世后，令众多穷老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有苦难言，凄楚不堪的强行拆迁，在湖南嘉禾、在辽宁沈阳、在福建涂山，在四川成都......一幕连着一幕地上演，方兴未艾，断人活路、绝人生计的强行拆迁，在21世纪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了。

还是来说法治(治安)秩序。

1970年前后，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活跃着一支独特的小脚侦缉队:她们都是业余的普通的家庭妇女，从事着闹市看自行车，或者是清扫街道卫生的，或是街道居委会的，她们的年龄大在50多岁以上(当然也有很多男同志)，她们都经历过旧中国的种种苦难，因此，她们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出毕生的智慧和能力，她们抓获的窃贼和犯罪分子数以万计，为新中国的社会治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再听她们的故事，如听天书一般。

还有，那时的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权力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连想罚款的权力都没有。“以罚代刑”是80年代后的新产物。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除了“法治”发达的上海、北京等地之外，大部分警察都没有罚款的权力。今天，我们眼前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交通违章罚款，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执法队伍出没在大街小巷。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法治”。

当然，并不止于交通罚款。1978年发起的改革，有一个极大的成果，就是无限度地膨胀了行政执法队伍和行政执法权。现在，各个行政执法机构手中的权力都非常巨大，每年都可以搞上1000多万个法治案件(例如交通执法)。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除税务、海关等少数部门是全额拨款外，包括公安等行政执法部门、委托事业单位执法部门如卫生防疫部门等基本都是部分拨款、或完全自收自支的(如工商，全国约150万人的规模，财政最多负责30万人左右，其他人员都靠收取费用，自负盈亏解决)。因此，收费、罚款成为其主要的谋生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土地、规划、建设、城管等300多万人的执法队伍，他们都负责管理土地开发和建设的管理，但是任何法律和执法队伍其实都没有能够制止目前泛滥的土地开发和大量的违章建筑。在各部门收费和罚款的过程中，土地投机以致房地产飞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05年11月10日，北京市建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市建委将联合劳动、公安部门严厉打击恶意讨薪行为。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群众极大反映，大部分人都认为应当打击的是那些恶意欠薪的包头和老板，而对讨要自己血汗钱的民工则应给予帮助和支持。

2006年，北京市在《北京市信访条例(修正草案)》中提出“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的，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此条例一出又引起群众极大反映。有人问:“难道中国人连死的权力都没有了?”

在毛泽东的时代，决不会有“恶意讨薪”和“自杀究责”这样愚蠢的条文出台。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导了轰动一时的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报导说:

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这则新闻一出，网上沸腾了，对王斌余表示同情的同时，有的网民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称其为“英雄”。但是，对于王斌余来说，死亡尽在咫尺。当他一审被判处死刑时，他说:“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

近年来，尽管有温家宝为农妇讨薪催生了各地轰轰烈烈的政府讨薪大行动，以及各种解决欠薪办法，但在一些地方，因欠薪引发的矛盾仍层出不穷。

据宁夏当地媒体报导，2006年以来仅惠农区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发生多起刑事案件，9人在冲突中死亡。一个月前，距王斌余曾所在工地不远的另一个工地上，因总承包商欠包工头工程款，包工头又欠农民工工资，200余名农民工冲进工程项目部，砸坏办公室，打伤多人。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涉及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件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站在社会常理来看，王斌余在法制时代举刀滥杀，虽然类似“逼上梁山”，其行为类似“李逵”。当然，法律开始严惩王斌宏了，王斌余5月份杀人、自首、审判，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程序一气呵成。

此前的胡文海更是传奇。

那是2001年10月26日晚上，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3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14人死亡案，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内，9户人家、8男6女被杀，3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

2001年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0·26”血案，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两罪并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青海(胡文海的二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胡文海在最后陈述中还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候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2006年6月20日，《潇湘晨报》报导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题为《村民当街被枪杀--和煤矿起纷争两小时后》。被枪杀的是耒阳市夏塘镇农民伍建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6月12日晚下了一场大雨，伍建民的责任田里多处塌陷，这里以前是良田，自从煤矿开采后，几十亩水田慢慢干涸，有的什么都不能种了，有的还能种点旱作物。因为田下面就是煤矿，煤矿老板叫了一些人挖土机填洞，伍建民知道后前往阻止，理由是作物是他的，责任田也是他的，煤矿在没有通知他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在他的田里施工。第二天，也就是6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煤矿又派了一帮人去填洞，为首的是夏兴煤矿董事长梁国成的姐夫李某。伍建民前往制止，双方发生争执。这时，南封井(夏兴煤矿的一个分井)负责人曾祥检叫伍建民去商量搭电的事，伍建民便和曾祥检等人一起到镇上饭馆一边吃饭一边谈搭电的事，当时在座的还有农电站的两个工作人员。中午12点10分左右，伍建民出来打电话，惨案就在这时发生了。饭店老板说，“一伙人冲上来把他打翻在地，我正在炒菜，听见两声枪响，跑到门外，看到他(伍建民)倒在血泊中，手被砍断了，不断地喷血，我还上前抓住他的手腕，想阻止血往外涌，但没有用。”随后，伍建民的妹夫张和古闻讯赶到，准备将伍建民送到医院，刚上车，他就断了气。之前他口里只喃喃地讲了几个字，好像是“我投降，我投降......”张和古随即向派出所报了案。

伍建民被杀死后，煤矿里的人企图将其火化，被伍建民家人抢了出来。法医在死者身上取出了两颗子弹，是来复枪的子弹。“枪是煤矿的，这是有预谋的谋杀。”死者弟弟伍建军强调，“发生争执后，他们就扬言要用一百万买我哥哥的命。两个小时后我哥哥就血溅街头，而且就在派出所旁边，可见他们的气焰有多嚣张!”死者19岁的女儿更是悲愤地指出:“我爸爸成了煤矿老板立威的又一个牺牲品!他们太猖狂了!”

这是一起矿主侵权与农民维权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农民尽管说“我投降”，行凶者也没有饶过他，光天化日之下，使他血溅街头，为维护自身生存权而会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然，改革开放的法律对富人的保护也确实周到。

《京华时报》2006年9月25日有一条消息报导说，“重庆警方成立办公室保护128位知名企业家”。报导说，“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改革以来，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口号下，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无不出台了许多“服务措施”，而特地由警方来“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还不多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

2003年两会期间，《北京青年报》就报导过，曾被《福布斯》排名为中国首富的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告诉记者，“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就主动与我联系，告诉我24小时热线电话，有什么事情，公安厅会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而刘永好当时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企业，解决了相当多的就业和税收，当出现困难时，公安机关给予一些帮助也是正常的，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沈阳黑帮头子刘涌，被指控靠打砸起家，组织黑帮势力，欺行霸市，横行一方，聚敛钱财达7个亿之巨，在此过程中“该犯罪集团致死致伤达42人，其中死亡1人，重伤16人”，一审被判处死刑后，花巨资请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中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担纲辩护，田文昌不负使命，联络到“14位一流法学家，包括中国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以及王作富、陈兴良、王敏远等”，一阵“研讨”之后，出具了“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然后刘涌改判“死缓”，惊动全国民众，后经检察院抗诉，最高法院主审，才改为维持原判。

无独有偶，2006年8月17日，深圳法院对深圳赫赫有名的“冠丰华”黑帮进行审判，指控其“1993年起，陈毅锋等组织首脑分子，利用其他单位部门红线用地，擅自搭建非法建筑作为商铺等手段，获得非法收入8000余万元;2000年7月，‘冠丰华’组织40余人，头戴钢盔，手持铁管、消防斧、灭火器，强行进入东门大世界商城，以威胁方式逼走商城内原建筑商留守人员，强占了该商城，用于非法出租牟利，获取非法收入5000余万元;2003年3月9日，‘冠丰华’组织120多名成员，手持利斧、铁器，强占了宝安区创业大厦，随后出租，获取非法收入300万元。至案发时，‘冠丰华’通过种种手段10年来非法牟利共1.6亿元。”

一份同样分量十足的《专家意见书》“现身”法庭之上。据报导，专家队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高铭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张明楷，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还有曾为“刘涌案”作出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

于是，我们看到——

2005年9月4日千龙新闻网特约评论员陈一舟文《一个警察死，群众为何“鸣炮欢庆”?》:

时任广东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的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3枪打死。然而，就在警方通宵开会，紧锣密鼓缉拿凶手时，在当地城区乡村，鞭炮齐鸣，红透了半边天。人们不是在庆祝节日，而是在庆祝龙杰锋的死。

原来，这个具有5年警龄的公安民警龙杰锋，竟然是一个在广东四会横行5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老大”!据称，龙杰锋自2000年以来秘密组织“龙兴社”犯罪团伙，暗中招募了150多人，制定了行动纲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进行明确分工。他们经常持猎枪、刀、棒在四会市大肆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收取保护费、开设赌场、强占收取河沙开发权、称霸鱼市、妨害执法部门执行公务。

从老百姓欢庆龙杰锋之死的“盛况”来看，无疑以其为首的“黑帮”所造成的民愤已经到了一个极致。换而言之，如此披着警察外衣的“黑老大”，在当地应该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黑恶势力头目。那么，如此作恶多端的一个人，为何却能在警察队伍藏身5年而不被发现?......一个警察死了，群众“鸣炮欢庆”——群众如此直观的举动，在表达自身对于一个恶人之死的欣喜的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不满和愤怒。实际上，这样一个长期危害社会、人们深恶痛绝的恶霸，是死有余辜的，但其没有被公安机关绳之于法，而是倒在了另外一些恶势力的枪口下，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2006年6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载文“维护社会治安不应迷信警察武力”。文章说:

将维持社会治安甚至市场秩序的人员武装起来，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趋势。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安警察或特警配备的武器趋向中型化甚至重型化。在河南郑州，元旦、春节期间，新增了携带冲锋枪、防暴枪等武器的武装特警，在街头巡逻。从4月26日起，沈阳市派遣300多警力配备武器开始武装巡逻。江苏泰州甚至购置了一辆特警装甲车，从4月18日起带着一批全副武装的骑警在大街上巡逻。第二，交通警察也配备枪支。长沙市公安局改革原有巡逻出警模式，交警执勤可持枪、持械出警和巡逻。6月初开始，街头出现了第一批持枪执勤交警，据说此举旨在严厉打击街头利用摩托车的“两抢一盗”。目前，上海、深圳、福州等城市的交警也配枪值勤。针对高速公路夜间犯罪案发率高的现状，湖南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衡枣大队近日推出了武装步巡警务模式，民警装备了冲锋枪、防暴枪、防弹衣、强光手电筒、手铐和警棍等警用装备。第三，甚至连城管也被武装起来。2005年9月北京公布《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规定(草案)》初稿，其中规定，城管执法队伍依法执行公务时，允许佩带必要防卫器械。而广州已见诸行动，该市城管部门前不久成立了300人的“夜查队”，专项整治夜间占道经营、扰民等行为。执法队员虽然没有带枪，但配备了防暴头盔、防刺背心、防火防油防割手套、防水防狗咬长靴、防暴盾牌、对讲机和强光手电筒等。

文章认为:中国各个城市的治安形势是否已经恶化到了必须让警察配备冲锋枪、甚至驾驶装甲车上街巡逻的地步?小商小贩占道经营、扰民等问题，是否已经严重到了城管队员必须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的地步?可以说，不管是让交通警察配备枪支，或者是特警开装甲车上街，以及全副武装城管队员，都有反应过度之嫌。......不幸的是，此举并未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因为，警察大量使用武器也推动犯罪分子的武器升级。

文章指出:这一演变历程值得今日各地政府深思。维护社会治安，警察所要处理的绝大多数违法犯罪活动，不需要拿枪对付，更不可能拿冲锋枪对付。社会治安的真正基础，从宏观说是社会的和谐，从微观说是小区的自治。只有在此基础上，警员、城管才可有效地发挥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专业功能。而这两者，都与武力无关。相反，它需要政府、公众在治安之外做很多细致的努力。

2006年10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要求的人与有利益要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做了什么呢，达到了什么呢?

社会安定了吗?这点不用说了，绝大多数人都对治安环境有看法，比改革前如何?于是，当人们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毛泽东。因为他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选择——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这不能阻挡人们为了未来而向毛泽东请教。让历史重新开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苏联这两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盟友，发生了严重对抗。

冷战的序幕拉开了。

二战结束后，朝鲜人民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同时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并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控制北半部、南半部。从此，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

有关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南方主张武力统一，但军事准备极差;北方主张和平统一，但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韩国学者称，南方的李承晚政府奉行“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的方针，在南北关系上推行恐吓政策，大肆鼓吹武力“北进统一”这不能不给北方的金日成政权以强烈的刺激。美国舆论也认为:“奇怪的是，好战的言论几乎总是出自南韩的领导人。”

1950年6月25日凌晨1点35分，平壤广播电台发布消息:南朝鲜方面拒绝了北朝鲜和平统一的每一项建议、并派遣一支部队越过了海州地段的三八线。3个小时后，北方下达军事作战命令，对南方的军事入侵进行反击。凭着比南方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北朝鲜人民军迅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朝鲜战争由此拉开了帏幕。

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驻日美国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又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实施干涉台海计划。美国舰队侵入中国基隆、高雄两个港口，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占台湾。这个时间，恰恰是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海南岛的数日之后。

事实上，在战争实施过程中，美国决策当局，不少人也一直在把同中国作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内陆作为其政策考虑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不止一次地叫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并且还要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当它的军队逼近中朝边境时，狂妄地叫嚣“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1950年6月27日，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进驻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第七舰队当时拥有1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及辅助舰，其军事责任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地区。这些军舰在负责台湾的防务的同时，还要担负朝鲜战争中的作战任务。以这种象征性的、有限的力量负责台湾地区的防务实际上是一种武力恫吓的姿态。6月28日，杜鲁门签署了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命令。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

杜鲁门总统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同时，采取“台湾中立化政策”，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行径明显是对新中国的欺凌。这使新中国的领袖们在被动的置身南北朝鲜开战现实之后，又一次被动地看到本国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毛泽东痛苦的感觉到:美国掌风所及，矛头所向，已经令新生的共和国难以安宁。

抗美援朝的发生原因，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可近些年有人老是纠缠不清。这不是知识问题，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需要，反动阶级利益的需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方同南方爆发内战，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在先，中国出兵朝鲜在后，其间相差三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才是影响我国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

在战争初期北方人民军迅猛地向南朝鲜腹地推进，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南朝鲜首府汉城。两个月后又席卷并占领了90%以上的南朝鲜领土，把李承晚的军队赶到了北纬35度在线长140公里，宽90公里的釜山一隅。他们的身后就是大海，再退一步，南朝鲜就将在世界地图上消失。

于是就有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进攻，就有了仁川登陆。于是联合国军节节胜利，北朝鲜军不断败退，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历史的事实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出兵了。

艰难的抉择

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便急不可待地派出它的军队投入了作战。第三天，即6月27日正午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并入侵我国台湾和台湾海峡。为了欺骗世人，给它的侵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才于同日(27日)晚间，在安理会上通过上述决议，非法追认了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朝鲜的行动(未敢提对台湾的侵略)。很明显，美国侵朝侵台在先，安理会决议在后。美国是以既成事实强加于安理会的。当时，联合国大会会员国多数操纵在美国手里，它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国的领袖们还不愿意接受要与美国打一仗的现实。虽然中国政府在这时表达了鲜明的态度，清楚的底线，几乎每天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然而他们还在抱着美军能够停止在三八线的希望，还希望国际社会能维护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前，在中国高层，不参战的声音还是占上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万不得已，中国是决不会选择战争的。

但是，美国的牛仔作风决定了它不碰它两壁是不会罢手的。美军就这样由着惯性冲下去，一直冲到中国边境线附近。当苏联由于若干协约和战略的原因而选择规避，美军就更加的不可一世了。麦克阿瑟们对于中国的轻蔑是显然的。他们践踏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宣示底线，却依然趾高气扬的企图轻轻巧巧回家过圣诞节。

1950年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飞机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上空轰炸扫射，杀伤中国居民24人。此后，美国飞机连续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9月底，美国侵朝地面部队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任何人都会明白，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战争行动。这是中国人民为什么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基本的缘由。

面对台湾海峡、印度支那、朝鲜半岛三把同时指向中国的砍刀，毛泽东很明白:不较量一下，不打它一下，不让他知道中国是有能力行使自卫权的，身受的欺凌只能会变本加厉。

毛泽东曾经萌生过寄苏联出兵的希望，哪怕是仅仅出动空军参战。然而，当这些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后，中国还是毅然出兵援朝。据说斯大林曾经为此而感动得流泪。道义原则和战略眼光使中国有一种凛然无畏的光彩，终于走出了曾经困扰了中国百年的目光短浅、各自为政、纷谋私利的弱者形象。

就在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加上第43军和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辑安、本溪。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8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此时，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9月15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28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9月29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33万兵力。

越过三八线，实际上是美国的既定军事目标。从目前美国方面已经解密的材料中可以看到:9月27日，杜鲁门已经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正式的命令:“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10月1日深夜，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斯大林也在10月1日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为此，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提出了由中国直接出兵朝鲜，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的要求。

2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正如彭德怀后来所回顾:“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9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就在10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1日的来电。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持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持。

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

但是，在10月2日下午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这份电报虽然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因此，在2日正式回复斯大林的意见中，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也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毛泽东的这番话，深深地影响了彭德怀，实际上，这番话不仅影响了彭德怀，也影响了政治局许多人，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0月5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饭店赶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10月2日到5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10月8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8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也是10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持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

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持，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持。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18天。二十年以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义的。”

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会出兵。按李奇微的说法那只是给中国提供了退回到石器时代的机会。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却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出兵，事到临头还把已答应的空中支持打了折扣。即便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最终在毛泽东艰苦细致的工作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战幕从此拉开。

高举反侵略的旗帜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29日，志愿军一个军将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仍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命令后续部队继续向中朝边境推进。

10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王牌军”的威风。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11月3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11月4日15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5日1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000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一次战役的意义在于，经过第一次交手，打垮了南朝鲜几个团，美军一个营，摸清了美军的战力，树立了自己的信心。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但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依然坚持认为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麦克阿瑟为此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11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入朝。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

从11月6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24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11月25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26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38军第113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14小时前进70公里的速度，于28日上午8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9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29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1师和英第29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12月1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与此同时，东线第9兵团冒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也于11月27日发起反攻。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6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9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17日占领咸兴，24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以“四野”为主的部队在西线获得全胜，三面包围了美军，但美军在损失了大量人员装备后，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围;在东线，中国军队缺衣少穿，还没有重武器，仍然毅然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中国士兵排山倒海、奋不顾身的冲击，彻底扭转了美国对中国军队的蔑视，顿生敬畏。其“北极熊团”的被歼，从此美军一发现其侧后有中国军队出现，就立刻撒腿就跑。在第二次战役后，美军从低估中国军队发展到高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从清川江到三八线，西线美军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向后狂奔了200多公里，东线的10多万美军也在只有少数中国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销毁了大量物资仓皇下海逃去。战役后，东线9兵团足足休整了5个月才重新投入战斗，很多战斗骨干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但他们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是过了3个月才重新投入前线。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军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大批青壮年被征入伍。中国给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理震撼是难以磨灭的。

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又于1950年12月26日致电彭德怀等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11月28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1950年12月14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12月22日，周恩来就此发表声明，揭露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12月13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

“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抵三八线，战力疲乏，彭德怀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求先休整再过三八线，当时国际上纷纷要求中国军队不过线，但毛泽东认为此时停下是示弱的表现。“当初我们叫你美国停，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现在你败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泽东岂是肯示弱的人?于是要求彭德怀必须立刻过“三八”，过去了再休整，哪怕过去一步都行。于是已经不停征战了2个多月的志愿军将士又继续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出乎意外的是，美军为我“二次战役”的余威所慑，一触即溃。本来1个营的美军需要2个团的我军才能歼灭，但如今被我两个连的队伍一冲就垮，美军又不战而放弃了汉城，一直退到了“三七”线才稳住脚。虽然我们的很多高级将领认为美军是故意后退，引诱我冒进攻击，但没有一个美军高级将领承认他们有诱敌深入的战略。

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收获不多，但在政治意义上收获重大，是近代中国军队唯一一次攻进了一个外国的首都。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

1951年5月底，邓华率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四位军长(38军政委刘公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战况。毛泽东在听取吴瑞林的汇报中曾问:你们在军事方面作了哪些准备工作?吴瑞林报告说:我们先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从上到下地找出干部和部队的疑难问题，摸清情况，将问题集中起来，在集训中逐个解决，一共提出了十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对在国外作战问题。我们处理的办法是:首先教育部队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要尊重朝鲜的领导，团结朝鲜人民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我熟悉他们的干部(指朝鲜人民军)比较多，时间也长些，他们想找我了解我们志愿军的情况。他们想知道，我们支持他们参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对此，他们心中无数。我根据彭总的指示，和30多个师团级干部、4个军级干部谈了话。

毛泽东听后说:这很好嘛!这对朝鲜人民军的建设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嘛。我们中朝人民是一家，中朝军队也是一家。我们战争时期，他们与我们一起战斗，包括金日成同志不也是在东北参加战斗吗!所以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人，这是群众的称呼，群众的语言，是有根据的。

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远在鸭绿江边的兵力一时又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2月21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2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19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3月18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3兵团，也入朝参战。

3月1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3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持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且战且退，节节抗击。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87天，歼敌78000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但总的来说，中朝由于综合实力不济，不得不逐步退回到“三八线”。但中国士兵的拼死阻击，也让美军心理十分忌惮，只敢小心渐进，而且不敢轻言胜利。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4月11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轮入朝部队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5月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到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此时，毛泽东已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6月10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82000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一张发黄的照片上，一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志愿军战士，显得格外精神。他叫王树林，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组织科长和565团副政委。王树林曾兴奋地向记者介绍全歼“格洛斯特营”的经过——

“格洛斯特营”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1951年4月24日，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63军187师560团在雪马里使英军“格洛斯特营”成为瓮中之鳖。王树林所在的565团一个营配属560团，参加了全歼“格洛斯特营”的战斗。

雪马里，位于临津江南岸4公里处，北有235、314高地为屏障，南有414和675高地为依托，山势北低南高，易守难攻，是江南之敌防御前沿的一个强固要点，守敌为英29旅“格洛斯特营”和配属的炮兵连、骑兵连，共有火炮42门，纵深还有两个榴炮营支援其战斗。

24日拂晓，围歼雪马里守敌的战斗打响了。担任主攻任务的560团2营和3营9连冒着敌10架飞机和炮火的轰击，向314高地和以西无名高地发起突然攻击，并相继占领这两个敌阵地。与此同时，6连向雪马里西北无名高地攻击。3排各班在排长牺牲、副排长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互相配合，密切协同，首先插入敌纵深，打乱敌防御，配合连主力占领雪马里西北无名高地。560团1营从雪马里侧后向敌发起了攻击。

“格洛斯特营”遭志愿军前后两面夹击，终于支援不住，便在纵深炮火及335高地守军的掩护下，于24日晨趁大雾向南仓皇溃退。逃至雪马里南侧2954高地时，遭560团1营的痛击，60余人成了俘虏，余部退回雪马里。

英军29旅得知“格洛斯特营”被困，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令航空兵空投食品和作战器材，一面出动地面部队救援接应。

24日上午，英军一个营的兵力在10架飞机、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雪马里开进，企图营救被困之敌，途中遭志愿军561团3营的阻击，坦克全部瘫痪在狭长险要的公路上。英军步兵失去坦克的掩护，溃散而逃。志愿军官兵果断出击，歼敌一部，缴获坦克18辆，汽车10多辆。下午，韩军一个营的兵力再次向雪马里增援。志愿军561团3营凭借有利地形，炸毁敌汽车，打击敌步兵，然后以反坦克小组从侧后攻击敌坦克。敌坦克见势不妙，倒车后撤，结果汽车与坦克、坦克与坦克互相挤压，乱成一团。

“格洛斯特营”危在旦夕。英29旅不顾增援部队的伤亡，以数十门大炮猛烈地向双方短兵相接的阵地轰击，同时命令其后续部队轮番冲击。

561团3营8连6班守卫的无名高地，是敌人每次进攻的必经之地。他们连续击退了敌人的7次冲锋，击毁敌汽车、坦克各一辆。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副班长杜根德一人，他用手榴弹、爆破筒等武器打退了敌人的5次进攻，毙伤敌30名，坚守阵地5个多小时。由于561团3营的顽强抵抗，敌接应救援部队离雪马里被困的“格洛斯特营”虽然只有2.5公里，却不能会合。“格洛斯特营”丝毫没有摆脱困境。

英军从雪马里以南土桥场方向接应连遭失败后，即改变方向，从西面朝鲜人民军战区向东横向攻击，企图从西面接应“格洛斯特营”。

25日拂晓，英军以8辆坦克夹护着6辆满载着步兵的汽车，由神岩里西北侧向雪马里增援。志愿军559团9连迎头痛击，将英军5辆坦克、6辆汽车击毁，全歼援敌百余人，保障了560团全歼雪马里之敌。

在志愿军外围部队打援的同时，担任主攻雪马里任务的560团已攻占了雪马里四周的几个阵地，将守敌压缩包围于235高地。25日8时，560团向“格洛斯特营”主阵地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主峰，全歼守敌。

这一战，志愿军歼灭29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连、一个重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名，俘敌副营长以下459名，还缴获火炮20门、坦克18辆、汽车48辆和一批其他军用物资。

英军“王牌”“格洛斯特营”终于寿终正寝了。

但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彭德怀的用兵特点是，越是在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为敌人所趁。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1951年6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短时间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1951年6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6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从1951年6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议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果然，在7月26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取得一个重要成果后，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10月14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持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美国当权者总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而结果却恰恰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损失了15万7000余人，只向前推进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1月18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10月23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抗美援朝一战表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改善安全态势的唯一正确应手，消极等待和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妥协和退让也是没有出路的。

“最可爱的人”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受了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1951年。

到1951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其中，工业增长38.2%，农业增长9.4%。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1950年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11月11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2年9月18日起，发起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10月31日结束，历时44天，歼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0500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

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五次战役”后，中国军队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认识到在目前的后勤装备下就算发动反攻也不能巩固所得成果，于是放弃了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开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后勤和装备。苏式武器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才大量装备部队。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的一年里，中国军队只是发动过战术反击，没有发动过战役反攻。

彭德怀曾指着朝鲜地图对15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阵地防御战阶段空前惨烈的一场大战打响了。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15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45师，区区一万来人。

随着美军第9军军长詹金斯少将的一声令下，“联合国军”的280门多门重炮、27辆坦克和4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将成吨的炸药倾泻在这两个小山包上。顷刻间，上甘岭方圆几公里内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由于志愿军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持，一天伤亡550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45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

这一天里，敌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10月18日，45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十五个步兵连全部被打残，人数最多的连队也只有三十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战斗日益白热化，阵地多次易手。南朝鲜军第2师师长丁一权颇为感慨地回忆说:“......累计夺取了28次，但被夺回去了27次。”

19日晚，45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9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掏空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这次第15军集中了配属的19个炮兵连的46门山、野、榴炮和志司刚调过来的火箭炮兵第209团两个营24门19管“喀秋莎”，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进行了猛烈的火力突袭。

半个小时后，炮火按计划向纵深延伸。

头天晚上运动进坑道的5个连队和原来就在抗道中坚守的两个连队同时从坑道中杀出，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冲去。

参加反击的第134团第六连和师侦察连攻势迅猛，加上北山阵地地势平坦，仅20分钟，就将537.7高地北山收复。

597.9高地却打得异常艰难和惨烈。

担任主攻的第八连刚开始还算顺利。

炮火刚一延伸，八连就拿下了1号坑道头上的1号阵地。

然而在按预定方案进至3号阵地时，却被未被炮火摧毁的敌残存火力点拦住了去路。这个火力点里有好几挺机枪，子弹又急又密地呼啸着把第八连前进道路打得尘土飞场，

第八连两次爆破都没有成功。

机枪射手赖发钧在掩护爆破手爆破时也卡了壳，机枪打不响了。

他把机枪一扔，提着两颗手雷就要去爆破。

连长李保成看他已经3处负伤，浑身都是血，便拦住他让他先下去包扎伤口，另派别人去爆破。可赖发钧杀得性起根本不听，乘李保成跟营里通电话时又冲了出去。在途中又多处负伤，爬到敌人火力点前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便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抬起头来的部队刚冲出几步，一阵密集的弹雨又从9号阵地上袭来，连连打倒了几个战士，又把第八连压在了地上。

这是9号阵地上的又一个藏在一块大岩石下的火力点，利用岩石的遮蔽，构筑得极其巧妙，因而躲过了“喀秋莎”的死亡之火。现在一看到成群的中国士兵冲了上来，一下子疯狂起来，发出了让老兵们听着象死神在唱歌般的机枪声。6挺重机枪，喷出了6道死光，又一次把攻击部队给罩住了。

“爆破组，组织爆破!”

李保成话音还未落，一个人影已经窜了出去。他定睛一瞧，这是连里一个名叫龙世昌的贵州藉战士。副排长王练才赶紧组织机枪和冲锋枪火力掩护。眼看着龙世昌接近火力点了，却又被敌人的炮火给炸倒在地。龙世昌已经连续爆破了两个地堡，本来就负了伤。这次伤腿又被齐膝炸断。李保成心往下一沉，心说完了又得重新组织爆破了。刚想再叫一个上，却看见龙世昌拖着一条断腿仍然在往前爬。李保成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兵呀!这时候龙世昌已经把拉着火的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射击孔。刚要离开，美国兵又把它推了出来。龙世昌拣起爆破筒又往里捅。美国兵拼命往外推。身负重伤的龙世昌用尽全身力气用胸部死死地抵住爆破筒。

刚压进去，爆破筒就炸了......他和敌人、和那块大岩石一起，粉身碎骨，化作灰烬。

这个悲壮的情节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中。

占领了阵地的李保成和八连官兵抹着眼泪找遍了阵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这位贵州藉小个子兵的任何一件遗留之物，哪怕是一丝布头。

龙世昌什么都没留下，却留下了一个普通中国士兵流芳百世的故事。

几乎在同时，在高地的另一角也演出了更为悲壮的一幕。

从454.4东南无名高地冲过来的第135团第六连在第134团第八连从坑道里发起冲击的同时，迅速占领了597.9高地的西南山腿，并奋力向主峰发展进攻。

与第八连一样，再向前发展时，也受到了敌人火力的重重拦阻。

激战大半夜，才先后占领了6号、5号高地。

而这次反击崔建功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由北向南依次夺取6号、5号、4号、0号阵地，与攻击1号、3号阵地的第135第八连在主峰会合。

可刚攻到4号阵地时，伤亡惨重的他们再也无力前进了。

情急之下，跟进指挥的第135团第二营参谋长张广生急调第135团第五连第二排投入战斗，由第六连连长万福来重新组织进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下4号阵地。

当他们冲到0号阵地前时，只剩下了16个人。而这个时候，第八连已经占领了主峰。

大半夜过去了，阵地还没有完全恢复，眼瞅着就要天亮了，崔建功也开始着急上火，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来询问怎么还没有解决战斗，把张广生和万福来急得屁股上象着了火。其实崔建功就是不催他们，他们也明白，现在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如果到天亮还拿不下阵地，天亮后敌人炮火和航空火力袭来，伤亡将更大，到手的阵地也保不住。张广生和万福来一合计，决定将剩余人员编为3个爆破组，进行连续爆破。

3个爆破组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地冲上去，又一个接一个被几个火力点喷出的炽烈的死亡之火罩住，一个也没有靠上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靠近了黎明，情况万分危急。

急了眼的万福来一挽袖子就要和政治指导员冯玉庆亲自上去。这时跟在后面的通讯员黄继光爬着挤了上来:

“参谋长，有我们在，连长指导员怎么能上，我们上!”黄继光后面跟着的第六连通讯员肖登良、吴三羊也大声说:“参谋长，连长，我们和黄继光一起上!”这是几个四川省中江县的土改翻身农民，穿上军装刚一年。

都是十八九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平常都挺机灵挺讨人喜欢。说实在的，让这些小鬼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张广生和万福来的确于心不忍，但现在仗打到这份上也是没有办法了。张广生当即任命黄继光为第六连第六班班长，带着肖登良、吴三羊继续执行爆破任务。

这是最后一个爆破组了。

第六连政治指导员冯玉庆操起一挺转盘机枪掩护他们。

3个机灵的小战士交替掩护，很快掀翻了两个小地堡。

只剩最后一个大地堡了。

吴三羊先上，牺牲在半道上。肖登良也负了重伤，奄奄一息。

看着同一天戴着大红花被乡亲们送到部队的小伙伴们先后倒在血泊中，黄继光完全杀红了眼。他将肖登良安顿在一块岩石后面，从他手中接过手雷:

“登良，你看着，我要为你和三羊报仇!”

其实这时黄继光自己已经多处负伤，左腿已被机枪打断。他拖着一条断腿仍然在向前爬。万福来看得清楚，黄继光爬着爬着身体突然一震。就象打在万福来自己身上一样，他也一震:黄继光又中弹了!

然而，黄继光又抬起头来向地堡爬去。看看只有五六米距离了，黄继光猛一抬身，把手雷扔了出去。轰隆一声，敌人的机枪哑了。

万福来一挥手，带着人就要往上冲。刚站起身来，机枪又响了起来。原来手雷只把地堡崩掉一个角，敌人的机枪换了一个位置，仍然疯狂地吐着火舌。

这时黄继光又抬起头来，奋力向前爬去。

张广生和万福来都很吃惊，黄继光手边已经没有称手的武器了，他这是要干什么?

黄继光利用敌人机枪的射击死角，扶着地堡炸塌的沙袋艰难地支起身子，向张广生和万福来喊了句什么话。

枪炮声太响，听不清楚。

但万福来突然明白了:黄继光这是要用身体堵枪眼!

前不久部队放映苏联电影《普通一兵》，黄继光就对影片主人公马特洛索夫舍身堵枪眼的英勇行为非常仰慕，那时他就对万福来说:

“一旦需要，我就是马特洛索夫!”

黄继光年龄虽小，却经历过悲凉人生:解放前因为打死过地主一条狗，曾经受到过背狗游乡的屈辱，解放后，特别是走进了这支革命部队，才活得像个人样。

这样的人，是一切想跟新中国动手动脚的外国鬼子的天敌。

黄继光艰难而缓慢地向机枪射孔移过去。然后猛然一跃。机枪炽热的火舌被遮断了。在照明弹的光亮照射之下，黄继光大张着双臂伏在地堡上。

作为这几个指挥员中后来唯一的幸存者，万福来永远记住了这个凝固了场景──大张着双臂的黄继光象一只展翅的大鹏，走向涅盘。

短暂的沉寂。

交战双方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

“冲击──前进，为──黄──继──光──报──仇!”

端着转盘机枪的政治指导员冯玉庆最先跳起来，放开嘶哑的喉咙哭喊着直着身子往前猛扑，机枪不住点地狂扫。

“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啊!”几乎同时，张广生和万福来也高举着手枪跳了起来。剩下的几个战士也跳了起来冲了上去。地堡里的美国兵被悉数击毙，包括正往起举双手的。这个时候，也没有人想留活的。

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会合。

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97.9高地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政治指导员冯玉庆紧紧抱着黄继光的遗体，哭成了泪人。冲上阵地的官兵们

围在黄继光的遗体旁脱下军帽。

泪雨滂沱!

他们发现，这个20岁的小战士是在负伤7处后完成这个英雄壮举的。他的前胸，是蜂窝状的一片焦糊，后背脊被子弹打断，肉被带了出来，现出了一个大碗口状的大窟窿。

只有一根脊骨是完整的。一根不屈的脊梁。

除了遗体，黄继光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自四川农村的他连张照片都没有，我们现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的黄继光画像，是根据英雄母亲邓芳芝老人描绘而由画家画出来的。就连他的名字是哪几个汉字，也是经过多方考证才被确认的。

1953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追授这位青年英雄以“特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追授特等战功。同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也发布政令，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根据他的生前志愿，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英雄的家乡四川省人民政府也作出决定，将英雄的故乡中江县石马乡命名为“继光乡”。

这个普通一兵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

1954年，毛泽东接见了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邓芳芝老人，邓芳芝紧握着人民领袖的手说:

“继光是你培养的好战士。”

“是你养育的好儿子!”毛泽东肃然回答这位英雄母亲:

“也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几天后，张广生参谋长和冯玉庆指导员也分别在战斗中牺牲。

他们和龙世昌一样，都没有留下遗体。

这几个指挥员中，只有第135团第六连连长万福来是站着走下阵地的。而且他也带着战伤──一枚两寸来长的弹片嵌进了他的嘴，下阵地时满嘴是血，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后来，留下了一道露风露齿的豁口。

直到今天，万福来老人还用这张露风露齿的豁嘴向人们叙说着那场悲壮的战斗，叙说着自己那位忠勇的士兵，英雄的战友。

直到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第15军第135团第六连第六班还保留着老班长黄继光的铺位──尽管他只当了不到半个小时的班长。第六班的战士们每天都轮流为他们的老班长细心地整理内务。就象他还活着一样。

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15军战后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也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才能这样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11月15日，45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三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后送: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

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随手抓把土，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了一百多个弹头和弹片。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是役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纪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五千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几乎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拿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中华民族的勇敢精神。

此役之后，美军再没有向我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在线。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历史已经记不完那一万多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揉和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唯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持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长津湖华氏零下20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身上仅仅只有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1951年3月1日，美军在骊州的第九军指挥部召开了作战会议，为不给中朝军队以休整和重编的时间，决定于朝鲜战场的西线、中线、东线发动全线进攻，新制定的作战计划这一次被命名为:“屠夫作战”。

当时在敌方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志愿军有一条纪律，不准对空射击飞机。因为轻武器对空射击不仅打不下飞机，反而会暴露地面部队目标，招致敌人更准确的轰炸。这是中国军队在入朝参战的初期，在不具备地面防空火力的时候，用无数士兵的鲜血换来的教训，以至于纪律被强调得十分严格，违反后的处理也十分严厉。

此时，前线传来的一个消息令各级干部紧张起来:一名士兵用机枪把一架美军飞机打下来了。

关崇贵，375团一连一排二班副班长，机枪手。是日，一连夜里进入阵地，挖了一夜的工事，天刚见亮，英军第29旅的一个营就发起了进攻。一连的官兵又困又饿，仗打起来就红了眼一样凶狠，一直打到下午，英军的进攻更加猛烈，而十几架美军飞机也飞临助战，在一连的阵地上空来回轰炸。美军飞行员自从入朝作战以来，不曾遇到过地面射击，因此他们从来是贴着中国士兵的头顶飞，俯冲时机翼几乎要掀去中国士兵的帽子。此刻，从飞机上射下的机枪子弹和扔下的炸弹给一连造成了重大伤亡。眼见着战友们一个个在腾空而起的泥土中倒下，关崇贵急了，他端起手中的机枪要向飞机开火。一旁的弹药手立刻阻止着他“:副班长，咱可别犯错误!”

被硝烟包裹着的关崇贵对着他的弹药手大叫:“大不了枪毙我!”关崇贵开枪了。第一次射出七发子弹没有打着。一架飞机见状向他俯冲下来，关崇贵又射出了七发子弹，结果眼前的情景连他自己都看呆了:这架美军的P-51战斗机翅膀一斜，机尾冒着黑烟栽进了山沟，然后就是剧烈的爆炸声和一团冲天的火焰。飞机上的美军飞行员跳了伞，但由于高度太低，没等伞张开就掉在树上被树枝戳死了。

一连一排有个兵用机枪打下了美军的飞机!团里立即命令查是谁违反的纪律。营里派人上到阵地，阵地上的士兵都说不知道。关崇贵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打的。关崇贵等待着对自己的处理、他的战友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异常英勇，他们期望着胜利也许可以减轻对关崇贵的处罚。而关崇贵的机枪再也没有停止过呼啸，他想，只要自己还没死就先多打死几个敌人。

关崇贵打下飞机的事被逐级上报，最终报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那里。彭德怀正为志愿军防空大力薄弱焦急，在仔细询问了关崇贵打飞机的经过后，他说:“这个纪律犯出了条经验，就是轻武器是可以打下敌人飞机的，鼓舞了战士对空作战的信心，要对这个战士重奖!”

宣布立功命令的时候，关崇贵觉得是在做梦。他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了特等功。

关崇贵的斗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班阻击敌人，战至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人。当大部队开始向后撤退时，美军的飞机还在向这个阵地轮番轰炸，因为在爆炸声中他们依稀听见仍有抵抗的枪声。美军认为几乎被炸烂的阵地上不可能再有人活着，但枪声确实还在响。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放心不下，派出两个营返回去，要求从阵地的两侧包抄上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到阵地上的中国士兵看见了关崇贵。关崇贵瘫坐在布满美军士兵和中国士兵尸体的阵地上，被炸弹炸烂的军服上遍是已经发黑的血迹，在他的胸前，堆着从美军尸体中搜集来的步枪、机枪、冲锋枪，竟有30多支!关崇贵在这个阵地上坚守了两天三夜，始终没有让敌人占领这个阵地。当中国士兵冲上阵地时。他们看见的是浑身是伤坐在尸体中射击的关崇贵，关崇贵已经站不起来了。

第三次战役期间，第50军在汉江两岸50天的项勇阻击战，成为曾泽生的骄傲。而让曾泽生平生最感得意的是，当年被蒋总统瞧不上的杂牌“六十熊”，而今曾为毛泽东夸赞的主力“五十勇”。

1951年5月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和蒋介石那里的威仪不同，毛泽东那里很家常。

然后曾泽生还是紧张了一回。曾泽生惊异地发现，毛泽东对50军的作战情况了如指掌。

从战役最初阶段第148师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到149师坚守的

前沿阵地白云山、文衡山;从美军1月15日发起的“磁性攻势”作战，到1月25日发起的“雷击作战”、3月7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从军、师的作战布署，到团、营部长的布防，毛泽东都一一询问。

越问，曾泽生越紧张，再问下去，一军之长都要被烤“糊”了，那多丢人。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毛泽东问到一个二线分队的情况时，曾泽生一下卡住了，憋得满脸通红。

毛泽东见状忙递个台阶:“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们第五十军在朝鲜还是打得蛮漂亮的。”

然后岔开话题说别的了。

黄埔一期的品牌学生曾泽生却无地自容，同时也明白了共产党部队为什么老打胜仗的一个缘由——他们有一个看得清也放得开的杰出统帅。

一回到家里，曾泽生对夫人说:“北京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马上回朝鲜，上前线!”

其实曾泽生完全不必要这么无地自容，但凡跟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过工作的人大都有过这种尴尬。——那一代新中国领导人是一批世界上顶怕顶怕的顶顶认真的人物。

1951年初，从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归来的魏巍，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他踏过被炮弹深翻过的阵地，他手握过鲜血浸透的泥土。前方将士那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强烈地震撼着他，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我们眼前这平平常常的一切，都是他们鲜血的代价，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在朝鲜战场上从魏巍心里跳出来了。

拳头的哲学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1950年10月26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

从11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毛泽东12月2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全国工业生产成就巨大，胜利完成了1950年生产计划。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于战前1936年的水平，其中钢铁、纺织发展尤快，东北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1950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原矿达到982.4%，几乎增加了9倍。华北地区天津、北京等地各主要工业生产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天津棉纱、棉布产量较1949年分别增加了37%和42%。华东是我国工业较集中的地区，沪、宁各厂矿的主要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硫化铁、钢锭、铸钢等18种产品超过了计划，其中变压器，电磁线等产品都超过计划30%以上。

这次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反对侵略、热爱祖国的强烈愿望，并对全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1951年6月1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开展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购买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以增加他们的威力。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随后总会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等等。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出现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捐废铁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豫剧著名女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等6省巡回义演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他们把义演的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大、中、小学的师生员工，也积极投入了捐献武器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上百种义务劳动，捐献了所得的4.5万元。辽宁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元全部捐献出来。

捐献武器和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捐献武器运动自始至终坚持的方针，既圆满完成捐献任务，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又促进了国家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天津私营恒源纱厂的职工，在捐献武器中由于提高了产量，每月可创超额利润3.25万元，其中40%用于捐献武器，30%作为职工集体福利基金，30%留作资方发展生产之用，兼顾了国家和劳资双方的利益。广大农民采用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发展副业生产等办法，以保证捐献计划的完成。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农民捐献武器的款项，均占这些省份捐献总数的40—50%。四川简阳县农民精心种植棉花，1951年棉花产量比1950年多出一倍，棉农们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款项。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发扬爱国热情，踊跃捐献。从1951年6月2日至7月中旬，各大区工商界捐献的款折合成战斗机400多架。上海原计划捐献5108万元，其中工商界4000万元，近80%。实际上上海全市共捐献8491万元，折合566架战斗机。这里面包含着广大工商业者的爱国之情。截止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的人民币达到了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数目。全国人民的支持，极大地改善了志愿军的装备，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51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居然能够打败美国这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它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耻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在朝鲜战争中，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承担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向朝鲜战场输送了56万吨作战物资，36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付出了血的代价，15万人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则耗费了830亿美元的战费，7300万吨作战物资，合计有109万敌军被中朝联军痛歼(包括毙、伤、俘，其中美军39万)，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和宝贵的时间。

1951年7月5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7月7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议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都关照到了。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2日，美方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7月14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上甘岭战役后，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此时，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在边打边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1953年2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1953年4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面对如此强大的防御体系，美国人没敢妄动半步，在朝鲜战争中出足了丑的中央情报局这次终于给出了较准的情报:“目前在北朝鲜的部队，大约有19个志愿军军和5个北朝鲜军团。其中大约有30万人部署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立即投入海岸地区的作战......一旦‘联合国军’按计划在朝鲜发动进攻，志愿军将展开最大限度的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中朝军队强大的威慑终于迫使美国人放弃了扩大战争的梦想。

1953年2月22日，在美国人提出无限期体会4个月零两个星期之后，和他的前任一样，克拉克厚着脸皮主动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美国人又要谈判了。

就在中、朝、苏紧张磋商对策时，噩耗传来......斯大林突然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流下了感情复杂的眼泪。无论如何，斯大林死在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他在这时确实给了中国许多真心的帮助，善良的中国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从5月13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5月25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6月15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6月16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三年来，为了证明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美国早在世界上把傀儡李承晚吹成了“民主斗士”、“自由楷模”，现在自食其果，后悔都来不及了。

艾森豪威尔威尔不得不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抚慰李承晚，许诺:“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的条件下，准备继续给予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这将使它得以在和平状况下恢复它的饱受摧残的国土。”

谁料，当了三年傀儡的李承晚这次竟犯了倔脾气，只要战争打下去，美国人能不给他援助吗?在李承晚指使下，南朝鲜政府开始高叫“反对任何妥协”、“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等好战口号。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6月21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7月13日21时，乌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议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78000余人，收复失地167平方公里。“上甘岭战役”证明了中国军队“守必固”，这次又证明了“攻必克”。以致停战后美军司令克拉克说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美国第一次没有战胜。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我们的敌人比过去更强大了。

中朝军队在三八在线迅速推进。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六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自大唐以来又一次扬威于世界，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其意义是不可置疑的。但诋毁我们英勇战士之声至今不断。日本把侵略战争中的战犯放进靖国神社供奉，德国也把参加“二战”的普通老兵看做是为国尽忠。而我们呢?人们发现，中国军事博物馆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馆》不见了，消失了，不声不响偷偷摸摸就撤馆了。贺龙元帅题写的馆名标牌也失踪了。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在“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中报导:

邓小平于11月15日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当费尔问道:你认为里根在东南亚应发挥些什么作用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不说里根，而说美国。我认为美国应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当然包括东南亚，这是我们的一贯态度。我们历来赞成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回过头来看，这个答美国记者问，恰恰证明邓小平是这些年来否定抗美援朝的始作俑者。当年的援朝、援越，都是为了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去，但却被这位设计师断送了。自此，美国并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了......

1993年7月23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美国官员还振振有词地宣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并威胁说，否则就要制裁中国。美国8月3日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

对于美方的霸道行径，中方除了强烈抗议，还于8月3日指示“银河号”暂停前进，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10多海里的公海上抛锚。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认真、全面调查后，于8月4日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货轮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项化学品，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包括在中东第一站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美国所怀疑的“银河号”货箱。但是，直至8月12日，美方一名高级官员还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前体，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从8月1日开始，“银河号”船员便发现一艘美国军舰紧紧跟在后面。8月3日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后，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在“银河”轮上空盘旋跟踪，查问“银河”轮名称、航向、航速、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美直升机舱门敞开，不时对“银河号”货轮摄像拍照。当天中午12点30分，美军舰61号驶近“银河号”，一直尾随其后。当日19点30分，“银河号”货轮按公司指示在阿曼湾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处抛锚待命。这期间，美国军舰61号、975号、996号轮番在它前后左右保持二至五海里的距离驶来驶去，掀起层层恶浪;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在它周围低空盘旋，卷起阵阵狂风，似乎要把整个“银河号”货轮吞没似的。

“银河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抛锚10多天后，经过政府间交涉，又向西南方向移了38海里，停泊在阿联酋东北部富查伊拉港外约50海里处的阿曼海公海上，后经多方努力，“银河”轮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8月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美方技术人员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开箱工具、检查仪器、手电筒，早已跃跃欲试，大有不查出美国情报局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誓不甘休之势;至于沙方，它提供了一个美方要抓证据、中方要澄清事实的场所，与双方友好。8月29日上午10点10分，开箱检查开始了。

当然，美方在运往伊朗的货箱中未查到他们要找的两类化学品。于是，提出次日要查自天津新港和上海港上船的他们怀疑的所有货箱。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但是，结果又使他们失望。至晚上11点左右，自中国运往伊朗和凡美方怀疑并认为要查的从中国运出的货箱共49个全部开箱查完，结果美国人仍一无所获。于是他们便把赌注押在31日化验结果上。化验结果表明，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人处境尴尬，然而并没有就此罢休。

8月31日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美驻沙特使馆参赞马克尤姆(音译)称，华盛顿认为，美方只检查了“银河号”部分货物，“不能公开承认船上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他说，要么船上的中国货全部开箱检查，要么根据单子一部分一部分查，直到华盛顿认为可以了为止。

9月1日晚5点20分，三方恢复会谈。为向全世界澄清事实真相，中方郑重宣布:“为更顺利地进行下一步检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了结此事，中方在对美上述要求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同意扩大检查。”于是，“银河号”所载货柜全部开箱检查。直到“银河号”所载628个集装箱全部开箱检查完毕，仍然查不出美国指控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1993年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1999年5月8日，当五枚被称为当代高科技结晶的精确制导炸弹在美军飞机上投射，从不同方向准确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导弹耻”就烙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历史在以不同的形式重演。一个世纪前，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横扫华北平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门洞开，外国资本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逐利活动。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外资巨头则以“资本”作武器，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方式向中国产业市场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地整体扫荡性并购，迅速控制中国市场。

从一盘散沙变成一个拳头，历史只给了中国人一次机会，而这唯一的一次历史机会也是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死了不知多少万人才好不容易抓到的。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骂他的人仍然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骂手及其嘁嘁狺狺嗡嗡嘤嘤都如同放屁，臭一阵子就消失了，没有一个能因此而历史扬名，更没有一个能因此而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分一毫。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衬托出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份量:只有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为毛泽东的威力所震慑。诚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之秋的产物，一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定还会把毛泽东找回来，因为保家卫国毕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回顾抗美援朝前后中国的处境，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对中国人而言，今天区分敌我的根本标准是看其主张一个拳头的中国，还是主张一盘散沙的中国。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二、炮轰金门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海峡就—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重要战场，由于美国的侵入，这种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和微妙。同时，这种斗争，又使海峡两岸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导这些斗争。从而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牢牢地掌握了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主动权。这种斗争，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所运用的政治与军事战略，不能不令人叹服，也不能不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金门炮战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筹划准备工作。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思想，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政府的声明也明确提出:“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中共中央军委也曾考虑准备攻打金门，但因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经费等原因，这项计划被搁置下来。此时，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加紧在亚洲策划与缔造一系列旨在遏制、孤立中国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以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一道半月形防线和包围圈。台湾自然是这道防线上重要的战略据点。1954年夏季，围绕《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美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虽然美台之间也有分歧，但是要把台湾固守起来，反对共产党的中国，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一个严峻的形势摆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台湾和尚未解放的东南沿海岛屿问题?

毛泽东决定把“解放台湾”问题再次突出出来。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显然，毛泽东是不能允许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也是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长期盘踞在台湾的。紧接着，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讲话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中，都把“解放台湾”问题突出出来。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和解放军为解放台湾而斗争。

与政治上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炮击金门和解放一江山岛的决策。

9月3日，解放军驻闽部队猛烈炮击金门，连续发炮5000余发，第一次揭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

9月22日，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虽然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对小时，却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11月1日，解放军空军开始猛烈轰炸大陈岛，海军也出动到浙东海面，击沉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舰“太平号”。解放军很快夺取了大陈地区的制海、制空权。

炮击金门，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注意，也导致了美蒋之间关于美国协防范围的严重分歧。此时，美蒋正在就《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进行磋商。美国的企图是，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不愿承诺协防金、马等沿海岛屿。蒋介石则坚决不愿放弃金、马。因为持有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仍统治着中国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一根纽带，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的法统地位。同时，蒋介石也想以外岛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的内战之中。最后通过的《共同防御条约》，对美国是否负责保卫国民党所占的大陆沿海岛屿采用了含糊的语言。美国企图不承担协防的义务;蒋介石却源源不断地向金、马增兵。为了利用台湾这个战略基地，艾森豪威尔又不得不表示“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的态度。

在炮击金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是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一个突破口。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人民解放军一面严格遵守“不主动惹事”的规定，不在海上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一面绝不示弱，在1955年1月胜利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国民党守军不战自退。浙东沿海岛屿全部得到解放。

一江山岛作战后，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共产党目前正以武力解放台湾，因而发出了战争叫嚣。1月27日，美国空军第18战斗机联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28日，第7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号”侵入台湾海峡。据后来解密的历史档案透露，美国甚至商讨了为保卫台湾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远东局势紧张起来，许多亚非国家为此而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适时地采取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赢得了主动。4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也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同时，美台之间的分歧，也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一种可能。于是，毛泽东、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

中共中央对台湾海峡的斗争方针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完全是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炮击金门等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由于美国的介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采取了缓和的措施，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

1955年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促成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落实，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在同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同时，自1955年夏停止对国民党军的主动炮击，已修好的机场不进驻;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383万减至240万;通过各种管道向台湾当局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毛泽东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之间争端的一个决策。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也始终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表示。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以下口信: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也是1954年以来东南沿海斗争的一个成果。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起初进行得比较顺利。到9月10日，在第14次会谈中就两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协议的声明。然而，人们不久就看出，这将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很难有什么结果的会谈。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杜勒斯在各场合多次重申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美国当局除遣返国民问题外，并不想就其他实质性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展开认真的讨论，有意进行拖延。

1956年1月，中国政府公布日内瓦会谈情况，并通过印度向美国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中国将另作打算。为了打破僵局，同年8月，中国政府还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记者来华作一个月的访问。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出乎美国的意料，使美国政府很被动。一些美国记者评论说，中国领导人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

美国采用拖延的办法不成，又变换手段。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通知中方说，他已经调任驻泰国大使，美国政府已经委任他的副手马丁参赞为美方代表。这是美国设置的一个障碍，想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使会谈陷于停顿。在多方挽回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在1958年4月12日发表声明，公布了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

从讨价还价到借故拖延，再到中断会谈，暴露出美国政府根本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而想把“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固定化、合法化的企图。

美国在拖延会谈的同时，正逐步扩大对台湾的卷入程度。

面对美台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认为，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不到一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如是说。

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毫不掩饰地道出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从这年12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怂恿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破坏，妄图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把台海两岸的分裂状况永久固定下来。

1958年5月，美国在台湾成立“美军联合协防军援司令部”。

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怂恿和包庇下，台湾海峡局势从1957年开始，重新紧张起来。台湾方面不断出动飞机深入祖国大陆内地，在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轰炸。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还不断向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增兵，至1958年夏季，金、马两地的兵力已达10万之众。

金门列岛位于福建南部厦门以东，距大陆约5.5海里，分为大金门和小金门两岛，附近还有大担、二担两个小岛被蒋军困守，他们不断对福建沿岸进行骚扰。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能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

1957年12月，由铁道兵承建的连接福建鹰潭和厦门之间的鹰厦铁路通车，这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12月18日，毛泽东做出批示:“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这时，经过仔细准备，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条件已经具备。

1958年7月24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7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入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入闽空军果断迎击，在7月29日到8月14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1958年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和伊拉克内政，英军入侵约旦，妄图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7月15日到18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持。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他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者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猛烈的炮火震动了金门，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近三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金门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开始?蒋介石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也慌了手脚。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下子从中东转向台湾海峡。

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实现“一中一台”的图谋。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上、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套一条绞索”

1958年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经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叶飞为首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还分别组成以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为首的空军前线指挥所和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7月19日，叶飞一行赶到厦门，指挥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

虽然福建前线连日大雨，但炮轰金门的各项准备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就在金门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突然造访，向毛泽东提出苏军在中国沿海设立“长波电台”和建立中苏“联合舰队”的要求。中苏关系的横生枝节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将精力分散处理此事。7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彭德怀和黄克诚，推迟了战役的发起时间。

毛泽东对“长波电台”和建立中苏“联合舰队”的严厉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从7月31日到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4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只字未提炮击金门的计划。不过，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美国种种猜测。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布后，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也注意到《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一年后，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8月6日，艾森豪威尔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准备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他很自然地把这一情况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联系在一起。也正在这一天，台湾当局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此期间，毛泽东还约集有关人员，研究炮击金门的一些问题。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21日下午3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459门大炮、80多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工程兵夜以继日构筑90个连的野战炮兵掩盖阵地，95个连的露天阵地，抢修道路150余公里，桥梁500余米，保障炮兵部队急速进入阵地。航空兵部队神速转场至闽、粤、赣三省几个机场。在厦门、莲河地区组成1个高炮群，保障对空安全。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含鱼雷快艇)水陆兼程，隐蔽地迅速进入相关海域。

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各路部队在8月21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8月23日，指战员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的最后命令。

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福建前沿阵地万炮齐鸣，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蒋军盘踞的岛屿，遭到猛烈的轰击。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岛上的大批军用设施被摧毁，通信系统被严重破坏。

第二天，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前一天已被击伤)。

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5.5%。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30天。国民党守军情绪低落。

随后几天的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按照毛泽东的最初预想，是要通过炮击来封锁金门，最终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这是充分估计到美国插手阻挠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当前线战报传到北戴河时，毛泽东阅后问身边的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将军:“两位‘大总统’那里有什么情况，请立即告我。”在毛泽东的眼中，此时闪现的并不只是那座小岛，他关注的两个目标，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华盛顿。

据说，8月23日的17时30分，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刚刚准备吃饭，就收到了金门正在遭受猛烈炮轰的报告。闻听此讯，已是七十古稀的蒋介石先是一怔，不一会儿眉头舒展，连说了三个“好”，随即命令左右: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讯求援。

金门炮战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几天后，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美国海军当时在役的航空母舰共有12艘)、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1个潜艇集群和20多艘后勤补给船只。

艾森豪威尔威尔对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炮击高度重视。他怀疑这件事背后有苏联人撑腰。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失去了金门和马祖，那么接下去他们还将“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韩国，进而威胁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人终于随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动作起来。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威尔公开声明:必要时将会协助台湾方面协防金门和马祖。他一方面怕丢失金、马挫伤了台湾军队的士气，一方面又担心一旦卷入中国内战，则势必陷入久拖不决的泥潭。当时的美国政府内有不少人叫嚣对新中国使用核武器，国务卿杜勒斯甚至说:“我们的武器库中有那么多原子弹，留着有什么用?”

在炮击金门后的两个多月里，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向蒋介石提供了“响尾蛇”导弹和大口径远程火炮，但美国人始终与这场战争保持着一段微妙的距离。美舰都在距金门岛3海里外抛锚，由国民党士兵卸货后运抵金门。

据吴冷西回忆，在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

8月25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万5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在美国干涉台海后，中央因势利导，将金门和马祖作为拴住美国人的两根铰链，使其如食鸡肋，骑虎难下。

在参与指挥的军事领导层里，并不是都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战意图。8月27日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外电的关注。9月1日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导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9月3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

这个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在炮击金门中如何对付护航的美国军舰问题上，毛泽东亲自掌握着斗争的策略和分寸。

叶飞回忆说:“金门向台湾告急，蒋介石便请求美国军舰护航。这样，事情就搅复杂了。怎么样对付美国人护航呢?美国的军舰左右配置，国民党军的舰只夹在中间，而且间隔只有二海里。毛主席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要我们避开美舰护航，等蒋舰到港口后才能开炮，还要我们每半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这个指示可难执行了，不好掌握。我们又请示一个问题:如果护航的美舰向我们开炮怎么办?毛主席马上答复:‘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我怕是电话里没有传清楚，又重复问了三遍，答复是‘不准还击’。于是，我向各炮群下达主席的命令。这个时候，蒋舰已进至港口卸货，再不打不行了。我马上请示北京，才下令开炮。我们一顿密集的炮击，一下子击沉了一艘蒋舰。我们的炮声一响，美舰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掉转头就跑，大出洋相!美舰一跑，蒋舰孤孤单单的，完全暴露在我炮火之下，向台湾告急。台湾方面问:朋友呢?蒋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骂美国人混蛋。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中弹累累的国民党军舰上的蒋军，则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开炮便逃之夭夭。他们的骂声通过报话机传到我们这里，大概是急得密码都顾不上用了。”

毛泽东由此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得出新的估价:第一，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有限制的，是防御性的，是给蒋“戴上辔头”的条约;第二，美国不愿冒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第三，美国想从金、马“脱身”，即逼蒋后撤，通过“划峡而治”，减轻自己的“义务”和负担。凡有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

加强沿海斗争，势必涉及划定领海的问题。当时，中国对于自己的领海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只承认别国的领海宽度为3海里。还在发起炮击金门之前，周恩来就主持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宽度的声明稿。

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人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这个声明是针对美国当局的。向美国当局表明捍卫中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也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

美国人沉不住气了。就在中国发表声明的当天，杜勒斯发表语调强硬的声明，终于亮出了底牌。这个声明一方面重申“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和谈的信号，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

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着重分析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在讲话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谈到前一天发表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他说:“这个是相当复杂的。那里头要想一想才想到这个道理的。为了这个，准备了好几个月，去年就起草了，这回又准备了一个多月。总要有法有天吧。不然，搞得无法无天就不好办事。”

谈到对美斗争的问题，他提出了几个判断，都是通过最近几年的观察得出来的。第一条，美国人和我们都怕打仗，但是谁怕得更多一点呢?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这里有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里有两个主义比较接近，就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条，美国等国结成北大西洋公约、巴格达条约、马尼拉条约等军事团体，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现在我看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社会主义这个“骨头”啃不动，它就啃那个比较好啃的地方。第三条，紧张局势是不是对我们有害?对西方和我们都有利有害，但是比较起来，对我们的利要多一点。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问题。

最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作战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所以要准备作战。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打原子弹。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在9月6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金、马问题时，再次分析道:“(对于美国人)，你不打他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他感觉到痛了，他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他就不谈。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笑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什么一百发两百发炮弹。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谈到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毛泽东说:

“这是经过斟酌了的，有些观点是一路过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它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它前天那个东西(指杜勒斯9月4日发表的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笑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于当天发表，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申明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第二，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

第三，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第二天，北京举行百万人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的声明。

苏联也出面表态了。9月7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并且强调:中国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遭到侵略时会随时援助它。

此前，9月5日晚，赫鲁晓夫让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次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来华，与周恩来进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已做好了迎击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的局部战争，包括核袭击的准备。据葛罗米柯回忆，毛泽东后来在与他会谈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此次访华，葛罗米柯特意带来了核试验的纪录片，请中国领导人观看。毛泽东看后淡淡地说:“中国人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人胆敢施行核打击，中国就把政府迁到延安，然后继续斗争。”

毛泽东会见葛罗米柯时，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总理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的立场、策略和做法;同时赫鲁晓夫也准备给艾森豪威尔威尔写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还通报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威尔信的主要内容。葛罗米柯对毛泽东说:周恩来的声明“是一个十分及时和很好的声明。我相信，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和赫鲁晓夫同志致艾森豪威尔威尔的信，都会起到十分重要和应有的效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威尔的信比较满意。9月7日清早，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要他本日上午约五六个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威尔的信稿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并提出:“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美国当局也看到，继续扩大事态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连忙对周恩来的声明做出回应。

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

他说:“我们前天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他们是4号声明，我们是6号声明。(周恩来插话:他回答也是六号。)它六号是第二个，是回答我们的。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在黎巴嫩，它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登陆的，生怕苏联闯祸。7月14号到18号，15个吊桶打水。19号一块石头落地，大为欢迎。因为苏联19号发表最高会议要开会。我们呢?8月23号打炮，它忍不住了，就在第十三天把底牌打出来了。到9月6号，我们把底牌打出去，中间隔了一天。华盛顿那些人老奸巨猾，一看就跳起来了。艾森豪威尔威尔马上回华盛顿，开了个‘五三’会议，实际上是最高国务会议，他叫做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表一个声明，立即恢复谈判(我们叫准备恢复谈判)。你看他之急。”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停下来问:“今天我们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周恩来答“:3万发，20分钟就解决了。”毛泽东:“20分钟打3万发炮弹。什么时候打?”周恩来:“12点。”毛泽东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11点半，快到了。”

原来，毛泽东曾提议，从9月4日起暂停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美国却趁机恢复为国民党军护航。因此，中央军委决定9月8日对金门再次实行大规模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12海里，你到了7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

毛泽东提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益处，对世界各国也有益处，对美国人也有益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迟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11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于9月9日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

对于炮击金门会不会引发中美战争，毛泽东有清醒的估计。9月10日，他收到胡志明8日来电，电报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回复说:“9月8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这一段，通过炮击金门、封锁台湾海峡，显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迫使美国政府亮出了“底牌”，并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缓和的政策。

9月8日、9日两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随后，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周恩来等人处理，9月10日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

这时，美蒋在防御外岛问题上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美国人也已经看出蒋介石的意图。9月7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海军护航，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舰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

9月15日，中断了九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斗争从福建前线转移到了谈判桌前。会谈地点由日内瓦改为波兰首都华沙。中方的代表没有变，仍然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的代表换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1993年，叶飞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回忆说:这次战争，没有攻城略地，没有大量歼敌，却震惊了整个世界，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战争史上的奇观

炮击金门是国共之间武装斗争的延续。从战略角度看，这次特殊“内战”的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炮击金门的直接指挥者叶飞将军曾说:“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

金门炮战并没有如美苏曾顾虑的演变为一场大战，其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始终控制着战场上的主动，一步步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打。在达到目的后，又适时地将其转变为政治和外交斗争。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

毛泽东对中美重开谈判十分重视，外出视察前在9月8日、9日的会议上，曾听取过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会谈的情况汇报。在王炳南返回华沙前，还专门接见了他。据王炳南回忆:“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他还向在座的同志指示，在我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

在会谈第一次的会议上，美方代表没有提出方案。王炳南提出中方的方案，建议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并就以下五点达成协议:

第一，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第三，中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第四，中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第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的这个方案，应当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9月13日他在武昌写信给周恩来、黄克诚，嘱咐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

但由于中方代表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给美方代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中国政府急于解放金门、马祖，便想趁机抬高要价，态度再次强硬起来。

中方方案提出三天以后，9月18日，美方正式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对谈判的指导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于当天夜间致信毛泽东:“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

毛泽东9月19日凌晨收到周恩来的来信。晨四时，即复信周恩来:“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在毛泽东巧妙灵活的指挥下，使美国打算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9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在联大的发言，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门、马祖蒋介石军队，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与此同时，福建前线部队再次猛烈炮击金门、马祖，加大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

美国人见中国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便又想主动摆脱僵局。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总结前一段的教训，调整对台政策，企图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

当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开始后，美台在金、马问题上的冲突更加激烈起来。9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中共炮击金、马，是进攻台湾的前奏。金、马是台湾的屏障，自动放弃这些岛屿，等于敞开门户。因此，金、马地区必须固守，哪怕是由国民党独立作战，也决不后撤。

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这个变化。他在10月2日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时说:“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不要轻易让他溜掉!”这是针对美国当局的“脱身”政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决断。为此，毛泽东决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利于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又考虑了两三天。他还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美国特别是蒋介石方面的反应。

10月5日早上8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要求福建前线部队暂停炮击，观察两天再说。他写道:“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6日凌晨2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黄克诚等写了一封信，说“: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这里提到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

从“偃旗息鼓”到“先作声明”，发生这样一个变化，说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虑，最后下定不让美国从金门、马祖脱身的决心。同时，告诫台湾当局不要跟美国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国人不会抛弃他们。

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是毛泽东在10月6日凌晨1时写完的，发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并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外广播。《告台湾同胞书》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终究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当。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运输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一个星期过去了，10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项命令:金门炮击，再停两个星期。这个命令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公开登载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命令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藉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这种打法，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极为罕见。毛泽东把它叫作“基本上还是文打”。

毛泽东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后来没有发表。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当时的重要思想。他写道:“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同一天，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时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蒋介石)与兄(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手里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前一段的斗争，美国人收回了第二张牌。对第二张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接受。至于第三张牌，由于蒋介石的强烈不满，美国人还不会马上打出来。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现根据目前的局势变化，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时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从“两步走”改变为“一揽子”解决，这是对台湾海峡关系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对于这个重大决策是怎样改变的和为什么要改变，作了很详细很生动的说明: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十二艘航空母舰来了六艘，第七舰队是他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主席讲这两句话时，摆两个茶杯作比。——记录者注)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铺起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内部数据《参考数据》)，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停止炮击以后，10月19日夜，美国军舰又恢复了金门海域的护航行动。10月20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个书面报告。报告说:“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毛泽东当即批复:“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发布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为恢复炮击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4时，人民解放军再次给金门国民党守军以惩罚性炮击。

这次恢复炮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0月21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恢复炮击金门的明显原因是要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明，只要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就能够这样做。”

10月21日至23日，杜勒斯到台湾访问，同蒋介石多次举行会谈。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美蒋的矛盾。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

他还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隔日炮击的决定。

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又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

这个《再告台湾同胞书》着重揭露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

《再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四种军事目标实行隔日炮击的做法:“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总之，隔日炮击的用意，在于击破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由毛泽东牵着蒋介石反“台独”。这样，逢单日炮击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使金门继续成为美国的绞索;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能从金、马撤军，继续保持与大陆的联系，从而避免台湾孤悬海外，成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借口。

叶飞回忆说:“毛主席又提出一个‘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办法，表示既要惩罚美国人的介入，又要保证金门的补给。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在我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就来真格的，例如1960年艾森豪威尔威尔访问台湾，就搞了一次‘万炮轰瘟神’，但在平时，我们的大炮不打蒋军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逢年过节都停炮三天，以后炮弹里又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打炮就逐渐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双方的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其实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管道。这样的‘炮战’，从1958年秋冬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整整打了20年，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后来，毛主席又几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到炮击金门，毛主席把话说透了:‘炮击金门，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有些是要到事后才会逐渐清楚，这是毛主席指挥作战的特点，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不论理解与否，我作为前线指挥员，始终严格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因为深知此战关系重大”。“这次炮击金门取得了军政全胜。”

从万炮齐轰金门岛，到只是象征性地打打宣传弹，毛泽东导演了一场新的战争戏剧。这场战争和国民党在金、马问题上用炮火达到了“默契”。毛泽东不愧是战略大家。

10月2日，毛泽东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谈话时，谈到“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放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30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

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即用波茨坦条约分开的。朝鲜三八线是在波茨坦毁誉上划定的，后来经过朝鲜战争，由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志愿军同美国人谈判又重新划定了这条线。南越和北越是由日内瓦会议决定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议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

10月5日，毛泽东还在同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撕，严正指出“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毛泽东指出: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议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对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事实证明，这场斗争对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金门炮击已成为历史。金门岛的硝烟早已散去，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和海峡两岸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沧海洪流，方显出伟人的英明和洞见，毛泽东当年指挥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随着历史的前进，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深远意义。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问日本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有一个两个朝鲜的问题，有两个德国的问题，也有两个中国的问题。”1979年元旦，在与邓小平的暗盘交易中(详细过程将在后面涉及)，美国实现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中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同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炮击金门行动遂告终止。美国在终止其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同时，通过了维持美台关系的替代法案《与台湾关系法》。

停止金门炮战的最浅显的理由是拒绝浪费。而停止炮击金门的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最冠冕堂皇、最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是促进和平统一。金门炮战对主张台独的人来说，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停止炮击金门是确认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效力。

三、中印边界反击战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脑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

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新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新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在比例页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

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走;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

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

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年，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西藏平叛胜利，彻底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我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不惜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最终导致中国政府被迫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

“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当印度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的要求没有实现后，即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办法就是后来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就在中印冲突发生不久，美国总统访问印度，表示要以真诚同情代替过去的指责，要加强经济援助，在过去的12年里(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援助印度共17亿美元，在以后的4年里，援助将达到40亿美元。为了针对中国，美国这次倒真的是说话算数，在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美国就把当时最先进的飞机提供给了印度。1962年10月底的几天之内，美国援助印度的物资就达1000多吨。苏联也不甘落后，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苏联不仅公开站在印度一边指责中国，而且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这样的物资和精神鼓励所能产生的效果，实在是非同一般。

此时的中印边境上，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

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段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雷英夫汇报时说，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觉得避免冲突有困难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在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1961年，印度军方正式下达了“前进巡逻”的命令，打破了双方的实际控制线，把印方的哨所向前推进。尼赫鲁公开说:“印度设置了一些危及中国人哨所的新的巡逻哨所。”

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

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1962年10月，印度向中印边境集结重兵，在东段，部署了1.6万余人兵力;在西段，印军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10月20日，印军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按照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印军开始了对中国边境的一系列蚕食行动。

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立足“退避三舍”，“先礼后兵”，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当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过摸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完全有理由，并且也有能力用武力将印军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态度，这点连印军军官也不得不承认:你们的态度友好、克制，这要在其他国家边境，早就打起来了。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奇普恰普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后，提出了对入侵印军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绝不退让，避免流血。”随后，毛泽东又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形成“十六字方针”。

从“前进政策”中暂时尝到甜头的尼赫鲁政府，觉得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气焰更加嚣张。

1962年10月2日，刚从尼日利亚返国的尼赫鲁，顾不上旅途劳累，立即召见了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要他迅速执行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另一边去的“来克亨”军事行动。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

考尔10月4日带了一批军官抵达提斯浦尔，10月6日给陆军总部发了电报，保证在10月10日实施“来克亨”作战行动。接着，他便于10月8日揭开了行动的序幕。考尔命令拉吉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克节朗河的其他部队，计划先占领塔格拉山脊顶峰，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阵地，打击中国部队，从而将驻守在那里的中国军队“清除掉”。

10月9日，考尔根据尼赫鲁的要求，向第七旅下达了“10月10日前占领塔格拉山脊”的命令。于是由100余名旁遮普士兵组成的侦察队，不顾中国部队的一再警告，越过克节朗河，天黑时到达尺冬(印方称为僧崇)。对这一切，中国边防部队均看在眼里，但是没有开火，而是继续注意观察和分析敌人的意图。

10月10日一早，印军向驻守尺冬的解放军157团2连发起进攻;印军的后续部队也行动起来，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拥错山口移动。

自9月21日印军无端打死多名中国在择绕桥头的哨兵后，中国边防部队接到明确的命令:如果印军继续挑衅，可以进行自卫还击。这时，印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国边防部队怎能坐以待毙?他们果断地进行了反击，打退了印度部队的第一次进攻。印军丢弃尸体6具，迫击炮1门，轻机枪1挺，英式步枪10支。这次小小的反击，粉碎了印方多日来狂妄叫嚣要赶走中国部队的计划;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次很实际的警告:中国不会容忍印度节节进逼和不断入侵而不还击，印度政府应当理智地重新考虑和研究自己在处理整个边界问题时间的态度和方针。

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改弦更张，相反加紧军事部署。

10月20日，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由此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奋起反击

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管道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这次出席会议的除主持人毛泽东外，有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国防部长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刘伯承两位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何家产等。

毛泽东首先说:“我们和印度边界纠纷闹了好多年了，我们不想打仗，原来想通过谈判解决，可是尼赫鲁不愿谈，调集了不少军队，硬逼着要和我们打一仗。现在看来不打是不行了。可是，怎么个打法?打成什么样子，还请大家献计献策。接着毛泽东请外交部长陈毅发言，向会议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发展和最近外交斗争方面的情况。”

陈毅说:“近几年来，他们多次侵占我国领土、领空，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1959年8月，他们在东段朗久地区，袭击我边防人员，酿成流血事件。10月，印军又在西段的空喀山口，包围我边防部队，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13人。上个月又向我驻择绕桥的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打死打伤我官兵47人。我们外交部虽然做了多种努力，但是尼赫鲁就是不肯坐下来谈，他尝到‘前进政策’的甜头，要硬着头皮走下去。看来，只好在战场上见了。”

这时毛泽东说:“中印两国打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些有关印度的书，印度的古代文明确实值得骄傲。唐僧西天取经嘛，675部经文就是从印度取回来的。陈玄奘将其教义一条条破掉，从而赢得“大乘天”威名，还骑着大象巡逻观彩哩!今天我们打仗，我看有两条，—要打胜，把尼赫鲁打到谈判桌上来，二要有理、有利、有节。”

接着，杨成武汇报了当前印军在边界地区的情况。他说，印度自1954年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后，不断增兵，修筑了边境公路，兵营和机场，现在西段之敌有一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部队，共计5300人。其中在侵入我国境内的43个据点上部署了1300余人。东段是印军准备向中国大举进攻的主要方向，计有印度第七旅的4个营，炮四旅的两个营，第五旅的8个营。东段的兵力合计1个军部，一个师部、3个旅部，15个步兵营，约16000余人。另据情报，印方正将东巴边界的两个师调往东北特区。现在，他们在中国境内部署据点100多个，有的离中方哨所只有百米，有的楔入中方边防哨所之间，有的甚至插到了中方哨所的背后。另据情报，印军10月初制定了“来克亨”计划准备大举进攻，尼赫鲁公开授命前线总指挥官考尔中将，让他“将中国军队赶出去”。

五年前叶剑英应邀访印时，见过考尔，那时考尔还是第四师少将师长，曾为中国军事代表团表演过进攻战术。应毛泽东的要求，叶剑英向大家介绍了对考尔的印象。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的目光投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张国华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部署。

这次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中央领导为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会议根据张国华和何家产的要求，决定加强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的作战力量，并根据罗瑞卿的建议，决定调以丁盛为军长的五十四军进藏。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说:“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

10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和侵略行动，决心歼灭越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也要配合。同时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烯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10月20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10月20日到29日，在东段，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在西段，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11月4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尼赫鲁，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

11月14日至16日，印军再次在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发起新的军事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11月16日起到21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中国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至21日，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瓦弄、班公洛、里米金地区的印军，将印军精锐打得一败涂地。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俘虏3900余人。这一仗打得印度全国震惊。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新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就在中印战争发生后，与两国都很友好的一些亚非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斡旋,希望印度接受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针对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毛泽东抓住这一契机，11月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为此，中共中央于11月20日下午发出《宣传解释我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

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

这次自卫反击战中，边防部队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印军有一支精锐部队，叫捷克连队，曾经跟随英国人参加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毛泽东知道后，手一挥说:百年奇耻!命令解放军务必将此连队全歼。这个连队的结局就是没有一个人回去。

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1962年11月21日，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4月2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3213人。

中国政府点到为止，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并将缴获的人员、武器、装备，全部还给印方，这一招，大出印度和国际社会的意外，世界舆论普遍叫好。

中印边境之战，毛泽东小试牛刀，就叫印度政府既输了人，又输了理。外国舆论称中国这一仗，打得漂亮之极，又潇洒之极。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也对这次作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汇报时，曾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当然，我也在内。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

在谈到有的部队参战仓促时，毛泽东说:“那个55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130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也是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对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

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他还指出:“要练兵，每年要有八个月。”当前方指挥员汇报到这—次打近战多时，毛泽东插话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付帝国主义的军队，我不相信当了面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怕拼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米或者一百米这样的射击。”

听到汇报说参战部队情绪高时，毛泽东插话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然后，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口气。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打胜仗呀?不能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呀?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

在汇报到作战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

在听到印度军队最怕侧后迂回时，毛泽东笑着说:“这不仅印度，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

毛泽东评价中印边境之战说:“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次战斗中，我们没有逃掉一个人去。过去怕发生政治事故，怕我们的官兵跑到它那边去。印度人也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他们现在就交不出一个人来。”“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不同于国内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不同于抗美援朝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取得了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印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我们主动和平停战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并为60年代初国内的休养生息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东线撤军了，但西段失地中的绝大部分重新又牢牢地掌握在了我们手中，建立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穆斯林世界国家之间的战略地理走廊，意义极为深远。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虽然撤军了但从未放弃对这块中印东段争议地区的领土主权，这对印度当局及其民族主义势力的确是巨大而又无形的震慑，并且也为未来的灵活解决此领土纠纷留下了回旋余地和活眼，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中苏边界冲突的起源

中苏两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珍宝岛进行的那场边境武装冲突是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埋下的祸根，是苏联当局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野心膨胀的反映，是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

中苏两国边界领土之争源于17世纪。17世纪中叶，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入关的时机，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对中国领土开始大规模侵占。1858年5月，俄国方面提出《中俄瑷珲条约》并迫使中国清朝政府驻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字，强行割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1月14日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占为己有。1862年至1864年，中俄双方两次进行谈判，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行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中国强行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沙俄帝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列宁曾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和其他多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他们没有屈服，组织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中俄之间不断爆发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因而中苏两国的边界也是安宁的。但是，自1958年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和对立，进而波及到中苏两国边界的安宁。

自1960年起，中苏间的分歧已从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上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苏联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也不断制造事端。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他们在我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我国边民的正常劳动和通行，殴打、绑架我国边民，阻挠我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

自那以后，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

1962年4月22日，在苏联当局策划下，中国边民几千人冲进新疆伊宁市州委大院进行打砸抢之后，冲过中苏边境涌入苏联境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边民67000余人逃到了苏联。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起国际边民外逃事件。

这件事很快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来说:“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和他们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宫。”周恩来接着汇报。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停顿了一会，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吗?现在谁是谁非也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过20年、30年，大家会明白的。”

1964年4月16日，新疆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塔城等地活动，煽动中国边民外逃。从4月16日开始，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共5.6万人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拦，相继进入苏联境内。5月26日，一伙暴徒在苏联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在伊犁发起暴乱。他们手持武器攻打中共伊犁自治州委、州人委机关，打伤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抢去一批档案。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军民在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迅速动员起来，镇压了这起反革命武装叛乱。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再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但遭苏方无理拒绝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三十年后，苏联解体，逃入苏联的那些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这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又从当年外逃的桥头涌了回来，他们想留在中国。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中国国籍。

对苏方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始终以中苏人民友谊为重，一再忍让，并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还在1963年8月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六项建议。但苏联政府蛮不讲理，根本不承认存在苏中边界问题，拒绝谈判，同时却又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

1964年2月15日，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在北京举行。这次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朝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中苏两国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地位，苏联人民后来长期在被那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上居住并没有责任。中国政府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既分清了历史是非曲直，又考虑了两国边界的现状，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体现了中国的友好诚意。

关于中苏之间历史上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早已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然而，在苏联官方授意下，苏联代表不顾历史实际，违背常识，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甚至蛮横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居住过，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双方的谈判没有了合理的共同基础，更无从达成任何协议，谈判于8月22日中断。

此时，由苏联军方出面，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签订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就含糊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摩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为推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

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中苏边界冲突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

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逐渐地，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按照国际法惯例本应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几乎都由苏方挑起。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又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平时无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该岛东部与苏联相距则达400余米。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就这一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未解决，此后双方边防人员都不时上岛巡逻。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搡、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

1968年1月5日清晨，中国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上，中国渔民在主航道中国一侧破冰捕鱼。每年冬天这里的渔民主要是以捕鱼为业，因为江面已封冻，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江面上，将鱼运到县里出售。

中午时分，捕鱼的渔民正要往汽车里装鱼，忽然听到从河对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苏军的2辆装甲车和6辆军用卡车正从苏方的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的方向高速驶来。苏军的装甲车和汽车大摇大摆地驶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开足了马力冲上中国的七里沁岛。他们在岛上示威性地转了一圈之后，将车停在江心中国一侧。车停下后，从第一辆装甲车里爬出一名苏军上尉，只听他叫喊了几声，苏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又从汽车的驾驶室里拉出2条军犬。2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这名中国渔民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2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看到苏军这样横行霸道，中国渔民们强忍着怒火，继续往汽车里装鱼。苏军上尉仍不罢休，又指挥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将中国拉鱼的汽车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他们理论:“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滚出去!”

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竟然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一名青年渔民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结果，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似的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中国渔民不惜牺牲性命，赤手空拳与苏军搏斗，鲜血染红了冰面，有4名中国渔民被苏军的装甲车压死。

这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七里沁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苏军在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后，又在黑瞎子岛挑起事端。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苏联出动军队，强占了该岛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派遣军舰封锁江面，拦劫中国船只，抢夺中国货船上的货物，殴打中国船员，并且截断了中国船只来往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要道，强行剥夺了中国在这两段界江航行权。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奉命暂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巡逻活动。

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9月4日上午，横行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5艘苏军炮艇一字排开，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耀武扬威地驶入黑龙江主航道。不一会儿，苏军少校从望远镜里发现有中国一条小渔船向他们划来。中国渔民是向苏军要渔网来了。原来，一小时之前，苏军一艘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小船靠近炮艇后，一名中国渔民站在船上喊道，“你们为什么割我们的渔网，这是中国的黑龙江，你们滚出去!”少校冷笑了一声，指挥两名苏军士兵用高压水枪向小船喷去，又指挥几个苏军士兵用长杆向小船捅去。中国渔民紧抓住杆子一头不放，双方僵持不下。少校一看，命令开船。炮艇开动起来，把渔船掀翻。正在这时，又有一艘中国货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一字排开，不准中国货船通过。中国货船靠着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5艘苏军炮艇将中国货船团团围住，从前后左右靠了上来，接着有100多名持枪的苏军士兵跳上船来。中国船长怒斥苏军士兵:“你们想干什么?”话音未落，已被苏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双方顿时扭打起来。结果，中国16名船员被打成重伤。

光天化日之下，苏军边防军杀我边民，抢我货船，阻我通行，破坏我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情况报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后，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

“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

“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既是汇报，又是总结地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

“有备才能无患嘛，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坚定有力地说。

“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字字重千钧。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中国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备战备荒。

1969年1月以来，苏联边防部队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和挑衅再次升级，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由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拳打脚踢发展到了棍棒相向，中国边防部队在几次执行巡逻任务中，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拦截和殴打，致使巡逻中途中断，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忍让，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进入2月份以后，珍宝岛上形势更加紧张。

这时，只要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苏军一般出动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了巡逻。为此苏联报刊大肆宣扬，说中国退出了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这证明达曼斯基岛是苏联的领土，而且公开扬言如果中国边防部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就使用火力解决的办法。

1969年3月1日，珍宝岛的气温到了零下30度左右，冰雪履盖了乌苏里江，一眼望去，冰面上一片洁白，岛上的小树林变成了白色的珊瑚枝，在风中摇来摆去，飘飘欲仙。雪地上清晰可见一串串狍子的蹄印，如同绽开的朵朵梅花。侦察科长马宪则刚刚接到上级的电话，要加强珍宝岛地区的巡逻。

在经过了一个个忍让、准备的过程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就要打响了。

自卫反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沈阳军区规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统一指挥。

3月2日，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准备采取行动。

半夜时分，侦察分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向珍宝岛开进。空旷的原始森林里寂寞无声，月光透过挺拔的树梢泻到林间，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团团晃动的亮影，密林中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从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狗叫声......

侦察兵进入了潜伏地点之后，挖了雪坑，上面挡上白褥单。

大约到了3月2日早上六点多钟，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直开到了靠近中国珍主岛的南端，吱地一声停住了。

根据虎饶前指的部署，3月2日上午8时40分，边防站派出30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上岛。苏军发现后仅10分钟后即由下米海洛夫卡、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敞篷卡车、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苏军上岛后以两路向中国第一巡逻组进逼，并形成合围态势。

过去苏军上岛干涉中国边防人员巡逻时，一般是肩背枪，手持棍棒，大都不戴钢盔。而3月2日上岛的苏军人员都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保持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姿态。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远东苏军指挥机构这时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

孙玉国一看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敌人今天有准备，来势汹汹，很可能要挑起事端，要作好自卫还击的准备。”

这时一股苏联边防军绕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左侧，另一小队也在快速向右侧运动，他们的意图很明显，想从三面包围中国边防部队。苏军上岛并摆成战斗队形后，即阻止中国边防人员巡逻，要中国边防人员退回。中国巡逻人员则根据上级精神，要求苏军退出珍宝岛，苏联边防军毫不理睬，继续进逼，双方处于荷枪实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孙玉国一边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警告，一边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向岛西撤去。

此时，中国边防分队第二巡逻组从侧翼穿插出现，挡住苏军迂回分队。苏军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已有准备，仓促间首先开枪，于是珍宝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

苏军向中国边防第一巡逻组开枪时，中国边防人员还未展开，当即伤亡6人，其余人员马上予以还击。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率领的7人相遇，听到枪声后班长周登国下令开火，击毙了当面苏军7人。在珍宝岛中国一侧江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中国军人经顽强奋战和连续冲击，很快消灭了在岛上丛林中的大部苏军人员。当时苏军2辆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军人开火，虎饶前指命令岸上的炮火向苏军装甲车还击，当即击毁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辆。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岛上剩余的10余名苏军人员退到江面上，乘另一辆装甲车撤回苏境。战斗至10时30分结束。

在3月2日的战斗中，中方参战人员估计苏联边防军死伤共60余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苏军死亡31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即带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周围不时有炮弹的爆炸声。这是苏联边防军向中国境内炮击，这预示着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

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由苏联边防部队挑起的这场边境武装冲突，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战斗。战斗结束后，苏联军队在远东方向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上封冻的冰面登上珍宝岛。中央军委在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要求当地部队以不示弱的态度继续上岛巡逻，中方部队几次上岛都未与苏军遭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不断进入珍宝岛地区活动，3月14日深夜中国军队派出一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汊上埋设反坦克地雷。

3月14日晚9时，按照预定计划，三个雷场同时开始布雷，江岸通道上的两个雷场在孙征民率领下工兵连负责埋设。397团侦察排由排长于洪东率领，在岛西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江叉上的雷场既是与敌坦克作战的第一道防线，又可以卡住主要通道，使岛上的驻军免遭苏军的分割和包围，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雷场设置完成后，为了加强警戒，防备敌人潜入破坏，亦为掩护我边防分队次日正常巡逻，前指遂命令于洪东率侦察四班留岛执行警戒任务。

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掠过江叉，悄悄跃上了珍宝岛。

这一夜，正逢朔日，没有月亮，天上只有几颗冻得打抖的星星。四野除了皑皑白雪，便黑黝黝的丛林、凄厉的寒风一阵阵卷过江面，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野兽的悲嚎。

3月15日凌晨3时，于洪东感觉对岸有异样的响动，马上用抛石子的暗号，发出了提高警惕，注意观察的警报。

片刻之后，借着雪地的微光，看到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从车上跳下三十多个士兵，手端冲锋枪，猫着腰，悄悄向珍主岛逼近。苏军小分队在岛岸中部登陆后，也在东北部丛林中隐藏起来，有偷袭中国登岛部队的迹象。这一情况被中国部队发现后，经上级决定，双方于3月15日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的战斗。

小小珍宝岛这个弹丸之地上，这一夜，隐藏着怒齿相向的两只猛虎，只不过一只瞪圆了眼睛。另一只还懵然不觉罢了。

东方透出了微微的嘉光，银龙般的乌苏里江已经现出了它那硕长粗大的身影。中国士兵在岛上已经潜伏了7个小时了。此刻，于洪东觉得双脚已经麻本了，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身躯都好似僵死一般，只有神智还在欢快的跳跃。身边的机枪手杨念全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好似嗓子眼里卡住一索冰块。

“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于洪东用预定的暗语通过报话机向各小组发出了警告。

相隔仅百十米的苏军小分队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对面的眼皮底下，居然也潜伏着一支与他们人数相仿的中国部队，而且已经潜伏了近8个小时，比他门的潜伏时间多了近一倍。他门的潜伏时间，是根据苏联科学家进行的人体耐寒试验提供的各种数据而确定的。可现在，他们已经耐受不住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来滚去，有的蹭了起来，拼命跺着脚板，痛苦的咿呀声，严厉的呵责声、压抑的抽泣声，混成一团，即使这样，仍有3名苏联士兵被冻死在这片榆树林里。战后，此事引起了苏军高级将领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防冻问题，国防部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扎哈罗夫元帅，曾带领各大军区的元帅、大将们，在莫斯科近郊的野外露宿一天，以寻找防冻伤的对策，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军队靠着单薄的棉衣，在同一个岛屿上潜伏，时间超过苏军的一倍，且无一伤亡时，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3月15日早晨，虎饶前指命令第23军第73师217团1营营长冷鹏飞率领一个排、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一个班于7时40分登上珍宝岛。

孙玉国带领巡逻队12人，按照临时改变的路线，从南侧登岛，路过我军的设伏阵地，由南向北巡逻。

走到岛中部，快要进入苏军设伏的火力区了，孙玉国命令巡逻分队停了下来。

狡猾的苏军想等巡逻队全部进入火力区后再开火，没想到中国军队不走了，尽管他们离“死区”只有一步之遥。

孙玉国早知道对面林子里埋伏着敌人，自己已在枪口的瞄准之下。但他似乎也摸透了敌人的心态，故意与敌人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待看到江岸上的敌人开始行动了，这才神志自若地命令巡逻分队回头折向西南。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苏军潜伏部队在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部队即将离去时，无奈打响了第一枪。

孙玉国带领着巡逻队迅速在预定位置隐蔽起来。

列昂诺夫上校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切，顿时怒火冲顶。“命令，第一梯队按照第二方案，对岛上敌军发起冲击，务必全歼。”

8点零5分，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二十余人，沿着冰冻的江面，向着孙玉国率领的巡逻队的隐蔽位置冲了过来。

这股冲击部队沿正前方突击时，恰恰把侧翼暴露给于洪东率领的潜伏队。

“准备战斗!”于洪东断然下达了命令。

中国士兵一个个从树枝下，雪堆里露出头来，75反坦克炮，40火箭筒，机枪冲锋枪......红肿僵直的手指扣住了扳机，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敌人。

“50米，40米，35米......”

于洪东默默估算着距离，猛然一声大喝:“打!”

顿时，珍宝岛上枪炮齐鸣，宽阔的江面上浓烟滚滚，各种早压满怒火的轻重武器，一齐拼命地吼叫起来，密如飞蝗的枪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在苏军的头顶，脚下爆炸开来。

苏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江面上又无可依托抵抗阵地，惊慌中只能躲在装甲车后拼命地射击。

此刻，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开始发言了。密集的炮火，将苏军的潜伏阵地炸成一个浓烟包裹的火球，江面上的装甲车也被火炮击中，炸得人仰马翻。丛林里的苏军实在呆不住了，像群受惊的兔子似的窜向江面。

双方激战一小时余，苏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江面上遗留下苏军十几具士兵的尸体，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冒着浓烈的黑烟。

第一次进攻受挫，列昂诺夫并没有因此而气急败坏，岛上有中国的潜伏部队，这是他未预料到的，只要弄清了敌情，下面的仗并不难打。

他重新进行了部署，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导引冲击，牵扯中国军队的火力，由杨辛中校率一个坦克中队4辆坦克，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叉上穿插过去，切断江岸同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中国军队包围全歼。

3月15日9时46分，苏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苏联空军以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随即苏军又以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实施攻击，并以4辆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后方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

敌人逼近了，孙玉国、周登国率领的巡逻组先敌开火，将坦克后尾随的步兵打得全趴倒在江面上。

于洪东指挥着两架40火箭筒和两挺机枪也开了火，子弹打在苏军“乌龟壳”的钢板护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后面有一辆装甲车被40火箭筒命中，冒起了黑烟。

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无法登岛作战，导引的步兵被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进退不得，所以苏军坦克便不再前进，停在江面上，像一座座钢铁堡垒，不断用坦克上的滑膛炮向岛上轰击。

突然，于洪东身旁的贾玉明喊道:“排长，敌人坦克从后面冲过来了。”

于洪东回头一看，果然，4辆苏军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我国内河的岛西江叉上包抄过来。

于洪东心里一阵暗喜，来得好，反坦克雷场该发挥威力了。随即命令战士周锡金说:“用40火箭筒，敲它两炮，把他们引过来。”

周锡金熟练地装上射弹，瞄准第一辆坦克的侧甲板，击发了扳机。

“嗵!”地一声，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坦克的腰部，虽没有钻透，却震得坦克巍巍一颤。

坦克里面的5名乘员，由杨辛中校率领着正无所顾忌地往前突击，被这一炮也是震得七荤八素。他们狂怒地喊:“包围他们，一个也不准跑掉。”

坦克终于冲进雷场了，钢铁的履带呼隆隆地滚进着，进雷区了，碾上了，江面上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辆坦克履带被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30多吨重的铁家伙，顿时死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其余3辆慌忙逃回了对岸。

这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无后坐力炮班刚刚登岛，迅即在江边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岛上岸上的大小火炮、手榴弹，也一齐向这3辆坦克冰雹般倾泻下来，敌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板被炸得四处横飞。苏军坦克队形混乱，11时以后，中国守岛分队在岸上掩护分队的火力支持下，顽强抗击苏军的冲击。然而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40年代设计，破甲能力低，只击毁了装甲车2辆，未能击毁坦克。战斗中营长冷鹏飞负伤，孙玉国接替指挥。

被打瘫的第一辆坦克见同伙弃它自逃，慌了手脚，坦克里一名上尉站了出来，仓惶跳车，企图沿江岸逃跑，于洪东举手一枪，将上尉的脑袋打开了花，头上的毡绒帽子飞出一丈开外。

于洪东瞅准坦克射击的死角，疾步飞奔过去，跳上坦克车，拉开顶盖，将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

“轰隆”一声，这辆已经瘫痪的坦克彻底哑了;成了一块死钢铁疙瘩。于洪东当然不知道坦克里面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一位便是杨辛中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苏军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战区的皑皑冰雪已被炮火熏染成黑灰色。连当天正午的太阳也变得迷蒙、惨淡。

当天下午12时50分，苏军又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的防御阵地、边防站和后方桥梁猛烈射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100人，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

岛上的中国边防分队以近战开火的方式，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在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上开火，一再打退了苏军的冲击。15时30分以后，在中国江岸一侧的中国炮兵群加入战斗，以火力急袭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突然打击，击毙了苏军指挥官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

苏军指挥所里，列昂诺夫看到进攻再次受挫，准备孤注一掷，让七十余辆待命的坦克一齐杀过江去。

突然，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指挥所的头顶，指挥所塌了。列昂诺夫好不容易扒开压在身上的横木草苫，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他拖起被砸伤的腿，还没有直起身子，一颗流弹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地穿透了他的心脏。他活动的身躯凝固了，惊悸的神情停滞在脸上，眼睛里的瞳孔在逐渐放大，放大，生命的光亮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片阴暗的死灰。

列昂诺夫上校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

他在生命终结的一刹那，仿佛看到了死神扇动的黑色的翅膀，看到了瘫痪在中国领土上的那辆坦克，它将成为苏联入侵中国无法抹掉的钢铁罪证。

遗憾的是，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并不知道苏军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被击毙。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红星报》上才披露了列昂诺夫和杨辛阵亡的细节。

下午17时以后，天色转黑，苏军从珍宝岛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战斗就此结束。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上的战斗，是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万多发，并出动飞机36架次(未投弹)。中国方面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共击毁坦克2辆、装甲战车7辆，估计苏军死伤在140人左右(其中死亡约60人)。中国方面在当天的战斗中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技巧，伤亡仅有3(9亡12人，伤27人)。

对3月15日的战斗，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汊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给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了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

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他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

作为一场自卫还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都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一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战斗结果，都是比较成功的。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严寒条件下，面对苏军的先进坦克、装甲战车，毫不畏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灵活的战术，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作战中，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保证了反击作战的胜利。为了表彰黑龙江边防部队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一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为解放军代表作了发言。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的发言中，也专门讲了珍宝岛一仗。他说:

“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3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

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夕。

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边界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

对于1969年3月2日那场边境第一仗，交战双方都用摄影机记录了这场边境冲突，两部影片同时在伦敦上映。苏方在他们的影片中突出了送葬以及死者亲属悲切的场面。而中方的影片里则充满了那个年代的激情。

然而，事态还在发展。1969年8月13日上午，苏联方面出动直升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地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进行突然袭击......当中国的增援部队赶到现场时，戈壁滩上只留下了38具中国军人的尸体。

新疆铁列克提事件改变了美国的观点。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击败，将会危害美国的利益。”

珍宝岛事件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曾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

1969年6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开会，讨论国际形势，并商议对策。四位老帅的讨论极为保密。熊向晖是当年能参加会议的极少数人之一。四位老帅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四位老帅分析的结果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但是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趁着美国陷于越南的机会，在全世界大发展;苏联陈兵百万在边界上，主要是为了威胁中国，当然，中国要准备抵抗。他们建议:中苏边境，中国应在政治上揭露，采取进攻的姿态，在军事上防御。

于是，毛泽东以当年明太祖式的语言来回答莫斯科的军事威胁，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全民备战。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按照这个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乡居民也动员起来，挖筑各式各样的地下防御工事。

珍宝岛事件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包括减少在越南的美军和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向周恩来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即尼克松政府将:(1)无保留地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2)美国不支持不参预苏联旨在孤立中国的任何行动;(3)美国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对美方建议的回答只是继续通过华沙的大使级谈判。

10月10日，基辛格告诉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美国准备停止美台湾海峡巡逻。11月5日，巴总统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驻巴大使。两天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11月16日周恩来在一份送毛泽东的电报上这样写到:“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逝世。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亭广场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中国政府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葬礼。前往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下午，越南外交部向中国代表团转达柯西金的一个意见:他希望从河内飞莫斯科中间途径北京，希望在北京能够会见周恩来。

当柯西金得知中国同意他的要求时，他的专机已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调转机头的柯西金于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飞抵北京，在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周恩来会谈了190分钟。

柯西金说: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

周恩来指出，两国关系的当务之急是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提出解决边境冲突的三条原则: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表示完全赞成。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根据这次会谈达成的口头谅解，双方开始就边界问题举行副部长级谈判，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管道。

9月14日，周恩来着手准备中苏谈判。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该信提出了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具体措施。

9月17日，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议。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准备打仗是新的战略部署，要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国庆节期间，中国领导人相继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

1969年9月28日、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两国立即做出了判断，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与一次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8次、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苏联，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与相关数据。然而，与前七次核试验后举国连续热烈庆祝的情况迥异，一连数日，中国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此保持沉默，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通讯都没有发，好象此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条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该文指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谋求某项具体的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7日，林彪签发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作为战备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从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时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在珍宝岛一役后，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有位著名的学者说:“如果历史能够重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敢“视核弹如纸虎，老夫依旧上城楼”——因为他是毛泽东!

五、西沙之战

西沙海战的由来

在距海南岛180多海里的东南海面上，有一片岛屿象朵朵星莲，颗颗珍珠浮于万顷碧波之中，那就是令人向往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西沙群岛。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2平方公里，岛上绿树成荫，鲜花盛开，风光极为旖旎。

在西沙永兴岛的西南方，有7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岛屿连在一起，它们名字叫七连屿。这七个小岛犹如七颗珍珠撒落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璀璨亮丽。小岛上热带植被茂盛，自然风光独具一格。在蔚蓝的天空下，端坐在洁白绵绵的沙滩上，凭海临风，会让你忘却都市的烦恼，溶进这静谧安详的大自然氛围中，恍惚置身于世外桃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3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50年代和60年代，北越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承认中国对南沙诸岛享有领土主权。1956年6月15日，北越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在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临时代办李志民时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属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藜禄也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就已经属于中国了。”

1958年9月14日，北越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9月4日重申享有南沙和西沙领土主权的声明。越南教科书直到1974年仍承认中国拥有西沙、南沙群岛主权。从国际法来看，北越推翻美国在南越的傀儡政权而统一越南，北越以前的档案在今天仍具法律效力。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兵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至1973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

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

1973年9月，南越当局又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重申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容许任何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但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于1月15日至18日先后派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对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中国两艘渔轮挑衅，无理要求中国渔轮离开甘泉岛海域，并炮击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强占金银、甘泉两岛，企图作为继续侵占其他岛屿的据点。

西沙群岛地处南海战略要冲，不仅是我国西出南航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国际海上航行交通要道，历来为欲称霸者所垂涎。西沙之战虽小，但背景相当宏大复杂，牵涉到了当时中、美、苏三大国的全球战略，还有越南、中国的台湾。

1974年1月19日，西沙之战爆发当日，美军驻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就出现在南越霸占的西沙三岛上，而且在1月20日我军登岛作战中被俘虏。无独有偶，1月19日西沙海战激烈之时，南越军舰逃出交战海域、驶向外海也向美国军舰发出了信号，请求支持。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原本可以借机搅浑水、扩大事端的美军居然按兵不动、未吱一声。

美国当时面临的战略抉择是:因“西沙问题”支持南越大打起来与中国交恶，而损害刚刚形成的“中美连手对付苏联”大格局呢?还是拴住南越“走狗”发展对华关系以便遏制苏联?为几个小岛打乱从东南亚“抽身”的部署显然有悖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当时的环球大国博弈中，美国无疑选择了后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这个总体态势于我有利的关键时刻，中国抓住时机利用南越挑起战端之机，坚决击溃南越海军、顺势一鼓作气全面收复了西沙群岛。

1974年的南越当局铤而走险在西沙另启战端，还在于一是南越从美国手里接收了一批军舰，认为自己已经位列世界海军强国，轻视中国海军力量;二是一厢情愿地想以此拖住美国，不让美军从越战中脱身。而这却正犯了国际政治的大忌，只有主子指使奴才出手行凶的道理，没有奴才自作主张拉主子下水的规矩，凡这么干的奴才从来没有好报。朝鲜战场上的李承晚如此，今日的日本右翼和台独势力也不会逃脱这个结局。

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西沙海战

1974年1月15日至18日，南越海军的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共4艘军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它们在对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402号、407号两艘渔轮施行堵截围追等挑衅，无理要求中国渔轮离开甘泉岛海域，又向挂有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

1月17日上午，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登陆，下午又派兵强占了甘泉岛。

中国国旗被登岛的南越士兵扯下，守岛民兵的说理斗争不起作用......有关南越军队疯狂进行军事挑衅的报告呈送到了中南海。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周恩来、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央军委很快着手部署打击入侵敌舰，收复被其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

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击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奉命派出猎潜艇271、274号(称271编队)和扫雷第10大队的396、389号舰(称396编队)，于17日、18日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巡逻，海南军区派出4个民兵排，随海军舰艇进驻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281、282号艇(称281编队)驶抵永兴岛附近，执行机动支持任务;舰队航空兵和广州军区空军派出部分飞机支持舰艇编队行动。

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了!

在舰队航空兵掩护下，舰队编队于1月17日驶往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保护中国渔轮安全生产。

18日，扫雷舰389、396号也驰援永乐海域，加入巡逻编队;猎潜艇281、282号部署于宣德群岛之永兴岛，准备随时支持巡逻编队作战。

18日上午，南越驱逐舰“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再次侵入甘泉岛附近海域，冲撞中国407号渔轮，渔轮驾驶台被毁。

1月18日深夜，风高浪急。决心与保卫西沙的中国海军一较高低的南越海军，增派护航舰“怒涛”号赶到永乐群岛海域，与先期入侵的“陈庆瑜”、“李常杰”、“陈平重”3艘驱逐舰会合。

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1月19日清晨，与中国海军对峙了整天的南越海军，决心以军舰的优势，一举吃掉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海军巡逻舰艇，进而强占永乐群岛。“李常杰”与“怒涛”号率先拉开了海战态势。两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接近中国海军编队;而“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则从羚羊礁以南外海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中国海军扫雷舰389、396号将南越海军“李常杰”与“怒涛”号舰拦阻于广金岛西北海面，猎潜艇271、274号进至琛航岛东南海域，与南越“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舰对峙，形成分割南越舰艇的态势。

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的这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大的为1770吨，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为6000多吨，舰上共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火包50门。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而小的只的300吨，总吨位加起来只不过1760吨，还不足对方最大的一艘舰只的吨位。此外，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装备实力悬殊极大。

按照广州军区的部署，海军南海舰队下达指示，命令396编队进到广金岛东南海面，负责监视“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

各舰艇编队根据命令，迅速驶到指定海域。

10时22分，南越4舰同时向中国舰艇编队发起攻击，中国舰艇被迫奋起还击，各舰群近战歼敌，集中火力猛烈还击。与此同时，增援的281、282号艇由永兴岛向永乐战区急进，于12时12分加入战斗。

南越军舰见状，似乎并未把这些小吨位的中国海军舰艇放在眼里，“李常杰”号昂着炮首，大摇大摆地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与“李常杰”号面对面斗争的是中国南海舰队扫雷舰10大队的396号和389号扫雷舰队。“李常杰”号仗恃着自己的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猛撞向我396号舰，使396号舰的指挥台柱、左舷栏杆及扫雷器均遭到损坏。肇事之后，“李常杰”号径直从两艘中国军舰中间穿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7时40分和49分，南越“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舰先后以4只橡皮舟运送40多名官兵，强登琛航、广金两岛。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进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流血冲突。驻守广金岛的中国民兵虽然是第一次与南越正规军交手，但当他们奋起还击时，即毙敌1人，伤敌3人，使入侵者在遭到当头一棒之后，只得被迫撤退。

根据敌我双方的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军编队指挥所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

接到命令后，中国海军这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接近目标。

猎潜艇73大队的271、274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而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南越海军头目见状，立即命令拉大距离，以发挥自己远程火炮的威力。然而，中国海军虽说船小火力弱，一俟处于近战阵位，则令对手很难不挨打。两舰距离不断缩小──

中国海军舰艇居然已与南越海军舰艇船舷相接，令其饱尝了一番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的弹雨。

经过13分钟的激烈战斗，南越海军的阵脚完全被打乱了。

“陈庆瑜”号为南越海军的指挥舰，尽管它几次试图以炮火上的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艇和274艇则认准目标不放松，集中火力攻击它的主炮，并在战斗中击中其加强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的通讯中断，指挥失灵。“陈庆瑜”号见势不妙，拖着滚滚浓烟急忙逃跑。

271艇和274艇集中火力打敌指挥舰“陈庆瑜”号，396舰和389舰亦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使其受伤。

在274号艇不失有利战机，紧紧追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时，敌“陈平重”号为解指挥舰之围，从右侧方对我274艇进行拦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74艇的电舵突然发生故障，此时如不加以控制，无疑将要冲到“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中间，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274艇艇长李福祥一面镇定地命令转换人力舵操纵方向，同时指挥主机班由全速前进改为全速倒车，终于重新占据有利阵位。打得“陈庆瑜”号多处中弹，甚至甲板上的几个南越士兵和舰挂军旗也被炮火扫进了大海。

在396舰和389舰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时，南越海军的“怒涛”号为给“李常杰”号解围，向389号、396号实施偷袭。两艘中国扫雷舰立即调转炮火，对着“怒涛”号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它的舱面上。由于弹药舱被打中，“怒涛”号顷刻间爆炸起火。为了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脱，389舰继续紧迫不舍，继续对它进行猛烈的炮击。

值得一提的是，389舰是中国海军50年代的老舰，接到命令时，刚从工厂维修回来，甚至还来不及试航、试炮，便连夜开赴西沙参加海战。经过一番殊死激战，虽然南越海军“怒涛”号受伤而逃，但389舰实际上也是带伤追击的。389舰当时的指挥台已被敌炮火打坏，人员伤亡很大。但全舰官兵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坚守战斗岗位，英勇作战。

当海水从弹洞涌入弹药舱时，已身负重伤的战士郭玉东，脱下衣服扑向弹洞，保住了战斗所需的弹药。后来，他在腰部及两膝都受了重伤之际，仍然坚持为战友们运送炮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抢修被炸坏的发电机，副机舱内的5名战士，在硝烟弥漫、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坚持战斗，最后全部英勇牺牲......

就这样，389舰以压倒一切的大无畏气概，直向“怒涛”号逼驶而去。距离越来越近──

“怒涛”号虽然受伤，但自觉舰大能支，倒也有几分庆幸。可是舰上的士兵一见389舰的拼命架势，却不得不心虚的纷纷卧倒在甲板上。

到389舰离“怒涛”号只有十几米之际，水兵们端起机枪、冲锋枪对准其舰上的各战位即是一阵横扫，同时又投上去一连患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在慌乱还击中，有一发炮弹打在了389舰的两部主机之间，舱内顿时爆炸起火，并迅速四处蔓延。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在烈火中，共有6名战士牺牲，不少人被烧伤。但也及时扑灭火势，保住了舰艇。

389舰受了重伤，舰体发生倾斜，航行速度也慢了下来。

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舰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掉转船头向389舰袭来。

这时，389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了，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深水炸弹，准备敌舰靠近时给以沉重的回击。在低速下发射深水炸弹，很可能会炸伤自己，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海战中，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

装好深水炸弹的389舰向“李常杰”号冲去正准备发射时，我军396舰及时赶来支持。“李常杰”号害怕再遭痛击，急忙逃往外海。

见“李常杰”号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恋战，分别掉头朝西北及东南方向落荒而去。

“怒涛”号由于伤势严重，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这时，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所命令在琛航岛以东海域待命的南海舰队猎潜艇第74大队281艇和282艇出击了。281艇从有利位置全速接近“怒涛”号，仍然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10条炮管一齐猛轰，致使其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

海战结束后，经报毛泽东同意，中国军队乘胜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军队手中夺回被占三岛。

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974年1月19日，广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求参战部队和民兵立即发起收复永乐群岛中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

西沙永乐群岛中的这3座岛屿，是1956年被南越军队占领的。1974年1月20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分乘海军舰艇和渔轮向三岛开进。

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一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在收复甘泉岛和珊瑚岛及金银岛3岛登陆作战中，中国部队和民兵俘虏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也当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在保卫西沙群岛的战斗中，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67名参战人员受伤，我389舰被击伤。

西沙自卫还击战，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在远离大陆的领海进行的海战和收复岛屿作战。三个岛屿全部收复后，陆军在岛上构筑工事，架设电台，长期驻守，编队舰艇继续航行巡逻。海面上，帆影点点，螺号声声。晴空万里，海波不大，飞鱼跃水，海燕腾空。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白玉般的西沙海岛和蓝宝石似的南海，到处呈现出一片热烈的气氛。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悠悠岁月，南海诸岛留下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深爱，锻铸出隽永的海岛家园情怀。漫步披着月光的永兴岛，它就像屹立在大洋中的一艘航母，闪烁的灯光如一双双警惕、多情的眼睛，注视着万里海疆，期盼着南沙、曾母暗沙重回祖国的怀抱......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直到上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提出任何质疑。而自毛泽东去世后，风云骤变，中国实行收缩绥靖政策。然而，中国的妥协政策幷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开始变本加利地蚕食我南沙领土。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均提出主权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

从80年代起，岛屿抢占日趋激烈。菲律宾占领了4个。越南到1988年止抢占了20个岛礁。马来西亚则于1983年和1986年占领了弹丸礁、南海礁和星仔礁。80年代末，菲律宾空军在其占领岛屿上修建了飞机跑道。1991年9月16日，马来西亚也宣称将在其占领的南沙礁上建筑飞机跑道，还从本土运输泥土扩大其所占岛礁，建设成观光旅游点。越南也派人去南沙考察，建渔港，建灯塔。这些国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都是很神秘的。我们为祖国有这样一块蓝色的瑰宝而骄傲。然而，当进一步的耳闻目睹和调查了解后，世人开始明白了这块瑰宝有着越陷越深的尴尬与困惑。

首先是“生命线”的尴尬。海南岛建省办特区十多年来，海陆空交通迅速发展。从海口、三亚到北京、哈尔滨二三千公里之遥，乘飞机不过三四小时;到广州、深圳，不过五十分钟。然而，要想到本省内的西沙群岛去一趟，从海南岛到西沙，单程不过200海里，却要等待半个月才有一趟送给养的船，正常行驶也需要14个小时。

还有“西南中沙工委”的尴尬，中国渔政、边防的尴尬，但处境最尴尬的还是海南渔民，譬如在西沙群岛中有个赵述岛，岛上有50多位海南的渔民，都是近几年在南沙渔场上不堪忍受外国军警的抓、扣和枪击而撤退到这个岛上来的。

中国自1990年起，对南沙争议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导致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有600多口外国人的钻井台在作业，每年掠走两千万吨石油和其他资源。在南海被他国侵占海岛所控制的海域高达10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海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中国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企图以牺牲主权来换得和平不但拥有不了和平，反而两者皆失。

西沙海战的战略意义

1974年的西沙海战规模虽然不大，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势态却影响深远，堪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战争之一。

南北越签订了停战协议后，南越政府趁着陆战局势的稳定，积极展开在南海抢占战略要点的活动。南越政府的这一手确实很有战略眼光。

1974年1月，南越政府宣布要在西沙地区勘探石油，逼得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发表声明，重申对西、南沙的主权。但是南越海军的行动紧接着就升级，四天之后其战斗舰队就开到了西沙海域，以武力向中国挑战。

西沙海战及其结果，使中国和南越政府同感震惊与意外。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全局在胸、把握大势，应急而不仓促，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击溃南越军舰，适时迅速调集兵力坚决扩大战果，将南越霸占达18年之久的西沙三岛一举夺回。如果没有大智大勇、高屋建瓴的战略胆识和无畏气概，恐怕丧失的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海战，而是关乎南海态势格局的一次战略机遇。

所幸，毛泽东的巨手—挥，由此西沙海战成为一个经典战例。从19日10时30分海战打响，到20日下午登岛战斗即告结束，快刀斩乱麻，痛快淋漓。

浩瀚南海中的西沙群岛只是弹丸之地，但就是三十六年前在这弹丸之地的激烈战斗，产生了许多巨大而深远的后期效应。西沙之战的政治、军事经验对今天面对更加严峻挑战的中国和中国军队无疑都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西沙之战结束一年之后的1975年，南越西贡当局即告覆灭。西沙之战中我方如果失利，或者如果我方没有完全收复西沙，我国南海的战略格局将非常被动，而且处理起来更是十分困难。

因西沙之战面对猖狂的南越海军大舰刺激，我们的舰船工业开始了一轮大规模造舰高潮。1974年5月，西沙硝烟刚散，我国造舰工厂紧张开工。海军向当时的六机部提出将053K改为053H的对海型护卫舰立即上马。1975年2月“江湖”级首舰开工，当年开工3艘，完工2艘，交付1艘。至1980年12月，仅仅六年时间就交付海军14艘053H江湖级导弹护卫舰，我海军护卫舰的面貌为之一新。在西沙之战后，国防科工委根据海空军的要求，还确定了关于新型歼击轰炸机的战术技术要求，据此提出三机部用一个机型，装备不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嗣后，歼轰7等新机随后立项、开始研制。这也给那些中国经济“崩溃”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次海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海军的战略，建立了我国海军远离大陆作战的信心，逐步开始调整部署。南海舰队正式命名于1955年，初期只有一些小型炮艇和登陆艇，还有些渔船改装的小型武装巡逻艇。西沙之战后，新增添了护卫舰、登陆舰和柴电潜艇;70年代中期我国在广州建设了一个新造船厂，专门为南海舰队建造“旅大”级驱逐舰。可以说，从那时起，那湛蓝的南海更清晰地映入我国海军战略发展的视野。新的大型登陆舰的设计建造任务于1975年由海军提出。1979年第一艘072型(玉康级)两栖登陆舰建成，可运载250名陆战队员和2辆主战坦克。1992年第一艘072II改出现，由上海的中华造船厂生产，下水头6艘均配属给南海舰队。

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曾偷偷摸摸侵占南海岛礁，到90年代的大张旗鼓，再到目前的肆无忌惮，这种“胆气”由何而来?从《光明日报》驻菲律宾记者王传军的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端倪:“这些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一直倡导不实施强权。菲律宾借此判断，中国必须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不会对这些国家作出强硬的姿态。所以，菲律宾才会趁机加强其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

马来西亚只是在1979年才首次通过出版大陆架地图的形式，将南沙的12个岛礁划入自己的疆域。其理由是这些岛礁在其大陆架上。

文莱于1988年10月对南沙的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其理由是该礁邻近文莱......

这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心理。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给予菲律宾政客们的影响是认为中国会无原则地塑造所谓“大国形象”，会在领土问题上忍气吞声，于是得寸进尺，把事情闹大，何况背后还有仗腰子的。

媒体报导，菲律宾提出“海洋基线法案”涉及的黄页岛，菲方是1990年才开始动手的。而当时菲律宾动手的手法是用军队对付中国的和平渔民。

在钓鱼岛与东海问题上，2008年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后，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一是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二是在不损害各自法律立场的情况下，在东海选择一个区块进行共同开发。三是日本企业按照中国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参加春晓油气田的合作开发。

虽然事请已过去，但余波未息，人们的心难解，那就是中国的春晓为什么要日本来开发?而为什么不是中国与日本共同开发中间线日本一侧的油田?为什么对中国一侧的油田就能搁置主权争议，而日本一侧的就不能搁置主权争议?

正当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未了之时，我们却又看到了日本军舰到大陆访问的消息......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在6、70年代，美国在许多地区的军事干涉，都要考虑毛泽东的中国的态度，这就叫“强大”，说话才有人认真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魂”是毛泽东思想，它的“本”是人民群众。只要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永远有这个“魂”，又永远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那么无论将来经受什么样的风云，都将是无敌的。

六、解决香港问题

炮击英舰

1949年4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集结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北岸待命渡江。如果南京政府拒绝在北平谈判中拟定的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百万雄师将立即渡长江，捣毁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解放全中国。

正当大江两岸剑拔弩张之际，4月20日至21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

解放军在发动渡江战役之前，曾对中外媒体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国舰只于1949年4月20日前驶出长江水域，并严禁各国船舰于长江上航行。但老牌的大英帝国舰队近百年来在中国耍惯了威风，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势渐衰，已无往日的风光，但还是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他的军舰非但不撤，反而要逆水上行。

1949年4月20日清晨，长江江面十分平静。

大雾渐渐散开的时候，在泰州以南的江面上出现了一艘外国军舰，配属第二野战军第8兵团第20军渡江作战的华东特纵炮3团7连观察所首先发现了这艘军舰。

经辨认这正是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排水量约2000吨，装备有4英寸前后主炮六门和数门高射炮。

上午9时许，英舰已开到我7连3炮位附近，这时我下游炮兵对天鸣炮，警告英舰立即离开。

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少校，站在指挥台上，朝北岸我军阵地指手画脚对他的副舰长威士孰上尉说:“共军开炮是什么意思?”

“少校，我想他们是想让我们离开。”

斯金勒冷笑一声:“他们有什么权力让我们离开，真是天大的笑话，在中国还没有人敢这样命令大英帝国的海军!”

斯金勒确实很得意，1926年英舰炮轰中国四川万县，中国老百姓死伤无数。1927年，英、美军舰联合炮轰中国南京，中国军民死伤惨重，没有人敢出来与之论理，那时中国不过是列强们的半殖民地。

尽管此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还有五个多月，但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斯金勒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准备射击!”斯金勒下了命令。

“放!”斯金勒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咚......咚......”一串炮弹飞向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阵地。

紧接着我军炮兵阵地上响起了炮声:“咚......咚......”

有几发炮弹落到了紫石英号的舰边，江水中炸起一道道水柱。

斯金勒大吃一惊:“怎么中国军队竟敢还击?给我狠狠打，打!打!”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英舰马上加强了火力，炮弹呼啸着飞向北岸。

在斯金勒看来，只要再给中国军队一点颜色看看，他们马上就会退下去。

可是我军的炮火更加猛烈了，炮弹长了眼睛一般，落到了英舰的甲板和指挥台上，斯金勒傻眼了，马上下令:“快，开向南岸，开到南岸!”

紫石英号加大马力，转过舰首向南岸驶去，我军的炮火紧迫不放，舰身晃了一下，在江中搁浅了。

这一下目标成了死的了，人民解放军的炮兵越打越勇越打越准，炮弹雨点般地落下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到了指挥台上，“轰”的一声，斯金勒少校身子一歪倒下了，当场毙命，副舰长威士孰全身是血，身负重伤。

这时英舰升起了白旗，我炮兵3团停止了炮击。

紫石英号在遭到我炮兵重创之后，立即用电报向英国大使馆作了报告，英国大使馆马上命令英舰“伴侣”号和“黑天鹅”号，火速从南京和上海两地赶往出事地点，救援紫石英号。

眼看着英舰靠到了南岸，李安邦团长感到时机已到，便下达了开炮的命令。这时候炮3团的官兵，怒火中烧，炮弹雨点般地飞了过去，伴侣号的司令塔被击中，两门主炮被击毁。

罗伯臣中弹倒在血泊之中，他吃力地喊道:“快撤，快撤退!”

伴侣号开足马力向下游逃走了。

此时，在长江的下游，英军的旗舰“伦敦”号，正全速向上游驶来。英国海军中将梅登对他的伦敦号充满了信心，伦敦号排水量7000多吨，前后主炮12门，副炮8门，还有10多门高炮。

4月21日，梅登海军中将亲自乘坐旗舰伦敦号并带领驱逐舰“黑天鹅”，于21日晨驶进江阴江面，企图进入解放军防区，进行报复。特纵炮1团见状，鸣炮警告。英舰旁若无人，凭借军舰上武器装备的优势，向我炮兵阵地猛击，同时还向岸上民房发炮。一发巨弹刚好击中某团部机关，团长和团参谋长当场牺牲，其余四十多人负伤，我炮兵立即将凡有效射程能打到的炮，都调集向英舰还击，两艘英舰立即被打得浓烟滚滚。伦敦号舰长当即负伤，舰队副司令梅登也险些丧命，敌舰见我军力量强大，只得掉转船头逃向上游。

两天的炮战，英国官兵死42人，伤52人。黑天鹅号因伤重留在镇江以东的东面上，紫石英号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

1949年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并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这天，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4月21日这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就两艘外国军舰侵入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的电报发到了中共中央军委。

两个月前党中央刚刚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北京的西山，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建国要事，认真阅读了中央军委的电报。

毛泽东的决心很坚定，在复电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说:“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毛泽东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在胸中激荡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之情，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民保卫自己主权的决心和勇气。

紫石英号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期间，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当谈判还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藉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这一事件轰动了全世界。英国也为之震惊不已。事实上，中共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

一场引人注目的国际纠纷，就这样以英舰逃逸而结束。

几十年后，中国方面对外公布了紫石英号事件备忘录，其中明确写道:对于英国方面从南京调运60吨紫石英号专用油料，可任其调出。没有这些油料，紫石英号，根本不可能逃走。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没有相当一级的命令，如此多的油料。是不可能调出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接到了来自中央的不要拦截紫石英号出逃的命令。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紫石英号一开始遭到了炮击，而后来却可以从容地修理轮机，安然出逃的原因了。

自1840年到1949年，外国海军军舰可以随意进出我国内河，我国毫无主权可言。1949年长江江面炮击英舰的炮声，宣布我国维护主权的开始。由此可见，我国维护主权、海权的过程，实际是一个逐步把外国势力驱赶出去的过程。

最后一艘侵入长江的外国军舰的遭遇，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在大英帝国舰队服役过的下院议员约翰·倍顿说:“过去我们轻易的派遣炮舰至中国炮轰中国的城市，且不受任何惩罚，这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如此做了”。

当遭受重创的英舰带着伤亡官兵摇摇晃晃地回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以及香港殖民地人民对未来的新中国有了震撼性的感性认识。这也是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英之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当时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挥师南下的“四野”邓华部之15兵团于1949年10月17日到达香港的北部边界，中国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回香港。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而且大军压境后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当时中国的司令员曾传话给英国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对于中国发出的这种信号，英国人敏感地注意到此乃是“维持香港现状”的暗示，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契机，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英国就决定“率先承认”，并在《华侨日报》上以大标题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其实在1949年1月至7月间便大致形成了。据报载周恩来曾指出:“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毛泽东也曾用生动语言说留下香港，香港是下金蛋的地方，对即将进行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的作用。即为后来形成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

首先可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以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和平建设的安全环境，故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以考虑;其次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和沟通中外民间来往的“桥梁”;再次考虑到香港是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所以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非遥遥无期“留给后人”。这就充分说明，开国之初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主要是出于政治、经济而非军事上的战略考虑。

“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当时对新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变阻力为助力的上乘之策。

从冷战一开始，美国就以禁运作为对付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始于1949年，在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就确定了要利用经济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并要求英国配合，尤其是严格限制对香港的出口。香港历来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美国的要求无疑将大大损害英国利益。英国于4月5日作了答复，表示同意禁运军火，但不同意对其他物资实行许可证制度，认为这是一种“最后的措施”，只应用于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个别物资，如石油。即使对石油实行禁运，也要美、英、荷三国达成一致。

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和禁运的特殊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该会在其下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列出500多种所谓“战略物资”，规定为对中国禁运的特别账单——“中国禁单”，严禁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输入中国。

针对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决定，自12月4日起停止对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结汇输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用“先进后出”方式为主的易货贸易。28日，中国政府又宣布，决定清查和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美国公私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公私存款。

联合国对中、朝实行禁运的决议通过后，送达联合国会员国和23个非会员国，其中有些是和中国没有任何贸易往来的。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加以实行。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1951年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价值4.32亿美元，1952年下降到2.57亿美元。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对中国大陆输出最多的，1951年出口总值为2.81亿美元，1952年下降到0.91亿美元。

1951年10月27日至28日，21个国家的经济界人士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集会，成立了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其中中国委员4人。经过将近半年的筹备，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47个国家的471名经济贸易界人士(包括13名美商)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在会上表示，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不论它们与中国是否有外交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会议期间，中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在巴黎设立执行局。会后，一些国家先后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5月14日在北京成立，南汉宸任首任主席。

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前后，美国政府已经把战后继续实行对华禁运问题提上日程。美国政府预见到，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的主要盟国将越来越不愿意在对华禁运问题上追随美国。

不出美国所料，朝鲜战争结束后，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954年3月1日，英国政府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大幅度解除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

中国利用美国同这些国家在封锁和禁运上的矛盾，积极发展和这些国家，特别是和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瑞士、瑞典、丹麦等)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加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间贸易团体的贸易联系。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与英国签订了双方贸易货值各为1000万英磅的贸易协议，此后又与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芬兰、意大利等国签订了贸易协议。从1952年下半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回升，1953年比1952年与这些国家贸易总额增长了280%，以后每年都有新的增长。

另外，我国还积极同亚非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在中国政府争取进口的努力中，香港是一个主要管道。据美国海军部门的情报，从1950年7月1日到1951年11月30日，总共有330艘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一半以上(167艘)是在英国注册的或英商所有的，总吨位超过100万吨。美国对这一情况十分不满。1952年1月8日，艾奇逊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转达了杜鲁门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

香港要回归，那是早晚的事情，英国人不会看不到这个历史的趋势。当时中国的军队要是想进驻香港的话，绝对不会受到任何阻拦。但是毛泽东选择了放弃，从而使香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为中国和西方交流的窗口，很多物品和人员都是由香港辗转到内地的。如果失去香港这扇窗口，那才是封闭了自己。

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管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

当时，英国也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防止中国收复香港，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英国作为回报，不急于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有鉴于此，也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1959年毛泽东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在开展对外贸易工作的时候，为了保证由于“禁运”政策造成的资金安全等问题，中国采取了一些灵活的贸易方式。特别是通过港澳的特殊地位进行的转口贸易。为此，中国加强了在华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业务。1955年冬和1956年春在广州举办了两次出口物资交流会，1956年冬又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会议期间，均有大批外国商人与港澳商人参加，为发展港澳转口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1960年，周恩来总结过去10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必须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这一方针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在经济上，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

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从内地到香港，几乎没下过一场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极度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该工程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家举办，1965年竣工后不仅缓解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

可以看到，当年香港人民生活好，经济繁荣，正是大陆政策的作用。而自毛泽东去世后，一些公开报刊宣传当年因所谓的经济政策错误，导致了多少多少人的逃港，以证明毛泽东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错误。仅以最关键的水费而言，香港的淡水，水源主要来自于深圳水库，而深圳水库建于大跃进的1958年。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建设强大国家之际，即便用高价将淡水出售给香港，也是合理的。但是，毛泽东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深圳水库的水低价出售给香港。

而且，正是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使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没有挡住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外贸商品流通总额由11.35亿美元，增至32.08亿美元，先后和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同21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议。

但是，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一切似乎都变了。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又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态必须改变。”

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又说:“过去(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

这些关于“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的一系列说法，无非是想来说明他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只是，当我们了解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环境，这些“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的说法是什么货色就不难明白了。

当然，设计师也有另外的说法，譬如，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是这样说的:“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

1990年4月7日，他又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还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

从80年代大谈“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到了90年代却又说“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等等。“自我孤立”和“被孤立”，是完全对立、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何以如此自相矛盾?

不过，更奇的是，到了1991年，设计师又开始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

仔细研读这段话，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78年，邓小平上台之后，为了否定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推行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肆讲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自我孤立”，经济“没有多大发展”。

1989年“天安门风波”之后，世界各国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这种情形之下，邓小平改变了腔调，说“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

1991年，“天安门风波”后实行花钱买“稳定”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权“稳固”了，邓小平又再一次变调说“闭关自守不行”。

看来，历史在设计师的心目中可以如此任意的蹂躏，可以如此任意的戏说。

无数事实可以证明，其人、其事、其政策，实是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卖国贼人之所作所为。

再说香港。作为传统国际信道的香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特色理论指导下，

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变。这种悄无声息的巨变，意义深远。我们注意到，一大批的优质国有资产(资源)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巧妙的资本技术安排下，在香港完成了股东转换，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了。尤为严峻的是，其中，一些资产(资源)价值均被严重低估，有些甚至是被恶性低估了。以至于这些资产在上市后，有关上市公司市值连续翻番，有的竟然翻十余番，甚至数十番;我们注意到，香港不断出现奇怪的景观。股民排长队购买有关上市公司股票。一些个人要通过高层人士的关系获得内部配售。一些能人因为接近高层人士获得内幕消息而成为“股神”。近十年来，香港制造了一批又一批莫名其妙的亿万富翁。

一位资深香港金融专家曾经说过，一个好的金融中心，是一个高效率的融资和结算中心，对于资本得利必然有着基于道德的极为严厉的法律约束;一个差的金融中心，必然会放弃基于道德的严格法律约束，而敷衍于法律条文和程序。后者，就会沦为洗钱中心。因为，现有股东的资产议价暴利，必然源于原有股东的资产折让损失，这当中往往蕴藏着盗窃和欺诈等犯罪行为，专业机构往往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和帮凶。同时，新股东的暴利，瞬间逃脱了税务和外汇管制，成为了境外合法收益。这是经典的洗钱行为。

由此，我们不能不审视香港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各种金融机构、相关律师事务所、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等扮演的角色。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审视国内相关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很关心那些已经被上市的中国资产。它们在不久以前全部是国有资产，它们是红色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了，它们被上市了，被洗成了白色。它们或许永远也不再属于它们真正的主人了。

中英建交与香港回归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庄严申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鉴于香港、澳门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但是，“维持香港现状”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于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中法建交，此事曾极大地影响过中美、中英关系的改善。

在西方大国中，法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法国档案馆的文献室，保存有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份文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内容最简洁的建交公报之一。然而就是这个一共只有两句话的公报发表后，却被西方舆论比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战后的法国，对屈从于美国的处境并不甘心，从5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政府—直没有放弃发展法中关系的努力，以此加强它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

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以旅游者的身份首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在同富尔谈话中引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说明中法关系的利害所在。

言谈之中，毛泽东又对富尔谈起了他的词《水调歌头·游泳》。富尔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一句中，读懂了毛泽东的意思。回到法国，富尔借用这首词的内容，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取名《龟山与蛇山》，意思是中法之间应该像龟山与蛇山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主张中法建交。

富尔将这本书送给了正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后表示“完全赞同富尔的观点”，但是他又认为，当时的法国政府无法办成中法建交这件大事，因为法国得时时看着美国的眼色行事。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

从这以后，中法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

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处处反对美国控制，公开地与美国闹起了独立性。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开始与苏联分道扬镳。

特别是中法两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参加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道路，在反对大国控制方面又多了一个共同点。毛泽东与戴高乐都希望尽快改善中法双边关系。因为中国需要通过同法国建交打破美国的封锁，进而扩大同西欧国家的联系;而法国也需要同中国尽快建交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和声望。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加紧了法中建交的步伐，他派富尔作为特使，再次访问中国。

1963年10月21日，富尔经香港从深圳入境。他对迎接他的中方官员说:“我是戴高乐的特使，我是代表戴高乐跟中国领导人会谈，而且有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

这封戴高乐的信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很独特的。因为中法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写信，所以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但是这个内容是让中国领导人看的，这个信件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授权书，但是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这次来是代表戴高乐来跟中国领导人探讨建交问题的。

中国政府立即给予富尔高规格的礼遇:从广州出发，加挂了专列车厢，到达北京，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分别会见了他。

建交谈判主要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和富尔之间进行，谈判一开始，富尔就明确表示:十四年来法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这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

周恩来说:比如说法国的蓬皮杜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蓬皮杜在某一个外国的扶植之下，在法国境外成立了另外一个法国政府，我们中国是不是可以因为和蓬皮杜有一段关系而不承认戴高乐政府，而承认这个蓬皮杜政府呢?或者是两个都承认呢?你法国能不能这么干?

台湾问题成为中法建交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而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也对北京的这场秘密谈判有所察觉，并坐卧不安。蒋介石亲自出马，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近数日外电频传，法国正考虑承认匪共”，“我军民尤感惶惑不安，将使我士气民心受到严重打击”。蒋介石希望戴高乐能在他“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也对法国施加了更多的压力。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法建交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为促成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中方决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适当照顾法国方面的困难，于是周恩来提出了新的建交方案。提出在内部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导致法台断交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发表，法国成了世界上唯一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事先宣布同台湾断交的国家。

北京和巴黎决定互换大使，建立官方的关系，中法建交的消息在东西方世界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

美国居然给法国发了一个正式的照会来抗议，抗议法国和中国建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很多的国家都在欢呼，都非常赞成中法建交，要求其他的国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仿效法国，都来承认中国。所以1964年这一年，非洲就有刚果、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贝宁这五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还有北美的加拿大都表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但是这些国家究竟还是鉴于美国的压力，没有在当年和中国建交。

此时，英国也曾几次向中国试探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的可能性。

本来，在西方大国中，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合法政府，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有调查表明，中国解放时，英国在华的投资有11到12亿美元甚至更多，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1/3，居第一位。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给中英两国高层领导人提供了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英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艾登就互派代办达成了协议，两国政府还就此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从此中英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建交”外交关系。

但是，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追随美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台湾的国民党集团，这是两国关系停滞不前的原因，也是两国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的最大障碍。

1961年，在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英国一方面投票支持苏联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议案;另一方面它又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这个提案说，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要问题”，需经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国才能算数。

第二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与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在日内瓦会议上相遇。霍姆问陈毅:“在上届联大我们已投了你们的票，我们需要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英互换大使呢?”陈毅外长回答说:“投一次就够了，但必须是全票，而上届联大英国只投了中国半票。其实英国不投苏联提案的票也可以，只要英国自己提出一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全部合法权利的提案，中英马上就可以互换大使。”

可是，直到60年代末，英国也没有能够迈出这一步。

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于是中国打破沉默，在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收复香港，原则是坚定的，但在收复的时间和方式上，又是灵活的，“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灵活性的体现。

英国殖民者自占领香港后，一直都不把香港人当人，也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直到5、60年代依然有对香港居民的暴力镇压。但是，70年代后，它们对香港同胞忽然“文明”起来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强大——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1970年6月，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换了主人，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是保守党领袖希思。希思根据当时天下形势，认为中国是“觉醒了的巨人”，是世界上新兴的力量中“最大的力量”，主张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尽可能地密切。

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英国。中美关系趋向缓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包括英国可以无顾忌地同中国发展关系。就在这一年，英国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反对美国的提案，中英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终于水到渠成。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定。

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5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

同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立场与要求，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由于制约香港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谈及:香港前途必须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会谈时，两人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表明毛泽东生前对香港的回归已有较具体的考虑和安排。

当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再现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思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原来，坐在影院的人员居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世时就定下了的。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两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

在这次会见前后，英国两党都对1997年无条件平稳交接香港不持任何疑义。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去逝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几经交锋，中方最终做了让步，其中附加了一些具体条款。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而这一承诺也就成为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香港问题的理由，俨然是半个宗主国的身份。“五十年不变”及香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也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泽东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当时的中英建交，1997年香港的回归就缺乏必要的基础，甚至是回归祖国大陆还是台湾都未可知。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完成祖国统一的根本保证。香港回归是这样，两岸统一也离不开这一点。

毛泽东的中国，强大的不仅是拳头，而且是志气。

毛泽东的中国，强大的不仅是志气，还有智慧。

美国用封锁做武器，毛泽东的中国就把英国人占领的香港作为了打破封锁的缺口，一个中国人的“卡萨布兰卡”。

第十二章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与实践

一、抗美援越——打破“两极世界”

突破两霸包围的“抗美援越”

1945年，日军投降，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

法国不甘心失去昔日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试图重新占领这块前属殖民地。在越南，法国遭到了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民族独立运动的顽强抵抗。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法国拒绝予以承认。胡志明的游击队以越南最北端中越交界一带为基地，在武元甲的领导下对抵达越南南部的法军发动攻击。在接下来的8年中，一场残酷的战争席卷整个越南。尽管有美国帮助，法国人还是没能战胜越南。到纳瓦尔接掌越南法军时，法国人已经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和大量的军费，大部分法国人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

1953年，远东地区的局势发生转变。此时，朝鲜战事已经结束，中国决定为越南提供大力援助。

此前，胡志明于1950年4月访问北京，与中国商议的结果是:由中国向他提供各类武器及军事教官，支持对法国人发起的奠边府战役。中国在越南并未直接参战，但有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以确保越军正确使用中国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至少有一个高炮团参战。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惨败，宣告了法国在越南统治的结束。法国被迫签订《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为界，越南北方获得解放。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撤走，美国乘机插手取代法国殖民者的地位，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傀儡政权，并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派遣顾问，为南越建立起拥有三十万人的军队，企图进而控制整个东南亚。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随后由各地游击队统一而成的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建立起来。

1964年8月，美国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制造战争挑衅事件，这是美国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在这个过程中，有多个国家参加了美军的军事行动，奥地利军人达到7672人，新西兰为552人。有数千加拿大军人曾被编入美军，由于加国政府一直对外保密，没人知道详细数字。但有一点很清楚，越战期间有56名加拿大士兵战死。韩国向越南派兵先后近30万人。西德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秘密地向南越派出了2500名德国军人，包括120名飞行员，这些飞行员驾驶美国空军飞机直接参加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除了英国和西德以外，荷兰、比利时、希腊、丹麦和土耳其都派出医疗队参加了越战。西班牙也派出了一个13人的专家小组。菲律宾只象征性地派出了工兵部队。泰国由于害怕战火波及到自身，在这场战争中十分卖力，1967~1969年共向南越派出了6个步兵营、3个炮兵营、两个旅级司令部和其他分队。后来又将一个“黑豹”步兵师投入到越南战场。

这次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越南的战争为什么不是联合国军?这是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反对对越南的打击，因而决议无法通过。

1965年3月，美国在岘港登陆，正式派遣地面部队参加侵越战争，把侵略战争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1968年1月底，越南南方军民发起春季攻势，历时45天，歼敌15万。到1969年，南越4/5的土地已解放，美国局部战争战略遭到失败。

在美国国内，反战运动也日益高涨，尼克松提出了美军逐步撤出越南的“战争越南化计划”。结果，美伪集团在战场上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被迫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简称《巴黎协议》)。这标志着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73年3月29日，美国从南越撤出最后一批军队，从而结束了对越南将近10年之久的侵略战争。

美国撤出越南南方以后，阮文绍政权破坏《巴黎协议》，拒绝实现民族和睦，蚕食越南南方解放区。1975年春，越南军民发动春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越南南方，彻底摧毁南越伪政权。至此，越南人民坚持十四年之久的抗美救国战争胜利结束。

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二次大战后最激烈、最持久的战争之一，是弱小国家战胜大国侵略的又一个光辉范例。

冷战时期发生在中国南大门的这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惨烈和改变国际格局的战争，不仅仅是越南人的“反帝救国战争”，正如朝鲜战争不仅仅是朝鲜人的“反帝救国战争”一样，它也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卫国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当时为了“抗美援越”所发展的一套理论、策略、战略、战术，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战争艺术和非凡的胆识魄力。正如1965年5月25日周恩来对主持援越工作的罗瑞卿、杨成武、李天佑所说:“过去我们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卫国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越南就是加固我们的南大门啊!”

当时，中国面临美苏两霸的包围，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选定了之后，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自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后，法国撤出越南，美国取而代之，介入越南内政，越陷越深。这就埋下了十二年后中美在越南较量的伏因。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

越南和印度支那成为冷战时期60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最终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着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着可能同时同美苏翻脸，意味着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而且，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战略后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所以，毛泽东当时面临着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

但是，毛泽东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那些“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泽东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对中国而言，越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为了保障东北国防安全，抗美援朝。基于同一考虑，抗美援越，不惜以任何代价也要取得全面胜利。

中国在越战前及至文革期间，国际形势是中国处于美苏两霸南北夹击中。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为此，毛泽东首先从理论上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在60年代初，即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并初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同时，鉴于朝鲜战争血的教训，中国直接参战，牺牲太大，而且会冒同美国直接开战的危险，毛泽东最终选择了1954年“抗法援越”的奠边府模式，间接参战。当然，如果美军敢于跨越十七度线，深入北越，则将改用“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愿军直接参战。结果，自始至终，美军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国自抗美援朝所取得的战略威慑，保证了北越的安全。

当时，中国表达这样决心的言论，多得不胜枚举，现仅择录有代表性者如下:

1964年8月3日，中国政府针对北部湾事件严正声明说:“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1965年春以后，美国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1965年4月，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转告中国对的政策。1966年4月10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也正是下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彰显出的伟大民族气概才使得美国不敢对我们中国轻举妄动: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1967年12月19日，当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周恩来还通过外交途径告诉美国，打仗可以，但是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否则中国出兵。这是不是个空头支票不知道，反正美国真的像是司马懿怕了诸葛亮，硬是不敢越过北纬17度。这样，北越军队有胜无败，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几年下来，美国实力消耗严重。

事实上也是，当美国统治集团决定在越南逐步升级时，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中国可能出兵越南。为此，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为主的各情报部门奉命大力展开对我国情报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

由于对中国的顾虑，60年代，美国在侵越战争中的升级始终以不引起我国出兵为决策界限，包括海防布雷在内。

1966年6月，毛泽东、中央军委应越南政府邀中国军队入越参战的请求，派出优秀的中华儿女跨过了南疆。这一战，时间跨度历时五年。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秘密仍然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的入侵，先后出动了32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的家乡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共产党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四年后的1979年2月，中越间发生了著名的“边界自卫反击战”，当年的生死战友兵戎相见，不少当年援越的中国军人再次进入越南，战场从边界一直越过了曾经牺牲并埋葬着那些中国军人的地方......

当然，也可以说，毛泽东对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包括他的飘忽机动、变化莫测的游击战术。美国驻越南美军最高统帅韦斯特摩兰〔WilliamC.Westmoreland〕将军事后曾不无遗恨地回顾说，“我统率下的美军在越南打胜了每个战役，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可见，游击战是现代化美军的克星。

进来容易，出去难。美国不但要其数百万大军(武装部队加后勤部队)安全地撤出，还要体面地撤出，真是谈何容易。尼克松想到了中国。政治是很现实的，如果不是中国在背后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谋深算的尼克松怎么会屈尊就驾，不远万里跑到北京去向毛泽东求教、求救?当然，毛泽东帮助美国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要的价钱非常高: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把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

这些都在毛泽东与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和《上海公报》中得到了体现和谅解。

越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端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断然放弃“一边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毛泽东提出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

第一，“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1966年7月1日，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军事机构。10月，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北约总部从此由巴黎迁至布鲁塞尔。1968年9月13日，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个时期，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新理论。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并能产生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继续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从而顶住了美苏的孤立政策，赢得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

第二，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首先，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失败。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在1960年接见非洲外宾时作了形象比喻: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所以美帝并不可怕。其次，苏联的霸权主义没有出路。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

第三，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

第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

第五，中国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将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这一时期他在国内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旨在探索本国建设道路的“十大关系”。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表现的尤为强烈和迫切。

曾任毛泽东秘书兼英文老师的林克在回忆毛泽东读书的特点时说:“毛泽东读书和别人不一样，他往往把读书和现实社会或历史哲学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而且“他的看法有时和常人截然不同”。“有一次，他问我:你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问得很突然，我一时答不上来。”

林克回忆说:根据公约规定，1949年8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原设伦敦，1951年迁到巴黎，1966年法国退出该组织的军事机构后迁至布鲁塞尔。北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长期以来，北约一直自称自己是一个“集体防卫性军事组织”。但是，就在北约签订50周年之前的第11天，即1999年的3月24日，却公然向南联盟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欧洲第一次进入了战争状态，也是北约成立五十年来首次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非北约成员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预，从而也就第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北约的侵略性真面目。可是，在四十多年之前，在北约的真面目还远未暴露出来之时，一般人又怎能说得清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但是，就在那时，毛主席对它却有极其深刻而精辟的分析。

林克是这样回忆的:“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防御性的，也是侵略性的。他说，假如我们强大起来，他就可能是防御性的，因为他怕‘共产主义细菌’，如果我们尽出波、匈事件，那么就可能是进攻性的。”

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再来品味这段话，不能不深深感到毛泽东的预见是富有远见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中，实力遭到削弱，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则乘机加紧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

197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26周年的电报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就指出:“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和夫人等贵宾。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参加了会见。

这次会见，毛泽东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的这几段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而提出的一个精辟的新论断。

按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大多数东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属于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使其中的许多国家蜕变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家，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但这没有改变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毛泽东一贯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在这一斗争中才可能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自1968年苏联侵捷后，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逐步改善。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领导人互访的增多。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访问期间，中南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所发表的中南新闻公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建立在平等、独立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会见了比耶迪奇，赞扬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不怕压迫，象铁一样坚强，并多次问候铁托总统。

可见，毛泽东划分世界政治的基本方法不是“非此即彼”的机械论。战后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国家长期存在、先进性和共同历史任务的重要论断，早在1958年9月同巴西记者马罗金、杜特列夫人谈话中就有充分体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他说:

“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

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当马罗金问道“民族主义国家的第三种立场可以长期维持吗?”毛泽东回答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够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

对于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的立场是不是正义等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但是，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苏联同美国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这种划分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它们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毛泽东把美苏划为第一世界，点明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就使人们比较容易看清这个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苏争霸。这样，反对美苏称霸，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任务就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面前。

反帝反霸，这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其突出成果是中法建交，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对日本，通过民间外交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时，毛泽东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第三世界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其中原因除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之外，还由于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随着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增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在联合国成员国总数中拥有2/3的席位，从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构成了稳定的多数，这对于打破由少数大国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1974年，在第三世界的推动下，第29届联大又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列人议程，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了讨论。接着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民族权利，同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今后的工作。这些决议坚决维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有力地支持了阿拉伯国家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大会从1970年起，连续4年拒绝接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的全权证书，并且在1974年第四届联大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大会主席的裁决，拒绝南非代表参加大会工作。这些例证充分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不仅在联合国和世界政治生活中争得了发言权，而且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70年代以来，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尤其是苏联的全球扩张战略，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互相配合，有力地遏制了霸权主义的扩张势头。例如，在中东“六五”战争之后，苏联抓紧与美国争夺中东。它打着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幌子，企图控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并且同美国一起，在中东维持“不战不和”的僵局。苏联的这种立场，引起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警觉。1972年7月18日，埃及政府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并且接管了苏联在埃及建立的一切军事设施。这是对苏联在中东扩张的一个沉重打击。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海洋霸权斗争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超级大国为了掠夺别国海洋资源并进行军事活动，竭力强行规定别国的领海宽度和管辖范围，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决反对和抵制。1970年，已经宣布领海为200海里的9个拉美国家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领海会议，通过了“蒙得维的亚海洋法宣言”，指出各沿岸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地理地质特点，根据调节海洋资源的存在以及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确定本身的领海主权和管辖权的范围。在这之后，拉美国家又和亚洲国家互相配合，决定扩大领海范围的国家进一步增多，直至扩大到了整个第三世界。它们同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实行强权政治，为所欲为的局面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

1974年4月10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观点。邓小平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的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撰写，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因而可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它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始闻名天下，走向全世界。中国这个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反殖反霸，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与穷朋友就更接近更联成一气了。毛泽东因此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仰与尊重，至今深深怀念。新中国也因此在全世界赢得了众多朋友。

毛泽东从50年代面对美苏两大阵营，开始倡导“三个世界”理论到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呕心沥血，当世人尚“不识庐山真面目”之际，世界按毛泽东的构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日世界的多边态势难道不是毛泽东所奠基的吗?今日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国际条件难道不是毛泽东所创建的吗?那些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专利的人岂不知毛泽东毅然抛弃苏联模式是改造中国的大改革，紧紧握住伸过太平洋的美国之手是改变世界的大开放，难道只有把人民财产改变为一小撮人的私人股权，“握住小姐的手，心跳九十九”才算是改革开放吗?!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仍然是分析当代世界诸矛盾的有力武器。苏联等十六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瓦解，但俄国仍是世界大国，其军事、经济力量绝不可忽视。美国无疑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欧盟、日本羽翼日丰，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虽然第三世界的佼佼者中国、巴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已今非昔比，但仍然是资本、技术的输入国和列强角逐的市场。日本具有世界一流的电子信息技术，掌握反导技术易如反掌，依托其高技术军力，和美、欧争夺资源和市场已见端倪，日本派兵伊拉克名为帮美，实为插足。中东地区是美日欧经济的生命线，是世界列强角逐的重心。中亚地区是当今美、俄、中、欧、印，伊斯兰世界利益交汇处，大国必争之地。台湾已降格为美国和中国讨价还价的一颗棋子，轻易不会放弃，但绝不会为此和中国大打出手，因为大陆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是牵制俄国、欧盟、日本的重要“伙伴”。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大概十年内不会消失，这是伊斯兰世界部分民族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又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极端产物。如果毛泽东健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理应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实践

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一北一南两场与世界头号霸权较量取得了胜利的结果，奠定了我们民族近五十年的和平环境。

这一时期，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帮助其从越南脱身，并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毛泽东作为一位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做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毛泽东的这一著名的战略思想，一方面把着眼点放在两极体系各自的内部矛盾和分化上，另一方面则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放在一个世界。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70年代的中国建立了一条包含美国在内的国际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有效地遏制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从敌对走向缓和。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摆脱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一条线”从70年代初一直坚持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亦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此“一条线”被所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战略所取代。

同时，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他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处于美国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看作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

第二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从当时经济上看，它们的实力远不如两个超级大国强大，但又都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比第三世界国家要富得多;从政治上看，它们同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盟国，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因此，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曾经侵略、欺负过其他国家，有的老牌殖民帝国至今仍然保持着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因此，它们同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同第二世界建立平等的关系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规律起作用，第二世界国家同美国、苏联之间的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再加上美国、苏联对第二世界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控制与干涉，甚至以战争相威胁。这就使得第二世界的“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毛泽东曾提醒西欧国家领导人说:“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苏联在其东欧盟国派驻大量军队，摆开同美国争夺西欧的架势，还在欧洲南北水域向西欧包围。在远东，苏联也保持着庞大数量的军队，这既有对付中国的一面，也有对付美国和日本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世界国家要想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之外，有必要加强第二世界国家之间以及同第三世界之间的联合，以便反对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截至1975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除美国外几乎全部同中国建交;中国还同欧洲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互派驻对方的正式代表;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拉三大洲的4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除继续保持同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大幅度改善。

总之，整个70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不过，尽管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在大轮廓的大变化中，也有始终未变的基本政策和观点，这些政策和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精华，即:

第一，独立自主，自强自立，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容侵犯是放首要位置的。

第二，为新中国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始终一贯的国家目标。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最大利益”，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从实践上来看，毛泽东三个阶段的国际战略无不是以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为目标的。

第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相同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第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纵观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变化，注意分析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依此精辟地概括国际格局，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这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形势的发展，制定出战略策略并不断加以调整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

第五，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策略手段。毛泽东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中，很注意在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同时抓主要矛盾，结成统一战线。

60年代开始的援越抗美是这个战略调整的切入点，随着战争的结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自毛泽东去世后，这一战略结局发生了令人眩目的变化。

客观地评价抗美援越这样大幅的历史画卷，有不少眼障，其中最大的眼障就是意识形态。这不限于美国，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抗美援越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去世了。

至于中国官方，则一直贬低这场战争，不把它看成是中美继朝鲜战争的另一次战略较量，不把它正式算成另一次中国的对外战争。在目前解放军战史上的地位还比不上邓小平领导的1979年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与文革一样，成了人们伤痕的对象。当然，最主要的是向美国和西方的“一边倒”，再谈这种事，有伤和气，不利邦交。

毛泽东晚年决策的抗美援越战争，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政治智慧、战争艺术、胆识魄力的最高度发挥。然而，1981年6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经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一反帝事业仅用了不到七十个字来加以概括:“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到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其中与越战有关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可是，美国人是崇拜实力的，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会同你商谈如何安排国际格局这样的大问题吗?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级的元老政治家毛泽东。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过去的旧中国一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越战后却走上了国际舞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的作用。从此，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对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援越抗美战争，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的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在90年代讲过一段话，他说: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国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引用别人所强调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晚年以越战为突破口，打破美苏的围堵，为中国人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为千秋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然而，历史充满了矛盾，《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说他晚年犯了重大错误，说他晚年不谨慎了，使国家陷于动乱。

抗美援越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其国际收支开始恶化，世界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1971年美国外贸首次出现了逆差，储备黄金开始大量外流。1956年的黄金储备是218亿美元，1969年又下降到103亿美元，1971年再下降到90亿美元。1969年10月，美国首次爆发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1973年12月到1975年4月再次爆发了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貌似强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由强变弱，其霸主地位开始动摇。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美元——美国印刷的“绿色纸张”走向世界。美国的如意算盘是:美国出口美元，收购它国的资源。一个很好的国际贸易“等价交换”。

那么，谁会拯救美国?谁又将成为美国废纸的收藏家?

来看看毛泽东逝世后，1979年邓小平发动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和朝鲜，分别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南北两端，是中国海防的两把锁。反之，两国一旦被他国控制，就会变成咬住中国的两颗毒牙。美国战后在亚洲的两次战争发生在上面两个国家，针对性非常明确。可以说美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对手进行了两次正确的战争。可惜遇上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上一切全都变成了错误。经过50年代抗美援朝和60年代抗美援越两次对外作战，我国始终牢牢掌握住这两把锁。而1979年开始的中越南疆之战，前后10年，彻底放弃了毛泽东、周恩来既定的策略，十年对越作战，彻底把这个战略棋子打没了。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

1979年3月5日解放军全线后撤。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中国的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属于见文不露面的人物，其文却常有轰动效应。进入2005年不久，一篇刘亚洲在2002年的演讲稿《信念与道德》流传出来，其精彩程度无以言表。关于1979年越南战争的起因，刘亚洲是这样告诉部下的:

“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

另一次就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1979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刘亚洲在这里说了真话，那场战争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中国打的就是一场代理人和投名状性质的战争，无论从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映还是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骗得了国内的老百姓一时，骗不了一世。其实，邓小平的对越作战，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越南就是邓小平需要借美国的外势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平衡美苏，攫取最大国家利益。小小越南，久拖不决，其目的是对内为了几大军区轮战，借机对军中势力进行大面积的调整，从而逐步取得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为最终取代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条件。也许，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大国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有多大能力参与国际事务以及避免外国势力介入国内事务。中国彻底转向美国后，苏联开始单独承受美国的压力。苏联于1991年年宣告解体。苏联自身的问题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是没有来自中美长达十年的压力，苏联不至于衰落的如此快。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无可避免的衰落了。

毫无疑问，1979年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它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在全球帮助它遏制共产主义的伙伴。中国牺牲了自己，拯救了美国濒临破产的市场经济，并一步一步成为了美国废纸(美元)的收藏家。

1972年中美和解，实质已经打破了巴黎统筹对我国的封锁，我国从西方进口了一批武器和高科技设备。苏联衰落后，美国重新启动对我国的武器和技术禁运(WTO，仅仅得到鞋子裤子之类的贸易机会，高技术设备仍然禁运)。此后，美国开始敲中国。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轰炸我大使馆，2001年，美电子侦察机入侵我国南海......

毛泽东时代，南北朝鲜的北纬38度国境线，南北越南的北纬17度停火线，中国都是决定力量。而如今，政策失误以及外国势力的渗透使新疆、西藏问题日趋复杂，台湾危机更是处于起火的边缘。以前，中国的外交斗争在美国的后院拉美，而现在美国却逼近中国的战略腹地新疆、蒙古。东北方面，韩国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美国化。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几乎和1931年日本入侵前一样恶劣。

南海，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前是从来没有争议的，但自1979年对越战后，80年代，南海出现了美国的影子，南海的问题也开始复杂起来。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也一反过去惯例，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此后，日本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8、90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

就在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19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小平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身象瘫了一样。”

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

就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

而在1972年9月25日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特别指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

毛泽东的眼光之深邃，或许我们至今仍不能领悟，虽然这三十多年，客观的事实让我们有所醒悟。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战略眼光一般人当时都不大理解，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一旦灾难降临，大家依然会想起他来。

二、“五二○声明”——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

毛泽东的声明

毛泽东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在他的著作中有大量赞美中华民族的词句、诗章，毛泽东坚持不向西方低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繁荣而奋斗终生。但是，毛泽东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对亚非拉人民反帝反压迫斗争发表的许多重要声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美援越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1961年5月至1965年2月，美国在越南进行所谓“特种战争”期间，1963年8月28日，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声明。胡志明声明后的第二天，毛泽东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说: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持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毛泽东这个声明全文发表在1963年8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南越形势发展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政府企图扭转南越军事形势的种种努力，已一一付诸东流。

毛泽东时代所发表的这类声明、声援，多得不胜枚举。据范文同事后回忆说，中国的这种战略保证和精神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勇往直前战斗和战胜美国侵略者”，成为他们进行持久战的精神力量。

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1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52所。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再次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持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求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是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上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占领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何等的气势磅礴!

今天中国的“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追溯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的“民权法案”也是斗争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持，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持。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60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声明说: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毛泽东这个声明发表在1963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8月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次25万人的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并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由此，美国当权者也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不会听毛泽东的。

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在毛泽东这个声明发表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1968年3月，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中，途经田纳西州孟斐斯城时，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至4月4日逝世。这位曾经获得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牧师，一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抗争种族歧视，所以，枪杀这样一位善良的宗教人士，立即就引发了全美国的抗议，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暴力行动。马丁·路德·金逝世后，有5000多黑人参加了送葬仪式，遗体归葬于他的家乡亚特兰大。

4月16日，毛泽东为此发表了第二个《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声明指出: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对美国黑人政治上大翻身充满热烈期望。

1968年5月31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我国邮电部发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邮票，全套1枚。邮票的左半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的最后一段:“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支持!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右半部分是1963年8月8日，首都人民群众举行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群众大会时，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示威队伍挥手致意的形象。

毛泽东时代所发表的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中的谈话声明很多。譬如196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文，就是根据毛泽东与记者谈话而来，文章严正指出:“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当然，在毛泽东众多有关国际问题的声明中，最具震撼力的是1970年5月20日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震撼世界的“五二〇声明”

1970年3月18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美国策动这场政变，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其在越南南方的败局。

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得知此事时，心情十分沉重。

3月1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废黜他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毛泽东还说“:要让他看到光明前途，看到抵抗必胜!中国应当首先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3月19日上午11时，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一行由莫斯科乘飞机来到中国，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机场以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这对心情不安的西哈努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西哈努克在北京很快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柬埔寨军民抵抗由美国扶植的朗诺叛国集团。

4月24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老挝爱国战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和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

4月25日，会议发表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揭露并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印度支那地区的野蛮罪行，宣布三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号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全面胜利。

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企图通过发动直接战争，镇压柬埔寨人民武装和“清除”在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并进而把战火烧到老挝境内，截断越柬之间著名的陆路通道———“胡志明小道”及越南北方通向南方的运输线。

但是，美国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非但没有摧毁“越共庇护所”，反而将坚持民族独立、主张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推向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前沿，激起了印支三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开展抗美救国战争，使印度支那三国的战场连成一片，从而使自己陷入到更大的困境之中。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西哈努克作为贵宾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登城楼之前，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详细询问朗诺这个人的情况，了解亲王的抵抗运动，以及柬埔寨的形势。

毛泽东握住西哈努克的手亲切地说:“我宁可同你这样的爱国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

西哈努克十分感激:“感谢毛主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坚决支持。”

毛泽东说:“不要感谢，你必须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会给你。我们给你的任何东西，同你通过你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5月3日至4日，柬埔寨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北京举行代表大会，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以宾努为首相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5月中旬，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对我国进行了秘密访问。毛泽东与黎笋就当时形势下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据当时担任速记的同志回忆说:

1970年5月11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晚上6时30分，黎笋一行的车队准时从钓鱼台出发，车队顺畅地疾驶着。

毛泽东同黎笋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互致问候之后，即开门见山地对黎笋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还是大国怕小国。一有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它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开炮就打。”毛泽东说着开怀大笑起来，周恩来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这笑声表达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蔑视和对人民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继续风趣地说: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了两个论断: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直在观察思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看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他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另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已经为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胜利的实践所证实。

为了配合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和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掀起反对美国侵略的新高潮，5月10日前后，中央决定当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盛大群众集会，会后举行群众游行。

在周恩来的积极协助下，由乔冠华等人根据毛泽东与黎笋的这次谈话内容，起草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为题，于1970年5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一篇著名声明，也是一篇具有重大震撼力的历史文献。声明全文如下: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宠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5月21日上午，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五二○”声明。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乔冠华也参加了大会，应邀到会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林彪宣读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眼看到毛泽东挥动巨手发表声明的壮观场景，那涌动的人群，那滚动的红旗，那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形成了一体，这给了亲王以最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西哈努克说:“亲王阁下，你一定要树立信心，要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呀!”

毛泽东坦率地说，这场抵抗运动的斗争，做出牺牲的是柬埔寨人民，而不是中国人民，“你们的胜利反过来帮助了我们。”

毛泽东发表声明后，西哈努克应邀发表了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支持，柬埔寨人民已下决心坚决战斗下去，直到最后打败美帝及其走狗，赢得完全的最终的伟大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万分感慨地写道:“中国领导人从不打算指挥我们。从来不要求我们的独立是‘红色’独立，不要求中立是‘左倾’的中立。独立和中立而不加任何色彩，就已经很好了。这对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来说，都是好事。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未向我训示、告诫、警告或‘友好进言’等等，而这正是我在西方领导人和他们的卫星国那里所必须忍受的。当中国人使用经济援助的办法给予协助时，他们总是很谦虚的，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它质量更好一些，可是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数量更多一些，可是我们的产量还有限。我们希望，等我们的工业发达起来之后，才可能给我们的朋友以更加有效的帮助。’”

西哈努克还记得毛泽东对他说过，政治和外交援助同物质援助一样，既全心全意又不附加条件。“我们不是军火贩子。有一些义务，你可以称之为贷款，记几笔账，但军火不能记”。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毛泽东待他是平等、真诚和尊重的，给予援助是无私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他深受感动，从心底里敬佩毛泽东。

从已公布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的这个声明就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宣言，它令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做人。因为，这个声明的意义是以中国的军队在越南战场上和美国人真刀真枪的拼杀为后盾的。想想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称他伟人。所以，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会深切感受到，毛泽东才是中国人的脊梁。

由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成为当年权威的《毛主席语录》中最新的一条。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毛泽东一生中曾多次引用过此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中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式形成以前，毛泽东基于对战后国际状况的分析，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和“三种国家”。“两个阵营”是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处于两个阵营之外的，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一大批“中间国家”。

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为代表的“中间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采取和平中立政策。毛泽东等认为:这些国家同新中国在思想上、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反对殖民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自己逐步独立起来”，这些国家“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作用方面同我国是有共同要求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东南亚某些国家，首先是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它不仅与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区别，就是同英国的以实力来维持现状的政策也有某些区别。”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等在多种场合反复指出:“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从印度到日本，我们都是要做工作，去扩大我们的阵营”。

为此，新中国在实行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的同时，加强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关系，并取得明显成效。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以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反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

1955年亚非会议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55年下半年，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柬埔寨等纷纷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等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做了大量说服和解释工作。

毛泽东还有步骤地解决一些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在同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都曾经说过: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在这方面，中国做了很大的努力。

1953年底，中国政府通过谈判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周恩来评价说:“这个协议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为解决同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签订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被称为是“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对一些当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与印度、缅甸等国存在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表示:“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样一来，周边国家逐渐都了解了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立场。

经过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中国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很大发展，周边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保持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或联盟的主张，在亚洲许多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支持，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趋势。美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包围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这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

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议”。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议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6年以后，毛泽东更着眼于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国被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压迫的人民，起来进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1966年1月10日，毛泽东等致电阿尔巴尼亚指出:“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

1967年6月，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时说:非洲是很有生气的大洲。在亚洲，是东南亚比较突出，美国黑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先独立的国家是要援助晚独立的国家的。你们不要感谢我们，这是为了世界革命，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不援助才是错误的。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1970年9月8日，毛泽东等致朝鲜电中指出:“当前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内外交困的处境，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疯狂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断加强中朝两国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紧密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70年11月28日，毛泽东等致阿尔巴尼亚电中指出:“当前，世界上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它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被全世界人民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1949—1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

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0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一个是发表“五二○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表现了对敌斗争的豪迈气概;另一件则是在10月1日，邀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他和斯诺的合影，向世界展示中美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意愿。

毛泽东逝世以后，对于毛泽东时代外交战线的巨大成就，邓小平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无论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怎么想的，但这些论断也确实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三十多年来，中国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否定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一切......

但是，我们的所谓“开放”是人家进来了，我们被围了。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的海外驻军及军事基地部署看，美国已在中国周边建立起十大军事基地，把中国铁桶般包围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陷入铁桶般的军事包围，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成功地包围起来。

美国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形成了三个军事集群:即由美国、日本和韩国组成的东北亚军事集群，这个军事集群已经形成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军事集群，这个军事集群将在美国主导下形成一个准军事同盟，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东南亚12个国家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后，十分自豪地向整个世界宣告:“美国回来了”。这句话标志着东南亚军事集群已经形成;美国四大军事基地(分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国西部组成的中亚军事集群，这个军事集群将成为美国联合穆斯林打击中国的暴力恐怖联盟。

在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和三大军事集群中，朝鲜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从美国对中国军事包围圈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在毛泽东时代，美国的战略目标只是对中国东南沿海形成月牙形包围圈，月牙形包围圈的两个终端是朝鲜和越南，而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军事集群的战略枢纽是台湾。这就是毛泽东50年代抗美援朝，60年代抗美援越，并一直坚持要解放台湾的原因。

可是，80年代以后，中国采取了全面投靠美国的政策。对中国的月牙形包围和岛链封锁形成后，美欧等西方国家便把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生产线，不遗余力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所有家庭的生活消费，都越来越依靠来自于中国的廉价商品。虽然西方国家用名利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界和媒体，用腐败手段控制了中国的许多官员，但是一直靠武力征服世界的西方国家十分清楚，真正可靠的控制必须以军事威慑为基础。于是，便在已经形成的月牙形包围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延伸成为对中国的铁桶包围圈。其中有三个点最为关键，就是朝鲜、台湾和伊斯兰。其中，朝鲜是关键中的关键。

然而，2006年10月9日，中国外交部针对朝鲜核试验的声明让世人错愕。这个声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这里一个“悍然”，尽显美国鹦鹉控制的中国外交界和理论界，对朝鲜采取极其凶悍霸道态度。

其实，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完全是要把中朝两国人民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置于死地的谎言。因为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本身就是核武基地，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无一不是核武基地。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几十年之前，朝鲜半岛就已经有核武器存在了。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无非就是只允许美国在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而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

2009年8月7日，朝鲜问题专家、至今在美国已生活25年的韩国教授郑己烈先生介绍朝鲜情况时说:“朝鲜很清楚，美国正在从军事上包围中国，美日韩东北亚军事同盟就是针对中国的;朝鲜请中国放心，即便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后，朝鲜也绝不会加入针对中国的东北亚军事俱乐部;请中国人民不要听信那些已经美国化的学者的言论，误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朝鲜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已被美国忽悠，不能为朝鲜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发展核武器保护自己......。”郑教授援引朝鲜人士的话说，现在朝鲜搞核武器的处境，与当初60年代中国搞核武器的处境完全一样，当初中国搞核武器，美国拉拢苏联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又故伎重演，拉拢中国打击朝鲜。朝鲜希望中国能够理解朝鲜，美国等西方国家至今仍然与朝鲜处于战争状态，朝鲜需要和平环境。五十多年过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不放弃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和军事颠覆活动，在那么多强大国家的战争威胁下，朝鲜只能发展核武器，希望中国理解。

从郑教授援引的朝鲜人士的话里，完全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同志，什么叫战友，什么叫邻居。

可以说，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朝关系相比，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更加体会到什么叫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同样，也没有任何时候会像现在这样，让人更加感觉到毛泽东战略布局的无比正确，无比重要和无比伟大;也只是在此时此刻，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中华民族的生死安危!

三、坦赞铁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相互支持 真诚合作

由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于是从6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之间为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发展民族经济，开展专门的经济合作，即“南南合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非洲除埃及、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之外，其他国家尚未获得独立。但这些国家的进步人士和组织从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了希望和未来。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了中国关于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崭新外交理念，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挑拨亚非团结的阴谋。

1956年5月30日，埃及作为第一个非洲国家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勇敢举动，标志着悠久的中非友好关系史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就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最先提出了加强相互之间经济合作的愿望。

1959年10月4日，几内亚同中国建交，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华，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非洲国家元首。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也成为了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

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5个国家。会议通过的一项宣言表示:与会国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要求撤除一切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宣言指出，只有根本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1964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七十七国联合宣言》，形成“七十七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的宗旨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采取一致立场反对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剥削和掠夺。

在毛泽东时代，“南南合作”这个词非常响亮，中国在自己国力十分有限的时候，就展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

毛泽东对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欺侮的东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1954年10月19日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解放运动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出现独立高潮，仅在1960年这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到1964年初已有33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但其中只有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敌对依旧、与大多数苏东国家关系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这些新独立国家可成为中国“反帝反修”的战友，而这些国家也非常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援助。对这些国家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式的经济技术援助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说:“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把自己和纳赛尔、华盛顿做对比，他说:“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

与此同时期，周恩来访问亚非十三国，大量增加对民族解放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援助，从1963年开始向亚非拉地区34个国家派出医疗队，并最终于1964年初提出援外八项原则。

“援外八项原则”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之举，在非洲广为流传。毛泽东高度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于9月22日即予以承认。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贵国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你们不会失败。当阿尔及利亚朋友感谢中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时，毛泽东连声说，应该如此，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

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向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朋友表示，法国有4500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40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毛泽东还坦率地表态，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

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期间，中国曾向阿方提供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各类援助。阿临时政府负责人多次感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他们表示，“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阿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明确地说，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影响。周恩来总理称那个时期的中阿关系是“患难之交”。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分别开展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国政府通过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以及各解放组织驻非洲国家的机构予以各类援助。例如，中国曾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给予武器和军用物资援助，中国军事专家还在坦桑尼亚营地为莫桑比克培训了近万名自由战士。

莫桑比克等国后来获得独立，长期以来一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民族解放的大力支持。非洲的自由战士对毛泽东十分敬仰，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赞颂毛主席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

早在1954年5月，毛泽东就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表示完全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

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包括培训军事人员。曼德拉曾表示，他为了开展武装斗争，阅读了毛泽东等人的一些军事著作。他创建的武装斗争组织“民族之矛”，曾向中国派遣了一批指战员，受到了中方友好接待。

在建设独立的民族国家时，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中，他多次对来访者谈到这一点。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雅、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等非洲朋友时说，“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代表团时建议:“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还说“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革命外交的心态溢于言表。

1963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讲道:“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明确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推进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发展，对外援助的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

1968年11月12日，我国援建几内亚一座电影院举行开幕式，塞古·杜尔总统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几内亚负责内政的国务秘书马赛尔·马托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代表塞古·杜尔总统以及几内亚人民和政府，向光荣的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敬意和最真诚、最热烈的感谢。他指出:“这座电影院的建成，是体现真挚而忠实的友谊的事实之一，是中几两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中的战斗的兄弟情谊的生动的具体表现。”

1970年2月25日，几内亚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委员、贸易部长杜尔·马穆纳参观了由中国援助兴建的达博拉榨油厂。杜尔·马穆纳热情赞扬中国在几内亚独立以后，不断给予几内亚的无私援助。他对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同几内亚职工的友好合作关系，表示十分满意。1970年5月17日，达博拉榨油厂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大约有五千名几内亚朋友参加了典礼。

1970年5月16日，由中国帮助几内亚建设的一项城市输电和配电工程，在几内亚中部的马木市隆重举行了落成典礼。这项工程是在几内亚政府的关怀下，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几内亚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它把中国援建的金康水电站的电力输送到几内亚中部高原的拉贝、比塔、达拉巴和马木等城市，满足了这些城市的工业和民用用电的需要。

1967年2月25日，中国援助马里兴建的杜加布古糖厂的落成典礼二月十日隆重举行，马里从此结束不能生产糖的历史。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出席了这次典礼，并参观了糖厂。凯塔总统在参观糖厂时连声说“真好”，表达了他对这项建设工程的满意心情。

1968年5月21日，中马两国友好合作的新成果，中国援建的马里塞古联合纺织厂隆重举行落成典礼。马里共和国总统、马里保卫革命全国委员会主席莫迪博·凯塔和夫人出席了典礼。

这一天，塞古城的一万多名居民自豪地穿着由这个纺织厂生产的布匹做成的衣服，聚集在这座工厂对面的广场上和街道两旁，庆祝马里第一个纺织工厂的诞生，欢呼马中两国友好和合作关系的新成果。他们高举横幅，上面写着:“马中人民友谊是永恒的!”“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真正的独立!”“自力更生!”

1967年9月25日，由中国援助也门兴建的萨那棉纺织印染厂在萨那举行了隆重的交接典礼。

萨那棉纺织印染厂是根据也门政府的要求，由中国政府援助也门修建的一个现代化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它包括轧花、纺织和印染三个部分，并有自给自足的发电和供水设备。

这天，萨那纺织厂是一片节日气氛。中也两国国旗在纺织厂上空高高飘扬。怀着无比兴奋心情的中也两国建设者欢聚一起，热烈地庆祝萨那纺织厂移交生产。也门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军官、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以及外国驻也门的外交官员出席了典礼。

参加典礼的中国专家和一千多名也门男女职工个个胸前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也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纺织厂上空。也门总统萨拉勒在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向也门提供的每个工程项目的援助。中国帮助修建的荷台达—萨那公路和萨那纺织厂工程将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通过建设萨那纺织厂证明，也门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

1968年6月3日，为了庆祝中国援建的萨那—萨达公路工程马马拉井的建成，也门公众在距也门首都萨那二十公里的马马拉举行了盛大的集会。

1970年，中国援建了萨那中等工业技术学校。1974年11月，也门穆赫辛·艾尼视察了该校，听取了中国技校教学工作组负责人关于学校情况的汇报并观看了学校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艾尼总理对学校的情况和中国技校教学工作组的工作表示满意。

1973年10月，也门塔伊兹革命综合医院举行奠基仪式，埃里亚尼主席出席并发表讲话赞扬也中两国友谊。这所医院于两年后的1975年9月27举行了落成仪式。

1974年11月16日，由中国援建的刚果马丁古石灰石粉厂奠基仪式在布安扎省马丁古县举行。

1974年10月20日，根据索马里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协议，由中国援建的索马里第一座卷烟火柴厂在索马里革命五周年前夕正式投入生产。

1975年4月12日，由中国援建的刚果金松迪联合纺织厂所属服装车间和毛巾车间的移交仪式在布拉柴维尔举行。

1975年7月31日，由中国援建的“7月31日”医院和奥旺多供水工程的移交和接收仪式，在刚果北方城市奥旺多隆重举行。这两项工程是根据刚果和中国在1971年签订的协议建造的。

在毛利塔尼亚、赞比亚、圭亚那、苏丹、塞拉勒窝内、卢旺达、叙利亚、马耳他、塞拉利昂......

中国对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真诚的援助，获得了遍天下的朋友。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就是与第三世界尤其非洲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此后，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连续13次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连续9次挫败其挤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还是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挫败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打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均仗义执言，维护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受到非洲国家的赞扬。

毛泽东在晚年、重病期间仍然非常尊重非洲国家，珍惜中非友谊。1975年4月中旬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已很久没有会见外国朋友。6月下旬，加蓬总统邦戈继1974年10月访华后又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日”。

毛泽东写此信时正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病，信是他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9张纸，每一页每一字都饱含着他对非洲朋友无限真挚的情意。

毛泽东与非洲交往长达1/4世纪，非洲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情谊。毛泽东逝世时，许多国家降半旗志哀一周，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人民群众排着几里路长的队伍向中国大使馆走去，在毛泽东主席遗像前深深地一次一次地鞠躬，致以无限的崇敬和沉痛的哀悼。非洲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毛主席。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无论是同我国建交早的老朋友，还是刚建交的新朋友，毛泽东在他们的心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博茨瓦纳总统卡马，长期受西方影响，同中国建交才一年时间，但也袒露了敬仰之情。他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他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们大家。”

坦赞铁路

当年，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就是这个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

毛泽东从外交全局、奠定中非友谊基础出发，做出援建决策。1970年10月28日正式动工的坦赞铁路，是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人民友谊、团结与合作的象征，也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合作的典范，亦即“南南合作”的范例。坦赞铁路也因而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

上世纪60年代初，坦、赞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以及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需要修建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当他们向西方求援时，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摆脱对受制于南非与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赖，迫切需要另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两国首先寻求西方大国和当时的苏联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但均遭拒绝。

中国与坦、赞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国在1964年和坦桑尼亚、赞比亚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三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友谊不断发展。

坦赞铁路是根据1967年9月5日中、坦、赞联合签订的协议共同合作修建的。这条铁路连接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全长1860公里，其中在坦桑尼亚境内长约960公里，赞比亚境内长约884公里。坦赞铁路沿线有许多深山峡谷和沼泽，工程十分艰巨，全线共需架设桥梁320座，开凿隧道和明洞26个。三国人民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于1976年建成铁路并正式通车。

1964年12月29日，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正式约见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告诉他，尼雷尔总统希望尽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何英大使迅速将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国内领导人。1965年1月8日，何英按国内指示约见尼雷尔总统，表示我国领导人热烈欢迎他访华。正当他试图从以往的接触中揣摩尼雷尔总统访华意图时，坦桑尼亚政府的商业合作部部长巴布率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巴布对中国比较友好，何英与他也熟。2月10日两人会见，在例行的礼节之后，何英向巴布询问道:

“据你所知，尼雷尔总统访究竟要谈什么问题呢?”

巴布低头看了一下手，又看了一下翻译，目光直射何英:“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何英，他似乎在目测中国政府对此态度。

“尼雷尔总统为什么会想到要中国帮助修建这条铁路呢?”何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尽可能弄清原委。

巴布部长收回目光，简要说明尼雷尔总统做此决定的情况: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不料苏联政府不加考虑就拒绝了。尼雷尔对此很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尼雷尔发誓道: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巴布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突然放低声音:“在遭到世界银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我想尼雷尔总统绝不会再去品尝当面遭人拒绝的滋味，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的方式定是婉转的......”

何英赞同地点点头:“中国政府至少会体谅总统的难处。”

“这正是我要向您建议的!”巴布像是激动又像是紧张，声调近乎恳求，“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总统的心再也经不起羞辱了!谢谢，谢谢!”

何英大使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号称“非洲活档案”的何英，对坦赞铁路的修建情况提了相当完备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踏勘并提出考察报告，认为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是可行的;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则认为“没必要修建这条铁路”，显然是带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

周恩来心中大体有数后，再次询问何英:“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修建?”

何英谈了自己的看法，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60年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经济极为困难，很需要支持和帮助，非洲正是我们开展工作广阔天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较早，对华态度一直友好。尼雷尔总统计划开发南部的决心较大，想借此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

“赞比亚的情况怎样?”周恩来问。

何英说道:“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原有的三条铁路是供出海用的，一条通过扎伊尔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一条过津巴布韦到南非的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还有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莫桑比克的贝拉和马普托。独立后，这三条铁路相继被封锁或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首都的土路，且雨季不能通行，致使运输发生了严重困难，急需修建一条新铁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有意修建，只是苦于经济无援。”何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很快，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他主管援外工作。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周恩来直截了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6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神色平静，估摸着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十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接着，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

“我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很大。”方毅说。

“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玩一把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

尼雷尔总统来访前，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报告的前面加了一页纸，周恩来亲笔写道:“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批示。”毛泽东同意，并对周恩来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总统抵京。

第二天下午，尼雷尔总统在他下榻的钓鱼台18号楼会议厅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除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外，李先念、方毅、张爱萍、乔冠华、何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

在尼雷尔介绍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国内安全问题后，修建铁路的问题自然地表述出来。尼雷尔说得很多，在结束这长话时，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苦衷:“我们要求西方国家援建这条铁路，他们不干;世界银行也不干。苏联帮助阿联修建水坝不可能再承担这项工程。修建这条路所需投资很大，而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坦桑尼亚境内。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地回答:“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

尼雷尔听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恩来察觉到尼雷尔的疑惑，便补充道:“刘主席已经说过，总统阁下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马里总统向刘主席提过，要求帮助修一条公路，从马里至阿尔及利亚。他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双手举到半空，又落到胸口，紧紧按住，神色激动:“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证实你们的回答之前，我连呼吸都不敢了!”

坦方人员首先笑了。翻译翻译完，中方领导人也笑了起来。

尼雷尔总统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重复了他说过的话:“我再次向阁下声明，我们不希望增加你们太多的困难，我们知道，你们不仅是援助一个国家，而是要援助许多亚非国家，只要你们说有困难，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会谈从下午3时半直到6时半，足足用了3个小时。

19日下午，尼雷尔总统被告知，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一行。虽说毛泽东退居二线，外事活动少了，但内心深处仍有外交激情，非洲兄弟他是执意要见的。

当毛泽东起身迎接尼雷尔总统时，他说道:“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毛泽东问起去年初在坦桑尼亚发的兵变。

在尼雷尔回答前，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那根幽默的神经似被触了一下，顿时发出个笑话。他指着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说:“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解释道:“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尼雷尔坦诚地说:“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则诚挚地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仍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在表达了请求中国援建坦桑至赞比亚的铁路的愿望后，中国领导人从支持非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积极发展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表示同意援建这条铁路。

送走尼雷尔总统后，方毅立即向对外经委的司局长做了传达，并于1965年3月31日向有关部委发文。文件中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2月访华期间，要求我援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该铁沿线煤矿的勘察。刘主席和周总理已同意先派专家组去勘探。特此转告，请即着手准备。”

当时有一个初步设想，坦赞铁路全长约1600多公里，其中赞境内为930多公里，赞方计划请日本承建，坦境内的690多公里，由中国承担。经过仔细测算，这条路的建设期大约得10年，每年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左右。周恩来随即指示方毅等人:“现在坦赞铁路可能由中、日两国分别承建，那样的话，我们要把坦桑尼亚境内的工程搞好，使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比它周围的国家搞得更好些，这样一来，此事将在非洲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1967年6月23日下午，周恩来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举行了会谈。李先念和陈毅参加。

双方谈了两国的形势之后，周恩来说到正题:“我们希望听听阁下在铁路问题上的意见。”卡翁达为此而来，马上接过话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很久，我现在简单谈一下。在来中国之前，我们已向4个国家提出要求。当然我们也向中国提出过，向日本、英国、法国都提过。中国政府是愿意帮我们这个忙的。下个月四个非洲国家召开财政部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时，将做出最后决定。我访问巴基斯坦时，阿尤布·汗总统也表示有兴趣，还有日本、英国、法国......”

周恩来问“:英国、法国、日本私人公司是投标还是合作，有没有和你们商量?”

赞比亚的财政部长代为答道:“这些私人公司的出发点是利润，他们想同我们缔结合同，帮我们提供设备，他们可以赚钱。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赚钱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规划。”

卡翁达说“:总理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政府的态度，我遇到尼雷尔总统时，谈到过我想了解一下中国政府在帮助我们方面的意见是什么?”

周恩来很客观地评述着:“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还得在坦桑尼亚修完之后，才能把机械运到赞比亚去。我估计你们的修路机械也不多。而我们和南非等几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必须沿着坦桑尼亚的铁路修上去，才能把机械设备运进去。”

卡翁达:“赞比亚境内那段线路应短一些。”

周恩来:“我们要等阁下问一下尼雷尔总统的意见。我们和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他修，但具体事项还要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也愿意帮助你们修。因为这是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事情。”他稍停了一会儿，提高声音说:“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在一起考虑的，不然，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对这条铁路的投资，并派出人员进行勘察。”

卡翁达脸上荡起笑意:“我不可能要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建这条铁路，完全满足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总理表示可以帮助，我们的问题就是下一步怎么做了。”

在毛泽东与卡翁达会见时，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800多公里，投资只有1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总统感动地说:“赞比亚只有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

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你们。”

卡翁达访华后，坦、赞两国政府很快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宜。

1967年9月，三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议》。至此，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件大事就算最后确定下来了。

1968年，第一批中国工程师到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始勘测工作。为了完成勘测任务，勘测队员们要用脚一步一步地把铁路将经过的路线至少走上三遍:坦赞铁路总长为1860.5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勘测队员们在1968年4月到1970年6月的两年间在非洲大草原和原始森林里至少走了5581.5公里。充满着野兽、蚊虫和疾病的非洲原始森林曾被称为绿色沙漠，它在漫长的历史中，阻隔了非洲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交流，如今，中国的勘测人员却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豪迈气概从这里穿越。

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上万名中国筑路工人来到坦桑尼亚，和当地工人一起，拉开了坦赞铁路建设的序幕。

此时，一种怀疑和嘲讽的空气开始弥漫在世界的上空——那些曾经拒绝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铁路的国家，开始表示出对中国能否建成坦赞铁路的强烈怀疑，以及对中国援助非洲动机的猜测。出乎他们的意料，1975年10月23日，坦赞铁路提前一年建成并开始试通车和试运营。

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该铁路穿越坦赞部分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全线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遂道22座，总延长米8898米;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总面积37.6万平方米。

沿着铁路，中国人还无偿为坦赞两国修建了车站、机车厂、办公大楼等配套设施，并援助了机车和修理设备。这是当时世界上由一个国家提供的最大的发展援助项目，但中国人带来的，还远远不止这些。“这条铁路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在思考它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坦赞铁路管理局坦桑尼亚分局局长这样告诉记者。

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全部建成移交，正式投入运行。中国人民竭尽全力，援助了非洲人民，而非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斗争。

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管理或提供咨询。截止1999年底，累计派出专家近3000人次。

坦赞铁路建成后，成为把坦赞两国连结在一起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保证了赞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几十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这条铁路也为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尼雷尔高度评价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从坦赞铁路开始建设时起，无论是在这里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坦赞铁路的本国职工，就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朋友，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目前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坦赞铁路的日常工作，但每每遇到棘手的难题，“我们的中国朋友”仍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私有化”这个词让很多坦赞铁路职工接受不了。他们的思维总是将私有化联系到外国资本，进而联系到殖民，联系到奴役。他们希望，中国，这个曾经帮助过他们修建铁路的国家能够继续帮助他们，因为中国朋友是值得信任的。

四、毛泽东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博弈

“不急于与美国建交”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美国想在沈阳保留总领馆，企图同我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以此形成对中共政权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地表示“......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根据这一精神，当时的沈阳军管会，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对此，杜鲁门虽火冒三丈，但找不到报复的口实，无处下手。也只能发一些“奈何?无可奈何”的感叹。

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占领南京。但是，司徒雷登大使却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试图留下来，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也有人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但是身为大使，他还是走了程序，于是事情越发复杂起来。

针对司徒雷登在这种状况下的示意，毛泽东指示南京方面:如果美国政府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联系，我们可以考虑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黄华将此谈话电告华东局，并得了毛泽东的七条指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美国政府意图;谈话应该持适当友善的态度，庄重而和气;对于司徒想继续当大使并修改商约，不要表示拒绝等。但是后来的私人会面因针锋相对不欢而散，不同的世界观下实在是无法求同存异——那差异太大了。

司徒雷登还曾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民盟叶笃义等人，以回北京燕大过生日看老友等各种理由，想与周恩来和毛泽东接触，北京也曾同意安排会面。后来又生枝节，美国方面还催促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找理由回避了与蒋介石的接触。这段时间里，中共最终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大略就是:彻底改变以往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的“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状况。当时毛泽东明确告诫国人:“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卑不亢才是我们的态度。”

当司徒雷登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自8月14日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发表多篇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文章，对美国的白皮书予以严词驳斥。

其实，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不可能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外交遗产。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遵循所谓的“国际惯例”，在继承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后，就等于继承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在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中，有着包括美国在中国驻军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一系列令毛泽东根本无法容忍的东西。如果急急忙忙与美国建交，内中的很多议题虽然可以成为谈判的对像，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而这对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来说，肯定是一个灾难。

因此，毛泽东“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一个战略考虑，就是要在没有“国际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先行推进事关民族独立的事业，在有效清除西方势力后，再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不久，针对美国既不撤走前驻华外交官员，又不承认新中国的两面态度，周恩来指示北京军管会收回美国兵营的地产权，征用了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和其他建筑。毫不意外的是，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对。随后，中共方面继续推进了一系列旨在消除西方列强在华特权的措施，包括要求还没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使馆交纳物业类的税收。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愿地离开了他生活过半个世纪的中国，登机回国。在飞机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只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国后的境遇更为不堪，美国政府对他下了“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接踵而至。

随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声炮响，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四个月后，中国军队开入朝鲜半岛的冰天雪天，中美正式进入军事对峙时期。

尽管历史是难以假设的，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朝鲜战争，或者因为中美过早建交而导致中国军队不入朝参战，那么有一点将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将不会赢得70年代初那样强势的国际战略地位。

1954年，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高层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外交行动首次轰动了世界。

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五大国的总理、外长、专家齐聚一堂。周恩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同坐在一个大厅里开会，举世瞩目。会场内几百名记者忙碌着抢拍镜头，注意的中心是新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

4月2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他指出，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

会议从5月8日下午起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的国家，除五大国之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保大政权(法国扶植的“越南国”皇权，1955年被美国扶植的吴庭艳政权取代)、老挝和柬埔寨。

6月19日，日内瓦会议就老挝、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司令部代表立即会晤，讨论停战问题，并在21天内将有关情况提交大会审议。6月20日起，会议休会。周恩来抓紧这段时间向各有关方面进行疏通说服。6月22日晚，他宴请范文同和柬埔寨、老挝代表，介绍三国代表相识。第二天，周恩来前往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当天，我国驻瑞士公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英文宣读了中法两国总理兼外长的会谈公报。次日，西欧的不少报纸都在头版用特大标题报导了中法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并发表了不少评论，有的报纸称此举是法国“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先声”。

1957年1月。在与各省省委书记座谈时，毛泽东很悠闲地说了一句令书记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话:

“——我们不急于与美国建交。”

这句话实际隐藏着一个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与美国建交，但是我们不急于与它建交。在书记们的眼里，已经流过的血和未来可能流的血，使得中美建交成为一个渺远的梦想。建交的基础在哪里?

为了启发书记们，毛泽东作了这样一段解释: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一九三四年跟美国建交，经过十七年，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中东事件，苏联一封信，美国三军下命令戒备，究竟谁怕谁?双方都怕。谁怕谁多一些?我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这样估计:如果大家一睡，三天不起，就有危险。还要看到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会发疯。

世界大战，现在打起来不容易，打起来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我和苏加诺谈，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使它在国际国内没有道理，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它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一百零一年以后建了交，他更无能为力，后悔莫及。我们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四害除了，找不到他们的朋友了，如同他们在苏联一样，后悔莫及。帝国主义不怀好心，战败国不怕，主要是美国。”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之所以不急于与美国建交，是要用坚决的不妥协，获取美国的妥协。只有在取得政治、经济和战略优势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美国的真正承认和尊重。

对于毛泽东的长远外交方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并非完全理解。这位文武全才的诗人外长，这会儿正忙着在向世界宣布:老子正想跟那个美国同行杜勒斯比试比试武艺呢!当然，他的更长远想法，也许就是钱学森他们赶紧把原子弹造出来，这样有朝一日与杜勒斯谈判的时候，就可以很潇洒地从胸袋和裤兜里摸出几个核弹，像扔盒香烟似的扔到谈判桌上，不把老杜吓得磕头才怪......

但这不是毛泽东的想法。陈毅的实力外交已经非常高明，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更加高明。毛泽东一直期望着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一正常化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曾经有过缓和的机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朝鲜和印度支那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和整个国际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缓和。针对这一形势，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以灵活的策略处理中美关系的思想: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年8月，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

然而，此时的美国根本没有诚意接受与中国的缓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维持的僵硬立场，导致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聋子的对话”。这个局面迫使毛泽东重新思考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美战略。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外交部务虚会上表示，1954年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就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亲手导演了炮击金门的斗争。

炮战期间，毛泽东确认了他一段时期以来对国际格局的判断，验证了他对美国战略态势的基本看法，并且找到了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思路。后来，在一份关于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的舆论上出现缓和迹象的简报上，毛泽东批示道:“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国。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直到1969年初，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时，还公开宣称对中国的强烈敌意，他甚至声称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发起核打击，并试图说服国会拿出七八十亿美元的鉅款，建设“卫士”反导系统，用以对抗中国正在发展的洲际核攻击力量。后来尽管美国显示出一些“缓和”的迹象，但仍然奉行着比对苏联更加严厉的对华贸易政策。

用“小步舞”式的“缓和”手段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见到微渺的希望。

在美国看来，中国方面的对美立场则是向着更加强硬的方向在发展。在尼克松就任之后不久，林彪即在“九大”上作了具有强烈反美反苏色彩的政治报告，公开显示出中国决心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巨大决心，中国国内反美反苏情绪空前高涨。

当然，这些还只是毛泽东所说的“空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帝反霸，挑战着美国的既得利益。最水深火热的当然是越南，谁都知道，没有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和物质支持，越南北方再强悍也抵挡不了成群结队的B—52送去的死神烈火。在印支半岛，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武器武装起来的游击队令亲美政权坐立不安。在遥远的南美、非洲乃至在南欧、日本......到处都能看到毛泽东“输出革命”的物质成果。

这还没有完。毛泽东思想干脆入侵了美国政治和文化领域。在政治上，由于朝鲜战争以及全球的游击战，毛泽东思想成为美国各著名大学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阅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样，毛泽东通过笔和枪，把他独创的革命文化推销到了全世界，使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们产生了一种被毛泽东包围的感觉。1950年，杜鲁门在试图用一道“竹幕”封锁中国的时候，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事实上，不独杜鲁门，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只是经过短短的20年，美国竟然从包围、封堵中国的战略优势，疾速退化为被中国包围和渗透的战略劣势。

因此，从6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决策层开始谴责中国奉行的是“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这其实表明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开始从攻势转为守势。在这种攻守易位的新形势下，有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认为:如果要维护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大对抗中国的人力和物资投入，硬性扭转中美战略态势。

从1952年开始中美开始进行外交接触，到1955年，建立了大使级谈判机制。就这样谈了一百多次，到1970年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在1970年的时局下，中美双方的战略分析家都愿意把对方视为长期的威胁和顽强的对手，无法在现实语境中看到中美关系解冻的任何希望。然而，就在这年12月18日，毛泽东却颇为悠然自得地对埃德加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

对于一切熟知当时中美关系的人士来说，这一预言都是惊人的。只是在中美两国的最高决策层，才知道其实存在着破冰的希望，也存在着破冰的急切动机。然而，对于尼克松这样的顶级决策者，尽管可以作出缓和的姿态，却不知道中美关系坚冰究竟将于何时、将于何处融解。在中国方面，即使是周恩来这样的战略大师，情况也不见得明朗多少。

在1970年的外交迷雾中，能够把握住中美关系主动权的人，全世界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

小球转动大球

尼克松在上台前，曾发出要与中国实现和解的信号。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摆在他面前的形势是:身陷越战泥潭，国内人民不满;苏联咄咄逼人，美国处境被动。因此，他强烈感到，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于是，尼克松在越来越多的讲话中都提到了中国。

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作的第一个外交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1970年1月和2月，经美方主动提出，中美双方先后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谈。美方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美国愿意讨论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

3月发生美军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美联系中断到美军撤出后又才恢复。7月，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人入境签证和贸易的限制。

10月，尼克松又告诉《时代》杂志“:如果说我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过了几天，他竟然开始在外交场合公开把美国官员说惯了的“红色中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知中国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还托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总统带话，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希望与中国对话。

这是历任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新鲜信息。

现有的数据表明，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前及其当选前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予以批判的同时，应全文转载。毛泽东还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表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这样，最迟到1970年年中，毛泽东已经可以断定，经过20年的奋力突围，经过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战等这样的热战场，以及万隆、日内瓦这样的冷战场，中国不仅打破了美国苦心设置的包围圈，而且已经有能力对美国1950年以来反华外交路线发起总反攻。

1969年5月，在中苏关系最具爆炸性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由陈毅牵头，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一个带有绝密任务的特别小组，专门研究国际形势。

按照陈毅的设想，“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举措就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实现中美部长级会谈。毛泽东高度赞赏陈毅的外交眼界，但在具体步骤上却有者他自己的考虑。他要实现世界外交史上的超常突破，用自己的思维惯例去改写陈旧的国际惯例。1970年，来自北边的危机已经缓解，而且尼克松已经多次示好，有足够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逐步从强硬反华立场往后退，显示美国已经具有了“还债”的动机。这时，毛泽东等待了整整二十年的中美关系大突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请来了老朋友斯诺。针对尼克松公开表示的“访华”言论，毛泽东语出惊人、惊世骇俗: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尼克松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尼克松对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信息感到鼓舞。现在，双方已经向对方摊出底牌，知道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于是，在1971年元旦前后，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处于全面突破的前夜。只要双方安排得当，两国就能突破二十年的敌意和两万里的距离，实现历史性的握手。

在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之后，两国通过秘密外交管道，讨论了由美国向中国派遣密使的可能性。然后历史就送来了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的东京世乒赛。

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一行4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2月1日，中日双方乒协在北京签署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此次锦标赛的会议纪要。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和集训，毛泽东表现出了少有的关注。有关后藤来华会谈的简报，国家体委会同对外友协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又将简报送毛泽东阅示。读过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把简报很快退回，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个举动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当时国际形势可谓风云变幻。美国虽然开始与我国进行某种接触，但两国关系仍很严峻;中日也无外交关系。我国即将参赛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日本右翼势力纷纷活动。另外，朝鲜、柬埔寨等也来电表达他们在参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本已经决定了的派队参赛又成了个问题。3月14日晚，国家体委有关领导、代表团成员又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去不去的问题。会上展开了争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多数不同意去。有关领导在讨论结束后即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当面汇报。

周恩来听了讨论的汇报，又问了在座的几位领导的个人意见之后，他拿起中日乒协签订的会谈纪要，说，在我们派代表参加第31届比赛的问题上，后藤是实现他的诺言的，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沉思了片刻后，周恩来明确表态:左右权衡，我们还是参加第31届世乒赛。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支铅笔，说，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我现在就写报告请示主席。

周恩来亲笔写完报告，马上要秘书立即送往中南海，请毛泽东作最后的决定。

当天上午，毛泽东亲笔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定局。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派出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支乒乓球队出国参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支来自神秘红色中国的运动员队伍。西方新闻界惊奇地发现:红色中国的运动员们既没有戴像章，也没有挥舞红宝书，更没有到处宣传毛泽东;他们衣着简朴，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不二信条，总是面带微笑，即使在输球的时候也要祝贺对手，而不怒气冲冲地砸拍走人。

3月30上午，在国际乒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官员为柬埔寨郎诺集团球队的代表权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由于争论太激烈，大会暂时休会。

中国代表团官员宋中和王家栋一前一后走进休息厅。入座之后，他们才发现同桌对面坐着的竟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雷厄姆·B·斯廷霍文。

既然已经坐了下来，就不好回避了。想到刚才还在会上声讨美国扶植走狗，现在却和美国代表坐到了一起，宋中感慨地又带着些习惯性礼仪地向斯廷霍文点点头。

斯廷霍文说，中国队打得很不错，水平之高真令人羡慕。中国来参加比赛，使国际乒联的成员都十分高兴。随后，斯廷霍文又调转话题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我们美国呢，也有着灿烂的文化，我真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友好相处。

“你说得很好，斯廷霍文先生。”翻译转述了宋中的话。

斯廷霍文告诉宋中，在15天之前的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布雷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声明说:“取消禁止持美国护照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与总统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同大陆中国改善交往的意愿是一致的。”布雷的声明还回顾了自1969年以来，美国政府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采取的若干措施。

对美国政府3月15日的决定，宋中已经知道了，他对斯廷霍文说:“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将来的一天，在北京会面。”

散会后，耐人寻味的事情又发生在休息大厅里。宋中走出会场，和斯廷霍文再次走到了一起，他身边，还有国际乒联理事，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

斯廷霍文很有礼貌地问起，中国方面邀请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参加完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去中国访问一周。

确实如此。这项邀请是昨天(3月29日)由中国方面正式发出的。这也是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拟订的计划，为加强与各国乒乓球界的交往，赛后邀请几个国家的球队访华。周恩来还特意关照过务必向匈牙利队发出邀请，请他们到中国来访问，相互交流。所以，匈牙利也名列中国的邀请名单。

两位美国代表随意询问，还准备邀请哪些队?他们谈起了一桩往事。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美国乒协是准备派队参加的，但是受到政府禁令的阻挠，结果，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乒协派队参赛了，美国队却不能如愿。现在好了，禁令不复存在，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了。

斯廷霍文说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外事无小事”。当晚，宋中就向代表团临时党委作了汇报。

很显然，这是美国代表团在放风，他们想要访问中国。大家都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决定报告北京，听候指示。

在北京，名古屋传来的消息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有两份，一分送周恩来，一份送毛泽东。

从3月下旬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日数次的汇报，都及时送到外交部，由专门人员进行缜密的研究。

“名古屋电话(3月30日晚9时20分):美国队表示想访问中国。”

“名古屋电话(3月31日下午2时50分):美国队想访问中国，美国记者想采访我代表团成员。在名古屋，美国队首席代表、代表和记者6次同我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和我经常来往。”

……

中美关系，堪称20世纪中叶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关系焦点，扑朔迷离。要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外交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多数人认为，现在还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他们觉得，根据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谈话的精神，首先应考虑的是让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来，或者是先让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来，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来华访问未必有利。

少数人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不妨邀请美国队访华，这样做有利于出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讨论的结果，前一种意见占了了优势。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名古屋传来的请求提出了报告:“......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

这个指示还没有传到名古屋，又发生了一件事。

4月4日，19岁的美国球员科恩练完球去体育馆时，慌忙中上了中国运动员的专车，结果与世界冠军庄则栋交谈上了。在即将到达比赛场馆时，庄则栋找出一块杭州织锦送给他，并与他热情握手。

翻译向科恩介绍道:“送你礼物的是世界冠军庄则栋先生。”

“我知道。”科恩接过礼物，兴奋地说:“谢谢!”还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乒乓球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祝你们继续取得好成绩!”

车到了体育馆，许多记者看见科恩和庄则栋一起下车，急忙举起相机拍下中美两位选手握手的照片。有的记者还从他们身后拍下印有“U.S.A”和“中国”字样的背影。科恩和庄则栋成了新闻焦点。

第二天，为了回赠礼品，科恩又在比赛场寻找庄则栋。见到庄则栋往场子里走，就跑过去一把拉住他，边走边挥着昨天庄则栋送给他的那幅织锦。他把庄则栋拉到场边，拿出一件别着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送给庄则栋作纪念。早就盯着科恩的记者们蜂拥而上。又是拍照又是采访。庄则栋和科恩又一次成了报纸、电视的热点新闻。

此时，美国乒乓球队正频频向中国队表示，希望能在比赛结束后访问中国。体委和外交部的“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意见也报到了周恩来那里。沉思再三，周恩来圈阅后呈报了毛泽东。两天后的4月6日，毛泽东正式作了批复。出乎意料，他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决定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团。

吴旭君对此回忆说: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了。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嘟嘟哝哝的说话了，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他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

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迭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当时，“乒乓外交”这个词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都意识到此举将产生的重大冲击，但整个事件的效应，显然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最乐观的预期。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驻地举行亚非拉乒乓球运动员的游园联欢会。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代表团团长赵正拱的跟前，通知他北京来电话，请赵正拱立即回房去。赵正拱回到房间，接过工作人员递给电话记录本，电话记录上写着:“关于美国兵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

在旅馆的休息厅，宋中开门见山向哈里森发出邀请: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美国队已预定第二天(4月8日)离日返美，但听到这个消息，哈里森很惊喜，不过此事毕竟来得太突然，他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使馆打电话，汇报此事，并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他事后写道:

“4月6日(北京时间为4月7日)，以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式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获得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9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15人、4名记者被一架飞机带往红色中国。4月10日至17日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消息宣布后，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注销消息，报导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第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就被美国人民开除出了“敌人”的行列。

就在周恩来与美国青年畅谈生活方式问题的时候，彼岸的尼克松政府急速释放善意，大幅度取消对华贸易禁运，把对华贸易置于与美苏贸易同等的地位。随后，美国宣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湾，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中国”政策)。

由此，乒乓外交与随后的基辛格密访、尼克松访华一道，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三大高潮。在短短一年内将中美关系送上空前的高峰。1971年5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在有着众多参加者的情况下颇有诗意地说:4月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地球，震动世界嘛!

“乒乓外交”从此有了别称:“小球转动大球”。

联合国的“中国日”

1971年10月25日，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即联合国第26届会议第1976次会议以76票对35票，17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这一天，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在联合国大会上相遇并对决。对于这次决战，不仅美国自信可以勉强获胜，毛泽东当时也感到中国至少还得等一年。他曾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但结果出乎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预料。原先承诺支持美国的国家纷纷倒戈，导致美国方案被击败。对这一方案计有59票反对，55赞成，15弃权，台湾代表知道大势已去，随即宣布退出联合国。随后表决阿尔马尼亚等23国提案，以76票支持、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大比分，通过了2758号决议，会场立即欢声雷动，演成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估计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外交节日。

1971年10月26日早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经在联合国升起了，我们的外交部还需要研究去还是不去的问题。周恩来等开始考虑毛泽东原来已经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准备回一个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那都是老皇历啦，怎么不去?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毛泽东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的联大表决情况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票，那么多的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毛泽东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毛泽东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乔冠华连夜赶写在了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他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挥笔疾书。写完后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

曾在联合国任一等秘书工作的周南回忆说:

“1971年10月26日上午，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国宾馆前往机场，他在汽车里对叶剑英讲:‘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但是他估计错了。就在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起飞之前，联合国大会已经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两阿’提案。

10月26日晚上，毛主席起床后，马上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非常高兴。在中南海住处，毛主席对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进入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周恩来说: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教导。所以他建议，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这个时候，这届联大会议已经开到一半，这样做实际上是想等1972年再去。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这次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做了指示。......

没过几天，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宣告成立，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符浩还兼任代表团秘书长。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也参加了代表团。

代表团正式出发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8时，毛主席约见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毛主席要大家提高警惕。他对周总理说，马上发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最后，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都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1971，11月11，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接受这个光荣使命的乔冠华，在飞机上写下了这首满怀豪情的词。

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1月11日乘飞机到达纽约，前往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

11月14日上午，乔冠华、黄华前往纽约勒鲁瓦医院探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乔冠华团长和黄华副团长在探望时，向吴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代表团的证书，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和副代表的证书。同日，还拜会了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主席马里克。

乔冠华、黄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到达纽约后，还拜会和会见了一些国家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感谢他们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风度翩翩的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中国代表团一出现，立刻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中国代表们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

当时，满面春风的乔冠华仰头大笑，片刻后，他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就这样，乔冠华留下了那张著名的仰天大笑的照片。

“乔老爷”确实不辱使命，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他不仅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官个人的才华与文采，更表现出泱泱中华的风度和气质。中国代表团这次在联大完美的首次“亮相”，既是乔冠华一生外交活动的辉煌时刻，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极为光辉的新起点。

中国被请进了联合国的首次“亮相”，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该笑时大笑，该批时狠批。“乔老爷”的底气从哪里来?来自他身后伟大的祖国。

于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又开成了联合国大会的狂欢节。据愤愤不平的亲台美国人士说，那一天简直成了各国毫无尊严地讨好巴结红色中国的日子。

据周南回忆说:

“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那是个大事，也是个新鲜事，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很多。美国报刊曾事先报导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完，当时规定，正式的宴会、正式的场合，要穿民族服装，不能穿西装。因此，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但并没有排着队、举着‘小红书’进去。

到联合国的头一天，我们碰到的最有意思的人是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当时他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去了，基辛格也访华了，他也要搞点现实主义，但转弯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么办呢?据说他向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他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态度一下子就变热情了。”

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的正常议程被打断了。各国代表团都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有的讲你们进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宪章》才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过去是受超级大国的操纵、控制。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

在各国代表致词后，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

乔冠华的发言，受到全场热烈欢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坐席表示祝贺，乃至祝贺的代表排成了长龙般的队伍。

路透社的报导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南斯拉夫报刊评论:中国对超级大国的谴责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

就这样，毛泽东带领中国完成了一次外交长征。跟红军长征一样，毛泽东的外交长征同样是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围困中启程，同样面对着充满未知和变量的时间和空间。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长征的指挥权从始至终都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于是，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运用其出神入化的高明战略，不仅在战场上挡住了敌人的攻势，而且通过主动而得当的外交攻略，扩大了国际生存空间，最终形成了对敌对势力的阻击分割之势，在短短二十年内尊严的主导了国际格局。据说，在得悉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后，勃列日涅夫有好几天的时间魂不守舍，他知道:世界从此将不一样了。

尼克松访华的前前后后

1972年2月21日中午11时半，在朝鲜战争期间属于鹰派人物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他向周恩来主动伸出了手。

尼克松坦率的告诉周恩来:“我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的。”美国人终于承认，美国的利益也离不开中国。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会谈中，两人一起聊起了历史。当周恩来提到美国建国时，法国曾派“志愿军”帮助华盛顿打英国人时，尼克松立即说“不，那实际上是正规军!”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顿时相视而笑，美国人确实惯于欺凌弱者，但他们也尊敬强者，中国人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使他们深起敬意。

让我们永远记住，横行世界的美国人曾经吃过两次败仗，一次是在朝鲜，一次是在越南，而这两场战争的真正对手都是中国。

通过巴基斯坦的“联络”，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已日益明显。1971年6月2日，美方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信中说: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双方通过互换口信，确定基辛格于7月9日到11日秘密访华。尼克松为基辛格的此次外交行动取名为“波罗行动”，借鉴了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发现了新大陆的典故。

至于基辛格7月密访中国，在有关外交档案已经基本解密的今天，那次密访已经没有多少可谈论的新鲜话题，反正基辛格按照与中国的约定，在巴基斯坦玩了个“伊斯兰堡肚子疼”，然后暗渡陈仓，秘密登上了前往中国的专机。基辛格发现，自己几乎立即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交上了朋友。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声明基辛格博士已经秘密访问北京，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云云。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政府担心中国方面还不具备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并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钱宁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话音一落，他的中国同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前两年尼克松还在说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怎么两年以后反而“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啦?黑格当时所表达的这一信息其实暗含着一个对中国的重要邀请:让我们结成

军事联盟吧;中美连手，一定能够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对苏联有效反制。用今天的话说，美国要求与中国建立高度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钱宁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在毛泽东眼里，独立自主是第三世界利益的根本保证，中国不能做“改换门庭”的事，从苏联阵营跳槽到美国阵营——从向苏联“一边倒”改为向美国“一边倒”。毛泽东费了那么大心血，为的是从美苏冷战夹攻中突围出来，两方谁也不依附，自成一家。如果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松口，立刻前功尽弃，平等关系将变成不平等的保护国关系，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整个战略目标就算吹了，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别。他决定拒绝美国的结盟请求，因而通过要求黑格道歉的方式，使美国政府明白结盟是不可能的。

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泽东的眼力、决心更高。尼克松人没到就先亲自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这次过招的结果:尼克松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也向毛泽东漏了自己的底。这等于反过来告诉中国，不用担心美国死不让步。这就为后来的联合公报奠定了基础。

但是，习惯于西方结盟思维的尼克松并没有彻底忘记这个问题。在访问上海时，他曾乘着茅台的巨大能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窗外的夜上海，向中国官员说:“多么美丽的城市啊!......现在，让我们携起手来，保护它免遭敌人的欺凌!”对此，周恩来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委婉而坚决地把美国总统的结盟暗示推到了一边。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徐徐降落。20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

张树德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毛泽东》中描述说: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符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其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飞机一停稳，尼克松便先行出舱，而所有随行人员则缓走一步。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他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向周恩来微笑着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烈握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尼克松为了这一时刻而做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壮观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最妙的一笔。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原来，特别重视电视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设想好了该如何做好他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决意要以一个很显眼的行动，纠正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傲慢失礼之举，并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因而特意对下飞机的程序刻意地作了安排。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专机只载着他们两人。

尼克松被介绍给到场的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威武的队列前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中国方面对于如何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作了很细致的考虑和准备的。最后定下的接待方针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团，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去迎送。为了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恩来还布置，在美国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街上的反帝标语，恢复了一些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对欢迎会上要演奏的中美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安排。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但是，最令美国人担心的是尼克松与毛泽东相见。在行前，即刚走上飞机时，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有些担忧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应该很快就同毛泽东会面，不然就会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尼克松虽然对罗杰斯的提醒未作过分响应，但他也真是有些担心，万一毛泽东不见他，那么他的这次访问就会大大丧失意义。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毛泽东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1972年2月21日，病中的毛泽东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在他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前一个多月，毛泽东的身体很差，曾经突然休克，经过一番抢救才重新醒了过来。此后毛泽东便一直身体状况不好，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嗽。但这位历史巨人却一直记挂着美国总统来访这件大事。当毛泽东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后，机要秘书立即通知了周恩来，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忙碌起来，有的为他理发、刮脸，也有的忙着打扫整理客厅。

就在工作人员忙碌的同时，毛泽东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材料: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毛泽东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高级红旗桥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通道，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时是2时40分。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右手搭上去握着。两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迭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

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唐闻生、王海容;美方参加会见的除基辛格外，还有洛德。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显得很精神，也很健谈。原定会见一儿就结束的，但他兴致很高地一直跟客人们谈了75分钟。在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寓意深刻。

90年代美国解密这次中美元首的《会谈备忘录》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参加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蓉，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唐闻生，翻译尼克松总统;亨利·A·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温斯顿·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记录员)

日期与时间: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50—3:55

地点:北京，毛泽东寓所

(会谈在宾主互致问候中开始，毛泽东主席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尼克松总统表示他非常高兴与主席会晤。)

毛主席: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中国人笑)

尼克松总统: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主席:(手指基辛格博士)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主席: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主席: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总统: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主席: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尼克松总统: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总理: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主席: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知道。

毛主席: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毛主席: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跑中国已经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总统: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主席: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总统: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周大笑)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毛主席:在巴黎?

尼克松总统: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主席: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尼克松总统: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总理:(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总统: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主席: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总统: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主席: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总统: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主席: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松总统: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主席: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比较喜欢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总统: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说说的事情。

基辛格:那些左派是亲苏的，不鼓励向人民共和国靠近，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些立场他们才批评你。

毛主席: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也有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周总理: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主席:全世界就美国的情报比较准确，其次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总理:在外蒙古。

尼克松总统: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主席: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总统: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主席:那就好。

尼克松总统: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主席: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总统: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主席:对，我赞成。

尼克松总统: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毛主席: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我们不太喜欢你们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这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当总统。那时，你们可能也没想通。

周总理: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主席:之前他(周)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总统:但是他们(朝着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笑)毛主席: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同意的。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而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另外——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毛主席: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尼克松总统: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

毛主席:(向周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地谈话。

毛主席:(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总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主席: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

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主席: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总统:你(毛)读的书太多。

毛主席: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总统:好哇，太好了。

毛主席:我对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记者在几天前去世了。

尼克松总统:真是令人遗憾。

毛主席:是啊，非常遗憾。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

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根据中方的记录，当双方起身结束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没有响应，只是说:“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会见中的谈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态度真诚，为周恩来同尼克松的会谈定了基调。至于发表尼克松访华联合公报，根据毛泽东的主张我方提出的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美方对我方的认真态度难于拒绝，终于接受了建议。

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多年来华沙会谈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在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言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双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

2月25日，经过艰苦的谈判，拟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中有关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辞是: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话，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话。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对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到深夜2时，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2时，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

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作业刚结束。

但是，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他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看了这份材料，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套房客厅里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主动的对华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们对他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脸色阴郁的基辛格看了材料，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钟头搞出来的呀，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重来。”“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总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了。”基辛格说。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晚上10时20分，基辛格与乔冠华再次会晤。基辛格说出了一番经过精心琢磨的话:“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惊讶而严肃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许多让步，尼克松总统也接受了这个公报。昨晚，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谈判呢?”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找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报，沉思着。早在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务卿那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已经找周恩来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脱稿的公报文本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周恩来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直通电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许，另一个“最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在刘庄宾馆一个八角亭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公报为两国以后的建交谈判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最后的宴会上，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泛着红光。他激动不已地端着酒杯走到麦克风前面，作了这次访问的唯一一次即席讲话。

尼克松说，我们要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5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这位美国总统在激动中又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尼克松还说了一句:“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就在《联合公报》发表的这一天，尼克松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启程回国。在华盛顿，尼克松受到了迎接英雄般的欢迎。

2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即驱车去了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毛泽东听到尼克松用“改变世界的一周”之说，不禁哑然失笑道:“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呢!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中美交往的大门正式打开了。随后几年内，大量针对中国的禁运令被取消，中国事实上开始享有优于苏联集团的贸易待遇。中国开始大量采购欧美的先进技术，包括军事和民用技术，以至于有美国专家们忧心忡忡地说:“中国肯定要用强大的反求技术仿制这些装备，他们采购欲望太多，可能会脱离中国的实际需要，我们建议中国克制一下采购的胃口。”前述经济建设一章里曾经提到的“四三方案”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酝酿实施。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政治成果——《上海公报》，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天才之作。这份外交文书破天荒地列举了双方的分歧，然而又达成了开创性的共识。在这些共识之上，已经足以建设起健康而平等的中美关系。通过这次访问，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民的电视机屏幕上，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而且使中国还通过收购，拥有了第一套电视卫星设备，为中国实现卫星电视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技术仿制的快捷方式。仅仅十五年后，国产的通讯卫星和接收设备就使中国的电视告别了地面接力站时代的雪花模式。

虽然由于水门事件，使得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建交的计划化为泡影，但中美关系的局面已经打开，建交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这—时期，以中美关系解冻为契机，新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大批西方国家争先恐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年之内承认中国的国家达到20个以上。中南海的大门一次又一次地向西方客人敞开。这条路艰难曲折、峰峦迭起。

毛泽东说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中，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新中国诞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费了整整23年时间。

1972年的外交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今天，回顾国际局势以及台湾局势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中美建交是台湾问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节节逼近，收回台湾形势大好，指日可期;在此之后，台湾问题，一泻千里，难以收拾。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上排山倒海的攻势，其中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就是解决台湾问题。

自1972年2月的中美上海公报发布开始，到1978年为止，双方的谈判到最后只差一点，形成胶着。

中国的条件是:美国必须彻底撒手台湾，承认中国一贯声明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这就是当时的“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条件。这三个条件都有了，中美关系就可正常化。

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如果完全照中方的条件，美国总统会被指责为出卖台湾，因此需要有不出卖台湾的表示方式。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一个让美国可以交代的方式，两国就可正常化了，所以要中国作出某种保证。但中方认为对台湾解决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美国不能过问。双方在这一点上僵持不下。

谈判中间，美国方面用了各种方式去试探中国是否有妥协余地，美方要求中国发表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就是一种试探。但毛泽东、周恩来是何许人物，怎么会轻易上当?何况美国怎么有资格要中国保证台湾的前途，这不仅是干涉内政，而且是干涉未来内政。

美国的另一个手法是以苏联威胁中国，好像中国为对付苏联必须依靠美国不可。毛泽东看出了美国的意图。所以中国一再指出:苏联是声东击西，在蒙古的布军是假象，西进欧洲是目的。到了1974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表示怀疑美国谈判的动机。

1973年1月4日，周恩来与以文乃建为领队的美国“保钓”观光团第三团成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

这次会谈是在很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然而谈的内容是相当严肃的。

周恩来在谈话中说:中国决不能主张“保护台湾”，“保护”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含义，是帝国主义玩弄的花样。中国要求“保护台湾”就不象话了。中国人民对台湾有深厚的民族同胞感情，才坚持一定要解放台湾。否则，如果承认台湾为异国，则只有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怎能说“保护台湾”，这样置台湾于何地?至于“自决”，则纯粹是抽象的，实际问题是台湾劳动人民如何能当家作主的问题。台独运动的起因是可以理解的，台湾被割让了一次，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好不容易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谁知蒋介石集团比日本更坏，根本是一群蝗虫，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大灾害。

这次谈话中，涉及到中国对台湾的前途的主张;和平解放和台湾人民当家作主，关于台湾岛内推翻蒋氏父子反动统治的运动;关于钓鱼岛的立场;关于台湾人回大陆参观的问题;关于回国服务的问题，等等。因此，才有了后来李远哲的“当时，有一些台湾年轻知识分子也曾期待，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一天也许会把台湾带到更理想的境界”的回顾。

1975年12月1日，福特抵华访问，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告诉福特:“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这点本钱。”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陪同前来的基辛格笑着接过话茬说:“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与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福特向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接受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在美国接受三原则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方面重申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这是邓小平又一次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方面就台湾问题进行官方会谈。

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发出如果美国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信息，显然是经过认真研究的。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邀请因“水门事件”已下台的尼克松再次访华的公报。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尼克松，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泱泱风度。尼克松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握手，再次轰动世界。毛泽东与尼克松交谈了近100分钟，尽管毛泽东身体已大不如4年前，但思想仍然清晰敏锐。尼克松曾专门回忆了此次会谈的情景，称:我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仍然是近10亿人所爱戴的领袖，他在起始于4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局面的打开，只能是美国老老实实接受中国的条件，否则，就继续拖，双方不建交。这点，中国也考虑到了，有可能美国不松手，那就让美国继续背台湾的包袱。中国可以等。

正是由于中国立场的坚定，美国在各种试探无用下，是必然让步的。建交之事，呼之欲出，当时双方都在为建交作准备。

从1975年开始，中国在对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重点就是两个方式(北平方式和天津方式)和两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预期谈判的突破，准备进行下一步的逼迫台湾当局走到谈判桌来，解决台湾问题就提到日程表上了。

但是，历史走到这里拐了个弯。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逝世，随后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发生了逆转。美国出台了《台湾关系法》并继续大规模对台军售。在经历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后，台湾越来越走向台独，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讹诈中国的棋子。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邓小平当权后推翻了中国原来的整个部署。邓小平的方针是报复性的改革，就是全面反毛泽东路线政策而行之。在外交领域就是全面倒向美国，把美国的一套引进来取代毛泽东的一套。邓小平本是赌徒，亲美就是他的赌注。他一上台，形势就反过来了，建交谈判本来是中国不急美国急，现在变成中国急不可待了。而且，邓小平为了建交不惜任何代价。在这个转变下，形成了建交背后的暗盘交易。从此，台湾问题在国际、国内、台湾岛内三方面都发生了大倒退。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留下的余威震撼着西方。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英国谈判香港问题。当时英国挟马岛大胜之威，趾高气扬而来。一位英国将领在与中国同行会面时，得意地吹嘘英国在马岛的“赫赫战绩”。中国军人嘲笑说:“那你们也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来吧!”这位英国将领立即变色，半天才说:“对中国这样是行不通的。”撒彻尔夫人在谈判中也有意炫耀武力，邓小平倒是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国人穷是穷一点，打仗是不怕死的!”撒彻尔夫人威风顿失，再也不敢宣传英国的“军威”。她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心烦意乱，一跤跌倒，当众出丑。她日后在回忆录中说，向中国交还香港是迫不得已的事，“双方实力相差太大了!”

也就在这时，随着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崛起”，中国的“洋奴军团”也适应西方的要求粉墨登场，向中国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给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以沉重打击。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友好人士威廉·韩丁在他的《究竟中国是否正在变回半殖民地呢?》中写道:

“帝国主义一直在物色一些买办式的中国领袖，他们最好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国，但又不足以挑战帝国主义。......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新中国铲除了买办经济与买办政治。但过去十年，新的买办倾向又抬头。追求奢侈生活是消融民族意志与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溶剂。投靠帝国主义可以令个人发财，而在当前情况下，实在不难觅得候选人。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大批领导人的子女，受雇于最大的美国及欧洲银行、跨国公司，并在中国充当他们的代理。有些或许还会为中国利益服务，但大部份更会为雇主服务。用买办称呼他们是恰当的。

买办精神的另一个标志，就是逐步放宽外国投资的条款。初期还让中国资本保留多数权的控制，但现在差不多可以让外国的独资企业随便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种条款去经营。中国坚持收回香港，但却把海南岛的一大片土地租给日本公司。中国就此重新缔造了治外法权的若干特点而且毫不知羞。

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向第三世界贷款的条件，包括生产私有化，削减工资，削减社会服务，大幅减少入口(除开那些用以支持制造出口产品所需的入口，以便赚取外汇用于还债)。这些条件都是殖民地化的条件，会把整个经济变成依赖外国，把整个国家置于买办式的关系中。

中国是否向这种压力屈服?有证据证明它正在屈服。以那个榖物生产基地计划为例。世界银行的反对使计划夭折，因为这个计划需要农民从事合作经济，而这是同当前的利伯维尔场的意识形态矛盾的。不要管这个计划可能是中国农民赖以登上现代化世界的最好办法，总之一定要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的回潮而加以反对。自从去年邓小平南巡以来这个计划再没有人听见过了。

最后，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所投的票，使人联想到一种买办式的合作精神，这尤其在海湾战争中看到;但同样在巴尔干危机，在柬埔寨及中东问题上看到。在多数情况下，只要美国吹起笛子，中国就会按旋律跳舞。’”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由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扩张趋势构成了对美国的严峻挑战，卡特急于和中国改善关系，藉以抗衡苏联。但他知道要想改善中美关系，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所以在4月份，卡特就派出一个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访华以试探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8月，卡特再次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

8月26日，万斯落魄沮丧地灰溜溜地返回美国。万斯访华没有达到他本人和美国政府的预定目的，但却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对台问题的坚定立场，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对华对台政策，并不断派出使团使节访华，试图重建中美对话的有效途径。

1978年3月卡特拍板，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华，并授权他‘看准了就可以见机行事’，但还是应提出美国关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美国将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向台出售武器。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踌躇满志地抵达北京。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高高兴兴地离开北京飞回美国。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成果表示赞赏和满意。自此，中美开始进行建交谈判。

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谈。在会谈过程中，伍德科克向邓小平说明了美方的立场后，补充说，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而不是‘废除’，这样做只是程序上的原因。

邓小平说，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军售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注入了一种破坏心理。我们希望统一祖国，我们可以保证台湾将实现充分的自治，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这些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旗帜之下。”

建交公报的事看来已经进入尾声，谁也没有想到会波澜突起。

柴泽民回忆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4日上午，我来到白宫拜会布热津斯基，商讨双方建交之后美国内阁成员访华前后顺序的事情。......我起身打算离去时，布热津斯基问我:关于中美建交一事，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我回答，没有什么新消息，建交工作一切顺利，特别是因为美国已经同意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布热津斯基立刻警觉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在建交谈判中双方达成的意见是这样的:《美台防御条约》将在一年后自然终止，在此之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已经运送在途者不在此例。一年之后，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布热津斯基立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伍德科克发出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伍德科克立即出面向中国领导人澄清此事。

伍德科克立即回电，表示中国方面绝不会没有弄懂双方谈判协议的意思。按照文义所指，美国在一年后是可以向台湾有限制地出售防御性武器的。伍德科克还在电报中说，他担心卡特总统如果对此作直接声明，可能会迫使中国作出否定性的决定，使美中建交的事前功尽弃。

卡特向布热津斯基授意说，邓小平一定要理解那段双方已经认可的文字。这段文字虽然不在当时公开发表，但是作为建交公报的附属文件，是有约束力的。

布热津斯基更加明确地指出，伍德科克应向邓小平说明:“我们承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性，因此不作正式声明，但是对报界和反对正常化的人肯定马上会提出的、回避不了的问题，将作如下回答:‘在正常化协议的范围之内，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它将继续与台湾贸易，包括有节制地向台湾出售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在防御条约失效之后，这种出售仍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的方式进行。中国方面不支持美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同意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的指示以加急电报发往北京。

这时，距离预定的公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刻只有15个小时了!伍德科克只得向中国外交部请求，紧急会见邓小平副总理。

12月15日下午4时，还是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了伍德科克和芮效俭。

听完伍德科克关于要求中国领导人“澄清”的那段话，邓小平震怒了，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大声说:“我们不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会见大厅里没有别的声响，只回响着邓小平浓重的四川口音。邓小平的讲话完全“澄清”了中国的立场，说明对美方表达的意见的理解准确无误。同样，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也是明白无误的。

这次会见持续了1个多小时，双方要说的话基本上都表达了。会客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伍德科克心情非常沉重。他以为中美建交的事已经一风吹了，几个月来的努力都白费了。他问邓小平，您已经告诉我们许多了，但是您还没有说，建交的事怎么办呢?

邓小平果断地说:要么什么都不办，要么留待以后专门解决!

邓小平会见美国代表的时候，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在座，邓小平的这句话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伍德科克说，看来也只能这样办啊。

邓小平盯着伍德科克凝视片刻，迸出一句话:“好，按原计划进行。”

邓小平对伍德科克说，中国方面将保留继续与美方谈判对台军售的权力。

伍德科克说，他将立即向华盛顿报告邓小平副总理的要求。

邓小平与伍德科克的会见即在此时结束，他一锤定音:中美建交按原计划进行。

柴泽民说:“......在当时，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些问题只能分阶段解决，所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与美方会谈售台武器的问题，经过1981年至1982年的艰巨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八一七”公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得到了明显体现。”

天津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在所著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一书中，对于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以及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使中国丧失对台主权之事也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2004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署名文章《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贡献》一文证实:

邓小平的话通常不多，但此刻出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又充满了逻辑性。他严厉地批驳美方观点，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发出了错误信息。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

然而，邓小平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挡中美建交的大局而留待日后解决。他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中美建交谈判最后3天中，邓小平4次会见伍德科克，后来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朱启祯都在座。朱启祯说: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工作特点。他举重若轻，并不特别留意于细节，却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亲自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下定决心。

不难看出，邓小平确实是“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上，中美建交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会上宣读了他当时的日记，其中披露了中美1979年建交时邓小平默许美国对台售武的暗盘交易。卡特说:

“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会赞同美国向台售武，但是私底下他们知道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的。”

卡特的讲话是应中国外交协会的邀请，而且是在北京发表的。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不会在中国的首都栽诬邓小平。相反的，他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这个场合用他当时的日记来宣布此一历史公案，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所说的可信性，也就是对此一历史定案。就卡特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他自己年岁日增，总要找一个时机来交代;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中国因此难堪，所以他的态度相当低调，只念日记，没有发挥。

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都发出了报导:卡特宣读了当时的日记，点明了邓小平默许售武。

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反驳卡特的论断，而且在12月5日发布此一消息时，将其中有关邓小平同意售武的讲话部分全部删去。一天后，新华社于12月6日又发了一则消息:“卡特日记中记录的中美建交决策经过”“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但在这一相当长的文章中，并没有刊登什么“细节及曲折经历”，只能理解为承认了卡特所说。

其实，披露中美建交最后谈判过程的，卡特并不是第一个。中美建交谈判最后的美方谈判人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北京主任PatrickTyler早在1999年所出版的《长城——六任总统和中国(AGreatWall-SixPresidentsAndChina)》一书上，就专门报导了作者访问伍德科克所写出真正是“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内幕。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过了几年，中国以各种方式都有披露，但是，关键的、有关邓小平让步的经过却全部删除了。

伍德科克的叙述，同卡特此次的讲话是互相印证的。将两者联合起来，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的最后让步，是没有丝毫疑问的。在这里，邓小平在建交谈判上，一是默许美国对台售武;二是隐瞒真相;三是要求美方帮忙隐瞒。

谈判后的骨牌效应就是《台湾关系法》出台。邓小平要求美国替他保密，变成了美国人来帮邓小平维持面子。既然要掩饰自己的第一个丧权行为，就必然也会掩饰以后第二、第三个丧权行为。以丧权来掩饰丧权。美国人吃定了邓小平，毫不停留，再接再厉，插手台湾的动作就更大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在建交后不到3个月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aiwanRelationAct)》。

当时所有注目中美建交的人，都对《台湾关系法》的出笼感到吃惊。那有总统同意了建交，而国会却搞另一套的事?而且如果仅是国会唱反调，卡特可以否决。奇怪的是，卡特签字立法了，中国除了表示“严重抗议”外，并没有任何行动，更无论撤回建交了。《台湾关系法》的通过，比售武还要严重，等于说又回到了1972年的《上海公报》之前。之后，1982年，邓小平同美国又搞出一个所谓《八一七售武公报》，又一次企图掩饰，而同时的对台湾当局呼吁“国共和谈”，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就中国方面而言，关于美国售武台湾一事，从来都是讳莫如深、语焉不详。官方声明总是所谓美国应该不要从“三个公报的原则”倒退。其实，把三个公报并提是根本不通的，只是国际上的一个笑柄。

这三个公报分别指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有关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

第一个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是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意向书，由于双方在其他许多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也是国际上发表“联合公报”采用各说各话的方式表明态度。上海公报的历史意义是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就这个立场起步走向正常化。但意向书并不是条约，只是“诚意(GoodWill)”，所有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都扫除后，才是最后建交的条约。

第二个公报，即1978年12月15日拟定，1979年1月1日对外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则是一个正式的建交公告，表示所有有关条件已经取得同意，从而取代原来的《上海公报》。但是，在建交公告中，美国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却又出现了“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的字样。这是明显的有意暧昧。为什么双方都会同意暧昧呢?当然不是疏忽，而是可以各说各话。

第三个是《售武公报》，这个公报签定的背景是美国对台的售武正继续升级，这使原先邓小平向党内的交代站不住脚，中国方面需要澄清。另一方面，则是中美正在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在中国境内装置了对付苏联卫星侦察接收站，美国要拉拢中国。这个公报从形式到内容对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只是美国给邓小平的一个台阶。但这个公报的公布，揭开了两个底细:一是原来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所说的“上海公报一致原则”并不是什么有关台湾问题的原则，而只是中国一向声明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这简单的一句话，显然是一个障眼法，对美国无关痛痒，对邓小平却可以向国内随意解释。

把这三个公报连在一起，不仅不伦不类，而且节节倒退。中国政府却在历次声明中像念经一样地每次“三个公报”，可笑。

纵观最近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态，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模式。

一方面，美国在行动上毫无顾忌地为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在口头上不断重申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似乎已经成了美国目前处理台海问题的基本套路。

事实上，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可以用来约束美国的筹码所剩无几。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在访华期间，虽然一直声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表明，美国将来不会放弃对台军售。

2007年，据新华网报导: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研究员在美国时，曾问过许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到底他们认为“中国怎么做，美国才觉得中国不是威胁了?”他得到的回答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这就是美国式的“中国融入全球村”的构想。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毛泽东三者兼备，成为前无古人，罕见来者的第一人。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目录

第一章 从“两个务必”的提出到“文化大革命”

一、“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不做李自成”

领袖自律

二、建国后党内斗争的发端——“高饶事件”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前后后

蜕变

天网恢恢

“谁想做刘宗敏，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刘青山、张子善阴魂不散

四、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彭德怀整肃刘伯承

粟裕的挨整与艰难平反

彭德怀与庐山会议

党内斗争的是是非非

第二章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一、中苏论战的起源

波匈事件

中苏关系的裂痕

赫鲁晓夫挑起中苏论战

毛泽东关于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

二、反“和平演变”问题

毛泽东担忧“内部起变化”

“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接班人问题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

广阔天地的接班人

第三章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一、重上井冈山

中央内部中的两条路线

从文化批判到文化革命

重上井冈山

二、“十大”的前前后后

林彪集团的垮台与“十大”的召开

批林批孔

学习理论、评《水浒》以及“四人帮”问题

三、“永不翻案靠不住”

“全面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的崛起与粉碎“四人帮”

第四章 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国民经济的恢复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

确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

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决策大跃进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与建设的联系

《论十大关系》

对计划、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的思考

鞍钢宪法——毛泽东的经济管理学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第五章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历史倒退的开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五风”的

是谁制造了“人祸”?

第六章 伟大的工业革命

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大发展

以石油电力为标志的基础工业的建立

以三线建设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基地的形成

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建设成就

第七章 从“八字宪法”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业“八字宪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业学大寨

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当代的农业危机

第八章 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禁毒运动

禁绝娼妓

改造二流子

第九章 激情飞扬的社会风貌

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民主的风气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为人民服务”

第十章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时代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计划生育

二、人民文化艺术大发展

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就

意识形态阵地的沦陷

三、“法治”的境界

司法改革

“马锡五审判方式”

枫桥经验与群众专政

法治境界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

艰难的抉择

高举反侵略的旗帜

“最可爱的人”

拳头的哲学

二、炮轰金门

金门炮战

“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套一条绞索”

战争史上的奇观

三、中印边界反击战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奋起反击

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中苏边界冲突的起源

中苏边界冲突

自卫反击

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五、西沙之战

西沙海战的由来

西沙海战

西沙海战的战略意义

六、解决香港问题

炮击英舰

“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中英建交与香港回归

第十二章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与实践

一、抗美援越——打破“两极世界”

突破两霸包围的“抗美援越”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端

“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实践

二、“五二○声明”——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

毛泽东的声明

震撼世界的“五二〇声明”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三、坦赞铁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相互支持 真诚合作

坦赞铁路

四、毛泽东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博弈

“不急于与美国建交”

小球转动大球

联合国的“中国日”

尼克松访华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