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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九色鹿）
作者：【印度】G. D. 古拉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ISBN：9787520101370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是国际蒙古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G.D.古拉提（G.D.Gulati，1946～）是印度著名蒙古学家。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中世纪印度史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印度德里大学Satyawati College。古拉提教授完成多部蒙古学研究著作，在《印度历史评论》（Indi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书评。目前他虽已荣休，但仍活跃在蒙古学研究舞台上。著作《前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西北边境史》（Indian North West Frontier in Pre-Mughal Times，1985）和《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Central Asia under the Mongols，2010）奠定了古拉提在印度中亚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其他著作包括有《十三至十四世纪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India’s Overland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and Persia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2007）。2013年，古拉提教授再次委托德屋出版社（Dev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推出新著《梅瓦提：民俗、记忆与历史》（Mewat：Folklore，Memory，History，2013）。目前，他正在完成另一部专著《成吉思汗传》，相信这又将是世界蒙古史、蒙古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亚，开篇即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民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该著作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详细地回溯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如何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作者古拉提集中对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亚地区的商业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以察合台汗国（1227～1580）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它在统治中亚时期与周边政权如印度、中国（当时元朝、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该著作揭示出蒙古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重点肯定了商业的迅猛发展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作者古拉提查阅了大量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著述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该书注释部分篇幅甚大，内容详细而有趣，全文论述严密准确。参考文献颇为翔实，吸取了蒙古史各个基本阶段、有代表性学者的重要著述。其中，较多采用一手文献，印度籍学者的相关著作罗列几尽。作者的印度背景给蒙古史研究带了与众不同的研究观点、新颖的研究思路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再次发掘了蒙古民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文中作者写道：“蒙古统治者通过给商人们提供切实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措施，进一步彰显帝王的气势。蒙古人征服中原地区和中亚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在蒙古大汗统治时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举措，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中世纪旅行家才得以踏上这片土地，开启各自的旅程。鲁布鲁克等传教士们也从罗马来到远东。四面八方、千里之外的货物汇集在这片纵横交错的土地上，蒙古的统治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复兴了往日的辉煌。由此可见，一些观点认为蒙古远征完全是野蛮人掀起的祸乱，他们凭借数量庞大的军队到处扫荡，摧毁自己未能理解的文明，这些说法看起来并不正确。”可以说，以上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在翻译过程中，译名的统一再次成为学术著作汉译中最大的难点。蒙古史翻译大家冯承钧先生在多部译著的“译者序”中谈及译名的汉译问题。冯先生翻译人名、地名，刻意求古，多使用我国古代的译名。译文中难免出现了许多令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词语，阅读难度随之增加。本书译者花费大量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汉译名。书中人名、地名数量多、来源广，分属欧洲、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印度人名的翻译是一个难点，没有约定俗成的译名，书中就取其音译名。其中，蒙古史中的诸多术语常因年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名字，尤其地名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我们吸取了《西域地名》（1988）当中的一些译法，保留一些旧译，选用了部分新译名，但到最后仍感到不甚满意，可谓是“心有余悸”。

本书作者古拉提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中亚和西亚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中亚研究的学术成果，援引了大量蒙古史学专著，如多次引用蒙古官员、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其他还包括《蒙哥》、《蒙古秘史》、《世界境域志》、《史集》、《弓手族国史》、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常德的《西使记》等。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章尾注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和页码。作者所参考的大量文献我们都进行了翻译。这些文献不仅说明作者的学识渊博和引证资料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为我国蒙古史学者们提供一些外文资料的线索。参考书目中已有中译本的译著/文，采用现中译名。尚未发现有中译本的书目或论文，则译者自行翻译。本书也出现个别打印错误和语焉不详之处，译者通过前后文及其他文献综合考察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注释中所涉及的著作整体可以与参考文献一一对应。然而，翻译之途任重而道远，唯译者知识有限，推敲乏术。尚望海内史学界与翻译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所遵循。

本书能够进入翻译环节，首先感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宣传部牵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具体实施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翻译系列”项目的大力资助。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展编辑的热情帮助和辛苦劳动；感谢魏曙光老师对译稿的译名和正文审校工作；感谢内蒙古社科院金海院长提出诸多的翻译建议；感谢印度德屋出版社（Dev.Publishing）社长Pankaj D.Jain先生与作者古拉提教授通过邮件耐心答疑。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瑾玉
二零一六年五月

序言

我在德里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从事十三至十四世纪印度西北边疆研究。从那时起，我便对“蒙古统治下的中亚”这个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着手研究这个课题时，我发现有必要讨论蒙古对印度西北边境的进攻及该时期中亚的政治情况。关于本书内容的安排，我首先要感谢S.Nurul Hasan教授，他建议我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研究中亚的蒙古人。我在考虑具体从哪几个方面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得到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I. H.Siddiqui 教授的襄助，最终得以确定全书的轮廓。

有关蒙古人及其在欧洲、亚洲各国活动的重要研究成果已为数不少。这些研究大多以宏观叙述为主，或以蒙古汗王传记为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地域问题，如中国、俄罗斯、伊朗、中亚或内亚研究等。重要的学者包括Thomas T.Allsen、Reuven Amitai Presiss、W.Barthold、Michal Biran，J. A. Boyle，Peter Brent，J.Curtin，Richard C.Foltz、Ralph Fox、Herbert Frank、Danis Twitchett、Mansura Haidar、Gavin Hambly、Leo de Hartog、Erik Hildinger、H.H.Howorth、Peter Jackson、Linda Komaroff、Harold Lamb、George Lane、R.P.Lister、H.Desmond Martin、Beatrice F.Manz、David O.Morgan、E.D.Phillip、Michael Prawdin、Paul Ratchuevsky、Morris Rossabi、J.J.Saunders、Bertold Spular、G.Le Strange、James D.Tracy、George Vernadsky、B.Ya Vladimirstov、Jack Weatherfold、and Henry Yule。这些学者分别从蒙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如探讨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和商业活动、分析蒙古人侵略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等。不过，我个人认为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非常丰富。蒙古统治时期的中亚目睹了蒙古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中亚的地理位置介于亚洲与欧洲之间，不仅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第一章重在界定“中亚”的地理范围。这一术语的含义随着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和统治阶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学界对“中亚”的地理范围认定并未达成统一。本书为便于研究，将“中亚”定义为包括河中地区（Mawarnnahr）、喀什噶里亚（Kashgharia）、伊犁地区（Semirechie，另有译为“七河地区”）和准噶尔（Jungaria）的大部分地区。中亚的生态环境不容小觑，在历史进程中一直是影响当地居民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本章有必要对中亚的山脉、水资源、草原和沙漠的突出特点做一概述。

第二章主要讨论蒙古人的历史背景和成吉思汗如何统一各个部落及如何拓展对中国、中亚、西亚的统治。成吉思汗的后代子嗣继续远征扩张领土，创建了一个领土跨度从朝鲜延伸到匈牙利的蒙古大帝国。本章还讨论了大帝国如何在成吉思汗子嗣们相互争夺下分解成不同汗国（Khanates）的过程。

第三章重点讨论成吉思汗第二个儿子察合台建立的察合台汗国（Chaghatai Khanate）。察合台汗国控制了中亚的绝大多数土地，包括河中（Transoxiana）、喀什噶里亚（Kashgharia）、巴达赫尚（Badakshan）、巴里黑（Balkh）和加兹尼（Ghazni）等地方，没有具体的边界。可以说，察合台家族是蒙古帝国游牧民族的真实体现，一直不断地与波斯和统治中国的同胞手足发生征战。察合台汗国在察合台、海都及后人的共同治理下存在达百余年，直到帖木儿（Timur）带领的突厥巴鲁剌思部（Barlas Turks）崛起。

察合台汗国与中国的相互往来是第四章探讨的主题。第三章已经提到察合台汗国首领海都公开反对元朝的统治，双方僵持四年之久，不断抗衡。马可·波罗记录了由于海都拒不赴大都觐见元大汗而引发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反对汉化政策的蒙古余部首领的协助下，海都占领哈剌和林（Karakorum）。忽必烈最终被迫同意海都成为这一地区真正的主人。

接下来的第五章深入讨论了从中亚发起的多次印度之战。中亚的政治地位必定会影响周边国邦。蒙古势力盘踞中亚，占领阿富汗之后又继续威胁在十三世纪突厥人（Turks）建起的德里苏丹国（Sultans of Delhi）。成吉思汗在世时已带军攻入印度边境，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前25年间，印度一直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苏丹不得不备军迎其锋芒，抵御入侵。本章详尽地描写了这些征战并分析了蒙古军队入侵失败的原因。

第六章围绕中亚的商业网络和商贸活动展开论述，包括商队、驿站、检查站、商路、商贸中心等内容。研究揭示了蒙古人如何在中亚创造商业条件、扶助各个城市之间有序的贸易往来和复兴丝绸之路的。正是这种“全球化”建立起东方与西方的联系。

第七章结论部分指出中亚在历史上具有核心的地缘政治地位。尽管察合台与兄弟们征战连连，但是这推进了中世纪世界贸易的发展。从古到今，只有察合台汗国能够远征印度并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雄踞中亚的蒙古帝国分裂后，分裂成乌兹别克、莫卧儿和奥斯曼等新兴国家出现。

最后对本书使用的文献略加说明。整体来说，研究以波斯文和英文文献为主，其他语种的资料均采用能够在中亚找到的译文或译本。文中相关人名、地名均依照A.J.波义勒（A.J.Boyle）翻译的《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i-Gusha）中的拼写形式，同时也保留了部分早期的拼法，便于读者阅读其他文献资料。

本书得以付梓，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曾经鼓励我展开研究的已故教授S.Nurul Hasan。感谢新德里印度历史研究会（The 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提供充足的资助，使我得以赴德里、加尔各答、阿里格尔和西姆拉等地的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收集资料并使用其他资源。非常感谢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已故教授S.P.Gupta为我提供两次到贵校历史系高级研究中心访问的机会，使我得以最终完成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我还特别感谢该中心I.H.Siddiqui教授的指导，使我了解了大量蒙古在中亚的历史。我特别感谢B.L.Bhadani教授、R.K.Trivedi 教授和Mansura Haider教授。感谢我的挚友Surjit Singh，感谢中心图书管理员 Shri P. N. Sahai女士帮助我完成书后的索引。非常感谢我在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 Lal Nebru University）任教的朋友Bhagwan Josh能够阅读全书并提出宝贵意见。

另外，我还感谢K.L.Tuteja、感谢古鲁格舍德拉大学的Azizuddin教授、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的R.P.Bahuguna 博士、科塔开放大学的G.S.L.Devra教授、查谟大学的Jigar Muhammad教授，感谢他们的鼓励！感谢我的朋友Vinod Kapoor在计算机文本输入过程中给予的协助。最后，感谢德屋出版社（Dev Books）编辑的Pankaj D.Jain，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工作。

G.D.Gulati
2010年6月11日
新德里

西域风土

任何地区的边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也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减与周边环境变迁及双方力量的平衡而发生变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地区界定还会受到来自该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统治阶层的影响。“中亚”地区自古以来被不同民族统治，因此“中亚”的内涵在历史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目前，尽管“中亚”地区看起来已得到明确的界定，但是学术界对它所包括的范围一直争论不休。我们需要追溯亚洲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领土范围以及这一名称的不同含义。由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中亚史研究领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对“中亚”的命名和解释存在很大差异。

最新版《新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15卷把“中亚”列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内容包括中亚地域、历史和国家情况。该卷在“中亚”的整体介绍里写到，“中亚”位于亚欧大陆中部，西邻里海，东至中国西部，北起俄罗斯，南达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南部。主要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共和国。这些国家之前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相继独立。这个定义最主要的地方是加入了以上五个共和国。因此，目前谈到的“中亚”已包括了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1]

历史地理学认为，《新大英百科全书》给出的是狭义概念上的“中亚”，更准确的提法是“中亚腹地”（the Central Asian Heartland），它包括三个毗邻的地区。第一个地区是古希腊人称为“河中”（Transoxiana）或阿拉伯人称为“马维兰纳赫尔”（Ma Wara-an-Nahr，意为“河外之地”）的地区，主要包括阿姆河（Amu Darya，希腊人称Oxus，阿拉伯人称Jayhun）和锡尔河（Syr Darya，希腊人称Jaxarates，阿拉伯人称Sayhun）流域。在二十世纪开始大面积灌溉前，“中亚”一直是干旱、半沙漠气候地区。由于土地贫瘠，当地人民只能依靠阿姆河和锡尔河沿岸的肥沃土壤发展密集型农业生产，或是在绿洲发展种植业。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这样的中心城市即由此形成。

第二个地区主要是大草原。锡尔河上游向北延伸到伊犁河流域和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山麓地带，即大草原。这片土地南接天山，向北延伸至巴尔喀什湖，被突厥人称为“也提苏”（Yeti Su），即“七河地区”（the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俄语称为“谢米列切”（Semirechye）。

第三个地区是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北邻天山，西接帕米尔高原，南至昆仑山，东北角则与准噶尔盆地（the Dzungarian，或称Jungarian）相邻的区域。通常专指喀什噶里亚（Kashgharia）地区，其核心城市为喀什噶尔（Kashgar），环境以沙漠与周围山脉之间的小片绿洲为主要特点，包括和田、莎车和阿克苏。这些城市都是中国通往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新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卷中记载的与目前研究相关的中世纪中亚地图范围主要包括花剌子模、帕米尔高原、天山-塔里木盆地以及与中国长城毗邻的阿尔泰地区。当然具体内容还需进一步说明。[2]

在现代研究中，“中亚”被界定为亚洲大陆的中心，东起中国本土和蒙古之间的地带；南邻印度、不丹（Bhutan）、尼泊尔、阿富汗；西至伊朗和里海（the Caspian Sea）；北达乌拉尔山或者是俄罗斯。主要包括两个面积相等的部分——东中亚（the East Central Asia，包括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和西中亚（the West Central Asia，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该研究列出了几个关于“中亚”的概念，特别是中国、印度和伊朗所提出的“中亚”概念。其中，中国把中亚命名为“西域”，确切来讲，是指中国的西部。中国在西汉时期成为出现在中亚土地上的第一个国家。印度的“中亚”概念是指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北部地区。尽管拉达克（Ladakh）实际上被印度控制（中印争议地区），但在地理上是中亚的一部分。伊朗则认为“中亚”主要是指呼罗珊（Khurasan）以北的地区。随着十七世纪俄罗斯边界向东推进，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也对“中亚”有了新的界定，即里海以东的地区。巴里黑尽管在行政上隶属阿富汗，但在地理上是西中亚的一部分。[3]

有些学者把“中亚”等同于“内亚”（Inner Asia），即从里海、乌拉尔山脉一线到满洲（Manchuria，中国的东北地区），横穿欧亚大陆广阔的大草原、沙漠及山脉地区。而“内亚”这一概念涵盖七个地区，包括新独立的苏联在亚洲的五个共和国、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基本上，苏联位于亚洲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斯坦等，也正是曾被正式称为“苏联中亚”（Soviet Central Asia）的地区，即现在学者们界定的“中亚”。尽管这个术语常用来指亚洲内陆地区（the Asian Interior），不过指代中亚的说法也得到了认可。

如果我们把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the Chingized Empire）划分成不同地区，那么由中亚河中地区、喀什噶尔、七河地区和准噶尔大部分地区组成的察合台汗国（Chaghatai Khanate）则是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在另一部著作中，“中亚”所涵盖的范围更广。编者们用“中亚”这一术语来统称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以及现在中国的三个自治区，即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所在的地区。[4]

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中亚”这一术语并给出了广义的定义。地理意义上的“中亚”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中国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蒙古国和阿富汗。[5]

俄语中的“中亚”是“Sredne Asia”，俄罗斯人普遍称之为“中部亚洲”[6]。也有相关文献提到中亚是从哈萨克斯坦的干草原到阿拉伯海（the Arabian Sea），从里海到印度河的大片亚洲腹地。这片土地上的人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历史。几百年来，“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上商人、学者、传教士、艺术家和工匠们必经之地。从咸海（Aral）到阿拉伯海的整个地区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经济圈，其特色是自由贸易和人口的自由迁移。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Lahore）和木尔坦（Multan）到伏尔加河流域（Volga）的喀山（Kazan），里海沿岸的巴库（Baku），整个地区都见证了连接昔日商道的一支支商队和大规模的贸易发展。[7]

狭义上的“中亚”被称作“中部亚洲”（Asia-i-Miana，Middle Asia），东起中国和南亚之间的地区，西至乌拉尔山和里海，北抵西伯利亚（Siberian）森林，南达伊朗-阿富汗高原（the Iran-Afghan Plateau），即阿姆河南岸及其南部的科佩特山脉（the Kopet Dagh）。[8]

纵观历史，这片广袤的土地被乌拉尔山到帕米尔高原，里海沿岸到阿尔泰山脉这两个地区分割开来，而且曾有过不同的名字，如图兰（Turan）、马维兰纳赫尔、什特-钦察（Desht-i-Kipchak），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在苏联时期，属于中亚文化范围的不仅有上述诸地区，还包括伊朗北部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9]

在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学者指出，“中亚”包括河中地区和中国新疆，即从阿姆河到阿尔泰山脉以及现在新疆东部的一些地区。[10]另一位学者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地理概念，这些地理概念彼此既有不同，也有部分重叠。第一个“中亚”概念是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所在地区，也包括俄罗斯邻近亚洲的地区和中国西北部分地区。简而言之，“中亚”是指呼罗珊省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第二个“中亚”概念是指“内陆亚洲”（有时也称为内欧亚大陆），是包括中亚各国所在地，以及蒙古国，中国西北部、东北部和西藏自治区、阿富汗。第三个“中亚”概念是指中亚欧亚（the Inner Eurasia），西与匈牙利西部接壤，东至中国东北，北达西伯利亚森林带。[11]

然而，另有学者将中亚地区划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北部的干草原、锡尔河中游两岸。第二部分是锡尔河下游的半沙漠地区。第三部分包括阿姆河左岸的卡拉库姆沙漠（the Kara Kum，the Black Sand[12]，“黑沙”。作者原文此处有误，把“the Black Sand”中“black”错拼为”block”——译者注。）、右岸的克孜勒库姆（the Kyzyl Kum，the Red Sand，“红沙”）、费尔干纳盆地（the Farghana valley）和泽拉夫尚流域（the Zarafshan）东部的零星几片土地。第四部分包括天山、阿莱山脉（the Trensalai and Alai）和帕米尔高原在内的一些山区，以及泽拉夫尚河上游的小范围地区和撒马尔罕南部。[13]

山系

从古至今，包括山系、河流、沙漠、大草原在内的生态环境一直都影响着居民的生活。中亚地区南部的山脉延绵不绝，从中国到黑海有近四千英里的山脉。这些山脉限制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往来。从东到西依次是南山（the Nan Shan）、阿尔金山（the Altyn Tagh）、昆仑山（the Kun Lun）、喀喇昆仑山（the Karakorum）、兴都库什山（the Hindu Kush）、帕鲁帕米苏斯山脉（the Paropamisus）、厄尔布尔士山脉（the Elburz）和高加索山脉（the Caucasus）。换言之，整个高原就像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an irregular rhomboid），由六座此起彼伏的山脉环绕，南延至印度喜马拉雅山，西抵“中亚”的帕米尔高原，北达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东北至东西伯利亚，并延伸至雅布洛诺夫山脉（the Yablonoi），直至中国境内的云岭（the Yun-ling）和阴山（the Inshan）。[14]

中亚的最高峰在帕米尔地区。“帕米尔”一词在塔吉克语中意为“牧场”，该地区素有世界屋脊之称。中亚地区重要的湖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和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Balkhash）。其中伊塞克湖是内陆湖，位于天山山脉的山谷地区，湖水温暖。据考证，吉尔吉斯人在十四世纪最先在此定居。[15]马可·波罗亲见并记录了帕米尔地区及周围的环境。他记载：

旅行者翻山越岭向东北方向走了三天，并爬上了传说中最高的地方，在两山之间发现了一片平原，平原里有一处湖泊。湖泊是一条细小河流（但他并没有给出河的名字）的源头。这儿有世界上最好的牧场，瘦弱的牲畜在这里待了十多天就变得壮硕许多。牧场上有大群的绵羊，人们用羊角做成盛饭的器皿。牧场上还有数不清的狼。这就是帕米尔高原，旅行者们整整花了12天的时间穿过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在这些天里，他们见不到任何居民也找不到任何栖息之所，所以必须自带沿途所需的水和食物。该地区海拔高而且气候寒冷，鸟儿也不在此出没，而且因为天气寒冷，可以肯定即使在此处点火，火光也不会很亮，并且火光颜色和其他地区的不同，食物也无法煮熟。当12天的长途跋涉结束之后，旅行者们必须花40天完成从东到西的往返。他们常常要爬山坡、跨峡谷，穿河流、过沙漠。总之，此途中未发现任何居民和栖息地，必须自带水和食物。旅行者们经过的这个国家叫“贝洛尔”（Belor，亦称“卡菲烈斯坦”，阿富汗的旧称），当地居民居住在高海拔的大山里，他们是偶像崇拜者，生活得十分原始，完全靠狩猎为生，穿着兽皮，生活十分艰苦。[16]

帕米尔高原把塔里木盆地（the Tarim Basin）与阿姆河流域（the Amu-Darya）和锡尔河流域（the Syr-Darya）分割开来。那些环抱阿姆河和锡尔河山谷的较低山脉，从北部和西部向帕米尔高原延伸。阿姆河和锡尔河经峡谷向下穿流，流经巴达赫尚平原。巴达赫尚平原的绿松石和红宝石在中世纪的旅行者中闻名遐迩。富饶的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的汗血宝马在中国唐朝被视为珍宝。天山山脉地处帕米尔高原东北部，向东延伸至戈壁滩，天山以北是富饶的伊犁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以南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从北面、西面、南面三个方向环绕。与险峻的昆仑山不同，天山一直是四通八达的，从未阻绝与外界的往来，从这个方面来讲，天山与宏伟的帕米尔高原有些相似。天山是亚洲最高山峰之一，中国人将天山视为神山，其第二高峰汗腾格里峰（Khan Tengri）高达2.36万英尺。

位于天山东北方的阿尔泰山，海拔高达1万英尺，是突厥人的故乡。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是一些低海拔的山脉——准噶尔阿拉坦（the Jungarian Ala Tan）和科佩特塔尔巴哈台山（the Khrebet Tarbagatai）——中间还镶嵌着许多长长的峡谷，当地的游牧民族经常穿越这些峡谷从准噶尔和戈壁地区进入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从阿尔泰山再向北和东是东萨彦岭和西萨彦岭（the Sayan）以及蒙古国的一些山脉，一直绵延至贝加尔湖。因此，可以认为“中亚”被一条始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终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的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分成了两个部分。威廉·鲁布鲁克修士（Friar Williamof Rubruck）亲眼见过在阿尔泰山狭窄的牧场放牧的情景。由于天气极其寒冷，鲁布鲁克修士和他的同伴们只能披着带毛的羊皮御寒。[17]

比阿尔泰山更高的兴都库什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活动。当成吉思汗率军抵达兴都库什山脉时，山上的积雪成为成吉思汗军队西征的巨大障碍。据史料记载，当时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奉命探路，发现路上积雪很厚，便禀报父亲应择祥时前行。[18]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其游记中记载了关于“兴都库什山”名字来历的逸事：“兴都库什山，意为‘印度人的屠杀者’，从印度买来的奴隶，无论男女都因为恶劣寒冷的天气及厚厚的积雪而大批死亡。”[19]

“中亚”属大陆性气候，冬天寒冷，夏季酷热。北部和东部常有降雪，西部和南部偶尔也会降雪，但雪很快就会融化。例如，卡拉库姆沙漠地区夜晚会下雪、降霜，但白天天气晴朗且炎热。夹在两个恼人雨季中间的冬季很短暂。雨季时，该地满地泥泞。农田只能靠人工灌溉。水源主要来自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冰川融水汇聚成的河流。棉花是该地区绿洲的主要农作物，自中世纪起人们就开始种植棉花。其他的传统作物还有大麦、小麦、小米及其他应季蔬菜。此外，当地种植的大瓜也很出名，过去商人常用大铜锅加冰块的方式把这种瓜运到巴格达（Baghdad）的哈里发（the Caliphs）宫廷。[20]

中亚多山的地形对当地各族人民的活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沙漠地区的影响也同样举足轻重，例如里海（the Caspian Sea）和咸海（the Aral Sea）之间乌斯秋尔特高原（the Ust Urt）上的沙漠，科佩特山脉（the Kopet Dagh，位于东厄尔布尔士山脉北面山崖）和阿姆河之间的卡拉库姆沙漠，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河段之间的克孜勒库姆沙漠（the Kizilkum），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别特帕克达拉草原（the Betpak Dala，即“the hungry steppe，饥饿草原”）的半沙漠区，分隔中国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广袤戈壁，以及天山南部被视为世界上完全由沙丘覆盖的、最为艰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Lop-Nor）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风蚀绿洲，再往东就是北山（Pei Shan）。[21]

水系

阿姆河和锡尔河是中亚的重要河流，发源于中亚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东部，向北注入内陆湖咸海。古希腊人把阿姆河和锡尔河分别称为“乌浒水”（Oxus）和“药沙水”（Jaxartes）。阿拉伯人称之为“质浑河”（Jihun）和“思浑河”（Sihun）。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说法，阿姆河的源头是小西藏（little Tibet）的一个湖。[22]

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si）描述过质浑河及人们在此定居的情况，也详细描述了阿姆河的走向、汇入它的六条支流以及周围的多个流域，人们把这片地区统称为“马维兰纳赫尔”（Ma wara al-Nahr，即“河外之地”）。位于阿姆河两岸的是花剌子模，但那里的居民在风俗、语言、性格方面和自然特征等方面都不尽相同。阿姆河两岸地势开阔，是非常重要的地区，聚集了众多城市，它们多数是按照罗马、昔吉思田（Sijistan）和卡泽伦（Kazarun）风格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花园一座连一座。[23]在《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中也提到了发源于瓦罕（Vakhan）的阿姆河流经中亚多国，最终汇入花剌子模海（咸海）。[24]

阿姆河的上游有不同的名字。伊本·胡尔达兹比（Ibn Khuradadhbih）最初认为阿姆河流入印度河，最后汇入阿比西尼亚海。穆卡达西应该是第一个反对这一说法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认为阿姆河汇入咸海。而且“咸海”很可能就是由穆卡达西首次提出的。[25]中世纪的中国文献也有记载，阿姆河流经布哈拉西部，最后汇入里海，[26]并且还有文献记载，该地区有浮桥和船只，[27]人们可通过船只或浮桥过河。[28]过去阿姆河冬天有结冰期，大象、商旅队伍和军队可以踏冰过河。[29]志费尼也提到蒙古军队向欧洲挺进时，由于里海东岸大雪阻隔而难以前进。[30]

当年帖木儿（Timur）的军队被敌人追击时，就是骑马渡过阿姆河的。艾哈迈德·伊本谢哈布曾经高度评价帖木儿军队横渡阿姆河的惊人之举，并且在其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描写这件事。他写到，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到达阿姆河时，河水滔天，他们不能迟疑，后面还有无情的追兵紧追不舍。因此，帖木儿命令他的手下迅速下水，每个人都勒紧缰绳或紧紧抓住马的鬃毛向目的地挺进。他又命令道：“迅速过河，否则必死无疑。”于是战士们骑马冲入波涛汹涌的阿姆河中，犹如飞蛾扑向灯。大家拼命地前进，忍受着面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的折磨，无暇顾忌前后同伴的生死。最终没有一个战士掉队，都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31]

穆克安迪马赫（Mukaddimah）是这样记载的：

阿姆河发源于巴里黑，那儿有很多泉眼。泉水汇集形成河流，沿河道由南向北流淌汇入阿姆河，流经呼罗珊和花剌子模，最终流入位于玉龙杰苏（Gurganj）北部城边的咸海（the Lake of Gurganj，玉龙杰赤湖）。无论是沿着湖走还是乘船横渡大约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发源于突厥，流经费尔干纳和塔什干（又称ash-Shash）的河流汇入阿姆河。呼罗珊和花剌子模座落在阿姆河的西岸，布哈拉、铁尔梅兹（Al Tirmidh）和撒马尔罕座落在东岸。除此之外，流域内还有突厥、费尔干纳、卡尔鲁克以及其他非阿拉伯国家。[32]另一文献记载：“阿姆河发源于与印度东南角接壤的巴达赫尚的瓦罕地区，向西流入巴达赫尚中部地区的哈尔纳布河（Kharnab River），然后向北流经呼罗珊，最后顺势流入阿拉伯湖，即死海。[33]

哈姆杜拉·穆思托菲（Hamdallah Mustawfi）对阿姆河的情况做出了更为清晰详细的说明[34]：“质浑河（阿姆河）也叫作“妫水”，由六条河流汇集而成，是世界著名河流之一，它自南向北流淌，构成了伊朗的东部边界。阿姆河的源头由六条支流汇集而成，其中第一条支流源自西藏的山脉，第二条源自巴达赫尚的山峰，第三条源自石汗那（Saghaniyan）边境，第四条源自骨咄兰（Khutlan）的边界。这四条支流在汇集之前都有许多小支流汇入，并且它们的河道都经过巴里黑（Balkh）和提穆里（Tirmid）。所有主要支流汇集流入阿姆河后，流经狮子口峡谷（the Defile of the Lion’s Mouth）。狮子口峡谷旁边就是附属于哈扎拉斯普（Hazarasp）的巴克山（Buqshanh）村庄。峡谷位于相隔一百多米的两座大山之间，水流从峡谷间咆哮奔流而过，然后慢慢消失在地下的沙土里。现在这个方圆四五公里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了，而且人们也无法从沙地上穿行。（当河流再度跃入人们的视线之时）阿姆河开凿了运河，运河两岸有大城镇还有很多农田。这些运河包括嘎乌胡瓦拉运河（the Canal Gav Khuwarah）、哈扎拉斯普运河（the Hazarasp Stream）、卡都仁哈斯运河（Karduran Khas Canal）、卡热运河（the karih Canal）、希瓦运河（the Khivah Canal）等。船只可以轻易地在每条运河上航行。其中的几条运河最后流入花剌子模湖（咸海），但是阿姆河的主干在流经花剌子模后流入哈勒姆峡谷（the Halam gorge），突厥语称为Kurladi。在大约四五公里到十五公里的范围内，都能听到水流奔腾的声音。最后阿姆河从哈勒的一个垂钓处流入哈扎尔海（里海）。从花剌子模城到里海入海口的距离大约为六天的路程。阿姆河全长2000多公里，冬天河面会迅速结冰。商旅队伍可以通过冰面过河。在阿姆河流域掘地打井需几米深才可取水。

巴布尔（Babur）在横渡阿姆河时曾经路过阿布贾渡口（Aubaj-ferry）。很多时候，他一直驻扎在阿姆河河岸的浅滩，当河水涨潮时，浅滩的水位就会产生变化。波斯人有句谚语：“阿姆河的水赶走了浅滩。”[35]

其他文献中记载，阿姆河是前苏联在中亚地区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山脉，全长1578英里（2500多公里），延伸至里海。河流三分之二的活水期都集中在五月至八月，河水的源头主要来自冰川和高山常年雪原带的冰雪融水。阿姆河是阿富汗和前苏联的国界线，并且把位于图兰低地的卡拉库姆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分隔开。[36]

关于锡尔河，穆卡达西（Al-Muqaddassi）记载：“锡尔河发源于突厥斯坦，最后流入花剌子模湖（咸海）。锡尔河与阿姆河流量相近，但锡尔河中没有任何生物。人们从锡尔河开凿了一条运河，运河流经并贯穿苏沙对那（Usrushana）和苦盏（Ghujanda）之间的地区。”[37]

《世界境域志》把锡尔河称为“Parak”，发源于葛逻禄（Khallukh）的山区，向南流至沙什（Chach）地区。然后经贝纳卡特（Banakat）和噶拉斯（Qalas）城墙之间的地区流入瓦罕（Uzkand）地区。最后所有的支流汇合成为锡尔河，人们也称之为“沙什河”（chach river），阿拉伯人叫它为“思浑河”（Sayhun）。[38]

中世纪时期，中国旅行者长春真人（Chang Chun）曾经乘浮桥横渡锡尔河，到达河的西岸。他把锡尔河称作“苦盏莫伦”（Ho-chan-mu-lien）。这里的“莫伦”（Mu-Lilen）是蒙古语中的“木仁”，即河流的意思。“苦盏”（Ho-chian）的意思是“苦盏地区的河流”，在希腊语中是指“锡尔河”（Jaxartes）。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称锡尔河为“思浑河”（Sihun），此外锡尔河还有一个名字“沙什河”（Shash，即Tashkand，塔什干）。[39]修士约翰·柏朗嘉宾（Friar John of Pian de Carpine）也曾提到过锡尔河，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但据考证这条河确实是锡尔河。[40]穆思托菲所指的“思浑河”就是“马维兰纳赫尔河”。因为它的西面是阿姆河，东面是锡尔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该流域都被称为“河外之地”。锡尔河又被称为“Gul Zaryun”，它发源于雪山，流经苦盏（Khujand）和法那卡特（Fanakat），最终流入花剌子模湖（里海），总长度约为300多公里。像阿姆河一样，锡尔河冬天也有结冰期，商旅队可以在河面上穿行。[41]

该地区另一条重要的河流是泽拉夫尚河（Zarafshan Darya，Gold-rolling river，也称流金河），原名是“Sugd”，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第一个天然屏障、东西走向的阿莱山脉（Alay）中长长的冰川带，消失于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卡什卡达里亚（Kashka Darya）位于泽拉夫尚河的正南岸，是该河的一条大支流。泽拉夫尚河流域处在中亚腹地。楚河发源于天山山脉，消失在穆云库姆（Muiumkum）沙漠。阿特拉克河（Atrak，突厥的河流）是西亚的唯一河流，流入里海。古代的突厥人就居住在该河沿岸，河水很深，发源于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边的尼萨（Nisa）附近。穆尔加布河和捷詹河（Tejen）并没有流入里海。穆尔加布河消失在梅尔夫（Merv）西边的沙地里。[42]

沙漠

在中亚的沙漠中，主要有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黑沙）和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红沙），分别位于阿姆河的两岸。卡拉库姆沙漠在阿姆河西岸，北面是乌斯秋尔特高原，西面一直延伸至里海，覆盖了土库曼斯坦的整个中部地区。卡拉库姆沙漠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无沉积沙。[43]

古代中国人对首都长安以西地区都称之为“西域”。在察合台时期，该地被称作“蒙兀斯坦”（Mongolistan，“Mongol land”即“蒙古的土地”）。后来，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又认为该地是突厥人居住的地方。这里大部地区都是沙漠，位于塔里木河流经的盆地中心地带。塔里木河的支流沿着沙漠自西向东奔腾流去。中国新疆地区的高峰分布在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天山山脉。天山山脉是一个广阔的山系，从帕米尔高原开始，其范围从东向北延伸然后再到东，将新疆分成两个部分——南疆和北疆，北疆的土地面积要比南疆略小。天山山脉北面是伊犁河，南面是塔里木河，是新疆的主要河流。伊犁河（the Illi river）向北流入东哈萨克斯坦（East Kazakhstan）的巴尔喀什湖，该湖是伊犁河谷的主要水源。塔里木河流经库车县南的塔里木乡，有众多支流，例如阿克苏河（the Aksu river）、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the Yarkand river）、雅阿哈得河（the Yarhad river）、和田河、渭干河（the Kenija river）等，这些支流主要发源于天山、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脉，有的消失在沙漠里，有的汇入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发源于阿尔泰山，流经喀什市，最终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the Tokra kum），而未流入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西南处，而拉斯克汉河（the Raskham）是塔里木河最重要的一条支流。塔什库尔干河发源于西南处，也是一条重要的支流。位于塔里木西林（Silin）的和田河向东流入戈壁沙漠的罗布泊，总而言之，塔里木河是南疆的主要河流和生命线。

由于特殊的生态特点，中亚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中亚地域广阔，干旱地区面积大，又无天然交通手段（水系中的主要河流均向北流入北冰洋），因此远离了周边地区的人类文明例如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等。另一方面，尽管涉及地域范围有限，但是作为丝绸之路，从东到西的重要通道从未中断过，使中亚各国不仅能了解彼此的文化，还能进行其他方式所无法实现的商品交易。

[1] 《新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1990，第701页。艾思烈·T.安倍编《亚洲历史百科》第1卷，伦敦，1998，第239页。书中写到，中亚包括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富汗兴都库什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 《新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1990，第706页。

[3] 胡拉尔·拉姆：《中亚历史纲要》，新德里，1997，第11页。

[4]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伦敦，1997，第xi页。

[5] K.渥里库和大卫·纳伯编《中亚的种族与政治》，新德里，1992，第viii部分。

[6] 艾哈迈德·哈森·达尼：《中亚的新希望》，新德里，1993，第9页。

[7] 艾哈迈德·哈森·达尼：《中亚的新希望》，新德里，1993，第30～31页。

[8] 艾哈迈德·哈森·达尼：《中亚的新希望》，新德里，1993，第57页。

[9] 尤里乌·库尔契克、安德烈·法丁和维克多·塞支乌编《帝国之后的中亚》，伦敦，1996，第1页。

[10] 《海都和与蒙古国的独立》，第132页，注释111。

[11] 《蒙古、突厥与其他》，第201页。斯格特·C.莱维在著作《印度人在中亚的分布及其贸易（1550～1900）》一书中曾有详细的讨论（Brill，2002，第8～12页）。

[12] 埃德加·克诺布洛赫：《阿姆河之外》，第9页。

[13] 埃德加·克诺布洛赫：《阿姆河之外》，第25页。

[14] 让姆·热胡尔：《进军中亚》，新德里，2002，第17页。

[15]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兰德·拉夏姆（英译），企鹅图书，1959，第49页。

[16] 《鲁布鲁克东游记》，第161页。

[17] 《中世纪研究》，第80页。

[18] 吉布，第3卷，第586页。

[19] 《阿姆河之外》，第16页。

[20]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伦敦，1997，第4页。

[21] 《东哈里发的土地》，第433～435页。

[22] 关于花剌子模地区，穆卡达西曾经提到过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讲到，很久以前有个国王马什里克对王国里尤其是朝廷上的四百位臣子有诸多不满，下令要把他们赶到远离文明的地方。于是约一百多个法沙克（farsakh）被流放，这个地方正是凯斯（Kath）所在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派人到该地查看被流放的人是否还活着，结果被派出人发现被流放的人不但好好活着，而且建起了房子，靠打渔为生，随处都是可取暖的木材。派出的人返回觐见国王，禀告了实情。国王问道：“他们怎么称呼‘肉’？”手下人答道：“Khwar。”“那柴火呢？”“Razm。”国王说：“我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就把那个地方命名为‘花剌子模’（Khwarzam）吧！”后来他又派了四百个突厥少女去花剌子模与他们一起生活。因此，至今花剌子模还有很多突厥人。参见穆卡达西，第252～253页。

[23] 《世界境域志》，第71页。

[24] S.马布尔·艾哈迈德、A.热哈曼编《马苏第：千年纪念》，阿里格尔，1960，第75页。参见穆卡达西，第258～259；《东哈里发的土地》，第433页。

[25] 《中世纪研究》，第1章，第22页。

[26] 《中世纪研究》，第1章，第77页。穆卡达西发现阿姆河至少有25个河流交叉处，他逐一列出阿姆河的支流。参见穆卡达西，第259页。

[27] 《中世纪研究》，第85、92、94页。旭烈兀在1256年1月2日横渡阿姆河，常德（Changte）1256年4月7日横渡阿姆河，第132页。

[28] 参见Lata’if al-ma’arif，第143页。（该文献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并未列出——译者注）。

[29] 《世界征服者史》，第147页。比较可发现，柏朗嘉宾在《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第4页中提到库尔（Quour）畏惧马匹。

[30] 艾哈迈德·伊本·阿拉伯沙，第7～8页。

[31] 《历史绪论》，第102～103页。

[32] 《历史绪论》，第18～19页。

[33] 《心之喜》，第205～206页。

[34] 《巴布尔回忆录》，第193、189、249页，撒克斯顿说道：“河水冲走了浅滩。”第165页。

[35] 《亚洲历史百科全书》，第3卷，第167页。

[36] 穆卡达西，第23～24页。

[37] 《世界境域志》，第73页。

[38] 《中世纪研究》，第1章，第75页，注释189。

[39] 《鲁布鲁克东游记》，第14页。

[40] 《心之喜》，第209～210页。

[41] 让姆·热胡尔：《进军中亚》，第18页。

[42] 萨瓦特·索契克：《内亚简史》，第4页。

[43] 《进军中亚》，第14～15页。

蒙古的崛起

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疆域辽阔，势力范围东起今天的韩国，西至目前的匈牙利（Hungary），先后征服了包括印度、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多年，在蒙古帝国崩溃后这种影响力在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着。蒙古人和早期征服者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能控制亚洲内陆大草原和当地的各族人民。[1]虽然这个游牧民族的社会得到了发展，但是蒙古帝国未能凭借版图优势或政治资源壮大和维护自己。和农业社会相比，欧亚大草原的游牧社会规模更大更复杂。从整体来看，草原地区水资源充足，游牧民族更多依靠马匹而非骆驼，生活能够自给自足。

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领导的新势力迅速壮大，他不仅统一了大部分草原游牧民族，而且征服了亚洲内陆的城市贸易中心。凭借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力量，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其后人开拓更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权分化和戍守亏弱。蒙古人控制了不少国家的边关，同时又以当地资源为后盾进一步扩张，直到最终完全统治这些地区。[2]

关于当时蒙古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志费尼（Juvaini）提到他们住在大山谷中。山谷面积很大，不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都得走上七八个月的时间。东达辽朝（Khitai）（中国北部），西至畏兀儿聚居地区（塔里木河北部的绿洲），北抵吉尔吉斯（Qirghiz）和色楞格河（river Selengie），南接党项和藏族聚居区。成吉思汗出生之前，蒙古人没有统一的首领，各个部落分散居住，彼此互不结盟，相互间的斗争和对抗持续不断。有些部落认为偷盗、暴力、道德败坏、纵情声色才是男子气魄的体现。金朝皇帝（The Khan of Khitai）经常从这些部落索取甚至掠夺食物。蒙古人穿着用狗皮、鼠皮做成的衣服，食用狗肉、鼠肉或其他动物的死尸，喝马奶酿成的酒，吃一种被他们称作“库苏”（qusuq）[3]的松树果实。

术兹扎尼（Minhaj）不满蒙古人到处抢掠和混乱的私生活，认为他们言行不一、说谎、处世不公、抢掠，除此以外其他一无是处。[4]草原人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养牛、牧马、打猎和捕鱼，[5]对农业知识并不知晓。《元朝秘史》（Yuan-Chao-Pi-shi，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又译作《蒙古秘史》）是唯一记录成吉思汗早期生涯的权威典籍，该书没有任何有关开垦农田或农民的记载。蒙古人生活区域的季节差异显著：“冬季群山巍峨，白雪皑皑；夏季深林茂盛，河流奔腾。”[6]

蒙古大地东、西、北三面环山，降水量极低。南边的戈壁形成了良好的天然屏障。大部分戈壁并不适合开展畜牧业和农耕生产。虽然并非完全不毛之地，但是夏天炎热难耐，冬天寒风凛冽，暴雪纷飞，不宜生存。只有身体强壮的人和动物才能勉强在这样荒凉、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蒙古人的传统经济主要依赖五种动物。绵羊、山羊和牦牛可提供食物、皮毛、住房材料和燃料，骆驼便于在沙漠中进行贸易往来，而人口迁移则依赖马匹。马是战争中骑兵的坐骑，也是当时通信往来的主要工具，蒙古人骑马在领地间传递官方信息。十二世纪初期，三个重要部落统治着蒙古。最东部是生活在贝尔湖（Buir-Nor）和呼伦湖（Kulun-Nor）周围的鞑靼人（Tatars），往西是生活在图拉河（Tola）、鄂尔浑河（Orkhon）、鄂嫩河上游（Upper Onon）和克鲁伦河（Kerulen）流域的克烈人（Karaits），再往西在色楞格河和阿尔泰山之间的乃蛮人。蒙古人在克烈人和鞑靼人之间的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放牧。克烈人和乃蛮人的北部还有一些其他的部落，其中比较重要的部落是卫拉特人（Oriots）和蔑儿乞人（Merkits）部落。[7]

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点评过早期的蒙古人历史。他写到，蒙古人的历史实际上是从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开始的。成吉思汗传记的作者们描述了许多蒙古人祖先的传统，但是对于成吉思汗出身的描述，同其他许多意外成名的人一样，只是常规性而非事件性的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蒙古人早期的历史记载就是让大家了解到他们只是部落成员中的一个，是庞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中的一员，为寻找水源和草场而入侵沙漠北部的戈壁。蒙古人以狩猎和放牧为生，吃肉，喝马奶酒，拿兽皮、牲畜跟他们效忠的契丹人、突厥人和汉族人做交易以获取利益。直到十世纪，蒙古人才为外人所熟知。当蒙古人的首领在整个联盟中获取支配权时，“蒙古人”才逐渐成为整个部落的名字。即使也速该（Yissugay）不是这个部落至高无上的建立者，也应该是第一个坚持从汉族统治独立出来的部落首领。经过不断地征服和吞并，也速该拥有的也仅仅是四万顶帐篷部落的王权。但是，也速该的儿子成吉思汗在此基础上仅仅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帝国。[8]

蒙古人绝大多数是萨满教徒（Shamanists）。当时萨满教尽管只是在森林部落中盛行，却对部落事务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草原的领导者从部落或宗族首领中产生，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部落是否具有世俗或贵族的特点。部落首领通常被称为“可汗”（Khans），而部落联盟的首领被称为“可萨可汗”（Khagan）。蒙古人远离森林经济，过着游牧生活，部落生存条件的好坏及繁荣与否取决于放牧草场范围的大小及质量。在一些先进的部落中，贸易虽然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但也是很重要的。[9]

学者们提出很多关于蒙古人如何建立帝国并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有观点指出，蒙古人的游牧社会体系注定会经历长期的经济不稳定。粮食和武器不能自给自足刺激蒙古人不断向有供给的定居地区扩张。以当时的武器技术状况来看，骑兵是蒙古人对外征服的主要军事力量，能够促使蒙古人对外扩张，建立起以领导天才为首的、有影响力的中央集权草原部落，但前提条件是周边的农耕国家正处于一个混乱、脆弱的发展时期。[10]

十三世纪波斯编年史作者术兹扎尼认为伊斯兰教历610年是世界末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提到，伊斯兰教历602年，穆罕默德·古瑞（Muhammad Ghuri）遇刺是世界毁灭的第一个征兆，同年蒙古人成吉思汗在中国北方（也称“堂格资”[11]。七世纪时，西域、东罗马和伊斯兰教徒对中国的称谓有“桃花石”（Tabgac）、“陶加斯”（Taugas）、“堂格资”（Tamghaj）等——译者注。）崛起。[12]

欧洲作家笔下有同样的神话，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被诅咒的鞑靼人，是金牛犊（Goladen Calves）之后摒弃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十个部落，马其顿（Macedonian）的亚历山大最初试图把鞑靼人阻隔在里海周围黑黢黢的崎岖山脉中。亚历山大意识到鞑靼人势不可挡，祈求神助力使众山顶重合，形成无法逾越的屏障。”约瑟夫斯（Josephus）有过这样的描述：“上帝对他的信徒和非信徒会一视同仁吗？”从中可以看出上帝也不希望鞑靼人出现，然而在宗教历史中也有预言，世界灭亡之时鞑靼人会出现并大开杀戒。但是也有疑问：那个时候的鞑靼人来自哪里？他们不讲希伯来语，他们不懂摩西律法，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律法，不受法律的约束。尽管有上述疑问，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就是被屏障阻隔的鞑靼人。[13]

中国有过百年内两朝并存的情形出现，一个是被称为蛮夷的金朝（the dynasty of Chin），一个是不善战事的南宋。西夏王国（the His Hsia kindom）由党项人（Tanguts）建立，位于现在中国西北的甘肃。西夏往西是定居在像吐鲁番那样的中亚小绿洲的畏兀儿人，这时中国已经不再有唐朝时期的军事实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是在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区域后停滞五百年不再发展。其中包括花剌子模帝国，花剌子模在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曾延伸至阿姆河（Amu Darya）、咸海南部（south of the Aral Sea）、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Abbassid Caliphate）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国家。在此地缘环境下，蒙古人所向披靡，统一了亚洲所有分裂的农业、半农业及贸易型的国家。蒙古人为征服其他国家而团结组织起来，成功地征服和统治了广袤的疆域。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出生时，讲蒙古语的各部落仍无统一的名称。这个时候的蒙古各部落有些是居住在西伯利亚森林边缘的小部落，主要是猎人和渔民。而大部分蒙古人是生活在广阔大草原上马背上的民族，以小部落群居的方式生活，家家户户都住毛毡帐篷或蒙古包（yurt）里。到了季节性迁移的时候，这些分散的小部落就组成了庞大部落。[14]

宗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个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对宗族的忠诚和狂热崇拜。宗族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宗族之间组成更大的部落，同时个人也要对所属部落忠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两个不同宗族的成员义结金兰也就相当于两个宗族结盟，收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不受限制。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增加了对女人的需求，但是要求必须娶本宗族以外的女子为妻，因为在本宗族内或两个关系紧密的宗族内通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抢妻成了惯例，这引发了宗族之间甚至部落之间的斗争、复仇及小规模的战事。部落间战争的结果就是宗族会归属其他部落，从而增强他们军事力量。成吉思汗是首位以蒙古人各部落组织者和统一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蒙古人。[15]

关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许多轶事。《蒙古秘史》中写到，成吉思汗出生时右手抓着一块关节骨大小的血块。他出生时，鞑靼族的铁木真·兀格（Temujin Uge）被俘，所以部落的人给他起名为铁木真。还有一个传说，铁木真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带他去他的舅父们那里结亲。在路上，也速该遇到了特·薛婵（Dei Secen）。她说：“你的儿子，‘目中有火，面上有光’。”特·薛禅在梦中看到一只白色雄鹰双爪紧抱日月，飞向铁木真并停落在他头上。此时铁木真正要去拜访舅舅们。于是特·薛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便把比铁木真大一岁的女儿孛儿帖（Borte）许配给了铁木真。铁木真留下成为特·薛禅的女婿。在回程的路上，也速该被敌人毒死。[16]

据术兹扎尼记载，成吉思汗在众兄弟中因性格刚毅、强健、英勇无畏而出名，因此他成为首领。“除了铁木真，没有人有能力承担并处理所遇到的事情。除了他，谁也无法完成任务，也无法取得成功。”术兹扎尼记载：“成吉思汗统一了各个部落，让人们发誓要完全服从他，要服从他的命令，遵从民族风俗习惯，重要的事情须经过批准。他说，‘如果你愿意服从我的命令，那就这样做。如果我命令儿子去杀父亲，儿子也必须这么做。’说完后，他们进行了庄严的宣誓。”[17]

铁木真出身于贵族，却过着卑微的生活。他崛起的速度很慢，直到成年时他也仅仅是一个小部落首领的下属。在建立自己的队伍之前，他必须掌握处理部落政务的能力，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能力，既要对人忠诚，又要富于竞争力，处世精明，必要时还需无情地背叛，同时还需要强健的体魄。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压力，他征服了克烈部、乃蛮部和其他部落。1206年在克鲁伦河召开的蒙古人忽里台（Quriltai）大会上，铁木真被正式赋予“成吉思汗”的称谓，其寓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当时，所有的首领都臣服于成吉思汗的统治。[18]新近发现的阿勒坦可汗（Altan Khan）的传记《阿勒坦汗传》（Erdeni Tunumal Sudur，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在“引言”中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历史和合法性。内容如下：

受腾格里天命，

从创造至高无上的国家开始，

铁木真让世界臣服于他的统治。

铁木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9]

《蒙古秘史》中列出了95位千户官，均委以不同职位。[20]术兹扎尼书中记载，蒙古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队伍不断壮大。[21]

波斯、中国和阿拉伯的编年史学家们根据口头传说完成了不少人物传记，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成吉思汗的统治方式。为了保证宗教的地位，成吉思汗宣称自己受草原之神的委派，来完成统治草原的神圣使命。成吉思汗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家庭形成宗族，宗族形成部落，部落组合成更大的群体，最终形成帝国。[22]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蒙古，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个人魄力。成吉思汗起草了一套至高无上的帝国法典《大札撒》（Yasa）。志费尼说，法典内容全部出自成吉思汗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仅对设计护身符和解谜有浓厚的兴趣，如果他生活在成吉思汗时代，论智谋，比成吉思汗差了十万八千里。”[23]

成吉思汗军纪严明，处理金朝皇帝（Altun Khan）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术兹扎尼在书中举例，“成吉思汗命令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孩子和母亲分开三天三夜。在这三天三夜里，所有的人不能戴帽子，不能进食，不能给孩子喂奶。成吉思汗进入一个大帐，把绳子缠在自己的脖子上，三天三夜不能摘下。在此期间，人们哭喊‘苍天啊！苍天啊！’”三天之后，成吉思汗打破僵局去寻找他的仇人报仇。[24]术兹扎尼接着叙述道，“成吉思汗为了围攻这座城（金朝宫廷所在地）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城中的守卫用石弩投石块来攻击蒙古军队。他们投完石头、砖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后，就改投金属制品，如铁、黄铜、铅、锡以及其他合金物，再后来就直接扔金锭或银锭。据了解内情的人们讲，在此过程中成吉思汗发号施令禁止蒙古军队（Mughal army）中的所有士兵擅自拿取这些金块、银块。它们落在哪里就在哪里，谁也不能挪动”。成吉思汗拿到金朝皇帝投出的金银宝物清单时发现数量丝毫不差。[25]

成吉思汗最初于1204年颁布《大札撒》，在他去世前（1227年）的二十年里不断被完善。毫无疑问，这部法典以蒙古人的习俗为基础，包含了帝王家庭及政权组织的基本法律、蒙古汗国、军队及政务管理法规、刑法、民法及商法等。1204年塔塔统阿（Uighur Guardian of the Seals）谒拜成吉思汗，1215年成吉思汗从北京选拔了他的契丹顾问大臣耶律楚材（Yeh-lu Ch’u-tsai），并颁布起用异族人才的政策，所选拔的多是一些蛮夷部落的杰出人才。这部法律惩罚严厉，谋杀、严重的盗窃行为、欺诈、通奸会被处以死刑。[26]

军事组织纪律严明是成吉思汗成功的首要秘诀。早在1203年，他就有护卫队，每晚有80名士兵守在成吉思汗大帐周围。最后，他的护卫队成为一万人的精英部队，其成员主要是各部落首领的儿子、将军以及其他男性族亲，其中很多人成吉思汗都认识。这些士兵要绝对服从军纪，如果他们不能按时到岗就会受到责打，而且会被要求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站着。作为回报，他们会享受很高的地位以及许多特权，一个护卫队的地位比千夫长还要高。

成吉思汗从这支精英部队中选拔他的将领以及高级官员，他们有的才20多岁。将领以下，军队以十进制为单位，由十人、百人、千人组成，部落成员在队伍中相互穿插。在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时，整个军队已有十二万九千人，这支队伍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已经非常庞大，但对于南宋的军队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在成吉思汗最辉煌的战绩中，他所指挥的军队也没过超过二十五万人，其中很多是来蒙古人的非汉族盟友（尤其是突厥人）。蒙古帝国全部人口没有超过二百五十万，当时可能接近一百万。

蒙古人长期发展的巅峰之作就是打造了一部战争机器。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每一位勇士都能征善战而且互相配合。蒙古骑兵世代善战，他们从小加入童子军或者作为猎人进行训练。贵族首领也会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些士兵身穿动物皮毛，自带备用马匹，他们可以在马上度日，有时甚至长达10天。十三世纪这些士兵跋涉的距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据记载，他们曾在3天之内在匈牙利飞驰了270多英里。他们可以靠马奶生活，甚至传说可以靠马血生活。他们用皮袋装水，空袋充气沉入水中就会浮起，可以帮助他们渡过河流。他们的牧群跟着他们迁徙，但他们的生活物资依然以掳掠为主。[27]

欧洲的作家们将蒙古人描述为奸诈且残暴的民族：

普通人的喜悦不会持久，世俗之福也无法永存，摆脱不了痛苦。同年（1240年），一个面目可憎的国家率领庞大的鞑靼军队，打破了群山环绕中家乡的宁静。他们劈开高加索山脉的坚固岩石，如地狱恶魔般前进。鞑靼人如蝗虫一般掠过大地，给（欧洲）东部带来巨大的破坏。他们所到之处，焦土遍野，血流成河。鞑靼人经过撒拉逊人的土地，毁灭城市，砍伐树木，摧毁要塞，破坏葡萄树和花园，杀戮市民及农民。为了节省补给，他们只给撒拉逊人极少的生活所需，并强迫他们为奴，让他们去最前线同他们的邻居交战。如果当中有人怯战，或者伺机逃跑，后面的鞑靼人就会杀了他们。如果有撒拉逊人为鞑靼人英勇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也不会得到任何感谢或者奖励。鞑靼人视撒拉逊人如草芥。他们毫无人性，更像野兽，嗜血杀人，甚至将人与狗通通撕裂然后吞食。鞑靼人身着牛皮，外披短且厚的铁甲。士兵各个身强体壮，看起来战无不胜，永不疲倦。鞑靼人前胸披甲，后背并无保护。他们以饮牲畜的鲜血为乐。鞑靼人骑着高头大马，甚至需要踏着三节马镫才能上马，马匹以树枝甚至树木为食。鞑靼人不讲道理，也不知道什么是享乐，他们比狮子和熊还要凶猛。鞑靼人用牛皮做船，十人到十二人一组，他们会游泳，也会划船，他们可以毫无危险地渡过最宽广、最凶险的河流。当洪水来临时，他们可以（像喝饮料一样）喝下这些浑浊的河水。鞑靼人使用单刃剑与匕首，无论男女、年龄大小，任何时候，人人都是优秀的弓箭手。除了自己的语言鞑靼人对其他语言一无所知，同样，其他人也不了解他们的语言。因此，至今为止无人能够有办法接近他们，他们也无法向外发展。对于鞑靼人的习俗，旁人无法知晓，也无法通过相互交流得知。他们携妻子与羊群到处流浪，这些女人也被训练得像男人一样会打仗。鞑靼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敏捷、迅速地靠近了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开始了屠杀与毁灭。他们用无可比拟的恐怖威胁、侵袭每一位基督徒。也正因为如此，撒拉逊人希望同基督徒结盟共同抵御这些鞑靼猛兽。[28]

据方济各会（Friar John）教士柏朗嘉宾（Pian de Carpine）的描述，在去蒙古的途中他们把马匹都留在了基辅（Kiev）。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马匹无法从厚厚的积雪里找到食物，这些马不像鞑靼人的马会从雪中刨出草来吃。鞑靼人从不给他们的马匹准备干草或者其他饲料，一路上这些马匹根本没有现成的草料。[29]

至于蒙古人的战略战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例证就是《蒙古秘史》中关于成吉思汗对大将速不台（Subetai）的命令与建议的记载。速不台被赐予钢铁战车去追捕被忽都合勒（Qudu Qal）和赤老温（Cila）带领的脱脱（Toqoto）的儿子们。成吉思汗给速不台布置任务时说：

脱脱把他的儿子们留下，让忽都合勒、赤老温带着，在这里来来回回与我们交战。他们就像带着套索的驴或像中了箭的人一样。如果有一天他们长出翅膀飞到天上，速不台，你会不会愿意像鹰一样飞到天空把他们都给我抓来？如果有一天他们变成旱獭用爪子在地上挖洞躲藏，你会不会变成铁杵把他们找到挖出给我抓住？如果他们变成鱼躲入腾汲思海（Tenggis Sea，今贝加尔湖，编者注。），你，速不台，你会不会变成渔网把他们找出来？我送你跨越高山大河，你要记着，在军队疲劳之前，一定要尽早越过山峰；你要节省补给，防止它们用尽；如果战马筋疲力尽，那么它对你还有什么用？如果你的补给已经用光，那你还怎么节省？在你行军途中会有很多的动物，当你前行，要未雨绸缪，不要让你的士兵去费力追它们，也不要让他们无休止地作战。如果为了提供军需而捕获这些动物，不要抓太多。除了这些备战要求，还有，不要让士兵去修补马鞍或是马笼头，让马自由地吃东西（去掉马嘴上的嚼头可让马自由一些）。如果这些规定有效，士兵们就不会到处乱跑。所以啊，将此制定成法律，谁违法，谁就要被抓来用刑。那些违法的，认识我们的，送回我们这里；不认识的，就地论处。

大河之上，

会失勇气，

但请勇往直前，

如同往日。

群山之间，

会失信心，

但除任务，

勿念其他。

成吉思汗又对其做出了最后的指示：“要常记，你我，不见亦见，亦远亦近，神自佑你！”[30]

其他战术还有飞马环绕战术（flying horse columns），先诈败，再用彩旗与灯笼、烟雾、信使，以及涂上特殊色彩的马匹，搭配轻弓、重弓和穿甲箭国歼敌人。这些装备都会提升军队的机动性，使军队可以集中火力攻击敌人薄弱环节。因此，在火器发展装备之前，蒙古人的攻击力是最强的。即使他们面对坚固的堡垒，也能迅速地掌握获胜战术。蒙古人还掌握着侦察战术和心理战术，在商队中探子随处可见，因此蒙古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敌情。他们用恐吓和战火大开杀戒，很多古文化中心因此被永远毁灭。女人与孩子成了奴隶，男人们被逼上战场去攻占下一座城市。为了达到更好的恐吓效果，蒙古人也会让被侵略者看到希望，只要他们立即投降，允许他们小范围的宗教信仰自由，商人和受压迫的人们也可获得自由。[31]

严格的军纪、发达的情报系统、英勇的骑兵、新战术和改良后的诈败战术贯穿于各场战役。成吉思汗有了由自己创建的强大军队，通过巧妙地利用盟友，成功地征服了鞑靼、克烈亦惕、乃蛮、篾儿乞等部落和蒙古土地上其他各主要大部落。安顿好蒙古人和各部落之后，成吉思汗伺机征服其他土地。在他攻击其他国家之前，总会派使者向当地执政者送去所谓的“劝降信”，要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通常，如果那个国家愿意服从统治，只要他们纳贡并听从指挥，成吉思汗就会让他们继续执政。但是如果遭到拒绝，成吉思汗则毫不留情地前去征服。[32]

现代学者也认为成吉思汗所攻之处，只要向他称臣就可保留其王位和领地。比如，征战距离远（如保加利亚）、抵达困难（如克什米尔）、气候条件恶劣（如缅甸）的地方，让他们投降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避免战争，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首先发令命其归顺。只要他们归顺可汗，就能保住他们的王位和王权。蒙哥大汗（the Grand Khan Mongke，1209～1259）颁发的诏令（Jarligh），就是一个鲜明的归顺令。蒙哥大汗的兄弟旭烈兀就是在与阿萨辛（the Assassins）作战前夜被派往中东的：

如果你愿意用你的士兵和补给支援我们，那么你的国家、军队、子民依然能被保留，你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会被视为对我们的支持。但是，如果你并不听令，且漫不经心，那么我们会在杀死阿萨辛派来的人后，直捣你的领地，以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你的国家和子民。[33]

可以看到，这些做法同样是一种重要的对外手段，不仅可以削弱敌人，还可以瓦解敌人的同盟。除了成吉思汗的命令外，《鞑靼记述》（Tartar Relation）中还有如下记载：“除非他们无条件投降，否则蒙古人不会与他们和平共处。”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灵活地使用这种方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效果显著。例如，蒙古人有条件地给小亚美尼亚王（the King of Lesser Armenia）海屯（Hetum）一定的让步，目的是将来蒙古人攻打巴格达时能获得海屯的支持。

蒙古人对这些附属国的容忍态度主要是因为蒙古人缺乏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在七十万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识字，而且很少有人懂得“城市的习俗与法律”。因此保留并沿用当地政权以及其行政设置是控制及利用归降地人口与资源的最有效方法。有时，蒙古人也会建立新的王朝，如赫拉特（Herat）的库儿忒（Kart）国。这里的首领熟悉当地语言、环境和管理方式。同样，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统治西藏的藏传佛教萨迦派（Sa-skya Lamaist）就是蒙古人建立的。

在蒙古人的附属国中，正如卢布鲁克（Rubruck）准确记录的那样，畏兀儿人（Uighurs）是最早臣服成吉思汗的城镇人。因为他们臣服蒙古帝国时间早、距离蒙古国土近，又有着类似的行政体制以及书写习惯，近百年来畏兀儿人一直与蒙古大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34]

在这样的战略下建起的帝国坚不可摧，成功接踵而至。成吉思汗和将领们的信心大增，受此影响的士兵们获胜的欲望也不断增强。成吉思汗对其儿孙和他最青睐的将领们都给予同样的信任，他们都对建立统一帝国的理想坚定不移。而蒙古人的对手却在分化瓦解，彼此之间意见相左、轻敌、欺骗、行贿，再加上蒙古人无孔不入的恐吓政策，使得他们长期无法与蒙古人抗衡。[35]

成吉思汗在军事方面的成功无与伦比。首先他征服了中国西北由党项人（Tanguts）创建的西夏，使其称臣进贡。接着，在控制了中国西北的贸易路线之后，他将视线转向中国北方，征服了后来建立金朝（Chin Dynasty）的女真人（Jurchens）。1215年，成吉思汗的部队征服了女真人的首都燕京（Yen-Ching，即今北京），迫使女真皇族南逃开封。激战二十年之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19年成吉思汗将目标西移，因为中亚的花剌子模（Khwarizmian）国王阿老丁·摩柯末（Alauddin Muhammad）杀了几个成吉思汗的商人和使者，成吉思汗遂率领二十万大军讨伐花剌子模。其与花剌子模作战的细节都被记录在《波斯编年史》中，现代学者对此做了很多研究。1220年2月，蒙古军队洗劫了位于中亚的布哈拉，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占领、劫掠了撒马尔罕。他们屠杀了大量的居民，却留下了三万多工匠和技师，还把这些人都送到了蒙古境内。1221年，成吉思汗攻克了中亚和现在的阿富汗地区。他的两位大将哲别（Jebe）和速不台已经先于其他部队到达了克里米亚半岛（Crimea）。1227年8月，成吉思汗去世前还在攻打中国西北部反叛的党项人。他的遗体被送往蒙古东北部下葬，有至少四十位年轻女性和四十匹战马为他陪葬。[36]

在此期间，蒙古国的军队已经攻占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格鲁吉亚（Georgia）以及亚美尼亚（Armenia）。三国答应进贡，贡品为马勒（mal）和塔伽（t’agar），同意无论蒙古军队行进到何处，他们都会派骑兵追随。蒙古人答应了这些条件，停止了屠杀和摧毁城市，返回了自己的领地。不过，他们留下了将领哈剌不花（Tara Buya，又称Qara Buya），后者奉命摧毁了所有已征服的建筑，甚至毁掉了阿拉伯人花了大量金钱修好的堡垒。[37]

学者们普遍认为，蒙古人的远征虽然在历史上意义深远，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帝国几乎占领了当时世界一半的土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它控制的领土从太平洋西岸到地中海东岸。它统治着众多有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不同社会以及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杀戮、破坏城市并非成吉思汗远征的唯一特点。在他的统治下，之前因地理和安全缘故彼此并不知晓的国家间建起了紧密的联系。包括中国和波斯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内的整个帝国内，成员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整个亚洲得到开放，贸易在新格局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吉思汗取得一系列战争胜利后，附属国对《大札撒》中的律法有所了解。毫无疑问，这些法律虽然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与和平，被称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游牧民族给予世界新的文化，而并非被世界文化所改变，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吗？[38]

四十年间，成吉思汗一直带领他的游牧民族，把他们打造成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然后率领他们穿越广袤的亚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战马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废墟，他们在废墟之上重新建起了强大的帝国。成吉思汗登上汗位时，他的臣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正是因为他的才能与艰辛才使得这个穷苦的国家变得富有，逐渐成为一个强大、人口众多的国家。

成吉思汗去世后的五十年里，他的儿孙们率领蒙古人继续扩张。为了占领欧亚更多的土地，他们灭掉宋金二朝、铲除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phate），带领军队进入东南亚、旁遮普、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斯拉夫地区。在这些地区，蒙古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蒙古帝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成吉思汗的征战以及蒙古军队机器的建立，为接下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从1229年至1259年，包括窝阔台汗（Uktai Khan）、贵由汗（Kuyuk Khan）和蒙哥汗（Mangu Khan）统治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进一步扩张并巩固已占有的领土。第三个阶段从1264年忽必烈汗（Qubalai）继承了蒙哥的汗位开始，直到十四世纪初帝国分裂为止。[39]

蒙古大军坚不可摧，胜利接踵而来。每次征服都会为他们带来新的妻子和孩子，每个战死士兵都留有很多子嗣。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Juchi），他的兄弟合撒儿（Kasar），每个人都有四十个孩子，甚至成吉思汗的一个侄子有一百个孩子。忽必烈汗统治时期，他的子嗣就有八百多人。在成吉思汗过世三十年后，他的后人约有一万多。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的子孙有一万多，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职位（maqam）、居所、军队以及装备。把他们每个人都记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叙述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不像其他朝代那样，为了争夺王位，兄弟间彼此算计、父子相互残杀，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彼此关系和谐，兄弟互助，父子和睦，共同征服世界，消灭敌人”。[40]

此外，那些最杰出、最勇敢的蒙古人总是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因此他们的血统也不断改善。1995年《华盛顿邮报》阐述的观点可能会被人们认同。文章指出，成吉思汗是千年第一人，“成吉思汗具有二元性，既是人类半文明半野蛮的代表，又是极端主义的倡导者”。同时该报以调侃的方式反对推选哥伦布作为千年第一人，认为他只不过代表自己而已。[41]

在将近一年的征战中，成吉思汗在其统治的地域中没有了任何对手，于是他开始教育自己的儿子们、亲戚们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中找到类似的话。[42]但是他们仅仅团结了二十四年，之后就开始互相残杀。这种凶残正是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成吉思汗的最初想法是，他的四个儿子和他们的子嗣们可以拥有各自的封地（uluses），但是要接受国家大汗的统一管理。作为统治者的大汗，由前任大汗推举。在前任大汗亡故后，王公贵族和高官们通过召开忽里台大会确定候选人。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的统治下继续扩张。事实上，从那以后其子嗣的封地逐渐缩小。尽管成吉思汗将他的帝国分封给了四个儿子，但内战与动乱使具体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从成吉思汗后人统治的国家和封地来看，他们没有畏惧敌人。[43]

根据部落习俗，成吉思汗将他的帝国分封给了正室所生的四个儿子（包括他已故的长子）。最后，在他众多孙子的共同努力扩张下，整个国家形成了四大汗国。第一个是窝阔台汗国（位于东亚）。窝阔台（Ogedoi，成吉思汗第三子）在位时间是1229年至1241年，他将窝阔台汗国定都于蒙古的哈剌和林（Qaraqorum），之后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继位，在位时间从1251年至1259年。忽必烈于1279年统治中国，1260年至1294年在位。1368年，明朝建立，元朝灭亡。第二个是察合台汗国。察合台（Chaghatai，成吉思汗的次子）1227年至1242年在位。第三个是波斯汗国（Khanate of Persia，即伊利汗国，Il-Khans），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Halaku）于1258年攻克巴格达后建立，1335年解体。第四个是位于伏尔加河下游（lower Volga）的钦察汗国（Khanate of Kipchak，即钦察汗国，Golden Horde），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Batu）建立，地域以帖木儿（Tamerlane）征服的俄罗斯为主，十五世纪解体。[44]

在完成向已知世界的扩张后，1231年蒙古将领和蒙古突厥（Mongol Turkish）军队占领了波斯，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1258年击败了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国（Abbasid Caliphate）。同一时期，在东亚的军队征服了中国北方（1241年）和朝鲜（1258年彻底征服）。西亚的军队则继续西征挺进欧洲。在拔都的率领下，他们渡过伏尔加河（1237年），摧毁莫斯科（Moscow），攻陷基辅，攻占了波兰（Poland）、波西米亚（Bohemia）、匈牙利和多瑙河流域（Danube Valley，1241年）。在欧亚大草原的西端，他们到达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并准备进军西欧。1241年，拔都接到大汗窝阔台在蒙古逝世的消息，遂带领全军撤往俄国南部参加继承者的选拔。那些尚未结盟又毫无准备的西欧基督教国家因蒙古内部的变动而免遭一劫。[45]

拔都的钦察汗国继承者统治俄国南部长达两百年。伊利汗国（Ilkhans，附属于大汗下的可汗）统治波斯一个多世纪。这两个西方的可汗与中国的大可汗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此外，当时被兄弟们的国家包围着的察合台汗国依然是成吉思汗后裔中重要的权力与政治中心。这个汗国也一直受到大可汗的关注。察合台汗国曾经派出远征军队征讨印度，我们也找到了帖木儿曾把撒马尔罕作为首都的证据。

[1] 巴特奥其尔·宝力道：《游牧社会：蒙古中世纪史的重塑》，萨里，2001，第2页。

[2] 《亚洲文明比较史》，第1卷，前文引用，第363页。马歇尔·G. S.霍奇森：《伊斯兰历程》；马绍尔·霍森：《伊斯兰的冒险》第2卷，拉合尔，2004，第286～292、371～373、386～387页、第396～404页。“Mongol”一词出自“Mong”，意为“勇敢、大胆、冒险”。参见普林格尔·肯尼迪《莫卧儿王朝史》，加尔各答，1933，第11页。

[3] 《世界征服者史》，第20～21页。

[4] 《纳昔儿史话》，第936页。

[5] 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的文化与社会》，1979，第9页。

[6] 《忽必烈汗传》，第3页，另见札奇斯钦和鲍登《谈元代的马政》，《中亚学报》，1965年12月，第246～268页。

[7] 鞑靼人热衷于战争，居住在中国北方。自八世纪以来，鞑靼人便时常越境劫掠。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当地最重要的部落，因此所有在蒙古居住的部落均被称为“鞑靼”。尽管后来成吉思汗彻底铲除了这个部落，但是蒙古帝国仍有时被称为“鞑靼帝国”（the Tatar Empire）。十三、十四世纪，“鞑靼”这个名字被来到远东旅行的欧洲人介绍给西方，遂逐渐在欧洲经常使用，拼写改为“Tartars”。参见哈特格《俄罗斯与蒙古的统治》，第19页。如今，这些部落都归属到“蒙古人”（Mongols）名下。参见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伦敦，1968，第86～87页。

[8] 斯坦利·莱恩-普尔：《穆罕默德王朝》，再版，纽约，1965，第201～202页。

[9]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伦敦，1968，第87页。

[10] 埃德温·欧·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第261页。

[11] 《纳昔儿史话》，第935页。该书比较了亚美尼亚文本中记录的成吉思汗出生和制定律法（yasa）的传奇。文中写到，“当时各部落和民族的首领称为‘Busx’，所有民族都称为‘Uyark’，也叫‘鞑靼’。他们从自己的国家迁移到西部的一片土地上。他们到处抢掠，像野蛮人一样活命，一直非常贫穷。他们没有崇拜的宗教和圣人，常用巫术，不过对代表神力的太阳充满敬意。当他们碰巧意识到自己贫困、悲惨的生活状况时，往往会得到上天的襄助，他们与上天立契约，服从他的命令。一个天使奉上帝之命伪装成长着金色羽毛的雄鹰飞来，用他们的语言、声调与首领柯克日交谈。柯克日和扮成雄鹰的天使只有一箭之遥，雄鹰告诉他们上天的所有要求。这是上天加于他们的训诫，他们称之为‘札撒’。”“第一条，你要爱他人；第二条，禁止通奸，禁止偷盗，禁止做伪证，不能背叛他人，尊重老人和穷人。如果在他们当中发现了违背者训诫者，这个破坏者就要被处死。”雄鹰告知这一切时，便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塔焉（Tayan），他们称为成吉思（Cankez）或成吉思汗（Cankez Xan）。天使命令他们管理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且还可以无限增扩。这些命令已经得到应验。参见《弓箭民族的历史》，剑桥，1954，第21～23页。

[12] 《鲁布鲁克东游记》，引言，第xvi～xvii页。

[13] 《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第261页。

[14] 《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第263页。

[15] 《蒙古秘史》，第13～16页。有关铁木真儿童、少年时期的记载，参见第17～34页。有关向铁木真宣誓进忠、铁木真称汗并分配职责，参见第49～52、133页。

[16] 《纳昔儿史话》，第942～953页。

[17]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63～264页。

[18] 玛利亚·云图宁与比伊特N.施吕特编《重返丝绸之路：斯堪的纳维亚对中亚的近期研究》，伦敦，1999，第75～76页。成吉思汗有不同拼写形式，如“Genghiz”“Gengis”“Zingis”“Tchinguiz”等。参见《亚洲腹地》，第149页。

[19] 《蒙古秘史》，第133～158页。

[20] 《纳昔儿史话》，第953页。

[21]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64页。

[22] 《世界征服者史》，第23～24页。

[23] 《纳昔儿史话》，第954页。

[24] 《纳昔儿史话》，第960～962页。

[25] 《人类史》，第218页。

[26]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65页。

[27] 《鲁布鲁克东游记》，引言，第xiv～xvi页。弗拉基米尔佐夫在著作《成吉思汗的生活》中专门撰写了“成吉思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章中，作者加入一段引文，来说明成吉思汗心目中真正的蒙古人。他说：“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如同一只两岁的小牛犊，但是战斗中就要像雄鹰一般；在宴会和娱乐中要像小马一样，但是战斗中要像鹰隼般俯视敌人；白天警惕似老狼，夜晚谨慎若乌鸦。”第161页。

[28] 《鲁布鲁克东游记》，引言，第xiv～xvi页。弗拉基米尔佐夫在著作《成吉思汗的生活》中专门撰写了“成吉思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章中，作者加入一段引文，来说明成吉思汗心目中真正的蒙古人。他说：“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如同一只两岁的小牛犊，但是战斗中就要像雄鹰一般；在宴会和娱乐中要像小马一样，但是战斗中要像鹰隼般俯视敌人；白天警惕似老狼，夜晚谨慎若乌鸦。”第4页。

[29] 《蒙古秘史》，第126～128页。

[30]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66页。

[31] 《忽必烈汗传》，第6页。成吉思汗前瞻性地采用“忽达”（quda，联姻），“安答”（anda，兄弟结义）和“诺克”（nokor，宗亲和地域民族关系）的方法来统一、管理分散的广大民众，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更多细节参见《蒙古秘史》，第7～8页。

[32] 参见B.卡米尼编《史集》第2卷，德黑兰，1959，第688页。“元朝与吐鲁番的畏兀儿人”，参见莫瑞斯·罗萨比（罗茂锐）编《均力敌下的中国》，第224页。

[33] 参见B.卡米尼编《史集》第2卷，德黑兰，1959，第688页。“元朝与吐鲁番的畏兀儿人”，参见莫瑞斯·罗萨比（罗茂锐）编《均力敌下的中国》，第244～255页。

[34] 加文·汉布里，前文引用，第99页。《伊斯兰历程》，第288～292页。

[35] 《忽必烈汗传》，第6～7页。成吉思汗能够成功，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自然，蒙古人新兴建立起来的封建军事政权远比大多数中亚古老的皇朝和王国有优势。这些国家里大多存在积怨许久的重重矛盾。成吉思汗不仅是一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天才。他的轻骑兵队能够驾驭蒙古快马和使用弓箭，这是重要的军事力量。而且，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也在不断提高。他对战争技术进行大张阔斧的改革，如采用新式设备，在中原和蒙古工匠帮助下改善军备等。在西征过程中，他甚至使用火药、大炮来挖掘坑道。参见沙·毕拉《蒙古帝国与东方、西方的关系》，引自R.C.沙玛、K.华里科夫、M.海德、沙·毕拉合编《蒙古：文化、经济与政治（印度—蒙古评估）》，新德里，1992，第74页。另可见《弓手国族史》，第291～293页；《蒙古秘史》，第18页。

[36] 《弓手国族史》，第293～297页。该书还在第386页中注释22给出“马勒”（mal）的含义，即“牧群、财产”。在蒙语和突厥语中，“马勒”的意思是“牛犊”。塔塔尔语（T’agar）中是“马的饲料”，一种对谷物和食物征的税。

[37] 里欧·德·哈托格：《成吉思汗传》，前文引用，第144页。托马斯T.奥尔森：《十三世纪的元朝与吐鲁番维吾尔人》，罗茂锐编《势均力敌下的中国》，伯克利，1983，第243页。

[38]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100页。

[39] 《世界征服者史》，第43页。

[40] 引自《华盛顿邮报》，1995年11月30日。见《秘史》“引言”，第5页。

[41] 志费尼写道，有一天成吉思汗召集他的儿子们前来。他从箭袋中拿出一支箭，折为两段。接着，他又拿出两支箭，也一起折断。然后，他继续拿出更多的箭一起折，直到大力士也不能折断为止。最后，他转向儿子们说：“你们就如同这些箭，一箭易断，十箭难折……”参见《世界征服者史》，第41页。

[42] 《印度简史》，第5卷，第84页。

[43]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67～270页。另见《世界征服者史》，第42～43页。

[44]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70页。

[45] 《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70页。

察合台汗国

真正代表中亚和游牧民族形象的非察合台汗国莫属。察合台汗国以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儿子察合台命名。尽管察合台汗国包括河中及其向东的广大地区，却没有明确的疆界。关于察合台汗国的疆域问题，史料记载并不统一。《蒙古秘史》虽然谈到这一点，但也不是很明确。在成吉思汗宣布窝阔台为继承人时，他对儿子术赤和察合台说：

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分离的。

接着他又说：

“术赤，察合台，你们要履行诺言：不要让百姓轻视自己；不要让百姓耻笑自己。”[1]

据志费尼记载，征服了河中之后，察合台的领地、子嗣和军队就从别失八里（Besh-Baligh）遍布到撒马尔罕。这些美丽富饶的地方特别适合做王公贵族的住所。到了春夏，察合台会把住所定在阿力麻里（Almaligh）境内的忽牙思（Quyas）。[2]拉施都丁（Rashid al Din）将土地和营帐从乃蛮人占据的阿尔泰拓展到察合台统治的阿姆河沿岸。[3]

据《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的介绍，我们发现河中地区是察合台汗国的中心。它主要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但包括河流东北走向的部分。山脉和大草原一直延伸到锡尔河右岸，钦察草原东部，伊塞克湖和阿拉海（Ala-Nor，咸海）的西部。往东，察合台汗国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地区，这其中包括今天的河中地区与中国新疆、费尔干纳和巴达赫尚；往南，占据了昆都士和巴里黑。起初，呼罗珊的范围向东超出了赫拉特和加兹尼（Ghazni），向南到达莫克兰（Mekran），这可能是察合台封地最大的范围。这片疆域内存在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以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这里有最丰富的亚洲文化和最繁荣的亚洲城市；另一方面，被称作哈扎拉人（Hazaras）的原始山地部落在南部的高山上安家，大片荒凉的大草原被原始游牧民族占据，他们逐水草而迁徙，从一个山头迁徙到一个山谷，又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山头。[4]

斯坦利·莱恩-普尔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察合台分得的领地主要是河中地区，还有喀什噶尔、巴达赫尚、巴里黑和加兹尼等地的部分地区，察合台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汗国。[5]其他研究发现，对中国权力最高的可汗和其他蒙古王朝可汗怀有敌意的地区却欣然接受了察合台的统治。察合台的势力范围包括了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也提苏（Yedisu，七河地区）的东北部、喀布尔山脉及旁遮普地区。[6]

亨利·裕尔（Henry Yule）在其著作《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提到，成吉思汗分给他的儿子察合台的封地分布在河中地区、花剌子模、回鹘地区、喀什噶尔、巴达赫尚和巴里黑等部分地区，以及从加兹尼地区一直到信德（Sindh）沿岸的大片土地。从今天的地域划分来看，察合台领土是指除去希瓦（Khiva，或称花剌子模国）地区或希瓦大部分地区的鞑靼斯坦王国（the kingdoms of independent Tartary），乌兹别克的昆都士，阿富汗，新疆的西部和北部并包括准噶尔（Dzungaria）。天山北部的别失八里是汗国最初的中心，后来迁到阿力麻里。[7]

据巴托尔德（Bertold Spular）记载，突厥人在阿姆河和蒙古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居住了几个世纪，到成吉思汗在世时，这里已经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在波斯被完全控制之前、蒙古帝国的前五十年历史中，阿姆河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成了帝国南部的边界。随着新战役的爆发，这里就成了军队的集合点。该地区的管理方式与众不同：成吉思汗将这片领地分给他的儿子察合台，却没有划分其与窝阔台汗国的界线。两兄弟各自为政，偶尔会有冲突。[8]巴托尔德同时提到察合台的营帐从回鹘延伸到撒马尔罕、布哈拉，从阿尔泰南部延伸到阿姆河。[9]

中国历史上，元朝仅仅统治了一百多年。但在这段时间里，蒙古人在跟随统治者东征的过程中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变成了佛教信徒。波斯西部还有波斯周围地区的蒙古人因战事被成吉思汗派来此地，他们逐渐成为穆斯林，这与那些生活草原上的蒙古人大不相同。而那些仍然留在中亚的蒙古人几百年来都未发生变化，依然是纯正的游牧民族，他们喜欢放牧，不喜欢农耕生活和拥挤的城镇。蒙古帝国大汗的第一位统治者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十四世纪初，汗国一分为二成为东察合台汗国（Eastern Khanate）和西察合台汗国（West Khanate）。当时，西察合台汗国由有着众多城镇的河中地区和大范围的农田地区组成。东察合台汗国在这一地区的东北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新疆，与西部的蒙古分割开来。

换句话说，在波斯和中国，蒙古统治者的命运与他们向农耕的生活方式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农耕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失去蒙古人的特性。但是，在中亚腹地的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窝阔台以及他们的后裔却保持着传统的草原政权，满足游牧民族的利益。渐渐地，他们开始强烈反对元朝的大汗及其同盟者伊利汗国的政策。[10]

在《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说道：

察阿歹（即察合台，编者注。）固执己见，谨小慎微。阔阔搠思（Koke Cos，辅佐察合台的大臣）应当日夜相伴察合台左右，随时禀告自己的想法。[11]

书中记载，察合台出生时，星空自转，诸部落混战。人们不眠不休地打仗、抢劫，部落间交战，互相攻杀。在成吉思汗宣布继承人之时，察合台和术赤争吵了起来，他们都站起来揪住对方的衣领。经过一番详细的商讨之后，加上阔阔搠思的建议，这件事情最终得以解决。[12]

关于察合台早期的征战，我们了解到他与他的兄弟术赤和窝阔台一起攻打花剌子模，随后占领玉龙杰赤（Urganj）并设立营帐。[13]

作为兄长的察合台把窝阔台送上大汗宝座，立其为大汗。之前由察合台和拖雷（Tuli）掌管的成吉思汗的宿卫兵、弓箭手和八千名侍卫，还有成吉思汗的万名贴身护卫都移交给了窝阔台大汗。他们之前掌管的中心地域也移交给了窝阔台。窝阔台听取察合台的意见，任命斡豁秃儿（Oqotur）和蒙格秃（Monggetv）为将领，派军队继续向西攻占。[14]

《史集》（Jamiut Tawarikh）也有相似的记载，察合台为窝阔台登临大汗之事不遗余力，竭力按照父亲之命助他登位，他与兄弟拖雷及其他亲人们一起行了九叩首的臣服之礼。尽管他是兄长，仍然对窝阔台十分尊敬并遵守为臣之道。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们兄弟俩骑马闲逛，酒后的察合台对窝阔台说：“我们打赌赛马吧。”之后就一同策马飞奔。察合台的坐骑跑得稍快一些，跑在窝阔台的前面。晚上，察合台在帐中回忆起这件事，便想到：“我怎么可以与可汗打赌，而且还让我的坐骑超过他的呢？这可是大不敬的行为。通过这事来判定，这是我和其他人对可汗的不敬，这会带来祸患。”第二天一大早，他召集众多异密（emirs，蒙古及元代的头衔之一，本意为侍卫、随从——编者注），说道：“我昨天的行为实属罪过，我们去窝阔台大汗那里让他定我的罪，给我应有的惩处。”他带着众异密来到参拜厅，比以往参拜的时间要早一些。侍卫们禀报窝阔台说，察合台带着众异密来参见可汗。窝阔台大汗虽然对察合台十分信任，但仍有些许不安。他不知道察合台的动机是什么，于是便派人去探问。察合台回答道：

我们全体宗亲（aqa and ini）在忽里台起誓约定让窝阔台当可汗，我们遵循依顺从之道而行，不得以任何借口反抗他、与他相争。昨天我与可汗打赌赛马，自己跑在前面。我们有什么权利和可汗打赌呢？因此，我是来负荆请罪的，或杀或杖，由他决定。

窝阔台大汗对自己的多疑感到惭愧，对察合台倍加恩宠。为了表示关心，他派人回复道：“此话从何说起？他是我的兄长，值得对这样的小事介怀吗？”察合台听此言后仍觉不妥。最后，察合台同意可汗赐他一命，他愿献马九匹以示谢罪。必阇赤（bitikchis）们宣告：“可汗赐察合台一命，让所有人听到并知道他已献马谢罪。”后来，察合台进入斡鲁朵（ordo，营帐），绘声绘色地向所有人讲述了这件事。此事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和睦、亲密无间了。窝阔台大汗派自己的儿子贵由（Guyuk）到察合台身边供职效劳。察合台的宽宏大量难以用言语形容。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窝阔台大汗经常与他商议，没有他的意见或建议就不做处理。[15]

察合台很受尊敬，窝阔台时常与他商议政事。察合台做榜样派自己的长子出征，窝阔台也效仿他。察合台认为：“如果派长子出征则军多势盛，力量强大。”于是，窝阔台先后派拔都、不里（Buri）、贵由、蒙哥等宗王出征。[16]

有一次，宗王间发生了冲突，察合台帮助解决了这件事。[17]窝阔台为设立连接各地区的驿站征求察合台的意见，而且经他同意后，落实了许多政策。[18]从长春真人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在察合台跟随父亲西征之时（1219年），曾穿越由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区，凿开岩石，开辟出一条道路。他利用山上的木头修建了48座桥，桥的宽度可让两驾马车并排通过。[19]

察合台勇猛坚强，为人严厉。征服河中和新疆北部后，他与他的子女、军队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马尔罕。这个地方美丽富饶，适宜帝王居住。春夏两季，他住在阿力麻里（Almaligh）和忽牙思（Quyas），美似伊剌木园（the Garden of Iram）。他在这些地区修筑了被突厥人称为“库尔”（Kol）的大水塘来让水禽栖息。他还兴修一座叫作“忽都鲁”（Qutlugh）的城镇。秋冬两季，他则迁移到亦剌（Ila）河岸的篾鲁疾克（Marauzik？“伊犁”的古突厥名。问号为作者所加。后文也多次出现，不再加注说明——译者注。）。每一时节，他都要储备大量粮食和酒水，沉溺于莺歌燕舞，与美女寻欢作乐。

察合台恪守《大札撒》的规定。在他统治期间，臣民们因为惧怕法令和刑罚，社会安定、秩序井然。旅客们只要接近他的军队，在任何一条路上都无须卫士或巡逻兵。夸张点说，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妇女可以单独出行，不必担心她遭遇危险。他制定了详细的札撒，这对如大食（Taziks）等民族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重负。例如，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活水中沐浴等。他向各地颁发禁止按照穆斯林方式杀羊的札撒。因此，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成吉思汗去世后，察合台的官邸成为人们聚会场所，无论远近，人们都去拜谒他。但好景不长，察合台身染重疴，不治而亡。从征服河中起就追随察合台并已位居要职高官的哈巴失·阿迷（Habash Ahmad）执意留下来照顾察合台的家眷。[20]

札撒是由文书大臣将成吉思汗不定时的口述记录在金箔纸上的训言。他的孩子们只有在议事时才能有幸接触到这些法律卷帙。哈罗德·兰姆（Harold Lamb）曾说过，札撒是游牧民族的圣经和法典，像命运一样不可被改变。他还说到，成吉思汗曾经说过：“如果我的子孙后代遵守札撒，不去改变它，长生天就会帮助和保佑他们千百年。”窝阔台和他的兄弟们都没读过金箔纸上记录的内容，他们虽未见文字，但都很用心地记住了这些话语，对札撒上的一字一句深信不疑。至少察合台是这样的，性格如野马般桀骜不驯的察合台承担起执行法律的职责。[21]

察合台像他的父亲一样，性格坚韧，是地道的游牧民族。他谨言慎行，十分看重部落的风俗文化。他能独处自酌；他能严惩不贷，对美女，他也垂涎三尺。但是和拖雷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受任何女人的影响。有一个巫师一直在察合台身边，用各种把戏满足他的迷信念头。性格顽强的察合台对神灵非常崇拜，但是人们依然很畏惧他。他像高山峡谷的石头一样倔强、不屈。在他的统治下，道路和城门都不需要卫士。据说，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少女可以独自从一处走到另一处。[22]察合台以身作则，对自己也是严惩不贷，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打赌的事情，他曾请求窝阔台大汗惩罚自己。他积极参与讹答剌（Otrar）的开拓，[23]同窝阔台一起被派往攻打已被苏丹遗弃、只剩下一些将领的花剌子模，所以很快便占领下来。这座城池成了鸟兽出没的地方，屋内的欢乐不复存在，城堡一片荒凉。[24]不久之后，察合台奉命从克尔曼（Kirman）追查札兰丁·朋布尔努（JaLaluddin Mangbarin，又译为札阑丁）。[25]

完成这项任务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就去了哈剌库尔（Qara-Kol）（书面语为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黑湖），以猎取天鹅为乐。每周，他们会用五十头骆驼将猎到的天鹅运送给成吉思汗作为狩猎的馈赠。[26]成吉思汗去世时，察合台正在忽牙思（在阿力麻里附近）。他赶回来参加忽里台大会，成为拥护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关键人物[27]并一起联手攻下契丹。[28]

因为历史背景的局限性，察合台家族没有以西方模式或中国、波斯模式构建汗国的设想。而忽必烈家族或许在波斯的旭烈兀家族找到了能够统治古老中央集权国家的办法，那就是从历史沿革下来的行政制度——衙门（Yamens）和底万（Divans）。在此他们是上天的儿子，在彼他们是苏丹。他们可以用地理、历史、文化的边界证明自己，而察合台的后代却办不到。他们不断改变着汗国疆域的边界却没有把国家中心固定在北京或大不里土（Tabriz），仍固守以草原为中心的想法。他们从未想过在塔里木绿洲的喀什噶尔或和田定居，因为那里是封闭的田园，对牛羊群和骑兵来说实在太局促。

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命运。同周围各邻国相比，中亚地区中央权力薄弱，周围又有元朝皇帝所分封的各领地可汗、伊利汗国以及钦察汗国的限制，中亚想要扩张是不可能的。每次这些蠢蠢欲动的游牧民族想要跨域扩张边境，都会遭遇惨败。由于这些游牧民族被剥夺了扩张的可能，他们就把旺盛的精力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手足相残。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察合台的家族就是如此。[29]但是，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度。

察合台汗国保留游牧传统生活的时间要远远久于元朝、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只要他们控制着拥有富饶牧场、稳定马源与兵源的天山北部大草原，除了获取税收外，他们对河中和喀什噶尔的绿洲地区没什么兴趣。瓦撒夫（Wassaf）记载了八剌可汗（Barqa Khan）在越过阿姆河掠夺伊儿汗的呼罗珊之前是如何掠夺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城的。蒙古帝国建立之时，有数不尽的地区遭受劫难。[30]百年之后，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走访河中地区，因看到城市生活的衰落而感到震惊。比如说，铁尔梅兹（Tirmiz）被成吉思汗洗劫一空之后又被重新修建，但是在撒马尔罕仍存有大量废墟。呼罗珊、梅尔夫（Merv）仍然杳无人烟，巴里黑则已经被彻底废弃了。[31]

察合台于伊斯兰教历638年（公元1241）去世，比窝阔台大汗去世早七个月。窝阔台于公元1241年12月11日去世。[32]据志费尼记载，察合台儿孙众多，他的长子木秃坚（Mo’etuken）死于范延堡（Bamiyan）之战，而孙子合剌旭烈（Qara-Hulegu）当时刚出生。因此，成吉思汗本人、成吉思汗之后的可汗和察合台都要合剌做察合台的继承人。按此决定，察合台死后，他的妻子也速伦（Yesulun）、哈巴失·阿迷的-木勒克（Habash Amid-al-Mulk）以及任要职的大臣们都拥立合剌旭烈为汗。但是，贵由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Yesu-Mongke）亲善，登上大汗位后，他说：“有儿子为何要由孙子继承汗位？”因此，贵由大汗让也速蒙哥承袭父位，由也速蒙哥执掌国政。[33]

据拉施都丁（Rashiduddin）记载，尽管合剌旭烈是察合台的长孙、木秃坚的长子，但是贵由大汗不同意他担任察合台兀鲁思（ulus）的统治者。贵由废黜了哈剌旭烈，册立也速蒙哥为可汗。[34]

据志费尼记载，也速蒙哥寻欢作乐，酗酒成性而不知节制。他在巩固可汗的地位后，因不满哈巴失·阿迷支持合剌旭烈，于是谋划对付哈巴失。宝合丁（Baha-ad-Din）取代哈巴失的职务，主持宫廷所有的礼仪事务，他还多次阻止也速蒙哥对哈巴失·阿迷实施报复。也速蒙哥一直掌权直到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大汗的宝座。也速蒙哥反对蒙哥成为可汗，蒙哥大汗则按遗嘱把封地政权交由合剌旭烈掌管。蒙哥大汗给合剌旭烈各种恩惠，送他回察合台汗国。据志费尼记载，合剌旭烈根本没机会返回斡鲁朵。[35]拉施都丁的书中也提到，当蒙哥成为可汗后，他便下诏命合剌旭烈兀杀掉也速蒙哥，并让他以继承者的身份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合剌旭烈还未到兀鲁思便在途中去世了。[36]

合剌旭烈去世后，蒙哥大汗立合剌旭烈之子为察合台可汗。因其年幼，便由其母合剌旭烈的遗孀兀鲁忽乃（Orqina）协助管理政务。当兀鲁忽乃回到斡鲁朵后，也速蒙哥征得拔都的同意，不久也返回察合台汗国。老天对也速蒙哥毫不留情。[37]拉施都丁提到，兀鲁忽乃按照蒙哥大汗的诏令杀了也速蒙哥，代替丈夫做了可汗。志费尼说，异密哈巴什与儿子重新获得权力，离开宝合丁。[38]

有关察合台汗国的详细历史情况可参考拉施都丁的著作。蒙哥大汗过世后，忽必烈继任大汗。他让木秃坚的儿子不里的长子阿必锡合（Abishaqa）娶兀鲁忽乃为妻。这样一来，阿必锡合就代替合剌旭烈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拉施都丁在这里记述得不是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合剌旭烈早已去世。[39]在第四部分讲察合台汗国时，拉施都丁也没有提到阿必锡合的名字，倒是在谈起木秃坚的第二个儿子不里时，提到了他的长子阿必锡合。阿必锡合曾效力忽必烈，抵御阿里不哥（Arip Boke）的叛乱。忽必烈大汗命阿必锡合代替合剌旭烈担任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娶兀鲁忽乃为妻。阿必锡合在去兀鲁思途中被阿里不哥的士兵抓住，后来被阿里不哥的同盟蒙哥大汗（Mongke Khan）的儿子阿速台（Asutai）处死。[40]据拉施都丁在书中另一处的记载，忽必烈大汗派使臣招降阿里不哥。他们派阿必锡合接管其祖父木秃坚的兀鲁思，同去的还有阿必锡合的弟弟，也就是木秃坚的孙子、不里的儿子纳邻合丹（Nariu-Qadan）。在党项地区的边境，阿必锡合遇到了阿里不哥派出的一支军队，被俘后关押起来。[41]

这时中亚的舞台上出现了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Baider）的儿子阿鲁忽（Alghu）。这是一个重要人物，最后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公元1260～1265/1266）。1259年8月蒙哥大汗去世，他的两个兄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王位。1260年，他们分别组织召开忽里台大会，都宣告自己为大汗，互不相让。[42]据拉施都丁记载，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命娶兀鲁忽乃哈敦为妻，最终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43]但据文中另一处记载，阿里不哥下诏任名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守卫边境，抵御忽必烈大汗的军队和察合台家族后裔的军队。阿里不哥还命令阿鲁忽将从突厥斯坦各地征集的财物、粮食和军需品运送给他，以便全力以赴地带军攻打忽必烈汗。阿鲁忽到达察合台兀鲁思后公布诏书，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可汗。此处和拉施都丁之前描述的阿鲁忽娶兀鲁忽乃哈敦为妻的说法有所不同。据拉施都丁记载，兀鲁忽乃哈敦曾前往阿里不哥的处所状告阿鲁忽，并在那里留住了很久。过了一些时日，阿里不哥派使臣到察合台兀鲁思，让他们从每十匹马匹中抽出两匹并征收大量金钱和大批武器。拉施都丁列出了使臣的名字——也里可温（Erkegun）、不里台必阇赤（Buritei Bitikchi）和沙迪（Shadi）。使臣们向阿鲁忽递交了诏书，就在当地开始筹集马匹、武器和资金。他们征集到部分所需物资后准备启程把这些财物运回去。伊斯兰教历661年（1262～1263年），阿鲁忽以等待那可儿（Noker）办完事后一同动身为由，阻止他们搬运这些财物。之后，双方就此事产生冲突。阿鲁忽囚禁了诸使臣，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投靠了忽必烈大汗。接下来，阿鲁忽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把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据为己有，势力也因此增强。兀鲁忽乃哈敦返回察合台兀鲁思后，阿鲁忽娶她为妻，更加巩固了他在当地的权力。阿里不哥听说使臣被杀、财物被劫之后，率军讨伐阿鲁忽。前两战阿里不哥溃不成军。第三战阿鲁忽被击败后逃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从当地富人手中掠夺了大量钱财、牧畜和武器来补给自己的军队。不料，作战用的重型军械又被阿里不哥劫去。过了一年，阿里不哥不再理会阿鲁忽，转而攻打忽必烈大汗的军队。[44]

谈到忽必烈大汗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我们就会明白阿鲁忽是如何卷入权力之争的，以及派阿鲁忽到察合台兀鲁思的必要性。文中提到，哈剌和林城的食物与酒通常是用大车从汉人的地界运来。忽必烈汗封锁了运输的道路，哈剌和林城开始闹饥荒。阿里不哥无计可施，他说：“最好是让察合台的孙子、拜答儿的儿子去掌管其祖父的城池和兀鲁思。因为他当过可汗，通晓各种行事的规矩、方法和途径，这样便可以运送武器和粮食援助我们。我们守着阿姆河边境，这样旭烈兀的军队和别儿哥（Berke）的军队就不能从忽必烈那里得到援助。”阿里不哥盘算好后便和颜悦色地对阿鲁忽道出自己的用意，然后把他送了回去。阿鲁忽迅速离开，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当阿鲁忽到达喀什噶尔边境时，他已经聚集了大约十五万骑兵，开始自己做主不再听阿里不哥的摆布。[45]

与此同时，阿里不哥已经向忽必烈请求宽恕，为表示忠心，许诺在阿鲁忽、旭烈兀和别儿哥到达之时一同前来。此时，阿鲁忽已经投靠了忽必烈大汗，不断派遣信使与大汗联系。在这场斗争中，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支持阿里不哥。形势有些失控，忽必烈大汗遂向旭烈兀汗和阿鲁忽求助。他说：“各地区有叛乱，从阿姆河岸到埃及和大食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从阿尔泰那一边到阿姆河地区的兀鲁思可让阿鲁忽防守。从阿尔泰这边直到沿岸所有的地方则由我来防守。”但是阿里不哥背信弃义，再次出兵攻打忽必烈汗。阿里不哥多次要阿鲁忽增援，但阿鲁忽却置之不理。于是，阿里不哥便集结军队，决定对他作战。拉施都丁理不清阿鲁忽和阿里不哥之间的关系，在这章结尾写道：“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书中下一章的标题是“阿鲁忽对阿里不哥的敌对态度和原因”。书中记述了阿鲁忽是如何与阿里不哥军队作战、败绩、恢复士气，阿里不哥的势力又是如何瓦解的过程。[46]

拉施都丁再三强调阿鲁忽和阿里不哥之间的争斗，详细描述了两人之间的战争情况。阿鲁忽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娶兀鲁忽乃哈敦为妻并在马思忽惕伯（Masud Beg）的帮助下统治了兀鲁思。马思忽惕伯是国家的财政大臣，被派去治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他不断向那里的居民征收赋税，上交给阿鲁忽，使后者的实力大增。他聚集了曾经失散的军队，打败了别儿哥（钦察汗国可汗）的军队，洗劫了讹答剌。一年之后，阿鲁忽过世。经众异密和各重臣元老们的同意，兀鲁思乃哈敦让自己的儿子木八剌沙（Mubarak Shah）继位。[47]

木八剌沙继位后，为忽必烈汗效命的察合台的孙子、木秃坚的儿子八剌（Baraq）希望能和木八剌沙共同掌管兀鲁思。[48]八剌想方设法找了个罪名夺了木八剌沙的汗位并把他贬去管理王室的狩猎事务。当八剌进攻呼罗珊攻打阿巴哈可汗（Abaqa Khan）时，木八剌沙随军参战，他寻机投奔了阿八哈可汗。[49]

根据其他史书记载，阿鲁忽死后他的军队仍按旧习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穆斯林，所以他不允许士兵欺凌百姓。阿里不哥被迫投靠忽必烈大汗。在地区叛乱平息之后，忽必烈大汗派八剌到察合台兀鲁思，并诏令他与一直为自己效力的木八剌沙共同掌管该兀鲁思。八剌到察合台兀鲁思见到木八剌沙和兀鲁忽乃哈敦掌握的政权非常稳固，便没有把诏书拿出来。木八剌沙问他来此的目的，他回答说：“我离开兀鲁思和家乡有一段时间，家人四处流散。现在，请允许我召集他们与你们一起游牧。”木八剌沙听到这些话甚是欢心，于是八剌就和木八剌沙一起生活，学习技艺，同时不露声色地暗自到处招兵买马，直到有一天，木八剌沙的异密和一些军队将领也加入了八剌的军队。他们罢黜了木八剌沙，八剌成为新的统治者，把木八剌沙贬为管理王室狩猎的长官。[50]

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察合台兀鲁思的边界和海都所统辖的地区相邻接，而且察合台兀鲁思的边境的某些地区被海都占领，八剌为此数次与海都交战。第一次，海都胜利。当他们再起争战时，窝阔台家族合丹斡忽勒的儿子钦察从中调解。他们起誓并且结为安答（anda）。如今他们的子孙彼此都以“安答”相称。[51]

海都对中亚建设功不可没。他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孙子，窝阔台于公元1241年去世。根据《史集》、瓦撒夫和卡尚尼（Kashni）的记载，窝阔台的第五个儿子合失（Kashi）之子海都（Qaidu）出生于公元1235年，伊斯兰教历633年。[52]根据十四世纪初杰马勒·哈儿昔（Jamal Qarshi）的记载，窝阔台给合失的儿子海都祈福时说道：“让这个年轻的孩子继承我的事业吧。”[53]海都率领三支蒙古军队中的一支参与了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战。[54]海都获得蒙哥大汗的帮助成为波兰和西里西亚战役的英雄。[55]近期研究认为，海都是最杰出的蒙古大汗之一，与其说他是一个国家的缔造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反叛者。窝阔台家族政权败给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家族后，海都成为蒙古族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56]

布莱资奈德（E.Bretschneider）在“导言”中依据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绘制的中世纪蒙古在中国、中亚和西亚的地图指出，因为海都直接统治的大片领地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属于察合台，察合台汗国早期给予海都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领地的分裂。海都和察合台可汗的领地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海都的领地大概包括喀什噶尔、莎车和与天山南部接壤的所有城市，向东一直延伸到高昌（Karakhoja）、塔拉斯河和天山北部所有区域，从巴里黑向东到查干淖尔（Chagan Nor）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和额尔齐斯河以北的地区。海都在频繁的征战中找到了忠实可靠的盟友八剌的儿子笃哇（Dua）。1272年，海都拥立笃哇为察合台汗。[57]

据巴托尔德记载，“海都是最杰出的蒙古统治者之一”。但是，有关海都的史料很有限。海都的父亲死于酗酒，所以他滴酒不沾。从外貌上看，他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不过，海都的胡子只有九根（据拉施都丁记载）。在1260～1264年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和阿里不哥并肩作战。当阿里不哥决定投靠忽必烈大汗时，海都坚持不从，反而宣布自己继承祖父窝阔台大汗之位。海都白手起家建立了一支新军，这支军队的勇猛和纪律有口皆碑。他没有因组建军队而牺牲人民的利益。海都在位期间，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海都被称为中亚独立蒙古王国的缔造者。[58]彭晓燕（Michal Biran）的《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也强调了这一观点。

为了在中亚复兴窝阔台汗国，1270年海都凭借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成功地在中亚建立窝阔台汗国，成为蒙哥的兄弟及其继承者忽必烈大汗和他的继承者铁穆耳·完泽笃（Temur Oljeitu）强劲的对手。海都的行动削弱了大汗的权威，打破了蒙古帝国势力的均衡，加速了帝国的分裂。海都死后，尽管窝阔台家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在中亚建立的独立于忽必烈大汗权力的国家使他免受察合台家族的统治，免受曾经的对手、盟友及其继承者的统治。[59]

海都和八剌的联合使他们的帝国开始壮大，八剌攻打呼罗珊失败后于1271年去世。1282年，海都选择和八剌的儿子笃哇可汗一同治理国家。虽然这两位可汗仍不断四处征战扩大势力，但是他们已拥有蒙古帝国最繁荣的地区。海都以祖先成吉思汗为榜样，把军队划分给他的儿子们，晚年时把军队和国家完全托付给他们。斡鲁思（Urus）留守在本国边陲，阳吉察儿（Bey Kecher）驻守钦察汗国边界，撒儿班（Sarban）则驻扎在阿富汗斯坦。海都和笃哇逐渐把伊利汗国的势力逐出阿富汗斯坦。笃哇也采用同样的政策，两位可汗一同把势力扩张到印度拉维河。1296年苏丹阿老丁·卡尔吉（Alauddin Khalji）继位前夕，该地区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海都与笃哇的扩张大业持续了几年，但是最后仍以惨败收尾。海都大概在1301年去世，他的儿子察八儿（Chapar）继位。1306年，笃哇去世。

中亚时期的蒙古人忙于彼此征战，考虑如何征服异国土地。1326年，答儿麻失里可汗（Alauddin Tarmashirin Khan）继位后开始攻打印度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攻打印度本身是个错误，这也削弱了答儿麻失里在国内的势力。1332年，穆斯林八赞（Bazan）无视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反抗答儿麻失里，他设法逃到加兹尼，但最终还是被八赞抓获并处死。[60]

根据一位边疆史专家的研究，蒙古帝国腐朽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察合台领地中的蒙古人讲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并且已经将社会重心从草原转移到绿洲。与此同时，蒙古各部落的政治权力渐渐衰落，这都使得伊斯兰教有了主导绿洲世界的机会。[61]

从理论上讲，忽必烈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亚洲，而他的族人占领了欧洲。而实际上，对远离中国本土的那些地区的宗主权也只是名义上的，很多地区依然为权而战。忽必烈虽然是帝国大汗，但是庞大帝国的时空差距很大，而真正掌握实际权力的其实是周边附属国的可汗，尤其是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即使不是完全自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各自为政的。忽必烈大汗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海都争斗，战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新疆、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海都还曾一度入侵蒙古并且威胁到哈剌和林地区。争斗一直持续到忽必烈去世。察合台和海都联手建立的察合台汗国一直由他们的继承者统治，直到帖木儿领导的突厥巴鲁剌思部的出现。

[1] 《蒙古秘史》，第187页。英译文可与R.P.李斯特著《成吉思汗秘史》中的英译相比较。“What will happen in your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you two？Mother Earth is wide. I will give you the rule over grazing grounds distant the one from the other.You must keep your word，and give the people no cause for ridicule.”（“你们一起效力结果会怎样？大地母亲，山河广阔。我将允许你们每一个人统治各自广袤无垠的牧场，互不干涉。你们要履行诺言，不要成为百姓口中的谈资。”）第200页。

[2] 《世界征服者史》，第271页。

[3] 《史集》，第145页。

[4] 《拉失德史》，第30～31页。

[5] 斯坦利·莱恩-普尔：《莫卧儿王朝》，纽约，1965，第241页。

[6] 《伊斯兰历程》，第410页。

[7] 《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60页。

[8] 《中亚史四讲》，第1卷，第112～113页。

[9] 《新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第709页。

[10] 《蒙古秘史》，第167页。

[11] 《蒙古秘史》，第183～186页。

[12] 《蒙古秘史》，第191～192页。

[13] 《蒙古秘史》，第200～201页。

[14] 《史集》，第147～149页。

[15] 《史集》，第147～149页。

[16] 《蒙古秘史》，第202页。

[17] 《蒙古秘史》，第206～207、209页。

[18] 《蒙古秘史》，第215～216页。

[19] 《中世纪研究》，第69页。

[20] 《世界征服者史》，第271～273页。从志费尼的书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年察合台被分配去掌管札撒和法律，惩罚和鞭笞那些违反以上两项内容的（第40页）。拉施都丁有记载：“凡是想知道札撒，必里克和如何守国的法规的人，就让他去追随察合台。”书中的另一处写到，他的父亲成吉思汗对异密们说，“凡是想学习了札撒和法规的就去追随察合台”。第18、145页。

[21] 《野蛮人的进攻》，第96页。

[22] 《史集》，第85页。

[23] 《史集》，第46、83页。

[24] 《史集》，第124～128页。蒙古大军到达范延堡时，察合台的次子、成吉思汗最喜欢的孙子木秃坚被箭射死。遂军队在这里展开大屠杀，城堡被命名为“卯危八里”，意思是“恶堡”。这件事情在伊斯兰教历618年（1221～22年）结束。可参见《世界征服者史》，第132～133页。拉施都丁讲到城堡被取名为“卯危八里”（恶运）时，进一步说到成吉思汗因木秃坚之死大为悲痛。察合台返回惠普，成吉思汗下令不准任何人把死讯告诉他。一连数日，他都对察合台说，木秃坚到其他地方征战去了。后来，有一天，他故意骂起儿子们来：“你们不听我的话，也不照我对你们说的话去办。”察合台跪下说：“父亲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如果我玩忽职守，就让我去死。”成吉思汗反复问了几次：“你果真说到做到？”察合台答道：“如果我违背自己的话，就让我去死。”于是，成吉思汗说道：“木秃坚已经死了，你不要哭哭啼啼。”察合台五内俱焚，但是他遵照父亲的命令，忍耐住没有哭出来。不久，他借口有事走出来，到角落里暗中哭了一会儿，然后揩干眼泪，又回去见他父亲。参见《史集》，第137～138页。

[25] 《世界征服者史》，第136页。

[26] 《世界征服者史》，第140页。

[27] 《世界征服者史》，第187页。

[28] 《世界征服者史》，第191页。

[29] 迈克·普罗丁，第405页。

[30] 加文·汉布里，第127～128页。

[31]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罗斯金·吉布，第570页。

[32] 《史集》，第149页，注释37。

[33] 《世界征服者史》，第273页。拉施都丁给出八项说明。参见《史集》，第135页。

[34] 《史集》，第149页。（原作者未标出该注释的位置，译者按照文章内容，补在此处——译者注。）

[35] 《世界征服者史》，第273～274页。

[36] 《史集》，第149页。

[37] 《世界征服者史》，第274页。

[38] 《世界征服者史》，第276页。

[39] 《史集》，第150、345页。

[40] 《史集》，第138～139、254、262页。蒙哥可汗在与契丹王征战时，阿必锡合在蒙哥可汗手下任职。第224页。

[41] 《史集》，第252～253页。

[42] 拉施都丁列出了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包括有兀忽乃必里、蒙哥可汗的儿子阿速台、玉龙答失、阿鲁忽和其他人。参见《史集》，第251页。关于海都与阿里不哥之间的纷争，可参见彼得·杰克逊“Dissolution”部分；罗沙比《忽必烈汗传》，第153～162页；彭晓燕《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第21页。哈特格提到旭烈兀可汗支持忽必烈大汗，而别儿哥支持阿里不哥。参见《俄罗斯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公国与钦察汗国史》，第61页；另见《史集》，第253页。

[43] 《史集》，第143～144、150页。

[44] 《史集》，第150～151页。

[45] 《史集》，第153～154页。

[46] 《史集》，第254～257页。

[47] 《史集》，第257页，第261页。前文中说道，阿鲁忽逝于1263年，即伊斯兰教历662年。

[48] 《史集》，第139页。

[49] 《史集》，第142～143页。

[50] 《史集》，第151页。

[51] 《史集》，第139～140页。

[52] 《伊斯兰百科全书》，第15章，第811页

[53] 《蒙古、突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游牧民族和定居世界》，第321～322页。

[54] 迈克·普罗丁，第246页。《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影响》？

[55] 迈克·普罗丁，第255～257页，第261、293、320页。

[56] 《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第1页。

[57] 《中世纪研究》，第9页。

[58]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5卷，第490页。

[59] 《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第1页。

[60] 《印度通史》，第5章，第98页。

[61]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牛津，1988，第180页。

手足相残

如前文所述，海都是窝阔台家族中第一位公开挑战王室权威的人。1256年海都被擒。他拒绝随蒙哥大汗派出的使节回宫，而当时蒙哥正全力以赴抵抗宋军，未对海都采取任何行动。当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之战爆发时，海都到处煽风点火，企图以此摧毁拖雷家族的统治。[1]争位之战从1260年至1264年，一直持续了四个年头。[2]

察合台汗国政局稳定后，海都公开与在忽必烈为敌。这是一股挑战王权和王位的强大敌对力量。忽必烈不仅是蒙古人，他还是皇室家族的一员、成吉思汗的孙子。由于中亚与忽必烈的领土边界有重合之处，两股势力的敌对会给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带来威胁。这不仅使中国的农民饱受痛苦，也阻碍了忽必烈建立的欧亚远途商旅贸易的发展。中亚城镇和绿洲的安定是欧亚远途商旅贸易的重要保障，一旦中亚汗国的敌对势力控制了这些重要的城镇和绿洲，贸易便会中断，[3]甚至会威胁到中亚与蒙古的往来。对忽必烈来说，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领土，而且中亚在忽必烈所设想的远途贸易宏伟计划中意义非同一般。中亚地处中国和印度、中东、欧洲的贸易交会处，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需要依靠中亚的城镇和绿洲作为中转站。商旅们不仅可以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也可在此进行物资补给。中转站对于远途商旅贸易的存在至关重要。同样，城镇和绿洲也需要附近的农耕地为他们提供食物与补给。[4]忽必烈汗与海都开战的准确日期难以考证，据马可·波罗记载：

突厥斯坦有位国王名叫海都。他是忽必烈汗的侄子、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一位杰出的可汗，统治着很多城镇。他和他的臣民都是鞑靼人，英勇善战。可以肯定的是海都与忽必烈汗从未和平相处，战事屡屡不断。[5]

马可·波罗认为，冲突起因是海都之父合失对成吉思汗分配攻打下的中国北部和南部地区不满意。只要海都像其他宗王一样归顺他，忽必烈汗愿意出让他的领地。但是海都并不信任他的叔叔，拒绝前往忽必烈的宫廷。因为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他表示愿意在自己领地内服从大汗的命令，但是不会出现在忽必烈汗的宫廷。这是海都与忽必烈汗之间冲突的开始。自此，他们爆发了一场大战役和多次激战。整整一年，忽必烈汗派军包围海都的领地，无论是海都还是他的军队都无法对忽必烈汗的领地和臣民造成威胁。但是海都并没有停止进攻，而是与袭击他的忽必烈汗的军队多次交战。据马可·波罗记载，海都召集了十万英勇善战、经验丰富的骑兵。此外，他还赢得了成吉思汗世系几个宗王的支持。[6]

海都所代表的游牧民族价值观对逐步脱离游牧特征的蒙古王朝构成了威胁。海都喜欢游牧生活，享受作为牧民领主的感觉，厌恶官员或农民统治者的生活。他的居所在空旷的草原，而不是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和宏伟的宫殿里。他喜欢游牧社会，不喜欢由脱离游牧民族特性、一成不变的中央政府和官僚机构所统治的农业社会。据中国史料记载，海都是一个凶残的掠夺者和奸诈的叛徒，但是他并没有摧毁繁荣的城镇或捣毁商业中心的意图。他是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幸存后裔之中毋庸质疑的领导者。海都的军事力量以准噶尔（Jungaria，又作Dzungaria，Zungharia）和七河地区为基础，1273年他把忽必烈的前锋军队逐出喀什噶尔、莎车和和田，并于1276年攻打到吐鲁番-龟兹地区。忽必烈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很快重申他对塔里木盆地的所有权。可是，1277年海都在反对忽必烈汉化政策（policy of sinification）的蒙古首领的支持下占领了哈剌和林。1278年，忽必烈最杰出的将军伯颜（Bayan）攻打海都并重新夺回哈剌和林。不过，海都仍保持对准噶尔的控制，肆无忌惮地攻打蒙古，切断了所有的交通往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马可·波罗只能通过海路护送一位中国皇室公主到伊朗。由于忽必烈更关注对印度支那（Indo-Chinese）的远征，他无法对海都展开致命的反击。海都占有战略上的优势，不仅能有效地控制中国军队，而且能从同样好战的部落中招募追随者。这些都帮助他赢得了成吉思汗的帝国。海都的战绩证明了忽必烈的目光短浅。忽必烈撤销了设在蒙古的宫廷和政府，切断了家族与蒙古、突厥部落之间的联系，而这些部落的忠诚却是关系到忽必烈帝国存亡的基础。海都的去世消除了元朝最大的威胁。然而，六十年后元朝被明朝灭亡。事实上，海都并不主张掠夺中亚绿洲地区，他叮嘱过属下不得骚扰居民。相反，他把从城镇征收的赋税用于充实他的军队。海都似乎成为蒙古族传统的捍卫者，在他看来，忽必烈汗背弃了蒙古族传统。[7]

1266年7月9日，忽必烈汗封他的儿子那木罕（Nomukhan）为北平王（Pei Ping Wang），意欲让这位年轻人掌管中国北部的军务并阻止海都对中国西北部领土的入侵。事实上，五年之后忽必烈汗才派那木罕驻守中亚边陲阿力麻里（Almalikh，现在的新疆霍城）防御海都的攻击。遗憾的是忽必烈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遣那木罕的几个堂兄弟一同前去，不料他们的意见相左，严重阻碍了远征的进程，最终导致失败。然而，海都则在中亚联合蒙古宗王共同对抗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8]

那木罕镇压中亚异己未取得丝毫进展，他为军队找到了物资补给的途径，却无法随时与敌军交战。海都对那木罕展开了游击战而非传统战。每当海都发现自己的军队寡不敌众或身处险境时，他们便逃入地形熟悉的沙漠草原中。那木罕的军队无法轻易地追逐到移动性高的游击队并与之正面交锋，士气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遣他妻子的侄子、时任右相之职的才俊安童（An-tung，1245～1293）辅佐那木罕。安童到达那木罕的营地后很快意识到派别之争使王爷们在远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无法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安童由于支持那木罕，也不得不卷入了内部斗争。[9]

1276年末，与那木罕同去的王爷们密谋破坏他的远征行动。参与密谋的包括阿里不哥的两个儿子和蒙哥的一个儿子。他们抓了那木罕并把他押送到俄罗斯的钦察汗国，把安童交给了海都。那木罕和安童被扣留了十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令密谋者们更为失望的是海都在与他们结盟的问题上闪烁其词，不想让他们踏入自己的领土。这些密谋者们很快便迁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蒙古草原。最终，钦察汗国可汗和海都得不到赎金，继续扣留二人又无太多益处，便释放了那木罕和安童。1284年那木罕和安童返回家乡，忽必烈汗热情地迎接了他的儿子和侄子，再次授予他们过去的职位和头衔。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捕又被释放的十年中，忽必烈汗并没有袖手旁观。当听闻那木罕被俘后，他曾派遣了最能干、最负盛名的将军伯颜去营救自己的儿子。但从与南宋的战役凯旋的伯颜对此也无能为力，屡屡受挫。同那木罕一样，伯颜也无法与敌人正面作战，海都的军队一直躲着他。那木罕的余部曾试图营救忽必烈的儿子，但因群龙无首，结果也是一败涂地。[10]

最终，忽必烈不得不承认他无法控制中亚，甚至他最杰出的将军也没能将他的宗主权扩张到中亚，只能被迫接受海都成为这个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一事实。忽必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不情愿地放弃了其在大草原和绿洲的统治地位，撤回到了中国领土可防御的范围内，允许海都随意控制边界以外的地区。他无法阻止海都劫掠这些地区的财富，但是又不得不阻止。忽必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军队和当地居民的补给，而补给线却又长又薄弱。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飘忽不定的游牧特性使他的士兵和同盟既觉得愤怒，又觉得恐怖，他试图在该地区的绿洲和城镇实现自给自足的目的也没有达成。总之，忽必烈进军中亚最终一无所获。[11]

海都与在满洲（Manchuria）叛乱的蒙古指挥官乃颜（Nayan）结盟，乃颜被忽必烈打败并被处死。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的军队由四万六千人组成。[12]

忽必烈过世之后，由孙子铁穆耳（1294～1307）继位。在老将伯颜支持下，铁穆耳夯实了自己可汗的地位，抑制了海都的野心并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加强了自己在西部汗国中的地位。可惜的是，他的继任者对中亚却没有什么影响力。[13]

1301年9月，元朝军队和海都、笃哇盟军在阿尔泰山下的帖坚古山（Tieh-chien-ku）和黑城（Khara Khada，又称 Ho-La ho-ta，另译“哈日浩特”）展开了最后一场决战，这也是海都和笃哇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这场对决的结果无法论定，因为中国和波斯的史料对战争结局的记载相互矛盾，[14]但是这场战争的间接结果很重要，笃哇在战中负伤，海都或许也因战伤很快过世。这场战役是铁穆耳与海都、笃哇战役中最具有领土保护意义和耗资最大的一场战役，所取得的战绩也最大。然而，辉煌的战绩来之不易。二十五年来，尽管忽必烈的不懈努力使中亚的敌人无法靠近稳定的粮食生产区，但是海都和笃哇依然在忽必烈过世之后把他们的实力范围扩张到新疆并频繁攻打蒙古。[15]

海都过世后，阻碍蒙古汗国和平的绊脚石也最终被铲除。正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主张各汗国之间的和平，他已经疲于挑战忽必烈汗，更加关注在中亚建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1303年夏天，笃哇首先让窝阔台的儿子察八儿继任海都之位，成为窝阔台汗国的可汗。同年秋天，他说服察八儿同他一起向铁穆耳提议结束当前的敌对状态并意愿公开承认铁穆耳作为大蒙古国的可汗。[16]

铁穆耳很快对此给予了积极的答复。尽管未召开笃哇提议的忽里台大会，却达成了停战的协议。1304年初，由帖木儿、笃哇和察八儿联合派出的访问团抵达伊利汗国完泽都（1304年至1306年）的宫廷，希望后者同意达成和平协议并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帝国。尽管1303年达成的和平协议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它不仅重建了元朝对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宗主权，而且通过离间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使元朝能有机会彻底消除来自中亚的威胁。笃哇和察八儿很快因为领土产生了冲突，铁穆耳大力支持笃哇。1306年秋天，铁穆耳派出由海山（Khaishan）领导的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部支援笃哇。海山从后方袭击了察八儿的军队，俘获了察八儿家族的几名成员并进军额尔齐斯河（Irtysh River）。察八儿别无选择只得向笃哇投降，随后笃哇废黜了察八儿。大约在1307年，笃哇拥立察八儿的弟弟阳吉察儿（Yangichar）为汗，阳吉察儿成为窝阔台汗兀鲁思的傀儡可汗。1310年正值海山当权时期，察八儿受形势所迫向元朝投降。这件事标志着在战场上挑战元朝近四十年的窝阔台汗国的终结。阿尔泰山脉以南和以西的窝阔台汗国领土被元朝占据，剩余大部分领土则被察合台汗国吞并。[17]

新的国界带来了牧场划分的问题。察合台可汗也先不花（Esan Boga，1310～1318年）向元朝的守卫部队大将军脱火赤丞相（Tughaji Jinsank）派遣使节并赠送礼物，要求他再次调整夏天和冬天的牧场范围。脱火赤丞相率领元朝十二图门（tumens）大军驻扎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支流之一西拉木伦河（Esen Muren）和原窝阔台汗国封地中心的霍博（Qobaq）。察八儿投降后霍博由也先不花接管，霍博成为中亚通往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然而，由于只有元朝皇帝才有权力颁布圣旨，也先不花颁布的圣旨（Yarligh，扎里黑）受到质疑，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18]

边境贸易是造成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局势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据《元史》记载，1312年至1313年也先不花几次向元朝进贡珠宝、皮草、马匹、骆驼、美玉和葡萄酒并得到了慷慨的回赠。由于使节往返途中的住宿费用均由元朝支付，结果往返中亚的使节成为元朝的一大负担。造成察合台汗国和元朝这一时期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察合台汗国担心元朝和伊利汗国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个原因是由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者阿必锡合指出的。阿必锡合途径察合台汗国时，也许是酒后失言，声称他知道一个会让也先不花感兴趣的秘密，他说元朝军队已经开始向察合台汗国进军了。随后也先不花切断了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交通路线并在1313年至1314年扣留了往来使节。使节们被押往喀什噶尔，马匹和财产也被没收。也先不花试图和钦察汗国新上任的月即别（Ozbeg）可汗（1312年至1341年）结盟，以此来与元朝和伊利汗国的联盟相抗衡。但是元朝的优势不容小觑。几场小规模的战役后，海都的儿子斡鲁思于1320年向元朝投降，此时察合台汗国仍是元朝的附属国。随后，在怯别（Kebek）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才有所改善，中亚与中国的岁贡也得以恢复。1325年，怯别汗还与元朝皇室的两位女子成婚，他的继承者们也一直维持着这种和平的进贡关系，元朝保住了自己在各汗国中的霸主地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十四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元朝的驻守部队足够保障中亚蒙古人的安全。[19]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中亚突厥巴鲁剌思部已经十分强大。

[1] 《剑桥中国史》，第6章，第412页。另见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106～107页。

[2]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第278页。

[3] 《剑桥中国史》，第6章，第442～443页。

[4] 《忽必烈汗传》，第104页。

[5] 《马可·波罗》，第187页。

[6] 《马可·波罗》，第287～288页。

[7] 《剑桥中国史》，第443页。

[8]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第412页。另见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106～107页。

[9] 《忽必烈汗传》，第443～444页。

[10] 《忽必烈汗传》，第443页。

[11] 《忽必烈汗传》，第444～445页。

[12] 《剑桥中国史》，第6章，第487～488页。《马可·波罗》，第289页。《忽必烈汗》，第223～224页。

[13] 加文·汉布里，第107页。

[14] 加文·汉布里，第6章，第502～503页。

[15] 加文·汉布里，第501～502页。另见《东亚：伟大的传统》，第273页。

[16] 《剑桥中国史》，第6章，第503页。

[17] 《剑桥中国史》，第503～504页。另见刘迎胜著《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1312～1323）》，引自《蒙古、突厥与其他》，第340页。

[18] 刘迎胜著《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1312～1323）》，引自《蒙古、突厥与其他》，第341～342页。

[19] 刘迎胜著《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1312～1323）》，引自《蒙古、突厥与其他》，第342～354页。

印度之战

中亚政治局势的变动必定会引起印度的极大关注。在蒙古崛起之前，花剌子模帝国（the Khwarizmian Empire）已攻打到印度边界地区，而当蒙古人准备攻打花剌子模时，突厥人（Turks）已经统治了印度北部地区。据术兹扎尼（Minhaj）记载，苏丹首领摩柯末·花剌子模·沙（Muhammad Khwarizm Shah）对蒙古人在中国的势力很是好奇，希望能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派遣以巴哈丁·拉齐（Bahauddin Razi）为首的使节团前去觐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接见使节们后说道：“看，我的伟业如此辉煌，我的国家如此昌盛，日落之国的君主都派使节前来……我提议双方的使节、商人和商队都应该互相往来，各国制造的精良武器、华丽的衣物、精美的材料和珍贵雅致的物件应互通有无，双方君主应该签订一项永久条约。”[1]

成吉思汗派商队随同摩柯末的使节一同返回，五百多头骆驼满载着金银、丝绸、特色毛纺织品（targhu，一种红色羊毛针织丝绸）及其他珍贵物品与花剌子模进行商品交易。据《伊斯兰编年史》记载，他们在途经讹答剌进入花剌子模时，当地官员海儿汗（Kadr Khan）向摩柯末·沙禀报了商队物资的价值和重要性，请求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商队。经得摩柯末·沙同意后，海儿汗扣留并处死了使节和商队所有成员，没收全部物资并运回苏丹。商队中一位驼夫因为去城里的公共浴池洗澡而逃过一劫。他从壁炉里逃出来，一路跑到野外，设法回到了成吉思汗的地盘。他将海儿汗背信弃义、屠杀商队、掠劫物资的来龙去脉一一禀告可汗。[2]

于是，成吉思汗筹划复仇。他召集自己和突厥大军随时应战，一举攻下讹答剌和边塞，杀光了城里所有的居民。[3]成吉思汗的军队从讹答剌出发，挺进布哈拉，攻城略地，掠杀百姓。邻城撒马尔罕也受到牵连。摩柯末·沙一直遭到追杀，最后病死在逃亡的路上。最后，蒙古的铁蹄踏遍整个花剌子模帝国和呼罗珊地区。[4]

不仅如此，蒙古人继续追击摩柯末·沙勇猛善战的太子札兰丁。札兰丁逃往加兹尼（又译“哥疾宁”），一路上与蒙古军队的三次交锋都取得了胜利。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率军前往加兹尼，最终击败了札兰丁。札兰丁不得不撤退到印度河边，率军渡河后逃入印度境内。据术兹扎尼记载，伊勒杜迷失（Iltutimash）派军继续追击札兰丁，札兰丁转向逃往乌奇（Uch）和木尔坦（Multan）。他先后逃往基尔曼（Kirman）和法尔斯（Fars），虽然曾几次击败蒙古军队，但是最终仍然无法摆脱被蒙古军队追杀的噩梦。[5]

志费尼的描述和术兹扎尼稍有不同。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得知蒙古军队败北的消息后，立刻率军抵达加兹尼。此时札兰丁已经离开加兹尼准备渡过印度河。成吉思汗一路追击，蒙古军队切断了札兰丁的前后方道路将他包围。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士兵英勇作战，要求活捉札兰丁。与此同时，察合台和窝阔台也从花剌子模赶到。札兰丁如怒狮般奋力反抗，蒙古军队未能把他拿下。札兰丁跳进印度河里逃走，蒙古军队意欲前去追杀却被成吉思汗拦下。札兰丁的勇猛表现令他相当震惊。为避免失态，成吉思汗以手掩嘴对儿子们说：“为父者，应有这样的儿子！”也就是说，札兰丁的军队不是因逃命溺水而亡，而是战死沙场。当时正值伊斯兰历618年7月（即公元1221年，8月至9月间）。[6]

据说，成吉思汗曾经考虑过是否继续向南扩张征讨印度。但是，他和谋臣们都意识到穿山越岭、长途远征的困难极大，尤其是受到耶律楚材（Elin Chu-tsai）的强烈反对。最后，成吉思汗放弃了南征印度的念头，下令撤兵。[7]在返程途中，他决定绕道白沙瓦（Peshawar）。当时因为成吉思汗到处征战，无暇管理契丹人（the Khitayan）和唐兀人（Tangut，西夏，即党项人），他们的归顺之心发生动摇，有些不安分。[8]术兹扎尼记载，成吉思汗远征，与金（Chin）、堂格资（Tamghaj）和特林基特（Tingit）等国距离遥远，他们有意脱离蒙古（the Mughal）的控制，正在预谋叛乱。成吉思汗得知后有些焦虑，决定经洛布（Lob）和西藏地区（Tibet）返回。[9]

《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蒙古秘史》简要描述了成吉思汗在印度追杀札兰丁的过程，他率大军搜遍印度全境也没找到札兰丁的踪迹。返途中，蒙古军队在印度境内搜刮掠夺当地居民，抢走了不少骆驼和被阉割的山羊。《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返回自己的领地，途中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度过了夏天。”[10]

察合台没找到札兰丁，无功而返。成吉思汗派朵儿伯·朵黑申（Torbei Toqshin）率领两个图门（Tumen，万户长）的蒙古军队穿过印度河继续追杀札兰丁。朵儿伯·朵黑申攻占了南答纳（Nandana），转而攻打木尔坦（Multan）。就在木尔坦即将投降之际，蒙古军队迫于高温天气无法长时间停留在印度。他们洗劫了木尔坦和拉合尔（Lahore）后班师回朝，渡过印度河紧随成吉思汗抵达加兹尼。[11]哲别（Yeme）和速不台（Subetei）两位大将受命攻打逃至铁尔梅兹（Tirmiz）附近的札兰丁。途中，蒙古军队先后征服了巴尔赫（Balkh，另译班勒纥）、扎瓦（位于东呼罗珊，现在的图尔伯德海达里，turbantihaidari）、尼沙布尔（Nishapur）、马赞德兰省（Mazandran）、达姆甘（Damghan）和剌夷（Ray）。在剌夷，蒙古军队得知札兰丁逃往哈马丹（Hamadan），哈马丹还未等蒙古军队到达就已经投降。蒙古人设立蒙古镇守官达鲁花赤（shahna）负责管辖哈马丹。随后，蒙古军队在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烧杀抢掠，进军围攻阿尔达比勒省（Ardabil），屠杀当地居民，掠夺财物。[12]

关于札兰丁的结局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他被库尔德人杀害了，百姓中盛传他还活着，还有人声称伊斯兰教历633年（即公元1235～1236年）札兰丁起兵叛乱，最终被蒙古人杀死。伊斯兰教历652年（公元1254～1255年），有商队再次来到阿姆河畔。其中一位商客对船夫说他就是苏丹札兰丁太子。志费尼认为，“总而言之，所有的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都说明不了问题”。[13]术兹扎尼确定札兰丁是在亚美尼亚的阿克哈（Akhlal）境内被当地部落首领杀死。[14]

据志费尼记载，札兰丁请求德里（Delhi）的伊勒杜迷失（Iltutmish）能给他一席之地，伊勒杜迷失以“德里没有合适的地方和气候条件供帝王居住”为由坚决拒绝。札兰丁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巴拉拉（Balala）和尼卡拉（Nikala）地区，召集他的拥护者及军队横扫朱提山（Jud）并要求布哈拉的首领把女儿嫁给他。[15]

成吉思汗得到了伊勒杜迷失的许可经科依-卡拉奇、卡鲁恩河（koh-i-karachak kamrud）回到中国。[16]据拉维尔迪（Raverty）记载，成吉思汗打算走最短的路线到达唐兀（即党项）。如果从拉卡阿瓦提（Lakhanawati）和卡鲁恩河（Kamru River）方向走，距离可能会更近。成吉思汗实际是在西藏过冬，而不是印度河。如果走这样的路线，他离唐兀就非常近。不过，成吉思汗认为苏丹伊勒杜迷失可能不会同意，加上时间紧迫，他还是采用最初的计划从呼罗珊撤退。[17]与欧洲和叙利亚战场相比，蒙古人在印度征战的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这里非常缺乏草场。西欧甚至匈牙利都没有足够的草场满足蒙古人的马匹和牲畜的需要。印度的情况亦是相同，这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不适合蒙古人的游牧生活。[18]

文化人类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1221年夏天蒙古军队到达木尔坦时正是马年（the Year of the Horse）。年初，蒙古大军从阿富汗境内的山脉下来转而进入印度河平原。成吉思汗曾考虑过要征服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南部，然后北上穿过中国宋朝的领土。这个计划非常符合蒙古人的个性，就是绝不走回头路。然而，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迫使他放弃最初的打算。蒙古军离开干燥、寒冷的山脉后，士兵和战马便日益虚弱生起病来。更令人担忧的是能在酷暑、寒冬的草原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弓箭却在潮湿的环境中失去了精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随即被削弱，这是最致命的打击。面对这些困难，成吉思汗在二月份率军退守到阿富汗山区。途中在清理山路积雪时损失了大量的囚犯，他最终还是将军队带到了更为舒适、凉爽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约两万人的两个图门的军力，然后率军继续前去征讨印度。不过，夏季的疾病和高温使蒙古士兵折耗很大，剩余的部队又渐渐退回气候宜人的阿富汗地区。[19]

志费尼简要记述了札兰丁在印度的冒险活动。他写到，“札兰丁从印度河洪水和成吉思汗震怒的‘水深火热’中逃脱后，重新聚集了五六个卫士（mufradan，穆浦达兰）。他没有被命运打垮，也没有随着灾难和困苦灰飞烟灭”。他又说到，“札兰丁打败一队印度人，截获不了少武器和马匹……重新置办武器……人数一度达三四千人”。成吉思汗在加兹尼听闻札兰丁正在扩展实力，立即派朵儿伯·朵黑申率军渡过印度河攻打札兰丁。札兰丁寡不敌众逃到德里。蒙古人获悉札兰丁逃跑的消息后返回捣毁了曼尼普尔地区（Rawapind）。[20]志费尼在另一处还有记载，高温天气使得蒙古军队无法在此地久留，他们抢劫了整个木尔坦和拉合尔后渡印度河返回，随成吉思汗抵达加兹尼。[21]

由于没有得到伊勒杜迷失的回复，札兰丁便回到了巴拉拉和尼卡拉一带（临近拉合尔的地区）。四处流浪的士兵们聚集到札兰丁周围，约有一万多人。志费尼提到札兰丁迎娶了布哈拉首领的女儿，达成了联姻。札兰丁派兵攻打布哈拉的敌人纳西鲁丁·卡巴查（Nasiruddin Qabacha），首领卡巴查从乌奇（Uch）逃到木尔坦。由于天气太炎热，札兰丁离开乌奇前往尤德山、巴拉拉（Balala）和尼卡拉（Nikala），沿途他又占领了帕拉斯拉伐尔城堡（Parasravar，在锡亚尔科特地区）。蒙古军队紧追不放，札兰丁离开印度边境逃到波斯、格鲁吉亚（Georgia）和鲁姆（Rum）等地，直到去世。[22]

离开印度边境前，札兰丁释放了一批有领土的贵族，委任瓦法·马利克（Wafa Malik）管理尚不属蒙古控制范围的范延（Bamiyan）和加兹尼的一些地区，包括南格拉哈尔（Nangrahar）、古勒姆地区（Kurram）和夫舒尔（Furshur）。贾汉·巴拉望（Jahan Pahlwan）被派到朱提山地区的南答纳要塞，他们二人在这些印度地区驻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228年，伊勒杜迷失打败了忽巴察（Qabacha）后控制了信德和旁遮普，随后远征到朱提山和范延地区。贾汉·巴拉望被打败赶走，瓦法·马利克向伊勒杜迷俯首称臣，留在范延。术兹扎尼认为，库加（Kujah）、南答纳和锡亚卡尔特（Siakot）都是伊勒杜迷征服的目标。[23]

1235年，蒙古人威胁哈剌鲁人（the Qarlughs），曾经攻下克什米尔的将领霍克塔（Hoqutar）率领大队人马攻打哈喇鲁，俘虏了大批当地居民。[24]哈散·哈剌鲁（Hasan Qarlugh）似乎已经承认蒙古统治者窝阔台的宗主权地位并保证每年向其进贡。时局的改变迫使伊勒杜迷失不得不进军哈剌鲁，在带兵去往范延途中身患重病，被送回首都并很快在1236年去世。[25]

苏丹伊勒杜迷失去世不久，瓦法·马利克（Wafa Malik）成功取得了南答纳的要塞并控制了整个朱提山（Koh-i-Jud）地区。他封自己为首领（Saiful-Duniya-wa’l-Din Abu’l Muzaffar al-Hasan Qarlugh）并打造印有他名字的钱币。[26]由于瓦法·马利克不向蒙古人进贡，直接导致蒙古军队在1238年入侵。在蒙古将领纽因·尼库达（Nuin Nikudar）的率领下，军队攻取了马利克的领土并迫使他逃往木尔坦和信德。他派长子到德里向拉齐亚（Razia）求助，拉齐亚热情地接待了瓦法·马利克，还任命他管理巴兰维拉耶（Vilaayat of Baran）。[27]

蒙古人占领了哈剌鲁后开始筹划进攻印度。他们在巴哈杜尔·泰尔（Bahadur Tair）的带领下从古耳（Ghur）王国出发到达了印度河。木尔坦的卡比尔汗（Kabir Khan-i-Ayaz）已经准备和蒙古人决一雌雄。不料还没等到开战，蒙古人就从拉合尔退兵了。这支由蒙古人二等将领率领的军队主要由穆斯林小分队和已经投靠蒙古人的小头目组成。[28]拉合尔无力抵抗蒙古军，马利克·喀拉喀什（Kabir Khan-i-Ayaz）只得逃往德里。蒙古人攻下拉合尔的第二天，窝阔台去世了。可能是由于窝阔台去世，蒙古军队在攻下拉合尔后不得不撤退，随后，康合思人（Khokhars）占领了拉合尔。[29]窝阔台离世后四年无人继承汗位。哈散·哈剌鲁因此便有机会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他的失地，他的儿子也参与了这一行动。1241年，卡比尔可汗阿亚兹过世，其子塔杰丁在信德继位。塔杰丁去世后，哈剌鲁的军队继而占领了木尔坦，并控制除康合思的中心朱提山以外的西北边境地区。康合思人很有可能与蒙古人联合作战，1245年他们与曼古塔（Mangutah）一同征讨印度并发挥了向导的作用。[30]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哈散·哈剌鲁一定从蒙古人那里吸取了教训，他同意让一个蒙古达鲁花赤在朝廷中任职。哈散·哈剌鲁攻打木尔坦时战亡，但是他的军队秘不发丧，通过制造假象成功地从马利克（Kishlu）手中夺取了木尔坦。[31]

哈散·哈剌鲁去世后其长子纳西鲁丁·穆罕默德（Nasiruddin Muhammad）继任成为范延和朱提山地区的统治者。他精明而有耐心，很好地维持着与蒙古宗主国的外交关系，对德里的苏丹们采取务实的策略。纳西鲁丁还创造了良好的商业氛围，地区间贸易往来通畅，通过在边境设关卡征收税金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盐岭地区（salt range districts）曾出土大量硬币，表明曾有来自印度、伊朗和中亚的商队在这一地区从事贸易活动。[32]

与此同时许多边境官员纷纷独立，开始向朝廷索要各自的权力。他们背叛朝廷，甚至藐视蒙古人的朝廷不去参朝。有研究认为，在拉合尔、贾朗达尔（Jullunder）、木尔坦和信德北部获得自由前，德里统治者乌鲁格可汗（Ulugh Khan）在1258年曾与哈剌鲁秘密结盟，并在后者的帮助下于1259年与旭烈兀（Hulegu）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议，乌鲁格遵守不干涉蒙古属国拉合尔和木尔坦的协议。但是，当蒙古帝国刚一爆发内战，乌鲁格就趁机占领了这两块地区。他虽然不赞同哈剌鲁对抗蒙古人，但是蒙古人还是怀疑他另有所图。旭烈兀召集哈剌鲁的首领前来宫廷觐见，并命令赫拉特（Heart）的马利克·沙姆斯丁·卡特（Malik Shamsuddin Kart）调查此事。马利克·卡特认为乌鲁格罪不可赦并把他及其他官员全部处死。从此，蒙古人直接统治了范延和朱提山地区。[33]与此同时，察合台汗国与海都（Kaidu）的联盟迅速扩张到加兹尼，成为德里苏丹的近邻。

下文回到蒙古人在印度的战事。正如之前所述，蒙古军队用了四十二天的时间到达木尔坦城边，然后一举拿下南答纳的要塞。据术兹扎尼记载，当时蒙古军队由特悌（Turti）率领。在这场战争中，马利克·纳西鲁丁·忽巴察（Malik Nasiruddin Qabacha）以开放国库施惠于民而名留青史，这是对他的胆识、能力、才干和勇气的写照。木尔坦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历621年，即公元1224年。[34]据最新研究表明，蒙古军接下来又开始入侵忽巴察（Qabacha）。蒙古军队包围木尔坦期间，城中的居民采用各种防卫措施抵抗蒙古军，虽然后者兵力雄厚、装备精良，三个月后不得不撤军退去。总而言之，在伊勒杜迷失统治时期，蒙古通过对兴都库什山（Hindukush）和印度河地区施压来削弱竞争对手塔丁·由勒都斯（Tajuddin Yalduz）和纳西鲁丁·哈巴查察（Nasiruddin Qabacha）的实力。察合台和窝阔台带领蒙古军队掠夺旁遮普北部地区后，察合台就在卡兰迦（Kalanja）度过冬天。大约同时，一个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使团来到钦察汗国（the Golden Horde）参见别儿哥汗（Berka Khan）。[35]这个说法需要从其他研究中得到佐证。当时别儿哥汗还没有当上钦察汗国的可汗，他在位的时间是从1258年到1267年。术兹扎尼在对1260年的记载中提到过别儿哥汗的使节。[36]

蒙古人的高压政策迫使许多古耳王国的部落首领与纳西鲁丁·哈巴查结盟。不久，花剌子模军队的一支——卡吉尔（Khalj）部落在马利克汗（Malik Khan）的领导下夺得曼苏拉（Mansura）的主权。不过，马利克汗在战斗中被忽巴察杀死。[37]正是这个时候，《纳昔儿史话》（Tabakat-i-Nasiri）的作者术兹札尼来到乌奇。[38]1228年，伊勒杜迷失夺取了忽巴察的领土，由于已经确立了他和继承者们在阿富汗的统治地位，便与蒙古人建起直接联系。[39]

1229年，蒙古忽里台大会举行了窝阔台大汗的加冕仪式，同时宣布出征呼罗珊和阿富汗。印度也随即遭受新一轮的进攻。1235年至1236年，阿富汗西部的锡斯坦（Siestan）侯国被迫接受蒙古的统治。1235年，第二次忽里台大会命令奥格塔（Oqotar）率蒙古军队挺进印度。在长达六个月的征战中，克什米尔惨遭蒙古铁骑的蹂躏。[40]蒙古骑兵跨过赫尔曼德河（Helmand），穿过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在通向信德北部的山谷附近展开行动。他们掠夺了哈剌鲁的领土，这里是札兰丁的一个副官在印度河东部地区建立的侯国。西迪基（I.H.Siiddqui）教授详细介绍了马利克·赛福丁·哈散·哈剌鲁（Malik Saifa-Din Hasan Qarlugh）建立的哈剌鲁王国并称他为“瓦法·马利克”。1225年至1266年，该地区一直是蒙古帝国和德里伊斯兰教君主领地的缓冲带。[41]哈剌鲁向拉齐亚寻求帮助遭到拒绝。拉齐亚的立场让蒙古人很满意，他们像成吉思汗一样对拉齐亚的政权持中立态度。不过随着拉齐亚的下台，蒙古人终止了对德里不侵犯协定，最终把印度纳入他们的征讨计划。[42]

据记载，蒙古人对印度的主攻战开始于1241年，负责赫拉特、古耳、加兹尼和土库曼斯坦地区的军队统帅巴哈杜尔·泰尔带领蒙古军攻打拉合尔。统治拉合尔的马利克·卡拉库什逃到德里，留下人民饱受摧残。蒙古占领拉合尔时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按照惯例他们必须返回大营推选新可汗。离开前夕，他们把拉合尔夷为平地，随后，以朱提山为核心阵地的康合思人赶来占领了这座城市。拉合尔之劫影响深远。康合思人控制了途径拉合尔的贸易路线，商贩们不得不绕道木尔坦，从更南面的路线通过。《纳昔儿史话》的作者术兹扎尼也是绕了更远的路，经过木尔坦才能给在呼罗珊的姐姐送去礼物。巴尔班重建拉合尔后人们又陆续回到那里生活。直到莫卧儿（Mughals）王朝定都拉合尔，这座城市才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不过，蒙古军队还是成功地压缩了德里苏丹的边界范围。[43]

曼古塔在阿富汗继承了巴哈杜尔·泰尔（Bahadur Tair）的王位后受到康合思人的帮助进攻木尔坦。乌鲁格汗带领德里的军队击退曼古塔，俘虏大量蒙古人。[44]这次蒙古人能够入侵是因为苏丹政务混乱，无人管理。[45]第二年，萨里·把阿秃儿（Nuin Sali Bahadur）率领蒙古军队再次进攻，占领了木尔坦。双方公开谈判，成吉思汗同意赔偿十万第纳尔（dinar，金币）。据说这份约定是在木尔坦知名圣人巴哈丁·扎卡里亚（Bahaudddin Zakaria）与附属国首领沙姆斯丁·库尔特（Shamsuddin Kurt）协商调解后达成的。[46]萨里·把阿秃儿解除围攻后前往拉合尔，逼迫领主签订同样内容的协约。拉合尔同意成为其附属国并向蒙古人进贡。[47]有分析说，纳西鲁丁·穆罕默德继位之后，乌鲁格汗不得不在德里忙于政务，所以不能立刻派遣援军前往战区，[48]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众所周知，边境地区的首领总是我行我素，基本不听朝廷管理。[49]术兹扎尼记载，同年末乌鲁格汗远征朱提山，镇压了曾给蒙古军担任向导的康合思人。他攻打康合思的目的是要夺回木尔坦，摧毁“成吉思汗这个异教徒”。[50]根据真纳（Rauzatul-Jinnat）的记载，沙姆斯丁的继承者、赫拉特（Herat）的汝克努丁（Ruknuddin）控制的地区已经“远至德里边界”附近。拉合尔再次作为蒙古的附属国出现在《纳昔儿史话》中，此时正值伊斯兰教历652年，即公元1254年。[51]

在苏丹纳西鲁丁·马哈穆德沙（Sultan Nasiruddin Mahmud Shah）统治的第一年，为了消灭蒙古人他率军来到印度河河岸，穿过拉维河（Ravi）在苏德哈拉（Sudhara）安营扎寨。乌鲁格汗带领军队攻打朱提山，屠杀了很多康合思人。[52]术兹扎尼在书中写到，伊斯兰教历648年（即公元1250年），也就是苏丹纳西鲁丁·马哈穆德沙统治的第五年，木尔坦的伊哈提亚如德丁·库热（Ikhtiyaruddin Kurez）俘虏很多蒙古人并押送到首都。整个德里都为他的胜利张灯结彩，热烈庆祝。拉维特（Raverty）对这个说法有所质疑。[53]接下来的十年里，旁遮普依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反对苏丹的统治，札兰丁·马苏德·沙和巴尔班（Balban）的一个堂兄谢尔汗（Sher Khan）向蒙古求助。巴尔班采取的外交策略使局势有所转变，虽然蒙古各汗国之间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局势趋于缓解，北部边疆和旁遮普地区仍在蒙古人的控制范围。现代学者认为德里和蒙古人之间达成了一些共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里蒙古人再没有入侵过印度，彼此尊重对方的领土所有权。[54]

巴尔班执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众多苏丹中，他是第一位非常在意蒙古人的首领。由于蒙古人每年都会时不时前来骚扰，他从不会长时间离开都城。将军阿迪尔汗（Adil Khan）和塔马尔汗（Tamar Khan）建议巴尔班攻占曾被阿伊巴克和伊勒杜迷失统治过的古杰拉特（Gujrat）、摩腊婆（Malwa）和其他印度斯坦（Hindustan）几个省份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政策：

在时局动荡不安、混乱的年代，离开德里远征他处非明智之举。蒙古人已占据整个伊斯兰地区，摧毁了拉合尔，并每年以拉合尔为入口入侵我国。如果我离开国都，那么蒙古人就会趁机攻打德里，踏平恒河-亚穆纳河河间（Doab）的地区。维持和平、巩固自身的国力远比侵略外国更为重要。况且，我国尚未安定，刚刚攻打下来的几处地方还亟须得力的将领和装备精良的军队。从目前情形来看，我只能心无旁骛一心加强军力来应对蒙古人。[55]

在巴尔班统治早期，他曾出兵朱提山讨伐康合思。康合思人早先曾与蒙古人结盟，常常在当地滋事生乱。巴尔班收回拉合尔后重新修建了这座城市，大力发展人口并任命新官员进行管理。[56]为了对抵蒙古人的袭击，巴尔班调派谢尔汗到旁遮普边境管理苏纳姆、珀丁达、拉合尔和迪帕普尔（Dipalpur）地区。谢尔汗到任后，对巴赫特（Bhatner）要塞进行了修缮并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千人骑兵队，平定整治了秩序混乱的贾特、康合思、曼达伊斯（Mandahirs）和巴提斯（Bhattis）地区。他还恢复了一些旧制并以此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有效地抵制了蒙古人对伊斯兰领土的入侵。[57]

谢尔汗去世后卡什鲁汗（Kashlu）撤回到范延（Bamiyan），巴尔班就把信德和木尔坦定为其长子穆罕默德王子（Muhammad）的都城，并任命次子布哈拉汗（Bughra Khan）戍守苏纳姆和萨马纳等重要边境地区。尽管如此，察合台汗麾下的蒙古人仍对旁遮普边界构成极大威胁。对于这个时期的蒙古人的侵袭史，相关记载都会说印度皇家军队屡获大捷，不仅赶走了蒙古人，而且阻挡了蒙古人向阿斯河（Beas）的继续扩张。[58]

大约伊斯兰教历680年（公元1281～1282年），巴尔班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布哈拉汗被派驻到拉卡淖提（Lakhnauti），这一举动削弱了边疆的防御力量。伊佐美（Isami）有相关记载：两队蒙古人马入侵边境，穆罕默德王子率军前去抵御，但未能扭转局势。[59]伊斯兰教历683年（公元1284～1285年）冬天，穆罕默德遭遇蒙古人的致命打击。他在与蒙古将领帖木儿（Temur）的战斗中失败并被杀死。在这场战争中，著名诗人阿米尔·库思老（Amir Khusrau）被蒙古人俘虏。[60]穆罕默德的儿子卡伊库思老（Kaikhusrau）继承了王位，几个月之后巴尔班过世。[61]

巴尔班去世后凯库巴德（Kaiqubad）在德里贵族的扶持下登上王位。卡伊库思老遭到尼拉穆丁（Nizamuddin）算计，失去了管理木尔坦的权利。伊斯兰教历686年（即公元1287年），塔马尔汗再次攻入拉合尔和萨马纳之间的领土，阿米尔·库思老在他的诗作《伟大的古德里》（Qiranus Sadain）中提到过塔马尔汗。不过，当马利克·拜克塔斯（Malik Bektars）率军从德里出发到达那里时，他们已经撤军退到查谟山（Jammu）脚下。[62]当时，朝廷中的不少贵族已被尼拉穆丁除掉，守卫前线的重担就落到了札兰丁·卡尔吉（Jalaluddin Khalji）的肩上。他在巴尔班统治期间担任凯塔尔（Kaithal）的“穆克塔”（muqta）和萨马纳的“奈博”（naib）。[63]公元1290年卡尔吉（Khalji）王朝建立。

当时，突厥（the Ilbari Turks）和苏丹马穆鲁克已经失去对比阿斯河对岸的控制权，整个旁遮普、信德和边境地区都落入蒙古人或蒙古附属国的掌控。卡尔吉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他几乎攻占了整个印度北部并踏上了南征的历程。由于察合台对印度持强硬政策，卡尔吉与蒙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他始终没有从蒙古人手中夺回那些地区的管理权。

由于札兰丁·卡尔吉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疏忽了边防的重要性。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提到了蒙古人在伊斯兰教历690年（公元1291年）和691年（公元1292年）的两次入侵。第一次入侵在阿米尔·库思老的诗作（Miftahul Fuluh）中有描写，第二次则是由一些当代编年史学家提出的。蒙古人第二次攻打德里是由旭烈兀汗的儿子阿卜杜拉（Abdullah）领军，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先遣部队的激烈交战，双方宣布停战。札兰丁和阿卜杜拉互换礼物，向对方传递出言和的信息。随后，阿卜杜拉撤军，派已皈依伊斯兰教的阿鲁忽（Alghu）率一支部队留守。苏丹把阿鲁忽安顿在德里周边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64]据说，苏丹对成吉思汗子嗣之间的储位之争毫无兴趣，但是他们之间的战争使众多蒙古人失去家园，不得不在印度定居。这种局面和突厥人伊巴日（Ilbari）统治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65]

伊斯兰教历675年（公元1296年），阿老丁·卡尔吉（Alauddin Khalji）杀死札兰丁·卡尔吉，统治了德里。因中亚局势骤变，阿老丁抵御蒙古人达十年之久。其间，察合台的继承者达瓦（Dava）与窝阔台的继承者海都结盟，开始对抗立场一致的波斯伊利汗（Ilkhans）和中国的大汗忽必烈（the Great Khan）。海都认为忽必烈篡位夺权，企图从他手中夺回蒙古帝国；因忽必烈干涉中亚河中地区的政治，达瓦也与他积怨颇深。达瓦在攻破阿富汗的战争中一旦缺乏物资和人力就派兵到印度掠财抢人，如果战败失地，他也要强行通过印度边界深入印度北部平原。凭借察合台家族的骁勇好战，他曾几次渡过印度河洗劫木尔坦和拉合尔。[66]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老丁·卡尔吉不得不屡次抵抗蒙古人的侵略。[67]据说，成吉思汗和他的直系继承人由于忍受不了印度酷热的气候，不得不一再推迟攻打达瓦的计划。

按照齐亚丁·巴拉尼（Ziauddin Barani）的记载，阿老丁·卡尔吉这个人野心勃勃，占领了很多土地，聚敛了大量财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亚历山大大帝。

全能的上帝赐予有福之预言家四位朋友以期获得能量与权力，建立法律和宗教。借此，预言者之名可保留至审判之日。上帝也赐予朕四位朋友，他们是乌鲁格汗、扎法尔汗（Zafar Khan）、努斯拉特汗（Nusrat Khan）和阿尔普汗（Alp Khan）。得益于朕的大胜，王室之权力与尊严得以回归。如若朕行而不公，友可以助朕重建宗义；朕之剑与朕友之剑会迫使众人接纳……朕拥有无尽之财宝、象群与军队。朕之愿乃是德里有贤人代朕监国，朕便如亚历山大可征服与主宰世界。[68]

巴拉尼的叔叔马利克（Malik Alaulmulk）对此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我认为陛下不宜谈此事。陛下应知，成吉思汗虽使伊斯兰诸城血流成河，但未能在此树立蒙古宗习，尚无一穆斯林投靠蒙古人，反之众多蒙古人（Mughal）皈依穆斯林。[69]

他建议阿老丁·卡尔吉要继续在国内作战打压蒙古人，修葺要塞并且派遣能干的将士守卫边疆。阿老丁采纳了这个建议，开始征伐印度斯坦（Hindustan）从而逼迫蒙古人撤军。[70]

据目前一些研究表明，中亚蒙古人最早于伊斯兰教历697年（公元1297～1298年）控制印度。当时，不仅海都的那颜（noyan）、卡达尔（Kadar）攻打到了旁遮普，最远的战火已烧至卡苏尔（Qasur）。1298年2月6日，乌鲁格汗在萨特累季河（Sutlej）附近的札兰曼朱尔（Jaran Manjur）击败敌军，战场上，蒙古人死亡两万余人，就连俘虏也被押至德里处死。《史集》（Jamiut Tawarikh）记载，忽都鲁火者（Qutluq Khawaja）是笃哇（Dua）的儿子，笃哇非常器重他，把加兹尼省和哈鲁纳的军队（the Qarauna）交给他管理。夏季，忽都鲁火者在古耳（Ghur）和哈齐斯坦（Gharchistan）地区驻军，冬季则迁到加兹尼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时常进攻德里，在印度边界烧杀抢掠，屡次被德里的军队击败。[71]在伊斯兰教历699年（公元1229～1300年）爆发的那场战争里，德里正与埃及军队在古杰拉特作战，根本无暇顾及蒙古人（埃及史料也明确记录这次战争），忽都鲁火者在弟弟帖木儿不花（Temur Buqa）的协助下率军直接杀向德里。他们在距德里以北十五英里的基利（Kili）被阿老丁·卡尔吉阻截。扎尔法汗率领右前锋粉碎了蒙古军队的左前锋，在返回时却遇到那颜塔吉（Targhi）后卫队的伏击被歼灭。忽都鲁火者在战争中身受重伤，于蒙古军撤退过程中病亡。[72]

接下来的几年，规模在一两万人的蒙古军队继续攻打旁遮普，不过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蒙古人撤退时也没有再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塔吉统治的蒙古军队日渐强大，足以再次威胁德里，伊斯兰教历702（公元1302～1303年）阿老丁不得不再次出兵远征作战。阿老丁采用之前的防御策略来阻止蒙古军队进入锡里（Siri）平原。蒙古人的阵地从亚穆纳河（Yamuna）延伸到更远的洛哈沃德（Lohrawat）平原。他们攻占了城市和近郊，一直深入德里的浩兹哈斯（Hauz-i-khas）地区。但是，蒙古军的战线拉得太长，缺乏后援又担心暴露弱点，所以不能全力出击。僵局持续了近两个月，塔吉突然下令班师回朝。[73]

人们不太理解塔吉撤军的缘故，没有史料能讲清楚其中的原委，也许塔吉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姆河以外。不过，蒙古军的入侵使阿老丁再次修缮要塞，加固凯塔尔（Kaithal）城。通过考证昂西（Hansi）巴斯城门（the Barsi Gate）上的雕刻纹饰，我们能够确定修葺的时间大约在1303年12月。阿老丁还颁布了大量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来提高军备投入，避免重蹈覆辙。经验丰富的贵族们考察了蒙古人的进军路线并在沿途安置哨点（iqtas），由警惕性极高的心腹将领把守，以防不测。[74]

不过，这些措施还未完全见到成效，伊斯兰教历703年（公元1304）阿里·贝格和塔塔克（Tartaq）就再次率领蒙古军队沿瑟穆尔（Sirmur）山麓挺进达比阿斯（Beas）河岸。他们的一支分队洗劫了纳戈雷（Nagore）。蒙古主力军行进到恒河和亚穆纳河河间地带时受到马利克·卡富尔（Malik Kafur）和加齐·马利克（Ghazi Malik）的阻击，很多蒙古士兵被俘。[75]另一支由康德（Kang or Gung）带领的蒙古军队攻克了克格尔干河（Ghaggar）上的合卡尔（Khekar）地区。阿老丁派马利克·卡富尔和加齐·马利克前去指挥作战，成功俘获了康德并押回德里。[76]

此时，阿老丁·卡尔吉采取的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他任命加齐·马利克为行军保卫长，总部设在迪帕普尔（Dipalpur），加齐·马利克一直守卫在那里直到阿老丁去世。在伊克巴尔·曼达赫（Iqbal Mandah）的带领下，蒙古军队又掀起新一轮进攻，但很快被击败且多人被俘。据说，加齐·马利克改用主动进攻的策略，加兹尼成为蒙古人首个沦陷城市。在此期间，尽管蒙古人不再袭击印度，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斯兰教君主控制了拉维河以外的地区。有记载说，加齐·马利克得到了阿老丁的真经（khutba，又译“呼图白”），曾在加兹尼诵读。学者们对这个提法颇感疑惑。[77]巴拉尼对每年冬征讨伐蒙古军的加齐·马利克评价很高，称他是抵抗蒙古军的长城（Wall of China）。[78]伊本·白图泰看到木尔坦清真寺里的碑文上写着图格鲁克（Tughluq）声称一共打败蒙古军二十九次。[79]

据一位伊朗使节的说法，伊利汗国的君主完泽笃（Oljaitu）曾命令阿老丁投降并要求与卡尔吉公主（Khalji）成婚。但是，阿老丁拒不同意，最后导致使节被拘，十八名随从惨死在象群脚下。[80]

巴拉尼认为，正是因为阿老丁所采取的政策才缓解了蒙古人的侵占，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顾特卜乌德丁·穆巴拉克沙（Qutubuddin Mubarkshan）统治末期（伊斯兰教历720年，即公元1320年）。诗人阿米尔·库思老认为穆巴拉克沙曾筹划攻打加兹尼，但他受到异密们的劝阻。不过也有史料记载，伊斯兰教历721年（公元1321年）蒙古军队进攻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德里军队囚禁了大量蒙古人和他们的首领。[81]最后一次提到入侵是在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Muhammad Bin Tughluq）统治时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率军攻入印度边境。后来，有文献提到德里和伊朗互换使节，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也改变了图格鲁克和答儿麻失里的敌对状态。就此，蒙古人征讨印度暂告一段落，直到1398年帖木儿卷土重来。[82]

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是蒙古人未能在印度长驱直入、长期驻扎的根本原因。毋庸置疑，蒙古人屡次成功地控制伊斯兰领地西北边境的大片地区，任命自己的那颜或沙黑纳（shahna）管理，或者成为由异密统治的附属国，这都是小试牛刀。问题在于远离主阵地，蒙古无法近距离地统治这些地方，建立起接受成吉思汗的札撒管理体制。成吉思汗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他的后代能够征服全世界。尽管他们已经攻占了大半个世界，但是最终并未实现其初衷。《哈勒吉史》的作者 K.S.拉尔是首位系统分析蒙古人在阿老丁统治期间未能取得胜利的印度学者，在“蒙古人失败的原因”这一节中，他写道：

在结束“蒙古入侵”这章之前，探讨一下为什么曾经叱咤东西方、在阿老丁执政时期发动大规模中亚战争的蒙古人却最终被印度斯坦军队打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蒙古军队失败和撤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征服世界”这个宏愿是蒙古帝国前进的驱动力，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子嗣之间的内战而不得不放弃。河中的蒙古军队攻打印度，他们却忙于处理自己在中亚的内部矛盾，背叛了中国的大可汗。作为印度斯坦的主要敌人，达瓦汗在中亚作战四十多场，根本无暇顾及印度斯坦的战况。正如哈比卜（Habib）教授所指出的，德里无法抵挡蒙古部落的联合进攻，他们之间的内斗倒是挽救了德里王国。

……

其次，蒙古军队入侵印度的人数夸张。妇女、儿童和老人随军一同出发。虽然军队人数增加了，但是打仗的效率却大打折扣。阿老丁俘虏的蒙古囚犯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德里的集市常有人口买卖或直接杀掉他们。

……

第三，早期的蒙古人的素质已不复存在。这些素质曾让他们在早先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而现在攻打印度的蒙古人失去了当年头脑灵活、身手敏捷、坚韧不拔的品质。在1300年和1303年两次对德里的围攻中，阿老丁磨掉了蒙古人的全部耐心。蒙古人没有打硬仗就撤军，这非常令人诧异。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一个帝国征战的必备条件。

……

第四，达瓦汗在位统治三十二载，虽然他也在中亚作战，但是仍可以派遣精备之师征战印度。1306年他的去世导致河中地区一片混乱。在随后的两三年里，贵由汗、库巴克和塔里忽三位可汗继任王位。库巴克处理政务不当，不得不退位，1321年又复位。蒙古人无法有组织地、持续地进攻印度。相反，加齐·图格鲁克常去骚扰蒙古人。

……

最后，蒙古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蒙古军队在与战神交战。阿老丁与马利克的谈话充分体现了他身上的种种优秀品质：坚韧、正直、英勇、坚定和军事天赋。马利克曾劝阻他攻打忽都鲁火者，但阿老丁认为抵御外敌是他的责任。他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组建大军，通过周密的计划击退蒙古人的攻击，直到蒙古撤军。[83]

彼得·杰克逊在文中指出，这一时期在边境和阿富汗地区已经出现奈古达日斯人（Negudaris）或合剌乌纳斯人（Qaraunas）的势力，他们控制了当地部分区域并与蒙古人结盟。彼得·杰克逊认为印度文献中从未专门提到这支蒙古部落，只是偶尔用到了“Qaraunah”[84]这一字眼。

在对瓦撒夫、巴道尼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基础上，杰克逊给出了“掠夺还是征战？”的疑问。他认为蒙古人进攻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占领伊斯兰教的领地。[85]但是，在结论中杰克逊又提出蒙古人的真正目的是想从印度掠取奴隶。他列举了萨利·那颜（Sali Noyan）在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战争中俘虏了很多印度奴隶的例子。按照拉施都丁《史集》的描写，现在伊朗的皇家庄园里依然可以找到这些奴隶的后代。杰克逊还给出了阿米尔·霍斯被蒙古人俘虏的例子。杰克逊认为蒙古人的第二个目标是掠夺战利品，尤其是从康合思掠夺马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蒙古人入侵就是为了获得金银财宝，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对其更具有吸引力。自伊斯兰教历695年（公元1296年）起，蒙古军队从南面突袭印度时才发现德里的统治者拥有大量香料，蒙古人试图掠夺香料。[86]菲利普斯（E.D.Phillips）也有类似观点。忽必烈汗要求正式把蒙古当作宗主国的南印度和锡兰的统治者们进贡，毫无疑问是希望获得利益。[87]伊斯兰教领地太强大，即使蒙古军队不断突袭，也只有小胜，终究无法征服。

[1] 《纳昔儿史话》，第270～272页。

[2] 《纳昔儿史话》，第272页。另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393～396页；《世界征服者史》，第77～79页。

[3] 《纳昔儿史话》，第273～274页。

[4] 《纳昔儿史话》，第274～279页。另见霍渥斯著《蒙古史》第3卷，第83～84页；《印度通史》第5卷，第67～68页。

[5] 《纳昔儿史话》，第288～299页。

[6] 《世界征服者史》，第133～135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45～446页。另见J.柯廷著《蒙古史》，波士顿，1908，第128页。

[7] 参见乔治·维尔纳茨基《蒙古人和俄罗斯》，耶鲁，1953，第40～41页。

[8] 参见乔治·维尔纳茨基《蒙古人和俄罗斯》，耶鲁，1953，第139页。

[9] 《纳昔儿史话》，第1082～1084页。

[10] 《成吉思汗的历史与生活》（即《蒙古秘史》），鄂嫩哈拉译注，E.J.布里尔，1990，第155～156页。

[11] 《世界征服者史》，第141～142页。

[12] 《世界征服者史》，第143～147页。

[13] 《世界征服者史》，第459～460页。

[14] 《纳昔儿史话》，第609～610页。

[15] 首领的名字是“Rai Kakar Sankin”，即“Raja of the Khokars”。参见《世界征服者史》，第413～414页和注释9。另见爱略特、道森第2卷，第237页，第396页，注释396。

[16] 《纳昔儿史话》，第1045～1046页。一位现代学者质疑下面这个观点：如果德里算端当时能够抵制异议决定进军，他有可能会有效地抵制蒙古人。成吉思汗尊重德里主权。公元1222年冬，他率军经兴都库什山脉折回，称赞德里算端的温和立场和对国际惯例的遵从。A.B.M.哈比卜勒，《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阿拉哈巴德，1961，第206页。

[17] 《纳昔儿史话》，第1043～1046页，注释1。

[18] 《印度：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形成》，第2卷，第202～203页。

[19]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建立》，纽约，2004，第126页。

[20] 《世界征服者史》，第411～413页。

[21] 《世界征服者史》，第142页。

[22] 《世界征服者史》，第414～459页。

[23] 术兹扎尼：《塔巴卡特史》？第179页；另见I.H.西迪基《十三世纪印度西北部的哈剌鲁王国》，引自《伊斯兰文化》，1980年4月，第LIV卷，No.2，第75～90页。巴布尔在书中把南格拉哈尔描述为喀布尔的一个分支。他写到，“那里水稻优良，玉米饱满，橘子、香橼和石榴质优高产”。参见《巴布尔回忆录》，第207～208页。另可见G.D.古拉提《印度的西北边境》，第24～25页。

[24]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第55页；《纳昔儿史话》，第1126页，注释1。另可见I.H.西迪基《十三世纪印度西北部的哈剌鲁王国》，引自《伊斯兰文化》，1980年4月，第LIV卷，No.2，第75～90页。

[25] I.H.西迪基《哈剌鲁王国》，引自《伊斯兰文化》，1980年4月，第LIV卷，No.2，第75～90页。

[26] 爱德华·托马斯：《德里帕坦王传》，德里，1967，第92～96页。

[27] G.D.古拉提：《印度西北边境》，第26页。

[28] 《纳昔儿史话》，第1132～1133页。

[29] 《纳昔儿史话》，第1133～1136页。

[30] 有关康合思人在其中的作用，参见G.D.古拉提《印度西北边境》，第49～58页。

[31] 术兹扎尼，第270页；《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75页；G. D. 古拉提《印度西北边境》，第28页。

[32] 《哈剌鲁王国》，第81页。

[33] 《哈剌鲁王国》，第83～86页。

[34] 《纳昔儿史话》，第537～539页。术兹扎尼在书中另一处提出不同的看法。特悌离开了成吉思汗加入扎兰丁，之后皈依伊斯兰教。参见《纳昔儿史话》，第297页。

[35] 《印度：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形成》第2卷，第203页。

[36] 《纳昔儿史话》，第1293页。

[37] 《纳昔儿史话》，第539页。

[38] 《纳昔儿史话》，第541页。

[39] 《纳昔儿史话》，第544页。

[40]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05页。

[41] 《哈剌鲁王国》，第75～90页。

[42] A.B.M.哈比卜勒：《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阿拉哈巴德，1961，第210～212页；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05页。

[43] 更多细节参见G.D.古拉提《十三四世纪的拉合尔》，出自《旁遮普历史进程会议》，帕蒂亚拉，1980；乔京德尔 K.查瓦拉《1241年拉合尔之劫及其对商贸活动的影响》，出自《旁遮普历史进程会议》；《纳昔儿史话》，第1133～1136、1142页；《印度通史》第5卷，第246页；《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建立》，第212页；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05页。

[44] 《纳昔儿史话》，第815、1153～1155页。

[45] 《印度通史》第5卷，第255页。

[46] 这个说法来自赛菲·哈热维（Saifi Haravi）的《也里史志》（Tarikh Nama-i-Herat）；H.Z.西迪基编，1944，加尔各答，第156～157页；《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第214～228页，注释49。术兹札尼被职责隐瞒此事。参见《纳昔儿史话》，第1201页。

[47] 《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第214页。

[48] 《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第214～215页。

[49] 参见G.D.古拉提《西北边界首领的任务》，出自《印度历史协会论文集》，孟买，1980。

[50] 《纳昔儿史话》，第277页；《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阿拉哈巴德，1961，第215页。

[51] 《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阿拉哈巴德，1961，第215页。术兹札尼提到拉合尔成为扎兰丁·马苏德·沙的封地。拉合尔是一片废墟，过了一段时间才重建起来。据拉维特，一些研究者认为扎兰丁·马苏德·沙使拉合尔独立出德里王国，并且得到了蒙古人的支持。参见《纳昔儿史话》，第700页，注释8。

[52] 《纳昔儿史话》，第677～679页、第814～815页。

[53] 《纳昔儿史话》，第689页，第690页，注释8。

[54]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11页。U. 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39～40页；《穆斯林在印度统治的基础》，第215～219页。

[55] 齐亚丁·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Tarikk-i-Fizoze-Shahi，S.A.A. 瑞兹里译《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159～160页。另可见《印度通史》第5卷，第280页；艾略特和道森，卷三，第102～103页。

[56] 齐亚丁·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Tarikk-i-Fizoze-Shahi，S.A.A. 瑞兹里译《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159～160页。另可见《印度通史》第5卷，第280页；艾略特和道森，卷三，第102～103页。U. 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41页；G.D.古拉提《十三四世纪西北边界的部落》，引自《旁遮普历史会议论文集》，帕蒂亚拉，1979。

[57] 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Tarikk-i-Fizoze-Shahi，S.A.A. 瑞兹里译《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170页；U.N.戴，同前书，第41页。

[58] 巴拉尼说道：“当时蒙古骑兵常常穿过比阿斯进入德里。巴尔班过去调遣萨马纳的布哈拉汗，木尔坦的Khan-i-Shahid（穆罕默德王子）以及德里的马利克·拜克塔斯来迎战。然后他们行军穿过比阿斯河，将蒙古人驱逐出去。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得多次胜利。结果，蒙古人再也不敢接近那条河了。”见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Tarikk-i-Fizoze-Shahi，S.A.A. 瑞兹里译《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180页。也可见U.N.Day，前面引用的书中第42～43页以及A. B. M. 哈比布拉，前面引用的书中第223页。另可见《印度通史》，第5卷，第297～299页。

[59] 伊佐美：《吉尔扎伊传》，阿迦·马赫迪·侯赛因（英译），第299～300页。另见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17页。

[60] 凡斯塔：《伊斯兰势力在印度的崛起》，第1卷，第143页；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17页。有关阿米尔·库斯罗试图逃跑细节，参见U. 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44页。

[61] 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Tarikk-i-Fizoze-Shahi，S.A.A. 瑞兹里译《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第201页。

[62] 彼得·杰克逊，第118页；U. N.德，第44页。叶海亚·宾·阿哈默德·斯赫恩迪任命穆巴克为军队领袖。参见：《穆巴拉克王朝史》（Tarikh-i-Mubarakskahi），英译本（巴罗达），第51页。

[63] 彼得·杰克逊，第118页；《印度通史》，第5卷，第308页。

[64] 巴拉尼提到蒙古人适应不了德里和邻国的气候便返回故国。参见《菲鲁兹王朝史》（Tarikh-i-Firozeshahi），第218～219页；《卡尔吉·卡林·巴拉特》，第27～28页。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118页；U. 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46～47页；《印度通史》，第5卷，第317页。

[65] U.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48页。

[66] J.J.桑德斯：《蒙古征战史》，伦敦，1971，第172页。

[67] U.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48～49页；《印度通史》，第5卷，第97～98页。杰克逊著作中有一章是关于察哈台入侵印度，他详细记录了中亚的政治。参见《德里苏丹国》，第217～220页。据K.S.拉尔指出，河中的达瓦汗几乎没有敌手，很想攻打印度，便不断进攻。最终，他从伊儿汗手里夺得了加兹尼，并作为控制印度的大本营。参见《哈勒吉史》，第151～152页。

[68] 《卡尔吉·卡林·巴拉特》，第54页。

[69] 《卡尔吉·卡林·巴拉特》，第55～56页。

[70] 《卡尔吉·卡林·巴拉特》，第58～59页。

[71]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21～222页。

[72]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22页；U.N.戴，第52页。

[73]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23～224页；U.N.戴，第52～53页。

[74] U.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53页。

[75] U.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1，1972，第53页；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27～228页。

[76] U.N.德，第55～56页。

[77] K.S.拉尔，第175～176页。拉尔出示了一封阿米尔·库斯罗的信，信中提到加兹尼的清真寺给人们讲阿老丁的呼图白。

[78] 巴拉尼，第322页；《卡尔吉·卡林·巴拉特》，第89页。

[79] H.A.R吉布，第649页。

[80] 有关使节的细节，参见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25页，注释57。

[81]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31页。

[82]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第232～235页。

[83] K.S.拉尔：《哈勒吉史》，第177～179页。

[84] 《德里苏丹国》，第115～116页；附录三，第328页。

[85] 《德里苏丹国》，第235页。拜达欧尼这样说，“笃哇的儿子忽都鲁火者从中亚河中地过来，企图占领印度斯坦，深入到德里地区，所过之处，并无大碍。”扎法尔汗和乌鲁格汗打败了他们。忽都鲁哈敦在去往呼罗珊途中去世。参见《旧约选本》卷一，S.A.兰金（英译），第249～250页。

[86] 《德里苏丹国》，第235～237页。

[87] E.D.菲利普斯：《蒙古人》，伦敦，1969，第109页。

丝路商队

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中亚有大片的草原和牧场，这里的居民一直把饲养马匹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早在公元前1世纪“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中亚作为闻名于世的贸易场所和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同时还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纽带，经济地位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讲，把中亚称作“亚洲中心”（the Heart of Asia）并不夸张。[1]中亚地区最早的繁华期始于公元50年至150年间，当时正值罗马、帕提亚（Parthian）、贵霜帝国（Kushan）和中国西汉主宰欧亚大陆（Eurasia）。[2]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迅速崛起，建立了疆域辽阔、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不同国家间商业往来更加频繁，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得益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总的来说，不论是中亚、伊朗、钦察汗国和中国的蒙古人，印度的突厥人，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Mamluks），还是欧洲的基督教的统治力量，所有统治王朝都较为关注如何投资并改善贸易路线、维持良好的跨区域商业环境和赞助不同的商业团体。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冒险家和探险家，他们一方面要实现个人的雄心抱负，另一方面要为贸易团队和传教士打开新的局面提供帮助。要想进一步了解中亚商贸往来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先探讨一下中世纪游客们前来的动机与使命以及统治者们的立场。

毋庸置疑，当时蒙古人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统治者，控制了通往中亚、伊朗、钦察汗国（Kipchak）和中国的贸易路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们能读到大量对蒙古人促进商业贸易发展的正面评价。商人在进入蒙古帝国之前需要得到相应的许可，同时蒙古人也会保障商品与商队的正常交易和通行。最近出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28卷“草原”这个条目写到，蒙古人不仅推动了贸易与商业的发展，他们还在“征战的过程中充当着商人的角色”。该词条进一步提到，“各国商队在蒙古人的领土上自由活动，成千上万的人来往于欧洲和中国”。马可·波罗记录了他在忽必烈汗朝廷供职的辉煌人生经历。蒙古人愿意接纳外国人任职，欢迎远道而来的商人，世界各国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日益增进。当时中国产的丝绸质量上乘，要比其他国家好得多，中国的技艺和香料传播到欧亚其他国家，特别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对推动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绘画也对中东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3]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为了便于军队通行和商队贸易往来[4]，以巴格达为核心的交通道路系统已被建立起来。阿拔斯王朝（Abbasids）统治时期一直在修建呼罗珊的城市道路和其他公路，这些通往中亚和波斯各地的道路周转便捷、安全。据伊斯凡迪亚尔（Insfandiyar，另译“亦思梵的牙儿”）记载，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进口税较低，布沃兹（Buwards）统治时期更是如此。[5]花剌子模人善于经商，商人足迹遍布欧亚大草原，最远到达俄罗斯南部甚至多瑙河（Danube）盆地。从一些地名就可以看出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著名的旅游地理学家雅库特（Yakut）在蒙古人入侵前夜（公元1229）的记录中评论说他从未见过像花剌子模如此繁华的城市。[6]

蒙古人在建立了统一有序的国家后才结束了游牧生活。志费尼说，对于资源有限的草原人民而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得不用马匹来换取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他写道：“蒙古人从不在任何城市里定居，与商人、旅客们的接触也没有固定的汇集点，他们把服装看作珍贵的宝物，商人们同他们做生意很赚钱。”[7]

为了便于商人、邮差和各国使臣出行，成吉思汗在重要的商贸线路设有邮政驿站，由当地居民提供马匹、马车和食物，再加上严格的治安律令，确保了商路的安全。霍渥斯（H.H.Howorth）在《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中曾指出，人们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过中亚大草原[8]，这在中亚历史上可能尚属首次。他还进一步提出，蒙古人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战鼓与号角的历史”（a history of drum and trumpet）。[9]

成吉思汗对旅客和商人饶有兴趣，热情地接见他们并给予极大的帮助。他在道路上安排守卫（qaraqchis），发布旨意，不论商人何时踏上他的领地上都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如果货物需要可汗查验，则主人可携带货物觐见可汗。当时蒙古人很尊重穆斯林商人，为了表达敬意常常为他们搭建洁净的白色帐篷[10]，允许他们无偿使用驿马。每一个驿站都喂养了母马和羊，为旅客提供马奶酒（kumis）和肉食。[11]

蒙古帝国一经建立，成吉思汗便把促进对外贸易提上了日程，他迫切期待与近邻花剌子模开展贸易活动。1218年双方起草了贸易协议，之后成吉思汗便派出一支五百人的穆斯林商队到花剌子模，带去了金银、丝绸和貂皮等货物。他还另附信函：

我是日落君王，

让我们建立起和平、友善的关系，

让我们的商人们互通有无，

让珍贵产品和普通商品在双方的领地里互相交换。[12]

然而，这支商队在花剌子模的边境小镇讹答剌（Otrar）被杀，所有商品都被当地首领扣留，只有一个驼夫侥幸逃出后向成吉思汗汇报了这场劫难。这种野蛮的行为恰恰与成吉思汗极力保护商业阶层的政策相违背，于是，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爆发。[13]成吉思汗称花剌子模首领为“阿格斯”（aghzi），即“强盗”。[14]

当时，阿扎姆（Ajam）、伊朗、花剌子模和加兹尼等国家已建成贸易统一体。赫瓦贾·沙姆斯丁·阿贾米（Khwaja Shamsuddin Ajami）担任“贸易首领”（malik-ul-tujjar，chief of the merchants），他还拜见了德里苏丹伊勒杜迷失朝廷。[15]在蒙古军队进攻过程中，人们逐渐新辟出贸易路线，统治者则尽量去保护贸易路线的安全以确保商队畅通无阻。《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的作者术慈札尼（Minhaj）曾两次被派去解决蒙古入侵过程中贸易路线受阻的问题。[16]

在成吉思汗之后，他的继承人仍然保留着保护商人和贸易路线的政策。特别是窝阔台汗天性公正，品格高尚，一直慷慨、友善地对待各阶层人民。他秉承公正慷慨的天性，在维护公正、施乐行善时毫不犹豫。有时，朝廷重臣反对他过度慷慨，他就会说：“毋庸置疑，世事难料。只有智慧才能使人享有盛名，流芳千古。”[17]当他得到建在斡难河（Orkhon）岸边的城市喀喇昆仑（Karakorum）后，分别设立了邮站（tayan yam）和驿站（yam）。为保护驿站，每站设有一个图门（tuman，万户长）。当时政令规定，每天要从省里派出五辆由六头牛拉的装满食物和水的货车到驻地，再依次分配出去。[18]据史料记载，即便是那些完全独立于蒙古、对窝阔台汗持有敌意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慷慨与仁慈。[19]蒙古史诗《蒙古秘史》用这样的语句称赞他：“我们的成吉思汗在朝中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建立起王室，现在要减轻子民们的重负，保证他们的安康与富足。”[20]

窝阔台汗视穆斯林为友，尤其重视发展贸易给人民带来的更多恩惠。曾经有子民向可汗申要钱财来运营生意，侍从禀告可汗说此人早已债务累累。窝阔台汗却下令给他双倍的钱，一部分用于还债，另一部分可以拿来做生意。[21]众所周知，喀喇昆仑附近地区由于极度寒冷，不适于发展农业，但是在窝阔台汗统治期间开始有了农业生产。有人在那儿种了水萝卜，收成很好。他把这些萝卜运到喀山（Qa’an），窝阔台汗让侍从把萝卜叶子称重，凑够了一百斤，给了这人一百银币（balish）。[22]

于是，窝阔台汗慷慨、仁慈的名声传遍世界，商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觐见。窝阔台汗下令购买他们带来的所有货物，不论质量好坏均以全价支付。一次，印度商人带来两根象牙。窝阔台汗问他们想要多少钱，被告知要五百银币，他居然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那么多钱。这一举动使朝廷上下一片哗然。臣子问他，怎么可以为这么小的商品付出这么大一笔钱，而且这些人是否来自敌国？窝阔台汗回答道：“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给他们钱，让他们走。”[23]

蒙哥汗为人诚实、慷慨，为帝国吸引来了大量商人，他还偿还了上任可汗贵由（Guyuk Khan）在位期间的欠款。这种行为受到《波斯编年史》作者的敬重。志费尼和拉施德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贵由可汗在位期间，一些商人带来了大量商品，由于价格没有确定下来，有些商人当时没有收到货款，后来贵由汗就去世了。蒙哥汗继位后有三个商人前来觐见，希望能够兑现欠款。朝廷的官员们认为没有理由从当下可汗的国库里支付上任何可汗的欠款，应当予以拒绝。蒙哥汗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慷慨与恩惠，下令把商人的欠款全部偿清，总额超过五十万银币。志费尼写道：“大量的史书都重复记载了这个国王偿还了前任债务的事情。”[24]

马可·波罗记录了忽必烈汗时期的首都元大都（Cambluc，今北京）的风貌。当时有很多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提供住宿的客栈。他在游记中特别记载了四通八达、相互交织的道路，描述了驿站（Horse-Post House）和被称作“交钞”（chao）的纸币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5]他这样描述波斯：“一些商人和工匠们依靠劳动和手艺为生，他们能用金丝和蚕丝纺织出花样繁多的布匹，会种植棉花、小麦、大麦、小米和各种水果，还会酿酒。”[26]

伊利汗国时期波斯的经济得到复苏。旭烈兀（Halaku）在洗劫巴格达、征服波斯后建立了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任命了一些穆斯林官员去推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这些官员还是商人和工匠们的保护者，其中包括《中世纪年代史》编者阿塔·马利克·志费尼（Ata Malik Juvaini）。伊儿汗鼓励贸易商人们在本国交易，他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购买他们带来的货物。[27]巴托尔德（V.V.Barthold）提到，虽然那个时期人们对当时国家的毁灭和文明的衰退抱怨不止，但波斯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蒙古人屠城之后，城市生活的品位也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新贸易中心的不断涌现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伊斯兰王权的崩塌使得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更容易与穆斯林一起融入共同的生活。蒙古的统治者还资助世俗科学的发展（the secular science）。[28]

合赞汗（Ghazan Khan，另译“加赞汗”）作为伊利汗国最伟大的可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领导人物。他精通艺术与科学，如自然、历史、医药学、天文学和化学。同时，他还是金匠、铁匠、木匠和画家，并且要比这些领域中的大师们的更加技艺精湛，尤其是在制作马鞍、缰绳、马刺、胫甲（护腿）、头盔方面更是无人能够超越。他会捶打、缝合、抛光，常常以此消磨时光。[29]合赞汗重视改革，取消多项税收来吸引更多的商人和商队，许多外国商人也乐于到这里做生意。[30]他还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的度量衡。[31]后来，合赞汗的弟弟和继承者完泽笃（Öljeitü）沿袭了这些政策。为了方便商人和游客，1311年合赞汗派人勘测了整个国家领土并设立界碑。执政时期建立起的城市苏丹尼亚（Sultaniya）很快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各方道路均可通向这里。[32]不赛因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不仅取消了一些税收，而且为贸易商人们提供了更多便利。他颁布公文允许威尼斯商人自由出入波斯，并且可以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停留，驿站可为他们照料马匹三天。[33]

根据志费尼的记载，马哈茂德（Mahmud）及其子马苏德（Masud Beg）统治着从奥克苏斯（Oxus）河岸的第五区域到第一区域的广阔领土，最远到达东方的契丹。在他们的管理下，中亚很快从衰败的状态中重新振兴起来。布哈拉也通过这些富商赚得了更多的财富。[34]

钦察汗国（钦察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汗（Barka Khan）信奉伊斯兰教，他为穆斯林商人自由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穆斯林商队可前往钦察汗国的各个领地，中国和西亚的物产也被运到伏尔加河（Volga）畔。当时，萨莱（Serai）已成为遍地宫殿和清真寺的璀璨之都，同时也是穆斯林文明的核心地。克里米亚半岛也开放了多处口岸便于意大利商人从南部进入钦察汗国。[35]

这样，亚洲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得到了保证。蒙古统治者通过给商人们提供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和保护措施，进一步彰显出其帝王气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安全、有序，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36]在蒙古可汗的统治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举措，马可·波罗、伊本·百图塔等中世纪旅行家才得以踏上这片土地，开启了各自的旅程。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鲁布鲁克（Rubruck）等传教士们也从罗马来到远东（the Far East）。四面八方、千里之外的货物汇集到这片四通八达的土地，蒙古的统治再现了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37]由此可见，一些观点认为蒙古远征完全是野蛮人掀起的祸乱，他们凭借数量庞大的军队到处扫荡，摧毁自己未能理解的文明，这些说法看起来并不正确。[38]

在1240年至1340年近一个世纪的光景里，中亚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达到了空前统一，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安全通行首次成为现实。该地区不仅向西方国家开放，同样与近东也有了更多接触，并通过海路已经与南亚有了更深接触。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需求下，整个商业网络涵盖了陆路、海路和亚欧不同地区，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发现的一个例证是商人们在不同的城镇里都红火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鲁米（Yaqut al-Rumi，1179～1229年）提到，当时的一位商人从事香料生意，在古杰拉特（Gujrat）、花剌子模和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Bulghar）都有仓库。[39]

我们在《历史绪论》（Muqaddimah idn Khaldun）中发现了最早有关“商业”（commerce）的定义。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把“商业”描述成一种通过买进商品再以高价卖出从而积累财富的“艺术”（art）；也可以是囤积居奇，坐等高价售出；或者把商品运到售价更高的国家去销售。[40]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商品需要被运送到不同地区。众所周知，长途旅行要冒巨大的风险，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风险包括遭遇野兽的袭击、部落和强盗抢劫、沿途的风雪、沙漠和水资源短缺等。为了确保商人们生命和商品安全，最明智的做法是以商队的形式出行。[41]

通常，商人们与朝圣者的队伍同行会更安全。不过，沿途中也有不少朝圣者会因炎热、饥渴、饮食不当和流行病而丧命，或遭遇当地牧民的袭击。1361年100名叙利亚朝圣者在途中被冻死；1430年3000名埃及人死于途中的高温和饥渴。[42]十九世纪，亚历山大·拜恩斯（Alexander Burnes）到布哈拉旅行时发现了中亚沙漠的危险。他在书中写到，“我们以前只是听说过阿姆河以南的沙漠，现在却是眼见为实。我们亲眼看到骆驼、马的骨骸在烈日的炙烤下已经褪色，它们都是被活活渴死的。沙漠里的大小道路很容易被覆盖，一旦走错了路，人和牲畜根本没法活命。在我们离开查尔周（Charjooee）时，几天前就发生过这样的惨剧，从斡儿衮杰汗（Orgunje）大营来的三个人的商队迷了路，带的水都喝完了，两匹马受不了极度的燥热和干渴倒下死了。没有办法，那三人切开活骆驼的静脉，靠喝驼血勉强坚持走到查尔周，最后骆驼也死掉了。这是沙漠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斡儿衮杰汗在最后一次穿越沙漠的途中失去了两千多只为人们驮运物资的骆驼”。[43]

“商队”（caravan）一词源于波斯语，意思是“一群商人、朝圣者或游客出于互相保护的目的而一起旅行”。由于骆驼不挑食，能负重且耐劳，成为商旅在亚洲和北非沙漠里穿行主要依靠的动物。在酷热的气候里长途旅行，骆驼一般可驮350磅货物；而短途旅行或在寒冷的天气里，为了躲避税收，一只骆驼的负重可高达1000磅。骆驼由商人或游客自行提供或从邻近的阿拉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那里租用。这些人善于调教驼队，熟悉路线，常常担任商队的向导，这样就可以免受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领队通常是从成员中选出，多是游牧民族的首领，由他来决定商队的行进次序和停靠地。商队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路程的远近和安全以及骆驼的数量。据记载，最庞大的商队通常会担当一些特殊的任务，如从开罗（Cairo）、大马士革（Damascus）到麦加（Mecca）的朝圣队伍由一万多头骆驼组成。驼队出发的时间取决于水源和牧草的供给，对朝圣驼队来说，他们必须在扎尔黑哲月（Zar’l hijja）的第八天到达麦加。冬雪融化后，奥伦堡（Orenburg）的队伍便动身离开布哈拉。最后一场秋雨过后，巴士拉的商队从阿勒颇（Aleppo）启程。出行的时间会根据贸易安排而调整。商队前进的速度会受到气温、货物量、队伍大小、水草供给等因素的影响。[44]

伊本·朱巴伊尔（IbnJubayr）和伊本·白图泰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Medina）后都为我们描述出如下景象。伊本·朱巴伊尔讲道：

为了陪同前去朝圣的异密（the Amir of the Hajj），来自伊拉克、呼罗珊和摩苏尔（Mossul）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辽阔的平原（at Khulays）上挤满了人，平坦无垠的沙漠似乎都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你可以想象人潮涌动、大地试图保持平衡阻挡人流的景象。你在拥挤的人潮中仿佛看到海上波涛汹涌，海水就是海市蜃楼，船只就是骆驼，人们在高大的圆顶帐篷上航行。人们卷土前行，掀起阵阵尘暴。在广袤的平原上，你可以看到伤痕累累、满脸恐惧的一群人混乱地打成一团。没有亲眼见过伊朗商队的人就不算真正目睹过世界奇观，只能靠讲述大人物来吸引读者的故事根本不值得一听。

设想一下如果一位游客被安排到一个商队里，他想要离开却没有任何路标记录帮他原路返回。他会迷路，接下来就会死在沙漠里。偶尔，会有游客找到阿米尔的营地寻求帮助。营地会派专门传令的信使官找出这位游客和驼夫的名字、国名，然后信使官让游客和他一同骑在骆驼上绕着喧闹的人们走一圈。信使官大声向人们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走散游客的姓名和国别、驼夫的姓名，直到最终找到驼夫把游客接过去。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么游客与他的驼夫将不再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让人震惊之处是虽然商队浩浩荡荡，人们卸下行李在营地里休息足以构成一个王国，但是阿米尔启程的令鼓（kus）一旦敲响，人们立刻给骆驼上货、备鞍、整装待发，时间不会超过说两次“不”的间隔。鼓声几乎从没有响过第三次驼队就上路了。这是商队安排严谨、措施得当的结果。

商队晚上出行，夜色茫茫，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举着火把徒步前行，火光宛如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星星一般照亮漫漫前路，商队的光亮可与星光相媲美。[45]

伊本·白图泰与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队一同来到麦加，在伊拉克商队的陪同下向东行进穿过达尔伯祖拜达（the Darb Zubayda）。他写道：

在都尔黑哲月（Dhu al-Hijja）[46]的第二十天（公元1326年12月17日，我在来自摩苏尔（Mossul）伊拉克商队指挥官费尔文·穆罕默德·哈瓦伊（the Pehlewan Muhammad al-Hawih）的陪同下离开麦加城。他在沙亦合·沙不丁（Shaykh Shihab al-Din）卡兰达尔（Qalandar）去世后开始领导前来朝圣的人们。沙不丁为人慷慨值得信赖，苏丹授予他很高的荣誉。他喜欢按照卡兰达尔的样子修理胡须和眉毛。我在上文提到的阿米尔·费尔文（Amirpehlewan）的陪同下离开麦加后，沙不丁自己付钱为我雇了轿子把我送到巴格达，还一路悉心照顾我。我们同来自伊拉克、呼罗珊、法尔斯（Fars）和其他东部地区的人们举行仪式告辞之后来到马尔南部（the Bottom of Marr）。此时，人潮如海，仿佛是临于大海之滨，波起峰涌，海浪翻滚；人们前进时，仿佛是云海流动，层层迭起，无边无际。由于队伍人数极为庞大，如果有人离队如厕后没有指引他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标志，那么他根本无法再找回去。在商队里有许多为贫穷的朝圣者驮水的骆驼，他们可以取水喝。其他骆驼载着备用的粮食，给突发病人们预备的药物、药水和糖。途中停下休息时，商队用大铜锅煮炖食物分给穷困的朝圣者们或者缺少粮食的人。队里还有数匹备用骆驼来运送伤员。这一切都是源于阿布赛义德（Abu Sa’di）这位摩洛哥苏丹的恩惠和慷慨捐赠。队里还有活跃的自由市场，出售奢侈品、各种食物和水果。商队通常在夜间行进，骆驼和轿子前点着火把，你可以看到整个队伍闪烁着点点亮光，宛如白昼。[47]

蒙古人的商队也是由骆驼组成，通常在夜间行走，一是为了避免白天太阳的炙烤，二是骆驼在黑暗中不吃饲料。所以霍渥斯说在蒙古人的领地上，一旦宣布有商队到来，蒙古人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友善地欢迎他们，热情地询问他们来自何处、何时离开、带着何种商品、是否有货物要出售以及购买骆驼的地点和价格。当商队正式到达，尤其是卸掉货物、搭好帐篷后，陌生人就一拥而上。[48]商队每到达一个新处所就会转成军队形式，避免受到骚扰或抢劫。伊本·白图泰讲过，商队在费得（Faid）山口会遭到阿拉伯人抢劫。[49]他在卡尔马什（Karmash）与阿富汗人交战过，还在加兹尼以东三十五英里的地方与大部队走散了。[50]

商队在途中会经历千难万险，伊本·白图泰的记录非常有趣。有一处他写道：

商队在卡拉克（al-Karak）一个叫作泰尼亚（al-Thaniya）的地方停了四天，准备进入荒原。然后，我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最后一个城镇马安（Ma’an），沿萨万（al-Sawan）进入沙漠，正如名言所说：“进来的人会迷失自我，走出去的人会重获新生。”旅行两天后，我们在扎特哈吉（Dhat Hajj）休整，这里有地下含水层却无人居住。然后我们一路前往巴尔达干谷（Wadi Baldah）（但是没有水源）和上帝使徒（上帝庇佑并予其和平）曾来到过的塔布克（Tabuk）。塔布克有一处出水很少的温泉，传说使徒来到这里沐浴之后，水量变得非常充足，在使徒的保佑下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对于来自叙利亚的朝圣者来说，去塔布克露营已是一种宗教礼仪。他们手持出鞘利剑，一边向营地冲去，一边以剑击掌，喊着“上帝的使徒来了！”

商队浩浩荡荡在塔布克泉水附近扎营，解决用水的问题。在这里歇息了四天后，驼队整装继续出发，带足了饮用水，准备穿过塔布克（Tabuk）与乌拉（al-Ulla）之间的荒野。按照惯例，在泉边接水是运水工的特权。他们用水牛皮制成水罐，水罐像个大蓄水池。从水罐里取水饮骆驼、装满大水袋和普通水囊。每个异密或同等级的人都有一个私用水罐给他们的水袋续水，也给他本人的骆驼和随行人员提供用水。其他人要想给骆驼饮水或者灌满自己的水袋，需要向运水工付费买水。

由于担心在荒野里的危险，商队从塔布克出发后日夜兼程快速前进，途径“地狱之谷”阿尔乌赫地伊山谷（al-Ukhaidir）。曾有朝圣者们在此惨遭不幸。那年，热风暴席卷而来，水源干涸，一杯水的价格飙升到一千个第纳尔（dinar）。可惜最终所有的人还是都热死了，这个故事被刻在山谷的岩石上。从阿尔乌赫地伊山谷启程，商队在穆阿扎姆（al-Mu’azzam）池边停下休息。这个盆地以阿尤布村（Ayyub）房屋的主人马利克·穆阿扎姆（al-Malik al-Mu’azzam）命名，其他地方的雨水都干涸了，这里却可留存多年。商队离开塔布克，五天后到达赛姆德人（Thamud）的石谷泉（the al-Hijr，马甸沙勒）。虽然这里泉水充足，但是并无一个朝圣者从中取水，都来效仿上帝的信徒（“神庇佑并予其和平”）在去往塔布克的路上宁可忍受干渴而不取泉水的善举。当时信徒骑骆驼前行，令众人不得从泉中汲水，只允许给骆驼喂食使用。赛姆德人（Thamud）的住所就在这红岩山里。这些凿出来的石屋都有刻着纹饰的门槛，看起来就像现今的建筑。赛姆德人的遗骸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屋内，“那就是活生生的警告”。萨利赫圣人的母驼[51]（愿长眠于此！）跪在两山之间，后来这里建起一座清真寺供朝圣者们礼拜。

从石谷到乌拉最多半天的旅程。乌拉是个地界宽阔、气候宜人的村庄，有棕榈花园和水泉。朝圣者在这里停留了四个晚上。他们准备食物，清洗衣物，随身携带少量必需品，把多余的食物存放在这里。乌拉村村民很值得信任，来自叙利亚的商人就在这里与朝圣者做生意，卖给他们生活物资和其他商品。

商队从乌拉出发，启程当天在加多（al-Itas）山谷安营扎寨。这个地方天气炎热，曾起过热风暴。有一年，一支商队遇上沙漠热风暴，只有几个朝圣者幸免于难，这就是人人都知晓的“异密-扎利奇”（Amir al-Jaliqi）。接下来，他们在哈迪亚（Hadiya）山谷露营，山谷下面有含水层。于是商队挖地取水，但涌上来的水却是咸的。第三天，他们到达神圣而辉煌的麦地那圣城。[52]

一支成功的贸易商队需要有定期的食物与饲料供给以及牲畜歇脚的地方，还需要绿洲、真诚友善的居民、防御抢劫的措施和安全通信的保障。商路上需要能够提供水和其他必备品的驿站、济贫院或收容馆等机构来满足商队的需要。显然，中世纪的统治者非常清楚这些问题，遂采用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国家、富商和一些苏非派信徒（the sufis）建起客栈或寄宿所来保障商队的内部秩序和出行安全。

商队“客店”（Khan）或“车马店”“客栈”（Caravanserai）是波斯语，意思是“在主要的交通道路上设立指定的中途停留站和住宿处”，后来发展成一些重要城市市中心的旅店（hostelry）。起初这些车马店是为组织有序的陆路贸易服务而设立的，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客舍可以保证旅客的安全，使他们免于受到当地牧民和山匪的盗抢。由于一些地区缺乏固定的物资供给和临近的水源，车马店也就成为陆路和海上贸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些最初用来保护水井的围墙演变成一些建筑作品。[53]

车马店这类客栈通常建在城镇或村庄围墙外的周边。形状为四方形，外侧是一面挡墙，墙面上方有小窗，下方只有几个狭小的换气孔。客栈第一层是环形拱廊，四周围绕着一间间储藏室，另有一个稍高些的拱廊通往上面一层的各个小卧室。宽敞的石梯连接上下两层。客栈的中院以前是露天的，通常当中有一口水井，井边是喷泉池。唯一的入口由石头砌成，又宽又高，完全可以让载货的骆驼通过。入口安设坚固的大门和巨型铁链，夜间大门会关闭。入口地面上铺着石板，两边有石凳。院子也铺设整齐，可容纳三百至四百只卧下的骆驼或拴着的骡子。商人的货物则堆放在较低的拱廊下或者放在后面的储藏室里。楼上的房间供旅客休息，他们还可以在方院内的多个角落里做饭。如果客栈规模不大的话，只提供商人和货物落脚的地方，牲畜得牵到店外。许多客栈在建筑学上的学术价值很高，建造风格是大名鼎鼎的撒拉逊式（Saracenic）。高墙由毛石搭建而成，比例协调，气势宏伟。大门上常用复杂的雕刻来做装饰，就连客栈里供人们祈祷的壁龛内侧也雕有同样的花纹。[54]

《世界境域志》（Hudud al Alam）有大量关于车马店的描写。[55]穆卡达西（Al-Muqaddassi）也提到当时各地的客栈和酒馆。伊斯毕迦（Isbijah）是中亚发展最为迅速的重要城市之一，城里有供商人休息的住所和进行棉花交易的市场。[56]当地政府为方便过往的商人，建起修道院和客栈。塞尔柱突厥（Saljuq）酋长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客栈，带头保护商人的利益。早在十一世纪下半叶，卡沃特（Qavurt）在打败俾路支（Baluchi）的土匪后在商队经沙漠到达锡斯坦（Siestan）的沿途上建起瞭望台、蓄水池和客栈。[57]马利克·沙（Malik Shah）把巴格达定为冬季的首都后，在1091年至1092年间修建了大清真寺、贸易市场和客栈。[58]

据纳者儿·霍思鲁（Nasir-i-Khusrau）的《旅行记事》（Safar-Nama）记载，当时伊斯法罕（Isfahan）有五十家上好客栈，商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客人们都有住房。[59]雅库特说他从未见过像花剌子模这么繁华的地方，其对撒马尔罕的客栈和清真寺也赞不绝口。[60]拉施德丁·法兹鲁拉在大不里士（Tabriz）市郊有24所客栈、1500家商店、浴室、花园、磨坊、造纸厂和染坊。[61]中世纪时波斯（Persia）包括客栈在内的建筑非常引人注目。[62]

突厥人（the Turks）不仅制定贸易协议，而且直接鼓励过往商人前来经商。他们重新规划土地，在乡镇里大兴土木。早在十三世纪初，科尼亚（Konya）和锡瓦斯（Sivas）就已成为意大利和印度商人集会的场地，特拉比松（Trebizond）的希腊人及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也会经常光顾这里。安那托利亚贸易线路上，沿途主要站点都有商队车马店和客栈。[63]

“客栈”通常也被称作“商馆”（funduqs），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有些客栈是给有特殊需求的马格里布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建造的。十二世纪，一个专供叙利亚商人使用的客栈在储藏室上面建有360间卧室，一次可接纳4000名客人。[64]

修建客栈的生意数年来一直不曾间断。1896年，来自亚兹德（Yazd）的富商伊斯兰教徒米尔扎·侯赛因（Haji Mirza Hussein）自己出资建起一座大客栈，名叫“野驴客栈”（Rabat-i-gur，the Wild Asses’caravanserai）。客栈由周边旧驿栈废墟上烧制的砖块精心搭建而成。到这些客栈参观的现代游客告诉我们，采用旧的砖块来建客栈是为了将来去世后得到救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风俗。[65]夜间，店主会锁上客栈大门来保证货物安全。[66]

突厥帝国常常为外国商人修建客栈。布尔萨（Bursa）市有专供伊朗商队使用的客栈。商人们可以在客栈给丝绸包称重和上税。[67]安那托利亚有七十五个客栈，租金成为该省税收的重要来源。[68]

小规模的游客、商人或个人可以到招待所、旅店、寄宿舍或由政府和个人共建修道院（Khanqah，意为“隐居者的住处”）住宿。修道院在中世纪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中作用很大。穆卡达西提到，在首都布哈拉有一类叫作“努姆卡斯”（Numujkath）的住房，在房间里可以透过窗子看到街景。[69]他还讲到，纳西尔·本·艾哈迈德（Nasir bin Ahmad）建起一家招待所向徒步旅行的人们提供免费住宿。[7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我们发现大量关于到中国尤其是首都元大都（Cathay，现北京）住宿的详细介绍。游记里记载，都城有十二个入城口，入城口外是郊区。郊区的人口比城里要多，那里住着很多外国商人和游客。每个郊区在距城区一英里外的地方都开设了很多旅店，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提供住房。国别不同，客人们的房间也不同，如伦巴族（Lombard）人房间、德国人房间、法国人房间等。[71]旅客若预订房间，只须在旅店登记姓名、到达与离开的时间即可。[72]

在去往伊拉克、波斯、河中和呼罗珊的路上，伊本·白图泰看到沿途每个城镇都有不少客栈和旅馆。旅馆整体规模不如客栈大，只能为旅客提供基本的住宿条件。据他记录，这些旅馆一般都是虔诚、热心的族长或苏菲信徒（Sheikhs and Sufis）的私人财产。热情好客、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女店主也被记录在游记中。白图泰一行对许多旅馆特别是从花剌子模到德里沿途的店家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十分满意。/f

伊本·白图泰参观的第一个城市是花剌子模，当时是突厥地位最重要、规模最大、最漂亮的城市。花剌子模集市热闹，商品琳琅满目，街道宽阔，各式建筑林立。城外，在圣人纳吉姆丁·库巴拉（Najmal-Din al-Kubra）的墓地上建起一家旅馆，向所有的旅客提供免费食物。旅馆主人是花剌子模的知名人士，他在赛福丁·伊本·阿萨巴（Saif al-Din ibn Asaba）大学任教。城里也有一家旅馆，旅馆主人是虔诚的信徒札兰丁·撒马尔罕第（Jalaluddin al-Samarqandi）。他曾热情地款待了白图泰一行。[73]伊本·白图泰提到一所由花剌子模城主夫人图拉巴克（Turabak）开办的旅店，城主夫人在旅店内设宴招待摩洛哥旅客和受邀的法学学者、社会名流等。他目睹了这里的旅客可以免费享用食物。[74]

伊本·白图泰提到的另一家旅店是位于布哈拉郊区的法特赫·阿巴德（Fath Abad）。这里曾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族长和信徒赛福丁·巴哈儿思（Al-Bakharzi，Saif al-Din al-Bakharzi）的陵墓。这所旅店由族长的后代管理，收到的善款非常多，用来为各地的人们赠发食物。店主巴哈儿思邀请了城里所有的官员在他的府邸款待白图泰，一同聆听优美的《古兰经》朗诵和用突厥语及波斯语演唱的歌曲。[75]

从志费尼的游记来看，这家旅店是由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母亲出资建造的，尽管她本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写到，“她总是慷慨地给他人恩惠，身为基督信徒，却通过伊玛目（imams）和族长捐赠物资和钱财，尽力重新恢复朝拜穆罕默德的宗教仪式。她捐出一千银币建立布哈拉大学（宗教学校）就是上述说法的实证。她要求伊斯兰族长赛福丁·巴哈儿思担任校长，还要买下那个村庄，解决大学教师和学生们的住宿问题”。[76]

从布哈拉出发，白图泰来到那黑沙不（Nakhshab或Nasaf））。那黑沙不在距布哈拉东南一百英里处，是从伊朗到达铁尔梅兹和巴尔赫旧路线上的重要站点。他和婢女投宿在城外当地长官的一座房子中。[77]

到了撒马尔罕的郊区后，白图泰记录了忽塞姆（Qutham）有一家可提供住宿的旅店。每周二、周五的夜晚当地人都到忽塞姆墓拜谒。鞑靼人之前常到这里膜拜，祈求圣人的庇佑，因此陵墓没有遭到破坏。与当地人不同的是，他们只想亲眼看到这里是否有神明保佑的讯号。据白图泰介绍，鞑靼人带来大量的祭祀品包括奶牛、羊、迪拉姆银币（dirham）和第纳尔银币，用来维持旅馆提供给客人和穷人们的日常用度，还用来支付陵墓的维护管理费。这些捐赠的物资和钱财由答儿麻失里苏丹（Tarmashirin）指定的监管人负责打理。[78]

铁尔梅兹古城原来建在阿姆河岸边，在战火中被蒙古人毁掉后，在距河岸两英里处又建起一座新城。伊本·白图泰一行被安顿在族长阿兹占（Sheikh Azizan）的旅店里。阿兹占是当时最伟大、慷慨的族长之一，他有许多房产和果园，家境殷实，经常自己出资解决旅客们的需要。[79]

渡过阿姆河后，队伍进入到呼罗珊的领地巴里黑。巴里黑非常破败，其邻近的很大范围都无人居住。不过，白图泰注意到清真寺和修道院对面有一家漂亮的旅馆。这些建筑是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s）时期担任巴里黑城主的夫人达乌德·阿里（Daud b.Ali）修建的。[80]

伊本·白图泰和商队从巴里黑继续出发，花了七天时间穿过科伊斯坦（Quhistan）山（位于巴里黑的西面）。人们一路上可以看到村庄里熙熙攘攘，村外溪水潺潺，旅店里住着虔诚的信徒。白图泰没有再介绍他所入住的旅店，而是直接讲述抵达达赫拉特（Herat）后的经历。[81]

我们这位摩洛哥朋友从赫拉特出发到达贾姆（al-Jam）。这个地方面积大小适中，遍地是茂盛的果园和树木，泉水汩汩而出，小溪缓缓流动。他讲了一个关于伊拉克苏丹阿布·赛义德（Abu Said）的故事。苏丹赛义德曾来到呼罗珊，入住贾姆族长阿哈默德（Shaikh Ahmad）的旅店，并受到族长的盛情款待。族长给苏丹的随从每四人分配一间帐篷并送去一只羊。牲畜无论是马、骡子还是驴均提供一晚的饲料，在大迈哈莱（mahalla）的牲畜也会享受到族长的“款待”。[82]

队伍从贾姆出发来到了徒思（Tus）。白图泰介绍了一家紧挨着大学和清真寺的旅店。这些建筑结构精美，墙壁饰有五彩喀什尼（Qashani）。[83]离开徒思，他们穿过萨拉赫斯城（Sarakhs）和扎瓦（Zawa）城来到呼罗珊四大都市之一尼沙普尔（Naisabur）。尼沙普尔果园遍地，水果产量丰富，溪流潺动，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这里又被称为“小大马士革”。伊本·白图泰住在城中一家旅店，得到了店主库特博丁·奈萨布日（Qutub al Din al-Naisaburi）的热情款待，他还给大家讲了不少奇闻轶事。[84]

伊本·白图泰从尼沙普尔来到巴斯塔姆城（Bistam），住在阿布·亚兹德·毕斯塔米（Abu Yazd al-Bistami）族长的一家旅店。[85]他们继续前行，路过兴都库什（Hindukhir，距巴里黑西部一百英里），然后去往昆都士（Qunduz）和巴格兰（Baghlan）。这里有不少村落，居住着自有果园和溪流的族长和圣人。白图泰与商队在昆都士的一条河流旁露营，河边有一家旅店，旅店为一位不太富足的族长希尔（Siyah）所有，他是埃及人，名字的意思是“黑狮子”。大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大花园里，受到昆都士长官的款待。白图泰和队伍在村庄的郊外停留约四十天，一是让骆驼和马匹进食休养，二是担心暴风雪的到来。[86]

他们从巴格兰启程后来到安大尔（Andar，在舒尔卡罗德河河源的安达拉布）。安大尔谷通往13000英尺高的卡瓦克（Khawak）关口。队伍在一个大村庄的旅店里休息。善人穆罕默德·马合拉威（Muhammad al-Mahrawi）经营着这家旅店，与客人们一同吃住，款待周到。穆罕默德非常虔诚和仁慈，他甚至会喝旅客饭后的洗手水。离开时，他把伊本·白图泰一直送到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 Mountains）。[87]

下一处被提到的旅馆坐落在加兹尼。伊本·白图泰到这里后发现，这个地方曾经遭过侵略。他非常荣幸地受到马杜克长官（Mardak Agha，名字的含义是“大家族里的小人物”）的接待。旅店有马哈茂德的坟陵，但没有提供拜谒的摆设。[88]

紧接着队伍来到喀布尔。一座属于伊斯梅尔·阿富汗尼族长（Ismail al-Afghani）的旅店坐落于此，他本人是阿巴斯族长的信徒。不过，白图泰没有提他们是否再次留宿。[89]继续向前是卡尔马什（Karmash），紧接着是沙什纳噶尔（Shashnagar），最后一个歇息地在今天的突厥境内，然后他们出发到了阿特克（Attock），下一站会到达印度河。白图泰在游历这些城市的过程中看到了一整套为旅客提供商业信息服务与食宿安排的流程。[90]

热情的服务对于任何形式的商业发展都至关重要，生意若想做大，就必须提供优质的服务，中世纪的商人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因此，亚洲国家的崛起为日渐兴隆的商业贸易如驿站和旅馆等产业的繁荣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促进了城镇的兴盛，拓宽了贸易市场，创造了友好的商业环境，更多的中世纪商人们不再惧怕出门从事贸易活动。这也注定了丝绸之路能够再次蓬勃复兴，重现当初的繁盛景象。

中亚的乡镇、城市和市场一直吸引着大量商人们前来开拓、发展他们的优势商业。以前，他们只把这些城市当作通往中国、印度和西方各国的货物装卸地。丝绸之路上的每座城市都与整个欧亚密不可分，它们为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客栈、市场和其他商旅必需品。这些贡献已经得到多国贸易组织的肯定。下文介绍中亚的主要城市和乡镇。

撒马尔罕

中亚的主要城市之一撒马尔罕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拥有供商人参观、居住所需的一切必备设施。它坐落在卡萨林（Wadi’l-Qassarin）河岸，岸边有戽水车输送河水浇灌果园。《世界境域志》对撒马尔罕称赞尤盛，称这座城市的陆路、水路打通了中亚与波斯的交通脉络。这里也曾是世界各地商人的度假区。有资料记载，往来的旅客如印度人、藏族人和穆斯林都住在撒马尔罕城旁。这座城池很大，有城堡和修道院，还有郊外和沿城流淌的溪水，所生产的纸张远销世界各地。因此，撒马尔罕常常被描写成一座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大城市。[91]

由于有了撒马尔罕生产的优质纸张，之前数代人使用的埃及莎草纸（papyrus）和羊皮纸（parchment）逐渐被淘汰。这种纸张看起来更美观、柔软，易于携带且便于书写。据《交通与行省》（the Kitab al-masalik wal-mamalik，Book of Roads and Province）的作者记载，被齐亚德·布·萨林赫（Ziyad b. Salih）俘获圣撒马尔罕的中国俘虏正是造纸厂的工匠。自此之后，撒马尔罕开始大批量造纸，纸张成为日常用品，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出口产品。这种纸的价值得到了普遍认可并被广泛使用。撒马尔罕还出售布浆纸、瓦达里（Wadhari）的纺织品、水银、榛果和奴隶。塔比尔·阿卜杜拉·塔赫尔（Tabir b.Abdallah b.Tahir）曾指示他的代理商们：“如果碰到吐火罗斯坦的挽马、巴尔达（Bardha）的骡子、埃及的驴和撒马尔罕的奴隶，你们就立即买下，不用请示我！”[92]他还列举了撒马尔罕地区性情温和的杂交双峰母驼。[93]

波斯编年史家透露，1220年成吉思汗带领军队攻占撒马尔罕后，赦免了三万名技师和工匠，并把他们送到蒙古，这充分表明撒马尔罕是当时重要的商品生产中心。中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次提到撒马尔罕，[94]“距吾国上千里之远，有一城池名为‘寻思干’（Sun-sz-kan），为丰腴之意，皆因此处土地异常肥沃，故而得此名”。《西游录》（Si Yu Lu）里有这样的描写：

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廓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槩也。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八谷中无黍糯大豆，余皆有之。盛夏无雨，引河以激。率二亩钟许。酿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酝。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皆服屈眴。土人以白衣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95]

1221年12月2日，中国长春真人（Chang Chun）与同伴们趟过一条大河后来到撒马尔罕。长春真人一行在郊外拜见了担任皇帝第一大臣的蒙古军队最高首领。然后，他们在首领为他们搭建的帐篷里休息。长春真人这样描写：

（撒马尔罕）位于运河的两边。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苏丹，编者注）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亦以诸色人为之，汉工匠杂处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先居之。……又见孔雀、大象，皆迤南数千里印度国物。[96]

1259年4月1日，蒙哥汗的交通执事常德（Chang Te）被派往波斯觐见旭烈兀汗（Hulegu Khan）。他来到撒马尔罕后在《西使记》（Si Shi Ki）中记录了这座人口众多、地域辽阔、鲜花盛开的城市。撒马尔罕的居民以种植葡萄、水稻和小麦为主。作者对当地盛产能治愈疾病的草药赞不绝口，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植物尚一无所知。他特意提到治疗马鼠疮的“阿只儿”（a-rh-dji），也能治愈伤口和预防妇女流产，只需服用豆粒大小的剂量，病人马上就能恢复过来。[97]术兹札尼的游记提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都是特大集市，蒙哥汗的部下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下八万匹骏马。[98]马可·波罗则把这里视为一座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够和平共处的伟大、神圣的城市。[99]

穆斯塔非（Mustawfi）在其早期作品中写道：

撒马尔罕宛若翠绿色的天堂，宫殿如璀璨的点点繁星，河流似一泻千里的银河，宏伟的城墙就像闪耀的光带。撒马尔罕地处平原，整个城市、城堡和村庄都坐落于此。这片平原曾被一道周长有五千步（pace）的城墙围拢，当时建起的大城堡现在只剩废墟，至今这里还保留着古城墙的一部分。当年举世闻名的英雄卡尔沙夫（Karshaf）来到撒马尔罕，在被地震再次破坏的城堡废墟里发现了财宝。卡尔沙夫用这份财宝重修了城堡，但不久后城堡再次坍塌。鲁哈斯夫（Luhrasf）的儿子古斯塔斯（Gushtasf）打算重新修建大城堡，他加固地基，挖沟建渠，还在突厥斯坦和撒马尔罕平原之间建起一堵长墙作为伊朗与图兰（Turan）的分界岭。这堵墙长周长二十里格（League，长度单位，译者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在平原上发现了这座约有一万两千步（pace）的大城市。后来，帕提亚部落王国（the Parthiams）国王萨马（Sarma）来到这里，他是亚曼的土巴族（the Tubba’s of Yaman），厌恶平原上的居民，遂将该城移为平地，无一建筑能够幸免。他们称之为“撒马尔罕”（Samarhath，“削平”之意），阿拉伯人用阿拉伯文字拼写成“Samarqand”。撒马尔罕气候寒冷，当地通过巴拉什（Barash）和巴马什（Barmash）水道将河水引出，大运河穿过平原流经整个城市，花园也能得到浇灌。撒马尔罕举世闻名的游乐胜地索格特州（Sughd）位于运河旁边。每年春暖花开时，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河水上经过。撒马尔罕盛产玉米和多种水果，如葡萄、苹果和各种瓜类，品质优异。居民是哈乃斐派（the Hanafites）和沙斐仪派（Shafites）信徒。[100]作者在讨论各类金属矿藏时还提到撒马尔罕山脉蕴藏着成色甚佳、易于提炼的金矿和银矿。[101]

撒马尔罕居民热衷于旅游，常常去遥远的地方游历。据拉施都丁记载，撒马尔罕人在北京西北部有一块居住地，他们在那里建造了许多撒马尔罕风格的花园。[102]虽然伊本·白图泰跳过了很多细节，但描绘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城市。他认为撒马尔罕是最大、最优美的城市。城市依卡萨林河而建，河岸边有很多戽水车为果园输水。撒马尔罕居民喜欢沿着河岸散步，河边有供人休息的长椅，货摊上出售各种水果和食物。白图泰非常赞赏的一座宫殿早在蒙古人攻占前就被毁掉了。他参观这里时在花园四周已看不到任何城墙或大门。撒马尔罕人慷慨大方的品质令白图泰折服，他们对陌生人一向和蔼友善，这是布哈拉人无法相比的。白图泰还提到忽塞姆的一座坟陵有供往来客人居住的旅店，城里居民和蒙古人经常到此拜谒，还带来大牲畜（羊、奶牛）和第纳尔做供品。上文提到，旅店里有很多房间供旅客们居住。房间里装饰着华丽的金色宝石，白图泰称赞蒙古人保持了这种装饰风格。[103]

雅库特提到了撒马尔罕的双层铁制城门。城里共有四个大门，巴布·辛（Bab-as-Sin，中国城门）面东而开，进入城市需拾级而上。布哈拉大门坐南朝北，西面是巴布·诺巴哈尔（Bab-an-Nau-Bahar），南面是巴布·卡比尔（Bab-al-Kair），大门，即大名鼎鼎的基什门（Kish Gate）。撒马尔罕最大的贸易市场是拉什·塔克（the Ras-at-Tak），意为“拱形的头部”，也是一处环境优美的广场。郊外的集市都会聚在拉什·塔克广场，所有的路面均由石板铺成。撒马尔罕是河中地区的商业中心，这些集市则是该地区商品交易的核心区，因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蜂拥而至。[104]艾哈默德·伊本·阿拉伯沙（Ahmad Ibn Arabshah）认为撒马尔罕城是河中的历史名城，一座透着贵气的城市。据记载，从苏丹札兰丁（Jalaluddin）时代起城墙就有十二个帕列散（parsang，长度单位）长。[105]

帖木儿大帝把撒马尔罕城定为新都后撒马尔罕的荣耀和光彩达到了顶峰。西班牙大使克拉维霍（Clavijo，公元1405年）曾赞美这座城市辉煌的建筑、清真寺和客栈。帖木儿大帝敕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撒马尔罕修建成一座壮观、华丽的都城，这位中亚的君主把各行业最精巧的工匠安置到撒马尔罕，这里成为制造和加工各种商品的大型商业中心。克拉维霍写道：“因为撒马尔罕市场货源充足，储存了很多从遥远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国进口的商品，大量商人都涌到撒马尔罕城做生意，除印度商队外还有突厥人、阿拉伯人、不同教派的摩尔人（Moors）、希腊与亚美尼亚基督教信徒。交易的各类商品包括皮革、亚麻制品、丝绸制品、宝石、药膏、药草、香料和防腐剂等。他还特别强调，在这里中国商品一向被认为是最丰富、最珍贵的外国商品。大都工匠的技艺高超早已声名远扬，其他任何国家的工匠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西班牙大使也提到一支由八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载着中国货物来到撒马尔罕，这也正是吸引他前往的原因。[106]

我们发现，巴布尔（Babur）对撒马尔罕城也是一往情深。他这样描述：“在全世界人类可居住的城市里几乎没有一个像撒马尔罕这样美轮美奂。”他让人们绕着撒马尔罕城墙漫步前行，大约可以走一万多步。撒马尔罕人传统、虔诚、信仰单纯、遵纪守法。巴布尔还描写了它的地理位置，撒马尔罕城东临费尔干纳（Farghana）和喀什噶尔（Kashghar），西依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北面是塔什干（Tashkint）和沙鲁克亚（Shahrukhiya）。书中写作“沙什”（Shash）和“巴那卡特”（Banakat）。南面是巴里黑和铁尔梅兹。这里盛产葡萄、瓜类、苹果、石榴等水果，味道鲜美。他也提到由帖木儿和子嗣们在城里和郊外建起的宏伟建筑和花园。他还介绍了星期五清真寺（Friday Mosque）里的一块石头，该石从印度（Hindustan）带回，曾被不少石匠打磨过。他在书中另一处称赞撒马尔罕是一座极其恢弘壮丽的城市。在这里，不同的贸易商人并不混在一起，而是有自己独立的集市（bazaar），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规划方式，在其他城市里很难做到，每种行业都有专门的市场。这里的面包师和厨师也是最地道的，全世界最优质的纸张和绛色天鹅绒在这里生产，然后销往其他国家。巴布尔还特别称赞了撒马尔罕城附近的草场。[107]

布哈拉

撒马尔罕城旁边是布哈拉，这是古代河中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十世纪时是东方之王（马利克·马什里克，Malik-I-Mashriq）的首都。这里大量盛产各种水果，城里有自流活水系统。布哈拉的商品丰富，主要向其他地区出口羊毛地毯和硝石。城墙环布哈拉而建，城内有多家客栈（ribats）。[108]另有同时代的文献记载布哈拉有多个城门，其中之一美名为“香料门”是专为运输香料而设。因为城里允许来自印度的香料出入，城东边可以找到从事香料生意的商人。[109]1326年颁布的文书（waqfnama，规定慈善捐款的法律文书）规定印度人、突厥人、塔吉克人和蒙古人是布哈拉寺院（khanqah）或苏菲派信徒开办的旅馆常客。[110]

中世纪时，耶律楚材是众多中国旅行者之一，他指出布哈拉在撒马尔罕以西六七百里的地方，“出产各种物品，比撒马尔罕城更加富有，还给穆斯（Mou-su-lu-man，Mussulman）提供住所”。苦盏（K’u-djan，Khodjend）、讹答剌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布哈拉（Pu Hua）。[111]伊本·白图泰到达布哈拉后发现这里的城市、集市、清真寺和大学都已经被毁掉了。当地居民因争权夺利、说谎、做伪证而受人蔑视，他们出具的大多数证明（法律案件中）在花剌子模和其他地区不被认可，并且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有宗教信仰。[112]

在《心之喜》（Nuzhat-al-Qulub）里我们注意到布哈拉有银矿，靠近城边的山脉里还有铜矿，布哈拉与兀失鲁萨拿（Ushrusanah）交界的山脉里有绿松石，城外还有沥青涌出。[113]书中另一处指出，布哈拉自古就是河中地区名城之一，曾有一面直径为十二里格的环形墙。沿着河岸从布哈拉到撒马尔罕八天的行程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花园。[114]一本手册中提到布哈拉有一个地方名叫“印度人之山”（Hill of the Indians），可见这座国际贸易中心曾经的显赫地位。[115]

在近期的研究中，巴布尔对布哈拉的描写非常引人注目。他认为布哈拉城市规模最宏伟，称得上是中世纪中亚城市里的典范，只有撒马尔罕能与之相媲美。它盛产瓜果，品种多样，论质论量都胜过中亚和河中地区。当地的李子非常有名，去皮晒干后销售到全国各省，药用李子则是上好的泻药。河中地区布哈拉的葡萄酒酒劲最强，巴布尔在撒马尔罕时就曾品尝过这里的美酒。[116]

范贝利（Vambery）认为布哈拉并非仅仅奢侈豪华，它是中国和西亚的贸易枢纽中心，是丝绸、织锦、棉花、精美的地毯和各种金银器件的大货栈，也是所有来自东亚、西亚的人们从事商品交易的最大金融市场。有一句沿用至今的谚语：“要像布哈拉的经纪人一样头脑灵光”（As wide awake as a broker of Bokhara）。[117]

基什

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两天的行程便来到位于撒马尔罕和铁尔梅兹道路之间的基什（Kish）。巴托尔德在研究前蒙古（pre-mongol）来源问题时，提到了两部分析基什和纳萨夫（Nasaf）历史问题的著作。这两本著作充分显示出基什的重要性。[118]基什以“绿城”（shahr-i-sabz，沙赫里萨布兹）闻名，如果雅库特的研究可信，基什曾是粟特（Soghd）最重要的城镇。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兴起之时正是萨曼王朝（Samanid）在基什的统治开始衰败之际。基什有四个城门，分别是伊朗门（the Gate of Iron）、乌贝都拉真主门（the Gate of Ubaydallah）、布撤斯门（the Gate of Butchers）和内城门。萨曼王朝时基什的建筑和城堡已多遭毁坏，安着两个大门的商栈（rabid）是唯一幸存的遗迹。伊本·豪盖勒（Ibn Hauqal）将基什划分为十六个区。[119]

基什的气候并不宜人。《世界境域志》认为基什常年多雨应属于热带地区。基什有市区、城堡和郊外，两条河流穿城而过，居民引河水灌溉农田。基什的山脉里有天然矿物，其他特产如优良种骡、骆驼刺（tarangabin，camel thorns）和红盐等在海内外很有市场。[120]

一位中国官员谈到基什岛上的居民生得白净，身高八尺多，一块八尺长的头巾包着散开的头发，还有一半头发披在背后。流通货币为金币和银币。他们不吃大米，日常食物包括小麦蛋糕、羊肉、鱼肉和枣等。这里盛产珍珠和优质马匹。

据志费尼记载，公元1255年旭烈兀汗在基什度过了一个月愉快的光景。[121]几年后，基什因帖木儿诞生于此地而声名远扬。帖木儿特别看重基什，于是下足工夫重新修建。白色的阿克萨莱宫（Ak-Saray）宫是他最喜爱的官邸。在此期间基什获得美名“沙赫里萨布兹”，即“绿城”。[122]穆斯塔非也提到基什是河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123]

巴布尔也注意到基什城，他认为帖木儿汗确实曾打算把出生地作为首都。于是他在基什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拱形觐见厅来接见朝臣，两个辅厅会见觐见者，大厅四面还建有给请愿者（petitioners）用的小壁龛。帖木儿汗还在基什建立大学和陵墓，后者是贾汗季亲王（Jahangir Mirza）和王室成员的墓室。春季，基什的屋顶和墙壁上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因而别名“绿城”。不过，基什不具备撒马尔罕的规模，无法成为大城市和国都，最终帖木儿汗毫不犹豫地选定撒马尔罕作为首都。[124]

梅尔夫

传统史料称木尔加布河（Murghab river）为“马尔古斯河”（Margus river），“梅尔夫”（Merv）为“马尔吉亚那”（Margiana）。作家蒲林尼（Pliny）认为建立梅尔夫城的功勋非亚历山大大帝莫属。当时的居民为了保护农田免受草原游牧民族的破坏建起城墙，接着突厥人的祖先来到这里并定居下来。木尔加布山谷里的人工灌溉系统促进了农业发展，这是梅尔夫的绿洲能够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在帕提亚时期梅尔夫成为联结西亚和中国贸易路线的重要枢纽。来自西亚的商队穿过梅尔夫先到巴里黑，后经达尔瓦兹（Darwaz）和巴达赫尚（Badakshan）北部来到阿莱和喀什噶尔，最后抵达中国。萨珊王朝时期的贸易线路进一步向北推移。商队从梅尔夫到达卡尔周（Cardjuy）、撒马尔罕、塞迷莱克（Semirecye）或“七河之地”（the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梅尔夫不仅是商业贸易路线的入口，而且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然而，在阿拉伯征服这里之后，历史才向大众展现这座城市神秘、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125]

《世界境域志》的作者告诉我们，梅尔夫曾经是一座大城市，呼罗珊的密尔在此有行宫。梅尔夫繁华、宜人，建有许多城堡如波斯萨珊王朝君主的宫殿。梅尔夫并不逊于呼罗珊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集贸市场上产品丰足。当地出产优质棉花、阿魏根（root of asafoetida，一种药用植物）、凝乳糖（filata sweets）、醋、调味品、生丝制品、丝织品（mulham）。[126]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在绘制中国古代地图时，把“梅尔夫”（Marv or Merv）称为“麻里兀”（Ma-Li-Wu）。在地图上它位于布哈拉南部，显然是古代呼罗珊四大都城（梅尔夫、赫拉特、尼沙普尔、巴里黑）之一。许多阿维斯陀（Zendavesta）教信徒居住在梅尔夫。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研究，梅尔夫不同于另外两个坐落在鲁鲁德河（Meru-rud）边的城市马鲁·沙哈杰（Meru Shahidjan）和马鲁鲁德（Meru-al-Rud）。[127]

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豪盖勒和穆卡达西认为，梅尔夫在西亚和中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十三世纪，梅尔夫的绿洲得到大幅度的扩展，这与高度发展的商品交换体系有关。除了采用卡什卡达里亚（Kashka-Darya）和泽拉夫尚山区种植的大麦方法，梅尔夫当地的许多技术手段与农耕方法都得到显著改进。居民已学会养蚕，在被蒙古人攻占之前，在梅尔夫西南部卡拉克（Kharak），人们在一种叫作“迪瓦库什”（Diwakush）的学房里学习养蚕。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指出，梅尔夫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生丝，蚕丝工厂受到人们称赞。绿洲以出产质量上好的棉花闻名，原棉和加工棉出口世界各地。[128]阿拉伯人认为梅尔夫是呼罗珊的核心城市，把它称作“梅尔夫·沙哈杰”（Merv ash-Shahajan），把从呼罗珊购买的薄衫和粗布衣叫作“麦洛维”（Marawi），所有的纺织品叫“沙哈加尼”（Shahajani）。《治国策》（Lata if al-maarif）里说道：“直到今天，阿拉伯精致的外套统称‘沙哈加尼’（Shahajani）。”这些衣服特殊之处是衣料里织有金线（mulham）。这座城市有四类以字母“mim”开头的名品特产，常被选作礼物送往各地，分别是“织布”（mulham）、“糕点糖果”（mulabban）、“卤水”（murri，用来腌菜或药用）和“清洗刷”（makanis）。这部著作还特别赞美梅尔夫“宜人的妙境，奔腾的河水，土壤散发出甜美的气息远远胜过馥郁的香水。无论何时作别离去，一提起她的名字就难以割舍而去”（波斯语“ma-ru-in”，意思是“不要离去”）。[129]

梅尔夫大量的房地产生意给房主们带来可观的收益。随着制造业、市场和农业的崛起，整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是典型的东方商业城市。两条主街道分别从南北、东西方向穿城而过，交叉之处是圆拱顶的集市中心；平顶的则是商店。城里有不少手工作坊，虽然一些文献里只提到钱商、金匠铺和皮匠店，但是也一定还有织布坊、铜匠铺和制陶坊等。梅尔夫是行政和宗教中心，保存着宫殿、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其他建筑物。据雅库特记载，城中心北面是座宏伟的清真寺，蒙古攻入后被摧毁。在那之前，他有两年光景是在梅尔夫图书馆里度过的。[130]

志费尼记录了“梅尔夫既是苏丹桑贾尔皇宫所在地，也是各个阶层人民的聚集地。领土面积远远超过呼罗珊，城内和平与护佑之祥鸟盘旋于上空。城里的长者如四月里的雨珠数不胜数，天地共戚，领主们（dihqans）得益于这片富庶之地，与同时代的皇族异密共享平等之气息，与世界上伟大与高傲的皇族共立足平等”。

公正的大地上有一位仁慈的君主，这片土地上的泥土散发着龙涎香；

当一个人准备离开这里时，一提起它的名字就无法割舍而去。[131]

志费尼还详细叙述了梅尔夫的毁灭。十四世纪中期，除了工匠[132]穆斯塔非侥幸逃脱之外，大屠杀使这座美丽的城市最终变为一片废墟。[133]

喀什噶尔-莎车-和田

提到中亚的商业网络不得不谈谈古代丝绸之路最东边喀什噶尔、莎车与和田三者间的纽带关系。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针对这个“三角关系”的介绍。十四世纪作家穆斯塔非认为和田是一个国家，喀什噶尔和莎车分别是它的名城。[134]

《世界境域志》在有关十世纪初历史记载中没有谈到莎车，不过指出和田地处两河之间，住着食人族。当地居民主要生产生丝。当时的和田王居住在与汉、藏交界的河西（hayat）里。他任用太监管理各个行政区，共计七万名士兵守卫城市。据作者了解，玉石产自和田的河里。[135]

中国史料称“和田”为“于田”（Ye-t’ien），模仿中国人非常崇尚的玉石汉字发音。在蒙古人统治期间，“和田”逐渐被人们知晓。遵照圣旨，在和田和莎车之间的河流上建起十三座水站，和田百姓就此解脱为王室采集玉石的负担。在西方，和田以出产玉石和麝香声名远扬。[136]

马可·波罗分别介绍了这三个地方。马可·波罗提到和田归大可汗管辖，全省需要花费八天时间才能全部观赏完毕。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省里有很多市镇。他明确表示和田这座恢宏壮丽的城市称得上是一个国家或首都，生活非常舒适。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大量种植棉花，主要以贸易和手工业为生。[137]

马可·波罗认为喀什噶尔是最大的镇子。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有果园、葡萄园，盛产亚麻、大麻和棉花。居民主要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他没有从行政规划上说明喀什噶尔是一个城市还是省。不过，他指出这里是众多商人向世界各地销售陶瓷制品的起点。[138]

游记对莎车的介绍比较少，仅告诉读者们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穿过这个地区。莎车归大可汗的侄儿海都管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棉花十分充足。这位欧洲朋友并没有发现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139]

有学者提出这三座城市结成了贸易中心，似乎还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当代研究并未给予太多重视，可能是由于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显示出太大的重要性，但这不能削弱这些城镇对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它仍是中世纪商业网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蒙古统治中亚这段时期里，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再次复兴，沿途出现许多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过集市与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蒙古宗主国的庇护下，各种各样的商业团体在亚洲、欧洲诸国设立营业点和代理商，沉浸在一片繁荣的商业活动之中。

[1] 乔京德尔K.查瓦拉：《十三、十四世纪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新德里，2006，第10页。

[2] 托马斯P.埃尔森：《蒙古在欧亚大陆的文化和征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第10页。

[3] 参见《新大英百科全书》，第28卷，1997，第234页。该文作者的研究视角较为狭隘。事实上，中国的技术不仅为欧洲和中东所需，而且也是整个文明世界所必需的。印度、波斯和伊朗同样是这些知识的受益者。

[4]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222页。

[5] 《塔巴里斯坦通史》，第34页。

[6]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142页；《东哈里发的领土》，第408页。

[7] 《世界征服者史》，第77页。

[8]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111页。

[9] 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介绍，第x页。

[10] 《世界征服者史》，第78页。

[11] 《蒙古和俄罗斯》，第127～128页。

[12] 《纳昔儿史话》，第666页；《世界征服者史》，第79页。哈马杜拉·穆斯塔非也谈到了波斯和蒙古商业关系的增进，还提到一些背叛、杀害商人的极端首领。作为编年史家，他同样谴责蒙古在波斯造成的灾难，“他们到来，他们杀戮；他们离开，他们流放犯人”。参见《选史》，第140～141页。

[13] 志费尼指出这位统治者是一个亦纳勒术，被称为“可汗”。在商人们当中，有一个印度商人却直接叫他“亦纳勒术”。因此，成吉思汗很不高兴，也很尴尬。他有一种想要掠夺他们财产的欲望，因此才引出蒙古人征伐这件事。参见《世界征服者史》，第79～80、367页；《纳昔儿史话》，第967页；《选史》，第140～141页。

[14] 《纳昔儿史话》，第1041页。

[15] 《纳昔儿史话》，第790页。

[16] 《纳昔儿史话》，第1197～1202页。

[17] 《史集》，第76页。

[18] 《突厥、蒙古和其他国家》，第62页，注释270。

[19]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64～465页。

[20] 《蒙古秘史》，（作者未给出页码——译者注）。

[21] 《史集》，第80页。

[22] 《史集》，第82页。

[23] 《史集》，第82～83页。

[24] 《世界征服者史》，第603～604页；《史集》，第236～237页。

[25] 马可·波罗，第2卷，第424～425页。

[26] 马可·波罗，第2卷，第84页。

[27] 霍渥斯，第1卷，第159页。阿塔·马利克·志费尼统治巴格达，他废除了秃思塔儿、巴亚特和库吉斯坦等国的关税。参见《世界征服者史》提供相关国家的地理位置介绍，第34页，注释23、24。

[28] 《中亚史四讲》，第2卷，第4页。

[29] 马可·波罗，第2卷，第478页，注释2；豪沃斯，第3卷，第493页。

[30]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542页。另见：拉施都丁·法兹鲁拉，《拉失德信函集》，穆提巴特·拉斯卡迪，拉合尔，1947），第13封信（第33页），关于伊斯法罕废止使用印章；第51封信（第122～123页）在各个城市中关于完全废除使用印章。引自古拉提著《西北边疆》，第98页，注释6。

[31]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495页；帕西赛克斯，《波斯史》，第三版，伦敦，1969，第113～114页。霍渥斯，第3卷，第525～527页。

[32] 《心之喜》，第164～166页。

[33] 霍渥斯：《蒙古史》，第3卷，第632页。

[34] 《世界征服者史》，第597页，注释153、154。另可参见：第97、107～108、215、218页。

[35] 《蒙古与俄罗斯》，第390页；迈克尔·普罗丁，第364页。

[36] 吉尔福德A.达德利：《东方文明史》，第257页。

[37] 丝绸之路的主要支路穿过中国西部，然后沿着绿洲路线（和阗、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梅尔夫）穿过中亚南部进入波斯北部，然后向西延伸至黑海或地中海。百科简编《新大英百科全书》，第10卷，1977，第208页。另见《欧洲剑桥经济史》卷二，第34页，蒙古统一中亚过程中对西方商人全面开放。

[38] 《中亚史四讲》，第2卷，第1页；尼扎米：《十三世纪宗教和政治专题研究》，第334页。亨利·佩列涅（Henry Pirrene）指出，与蒙古人保护商业的举措恰恰相反，欧洲的商人们收到的待遇非常糟糕。他写到，在欧洲外国商人除非受到合同的保护，否则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被征收各种杂税，商品也随时会受到地方官员的盘查。直到中世纪末期甚至更晚，仍然有相当多的骑士和贵族令商人们心惊胆战。参见《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93页。

[39] 斯科特·利瓦伊：《中亚的海外印度人及其贸易（1550～1900）》，第91页，注释15。

[40] 《穆迦迪玛》，第2卷，罗森塔尔（英译），第309页；《伊斯兰百科全书》卷十，新版，第469页。

[41] 在蒙古崛起之前，人们就已发现一些突厥部落和阿拉伯人、卡尔鲁克人和西藏人为了躲避部落动乱和中国回鹘人的威胁一同加入了商队。参见帕克《鞑靼千年史》，第190页。

[42] 罗丝·邓恩，第67页。

[43] 彭斯，第2卷，第17～18页。托马斯·威特兰姆·阿特金森也经历了一场波及四英里的沙尘暴。一旦旅客或车队被卷入其中，人和牲畜的性命都难以保证。可参见阿特金森在阿姆尔高低地的游记和《俄罗斯见闻》，伦敦，1860，第295～296页。可参照比较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著作《丝绸之路》中对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商队生活的记录，第48～50页。

[44] 《大英百科全书》，第4卷，第861页。伊本·白图泰和他的队伍为让骆驼和马吃草、避免赶上暴风雪，他们在昆都士地区的一所修道院中住了四十多天。参见吉伯，第3卷，第586页。

[45] F.E.彼得：《朝圣》，德里，1996，第75～76页。亚历山大·彭斯在撰写的三卷本游记《布哈拉之旅》中记载了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士兵、游客、作家和外交官。在旅途中，他因有商队同伴的协助，特别感动。他写到，“在商队这个社会中，就连一个自私的人都会收获真挚的友谊和宝贵的经验。主仆之间没有差别，任何地方都能共享食物与物品，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的仆人与我们同吃一个碗里的饭食。在没有给旁边的人分享面包之前，这些亚洲人是绝不会碰这块面包。”（第1卷，第252页）。在书中另一处，他又写到，“商队的行程安排和次序不会改变。有时，一辆车需要停下等其他的车，这是一种荣誉。如果一只骆驼驼的东西掉了，那么整个队伍都会停下来，直到给骆驼捆绑好才再次出发。在这种到处充满同情的环境中，大家会觉得很感激。这种情感使得商队的旅程十分愉快，延迟反而比想象中的少很多。我和亚洲人的圈子接触越多，就越会以他们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这种慷慨的品质，包括亚洲本地居民都会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拿出来互相分享，无论大小，即使是一小口饭。这在文明的欧洲没有见到过的。在穆斯林里，没有绅士与恶人的区别，至少大家都十分热情好客。可汗和农民的生活一样简单，在没有把自己拥有的食物分享给旁人前，他是绝对不会把任何一点吃食送到自己嘴边……（第2卷，第20页）。

[46] 译者注：都尔黑哲月（Dhu al-Hijja）是伊斯兰历第十二个月，该月名字意为“朝圣月”，第四个圣月，是向麦加朝圣的月份。本月十日是古尔邦节。

[47] 吉伯，第1卷，第249～250页。

[48] 霍渥斯：《蒙古史》，第4卷，第39页。

[49] 吉伯，第1卷，第252页。马可·波罗也提到了盗贼。他这样写到，“政府还不能完全制止盗贼们的频繁抢劫。商人们只能做好准备，随身自备弓箭，否则一旦停下歇息就会被这些这些强盗掠夺一空”。参见马可·波罗，第31页。

[50] 吉伯，第3卷，第591页。

[51] 塞姆特人因为杀死萨利赫圣人赐予的母驼而受到真主的惩罚——译者注。

[52] 吉伯，第1卷，第160～163页。

[53] 《大英百科全书》，第4卷，第861～862页；《新大英百科全书》，第2卷，第844页。有关塞尔柱突厥可汗、叙利亚可汗、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可汗、朝圣路线中的可汗、伊卡哈尼德和萨法里的可汗、小亚细亚的可汗等详细描写，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第4卷，新版，第1010～1017页。

[54]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第861～862页；《新大英百科全书》，第2卷，第844页；吉伯，第1卷，第160～163页。另可见《伊斯兰剑桥史》，第2卷，第712～713、717、719、734页。

[55] 《世界境域志》，第85、87～88、92、97～99、102、107～108、110～112、118～119、121～125、127～128、131～135、137、142、153、163页。中世纪的中国旅行者亲眼看到突厥客栈的门窗上镶着玻璃。参见《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130～131页。

[56] 《穆卡达西》，第244页。

[57]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86页。大量的建筑物被来自俄罗斯的探险家们发现。经过鉴别，这些建筑确定无疑是大客栈。他们被建筑群样式各异的内部构造所震撼。其中一家客栈罩着七十七个圆屋顶。其中，最壮观的一家即是著名的马利克客栈，大约建于公元1068～1070年。这种建筑接近我们的时代，用砖块砌成，外面的墙体连在一起，属于怀旧式的前伊斯兰粟特建筑风格，正面的外观非常宏伟。这个城市更吸引人的地方是西拉夫城的客栈，不过直到1972年才公众于世。参见《伊朗剑桥史》，第4卷，第346～348页。

[58]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101页。

[59]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277页。

[60] 《东哈里发的领土》，第463～465页。

[61]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511页。

[62] 《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641页。

[63] 《欧洲剑桥经济史》，第2卷，第455页。

[64] 斯坦利·莱恩-普尔：《开罗的故事》，第270页；罗丝·邓恩，第46页；乔京德尔查瓦拉：《印度的陆路贸易》，第126页。

[65] 查瓦拉，前文引用，126页；斯文赫丁：《通往印度的陆路》，第22页。

[66] 《伊朗剑桥史》，第6卷，第419页。

[67] 哈利勒·伊那克里克和唐纳德和库塔尔特编《突厥帝国的经济社会史（1300～1914）》，剑桥1994，第196页。

[68] 哈利勒·伊那克里克和唐纳德和库塔尔特编《突厥帝国的经济社会史（1300～1914）》，剑桥1994，第83页。

[69] 《穆卡达西》，第249页。

[70] 《穆卡达西》，第258页。

[71] 裕尔，第412页。

[72] 裕尔，第1卷，第191～192页。

[73] 吉布，第3卷，第542～543页。纳吉姆丁·库布拉维族长是苏赫拉瓦迪的主要圣人之一，公元1221年在蒙古人抓获玉龙杰赤过程中被杀。（第542页，注释16）。据说，成吉思汗在攻打这座城市之前，曾给花剌子模圣人纳吉姆丁族长写过一封信，建议他离开那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对百姓的掠夺和杀戮。但是，纳吉姆丁族长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八年前，我在它繁荣时定居这里，那么在它遭遇悲惨命运的这一天，我也不会离开。我要和其他人一样等待最终的命运到来。不论是何种命运，我也不会逃离这神圣的所在。”最后，这位族长与城里的居民同赴黄泉。参见《纳昔儿史话》，第1100页。

[74] 吉布，第2卷，第546～547页。

[75] 吉布，第2卷，第554页。

[76] 《世界征服者史》，第552～553页。赛福丁·巴哈儿思族长曾是纳吉姆丁·库布拉维族长的信徒，也是库布热维亚（Kubraviya）祭礼秩序的建立者。在关键时刻，族长派他去布哈拉执行一项改变宗教信仰的使命。在蒙古攻占玉龙杰赤时，库巴拉灭亡了。但是，巴哈儿思却使布哈拉幸免于难，并且还赢得了声望。钦察汗国的贝尔卡汗曾来到布哈拉拜访族长唆鲁禾黑尼别吉。拖雷的遗孀、大可汗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本身是一个基督教信徒。据说，她捐献了一大笔钱财在布哈拉建立和维护伊斯兰教学校，并指定赛福丁担任学校校长、瓦克夫捐款的管理人。参见斯外特苏塞克：《亚洲内陆史》，剑桥，2000，第117～118页。

[77] 吉布，第2卷，第555页，注释59。

[78] 吉布，第2卷，第568～569页。

[79] 吉布，第2卷，第570页。

[80] 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则关于一位妇人如何通过变卖自己镶着珠宝、价值连城的衣服，建造修道院的轶事。她把这件礼服呈给哈里发，后者很是喜欢。这位妇人把卖得的钱建起这个修道院。完工后，还剩下三分之一，她命令把这部分钱埋在院里的圆柱下，以备将来之用。这个故事与成吉思汗有关。他知道了这个事，下令把修道院里所有的柱子都毁掉。在推倒了第三根后，人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宝藏。吉布，第2卷，第572～573页。

[81] 吉布，第2卷，第573～574页。

[82] 吉布，第2卷，第580～581页。

[83] 吉布，第2卷，第582～583页。

[84] 吉布，第2卷，第583～584页。

[85] 吉布，第2卷，第585页。

[86] 吉布，第2卷，第585～586页，注释185。

[87] 吉布，第2卷，第586～587页，注释192。

[88] 吉布，第2卷，第589～590页。

[89] 吉布，第2卷，第590～591页。

[90] 吉布，第2卷，第591～592页。

[91] 《世界境域志》，第38～39、113页。穆卡达西，第248页，简要介绍了粟特的首都撒马尔罕城。这是该地区的大都市—一个辉煌重要的古城、一个杰出优雅的城市，舒适，有奴仆侍候，流淌着来自深河的清水，高大坚固的建筑。这里的生活方式让人感到十分舒适，路通四通八达，远处的商品可以运到这里。花儿遍地，有学识的人受到尊重。这里马匹多多，人也多多，财富丰厚。居民和商人们在这里碰面。夏天，这里宛若天堂一般……

[92] 《关于学问的通信》，第140页。阿尔贝鲁尼对撒马尔罕造纸业的起源给出了相似的记录。他提到了相同的故事：撒马尔罕的中国犯人引进了造纸业。后来，为了迎合时代的需求，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从事造纸业。参见阿尔贝鲁尼《印度》，第171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36～237页。

[93] 伊德里西，第52页。

[94] 《世界征服者史》，第122页。

[95] 《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1～22页，注释29～33。

[96] 《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76～78页，注释194～199。我们在另一处还发现有关花园、果园和中国园林的记录。据说，那是不能与撒马尔罕的园林相提并论的。参见第81页，注释205。

[97] 常德还提到其他草药，比如“阿息儿”（a-si-rh），可治疗产后胞衣不下。这种草药还可治疗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撒儿”（nu-ko-sa-rh）治疗刀箭外伤、疝气疾病很有功效。把这种草药充分捣碎后涂抹在感染的伤口上，创伤就会慢慢愈合。参见《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131～132页。

[98] 《纳昔儿史话》，第122～123页。

[99] 马可·波罗，第1卷，第183页。

[100] 他给城市里面不同的坟墓命名。之后，他进一步写到，撒马尔罕郊外有一座陵墓叫达施特·卡塔万。雅库特提到，有预言家曾预言，撒马尔罕城外有一个村庄叫卡塔万，七万名烈士将从那里出发，人们会为这七万人祷告，因为其中有他们亲朋好友。如今，这个国家早已落入了异教徒手里，所以人们非常好奇圣道（Tradition）的意义究竟何在？直到塞尔柱突厥桑贾尔苏丹统治时，伊斯兰教徒和哈剌契丹教徒就在这个地方发生激战，很多穆斯林教徒都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后来在蒙古入侵过程中，又有同样数量的伊斯兰教徒奋勇杀敌，以身殉道。由此，人们才领悟到圣道的真正蕴含。参见《心之喜》，第237～238页。

[101] 《心之喜》，第198页。

[102] 马可·波罗，第291页注释。裕尔依据《拉施特丁百科全书》给这座城市命名赛马里。这里居住的大多是撒马尔罕本地人。参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第3卷，第117页。

[103] 参见古拉提《伊本在河中地区》，引自《印度历史进程会议》，第58届会议，班格罗莱，1997，第772～778页。另见《东哈里发》，同前，第52～53页。

[104] 《东哈里发的领土》，第463～465页。

[105] 《帖木儿》，第17页。

[106] 查瓦拉，同前，第53页；《伊朗剑桥史》，第5卷，第414～415页。

[107] 《巴布尔回忆录》，第74～77、81页；塔克斯坦，第82～84页。

[108] 《世界境域志》，第112页。

[109] 《东哈里发的领土》，第461～463页；《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卷，第778页。针对城市和其他不同入口的简介可见：查瓦拉，同前，第54页。

[110] 见斯科特·利瓦伊：《中亚的印度犹太人及其贸易》，1550～1900，第91页。

[111] 《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2页。

[112] 吉伯，第3卷，第550～551页。如上文所记录，伊本·白图泰住在布哈拉一个名叫“法赫特·阿巴德”的郊区里。他详细地描述了赛福丁·巴哈拉兹的修道院。

[113] 《心之喜》，第193～194、196页、198～199页。

[114] 《心之喜》，第254～255页。

[115] 斯科特·C.利瓦伊，第91页。

[116] 《巴布尔回忆录》，第82～83页；撒克斯顿，《？》，第25页。

[117] 范贝里：《布哈拉史》“引言”，第25页。

[118] 详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页。

[119]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34～135页。他在书中另一处写到，毫无疑问在蒙古人攻入之前基什和邻国便已经开始没落，纳萨夫却开始繁荣起来。（第427页）。术兹札尼认为基什是法尔斯海（the Sea of Fars）的都城。参见《纳昔儿史话》，第1卷，第179页，注释4。

[120] 《世界境域志》，第113页；《诸蕃志》（Chu-fan-chi）第133～134页；另见《穆卡达西》，第251页。巴托尔德在伊本·阿西尔的记述基础上指出基什岛其实是一个港口。他写到，十三世纪初，与中国的陆路贸易比海上贸易更加重要。由于波斯湾两大港口的控制者不断发生争执，双方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商人们从对方港口出发，因而海上贸易难有保障。参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395页。

[121] 《世界征服者史》，第521页。

[122] 《东哈里发的领地》，第470页。

[123] 《心之喜》，第254页。

[124] 《巴布尔回忆录》，第83～84页。

[125] 《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卷，新版，第618页。

[126] 《世界境域志》，第105页。

[127] 《中世纪研究》，第103～104页。

[128] 穆卡达西，第263～264、273页。另见《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卷，第618页。

[129] 《关干学问的通信》，第135页；《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卷，第618页。

[130] 《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卷，第618～620页。

[131] 《世界征服者史》，第153页。

[132] 《世界征服者史》，161～164页。

[133] 《心之喜》，第34页。

[134] 《心之喜》，第251页。

[135] 《世界境域志》，第85～86页。

[136] 《中世纪研究》，第47～49页。

[137] 马可·波罗，第51页。

[138] 马可·波罗，第50页。

[139] 马可·波罗，第51页。

帝国的遗产

作为曾经统治中亚的势力之一，蒙古帝国在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三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崛起的蒙古族改变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版图。这位伟大的勇士不仅遵循他亲自制定的律法，而且控制并重建了整个亚洲大陆不同地域和道路上被毁掉的城市。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新的王国重新建立起来。这些王国承认元朝的大汗地位，但是各自仍然是独立的国家。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和海都的后人统治，他们宣布承认元朝具有绝对的权威，对那些不断挑起事端的国家采用武力征服。

察合台汗国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与俄罗斯的钦察汗国也时有冲突。权力优势仍掌握在察合台汗国的手里。察合台汗国势力不断壮大，不仅控制了印度衔接中亚的整个路线，而且后期控制了喀布尔、加兹尼和印度西北边陲路线。这些地区都成为察合台汗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持续进军印度。德里的苏丹人通过艰苦的抗战，成功地击败了蒙古人的入侵，拯救了苏丹。为了抵制蒙古再次侵略，阿老丁·卡尔吉改革经济，发展国力。德瓦可汗去世后，中亚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这为突厥人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不久，察合台汗国陷入内讧，国家四分五裂，最终臣服于帖木儿领导的突厥巴鲁剌思部。

蒙古人对中亚商业发展的突出贡献值得肯定。从中世纪起，他们通过控制亚洲贸易线路上的商队，打通了亚欧之间的贸易通道。这一时期的旅行家如马可·波罗、卡皮尼（Caipini）、伊本·白图泰等人完成的游记都记录了蒙古人保护商路安全的举措。除此之外，蒙古人在整个统治领域内建立驿馆制度，最大限度地为商队提供便利。蒙古人鼓励、支持商业贸易，并为商业活动的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世纪的外出旅行充满危机，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可怕的野生动物、陌生的人群、诡异的天气、前来突袭的强盗和无边的沙漠。不过，商人们认为旅途安全，还可以从中获利。商队的组织形式、驿站旅馆的结构和城垒的建立都是中世纪时期展开长途跋涉的商业贸易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商人们从世界各地涌向中亚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市场。很多定居在这里的商人都目睹了这些情景。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

参考书目[1]

PRIMARY SOURCES

原始资料

Afif，Shama Siraj，Tarikh-i-Firuzshahi，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C Jauhri，Delhi，2002.

沙玛·斯拉吉·阿费夫：《菲鲁兹王朝史》，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R.C.乔赫里（英译），德里，2002。

Ahmed，Nizamuddin，Tabaqat-i-Akbari，English translation by B.De，volume I，Reprint Calcutta，1973.

尼咱木丁·阿赫马：《阿克巴传》第一卷，毕·德（英译），加尔各答，1973。

Alberuni，Alberuni’s India，English Translation E. Sachau，popular edition，Delhi 1954.

阿尔贝鲁尼：《阿尔贝鲁尼眼中的印度》，爱德华·萨酋（英译），德里，1954。

Al-Biruni，India，Abridged edition of E.C. Sachau’s English translation，edited by Qeyamuddin Ahmad，New Delhi，1995.

阿尔贝鲁尼著、卡亚木丁·艾哈迈德编《印度志》。爱德华·萨酋英语缩译本，新德里，1995。

Anonymous. Hudud al Alam，English translation by V. Minorsky，Oxford，1937.

佚名：《世界境域志》，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米诺尔斯基（英译），牛津，1937。

Attar，Farid al-Din，The Ilahi-Nama，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J.A. Boyhe，Manchester，1976.

法里德·奥丁·阿塔尔：《神圣记》，J.A.伯伊赫（英译），曼彻斯特，1976。

Babur，Zahiruddin Muhammad，Baburnama，English translation by A.S. Beveridge，Indian reprint，New Delhi，1979.

扎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A. S.贝弗里奇（英译），印度，新德里，1979。

Badaoni，Abdul Qadir，Muntkhab-ut-Tawarikh，English translation by S.A. Ranking in 3 vols.，Patna，1973.

阿卜杜勒·卡迪尔·巴道尼：《旧约选本》，S.A.兰金（英译），三卷本，巴特那，1973。

Barani，Ziauddin，Tarikh-i-Firuzshahi，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and English extracts by Elliot and Dowson. Fatwa-i-Jahandari，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齐亚丁·巴拉尼：《菲鲁兹王朝史》，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爱略特、道森节选（英译）；《摄政府的统治》，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Batutta Ibn，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R. Gibb in 3 vols，First Indian edition，New Delhi，1993.

伊本·巴图泰：《伊本·巴图泰游记》，H.A.R.吉本（英译），三卷本，印度第1版，新德里，1993。

—The Rehla of lbn Battuta（India，Maldive Islands and Ceyl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Mahdi Hussain，Baroda，1976.

—《伊本·巴图泰记述》（印度，马尔代夫群岛和锡兰），麦迪·侯赛因译注，巴罗达，1976。

Bhakhari，Sayyid Muhammad Masumi，Tarikh-i-Sind，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赛义德·穆罕默德·马苏姆·拔卡里：《信德记》，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Bhandari，Sujan Rai，Khulasat-ut-Tawarikh，Punjabi translation by Punabi Unviersity，Patiala，1970.

舒扬·清莱·班达里：《锡克教历史和地理》，旁遮普语校译本，帕蒂亚拉旁遮普大学，1970。

Chau Ju-Kua，Chu-fan-Chi，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eidrich Hirth and W.W. Rockhill，New York，1966.

赵汝适：《诸藩志》，夏德（弗雷德瑞克·赫尔斯）、柔克义（W.W. 罗克希尔）（英译），纽约，1966。

Chun，Chang，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recorded by Li Chih Chang and 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London，1931.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亚瑟·韦利（英译），伦敦，1931。

Dehlawi，Amir Hasan Al Sijzi，Fawaid al Fuad，English Translation by Zia-ul-Hasan Faruqi，New Delhi，1996.

埃米尔·哈桑·奥斯加·德拉伊：《心灵的道德》，亚勒哈桑·法乌齐（英译），新德里，1996。

Dughlat，Mirza Muhammad Haidar，Tarikh-i-Rashidi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Indian edition，Patna，1972.

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拉失德史》，爱德华·丹尼森·罗斯（英译），印度版，巴特那，1972。

Fazl，Abul，Ain-I-Akbari，volume II，English translation by H.S. Jarrett，third edition，New Delhi，1978.

阿布尔·法兹尔：《阿克巴治则》第2卷。H.S.贾勒特（英译），第3版，新德里，1978。

Fazlullah，Rashiduddin，Jami-ut-Twarikh，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 Boyle under the title of The Successors of Chintz Khan，London，1971.

拉施都丁·法兹鲁拉：《史集》（J.A.波义勒英译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伦敦，1971。

Ferishta，Mahomed Kasim，Tarikh-i-Ferishta，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Briggs under the tide，Rise of Maho-medan Power in India，vol. I，First reprint，Delhi，1990.

穆罕默德·卡西姆·凡斯塔：《伊斯兰史》第1卷（约翰·布里格斯英译为《伊斯兰势力在印度的崛起》），第1版，德里，1990。

Firuzeshah，Futuhat-i-Fimzeshahi，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菲鲁兹：《菲兹沙希传》，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Grigor of Akane，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The Mongols］，The Armenian text，edit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Robert P. Blake and Richard N. Frye，Cambridge，1954.

格力高·茜：《弓箭民族的历史》，（蒙古人），亚美尼亚语。罗伯特P.布莱克，李察N.弗莱编译英文版，剑桥，1954。

Hazi Ad-Dabir，Abdullah Muhammad Al Makki Al Asaf Al Ulughkhani，Zafar ul wali bi Muzaffar wa Alihi，English translation by M.F. Lokhandawala under the title of An Arabic History of Gujrat，vol. II，Baroda，1974.

哈兹·奥德比尔、奥德·穆罕默德·奥玛开·奥萨福·奥乌哈尼：《古吉拉特史》第2卷（M. F. 勒汗达瓦拉英译为《阿拉伯历史中的古吉拉特》），巴罗达，1974。

Idrisi，Al-Sharif，Kitab Nuzhat al Mushtaq，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S. Maqbul Ahmad，Leiden，1960.

谢里夫·伊德里希：《地球上旅行的快乐》，S.马布尔·艾哈迈德（英译并评注），莱顿，1960。

Isami，Futuhus Salat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gha Mahdi Hussain，Volume II，1978.

伊佐美：《吉尔扎伊传》第2卷，阿迦·马赫迪·侯赛因（英译），1978。

Isfandiyar，Muhammad bin al Hasan bin，History of Tabaristan，an abridge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ward G.Browne，London，1905.

穆罕默德·本哈桑·伊斯凡迪亚尔：《塔巴里斯坦史》，爱德华G.布朗尼（英语节译本），伦敦，1905。

Juvaini，Ata Malik，Tarikh-i-Jahan-I-Gusha，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 Boyle under the titl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58. Second editi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David O. Morgan under the title Genghis Khan：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阿塔·马利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J. A. 波义耳（英译），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大卫·欧·摩根编订《成吉思汗：世界征服者史》，增添“引言”和“参考书目”，第2版，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7。

Khaldun，Ibn，al Muqaddimah，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z Rosenthal as The Muqaddima：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3 vols，New York，1958.

伊本·赫尔敦：《穆迦迪玛》（弗兰兹·罗森塔尔英译为《穆迦迪玛：历史绪论》），三卷本，纽约，1958。

Khusrau，Amir，Oiranussadain，Khazaninul Futuh，Miftahul Futuh，Nuh Sipihr，and Tughluquamah，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阿米尔·胡斯劳：《吉星会面》、《胜利的财富》、《胜利的秘匙》与《九梵的玛斯纳维》、《图格鲁克史》，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Kufi，Ali bin Hamid bin Abi Bakr，Chachnama，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rza Kalichbeg，Fredunbeg，reprint，Delhi，1979.

阿里·本哈米德·阿比巴克·库非：《信德约记》，米扎·卡里伯格·弗顿伯格（英译），德里，1979。

Major，R. H.，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Indian reprint，Madras，1942.

R. H. 梅杰：《15世纪的印度》，印度重印版，马德拉斯，1942。

Siraj，Minhajuddin，Tabakat-i-Nasiri，English translation by H.G. Raverly in 2 vols. Reprint，Calcutta，1995.

术兹扎尼·斯杰拉：《塔巴卡特史》，H. G. 瑞凡里（英译），二卷本，加尔各答，1995。

Mudabbir，Fakhr-i-，Aadabul Harb Washjuat，Hindi translation S. A. A. Rizvi.

法什·穆德比尔：《阿达布·哈布》，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Multani，Ainulmulk，Inshi-i-Mahru，partly Hindi translation by S.A.A，Rizvi.

爱尼马克·马尔塔尼：《马如集》，S. A. A.·瑞兹里（印地语节译本）。

Muqaddasi，A1-，Ahsan al-Tqasin fi Marifat al-Aqalim，English translation by Basil Anthony Collins and reviewed by Muhammad Hamid Al-Tai under the title，The Best Division For Knowledge of the Regions，South Street，U.K.，1994.

艾尔·马乔达西：《区域知识的最佳分类》（巴兹尔·安东尼·柯林斯英译为《区域知识的最佳分类》，穆罕默德·哈姆德·奥泰评论），南街，英国，1994。

Mushtaqi，Rizqullah，Waqiat-i-Mushlaqi，English translation by I.H. Siddiqui，New Delhi，1992 and 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瑞奇拉·马塔其：《马什拉齐王国读本》，I. H. 史迪奇（英译），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新德里，1992。

Mustawfi，Hamdulah，Nuzhat al Qulub，English translation by G.Le Strange，London，1919.

穆思妥菲·可疾维尼：《心之喜》，G. Le斯特朗治（英译），伦敦，1919。

—，Tarikh-i-Guzida，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ward G. Browne，London，1913.

—，《选史》，爱德华 G.布朗（英译），伦敦，1913。

Nizami，Tajuddin Hasan，Tajul Maathir，English Translation by Bhagwat Saroop，Delhi，1998 and Hindi translation by S. A. A. Rizvi.

杜丁·哈森·尼扎米：《马哈尔史》，巴哈瓦特·夏普（英译），S. A. A. 瑞兹里（印地语译本），德里，1998。

Pelsaert，Francisco，Jahangir’s India，English translation by W.H. Moreland and P. Geyl，Cambridge，1925.

弗朗西斯科·皮萨特：《贾汉吉尔统治下的印度》，W. H. 穆兰德、P. 吉尔英（合译），剑桥，1925。

Polo，Marco，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English translation by Sir Henry Yule in 2 vols.，London，1929 an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by Ronald Latham，Baltimore，1958.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纪》，亨利·裕尔（英译）二卷本，伦敦，1929；《马可·波罗游记》，兰德·拉夏姆（英译）巴尔的摩，1958。1959？

Qalqashandi，Subh ul Asha，English Translated by O. Spies，entitled，An Arab Account of Ind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being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s on India，Aligarh，1941 and by M，. A.A. Zaki in Arab Accounts of India，Delhi，1981.

乔沙迪：《阿拉伯眼中的印度》，欧·斯培（英译），《十四世纪阿拉伯记载中的印度》，1941；《阿拉伯对印度的记载》，M.A.A.扎克节译本（与印度相关的章节），1981。

Sirhindi，Yahya bin Ahmed bin Abdullah，Tarikh-i-Mubarakshahi，English Translation by K.K Basu，Baroda，1932.

亚彬·阿姆德·阿杜勒·史何迪：《穆巴拉克王朝史》，K. K. 巴苏（英译），巴罗达，1932。

Sulayman al Teyir，Akhbar Al Sin wa’L Hind，English translation by S. Maqbul Ahmad under the title，Arabic Classical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Simla，1989.

奥特亚·苏亚曼：《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经典概况》（S.阿布尔·艾哈迈德英译为《阿拉伯记述下的印度和中国》），西姆拉，1989。

Sun，Kei Kwe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Dynasty，Tr. And &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Aligarh，1957.

孙维贵：《蒙古秘史》，翻译、编订并加入引言和注释，阿里格尔，1957。

Timur，Institutes，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or Davy，Oxford，1783.

帖木儿：《协会》，马奥尔·大卫（英译），牛津，1783。

Umari Al-，Masalik al Absar fi Mamalik al-Amsar，English translation by Muhammad Zaki under the title Arab Accounts of India，Delhi，1981.

乌玛伊奥：《阿拉伯对印度的记载》（穆罕默德·扎克英译为《阿拉伯对印度的记载》），德里，1981。

Vladimirtsov，B.Ya.，The Life of Chingis-Khan，Tr. From Russian by Prince D.S. Misky，London，1930.

B. 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的生平》，珀斯D.S.米基（俄译），伦敦，1930。

Yazdi，Maulana Sharfuddin Ali，Zafarnamah，Hindi translation S. A. A. Rizvi.

毛拉那·夏福德·阿里·亚迪：《帖木儿武功记》，S. A. A.瑞兹里（印地语译本）。

MODERN WORKS

当代著作

Abdullah，Ahmad，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akistan，Karachi，1973.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巴基斯坦的历史背景》，卡拉奇，1973。

Abraham，Meera，Two Medieval Merchant Guilds of South India，Delhi，1988.

米亚·阿巴哈姆：《南印度两个中世纪商人行会》，德里，1988。

Aggarwal，R. S. Trade Centres and Routes in Northern India，Delhi，1982.

R. S.阿迦瓦：《北印度贸易中心与路线》，德里，1982。

Adshead，S. A. M.，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London，1993.

S.A.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亚》，伦敦，1993。

Ahmad，Aziz，Studies in Islamic Culture in the Indian Environment，Oxford，1964.

阿齐兹·艾哈迈德：《印度环境下的伊斯兰文化研究》，牛津，1964。

—，Political History and Institution of the Early Turkish Empire of Delhi，Delhi，1972.

爱兹·爱哈默德：《早期德里突厥帝国的政治制度史》，德里，1972。

Ahmad，Kazi. S. A. Georgraphy of Pakistan，second edition，Karachi，1966.

卡兹·S. A. 艾哈迈德：《巴基斯坦地理》，第2版，卡拉奇，1966。

Ahmad，S.Maqbul，Indo-Arab Relations，New Delhi，1967.

S.马布尔·艾哈迈德：《印度与阿拉伯关系研究》，新德里，1967。

Ahmad S. Maqbul and A. Rahman，Al-Masudi，Millenary Commemoration Volume，Aligarh，1960.

S.马布尔·艾哈迈德、A.拉赫曼：《麦斯欧迪：千年纪念卷》，阿里格尔，1960。

Allsen，Thomas T.，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Cambridge，2001.

托马斯T.埃尔森：《蒙古在欧亚大陆的文化和征服》，剑桥，2001。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Cambridge，1997.

—，《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伊斯兰纺织品文化史》，剑桥，1997。

Amitai-Preiss，Reuven and David O. Morgan，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Leiden，1999.

瑞文·阿米泰·普雷斯、大卫·欧·摩根：《蒙古帝国及其遗产》，莱顿，1999。

Amitai Reuven and Michaal Biran（Ed.），Mongols，Turks and Others：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Leiden，Brill，2005.

阿米泰·瑞文和米查·毕然编《蒙古、突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游牧民族和定居世界》，莱顿，布里尔，2005。

Arabshah，Ahmed Ibn，Tamerlane or Timur The Great Amir，English Translation byJ.H. Saunders from the Arabic text，First Reprint，Lahore，1976.

阿姆德本·伊本·阿巴沙：《帖木儿传》，J. H. 索德（英译），第1版，拉合尔，1976。

Ashraf，K.M. Life and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of Hindustan，Second edition，New Delhi，1970.

K. M. 阿夏夫：《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第2版，新德里，1970。

Ashto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76.

E.A.阿托尔：《中世纪近东社会和经济史》，伦敦，1976。

Asimov，M. S. and C. E. Bosworth，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IV，The Age of Achievement：A.D. 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Part One，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First Indian Edition，Delhi 1999.

M. S.阿斯莫瓦、C. E. 波兹沃斯，《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成功时期：从公元750年到15世纪·第一部分·社会历史和经济背景》，印度语第一版，德里，1999。

Askari，S.H.，Amir Khusrau as a Historian，Patna，1992.

S. H. 阿斯卡伊：《历史学家阿米尔·胡斯劳》，巴特那，1992。

—，On Awfi’s Jawami-ul-Hikayat，Patna，1995.

S. H. 阿斯卡伊：《关于奥夫的〈波斯秘史〉》，巴特那，1995。

Atkinson，Thomas Witiam，Travels in the Regions of Upper and Lower Amoor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s，London，1860.

托马斯·威提姆·艾特克森：《俄罗斯、阿莫尔上下区的旅行》，伦敦，1860。

Baqir，Muhammed，Lahore：Past and Present，reprint，Delhi，1984.

穆罕默德·巴齐尔：《拉合尔：过去和现在》，德里，1984。

Barthold，V.V.，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Vol. I，Leiden，1956，vol. II，Leiden，1958.

V. V. 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讲》第1卷，莱顿，1956；第2卷，莱顿，1958。

Barthold，W.，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First Indian edition，New Delhi，1992.

W.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版，新德里，1992。

Bayly，C. A.，Rulers，Townsmen and Bazaars：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1770～1879，Cambridge，1983.

C. A.贝利：《统治者、居民和市场：英国扩张时期下的北印度社会（1770～1879）》，剑桥，1983。

Beazley，C. R.，The Dawn of Modem Geography in 3 vols.，New Delhi，1949.

C. R. 比兹利：《现代地理的黎明》，三卷本，新德里，1949。

Becker，Jasper，The Lost Country：Mongolia Revealed，London，1992.

贾斯帕·贝克：《失落的国家——蒙古再启》，伦敦，1992。

Biran，Michal，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 in Central Asia，Survey，1997.

米切尔·比让（彭晓燕）：《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萨里，1997。

Bold，Bat-Ochir，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A Reconstructions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Surrey：Curzon，2001.

巴特·奥赤·鲍德：《蒙古的游牧社会：蒙古族中世纪历史的重建》，萨里：克松，2001。

Blunt，Wilfrid，The Golden Road to Samarkand，London，1973.

维尔费瑞德·布拉特：《通向撒马尔罕的黄金之路》，伦敦，1973。

Bosworth，C. E. The Ghaznavides，Edinburgh，1963.

C. E. 博斯沃斯：《伽色尼王朝》，爱丁堡，1963。

Boyle，J. A.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 V，Cambridge，1968.

J.A.波义耳编《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剑桥，1968。

—，Persia：History and Heritage，London，1978.

J. A. 波义耳编《波斯：历史与遗产》，伦敦，1978。

Brent，Peter，The Mongol Empire，London，1976.

皮特·布恩特：《蒙古帝国》，伦敦，1976。

Brestschneider E. Medieval Researches in 2 vols，London，1887.

E.贝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二卷本），伦敦，1887。

Burnes，Alexander，Travels into Bokhara，London，Karachi，1973（1834）3 vols.

亚历山大·波尼斯：《游历布哈拉》，伦敦，卡拉奇，1973（1834），三卷本。

Chambers，James，The Devil’s Horsemen：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1988.

詹姆斯·乔布尔：《邪恶的骑兵：欧洲的蒙古侵略者》，1988。

Chattopadhyaya，B. D.，The Making of Early Medieval India，Delhi，1984.

B. D. 乔托哈亚：《中世纪早期的印度制造业》，德里，1984。

Chawla，Joginder K.，India’s Overland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and Persia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India’s，New Delhi，2006.

乔京德尔K. 查瓦拉：《十三、四世纪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新德里，2006。

Christian，David，A 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Volume I Inner Eurasia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Empire，Oxford，1998.

大卫·克里斯丁：《俄罗斯、中亚和蒙古的历史（第1卷）：从史前的亚欧大陆到蒙古帝国》，牛津，1998。

Cook，M. 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1970.

M. A. 库克编《中亚经济史研究》，伦敦，1970。

Curtin，J. The Mongols：A History，London，a reprint of 1908.

J. 柯廷：《蒙古史》，伦敦，1908。

Curtin，Philip D.，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1984.

菲利普·D·柯廷：《世界史中的跨文化贸易》，剑桥，1984。

Davar，Firoze Cowasji，Iran and India through the Ages，Bombay，1962.

菲罗泽·柯瓦吉·达瓦：《历史中的伊朗和印度》，孟买，1962。

Davies，C. C. A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Indian Peninsula，Oxford，1949.

大卫·柯林斯：《印度半岛历史地图集》，牛津，1949。

Day，U. N.，Some Aspects of Medieval India，Delhi，1972.

U. N.德：《中世纪印度的几个问题》，德里，1972。

—，The Government of the Sulanate Delhi，1972.

U. N.德：《苏丹政府》，德里，1972。

—，Medieval Malwa，Delhi，1965.

U. N.德：《中世纪的马尔瓦》，德里，1965。

Dichter，Davi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West Pakistan：A Study in Regional Geography，Oxford，1967.

大卫·迪彻尔：《西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区域地理研究》，牛津，1967。

Dudley，Guilford，A.，A History of Eastern Civilization，London，1937.

吉尔福德A. 达德利：《东方文明史》，伦敦，1937。

Douie，Sir James. The Punjab，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Kashmir，Cambridge，1916.

詹姆斯·杜伊：《旁遮普、西北边境省和克什米尔》，剑桥，1916。

Dunn，Ross，E.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London，1986.

罗斯 E. 杜恩：《伊本·白图泰历险记》，伦敦，1986。

Dupree，Louis，Afghanistan，Princeton，1973.

路易斯·杜普伊：《阿富汗》，普林斯顿，1973。

Elliot and Dowson，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in 8 vols，Allahabad，1972.

爱略特、道森：《印度历史学家谈印度历史》，八卷本，安拉阿巴德，1972。

Elphinstone，Mounts tuart，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bul，in 2 volumes，reprinted，Karachi，1974.

摩特·托特·爱尔菲斯特：《喀布尔王朝实录》，二卷本，卡拉奇，1974。

Embree，Ainslie，T.，Pakistan’s Western borderlands，New Delhi.

艾思烈T. 安倍：《巴基斯坦的西部边疆》，新德里。

—，（Ed.）Encyclopaedia of Asian History，Volume. 3，London，1988.

（编），《亚洲历史百科全书》三卷，伦敦，1988。

Fairlay，Jeaii，The Lost River the Indus，London，1975.

让伊·凡尔利：《失落的印度河》，伦敦，1975。

Farmer，Edward L.，and others，Comparativ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in Asia，volume I，U.S.A，1977.

爱德华·L. 法门等：《亚洲文明比较史》第1卷，美国，1977。

Farooqi，M. A.，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Delhi Sultans of India，Delhi，1991. M. A.

法昂齐：《印度德里苏丹的经济政策》，德里，1991。

Farooque，Abul Khair Muhammad；Roads and Communications in Mughal India，Delhi，1977.

阿布尔·柯爱尔·穆罕默德·法昂科：《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道路与交通》，德里，1977。

Fisher，W. B.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 I，Cambridge，1968.

W. B. 费舍尔编《剑桥伊朗史》第1卷，剑桥，1968。

Foltz，Richard C.，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Overland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1999.

理查德·C.·菲奥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古代至15世纪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伦敦，1999。

Fox，Ralph，Genghis Khan，London，1937.

拉尔夫·福克斯：《成吉思汗》，伦敦，1937。

Franke，Herbert and Denis Twitchett，［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Cambridge，1994.

福赫伯·弗兰克与丹尼斯·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6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剑桥，1994。

Fraser，James B.，Narratives of a Journey into Khorasan in the years 1821 and 1822，Reprint，Delhi，1984.

詹姆斯B.弗雷泽：《呼罗珊游记（1821～1822）》，德里，1984。

Frykenberg，R. E.，Delhi Through the Ages：Essays in Urban History，Culture and Society，1986.

R. E.，弗赖肯伯格：《纵览德里：现代历史、文化和社会》，1986。

Gafurov，B. G. Central Asia：Pre-Historic to Pre-Modem Times（Being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Tazhiki in Rusian），2 volumes，Kolkata，2005.

B. G. 加福洛夫：《中亚：史前到近代》（俄罗斯第一部关于中亚的英语著作），两卷，加尔各答，2005。

Gernet，Jackques，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M. Wright，California，1962.

雅克·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250～1276）》，H. M. 怀特（译自法文本），加利福尼亚，1962。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R. Foster，Cambridge，1985.

—，《中国文明史》，J. R.·福斯特（译自法文本），剑桥，1985。

Gibb，H. A. R.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

H. A. R. 吉本：《阿拉伯征服中亚》，伦敦，1923。

Goitein，S. D.，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Leiden，1968.

S. D. 戈伊台：《伊斯兰历史与制度研究》，莱顿，1968。

Gopal，Lallani，The Economic Life of Northern India，A.D. 700-A.D. 1200，Patna，1965.

拉尔尼·戈帕尔：《印度北部经济生活（公元700～1200年）》，巴特那，1965。

Gulati，G. D.，India’s North-West Frontier in Pre-Mughal Times，Delhi，1985.

G. D.·卡尔提：《莫卧儿王朝前印度的西北边疆研究》，德里，1985。

Habib，Irfan and T. Raychaudhuri，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 I，Cambridge，1982.

伊凡·哈比、T. 雷德哈伊，《剑桥印度经济史》第1卷，剑桥，1982。

Habib，Mohammad and KA. Nizami，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India，volume V，Delhi Sultanate，New Delhi，1970.

穆罕默德·哈比、K. A.·尼扎米：《印度通史》第5卷，《德里苏丹》，德里，1970。

Habibullah，A. B. M. The Foundation of Muslim Rule in India，second revised edition，Allahabad，1961.

A. B. M.哈比卜勒：《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修订第2版，阿拉哈巴德，196。

Hedin，Sven，Overland Trade to India in 2 volumes，first green and reprinting，New York，1968.

斯文·亨德：《印度的陆上贸易》，两卷本，纽约，1968。

The Silk Road，Translated from Swedish by F.H. Lyon，Delhi，1994.

《丝绸之路》，F. H. 李昂（译自瑞典语本），德里，1994。

Hambly，Gavin and others ［Ed.］，Central Asia，London，1969.

加文·哈比利等编《中亚史纲要》，伦敦，1969。1977？1968？

Hamilton，Walter，Description of Hindustan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2 volumes，First Indian Reprint，Delhi，1971.

怀特·汉密尔顿：《印度和邻国记》，两卷本，德里，1971。

Hartog，Leo de，Genghis Khan：Conqueror of the World，London，1989.

李昂·德·哈特格：《成吉思汗：世界的征服者》，伦敦，1989。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e Golden Horde，London，1996.

—，《俄罗斯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公国与钦察汗国史》，伦敦，1996。

Herbert，Thomas，Travels in Persia ［1627～29］，abridged and edited by Sir William Foster，London，1928.

托马斯·哈尔伯特：《波斯游记（1627～1629）》，威廉姆·福斯特（节译本），伦敦，1928。

Hildinger，Erik，Warriors of the Steppes：A Military History of Central Asia，500 B.C.，to 1700 A.D，U.S.A. 2001.

安瑞克·亨德格：《草原勇士：中亚军事史》（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700年），美国，2001年。

Hilton，Richard，Historical Atlas of Iran，Tehran University，1971.

理查德·汉尔顿：《伊朗历史地图集》，德黑兰大学，1971。

Hodgson，Marshall G. S.，The Venture of Islam，Lahore，2004.

马歇尔·G. S.霍奇森：《伊斯兰历程》，拉合尔，2004。

Hodivalas S. H. Studies in Indo-Muslim History，Bombay，1939.

S. H. 豪迪瓦拉斯：《印度穆斯林历史研究》，孟买，1939。

Holdich，Sir，T. H.，India，first Indian reprint，New Delhi，1975.

T. H. 豪尔迪：《印度》，新德里，1975。

—，The Indian Borderland，London，1909.

—，《印度边境》，伦敦，1909。

Halt，P. M. and other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ume I，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volume II，The Further Islamic Lands：Islamic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Cambridge，1970.

P. M. 霍特等编《剑桥伊斯兰史·第一卷·伊斯兰中心地区》，《剑桥伊斯兰史（第2卷）：伊斯兰社会与文明》，剑桥，1970。

Hookham，Hilda，Tamburlaine The Conqueror，London，1962.

希尔达·胡卡姆：《征服者帖木儿》，伦敦，1962。

Howorth，H.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 H. 霍沃思：《蒙古史》

—，Vol. I，London，1876；

—，Vol. II，division II，London，1880；

—，Vol. III，London，1888；

—，Vol. IV，London，1927.

—，第1卷，伦敦，1876；

—，第2卷，第二部，伦敦，1880；

一，第3卷，伦敦，1888；

一，第4卷，伦敦，1927。

Huntington，Ellseworth，The Pulse of Asia：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al basis of history，New York，1907.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亚洲动脉：基于历史的地理学中亚之旅》，纽约，1907。

Husain，Agha Mahdi，The Tughluq Dynasty，Calcutta，1963.

马赫迪·阿迦·侯赛因：《图格鲁克王朝》，加尔各答，1963。

—，Rise and Fall of Muhammad Bin Tughluq，Reprint，Delhi，1972.

—，《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兴起与没落》，德里，1972。

Husain，Yusuf，Glimpse of Medieval Indian Culture，Bombay，1957.

优素福·侯赛因：《中世纪印度文化窥见》，孟买，1957。

—，Two Studies in Early Mughal History，Simla，1976.

—，《关于莫卧儿王朝早期历史的两项研究》，西姆拉，1976。

Hutton，James，Central Asia from the Aryan to the Cossack，reprint of 1895（2005）.

詹姆斯·赫顿：《中亚：从雅利安到哥萨克》，1895（2005）。

Inalcik，Halil with Donald Quotaert（Ed.），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14，Cambridge，1994.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唐纳德·奎塔特编《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1300～1914）》，剑桥，1994。

Ischbodlin，Boris，Essays on Tatar History，New Delhi，1963.

鲍里斯·伊斯克博德林：《鞑靼历史简述》，新德里，1963。

Jackson Peter，The Delhi Sultanate：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Cambridge，1999.

彼得·杰克逊：《德里苏丹国：政治军事史》，剑桥，1999。

Jain，L. C. Indigenous Banking in India，London，1929.

L.C. 杰恩：《印度本土银行》，伦敦，1929。

Jain，P. C. Socio-Economic Exploration of Medieval India from 800 to 1300 A.D.，Delhi，1976.

P. C. 杰恩，：《中世纪印度社会经济探索（公元800～公元1300）》，德里，1976。

Jain，V. K.，Trade and Traders in Western India ［A.D. 1000～1300］，New Delhi，1990.

V. K. 杰恩，：《印度西部贸易与商人（公元1000～公元1300）》，新德里，1990。

Jagchid，Senhin and 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1979.

森·札奇斯钦、海尔·保罗：《蒙古文化与社会》，1979。

Juntunen，Mirija and Birgit N. Schlyter（ed.），Return to Silk Routes：Current Scandinavian Research on Central Asia，London，1999.

玛利亚·云图宁、比伊特N. 施吕特编《重返丝绸之路：当下斯堪的纳维亚对中亚的研究》，伦敦，1999。

Kaji，Dewan Bahadur，H. L[2].，Lands Beyond the Border，second edition，Oxford，1948. Kaji，Hiralal Lallubhai

卡基·德万·巴哈杜尔，H. L.：《国境之外》，第2版，牛津，1948。

Khan，Zafarul-Islam and Zaki，Yakub，Hajj in Focus，London，1986.

扎法尔·萨拉姆·汗和雅库布·扎基：《聚焦麦加朝圣》，伦敦，1986。

Khazanov，A. M. X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originally in Russian（1983），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ulia Crookenden，Cambridge，1984.

A. M. 哈扎诺夫：《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俄文原版（1983），朱莉·克鲁肯登（英译），剑桥，1984。

Khazanov，Anatoly M. and Andre Wink（Ed.），Nomads in the Sedentary World，Curzon，Survey，2001.

安纳托利M. 哈扎诺夫、温克·安德烈编《定居世界里的游牧民族》，克松，萨里，2001。

Komatroff，Linda（ed.）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J. Brill，Leidon，2006.

琳达·科马托夫编《成吉思汗的遗产之外》，E. J. 布里尔，莱顿，2006。

Krader，Lawrence，Peoples of Central Asia，Hague，1963.

劳伦斯·克莱德尔：《中亚的民族》，海牙，1963。

Kwanten，Luc，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500～1500，Imperial Nomads[3]，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

吕克·科万顿：《中亚史：帝国的游牧民族，500～1500》，莱斯特大学出版，1979。

Lal，K. S.，History of the Khaljis，Bombay，1967.

K. S.拉尔：《哈勒吉史》，孟买，1967。

—，Growth of Muslim Population in Medieval India，1973.

—，《中世纪印度穆斯林人口的增长》，1973。

—，The Legacy of Muslim Rule in India，New Delhi，1992.

—，《穆斯林统治在印度的遗产》，新德里，1992。

Lamb，Alastair，Asian Frontiers：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1968.

阿拉斯泰尔·拉姆：《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伦敦，1986。

Lamb，Harold，The March of the Barbarians，London，1941.

哈罗德·拉姆：《野蛮人的进攻》，伦敦，1941。

—，Genghis Khan：The Conqueror Emperor of all Men，New York，a reprint of 1927（1963）.

—，《统治之王成吉思汗》，纽约，重印版，1927（1963）。

Lambrick，H.T. Sind：A general introduction，Hyderabad，Sind，1964.

H.T. 兰姆布里克：《信德简介》，海得拉巴，信德，1964。

Lane-Poole，Stanley，

斯坦利·莱恩-普尔：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Republished，New York，1965.

—，《穆罕默德王朝》，再版，纽约，1965。

—，The Story of Cairo，London，1902.

—，《开罗故事》，伦敦，1902。

Lapidus，I.M.，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950～1350］，Cambridge，1976.

I.M. 拉皮德斯：《中世纪晚期的穆斯林城市（950～1350）》，剑桥，1976。

Larner，John，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London，1999.

约翰·拉奈：《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伦敦，1999。

Latif，S.M.，History of the Punjab，New Delhi，1974.

S.M. 拉蒂夫：《旁遮普历史》，新德里，1974。

Lattimore，Owen，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Oxford，1962.

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牛津，1962。

Levi，Scott C.，The Indian Diaspora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Trade：1550～1900，Brill，2001.

斯科特·C.利瓦伊：《中亚的海外印度人及其贸易（1550～1900）》，布里尔，2001。

Lewis，Bernard，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1974.

伯纳德·李维斯：《伊斯兰宗教与社会》，1974。

—，The World of Islam：Faith，People，Culture［Ed.］ London，Reprinted 1977.

—，《伊斯兰世界：信仰、人民、文化》（编），伦敦，1977。

Lane，George，Genghis Khan and Mongol Rule，Greenwood Press，London，2004.

乔治·莱恩：《成吉思汗与蒙古统治》，格林伍德出版，伦敦，2004。

—，Early Mongol Rule in Thirteenth Century Iran，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

—，《早期蒙古统治下的十三世纪伊朗》，伦敦，劳特利奇，科松，2003。

Lister，R.P.，The Secret History of Genghis Khan，London，1969.

R.P. 李斯特：《成吉思汗秘史》，伦敦，1969。

Lockhart，Lawrence，Persian Cities，London，1960.

劳伦斯·洛克哈特：《波斯城市》，伦敦，1960。

Malleson，G.B.，History of Afghanistan，London，1878.

G.B. 马勒森：《阿富汗斯坦史》，伦敦，1878。

Martin，H. Desmond，The Rise of Chingiz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ern China，Baltimore，1950.

H. 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崛起与征讨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

Manz，Beatrice F.，［Ed.］ Central A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Oxford，1994.

比阿特丽斯·F. 曼兹编《从历史的角度解析中亚》，牛津，1994。

Marozzi，Justin，Tamerlane，London，2004.

贾斯丁·马洛奇：《帖木儿》，伦敦，2004。

Masson，Charles，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uchistan，Afghanistan and the Punjab，in 3 volumes，Karachi，1974.

查尔斯·马森：《俾路支斯坦、阿富汗斯坦和旁遮普行记》，三卷本，卡拉奇，1974。

Mazumdar，B.P.，The Economic History of Northern India，Calcutta，1960.

B.P. 马赞达尔：《北印度经济史》，加尔各答，1960。

Medieval India：A Miscellany，Centre of Advanced Study，Department of History，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Aligarh.

《中世纪印度杂集》，高等研究中心，历史学院，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阿里格尔。

—，Vol. I，1969；

卷一：1969；

—，Vol. II，1972；

卷二：1972；

—，Vol. III，1975；

卷三：1975；

—，Vol. IV，1977.

卷四：1977。

Mirza，Mohammad Wahid，The Life and Works of Amir Khuarau，Delhi，1974.

穆罕默德·瓦希德·米尔扎：《阿米尔·库阿罗的生平与著作》，德里，1974。

Mishra，S.C.，The Rise of Muslim Power in Gujrat，Baroda，1963.

S.C. 米什拉：《穆斯林势力在古杰拉特的崛起》，巴罗达，1963。

Mishra，S.D.，Rivers of India，New Delhi，1970.

S.D. 米什拉：《印度河流》，新德里，1970。

Morgan，David，The Great Yasa of Chingiz Khan and Mongol Law in the Ilkhanete，BSOAS，49/1（1986），pp.163～176.

摩根·戴维：《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与伊利汗国的蒙古法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刊，1986，第49卷，第1期，第63～176页。

David，Mongols，Oxford，1986.

戴维：《蒙古人》，牛津，1986。

Medieval Persia，London，1988.

《中世纪波斯》，伦敦，1988。

Moorcraft，Wiliam，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unjab，in Ladakh and Kashmir，in Peshawar，Kabul，Kunduz and Bokhara，2 volumes，reprinted，New Delhi，1971.

威廉姆·穆尔克罗夫特：《穿越喜马拉雅的印度斯坦诸省游记：旁遮普、拉达克、克什米尔，白沙瓦、喀布尔、昆都士和布哈拉》，二卷本，新德里，1971。

Moreland，W. H.，The Agrarian System of Moslem India，Allahabad，1929.

穆尔勒德，W. H.：《印度穆斯林的土地制度》，阿拉哈巴德，1929。

Nadvi，Maulana Masud Ali Sahib，Hindustan Arbon ki nazar mein，Part II，Azamgarh，1960，Part II，Azamgarh，1962.

穆拉那·纳德威·马萨德·阿里·萨博：《印度中世纪史简介》（Glimpses of the Medieval Period of India）第2部分，阿扎姆加尔，1960；第2部分，阿扎姆加尔，1962。

Naqvi，Hamida Khatoon，Agricultural，Industrial and Urban Dynamism Under the Sultans of Delhi，New Delhi，1986.

纳恰威·哈迷达·科哈图：《德里苏丹国的农业、工业和城市活力》，新德里，1986。

Nazim，Muhammad，The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second edition，New Delhi，1971.

纳兹姆·穆罕默德：《苏丹马哈茂德的生活和时代》，第二版，新德里，1971。

Needham，Joseph，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71.

约瑟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1971。

Newton，Arthur Percival，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revised，London，1968.

亚瑟·波西瓦尔·牛顿：《中世纪的旅行与旅者》，修订版，伦敦，1968。

Nigam，S.B.P.，Nobility Under the Sultans of Delhi，1968.

S.B.P. 尼嘉姆：《德里苏丹的贵族》，1968。

Niyogi，Pushpa，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Northern India，Calcutta，1962.

普世帕·尼基：《印度北部经济史的贡献》，加尔各答，1962。

Nizami，K.A.，Studies in Medieval Indian History and Culture，Allahabad，1966.

K.A.尼扎米：《中世纪印度历史和文化研究》，阿拉哈巴德，1966。

—，Some Aspect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Delhi，1974.

—，《十三世纪宗教和政治专题研究》，德里，1974。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Vol. I，Aligarh，1974.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和社会》第1卷，阿里格尔，1974。

—，State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India，new Delhi，1985.

—，《中世纪印度国家和文化》，新德里，1985。

—，The Life and Times of Shaikh Farid-ul-Din Ganj-I-Shakar，Reprint，Delhi，1987.

—，《沙伊哈·法里德德丁·甘·沙卡的生活与时代》，德里，1987。

Oliver，Edwar E.，Across the Border，London，1890.

德旺E.奥利弗：《跨越边境》，伦敦，1890。

Pal，M.K.，Crafts and Craftsman in Traditional India，New Delhi，1978.

M.K.帕尔：《传统印度德工艺品和工艺匠》，新德里，1978。

Pandey，A.B.，The First Afghan Empire in India，Calcutta，1956.

A.B. 帕德：《印度第一个阿富汗帝国》，加尔各答，1956。

Pearson，M.N.，Pious Passage：The Hajj in Earlier Times，New Delhi，1994.

M.N.皮尔松：《虔诚的旅程：麦加朝圣》，新德里，1994。

Parker，E.H.，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London，2002.

E.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2002。

Peters，F.E.，The Hajj，Delhi，1996.

F.E. 彼得：《麦加朝圣》，德里，1996。

Phillip，E.D.，Mongols，London，1969.

E.D.菲利普：《蒙古人》，伦敦，1969。

Phillip，Thomas and Ulrich Haarmann，The Mamluks in Egyptian Politics and Society，Cambridge，1998.

托马斯·菲利普、尤齐·哈马那：《埃及政治和社会中的马穆鲁克王朝》，剑桥，1998。

Pirrene，Henri，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London，1936.

亨利·皮那：《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伦敦，1936。

Postan，M.M.，Rica，E.E. and Miller，E.，［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ume II，Cambridge，1952；volume III，Cambridge，1961，reprint Cambridge，1971.

M.M.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剑桥，1952年；第3卷，剑桥，1961，剑桥重印本，1971。

Prawdin，Michael，The Mongol Empire：Its Rise and Legacy，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en and Ceden Paul，London，1961.

迈克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影响》，爱登、瑟登·保尔合译（英译本），伦敦，1961。

Qundus，Syed Abdul，Punjab：The Land of Beauty，Love and Mystitcism，Karachi，1992.

赛德·阿巴杜尔·曲都斯：《旁遮普：充满美、爱和神秘的土地》，卡拉奇，1992。

Rachewelty，Igor de，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onical with Thirteenth Century，2 vols. 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4.

罗依果编《蒙古秘史：十三世纪的蒙古史诗》，两卷本，莱顿和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4。

Rahman，Afzal-ur，Economic Doctrines of Islam，London，1980.

阿佛滋奥·热哈曼：《伊斯兰教经济思想》，伦敦，1980。

Rahul，Ram，March of Central Asia，New Delhi，2002.

让姆·热胡尔：《进军中亚》，新德里，2002。

Rashid A.，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India，Calcutta，1969.

拉施德A.：《中世纪印度的社会与文化》，加尔各答，1969。

Ratchuevsky，Paul，Genghis Khan：His Life and Legacy，Translated by Thomas Nivison Haibning，Cambridge，1992.

保尔·让奇维斯基：《成吉思汗的生平与遗产》，托马斯·尼威逊·韩伯宁，剑桥，1992。

Raverty，H.G. Major，Notes on Afghanistan And parts of Baluchistan，London，1880.

H.G.马让·让威迪：《阿富汗和俾路支省笔记》，伦敦，1880。

Ray，Himanshu Prabha，Manastery and Guild，O.U.P.，1986.

赫曼舒·普巴哈·雷：《修道院与指南》，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

Reischaur，Edwin O. and Fairbank，John 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1960.

埃德温·O. 赖肖尔、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

Richards，D.S.［Ed.］，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Philadelphia，1970.

D.S.理查德编《伊斯兰和亚洲的贸易》，费城，1970。

Rizvi，S.A.A.，Aadi Turk Kalin Bharat，Aligarh，1956.

S.A.A. 瑞兹里：《突厥王朝在印度的历史》，阿里格尔，1956。

—，Khalji Kalin Bharat，Aligarh，1955.

—，《印度哈勒吉王朝历史》，阿里格尔，1955。

—，Tughluq Kalin Bharat，Aligarh，Part I，1956 and Part II，1957

—，《印度图格鲁克王朝历史》，阿里格尔，第1部分，1956；第2部分，1957年。

—，Uttar Timur Kalin Bharat，Aligarh，Part I，1958 and Part II，1959

—，《印度北部独立王朝史》，阿里格尔，第1部分，1958；第2部分，1959。

Robinson，Francis，［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Cambridge，1996.

鲁滨逊·弗朗西斯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剑桥，1996。

Rossabi，Morris，［Ed.］ China Among Equals，Berkeley，1983. Khubilai Khan：His Life and Times，California，1988.

莫瑞斯·罗萨比（罗茂锐）编《势均力敌下的中国》，伯克利，1983；《忽必烈汗：人生与时代》，加利福尼亚，1988。

Said，Hakim Mohammed and Ansar Zahid Khan，Al-Biruni：His Times，Life and Works，Karachi，1981.

穆罕默德·哈卡姆·赛义德、安萨·扎希德汗：《比鲁尼：时代、人生和成就》，卡拉奇，1981。

Saunders，J.J.，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London，1971.

J.J. 桑德斯：《蒙古征服者的历史》，伦敦，1971。

Schofield，Victoria，Afghan Frontier：Feuding and Fighting in Central Asia，New York，2003.

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阿富汗边境：中亚的斗争和征战》，纽约，2003。

Sharma，R.S. Indian Feudalism，Reprint，New Delhi，1985.

R.S.夏尔玛：《印度封建主义》，新德里，1985。

Siddiqui，I.H.，Some Aspects of Afghan Despotism in India，Aligarh，1969.

I.H.西迪基：《阿富汗专制主义在印度的表现》，阿里格尔，1969。

—，Perso-Arabi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the Life and Conditions in the Sultanate of Delhi，New Delhi，1992.

—，《德里苏丹国的波斯阿拉伯人生活与状况资料》，新德里，1992。

Silverstein，Adam J.，Postal Systems in the Pre-Modern Islamic World，Cambridge，2007.

亚当J.希尔斯坦：《前现代伊斯兰世界的邮政系统》，剑桥，2007。

Simikin，C.G.F.，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1968.

C.G.F.西姆金：《亚洲传统贸易》，牛津，1968。

Singh，Attar，［Ed.］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Islam in India，Chandigarh，1976.

阿塔尔·辛格编《伊斯兰教在印度的社会文化影响》，昌迪加尔，1976。

Sinor，Deni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1990.

西诺·丹尼斯编《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剑桥，1990。

Skrine，Francis Henry and Edward Denison Ross，The Heart of Asia，London，a reprint of 1899，London，2004.

弗朗西斯·亨利·斯克林、爱德华·丹尼森·罗斯：《亚洲腹地》，伦敦，1899，重印本；伦敦，2004。

Spate，O.H.K.，India and Pakistan，reprint，London，1964.

O.H.K.斯帕特：《印度和巴基斯坦》，伦敦，1964。

Spain，James，Pathan Borderland，Hague，1963.

詹姆斯·斯帕恩：《帕坦的边疆》，海牙，1963。

Spector，Ivar，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Reprint，New York，1950.

伊瓦·斯佩克特：《俄罗斯历史与文化读本》，纽约，1950。

Spular，Bertold，The Muslim World：Historical Survey Part I：The Age of the Caliphs，Part II：The Mongol Period，Translation from Germany by F.R.C. Bagley，Leiden，1960.

贝托尔德·斯波勒：《穆斯林世界：历史考察》第一部分：哈里发时代，第二部分：蒙古时代，F.R.C.巴格利德译，莱顿，1960。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Berkeley，1972.

—，《十三、十四世纪东西方对蒙古史的记录》，伯克利，1972。

—，The Mongols in History，Translated by Geoffrey Wheeler，London，1971.

—，《历史上的蒙古人》，杰弗里·惠勒译，伦敦，1971。

Steadman，M.，John，The Myth of Asia，New York，1969.

约翰M.·斯特德曼：《亚洲神话》，纽约，1969。

Steensgaard，Niels，The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ondon，1974.

尼尔斯·斯廷加尔德：《十七世纪亚洲贸易革命》，伦敦，1974。

Steingass，F.，Persian English Dictionary，Delhi，

F.斯坦伽斯：《波斯英语词典》，德里，

Strange，G.Le，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Cambridge，1930.

勒G.斯塔基：《中东哈里发的领土》，剑桥，1930。

—，Bagh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Oxford，1924.

—，《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牛津，1924。

Swinson，Arthur，North West Frontier，London，1967.

亚瑟·斯沃森：《西北边境》，伦敦，1967。

Sykes，Percy，A History of Persia，I，London，1969.

佩尔西·赛克斯：《波斯的历史》第1卷，伦敦，1969。

Tanner，Stephan，Afghanistan：A Military History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Taliban，New York，2002.

斯蒂芬·塔能：《阿富汗：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塔利班衰败的军事史》，纽约，2002。

Tchitcherov，Alexander，I.，India：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Delhi，1998.

亚历山大·塔其诺夫：《印度：十六至十八世纪经济结构的转变》，德里，1998。

Temple，Richard，Oriental Experience，Reprint，Delhi，1986.

理查德·泰普：《东方经验》，德里，1986。

Thaksten，The Mongol Conquests AD 1200～1300，Times Life Books，Amsterdan.

萨克斯坦：《蒙古人在公元1200年至1300年间的统治》，时代生活书，阿姆斯特丹。

Tracy，James D.，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Ed.］，Cambridge，1990.

詹姆D.崔西编《商人帝国的崛起：1350年至1750年间早期现代世界的长途贸易》，剑桥，1990。

Tucker，Jonathan，The Silk Road：Art and History，Timeless Books，New Delhi，2003.

乔纳森·塔克尔：《丝绸之路：艺术与历史》，永恒书籍出版社，新德里，2003。

Vambery Arminis，History of Bukhara，London，1873.

阿尼斯·范贝里：《布哈拉历史》，伦敦，1873。

Verma H.C.，Medieval Routes to India，Calcutta，1978.

H.C.范玛：《印度中世纪的路线》，加尔各答，1978。

—，Dynamics of Urban Life in Pre-Mughal India，Delhi，1986.

—，《前印度莫卧儿王朝城市生活的动力》，德里，1986。

Vernadsky，George，The Mongols and Russia，Yale，1953.

乔治·沃尔纳德斯基：《蒙古与俄罗斯》，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

Vladimirtsov，B.Ya，The Life of Chings Khan，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Russian by Prince D.S.，Nmirsky，London，1930.

雅B.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生平略传》，普里斯·D.S.恩米尔斯基，俄译英文本，伦敦，1930。

Warikoo，K.，Central Asia：Emerging New Order［Ed.］，New Delhi，1995.

K.瓦热库编《中亚：新秩序的产生》，新德里，1995。

Weatherford，Jack，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2004.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建立》，纽约，2004。

Williams，L.f. Rushbrook，The State of Pakistan，London，1966.

克拉什布鲁克·L.f. 威廉姆斯：《巴基斯坦》，伦敦，1966。

Wink，Andre，Al-Hind：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安德鲁·维克：《印度：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形成》：

—，Vol.I Early Medieval In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Islam，7th-11th Centuries，Oxford，1990.

—，第1卷，《中世纪早期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扩张，7—11世纪》，牛津，1990。

—，Vol.II The 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11th-13th centuries Leiden，1997.

—，第2卷，《奴隶王与伊斯兰征服，11—13世纪》，莱顿，1997。

Wright，H.N. The Coinage and Metrology of the Sultans of Delhi，New Delhi，1974.

H.N.怀特：《德里苏丹国的货币与计量制度》，新德里，1974。

Yadav，B.N.S.，Society and Culture in Northern India in the Twelfth Century，Allahabad，1973.

B.N.S.雅迪：《十二世纪印度北部的社会和文化》，阿拉巴哈德，1973。

Yule，Henny（Translated and Edited），Road to Cathay and Thir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in 4 volumes，London，1913～16.

亨利·裕尔编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四卷本，伦敦，1913～1916。

Zamcarano，C.Z.，The Mongol Chronicl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English Translation by Rudolf Loewenthol，Wiesbaden，1955.

C.Z.扎克热诺：《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诺德夫·罗瓦瑟（英译），威斯巴登，1955。

JOURNALS，PROCEEDINGS，GAZETTERS AND ENCYCLOPAEDIA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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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

Central Asian Review

《中亚评论》

Central Asian Survey

《中亚研究》

E.J. Brill’s First Encyclopedia of Islam

E.J.布里尔的第一部伊斯兰百科全书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经济与政治周刊》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Islam

《伊斯兰百科》

Gazetteers of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西北边境省通志》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Hobson-Jobson

《霍布森-乔布森》

Imperial Gazetteers of Afghanistan and Nepal［1908］

《阿富汗和尼泊尔通志》［1908年］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印度通志》

Indian Antiquary

《印度之古物研究》&《印度文物工作者》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印度历史季刋》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印度历史评论》

Indo-Iranica

《印度伊朗》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国际经济史协会

Iran

伊朗

Islam and Modern Age

《伊斯兰与现代》

Islamic Culture

《伊斯兰文化》

Journal of Asia and African Studies—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亚非研究杂志》—《亚洲史杂志》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中亚研究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东方经济史与社会史杂志》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文化/东方研究丛刊》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亚洲皇家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比哈尔研究会会刊》

Past and Present

《过去与现在》

Patna University journal ［1963］

《巴特那大学杂志》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印度历史会议学报》

Proceedings of the Punjab History Conference

《旁遮普历史会议学报》

[1] 中文参考文献排序依照原著英文文献。

[2] 作者为Hiralal Lallubhai Kaji（1886～？）

[3] 书名为：Imperial nomad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50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