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期

致读者　作者：本刊编辑部

一、创刊初衷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时间贵如金，无论是谁，均无暇在书林报海里恣意畅游……

当今报刊，且又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无论是谁，即便有些闲暇，恐也无力一一地披阅翻检……

然而，我们将入得眼来的上上文章，下下篇什，尽心尽力地浏览一过，再将其中的上乘杂文，撷了来编缀成册，并且尽快地呈献给你……

二、选稿标准

何谓“上乘杂文”?一语颇难道破，且又见仁见智，言人言殊。

即便强行诠释，恐也难中肯綮。

不过在我们此时看来，所谓的“上乘杂文”，当是直面现实的，关注民众的，贴近生活的，有感而发的……

或者说，当是观点新颖的，立意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回味无穷的；深入浅出的，鞭辟人理的；绵里藏针的，幽默风趣的；呕心沥血的，厚积薄发的；深邃隽永的，文采斐然的；百看不厌的，常读常新的……

三、约稿启事

如果哪篇杂文感动了你，请你将它转寄给我们，以便感动更多的人……

如果哪篇杂文令你拍案击节了，令你油然颔首了，或者，令你破颜一笑了，也请将它转寄给我们，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感知你的趣味情操……

如果你的哪篇杂文发表了，并且自我感觉不错，甚或意犹未尽，同样请你将它转寄给我们，以便让更多的人领略你的思想，欣赏你的文采……

当然，此处所称的“杂文”，只是为了叙述上的便利，并非单指文体意义上的“杂文”，其实也包括随笔、时评、杂谈、小品、寓言故事、讽刺小说、讽刺诗，乃至漫画……

四、编辑附言

既为期刊，很难免俗，自然也要设置一些栏目。

设置栏目的目的，只是想对所刊文字，作一简略梳理，以便你的阅读。除此之外，并无他意。

尤其是，这些栏目，决非篱笆。

无论从何而言，我们均无篱笆。心中无，眼中无，手中更无……

或朋或友，或生或熟，或长或幼，凡有缘者，皆可径直前来，尽可登堂人室，甚至盘腿上炕。凡来者，或坐或站，悉听君便；为客为主，全无关碍……

我们这里，虽为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却有薄酒几杯，粗茶数盏，冰心一片，并恭候着你前来啸聚，切磋畅谈……

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　作者：洪巧俊

“现在连两碗稀粥都难吃上。”广东省高州市老农刘耀佳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老农当街赠送亲生儿子，作出如此痛苦的选择，看起来是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实质上却是他无法养活这一家人，甚至连自己也难以养活。只要有一口饭吃，老农是决不会把亲生儿子送人的。

连日来，老农当街赠子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然而这个关注只是层面上的问题——孩子要读书，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

陕西旬阳县桐木乡涌皋村 5天内3人自杀，只是因为交不起那几百元罚款。农民刘立文穷得连自杀的农药也是赊来的。农民自杀事件不断，决不是一个承受力差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公务员已经过多次加薪，有消息说，一些公务员仍抱怨工资太低，希望政府再提高公务员的薪酬。还有专家说，为了拉动内需，必须提高中阶层人的收入，而中阶层就是这些占大多数的工薪族(这个工薪族指的是行政事业编制人员)。但谁都知道，在中国占大多数的人是农民，农民手中无钱，农村这个大市场就无法活跃起来，，全靠工薪族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就可见一斑。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 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 6．2％和43．9％变为5．9％和 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 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 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 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这说明，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量的财富，而多数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当中(参见2003年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垄断行业高收入引发争议》)。

而“处于绝对和相对贫困”当中的就是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孰不知，国家也是多年财政赤字，几次给公务员加薪已是很“大方”了。现在有几个乡镇日子好过?有哪个乡、镇财政不是赤字?乡镇干部是不是工薪阶层?小的乡镇几十名干部，多的达一二百名，工资加了一次又一次，钱从哪里来?当然是变着戏法儿从农民的口袋中掏。公务员的月薪差不多可抵农民一年10亩田的纯收入，公务员拿工资，农民就不要生存?

50公斤稻谷可卖50元左右，按一对农民夫妇耕种10亩田计算，收成好‘一亩可打稻谷 800公斤，除去种子、化肥、农药、农业税、提留等开支，纯收入能有200元也就不错，碰到歉收或灾害年就得赔本。这就是不少农民宁可倒贴钱也不愿耕种责任田的原因。种田不能活人，并不是土地不出庄稼，而是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以及那沉重的税费和巧立名目的罚款。“出汗流血泪沾衣，离乡进城梦难圆”。于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汗流血，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奔波，住在低矮、阴冷的出租屋内，吃着稀饭大白菜，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儿。

10月18日新华社报道沈阳市于洪区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民工们说：“大家有个规矩，酒、肉之类的词不能说”。由于要不到工钱，这些农民白天到工地找钢筋头，卖钱买大米熬粥喝，去附近菜地找白菜叶子和萝卜缨子，用清水煮着吃。一位母亲带着5个月大的婴儿住在只能用草帘子挡风遮雨的宿舍，一天只喝两碗稀粥，在附近菜地里找点菜叶子，清水一煮就算改善生活了……

种田养不活自己，进城打工同样难以养活自己，农民兄弟究竟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陈初越先生在最近一期《南风窗》撰文：“中国，从更大意义上来说，就是乡土中国。乡村的和谐，就是中国的和谐，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和谐。”反之，没有乡村的和谐，就没有中国的和谐，这不是危言耸听。

“思想解放”的边　作者：王乾荣

“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有了，还被人笑话为‘思想不解放’。”

持此高论的，是一座大学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副院长，其言见2003年 9月2日《法制日报》第8版。他说的，是真话。他的坦白，简直可爱之极。

他说“文凭换利益”，赤裸裸，不像有的学校的负责人“既要……又要……”那般，大言不惭地宣扬他们的此种勾当，是为了“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云云。

他说“你不做，别人做”，虽然无形中“出卖”了同行，却道出了买卖文凭这种肮脏之“做”的普遍性和不可遏制性。

最有意思的，是他害怕别人笑话“思想不解放”。

然而思想“解放”到宇宙之外，麻烦也来了。

我说“宇宙之外”，大有语病，其实是违反规律的意思。比如秦皇汉武之流妄图长生不老，本属虚妄，而如今的时髦作家，居然为康熙老儿招魂，想让他“再活五百年”(见电视剧《康熙王朝》)，这“解放”不是痴人说梦吗?

今之摩登作家，“不写内心专写内分泌”(余华语)，也“解放”得很啊。内分泌为人兽所共有，而兽恰恰是没有内心的，作家大人舍此而取彼，总不能把人“解放”成兽吧?

陕西勉县青平驿镇，有人把淫窝开到了镇政府大院里(见《西安晚报》)，真是符合潮流呀。因为这一来，“项目”有了，“利益”大了，也标志着思想的“解放”嘛。

山东一个小小酒厂，投入大过产值几十上百倍的成亿资金，去争什么电视广告“标王”，就像1958年一个小县“放”亩产十万斤稻子的“卫星”一样，直至把自己“争”吐血、“放”完蛋，才算思想“解放”到家了。

有所谓“行为艺术家”者，画一个盘子里放一个被吃得肢体残缺的孩子，并在画旁注道：“只要使用非犯罪手段的吃人行为，是完全不受人类社会中宗教、法律的约束的，现在是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了。”(见刘征《吃人的艺术》)这观点还不够刺激、“解放”?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例子是：南京一些人，建议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改为“中国南京国际和平中心”，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一名之易，便给血淋淋的兽行苫上了温情脉脉的橄榄枝。如此“解放”思想，恐怕只有令后人灵魂颤栗的份儿吧。

小小不言的“解放”，也花里胡哨得很，比如所谓“个性车牌”的“S正X— 001”、“TMD－002”之类。

一些人为什么把思想解放弄得如此面目全非呢?

思想解放是一个迷人的命题。解放，是解除束缚的意思。思想这玩意儿，确乎需要不断解放。解放落实到行动上，比如鲁迅所谓“第一个吃螃蟹”就是先例，便是茹毛饮血，也得有人带个头，否则，如今大家恐怕还处在吃草根的惨境呢。有如此美丽内涵，谁不想解放思想?而在“解放”的旗号下，狗苟蝇营似乎也冠冕堂皇了。有多少倒行逆施，是假“思想解放”之名而行的?

然而庄子说，“尽有天，循有道”，指的是万物都有它们的自然本性和规律，顺应之才会逐渐明其道理。思想“解放”至反“大道”而行，就只有跌跌撞撞堕入混沌了。

你看在一些人那里，人有多大胆，思想的“解放区”便有多大空间。而这个“解放”，还是相互影响、传染、比照着干的，就像上面那位副院长所说，别人做，你不做，至少会招来讥笑。拿高等教育界来说，大家争着“解放”，荚丽的大学、硕士文凭乃至博士帽，于是便漫天飞舞了。这景象不是很繁荣吗?仔细一看，那胡乱飞舞飘荡的，原来是一堆五彩泡沫。

“李真错觉”背后的现实困境　作者：朽　木

李真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新华社为此发表了一篇记者与他的对话，这篇稿子“落地率”之高，令人称羡。几乎国内的媒体；能转发的都转发了。这里的一个信号是，这东西有读者。

事实上，也值得一读，其中很多对话，耐人寻味，值得反复咀嚼。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说，恐怕还要加上一句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比如他在回答记者第一个问题“你很年轻，有过重要工作岗位的阅历，但最终却走向了毁灭，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时，他就直言不讳地答：“我对党的理想、信仰产生了动摇”；在问劂他“你追求权力未必想的是恪尽职守造福于民”时，他的回答也一干二脆：“我觉得持这种想法的不是我一人。”然而，李真的“最后的真话”中，有些东西又很有“味道”，亟需辨析。最典型的，是关于他的“错觉论”。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给自己设计出做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的蓝图”时，他是这么说的：“(我)错以为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错误地认为有了权力也就有了金钱。”

问题是：这是“错觉”呢，还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和真实?

其实只要稍稍耐心地读罢新华社记者与李真的这篇对话，答案就会一目了然。比如，李真说：“我看到个别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极为豪奢，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稠密。”这是李真亲眼所看的真实，而非“错觉”。出如，李真说：“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设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我。”。这是李真亲身所感的真实，而非“错觉”。再比如，当说到权力关时，李真说：“(我坐的)这个位置，曾经给我带来过滚滚不断的财源。不要说从工程里拿回扣，就灰色收入一项，也不是一个小数字。逢年过节，看我的排着队，儿子的压岁钱，就能收许多。”这同样是李真亲身所历亲眼所见的真实，而非“错觉”。

因而，我们说，李真的所谓“错觉”，其实在不少地方、不少时候，就是现实。比如，权力可以谋私，且渠道多多，渠道“通畅”；比如，权力在制度管理层面上有缺陷，有空子可钻；比如，权力和“后台”、“关系网”可以使以权谋私者变得有恃无恐，或者从另一个侧面说，“权力场”中确有“关系网”和官官相护的现象……一句话，李真的“错觉”，是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和现实。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明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李真之所以有今日，首先是缘于他自身，缘于内因，用他的话说，就是“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但是，也决不能不看到外因，不能不看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同样，我们要看到，只要外因和环境有问题，李真们有“合适的土壤”，李真之后，还会有王真、赵真……

什么叫“错觉”?我不想再从心理学、医学方面去找定义了。举例说罢，一个幼儿园孩子夜里做梦，第二天就当省国税局长了，这，才是错觉；一个穷乡僻壤的穷老汉，饿得眼冒金星，忽然以为马上可以去省里的国税局当局长了，就可以整天不饿肚皮了，这，才是错觉。

引起重视的代价　作者：梅桑榆

“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或“引起某某领导重视”，是报端反复出现的老话， 而当这类老话出现之时，必有一个令人欢欣的新闻——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啦!然而，读者阁下如果透过此类新闻，想一想这种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迟迟不得解决，不知给百姓造成多少痛苦或是灾难，就无论如何也欢欣不起来，而此类新闻如果看得多了，就会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不少为害百姓、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要想“引起xX重视”，需要有人为其付出血的代价、付出生命的代价!

多少年来，关于“引起Xx重视”的新闻可谓多矣：马路上的窨井盖丢失，数月无人过问，后有一儿童掉入窨井淹死，终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把那个窨井装上盖子；某小学学生长期在危房中上课，无人过问，结果教室倒塌，砸死数名学生，终于“引起领导重视”，拨款修缮校舍……此类新闻还可以算是“特例”，不具普遍性。有些问题却是普遍存在，且令许多百姓倒霉受罪，受害已久。一则城市收容遣送外来人员的法规，多少年来，不知使多少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人丧失了普通公民起码的权利，遭到几乎等同于犯罪嫌疑人的待遇，被审问，被刑讯，被关押，被强迫劳动，甚至白白丢掉了性命……直到一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被收容人员毒打至死，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取消了这一法规，将“收容遣送”改为“救助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大搞建设，于如林的高楼平地而起之前，不知多少百姓用血汗钱盖起的藏身之所被三文不值两文地折算给一点拆迁补偿费，而后不管房主愿不愿意，便用推土机强行推掉，吃了大亏的百姓到哪告状都告不赢，直到我的一个安徽老乡到天安门前自焚，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明令“拆迁补偿不落实，拆迁方案不到位不能进行拆迁”……

上述得到解决的问题，不论大小，都有其共同的特点：一是问题存在已久。在此期间，百姓的呼吁、建议、上访，根本无人理会，运气好点的，还会遇到秘书出面，以“领导很忙”、“正在研究”哄骗搪塞；运气差的，就要挨训斥、遭驱逐，甚至被拘禁。群众要见的领导就像玉皇大帝一样只闻其名难睹其形。二是要有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引起重视”。死了人，或是走投无路的人以死相拼，闹出恶劣的政治影响，高居云端的“玉皇大帝”才终于现身凡间，耍笔杆子的称其为“亲自过问”。这些亲自过问的领导，有的是妥善处理问题，安抚群众，有的则是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三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还要有一个助力，那就是媒体曝光与批评呼吁。媒体曝光，不但引起社会的关注，而且要引起高层官员的关注，到了这时，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僚们才慌了手脚，全力以赴，认真“救火”。他们当然不是忽然变得关心群众利益、重视百姓的生命，而是因为事情闹大，危及乌纱，不赶紧“救火”，那“火”就会烧掉自己臀下的交椅。

一些明摆着的社会问题长期引不起有关部门或领导的重视，说明一些官员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百姓疾苦的漠视。而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强有力的制度，使这些两眼只知向上看的人改变视线，多向下看，使他们麻木冷酷的心灵变活变热，开始多为百姓着想，多关心百姓的疾苦，那么，要想解决某个困扰百姓的社会问题，修正或废除某项不利于人民的法规，恐怕仍会要百姓苦熬苦等，恐怕仍会有人为其付出血的代价、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火烧到屁股才忙着扑救，就仍然是一些官僚为了对付百姓、改变被动局面所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

警惕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　作者：蔡恩泽

中纪委2001年发文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简称“三年两不准”。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官场上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些春风得意、炙手可热的政府官员突然辞官下海到私营企业任职，酬薪令人咋舌，而此前，并没有发觉他们以权谋私或贪污受贿的劣迹；一些领导干部提前退休后，立马被私营企业老板聘用为顾问、高参之类的智囊角色，坐在家里就能获得一份丰厚的酬劳。

表面上看，这些官员跸私企老板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没有瓜葛牵扯，没有权钱交易的迹象，但这些官员和私企老板们确确实实又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这些官员在位时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对一些私企老板特别关爱，直接出面或幕后操纵，贷款批地，政策倾斜，施加影响，出面协调，感情投入等等。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投资”，这种投资并不奢望立即收取好处，而是表现为“权力期权化”，待到一段时间，甚至若干年后，直接或变相地“兑现”，收取高额回报。这是一种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投资。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

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具有五大特质：

一是隐蔽性。这种隐蔽性较之一般的权钱交易更加隐蔽，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公事公办”中进行，官员们即便是为私企老板递条子、说好话、帮场子，也都是打着改革和发展的旗号，一副秉公办事的模样。而平常这些官员跟私企老板并无频繁来往，逢年过节也不见私企老板登门送红包，没有权力投资的蛛丝马迹。

二是默契性。权力场上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相互之间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官员和私企老板二者心照不宣，十个暗送秋波，一个心中有数，他们没有口头契约，也没有明码标价，权力投资的回报尽在不言之中。

三是长效性。新型“权力投资”不求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是产生一种无形的感情效应，“储蓄”人情，贮藏交情，数年之后收取“利息”，释放物质效应，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一名私企老板承认，他曾请求一部门领导帮忙提供借款50万元，这位官员却慷慨地答应借给他100万元，但有个条件，就是自己以后到他的企业里去任职。私企老板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数年后，这位官员果然坐在这家私企副总的位置上。

四是高效性。一些官员带着“剩余权力资源”下海，权力投资得到的回报是非常高的。与一般官员下海不同，这些人在位时，掌握着各种项目、工程资金使用的审批权、决策权，下海后，原有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政府内部信息等也跟着发生转移，公权与私权发生了交换。据了解，级别越高的干部，到企业去享受的待遇一般也越高，其收入几乎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有的年薪竟达到数十万元。

五是逃逸性。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一般是在官员们离开政坛才开始收取回报，而且回报的方式也非常巧妙，不是明晃晃的现金交易。而是用聘用等形式支付，没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里，能顺利规避查处的风险，安全系数较高。现在一些“聪明”的领导干部为私企老板办事谋好处，在位时不敢拿老板的钱，怕以受贿罪被查处。他们选择在自己辞职或退休后到对方的企业去“打工”，以高额薪酬的方式得到老板的回报。他们“手脚”做得非常“利索”，到目前为止，媒体还没有公开报道过这方面的案例。

对于手握权柄的领导于部来说，其职位和影响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以权力投资，就能攫取巨大的物质财富。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是赤裸裸的权力资本化，以权力为资本参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不仅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老百姓的非议和诟骂。

为规范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的从业行为，中纪委2001年曾出台了廉洁自律规定，设置了“新职隔离缓冲期”，但此规定执行起来很难，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干部自愿辞职时，会以没有考虑好为借口，拒绝透露此后的去向。

要遏制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除了严格执行“三年两不准”之外，更应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进行审计，这是防范在位的党政官员可能存在的“洗钱”、“权力投资”行为的方法之一。

不过，要根除官场上的“期货交易”，根本之策还在于界定权力运行边界，强化官员在位时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铲除权力投资的温床和土壤，使官员无法违规用权，私企老板得不到额外的好处，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自然也就做不成了。

“多好的群众”素质差？　作者：刘洪波

“多好的群众啊”，这是很著名的感叹。这样的感叹，感叹着些什么呢?

一个企业破产了，大家都下了岗，但是“大多数职工非常通情达理，许多一辈子为工厂作奉献的老职工尽管生活困难，却从不给工厂添乱，都是自谋生路”，领导非常赞赏地说，“多好的群众啊”。

洪水来了，一些地方要泄洪受淹，一家损失至少上万元，但是“为了更多的人生命财产安全，要在这里行洪，俺没说的”，农民噙着眼泪说，受了损失却“无一例外地支持上级决策”，大家交相噙着泪地感叹：“多好的群众啊!”

一个干部被派到乡下，那里生活很苦，为了给干部刚生产的妻子补充营养，群众在山上守了一昼夜，逮着一只野兔，给干部家送上。干部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很动感情地说，“多好的群众”，他们自己挨饿受苦，心中想着的，首先是干部。“多好的群众”，大多类此。冤死不告状的，有病干重活的，无偿却奉献的，遇暴不反抗的，等等，都在“多好的群众”之列。

然而，“多好的群众”，又总是“素质差”的。与“多好的群众”之感叹差不多同样著名的一乍说法，就是“群众素质差”。“群众素质差”有何为证呢?例子大多了，文明生活方面的，有随地吐痰，说话带粗口，上街光膀子，走路不看红绿灯等等；政治法律素质方面的，有“不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不学习法律条文和政策，随便受人欺负；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方面的，有病了不上医院，采取“小病挨，大病死”的办法，种田不科学等等；经济素质方面的，有不敢闯市场、只会摆地摊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个方面，总起来看是各方面素质都差得很。

但实话讲，正是“各方面素质差得很”，他们才配去当“多好的群众”。以为评价“群众素质差”，就一定是要其素质高起来，恐怕是有些天真的。某些方面的素质是要高起来的，例如光膀子不得上街之类的素质要高起来，否则怕人说“怎么就管着这么些低档次的群众啊”，管群众的人也显得不高贵是吧。但有很多素质就不一定要高起来了。“多好的群众”，素质是不能不差的。这样既可以使事情办不好有永远的顶缸预备队，又可以使“什么都和群众商量，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座右铭显得很是真理。

一个“群众”(这话很别扭，按说群众至少要是二群，但现在也可以说一个了，因为群众用来指称一种个人身份)，素质如果真的高起来了，又怎样呢?别的不说，至少是当“多好的群众”就会大大降低了机会。“高素质”预示着“不好管”，那真是再麻烦不过的事情。

这事情，我有一个例证可以提供。最新一期的《南风窗》杂志主题是“和谐新乡村”，其中有一个部分调查了湖南衡阳县一些乡镇上农民的维权行动。一些农民对“只有收钱时才意识到他们存在”的基层政府进行了抵制，他们自己推举农民代表，从事上访活动、宣传农村政策、阻止非法收费、要求退还不当收费款。这不能不说是“素质提高”的表现，但基层的干部则认为这些人是刁民，“别有用心”、“专门和上级作对”，甚至“有政治野心”。素质高起来了，就只能让人感叹“多么难缠的群众”了。

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归一个总：素质差的群众，正适合让人感叹“多好”。对驱使起来很方便的人感叹“多好”，我相信那是很由衷的。虽然叹完了“多好”，又来骂一句“素质差”，看起来不太地道，但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却说的完全是事实。“素质差”可以成就“多好”，“多好”需要“素质差”，这是一种现实的“群众观点”。

从虚幻的精神按摩中清醒过来　作者：杨耕身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卜些。然而在11月8日《中国青年报》上，世界公认的近二孝十年来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1982年曾获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很多。”

就像杨利伟太空归来后，坦诚地告许大家在太空没有看到万里长城一样，丘成桐也以他在哈佛大学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毫不客气”地向我们道出了中外学生并无明显肖贤智愚之别的事实。这可真叫人惭愧：原来人家并不比我们笨，我们也并没有特别的聪明；原来我们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人家国外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原来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中国孩子之所以能在数学“奥赛”上年年丰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选手都是层层选拔的，并在赛前经过了严格的强化训练，带有明显的应试教育痕迹。而在国外，参加“奥赛”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组织得这么好。

不论是杨利伟，还是丘成桐，他们当然只是说了他们认为是真的话罢了，这在有些人那里或者会被认为还有待商榷。但是好在，这些真的话不是说与他们听的，而是说与郎些尚能明辨一些是非的人的。西点军校没有雷锋像，我们也并不比其他的国家地大物博，也并不见得有多么优越。但能明辨是非者，如果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一些沾沾自喜或妄自尊大，现在需要醒悟过来了；也早该醒悟过来了。

固然，仅仅是能否看到长城，或者显摆一下到底谁家孩子更聪明，甚或是非得强辞夺理地说自家有多么优越，进而获得一些自足的喜色，可能也无伤大雅。怕只怕这样说得多了，说着说着连自个儿也相信了，以为确有其事。更可怕的是把它们当成了自个儿的功劳，以为可以彪炳千秋，或视为了“传家宝”，让谬误传之久远，以致荼毒子孙。一则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终究有大白的一天，到时未免让人感到些“欲盖弥彰”的意味来；二则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难免不会让人笑话，反而让自己难为情。

中国人一向笃信“娃是自己的好”，一向也是有着以我为中心的传统的。不妄自菲薄，当然不错，但是如果背离了事实，闭着眼睛地夸大其词或夜郎自大，满足于一种虚幻的精神按摩，倒会反衬出内心里巨大的贫困来。丘成桐所指“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是很独到的，这种自我麻醉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宗教。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法国的维尼则说：“世人莫不吸食精神鸦片，以谬误信仰自醉。”暂时的精神兴奋终究无法治愈现实的贫困，反而加剧着我们的困境。

地球已变成了一个村落，世界都一体化了，中国也早已不再闭关锁国，并且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到世界的潮流之中。我们的心态，也要与时俱进。

国耻记录又添一笔！　作者：栾保俊

传媒报道，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期间，珠海来了一批日本人，数量有300多，住在豪华的五星级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来干什么?传媒说是来“寻欢作乐”，“只为买春”。“买春”，文绉绉，普通人难于理解，说白了就是“嫖妓”。日本人，到中国“嫖妓”，不是“零打碎敲”，而是有组织的成群结队而来，选择的时间，又是在“九·一八”这样敏感的日子，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明摆着是有目的有图谋的事件。年纪稍长的人都记得，当年日寇侵华的时候，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蹂躏过中国的妇女，他们每到一地，见了妇女就强奸或轮奸，糟蹋完了，还要刀挑枪杀，其残忍实为世间罕见。日寇为了满足被他们驱使的大兵的兽欲，还强迫大批中国妇女当随军“慰安妇”，这一暴行至今还在诉讼之中，正义并未伸张。如今他们又来了。

现在来的这批日本人与过去不同，过去是开着飞机、坦克、扛着机枪、步枪来的，名号是“皇军”；这一次来的是“文人”、“书生”，其中有教师，有学生。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为了征服中国，有文有武，双管齐下。过去武的一套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被中国人民打败了。他们知道：过去没有用武力打败中国，现在更加不能，就改变了手法，来“文”的一套。20年前他们就说过：过去我们没有在军事上战胜你们，现在要在经济上打倒你们!所谓“买春”，就是用经济打倒中国人的一招。这次的“胜利”，使他们得意忘形。请看他们是何等地张狂：目击者赵广泉先生问他们：“你们是来干吗的?”他们大笑起来：“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这一笑，一玩，把他们的魔鬼灵魂暴露无遗!

看了这种情景，凡是还有一点血性的人，大概都会怒发冲冠!这是奇耻大辱!这种耻辱，不亚于割地赔款，不亚于山河破碎，不亚于断头流血；甚至宁愿断头流血，也决不受这样的侮辱。这一事件，在中国耻辱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笔!

看了这样的报道，人们不禁要问：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日本人“买春”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在珠海这个地方有人“卖春”。外国有“应招女郎”，不过是一个一个地“招”。而中国居然可以一次招来数百人，其场面之“壮观”，使见之者目瞪口呆：他(她)们在“整层楼”里，“淫声浪笑”，“鬼哭狼嚎”，场面不堪入目。

使人惊奇的是，一个珠海能在很短时间招来这么多“小姐”，不仅说明此地“小姐”之多，也说明“组织之严密”。这么多“小姐”在珠海操皮肉生意，说明此地有发展这一行的社会环境。这些年来，社会上有一种“笑贫不笑娼”的风气；没有钱生活寒酸被人们笑话，而不管干什么，包括卖淫，只要有钱，生活阔绰，人们就另眼相看。不少年来，有一种舆论，认为让妇女卖淫，对发展经济有好处，所以有人提倡在城市里开辟“红灯区”；甚至有人提出，牺牲一代妇女来争取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舆论，“小姐”才不以为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舆论，才有人敢于从事这一行当的“组织者”。日本人“买春”人地两生，要是没有人帮是不行的；有人帮要一次找几百人，没有组织也不行。日本人这次是要几百“小姐”，“金色年华”(多好听的名字啊)的姓金的妈咪用“旅游大巴”往里送，包夜价是1200-1800元一夜。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的回答很干脆：“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来的都是客，我们能怎么办?”

这样的回答，真是典型的“有钱便是娘”。为了做生意赚钱，竟然干出这种不顾国格人格的无耻勾当，实在令人气愤，令人痛思。72年前的“九·一八”惊醒了国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团结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但愿这次的“九·一八”，能惊醒国人，“知耻近乎勇”，百倍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强大的精神武器，去抵御和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腐朽思想的侵袭。

李普杂文（五则）　作者：李　普

秀才与兵

一位女共产党员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因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她必是打到共产党里来当特务的。专案租里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工人很严肃地问她：“我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肚子饿。顶多是个死，跟饿死差不多。你是个大小姐，不愁吃穿，还上了大学，到共产党犟来干什么?”她回答：“人不是光吃饭，还有理想。”对方沉思似地。一再摇头，连声说：“不对，不对，完全是狡辩!”这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想不到还有什么“理想”的，纵或有点扎理想，也是高不到哪里去的。说“兵”，意思是有枪，有枪就有权。没多少文化又有无限制的权，那就更加非胡闹腾不可了。如果说1958年全民打麻雀不是一例，请给我讲讲看。

一段对话

吾友张翅翔在他的《西山漫忆》中，写到他弟弟。他弟弟属于地富反坏右中的右，每逢重大节日或其他某些时候，公社就要把这五类人关起来。1972年有一次关了他两个多月，释放的时候，命他通知家属交21元来领人。他知道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便打算在牢里熬下去算了，反正捉放无常，说不定哪一天还得抓回来。公社政法部门见他过了两天还不交款走人，一位部长把他叫去问话。

“政府放你，为何赖着不走?想把牢底坐穿？”

“我是想走，只因交不出21块钱。”

“你对交钱走人有什么看法?谈谈!”

(迟疑片刻)“交看守费、灯油费，我还没想通。是你们抓我来的，又不是我要借这里落脚。”

(声调提高八度)“你这家伙真不老实!我们枪毙犯人还要家属交子弹费哩，难道是犯人要我们毙了他!我们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绝对正确。你听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你反对我们收费，说明我们做对了。”

皇帝的诗

唐朝的21个皇帝中，有6个能作诗。流行最广的选集《唐诗三百首》选了唐玄宗李隆基一首，摆在《卷五·五言律诗》的最前面，似乎有尊崇之意。

但是没有选其他皇帝的，没有对皇帝破格优待。看来还是以诗论诗，并非全是政治标准第

还有《唐诗别裁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选本，容量为前者的 6倍。选了李隆基五律二首、五言长律五首，李昂五绝一首，分别注明玄宗皇帝、文宗皇帝，其他皇帝的作品都没有入选。虽然在评语中往往把思想内容附会到封建道德上去，但是也选了妓女的诗。有一首署名“武昌妓”，看来她在妓女那一行里也没有名气。不管所选是否适当，诗坛有诗坛的标准，与社会地位无关，这点很明显。其他4个皇帝——包括鼎鼎大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内，在诗坛上可就连跟那位无名妓女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

这两位选家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可见“打锣卖糖，各有一行”，自古已然。

一个“?”号

陶铸冤死以后，他的夫人曾志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一文中说：“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小平同志提名，并得到主席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毛)说陶铸不老实，他(邓)说还可以。我(曾)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号。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毛老人家似乎有一种癖好，有时候故意含糊其词，叫人高深莫测。嗟乎，这不是君王南面之术吗?

两种个人迷信

把一切好事、功劳归于个人，是个人迷信；把一切坏事、错误归于个人，也是个人迷信。这是“迷信个人轻视制度”。“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这是陈独秀 1940年说，的。整整四十年之后， 1980年，邓小平也强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说这些话距今22年了。我们可以套用他自己那句话：“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在实际上解决……。”最后那半句太可怕，千万不要再导致一场“十年浩劫”了罢!

可怕的参照系　作者：王重旭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公安机关每每开展严打斗争，总有一些犯罪分子如惊弓之鸟，藏的藏，逃的逃，收敛的收敛，自首的自首。但是反腐却不这样，无论你怎样声势浩大，无论你揪出的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其他人一个个没事儿似的，夹着包，坐着车，红包照收，报告照做。没看谁惊慌失措，金盆洗手，班都不敢上了。这是为什么?

最近，一个贪官的话让我恍然大悟。这人叫赵士春，是沈阳市国税局局长，慕马大案牵连的十几个正局级领导干部之一。这位老兄在被抓之前，曾信誓旦旦地对妻子说：“像我这一级(副厅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95个，那里面肯定没有我，要再抓，就不好说了。”

我相信赵士春说的是真心话。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斗争在人们心中不能不引起震动，尤其是那些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们，不会不在心里权衡一下， 自己是否腐败，反腐是否能反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对形势要进行估计，判断，这种估计和判断必须把自己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去。他们清楚地知道，纵向的比较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建国初期的张子善仅贪污几万元便被枪毙。时代毕竟是发展了，所以必须进行横向比较。凡是要进行横向比较的，就必须对自己周围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知道大致的行情，知道自己周围的领导干部们都是怎样一个生存状态， 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像梁山好汉一样，排排座次。这样，自己心里就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把握：如果抓 5％的话，能抓到谁的头上；如果抓10％的话，能抓到谁的头上；如果抓50％的话，能抓到谁的头上；如果抓到95％的时候，又能抓到谁的头上。这样才会处变不惊。

赵士春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所排的座次绝不是空穴来风，信口开河，而是经过认真调查，详细比较得出来的。想想看，排在95名以后的赵士春能不坦然吗?能不自我感觉良好吗?能没有那种“和他们比起来我算什么”的沾沾自喜吗?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赵士春受贿100多万，还以为自己是廉洁的呢?还敢得出“像我这一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去95个，那里面肯定没有我”的结论呢?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判断啊!我不敢按赵士春提供的思路往下想，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要再抓”的范畴，是最好的那部分里面的。那么，连这个最好部分里面的干部，都因为受贿一百多万而住进监狱，我们该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做如何估计呢?是好的还是基本好的?是不好的还是基本不好的?是少数不好的还是大多数不好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贪官们不惊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贪官之中，是他们的参照系出了毛病，所以比来比去自己还是好的，还是廉洁的，要抓的里面“肯定没有我”，一点危险都看不到，泰然自若，你反你的，我贪我的。那个很有名气的胡长清，在被捕之前的一次“三讲”中，就大言不惭地自诩自己是一个“清明、清廉、清闲”的“三清”干部，他为什么敢这样说，他有他自己的参照系。沈阳的慕绥新为什么在中纪委已经进驻沈阳并且开始工作的时候，竟然还在医院受贿100多万。是他太贪婪了还是太胆大了?都不是，慕绥新头脑并不笨，他也有自己的参照系。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短短几年内腐败如牛市，一路飚升，甚至有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之势，“那里面肯定没有我”的错误的判断不能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来这个参照系是十分害人的，它令许多聪明人利令智昏，麻痹大意，忽视了我们的反腐败并不是按数额大小排座次的，而是哪个浮出水面抓哪个，拔起萝卜带起泥，说不定哪拨儿里面就有你。也许有比你贪得还多的，手段更恶劣的，可人家没事儿似的照样在台上指手画脚，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贪官迷信探源　作者：黄苇町

贪官迷信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把迷信作为敛财和索贿受贿的手段。这类贪官本身不迷信，这一点，丛福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别人送钱馋不要，他要人把钱作为善款捐玲女大师，实际上他又通过“女大师”再把“善款”搞到自己手里，是在“洗钱”，迷信活动成为他索贿受贿的手段。类似例子还有，如有些地方的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建庙、修塔、给诸神塑金身，而耳规格越来越高?表面上他们是要给百姓们带来好运，实际上是让大家掏出钱来，他好搞工程，然后从工程中拿回扣，或者工程队就是他的亲属。这种腐败工程，比那些跑计划、跑项目搞腐败更隐蔽一些。还有一些官员的父亲或母亲死了，大办丧事，请道士作，道场，一作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为父母尽孝，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收钱的渠道，把办丧事当咸敛财的手段。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人搞迷信的表面现象，应当看到他搞腐败的本质。

第二，用迷信制造假象。这类腐败分子把自己装扮成“善男信女”。因为真正的善男信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那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他们连蚂蚁都不肯踩死，绝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而装扮成善男信女的贪官们枕戴了一副善男信女的面具，给人一种假象。让人相信这么虔诚信佛害怕因果报应的干部不会千伤天害理的事，不会从灾民的口中夺粮食，不会为了拿钱搞豆腐渣工程让防洪大堤决口。他们把迷信活动作为“烟幕弹”去敛财，利用这些“烟幕弹”保护自己。

第三，以迷信作为精神寄托。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会去搞腐败的。之所以搞迷信活动，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失去了信心，而一个人总得有精神信仰，有精神寄托，不信马列主义就要信别的东西，这时候他的信仰就转变成两个“拜”字：一个拜金主义，一个拜物教。求天拜神活动是掩盖在迷信形式下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迷信活动只是一种扭曲的表现形式，他把自己扭曲膨胀的个人欲望通过迷信活动表现出来。有些人给父母上坟，居然送小姐，说是送给父母，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一种需要，他想要什么，追求什么，都在迷信活动中表现出来。再者，腐败分子有很强的孤独感，他明白自己的腐败活动见不得天日，不能让别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很难找到一个知心朋友诉说，包括那些表面上的伙伴、铁哥儿们，虽然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共同算计国家，算计党和人民，但是互相之间还要算计。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很孤独的，这些“隐私”无处诉说，无法从人间得到帮助或保护，那么他只能求助于迷信，希望天或神去保护他。同时他们还有很强的负罪感，腐败分子并非天生就是腐败者，有些干部过去也做过很多好事，但由于经不起诱惑，他向公家伸手以及接受黑钱并不是那么坦然，他心里有罪恶感。在搞腐败活动时他们有两个心理上的矛盾：“该和不该”，“敢和不敢”。该和不该，说明他是非观念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大多数腐败分子在腐败之后有负罪感。有了负罪感，他们就希望通过敬神、捐献来赎罪。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原谅，可以保持平安。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活动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通过求天拜神来使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第四，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很多腐败分子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随时有可能被揭露，有些腐败分子是“一夕数惊”，本来被召集参加一个正常的会议，他却想到是不是要对他“两规”。马路上开来一辆警车，他也琢磨着是不是冲他来的。如何抚慰惶恐的心态，他们没有合适的解决途径，只好去求神拜神，寄希望于神灵的庇佑。

上述四点前两个是假信神，后两个是真信神。对这些迷信活动和腐败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

首先，加强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应当成为我们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干部经常从事迷信活动，就说明他的思想防线有缺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的干部。

其次，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使腐败分子打消幻想，让他们不要心存侥聿，否则这种侥幸心理加上迷信活动的麻醉剂，他就会铤而走险。

最后，我们要认清迷信活动这一表面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不能把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归于腐败。看待求天拜神，有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不能把宗教活动当成迷信；更不能把迷信都当成腐败。哪些是可以教育和帮助的，哪些是借助迷信活动来敛财、搞腐败活动，对这样的人要深挖其背后的原因。

程序为何苍白　作者：宋志坚

有人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有时还真很难弄得明白。读一读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的忏悔录，或许就会使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为从源头堵住跑官买官之类的腐败现象，已有相关的条例出台，规定干部的提拔任用必须按一定的程序去办，要考核，要票决，要公示。点名提拔，临时动议，暗箱操作，都在违规之列。这些规定和程序，无疑为买官卖官的人设置了重重障碍。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你会从源头上堵住腐败现象，人家就不会从源头起就把水搞浑?李铁成为那么多为他送礼的人升官晋爵，就没有一个是他点名提拔或临时动议的。他说得明白：“要那样做的话，仅从表面看，就违反程序了。现在哪还有那么蠢的人呐!要真是那样明目张胆，你这个县委书记干脆就别当了。”

李铁成说的是大实话，他们确实没有“那么蠢”。不点名提拔，他可以在每次调整干部之前，名正言顺地召开书记办公会，以那些给他送钱送礼的人的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等为基本标准先划出个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这个“范围”下去“找人”。不临时动议，他可以先让组织部门将“找”到的人装进“盘子”端给他看，直到“盘子”里装的都是他的“意思”，才端上常委会去讨论。如此这般，仅从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程序，简直就无懈可击，但他照样可以把官帽子准确无误地戴到那些出了钱的买主头上。程序于他，已是手中的玩物和掩人耳目的工具，显得格外的苍白。这岂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程序之所以显得苍白，因为这种程序，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对那些土皇帝的权力并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制约。往往是看到你的这个指头会作弊，就对这个指头作出限制；看到你的那个指头会作弊，再对你的那个指头作出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某些土皇帝能够大权独揽的局面。因而，尽管有这个规定那个程序，骨子里起作用的还是他们的个人意志，连组织部长和分管副书记的升迁也都在他们手中。恰如李铁成所说：如果连他的意思都“领会不了做不到”，他们“还能继续当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吗?”

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可以绕过死的程序，死的程序也要靠活的人去维护才能发挥作用。北宋有个赵普，负有荐官的职责，他把“盘子”端给赵匡胤，不合赵匡胤的心意，被赵匡胤撕碎了掷之于地，又将碎片检起来带回家补缀如初再递呈给赵匡胤。赵匡胤说，我就不用这个人，看你怎么办?赵普于是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如今负有推荐考核干部职责的人，反倒鲜有这种不怕得罪上司不怕丢乌纱的，素质。不仅不敢得罪上司，还像李铁成说的那样，时时揣摩着上司的心思。如此这般，这程序怎能不成为李铁成之流手中的玩物?

看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首先要有从根本上制约个人权力的程序设计，同时也要有不阿权贵维护这种程序的人。有了这两条，程序才能显出自己的尊严，李铁成之类的“魔”爪才会一筹莫展。

杂念有什么不好？　作者：邵燕祥

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不但要改造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一切国民；不但“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改造，就是“生在红旗下”的，也要造就成一代新人——那新人的新标准，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从根据地、解放区到新中国，所有的生活检讨会、整党整风会上，揭发批判“私心杂念”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到了“文革”期间，在“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的政治大题目下面，任何一点“私心”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阵营的货色，恐惧之不遑，谁的膈肢窝里还敢掖着揣着私心?惟一剩下的一份私心，不过是怎么自保，熬过这一关吧。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公私之辩”的恶性发展。既然提倡“大公无私”，谁若有“私”可就对不起了。

“私心”不可有，那“杂念”为什么要陪绑呢?

人的思维活动，无非是一个一个念头链接起来，即使是大师的思想，成了体系的；也是由思想材料按一定逻辑程序组织起来，而那材料，则东鳞西爪，只能杂七杂八，无法纯而又纯。毛泽东写《七律·送瘟神》，说是“浮想联翩，欣然命笔”，不客气地说，那浮想也就是杂念，试想，一首诗能囫囵个儿从他头脑里跑到笔下?斟字酌句之间，应是不止于最后落在纸面上的词藻。语汇争相涌出，以供推敲，还不杂么?

杂念者，人人所有，不可没有，除非是心如古井，早老痴呆。回想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写的杂文，或称杂感，先后集成四十来本小书，没一篇不是源于我的“杂念”，而我敢说，没一篇是为了达到一己的“私”利。

杂念怎么了?

也许就是在过去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四字癖”(犹如“十景”“八景”癖)，为了点名“私心”时抑扬顿挫，硬是把“杂念”俩字硬挂上去了。

既如上述，那我们的杂念就该叫“公心杂念”了?

我以为大可不必。标榜为公者未必为公，挂羊头卖狗肉或挂狗头卖羊肉(据说这是因为狗肉价格高于羊肉了)，都是人们看穿了的伎俩；且过去骂得狗血喷头的“私心”，也许不过是出于公民自觉的维权意识，“公私之辩”被人有意无意搞得混乱不堪，给“大奸若忠”以至“大私若公”的家伙钻了空子。

杂念就是杂念，一沙一石，一花一草，有用无用，有毒无毒，有待大家品鉴，或虽无毒，但亦无用，看看也就罢了。

杂念，不过杂念而已，何预于“公心”、“私心”哉!

“屎里觅道”　作者：张　扬

“屎里觅道”一语出自鲁迅笔下。“道”者，道理、道义、道德、真理、人生哲学、社会正气乃至历史发展规律等等大义之概括和总称也，也可以理解为老子《道德经》一开头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至少在我所知晓的范围内，“屎里觅道”一语还没从其他地方见过；所以，似乎还称不上“成语”。不过，看来很快要成“成语”了，因为热衷此道甚至精通此道者越来越多——哦，声明一下，此处“热衷此道”“精通此道”的“道”，足手段、办法、途径之意。唉，汉字汉语的含义就有这么丰富复杂!不过，当然，也有简单明了的，比如那个“屎”宇；屎就是屎，大家都懂，至少在我所知晓的范围内，还没有其他解释。然而，“屎”里能找出“道理”、“道义”、“道德”、“真理”、“人生哲学”、“社会正气”乃至“历史发展规律”等等等等来吗?看来，能的!若干年前，曾有人狂捧曾国藩，一些人还买了大部头小说《曾国藩》送给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凡他们认为是好干部的，从市长到书记都送。还传出谣言来：党和国家某领导人读完后盛赞曰“好”! (事后证实，那位领导同志是否看了此书都成问题)这样做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都变成曾国藩二世界到了今天，中国也到了今天，科学发达到今天这种水平，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居然还有人以曾国藩为偶像，为楷模，实际上是想回到曾国藩时代，不是“屎里觅道”能是什么呢?!

以后更来劲儿了。曾国藩“级别”不够了，皇帝们上场了。刚从康熙、雍正、乾隆的一片喊喊喳喳和“还珠格格”没完没了的装疯卖傻中挣脱出来，以为总算摆脱封建、“走向共和”了，不料又有人炮制出大部头电视连续剧，给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主共和制度喷薄欲出、中国面临生死存亡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的若干历史人物以“重新评价”。那几个历史人物都是有定评的。要“重新评价”，有足够的证据和相应的水平吗?没有，也不需要。需要的只是“屎里觅道”的功夫。于是，深挖细找，历数慈禧、袁世凯之流的种种好处，把他们的心计、权术乃至阴谋都说成“政治”，从而将他们涂抹成近代中国“卓越的政治家”。学者们和媒体上对此已有大量讨论乃至争论，本文不赘；我们只指出一点， 即虽然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的每一个王朝临近灭亡时都很黑暗腐朽，但清末又是其中最黑暗腐朽的，或曰其黑暗腐朽是最具“特色”的。政治是什么?是治理国家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方法和实绩。然而，慈禧、袁世凯之流“政治家”想把中国治理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又治理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想把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处理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又处理成了什么样子?所有这些，不是铁证如山吗?不错，这些人都各具“优点”，也都做过“好事”；然而，只要肯“屎里觅道”，也不难从希特勒那里找出“优点”和“好事”来的【完全不具优点，半点好事也没做过的人，是不存在的。慈禧确实不想亡国，袁世凯也确曾竭力“救亡图存”，而且各自为此做了很多事，其中一些是“好事”。然而，其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亡国了，慈禧就不仅不能骄奢淫逸、“垂帘听政”了，甚至连人身自由和能不能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同样，不“救亡图存”，袁世凯就连那83天“皇帝”都当不成——而他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个吗!历史上多数封建王朝在开国之际都有过某种程度的稳定、繁荣、政治开明和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洪宪皇帝”的“中华帝国”在“开国之际”做到了这一点吗?不用“设想”，历史早已证明了!证明袁世凯是一堆臭狗屎。

“屎”也许有其他用处，但从中绝对找不到道理、道义、道德、真理、人生哲学、社会正气乃至历史发展规律。时至今日，赚钱骗钱办法多的是，“一鸣惊人”办法也多的是，实在用不着“屎里觅道”!

政绩观该变了　作者：刘效仁

如何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应该与时俱进。随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茸个统筹”的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同步。这无疑会成为政府施政执政的新目标，也为日后考核政府官员和领导干部，构建了新的参照体系。

而重新构建新的政绩观也已在不少地方开始破题。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就在一次尚未向全市干部公开的谈话中首次系统地谈起了以往政绩考核中的种种弊端。杨认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其弊端主要是“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GDP增长是梗道理’。地方财政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失地农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作，变成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无业游民“(《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特别是一些地方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环保欠债”，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到了认真审视反思的时候了，是到了应该检讨重新构建的时候了。

其实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村官员业绩的考核评估，其演变轨迹并不复杂。从改革开放前的"5t红又专”，到现时的“德、能、勤、绩”，两大体系覆盖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当然在这些显性规则之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文化大革命”前，以阶级斗争为纲，衡量一个好官员蚓干部的突出标准，更多来自于政治层面，看是否“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社会政治关系，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内容。这一潜规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发生了根本变革。发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申之重，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一系列跟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与官员的升迁奖罚便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德、能、勤、绩”，“德”和“勤”都成了虚的，“能”和“绩”则量化成了一个个经济数据。过去叫产值，现在改进了叫GDP。事实是越往下越靠基层，其政绩越是变成了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等。近年来各地掀起的招商引资热潮，使更多的基层干部不胜其烦，不胜其累，而每月的招商引资进度则成为会议的中心，简报材料的排行榜，亦是政绩考核的座次表、英雄榜。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一些地方不惜出台各种违规的优惠政策，低价拍卖当地的土地资源，致使广大农民群众流离失所，重新陷入了生活困境。河南灵宝市豫灵镇 1994年就搞起了“大借债，大开发”，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结果欠下了一个亿的“政绩债”。该镇6万人口，人均背债1600多元，按目前的还款速度，至少需要还100年。河南省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化工程、隔离带工程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由于看数字说话，以数字定优劣，“数字出官”，于是很自然地“官出数字”，在各种统计数字上虚报做假，媒体近年披露过大量的数字造假的典型，有的比“大跃进”时期的虚报浮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GDP不能反映出人们的福利情况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目标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差异。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的政绩不惜浪费资源，超量挥霍资源；不惜污染环境，眼下中部地区一些县市争着引进“小五污染项目”，牺牲地方的长远利益，牺牲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使一些山青水秀的村镇成了“癌症村”、“污染村”。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单一的僵化的政绩观上找到根由。当然，今后不是不能用数字考核干部，不是不看一届政府一个官员的政绩，但必须完善考核评仙内容和规范，必须摒弃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观，树立以财政税收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步增长的政绩观。要把城乡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率、新增工作岗位数、社会保障体系内的养老保险，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低保覆盖面、青少年的入学率，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孩子的入学率、城镇道路、水电、通讯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墓础设施建设，包括人均绿地面积等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都成为硬指标，从而激励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想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当然，还应该把对于部的考核以单纯的组织考核为主，变为与群众考核相结合，并逐步过渡到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主。真正把考核标准和考核权利交给老百姓，各级官员的政绩观自会为之一变。

一个傻瓜与一百个敌人　作者：乐　朋

一个傻瓜与一百个敌人，哪个危害大?按常情，有99％的人会选择后者，彭德怀则与众不同，恰恰择定了前者。

在1949年10月1日乌鲁木齐欢庆解放的盛大典礼上，彭德怀会同地方领导检阅游行队伍。欢呼的人流簇拥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款款走来，忽然间看到有人扛着他的画像，彭老总浓眉陡锁，对身边的人说：“‘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还给共产党!……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大。”他旋即大步走下主席台，亲乎把画架上的彭德怀像扯下来撕了。

共和国的华诞之日，彭德怀竟这么说，这么做，有些煞风景。对上，反对呼“万岁”，犯上不敬；对下，又把抬着画像游行的群众，叫作“阿谀奉承的傻瓜”，不留面子。两面开罪，所为何来?我的看法是，上台伊始即有这份独醒，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适见彭德怀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同样是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目光如炬的大智者!

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惧怕强大的敌人，也绝不会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吓倒；但胜利以后、执掌了大权，就极易居功自傲，忘乎所以，自毁前程。其中，为领导人的无原则歌功颂德，美化、神化，就是一种蚀骨腐心的“糖衣炮弹”。

彭德怀之所以认定一个傻瓜的危害大于一百个敌人，是因为，敌人在明处，对敌人的话(无论是谩骂或颂歌)都不会轻信，而傻瓜却是自己人，对他的阿谀奉承疏于警惕，往往舒坦受用，信以为真。又因为，包括领导者在内的所有人，大抵不免人性的弱点：喜欢受颂扬，被崇拜。尤其在民主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一个傻瓜的阿谀奉承，常常被误读为“无限敬仰”、“无比忠诚”，因而一旦为领导人笑纳，就迅速形成滚雪球效应，由一个傻瓜而汇作一支亿万傻瓜大军。这时候，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之风就演变为思想政治痼疾，悖违民主的个人独断和失策、失误，就势难避免了。

问题的麻烦还在于，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不尽是盲昧的傻瓜。某些拍马曲阿的居心不良者，企图用对领袖的歌功颂德，献媚邀宠，来抬轿自肥，谋取高位。林彪、康生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迹、窜红，引领“高举”、“紧跟”的新潮流，不遗余力地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不正是他们的一笔巨大“政治资本”么?其祸害之大，又岂是一百个敌人堪与比拟的!

中国的官场上不乏歌功颂德的“道德家”，惟上是从、听话驯服，则为官德第一章。这就给那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开启了一扇进身之门。而像彭德怀那样反对呼“万岁”，抵制唱《东方。红》，不捧“大救星”的，就活得很累，要吃尽苦头了。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入“另册”许是种定数!我记起钱钟书先生说的“黑色幽默”：上天惩罚人类的方式有三：其一是瘟疫、饥荒；其二是战争；其三是诞生一个“道德家”。中国之多难，是否与“道德家”甚众相关，我说不清楚；但当历史的迷雾渐渐散去，事实终究大白，彭德怀“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大”的理性呼唤，包孕着朴素的真理，有超人的先见之明。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该再要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个人崇拜!

靠不住的眼晴　作者：徐怀谦

南方有家大报发表一篇言论，题目是《眼睛问题》。文章列举范太民、慕绥新、王怀忠等3个贪官的案例，说他们分别是由小偷、香港记者和老百姓首先发现问题的，而“有关部门”却没看出来，原因是他们患了“近视眼”、“老花眼”和“视而不见”等症。文章的结论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最终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走民主之路。

一切都似乎言之有理。但果真是“有关部门”的眼睛出了问题吗?而把人民和民主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金钥匙，省事倒是省事，其现实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我想每个对国情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大摇其头。

有拒贿、退礼、上史礼金之义举，不说“有关部门”，就是有着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也未必能看出其贪官的真面目。我们不能指望“有关部门”像孙悟空一样炼出火眼金睛以后再来履行他们的职责吧。貌似清官的范太民到底是不是贪官，人民群众看不出来，那小偷也未必知道，但那些向薄太民行过贿的人看着他那一身行头就一定会笑出声来。当着范太民的面，当着组织部门的面，这些人会说“行行行”、“好好好”，但私底下却不可能没有议论。只要“有关部门”多走访多倾听，就一定能掌握范太民更全面的情况。

眼睛之靠不住，还在于它要听命于头脑和心的指挥。现在考察任用干部，有些地方是一言堂，一把手发话，组织部门考察。领导都已经定了，组织部门下去考察就是走形式，谁不会拣好听的说?最最重要的是一把乎用‘谁不用谁，有时并不是完全靠眼睛而是靠钞票。官场上有很多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要想富，调干部；一二万，靠边站；科局级，十来万；几十万，弄副县……”而且绝对讲信用，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办不成，原数退回。，在这种利益机制起作用的地方，所谓民主机制能运转起来吗?利令智昏。神智都不清楚了，眼睛能看明白吗?心已经黑了，眼睛再亮，又有何用?

其实，某些领导的眼睛何曾有问题，他们绝对不会把行贿者送来的1万看成10万，也不会把上头不满意的主儿生拉硬拽起来；问题还是出在用人机制和监督机制上。而这套机制的良性运行，不是依赖于领导或人民群众视力的好坏，而是依赖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程序和规则(这正是中国的官员和老百姓所普遍缺乏的)。在程序和规则建立之前，人民群众的眼睛再亮，也往往派不上用场。比如，查办了那么多大案要案，就说对慕绥新、王怀忠、胡长清、成克杰之流，人民群众也只有议论而已，真正办案，还得靠党委、纪委和司法系统。靠小偷、记者或老百姓揪贪官，往往是一种托词。

钉钯改名　作者：侯国平

取经团宣布成立后，唐僧、悟空、八戒、沙僧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除了唐僧是个老革命，孙、猪、沙都是半路出家，大家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奔着西天取经的大目标，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取经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却说那八戒，工作起来格外卖力。遇上打妖怪的事，总是跟在悟空后面一溜儿小跑。跟着悟空打了几次胜仗后，八戒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也是个有资格的老和尚了，谁知在莲花洞战斗中，被金角大王一眼看穿，硬说他是个进城打工的老农民。八戒气得团团转。正行处，一个小妖挡着问道，哪来的什么人?八戒抬起头来，看见是些妖魔，就慌了，忙说，走路的。谁知，那些妖怪要检查他的暂住证和打工证，八戒没有，小妖们便要捉人。忙得八戒举钉钯唱道，休无礼，看钯!莲花洞的大王见这阵势就笑了，说，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说，好妖怪，有些灵性，你怎么晓得老爷是半路出家的?莲花洞大王说，你使这钯，定是在塑料大棚里给人打工，主人欠了你工钱，就将这钯偷来也。

八戒说，你哪里认得老爷这钯，这是巨齿铸来如龙爪，渗金妆就似虎形，如逢对敌赛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筑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龙惊，饶你这妖有手段，一钯九个血窟窿。那妖怪闻言道，一个农民工，还敢夸此大话，快老老实实办个暂住证去。八戒大怒，与那金角大王在山中打斗二十回合，不分胜负。从此，在莲花洞一带，提起猪八戒的九齿钯，都竖起大拇指说，那个使九齿钯的，十分了得，是个老和尚。

八戒在莲花洞扬名后，自是得意，只是想起那老妖怪的话，不免有些丧气。那妖怪说，像个进城打工的农民，看看他用的家什就明白：九齿钯。

八戒可不想当农民，当农民有啥好处呢?活到老干到老，没个退休，也没个养老，也没个最低生活保障，还让城里人看不起。

八戒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孙悟空说，如今改革开放了，他的九齿钯落伍了，想换一件先进的兵器，也好打妖怪。悟空说，好好的，换什么?八戒况，这钯太土帽儿，谁见了都说我是个打工仔，还编了个顺口溜，猪八戒背钉钯，东捞一把西一把，好像他是个拾荒的。悟空说，换个啥呢?八戒说，换一杆红缨枪罢。悟空说，猪八戒耍长枪，岂不叫人笑掉牙。八戒说，长枪不行，就换大刀。悟空说，猪八戒抡大刀，也不像样。八戒说，要不就弄一根金箍棒，分量轻一点也行。悟空说，不行，不行，电视台里的编辑都通不过，算了，算了，还是老老实实扛你的钉钯罢。但八戒不肯。

沙僧说，二师兄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很可贵，依我看，钉钯也不用换，改个名字就行。八戒说，这行么?沙僧说，行，现在都这样，改名字的可多了。有把工厂改成集团的，厂长改成经理的，也有把工人改作打工的。听说，还有把书记改为同志的，把农民改为大自然之子的。八戒说，这劳什子，改个啥名字好呢?

沙僧说，不如就叫老头乐。八戒不满意，说，不如就叫“新新人类”罢。沙僧说，太绕口，把人憋不过气来。悟空说，就叫铁如意。八戒大喜，说，改得好。

经过唐僧同意，下发了第 1059号文件，同意八戒把九齿钉钯改名为铁如意。从此，取经团内部都把猪八戒扛钉钯子，叫扛铁如意。遇到打妖怪的事，悟空就招呼八戒，快扛上你的铁如意去。至于妖怪们认可不认可，管它去呢。

白日做的梦　作者：张雨生

真是白日做梦。中午峰了一会儿，居然进入了梦乡。这梦不荚，我这个儿不做噩梦就算不错。平生无好梦，枕上岂结缘?张生非卢生，醒眼过邯郸。只是这梦有点意思，不能做了白做，白日梦更难得呀。下午两点醒来，还记得清清楚楚，赶忙找出笔来，把它记了下来—— ’ 上级发下来一张表，说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填写。内容有两项：一是现在所任的领导职务；二是不任这个职务之后，还能做什么非领导性质的工作?说白了，就是让各人自己讲：你不当官还能干什么?第二项有注明，能做什么，要写明理由，越具体越详实越充分越好。理由不足说明“能做”，不要填写，填了也不算数。能填多少就填多少，不受限制。没有内容可填写的，就空着。

这张表真新鲜，从来没有填写过。我认真想了一会，严肃地写上：

当教授。我在陆军学院教过8年书，有抗日战争那么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员。虽然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带有浓浓的“黄梅腔”，但如今黄梅戏时兴，“树上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学生们听了，说是“董永调”，能明白。我嗓门大，在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上大课，用不着扩音设备，语言不失真。上大课之前，我常常宣布，愿听的就听，不愿听的趴在课桌上睡觉，厌烦的可以自行离开教室。结果，睡觉的有，离开的还不曾见。

当编辑。我任过《杂文芥》、《菖蒲》两家杂志的主编。参与过《杂文报》的创办，曾挂名顾问，又不顾不问，但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和热心作者。近时，应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之邀，参与创办半月刊《纪实》。这么填写，似乎成了履历表，不如此，又怕理由不充足呀。还要做点注明，我只适宜编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的刊物(大陆目前没有私企刊物，更没有同仁刊物)，宽松一些，自由度大一些，多说点真话、实话，不把作者的稿件砍来削去。

当半个自由撰稿人。只敢说半个，是因为仅靠着稿费，只能养活自己，不能养活一家。大陆作协里的专业作家，只靠稿费生活的，不知有没有千分之一。都是拿着全额“工资”(这儿一定得打上引号)，外加全部稿费。有人说稿酬太低，实际上，卖书稿，卖电视剧本子，卖歌词，早就市场化了。我如果挤进这支队伍，也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着，于心不忍。朋友介绍加入作协，我很是惭愧，一直不敢填写那张表。半个自由撰稿人之外，还得干点别的，挣钱过日子。

目前能做的事，就这两个半……

一觉醒来，觉得让填写那样的表有些荒唐，这是哪儿与哪儿的事。不过，我填写的这些内容却不怎么荒唐。我被免职之后，所做的事就是这两个半。只是顺序得倒过来，最多的是爬格子，其次是编刊物，再次是到某学院讲座，题目是《旅游与文化》。

之所以说这个梦有些意思，是觉得干部管理部门，真不妨掌握这么一张表。除当官外还能干什么，是不是领导干部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看是。如果一个人除了当官，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又说他的素质有多高，这在今天的时代，恐怕没有人信吧。社会上已演绎出各种民谣，讥讽某些领导干部只能当官，别无能耐。听着这类民谣，还真叫一些人不舒服。可惜的是，把这当作一种素质，虽然早进入了群众的视野，但没有进入干部管理部门的视野。

上级不要这张表，领导干部的心头也应该装一张。自问自测一下，自己不当这个官，还能做什么?心头有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能当科学家搞科研，能当工程师搞建筑，能当律师搞普法，那就好得很。有一技之长，能做熟练工，能种大棚莱，能做街道治安工作，能搞文明宣传，做个普通劳动者，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同样也不错。这么着干的人，无案牍之劳形，无会议之无聊，更活得有滋有味。

只是有些人很苦涩，让他填写这张表，、还真的没有内容。有的天天喝酒，据说能达到品酒师的水平。有的夜夜泡歌舞厅，据说练得比歌星也不赖。有的飞东飞西飞南飞北，据说手提包里只有一本《行者无疆》。下台后，酒厂、歌舞厅、导游团真的能聘用，那也不能说不是一项技能。只是自个儿把它填写在表上，再摸摸心头沉不沉?

假如张艺谋竞选省长　作者：魏雅华

我这人有个喜欢胡思乱想的病，心理医生把这称作“妄想病”。还好，不是癔病，若是癔病，我可就惨了。

自从施瓦辛格以51％得票率的优势战胜了134位竞争者，当选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一个“如果”就让我不得安宁，那个“如果”就是：假如张艺谋竞选某省省长，会怎么样?会发生些什么?

第一件会发生的事，是那可能会使全中国12亿9千万人为选举而疯狂。选举会成为一种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都珍视的政治权利，会使没有或失去选举权的人，懊悔不迭，痛苦不已。

第二件会发生的事，是我所选的人是我熟悉的人，我知道我在选谁。哪怕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单向认识也行啊。

第三件会发生的事，是我所选的人是位“阳光”人物，不用介绍，我都知道他的履历、学历、籍贯、性别、肥瘦、三围尺寸、身高体重，更不用说他的主要成就、他曾有几任夫人、现任女友是谁和他的财产状况，还有他的纳税纪录了。一句话，不要说他的房门，就连他的拉链门都在公众视线内，真够通透的，像玻璃美人一样。

第四件会发生的事，是我会知道我所选举的人上台后要干些什么。由于他的上台，对我有些什么好处，对国家、对本省有些什么好处，那些让我烦恼的事或许会不再让人揪心。作为一个搞文化出身的省长，他会不会加快国企改革，减少下岗工人，增加就业岗位；会不会尽快出台《新闻出版法》，改变电影审查制度，不要让国产片继续拍10部有9部亏损，让电影人活得滋润些；他能不能让房价降下来，股市涨上去?别再让房价疯涨，股价狂跌。否则，我凭什么给他投下这神圣的一票?我凭什么把我手里的这张票给他，而不投到别人的票箱里去?我凭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第五件会发生的、事，是他若敢食言而肥，我就敢指名道姓地骂他：“你个老谋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真把我惹恼了，我敢拿唾沫星子啐他一脸，他也只好擦了，看上我两眼，还得面带笑容地说，老魏，我请你喝茶，咱哥儿俩“有话好好说”成不成?又或者，会有几个女人告他性骚扰，不管这事儿有影没影儿，他会很绅士地向人家道歉。人家拿臭鸡蛋扔他，他还得面带笑容地把弄脏了的西装脱下来，接着演讲。那情景好感动人。别说他没人家施瓦辛格那块头、那一身力拔山分气盖世的肌肉，就有，他也不敢挥舞拳头吓人。

可以肯定，假如张艺谋以独立候选人资格竞选省长，他的得票率绝不会像施瓦辛格一样，才51％，我估计，怎么着也在91％以上吧。

我这是写于世界精神病日的一篇魔幻杂文，满嘴的胡说八道，您千万别当真。别闹出看了《哈利·波特》后骑着扫把就想上天的笑话。千万!

痴人说梦　作者：侯智勇

近些年，我在夜里经常做一些柿肯古怪的梦。梦醒之后，我说给老婆听。老婆问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说给朋友听，朋友说我神经错乱。无奈，只好将怪梦的片断辑单一二，请明眼人评论：我到底是怎么了?

猖狂

癞蛤蟆发了财，请我在野味酒店吃饭。坐毕，癞蛤蟆开始点菜：清蒸天鹅、红烧天鹅、沙锅天鹅、干炸天鹅……最后，他合上菜谱，咬牙切齿地说：”再要你们这儿最美的一只小母天鹅来陪酒!”

伪装

夜半，我在野外遇上一只狼，正害怕得不行，忽然那只狼蜕了皮，原来里面是只羊，只见它喘着粗气对我说：“我已累得要死了，才懒得理你呢!”

忌讳

黔驴做了我的上司。一看到他就难免想起“黔驴技穷”这句成语，我偷偷就笑了。不料，耳旁忽然传来黔驴的怒吼：“你竟敢‘腹诽’领导，罚你拉磨半个月!”

交情

我和老鼠拜了把子，开怀畅饮之间，老鼠扣着胸脯说：“兄弟，这可不是喝多了跟你吹——以后如果再有猫找你的麻烦，跟我说!”

培训

鸭子办了个报晓技能培训班，请我去题词。我哭笑不得：“你有没有搞错？”鸭子气愤地说：“你不知道，公鸡刚开了个游泳速成学校，这不明摆着是拆我的台嘛!”

规矩

我到了猴山，看到一只小猴子被缚住手脚在太阳底下晒，一只老猴子坐在树阴里生气，我问它原由，老猴子说：“他竟敢学人走路的样子，岂不坏了我们的规矩!”

平衡

乌龟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我问他为什么，他忿忿不平地说：“哼!机关里发福利，兔子、母鸡都领了救生圈，惟独没我的份儿。凭什么?!我跟他们都是平级嘛。”

寓言两则　作者：石　飞

鹦鹉

老爷子暴病而死，举家嚎丧，而客厅里的鹦鹉却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拉开嗓门不住声地喊叫：

“大好——大好——”

孝子生气极了，指着鹦鹉骂道：“该杀的东西，老爷子死了，你不哀伤，怎么还喊大好?”

“大好——大好——”鹦鹉不予理睬，仍然一个劲地叫喊。

孝子暴怒，举起，哀棍要打鹦鹉，老太太赶忙制止儿子，说：“别打，别打，这不能怪鹦鹉。老爷子在世时，只教会他这一句话。”

。

“大好——大好——”

大家没有办法，只得听任鹦鹉无休无止地叫喊。

贵人生疮

有一位贵人肚子上生了个恶疮，下属给他请来一位外科大夫。

大夫按按贵人患处，软软的泡泡的，里面化了一包脓。于是就对贵人说：“需要开刀放脓。”

“开刀放脓?不行，不行!”贵人连连摆手。

“不把脓放出来，疮是好不了的。”大夫解释道。

“去，快给我滚开!”贵人大发脾气，赶走了大夫。然后对下属说：“脓，也是我贵体的一部分，怎么可以随意剔除?!”

给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亮分　作者：彭成仁

我不认识余秋雨，也不认识黄永玉，更不认识余光中(当然，他们更不可能认识我)，只是感到他们是文坛；诗坛、画坛的巨匠，能巧夺天工，那也是偶尔拜读过他们的作品使然。按理说，他们应属先生、尊长之列，学生岂有妄自尊大为老师打分之理?但他们终究被湖南经济电视台推上了荧屏，岳麓书院千年学府的那一场场“世纪舌战”，谁优谁劣，纵无知也能掂量出个一二来，所以才能冒天下之大不敬，斗胆为三位尊师亮分。如有偏激，恭请见谅(以演讲先后为序)。

余秋雨……口若悬河，假龙真凤，说什么像什么是什么，“遗风”不负当年，谓之其长。既能指鹿为马，何啻无辞?“中心”论把偌大一个泱泱五千年民族文化的人，总不至于都要到维多利亚海湾去寻找灵感吧?自评分99分，亮分66分，应算是船也过得舵也过得了。

余光中……礼轻情重，“乡愁”就是“国愁”，只说诗，不说“人”，更怕误国，丈人有时候好可怜!看你的缄默，有如鲠喉， 中国毕竟太复杂，“‘隔靴搔痒’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想听的听不到，想说的说不出，何苦呢?我想：有时候仅有“汨江凭吊”尚不够。我只能理解你。自评分90分，亮分90分。不打折，不还价，统一才是大道理，谁也不会欠谁的。

黄永玉……吃辣椒的人不一定讲辣话，你做得很出色，“鬼才”为什么有五窟六窟，总有他的道理。你道出许多“做兔”的哲理，但人毕竟不是兔，与其说躲躲藏藏，不如堂堂正正死在猎人的枪口下，彻底奉献并非全是湖南人的专利。自评分85分，亮分95分。提高你，决不是曲意提高湖南人的品位。

乞　丐　作者：邓　迪

走在街上，总能碰见行乞者，每次见到，总能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句话，动动怜悯之心，会把兜里零钱放在他们面前的盒子里。

不知为什么，乞丐越来越多，不论是天桥还是地铁站，不论是富贾出没之处，还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乞丐埋伏，

救济是救济不过来的。而一本关于乞丐的书让我改变了对乞丐的印象，也有朋友告诉我，他们其实比你还富有。所以，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同情过他们，每次他们把手伸过来，我都会想，其实我干这行才合适，心里顿时坦然了许多。

所以，我好几年没有向乞丐“捐钱”了。一天，和一个搞音乐的朋友走在街上，看到了一位行乞者，他坐在台阶上，拉着二胡。我停了下来，朋友见状，赶忙推我一把，“多难听，有什么好听的”。我说：“等等，我听听。”我听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掏出兜里的零钱放在乞丐面前的盒子里。

朋友不解，问：“你干吗给他钱?”我说：“因为他的音乐。”

朋友疑惑地望着我，嘴里嘟囔一句：“你没事儿吧，他根本就不会拉二胡，半天一个调都没有，纯粹是在这里蒙人。”我说：“你说得非常对，我听了半天，他就知道吱吱呀呀地拉，姿势和手的把位都不对，不知所云。”“那你干吗还给他钱?”我向朋友解释：“第一，这个人什么也不会，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一把二胡，就敢上街乞讨，他很勇敢。第二，他的二胡拉出来的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见过的，我觉得新鲜。第三，他旁若无人，为了生存，他仍然很陶醉，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第四，他的二胡拉得既刺耳又难听。第五，他的这种举动一下能蒙住不少人，不见得比会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乞丐挣得少。”

他问：“这就是你给他钱的理由?”我说；“不是，真正的理由是，他很像你们这些搞另类音乐的人。”

打假卡　作者：田　川

等我到日本的时候，假的国际电话卡已经消失了，说消失有些不确切，应该说没了用武之地。几年前，日本电信被假卡打得年年赤字几亿，一不做工不休，改造了日本全境所有的公用电话。新的电话有识别假卡的功能，一有异样立刻“嗷嗷”地叫，还吃卡。假电话卡主要是在臼的外国人使用，制造销售由伊朗人垄断。东京电话一改戏，大家的假卡都砸在手里，也成了一个时代的纪念品。

我刚到东京的时候，对上面的情况痛心疾首，感慨生不逢时。但当时，能打日本国内电话的各种假卡应运而生后正在流行。朋友赵凡去新宿经营按摩店，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很得风气之先，一次给了我一摞。我说没有什么用处，家里有电话，在外面又很少用公用电话。他说收着吧，总会用上的，送朋友。

使用假卡要冒一定的风险，同住的朋友小栗就在打工饭店门口的公用电话亭被警察抓住。小栗当时已经打完了电话，走出来，正在往钱包里塞卡，两个巡逻的警察刚巧碰上，问：“能看一下你的卡吗？”小栗在警察署里一口咬定卡是从伊朗人手里1000日元8张买来的，警察也没办法，关了他一夜，按了10个手印，放了。他说，这下好了，指纹已经记录在案，，以后暴死街头，认尸方便了。伊朗人的坏名声，看来很多是接别人泼的脏水。

赵凡的一摞卡砸在我手里，何年何月才能用完，我随手就分发了，其中，也给了我姐。给她时一再叮嘱：不能让姐夫谷冢知道，否则他对中国人的印象该不好了。

萧海打架丢了工作，我介绍他去轻井泽，离东京很远的地方。他回来说轻井泽车站后面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竟还能使用旧时代的那种假国际电话卡。他在那儿跟家里人说了20分钟。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人吃饭，几个朋友也提到这个电话亭，看来知名度极高。他们说盛时，见过电话亭前排长队：中国人、韩国人、伊朗人、菲律宾人、孟加拉人、马来人，秩序井然，都等着免费和家里聊聊乡愁。不知道这是不是全日本惟一的漏网之鱼，如果是的话，我肯定它是全日本最有人情味的电话亭。

见到我姐，问她，卡好使吗?她说好使，还给了谷冢几张。我当时就晕了，埋怨她：“你怎么能给他呢，对中国人什么印象呀。他怎么说?”我姐说，她告诉谷冢，和普通电话卡一样，万一被电话识别了，赶快离开电话亭就行了。过了几天他问我姐：“问问你弟；上次的那种卡还有吗?”

看来，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没问题　作者：费飞灰

金岳霖被邀请去讲“文学与哲学”，但最后他的结论却是文学与哲学没关系。贺城先生有篇文章“经济与道德”，其中列出了四种日常说法：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饥寒起盗心)。

他的结论是：“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之间无必然的函数关系。”一位老头在讲座上说，近代的“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都是假问题：“化”指“变成那样”，而让中国变成西方那样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即使应该也不可能。保守的前提是有东西要保守，无可守之物还谈什么保守而且还主义。这三位老先生的贡献就是指出一些东西看上去有关系其实没关系，不成问题。

在牛顿之前悠悠千载过去了，没有人觉得苹果该往上飞而不是往下掉。爱因斯坦打小就想，骑在以光速飞行的扫帚上该是什么样子。牛顿的仆人嘲笑他为老猫和小猫各开一个大的门洞和小的门洞，没想到小猫可以走大门洞从而开一个大的就够了。一位小姑娘写信提醒爱因斯坦如果他去理发会好看好多。

刚进大学，老师就让我们意识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和教授一块出去开会，几场下来哥几个没提一个问题，吃饭时教授正色说道，“再不提问就让你们把桌子上的莱全吃喽”，不知是不是把东道主的招待连同我们一起批评了。教授布置题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即什么是幸福”——让我们写作业然后课堂讨论。事后教授表扬了两位同学，说看作业时发觉一位同学问号用得很多，就打定主意待看完全文后要回过头来数数她到底用了多少个问号，结果是整整175个(175个问号能换多少个感叹号了)!另一位同学的意思很简单：幸福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得到幸福不是得到具体的物品，幸福也就不能被其他人或政府给予，从而政府的职责就不能是给予公民以幸福，只能是提供公民自己追求幸福的外部条件。在另外一门课上老师让讨论“电脑能否超过人脑”，一位同学的发言使大家很愕然：假如电脑能超过人脑，那么就还会有“某脑”能超过电脑，继而还会有“某某脑”能超过“某脑”，如此以至无穷。因为我们在课上学到，如果一个论证引至无穷就是错误的，我也想到了这样来反证。不过这一反驳未免大“四两拨千斤”了吧?我和那位同学沉浸于自己这活学活用的成就，故意不去深究以免坏了这懵懂的欣喜。

我时常体会到摇滚乐与哲学之间的亲和关系。比如张楚唱道，“蚂蚁蚂蚁没问题”，多像一个提不出好问题来的学生的苦恼。何勇则是：“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出这样一道难题容易吗?提问之难，教授说原因在于“现实比理论有更大的张力”，说白了，现实的容量比理论大，在理论上看来很尖锐，在现实中可能却很平常。现实上很平常使得很难不平常地去看，去发问。理论上很尖锐则学者们争论得虽然很起劲，往往不过是因为他们张力太小或者根本就是“蚂蚁没问题”。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作者：韩石山

读书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写书又是十几年，每看到一篇文章，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我最看重的是文章的写法。写得好，纵然观点偏狭些，仍以为是好文章，写得不好，纵然句句是真理，嘴上或许诺诺，心里是不敢恭维的。

这毛病得的深了，拿起今年第9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见上面有篇批评我的文章，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批评的激烈与否，仍是文章做得怎么样。看完了，实在不怎么样。我对妻子说，他们若肯将这份稿费给了我，我替他们写篇槽践自己的文章，会比这篇好得多。

这里，对批评的内容不作一点反驳，只教教作者怎样写好此类文章，但愿他下一篇会有所长进。也但愿往后还有人批评我，先把文章写好再说别的。

一，批评文章要署真名。

你叫伊万，这不像个真名，也不像个常见诸报刊的笔名，一看就是个化名。我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些名气的作者，即便不知根底，也会听着耳熟。湖北有哪些作家，我心里有是有底的，从未听说有个叫伊万的。批评别人，自己先要站稳脚跟，用真名就是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这是论战的常识，也是起码的道德规范。退一步说，也是一种论战的技巧。明知理上亏了些，先做出一副“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骄横模样，才能唬得住人。用了化名，即便占点理，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一交手就让人看不起。

我从不做这号事。前些年批评王蒙时，王是文化部长，按说该用个化名了，我不，用的还是韩石山。至于写别的文章，无此限制，这两年我就用过韩蒲州、韩富贵等笔名。

二，写批评文章要从容。

写别的文章，可以急就，写批评文章一定要从容不迫。

你的这篇文章所以没写好，绝不是水平太低，从文章中看得出来，你的知识水准至少也是中学肄业或毕业。批评我，是低了点，若你能写得慢点，用心点，不至于就差成这个样子。你太着急了，整篇丈章丢三拉四，疙里疙瘩，文气不是一点点的不畅。说你太着急，绝非瞎猜。你看嘛，我的那篇《我看“马桥之战”》，是7月26日在《文艺报》上刊出的，报纸到湖北，当在月底。《今日名流》是月刊，每月1日出版，此时第8期已出(正由工厂往邮局送)，第8期已发到工厂(提前两个月或一个半月发稿)。你的文章要在第9期刊出，显然是撤下了别的稿子换上去的。工厂又催得太紧，以致你的丈章插进去，连页码都忘了打。这么慌里慌张的，怎么能‘写好一篇批评文章呢。若不是这么匆忙，放在10期刊出，我想多少会好些(这也是上面我推断你是湖北作者的原因之一，这么急迫外地的稿子是寄不去的)。

三，要会用标点符号。

文章差点不要紧，标点符号一定要会用。不要在这种小地方露了怯。你的文章题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接连用了两个双引号。第一个加在批评家上，意思是我不是批评家，或不配当批评家，作为批驳文章，这是对的。若按这个用法，你的第二个双引号加在文风问题上，不就等于说我的文风没有问题了吗?这显然和你的原意不符。你或许会说，双引号还有个用法是“着重”，你是这个用法。这就不对了。在一句话里，两个引号的用法应当是一致的。可见中学时你上语法课不太专心，老师肯定是讲了的。再就是，两个冒号不能连用。你的文章中，第一自然段末尾到第二自然段开头，接连用了两个冒号，连在一起就成了：“且听我对照韩文一一道来：韩文说：‘毕竟中国文坛成熟多了……”’你看看，两个冒号连在一起用，有多别扭。附带说一句，多少年来我研究中国语法，一直想找一个三个冒号连用的例句，这次无意中在这儿自己写出来了(你的两个连上我的一个共是三个)。还想找的一个例句是，一句话末尾有四个标点的，至今未找见。你身边若有语言学家，问一下就知道这两种例句多难找。

你的文章并非一无可取，最让我欣喜的是， 自从文革以来，这是我的姓名在报刊上用得最大的字号，是特号字吧，还是那种极为醒目的黑体。

末启须提醒你的是，我所以写这篇东西，仅仅是为了教你写好文章，绝无批驳你的意思，你千万不可以为我批驳了你而自高身价。

造个最大号马桶的Ｎ重“意义”　作者：魏喆铭

10月26日，在广东肇庆市举行的“中华鞋履文化展”上，一只巨大绣花鞋，长达2,07米。这只名为“龙凤呈祥”的绣花鞋，是苏州5名绣工花了5个月完成的，曾经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据10月 27日《信息时报》)。联想到以往国人创造的最大月饼、最大蛋糕、最大皮鞋、最大裤子……本人深受启发，想制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桶!

这马桶多高，直径多长，桶壁多厚……具体数字，咱还没有想出来，反正这个马桶就是要世界最大，要能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制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桶，有什么意义呢?

一、经济效益。这个马桶天然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要不要申请世界上最大的环形可移动广告载体纪录，还在考虑中。反正马桶那么大，可以做很多广告。初步列入洽谈计划的有：马桶冠名权、马桶指定木板、马桶指定漆、马桶指定胶水、马桶指定冲洗用水、马桶指定马桶刷……还准备在某个城市搞个“马桶节”，实现“马桶搭台，经济唱戏”。

二、民族尊严。这个马桶的产生，填补了国际空白，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誉。因此，马桶的设计务必要传统，要让网友们看懂，不然他们在网络上是要骂人的。咱不能学那个什么电视台的什么新大楼造型，被讥笑为是一条“裤衩”。而且，这马桶要坚决由咱中国人设计制造，坚决不让外国人染指，坚决杜绝世界最大的马桶出现刺刀托起太阳这样有损民族尊严的事情发生。

三、人文思考。这马桶也算是一种“国粹”了。不能干放着，得到处巡回展示。在展示中，要充分体现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它的人文关怀精神。摆在周庄，咱把马桶漆成蓝色，那是对岁月流逝的惆怅；摆在深圳，马桶漆成红色，那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摆在北京，漆成黄色，那是对皇家尊严的追忆……

四、艺术价值。这个世界最大的马桶，还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马桶里不要太多东西，就装一个抽水马桶，找一个人坐着。马桶壁上挖几个孔，供观众在外面参观，卖票收钱。而且对不同的观众群进行分类，设置不同主题：网络写手来了，主题是“偷窥”；美女作家来了，主题是“排泄”……

五、展示平台。把马桶盖盖上，邀请几个名流，联合几家媒体，请来韩国“流氓兔”的作者，公开征集“桃谷六仙”，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在通往马桶盖的梯子上设置“令狐冲关”、“任盈盈关”、“流氓兔关”，大家握握手、鞠鞠躬、拍拍照、唠唠嗑，这就是著名的“马桶论剑”；马桶里，也不能闲着，找上一对倩男靓女，摆上笔记本电脑，让他们电子商务商务，卖卖方便面什么的，这就是热闹的“网络马桶生活挑战”。

六、现实教材。这个马桶要是在巡回展览中，在“马桶论剑”中，在风吹日晒雨淋中，不幸质量不牢靠，散架了，也没关系，收拾都不要收拾，继续供参观。开着小车的经济学家来了，想到的是“两个马桶才是小康”；抱着史努比的布波族来了，想到的是“幸福就是拥有一个温暖的马桶”。

荐稿人语：近几年来，有些东西常被搞得很大，以此去申报世界纪录。

对国人这种盲目“攀大”的浮躁心态，该文作者没有像许多文章写手那样锋芒毕露地去正面“攻击”(批评指正)，而是佯装落荒而逃，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想否定“绣花鞋”，偏偏避开绣花鞋——不谈它，不评它，另起炉灶，推出了自己创造的“世界上最大的马桶”。告诉读者(当然包括绣花鞋的创意设计者、加工制造者)，要讲“大”，要讲有“意义”，妈妈的，你还不配!

此文构思野，写法刁，就像大花猫戏弄小老鼠一样，把应该受到批判的东西，饶有兴趣、淋漓尽致地予以否定、批判。

俏皮，幽默。文章写到这个份上，方显作者的才思，决不“泯然众人矣”。

谁能和钱钟书玩到一起？　作者：陈鲁民

杨绛先生在新著《我们仨》中不无自负地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杨先生的确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一点也不算夸张。以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高智商，目无余子的眼光，确实没几个人能和他玩到一起。

前些时，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文章《钱钟书瞧得起谁呀?》。文章说，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

而关于鲁迅，钱先生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又马上补充说他只适宜写短的，《阿 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这种先褒后贬的手段是钱先生的“惯技”，何况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应酬”。

王国维、陈寅恪是饱学诗书的国学大师，张爱玲是文坛一代才女，鲁迅是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都是文化泰斗级人物，即便如此，看来也和钱先生“玩不到一起”，也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那么再等而下之的，胡适、吴宓、林语堂、梁实秋等，恐怕更难人钱先生法眼，只好一边玩去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一个档次、没有共同志趣的人，如果硬凑在一起，大家都很难受。你觉得我瞧不起你，我看你狂妄自大；你一张嘴就露着铜臭味，他一开口就是腐儒酸气扑人。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玩不到一起”，还是赶紧各奔东西吧。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要说起来，鲁迅先生也够孤傲了，可是他身边毕竟还有萧军、萧红、胡风、巴金一千朋友能玩到一起，还有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可以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王国维先生，一代国学大师，能和他对话的也不多，可他还有梁启超、罗振玉、赵元任、陈寅恪等朋友能谈天说地，饮酒品茗；说到大学者胡适，那能玩到一起的朋友就多了，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都成了一句流行语。

而能和钱钟书“玩到一起”的人不多，以我度之，不外乎三条理由：一是压根就瞧不起你。钱钟书乃“人中龙凤”，“20‘世纪中国最有智慧的头脑”，他瞧不起人也是很正常的，他也有资本瞧不起人，瞧不起人是他的自由；二是文人相轻；你学富五车，我才高八斗；你满腹经纶，我博大精深；你是文坛领袖，我乃学界泰斗，谁服谁呀?三是脾气不相投。或囿于门户之见，或秉性爱好不同；虽认同你的学养见识，也服膺你的道德文章，可就是话不投机，不愿意一块玩。

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估计，能真和钱钟书“玩到一起”的，也就是这“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了。想想也是，你要让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文坛混混，那些四处钻营的文化掮客玩到一起，那不是难为他吗?即便是大名鼎鼎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一旦被他看出了破绽，譬如把“致仕”当成做官之类，能让他不露鄙夷之色，不笑痛肚子，也很难，更不待说“一起玩”了。

钱锺书必须瞧得起谁吗？　作者：黄　波

“盛名之下，谤亦随之”，这句话用在钱锺书先生身上是颇为恰当的。这方面的最新动态是一位署名“乔纳森”的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雄文，列举了一点钱锺书和陈寅恪、王国维、周氏兄弟等前贤的资料，指称钱锺书目无余子，最后愤愤然地责问：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此丈一出，叫好者颇不乏人，这从各大媒体、网站纷纷转载即可见出。笔者对钱锺书没有研究，也不想对乔氏文中引述的资料做一番辨伪的功夫，我的问题很简单：钱锺书必须瞧得起谁才对吗?

谁都瞧不起，这样的“狂”士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有，但似乎惟有我们这个民族最嫉恨这一族群，汉语中对此痛下针砭的词儿也最多，“目中无人”、“目空一切”、“惟我独尊”、“不可一世”等等……对此加以训诫的所谓人生格言也比比皆是，从古典的“谦受益，满招损”，到伟人随口说出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无不在对我辈谆谆教诲：为人骄狂是要不得的。笔者愚见，这种现象的背后透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某种耐人寻味的文化心理：宁要世故的“乡愿”，不要无遮无隐的真性情，有棱角有锋芒者必为“人民公敌”(借用易》生名剧用语)!正如鲁迅所描画：“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笔者不算丰富的阅历中， 多蒙师长好意教导，明里暗里都会表达一种意思：你狂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狂。师长人情练达，堪称窥破了国人恶骄傲好谦虚的真相：很多时候，这种谦虚已变质为虚伪，说得通俗点，就是一种“装孙子”的市侩哲学。

我们这种丈化心理、处世哲学是何时培育成的呢?孔子对“狂”士还是颇包容的，他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赞赏“狂”士的进取精神，认为只比他心目中理想的“中行之士”低一等。孟子也是一“狂”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何等气魄!可惜后世陋儒偏要把活蹦乱跳的人引到谦卑苟容的道路上，非要把人与生俱来的那点棱角磨尽削平不可。曾国藩在两军交战中写家书，屡屡询问儿子：“说话迟钝，走路厚重否?”真不知道，年轻人说话走路慢慢吞吞有什么好!清朝另一位一品重臣则干脆把“多磕头，少说话”的处世经传诸子孙，企望他们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永保富贵。“多磕头，少说话”的哲学一旦积淀形成一种大众文化心理，像嵇康、李贽这样有个性爱张扬的人的命运便不难想见了。

我们都在赞美谦虚痛斥骄傲，但似乎很少有人深入思考，一个谁都瞧不起的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其实，只要此人不占据关系国计民生之高位，这种危害极为有限，像钱锺书，就算他真瞧不起陈寅恪、王国维、周氏兄弟，与我们这个社会又有何干?最多不过于他个人有损，可能导致他在治学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罢了。更何况，考察文学艺术领域，那些做出杰出成就的往往是一些很倔强的狂士，如徐悲鸿的座右铭就是惊世骇俗的八个大字，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在谦虚、骄傲的问题上，所谓谦虚好骄傲不好只能是一大致原则，其中还有许多因素值得辩正，首先是我们提倡谦虚，但反对虚伪的谦卑，同时也必须学会容忍乃至平和地对待那些目空一切的狂士；其次是应该树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绝对比装孙子的人更值得我们信赖和尊重，哪怕这种真实的想法多么与常情相悖多么与我们的固有观念不合。

乔纳森在文章中还举了些钱锺书在诸如鲁迅纪念会上这样一些公众场合赞赏前贤的片言只语，“睿智”地指出这都足当不得真的台面话，而且就是台面话钱氏说得也太少。乔先生据此甚至有怀疑钱氏人品的言外之意，笔者更不敢以为然。以钱锺书的风格和个性，他瞧不起谁是正常的，然而即便是他，仍然不得不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说些言不由衷的应酬语，这究竞是他个人还是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机制出了问题?

钱锺书不必瞧得起谁，我们也不—必因“钱锺书瞧得起谁啊”而大惊小怪。

国民党无大臣之风　作者：李　敖

蒋梦麟《西湖》里提到一个故事，他做教育部长的时候，与党国元老吴稚晖意见相左，吴稚晖跑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厉声说道：“你真无大臣之风。”蒋梦麟听了，第二天就辞了职，回到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闻之，乃刻了一方图章给他，文曰：“无大臣之风。”

大臣，在中国传统里，是一个大字眼、一个庄严字眼，从《周礼》到《札记》、从《论语》到《庄子》、从《管子》到《荀子》等等书里，我们都可看到大臣的字眼。大臣虽然是一种官吏，但它的抽象涵义，却丰富得很。在中国政治人物中，大家很讲究的一个自勉条件，就是要有“大臣之体”。“大臣之体”的条件很多，诸如主敬、盛德、清介、雍容、识大体等等，都属之。正因为有“大臣之体”的当事人身份不是常人、不是小官，而是大臣，所以大臣立身行事，不能以常人论、以小官显，而要在持身之严、守道之坚、辞色之谨、原则之维护上，都远超常人与小官的标准之外。大臣的特色在定天下大计、定百年大计，在定大计之中表现自己，为国为民做大事、坚持大事，这样子表现，才正是“有大臣之风”。

汉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文帝又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怡然自得。——陈平这种分寸，就是持“大臣之体”，就是有“大臣之风”。

汉宣帝时大臣丙吉外出，看到打群架的，他理都不理；看到农夫赶得牛喘气，他就要查了又查。人家问为什么，他说，打群架是长安市长管的小事，我是宰相，不亲小事；可是现在是春天，天不热而牛喘气，恐怕是天候失调而不利国家农业，所以要查清楚。——丙吉这种分寸，就是持“大臣之体”，就是有“大臣之风”。

清朝大臣曾国藩把“大臣之体”、“大臣之风”的用语行动化，化为“大人之行”。他说：“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此三者，名之至荚，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曾国藩自己，显然是以“大人之行”自勉的，他的立身，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晚年对吴永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鸿章的气概，由此可见；曾国藩的风度，由此可想。

古今“大人先生”有“谨厚”、“廉静”、“退让”美德者，在曾国藩眼中，都目为“乡曲之行”，不屑一顾；清朝大臣有这种美德者甚多，但在李鸿章眼中，“简直都是秕糠”，“一扫而空之”。可是，世风日下，在国民党的官僚政治下，连求之“乡曲之行”者，都不可得；求之清朝“秕糠”级“大人先生”者，都不可得。国民党品级的低下，真是古人不敢想象的。

例如吴稚晖责骂蒋梦麟“无大臣之风”，但他自己，却照样一点也没有。他一辈子希旨承风，为当道家臣，又何来“大臣之风”?至于吴稚晖以下的国民党大臣，整天的把戏都是南北奔波、闲话家常、巡视考场、慰问灾区、亲督党务、政由己出、专管小事。满朝大臣，却无一个值得持“大臣之体”、有“大臣之风”，也不知道真正天下大计、百年大计是什么，该怎么定法。国民党的“大人先生”，擅长的却是如此小孩家家酒，哀哉!

不拍马屁的自由　作者：李　敖

在马屁阵阵的时代里，想要维持不拍马屁的自由，也大不易。因为不拍马屁的自、由，属于沉默的自由之一。没有沉默的自由，就不会有不拍马屁的自由。

以隋朝的王胄案为例。隋炀帝是喜欢自己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写了作品，喜欢别人叫好。一天，他写了《燕歌行》，大家都拍，只有王胄不吭气，在没有沉默的自由里，不吭气就是抗议。最后王胄因此送了命。

没有沉默的自由的成立，无须等你说什么才犯罪，你不说什么，就已犯罪。这种大狱，是不立文字的文字狱， 比文字狱还凶。

因为没有沉默的自由，因沉默而来的罪，叫“腹非罪”。腹是肚子，非是诽谤，也叫“腹诽罪”，就是“你肚子里骂我的罪”。你肚子里骂我，虽然我听不到，可是我断定你肚子里正在骂，所以就要罚你。

肚子骂人只是代表性说法， 闯祸的其实不止肚子，还有心。所以，一提到腹非，就连用心一起来说，叫做“腹诽心谤”。

腹诽罪虽然是法定主义下的罪名，虽然法定主义比擅断主义进步，但这种罪名的成立，却完全是扭断的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罪刑法定主义中如果法定出来莫名其妙的罪名，效果比擅断主义还要命。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作者：李　敖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珅贪污，家产可支付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800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缰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巨万”、“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作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莱，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哪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土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削减，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县太爷)，在乾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消二千六百两就成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作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贪，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勘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教人员房租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民风．士风．仕风　作者：朱蓬蓬

民风，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气；士风，知识分子的表现倾向；仕风，官场中仕的行为风范。这三个方面的好坏，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就是把官场中的仕放在第一位，把知识分子放在第二位，把人民老百姓放在第三位。 因此，明吕坤《呻吟语·治道》曰：“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

吕坤这段话的意思是：民风比士风易变，仕风比士风难变。因此，归结点在“仕风变，天下治”

毫无疑问，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朝朝代代的君王，都用仕风的变与不变，来衡量天下的治与不治。人民老百姓也一辈又一辈地盼念着包青天式的清官大老爷， 以求有伸冤气、告不平的地方。遗憾的是，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即使是仕风变了，也不过是新一轮改朝换代的开始，所谓国泰民安，只不过是几十年，那以后，重复的仍然是饥馑和动乱。

为什么呢?因为士风未变，或者是士风略有变化，并从根本上说民风未变。

孔子说：“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意思就是民风难变。其实，秦始皇是最懂得士的，他知道士难变，所以干脆，焚书坑儒，一杀了之。至于仕，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变与不变，由君定夺。仕硬要搞“维新”是很难有成就的。

由此可见，吕坤的话，应该略有改动才行。即：“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民风难。民风变，天下治矣!”

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是的。

现如今，党中央下决心治理腐败，已见显著成效，仕这个阶层的行为，也已经大有收敛，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以后，要求仕充分体现，身体力行，仕变的大局已定，郑培民(湖南省委副书记)式的好干部，成为了学习的榜样。现在就看士——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如何变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扯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这不可怕，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44页)。不过，知识分子必须“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今仕变后，知识分子的变，总的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必须克服文人相倾，互不服气，空发议论，不求实际的毛病。

士风变了，民风才可能有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毛泽东《愚公移山》)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习俗、意识和行为，要变是不易的。胡锦涛同志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的仕和士，既要善于启发人民群众自觉的变，也要善于带领人民群众走上正确的变的道路。这就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从仕风变，到士风变，再到民风变，一步一步来，天下就有治矣!

学历趣谈　作者：陈　章

李世民取得天下后，为了让他的儿子李治(高宗)接好班，请了不少饱学之士给李治上课。不料却是旁边一位小女子学会了抓纲治国。高宗执政不久便大权旁落，后来那女子干脆自立为帝，将大唐天下改为大周了。论治国平天下的学历，唐高宗要说多高就有多高，谁想到竟不如一位姓武的旁听生。

宋朝有位大词家，曾于万马千军中取叛将首级，曾为宋孝宗上呈过一系列军政方略——《美芹十论》。货真价实的文武全才。但同僚们还是瞧不起他，说他不是进士出身。他对此不屑一顾：“进士算什么，不过二百青蚨耳!”青蚨，就是当时的铜钱。他的意思是：我只要花二百铜钱，到书肆里买几本四书五经和八股范文，随便翻翻，考个进士，不过如探囊取物。今天，我们读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等慷慨苍凉词句，谁会计较作者是否进士出身?

1926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我也不是博士呀。曹说：你著作等身呵。梁说：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在梁启超的极力推荐下，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终于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今天我们都知道，陈寅恪的学问，岂是一般博士所能望其项背的。

梁漱溟是个考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24岁那年却被蔡元培礼聘为北大哲学讲师，学生中有胡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

文学大师、文革期间为避祸而著《中国服装史》的沈从文的学历是：初小毕业。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学历是：高中肄业。

解放后中国北京有位中学校长，写信给他的朋友、厦门大学校长，向他要一位优秀的数学系毕业生去当教师。大学校长根据他的要求推荐去一位。按理，以大学数学系优秀毕业生的学历，当一名中学教师完全胜任，谁知教了一学期，校长、同事、学生都不满意。中学校长写信给大学校长，说你推荐的教师不行，根本不会教书。大学校长连忙复信：你不要，请给我送回来。后来，这位不受欢的教师在一间6平方米的斗室里，用成千上万张稿纸，做出了以他学历很难做到的事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中2)。即；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加上最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距摘取那颗数学史冠卜的明珠(1+1)仪—步之遥，令世界上不少数学博士瞠口结舌，无不由衷赞叹他的“陈氏定理”。

“白卷英雄”张铁生上大学那午我中学毕业。本来已领到一张盖着学校革委会大红印章的毕业证书。不料—卜多年后，有关部门规定，1970-1980年中学毕业生要经补考，才承认学历…当时我一来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二来一看那些主谓宾、XYZ就头皮发怵，再说英语也只会三句：毛万岁，林健康，阶级斗争不能忘。故未去参加补考，一直以小学毕业学历在单位混饭。与宋朝那位大词家一样，长期备受领导和同事瞧不起。直到最近才得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一阵：今年国庆，我在报上发表“七绝一首”：国庆到来喜洋洋，五湖四海红旗扬，迎接党的十六大，全国人民斗志昂。领导看到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陈章，人不可貌相，你还会写诗呀咱学成才，自学成才!我听后暗自庆幸：当年若是去参加补考，用毛主席的话说，无非是抄一遍，弄回一张中学毕业文凭，今天，能被领导视为高尔基、华罗庚、高玉宝一流人物么?

啥也不干　作者：阮　直

屈指一算，老夫马上就该天天吟唱“夕阳红”了。几位已近老年的朋友在谈起退下来之后再干点什么的时候，真还信心十足。不比当今年轻人在“成年仪式”上的铮铮誓言差。

当官的说：“从政时没空儿干自己喜欢的事，退休了就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了，写写书吧，也当个作家。”作家说：“我大半辈子写书，也没心思从政，如今退休了，居展会正实行直选，我也去竞选，当个民选的官，那才叫真正地从政。”是啊，如今的人虽说退休了，但身体不错，精神也不错，干点啥也不错，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是有余热的。按照常理，一个人在位时由单位、国家给你提供了舞台，有什么本事也该表现得差不多了，如今舞台没了，导演没了，连和你配戏的也找不到，还不甘于寂寞想靠自己的“单出头”去跑场子，这样的余热其实是温室里的热水袋，多一个有时不如少一个。

老夫我想得开，如果我退下来，就干一件事，那就是啥也不干。

啥也不干，可不是无能的表现，它更需要一种境界和悟道。特别是经过辉煌，干出过业绩的人，若能真的啥也不于，那可不是说得到就做得到的事，即使无奈时能做得到，但心里也未必痛快。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有些事情真的不需像我这样的人再去抢着做啥了。比如我能写作，但不出精晶，如仅仅是出笼普通稿子，我一旦不写了，这于社会与他人都是好事，省下版面，省下稿酬，自然又有新人顶替了我，不写于社会才是贡献。比如竞选居委会主任，有我不如没我；当了一辈子上级任命的官，退下来又去抢人家直选的官，这官瘾是不是太大了，如退休了的人真能攻克“非典”，那么有10个也不多，如退下去了还想当官，这样的人多一个都是添乱。

比如我退下来不去钓鱼，这水塘里就多了一个生命；不去养花，就少一份资源的浪费；不去老年大学里读书，教室里就多出一把椅子让给别人坐，老干局就少了一分支出。

退下来的人，应该有一部分人都像我这样，啥也不干，拒绝那些虚虚实实的头衔，谢绝那些可有可无的、荣誉。该干的事情在位时本该都干了，没干的想在退下来之后也难干。硬干不仅是折磨自己，也是折腾别人。

人生就是一篇文章，退下来之后于我就是结尾的句号，啥也不干，享受宁静，享受清闲，这本是生命历程中的阶段。连在职、在位的人还寻找机会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点一个逗号，想“停顿一下”呢。退休了，为什么不好好地休一休呢。

人生只要衣食不愁，老有所养，就该享受一下啥也不干的快乐。若干，也别干争名争利的事儿，尽自己的能力，做点公益事，做点慈善的事儿。

如今这个社会不是缺少干事的，而是多了干事的。干事的太多了也会添乱。比如一条街已有 5家花店，我也老有所为，再开一家，就多一个分蛋糕的人。这时候我不干，比干更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别人。毕竟我不是等着卖花的钱买米下锅的人。

由此可见，啥也不干不是无能和懒惰，而恰恰是一种奉献和牺牲。已经温饱的人，甚至已经小康的人了，就不要再与民争利了。

像瑞典和芬兰人，他们一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就什么也不干，只享受他们该享受老年的那段时光，他们甚至回归到童年时代，在玩中，在、游戏中享受生命的夕阳。

正因为老年人什么也不干，才会给这个社会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让年轻人在岗位上工作，让年老的人自得其乐，这个社会如此运行才会更美丽、更和谐、更人性化。

三只小狗为何感动那么多人　作者：吴兆民

11月6日，在北京南三环万柳桥附近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一只小狗在三环主路上被轧死了，三个同伴不顾上班高峰的滚滚车流， 忠实地守护着死去的同伴，舍不得丢弃它。过往的司机都被震撼了，车开过它们身边的时倏纷纷铙行，或干脆停车，交通为之阻塞。两辆车因为躲避小狗而追尾，司机们彼此没有埋怨，没有责难，反而表示碰到这种事能够理解。一位姓杨的司机动情地说：“我们平时在路上开车遇到堵车都挺心急，谁都想快点走，互相挤来挤去，要是剐蹭了，且得吵呢，可今天所有的人都让着这些小狗。说句实话，看着它们，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感动!”(2003年11月6日《北京青年报》)。

192S年3月，在纽约繁忙的百老汇和沃尔克大街上，一只名叫“小黑人”的母猫阻塞了交通，警察詹姆斯·卡德莫尔拦住了过往汽车和行人，让“小黑人”把5只小猫叼过了马路。有人拍下了这一动人情景，题名为《为小猫让路》。70多年来，国人把这件事说了又说，写了又写，言下之意很明白：瞧瞧人家美国人的素质!然而，跟发生在北京的这一幕相比，我以为后者更令人感动。因为在那里，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毕竟是被警察拦住的，而在这里却是自觉自愿。

五个月前SARS肆虐时，国人对猫狗的恶毒诅咒至今言犹在耳，为，何对三只无助的小狗竟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心呢?我以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在焉。

首先，崇尚真、善、美是人的天性，而三只小狗对遇难同伴表现出的爱心本真无凿，朴实自然；它们不是在演戏，也不是在作秀，更不是“孔明吊孝”式的假慈悲。尽管有记者把它们的事迹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披露在了多家媒体上，但记者并非出于它们的邀请，更没有拿它们的红包。

其次，它们虽然属于狗类社会里的贵族(两只西施、两只京吧)阶级，却不因自己的出身高贵而以富贵骄人。以它们的身份，想必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庭背景，也许主人是高官，也许主人是富豪，起码也是有余钱剩米的小康人家，但它们并不以“有背景”而狗仗人势。它们遭遇了不幸，并没有翘起小鼻子，得理不让人地狂吠，只是悲伤地垂着头。人们痛恨狗仗人势的“太子”、“衙内”，痛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面对哀哀无告的弱者，又有谁能不掬一捧同情的泪呢?终究，同情弱者也是人类的天性。

其三，从它们身旁走过的车辆行人虽然成千上万，但它们跟谁都前世无冤，近世无仇。它们本分地享受着主人赏赐的一切，没有撕破过谁的裤脚，没有偷盗过谁家的食品，更没有因为谁欠了，主人的债而咬死过谁家的猪，或是牵走过谁家的羊。也许它们在自己家里的争吵曾经惊醒过谁的荚梦吧?但它们并没有对批评、控告它们的人进行过报复迫害。人们有谁会对没有欺骗过、伤害过自己的人表示出不信任、甚至仇恨呢?在人类社会里，那些得不到群众尊重的人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配得到尊重吗?

在这感人的一幕里，最令人感动的自然还是那些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特别是自己的车被人撞了仍无怨无悔的司机师傅。他们的行为生动地告诉世人：一个对狗都充满了爱心的民族，才不会缺乏对同类的爱心。

存在与强调　作者：何玉茹

看过一些欧洲的艺术类电影，突出的感觉是：安静，话少，脸上有内容，让你感到电影对人本身的关注，几乎是做到了极致。对人本身的关注，当然是关注人的存在，人活着的方式，人活着的意义等等。这让我很是着迷，特别是电影镜头长时间地定格在一位演员脸上的时候，我读着这张脸，往往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仿佛它与神有关，又仿佛它与我自己有关，心里不由暗暗感谢着导演，感谢他用这种方式表现出的对人的高度尊重。在一些电影人物的脸上，我读出了无奈、弱小、绝望的意思，就像卡夫卡说过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但同样是这些脸，我也读出了相反的意思，即坚韧、高傲、活力，就像加缪说过的，“个人什么也做不了，然而他又什么都做得了。”什么也做不了，我想是在说人和世界的关系，什么都做得了，则是在说人和自己的关系。世界的确可以粉碎个人，个人却又的确可以在被粉碎前尽其可能地生活。

其实这些意味深长的充满矛盾的脸，也许正是人的生存的一种象征，他没有出路，但他又必须走下去。在一段时间里，我曾十分地喜欢舍斯托夫，我永远记得舍斯托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这评价就像一段独特的旋律一样叫人怦然心动，我不由自主地会睁大眼睛，去看生活中那虚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记得小时候，还是点煤油灯的时代，一到晚上就再不敢出屋门一步，屋外那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虚空，看一眼就不由地要心惊胆战。因此喜欢舍斯托夫，就不那么容易，他那绝对地否认理性的说法虽让人着迷，但又常常会莫名地心慌、忧虑：若寻找不到上帝，若在虚空中迷失可怎么办?人的本性，毕竟是避难趋易，有一天我便忽然感到，我这样一个平俗的人，重要的也许不是寻找上帝，而是寻找自己，寻找一种不致在虚空中迷失的办法。这适合我，也适合这个国度的大多数人，我其实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因此，这时加缪的说法就显得格外诱人，他说，“知道人能否义无反顾地生活，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一切。我丝毫也不想走出这个范围。生活的这种面貌既已给了我，我能够将就吗?”义无反顾也是个能叫人怦然心动的词，不知为什么，读舍斯托夫和读加缪都一样地能让我充满激情，他们是那样地不同，但我却从中感到了他们于我的同等的重要。

当然，重要的还有身边存在着的人们，他们的脸虽说比不上电影演员将人的特征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但他们的所想所为毫不逊色，外国的演员和哲学家只不过在这其间多作了一种强调，一种对人的格外的强调。可是，强调和不强调还是大不一样的，人除了有避难趋易的本性，还兼有健忘的本性，如果说避难趋易是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方式，是可以原谅的话，那健忘就没有理由去原谅了。因此，人时常地被强调人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能使人看清虚空的部分，不那么短浅、功利，还能使人在虚空与现实之间得以平衡，义无反顾、不存奢望地生活。

即便做到了这样清醒地生存，我想也肯定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人自身那虚空的难以看见的部分，连自个儿有时也是难以把握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会像一头不讲理的猛兽一样推翻已经认知的一切，再次地迷失，再次地避难趋易，再次地健忘……但这样的历程，不正是人才可能有的历程么?不也正是我看过的电影、哲学对人的强调的内容么?

因此，心最终还是安定了下来。作为人，我幸运我看到了那条根本的还可能是壮丽的底线，它规定了局限，但同时也是对局限的超越。

“不自由”与“太自由”　作者：彭友茂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浏览报刊上的文章时，我特别喜欢看走进大牢的贪官们的“忏悔录”。有人说，拉倒吧，别听那些家伙胡说八道；这些人走进监狱，才后悔不该这不该那，早干什么去了?

我看话不能那样讲。忏悔总比不忏悔好，早忏悔总比晚忏悔好，难道走进监狱后，醉死不认那壶酒钱，顽固对抗改造好吗?咱不扯那么多了，还是听听江苏省徐州市原鼓楼区市政工程处处长徐伟的忏悔吧。此人在负责工程转包及施工管理工作中索要贿赂，于2002年10月10日被逮捕。来到监狱，他开始醒悟。回想起对金钱无休止的追求，对贪婪的欲望不加以控制的“昨天”时，他承认“自己被自己绊倒了”，痛心疾首地归纳出一句话：“今天自己的不自由正是由于以前太自由” (《检察日报》2002年 10月29日)。

“今天的不自由正是由于以前的太自由”，这话说得何等耐人寻味呀!“太自由”和“不自由”，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徐伟说的这句话，拿来作为“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注脚，太合适了。这句话出自徐伟之口，自然属于个性化的语言。但由于平时的“太自由”导致了被绳之以法的“不自由”，由被绳之以法后的“不自由”体会到了拥有自由的可贵。这几乎是所有身陷囹圃的贪官们共同的心路历程，共有的人生体验。

提起财富，人们往往马上想到被商品化了的物质，如汽车、楼房、锦衣玉食、巨额存款……岂不知，那些不能被商品化但能让人感到满足和愉悦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也是财富。“自由”堪列这类东西的榜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首诗，在我国流传甚广，可谓家喻户晓。不过，滔滔商海，滚滚红尘，溜溜的他哟，你哟我哟，对自由，有几人能达到裴多菲那样一种认识高度和思想境界?不多，确实不多。往往是，人们在拥有自由的时候，浑然不知道它的宝贵，直到有一天失去了，才感到它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b离开。对此，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感受尤深。他们“小蜜”跑了才知道欠妻子太多，进了监狱才知道欠组织太多，“不自由”了才痛感“太自由”时放纵欲望的荒唐和可悲。

有句成语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平时“太自由”招致铁窗度余生的“不自由”，贪官个人丢人现眼，那是咎由自取，没啥可同情的。值得同情和怜悯的是，彼时彼刻，在思想上、精神上乃至肉体上受痛苦受煎熬的贪官的子女和父母。前面提到的那位32岁就当上处长的徐伟，在狱中浩叹：“我出了这样的问题，对家庭来说简直是场灾难，患病住院的母亲，刚刚入学的孩子，都需要我的照顾，而我却栽在自己手里。”(引文出处同上)曾任湖北省咸宁市旅游局局长的吴天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父亲去世后，一直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过去每年都要回一趟乡下老家，她认为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儿子，在父老乡亲们面前有面子。如今吴天明坐了牢，母亲3年多没回老家，她怕丢人现眼。吴天明入狱后，母亲的生活开销全靠亲友接济(《检察日报》2002年7月2日)。最叫人扼腕叹息的是原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郑道访的母亲。这位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郑道访被提升为副厅长后，老人心有不安。为了让儿子当个清官，她与儿女们“约法三章”；为了帮儿子“养廉”，她把自己为办后事积攒的1000元钱送给儿子。郑道访案发后她一下子病倒了。为了帮儿子还赃款，80岁高龄了还带着6岁的曾孙女上街卖花。当在电视上看到儿子案情的报道时，老人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检察日报》2002年7月3日)。

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怜天下父母心。别说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和自由了，也别说让贪官们“治国”、“平天下”了，就从“齐家”、“爱家”的角度说吧，单单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使子女、父母有个安定、祥和、温暖的生活环境，这“法”也不能犯呀!

笑话时代　作者：于光远

2002年10月25日浙江《金华日报·浙中周末》发表了我的只有300多字的一篇《杂文时代》。其中写道：“时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的’。杂文家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有时弊，就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又说：“笑好!塞万提斯用笑送走了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现在我们可以用杂文送走人们厌恶的那些东西。”现在我写一篇《笑话时代》。我的意思是现在既是“杂文时代”，同时也是“笑话时代”。当今需要鲁迅式的“杂文”来战斗，也需要“笑话”来“欢送”我们所厌恶和痛恨的那些东西!

今天我们不但有开心的笑话，也有悲哀的笑话、痛心的笑话，不过只要是笑话，还是会让人们发笑。开心的笑话，会在饭余茶后给人带来愉快，就是那些悲哀和痛心的笑话，也会跟随着笑不胫而走，起到表达公意的舆论的作用。而且由于有一些可笑的对象，似乎用杂文来对待，未免太严肃了一点；用“笑话”来对待，似乎更门当户对。

现在我把最近听到的、看到的比较有趣的笑话，挑几个记在下面：

两个企业家走在路上，他们看见地上有一堆狗屎。一个企业家对另一个企业家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100万。”那个企业家吃了，他真的照付了 100万。可是那个吃了狗屎的企业家心里不那么舒服，回过头来对给他100万的企业家说：“你吃狗屎，我也给你100万。”那个企业家也吃了，又拿回来100万。这时候，来了个经济学家，一问，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就赞扬说：“很好，很好!你们创造了 200万GDP，而且还为国家提供了20万税收。”

这则笑话是讽刺CDP这个指标和经济学家的。

某日本公司登报招聘七个高级职员，待遇十分优厚，成百人去应试。有一个人考试成绩第三，却未被录取。这人痛苦万分，自杀未遂。后查明是电脑的差错，公司准备纠正。可是公司知道他在未被录取后的表现后，决定不录取此人，认为此人心理素质太脆弱。

某德国公司登报招聘七个高级职员，待遇十分优厚，成百人去应试。有一个人考试成绩第三，却未被录取。这人痛苦万分，自杀未遂。后查明是电脑的差错，公司准备纠正，就通知他前去就职。这个应试者坚决拒绝，说原先我非常想到你们这家公司来，不知道你们的管理如此之差，幸亏有了这件事，现在我已经不想去了。

某美国公司登报招聘七个高级职员，待遇十分优厚，成百人去应试。有一个人考试成绩第三，却未被录取。这人痛苦万分，自杀未遂。后查明是电脑的差错，公司准备纠正。在电脑的差错这件事传出后，那个应试者上法院控诉这家公司，举自己自杀未遂的事实说自己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要求公司赔偿一百万荚元。

某中国公司登报招聘七个高级职员，待遇十分优厚，成百人去年试。有一个人考试成绩第三，却未被录取。这人痛苦万分，自杀未遂。后查明是电脑的差错，公司准备纠正，就通知应试者前去就职。这个应试者去了，还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公司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公司这么做是我们国家长期宣传教育的结果，因此我还要感谢伟大领袖和公司的上级领导。

不修边幅的王安石上朝廷，两只虱子掉在他和皇帝的座位下面的地上。身边的人为了替王安石掩饰，把虱子放在嘴里头吃了，说我以为是虱子，原来不是。王安石把另外一个虱子，捡起来，说我以为它不是虱子，原来它是虱子。

这是中国的一个老笑话。今天来讲有这么一点意思，王安石喜欢讲真话。听说这个笑话是毛泽东有一次讲给别人听的。不知道毛泽东当初讲这笑活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

最近一位同志告诉我说，在大跃进的年份，山西西南角靠近黄河的万荣县，为了邀功，虚报成绩，成了全国扫盲模范、而且编出一本《万荣笑话集》。不知道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有没有这本书?

下面这个外国笑话，不知道被哪个人改装成中国的政治笑话。

有三个人出国旅游，都忘了带护照，他们一个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个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还有一个是某国总统，进关时，关员请他们用专长证明一下自己。帕瓦罗蒂唱了一嗓子，响遏行云。关员说：“果然是你，请进吧。”又问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对关员说，你看到远处楼房的那个窗户了吗?关员说看到了。于是，马拉多纳飞起一脚，就把足球踢了进去。关员说：“没错没错，请进吧!”轮到总统了，总统说：“我可什么也不会呀。”关员一听，觉得不好办，便请示关长。关长说：“你怎么不明白，什么都不会的人，不就是总统吗！”

还有一则笑话，说是有几个公务员在一起感慨自己之所以不能升迁的原因。一个说：都怪我上边没人。另一个说：我上边倒是有人，但不硬。第三个说：我上边也有人，那人也挺硬，可是我下边没有活动。第四个说：我上边也有人，那人也挺硬，我在下边活动的也很厉害，只是没有出血……

从字面上看，它在讽刺人事工作中，上面的人不按原则办事，下面的人巴结讨好上级的现象。其实有点儿泛“黄”，因为说这话的是女性。

有一个人一心往上爬。有一天他一下子做了三个梦：一是梦见墙上长了一棵树；二是自己在下雨天穿了雨衣又打了把伞；三是他梦见自己躺在双层床的下层，而他的小姨子睡在双层床的上层。他的丈母娘会圆梦。他就去找丈母娘，丈母娘没有在家，找到了小姨子。小姨子说：“我也会圆梦。你这三个梦，说明你是上不去了。墙上长树，是根底浅；穿着雨衣打伞，是多此一举；你梦见我在双层床的上层，那是痴心妄想。”这个人听了很泄气。过一会儿，丈母娘回来了，他把自己的梦和小姨子如何给他圆梦的情况告诉了丈母娘。丈母娘一听，说：“我的女儿说得不对。墙上长树，是独树一帜；穿着雨衣打伞，是双保险；你梦见我的女儿在双层床的上面，那就是说，你能上就上嘛!”

说说笑话，为的是轻松轻松，可能惹事的政治笑话我不讲。一时又记不起更多有趣的笑话，只写了上面几个。

学生需要一只宝葫芦　作者：摩　罗

1924年，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谈到，鲁迅听说《呐喊》一出版就被请进中小学课堂之后，不但感到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

鲁迅对此事的情感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他这些阴惨寒凉的作品，最不愿意孩子们读到处处“吃人”的《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进而愤激地说，这本书不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应该让它绝版。他甚至不想再写这一类的小说。

鲁迅的这个态度表明了他对语文课本的一种想像。在他看来，不应该老是在课堂上声色俱厉地宣讲那些凶狠、仇恨、冲突、暴力的东西，不应该老是让孩子看见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而应该选择那些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提供给孩子。

几十年来，鲁迅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他关于中小学课本选文倾向的想法却没有受到行内人士重视。文革时期的教材是如何充满暴力和残忍的言说，我们这些深受其害的人简直不堪回首。今天的语文课本依然没有从这种阴影里完全摆脱出采，因为我们还没有从原先的文化观念和教育理念上转变过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选择鲁迅本人的作品也没有尊重鲁迅的意愿，总是选择他最凌厉寒凉的文字，而对他的温润篇章却不够重视。

前不久从网上读到苏三提交的文章《给小学六年级课本编写者判卷》，这位身为学生家长的作者详细介绍了课本内容后说：“课本非但缺乏荚感，而且充满了残缺的意象，课文展现的是一个不安而悲惨的世界。这对于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潜在的心理损害。假如你认为让孩予们充分接触残酷的世界是应该的，那么我要说，周围现实世界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锻炼，在语文课本中就没有必要加上这一社会教育的负担了吧。在这个有限的语文教育空间内，还是让小孩子们专心于语言的美感更好些。”

这位作者对语文课本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最后那句正面阐述却未免狭窄。

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学，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教学，它所关涉的素质也不只是荚感，而要比此广泛得多。教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更快更好地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人类社会和整个宇宙建立起广泛的感官交流和精神融合的敏感而又坚韧的生命。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睁眼看世界的教育，要帮助孩子建立对于世界的基本了解和基本态度，尤其要帮助孩子建立对于人类这种特殊动物的理解和想像。

人不是一种固定的东西，他的境遇、他的生命前途、他的精神生活、他的生活意义，全都因为不同的理解而不同，全都因为不同的想像和追求而不同。教育的责任在于帮助孩子从最美好的角度想像人类的前途、追求生命的意义，帮助他们体验到人类的诚实、善良、尊严、虔敬、悲悯等等荚好禀赋。我们应该将人类有史以来所建立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把它们作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财富交给一代又一代嗷嗷待哺的柔弱生命，让他们凭借这些美好的东西克服内在的黑暗，超越外部的罪恶。所以，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批判，而是建设；不是展示人类罪恶，而是将一颗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的种子悄悄种植在孩子们阳光灿烂的心田。这颗种子将会长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果子，那就是每个孩子在未来的生命途程中战胜妖魔、闯过难关所依靠的宝葫芦。这是一只从他自己的内心长出来的宝葫芦，除了充分吮吸了前人的浩然正气，还包含着他本人向善的愿望和向荚的悟性。这是一只能够抵御寒凉和邪恶、超越罪性和虚无的神物，危难之中他只要对这只宝葫芦默默祈祷，马上就会从自己心中涌出信心、勇气、良知和力量。

人性有明暗，世界有丑恶，教育当然不能向孩子隐瞒这种不幸的基本现实，但是究竟在件么时刻向孩子比较集中地展开这些可诅咒的东西， 是值得我们好好谋划的。我看恐怕得等到孩子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以及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当他的理性能力渐趋形成的时候， 当他对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情业已建立的时候，当他懂得生命应该善良而又尊严地展开的时候，当他有能力结合个人内心的阴暗体验对人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予以审视和悲悯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他正在准备为世界的悲惨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就是有意识地使用他的宝葫芦的时候)，他才不至于因为从外部看见人类的黑暗而受到伤害，才不至于对人类的前途绝望，才不至于拒绝或者放弃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

有了这只宝葫芦，孩子们就可以对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审视、批判与否定，他所依赖的东西就是宝葫芦里的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如果没有这只宝葫芦，孩子们不但无力抵挡那些负面事物对他们的伤害，而且几乎必定会将展现在他面前的暴力、仇恨、欺骗、罪恶等等当作价值本身，日后奉行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因为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信念和价值可以依赖。一个一无所赖的人，除了成为无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经常有人谴责那些理直气壮的犯罪，他们犯罪之所以理直气壮，就因为他没有正面的价值用来审视自己的罪恶，就因为他一无所赖。一个无赖必定会放弃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人们一旦放弃了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就必定会成为理直气壮的无赖，从而无论是从事欺骗、敲诈、贪污、索贿，还是从事掠夺、专权、奴役、杀戮，都没有内在的心理压力。对于这种悲惨的现实，教育实在难逃责任。

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打一个比它更简单的比方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浅显易懂。猪一辈子生活在猪圈里，从来不会觉得猪圈肮脏。孙膑被人强行囚禁在猪圈里，却觉得猪圈肮脏得不可忍受。为什么，就因为孙膑体验过人居的干净整洁，内心有一只关于干净整洁的宝葫芦，他就能够出自习性审视而否定猪圈的肮脏。猪从一开始就只体验过猪圈的潮湿和臭气，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肮脏的。如果我们将人之子从小交给猪养育，让他在猪圈里长大，他肯定会完全丧失体验干净整洁的能力，根本不会向往人类的生活。印度狼孩成长为狼性动物的故事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的教育当然要培养人之予。那么我们必须让学生在语文课堂听见人类的庄严声音。应该首先将人类最有正面价值的精神财富提供给下一代，让他们首先学会体验爱与尊严、体验善良与和平、体验诚实与虔敬、体验仁慈与怜悯，因为人类一直希望建设一个适于人类生活的人国，而没有打算永远生活在猪圈里。

反正话　作者：阎树平

话说反正，正反说话。有些话，反过来倒过去就是那么回事儿，有些话，一反一正却大相径庭。

一本杂志，刊名叫《今古传奇》，反过来是“奇传古今”。前一句是刊名，后一句是特色，一正一反，皆成文章。这样的刊物，读者自然青睐。

一家酒家，店名叫“天然居”，一进门就是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能这样对待顾客，何愁无人光顾。

“今天我以x中为荣，明天X中以我为荣”。许多学校都在采用这条标语，构思十分巧妙，前半句宣传学校，后半句激励学生，其中的无穷奥妙，确实令人回味。类似的标语还有：“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等，都用浅显而贴切的语言，揭示出丰富的内涵。这样的天成佳句，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区区六个字，循环往复，组合了三次，演绎出三层意境。第一句郑重声明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出发；第二句强调服务对象是全体学生；第三句表明学校工作的彻底性是对学生的尸切负责。无需太多语言，只是词序的简单变化，便让人感受到学校对学生的一片爱心，自然也不能不感叹汉语言文字的巨大魔力。“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有人挣钱不出力，有人出力不挣钱。”“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些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当代民谣，不仅寓意深刻，而且组合巧妙，幽默诙谐，耐人寻味，不愧为当代的“醒世恒言”。

“事故”非“故事”(遗憾的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将事故当故事来讲)。

“打假”莫“假打”(可悲的是，许多地方保护主义者至今仍在假打)。

“毒品”即“品毒”(吸毒者当以此为戒)。

“侵入国外”不能说成“外国入侵”。

“科教兴国”先要保证“国兴科教”。

看似文字游戏，实则沉重话题，万万不可随便调侃。

当然也有轻松一点儿的：

本日抵日本；明天仍天明、

套圈是圈套；称职无职称；

好像对我说，说我对象好；

山西画家画西山；上海游人游海上；

我说“不怕辣”，你说“辣不怕”，他说“怕不辣”；

老婆喜欢“坛子醋”，但愿不是“醋坛子”；

“高级干洗部”不洗高级干部；

“感性知识”不是“性感知识”；

欣赏“女部下”而不是“女下部”；

宁可丢掉“包皮“也不要丢掉“皮包”……

凡此种种，一笑了之。

童话在女性与神性之间　作者：王　新

这个可怜的男人终其一生，在厄修拉、玛戈特、克里斯廷及拉歇尔那里收获了无尽的关于爱的绝望以后，终于在阿尔的太阳底下遇到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并不丑，文森特，你是美的。你自己在糟蹋和折磨包裹着你灵魂的可怜躯体，但是你无法伤害你的灵魂。”“她解开边上的银扣子，剥去白裙。她的身体和她的脸一样，金光闪亮。那是童贞，每一分跳着的脉搏都是童贞的。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可能被塑造得这般优荚。他从来不知道肉欲可能是这般纯洁，这般精荚，这般灼热。”然而，这个女人是虚构的，是仁慈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虚构的，我认为这是《渴望生活》中最悲情的段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哭，反正我哭了。

在此我也触电般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西方迥然相异。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卢梭没有了华伦夫人，柴可夫斯基没有了梅杰夫人，罗丹没有了他亲爱的克劳代尔，他们将会怎样……紧接着要解释的似乎是；凡·高一生都没有女人，却成就了凡·高。尽管凡·高画幅中的女人不多(《悲哀》等几幅)，其实凡·高的艺术精神结构中女人从来都不曾缺席：《向日葵》、《星夜》、《有丝柏的麦田》那些重叠厚涂的笔触中，总涌动着一种女人缺失后的骚动不安和焦虑。而《黄屋》的极度宁静，《阿尔的卧室》反常态的纯净，则是一种对女人温柔安抚的不自觉想望和期待……我想要说的是西方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无论在现实中是否拥有女人——都受到了女性精神全方位的漫润，二者是互补相依的。

中国则恰恰相反、 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同构。傅山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所以中国男人细致入微地刻写女人别怨情伤的本领之高，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当真，他们多半是在“借她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一个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 中国男人写女人而没女人——凡，高不写女人而有女人——典型的是屈原的香草美人。又如《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不过是借女人之口婉转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由此可知与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形成互补的是国家精神，故中国男人只会死国不会死妻。由此也不难理解西方提倡骑士精神把为女人而决斗而献身作为高贵的精神荣耀， 而中国艺术家则有杀妻之举：远的如徐渭，近的是顾城。

在一首柔婉的中国古诗词中，一幅冲淡的山水画里，你可以读到艺术家的精神自足，自足而冷漠，对女性精神的冷漠，总的说来，中国男人对女人太无情。所以当许多人额手称庆中国艺术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女性特质时，我深表怀疑，因为我在凡，高热情喷涌的画幅中读到更多对女性精神的渴求与爱。

高尔基的悲剧　作者：葛栋玉

192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

起初由作家协会牵头，各种团体闻风而动，甚至连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了。孩子们写信问道：您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作家，为啥宁肯住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人民中间呢?最后苏联政府正式出场请他回国定居。并说，只要他愿意，每年仍可去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由国家负责。

高尔基与列宁1905年相识后私交甚厚，曾支付巨额稿酬让布尔什维克购买武器。但十月革命后却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上抗议当时的高压政策，为遭受红色恐怖迫害的人大声辩护。因此刊物遭到查封，作家本人只好流亡国外，先是去了德国，后来移居意大利。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了舵手，因而想把他召回。高尔基很小就患肺结核症，他的肺仅有三分之一还有机能。意大利毗邻地中海气候温暖，对肺病的疗养很有好处。但从开出的种种“优惠”条件来看，当时的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和需要他了。

一个民族的良心，体现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面对祖国的呼唤，马克西姆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灾之年，全国约有700万人被饿死。其原因不是人们无法抵挡灾害，而是制定国策的人根本没有料到全面推行集体化会带来如此恶果。所以导致了“人造饥荒”。

高尔基一踏上苏联的国土，斯大林便给他拨了一幢花园洋房，还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房子周围栽满了进口的花木。高尔基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由内务部负责保障。就连他吸的香烟，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以至他想得到任何一本书籍，不论哪个国家出版的，立刻就能送到眼前来。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大林吩咐，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必须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可叹的是这位大作家生来就是个简朴之人，虽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晶，听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一个圈在深宫豪宅里的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是一个体会不到社会疾苦的人。或许，斯大林正是不想让他去接触真正的生活。高尔基的足迹所至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村庄。他走向农场，眼里看到欢呼；他走向工厂，耳边听到万岁。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为的是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时间。

唉，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经过一番粉饰之后，有时还真能焕发出几分迷人的光彩。

有一次，高尔基被带去参观莫斯科郊外的波尔舍沃和柳别尔崔，这里有两个由刑满释放人员组建的公社。工人们不光准备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还准备好了两份热情的谢意：感谢高尔基和斯大林让他们获得新生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孩子们则上台声情并茂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感动得这位大作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哪里知道斯大林不仅无所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更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精神生活。甚至连分配给他的花工、厨师也拿着“刚刚”收到的“亲友来信”，向高尔基夸赞农民们那越来越美的“好日子”。

当斯大林确信高尔基已被洗脑之后，就吩咐亚戈达去暗示：若能写上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世人皆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虽然两人免不了斗嘴，但友谊常青。所以，斯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把他塑造成列宁的杰出接班人，以掩饰他篡改列宁遗嘱的行径，好让自己名垂青史。

可高尔基好像并不犯傻，作家那犀利的目光洞察了周围的一切。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他早已看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招牌下笼罩的是饥饿、奴役和强权暴力。作家怎么可能去做有违良知的事情呢?高尔基深深懂得：一个需要歌舞升平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度。当所有嘴巴只能高歌称颂的时候，所有的思想也就禁锢在一个专制的牢笼里了。

大概到1934年初，连斯大林本人都意识到，朝思暮想的书是不会问世了。那么写本书不行，写篇文章也不行吗?眼看着十月革命纪念日快到了，斯大林授意要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文章，标题最好是《列宁和斯大林》。亚戈达深信：这次不可能再拒绝党中央的“订货”了。然而作家又一次拒绝了生产这种“商品”。世间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谋财，不是害命，而是糟踏人民的思想。高尔基偏偏不愿去糟踏大众的眼睛，不愿去污染社会的空气。从而，彻底瓦解了斯大林对他的幻想，也彻底瓦解了斯大林对他的热情。

1934年夏末，高尔基像往年一样申请去意大利过冬，但被政府拒绝了。有人向他解释说：“做为一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是属于国家的”。至于你的个人意愿，当然要服从国家利益了。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呢?高尔墓懂得，一个国家的利益，如果完全等同于元首的利益时，哪里还有老百姓的利益和自由可言呢?后来，再次提出请求时，再次遭到了拒绝。直到1936年6月病逝前为止，可怜这位驰名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完全成了一个俘虏，一直被关在“金丝笼”里。如果让他去了意大利，很可能真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遗物中找到一本精心珍藏的笔记。读完之际，亚戈达气得破口大骂：“狼犬养不住，总要向森林!”这本笔记里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

高尔基究竟是抱怨自己误入牢笼呢?还是慨叹浪费了艺术青春呢?也许北宋欧阳修的《画眉鸟》最能道出作家那悲痛莫名的心境：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商子曰……　作者：商子雍

三

旧时代，皇帝佬儿玩弄女性被称作“游龙戏凤”，但如若老百姓干了此种事体呢，那可就是“流氓成性”了。万恶的旧时代之所以万恶，商子以为这恐怕是原因之一，不平等嘛!

旧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旧时代的某些流韵却还谬种不绝。“文革”时林彪为保护他的“花”死党抛出了“小节无害论”；眼下呢?“花”市委书记张二江、“花”副省长胡长清、“花”副委员长成克杰陆续倒台，但他们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贪”而不是“花”，如果不是“贪”问题受到查处，一般而言，“花”问题是会在一定的时空里被忽视、或曰被宽容的，这不能不让人扼腕。

一日，商子在茶楼看VCD，画面上是成龙大哥神采飞扬地引吭高歌。也许是因为这位国际巨星亦“花”心常存、“花”名在外，曾多次对合法妻子以外的年轻漂亮女性进行越界热爱的缘故吧，传入耳中的歌声竟然变成了“我是男儿‘裆’自强。”商子拍案大笑，索来笔墨纸砚挥洒出如下话语——

商子曰：“成龙大哥有资格高唱‘我是男儿档自强’，因为他有钱。倒台以前的张二江、胡长清、成克杰也有资格高唱‘我是男儿裆自强’，因为他们有权。至于像你、像他、像商子这样无钱、无权的平民百姓，还是老老实实管好自己的脐下三寸吧，免得人家说咱们流氓成性。”

五

一日，商子和张姓主任、王姓干事一行三人同去登山，行至半途，张主任鞋带散开，正欲弯腰打理，王干事眼尖动作快，抢先一步趋近俯身，三下五除二即干毕此事矣!

商予在一旁评论曰：“王干事，缘何与领导争当大丈夫，这岂不是见荣誉就上乎?”

闻听此言，主任、干事皆满脸茫然。商子解释道：“谚曰‘大丈夫能屈能伸’，王干事刚才亦屈亦伸，诚大丈夫是也；可张主任呢，只伸不屈，距大丈夫何止十万八千里!”

商子话音刚落，张主任即哈哈大笑，王干事亦嘿嘿干笑，而商子，则是一脸的严肃认真，并无半丝笑容。

六

某大商厦，顾客如厕须交费两毛，商子虽对商家此举大为不满，并曾多次提出意见，但每每到此方便，却还是照章向管厕女工奉上大洋两角矣。

一日，商子在此处花费掉一元人民币的五分之一后，浑身轻松地出门离去，忽见一对时尚男女正向管厕女工发表反对公厕收费的言论，心中不禁大喜，于是趋前欲表声援，孰料刚一转身，就听到时尚男子对管厕女工言道：“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个管拉屎撒尿的吗!”商子闻言大怒，掉转枪口向时尚男子喝道；“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拉屎撒尿的吗!管的就是你!一人两毛，交钱!”

管厕女工连声表谢，商子摆手曰：“免谢免谢，还是给你们领导说一下，赶紧把这个瞎瞎规定废了。顾客送上门来让你们赚钱，撒泡尿还得交费，真是大商厦，小肚肠。”

古铜上身白上身　作者：刘　齐

夏日游西山，在半山腰遇暴雨，天地漆黑恐怖，不时也亮一两下，却更恐怖，是闪电嚓嚓往地面钻，伴着惨烈的炸雷声，不知会劈了哪棵树。但我是安全的，我躲在一家农民开的茶馆里。

深山老林，生意不是很好，一些桌椅摞起来，腾出地方摆杂物，东一堆箱子，西一堆木板，看上去就不大像茶馆。四五个于附近修路的山民也在屋里避雨，他们光着膀子，热热闹闹打扑克。我不好意思白坐，买了两支雪糕，边吃边观战，兼与店主聊天。店主姓赵，和玩牌的山民很熟，也光着膀予，脸黑，长相老，我险些管他叫大爷。从前当知青，碰见老农，我们都喊大爷。一问，老赵才四十出头，比我还小。乎指粗糙，也灵巧，卷一枝烟玩似的。点燃，久违的旱烟味弥漫开来，亲切，呛人。

“这一带打雷劈死过人吗?”我问。

“没有。”老赵说。

“林子里有蛇吧?”

“有，可是胆小，人一趟草棵子，它就吓跑了。”

又是一声，巨雷炸响，雨幕中有三个小伙子跌跌撞撞，钻进茶馆，全身统统湿透，滴水，但仍不失文雅、清秀、好体型。不像落汤鸡，像大学生，也像公司白领。卸下时髦的，亦即大兜小兜特别多的那种旅行背囊，掏出手机、数码相机，检验，没淋着雨，轻置桌上。迅即又拿起，抹一把桌面，无尘，再抹一把，重新放妥。

老赵起身，打招呼，没人应声。走到墙角椅子摞儿那儿，拆出两把送过去，没人坐。老赵不见外，关切地说：“快把小布衫子脱了，拧拧水。”一个年轻人终于接话，却不言谢，只说了两个字：“知道”。

老赵有点讪，退回牌桌旁，给一个老哥支招儿：“你那个2留着干啥?调主!”

年轻人褪掉T恤衫，露出白花花的嫩肉。拧衣服，把水弄得满地都是。拧完坐下，迟疑，似乎找不出适当词语，跟另一侧的人史流，呆着没事，但仍旧呆着。

我有些遗憾，心说小兄弟，你们平常总窝在城里，难得见一回山里农民，多少得打声招呼啊。你们不必学当年我们那批傻知青，逮谁都叫大爷，张口闭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也不是杨子荣，无须一进门就唱：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然后四下撒目，找水缸，找笤帚，给老百姓挑水扫地。离此地不远的山沟里，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些繁体大字，是昔日北平学生，到山里鼓动民众抗日救国的遗迹。时过境迁，让你们依葫芦画瓢，给打扑克这几位宣讲一下国际形势，也未免太矫情。但是，你们总不能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呀。即使问一问贵姓，说一说自己免贵姓什么呢，也能让空气融洽一点。

三个小伙儿虽不是子弟兵，，但也四下撒目，看到灶台旁有一个水龙头，就过去打开，哗哗洗手。老赵听到响动，扭头瞥一眼，没吱声。

雨一直不停，水龙头也不停。小伙子轮流洗完手，改洗上身。洗完上身，洗腿。还好，没把大泥脚伸到池子里，而是双手掬水，哈腰，反复冲涮不已，地上汪的水就更多。这时，老赵又开口了：“哎我说，差不多得了，这儿的水贵，一吨六块钱呢。”

说完，有点不好意思，低声跟我解释，他们那个管子，连的是自家小蓄水池，由别处一桶一桶往这儿运水，用小拖，就是蹦蹦蹦，一颠乱颤的那种手扶拖拉机。

年轻人仍不搭腔，连“知道”这样简洁的话也不再说，继续洗。

我觉得不大对头，年轻人啊，此刻，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像古代进京赶考的潇洒才子，或者时下青少年喜爱的虚构侠客那样，摸出一把碎银子(整锭的纹银更好)，往桌上一拍，大大方方抱拳说：店家，多有打搅，在下这厢有礼了。除了水资，再弄一桌饭，好酒好肉尽管上!没有肉?把那个纸箱里的方便面泡几碗也成。

我这么想，虽然比较酷，却似乎有欠公平，我自己才买了两只雪糕，怎么好要求别人大把花钱?但是我的朋友，你们回老赵一句话，省点用水总可以吧?反正回到城里，你们还得洗一遍。现在不时兴上纲上线，往死里分析，但这个事毕竟不同，这好像不是几个钱的问题。

作为一个在乡下呆过几年的城里人，我认为，我应该表示点什么，于是，就张口表示，谁知说出来的依然是钱——“你们进茶馆，得消费呀，哪怕买一瓶矿泉水呢。”

一个小伙子瞅瞅我，我晒得黑不出溜，跟老赵肤色差不多。小伙子说：“我们自己有矿泉水。”另一个小伙子说：“没所谓，再买一瓶吧。”

三人擦干身子，买水，恢复沉默。杂乱的厅堂里，一群青白色的上半身，跟另一群古铜色的上半身各处一方，既俗且雅，亦动亦静。

这三位，没准儿是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的人。或者刚才打雷，小哥儿几个受了惊吓?我暗自猜度，再不就是呼吸道娇柔，闻不得旱烟味。可是烟再呛，也比在外面挨浇强啊。何况，你们中的一位，现在也叼起了烟卷。

雷息，雨弱，一丝丝的，聊胜于无。一个白上身出门，在庭院里转一圈，隔窗唤同伴：“快出来，墙根儿那儿拴一条狗，巨漂亮，黑贝，德国种。”

另两个白上身收拾好东西，匆匆离去，未跟古铜上身道别。

很快传来犬吠声，人的抚慰声，是白上身在跟韵合影。

老赵猛喝一嗓子，狗安静下来。

白上身出院，发现树枝上挂一荆筐，筐底垫绿叶，盛红樱桃和黄花菜，还盛晶莹雨珠，极其艳丽可爱。

一白上身驻足，怯生生问屋内：“那什么，卖不卖?”

一古铜上身答：“那什么不卖，是给我孙子摘的。”

众古铜上身笑，洗牌，旱烟味更凶。

下山路上，远远的，我又望见三个白上身。

他们嬉戏，打闹，青春灵动，一改在茶馆时的窘态，看来并非是寡言羞涩之人。

以眼前的举止推断，他们若有机会上电视，一定会像观众见惯的其他年轻面孔一样，开朗主动，谈笑自如，间或幸福地大叫：耶——真High!遇美眉，见上司，访网友，相信他们也一定善于沟通，妙语连珠。他们甚至会说英文、法文、佛拉芒文，就算欧美的老外全扑上来，估计也能从容应对，广为交际。

天放晴，盘山道水汽氤氲，三个小伙子隐入树丛之中。太阳从西边放光，射向山脚下的京城，有的楼群清晰可见细部，有的楼群一片模糊。

呓语集　作者：王富仁

武松上了景阳冈，并且把老虎打死了，人人称他是英雄。

但我想，如果他上了景阳冈，而没有打死老虎反被老虎吃掉了呢?

大概人人都会骂他：“笨蛋!充什么能的!”

但我认为，他还是比我勇敢。

我宁愿死在高俅手里也不愿死在李逵手里。

死在高俅手里，我还能死得明明白白，而死在李逵手里，却死得不明不白。

对李逵式的人物，要离得远一些。

中国文化的第一大奇观：

皇帝做诗、绘画、练书法，诗人论道、画家谈政、书法家讲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化的第二大奇观：

军人拜佛，和尚练武。

中国文化的第三大奇观：

隐士名满天下。

中国文化第四大奇观：

男人扮女人，女人扮男人。

中国文化的第五大奇观：

贵族子弟不当兵，流浪汉保家卫国。

中国文化的第六大奇观：

皇帝家中设政府，百姓家中派神仙(灶王爷)。

中国文化的第七大奇观：

传教为造反，宗教家兼做革命党。

中国文化的第八大奇观：

给少年讲岳飞、文天祥，给老人讲《西厢》、《红楼梦》；

让少年知道应该怎样死，让老年知道应该怎样活。

中国文化的第九大奇观：

皇帝有名不准叫，叫了杀头。

中国文化的第十大奇观：

恶神享祭多，善神享祭少；贪官人人怕，清官不落好。

中国文化的第十一大奇观：

树上鸟少，笼里鸟多。

中国文化的第十二大奇观：

说话的小心谨慎，做事的胆大包天。

中国文化的第十三大奇观；

到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在国内研究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十四大奇观：

在古代有奉旨完婚，在现代有奉旨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好劝人“等待”，而人类最大的麻烦恰恰在于无法等待。

挨饿的人无法等待，热恋中的人无法等待，被追捕中的人无法等待，失业的人无法等待，患病的人无法等待，要发财的人无法等待，要升官的人无法等待，想哭的人无法等待，想笑的人也无法等待……

每个人都必须迈出自己眼前的这一步，于是社会就有了矛盾和斗争。

知识分子不能只思考历史，不思考人生。

历史的跨度太大，人生的跨度太小。

作家想笑，评论家说：“你现在笑还不是时候，三分钟之后再笑吧!”

三分钟过去了，评论家对作家说：“你笑吧！”

作家笑不出来了。

人类历史发展的四大杠杆：

权力、道德、金钱、知识。性爱是流动于其中的润滑剂。

梦语醒拾　作者：毛志成

一、莎士比亚之谜

四百多年前，写出6部戏剧、154首14行诗和其它诗，因之举世有名的作家莎士比亚，其实“莎士比亚”是个笔名。他的本名是爱德华·德·维尔。悲剧是他活着乃至死了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人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甚而将他故乡一个与他名字相似的商人兼文盲误认为是著名作家。这样的误解和后来的争论，一直延续很久，至今也未必做出权威定论。大作家居然从未做过有关自己真实内情的声明，谜更伟大。

二、历史的狼乳

西方文化史的三次演化，分别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基督文化(文艺复兴之前)。罗马文化的最初圣物竟是一只母狼。据说，战神玛尔斯使一个女人生了双胞孩子，这两个孩子有可能被狠毒的外公杀死，便无意地被一只母狼用乳汁养大。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便是后来的罗马之王。至今，罗马的博物馆中仍陈列着一只母狼哺乳两个男孩的铜像。某些民族，都在历史上注进了特殊乳汁——包括狼乳。这很不雅，但至少比靠羊乳、牛乳(包括虚拟的龙乳)来存活的民族要强健些。

三、提炼拿破仑

关于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贡献，和后来在野心驱使下兵败被囚，死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以及文人给他编造的诸多艳史，我都不太感兴趣——因为人们说的、写的已经太多了。我最关注也最尊重的，是拿破仑时代由拿破仑推出的《拿破仑法典》。它特别强调了三点：一，不承认任何与生俱来的特权；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尽量使此法律被大多数公众和法学专家接受、虽然后来拿破仑干起了反对革命、称王称帝的蠢事，但那部法典本身，仍不失为反封建的先声。

四、请允许他们吃“深沉”饭

似南宋那样的既黑暗又昏庸的社会，居然出现了文化史上超重量级的大儒朱熹。公元1175年，在江西省上饶市(当时所辖的)鹅湖寺，由朱熹和他的论敌陆九渊搞了一次辩论。就万物之“理”的事，你争我驳一番。后来在史书上称为“鹅湖之会”，此事有名极了，是后来许多文人都津津乐道的。

文人无其他本领的时候，便以玩深沉、玩玄理为高明，为乐趣。如果他们不涉恶，就应当允许他们吃“深沉”饭，总比养野人强。

五、中国政治史上的两个幽灵

自秦汉至明清，封建政权的肌体中有两个近于手足的肢件始终与皇权形影不离，并且发挥着巨大作用。

这两种丑恶势力，一个是宦官，即割掉了生殖器因之皇帝格外放心的人；一个是外戚，即皇后的娘家人。

这两系人物，时而互相联合，沆瀣一气；时而互相倾轧，你诛我杀。前者从秦的赵高开始至明的魏忠贤、清的李连英；后者从汉的梁冀开始至清的慈禧族亲、“民国”后的“四大家族”，无不把持过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种人的历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六、何以不得善终?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立了国号并称了王的是夏启，即大禹的儿子。年轻时忠于艰苦朴素的父训，初称王时也很重廉俭，后来却溺于游猎、享乐，过早地死了。

提起商纣王，人们印象不好。其实他年轻时是个文武全才式的人物，并将商朝文化推到长江流域，功劳很大。后来他的命运世人皆知，恶贯满盈而惨死。

唐朝的唐玄宗，年轻时堪称大有作为，平息并剿灭了武氏、韦氏两个乱政乱国集团。但后来却贪图淫逸，宠信杨贵妃一系，诱发了“安史之乱”。

龙蜕为蛇，不得善终，原因值得深究。

七、“后主”的品位

“后主”不是吉祥的词儿。“后主”的“后”字，主要是指“末代”之意，与亡国之君同义。“后主”的名声，一般不大好。最差的要数刘备的儿子刘禅，降晋之后仍安于苟且偷生，糊糊涂涂做“安乐公”。

南北朝末期陈朝的陈后主陈叔宝，国破之前仍醉于文艺。据说名曲兼名舞《春江花月夜》，就是他作曲兼导演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诗词确有造诣，特别是做俘虏时写的那首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名播千古。刘禅是十足的庸主，陈、李二人可算雅主，但都是亡国时的作秀。

八、学一点机智言谈

中国文化史上的最早机智言谈，要推庄子与好友惠施的对话。即那段“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乎”式的调侃。《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关于“天”的辩论，提问的人名叫张温，回答的人名叫秦宓。张问：天有头么?头在何方?秦答：有，在西方，古诗中有“乃眷西顾”一语；张问：天有耳朵、脚吗?秦答：有，古语中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步艰难”之说。张又问：天有姓么?秦答：天子(刘备)姓刘，天必姓刘。这些回答，都是借题发挥，是调侃，但都有文化底蕴，故而那样的机智属于文化机智。

九、晴雯撕扇

《红楼梦》中的贾宝五见丫头晴雯不慎摔了东西，便骂她“蠢才”。晴雯不服，说了气话。贾宝玉便借机发挥了一段“哲学见解”。意思是任何东西，只要你喜欢它并使用了它，哪怕在毁掉它时确实换取了心情上的快感，此物都算是有价值。只有赌气毁东西，才是最蠢的。晴雯指着一大堆名贵扇子说：“我喜欢听撕扇子的声音。”贾宝玉便将许多名扇取来要她撕，随后两人在撕扇之声中闻之大快，肆笑一番。晴雯撕扇，表面上是任性，其实是人性长期被压抑的一种反抗，而贾宝玉的借题发挥，却体现了不寻常的哲学见解。

十、《漱玉》、《断肠》之辨

南宋时候有两位很有才气的女诗人，前者叫李清照，诗集起名为《漱玉》；后者叫朱淑真，诗集起名为《断肠》。李氏生于官宦之家，其夫赵明诚也亦官亦文。朱氏命运颇苦，先做村姑，后为商妇。李氏写愁，多是闲愁，且有余闲去工于词、字，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句。朱氏写愁，多是实愁，如“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句。两人文采相似，但李氏的名气却大大高于后者。有时，名气一半借用官荫。此理虽未铁定，但却有一定的参考系数。

十一、爱因斯坦与卓别林

据说发现并提出“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与喜剧大师卓别林是好朋友。某次两个人坐在一起闲谈，爱因斯坦对卓别林说：“你很伟大，因为凡是有电影的地方就没有人不知道卓别林的名字。”卓别林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懂得相对论的人据说不超过三名，因此你更伟大。”

伟大人物的互相尊重，不只因为他们在专业上的共识，更因为他们在各自专业上的陌生而在专注精神上的相近。

十二、文学重在老实

以有名有姓、有姓无名、无名但有称谓，或虽然无名无姓、无称谓但有大体模样的人物而论，《三国演义》涉及了1191个；《水浒》涉及了787个；《红楼梦》涉及丁975个。

《西游记》86回中写了一场“野菜宴”，提到的野菜名号近70种，而且无一杜撰。古代的严肃作家即使在小说中信笔写了“三星正南了”五字，若是追问起来，也往往能讲出“三星正南”指的是什么季节的什么时分。

而眼下的文学，笔墨往往颇虚，不太老实。

十三、笔下留情者少

文艺一经涉及对历史人物的演义，作家的个人好恶往往趋于主观，很难绝对公正。《三国演义》中的尊刘备，贬曹操；崇关羽，抑魏延，以及将蒋干弄成小丑，都有刻意性。其实，曹操、魏延、蒋于在德才上远胜于前者，个人形象(如蒋干)也有诸多光彩。另如《铡美案》中的陈世美本是忠于妻子的正派之士，但一经在作家、艺术家手下遭贬，往往含冤千载，永久地被丑化。

文人，真正做到笔下留情者少。

十四、战国三标志

“春秋”转化为“战国”，有三个标志：一是时间标志，史家公认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为战国之始；一是政治标志，即“赵、魏、韩”三家分晋；一是“诗风”标志，后者不大关注。

春秋时代，诸侯大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族关系，每次“会盟”，常常以互诵《诗(经)》中的诗句来强化礼仪或友情，几乎成了惯例。到了战国，诸侯间的亲族关系日淡，打仗也日频，再没有人去理会互诵诗篇的事。这种风气的消亡，文化模样也必然随之大变。

十五、中国的门神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大宅门”的门上，并不画上门神的模样，只以左右两扇门上的各两个字代之，一为“神荼”，一为“郁垒”。其实，那是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大力神，能以苇叶缚虎。后来，这两个词、四个字越来越近于绝迹了，代之而用的是凶神恶煞式的门神画像。据说画的是秦琼、尉迟敬德，很可能源于《西游记》中龙王被魏征斩杀的事。造神只是为了神的“有用”，至少可以安排他做门神。功利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门神都可作证。

十六、关于韩、柳的话题

文学史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称为“韩柳”，其实两个人的政见、文见差异很大，甚而水火不容。在政治上，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主将，随后被贬、落难。韩愈是铁杆保守派，攻击前者到了咬牙切齿地步。在文学上，韩柳虽然都被称为“古文运动”的旗手，但韩的口号是“文以载道”，恪守道统；柳的口号是“文以明道”，意在阐扬新见解。

二人虽然有不同政治见解、文化见解，但私谊尚好。韩在柳死后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柳子厚墓志铭》，难能可贵。

林肯死因别解　作者：刘兴雨

林肯被作家托尔斯泰看作音乐界的贝多芬、诗歌里的但丁、人生哲学中的基督；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他废除黑奴制度，惹的南方蓄奴者不满、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个演员于1865年4月14日晚在华盛顿福特剧院刺杀了他。美国大诗人惠特曼以《船长》为题，哀悼林肯的逝世：

啊，船长，我的船长啊!

起来谛听这钟声，

起来吧，

旌旗为你招展

号角为你长鸣。

每当读到这些诗句，我都黯然为之神伤。为这位伟人的早逝，也为诗人那令人心碎的感情。

本来，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没有什么文章好作。可历史往往经不住细读，这次重读林肯的传记，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其实那天晚上林肯不想去剧院，但他的妻子托德主意已定，并说：“我们准备看戏的消息已经公布出去了。”林肯只好改变了主意。

林肯为什么对他妻子那么顺从?因为他一直在心里感激他妻子。托德是名门闺秀，身段丰满，漂亮健谈，追求者不计其数，可她当时只对丑陋高大、穷困潦倒的林肯情有独钟。托德家族却没有这样的远见，竟不同意这桩婚事，称她自暴自弃并与她断绝关系。但托德是慧眼识英雄，深信林肯是“最有抱负的年轻人，必成大器”。当然，她未必敢想自己将来能成美国的第一夫人。

对托德屈尊下嫁，林肯感激涕零。所以，在入主白宫后，她4个月买300多副手套，林肯假装没看见，甚至，托德高举砍刀在屋里追逐自己，林肯依然与她维持婚姻关系。

感激，让林肯至死对他妻子没有变心。

感激是一种高尚的感情，人怀着感激之心生活往往就心态平和。走在清洁的道路上，我们感激清洁工人；每日丰衣足食，我们感激在大地上日夜劳作的农民；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我们感激创造它的人们。对给了我们生命的父母，对给了我们欢乐的爱人，对教我们成人的师长，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我们更是心存感激。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得到了就应感激。什么都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人，还是离他远些为好。

因此，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话便为世人所接受。因此，无论是武夫还是文人，对忘恩负义的人都嗤之以鼻。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忘恩负义都不是表扬人的好话。

感激是高尚的情操，也是沉重的债务，这种债务我们终生都还不完。

许多人在邪恶面前大义凛然，但在有恩于他的人面前，却手足无措；许多人在各种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可在他的恩人面前，却进退两难。许多人在威逼面前无所畏惧，可在恩人的目光中，却不惜以身试法。

有些人掌握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便常常施恩于人。

你跌倒了他拉你一把，他有难时你不会袖手旁观；你犯了错误，本该重罚，他为你说情，使你逃过一难，他让你做什么事，你怎么好推托；你在工作没有着落时，他让你有了着落，他有个大事小情你怎能不跑前跑后；你有能力、有水平，可就是没有升迁的机会，他决定你是个千里马，让你如愿以偿，你对他怎能不肝脑涂地；或者你根本无德无能，他硬是让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你怎能不将他视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山上的第一把交椅，不是武艺超群的林冲、卢俊义，而是本事不大被称作及时雨的宋江。

感激这种情感是极容易变质的。由于感激，看到别人做错事便不敢批评；由于感激，看到别人违法乱纪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在需要时帮上一把；由于感激，明明知道别人领错了路，也硬着头皮跟着往下走，怕忘恩负义的名声落在自己头上。感激会让人放弃原则、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

于是，有些人便不管够不够条件：乱给别人送乌纱帽，乃至于出现一个小县城一次提拔几百名干部的怪事。有些人甚至把正常的晋级调动也视为对别人的恩德，别人对他稍有不从，便被指为忘恩负义。

受恩的人对恩人当然应该终生感激，但施恩者却不能让人一辈子报答自己。当然，债务终究是债务，债务不还总是负担。但还债还是以相等的东西还好，千万别逼人将原则和人格作了还债的东西。

什么时候，人们能将感激与原则、人格分开，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成熟了。

坚守“寂寞”的两位寿者　作者：符　号

不知道长期居于同一城市的孙犁、马三立，生前可有过交往交流，笔者发现这一从文一从艺、一主“雅”一主“俗”的两位大师，竞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二位都是生命的寿者。行年九十，按《左传》“中寿百岁”的标准，都是接近“中寿”的中国文坛艺界的都是耆宿了。

二位也是创作的寿者。创作生命力都是如此旺盛!孙犁最后 20年，以每两年一本的频率连续出了10本书。从《荷花淀》到《曲终集》，70年的文学长旅，将数百万字的作品留在了这个世界。马三立直到88岁才告别演出，80载的相声生涯，数百个耐人品味的段子有口皆碑，马大哈、开会迷，早巳步入了辞书……

二位的作品都不好趋时赶热。笔下嘴上，不约而同地远离“大喊大叫”，拒绝提高嗓门。题材都不那么“重”，旋律也不那么“主”。即使如《荷花淀》、《铁木前传》，也是武戏文唱，举“重”若“轻”。而马三立，装的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市井视角的众生相。与今日那种大赞农民如何坐宝马、使笔记本电脑、反穿襄皮大衣、卧室里两部等离子电视机的“假大空”相声，真是云泥之隔!

二老都钟情于恬淡平和的风格。“荷花淀派”的倡导，“文哏”“冷幽默”的一贯，特立独行，独树一帜。贾平凹说：孙犁的文章好到你不觉它是文章，难寻技巧。读他的文章，如读书帖般舒服，也想见其书家的自在。而愈到后来，则愈显其简淡超选老到，臻于“大味必淡”，“大道低回”的炉火纯青。马三立则专以“我”为嘲笑对象，让你大笑之后也跟着自嘲，嘲笑的正是人性的弱点。他以特有的“唠叨劲儿”，使勘儿地将腮帮子往里嘬，声平气和耳语聊天式地“逗你玩”。从不高台教化，不恩赐、强加笑声。哀而不怨，俗不伤雅，婉而多讽，乐而不淫。传统在他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提升。

有评论家说孙犁的作品是不可模仿也无法模仿的：“孙犁是最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也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无独有偶，也有评论家说马三立是无法模仿的：“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学会了马三立谁也说不好相声”。风格独绝简直让二位成了“孤家寡人”。

二位的为人也似乎相仿，都是低调儿的。远离尘嚣，固守寂寞；都未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吹不擂，与世无争，始终生活于“行”外“圈”外：离文坛而不离文学，远艺界却不离相声。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这种寂寞是彻底的，真正的。在艺坛、文坛乃至大型晚会都崇尚闹腾的当下，这真是和而不同的两个“另类”。

聂绀弩有诗：“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仿佛是专为二位而写的。别看孙犁参加革命早，对于人事关系却偏偏缺乏应有的知识，更无应对的能力。“文革”中，饱受迫害谪居陋室，几次想到自杀。马三立由青年时期的地摊糊口，到善良到对“政治”一窍不通，到“反右”中成为替罪羊，到“文革”遭同行以死相逼而跳楼……两人的境遇竟是这样惊人的相似。“淡虚名”，于是成为他们的一种哲学，一种境界。以近一个世纪的阅历，二位看透人生参破世事，因而平淡中进发激情，精微里显示骨气；宁静与致远同在，孤傲与谦虚并行。一个是永与书为伴“副科级”的文学大师，一个是无需减肥的欢喜笑佛；一个是笔酣学富的大儒，一个是仙风道骨的长老。皆为“隐于世”的“大隐”!

“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孙犁语)大智若愚，大强若弱。生前固守寂寞者，身后倒未必寂寞——如今孙犁的塑像坐落在天津日报大厦的广场前；天津市民为名人海河立像的投票，马三立得票最高……再回看文艺界一些人物整天露脸亮相、送往迎来、应景追风却作品平庸、文思枯竭，身后倒成了真正的“寂寞”者，该是多么有趣的社会“生态平衡”!

“仁者寿”——孔子的话，看来不无道理。马三立71岁时自称“幼童”写下诗句：“昔日药王寿高，今朝却将他超，百岁焉敢称老?齐璜亦属寿夭。”这是仁者的胸怀。津门并世出现两位大师级寿者、智者、仁者、圣者，看来堪称一块福地!

钟馗打盹图　作者：王春瑜

魑魅魍魉何其多，

一个判官奈若何!

老虎有时也打盹，

何况区区钟老哥。

八哥注目欲何为?

专心模仿打呼噜。

“民主生活会”　作者：杨翰端

你夸我“党性很强”，我夸你“觉悟最高”，

你夸我“勇于开拓”，我夸你“善于创造”，

你夸我“政绩突出”，我夸你“贡献不小”，

你夸我“谦虚谨慎”，我夸你“不骄不躁”．

你给我涂脂抹粉，我给你鸣锣抬轿。

“民主生活会议”，成了“评功摆好”。

只要“互相帮衬”，就能“共同提高”……

名人制造　作者：姜广信

成名不分先后 出名不嫌香臭

只要名声远扬 哪顾丢人献丑

博得小报跟踪 吸引世人眼球

花样不断翻新 怪招着实惊人

惹点难缠官司 弄些花边新闻

写写绝对隐私 出本露骨写真

骂骂过世先贤 造些艳事绯闻

名声随即显赫 身价盖世超群

跑官忙　作者：朱根华

骑着马儿跑官忙，浑身汗水淌。

右乎名片左手礼，登门拜首长。

弯腰屈膝脸堆笑，磕头又烧香。

打击同僚抬自己，踩人脖子上。

捧拍吹拉全使尽，心虚脸不烫。

只求升官梦成真，人格全丢光。

想　想　作者：王晓鹏

在这杯茅台或人头马之外，想想农民

在这桌黄金宴或满汉全席之外，想想乡村

想想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劫掠焚烧过的田野

想想浓烟、浊尘、污水疯狂吞食的果园渔村

想想吧，敲骨吸髓的收费，一天天瘦了的乡村

想想吧，刀子似的白条，撕剥一无所有的清贫

派出所权力多大?随便抓人打人甚至开枪杀人

想想吧，村长家大狼狗威猛狠毒的眼神

乡长的女人有多少，多到村村都有丈母娘的传闻

想想吧，城市深处出卖肉体的乡村女人

腰缠万贯的大款，为一夜风流，不惜一掷千金

漆黑幽深的巷道里，有多少不肯瞑目的冤魂

想想吧，医院过道里地板上挤满乡下的呻吟

想想吧，贫穷压弯的脊梁，荡然无存的自尊

古老的木犁在山地上行走，想想鞭影下的悲悯

高原上奔走着疯狂的沙尘，想想失去的草原森林

想想干枯的河流，龟裂的麦田，塌陷的村镇

想想焦渴的牛羊，曝尸的鱼群，忧伤的鹰隼

失学孩子的哭泣，撕裂着天空阴郁的乌云

母亲干枯的手指，缝补着沉默无语的疑问

想想吧，一脸沧桑的老父，白发苍苍的母亲

想想吧，烈日下挥洒的汗雨，寒风中低沉的胡琴

想想脚手架上皴裂的手臂，垃圾堆旁翻动的灰尘

想想美容院里修补的丰韵，歌舞厅中轰鸣的骄矜

漫步在霓虹灯下，想想没有灯光的夜晚多深

徜徉在公园、超市，想想灵魂和肉体的饥馑

想想高速路上飞奔的车辆，炮火中吱呀的独轮

想想为救战士，年轻的母亲撩起了破旧的衣襟

我们是富了，资源枯竭的乡村，却忧心如焚

扪心自问，小康路上，我们是否牵挂着乡亲

想想吧，在每一个夜晚，在每一个清晨

想想吧，用我们的良知，用我们的责任

在乡村之外，想想权力、利益、人民

想想我们高高举着的信仰，信仰的坚定

在农民之外，想想小康、富裕、寒碜

想想我们掖着藏着的良心，良心的纯真

都市新传说（二则）　作者：魏剑美

21世纪初中国的职业规律：

文盲和小学文化的人在做老板；

中学文化的人在做“打工仔”；

大学文化的人忙着四处填“求职表”；

博士学历的人则在海外擦着盘子哩!

在大学，要想通过考试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舞弊；

第二，找任课教师拉关系；

第三，刻苦攻读。

毕业后，第一种人成了商海能人，第二种人成了政界显要，第三种人——在教书哩!

《鲁语》启示录　作者：孙焕英

前 言

《鲁语》者，鲁迅言论之谓也。或曰《鲁迅语录》之简称。《鲁语》丈扬道潜，读之难矣!读通之更难矣!读懂之最难矣!问：有良方否?答：十字真言：结合现实读，方得启示矣!

予不避班门，弄斧一二(因难找原文，下条中有取其大意者)。

正 文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你爸是部级，你坐得局级；

我爹是省级，我坐不得市级?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见美元!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横眉冷对小贪指，俯首甘为大蠹牛。

(注：第一行句式同而词序异，“小贪指”即“指小贪”)。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官僚吃的是奶，到了肚子里是苹 (包)。

七斤嫂生六斤，一代不如一代!

——刘青山之后成克杰，一代超过一代!

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不过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其实我本来并不贪，不过贪的人多了，我也便成了贪。

千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之类。

——千万不可做没有实惠的委员之类。

打开文本，满篇是“吃人”!

——打开账本，满篇是人吃!

…………

越到下面越难管（外二则）　作者：吴志良

湖东村的老主任将新一届村委会候选人名单拟好后交给乡长过目。乡长看后，生气地对老主任说：“人家国务院才4名副总理，你一个小村子竟然要12名村委会副主任，这不是瞎胡闹吗?”

老主任振振有辞地说：“咱们市有6名副市长，县有8名副县长，乡有10名副乡长，您也知道越到下边越难管，我们村设12名副主任有何不可呢?”

基本常识

某县庆“七一”歌咏比赛马上结束，主持人拿着获奖名单让县委高书记宣读。高书汜扫了一眼名单，问宣传部长：“县委机关代表队怎么排在最后?”

宣传部长说：“这是几位评委通过认真打分得出的结果……”

高书记厉声说：“什么评委不评委，县委永远是第一!你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吗?”

身价

某农民在一起车祸中不幸丧生，其妻在填写死者登记表时，在身份一栏里填了“私营企业主”儿个字。 一旁的儿子纠正说：“我爹不是农民吗?” 死者妻说：“你懂啥，填农民人家能给赔几个钱!?”

“别提俺”　作者：孙振军

大老谭被上级任命为赤贫乡乡长不到一年，就因为贪污受贿近百万元被判了三年徒刑。谁知这小子入狱后，又因能说会道、张口就来而被树为“以身说法”的典型，经常上电视、登报纸、进机关、下乡村，痛哭流涕地追悔自己的腐败劣迹。末了，总以“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对不起……啊”来做结尾。

这天，大老谭回到赤贫乡群困村给党员干部“说法”，说到动情处又故伎重演：“我对不起人民……”谁知话刚一出口，就被 80多岁的老党员齐补锅厉声打断：“别提俺!”齐老汉喘了喘气，接着说：“一来，咱不沾亲不带故，根本就不认识你；二来，你是上级任命派来的，本来就不是俺群众看上的人。现在你腐败了，该对不起谁就对不起谁，别把俺庄稼人扯上。”

高人指点　作者：王　雨

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

某贼，雅盗，大专毕业，系帮中“巨富”，每每吃香喝辣，出手阔绰，众贼羡慕不已。

一闩，群贼摆宴，雅盗大醉。众贼趁机套间其致富秘诀。

雅盗曰：“我有高人指点!”

众贼皆撇嘴曰：“高人?甭胡说了，你一个小偷，能有鸟高人来指点?”

雅盗挣扎着爬起身来，然不胜酒力，颓然又倒，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不是高人?告诉你们吧，他还是一位高官呐!每年有人事调整的时候，他都会指点我去偷某某家、某某家，他的话可谓一言九鼎，我每次前往，无不满载而归，至今未曾失手……”

众贼信服：怪不得近年来本地常有报道某官员前途似锦却在关键时刻因家中被盗而毁了大好前程!

比　赛　作者：几　米

颁奖的音乐奏起时，我觉得好尴尬。

第一名的人，兴奋得休克，送医院急救无法来领奖。

第二名的人，不甘心输了，拒绝领奖。

第四名的人说：“因为不是前一名，没有脸领奖。”

第五名的人说：“第四名都不想领奖了，我也不好意思领奖。”

第三名的我好寂寞，这明明是个快乐的时刻嘛……

运　气（外一则）　作者：蒋廷松

乡长周老七入狱，父亲周林前去探望时叹气地说：“我屡屡叫你做官要清廉不贪，你总是不听我的，如今弄到这个下场有啥好处?”

周老七听罢，不以为然地说：“如今做官谁不贪?只是我不走运罢了!”

担 心

一天，咱芳塘乡乡长周老七对我说：“蒋秘书，你想想办法，好好替我安慰一下马副乡长!就说我正想办法营救他呢。”

我一怔，不由甚感奇怪，说：“马副乡长在位时经常与你拍桌子骂娘找你的碴儿，如今他人了狱，岂不更好，你还管他干啥?”

周老七无奈地说：“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是担心他出卖我呀!”

“生活忠告”　作者：佚　名

不要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无论何时说“我爱你”，都请真心实意。／无论何时说“对不起”，都请看着对方的眼睛。／相信一见钟情。／深情热烈地爱，也许你会受伤，但这是使人生完整的惟一方法。／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慢慢地说，但要迅速地想。／当别人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时，应该笑着说：“你为什么想知道?”／给妈妈打电话。如果不行，至少在心里想着她。／无论什么时候打电话，摘起话筒的时候请微笑，因为对方能感觉到! /找点时间，单独呆会儿。／记住，沉默是金。／多看点书，少看点电视。／家庭的融洽氛围是难能可贵的；尽你的全力让家平顺和谐；当你和你亲近的人吵嘴的时候，试着就事论事，不要扯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找一个爱聊的人结婚，因为年龄大了以后，你会发觉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忙自己该做的事。／不要相信接吻时从不闭眼的伴侣。／每年至少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如果你赚了很多钱，在活着的时候多行善事，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回报。／不要摆脱不了昨天。／欣然接受改变，但是不要摒弃你的个人理念。／相信上帝，但是别忘了锁门。／熟记你喜欢的诗歌。／不要花光你的所有。／多注意言下之意。／和别人分享你的知识，那才是永恒之道!／过一种高尚而诚实的生活，当你年老时回想起过去，你就能再一次享受人生。／善待我们的地球，不要愚弄自然母亲。／有的时候，不是最好的收获也是一种好运。／深刻理解所有的规则，合理地更新它们。／记住：最好的关系存在于对别人的爱胜于对别人的索求之上。／回头看看你发誓取得的目标，然后评判你到底有多成功。／无论是烹调还是爱情，都用百分之百的负责态度对待，但是不要期求太多的回报。／多吃些粗粮。／给别人比他们自己期许的更多，并且用心去做。／不要轻信你听到的每件事。／永远不要忽视别人的梦想。／用一种明确的方法解决争议，不要冒犯。／如果你失败了，千万不要忘记汲取教训。／记住那些敢于承担最大风险的人才能得到最深的爱和最大的成就。／记住三个“尊”：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保持尊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让小小的争端损毁了一段伟大的友谊。／无论何时你发现自己做错了，竭尽所能去弥补。动作要快! /当别人打喷嚏时，说一声“菩萨保佑”。

语不惊人死不休？　作者：XiLoveXi

你小学时的作文水平如何?是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1．一同学上课打牌被发现后被要求写检查。第二天，其他打牌的人在班上念过检查后，他走上讲台：“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我昨天上课打牌被老师发现了……”我们老师当场闷掉！

2．我和同学某某某一起骑车出门玩，他的气门芯坏了，我就把我的拔下来给他装上，我俩一起高高兴兴骑车回家了。

3．运动会100米终于开始了，同学们像一只只脱缰的野狗奔了出去。

4．解放军叔叔一个个匍匐前进，就像一条条绿色的青虫在地上蠕动。

5．“我因病故在教室里……”

6.我小学的时候，那时的作文很习惯写好人好事。于是老是有人写捡到钱。于是，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写在公园捡到1亿元，都是10元人民币的，厚度有一语文书(四年级的)那么厚，老师当场念出来，那同学估计是巨寒。

7.老大娘拿出四张500元的人民币。

8．经典句子，每人都写过：今天天气真好，晴空万里，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9.学老师出半命题作文：“我的xx”随便写人写物，结果我班同学作文题目：《我的战友邱少云》。

10．我小的时候写日记，老师规定要200字以上，当时四人一组，有小组长检查字数，我同组的一位仁兄写到“今天妈妈让我出去买菜，我问多少钱一斤，卖菜的说5分，我说：真便宜呀真便宜，真便宜呀真便宜……”组长数了数还差4个字，于是仁兄又在后面加了一句，真便宜呀。

11．“一轮红日映朝阳……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深知北京紧挨首都……”

12．大家还记得小学时候的《小蝌蚪找妈妈》吗?当时老师让我们模仿这个写一篇关于妈妈的作文……有个同学是这样写的：我的妈妈雪白的肚皮，鼓鼓的眼睛……

13．以前偷看一女生作文，最寒的是：假如我以后当护士，我会像情人一样对待病人。

14．我来到电视机前把电视机打开了电视机！

15．一同学在作文里写道：“国强(我的一个同班男同学)坐在凳子上，大大的屁股就像地里的南瓜，衣服下面露出一大JIE内裤”老师在上课时读了出来，还说这同学描写得生动，下课后这同学被那同学打……

16．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池塘的蝌蚪在晒太阳！

17．日记——第一天：今天我到妈妈单位玩，玩得好高兴呢。第二天：昨天我到妈妈单位玩，玩得好高兴呢。第三天：今天我又想起前天我到妈妈单位，玩得很高兴。

18．同学的名句：天上大雁miemie(咩咩)地飞过；圆圆的月亮像弯弓。

19．我走进了一家百货商店，啊，看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你看那位农民老大爷，左手一台电冰箱，右手一台电视机，一溜小跑。

20．《我的同学》内容大概是：有一回我病了，他风雨无阻地给我补习。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又打雷，我以为他不来了，可是他竟然冒着雨来了……第二天他因发高烧死了，我永远怀念这个好朋友。

21.学语文考卷上有一道阅读题，大意是讲一位母亲为了孩子吃尽了苦，最后去世的事。阅读后，要求学生在一年后的清明节对母亲说几句心里话。某小学生这样写道：“祝妈妈清明节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2．小时候为了造句，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万能句型：“今天老师让我们用xx造句，结果大家都没造出来”。

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　作者：朱铁志

近一个时期，围绕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有很多议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来自马少华的《也谈近来关于时评的争议》、陈栋的《用开放与宽容来解救“时评危机”》、潘多拉的《拯救讽刺》和李建永的《“雷霆走精锐”——我看杂文》。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当前时评和杂文创作现状而引发的一场有意义的论争。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言论写作大体呈现了“杂文式微”和“时评兴盛”的整体趋势。二者的反向运动几乎同步进行，这个趋势在近两三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大有以时评写作取代杂文创作的架式。对此，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

喜的是：时评的兴盛打破了过去少数“评论员”垄断言论写作的偏狭局面，代之以公众广泛参与、争相发言的喜人局面。这种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多种不同意见表达的不确定性，在现有条件下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普通群众对各种问题和社会事务的看法。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差别境界”的存在，正是“众声沸腾”的意义所在；没有“定于’一尊”，恰恰是走向真理的最好路径。在一项决策、一个问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时候，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不同见解，在我看来比匆忙统一思想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一些朋友基于当前时评写作中的某些浮躁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和深刻反思，甚至尖锐地提出“时评危机”的命题，在我看来，正是时评有力量、作者有勇气的表现。当一种文体被它的读者看出问题，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当它被作者自觉自愿地进行深刻反省之时，正是它有望自我超越，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的时候。如果说这种“自我觉醒”是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是总体繁荣下的“危机”，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理性的“危机”，是充满希望的“危机”。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观。

但我确实还是有所忧虑的。忧的是时评写作的快餐化、粗鄙化、肤浅化。不能说时评当中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文章。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文章实在太少了!充斥于各报言论版上的大量时评，多数思想肤浅，观念陈旧，信息匮乏，逻辑混乱，文字粗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直白浅陋，粗制滥造，没有回味余地。许多文章的水准，也就相当于黑板报和意见栏的水平。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能在“说什么”的意义上起作用，很难在“怎样说”上对人有所启发。而在我看来，“怎样说”虽然主要属形式和技巧层面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并不比“说什么”差多少。很多重要文章读者不爱看，并不是嫌它没内容，而是不满足于它对内容的拙劣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有时是决定“内容”的。只有把文章写得好看、耐看，不仅有理，而且有趣、有味儿，人家才能“入眼”、“入耳”，从而“入脑”。那种面目可憎、言语乏味的文章，纵然有微言大义存焉，人家不看，还是枉然。

说到这儿，就和杂文有了联系。笔者认为，时评也罢，杂丈也罢，都是广义的言论。两种文体常常纠缠在一起，连各自的作者也很难清楚地界定，它们的界限和差别。但作为盱评的言论更趋向于新闻，作为杂文的言论更接近于文学。在具体写作中，既要遵循其共性规律，又不能忽略其个性特点，这恐怕也是大家并不否认的共识。既然杂文是“艺术的政论”，那么它就应该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写作。有话直说、直抒胸臆，当然也不失为杂文的一种写法，但真正文艺性的杂文，起码还是要会叙述、善描摹、重思辩，还是要讲究结构、注重韵味、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写作这样的文章，必须有学养灌注、思辩训练、艺术启迪、语言感觉，而非随便什么人都能随意为之。包括朱某本人在内，对这样的荚文虽不能至，但应该心向往之，当成一种目标来追求。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有话直说”。

杂文与时评，本是同根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要互相排斥，更无需相煎太急。如果把时评当作一种普及艺术，杂丈就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基础越厚实、越牢固，杂文这座高楼才能越挺拔、越高峻。换句话说，或许没有必要请求每个时评作者都去尝试杂文。但对一个取法乎上的时评作者而言，似乎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炮制时评。

当然，必须罗嗦一句：文章的好坏不由文体决定，关键看写得怎样。杂文而令人不忍卒读者所在多有，时评而读来叫人齿颊生香者并不鲜见。而二者兼善者，也并非绝对没有。此乃题外话，不说也罢。

2004年第2期

像奴才那样写杂文　作者：魏剑美

奴才的“大杂文”

一个奴才毕恭毕敬地向主子鞠躬，进言道：“主人啊，奴才该死，要斗胆给您提一条意见：您的第二颗纽扣扣反了。奴才们看了觉得有碍您老人家的威严。再说夫人恐怕也要责骂您的。呵呵，请恕奴才多嘴，该死该死!”

待主子去后，奴才悠悠然转过身来，冲身后的奴仆们说：“看到了吧，咱们就是要敢于据理力争，秉笔直书，作直面人生的大杂文!”

呜呼，时下获奖的杂文和杂文家有类如斯!

“掉书袋”者的新职业

几个杂文家在一起探讨杂文的写作大计。

甲说：据《吕氏春秋》、《左氏春秋》和《吴越春秋》来看……另据《三国志》、《明史》和《毛诗序》……

乙说：还是从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谈开去，或者由范蠡的聪慧和文种的悲剧想开来……

丙说：我看《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就可以做 20篇大杂文，金圣叹的案由更可以出5本杂文专著，还有……

丁说：诸位说的都有道理。但鄙人想就回字的第五种写法与诸位商榷一二三，就孙行者用左手还是右手挠痒痒的问题与大家探讨上中下……

满纸荒唐言，方可称杂文

某次杂文创作座谈会，应邀而来的多是出洋博士、国学大儒、杂文方家，当然也杂有一二混混儿。群情激昂，侃侃而谈。

赵曰：巴黎的地铁文化与罗马的厕所文明，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当然，日本的茶道内蕴，威尔士的……

钱云：兄弟在芝加哥大学讲学的时候，突然想起亚历山大灯塔的宏伟设计以及圣彼得堡的庄严存在。后来剑桥的XYZ博土、哈佛的ABC院长、早稻田的八格雅鲁教授都来与我握手。当然洋人的握手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和丈化内涵。兄弟正打算就此作一篇杂文应付XX大报和xX刊物的差事，顺便说一句，原本关系很铁的两家刊物为争我的稿子几乎要吵翻了，哈哈……

孙说：其实不必援引洋文洋话洋嗝洋尻，咱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就可以拯救世界。鄙人大胆预言：试看21世纪之文化，必是汉语言和新儒学之天下！

李道：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就是可以说不川中国偏要说不！！！

周称：在下是文坛打工小囡囡，不敢高谈阔论，只想僦鲁迅与鲁达的亲属关系、孔子与庄子的名誉权之讼、屈原与南后的畸形仇恋约略发表些感想。当然得求教于以奖掖后辈为己任的当代伯乐XX主编、即将载入文学史的Xx社长、有望荣获诺贝尔奖的xx方家……

吴语：我看把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是不妥的，应叫“十年失误”更合乎历史真相。“文革”足中国人的原罪，不是因为有了伟大领袖才会有“文革”，而是因为有怎样的中国人才会有怎样的自虐与浩劫。

杂文作法

有些杂文作者抱怨时下的杂文难发表，我以为此乃腐儒之见，不足为训。盖作杂文者，善察时观世，八面玲珑，焉有为区区小文之发表而犯难哉?

在下授尔等一法，曰唱反调。他人说黑你就说白，他人说牛粪你就说黄金。略举例一二，以资佐证：有人撰文《莫做“父母官”，要当“子弟兵”》、《可悲的中国足球》、《又闻群众骂 “狗官”》、《王宝森死有余辜》，你一定要抓贤时机，立马出笼《要做“父母官”，莫当“子弟兵”》、《中国足球，虽败犹荣》、《喜闻群众骂“狗官”》、《王宝森未必该死》，有了论点，论据随便你怎么找，反正歪喊一嗓子正合“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编辑仁兄们见了不笑咧嘴巴才怪哩!

另有一法：时兴什么你就套什么。比如“扶贫”啦、“承诺”啦、泰坦尼克号啦、WTO啦、纳米啦、“小康”啦，啦啦啦啦啦，最好一点真内容没有，一点新思想没有，才能稳发无虞，不信但请翻看一脸正经的各大报刊!

(作者附记：文中各位“杂文大家”的发言，均系本人从各大报刊摘录，略有增删，未敢妄篡。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各位“大家”不仅观点新奇，身份亦不凡，曰作家，曰学者，曰思想家，曰研究所长，老魏自不敢侵犯版权的。特此声明。)

农伤怎么就不算事故　作者：焦国标

前几天回了一趟河南杞县老家，感慨不少，而最大的感慨是，工人上班被机器切掉指头叫工伤事故，干部公干时出了车祸(如孔繁森)叫公伤事故，可以因此获得抚恤，而农民为打粮受伤或喷洒农药中毒乃至死亡，诸如此类的农事伤亡怎么就不算事故?

这个感慨是由我的表嫂在今年收打夏粮时被机器打伤引发。麦收的第一天，表嫂就被打麦机打伤，直到我回老家场光地净时她还躺在床上。我的老家豫东是产棉区，盛夏正是为棉花打药最吃紧的关头，棉农必须天天在40度上下的高温里与农药肌肤相亲，中毒是很常见的，致死也并不鲜见。过去听多了，见多了，习以为常，今因表嫂事故，旧知触发新感，交相撕扯，内心再也不能平静。

我一位师兄(湖北松滋人)的老父亲，三十多年前为生产队放牛，被疯牛抵瞎眼睛，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是三十多年来，摊在老人名下的人头粮、税、河工劳役等等，丝毫没有减免过，更不用说享受劳动事故优抚了。有一次，北京某报刊载一条新闻，说北京某厂女工因工伤事故损伤一只眼睛，被补偿50万元。师兄看了这条消息，想起老爹因失明备尝艰辛的大半生，坐在书桌前愣了半天神。我不能确切知道他伤心的程度，我只是看到他眼角很潮湿，为自己老爹，也为中国农民，怅恨许久。这事虽然过去三四年了，但师兄当时情绪之低落，感慨之深沉，表情之凄恻，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报刊上常见这样的报道，农民工到井下挖煤，因发生塌方、瓦斯爆炸等事故而死亡，矿井老板赔几千元钱了事，人们因此感叹农民工命太贱。殊不知，农民工好歹因沾带个工字，一条年青的生命到底还能换几千块钱，而一个纯正的农民因干农活出现事故，就只能是彻底地自己做事自己当。

是啊，工人有工伤，公务员有公伤，农民却没有农伤。工人的劳动有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工伤保障；干部的劳动有剩余价值，部分地转化为公伤保障；农民的劳动也有剩余价值啊!因而也应该部分地转化为农伤保障。

就说表嫂吧，老家今年的公粮是历史上最多的，每人242斤，她的受伤不仅没有丝毫农伤事故抚恤，摊在她名下的242斤公粮一颗一粒也不能少!我是在满耳朵听乡大喇叭村干部催粮正急时离开故乡的，真正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顺便补充说明一下，他们每人只有1．6亩地，亩产量按800斤计算 (其实不到此数)，1．6亩地总收成是1280斤，242斤就意味着他们夏粮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要被上缴作公粮。

中国有许许多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他们也写农民的种种不幸，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义务呼吁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

中国有许许多多专跑农村口的记者，他们能写出催人泪下的好军嫂韩素云，能写出感人至深的背着爸爸上学的好孩子，可是数千上万字的篇幅里却从来没有想起过质问一下基层的村长、乡长，你们的职责难道仅仅是催粮催款收提留吗?我们难道不该拿出个最起码的，哪怕是象征性的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章程来吗?

当然这涉及到可操作性问题。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操作，比如国家从政策层面确保每年5％的农业收入的0．1％作为农伤事故或恤老助难基金，与此同时局部地区根据经济水平再追加若干。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知道这0．1％是个什么概念，还是举个我家乡的例子阐述一下它的可操作性和功德无量性。1970年，我父亲(他是个乡村医生)住了一个多月的大医院最终不治身亡，不仅没有塌下什么大窟窿，还留有几百块钱的遗产。这笔钱陪我们家走了十几年。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不幸的家庭免遭雪上加霜?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障，固然有个经济水平的客观问题，更有个惜老怜贫悲苦悯难的人心问题。

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方方面面的工作，诸如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呀，农业科技的推广呀，农村政权的巩固呀，都提到了，可就是农民应该享有起码的社会保障这一项，仍然是空白的，现在农村老人(无儿无女者另说)不仅没有什么优老抚恤，而且不论多老，也不论你是瘫痪还是双瞎，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按人头完粮纳税摊劳役!

会写文章的文化人，一向热衷于人文精神呀，终极关怀呀，我说我们能不能别玩那么多虚的，眼睛向下向实一点?少关注一点文化圈子里的是是非非，少谈论一点某文化名人最近又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多留心一些下层社会(比如你乡下的瞎眼老爹、农伤事故的表嫂)的苦难辛酸，以便早一点儿将农村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状态揉进立法者的眼里!

请立即着手立法建章保障农伤事故!

党内江湖义气要不得　作者：薛鑫良

剖析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轨迹及其原因，发现有一个新的特点——团伙性，即不仅商品史易的原则，而且江湖义气的陋习都侵蚀了党的肌体和党内生活；腐败分子与不法商人、黑恶势力等同流合污，里应外合。巧取豪夺，祸国殃民，从而产生了团伙性的窝案串案，其性质、情节及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例如，震惊全国的“慕马大案”主犯慕绥新(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以我划线，任人唯亲，被圈子里的人称为“大哥”。他那帮人的口头禅就是“有事找大哥”。另一名主犯马向东(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与刘涌(沈阳市原人大代表、嘉阳实业集团董事长、黑社会团伙头目)、宁先杰(沈阳市原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李经芳(沈阳市原财政局长)等一帮人互相称兄道弟叫“哥儿们”，一起吃喝玩乐，一起到境外赌博，又一起实施犯罪。马向东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刘涌等69人在批租土地、工程招标、职务提拔等方面牟取利益，给国计民生造成了严重损害 (比如，由于慕马胡乱批地，2000年沈阳市仅少收土地出让金一项就损失2亿元以上)，而刘涌却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亿元资产的大老板。同时，马向东先后358次非法收受对方贿赂，与宁先杰、李经芳等人共同受贿、贪污巨款，还挪用巨额公款。

再如，云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今年5月9日一审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某行贿人说：“李嘉廷是个讲哥儿们义气的领导。如果能和他拉上关系，蒙他关照，今后一定会大有好处。”李嘉廷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宣称“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性格豪爽，为人仗义，三教九流都有朋友”。他一面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单独或伙同儿子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余万元；一面大肆挥霍民脂民膏，1999年和2000年凭空多付给广东商人李某的公款就高达2600多万元。

本来，“义”有是非善恶之别，“气”有清浊正邪之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自古以来，既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舍生取丈等民族气节，也有“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王”等见利忘义的歪风邪气。我们应当始终追求的是正义和道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在这方面，许多先贤志士和英雄模范人物，都为世人做出了榜样。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领导干部，蜕变成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江湖义气的俘虏或奴隶。他们有的只要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只要哥儿们义气不要党性原则；有的不学理论学权术，不学正史学野史，不学文明学庸俗，不学“做法”学“说法”；有的嘲讽“同志关系已经过时了”，把顶头上司称作“老板”、“老大”，把部下称作“兄弟”、“打工仔”，甚至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把党内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关系变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身依附关系乃至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有的不惜“猫鼠一家谋杀狗”，勾结奸商雇凶“除掉仕途上的绊脚石”；有的嫌贫爱富傍大款，酒色迷心包工奶，堕入为了哥儿们“两肋插刀”的黑洞、情妇美貌温柔的陷阱……厦门特大走私案首犯赖昌星就曾经在远华集团总部红楼墙上挂了一幅《鱼鹰图》：一只不大的鱼鹰注视着一条硕大的肥鱼，旁边题写了“天下唯我”四个字。他扬言“我不怕管我的人官大，就怕当官的没有爱好”。他把庄如顺(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拉过来”的突破口，就是盯上了庄如顺讲义气、够哥儿们、与他称兄道弟的“爱好”。庄如顺最终被判处死刑，成了赖昌星口中的肥鱼和远华走私犯罪集团的殉葬品。这些难道还不能发人深省吗?!

对于执政党来说，江湖义气是直接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腐蚀剂，是十分有害的恶劣倾向。清除党内江湖义气这种政治病毒，已经成为端正党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内容和任务之一。扶正祛邪的处方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按照江泽民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胡锦涛同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去做，去行动。

死里逃生的农民还有什么选择？　作者：葛栋玉

乡下的表弟进城来看病，见到他时简直吓了我一跳。十个指关节肿得像核桃，两只眼睛鼓得像金鱼。年纪轻轻的，怎么累成这样子呢?

表弟的名字叫海玉，上学不多，但心灵手巧，会开拖拉机，会修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我以前对他说过，进城来租个门面自己干吧。可投资需要本钱，他哪里有呢。后来，娶了个广西的女人做媳妇。还真不错，那媳妇带着儿子回乡时，又给海玉的弟弟青玉介绍了一个广西姑娘。他们家的两块“玉”，全都“挂”在了南疆女子的脖项上。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倒也过得去。但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开销也一天天增长，他们兄弟俩都到小煤窑下井挣钱去了。

海玉苦笑一声：“看我活的不像人样子吧，可我还觉着福气挺大的呢!”——我对他这一番高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非在为当初不听我的劝告而掩饰吗?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讲下去。

前几天，乡下发生了一起矿难。瓦斯爆炸时，井下的36名人员全部丧生。这个报道我是看到了，打电话问了问，知道自己的亲友都平安也就放心了。可海玉说的话，又让我吃了一惊：“知道不，那天我就在井下!”“不会吧，不是都死了吗?”“没错，不光我在井下，青玉也在井下，我们兄弟俩都在井下。”“不是死了36个吗?”“是36个，可我们兄弟俩跑出来了!”这更让我糊涂了。现在的矿主们为了减轻责任，都在少报，瞒报数字，甚至还发生了藏尸灭迹焚骨扬灰的事情，哪里还有多报的道理呢?真是怪了!

不过出事的那天，兄弟俩的确一大早都下井了。青玉的老婆打麻将输了钱，夜里俩口子吵了一宿。下井后余怒未消，不一会就和别人打起架来。青玉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甩下工具跑上井来不干了。海玉的老婆也是打了一宿麻将，虽然赢了钱，却没顾上做早饭。海玉只好饿着肚子下了井。大约工作到中午一点多的时候，他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受不了，于是也甩下工具跑上井来不干了。就在海玉刚刚迈出井口的那一瞬间，瓦斯爆炸的声音也传到了他的耳中。

我问道：“怎么报道中说，死了36个人?应该是34个呀!”海玉回答：“有两个人下去送饭，结果把命送丢了!”

那几天，全村子到处哭声震天。可他们家里却感慨万千。

青玉的媳妇说，多亏我输了钱，救了你一条命；海玉的媳妇说，多亏我没做饭，让你捡了一条命；青玉呢，痛哭流涕地述说那位工友打他打得好，先前的一腔仇恨顿时化做一掬感激的泪水；海玉呢，把老婆抱在怀里亲起来没个完，连声夸她又是财神又是救命恩人；老母亲说，应该感谢菩萨，是她每天念佛烧香，保佑了两个儿子……

乡下人，真是愚昧啊!难怪有人在媒体发表感叹：“矿工为何炸不醒呢?”

我说：“大难不死，当然是好事。可为啥不去想想，安全措施到位了没有，人员的操作违章了没有，各种隐患消除了没有……”

“你算了吧!”海玉显然发火了。不仅打断了我的话，而且嗓门也提高了许多。“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的那一大套，是我们去想的事吗?不想干，滚蛋，谁也没有请你来。那些开煤窑的，去火车站一招手就能招来一大群。你能和他们去讲安全条件吗?像我和青玉都是本地人，就算死在井下，还得赔几个钱呢。那些河南的、四川的侉子，死了都没人来领尸。有的刚来两天就死在井下，根本就不晓得他是哪里人!”

我的心，让海玉敲打得一阵阵地疼。实在感觉自己刚才的言语太书生气了。矿主用上你这个乡亲，已经算够仁义了，你还能不知足吗?你还能去和人家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吗?

我长叹一口气：“下坑多危险，还是种地省心些。”“省心吗?才叫烧心呢!你算说差了。那些村干部们，见天跟你要这个税呀，要那个费呀，不把你逼得喝了农药不算完。村里开会要、求干部们，又得把钱收上来，又得保证不能死人。前些天，陕西的农民5天3人自杀呀。你看看，现在的农村收费和农民下井一样，都成了最危险的工作了。”

我忽然想起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文中的蒋氏与眼前的海玉，何其相似乃尔。蒋氏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捕蛇，也不愿“更若役，复若赋”；海玉宁肯冒着生命危险去下井，也不肯去种田，去交税!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眼前就是一例。当年孔子过泰山侧曾叹道：“苛政猛于虎”。子厚听此言也说，“余闻而愈悲”。让人痛心的是这种猛于虎的玩意儿，至今依然常在老百姓的眼前晃动啊。

我问道：“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海玉说：“还是下井吧!去深圳打工白干了半年，没拿着一分钱的工资。我也不想表演什么跳楼秀，去讨回血汗钱。下井虽然危险点，可老板还不敢不给工钱。”

我愕然了：死里逃生的农民，难道只有这种选择吗?!

“永某氏之鼠”附体　作者：鄢烈山

今年头10个月，相继发生了两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政治与新闻事件。先是江西省定南县的头头，竟敢在辖区封杀载有批评报道的《人民日报》。接下来是，新华社记者发表公开报道《渭南抗洪怪事一桩：封堵龙口竟搞“表演”仪式》，《央视论坛》节目据此播出评论，激烈批评此事“骇人听闻”；而更加骇人听闻的是，《渭南日报》居然奉命在头版头条报道该市市委书记在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指责“新华社的报道是片面的、失实的，央视论坛的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据《南方周末》10月 30日《渭南抗洪“作秀”再调查》)。不是说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就不可能失实，而是说即使失实，按照我国现行的政治运作程序，也应由地方党委向人民日报、新华社交涉，由两家中央媒体自我更正……“以下犯上”的对垒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不是新闻改革的尝试，而是地方官员受到批评之后作出的“自我保护”性反应。

知府级的渭南市委书记，在古今都算不得什么高官大吏。在向来讲究名分等级的中国官场，他们为什么敢于头角峥嵘地出面抗上呢?他们计算过这种行为的得失损益吗?我认为，他们作这样的过当反应，说不上是“狗急跳墙”，拼死一搏。如今比这严厉得多的中央领导人批示，地方官员也敢置之不理；这种媒体批评根本不可能导致地方党政首脑下台，高姿态就事论事假作诚恳检讨一番，乃至装聋作哑，时过境迁也就风乎浪静天下晏然了。他们之所以有过激反应，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感觉一向太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每日每时沉浸于谄笑热语之中，咳唾成珠，说一不二，以致有了顺存逆亡的帝王般威严，有了无所不宜的神明般的感觉，哪里受得了别人在民众面前的批评指责?已习惯了被捧着被宠着的人，碰到有人撄逆鳞，一触即跳，绝不认错，是很自然的近于本能的反应。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就出现了安徽省阜阳地区那个叫啥子的当了县委书记，模仿国家领导人在县城摘阅兵式，并刊载于当地报纸的事。这种在封建时代要灭九族的僭越勾当，今天的县官却敢干，可你能说这是社会民主化的成果吗?同期的《南方周末》头版的《襄樊官场》说：“有一年，保康县天旱，一名老干部下去检查灾情，行至南漳县某地，车堵了好几里路，交警忙前忙后地命令来往车辆稍安勿躁。原来(襄樊市委)孙(楚寅)书记正与马路边的一农户促膝交谈，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忙个不停，好纪录孙书记体察民情的一幕。孙书记的车子横占了整条马路，来往车辆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唐代柳宗元“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凭借外部条件)以逞”，作《三戒》 (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寓言)以讽劝之。其中“永某氏之鼠”讲的是，永州有某人生于子时，故尔爱鼠，禁止家仆养猫和伤鼠。于是群鼠以他的家为乐园，无所不为。后来，此公迁徙，房子换了主人，鼠恣肆如故，被新主人尽数剿灭。

如今的一些地方官，不好说是“永某氏之鼠”转世，可以说是“永某氏之鼠”的阴魂附体，一时迷失了本性吧。他们应当以永某氏之鼠的下场为戒，谨记柳宗元的警告：“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如今已明确宣布要依法治国，包括依法治吏，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国家有一个过程。在民主、法治的目标没有达到之前，钻这个空档的人注意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劝善箴言固然不足为训；有恃无恐，忘乎所以，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上就要像定南县、渭南市的长官那样出乖露丑，乃至多行不义“出事”，再忏悔也没用了。

换岗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作者：梁守泰

自中央电视台原文艺部主任赵安与原影视部主任、文艺中心副主任冯骥因涉嫌受贿相继落马，以及与赵过从甚密的“词坛怪杰”张俊以被捕后，舆论一片哗然，央视内部更是深受震动。为了防止更多的部门主任滑入职务腐败的泥坑，最近央视掀起反腐风暴，对部分长期身居要职的部门主任进行了重大调整，20多名部主任被调换岗位。其中与赵安齐名的大型综艺节目导演盂欣被调离她一手创建的名牌栏目《同一首歌》以及工作6年的戏曲音乐部，改任央视海外中心的编辑中心负责人 (2003年10月31日《江南时报》)。

把“实权派”调换一下岗位就称为掀起了反腐风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在笔者看来，这样做充其量能暂时减轻一下腐败的势头，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践证明，调换领导岗位并非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

岗位权力是产生腐败的一个诱因，但岗位本身不是出现滥用公共权力和以权谋私行为的根本原因。在某一岗位、某一工作环节能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取决于人的素质以及与岗位系统相关的体制。任何一个岗位，只要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拿央视来说，20多个部主任调离了原岗位，只不过是“易地为官”罢了，可能有些人的权力比原来小了，但并未能触及发生问题的实质因素。而且，在人的问题和机制等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样做有没有“家丑不外扬”和“特殊保护”之嫌?谁又能保证这些主任们从此在新的岗位上就廉洁无私了呢?央视的腐败现象会就此戛然而止吗?恐怕没人敢打保票。

不仅如此，反腐败只在调换岗位上作文章，还可能出现前“腐”后继问题。用老百姓所打的一个比方来说，好不容易养“肥”了一帮人，又来了一批“瘦”的，还得从头“喂”起，倒不如不换呢!仔细斟酌，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权力资源总是最紧俏的东西。大凡“肥缺”职位，总有人对其垂涎三尺，一旦机会来临，定会想方设法取而代之。如愿以偿后，为急于收回“成本”和攫取最大利益，则会迫不及待地大搞权力寻租，狠捞一把。你方唱罢我登场，“接力”腐败无尽期。而发生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忽视人的素质和监督制约缺失下的岗位调换。某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先后“落马”，就是一个例证。

现在都讲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里的“源头”应该包含两点：一是对人的教育，二是监督制约机制。今年9月，央视《开心辞典》栏目制作了一期廉政特辑节目，主要是就台里的规章制度和与廉政有关的内容考查工作人员，还组织集体观看。这说明央视已在抓思想教育，如果持之以恒相信会有成效。与此同时，还必须注重机制建设，这才是最根本的。因为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使一部分“胆小”的人“不想为”、“不敢为”，却无法令所有人“不能为”，只有好的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央视文艺晚会为例，在抓教育打好“预防针”的基础上，如果能出台严密科学的规章制度，运用监督制约机制，纵使不实施岗位调换，也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比如将演艺人员的选用、节目的确定等，变个人专权为专家、导演、编辑、领导等集体民主决策，并将这一过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以“会”谋私等腐败现象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母亲们为何愤怒？　作者：陈鲁民

近些天来，“木子美现象”成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网站报纸都参与了讨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实，“木子荚现象”无非是前两年某些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恶性发展，只不过木子美比她们更“解放”、更“大胆”，也更放荡罢了。

广州有一个25岁的女编辑，笔名“木子美”，她轻率随意地与相遇男子幽会，还生怕天下人不知道，居然把性体验直接用日记的方式在网上赤裸裸发布出来，把“用身体写作”推向极至。退一步说，木予荚喜欢绘声绘色地写自己的性爱日记，记录自己的种种艳遇，不管写得再恶心，再淫荡，再“形而下”，如果仅限于在家里自娱自乐，那是她自己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可是她要在网上公布，她要出书面世，那就等于是在大街上晾短裤，公开污染环境，亵渎社会风气，向人们的道德底线挑战，毒害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

这里我们不妨听听几个母亲的大声疾呼：一个母亲忧心忡忡地在网上呼吁：“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是人，就要遵守社会道德。我女儿正在读高中，她说同学中有不少女生每天都看木子美，有的女生甚至很崇拜她。这不能不使我担忧。”还有一个母亲在网上呼吁：“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崇尚自由选择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是没有对错是非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标榜宽容而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勇气。”

北岛诗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木子美来说，“无耻就是无耻者的通行证”，因为无耻，她可以和人随便上床，有时候仅只是为了在男方家洗一个热水澡；因为无耻，她把自己的近乎变态的淫乱细节极度夸张地写入日记。最可恶的是，她自己无耻，还要带着别人无耻，为了出名，不惜把自己的性乱记录发到网上，送到出版社。正因为她无耻，也因为某些人对她过度的宽容，甚至是纵容，她居然通行无阻。她不甘寂寞，急于出名，还就有网站如蝇逐臭，发表她的《遗情书》，使她骤然出名。她的文笔拙劣，缺少才华，要正正经经地写书，没人给她出版，可正因为她敢于“用身体写作”，竟然有正规出版社争着给她出书，并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那么，在批评声讨“木子美现象”时，我们也别忘了那些为木子美吹喇叭抬轿子，使木子美成为“现象”的人。

我们正在进入网络时代，但网络时代应当有网络时代的道德规范，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任何媒体都不能有闻必录，媒体毕竟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与法律责任。对于媒体而言，社会责任犹如生命。媒体对“用身体写作”的木子美可以有足够的宽容，但超越了这个尺度，就会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混乱，进而伤害公众利益，污染许多无辜者的心灵。

自然界的污染，治理起来固然费时费力，但对一个人心灵的污染，则可能会毁了他一辈子，无怪乎《中国青年报》著名评论员李方撰文说：木子美就是情感世界里的艾滋病。那么，该如何对症下药，北京书市的做法可供参考：北京大型冬季书市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已上市的木子荚性爱日记《遗情书》被谢绝进入“书市”。

想想那些母亲的痛心疾首，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变味的变化　作者：关德来

文化是个高雅的字眼儿。记得以前讲，谁谁有学问，是个文化人，让人立刻想到他的言谈举止都透出一股儒雅气，顿生敬意。尤其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时下很热的饮食文化、体育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农业文化等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瑰丽的奇葩。

可是不能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些本来很“文化”的事，却变得不“文化”起来。咱中国是个饮食文化大国，“食在中国”这是举世公认的，无论高级酒店南北大莱或是百姓小日子的家宴，哪个不是四凉八热的排场。但都是名副其实，油炸鸭丁就是净鸭肉；爆炒腰花就是猪肾；熟大虾就是鲜活海虾。讲究的是真材实料，是拿手绝活，是色香味俱佳，一般不太变着法在莱名上打主意。就是给菜起名字，也是生动、形象、传神。比如盘中心放一只炖鸡，周围摆下数枚炸鹌鹑蛋，外沿是青绿莱叶、虾仁之类，名为“百鸟朝风”，红绿黄白，看着吊胃口，听着透出文化味儿。可现如今有些菜馆的菜名邪乎了，乃至“词不惊人死不休”：“一丝不挂”、“男欢女爱”、“勾勾搭搭”，透出肉欲，夺人眼球，让人不自在。莱盘子一上桌，“男欢女爱”是一雄一雌两只煮熟的海蟹，钳爪相箍；“一丝不挂”只是一只油光鸡；“勾勾搭搭”是清炒黄豆芽绿豆芽。今年春天，单位组织人到广州一带参观，一家高级餐馆悬挂条幅：弘扬民族饮食文化云云。其有一道菜叫“包二奶”，端上来才知是油炸鲜奶酪；“风流寡妇”则是一杯乳色饮料中漂着几颗红樱桃。至此，我倒有些“开悟”：外边的世界真精彩。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只要一披上“文化”的外衣，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恰恰相反，文化至此，已经突破了文化的底线，也就成了文化的灾难。难怪人们叹气：这菜谱哪来文化的影子，快变成“色情书刊名录”了。

读书是再“文化”没有的事了吧!也不尽然。一不留神，你的视线就会被这些书名弄得“目迷五色，无以别玄黄”：《恋上你的床》、《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还能写出一些，为免“散黄”之嫌，就此打住。这些书没看过，想必里边的内容也不会像书名那样“房梁上挂鸡子——悬蛋”。不要求这些码字儿的人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像鲁迅写书时做如下想：“时刻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只是希望书名要清洁文明些，最起码不要让-人望文生义吧!对此，人们真是有些杞人忧天了。我楼上住的一位识文断字的老大爷就发牢骚：“我不明白，干嘛非得把书名搞得像文字红灯区!”他是在为自己的儿孙捏一把汗!

这些变味儿的“文化”实在玷污了文化的本义。文化嬗变至此，让人们看到的只是丑陋、庸俗、铜臭。窃想：如果不从现在加以规范，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家长带着孩子进饭店，孩子就吵吵要吃“包二奶”，喝“风流寡妇”；进书店孩子指名点姓要买《有了快感你就喊》、《恋上你的床》之类。到了那时，无论是对社会、家庭或是文化，肯定不是福音。

且说监督问题成问题　作者：刘诚龙

听了一个故事，说有位婶娘看了李真被判死刑的电视，心里受了很大的震动：这么年轻轻的，就要让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青发人，多痛啊。因此，她不准她教书的儿子去考公务员，她的儿子说：“娘，我不是考税务局，而是考监察局，不是去搞腐败的，而是专门去监督腐败的。”这位婶娘说：“搞腐败使不得，监督腐败也使不得。”儿子大惑不解，以为她娘的意思是监督腐败有被腐败报复、陷害或者暗杀喋血的危险，她娘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怕的是，你是人啊，你是官场里的人啊。人家李真开始也不想腐败的，可有人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他就抗不住了，要是李真给你几十万几百万，你还监督他吗?你不就与他同流合污，一块儿犯事了吗?”

这位婶娘担心的还真不是杯弓蛇影。人大不是权力机关监督机关吗?可人大不是有人犯了事吗?反贪局是专门反腐败的，不也有反贪局长栽了吗?新闻记者无钱也无权，主要职责是搞“正面报道”，按理说难得有腐败的资格，可《娄底日报》的“伍阿太”腐败起来也夺目炫眼。

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桩“盛世黄金案”；某县有一对夫妇，从山东开着捷达车装运28公斤黄金还乡，被该县公安机关截获了。很奇的是，这么一桩大案子，这对夫妇只关了几天，就走出了看守所，更奇的是，这28公斤黄金被公安局以208万的价格拍卖给了株洲市人民银行，其变现丁的资金被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私下给分了，其中公安得30％，检察院得30％，法院得40％。公检法同属于政法系统，设置这三层机构，其中有个意思是要让他们互相牵制与监督，而现在，他们牵制了什么?监督了什么?三个“执法”部门“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这28公斤黄金也就堂而皇之地兜入了袋子里。他们都是搞法律的啊!无法无天的人也许不可怕，因为可以由“有法”的来管一管，督一督，最可怕的是“有法”而“五天”者，执法的，判法的，监督法的，都这般了，那哪里还会有“天”呢?为什么三者竟是如此“协调一致”呢?曾参与此案的一位公安人员说得挺明白：如果不给检察院分成，检察院就会起诉；如果不给法院分成，法院就会审判；检察院给了，法院给了，黄金自然就可以分了，银子自然就可以进兜了，吃了下去就不再卡喉咙了。

老鼠要偷鱼，我们安排一只猫蹲在鱼缸边，老鼠若“没开窍”、“不懂味”，当然会望而止步，但若是老鼠乖巧了，每偷一条鱼，把半边鱼孝敬给猫，猫吃了现成的，那么猫还何必辛辛苦苦去抓老鼠?公安截获了黄金，检察院与法院都能分得一杯羹，这钱来得多轻松，不赚白不赚啊!搞腐败的人都是聪明人，他们不会那么傻乎乎地让监督者把自己给捅出来抓起来，其中诀窍之一，就是不吃“独食”，见者有份，按我们老家的俗话说的，就是“大家吃了喷喷香，个人吃了烂肚肠”。给自己一份，也给监督者一份，因为“你有我有大家有”，就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在建筑招标投标中，在大宗物品政府采购中，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在国有企业拍卖中，在干部选拔调配中……都忘不了请专事监督的纪检、监察或者人大、政协参与其中，邀请其参与了，与其说“干净”了，不如说“无事”了。一些部门常年聘请了各种监视员、评议员、巡查员，其中某些部门“操作”的主要方法是请饭请玩请歌请舞，外加送红包，这些监督与评议的“代表人士”，吃了嘴短，拿丁手软，谁还放什么“炮”?民间有段子说：一起扛过枪的，那是酒关系，相逢一起，可喝喝酒；一起同过窗的，那是手关系，碰在一起，可握握手；而一起嫖过娼的，一起分过赃的，才是铁关系，啥事都是铁哥们了。被监督者若是与监督者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岂会势同水火?早已钢板一块了。如此这般的监督，与其说为腐败设了一条“路障”，不如说为腐败加了一层“保障”，上了一层“保险”，罩了一层“保护伞”。

一只老鼠偷了一条负，独个儿吃了，可以吃个饱；但猫要来吃狗也要来吃，鼠猫狗都吃不饱了，结果只好再偷多偷。如今的案子不出则已，一出就是大案，就是这个原因；如今的案子一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排一串一群一窝，更是这个原因。把反腐败寄托在加强监督上，若是监督也出了问题呢?

吃野生动物与纳小妾　作者：陈小川

前几天央视新闻报道：广东一些餐馆酒楼又开始经营野生动物了。崇尚“神仙也要补”的人，又理不直气不壮地偷偷吃起各种蛇、狸子等野味。偷吃野生动物之风卷土重来，餐馆自知违法，把经营的野生动物一律改了名字，比如把毒蛇过山风改称河鳗。如同吸毒的人嘴里从来听不到海洛因这个词，一律叫“货”，叫“粉”，估计也是自知违法。来餐馆吃野生动物的食客也跟买毒品的粉客似地，偷偷摸摸进店，吞吞吐吐点菜。央视曝光后，广东有关当局已经大力扫荡。我之感叹，是非典的伤疤还没好，这疼怎就忘得那么快?与进补时令同时，卫生部又开始每天公布非典疫情了。

据说广东有“秋风起，宜进补”的习俗，如北方人的“贴秋膘”。这习俗本无不可。我想也是食物匮乏年代编出来的俗语，意思是给身体增加点儿脂肪好御寒。如今一年四季进补不辍，何必非得冬日进补?贴了秋膘，到来年春天还得减肥，不折腾吗?进补不进补见仁见智，但是野生动物就大补?谁也没有研究后给出定量分析。我认为吃野生动物的心理，和旧时候七老八十老财主有钱了非要纳个十几岁的小妾一样，没有实质意义，纯为占有。所以小妾也多有和少爷有染的、动真情的，那挪步予都困难的老爷也只能眼开眼闭。《雷雨》里的周朴园就真看不出来繁漪和大少爷有染?估计是装傻。吃野生动物的人，好吃不好吃的都得说好吃，也是装傻。花那么多钱，顶着违法的帽子吃几口，再不说好吃，那傻劲儿还用装吗?吃了野生动物，无非说明别人吃不起，老子有钱，想吃什么吃什么。

今年夏天非典甫退，广东有关权力机构曾经讨论过禁吃野生动物的问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关机构最后只是规定“摒弃吃野生动物的陋习”。我看不懂，请教法学家，法律用“摒弃”这类倡导性用语，有没有约束力?法学家曰：跟没说一样。我理解，如同制定婚姻法的时候，说“摒弃一夫多妻制的陋习；提倡一夫一妻的新风”；制定交通法规的时候，说“提倡红灯亮的时候停车等候”一样。法学家曰：差不多。我以为法规只有规定“可以”和“不可以”的，倡导性用语只能用于道德领域。而且法规一定是和处罚相生相伴的。婚姻法规定对重婚罪的处罚如此明确，有钱人有权人还二奶三奶地包呢。

据说广东一些养殖户就是靠养殖果子狸一类原野生动物致富的。如果禁吃，养殖户就会破产。我看这不是继续吃野生动物的理由。说远了有当年毛主席令罗瑞卿禁娼，一夜之间北京娟寮一扫而光；妓女后来都学了新手艺，重归社会。说近了有武汉禁止阻塞交通的三轮摩托——“麻木”，政府出钱赎买，给过去以“麻木”谋生的人找新的谋生手段。结果曾经被认为是老大难的“麻木”问题解决得很好。如今的正经养殖户，地方政府怎就不能引导他们养殖点儿不野生的动物?

有人说，果子狸是非典的第一大冤案。我看这话理由不充分，疑似是果子狸养殖户代言人。香港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研究成果说明，非典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言之凿凿。今年非典肆虐的时候，并非只有北方人害怕，广东乡亲也害怕。如今非典的疮疤未好，吃野生动物的大嘴又张开了。不说别的，也对不起为抗击非典殉职的白衣战士呀?他们尸骨未寒啊!

请来贪官当老师？　作者：刘绍楹

这是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世界上什么人的脸皮最厚?思考答案时不必找各种人实际测量，而应当另辟蹊径，回答两个字：贪官。

原因也很简单，看看许多贪官被绳之以法后的表演，就会明白这些人“夺魁”的原因。那位曾官居江西省副省长的腐败分子胡长清对司法人员表示：“我是书法家。不要杀我，我可以发挥这个特长，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广西贪官徐炳松有另外的想法：“，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再当了，希望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最具作秀色彩的当属国家某机关的一个副局长李维民，锒铛入狱后仍信誓旦旦，要求“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扫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地前行”。明明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却表现得没事人似的，炫耀自己的那点“才华”，显示与众不同的“决心”，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说他们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另外一些贪官，摆出一付理论家的面孔，以“过来人”的口吻教训人，当起了老师，而且有的已经当得有模有样了。前几天听传达文件，其中有一份就是一个犯罪分子写的忏悔书。此人倒台之前在干部人事部门工作，作案最猖狂那两年每天平均受贿万元，搞女人、包二奶更不在话下，可谓罪大恶极。有这样一个细节：这家伙每次偷偷跑出去嫘娼或与情人幽会时，都故意亮着办公室的灯，门打开，马列著作和笔记本都摊开在办公桌上，好像刚刚还在刻苦学习一样。思量一下那样的场景和背后的罪恶行径，真是绝妙的讽刺。此人多年来官运亨通，升官与犯罪两不误，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样的表演功夫。所以在忏悔书中依然不改往日风范，检讨一番自己的罪行之后，仍然以教师爷的口气，口似悬河地教导别人，大谈“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认真学好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世界观改造”云云。听了直让人恶心。话没有错，但由一个作恶多端的伪君子讲出来，能有什么正面意义?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贪官，是曾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的黎元江。此人被查处之后，认罪服法的态度怎么样不知道，但他著书立说的事早就传开了。他对司法部门煞有介事地表白：“我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经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比前两卷更重……希望给予从宽处理。”(《检察日报》 2003年11月11日)从黎博士被“黑金”一击就倒的经历不难看出，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正确的人生信念，也没有想着什么马列主义、党的事业之类，只是东窗事发以后，为了减轻法律对自己的惩罚，才又搬出马列当救命稻草。这是在研究马列主义吗?不是，恰恰是在亵渎马列。

伟人曾有言，不能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腐败分子也是反面教员，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教训，对周围的人是现实的警示。我要说的是，可以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揭露腐败分子的罪恶，让人们了解他们的罪恶，接受他们的教训，但没有必要真的把他们请上台讲课，或出版他们写的书，由腐败分子给人们讲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讲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讲千万不能贪污受贿之类，更不能把讲教训讲得好当成立功赎罪的条件。这和不能再让胡长清去当书法家是一个道理。法律是严肃的，企图以表演、作秀的办法逃避法律惩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这些年来人们也见得多了，鳄鱼滴眼泪式的表演没人再相信了，胡长清之流的“转轨”梦不都破灭了吗?可以肯定，腐败分子除了认罪服法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从刘涌之死说到“专家论证意见书”　作者：郭松民

最高法院法官的法锤落下，刘涌已在黄泉路上，估计不会再出现奇迹了(见12月22日新华网)。我不知道那些两年前参加了在钓鱼台大酒店专就该案举行的论证会的专家们，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在内的14位衮衮诸公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要知道，正是他们签字画押的那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断言：“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才使刘案出现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效果，也才有了最高法院这次破天荒的提审和判决。

专家们的立场是不是“超脱和中立”的?自辽宁省高院对刘涌改判以来，正方反方争论的煞是热闹，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就能明白的——刘涌当时的辩护律师田文昌先生出面召集的论证会，用刘涌家族的钱给专家们付的“车马费”，怎么可能“论证”出一份对刘涌不利的《意见书》呢?说他们是田先生的“外脑”也好“智囊”也罢，总而言之，反正立场决定观点。后来有专家辩解说只不过收了“区区2000块钱”，并不像网上传的那样有30万元之巨。但钱多钱少不是问题的关键，收没收钱才是问题的关键。哪怕只收一分钱呢，都难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嫌疑，不能再夸口“超脱和中立”了!

《意见书》会不会干预司法独立?田先生说肯定不会，但我看不见得。本来法官的司法判决只能是在法庭内，根据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法庭调查和辩论的结果独立作出。这时辩护律师突然“啪”的一声把一份《意见书》掼在他的面前，上面有14个对他来说如雷贯耳的名字，有的可能还是他当年在大学的导师或崇拜的偶像，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如果说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预主要是靠操控“利害”来迫使法官就范，则专家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就是靠滥用自己的学术威望以势压人的。如果这不算干预司法独立的话，那么要求判处刘涌死刑的检察官弄一份《公民法律论证意见书》，然后到民间征集200万个签名掷给法官，算不算是干预司法独立呢?

和许多网友的看法相反，我倒认为田丈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作为一个律师，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权益，恰恰展示了他的专业精神。倒是那些原本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教授们，何以为了这“区区2000块钱”就把自己的独立人格给贱价处理掉了，却很令人费解!我当然不相信他们真的是被这些许碎银子收买了，但为什么极少看到他们为那些法律援助的对象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呢?

鉴于“专家论证”对司法独立的严重危害，所以它就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本取消的问题。法庭应该拒绝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提交《意见书》，同时也要禁止任何一方向法庭提交《意见书》。这并不是不给专家们言论自由，专家们可以对媒体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让律师将“论证”的结果吸收进代理词或辩护词，惟独不能把它密封在牛皮纸袋里悄悄地塞给漳官——否则的话，我们的审判就不再是法官审判，而会变异为“专家审判”，而最终则将是“金钱审判”——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钱，请到足够权威的专家了!’ 回过头来再看《专家论证意见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更像是律师和专家们合作酿制的一杯鸩酒，法官如果不加思索地就端起来一饮而尽，倒地而亡的不仅有法官的公信力，还有专家们的学术尊严，更有公众对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信心!辽宁省高院已经因“判决不当”而蒙羞，其他法院可万万不能重蹈覆辙啊!

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作者：吴　昊

1957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讲话中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虽然后来“希望”没有“寄托”在他们身上，原因是他们中的多数变“修”了，有的回国以后就被打倒了，但不管怎么说，老人家的话讲得是对的。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千真万确，中外皆然。

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理论上，没问题。但实际上，过去那些年，有些人，包括有些年轻人，却不是这样想，更不这样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谁们身上呢?寄托在领导者的身上，寄托在年长者的身上。“谁谁来了就好了”，“谁谁当家就好了”，“谁谁不死就好了”，跟过去封建时代的人说的“谁谁做了皇上就好了”，没什么大区别。在那条千年古道上，那驾车人永远是须发苍苍的长者。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里，在经济领域里，一大批勇敢智慧的年轻人正在成为真正的顶梁柱，正在冲向时代的顶峰。他们恰似那光芒万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党的十六大，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成功换届，在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实现政治文明，进一步坚定了人们改革的信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不仅科技领域如此，经济领域如此，政治领域也如此。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似乎是上对下，重心在上。寄托不寄托在你们身上，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寄托在你们身上，怎样寄托在你们身上，由“上”来决定。其实，只要认真地加以思考，就会知道这句话的重心，不在上，而在下。“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是，“你们”是一个群体，是你们大家，是一代人，而不只是指哪一个人。新老交替，是定数，“定”到谁身上呢?就不一定了。你是“新”中的一员，他也是“新”中的一员，你们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优胜劣汰，客观世界之铁律。希望肯定是寄托在你们身上，但寄托在你身上的是什么希望，有的人可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人可能是科学家、作家、军事家、工程师、艺术家，也有的可能就是工人、农民、战士……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你”来讲，能够寄托什么希望、“你”会不会愧对这种寄托，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领袖为何没有写成杂文　作者：侯志川

有一件事情知道的人不怎么多：在所有文学作品中一度最“讨人嫌”的杂文，却曾经受到过伟大领袖不止一次的高度“宠爱”。1957年他向人表示：“假如让我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又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而且还明确向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承诺：“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即《人民日报》)写一些杂文”。

后来的事情晓得的人就多了。伟大领袖在把国家主席职务“让给”刘少奇、专做中共中央主席以后，保没保护过“杂文家”，大家都很清楚。他写了大量的论文、指示、诗词、讲话稿乃至《我的一张大字报》，却并没有写过通常意义上的“杂文”，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像他指出的，仅仅因为“署名”的问题?——“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这的确是一个原因。杂文毕竟是文学作品。但以伟大领袖当时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巨大威信和权力，一旦晓得了某篇杂文出自他老人家之手，人们哪里还敢认为它不过是一篇“嬉笑怒骂”的杂文，哪里还会想到既然是杂文就不会都像“中央文件”那样严密!人们绝对要把它的每一个字统统都当做“最高指示”来认真贯彻执行，而且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将会惹出多少麻烦?

除此以外，窃以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足：拥有巨大威信和权力的政治家，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志已经用不着含蓄的、东比西喻形容的、从亚里士多德引用到马克思的或者干脆就是“鬼鬼祟祟”的杂文了。他们“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哪里还需要像杂文家那样为了证明一个小道理而唠唠叨叨说半天?!

比较起政治家来，杂文家们往往只是些“一万句顶一句”的可怜角色。

继续解剖王怀忠　作者：吴　非

有学者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吹牛皮现象撰文，认为“昏官比贪官更害民”，所举王怀忠“吹破天”的故事在皖北尽人皆知，有些早已成经典。王怀忠能用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包括舆论工具)来帮自己吹牛。阜阳人编过许多关于王怀忠弄虚作假的顺口溜，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家报刊能把这些民谣“集锦”一下。王怀忠把阜阳人害惨了，他为了个人的升官，竟让阜阳人民多背了20亿元的债。

贪官危害大， 昏官比贪官的危害更大，从道理上说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贪而不昏”就是什么幸事。有些贪官落马后，常有报道作出“客观”的样子称说贪官先前“能力强”“深入群众”，说他曾修桥铺路、亮化城市、兴办商业等等，而淡化了其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毒化风气的罪孽，这种鼠目寸光的评价，也给腐败留下一条“发展”之路。试看今日贪官，有几个不在东窗事发之后，指望搬出这种所谓“政绩”减罪?

“贪而不昏”一样的误国害民。除此而外，还有一种可能，即存在不少既昏又贪的角色，这批人的危害最大。

中国之大，相信读者多多少少已见识过这类“既昏又贪”的角色。剪彩没两年就垮塌的大桥，通车半年就要返工的“高速公路”，落成还没使用就得炸掉的大楼，几亿元建造的机场只能做晒谷场，几十亿元买回来的工厂设备烂成了一堆废铁……决策失误每年造成的损失成百上千亿，仅仅是因为“昏”吗?哪一件昏头案子后面没有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烂事和一群贪官污吏?“昏”，有时是因为愚蠢， 有时则是为“贪”做掩护。况且我一直不相信王怀忠一个人就能“昏”掉20亿。那个地方不是也有“四套班子”吗?王怀忠不是皇帝，不是诸侯，我不相信阜阳人全都头脑发热，同他一样拍脑袋糟蹋自己的血汗。所以，“既昏又贪”的人物，往往成群结伙，不一定是孤家寡人。王怀忠、肖作新“出事”以后，阜阳不少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王怀忠再有手腕，阜阳那么大，他能一手遮天?几百万张嘴，他王怀忠能全捂得住?所以，说王怀忠“昏”，不如说提拔了他的人更“昏”。这就不是官员个人智商低下的问题，而是官员选任体制有病。不然，无法理解王怀忠这种“既昏且贪”的人物在一地呼啸十多年，无拘无束，平均两年升一次官。

王怀忠的故事远没有完，他有进一步解剖的价值。早些年，王怀忠开始在阜阳折腾，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树碑立传时，老百姓还敢骂他是“王坏种”；后来他在骂声中官运亨通，眼睁睁地看他荣升到副省长， 老百姓就不大敢骂了——不是胆小，而是开始怀疑自己道听途说，冤枉了贤良，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有问题，怀疑自己骂错了，进而弄不清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真是个严重的并耐人寻味的问题。

贪官九像　作者：周　涛

笔者平生，一介布衣。匹马单枪，游击西北。马是想象之马，此乃诗人之坐骑；枪是笔墨之枪，此为作文之武器；除此之外，别无长物。数十年来，虽未为官，却也见官无数，其中有不少优秀人物，也不乏有贪官劣吏。昨日台上端坐，忽闻滚鞍落马，束手被捉。每闻此例，感慨良多，遂起为贪官画像之心，乃作此文。

其一像老僧入定。满脸的端庄，一腔子的虔诚。主义刻在脑门上，功夫全在表情中。任你开多长的会，讲多废的话，他全都能深入领会，津津有味。时而画重点，时而做笔记，紧眉作思考状，领首作领会意，非常投入，十分认真。其实，他早巳心猿意马，灵魂出窍远游矣。他想什么，鬼才知道。这种人最不怕的事就是开会，尤其不怕开长会，他不会认为这是浪费生命，而是认为“这是最好的休息”。

其二像演员入戏。脸皮要厚，装得要像；杨雄作文是“以艰深文浅陋”，贪官做官是以浅陋装艰深，不懂装懂，无知无能。演员入戏有一句甘苦之言，叫作“台上不要脸才能台下要脸”，此乃演戏真谛。所谓“逼真”，就是使伪几近成真。戏是编的，舞台上的，演员能使之逼真，那是功夫，是本事。贪官则不同，其虽也在“台”上，但那不是虚构的情节人物，而是真实运转的生活，何况一为官就不仅是真实的生活，而成了严肃的政治生活。在这种身份上演戏，乃是把真作伪，下面定有暗箱操作不可告人。故而，虽然同是“脸皮要厚，装得要像”，贪官与演员却是殊途异质，演员弄伪成真，演绎生活，警示世人，贪官则以伪为真，歪曲生活，欺骗世人。

其三像奴才侍主。贪官之所以能当官，亦必有其聪明过人之处。你莫看他形貌粗陋，满口别字，也别看他除了吃喝一无所长，他就是百事不如人，却必有一处过人，那就是有心计、会揣摸、有眼色、会来事。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贪官之诀窍不在于对百姓凶暴，而在于对上司之讨巧，此种功夫，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修炼不出来，终生也领悟不了。所以有些人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智比诸葛，勇赛马超，却不如一个百无一能的贪官混得好?道理就在这儿，这就叫“有想法的人没办法，有办法的人没想法”。一处不如人，百处输。我们总在夸耀自己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却很少分析批判千年以来的封建政治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糟粕，那就是帝王奴才政治。有帝王，奴才必兴；为人民，奴才无路。直到今天，电视电影中仍充斥着大量的讴歌帝王奴才的东西，观众中仍有大量倾心赞赏，击节叫好的受众。上演下效，烟瘴弥漫，经济快速发展之下，精神如何文明?

其四像饥狼觅食。饥狼觅食，惶惶不可终日，穷追不怕辛苦，守候不舍昼夜。贪官觅官，形同饥狼，同样不择手段，不辞辛苦，不知羞耻。君子为官，是修身、持家有余而谋建功立业贡献国家造福众人；贪官反之，修身、持家不足谋权势而利已。出发点不同，清浊自现。贪官贪官，官是手段，贪是目的；欲达贪之目的，必先得官之利器。故而贪官跑官，要官，骗官，买官，其心之切，其情之迫，其欲之贪，不让饥狼。其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翘首以待，望眼欲穿者，官也。一旦得逞，必以饥狼之饕餮大啖公众之利益。此势所必然，本性难移，无法用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改造之，除了换以牧羊犬牧羊，以狼牧羊，羊必被吃。然而狼与牧羊犬外貌酷似，且狼会伪装得比牧羊犬更忠诚可靠。深究细辨，非少数人，一两个部门所能胜任。

其五像学生早课。学生早课，读声朗朗；背诵古文，之乎者也；不明其意，如背天书。贪官亦如小学生，作报告，念文件，宣读如仪，朗然如己出，一路照搬下去，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陈言套话，千篇一律。纵使是治国良策，改革大略，也让他念成字典，读成页码。何也?他不理解。只见他念得嘴角生白沫，辛苦倒也辛苦，可惜不能融会贯通，领会大意，结果只能层层加码，越讲越厚，越念越糊涂。任你是怎样聪明的人，若是不能把你讲糊涂了才怪!贪官的乐趣正在这里，在乎我在台上讲，你在台下听。至于讲话的内容、效果，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奉旨宣读”，其意自现。

其六像商贾算账。所有的贪官都是会算账的人，在这方面，决不含糊。谁送来了多少钱物，根据这个人的情况，应该回报到什么分寸；谁那里还需要表示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权力，以便获取更大的利润。这些都是不言自明，无师自通的，有些地方人家揣着糊涂，有些时候人家装着明白。该糊涂的时候决不明白，该明白的时候决不湖涂。这当然也是本事，人家管这叫“综合素质”。只是这样有“综合素质”的人多了，除了他们自己不吃亏，对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又有多少用处呢?

其七像富儿败家。不少贪官，出身贫苦，按理说寒门秀予一旦腾达，更应难忘早岁艰难，更应体恤生民不易。有趣的是往往悖反逆向，往往是这种人比富家子挥霍更甚。早岁的艰苦仿佛是命运欠了他的账，他现在不但要讨回来，还加倍翻番地算利息。在学会享受这方面，他们进步非常快，眼见身历，胆大心细，渐进堂奥，日臻佳境。简朴二字，生疏了；艰辛窘况，淡忘矣。命运又活生生地把一位朴素聪慧而又勤奋懂事的青年人重塑了，重塑成一个日掷万金眼不眨，生吞血汗心不疼的巨口铁心人。富儿即便败家，也只是败自家的家业，贪官不然，他一挥霍，不止败家，而且误国。

其八像者爷升堂。人一做官，自然不同于百姓，也不再等同于自己，既然代表一级权力，就不能再像平常人那么随便。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官员有官员的礼仪，这都无可厚非。贪官不然，大讲排场，爱抖威风，心里没底气，脸上没表情，俗话说，官不大架子不小。这种人不读书，不学习，对旧戏却还着迷，不少做官的学问和排场都从那里面学来。所以举手投足，帝王将相；总之正襟危坐，老爷升堂。办公室豪华如宫殿，小，轿车换代如变李。一旦出巡，警笛长鸣；每逢视察，前呼后拥。这种人私心追慕的是“汉官威仪”，却忘了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

其九像囚徒在笼。涕泪长流，追悔莫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成了罪犯，才知道犯罪，入了囚笼，才知道追悔。真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病树前头万木春”；追悔有心，回天无力，生铁铸错，不能重演。这时候看他，说的是肺腑言，做的是老实人，几分可怜，难免让人惋惜同情，一生就这么毁了，一个贪宇，害了自己更害了众人。

尊重自己的公民　作者：张心阳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咱们国家，自己的公民往往不如外国人那样受到礼遇和尊重。比如在北京故宫，就专设了“外国游客人口处”；在某城市的酒吧街，专设了外国人用的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游玩发生了问题，总是调遣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最高明的医生去营救，而国人则未必有这般福气；国内翻车沉船，洪灾震灾，很少听说谁公开地对遇难者哀悼，而外国的火车出轨、大桥坍塌，死个几十个，我们就又是问候，又是致哀。

你不能不奇怪，咱们中国人好像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似的。可人家老外不这样，自己的公民最受优待。在美国空港入口，美国人总是优先，外国人靠后。日本也这样，那里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转换过牌子，你再进来。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人比尊重他人为重。他们懂得，无论是总统还是职员，是军官还是失业者，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大都是由本国公民创造的，本国公民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的衣食住行好像都是外国人白送的，才这样恭外而倨内。

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去，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找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把自己的骨头摔坏了，给两百元钱就打发回家了……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眉山去玩，骨头摔断了，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机去救他；而在日本，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蘑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诊视!而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贱者人必贱之。你首先把自己看重了，人家才把你看重。几年前发生的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撒野受鞭刑的事，我觉得当事的两个国家都了不起。一方面，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替本国公民求情，可见国家对国民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加坡偏不理这个茬，鞭子照抽。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你抽了，人家才拿正眼看你；不抽，人家反而看不起你。

英国国有石油公司安装输油管道，要从一个老太太别墅底下穿过，老太太就是不让：国家怎么能侵犯个人利益呢?的确，没有个人利益哪有民族利益!最后国家认输了，输油管道只好绕开走。

国因人而存在，并不是人因国而存在。国家怎么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可以不尊重它的人民呢?一个民族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待国民的态度上。现代文明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保护国人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国有、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

太空与假大空　作者：刘　齐

航天英雄杨利伟到某城访问时，媒体说他受到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却没说，或者不敢说，不方便说，他曾遭到一些市民的抱怨。我的一个晚辈亲属是小学生，她和她的同学们就没少发牢骚。下午两点，英雄的飞机还没从出发地起飞呢，学校这边就不上课了，一些单位也不上班了，把大家成群结队拉到一条条大街上，摆成夹道欢迎的阵势。冬日寒风中，无数成人和孩子苦守两个多小时，总算在昏黄的暮色中，看着英雄的车队一晃而过。英雄隔着窗玻璃，能看到大家，大家却无法看到英雄。时值下班高峰，市民交通因此而多处受阻，喇叭声、车铃声、吵闹声不绝于耳。人们心里不痛快，急不择言，急不择对象，便把怨气发泄到毫不知情的杨利伟身上。

平心而论，中国的百姓还没有麻木到拿着英雄不当事的地步。杨利伟一飞冲天，全民族欢欣鼓舞，大家都与有荣焉。但是，如果把某些举动与民众的利益对立起来，而且这对立还是人为的，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的，则民众再老实，心中也不可能没想法。

现在是什么年月?有电视，有书报，有网络，不去广为利用，非得让真人风尘仆仆赶赴各地，一场场背诵同一份讲稿，一把把接受价值不菲、接受了也拿不动，转眼就蔫巴了的鲜花艳朵，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鼓舞人心，才能学到真经，则未免把新时代民众的智商估计得太低。

好玩的是，一些媒体还谎称，或者下意识地、习惯性地报道说，民众是“自发”地前往欢迎。这让人荒诞不经地联想起《沙家浜》里，关涉长官婚礼的一句著名台词：“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杨利伟知道这些，一定会感到委屈。但是，若用绝对正确的官话指责说，谁谁不能牺牲小利顾全大局，被批评的人恐怕也会感到委屈。

我的那个晚辈亲属精疲力竭地回家后，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整景儿”，什么叫弄虚作假。家长一边让她洗热水澡避免感冒，一边开导她，这事怨不得杨利伟，起码杨利伟不说假话，在天上没看到长城，就说没看到。

咱中国非常有意思，遇到点好事，大小官员一拥而上，争相沾光且不说，那些陈积多年的老做法、老毛病也不甘寂寞，于是便趁机搅和，不弄倒了胃口决不罢休。用老舍《茶馆》里的话说，一定得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

可叹我们上得了太空，却治不了地面的假大空。

“跑”的考证　作者：汤吉夫

如今，兴“跑”。“跑”字的出现率很高，而且内涵也极丰富，算是个很时髦很时髦的字眼了。

按：《说文》中未收此字，可见那时“跑”字还不怎么吃香。《康熙字典》收入，又简释为：“足跑(刨)地也”、“秦人言蹴曰跑”等。《中华小字典》说：“跑”有二义，一曰“兽前足掊(刨)地也”，二曰“俗谓疾趋曰跑”。看重的是“跑”的本义，和今日广泛使用的“跑”宇，相去甚远了。

也许是生活的变化，带来了词义的丰富，今天的“跑”宇，已经衍生出好多古时不曾有的意义来。 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跑”宇的解释就有六义：

一、“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

——按：此解似欠妥。火车、汽车不也可以跑吗?但火车、汽车却没有“两只脚”或“四条腿”，该怎么解释?而且行文也显得笨拙。

二、“逃走。”

三、“走。”

四、“为某种事务而奔走。”例如“跑码头”、“跑材料”等。

五、“物体离开了应该在的位置。”

——按：“跑水”、“跑电”都是此解的例证。但讲话、写文章离开主旨，叫“跑题”，而讲话、写文章却不是“物体”啊，此解似亦不妥。

六、“液体因挥发而损耗。”

——按：“汽油”跑了，是此解的例证。但“煤气”跑了，算不算损耗呢?而“煤气”却不属于液体。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翻了翻才知道，权威也是可以质疑的。比如关于“跑”字的解释，起码有三条就值得商榷。但得肯定，它对“跑”宇的解释，较之前人，确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其中尤以“为某种事务而奔走”一解，是注意到现实生活的变化，颇有价值，也算得其要领了。

“跑”字意义的延伸，正如当年“搞”字使用的泛化一样，速率是极快的。《现代汉语词典》举例的“跑码头”、“跑材料”之外，“跑经费”、“跑贷款”、“跑指标”、“跑货源”、“跑市场”、“跑单位”、“跑稿子”、“跑销售”等等，都是“跑”字当头，都在“为某种事务而奔走”。大体说来，凡是要奔走的事儿，奔走者大都处于弱势位置，大抵此时，奔走者都要向被奔走者说好话，陪笑脸、套人情、装孙子，必要的时候进点贡、打通关节也是势所难免的。

比如，政界有“跑官”说，也就是要为当官而奔走吧。当官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要不咋会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那官里钻呢?可官是怎么个“跑”法?空口说白话吗?那肯定不灵。要想“跑官”，不动点真格的——那就是行贿了——怕是“跑”不成的。不过，也不必心疼行贿的那点小钱，官一旦跑成，立马就会有法赚回来，几倍几十倍地赚，行贿那点钱就算投资了吧。

“跑官”是官场腐败的一个信号，而“跑官”的成功，则意味着新一轮腐败的开始。滚雪球一样的腐败，大抵就是从“跑官”开始的。

在大学里，还有一个新词儿，叫“跑点”。也就是为了“上层次”、“上水平”，为争取博士点、硕士点“而奔走”。按说，这是好事，可惜，好事也有办坏了的时候，“跑点”就是一例。事情一“跑”就变味了。

如前所述，凡“跑”者，大都处于弱势位置。强势者如清华、北大者是无需乎“跑”的。地方院校，不太具备条件，而愣要“上水平”的，就要“跑点”，谓之“不惜代价”的“奔走”。大凡此时，干部老师要“跑”，领导有时也得亲自出面，跑来跑去，山南海北地去拜见评委，好话是要说的，笑脸是要赔的，酒饭是要请的，礼品是要送的，一直感动得人家肯通融了才肯罢休。

你“跑”，我“跑”，大家“跑”，也算是学界近年来的一道风景。每次评审之前，到底有多少院校、多少人在“跑”，不好统计；到底花了多少钱、请了多少客、送了多少礼，也是不好统计的。

假如“跑官”是官场腐败的信号，那么“跑点”就是教育腐败的写照。不过，前者是为个人，后者则是为单位，心态并不完全一样。很少有人因为“跑点”而被“双规”，大概也是基于这种“为公”的考虑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人人知其腐败，又各自奋不顾身地去“跑”成了一种心照不宣又仿佛合法的现象，就很可怕了。

“跑”字本无所谓贬与褒，而延伸至“跑官”、“跑点”，那“跑”宇就含着些鬼祟。于暧昧中，让人嗅出几分腐败之气，实在是对那清白的本义的一种亵渎。

为什么不买慈善晚宴的账　作者：王乾荣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事业，刚刚起步，人们，尤其是富人的慈善意识，很不成熟。这从“中国一欧洲青年经理项目”发起的为中国孤儿募捐晚宴的景况，可见一斑。

晚宴近日在北京君悦大酒店举行，饭很简单，“吃”只是形式，所收每座600元的钱绝大部分是要捐出的。《北京晚报》说，很多国外企业出席晚宴，却不见一家中国企业。募捐负责人安娜就此现象回答记者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文化的内涵很广，也有点缥缈。具体分析一下中国大款的“慈善心态”，不无意义。

别看中国企业拒绝这样的晚宴，老百姓一定记得，它们的一些法定代表人对在电视上的热闹捐献，却是争先恐后的——在雷鸣般掌声之中和大字企业名称横幅之下，他们高举着放大的支票亮相，好不洋洋得意。这是揣摩透了一些人心理的颇富“中国特色”的捐献仪式。大款们是出了一些钱，也想帮助人，然而这种广告色彩和优越感，却颇令被救助者不大自在。慈善乃是义举，是不求利益回报的。不要默默无闻的晚宴，而要露脸显扬的晚会，这是对慈善的认识误区。当然人们会记住行善者，但是刻意邀功扬名，中国话叫“结善缘”，慈善就略有变味了。拥有亿万观众的电视上慷慨捐献的企业代表，风光过后却不见践诺，就更令人鄙夷。毫无悲悯之心，却有欺诈之意，不光是借慈善做广告和出名的问题，更是对公众的亵渎，对善良的强奸，对弱者的残忍。我把这类人称为骗子和无赖，不为过吧?谁能指望这样处心积虑作秀欺世盗名之人，会出席慈善晚宴，不事张扬地真心救助弱者和不幸者呢?

中国一些企业更乐意向谁捐款?一是官方：《北京晚报》11月29日报道，陕西一国有炼油厂“出于感激”，近日向追回本厂被而去年这个厂也给过所在市的公安局100万元。二是明星：比如前几年，南京一国营企业锦上添花赠给亿万富婆演员刘晓庆价值20万美元的别墅一套，也是说“双方自愿”，他人无权干涉。有钱而一心取悦于权力和向艺人献媚者，能知道什么是慈善?还管得着没书念的孩子、没钱治病的残疾人吗?更别说，让他们悄悄地忍痛“割肉”、“出血”了。

也有一些私企大款向“希望工程”、灾区等捐了巨款，为家乡出巨资修了桥筑了路，切实做了些善事，只求心灵的慰藉，没想要什么回报。“上面”扬善，公众感动，受益者感激，让他做“慈善大使”，甚至给他塑一座纪念像，都在情理之中。可“上面”对此惯常的“报答”是，送一顶“红帽子”。这总令人有“交换”的感觉。权位和光鲜显赫身份，对一般人都是巨大诱惑。出了钱可得如此好处，在这样扭曲慈善崇高内涵的意识影响下，一些心怀叵测的大款热衷的是以钱谋位、要权，再去方便地捞更多的钱，鲜有光顾那样“寒酸”寂寞的慈善晚宴者，便是必然的。

热衷于慈善。说到底是一种文明信仰。我们必须在慈善事业的宣传、修炼、实践方面作出巨大努力，乃至于建立必要的制度保证其发扬光大。

贪官的“成本账”　作者：彭友茂

在报刊上，经常看到有人撰文呼吁要对“腐败成本”进行研究，以此去教育广大干部做清正廉洁的好官，别做贪污受贿的赃官；警告那些以权谋私“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伸手派”和“湿鞋者”，别执迷不悟，走得太远。

这类文章看得多了，我这偶尔写点“豆腐块”文章为反腐工作放屁添风的人，便“腊月的萝卜动(冻)了心”，搜集了部分资料，试图鼓捣出一篇。

谁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这里刚要动笔写，就发现一个叫薛玉泉的贪官，在《明镜月刊》“忏悔录”栏，亲自给我们算了一笔“腐败成本账”。这下子，撞车了，咱这无官无权之人，既没有贪污腐败的实践，更没有“铁窗冷月夜难眠”刻骨铭心的特殊感受，即使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挤牙膏似的弄出一篇，也定然没有人家的现身说法深刻、感人。所以，咱只好甘拜下风，对人家算的腐败成本账，洗耳恭听。 薛玉泉1948年出生在辽宁大连，父亲是军人，是母亲受苦受累把他带大的。解放后全家在烟台团聚，参加工作后到北京钢铁学院接受高等教育。28岁就成了省冶金工业厅的副厅长，是当时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1997年任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局长。1992年4月至2000年2月间，他利用职务之便，先后238次收受或索取83名个人及单位的钱物，总价值196万余元。1997年12月，还挪用公款400万，元，用于成立私有企业注册验资。2加1年5月，他以受贿、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身陷囹圄，薛玉泉如是说：党培育了我这么多年，我却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党抹了黑。我更对不起我的家庭。76岁的老父亲革命一辈子，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成了人民的罪人。老两口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双双住进医院。家属本来是单位的中层干部，也受牵连，被取保候审。27岁的儿子已谈了好几年的对象准备结婚，也因此事告吹，至今还没有个正式工作……对个人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算过我犯罪的“成本账”：我今年55岁，被捕时51岁多一点，至少可以再干10年。当时的月工资是5000元，家属的工资是2000多元，儿子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全家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就有近万元，一年至少就是10万元。10年呢?100多万元。那还是当时的工资标准。按现在的工资递进幅度看， 10年收入200万元应该没问题，和收受的贿赂差不多。这又是何苦呢?何况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还有国家提供的方便，如公务用车、出国考察等，真正是得不偿失啊!腐败这条路不能走啊!

看官，这回你看明白了吧?我这“文抄公”是否也有点儿功?从薛玉泉的忏悔看，他虽然没把“给党抹黑”，没把家庭成员住院的住院、婚事告吹的告吹等损失记人“腐败成本”，但单就他个人历数的经济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看，他那“得不偿失啊”和“腐败这条路不能走啊”两声慨叹，可谓字字血，声声泪——“啊”字后边的两个感叹号，一个足有半吨重。

当然，绝大部分干部家庭的收入不会像薛家那么高，因此即使搞腐败，所“付出”的“腐败成本”也不会像薛家那么高。但隔行隔山不隔理：不论你家庭条件优厚与否，收入是高是低，只要搞腐败，就会有风险；一旦被绳之以法，且不说“经济损失”犹如挖却心头肉，也不说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单是家不像家，失去自由有家难回，就足以让人“连肠子都悔青”。

荐稿人语：这年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杂文可谓多矣。但怎么写却因文而异：有的文章居高临下，板着面孔，在底气十足训斥贪官的同时，似乎也让看这类文章的读者一同接受作者“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教育。有的丈章不是这个路子：作者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像是邀三五好友席地而坐，闲聊侃大山，把酒话桑麻，丝毫没有——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没有要去教育谁的意思，更别说架子了。

写法不同，效果自有高下之分。这篇文章可以给广大杂文习作者一点启发：写政治思想性比较强的杂文，与其火刺刺的，给人一种教师爷的感觉，不如温柔一点，亲切一点，把文章的笔调变得软些，再软些。

怒斥何以成为一种“秀”？　作者：蒹　葭

时下，“领导怒斥”的消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登上网络，键入“怒斥”一词，便有“怒斥腐败”—、“怒斥公路‘三乱”’、“怒斥领导司机”、“怒斥公务员开豪华小车”、“怒斥下属领导污言秽语”等等消息。

见了腐败现象、不法行为，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最终骂几声娘，叹一口气了事的，一定是像我这样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而领导则不同，他有权力，有威严，可以一言九鼎，可以予取予夺，如果碰上他有一颗疾恶如仇的良心， 自然可以大发雷霆，可以拍案而起，可以疾言厉色。所以，“领导怒斥”不同于“百姓骂娘”，自然有其“如朕亲临”的威仪感，被抢着做成“新闻”也就不奇怪了。

一开始，老百姓听了还蛮感动的，毕竟领导道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听得多了，就理智了些，注意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怒斥之后有没有下文；再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发现许多人只是“怒斥而已”，怒斥的对象往往都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现象”，更别说有铲除“怪现象”的实际行动跟进了；到最后，见了一些人拍案而起就不再惊奇了，反而有点像看戏，知道那是该领导在作“怒斥秀”，当不得真的。

只是，我总在想，为什么一些领导总喜欢作“怒斥秀”，而且似乎在官场上大有流行之势呢?笔者猜测，或许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出于天真。一些领导者抱着善良的愿望，以为对“怪现象”予以斥责，既可不撕破脸面，又可以起到敲山震虎、警戒他人的作用。殊不知，这样做即便能够短时间小范围起到一定作用，可怪现象仍会层出不穷，斥责是注定不会起到全面警戒、标本兼治的作用的。

二是出于无奈。本来，对于一些“怪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动用正常的法律、行政等手段，结结实实地予以惩治，该罢官的罢官，该罚款的罚款，该清查的清查，该绳之以法的绳之以法。可囿于人情世故、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等原因，有的领导往往无法采用这些正常的惩治措施，只好怒斥一番，出一口鸟气。只是这样的怒斥，于事无补，和老百姓发牢骚骂大街并没什么两样。

三是出于假意。有的时候，该领导所管辖的范围之内，腐败现象、不法行为实在过于猖撅，闹得怨声载道，千夫所指。领导者一方面姑息纵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有所交代，只好惺惺作态，作怒发冲冠状，高声大气地“斥责”一番，以求平息老百姓的怒气。这样的怒斥，视老百姓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刘阿斗，玩弄民意于股掌之间，只会纵容“怪现象”更加猖獗。

四是出于炒作。原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家财逾千万，案发前一直保持着不与腐败现象同流合污的铁面形象。对于持重金登门行贿者，他“义愤填膺”地通知保安人员：“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一时间被传为佳话。我想，有的领导者喜欢时不时“怒斥”一番，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当然，笔者在这里冷嘲热讽地说了一大堆，并不是反对领导怒斥不正之风或腐败现象，而是希望提醒许多领导干部，“怒斥”井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更不要把“怒斥”演绎成了一种“作秀”。

反腐败，死刑真的是必须的吗？　作者：邹云翔

11月13日上午，李真被执行了死刑，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一阵轻松，多杀了一个人究竟是反腐败的成果，还是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见证，我真的不敢多言。

如果说，每杀一个贪官，社会就多了一份廉洁的话，那么历年来我们国家屡屡对贪官开杀戒，较之那些北欧没有死刑的国家，应该说我们国家最廉洁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10月上旬，透明国际给各国廉洁度排了一个表，芬兰、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对于财产犯罪都没有死刑。不杀而能达到廉洁的目的，正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不杀而建设了一个廉洁社会。我国用最严厉的刑罚，却无法达到最佳的廉洁度，与我国廉洁度排名66不成比例的是我国反腐败用刑之重。这些对比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我是个痛恨腐败的人，但是我又不是迷信死刑的人。对于腐败问题我有点“另类”的想法：既然杀不能根治腐败，那么我们能不能另觅反腐佳径，在少杀人的基础上达到建设廉洁社会的目的?

9月底，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但是此公约签订过程中的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报告《有关严重犯罪的分析性研究——秘书处的报告》，却告诉我们在整个国际上我国用刑太猛了。该文件提及：“对于有些罪行，各国的做法大相径庭，有些国家规定的刑罚远甚于其他国家。对贿赂罪的刑罚就是一例。如上所述，大多数提供答复的国家规定的刑期一般都在6个月到10年不等。但在南非，对贿赂罪的初犯者，至少判15年徒刑，对再犯者判 20年徒刑，对三次或多次犯有此种罪行者判25年徒刑。在中国，对此种罪行判的徒刑可以是终身监禁，甚至可以对此种罪行判死刑。”

当然有人会提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盲目与国际接轨，当前中国反腐败杀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国情是贪官多，但是我想产生贪官的原因并不是中国杀得不够多，而是因为中国的权力运作缺乏制约。如果说什么是反腐败的中国国情的话，我想最大的国情就是权力缺乏制约。而权力制约最佳的手段却是强化民主监督，而不是动刀用枪。如果真想针对中国国情反腐败，我想最佳的途径是改革权力运作体制，给腐败来个釜底抽薪。

此时还有人会提出，权力制约正是我们改革方向的方向，但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总要为保护社会有所作为，杀还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感到法律要是真要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用不着杀人，只要将刑法第387条“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受贿罪的前置条件，取消掉就行了。我国刑法简直是笑话，受贿本身是有权者为自己谋取利益，却要搞个不伦不类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条件。这下好，大小官员逢年过节在家收礼，查到了，手一摊：我是谋取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我没有谋取他人的利益。案件就黄了，有多少贪官因此家财万贯而逍遥于法外。

不杀李真之流，将他们留下来，如果我们社会真的感到痛，那就应该更好的反思我国的反腐败策略：首先从预防上下功夫，不要让大小贪官有可乘之机，从权力制约上下手，从源头上反腐败；其次及时打击，完善立法，反腐败不因事小而不为。其实对于一个贪官及时的一个撤职处分，也将远胜于不及时的事后杀头。

李真腐败是李真之过，更是权力运作不完善之过，仅仅枪毙李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反对在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一是因为生命永远高于财产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因为大部分财产犯罪可防可控，我们社会不积极防范，而指望于杀头是个本末倒置的不明智之举。

权力不受制约，小洞不补，事件闹大了再杀头是没有用的。留下李真之流的生命，然后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个立法议案，建议修改刑法第387条，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的受贿条件，同时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才是反腐败的正举。

我们的机制能够在李真之流将事情闹大后杀其头，但是却无法在其初违法时大声棒喝。这就是我们反腐败体制的现实!

对反腐败，死型还真是必须的　作者：邵道生

邹云翔先生写了一篇直接挑战当今对腐败分子实施死刑的檄文，很厉害，也很坦率。不过，说句实在话，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为什么?因为邹云翔先生试图废除死刑的几个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邹云翔先生的主要推论——“如果说……”，只能说是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若是邹先生的推理能够成立，那么以下“推理”也是能成立的：“如果说，每判一个贪官的刑，社会就多了一份廉洁的话，那么若是将历年来我们国家将判了刑的贪官的数字加起来，较之那些北欧对贪污罪没有那么多判刑的国家应该说，我们国家最廉洁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只是我很有些自知之明，我的这个“如果说……”绝对是个大谬。由此而见，邹先生的“如果说……”算不上是个大谬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个小谬。

第二，人家的“国情”不能等同于我们的“国情”，不能“见好就搬”。

看得出来，邹先生是非常喜欢那些北欧没有死刑的国家的。好，就依邹先生的，就再来一个“如果说……”即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将北欧反腐败的那套做法完全搬过来，会怎么样?

在芬兰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在接受礼品上，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20欧元(约合人民币195元)左右的礼品；在丹麦，公务员的计划外的出访不能去，人家出钱也不行。如果你敢受贿，搞权钱交易，你十有八九会被开除公职。总之，在北欧国家，一名公务员如果因腐败受贿被揭发，就会被从整个工作、社会生活圈子中剔除，代价极其高昂……

北欧国家的这些反腐败措施好不好?绝对是好。他们的反腐败措施严不严?绝对严。正因为有这样的又好又严的反腐败措施，所以在透明国际对全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及政治家的腐败程度排名上，芬兰、冰岛、丹麦等国家的得分最高，其中芬兰以9．7分的得分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最廉洁政府。

但是，若是我们将这些国家的反腐败措施完全搬过来执行，哪会怎么样?我想，一个全社会会达成“共识”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务员恐怕就会剩得不多了。在我们社会中有几个公务员会有因为“喝上葡萄酒”而担心丢工作的?!恐怕一个都没有。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人家有人家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轻重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国情”，而这个“国情”则是该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沉淀，是过去长时间发展的文化的一种凝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急不得，太超前了是要出问题的，总之是：不能“见好就搬”。

第三，邹先生说的“我国用最严厉的刑罚，却无法达到最佳的廉洁度，与我国廉洁度排名66不成比例的是我国反腐败用刑之重”这句话，有失偏颇，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中国的刑罚是不是最严厉的?并非。

其实，看一看中国的刑法，既有被邹先生认为是“最严厉的刑罚”的死刑之规定，但是也有世界上最为“宽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罪名。即便是贪污几百万、几千万，只要腐败分子咬牙不说，只要执法者不想查个水落石出，也最多判“五年徒刑”。刑法规定到这样“宽松”的程度，恐怕世界上也是极其罕见(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毕竟不是学法的)。请问一下邹先生，这样的刑法规定是严还是松?就是凭这一条刑法规定放跑了多少腐败分子?比之于被处以死刑的贪官污吏的数量来说，肯定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

根据我对腐败问题多年的研究，我还是认为当今社会存在的主要倾向依旧是腐败分子的腐败成本大低，依旧是“打击不力”，甚至我还可以这样肯定：在已经被杀的腐败分予中，一个冤假错案都没有，还有一些腐败分子是该杀的而没有被杀的，还有相当一批腐败分子属于刑罚的漏网之鱼。所以，当今的腐败态势是“前腐后继”，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是很难说得上“最严厉的刑罚”的。

对于反腐败，邹先生说：“仅仅枪毙李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这是世人都懂的一个常识性问题，然而我需要补充的是，若是不枪毙李真，留下的问题更大。

总之，对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贪官多这样一个腐败原因论问题，我想，既与“中国的权力运作缺乏制约”有关，又与“贪官杀得不够多”(准确地说是与“刑罚不力”)有关。所以，当今反腐败的反法是“权力制约”和“刑罚”这“两手”都要“硬”!

“我心有主”　作者：高　深

元代有一位叫许衡的大学者，是位颇有修养、做事特讲原则和境界的人。有一次他有事外出，赶上个太阳特毒的大热天，沿途无水，渴得他嗓子眼儿像撒了一把盐。可巧途经一处路口有棵大梨树，水灵灵的梨子压弯了树枝。行人见此梨树如久旱逢甘霖，一窝蜂地拥上前去摘梨子，惟独许衡一人不为所动。有人纳闷儿地问他：“你傻冒呀，咋不摘几个梨子解解渴?”许衡淡淡地回答：“那是别人的梨，岂有乱摘之理?”路人都笑许衡太死板太迂腐：“眼下世道这么乱，谁晓得它是哪家的树?没主儿的梨子，不吃白不吃。”许衡闻此言大为吃惊，郑重地驳斥那人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好一个可钦可敬的“我心有主”!真可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一个有严格操守的人，一个有为人之道的人，一个讲良心和知廉耻的人，就像内心世界有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有个严厉把守道德门户的哨兵，时时事事监督自己的言行，使其不在物欲誉欲面前所动，也就是不受名利诱惑。不但在众人都不受诱惑时自心有主，即便许多人于诱惑面前蠢动，自身仍能坚守操行，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受污染。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说得简单直白一些，“我心有主”也是一种自己看重自己、自尊自爱的做人标准。这种做人标准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讲，是一个人有信仰有理想有原则的表现；从人格品行的层面上讲，则是抑制物欲，看重理性，克己从贤的君子行为。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一队解放军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饥又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苹果园，一树树鲜红的苹果，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战士们不停地咽口水，多想摘一个苹果解解渴，压压饥。可是他们平静地绕过果园而行，连一个“落地果”也没有人捡。他们也是“我心有主”。他们的“主”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主”不仅仅是一种纪律约束，更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仰。在许多非常情况下，纪律是很难管住生命和生理需要的，只有崇高的信仰才可抑制非分的欲望和非礼的行为。信仰是培育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阳光和泥土，也是人生最高尚的精神亮点。这些东西构成人群的骨气和社会的良知，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道德基础。统治世界和人类的主要不是权力和武器，而是人的品德。

一个理智过人、聪明过人的贤者，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人民大众的利益面前，总是严格地按照原则和道义规范自己的举止，即使是那些不一定被人们特别关注的小欲小利，他们也能自觉地分清公私，分清善恶，从公而为，从善而行。大树是从幼嫩的树苗起步，高楼大厦是自一砖一瓦垒起。凡大德大智大勇，无不是从一点一滴培养道德人格做起的。反之，凡恶行恶德也都是“小魔鬼”长成“大魔鬼”的演变历史。看看那些带上手铐脚镣住进班房的人，几乎无一例外。

杂议二则　作者：何满子

讨论武侠

读报，敬悉有“学者”数十拍摄金庸武侠小说电影的术家”数十人，共百余人，济济一堂，在嘉兴讨论“天龙八部”、“地蛇十部”之类的片子拍得是否成功的问题。金庸亲临评议，热闹非凡。会中，有些先生说拍得不好，有的说拍得很好。持否定或持保留的大多是“学者”，说拍得好的都是“艺术家”，争论激烈，煞是有趣云。

但那么多的“学者”和“艺术家”，就没有一个，哪怕一个提一句：武侠小说这类玩艺该不该大拍狂拍?即这类摇头丸文化该不该大肆推广的问题。

这事令人想起“文革”前夕关于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那时的议论是，有的说《海瑞罢官》是骂皇帝，是毒草；有的辩称《海瑞罢官》不是骂皇帝，不是毒草。但是就没有一个人提出：皇帝可不可以骂，该不该骂的问题。

前后辉映，历史真会逗!

历史会逗

上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期，平江不肖生 (向恺然)、顾明道等人的武侠小说狂销；据这类小说拍摄的影片《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之类狂销。旧文人如鸳鸯蝴蝶派作家等人兴高采烈，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者作家戚然心忧，批判斥责其逆时代潮流，进步艺术家则努力制作适应时代的片子以抵制之。

光阴荏苒，七八十年过去了，看一下当今的文化市场，也不得不说：历史真会逗!

给生命一份从容的平安　作者：鲁　人

这是一个凄惨得让人心碎的故事。一个很可爱很聪明的小男孩，他的作文在全国作文大赛中获了奖，并被收入获奖作品集。不幸的是小男孩的父亲患了绝症。一天中午放学后，小男孩高兴地告诉老师，他可以去看刚刚做完手术的父亲了。小男孩骑上自行车怀着将要见到父亲的喜悦出了学校，刚准备骑过马路时，一辆卡车从一侧开来，司机看到小男孩立刻鸣笛示警，小男孩一慌，折头向回骑。瞬间，惨剧发生了。小男孩被从卡车内侧超车的另一辆卡车辗在轮下。

班主任得知消息狂奔到现场，但只见到了扭曲的自行车和熟悉的书包。很快又传来消息，小男弦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伤心的班主任不让将这一噩耗告诉小男孩的父亲，也不敢告诉小男孩的母亲，只得通知了小男孩的亲戚，当亲戚婉转地将噩耗转告小男孩的母亲时，她还是顿觉五雷轰顶。几天后，小男孩的班主任拿着刚刚出版的载有小男孩作文的获奖作品集来到小男孩父亲的病床前，为他读了他儿子的作文，骄傲的泪水从小男孩父亲微合的眼角淌下来；又过了几天，小男孩的父亲去世了，他并不知道那让他骄傲又让他万分牵挂的儿子已经在那个世界等着他了。又过了不久，一位披头散发，精神失常的妇女被卡车撞死在小男孩出车祸的地方，她的双眼大睁着，怀里抱着小男孩——她的儿子的书包。

听到这个故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想到这个故事，我的眼眶里常会潮湿起来。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想说：生命很美丽，也很脆弱，我们应该认真呵护。

我曾遇到这样一位出租车司机， 当一位小女孩横穿马路时，他没有按喇叭，也没有恶声恶气地叫骂，而是停下车，和颜悦色对那小女孩说：嗨!孩子!慢点，别着急。这个司机让我感动，他没有因为小女孩的过错而对她横加指责，而是稍稍地等了一会儿。也许这一会儿会使他错过一些什么，但他却让一位美丽的生命从容地走过了马路。

我觉得那名卡车司机，如果不是鸣笛，而是踩一下刹车，等一小会儿，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我并不想责怪谁!我只是觉得我们无意中找出的许多理由，正表现出我们对生命缺乏应有的敬畏。有时我们开车或骑车行于路上，一个突然企图奔过马路的孩子会让我们出一身冷汗，于是，我们常会非常恼怒，以至常常出口不逊。其实，冷静地想想我们能要求一个单纯幼稚的孩子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但我们也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不要碰落那美丽的花瓣。一个孩子的任何过错都不应该是以鲜血，甚至生命为代价的，而我们有天大的理由，也不应该轻视生命。

不管遇到什么事，请让我们给生命一份从容的平安。

干吗不让孩子当孩子？　作者：袁　征

前几天傍晚散步，遇到一位邻居，闲聊之间知道他的外孙女今年上初三，学校为了帮助学生通过高中入学考试，把孩子们搞得非常紧张，每个星期六全天上课，上学期教完整年的课程，下学期专门训练考试。老师叫学生把每分钟都用上，大块儿的时间做习题，零星时间背古诗。后来我太太给她在北京的表妹打电话，恰好她表妹的孩子也在初中毕业班，天天晚上都要过了11点才能上床，早晨6点多就得起来，每天就睡七个多钟头。据我所知，高三准备考大学的孩子更辛苦。

教育界有一种观点，叫“生活预备说”，认为孩子的童年就是为了将来成年的生活作准备。我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人类的不成熟期特别长：十八年，大概占生命的四分之一。万一孩子没成年就去世了，难道她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是的，如果我们一直逼她复习考试，为成年作准备，那她的确白活了。但如果我们不是那么霸道，那么，她就快乐地生活过，捣过蛋，撒过野，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来欢笑，为整个社会带来真率活泼。人类一生各个阶段都有独立的价值，都有独特的贡献。要是一个社会没有孩子，哪怕所有人都是满腹经纶的博士，安定祥和，知识爆炸，也缺少很多的欢乐，缺少很多的美。如果童年就是为了给成年作准备，那么哪个孩子最像大人，哪个就准备得最好。但我们并不喜欢呆板老成的小大人。可惜许多父母和学校都逼迫小孩一味给将来作准备，不让孩子当孩子。

我当然不是主张让孩子玩一天算一天，根本不管将来。我担心的是，拼命“预备”不但对童年无益，而且对成年有害。最近电视新闻说美国中小学生课外做作业每天平均不到一小时，有些孩子根本没有课外作业。但是多少年来评诺贝尔奖，总是美国佬拿得最多。有些人说中国学生知识学多了，但方法学得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不明白：难道方法就不是知识?就不会过时?我念书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还没有出世，更没有因特网，老师教的多少方法都过时了。可见，没有水的“鱼”固然不耐放，有水的“渔”不见得就能保值。学校里教的知识也好，方法也好，都是过去的创造。学生要有自己新的创造，就一定要在学校之外继续学习。 因而杜威(John Dewey)说，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和加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学校把学生弄得太苦，使他们一拿到毕业文凭就谢天谢地，觉得“这下好了，不要再学了”，那还不如不上学呢。

前些年，一位同事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小学毕业，语数英三科考试一共300分，一所顶级中学只收拿到294分以上的孩子：每科只能丢两分。我叫他不要伤心，爱因斯坦也肯定上不了这所名校。学术大师都是疯疯癫癫的，即使计算正确，忘了抄题，或者漏了写“答”字，答完题没画上句号，两分就完了。创造是对已有知识的否定和超越，而考试要求小心应用已有的知识：它们是规则正好相反的两种游戏。试考得太多太严，孩子就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违反已有的知识，就失去了创造的胆量和能力。

学校的课程是按我们的思路组织的。但学生要创新就是要解决我们没法解决的问题，就得有跟我们不同的思路和知识结构，所以一定要留点时间给孩子，让他们用跟咱们不一样的角度看事物，特别是读一些学校没有指定的课外书。

这些年，大家都在骂“应试教育”，但大家都在搞应试教育，而且越搞越厉害，不知要摘到哪年哪月。不让孩子当孩子，学校固然有责任，望子成龙的父母也有责任，掌管教育的机关更有责任。统一考试是法力无边的指挥棒，政府评审决定学校的地位。如果政府官员不痛下决心，现在的局面恐怕就很难改变。一位中学教师给我的电子邮件写道：“我天天带着内疚的心情教学生。”读了真让人心里难受。

萧何当副手　作者：牟丕志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三人在创建汉室江山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他们三人命运大不相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只有萧何做了刘邦的副手，与刘邦和平共处几十年，虽然其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总算有始有终，终老天平。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是极为少见的。

皇帝和副手的关系实际上是依附关系、主仆关系。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极为微妙，官场上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变幻莫测，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往往是这样，在改朝换代之际，哥儿几个揭竿而起，一同打天下，这时候，大家同甘共苦，相互关照，生死相依，待天下平定之后，天下就成了一家的，于是当上皇上的那一个便翻脸不认人，最后采取种种手段将其他哥几个一一干掉，自己一个人独享富贵。翻遍二十五史，一同打江山的，副手大多是白忙活，最后不但没有好处，就连性命也难保。而萧何能够当刘邦的副手，在官场上风光几十年，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当副手的高手。

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刘邦当平民、当无赖的时候，人家萧何已经在泗水郡当卒吏，在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能干的官。但萧何没有官架子，他看得起平民刘邦，把他当朋友看待。这时，刘邦常常巴结人家萧何。萧何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处处给刘邦以帮助，这对刘邦日后起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刘邦起兵造反，想到了萧何，让他当了县丞，这是萧何当副手的开始。萧何是文官，管的是处理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他做得极为出色。在多次战役中，当刘邦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多亏萧何前来支援，才使刘邦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夺取秦都咸阳以后，众将都在争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保护了秦朝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所以，刘邦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在打下江山以后，萧何在评功中获得了第一名，为此，刘邦恩赐他上朝时可穿鞋带剑，不必遵循常理。可是萧何处处遵守礼仪，他知道皇上可以让你放肆，那是对你的恩赐，你铭记在心就是了，你要真的放肆了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了，那就要倒霉了。所以，他把分寸掌握得极为得体，没有因为细节问题为自己惹是生非。这是萧何的明智之处。

萧何能够平安地当刘邦的副手，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干，而是他性格温顺，凡事服从听命于刘邦，有好事全让给刘邦，能够委曲求全。所以，刘邦在平定天下后，对萧何网开一面。《史记》上记载，萧何做事好请示，无论是制定法令制度还是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总是尽快向刘邦报告，得到刘邦同意后，才开始实施，从不自作主张。这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主见，其实，这是最为高明的主见。所以，在刘邦看来，这个副手既能干工作，又没有野心，是靠得住的，这才破例没有剪除他。

萧何老谋深算，他懂得，克制自己就是保护自己。当他和吕后一同诛杀了韩信后，又得到了封赏。被拜为相国，刘邦还给他配备了五百名士卒的卫队。萧何知道，表面上这是对他的赏赐，实际上刘邦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自己得到的好处太多了，这使刘邦心里很不舒服。他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于是他果断地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来当作军费，这样一来，刘邦自然十分高兴，没有任何推辞就收下了。可见，萧何家产早就让刘邦惦记上了，如果萧何不主动地交出来，说不定哪一天，刘邦就会找一个借口抄了萧何的家。那样大家就得撕破脸，肯定不会愉快。所以说，萧何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体现他的明智。以退为进，以弃为取，把这件事处理得极为精彩，这样，大家心照不宣，你知我知，两全其美。

然而，萧何再老练，也有想不到的地方。萧何的思路是全心全意为刘邦效忠，做到尽心尽力，安抚好百姓，忠于职守。可是，这其实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这样做会深得民心，会得到更多百姓的爱戴，这样会更让皇帝害怕和担心。此时，萧何家的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不远了。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询问你干什么，其实害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用低价赊借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做，皇帝才安心。”萧何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他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为此刘邦大为高兴。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心狠乎辣、极爱猜度的性格，能放过萧何吗?

萧何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给刘邦做副手中度过的，没有大起大落，但过得十分半苦。他大智若愚，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安抚天下，用心之良苦，鲜有与之比肩者。他用破一生心，总算“批准了位置”，在危机四伏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成为一个幸运者。可惜的是，像他这样聿运的人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是韩信、彭越、黥布这些不得善终的人。

“喜剧阿里”的悲剧品格　作者：孙焕英

在伊拉克战争中，大出风头第一人，可以肯定，非萨哈夫莫属。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有绝对权威萨达姆，和这位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比起来，统统地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以至连美国正开着顶尖会议，一听说萨哈夫要出镜了，那总统便马上离开会场打开电视机，先看完这位戴着贝雷帽的眼镜先生声情并茂的表演再说。

萨哈夫是一个绝对的政权乐观主义者。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能让人笑得前仰合，他口中的每一个吐字都能让人乐得喷饭流泪。以至他由乌丝油亮的新闻发言官突然变成了满头白发的瘦老头儿坐在了降者席上，也那么具有戏剧性。所以，萨哈夫赢得了一个不贬不褒的外号：“喜剧阿里”。

其实，“喜剧阿里”萨哈夫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简直有点儿悲得出奇，悲得有点儿喜剧化。

我们且举几例萨哈夫的悲剧品格。一个天才的“国嘴”，成了独裁政权的喉舌；或者说是一个演说天才，成了独裁者的奴才。他具有非凡的演讲才能。他的每句话，几乎都是警句，学生们会把它们当作座右铭，老年人会把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却在掩盖萨达姆独裁政权的黑暗统治。

一个对独裁者的愚忠，却从来未得到独裁者信任，最后连自己被独裁者卖了，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价钱呢。

萨哈夫是惟一为萨达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美国大兵已经巡城了，萨达姆父子已经从容逃命，早把萨部长忘得一千二净了，而萨哈夫居然还在走出新闻部办公大楼前往饭店去召开捍卫萨达姆的新闻发布会呢!大家看，这位“喜剧阿里”萨哈夫是不是有点儿可悲得滑稽?萨哈夫对萨达姆政权的了解、对自己的定位，甚至还不如美国人看得清楚准确呢。在美国人拟定的五十个被通缉的伊拉克前高官的“扑克牌”当中即萨达姆的亲信心腹和独裁政权的得力干将当中，根本没有萨哈夫其人。

萨哈夫是伊拉克战争中最显眼最张扬的高级官员中的抗关斗士。而在老美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臭味的放屁虫儿。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五十人“扑克牌”中根本就没有“喜剧阿里”萨哈夫的尊容。后来萨哈失自作多情，要向美国人投降，可是，荚国人则说他不够投降的资格而不予接收；萨哈夫想享受俘虏的待遇，可是，美国的战俘营中又没有安排他的床位；至于萨哈夫想当美国人的战犯，那就更属于痴人说梦了。

萨哈夫乐于当国执政、喜欢显山露水。然而，伊拉克却没有了“喜剧阿里”的立锥之地。

萨哈夫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物，他时刻都想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力，从不放弃任何抛头露面的时机。连萨达姆父子都销声匿迹了，他还在夸夸其谈。可如今，却成了亲爸不管、后妈不要、“山姆大叔”也不搭理的孤独者。面对如此的尴尬处境，萨哈夫的感叹只能是：在国外还有点儿存款，去那儿食粥敲着碗边儿望故乡吧!

“喜剧阿里”萨哈夫有着丰富的悲剧品格。可以说，他的每一根白头发，都记录着一个悲剧故事。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可能要提出一个新命题，一个有着普遍和警示意义的“萨哈夫现象”。

文人七不可为　作者：陈鲁民

大干世界，芸芸众生，立身处世都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文人骚客，历来自视甚高，不同凡响，更应洁身自好，注重风节，远离龌龊之地，不蹈恶俗之境，我以为应有七不可为。

剽窃抄袭不可为。剽窃抄袭为文人之大忌，可一些文人偏偏要冒此风险，小文人抄大文人，土文人抄洋文人，今文人抄古文人，高明者抄情节，抄构思，蠢笨者从头抄到尾，一字不改。虽说抄得痛快，偷得巧妙，然一旦事情败露，身败名裂，顶风臭十里，就再难立身文坛。

拉帮结派不可为。政客要结朋党，土匪爱拉山头，文人万万不可有此恶习。然而，现如今，也有一些文人沾染政客、土匪习气，拉山头，划圈子，占领几家报纸刊物为阵地，哥儿们姐儿们的文章哪怕是臭狗屎也照发不误，旁人外姓就是字字珠玑也弃之如敝屣。评奖评优，今天是张哥李姐，明天是王兄赵妹，或者干脆举贤不避亲，像某刊把大奖公然给自己的评委，某刊最受欢迎的诗人，自己的编委有近一半人选，笑骂由你，反正我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自吹自擂不可为。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家的好，文人自我感觉好在情理之中，但自吹自擂却不可取。有些文人，刚写过几篇短文，就敢在名片上印“著名作家”，有几本小册子问世，就以“文化名人”自居，三天两头有豆腐块变成铅字，就自命为“知名学者”。开篇善写忧国忧民文章者，敢称自己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下笔爱编个长短句现代诗的，则欣欣然以“东方泰戈尔”面世。至于“—不留神就是一部《红楼梦》，至少也是中国一《飘》”，早已成了文人吹牛的经典名言。

攀龙附风不可为。文人当有独立自尊的人格，要靠作品说话，以本事吃饭，大可不必仰人鼻息，卑躬屈膝。常见有些文人，无心创作，有志钻营，经常奔走于权贵豪门，热衷于和名人政要拉拉扯扯，吃饭合影，索要墨宝，尔后精心装裱，挂在客厅，炫耀于人，以为登龙之术。或者花重金托关系，请名人显要作序，拉大旗当虎皮。偶见了名人权贵一面，受宠若惊，不知自重，马上撰写吹捧文章；走近XX，或XX二三事。阿谀之词，溢于言表，谄媚之态，令人作呕。

党同伐异不可为。是自己圈子里的，就拼命吹捧；不是自己山头的，就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文人相轻已发展成文人相攻。纵观文坛，“酷评”刀刀见血，一个也不放过，鸡蛋里硬是能挑你一堆骨头；“恶攻”专打痛处，揭隐私造谣言，无所不用其极。

互送高帽不可为。文人相攻固不可取，文人相捧也是恶习，可有些人却乐此不疲。你捧我是著名作家，我吹你是当代鸿儒；你封我是短篇小说之王，我指你为纪实文学大师；你称我是文坛神童前途广阔，我恭维你是文坛泰斗宝刀不老。端的是高帽满天飞，斯文尽扫地。

欺师灭祖不可为。鲁、郭、茅、巴、老、曹乃现代文学已有定评的大师、巨匠，可现在，某些文人却以攻讦这些前辈为时尚，谁叫骂的嗓门越大，谁就越引入注目。在他们眼里，郭沫若除了甲骨文，其他就一无是处；茅盾早期作品就是“主题先行”，后期作品更是“政治标签”；而鲁迅，“不过是一块臭石头”，他的批判国民劣根性“实际是抄袭法国传教士的思想”，“没有长篇，光靠一些杂文是无法站得住脚的”。的确，想在文学成就上超过大师是很困难的，或者几无可能，而骂几句大师，则是很轻松愉快的，既可出口鸟气，又能以骂求名，算是时下文坛快速成名或保持影响的终南捷径，但也为一切严肃正直的文人所不齿。

《莱根谭》说：“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有所不为，世间文人当切汜切记。

荐稿人语：古语云：“丈人无行”。这话并不全面，因为“有行”的文人也很多。陈文不谈这个，他针对近年来文坛较多的“丑行”，概括出了丈人的“七不可为”，可谓既切中时弊，又防止了“文人无行”的片面性。

但，既要切中时弊，且“不可为”有“七”项之多，难免触及一大片。好在是“对事不对人”，并非有意和张三、李四过不去。即使有文人照出了自己的某个侧面，也不好告上法庭，说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荣誉权”。

因我孤陋寡闻，陈氏杂文我读得并不多，但总觉得分析精到，游刃有余而又颇具幽默感。我业余有时也写一两篇杂文，每感质直乏味，较之陈氏自愧弗如也!

书与史　作者：曾敏之

有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夏却说“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错行”。这是两种对立读书论，其实这样的说法都有偏颇，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古往今来，书可多矣，真是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浩如烟海。但是书的撰著、记载，却未必尽是，不少以是为非，特别是对历史的记述，歪曲、篡改屡见不鲜，哪里有如日月之明?

鲁迅曾以敏锐的观察，对历史做过判断。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上，哪个皇朝时间较短，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就不一定真实，因为本朝的史学家来不及修史，就改朝换代了，别朝史家撰修上一朝的历史，就难免存“成王败寇”的评价，因此就有违事实。他认为曹操被后世史家贬为奸雄，原因即在此。

明乎此，可想到为什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之难于修撰，也难以准确，即使是联共 (布)党史、中共党史，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史学家是不容易做的。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良史之材，必须具备德、才、识三项标准才够格。德是指政治品质，才是指学问修养，识是指胆识。因为缺少了其中一项，就会出现偏差，就会有愧于修史的职责。古代强调过孔子的修春秋，说什么“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说什么“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认真考究一下，春秋时代的乱世，所谓乱臣贼子的界定就很难，忠义之辩也值得分析，例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饿死空山，就昧于周武王的吊民伐罪，讨除暴虐之义，怎能完全美化他们呢?

值得称道的倒是司马迁之作《史记》，并不避讳对汉武帝的揭责， 因而被人诬为谤书，这也证明了司马迁不愧为良史之材。再如陈寿作《三国志》，虽然他的父亲被诸葛亮贬以髡罪，陈寿却以史家的公心，对诸葛亮做出公允的评价。比较起来，不是具有刘知几所提的标准么?

至于那些慑于权势，屈从于独裁，只知唱赞歌涂脂粉的史学家，不论是古是今，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没落的。

言与行　作者：曾敏之

“为政不在多言，贵在能行”，古有明训。

清代的唐甄，写过一篇政论文章，题日《权实》。其中引述两个故事值得玩味。

故事之一是说古之会稽，有一石家的次女患了病，其父特延聘著名的良医来为她诊断开方，可是久而不愈，只好把良医送走。但其父深为怀疑，他不相信这样的良医还治不好女儿的病，于是检查了女儿的闺房，发觉良医所开的药物被她抛掷于床底，于是恍然大悟，遂采取强迫手段，要女儿把良医开的药一连服了三剂，终于药到病除了。

唐甄引述之后，不禁慨然而叹曰：“夫国有善政，而德泽不加于民者，政虽善，未尝人民也。”他认为“为政贵在能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任何良法美意构成的方针、政策，如果不能贯彻下去，落实到行，是谈不上治道的。他断言“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靠一纸空文，“犹石季之饮药也”。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唐子被委任为地方长子的官吏，长子地瘠民贫，但宜种桑，如能因地制宜地种桑养蚕，一定能除贫致富。唐子不靠“告示”，行“文书”，他深人民间，先动员父老以为倡导，再遍防民家以交换意见，经过考察研究之后，长子的父老妇孺都了解种桑的好处，唐子才聘来种桑养蚕的能手传授技术。于是长子小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植桑80万株，后来桑蚕丰收，改善了民生的困苦。

唐甄引述之后，又不禁慨叹曰：“树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完全靠文书命令，而靠躬行实践以取信于民，就能办成好事。

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唐甄也列举典型的例子，就是“表暴日厚，忠信日薄”，“问其治功，则无化之所以不行也”。他主张对“专利蔽主，徇私党邪”属于“民之仇，国之贼者”，必须“雷霆之威”以治之，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重典。

唐甄的政文化，可称谠论，他归结为“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

我觉得以唐甄的尺度衡量官僚主义的罪恶，也有举一反三的借鉴意义。

“虽九死而无悔”　作者：曾敏之

白桦：

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了《访问白桦》的访问记，读着读着不禁热泪盈眶!

你的爱人黄蓓说你“这一辈子很痛苦”。我的心为之起了痉挛。想想看，你今年不过五十多岁，才过半百之年，可是黄蓓为你列出了你如下的岁月——

1955年“肃反”时被关了八个月。打成右派二十多年。文革中有七年不能和家人见面。批《苦恋》时不准回家。清除精神污染又不准回家。

你自己的感受呢?“我有十个春节是一个人对着一盏灯过的”!

这就是你已过的半辈子的生涯!这样的日子，你却甘之如饴。为什么呢?原来你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我不能用生命的意义这么昂贵的代价，去换取舒适宁谧的生活。”

这是屈原“虽九死而无悔”的崇高情操!

构成你这种情操，是你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你认为“作家本身没有敢面对人生的勇气就不要当作家了，那就去下象棋好了”。

这话说得多好啊!

是的，优秀的文学传统应当是反映历史、反映人民的疾苦与欢乐，为人民呐喊。中国文学从屈原开始就是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作家，作品离生活越来越远，“写出了莫名其妙的东西，用技巧和所谓艺术掩盖了他们的回避”。这就不能不令你感到失望了。你的良知要求你不做这一类的作家，你从不走回头路，这正是你可能一辈子痛苦的基本原因。

但是，当《苦恋》受到批判之时，却出现令你获得无上安慰和鼓励的现象，就是正义与同情在你这一边。策划批判不成气候，支持你的书信电报却雪片飞来。这就证明你的良知获得了崇高的评价。我认为仅是这一点，就足以减轻你的痛苦了。

我还记得去年在深圳见面时的倾心谈话，我们都看到在改革中存在的困难和阻力，也为封建特权的横行而抱隐忧。我说书生报国只有秃笔一枝，作家何尝不是以笔向邪恶战斗?当时你也有同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谈到改革，你说靠人治是难望成功的，必须要靠民主，靠法制，这是改革的核心。这种洞察力，我相信一定有助于你写出成功的作品。

因风寄意，不尽欲言，何时南来，得以碰杯畅叙，企予望之。

眼里常含泪水的艾青　作者：杜渐坤

艾青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的。关于“获罪”的原因，据高瑛记述，是因为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首要成员，屡遭批判时，希望艾青出面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尽管艾青不大喜欢她，觉得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凤姐”这个绰号就是他给丁玲起的，但还是在会上说了。因为他又认为，丁玲当初跟着共产党去了延安，大方向是对的，应该说是个革命者，同时也是当年被秘密枪杀在上海龙华司令部的左联作家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遗孀。他的作品《春》里有一句诗：“那些夜听着寡妇的咽泣”，就是写了玲的。不想竟因此遭了祸殃：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停发工资，戴上“大右派”帽子，放逐出京。

对于这样严酷而荒唐的现实，艾青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在“获罪”的那些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对高瑛说：“我错在哪里?一个人总该有点正气吧!”“我一生不争权，不夺利，不整人，不害人，不搞阴谋诡计，不加帮入伙，不懂世故，不识时务。”“我的作品证明了我的一生。我的经历很清楚。日本打进中国，我在巴黎呆不住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回国了，参加了左翼美联，因为进步，反蒋，被捕入狱，一蹲就是几年。在狱中我写了一批被评价很高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在监狱里写的。出狱后，为了生存，东奔西跑到了重庆，周恩来找我谈话，欢迎我去延安，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北京解放，我是军代表进城。像我这样的作家，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到坏人堆里当成革命对象批判?”然而，睿智如艾青的大诗人却没想到，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乱的年代，正直能有什么用?别说那时，就是现在，许多时候倒霉的不也还是那些正直的人吗?何况，那时还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在高张着呢。

不错，艾青的历史是清楚的。他的作品也确实证明了他的一生。这位当年在巴黎习画的年轻人，准确些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他有一天在巴黎街头画画，忽而听到背后有人说：“中国人，你们的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就毅然回国的。血腥的监狱夺去了他的画笔，却摧毁不了他那一颗装满了人间苦难的诗心。他的诗忧郁而且苍勃，有血的奔涌火的叫啸，有大的爱心做它的底蕴。无论是写于狱中的《透明的夜》、《芦笛》、《大堰河——我的保姆》，还是写于出狱后奔走于烽火连天苦难国土上的《雪落在中国大地上》、《北方》、《乞丐》、《死地》、《手推车》、《献给乡村的诗》，以及《复活的土地》、《吹号者》、《黎明的通知》等等，都无不融贯着他对苦难大地的悲悯和对光明的渴求。记得早年我读他的这些诗，是怀着怎样一种沉甸心情啊!而那一首《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合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更是把诗人对处于苦难、屈辱与愤怒中的土地的生死不渝之情，推向极致了。这样的诗人和诗篇，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他打倒的，因为他属于受难的土地和受难的人们。然而一旦政治灾难降临，所有这些，便都一笔勾销了。

钱穆的遭遇　作者：吴中杰

这种学术帮派的危害，在钱穆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出。

钱穆在1949年以后，长期居留香港，而且还创办了新亚书院，本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未必非住到台湾去不可。但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尊重文化，要做出一点样子来给世人看，就特地从香港和海外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到台湾定居，为其装点门面。钱穆就是被请的一位。此外，还有已定居在荚国的林语堂和已定居在巴西的张大千等人。

钱穆成名很早，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成就是学界公认的，后来还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是，迁到台湾之后，虽被蒋介石奉为上宾，在学界却很受冷遇。除了人事上缺乏渊源关系之外，据说治学方法与台湾学界的主流派不合，亦是一大原因。台湾的学界，以“中央研究院”为主流，原院长傅斯年治学注重史料，被称为史料学派，这种学派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但传衍于今，却很有点排他性，对别的学派不能兼容。其实，钱穆也重史料，早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就以考据见长。但是他在长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觉不能仅重资料，而且必须深研义理，进行理论探讨，故与史料学派的方法略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处，就不见容于主流学派。所以尽管他成就很高，影响很大，却一直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钱穆最大的不幸，还不在学界主流派的排挤，而是后来口吴中杰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初蒋介石将钱穆、林语堂、张大干请到台湾，答应给他们每人造一幢小洋房，以示优待。张大千挥毫卖画，财源滚滚，无需公款造房，就自己出钱在外双溪交汇处卖了一块地皮，虽然这地方当初是不准造房的，但经蒋介石指示相关部门批准，也就造起了一座私人庭院。而钱穆和林语堂则无此财力，也就接受公房了。林语堂的住宅造在阳明山风景区，图样是他自己设计的，中国风格与南欧风格相结合，正适应了他脚踏东西文化的特点。他自己赞美此屋道：“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可见他住在这里是很得意的。林语堂死后，就葬在宅中的园里。钱穆的小洋房造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内的一座小山坡上，虽然主人是位国学家，但房子却是完全西式的，美观、明亮、舒适、实用，可见国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并不固守传统文化的。钱穆就在此著述、讲学许多年，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依附于政治人物的丈人，常常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他并不参与政事，也难免为政治斗争所累。在老蒋统治时期，用公款造两幢小洋房来优待文化名人，当然是小事一桩，这可算古代芥士之风的延续，还可传为美谈。但一到老蒋小蒋相继过世，蒋家权势消失之时，这可是公物私用的一个把柄了。那时陈水扁正谋求上台，锋芒甚利，咄咄逼人，他在攻击蒋家长期霸占士林官邸时，顺便把文化名人的公宅私用之事也带了进去。这时，林语堂已死，张大千的房子毕竟是自己出钱造的，于是只有由钱穆来掮术梢了。在政治形势逼迫之下，钱穆只得搬家，虽然他并非无处可搬，但心情是很不愉快的。而且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经不得生气，经不得折腾，于是没有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文化名人的住宅收回之后，其实也并不派什么用场，只是空关着让它霉烂。听说到了龙应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由文化局拨款修理，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现在林语堂故居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承办，故居陈列之外，还设有咖啡馆，成为阳明山游客的休闲场所；而钱穆故居则由东吴大学代管，时常请名家作钱穆著作的辅导报告。虽然钱穆故居就在我宿舍的下方，与中丈系办公室只有几十米之遥，但我一向疏懒，竞没有去聆听这些报告，也不知盛况如何。故居介绍材料里也提到钱穆晚年搬家之事，但只隐约提及由于某种不愉快的原因，并没有点出陈水扁的攻击。这也无足奇怪，因为现在正是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中国的学者丈人常想要做王者之师，至少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优礼，很以此为荣。其实，他们是得意者，也不过是做个摆设而已，所起的作用，与高级花瓶相似，而一有震动，就被撞得粉碎。钱穆的结局还不是很惨的，无非是带点悲剧性的小喜剧而已。

记忆在哪里错位　作者：余　杰

当“里根时代”成为历史之后，当里根本人成为一位与老年痴呆症苦苦战斗的“活化石”之后，里根刚刚出版的回忆录备受读者关注。

好莱坞演员出身的里根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政绩显著。1994年11月，里根向公众宣布自己患了老年痴呆症，从此不再公开露面。最近几年来，由于病情迅速恶化，里根已经神志不清。但是，91岁的里根已成为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据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荚国人都认为里根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里根卓越的经济政策和强硬的外交政策，为冷战的终结和荚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如今，里根饱受岁月和疾病的折磨，生活在混浊与黑暗之中，不仅连美国发生的“九·一一”恐怖事件都不知道，而且连他最爱的女儿去世了也不知道。美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勋章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出席颁奖典礼。里根再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站在柏林墙前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讲，也不可能重现青年时代好莱坞银幕上迷人的风采。一个最有活力也最有智慧的人，虽然长寿，却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让人伤感的事实。

于是，喜欢里根的人们只好从《里根回忆录》中去探寻里根的心路历程。这部回忆录是在里根患病前完成的，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其他总统的回忆录不，同，里根的回忆录主要以那些没有公开过的轶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这本书的开头，里根生动地描述了他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土第一次会晤时的情景：为了避免所有的副官和顾问的打扰，一天傍晚，里根带着戈尔巴乔夫偷偷来到日内瓦湖滨。两人走进一个船库，升起了火，进行了一次关于世界和平的亲切交谈。通过这次交谈之后，他们由互相敌视而成为了可以信赖的朋友。不久，两人共同签署了历史性的削减军备协议。

这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我相信，读者们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会感到“赏心悦目”。读者们的眼前也许会浮现出像电影镜头一样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景：两位掌握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权力的领导人，脱下了楚楚的衣装，穿上了轻便的服装；接着，他们像童话里的孩予一样，脱离庄重的社交场合，来到一个偏远的游览区，亲自动手用废旧木材生火；然后，他们围在篝火边轻松地谈论——这样的氛围当然比僵硬的会议室更容易沟通感情。这个小小的细节，本身就像是一个神话故事，更何况两位国家元首谈论的是冷战时代最严峻的话题。温馨的湖光山色融化了僵硬的政治对立。也许，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是从那场轻松的聊天开始松动的。

然而，细心的编辑麦克尔·达尔却发现这个故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头。只是有一个问题——里根不会说俄语，戈尔巴乔夫不会说英语，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单独的会谈。”达尔对里根的助手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总统就是愿意这样去想象。”助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如果这个差错预示着里根已经开始丧失了部分的记忆，那么我愿意原谅这位老人。但是，另外的一些伟人们在回忆录和其他著作之中，人为地制造了不计其数的、难以被谅解的“错误”。同时，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筛选”和“修正”机制，它能够不断地去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忆、不断地添加上对自已有利的记忆。这种机制类似于古代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招募著名学者来编写史书。中国的历史书籍中，除了像《史记》那样由私人完成的史书之外，官修的史书一般都不敢昭示当下现实的阴暗面。并且努力为当政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编纂官员们遵照皇帝的命令，往史书里夹带进各种各样的“私货”。古往今来，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记忆很少能保持“原汁原味”的风格。

几千年来，无数虚假的细节建构起了一套套庞大的、虚假的制度和理论。

对记忆的修饰导致了反省的缺席。日本人在大规模地修改着他们的教科书，我们也在大规模地修改着自己的历史书，十几年以前的历史就已然模糊不清了。我们在谴责日本人卑劣行径的同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在干几乎相同的事情?打手们隐退到幕后，然后重新涂抹上油彩登场来，变成了英雄，让迟到的观众难以分辨真假是非。我们把“文革”当作一个遥远的梦，当作长河中一个偶然的“旋涡”——殊不知，“文革”之所以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其实再正常不过了。我们都是“文革”的儿予，我们也都是“文革”的父亲。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文革”是同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告别”那段“历史”。但是，我们故意通过一种“错位”的记忆，将惨痛的过去遮掩、消解了。我们为此洋洋得意。我们为自己挖下了陷阱。

在贝利亚儿子的回忆录中，贝利亚这个让千百万苏联人心惊肉跳的克格勃恶魔被描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革命者、一个被谋杀的英雄。在家里，贝利亚永远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作者很“真诚”地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加工。他还表示，现在是该为父亲平反的时候了，所有的罪名都是不白之冤。但是，我们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并接受他的观点吗?在另一些受难者的回忆录中，贝利亚是一个奸淫了数十名女予、处死了成千上万囚犯的彻头彻尾的魔鬼。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亲历者坚持认为，贝利亚“当之无愧”的是斯大林时代最邪恶的凶手。于是，出现了两个贝利亚，哪一个“贝利亚”更加真实呢?我不太信任子女对父母的回忆、亲人对亲人的回忆。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那套记忆的“筛选功能”将自动启动，在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在起作用。贝利亚可能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但这无碍于他充当斯大林的刽子手。贝利亚的儿子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企图以他自己错位的记忆来取代其他人真实的记忆。

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尤其需要记忆。记忆与灾难成正比。在中国，恢复对苦难的记忆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让苦难记忆成为“精神资源”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使命。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我认为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敢于直面并捍卫记忆的文字。遗憾的是，它们的出现如同“空谷回音”，并没有引发“应者云集”的跟从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我们安于自己错位的记忆，我们习惯了坦然地说谎，就像鱼儿习惯了污水一样。我们依靠自己错位的记忆和信以为真的谎言生存，而对真相和真话充满了敌视与恐惧，就如同突然把一条适应在污水中生存的鱼儿放到清水之中，它反倒不能生存了。

我想，如果要重新修建一座记忆的大厦，我们使用的每一块砖头都必须是坚硬和踏实的。

感谢司马迁　作者：王　晖

读张中行先生的《月旦集·梁漱溟》，见其中有这样一段晶藻梁漱溟先生的文字——

“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空想主义者……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曲，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

初阅此议，让我惊诧莫明。看张先生著作，最明显的感受是，与其文字的繁冗拖沓截然相反，是他文章中表露出的思想总是一以贯之的明晰而清澈，简言之，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为民主与自由而歌唱，始终不违背五四时期形成并彪炳史册的北大精神。

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张先生的几乎全部著述中；当然，在直接记述、评价北大生活的《红楼点滴》和专收怀人忆旧类文章的《月旦集》中，它体现得更为集中、系统、显而易见罢了。

其实，就是在收入《月旦集》内的这篇专谈梁漱溟先生的文章里，张先生在我文首的那段引文之后，也接着写道：

“(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挈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可为何一方面称颂梁漱溟先生是继承北大精神的拔尖儿人物，一方面又要揶揄这位体现北大精神的拔尖儿人物“迂阔”；一方面称颂梁漱溟先生是尊崇个性的拔尖儿人物，一方面又要指斥这位尊崇个性的拔尖儿人物“滞”的可怜——张先生之自相矛盾，何以竟至于此呢?

及至读了张先生的《负暄三话·刚直与明哲》，听了他转述的一则故事，我才恍悟他言说梁漱溟先生“迂阔”与“‘滞’的可怜”之语的确凿含义，那故事是这样说的——

“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 是呀，梁漱溟先生，“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相信若能起梁漱溟先生于地下，借县太爷此语诘问之，梁漱溟先生也定会深然自己的“迂阔”与“‘滞’的可怜”，并叹服“该批”。

每见专家、学者探论《史记》写作方法时，总不忘称道司马迁运用的“互见法”。“互见法”，又称“旁见侧出法”，对于这种写作方法的定义，专家、学者们虽盲存小异，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即：在叙述、谈论一个人或一件事时，以两处或几处的文字相互说明补充，互文见义。现在，我能读懂张先生的文章，并有了这么一丁点体会，就是将“互见法”引进阅读领域的收获。

俗谚曰：“吃水不忘掘井人。”迫本溯源，我还得感谢司马迁呀。

人生杂说　作者：叶延滨

不公平与不相同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我小时候偷看《安娜·卡列尼娜》时，没看懂这本书，却记住了写在卷首的这句话：“世界上幸福家庭的幸福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记住了这句话，要说理解这句话，却花了半辈子的时间。这是一句写小说者必读懂的名言，否则不要写小说。

正如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一睁眼就会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刚拿着白血病的检查报告走出医院，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一个活得不耐烦的老乞丐缠着他：“可怜可怜我吧，给多给少都行。”而在路那边，一个和老婆吵了架的司机，醉醺醺把油门当刹车，将一个花季少女压在车轮下……

这样的画面，天天有，处处有，充满着不公平的命运，充满着矛盾的人生。

于是，产生了政治家。从古到今的政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追求：追求公平。当然，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平，也有被统治者之间的公平，还有全社会的公平。这种公平，是在一定范畴内的程序性公平。比方说，科举制和考试制，是在试场上参考者之间的程序公平。比方说，选举制，是在选民之间有选举与被选举的公平。

于是，忙坏了社会科学家，他们写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证明人与人之间不公平的事实存在着，而这种存在，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

作家不一样。作家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把这个世界变成“公平化程序”后的世界，因此他和政治家不同；作家也不能用自己的笔，去证明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或不相同，是合理的存在，因此他也和理论家不同。

作家要面对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和真实的欢乐——真实的绝对不会相同的命运，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都会有的命运的“不公平”!只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才配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因为命运永远不会有相同轨迹，换言之，对于每一个人生的苦难与欢乐，这个世界的分配绝对不会公平。

把托尔斯泰的话改动一下：世界上幸福的人们的幸福一样——这是政治家努力追求的公平和理论家努力说明的公正；不幸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家真实展示的世界!

谁给命运平反?

我的母亲因为受到错误的处分，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大凉山里，在山区当了二十年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也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红军时期老干部”的待遇，离休回省城老干部休养所。她没有当过扛枪打仗的红军，她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进步学生，大概这也是她很容易被“打倒”并下放到大山深处当教员的原因吧，也是一种命运。

只是她没能在干休所颐养天平，回到省城不久，她就因严重的肺气肿病住进“高干病房”，开始是半年住医院，半年在家。后五年就没有从医院里出来。我的儿子一直长到五岁，每个星期天都是一个节目：到医院看奶奶，他以为星期天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到医院里看亲人的日子!

母亲最后十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离不开氧气管，那根管子在她鼻子里插了十年。每年都要有几次病危，母亲说：“又要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了……”每次病危抢救，都让她浑身插满管子。她说，我命不好，这“高级干部的待遇”比下放山区更苦!但她忍受着，她总说，别抢救了，一次花上万元的钱，干点别的多好!

母亲最后十后，单位每年都要花掉十多万元医药费。单位的负责人来看她：“老大姐，您是老红军，是我们的宝贝，再花多少都是应该的哟……”母亲听完只是轻叹一口气。

也许这就是命运，命运无法平反。如果没有那个错误的处分。我的母亲不会从六十岁起就长住医院。如果这几十万元的百分之一早些用在母亲身上，她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她不是老红军，她不会多活这十年，也少受十年的病痛之苦。如果……

“平反”只能让犯错误者改正自己的错误，但谁能给命运平反?那位领导看望母亲慷慨地说花多少都应该的时候，我坐在他身旁。我记起和母亲在大凉山度过的最艰难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的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得了浮肿病的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两，根放蔫了的胡萝卜，那是她给儿子留了一个星期的可以充饥的点心!

碎梦拾屑　作者：毛志成

一、对“伟大”的确认

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评述此前自恺撒大帝起一系列“大人物”时，将牛顿定为最伟大的人。理由是：“牛顿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而在实际上，人类历史用重笔书写的，恰恰是与武力相伴的奴役史。因此真正的现代文明，只能从告别武力史兼奴役史起步。

二、关于人类史的永恒性

数百年前的英国名人弗兰西斯·培根感叹过：“在《荷马史诗》问世以来的25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太多的宫殿、庙宇、城堡、城市被焚毁了。”

最高品位的历史意识是对人类存在永恒性的祈盼。但有多少人明白：精神永恒是人类永久存在下去的首要可能!而物质建筑，从来不是“万岁”的。

三、历史的遗忘症

生于1881年的英国免疫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9年将一种名为“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的药物公布于世，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幸亏科学界是公正的，1945年弗莱明获得诺贝尔奖。由于他的贡献，至少使几百万人(注定更多)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但是，知道弗莱明名字的人毕竟微乎其微。倒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名字——而且未必不乏欣赏之意。

历史的遗忘症，值得深思。

四、西方神和东方神

《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全诗总计两万八千行。而古代中国的神话，大都是由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几百字构成的神仙小传，简而实。

西方的至高之神宙斯，有妻有子，有婚外恋，有私生子。而中国的王母、玉皇起初只是没有情欲的“纯”神。他们后来演义成了夫妻，有了子女，很晚很晚，而又从未涉及性爱之类的事。

西方的神至少有一半属性是人，而东方的神只是人的单一统治者。

五、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

1978年，美国一位名叫麦克·哈特的人推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这位哈特，本人是物理学家，而书中的材料又几乎是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用去几十年搜集整理的。

给几千年的重量级名人排一排名次，这本身就是大胆的，近于冒险。前10位震世名人中，中国的孔子排在第五位，蔡伦排在第七位。

这样的书，这样的排序，我不想议论什么，我尊重的首先是有人这样关注历史，而此事比历史本身往往更重要。

六、教徒、信徒、党徒

据粗略统计，世界上有2亿佛教徒，5亿伊斯兰教徒，10亿基督教徒。教徒的概念较宽泛，信徒的概念则严格些，至少以信仰某种既定的精神理念为前提。

如上所述，聚在世界上三大宗教名下的人竟有十七八亿之多，是世界文明的一种有特殊性的光和色。

而党徒，侧重于从属特定政治利益的群体。与前者相比，功过暂且不论，而多变性是颇明显的。可以推测，数百年后可以没有某种党徒，但千年万年后仍会有这样那样的信徒。

七、历史的“返童”梦幻

毛泽东诗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之语，虽另有所指，但尧禅让于舜，公平选才曾是千千万万文人、多少世代平民的神往。经历了几千年的皇袭、官袭制度之后，人们又重新追求平等式的“民选”佳境。周朝传到第十代“天子”厉王姬胡的时候，见他实在恶劣，又由召、周二公搞了一次“共和”。后来君主制仍继续，直到2752年之后即1911年，才又由孙中山推出了“共和”制度。

古时的“禅让”、“共和”和近代的事自然不同，但历史老了之后往往萌生返童幻觉，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八、那一箭才是神射

后羿射日毕竟是人们编造的神话，当个笑话来听即可。但有据可考的那一箭，射手名叫祝聃，是周朝所辖诸侯国之一郑国的将士。身为天子的周桓王要讨伐不驯的郑国，尤其要惩罚郑国头子郑庄公(乳名“寤生”)。没想到郑庄公丢个眼色，手下人祝聃便拿起弓射了周桓王一箭，且射中了其肩。射了“王之中肩”，这是周朝以及全国的“特大政治事件”，而且是周朝衰亡的重要信号。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某人打个喷嚏打得俏，便可改变一段“国运”。

九、哲学家与“思想专业户”

中国的哲学体系中，有“老庄哲学”、“孔孟哲学”等等。其实，老与庄、孔与孟并不同代，尤不相识。而在古希腊，却有三位大哲学家同代，而前者与后者有过直接的师生关系，相亲甚久，这三个人后来又几乎都成了顶尖级的大哲学家。这三个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曾恭称这三位是“思想专业户”。褒义的“思想专业户”首先不是指专玩抽象概念，必须精通多元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继之从中提炼出高于常人的理性、感悟。两千三、四百年前韵上述三位都做到了，而今天的此类人日少。

十、仓颉造宇而夜闻鬼哭

仓颉究竟实有其人，还是虚拟的“创造文字者的共称”，已很难考查，也无关紧要。倒是文字能使众鬼夜哭那样的揣测，很有深意。

世界上有文字，因“乱臣贼子惧”而哭毕竟只是哭的一种，而且那种哭也内含着某种良知。而借用文字去强化人的各种虚伪，以及对各种丑恶的粉饰，才是人类最值得一哭的事。以文饰丑、饰恶的事实在太多，但为此而哭的人却颇少。总之，只顾造字而不理会其它，仓颉内心怎么想，至今人们尚未猜透。

十一、二“马”之功

这里说的二“马”，一个是英国的马尔萨斯，一个是中国的马寅初。两位都是“人口论”的著名学者。

活了68岁的马尔萨斯，32岁时就写出了《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依据的是“几何级数”，必将导致人口惯性膨胀的灾难。第一次提倡避孕措施的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巴拉斯，并写了一本有关避孕的书，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的人口学专家马寅初在一百余年后特意向中国呼吁节制生育，遭到了举国的批判。二“马”是最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但未享有应得的承认。

十二、真理往往被视为“妖言”

明朝的大学者李贽(号卓吾)，本来可以活得很自在。其祖上几代都经营海外贸易，他本人又中过举，旋即开始做官。偏偏他因当官而尤其穷了，两个女儿因饥荒而死，祖父祖母死时连葬地也没有。偏偏李贽又是文化斗士，此后写《焚书》、《藏书》等反道学著作，被政界要人沈一贯等人定为“妖人”，致使他在狱中用剃刀自杀。此时，他已75岁。

正义兼正直的大文人，其著作被视为“妖言”，而本人惨遭不幸者，文化史上太多!真理往往是血迹斑斑的。

不能错　作者：陈四益　丁　聪

“句句是真理”，好像是林彪的发明，其实不然。在中国长期专制主义的历史中，帝王都是金口玉言，说出话来就不能更改。据说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小孩子爱闹着玩儿，和唐叔虞嬉戏时，剪了一片桐叶为硅，说，“我拿这个封你”。唐叔大喜，跟周公说了。周公就让成王封唐叔。成王说：“我是跟他闹着玩儿的。”但周公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唐叔被封于晋，就是今天山西那一带吧。闹着玩儿也当真，就是要证明君主的话不会有错，哪怕开玩笑，哪怕说昏话，也一概是金口玉言。臣下有责任证明这一点。周公做到了，所以传为美谈。

这种传统，浸淫日久，自然会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中记了一件事，说钱钟书在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时，发现有一处典故误记，把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记成牛魔王了，便提出要改过两句。不料这事层层上报，惊动了乔木，竞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来查对。最后当然还是没有查出钻入牛魔王肚子里的根据，这才报告主席，改了过来。其实，这种明显的错误用不着兴师动众。若是常人，以乔木的博学，大笔一挥就是。所以如此，无非一是以为毛泽东不能有错；二是希望找出根据来证明其正确，至少有据；三是表明一字一句的改动都万分慎重。可惜，改也没有改彻底，《西游记》里写孙悟空是钻进铁扇公主的“肚腹之中”，而文章中却成了心脏里面了，从嘴里进去是到不了心脏的。这一错误的保留，大概还是因为“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的缘故。如果不这样惶恐，这些误记是很容易改正的。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郭沫若写了一系列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讲到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时，把“一枕黄粱再现”的“粱”，写成了“梁”，下面的米字成了木字。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古往今来大书法家写错字的并不鲜见，笔误更是人所不免。但郭沫若大概也觉得主席是不能有错的，于是就想文饰。也亏他想得出来，说“主席在无意中为我们简化了一个汉字”。那意思是只要从此简化了这个字，约定俗成，错的也就对了。郭沫若那一系列文章都讲了些什么，时日既远，早已淡忘，但对这个误书的解释，却因其奇特，始终不曾忘记。当然，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并没有真的宣布“粱”字的简化。

如果要求领袖一句错话也没有，连一时的误记、误书也不许有，实在难为了领袖，而硬要证成一个没有一句话不重要、没有一句话不正确的领袖，又不免难为了下属。不记得是哪一位大人物说过，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还没有生下来的人。若是我们思想上承认最伟大的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制度上就会高置防止大人物失误的办法。否则，难免因迷信而盲目，因盲目而酿成大错。这大概至今还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课题。诗曰：

堪笑君王桐叶封，

无心之语也尊崇。

黄粱一错成佳话，

妙解今朝有郭聋。

关于“诚实”的遐想　作者：叶　子

“怀念为真理而屈死的人，他在天堂永生”，此是美国威斯康辛州为一个被养父母活活打死的，名曰埃默纽·达南的8岁小男孩而兴建的纪念碑上的一句话。

故事再简单不过：达南5岁时父母双亡，诺顿夫妇收养了他。达南8岁时的一天，他在睡梦中被楼下一阵猛烈的声响惊醒。他急忙下楼，只见他的养父母正在合力杀害寄宿在他家小酒店里的小贩。他又惊又怕。第二天一早，养父母到达南的房间，要求他在警察来调查时作伪证。达南望着养父母，坚决地摇头。一怒之下，养父母把他吊在房梁上，用柳条抽打他，打了近两个小时，达南还是说：“爸爸，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说谎。”结果，可怜的达南被活活打死。事后诺顿夫妇当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了纪念诚实的达南，当地建了一座纪念碑和一尊达南的塑像。

我久久咀嚼着这个故事。首先想到的是，达南毕竟是诺顿夫妇的养子，诺顿夫妇是达南的养父母，其亲情自不必说。可在作伪证与说实话面前，按说是有自己的选择。他也知道实话实说的后果，8岁的小孩尽管说不出良知、道义与正直的大理儿，可是当他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抽打后，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且不说在童年的世界里，就是在成年的天地中，拭目四顾能有几个小达南呢?

我想到，这个事若发生在别的地方会如何?小达南死后会有这等荣幸吗?不说死了一个小男孩，就是死了一个志士，一个英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又会如何呢?会在当地为他建一座纪念碑、建一尊塑像吗?会像威斯康辛州那样，如此关心一个微不足道的儿童的命运，并把每年的5月2日定为“诚实节”吗?

为了“不想说谎”，只有8岁的小男孩献出了生命。诚实与谎言相比，需要理性良知，需要人格道义，也更需要勇气力量，即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同时，诚实在谎言的面前，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而有些人尤为喜欢听谎言，谎言舒心顺气、满足虚荣心。而诚实呢?因为道出了事物的本来真相，有时还免不了给人尴尬难堪，遭到别人的……因此，在诚实这束巨大光炬的普照下，人们要常常扪心自问，你做得怎样?

石狮子．罗马柱．官箴碑　作者：左华仁

旧时官吏办事的地方，称作县衙或衙门。封建皇帝为体现衙门官府的森严，便在衙门前安置两尊龇牙咧嘴的石狮子来吓唬老百姓。

星移斗转，人类社会已进入到21世纪，有的地方领导却对石狮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用它来作为政府大楼的装饰。

年初，某县从数千公里外弄来两尊硕大的汉白玉的坐狮，安放在政府大楼的阶沿下，又树立一对汉白玉的欧式罗马柱在政府广场两侧，石柱上精心雕刻了一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讲”的对联。石狮和玉柱并美，书法与联语共辉，中西合璧，相得益彰，如此县府景观，引来“好”评如潮。省建设厅领导着实“夸讲：了一番：“如此设计破坏完美的建筑形象，弄成既不像庙宇，又不像政府”。老百姓则直言快语，形象比喻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婊子”者，妓女之谓也；“牌坊”者，牌楼建筑物也，旧时多用来宣传封建礼教、标榜功德人物。“婊子立牌坊”，虽是一句骂人粗话，但对那些既干了坏事，又想沽名钓誉的另类“父母官”，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

石柱联流露出“公仆”的自许，不慕名利，虚怀若谷，不屑金杯银奖，需要老百姓口头上的称颂。看来“父母官”深谙为官之道，懂得民主。百姓果真能得到“父母官”的庇荫，那算是福分。其实百姓受此“父母官”伤害太多，已达到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地步。在这一片民愤的哀怨声中，“父母官”却要树柱刻石千古流芳，百姓怎不贬讥!

我国西安碑林陈列着一块石刻的“官箴碑”，碑文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这则官箴，出自明代，说的是封建社会为官之道，核心是一个“廉”字。用现代的流行话说，是劝那个时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所以几百年来，这则言简意赅的官箴广为流传，至今仍魅力不减。在这块官箴碑前，常常可以看到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参观者在伫立吟诵，这就像老百姓爱看清官戏。透过他们对这则箴言的偏爱，看到的是对时下那些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钱权交易的腐败官员的痛恨，对公正清廉的企盼和向往。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有首歌就唱出：“人民政府爱人民”。在人民政府的大楼前，安置龇牙咧嘴，怒目而吼的石狮，你让它向谁发威?让它向谁怒吼?

政府门口可以雕塑，那要选择应使人民喜欢热爱，让人民亲近的对象，如与人民朝夕相伴的马和牛，前者寓“一日千里，马到成功”的昂扬气概，后者喻“俯首甘为孺子牛”，吃苦耐劳的黄牛精神，给人振奋和鼓舞，比令人望而生畏的石狮好多了!

政府门口也可以树碑刻字，不妨选择适宜教育机关公务员的警语格言，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聊时”，“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一言一行不忘公仆形象。一举一动当思百姓冷暖”，“贪污是万恶之源，清廉是为官之本”……比起“金杯金奖”言不及义，沽名钓誉之词好得多。想当年，举国上下都竖起刻有“大海舵行靠舵手……”的题词标牌，而今安在?早已荡然无存!该县政府大楼前刻的那副颂联，对清官是再好不过的赞扬；对贪官，则成了街谈巷议茶余酒后的笑柄。

官箴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数百年后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石柱联是现代的产品，刚一出笼，就招来百姓贬讥，真乃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古诗有曰：“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最好的碑，是铭刻在老百姓心里，众口皆碑。

荐稿人语：有些杂文作品均是作者从报刊上披露的消息报导中取材，然后再加以引申，很少有直面社会腐败现象、一针见血行文的。我推荐的这篇作品，写的是地方领导忽视群众利益，大搞“政绩”和“形象”工程，为自己树碑立传，被百姓贬讥之事。丈章刊出后，受到地方广大干部和百姓的关注，认为该文说出了大家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市井小品（三则）　作者：王　雨

听着顺耳

新局长上任，对局里的办公现状颇为不满——七个副局长，有的在三楼，有的在四楼，还有人在五搂。新局长电话找他们，常常要说：“赵局，你下来一趟；王局，你下来一趟……”

新局长觉得，我在二楼，你们倒好，全蹲在我上面，妈的!

办公室主任长着一只狗鼻子——嗅出味来，立马行动。历时二月余，全面改造二楼、一楼。二楼一层全是新局长的，办公、会客、召集开会，包括训话，全在二楼。一楼是七个副局长的，一人一间。

现在，新局长再打电话找他们：“赵局，你上来一趟；王局，你上来一趟；刘局，你上来……”新局长觉得，说这“上”字就好像是自己在唤乡下亲戚进城一般——感觉就是不一样!

素质太低

新局长上任一个月，适逢中秋节。局里的老赵，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 (事后老赵老婆的“原骂”)，竟然想起给新局长送去了两盒月饼。新局长和夫人接下包装豪华的月饼时笑逐颜开，新局长还特意拍了拍老赵的肩膀——虽然没说什么，但已足够老赵受用的了。老赵工作了大半辈子，这是头一回给领导送礼，也是头一回被领导拍肩膀。

但老赵的美梦只做了一夜。第二天，老赵遇见新局长时，新局长满脸像冷冻过的，毫无表情。

老赵一头雾水。同事小孙知道后，埋怨老赵：如今谁还会真送月饼给领导，如果月饼里不塞点钱，那你还不如不去送呢!光送两盒月饼，你那不是故意寒碜领导嘛?

新局长不光生老赵的气，还对办公室主任发火：“咱们局里的某些同志，素质太低!”说完扭头便走，听得办公室主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准再生病

局里有个“规矩”，不管是局领导还是普通科员，只要生病达到一定天数，组织上必定会去“关心”。一般说来，普通科员都比较老实，从不乱来，也不敢乱来。中层领导也还可以，会掌握分寸，上面有局领导管着，若想“进步”，就得小心。

主要是局领导。去年六位局领导，全年共生病48次，平均每月要生4次。不光组织上花费巨大，而且广大中层干部也叫苦不迭——局领导生病，中层干部必去慰问。中层干部不堪重负，一边写信向上级反映，一边将此作为“陋习”捅给媒体。家丑外扬，上级大为光火，迅速撤换了一把手。

全局开大会，新局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全体领导一律不准再生病!”

生病乃人之常情，人哪有不生病的——但一年过去了，局领导竟没有一个生病的。

永州阅读　作者：王青伟

这里将要涉及到的事件就是发生在永州道县的大屠杀。

事件发生在1968年，死亡人数据民间的说法约有万余人，残杀的方式以水淹、火熏、刀劈为主。几十年对这次事件的集体沉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中所有的事件都在揭露和解密，包括高层人物的活动状况以及当事人的心态这样十分隐秘的问题，都有言之凿凿的说法和揣测，惟独发生在道县的这惊天残杀，迄今的正规出版物上几乎未见有任何只言片语的记载。

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就要被历史彻底封存了，遗忘了。

叙说那些残杀的过程显然毫无意义，探寻残杀的本源不会不令人扼腕沉思。那样毫无理由，且又说不出完全站得住脚的杀人动机的事件竟然产生在一片那样美丽的地方，一片文明那样高度发达的地方，由此所产生的追问，应该是一个既深刻又根本不存在需要回避的问题。

无序和疯狂在那个年代几乎完全主宰了一切。

没有任何严密逻辑，所以我们在逻辑学那里找不到答案；没有任何明确目的，所以我们在因果关系中也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也没有事先的预谋，因此我们在成败对应中也莫衷一是。

那么，我们只能指向一种文化。

文化在永州那块土地上又是那样璀璨夺目，那么我们只有指向文化之中的糟粕。

杀人大抵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个体残杀和集体残杀。前者杀人无非三种因素：因仇，因财，因情，当然还可以加上现代的变态杀人。集体杀人无非是集团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重新分配和调整政治和经济利益。

而三十多年前在永州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显然与上述两种类型都没有太紧密的关联，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类可能会因为在一种说不清理由的状态下集体变态，进行残杀。

但是变态主要是心理上的一种因素，并依赖外界的谣言作催化剂。

那种谣传的力量当然来源于政治。我们已经无法考证第一个制造这种谣言的人是谁，多大年龄，身高几许，是男是女。这一切都已无从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人无意中带着几分神秘和狡黠对另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地富反坏右就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了，他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贫下中农的人头就要落地了!就是一个这样简单的谣传，现在看来，正常的人一定会说传布谣言的人是个疯子，但是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这个莫须有的疯话，谣言立即像阴沟里的蚊子一样飞快地繁衍，片刻之间就飞满了各个角落。

生命在谣传的瘟疫中感到了极大的惊悸，在一个既不安宁而又失去理性的状态中，一切秩序都受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生命在挑战中一边是巨大的恐惧，另一边是对护卫生命的原始本能；一边是坚强的捍卫，另一边是在捍卫中走向极度的混乱。一个庞大的谎言，在重复1000遍后就变成了真实群体的传播，就像在气功场中使人相互感应，导向一种装神弄鬼。对生命的极度不自信，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赤裸裸地奔向恐惧之中的夸张与放大的异态人性残忍的一面像恶之花一样盛开，于是在“九嶷山下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那个地方不远的几十里，在方圆不大的十几个村落里，一场震惊世界的残杀产生了。

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贫穷愚昧四个字。一个这样的故事可以顺便提一提，那时杀一个人可以发给5元钱的报酬，一个杀人者连杀了9人，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大队一级成立)领取报酬时，当权者却说，再杀一个，凑成一个整数好算账。于是，以5元钱的廉价，另一个生命宣告终结。但是，如果仅仅归结为贫穷和愚昧，道县绝非是那个时代最贫穷和愚昧的地方，相反，它有基本的自给经济和肥沃的土地，不致使人食不果腹，而理学大师周敦颐，书法大家何绍基文化的体温一直发出暖暖的气息，成为他们骄傲和自豪的象征。但这个事件偏偏就在道县发生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路过道县多次，每次车过道县，我都会透过车窗和玻璃茫然地凝视着那片土地，山依然是翠绿的，农舍依然足温馨的，山丘依然足带着淡淡清香的。没有谁会想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仅仅因为一个经意或不经意的谣传，便导致一万多条生灵莫名地踏上不归之路。颇有意味的是，在一路崇山峻岭的公路中，八十年代一次大的车祸因为几十人罹难，在翻车的那个地方，竖立了一个很大很醒目的警示牌， -上面写着事故发生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数，以此提醒每一个司机。为什么道县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不能立一块警示牌呢?“二战”的历史有了警示牌，南京大屠杀也有了纪念馆，这些都是因为外族的入侵，民族精神在对抗外族入侵时常常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和不朽的精神。如果在道县立一块这样的警示牌，我觉得不但不会丢丑，而且会有更深刻的意义， 因为这种意义直接昭示一个民族精神的架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沦落，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会滑向可怕的裂变，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将会导致文化和文明的丧失。上面可以写上伏契克的醒世恒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

只有一次，我在道县的县城下了车，借宿在一个小小的旅馆，县城被埋在一片苍茫的黄昏里。吃过饭，一个人在县城胡乱地走一走，东张张，西望望，我希望从一些年老人的脸上发现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希望听到一点什么，但是结果令我很失望，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平和，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淡然，这个县城既无恐怖色彩，也没有半点不安的感觉，肃杀之气就更谈不上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次日，我去了周敦颐的居处濂溪，很想与周敦颐进行一次谈话。

悟能暴富　作者：侯国平

猪八戒富了，成了高老庄一带远近有名的富翁、优秀民营企业家，名字上了高老庄富豪排行榜，排在第三位。

猪八戒并不想张扬的，无奈那些“狗仔”死缠滥磨，说要叫他“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还说这是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风光着呢。八戒也就半推半就同意了。结果，八戒很快成了名，连远在花果山的大师兄孙悟空都知道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关八戒暴富的各种传说，也在畅销流行。

有人说八戒的靠山是王母娘娘，有人说他的靠山是太上老君，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托塔李天王。因为八戒和哪吒三太子拜了把子。猪八戒对此并不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说起来，猪八戒从西天取经回来，也算个地地道道的“海归”。也学了一肚子真经，口袋里却是不名一文。他很有志气，放弃了到党政机关坐铁交椅的优厚待遇，自愿到高老庄自谋职业，凑巧赶上高老庄企业改制，李天王就让八戒花一元钱，买下了高老庄砖瓦厂。

一元钱就能买下价值2000万元的国有企业，八戒恍若梦中。条件只有一个，安排原有企业职工。八戒拍一拍胸脯就答应了。还和1000名高老庄砖瓦厂职工签订了用人意向书(以后的事，就由八戒说了算，高举减员增效的大旗，就让500名职工下了岗，此是后话)。八戒成了国企下岗工人的帮扶带头人，按照再就业优惠政策，八戒得到了2000万元的银行帮扶贷款，八戒的腰包鼓起来了。但他并不满足，在三太子的帮助下，几经运作，高老庄股份公司在南天门股市挂牌上帝，融资三个亿，八戒占有70％的股份，咸了亿万富翁。

八戒暴富的经过就这么简单，时间只有一年。

牛魔王眼红了，到处嚷嚷，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到老退休，每月只有1000多块钱。他猪八戒怎么一改制就成了亿万富翁!

悟空劝牛魔王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与时俱进。企业改制，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

牛魔王认为猪八戒是在搞腐败，必须开展一次反腐败运动，把猪八戒非法占有的国有资产还给老百姓。

孙悟空是坚决反对牛魔王这类“清算派”的。他主张对猪八戒这类暴发户实施宽容，保护私有财产，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悟空说，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在国外办绿卡，而且还把资金转往国外。如果任牛魔王这么嚷嚷，有钱的人跑光了，只剩下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还怎么建设四化呢?

沙和尚既不赞同牛魔王的，也不赞同大师兄孙悟空。他说二师兄一夜暴富，自有其中的道理。如果照清算派的主意办，要现在的富豪们把一分一厘都交待一清二楚，然后依法严惩，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这不但技术难度大、社会成本太高、缺少操作性，弄不好，还会影响社会大局稳定。

猪八戒拍手说，悟净弟说得好极了，稳定是大事。沙和尚又说，他也不同意大师兄的看法，一味地拉大贫富差距，叫那些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咋办?

八戒从善如流，听从了沙和尚的合理化建议，启动了帮扶穷人工程，一手抓减员增效，一手抓富而帮穷。他出资10万，在高老庄建了一座希望小学，又在高老庄修了水泥路，建了绿地广场，逢年过节给下岗工人送温暖。

高老庄的男女老少都说八戒致富不忘众乡邻，是个好带头人。

三国人物之现代版评点　作者：吕铁人

A、魏延是个悲剧人物。

魏延的悲剧在于他不会夹着尾巴做人，还经常标新立异，显得比领导还有能耐，弄得领导很没面子。领导的面子没了，魏延的小命也就没了，而且连为嘛死的都不知道!

魏延从基层干起，枪林弹雨几十年，一直干到兵团司令。论贡献，比“五虎大将”大得多；论聪明才智，姜维与他相比简直就是低能儿。这样一个好干部，档案里却塞着一份“脑后有反骨”的操行鉴定，致使他一直被内部控制使用。

魏延鄙视平庸，但却不懂得如何利用谦虚。他制定的那个“奇袭白虎团，直捣敌人心脏”的子午谷出奇兵的战术，倘若以“群众的智慧，领导的英明决策”的面目提出，便极有可能被采纳。可他非要说成是自己的创意，还当众嘲笑领导“军人的不是”，这就大错特错了。领导虽然表面很宽厚地微笑，暗地里却恨得直咬牙根——领导一咬牙根，魏延还有好果子吃么?

魏延虽骁勇善战，却不擅长“窝里斗”，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死在玩弄权术者的手中。

“窝里斗”的最丰硕的胜利果实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平庸胜利了，而原本处于风雨飘摇的蜀汉却由此敲响了寿终正寝的丧钟!

B、刘禅是一位最合格的国君，他能文能武且大智大勇，无论做人还是做皇帝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现在对刘禅进行公开表彰：

能文——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乐不思蜀”的经典成语，中华上下五千年，能留下千古绝唱的又有几人?

能武——他在吃奶时就钻进赵云的怀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而且还能睡得香甜，全然不惧千军万马的围追堵截。试问：就其从军的年龄及藐视危险的气概谁人能比?

大智——身在虎穴泰然自若。问之：“感觉如何?”真诚答曰：“感觉好极了，简直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于是便化险为夷，不仅免遭亡国之君被戮之祸，还弄个侯爵当当，实乃非大智者不能为也。

大勇——兵临城下之时，全然不顾个人荣辱安危，毅然开门投诚，从而保全了全城几十万黎民百姓的性命，同时也拯救了成都的许多名胜古迹，实为大勇者所为。另外，刘姓氏族也安然无恙地度过改朝换代的历史大转折。于是，中国姓氏才能有“张王李赵遍地刘”之说——刘氏子孙幸亏有如此大勇之祖先才得以昌盛繁衍。

由此可见，刘禅确实是一位能文能武大智大勇的好皇帝。

C、周瑜长得很帅，人称之“周郎”，其亲昵度与“华仔”、“发哥”类同，可见他极具青春偶像之效应。但就其学识，实在不敢恭维。

人之学识大致有三种：一是不学无术，二是不学有术，三是学而无术。周瑜显然属于第三种人。虽然读了学堂，但却学而无术，否则又怎么会被诸葛亮那很拙劣的“铜雀春深锁二乔”所轻易挑唆呢?周瑜一听曹操要抢自己的老婆去金屋藏娇，便大光其火，拔出剑乱剁写字台，用损坏公物来歇斯底里。于是，那场大战便成了中国版的特洛亚战争——为争夺小乔这位中国的海伦，两个情敌进行决斗。

长江如爱琴海，瞬间便波涛翻滚，漫卷着血雨腥风。

周瑜为保卫老婆，当然要发疯地玩命，这种战斗动力自然要比被诸葛亮栽赃陷害的曹操的战斗动力强大许多，所以曹操最终被揍得抱头鼠窜。

曹对自己的失败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周瑜这小犊子为什么敢豁出小命和俺对着干呢?

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此话诚为不谬也。

思路花语　作者：马长山

人类和狮子都吃小动物：狮子是极其残忍地杀害它们；人类却文明多了。

人没有尾巴真是一件憾事，很多在动物那里摇摇尾巴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应酬，我们人类必须要费很多口舌。

人和野兽是有原则区别的：野兽们互相欺侮是说干就干，事先至多吼上几声，并不认真打什么招呼；我们人类在采取行动之前，一般说要先讲一讲道理。

没有一只鹦鹉能掌握同人类成员一样多的词汇；但是有很多人却能掌握同鹦鹉一样多的词汇。这是我们人类的高明之处。

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国王的儿子还想当国王，乞丐的儿子却不想再当乞丐了。这是两件很麻烦的事。

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书可以改写。

人类历史上任何愚蠢的行为都可以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解释，当然有些解释是十分愚蠢的。

当一个社会主要由卖不出去的空房子和没有房子住的人组成时，这个社会就需要加以检讨了。

在成年人的会议上，我们都是先问一个为什么，然后才决定是否举手；而在孩子们的课堂上，他们必须先举手，然后才能问一个为什么。

我们的耳朵在两种情况下格外好使：一是别人在说我们的坏话；二是别人在说别人的坏话。

使我们伤心的往往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别人比我们更幸福。

有的人碰上一个钉子以后就能碰上一个经验；有的人碰上一个钉子以后又能碰上一个钉子。

如果有人指出我的一条缺点，我会感激他一辈子；如果有人指出我的一条优点，我会感激他两辈子。

有的人以思想著名，有的人以技艺著名，有的人以著名著名。

有一个脑袋并不值得夸耀。大头针也有一个脑袋，其作用只是让人捏住它。

我愿意走与众不同的路，但不反对和别人结伴而行。

用不着对那些一举成名的人钦佩不已——你知道他以前试举过多少次?

有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例如头衔、名望之类，之所以被人当宝贝捧着，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有用的东西。

关于财产数量有三个概念：一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二是我们实际拥有的；三是我们渴望拥有的。大部分人对第三个概念更有兴趣。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怪事情：你想得到的东西根本得不到；你不想得到的东西也没有得到。

生命始于吼叫，完成于叹息!

大部分人往往对已经失去的机遇捶胸顿足，却对眼前的机遇熟视无睹。

当一个人不想再等运气的时候，他的运气也快要到了。

做人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二是不给自己添麻烦。

真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指责别人的缺点，但却意味着一定不恭维别人的缺点。

有两类人十分可恶：一类人从不听我们的忠告；另一类人常常给我们忠告。

诚实是一块板子，坦率是另一块板子。这两块板子可以夹得你很正直。

在两种情况下必须要小心翼翼：一是老板准备提拔你的时候；二是老板不准被提拔你的时候。

秘密是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忍不住将它告诉了别人，同时又苦苦哀求对方千万别再往下传了。

如果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终是会吃亏的；但如果你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马上就会吃亏。

有两种人不要理睬：一种是我们根本不想理睬的人；另一种是我们很想理睬但人家不想理睬我们的人。

与人谈话最重要的是选择话题：如果你要和对平起平坐，不妨谈论一个双方都熟悉的朋友；如果你想居高临下，可以高声质问他几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如果你不得不讨好对方，就应该耐心地把谈话引向他明显擅长的领域。

最恼火的事不是你要找什么人没有找到，而是找到以后却发现那个家伙不是你要找的人。

每当别人夸奖我的优点时，我都有点心不在焉，因为他们说的那些内容我都反复考虑过了。

狡猾与聪明的差距不是在智力上，而是在道德上。

怜悯：同情与自豪的混合物。

拜访朋友之前一定要先通个电话，以防在那里碰上你的敌人。

批评必须讲究方式，赞美不妨信口开河。

一旦你觉得不能胜任现有职务了，要赶快设法升迁。

你只有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秘密。

富亲戚不理睬我们；穷亲戚我们不屑理睬。

只看到女人的缺点说明你不完全了解女人；只看到女人的优点说明你完全不了解女人。

理想的妻子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拿得出去；二是能带得回来。

不幸的男人眼睛盯着漂亮女人，身子却撞到电线杆子上面；幸运的男人眼睛盯着电线杆予，身子却撞到漂亮女人身上。

只有那些想得很深很深的人，才能用最浅显的语言打动我们。

我从不怀疑真理，我只是怀疑这是不是真理。

产生分歧往往不是由于争论者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是由于他们强调了不同的东西。

对于观察者来说，角度常常比距离更重要。

谁说没真的　作者：陈　仓

有些人发牢骚说造假行为大行其道，假货多，假话多，假事情多，世界上看不到真东西，这些说法实在太片面。

货是假的，造假货是真的。广告是假的，吹牛是真的。打假是假的，假打是真的。账是假的，会计是真的。资信是假的，资信证明是真的。水平是假的，文凭是真的。讲的话是假的，讲假话是真的。绿化统计数字是假的，年年造林不见林是真的。称职是假的，职称是真的。毕业生就业率是假的，毕业率是真的。感情已经变成假的，结婚证依然是真的。服务是假的，收费是真的。检查是假的，解馋是真的。处女嫖娼是假的，处女是真的。假名假姓假性别，真吹真擂真网虫。假烟假酒假交情，真权真利真交易。某些人说他有信仰是假的，口里念的经是真的。成书记李省长“为贫困地区几千万群众脱贫致富睡不着觉”是假的，为自己贪污受贿几千万元的问题睡不着觉是真的。郭光允的举报“经调查发现是假的”，程维高违纪是真的。

“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是婊子养的”，这话是假的；“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婊子养的”，这话是真的。相当一些日本人的“日中友好”是假的，中国人民的中日友好是真的。萨达姆100％的支持率是假的，伊拉克人民100％的恐惧感是真的。阿明将军拯救乌干达人民于水火是假的，阿明总统吃人肉是真的。齐奥赛斯库总统深受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爱戴是假的，被工人们乱枪打死是真的。

皇帝的新装是假的，小孩说的话是真的。故事往往是假的，道理的确是真的。真假相克相生，有假必有真，既然有假，谁说没真的?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　作者：周　实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只是一条狗，用人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宠物罢了。我的使命是讨人欢心，我也一直尽责尽力。我想我是做得好的，主人也说做得好。我可不像有的狗，既要当宠物，又要耍性子，甚至叫嚣什么个性，呼吁应该享有狗权。既然当了狗，还有什么权?连这点都不明白，还当什么狗?自古以来，我们狗就是听人使唤的。我们与人发生关系，不但先于牛，而且先于猪，是兽类的先进者。我们为人守家，助猎，捕捉老鼠供人烹食，其时猫尚未驯化也。现代人说什么猪狗，狗抓耗子多管闲事，是他们已数典忘祖，其实应说狗猪才对。捕鼠自是狗的本分，我们不管闲事的。古时，狗分为三类，一为狩猎狗，二为看门狗，三为食用狗。延伸至后来，经济发达了，物质丰富了，才有宠物狗。宠物狗在狗类中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我很明白这种幸福，我极珍惜这种幸福，这是时代进步所致。所以，不论何种情况，不论人们如何谩骂，骂我狗腿子，骂我狗日的，骂我是走狗，骂我是疯狗，骂我什么丧家狗，骂我连狗都不如，只是狗的狗爪子，只是狗的一根毛……我都没有一点意见。人们平常不是说：骂是疼，打是爱吗?所以，即使主人打我，我也不会离开的，这是他在疼爱我呀!人若有了爱，人是幸福的，狗也是一样，为爱可以献出肉体，供人烹食，在所不惜。我这不是说大话。大话，空话，狗不说。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回溯先前，上古时代，人类必待猎获野兽，才能一逞朵颐之快。然受天时环境限制，野兽不能获得之时，于是垂涎而及于狗。当时，人的家畜之中，别无他物，仅狗一种，豢养既熟，宰割甚便，不必从事外求也，我们亦无怨言也。降至周代，吃狗成习，其风更溥，全国上下，不分贵贱，都喜食之。《札记·月令》有记载：“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也。《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一篇有言曰：“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由此可见，当时社会有以“屠狗”为业者。狗肉之需何其多，吃狗之风何其盛，可以不言而喻也。我们有过怨言吗?汉代吃狗，一如周时。《汉书·樊哙传》：“以屠狗为事。”司马相如大文豪也因“狗监”而求进，足证其官犹存也。至于今人骂狗官，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枚乘作《七发》，尤赞狗味之美好：“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所言应是不虚吧。我们狗们为了人，真是命都不要的，还有什么不能做呢?人对我们也极好，不然，我岂能受宠，成为一条宠物狗，享受人间之幸福?我很明白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来之不易!

机关里有一堆屎　作者：何　山

机关里竟然有一堆屎!

竟然就在楼上的走廊里!

这是最早来的李副科长发现的。他指着那堆屎，对后来的人说：“这成什么话，拉屎拉到机关里来了，非查清楚不可!”人们捂着鼻子，都说：“这人太不像话了，李老头呢?这是门卫的失职!”有人说：“李老头昨天请假了。”

于是一个个绕到自己办公室，让那堆屎稳稳当当的留在那里。

“老徐，叫哪个把那堆屎弄干净。”局长对管机关的副局长说。

“陈主任，叫哪个把那堆屎弄干净，放在那里也不是事儿。”管机关的副局长对办公室主任说。

“张主任，叫哪个把那堆屎弄一下。”办公室主任对副主任说。

“小王。叫哪个把那堆屎弄一下。”办公室主任对办事员小王说。

小王心里一肚子火：哪个听我的?分明是叫我去干!这帮乌龟，事情是不搞的，奖金是要拿的，好处是要抢的，吃亏是不肯的。天天喝酒吃肉，却要我扫屎!自己就不晓得动手，讲什么臭卫生，吃的饭还是农民爷爷用屎种出来的咧!

可是不敢违抗，只好闷闷不乐的去扫屎，又想起李老头，早不请假迟不请假，偏偏有堆屎就请假!心里正在恨天骂地，瞧见手里的扫帚，眼睛就亮了。

“张主任，找不到好扫帚，拖把也不行了，不如花几块钱请人干，就当来客多上了盘菜，您看怎么样?”小王笑眯眯地对副主任说。

“你就不会自己……”副主任怒气冲冲，真是太懒了，这点事也要请人，忽然想起他是周副县长的哥哥的儿子的老婆的弟弟，不能得罪，就说：“好!好!就这么搞!”脸上也充满了笑意。

小王走出办公室，踱到门口修自行车的摊子旁。修自行车的脸上立即堆满讨好的笑容，说：“您有什么事?”

小王伸出五个指头：“五块钱请你做件事。”

修自行车的听说是堆屎，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这有什么不好搞的，走!”

到了那堆屎旁，小王说：“快点弄干净，搞完就给钱。”

修自行车的却不急了，对着那堆屎凝神了一会儿，像在看一件宝物，然后慢慢悠悠的说：“五块钱搞不好，工作难度太大了。”

小王一愣，扫堆屎还讲价!心里就恼火，说：“五块!搞不搞随你，满街都是人。”

“十块，最低价!别人都要我算最老实的了!”修自行车的说。

小王让修自行车的出去，自己也出去，一问那些擦鞋的补伞的，竟然异口同声的二十块，还说上次帮卫生局扔了三只死老鼠都是十五块钱。

修自行车的又凑上来：“十块，包你满意。”

小王就认真地看他：“不满意一分钱也没有!”

修自行车的狠命点头。

修自行车的果然弄得干净，跪在地上用抹布使劲儿擦着。小王无懈可击，只好恨恨的给钱。

小王到办公室，看见修自行车的买了一大袋桔子屁颠屁颠的回来，给门口那些家伙吃，一个个喜气洋洋像过节。

小王把这事跟局里人说了，大家都骂起来：“一堆屎也要十块，真他妈一堆狗屎!”

诗联幽默一束　作者：吴志良

作诗

某市作协召开代表会，一位在宣传部任职但从不写作的官员竟然当选为副主席。有位作家向副主席提问：“您都写过什么作品呢?”副主席恰巧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儿说：我没写出作品是因为没有时间，但你们不应怀疑我的文才，不信我可以当场作诗一首：

吃鱼吃肉吃国家，

骗上骗下骗老婆。

禁毒禁黄禁上访，

防火防洪防曝光。

弄巧成拙

某君在参加成人高考时不会写作丈，但又想让阅卷老师给点分数，于是编了一首打油诗：

考生今年四十九，

看到试卷心发抖。

只因不会写作文，

恳求老师高抬手!

为此君阅卷的一位老教师没有给其送分，而是在考卷旁愤然赋诗一首：

考卷之上写打油，

足见文才高八斗。

何言作文本不会，

劝君休要骗老叟!

真与假

去年，钱局长与歌厅的某小姐打得火热。春节前夕，小姐要回老家。钱局长心想今后还不定能否再见面，就不想再多花钱，于是临别只赠给小姐一副对联：

假名假姓假地址，

假情假意假温柔。

然而，小姐早已猜透了钱局长的心思，便回赠了一副对联：

真玩真乐真快活，

真哄真骗真心黑。

笔记

某局平时会不少，但专心开会的人并不多。分管机关工作的张副局长想树立一个认真开会的典型。一次召开年度工作会，局长正在作报告，下边的人有的聊天，有的看报，有的打瞌睡。张副局长发现只有林秘书埋头记笔记，于是他悄悄走过去，伸手拿起林秘书的笔记本一看，原来上边写的是： 大会连小会，文件一大堆。 领导讲话长，群众打瞌睡。 工作假大空，时间全浪费!

赶场明星的真情告白　作者：侯智勇

自打唱红那首歌，眨眼已有十年多，

别看一直没新作，照旧还是香饽饽。

技艺荒废人气在，终日忙得了不得，

电台请我串个门，电视要我做回客。

报纸为我写专访，剧组约咱演角色；

广告登门也不拒，点钱咱就给吆喝。

四处走穴更实惠，假唱真钱乐呵呵；

东南归来又西北，足迹踏遍全中国。

谁让咱是大明星，虽然只会一首歌，

现在时兴名人秀，眼球经济新学说。

邀来大牌助阵脚，过气人物也凑合；

眼下正好吃老本，老本吃光再想辙。

反正有钱赶快赚，黄金时光别错过；

奢谈艺术大傻冒，多捞实惠是真格。

“非驴非马”　作者：杨翰端

秦王宫里念唐诗，汉朝有了简化字，

嫔妃御苑跳“摇滚”，袒胸露脐“三点式”；

宫娥打扮更超前，秀发如云喷“摩丝”

驿道变成柏油路，快马加鞭任奔驰；

更有电杆排对排，水泥制品代柳枝…

当代环境古装人，历史如同“杂交史”

可叹多少编导演，如此草率弄影视…

奴才语录　作者：山海夫

1、“皇上，您可要保重龙体，大清的江山社稷不能没有您啊!”这话是跪着说的。

职工生活会上，有人率先发言：“我建议，领导要注意身体，领导太辛苦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领导在一边谦逊地颔首，表示接受，但马上又作慷慨状：“为了事业的发展，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我不能想自己啊。”——掌声。

2、“这是领导说的……”奴才脑子里时刻装着领导的旨意。领导的旨意不但不能违，而且要时刻在脑子里背诵，一个字都不能漏。奴才没有自己的脑子，没有思维，是主子遥控的机器。没有主子的话，奴才就无所适从。主子啊，一定要把奴才带到坟墓里去。

3、“奴才不知。”奴才始终要憨憨巴巴，奴才什么事都不知道，只知道一心一意地伺候主子。主子要我知我才知，主子不要我知我只能不知。

4、“我的小主子啊……”这是家奴呵护他的小主人，呵护小主人比“呵护”老主人还重要。要不怎么能奴到“骨子里”去?奴才不仅要一生一世为主子服务，还要为下一辈主子服务，甚至来生来世做奴才。

5、民主生活会上，总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领导还不够开放(意见来了)，不能只埋头工作，要多走出去，每年应当出一次国，至少也该多到南方考察几次。”领导马上解释：“比其他兄弟单位，这方面我们确实做得不够。”“我觉得领导对下属不够严，太婆婆心了，我希望领导对我们更严一些。”领导没发言，用一笑表示回答。领导一向对下属都是非常宽容的。“还有吗?”领导问。有人正在挖空心思。

改联惩贪　作者：张培修

反腐倡廉，人心所向。占往今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改联惩贪的故事。

从来贪官爱标榜。过去有个贪官，居然恬不知耻地在大门上贴了一副标榜自己“清廉正直”的对联：

断案似水无冤狱，

爱民如子效包拯。

百姓见了气愤至极，当天夜里，便有人在上下联各续了一句，变成了：

断案似水无冤狱，尽是假话；

爱民如子效包拯，全为骗人。

清朝有个县令，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但他却在县衙门口挂着一副亲笔写的誓联：

得一文，天诛地灭；

徇一情，男盗女娼。

于是，有人仅加了两个字，就使联意变了：

只得一文，天诛地灭；

仅徇一情，男盗女娼。

过去，某地有个贪官，爱写诗文夸耀自己。一次，他写了一副门联，扬言无人能改一字：

眼前皆赤子，

头上有青天。

谁知一夜过来，许多对联贴在其联旁边。第一副是：

眼前皆黑地，

头上有昏天。

贪官见骂他“昏天黑地”，气得吹胡子瞪眼。他又去看第二副，写的是；

腹内皆狗肺，

胸中有狼心。

贪官气得浑身发抖，再去看第三副：

眼前皆怒民，

头上待钢刀。

贪官不寒而栗，吓得好几天不敢出门。

三三制的报告提纲　作者：周耀华

A领导：“我讲三点意见，首先，要明确三个必要性，强化三种意识，树立三个观念；其次，要把握三个重点，加强三个结合，力争三个突破；再次，要完善三大制度，建设三个亮点，促成三种效益。”

B领导：“我强调三点，一是要把好三个口子，严格三大纪律；二是要选准三个着力点，打造三大平台；三是要破除三种陋习，创新三大机制。”

C领导：“我想再强调三点，第一，要抓住三大要点；第二，要做到三严；第三，要强化三种手段。”

D领导补充：“我只讲三句话，一句是要努力抵御三大诱惑；一句是要努力克服三怕；最后一句话是落实会议精神要体现三到位。”

相对论　作者：几　米

人不是鱼，怎能了解鱼的忧愁。

鱼不是鸟，怎能了解鸟的快乐。

鸟不是人，怎能了解人的无知。

人不是鸟，怎能了解鸟的自由。

鸟不是鱼，怎能了解鱼的深沉。

鱼不是人，怎能了解人的幼稚。

你不是我，怎能了解我的荒谬。

谣言可谓　作者：杨迎春

魏县长因病在省城大医院住院治疗，下属们不远千里纷纷提钱带物去看望他。过了一段时间，谣传魏县长得了不治之症，危在旦夕，下属们从此一个也没有去看他。又过了一段时间，魏县长病愈出院。这时，到他府上看望他的人又络绎不绝，有送钱的，有送物的，都对他康复表示慰问。县长感叹说：“谣言可畏呀!”。

名丑的遗嘱　作者：李　致

川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丑角周裕祥当年生病期间，我多次去看望过他。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又立即赶到医院。周裕祥的夫人钟惠萍在谈到如何办理丧事时，有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说，裕祥去世前曾说，不要为他举办追悼会。周裕祥的原话是：“人都死了，何必再开个会，让人家站着听‘训话’呢!”裕祥还嘱咐，不要收祭幛：“现在多数人的工资不高，人死丁何必还要敲人家的‘竹杠’呢!”裕祥再三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定给家属做好思想工作。他说：“收那么多祭幛干什么?我们家又不准备摆地摊。”

周裕祥治丧委员会照周裕祥的愿望办了丧事。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人“训话”，没有收祭幛。那天下雨，苍天流泪。我和川剧界的朋友们一起，向周裕祥鞠躬告别。

我好像看见周裕祥身着戏装，又在演《花子骂相》，演《芙奴传》，接着又向台下观众，说出以上那儿段针砭时弊的道白。我笑了，但含着泪水。

概括　作者：阿　明

某县直机关用150分钟的时间传达了市、县、局三级党委关于搞好“夏收夏种”的文件。散会后，小王对办公室副主任小李说，我听着这三个文件都一样。小李反驳：“什么都一样，看起来你没认真听。我听着起码有四点不一样。第一，发文单位不一样；第二，发送单位不一样；第三，文件编号不一样；第四，发文时间不一样。”小王听了赞道：“概括得很精辟。”

红尘大话　作者：徐　强

演绎版

(一)贪官版

曾经，有一份贵重的礼物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理睬。等人家走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官场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送礼的人说三个字：我收下。如果非要在这份礼物上加上一个价钱，我希望是……一万块!

(二)忏悔版

曾经，有一叠厚厚的钞票放在我面前，我没有拒绝。等到“两规”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玩政治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组织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人民群众说三个字：我忏悔。如果非要在这份忏悔书上加上一个篇幅，我希望是……一万字!

(三)卖肉版

曾经，有一块上好的猪肉放在我面前，我没有注水。等我卖掉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商场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猪贩能够给我一个再杀一头猪的机会，我会对那块猪肉说三个字：我注水。如果非要给这次注水限定一个分量，我希望是……一万针!

(四)彩票版

曾经，有一组幸运的号码放在我面前，我没有选择。等别人中奖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买彩票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命运能够给我一个再选一次的机会，我会对投注站老板说三个字：我给钱。如果非要说出下次我买彩票的注数，我希望是……一万注!

(五)马屁版

曾经，有一点点小泥巴粘在领导的皮鞋上，我没有抢先。等同事升职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拍马屁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领导能够给我一个再拍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同事说三个字：你滚开。如果非要限定这双皮鞋该擦多少下，我希望是……一万下！

(六)病人版

曾经，有一位认真的医生为我动手术，我没给红包。等我的左腿被当作右腿割掉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医院里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长一条腿的机会，我会对那位医生说三个字：我送礼。如果非要我重复这句痛心疾首的诺言，我希望是……一万遍!

打白条　作者：佚　名

贾村长曾跟乡长进过城，当时有个老板请他们吃饭、进舞厅，还有几个仙女般的小姐陪着唱歌跳舞，完了后那老板在一个小本上划了几个字便撕下一张给小姐，小姐们笑得花一样动人。村长不解，心说城里人打白条怎么那样高兴，不像乡下人，死活不依，说到底还是有城乡差别呀!

有一天，村长一个人进城，又到那个舞厅去玩，叫了两个小姐陪唱陪舞，直到半夜才散场。小姐找他要二百元小费，村长倒不觉得贵，高兴地说小意思小意思。于是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在上面写了字，然后递给那位小姐。

小姐一看，怒道：“你怎么打白条呀?”

村长一怔，说：“这怎么不可以，上次来玩，我的朋友不是一样给你打了个条子吗?他打得我就打不得?”

小姐哭笑不得地说：“真是个乡巴佬，人家开的是现金支票，可你这是狗屁不如的白条啊。”

抠门的艺术　作者：佚　名

1、做饭时，多凉拌，少煎炒，每次可节省煤气0．1立方米，折价0．14元。且凉拌不会破坏蔬菜原有维生素和营养物质。

2、吃饭时，对老婆大讲恶心笑话，每餐可节省馒头一个或米饭半碗，并有助于老婆减肥。(此法早饭、午饭不可用，否则饿出病来要花药费。)

3、老婆不在家时，可以不洗碗，每次可节省水费0．002元，反正自己也不嫌自己脏。如果怕落上灰尘，可将碗倒置。

4、内衣每两周洗一次，可减少洗衣机的摩擦，每两年可节省内衣一套。袜子一般不穿，有人问就说是肉色的。

5、在家不穿鞋，赤脚走路，每三年可节省拖鞋一双。并给老婆以回归自然的浪漫感觉。

6、看电视时不开自己家的，到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对面楼上的，每小时可节省电费0．05元。同时可治疗近视眼。

7、出门一律步行。2公里以内散步，5公里以内快走，10公里以内跑步，10公里以上跑一段歇一段。省钱的同时，气死那些去健身房的傻瓜。

8、与朋友出门，将手机设置成振动，如有电话，速找一厕所查看号码，然后以没电为由借朋友手机一用。用完后如朋友面无表情，可再打一长途。节省费用标准参见中国移动或联通资费标准。

9、周末无事时，可找一乞丐并蹲在其旁边，如果有路人投币而未中其碗，可速捡之。若乞丐侧目怒视，可告之：“我捡的!”估计每天可收入1-3元。

2004年第3期

茶客留言　作者：张家禄等

张家禄(四川成都)

翻着周末在报刊亭买到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我有一种喜悦的感觉：这是本精选呈妙，服务爱家，有特色，有容量的选刊。首先在选文上力求了上乘，并注重了多样性，……再就是刊物的版式设计也活，图文并茂，论而不板，看而不单，不烦，一种鲜活之气扑面而来。使得整个选刊显得质朴、新锐而大气。诚如编者所言，众多的杂文写作者和杂文爱好者，又多了一个颇具亲和力的“茶舍”。编辑们又为大伙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实在事。

廖明华(广东东莞)

难得的一个不加班的夜晚，灯红酒绿的街市，妖艳的花，如云的女……南方满目的繁华，有些不辨了春夏秋冬，只是当眼前片片黄叶飘落时，才知道故乡已是寒冬腊月，飞雪飘飘了，一种乡愁的滋味油然而生。消化这种滋味的，于我，惟有走进书店……

走进一家书店，充塞眼眶的首先是那些以“打工”者命名的期刊，有点儿乱花迷人眼的感觉(这些期刊多是以美女为封面的)，就像面对一群有点暧昧的发廊妹，目光继续搜寻，以期有所发现。突然，我的眼前一亮，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中，我看到了2004年新创刊的《杂文月刊·选刊版》，粗粗地一翻，就再也放不下手了……

读《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令我想到几千里之外的母亲，是不是又在盘算肥料种子多少钱才够；读《李真错觉背后的现实困境》……令我感到，刘青山之后成克杰，一代超过一代。有时我又想，而今当官的看不看这些书(杂志)呢?特别是那些有点儿歪的，看了之后又是什么感觉呢?也曾读过一些报道，称有些官员看了这类文章便悬崖收了缰。也相信有的根本不看，直到“考”进了“育新大学”(监狱)，才想买后悔药……

一本《杂文月刊，选刊版》，一种新的收获。画眉深浅入时无?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尽管上菜……

曹建民(江苏徐州)

偶然从我小孩手里看到《杂文月刊·选刊版》，拿过来一瞅，竟然像是有强大的磁力，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当今五彩缤纷的期刊中，贵刊却给了我们雅俗共赏的一份有质量、有品味的精神食粮。整个一个星期六，我反反复复地把贵刊阅读了好几遍，真过瘾!

赵国云(湖南岳阳)

一个晴朗的周日，走进热闹的书店，随意拿起本杂志，顺手打开浏览，竟然引起兴趣，并很快吸引了我。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明星美眉，只有别具一格的风味，只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首页所说：观点新颖立意深刻；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绵里藏针幽默风趣；发人深省回味无穷；百看不厌常读常新……这就是《杂文月刊·选刊版》。这就是本人喜欢的原因。

孟凡辉(辽宁沈阳)

当今社会，有两种现象是我的心头之痛：一是广大农民艰难的生存状况，以及农民工可怜的处境；二是与之相对照的，即那些挥霍国家资产，压榨农民血汗的所谓的有钱人。每次在报刊上读到这类的文章，都心神俱痛，或深恶痛绝。希望《杂文月刊·选刊版》多刊登些关心百姓疾苦的文章，这样，百姓自然喜欢，发行量自然能够上去，知名度也会随之提高；因为占人口多数的，还是贫穷的老百姓。不要做一些闲情人士的花盆，刊一些酸得掉牙的风花雪月，捧那些所谓“中产阶级”的臭脚。我们的社会，远没到歌舞升平的时代，大都市的繁华背后，是一些见不得人的阴影，还有广大农民艰难的生活……

唐汉茂(广东惠州)

那天去买杂志，看到了你们刚刚推出的《杂文月刊·选刊版》，翻了翻，第一感觉挺好的，便要了下来。回来后仔细地一阅读，的确不错，这让我有了种以后继续阅读下去的想法。

王行(天津)

读了你们的《杂文月刊·选刊版》，很获我心，这正是我所企盼的“小小的茶舍”，我当经常来此“茶舍”品茗，吸取欢乐，并邀同好共享。

张根林(上海)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第一次捧起《杂文月刊·选刊版》时，便被深深吸引住了：鞭挞邪恶、伸张正义，感谢编辑选发的稿件。

当然，几篇文章，本人认为不够尖锐。杂文，就该泼辣、凶狠，只要不违法违规、不触犯宪法，就该大胆地讲真话。在黑暗笼罩的旧中国尚且能够允许硬骨头鲁迅的存在，那我们该相信，在奔小康的康庄大道上，嫉恶如仇的讽刺文章定有它存在的土壤。

最后借用贵刊编辑附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薄酒几杯，粗茶数盏，盘腿上炕，啸聚畅谈……”愿《杂文月刊·选刊版》越办越好。

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信号　作者：吴兆民

去年12月27日下午，一名牛姓包工头为讨要近百万元的工钱，带着自制炸药和汽油桶，来到南京市的新街口饭店门前，声称再要不回工钱便引爆炸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南京警方全面出动，连狙击手也披挂上阵。警方一边疏散周围群众，一边与该男子谈判，经过4个小时的对峙，终于将其制服。报道在新闻索引里惊叹：“这是惊心动魄的4小时，这是令人窒息的240分钟……”(新华网2003年12月28日)

这的确是不平凡的4个小时!但我以为它的危险所及决不仅是南京市的新街口，对于全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历史告诉人们：当一个社会群体的正常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一部分人固然会把愤怒暂时压抑下来，另一部分人则可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进行释放；但压抑不可能持久，它只是能量的积蓄。读一读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议论我们就会发现，潜伏在劳动关系中的危机正在向社会扩散，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极端重视的，对广大民工的权益也是高度关注的。每逢年关逼近，各级政府劳动部门总要倾尽全力，为民工的讨薪奔波操劳；温家宝总理于百忙之中，也曾亲自出面为民工催讨欠薪。然而每年的此时，民工的讨薪大战依然烽火四起。于讨薪大战捷报频传之际，民工的过激行为竟愈演愈烈：从普通的民工，发展到包工头也置身其间；从爬上高楼、塔吊相要挟，发展到身上绑满炸药以引爆相威胁。这究竟是为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我们长期以来重视对“结果”的应对，而忽视对“过程”的控制。在处理具体事务上，我们往往忽视消除“火灾”的隐患，而习惯于等“火灾”发生后再组织救火，“火灾”扑灭了便以为功德圆满，于是表彰英雄、宣传事迹。其实，民工欠薪问题已经存在了多年，多年来我们为民工做了哪些工作?一年12个月，为什么非要等到年底欠薪成了事实才全力以赴帮助讨要?全国有民工一亿多，有多少人没有跟业主订立劳动合同?有多少劳动合同中存在非法条款?有多少人正干着非人的工作……当地劳动部门清楚吗?当地工会组织心中有数吗?堵塞制度上的漏洞，避免欠薪的发生，才是抓到了根本上。

其次，长期以来，我们对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视远远高于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有些人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成年累月奔走呼号得不到回应。然而，当他们被逼得故意采取过激行为以期引起重视时，对他们的惩罚往往雷厉风行。爬上高楼讨工资的，爬下来后，于得到工资的同时又得到一副手铐；到繁华地段“折腾”的人们，问题得不剖解决，先要服几年的徒刑。这些人触犯了刑律，理应受到惩处，但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来说，这样做不过是扬汤止沸；严厉惩办那些无视群众合法权益的官僚主义者，让公民充分享受到做主人的尊严，才能做到釜底抽薪。

不少关注民工问题的志士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民工的问题就要“为民工立法”。其实我们并不缺法，我们有《劳动法》，有已经由全国人大批准的23个国际劳工公约。对于民工来说，他们现在最急需的乃是：有负责任的组织或部门，从他们走上劳动岗位那一天起，就热情地告诉他们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并随时随地领导着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努力。这不仅是为他们，也是为了社会的安定。

怎样建“文化大省”？　作者：牧　惠

不少省份先后提出把本省建成文化大省的目标，部署若干措施。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文化确实有必要跟上，配合。该过一些有关的报道和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于是也想跟着谈一点浅见。

首先，“建”文化大省，千万别把“建”字仅仅理解为建筑的建。拿出大笔钱来盖大学城，盖大剧院，盖图书馆……固然也是建设文化大省所必需；但是，窃以为，软件的建设，应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气候。

建大学城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气魄，不曾为一流的学者提供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条件，忽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可或缺，名教授从何而来?名大学不仅仅“大”就能出名的，小学院也可以成为名大学。与此同时，如果小学、中学的基础差，学生一直靠背标准答案过关，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又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未来的名专家又从何而来?如果义务教育都办不起来，办不好，大学城岂不是建在沙滩上?

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也是如此。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产生，除了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轻松的创作环境、舆论环境。有的人以印数论英雄，说咱们某某书发行上千万，这就够条件称文化大省。其实，靠行政手段或炒作制造出来的这类数字，远远不如一本在文化界、思想界和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印数远不及畅销书的著作更富文化价值。贵州出了一本《顾准文集》，初版只不过3000册，但它对思想界震撼力大大胜于那些印数300万的什么辅导材料；韦君宜的《思痛录》初版只不过8000册，出版后4个月就再印了4次，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寄赠亲友。这才叫文化!但是，一些自称要创造“艺术家及文化人士所向往的”文化环境的经济大省，看去似乎比贵州更“文化”的省市，在条条框框的束缚下，却未必有气魄出这类书。苟如此，货真价实的文化大省从何而来?有人说自己那里有着许多名牌著作，只是“自树名牌的意识不够”，“文艺评论要加强”。其实，“酒好不怕巷子深”，只要是好酒，谁炒过顾准了?谁炒过“思痛录”了?

建文化大省，绝不仅仅是文化部门的事。应当看到，所有部门都负有责任。卫生部门封锁、隐瞒“非典”、爱滋病情，首先害人，同时也给“文化大省”丢分；公检法执法不公，执法犯法，例如硬逼处女承认卖淫，强暴打工妹，打死外来青年孙志刚，……这不是反文化，难道竟是为文化大省添砖加瓦?有报纸揭露，某省城的市民响应号召，为“十大教育工程”捐款7000多万元。七年后检查，这些钱用于“十大工程”的仅仅1500万元，其余5000万元都被基金会挪用其他经营，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将无法收回。诚如报道说，“如此被挪用，以后还有谁会捐钱”?该省领导说，“全省各个部门、各条战线都要做文化与经济融合的促进派，做文化体制改革的促进派，做文化大省建设的促进派”。这话说得很对，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

“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建设，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话很在理。为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检查和改进一切不利于人的建设的措施，而不是吹牛式的摇旗呐喊。

“计划外招生”是教育？还是创收？　作者：阮　直

在中国县城以上级别的城市里，都有一所名牌重点高中。如今这类学校就像接到了教育部的统一文件，都在实行一种“计划”外招生的政策。比如高一新生计划内招6个班，另外再招4个班就是计划外的了。

计划外的考生，都是分数线以下的，差一分不上线也要交1万元，有的甚至是2万元的赞助费。有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读上重点高中，宁可负债、借贷也要去读。但这也不是有钱就能读的，比如计划外考生，也有个分数线，不够分数线，你就交2万人家还不要呢。

究竟是谁把重点高中的“教育”炒得如此火爆、如此高消费呢?要我看就是这个“计划”弄得鬼。

明明一所重点高中能招进10个班的学生，可是在做计划时，他就把自己的能力计划成了5个，剩余5个班的潜在能力就“市场化”它，于是财源滚滚而来。如果重点中学没那个能力办10个班，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能。就像老夫我吃饺子，虽然爱得要命，可是只能吃胃的计划容量——20个，你再给我加计划外的20个，肯定胃破损。如果我能吃进“计划”内的20个，又吃进计划外的20个，而胃不出血，胃不破损，胃里好舒服，那说明老夫我具备了吃进40个饺子的能力，我就不该在计划的时候打埋伏。

也许校方会说，原来的老师一天两节课，如今上了四节课，所以要靠创收以补教育经费不足。可是我们知道，用在教师增加课时上的开支，那不过阿里巴巴往搭腰里装宝时掉在地上的一粒子就够了。

也许校方会说：原来一个班定员40人，如今挤进来60人，这多出学生所用的椅子桌子我们要自己买。可是我们知道，定员40人的教室，你多放进来20人，就是对前40个人权利的侵犯。40人的学习空间和教育大纲要求学生与师资配置的比例，如今被校方打乱了，你这不是侵权吗?

校方再狡猾、再狡辩，其实有一个事实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那就是如今的重点名牌学校都喜欢多招计划外的学生。他们如此盼望“胃胀”，那肯定是“胀”时舒服、喜悦，否则的话，多收一个不交钱的，校方也难受。

其实重点高中早就该取消了。凭什么一个县、一个市的高分学生都得往一所学校里分配?明明是人家的奶喂壮了的孩子都得管你叫娘，我就不信那高分的学生，不上你的重点校就考不上大学。别搞什么重点，也别把优质的师资集中调到一处，应该把一个城市的高中也弄得像移动、联通、小灵通似的才好，彼此有个竞争，就不会再有这刀刀见血宰学生，背靠小树好乘凉的“教育腐败”了。

别再弄个唬人的“计划”内“计划”外了，弄几个重点名牌中学还“计划”着，有点儿太不与时俱进了。

贪官“忏悔”实不服气　作者：刘洪波

贪官倒了，多有反省。媒体热心，很乐于刊登他们的“忏悔录”。但反省发了一个又一个，真正说来却往往没有新意。大抵说来，反省无非这么几条：一是检讨世界观坏掉了，二是痛陈权大缺监督，三是分析腐败起因于社会风气影响，看别人都在发财。有一有二有三，一个贪官想到这么多，就算是认识深刻了，虽然认识深刻也抵不了罪，毕竟让很多人宽慰于他没有“顽固到底”。这“洗心革面”的游戏值不值得玩下去，我有时会产生怀疑。不过，我后来又想了想，贪官的忏悔，真的是“洗心革面”的产物吗?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那一二三说来说去，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

世界观坏了，就贪了。这看起来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很是抬举，共产主义世界观一日不存，好官马上就变成了贪官，可见这世界观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我回想一下，又觉得贪官的这种抬举实在欠有献媚之嫌，而且水平太低。我也按世界观来说事吧，丢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你产生了哪一种主义的世界观，是资本主义世界观、封建主义世界观，还是奴隶主义世界观呢?哪一种世界观也没有鼓励贪污啊，哪一种世界观都以贪污为耻啊。所以，对世界观一变就贪污的所谓“忏悔”，我不能不表示存疑。

官高权重，缺少监督，这说的是一个事实。但严格来讲，也不能说是“反省”。反省是审视自身的，“官大缺监督”只能说是“分析客观原因”。从一个方面来看，这可见贪官虽然很“辜负”信任与培养，毕竟只是经济上出了问题，政治上还是很忠心的，于是落了马也并不把自己当外人看，这才要献献策。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呢，贪官们都来指出“官大缺监督”的事实，又说明搞监督机制的人实在不高明。孔圣人要求贤者不“贰过”，亡羊补牢的故事讲“单一反三”，而监督机制呢，却总是不严，这就不是“贰过”的问题，而是几百过、几千过都有了。几百过几千过了都不想办法，还叫个“监督机制”吗?

另外，官场语言往往是很有深意的，总是要人细加领会、反复揣摩才能知道一点真意。我就揣摩，有的贪官讲监督不严，会不会是“曲线喊冤”：你们故意留了漏洞来给我贪，然后全凭自己喜好，想捉谁就捉谁。这就不仅不是“反省”，反而是一种不服气了。

看贪官忏悔录，透过那些很有沉痛相的辞令，我总是闻到混杂着既要搏取一个“好态度”，又为自己成了倒霉鬼而深深“不服气”的气息。一定得搏取“好态度”，表明了落马贪官对法律运行的潜在规则有着何种理解；绝不服气的暗劲，表明他们对腐败的真实状况有着何种评估。这些曾经“位高权重”的人，都是见多识广的，对社会的惩罚规则、权力场上的实情不能不说有相当深入的观察。他们的理解与评估，不至于全是胡说八道吧。

我最“佩服”的贪官　作者：枕　崖

贪官还有值得“佩服”的吗?有!起码对笔者这样“思想境界”不高的人来说。

或曰：你“佩服”号称“广西王”的成克杰吧?此人位高权重，还有美人李萍相偎相依，索贿数千万元。我说，否!他的手段不高，正当他高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东窗事发，落得个人财两空，一命归西，可怜可叹可悲，只能赢得我的嘲笑，哪能赢得我的“佩服”?

或曰：你“佩服”那个侃侃而谈的胡长清吧?此人索贿数百万元，并在“三讲”时，获得一致通过，这本事决非一般人能够做到。我说，否!此人办事马虎，竟在昆明世博会上“失踪”，让警察在广州某酒店不费吹灰之力逮个正着。

或曰：你“佩服”张二江吧?此人官不大，但艳福不浅，仅和有名有姓的靓女发生两性关系的，就有107个，加上妻子，他就“敢笑宋江不丈夫”了。我说，否!此人一被检察院立案，其口便像开了闸门的水库，丑事脏事，滚滚外流，办案人员不费吹灰之力，他便臭不可闻了。

实话实说吧，我最“佩服”的贪官是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正厅级干部啜文。此人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历任公社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仕途一帆风顺，边贪边升，但是，人家的“贪”迹，居然没有一人发现，捂得严严实实，对人家的“清廉”，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这个令我“佩服”的贪官，一共有多少贪款?答曰：300多万元。和成克杰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我“佩服”的还是这个300多万元的小巫。因为此小巫办事精明，在这300多万元贪款的积累过程中，居然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不是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吗?可是几十年来，人家的手伸了那么多次，却始终没有被人捉住。这就是人家高人“几”筹的本领。

或曰，他最后不是没有逃出法网吗?

我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啜文之所以东窗事发，是因为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女儿到银行以其保姆的身份证，一次存款40万元，被认识他们的一个人举报才出事的(新华社太原2003年11月27 日电)，否则，啜文凭着这300多万元，不是可以舒舒服服地、花天酒地地安度晚年了吗?啜文的失手太偶然、太太偶然了。不过，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先生还有失街亭的时候，能因此，你就不佩服诸葛丞相了吗?而反贪部门对啜文进行了长期调查，结果没有找出一个行贿者，你说，啜文不也是神人吗?这300多万元，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判了短短的3年徒刑。笔者所在城市的原市委书记祝某某索贿30来万元，结果判了13年徒刑，而啜文的贪款是祝某某的10倍，而刑期仅是祝某某的四分之一。两相比较，我更“佩服”啜文了。

死亡赔偿呼唤对生命的敬畏　作者：王　琳

一条人命值几许?美国纽约市政府1月6日决定，为了结4年前警察误杀一名黑人移民的民事诉讼案，将向被害人家属赔偿300万美元。两天后，西安市纺织城的卫恭运被火车撞死，其家属到铁路部门处理后事时，被告知按照有关规定，最多只能给300元的救助款。

300万美元和300元人民币，对照如此强烈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和轻视。诚然，我们不能无视国情而简单地将这两个天壤之别的数字硬绑在一起。但即便在国内，法出多门，标准混乱的死亡赔偿同样千差万别。

重庆井喷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每人获得了8万元左右的赔偿。在“苏秀文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家属获赔9．9万余元。而前不久，央视某女主持人在酒店不慎坠楼身亡，其家属获得了40万元的赔偿。

300元、8万、9．9万、40万，这些迥异的数字让我们迷惑不已：一个生命的消逝，究竟应如何作出赔偿。长期以来，对死亡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没有统一的规范可供遵循，仅有的几类死亡赔偿范围和标准，也因法出多而相互间差异悬殊。这既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公正难以彰显，于客观上又给了有关机构和个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造就了足以恣意弄权的空间。

较早且现在仍被广泛比照适用的死亡赔偿标准出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为，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而目前所采取的对生活费用的计算还仅仅停留在“吃”这一项上。至于同样见于生活之中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和卫生成本等都被排除在“生活费用”之外。这样的标准直接导致了对人生命的低赔偿，而低赔偿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撞伤不如撞死”的现实，造就了交通事故中死亡率居高不下；在高危生产中，人命的轻贱导致了重大责任事故频发。

即将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赔偿参数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赔偿年限也由过去的10年提高为20年。新的标准大幅度加强了对相对弱势的受害人的保护，这种试图以法律的成长跟上社会进步的脚步，无疑极具实践意义。

然而，死亡赔偿制度仍然在理性与国情之间徘徊，《解释》的覆盖范围也极为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勃兴，人们对于社会公正和公民福祉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死亡赔偿制度必须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

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就没有足以体现尊重生命的死亡赔偿制度。如何加强法律的设计，使受害人的家属不会因法律的空白或不健全而雪上加霜，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

宝马撞人案中的民情　作者：秋　风

谁也没有料到，宝马撞人案，一桩本来不起眼的交通事故，或者说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成了一起波澜迭起的、值得解剖的社会现象。

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戏剧化”的色彩。在人们心目中，宝马车不是普通的车，它是一个象征，权力的象征，财富的象征。现在，一个开宝马车的女人，撞死了一个卖大葱的农村妇女。一听到这个新闻，几乎所有人马上就本能地认定，这是一起权贵欺压平民的事件。随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人们的这一想法。

首先，舆论，尤其是网络上的舆论，死死地纠缠于苏秀文是不是某人的儿媳妇。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澄清苏不是她的儿媳妇，她也根本没有前夫，而苏的丈夫也再三声明，他们家没有人担任高级官职。尽管如此，没有人相信这些声明和辩解。现在，网络上仍然有人在绘声绘色地猜测，苏秀文和某某家族有什么关，系。人们一定要在撞人者苏秀文的背后找到一个权力的影子。

另一方当事人农妇，则被人们想象为一个弱者，一个被权力、被财富残忍地杀死的无辜者。她的形象逐渐地被升华，成了贫穷无助者的象征，由此甚至催生出了一批充满感情的文学作品，网路上流行着一些诗歌、散文，在借着这位农妇表达对于底层妇女的同情。

同时，舆论也一致认定，案件的调查、起诉和审理程序存在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当地交通、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出面再三辩解，但是没有人相信。相反，这些部门越解释，人们越是相信，其中必有猫腻。最终，黑龙江有关部门不得不对该案件的审理工作进行调查。而这一调查好像恰恰证明了人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因而，公众舆论，尤其是网民们的评论，从一开始就为整个事件确定了基调，为每个当事人安排了角色：这是一个商业新贵当权者欺压平民的事件，为此，舆论必须证明苏秀文跟某某有关系，需要证明公检法受到了权力与金钱的操纵，袒护苏秀文。

稍加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人们的想象也许并非全无道理。民众对于政府、对于商业新贵本来怀有某种正常的期待。但是，在有些地方，人们已经不相信政府有关部门和商业新贵会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正常地、正当地行事了。不幸的是，人们的这种扭曲的判断，经常会得到现实的证明。于是，即使官员、商人确实在诚实公平地做事，也无人相信他们真会如此。在人们心目中，他们已经被定性了，已经被画上了脸谱。

本来，权力和财富都是可以得到普通民众的尊重的。事实上，权力只有在得到民众尊重后，才能有效行使；财富只有在得到民众尊重后，才能真正获得保障。但是，假如它们不断地逾越自己的规则，反常地行事，摧毁人们对于它们的信任，则人们自然会对它们形成一种负面看法，人们会毫不犹豫地用这副扭曲的眼镜去观察、评论它们。现实与观念，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

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用得上一句俗话：事实胜于雄辩。政府和商人在具体的案件中当然可以进行辩护，但政府和商人最需要做的，是改变人们的判断模式。惟有政府、商人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改变其行为模式，正常地、正当地行事，民众才会逐渐地改变对于政府和商业新贵的看法。它自己觉得正常的做法，才会得到正常的评价。

哈耶克！哈耶克！　作者：徐迅雷

很奇怪，我读《哈耶克传》时，耳际不停回响的歌声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作为会思想的苇草，人总是用思想战胜思想，用观念战胜观念的，思想观念的优胜劣汰，最终被历史所证明，由实践来检验。当一种思想成为另一种思想的牢笼，一种观念成为另一种观念的篱笆，那么，真理式的伟大思想终会突破貌似强大的“人类理性”。

我拿“哈耶克!哈耶克!”这两个“感叹号”作为文章的标题，倒不是因为哈耶克本人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而是因为哈耶克在“外围”的遭遇。汪丁丁曾说到80年代中期他趴在学生宿舍单人床上阅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被启蒙者发自内心的感激；其次，还因为哈耶克的书籍曾在我生命历程的三十年内被查禁，而我熟悉的那些传播者，则被送进监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30年毕竟是漫长的，而10年就可以把一个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

感谢秋风先生翻译了《哈耶克传》，尽管现在压根儿不是“哈耶克热”的时候；感谢中因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哈耶克传》，尽管书的封面为销售计、为稻粱谋而加了不少文字在上头(这让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封面最好是干干净净的)，但还是把这些对哈耶克的介绍性文字抄在这里吧：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对于苏联东欧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转型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进程。

成年哈耶克约有一半时间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与德国精神生活“唇齿相依”；另一半时间则生活在美国和英国。哈耶克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恰好印证了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两句话。从广义的角度看，“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大幸福之一”(塞万提斯语)，也即“天赋自由”、“人生来是自由而平等的”。但是，多少乌托邦式的“伪自由”、“伪解放”剥夺了多少公民的真自由、真解放?哈耶克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通往奴役之路》，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在一个大型的社会中实行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以及强制推行这种计划必然导致对于自由的全面剥夺，导致对人的全面奴役。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一些力图“让思想冲破牢笼”的人，“计划”出了人类历史上硕大无朋的“牢笼”——思想的牢笼、主义的牢笼、体制的牢笼、环境的牢笼，从而戕害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哈耶克看来，“人为设计”差不多就是“不自由”或“反自由”，“虽说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源出于设计”。

经济学尽管只有上下数百年，但名家著述也是汗牛克栋。我曾在浙江大学进修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学，讲台上教授们分析数学模型津津有味，讲台下我们这些门外汉只好听得昏昏欲睡。我总是很浅薄地认为，经济学是不能掉在“数学模型”里钻不出来的，作为人文科学，它离不开哲学的精魂。而在哈耶克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本质——他必须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

哈耶克一直坚持自己的发见，毕生的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痕迹；他始终保持着对极权主义、集体主义、政府干预的批判态势。尽管很长时间哈耶克不属于优势群体，但他对有形或无形的强大对手，始终不曾动摇自己的学术信念。这让我想起“现代指南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主创者、美国科学家帕金森曾说过的-话：“我对同辈之间的压力具有很强的免疫力。一旦知道什么是对的，我就去做。”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时总要面临种种艰难抉择，哈耶克之后的现今中国，历经多少次思想交锋才有今日之成果?“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尚在建设中，但“潜规则”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幽灵仍不停地在“市场竞争”的上空游荡。

此时此刻，我觉得很有必要引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几句话：“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三句话是掷地有声的。但是，我们是否完全认知到哪些是“妨碍、束缚、影响”的“东东”?这是…个问题。即使我们充分认知了之后，能否以坚决而强大的力量予以“冲破、改变、革除”?面对哈耶克，面对哈耶克的人生和思想历程，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知难，行更难。

“最后决定权”　作者：张　勇

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委员是什么关系?

党章说：权力平等，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

果真如此么?

因受贿卖官而入狱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在反省犯罪原因时，则有另外的说法：“我是县委书记，对县委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听到这种话，我并不感到惊异，因为这种党委“一把手”的“最后决定权”，并非李铁成所独有，甚至带点“普遍性”，虽然它公然违反党章。

所谓现代政党，既不是私人老板的独资企业，也不是传统帮会，更不是皇上和文武百官的朝堂，而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组成的团体；它的决策必须、也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怎么会冒出个“一把手的最后决定权”呢?

中国的现代政党史，不过百年。查诸历史，在政党中最先搞起“一把手最后决定权”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时期，总理孙中山在党内并无“最后决定权”。举例说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因党内高层多数不同意，孙只得服从多数，乃以五色旗为国旗。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便开始厌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求党员宣誓“服从党魁”。一直是党内二把手的黄兴坚决反对孙的这种做法，最后不惜放弃党籍以示抗议。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党章干脆明文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总理“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中执委或是中常委会，虽然还顶着个现代政党决策班子的招牌，实际上倒更像皇帝主持的御前会议；委员们不再是一人一票，倒更像文武大臣或是幕僚，虽可七嘴八舌，可在一把手的“圣心独断”面前，却形同“进谏”。孙中山之后，第二个被明文规定授予“最后决定权”的政党领袖，是1943年之后的毛泽东。毛泽东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实际领导权，靠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时在中共党内还没有一把手“最后决定权”这一说，如果有，当时的一把手博古只要小用一下，毛泽东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一代天骄”。毛泽东主事之初，也没有“最后决定权”；他处事民主，尊重多数。还是举例说吧：抗战之初，鉴于八路军力量弱小，毛主张只能打山地游击战，可彭德怀、林彪等许多人有不同意见，认为也可打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服从了多数，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平型关大捷。到了1943年，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也就是在这时，在党章之外另作了一条规定：主席对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最后决定权”，会使它的掌有者“决定”些什么呢?孙中山死得早，他逝世时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对他，可说的内容不多。至于毛泽东，在拿到“最后决定权”的早期，使用它时还是非常谨慎的。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时时小心，生怕出岔子。”正是因为这种谨慎小心，他领导党打出了新中国。所以应该承认，“最后决定权”有时能“决定”若干好事，特别是在能干的领导者的主事初期。然而“最后决定权”毕竟是一种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缺乏民主原则所具有的纠错机制，时间一长，它极易诱发掌权者身上的人性弱点，使其“决定”出错事乃至坏事的机率越来越大，而“决定”出好事的机率越来越小。毛泽东自1957年之后，“决定”出的错事一件接着一件，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革”浩劫。还是那个毛泽东，从“时时小心，生怕出岔子”，到自称“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闹出一个又一个大“岔子”；这“最后决定权”，把一个曾经英明的领导者的晚年“决定”成这般模样，真是令人唏嘘不已。中国1957年至1976年的挫折，与其说错在毛泽东，不如说错在这个“最后决定权”。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党各个层次的一些地方党委中，也出现了“最后决定权”的握有者。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批评过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专政”，但因为他老人家自己也是如此，所以也就说说算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好。“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个权力陷阱，它把一个个曾经做过好事的领导者陷进去，变成做错事甚至坏事的人。比如程维高，据说当初当常州市委书记时，是很谨慎、很廉洁的，可“最后决定权”握久了，到当上河北省委书记时，就变了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决定权”既是害党之权，也是害官之权。

如果不从党内决策规则中废弃实际存在的“最后决定权”，一定还会有新的程维高、李铁成掉进这个权力陷阱；连伟大英明的毛泽东都不能抗住“最后决定权”的毒副作用，更何况半点也不伟大英明的程维高、李铁成之辈呢。

“边贪边升”谁负责？　作者：苏中杰

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王怀忠，受贿案值达人民币517．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值选人民币480．58万元。他获取巨额财产的过程，是祸国殃民的过程：直接干预土地转让，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亿元之巨；造假虚夸，阿谀奉承，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形成腐败网系，仅在阜阳市，就有10多名厅局级干部和10多名县处级干部参与其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酿灾于人民、搞得天怒人且怨的王怀忠，竟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的大跃进速度，在短短的六七年间，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升到副省长。而与“升官”同步的是他罪恶越来越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王怀忠本人的罪恶，一个是王怀忠“边犯罪边升官”的事实。

对于前者，当然由王怀忠本人负责，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公正的判决。但对于后者，谁来负责呢?因为王怀忠能做到“亲自”索贿，但不可能“亲自”为他本人提官。话说到这儿，可能又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因为一旦关系到在台上者的责任，我们的言论总是回避的。可是，言论上不提，不等于人们心里不产生这个大问号，特别是这个凭低智商就能想到的大问号。

在没有选举制之前，我们的干部使用制度基本上是任命制，尽管有“考察”、“公示”和“研究决定”，但干部的升迁还是由干部决定，并不由群众拍板。那么能做主提升干部的干部，看不到王怀忠搞得天怒人怨吗?当然，贪贿有一定隐蔽性，一时难以发现，可是一年发现不了，两年发现不了，贪贿到近千万还发现不了，难道不该问一问自己在有关位置上的作用如何吗?即便是贪贿问题发现不了，那么群众呼声那么大，上访者那么多，总该问个为什么吧?如果说那么多群众的呼声不可靠，一时查不清，总该先让他原职不动，先弄个明白再说吧?

要说群众的意见不可靠也弄不明白，那么，王怀忠的“政绩工程”是实物，有目共睹，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利国利民还是劳民伤财，对此类基于常识的基本判断还是有的吧?要是连这类基于常识的基本判断都没有，我们就真不好对提拔干部的干部的“才”字进行判断了!——没有往让人更不愉快的深处去想，仅仅是停留在管理技术层次上如此追问，用人者的责任也是不可开脱的。

“边贪边升”现象不是个别的，在贪官队伍中大量存在，王怀忠只是其一例而已。

反腐过程中，出现了一句经典性和格言性很强的话，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之所以“最大”，是因为用人的腐败是腐败之母，不铲除的话，反腐败就永远是割韭菜式的。让用人者对自己用上来的人负责，在当前是铲除腐败之母的最好办法，可以推进较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2003年12月，广东省在干部人事改革方面出台的八条措施之一，就是“用人严重失察者，必须追究考察者责任”。这条惩治措施应该法条化，井在各地推行实施。

包装英雄与包装历史　作者：葛栋玉

朋友，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代表咱们国家与他们商谈国际事务的应该是谁呢?

也许您会说了：不是国家主席，就是国务院总理，最起码也得派个外交部长吧。没错，您算说对了，但历史学家可不一定这样回答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简明世界通史》在讲到二战时说；“1943年11月下半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蒋介石在开罗开会，讨论与远东战争有关的问题。”您说，这蒋介石。是个什么人呢?卖菜的?杀猪的?还是赶毛驴的?怎么让他去开罗见美英首脑呢?

今天的社会，商品讲究包装，建筑讲究包装，人物更讲究包装。您瞧媒体介绍唱过曲儿演过戏的，都要加冕“著名”两个字。“这‘著名’比沙尘暴还厉害，直刮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蔓延至各行各业?(葛新德《“著名”在我心里》见《中国摄影报》2002年6月25日)。您说，我们的教科书在叙述一个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时，竟一点包装也没有呀!赤身裸体地就出来见人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惜墨如金。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当然是我党历史上一项惊天动地的伟业了，但依然有人对它不尊重。鄢烈山先生指出：那个电视剧“名曰《长征》，却根本不是全景性的写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而是只写毛泽东主席“所在的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鄢烈山《对电视剧〈长征〉的一点看法》见《杂文月刊》2002年第5期)。“长征若论历时之长久、征途上艰难曲折，当数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若论指挥之神出鬼没富于传奇色彩，当属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长征》剧组置他们于不顾呢?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地位远在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之上。可在《长征》戏里，“仍然有意无意地抹煞他、贬抑他”。中共中央给他平反是在1980年，“对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的红军重要将领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长征》怎么可以那样轻蔑地作践他呢?”在“为陈昌浩平反11年之后”，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太不公正了!”——对的，表现真理在毛泽东主席一方是没错的，但为此而漠视其他的革命功臣，甚至肆意糟蹋，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挂一漏万。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历程。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状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8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

因而，余杰先生感叹地说，21年前(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一本《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3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

人们常说北大是中国第一学府，百年校庆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高规格。然而，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如此不尊重历史，还像一个做学问的样子吗?!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避重就轻。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人马来与毛泽东会合。但在“文革”当中忽然有人考证说，当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本是米可夫元帅运筹帷幄的，他因此获得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苏沃罗夫一级勋章。然而1957年11月朱可夫被罢官后，有人又跳出来说，当年之所以能扭转战局，是因为有了赫鲁晓夫的指挥。

尤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一幅宣传五四时期的画上，“出现了3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给人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似乎“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那时“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所以，余杰先生不禁又一次感叹说：北大校庆的宣传画“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见历史不光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描眉就描眉，想画眼就画眼；而且简直成了工厂里的标准件，想怎么拆卸安装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偷梁换柱。

罗曼·科尔考维兹在他的《苏联军队和共产党》一书中，曾经摘引过《历史问题》1957年11月号上的一段话：“‘历史学家’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苏联共产党的作用，……深入描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苏联的杜会及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说白了，就是要历史学家将歌功颂德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好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你不光可以“挂一漏万”，可以“避重就轻”，可以“偷梁换柱”，必要时还可以玩玩“惜墨如金”的小把戏。但这把戏玩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最终酿成了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想记取教训都来不及了。

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苏联奉为老大哥来学的。历史不客气地证明：他们这一套行不通的。所以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叹的是“思想解放”喊了20多年了，极左思潮的流毒依然那么顽固。

今天这个社会，不是缺吃，不是少穿，而是缺少诚信。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成了天字第一号危机。满街的“放心米”、“放心肉”、“放心医院”的招牌，说明了这是一段最不让人放心的历史。张艺谋的《英雄》打得昏天黑地，愣是要给世人换一汤子脑水。连杀人如同割韭菜的始皇帝都成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英雄了，老百姓好像还得跟着“呼儿嗨哟”!

请您好好想想吧，连历史都敢包装造假，连英雄都敢包装造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假冒伪劣造不出来呢?!

测试官员的冷漠指数　作者：徐怀谦

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去商店购物，去饭馆吃饭，大都遭过冷遇受过气。现在好了，市场经济了，你变成了消费者变成了上帝，你可以享受到“微笑服务”了——当然这仅仅限于你掏钱包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作为消费者的你，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平头百姓不是以消费者而是以弱势群体甚至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微笑服务”的奢望。他们只是在呼吁在乞求，得到的却常常是失望。

我只举两个例子。如果仿乐坛十大歌曲排行榜或年度十大新闻评选的做法，给2003年的官员做一个冷漠指数排行榜，孙志刚被虐致死案和黄勇杀人案背后透出的官场冷漠绝对可以入选。

孙志刚案发生后，其家属赶至广州后，他们“整天到处跑”，先后到了黄村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天河分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民政局、市人大信访部门、市卫生局、市医学会……想弄清楚孙志刚是怎么死的?但得到的答复是：管不了、不属于他们管或根本就没人理……他们到市公安局信访办，竟被工作人员用“站好”、“你还呆着干嘛”一类侮辱性词句进行呵斥。

河南平舆农民黄勇，自2001年起，采用欺骗手段将受害人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骗到家中，先后杀死17名青少年，杀伤一人，其中大多数为正在上学的学生。如此旷日持久的杀戮，并不足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几个受害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尽管一知道孩子失踪的消息就立即去刑警队报了案，但是报案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警方立案的消息；去问，对方承认一直没有立案，说孩子们可能是跟家里怄气，或者出去打工了，没有立案价值。”这个回答并不能让家长满意，再问，“刑警队就让我们找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又说这事应该由刑警队管”，皮球又踢了回去。无奈之下，2003年9月初，7名学生家长带着相关材料来到北京求助于有关部门。9月7日，已经返回平舆的学生家长接到通知，县上已经就此事“立了案”。但据家长们介绍，“此后平舆县警方也从未就学生失踪一事在县城范围内发布任何形式的警示或者通告”。结果悲剧再次发生：2003年10月24日，平舆一高中学生、17岁的秦继飞失踪——也是最后一个失踪并遇害的孩子。

而当丢失孩子的家长到县委、县政府门口拦车告状时，他们好不容易看到县委书记的车出来了，可惜车上下来的不是书记，而是秘书。秘书接了材料看了看，只说了一句：“噢，丢了这么多孩子?”小车就一溜烟似的开走了。去找县长，没找着。这么大的人命案，最后是靠惟一一个逃出魔窟的机灵少年报案才得以侦破的。

这两个案子中所透出的官场冷漠，可以说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

不过，这也只是群众的一面之辞。另一种真实是，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热情，只是这种热情表现在接待上级领导、与同僚吃吃喝喝、与小蜜卿卿我我上。有位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小事：说有位高级官员去某地视察，原定去某县吃午饭，就提前给县领导打电话说吃腻了大鱼大肉就想吃一种山野菜。那个季节山野菜已经很少见了，县领导放下电话，立刻发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到野外挖菜。费了好大劲终于把野菜准备好了，高级领导的秘书来电话说，日程安排有变，没有时间到县里吃野菜了。县委书记觉得无比可惜，颇有未能尽孝之慨。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这里换了一个个儿——“领导利益无小事”。本来嘛，乌纱帽的决定权在上而不在下，谁的利益大谁的利益小是明摆着的事情。

但是，群众的呼声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连封建帝王都明白的道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应该而且能够贯彻得更好。有个县委书记，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大开受贿之门，口碑很差。他调走的那天，一大群老百姓打着“送瘟神”的条幅，放着鞭炮，到县委门口“欢送”他尽快离开县境。最后他只好灰溜溜地从县委大院的后门逃走了。这种景象，和我们从影视中看到的老百姓与海瑞、与焦裕禄、与孔繁森等依依惜别的情景，相差何止千里!

为什么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官员冷漠症或者很少，为什么现在官员的冷漠指数居高不下，官员冷漠与冷漠的民间基础(如医生不拿红包不救人等)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何根治官员冷漠症……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但这不是本文所能穷尽的。最后，请有关官员重温一下老诗人臧克家《有的人》中的诗句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人民作主”与“为民作主　作者：黄东成

当前，国家正进行着民主政治建设，要给人民更多的民主权利。

可有人提出，应该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尤其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生存现状，怕还不是时候，若真正将民主权利交到他们手里，还不知道怎么运用，弄不好还会被人利用。

这话听来似乎有点道理，实质上却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漠视。

的确，受封建社会长期的浸淫，人们尚存在着较浓厚的封建意识。尽管“五四”以来大声疾呼科学和民主，但成效尚不是非常显著。读鲁迅的文章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被封建主义长期禁锢着思想的农民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他们没有自觉的民主意识，但并不等于没有民主要求。虽然现时常常宣传人民当家作主了，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要他们当家作主，于是他们也就只盼着有一个明主或清官大老爷能公正、公平地给他们作主，他们也就知足了。

而一些清官们的思想境界如何呢?虽然嘴里口口声声也喊着是人民“公仆”，但很多人仍只停留在“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水平上。他们的深心里，仍将自己当作父母官，理应为治下的子民尽心尽力办事，仅此而已。尽管他们也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了，但离自觉地作为人民公仆还有很大距离。官与民的关系并未突破，也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心中的民主，说的通俗一点，只不过“你是民，我是主”而已，把“人民作主”，变成“为民作主”。比如田里该统一种什么作物，劳力该怎么安排，全都“操心费神”考虑到了，似乎种了几辈子田的农民，连自己田里最适宜种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不是笑话，这是哭笑不得的事实。

安徽有个小岗村，村里有9户普通农民，因不满人民公社所有制下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改变贫穷的现状，商量着偏不听当官的安排，自发地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并且大家按了血手印。不管风险多大，就是要下决心自己当家作一回主。这个举动后来闹得影响极大，没有想到会轰动全国，被当作农民追求自己当家作主的典型。

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可以容许尽情民主，但最后得由上面集中，集中过后的民主才算合格的“民主”；有时一集中，民主没了，甚至变成了引蛇出洞的反面教材。于是很久以来，许多人已不敢奢谈民主。即便最底层的农民，也得冒着风险盖血手印准备承担责任，还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可以想见，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上，追求民主是人的本能。政治素养可以通过不断教化逐渐提高。对民主的自觉要求也是可以在不断的民主实践中唤醒和养成的。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放心地将民主权利归还给他们，而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

曾有媒体报道，有记者去参加了某地农村进行的一次村委会选举，村民对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很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选举权的村民都到了。令乡里领导大惑不解的是，过去当选的必定是乡里为村委会指定的候选人，而这次指定的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村民的绝大多数选票，竟自发地投给了一个回村不久的复员军人。乡里的领导当然很感意外，但群众对选举结果兴高采烈十分满意。一个中年农民说，乡里指定的那个人只知讨好上面，专为乡里领导拎草鞋，却要村民为他拎草鞋。而选出的这个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心里有大伙儿，从部队一回来就把复员费全部交给村里办事，我们当然要选这样的人做我们的当家人。看，这不就是农民自觉的民主意愿?

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加强党的民主化和人民的民主观念。尽管民主早就写在了宪法里，尽管打倒皇帝已将近100年，呼唤民主也将近100年，但残余的封建主义幽灵还盘据在人们头脑里，时不时还会在生活中还魂。因此，我们有必要补上民主这一课。不仅民众需要补课，公仆更需补课。有一天，民主观念真正扎根民心了，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生机勃勃。

贪官“自白”里的“经典”　作者：周　彪

一般来说，只有圣人、哲人、伟人的著述才能称之为经典，普通人的睿思智语、人生感悟什么的，能算作格言警句就很不错了。至于反面人物，如贪官污吏之流的“肺腑之言”，因为我们感情上的排斥，常常情绪化地斥之为奇谈怪论或胡说八道。其实，理性地思考一下，我倒觉得某些贪官的“名言至论”极具经典价值。兹录几例，权作参考，以供咀嚼。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此论出自腐败分子福建政和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之口。其实这高论并非丁书记原创，应算最地道的国粹。它是千百年来和丁某抱有同样人生目的和为官使命的“父母官”们的第一要务。不过，这活从前的“父母官”也不敢公然地端上台面，口中多少要“仁之义道德”一番，轮到丁某却理直气壮地当作了自己的辩护词。坦率地说，丁仰宁这等“自白”虽有点刺耳，但比那些事情败露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后悔”、“反省”：“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啦”、“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啦”等等，要“磊落”得多，“纯真”得多。

“人民不要我，党要!”——此论出自江苏射阳县粮食局原局长刘平之口。刘在局长任上4年，使公家上亿资金打了水漂，国家亏了，自己肥了。换届时其局长提名被愤怒的人大代表否决，但他书记照当不误，于是就有了刘平的这一振聋发聩耐人寻味的“经典”之言。按常理，刘的局长当得连人大代表都忍无可忍了，其行为和口碑定然太差，还怎么配当书记呢!可他不仅书记照当而且“牛”得很。时下在某些地方，“一把手”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有的干部道德败坏、行为恶劣，普通百姓尚且鄙夷不屑，但在某些“一把手”心中却是“能人”、“干才”，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尽管不少人明白刘平口中的“党”是指某些个人，但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却不能不引起警惕。

“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就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此精当之论系河北省邢台市国土局原副局长李润身官场经验的高度概括。说白了，就是在官场上要学会利益均沾、好处共享，让更多的官们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烧饼说”虽有点下里巴人，但形象生动，没有长期的官场熏染，是不可能有此精辟见解的。能给李润身的“理论”作支撑的还有他的两位异地“同仁”。一个是河北巨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其“至论”为：“你送我一点点，我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一个是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其“妙论”为：“搞大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着高升。”瞧，这等“英雄”之见，谓之经典，实至名归!

“与上级领导关系如何，是下级晋升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单纯地认为，是太阳总会发光的……而不屑顾及与上级关系如何，这是一种十分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此论为“五毒书记”张二江大作《下级学》的精髓。在官场中摸索了多年的张二江，深谙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上司的“赏识”，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腾达，在一些官场中人眼里，最要紧的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投靠、服从和忠诚。

对贪官的“自白”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有利于真正了解贪官们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加强反贪工作的针对性，也许要比一味地诅咒贪官要有意义得多。

替贪官画像（四则）　作者：方永江

贪官的嘴脸

树活一身皮，人活一张脸。有道是人不要脸，鬼都害怕。人若活到连脸面都不顾的分上，哪里还讲什么礼义廉耻，人间正气?自然会做出伤风败俗，伤天害理，连鬼都害怕的事。贪官蠹虫就是这么一副嘴脸。

贪官污吏吃香的喝辣的，长了一副油嘴；官场历练，腥风血雨，做人行事戴了一副假面具。且看他们的嘴：欺上瞒下，一派假话；不学无术，照本宣科，满嘴废话；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瞎指挥，全是昏话；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以势压人，不讲真理，说的都是横话；只图“政绩”，不讲实际，好大喜功，信口开河，连篇空话、大话；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讲的是谎话；栽赃陷害，编排黑话。也曾甜言蜜语，实质上却是口蜜腹剑；也曾和风细雨，却是只针对“小蜜”；也曾欢歌笑语，却是私欲得逞，拿“黄段子”助兴；也曾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却道是栽了跟头，丢了乌纱，庭前受审之时!

再看他们的脸：马脸马神是形态，一阔脸就变是常态，笑脸相迎是变态。把酒弄权，举杯捞钱，唱的是红脸；鱼肉百姓，喝斥下级，表演的是黑脸。对待上级，两面三刀；酒色过度，皮泡脸肿。有人上门办事，脸难看；招财进宝，加官晋爵，一脸笑得稀烂。公共场所，歹人行劫，平民遭难，本该见义勇为，鲜廉寡耻，哪顾脸面。争名夺利，哪怕脸红脖子粗；伸手被捉，面上无光，灰头土脑，好一副苦瓜脸!

贪官的脸谱善变。人前人后，台上台下不一样。任何一个专业演员与贪官的表演比较起来，也是自叹弗如。该阴则阴，当晴就晴，要苦得苦，要甜得甜，这个度岂是轻易能把握的?然而，世间自有公道，再善变的贪官也万变不离其宗。认清他们的本质，抓住一个贪字，狠狠反贪，看他们还往哪里逃!堵住他们的臭嘴，撕下他们的假面，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成为过街老鼠，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贪官的手脚

老百姓称那些小偷小摸者为手脚不干净，而贪官污吏的手脚简直就是肮脏到了极点。

且看贪官的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逮到“小姐”的手，缠缠绵绵不松手；牵着情人的手，仿佛回到十八九。勤修“女红”，剪彩时时有；苦练“书法”，“墨宝”处处留。报告乱写，项目乱批，条子乱签，更有“胆大心细”者，大笔一挥，就让三亲六戚转了“非”，升了官，发了财，连襁褓中的玄孙也谋了公职，领了薪水。不讲原则抹稀泥，只求私利，推人下火坑，这双手看起来细皮嫩肉，可挖起社会主义的墙脚来却绝不手软!成克杰窃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窃得了上千万元的国家巨额资产；胡长清的“金字招牌”曾遍挂治下全城，他也因此财源广进。铲平升官路，保全乌纱帽，贪官也曾雇凶杀人，亲手杀人……

再看贪官的脚：贪官跑步。“钱”进，上蹿下跳，官运亨通。挡了他的道，贪官脚底下使绊；找贪官办事，贪官擅踢“皮球”；嫉贤妒能，你要冒尖，贪官抬脚踩扁你；好大喜功，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形象工程”，问题一出来，贪官脚底下抹油——开溜。贪官“头痛”医脚，洗脚房里泡妞，真个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这双脚看起来“脚大江山稳”，可缠满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裹脚布!见了女色，贪官脚粑手软，立马拜在石榴裙下。傍着大款，大款一声招呼，贪官跑得比狗都要快。犯了“事”的贪官也曾呼天抢地，竭力辩白，企图开脱罪责；也曾狗急跳墙，负隅顽抗；也曾仓惶出逃，梦想逍遥法外……

贪官一门心思在财、色、权上做手脚，终被其缚住了手脚，落得个铐之、镣之，“脚脚爪爪”被斩之的可耻下场，不亦悲乎?

贪官的内瓤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贪官的肚里岂止能“撑船”，简直都能开飞机，运行宇宙飞船!弄个几千万已是“小儿科”，整它上亿元那才叫“大手笔”。厦门走私案中的那伙腐败分子鲸吞国家几百个亿，再创贪污“新高”。这些贪欲如一个无底洞的家伙的肚里怎么不可以开飞机，运行宇宙飞船呢?

贪官的伶牙俐齿不仅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而且可以咬“金”断“银”，财源广进，这也可以算是贪官污吏的“特异功能”了。而这一“特异功能”岂是那些耍把戏的咬玻璃渣渣者可比?贪官的喉咙粗，不仅可以干吼干叫，虚张声势，以势压人，而且鲸吞起国家财产、人民血汗来决不会卡喉咙，堵咽道。贪官的胃很好，不仅能消化生猛海鲜，而且能消化升迁途中的阻碍、中饱私囊的工程。贪官的肾极虚，许奇耀57岁包养20个情妇，成克杰花甲早过依然春心勃勃，肾岂能不虚?贪官的肺活量惊人：欺骗上级，愚弄百姓，多出“政绩”，吹的泡泡比卫星还要大。玩权弄势，假公济私，广开财路，黑起屁眼吸进去的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举报人的生命。贪官的肠也不一般：容不得人时为鸡肠，笼络一批喽啰，培植关系网和侵吞公共财产时就无限扩大成了“垃圾场”，装满了阴谋诡计，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贪官的肠儿肥，百姓的日子苦!贪官的这些肠肠肚肚笼而统之，就成了贪官的“城府”。贪官的城府深，也就埋藏得深，官要做稳，钱要捞够，福要享好。有几个贪官是一开始就东窗事发了的呢?贪官们的内瓤子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真有一副“好下水”!

透视贪官的内瓤子，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贪官污吏在表面上看起来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实质上一肚子损人利己，男盗女娼。然而，贪官的内瓤子无论如何不简单，保养得再好，终落得个肾虚、肾亏，导致了“神”虚、“神”亏。没有了精、气、神的贪官污吏，看起来有时人模狗样，甚至还“威风八面”，其实早已空有一副躯壳，俨然行尸走肉了!

列位看官观文至此，恐怕早已不耐烦了：贪官内瓤子的关键部位——心、肝呢?问得好!方某人怎敢疏忽他们的心肝呢，而事实上是这些人既为贪官，早已经没心没肝了，即便有也是黑心烂肝!

贪官辛苦

反腐狂飚劲吹，贪官蠹虫纷纷落马。这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抓获的腐败分子，无论是在接受“双规”讯问还是庭审时，无不装疯卖傻，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装神弄鬼，色厉内荏，厚颜无耻，“我革命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的，他们确实辛苦。他们白天围着桌子转，吃山珍品海味喝洋酒，“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你说苦不苦?苦!他们晚上围着裙子转，桑拿完了又按摩，找“三陪”泡洋妞，你说苦不苦?苦!偶尔干点“正事”也是想的如何坑蒙拐骗出“政绩”，围追堵截遮丑闻。他们既要弄权，又要抓钱，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甚至连做梦想的都是钱与权，你说苦不苦?苦!他们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既要用心打点“小蜜”，又要对老婆虚与委蛇，你说苦不苦?苦!对上对下不一样，如何不一样?贪官费思量。你说苦不苦?苦!为了前程，为了私欲，也曾低声下气，委曲求全，也曾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也曾上楼抽梯，落井下石，也曾暗箭伤人，一箭封喉……七十二般招数，八十一套算计，苦啊，实在是苦!捧人不讲客观，整人不择手段，用人只用裙边，做人哪顾颜面!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澳门豪赌，即使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要见缝插针地飞去飞来，够苦!江苏省建筑部门的原核心人物许奇耀57岁包养20个情妇，在华东诸省的几个城市金屋藏娇，要一一摆平这些小情人，岂能不苦?

豆腐渣工程出来了，社会风气毒化了，草菅人命的事发生了，国家巨额资产被挥霍了，老百姓的心寒了……

怎一个苦字了得!

我看某些领导的不稳定观　作者：于成玉

什么是不稳定?如何消除不稳定?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农民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和对中国农村经济现状的深切忧虑，向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题为《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现实。在某些领导看来，像李昌平这样的人就是不稳定，要消除不稳定，就要整治像李昌平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这就是某些领导的“不稳定观”。其实，在中国，持这种“不稳定观”的人，并不仅仅限于湖北地区的某些领导。像深受老百姓爱戴的董阳、夏一松等人所在地区的某些领导；像沈阳贪官慕绥新、马向东之流，都是持这种“不稳定观”的。

本来，向上如实反映问题、揭发检举各种丑闻、弊端及疏失的行为，对于清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维护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信心是举足轻重的，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负责的爱国行为。然而，在中国，至今仍有某些领导似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仍在恪守“眼不见为净”的信条，以为不报“忧”就没有“忧”了；谁老报“忧”谁就是存心与“稳定的大好局面”和自己的“乌纱帽”过不去，就是不稳定的因素。这种“不稳定观”的核心内涵就是要老百姓逆来顺受，任其宰割和欺压。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我骑在你的脖梗子上屙屎，也不许你吱声和动弹，否则，便收拾你。或者割去你半截舌头(山西岚县李绿松)；或者打得你“双眼当场失明”(安徽涡阳孙子超)；或者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关你几百天(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农妇黄淑荣)；或者送你到教养院，“‘教养’掉”你的“5颗牙齿”(辽宁沈阳周伟)；或者把你打入大牢，“让你把牢底坐穿”(山西太原高勤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在某些领导看来，像李绿松、孙子超、黄淑荣、周伟和高勤荣等这些好“贱嘴八舌”敢于抖搂“坏消息”，揭露官场“阴暗面”的人，都是不稳定因素，理所当然，都在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列。

维护社会稳定，当然不错。诚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这是老百姓的共同心愿，老百姓也深，知社会一旦乱了，不仅自己“什么也搞不成”，还要流血。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维护什么样的稳定?怎样维护稳定?如果维护稳定是以牺牲老百姓的自身权益为代价，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疾苦和控告无门、走投无路的血泪之上，是靠捂盖子和高压政策取得的，走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让老百姓对某些“恶官”的“恶行”闭嘴，以维护其“乌纱帽”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又有什么意义呢?“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话当然不错，但不能作机械理解。因为在这个“压倒一切”当中，诸如社会公正、社会正义以及老百姓诉说疾苦的民主权利是不能包括在内的。否则，这些一旦都被“压倒”了，那么，社会则永无宁日，也有悖于提出“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个口号的初衷。因为，常识告诉人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连老驴老马被逼急眼了，都要尥蹶子，况且人乎?所以，必须对老百姓诉说疾苦的民主权利给予保障。不然，当某些领导把老百姓逼到不畏死的地步时，还谈什么社会稳定?这些都是不需要经过长篇大论的论证就能得出的结论。连古代的执政者都深谙此理：“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对此，作为今天的执政者，难道不应该铭刻于心，践之以行，做得比古人更好吗?

其实，社会存在着某些不稳定现象是很正常的，只要领导重视，从主观上找原因，及时克服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正确措施，是不难消除的，因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领导讳疾忌医，以“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作为“尚方宝剑”，实施高压政策，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不让老百姓讲真话并揭露问题真相。这种做法结出的恶果是，不知掩盖了多少恶官的恶行，不知伤害了多少老百姓善良的心，不知增加了多少怨恨……一言以蔽之，不知积累了多少不稳定因素。因为它有红色外衣作包装，有党的身份作依托，又以人民的名义作口实。它要肆虐起来，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可就大了。为了维护社会的真正稳定，笔者以为，与其频繁过分地强调“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个口号，不如切实地把解决影响稳定的因素和消灭影响稳定的一切丑恶现象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不如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2003年，我最不能忘怀的声音　作者：昝爱宗

1、“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

——这是湖南娄底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的遗言。聂还在帽子上对妻子莲香说要认真带好他们的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还叮嘱妻子一定要将他火葬。

2、“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2003年2月8日当天(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这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从2月9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10日，抢购风达到高潮，有摄影记者拍到了那张“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后来，这个怪病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SARS”——人类必须面对的妖魔。

3、“我的刚儿……”“都怪我，不该让他出去上大学，如果他不读这么多书，不那么认死理，也许就不会死了……我看过他的尸体和尸检报告，他死得真惨啊……”

——2003年6月5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三地同时审理，18名被告接受审判。孙志刚的父亲在记者对面坐下，刚说了一声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采访几度中断。上面断断续续的话就是孙父哽咽着说完的。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4、“3岁幼女被活活饿死的谜底终于解开了，经记者多方查证，小思怡的母亲李桂芳不是失踪了，而是因在成都金堂县盗窃、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随后被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去了。而小思怡被独自锁在家中的时间不是一周而是长达半个多月——李桂芳早在6月4日就把孩子独自锁在了家中，距离孩子的尸体被人发现足足有17天!”

——公元2003年6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也是一位母亲，向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的让所有活着的人都不能不落泪的新闻。

5、“我的人生追求并不是想成为一个思想家、学者或是文学家，并不要求自己能写出类似《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而是要做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

——2003年10月30日，余杰在南京点名开骂，而骂只是余杰的一种语言风格表现形式。

6、“我不后悔接这个电话。”

——2003年2月25日零时22分，湖南电台经济频道夜间谈话节目“心灵之约”主持人罗刚接进了最后一个热线。一个自称是日本留学生的人以谈中日友好的名义打进了电话，却用蹩脚的普通话读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日本人，从小在书本上，在爸爸妈妈嘴里我就知道，支那是一个……”

已经被电台开除的罗刚事后说，我的愤怒不是真实的吗，他的无耻不是真实的吗，他的言论在日本不存在吗?

7、“日本买春客在我们国耻日里来寻欢，竟然受到我们酒店数百名小姐的招待，其恶劣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2003年9月16日，河南省某医疗企业的老总赵广泉目击这起发生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的丑闻，感到非常愤怒。

8、“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

——郭光允8年举报程维高，被开除党籍，蒙受了两年劳教之灾，可谓历经坎坷。

“摆平中纪委”，值得“惊闻”吗？　作者：邵道生

“摆平中纪委”这一说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大贪官王怀忠得知中纪委专案组即将对他展开调查时，立即多方活动，曾在王怀忠的关照下获得大量不法利益的商人李某、杨某某等人，很快筹集了200万元人民币，交给几个声称能“疏通”中纪委的“中间人”。结果，中纪委当然没有被“摆平”，反而加快了王怀忠本人进断头台的过程。

于是，《北京青年报》的潘洪其先生写了一篇“惊闻王怀忠企图‘摆平’中纪委”的评论文章，义正词严地将王怀忠批了一通。

该不该用“惊闻”两字呢?似乎没有错，从常理来说，居然连“中纪委”也想“摆平”，王怀忠不是太利令智昏吗?批得对不对?当然对，王怀忠也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那么，批得够不够、深不深呢?我认为，还很不够、很不深，因为在王怀忠企图“摆平中纪委”后面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现在的体制来说，对王怀忠这样位居省部级的腐败分子来说，能“摆得平”王怀忠的恐怕也只有中纪委了，而王怀忠为了要不被“摆平”，也就只能选择“摆平中纪委”这一条路了。从这一意义来说，对贼心不死的王怀忠来说，不想或不企图“摆平中纪委”那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了。这是因为不“摆平中纪委”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更何况在王怀忠背后还连着一大帮人呢!所以，怎么都要拼一拼，怎么都要垂死挣扎一番，这就叫腐败与反腐败。我们常说，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其实对腐败分子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在腐败方和反腐败方之间一定存在着“摆平”与“反摆平”的斗争，腐败分子及其腐败势力肯定要为“摆平中纪委”、“摆子省纪委”、“摆平市纪委”、“摆平县纪委”、“摆平……”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定是异常激烈、异常残酷、异常尖锐的。所以，若是以这样一种“平常心”去看王怀忠“摆平中纪委”，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激动后的“惊闻”了，也就不值得什么“惊闻”了!

“摆平”与“反摆平”，的确是由这场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一种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

而且，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腐败分子和腐败势力还是有能力、有实力来“摆平”的。为什么?有三条理由：一是腐败分子本身有权有势，位居高位，有很多都是“第一把手”，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力”，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事情摆不平的?譬如，作为封疆大吏的程维高不就轻而易举将反对他的人“摆平”了。而那些没有权力支持的、光凭一身正气来反腐败的民间反腐败人士被“摆平”之后的命运，一般都是很惨的，不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还丢了性命。二是腐败势力所结成的“地方性的既得利益小集团”和“生死攸关的利益同盟”，不仅有权势，也有财势，要拿出个几百万、几千万进行“摆平”运作，实在是举手之劳的事。“权”和“钱”之间“大联合”，其威力的确是没有什么不能被摆不平。三是当“红道”、“黄道”和“黑道”进行“三结合”后，就更了不得了。譬如，辽宁省高院“二审”对黑社会头子刘涌的改判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说到底，就是被“红道”、“黄道”和“黑道”之“大联合”摆平了的，其中，起决定性的基础因素是刘涌巧取豪夺来的7亿黑金，其背后还有一股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腐败权势在支撑，而“冲锋陷阵”的则是大律师田文昌及其“不明真相”(有点“蝇头小利”)的14位法律精英……说句实话，要不是有全国人民在互联网上和媒体上的怒吼声，要不是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再一次改判”，其结果还不是被“‘红道’、‘黄道’和‘黑道”’这三股道儿的“三结合”势力“摆平”了吗?

总之，腐败分子一靠本人的权力地位，二靠的是多年形成的权势，三靠长期编织的“关系网”，四靠贪赃枉法来的大把大把的金钱，五靠黑道的暴力，六靠“司法精英”的胡搅蛮缠，七靠……在一些地方“摆平”就显得简单了。

王怀忠企图“摆平中纪委”的深层原因　作者：蔡永飞

2000年10月，中纪委等有关部门开始对当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进行调查。犯罪事实暴露后，王怀忠曾经试图通过行贿手段“摆平中纪委”。这件事经新华社济南2003年12月30日电报道以后，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先有《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31日)潘洪其写了一篇《惊闻王怀忠企图‘摆平’中纪委》的评论文章，又有网友邵道生在人民网《网友说话》中发表了《“摆平中纪委”，值得“惊闻”吗?》(2004年1月6日)，认为“从现在的体制来说，对王怀忠这样位居省部级的腐败分子来说，能‘摆得平’王怀忠的恐怕也只有中纪委了，而王怀忠为了要不被‘摆平’，也就只能选择‘摆平中纪委’这一条路了”，这是王怀忠的必由之路。

笔者以为，虽然对王怀忠“摆平中纪委”的企图确实不必“惊”，但笔者也无法同意邵道生的“必然选择”说。王怀忠逃避处罚的路子还有很多，且不说他还可以“摆平”别的人，至少他还可以像某些高官那样在双规前选择悄悄地消失——潜逃国外或藏进国内的深山老林、荒郊野外什么的。

实际上，我认为潘洪其先生也没有“惊”，因为他的文章里列举了王怀忠惯用“摆平”伎俩的历史，等于承认至少就王怀忠而言所谓“摆平”早已用得游刃有余了，这次只是故伎重演，何惊之有?

我觉得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王怀忠一遇到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要“摆平”?虽然他遇人不淑，上了一个自称能够帮他“摆平”什么人的骗子的当(无独有偶，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也曾花了150万元人民币请人企图“摆平”有关领导，结果也被骗)，但至少他肯定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管犯了什么法，不管是纪委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总是可以“摆平”的，只要找对了路子、下足了功夫，“摆平”是完全可能的。不是吗?别说王怀忠过去“摆平”过，李怀忠、张怀忠都曾经“摆平”过，当王怀忠遇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时，不想“摆平”谁，还想什么呢?这是他正常的思维逻辑。

从王怀忠这样的高官的思维方式和举动看，在我们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可以“摆平”法律、分享法律的影响力和权威，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抗法律的非法的“规则”，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摆平”市场。不仅巨额利润吸引许多并没有能力“摆平”谁的骗子进入了“摆平”市场铤而走险、试图分一杯羹，而且从王怀忠的历史看，肯定有那样一些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垄断了市场，他们确有，能力一“摆”就平，甚至百“摆”不败。

所谓“摆平”，就是不依法办事，不按官方规则办事，而依“非法”的规则、“江湖”的规则办事。“摆平”一词本来就有“黑社会”的色彩，我们常常在香港描写黑社会的电影中看到。而王怀忠的“摆平”，是把黑社会或江湖的规则移用于官场。在这里，“摆平”，就是枉法，“非”(否定)法，就是蔑视法律，就是把个人的不正当的利益置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王怀忠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习惯于以枉法和非法的方式办事的人，已经造就了各种“摆平”行为的土壤，不仅让他们自己产生了法律可以“摆平”的感觉，也对许多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形成了威胁。

还好，王怀忠本人“摆平中纪委”的挣扎失败了，许多犯罪嫌疑人的“摆平”努力失败了，从众多法律战胜枉法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社会，法律毕竟不是某些人想“摆平”就能摆平的，在我们眼前正闪耀着司法公正目标的曙光。当然，正像邵道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列举的，现实中仍然存在着“摆平”现象，特别是，在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摆平”的土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共同为消除“摆平”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存在的社会基础，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努力奋斗。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作者：何　兵

在一波又一波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声中，一些管理阶层的人员发出了微弱的质疑——废止这一制度，城市的治安如何维护?

我相信，除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管理层的这种忧虑是真实的，他们的用心也是善意的，似乎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根据统计数据，城市犯罪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市民。

但这种忧虑可以成为维持这一制度的理由吗?

200多年以前，一位黑奴被从非洲带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候主人近两年，潜逃了。主人抓获了他，给他戴上铁镣。事件被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英国法律史上一个界碑式的人物。全国都关注着这一案件，因为当时在英国约有15000名奴隶，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们都获得自由，奴隶所有者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法律并没有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这样判道：

“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15000名奴隶成了自由的人，尽情地呼吸着英格兰自由的空气。

禀承自由和法治的传统，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从知识论方面来简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只要不是狂妄自大以至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面对茫然无际的宇宙和不可确知的未来，人们时常茫然无措——人类是深可悲悯的一族。

就眼下这个收容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取缔这一制度后，城市会不会更加混乱。我们同样不能确切地知道，维持这一制度到底能不能带来全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如果农民不能幸福地生活，如果农民失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机会，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稳定?毕竟，他们与我们一样，享有自由、平等、人权；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毕竟，他们是交了国税的!

我以为，不管废止这项制度会造成何种不便，宪法必须执行——自由的空气决不能让收容制度玷污!

除了生命，我用什么保卫自己的房屋　作者：陈杰人

在中国社会，比起跳楼、溺水和喝毒等自杀方式，自焚似乎更加惨烈。正因为这样，自焚也是中国社会很忌讳的事情。不过，近段时间偏偏就发生了两起自焚事件，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两起事件都源于房屋拆迁。

2003年8月22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居民翁彪，因当地拆迁办强制野蛮拆迁其房屋，愤而自焚致死。

2003年9月15日早上，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点燃。《南方都市报》随后报道，青阳县政府一位官员证实此事是拆迁纠纷所致。

巧合的是，两起自杀事件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确定的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9月10日的前后。

毫无疑问，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自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它在伤害自身的同时，也损害了他人的精神。

我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自杀的同时，也对自杀者表示深深的同情。蝼蚁尚且偷生，不到万不得已，人是不会轻易走上自杀之路的。拆迁问题导致自焚事件，说明某些地方的拆迁已经将人们逼上了绝路。

众所周知，拆迁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居民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的剥夺。由于各种原因，正当的拆迁确实有必要，因此要求居民让出自己的房屋，也并非完全不可以。

按照有关国家的实践，拆迁房屋涉及对居民重大财产权的征收，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在很多国家，社会公益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是房屋拆迁的两条基本原则。前者是指房屋拆迁必须因社会公共利益引起，后者是指即便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拆迁居民的房屋，也应当按照房屋的实际价值全面合理地补偿。

但在中国，上述两条原则并未被列为房屋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虽然房屋拆迁涉及对居民重大财产权利的征收问题，但我国至今尚无相关法律。当前有，关房屋拆迁的规定，就是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地方法规。以国务院的这个条例为例，我国的房屋拆迁原则是“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按照这个条例第七条的规定，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想拆迁别人的房子，只需要向县级政府工作部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以及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资料，即可获得批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房屋，随时可以被拥有上述五项资料的人拆掉，而不需要经过房屋所有人的任何同意，也不需要听取他的任何申辩和质疑。

笔者在全国各地的采访过程中发现，现在很多地方的拆迁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不讲道理，野蛮强制。

本来，一处房屋根据其所处地段和房屋使用年限，必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估价。但如果遇上拆迁，补偿的价格标准往往大大低于房屋的实际价格。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拆迁入用低廉的价格，强行换取价格较高地段的房屋。如果被拆迁入不同意，就会有政府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来强制执行。同意得拆，不同意也得拆——这种拆迁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待被拆迁人的态度，让人不得不说，现在的拆迁实际上就是一种掠夺!

拆迁补偿价和房屋实际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促使开发商不择手段以各种建设名义掠夺居民的房屋，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进行原始积累，而拆迁的随意性，则为开发商无休止的掠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拆迁过程中被拆迁人因为价格差太大而和拆迁人或者政府部门对抗。毫无疑问，面对强大的政府和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开发商，被拆迁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

本来，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正义和公平，司法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获得救济的途径和希望。但由于中国有关房屋拆迁的法规政策并未规定拆迁房屋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也没有规定必须全面或者合理补偿，因此，法院即使受理这类诉讼，也无法责令开发商或者政府部门满足被拆迁人的愿望。相反的是，如果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确定了要拆迁某人的房子，则可以堂而皇之地“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当居民面临失去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住房的威胁时，以死抗议也就自然而然了。

现在，南京和安徽相继发生了因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我们在对自杀者深表同情之时，需要做的工作不只是处理相关责任人，更重要的是需要对现行的房屋拆迁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只要这个制度不作根本改变，只要开发商和政府部门还可以为所欲为地肆意侵害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因为拆迁所致的自杀事件就必定还会发生。

“人民日报”如何为自己讨“说法”　作者：郭松民

江西省定南县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如此拆房，为谁谋利》的批评稿件，竟将该县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全部扣压。诚如一位读者在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中写的那样：“像这样公然扣压中央党报的严重事件，在我们定南县自解放以来还是头一回，在全国恐怕也属罕见。这实在令人震惊和痛心!”(《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报道)

《人民日报》已经表示“高度关注”此事。我相信，以该报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应该能够期待定南县委县政府很快就会“对读者做出满意的交待”。但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假如被扣押的不是《人民日报》，而是别的什么“小报”，我们还敢如此有把握地做这样的期待吗?

我这样追问并不是无事生非。因为近年来，出于对报纸的有关报道不满而采取“恶意收购”乃至“无理扣压”的手段加以“封杀”的事件屡有发生。像《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济南时报》等等都有过类似遭遇，但都在“愤怒”了一阵之后没了下文，给人的感觉是“扣了就扣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如何为自己讨个“说法”就具有了示范和标志性的意义。

冷静分析这件事，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因为定南县的“扣压”行为一方面侵犯报社的发行权，另一方面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最重要的，还是这种行为损害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人民日报》仅仅依托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行政的渠道解决问题，那么其他报纸对此是很难仿效的，对保护舆论监督权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几家媒体拥有能够和《人民日报》相媲美的政治资源。

可是反过来，如果《人民日报》和定南县的有关机构对簿公堂，通过法律的途径为自己讨一个“说法”，则这一事件的意义必将超越事件本身，新闻监督的空间和公众知情权的空间，都将因此而大大扩大。因为如果《人民日报》胜诉，就会对法院今后审判类似案件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并将大大提高其他媒体的信心，同时对企图以“封杀”的方式侵犯新闻自由的机构也将产生震慑作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长期以来，舆论监督的对象也一直在用司法诉讼的方式渐渐压缩舆论监督的空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统计表明：当媒体被政府、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权起诉时，媒体在一审的败诉率是69．27％。这个比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闻媒体目前所处的景况有多么糟。按照宪法，法院应该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可是媒体的败诉率实在太高了——这么容易败诉，谁还敢搞什么舆论监督呢?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人民日报》如果和定南县打这场官司，就不再是《人民日报》自身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所有中国媒体的事——中国媒体太需要一次胜诉了。只有通过不断博弈才能修改游戏规则。因此《人民日报》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为自己讨个“说法”，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公安局　作者：朝　阳

进来，坐下。坐好。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回答问题态度要端正。你的回忆必须准确，当你说8点在干什么的时候，你必须准备回答9点和7点在干什么。也就是说，关于你生活中的所有可能都有被提及的必要。不得隐瞒。不得撒谎。隐瞒和撒谎要承担法律责任。所有的回答都必须有他人证明，没有他人证明的存在是不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在你的记录上签字，画押。你可以出去了。

这里是公安局。

怎样证明自己是一个无辜的人，在公安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只允许回答，不允许提问。你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你作为一个有嫌疑的人、有缺陷的人存在，而公安局完整、公正、无懈可击，他有权力要求你态度端正。态度端正的意思是，你要坐正，屁股刚巧沾着椅子边，两只手乖巧地放在膝盖上，目光诚恳地望着警方，语言婉转，仔细听来要带有哀求的意味。你必须以最恭谨最虔敬的态度表明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你来说，这不是态度问题，是尊严问题，人的尊严问题。为什么我必须对公安局态度端正?如果我态度端正，我是向公安局低头，还是向我面前的陌生的警察低头?我怎么知道坐在我面前的人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公安?坐在我面前的公安没有隐瞒过撒谎过?你心里反抗着，但是态度很端正。你配合得很好。在公安局面前，你证明你，一个人，是一个弱者。

公共安全局。公共包括你、我以及我们所不认识的一切人。我们把自由交给一些人，他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我们付出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我们并不关心彼此的遭遇。只有当我们自己进入公安局时，我们才会问自己：我交出了什么?他们保证了什么?一个警察向一个受审问的人拍桌子，发脾气，这是属于“公安”的行为，还是他本人的情绪?我们不知道。

在几乎所有的场合，警察是惟一拥有呵斥权力的人。他们向一切人发号施令。我们楼下维持交通的警察，总是声色俱厉地训斥不守交通规则的司机：046!046听见了没有!把你的车开走!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车拖走!那种声音宏大开阔，似平面对的是整个广场。生活的秩序应该维持，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秩序，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粗暴对待?

人们喜欢警匪片，喜欢看坏人被审判。警察开着车在追土匪，飞奔的汽车把街道上的货摊、小贩、水果搞得乱七八糟，但是我们欣然接受。那些充满个性的警察(我们视他们为英雄)，在审问死硬的土匪时，常常会动粗，他们故意拨弄罪犯的伤口，挑逗罪犯的脸和下巴，他们侮辱他，恐吓他，假装一切自己都知道(匪徒也用相同的手段)。罪犯经受不住折磨，求饶了。我们看得乐了。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也会被像匪徒那样对待。没有身上没有疤的人。人充满缺陷。我们都模糊地生活着，不能彼此看清对方。一个人只要接到传唤，不是怀疑公安局，而是立即怀疑自己生活中出了差错。我们首先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公安局有兴趣，我们都可能被关进去。公安局会觉得自己逮的没有错。事实上，公安局在破这个案子时，常常带起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案子。

但这依然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有接受恐吓的义务，有接受训斥的义务。我以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许多时候这不需要第三者来证明，更不需要警察来审问。

姑妄听之　作者：朱铁志

人嘴两张皮，笑骂自由之，关键还是管好自己。人言可畏也罢，可爱、可恨、可气、可鄙、可恶、可憎也罢，总要泛滥在街头巷尾、写字楼中，甚至机关食堂、公共厕所。只要有人在的地方，特别是有咱们中国人在的地方，如何对待人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你人生中注定宿命。

说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早就该到北大当教授、到清华当兼职教授，你不妨姑妄听之。自己吃几碗干饭，肚子里有几滴墨水，自己还不清楚么?千万不要人家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信，从此心理失衡，总觉得自己教授的命、助教的身，这辈子算是交了华盖运。

说你不学无术、狗屁不通，整天尸位素餐、当和尚撞钟，也不妨姑妄听之。自己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是不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自己心中还没数么?公正的人不会因为有人诋毁你而完全否定你，邪恶的人也不会因为有人客观评价你而肯定你。你还是本来的那个你，誉之不使你增一分，毁之不使你减一毫。一触即跳，正中下怀，劝君千万别干这种傻事。

说你是当代鲁迅，未来大师，思想博大精深，文章享誉华夏，更不妨姑妄听之。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而思想永无止境，学问更无尽头，自己所知，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何足挂齿?千万不要好话听多了变假为真，梦幻般地以为自己就是鲁迅再世，从此学问不见长脾气见长，气象不够大架子够大。顾盼自雄，目中无人，沦为笑柄。

说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功劳都是上司领导有方，差错都是你缺乏经验、没有能力，不妨姑妄听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成熟不在一个早上。至于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本身还是个问题。既否定人的办事能力，又否定人的办事态度，那不是与人为善，而是吹毛求疵。至于功劳与差错的归属，也不必太在意，是非自在人心，功过不会旁落。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揽不来。可能的话，不妨多把功劳归于同志们，多把差错归于自己。取得成绩时多想想客观条件，犯了错误时多找找主观原因。这样的人，谁不愿与你共事?这样的事，谁不愿同你共事?

说你白天当领导，晚上写杂文，仿佛吃里扒外，得便宜卖乖，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也不妨姑妄听之。当领导是为人民服务，写杂文是为民请命。白天服务之对象，正是晚上代为请命之对象；既做听话者，又为言说者，我手写我心，我身做我事，有何不妥?那种持有自外于民众的领导观念者，一旦自己混成领导，想必要以卫道者自居，不容杂文家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吧。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形：落魄时愤世嫉俗，得意后沉默不语。这样的人，杂文只是其向官场敲门的砖头而已，千万不可轻信其“体制外”的堂皇表白和战斗姿态。

说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上不尊重领导，下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同样不妨姑妄听之。人生在世，不可能彻底忽视他人的意见，但也不必过分在意别人的说法。什么都不听，那叫闭目塞听、自欺欺人、盲目陶醉；什么都听，那叫毫无主见、受人摆布、丧失自我。恃才固然无需傲物，成熟的稻穗往往低垂着头颅。但无才而谦卑，平庸而低调，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标榜的美德。重要的是在个性当中保持自我，在发展之中学会成熟。目中有人，首先要有德才兼备、风清骨峻之人；目中无人，也不妨就无不学无术、卑鄙无耻之人。

重要的是：不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也不做阿谀者阿谀的奴隶。你就是真实的你自己。

大聪明　作者：闵良臣

作家王蒙讲过一个民间故事：一人说《水浒》中有个好汉叫李达，另一人说那叫李逵。于是两人赌20块钱，去问一位古典文学权威。不想权威竟判读李达者对。读李逵的人当然有意见，说权威荒唐。谁知这权威讲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你不过是损失了20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本来我就替那读李达的无知者悲哀，认定权威可恶，没想到王蒙先生居然对这故事还很是欣赏：“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误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一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误的最大惩罚。”改变了权威的恶意。

这真是仁智不同啊!故事是很深刻，但我总以为它告诉我们的是：有些人喜欢耍他的“大聪明”，而这“大聪明”实在又是于人有害——至少很失为人敦厚或是缺少向善之心。不知一向宽容的王蒙先生，怎么会面对一个仅仅是无知者，一下子变得如此地不宽容了呢?

其实以华夏之大，有“大聪明”而又耍“大聪明”的人多的是。下面几则看来也都是抄来的，把它们聚在一起，可以看出国人不仅聪明，且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我对这些是不会像王蒙先生那样欣赏的。

话说春秋战国时，孔子一行被困于陈蔡，饿得要死。得知附近有家餐馆，孔子就让弟子仲由去找点吃的。不想，那掌柜的见圣人门徒来，狂言道：“我写一字，你若认识，就免费招待，包吃包喝。”然后写了一个“真”字。仲由一看不禁乐了：这不过一个“真”字，有何难的?谁知那掌柜的听了，竟骂圣人的门徒为白痴，还令手下人将仲由乱棒打出。学生逃回，向老师禀告一切，孔子出了阵。掌柜的也太小看圣人，仍写一“真”字考孔老先生。圣人一看说：“这是‘直八’。”把个掌柜的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称赞：“果然名不虚传，学问大得可怕。”一顿酒足饭饱，仲由忍不住问老师：“明明是真字，你怎么认‘直八’?”圣人长叹一声：“不能认‘真’的地方，你偏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在不能认“真”的地方认成“直八”，固无不可，可倘若大家都这么做，那世上便会失去“真”字，仁人志士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从前，有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二十八，乙说不对，是二十七。两人相持不下，以至于扭打，后来又都要求到县官那里打官司。县官听说来由，命人将甲打了30大板，然后将甲乙逐出。甲不服，返回问县衙为何要判自己挨这顿板子。县官乐了：“那人已经荒谬到说四七二十七，你还同他争，不该打吗?”。

同荒谬人相争，似乎有些荒谬，然任其荒谬，也难免跟着遭殃，“文革”即是例证；

甲说：“泰山石敢当。”乙说：“不，是秦山。”二人打赌向丙咨询。丙说：“是秦山。”乙赢了，欢呼雀跃而去。甲不解，遂问丙：“你不认识泰字?”丙答：“当然认识。”甲更不解：“既然认识，为何说是秦山，故意让我输呢?”丙笑了：“你输一回有什么要紧，可让他念一辈子白字!”

这不过是展示了丙的险恶内心，用邵燕祥先生的话说，这丙假充外行。

猎鹰是这样熬成的　作者：贴　子

熬鹰，是一次从肉体到心灵对鹰的彻底戕害。一个高傲、自由的灵魂经一番徒劳的挣扎后，最终会因悲愤、饥渴、疲劳、恐惧而无奈屈服，成为猎人逐兔叼雀的驯服工具。凡亲眼看过熬鹰惨烈场景的，都终生难忘。

这是一只刚刚成年的苍鹰，嘴尖锐而弯曲，披一袭铁灰色毛羽，锋利的趾爪苍劲有力，但它的腿却被一条铁链拴住。

第一天，猎人在鹰的周围布上绳网，绳网的外面摆放着鲜嫩的羊肉和清水，苍鹰对此不屑一顾。自从不慎撞入猎人布下的机关被缚的那一刻起，苍鹰就表现出暴烈悍野的气质。两只虬劲的鹰爪不停地抓挠，将铁链哗哗抖响，口中发出一阵阵悲愤苍凉的唳啸。猎手在网绳外冷笑着。鹰愤怒地一次次向他扑击，但一次次都被铁链拽回，重重地摔倒在地。徒劳的扑击中，鹰的体力一点点耗去。

夜幕降临，深秋的风带着砭骨的寒意。猎人在场地边生起一堆火，火光下，雄鹰的两只眼血红，怒视着不怀好意的猎手。猎手的眼睛也是血红的，和鹰对峙着。

第二天，当第一缕晨光染上苍鹰的羽毛时，它更加愤怒急躁了。

它隐隐觉得腹中的饥饿，猎手殷勤地将羊羔肉捧到它眼前。雄鹰凶猛地撑开门扇般的翅膀向猎手扑去，猎手急忙躲闪，但还是被鹰翅鼓起的劲风扫了个趔趄。鹰对鲜嫩的羊肉置之不理，只用喙去啄击铁链，啪——啪——啪地发出爆响，鹰喙已鲜血淋漓，鹰仿佛不知疼痛，一如既往地啄击着。鲜血，一点点滴下来。

又是一夜对峙。

两天两夜过去了，猎人在与鹰对峙的过程中一点点磨灭着它的野性，消磨着它的意志，使它产生对人的敬畏心理。猎手看到夜深后，在无边黑夜的包围下，苍鹰的戾气一点点消散。但猎手不敢松懈，他怕稍有不慎即前功尽弃。

当第三天阳光普照时，鹰嘴已结满黑硬的血痂，瘀血甚至堵塞了鼻孔，眼中集结的怒气消散殆尽，疲弱的身躯仿佛再也拖不动沉重的铁链，蕴满黄金般光泽的眼睛不时半眯，似随时都会睡去。猎人手拿棍子，不停地撩拨它(这已使它几日几夜不能安睡了)。无可忍耐之下，苍鹰的怒气又一下子凝聚，但已没有了锐气。它喑哑的叫声缺乏底气，少了威慑，多了悲伤与无奈。秋风袭来，鹰的毛羽显得苍老凌乱毫无光泽，再也找不出昔日天之骄子的神情——它的体力与意志都濒临崩溃。

又一个白日过尽寒夜降临。在猎手精心安排的场地上，响起阵阵野兽的嚎叫。雄鹰拢紧身上的毛羽，将身体畏畏缩缩移向火堆，它感到自己的孤独无助。野兽的嚎叫逼近了，鹰身上开始有了明显的颤栗。猎人清楚地看到，鹰眼里闪过一丝乞怜。猎人走进网围将鹰抱入怀中，抚摸鹰的头部，它不再挣扎啄击，任凭猎人的手指从头顶滑下，顺着修长的脖颈，到宽阔的背脊。鹰驯服地舒展开身体，眼睛里透出温和与顺从的光。这时猎人再将鲜嫩的羊肉托上手掌，鹰迅速地一块块叼入口中——一只猎鹰熬成了!

猎手的体能也快熬尽了，他得睡上三天三夜才能恢复元气。

当这只鹰再次出现时，不是蹲踞在猎手的肘上肩上，就是在猎手的头上低飞盘旋，待到远方猎物出现，它便会迅猛出击——猎手得到猎物时，会大度地将肠子、肝肺等扔给它。

一个桀骜自由的灵魂从此消失。

杂谈“博导”　作者：曾　益

我曾不止一次劝慰因没评上教授、博导而痛苦的人，说“你不必如此，评上了也只不过高兴一个星期”。但话虽如此，我自己在接到评上博导通知的当天，还是很高兴的；以至于先妻说要邀请几个老朋友吃饭，我也不反对，只说过几天再说吧。后来过了几天，先妻就不再提请吃饭的事了。

博导如何当?我想还是要按我的老师当年带我的模式去做。老师说：“研究生顾名思义要从事学术研究。研究先要定课题，围绕着课题来读书、找资料、想问题、出新意、写论文。因此你的研究生生涯就是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去做，一篇论文接着一篇论文去写。”他又说：“你把论文写出来了，自己一定认为很好，因为‘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有普遍性；但我可能认为不好。你和我都不能说了算，怎么办?寄到学术刊物去，它给你发表了，一个课题就算完成了。”

老师的话不仅深入我心，而且使我受益良多。所以我当了博导也要求博士生前两年至少完成4个课题，发表4篇论文；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这种要求使博士生感到很吃力，也给我自己压了担子。因为论文要发表是个有硬度的指标，如果不达标，就说明研究生没研究好，导师也没指导好。这就比师生见面海阔天空聊一聊那种软性指导压力大多了。我越来越受不了这种压力，只能尽量少招。

有一次一位老朋友看到了我和研究生谈他的论文，过后问我：“他这论文发表，你肯定要署名吧?”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说这样做现在很通行。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件事：某个“大红人”博导在国外发表了一篇论文，结果被洋人揭出其中大有剽窃成分，一时校内外议论纷纷。然而这位“博导”却说，这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他本人没有看过。于是“大红人”就继续当他的“大红人”。我听了此事不禁在心中想到：我生平所听文过饰非的话不知有多少，却从来没见说得这么不聪明的。因为剽窃不过是小偷的勾当，而“大红人”的那种辩解等于把自己说成坐地分赃的匪首盗魁了。而且既然是博导，却连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都没看过，这还算什么导师呢?误人子弟以至于此，真是可叹。

读者诸君看了以上这些话，想必以为我这个人对论文及其发表看得很重。这是事实，但我的观念也是有变化的。例如我听说有些小说家没有任何学术著作也当了博导，我就很想向我的博士生宣布，只要他能发表20万字一部小说，即可折合一篇论文；假如发表80万字的小说，那么前两年的4篇论文就都抵过了。只要再写一部“毕业小说”就可以了。在我的这些思想活动中，绝不包含丝毫看不起小说家的意思， 因为我历来认为写小说是不容易的。我只是不懂，为什么许多大学教师想当教授、博导是那么难，而有些特殊人物从来没有学术著作，也不经诸多程序手续，却一下子就是教授博导了呢?这实在太不公平。

近年来，博士的身价越来越高，以至于有的博导也去设法混个博士当当。起先我认为此事一定很难，后来有个高明之士指点我，说：“你的学生中不是有博导吗?你投到他的门下去，只交一部专著就可以拿学位了。你的同辈学者中，博导更多了；但从年龄上看，他们也不会有学位；你可以挑一个和他相互收归门下，互寄一部著作，然后彼此都成为博士。”这话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这人从来就爱制造“佳话”，可惜至今也无“佳话”传世；假如我果然以自己的学生为导师，从他手中拿到学位，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吗?

性感的进化　作者：毕淑敏

女友是经济学家。一天拉拉杂杂地聊天，不知怎的扯到性感上来了。她问，依你看，在表述对异性性感方面的要求上，男人和女人谁更赤裸裸?

我一时没听明白，说从哪些方面看呢?

女友说，就从征婚广告上看吧。这是现代人对性感要求的最好标本。

我说，那可能是男性。你没看到满世界花红柳绿的刊物封面，都是美女当家，基本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欲望。

女友说，错了。我看女性在要求男性性感方面，一点也不含蓄。比如征婚广告，女性全都明确地标出要求男性的身高。身高这个东西，就是性感标志。在畜牧和农耕社会之时，包括前工业社会，一个男人的身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追赶猎物捕获敌方包括应对情敌，身高都是举足轻重的砝码。一个女人，找到一个高大的男人，自己和后代的生存与安全就有了比较稳固的保障。相比之下，男人还要克制一些，甚至可以说明智一些。他们在征婚广告上并没有写出要求女性的三围是多少，更多是提出希望所征女性贤淑温柔。这是后天的品德而不是先天所赐。当然你可以说贤淑也是性感，如果说性感也分档次的话，我看这是较高层次的性感指标。

我笑起来说，那按你的这套逻辑，其实要求男子的身高是一种过了时的性感。

女友正色道，是啊。就是在原始社会，身高也不一定能保证必定胜出，矮个子只要智谋超群，也一样能遗传自己的基因，这也就是矮个子至今连绵不绝的原因。女人把持着身高这一点不放，是思维上的懒惰，把事物简单化了。简单的现代化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把财富当成了性感。我大笑，说这也太有趣了，身高当性感还可接受，至于钱和性感，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朋友说，毕淑敏你太迂。我说的不是幸福，是性感。性感是个中性的词汇，你不能说它是好或是不好，也不能说它一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一些不愿或是不喜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总是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写个普及版。如今，不单有钱是性感，有权有势也都成了性感标志。你看腐化堕落的官员，几乎都有所谓的“红颜知己”，其实不过是吞食了诱饵的异性猎物。以为男子有权有势有身高有祖业……就是性感，以为跟随他，自己的一生就有了保障，实在大谬。性感并不是生殖感，所以它不仅仅和性激素有关，更是和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别的把握和修养有关。拿男子来说，想远古时期，必是跑得快跳得高能用石斧砍虎狼的头领才是性感。到了后来，像诸葛亮这样摇着鹅毛扇但很有计谋的人，也要算作性感。远古对待女人，一定是能多多生育的母亲才叫性感。但到了自杀的虞姬那会儿，除了美貌，刚烈忠贞也算性感了。这样看来，性感也是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

性感在女性，不是扭腰送胯飞媚眼，也不是丰乳肥臀嗲音调，而是一种将女性的外在和内在之美融合为一体，不单要男性觉得这是异性独到的巧夺天工，更要让女性也觉得这是本性姹紫嫣红的骄傲。性感在男性，不是虎背熊腰蛮气力，也不是高官厚爵金满地，而是将男性的外在和内在之美也融合得天衣无缝，不单让女性觉得这是异性独到的万千气象，更要让男性也觉得这是自己奋斗和仰望的范本。

我说，听你这样一讲，我等便都是一点都不性感的凡人了。朋友说，你以为性感像如今绿化的美国冷草坪一样遍地都是么?性感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

新媳妇过河　作者：袁成兰

最近听老干部钟景峻同志讲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故事。

1941年夏，一天清晨，睢宁县古邳东边故黄河堰上，有位结婚不久的新媳妇，身穿红绫布裤子，从黄河南的婆家去黄河北的娘家。由于雨后水涨，故黄河的中心处水深过腰，上衣可以用手撩起，但裤子超过大腿就不能再卷了，如果蹚过河，肯定裤子要湿透的。无奈，她向周围张望一下，见四处无人，便脱了裤子，搭在肩上，又因家贫没内裤，浅水处只有屈身半蹲着前行，下身随水位高低而伸屈。

不料刚到河中心，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走了肩上的裤子，新媳妇又不会游泳，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红裤子顺流而下。

怎么办?她到了岸边，只得蹲在水里，等无人时，一阵小跑，躲到高梁地里，想等天黑再回娘家。

可巧，高梁地头有条黑裤子。细看，有人在打秫叶子，心想只有偷他的裤子。她见那人向深处打去，便悄悄穿上，拔腿就跑。由于声响惊动了男青年，他一看自己的裤子被这个女的穿跑了，于是拔腿就追，追到大路时被放哨的民兵截住了。民兵见这位男青年赤条条地追一个女青年，就认定他是强奸未遂，当成流氓带走了。男青年光着身子大声申辩：“她穿的是我的裤子!”一路上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到了古邳派出所，公安员不容分说，厉声喝斥：“她不可能穿你的裤子!肯定是你强奸未遂，继续耍流氓。”于是向时任三地委(邳、睢、铜、灵、宿)公安分局局长钟景峻汇报：“我们抓到一个全裸的流氓，追赶一个年轻女子。”27岁的钟局长脱口而出：“游乡!”于是这位男青年便光着身子被当作流氓游乡示众。

这一指示，在战争年代是不需讨论的，如遇特别情况杀头也不需报批。

男青年游乡后，又羞又冤，不吃不喝，一心想死。其姑母闻讯前来探望，且责怪侄子：“你娶不上媳妇，也不能干那事呀。”侄儿说：“脱裤子打秫叶子是常事，哪知来个女人把我的裤子穿走了。”姑母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家人。新媳妇得知男青年游乡的情况后，坐不住了，夜里便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丈夫。

天亮后，新媳妇的丈夫立即去给那人道歉，同时送还他的黑裤子。然后又去古邳派出所说明来龙去脉，公安员又请示钟局长，钟说：“平反!”说罢带着抓人者、审讯者一起又给那位被偷裤子的男青年肃清影响。

故事讲完之后，我们几位听众都捧腹大笑，然而90岁高龄的钟老没有笑，他严肃而忏悔地说：“62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我犯的这个错误：一、没有深入调查，当时应派人去找那位新媳妇问个究竟；二、不该用此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万一那个男青年上吊死了，不就成了冤鬼；三、蒙冤和平反的范围虽然相同，但难保平反时那些人都在场，万一有人外出做生意、走亲戚，又将这个冤案当成真事传到其他地方了呢?”

一位27岁的公安局长，在战争年代办了错案，如今62年过去了，他每次想起总是忐忑不安。看看现在有些执法者，为了私欲，明知是冤假错案，却欺上瞒下，故意不纠(或因人情、或因受贿、或因面子)，以权代法、以钱代法、以情代法、以色代法……受贿不怕夜敲门，理亏竟然心也安。万一东窗事发，便走后门，找关系，用钱买法。究其因：“有钱能使官推磨，朝内有人敢犯法”。只要有权、有钱，管什么冤假错案。

愿此文能给执法者一点启迪：有错就改!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作者：柏　杨

最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20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20世纪民国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10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3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4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

即令到了20世纪民国初叶，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贱，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21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

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

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　作者：柏　杨

心灵开放、思想独立的人，在白色恐怖时代，往往不知道对政府的任何诚实批评，或政治改革的浪漫追求，都会为自己招来多么悲惨的下场。直到被捕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对政府的了解，竟如此肤浅。因为它的腐败，比我们当初的了解，要严重得多。

当时，国民党蒋氏父子政府正陷入肝胆俱裂的歇斯底里的绝望之中，它憎恨所有忠实的建言，一句话、一个标题，都会使它浑身颤抖。它惟一的反应，就是逮捕和军法审判。一旦投入牢狱，被辱、被残、被杀，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即令幸存出狱，可能被送到军营，无限期继续囚禁。即令释放，苦难也不过刚刚开始。家破人亡，身心两伤，加上被整个社会所摒弃和隔绝，政治犯比得了瘟疫的人，还要使人惊慌。

法庭审判，一旦脱离程序正义，就会沦为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或斗争迫害异己的利刃；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民族，都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人们会逐渐的胆小如鼠、软弱、怯懦、畏缩，甚至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完全没有思考的逻辑，因为思考会使人质疑。1968年，我被捕入狱，9年26天之后获释，每逢向亲友提起自己的遭遇和特务机关的黑暗血腥，大家的反应都是半信半疑，认为一个人既然“自动招认”、“坦承不讳”，又经过尊严的法庭判决，罪行怎么会假?而更多人则是和稀泥型地说：“算啦!算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提它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不但现在，几千年来，一直有当权者和御用圣贤，教导我们应该记忆什么和忘记什么——记忆当权人物所从没有过的美德，忘记当权人物所造成的罪恶。于是，台湾朋友早忘了白色恐怖，当权者和御用圣贤的说法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死不能复生，青春不能再回，徒挑起仇恨!”

忘记罪恶，尤其是忘记政府政党之类的集体罪恶，罪恶一定会再来，再来到自己身上，或后人的身上。慕尼黑集中营故墟上，有一句话：“当政府烧书的时候，必须起而制止，否则，下一步就是烧人。”

我们必须保持对集体罪恶的记忆——不限于政治，也包括大瘟疫和大火灾、大水灾、大地震。不是为了悲伤，当然更不是为了复仇，因凶手是大自然，只是为了避免它的再现。保持“政府烧书”的记忆，就是为了避免“政府烧人”。

“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后者在历史酱缸中浸渍了几千年之久，已经酿成一种永恒不变的“家奴文化”。几乎所有当权者和御用圣贤，都大力推广大家应努力去做家奴!遗忘，遂成了忠厚的代名词。

在绿岛建立人权纪念碑，是我们重建记忆文化的起步，它当初有个感性名字：“垂泪碑”。可是乡民不喜欢“垂泪”，我们就改为最直接的“人权碑”。它是一座地平面下的优雅而严肃的建筑，碑文只有一句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们，长夜哭泣!

碑上刻着受难者的名字，这是光荣的英雄名字。看到受难者在摸索到自己名字时的呼叫：“我找到我了!”不禁热泪盈眶。

我，感谢我的朋友，和这个时代。

吵律　作者：柏　杨

“吵律”，古语也，用现代话，应该说是“口腔噪音惩罚条例”。不过，这项条例通过之前，必须先完成配套措施，那就是科学家的事了：要先发明一种“口腔噪音测量器”，约一枚银元大小，发给全国国民挂到脖子上，它会在口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时，发出警报，警察就可以上前捉住，依“律”处罚。至于分贝指标，由“卫生署”或“环保署”详细订定，输入晶片。

“吵律”草案如下：

第一条：大庭广众场所，如电影院、剧场、咖啡厅、茶室，有人大呼小叫，或大喊某人的名字，或猛传某种信息：“张部长教我告诉你……”总之，以引起大家注意为目的者，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3大板至10大板。

第二条：火车、汽车、捷运车上，手拿“大哥大”，高谈阔论，讲的全是一些屁事。超过法定音量者，打3大板至20大板。

第三条：朋友小聚，谈天说地，本来欢乐无穷，却有人独霸市场，阻塞别人发言，只有他前仆后继，说个没完，听者兴致大败，欲揍之而不敢，欲逃之而不能，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5大板至50大板。

第四条：猜拳行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改革，无论家宴或店宴，两个粗汉攘臂奋拳，目如铜铃，呼喊叫嚣“六六大顺”、“八仙过海”，声震屋瓦，迫使邻居邻桌，无可奈何，只好含辱负重，暗自垂泪者，打13大板。

第五条：台上主席苦讲，台下人声喧哗，有的跟邻座交头接耳，有的向后座转身招呼，有的隔山打虎，和六七排之外嘘寒问暖，好像18世纪的菜市场，依其分贝高低，打8大板至80大板。

第六条：庄严的结婚典礼，小孩哭，大人叫，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弄不清是喜宴，还是蜂窝，新郎、新娘是什么模样?证婚人、主婚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关心，宾客既不是来祝福，也不是来祝贺，只不过来参加综艺节目，好不过瘾。应依其音量超过分贝之程度，每人打5大板至55大板。

第七条：亲人逝世，椎心伤痛，丧事礼堂，一片悲戚。偏偏有些混世之棍，没有一点哀戚悼念之情，甚至有人还大呼小叫地与人寒暄：“哎呀!张公，好久不见，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有些丧家，购买一卷现成的哭带，届时开播，分贝之高，连吉隆坡都听得见。自应严惩，以分贝高低，打20大板至80大板，最好打得皮破血流。

第八条：两人相对说“悄悄话”，应以对方听得见为度，而竟然高到身旁行人都听得见，即令“探测器”没有反应，只要身边的人向警方检举，举出“悄悄话”内容，与实际相符者，打5大板。

第九条：本律于“国会”通过后实施。

这份草案，真是名副其实的草案。藉此人权日益提升之日，打屁股似乎不被国人接受，那么，改为鞭打也行。文明国度中的英国，直到今天，仍有鞭刑。如果仍窒碍难行，那么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为罚款。须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豪，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库，能受得了无穷尽“自乘”式的罚款。一旦罚到他痛不欲生，他就非变做一个文明人不可。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必须成为一个安静的、沉思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人之将死（外一篇）　作者：钟叔河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倒未必善，不过比较真却是很可能的，有的还比较美。刘宋朝的王景文被皇帝赐毒酒处死，诏书和毒酒送到时，他正在同客人下棋。看过诏书，先放在一旁，等棋下完，他把棋子收好，再将它递给客人一看，然后举起毒酒对客人道：这杯酒只好我一个人喝啦!便一饮而尽，见马克思去了。

这句话讲得多么潇洒，多么不失身份。比苏格拉底说“我还欠庙里一只鸡的愿，请替我还了”，金圣叹说“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人们不可不知”，瞿秋白说：“中国豆腐，其实也很好吃”，他的话岂不显得更加平常，更不作态，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么?

冯梦龙《古今谭概》记下了这件事和“此酒不堪相劝”这句话。但欲知其详，还得去看《南史》列传第十三，便可以知道，王景文出自高门，又有学问，少时即为宋武帝爱重，要将女儿嫁他，甚至把他的名字作为宋明帝的名字，又要明帝选了他的妹妹作皇后。而王景文倒并没有什么野心，多次辞谢加官晋爵，还以有病为由辞不尚主。明帝登基后，他更加小心谨慎，虽一再被任命做中书令、中书监(相当于后世宰相的高官)，为太子太傅(三公之首)，他仍然固辞不拜，不得已才接受这个虚衔，却请求到外地镇守，远离朝廷。即使如此，宋明帝自知不起时，怕以后皇后临朝，他是“元舅”自然要出掌国政，以他的资望和才能，天下便可能会由姓刘改姓王，所以还是对他下了手。明帝叫使者对王景文讲的是：“朕不谓卿有罪，然而不能独死，请子先之。”总算还没有先制造一个叛国案，没有先给他戴上顶反什么反什么的帽子，还算念旧情。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甚至当上了二把手，也救不了本人一条命。苏格拉底虽也是饮鸩自尽，还为自己辨护了一回，再由人民代表往瓶中投贝壳来表决，走了趟民主合议的过场。金圣叹和瞿秋白未经审判即由“上头”下令“明正典刑”或“密裁”了；“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和《多余的话》仍能纸写笔载，传之后世。只有像王景文这样，爱之要公主同他睡觉，恨之(也该说惧之)则赐一壶毒酒，连明白话都不让他向世人说一通，殆可称为最黑暗最灭绝人性的了。

然而王景文留下的这一句话，却说得实在有风度实在美。如果编一本《人之将死》，我准备将它作为第一篇。

艺人的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演艺界地位最高的时期，除了当今，恐怕就要算残唐五代了。《五代史》为“伶官”立传，便是当时演艺界人士政治社会实力的说明。

1949年后，生旦净丑的地位突然飚升，一时惟有土改前后的贫雇农可与相比。而昂昂平与华罗庚、陈寅恪、梁思成辈同称高级知识分子，即老乡亲亦不能不稍逊一筹。

但就在五代之时，也有一个叫桑维翰的人，对皇上过于厚待演艺人员提出批评。他在《谏赐优伶无度疏》中说：“不久前国家出兵抵抗契丹入侵，受重伤的战士，所得的优抚，一人不过几段绸帛。现在供陛下娱乐的戏子，一句台词、一个笑话出了彩，当场奖赏给他们的，便有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还有锦袍和银带。战士们见到差别如此之大，心中难道不会不平?如果军心涣散，民怨沸腾，契丹再打来时，又靠谁去为陛下保家卫国啊?”

桑维翰也是个会弄钱的主儿，他“家资亿万”不像是害了红眼病，心理不平衡，才上这道奏疏的。不管其人在后世的评价如何，这番话总代表了“伶官”走红时的一种社会舆论。只要不坚持“舆论一律”，听一听也是有好处的。

旧社会把优伶的社会地位贬得太低确实不应该，虽然那时达官贵人捧戏子是事实，被捧的戏子为达官贵人提供服务亦是事实。这无须翻《品花宝鉴》，只要看《红楼梦》便可知道。当然艺人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只要他们尊重自己，便没有理由不得到别人的尊重。在人家老美那里，同样是公民，同样可以竞选总统，竞选州长。问题是，把他们看成低人一等固然不对，硬要把他们抬起来高人一等，说娱乐业为百业之首，演艺的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就未免矫枉过正得过头了。

使人们娱乐，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服务得好，一次得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也是可以的，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完全赞同桑维翰。)但似乎不必给从事娱乐业的这个星那个星全都“冠切云之崔嵬”，于金钱之外再给以太多太高的其他待遇。老实说，文化界、传播界的同志，对于造成这种局面也是有责任的。照我想，年龄都是到了爷爷级的人了，即使没有必要听桑维翰那套保家卫国危言耸听的扫兴话，自家的心态和情志，亦应该超脱了青春期追星族的境界，总该稍稍退了火，又何苦老发少年狂，发个没完没了呢?

吞吞吐吐　作者：孙　郁

一

看到古人吞吞吐吐地写作时，曾为那作态颇为不满。后来年纪大了，知道了一点世故，方知道在中国，言不及义，正是不可避免的。杜甫骂贪官，止于一般的发泄，再往深处说，恐怕就危险了。你看苏轼的奏章，谈今下灾情，何等谙熟国情，但讲治国之道，便退了下来，还是吾皇高德不浅的辞令，真实的想法，谁知道呢?

那吞吞吐吐，也造就了特殊的文体。文章或著作，便谜一样地诱惑着读者。《红楼梦》的高妙，其实也隐含着无法言说的话题。曹雪芹常点到为止，不再啰嗦，让后来的红学家，皓首穷经，竟无答案，这也是吞吞吐吐的魅力罢!

这魅力也传给了当代作家。记得黄裳先生谈明清版本时，就连发感叹，讥刺国人如何虚伪，文人如何作秀。文章写的是古人，但今人读了，仿佛是另一种时评，谁能说那不是现实的感叹呢?我阅读孙犁时，发现其晚年的短文，忧世很深。谈民国，讲抗日，言身边琐事，哀凉深广，那缘由，是晚景心境的释放，不过借古喻今，翻弦外之音罢了。如果这也算吞吞吐吐，那么自古而今，此类文字，可谓多矣。

二

读着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忽觉得他的谨小慎微是那么严重。书中言及历史事件，独特的心解有限，好像被什么卡住了。比如他写早岁的经历，常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与左翼的关系，和周扬的冲突等，深层的东西也省略了。我们不必苛求先生，其实我自己，面对稿纸时，不也常言不及义?连鲁迅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并未把话说尽，怕的是影响了那些纯洁的青年。因为在他而言，内心深处有着鬼气，他知道，将黑暗传给他爱着的人们，是大不仁义的。

只有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傻子”，因了率真，被割掉了脑袋，给活着的人以深深的刺激。大概是韩瀚的诗句吧，他说：“她把生命的头颅，放到了天平上，使一切苟活者，失去了分量。”(大意)这诗在我的青年时代，很是影响过一个时期。但我只能是它的吟咏者，待到生死关头，也缩了回去。于是前辈的血，也便慢慢地蒸发掉了，遂不被后人知道了。

讲真话，是要有血的代价的。那历史离我们还不是很远。但今天的一些学者、作家们，有时谈及那一段历史，还兴致盎然，仿佛有伟大的神异在。那其实正是健忘的缘故罢。

我印象中的巴金老人　作者：文洁若

1940年3月，我毕业于日本小学，到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创办的圣心学校去攻读英语。1942年9月，插班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教国语的张先生是个爱国主义者，她鼓励我们读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我们如饥似渴地争相传阅一部部充满激情的杰作，把反封建与抗击当时正侵略我国神圣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鲁迅和巴金的巨著高举着生命的火炬，照亮了路，指引我们前进。

1954年5月与萧乾结婚后，我多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巴金，虔诚地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巴金是我心灵的导师，他的热情点燃了我。巴金悲天悯人，真诚坦率，是一位罕见的磁力人物，我看得出，周围的朋友们何等爱戴他，拥护他，他本人却虚怀若谷。

毫无疑问，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进入新时期后的巴金。据说林贤治在《南方周末》上公然发难，讥讽道：巴金在《随想录》里反复强调的“讲真话”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我没看过林贤治的文章，只读了李辉对林贤治的批评。我想，用“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也能读懂的“水平”来写，又有什么不好?

1966年起席卷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天兵天将”，响当当的红卫兵，大多是出生于1949年以后，在红旗下长大的娃娃。他们自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也许那年头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表面，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十年浩劫伊始，这些完全不会判断孰是孰非的少男少女上街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丧尽天良。

有一位罗马教皇说过一句名言：“只要交给我一个7岁的孩子，我就能让他(她)终身皈依天主教。”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后代方面，绝不能甘拜梵蒂冈宗教领袖的下风。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使民众养成“讲真话”的习惯，道德修养的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巴金著作等身，《憩园》、《寒夜》这些力作，艺术性非常高，对人物的刻画及性格描摩，细腻深刻。

我是个健康人，偶尔有点头痛脑热，就觉得慵惰，立即休息，及至不适感消失殆尽才再拿起笔来。而巴金写《随想录》时，非但年迈，且病魔缠身。他又不习惯于口述，手中的笔即使像铅块那么沉甸甸的，也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因为他必须把“心中的火”喷发出去，“灵魂的血债”也非偿还不可。这是何等崇高的使命感!

为了祝贺巴金百岁华诞，神州大地掀起了巴金热。我衷心渴望“向巴金老人学习：讲真话”能够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

今天(2003年11月15日)我荣幸地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开幕式。活动结束后，趁热打铁，将此文一气呵成。文学馆本身就是巴金用心血凝聚而成的，是经威望颇高的巴金倡议，得到好几位老作家的支持，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才创建起来的。开馆以来，已产生不同凡响的社会效应。

巴金不但自己写，还不断地扶掖后辈作家，敦促大家一道写。我巴不得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在21世纪蔚然成风。

柔情似水　作者：冯远理

我一向认为，那些勇于为人类、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甚至献身的人，不但是大智大勇之人，更是侠骨柔肠之人，是内心燃烧着火一般爱的人。看了余杰最近写的《老鼠爱大米》之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与常人不同的是，就是他们能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到人类、国家和民族。他们都是至情、至性、至柔之人。正是由于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再加上对黑暗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才没有被黑暗所压垮，没有与黑暗为伍。以他们的才华和地位是完全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得很好的，但是他们选择了与黑暗抗争，最后，却被黑暗所吞噬。没有救民于水火的情怀，没有柔情似水的爱，他们决不会做这种选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是这样的人，他的那封《与妻书》让多少人潸然泪下，打动了多少人的心灵。写过“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也是这样的人。

当谭嗣同决定为中国的进步事业献身的时候，为避免连累家人，他模仿父亲的口气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借以让清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每看到这个细节，我都有说不出的感动。余杰在评价谭嗣同这一行为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当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位列一品。谭嗣同被杀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老家。一天，他路过谭嗣同的遗孀李闰的房外，听见李闰因思念死去的丈夫而禁不住在房中哭泣。老人家听见哭声便止步劝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读到这里，我为老人家内心雪亮而感到高兴，他没有因为受儿子牵连而恼怒儿子，也没有因为儿子而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相反，老人家真正认识到了儿子的价值，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而骄傲。我更为李闰的痴情而感动。李闰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也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柔体贴的好妻子。她和丈夫的感情十分好，在丈夫被杀害几年后，李闰也因为郁郁寡欢而去世。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历史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其他人的命运。他们也和谭嗣同一样，是被极端的黑暗所吞噬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谭嗣同那么幸运地得到亲人们的关怀。李九莲，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个年仅18岁的少女，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龄，仅仅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文革”的不满，就被残忍地杀害了。而出卖她的人，竟是她的男友。李九莲被处极刑后曝尸荒野，家人不敢收尸，最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顾准，一个被著名作家和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耻辱”的人，他的命运又如何呢?在顾准身遭不幸的时候，他的孩子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避他。他的老母亲，就住在北京城他的妹妹那里，为不连累、影响身在官场的妹夫的前程，他们断绝了和顾准的一切来往。顾准有多少次想看看孩子，但都被孩子拒绝了。这对顾准这样一个具有大慈、大悲、大爱的人来说是多么无奈和痛苦啊?一个对人类具有大悲悯、大关怀的人却无法去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摩罗先生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说过一句话，“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再伟大的人也会枯竭夭亡而无从其伟大”。

我尊敬那些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也尊敬那些给巨人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的人，正是他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是侠骨柔肠、柔情似水的人，永远值得所有人爱戴。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作者：小　宝

章诒和是章伯钧的女儿，花甲之年成为新进的当红作家，她的人物回忆是2003年最漂亮的中文写作，在期刊和网路上流传时就引来一片叫好，《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收集了作者的五篇长文，主角分别是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夫妇、康同璧罗仪凤母女、聂绀弩、罗隆基，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还有章伯钧、章太太李健生以及作者本人。

这本书味道很苦，但并不灰暗。我最喜欢章诒和笔下的罗隆基，风流才子性情中人，这两句话现在给流氓们用滥了，而罗隆基才是干净浪漫的风流才子。他的老朋友评价说：“罗隆基交往的女友都知道他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像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

章诒和17岁的时候去罗家送东西，进了他的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他给章诒和沏上上品的龙井，看她满头大汗，“赶忙跑了出去，拧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他打开电扇，见电扇吹乱章诒和的衣裙，便蹲下调整电扇的螺丝，将扇头压低。又见章诒和喝不进烫茶，“再次起身出去，端进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章诒和写道：“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那年，罗隆基已经62岁。

章诒和说：“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1965年，罗隆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无妻无后，留下了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夹着青丝。司法部长史良曾经是罗的情人，“文革”中，造反派斗争史良，“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

章诒和写的大多是些清贵之人，现代中国有这些人是一种稀罕，他们与平民社会或大众社会格格不入，生存的基础特别脆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薄命又岂止红颜。

新野县修了飞机场　作者：侯国平

新野县最近流传一首新民歌，“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传得很广，男女老幼皆会唱。歌中唱的是，刘玄德乃当世英雄，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自从到新野县当上了一把手后，一心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老百姓都夸他是个执政为民的好使君。

民歌并非空穴来风，刘玄德自到新野，办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为全县两万多名下岗工人，办了个红彤彤的下岗证，并且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为他们每月发了100元的生活费，满县的下岗工人奔走相告，这一回来了个青天大老爷。

孙乾曾劝过刘玄德，如今当官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光靠平冤理讼，扶贫济困来树立形象，博取政绩。玄德便问，那要咋样呢?孙乾说，要把新野县的GDP搞上去。如何搞上去呢?孙乾说，还是要大上项目，上大项目。

在新野县上项目，不是一件容易事。东吴孙权，许昌曹操的外资，总也吸不过来。孙乾说，只要盯着荆州刘表不放，往荆州跑，能跑一个算一个。刘备就天天往荆州跑，看见荆州城里扒房子，扩马路；见荆州城里种小草，建广场，刘备也在新野种小草弄广场，花了500多万，总算让老百姓有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广场名字叫“玄德花园”。

该上的项目都上了，新野县的经济还是没有拉上去。玄德着急道，还有啥项目呢?孙乾扳着指头说，荆州城里建了个飞机场，咱也建一个。

建飞机场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投资巨大，关健是要保证机场建起来后，有相对稳定的客源。再说一个机场的运转维护费用，也不比一个公共汽车站，得需一笔较大的开支。新野县只是南阳盆地里的一个小县城，虽说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南阳城里早就建起了飞机场，据说乘客不很多，谁能保证人家千里迢迢跑到新野来坐飞机呢?

糜竺说，上项目要因地制宜，不能和荆州盲目攀比，人家建最大，咱就建更大。动不动就要弄个世界一流。孙乾说，就是要干点大动静，让荆州刘表看一看。糜竺说，却也要看一看新野县的实际情况，摸一摸新野县的财政家底，要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办。孙乾说糜竺是个书呆子。

刘备见孙糜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心里也有点犹豫。他问孔明军师这事该咋办?诸葛亮说，主公要想在新野县弄点轰轰烈烈的政绩，让老百姓世代都记着你，修飞机场当然是一件既风光又体面的事，肯定会带来一时的热闹和繁忙。也会给两万多名下岗工人，带来就业机会，如今各地官员弄政绩，都是奔着这个大方向来的。刘备恍然大悟道，好，好，只是又要欠一屁股债，叫老百姓不好还。孔明说，主公勿忧，眼下换得最快的，除了手机、电脑，就是政府官员，主公在新野不可有长久打算，顶多也是三天两后晌，顾不了那许多。

刘备就向荆州刘表打了个报告，要求在新野县修建一座3C民用机场。报告中说，为了拉动新野县经济快速发展，使新野县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可持续增长，修建飞机场，确有必要。

刘景升看了新野县要求修建民用飞机场的报告后，连声称赞玄德有眼光，大手笔，敢想敢干，有开拓精神，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以后到新野考察工作，就可以坐飞机去了，省却了许多车船劳苦，怪不得曹操在许昌要请他喝青梅酒还夸他是个英雄。

蔡瑁却说刘备是花荆州的钱，一点也不心痛，小小的农业县城修得哪门子飞机场呢。所以立项报告就压了下来。最后，还是刘备一个劲儿往荆州跑，一天到晚蘑菇刘景升，并答应把飞机场命名景升飞机场，项目才算跑下来。

新野县飞机场建成后，飞机起降得不很多，虽然硬撑着经营，但挣的不如赔的多，干着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刘备因为政绩突出，已经调往成都当益州牧了。

胡乡长日记摘抄　作者：侯发山

1月8日　阴

今天，我带着几位副乡长去石庙村送温暖。随同去的还有县报社、县广播电台、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车开到山下便无路可走，害得我们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当我们抬着一袋儿面粉提着两壶油，沿着鸡肠似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孤寡老人吴福家时，才得知他半年前就死球了。

2月5日　雪

我站在窗前欣赏着那纷纷扬扬的雪花。忽然发现乡政府门口站着十几个“雪人”。当时我心里一惊：怎么，又是刁民来闹事?我忙打电话给办公室，才知道是乡里退休的十几个老干部，来讨要工资和医疗费的。办公室主任说，也就八九万块钱，他们已经来十几回了。我忙亲自下楼把他们请到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给他们倒茶、端水果，随即做了一番自我检讨，最后拍着胸脯保证，过罢年，立即解决他们的问题。老干部们带着一脸感激走了。晚上，班子成员在“潘金莲酒家”喝酒时，我便把解决老干部问题的思路提了出来，说明年开春投资八九十万元建一个招待所或接待室。看到那些老干部们站在冰天雪地里，我实在心寒。大家一致拍手叫好。

3月6日　阴

下午，我借故找资料来到打印室，恰巧，打印室就小红一个人值班。我无意中发现电脑显示屏左上角出现“我的电脑”四个字。我说小红你不能这样，你想要电脑我可以给你买……赶快纠正过来，若让外人看见，影响多不好?小红一脸不高兴，但她还是把“我的电脑”改成了“乡政府的电脑”。这闺女，仗着我俩的关系，也太放肆了。

4月23日　多云

上午，在乡政府礼堂做“反腐倡廉”报告。

晚上，在建筑队马老板家打牌。手气儿真好，赢了4800元。

6月15日　阴

今天我下乡钓鱼。中午在刘村长那儿喝了点酒，开车往回赶时，撞伤了一个叫张三的农民。待“120”急救车把张三送往医院后，我的心还没平静下来：若是传扬出去，如何是好?令我想不到的是，有好几个人找到我，他们愿意当替罪羊，说张三是他们开车撞的。当然，他们也是有条件的，石庙村的苦瓜要求把乡小学的维修工程交给他，东沟村的石头希望免去他这几年拖欠的各种费用……就在我不知答应哪个好时，医院的张三传来话，说只要我同意做他闺女的干爹，屁事儿没有……

样板评论　作者：张雨生

本人如今称张总了。京城一家超大型的广告公司，邀请担任总撰稿。有一以前的同事胡小弟，在A市报社任社长，昨天来电话求援，内容如下——

市里新来的高书记，对有关他的活动报道特别重视，一再指示，发新闻的时候，一定要配发评论。我们遵照执行，但配发的评论，他次次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严肃批评，总是说深度不够，高度不够，力度不够，热情度也不够，尽是从报上抄来的套话、空话，没有一句有自己特色的实在话。他当众指着我问：“你们报社离开了套话，还能不能写文章?”老兄是写广告词的高手，请帮小弟一把，写篇评论做个样板。不然，小弟的这把交椅就坐不稳了。稿费，大大的从优。

我回了电话，漫不经心，慢条斯理，内容亦如下——

没有那么严重吧。不就是不讲套话、空话，要讲实在话吗。别说标准有“四度”，就是“五度”、“六度”，也没有什么难达到的。本人的广告词，你在电视上早见识了，样板说不了，应付你们书记还是可以的吧。

稿费也不必从优，就按文章占的面积计价。你们报的广告费，早就是明码标价，10×10个厘米，1万元。

交易立即谈妥。胡社长用“伊妹儿”发来了需要配发评论的新闻。我选取其中的核心句子“高书记4个小时的长篇重要报告，获得了全体代表5次最热烈的掌声”，以此作为文眼。

评论一挥而就——

这热烈掌声并非指令性的掌声。会前发给全体代表的重要报告里，没有用括号注明，领导同志念到此处，请各位热烈鼓掌。

这热烈掌声也不是引导性的掌声。在会场的两侧和中间，今天没有安排会议的组织人员带头鼓掌，用以引导全体代表鼓掌。

这热烈掌声也不是启发性的掌声。在长时间的念稿过程中，领导同志也没有故意停顿下来，示意和等待台下的代表们鼓掌。

这热烈掌声更不是礼节性的掌声。礼节性的掌声只出现在报告的开始和结束。这5次热烈掌声至少有3次完全不属于这种性质。

由此不难得出准确的结论：高书记赢得的热烈掌声，不是一般性的掌声，而是与会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浸入血液的、充满敬仰的、饱含热泪的、满载企望的、一往情深的，同时又是心潮澎湃的、热血沸腾的、痛快淋漓的、心旷神怡的、赏心悦目的、扬眉吐气的，并真诚代表本市全体人民全部心声的热烈掌声!!!

我的“伊妹儿”发过去，那小子居然犹豫不决，说我写的不像评论。我毫不客气地教训他：“要不，领导怎么会说你水平低呢。有了好东西，你也识别不了。你说，哪一句是套话、空话，说得不实在?就这样照发，你的交椅要是坐不稳，我的交椅让给你。”

今天刚刚上班，他的电话来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我的评论昨晚发了，今天早晨，他们的高书记看了，高兴得很，问这篇评论是谁写的，还要接见作者，并充满信任地肯定：“报社不是没有人才嘛!以后的评论就以这个做样板。”

这小子还扭捏作态：“这回，小弟就沾沾光，自认是作者了。”

我不屑地说：“本人是京城广告公司的张总，还在乎你那点小荣誉。只是那个‘10×10’，快点邮来。”

鬼话　作者：郭振亚

三个鬼魂被押到阴曹地府，他们生前分别是妓女、小偷、赃官。

阎王先问妓女在阳世是干什么的。妓女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男子，让他们也能享受夫妻生活的乐趣……”阎王点点头，对她的行为大加赞赏：“善有善报，这是地府的行事规则。”然后命判官把她降生到富贵人家，让她去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轮到小偷了，他也从容地应对道：“回阎王爷，我在阳世专门替别人拿东西。有人口袋太重，拿不动，我就替他分些来；有人东西没藏好，我也捡回来；有的人，家里贵重东西太多，我怕他家里万一失火或者是墙倒屋塌，把这些东西压毁，于是，就替他转移到我家里，并好好地保藏起来。”阎王听后，异常高兴：“你做的很好嘛，这叫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理当增加寿命，享年百岁，继续去为别人办好事。”

该赃官回答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尊敬的阎罗王，你明察秋毫，决不冤枉一个鬼魂，我在阳世是个大大的好人，职业是专做买卖乌纱帽的老板。专替那些想要乌纱帽的人着想。出多大的价钱，就卖多大的乌纱。出10万元的，我绝对不会以次充好，给人家一顶只值5万元的帽子。这叫童叟无欺、诚信第一呀!说我发了大财，但这是我善于经营的结果，是我把顾客当上帝的回报。再说，如果阳世上没有我们这些人的存在，那么，反贪局呀，看守所呀，检察院呀，还有法院呀，不知得精简多少人员。因为我们不存在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员肯定没有工作可做，这也可以叫做‘生态平衡’吧。何谓‘生态平衡’?举例以明之；欧洲某地，有一种野兔吃的草，长得特别茂盛，这一年野兔的繁殖数量猛增。猞猁(即野猫)因为有很多兔子可吃，所以猞猁的数量不断增加。过了一年，草被吃光了，结果野兔因为没有食物而被饿死了很多，猞猁也因为缺少食物而饿死了不少。相反，在另一个地方，人们杀死了很多猞猁，使得野兔繁殖过盛而到处糟蹋田里的农作物。草、野兔、猞猁，必须保持一定数量，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见《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同理，世上没有我们的存在，相对的平衡也会破坏……”

阎罗王听得津津有味，一脸喜悦：“此高论本王闻所未闻，一下子使我茅塞顿开。看来阳世必须有你的一席之地。”然后命判官领他离开阴曹地府，去阳世继续做他的乌纱帽买卖……

笔者曰：世人确实有不少人说的比唱的好听，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被花言巧语所骗。另外，彻底消灭腐败现象，也决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作战，我们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惯例　作者：王　雨

两年前，赵局长是在春节过后一个月才被派来当局长的。据知情者说，私下里，赵局长对这来之不易的“局长”头衔并未表现出多大的欣喜。确切地说，赵局长接到任命后，是喜中有悲。喜的是，多年奋斗终于修成正果；悲的是，没赶上春节前上任，白白失去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眼下距端午节、中秋节这几个收札“大节”尚远。而春节前为了“搞定”自己的任命，花费颇巨，目前正“家”库亏空。

想来想去，赵局长只好使出下策：选了一个周四的日子，称病卧床在家。果然应验，当天便有人前来，周五来人更多，到了双休日，下属单位的头头脑脑更是蜂拥而至。礼拜天晚上，赵局长闭门谢客，粗略一数，单礼金一项便进账3万多。

赵局长担心大伙背地里戳他脊梁骨——当官没几天便已捞得个钵满盆盈。周一上班小心留意，竟平安无事一如往常。后有同僚者递话：此是惯例，每任新领导都使用的。新领导嘛，为了能走马上任，三五万总是要花的，一时间口袋吃紧，想个法子弄点钱，都走人之常情，大家彼此彼此，不同的只是“病”的时间长短而已，你赵局长“病”了才不过两个工作日，已经够体恤下属的了，大伙应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村长　作者：刘　璟

“我不干了。”村长说，“当最小的官，干最难的活，谁愿意干谁干，反正我是不干了。”这样的话，连村长自己也记不清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你非把我撤了不中。”村长又对乡长说。

乡长大笑，笑完了说：“瞧你那熊样!你不干，行，但是你得再给我顶一个半月。”

村长之所以这时候提出来不干，是因为提留征收马上开始；而乡长之所以要村长再顶一个半月，是因为一个半月后提留征收工作基本完毕。乡长明白村长的意思，村长当然也知道乡长脑袋里转的啥弯弯儿。

“一个半月后你保证撤我的职?”

“工作干得好就撤，干不好别想撤。”

村长咬咬牙：“反正就这一回了，就这样定吧。”

收提留难，收二狗家的更难。二狗两口子都是泼皮无赖的主，说得轻了他装着没听见，逼急了他敢掂刀子跟你玩命。去年收二狗家的提留时，村长额头上挨了一砖头，至今还留有鲜亮的疤。每次照镜子，村长心里都要紧上一阵子，但又想不管咋着这是最后一回了，为了下一年不再做这种不是人作的难，就是舍下这张老脸也得把全村的提留收上来。

跟开始想的差不多，征收开始前三天，村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交上了提留，再挨家挨户做做工作，全村没交的也就剩下那么几家了，其中有人对村长说，只要二狗交了，俺立马就交。

村长问乡长：“剩两三家不交中不?”

乡长反问村长：“我差一点不撤你的职中不?”

村长就又去了二狗家。村长说二狗你看我都五十多岁了，村长这活我也快干不动了。二狗说你看我也没本事，要不然我帮你干点。村长说交提留是农民应尽的义务。二狗说国粮谁敢不交?要是有的话我情愿交双份。村长说你屋里堆的那不是粮食是啥?二狗胸有成竹地说这些粮食全是我借来的下一年的口粮，不信你去前村问俺二姑去后村问俺三姨。

村长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却说：“你等着，我一会儿还来。”

“随便。”二狗说。

村长果然又来了，腋窝下夹着一卷凉席，一把蒲扇。“以后我吃住都在你家了。”村长说。“还是随便。”二狗一脚把满满一桶水踢翻在地。

村长不再言语，找块干净地方把凉席铺好，一盘腿坐上去，悠闲地摇起了蒲扇。吃饭时，村长也不用招呼，到厨房端了饭碗就吃，像根本没有看见二狗家的白眼。

第二早晨，村长的眼红红的，身上有好些蚊子咬的红疙瘩，但精神很好。

二狗一开门又看见丁摇着蒲扇的村长，急了，对老婆说：“你看咱院里脏的，我泼点水压压尘”。话完水落，村长就成了落汤鸡。村长用手一抹，竟满头满脸的尿。

村长还想继续在二狗家住下去，但不行了，村长病了。村长儿子急火火把村长送进了医院。

刚打完针，村长就闯进了乡办公室：“你说咋办?”

乡长说；“咋办?你是村长，这该你告诉我。”

村长说：“我的法都用完了，还是干不好工作。”

乡长说：“你就恁熊包，就兴他硬，你不会来点硬的。”

村长说：“那我回去就让人抬他的粮食，这样中不?”

乡长一口烟没吸好，呛得一个劲儿咳嗽，咳嗽得头一抬一点。

村长的病一好，村里就热闹了。村长带着几个村干部，一下子就“占领”了二狗的家，一斧头就劈开了二狗刚刚锁好的大锁。“抬。”村长说。几个壮小伙毫不费力地把几袋麦子扔上了车。 “让他抬，让他抬。”二狗说，“这次我整不死你我就不是二狗。”说完他就打电话去了。

不管咋说，村里的提留征收任务在当天下午就全部完成了。

今年市里对减轻农民负担有硬性规定，严禁组织突击队等进村“抢”粮。接到电话后，报社、电视台几个记者很快就赶来了。面对话筒，二狗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说村长是个老村霸，拿着个大板斧，差点没有将俺男人的头劈成两半。而村长说他就是不交，我当村长的没好法，又说我砸他的门是经过乡长点头同意的。

记者又立刻找到了乡长，听明来意后乡长大吃一惊，他说这事我怎么可能点头?现在上面要求那么严，政策透明度又那么高，有哪个基层干部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那天村长倒是来跟我说过这事，但当时我正患咳嗽，还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啥事，他就走了。现在的村干部啊，素质太差，像出事的这个村长，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当晚，这件事就上了电视，第二天又上了报纸。

终于，村长被乡里撤职了。

同志　作者：华　凯

我步行去上班，走到一个长坡下时，听到有人叫：“同志。”现在很少有人用这种老式称呼了，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四下里看看，发现只有我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才问：“你是叫我吧?”中年妇女说：“对。同志你能帮我推一下车吗?我给你两块钱。”我不假思索地说：“行。”

中年妇女拉了一车青菜。拉菜的车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木头车”，除了车轮和车轴外，全部是木头制造的。这种老掉牙的木头车，和“同志”一样，也是极少有人用的了，我只是偶尔看见一些干苦力的男人拉过这种车。妇女拉木头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一边帮她推车，一边问：“怎么要你一个女人来拉木头车?你丈夫呢?”中年妇女说：“以前是我丈夫拉的，去年他死了。”

拉木头车是很吃力的，女人弯腰弓背，肩膀上套着拉绳。我在后边看不见她的脸面，却看清了她的脚后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补了又破的鞋子，脚后跟上的皮很粗糙，粗糙的皮下筋骨分明，每迈动一步，那些韧筋就一条条暴突、扭动，似乎要把粗糙的皮撑破。我忍不住说：“你何必干这么辛苦的活?”女人喘喘气说：“儿子读大学，要很多钱，没办法啊!”她那读大学的儿子，真应该来看看母亲的脚后跟。

做母亲难，做大学生的母亲更难。

我加大力气，一会儿就帮她把车推到坡顶了。女人停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钱。她真的要给我两块钱，我无论如何不收。女人问：“你为什么不要钱?”我笑一笑说：“因为你是我的同志呀。”女人说：“你不知道，我在坡下等了差不多半小时了，走过几拨人，可没有一个帮我推车。有些人我给五块钱，他们都不愿意帮我推车呢。”我说：“那些人不是你的同志。”

爱心有罪　作者：太　忠

一天晚上，天下起了小雨，我骑摩托车送妻上夜班。快到妻单位时，迎面有一孕妇冒雨艰难地走着。妻忙叫停车，远远地指着女人对我说：“一个人走夜路怪可怕的，再说又是个孕妇，你去送她一段吧，正好顺路。”妻递给我一件雨披，转身向单位走去。

想起妻，我不由有了怜悯之心，飞快地赶了上去：“我送你一段好吗?”女人一脸疑惑，没有作声，看了我一眼又急匆匆地赶她的路。“放心，我不是坏人，我妻子天天上夜班，为了安全起见，这不，我成了她的司机兼保镖呢。”我诚恳地说。

女人点了点头，披着妻的雨披，坐在我身后紧紧地抓住车座。一路上，两人没有说话，只听见雨滴欢快地唱着冰冷的歌。

“就在这儿下吧。”女人说，“我家不远了，就住在那路口的塘边上。”

“还是把你送到家吧，路上挺滑的。”我不让女人下车，拐了个弯，安全地到了女人的家门口。

“谢谢你，进来坐坐吧。”女人脱下了雨披，叠好，递给我。

我笑了笑，说：“没什么，要谢你就谢我妻子吧，是她要我送你的，我妻子也是个孕妇，已经8个月了。”

女人愣了一下，接着，脸上绽开了笑容：“谢谢你妻子，我也8个月了，孩子出生了别忘了告诉我好消息。”女人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谁呀?”一个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人家送我回家。”女人应着。

“他是谁?”男人看了看我，问女人。女人摇了摇头。

两个月后，我的女儿出生了，非常可人。妻说：“把消息告诉那女人吧，兴许她也进了产房呢。”不是妻子提醒，我还真忘了当初的承诺。

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那女人。当我把初为人父的喜悦告诉女人时，女人高兴地说：“恭喜你们，你们真幸福。”

“你呢，孩子生了吗?”妻打开免提键，问。

“……生了。”令我惊讶的是，那头却传来女人呜咽的声音。

“怎么回事?”妻不由惊慌。电话那头，听见女人哽咽着说：“那天晚上，你先生送我回家，男人和我大吵了一架。后来，经常为此争吵，孩子出生很不顺利，没有活下来……”

妻泪水涌了出来，木讷地挂了电话。“这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我不让你去送她回家，结果就不会是这样。”妻望着我，一脸悔恨。

“这怎么是你的错呢，要知道，爱心无罪呀!”捧着妻清秀的脸，我的眼里也滚动着泪花。

往后的日子，我没有去拨打那女人的电话，尽管女人需要安慰，因为我怕不堪的往事会击碎妻子那颗纯纯的爱心。

小挑金庸　作者：流沙河

做诗填词对对联，不过是娱己娱人，只要不误国误民，有何不可。孔夫子说“依仁游艺”，“游艺”指的是音乐与舞蹈一类的文化娱乐活动。我上小学时，校园有游艺室，唱歌跳舞于斯。小学有唱游课，唱唱跳跳，很好玩的。成人也有游艺之需，现今“玩的就是心跳”，近乎癫狂失态，看不出有一丝“依仁”的意思。更有甚者，嫖赌嚼谣，样样都来，不仁不义，十分丑恶。比较而言，做做诗填填词对对对联，真算是高雅的游艺了。

游艺其实就是玩艺儿，不在“文学战线”，自然也谈不上有何光荣(要那光荣做啥)，不过是游艺者的自高自雅罢了。虽曰玩艺儿雕虫，也有一定的规矩，必须遵守。老一辈的文人，幼习格律声韵平仄之学，偶露一手，且不论写得好写得差，规矩总是遵守了的，你没法嗤笑他是外行。晚一辈的如鄙人者，少年时习五四新文学，老来无聊，学着弄弄诗词对联，往往破坏格律，误用声韵，不懂平仄，闹些笑话。十年前对对联，师心自用，不守规矩，何满子先生不点名批评过了。犯规矩的根源，皆因胸中横亘一块愚蠢的自满，小看了这玩艺儿。后来虚心问学，才慢慢入门了。写得说不上哪点好，只是错误少了。

偶然发现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正在犯我十年前的错误，尚不自知。谨遵守“君子爱人以德”的原则，贡献一点浅见，供他采择。我虽不读武侠小说，也尊重他。

金庸先生2003年11月23日上午，带着三个研究生，光临浙江嘉兴金庸图书馆，题写了匾牌“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学院拟好一副门联，敬请书字。金庸弃而不用，自撰一联书之。事见嘉兴《秀州书局简讯》第169期。联云：

嘉德育英九十载(平仄仄平仄仄仄)

兴学培才二万人(平仄平平仄仄平)

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起。退一步说，一三五不论吧，仍有三字关键处对不起。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正如“开饭”之与“用餐”，岂能成对?硬把复词结构“培育英才”掰成两块作对，腹笥也太贫俭了吧?

对联挂在门口，鼓舞莘莘学子，自宜面向未来，拓开意境，阐明道理。金庸却写成了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既无可供涵咏的意境，亦无能给咀嚼的道理，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嘉兴我去过，知晓那里原是人文荟萃之乡，历史文化根深源远，慧心亮眼之人甚多，能诗擅文之客不少。如此言尽意穷刻板寡趣之联，挂在堂堂学府门口，不怕招来嗤笑?何况院方拟有对联，金庸来者是客，也该尊重主人，恭谨书字才是。再说，从命书字，正好藏拙，顺着梯子下楼，哪点不好。他偏要去逞能，在他擅长的武侠小说领地外，乱出笨招，急当箭靶。就假设他藏了拙联，仍然藏不住拙字。他的墨宝鄙人也拜读过，实在不敢恭维。旧社会的官僚都能写几笔字，然敢于书联写匾者不多。多的是请书法家代笔，尚知有所敬畏，不像今之官人和名人那样胆大，总想张扬自我(之丑)。

以上小小挑剔，本可不写。考虑到报刊上捧官人和名人的歪风太强了，小挑一下，或可平衡版面，似亦有必要吧。

害怕读者看不懂　作者：阿　敏

手心是手心，手背是手背。手心手背都长着肉，里面有骨头。大家都生活在知识时代，相信大家的知识和智商与时代同步，这点常识性的知识，不用我多讲，想必也都知道。那好，就让我来讲更深一点的问题。

手心的肉长在手心上，手背的肉长在手背上，两者不相同。为什么不相同呢?造物主的安排使然，就像羊身上的毛朝外长而不向里长。这个道理懂了吗?OK!那就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我要讲更更深一点的问题了。

手纹长在手心的那一面，指甲长在手背的那一面。长手纹的地方不长指甲，长指甲的地方不长手纹。想让长手纹的地方长指甲，不可能；想让长指甲的地方长手纹，也办不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大家能够搞清楚，那么，另一个问题也就等于搞清楚了，那就是：因为长手纹的地方不长指甲，所以就不必在长手纹的地方剪指甲。什么叫触类旁通?这就是。好，接下来，一个更更更深一点的问题我马上就要说到了。

手心朝上的时候，手背必然朝下；手背朝上的时候，手心必然朝下。任何情况下，同一只手，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即：手心朝上时手背也朝上，手背朝下时手心也朝下。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感到有点难懂了，不过这不要紧，只要肯于思索，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只纸老虎嘛。怎么样，再往更更更更深的问题进一步?

手心朝上的时候，可以在乎心里放上东西，只要不是一件活物，您尽管放心，它是不会自己掉到地上的；但是，当您把手翻转过来又不攥住它时，那么它就会掉在地上了，如果具备了一定的高度，那么，是一只鸡蛋，就会破，是一只玻璃杯，就会碎，当然，铁疙瘩除外——铁疙瘩是摔不碎的，这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是毋庸置疑的。讲到这儿，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产生畏难情绪，想明白一些事理，弄通一些道理，总是要吃一点苦头，耗损几个脑细胞的。坚持住，还是让我把更更更更更深的道理说给您听吧。

手心痒痒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手背是不会跟着痒痒的，反之亦然。手心、手背同时痒痒，那一定是都被蚊子叮过，一面叮了一个包。哦，感觉到了吧，探究的问题越深刻，越感到吃力，这是正常现象，本质的东西总是穿着太多的外衣，需要一层层地把它剥开。好吧，开动脑筋，再加一把劲儿，争取把我要说的更更更更更更深的道理彻底弄懂!

人为什么能够让手心、手背时而朝上又时而朝下呢?它的最根本、最深层、最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呢?我的观点是：因为人是活的，手腕和胳臂一转动，整个手就跟着转动，手一转动，就造成了手心、手背的朝上朝下。再强调一下，首先要求人是活的，死人是不行的。所谓死人，就是鼻子不出气儿，心脏不跳动，四肢不会动弹的人，与活人有很大的区别——这也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总之，必须是活人，手心、手背才能做到自主地翻转。

一我说的这一切，大家都懂了吗?

自然，接下来还有更更更更更更更深的问题可探讨，但限于篇幅，我就不讲了。

关于申报悟空祖籍地的决议　作者：蔡小囡

1月2日，凹赖镇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向有关部门申报孙悟空祖籍地问题。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孙悟空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祖籍一直是个悬案。近几年来，我镇组织专家经过严密论证，初步确定我镇为孙悟空的祖籍地。其依据卸下：

一、地缘方面。《西游记》记载，悟空出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这恰与我镇《凹赖镇志》记载的相吻合：“凹赖，古称凹来，濒凹来湖……有一山，四时花果盎然。”显然，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时，为避免过于写实，把地名环境稍加改动，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现我镇花果山上屹立一巨石，当地人称其为“仙石”，该石高12．6米，周长7．5米，与《西游记》里记载孕育悟空的仙石“三丈六尺两，二丈四尺围圃”基本一致。

二、人文方面。《西游记》里记载，悟空为石所生，初名石猴，后称美猴王，封齐天大圣、弼马温，唐僧赐其姓孙法号悟空，又称孙行者。而我镇居民中，孙、石、侯、王、齐、马、温七大姓的人数共占全镇总人数的72．3％；我镇民间信仰“齐天大圣”的信徒人数比例为94．8％；全镇共有大小“齐天宫”119座；我镇历史上有养猴看门户的传统，耍猴卖艺的人数为全国之最；我镇居民善走，宋时出过著名的神行太保戴宗，现在有全国竞走亚军孙小空，这些不能排除“行者”的遗传因素。

三、考古方面。××年，我镇出土一残碑，上有楷书碑文：□□□福地，□□□洞天。与《西游记》里水帘洞石碣碑文“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完全吻合；××年，出土一批唐代文物，内有僧帽、袈裟、佛珠等，经专家考证该墓为悟空衣冠冢；××平，在“齐天祖宫”发现一铜棒，长148厘米，横径2．1厘米，经专家考证为悟空兵器金箍棒；至于民间收藏的文物，与悟空有关的不胜枚举。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我镇为孙悟空的祖籍地确凿无疑。为此，会议要求把申报确认孙悟空祖籍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会议认为，申报我镇为悟空祖籍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政治意义。孙悟空为正义化身，树立孙悟空形象，对于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倡导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等方面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树立悟空形象，也是树立凹赖镇形象，《西游记》已被译为多种外文，外国人对悟空非常敬仰，不能投以老外“悟空无家可归”的口实；而且，悟空祖籍一经有关部门确认，我镇即有资格向联合国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为我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架设一道光辉的桥梁。

二、经济意义。我镇地处偏僻，资源匮乏，科技落后，这些不利因素大大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申报我镇为悟空祖籍地，可振兴我镇旅游产业。会议认为应斥资重建花果山水帘洞以及仿真“大闹天宫”、“取经路上”等81个动感新景观，为引商投资吸引游客优化硬环境。目前国内外盗用悟空名义为商标的违法行为十分猖撅，如金猴电子、美猴王皮鞋等，申报我镇为悟空祖籍地，对我镇打击侵权行为，保护本镇产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文化意义。一个悟空催生了明代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部不朽的名著，悟空也必将重塑我镇文化的辉煌。会议认为，我镇应以申报悟空祖籍地为契机，举办一次大型笔会，邀请国内著名作家创作《西游记》续篇——《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和《凹赖传奇》小说及其电视连续剧剧本；创办悟空武术学校，面向海内外招收学员；成立悟空研究所及悟空文物博物馆，搜集民间有关悟空的传说及其文物。

会议号召全镇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集中财力人力，为我镇成功申报悟空祖籍地作出贡献。

凹赖镇政府(公章)

×年×月×日

C60试验　作者：马德路

“C60”曾经是1960年开展群众性大搞“超声波化”的“机密”代号。196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既要“奋发图强”，又要“勒紧裤腰带干革命”。大搞“超声波化”与其说是群众性“科学试验”，不如说是“大炼钢铁”后的又一次“狂热”。“狂热”中难免做出尴尬事。

那年夏天，我和一位同学被分派到老四建一个工地实习劳动，不几天就被工区领导指派试验“C60”，与增派的一位青年工友共同组成试验小组。当时领导用像商量又像指令的口吻问道：吃睡在工地，半个月能“放卫星”吗?我们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腼腆但自信地答道：保证提前“放卫星”!这问与答都体现着“时代精神”。前有“十五年超英”垫底，十五天造俩“C60”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我们早就看到过别人做的“C60”是个什么样子，照葫芦画瓢准没错。先截两根20厘米长的铁管，然后把一头烧红拍成鸭嘴，在距“嘴”5厘米处锯出与铁管相垂直的豁口，最后用一段与铁管直径等长的锯条片不紧不松地夹进铁管豁口里，“C60”便宣告制作完成。当然“说着容易干着难”，为了达到“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弄废了七八段铁管，用了整整10天。

据说这种“C60”拿高压气一吹，锯片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只要震动频率超过声音频率就产生超声波，超声波作用于某种物质可改变物质的状态。第11天我们进入试验阶段，决定“吹”香油。白天从物料库领了两根3米长的胶管，用铁丝将胶管一端与“C60”接好拧牢。晚饭过后找食堂借了两桶香油，先把胶管另一端与锅炉气阀门连结，再把“C60”插入油桶，最后开阀吹气。还别说，经高压气那么一吹，“C60”顿时发出吱吱刺耳的响声，眼看着香油又是翻滚又是溅白沫。吹了两小时后，两桶油呈白色糨糊状，一时弄不清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傻了眼。突然那位工友手舞足蹈地高喊起来：变了，变了!提前4天“放卫星”啦!随着我也笑起来，庆幸“C60”试验一次成功。那时已经午夜12点多，我们仨将两桶糨糨糊糊不知什么东西的东西抬进食堂放好，等待明早见究竟。我们天刚亮赶忙跑进食堂看“卫星”，一看我们便傻了眼：糨糨糊糊的东西又还原成了香油!炊事员讲，油还能吃，只是下面多了一层水。领导对我们的“C60”试验嘛都没说。

后来没人提“C60”了。

中国普通农民的年收支单　作者：苏小月

一亩地一年两季产1800斤粮食，上缴300斤，还有1500斤，自己吃要400斤，还有1100斤，100斤粮食50元(最高的时候)，共计550元，一亩地要化肥150元，要农药30元，还有370块。假设一家4口人4亩地，计年收入为1480元，学校集资要50元，还有1430元，油盐酱醋电一年300元，烧煤(不准砍树)一半要200元，还有930元。不时地来点水利费50元，还有880元，其他应酬要500元(如过年办年货)，还有380元，衣服和鞋一年假设每人50元，还有180元。这就是中国普通农民一家的收支单。你还不能生病，最多来个伤风感冒，要不你就得死。上小学一年级半年要300元，所以要读书就得借钱。上高中大学那是没影儿的事，所以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做苦力，拣破烂，甚至抢劫，做小偷，卖淫。祖祖辈辈都读不到几年书，祖祖辈辈都是做苦力，祖祖辈辈都被城里人看不起。农民年收入2000元，还是人均，也不知道是哪个专家算出来的。以上就是2003年农村不少家庭的真实写照。

国家是富了，可是还有很多人都生存在所描述的这种状态中。

夏夜品书小辑　作者：李　辉

于光远的《古稀手记》 他谦称不是文坛中人，风格简洁洗练的文字，却呈现出随笔小品的别一类型。他在风雨中奋斗、欢呼、沉默、思考，他无意、也无暇做一个作家，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逻辑色彩，使他在随意写下的短章中，完善着他的理性。

吴冠中的《画中思》　画，是他的主要世界，在画布上挥洒他的美。画之美的背后，却是他对自然对人生独特而透彻的领悟。在大自然面前，他沉静地端详而思考。于是，多彩的画笔之外，他又拥有一支多彩的文笔，在长长短短的篇章里，他用细腻委婉的语言，把对自然的感悟、美的理解、个人感情生活，铺成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汪曾祺的《槐树村杂记》　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

蓝翎的《乱侃白说》 在许多人眼里，作者的文字没有丝毫的温吞。他在人生旅途中坎坎坷坷地走过来，政治或人际间太多的风风雨雨，使他的锐利、讽刺和辛辣，有了厚实的基础。他是一个学问家，更是戏曲行家，从而他的文章便有了他人难以具备的文化背景。看戏、演戏、评说戏，社会与人生不就是永远如此吗?

邵燕祥的《改写圣经》　作者由写诗而转写杂丈，许多篇章可视为杂文的“诗”。在这些短文中，他依然充溢着诗人的激情，他爱，他憎，他呐喊，他沉思。他更多的是用诗人的敏感，用杂文这一载体，表现着沉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社会批判性。

刘心武的《沉默交流》　心的交流在默默中进行。一个小说家，总是会在各种文字中巧妙地表现出他的目光和感悟。在长篇巨制中，他可以营造一个庞杂的世界。在这些短章里，他捕捉的是人生的一个个瞬间。虽然短暂，同样颇具意味。

萧乾的《我的年轮》　作者早年便以文笔的活泼、俏皮、别致而著称，步入古稀之后，令人钦佩的是他仍然保持着创造的朝气，而且更显其感情的沉郁和笔力的苍劲。和许多老人一样，他习惯于回忆。但对往事的描述，总是让人感到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影子，不陈旧，不呆板，而是充满着新鲜活力。因为，他原本就是在为今天而写。他说过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他是在努力弥补曾经被浪费了的生命。他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跑得十分出色，他的一生将由此而显得更为丰富。

梅志的《出狱琐记》　令人钦佩的是作者总是拥有一颗善良而坚韧的心，当苦难降临时，仍显出女性精神的深厚与从容。于是，她的笔端没有过多的哀怨，而是平静，因平静而透出清丽。她用坦然的微笑勾画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在故人往事树木花草里，她找到人生最美好的感觉，但是，这更使我们感受到她所深深承受过的生活重负。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一种精神的神圣深深潜入我们的灵魂。

李锐的《苦瓜的味道》　老人的性格率直而明快，这便使文章具备了一种明朗。他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兴致从来不在文学，无意做作家，即使写作类似庐山会议这种事件的回忆录，他也没有刻意追求文学效果。但特殊的历史遭际和见闻，使他回望历史时，心绪充满着沧桑感，这样一来，他的文字就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滋味。而这，恰恰是随笔创作所需要的。

袁鹰的《未了斋杂碎》　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作者心中始终“未了”的是风雨冲刷过的友情，对于他，只有这才是最为珍贵的体验。友情的真挚深切，方使得他的文字显出人间温情和宽厚。不过，切勿以为他总是露着暖暖微笑，其实，他笔下的严峻、犀利、深沉，也同样触动着我们的思绪。因为对于一个作家，历史和现实给予的感受常常不会是单一的。

舒展的《有戏没戏》　读他的杂文，强烈感受到作者是性情中人。喜则喜，忧则忧，怒则怒，文字就这样向读者展示他的情怀。在诸多风格中，他当然偏爱辛辣的讽刺，而近年来他更注重于用笔尖挑开种种人性的丑恶与劣行，考察悠悠历史变化中人性的完善、人性的缺陷和邪恶。这样的笔调，似乎比一味地大声疾呼，更显思想的深刻，同时也更具备历史分量。

你有权，但不应……　作者：佚　名

你有权发怒，但不应践踏别人的尊严。

你有权嫉妒别人的成就，但不应希望别人遭殃。

你有权失败，但不应自暴自弃。

你有权憧憬未来，但不应忘记眼前的责任。

你有权争取成功，但不应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你有权富有，但不应忘记与不太幸运的人分享财富。

你有权要求正义，但不应以复仇为手段。

你有权要求生活得更美好，但不应以今天的欺骗来换取明天的快乐。

万人游戏　作者：几　米

我不是真的想踩着你的头往上爬。

我也没有办法，

他踩我，我踩你，踩来踩去大家也就习惯了。

真高兴往上爬的人是我，被踩得扁扁的人是你。

勤俭　作者：卜　伟

某大首长要来镇上检查工作，中午还要吃顿便饭，这可愁坏了李镇长。此首长最反对铺张，邻镇的镇长，去年就因为备了一桌2Q00多元的酒席招待他而被免职的。搞上档次的宴席容易，俭朴而又合领导口味，难啊!

李镇长动了一番脑筋才打听到，首长最喜欢吃家乡的疙瘩面。镇上的厨师还没有会做的。于是，派秘书连夜到首长的老家，高价请大师傅来做面。

一小盆疙瘩面，几样清爽爽的冷菜，首长吃得非常满意。临走时，还为李镇长题了“勤俭持乡”四个大字。首长走后，秘书报销机票和请大师傅的费用共计5000多元。

学会感恩　作者：鲁　人

一个生活贫困的男孩为了积攒学费，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傍晚时，他感到疲惫万分，饥饿难挨，而他推销的却很不顺利，以至他有些绝望。这时，他敲开一扇门，希望主人能给他一杯水。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青女子，她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许多年后，男孩成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一次，一位患病的妇女，因为病情严重，当地的大夫都束手无策，便被转到了那位著名的外科大夫所在的医院。外科大夫为妇女做完手术后，惊喜地发现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在他饥寒交迫时，热情地给过他帮助的年青女子，正是那杯热奶使他当年又鼓足了信心。结果，当那位妇女正在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时，却在她收到的手术费单上看到一行字：手术费，一杯牛奶。

这是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

感恩，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境界。学会感恩，应该是学会做人的一条标准。

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恩惠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他不是狂傲自大就是极端自私。

感恩，是结草衔环；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

感恩，可以倾己所有，可以以性命相报。但它更应该是一种真诚的表示，而绝对不是为求得心理平衡的答谢。

感恩，可以让世界变得充满温馨的气息，让生活变得充满明媚的阳光。

互相牵制（外一则）　作者：徐光灿

王女士给老公读报纸：“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不无自豪地对老公说：“怎么样?没有我们女人不行吧!”老公反问道：“我们头头的背后有一群女人，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受了查处，怎么讲呀?”王说：“请你弄清楚，人家说的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女人多了，就互相牵制，玉石俱焚。”

括号的演变

以前教材上括号不少，括号中的内容大多是解释性的。现在除了教材上的括号，另一种括号也多了起来。

一是干部任命，职务高的到低一级任职，括号内必定注上原有级别；如果是副职，括号里必要注明没有正职，意思是实际为单位一把手。二是讣告，为措辞不惜推迟火化，于是增添诸多括号。三是获奖名次，往往注上一等奖空缺。至于退休后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之类，更是比比皆是。

打工者的名字　作者：刘　虹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学名　进城务工者

别名　三无人员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最”字诀二则　作者：佚　名

一

最难找的部门是“有关部门”

最难琢磨的官话是“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大机构是“组织上”

最大的官儿是“一把手”

最难管住的是“一张嘴”

最谦虚的时候是在“上级面前”

最能出政绩的办法是“数字游戏”

最能联系群众的途径是“天天上电视”

二

最难吃的一道菜——炒鱿鱼

同名最多的妹妹——打工妹

最年轻的奶奶——二奶

涨得最快的费用——出场费

最富刺激性的表演——跳槽

最来钱的运动项目——走穴

最贵的扣子——回扣

最神气的领子——白领

最贵的包裹——红包

掌勺最多的人——炒股

最难修补的东西——破产

最无奈的谋杀——宰客

范围最广泛的称呼——老板

最无可奈何的等待——插播广告

最多的头衔——经理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最贵的帖子——请帖

最轻松的表演——假唱

最结实的一张网——关系网

最难打掉的东西——假货

最般配的称呼——大款与小蜜

庸吏自白　作者：迪

为官多年任蹉跎，政绩无多利如河。

官场之道有所悟，试与诸君来细说。

对上犹如罗锅背，对下仿佛大肚婆。

主仆角色随机变，卑躬倨傲看场合。

无需经邦济世才，朝中有人自好说。

虽是小小蓬间雀，借风也上凌霄阁。

做官需讲责任心，此心对上不对国。

政策无需多领会，上司意图细揣摩。

上情下达学鹦鹉，报功不怕水分多。

无能亦充真豪杰，实事求是太啰嗦。

空话废话多无碍，好大喜功不为过。

脸上敷得金光闪，升官进爵自有我。

且将困难作球踢，莫把荣誉轻放过。

在位谋名不谋事，沽名钓誉多快活。

以权谋私多伪善，方法策略宜斟酌，

只要不做招风树，法不治众奈我何?

当官本是名利事，不为好处为什么?

有朝一日做官苦，随手就把官袍脱!

反正都是“成绩”……　作者：杨翰端

——读某些“年终总结”

查办贪官多了——

是反腐斗争取得了成绩；

查办贪官少了——

是廉洁自律取得了成绩。

民告官胜诉的多了——

是法制建设取得了成绩；

民告官胜诉的少了——

是机关建设取得了成绩。

罚款数量多了——

是加强管理取得了成绩；

罚款数量少了——

是精神文明取得了成绩。

上访群众多了——

是发扬民主取得了成绩；

上访群众少了——

是安定团结取得了成绩……

反正都是“成绩”，

横竖都有“道理”，

总结如同“美容”——

专掩缺点污迹……

中国人毁掉的三个称谓　作者：曹有刚

“同志”

建国以来，陌生人彼此相互的称谓多采用此称呼，相互熟悉的同事也经常在其姓名后加上“同志”一词。但不知从何时起，该称谓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Homoerotism指的是同性恋，但不知从何时起被翻译成了“同志”!很多人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称做“同志”，后经查证，此称谓乃互联网所赐!

本称谓被毁程度：惨不忍睹!

“小姐”

“小姐”是一种对年轻女性的称谓，好像起源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当时对那些封建家庭中的大家闺秀而言的。但在建国后，这个称谓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很长时间都未被使用，随着改革开放，才被大大利用起来。甚至被使用在大妈级的人物身上……

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一些色情行业的泛滥，这个词被经常运用到那些从事此项工作的年轻女性身上，最终导致该词遭受众人的鄙视及弃用!

本称谓被毁程度：无地自容!

“农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所有人都是明白的。

但是，也是不知道从何时起，此词成了骂人的用语。骂一个人土气，称之“农民”!骂一个人邋遢，称之“农民”!骂一个人不识时务，称之“农民”!甚至骂一个人老实，也称之……

结果，“农民”完完全全成了一种骂人用语，如某人对另外一人称“农民”，则那人将忿忿然：“为什么骂我?”

本称谓被毁程度：不应该呀!

“赛伯乐”相马　作者：朱根华

好马一匹，一匹好马。

摇唇鼓舌，巧编瞎话。

肥肚丰臀，擅耍圆滑。

前肢能伸，会拍会拉。

后腿能屈，会跪会爬。

陪笑陪玩，任爱任骂。

善解人意，服务到家。

如此良种，重用提拔。

值得珍藏的81句话　作者：方

01、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

02、生气是拿别人做错的事来惩罚自己。

03、生活中若没有朋友，就像生活中没有阳光一样。

04、明天的希望，让我们忘了今天的痛苦。

05、生活若剥去理想、梦想、幻想，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

06、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发光。

07、愚者用肉体监视心灵，智者用心灵监视肉体。

08、获取幸福的不二法门是珍视你所拥有的，遗忘你所没有的。

09、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是最真实的富有。

10、你可以用爱得到全世界，你也可以用恨失去全世界。

11、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被决定。

12、年轻是我们惟一拥有权利去编织梦想的时光。

13、青春一经“典当”即永不再赎。

14、没有了爱的语言，所有的文字都是乏味的。

15、真正的爱，应该超越生命的长度、心灵的宽度、灵魂的深度。

16、爱的力量大到可以使人忘记一切，却又小到连一粒嫉妒的沙石也不能容纳。

17、当一个人真正觉悟的那一刻，他便会放弃追寻外在世界的财富，而开始追寻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18、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被挫败!

19、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

20、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之后就不要悔恨。

21、人若软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2、人若勇敢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23、“不可能”只存在于蠢人的字典里。

24、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25、家!甜蜜的家!天下最美好的地方莫过于家。

26、游手好闲会使人心智生锈。

27、每一件事都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看它。

28、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29、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会变成欢乐。

30、所有的胜利，与征服自己的胜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31、所有的失败，与失去自己的失败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

32、上帝从不埋怨人们的愚昧，人们却埋怨上帝的不公平。

33、美好的生命应该充满期待、惊喜和感激。

34、世上最累人的事，莫过于虚伪地过日子。

35、觉得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36、第一个青春是上帝给的；第二个青春是靠自己努力才能得来的。

37、少一点预设的期待，那份对人的关怀便会更自在。

38、思想如钻头，必须集中在一点钻下去才有力量。

39、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会失去自己。

40、如果你曾歌颂黎明，那么也请你拥抱黑夜。

41、问候不一定要郑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诚感人。

42、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

43、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

44、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

45、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

46、生命太过短暂，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47、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48、人总是珍惜未得到的，而遗忘了所拥有的。

49、快乐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乐。

50、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

51、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

52、要铭记在心：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

53、乐观者在灾祸中看到机会；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灾祸。

54、有勇气并不表示恐惧不存在，而是敢面对恐惧、克服恐惧。

55、肯承认错误则错已改了一半。

56、明天是世上增值最快的一块土地，因为它充满了希望。

57、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58、所有欺骗中，自欺是最为严重的。

59、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不断地担心会犯错。

60、把你的脸迎向阳光，那就不会有阴影。

61、经验是由痛苦中汲取出来的。

62、男人要捧，女人要哄；婚前挑缺点，婚后看优点。

63、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

64、用最多的梦面对未来。

65、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66、你的选择是做或不做，但不做就永远不会有机会。

67、如你想要拥有完美无瑕的友谊，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朋友。

68、不如意的时候不要尽往悲伤里钻，想想有笑声的日子吧。

69、把自己当傻瓜，不懂就问，你会学的更多。

70、在纠正别人之前，先反省自己有没有犯错。

71、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放手一搏，永远不会成功。

72、要克服生活的焦虑和沮丧，得先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73、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能转变你的心情。

74、孤单寂寞与被遗弃感是最可怕的贫穷。

75、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76、漫无目的的生活就像出海航行而没有指南针。

77、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

78、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79、得意时应善待他人，因为你失意时会需要他们。

80、学做任何事都得按部就班，急不得。

81、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就可以改变生活。

男人分两截　作者：洪　晃

男人分两截，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

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大部分是因为他的上半截，喜欢那种修养好的当丈夫。了解一个男人的上半截很容易，有时候一张名片就能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的，或者一个存折。细心的女人还会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西装什么牌子的，文凭走哪个学校的，房子有多少平方米等等。

男人的下半截是本质，所谓本质是指一个人的本色和他的素质。本色就是他内在的东西，藏在里面不容易看见，男人一般也不愿意暴露他的本色，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先要把体面的上半截摆出来，把他的本色藏起来。而本色却是决定一个男人是善良、平和、公道、浪漫、温柔，还是凶恶、扭曲、自私、吝啬、暴力的。这跟植物一样，柴木和黄花梨就是没法比，但是“文革”的时候，不知道烧了多少黄花梨的老家具，而柴木的现在也能当古董卖。能辨别出黄花梨和柴木的人不多，能看出男人本色的女人也不是天天可以碰到的。

如果本色是内在的，那素质是通过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所决定的。他的言谈举止、处事为人都被一个人的素质所确定，包括做爱。社会教育女人不结婚就不要和男人做爱真是害了女人。做爱是“性本初”的那种东西，最能表明一个男人的素质。我有一个朋友，我们都叫他“徐大哥”，他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要求女友跟他上床，他对她们说：“怎么能等到结婚呢，你不跟我做爱，你怎么能了解我呢?你不了解我就跟我结婚不是也太草率了吗!”结果是他经常挨人家一嘴巴子。而我觉得徐大哥是男人中少有的比较真诚的男人。

女人真的爱上一个男人是被他的下半截打动了，不是上半截。但是大部分女人对男人的下半截有一种恐惧感，她们对男人下半截的暴露不感兴趣，而只是求上半截体面就可以了。男人的上半截和下半截往往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上半截体面，并不能说明他的本质是好的。一根柴木也能精雕细刻，但还是柴木做的。我的一个朋友，男的，80年代初去美国留学，到了那儿的头一半过分曝光，凡是国内没干过的，他都要尝试一下。他跟我讲，有一次他和一帮美国同学一起吃了“药蘑菇”，这是一种美国印第安人在作仪式时吃的幻觉药，他吃了以后就开始幻想他的上半截和下半截分开了，上半截跟着红军上了井冈山，下半截跟着一个美国大姐跑了。这就是说明他的外表是革命的，而他的本质还是小资情调的东西多一点。

让我说，我们女人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一下男人的下半截，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下半截没戏，上半截也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拒绝杂文的原因　作者：理　钊

在2003年的新闻界，如果要评选什么大事的话，《新京报》的创刊无疑是值得大书的一笔，其立志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的气魄也确实很让人敬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责任媒体”却在创办伊始，在评论版的征稿启事中断然提出了“拒绝杂文和随笔”的口号。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杂文的被冷落是因为时评的兴起，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时评是对时事的议论，重在以理议事，以逻辑的力量论证道理。这种方法决定了其平白、直接、干脆、利落和快捷的性格：在文字上它几乎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感情色彩。而杂文，虽也是在议论时事，但它更具文学色彩，其逻辑的力量还要辅佐以文学形象的手法，因此在行文中多多少少要运用一些文学上的修辞技巧，例如反语、讽语、比喻等，这就难免会有“尖酸挖苦、冷嘲热讽”的文字。比如，要批评那种左右摇摆，没有本事却爱说空话的人，时评的语言可能会如此下笔：“这种人喜欢观望风向，刮什么风便向什么方向倒”等等。而杂文呢，则可能将此类人写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从文字效果上看，恰恰是杂文的这种“尖酸挖苦、冷嘲热讽”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十分强烈的穿透力。

对于作文，我们时常说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也正是杂文的性格。鲁迅在创造现代杂文这种文体的时候，一面用杂文对时事进行批评，一面也在为杂文的这种作法进行过力争。例如对杂文的讽刺、幽默、谩骂(当然决非污言秽语之骂)等手法，分别在《论讽刺》、《什么是“讽刺”》、《谩骂》等文章中为其据理力争过。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是不喜欢这种方式的批评的，这也是鲁迅至今仍为某些人所诟病的原因，如果鲁迅所写的是平白直接的时评，我想可能便不会至今还担着“尖酸刻薄”的骂名。可问题是，如果那样，即使鲁迅杂文里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未必有现在这样大的吸引力了。

随着时间推进，那种“嬉笑怒骂”的杂文，虽然其作法终归继承下来了，但击刺的方向却是只许对准作者所认为(或指挥刀所认定)的敌人了。而对于同志，虽然也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只能是软语温存式的批评。于是，在人们的印象里，杂文的这种冷嘲热讽的风格成了专用于对手的武器，以致一看到批评到自己头上来的这样的文章，第一想到的不是其批评得是否有理，而是批评者的居心何在，被批评者已经先于作者将作者划入“敌人”“对手”的圈子里了。

把杂文作者列入敌手，过去的方法是对作者进行“阶级斗争”，现在则是运用法律武器，告作者一个侵犯名誉权。比如腹中空空而又大话连篇的主儿，便可告把自己比喻成“尖笋”的杂文作者一个“污蔑”的罪名，诉状里可以写“我是没有学问，也说过大话，但我终归还是人罢，他竟然说我是‘山间竹笋’，说我是个植物，这不是污蔑是什么?”当然，他是还要将刊载此杂文的报纸一并告上法庭的。

然而，写时评、发时评保险，但与杂文相比，其文章的社会效应终归要让于杂文。现在的时评铺天盖地，每天成百上千地发表出来，但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回味无穷的却不多，而新时期杂文恢复活力的一段时期里却有一批杂文至今让人难忘，例如《老爷说得准没错》、《隋炀帝的功业》、《回望农民》等。当然，现在的杂文缺少脍炙人口之作，原因恐怕也与这几年杂文的屡屡被拒绝有关。如果大家都来扶持杂文，为杂文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我想便一定会有精品和经典出现，因为杂文的对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由此可见，拒绝杂文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媒体处于自身生存与发展而出的策略，但这却是我们这个社会追求中庸、缺少宽容、太小家子气的表现。

2004年第4期

我们到底要庆祝巴金什么　作者：朱大可

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为巴金祝贺什么?如果祝贺他百岁寿辰，祝贺他的生命以致延续到了百年之久，那么谁来分享他在病榻上的肉体痛苦?如果我们祝贺他的伟大文学成就?那么除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散文，他在建国后几乎没有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问世，其写作生命早巳终结，这究竟是值得祝贺呢，还是令人痛心?如果祝贺他曾经力主“讲真话”，那么他那段不讲真话的时光，我们是否也要一并加以祝贺?

在巴金百岁诞辰降临之际，上述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所有读者面前。与其在媒体炒作下盲目加入百岁狂欢，不如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以便从这位文学老人那里获得有意义的训诫。

巴金的第一遗产就是对自由的高度渴望。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曾经是三四十年代青年的案头圣经，激励他们走出闭抑的旧家族的道德阴影，去创造自由的新生活；男主人公觉新的出走成为一个行动暗号，为当时广泛的精神出走开辟了话语道路。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以优美的文笔，转达了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精神的热切向往。对专制国家主义的失望，点燃了他对一个非国家化乌托邦的信念。尽管他最后放弃了这种社会空想蓝图，但他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却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薪火，递送在前赴后继的人们手里。

巴金的第二遗产是对政治暴力的痛恨。他描述“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他的沉痛声音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巴金对“文革”暴力的痛恨和抨击，就是对国人发出的严重警告。当互联网上到处飞扬着赞美“文革”的“小字报”时，巴金的这种痛切警告变得尤为惊心。

巴金的第三遗产是忏悔和反省。十年“文革”中，不仅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互相迫害的暴徒，而且逼迫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罪恶，卷入了对老友的政治揭发。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巴金语)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类似的忏悔，还曾发生在女作家戴厚英和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身上。他们是巴金的勇敢的同道，尽管组织或参与过更为激烈的罪恶，却担当起了历史的重负，为自己的行为而痛悔。在缅怀巴金遗产的同时，我想顺便提及这两位早已谢世的作家。他们和巴金组成一起的“忏悔小组”，是20世纪中国涌现的最可珍贵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尽管数量稀少，但他们的存在，还是令现代史获得了道德的深度。因为正是道德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有可能转入更符合人性的运转轨道。

对巴金的精神遗产的关注，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缺失的一种曲折的表达。它不仅传递了人们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也投射着对各种非正义暴力泛滥的忧虑，以及对通过道德忏悔来改造社会的诉求。但巴金并不是神明，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也不要企图把他变成一个文学和道德神话。正如巴金本人所陈述的那样，面对那样一个体制，曾经如此软弱和怯懦，以致丧失了正义书写的力量，并被迫成为思想检举者。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杰作”。

巴金曾经在1986年撰文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巴金本人就是一座微型博物馆，在他的履历中，记录了中国知识精英曲折痛苦的思想道路。他的故事，就是一部缩微的 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手册。巴金百年诞辰纪念，与其说是为一个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老人做寿，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那些非人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审判，宣布它的有罪和死亡，并藉此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未来。

“真严禁”与“假严禁”　作者：吴兆民

打开当今的报纸，或是登陆著名网站，关于各类“严禁”的消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与之相关的信息居然有60余万条。有部委的，有地方的，有行业的，也有部门的；有心诚意挚、雷厉风行的，也有惺惺作态玩花架子的。自然，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他不严禁时，你还以为他们那里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等他发出“严禁检察官嫖娼”的禁令，你心里才明白，原来他那里检察官嫖娼已经养成风气，非“严禁”不可了。

有些心地单纯、涉世不深的人，一见“严禁”，马上双目炯炯，心中燃起无限希望；另有些人刚入歧途，初遇“严禁”，也可能变得缩手缩脚。然而，似我等满脸风霜的人，只消轻轻扫一眼，即可辨别出哪些是真“严禁”，须谨慎应对；哪些是假“严禁”，可以当作耳旁风；哪些“严禁”虽然心诚意挚，却注定要半途而废。

“严禁”也有假?当然有。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预先即埋下伏笔，留足了退路。“不准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言外之意“有故”即可以拖欠；“不准组织或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言外之意普通消费娱乐活动则在“用公款支付”之列；“违反此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以严肃处理”，“视”轻“视”重奥妙无穷……二是明知不可而故吼之。某地严禁干部吃请受贿，规定受贿200元以上者就地撤职。如今这年月到基层吃顿招待饭都不止200元，按此标准处理，当地科以上干部恐“无噍类矣”。这样的“严禁”发出来，不过是“逗你玩”而已。最常见的“假严禁”，表现为口是心非，翻云覆雨：违禁者踩住了他的脚，他仍装聋作哑；刚发出严禁向农民乱摊派的通知，第二天就带着“棒子队”进村催收提留。

明明毫无诚意，何苦高张义帜，故作姿态呢?究其原因，很多是为了堵群众的嘴。春节是各级权要“金色的秋天”，收获不能错过；但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八严禁、十不准”之类的冷皈年年炒。春运是铁路客运“金色的秋天”，因为旅客对超员怨声载道，于是做出严禁列车超员的承诺，却又规定哪类列车可以超员多少，谁说中国人不懂幽默?其次是故意做给上司看，也为今后留条后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明令禁止教育乱收费，作为地方政府部门，必须表明个态度，一旦乡里的“工作组”逼死了农民，或是小学校长逼死了学生， 自己也好脚底抹油——溜之乎也。

在五花八门的“严禁”中，真心实意的自然是主流，但很多“严禁”却半途而废。原来，这些“严禁”只有号召，却没有环环相扣的保障措施。白门楼下，曹操对被俘的吕布说：“缚虎不可不肾”。各类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也是老虎，捆绑它们的链条有一个环节断裂，必然发生放虎归山的后果。从井冈山时期起就“严禁刑讯逼供”，一些司法人员至今仍我行我素，因为总有空子可供他们钻；加强安全生产的禁令一道接一道，但矿难依然此起彼伏，因为总有些事故责任人能够推卸自己的责任。导致“严禁”流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习惯于对特殊人、特殊事网开一面，针尖大的洞一开，斗大的风立刻钻进来。整治报刊乱摊派，全国停办600余家报刊，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但从网上搜索发现，“XX市委书记强调指出，完成党报党刊的征订任务是无条件的”一类的消息比比皆是。党报党刊既然可以照旧摊派，小工人报自然也要“必须征订到班组”。

经长期观察发现，真假“严禁”也有规律可寻：凡是针对弱者的禁令，往往飚发凌厉，无坚不摧，比如城市禁放爆竹，严禁民工无证上街；针对强者或是针对自己队伍的“严禁”，往往雷声大雨点稀，如禁止干部节日收受供奉，严禁列车超员；有利可图的(比如可以罚款)，执行人员就热情百倍，无利可图甚至对自已有害无利的，执行人员则敷衍塞责，甚至只当和尚不撞钟。

真假“严禁”鱼龙混杂，归根结底是人治的阴魂尚未散尽。铺天盖地的红头文件张扬的是权力，而不是法治。所以最该严禁的，·倒是“严禁”自己。

另一种“陪读”　作者：朱铁志

在咱们中国，是很有些“陪读”传统的。古时候有“陪太子读书”之说，“太子”尤学僮陪伴左右，那书就读不好；又有“红袖添香夜读书”之说，耐不住寂寞的什么公子，如果没有“红袖”在身边晃来晃去，书也读不利索。然则“太子”有了学僮，也未必能把书读好；公子加上“红袖”，更不知会闹出什么风流韵事。现在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陪孩子读书。小家伙儿学习成绩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陪读工夫下得多少。

如今又有一种新的陪读，以不才的孤陋寡闻，似乎还不曾见诸以往的记载，无以名之，姑且叫做“陪领导读书”吧。日前接到一位外省朋友的电话，说正在党校学习。我以为这位仁兄终于有了深造机会，马上表示祝贺，立刻相邀择日对酌。不想他纠正我说：不是他自己深造，他哪有那个福分，是他们领导来京镀金，以便下一步到省里公干。我给弄糊涂了，领导深造，与你秘书何干?那位朋友显然对我的迂腐感到好笑，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作为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工作、生活、娱乐，公事、私事、杂事，什么不陪?什么都陪了，再陪陪读书，又有什么稀奇，这是领导对不才的信任嘛。你有兴趣不妨调查一下，现在有几个领导进修不是一帮人服务?我说好像有关方面早有明文规定，领导进修不准带秘书、不许带随员，要安心学习，独立完成学业。那位朋友说，规定归规定，规定也不是不可变通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经那位朋友指点，我粗略知道了，“陪领导读书”的主要任务，是撰写各种论文，包括学科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还有为了在报刊“亮相”需要临时炮制的“表态论文”；完成校方要求的各类作业，应付开卷、半开卷考试，归纳整理闭卷考试复习提纲，等等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替领导直接上课以外，几乎包办领导学习所需的一切方面。在这里，“领导就是服务”巧妙地被演化为“领导就是被服务”。

刚开始听到这位朋友的说法，我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去党校进修，总是意味着升迁和进步，对多数领导干部而言，还是非常珍惜和重视这个机会的。平日陷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没有时间学习提高，一旦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还能视作儿戏，随意应付?然而往深里一想，又觉得那位朋友不是说话不负责任的人。证之眼见的社会现实，更觉得他所言属实。过去讲领导干部“四化”时，特别强调“知识化”，一般干部有个大学学历、硕士学位，已够让人刮目相看。而如今转眼的工夫，差不多已遍地博士。随便拉出个处长，起码也是个硕士。然而他阁下何时攻下的学位，似乎连身边工作人员也说不太清。据说是“在职攻读”，其实谁都明白，学位课程是别人代考的，外语是别人通过的，论文是枪手代作的，学位压根儿是学校奉送的。权学交易、权钱交易，是这些人“在职学习”的真正奥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见到某些拥有很高学历的领导干部连讲活稿都念不明白的原因之一。

中央号召“讲学习”，我以为那个“讲”字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讲究学习、愿意学习、真正学习，不能整天让别人学习，自己不学习，光说不练，只作“脱口秀”；二是追究假学习者的责任，彻底清理假学历、假文凭。自中组部发出清理假学历、假文凭的通知后，各地雷厉风行，查处了一批“伪博士”、“假硕士”，此举大快人心，对于整肃文风、改进党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严格说来，做得还相当不够。“不够”的证据之一，就是那些真正的假文凭、假学历清理得虽有成绩，但对于那些事实上虚假的真文凭、真学历似乎还无能为力。而恰恰是后者危害更大!比如前述那位朋友伺候的领导，肯定“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了。但你能说他的学历是货真价实的吗?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高学历”领导干部能让群众信服吗?

太监眼光和心态　作者：黄一龙

北京密云县灯会踩死37名游人，灯会主办单位密云县委书记夏强对记者“沉痛地表示”：“痛定思痛，这起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沉痛，十分深刻。”夏书记十分沉痛十分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他说是“我们深感责任重于泰山，我们深感首都无小事”。《南方周末》如此报道说。

县里举办活动，办出了这么大的人伞命件，一县之首的县委书记吸取的教训沉痛也好，深刻也好，都属应该。出人意料的是，他“们” (应即密云县委、县政府吧?)的沉痛教训深刻教训竟是“首都无小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事不是小事了，闹大了。但是它之所以不是小事，并非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它发生在首都!那么假使密云县不属首都管辖，它就只是小事一桩了?

37条活鲜鲜的人命，在夏书记们的“教训”里，居然只因它“幸而”发生在首都才不算小事，才使得夏某一批官员沉痛了深刻了。这是说的什么屁话!而且在谁的眼睛里，小事一到首都就变大了呢?我看具有这样慧眼的人，只可能是大监。在太监的眼里，天下不会有比皇帝和皇宫里更大的事了，皇帝打喷嚏挖鼻孔吃饭拉屎“幸”女人以及进行以上活动的环境都是头等要事，他们对此都“责任重于泰山”。虽然皇帝太监俱往矣，可是太监的眼光依然余韵犹存，植入了不少官员的神经。

记得许多年前全民大饥馑，全国紧急调粮进京，理由是“饿死人也不能死在北京”，那视角就与太监无异：人只要死在京畿以外，就“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不想现在这位夏书记总结“教训”的时候，那眼神依然毫无进步。有朋友认为，“中华文明”早就被“文革”消灭殆尽了。他太悲观了。请看附丽于其上的太监眼光和心态不是完好无损地被继承着么!

“严禁”不如“公开”　作者：邬凤英

国土资源部近日公布了该系统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五禁令”，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包括土地审批、矿产资源开发、中介机构乃至“有碍公务的宴请招待”等等(见2月4日《广州日报》)。不过细细研读，发现这些条条都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而是早就见诸各项法律、法规，以“严禁”的方式出现，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个部委的皇皇大令，按理咱们不该说三道四，不过我还是有点忍不住——这都是一腔废话!发布这些“严禁”，就好像是交警部门规定严禁宝马车随意撞人，法院规定严禁把该判死刑的黑社会老大改判死缓，食品卫生监督部门规定严禁把有毒的豆奶给孩子喝一样。说句绕口一点的话吧：本来就不应该，所以就不必重申；反复用“严禁”的方式重申，结果倒好像是原来还应该似的。多此一举，画蛇添足，怎么看都怎么透着不自信。

“严禁”这些法律、法规早已禁止的内容，说明此前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如果不找出导致这些法律、法规被藐视的原因并加以消除，那么这些“禁令”文件将很快落满灰尘，被抛到一个无人理睬的角落，沦落到和那些被它们强调的法律、法规一样被藐视的境地。它惟一的好处是给了这些发布“禁令”的部门一个向上级、向公众“作秀”的机会，或许可以稍稍疏解一点民怨，或许可以向上级展示一下“政绩”，但对实际工作的推动，并无真正的补益。

不过好在国土资源部在“严禁”的同时，还有一项向社会公开“国土资源管理系统的行政事务”的方案，包括“公开依法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公开矿产行政审批事项；公开土地、矿产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全过程”等等近20项。

我觉得这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严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反腐败，但单靠自己“严禁”，难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终还是舍不得。但公开了以后，就等于让全社会来一起“严禁”，效果就一定会好得多，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

当然国土资源部关于“公开”的规定目前还是非常原则的，总的来说，还是一种单方面的承诺。我觉得这些规定要真正落到实处，最好是要从承诺上升到部门规章的高度。对公开的内容，公开的程序，公开的时间，以及如果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谁来承担责任，造成损失之后如何赔偿等等，都要做出细致和可操作性强的明确规定。对部门自身来说，这应该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则应该是一种可诉的权利，即如果有关部门没有按规定公开，而我又因此受到了损害，那么我就有权利把它告上法庭!

概括起来说，“严禁”还是一种“自律”，在“经济人”理论成为主流意识的今天，“自律”的效果究竟会怎样，大家心里都有数；而“公开”则是强迫自己变“自律”为“他律”，借助人们趋利避害本能，来实现监督效果的最优化。所以衡量一个政府部门是不是真心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加强廉政建设，核心的指标不是它的“严禁”有多少，而是它的“公开”有多少!

教育颠倒歌　作者：慕　心

旧有颠倒歌，譬如“忽见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令人喷饭。时下的教育也颇有可唱的颠倒歌：“幼儿园读小学的，小学读中学的，中学读大学的，大学读幼儿园的。”

幼儿园的孩子，小手握不住笔，却要学写硬笔字，字没写成几个，拿笔的姿势倒能错上一辈子。上学读书了，教材内容艰深，中小学生出洋，很少不是同年级的佼佼者。譬如数学，人家小学最难的就是四位数除法，而且都能除尽，有中国教师对美国小学不教繁分数和不循环小数感到疑惑，美国老师反问：孩子能有这样的耐心吗?进了大学，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都强了，但严进宽出，学业负担反倒轻了。靠游戏打发周末，亭的岂不是幼儿园的福?

课堂纪律，越往上越松，越往下越严。大学上课，进出自由不说，甚至可以松弛到来不来随便。中小学的课堂，却严如殿堂：不准迟到自不待言，遇到内急，也有学生怯于启口；发言先得举手，坐得必须端正。尤其是小学、幼儿园，正是“最喜小儿无赖”的年龄，端坐的要求反倒近乎苛刻：或双手背后，或双手覆膝，或曲肘叠放，悉听师言，而且一放就要放上一节课。

奥林匹克学科竞赛的金银大奖老由中国孩子抱走，但诺贝尔科学奖却总与中国科学家无缘。葡萄摘不到的时间越长，说葡萄酸的理由也就越多。从孩子看，教育基础似乎越来越扎实；从大人看，教育成果却不见得越来越丰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竟成中国教育的一大尴尬。

国家花在教育上的钱，越往上越多，越往下越少。基础教育叫义务教育，办好义务教育本该是政府的事，但却弄出一句话，叫“人民教育人民办”，先有教育费附加，后有教育集资。县乡两级招架不了的，只好指望“希望工程”。

都说教育是百年大计，这样的颠倒歌少唱才好。

“大势所趋”的大势到底是什么　作者：杨于泽

公共部门若想涨价，以前是自己说了算，现在要开听证会了，事实上也不常开。至于涨价的理由，有说是“国际惯例”的，有说是“大势所趋”的。《北京娱乐信报》近日报道，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就要全面收费了。京沪高校早已做好“收费预案”，弓步下蹲，只等上头发令枪响。一些学校强调，“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是大势所趋”。

本人原则上并不反对收费，但“大势所趋”的大势到底是个什么“大势”，我很想弄明白。中国传统里，“大势”也就是“天下大势”；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势”更应该是“天下大势”了。那么研究生教育的天下大势究竟如何?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实行收费政策的大有国家在，实行免费政策的也大有国家在，收不收费仅仅是政府的政策取向，既非“普世价值”，更非客观规律。因此，如果“趋”向这样的天下大势，我们也还是有两种选择：收费，或者不收费。

既然政府决定收费，老百姓说什么也没用，收费倒真成了“大势所趋”。但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不妨看看天下大势。英国工党政府决定提高大学收费，虽然反对声浪很高，但法案目前还是以微弱优’势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再看我们全面收费的政策，吾道不孤，更见合理了。英国大学本来就收费，此次只是提高收费标准，却也绝非单由教育大臣签发命令，各个大学便拿出“预案”，风风火火遵命而行。他们在党内外讨论半年，再以立法议案的形式提交议会，经过民意代表的激烈辩论，最后达成某种妥协。如果硬说英国大学提高收费是“大势所趋”，人家也是借提高收费的“大势”顺水推舟，趋向高等教育改革。

按照向来的经验，我们很可能只是发个文件，加盖几个权力部门的公章，事情就敲定下来。曾有学者建议，可在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政策的同时，调整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加强基础教育尤其农村墓础教育。研究生全面收费，可否纳入一个更大的教育投入改革计划中去呢?

很可能是，教育的上下游之间不必互相牵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几年各地高校又收费又扩招，赚得盆满钵满。研究生再实施全面收费，高校更是财源滚滚，而且国家不但不会减少对高校投入，相反还将“进一步加大资助力度”。那边厢，基础教育却是愁肠百结。西部一位副省长最近指出，教育支出已成西部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而在广东这样的发达省区，居然上大学易，升高中难，也是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华中某地已着手把全县700余所公办小学全部出售，因为他们实在负担不起。卖掉小学，也成了“大势所趋”。

因为“大势所趋”，所以大学和农村小学步调一致，都趋向“全面收费”了。不同的是，研究生全面收费有上头精心编制的一份“收费指南”，而农村小学没有，看来只能随行就市了。

拍案与办案　作者：周　军

不时从报上读到这样的报道，某领导闻知某案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接着提笔亲自批示，最后某某罪犯终落法网。此类的报道看得多了，感慨就多过了兴奋。

领导层乃至最高领导批办的案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宗，要数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因为那时情况极其特殊，一是刘、张两人曾是革命功臣，二是当时的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然而，50年过去了，需要领导人物批示，办案的人才拿到“尚方宝剑”，才敢于拿棘手的人开刀。一些作奸犯科者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他们并不是什么“法盲”。他们敢于藐视法律不怕法律，他们怕的只是权力。一些执法者不依法从事，而是惟上是从、惟批示是从。要去法办某个人，他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背景。如果是毫无靠山的平头小百姓，那当然手到擒来，办案神速了。如是有权有钱有势力的角色，他便觉得难以下手。这样一来，受害方只好一级一级地告到京城。为讨个“说法”，他们不惜成年累月和倾家荡产走上悲愤的上访路，一直告到“大人物”那里。

有人拍案，就有人办案了。像不太久之前，办山西“三盲院长”姚晓红的案，有关部门一决定对他实施逮捕，当天就有 200个电话给他通风报信，使其得以逃之天天。但最高领导人批示了，姚案最终谁也包不住。一个小小科级干部，有如此能耐，更大一些的“姚晓红”们，那更不必说了。记得当年郑州法办张金柱，也有领导拍案而起。一是张金柱的案子发生在郑州市区大街上，民愤太大；二是全国的媒体纷纷披露。按张本人的话说，他是被记者搞死的。按张的逻辑，如果在暗处搞，他一定有能耐把事情摆平。

当然，一些大案要案，领导批示和督办在法理之中。问题是一些本可依法办理的案，某些执法者却能拖就一拖再拖，其中必大有隐情。为什么就不能在法律授予的权限之下去依法办案呢?像某些国家，法官起诉高官甚至总统，不知还要谁来“批示”?

某些不法分子，死于民愤，死于媒体，死于批示，最后才死于法律。可见，依法治国，还任重而道远。

荐稿人语：我是离休的老法官，深感这篇杂文击中了当前时弊，所指问题确实带有普遍性。过去我在办案中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我不认那一套，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也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谁也对我无奈何。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和性格，所以我对杂文很感兴趣。

绝对的第四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作者：毛天祥

提到腐败，我们头脑中总是浮现出成克杰、胡长清之类贪官的嘴脸，以为只有像他们那样位高权重的人物，才够得上“腐败”的资格。而一直以来绯闻弥漫的文艺界以及娱乐圈，好像并没有“腐败”在那里生根发芽。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腐败竟然有着如此强的渗透能力，任何地方，任何领域，只要离开了有效的监督管理，腐败照样毫不客气地渗透进来。

曾多次执导国家级大型文艺晚会、7次参与执导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4次出任总导演，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惟一连续6年的一等奖获得者、两次“最佳导演奖”获得者，原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赵安，2003年12月12日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一个大家都没有说却都明白的道理，腐败也是讲究“资格”的。普通老百姓，无权无势，自然够不上腐败的资格，人家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给你送车送钱。只有当你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与送钱行贿者的“前途”或“钱途”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才算具备了腐败的资格。那么，赵安手中最大的权力是什么呢?

媒体在西方国家被称作“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柱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受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说目前在我国新闻界仍然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公器，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质，而且它还有着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因此，英国阿克顿勋爵那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广为流传，并成为经典名言。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而新闻界的腐败所利用的“权”则是“第四权力”。一些新闻单位，要么以稿谋私，要么以“牌子”谋私，即打着“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罢，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由此看来，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赵安“受贿案”只是冰山一角，其实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电视台，其他媒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山西繁峙矿难中采访的若干记者等。

盂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当然也不能缺乏监督。否则，绝对的“第四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王克勤身价几何？　作者：王乾荣

《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中央电视台《讲述》栏推出的2003年度中国传媒风云人物之一，人称“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此人是国际著名揭黑记者)。近年王克勤先后揭出震惊海内外的某市“出租车业垄断”、某市“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一系列黑幕。仅2001年，由他的揭发而被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即达 160多人。他因此经历许多生死劫难，有黑恶集团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

王克勤真的如此“值钱”吗?

其实在某些人看来，王克勤一文不值。这从他为揭露某市出租车黑幕而对相关主管单位的采访遭遇即可得知。

王克勤采访出租车业主管机关——市交通局，对方要求发公函。在送上公函后，他每隔两天给那个局的宣传处打电话请求采访，对方均以“处长不在”等语搪塞。找法规处，同样答复。找出租处，被告知“回头联系，看人家处长愿不愿见你”；恰巧碰到处长，人家答“不行，我不直接接待记者”。

好不容易会同几个司机一起访问局长，景况更惨。在楼道，他就遭到驱逐，只是坚持没走。碰到局长后，局长呵斥：“你不是司机，给我出去!”两个大胖子强行将王记者架了出去。

在采访这个市一家大名鼎鼎的出租车公司时，先是保安严禁入门，后是工作人员不断盘查，再后一个酩酊大醉的家伙说：“哪里的记者?你给我出去!”王克勤终于被撵了出来。

你看他在这些大人眼里，是不是不如一个叫花子?像不像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

通过研读大量文件、资料，王克勤发现，这个市许多出租车公司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起家。出租车司机每天十几个小时艰辛劳动所得，几乎全部流进土霸王恶老板的腰包。他们的发家手段，一是巧取于司机，二是豪夺于国家，三是劫掠于公众。出租车，一时成为出租车公司“合法”疯狂敛财的工具。

2000年初，朱总理夫人劳安受朱总理委托，乘出租车专门调查其间问题。在一次统战会议上，朱总理讲，这里的问题相当严重，情形简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青红帮”。

而不幸的是，政府主管机关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车公司坑害国家、盘剥劳动者的“尚方宝剑”。有的出租车公司老板摇身一变，成了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比如上述那个交通局出租处处长即是，他当然代表老拉利益了。

这样的主管部门和领导，既不会自揭疮疤，也必然拒记者于千里之外。对了，如果王克勤昧心为那些人的劣行歌功颂德，他没准就像隐瞒报道山西矿难的某些记者那样，身价立马变为一块金元宝或数千元人民币——当然所值仍然可怜得很。

但是王克勤人如其名，在掌握基本资料基础之上，他深入民间，迂回作战，以一篇4万字的详实调查报告，终于把出租车垄断这个黑幕撕破了。温家宝总理就他的报告批示说，这个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应该拿出意见，全面整改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一个人的一篇报告，推动了一个行业的改革，王克勤此时的身价，又该是多少?

这年头，千奇百怪之事、令人发懵之事所在多有。这年头，当一个“赶会记者”甚至“红包记者”，容易；而当一个揭露真相的记者，难乎其难。记者本着“能憎方能爱，能爱和生，才能文”(鲁迅语)的原则记录历史，这记录才堪称“史家之绝唱”。而他明明知道由这憎和爱触发的行为，一定会令权势者和既得利益者，以十倍的狡猾掩饰真相，以百倍的疯狂打击报复，他也不会退却。悬赏500万元收购王克勤人头?这些蠢货不明白，王克勤为生民立命，为弱者代言，是无价的!他生活在群众之中而无所畏惧，人民也会以千倍的深情爱他、保护他。

述廉时考察“裙带”意义何在　作者：朽　木

家里住房情况如何?配偶和子女工作是怎样安排的?本人及亲属出国(境)有何“情况”?家属是否有在国外定居者……

从2004年开始，浙江省各级党政“一把手”在作年度工作报告时，必须回答上述此类问题。有关报道说，不只是“一把手”，在此基础上，浙江将把这种述职述廉“细到了‘家”’的做法，给予推广。即，不仅对“一把手”这么要求，对各级领导干部都将如此这般要求，以“实行领导干部年度述职述廉制度”。

不仅要述职，而且要一并述廉；不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谈去“述廉”，而是将之细化，要求“细细道来”；不仅要将本人的廉洁自律情况公之于众，还要将其家庭，包括配偶与子女乃至亲属的有关情况敞亮于“阳光”之下；不仅要曝光自己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亮相的视线还要延伸到领导个人及亲属的“国外行为”。依我看，这样的述廉，是有力的，执行得好，也会是有效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是全党全国共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不客气地说，也是一个至今仍需着力加强的大问题。这从近几年不断揭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便可得出结论。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刘方仁、王怀忠、田风山、李纪周……一个个重量级的巨贪大蠹，不断地“前腐后继”，冒将出来，算算他们的细账，翻翻他们的老底，其贪其腐，无不深藏着，深藏在其“细节”之中，深藏于其位子、票子、帽子、儿子、妻子等“五子”之中。这几年揭露出的大贪官，几乎都有这类问题。李嘉廷的儿子李勃、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还有马向东的妻子，刘方仁的儿媳，诸如此类，都是屁股上有屎者。而这类“屎”，都与其幕前人物、后台、老板有着：这样那样的摆不脱的“干系”。报上揭露的材料表明，有些贪官，其妻子儿女，有的竟早就过起了“留洋”生活，在国外一掷千金，花天酒地，豪气十足，派头大极。他们的金钱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威风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左右逢源哪里来的?不查，掩着盖着，谁能清楚。简言之，领导廉洁与否，不仅仅在于其“班上”，还要看其下班之后、8小时之外，还要看其“家底”是否清白，“裙带”是否洁净。浙江的述廉，要刨根究竟，要翻其“家底”查其“裙带”，意义正在这里。

一具体就深入，—具体就难于敷衍。比如，这位领导，你到底有几处房子，价值几何，如何得来的，现在是有人住着还是用于出租?这么一述廉，一彻底亮相，有人就会怵头的。再比如，那位领导，你有几个亲属在国外读书、经商、养老，有多少不动产，比如在国外买的“洋房”，钱从何来。谁给办的?假如是三个人在国外吧，那么，这三个要花多少钱……这么一算账，恐怕还会有人为之胆寒!说得出口吗?有理由吗?圆得了谎吗?我看对于一些“官”字头的当事人，这事有点“玄”。

当然，又不应当太过高估述廉时考察“裙带”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个“述”，只是有关领导、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我说，述廉，必须和考廉查廉配套才行!即，自己“述”，自己申报，组织上认真考核，一一弄清，看当事人说的是不是真话!如若“作秀”，立即揭露，立即处理，并予公示。最好，是“上网”，上“黑名单”，昭示天下，将相关材料统统真正敞亮于“阳光”之下。一句话，不要以为，述了廉，就真廉了；述廉述细，述到了“裙带”，就高枕无忧了。总之，一，不要太幼稚太天真；二，不要只靠述廉而不考廉查廉，甚至将不实的述廉“追认”为真话和事实。那，我们可就要上大当了。

发言与治国　作者：鄢烈山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客或政治家)是打心里瞧不起文化人的。流氓出身的汉高祖曾以溺儒冠来表达对书生的轻蔑。司马迁说汉武帝对他以倡优蓄之；乾隆皇帝则直斥多嘴的纪晓岚是倡优之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则是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的对象。邓拓当人民日报社老总时被伟大领袖骂为“书生”、“死人”；陈伯达则极力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秀才”，而是政治家能“治国”。

毛泽东说的不错：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在他看来，这是他们的宿命，问题只在于他们附在哪张皮上。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是“良禽择木而栖”，然后“士为知已者死”。秦汉大一统之后，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总之，必得依附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 (治国者)的角度立论。先秦的纵横家周游列国，欲说服掌权者，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并极力证明自己所献的计策是于他大有好处的；到了科举时代，不仅考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八股文，考公文考书法，还要考策论，即为统治者建言献策，殿试就是以策论定高下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从属与依附地位，使他们的发言必须是“建设性”的，即忠实于、有利于掌权者的，而且是现实的可行的；这与世界先进文化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的共识，自然是方枘圆凿。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无非两项，曰发现真知，曰鼓吹公义。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与平衡，按照萨伊德的见解，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为弱势群体代言，对社会主流持批评态度。

不囿于知识分子，就普通公民而盲，他们的表达与统治者与治国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就公民权利而言，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言论自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只要不违法犯罪。

倘若不是自说自话、自我发泄，而是“嘤嘤其鸣，求其友声”，意欲获得一定的共鸣、接受，有益于社会，当然要考虑言说的“成本收益率”，尽可能说得让人入耳人脑。但是，在当代，政治乃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负法律责任，也许还应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要他们“负责任地”说话，不过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因此，那种以行政长官的轻蔑口吻，动辄斥责言者“说话不负责任”，其实是傲慢与偏见。

在我看来，发言与治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时时处处不忘建言的现实可行性，那是幕僚、议员的行为规范旷如今的幕僚不是师爷或候补师爷(门客)，是党政机关的研究室人员、秘书班子以及各级“吃皇粮”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们的写作，不论是领导出题还是自己调研后选题，都必须小心谋算有几分政治可行性。这是他们的职分所在。普通公民发言则大可不必受此绳墨之限。

公民议政可以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甚至不应排斥某些浪漫主义的构想。现在不是时兴讲“制度创新”吗?制度创新最需要的是想像力。极富创造的奇思妙想往往出于“胡思乱想”。一切中规中矩地按固有的思维定势去进行，怎么可能脱窠臼出创意?在墨守成规的人眼中，只要不是率由旧章，他们就会认定你的想法不现实。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就断断不能将思维的翅膀紧紧拴在治国的驴车上。此其一。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政治家为俗物，乃至比之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哈维尔所倡导的那种讲良知的政治与政治家，往往被一些人视为愚蠢和伪善，不懂治国之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言说者从道义原则出发的立论，因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或许真不现实，但是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价值和作用。它表达了明天的现实要求，它时时在提醒掌权者“你的这一套”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它告诫现实政策的受益者休想将既得利益格局凝固起来。比如，“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中国当下也许是必由之路，但我们永远不应放弃平等、公正的旗帜，必须对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层、两极分化保持高度的警惕。也就是说，理想化的“超前”的言论，是现实的道德参照物，是政治上的嘹望哨，具有激励人们“向前看”不断进取的价值。此其二。

第三，从实际的政治运作、社会互动层面讲，立论者的“高蹈”、偏激，不过是为掌权者设立的一个激活思想、激发“应对”热情的对立面。大学生有一种智力游戏叫“辩论”，分正方、反方，各从一定立场出发，互相诘难，各呈精采，相互补充，使道理越辩越明。施行既定政策的政治家好比正方，千方百计寻找其破绽而“攻击”之的评论者则是反方。谁说得更在理，“评委”——社会舆论自有公断。类似的，法庭上的控辩双方各执一端，听证会上的各抒己见，两种意见交锋，可以借来比方“现实”的治国与“不现实”的议论；最后作出裁决的“法官”是民意与民意机关(最高权力机关)。也就是说，论者不必先“自我审查”，只讲有“现实可行性”的话，而是畅所欲言，通过与掌权者往复辩论，自可达到一种互相折衷的动态平衡。

或许，这样的比拟更合适：那些大牌的记者与节目主持人，向重要人物采访时，往往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所提的问题未必就代表他们本人的观点，实际上是给受访者一个自我阐释与辩白的机会。他们与受访人共同完成一档节目，评判权在观众(听众)那里。这种状态存在的前提是，平等对话，无所顾忌；它要有政治公开性护航。如果我们将发言者与治国者视为平等的伙伴，并认定治国者负有向公众解释其政治行为依据的义务，发言者发言前还有必要站在治国者的角度自我审查吗?

可笑的“拉佳德猜想”　作者：侯志川

经常鼓吹“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萨达姆驯服地向美军举起了双手，叫世界各地的“追萨族”们失了大大的一望。于是安全地避居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萨达姆的女儿拉佳德挺身而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猜想：“如果美军没有使用麻醉剂，萨达姆不可能不抵抗。”她的这一“拉佳德猜想”看似异想天开，其实也非独创，不过取自于七八十年前中国胡适之先生名言的前半部分“大胆假设”。名言的后半部分“小心求证”拉女士没有顾及，大约是由于没有闲功夫。“使用麻醉剂”的“证据”虽然拿不出来，但由于她的口气特硬，并且由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和报刊们广为传播，“追萨族”们肯定应该放心了。其他的人，如在下之流，至少也必须“半信半疑”吧。

拉佳德除了要维护其父的“一世英名”，更担心她的这个暴君爸爸的老命——“代表她母亲，萨达姆的妻予以及她本人和萨达姆的另外两个女儿提出”，“要求由国际法庭而不是伊拉克的任何法庭审判萨达姆”。如果说“拉佳德猜想”与他们一贯的欺骗造谣无中生有的风格颇为一致不必诧异的话，她的这个“要求”却与他们一贯的声明宣传大相径庭了，极为“反常”。几十年来，她的父亲依靠残暴血腥的高压统治，关起门称王称霸，哪怕他在南方的什叶派地区杀得血流成河，在北方用毒气弹灭绝库尔德人，在底格里斯河两岸掘下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他都声称这是了不得的“独立自主”和“主权”。“国际”上的各种声音包括联合国的决议他是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的。只有到了今天，当萨达姆成了赤手空拳的阶下囚，昔日被他任意欺凌的2300万伊拉克人民有可能判处恶贯满盈的萨达姆死刑的时候，他们才想起了久违的“国际”，哀求“国际法庭”救他一命。这时候他们才不好意思再提什么“独立”呀“主权”呀这些比什么都好听的东西了。

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若是听进了“国际”的一言半句，何苦今日请“国际”来审判自己还要“求”呀!

潜规则三问　作者：徐怀谦

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他说：“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谢云先生曾撰《潜规则》一文，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久而久之，浸润蔓延，‘潜规则’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一种人们的行为习惯，而明规则实际上则成了一种装饰，一种假面具。”

这是一个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话题，深不可测。我感兴趣的是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对一般人来说，它比明规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何清除潜规则?

先说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吴思在他的书中有所论述，但有些简略。他说：“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官吏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期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实用理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学的主要精神特征就是实用理性，一种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为核心，顺应人的心理情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实用理性。

打个比方，咱们不说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只说医院里送红包、学校收赞助费、单位设小金库之类的事情，这些都拿不到桌面上，都是潜规则，但它的运行却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就说做手术送红包吧，本来患者做手术就需要花钱，现在还得送红包，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明规则如此，其实不然。人家都送，你不迭，万一大夫不高兴，做手术时，给你留把刀子在肚子里，或给你留点后遗症什么的，你受得了吗?所以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把红包送出去之后，患者家属的心里才会踏实些。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现在看个病，谁不是托这个朋友那个朋友挂号找大夫，这里面就有一笔人情债，把红包一掏，也算是还人情了——用现在较时髦的一个术语来说，这就叫腐败的“民间基础”。

再比如说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话题。明规则是百分之五，你到各地去检查，农民的明白卡上的数字都在百分之五以内，可是农民连年嚷负担重，是一些刁民企图逃避纳税义务吗?不是。是真重了。怎么重的?一个原因是基数上出了问题。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上年农民纯收入是多少?800元还是1000元还是2000元?这不是农民定，而是上级政府定。还有一个原因是名·目不一的摊派。像集资修路建校、民兵训练费、报刊征订费等等，都有冠冕堂皇的借口，摊到你头上，你不交，对不起，牵你的牛，揭你的瓦，关你的禁闭或者是不许你的孩子上学，反正总有一招能制你。有几个农民敢和官员较劲?第三层原因：中国有那么多衙门，哪个衙门里不是人满为患?编制内人员的工资上头拔，编制外的呢?当然是向农民伸手。编制内的光靠工资不行，得有点奖金，奖金从哪儿出?是农民。当官的想“进步进步”，就得送礼，送礼总不能自己掏腰包吧，钱从何出?还是农民。吴思说：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他说得很实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潜规则比明规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得从最基本的人性说起。明的那一套好不好?好。但往往不是从人的基本心理情感原则出发，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这种追求是以人人都是圣人作为前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箪食，一律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其实只要能做到孔予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句话，我们也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可惜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也不能降格以求，仍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普遍现象。焦裕禄、孔繁森好不好?好，但你问问现在的官员中有几个内心里真以他们为楷模?这些人定会意味深长地一笑：中国有几个焦裕禄、孔繁森?相反，贪污腐败对吗?不对，也有风险，弄不好，要杀头的。但风险系数不算大，又有一张关系网暗中保护着，使这些人在心理上有一种有恃无恐的感觉，而且腐败的味道还不错。有则民谣说：“领导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麻将桌上搬一搬；搬完以后怎么办?舞厅里边转一转；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室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后怎么办……”有个小科长在过了一天这样的生活之后，就说：腐败的感觉很舒服嘛!

从某个角度来说，潜规则的大肆流行，正是对一切高调的反讽。一个朝代衰亡时，往往是高调最刺耳的时候，也是潜规则最猖獗的时候；而一个朝代上升时，往往是明规则和潜规则距离较近的时候。

难道我们只能认同这类 潜规则吗?当然不是。借鉴一下西方的情况，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它认为：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往更平些时候推，西方人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正视“欲”，但他们明白“控制欲望比满足欲望更值得引以为荥。”

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规。”马克思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点都不高调。

所以第三个问题：如何清除这类潜规则?靠高调子是行不通的，高调子在中国已经唱了两千年，没什么作用就是明证。靠什么?靠体制改革。这套体制包括民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等。拿反贪来说，没有体制的配合，只是媒体上唱高调，或杀鸡吓猴似地抓几个反面典型，震不住。这就是朱元璋感叹的“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他不在培养贪官淘汰清官的那套体制上动脑筋，只想靠一个杀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有些人来说，可以“舍生取叉”，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却是“舍生取利”，这就是人性。然而在今天，高调子还没有唱完，潜规则仍大行其道，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正视人性，正视潜规则，以体制来约束人情的滥用，或许是惟一的可行之路。

常识以下的溢美之词　作者：张金岭

在某地方报上，读到了一篇写一位地方官的散文。文中提到的那位不算太大的地方官刚刚退下来，我想，这一定是位政声很好的地方官，不然，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声情并茂。“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文中的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好几天，但越琢磨越不舒服。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背景下，不管哪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不要动不动就强调自己这种职业是在贡献啦，奉献啦，等等。这样一说，好像别的职业都和贡献、奉献这些好词儿沾不上边儿似的，况且这很容易掩盖职业对一个人最原始的意义——生存的手段。能当上个领导，这首先是获得了稳定且可能不低的收入，从而不必像下岗职工和农民工那样，再为生计发愁。在我们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不是很值得庆幸和幸福的事情吗?要知道，在我们社会的边缘地带，还有那么多的人为“找活儿干”而愁眉紧锁，甚至为讨要自己的血汗钱而被砍断手指。如果我们坐在真皮沙发上大讲自己在“奉献着”，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

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根本不是某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是在制度之下退位的。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任期一到，当退则退，不退也得退。依制度而退，是理所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是最低要求。对于人人都该做好的事，似乎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就是一种贡献”吧。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真不知道是对人的褒扬，还是对人的批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任期已到，却仍然不言退，那不但是制度不允许的，也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当地方官，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之一。而这样的方式还有很多，不管哪种方式，既是公民的平等权利，也是平等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天然地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某几个人。这就是现代社会和贵族制社会的根本不同。民主政治时代，绝不是那种“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弗雷德·梅克因《德国的灾难》)的时代。因此，我们绝不能用中世纪的标准，来评判21世纪的人和事。把一个地方官按制度退位，看成“就是一种贡献”，其实是借以自重，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

“老领导迟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一种客气话，但这样的客气话所以有必要说，既说明有人愿听，也说明在我们的礼俗之中还有很多混浊的观念没有澄清。用一种畸形的评价标准，只能得出畸形的结论，进而助长畸形观念的流行。这样论来论去，我们的观念便总是徘徊在常识以下，或者使得那些常识以下的观念理直气壮地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使混浊的更加混浊。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畴里，既要抑射邪恶的欲望。也要调控美好的欲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在西方的公司里没有元老，因为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都得到了回报，因此退下来也就退下来了，不能再以自己是公司的创始人为由继续指挥这个公司。当地方官，是一个公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方式而已，总是把贡献挂在嘴边，这显得有点过于自重，是没有摆正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是把个人的力量看得过重了。“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样于情于理都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活，真是一种常识以下的溢荚之词。

为“政绩工程”正名　作者：章　明

一提到“政绩工程”，人人皱眉，群起而攻之骂之口诛笔伐之。但是，这里有一个名与实之间的误区，不可不辨。“政绩工程”四字，无论如何看不出贬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造福就是政绩，而官员们主持兴建的能够为民造福的工程就叫政绩工程，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为民造福的政绩工程，其中有的已经年代久远，仍然万口赞颂，势必千古流芳。战国时期秦昭王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凿山引水，开渠排洪，使一向苦于水旱的成都平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时间过丢了—两手多年，这项工程还在发挥作用，“民到于今受其赐”。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苏轼先后任杭州太守和杭州知州，他们都关怀民生民瘼，治水浚湖，垒泥筑堤，植树莳花，免除了水患，增添了西湖的旖旎风光。当时人民就亲L刀地称他们修的堤叫“白堤”、“苏堤”，今天我们流连于西子湖畔，有谁不感念二位大诗人的良法美意呢?此外，如清代将领左宗棠在塞外种下的“左公柳”，清末民初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兴建的京张铁路，当代科学院院士袁隆平培育的高产杂交水稻等等，都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政绩工程。极而言之，我以为万里长城也应该归人这个行列。当然会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长城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闭塞停滞，有人说它根本上起不到防御作用，有人说肯定了长城就等于歌颂了暴君秦始皇。我个人则以为长城是功大于过：它确实有几次放过了可汗铁骑，但更多的是挡住了胡人“年年秋熟，南下牧马”，既保护了关内汉民族的农业经济，也促进了塞外少数民族的农耕、冶铁和手工业的发展。长城也并未遮断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的丝绸之路。长城的修筑始于春秋，齐、楚、魏、燕、赵相继兴建，秦始皇不过把它们连接了起来。时至今日，长城在人们心中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同时也是我国最早最大的政绩工程。

因此，我以为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首先，确实有利于国计民生；其次，主其事者出以公心，不谋个人私利；第三，经得起实用考验和时间考验；第四，主其事者绝不自我夸功表功。四者兼备，不亦难乎?

正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斯的美名盛誉，于是它早就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可他们没安好心，自然办不成好事。前些年重庆綦江彩虹桥事件震动全国。该桥于1996年2月12日建成使用，1999年1月 9日整体坍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原县委书记张开科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被判死缓。此前，当地报纸有文赞之曰：“长虹卧波，綦江一景。”三年前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被送上审判台以后，留下了三大“遣产”：一是浑河大市场，耗用国家资产16亿元，竣工后绝大部分空置无用；二是沈阳国际棋城，计划投资12亿元，建至一半后废弃；三是与港商合建投资17亿元的大二环快速干道，连年亏损，全部收入都给港商还不够。无独有偶，去年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也有“三大工程”，也是耗资数以亿计，也是一场春梦……凡此种种，不能不让我们痛心、伤心、恶心!

这些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条规律：凡贪官就必有一项或多项与“政绩”完全无关的"32程”，它们的特征是：一，主事者的动机或为升官，或为捞钱，或二者兼而有之。二，没有一项是国计民生之所需，都是损公肥私的骗局。三，都是大规模，大投入，外带大吹大擂大忽悠。四，都是极其短命的，昙花一现，转瞬即垮。有鉴于此，我郑重吁请拿笔的诸君在写贪官行状时，不用“政绩工程”一词，带引号的也不用，以免鱼目混珠。贪官们搞的只是升官工程、贪污工程、害民工程、包二奶工程、拆烂污工程、丧天良工程、骗款外逃工程、空手套白狼工程等等，不妨据实写来。如果说我提的这些词语都不好，那么，我以为在1998年长江大水期间国务院前任总理朱镕基说的“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两个词语都很好，尤其是后者。万一，诸君觉得“王八蛋工程”作为书面表达有点困难，那我就没办法了。

但也不是绝对没办法，鄙人殚精竭虑，想到了另一个词：“乌纱帽工程”。贪官们搅天搅地，无非是要保官升官，有了官别的全有了。这个词似乎有点概括性，字面也驯雅，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从吃喝能看出品位吗？　作者：阮　直

我这人最怕去饭店了， 当然除了口袋里的钱硬不过烤鸭嘴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会点菜，特别是被人请或请人家吃饭。点菜其实本该不比点鼠标难，可是点鼠标我是越点越熟练，越点越快，点菜倒是越点越慢，越老越不会点。

三十年前下饭店排着长队，轮到了我时，递上五角钱，两个馒头一碗汤，拿起来走人。会点不会点的也得吃这个，好东西轮不到我点。二十年前下饭店，几个哥儿们一壶酒，一盘花生米，一个拍黄瓜，再来俩荤的也就是猪肉炖粉条，外加一个“地三鲜”，有荤有素，有说有笑，一次聚餐，快乐七天。十年前进酒店，无论是被请，还是请人，都要点上十几个莱，讲究丰盛，吃不完才显得体面。

可如今我无论是被请还是请人都不敢再随意点菜了。年前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总请朋友聚会，把我也列入其中，让各位点菜时，我点了一碗猪肉炖粉条，服务小姐说：“这里没这个菜”。同桌坐的两位小资女性相互对视一下后，再看我的眼神就多了三分鄙视。我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下里巴人了，我想换成“地三鲜”，可细一想，这个更土，还是作罢算了。人家各位点的菜不仅名贵，连菜名也优荚、浪漫，我就是吃完了都没记住名。

席间，那两位小资小姐与身边有绅士相的先生聊起美食来，让我目瞪口呆，别说中国的八大莱系了，好像“里约热内卢”烤出的“考拉蹄”他们都朵颐过。

你看人家那品位，真高。再看看自己，别说点不出那样高档、高价的名菜，就是人家给咱点来了，我也尝不出个滋味，那只近千元一个的大龙虾，我吃上一口，觉得还不如蔡老五虾塘里人工养殖的虾有味道。

记得有笑话讥讽农妇，说她羡慕宫中娘娘的日子，睡午觉醒后，对着丫环，把手一伸说：“拿柿饼子来。”我就是那个农妇的品位，虽然我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柿饼好吃的东西，但我就得意这口，就像我断奶那天起就爱吃炸酱面，，如今断牙了，还是爱吃炸酱面。在小资或白领人的眼中，我这是品位不够。会吃的人说“三辈子才能吃出美食家”，“五代人喝了墨水才是书香门第”，老夫我得温饱还不足二十年，我怎能有品位。

我的一个朋友离异后，人家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两人进饭店吃饭时他点了一道菜，就把他们能再次吃饭的机会给葬送了，这小子点了一盘溜肥肠。咱中国的老百姓有句经典性的话，把人生在世，浓缩为“吃喝”二字。若第一次约女朋友，就点一盘溜肥肠，这是够腻歪了。若先把人都升华到比尔·盖茨那样富有，小布什那样显赫，贝克汉姆那样知名你再点“地三鲜”、溜肥肠、猪肉炖粉条，就是点鸡屁股，怕也不会把女友点跑了。

在《随笔》上读季羡林大师的文章，就知道他爱吃溜肝尖，冯友兰爱吃豆面卷予，老舍爱喝豆汁，这些东西按说都是摆不上大雅之堂的玩艺儿，可换成了名人吃、大师吃，就是文化，就是个性了，就是一缕缕乡情了。

其实爱吃啥，不爱吃啥不过是个人的习惯和口味，但如今的人非要把吃啥喝啥上升到人的品位上，好像吃煎饼果子的人，就不配坐电梯往高层的写字间里进，吃“多美丽”的人才配穿耐克、看美展、听高雅音乐会、开宝马车。

记得杂文家朱铁志有句话很有意思：“要么把自己变成艺术品，要么把自己打扮成艺术品。”顺着他的思路，我立马想到，要么把自己修炼成高品位，要么把自己装扮成高品位。我这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啥品位，反正我的品位我自己品着不恶心我就知足了，当年上山下乡那阵子我一年里只洗一次澡，还是大河里泡的，一年只吃一顿饺子还是菜馅的，一年四季只有两套可换洗的衣服，还是带补丁的。那时我就知道，即便是俄罗斯最黑的燕麦“咧巴”，也比我们“知青点”里吃玉米面窝头顺口，意大利馅饼一定比我娘烙的韭菜恰予好吃，可是谁给我吃呀?这能怪我没品位?我的品位包括我的口味不都是时代和社会给我养成的吗，如果我生在一个吃面包喝牛奶，饭后也有一盘水果，身边还有一个美丽的小保姆侍候的环境里，我怎么会到了50岁，一进饭店就想起“地三鲜”呢。

世故也成财富　作者：吴　非

冯忌去见赵孝成王，故意拱手低头作出不敢说话的样子，矫情得很。赵王问他为什么这样。冯忌就说故事。说有客向宓子推荐一个人，后来客问宓子，所推荐的人有什么过错。宓子说，你推荐的人有三处错：望着我笑，这是轻视我；谈话不称我为老师，这是背叛我；交情浅而言语深，这是迷惑我。客说：“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接着冯忌着重谈了“交浅而言深为忠”，然后问赵王，是否可以深谈而不被误解。赵王答应，冯忌这才敢“深谈”。

冯忌在“演出”之前如此打预防针是否有必要?看来是不得不如此。谈进贤，讲纳谏，号召人家只讲“掏心窝子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说翻脸就翻脸，倒打一耙，以自己是玩阳谋的高手而得意，如此等等，在中国都是久演不衰的戏剧。所以推心置腹的深谈常常是招致误会的祸根，“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了千古箴言，“城府深”成了赞辞。人防口祸，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越是口口声声说“肝胆相照”、“在一口锅里搅勺子”、“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就越是让人不再敢开口。

中国是世故之乡。在中国，称一个人“城府深”，含有认为其人有控制别人的能力，腹内有春秋，深藏不露，后发制人等意思，这种人甚至能一言九鼎；而诚实坦率却往往被当作“不成熟”的别称。

称青年为“少年老成”也是赞扬，这样的赞扬使得一些青年以世故为荣，城府超过老年人。有人说，世界上滑稽的事是青年比老年人世故，比这滑稽的是他们得意自己的世故，更滑稽的是他们还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早几年单位选“第三梯队”，“言深”者一律不要，“言浅”也不要，“言假”的可以考虑。所以青年学世故，也是因为处处有人生之师。曾闻某小官僚教导青年教师：想当官，一定要会围着张三转，盲必称师；要想出国混钱，找李四，要舍得送钞票；想搞学问坐冷板凳，就和王五一样，有话直说……简直是一部最简明的《人间指南》。

偶听某青年谈处世之道，说起如何利用上司，如何利用群众，如何沽名钓誉，如何“先下手为强”，如何要“外清静而内多欲”等等，让我震惊不已。不知该青年是胸无城府还是习非成是，惊怕之下，惟恐被他引为知己。青年坦然说，如今社会，没有这两下子如何闯荡?好在青年并不想有以教我。怎么说呢?原本应当是七老八十的经验，现在让二十多岁的人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人之初，总还算张白纸，后来就有“三从”：在家从父母，在校从老师，工作之后最重要——要从领导。对比较听话的孩子而言，这是基本特征。这种在道德上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孩子，倘使纯洁得像一头洁白的小羊，有着使人不忍伤害的形象，倒也会有一定的安全感。怕就怕在名利场中，一见钟情，一下子如鱼得水。在校从师就见过了势利，而一遇到权力，就膜拜，最终羞恶之心荡然不存，那样的话，人间就多了一种“狼不狼羊不羊”的角色。

鲁迅曾经告诉柔石，人间如何可怕，人如何卖友，如何吮血，而鲁迅自己并没有卖友，也没有吮血。景仰鲁迅的柔石是表示过不理解的。60年过去，风气有了点变化。不同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倒轮上青年给我们来上这样的课了。

“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道理不错，可惜我们中国的事常常只剩下道理是对的。回头再看冯忌的话，就觉得战国时代还有那样迂的人，中国历史确实是有过率真的一页的。

你有学问算个啥？　作者：梅桑榆

老弟，我知道你很有学问。可这又算个啥?不客气地说，我一听你们这些人空喊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就感到好笑。嗯?这话是老外说的?那就更带有欺骗性质。老实告诉你，知识是谈不上什么力量的!你是有知识的人，可你敢跟那些吃拳击、举重饭的人比试比试?我恐怕你还经不起美国那个从牢里放出来的泰森一指头。你别笑，我跟你说真的。

你既然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了解一点历史。自古以来，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看那些登上皇帝宝座的人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刘邦有学问吗?成吉思汗有学问吗?努尔哈赤有学问吗?这些人的老底，你不知也罢。你是凤阳人，对几百年来一直为你们凤阳人争光的朱元璋老乡喝过几天墨水，你总该清楚。他老人家论文化程度，连小学毕业都算不上，可是人家硬是干上了大明开国皇帝，这你不服也得服! 自古以来，有学问的人能拉几火车：孔丘、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这些人哪个不是学问齐天?可是有的人不是政治上厄运重重，便是生活上穷困潦倒。你的学问总不能比这些人深吧?不用翻历史的老账，看看这几十年在历次运动中倒霉的都是哪些人吧。就拿“文革”来说，能有幸戴上牛鬼蛇神桂冠的，恐怕大多是你们这号有学问的人。

刚才我是从宏观上让你明白，有学问不算个啥。现在我再从微观上举几个例子，好让你心服口服。咱家的老邻居得贵，论文化程度只是初中，论级别只是个副处级。但是人家现在不但自己住有楼出有车，他的三亲六故也跟着住有楼出有车。他不仅自己住着别墅，还占着五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一套是小蜜的，两套是儿子女婿的；还有两套空在那里，是为孙子外孙准备的。至于他的存款，都说已有几百万。他现在倒是有一张大学文凭，不过那是他几年前花1万元公款买的。据他的秘书透露，他没听过10堂课，连考试都是秘书代劳的。听说他最近还要花3万元买个硕士学位，以作为日后提拔的条件。得贵毕竟是政府官员，还要买文凭装门面，我有个亲戚连发，自小没读过几年书，参加工作后又囚跟盗窃团伙瞎混，坐了3年牢，出来后成了无业游民。可人家穷则思变，啥赚钱干啥，现在财产已有上千万。有人叫他买张文凭往自己脸上贴贴金，可他一拍肚子说：“我这里头有几滴墨水，谁不知道?用不着挂那些假招牌。我就是要让那些有学问的人看看，谁比谁活得好!”据我所知，他小子不仅包了两个小姐，而且经常换女秘书，并且都是大学毕业生。像得贵、连发这样的经历究竟是难得一闻的传奇，还是具有典型意义，你是有学问的人，不说你也明白。

老弟，你的确很有学问。你吃了十几年寒窗苦，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也未间断学习，夜夜黄卷青灯，苦读苦学。在本地同行业中，不论是工作成绩还是写作水平，谁能与你相比?可是你混到现在，出无专车，住无小楼，生病住个院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一年到头更是没人给你送礼……你别说跟得贵、连发那号人比，我只是个科长，比处长还小两圈，可我吃喝玩乐皆公费，甚至，甚至(论咱俩的关系，这话对你说也没事)连玩小姐的开销都是公款。论待遇，我恐怕要比你高上几个等级。你说你有学问算个啥?唉，我真为你可惜!

我骂故我在　作者：大　卫

这些年闹得最凶的，除了演艺圈之外，就是文化圈。文化圈之凶，凶在骂。你方骂罢我登场，直把文坛作骂坛。说到骂，我们谁也无法绕开王朔，一半是唾沫一半是烈焰。他像一个老中医，先是自作主张给金庸号脉，然后，又给鲁迅、老舍开虎狼之方。

我这人孤陋寡闻，几近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文坛的内幕更一无所知。不是现在如此，打小我就这德性。小时候，我就不知村子里谁家的猪跑了，羊丢了，驴颠了，鸡跟狗私奔了……直至谁谁谁出来骂街，一般的句式为：“千刀杀的，万刀剐的，家里少祖宗了?你牵了我的猪。”从庄东头一直蹦到庄西头，我这才知道村里谁谁家又丢了一头祖宗。

举这个例子不太恰当，文坛又不丢猪。是呀，我也纳闷没丢猪你凭啥骂人。后来，我有了一个小小发现，他们没丢猪，却有一件比丢猪还要窝心的事，那就是还未著名，至少还未十分著名，或者Very著名了，但又怕成不了焦点人物。为了争取更多的眼球，影星歌星可以出写真集，而这一拨儿连肋骨有几根都能数得清的文人若出写真集，除了说明中国新增了一条搓衣板流水线之外，恐怕也不会说明别的什么。

若说他们胡乱开骂，绝对又是一出《窦娥冤》。小可略作研究，发现他们骂来骂去，没一个骂卖茶叶蛋、卖烤红薯的。如果说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不是名人不骂，不走红的不骂，人气不旺的不骂，一百年前的不骂二百年前的不骂三百年前的八抬大轿来接也不骂。外国的，无论东亚欧洲还是拉丁北美，不管当代近代还是古代，一律不骂。

骂来骂去，文坛热闹了，吸引了不少眼球，各大晚报的娱乐版才没有开天窗，不管圈内的还是圈外的(老师说了：圈，是一个多音字)都有了话题，也就是谈资。不然见了面，只能今天天气真好地打着哈哈，多俗，多无聊。

生活中，虽然我动不动就犯贱，但还没有贱到不骂人就不能活的地步。我知道这样说还是犯贱，没办法，骂人是骂人者的墓志铭，犯贱是犯贱者的通行证。我不怀疑那些骂坛老手或者新秀有真知焉灼见焉，但我怀疑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欠妥?是不是在表演一种“骂人秀”?有话好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名也并非骂一两个人就能如愿。

以后，如果判定谁出不出名，一看被骂的次数就行了。反过来看，被骂也不是坏事，比如有一次，我就在厕所里遇一主儿——不是瞎话，当时谈话的环境就是厕所——他说没想到余秋雨这小子也出名了，我说人家早就是大名人哩。他反驳我说，什么出不出名，不就是自行车修得好么，可上次我那车子他就没修好啊!嘿，当时差点没把我气晕过去，这鸭头不是那丫头，他扯得跟被套似的。隔行如隔山，看来名人还是要普及普及再普及。

不过我提了裤子出来的时候，也没把另一个问题丢在厕所里：名人在被进一步普及的同时，那骂人的，如果他的知名度不高，至少给了我这样的信息：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如果他的知名度还算可以，那给我传达出的则是另一个信息：噢，这么多年了，他还在练摊儿。

千万不要当农民　作者：Chilamyin

千万不要出生在农村。你家很穷，种上几亩地，打上几百斤粮食，收入几百元，而从上小学开始，就需要缴纳无数的学杂费，村里乡里的干部会不断的来你家，有钱要钱，没钱拆房，能吃饱饭，也就是能吃饱饭罢了。虽然你的父母一样是望你成龙或者成风，但是无论如何也交不起学费，你只能早早地辍学，从开始就落后了。长大了以后，你依然是个农民，没有福利，没有保险。在这个国家，你惟一可以做的是缴钱，你很穷，但是好歹认识了几个宇，于是当干部们又来收钱的时候，你举起路上拣到的某本中央的减负文件，说：这笔费用不需要缴纳!于是，你就是顽固分子，而你现在拿的是反动文件，也许就是刚刚被省里禁止的那本，于是你被派出所或者其他什么戴大盖帽的人关起来，然后你家人要缴更多的钱，为你赎身。

在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到一个大城市去打工。没有钱，和许多朋友一样，挤在火车上，没有座位，只能与几百个兄弟在一个车厢中，扒在走廊中，挤在厕所旁，乘务员也很厌烦你，随时可以对你进行训斥。

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也许很漂亮，所以衣衫褴褛的你是一个另类。这座漂亮的城市，是这座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中国农村来的人的城市，它会专门把好的工作挑出来留给它的居民，留给你的只是清洁工等等当地人认为丢脸或者肮脏而不做的工作；要不，你只能到某个厂子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后收入几百块钱。啃上几个馒头，喝上了水，还有点钱，生活有点改观?而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花这个城市许多人看不起的几百元去买一张叫暂住证的东西，来证明你不是这个地方的合法居民。千万要记住，办这证件要快，而且时刻放在身上，否则当你逛街的时候，甚至你在家里，都会有穿着制服的勇士来把你送到一个号称是赈济的地方，这时候，你就需要再花很多本来就不多的钱来赎身；对了，这个过程中，你要恭恭敬敬的，否则小心惹起制服勇士的愤怒，你凭什么来这个城市?都是这些公仆的恩赐啊!对了，记住，从小要开始苦练被打，因为公仆们完全可以只因为他们喜欢，就送你一顿耳光和飞腿。

在这种城市，你谦虚谨慎，小心翼翼，不多说话，不乱动，左脸被打，右脸凑上；慢慢地立下了脚，开始熟悉这座城市，你必须每天早早地锻炼身体，练习跑步，努力做到不要被风吹了，不要遇到什么传染病，否则这座城市的医院可以把你的积蓄都吃光。哦，其实这是遇到好心的医生和医院，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就进不了这个门，一旦生病，尽可能不去医院，就算进去了，也要把自己平时苦练的跑步技术发挥出来，一有机会就跑，否则多半要背几辈子的债务。在这座城市，和某个同病相怜的人有了爱情，有了孩子，孩子要上学，哦，算了吧，你不是这座城市的人，这座城市的学校不要你的孩子，于是你的孩子只能偷偷上民工学校，真是幸运啊!直到有一天，这个城市的人们认为你的孩子的学校太不整洁，把它拆除了为止!

你很聪明，也许就智力来说，你和出生在河南农村却一出生就离开祖国的的崔琦一样聪明，所以你的收入开始提高，生活渐渐安定，但是就算你西装革履，请记住你是农民，是农村来的，所以暗暗地祈祷这个城市千万不要出了什么乱予，也千万不要有什么重大庆典，否则你就会作为这座城市的目标，被赶出去。而有一天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甚至被打死，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你。

当然了，假如你的父母当年勒紧腰带，全心全意供你上学，你也很努力，终于上了大学，于是你洋洋得意的到了一个大城市，而且理直气壮的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人，于是你就是孙志刚了，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故事。还好了，至少读过书以后的你被打死，还是有许多人关注你。但是无论如何，你是个农民，无论你受过教育也好，没有受过教育也好，请记住，你一出生就注定是城市中某个用来表示骂人是没有见识、落后、犯罪率高的词语代表的人。

如果真的有来生，你还是沉默的活上一辈子，暗暗地祝福自己不要出生在这个国家的农村吧，千万不要大声，否则有人认为你在诽谤。

“白吃师范”能否借用？　作者：舒　乙

“师范，师范，白吃饭”。

这是从前的人对当时师范制度的一种有趣的描述，绝无贬意，倒有不少赞许的意思。一句话，当时上师范是不要花钱的，故日白吃。

“白吃”到什么程度，是现今的人绝对想不到的。

据非常可靠的档案记载，这种“白吃”，譬如，在1912—1921年期间，包括：一不要学费，二不要课本费，三不要住宿费，四不要饭费，还要发呢子制服、帽子，和皮靴。总之，国家把学子整个儿养起来，让他们一心一意上学读书。

那时的师范是一种洋学堂，以北京师范学校为例，公开招生始自1912年。学制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相当于职业中等学校，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的。学习内容除古文外(当时还没有白话文)，还有教育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博物学，军事课，英文，学校里有钢琴室，有管弦乐队，第三届毕业实习是全班开赴日本!

北京师范学校第一年录取新生是采用公开向社会招生的方式，以考试定优劣，择优录取。结果报名1000多人，仅录取50名。其中有一个孩子叫舒庆春，北京人，即日后的作家老舍。据他回忆，他的同学中，北京人绝少，大部分是北京周边乡间的优秀子弟，都各自说一口乡音很重的地方话。

众所周知，老舍先生自己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孩子，他的命运，如果不是碰上这种可爱的“白吃师范”制度，是断然不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极可能要成为挎一个小篮子绕街卖花生米的小贩，或者在商铺当个小学徒。

“白吃”救了无数穷孩子，也成就了一批杰出人材，各行各业的。我看过一套记载师范制度培养的杰出人材的传记丛书，里面已载的名人之多，名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包括毛泽东。他们的一大共同特点，就是出身都不大富裕，甚至根本就是乡间的穷子弟。

这就是“白吃师范”的启示。

我提这些老事，绝不是要恢复那样的师范学校。我看中的是免费为贫穷的孩子提供上学机会的思路，这个顶重要。

眼下，教育乱收费横行，据 2003年的统计，全国竟查出21．4亿元的教育乱收费。其中有两大新动向最为可怕，最为恶劣：一是将公办中小学以改革的名义，改为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换块牌子，开始高收费；二是借联合办学的名义，公办学校找企业或民校签订联合办校协议，然后提高收费标准。收费名堂之多，也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的课本费形同摊派和强拉强卖，名实不等价。凡此等等，第一个大祸就是将成千上万农村的贫儿拒之于校门以外。

从长远来看，如此下去，不仅达不到实行全面义务教育的目的，永远消灭不了文盲，无法实现提高全民族文明水平的长远目标，而且，还会大量埋没优秀农村人材的浮出，这对整个国家来说，将会带来极其深重的损失。

想一想，那样的话，可能会有多少个未来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被彻底断送。

归根到底，是教育投入不足啊，教育乱收费倒是不能全怪下面的学校。

什么都可以省，惟独教育投入不可省；非但不可省，还要大幅度提高。

盼着可爱的“白吃师范”式的学校收费模式的归来吧，帮帮乡间的贫苦学子!

权钱交易乱谈　作者：吕碧辉

“权钱交易”这个词组与“贪官污吏”共见于报端，可见其天生就不是好东西。每每在报端上见了这字眼，慨叹之余，不由得就产生了怀疑：权钱，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交易?什么情况下就不能交易呢?细想，这居然是很复杂的经济学原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

历史上发生的较早权钱交易恐怕要数、吕不韦了。

吕不韦算是当时阳翟的个体工商户，长途贩运往来于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之间，算是国际倒爷，蓄了不少资产。一次，他在往返邯郸的途中偶遇了子楚，慧眼识英雄，“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可见，商人的法则，哪怕你贵为国戚，也是被当作“货”来看待的。原来这子楚是秦国昭襄王的孙子，也是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被赵国扣为人质，软禁在丛台，还派大夫公孙乾监视其一举一动。子楚虽为秦王贵胄，却因安国君子息众多，并不被看重，在赵国更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食无鱼，出无车，囊中羞涩，实与囚徒无异，况时时有砍头之忧，所以郁郁寡欢，惶恐悲伤。吕不韦既要将“奇货”居之，便先以百金结识公孙乾，然后得以接近子楚。子楚此时独在异乡为异客，门前凄清，形容’枯槁，有人在其零落尘泥时以手相援，无异再生父母，自然是感恩戴德。两人遂成生死之交。吕不韦为子楚出谋划策，费尽心机讨得安国君妃子华阳夫人的欢心，达到让安国君立子楚为嗣子的目的，为其日后登基治秦，赢得了关键的一着。权钱交易的大幕拉开后，吕不韦又在邯郸一青楼寻访得一绝妙妖冶的“当红歌星”，把这个女子接回家中，先自己下种后才送与子楚耕耘，这“红歌星”即赵姬。吕不韦与子楚交接赵姬时签下口头协议，子楚必得纳“歌星”赵姬为正妻，如赵姬生产，是儿子者当为秦王储。子楚居于别人矮檐之下，衣食尚且靠吕氏接济，如今不仅锦衣玉食，更得佳丽同床共枕，鸳鸯同眠，自是满口答应。秦昭襄王死后，安国君赢柱继位，史称孝文王。可惜，乐极生悲，孝文王当政三日就撒手人寰，子楚顺理成章地成了秦王，即庄襄王。这位新君尊华阳夫人为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儿子嬴政为嗣子，起用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至此，吕不韦导演的权钱交易闹剧终得圆满结束。

岂知，皇权的卧榻之侧是不容他人酣睡的!吕不韦尽管贵为相国、仲父，终究被独生子秦始皇罢免，落得个愤愤然饮鸩自杀的悲惨结局。可见，权钱交易是有法则的，其最终结局总逃不出悲惨二宇不论买方还是卖方。

像吕不韦一样被金银锭子胀得消化不了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

沈万三名秀，靠着沿海贩货、海外贸易而发达，颇似今天赖昌星一类的角色。只是元末明初，国家尚且动荡混乱，海关一类的机关自然早已解体，沈万三之类也就无所谓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了。到了朱洪武坐镇南京的时候，沈万三已是“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富可敌国了，大概是上得福布斯富豪榜的。沈万三这人有了钱，也许是害怕新朝官人眼红自己的财产吧，于是就想起了权钱交易，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向新政摇尾讨好，顺势捞一个什么委员、代表、参事一类的闲官，以似打狗棒悬挂门庭，免得地方上乱收费的官吏或社会上的闲杂无赖骚扰滋事，其本意并非像石崇那样有意显洋摆阔。彼时大明天下百废待兴，石头城金陵已是断壁残垣，难为天朝大都，朱洪武修筑都城，安好自己的窝就成了首要之事。沈万三即是在这个时候出资修筑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墙。据《明史·马后传》记：“洪武时，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详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这段记载，寥寥数语，点中权钱交易的要害。大约这沈万三请筑都城三分之一是得到了洪武皇帝首肯的，不然也不会有此城墙至今屹立南京街头。沈万三修筑都城工程竣工之后，也许得到了朱洪武皇帝的表彰或者接见一类的恩典，或者得了一块“模范纳税工商户”一类的匾牌也未可知，史不见载，只得凭逻辑推理了。如此皇恩浩荡，沈万三难免就得意洋洋起来，得意必然忘形，又要出资犒天下之军。这还了得!军队乃国家柱石，历来是君权神授，军权君授，岂容他人染指，况且你沈秀不过小小一匹夫，就仗着有几袋臭钱，居然敢像皇帝那样犒赏三军，彼日让你修筑京都围墙，已经大大给了你面子，匹夫犒军，朱皇帝的脸面往哪儿撂，这就违反了权钱交易的法则。朱洪武大怒，定要拿沈万三开刀。沈秀钱再多，没能买得公安部副部长为他通风报信，又没买好绿卡能够偷逃国外，只能坐以待毙。好在马皇后从中斡旋，才让沈秀的脑袋暂寄项上。金钱和权力较量，沈万三被权杖敲得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最终还沦为笑谈。

史鉴于此，足见权钱交易是件走平衡木的把戏，弄得好，让你在平衡木上表演表演，给你几次廉价的掌声。弄不好，把你从平衡木上打将下去，即便不诛，也要发配遣送到蛮荒之地去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可见，权钱交易，只能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范围之内交易，这是法则。倘若你拿钱要人家让出几晶官的宝座，让匹夫也来尝尝提笔朱批的滋味，哪怕你出资万万，恐怕也没得哪个傻瓜愿忍痛割爱。凡行贿之人，欲行权钱交易的钱袋子们总得深思，囊中有钱烧得慌，修修长城，赞助赞助光彩工程可以，千万莫去打权力的主意，若要有此妄想，先得摸摸自己项上的脑袋是否比吕不韦、沈万三的脑袋更硬、更聪明。

荐稿人语：推荐“全国第十六届青年征文大赛”获奖的惟一一篇杂文《权钱交易乱谈》。在全国众多的杂文中能获此奖，足以扯人眼球，而作家吕碧辉先生还是我省(四川)青年文学作者中颇有才气的，笔耕十多年，写了很多长、中篇小说，偶尔为之的杂文也很犀利，从此文可见一斑。

近来的杂丈多是概念化、八股化的东西，我想推荐一些好的杂文，能扫一扫杂文界的陈腐之气。

给“美男作家”泼点冷水　作者：陈鲁民

北京、上海几个“美女作家”先前火辣辣闹腾了一阵子，虽也曾“无限风光”，知名度暴张，赚了不少钞票；但终因“用身体写作”之类“曲邪和寡”，换来骂声四起，一片喊打，自觉无趣，也渐无市场，于是偃旗息鼓。现如今，“美女作家”几近贬义词，如果说谁是“荚女作家”就跟骂她差不多，因而，几乎所有女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都首先要求撇开“荚女作家”的称号。

不意，上海最近异军突起，又冒出了一个“美男作家”，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大造舆论，宣称该社2004年第一本重头书将隆重推出全国首个“美男作家”葛红兵——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自称这是长江社“2004年第一秀”。出版社方面感觉十分良好，在谈到将葛红兵捧为“荚男作家”的理由时，出版社周社长直言：“这是因为他长得十分英俊，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作家之一。”“他在评论界是非常有战斗力的，称他为‘美男作家’主要依据他的长相。”(《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2月10日)然而，不知是否对“荚女作家”的那股恶心劲还没过去，大伙对“美男作家”也并不领情，出版界和文学界反应冷冷清清，无人喝彩；反倒是作家和评论家们嘘声一片，指责不断，就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泼来。

泼点冷水也好，能使人清醒，告诉出版社，也告诉这位“美男作家”，文人写书，全靠作品来赢人，与作家容貌毫无关系，“好脸蛋不能出大米”，自然也无法出精品佳作。李杜文章流传千古，可他们长得胖瘦丑俊，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一代宗师“鲁、郭、茅、巴、老、曹”们，好像也没有一个称得上“荚男作家”的。特别是迅翁，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一脸肃杀之相，可现代文化第一高峰的地位却无人可及，无论谁来排现代文学史座次，他都名列前茅。就是现今正走红的作家贾平凹、莫言、二月河、刘恒们，恐怕哪个也算不上英俊小生，可是人家那书是本本畅销，本本轰动；毫无疑问，对作家来说，若无写作的真本事，脸蛋再漂亮也没有用。古人潘安，可算个大名鼎鼎的“美男作家”，据说他乘车外出时，仰慕的女人前呼后拥，瞻仰风采的同时，还纷纷向他扔水果，车都装满了——他要是再开个水果行倒不错。不知是否为荚貌所累，潘安还真没写出过什么太像样的诗作，人们惟一记住的就是他那张脸：貌比潘安。

容貌生得好，的确是作家的福气，应当感谢造物主，也千万别浪费了那张脸，应力争开发“脸蛋”经济，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位“美男作家”既然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作家”，酷似刘德华，亚赛周润发，却没去唱歌跳舞演电影当明星，少挣了多少银子且不说，也真是暴殄天物，耽误了他那好容貌。正应了一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进错行。”

说到底，“金玉其外”固然可喜，“败絮其内”则委实可悲。依我的多年阅读经验，一般而言，凡在头衔、前缀上大做文章者，其内力皆不足；而用脸蛋、身体甚至隐私为作品张目的作家，其丈必不可读。想当初，众人批评“美女作家”时，该葛姓作家也曾一马当先，火力凶猛，摆出势不两立的劲头；可是，想不到轮到自己了，“美男作家”的帽子戴在头上了，也同样是沾沾自喜，左顾右盼。贵人何严，待已何宽。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抢镜头　作者：邵燕祥

抢镜头，该是影剧界的行话吧。拍电影，该谁上镜，是主角是配角，是特写还是一带而过，都在导演掌握中。不该你上，你上了，最后也难逃被剪掉的命运。

从前没有电影，只有舞台，演员在台上不安于位，越位也叫抢戏，犹如抢镜头也。

一般人没有上舞台、上摄影场的机会，在拍照片的场合，也会发生抢镜头的事。

当然，平常家人朋友的生活照，大抵不存在这个问题；反正谁也不挡谁就行了，至于谁前谁后，谁左谁右，无关宏旨。正式一点的合影，有个排座次的问题了，随着就产生是否有人抢镜头的争议。

与领导人(不管是全国一级，省市一级，县以下以至乡镇一级的官员们)合影，你置身何处，就成了大事。第一排座次是排定了的，谁该坐在哪儿，各有白纸黑字标明，据说问题不大。“抢镜头”是发生在站着的人里。西北某省一个搞复转军人安置工作的干部，就“抢”上了一个“镜头”：他恰好站在某一中央领导人的身后，他把这张照片的有关局部放大，突出了他和这位领导人的近距离，几乎成了随侍左右的“身边工作人员”的样子。他颇以此招摇了一番。只是成也“合影”，败也“合影”；他先是利用这张合影照片蒙混了一些人，甚至得以提升；但他不知进退，张扬过度，终于被明眼人所揭发，弄巧(?)成拙了。

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相当程度体现在看电视新闻或听新闻联播上。经过长期反复训练，竟能从名单的排列，看出或听出宦情的沉浮。这，说难也不难，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旧礼教，讲究的就是礼法规矩，亦即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不但长幼有序，更重要的是尊卑有序，尊者先，卑者后，不得僭越，电视有了视觉形象，更是一目了然。“文革”当中，伟大统帅毛泽东在前面走，副统帅林彪随行于后，总得保持几步距离，再往后看，依名单为序鱼贯而行；据说，每逢节日登天安门城楼，林彪绝不赶早抢先，但也绝不拉得太远，总要保证在毛泽东到达后几分钟准时来到，这个“几”分钟是有一定的，他的秘书们记得清，我就记不清了。

那时候，还不期而然地对老百姓进行了一套语法修辞训练。比如标题为“……(前面是一系列“红太阳”之类的词语，从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一个“以及”，这是暗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亲密程度略逊于毛林的关系，甚至是暗示，周恩来够不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至于还算不算一般“战友”，也很耐人寻味了。还有，在报一大串名单之后，挂一个“还有余秋里同志”，便显得余某人上天安门啦、上宴会厅啦，都有点勉强，不过碍于周恩来的要求，给这个管生产的负责人一席之地罢了。

这自然不是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人所能决定得了的。

但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却由此长了不少见识，这恐怕是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所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编了“九·一一”后“号召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以布什总统为核心的共和党周围”的套话，一时成为笑谈。

确如某些人土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是中国特色之所由来；西方国家想学也学不去的。

中国人，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除外(正如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些随地吐痰的人除外一样)，因关心国家大事而爱看报纸时事版，关注广播电视中“新闻联播”的，都在心里有一份名单，经常对照着看；比一般群众更热衷于此的，则是各级官员中经常上镜头的人。

要问上镜头的意义，演员或表演艺术家们最清楚，那是联系群众的惟一渠道，那是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对于演员以外的人呢?我们知道，有些县市办的电视节目，实际成了当地主要官员的“起居注”，没一项活动不出镜头，没一天不在荧屏上露面，有时作为配角陪上级检查工作，更多时是主角，天天在镜头前广而告之；开大会小会，亲临基层检查，接见外来客商，各种礼仪活动，包括工程奠基开工，公司超市开张，都要合影，剪彩，作重要讲话(当然不是说他们只该讲不重要的话)，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新世纪里的“华威先生”，想象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后才能看看文件，批批条子，或进而读读书，想想问题了。

一切成了习惯以后，一天不上镜就会不适应，担心群众会怎么看：是不是某人被“双规”了?为什么不抛头露面了?会不会因此谣言四起，说某某人犯案了?会不会因此而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熟悉中国国情的人来说，有这样的想法，还真不是多虑，而是极其自然，因为一般观众听众，也正顺着同一思维定势，作如是的猜想和推测。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于是，越是限制官员出镜，在某种意义上，越是促成了其中一些人“抢镜头”的迫切心里。

大家记得，在王宝森自杀案透露以后，陈希同频频出镜，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向公众表明陈某人的存在：陈某人依然大权在握，陈某人没有你们传说的问题，如此等等。

有了这样的视听经验的中国听众观众们，不但对于常常出镜而归于悄然的公众人物(主要是当地负责官员)有所怀疑，而对于忽然异乎寻常大抢镜头，几乎天天不拉甚至分包赶场在电视荧屏前近于随叫随到的人，也产生了格外的关心：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有点像穿上特制文化衫，前胸后背写着“我没露馅，我没失风”?

好端端的传媒，一向充满令人快慰的好人好事的地方，却让个别抢镜头的人给闹恶心了。怎么办?

真理不可侮　作者：葛栋玉

《真理报》创刊90周年了，当它敬重真理的时候，发行量达到2000万份；当它怠慢真理的时候，发行量便跌到了 20万份，甚至被迫停刊。《南风窗》刊载的《“真理”与政治》这篇文章，从一份报纸的兴衰际遇，透视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衰亡历程。

历朝历代的人们，总在向往世外桃源。在当时的苏联报人笔下，的确也有过一个如此美妙的地方：“没有发生过火车事故和飞机失事，没有翻过船，矿井没有发生过爆炸，汽车没有压死过人，山村没有出现过雪崩，泥石流没有威胁过城市。”(见新华出版社《那十年》)

曾几何时，“斯大林就是真理”。而这位强权者正是在人们言不由衷的“坚决拥护”的表态声中自我陶醉了。他仿佛生活在幻想里似的，全然看不到人们对他的愤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据赫鲁晓夫说，在斯大林非常痛苦的临终时刻，贝利亚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了。他不忌讳任何人，恶狠狠地咒骂斯大林，而当斯大林一时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又扑向斯大林，吻他的手，向他拍马献媚。”

试问：真理难道会存在于这样一个扭曲了的现实中吗?不!真理是时间的女儿，绝不是权威的女儿。斯大林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制度依然健在。当后来的继任者仍然疏远真理时，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惨痛的命运。这样看来，一个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在地球上消失，也就是或迟或早在情在理的事情了。

真理作为宇宙间的法则，任何一个可信的道理都是它的一种形象。你想冒充欺骗世人，即便是高高祭起权力的魔杖也是徒劳。爱因斯坦说过“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真理是不可侮的，《真理报》的命运可为佐证。

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　作者：王春光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重视的。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提高农民收入，这是广大农民的幸运。不过，农民增收，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多年来受到重视，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却相当迟缓，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问题的症结在于约束农民增收的各种客观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得到不断强化。

首先，农民增收渠道不但没有拓宽，反而趋于狭窄化。从农村内部来看，农业增收并不令人乐观。最近几年，各地农业结构虽然进行了调整，但是在不少农村地区，农业依然以粮食为主，种粮收益仍然很低。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降低，甚至出现负贡献。农村内部的另一条增收途径就是发展非农产业，这在沿海发达的农村地区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对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并非依然有效。所谓农民增收问题，基本上存在于落后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而对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农民增收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针对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来讨论农民增收问题。

从最近几年来看，农民收入之所以有点增加，主要来自劳务报酬收入，而不是农业收入。劳务报酬收人，是靠农民外出务工获得的。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投身到务工的大潮中去。务工收入如何，跟农民增收关系密切。所以，最近几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严重损害到农民增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充分看到了这一点，从去年底开始，把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工作去抓。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务工并不能稳定地保证农民收人的稳定增长。首先是因为农民工工资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现在农民家庭务工收人增长主要依靠更多的人外出获得；其次是因为农民务工不稳定，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性；再次，农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证其务工收入成为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讨价能力，另一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技能。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增收问题将长期存在呢?我们认为，要使农民增收，前提是减少农民数量，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加快农村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惟一途径。现在，人地紧张，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越是落后农村，人地紧张越严重。仅仅依靠紧缺的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民增收的。这里就需要让大多数农民向城市转移。显然，目前上亿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就是农民自己为了适应自身的增收要求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和决策。这也应是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路径取向。正如上文指出过的，尽管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出路，但是，这一路径还不稳定，主要问题在于现有政策和制度性限制以及农民对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应对能力不强。国家应该加大城乡体制改革，让已经流人城市务工经商的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实现由村民向市民的转变，使他们实现彻底的城市化，并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技能和生活方式的培训服务。只有与这些政策相配合，当前国家提出的农民增收政策才能起到长效的、根本性的效果。

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　作者：洪巧俊

《新京报》刊登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的《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的文章，王研究员说，“要使农民增收，前提是减少农民数量，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要使农民富裕，靠减少农民数量来解决，显然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

按照王研究员说的观点，其实就好比一个人在挑担，把后面箩筐里的东西拿到前面的箩筐里一样，肩上的重量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还有可能失去平衡，增加“肩上”的压力。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并不完全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多，重要的还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其次是“谷贱伤农”，农产品卖不上好价，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家庭教育支出不堪重负 (如甘肃省一位副省长所说农村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缺乏资金，难以使农业发展有后劲等。“人地紧张，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越是落后农村，人地紧张越严重。仅仅依靠紧缺的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民增收的”这种观点也未必正确，王先生只要到农村调查一番就会发现，越是人少地多的地方越贫穷，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的农民反而并不很贫穷，这是因为种田不赚钱，碰到歉收年、灾害年，种田就要亏损，这就是不少地方农民抛荒，甚至倒贴钱把责任田租与他人种的根本原因。再就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民早巳寻找其他出路，学了些技术活，或进城务工，他们虽然田少，但由于有了资金的投入作后盾，加上精耕细作，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土地倒长出了效益。

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应该说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我国农业的反哺很少，统购统销从农民那里汲取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去年，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财政对农业支出也只有1200亿元，与财政的增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1200亿也未必都用于农业。一些贫困地区把国家支农的钱挪作他用，甚至用来发工资。我们不妨想想，西方和邻国的韩国、日本的农民为何不贫穷?除了制度公平合理，那就是人家早巳反哺农业，这些国家人均GDP在 800美元就开始反哺农业，而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元也不见反哺的趋向。

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九亿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的结果。比如农民月收入只有100来元却要纳税，而城里有的高收入者却不怎么纳税；城里的基础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搞的，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城里人可以贷款买房，乡下人给城里人生产农产品都难贷款，城里人的财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在银行分文不值等等，这些都是抑制农民富裕的重要因素。或许有人会说，减少农民数量，让农民进城当居民，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吗?事实上，让农民进城同样难以迈上富裕之路。农民虽然洗脚上田当上了城里人，但由于没一技之长，住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凭几百元的失业保险金(或有工作，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几年前一些地方大量“卖城镇户口”(名曰收取城市增客费)，城市人口不是激增了吗?但却没有看到这些地方的农民富裕起来。春节回家乡过年，看到花16000元钱使全家已成为“城里人”的邻居又迁回了农村，我问他咋不住在城里?他说不回来难道在城市里拾破烂当乞丐不成?城市柴米油盐酱醋莱水，哪样不要掏钱?守住几分责任田，有粮食至少不会饿肚子，再说在农村至少水、青莱不用买，还可以喂头猪养几只鸡改善生活。

应该说，导致农村发展缓慢、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农民要富裕，数量要不要减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破这种制度：打破不同等的税赋权利，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不同等的发展权，以及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等等，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重要的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反哺农业；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做好了这些，农民哪有不富裕的道理?

腐败官员十二“属相”　作者：成　功

金钱物质面前属鼠

惟利是图，见好就沾。有些人自私自利，鼠目寸光。他们所恪守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自己能捞到好处，什么都干，什么手段都用，就连买官卖官也能做得出来。湖南省娄底市原副市长赵更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62．01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 283．39万元，共计人民币1145．40万元。

麻将扑克桌上属牛

嗜赌如命，不知疲惫。有些干部工作时无精打采，萎靡不振；但一到麻将、扑克桌上便精神十足，不知疲劳。最典型的要数河北省阳原县的“麻将书记”张新政，上班在办公室赌，下班到属下家里赌，外出检查工作还带着赌友随时赌。

下级群众面前属虎

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有些干部对下级颐指气使，狂妄自大。这类人总是要别人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自己，否则就会对他们“毫不客气”。河北大贪官李真，作风一贯霸道。他以发文件等手段对地方滥施压力，还向下级甚至同级领导干部大发脾气，有一次与省国税局另一副局长意见不一致，竟出手殴打对方。

决策失误面前属兔

撒腿就跑，溜之大吉。有些干部，看上去敢于拍胸脯当众表态，“旗帜鲜明”；但遇到形势稍有变化或上级稍有暗示，便会立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时，在他的指示、授意或支持、鼓励下，下级干了某件事情，当这件事情被实践证明是干错了时，他便推脱责任，溜之乎也。

成绩荣誉面前属龙

昂首挺胸，抢功争赏。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获得所谓的权威，搞结党营私，靠狂妄自夸，靠权势地位，见到功劳就捞，见到荣誉就抢。河北省丰润县出租车司机陈华小姐被歹徒抢劫，见义勇为的安永辉、张占明经激烈搏斗后，将歹徒揪到派出所。由于派出所始终未兑现“一定会上报表扬你们”的诺言，任安永辉、张占明怎么解释，派出所一口咬定他们是同人打架，坚决不信他们是擒拿歹徒受的伤。原来，派出所把功劳全抢去了，擒拿歹徒的不是张占明他们，而变成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和民警，并且上报公安分局领赏去了。

麻烦难事面前属蛇

见洞就钻，遇事就躲。有些干部表现“稳重”，处世“圆滑”，对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不敢坚持真理。这些人恪守“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信条，尊奉“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热衷于当“老好人”，坚持的是“关系学”。工作中遇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不是积极主动地去克服、去解决，而是绕道走、躲是非，千方百计退避三舍。据报道，某村农民向乡长反映问题，乡长竟然在这位农民的上访材料上批示：“到联合国找秘书长解决。”

升官仕途面前属马

知门识途，跑官要官。一是主动与领导接近，有事无事地往领导家里跑，为了博得领导好感，放长线钓大鱼，“闲制忙用”；二是直接找领导要求提拔，又吵又闹，甚至威吓领导；三是曲线跑官要官，自己不找，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熟人或别人找，成天打听某书记、某部长和谁是亲戚，和谁最要好，有什么嗜好，然后挖空心思打通“关节”；四是投机钻营，建起关系网。

情人小蜜面前属羊

服服贴贴，要啥给啥。“饱暖思淫欲”，贪官们往往一边捞取钱财，一边寻花问柳。据最新统计，时下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包二奶”。好多贪官在“情人”、“小蜜”面前表现得既“规矩”、“服贴”，又出手“大方”。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在任期间，不惜重金包养了一个年仅16岁的情妇。

遭遇举报时属猴

上蹿下跳，想法摆平。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在获知自己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被人举报时，他们就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疏通“关系”，打点“关节”，达到“消灾避难”、平安无事的目的。更有甚者，千方百计打击举报人。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吕净一，因向上级反映了时任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的违法违纪问题，李便指使心腹雇用2名杀手，杀了吕妻。吕净一被刺873，造成重伤。

工作事业面前属鸡

只叫不做，喜好“作秀”。我们的一些干部整天像公鸡一样放开喉咙“打鸣”，不愿脚踏实地干活。做了一点事，就觉得了不起，在群众面前自吹自擂，到领导眼前邀功请赏；还有些干部像母鸡一样，下蛋后，屋里屋外“咯咯”叫个不停，直到主人撒给它一把米，才停止“报喜”。这些好“打鸣”、“报喜”的干部最喜欢“作秀”：一是哗众取宠的“口才秀”；二是台前频频曝光的“新闻秀”，天天报刊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三是劳民伤财的“政绩秀”，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献礼工程”。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为了捞取“政绩”，花3．2亿元建飞机场。结果，由于客流量不足，一年没有坚持下来就停飞了，机场成了“鸡场”。

上司要员面前属狗

摇头摆尾，献媚邀宠。有些干部在上级领导面前，尤其是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权贵面前，缩着脖子哈着腰，摇头摆尾跟着跑。对他来讲，领导的话永远是正确的。“你说是灯便添油，你说是庙就叩头”，你说往东他绝不往西!领导一咳嗽，他马上倒水；领导一张望，他立刻点烟；领导想钓鱼，他迅速找“塘子”；领导要打牌，他及时搬桌子。

公款吃喝面前属猪

大吃大喝，没完没够。一批批“酒精考验”的干部脱颖而出，一个个有“美食家”之誉的领导越吃越精，一套套“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歪理花样翻新。于是，专门吃公的“蝗虫”们穿行于宾馆酒楼，盘旋于宴席酒会。江苏省宜兴市供销社从1995年至 1999年的不到5年中，全社的吃喝招待费就高达 6700万元，年均1300万元。年仅32岁的原副主任沈建荣一顿饭菜就花费1．3万元。

上述十二种属相，在某些官员身上，有的是一种或几种兼而有之；有的甚至是全而包之。这些属相的劣根性值得当今公仆们警之、慎之、戒之、弃之。

人　生　作者：季羡林

在一个“人生漫谈”的专栏中，首先谈一谈人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认为，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也并不难写。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经流了八十多个春秋了。天天面对人生，时时刻刻面对人生，让我这样一个世故老人来谈人生，还有什么困难呢?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稍微进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问：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谈人生者众矣。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花样繁多，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绦乱。然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越谈越糊涂。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哲学家的哲学，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让这些哲学，连同他们的“家”，坐在神圣的殿堂里去独现辉煌吧。

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和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降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

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像我这样。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面讲了那么些被动，那么些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个人真正欣赏这一套，赞扬这一套呢?否，否，我决不欣赏和赞扬。我只是说了一点实话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觉得，我们在被动中，在糊里糊涂中，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的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问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谓予不信，请尝试之。

我看温家宝与艾滋病人握手　作者：张　扬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逢这个“日”，媒体就要轰轰嗡嗡一阵，所以，说实话，我对“世界艾滋病日”不是很感兴趣。直至去年的这个“日”，我才“耳目一新”。因为“据新华社12月1日电”，温家宝总理在这天上午专程“到北京市地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我特别注意的是这条报道中的下述一段话：“温家宝胸佩象征着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来到地坛医院的‘红丝带之家’，与3名因输血感染的患者一一握手，并肩坐在一起攀谈起来。”

我曾在小说《第二次握手》中写道：“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事情”——确实，握手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日日夜夜地发生着，千百万次地发生着，而且今天和今后都将是这样。但是，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的握手，就绝对不普通、不常见了!

我深有感慨，是因为我对艾滋病有着特殊的了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兼任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在本院做过泌尿系结石手术，手术过程中输了几个血 (一“个”即一份，容量为300毫升)。术后不久，我结识了当时的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曾毅教授和他带出来的博士、也是他的学生兼助手的邵一鸣，并对他们和世界及中国范围内的艾滋病状况作了研究和采访；这样一来，我就咸了当时对艾滋病了解最多的中国作家。我写的报告文学《艾滋病登陆》，甚至一度被一些医学院校作为艾滋病流行病学教材。

不过话说回来，对艾滋病的了解也造成了我的恐慌：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被确诊的， 中国境内首例艾滋病是 198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认的(一名外国海员)；接踵而至的是艾滋病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而真情实况像通常那样，经常被捂着。而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人和中国医学界对艾滋病几乎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采血输血过程中的防范措施了——于是问题来了：我的手术和输血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输给我的血是否会带有艾滋病病毒呢?

这么一想，我顿时毛骨悚然。好在我认识曾毅和邵一鸣，也知道他们掌握着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检测手段，便急忙跑到位于北京宣武区迎新街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研究所去。曾毅创建并主持的我国第一家艾滋病研究室就在那里。他们给我采了血样。一周后，我去拿结果、还好，“阴性”，就是说，没有感染艾滋病毒。我放心了。接着，参观艾滋病实验室并跟邵一鸣聊天。

其它实验室内各种器材、设备和用具挤得满满的，惟独艾滋病室内空空荡荡，只摆着几张极其厚重的白木工作台，台上也空无一物，而且没有座椅和凳子，所有人都得站着。好在当时“所有人”也才三个。邵一鸣正跟另一个人交谈。我站累了，便随意将后腰靠着一张白木实验台，而当时是冬季，我穿着很厚的衣服，最外面一层是卡其布风衣。邵一鸣偶然回头看见了，大为吃惊，赶忙摆手叫道：“不行，不能靠在那儿!这间屋里什么东西也不能碰，千万不能碰!”

“这屋里不是空空荡荡的吗?”我问。

“空空荡荡也可能藏着艾滋病毒，也不能碰!空空荡荡正是艾滋病实验室的特点，以防东西多了沾染和藏匿病毒。”

“不是说艾滋病毒极其脆弱，很容易死亡吗?”我已经读过不少专业材料，对艾滋病有一定的“学问”。

邵一呜笑而不答，只是坚持不让我触碰这间屋里的任何器物。当然，我的鞋底不能不踩着这间屋的地板，但这间屋的门外搁着一块具有消毒功能的特殊地毯。

我想我明白邵一鸣的意思。艾滋病不仅是一种“病”，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为了人文关怀和人类文明，在介绍艾滋病知识的时候就得掌握分寸……

但我知道，艾滋病病毒虽然脆弱，但艾滋病的传染性仍然很强，它的致病特点仍然非常可怕!艾滋病病每的丞囚组成不停地变异，这就使它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研制出疫苗，也就是不能预防；此外，它又几乎是不可治愈的，一旦发病，死亡率为百分之百；“带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潜伏期从半年至十来年，整个潜伏期内都具有传染性，都是社会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此外，无论艾滋病人或艾滋病带毒者，其所有体液如唾液、汗水、精液、眼泪、性分泌液、小便等等，无一例外，全部带有病毒，因而全都具有传染性——这就使社会生活中最寻常的“握手”往往变得不寻常乃至危险起来，因为人手上绝对不会没有汗液……

一个基本事实是，温家宝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懂得2003年12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意味着什么，但我今天要说，我由衷地向这位总理致敬!

林奇果然是英雄　作者：何满子

伊拉克战争的双方各给媒体提出了一位长盛不衰的“卖点”人物：伊方是喜剧人物“摘笑阿里”——新闻部长萨哈夫；美方是传奇人物女兵林奇。“搞笑阿里”如今已渐渐淡却，仅偶爆余热；女兵林奇却仍是传媒争炒的热点，什么即将结婚呀、被俘期间曾遭强奸呀之类的消息不绝于耳。

女兵林奇之所以成为传奇人物，是因为美国官方想将她塑造为一个英雄，又因为她从被俘到脱险的经历迄今还扑朔迷离，这幕惊险剧的戏剧冲突至今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林奇自身新近的表白来说，这位年青女性确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勇敢人物，有其英雄的气质。

何所据而论断?请读德新社纽约11月7日的电讯，她敢于率直地对抗五角大楼蓄意要把她树立为英雄的图谋，认为这是伤害了她，因为五角‘大楼的宣传是虚假的，不符合她所经历的事实。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她不愿承受这份虚荣，拒绝不虞之誉。而这，是需要一份勇气的。正是在这点上，她堪称“英雄”。

德新社的电文说：“这是20岁的林奇第一次公开接受采访，此次采访将于下周二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她在采访中说，五角大楼把她描绘成英雄，这伤害了她。”

德新社电文又说：“林奇说：‘不错，我是受到了伤害。他们利用我来象征一切，我因此受到伤害，这是不对的。”’

这话的意思是，她不愿被人当作傀儡、当作偶像来利用，那伤害了她作为一个诚实的人的人格尊严。

电文引述了林奇驳斥五角大楼的宣传，那宣传说“林奇和战友在开赴纳西里耶的途中遭到袭击，林奇拼死战斗，打完了枪里的所有子弹”。林奇说：“我的枪卡住了，我没开枪，一发子弹也没打……我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不想凭空得到赞扬。”

这几句平常的表白是震撼人心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发自良知的勇敢告白。虽只有几句话，却抵得上一篇义正辞严的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大文章。正是在这点上，林奇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这事可以写入世界公民教科书中，举为做人的道德典范。

作人要厚道　作者：陈湘君

随着贺岁片《手机》的热播，台词“做人要厚道”一时成为经典，被人们意味深长地频频引用。虽只是老酒新瓶，其内涵、外延无限延伸，语境随意得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是社会转型期的大环境下催生的老树新枝。说其是老树，因为家母以此作为做人标准、处事之道、教子宝典、治家良方已经70年了，听说母亲的母亲的母亲……都是这样，以此推算，“做人要厚道”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老树”。但在《手机》里的寓意却别有“匠心”，老道圆滑、蝇营狗苟，如此厚道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而且有些人专善此营生节节高升，其中真谛非我等平头百姓可以探究虚实。美德沦落风尘，随你怎么慨叹，发芽了自是新枝。

说起厚道来，我还是看重它的本义，从字面上解读，无非是待人诚恳，能宽容，不刻薄。老祖宗以此作为做人底线，口口相传，言传身教，使我中华民族发扬光大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在新世纪阳光普照、社会文明、人类进步发展的现实社会，一脉相承的东西怎么就缺失或满拧了呢?为什么某些有权的、有钱的人，一阔脸就变心就冷，弃之如敝屣?

不用流血牺牲、不用出大力流大汗、不用掏腰包花薪水，所谓厚道者，不就是按照做人的本分有一说一、该一是一吗?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存在难度，但回首2003年的中国，不厚道的人和事却不胜枚举，惊心动魄。孙志刚被收容致死案，令人恐惧胆寒；四川乐山3岁女孩李思仪因母亲被强制戒毒(其母向警方多次求救被拒)，17天后发现已饿死家中；河南平舆县黄勇两年杀17名中学生，该县警方竞以办案经费不足不予立案，受害人家属联名上访，一学生虎口脱险，方破此案；农民刘正友8年告官无下落，上万名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而流离失所；南京翁彪、安徽米正亮被逼以自焚来抗议暴力拆迁；辽宁黑社会头子刘涌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二审竞改判为死缓(2003年12月 22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作出判决，判处刘涌死刑)；重庆农民熊德明有幸被温总理接见，直言其夫工资被拖欠之事，在总理的过问责成下，农民工这个社会地位最低下、最卑微的庞大群体多年的工资被拖欠问题才得见天日……那些被戕害的生命，被强加的苦难，被改写的人生，仅被媒体曝光的事件，已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无地自容，还有那些不为人知未被媒体聚焦的惨剧呢?

2003年，被媒体称为“新民权行动年”，稍作留心你还会发现这些维权的壮举多半出自老实厚道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亏是福”这样一些无可奈何自欺欺人的道理。他们原是胆小怕事肯宽容不刻薄的，那么是谁把他们推上举步维艰倾家荡产甚至要付出生伞的维权之路呢?可当生命失去最后果腹蔽体的保障，他们会做出什么?

滥用权力、钱权勾结、官官相护，制造惨剧和助纣为虐的人，都或大或小有些权力，毋庸置疑他们也都表示过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实百姓也只求厚道一点，给一条生路就谢天谢地了。当然我们还是心存感激和希望，感谢这个时代，有这样发达的信息传递方式，百姓终于有发出声音的机会，感谢那些张扬正义良知的人们，以及我们的政府，感谢他们对生命的怜惜和敬重。

闲话赵本山和“央视”　作者：刘晓春

赵本山，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最接近老百姓的生活：他的讽刺是辛辣的；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出他的嫉恶如仇。他很“俗”，很“市井”，很“无赖”，但他经常能说出老百姓想说而没办法说的话，让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教益。而他的矛头，正一直在指向着一切的低俗与无赖。

至于“央视”，我不敢说什么，因为它在很多的时候代表的是“国家”；而它的某些文艺栏目，我却真的不敢恭维，打从它封杀陈佩斯，打从它让我们硬着头皮看《射雕》……

可是这一次赵本山徒弟的节目被叫停，我却要说：“央视”，干得好，你没有错!

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光着屁股跳舞算不算?我以为，肯定算。

当初的“二人转”里色情的成分，有没有“群众基础”?肯定有。

还不要说“二人转”，就是被我们奉为国粹的京剧，当初的有些剧目，也曾有过色情的成分。现在的有些“草台班子”，表演一些裸体的舞，观看的人是大声咒骂呢，还是津津有味呢?

当然，这一次给导演叫停的，说不上是所谓的色情；但格调不高却是肯定的了。无论是“许配大家”、“爱上七八个”、“我老婆有人要吗?”等台词，还是裸露身体、往裤子里扇风等动作，有些低俗是没什么争议的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如果你硬说这是低俗，我就爱看这样的低俗!这样的低俗，比有些装出来的道貌岸然要强百倍!

在网上，我也看到一些人在那里对骂，双方的激愤溢于言表。

我想说的是，我本人也很低俗，也并不是看见色情的东西就脸红捂眼睛。但是，在有些场合，适当地高雅还是必须的。

就拿“央视”来说，就算它不过是一家电视台，就算它不应该也不具备“权威性”，但它在代表着我们的主流媒体该不会错；同时，它应该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大家风范”也是必然的。如果我们想看“三级片”，尽可以看；但我个人的感觉是，至少它那里不应该播出。

为什么?就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或主流的审美取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我们的文艺的主流，就目前来说可能不一定有多高雅，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绝对是正确的。

就这一问题，我请教过几位电视台的朋友，据他们说，国外的大部分主流媒体，国家级的电视台，根本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尽是些搞笑和色情；他们有的同行是这样回答提问的：那会失去一些观众。

至于赵本山在徒弟的节目给叫停之后的愤怒，我感觉有失风范。退一步说，即使有意见，也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提，必须注意的是，当时是在向亿万观众做直播的啊。一个演员，无论是多“大”的嘉宾，规则还是要遵守的。即便从此罢演全国人民都愁眉苦脸了，那也是以后的事——让当时的观众看你铁青的脸色，这不是演员该具备的素质!

“央视”这一次没有错，德江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倒是赵本山该道歉，如果你今后也端起大腕的架子，发一些大师、泰斗才发的脾气，那你将失去观众。

我记得，我们国家许多表演艺术家，是把观众当成爷爷来伺候着的；那么赵本山你就该想想，在直播现场情绪化的表现，是不是对得起一向热爱你的观众。

何必等到自毙　作者：刘兴雨

中国有许多老话是挺有道理的。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如大道劝人三件事，戒酒除花莫赌钱；以及妻贤夫祸少什么的。但也有些话就没有道理，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那个主胡作非为，不往好道上走，为何不能换个主儿?怎么就兴男的左娶一个右娶一个，就不兴女的再嫁一个?再如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就太绝对。“文革”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话，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有些话表面上看有理，细一合计，又经不起推敲，如大家常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多行不义必自毙，要让人为这句话找例子太容易了。从商纣王到隋炀帝，从安禄山到袁世凯，再到现在的大大小小的混世魔王，多的如过江之鲫，可以车载斗量。这话说起来让人充满信心，盲外之意好像是看你横行到几时。可在这正义满怀的期待中，总能让人品出无可奈何的味道。好像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什么时候报，谁也说不准。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事交给老天爷去办。

我们不能总是等到不义者罪行累累时让他自毙，那样，付出的成本太大。

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不义者，大概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贪官污吏，一部分是流氓恶霸。哪一部分行起不义来，都够小老百姓呛，也够国家呛。

举古代的例子太老，举别处的例子太远，就拿我家乡的例子说事吧。

在我同一省的沈阳，几乎同时出现了这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似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为首的贪官污吏，一部分是以人大代表黑社会头子刘涌为代表的流氓恶霸。

慕绥新在位时决定建一个会展中心，结果花了近亿元，就干不下去了，如果他早些自毙，何至于上亿元的钱扔在水里?

马向东出事是在199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17次飞到澳门豪赌，几十万几十万地输钱。如果他刚去一两次就抓住他，那老百姓的血汗钱会少损失多少?

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所带的保镖就是黑社会头子刘涌的部下。这个刘涌从1995年到2000年，作案 30多起，致死致伤30多人，他依仗有官员保护，亲自上阵砍杀，把刘德华这样的大腕请来唱歌，他都敢不给钱。如果他刚行不义时就受到制裁，何至于有那么多人无辜丧命。而且包括国家执法人员。

在这些人作恶时，人们心里也许都在默念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也许有人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可不义者毫不理会，照行不义。谁也没咒念。

如果在他刚行不义时，就有人使他自毙，那么，老百姓会少受多少苦难啊!

有道是祸患常积于忽微，如果在贪污者刚伸出手来就把他按住，国家的钱就不会大量流失；如果让欺压百姓者刚行不义就受到谴责，老百姓就不会怨气冲天。所以，与其让坏蛋多行不义然后自毙，不如让他刚行不义就受到制裁。这样，既省了力气，也省了麻烦。不仅百姓少受苦难，国家也少受损失。就像汉代霍光辅政时，看哪个皇帝不义、胡来，就把哪个皇帝废掉。看谁还敢多行不义?

可谁是现代的霍光呢?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由百姓说，能看出一种愤怒，尽管有些无奈。可由掌权者和执法者说，就有点推卸责任的嫌疑，谁愿意担这样的嫌疑呢?

从另一个角度说，让一些人刚行不义就受到制裁，对这些人也是一种挽救，不至于让他们泥足深陷乃至万劫不复，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吧。

正视陈寅恪　作者：刘浦江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1927至1937年是 20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欠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洛、能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予。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丈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40年代的翦伯赞、吴晗到70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荚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

从“施蛰存”到“王个移”　作者：司马心

我是写过一篇《“陈变阳”和“刘海栗”》的，登在新民晚报的文化版上，颇为引起了一些笑声。那篇短文，讲的是一位名满南北的歌星，于大庭广众之间感谢陈燮阳先生的出色指挥，因为不识那个“燮”字，却将陈先生大呼作了“陈变阳”，以及另一位明星，因为附庸风雅，竟将开了中国人体写生先河，晚年又十上黄山的刘海粟先生，唤作了“刘海栗”，居然不知道沧海里头，如是一“栗”，那是要沉下去的。我写那篇短文，是讲那些歌坛影圈一夜成名的暴发户，胸无点墨，一点学问也没有，所以留下了如此笑柄。

然而近来目睹的一些怪状，竟使我对那篇短文和那个观点，有了一点反思——犯下类似“陈变阳”、“刘海栗”这样错误的，又岂止是胸无点墨、连简谱都不识的歌星尔?例如不久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大家施蛰存老先生的谢世，曾引起圈子内外一片唏嘘，这唏嘘，除了对施先生多少年来背负的那个黑锅的同情外，还因为几乎所有的报纸，除了个别的几张例外，众口一词地痛悼，赫然在目的标题，都把他叫成“施蜇存先生”，从一向权威的报刊，到一直自称知识分子的报纸，莫不如此，竟不知施先生的那个“蛰”字，是如动物冬眠而不出头露面的意思，所以才活得那么长，一概认为他是“用毒刺刺人”的“蜇”，这当然是“海蜇头”吃多了的缘故。又例如也是不久前，一张以社会科学为己任的报纸，在它的头版，赫然登出了一位叫做“董辅仁”的“大经济学家”的名字，而且不惭地做在大标题上，其实这位大经济学家，就是如雷贯耳的董辅扔，歌星们当然不知其人，圈外人也自然不闻其详，但是“社会科学”的报刊，怎么也会听音生义呢?那不是你们的本行么?所以就看不懂了。再例如最近一张颇为优秀的报纸，请出文史单位的负责人写文章，来纪念他麾下的泰斗们，可惜的是“王个笤”变成了“王个移”，那个斗笠给他去掉了，而“林风眠”，则成了“林风眠”，变成了一只凤凰在树上睡着了的意思。看了这样的文章，我是深感吃惊的，我宁可相信那负责人是手植之误，更宁可猜测也许他并未写错，而是电脑小姐犯了“陈变阳”的错误，但是我们的编辑、检查、校对诸位先生呢?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所以现在看来，并非只有没有读完小学的歌星，才会大呼“陈变阳”，我们的新闻文化界中，衮衮诸公、饱学之人，那么多的高端精英，怎么也会留下从“施蜇存”到“董辅仁”，又从“王个移”到“林凤眠”的笑柄呢?真是令人如坠雾里。

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以上施董王林，一直上溯到陈刘一类，都是一些文士而已，但是在我们的报刊上，官员的名字，却是很少登错的，岂但是名字，就连排序也不会错，这当然很必要，然而学者巨匠的帽子却常常戴错，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因为文学家经济学家和画家们，手无拍案而起之力，身无兴师问罪之虞，总之不是“本位”，所以可以随意给他改名更字?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要不得了。

但愿并非如此!

八哥知惭愧　作者：钟叔河

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都选了一些古代的寓言。有一些在我看来很好的寓言，却没有能够入选，比如明人庄元臣《叔苴子》中的这一则：

入哥鸟生长在南方，南方人捉来经过调教，它就会“讲话”。其实它只是在模仿人的声音，翻来覆去，讲的都是从人那里学来的几句现话，仅此而已。

有一次，庭前树上的蝉正在高歌。八哥听了，讥笑蝉发不出人的声音。蝉便说道；“你学人的话虽然学得像，却完全不是你自己的话，而是人的声音；我所唱的，却是我自己的歌呀!”

八哥于是感到了惭愧。从此以后，它就再不学着人讲话了。

如今学别人口吻眼腔调作丈的这帮人，大约是不知道惭愧的八哥鸟变成的吧。

——明朝的文坛，也是特别强调主旋律的。这主旋律，便是圣贤规定的“礼法”和天子提倡的“正道”。马二先生说，“文章总以礼法为主，带辞赋气便有碍于圣贤的口气”。高翰林说，好的文章“没有一句是杜撰，宇宇都有来历的”。周学道训斥以“诗词歌赋都会”请求面试的童生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无非都是要人泯灭个性，都来按“先圣”“昔贤”的调子说话，做一只八哥鸟。谁要不遵圣道，讲离经叛道的杂学，那就要打板子，被斥革，至少也会失去前程。正像马二先生所诘问的：“哪个给你官做?”朝廷的政策就是如此。文章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亦从来如此也。

这正是适于八哥生长繁殖的环境。舆论一律，旋律一致，齐唱得多带劲啊!可就是很少听到“自己的歌”，因此知惭愧的八哥鸟也就很少了。

要到什么时候，庄元臣的寓言才会被选入教科书呢?要知道，如果不让学生们知道要唱“自己的歌”，专门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只会接着指挥棒打洋鼓吹洋号的应声虫，国家民族是不会有多大希望的， 即使《拔苗助长》、《朝三暮四》读得再熟再多。

致命危险的起源　作者：吴　钩

一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事，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苏联的“两弹元勋”竟轻描淡写地向戈氏汇报：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家里打破一个玻璃杯。后来戈氏才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感叹道：“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戈氏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则说，切尔诺贝利悲剧其实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爱国主义”是很高级的道德，那么将戈氏的话倒装一下，也许更能击中问题的要害：“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二

舒芜名文《论主观》论及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共产主义理想等当时极“敏感”的话题，文章发表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可谓胆大包天。不过舒芜也未因此罹难，倒是在“自己人”内部，这篇文章掀起轩然大波，以致为作者后来的厄运埋下伏笔。每每念及于此，心总戚戚然矣。

三

韩少功《马桥词典》对汉语“公”字有过十分精彩的阐释，“公”，既有“公共”、“公开”之意，亦有“公侯”、“王公”之义。我发现，有时这两种涵意还可相互盗用，譬如“公有财产”，名为公众所有，其实不过是王孙公侯的私产。由此又大生困惑焉：古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者，是指土地公有，还是归王公所有?“公民”云云，莫非就是“王臣”的意思?

微言小集　作者：江　源

按进化论观点，生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生命发展过程中，主宰生命的中枢部位——头，在生命体中的位置也愈来愈上升。植物是低级生命，头在最下面；动物是中级生命，头与躯体平行；人是高级生命，头在最上面。但当人躺在床上睡觉、做爱时，其头便与身躯平行，这时就变成动物了；而把人倒吊起来，让其头朝下，这就是不把人当人——草菅人命或许可作如是解。难怪古来有“解民倒悬”之说。

小偷在人群中行窃失手，当周围的人高喊“捉贼”时，小偷也会跟着喊“捉贼”。小偷在稠人广众中发现地上有个钱包，并知道有许多眼睛都注视着这个钱包时，他拾起来也会扬在手中高喊：“谁的钱包掉了，快来认领”。由此我想到腐败分子作廉政报告，或向纪检部门上交瞒不过众人的某笔受贿款。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二者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譬如当关心群众疾苦与维护领导利益不能两全时，当执法办案中遇到有来头的人物说情时，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时，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愈久，这刻痕就愈深。

领导在位的时候，他的讲话总是十分重要的；到下面视察、检查，总是会受到热烈欢迎，使下面受到莫大鼓舞和鞭策的；向领导汇报、请示，得到的指示，总是非常宝贵和及时的；下面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功劳首先是得归结于领导的英明正确与巨大帮助的。然而，当领导不在位又如何呢?我想起了这样的两句诗：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欺下不能瞒下，瞒上容易瞒下难。我们的一些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达标”单位，之所以能被验收通过，受到表彰，而群众却觉得可笑可鄙，这倒不是由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检查验收的人是睁眼瞎子；多半乃是由于后者的眼光盯住的不是验收项目本身，而是别的一些什么。

动物语录　作者：王春瑜

狮子 一想到老祖宗，俺的心头就滴血。五千年前古埃及的狮身人面，何等巍峨、肃穆!传到中国，俺爷儿们的形象成了脖子上挂着响铃，埠逐绣球的小玩闹，这比割掉俺下边那命根子，还更让俺气闷。现在更甭提了!让俺在动物园长期关禁闭，简直就是无期徒刑。人啊，咋的恁缺德?!

老虎 世上最坏的动物就是人!他们住高楼大厦，却破坏森林，几乎把群山剃成秃子，咱饥寒交迫，被逼无奈，只好流浪到动物园、马戏团瞎混日子。区区毛猴，算什么东西?!居然在山上称大王了!还煞有介事地检阅，獐、獾、鹿、兔、阿猫、阿狗，齐声高呼“大王好，大王辛苦了”。真是岂有此理!

猴子 想当年，咱的老祖宗“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称王，威风八面，英雄盖世，叱咤风云，连玉帝老儿也闻风丧胆。看看咱现在，不过是在“大圣”的光环下，坐享其成罢了，惭愧；惭愧。有个叫盐城王三爷的人，在花果山看到咱这副嘴脸，竟嘲笑是“齐天大碜”，有这么寒碜人的吗?气死咱了，咱严重抗议!

猫 听明史专家说，四百年前，咱有个祖宗，人称猫王，哪怕是在笼子里睡觉，附近的老鼠见了的有当场吓死，没死的都垂头闭眼，连大气都不敢喘。现在倒好，咱一个个肥头大耳。偶尔叫两声，还被老鼠大骂：“这狗日的，叫得有气无力，丢人现眼，还不如死了算了!”九斤老太骂咱是一代不如一代，咱不见外，没的说。

狗 知我者，汉高祖刘邦也。他称功臣宿将“功狗”，何其荣耀!元曲里的包青天自称“俺便是看家的恶狗”，咱多有面子!现在很多人倒好，将我辈视为玩物，有的女主人还与公狗睡一张床，真他娘的不知害臊!

蜂鸟 别看咱只有蜜蜂那样大，但起飞自如，在空中想飞就飞，想停就停。看看人造的飞机，多笨重!他们想要造出像咱这样灵巧的飞机，起码还要一百年。人，狂个啥?

深邃隽永的只言片语　作者：佚名

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中国却没有向西方收取一分钱的知识产权费用。

——对于西方国家用知识产权来垄断技术和知识，阻碍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做法，一位印度尼西亚学者这样驳斥

记住，你将来要做这样的警官，要抓像我这样的坏人。

——为了不影响一名盗窃犯的孩子高考，沈铁公安处沈阳站派出所两次延缓拘捕。当孩子如愿成为警院学员时，该盗窃犯跪谢抓捕民警，并这样叮嘱孩子

高尔夫是中国绿色的“鸦片”。

——北京美丽松高尔夫球俱乐部一位人士如是说。高尔夫球场遭遇中国新一轮土地整改并不偶然，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大量侵占土地，确实应该引起警惕

一味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好像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发现架错了墙。

——适用于工作，而现在流行的“速食”爱情往往也是这样

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

——作家郑逸梅如是说

肉食者太具有侵略性，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因而不适宜从事领导工作。不幸的是，这些人中就包括我们的现任总统布什。

——美国一份素以调笑闻名的媒体这么评论布什

幸福与智慧有这样的区别：认为自己最幸福的人，实际上就是最幸福的；而认为自己最聪明的人，则往往最愚蠢。

——美国著名影星凡妮莎·卡尔顿说

恋爱就像打喷嚏，不经意总能打出来；刻意要打一个却总是打不出来。

——爱情往往不属于穷追不舍的猎人，而属于守株待兔的人

，

这不但是一个懒人的节日，也是那些勤劳工作的人企盼的日子。

——由于压力大，英国公益组织发起全国“懒鬼日”运动，呼吁人们在8月22日这天全力放松自己

10年后你会干什么?

没有不战而负的人。

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投资。

超过你的父亲。

——洛克菲勒给儿女的几点忠告。

关于人生的内涵，在中国的词典上大多是这样说的：“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但在美国的教科书上却被表述为：“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

——中西文化的不同可见一斑

住在田边的青蛙对住在路边的青蛙说：你那里太危险，搬来跟我住吧。路边的青蛙说；我已经习惯了，懒得搬。几天后，田边的青蛙去探望路边的青蛙，却发现它已被车子轧死了。

——原来掌握命运的方法很简单，远离懒惰就可以了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仁谈生意。

——成功人士圈子里流行的一句话

起码要让500年后的人知道，“包二奶”不是姓包的人家的二奶奶。

——网民如此立场鲜明地支持将“包二奶”收入汉语辞典

没有农民，谁能生存天地间?

——2003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获得者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温铁军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口袋里无钱，存折里无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无钱，此为大福也!

——作家张立谈金钱与苦乐

我的新年愿望：一是世界和平，二是膝盖痊愈能跑步。

——虽然在其执政三年内发动了两起战争，美国总统布什仍然期望"2004年是和平的一年”

不要老说“这是你的错”，不如改说“对不起”；不要老问“你去哪儿了”，不如改说“我在等你”：不要老说“你怎么这样”，不如改说“我理解你”；不要老说“你要这样做”，不如改说“感谢你为我这样做”。

——一对常为小事吵架的夫妻订下这条公约后，吵架次数大大减少了

1、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2、你的工作做得很好；3、你的意见是什么；4、请；5、非常感谢；6、咱们o

——西班牙《都市生活》网站公布的人际关系中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6句用语

有好脸蛋，可能就没有好身材；有好身材，可能就没有好气质；有好气质；可能就没有好有钱；有好有钱，可能就没有好专情；有好专情，可能就没有好脸蛋。

——民谣“有一好就没有两好”

社会帝国主义是好东西？　作者：牧　惠

为防“非典”，电话成了朋友们之间聊天的最佳选择。同友人杨兄聊起读书情况，他忽然问我：“有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你知道吗?看过吗?”“我知道有此书；但没有兴趣看。”“建议你翻翻。我们这边用党费发，人手一册。这一回我可是大开眼界，印了几万本呢!”

我于是被劝得找来翻翻，确如友人所说：大开眼界。

据出版社说，这本书以文章形式发表后，“被很多人争相传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作者还在一些名大学作过专题报告，“在听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作者简介》中还提到：“作者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

但是，读过此书后，我对上说的可靠程度深表怀疑。

对于苏共为何亡党，当然可以各抒己见。作者的一些见解，在别人的书文中早就有过，也算一家之言，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发现这位作者的基本历史常识实在太欠缺得严重。

斯大林死于何年?此书作者的答案是：1954年 (第32页)。这道中学生都不该弄错的问题，作者居然弄错了(从行文看，绝不是笔误，而是确认斯大林死于1954年)，责任编辑也没有发现(负责一点的校对大概也不会放过这种常识错误)。

如果说这只是小事一桩，不必计较。那么，下面这句话就是有关历史真相的大是大非问题了。作者写道：“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绥靖政策的怂恿下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除了希特勒、戈培尔，估计只有对二次世界大战史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说出这句话来。

希特勒为什么和如何突然袭击苏联，还是让作者找时间补一补课吧。为了节省篇幅，其它的问题也不一一列举了。这里只谈此书还有着为斯大林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张目的一段话。此话见于该书第7页：

、

1989年底，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共产党“多数派”相继宣告脱离苏共而独立。正是这些主张退出苏共和苏联的代表三国“多数共产党员”的领导者的鼓动下，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三国民族分裂主义者相继夺取丁共和国领导权，随后又更换了国名、国徽，废除了本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宪法，成为苏共解体和苏联崩溃的开端。

在“九评”中，我们曾给苏联送上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称号。这绝不是乱扣帽子，是有大量事实做根据的。莫洛托夫在晚年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疆域。我和斯大林在完成这件任务上似乎干得不错。”(《莫洛托夫秘谈录》第1页)接着，他列举了如何“干得不错”，其中包括对中国的侵略。对此，作为被侵略者，我们理应有切肤之痛。但是，此书作者竟似乎不知道有苏联侵略别国这回事!这种不讨厌反而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言论，让同样受过侵略的国人痛心。

波罗的海三国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说，这三国都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扩大疆域”的成果，也即是殖民地。具体点说，这是斯大林勾结希特勒(由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出面)瓜分东欧的秘密协定规定好了的。在希特勒的默许(斯大林当然也给希特勒以好处)下，斯大林强迫三国“请求加入”苏联。莫洛托夫在《秘谈录》里聒不知耻地大谈“请求”的真相：“拉脱维亚外交部长1939年到我们这里来，我对他说：‘您要不签字和我们合并，您就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吞并了拉脱维亚。接着又说，“我们对他(在苏联访问的爱沙尼亚国防部长)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当时应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我们完成任务了，照我看，干得不错。”(第2页)好一个“干得不错”!

请问：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帝国主义行径?顺便加一句：这也是“西方绥靖政策”怂恿苏、德干下的吗?被侵略的殖民地要求独立，戈尔巴乔夫死活不肯，谁对谁错?被剥削被奴役的亡国奴要求解放，让他们戴上“民族分裂主义”的帽子，合适吗?公平吗?东北抗日联军打日本人是否也属“民族分裂主义”?如果苏共解体和苏联崩溃由此开始，那也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埋下了祸根，加上戈尔巴乔夫不敢果断地抛弃斯大林那一套社会帝国主义罪恶，于是才有了这个结果。正义毫无疑问完全在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以及三国共产党员一边。

如此这般地总结苏共亡党的教训，确非慎重之举。假如这样的文章果然“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只好啼笑皆非。

“勇气”号的华裔团队　作者：牧　惠

美国“勇气”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登陆，成了全世界瞩目的头条新闻。在诸多有关报道中，我们得知，在这次星际科学探索中，华人科学家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目前有三百多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其中一位叫李炜灼的，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火星计划的任务计划官，负责协调科研计划、探测器和飞船运行等全面的工作。人们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专心致志地盯着计算机屏幕，发出一连串清晰的指令，最后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蹦着跳着挥着拳头，为“勇气”号成功着陆而跟现场的负责人紧紧拥抱。

按照咱们的惯性思维，如此重要、如此机密的工程，竟然让那么多有“海外关系”、理应属于“控制使用”的“外国人”参与其中，而且还占有重要岗位，安全吗?在美国参与“勇气”号工作的喷气推进通信及雷达专家沈毓贤介绍，被称为“火箭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就曾是“喷气推进实验室”三位创始人之一，“用数学来做火箭的弹道仿真，那个部门就是钱学森负责的”。钱学森上个世纪50年代回到中国，可以想象“问题的严重”。

但是，事情却确实是这样的。

公刘在1988年曾撰文《密特朗当过战俘》。文章说，密特朗担任了两任总统，“倘用中国的正统眼光审视，必定习惯性地首先看到 ‘污点’：‘当过战俘’，这种人还配当总统?”但是，人家法国人让他当了。其实，何止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人民打败德国法西斯的首相丘吉尔也当过战俘。在争夺南非金矿的“波尔战争”中，丘吉尔于1900年被波尔(荷兰文义为“农民”)俘虏过。斯大林有一句“豪言壮语”云：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只有烈士和叛徒，绝不会有俘虏。按此有罪推定逻辑，法、英两国居然发疯得选叛徒为领袖了!既然“叛徒”都可当总统、首相，仅仅有华人血统，按无罪推定逻辑当然可以参与机密的研究活动。

至于说这个华裔团队的贡献，那是明摆着的。美国佬这一手是聪明还是傻笨，似乎也不必多说。

要思考总结的是，诸如此类的“血统论”、“成份论”……和宁可错疑一群，不可放过一个的有罪推定逻辑，会导致失去多少人才，多少成功的机会?当年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得力于听取了李斯的意见，收回驱逐被疑为“间谍”的外国客卿的命令。“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这句名言我们许多人都记得。

不久前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上提出，要树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人才观，“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不惟学历，不惟职称，不惟资历，不惟身份，努力形成谁勤于学习、勇于投身时代的创业的伟大实践，谁就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坚决破除那些不合时宜、束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勇气”号的成功，给我们的人才工作提出了很有用的东西。

能“到此而止”吗？　作者：牧　惠

9月18日路过珠海，同一些老战友相叙中还提到“九·一八”；但对当时已在那里发生的日本买春团事件却一无所闻。得知一批日本人偏偏选中这个日子到珠海玩中国姑娘时，人已在广州，先是从电台听到，然后从报纸上读知。

存在着卖淫的小姐和“妈咪”，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曾有说法：与其把卖淫视为非法，打入地下，以至“个别”干警可以借“打嫖”而生出多种创收的花样。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设“红灯区”。这样名正言顺地管理，可以避免不少弊端，还可以防止性病、艾滋病的传染。既然咱们的贪官有过泡洋妞的记录，外国人找中国妓女也似无不可。但是，这次确有些特别，这批日本人，选中“九·一八”这个日子，在“类似抗日战争影片里日本军队出场时的音乐”声中，召来数以百计的小姐，显出来意不善。他们“搂着小姐们得意洋洋地斜眼看着旁边站着的中国人”，示威性地“把这幕丑剧推向了高潮”。此外，他们还企图在酒店挂日本国旗，也明显是一种挑衅。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单纯是嫖娼，分明带有向主张别老纠缠旧账同日方友好的“新思维”挑战的政治性了。

但是，从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的经理到夜总会的妈咪和据说将近500名小姐，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买春团的政治动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发生在“九·一八”期间，除了金钱把他们的眼睛蒙住了之外，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1931年的“九·一八”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事件的特别可悲之处，我以为。

不知我的估计是对是错，我以为，日本人绝不敢找这样的一个日子成群结队地去韩国于这类丑事。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是有不少事实做根据。一次在深圳，我们的主持人向金喜善说了句日语“再见”，她马上很严肃地纠正了在她看来对韩国不够尊重的这一错误行为。这是见过报的。可以想见，自尊自重的韩国人民绝对不会忘记在日本人统治下当奴隶的这段历史，绝不肯让金钱玷污整个民族的尊严。

正在这时，读到一篇《历史首先意味着“到此而止”》。文章作者认为，“喋喋不休地唠叨陈年老账，有时是时代前进的天敌”。他主张精简历史教科书，“小学的历史教材有十几页即可，初中(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历史教材有几十页即可”。“对历史，患了健忘症的民族固然是德商、智商低下的标志，但彻底拒绝遗忘，日益强化古老记忆的民族尤其可忧。”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所批评的“吃古”、“贩古”文人的，弊病当然有；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历史书斥之为拜史、玩史、吃史、贩史，会不会过犹不及?如果把五千年中国历史精简得只剩十几页，不知道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能有几行谈到中国的国耻?这样一来，人们不知道“九·一八”，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兽行就不足为奇了。买春团事件的再版，更是易于反掌——买春团事件已是历史，这段历史同样该“到此而已”啊!窃以为，咱们患的主要还是健忘症。鲁迅说过“忘却”是最可怕的，忘却了一切，不会再来几次南京惨案吗?或者说，我们不也是可以再来几次“大跃进”吗?在“向前看”、“与国际接轨”这类口号下反对乃至禁止人们研究、议论、，陈述某些历史的“招呼”，导致人们对历史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地主张“到此而止”，只能有害无益。对于国耻，对于一些丑恶的历史，“彻底拒绝遗忘”是一种亟应提倡的美德，尤其在当前。

似是而非的“公仆新闻”　作者：雷　敬

新闻学理论在讲述新闻价值的新异性与典型性时曾有一则著名的“演绎”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笔者也曾对这句论断深信不疑，甚至把它当作日常捕捉信息线索、挖掘新闻内涵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准则。然而近来在翻阅一些地方报刊时，眼前时常跃入几条诸如“狗咬人”之类的并非新闻的“新闻”，令我等愚笨书生大惑不解，以致对至高的理论准则产生了动摇与怀疑!

此类“新闻”多以现代“公仆”们的工作精神和廉洁自律的真实表现为主旨要点，重点突出他们“无私”的行为准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公仆新闻”时常占据着各地媒体的显要版面和重点时段，不仅醒目、耀眼而且颇具号召性与感召力，真真令受众为之动容。但，细细品读并与所学“理论”对照，又徒然感觉不是滋味，甚至怀疑它够得上够不上“新闻价值”。这里试单数例“新闻标题”，供您玩味：

清正廉洁 照章办事 某县长调动工作时主动上交所用公物

秉公执法 严格程序 某公安局审讯犯罪嫌疑人坚持不逼供、不打人

求真务实不作假 某统计局常年坚持数字不掺水

不沾公家一分光 某局长私人请客从来自掏腰包

领导带头 婚事从简 某处长儿子结婚坚决不用公车

勤俭持家 廉洁自律 某财务科长任职十余载 从不贪污一分公款

晚会求新 观众折服 某“大腕”歌唱艺术家保证真唱

摒弃特权思想 带头轻车简从 某局长昨晚看文艺演出坚持自买门票

增强透明度 严格把好关某教委主任女儿仅差一分 照样名落孙山

…………

成功的捷径　作者：智　勇

深夜。虚构镇政府办公大楼。一株老藤顺着墙壁爬到了二楼的窗口。一条灰蛇沿着老藤爬到窗口的玻璃上。

室内的皮球、大鼓、照相机、彩票、猴皮筋和锁在抽屉里的红包、 印把子正在讨论一个问题——当今社会，怎样才能成功。

“要圆滑!”皮球首先表态。

“一、皮要厚，二、声音要响。”大鼓说话很有条理。

“还要善于钻空子?”蛇在窗外用头拍拍玻璃，不甘落后。

“拼命干不如拼死吹?”唢呐发出了肺腑之言。

“找个好靠山，能省不少力气啊。”藤在窗外慢条斯理地说。

“一定要灵活机动，能屈能伸。”猴皮筋自认为发官切中要害。

“必须敢拍、能拍、会拍。”照相机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得。

“我看，最关键是要运气好。”彩票说。

“要舍得投资才行啊。”红包的话意味深长。

“大家都别说了?只要有权，何愁找不到成功的捷径?”印把子粗声粗气地说。

印把子话一出口，现场顿时就鸦雀无声了，不知是他的话被默认了，还是大家实在无话可说了?

黎明，这里的一切静悄悄。

三爹教子　作者：苏中杰

你听着，话筒不要放下!你翅膀硬了?到美国留学三年回来就了不得了?以为我文化不高，就教训起老子来了?告诉你，你还不行，想混社会还差得远哩，因为你很不像我的儿子。首先，你是个糊涂无知的书呆子，其次你是个胆怯如鸡的怕事鬼，难成大事。

你懂啥?靠知识致富?别拿那洋话唬人，咱的几亿身家(外界不知道)就根本没靠你那套洋理论。你爹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一无所有，只不过是百货公司一名小小的采购员。那时是价格双轨制，倒卖短缺货差价很大，我喂肥几个实权人物，不到两年搞的钱就把公司经理的位子拿到手了。当经理后，几乎公司所有的进货回扣都是我的，不到两年搞的钱就把商业处长的位子拿到手了。这是咱家“原始积累”的第一步。为了更理想的第二步，我没去当处长，把位子让给竞争对手，让我在官场多一个实权朋友，自己到一家大厂子当厂长。专员的儿子从德国引进一套2000万元的设备，我接受了，他吃了300万元的回扣，我因此就和专员有了深交。凭着这一深交和各方面的关系，我下海经商他当后台，做公家的大生意，赚公家的大钱，“产权改革”时，我用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地区价值上亿的破产厂。这是第二步。近些年，吃回扣那种搞钱手法大慢了，瓜分国企那块大蛋糕，已到后期，所剩下的肥水区域就是房地户这一块。买地皮到银行贷款，贷了款再买更多的地皮，无论建房卖出还是把地皮加价卖出，都是低低地进高高地出的大生意，我们坚持下去，搞他七八亿，十来亿，不是很容易了吗?这是第三步，咱家虽然起步稍晚一点，但也不算太迟，市场还大得很。……什么?社会公正，起点平等?你是说你老子搞不公正，不是竞争发家?你懂你娘的个屁，你在美国摆阔，过的日子比、美国的大富人都强，三年花了多少钱?要是平等公正你能有那么多钱花吗?送你出国送坏了，书读死了，对国情一点都不了解。在我看来，暴发史就是这三步，不懂这三步，永远当不了大富豪，你明白吗?

现在要走好这第三步。你的那个公司，由于你胆小怕事，领导不力，已失去很多商机，发展太慢。市中心那个小区，拆迁了没有?……还没有?为什么?……拆迁手续不全?红线图我们拿到了，地皮批给我们了，各主管部门的路子我们都打通了，你怕什么?电一断，水一停，那些住户不搬也得搬。……怕他们告?他们到哪里告?……唉呀，我咋说你呢，你这么傻，如今搞房地产的，谁上头没一批硬后台?我们把他们早喂熟了，他们不给我们对付闹事的群众，吃我们的上千万就得给我吐出来!……你也听说过这种关系?听说过就好。要是怕有麻烦，你就向国土局、公安局、政府办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叔叔伯伯们问个好，就说我爸现在在夏威夷养病，公司的担子由我一人挑，没经验，请叔叔伯伯们多关照，他们就明白了。最近几天，停水停电后，你就命令推土机进现场……什么?民主，法制?要从多方面考虑?全是书呆子见识!我看你是到美国三年，在资本主义同我争夺下一代过程中，中毒太深，把你争夺过去了……给你说，小子，你爹老了，这个家业就靠你发展了。你要是思想不消毒，我们家是没有希望的。……账号还是那几个主要的，但对境外千万不能大额汇款，要学会利用地下钱庄。……我两个月后才能回国。好了，就这样。

酒醉的程度　作者：鲁　钊

这天局长喝醉了，在家里酣然入睡。秘书有些急了，他问局长夫人：“嫂子，局长下午能不能参加会议?他还要作报告呢。”局长夫人说：“这要看局长酒醉的程度。”秘书问：“怎么可以看得出?”夫人说：“稍等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没过多少时候，只见局长醉熏熏地抓着夫人的手，往她身上摸，一边摸——边叫：“小姐，你的大腿好白呀。”一只大手又在夫人胸前一抹，“你好正点呀。来了四川妹，不想回家睡。只要搂着东北虎，宁愿不当好丈夫。来，陪我再唱支‘等到那太阳落西山沟，让你亲个够’。”

夫人甩开局长的手，扭头对秘书说：“看，醉得厉害，酒醉程度；重度!”

过了一会儿，局长又咕咕哝哝说：“你的事情，我记在心上了，咱们是啥关系呀，不过还需要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你慢慢等着解决，啊?”

夫人松了一口气，说：“中度，情况好转，正在慢慢清醒过来。”

秘书喜出望外地对局长夫人说：“嫂夫人实在是高，真是心理学专家啊。”

又过了一会儿，局长翻了一个身，“老婆，没酱油了?好，让司机小张把酱油、醋、调料各送一箱，开张发票不就成了?”

夫人看到这种情况，对秘书说：“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不出一刻钟就能醒过来了。”

又过了片刻，局长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老婆，你看中哪件套装了，下星期天我陪你去买，今天比较忙，实在是没空，对不起啊!”

夫人见怪不怪，扭回头对秘书说：“得了，想起来怎么糊弄我、对付我了，说明酒劲儿已消九成，马上要醒过来了，没问题，完全可以参加下午的会了。”

话音没落多长时间，只听得局长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喉咙，声音纯正，娓娓动听地说了起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把握灵魂，狠抓落实，做一个廉政勤政的好干部!好了，散会。”

随着一声长长的呵欠，局长悠悠醒了过来，见秘书正站在床边，喝道：“备车!”

黄部长的不幸事　作者：许　仙

人要交好运挡都挡不住。黄部长在过去的三年中，来了个官运“三级跳”，从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噌曾噌”地升到正部长的位子，不得了啊!但人要交厄运同样挡都挡不住。也说黄部长家吧，去年一年里头就走了两个大人，一个是黄部长的父亲，另一个是黄部长的丈母娘。

去年2月底，半年前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黄部长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消息传开，部里上下各部门的各色人物全部出动， 自发地前往黄部长家吊唁。一时间，黄部长家吊客如潮，来者自然不忘把鼓鼓囊囊的白纸包塞到黄部长手里。劝他喝杯节哀酒，为了革命事业节哀顺变，保重身体。黄部长悲伤之中，不忘将送礼者的名字一一记在白纸包上，然后由夫人统一登记造册。丧事结束，夫人将礼金造册表请黄部长过目，黄看到这一次性收礼高达15万元之多，不禁喜从悲来。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去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黄部长的丈母娘因心脏病发作，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于次日凌晨去世。丈母娘的葬礼，自然由黄部长这个地位显赫的乘龙快婿担纲主持。消息不胫而走，部里上下各部门的各色人物再次全部出动，前往黄部长的丈母娘家悼慰亡灵。一时间，黄部长的丈母娘家，十分风光。来者自然不忘把鼓鼓囊囊的白纸包塞到黄部长手里，劝他喝杯节哀酒，为了我部蒸蒸日上的事业，敬请黄部长节哀顺变，保重身体。黄部长悲伤之中，不志将送礼者的名字一一记在白纸包上，然后由夫人统一登记造册。丧事结束，黄携夫人回到自己家中，夫人将礼金造册表请他过目，黄看到这一次性收礼仅10万元，比上次少了5万元，不禁怒发冲冠，责令夫人马上将两次礼金造册表进行逐个比较，结果发现有5％的同志这次比上次送得多；有60％的同志两次送得一样多；有25％的同志这次比上次少了；有10％的同志这次却没有送。

在这改革创新的年代，部里不久就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黄部长任组长。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采取了优化分流、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成绩十分显著。最近一期的《国事厂情》宣传资料上写着：有10％的同志下岗，有25％的同志被调走，有60％的同志继续培养，有5％的同志得到提拔。

诗人魏慕高　作者：孔兴民

魏慕高是诗人，如今这年月，诗人很难靠诗歌养活自己，他只得去打工干活儿。

经人介绍，魏慕高进了一家厂子。那家厂子叫“大发保健品厂”，一进厂大门，就看见这么一行醒目的大字：“进了大发门，就是大发人，要想不滚蛋，就得好好干!”在生产车间，两面墙上还分别写着：“少上厕所去屙尿，争分夺秒挣钞票!”“谁给大发惹了祸，大发就叫谁的日子不好过!”魏慕高第一天到厂子里干活儿，看见墙上写的这些东西，心里当即赋“诗”一首：“没有卖给你，咋是你的人?不用吓唬我，我会好好干。钞票挣再多，尿胀还得屙。若要不屙尿，这才不好过。”

厂子严格管理，给每个进厂干活儿的人都编了号，魏慕高是158号，点名时，工头喊158号，他没有答应。

“158号，你狗日的耳朵聋了是不是?”工头朝魏慕高骂道。

“我忘了我是158号。”魏慕高说。

“158是要我发，要你发你记不住，换成154你就能记住了。”工头把158和154调换后，原来的154高兴地说：“154，要我死，现在好了，不要我死要我发了。”

点名后，便是集体唱厂歌：“身体差，有大发，补血补钙补你的肾，大发把健康送进千万家。我们爱大发，就像爱自己的爹妈……”唱完厂歌，大家齐声高喊：“大发要大发，发发发!”

工头发现魏慕高没喊，就走到他面前：“154，你他娘的干嘛不喊?”

“我觉得我们这么喊太可笑。”魏慕高说。

“有啥可笑的?你觉得可笑，我就罚你喊100遍。”

魏慕高说啥也不肯喊，工头气青了脸：“你要不喊，就给老子滚蛋!”

“我走就是，你把押金退还给我。”魏慕高进厂交了1000元押金，那1000元钱还是他向朋友借的。

“被厂子开除的一律不退押金。”工头蛮横地说。

“你说开除就开除，你说不退就不退，你也太霸道了。”魏慕高跟工头吵起来。

两人吵得正厉害，厂长来了。厂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对魏慕高说：“看你是刚来的，这次就算了，不开除你。你以后要服从管理，你要再不服从管理，就真把你开除了。”

魏慕高后来还真被厂子开除了，他被开除不是因为他不服从管理，而是因为他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大发保健品厂生产假药和劣质口服液的事儿。

魏慕高离开厂子时，用油漆刷子在墙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天天叫人喊大发，老子不信你要发。生产假药终被查，看你龟儿发个啥!”

魏慕高被开除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家小面馆。就在小面馆开张的那天，大发保健晶厂被有关部门勒令关了门。魏慕高举报有功，获得了1万元奖金。他用这笔奖金出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秋之恋》。当然，诗集里没有收他的那两首类似顺口溜的“诗”。

魏慕高开了面馆还坚持写诗，人称“面馆诗人”。

就“事”论事　作者：劳　阳

一些人总是没事做，一些事总是没人做，没事做的人总不愿干没人做的事。

没事做的人总是没事做，做事均人总有做不完的事，于是做事的人便不得不做更多的事。

没事的人总是盯着干事的人，时干事的人做的事评头论足挑毛病，结果使干事的人也往往做不成事、做不好事。

有些人专心致志地埋头干事，有些人无所事事却又总爱无事生事，生事的人总比干事的人需要忙活的事多。

有的人干了一点事就成了了不得的事，有些人干了很多事也未必算个事。

不干事的往往没有事，干事的却常常总有事，于是人们便都愿意不干事。

干“正事”的常常干不该干的事，干邪事恶事的却常常干“善事”。

提倡干好事的未必自己干好事，干了坏事后却往往能够变“好事”，坏事好事一“辩证”就成了看不懂的怪事。

公事常常私下里干，私事常常公开地干，公事私事一串门就往往生出不少事。

有些本属大人的事却由孩子干，有些应该由孩子干的事却要由大人干，这样一错位往往出歪事。

有些上头的事非要让下头干，有些下头的事上头反要抢着干，这样一颠倒常常干瞎事。

女人的事男人做，男人的事女人做，红男绿女最容易说事来事出故事。

有人生病是大事，有人有病不当个事，当事未必真有事，不当事来必没有事。

一些人整天想大事，一些人整天忙小事，不干小事的未必能干成大事。

百姓家家有难事，难事多了成大事，群众利益无小事。

谁　做　作者：刘心武

谁都觉得这事该做；谁都等着别人去做；谁都埋怨别人没做；谁都觉得这事并不难做；谁都觉得可能确实不太好做；渐渐的谁都觉得可做可不做；最后都觉得可以不做；终于不做；谁做谁不该!

——当然不是我们。

——他们是谁?

谁都不做，一个人做，他是——傻瓜?英雄?疯子?伟人?

谁都做，一个人不做，他是——智者?昏虫?哲人?叛逆?

——那一个人当然不是你我。

——是谁?

做有时不如不做——真的吗？

不做有时胜过做——真的吗?

做与不做之间的，往往多于真做和真不做者——真的吗?

谁都觉得这事该制止，谁都等着别人去制止；谁都埋怨别人没制止；谁都觉得可能确实不大好制止；渐渐的谁都觉得可制止可不制止；最后都觉得可以不制止；终于不制止；谁制止谁不该!

——当然不是我们。

——他们是谁?

其实都在做，谁能根本不做?

做往往等于没做，谁能保证算做?

信　任　作者：喻　强

2001年的秋天，一个绰号叫“黑碳”的抢劫犯在西北某劳改农场服刑，还有一年他的刑期就满了。一天，在随队外出修路时，“黑碳”捡到了一个皮质钱包，里面有1000元钱和一些证件，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交给了警察。可是警察却轻蔑地对他说：“你别来这一套，用自己的钱变着花样贿赂我，想换资本减刑，你们这号人，就是不老实!”

“黑碳”是因为贫穷和同伴的怂恿才走上抢劫的犯罪之路的。望着西北苍茫的天空，“黑碳”万念俱灰，心想，劳改了这么多年，连管教他的警官都这么不相信他，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

晚上，“黑碳”越狱了。亡命途中，他大肆抢劫钱财，准备外逃。在抢到足够的钱后，他乘上开往边境的火车。

火车上很挤，他只好站在厕所旁。这时，一位十分文静的姑娘走进厕所，关门时却发现门扣坏了。她走出来，轻声对他说：“先生，你能为我把门吗?”

他一愣，看着姑娘纯洁无瑕的求助的眼神，点点头。姑娘红着脸进了厕所。而他像一位忠诚的卫士一样，严严把守着门。就这一刹那，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这世界还有人信任他，而且是一位文静的姑娘。下一站，他下丰到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警察一句轻蔑的话让即将刑满的“黑碳”走上亡命之路，而那姑娘纯洁无取的眼神，在不经意间竟使亡命天涯的“黑碳”浪子回头，令人感叹。这个世界上，信任是一种珍贵的东西，是对一个人起码的人格尊重，特别是一个灵魂受到创伤的人。

小　偷　作者：李　琦

有一个小偷，从窗子鬼鬼祟祟溜进了一户人家，突然发现床上一堆被子中坐起一个老者，双方都大骇。当小偷看清对方是个衰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长者，便不再害怕了。他心慌意乱地继续开抽屉翻柜子。

此时，长者慢悠悠开口了：年轻人，你看你有胳膊有腿的，干点什么不好?挣着吃不比你偷别人强啊?担惊受怕的，逮着就得判刑。

这是他第一次入室偷盗，竟撞见了人。小偷于是给自己壮胆：你不是我爹，用不着你教训我。可长者不依不挠，把一串串话变成道理，明明白白摆在小偷面前，声音也越来越高。小偷怕被别人听见，就连忙用一根绳把老头两手反绑，又拿了条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小偷没心思了，想推门面出时，回头看了一下。这一看，又让他大惊，两行老泪正顺着那满是皱纹的脸流淌。小偷犹豫了，走过去把塞进老人嘴里的毛巾又拽了出来：老爷子，委屈了?

老人缓过一口气，说，我老伴去世了，儿子三年前车祸死的，儿媳妇改嫁了，我一个孤老头真盼着家里有点人气，好不容易来个人，还要在我家学坏。小伙子，你要是不偷东西，常来这串串门，咱爷儿俩喝两盅，多好啊。小偷的鼻子一酸，叫了声大爷。他说，我爹对我都没这么上心，你信不信我能改好。长者使劲一点头：你先得自己信，学好不难，你从今天就开始吧。

连自己都以为丢失殆尽的自尊又重回到小偷身上，他为老头松了绑。从窗户进来时，他是个贼，从大门出去时，却已是个想要洗刷掉一切污点，重新开始的人。

这是一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真事。给我讲这件事的人说，你到墓地能看见这个老爷子的墓，墓碑上面刻着老人的名字，落款是：义子某某敬立。

剪　辑　作者：孙中举

一天，县电视台记者去山村采访：“请问老大爷，您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老农民回答：“今年庄稼受了水灾，好在我们抗灾及时，今年的产量没减，还增加了5％，但成本却比去年增加了30％，种子、农药、化肥真的少，假的多。各乡提留、摊派也比去年多了些。要是仔细算算，收入还不如去年呢……”老农民说得实诚，他想这样说可能给农民带来一些改变。记者说，过几天电视会播放采访。

到了播放那一天，老农民激动得连饭也顾不上吃，提前坐到了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前。本县的电视新闻终于开始了，老农民屏住呼吸，看到县长大段讲话后，接上主持人的一段旁白：“……在县委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又添上了他这个老农的形象和一句话：“今年庄稼虽然受了水灾，产量还是比去年增加了5％。”

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避　嫌　作者：蒋廷松

组织部黄部长母亲70寿辰，他发出了许多请柬。客人赴宴时都把红包交给他，但他总是摇摇手说：“这是我母亲大寿，那红包你们就不要拿了，如果一定要拿，你们就给我母亲吧。”

其妻见了，不解地说：“给母亲给你还不都一样，你为啥要忸忸怩怩?”

黄部长低声说：“你妇道人家懂个屁?我这样做可以避嫌啊!

尽管……也要……　作者：晋　军

尽管是伪劣产品，也要贴上防伪标记；

尽管是抄袭之作，也要声明“不准抄袭”；

尽管是仿冒别人的，也要注明“仿冒必究”；

尽管经常犯糊涂，也要挂幅“难得糊涂”；

尽管是凑在一起闲聊了几句，也要称作“论坛”；

尽管电话在手边，也要让秘书代接；

尽管从不看书，也要摆满经典著作；

尽管吸烟有害健康，也要一天抽完一包；

尽管明知发牢骚如抽烟一样有害，也要忍不住发了这么多。

自主权　作者：吴志良

大款：“真羡慕你啊!不用操劳就可以享受，哪像我挣点钱操那么多的心。”

某官：“你虽然花钱要靠自己挣，可你享受起来自由，不像我总是受制于人。我抽烟，人家送什么就抽什么；喝酒，人家送什么就喝什么；玩乐也只能人家请到哪里就在哪里玩。一点也没有自主权啊!”

站在哪里　作者：几　米

叠罗汉时，你喜欢在哪一个位置？

最上面的？会摔得很惨。

最下面的？会被压得很痛。

中间的？又似乎不够刺激。

叠罗汉时，我总是后悔我选择的任何位置。

为官三铭　作者：乐　朋

刘禹锡之《陋室铭》，以寥寥数语，为德立言，自许清高，千古流芳，遂使后世仿作不绝，余音袅袅。今步后尘，戏拟官铭三则，博众一笑。

庸官铭

官不在高，有位则名。

权不在多，够级则灵

斯是衙门，惟吾厮混。

上班品龙井，下班五粮春。

讲话有秘书，开会赶门庭。

可以登报纸、上视镜。

无徒步之苦恼，无下岗之揪心。

今赴洛杉矶，明年游东瀛。

合肥云：“当官最易!”

注：晚清李鸿章因系安徽合肥人，人称“李合肥”，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曾留有这样的“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迷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不中用了。”可为古今庸官作一解。

赃官铭

官不须大，有权则灵。

利不计小，能捞就行。

斯是宝座，惟我攫银。

嘴皮忙唱廉，手中捞得紧。

调笑有小姐，往来五百姓。

随便花公款、嫖赌饮。

无穷困之劳顿，有妻室之烦神。

香港有金窟，瑞士储美金。

孔子云：“乘桴浮海。”

注：《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主张行不通，孔夫子就要乘木筏流亡去海外。如今不少赃官都狡兔三窟，贪污腐败行之于海外，一旦东窗事发，立马逃之天天。当然，其逃亡的交通工具非古时的木筏，早已挟成了豪华的汽车、轮船和超音速飞机。

好官铭

官不在高，勤政则名。

权不在大，廉政则灵。

斯是公仆，惟求为民。

只身入基层，调研谋革新。

谈笑共百姓，往来如水清。

可以察实情、顺民心。

存办事之顶真，去享乐之扰纷。

兰考焦裕禄，西藏孔繁森。

马翁曰：“果真公仆!”

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公仆”的命题，认为公仆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不允许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心中的好官，当为真公仆。

画虎不成反类犬　作者：杨翰端

中专升“大专”，

大专升“学院”，

学院升“大学”，

大学升“重点”…

抢戴“高帽子”，

争当“大而全”，

牌子更“响亮”，

质量没改变，

教师仍平庸，

教材仍“老脸”……

如此“升级”办高校，

画虎不成反类犬……

官僚与数字　作者：胡　爽

对上级，一吹二拍三溜四捧；

对下级，一叱二唬三吓四吼；

对同级，一哄二瞒三扯四拉；

对群众，一坑二蒙三诈四骗；

对名利，一沽二钓三占四抢；

对权力，一争二夺三揽四霸；

对工作，一等二靠三观四推；

对问题，一推二拖三躲四踢；

对时光，一混二磨三熬四泡；

对公款，一吃二喝三挥四霍；

写汇报，一编二造三拼四抄；

做报告，一诌二聊三侃四夸。

致富歌　作者：禹　仲

农民想致富， 想方设法修好路；

工人想致富， 加班加点不怕苦；

商人想致富， 偷税漏税傍干部；

教师想致富， 假日天天把课补；

学生想致富， 家教是个好去处；

医生想致富， 大小红包心中数；

作家想致富， 奋笔疾书仿废都；

歌手想致富， 嚎叫声声把脐露；

演员想致富， 绯闻提高知名度；

律师想致富， 平时多送院长物；

法官想致富， 是非颠倒装糊涂；

交警想致富， 主动出击把路堵；

记者想致富， 新闻有偿就服务；

屠户想致富， 清水拿来肉里注；

小姐想致富， 羞羞答答脱短裤；

官员想致富， 半推半就受贿赂。

人生十二领悟　作者：佚　名

1、父子二人经过五星级饭店门口，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不屑地对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父亲则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

悟：你对事物的看法，并不一定总是反映出你内心真正的思想。

2、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盘，父亲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后一片沉寂。儿子望着父亲说道：“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你怎么知道?”“她没有骂人。”

悟：我们习惯以不同的标准来看人看己，以致往往是贵人以严待己以宽。

3、有两个台湾观光团到日本伊豆半岛旅游，路况很坏，到处都是坑。其中一位导游连声抱歉，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而另一个导游却诗意盎然地对游客说：“诸位先生女士，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赫赫有名的伊豆迷人酒窝大道。”

悟：虽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不同的意念，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思想是何等奇妙的事，如何去想，决定权在你。

4、同样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将来的志愿是当小丑。中国的老师斥之为：“胸无大志，孺子不可教也!”外国的老师则会说：“愿你把欢笑带给全世界!”

悟：身为长辈的我们，不但容易要求多于鼓励，而且更狭窄地界定了成功的定义。

5、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太太不耐烦地对她先生说：“我说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原来你老是停下来看这些东西。”

悟：有人只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狂奔，结果失去了观看两旁美丽花朵的机会。

6、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慢些。”“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快铲起来，油太多了!”“把豆腐翻一下!”

“哎呀，”妻子脱口而出，“我懂得怎样炒菜!”

“你当然懂，太太，”丈夫平静地答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如何。”

悟：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

7、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前进着，有一个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着这辆车子。一个乘客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对追车子的人说：“老兄!算啦，你追不上的!”“我必须追上它，”这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这辆车的司机!”

悟：有些人必须非常认真努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后果就十分悲惨了!然而也正因为必须全力以赴，潜在的本能和不为人知的特质终将充分展现出来。

8、甲：“新搬来的邻居好可恶，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突然跑来猛按我家的门铃。”乙：“的确可恶!你有没有马上报警?”甲：“没有。我当他们是疯子，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悟：事出必有因，如果能先看到自己的不是，答案就会不一样。在你面对冲突和争执时，先想一想是否心中有愧，或许很快就能释怀了。

9、某日，张三在山间小路上开车，正当他悠哉游哉地欣赏美丽风景时，突然迎面开来一辆货车，而且满口黑牙的司机还摇下窗户对他大叫一声：“驴!”张三越想越郁闷，也越想越气，于是他也摇下车窗回头大骂：“你才是驴!”才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了一群过马路的驴。

悟：不要错误地揣度别人的好意，那只会让自己吃亏，并且使别人受辱。在不明所以之前，先学会按撩情绪，耐心观察，以免事后后悔。

10、小男孩问爸爸：“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得多?”爸爸回答：“当然啦!”

小男孩问：“电灯是谁发明的?”爸爸：“是爱迪生。”小男孩又问：“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有发明电灯?”

悟：很奇怪，喜欢倚老卖老的人，特别容易栽跟斗。权威往往只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空壳子，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开放时代。

11、小明洗澡时不小心吞下一小块肥皂，他的妈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向家庭医生求助。医生说：“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可能半小时后才能赶过去。”小明妈妈说：“在你来之前，我该做什么？”医生说：“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然后用力跳一跳，你就可以让小明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悟：放松些，生活何必太紧张。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何不坦然自在地面对。担心不如宽心，穷紧张不如穷开心。

12、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地一声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

悟：每个人的心，都像上了锁的大门，任你再粗的铁棒也撬不开。惟有关怀，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细腻的钥匙，进入别人的心中，了解别人。

古词新语反腐败　作者：李燕翔

苏轼：腐败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根除之日，当夕是何年。但愿官自律，夫妻共婵娟。

李煜：春花，秋月流泪了，腐败知多少。昨夜反腐吹劲风，故已不堪回首牢狱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主人改。问君悔泪几多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捕未判时分，最难将息。三番五次串供，怎敌它反腐风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曹雪芹：满纸忏悔言，一把辛酸泪，都慕贪官好，谁知其中味。

辛弃疾：少年不识“贪”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尝“贪”味强出头。而今识尽“贪”滋味，欲“缩”还休，欲“缩”还休，却恨覆水已难收。

辛弃疾：稻花香里话腐败，听取骂声一片。

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蛀虫咬，夜来反腐声，官落知多少。

崔颢：罪人乘鹤归阴去，此地空余妻泪流，贪官一去不回返，警钟千载声悠悠。

贾岛：灯下问秘书，言长赴宴去，只在歌厅中，包厢不知处。

李清照：常记舞厅日暮，沉醉不思归路，兴尽不回家，坠入烟花深处。争渡、争渡，惊闻公安查铺。

陆游：根除腐败风清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字与字的对话　作者：向少勇

申对电说：别翘尾巴!

凸对凹说：不要老缩着头!

妙对姥说：外婆，五十年前您也像我这么年轻，对不对?

人对仙说：堂堂正正做人就够了，何必靠山?!

画对田说：田周修上堤坝，只留两个口子，旱涝侏收。

甥对姓说：咱俩性别不同。

大对犬说：多一点还不如少一点。

户对尸说：缺点要命。

乒对乓说：都是当兵的，别再打了，你我都已损失了一条腿。

全对金说：你那两点就这么值钱?

斤对斥说：十两就十两，干吗要多一点?

杏对呆说：把嘴长在头顶上，人家会说你傻的。

父对爹说：多此一举。

兵对丘说：你已成了残疾，但我还得紧握手中枪。

力对刀说：把呢?

8对1说：你睡着也是一，我躺下便变成“无穷”。

123456789对0说：弟兄们都议论你爱说假话!你一时说自己是氧，一时说是喔，一时说是欧……你到底是谁?

冬对图说：有围墙就不冷了吧?

听那百年真声音　作者：刘洪波

杂文是现代中国空前兴盛的文体。现代中国一切思考着的人们，几乎都留下过他们杂文形式的思想记录。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心目中存在着一个杂文的定义。我固执地认为，杂文是思想的文学表达，它源于痛苦而不是欢乐，表现为或高或低的号叫而非妙曼的抒情。杂文之可贵，在真而不在美，有真痛苦方有真杂文。

现代以来几乎所有能够识文断句的人，都对杂文有着一定程度的投入，根源在于他们都体验着人生、社会与时代的痛楚，杂文使他们产生共鸣，杂文是他们表达的重要手段。如此多的人不得不依靠杂文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只能从杂文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这是多么奇异的景象。

杂文是“不好好说话”的文体，皮里阳秋，曲里拐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这一点都是杂文的一个天然话柄。恨者以此为杂文家居心叵测的证据，痛者以之为汉语堕落的根源。是啊，为什么不好好地说呢，难道写作者在玩文字的过程产生了愉悦?杂文并非闲情偶寄式的消遣文字，而是和血带泪的精神记录。杂文的痛苦是双重的，如果仅仅存在现实的苦难，而不存在表达的现实障碍，杂文即使不至于灭绝，至少也不至于繁盛至此。

当然，感觉到表达障碍的存在，也许正是一种罪过。如果“居心可测”，又有什么话说不得?确实如此，哪怕周厉王，也并不拒绝真诚的赞美，这些人表达既由衷又自由，那些有话说不出的人，那些“道路以目”的人，是些什么人就不言自明了。

一年来，我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百年间留下的杂文，即使如此，仍然无法穷尽所有。我读过几部现行杂文史中提到的所有篇章，也读了几部杂文史上没有提及的大量篇章，体味一个个作者在写作时刻的精神状态，想像回到历史的现场，看他们的文字怎样穿过重重雾障走到当时的读者中间，而且我希望把他们的文字带到现在的读者面前。

与出版社签下选编《百年百篇经典杂文》的合同时，我没有想到阅读的过程会这么漫长。我曾设想，编一本百年杂文的选本，大概翻翻“杂文史”，选出一些“进了杂文史”的篇目就行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杂文史”乃是排座次的场所，其眼光往往更多地放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名人名篇上，而非发掘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芒的作品。

好在出版社也没有按照合同中的交稿时间催逼，我得以较为从容地完成这本带有个人色彩的杂文选本。我选出了180多篇作品，尽管已经突破“百篇”的定数，但如果不是“百年百篇”这个书名在后面起作用，应该会有更多篇章被选进来。而且为了让读者认识更多的作者，我不得不使每个作者只选人一篇作品。

读者明鉴，有些非常著名的作者(尤其是当代的一些著名作者)，并没有在这个选本中出现，一些入选作者也没有选择其“最著名的作品”。我不得不说，对每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杂文家的作品，我都给予过足够的考虑；对每一件“著名作品”，我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既然给自己制定了“不是为着设立主席台”的原则，我不能不以单件作品是否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来确定篇目。

何谓“超越性价值”?虽然任何一篇杂文，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写作的，但一篇杂文作品如果距离它发表的时间足够远的时候，仍然具有。现实感，仍能产生认识价值，才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比单纯的合时、应时之作“半衰期”更长，思考的彻底性、贯穿性更强，往往更能突破时代造设的思维屏障，更能超越时代设定的思维领域，从而更值得我们重视。

杂文是干什么的?杂文是批判的，然而杂文并非专门的批判工具，作为思想的一种表达，它应当具有认识价值，能够让人穿破表象，看到社会与时代的皮下质料，看到人的价值与尊严之所在。杂文优秀与否，不在于语言的勇猛，而在于其内在精神是否坚定地立基于人性。它永远以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并不为任何外在因素阻碍地指向“立人”的目标。杂文是真正的人说出人话的一种方式。

在选编的过程中，我听到了真正的人发出的真声音。这声音尽管经受时空长短远近各不相同的阻隔，甚至自身往往披裹着层层“安全外壳”，然而我仍然真切地听到了。这声音因情之真而动人，因理之真而醒人。发出这声音的困境，也是我们面对着的困境。

2004年第5期

茶客留言　作者：张　　慧等

张 慧(湖北荆州)

自从去年偶然读阅《杂文月刊》，从此便对她爱不释手了。今年，新创刊的《杂文月刊，选刊版》又为我的业余生活上了一套丰富的“营养大餐”。每每与丈夫、同事谈及其中文章内容，或大笑，或叹息，多有共鸣之感。总之，我们在乎时生活中所看得到但想不到、想得到但表述不清的东西常常被杂文大师们分析得精辟透彻、寓情于理，读罢让人回味无穷。

《杂文月刊，选刊版》，我爱看。

李旺恒(宁夏西吉)

以前，我只订阅了贵杂志社的《杂文月刊》一份杂志，今年有幸从友人那儿读到一本崭新的《杂文月刊·选刊版》，觉得内心特别高兴。新杂志有新的理念，“直面现实”、“激浊扬清”、“半真半幻”、“编辑推荐”、“世象杂汜”等多个栏目尤为新奇，具有独特的杂文理念，言词有理而生动，令读者为之叫好!《杂文月刊》我觉得是一本适合大众的好杂志，希望现在的选刊版也能像《杂文月刊》一样创个优秀叫人们看看，这样一来也方便了读者，并且适合读者渴求已久的口味。我听几位同事说准备邮购些《杂文月刊，选刊版》，让自己也品尝美文杂志。读过几期之后，我觉得她真是杂文界的美文杂志。

李招强(福建永春)

我是一名中学生，由于学业抓得紧，所以不经常外出购买书刊。这次我趁空，在书店发现贵杂志社出版的《杂文月刊，选刊版》，很感兴趣，便购了一本。回家之后，我一眼就看见了“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几个字，看了其内容，我内心深处受到了震撼。因为在我所看到的杂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真诚、朴实而又处处为广大读者着想的，真是令人惊叹。话语虽短，情意却深，在此为表示我对贵社的敬仰，特荐上几篇文章……

刘恩柱(新疆福海)

我是一名机关干部，非常喜爱《杂文月刊·选刊版》，每期一到，爱不释手，特别喜欢的文章反复阅读百看不厌。我认为这份杂志真是一本好杂志，把平时很多人想说却说不出说不清楚的话说得淋漓尽致，那些讽刺，那些幽默，那些漫画，一定让那些能对号入座的人如坐针毡，大汗淋漓，面红耳赤，哈，我每次都快乐地大笑。我的同事也很喜爱这份杂志，以至于杂志来了，经常是他们先偷着看，抢着看，然后才拿给早已迫不及待的我。我也很想写，可是水平有限，不敢写，所以只好看人家写。前几天在《今日新疆》2004年第1期上看到一篇《放下架子》，觉得写得很好，就复印下来推荐给你们，不知能不能被你们看中。衷心希望《杂文月刊·选刊版》越办越好，越办越火，越办越“辣”!

崔　磊(山西霍州)

我是个杂文爱好者，也经常翻阅这一类杂志，我觉得贵刊最有自己的风格，而且我也喜欢这种风格。特别是贵刊在弘扬鲁迅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韦焕幸(广西宾阳)感谢贵刊出了如此多的美文。让我们陶醉。

唐伟民(浙江杭州)拜读贵刊，甚感欣慰。“致读者语”，字字玑珠；“画眉深浅”，尤为人目！《杂文月刊》，时常阅读，爱不释卷，知音知音!举荐数稿，以省世人；拙作两篇，权充柴薪。

李向阳(广西桂林)

认识《杂文月刊，选刊版》很偶然，是缘分让我与她进出了爱的火花。喜欢听很多人酣畅淋漓地大发感慨，喜欢闻很多人鞭辟入里地揭露与批判，未了，喜欢一个人独坐深思回味，思考的历程让我更喜欢这群为此刊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编辑们、作者们和读者们。因为我懂他们对这个社会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可爱的祖国有着更深切的爱。满腔热血幻化为文字针砭时弊，为文明摇旗，为社会的进步呐喊……

符　坤(江西广丰)

每次买到《杂文月刊·选刊版》时，我都爱不释手，一口气就要把她看完，看完后觉得很过瘾。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但作为读者总是挑剔的，觉得还不够过瘾，再加盆辣椒吧。让她作为一面放大镜，照一照我们的社会，照一照每一个角落真实的样子!

希望她成为这个样子：一、笔力深，针针见血，入木三分，不留余地；二、愤世嫉俗，刚正不阿；三、博古渊学，才华横溢，不平事奋笔直呼，敢怒敢言。

我祝愿《杂文月刊·选刊版》越办越好。

“严禁”缘何成了“言禁”？　作者：于成玉

如果笔者没记错的话，1993年10月25日新华社发通稿，公布“两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 (境)旅游的通知》，该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严格控制用公费出国(境)活动。凡属一般性考察、学习和没有明确公务目的及实质内容的出国(境)活动，要坚决停下来；出访团组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绕地旅行或擅自延长在境外的旅行时间。”然而，十个年头过去了，该通知贯彻落实得怎么样了呢?据《人民网》透露：出境经费年年控制，年年超标： 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 320亿美元；200，2年实际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无奈，今年伊始，“两办”又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干部出境、出国活动开支的通知》。其实，类似的通知、类似的结果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如，自建国至今各级党政部门所下关于禁止干部大吃大喝的通知不下百余个，然而，大吃大喝仍我行我素，照吃不误。近几年被百姓讥为“大腹便便”的“酒染的风采”每年至少卷走 1000亿人民币。又如，自从“两办”于1997年3月24日公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来，所揪出的大贪官十有入九都有家庭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说明这个规定也没有发挥作用，成了一纸空文……

以上事实说明，以前颁布诸多的这“通知”、那“规定”之类的所谓的“严禁”，到头来十有八九都成了银样鑞头的“言禁”，这就不能不令笔者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严禁”缘何变成了“言禁”而“严禁”者又再发“严禁”呢?仔细想想，这里固然有违禁者对“严禁”的藐视和冒犯，但问题的主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严禁”者的自身。正如唐代大政治家魏征所言：“善治国者，不尤其民而罪诸已，无责诸下而求诸身。”

首先，“严禁”者所制定的“严禁”本身就不十分“严紧”。仍以1993年10月25日新华社公布“两办”《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为例，虽然所列“禁令”达八条之多，但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禁令”是不够严密的，失诸疏漏多多，对违禁者根本构不成硬约束。如该通知明文规定，“以本通知发布的时间为界，在这以前的，可以适当从宽处理”，并由“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单位负责进行清理整顿”云云。其实，“用公费变相出国 (境)旅游”的正是“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俗话说：“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让他们“负责进行清理整顿”，自己整顿自己，就像跟老虎商量要剥它的皮一样，是根本办不到的，况且还有“在这以前的，可以适当从宽处理”条文“网开一面”，予以“关照”，“严禁”变“言禁”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法之不行”多源于“自上犯之”。“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在笔者看来，在这“427万人次”中有相当一部分恐怕是来自中央和各部委办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正因为高中级干部出国旅游成潮，才导致基层干部出国成风。笔者所在地的一个居民村的党支部书记，近几年居然出游好几个国家，当村民指斥他时，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都是上级组织安排的，责任与我无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经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所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至理名言，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严禁”者不能以身作则，违禁者屡禁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纵观历次“严禁”者所公布的“严禁”，虽然“严禁”的条文愈来愈多，但都没有把这样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被禁对象的头上：即授权各级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对象不受任何限制，如地域不分南北，官阶不分高低，过失不分大小，任何一家新闻媒体，均可及时予以揭露。当然，揭露必须事实确凿，批评据理有度，不准凭空臆造，挟嫌攻讦诽谤。否则，监督者也将受到法律制裁。笔者以为，如果在我们的“严禁”系统中能够早点放上这么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诸如胡长清、成克杰、李真、王怀忠等高官，刚一为鬼为蜮、社鼠城狐时，新闻媒体的“选摩克利斯剑”便挥动起来，后来何至于走上断头台呢?令人遗憾的是，早已为人类政治文明证明行之有效的这种普世作法，我们的“严禁”者就是不用，而我们也只好眼睁睁地瞅着“严禁”运营的成本和亏损因此而在不断地成倍增长了。

不许你代表我　作者：焦国标

前几天参加一个研讨会，开幕式上，东家该讲话的人士全讲过了，接下来是应邀与会的客人某上去讲话，内容自然是表示感谢和祝贺——这很应该。可是他的开头语，“我代表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同志”云云，让我至今不舒服，甚至感到恼火。

你凭什么“代表”这些与会的同志?他们是口头推举你了，还是投票同意你了?你的代表资格从哪里来的?你是怎么搞到这个代表权的?代表某某岂是红口白牙浑说的?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就咧咧地代表人家，这是侵权，这是非法，这是侵犯他人意志!

这次研讨会，东家做的什么都好，我都满意，惟独安排这个“代表”发言让我不满。我绝不是说这位先生资格不够，不配作代表，而是这代表的产生不合法。他既然代表大家发言，总得征询大家的同意，“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而不能会议的组织者一商量，甚至一捏古，叫谁代表谁代表。如果是这样，他是代表组织者发言，而不是代表应邀的与会者发言。会议组织者不哼不哈就把其他应邀与会者的权利拱手送人，这也是一种非法行为。

有人会说，这件事太微不足道，根本够不到法的问题。这件事的确不大。我不管事之大小，我只关注这种做法本身。这种做法可以做小事，也可以做大事；做大事时违大法，做小事时违小行使这一代表权的?谁能从法理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封建时代不说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说代表人民，而是说“牧民”。就说民国以来吧，最不能合法代表人民意愿的人莫过于袁世凯了，可是袁世凯代表人民说话的时候谁都赶不上他神圣，他不知羞耻。民初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一党得392席，亲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才得223席。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十分牛气，内阁总理马上就要当上了，于是去向袁大总统面辞农林总长。你猜袁世凯怎么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挽留你!”这个无耻之徒，你凭什么“代表”四万万人?宋教仁是个有名的“议会迷”，可他的回答并不是太“议会”(即法的精神或程度)，“我代表四万万人拒绝你的挽留!”天哪，你那392席都是什么人等选出来的，居然大言敢称“代表四万万人”?民国初年的人似乎人人都敢冒用四万万人的名义，连张东荪劝梁启超注意保重身体都说过这种话。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中国人这种不符合法的精神的“代表”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有时我恨不得起诉到海牙国际法庭去。主权是老大!国际法庭肯定不敢问国内的事，可是国内谁也不把这事当成一回事，如之奈何?

给弱者特别关切　作者：童大焕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农民的，关于农民增收减免赋税，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取消农业税，继之则有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等地宣布取消或即将取消农业税；承认农民进城的权利，要求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将其纳入城市产业工人的行列，保障他们的权益；改革征地制度等等。2月 16日开始，新华社国内部、中‘国青年报社联手推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调查”系列报道，呼吁保护几百万民工子弟的上学权利；厦门市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千方百计扶持、公助民工子弟学校，江西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提供制度保障；从2月18日起，河南省76名省直机关的干部进驻该省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进行为期一年的帮扶工作，在这些村实施“五个一工程”(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

虽然上述种种，都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那么多的关注同时向着我们一度被忽视的社会最底层的弱者，有着对过去“补课”的成分，但我还是为之感动。我认为是一种超越了眼前功利的、长远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社会在制度和文化自觉上的道德提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我们整个国家所面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他应该和我们大家一样，共享上苍赐予这个世界的阳光、空气、水、大地，共享人类文明的财富与果实。

为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效率安排，人类发明了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和道德(所有权是道德神也是自由神，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不致使社会成为互相之间野蛮掠夺的场所)，但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产权制度的存在，财富可以代代相传，它使后一代在一生下来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起点不平等：地域、财富、地位都不平等。它破坏了人类的天然平等权，于是，人类社会必须有着完善的对于弱者的制度补偿，否则，弱者只有突破现有的社会规则，才能重新获得其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自由、尊严。那样，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将毁于一旦，人类将重新回到黑暗的丛林世界。

对于弱者，人类社会曾经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一种是抛弃弱者，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弱者，从而求得“国家”、种族的“繁荣”和“发展”，最极端的莫过于法西斯。另一条道路是：扶助弱者，让他们尽快成为文明社会自由、尊严的存在，一个都不放弃。国家的骄傲、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就是这样从具体的一个一个又一个开始，别无选择!血雨腥风几千年，后一条道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那才是一条自由、尊严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德的、合乎公平与正义的道路。在消灭弱者、抛弃弱者的道路上，永远都还会有落在队伍后面的“最后一个”；而在扶助弱者的道路上，你扶助了最弱的弱者，就永远不会有比他更弱的弱者。所以，这世界，只要有一个人被抛弃，就意味着所有人都随时有可能被抛弃；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自由、权利和公平，就意味着所有人都随时有可能失去自由、权利和尊严!

人有逐利的本性，社会效率的问题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社会自己会自由地完成。而扶助弱者的工作，理所当然，应当由具有强制力和相对“超脱”的政府来做，负有提供“公益物品”之责的政府，目光应当特别关注弱者。

老百姓的钱　作者：柳　萌

谁都知道，这年头，想挣钱的人不少，挣到钱的人不多；有本事的人挣钱都难，一般的人挣钱就更难。老百姓没有灰色收入没有外快，一年到头就是那点死钱，有时好客易有点富余钱，放在家里暂时用不上就存银行，只是那利息低得实在可怜。于是就买彩票炒股票买国债，想借此实现自己发财的梦想，就是发不成财，总还可以使自己得到些许安慰。但是好事总是与他们擦肩而过，买彩票老是与中奖差一两个号，炒股票老是碰到低迷的熊市，起早贪黑排队买国债到跟前卖完了，好像老天总是与他们过不去。这时十有八九认倒霉信命运，觉得自己生来爹妈就给了个穷命，从此甘愿规规矩矩地安于现状。

老百姓挣钱不容易，花钱同样伤脑筋。仅有的一点固定金钱收入，就成了维持生计的命根予，轻易不敢随便地动用，放在手里都快攥出了汗水，还怕把钱弄湿了弄折了弄脏了。想花的时候左算计右算计，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两半儿用，钱在他们的手里总是沉甸甸。每月拿到这点固定的钱，先得摊在床上分开份儿，吃饭留多少，水电用多少，乘车用多少，孩子上学给多少，老人那里敬多少，看病买药用多少，如此等等，算计得几乎天衣无缝。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完，最后还要想办法再挤出点钱，以供急需或将来养老用。“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便受穷”这句话，成了口头禅经常挂在他们嘴边，更成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指南。

作为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赚钱不容易，遇到点事更难。因此，他们深知钱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但是，为人处世却有自己的原则，不偷不抢，不骗不坑，再赚不来钱也绝不做犯法缺德的事。对于金钱的基本态度，他们历来就是，赚一就花一赚俩就花俩，这样的钱花时脸不红心不跳，什么时候都会是踏踏实实。偶尔有个周转不开，找人借点钱用用，到时说还就还，从无赖账这一说，他们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像有钱人家那样找讨债公司，或者因钱对簿公堂的事，在老百姓之间很少。他们珍惜钱更看重信誉。这正是普通老百姓的可爱可贵之处。

那么，真正体谅普通百姓的人有多少呢?好像不是太多。但是，算计百姓的人却不少，随便看看社会新闻，常有某某上当受骗的事发生，而这某某人又必定是普通百姓。因为骗予知道，当官的不敢骗，有钱的不好骗，最好骗的就是百姓。就连这个涨价那个降价，眼睛盯着的都是普通的人。富人在社会上总是少数，他们不会计较几个小钱，再说在他们身上打主意，涨的和降的这点钱都显眼，而且基数都不算是最大的；摊在普通人头上则不同，总的基数在人群中比较大，涨点降点都不是很起眼，何况又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再有想法再有意见也得认头。我每天听广播，在消费者热线里，投诉的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生活可真难哪。

可是话又说回来，再宽的河流也得趟，再难的日子也得过。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有人帮助说点话，政府考虑问题，社区办啥事情，多从普通人的难处想想。电视里广播中报纸上，在用广告赚钱的同时，请拿出一定的时间篇幅，做些法规和道德的提示，这样或许更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人群的整体上，行为有规范，道德有张扬，整个社会获得金钱的途径正常了，百姓手中的钱也就有所保障。

“奖励官职”的尴尬　作者：吴志雄

据《瞭望》新闻周刊第3期报道，近年河北省清河县、吉林省江源县出现了40多名同时拥有“官”和“商”双重身份的“老板公务员”。河北省清河县为鼓励所在地企业多纳税，有个不成丈的做法：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600万元(这个标准在2001年前是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位。目前有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在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从1993年也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十年来，先后有25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

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是党纪国法一再重申的规定，企业老板不能同时担任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有的地方政府偏偏悖法而行，把官职当奖品，引来私企老板竞相争逐，实在是令人尴尬之举。

其一，是政府的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要吸引投资者，发展本地经济，应当依靠健全的、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廉洁、高效的办事环境来实现，而非出租权力所能为。地方政府把官职当奖品，封官许愿，恰恰说明这些地方政府施政理念的错位和服务职能的缺失。其二，是私企老板的尴尬。对一个成熟的市场经营者来说，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市场法则的能力、娴熟的现代管理技能和较高的法律、政策素养，是其自身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竞争制胜的法宝。对身价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私企老板来说，戴着一顶副科级的官帽，既费心机又劳神，应该没有多少价值。私企老板热衷于戴官帽，除了承认市场经济不完善条件下权力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之外，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私企老板还没有摆脱“官本位”的影响和“红顶商人”的影子。其三，是法律、政策的尴尬。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经过科学、严格的选拔任用程序，必须符合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奖励官职，把官帽与私企老板的税收挂钩，既有以官易钱之嫌，更为一些别有用心的老板进入公务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洞开了方便之门，损害了法律、政策的严肃和权威，也损害了公务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纯洁。其四，是社会的尴尬。当官帽变成私企老板的“红顶子”，等于为权力进入市场打开了通道，一方面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使权力成为了私企老板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给权力腐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更加合适的土壤；另一方面使私企老板兼有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使权力因素干扰市场法则，从而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奖励官职，无形中为官商联姻牵线搭桥，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出于怎样的现实考虑和目标需求，都应当予以断然否定。

低薪是优势还是危机　作者：薛　涌

改革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起飞。从1980年至今，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0％以上。与此同时，从1996年至 2002年，官方的统汁表明工资翻了一番。但许多厂家则称这段时间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尽管统计数据的精确度多有可争议之处，但高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工资的相应大幅度提高，这是基本的事实。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一亿五千万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由于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潜在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的费用。当工人挣得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 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最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工资低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自己的生计、赡养老人也很难。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这和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来自国内的消息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已从3月1日开始施行。该规定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说明，中国政府在尊重企业的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开始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调节企业与雇员的工资关系，一方面是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的未来未雨绸缪。

权力的门槛　作者：杨　涛

某地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除对报名者的年龄、学历等做了相应规定外，还在报名资格上做了如下限定：一是须是国家干部，二是在行政级别上，必须具备相应级别，即报考副厅级者须是正县级，副县级的只有符合特别条件即认为有特殊才能的才够格。

这就意味着：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无缘于公开选拔，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以此途径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具备此一身份者，还要熬足资历，否则无法跨越那一道道高高的级别门槛。

政治的文明、现代的民主除通过选举、立法听证、行政公开等形式得以充分张扬，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当然也是制约公权的一途。

但以种种限定为前提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使得这种制约效力大打折扣。行使公权力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多地是惟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卑，因为这些人是他们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他们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权力者的领导，行使公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其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

换个思路，淡化“资格”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公权力领导阶层。各行各业都有精英分子，“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他们来自民间，曾作为被管理者，有利于换位思考来善待权力，有利于打造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

施瓦辛格竞选美国加州州长成功的消息，轰动一时。我无从揣测州长的行政级别，但可以肯定施瓦辛格以前不是公务员，也与行政级别挂不上钩，那么，无任何从政经验的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缘何能参加加州州长的竞选呢?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普遍实行分类管理，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前者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政府首脑任命，后者实行常任制，多通过考试录用。政务类公务员主要从事管理与决策的工作，专业性强的工作往往由业务类公务员承担。而在事实上证明，除特殊岗位外，具有相应知识与经验的体制外的人员可以担当也完全胜任政务类公务员的职位。

当然，东西方国家因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官员选拔的条件和途径确实有差异，但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共同点，那就是“要选就选最优秀的”。要实现这一点，自然不能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

打破身份的限制，在选拔上只能是惟才、惟德是举，而不是仅从阶层结构分明的公务员体制内选拔。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的前提下，行使公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惟上，不惟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入公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借用韦伯的说法就是藉此经历一个“祛魅过程”，祛权力之魅，还其本色，复其原形。

权力要靠权力来管束　作者：秦　海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几部委组成联合整顿组，对报刊发行中利用行政权力强行摊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顿，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果。在此以前，老百姓对这种强行摊派早巳怨声载道，但强行摊派者根本不予理会，照摊照派不误，而且打着堂哉皇哉的旗号。例如电视上看到的，山西的交警部门，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强制司机们订阅或购买。其办法是，只有购买或订阅的司机才给年审，否则不予年审。不年审，司机就不能开车。为了取得开车权，司机不得不订阅或购买这份刊物。这可以说是利用权力强买强卖的一个典型。但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们竟然说，这是为了加强司机们的学习。明明为了自己刮取钱财——这是三尺童子都洞若观火的——却觍着脸说是为了加强司机们的学习，你真不能不佩服他们这种话也能说出来的勇气。对这种无异于抢劫的行为，司机们当然无比气愤，却敢怒而不敢言。强行摊派者也未必不知道司机们不愿意，却我行我素，这是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司机不高兴，不愿意，但赤手空“权”，又能奈我何哉!在这次整顿中，我想这份刊物再也不能向司机强行摊派了，或者干脆就被停办了。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是因为有超过那个交警部门的权力的权力管束了它。

有一句话叫“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权力只有靠权力来管束”，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口，却是一句至理名言。权力，靠没有权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权力，靠小权力也是管不住的。只有权力才能管住权力，更准确地说，只有大过、超过某种权力的权力才能管住这某种权力。

还是以报刊的强行摊派为例。这即便算不得一个大公害，也算得上一个小公害了，不然，胡锦涛总书记也不会在中央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专门提及它，中央几部委也不会组成专门小组对此进行全国性的整顿了。老百姓受此公害(这里公害的“公”有两层含义，一是此害害及社会，害及公共，一是此公害多来自权力部门，来自以“公”为标志的公家机关。)已经很久，也肯定不断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摊派者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中央下决心整顿以前，他们却充耳不闻，继续强行摊派，甚至变本加厉。这是因为他们深知，老百姓再不满，再叫唤，再呼吁，不过赤手空“权”，根本管束不了他们。而他们手中有权，以有权对无权，主动权自然在他们手里，赢家也非他们莫属。

行文至此，想起“空谈”这个词。就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深知很多被指为“空谈”的，其实他们并不想“空谈”。恰恰相反，他们极希望自己所谈能成为“实谈”，得到实行。只因为他们手中“空权”，所谈无人理睬，才成为“空谈”。所以“空谈”者，乃是“空权”所致也。老百姓的许多呼吁、反映、意见，所以常常沦为“空谈”，就因为老百姓赤手空“权”。而利用权力强行摊派报刊此次终于得到整治和遏制，也是因为更大更高权力的介入。因而又有理由相信，如果这种介入和管束一旦放松或退出，那些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又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治理“乱收费”过程中发生的“反弹”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年，社会各方大力提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且不论，实事求是地说，群众监督的效力却微乎其微。这并非群众不想监督，不行使监督的责任，而是群众赤手空“权”，被监督者根本不理群众的茬儿。从被监督者不理群众的茬儿，又可证明群众手中的“空权”。要提高群众监督的效力，使群众监督真正成为一种监督，除了使群众手中掌握监督的实权外，别无他途。在群众的权力还不大，不充分，不完全，还不足以管束和制止一些权力拥有者胡作非为时，充分发挥上级权力部门的管束责任就显得特别重要。近年来，中央或上级派出督察督办组或督察督办人员就是一个有效的好办法。此次中央组成庞大坚强的整顿组，整治报刊发行中利用权力强行摊派，就是更大、更高权力介入并管束下级权力的有力措施。

从耀邦的悔痛谈起　作者：张　杨

浏阳出过许多人物，其中有两位堪称伟人，一个是谭嗣同，一个是胡耀邦。用李锐同志的话说：“浏阳有这两个人就够了!”

1988年冬季至1989年1月上旬，耀邦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这也是耀邦一生的最后时日。许多人去看望过他，其中包括当时的浏阳县县长、现任长沙市市长的谭仲池。谭对耀邦当时谈话的回忆，值得记述一下——

一是恰好在耀邦逗留长沙期间，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旧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庆典。杨尚昆等当时的中央、湖南省和长沙市(宁乡是长沙的下辖县)衮衮诸公亲莅现场。从1977年12月至1980年 2月，胡耀邦在中央的关键领导岗位上为平反“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整整奋斗了两年多，以后在筹建刘少奇旧居纪念馆问题上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就在长沙，尽管他正式请求参加开馆庆典，却被明确答复不得露面!

谭仲池说，耀邦谈起此事时，潸然泪下……

第二件事：耀邦说回忆起当年的刘少奇冤案，“连续几天睡不着觉”。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胡耀邦是八届中央委员，且不属于“打倒”对象，算是有资格出席全会。耀邦悔痛地说：“明知道都是假的，可我当时竟举了手!这件事，我愧对党性和良心，愧对少奇同志!当时，只有一位女党员没举手，我不如她……”

说到这里，耀邦心情沉重，久久默然无语。

这篇短文，只是记述耀邦生命最后时日里的一点小事，或可供别人或后人去研究、订正。如果要我讲几句自己的话，那么我要说，第一，耀邦谈到的那位“女党员”，指陈少敏，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确实只有她一个人“不畏高压，对这个决议，拒不表示同意”——上述字句，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57页 (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可惜它没有说明，这位优秀的“女党员”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二，耀邦为自己当时的“举手”而深感悔痛。其实，当时除陈少敏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但是，对此表示痛悔者至今只有耀邦一人!这一点应该引人深思。第三，可以断言，当时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违心举手的，都在表达着跟自己真实观点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如果是依靠其多数或绝对多数成员的口是心非和虚伪 (不论这种虚伪是自发的还是“迫不得已”的，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虚伪就是虚伪!)支撑着，意味着什么呢?从长远的、根本的观点看，会有什么后果呢?第四，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耀邦当时不举手，像陈少敏一样“拒不表示同意”，后果会怎样?无疑，会像陈少敏一样“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五，再假设一下，倘若胡耀邦像陈少敏一样死于1968年10月或以后“不久”，又会怎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从邓小平的复出到刘少奇的昭雪，根据胡耀邦从粉碎“四人帮”至1987年间的伟大贡献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他，党和国家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种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这么说来，人们似乎应该为胡耀邦当年的“举手”感到庆幸了——正是那种违心之举“保全”了他本人，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后来的拨乱反正——这是多么可怕的“辩证法”!

我们曾大力提倡“光明正大”，但是忘记了，任何人和任何民族是否光明正大，不仅仅是“禀性”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只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形成光明正大的人性和民族性。只有这样的人性和民族性，才是一个政权真正坚如磐石的基础，才是一个国家无尽的前途和希望。

文人的骨气　作者：冯印谱

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过去我们评价它是“小骂大帮忙”，如今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值得商讨。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三位创始人之一，他的办报指导思想，他的新闻编排业务和社评写作技巧，他大胆起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的经验等等，都是新闻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记者王芸生、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几乎都与张季鸾的栽培和使用分不开。徐铸成晚年写过一本《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思想变化轨迹。

张季鸾创办《大公报》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标榜要把报纸办成“客观公正”的超党派报纸。蒋宋联姻，张季鸾写了《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讽刺批判蒋介石“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的谬论。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张收到蒋介石一封请他宣传“缓抗”的电报，便受宠若惊，结果报馆挨了爱国者投的一颗炸弹，张也收到一个装着炸弹的邮包。“西安事变”中，张不仅写社评极力荚化蒋介石，事后亲到南京慰问蒋，还当面推荐一位刘神仙为蒋治腰伤。之后，张直接参与蒋的政治，徐铸成问他这样做“似乎有损先生的身份”，他回答：“铸成，你把记者的作用看得太轻了，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吗?”他还说：“将来胜利后，如我能恢复健康，报馆由你们去办，我还想当驻朝鲜大使呢。”

恩格斯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自古至今，中国的不少文人总脱离不了崇高与卑下的两重性。他们既有批评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又存在着奴颜婢膝、攀龙附凤的媚态。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为了被人引荐入朝，他又写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底气不足的文字。大文豪郭沫若以一部《女神》震动文坛，晚年却编大跃进歌谣，写无聊的应景诗，看领袖的好恶写学术论著，甚至写诗颂江青。

1942年，郭沫若写的著名的历史剧《屈原》演出时，剧中一段屈原的使女婵娟痛斥投靠南后、背叛老师的宋玉，原稿是“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郭老觉得后一句台词没劲，饰演婵娟的张瑞芳和其他演员也有同样感觉。饰演钓者的张逸生建议把“你是”改成“你这”，郭老接受后改成“你这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文人无耻就等而下之了，像如今给官员捉笔写著作等待提拔，给大款写传记乞求金钱，捕捉明星的绯闻大肆渲染，将赤裸裸性描写著作放在地下书摊，都为大多数文人所不齿。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已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在政治高压下，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小文人，骨气固然可敬，到头来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摒弃卑下的一面而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靠依附他人而靠自己的努力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那时，我们就不需要奢谈文人骨气的话题了。

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　作者：李　普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作者萧功秦先生在文中说：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他说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善良的真正好人，这两者的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危害。

作者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政治文化”，我认为他说得很对。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邓小平从制度的角度立论，他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荚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萧先生这篇文章还说：“按照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请让我举个例：

现在拖欠民工工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国务院正在继续想办法。有许多欠账的主儿是当地政府，那些首长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资金不到位，欠了再说。他们有权有势，事先就打定主意做不花本钱的买卖，欠工资、欠材料费、欠设计费。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完全不花什么钱。柿子捡软的捏，最好欺负的是民工，他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可见，这在制度方面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有两方面文章必须做。至于上级对于这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有什么责任、应当怎么办，这里姑且不说。

我想说的是，由全国人大或各省市人大立两个法：一是规定民工有权成立工会，工会可以打官司，同时要明确规定工会只应帮助而决不妨碍民工自己打官司。二是凡属政府投资而不是私人经营的工程，规定多少款项以上的项目必须经过某一级政协和人大这两个机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项立法还要规定，媒体对于这类工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报道和议论的权利，包括政协和人大对这类工程的讨论和审核。本来我们的《宪法》已经明明白白写了，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权利，似乎用不着再多说。我的想法是，揆诸我国多年来的事实，这里有必要强调舆论监督，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也许有人要笑话我这是书生之见，说这种立法完全不可能；说即使立了法，那种橡皮图章也毫无用处。

这话很值得思考。我也并不认为我这办法全国能普遍生效，更不认为能马上生效。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慢慢来，有“法”比没有“法”好，有了“法”也要促其逐步实现，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主张走一步算一步，一步一步前进。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必须着急而又不能性急。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我国的事只要向前走而不倒退就好，哪怕走得不那么好看，脚步有点歪歪扭扭也不要紧。

西方有些先进国家，从被称为母法的宪法到许多子法，从立法到行法，也曾出现过波折甚至倒退的现象，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有的国家还设立了宪法法院，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由于出现了违宪的事、防止再出现违宪的事。其实，欧洲各国民主政体从建立到确立，无不经历了专制主义多次的复辟，专制和民主两种力量的斗争一般长选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法国经过两次帝制复辟：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斗争达86年之久。可见民主政治的确立与法治的实现，在西方各国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东方古老的我国呢?历史已经证明，暴力的结果只能是以暴易暴，要许多年才能缓过气来。所以我认为这样和平地逐步前进，是我国惟一可取的方针。看起来慢，无效，其实最快最有效。

这是我一已之见。经过反复思考，我希望我没有说错。再说句掏心窝予的话：我还准备再退一步，我准备这些话毫无用处，全是白说：我的态度是，白说了也还是要说，苦口婆心再说。我这些话，既是对有权者说的，也是对无权者说的。杜鹃啼血，千呼万唤。

猴年来了，我想起了“猴子变人”。不知道这个变化花了多少时间，总不可能是一年两年吧。

论复制红卫兵纪念毛泽东　作者：孙焕英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纪念，值得纪念，但在纪念中，出现这样两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种是纪念毛泽东不提“文革”，对“文革”讳莫如深。

一提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人质问笔者：现在是纪念伟人毛泽东，提“文革”干什么?对此，笔者要反问一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做出的，现在你要踢开它，又是想干什么?

有了这个底气，我才能把这一种情况说下去——

回避“文革”的人们，纪念毛泽东时，毛泽东一生岁月中有10年的时间蒸发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变成了纪念毛泽东活动100周年，好像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发生过“文革”这当子事儿，好像毛泽东从来未犯过“文革”这个严重错误。

另一种是纪念毛泽东专提“文革”，对‘文革”津津乐道。

在这里，参加纪念毛泽东的人们，要穿起当年“红卫兵”——这个“文革”特产和象征——的服装。他们无限怀念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挥动巨手，指挥他们“造反”、“夺权”、“炮打”、“批斗”的无限风光。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变成了纪念毛泽东活动10周年。在这里，“文革”伟大，“红卫兵”英雄，毛泽东一贯正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倒成了问题。

一种是纪念毛泽东没有“文革”10年，一种是纪念毛泽东只有“文革”10年，表面上看这是悖反的。可是，冷眼一瞅，它们不过是一回事，不过是一种呼应，不过是一条道上的两股轨迹和一对车轮，它们发出的是咣当、咣当的声响。其实质是：有了回避“文革”，就必然导致复制“红卫兵”纪念毛泽东；有了以再现“红卫兵”来纪念毛泽东，就必然促进不见“文革”。就此看来，这就叫互为动力吧!而这种互动的终极结果，将是什么?

我过去曾奇怪：巴金、季羡林这些老头儿也真够绝的，一个唠唠叨叨要人们建“文革博物馆”，一个哕哕嗦嗦要人们写“牛棚回忆录”。到如今出现了复制红卫兵纪念毛泽东，我才开始理解这两位大智者和老实人了。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作者：资中筠

偶见上海《文汇报》载《经骂与不经骂》一文，谈及两个被骂的例子：一是我国某部长秘书经常被粗暴辱骂，承受力特别强；另一个是一名德国士官挨了施罗德总理外交顾问酒后之骂，认为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顾问辞职。文章分析中国人经骂和洋人不经骂，联系到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颇为精辟。这使我联想起经常感受到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面：西方有一种人特别经骂，那就是政要，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翻开西方报纸，对正在台上的政要批评、讽刺、揭露不断，有政策层面的，也有个人言论、作风、道德，乃至私生活方面的。较近的，尽人皆知的是克林顿总统的绯闻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以常人来看，他真是处境尴尬，忍人之所不能忍，以至于进入了中国的春节相声“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有一个情节可能国人较少注意到：在他先抵赖后承认并道歉之后，有一次召开白宫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问他：你认为你这一事件对美国青少年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当面令他难堪的问题。他答复说(大意)：使他们知道，人不能说谎，就是总统也不行。这可以算自嘲，也不失为坦荡。

对在位的最高领导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是西方媒体的强项，此类事不胜枚举，其中有的颇见才气。随便举几个给我印象较深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名赫赫，国际瞩目，对振兴英国经济也颇有建树。当时美国是里根执政。碰巧两人在政治理念、政策思想上都属于一派，同时在国际上也互有需要，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特别融洽。英国国内当然总有反对派，对首相过于亲美有不少批评。报刊杂志经常出现对这位女首相颇为不敬的漫画。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用了一幅著名的《乱世佳人》电影广告，即男主角白瑞德将女主角郝思嘉横抱在手上 (好像是婚礼后的场景)，画面下方有一行字：“她发誓要追随他到天尽头，”也是原来电影广告上有的。不过这幅影像被施加了换头术，那男女主角的头各自变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而且拼得天衣无缝，真令人拍案叫绝!我在忍俊不禁之余，不免要想撒切尔夫人看了会作何反应?恐怕也只能一笑置之，就是勃然大怒，又能如何呢?

至于里根，在位之时更没有少挨骂。政策方面的姑且不论——他的保守派经济政策被冠以“逆向罗宾汉”之名，即反侠盗劫富济贫之道而行之，实行劫贫济富(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加在小布什的税收政策头上)。笔者还曾见到一本连环漫画册，以一个个假想的小故事，专门讽刺里根的不学无术。另外，此公因是演员出身，不太严谨，经常失言，偏离政策口径。特别是在外交敏感问题上，不止一次需要白宫发言人或国务院官员出来澄清，说这话不是总统原意，我们政策没有变云云，有时干脆否认，说媒体误解了，错引了。常常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记得有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当面提到前一天他说错的话，请总统解释(具体问题恕我记不得了)。他予以否认，说美国一贯政策是如何如何，本人未有他义。当时电视屏幕上立即出现前次里根发言的回放，人与声音清晰无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不过电视是面对观众的，有没有当着总统面放，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样毫不留情地当场向公众揭底，要能吞得下去，还真需要一点雅量。很多人大约记得，里根上台不久曾经遇刺，虽然大难不死，却也伤得不轻。刺客被抓获，但是最后医生证明此人精神不正常，是由于痴迷某女明星，追星不成而试图做一件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最后当地法院竟以没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为由判其无罪，不过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里根对此判决极为不满，私下破口大骂，但只能私下骂，不能以总统身份公开骂，更不能干预司法(最近消息此人已经可以在没有陪护下出院探亲)。被刺尚且如此，挨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基辛格无论在朝在野，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同时也没少挨骂。其中最集中、最厉害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权力的代价》，历数他为了取得权势地位所采取的各种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包括卖友求荣、脚踏两只船，连他的国务卿之职都是乘尼克松之危以要挟手段取得的；还有貌似辉煌成就的外交举措其实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失误等等，不一而足。此书作者西摩·赫什是新闻界“大腕”，得过多次普利策奖以及其他新闻大奖。自称为写此书采访了一千名知道内情的政要和学者(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拒绝采访)，书中材料言之凿凿，出版时还是基辛格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自然列入畅销排行榜。据说基辛格十分恼火，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冷处理，没有以诽谤罪起诉作者。此举果然明智，现在他老人家依然风头甚健，而这本书已经很少人知道了。笔者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故而还记得。

最幸运的是小布什。他本来当选就岌岌可危，靠法院裁定某次数票有效，因此有“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总统”之讥。按常规，他即位后最容易受攻击，加以美国经济又处于低谷，他的对策明显地劫贫济富，都是挨骂的由头。但“9·11”一劫，使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大家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周围，此时如有人，包括政敌在内，再对总统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叛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笔者正巧当年11月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时在美防问，电视上竟然出现吹捧总统的专题节目，由几位嘉宾评论小布什在应对这一特殊劫难中的表现，主持人与嘉宾交口称赞，说是本来以为他不过尔尔，在这一非常形势下才考验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云云，甚至出现了“伟大领袖”的提法。尽管这一频道是代表右派的，但这样赤裸裸地为在位总统唱赞歌而不遭到其他倾向的媒体的非议，在美国还是少有的。不过看来“好景”不常，在打伊拉克时就没有那么舆论一律了。现在战争结束，伊拉克善后工作不顺利，国内又开始为下届大选做准备，美国国内对布什及其亲信又开始骂声四起。最近新出一本畅销书公然称他们为“撒谎者”，并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放在封面上。看来小布什也难逃“经骂”的考验。

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在当选过程中必须经过被揭个底朝天的炼狱，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所以“经骂”是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不平则鸣，“骂”是基本权利。这里“骂”，是指公开的、堂而皇之通过媒体和公开出版物的言论，甚至当面责问，而不仅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闲谈，或保证不会打小报告的亲朋至交之间的密谈，也不是网上匿名的攻击。对媒体而言，报忧不报喜是常规，是基本职责。这里面的逻辑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位者尽职尽力不出差错应是本分；做错了事才值得大书特书，严加批评。20世纪80代末，笔者在英国，偶然打开电视，见到某杂志纪念创刊两百周年，屏幕上排队出现两百年来历届首相的图像，直到当时在任的撒切尔夫人，每一个头像都是笑眯眯出现，然后眉头越锁越紧淡出。旁白的大意是，这份杂志存在的两百年中曾令每一届首相头痛，这是它最大的光荣。

政要挨骂中当然少不了来自政敌的兴风作浪，但政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机制，使在位者有所顾忌。当然“骂”的内容很重要，只要不是致命的，挨骂多的不一定不受多数拥戴，只不过拥戴者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因此一般领导人，尽可以表现自信和大度，“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到一定程度，就真的要被骂倒了。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因越战遭到声势浩大的反对，被迫“主动”放弃竞选连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使出浑身解数求自保，终于敌不过两名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揭露，只得辞职以免遭弹劾。不过不论是否被“骂倒”，一名总统或一名高官被轰下台，绝对动摇不了政权的根基，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有人“经骂”，有人“不经骂”，正好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毋宁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在朝者“经骂”的基础上的。“经骂”是义务，无关个人修养，即使“龙颜”大怒，或恨得牙根痒痒，也无能为力。一旦这一契约遭到破坏，那才会动摇根基。

官僚十大经典谎言　作者：侠　名

一、我是人民公仆。

最初的时候，这一句不是谎言。本来是一种意愿和提倡，可官僚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意愿扔了，把提倡也留在嘴上了。公仆的最准确解释即为大众的仆人，词义上不会出现任何争议。按现时形势，十个百姓，有十二个不敢认自己是主子；一百个官僚，有一千个不认为自己是仆人。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其之谎在于，每当官僚讲这句话时，不仅官僚自己不自在，更重要的是听者不是想哭就是想吐，想笑的也都是很不自然的笑。

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自己的儿子自己心里有数，再胆大的人顶多敢于认贼作父，但从不敢收官僚作子的。更何况，天下99．99％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还有了这么个儿子的。其谎在于，怕别人不信，偏偏加了衣食二字，便于圆托。其潜意距父母官和大老爷半纸之隔。

三、下边，我简单地再说两句。

想笑吧，但根本没有笑的必要。这个时候的官僚，十个有十个是以40或50当1看的；十二个有十二个认为废话就是“简单：的别称。但这些个苦头大多都让官场上中小级别的官僚吃了，不着边的百姓一般还吃不着。只有小学生会对这句谎话较真，最多的一次数到了796句，快400当1了。但官僚真的认为自己是只说了两句，更多的时候认为两句还不到。

四、我代表。

多数是看什么人的时候，但更多数是看一群什么人或不想去而用一纸文书说明自己去了的时候。据调查，在讲这句话前，基本上不会出现机构或人对他进行委托的事件，而是他自己觉得有资格或有能力可以这样讲，而且讲了之后也不会有涉及到的机构与人进行反驳的。结果是他什么都不代表，甚至连自己也不代表，纯粹是把人当成符号，把符号当成礼物，把礼物又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了。

五、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我们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冤枉的好人确实难以统计，但放过的坏人却是一批又一批的，具体的数字，官僚比一般的百姓更知道。其实，放就放嘛，权柄是在你手上，怕就怕官僚们生生地将好坏颠倒，形成了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好人的局面。百姓们够好够善良的了吧，但被冤枉的 90％以上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此谎在于擅自篡改了字典上好与坏的词义。

六、我以党性与人格向你保证。

都曾经有过的东西，但一直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已有的官僚已经不多了。就说人格吧，生生地就被官僚们卖给过大官僚几百回了，主权早不属自己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你拿什么作保证，莫非你是想拿大官僚开涮?以为大官僚的人格可作自己的人格?可你想没想过大官僚的人格又在哪里呢。没有的东西是不能保证的，这是原则。

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还能说什么呢?这个时候说话和放屁又有什么两样呢?你不是有眼睛吗，你不是有脑子吗，你不是就在我身旁吗，还用我提吗。有社会学家把这句名言翻译过三国的文字，循环一圈再翻译回本国的时候就是下边这句话：闭住你的嘴吧。人人都可以试试。

八、组织上是了解你的。

这是半句式结构兼翻转型的谎话，主要是对官僚而言。所谓半句，就是后边还有没说出来的东西；所谓翻转，就是让你能把意思完全领会错。一般的傻官僚听到这话大多都是肚内暖洋洋的，也就少了一些怨气。实际情况是，我就知道你是个没出息，没背景，没实力，又不懂得孝敬的蠢才。其谎在于，马脚式地多了组织一词。

九、我们一定要。

后边的词可以随便加，只要是懂几个中国汉字的加什么都不会错，当然，句子你不能念不通了，否则会让官僚们笑话你。我们经常听到，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我们一定要实现什么什么目标，我们一定要严加处理什么什么物事及人，我们一定要让什么什么人怎么怎么，等等。其谎在于两点，一是故意用错主语，二是少用副词。即“我们”应是“你们”，“要”应该是“不要”。

十、领导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就是官僚还骗人吗?或官僚会说谎吗?会的，会的，太会了。有专著说明，官僚是天下最会说谎的人群了，谎话大师都出于官僚队伍。就有官僚们进行过尝试，看能不能骗得太阳也成了地球的卫星，别以为这是在神侃，有官僚就在这样做着呢。五千年的历史大多都是官僚杜撰出来的，有什么理由不信官僚能给你再杜撰出另五千年的历史呢?大的你都信了，小的就应该更信呀。

伪中产阶级和“中餐皆鸡”　作者：丘脊梁

“中产阶级”如今是一个大受欢迎的词组——农民阶级太土气，工人阶级太落伍，小资产阶级太暧昧，资产阶级又太招摇，中产阶级则不高不低，不亢不卑，不温不火，正好。因此，我们身边的中产阶级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真的，伪的，主观认同的，别人强加的……

据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很多，占到社会就业人口的80％，他们住着别墅，养着两三个孩子或两三只宠物，门前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停着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有私人医生和人寿保险，一般情况下不带现金，用信用卡或支票付账。这是真正的中产阶级。这种真正的中产阶级中国当然也是有的，他们住在什么尊邸，什么山庄，什么花园，驾着别克以上档次的私车，有的包两三个二奶，有自己的产业或事业，很少混迹于民间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为伍。他们名曰中产阶级，实则是中国的上流社会。

我们身边更多的是伪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是没什么产业，全靠薪俸生活的工薪人员。但他们总是把自己包装成很中产的样子：西装七八套，皮鞋上十双；打很厚的发油，喷很重的香水；经常出没在保龄球馆、洋快餐店等时尚场合；参加周末party；言谈中时时不忘夹杂几个不大标准的英语单词……按揭的房子才交了首付，就装模作样地去考驾照，好像私家车就停在自家门前等着他拿了驾照回去开一样。他们那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却俨然比中产还中产。

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是那些主观认同者。他们或为经营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或为单位效益较佳的企事业单位中层骨干。他们有稳定且不低的收入，有宽敞且舒适的房子，有数额不多也不少的存款，尽管没有私车，花起钱来也小心谨慎，但他们自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认为自己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水平，都处于社会的中间状态，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其实，他们不过是才脱离温饱生活的小康之家，离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还远着呢。但他们不事张扬，比起伪中产来，少了一份虚荣和做作，多了一份诚实和认真。

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是被别人强加的。以前王朔曾说，中国最多的中产阶级是农民。简直是胡说!王朔这人奇谈怪论素来颇多，不理也罢。没想到的是，最近有权威部门的专家学者却著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04：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占到就业人口的较大比重，具体来说，职业中产占15．9％；收入中产占24。60／o； 消费中产占 35％。而划定的标准则分别是这样的：凡属五个白领职业(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之一者，即属于职业中产；凡个人月收入超过当地人均月收入者，便算作收入中产；家里有彩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和耐用品的，就是消费中产了。按此说法，我这个中午吃盒饭晚上睡公寓的小知识分子竟然也成了百分之百的中产阶级了，真是可喜可贺，荣幸之至!

尽管身边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而且我本人也被人授此殊荣(虚荣)，但我仍是没有欢欣鼓舞的感觉。因为我的内心清楚得很：说什么中产阶级，其实我不过是一个从田地里走出来的打工仔。如今我虽然不种田了，但我的观念仍然很小农——等到我每天中餐都能毫不心痛地吃一只土鸡时，你再来叫我中餐皆鸡(中产阶级)吧!

“民心”与“官心”　作者：魏得胜

公元604年，杨广登基，隋朝进入分裂与混战状态。淫乱之徒杨广自知来日不多，便在南巡途中的扬州，天天醉烂如泥。此外，就是轮流到一百多个房间去奸淫美女。偶有一天，杨广在醉梦中醒来，不禁对镜长叹：“唉，这么酷的一颗人头，不知谁来取它?”萧皇后问他何出此言。杨广说：“贵贱苦乐，没有一定，杀头不过风吹帽。”然而杨广最后的一幕表演却令人回味无穷。

618年，当杨广的亲信宇文化及率兵人宫时，杨广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如此大动干戈?”宇文化及的党徒马文举说，你这个狗东西动辄就兵戎相见，动辄就南巡找乐；你奢侈荒淫，用小人远君子，不听忠言，还说没什么罪，这还不够吗?杨广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禄，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杨广所言极是，他对不起百姓是真，对官员们“好”也是真。这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特点——按照自己的好恶选拔下属，把那些他认为百分之二百忠于他的人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给予厚待，以便让他们为极权卖命。皇帝心中一杆秤，他称的是官心，而不是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是散发着腐臭味的文人杜撰的，是更高一个等次上的拍马溜须。封建专制者认为，只要维护好了全国官吏们的利益，也就全国一条心了。十九世纪的西方传教士林乐知当年就有过这种认识：“欲改变中国，须先改变中国的士人。”转换成封建专制集团的思维就是，欲巩固政权，须先巩固官吏队伍。这是一点都不错的。知识分子能影响一国的文化和精神，而官吏能影响专制集团的政治地位。所以，专制集团不断地用提拔任用为诱饵，把各级官吏紧密地笼络在自己周围，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有种说法，称各级官员为群众的领头羊。但此非百姓之意，而是由宝塔形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从中国古代皇帝的角度说，他所任命的官吏，只要对皇权奴颜婢膝，又不至于使他的辖区发生动乱，就算没辜负皇帝对他们的厚待了。有些明智的皇帝也常常把“民心”二字挂在嘴边，但这却是皇帝角度上的民心，而非百姓角度上的民心。封建专制集团的所谓“民心”，从来都是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的，此即强奸民意。说穿了，由官吏越俎代庖的“民心”，实际是“官心”。但皇帝不管这些，他更不管百姓怎么去想，他只需要官吏口中的“民心”和“民意”，比如官吏们说老百姓拥护某某皇帝，皇帝就认为他自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拿了民心民意这块招牌，公开招摇撞骗。其实老百姓才不拥护极权宝座上的那些恶棍呢，真正拥护极权的，是从极权那里得到好处的各级官吏。所谓民心，实为官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实为“得官心者得天下”。假借民心民意，不过是想借此更好地实行自己的统治罢了。最后，不得不说的一个历史细节是，杨广早知不得善终，每每出行，都带一瓮毒酒，他告诉宠妃们说，如有乱事，你们先喝，随后我喝。然而等到需要毒酒时，左右却早已逃之天天。不可一世的家伙，连临终想服毒自杀，都成了一种奢望。一向在杨广面前装得比孙子还孙子的高级奴才宇文化及，此时已成竹在胸，当然不愿意领杨广“我没有对不起你们”的这个情了，遂命手下将杨广绞死。“得官心者得天下”(“我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另版)的理论，最终未能拯救那一个个封建专制王朝及其家人的生命。

实事与难事　作者：宋志坚

看到一位县委书记的两篇《三农日记》，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说：“只要群众信任我们了，什么难事都好办。”这话本身无可挑剔。但反复琢磨，我以为这句话前面应当再加上一句：只有“我们”为群众办实事了，群众才会信任“我们”。要不，什么“难事”不好办了，都是因为群众不信任“我们”，群众难辞其咎，目光短浅呀，素质太低呀，什么帽子都可以免费赠送，而“我们”自己倒是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干系，这恐怕也是万万使不得的。

这位县委书记说的难事也是实事，是那一种与局部利益或眼前利益有些冲突因而使群众一时转不过弯来的实事。他的《三农日记》就举有一例：“记得去年秋天有个招商项目选址在鱼岳镇十井铺村，涉及14户村民搬迁。听说这个项目建成后，可吸纳近千名劳力，提供千万元的税收，13户村民便自觉按时拆迁。剩下一个叫任爱民的村民正在新疆打工，就打电话委托哥哥把自己的房子拆掉。”移民拆迁，叫人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当然是一件难事，但能吸纳千名劳力，提供千万元的税收，惠及当地百姓，当然也是一件实事。这样的事，要是群众不信任“我们”，只凭“听说”二字，是很难转过弯来的。

我说的实事，却未必都是难事。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列举的许多“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这种并非都是难事的实事。如今时过境迁，此类“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却没有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比如说，果农卖果难，粮农卖粮难，农村孩子求学难，农民工进城买车票难，便都是需要我们去办的实事。凡此种种，对于一家一户的百姓，或许都是难事，对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我们，却只在举手之间，只要有心而且用心去办，没有办不成的。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是在我们办这种“实事”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只要我介9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精神去办，这些“难事”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假如还有假如　作者：高　低

因在担任河北省政府要职期间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河北第一秘”李真被执行死刑。

此前，有位新华社记者在某看守所与李真进行了一番对话，并提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问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假如再让你出去，你首要做的是什么?”李真茫然地抬起了头：“假如，假如，会有假如吗?”

倒是李真的反问来得直率，来得到位。是的，假如，还会有假如吗?这个毫无可能性的假如，竟叫我耳畔回荡起那首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无言的结局》中的几句，“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歌中的情人是“也许已没有也许”，而现实中的李真是肯定已没有了假如。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假如还有假如……首先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李真在头戴“乌纱帽”期间，多为自己预设几个假如(那就不至于现在没有假如了)——

假如我不滥用权力；

假如我的私欲不膨胀；

假如我抵制住了诱惑；

假如我懂得伸手终被捉；

假如我自觉接受监督；

假如我身居高位而未忘平所以；

假如我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假如我解悟了人生的真谛；

假如我信念的支柱不倒；

假如……

那个时候倘若真有这么些自我提醒、自我警策的假如的话，那才叫慎独，那才叫“防患于未然”，那才叫觉悟，那才叫有希望。自然，在前“腐”后继的梯队中，也会少一名主力队员。可惜，这一连串的假如，当下对于李真而言，只能是“进地府后悔——来不及了”。而我辈为其设身处地代拟的种种假如，也只不过是“炒韭菜撂葱——白搭”。

那就将这些个假如移赠给众多在位的官员吧——假如他们不愿步胡长清、成克杰、李真之流后尘的话。上

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　作者：鄢烈山

我的结论十分明确：我不需要仇和，我们不需要仇和，21世纪的中国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我才不管他使沭阳县、宿迁市的经济指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

我并非从理论出发，在“人治”还是“法治”之类概念上打转转。我“承认”中国的现实，“一把手”在辖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这种局面改变以前，只要他的施政目标是适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行动手段也不违背社会正义，工作程序是否民主可以暂时忽略不计。出于这样的态度，我以前写过赞赏吕日周敢作敢为不当太平官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评论。毕竟他推行新闻舆论监督，他带头下乡接近群众并逼干部们效法，是既不违背当前官场规则，又不损害民众利益，而且符合世界潮流的。他有时用不大文明的手段行政，也能闻过即改，并不蔑视舆论我行我素。

仇和干的不少事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譬如强制的堪称惨烈的民房拆迁，真如唐人杜荀鹤所叹的“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一些人只看到了今日沭阳县城镇建设的“新面貌”，却不敢或不屑正视无辜百姓张金花们的血与泪。“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这是多么血腥的场面，有这样的横暴作背景，仇和天大的政绩都不过是一堆粪土。毕竟，今日已不是秦始皇逼孟姜女们的丈夫修长城的时代了，毕竟已到了中国当局已将“以人为本”写进政纲的 21世纪了，毕竟许多中国官员也已学会在发言中信誓旦旦要将人的价值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仇和他凭什么强扣公职人员养家糊口的工资?这是侵犯公民的财产权。他凭什么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这是野蛮地侮辱公民的人格。

我不管仇和改革的“蛤蟆”是为公还是为私鼓腹而叫，我只知道，他时至今日，还在念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经，他竟不知“文革”后这个教条已被中国共产党唾弃，民主已被官方意识形态修正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仇和竟不知，民主或不民主，在宪政框架内是第二位的，宪政是在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的前提下讲民主或不民主的。即便是“民主”的决议(比如出现所谓“多数人暴政”时)会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民主”也是无效的。一句话，公民基本权利高于一切，既高于民主，更高于专制独裁。

我相信中国人是有尊严感的。再穷的地方再穷的人内心深处也是不愿被强制的：别说尚在不可预知结果的情势中，就是恩惠摆在眼前若不受到平等对待，中国人也是不情愿接受的，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也。仇和的尚方宝剑之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条中的“发展”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一样，各人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什么“发展”?是仅指经济指标的发展，还是包括与社会进步协调的“三个文明”一起发展?仇和的这一套铁腕能促进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发展吗?俄国出了个开明君主彼得大帝，强行推进半吊子“西化”，治标不治本，只有兴建彼得堡等“硬件”建设是成功的，社会文明并无发展，以致一代代人期盼“彼得大帝”再世的俄国，迄今尚未完全走出治乱相循的制度困境。

就算仇和的改革是成功的，那也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封建王朝出了为民请命的大清官包拯、海瑞，但架不住整个封建社会的腐败。因为在那种大环境中不腐败真心为民谋利者出现的概率极低，属于反常现象，出一两个好官不值得欣喜，什么也证明不了。归根结底，社会政治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论人论事特别是评价大人物，历来有两条相反相成的标准。

一条是道德主义的，即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初衷是好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正是出于这样的信条，仇和摘集资搞“超常规”发展，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似乎问心无愧。

另一条标准是功利主义，即一位干部私下评价仇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所谓“白猫黑猫”吧。我理解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让人不讲法治不择手段。不是只有哈维尔才讲现代政治应从良知与正义出发的，中国的孟子两千年前就提出了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的思想，只不过他太超前不被世人认同罢了；而马恩早就说过正当的目的不能用卑劣的手段来实现。21世纪是个重视公民个人价值、追求文明品位的时代，还用马基雅弗里与封建专制时代的功利主义的“成王败寇”的“只重结果”的标准行事是可鄙的非法的乃至是极大的罪恶。比如，中国已开始在司法领域实行这样的原则：用不符合程序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将不被法官采信，而不论它们是真是假。这就是与仇和们奉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的传统思维相反的原则。至于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标准来压服人，作侵犯公民当下合法利益的理由，这一套肯定是没有与时俱进，根本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据报道仇和“是个极为自信的人，看准了事情就要干，谁说也没用”。“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仇和的急切；而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这种急，在下属的贯彻过程中，有时蜕变为狂飙猛进，有时蜕变为急躁。”看来，对“文革”等“极左”灾难的反思，不是到不到位，而是有没有反复的问题。

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想拿自己的命运赌博。我们已明白，遇到一个专制而永远正确的超级圣人加天才的几率比买六合彩中大奖的概率低得多。这些年，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我们见得太多了!而且，人是会变的，如果容忍这种专横的权力存在，谁知日后的仇和会用它干出什么事来?

中国确实急需发展，但我们不想饮鸩止渴。俗语说得好：“不怕慢只怕站。”民主的效率看起来是不高，但不会出现大的挫折，出了挫折也容易纠正，算总账不会吃大亏；倚靠独断，“欲速则不达”，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有20世纪中外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教训。

所以，即使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要说，中国不’需要仇和，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　作者：鄢烈山

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对20年以前的日子…‘忆苦”则有之，“思甜”却极少。但扪心自问，20年以前确有一桩事叫我不能不深感庆幸。那就是：像我这样出身在穷乡僻壤贫寒人家的孩子，几乎没有花父母的钱而能读到大学毕业。

因为是超支户，我读小学和初中时学费全免， 自家只须筹2”3元书本费。记得读初中时，国家不仅每学期给我这样的穷学生发点助学金，还给我们所有农村户口的学生每月发 18．5斤粮票，即扣除生产队应当发的基本口粮，补到与城镇户口学生一样的口粮指标每月 34斤……若是搁到当今，要现在这么高的学费杂费，以我家的经济状况，恐怕我连小学都毕不了业。尽管意识到即使在那时我也属幸运儿，我还是对那时候的教育资源虽然紧缺但分配相对公平，特别是国家对农民子女和贫穷人家子女的关照心存感激。

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原因，使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呢?本人说不清楚。好在教育部日前发布了《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用最权威的数据直面了教育领域当前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加剧的现状。这份报告指出：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农民收入本来比城里人低得多，《教育法》却规定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而大多数地方的城镇居民则无此责任。城乡教育预算内经费差距巨大，使城乡中小学生入学率、教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相差悬殊。二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比如，北京市高中毕业学龄人口只占全国的 0．9％，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分别占总数的13％和 18％。三是公办学校本是公共资源，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还不用纳税或上缴。这个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问题与人们的直觉是吻合的。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建立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等弱势群体实行教育补偿的机制。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令人鼓舞的信息。

什么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在一个商人或企业家看来，不公开竞标，大宗生意凭权势定取舍，靠关系搞桌底交易，这是最大的不公；在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看来，“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升沉不取决于能力和公议，前途系于一人之喜嗔，这是最大的不公……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从一个人的命运沉浮来看，最大的不公则是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这个新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本，人们的能力取决于智力而不是体力，而智力无疑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的。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不忍饥挨冻，只要还有通过受教育向上发展的希望，他们就不会失去梦想，就毋须妒羡别人的荚食华服，而以自己的勤勉进取去赢得自尊和成功。也就是说，教育机会的公平，对他们对社会来说，是最大的公平。

80年代，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不同于欧洲而出现“超稳定结构”时，比较公认的缘由之一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比欧洲的贵族等级制度优越，它为中下层民众提供了上升到上层精英阶层的通道，化解了阶级对抗。这个结论应当说是可信的。科举时代，买一套四书五经花费不多，考上县学秀才就可以全家免赋税劳役。如今要受到良好教育的成本大大增加，国家政策不扶持弱势群体，他们的“上升通道”就会被堵塞或者极狭窄，更易比古代造成社会不公。何况，我们已进入了张扬人道主义、强调公民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

有人是天生的求乞狂　作者：鄢烈山

继东南、华北、西南——些大城市“曝光”乞丐的丑行与诈术之后，广东的有些媒体也开始揭露乞丐“真面目”了。据调查，有的乞丐头包二奶，有的职业乞丐坐飞机衣锦还乡……很显然，这是要为本地出台禁乞令“造舆论”。

不用这么导向，我也赞成在某些地段禁讨。每回到火车站送客，过街隧道被横七竖八躺着的乞丐堵得无法通过，或坐的士赶到车站广场被小孩堵着门强讨，难免心生厌恶。行行都要有规矩，乞讨也不例外。我也不怀疑报道的乞丐头的狡诈“腐败”。可这能说明什么呢?关于高官、法官、教授、医生的腐败案例我们都见多不怪了，岂能指望“跑江湖”的乞丐群落素质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不出“欺行霸市”的魔头?我们知道，个别例子可以证伪全称判断，比如只要公安队伍中出了一个坏蛋，你就可以说不是每个警察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个别例子不能得出警察都是靠不住的恶人这样的全称判断。同理，个别人少数人乞讨致富乃至暴发，根本不能说明所有的乞丐都是假冒贫困潦倒而欲不劳而富。

没有人是天生的求乞狂，就像没有真正的“天生杀人狂”。即使有的人遗传基因有更多的暴力倾向，其所以沦为杀人犯也是后天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就像男人天生有性侵犯倾向，但常人不会像公鸡一样成为肆无忌惮的强奸犯。人有兽性但又是有理性和道德感的高等动物。即使有些地方，比如河南、安徽的某些乡县，有整村整村地出外乞食的文化传统，那也是因为那些地方长期处于赤贫状态，不“逃荒”无以为生。

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那些六七岁的卖花女，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妇人，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他们为什么甘于被职业乞丐或丐帮头操纵，沦为后者致富的工具?他们是有学不肯上，有人养老而不愿享“五保”清福，有政府或助残慈善机构扶持而不接受却浪漫地以天地为穹庐走四方吗?我们常用“求爷爷告奶奶”的屈辱来形容自己办事的不顺利；难道乞丐们就没有人的尊严感，甘愿当“求爷爷告奶奶”的叫化子?

最近看到两条新闻。一是电视报道的，有个农村人在城里饿得气息奄奄，竟抓沙子充饥；一是《广州日报》2月25日报道，深圳有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睾丸发炎无钱就医，竟用刀片“自宫”。我们睁开眼就不能不承认，当今确有不少人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与医疗保障。对于这些处于悲惨境地的同胞，如果我们无力资助他们，至少应当对他们寄予相当的同情。如果不去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至少不该自欺欺人地往他们头上泼污水，不择手段地贬损他们。

“文革”中曾有老师荒唐到要学生“助人为乐”前先问对方的阶级成分。现在，竟有人一再劝告我们在施舍一两枚硬币前先辨乞讨者的真假，乃至干脆一个也不给。这，还有人性吗?须知，我们现在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就是对罪犯实行“宁纵勿枉”。就算乞讨者真是“假冒伪劣’’的，施舍错了对象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人类社会最需要的是救困扶危的爱心，而不是将一切陌生人拒诸门外的戒心。

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揭示了那个农民出身而沦为穷凶极恶的“矿工杀手”的“理据”：“你可怜别人，谁可怜过你?”他堕落的心路历程警示我们：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冷漠，邪恶就会趁机疯长。

写到最后，我想起那位感动广州的印度来华经商的小伙子，春节前，他买了床被子，请人送给街边蜷缩在寒风中的乞丐。他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天使。

哪一家的“组织性、纪律性”？　作者：谢　云

电视连续剧《黑洞》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身为天都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聂大海，为了保护自己作为大款兼黑道大头目的儿子聂明宇，与副市长陆某某狼狈为奸；陷害坚决与聂明宇进行斗争的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刘振汉。他们指使市检察院制造伪证，非法逮捕刘振汉并提起公诉，又要求法院领导给刘判重刑。法庭审判刘振汉时，因公诉方举证破绽百出，审判员显然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良知未泯，没有遵命当庭对刘做出有罪判决，便宣布休庭。聂大海知道后，大发雷霆，责问法院领导的“组织性、纪律性”哪里去了?在如此高压下，法庭只好连夜在看守所草率宣判，判处刘振汉重刑。

“组织性、纪律性”(包括“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是党性的一种表现，无组织无纪律是违犯党章井要受到党纪处分的。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又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天职，作为执法人员，尤其要尊重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办事，枉法是不能允许的犯罪行为。现在，天都市的检察官和法官便面临着两种强大而相互对抗的力量：神圣的“法律”与庄严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必须作出选择：究竟服从谁?

这种选择无疑是十分艰难，却又是不可回避的。检察院的领导选择了“组织性、纪律性”，而法院的领导则进行了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了“法律” (尽管不够坚决)，而后一次则放弃了“法律”，改选了“组织性、纪律性”(显然出于无奈)。

应该说，《黑洞》所表现的司法人员的这种两难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随手举一个实例：原河南省舞钢市市委书记李长河为了报复敢于抵制他的错误的吕净一，授意司法机关把吕“关个两年三年”。在庭审中，法官面对公诉人无力的证据甚至伪证，不断嘟囔：“这咋办?这咋办?”最后只好休庭。但后来还是“在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判了吕净一有期徒刑一年(见《南方周末》 2002年1月17日)。

人们常常指责司法腐败，在司法队伍中确有一些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败类。但有些明显的错判、瞎判、乱判，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却是在强大的“组织”压力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知，牺牲法律的尊严做出的。司法人员看起来威严得很，似乎可以“一槌定音”，而实际上的处境有时却很尴尬。

其实，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聂大海、李长河们用以压人的“组织性、纪律性”，不过是纸糊的棍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的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写上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又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说，无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者就《中国共产党章程》说，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无权干预法院和检察院对具体案件的起诉、审理工作，更不用说下令给公民强行判刑了。司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和电视片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实质上不过是某些地方党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严重违反宪法、严重违反党章造成的。聂大海厉声责问法院领导的“组织性、纪律性”哪里去了?其实，真正理当受到这种责问的，恰恰应该是聂大海、李长河们。不但应该责问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哪里去了，还应该：责问他们：你们干了那种违犯宪法和法律、违犯党章，包庇坏人、陷害好人的罪恶行径，还要求别人服从你们的旨意，你们所讲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底是哪一家的“组织性、纪律性”?我想这无论如何不是共产党所要求的“组织性、纪律性”。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司法人员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在遇到那种两难局面的时候，往往屈服于“组织性、纪律性”而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也许有多种，但主要恐怕还是因为他们头上的乌纱、手里的饭票，都掌握在那些有权拿了“组织性、纪律性”来对他们施压的人们的手里。

我们倡言依法治国已经不少年了，而神圣崇高的宪法和法律却常常敌不过不知是谁家的“组织性、纪律性”，实在是咄咄怪事。能不能设想：各级法官和检察官的乌纱帽和饭票，彻底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脱钩呢?这至少有助于他们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吧!

杂感三则　作者：符　号

一、集体违章

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在《城市经历》中有“大家不约而同地／集体违章”的诗句，让人读后很有认同感。

“集体违章”，是一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是不容小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违章”且“不约而同”，是雪上加霜，是变本加厉，是群体性素质滑坡、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

马路上黄线的形同虚设，行人对红绿灯的视而不见，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医疗制度的长期“蔚然成风”，房产开发商与顾主间的彼此不讲信誉，监督机构借职责以为生财之道，地方政府对公众的公然失诺……都是“集体违章”的竞赛与攀比。“集体违章”诚可怕，“不约而同”尤堪忧。

集体违章的惯性、恶性发展，是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是章程、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以收拾。

集体违章的尽头是集体违法。厦门远华案大大小小的干部数以百计的群体性参与，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一百多要员的以身试法，其经济损失之巨，也许还不及其社会信誉度的损失之值。

“不约而同地集体违章”，是一个社会课题，一个必须破译、不下大功夫不能破译的秘密。

二、”弹性权”

汽车压了黄线，罚款50～200元。赔笑脸，递香烟，“态度好”，50；申辩一下，“态度差”，200。再赔小心，套近乎，“态度好”，再减至50……米卢的“态度决定一切”在各处得到绝妙的运用!妙在何处?妙在权力的滥用与权力欲的满足。从50到200，4倍的伸缩度，多富弹性的橡皮筋!任由我定，我就是老大。什么权?“弹性权”。在摆动的弧度内“大权”在我，真是体验一下“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

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脏，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讲不绝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医生借病人以自肥，学校以学生为生财之道，每个职业都不放过哪怕是一点点权力的“充分”使用，包括管停车的老头、门房、街头里弄的戴袖标者，“权力就是给人家制造点儿麻烦”。不摆谱如何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呢?在已有的范围最大限度地扩大、施用一下手中的权力，既是对别人不公的权力无端行使到自己头上的“出气”式的报复，也是对“权力寻租”的一种效尤，也是谋求心理补偿达到病态“平衡”的良方。

“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风民习的难于吞食的苦果。

三、成熟的趋向

因远华案与跑车事件引起绯闻的歌手，遭各类媒体压倒性抨击、嘲讽乃至人身攻击后，京城的个人演唱会居然没有现场的起哄与谩骂，却不乏鲜花、掌声与喝彩，德高望重的“词头”乔羽爷爷竟当场夸奖“杨钰莹是个好孩子”，似乎更出人意料。和普通观众一样，老爷子不可能不知道来龙去脉，然而却以一个长辈的宽大与包容，呵护、鼓励着一个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后生……

我们似乎早习惯于“跟风”、起哄、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一棍子把人打死；好即绝对好、坏即绝对坏的“两极思维”，曾经几乎统治着我们的脑袋；非黑即白非恶即善的“排中”逻辑是我们的传统逻辑；什么都是“大是大非”的激进，让我们变得狂热。然而现在开始进步，头脑也开始“复杂”一点点。

不会因为有人要求余秋雨“忏悔”而影响他受邀于各种媒体作为“文化行者”，也不会因为他的学识与文名而剥夺人们对他谬误指正的权利；不会因为赵忠祥自傲于小平同志的“几起几落”都是由他播音而“威名”看涨，也不因他骂了记者是“苍蝇”就因此将其播音与为人说得一文不值；不因赵薇身披太阳旗装挨了大粪而从此一无是处，也不因走红影视而原宥其原则的过失；不因伏明霞是奥运冠军就原谅其不识卢沟桥的贫乏，也不因她不识卢沟桥而否认她为国争光的功绩；不因有人说王朔写的是“痞子文学”读者因此就不读他的书，也不因空前的销量就禁住人们对他的非议；不因周作人汉奸经历而因人废文，也不因文学的价值而遮掩其肮脏行径……此类事情，似乎表明国人认识上的进化趋向，一种衡人论事的“立体思维”，是逐步走向成熟的标识。

门缝看人，把人瞧扁；单面看人，难察全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多元思维，自主地进行是非褒贬，本身就是一个宽松。而环境一旦宽松，真理不辩也往往自明。民间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反之，如果什么鸟叫都听不见，又称什么大林子?“一鸟不鸣山更幽”，一鸟独鸣，又该是啥?

为官箴　作者：唐雪元

干部贤文，现代官箴。寄意恳恳，诲汝谆谆。古时官为贵，今日民为尊。古时官为本，今日民是根。干部乃公仆，人民是主人。人民勤务员，为政要清廉。

法不徇情，官不私亲。夙兴夜寐，公正廉明。不饮盗泉水，不栖恶木荫。既能持苦节，勿谓少知音。古有海青天，为民来请命；今有彭德怀，毕生忧国心。古有包龙图，一笑黄河清；今有孔繁森，雪山铭丹青。古有郑板桥，枝叶总关情；今有郑培民，为民作公仆。树坚不怕风吹动，冰清玉洁楷模人。一身正气去私利，两袖清风为人民。心底无私天地宽，鞠躬尽瘁社稷心。

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再三须着意，第一莫贪心。一贪心就变，腐臭不可闻。白沙千年洁，松林万年青。堤溃白蚁穴，贪念始微尘。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政声人去后，美丑自分明。流芳千古焦裕禄，遗臭万年王宝森。

小人怀惠，君子怀刑。悬崖勒马，一发千钧。利剑不可近，钱赂不可亲。胁肩谄笑不可信，巧舌如簧不可听。妆亭玉台时时拂，莫使浮尘又暗生。多少英雄聪明人，风流倜傥比无伦。忽然富贵贪财色，瓦解冰消不可陈。

财迷心窍，利令智昏。贪官敲骨髓，色官近荒淫，懒官不理事，昏官乱乾坤。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监守自盗，国法严惩。贫穷不丧志，官大莫骄淫。蜘蛛自夸张罗巧，网得黄雀自丧生。攀龙附凤乘天衢，一朝树倒散猢狲。

密室受金，法庭受审。朝室位高，著坠渊深。为求银满屋，致使铁锁身。猖狂跳梁在一时，安知百世遗长恨。不信但看狱中囚，几多贪官泪满襟。万两黄金买镣铐，一颗子弹穿黑心。劝君廉洁勤政心为民，福祉百姓千秋留美名!

快乐的皇帝　作者：李　宜

据说当皇帝非常幸福，台湾作家柏杨就十分心向往之，曾打算活动个皇帝当当。不过他老人家毕竟是一文人，道行还浅，皇帝没活动成，反倒活动到监狱里去了。

要说中国文人，也就驴吃豌豆——嘴上的功夫，一般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中国几千年历史，由文人而皇帝的——因生殖原因当上的不算——好像就王莽一个。王先生皇帝当得比较窝囊，在小流氓刘邦子孙的夹缝中左支右绌地存在了那么短短的几年，可能还没体验到当皇帝的乐趣就完蛋了。后世的文人痛定思痛，下决心不干老大，全努力地做“辅佐之臣”，这样一来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天下于是乎太平了。

天下太平不太平其实也没啥关系，皇帝们一样快乐。据说皇帝最大的快乐是拥有美女无数。

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八岁就登上了皇位，西汉这时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这位小皇帝，特会享福，造了个“淋池”，每当游宴时，就命令成群结队的宫女们都口含荷叶，绕湖缓行，小皇帝坐在漂亮的船上，满船的美女们齐声歌唱，神仙一样。现在大款们的卡拉OK一比简直是小儿科。

还是汉朝，有位汉成帝，这家伙像个工程师，特别爱发明东西，比较著名的发明是造了一座宵游宫。宫内所有的物品都被涂成黑色，美女们也都身穿黑衣，进到宫中，白天也如黑夜，点上灯烛，像如今的酒吧，刻意地营造了一种浪漫的气氛。于是皇帝 24小时都能跟美人做鱼水之欢了——快乐无极限。

还有一位著名的皇帝，他著名是因为干掉了岳飞，这就是宋高宗赵构。赵先生老爹和老哥被掳到荒山野岭了，他逃到了扬州，正跟美人行床第之欢，探马来报，说金兵已经打过来啦，赵构一惊之下，居然丧失了生育功能，从此不能高举，只好从亲戚的孩子中选人来继承皇位。

不能“高举”的赵构选来的子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宋光宗赵敦的老婆李皇后特爱吃醋，一天，赵敦看见一个宫女的手肤若凝脂，不由龙心大悦，叫了一声好。几天后，皇后送给了赵敦一个盒子，里边竟是那双玉手。长了一双漂亮的手的女人真是倒霉。

写到这好像皇帝又不快乐了，连个女人的手都不能赞叹。其实不然，据史书上说，赵敦时代，宫中一样有宫女数千，妃嫔上百，赵敦先生仍然艳福不浅，仍然心痛并快乐着。

皇帝们在美人的怀抱里乐不町支，当他们最快乐的时候，一般往往也到了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了。

最后一句惹的祸　作者：佚　名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当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各自主要都说了些什么。原因是什么呢?我发现是大家在说完想说的话之后说的最后的那句话。没有这句话，大家其实都是在很友好地交流，而一旦加上了这句话，交谈就变成了吵架，并且会愈演愈烈，最终局面无法收拾。问题在于，这句话的内容往往和大家要说的事情毫不相干，所以，我把它称为“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举个例子吧。

我那天坐公共汽车去办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里不时露出迷茫的神情。估计是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儿，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话也没什么，小伙儿就下站下车，在马路对面坐回去呗。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还有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

“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地说。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乘去。

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儿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了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哪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会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人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根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您”的。可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多了去了!”

要是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

要说这事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车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的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儿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儿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了，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儿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xx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我那天的事儿没有办成。我先到派出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又没什么大事，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X，和她计较什么!

唐家寺的雨伞　作者：秦　文

民国初，一个商人在外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攒下了一大笔财富，准备告老还乡，结束半生的漂泊辛苦，回家与妻儿团聚，置田购房，安度晚年。

当时时局动荡，路上常有劫匪，商人一身灰布衣衫，一双布底鞋，扮做一个风餐露宿的行路人。商人把所有的钱都买了玉器，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并特制了一把竹柄油纸伞，将粗大的竹柄关节全部打通，把珠宝玉器全部放了进去。他身藏万贯家私，却貌似贫寒之士，轻轻松松地上路了。

果然好计谋!行路多日，无人打扰。这天中午就到了唐家寺，天下着小雨，他来到了一个小面馆，要了一碗面，面香喷喷的，吃饱之后，倦意涌了上来，外面又下着小雨，他不觉双手撑腮，打了一个盹。

一阵清凉的风吹醒了商人，天已黑了，揉揉眼，猛然发现油纸伞已不见踪影，一阵冷汗冒了出来——这把伞可是他的身家性命啊。

但商人沉着冷静，他声色不露，仔细分析，他手里的小包袱完好无损，并没有人专门行窃，一定是有人只顾自己方便，顺手牵羊取走了这把雨伞。

沉吟片刻，商人有了主意。他叫来掌柜的，说自己看中了这个小镇，请帮忙租个房子。商人说，自己身无他技，惟会修伞而已，想在交通要道上租了个小房子修伞。

他待人和气，心灵手巧，很有人缘，人们都愿把伞给他修理，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小手艺人其实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谁也不知道他每天谦和的笑脸后掩藏着一颗紧张焦灼的心。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那把油纸伞的出现，经过他的手的伞成千上万，却惟独没有他等待的那一把。

一天他接了一把破旧的伞，主人漫不经心地说：“太费事就算了，不然一把破伞值不了几个钱，反倒要花不少钱去修。”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自己的那把破伞怕破的不能再修了，商人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过往的行人看到一条新鲜的广告：油纸伞以旧换新，人人纷纷询问，得到肯定答复后，消息立时传开了。不久，来了一个中年人，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恰是商人心系魂萦的那把伞。

商人仍不动声色地收下破雨伞，犀利的眼光一扫，看到伞柄封处完好无缺。

他转身在店里挑了一把最好的雨伞给中年人，然后徐徐关了店门。

打开伞柄，商人看到了他的全部玉器，他瘫坐在地上，半日无语。第二天，很晚没开门，一问，已是人去屋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再以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当地人恍然大悟，赞叹着商人的沉着、冷静，、睿智和大气。

勤劳：中国人的宿命　作者：谢宝贵

也许中国人向来缺乏其他民族所具有的某些优秀的品格，却惟独不缺少勤劳。中华民族历来都是一个勤劳奋斗、生生不息的民族。无论是在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勤劳和贫困一直像黄藤缠绕大树一样缠绕着中国人，从来都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中国农民，其生存状况完全如胡风所描绘的：“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倘若勤劳能换来富有，那么它就可以被接受，被承认，被肯定。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勤劳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状况。唐代诗人李绅有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晚唐农民的命运，其实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勤劳是中华民族性格最典型的体现者。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弯曲的背脊和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庞，是他们一生勤劳的标志。总之，中国的农民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勤劳来、勤劳去，都始终不能摆脱贫困的厄运。

勤劳，它已经作为一种性格因子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更像一张张的标签，紧紧地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脸上。它所昭示的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与人民生活的困苦。从这一意义上讲，勤劳已经变成了广大中国民众的一种生存方式。

勤劳不是我们的骄傲与光荣，而是我们的悲哀和宿命。中国人何时能从这一宿命中解脱出来，何时就能将自身所争取的权利与自由昭示给全人类。

两个版本的故事　作者：鲁　人

一位睿智的圣者，着一袭褴褛的衣衫，安坐于古城堡的墙根下，享受着明丽温暖的阳光，他微合双目，一副心骨皆清的超脱状。一位肥胖的商人忧心忡忡地走过来，看到圣者，止住脚步，羡慕地说：“您虽然贫困，却很幸福；我虽然富有，却很不幸。真希望能跟您交换一个位置。”

圣者微微睁开一双慧眼，平静地道：“请您让一下，您挡住了我的阳光。”

这是穷人讲给富人的版本。

一位有钱人，在一片竹林茂盛的山中，看到一位家徒四壁的穷人。好心的有钱人给了穷人一笔钱，让他利用竹子做些加工，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有钱人又来到山上，见到那穷人依然四壁皆空。

“我给你的钱哪?”

“喝酒了。”穷人伸出手，希望有钱人再给他一些施舍。有钱人叹了口气，摇摇头，径直下山去了。

这是富人讲给穷人的版本。

贫穷与富有，是一个与社会共存的问题，可以变化却无法消除。人处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穷人说：富人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富人说：穷人懒惰无能，不思进取。

贫穷与富有，造成的社会矛盾，时常是血腥的，即使平和之时，也是囊中之锥，是向垒卵上继续垒卵。因此，自古便有人说要安贫，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毕竟社会能给人的机会并不多，可这些机会却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于是，如何对待贫富成了一个哲学问题：社会要靠穷人的安贫而稳定，要靠富人的进取而发展。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安贫与进取不是绝对的，稳定与发展也不是绝对的，那穷人与富人也就不是绝对的。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将贫穷与富有都描绘成一种痛苦。其实，贫困，不是痛苦的根源，根源在于处于贫困，而不甘于贫困，却又不想以自己诚实的辛劳摆脱贫困；富有，也不是痛苦的根源，根源在于觊觎着天下财富，又时时恐惧失去已坐拥的金山。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而在于你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放下架子　作者：马锁成

前不久听讲座时授课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架子的是残疾人，没架子的是正常人。”很觉新鲜，不禁发出会心一笑，并由此想到了与架子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现今的干群关系问题。

架子，字典上的解释是用以表现、抬高自己的一种虚骄姿态，对此我们应该不陌生。摆架子，端架子，臭架子，“驴死了架子不倒”就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行为的鄙夷。把架子摆得最不可理喻的是战国时的亡国之君齐王泪田地。此公仓皇出逃到卫国，人家以最高规格接待，他还不满意，大发脾气，人家只好让他走人。逃到鲁国，正好赶上办丧事，他非要以天子之礼吊唁，人家只好把这个不知趣的家伙赶走。一路逃，一路大摆架子，谁也不欢迎，如丧家之犬又逃回齐国莒城，可他还是在援齐的楚国大将淖齿面前大摆架子，终于被淖齿吊在房梁上剥皮抽筋。

摆架子摆得丢了命，田地是个极端，但摆架子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平民百姓，便惹人嫌，讨人憎，没有朋友，谈对象，会吓跑意中人；你是丈夫，便无法与妻子沟通，品尝不到爱情的甜蜜；你是商人，便会吓跑客户，不会生意兴隆；你是领导干部，老百姓会对你敬而远之，你便不会有好的干群关系。架子大的人，一般来说，不会是一个成功者。

有一点资本的人似乎都可能摆架子，比如城里人对乡下人摆架子，钱多的人会对钱少的人摆架子，但架子好像与官人的联系更多一些。囚徒陈胜揭竿而起，不小心当了个自封的楚王，架子马上大了，一帮儿时伙伴来看他，陈胜冷面相待，伙伴还当是以前的陈胜，不知轻重，叫着陈胜的小名，说着他儿时的丢人事，陈胜认为失了他的尊严，干脆下令把这些人杀了。于是很快众叛亲离，事业垮台。一个县委书记从外地回来，看到去火车站接他的是吉普车，马上大发雷霆：“我的职务降了吗!”“我不是县委书记了吗!”某地山上农田有问题要解决，农民千呼万唤乡镇干部就是不来，再叫，发了火；“山那么高，我怎么上去?”现在一些官儿，把芝麻大的官衔看得比磨盘大，把自己的所谓威风、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整天算计的是自己该坐什么车，该排什么位，围着桌子转，围着裙子转，隔着车窗看，就是不愿到群众中去，不愿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愿与老百姓用双脚走同一条路，只怕沾上了老百姓的土腥味，只怕别人把他看成了老百姓。就是下到老百姓中去，也是作秀，假模假样。一句话，放不下那个架子。想靠这样的干部为人民办点事，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能行吗?

残疾人需要架子是因为生理有缺陷，有的人大摆架子是因为心理不健康和人格残缺，隐藏在架子后面的是封建主义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是官气、傲气、骄气，是看不起群众的不健康的心态，是对他人对人民的不尊重，是莫名其妙的那点可怜的优越感，是党性修养差。等级、威仪那是地地道道封建主义的东西，时至今日共产党人怎么还能讲这样的东西!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职位只是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也不能有架子的。当年开国大典，领导人也只是随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哪有什么等级、座次。细心留意关于开国大典的图片、电影，发现没有朱德总司令的镜头，近日看一个资料才知道，这位开国元勋当时是在旁边帮一个记者完成摄影任务去了。这就是人民公仆，怎不令人千秋敬仰!

有架子之人如夏之火、冬之风让人生厌，无架子之人如夏之荫、冬之炉令人亲近。没有架子，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做官只是人生的一段，做老百姓的时间还是长，干部也应当是老百姓的一分子。官说到底是人民给的，你是老百姓养活的，没有了老百姓，你给谁当官?你怎么当官?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思想，你的架子就会不知不觉地放下了，你就会自然地融人群众中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真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劳。

一个不缺　作者：马朝虎

早上一上班，办公室里的电话就“丁零零”地响了起来，主任巡视了一下他手下的全体成员，嘀咕道：“怎么这么早就有电话?”然后有些不情愿地提起话筒：“喂，是哪位?噢，原来是你呀，什么事家里不能说吗?什么，今天是我的五十岁生日。什么什么，你要给我好好庆祝一下，我看就免了吧，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不行，一定要庆祝?好好，听你的，你就看着办吧……”放下电话，主任抱怨一声：“我那口子真是多事。”随后带上文件包出去了。

办公室里的十几口人谁也没吱声，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过了五分钟左右，办公室里才恢复往日的常态，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看报的看报……我刚进这个科室不久，对这里的有些“规矩”不了解，便向一同事请教：“主任今天五十岁生日，我们大家要不要凑个份子?”

同事心不在焉地说：“凑什么份子呀，主任过生日与我们何干?”

另一同事附和道：“对呀，人家庆祝生日，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多温馨，我们往里挤多别扭。”话音刚落，众同事异口同声道：“不错，主任的这个五十诞辰看来还是不参加的为好，如果主任真的想‘与民同乐’，我想他会招呼大家的。”

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就不把主任生日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可一下班回到家里，心里又不踏实起来。因为单位里马上要进行机构改革，将有一批人员分流、下岗，在科室里我资历最浅，又没有什么过硬的后台，为这事我一直在闹心。那么，何不趁领导庆祝生日的机会拉拉关系?不然，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吃亏。于是我打定主意，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备上一份不太难看的礼物去为主任祝寿。别人去不去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当一回小人又怎样?

夜幕初降，当我拎着一大包礼品敲开主任家大门时，我一眼发现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不缺地坐在客厅里聊天、抽烟、喝茶，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品。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主任走过来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办公室的同志们一个不缺都到齐了，现在我宣布开宴。”

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如泥。

学本事　作者：陶柏军

刚上班，姑妈家的表弟哭丧着脸来到我的单位：“三哥，我来省城找工作，都快半个月了也找不到，来时带的钱都花光了。”我掏出200元钱给他：“城里下岗职工多，哪还有多余的岗位，买张车票回去吧。”可是表弟却不愿要我的钱：“出来时我爸我妈都不同意，我说一定要出来闯闯，和他们吵了一架才出来的，我现在回去，多丢人啊。”

我和表弟正说话间，对门的刘局长走了过来，他显然听到了我俩刚才说的话，就对我说：“勤杂工老赵阑尾炎犯了，要做手术，我看就让这小伙子在咱们局干一个月吧。”我赶紧谢过局长，领着表弟找办公室的同志办手续。

一天，表弟正在局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一个私企老板找刘局长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商量，我看表弟半天没有出来，就赶紧叫他出来：“局长来客人，你要及时回避。”表弟似懂非懂：“我干活也不耽误他们谈事儿啊!”

又一天，表弟在走廊上喊：“孙副科长，您的信!”我等他送完信，对他说：“记住，今后叫副科长、副主任、副局长，一定要省略那个副字。”表弟虽然有些不理解，但还是点头说是。

再一天，局里召开大会，表弟给主席台的领导倒水时要么是从左至右，要么是从右至左，我在下面不敢言语，只好偷偷给他写了个纸条：“倒水时要按照官大官小的顺序来!”

等表弟在我的调教下熟悉了机关的环境，老赵也来上班了。送表弟回家时，我对他说：“回家好好种地，别老好高骛远。”

两个月后，姑妈来省城看病，我赶紧问起表弟的近况，不想姑妈说：“你表弟现在到乡里上班了。前些日子乡政府招聘一名办事员，考核时，乡长说了，你表弟人勤快，说话办事得体，肯定见过大世面，比那些农家娃子强，所以用他了。柏军，这事儿多亏你啦，你表弟要不是在你这里学了本事，他哪能干上这份工作?”

麦客在六月　作者：王　飞

麦梢泛黄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躁动，铁般的筋骨在炕上翻来覆去，像是碌碡碾麦子一般。“缓缓吧，再缓几天……”女人劝着男人。男人并没有听这些。夜里，他取出藏了一年的镰刀默默地走到院子里，和着月光，神情庄重地磨了起来……

几天后，男人吃饱喝足，背上行头。临走时，心细的女人没有忘记给他的布袋里塞进几张酥香的锅盔。麦客行走在灰土飞扬的乡间大道上，两旁的麦子黄灿灿一片，夏风吹过麦田好似起伏的海洋。麦客竖起耳朵，听出麦子熟透的声音，走得更加快了。脚下扬起的灰尘，将他小船样的脚板淹没了。远远望去，这位头戴草帽，倒背镰刀的麦客似乎是一位武艺高超的剑客，行色匆匆走在炙热的六月里。

麦客来的第一个村于是关中道上很有名的富村。村子地势平坦，水利便通，麦子好的让村人都舍不得去收。二三个青年人坐在大槐树下打扑克。喝过三碗讨来的凉水，麦客来劲了，他抖擞精神叩开了一户人家紧闭的大黑门。“要收麦的不?”麦客很自信地问了一句。他想，自己面善，身体又魁梧，主家不会拒绝的。“啥?”这位不像农民的农民反问。“要收麦的不?”麦客又重复了一遍。“收麦?收啥麦?不用不用!”不容细说，“咣当”一声黑门关上了。麦客心里很窝火，不用就不用，都是庄稼人还耍啥脾气呢。麦客没有目的地在村里乱撞。农民们都用同一样腔调答复了他。他们有点瞧不起二十一世纪的麦客。当麦客感到茫然的时候，村西麦地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麦客急急地赶去，只见五六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地里吞云吐雾，大显威力。“原来人家用机子收，用不着人收。不用也不能像对待要饭的那样对我呀!”麦客有些忿忿不平。

麦客想：平原村子不需要收麦的，那就到沟岔里的村庄看看。于是，他赶了一晌午路，来到下塬里这个小山村。麦客一看下塬里人住的房子就知道这是一个和他们村一样穷的村庄。贫困村让麦客的腰杆挺直了许多。村里静悄悄的，麦客不禁一喜，直奔坡下的麦田，嗬，男人和女人正猫着腰大汗淋漓地挥镰割麦。麦客一见此景全身痒痒，便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哎，谁要收麦的?”麦地的农民没人理睬他。麦客一怔，又喊一声：“谁要收麦的?”还是没人理他。麦客不由分说上前拉住一位正在割麦的中年农民说：“老哥，我给你割麦吧，一亩10块钱!”中年农民连忙摆摆手：“不要，不要。”旁边一位女人说：“10块钱?哪有10块钱给你!我们可雇不起麦客!”女人的话使麦客木然了。嚓!嚓!嚓!一束束麦子随着镰刀的起落齐刷刷地倒在地里。看着干得热火朝天的农民，麦客的身体逐渐膨胀，热烈的血在体内奔涌不已。他需要收麦，需要劳动。麦客鼓足勇气又喊了一嗓子：“我不要钱，我白给你们干!”说完，麦客迫不急待冲进滚滚麦田，熟练地操起镰刀。“不行，快停下!”两个壮实小伙子跑过来紧紧抓住麦客的手：“不要钱?白干?鬼才相信，赶快走!”农民们将麦客推搡到坡顶。麦客呆呆的，望着六月里大片大片成熟的麦子，猛地躺倒在地，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我是麦客啊……”

留守寸土　作者：张丽钧

那是一天深夜，电话铃响。拿起听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老师，我是您班学生郑亮的妈妈——这么晚了打搅，真不好意思——有件事想问问您：郑亮这两天没出什么事吧?”我吓了一跳，忙问：“郑亮没有回家?”郑亮妈妈说：“回了，只是着了魔似的，反反复复地说：‘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他睡下了，我放心不下，就给你拨了这个电话。”

——不公平?有什么不公平的呢?这几天我忙于跑自己调动的事，班里的工作有些放手，难道说就在我不在的时候，郑亮跟同学们发生过龃龉?

我心里没底，可嘴上却故作轻松地劝慰了郑亮妈妈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到班里组织晨读。按照头一天晚自习预习时分配好的角色，大家开始兴致勃勃地朗读新课文——《雷雨》第二幕。我却无心听取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精彩对白，只是思忖着晨读后如何“提审”郑亮，再如何编织一个新理由请假出，去，到那个我梦寐以求的单位去拜望一下据说是对我颇感兴趣的老总。

突然，同学们哄笑起来，抬眼看时，见郑亮脸孔红红地从座位上站起身——该他读了。他分到的是周，冲这个角色。只听他大声读道：“爸爸，这是不公平的。”读罢，带着成功的欣悦坐下了。

我忙低下头看书——可不是么，周冲就只有这一句台词!

猛然间，我彻底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在郑家的一幕。原来，这男孩领到自己的角色之后，一直在“着了魔”般地诵读那仅有的一句台词。他没有因为自己角色的卑微而沉郁失落，也没有因为台词太少而掉以轻心，他用心揣摩着，玩味着，掂量着，把握着，他要给这至短的台词注入无比丰沛的情感啊!

我听不清周朴园和鲁大海在争执些什么，只管用激赏的目光直视着那个只分到了一句台词的男孩，我想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教会了我如何倾全力诵读自己人生的台词，谢谢你教会了我如何把哪怕仅有一寸的灵魂圣土也待弄得美艳芳香。”

’

……“雷雨”远去了，男孩远去了，至今仍留守在三尺讲台的，是我一颗暖暖的心。

读书退化论　作者：麦子荞

我从来都不怀疑自己是个有志青年。在女生们还在捧着琼瑶和席娟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屑，我是这样说的，我从来不看言情小说!然后在这群女生面前抱着大部头的《海子诗集》、《西川诗集》猛看，现在想来那时候到底爱不爱读诗其实是个谜案，或许我爱的只是书的重量，按照“斤两”读书，现在想来真是非常淳朴。而且那时候我就不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太温和的句子，而喜欢“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巳丧失”这种看起来比较沧桑的句子，一举奠定了我文学青年的基础。

到了大一的时候，开始有其他学校的师兄们本着体恤我们的态度从出版社低价拿了书来高价卖给我们。他们在宿舍门前拼了几张桌子，上面立正似的一水儿的译林出版社的世界名著，非常吓人。卖书的师兄脸上长满各种痘痘，笑得亦正亦邪，忠奸莫辨，女生们蜂拥而至。

那位师兄向我推荐过《尤利西斯》，我虽然充满了对世界名著的崇拜，但是还是很谦虚地表示可能读起来会比较费劲。于是他继续向我推荐一本《本利西斯解读》，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卖了毒药之后再卖解药的做法。但是终于没有买，我开始看阿加莎·克里斯蒂，虽然觉得自己放着《尤利西斯》不读而看侦探小说似乎是种退步，但是我以惊人的速度看了阿加莎40多本书之后很快总结出她的几点规律。第一，如果有遗产纠纷，那么遗产受益人中有一个必然是冒名顶替的。第二，死亡时间总是不准确的。第三，已经死去的人其实总是还活着。第四，即使知道了这么多规律，最后还是甭想能准确地猜出谁是凶手。

等毕业了，我转而看福尔摩斯，比起一个故事要写整本书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来说，福尔摩斯显然太浅薄也太简单了。但是多少次我下定决心再看一本阿加莎都没有成功，时间像蛋糕似的被切成小块，看那么长的书对耐心的考验实在太大了。

等工作了半年之后，我开始狂看亦舒，并且深情地背诵《喜宝》中的名句，“如果没有很多爱，就给我很多钱……”同时为生活中遇不到勖存姿这样有钱的老头郁闷不已。回想起当年不读言情书的豪情壮志，觉得真是变态。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我的读书经历却只证明了人类有退化的本能。

权力的天空　作者：时寒冰

1、村长名言录

一、世界属于村长

村长说：我是村长，我管辖着小村；我的头上有一片天，天盖着小村。全世界有好多好多村长，他们头上也都有一片天，要是把这些天缝起来，天就盖住了全世界。我靠!世界原来是属于村长的哩。

二、权力源于村长

村长说：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村长在下线的最末尾。不是村长供养乡长，乡长拿狗屁去供养县长?不是乡长供养县长，县长拿狗屁……靠!原来权力源于村长哩。

三、村长最清廉

上线、下线都需要吃都需要喝，村长把老百姓的钱挤出来供养上面，上面拿了村长的钱再传到上面，都是吃现成的，哪个主动给过村长钱?靠!原来只有村长光行贿不受贿，这个世界，村长最清廉哩。

2、权力的衍生

村长的权力源于他的父亲——老村长。

村里年纪大的人说，村长从小就是个人物哩。

村长很小的时候，老村长问他：“你长大了干啥?”

村长说：“当村长!”

会计连忙说：“这孩子很不简单哩!”

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村长的儿子果然就当了村长——这是后话。

3、权力的秘密

老人们说，老村长的儿子之所以还是村长，跟他们家里的风水有关系。

老村长笃信风水，曾经请来多位先生(看风水者)为其调理风水。其中，有一位高人，在小村转悠了三圈之后，对老村长密传了一个宝地。

晚上，老村长找了自己的亲属，把小村里埋葬几个抗日烈士的墓地掘开，把里面的尸骨运出来，将自己祖辈的尸骨放了进去。那几个烈士原来都是小村的村民，他们也是小村的荣耀。1943年，为了保卫小村，他们光着膀子和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幸存的几个都被日本鬼子活埋。

此事传出以后，小村一片愤怒。

上级追查此事，老村长坚决不承认，要求进行尸骨鉴定(老村长知道上面不可能去鉴定，把事态进一步扩大)。老村长再三强调那几个被日本鬼子活埋的人都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人，而自己一直都是根红苗正的贫农。

老村长义正辞严，慷慨激昂。

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凡是来小村烈士墓祭奠的人，老村长都盛情款待。

4、权力的竞争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已进入暮年的老村长，对老会计的提防之心越来越强烈。会计也有个儿子。问题是这个儿子不打算继承他爹的衣钵当会计，而是想当村长。

“这小子野心不小哩!”老村长就愤愤地骂，“身上扎个刺，就以为自己是仙人掌了，也不看看自家坟地里有没有那根草?”

但是，老村长却不敢得罪会计。会计是惟一可以送他进班房的人，这点他很清楚。

5、权力的代沟

当上级调来一个年轻乡长的时候，老村长的紧迫感越来越强，他必须把儿子推到村长位置上，不然自己的问题早晚会露出来。

一天中午，老村长怀里揣着一沓钱去了乡长办公室，年轻乡长很热情，一讲话就是这原则那代表，老村长根本插不上话。

老村长深感自己与年轻乡长之间的代沟太深，他不敢轻易出手，怕没有退路。

老村长揣着钱又回来了。

6、权力的勾结

老村长没有办好的事，他的儿子村长轻易就解决了。

年轻乡长和村长是同姓，村长查了一下家谱，根据名字中“字”的排列，年轻乡长应该管村长叫爷。但村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乡长说：“我查了一下家谱，你是爷字辈的，我应该叫你爷爷哩。我爷爷死得早，你就是我的亲爷爷。”村长说得很真诚，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村长家在小村辈分是最高的，他这一降，把全村的辈分都降下来了。

全村的人暗地里把村长家骂了个底儿朝天。

老村长听说后感慨万千：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儿子能做到这一步，村长位置不会落人外人手了！

7、权力的内应

去乡长家里，村长对着乡长老婆就叫奶奶，顺手还给这位新奶奶丢下了两万块钱。

村长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位奶奶竟是个贪得无厌的主儿。家里装修房子，进城买衣服首饰，她都让村长跟着，大把大把地花村长的钱，嘴里还一口一个“乖孙子”。惹得卖东西的人忍不住笑。

8、权力的出局

村长在乡长家里碰见过会计的儿子，原来会计的儿子认了乡长老婆当干妈。

会计的儿子回家对他爹老会计说，村长认乡长老婆当奶奶了。

老会计听了，一下子老泪纵横：“儿啊，认命吧，还是人家技高一筹啊，你这辈子当不了村长了。”

9、权力的把柄

日子一天天过去，乡长就是不提让老村长儿子继任村长的事情。

村长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

一次，乡长外出的时候，村长也跟着乡长在县城的一个酒店住下，晚上，乡长要了个小姐，正做好事的时候，村长在外面敲门。乡长一脸的惊慌。

村长说：“你是乡长，应该找个上档次的妞，我带你去市里玩。”

乡长乖乖地跟着走。

乡长从此和村长形影不离，但再不敢对村长横眉冷眼，村长也不再管乡长叫爷爷。

村长的儿子名正言顺地成了小村村长。

10、权力的结合

村长对老会计的儿子说：“我跟乡长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你支持我，我将来让你当会计，你反对我，今后别想在小村呆!”

会计的儿子说：“我跟着你干。”

此后，会计儿子对村长言听计从，两人亲如兄弟。会计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村长吃肉他喝汤，村长喝汤他闻香(味)，村长干坏事，他帮助擦屁股(做假账)。

小村的权力从此牢牢掌控在村长手中。

防盗经　作者：李海英

局长办公宣第四次被盗了，局长脸色铁青，样子像要吃人。

很快，保卫股长被解了职，替代他的是刚从部队复员不久的小军，局长任命他为保卫股副股长，正股长空缺。

一个月过去了，没事；两个月过去了，没事；三个月过去了，局长室仍安然无恙。局长的一颗心放下了，心里一激动，就许诺小军，如果一年内没事，保卫股长的位子就是他的了。

一天晚上，局长因急事回办公室，进三楼时，看见一个人影正在局长宣摸索什么。局长吓了一跳，再一细瞧，却是小军，正将门檐上的局长室招牌撤下，换上了“洗乎间”字样的招牌。

局长鼻子都气歪了，质问小军这是干什么?小军一哆嗦，又不好意思地干笑几声，说局长您莫怪，您看这局长空招牌多招人，哪能不惹小偷光临?换上我这洗手间招牌，他小偷会有雅兴撬门进来方便吗?小军又领局长去看其他房间，只见书记室换成了值班宣，副局长室换成了计生室，财务室换成了图书室，……小军说局长您别看就调了调牌子，效果就是不一样。局长听明白了小军的“防盗经”，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局长说话算话，一年后，小军荣升为保卫股长。

刘表学英雄　作者：侯国平

刘玄德兵败汝南，投了荆州刘表。刘表待他甚厚，经常为他举行招待会，四菜一汤，还有荆州大曲。在一次招待会上，刘表喝了几杯酒，问玄德“吾闻贤弟在许昌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英雄，贤弟尽举当世名士，操皆不许，而独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以操之权力犹不敢居弟之先，敢问弟有

一何心得，望教之一二。”

玄德没想到这么一件事，比手机短信传得还快，连荆州这塔都知道了。但他一时还揣摸不透刘表想问点啥，就搪塞道，可能是那天曹操喝高了，信口编的段子，兄长不可信以为真。

谁知刘表一本正经道，贤弟差矣，青梅煮酒的故事，天下人皆知。愚兄本有求教之心，今幸会荆州，贤弟不可过谦，只管有话就说，多多赐教。

听刘表的口气蛮诚的，并无半点调侃之意。刘备这才放心大胆说，无它，想当一个连曹操都竖起大拇指的英雄，关键是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

刘表深深叹服了，不禁竖起大拇指说，贤弟所言极是，弟文有孙、糜、简，武有关、张、赵，这个班子没的说，走到哪里都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奈何荆州只有蔡瑁、张允这些，总也一流不起来呢?

玄德说，要想一流并不难，只要做好六件事—o刘表忙问，哪六件?玄德说，第一件事，就是把班子建设好，当好一把手。刘表说，是不是要搞一肩挑。玄德说，兄长说得好，对极了，假如曹操要给你派个监军，不能答应，要谢绝。说这样不符合荆州实际，弄不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刘表点头说，好，好，这第一件事记住了。

第二件事呢?玄德说，要在班子里树立一把手的权威，不能摘麻雀开会，叽叽喳喳，关键时刻要敢于拍板，勇于决策。不能搞东吴孙权那一套，什么民主呀，什么自由呀。因为一自由就乱套，一民主就办不成事。刘表又说，说的好，今后荆州的事不能让蔡瑁、张允多嘴多舌了。

见刘表渐人佳境，玄德不想再往下说了，端起荆州大曲说，喝酒，喝酒。但刘表念念不忘说，一边喝，一边说，那第三件呢?

玄德说，这第三件不算什么，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如今群雄并起，互相争斗，要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根就要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刘表说，这样做，会不会好人受气，坏人得志。玄德说，好人不受气，咱们就受气。就说曹操这样的罢，只管得罪他，不用怕，没啥大不了。但像吕布那样的小人，要小心周旋，不到白门楼上那一刻，是不能得罪的。刘表问，祢衡这种人能得罪么?刘备说，这种白面书生，用失业吓唬一下就行了。刘表说，那就把他送到江夏黄祖那里吧。

刘表和刘备一问一答，谈兴正浓。刘表一心要学英雄，问个不停，刘备乘着酒兴说还有三条，其一是用好人才，其二是要娶个好老婆，其三是管好手下人。

刘表听了这三条，若有所思，半晌无语。

刘备说，说句实在话，什么人才不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在我们那个单位要是离开了我，不说它地球不转，它也转得慢。关、张、赵，孙、糜、简，都围着我团团转，我就像个地球，他们就是卫星，我要不转，他们也转不成。刘表想不到玄德会说出这等话来，愣住了，半晌才赞道，贤弟说的好。

对于娶个好老婆这事，刘表深有感触。他说，蔡夫人就是好老婆，为他生个儿子叫刘琮，聪明伶俐，会背五十首乐府，准备叫他接荆州的班。对于如何管好手下人。刘表以为玄德是个仁义宽厚之人，无非多发奖金，一年涨一回工资，轮流出国去旅游，哄着手下人多卖力就是了。

谁知玄德连连摆手说，不沾边，不沾边。关键是八个字，谁不听话，就整死他。刘表闻之大惊，仔细一想也有道理，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刘表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妙极，妙极。

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把玄德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家，用到荆州工作的实践中去，争取干一番成就也弄个英雄美名，传一传。上

苏武牧羊　作者：朱　辉

“已经是始元七年了。”翻着日历，苏武感叹道。回国快一年了，这一年间差不多每天都披着缎带东奔西走，数不清做了多少场事迹报告。如今终于可以静下来了，可是真正静下来却又有些不习惯。“典属国”是个没有什么油水的职位，每天望着高干楼里其他人家“拜佛”者进进出出， 自家门庭冷落，老婆不免在耳边唠唠叨叨，说他没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忽一日，一个看上去很精干的小伙子提着不少东西敲开了苏武家的门。苏武的老婆还以为他又是敲错了门，是找楼上苏总的。然而这次没搞错，人家是一家旅行社的老板，专门来找苏武出任形象代表。

“苏老，我们这次想开辟一个爱国主义旅游专线。让现在的年轻白领们顺着您当年在匈奴流放过的路线来一场‘牧羊之旅’，这样既可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可以为带动消费发展经济做贡献……”小伙子滔滔不绝地讲到半夜，苏武的老婆又不断提醒苏武小三要结婚了，小四打算出国……苏武终于答应了。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敲锣打鼓放炮剪彩之后，第一期“牧羊之旅”旅行团在万众瞩目之中出发了。队伍首先抵达匈奴首府，在苏武故居外进行了烧烤野营。然后来到苏武当年被幽禁的地窑进行绝食游戏，体会苏老当年的人生体验。地窖太小，装不了几个人，好在匈奴方面早有准备，在方圆1公里地内“克隆”了许多这样的地窖，有单人间、情侣间、商务间。在地窖里大家或唱卡拉OK，或打桥牌，其乐融融，实在饿了就吃旅行社特制的“雪糕”以体会苏武当年吃雪充饥的感受。当然这种雪糕比雪可是贵多了，50块钱一根，不过白领们要的是品位，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最后一站是贝加尔湖，苏武牧羊的地方。一看到洁白的羊群、湛蓝的湖水，白领们就纷纷拿出相机，有的站在湖边，有的搂着羝羊摆出了各式各样的“姿式”，喜得卖胶卷的小贩合不拢嘴。

一晃10天过去了，旅行团顺利结束了牧羊之旅，满载羊皮大衣、羊毛衫、牧羊鞭等纪念品回国了。对于这次旅行90％的游客都很满意，电视台旅游频道采访了其中一些游客，一个女白领由衷地感慨道：“苏武太幸福了!牧羊多浪漫啊!要是我被这样流放，这辈子都不想回来了。”

“牧羊之旅”第二、第三期行情火爆，报上渐渐有人写文章质疑苏武当年在匈奴是不是偷偷叛变了，否则人家为什么会让他过上这种幸福浪漫的生活。

八戒关于整容的申请　作者：魏喆铭

尊敬的师父：

为了早日完成西天取经的大业，实现大唐与天竺的文化沟通交流，我提出整容申请，理由如下：

一、形象需要。师父，您知道，我能加入西天取经考察组十分不易。因为我老猪长得丑，888次求职应聘均失败，要不是有《天庭日报》的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引起观音菩萨的关注并做出指示，让我加入西天取经考察组，我现在可能已经求职失败 999次了。取经路上，您多次派我外出化斋，由于相貌的关系，均以失败告终，还多次被误认为是妖怪，险些遭打。这不仅打击了我个人的自尊，也严重地影响了西天取经考察组的形象。

二、便于工作。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很多人以为我们考察组是块唐僧肉”，以种种借口向我们吃喝拿要，害得我们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公关”上。还记得那次在狮陀国，因为送礼没有到位，我们被刁难多次。您骑着白龙马赶路，他们罚款，说您超速行驶；第二天，您背着白龙马赶路，他们罚款，理由是您没有戴安全帽；第三天，您让我和沙师弟抬着白龙马赶路，他们还罚款，理由是超载……要是我整容成您的模样，加上猴哥七十二变，我们三人就能更好更快地开展公关工作，早日实现取经大业。

三、业余休闲。西天取经路上，山高加远，十分艰苦，没有什么消遣娱乐，还好，您英明地把我们西天取经考察组的冠名权卖给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开的“不太通”通讯公司，换来了四台笔记本电脑和三年免费无线上网的机会。业余时间，您忙着在网络上收集资料，拼凑论文。猴哥忙着玩游戏升级；沙师弟摘什么电子商务。我只喜欢网络交友，和网友见面。但由于长得丑，多次与网友见面均受挫，有一次，和一个叫“广寒仙子”的网友见面，她对我的相貌十分失望，还对我说：“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让我非常伤心。

四、家人要求。前几天，爱妻翠兰给我发了一个“伊妹儿”，说高老庄有家名叫“整人”的整容有限公司，公开在村里征集人选，要人工整出一个“高老庄第一美女”，很多姐妹报名。最后，他们选中了翠兰。听说，准备对翠兰实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整容包装，拉眼皮、熨皱纹、种眉毛、去脂肪……还准备把翠兰的名字都改了，改叫“翠兰·高”，还要用这个名字生产一种化妆晶，与玉兰油一争高下。翠兰说，我要是不整容，就配不上她了，估计会给她休了

综合以上原因，我提出整容申请，整容费用5万两银子，由“面目全非”整容有限公司赞助，不占用取经经费，请师父批准。

弟子八戒

即日

鲁迅三题　作者：孙　郁

世 道

鲁迅看事，目光犀利，刻薄之外又多哲思。先生有学者的良知，又通晓市侩的伎俩，故有暖意的一面，又有冷峻的色调。因为有良知，故直面社会时不与黑暗妥协；又因为谙熟巧人的世界，于是便常常让天底下的政客、名流、愚民露出本色，逃避他的审问是殊难的。他谈皇帝，谈陋儒，谈民众，单刀直入，毫不温吞，决不说不痛不痒的话，所谓睁着眼看，就是将人们从自欺自骗中拉回到一个真实的王国中去。所以他的文章，血色之外又多了拷问之声，丑陋的、灰暗的、萎态的世道被一一点出。鲁迅知道人世间的恶因之多、之毒，与其较量时，用着比对手还残酷的手段，让其一个个败下阵来。你读他的书，仿佛置身于冷风之中，觉得彻骨的清醒和兴奋。也恰如久居洞穴的人忽地走到天地之间，知道了自己原来还是一个被囚的奴隶。他的文章有韩非予的峻急，亦多嵇康的狂放，内中也有尼采的高傲。通世道者未必是哲人，而哲人必通世道。鲁夫子的智慧，固然来于书本的暗示，但多生命的体验，其解析人间冷暖的笔法，证明了他精神之光的来源。阅世者深，其天机非浅。这里的奇文奇句，非轻薄为文者可以模仿的。

人 心

鲁迅看人，有神来之笔。人的喜怒哀乐、善恶曲直，均有勾勒，且呼之欲出。民众的心久入膏肓，起死而救之，其情也真。中国人的思维，在他眼里有点病态的样子，比如健忘、浑沌、暧昧、虚妄，既然不敢正视现实，又不去反观己身。一天天堕落着，一天天自满着，明明是奴隶，却并不知道。爱面子者喜谈大话，逢场作戏者愿讲空言，见弱者一脸阔相，遇权贵则俨然奴才。·鲁迅写人心之危、之陋，多警世之语。人的怎样虚伪，怎样卖己，将灵魂抽出，都历历在目。在名人与名言里看到虚无，从隐士的陶然里窥到伪装。时髦者往往有遗老的恶习，新派青年常常拾士大夫的牙慧……人心的蒙尘久矣，早已非明净之台。先生从古人到今人，从城外到中土，苦苦寻找救心之法。捣毁旧的，催促新的，与真人相遇，有慷慨之怀；悼念逝者则悲音动地。于是有魏晋的风度，傲视天下；也带尼采、托洛茨基的冲荡，不自囚思想。鲁迅的文字是飞腾灵动的。它让人看到了不累于俗物，高蹈于上苍的气象。人不仅应诗意地栖息在这个世上，还应自由地往来于天地之间。先生以溅血之迹写下了人世间素朴之心明亮之心。每每读之，让人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确为旷世奇文。

己 身

鲁迅看自己，多嘲讽之意，并无自恋的痕迹。他每谈往事，略带哀伤，幽愤之调也是有的。知道已身的有限，就坦然地对待生命。既不求圆满，又不自弃，于是便在沙漠里走来走去，给人刚敢刚毅的印象。他坦言内心有黑暗的东西，像毒一样扩散着，但又不愿将它传染给青年，使之陷入虚无里。于是一面拷问着灵魂，一面和无物之阵肉搏，在自我与自审里完成着生命的过程。人在世间，不过弱小的存在，不朽与伟大都是可笑之词。生命是渐渐进化的，旧的终究要消失，己身不过一种链条，总有一天要沉没于黑暗中。所以他不求所谓的永恒，也不妥协于恶的环境。悲则大叫，乐则高笑，对飞沙走石，坦然视之，毫无惧色。作者为文，苍凉悲苦，并云迅速消失于世间，对荣华富贵并不贪恋。生命的目的不过是走于无路之中，走的过程便是意义的过程，一切先验的预设和宏大的奢求，不过虚妄的怪影。你在他谈己身的文字间，能聆听到心的跳动，那是真的人的声音，它折射着人与世界复杂的联系，其惨烈与悲壮构成了生命的亮色。无已之人获得了自己，有限的自嘲获得了无限，这便是其文本的深切隐含。自孔老夫子至鲁迅，惟有后者将人本的意义引入到形而上的层面。人的尊严与个性终于确立于苍茫的大地上，我们何不为之击节赞叹!

《论语》新编　作者：郑汝德

“学而”第一篇一章：“为官时捞之，不亦悦乎!有女自发廊来，不亦乐乎!人不知我贪污，不亦君子乎!”

同上第十五章：“君子问：贫而无贪，富而无妾，何如?小人曰：可也。未若贫而偷，富而好色者也。”

“为政”第二篇十三章：“小偷问老贼，贼曰：先看其钱而后从之。”

同上第十四章：“君子富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富。”

同上第十五章：“贼曰：偷而不思则蠢，思而不偷则怯。”

同上第二十章：“老百姓问：使民敬，忠于尔，如之何?恶吏曰：使之以压，则敬；鞭之，则忠；举若屡教不能，则抓。”

“八佾”第三篇一章：“厨子谓学徒：葱油拌海蜇，是可食也，熟不可食也。”

同上第九章：“文凭吾能得之，考不足征也；职称吾能求之，评不足征也。论文不必写也。钱，则能征一切矣。”

“里社”第四篇五章：“小人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择手段得之，无妨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做男盗女娼，不去也。如能去贫，恶名何惧?”

同上第二十四章：“贼曰：扒手应装于憨而敏于行。”

“公冶长”第五篇十二章：“廉吏曰：我不欲人之钱加我也，吾亦无钱加诸人。贪官曰：瞧吧!非尔能顶住。”

同上第十七章；“三陪女善与人交，久而富之。”

同纠第二十七章：“已矣乎!吾未见能够捞钱而自内疚者也。”

“雍也”第六篇十七章：“谁能出不由户?梁上君子者也。”

同上第二十章：“偷之者不如抢之者，抢之者不如受贿者。”

“泰伯”第八篇九章：“瘟官曰：民可使骗之，不可使知之。”

“子罕”第九篇四章：“官绝四：毋贪、毋嫖、毋赌、毋我。”

同上第十八章：“女秘曰：吾未见好色如老总者也。”

“予路”第十三篇二十三章：“清官和而不同，贪官同而不和。”

“宪问”第十四篇十四章：“咱局长以防求不开后门，虽曰不要钱，吾不信也。”

“卫灵公”第十五篇二十七章：“挨上司骂，小不忍，则乱大谋。”

同上第三十四章：“上级不必小捞而可大受也，下属不可大捞而可小受也。”

“季氏”第十六篇六章：“贪官曰：为官捞钱有三诀：未及捞时而捞，谓之躁；该捞之而不捞，谓之蠢；不看颜色乱捞，谓之愚。”

同上第八章：“百姓有三畏：畏生病，畏下岗，畏苛捐杂税。”

“子张”第十九篇九章：“小贩有三变：望之亲切，即之客气，听其言上当。”

同上第十一章：“会计曰：大钱不逾规，小钱捞些可也。”

“尧曰”第二十篇二章：“何谓四恶?答曰：不孝父母谓之虐，不戒女色谓之淫，剥削民众谓之贼，贪官与财务出纳舞弊谓之大盗。”

同上第三章：“瘟官曰：不知拍，无以为官也；不知趣，无以立足；不知贿，无以升职也。”

除《论语》外，也可将唐诗略加改动，成针贬时弊之作，信手拈一首，供读者一粲。

“夜夜离家难得回，

糟糠发妻鬓毛衰。

女郎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人要否陪?”

读书杂记　作者：陈鸿意

英雄莫问出处

史量才何许人也，恐怕有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史君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的大老板。《申报》在中国的报史上可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当年就曾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名篇，而黎氏正是史老板任用的。史量才思想进步，嫉恶如仇，他的报纸敢于针贬时弊揭露黑暗，因而得罪了恶势力，惨遭暗杀。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使其成为时入和后人敬仰的一位英雄。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史量才如何接手《申报》的，接手这样一份大报可是需要一笔大资金啊。原来，当年青楼名妓秋水是史君的红粉知己，秋水以前的恩客是江苏丹徒人陶晋葆，陶晋葆带着贪污得来的数十万军饷来到上海，还没怎么混就让上海都督陈其美杀了。那几十万银两便宜了秋水——最后便宜了史量才。史量才拿这笔钱盘下了《申报》，做出了一番风云际会的大事业。自然，秋水也正式成为秋水夫人。秋水山庄至今仍然是杭州的名胜。

史量才的经历由不得让人想起了一句老话：英雄莫问出处。当然，这里的出处不是指其出身，而是指其干事业时挖到的第一桶金，换言之，是其成为英雄前的基础所在。

偶然改变历史

近来读书读到这样一则史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领沈阳，在大元帅府张学良将军的卧室内，找到了一只保险柜。鬼子们费了九牛二虎主力，把保险柜打开，发现里面只有一块袁大头银元和一张收据。 这张收据我们不去管它，只说这块银元。 张学良将军为什么在保险柜里保存这块银元呢?原来这块银元是张将军用于占卜决疑、处置杨宇庭和常荫槐时使用的。

杨是张作霖的左右手之一，叱咤风云盛极一时，曾做过江苏督军，是张作霖言听计从的总参谋。张学良执政时是督办。常是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

其时，老帅张作霖新亡，少帅张学良执政东北不久。杨、常二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且有不轨之心。张学良欲除之以去其掣肘，好在东北干一番事业。据说张在下决心杀杨、常之前，曾踌躇再三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便用一块袁大头默祷天地神灵显示：假如杨、常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上；假如杨、常不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下。祈祷毕，用手将银元扔向空中，很偶然的，扔了三次，银元落地时面都向上。张因此乃诛杀杨、常。

此逸事是张学良的亲信、时任总部外交处长的王家桢说的，应该说有相当的诚信度。

有时，偶然之间可改变历史，信夫!

那一代学人　作者：陈四益

去年秋天在上海，一位年轻朋友问：1949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留在大陆的多，还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多?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凭直觉回答：留在大陆的多。我想，这回答大致是不、会错的。后来为我授业的那些著名的教授，不都留在了大陆吗?许多寄居海外的学者，不也纷纷归国吗?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多数人的心思是，物极必反，烂到了极点，也就该有斗个新的开端了。尽管国民党做过许多蛊惑性宣传，但多数人觉得，再坏，难道还会坏过国民党?：前几年，台湾一：家报纸刊登了丁聪先生四十年代所画的一组漫画，编者在按语中说，看了丁聪的漫画，就可以知道国民党五十年前为什么会失去大陆。确实，一个贪污遍于国中，特务横行天下，民主凋敝，政治独裁的政府，迟早会民心失尽。这样的政府不亡，是无天理。这时，一个新的中国出现，怎么能不让人充满希望?

我虽小，已经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欢快的气氛。那是出自真心的，没有丝毫做作。国家的独立，经济的恢复，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也希望能在这新的时代有所作为。所以，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对不少知识分子已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但他们还是谅解了，承受了，非常认真地从头学习。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跳过黄浦江，可是过后，却努力按照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改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似乎没有得到认可。“改造”还在继续，而且逐步升级，越来越采取更为粗暴的手段。学习变为批判，批判转为斗争，斗争进而戴帽，戴帽之后又继之以发配、劳改。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全面专政”，不但羞辱人格，而且殃及皮肉。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

我也曾十分积极地参加过一次次的“学术批判”。当时，真的以为，“真理在手，所向披靡”；也真的以为，“以论带史”，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全新的学术。

虽然经过了“反右斗争”，起初，前辈先生们本着一种责任，对我们幼稚的举动还是婉言相劝的。记得蒋天枢先生就曾对我们一二年级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上课，说过这样的话：“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还没有独立，怎么思考?”但是，今天以为是良言，当时则以为是对抗，说他们“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警告他们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学生的后面，自然有强大的支持，不然，何以如此气壮如牛!前辈先生终于明白，缄口不言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按规定的教学大纲上课，他们很少再说什么，许多人连文章也不写了。后来有人归结的“江郎才尽现象”，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前在学术上有过出色成就的一批前辈学者，好像一下子都再写不出有分量的著作了。经过了那一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并非他们才尽，只是环境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再展其才罢了。以我母校的中文系而言，陈子展、乐嗣炳、徐澄宇等先生，自成为右派，在学校就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郭绍虞、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等先生几乎于学术上再无新的建树；刘大杰先生不断紧跟形势修改他的文学史，结果越改越糟；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虽然撰述不断，但批判也如影随形没有离开过他们。一代学人就这样耗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驰骋于学界的，也就只剩下如姚文元之流的“金棍子”了。走“姚文元道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成为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号召与要求。

如果不是“文革”把事物推向极端，我们或许还未必就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吧。

“文革”结束之后，幸存的前辈先生们都已年届高龄。然而，环境一变，“江郎才尽”便成了“梅开二度”，但凡体力尚支，他们都有了新的著述，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金色的夕照，只是短暂的一瞬。造化弄人，他们不得不谢幕，离开了人生舞台。

经历了这一连串人事代谢，回想起这些前辈学人，心里总有几分同情，几分遗憾，几分歉疚。

同情的是他们的遭际。他们原本想把自己的学问完全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后人，但却无人理解，无人领情，相反，总怀疑他们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以为在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之后，知识就成为惟一剩余的优势。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文革”时期喊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就种下了。我总记得朱东润先生那无奈的叹息：“我是想做人梯，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但是，不需要我了。”世界上有什么比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更痛苦的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活下来，就需要勇气和毅力。

遗憾的是由于觉悟太迟，把过多的生命耗费在许多无益之事上，失去了向前辈们问学的难得机缘。等到落花凋谢，才越来越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至于歉疚，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不但未能给他们以后辈的慰藉，还曾以“革命的姿态”，参与了批判的行动。前辈先生的学问，套一句现成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并非全无商榷的余地。但我们那时的批判却并非学术的探讨，而是在政治的压力下，剥夺了对方答辩权的宣判，还夹杂着人格的攻击。这种批判给人的伤害，是直到我自己也领教之后，才有了深切的体会。

老李醉酒　作者：韩少功

下午开会，老李一直在呼呼大睡，待会议结·束人们纷纷起身准备散去时，才有好心人把他叫醒：“老李，完了，完了。”

“完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完了就上主食。”

看来他是喝多了点，到现在还把思想感情留在酒桌上。

好心人便往他的茶杯里沏了点水，意在劝他喝点茶水解酒。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打假，打假!这也是五粮液?”

看他酒嗝翻涌的势头，形势已经有点不妙，好心人赶紧采取一点措施，把他搀入卫生间。他喉头一滚，朝洗脸池里哇哇下了一堆未消化物，抬头时把镜子里的自己瞥了一眼，脸上顿时有一丝不快：“这个领班我怎么不认识?”

好心人又让他松了裤带，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他已经没有什么气力了，扬扬手说：“好啦，开车。”大概没有从马桶那里感觉到汽车的行进，也没有看见周围有街市景色的移动，他眯缝着眼睛朝前面观察了半晌，才发现门外有一星火光闪闪发亮——其实是好心人用来压压气味的一个烟头。他恍然大悟：“我说怎么车不走呢，原来是红灯。”

好心人一边捂住鼻子一边给他递来了卫生纸。他颇不耐烦地把纸挡回去：“不看了，叫小王去刷卡结账。”

马桶里又发出一些沉闷而雄壮的声响，牵动着他脸上痛苦的神色，直到他的老婆气喘咻咻地来到面前。老婆是好心人打电话叫来的，手里还拿着他的衬衣和裤子，以便能让他把吐脏了的衣服换下来再回家。他一见女人便有了笑容：“妈咪，有什么新的小姐?”老婆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就在他脸上扇了个大耳光。他捂着脸大为疑惑：“你你你打什么人呢?我给了小费么！”女人更气了，揪着他的耳朵使劲地摇，揪得他哇哇大叫。最后，女人自己也叫了，也哭了，脚一跺，捂着嘴冲出门去。待好心人把他搀回家，门紧紧地关着，怎么叫也叫不开。“我订了包厢的，怎么可以不开门?”他百思不得其解。老李只好将就着在家门口睡了一个晚上。

王怀忠辩白　作者：沈　栖

你太不关心政治了，连我为何人也不知道；自报家门，我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审查。唉，墙倒众人推。我成了另一类“新闻人物”，常有揭发、批判我的文章见诸报端。

有人总结我的“特点”，说：“王怀忠不在乎底下人说什么，只在乎上面的脸色。”为此，我要辩白一番。

大凡在官场“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今日他是悦色，你的日子就好过点，即使话说得不得体，事办得不到位，他也会“哈哈哈”一笑了之；反之，他是愠色，那么，你再谨小慎微，也会招致他的侧目、怒斥、恶言。所以，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得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还须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喜形于色或愠形于色。我从科长开始涉足官场，屈指数来，也有近30年了。官迁至副部级，也不容易呵，不知看了多少位上司的脸色。

中国官场“混”得久了，也多少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或干脆说“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欲青云直上，谁就得像奴仆一般地任意受上司摆布、嘲弄、吆喝。在上司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他的指令去不折不扣地办好，还要说上一句：“在您的具体指导和关心下……”千万不要夸夸其谈，“表功”不讨上司喜欢，要装得谦逊一些。官场最忌那些有思想的人，他们有理性思维，有分析能力，有违令勇气，“头上长角，身上有刺”，不宜谋官。上司说了一番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你要善于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突出、三个加强”之类的“讲话精髓”，强调深刻领会；上司偶尔说漏了嘴，你要合理地加以诠释，以圆其说；(顺便说一个例子，斯大林曾在俄文的“爱情”一词后多加了一个字母，纯属笔误，但有些马屁精说这是“无产阶级爱情”之意。)上司即使“指鹿为马”，你也不要大义凛然，上策是沉默，上司非要你表态，你或顺水推舟，或含糊其辞，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我经常想起18世纪法国著名无神论思想家保尔·霍尔巴赫的一句名言：“一个好的教徒，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没有大脑。”(《袖珍神学》第30页)在我看来，被领导者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应然毕竟不是实然。说些漂亮话装装门面是可以的，但在具体的“考察”中就不行了。你敢于批评上司，就说你目无领导；你善于思辨，就说你只重理论不务实事；你办事不按上司的思路，勇于创新，就说你骄傲自满，另搞一套。再找几个与你作对者(有的还是官场竞争者)打个报告、写个举报，你不就一辈子完了?我在官场混了二三十年，如履薄冰呵!惟恐得罪顶头上司。

至于底下人说什么，我确实不在乎、一是没时间“在乎”，二是没精力“在乎”，三是没必要“在乎”。我受上司的眷顾，又在官场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网”，上司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和影响我的仕途，而底下人虽说人数甚众，却与自己的顶戴花翎扯不上半点关系。他说什么，我何必在乎呢?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有位知府大人，名叫葛春霖，他有一句经典的妙言：“老百姓算他妈什么东西!”他们高兴与否、满意与否、赞成与否，关我屁事，并不直接影响我的仕途。我有一系列“政绩工程”在，怕谁?有谁听说过，底下人一句话就将一个大官给弹劾了?恐怕连个科长也动弹不得!有位文人在批判我的文章中引了许世友一句话：“共产党员的干部对上要讲党性，对下要讲良心。”不能说这话不对，但是，在“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党性”和“良心”早在官场中变味了。有多少干部真正按党性和良心办事?否则腐败之风也就不会愈演愈烈了。像我这样一级的官倒下一批，有几个是“底下人”所为，还不是某长官的“亲笔批示”?唉，话儿说到底，腐败者的命运，还得“在乎上面的脸色”。——人治呵!

电视访谈精华录　作者：叶延滨

近来，电视上两类节目热火起来，一是游戏，二是访谈。游戏能把人生一切内容都变成“逗你玩”——从孩子成长到恋爱求偶，从成名成家到发财致富，都可以在游戏节目中得到满足。另一类是访谈，听聊天，逗闷予，煽情，吹朋友……各有各的味儿。访谈听多了，观众记住了主持人的脸；同时我发现，常有被访人物的精彩谈话，因为主持人的脸太具有熟人魅力，使这些被访者的风采与言谈才华，没能引起观众的充分关注。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就像进了商店，只顾盯住售货员的脸，而忘了该买的东西。为此，我试图将几类重要被访角色的谈话精华提炼出来，再次展示，下一次，也许就能够专心倾听被访者的心声——

文化学者(不叫教授，因为现在教授太多了；也不叫院士，因为现在院士太老了。)：我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方向，当然，有人用过这个词来评价我作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代表方向，这是多重的分量!人嘛，贵有自知之明。据我所知，作出这个评价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机构，他们还对另外两个人作了这种评价，李白和鲁迅。最后在专家秘密投票时，我比李白少一票，比鲁迅多一票。这说明世界性机构也不一定准确嘛!当然除了我，他们两个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代表中国曾经有过的文化水准嘛。他俩的得票情况，我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虽然李白的那种文化已不是现代中国文化，鲁迅的现代性只是体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突，也不完全是今天的方向。纵然这样，硬把我与他们排在一起，我觉得还是不恰当，不恰当得很!我已表示过，这个评价还要商榷；虽然这是国际认可，戊也要这样说!

成功人士(不叫企业家，免得有做软性广告的嫌疑，也不叫旨席执行官，自己封自己的官没有品级，那是年轻人过官瘾的小尹段。)：我这个人没文化，在这个什么‘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穷人，穷得只剩下了钱。我是个农民习气严重的人，农民嘛，有地种庄稼，有权就做皇帝，我现在没有地又没有权，只好用钱养几个文化人，为精神文明作贡献。有人说我是给文化人士们当后勤部长。后勤部长要养成千上万的文化人，我只养了百十来个博士硕士，算不上部长，就算个炊事班长吧。说真的，钱这玩意不是个好东西，我只是把不是东西变成东西。这叫什么来着?少了些坏东西，多了几个有文化的朋友，你说我多有福气!

大腕(不叫剧作家，现在写本子的没几个是自己写自己的东西，都在改编改写；也不叫编剧，谁知道动笔杆子的是不是他本人?)：我现在和上面二位不一样，他们二位，是有名的，是有钱的，都是金领阶层。我是啥?一个劳动人民，码字匠!把天下的字，从康熙字典里搬到稿纸上，累!是啊，现在写得少了，改编别人的多了，为啥?人家说了，我写东西不行了，影响剧场卫生，只要是我写的作品，观众一进去，就感动得鼻涕眼泪到处乱甩，传染流感和肝炎。还有人说了，我写的本子，不仅容易引出大范围的流感，而且让奥斯卡和金鸡奖的评委们都不好当了。我写的本子，不给奖吧，他们的艺术良心会让他们天天睡不着觉；给奖吧，别人会有意见了，说是眼中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呀，我只好成立一个工作室，带几个新人，改改别人的小说。有人说这是雇“枪手”干活。随他们去说，我还是要带新人，给他们出思想，出资金，今后也才会冒出几个新的腕儿！

天皇巨星(不叫角儿，也不叫名演员，天天演皇帝，所以借港台的这个头衔用用。)：还是你们写戏的大腕厉害，你们写什么，我们就演什么。没有一根线扯着，我看也是你们玩的木偶。演皇帝好啊，比演领袖要公平；甭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长得不像蒋介石，你就是再能演，也轮不上你!皇帝戏就不一样了，谁见过秦始皇?谁见过乾隆爷?没见过，那就对了，谁演得好，谁就是乾隆爷了。当然了，我不是说我是头一份皇帝相，我演的还不多。忙啊忙!清朝的·还没演完，明朝的、宋朝的、唐朝的片约就排成队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是你们手上的木偶，穿的龙袍再换得多，也还是龙套，跟着各位跑跑……

(此时，请进演播室的观众，全在导演的示意下，热烈鼓掌结束采访，推出字幕。)

动物笔记　作者：张　翔

羚羊的内斗

非洲羚羊有七十二种，羊角显然是其攻击的利器，文献记载有直角羚羊刺杀猛狮的事情。但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武器的主要功能逐渐变为求偶时“内斗”的工具，所以很多羚羊的角都变得向后弯曲，更如马羚、瞪羚甚至成螺旋状；如此一来，雄羚相斗时，只能以角勾缠比力气，不致重伤对方。

反之，羊角又直、又长、又尖的直角羚，反而不敢真斗，只能相对挺立，摆一摆挑战、威吓的姿态了事。这样，为了珍惜对方，也是保护自己，羚羊谁也不愿无端挑衅，招惹事端，因此空有一双利角，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笔记：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是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扑杀对方，是违背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自残的记录，对此如果说中国人是善良的，我不反对，不过你必须在善良之前加上引号。

致命的温柔

很多动物都以分泌物或排泄物的气味来表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吸引异性。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撒尿“做记号”，尿的气味好像一堵无形的围墙，达到警告对方并提高自身安全感的作用。在野地被捕的生物当放到动物园内时，虽然四面是铁栏，但因失去了那代表安全的气味，有些竟离奇地死亡。其他存活的则连忙在牢笼四周撒尿“做记号”，以确认自己的地盘。“尽职的”动物园管理员，如果将这些尿渍清洗掉，生物又会立刻再撒尿“护盘”，如此反复进行尿液的清除与保卫战，直到因撒尿太多“脱水”而死，管理员才悟出其中的道理。

笔记；一个人的行为必然有其原因，不问原因而想纠正他，不论是“单纯地为他好”或“刻意的炫耀自己的行为”，这种轻浮的无知举动，通常是爱之实害之。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别人走路，我们为什么要说?”而不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各有长短

夜莺悦耳的歌声，曾受到诗人济慈的赞美，但如果看到夜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它一点也不美。一般说来，能发出悦耳歌声的鸟类，其羽毛多半是素朴的，且多半栖身茂林树丛；而生态环境使视觉讯号并不重要，所以它们改以悦耳动听的呜叫声来吸引异性。布谷鸟、柬鸟、夜莺等就属于这种鸟类。反之，生活在空旷场所的鸟类，譬如孔雀、雉鸡、鹦鹉等，则多半是以鲜艳羽毛吸引异性。也许是为了表示造物主的无私，这种鸟的呜叫声通常是急促、单调、刺耳难听。

笔记：丑女的身材一般都很好，而漂亮的女人身材并不一定吸引人。人人都有不同的秉赋，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短处，发挥自己的长处。

天生的奴隶

蚂蚁像人类一样过着高度分工的群居生活，但不同的蚁群也会彼此攻击。其中最特殊的是一种具有大颚的武士蚁群，它们合成群结队地攻击丝光褐蚁的巢，以其大颚咬死丝光褐蚁，然后将丝光褐蚁的蛹带回自己的住处。蛹孵出来后，误以为这是自己的巢，而终生为征服者卖命，不但要出去收集食物，而且还要亲自喂食主人(因武士蚁的颚太大，无法自己摄食)，成了悲惨的“奴隶”。当巢中的丝光褐蚁数目不足时，武士蚁又会去进攻丝光褐蚁的巢，添补“奴隶”。

笔记：在人类的某些时刻，只要是有组织的社会，就会出现有组织的层层剥削。人类社会里也因此有某些人群、种族、阶级，直接、间接被迫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令人惊讶的是，蚂蚁居然也有这种可怕的智慧。

母熊的方式

孩子长大了，总要离开父母去独立生活，有不少子鸟或子兽都难以割舍它们的母亲，但此时不少母鸟或母兽会以粗暴的举止让她的子女识趣地离开。会爬树的黑熊则以一种令人感伤的方式来演出这场母子离别的场景。小熊和母熊是形影不离的，当母子在路上遇见敌人时，母熊会将小熊赶到树上去，而单独对付敌人，等状况解除后，再叫听话的小熊下来。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行走于路上的母熊也会一如往常看到敌人般将小熊驱赶到树上，而她自己却默默地离开。等到听话的小熊因等候过久，自己从树上下来时，却已不见母亲的踪影，自立的生涯正式开始，求生的本领跟着启动。

笔记：人世间，在母亲离弃子女的悲情舞台上，也经常看到小孩忘情地吃着、玩着母亲带回的点心及玩具，但见母亲含泪悄悄地离开的剧情，遗弃的多是毫无谋生能力、嗷嗷待哺的幼儿!此一时，人母不如熊母。

生存保护色

适应色亦称保护色，能随季节或环境而改变体色的动物，较具生存优势。生活于北极的岩雷鸟，在夏天时，其羽毛呈褐色，很难和岩石及地衣辨别；秋天时，羽毛换成灰色；到冬天时，则变成白色，与周围的皑皑白雪浑成一体。雨蛙在绿叶间时，身体呈绿色，但一跳到落叶枯枝间，身体就开始变成灰褐色。而墨鱼邀游于白砂海底时，身体呈白色，但一游到海底呈黑色的地方它的身体就变成黑色；更妙的是，如果黑色的海底有白色的物体，则墨鱼会换上一身黑白夹杂的颜色。

笔记：有些中国人普遍缺乏诚信，今天你得势跟你，明天你失势便抛你而去。在人类历史上，有人今天属执政党，但明天一跳到别的阵营，就变成了反对党。这种“思想适应”，这种见风使舵，这种趋炎附势，莫非也是一种“生存优势”?

友爱的麝香牛

结群而居的麝香牛，是一种很有同伴友爱的生物。如果有一只同伴受伤，则在它还活着时，其他麝香牛都会留下来陪伴，不忍弃它而去。在荒野里，这原是对付它们主要的天敌——野狼最好的方法，因为只要不落单，野狼就很难得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同伴友爱因有利于族群的生存而受到了强化。但在人类出现后，它却成了让麝香牛趋于绝灭的一个可悲因素。当人类射伤了一只麝香牛后，其他牛群不仅不会逃跑各寻生路，反而留在受伤同伴的身边，结果整群麝香牛都成了被猎杀的目标。

笔记：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嘲讽，但似乎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墓碑上的留言　作者：常　笑

1、祝世人永远幸福，愿自己从此安息。

2、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3、生时何需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4、XXX，虽t此一游。

5、我将在这里看尽人世间的种种，心中再不起一丝波澜。

6、当你看清这行宇的时候：你踩到我了！

7、虽欠你的钱没还，可这是我最后一个家了！

8、谢谢你来看我，我会时常上来看你的。

9、世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于是我走了。

10、劝各位上面的人不要再开宝马了，我只开了一次，就躺到这里了……

11、请帮我扫扫院子，谢谢，我会托梦给你的。

12、本人已死，有事烧纸。

13、如果可能，请把我叫醒……

14、有事call我!

15、留言：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16、响应政府号召，提倡火葬！

17、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不带走一个硬币。

18、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有的人活着，他是死的——医死我的兽医1

19、我这里一缺三，就等你们了。

20、我都死了，你们还要来烦我。

21、睡觉中，请勿打扰！

22、旺铺转让，价格面议。

23、终于不用流泪了。

24、我是怎么死的?

25、以前我活着，现在我死了！

26、我在下面等你啊！

27、他从前是个胖子，现在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骨感！

28、不要偷吃我的祭品！

29、这辈予我对不起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对不起我。我对不起的人可以来此羞辱我；对不起我的人可以来此缅怀我。如果真的很想我，就下来陪我。

30、做鬼也要厚道。

31、天堂很美，但还是让我一个人独自享受吧！

32、终有一天等到你!弟兄们，我走先，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来。

33、终于可以失掉身体80％的水分，可以变瘦了！

34、本人已死，有事的话给我QQ上留言吧！

35、我有时会出来走走，谁愿意和我一起去吹吹风?

36、恕我不站起来了，抱歉！

37、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啊，我终于走了，你们的烦恼也随我消失了吧?

38、别老盯着我的房子，你也会有一间的。

39、欢迎光临，有事记着敲门。

40、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进来休息一下吗?

41、过年过节记得给我烧几张美女照片啊！

42、感谢你们来看我，今晚 12点我一定亲自登门感谢。

知足者乐（五则）　作者：李志远

“一个笑脸”

走出幼儿园，小田田拉着爷爷的手，一反常态蹦蹦跳跳。爷爷十分吃惊：“怎么啦，孩子，今天这样高兴?”小田田使了个鬼脸，让爷爷弯下腰，贴近爷爷耳边悄悄说：“今天，马老师给了我一个笑脸!”

“让了个座”

老伴印象里，老头出外归来，脸上总是阴多晴少，今天从姑爷家回来，嘴角挂着笑意，话也多了，因问：“有什么喜事啦?”老头说：“你猜?”老伴说：“猜不着。”老头“嘿嘿”一笑，说：“上了大公共，有个年轻人给咱让了个座!”

“发了工资”

放学后，王老师买了油、盐、酱、醋，骑上车，哼着小曲回家。妻子站在门口，瞅着他心里直发愣，想：“这位怎么有点异常?”没等她开口，王老师放开嗓门抢先说：“这个月，总算发了工资!”

“有了工作”

刘姐下岗三年，闲在家里，心情像热锅上的蚂蚁。经人介绍，从明儿开始，可到局长家做小时工了，就是伺候局长家的狗——管管狗的起居、饮食和卫生。于是，她止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便说：“我有了工作……”

“说了句话”

民工小张，刚进城那阵儿，热脸常常碰上冷屁股。后来低头不语，只是默默干活。一天，迎面走来个西装革履的人，像是干部，问了小张一句“吃了吗?”小张受宠若惊，连忙回答：“吃了，吃了。您也……”当天夜里，小张带着微笑人梦，还说了梦话：“城里人，主动给咱说了句话……”

碎片　作者：张子栋

现在官员们最时兴讲的一句话是：“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特别是在做了一件自以为颇得民心的事情之后尤其爱讲。究竟得不得民心，怕就怕凭的只是官员的自我感觉，尤其在一门心思追求政绩而又塌不下心来的时候。

有些话该由谁来讲，需要资格，并非“和尚动得，我也动得”。腰缠万贯者才有资格说“钱无所谓”；若是穷光蛋一个，也说“钱无所谓”，谁信呢?诸如“做名人难哪”、“这官儿不好当啊”、“吃饭简直是一种负担啦”等等皆属此类。这不单是一种矫情，更是一种炫耀。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说这话的人，大抵是遇见了不可理喻者。“秀才”信奉“有理走遍天下”，遂指望以说理解决彼此争端，意欲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兵”却只相信拳头，决意靠蛮力决一雌雄。在这里，道理几被消解殆尽。倘“秀才”依然坚持“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么吃亏也是“活该”!

人们对那些“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的势利宵小之徒多所睥盼——此尚为“小焉者也”。其实，这种过河拆桥的勾当自古不乏。翻翻中国的二十四史，迅即醍醐灌顶：“兔死狗烹，乌尽弓藏”，从来就是历史的经验。帝王对待功臣尚且如此，遑论他哉!

凡人哲语　作者：徐　莲

山高，总在攀登者的脚下；路险，一再被开拓者跨越。

不上高山，体会不到一览众山小的乐趣；不下大海，享受不到战胜风浪的自豪。

穷，定要富有精神；富，不能穷了精神。

勤奋者把机遇译成奋斗，懒惰者把机遇写成等待。

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微小的石子虽不显眼，却能铺出千里路；细小的努力虽不惊人，却能攀登万仞峰。

读书，读好书，论什么古今中外；做事，做善事，何必分春夏秋冬。

做事不贪大舍小；为人莫媚上欺下。

治学要耐得住寂寞，做人须经得起风雨。

史镜有心能谏误，世间无药可医愚。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意在见贤思齐；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但看民心向背。

贵人之心责已，则宽；利己之心利人，则容。

信念是人生之车的轮，理想是人生之舟的帆。

成功终究是昨夜星辰，勤奋却是不熄的明灯。

有作为，十年胜百年；无目标，百岁犹一岁。

骨气、正气、和气，气爽神清；诚心、意心、热心，心宽体健。

博学多才谦逊谨慎，不学无术目中无人。

行而知之贵求真，知而行之必务实。

人格中最为圣洁的是诚实；事业中最受膏睐的是恒心。

一生坎坷勤为本善始善终，万事曲折韧是先不气不馁。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人心。

尴尬的“杂文时代”　作者：潘多拉

杂文是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尴尬的艺术”。信息不够对称，言论环境不够宽松，为杂文的生生不息与繁荣昌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如果有朝一日，信息极大丰富而且对称，真相一个接一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同时言论百无禁忌，各色人等大可敞开胸怀议论风生，那么，人们必然会更多地将把目光投向直言不讳、直逼要害的政论和时评，杂文家如果再像以前那样煞费苦心创造出某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时无声胜有声”式的艺术氛围，就必然沦为无聊的文字游戏。

即便在今天这个尴尬的“杂文时代”，我也反对那种一味卖弄“杂文技巧”和“杂文家智慧”的做法，而主张把杂文写得朴素一些，直白一些，厚重一些，像学者写论文那样，通过对认知规律的把握，通过在逻辑推理上的层层推进，与读者一道冲破长期由连篇累牍的大话、空话、假话积压而成的思想迷雾，窥探到真相的秘密，洞察到古往今来诸多骗局与恶行的真实成因。

对杂文的认识和理解，必将决定我今后的创作道路。如果不思进取，不努力寻求突破，只是把杂文当作一门赚点儿外快、出点儿小名的“手艺”，那么写杂文其实很容易，随便翻翻报纸，按照“新闻由头、联系实际、批评与建议”的三段论格式，一篇观点正确、语言流畅的千字文立马可就，第二天就可以在“主流大报”上名扬天下。我虽不敏，必须以此为警惕，努力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理论家身上吸收营养，特别要从那些代表了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世界进步潮流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成果中提炼思想资源，自觉追求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和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

这样做，既是想在“苦劳”之外多少能有点儿功劳，也希望有一天，如果“杂文时代”有幸寿终正寝，自己好摇身一变，成为“政论时代”、“时评时代”的高手。

我心中的杂文　作者：盛大林

我觉得，杂文有三点最重要——

第一，杂文要“真”，就是要讲真话。不讲官话，不用套话，更不能说假话。用真事情，以真逻辑，讲真道理。官样文章，奉旨文章等等与杂文形同冰炭。

第二，杂文要“新”，就是要有新意。即使是真话，如果别人说过了，再说也没多大价值。杂文难就难在“发现”。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才能算好杂文。

第三，杂文要“文”，就是要有文采。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形式，杂文也要讲文学性、艺术性。把“真话”讲得动听，把“新意”说得婉转，给人以美的享受，别人才会更愿意读，读后才会更有收获。

其实，以上三点，笔者都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不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正在朝这样的目标，努力。

海燕何时最美　作者：苏中杰

欣赏海燕，早晨，它展开双翼飞向风和日丽的海空；中午，忽然风起浪高，雨箭乱穿，你再看，它逆风拍浪，切雨行空，宛若天海间无畏的勇士，险境中英勇的剑客；傍晚，大风雨转为台风，任何生灵在水空之间都失去了路径，谁还能看到海燕的英姿?不难想像它此时蜷缩在岩洞中的可怜之相和无奈之情。

这就是杂文的意义和它的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风和日丽”时，人们拥有自由，杂文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当风浪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时，它就肩负起争取自由的大任，自觉奋起，英勇搏击，实现勇士和剑客的生命价值；当风浪大到它不能出行时，它就失去了争取自由的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最美的时候。这就是说，杂文是在社会的不自由和相对的批判自由中存在和发展的，“风和日丽”般的自由和台风下的绝对不自由，都不可能产生杂文。如果说这可以称为“杂文生态律”的话，那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杂文恐龙时代”、50年代到70年代的“杂文灭绝时代”以及后来的“杂文苔藓阶段”，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展示出历史风云的明暗和险夷。

当前的“海上气候”，不是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不是不能向外飞，但飞出去并不是没有风吹雨打。而此时，正应该是海燕最美的时候，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自觉，是对自由的无比向往。舍此，能美吗?在这个问题上，文化领域的精神阳痿，良知缺位，是致命之处。

杂文不景气两题　作者：何满子

“玩杂文”

议论杂文的不景气是近年来颇流行的话题，指责其贫乏，慨叹其式微，乃至有文章竟题作《杂文死了》，对杂文的失望之情可想。其实，导致杂文不景气的原因谁都心知肚明，多半不能怪杂文作者孱弱。这里头自然有无穷的感慨可发。

贤人说，凡事要反求诸己。在杂文不景气或不能景气的环境中，也确有一些杂文作者自我扭曲的现象。总的倾向是“玩杂文”，说得不中听一点是化批判艺术为扯淡。今年2月份的《杂文月刊，选刊版》的第一页，选载了魏剑荚的《像奴才那样写杂文》一文，指出当前最常见的“玩杂文”的现象有：“老爷，您的衣服上有点脏”式；摭拾《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和别的典籍强找闲聊话题的“掉书袋”式；援引中西学术命题作缘饰、腹笥空空却强自炫学的牛皮匠式等等。言词虽然夸张，但说的未必不是当前常见的扭曲杂文艺术的“玩杂文”现象。应该说是切中杂文的时弊的。

文章写得很俏皮，但其风格和态度却是站在云端里看笑话的冷嘲式，丝毫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淑世精神。究其实这也是另一形式的“玩杂文”，和本该是热烈地拥抱现实的批判艺术之杂文是有距离的。

这是否也正是杂文不景气的诸多现象中之一呢?

杂文不景气和“孟尝君现象”

我常常思考杂文不景气的原因。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杂文稍兴旺时期，都是气氛比较宽松，上头信心较足的时期。到了“文革”灾难，天下大乱，杂文就真的死灭了。

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兴旺真可谓欣欣向荣，何以这些年来杂文确实不景气，奇怪的反差现象何以会发生呢?

当前杂文何以不景气的原因我说不好，也不好说，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看得分明的，即杂文的不景气与我下面所说的“孟尝君现象”有不能排除的对应关系。

我所妄拟的“盂尝君现象”，是从北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文的论点生发而来的。王安石就《史记·盂尝君列传》做的这篇翻案文章说：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进而指出其不能得士的原因，则说：“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折兑一下，也可表述为：“夫乱七八糟的垃圾文化充斥市场，此批判艺术之所以不景气也。”

在市场上狂轰滥炸并被起劲地叫卖推销的是些什么?“天龙八部”、“地蛇十部”、“借宝格格”、“还珠格格”和歌颂拖豚尾的皇帝等“精神复辟”的摇头丸文化长期被纵容，接着又出版和叫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文人“反共义士”无名氏(卜乃夫)的黄色小说。最近连汪伪汉奸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书也肆无忌惮地出版并广为招徕了。胡兰成这个汉奸连逃到台湾混进台湾的文化大学任教，也被余光中、胡秋原等人撰文抗议，灰溜溜逃出台湾，死于日本；他的书也被台湾当局禁止。如今竞在我们这里大摇大摆地出版发行，真不知人间何世!

鸡鸣狗盗猖獗而被容忍，在这样的“孟尝君现象”下，作为人生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艺术之杂文还能景气得起来么？

不该感谢的感谢　作者：杨舜涛

小偷偷出了巨贪，

三陪女供出了赃官，

走私的搬出了特权，

造假者端出了靠山，

犯罪的警察终于被法办，

作弊的考官终于被罢免，

豆腐渣工程终于被清算，

死去的无辜终于被平反，

多收的费用已经退还，

欠发的工资已经补全，

人为的灾害已经救援，

牺牲的平民已经追认为英雄模范。

在一起　作者：王志广

手术和红包在一起

开会和旅游在一起

采购和回扣在一起

评奖和假票在一起

招标和暗箱在一起

事故和腐败在一起

竞聘和内定在一起

举报和报复在一起

政策和对策在一起

验收和宴收在一起

检查和作假在一起

盖章和收费在一起

不知哪天真减“副”　作者：孙　理

乡镇“班子”真叫酷，

一个正职三个“副”。

官员太多是公害，

百姓何时能减负?

“能上能下”喊多年，

副职多至两位数。

甲乙丙丁皆副职，

个个说话嗓门粗。

台子凳子一样高，

谁能真心把谁服?

乙吹喇叭甲敲鼓，

丁说快板丙跳舞……

“衙门”乱成一锅粥，

不知哪天真减“副”?

“百万雄师”——某地评职称印象　作者：杨翰端

工程师、经济师，

讲师医师会计师……

“雄师”超百万，

“桂冠”大贬值，

书上抄“论文”，

“枪手”代考试，

混够若干年，

人人可为“师”。

“排队；评职称，

岂管不称职!

目睹今日事，

南郭后悔迟。

我虽不善竽，

却也有年资，

倘若不逃走，

早已是“乐师”……

独家报道　作者：几　米

思考被禁止。玩乐被禁止。

礼貌被禁止。写诗被禁止。

欢笑被禁止。游戏被禁止。

道德被禁止。阅读被禁止。

理想被禁止。知识被禁止。

真爱被禁止。幽默被禁止。

同情被禁止。想像被禁止。

智慧被禁止。求知被禁止。

美梦被禁止。优雅被禁止。

只有八卦通行无阻。

“穿”与“脱”　作者：车走植

吴也跟王五说“最近，韩国女明星李成延因拍慰安妇写真遭到了韩国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虽然最后她道歉了，但还是遭到了封杀。此事对我震动很大，类似的事件在中国明星的身上也发生过，比如赵薇就穿过日本军旗装。虽然赵薇也遭到过批评，但她却要比李成延幸运得多——她不但没有被封杀，好像还越来越红了；虽然赵薇是‘穿’，李成延是‘脱’，其实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拿民族耻辱作噱头。面对李成延事件，中国的娱乐圈确实该好好反思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拿来赚钱的。”

“李成延事件确实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在民族感情这个问题上，中国适用的标准是比较暧昧的。”王五说，“在不必要的问题上，中国人好像特别在意民族大义，也有着特别高涨的民族情绪，比如，姜文等人到日本的靖国神社去看看都会遭到批评；可是，到了真正需要民族大义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情绪就远没有人家韩国那么‘硬气’，比如赵薇穿了军旗装也仅仅是被批评而已。一方面，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乱用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当真正需要民族情绪的时候，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惩戒手段。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我们与人家韩国的差距。”

小姐与乞丐　作者：王秀峰

郊外一幢漂亮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漂亮的小姐。

这一天，来了一个乞丐，乞丐衣衫褴楼一头白发，一副可怜相。小姐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 10块钱。小姐问乞丐：“你每天除了乞讨，还干点什么吗?”

乞丐说：“化妆。”

“化妆?”小姐很奇怪，“讨钱也要化妆吗?”

“是的。我把自己装扮得更衰老一些，更穷苦一些，这样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我就能讨到更多的钱。小姐，你呢?你除了上班还干点什么?”

小姐说：“化妆。”

乞丐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现在很多公司都要求员工上班化妆，问：“小姐在哪里上班?”

“在歌舞厅。我得把自己装扮得更年轻一些，更高贵一些，客人才会喜欢我，才给我更多的钱。”

听小姐这么说，乞丐立刻要把那10块钱还给她。

小姐奇怪了；“怎么?你不要了吗?”

乞丐说：“是的。我不能要，因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个规矩：不98向同行讨钱。”

逐级传达　作者：吴志良

市长到农村检查工作，县长、镇长、村主任等作陪。看到村民还没有脱贫，市长大怒，训斥县长，县长做检讨；市长走后，县长想训斥镇长，不想镇长滑头，早躲开了。县长大怒，说改天再找他算账!村主任说县长您就直接批评我吧，反正等您批评了镇长，镇长也要批评我。县长摆手说，你还不够级别，上级精神是要逐级传达的。

这样不好　作者：徐振清

打麻将赢了钱，找个借口站起就走人，这样不好。明知是假币，却拿着去随礼凑份子，这样不好。去看了一次有钱人家的生活，回来就睡不着觉，这样不好。没钱的人，说自己并不看重钱，这样不好。有点儿钱的人，装出更有钱的样子，这样不好。媒体报道人品低下的人时，公开指出其民族身份，这样不好。有意把道德败坏的人和他的民族联系起来，这样不好。一切按原则规矩办事，直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搞垮，这样不好。收了人家的钱，事没办成却迟迟不给人家退回，这样不好。高官大款名流，总表白自己想过普通人的日予，这样不好。到了离任，才说看透了官场上的种种尔虞我诈机关算尽，这样不好。大的理想，轻易就被小小的幸福和满足所取代，这样不好。去游说人家订杂志，总说你们少一次公款吃喝就可以订多少多少份，这样不好。

年轮　作者：张雨生

树有年轮，人也有年轮。树的年轮是自然生态，人的年轮是社会生态。树的年轮长在干上，人的年轮长在心上。树的年轮锯开就清清楚楚，人的年轮回顾就明明白白。

60年代

小李：今年，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

厂长：我已经提议，给你一张“劳动模范”大奖状。

70年代

中李：今年，我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

厂长：年底，发给你一套红宝书。

80年代

大李：今年，我一个人干了四个人的活。

厂长：多劳多得，我会给你一个大红包。

90年代

老李：今年，我一个人干了五个人的活。

厂长：对不起，需要从你的收入中扣除四个下岗工人的补贴。

00年代

李老：今年，我一个人干了六个人的活。

厂长：明年我自个儿办厂，请您当顾问，再给你10％的股份。

扁鹊的医术　作者：佚　名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新官上任　作者：曲　折

高镇长

小高升任副镇长，一好友摆酒庆贺。席间好友仍“小高喝”、“小高干”地叫，高大怒：“我小高大了!”摔杯而去。好友方才醒悟，此后改称“小高”为“高镇长”。

华书记

华公由镇长晋升为书记的任命书一公布，旋即打电话给夫人报喜。夫人问：“谁?”答日：“我，华书记。宝贝，有喜了!”夫人一时不知是谁，大骂道：“哪个流氓，敢来骚扰老娘!”

盛局长

盛公升任局长已数月，对丈母娘仍直呼其名十分不满。夫人给母亲说了这事。一日，夫妇二人回岳母家，丈母娘一开门就问：“盛局长今日深入基层，有何公干?”

管经理

管经理一上台就整顿纪律，上下班实行“签到制”。第二日，管经理即来签到，却找不到自己的姓名，便大声喝斥办公室主任：“我怎么能搞特殊，我的名呢?”主任道：“有啊，按姓氏笔划排列。”一翻签到簿，果然有；但管字笔划太多，在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管经理大怒，几天后，主任便被调到最偏远的一个小厂去了。

靳主任

靳主任刚上任，办事处处谨小慎微。一日突逢县纪检书记查岗，全局人马集中后，书记让他点名。靳主任点道：“吴局长!”“到”、“到”、“到”。三声喊到，怎么回事?原来正副局长都姓吴，还有个名叫吴巨章的股长。书记批评道：“你是点名，还是点官?”

尚县长

尚连生由财政局长提拔为副县长，宣布会上，众官前来祝贺。各局局长说道：“尚县长，祝贺您!”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头头说道：“老尚，恭贺你！”县委书记说：“连生，恭喜你!”称呼如此不同，各有各的理。

车上有贼　作者：朱　砂

公交车过了十字路口，刚在下一个站牌前停下，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男人突然堵在后门口大喊：“你们谁也别动!车上有贼，我的手机没了!”

众人愕然，大家纷纷开始查看自己的东西。

这时，旁边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你打一下试试，看在谁身上响谁就是贼!”

“这倒是个好办法!”那男人一边说一边向靠近门口坐着的一个女孩子借了手机要拨自己的号码。

那男人刚掀开女孩的手机盖，突然，一个人从后面猛冲过来，撞开了那男人拦在门口的手，跳下车撒腿就跑。我一眼便认出，跳车逃跑的是刚才说话的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妈的，我看你往哪儿跑!”高个男人随后便追。

车上的人还没回过味儿来，那俩人便一前一后跑出了老远，然后一拐弯就没了影儿。

这回是真有人没了手机了，不过不是那高个男人，而是坐在门口的那个年轻姑娘。

诫贤侄　作者：王　蒙

老友之子未及而立，最近就任副县长之职，应友人命，诫之曰：

把眼睛盯在工作上业务上，不要盯在别人服不服自己上。一个芝麻官，又年轻，人家没有必服的义务，不服就不服，不服也得按工作程序运转。

千万不要弄几个人去搜集谁谁说了你什么什么，尤其不要自己在会上为自己辩白，不要自己出马批判对你的风言风语。你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自己传播流言，等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头上，等于自我出丑。

不要动不动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不要到上级面前老是说你这个县的人民多么落后，这个县的干部的素质多么低下。骂自己的部属，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

不要老是到上面去呼救求援。周围十几个县都踏踏实实，就你这儿老出事，除了证明你不行又能说明什么呢?一点矛盾也不能消化，要你这个副县长做啥?

不要动不动在下属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专门有这么一些人，窥伺着上头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很不正派。

不要搞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亲信，更不要走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谁也不是傻子。你那样做，在得到这十几个人的前呼后拥的同时会失去大多数。

各种大原则问题，自有组织和老同志教导，我这里说的供你参考。总之，大官小官，都是办事的官。用工作的成绩说话，则兴，则立，则吉；用说话来取代工作成绩，则败，则危，则凶。切切，切切!

最后再补充一句，能上能下，才见人品官品，下的时候切莫出洋相!任职期间也不要把业务全丢了，免得最后弄个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

因谐音讹而成的俗语　作者：书　龙

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语都是有一定上的来由的，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谐音讹传而来的，探寻一下这些俗语的来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这是民间流行很广的一句俗语，实际上，这一俗语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为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和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这一俗语才转音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三个普通人的智慧，合起来要顶一个三国时蜀国的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其实，臭皮匠和诸葛亮是没有丝毫联系的，“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这句俗语的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不知怎地，人们竟把“裨将”说成了“皮匠”。

春冷冻死牛

这句口头语是说初春的天气变化较大，有时会把牛冻死；其实这句俗语中的“牛”字是“拗”(niù)的谐音讹传，“拗”泛指固执的人。春冷时本应增加衣服，而那种脾气“拗”的人，偏不听话，以至冻死，而牛在春天是冻不死的。

狗屁不通

这个成语最初的写法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与其他动物不同，它没有汗腺，但狗却长有一条比较特别的舌头，炎炎酷夏，狗就借助这条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身体这一特点而言。由于“皮”与“屁”谐音，屁为污浊之物，对于文理不通的诗文或不明事理的人，以屁贬之，意思更为鲜明。于是，后来人们就将错就错、约定俗成地将“狗皮不通”这个成语变成了“狗屁不通”。

王八蛋

“王八蛋”是民间常用的一句骂人俗语。实际上，这一俗语是“忘八端”的谐音。古时的“八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端”为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即忘记了做人的根本，那些忘记“八端”的人即被骂为“忘八端”。或许是因为“王八蛋”比“忘八端”更为通俗易懂的缘故吧，后来，“忘八端”这一俗语竟被以讹传讹变成“王八蛋”了。

2004年第6期

难道遇上了“武装妓女”？　作者：吴　非

几起轰动工时的“处女卖淫案”有了暂时的结果，“夫妻看黄碟事件”也有了暂时的结果(之所似说“暂时”，是因为当事的警察虽然已被“处理”，但是并没“严肃”)。在这两起事件中，某些警察处置问题的逻辑荒唐，手段极端，有违法情节，对无辜的老百姓手段凶狠，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我现在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警察对“扫黄”、“打击卖淫嫖娼”之类的工作热情过度，做其他工作则明显缺乏积极性?人民代表批评治安状况差，他就说“警力不够”，可是，出动警察去抓妓女，他们非但不说警力不够，而且肯加班加点。前年某省法制报曾登过两张照片，画面是群众用住骑在摩托车上的两个警察，原因是群众报有歹徒抢劫，振出所说“警力不够”，无法出、瞥；于是另有人打电话假称发现有人卖淫，不一会儿，载着两个警察的摩托就赶到了，结果被群众围住大大地奚落一通。有的地方，听到有人举报卖淫时，总有成批警察出动，如临大敌，仿佛遇上丁“武装妓女”、“挂枪三陪”，这是很不像话的。

是不是每个警察对付持枪歹徒都会像电影或电视剧里那么英勇，我不敢说，但是有些来自生活的真实故事则肯定让人寒心。《新民周刊》曾报道江苏灌云县的一群警察的腐败行径，这 -群警察无端拘押殴打酒店女服务员，强迫其招供卖淫。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了抓两个无辜的小女孩，竟出动了七八个警察——这种阵势，让我疑惑两个女孩一定是有武器，至少是有功夫的。关于警察刑讯的手段，近年多次被媒体披露，而灌云的那起执法腐败案中，几个警察的刑讯方式令人发指。报道有许多细节披露，故而让原本认为“不是新闻”的人感到震惊。看这几个警察殴打女性的手段，觉得他们有一种很无耻的心态(不知道是不是变态)，以那种阴暗歹毒的心理，是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的。在持续不断的殴打下，姑娘遍体鳞伤，昏死过去。警察一见只剩出气了，慌忙将其扔到医院。值班医生也不是第一次接受警察的这种“产品”了，但从来没见到过人被打成如此模样，以致不得不发出病危通知。

我国并没有专门分出“风化警察”，可在有些地方，警察对抓嫖抓赌特别勇敢，而打黑打恶则畏缩不前。不断地听说一些警察对扫黄特别重视，而当地各种犯罪却得不到有效遏制，看来“色厉内荏”是主要原因。纵然是真正的卖淫嫖娟者，也不至于是带了武器的，对他们何至于要用暴力?乃是因为殴打妓女嫖客，既英雄又稳当，如同宰割羊羔般，不会遇到反抗的；而如果要让这种警察去扫黑，去与悍匪玩枪战，可能得发给他一大箱子“尿不湿”才行。灌云县那起冤案公开后，记者采访参与指挥打人的该县公安局副局长，问他当时是否在场。副局长答非所问，说由上级处理；又说，那两名打人的警察是才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这又是答非所问，我不相信他们毒打女性的方式也是警校教的。调查期间，当地百姓哭诉某些警察种种残暴的丑行，读者这才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全国每天都有一名警察英勇牺牲，全国每天至少也有一名警察沦为罪犯。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过，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信然。

政府违法　为祸更甚　作者：芒　种

据《山西晚报》载；在山西省孝义市，至少有800辆以上应该报废的大卡车因挂着“孝治”的旗号，便可以违法营运。

“孝治”是何方神圣?竟有如此大的权力，敢置堂堂皇皇的国家法律于不顾?原来，“孝治”者，孝义市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是也。综合治理办公室作为党和政府的执法部门，理应懂法守法，以法治市，执法部门一旦置法律于不顾，为祸更甚。

本来，那些“黑车”只是偷偷摸摸地跑，还不敢张扬，有了“孝治”的庇护，便可以理直气壮地上路了。交警队收了人家的钱，便没有理由再去扣人家的车。公路部门虽是“条条”所管，但因在人家的地盘上，不能不顾及地方政府的面子，也只能是适可而止。于是，800辆“黑车”如出笼之虎，呼啸于孝义境内，且不说在税费上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单就安全隐患而言，就不知埋下了多少颗随时会爆的“地雷”。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算完。细细想来，孝义市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什么敢这么干?孝义市交警队为什么要这么干?其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无非利益而已。你看，交警队负责给“黑车”喷标志，喷一个丰800元，800辆车就是64万元。这64万元哪里去了?肯定没有收进孝义市的财政。交警队当然也不可能一家独吞，因为旗帜是孝义市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树起来的，自然要分一欠杯羹。于是这两家执法部门，使轻轻松松地弄到了64万不义之财。再追下去，这些小单位小金库的钱，又是如何花销出去的?说不定还能追出几个贪官哩!

政府是权力部门，权力部门若要违起法皋，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但近年来，政府违法行政之事屡屡发生。去年出，台了一个行政许可法，其意在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过，规定归规定，执行归执行。像孝义市的综治部门，就像占梁山的山大王那样，不管你什么法不法的，弄到钱才是真的!

要找准“堕落”的“点”　作者：闵良臣

江西弋阳县原公安局长邵亚军犯贪污、受贿罪，终审被判刑17年。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政法”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怎么堕落的，近日媒体有比较详细的报道，读者可以细细揣摸。这些年出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经验教训”、应该说早就总结出凡箩筐了，然而，媒体在制作这篇报道伪题目时，找伪“点”竟是此人的堕落只因“包二奶”(见3月22日《法制日报》)。不说此“点”让人“喷饭”，我也觉得这样说话实在太不严肃。

如果真的是因为“包二奶”才会让此人堕落的话，那么，管住我们的干部不堕落也就实在太简单便捷了。虽然报道中说，这个原公安局长罪行的败露或许要算是一个“偶然”，但他的堕落我相信不会也是个“偶然”，更不会只是在包了“二奶”后才开始堕落。当然，我相信，包了“二奶?就更需要钱，而需要钳会促使他更加贪污受贿。但贪污受贿与“包二奶”没有必然联系：我虽然还不能说“包二奶”不一定就要贪污受贿，但不“包二奶”也不一定就不贪污不受贿不堕落，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很多“原局长”“原厅长”原这原那的官员就不是因为“包二奶”才堕落的。

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些媒体显得越来越弱智了，以至于多么简单的问题到了他们那里，也都能弄得人稀里糊涂；按说，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二个执法者，一个公安局长，他犯了贪污、受贿罪，因此：被判了17年，这虽然有个人的原因，有“包二奶”的原因，但能说这些是主要的原因吗?尤其想说的是，就我所知，一个身为公安局长的官员如果只是包了“二奶”，绝不会因此就被判刑有牢狱之灾。此人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他犯了贪污、受贿罪，法院也是以贪污和受贿两项罪名来定罪来对其判决的，并没因其“包二奶”加重他的刑期。这篇报道有个小标题叫做：局长“要钱”原来为了“包二奶”。我不知是包了“二奶”才需要钱还是要“包二奶”更需要钱?，报道的结尾很让人“回味”：归案后，这个原公安局长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并作了痛苦反思：“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走到今天，真对不起组织、家庭和父母。这些年我放松了学习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总觉得工作干好就行了，学习不学习都一样。现在看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代，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吸收腐朽的东西就会很快。当一个人把法、道德、制度全抛在脑后时，就没有抵抗力了，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可见，就连这个执法犯法的原公安局长也不认为是因为自己包了二奶才开始堕落；可见上面所引那篇报道对“堕落”的“点”并没找准。

其实，可以让人堕落的因素很岁，决不止是一个“包二奶”，比如“贪心太重”啦，“贪图享受”啦；再严重点说，比如“世界观没改造好”(我们对胡长清及很多腐败分子都是这样认定的，此文中的这个原公安局长也是这么为自己开脱)啦。总之，一堕落，肯定是有“原因”的。可是我又总觉得，这些原因都不“主要”，而“主要的”，我们有些人又一直偏偏认识不到，这就是：“总统也是靠不住的”。我想‘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还像现在这样去所谓“管理”干部，所谓“监督”官员。

屁股底下一座楼　作者：于成玉

根据2003年3月两会期间，两会政协委员提交的“第0225号提案”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

3000亿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如果摊到人头上，中国的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体弱病残，为保养和购买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公车，平均每人每年得交纳约230元(其实再加上吃“大盘予”、逛“娱乐城”、出国“考察”……实际数宇要比这230元大得多)!对于这样惊人的公车消费，老育姓有个形象的比喻：“屁股底下一座楼”。

高官亭用“屁股底下”这座“楼”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工作需要”；如果此“理”可以成“据”的话，那么请问，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是不是“革命工作”?是不是也有“需要”?

有人算过一笔账：“以江西等地‘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的标准，资助一名小学生每年只需要人民币100元，资助一名中学生只需拿出不到200元；国家每年只需拿出不到200亿元，就可以保证全国的农村孩子顺利念完小学、初中甚至高中。”这与用于“屁股底下一座楼”的3000亿元人民币相比，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然而，我们的公仆死活就是舍不得掏，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再苦不能苦孩子”，你说气人不气人?

科教兴国，这是中央已定的方针。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笫，3卷，第275页)不知何时，我们的公仆已沈睡的良知才能被小平的话和中小学教育嗷嗷待哺的叫声惊醒，切实克制一下“屁股底下一座楼”的公款消费，以用于科墩兴国方针的溶实，让“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切实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人民代表为什么“大多数沉默”？　作者：孙振军

曾有学者尖锐而深刻地指出：在当今社会转轨变型、各种矛盾并存、社会各阶层利益剧烈碰撞之特殊时期，农民等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为什么沉默?不是他们没有需要表达的愿望，不是他们没有正当而急迫的诉求，而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话语优先权。通俗地讲，就是没有说话的地方。其次，农民的知识、文化、见解、胆略、抗风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底气”不足，也迫使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沉默。

那么，是不是具备了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妁人群，都能做刹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知人论世、议论风生呢?也不尽然。比如各级、各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除个别地方少数人民代表在个别事例上有所作为外，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民代表，都保持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一致的沉默。这个结论得的很容易——只要知道广东省环保局局长曾经被人民代表联名弹劾、沈阳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首次未被通过——这些本不应该成为新闻的人民代表依法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却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再用逆向思维法反推理一下，就再明白不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地方的各级人大组织，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郑重地写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各级人民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欠会的主体，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议政监政督政的法定代言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沉默无语呢?

若细究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比如：代表产生的渠道和程序问题(名义上是自下而上，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代表的政治热恃问题，代表的自身素质和参政水平、参政能力问题；代表的认识误区问题，代表参政议政督政的政治生态环境问题等等。但依笔者之见，人民代表的“大多数沉默”，是因为当前的这个群体还在吃着“政治大锅饭”过着计划经济时代“干好千坏一个样”的幸福生活。

人民代表”不是荣誉、不是称号、不是特权的象征和虚张声势的“红帽子”，在今天已是人所共知。那么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是肩挑重担；身负厚望的一种职务。虽然是不拿工资、不领津贴的职务，但职务终究是职务。而有职务的人就应该负责任。这也是我们常将“职责”连成一个词使用的常识。从理论上讲，担任“人民代表”职务的人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可是，人民除了在记者的镜头下看到过人民代表在开会、在学习、在记录、在讨论、在发言、在鼓掌、在举手外，又有谁见过人民代表回到自己的选区向选自己的选民们做过述职报告、工作总结呢?要是人民代表必须得定期向人民汇报一下上半年干了啥、下半半干了啥、去年。干了啥、今年干了啥、明年计划干点啥以及当代表后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要是人民能制度化地行使对人民代表的监督权，在相应的机制下轻而易举地让“劣质”人民代表。落选和提前终止不称职代表的职务，那些怀揣“人民代表证”的人，保准不会再默默无语两眼空、噼里啪啦乱拍掌了。

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也必将提速。胖子一天吃不成，高度民主的公平社会也是不可以一蹴而就、一夜建成的。因此，人民代表必须做出榜样，先行一步，真正担当起替民做主、为民代言的时代重托。

贪权也是“贪　作者：吴兆民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个别农村的掌权人物，拒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继续“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当地农民的钱包鼓了，住房宽敞了，脸上也泛起了红晕；有的农民还住上了别墅，坐上了自家的小轿车。很多人对他们的小康生活表示出由衷的赞叹，他们也常常以自己的“正统社会主义”而自傲。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那里的带头人面对淌水般的银子，多数还能清廉自持。他们的住房不比别人宽敞，银行存款不比别人多。有的人“艰苦奋斗永不忘”，至今仍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身上穿着对襟大棉袄、裹腰大棉裤，脚蹬老伴做的踢死牛布鞋；一日三餐，吃的是贴饼子、小米粥。他们怜贫惜寡，对鳏寡孤独废疾者颇具爱心。单纯从生活作风来分析，他们几乎是一个完人。

但他们贪图荣誉和权势。什么劳动模范呀、政协委员呀、人大代表呀、党代表呀……见荣誉就上；“一把手”的权杖他牢牢攥着，不到死不肯交出来，哪怕交给自己的子女；有人提前交给了子女，却要成立一个什么办公室之类，行使全方位的监督权。有一位我熟悉的全国劳模，患癌症后，人们劝他提前把权力交给儿子，他却直到咽气前才点头。那位穿对襟棉袄的“带头人”得知自己来日不多后，先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烈士陵园，死后葬在正中。每逢他的忌日和清明，由接了班的儿子带领全村干部党员，到墓前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宋人俞应符讽刺曹操“人生用智死即休，焉有余遗到丘垄”?那么，这位丘垄不遗的“带头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对这类特殊人物该如何评价，是当今一道难题。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能够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又清廉如水，很符合“清官”的标准；他们自然更觉得自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有的人甚至以“小毛主席”自诩，在村里建起“小天安门”；讲起话来，张口闭口“毛主席他老人家如何说”，时至今日，居然仍组织群众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地方党政部门也对他们取赞许态度，选他们做代表，评他们当模范；多年来，他们的头上各类光环闪烁，风光无限。

然而我认为，贪财固然是贪，贪权其实也是贪(按照权威的解释，“求无餍足谓之贪”)，而且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财产虽然宝贵，却具有再生性，被人贪去了，还可以通过流血流汗再创造出来；公共权力却没有再生性，权力被一家一姓垄断了，其他人便失去了权力。财产暂时的遗失，未必导致政权变质；政权被私人垄断了，公权便蜕变成了私权。失去财产的人仍是人，失去政治权利的人则不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且，公共权力被私人所垄断，必然导致两种严重后果：一是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侵占，也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随心所欲地挥霍。从集体积累中拨出数千万元研究永动机，这种荒唐无稽的愚昧行为，便发生在某个闻名遐迩的村庄。其次，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惟我独尊的专制，专制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的权利。在某个著名的村庄，失去权利的农民只剩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即对掌权者一家二姓的“忠心”；表面上人们拥有汽车、别墅、大笔存款，但是当他们的“忠心”变色时，这一切都将失去。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个悲剧，却是一个哀而不怒的悲剧。但是，正如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将是发展的欲望。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洛伊宁格尔《第三只跟睛看中国》)那么，在那些著名的农村里，权力会永远世袭下去吗?农民会永远沉默下去吗?子姑待之。

教授们的“村委会”　作者：朱学勤

教育几乎成了中国最为忧心的现象。是产业化导向出现偏差?新任教育部长周济已经澄清，该部从未制定过这一政策：是投入欠缺财力不济?就农村普教而言，确实有这个问题；农村子弟辍学之多，已经令人忧虑；但就城市而盲，特别就高校而言，投入之多，已经在另一端同样令人忧虑：，五年前是“人抢钱”，五年后是“钱抢人”，忽然增多的课题经费已经造成挥霍无度，出现新的学术腐败源头。那么教育症结究竟何在?我以为，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官本位”。

我们原来的体制并不是这个样子的。1905年中国废科举兴新学，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现代大学群及其学术体系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创造过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得力于一系列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1957年上半年，教授们小心翼翼重提这一要求，被“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声怒喝统统打了下去。55万右派中，因“教授治校”而罹难者恐：咱不在少数。从此“官本位”泛滥成灾，出现一种奇怪的体制，说起来都有点绕口。但是我所认识的一位两院院士、90高龄的著名教育家却能把这种体制的弊端说得清清楚楚，叫做：负责的不领导，领导的不负责。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投资在增加，学费在猛涨，学费占普通人家年收入的比例，既超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超过当下欧美发达社会。但是，中国高校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大，以致学生在网上说：我们交的是贵族教育的学费，念的是垃圾教育的书!

怨声载道中，忽然出现一个亮点：据新华网南京1月8日电，日前在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出现“教授委员会”，由该院16名正教授出任委员，他们拥有对材料工程学院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人才引进、重要改革措施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委员们还有反映师生呼声、维护师生合法权益以及对学院各项管理工作的决策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力。

应该说，这样的改革方向切牛了教育问题的要害，比此前热炒的“北大教改方案”好，好就好在它是对着“官本位”下刀子，而不是“官本位”举刀，把刀锋逼向“教授以下”。正如该报道所言：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在对教育事业决策时，基本沿用传统的“院系领导班子”定方向的模式，“教授委员会”决策，应该比“院系领导班子”决策更符合教育规律，所有善良的人们当然乐观其成，沿着这块石头“摸”下去，教育改革不难“过河”，也一定能“过河”。但也不是没有疑问：经过多年“官本位”对学术职称的侵蚀，各“院系领导班子”已经成为“教授班子”，甚至“博导班子”，今日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要比找出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既如此，“院系领导班子”会不会成为翻牌公司，直接翻牌为“教授委员会”呢?

君若不信，可看两年前3月29日的《中国教育报》，也登载过东北师范大学成立教授委员会的类似消息。但是很快没了音讯，人们的注意力却被“北大教改”这一类次级改革吸引过去了。这是为什么?我找出当时的报道以及该校“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仔细一看，顿时明白人们对这么好的改革方向何以失去兴趣。那天的《中国教育报》说：教授委员会成员由校长聘任，此其一；其二，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第一章第三条称，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主任委员一般由院长(系主任)担任。

委员是校长聘任的，主任也是原来的，这还是教授治校吗?这是翻牌公司，而不是“教授委员会”。甚至连“村委会”都不如。农民还有一张选票，能选举自己中意的代表组成村委会。教授们则连农民手里的这张选票也不能有，只能等着他们的“村长”来钦点?

这是说不过去的。教授阶层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应该比村民都不如。“村委会”选举已经在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搞了多年，没有理由不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阶层中推行。而防止“教授委员会”成为翻牌公司，最简单的办法，也是向“村委会”学习：给教授们一张选票，让他们自己选举“村委会”。这是最起码的“国民待遇”，再低调一点，就叫“农民待遇”，也可以。

新年伊始新改革，这一次希望苏州大学能带一个好头，办好教授们的“村委会”。说恢复传统也好，说制度创新也罢，就是不要把“猫”说成一个“咪”。

校长的权力从何而来　作者：束学山

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3月24日下午，成都市十陵中学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82名在岗教职员工全部到场，会场两侧悬挂的横幅上写着“民心、民意、民选”。这次大会的主持人是由区教育局副局长担任的，大会的主题是公选本校校长。最后，一名叫郑其礼的老师因得票数过半而被确定为校长考察人选，而原校长则被罢免。据说，此举在四川省还是首例。

以民主方式成功罢免一校之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全国也算首例，但它毫无疑问是极具示范价值的。正如会场悬挂的横幅所昭示的一样，这是基层教育民主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它体现我国基层教师的民主管理意识和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也看到，十陵中学这次公选校长是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举行的，没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参与和支持，这种改革也是难成功的，这反映了基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在开始探索学校民主管理体制的新路子。

我国中小学校从1985年起一直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虽然此举把自主办学的权力下放到学校，但是，这种教育行政权力的下放往往只是下放到校长个人，而非学校本身。校长拥有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管学校的教学、经济、财物、人事欠权，一时间，校长权力空前膨胀。这种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校长权力带来了严重弊端，有的校长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对学校的财产有绝对的处置权，而任何人对此都无审查权。有的校长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排斥异己、打击报复，成为一校之“家长”，“校长制”变成“家长制”，甚至有人提出“校长负责制”成了“校长专制”。

这位曾获龙泉驿区2003年度“优秀校长”称号的校长被罢免，缘于该校69名在岗教职员工的联名信，教师们在信中对他在担任校长期间的基础建设、经费使用及工作作风等三方面提出了质疑。虽然记者对该校长的这三方面质疑内容报道不具体，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揣测到校长权力膨胀所带来的独断专行和腐败的隐患。

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产品，承找着传播文明、传授知识、培育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的使命。但是，如果校长都不具有现代化价值观念，他还能办好一所面向现代化的学校吗?

要防止“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专权制”，就要对校长权力加以制约。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授予或权力的来源问题。谁授权就对谁负责。我们现在的学校校长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负责制就变成了对教育局负责制了。在这个“唯上”权力观指导下，校长，负责制的结果就具有“全权性”了。这次十陵中学的选举打破了这种权力封闭体系，引进现代”民主制度，校长权力的授予不再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而是教师。

如果说，农村基层民主改革对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基层中小学民主改革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公民的素质，因为学校和教师是教育者，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会不由自主地影响到学生素质。这种未来将是显而易见的。

“紧急通知”真有那么神？　作者：俞　评

最近，报上刊登的两个“紧急通知”煞是显眼。一个是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春游活动等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高度重视春游话动的安全管理。背景链接是：3月28日，江苏省张家港市梁丰高级中学组织学生春游，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4月1日《钱江晚报》)。另一个是北京市政府转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对该市范围内占用农田进行植树的行为全面叫停(4月2日《jL京日报》)。

两个“紧急通知”，一个关乎学生安全，一个关乎“三农”问题，不可谓不紧急；从通知所提要求看，也是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可是，经仔细查找这些紧急通知的出处和依据，笔者有了新发现：文中被严令来作为或不作为的公共义务，其实在《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上早已订得十分严密周详。也就是说，紧急通知要求解决的阿题，执法中早就该解决了!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法律法规要求兑现的事由，还需要红头文件再来一遍严肃的重申?又为什么一定要等刮事情万分紧急才出手“救市”?

合手逻辑的解释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严肃的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违法的现象也压根儿没有受封严厉的追究，在他们那儿，法律要么成了聋聋子的耳朵——摆设”，要么成了“正月里的龙灯——由人耍”。戏弄法律的后果自然不妙，一出事就是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实在迫不得已，发个紧急通知，重申这个不准那个不许，对上对下对公众舆论也好有个交待。因此，紧急通知说好听一点是“警示性通知”，说难听一点是“擦屁股通知”。人大已经成制的法律规定，需要由政府的“紧急通知”来喝令开道，这本身就暴露出了某种“法律软骨病”。

那么，紧急通知果真是一发就灵、文到病除了么?这仍是个问题。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文件意识”至今浓厚的国度里，一纸冠以“紧急”宇样的“通知”；确手可以刺激一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官员麻木的神经。那样，“整改措施”便会应声而出，“严肃查处”也会声势浩大，“刁民”自当贪欲有所节制＼妄动有所收敛。但是别忘了，等到时过境迁不那么“紧急”子，“胡汉三”把不定还会回来的；搞不好，那狡猾的“地主老财”本来就没打算走，“老实”了一阵子后又会冒出来“反攻倒算”。到时候，是不是还得再下一道“紧急”什么的文?这几年，关于整治、关闭小煤窑的紧急通知发了不知多少个，可曾见矿难事故降了、死的人少了?可见，紧急通知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远；管得了此地，管不了彼地，要指望它解决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涉法问题，难矣哉!

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同志仍然习惯于在事故酿成、问题成堆后发发紧急通知，总以为下文比执法省事、管用，总以为不重申一下强调一遍显得对这事儿不够重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人存有借机对上唬弄、对下显威、自我开脱等等阴暗心理。

借助于发文件、下通知来推动甚或替代执法，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不足取。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政令化”，实质是为法治打上人治的烙印。这话很是点穴。政府文件从制定到出台，或多或少掺杂进了“长官意志”，随意性较大，并且难以进行公开、有效的监督，很难保证其公平和公正；而且，长此以往还会使人们对“文山”形成心理性依赖——习惯于奉命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而这种事实上的“权大于法”的“去法治化”倾向，又为违法现象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纵观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几乎看不到紧急通知之类的红头文件，但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公民无不有着守法护法的高度自觉，这是因为，他们对法律权威有着始终如一、发自内心的敬畏。我们正在着力打造的法治政府，就是要按依法行政的要求行使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以办理“紧急通知”那样的高效率、高规格、高度注意力，严格执法、监督执法。果如此，“春游游出人命”、“庄稼地里长树林”那样的新闻也就不会频频撞击我们的耳鼓了，那时，还用得着“紧急通知”么?

真灵活　作者：李启咏

某省高级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姨夫的堂叔的表哥的小儿子在学校里打架，把人鼻梁骨打断了，被抓起来。该省检察院急忙通过了一条规定：在校大学生涉嫌犯罪的，可在监督的情况下“暂缓起诉”，以使其安心完成学业，表现好的，可免于起诉。大学生很快被释放了。

某省高级法院一位副院长的姑奶奶的女婿的外孙女的三舅，是一位学者，杀了人，把他的妻子用刀子捅死了，面临死刑的威胁。但是，该省高级法院很快通过了一条规定，此规定巧妙地夹杂在其他法律解释中，条文如下：凡是有贡献的创业者、企业家、科研人员，犯了罪后，可以缓刑或免刑，让其戴罪立功……学者很快有救了。

某省一位重要官员的表妹的丈夫，是某国有粮油公司领导，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被抓起来，被捕了。但是，该省高级法院很快通过了以下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人员为了单位利益，与他人或单位相互拆借资金的，不作犯罪处理。还通过一条：接受别人的礼品，只要没有钱权交易不作犯罪处理。这位粮油公司的领导很快被释放了。

给“反腐大跃进”泼点冷水　作者：老　石

《南风窗》2月(上)报道，辽宁省去年末反腐靳措施中，干部在节日凡收受200元以上的要就地撤职。恐怕这最终将与某些反腐文件一样——说了白说。

纵观十几年反腐史，还没有一个仅收受几百元就被撤职的案例，2000元撤职的例子也很少。前几年，中央要求200元以上礼品一律上缴，很多领导自觉上缴市委办公厅，但现在规定实际不执行了，没人上缴，也没人管。从披露的案件看，前吉林省靖宇县委书记李铁成案、河南省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案、远华牵涉的厦门海关案，这些地方科级干部的受贿情况几乎全军覆没，但除了特别恶劣的，绝大多数干部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这让人如何相信大批收受200元以上官员从来平安无事，突然春节收了就“撤职查办”?现在原有的反腐机制、组织一点没变，原有的反腐原则、政策、办法一点没变，怎么可能突然“严”起来了呢?

从制度上看，90年代初，中纪委曾规定，凡是贪污受贿，不论多少，一律处理。当时大小媒体一阵叫好，某中央媒体称“以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次终于下来了”。后来规定就没人理睬了。前年媒体报道，检察院提高了立案标准，具体数字忘了。不单检察院退守，就是纪委立案标准也提高了，如果举报谁收受200多元，县处级纪委绝不会立案，因为不够立案标准。如果强力推行，那么大批干部都要说谎；从不收受200元以上礼品现金，将成百姓笑柄。

制定政策都要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良好愿望出发，还要抛弃随意性、运动式、拍脑，袋决定的反腐思维。经济建设不能搞“大跃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搞“欠跃进”，反腐败更不能搞“大跃进”。目标订得太高，是没有意义的。不如制订一个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哪怕标准很低(建议1000元以上才撤职查办)，但能做到，才能取信于民，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笔者并非替腐败分子说话，只是这种高调“反腐秀”离严谨理性的反腐制度建设实在太远了。

别让权力变成一张皮　作者：东方尔

什么是权力？字典里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的支配力量。而近些年来在我国老百姓的服中，关于权力的理解似乎变成了谁穿了制服谁就是理所当然的权力拥有者和权力执行者。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说一个刚学会杀猪的人，连续几天猪一看见他就咬，他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穿上制服就成了，包你如愿。他依盲搞了一个大盖帽戴在头上，果然猪们从此都老老实实就范，一刀一个准。百姓的笑话或许当不了真，可这些年来，从城管、烟草管理、文化稽查、国土监察、物价、环保、屠宰，到小区保安、酒店门卫、电力公司职工、停车场收费人员，似乎“满大街?都是穿制服的人。连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收费人员，也穿着类似老式交警服装的制服。 一时间“制服到处都是，大盖帽满街飘”成了百姓们见多不怪的“正常现象”，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媒体上却时常报道“制服与制服为争夺某一项权力打架”和“八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注水猪”的新闻。

权力变成一张皮，成了某些执法者办私事，为个人谋利益时壮胆撑腰的工具。这张皮吓唬的对象除了老百姓还是老百姓。所幸“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重申统一着装的批准权限在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均无权批准。对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着装的，要收回已经发放的制式服装及其标志并予以销毁。要坚决制止着装混乱和穿着仿制‘99’式警服的现象。经国务院批准统一着装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改变着装范围、着装标准和自费比例”。

相信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将有力地制止“制服到处都是，大盖帽满街飘”的丑陋，可要真正根除权力变成一涨皮现象的泛滥，笔者认为关键是健全法律，以法治国，严防严打“以权谋私”，建立和发挥社会公众对制服权力的约束监督机制，让制服成为服务百姓的责任和义务的象征。惟有这样权力才能回到权威和职责的本来，惟有这样权力才能成为受百姓拥护和爱护的权力。而不是一张唬人的皮?!

“老虎皮”的功能　作者：牧　惠

对于“大盖帽”服装被根本不搭界的人滥穿，终于有人在传媒上提出批评了。小时候，生活在旧社会，那时的民众对这类服装有一个颇不敬的称号：“老虎皮”。不必解释，读者大概都会明白指的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得小心提防，披着“老虎皮”的人更可怕非常：他可以咬人乃至吃人。穿上干警服装的公司、商店保安人员居然敢打人甚至打干警就是一例。

似乎是由此引起，某天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个节目的尾声。一位被邀的贵宾说了这样一番话；即使不是滥用，有关人员的制服也得改。要通过改穿的制服，使执法人员认识到，他们无权对人民喝三吆四，他们是纳税人出钱雇用来当服务员的公仆。

此话深得我心。滥穿制服(换句话说，披上假虎皮)用以吓人、打人固然该治，穿上符合身份的制服即真虎皮名曰执法实则犯法，更应严治。

湖北大悟县法院一批肯定穿着制服的人，驾着几辆法院的小汽车，跑到河南省信阳市找到做钢材生意的张德强，“一上来就五六个人按我一个，之后到车上把我按倒以后随即就把手给铐上了。”看过《焦点访谈》之后，我以为这不该叫“带走”而应正名为绑架。因为这些人持的是内容予虚乌有、原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起诉书，没经过包括传讯审判之类法律手续，当然更无法同根本不认识他、更没告他的“原告”面对面辩论，只讨价还价(开价30万)地敲诈“被告”10万元后放人。另外一位河南信阳商人刘清建，被用同样手法绑架井敲诈了13万元。这是怎么回事?荚名白“创收”。披着假“老虎皮”的人，有胆量这样做而且能成功吗?

大悟县人民法院某负责人说：滥收费、滥罚款、滥拘留……现在整个大悟县法院我可以这样说，该管一管了。

能有这样的表态，还算可以。但是，怎样管法?又来它一个警告处分，严重点则记过、撤职?依我这个对法律非常生疏乃至可说无知的人看来，这分明不是执行公务中犯了什么错误，而是货真价实的一桩披着执行公务外衣的绑票案。被绑票的张德强、刘清建有权利到信阳法院状告大悟县法院，信阳法院应当立案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除勒令退赃和赔偿精神损失外，该判刑的还得判刑。只有这样，才能制止执法犯法的泛滥。

宝马车撞死人案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一个因素是，人民对法院的公正性失去信任。这类案件结果如何?希望公开透明，以挽回一定的信誉。

“中国不像中国了”的两重含义　作者：杨学武

“中国不像中国了！”这句话出自两位著名爱国华侨之口。一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社会活动家；她在一次应邀来华参加国庆典礼活动时兴高采烈地说道：“我这次回祖国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中国不像中国了!”另一位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颇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在一次应邀来华作学术报告时语重心长地讲道：“中国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当然为之高兴和自豪。不过当我参观了一些城市的现状和规划之后，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不像中国了……”

同样一句话，意思不一样。那位社会活动家说这句话，显然是为了表达赞美歌颂之意。意思是说中国的发展变化太大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可以媲美了。在她眼里，现在的“新中国”确实不像原来的“旧中国”了。而那位学者说这句话，其实隐含着批评之意。他认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全盘西化”的趋势，不仅上海等新兴城市越来越像纽约，而且连北京等古老城市也和东京难分彼此了。他眼里的“此中国”，已不是他心里的“彼中国”了。

然而我注意到，我们的某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两位爱国华侨的讲话时，都只取褒扬之意。某日报记者用生花之妙笔写道：两位爱国华侨异口同声地说出“中国不像中国了”，充分说明海外华人对日新月异的祖国感到“无比满意”；还有某周刊评论员借题发挥，满怀豪情地声称“现在的亚洲已经是中国的亚洲”、“将来的世界必将是中国的世界”……我还注意到，某些官员在听到“中国不像中国了”之后，也是一味地“正面理解”，把它完全当作表扬而自我陶醉不已。

中国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在此饶舌。不过对于“中国不像中国了”只取好听的一面，我却不敢苟同。如何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是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话题，没人要我们避讳。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去看一看，那里许多地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且，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么?城市化就是漂亮的摩天大楼、宽广的柏油马路、时尚的百货商店么?

用“中国不像中国了”，批评一些大城市丢掉中国文化特色和传统，盲目跟着西方发达国家邯郸学步，话虽然有点“刺耳”，但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有所警醒和反思。著名作家龙应台撰文提醒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要特别警惕“自己不见了”的危险。她曾带着满脑子“现代化”的想象去防问欧洲，可她看到的’欧洲却是一派“古老”的景象：“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沉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所谓“自己不见了”，也就是“自己不像自己了”。因此，中国无论怎么发展变化，千万不能“中国不像中国了”!

俄罗斯选举的因惑　作者：刘洪波

俄罗斯大选结束，普京以71．2％的得票率连任总统，似乎没有人说“乱哄哄”。

普京胜选，毫无悬念，早在投票之前，这场选举已被称为“只有金牌的竞赛”。对其他各位候选人来说，投票只是测量相应党派的影响力而已。投票结果，排位第二的是俄罗斯共产党提名的尼古拉·哈里托诺夫，得票13．80／o，其他四位候选人无一人得票超过4．1％。

对这一投票结果，哈里托诺夫表示接受，大名鼎鼎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甚至感到满意。正如《人民日报》驻俄罗斯记者吕岩松的报道所说，“哈里托诺夫并非重量级政治家，……(投票结果)表明俄共在社会上拥有一批稳定的支持者”。

久加诺夫的态度真是令人五味杂陈。曾经执掌苏联政权70年的俄共，哪怕在“被戈尔巴乔夫出卖”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是议会第一大党，现在不仅失去议会的这一地位，而且落到了对得票百分之十几的败选“感到满意”的地步，恐怕谁都会对此有一点感慨吧。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共失去政权的祸首，而把罪责放到特权腐败上面，但这追到了根吗?俄共已经失去了政权，也就失去了特权腐败的机会，为什么现在仍然没有能够赢得俄罗斯人民的心呢?这是我的一点困惑。

我更困惑的事情是，新华社3月10日的报道，“俄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并非俄共党员”。《南方都市报》3月15日的报道介绍，哈里托诺夫现为俄人民爱国联盟领导人之一和俄农工联盟主席。虽然哈里托诺夫“多年来与俄共合作密切”，而且哈氏也自称“我不是一名俄共党员，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我的看法或许比她们(指共产党)的一些看法还要强烈”，毕竟俄共现在竟无法在党内产生一名总统候选人，也是很奇怪的。

印象中，这样的事情只有四年前在台湾的“总统选举”中出现过。当时李敖以非“新党”成员的身份，被“新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很是演出了一些“揭露假民主”的搞笑剧，过足了聚光灯下亮相的瘾。哈里托诺夫固然不是去演闹剧的，但继承了一个几十年大党衣钵的政党，落到与台湾“新党”差不多的地步，说让人“百感交集”，应该是贴切的吧。

早些时候，《中国日报》报道说，哈氏成为俄共候选人，是因为俄共内部正统派、民族主义派、温和派和亲克里姆林宫派“四派争权”，久加诺夫与另一位领导人谢米金“斗争”尤为激烈。争来争去，只好请“外人”来帮忙了。

新华社分析俄选举说，普京执政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30％，职工工资增长近一倍，去年的国情咨文提出用10年时间实现经济翻番、消除贫困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符民意合民心”。可见意识形态在俄罗斯人心中已被消解，过好日子到底比听讲道要实在。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去年的杜马选举中，“一些商界大亨以150万到2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共产党内部的高位”，而“努力争取获得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的俄共推出的候选人有1／4是商人，其中不乏百万富翁。如此来看，在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俄共应该说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

现在总统选举已毕，美国舆论说俄罗斯选举“缺乏公开性”，俄罗斯媒体则在回击美国舆论的论调，而两位独立候选人称选举中有违规行为，对结果满意的久加诺夫也指责普京不公正地使用了更多妁社会资源。俄共与“美国舆论”原来也并非永远“阶级立场不同”的。

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外一篇）　作者：邵燕祥

二十多年后，回头一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真正称得上“先富起来”的主体，一直把绝大多数人远远甩在后边的，竟有不少是贪官污吏!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他们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太客气了。他们之所为，在规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

不是连美国也不打算继续收留各国的贪官了吗?

而在中国这些年先是谦称“不正之风”，后来承认是“以权谋私”，再后来才承认是“腐败”，是以“权钱交易…即“权力寻租”的方式大捞其钱者及其周周受益的家属亲戚心腹们，有几千人——或说，四五千人，或说七八千人——业已安全地溜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了。

其中还有仍然暂居国内，或有恃无恐，或伺机外逃的，人数不详。

听说要在有关国家的配合下，对外逃的腐败分子加以追究了。

这也符合国际大趋势。

听到雷声了，什么时候能见到雨点?

我们听到雷声了，他们难道不是听得更真切吗?他们在国内就善于找保护伞，他们自己也还给别人当伞，他们能够干等着大雨浇头?

带雨的云是不分国界的，雷声过了，何方有雨点下来，可还说不定。

舒展写了一篇杂文，《外逃贪官的末日真的到来了吗》，且不说到底有多少能够缉拿归案，单说即使有抓回来的，又能抵得上跑出去的吗?

这么多的贪官败类，带着那么多的钱“流失”国外，虽也曾在国际刑警协助下逮了几个回来，却都是小角色。好像不管什么贪官，一出国门，就平安无事了。

有句俗话，“贼走了关门”，那贼是外来的，偷完走了，关门虽晚，却是“亡羊补牢”的意思。

对于原属“家贼”，还没来得及走、的，能不能做到不再开门放行?

现在说要对已经外逃的国贼禄蠹们“动真格的”了。虽已嫌迟，犹未为晚。

“开门揖盗”的事一般不会再有，而一旦真能成批引渡或抓捕到外逃的贪官，倒不妨大开国门，放这些衣冠盗贼进来。。组织夹道欢迎，我想不愁没人参加。

你爱唱《国际歌》吗

听说某地某部门传出一条禁令，不让唱《国际歌》了。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爱说，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不让唱《国际歌》，这该是谣言吧?

列宁写过《纪念鲍狄埃》。鲍狄埃是《国际歌》歌词作者，巴：黎公社社员。列宁说，一个无产者，无论被命运抛到天涯还是海角，都可以凭着《国际歌》找封自己的同志。

我相信列宁的话。我出生于1933年，那时《国际歌》早已流传到中国，当时的革命者一般唱的是瞿秋，白从俄文译过来的歌词。有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包括瞿秋白本人在内，在刑场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

我在上世纪40年代学会唱这首歌，也是早期的译词，与后来规范的译文不尽一致。例如开头两句，后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原来译为：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又如“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全世界的主人”，原来译为：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当时每唱起这首歌，都几乎有泪盈眶，满怀着悲壮感，就像小时候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无辜的“罪人”，这不是一般的受苦受累，而且有极大功冤屈不平；被视为“一钱不值”，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而且是精神上遭到践踏：这样唱着，我便与全世界受压迫受盘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并且是跟全世界的奴隶和罪人一起，从沉默中发出吼声。

我相信，原先的译文，如果不是更传神的译笔，也是心有灵犀引申了原词的，精神。我也相信，作为共产党人的田汉，在写《义勇军进行曲》(今《国歌》)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心中必定默念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不过，当年在入党宣誓仪式、党员大会和其他庄严隆重的群众集会上唱这首歌，往往只唱第一节。其实译词共有三节，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颁发的定稿，也是这样。我读沈宝基译《巴黎公社诗选》，才知道原诗共有五节。随着阅历的增长，历史感也加强了，对于这首不朽的歌词，体会到更多的内涵，不仅是“要消灭那些毒蛇猛兽”，“哪能容得寄生虫”，而且“思想要冲破牢笼”，思想不摆脱奴隶主义束缚，就永远只能是奴隶。

这是一首辉耀着一百多年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精神的歌，这是一首熔铸着共产主义政党宗旨和价值观的歌，这是号召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奋斗的歌。它早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标志性歌曲。

这首歌，如果真像传言所说，竟为某些擅作威福的官员所禁止，而且禁止的理由，竟是它“过时了”以至“有煽动性”云云，岂不是数典忘祖?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传言，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唱《国际歌》，不愿唱它的人有不唱的自由，但有人愿意在《国际歌》声中重温革命传统和向往美好明天，这一份自由也不该被剥夺吧。

向领导推荐半句话　作者：孙焕英

中国的“非典”瘟疫，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但在抗击“非典”中经常听到的半句话，却经常在我耳边响起。而每次响起，又总会引发我的冲动，禁不住想对这半句话说几句话。

在抗击“非典”中，舍生忘死、感天动地的“白衣天使”成了新闻人物。然而，当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当中许多人——有满头白发的老专家，有一脸稚气的小护士……既没有豪言壮语的表述，也没有宏图大志的宣示，往往只是极其简单、极其朴实的半句话：“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然而，在现实当中，一些“不能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人，却连做个老百姓的基准和底线都忘记了，“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这半句话都不会说了。

比如我们的某些国家官员。国家官员，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热门职业。中国的国家官员这个职业，虽然有些是组织部提名、人代会选举的，但首先是为官者本人的选择。如果有人自己死也不当官，难道还会有人死也要选他么?所以说，国家官员都是自己选择了国家官员这个职业。如果我们的国家官员都能够记得“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这半句话，那么，他们就会来做人民的公仆。如果是这样，从国家中央机关到乡镇基层政权就不会出现老爷和贪官，监狱里和刑场上就不会有大人物的身影了。

比如我们的某些党务干部。党务干部，这也不是个有名无实的副科职业——如果“执政”还不是个重要职业，那么在中国还能有什么算得上是重要职业?所以，党务干部又称为“职业革命家”。执政这个职业，更是执政党成员自己的选择——书写入党申请书，没有被强迫的。如果我们的党务干部都能够懂得“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这种百姓哲学，那么，他们就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是这样，党群关系、党的形象，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在其职而必其业，这虽然是一种基准和底线，但丝毫并不表明它不重要、非关键。试想：如果基准和底线是一个泥塘，在它上面能够建造起高楼大厦么?如果基准和底线是一片沃土，那么，在它上面就能够百花齐放、硕果累累。而且，一些职业的底线，并不是低线——既然选择了当兵的职业，那么，就要上战场；既然选择了为警的职业，就免不了处于刀枪面前，这都要冒生命危险。那些“不能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人们，其底线，总不能比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底线还要低吧?

倘若我们中国每一个领导普通老百姓的人都能够像我们的“白衣天使’乙—这些普通老百姓一样，牢记并谨遵“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有一种在其职、必其业的做人基准和道德底线，我看，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是一条多么朴紊的座右铭!我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把普通老百姓的这半句话写成两条字幅，一条挂在办公室里，一条挂在卧室里，来个抬头见!

“另类”八景　作者：刘　征

另类盗窃

惯窃某，有飞檐走壁的绝技，并精通“盗窃安全学”。得知一巨贪，藏赃无数。而此官也，满口原则，满脸正气，伪装得十分巧妙，乃至颇有清誉，闻已列入提升之名单矣。惯窃乘月黑风高，鬼影般潜入其室，窃去大批珠宝现钞。巨贪发现，心如刀绞，面如死灰，可只得暗暗心中叫苦。非但不敢报案，反而百般掩盖。“昨夜无风无雨，睡得很香甜咧!形势大好，真可以夜不闭户了，哈哈!”正是：

盗窃有术保安全，

贪官哑巴吃黄连。

夜来花落知多少?

无风无雨睡得甜。

另类敲诈

“安全敲诈学”也悄然诞生。无赖某堪称此学的掌门人。施行此学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该无赖以精熟的侦探教术探明一些恶吏平步青云、大发横财的隐私。这般货色，有的是披着人皮的豺狼，有的是戴着假面的鬼魅，卑鄙肮脏，阴险凶狠，令人发指。该无赖或写匿名信；或打恐吓电话，勒令各官准于某日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交出现金若干，否则将向纪检告发。这手段真灵，官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竟无人报案。无赖自然所诈不菲，悠哉，悠哉!正是：

一信横来脸咋黄，

狼贪狗盗为谁忙?

打掉门牙肚里咽，

佯说在吃口香糖。

另类养老

传说有一种恶鸟，幼鸟孵出来，老鸟已经老弱不，堪，幼鸟即啄死老鸟，以老鸟之肉为食。如此伤天害理，自然为“百善孝当先”的人类所不齿。然而且慢，个别人也有这种、恶德。有的子女，在父母生前不奉养，却在父母死后，不向有关部门报告死情，长期冒领养老金，从死去的老人身上刮肉取食行同恶鸟。正是：

都说养老靠儿孙，

哪料儿孙吃老人!

唤起中国果戈里，

精彩十倍《死魂灵》!

另类风雅

某贪官贪污公款227万元，另有来源不明财产10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斯人也，以文人雅士的形象示人，出版两部专著，其中一本获所在省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自称查阅了1000多万字资料，修改八次，一年始成。谎言背后的真相是，此书稿是用巨款从某作家手里买来的。妙哉呀妙哉!有钱能买鬼推磨，买顶作家桂冠算什么?可是，金钱万能，却有一事不能，无法逃脱法律之鞭。正是：

欲以清声掩恶声，

黄金百万买丈名。

可怜瑞脑喷金兽，

难解鲍鱼彻骨腥。

另类教育

某学院模特培训班，安排女生到一些娱乐城、夜总会“实习”，从事陪酒、卖酒生涯。大的，不过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时时被客人灌醉，遭受骚扰。有所得，还要上交。这是什么教育!改为“三陪培训班”好了。堂堂学府，怎能不知道这对少女的身心会造成多大摧残，只是为利所驱，把教育者崇高的使命抛到九霄云外，而亮出了斩杀稚小灵魂的无影尖刀。顺便问一句，尊驾的儿女或亲属中的少女也参加了这种“实习”么?正是：

教育崇高在树人，

忍将皓壁浣污尘!

纵然看得钱如命，

宁少良知半点存?

另类“豆腐渣”

几年来；在自然灾害面前，一些“豆腐渣”工程相继曝光，弄得房倒楼塌，桥断堤溃，捣鬼者受到法律制裁。还有一种水利工程更加奇特，“豆腐渣”与之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也。这种工程，有图纸，有批文，有大宗。专款，且有工程进度的报告，有专款用项的报表，有专门机关检查合格的报告，有老百姓受益的反馈，甚至有优质，的奖状，手续完备，朱印灿然。然而乙经记者认真实地考察，却根本不曾动工。所谓工程，不过是幻影、泡影、鬼影，不，根本无影!那巨额专款却是实实在在的，不知翩翩然飞到何人腰包里去了!正是：

工程最恨豆腐渣，

长堤决口楼倒塌。

难比此处无形影，

连豆腐渣也不渣。

另类牙医

计算家畜的年龄，看是幼是壮是老，通常看牙龄生长状况，一看即知是几岁口。壮的能卖好价钱，老的就不值钱了。有卖老牛者，为使老牛“复壮”，竟异想天开，给老牛装了一口假牙。您闻此事定大笑也。正是：

老牛无用似残花，

价比牛犊十倍差。

正门学医歪门用，

来给老牛装假牙。

另类真实

堂堂正正、表里如一的真实自然是有的，否则历史将不成为历史，社会将不成为社会，文明将不成为文明。但也有的真实受到伪饰的扭曲，或佳丽化为丑婆，或丑婆化为佳丽；或珠玉化为瓦砾，或瓦砾化为珠玉。或似真实伪，或似伪实真，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名实相攻，光影迷乱，令人深感辨伪之难，处世之险。但欲窥见真实，也有诀窍，即努力察其背后。请尝试之，定知言之不谬也。正是：

善行为恶丑为妖，

欲见真实找不着。

万重云雾拨开后，

请向权钱缝里瞧。

都像“抓马加爵”那样认真就好了　作者：侯志川

以中国面积之广大，流动人口之众多，地形之复杂，可供藏身的旮旯角落之五花入门，马加爵居然很快落网了。这使我想起了三年前制造石家庄爆炸案的元凶靳如超的束手就擒。也是在那年的3月，也是公安部在全国发布头号通缉，也是很多人怀疑“大海捞针”怎么个捞法，也是罪犯往南边逃，也是被一个陈姓男子所发现并举报，举报者也是骑摩托，而且从全国通缉到逮住罪犯也只有短短的十来天。天网恢恢!天网恢恢!看起来罪犯们的“机遇”似乎很多，但国家机器一旦高速运转起来了，那就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到处都是他们的“陷阱”。这前后两件惊天大案充分说明，咱们从上到下的某些方面确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咱们的通讯联络和机动能力，咱们的指挥和调度系统，咱们的人力、物力，全国公安部门“总动员”，一个小小的海南省光是马加爵的彩色照片就印发了30万张，不晓得全国印了多少张，所需要的强大的财力，以及人民的高素质和警察的快速反应和高智商，桩桩都可圈可点，坷惊可叹。一句话，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任何事情只要认了真，那就想办不成功也绝不可能。

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是不认真呢，那就什么也办不成。毋庸讳言，咱们办成的事是多，但在少数地方没办成或没办好的事情也并不是只有一件两件。例如民主选举问题，公款吃喝问题，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行贿受贿问题，等等，要是全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像“抓马加爵”那样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认起真来，怎么会拖成了现而今的“老大难”?说通缉硬是真通缉，百万警察马上在全国城乡到处查。说举报得巨奖说了立即兑现，再困难也绝不打白条，25万元奖金在捉到马加爵的第二天就发到了陈先生的手里。当然，解决某些制度上的问题确实要比逮几个杀人凶手复杂，需要更多时间。但现而今五十多年的光阴都耗去了，反腐败的形势仍然很“严峻”(胡锦涛语)，出现的大贪官越来越多，能够光用“复杂”解释么?同样是中国人，有些事“只争朝夕”认真万分有些事拖拖拉拉极不严肃， 自己也许不觉得，旁观者却是当笑话看的。

窃以为，什么时候，咱们在反腐败在民主、科学方面也像“抓马加爵”那样认真、那样雷厉风行，“严峻”恐怕就不会再出现了。

代食品生产商致钟南山先生　作者：徐迅富

3月26日《南方日报》报道说，在广州市人大会议分组讨论时，两院院士、人大代表钟南山不无担忧地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呵呵，钟，南山先生正在杞人忧“生”嘛，多管闲事嘛，我想好好劝劝钟南山先生，不要这么多虑耶，不必那么操心耶。且听我说说理由：

那么One：4艮多人生不了孩子，这个是好事情啊，有利于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少生一点，正好减轻俺们国家的人口压力嘛!想当年，批错一个，误生几亿。知否，由此上溯50年的1954年，人大代表、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回浙江农村调查后，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马寅初先生后来挨了批，不是让中国多生-了那么多人吗?现在好啊，你钟南山先生担心50年后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为了今后多生孩子不是?依我看，一半人不会生孩子那该多好多妙，计划生育的机构届时都可以撤销了。

那么two；你钟南山先生说，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于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的精子浓度是1亿到5000万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都算正常了，比40年前下降了近一半。我看你这是以偏概全嘛!男性精于浓度越来越稀，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怎么能只怪食品呢。食品生产属于经济发展问题，精于生产属于社会发展问题，你这是假乎社会发展来打击经济发展嘛，全国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食品生产公司、企业、作坊，都一万个不答应!如果你钟南山不为我们食品厂家正名，到时候别怪我们把你打翻在地，再路上一千只脚!

那么three：钟南山先生越来越不务正业，拿什么“环丙沙星”来说事。现在广州很多农民在鱼塘塘底铺上一层“环丙沙星”，你钟南山就说，这种药品除了防治鱼病、加速鱼的生长；对人体健康也有很大破坏。你还说，现在广州的肠癌、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有很大关系。你钟南山是SARS让你一夜成名的嘛，你应该好好研究SARS病毒，预防今后“非典”的卷土重来，这才是你的正业，你管养鱼人怎么整治鱼塘塘底作啥?

那么four：钟南山先生有崇洋媚外之嫌。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强制机构，钟先生就拿美国与中国比较，说什么我们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很多工作做不了，要给予更多权力。我看那样多没劲，现在是什么部门都在管事，什么部门都管不了事，这样才热闹，才好玩，才能每周要央视做一回“质量报告”的暗访节目，才会不断地让观众看到那比垃圾还垃圾的食品生产境头，“此镜绵，绵无绝期”，观众的收视率才保持高水平，怎么能崇洋媚外学美国呢?

钟先生，你父亲教诲你说，“一个人一生能够为人类创造些东西，那就没有白活”，你在抗击“非典”中已经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你已没有白活了，希望你闲事不管，饭吃三碗，心如西域忘忱草，寿比南山不老松。你说你父亲曾把家都弄成了实验室，你的童年就是在实验室度过的，那么，现在你如果还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请赶紧回实验宣去吧，让我们这些最懂得“民以食为天”道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笑剖永远吧，哈哈!!

质问与顾问　作者：杨岳鹏

知识分子充当何种社会角色?我赞成萨依德的看法：“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要而言之，知识分子要多质问，不要只当顾问。

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迥异，以及他们的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与广大公民，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血肉相连，同声相应；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是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喊，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好质问的知识分子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们追求的，是正义、公平，是真相、真理。

与质问相反，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失去独立人格、思想。他们要眷顾、照管某些特殊的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盲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丧失应有的怀疑、批判精神，与社会正义、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隔膜和距离。

大哲人苏格拉底面对法庭的审判，直言不讳地把国家比作一头伟岸而高。贵的牲口，而自喻为神赐给雅典的一只忠诚的牛虻。他说，这头牲口很大，动作迟缓，需要不断地刺激才能使它活跃起来：“我就是神让我老叮着这个国的牛虻，整天地，到处总是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并责备你们!”可叹雅典人目光短浅，并不理解苏格拉底“牛虻”式的忠诚，用一杯毒酒终结了他的生命。“牛虻”的形象，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充当的国家和社会质问者、批判者角色的自况么!我又想起千年思想巨擘马克思。在回答女儿劳拉关于“你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的提问时，马克思掷地有声地宣称：“怀疑一切。”他以无情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审视社会的一切，讥笑那些充当顾问的哲学家们“让愚昧无知的世界只是张开大嘴去等吃绝对科学的炸榛鸡肉”。文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因为文明发展需要不断地批判既有和探索未知，知识分子正是选择和承担这种职责的人。马克思，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扮演质问角色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自古以来的事实表明，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最不济的沦为师爷、奴才；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常惹得一些当权者不舒服。但就社会的正义、公平和进步而言，质问优于顾问。不能说不要顾问，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总也少不了顾问的角色。然而，社会更需要质问，需要有识之士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质询、批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失去革新的生机与活力。

社会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个充满矛盾、新旧交替、鱼龙混杂的时代，还有什么比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于、长于质问的知识分子更可期待的呢?

独载者的本质　作者：苏中杰

在伊拉克，萨达姆是英雄，是神，是救星，是力量的源泉，国家的希望，他浑身金光闪闪，灿烂辉煌。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萨达姆就是伊拉克，伊拉克就是萨达姆，代表着国家，代表着历史，神圣而威武，是叱咤风云、无坚不摧者的精神体现。他以他的领袖形象和神勇形象，建立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敢死队”，是“人肉炸弹”为之献身的精神基础。在全世界的印象中，即就是抹去他挥身的灿烂辉煌，他起码也是个项羽式的刚勇人物，是铁腕与志节统一的人物，可以刚烈到底或顽固到底。在美伊战争前后，他多次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随时打击“来犯之敌”，“誓死保卫祖国”，“与伊拉克共存亡”。巴格达被攻克后，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萨达姆未被炸死，而在逃亡中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会怎样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心中的答案只有一个；这家伙要么自杀，要么“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因为做阶下囚，不是他的性格。

但是，戏剧逻辑推翻了所有人的主观逻辑，电视新闻的报道让人们吃惊，让人们不可理解：身带两支手枪的萨达姆在一个农民家的地窖里被美军抓捕时，没有放一枪，而且报出自已的姓名，束手就擒，一副狼狈相；美军技术人员掰开他的嘴用电筒照着验证他时，他十分地顺从；在美军到来之前，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与伊拉克共存亡”，但他没有!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他以对抗制造流血，也不希望他马上死，只是为了说明他的本质：越是独裁者，越是怕死；越是暴虐者，越是畏惧者；越是打扮起来的英雄，越是狗熊；越是号召民众为着什么什么而献身而牺’牲的权棍，越是要把自己的性命放在亿万人的性命之上；越是铁血式的人物，越是软弱；越是要求别人“无私”的政客，自己越是自私!

不是以偏概全，我敢断言：所有的萨达姆们都是这样，中非的博卡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扎伊尔的蒙博托、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本·拉登……这个断言，是从他们共有的本性出发的。试想，以各种辉煌的口号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而自己却穷奢极欲的人，不靠民主而靠独裁暴政维护权力的人，草蓿人命、摧残人权的人，为实现个人权欲而制造祸殃、让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一辈子甚至好几辈子为自己买单的人，能让人相信他什么呢?

萨达姆就达样为了多活几天，不惜打碎伊拉克舆论几十年以来为他塑造的金身，亮出自己可耻而令人鄙视的本相。但还有更彻底地揭示其本相的一笔：尽管萨达姆在囚禁中对美军的审查不配合，但还是供出了某些实质性东西，美军据此实行搜捕，抓获了一些人。被抓的曾是保卫萨达姆的人啊!这就是说，萨达姆出卖了自己的战友!对此，我不知道几十年以来跟随萨达姆的吹鼓手如何面对世人和自己亲人，如何总结自己协同犯罪的一生，不知道因为长期受蒙蔽受欺骗而把萨达姆当英雄当希望的伊拉克人如何想，也不知道为保卫萨达姆而失去亲人的人如何想，更不知道为萨达姆已经当了“人肉炸弹”的人如何想，因为他们死了。但我也不必去问，因为我知道，萨达姆的本相会让如今活着的伊拉克人明白什么是被利用，从而让萨达姆的本相转化为实现民主化的动力。我不知道感情倾向于萨达姆的国入如何想，但我相信萨达姆的本相是一部最好的政治教材，他们早晚会读懂的。

我们是什么鸟　作者：钟友循

有一本书出版了，叫《韦君宜纪念集》；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叫《折翅犹奋飞》。读了文章，有不少人会去读那本书，尤其是读过《思痛录》的朋友；而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想，我们都是韦君宜的朋友——不必称其为老师，虽然她确实是我们的老师。

王培元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写道：“看着照片上的韦君宜，一个意象，闪电般掠过脑际：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这使我浮想联翩。由王培元先生和我的已故学友高贤均共同策划的“猫头鹰学术文丛”的“致读者”说：“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看来他们是喜欢鸟而尤爱猫头鹰的。因为他们接着说道：“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惟其“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们才把自己所策划的学术丛书，冠以“猫头鹰”的大名。

韦君宜是不是猫头鹰，我不敢一语断定。根据我有限的见闻，我知道，至少她原本不是。她曾经是海燕，就像高尔基曾经描绘过的那样，是暴风雨到来之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展翅高飞并且发出战叫的一道黑色的闪电一因为是黑色的，庶几与猫头鹰有一点相像，而且她的战叫，在那黑夜里，又何尝不是怪叫!也许惟其如此，她在晚年，亦即生命陨落之前的那一段“贫病”交加、身心“俱损”的极痛苦的岁月里，变成了一只猫头鹰；而其《思痛录》，虽然夹杂着艰难的呻吟，却不啻是悄无声息的飞翔中的一声怪叫!正是这怪叫，洗刷了她此前在成为海燕之后又曾蜕变为鹦鹉与喜鹊的耻辱。王培元之所以说她“折断了翅膀”，我想其真正的含义，应当是在这里吧。那么，作为一只鸟，她仍然是一只好鸟，益鸟，可贵的鸟，可敬的鸟；从而与“绣在紫缎屏风上，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叫虫蛀了，死在上迫的鸟”，和“长期关在笼子里，麻痹了翅膀，即使打开笼子，再也飞不起来的鸟”，完金属于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世界吧。

我于是想，假如我们都是鸟，该是什么鸟?尤其是我——像我这样的人，从来不曾是海燕，虽然曾经读过《海燕》；我是在成群成群地喂养着鹏鹉与喜鹊的动物园禽鸟笼里长大的，好不容易曾经被“放飞”过一回，却不幸成了麻雀，唧唧喳喳唧唧喳喳地狂叫，却叫得毫无一点正气、骨气、傲气、人气，至今想来，仍不免显得可悲、可怜、可叹、可憎。究其根由，总因不能发出鲁迅先生所说的，“沉痛著大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的“温煦之声”之故——那可是需要生的执着、死的从容、血的蒸气、泪的晶体的呵，我何时才能够这样呢?

但既然有了鲁迅，有了韦君宜们，我想我该做一只好鸟了；尽管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官贩子”更可怕　作者：李　俭

近来，中央组织部所通报的四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经媒体曝光后，在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在为严肃处理这几名“卖官”者而高兴的同时，也在深深思考这种“卖官”现象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根治的措施。

说到“贩子”，人们立刻会想到“商贩子”、“人贩子”、“毒贩子”，等等。这其中的“商贩子”，只要遵守有关法律是允许存在发展的，可“人贩子”、“毒贩子”之类则是要坚快打击的。这“卖官”者呢，可称之为“官贩子”。而这“官贩子”比起“毒贩子”、“人贩子”更糟糕；它败坏党风政风，危害整个社会。

近几年来，某些为官者特别是某些“一把手”，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上项目、批贷款、股票上市、招商引资等等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中饱私囊。这种腐败现象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人们对此深恶痛绝。而“买官卖官”，则把权钱交易运用到干部任用这一关键环节，渗入到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腐败升级1它所带来的危害，远比经济活动中的腐败要大得多!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实生活一再警示人们，用错一个人，凉了一群人；一个腐败分子为官，一大片事业遭殃。那些一掷千金的“买官”者，图的是什么?就是要以钱换官，再以官捞钱。这些人奉行的是一本万利的权钱交易，一旦官位到手，定会变本加厉地把“买官”所用投资捞回来。他们掌权以后，凭借“卖官”者做靠山，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变成彻头彻尾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已”。什么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统统都要让位于一已私利。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如果有了这样“买来”的官当政，大概也就是：此人上任之时，便是群众遭殃之始。

而且，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买官卖官”盛行，必然是投机钻营之徒得势，清正廉洁之人受挤。这样的风气、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价值导向，不是鼓励人们走正道发展，扬正气前行，而是沿旁门左道奔“官儿”。如此这般，势必会是“衙门口朝‘钱’开，有才无钱莫进来”。这正是：商场上好赚钱，必然是趋利者接踵而至；官场里能买“官儿”，必然是奔“官儿”者趋之若鹜。由此刮起的必然是一股颓靡腐败的恶劣政风；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党群、干群关系的破裂，党的执政地位的动摇。

“卖官”，卖的是权力权势，卖的是道德灵魂，践踏的是党纪国法，毒化的是党风政风，丧失的是人民信任。因此，狠刹：卖官”之风，遏制腐败升级，势在必行，行必见效!可喜的是，近来中组部严肃处理了四起“卖官”之人，中央又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买官卖官”之风会被刹住。

当然，刹此风还必须主动出击、事前预防。除了大力加强监督外，这还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在干部任用上，多数情况下是“相马”，靠某些部门、某些领导——这些“相马人”的推荐，尤其是某些“一言九鼎”的“二把手”的意见，几乎就是“一锤定音”。而“卖官”的秘密常常就藏于其中。因此，纠正“买官卖官”之风，就要变“相马”为“赛马”。按老百姓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现在，许多乡、镇、村已经实行直选，对此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开来。

王怀忠的一句“名言”　作者：刘绍楹

贪官王怀忠不久前被执行死刑，就一桩反腐案来说，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这个反面教员留给人们的诸多思考，却远远没有完结。比如，此人为什么能边腐败边升官，就是一个人们议论纷纷、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王怀忠是2001年4月在副省长的职位上落马的。但多年前他还在阜阳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就已经彻头彻尾地腐败了。新华杜记者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阜阳的干部群众对王怀忠骄奢淫选、虚报浮夸、腐化堕落反应强烈，流传的一个民谣说，“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新华社2004年1月18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令腐败分子升迁的速度极快，平均两年上一个台阶，直到1999年11月被任命为副省长。

边腐败边升官的奥秘何在?说起来也简单，王怀忠本人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只要把上面哄好了”(《广州日报》2003年12月11日)。“上面”都包括哪些人?报道语焉不详，不敢妄自揣测，但常识告诉人们，起码有两部分人难脱干系，一是负责考察干部的钮织人事部门里的人，二是任命、使用干部的直接上级领导。大小干部的任命，都是先由上级机关考察，然后领导研究决定，下发任职命令。把这些人“哄”好了，屁股坐在自己一边，在考察时就可以隐恶扬善，有不利的意见可以过滤掉，专拣好听的向上汇报；领导研究讨论时就可以睁一只眼闲一只眼，少讲缺点多说好话，画圈、盖印一切都顺利过关。至于群众，意见再多、再大，甚至闹得民怨沸腾，王怀忠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对他升官没有影响。正如新华社记者写的，所谓考察干部听取群众意见，成了走形式，有意见的干部群众根本不敢或没机会反映。决定自己前途、官运的人在“上面”，于是，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自然要千方百计向上巴结了。

王氏名言的核心，在一个“哄”宇。虽说这个字普普通通，九个笔画，但里面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一般说来，“哄”是大人对不懂事的小孩常用的手法，哭了闹了不听话了，给点甜头安抚一下，哄一哄，就乖乖地与大人合作了。可是，“上面”的人都是相当一级干部，为什么也要用“哄”来对付?王怀忠都用了什么办法，“哄”了哪些人，有关报道没具体讲，这里只好存疑。不过，有一个类似的细节，可以作为参考。2000年10月，中纪委等有关部门开始对王怀忠进行调查。如惊弓之鸟的王怀忠意识到自己的丑行即将败露，遂想方设法对抗调查，索贿200万元交给一个自称认识中纪委领导的骗予，让他把事情“摆平”(《北京日报》2004年2月13日)。这大概就是王怀忠惯用的“哄”人法。可惜的是，这一招在中纪委面前失灵，接下来则是王被“请”进监狱，直至被处以极刑。

令人担忧的是，信奉并实践着这句“名言”的，不仅仅是王怀忠一个人，而是相当不少的一批人，他们身在领导岗位上，不走想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怕上级不注意，不怕群众不满意”。干工作就是为了给上面看的，给自己制造“政绩”，为职务的升迁打下基础。为了“哄”得上级领导高兴，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从甜言蜜语到请客送礼，从吹牛拍马到伪造政绩，无所不用其极。沿着这条路，有些人真的“边腐败边升官”，上到更高的职位上去了。

应当相信，这类反常现象是不会长久的。伟人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句精警的民谣在王怀忠身上应验之后，还可以说，只要反庸不放松，那些潜藏着的“李怀忠”、“赵怀忠”们，很快也会落入法网。我们且拭目以待。

“谁是谁的人”　作者：梅桑榆

“谁是谁的人”是一个许多人常用的句式，在机关呆过、企业干过、官场混过的人，多会以此句式造句，比如说“张三是李四的人”、“赵二是王五的人”等等。桑榆先生曾在企业和机关混过几年饭吃，故对此句式耳热能详，而每闻之，心中必晒之，且对那巳成为谁的人的家伙顿生不敬之感。

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还有独立人格可言，有自主意识可言乎?赵二是王五的人，那赵二便是王五的家奴，两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主奴关系。尽管赵二是党员，是公务员，嘴上在高喊他是党的人，是政府的人，但其内心惟尊王五一人，趋避进退，惟王五之命是从；荣辱祸福，皆由王五一人决定。此时的赵二，虽然拿着政府或企业发给的工资，但他的意识中已无政府或企业而只有王五，且凡事只知对王五负责。实质上，他已经成了王五的特殊私有物。我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私有物”，乃是因其不同于家具器物，而是有一张嘴两条腿，是能说话走路之活物也。

反过来说，王五对于他的私有物赵二，也有随意处置的权力。古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说，君处置臣，就像咱们小百姓处置自家的鸡鹅羊鸭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饲之养之，还是宰之杀之。而今一些人虽无古代君主的权力，但他们处置下级，也像咱小百姓处置自己的家具器物一样，可以随意决定将其置之于厅堂，还是塞人杂物间，或是扔进垃圾掐。故“谁是谁的人”，可谓人身依附与人之私有化的最明白易懂之表述。如果把某人的依附者全部列出，便是此人之特殊私有物之清单!

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必战战兢兢、死心塌地效忠于此人。何故?只因他要从其主子手里讨衣食、讨荣名、讨权力也。既然要从主子手里讨这讨那，他怎敢有违主子的意志?故如此一来，主子若为善，他助之；主子若为恶，他亦助之；主子稍有善行，他要极力为其张之扬之；主子作恶多端，他要极力为其掩之盖之；主子有啥喜好，不论是贪财还是好色，他都要竭力满足之……总之，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十有八九会因利益障目、私欲迷心而变得是非不分、善恶不辨。

对于那些尚未成为谁的人的人，或为保持独立人格不愿依附于谁的人来说，那些某人的家奴们是可怕的，他们为了讨好主子，邀功请赏，会时时对正派人进行监视，一有冒犯其主子的言行，即密告之，让其轻则闹双免费的小鞋穿穿，重则落得个饭碗被砸的下场。

“高薪养廉”为时尚早　作者：盛大林

全国“两会”上，北京代表团在讨论中就高薪养廉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葛晓音等代表认为目前大部分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与他们的职务完全不相称，待遇过低对他们履行职责、行使权力造成不良的影响，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李乾构等代表则认为，高薪养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国家财政本来就很紧张，而贪官欲壑难填，仅靠厚薪不可能杜绝腐败(据3月15日《江淮晨报》)。

关于“高薪养廉”的争论，近年来日渐增多。情况每每这样：一有人主张“高薪养廉”，就有人反问：高菥就能养廉吗?那些贪官一贪就是数百万、上千万，他们难道是因为工资不够高吗?

我承认，即使给王怀忠的工资提高十倍，他照样会贪。也正如李乾构代表所说：“贪官欲壑难填，仅靠厚薪不可能杜绝腐败。”但这并不能说明高薪不必要，而是因为高薪养廉没有赖以发挥作用的其他条件。

反对者也应该承认，就中国目前的薪酬标准，很多公务员很难维持正常生活，若想过得体面一些，就必须“另想办法”捞“外快”，而权力就很可能成为、“寻租”的工具。也就是说，低薪与廉洁是一对矛盾。当然，李乾构代表在辩论中说了，“还是要讲奉献”。但在这样提倡时不能不想一想：假如有公务员(比如那些贪官)不想“奉献”怎么办?按照现代行政理念，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雇用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而公务员受雇于政府是一种职业，或者说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劳动与回报应该是对等的，纳税人不能“要求”公务员为自己“无私奉献”。尽管在现实中可能也不乏乐于奉献的公务员，但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该基于一种一般人都愿意接受的标准，而不能建立在“人人都是活雷锋”的基础上，因为那是不现实的。

高薪是廉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要保证公务员的廉洁，在高薪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高薪只是使“寻租”变得不太必要，而监督则是使“手租”变得不大可能。有监督而无高薪可能导致优秀人才不愿做公务员，有高薪而无监督则照样阻止不了贪官的黑手。只有二者相辅相成，“高薪养康”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国的清王朝也曾推行过“高薪养廉”制度，即发放“养廉银”，但未能阻止官吏的贪污腐化，这是因为官吏的权力仍然没有得到制约；欧荚民主国家的高薪却基本保证了公务员的廉洁，这并不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公务员比中国的公务员高尚，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整套民主监督制度作保证。

所以，撇开民主制度的建设而孤立地主张“高薪养廉”是不可取的，不管任何条件而一味地反对“高薪养廉”也是不对的。就中国周前的制度环境而言，显然还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但在机构精简到位、冗员基本剔除、民主法治建成之后，“高薪养廉”将成为必然的选择。

公务员的“正常生活”什么样？　作者：李振伟

《联合日报》3月25日1版刊登了盛大林同志写的《高薪养廉为时尚早》一文。盛文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适合实行高薪养廉，笔者赞成盛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但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却不敢赞同。文章说：“就中国目前的薪酬标准，很多公务员很难维持正常生活，若想过得体面一些，就必须另想办法捞外快，而权力就很可能成为寻租的工具。”笔者不知道盛大林同志的“正常生活”的标准是什么。诚然，我国目前公务员的薪酬，比文体明星、企业老板、垄断行业员工等的薪酬低很多，但是比农民工、普通企业工人、中小学教师们的薪酬却要高。而且公务员一旦当到处级以上，就要享受一些待遇了，比如坐公车，比如打公家付钱的电话、手机，比如薪酬里多着一份电话费，等等。这些待遇都是合理合法的，没有谁把这些待遇当作腐败。笔者是二位普通教师，薪酬和科级公务员差不多，笔者认为，拿笔者这么多薪酬的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过的生活都属于正常生活，只要不拖不欠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农民工和工人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不存在“很难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况。笔者不少同学和同事改行当上了公务员，他们并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但衣食住不愁，行还坐公车，不能说他们“很难维持正常生活”，因为在寻常百姓看来，他们的生活已经很体面很风光了。

盛大林同志认为：“有监督而无高薪可能会导致优秀人才不愿做公务员。”这种担心实属多余。日本是监督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从总体上看，日本公务员的薪酬比中小学教师还低些，薪可谓不高，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因优秀人才不去做公务员而导致公务员队伍素质下降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监督体系更完善，公务员的薪酬也不是多么高，但议员、州长、总统等竞选一直很激烈，公务员仍是多数优秀人才的理想的职业选‘择。中国官本位历史特别悠久，学而优则仕，当官一直是读书人最理想的选择。20年前，邓伟志同志写过一篇题为“应淡化当官意识”的文章，但是事实却是，目前人们的当官意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即使今后监督完善了，也不必担心优秀人才不愿去做公务员，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优秀人才多的是，即使没有高薪，也会有很多优秀人才愿意去做公务员。退一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有些优秀人才不愿去做公务员，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一件大好事，而大多数优秀人才争着去做公务员，这才是不正常的。

公务员的薪酬高低与廉洁高效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看公务员怎样为自己定位。据报载，在丹麦，从国务部长等高官到一般公务员，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公文包就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政府机关大院摆满了自行车，看上去和一所学校差不多。丹麦的公务员崇尚的是平民化，如果我们的公务员也都崇尚平民化，还会去追求高薪吗?

我亲历“鼓掌通过”　作者：张　扬

2003年12月报载，“南京废除人代会鼓掌表决制”：“日前，南京市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今后南京市人大代表通过某项议案时不再采用鼓掌的方式，而以举手、投票等表决方式进行。”

据称，“南京市自有人代会以来，鼓掌通过某项议案是常用的一种表决方式。”2003年初的市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张贵卿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取消鼓掌表决方式的建议”。他指出，鼓掌进行表决，无法准确表达代表的意愿，更不能精确统计表决的结果。鼓掌仅是一种礼仪。“‘鼓掌通过’——谁蚊了掌，谁没有鼓掌，无法统计。在宜传报道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文字：‘鼓掌一致通过’——开会鼓掌时却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来统计，谁鼓了掌；谁没有鼓掌，怎么会一致呢?代表们对所表决议案的态度只有三种，这就是‘同意’、‘不同意’和‘弃权’。但在一片掌声的海洋里，每一个人大代表的心声，鼓掌是不能准确体现的”，云云。

我这才知道，‘远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所谓“鼓掌通过”；也才知道，连“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上居然也搞过“鼓掌通过”。

我这人生性疏淡懒惰，不爱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我没当过人大代表，因此不知道我所在地方的人代会上是否也有这一“招”；虽然当过政协委员，但又几乎从来不到会场上去，因此，也不知道我所在的政协是否也有这一“招”。我是作家。编制原来在文联，后来在作协。文联和作协与人大不同，它们是“群众团体”，它的会议和它所“议决”的一切，一般来说只在其内部起作用，对社会的制约力很小，或简直就投有任何制约力。十七八年前吧，上级委派了一位领导干部到文联来当党组书记。平心而论，他是一位好同志，资历深，能力强，办事干练，作风正派。有那么一次，我这不爱开会的人居然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跟他在同一个会场上。好像是叫作“扩大的文联全委会”吧，研究文联换届的事。记得那天是讨论下一届“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届文联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一般来说，前一个议题是“半死半活”的，没有人感兴趣；后一个议题却是“你死我活”的，很多人感兴趣。我倒是对前后两个议题都投有兴趣，所以对会议过程几乎丝毫没有记忆了；但有一个细节我却牢牢地记住了，那就是前一个议程在宣读完“工作报告”(草案)之后，党组书记几乎连看也不看会场一眼便大声问道：“没什么意见吧?那就鼓掌通过!”还没待我反应过来，会场上已经响起一阵稀松的掌声。这位党组书记于是宣布：“好，通过!”紧接着是后一个议程，在宣读了下一届文联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之后，党组书记仍然是几乎连看也不看会场一眼便大声问道；“没什么意见吧?那就鼓掌通过！”这次我已经有了一点“经验”，无所谓反应不反应了，就等着那阵稀松的掌声；那阵稀松的掌声也真的响了起来，刚响起来他便宜布：“好，通过!”

我虽然对这个会议及其“议程”毫无兴趣，却对这种“通过”方式产生了兴趣。我清楚地看到，前一个议程大约有20％的与会者鼓了掌，后一个议程则鼓掌者顶多10％。好在党组书记并没宣布必须多少人“鼓掌”才算“通过”。既然笼统地“鼓掌通过”，那么从“理论”上说，哪怕只有他一个人“鼓掌”也可以“通过”，何况无论如何也不会只有一个人鼓掌的。人们都有“从众”心态，中国人尤甚。鲁迅说过：如果有人吐一口痰，自己蹲下去看着，那么一会儿准会有一大堆人围着看；这时如果有人无端大叫一声拔腿便逃，那么一眨眼工夫，那一大堆人便会逃得无影无踪。——说得虽然挖苦一些，但大体上确是这么一回事。“一口痰”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何况是“躬逢盛会”并得以在会上鼓掌呢?在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心目中或潜意识里，“开会”“鼓掌”是一种机遇、荣誉乃至权利，是万万不可忽视更不能放弃的。

我再说一遍，文联和作协只是“群众固体”，它的会议和它所“议决”的一切，一般来说只在其内部起作用，对社会的制约力很小，或简直就没有任何制约力。何况我对开会本来不感兴趣，所以尽管当时已经看出所谓“鼓掌通过”是不科学乃至不合法的，却并未公开质疑；但这种几近儿戏或权术的做法确实损害了我那本来就很低的“政治热情”，从此对开会更不感兴趣。直到最近才得知在“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上居然也摘这一套!好在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南京市，而且在得知的同时“这一套”已被废止。我认为一切有表决程序的场合都应该实施举手表决、投票表决或按电钮表决，全国所有的地方及单位都应该学习南京的做法，废止“鼓掌通过”!

“荧惑”与蛊惑　作者：张　扬

我一直保存着一篇发表在1999年11月14日《济宁日报》星期刊上、作者署名“济宁市委党校龙鸣”的文章《荧惑》。《济宁日报》长期向我赠阅星期刊。济宁邻近曲阜，是文化积淀厚重之地；《济宁日报》是党报，作者龙鸣是党校教师，写作此文的立意无疑是好的。但正因为如此，文章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加发人深省。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现代迷信妖言在地球上的立脚点越来越少；于是，它们悄悄往月球上“转移阵地”。人们早就知道的月球背面发现美国B－52轰炸机等无稽之说，就是这么来的。随着人类登月和对月球探索的愈趋周密，这些说法无法藏身了，只得朝更远的行星上转移——这在《荧惑》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荧惑”是火星的别名。《荧惑》一文首先对火星作了一些科普性质的介绍；接着就开始稀奇古怪了：“从1962年开始，美国、前苏联和饿罗斯已向火星发射了近20颗火星探测器……1963年天文学家收到了宇宙探测器发回的神秘信号，当破译专家将这些信号破解后却大吃一惊，这些信号被转换成图像后，竟显示出火星表面有一个清晰而巨大的人头雕像。’研究人员借助计算机对这个雕像进行处理和分析，结果表明，火星上的这颗人头雕像已有50多万年的历史了。

“有人怀疑火星照片上的人头雕像是光线错乱造戒的幻影。于是研究人员用计算机最新处理技术，对从不同角度拍摄的6张人头雕像照片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后认定，火星上确实存在一尊人头雕像，这座人头雕像是一座极其宏伟的人工建筑工程，它长2600米，宽2300米，高500米，建在一个长方形的石台上。它很像一个宇航员的头像，还雕有鼻子、左右对称的眼睛和嘴。嘴里还刻有类似牙齿一样的东西。在人头雕像的眼睛里，还雕有精细的眼球和瞳孔，其内部的面积很大，越往下越窄小，能明显地分辨出刻有半球形的眼珠。科学家们再仔细一看，甚感费解的是，在人头雕像左眼下方的面颊上，还雕有像泪珠似的东西。整个雕僚似乎忧伤地遥望着远方，它究竟望着何方，想着什么呢?”

什么叫“有鼻子有眼儿”?喏，这就是!怎么解释这种怪事呢?想象力也真够贫乏，又回到了“火星人”；不过，越说越玄乎。据说，1989年9月德国人类学家成廉，谢尔盖在巴西原始森林中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古老部落”，发现“该部落崇拜、祭奉的‘天空之神’竟与火星上的人头雕像完全相同”。“部落长老”被问及这尊“天空之神”由来时，“口中连连说：‘红色行星红色行星……是来自天外的使者带来的。”’

还有，据说美国“探路者”号探测器1997年7月4日抵达火星后“发现昔日文明留下的城市废墟、智能生物活动留下的生活设施和某些奇特的建筑”。

还有，据说“荚国‘火星观察者’号在对火星考察进入关键时刻突然神秘失踪。在此之前13天，它传回两张令世界震惊的照片。一张是近距离拍摄了火星人头雕像，另一张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鱼怪形大空生物。它长着一条鲸鱼般的大尾巴，扁圆状身躯，金鱼一样的大眼睛，张着三角形大嘴，嘴里还长着类似松枝一样的牙齿。背景上充满大大小小闪烁着的宇宙星光。1995年春，俄罗斯科学家在月球探测器发回的照片中发现一架美国在二战中使用的‘B－52’大型轰炸机。前不久，著名天文学家克·路丁宣布，在火星轨道上又发现了四架美国飞机，它们仍以紧密的编队飞行着。根据上面的美田空军标志判断，这些飞机是在魔鬼三角区上空飞行演习时失踪的”。

好了，够了!我只指出一点：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好好的，一直神志清醒，记忆，力正常，每天关心时事，浏览新闻，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那“两张令世界震惊的照片”?而且，我身边也没有任何别人听说过这事——对此，唯一实事求是的说法是“造谣”!

通过上述谣言，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据称经常有飞机舰船神秘失踪的百慕大三角到遥远的火星——地球上、太阳系间乃至无艰的宇宙中哪怕有一个角落为目前的人类无法探及，为目前妁科学无法解释，江湖骗子就在那里立足，迷信妖言就在那里孳生!

我将那栽有《荧惑》的剪报保存了4年多，就是为了等待人类火星探测的进展。很好，2003年6月，欧洲和美国的三个探测。器先后升空，并于不久前陆续抵达火星：发回的大量图片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哪里有造谣者们所危言耸听的那些东西呢?!

最早的火星探测器是苏联1962年发射的，但升空不久即告失败。1965年美国“水手4号”探测器掠过火星并发回了第一批资料。1965年，美国“水手6号”和“水手7号”抵达火星并发回了很好的照片，但也只显示火星上有陨石坑和山。所谓“火星人头雕像”来历如下：1994年，《俄罗斯报》刊载了一篇惊人的报道，说1979年美国宇航局在研究“海盗号”探测器拍摄的照片时，发现火星上有一座“斯芬克斯雕像”。他们利用电脑处理两张有关照片时，发现图像上的鼻孔不是电波干扰形成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实物；电脑屏幕上还显示出一只露出眼球的眼睛和露出牙齿的半张着的嘴。据测算，该雕像从头顶到下巴长1．5千米，宽1．3千米。但后来终于证实，这是火星阴影的“恶作剧”。

“金大中的老脸及其他　作者：张　扬

我手头一直留着一份剪报，大字标题是“金大中老脸让儿子丢尽”，长长的眉题是“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三公子金弘杰被汉城地方检察院关押候审”。

金大中早已卸任成为平民。这么一来，照“国际惯例”，人们对他的兴趣就会大减，对他的儿子们更加如此；时间一久，连当初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也不甚了然了。那么，我们不妨借助这篇《金大中老脸让儿子丢尽》回顾一下。

据该文介绍，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于2002年5月18日签署逮捕令，“以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为由，将现任韩国总统金大中最小的儿子金弘杰关押候审”。世界各国每年处置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嫌疑犯。和罪犯；若要对所有这些嫌疑犯和罪犯及他们的案情都加以报道，那么，将全世界的媒体数量苒增加100倍也办不到。金弘杰被搞得如此“风光”，无非因为他父亲是“现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样，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儿子当年排队领救济金，美国现总统布什的女儿不足法定年龄购酒受到警察追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无非因为他们有那么一个父亲。更亏的是克林顿——世界上男女绯闻多得数不清，为什么惟独克林顿“乱搞男女关系”就闹得满城风雨?因为他本人当时是美国总统。

好，不扯远了，接着往下看——

据介绍，“现年39岁的金弘杰，是金大中总统的第三个儿子。正在美国留学的他，在收到韩国检察机关传讯后，于14日从洛杉矶返回汉城，接受有关他涉嫌受贿的调查和质询。”远在美国，又是现任总统的儿子，本国检察机关却仍能对他“传讯”；而他本人明知前途“凶多吉少”，竟能老老实实地掏腰包买机票回来“自投罗网”。我们知道，这在今天的某些国家可绝对是办不到的。在这些国家，大小贪赃枉法分子一旦跑出国去，多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国家执法机关出面也无法将他们缉拿归案。

检察机关指控金弘杰的种种罪状中，有一条是“受贿并试图利用他的影响力为‘TPI’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获得彩票经营权，为那家建筑公司获得建设高层公寓的许可，违反了韩国《特定犯罪加重处置法》”。请问，什么叫“试图”?什么又叫“影响力”?这些东西怎样“量化”，又怎样“定性”?居然还要“加重处置”呢。而我们知道，在某些国家，高宫的儿女利用父亲的权力和影响招摇撞骗索贿受贿承揽工程中饱私囊侵吞国家巨额资财早已司空见惯。金弘杰这点事算什么呀?

“他的二哥金弘业也陷入经济丑闻的漩涡而难于脱身。他被怀疑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关系，与企业和可疑商人沆瀣一气，收取回扣和从事洗钱。”金弘业后来也被抓了起来。不过，无论怎样，金大中的夫人始终是清清白白的。不像某些国家，往往一个官员经济犯罪，坐地收赃的首先是“夫人”。

“韩国媒体……对总统公子丑闻竞相报道，大肆渲染……各家媒体各显神通，掏空心思找寻证人检举揭发，挖掘线索、剖析事件内幕，真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终于将这一事件炒作得沸反盈天。”让“媒体”将局面搞得“乱纷纷”，这在某些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报道还说，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对金弘杰因受贿被捕“深感难过和歉疚”，“一切问题都由司法部裁决”，等等——最高当局出面表示“歉疚”?这在某些国家，又是不可想象的。

这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都在力图使读者认为“金大中老脸让儿子丢尽”了。然而，读完之后，并不能产生这样的感觉。首先，自“文革”结束，我们早已废除了“株连”政策。金大中是金大中，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他儿子有经济犯罪嫌疑，并不等，于他本人有经济犯罪嫌疑——这是事实，也是每个中国人今天看待问题的正常思维方式。此外，这确实是一件丑闻，但这件丑闻并未使“金大中老脸丢尽”，相反，它给金大中乃至给今天的韩国增添了辉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除总统职务外，金大中当时还是韩国执政的“新千年民主党”领袖)之后，仍然无权高踞于法律之上，仍然必须接受人民和舆论的监督，仍然不能庇护违法犯罪的亲属子女，这可远不是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办到的。金大中卸任后，新总统卢武铉及其家属们所受监督的严密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前任。用中国人喜欢的说法就是“从制度上解决了问题”。

而使韩国做到了这一切的，使韩国奠定了民主法治的现代政体并从而极大地改善了韩国形象、推动了韩国摆脱经济困境的——首先是金大中!

“以人废文”与“以文废人”　作者：陈鲁民

新年伊始，从北京2004年图书订货会上传来消息，继去年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热销后，相继赶制出版的胡兰成的另外两本书《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枝花》，也成为热销图书。与此同时，有几家网站也不甘寂寞，纷纷将《今生今世》列为200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胡兰成乃何许人?大汉奸也!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胡兰成就充当其侍从秘书。后又高升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不仅汪精卫把他视为心腹“文胆”，常向其“殷殷垂询”；日本人也极赏识胡兰成，让他到湖北接办《大楚报》，并创办一所政治军事学校，以便日后掌握湖北大权。日本投降后，胡兰成东躲西藏，逃脱了各方追捕，最终偷渡日本，1982年病死于东京。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汪伪政权中惟一漏网的汉奸文人，侵华日军的大红人，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竟然“热”起来了，出版社竞相出版其著作，不惜重金“隆重推出”；评论家不吝笔墨，狂吹猛捧；网站也争拍马屁，丑态百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当然，你要说人家是“如蝇逐臭”，人家也有一堆理由，说是不能“以人废文——胡兰成这个人固然不怎么样，可文章确实写得好，什么文采斐然、“清嘉婉媚：呀；什么“中国散文中长期散落的一颗珍珠”呀；甚至被评价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朵奇葩，其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毋庸置疑”(陈军语)，“最后人们会看到，这个人身上蕴藏着的文化价值，绝不低于张爱玲和周作人”(沈浩波语)。哇哈，俨然又一个文化巨人问世，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要因此而改写了！

都吹捧到这样的高度了，又何止是不能“以人废文”，简直都变成了“以文废人”了。就因为胡兰成文章写得好，因而便爱屋及乌，把原来的历史定评都要废掉了，汉奸生涯可以忽略不计，一字不提；为虎作伥历史被曲为掩饰，说成“一场误会”；大节不忠变成小事一桩；甚至朝秦暮楚放荡糜烂的生活，也被美化为“风流倜傥，才子本色”。正应了迅翁那句话，“无名红肿”硬视为“艳如桃李”，“溃烂化脓”偏认他“美若乳酪”。

古往今来，文如其人者多，人如其文者少，文人无行，或可稍恕，可是对于大节有亏者，大家却是从不客气的。阮大铖先投魏阉，后降清兵，大节一无可取，尽管其《燕子笺》写得“曲文隽妙，脍炙艺林”，“春风泪牺桃花扇，夜月歌残燕子笺”，可是士子们论归论，评归评，抓住阮胡子照样要打，见了面依旧痛骂，不留一点情面，不肯稍存姑息。什么叫不因人废文，也不因文废人，此例或可参考鉴戒?

其实，时下的“胡兰成热”，并非出人意料，早在几年前“周作人热”、“章克标热”时，就已见端倪。而且，依此类推，还可大胆预料，“汪精卫热”、“周佛海热”也是早晚的事，因为，这几位有共同点：均为“著名”汉奸，又都能写点诗文，还都被“压”了几十年。那么，既然前几位都能因文章而重新出头，乾坤再造，汪、周真的热起来，又有什么好稀罕的呢?胡兰成因甜腻华美的《今生今世》而咸鱼翻身，汪精卫则有大气磅礴的《绝命诗》，也是字字千钧，更不待说他起草的总理遗嘱，莫非就因此可以“因文废人”，去掉他的汉奸巨头帽子吗?

一言以蔽之，“似人废文”固不可取，“以文废人”更是荒谬。

老外们怎样学外语？　作者：葛栋玉

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核算成本。全民学英语作为几十年来经久不息的热潮，究竟收到了多大的社会效益，似乎还从没有人细细算过这笔糊涂账。今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谢克昌质疑全国的英语教育投入过高，导致智力、财力、人力极大浪费的议案引起关注，当然就是在情在理的事情了。

有人讲：“全民学不学英语，是按照‘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的。”我看这话是谬论!市场调节的前提是双方自愿，可现在的情况是强制性的干涉太多大多。小学、中学、大学里对学英语是怎么安排的，本人不好插嘴。就以我参加自学考试的经历来讲，每回想起这些事心里便窝火!本来自学考试，就是针对校外的成人而言的。但35岁以下的人，必须考英语。35岁以上的人，可以申请免考但必须加考三门选修课。纵然使出吃奶的力量把这三门课全考过去了，还是不给发本科的学位证书。不错，英语是重要，但重要到让人感觉遭受了歧视的地步是不是合适呢?!

记得《庄子·列御寇》里说：“朱汗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我的工作本来与英语八竿子打不着，参加自考只是为了掌握些相关的知识，不是为了学什么“屠龙之技”。现在单单为个考试却也得花费“千金”之资，花费“三年”时光，犯得上吗?可见这种不顾实际需要的强制要求、硬性规定实在荒唐得可以!

好在自学考试能用三门其他课程替代英语，如果申报中高级职称，你又能用什么来替代英语呢?——不要着急，即使你连A、B、C都不会念，也完全可以考试及格。

前年市里举行职称英语考试，我交了180元钱领回一堆教材、光碟、大纲的资料。两三个月，能学个什么样子呢?考试当然通不过了。后来有人打电话叫我补考，说是再交260还是360记不真了，反正肯定能通过。我主动放弃了，没有再交钱，可补考的人全部是皆大欢喜。他们笑话我错过了机会，我也劝他们别高兴的太早。因为，这个考试合格证只能在三年里管用。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指标评定不了职称，三年之后这英语还得再考。真真是给那些主管部门提供了一条源源不断的创收渠道!有报道说，英语教育已经成为市场一大产业，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此言应该不虚!

康德说：人类最可宝贵的，一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二是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瞧瞧：成千上万的人一同在进行假学习、假考试，一起在进行集体性的学术造假。不知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机制走偏了，还是人心沦落了。——职称英语考试，成了当今社会最可笑的一道人文风景线!

我们不妨瞧瞧老外们是怎样学外语的。“日本是最会模仿的民族，但它的国民英语远不如上海，因为他们仅模仿创造。日本有一批专职翻译，迅速翻译国际间最新发明，使翻译成为产业，具有规模效益，成为廉价的近似公共的产品，让更多的国民省下精通英语能力的时间，去创造去想象。灸国人十欠缺点之一：不学外语。他们更愿意把其他民族花费在学外语上的时间花费在创新或干实事上。”(李大伟《全民动员学英语?》)可见老外们深深懂得：在学外语的问题上，投入过重会制约一个民族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我学英语，是三上三下半途而废。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多少人也像我一样，·用宝贵的精力去重复地做着一件低水平的事情呢?我在放弃学英语之后潜心于写作，成果很能自慰于心。2003年里发表的作品共有60篇，转载我丈章的媒体达30多家。我的这些成绩，当然是我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只是不知这些成就，为何不能用来申报职称，而一定要去考什么英语?——这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比不务实而偏爱务虚更可笑的吗?!

谢克昌委员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这个“凸显”不仅“凸显”出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凸显”出学术造假，“凸显”出道德滑坡，“凸显”出社会呈现出某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比照一下老外们是怎样学外语的情况，我们目前的机制是不是有点走偏了呢?

早春的感动　作者：鄢烈山

一家周报曾有个经典的言论标题，叫“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泪流满面”，说的是感动。所谓感动，往往是我们内心深藏的某种情感，被某个偶然的事物或事件所触发，不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甲申早春最令我感动的是这样一则小新闻：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想帮助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开办了一间保姆培训班，结业者供不应求百分百可以找到雇主；可是，他却为生源发愁。他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不愿孩子给人家做保姆。看了这个消息，我几乎热泪夺眶而出。我的父老乡亲们，卑如微尘，生计困窘，却本能地有一种对生命尊严的追求。我知道一些城里人是不会这么看的。新潮的会说这些农民观念陈旧，高贵的会鄙夷他们居然也挑肥拣瘦。事实上，北京市民中“损”保姆的人多了。记得举国瞩目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就不止气次表演拿保姆开涮的小品，讽刺她们好吃懒做，反客为主。生活中的保姆与雇主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在保姆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保姆底气足一点，可以“挑剔”乃至“炒”雇主，但总的来说，保姆无疑是处于羽势地位的。而一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心中的保姆标准恐怕还是《雷雨》中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侍萍、四风。

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农民再不济，一般是不愁填饱肚子的，不必委屈孩子给人做奴婢谋生；他们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无神论教育，不再像老祖宗一样承认贵贱属前缘是命定，他们本能的平等要求被唤醒了。在这样的社会物质与精神条件下，若有人幻想再让贫寒人家的子女做忠仆义婶，那不是旧戏旧小说看迷了，便是沉浸在康熙微服私访之类的新电视剧中没醒过来。如今的窟主大多数不会把保姆当旧时奴婢看待，但真正平等相待的也还珍稀。

我相信人生而有一种平等的愿望；即使是一只猴子，只要自以为有能力也要抢猴王宝座的。马斯诺的心理学将太的需要分为多个层次，从最低级的生存与安全的生理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将这个排序理解为台阶式的递进关系，在客观条件和步骤上也许是正确的；倘若理解为地位卑贱者只有第一层次的卑微需要，“高端”精英才有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那就大错特错了。没上岗的戍卒、其实是农民工的陈胜吴广，自然是最卑贱的人，他们却相信“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那些缺衣少食为生存而劳碌奔波的人；“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生存艰难并没有泯灭他们心中对于平等、自由与个人尊严的要求。俗语；‘忍为高，忍为高，忍字头上一把刀”，就形象地表达了最卑贱的人，累积在心底的不平之感，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中华民族的每一员都渴望平等渴望被人尊重。智慧如渚葛亮，受到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的特别尊重，甘愿为之鞠躬尽瘁，“两朝开济老臣心”；卑微如无名无姓的士卒，由于将军吴起做出为之吮疽的姿态，甘愿不避矢石为之冲锋陷阵。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表述的就是中国人对于平等与自尊的渴望。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当然只能追求身份的相对平等，明知地位高贵的人摆出的平等与尊重姿态是在作秀，也多少感到满足。赵云难道不明白“刘备摔阿斗”，是“收买人心”吗?只为这样做的“主公”亦屑难能而可贵。

对于没有“主子”意识或者说不承认命定主子的21世纪，我们的民众。如果不是衣食所迫，有谁甘愿依附于人受制于人，被人家颐指气使呢?

那些对进城的父老乡亲及其子女，动辄白眼相向的人们，你们能体会到他们渴望被人平等相待的自尊而敏感的心情吗?

总统的上司　作者：高　低

总统，乃一国之元首。可某些国家的总统还有其上司，你想得到吗?这里说的上司并非指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议会)， 亦非指宗教，而是一位虽无职权但不可小看的角儿。

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他在实施某项政策时遇到困难。他的秘书建议他更换另一种方案。威尔逊叹了口气说：“我的上司不让我这样做!”那位秘书觉得很奇怪，美国总统还有什么上司，于是就问：“谁是你的上司?”威尔逊答道：“我的良心。”(见2003年4月24日《南方周末》)

我本以为威尔逊会脱口而出地回答自己的上司是“人民”，未料他讲出的是“良心”。转念一想，还是答“良心”来得实在，来得真诚，来得对路。在西方世界一些哲人和智者的眼里，良心是所有人的上帝，也是最高的法律。而19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亨利，泰勒则从另一层面观测：“良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他人意见的预告。”有良心的执政者总与民心相通，不像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是把“人民”挂在嘴边，而实质上并不把人民当一回事，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乃至涂炭生灵，草菅人命。

暂且撇开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不谈，单单就良心而言，一个国家的首脑能够将自个儿的良心视作上司，这已然是国民的福祉了。不论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如其不尊崇那位无形的上司，或者早就与那样一位上司断了交，那么，其所统辖国度的百姓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爹的烟思想　作者：甘　否

我爹抽了一辈子烟。

我爹抽烟抽出了一套思想。我爹的抽烟思想虽然谈不上“战无不胜”，却也是“胜无不战”。

我爹说：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不晕“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是抽烟。先点火，后燃烧，一时挺红火，收获的是一股烟儿。开始挺精神，不一会儿就云山雾罩，不知不觉就受毒害了。

我爹说：什么是腐败?腐败就是抽大烟。贪图一时舒服，搭上了身家性命。这一旦沾上了，还不容易放下这一口。有瘾哪!

我爹说：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戒烟。改的不仅是对尼古丁的依恋，更多的是旧有的习惯。所以，要有决心，要有毅力，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手段。戒烟难哪，一不留神就恢复了从前。

我爹说；什么是监督?监督就是香烟过滤嘴。你说它没用吧它还是有点作用，你说它有用吧它又没大作用。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把过滤嘴掐掉。

我爹说：什么是恋：爰?恋爱就是抽蛤蟆头烟。味辣、劲儿大才过瘾。呛得泪流满面，还是忘不了那口儿；燎得可嘴大泡，还是放不下那口儿。有这口神累呀!

我爹说：我的话也就一句顶半句吧。爱听不听，爱信不信。

益州牧与崇祯帝　作者：雷长风

益州牧刘璋(宇季玉)，是罗贯中笔下最懦弱无能、最无主见的一个人。天府之国益州，统辖四十一州郡，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刘璋子承父业，凭借险关要塞，本来江山坐得稳稳当当，只是由于他不能任贤用能，胸无韬略，被刘备的“仁义”迷惑，中了诸葛亮夺取西川之计。咎由自取，本不该同情。然刘备兵临城下之时，刘璋立即下令“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部属们忿忿不平，极力劝谏：“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一改往日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力排众议，坦言相告：“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双方)攻战三年，(百姓)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生死抉择关头，不顾自己身败名裂，惟恐兵火殃及苍生。读至此处，谁能说刘肆没主见?他这种一心替民担忧的精神，如何让人不动容?

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捡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说他颇有抱负，登上王位以后很想作为一番，首先铲除专权的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并欲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只因前朝积弊太深，纲纪已乱，国库空虚，加之天灾人祸，使其宏图大志付诸东流，令人惋惜。一说他淫乐无度，宠任阉竖，葬送大明，死有余辜。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知大势已去，命皇后、妃嫔自缢，亲手砍死年仅十五岁的长公主，十九日黎明，逃奔煤山，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绝命书后，长发披面，上吊自尽。这首绝命诗有两个版本，一曰：“泪湿沾衣襟，血诏付自成，文武任你杀，不可损黎民。”一曰：“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据野史记载，他血诏救民之举，令闯王十分感动，遂下令将之厚葬，收兵安民。 ， 崇祯帝吊死媒山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两首绝伞诗尽管出入较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命丧黄泉之际，崇祯帝心里惟一牵挂的就是黎民百姓。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自己不甘屈辱以死全节，却又忍受耻辱为民哀号，这种心系万民的情怀，有什么‘理由不为之感慨!

益州牧投降可能有贪生怕死的成分，但他那番“我们父子20多年没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的悔悟，愚以为是真诚的；崇祯帝在家破国亡绳索套上脖子时的呐喊和乞求，也决不会是作秀。

然而，这两个人在丢掉政权以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百姓，是他们真正亲民、爱民么?我看不是那回事。假如他们原本就“爱民如子”，江山能丢掉、政权能丧失吗?之所以山穷水尽才想起保护百姓，正是因为过去金口玉言、一呼百应时根本没把草民放在心上，此时此刻方才大彻大悟：“民为邦本啊!”他们的“投降安百姓”和“不可损黎民”，不过是对自已曾经的骄奢淫逸、昏庸腐败、无视百姓进行撕心裂肺的忏悔罢了!

360年后，今又逢“甲申”，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又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悔恨中倒下!我们应该吸取血的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不落忍的男人……　作者：刘　浪

那天，我从天津乘K27次火车周唐山。到站时，晚点几分钟。抱着侥幸心理，我想着还能够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

出了检票口，直奔右手边的公交总站。正走着，后面有人说：“兄弟，去哪儿啊。”

我回过头，是一个推28自行车四十开外的小个子男人，很敦实。车把上挂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黑色提包，后座绑着一块巳磨破露出一角陈旧海绵的软垫。

“我是下岗职工，出来找点活儿。我使车子送你回去吧，便宜。”

哦，他是想让我坐在他28车的后座上，载我。

“我去坐公交车。”我随口回了一句。

“最后一趟刚走，我送你吧，比打的便宜。兄弟去哪儿?”

下意识的，我说了要去的地方。

“八块吧，打车最少得十块。中吧?，”

“谢了不用了。”我继续走着。其实，我去的地方并不远，打车至多七块钱就够了。

“我下岗了，这么大岁数也不会干别的，只能出来干干这个。我是新立庄的。”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他紧追着我不停地说着。

我知道，那是唐山市区最东端的一个地方，而火车站在最西端。骑自行车是需要一个小时的。

“五块行吧?没法再少了。”没来得及听我回答，他又紧跟了一句。

莫名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兄弟，我求求你了。我真没法，我再有法我也不干这个来。我求求你了。”

猛然，心里一紧，我感觉自己必须，要强忍住什么。一瞬的念头，我摸到裤兜里的零钱。转回身，正好，他推车赶上了我。

“给你点儿钱吧，我不坐你的车子。”

腾出一只手，他接过那两元硬币。似乎没有犹豫，又似乎稍有迟疑，但明显的，有种很不自然的表情。然后他嗫嚅地说：“那我也不‘落忍’呢。”

我说没事，你走吧。

明显急匆匆的脚步，他推起那辆28车又走向火车站，没有回头……

一辆“的士”疾驶而来……

识人难　作者：周　实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觉得：识人难，难于上西天。即便活了一辈子，即便阅人已无数，恐怕你也不敢说，你已像那孙猴子，有双火眼金睛了。

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一乡的人都喜欢他，你说此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难断定。”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你说此人又怎样?”孔子还是难断定。孔子对他这样说：“只有一乡的好人都自然而然喜欢他，只有一乡的坏人都咬牙切齿厌恶他，才能确认他是好人。”由此可见识人之难。

暂且不论好坏如何，单说孔子的识人前提，如何分清那“一乡的好人”，如何分清那“一乡的坏人”，就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即便你能分得清楚，结果至少也有四种：

一是好人坏人都喜欢他。他不但能够适应好人，而且能够适应坏人。此人若非大仁大智，顽石见他也会点头，就可能是大奸大伪，会用各种不同手法博得各种人的好感。

二是好人坏人都厌恶他。这情况就复杂了，就难简单论定了。一般来说，一个人，总有人说好坏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的是因为本人问题，有的是因为观念问题。所以，孔子又有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只能具体分析之。

三是坏人喜欢他而好人则厌恶他。这种人很清楚，可以说是不好了。

四是好人喜欢他而坏人则厌恶他。这种人也清楚，应该说是好人了。

这仅仅是理论上，生活中就更复杂。

例如豪放与粗鲁，谨慎与拘泥，自信与固执，果决与武断，你该怎样区别呢?

还有一种人，几乎无缺点，至少很难看得出，忠信廉洁样样好，可说人见人爱，就像早期的王莽，没有掌握大权时，好学，孝亲，清廉，谦恭，所有美德，无不具备，一旦大权独揽后，面目就大不同了，极专横，极贪婪，极残暴，普天之下，生灵涂炭，你说你能怎么办?

靠自律?王莽很能自律的，大权未能独揽时，谁还能比他自律?靠法律?王莽也有法律的，只是他的那个法，不叫民法叫王法!这时，你就看清了，甚至把他看透了，你也拿他无法了!识人的教训是惨痛的。所以，经常听人说：交朋友要谨慎呀!

谁不愿意谨慎呢?谁都是想谨慎的。可惜知易行不易。

犹记我的一位朋友，曾经结交一位女友。开始，她真是无比温柔，后来竟成河东狮吼。朋友找我倾诉痛苦，那个痛苦，难以形容：

想不到她面纱重重

居然骗过我的瞳仁

蒙蔽我身体的守门人

大步进入我的心肝

顺着我的血脉猛窜

使我日夜神慌意乱

神慌意乱的，岂止只有他?虽然，各人命运不同。

至于我自己，是个什么人?如果要我自己说，我想应该算好人，至少现在可以算。当然，也不排除我必要时会变成坏人。而那些坏人却怎样也难成为一个好人。

装孙子　作者：半　夏

装孙子是一门学问。

古代装孙子的第一高手，当推越王勾践。

勾践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国君，在与吴王夫差的争霸哉中，吃了大败仗，被困在会稽山。勾践听取臣子范蠡的建议，低声下气地向吴国求和，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勾践不仅把心爱的女人、越国第一美女西施，孝敬给吴王夫差，而且与王后一道，入吴为奴，在吴。国老国王墓旁的石室里，替吴王喂马。他们小心地伺候吴王，百依百顺，忍饥挨饿。没有表露半点怨言。

整整三年，吴王终于相信勾践臣服了，才放他们回国。

回到越国，勾践迁都会稽，以最快的，速度复兴国家。吃饭’前，他先尝广口悬在床头的苦胆。与此同时，他令工匠织出上等的细布献给吴王，表示自己仍然对其赤胆忠心。

那个带着使命前去吴国的美女西施，成为吴王最为宠爱的妃子。她施展浑身的解数，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吴王，玩弄成无心国事、成天沉湎于声色犬马的混蛋。

勾践渐渐雄起，吴包侧渐渐衰败。接下来，勾践终于一雪前耻，让夫差做了自己的阶卞囚。

以上是为复仇而装孙子的经典。下面，我们再看看为乌纱帽而装孙子的喜剧。

和坤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为了让乾隆产生无穷无尽的优越感，他不惜把自己的智商打3折甚至2折，呆若木鸡。他还可以在乾隆面前，像小狗千样爬来爬去，为的是博皇上一笑。

当然，这个弄权之臣也没有白干，好处大大的有。不然，和砷也不会那么热衷于此道。

外国人装孙子的水平，一点不在中国人之下。某国元首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被一臭鸡蛋击中面门，一脸的稀里糊涂。

按照常理，他本该怒从心底起，恶向胆边生。但他硬是面不改色地忍了，连半点责怪对方的意思也没有表露。

为了标榜自己的绅士形象，他不惜装孙子。政客“修炼”到如此水平，不治大国若烹小鲜，那才怪呢。

我们的身边也不乏装孙子的。当然，普通百姓之间，一般无须装孙子，主要是下属在领导面前表演。上司哼哼哈哈吐出十大堆垃圾，他们可能条件反射似地说，一定要不折不扣落实领导的重要指示；领导不经意咳嗽一声，他们立即殷勤伺候，一脸虔诚地恳请领导要如何如何保重；领导如有书法爱好，他们可以把他吹得仿佛王羲之再世，尽管他们知道，那笔字恶心得跟鸡爪子扒出来似的；领导不小心放了一个屁，他们也恨不得做出一篇花团锦簇的屁颂。

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就不怕导致内分泌失调?他们装孙子，是有信念作基础的。这是难言之隐，不可告人。当然，已经远远超出正当防卫的范畴，比如防穿小鞋什么的。

也有为色而装孙子的。一个本来脾气暴躁的小伙子，为了俘获女人芳心，可以装得宛如一只无限温顺的小猫小狗。本来4两力气都没有，偏偏装得自己是个武状元，一天能打5000个煤球，丈母娘家的体力恬，可以毫不言语地统统地揽下来。

当然，一旦目的达到，许多承诺便可以进历史博物馆。

也有为财而装孙子的，最典型酌是乞丐中的精英。某些大都市里的行乞者，在人前，把人格标准降为零，装出一副十足的可怜相。待一堆钞票到手，他们“下班”了，摇身一变，成为某某并不寒酸的饭店食客，消费层次并不比大部分施舍者低。

他们是把装孙子当成职业需要，装了孙子，再当大爷，有失必有得，扯平了。

据说，乞丐这一行当，百万富翁还不少；在穷乡僻壤花上三五万元盖一栋漂亮小洋房，更是大有人在。

装孙子这一手段；以其实施目的不同而迥然有别。就如枪，如果在杨予荣的手上，吐出的是一股英雄气，如果插在座山雕的腰里，就一定地会沾上腥臭味儿。

骂与被骂　作者：阮　直

《书屋》第三期资中筠先生有一文，题为《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当是惊世之作，读后让人大开眼界。但资先生讲述的都是英国和美国的事。不知他为何不说说咱自家的事，难道咱自家的骂人与挨骂不比洋人更好玩、更好笑吗?

在西方国家，谁是总统谁挨骂，谁是领导谁挨骂，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语言，你也得受着。这是法律给人们、给舆论的权利，不骂白不骂，骂了不白骂，有许多要员，甚至总统就是在骂声中下台的。这些洋人的事资先生说得极透，我老夫就不说了。

可我凭自己五十年的生活阅历，也总结出了一些咱们自己的骂人与被骂的规律，那就是谁被人领导着谁就挨骂。我见过上司骂下属，就没大见过下属骂上司。也有一次例外，那是五年前，一个下属把他的领导骂个狗血喷头，把在场所有的员工都吓得热血凝固，手脚麻木，被骂的领导也当场眼睛发直，口吐白沫，被人送进了医院。骂人者，醉酒了。后经医生检查，说这小子有轻度精神病，但他也没有逃过严重警告的处分。

凡属脑袋没有问题的，大多不会当着人家领导的面骂领导的。当然背后骂领导者不算数，背后骂皇帝在中国从来不算好汉，而且被骂者也不太计较，特别是如今，当官的人也知道，哪有不被别人背地里骂几句的官呀?

挨骂真的不是可怕的，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那可不是倒霉的事，说明上司没拿你当外人，真正享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遭不到提拔得不到重用的。凡是遭到上司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属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谁若不信，此刻你闭上眼睛半分钟，回想一下你身边的人，究竟是挨上司骂的人被提拔的多，还是被上司尊敬的人被提拔的多?一定是前者，不会有错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骂与被骂都不可怕的环境之中。但要记住一点，下属千万别骂上司，除非你不想再当他的直接下属。否则，若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你只要骂了他，哪怕是背后骂了他，他都会永远记着你，他会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让你感受到他权威的厉害。西方人说你要想让别人记着你，你就从借他一笔钱开始。老夫我套用一句，你要想让领导记着你，吹捧他十次，不如骂他一次。谁若不服可以一试，但老夫声明，你骂上司后所遭遇的一切严重后果我可承担不起。

由骂人和挨人骂，我们或许也就感受到了东西方的差别，要说谁的骂人结果好，我不好枉下定论，因为有决定权的人比我聪明。

无可奈何　作者：余　杰

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平原，动物们搭上一艘小船逃生，小船在水上漂了几天，船上的食物快要消耗尽了。于是，动物们决定制订一种公平的规则来：减少船上的乘客，通过集思广益，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动物讲一个笑话，如果它把全体乘客逗笑了，那么它就获得了继续呆在船上的权利；而只要有一个动物没有笑，讲故事的动物就要被大家扔下船去。

按照大小次序，牛第一个讲。牛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动物们开心地笑了，只有猪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大家只好委屈牛了，虽然牛不断地哀求，但也不能破坏已经立下的规矩，立刻便被大家扔进了水中。

第二个讲笑话的是羊，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讲完以后大家都没有笑。

突然，猪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觉得很奇怪： 刚才牛讲的笑话那么好笑，你没有笑，现在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却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猪笑了好半天才绥过气儿来，回答说：“我终于明白牛讲的那个笑话了，真是太好笑了!”

重读鲁迅《写于深夜里》　作者：何满子

近日晤周海婴，由此而触动，我翻出《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记述曹白的那篇《写于深夜里》来重读。这是一篇极其悲愤的沉重的文字，由悼念柔石等烈士的遇害讲到曹白和他的伙伴们被国民党特务所迫害的黑暗景况。讲到柔石等人被秘密处死时，该文写道：

……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是不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

读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临刑前被割断喉管的烈士。鲁迅进而申论：

“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

关于财产倒秘密，鲁迅讲的是往昔快倒楣的“帝王”，属于过去式。那以后的权力人物可大大进化了。他们的、包括他们的少爷小姐、少奶姑爷的财产和外国的银行存款，那是一上来就秘密的。那秘密的程度，恐怕还在和妻妾及众多性伴侣的调笑之上。

但有一条倒是千真万确的，，当权力者“自信还有力量”时，秘密就较少，一到十分虚弱，丧失了信心时，秘密就愈来愈多，也更加猜忌别人会捅出他的诸种秘密。那时就要设防设限，钳辖人口，而钳辖人口的手段也属于秘密。也就是说，设防设限而无条规章法可循，叫人吃了黄牌警告或被红牌罚出而莫名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只能归之于鲁迅所说的犯了“可恶罪”。

更精明(或曰英明)的是不找言者麻烦，只抓媒体，如国民党政权的书报检查或扣留。因为言者天下滔滔，管不胜管，只要扼守住传播的要隘，即当年的所谓“防扩散”，便可让其胎死腹中，天下太平，安静稳定。这是鲁迅那个时代权力所奉行的心法。

最近接到一位学者的来信，谈到鲁迅，其言曰“我以为能正确看鲁迅的人，才能正确看中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不知还有谁能像他那样看透了中国”。是极是极。

腐朽是怎样化为神奇的　作者：昝爱宗

对于专制的皇帝来说，控制听话的愚蠢者是他们的惯常用人之道。1846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六年，道光明知两江总督的重任是一个名叫壁昌的糊涂蛋担当的，也不愿找一个比他略微能干的人代替。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诸省。史书记载，当时的朝廷大臣听到道光询问璧昌如何如何的时候，以为要处分这个糊涂蛋了，谁知道光仅仅大笑一声了事。

就在道光发出中世纪帝王的得意大笑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此前的鸦片战争失败并没有使朝廷清醒，现在的糊涂官又比比皆是，腐败流脓，他们却不曾有丝毫的清醒。这些糊涂蛋们凑在一起，甘于玩弄蠢人的治国伎俩，不曾罢休，直到最后国运一塌糊涂。

自道光、咸丰之后，糊涂蛋并不是哪一个皇帝的专利，而是封建皇帝的“秘方”。到了慈禧登场后，糊涂蛋的状况不但没有改观，而且变本加厉。与前儿朝一样，驯服听话的蠢才仍然被优先录用。在任恒俊先生的《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作者这样记录慈禧当政时的。腐败：礼亲王世铎，是开国之初八个铁帽子王中礼烈亲王代善的后裔，除了这种出身开国革命者家庭的所谓高贵身份外，几乎一无所长——贪污受贿却极为能干。正因为如此，应了蠢才多高官、高官必腐败的官场定律。1884年，当光绪十年易枢之际，世铎当了首席军机大臣。此后，慈禧的帝王意志得以顺畅地贯彻执行。

光绪后期，愚昧的糊涂蛋被糊涂朝廷录用的比例更高了。当朝著名蠢才刚毅受到重用便是这时期官场一个典型事例。刚毅其人的低能遐迩闻名，且不学无术，错别字脱口而出，竟然把民不聊生念戒“耶生”，皋陶的“皋”读作“本”字。纵然这样，他还是被当作与黄天霸才能相当的能臣受到重用。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庆祝慈禧六十大寿时，刚毅从粤海关采办赤金一万两解送京城，另外有专款报效老佛爷。在刚毅的溜须拍马下，老佛爷自然给予回报，从此刚毅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先后任方略馆总裁、内阁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贪官有了大权，其人为人更坏，破坏戊戌变法，鼓吹盲目排外，操纵利用义和团，最后成为千古罪人。

这本《晚清官场规则研究》，原本是一本泛黄的旧书。早几年，该书由三联书店“中华文库”丛书推出时，原名为《神奇的腐朽》，即为神奇的腐朽帝王鞭尸。该书出版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由于印数不多，很快书店里便难觅踪迹。这次，海南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再版旧书，使黄书不再发黄，天下读书人幸甚。

作者任恒俊先生，致力于晚清官场规则研究，属于官场研究的学者。有人说，关系学在中国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官场学则是一种典型的关系学。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书中，任恒俊先生试图探究的首先是封建专制政体自身的缺陷，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内在的缺陷，腐蚀了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使他们丧尽天良与人性，最终导致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覆灭。

信马由缰　作者：耿　法

一

艺术家说我需要金钱；

金钱说我闲得无聊时，也需要艺术小姐作陪。

二

艺术品是可以用钱来标价的；

艺术境界是金钱买不来的，如李白的清霜，李商隐的夕阳，杜牧的晚枫，李易安的黄花。

三

在真理的海洋中，有人来判定是否需要让你知道真理，以便使这些真理不再能用来解渴。

因此，尼采说：“在汪洋大海之中干渴而死是很残忍的事。”

四

路和人一样是有职称的；

凌空飞架的高速公路自然属高级，国道是一级，县、镇的公路是二级、三级，而乡村教师脚下踩的是不入级的漫长泥泞小路……

五

生活中，常见戴红袖箍的人在忙碌。

然而，在精神领域，也有人总是热衷于充当戴红袖箍的角色。这种“代用品”用错了地方。

六

“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钱钟书先生这样评论那些准备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开纪念会的人。

这样的会如今太多太多，而钱钟书太少太少。

七

强调西方民族的差别，诸如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生活习俗如何如何不同——这种出访游记报刊上太多太多，几成卖弄。

而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说得好：“每一个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理解事物的方式。”

八

那位参加过黄巢起义的唐朝诗人皮日休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此言可入“干部守则”或“干部须知”。

九

物价研讨会，探讨何谓价廉物美的最佳商品。

结论是：天下第一等价廉物美的商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十

作家大冯在《三寸金莲》中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

更妙的是：你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

弹指一挥10年间　作者：钱　坤

10年前别人的笑话常常让我捧腹大笑；伯年后只有老板的笑话才能让我捧腹大笑——即使已经听他说过N遍了。

10年前我以为我的生活至少会有999种可能；10年后我知道我的生活只有两种可能——晚上回家吃饭和晚上不回家吃饭。

10年前一个爱写诗的同学与我促膝谈心，告诉我文学是一个好东西；10年后做了老板的他又与我促膝谈心，告诉我钱是一个好东西。

10年前我是这个城市里被嘲笑的外来者；10年后我嘲笑这个城市里的外来者——但不嘲笑比我有钱的外来者。

10年前津津有味地看偶像剧，插播广告时，连忙换台或者上厕所；10年后津津有味地看各种广告，逢到偶像剧，连忙换台或者上厕所。

10年前我听见别人说谎，立刻会大声地揭穿；10年后我听见别人说谎，笑笑，就走开了。

10年前我常常犯傻；10年后我常常很会装傻。

10年前我因为不懂而痛苦；10年后我因为懂得而痛苦。

10年前我对一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她说：“对不起，我还小。”10年后我对一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她说：“对不起，我还小。”

10年前明知道那个女生很喜欢自己，也不敢追她——怕被拒绝；10年后明知道那个女人不喜欢自己，还要去追她——被拒绝也无所谓。

10年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我假装不信，其实是相信的；10年后，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我假装相信，其实是不信的。

10年前我以为孩子是一个奇迹；10年后我知道母亲才是一个奇迹。

10年前我认为我需要爱；10年后我知道很多人需要我的爱。

10年前交过一个笔友，她寄来一张红色的香山红叶书签d0年后整理书柜时，忽然掉出这张书签，还有几封信。信扔了，书签被随手一搁，后来也找不到了——保存了10年的东西，几秒钟之间，就没了!

白说小集　作者：江　源

一

敢于向中央领导说真话的李昌平提出了“三农”问题；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其实，何止存在一个“三农”问题，其他领域未尝没有亟需正视的诸多问题。譬如在学校：收费真高，职称真滥，文凭真乱；譬如在某些执法部门：猫腻真多，钱神真灵，人品素质真堪忧!……

二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属“场”的东西皆有“两极”，惟有一种“场”只一“极”——刑场。不想进刑场而终于进了刑场的人，不是法盲就是“聪明，”过了头的人；明知将来有一天可能进刑场而选择了这条不归路的人，不是胆大包天的亡命徒就是准备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英雄义士(如遇罗克、张志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的生命一旦被剥夺就不可能恢复，人权主义者主张废除一切死刑，我想不是为了包庇罪大恶极之徒，而是为了给其留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是让其在终生监禁中接受比“痛快”的一死了之更严厉的精神惩处；同时，也可保护一些被错误“定罪”者的最基本人权。但这要待整个社会高度成熟和文明之后才有可能。笔者不主张现在立即废除死刑，只是寄望于将来这一天能够实现。

三

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借鉴，如今已成为国人共识。学习借鉴什么呢?是发达的科学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高素质的文明素养?这些当然都应学习借鉴，但别忘了：百川皆有源，万木皆有本。有源才能派生流，有本才能发出枝。当今世上最发达的国家，历史上也曾同我们一样有过落后、贫穷乃至愚昧的时期，为什么有的在经过一场社会大变革后就能保持持续稳定发展?有的虽经战争劫难而后又能迅速恢复元气?它们的“源”与“本”是什么?向外国学习借鉴时若不正视不弄清这其中的真谛，无异于拾贝遗珠，舍本逐末。

四

诚信为做人之本，亦是立国治国之本。宪法是国家与人民订的契约，它由代表国家实体的权力掌有人与候补权力掌有人，同代表人民群体的人大代表(在外国是议员)协商一致签订。人们常把祖国称作“母亲”，自己则是祖国母亲的儿女。因此也可以说，宪法又是母亲与儿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大法。儿女要尊崇母亲庄严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宪法的神圣性；母亲要保障儿女的安宁和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是宪法的慈爱性。宪法的贯彻实施必须讲诚信，首先是“行宪?者“依宪治国”的诚信，其次是受宪法荫庇的人对宪法尊崇拥护的诚信。“违宪”、“抗宪”的事多了，且蔓延成一种积重难返的趋势，人们就会产生对宪法的信任危机，其后患无穷、后果不堪之历史教训人们记忆犹新。此种国家之大不祥，社会之大不幸的殷鉴，愿一切爱国爱民的人士铭记深察焉。

红孩儿审干　作者：侯国平

猴年刚到，观音菩萨带领红孩儿，冒着寒风到取经团检查工作，给唐三藏颁发了一枚勇斗妖魔奖章。充分肯定了取经团过去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并号召孙、猪、沙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唐僧周围，再接再厉，奋勇向西进，早日夺取取经大业的胜利。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观音菩萨也指出了取经团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领导班子建设还不尽如人意，民主决策的力度远不够，动不动就念紧籀儿咒。观音菩萨说，要想取得西天取经的最后胜利，除了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之外，还要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取经团现有班子不够完善，只有唐僧一个人，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要抓紧选拔一个副手，遇事有个商量。

选拔副手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唐僧肩上。孙悟空曾问过观音菩萨，选个副手何苦这么张扬，菩萨一句话不就搞定了。但菩萨说，这叫民主。

民主就民主吧，但唐僧却说，一摘民主就乱套，净给领导找麻烦。因为唐僧遇到了难题，他要在悟空、八戒和沙僧三位徒弟中选一位当副手，选谁呢?他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唐僧对菩萨说，这事很难办，不如请菩萨把身边的秘书派下一个当副手吧。木叉也行，红孩儿也可以，就是守山大神也中。观音菩萨不答应，坚持叫唐僧在取经团里选。说这是组织原则，领导只负责任命一把手，副手应该由唐僧自己选，为了帮助唐僧做好选干，特派红孩儿到取经团里协助唐僧做好工作。

三位徒弟中，呼声最高的，当然是孙悟空。唐僧压根儿就不想和悟空搭班子，所以这次选副手，根本就没考虑他。红孩儿也坚决反对悟空进班子。他的理由是，悟空历史上有问题，在大闹天宫那场动乱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又是闹龙宫，又是闹地府，搞得处处都不稳定，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呢?

沙和尚坚决拥护大师兄进班子。他说，这一路上，离了大师兄就寸步难行，他和八戒只是做一点辅助工作，就说火焰山那场大战吧，假如没有大师兄，他们至今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凭这，大师兄也该提拔一下子。

唐僧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路上主要靠的就是孙悟空。但他却认为，悟空在和妖怪的打斗中不讲人道主义，也不讲男女授受不亲。有时变个小虫儿，就钻进了女人肚子里“竖蜻蜓，打跟斗”，这成什么样子，没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也不光明正大，就是胜利了，也叫人说不出口。红孩儿更是大喊大叫道，就凭这些下三滥，孙猴子就不能进班子。

悟空没戏了，猪八戒咋样呢，悟能很会做人，虽然工作上没有多少事，打妖怪也是“放屁添风”，但和唐僧的关系可以。红孩儿说，猪八戒是个喜剧式的人物，经常引人发笑，上春节晚会演小品，肯定比赵本山还火。这样的人才，应当考虑当副手，进班子。

唐僧却不住地摇头说，还要再考虑、考察，因为悟能的革命理想不太坚定，动不动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做女婿去。一个对取经大业经常动摇的人，最容易产生腐败，听说，他在取经路上，还搞个小金库，央银匠煎成一块，塞在耳朵眼儿里，让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进班子，当领导，群众会答应么?，

既然八戒又不行，剩下的就只有沙和尚了。沙和尚没说的，不怕苦、不怕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挑个担儿只管走，就像个老黄牛。红孩儿对沙和尚这个人选很满意，说沙僧从不介人权力之争，连斋饭也不多贪一口，做事没一点儿锋芒，这种人最让人放心，应该进班子，锻炼锻炼。唐僧只是闭目沉思，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唐僧选拔副手的名单，很快就上报到观音菩萨那里，菩萨看后笑了，不由地连连念佛。红孩儿更是大吃一惊，取经团候选领导干部名单上清清楚楚写着?白龙马。

欲知取经团领导班子建议进展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汇报材料　作者：何承亨

这几天阮星心神不定，喜忧参半——局里一个科长退居二线，这个科工作轻松，小金库给每人每月发的奖金却上千，会弄的科头儿每年还会有三五万外快。局长正物色新科长，私下对人说：“阮星、赖云俩年轻人都不错。”有希望也有竞争，阮星便闭门分析“敌情”。局长爱才也爱财，但无论才与财，自己都比赖云稍逊一筹：自己是本科，而赖云是硕士；自己只获过区里的奖，赖云却获过市里的奖；自己家和三亲六戚都穷，要凑个三五千都要使劲，而赖云家经济底子好，要拿出万儿八个来“赌”也不会很吃力。

阮星便很灰心。这天，他无意间在局长办公宣撞见赖云递给局长一个信封。局长见阮星进来，赶紧收起来放进抽屉，说：“好吧，小赖，你的汇报材料我慢慢看。”阮星从那个信封的厚度看，赖云送礼的金额比估计的还要高，应该接近两万。这对于阮星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阮星更灰心了，便邀约铁杆朋友赵仕一起喝闷酒。赵仕和阮星是大学同窗，刚提拔为另一个局的局长助理。聊了半晌，听阮星吐完苦水，赵仕又犹豫了半晌，终于说：“看来也只有像我当初那样试一试了……”

当天晚上，阮星悄悄敲开了局长家的门，恭恭敬敬坐了一会儿，便呈上一个信封，献媚地说：“局长，这是我的汇报材料。”局长接过暗暗一捏，脸上便露出疑惑和不悦，但阮星不等局长有任何的表示，就笑眯眯地道了别，却留下了那个信封。

不久，赖云就被局长叫到办公室去，出来时衣袋变得鼓鼓的，表情却是灰溜溜的……又不久，阮星就成为了新科长。赖云感到非常困惑：局长才也不要，财也不要，难道阮星有什么大背景?

只有阮星和局长两人知道，这全是因为阮星送局长的那封“汇报材料”。里面只有一页纸，上面写着：

借　条

今借到王定陆局长现金陆万元整(60000．00元)，以后每年偿还两万，三年之内还清，利息双方另议。并以人格保证，在三年后也绝不忘记借钱解急之恩。

借款人：阮星(私章)

××年×月×日

审讯室问答　作者：远　夫

神智不清

问：陈×在“双规”期间交待，你在去年3月9日往他家送过现金5万元，可有此事?

答：绝对没有。听说他被带到这里以后，吃不安，睡不宁，还要接受你们的轮番审讯，他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是不是神智不清开始说胡话了?

迫不得已

问：你在担任公安局长后，接受黑帮头子崔大巨额贿赂，充当其“保护伞”，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确实收过崔大钱和物，但实在是迫不得已啊!他们黑道上讲的是心狠手毒，不收就要报复我老婆、孩子。

少了两张

问：你在负责乡里食堂基建时，收了包工头5000元，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触犯刑律?

答：你们不要吓唬人，我又不是不懂法!他刚走，我就把钱存到银行里，结果发现少了两张，只有4800元，不足《刑法》立案起点，我最多受个行政处分。

批保姆

问：据张××供述，你当县长期间，曾向担任市委书记的他提供性贿赂，还记得吗?

答；他只是请我给他们家找过两次小保姆，至于他与保姆之间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索贿

问；经侦查，你为了达到升任市长的目的，向徐副省长(现在押)送了4万美金，已涉嫌犯有行贿罪，你知罪吗?

答：当时我是县里“一把手”，为发展地方经济找他批项目，谁知不给钱他就不办事。我是为公不是为私，分明是他索贿，怎么能说我行贿呢!

权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个案　作者：吴　钩

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绝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语出顾准)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在表面“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夺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睡在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僭越与不轨。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便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杨内讧”，正是集权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个案。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既合作又明争暗斗的微妙关系，集中体现了权力内部斗争烛影斧声、云诡波谲的性质。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核心权力圈的二把手，秩尊权重，受封东王，官阶至“九千岁”，掌握着太平天国军政大权，还享有天王赋予的“节制各王”的特权，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的显赫权势，乃得益于他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特殊角色。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天王洪秀全以“天父上帝次子”的非常身份而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洪的神性血统构成了他领导这个神权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早在洪氏政权还处于广西草创阶段时，杨秀清宜称他拥有为上帝传话的超能力，上帝在杨进入一种神附状态时候借他之口下达圣谕、训示教众。杨的超能力得到了洪秀全的承认。作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与作为上帝代言人的杨秀清开始了十分密契的合作，他们之间形成了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关系。洪的神性身份需要与杨代为传达的上帝话语相互印证，前者从后者获得了更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和权力合法性，后者也因此而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一个神权政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当东王积累起来的权势足以威胁到天王至高无上的权位时，一场残酷的权力角斗已在悄然酝酿了。何况杨秀清野心勃勃，欲壑难填，觊觎之心，几欲不加掩饰，多次借上帝之言，冒犯天王权威，令洪秀全寝食不安。譬如，杨秀清有一次代上帝传言：“朕今日下凡，非为别事。只因尔等将番邦存下的旧遗诏书、薪遗诏书颁发，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尔禀报北王和翼王，禀奏东王，启奏尔主，此书不用出先。”圣谕所言的“旧遗新遗诏书”，指新旧约《圣经》。历史学者认为，杨秀清此举，“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的挑战已昭然若揭：他们已信奉至今的《圣经》中的上帝话语现在应由人来修改。但由杨秀清代官的上帝话语则分毫无爽，谁也不能更改它们”(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语)。

洪杨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导致了1856年血腥的天京大屠杀，杨系人马，包括东王本人及其亲兵、家属、仆从，被洪秀全假北王韦昌辉之手悉数杀死。在这里，有一点读史者不能不稍加注意：那场惨烈的“洪杨内讧”是以“杨韦内讧”的形式爆发出来的，洪秀全只是幕后主使者，事后，洪又借故镇压了韦系人马。尽管东王杨秀清已成了天王的刀下鬼魂，然而在天京大屠杀之后的岁月里，杨秀清一如既往地受到洪秀全的尊敬，他在生前为天父上帝代言的经历屡屡被提及；天王还将他的次子过继给杨，使东主的香火得以在人间延续；当后来到达天京的洪仁歼对上帝借东王之身“显灵”的事情表示疑问时，他受到天王严厉的斥责。显然，洪秀全只需要在肉体上消灭他的政治对手，而杨秀清与他共同创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则是不容置疑的，否定杨生前代为传达的上帝话语，只会破坏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完整性，从而危及天王以“天父天兄之纲常”作为权力基础的合法性。

从“洪杨内讧”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窥见权力斗争的残忍、诡异。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或者这就是千百年专制液汁浸泡出来的所谓“政治智慧”吧。毫无疑问，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水火不容的。

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　作者：鲁先圣

在总结反思前苏联倒台的原因时，原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经很沉重地说：对于当权者来说，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它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的时候，那么就会势如累卵，一切也就完了。

雷日科夫的这段话，令人深思。前苏联的后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时代，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稳定干部的“军心”上。所谓稳定“军心”，就是通过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千方百计地把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通过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使他们对上级，也就是对最高领袖保持忠心。譬如，在福利补贴上，以前是象征性的，而且范围很小，仅仅限于一些年龄较大，资格较老，超负荷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最高领导层。但是，到了后来，就普及化了，制度化了。哪一级的领导得到什么样的补贴都有明文规定。在车辆、住房等等许多方面都有了制度化的规定。只要是沾上了官气，你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就等于进入了一个特殊阶层。

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不择手段地当干部、向上爬，成为社会的基本追求，官本位意识被无限制地强化。

同时，大肆提拔亲信进入领导层，培养嫡系部队，来维系自已的权威。而得到利益的下级和被提拔的亲信，也希望有关系的领导在台上，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维持。所以，在各级干部中间，形成了上下互相需要、相互依赖的利益集团。

这个时候，权力成为了一种乐趣。因为得到权力就是得到了利益。

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当时的领导者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游戏规则，与这个规则的载体——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而且他们的这个规则，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的，是以剥夺普通群众的利益，是以拉大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距离为前提的。

前苏联倒台前不久，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个关于党的威信的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占4％，认为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占7％，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也仅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高达85％!在前苏联倒台前夕，人民对于党的评价竟是这个样子的。

结果不言自明，腐败现象迅速地在各级蔓延开来。为了向上爬，为了得到上级的青睐，不择手段地行贿送礼，千方百计地攀亲结贵。这样使得那些真正想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有识之士被冷落了，被疏远了。在各级干部队伍中，都是些靠行贿靠亲信关系上来的人，这些人不仅仅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而且靠着自己特殊的上下关系，变本加厉地徇私枉法，使国家和党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工作渠道被彻底扭曲，也使得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

叫局　作者：朱万明

有位领导去邻县办事，事情办完已经正午，该找地方吃饭了。领导对司机说两个人吃饭太没意思，干脆去找某领导，吃他一顿。司机说平白无故，找上门去吃人家，这样直接叫局太没水平。领导就问怎么做才有水平。司机说先看我的。司机将车开到单行道逆向行驶，领导还没来得及制止，并将车子就被交警拦下了。司机违章，但，嘴壳特硬，惹得交警大光其火，当场将行驶证扣押，车子开到交警队，等候处理。这一切领导都看在眼里，心中着急但帮不上忙，只怪司机太莽撞。谁知司机出了交警队，冲领导一笑说，我已表演完毕，下面就看您的了。领导一下明白过来，哈哈一乐；拍拍司。机的肩膀，然后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大声说：“哥儿们，我在你的地盘上出事了，车子被交警扣住了，你看怎么办?”对方马上说：“别急别急，现在已经正午了，咱们吃了饭再说。你在什么位置，我马上来接你。”领导说了身处位置。不久，一辆小车停在了面前，哥儿们从车上下来，热情握手后，一起上车去宾馆。

喝着酒，哥儿们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大声说：“你马上查一下，十二点左右是谁在××路执勤；他扣丁一辆车；车牌号××××，你马上将行、驶证送到×宾馆×厅。哦，对了，另外带点钱过来，这顿饭是因为你们扣证发生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能不认账吧。”通话完毕，几个人相视一笑。

不一会儿，一位交警将行驶证送到宾馆，毕恭毕敬交到司机手中。几个人又一阵笑，然后举起杯子，为交警同志的敬业精神，干杯!

“民主生活会”　作者：末　未

某年某月某日。S局二楼办公室。

局长赵三：“根据上级指示，今天我们局领导班子开个民主生活会。会议情况要整理上报，不符合要求的要重新来，由上级派人督办。以后的民主生活会要改变过去一团和。气、隔靴搔痒的会风，要力戒大话、空话、套话。要多说缺点，少说优点。下面请各位先说我的缺点，至少一条，多则不限。我保证不搞秋后算账。”

钱副局长：“据我所知，其他单位一把手的‘坐骑’不是换了‘本田’、‘宝马’，就是换了‘大奔’，局长用的国产车将近一年了，仍坚持不更新换代。我认为，长此以往，局长坐这样的车出去办事，要影响我们大局形象的。”

孙副局长：“我们局接待客人，规定由局机关食堂招待，烟酒上本地产的，这本来是件好事，既卫生，又节省开支。但我们到兄弟单位联系工作，人家带我们上星级饭店，XO、五粮液、茅台应有尽有，都是高档次的。相比之下，我们很寒碜，有些来过我们局的人背地里说我们局长抠门儿、小气、没品味，缺乏大将风度。我觉得，局长缺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意识。”

李副局长：“去年局长夫人患胃溃疡住院，还有局长儿媳生孩子，局长不让局里送慰问金，也不让部下探望，让我们这些做副职的和几百号弟兄过意不去。我认为，局长这样做体现不出大家庭的温暖，还会影响干群关系。”

张副局长：“我们局里培训大楼装修工程，局长硬是不让搞装修的侄子承包，结果一个外地佬中了标，赚走了几百万，肥水流了外人田，真叫人心痛。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日后好改正。”

纪委书记老田：“根据我们局制订的目标管理方案，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但是，到了年终发奖金，局长不拿最高奖，只肯拿平均奖，比处长、科长还拿得少，评先记功，局长也从不沾边，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样下去，领导的关键、核心作用肯定要被淡化。”

工会主席老谢：“局长上班来得早，走得晚，晚上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节假日还争着值班。局长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无疑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但不注意休息，不讲劳逸结合，累坏了身体怎么得了。”

办公室主任老张：“我每次陪局长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搞调研，局长都不让下头组织人员夹道欢迎。吃饭时，乌龟王八穿山甲一样也不让上，只吃一些山野菜。既不泡温泉，也不蒸桑拿。我认为，这样不利于树立领导的权威不说，下头的人还议论纷纷，说局长‘假正经’，想捞政治资本。所以我觉得，局长该摆的谱还是要摆。”

局长醉了　作者：青衫浪子

下午，局长醉了，他一喝醉就特别兴奋。来到单位，他先是闯进各科室，挨个训斥下属；紧接着又钻到女同志多的地方，眉飞色舞地讲黄色笑话。讲着讲着，突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只水杯，眼神一亮，以为是话筒，举起来在楼道里边扭边唱革命歌曲，接着又唱《迟来的爱》。唱罢，不觉触发心中隐情，眼泪婆娑地拉着一位女同志的手说：“小丽，真的是你么?我为你买房买钻戒，你怎么会跟一个小白脸跑了呢，连声招呼也不打!”

大家见局长醉成这样，连忙把他扶进自己的办公室。局长踉跄着坐到老板桌前，抬眼发现台历上记着“上级来人做好接待”几个字，马上跳起来大声责问：“上级来人，为什么不通知我!”大家急忙解释：“您中午陪的客人，不就是上级领导么。”局长拍拍自己的脑袋，不说话了，趴到老板桌上，一会儿工夫就鼾声大作。睡着睡着，酒往上泛，又一下子直起身来，伸长脖子，哇哇吐了一地，一边吐，一边叫：“我的鲍鱼呀!我的龙虾呀!”

吐过之后，局长有些清醒，又扭过头看台历，忽然间想起按照工作安排，下午要去慰问老干部。老领导已经退休多年，局长因为工作忙，一次也没有登门看望过。想到这里，局长急忙命人备车，又买了许多营养品，亲自前往那位老领导家。一进门，见到白发苍苍老领导，局长又动感情了，只见他紧紧握住老领导的双手，哽咽道：“老领导，您还健在啊!”

绿化典型和尚岭　作者：曹治淮

A省B市C县D乡，有个山村和尚岭，20年如一日，荒山造林，坚持不懈，5万亩山场，林木成材。电视中放过，电台里播过，报纸上登过，各级领导来过，绿化典型，名声在外。为此，县里一些部门津津乐道，他们在总结文稿、调查报告、经验介绍、述职材料，都有一段关于和尚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描绘。农业局狠抓造林防风挡沙保护耕地；林业局重视山区植树，成效显著；环保局关注乡村打造绿色家园；老干部局发动农村老人献余热，给后代留下一片翠绿；教育局教育山乡学生与小树一起成长；县妇联开展农妇栽树顶半边天活动；团县委举办乡镇青年种树知识竞赛……都表白和尚岭披上绿装，有他们洒下的心血和汗水。

和尚岭的绿化成果，当然也是历届县头的政绩，主管林业的副县长那仁，召开和尚岭开发森林公园协调会，全县25个局的局座“十八罗汉七仙女”，清一色一把手到会，那仁叫各位献计献策，出主意想办法，要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煤矿局、白局座：“我们关停和尚岭前后的小煤窟，还那里蓝天白云。”

电力局黑局座：“我们埋杆架线，尽快给和尚岭通电。”

水利局米局座：“山上多植树，等于修水库，我们继续巩固和尚岭现在的成果，再求发展。”

粮食局水局座：“和尚岭山林中出产红枣、黑枣、酸枣，我们准备推出‘三枣’绿色食品。”

文化局武局座：“我们文化馆文艺宣传队，编创几个歌颂和尚岭节目，下去连说带唱折腾几天。”

会议快结束时，那仁点名卫生局和环卫局：“你们有何打算?”

卫生局滑局座：“如果和尚岭山上发现动物非典疑似病例，我们立即封锁树林，隔离到过和尚岭的各局人员。”

环卫局赖局座：“凡是和尚岭山民进城，收费公厕一律免费，大便小便都不要钱。”

后俩局座的发言，引起会场大笑。

没过几天，和尚岭5万亩山林突发大火，把整座绿山烧成了黑山。

时间过去快一年了，那县，那仁，那些局座们，再无人提及和尚岭，惟独公安局还在为失火原因辛苦劳累。

一样悲剧，两样感动　作者：郭加奇

据《都市快报》3月30日报道，马加爵的父母和姐姐、奶奶4人3月29日来到位于梧州市蝶山区夏郢镇周睦村，向“云大命案”受害者邵瑞杰的家属道歉。马加爵的家人冒着绵绵细雨在门外双膝下跪，为马加爵的罪行忏悔，一跪就是近一个小时，终于，邵瑞杰的双亲被感动了，同意与他们进行短暂的会面，尽管对话是通过镇里的工作人员进行的。

我为中国老百姓的善良而感动。人性的光辉有两大光源：忏悔意识和宽容意识。这两种意识就是人性大厦的基石，是人性的最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里，一方面是马加爵的家人，为马加爵的罪行，向受害者家人下跪忏悔；另一方面是受害者家人，忍受着人间最大的悲痛，最终以宽容的心怀接受了对方的忏悔。这两种精神相互交织，让我们在巨大的哀伤和同情之外，还感到中国普通老百姓是那么值得敬仰。

有人说中国人是缺乏忏悔精神的，似乎忏悔仅仅是西方宗教原罪说的产物，中国人不承认原罪，所以不需要忏悔。这种观点其实是对民众的误读。在底层的民众那里，他们有着最朴素的“良心论”，那些所谓仁爱、忠恕、恻隐等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其实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得到了严格地恪守。因此在底层民众那里，并不缺乏对自我的救赎意识、对自我丑恶的反省能力和对自身罪恶的忏悔精神。马加爵杀人了，这罪行从法理上讲，只能由马加爵一个人承担，但马加爵的父母、姐姐和年迈的奶奶，在雨中长跪一个小时，这种内心罪责的煎熬和反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美德得以存在、成长的土壤。

面对杀子仇人的家人，邵瑞杰的双亲克制了内心的悲痛而接受了对方的忏悔，这种行为也是值得敬佩的。由于马加爵家人的到来，再次触及了他们还未愈合的伤口，他们一开始对马加爵家人的忏悔难以接受，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宽容了杀子仇人的家人。在丧子的痛苦还没有完全失去的时候，原谅对方，这需要多么大的宽阔胸怀和理性力量。

宽容和忏悔是这个社会良知存在的土壤。多少人间罪恶，多少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人间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慈悲心怀里，停下了蔓延之势。

让我们在这场人间悲剧中，再次为其一掬同情的泪水!

闲话　作者：佚　名

李老太家雇了位保姆，40多岁，每月管吃管住，工资500块。

保姆很能干，又勤快，天刚放亮就起了床开始忙里忙外，拖地、洗衣服、做饭伺候卧床的老李……凡是眼里看到活儿，她都揽下来了，李老太很满意，常夸她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保姆呢，也总说李老太待自已像一家人一样，心里挺知足的。

一天保姆去楼下晾晒衣服，有几个邻居正在闲聊，有一位随口问她：“每天都看你忙忙碌碌的，李老太每月给你多少钱啊?”保姆答：“500块。”那位邻居惊奇地“哟”了一声道：“才500块啊?我儿媳妇单位有个同事雇的保姆，光伺候老人，别的什么都不干，每月还600块呢!”旁边人也随声附和，说李老太钱给的太少。保姆回家后，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越想越觉得冤，一整天心里都不是滋味。

又一天李老太到街上散步，碰到一位老姐儿们，就聊起来，聊着聊着就说到了保姆，那老姐儿们问：“你一个月付她多少钱啊?”李老太答：“500块。”老姐儿们睁大了眼睛：“给这么多啊?你可真大方!听我闺女说，从农村雇的小保姆每月管吃管住，给400块抢着干!”李老太回了家，心里也堵得难受，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保姆想让李老太涨工资，李老太想给保姆减薪，不过两人都不好意思张口，但保姆干活却不像以前那样踏实了，有时还借故推掉一些“份外”的活儿；李老大呢，为了找回心理平衡，对得起自己那500块钱，又总想让保姆再多干点。

渐渐地双方都发现对方不再完美无缺了。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两人各自搬出了道听途说来的“理由”，大吵了一场，结果呢，自然是立刻清账，各奔东西。

保姆背上行囊出门，还狠狠地想：“哼!这样刁蛮的老太太，就是给我1000块我也不给她干!”

李老太望着保姆远去的背影，仍愤愦地道；“哼!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到处都是?”

社会病案　作者：陈四益

当面奉承

当面奉承，官场已成积习。如果要开个什么会，一定要请上级领导来主席台上坐一坐，以示重视。一坐下来，必定要请领导“讲几句”，领导则必要推辞一番。拗不过再三恳请，就着三不着四地“随便讲讲”。“随便”讲了几句之后，主持会议的必要说：“某某领导今天给会议做了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是极大的鼓舞，极大的鞭策。会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云云。好像重要人物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哪怕是些空话套话，也是“重要讲话”。

“面谀者不忠”，“谄谀宜惕”——这是古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面谀无所警惕，甚或甘之如饴；套一句古话，就叫“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

国际大串联

如果有人统计一下，每年中国派往世界各国的各种考察团究竟有多少，那数字必定惊人。各部委派，各省市派，各县市派，各乡镇也派；企业派，部门派，团体派，协会派，临时起个名目也可以派。改革开放了，中国人讲究“眼见为实”嘛。中国人还有自已的一套“规矩”。如果“考察团里有一位什么官员，便要对方同级官员出面，宴会呀，回请呀，握手呀，拍照呀……弄得对方疲惫不堪。

“文革”之时，有所谓“大串联”，说是“闹革命”。今天的“国际大，串联”，据说是为了“搞活经济”，但若这么“搞”下去只怕经济“活”不了，党风政纪、民心舆情倒是要搞乱了。

雅　腐

左手拎只鸡；右手提只鸭；腊肉、皮蛋、大米、茶叶的送礼方式，太土，已经大体成为过去。几十斤，上百斤的东西搬进搬出，既惹眼，又不值。

送金银、珠宝、金卡、钞票，当然多多益善，谁也不怕把它放在家里会馊了。但现在风声正紧，收受这些显眼的东西，容易惹祸招灾。于是，聪明的主儿便反嘴一撇：太俗。

送礼的心领神会，马上就花样翻新。就像吃饭拉屎都要扯上文化一样，腐败也开始趋于风雅。送一套书给你插架，送一幅画给你补壁，送一尊什么爵炉鼎鼐以供清玩，多雅。

行贿搭上了文化，成了“雅贿”，而腐败也因此化为“雅腐”了。

可虑的心态

一位朋友因为公务，到外省参加一项活动。活动就有报酬(通俗的说法叫“红包”)。他觉得这研讨与自己负责的公务有关，不该拿那红包，于是想退，但有人劝他：“你要退了，人家怎么好拿?别说驳了东道主的面子，也挡了人家的财路。”

他只得收下，但总觉不安，又起意交给纪委。又有人说：“你交了，人家就问，其他参加的人怎么没交呢?这不把人给卖了吗?”

“那么，捐助公益事业吧。”

“那红包不过几百块钱，可人家想，捐都捐了这些，还不知防了多少呢!”

朋友叹道：他们不是没根据，我已因这些事苦恼许久了。

出几个贪污犯，不可怕，哪个社会都有，只要正气弘扬，不难查处。但是，这种让人不敢清白做人的社会心态却可虑。人于苍则苍，人于黄则黄。普遍的心态可以是这样的染缸。

天才的婚姻　作者：麦子荞

我们报社有个征婚版，最近有人来替他的儿子征婚。据他说，他的儿子是难得一见的天才，20刚刚出头早就已经是博士了，从小念书就跟撑杆跳似的，逢级必跳，。干路就这么跳着成了博士。他还拉出天才儿子的老师来献宝，年近六旬的老博导激动得差点涕泗横流；说是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天才的学生……

天才征婚，多么牛B的矛盾啊。从古到今，天才不都是跟婚姻势不两立的嘛?天才一旦进入了婚姻，基本就已经作废，只是变得更神经质而已。发明纸张的蔡伦、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下西洋的郑和……这些男人都是彻底跟女人决裂之后才名垂青史的。这种极端的就不说了。像姜太公、苏格拉底这种圣人还不是在家被老婆骂个狗血淋头?这说明，天才要是结婚了，只有被侮辱的份。除非是像苏轼这等，一边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纳妾，不亦乐乎。超脱了婚姻：把女人当花瓶的天才，才会觉得比较幸福；

最惨的天才是鲁迅他们那代，老婆全是老妈钦定的，于是没办法，只好给自己壮胆倡导“个性解放”，把原来的老婆给休了，纷纷跟年轻的文学女青年在一起。可以算作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集体休妻运动。这里面，胡适是个例外。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原配村姑江冬秀赴华盛顿就职，不知道江冬秀是不是最传奇的一个大使夫人。很多人都以为胡适是个不可理喻的男人，因为他14岁被他老妈定了娃娃亲之后，竟然在当时那些文学青年都闹离婚的时候还守住阵地，跟“小脚老婆”白头偕老。根据《胡适评说八十年》中说，胡适当时也是闹过婚外恋的，对象就是他结婚时的伴娘曹诚英，据说他几首若隐若现的爱情诗《旧梦》、《也是微云》、《八月四夜》都是为曹诚英写的。但是因为胡适胆小，最终“起义”没有成功。当然，这里面江冬秀的镇压也是功不可没，胡适打算跟江冬秀离婚的时候，江冬秀拿了把菜刀，声称要把儿子给杀了。碰上这么暴力的老婆，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只好向苏格拉底靠拢，被婚姻侮辱一番。

那个到我们报社来征婚的天才，后来所有的一切征婚事宜都由他老爸代劳。连跟人家女孩子发短消息都是。由此寸见，时代进步这么多，天才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在婚姻上，基本还是弱智的，多半还是由强权的老爸老妈给钦定了。到最后，有乐观精神的成了苏格拉底，有忍受精神的就成了胡适。

深层感想

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某单位组织各部门领导观看本单位原“一把手?贪污、受贿的庭审录像。看后，要求领导们结合下半年党员民主评议谈谈个人感想。

领导们下笔万言、数万言地写下了自己的感想与认识后，都觉得意犹未尽，因为他们还有更深层的“感想”不能写下来。

领导甲：过年时才送给他的3万块钱算是肉包子打狗了，不过还好，没有被查出来!

领导乙：好不容易才“搭”上线，正准备下饵料哩，没想到，白忙了一场!

领导丙，实践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小贪即可，千万不可贪大，贪大迟早要出事!

领导丁；老子宫比他小，“搞”得不比他少，为啥不会出事?还当“一把手”呢，简直就是个笨蛋!

单位乡纪事　作者：王　雨

只许州官放火

某日开会，局长在谈到要防止“八小时以外的腐败”时，兴之所至，点名批评了局基建处的李处长，说：“你去潇洒的频率也太高了一点吧?据我的保守估计；我10次能碰到你9次，你可以啊，都快要赶上我了!”

据说，自那以后李处长有整整两个月没敢去娱乐场所，他怕遇见局长，更怕去潇洒的次数多于局长。

感　想

某官接连参观了几次“反腐展览”。老婆问他；“感想如何?”

某官说：“通过多次观看，我终于搞清楚了，反贪机关查案是有标准的，人家绝不会乱来!”妻问他：“那咱家不会有事吧?”

某官曰：“老婆你尽管放心，咱们肯定不会出事——因为咱们摘的实在太少了，离标准还远着呢!”

民风不正

某领导历时三年，耗资数万，终被擢升为“一把手”。领导抱着“有投入必有产出”的必胜信心，欣然前往某局赴任。数月下来，领导坐不住了，再数月下来，领导忍不住开口骂娘了：“妈的，没想到来的是这种鬼地方，这帮家伙竟不食人间烟火!”

领导夫人问：“究竟怎么了，弄得你整天愁眉不展?!”

领导说：“这鬼地方他妈的民风不正，竟然不兴绐领导送礼!”

不亦尴尬乎　作者：郭振亚

去年秋，在豫东某市召开写作会，一日夜，大雨，几个文友聚集一室，闲聊尴尬事。几个月过去了，这尴尬事仍然缭绕脑际，挥之不去，于是，挑出几则，记在笔记本上。

其一、3月5日是全民学雷锋日，敬老院里，来了一批又一批志愿者。这一天，王老的脸，先后被洗了6次，又是涂“小护士”，又是抹“杏仁蜜”；李老的头，被一个个理发师先后理了8次；赵老的血压，被小护土们量了9次。不亦尴尬乎?

其二、到医院看病，坐诊的是一个熟悉的女医生，年轻漂亮，语言温和，在开处方时，她突然亲切地说：“我给你弄一瓶××维生素C吧?是从西红柿里提炼出来的，100粒得300元。医院没有，我可以从某公司给你取来。”不买吧，盛情难却；买吧，它的价钱比医院卖的贵好多倍。左右为难，不亦尴尬乎?

其三、把顶头上司的劣行，整理成一份举报材料，送给了反贪局一个熟识的工作人员。半个月后，举报者有事到一家高档酒楼找老板，一进雅间，老板正在那里侍候“大主顾”。“大主顾”是谁呢?原来是被举报者和那个熟识的反贪人员，他们正在喝酒，嘴里还吆喝着：“哥俩好呀哥俩好!”三人在这里会面，不亦尴尬乎?

其四、到“一把手”屋里请示工作，推门，恰好看到头头儿正在和“小蜜”拥抱、接吻。此情此景，不亦尴尬乎?

其五、赵春花正在做晚饭，忽然电话铃响，她拿起耳机一听，原来是单位的“一把手”：“梅梅，你快来吧，我屋里没人了……”赵春花回答说：“我不是小梅，我是春花。”话还没有说完，“一把手”啪地把电话挂了。听到了领导的隐私，不亦尴尬乎?

焐虮　作者：石　飞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的消息传开后，张秀才在民间寻得一件朱元璋当年穿过的破棉袄，在烂棉花里翻出一些虮子。他把虮子小心翼翼地取下来，放在贴身的内衣上焐孵。虱子孵出后，他捧在掌心上，到处向别人炫耀，欣喜若狂地叫喊：

“看啊，快来看宝贝，这是万岁爷生的虱子!”

后来，张秀才携带虱子、来到南京城向朱皇帝报功请赏。张秀才跪在金殿上，双手擎起虱子，向朱皇帝高声献媚道：

“万岁，这些伟大美丽可爱的虱子，都是小民用皇上龙体所生的虮子，忠心耿耿地焐出来的……”

“快把这个疯子推出去，剥皮示众!”朱元璋大怒。

“皇上，我是一片忠心哇!这些虱子确实是万岁爷亲生的……”张秀才惨叫着，被武士们拖了下去。

心态　作者：艾　华

想发财，”没有本钱；想当官，没有机会；想潇洒，设有钞票；想休息，却要加班。

想做好事，怕人误解；想干坏事，没有胆量；想做正事，又静不下心来。

想把工作做好，怕被视为出风头；想络领导进忠言，怕遭打击报复；想睁一眼闭一眼，却又忍，不住、看不惯、放不下。

想不去应酬，总是推辞不掉；想左右逢源，总是顾此失彼。

想清心寡欲，却六根未净、挡不住诱惑；想碌碌无为。了此一生，又于心不甘。

理想总在梦中，计划都在口中，郁闷却在心中，生活总是在烦躁中。这就是转折的时代、转型韵社会、转轨的体制下我等俗人的生存心态。

谁能告诉我，如何才能不无聊无奈、自由自在?谁能告诉我，如何才能笑傲江湖、“东方不败”?

如果　作者：李　茜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写给他12岁的儿子的一首涛：

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你能镇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时，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枉自辩论；

如果你有梦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至走火入魔；

如果在成功之中能不忘形于色，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

如果看到自己追求的美好破灭为一摊零碎的瓦砾，也不说放弃；

如果你辛苦劳作，已是功成名就，为了新目标你依旧冒险一搏，哪怕功名成乌有；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变谦恭之态，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他人的爱情左右不了你；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能卓然独立；

如果昏惑的骚扰动摇不了你的意志，你能等自己平心静气，再做答时——

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而你，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的儿子!

现代牢骚　作者：王友元

老鼠：虎狼吃人，但人类却要保护它们。我们不吃人，人类却要消灭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我们要上诉。

奶牛：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人类喝牛奶，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去吃苹。真是多此一举。

狗：我们本来就是看家护院的，现在却把我们关在房里当宠物，当小孩耍。自作多情。

啄木鸟：我们靠一张嘴去消灭害人虫，但有人却靠一张嘴去充当害人虫。

羊：搞什么克隆羊，那我们还要不要祖宗了。

公鸡：埋怨我们不会下蛋，没有我们别说没有母鸡下蛋，什么鸡都没有。

猫：现在谁都可以成为宠物，与我们平起平坐，这叫什么世道。

鸭子：还说我们走路的样子不好看，大街上那么多“将军肚”走路还不如我们呢。

死路与活路　作者：蒋廷松

县政府到芳塘村征地，由于补偿定得太低，农民感到失了土地便没了活路，于是便去县政府上访。公安局刁局长奉命前来执行公务，他用喇叭对农民说：“现在，摆在各位农民朋友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当良民，领了补偿款好好回家过日子，这是二条活路；另一条路是当刁民，继续在此闹事；我们只好给这号人戴上‘铁手表’，然后把他进进‘铁笼子’，农民朋友们，与政府作对；这可是一条死路呀!愿死愿活，你们好好想想吧!可千万不要上了坏人的当!”

古本《龙子》今译　作者：王春瑜

虽无道，经常道，即成道；虽无名，经常鸣，即成名。

一成道成名章第一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煞有介事，装模作样。

——牛皮章第二

老于天下第一。

——发昏章第十三

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是小有，无中生有是大有。

——有无章第十四

舌头咬不动蚕豆，牙齿嚼豆咯嘣响，何故?

舌头软弱，不好意思；牙齿死皮赖脸，硬挺。

一硬撑章第十九

儿女是妈养的，厚脸皮是自己长的。

——不朽章第二十六

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政客有心，假藉百姓之心为心。

——为民章第四十九

知道的多与少　作者：佚　名

知道“爱情”的人越来越多，知道“艾青”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周迅”的人越来越多，知道“鲁迅”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马克”的人越来越多，知道“马克·吐温”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景岗山”的人越来越多，知道“井冈山”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比尔”的人越来越多，知道“保尔”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关之琳”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卞之琳”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就要发”的人越来越多，知道“九·一八”的人越来越少；

知道这世界变化太快的越来越多，知道如何把握这变化的越来越少。

古代和现代　作者：吴家宁

古代的爱情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蝗枝；现代的爱情观——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

古代，女性稍有暴露半点胴体，使被斥责为“伤风败俗”现代，女模特当街裸露身体搞彩绘，美其名曰为“时尚艺术”。

古代；有个用毕生心血写成鸿篇巨著《红楼梦》的穷作家，他叫曹雪芹；现代，有个以“体液”写成前卫大胆《遗情书》的荚女作家，她叫木予荚。

古代，叫年轻安守本分的女性为“小姐”，或许她会给你一个深深的鞠躬，表示诚挚的感谢；现代，称安守本分的荚眉为“小姐”，极可能会给你一个狠狠的巴掌，表示万分的愤怒。

古代，人穿得破破烂烂，是因为“旁”；现代，人穿得破破烂烂，是为了“秀”。

古代，诗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说的是蚕妇的悲叹无奈；现代，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的是某些丑恶现象屡禁不止。

古代，见面打招呼的话是：“你今天吃饭了吗?”；现代，见面打招呼的话是：“你今天买彩了吗?”

圈套　作者：几　米

我被固定。

固定刷牙、洗脸和关灯。

固定在找不到停车位时咒骂。

固定感冒咳嗽，惧怕死亡并开始戒烟。

固定爱心捐款，同时不遵守交通规则。

固定对爱情失望和对选举绝望。

固定在固定的地方，接受固定的摆布。

当然也在固定的时间，怀疑人生。

文斗　作者：郑　亮

某局王副局长和李副局长家住对门。春节前两人为争当“一把手”暗地里争斗了很长时间。

今年过春节时，王副局长在自己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吸民脂刮民膏贪得无厌

正法纪惩腐恶贪官落马

横批是：罪有应得

李副局长瞥见，认为王副局长是在影射自己，回家拿出笔墨纸砚，奋笔疾书一副对联，贴到自己大门上，以回敬王副局长：

玩权术搞女人恶贯满盈

不自省咬别人小人嘴脸

横批是：彼此彼此

三句半（外一则）　作者：沈　涛

商业欺诈猛如虎，

假冒伪劣害人苦，

试问诚信何时来?

“3·15”!

有时候……

有时候，虔诚与无知在一起；

有时候，上戏与上床在一起；

有时候，民主与愚弄在一起；

有时候，提拔与养奸在一起；

有时候，名家与名骗在一起；

有时候，为民与扬名在一起……

行业“口头祥”　作者：郑远游

领导：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

厂长：明天下你的岗!

医生：是公费还是自费?

售货员：发票写什么?

车站管理员：后面排队去!

批发商：要真货还是假货?

交通巡警：把执照拿过来。

机关办事员：明天再来!

歌星：请大家再多给点掌声好不好?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经理：炒你鱿鱼!

班主任：你爸在哪儿工作?

农民：人家交，咱就交。

村干部：不服你告去!

城市监察：再狡辩，加倍罚款!

保险公司：材料不全，不予赔付!

银行：网络故障，不能取款!

自选商场：偷一罚十。

“笑话集”　作者：杨翰端

去年五十今四八，

岁数不断往下滑。

去年初中今“大本”，

高等教育可“速成”。

个人总结如“创作”，

自吹自擂尽“泡沫”。

获奖栏里“糊涂帐”，

“卫生家庭；也算上……

此公档案多“奥秘”，

够编一本“笑话集”。

“怕”字歌　作者：佚　名

笋怕剥，肉怕割，经营怕的伸手多，

不怕税务来收税，就怕都来乱收费；

男怕乱，女怕贱，夫妻怕的把心变，

不怕家里没有钱，就怕有了婚外恋；

相怕扮，货怕腰，顾客怕的是受骗，

不怕假货不能用，就怕假货要人命；

戏怕脏，片怕黄，影视就怕乱上床，

不怕大众看做爱，就怕小孩也学坏；

医怕黑，药怕贵，百姓怕的医疗费，

不怕偶尔把病害，就怕医院刀子快。，

体态语言　作者：小　波

出门时候低着头，说明领导曾骂过。

出门时候板着脸，说明属下被数落。

出门时候拍胸脯，说明钱款拿得多。

出门时候抚着胃，说明酒宴刚吃过。

出门时候撑着腰，说明小姐还不错。

出门时候拍大腿，说明有事不好说。

为某官画像　作者：佚　名

召见下属是老子，晋见上级当儿子；

廉政建设是幌子，有权不用成傻子；

同僚相见比车子，谈长论短话女子；

公款出国做游子，吃喝嫖赌比浪子；

出了问题兜圈子，群众质问吹胡子；

不见天网有铐子，手摸铁窗变孙子。

靠　作者：金　羽

作家靠书名出彩，教授靠剽窃晋升；

汽车靠美女促销，电视靠有奖收看；

廉政靠夫人保驾，儿子靠老子发财；

贪官靠案犯揭发，打假靠记者领路。

正风歌　作者：聂　勇

家中不听“枕头风”，外出不忘“调查风”，

任人不摘“裙带风”，办案不允“说情风”，

身正不怕“诬告风”，办公不怕“吹冷风”，

说话不兴“浮夸风”，办事不容“拖拉风”，

对上不追“谄媚风”，对下不要“耍威风”，

公款不许“吃喝风”，对外不恋“崇洋风”，

学习不刮“一阵风”，批评不当“耳旁风”，

挺起腰杆顶歪风，理直气壮正党风。

某些“评沦家”　作者：刘德亮

要么一捧捧上天，八戒夸得似貂婵。

涂脂抹粉美美美，未尝先说甜甜甜。

都是哥儿们圈儿里人，字字句句皆美言。

“大师、大家、大明星”，随便批发不嫌酸。

你好他好哥儿们好，送上好话赛送钱。

要么一批批在地，打进地狱不解气。

专瞅名家下死手，板砖大棒抡下去。

吃喝拉撒都不对，大小作品全枪毙。

捕风捉影加讥嘲，黑话脏话冒臭气。

大骂名人能出名，这事儿早已有先例。

一屋子都是兔子　作者：于　钔

一天晚上，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友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笑嘻嘻地要我参加她的“爱情小测试”，看她兴致这么高，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她给了我几样东西：房子、兔子、老虎，还有“我”自己，让我凭着直觉编一个故事。

我想了想，说：“有一只老虎在追赶我，我吓得赶紧把兔子丢给老虎，然后自己跑到房子里面躲起来……”

老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哇噻，原来你是这么保守的人啊!告诉你吧，老虎代表的是你的老公或老婆，兔子代表的是你的情人，而房子则代表了你的家庭。看来你是个家庭型的女人，而且以后也不太可能会有外遇了。”

我听她这么一说，觉得挺满意的，于是连连说：“那是，那是!”老友忽然又在电话那边神秘兮兮地说：“喂，拿这个问题去问问你男朋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一想，对呀，正好可以考验他一下。男友下班回来了，他一踏进家门，我就赶紧迎上去，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是我斯期待的答案。谁知道他的故事竟然是：

“在森林里，我看到一只老虎在追赶一只兔予，我赶紧打开房门，让兔子跑进去躲起来，然后就把老虎赶走了……”

听了男友的故事，我心里不但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很难过，不断地骂他没有良心，结果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在听我气呼呼地解释完理由之后，男友笑了，他轻轻地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说道：“哎呀，谁叫你要当母老虎呢?温柔一点不行吗?”看着男友一脸认真的表情，我对自己说：“是啊，为什么要做母老虎呢!”

第二天下班后，男友一路笑着回到家里，我忙问他有什么喜事这么开心?他笑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喜事倒是没有。不过你知道我们老板是怎么编那个故事的吗?”我摇了摇头。

“他说，我走在路上，看到一只凶恶的母老虎，就学英雄武松，三下五除二把它打死了。等我回到家里，打开房门一看，哇!一屋子都是兔子!”

吓倒老师的小学生作文　作者：晓　晓

我的家中有九位成员，大家都很亲切。我有一个慈祥和蔼的妈妈，一个健康开朗的爸爸，一个诚恳老实的爸爸，和一个念高中的哥哥，一个被退学的二哥，还有一个正在考虑是休学还是堕胎的大姐，一个还不知道性别的外甥。其实还有奶奶，但是爷爷在坐牢，奶奶在天天为他跑路，都不在。

我想奶奶比较长寿，因为老年人总是要多多运动比较好，不要一直坐着。爷爷，你说是吗?

妈妈平常喜欢讲电话，因为她在家上班‘可以经营色情电话专线。

爸爸甲喜欢假日养花种草，但是最近收成的作物都被警方查获销毁了。喜欢种种罂粟花、大麻难道有错吗?这阵子他都不太开心，爸爸乙就会安慰爸爸甲：“时机不好，不如来公司上班。”

爸爸乙喜欢替大家煮宵夜，他每天很晚才去上班，就是去做午夜牛郎。

大哥常常玩电脑，替收保护费的班级名单建档管理，在南区他是第一个，我以大哥为荣。二哥想去爸爸乙的公司上班，爸爸乙觉得等他大一点再来。大姐的兴趣是收集火柴盒，到目前收集了990多个，她说她的目标是有一天要把这个家烧掉。

我最敬佩警察伯伯，每天都埋伏在我家附近，让我们感到安全，况且每天来我家问我：“爸爸回来了没有?”警察伯伯太让我感动了，主动关切家中成员，所谓警民一条心耶，所以我们要尊敬警察伯伯。

我的家庭气氛很和谐，打扫得也干净，找不到一颗弹壳。爸爸特别交待我，他的手枪、冲锋枪、手榴弹每次用完后，必须如何保养，否则用时会后悔不及。爸爸告诉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孩子，南区的地盘将来统统是你的!”

有这么美满的家庭，我要努力用功读书，才不辜负家人对我的爱护。来自家庭的鼓励，永远温暖我的心。

2004年第7期

生活中的不一定……　作者：朱铁志

当了博导的，不一定就是众望所归；没当博导的，不一定不学无术。

开会坐在中间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权威；偏居一隅的，不一定无所作为。

声色俱厉的，不一定真理在手；沉默寡言的，不一定心中无数。

名气最大的，不一定实力最强；默默无闻的，不一定乏善可陈。

排在第，一位的，不一定真是作者；叨陪末座的，很可能是唯一的作者。

大谈服务的，不一定真卖力；啥也不说的，很可能做实事。

从不计较的，不一定软弱可欺；斤斤计较的人，不见得真强悍。

标榜自己“永远正确”的人，不一定真，有底气；常思己过的人，往往不可战胜。

成绩面前往上冲的人，不一定真是贡献者；失败面前承担责任的人，人们不会抹杀他。

整天上电视的人，不一定活在现实中；自觉远离媒体的人，常常活在记忆里。

动辄跟你“说句心里话”的人，不一定是真朋友；常常话不中听的人，反而值得你珍视。

天天围在你身边的人，不一定真心实意拥戴你；有意对你敬而远之的，恰恰是你应该主动接近的人。

有钱的不一定真富有；没钱的不一定真贫穷。

总说“爱你”的人不一定真爱你；从不刻意表白的人，很可能是你铭心刻骨的真朋友。

西装革履的人不一定具有现代意识；一介布衣者未必不懂当代文明。

出身贫苦不一定质朴；豪门之内不一定没有贤才。

多磨不一定是好事；好事不一定非多磨。

不言利者不一定就是仁义之士；满口仁义道德的就一定是道德家吗?

拿了文凭的不一定都有学问；没有文凭的不一定啥都不懂。

在其位者不一定都谋其政；不在其位者未必不心忧天下。

“实至”不一定“名归”；欺世往往可以盗名。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一定是秋的消息；“惟见长江天际流”就是夏的回响么?

说你行其实你不一定真行；说你不行你也不见得真不行。

众声沸腾不一定就是民主；鸦雀无声肯定是专制。

客居异乡者不一定不爱国；厮守故土的也不全是爱国者。

和你同笑的不一定就是同甘者；和你同哭的也不一定是共苦者。

山盟海誓不一定铭心刻骨；默默相对很可能地老天荒。

自封的强者往往是不一定的；自认的弱者同样是不一定的。

一分耕耘不一定就有一分收获；袖手旁观不一定颗粒无收。

爱人者不一定人恒爱之；恶人者不一定人恒恶之。

世界上的事，只有“不一定”是一定的；而“一定的”往往是不一定的。

贪官的逻辑　作者：鄢列山

贪官的“业绩”报告不断被刷新，光说某人贪污的数额有多么大，已很难引起人佩的特别关注。也就是说，反腐报道也要找新角度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新闻：某厅长一向给人廉洁奉公的印象，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教导语重心长，却突然被查出是个大贪污受贿犯；某地乡村教师的月工资才几百元，镇里的学区负责人10个月却能贪40万元(新华社长沙4月20日电)。这是从“反差”之大的角度做文，说明贪官的狡猾与贪婪。

这类贪官也并不使我震惊，因为他们毕竟还有所顾忌，心虚气短才极力掩入耳目。4月11日《法制日报》上的一则报道，才真正令我瞠目结舌。说的是，法制日报社收到群众来信，山西省交城县天宁镇下关街(原下关村)居委会党支书兼居委会主任刘吉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豪赌、包养情妇，在当地影响恶劣，村民多次向上级反映无人查处。记者实地调查后，将情况反映给镇党委书记赵合心时，“赵竟说：我们作为交城县的‘首都’乡镇(在县城)，我下边的干部80％以上有以权谋私和包养‘相好的’(情妇)现象，我作为一个乡镇书记要搞平衡，不能群众反映什么就查什么。刘吉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赚的钱太少，不谋些私，怎么活?!”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镇党委书记怎么可以对北京来的记者这般义正辞严地讲出他的这种“心里话”?这样无耻与狂悖的程度，够格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从法理的角度，我无权说刘吉就是贪官，更无权根据这篇“训词”认定赵合心也是贪官，但是据此说赵：合心信奉的是贪官的逻辑则毫无问题。

所谓贪官的逻辑，至少包括以下几条：一是当官的(哪怕是村级芝麻仔儿官)就该比老百姓活得滋润。你听，包养“相好的”居然成了官们“活?的必要开销——“赚的钱太少了”，也不能撙节了这一项支出。二是掌权就可以谋私，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但刘吉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影响恶劣，群众屡屡上告无人理睬，更得不到罢免，这样的村官真是村里的党员和村民选出宋的吗?第三，大。家都贪污腐败，单拿某个人开刀有违官场的公平。第四，是否查处，何时查处，查处谁；要搞好大局的“平衡”。似乎一个也不放过就会天下大乱，乡将不乡，国将不国。贪官们是心存侥幸，还是认为法不责众，抑或、9负地以为离开了他们这些。“精英，”，政权就没法运转了?

如此“贪官的逻辑”，应当使我们警醒：一，贪官的欲壑是永远填不满的，即使高薪能养廉也不足以防腐，他包养了一个情妇，说不定还想要“三宫六院”呢。二，如今的一些领导干部竟这般恬不知耻地为以权谋私辩护，再不痛下决心遏止腐败势头，一些官员的心理真要癌变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三，只有落实权为民所授，使反腐惩贪的权柄掌握在老百姓手上，才能从派头上防腐；靠赵合心这样的上级“搞平衡”，有选择性地查处，腐败将愈演愈烈，腐败分子将更加，有恃无恐。

副职的“副作用”　作者：杨学武

众所周知，官场上副职就是正职的助手。通常称正职为“一把手”，副职为“二把手”。其实古代对副职的称谓就叫副贰。《辞海》的词条中就没有副职，而只有副贰，释义为“副职：泛指佐助的官吏。”顾名思义，古代各个衙门的副职大约是“独一无二”，否则副贰就名不副实了。不过如今许多机构的副职大都是“韩信将兵”。听说内地某市一个局曾有九个副局长，每当他们与正局长一同出席宴会，刚好坐满一桌，人称“满汉全局”。周此副职并不一定都是“二把手”，超过一个以上的副职，依次排列则是“三把手”、“四把手”乃至“N把手”。古代副贰一词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形势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现代话(化)”的副职。

人口众多乃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官场上的副职之多，也算是另一种“特殊国情”。外国的官场上虽然也有副职，却是名副其实的“副贰”。而且他们的副职似乎没有什么“实职(质)意义”，而是“虚位以待”——譬如美国的副总统并不是国家第二号人物，其作用只是在总统因故(病故或遇刺身亡等)“缺位”时，为了不使国家权力出现真空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他才有可能“晋升”为有职有权的“一把手”。

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里，几乎所有副职都有实权，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凡到单位办过公事的人都知道副职的厉害，你办的事情尽管“一把手”同意了，可如果副职——或“二把手”或分管的“×把手”没有点头认可，那么事情就很有可能泡汤。也许是因为副职多了，为了突出“二把手”的作用，于是发明出“第一副××”和“常务副××”的称谓。如此重视副职，据说是为了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负责制。

然而，副职并不“多多益善”，相反容易出现另一“中国特色”的“窝里斗”。为了权力之争，“一把手”与“二把手”势不两立，“二把手”与“N把手”水火不容。于是“艄公多了翻船”，许多事情在副职之间“过五关斩六将”，使之“难于上青天”……难怪有些外国商人对我们的官僚主义深表不满，副职之多恐怕正是滋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想而知，那么多“X把手”在那里“把守”着，事情怎能不“一看二慢三通过”?

不过，副职并非只有“副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正作用”——譬如每当一些地方发生重大天灾人祸了，新闻媒体要来曝光，接受记者采访的一般不是“一把手”，而是“二把手”以下的副职。“一把手”之所以不出面，是因为他们是一级机构的代表，如果让他们在那种“尴尬”的场合露面，似乎“不成体统”；而且如果遇到有的记者不给面子，在一些“敏感性问题”上“穷追猛打”，他们就不好对付，万一出现狼狈不堪的局面，就“有损于机构的形象”……而让副职出面，则可进可退，如果他们把局面控制得好，没有让记者“添乱”，就可说他们是“代表机构表态”；如果他们失控了，让记者捅了“娄子”，就可说他们只是“代表个人发表意见”。

不是说“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么?为何在面临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故之时，“一把手”不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而要“二把手”甚至以下的“N把手”出来“顶档”呢?其实说穿了，如此“正副错位”的结果，就是推卸责任和不负责任。那么，副职所起的“正作用”，岂不比他们本身的那些“副作用”更有害?

还有多少事等着批示？　作者：凌　锋

近一段时间，除了几起安全事故外，阜阳又出现了劣质奶粉致人死亡的事件。从中央到地方，对阜阳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温总理作出批示严查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同时，中央调查组也已赶赴阜阳并展开调查工作。由阜阳奶粉事件说开，不难发现，如今一些重大问题解决的流程，都可以被归纳为：新闻媒体曝光——领导批示一相关部门雷厉风行地解决，从为民工讨工资到医疗乱收费，到安全生产，再到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等等，这些社会热点事件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处理的。

领导批示作为我国政府机关中的一种工作方法，表明了相关领导对批示事件的重视程度，有利于批示事件的加速解决，这种方法通常应该是用在一些特殊的、突发的或影响极大的事件上。前文所列举的事件虽然影响都比较大，但是我们发现，不论是农民工工资拖欠还是医疗乱收费，抑或是劣质奶粉事件，相关问题的存在决非一时一日；从批示的内容可以看出，都是要严肃处理有关问题，同时，领导的批示也没有另造新法，处理问题的精神和相关法律是一致的，职能部门处理问题所需要的法律、法规都是一样存在的，也就是说，批示只是“量”上的强调，而不是“质”的变化。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领导批示之后的多种举措，为什么没有在恶性事件发生之前采取或者认真落实与执行?惟一的解释是，相关职能部门对有关问题并不知晓，可是，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和难以让人信服的。

既然有领导批示，相应地，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落实领导批示”的新闻，这在让我们欣慰的同时，又有所反思。“媒体曝光加领导批示”的解决之道，只能作为一种，例外，而不能作为一种常态，因为一个法治政府，主要所依靠的是具有明确性、统一性的法律法规，依靠的是具有合法程序的各种行政措施，而不是领导的批示。不可否认，领导的批示的确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各级领导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相对而言，这些工作更宏观一些，如果各级领导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这些——本该地方各级职能部门依法处理却没有及时、有效处理的——问题的话，恐怕“日理万机”也不足以形容领导们的忙碌了。

刚刚公布不久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24个宇表达了法治政府的理念——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全面正确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确保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等等，而不能将应履行的职责和作为义务在领导批示之后，才重视．并认真履行，这种不作为或不及时作为的做法，小的方面可能由量变转为质变并酿成重大事故，大的方面则可能动摇对法律法规稳定性、权威性的期待，有害于公众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职务犯罪·权力犯罪——双重犯罪　作者：苏中杰

近期的金羊城网爆出一则消息：广州梁耀华特大走私集团窝案在审理过程中挖出厂其后台——花都公安局原副局长潘启华，他接受走私团伙的大量钱财，就以在握的公安权力为走私团伙开绿灯。这是权力犯罪还是职务犯罪?这对于法理和法律是有重要启示的。

什么是权力犯罪?权力犯罪就是以权力为手段的犯罪，犯罪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工作人员。，比如走私犯罪，非权力犯罪者是通过躲避有关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进行的，而权力犯罪则是通过其手中的权力运作来进行的。

那么，什么是职务犯罪呢?有关司法解释认为，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注意仅指便利而已)，进行非法活动。具体是指或者滥用职权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可见，权力犯罪与职务犯罪乍看一样，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前者已把权力当成了犯罪的手段，后者只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职务上的便利未必都把权力当成手段——窃权犯罪，正如上述解释中的“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等，都具有渎职性质和过失性质。这在犯罪根源上可以说成“政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能力差”，“主观努力不够”，甚至可以淡化为“吊儿郎当当干部，马马虎虎犯错误”。所以说，权力犯罪是重量级的犯罪，职务犯罪是轻量级的犯罪：把权力当成手段的犯罪和利用职务之便的犯罪，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

也许有人说，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二——故意性(贪污罪、受贿罪、徇私舞弊罪)不是已把“以权力为手段”这一内容包括进去了吗?但这个“故意性”同职务犯罪的定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分离的，因为这个“故意性”分明是以权力为手段；“便利说”在本质上并涵盖不了其严重性，且没有法理上的穿透力。

既然权力犯罪与职务犯罪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认识，对有关犯罪进行归类，把非故意而造成的渎职罪、过失罪等等列入职务犯罪，把贪污罪、受贿罪、徇私舞弊罪、刑讯逼供罪和一切以权谋私所形成的犯罪视为权力犯罪，并重新设定刑罚额度，以强化法律的公正性和刚性，更有力地打击犯罪。

无数可比性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思考：同样是强奸一人次的强奸嫌疑人，其他情节一样，但非权者使用蛮力强奸，而有的权者可“持枪强奸”；走私的案值同样是1000万元，非权者以躲与逃的手段让水货入境，权者则动用海关力量甚至武力使水货入境，或当走私者的后台老板；为同一审判，非权者可以用非权力手段作伪证，权者则用权力制造伪证……这二者显然性质不同，但在量刑上，我们往往当成一样的强奸、一样的走私、一样的作伪证对待，前者判处几年，后者一般也判处几年，甚至由于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后者还可能判得轻许多，有的干脆不受任何惩罚。其实，后者应加倍惩罚才对，因为他们是双重犯罪：一个犯罪是其强奸、走私、作伪证之本身，另一个更严重的犯罪是侵犯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对国体起到瓦解和破坏作用。放弃后一个罪行，只判处的…个罪行，即便是对前一个罪行判处得公正，也是在放纵犯罪。

但是，我们的法律理论上没有“权力犯罪”这个概念，刑法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从我国的反腐败实践上看，缺位就在于管不住权力，所以从法律上制约权力，是相当必要的。

有感于某些领导的“引领时尚”　作者：洪巧俊

据3月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个小小的茶杯，从不锈钢杯到?磁化杯”，再到“纳米杯”；一部手机，用不了两年就更新换代；手提包，今天捏个小的，明天又拎个大的——如此这般，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赶时髦，充当起消费的“引导者”。对此，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呼吁，要尽快规范干部职务消费行为，莫让少数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兴起奢侈浪费之风。

为什么要警惕领导干部“引领时尚”?领导干部“引领’时尚”有什么不好?要我说，这就要看领导干部“引领”的是什么样的时尚。如果今天坐在主席台上手拿的是最流行的“纳米杯”，明天到基层打的是弄潮顶尖的手机，这种“引领时尚”，只会显示出某些领导干部的生活奢侈，只会“引领”腐化甚至腐败之风。

正如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所说，“领导领导，就是起导向作用的人，领导干部不崇尚节俭，社会风气很容易受到污染。”一部新潮手机少说也要五六千元，而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有的领导干部相互攀比，千年不换手机就觉得寒酸。这样一来，不仅给群众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且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角度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种“引领时尚”，只会使官场的生态坏境恶化。慕绥新在沈阳当市长时，可谓是沈阳“引领耐尚”的顶尖人物，不仅用的杯子、皮包、手机是最时尚的，戴的手表也是伯爵名表，穿的衣服更是世界新潮的。要不，香港记者咋就能一眼看出他的一身衣服是世界名牌，并让人咋舌不已?正因为有了这等人的“引领”，某些官员便“前腐后继”，一窝一串地走进了犯罪的泥潭。

在实际生活中，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往往是本部门、本区域公众-的焦点。领导干部如果醉心于“引领时尚”，显然会给周围人带来不利影响。如果领导频繁地换茶杯、换皮包、换手机，就可能导致上行下效。这种，攀比之风，极易导致腐败。

或许有人会说，只要领导干部消费时用的是自己的钱，我们就不应该苛求。但我以为，从我国广大干部收入的现状看，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是无法高频率“引领时尚”的。按他们的合法收入来算，他们如此高消费，要做到不违法、不违纪，恐怕很难。

时尚终归是时尚，时尚确实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但领导干部伪身份与职责毕竟不同于普通民众，应该时时刻刻抗拒得住这种诱惑，要洁身自好，以身作则。

换个角度说，假如领导干部引领的时尚，是多解决几件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攀比的是提高办事效率；多为群众办实事，彰显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么，这种引领显然会让群众拍手称道。

荧屏：工人形象哪去了？　作者：齐殿斌

2003年初以来直到今年春季，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黄金时段播出的六七十部电视连续剧，其中大多是反腐题材、公安题材、军事题材、农村题材、历史(主要是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家庭生活题材等等，似乎没有一部真正的工业题材作品，更没有看到典型的当代工人形象……如今在我们的屏幕上，工人的形象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很难找到产业工人的身影。即使有那么几个工人形象，也多是作为厂长、经理们的陪衬，处于无关紧要的配角地位，而且或是目光短浅、自由散漫的被帮助教育对象，或是头脑简单、没有本事，等待“拯救”的“可怜虫”，或是大话连篇、玩世不恭的“准痞子”……一句话，都是碌碌无为之辈，甚至成了自私、落后的“代名词”。

我国有近3亿工人大军，而反映其生存状态、精神面貌的影视作品难得一见，究竟是、无故事可挖掘、无人物可塑造，还是编导们不愿意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呢?工业题材奇缺，工人形象难见，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弥漫在当今影视圈的一种功利氛围，一种浮躁心态——哪种题材热销，大家就一哄而上，竞相投拍，结果往往既浪费了大笔投资，又倒了观众的胃口。

具体而言，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为何工人形象如此之少，有光彩的工人形象更难得一见呢?笔者以为，一是我们的影视艺术家对工业题材，特别是以工人为主角的题材，缺少应有的创作热情。而要创作出工业题材的上品和珍品影视片，首先必须有一批志在工矿、企业(包括典型的非国有企业)，满腔热情拥抱工人阶级的影视艺术家；二是创作者缺乏生活的体验，没有真正深入工矿企业，去了解工人，熟悉工人，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反映工人生活的素材。而只有当影视艺术家的头脑中装满丰富的工人形象和生活素材时，屏幕上才可能会有大放异彩的工人形象；三是创作工业题材，表现工人形象也确有一定的难度。这类影视片较多地受到历史片、娱乐片，乃至重大题材片的冲击，加之有些写工人的影视片只限于企业内部的活动，限于具体的生产劳动过程，不被观众所喜欢，难于实现票房价值(经济效益)进而又影响到创作者的积极性。

只有深入生活，用心去开掘，下功夫去揭示中国当代工人心灵的历程，传选更丰富的当代生活气息，才有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

我们呼唤屏幕工人形象，并不仅仅要多几部以工人为主角的影视片，而是渴望影视艺术家以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感受，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即新时代的新型工人的形象，以增加影视片的艺术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

当然，屏幕上的工人形象不必都是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不能搞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冲突、苦恼等等，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在作品中予以表现，但也不能为了迎合某些观众，衬托“大”人物的“光辉形象”，把工人描绘成一些机械呆板的“机器人”，甚至描绘成一些玩世不恭、俗不可耐的“痞子”，从而降低影视作品的自身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

假如我是工人农民　作者：崔惠斌

某地，在机关干部中开展“假如我是工人农民”的换位思考大讨论，这是针对某些干部的“衙门作风”，强化为人民服务观念的一项重要措施。此举一出，便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党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

时下，一些地方等级观念之甚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些人自以为有档次，就把轻视工人农民，看不起工人农民当作时髦。有些甚至是刚从’农田里爬出来，身上的土腥味还没褪净，就开始骂起农民来了，真有点“数洋忘祖”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天生就是上等人，比起工人农民来有品位，他们可以对工人农民颐指气使，可以让工人农民生死存亡。不是吗?一个企业的老板就公然斥责工人：“这企业是我的，谁给我好好干我就发他奖金红包，谁给我捣蛋就他妈的给我滚蛋!”更有甚者，我们的一些公仆们也把关系颠倒过来，有些甚至以“本县”、“本府”、“本老爷”自居，端“爷”的架，摆“爷”的谱，群众找他们办事要称他们“爷”。在他们眼里，他们俨然就是一个地方“草民”的“父母官儿”，工人农民作为他们的“予民”，只有老老实实听他们的话，服他们的管。否则，那就是“刁民”了。

旧时代，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社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分，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农民，反而说他们养活了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受尽压榨，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可言，见了戴礼帽的，拄文明棍儿的要低头哈腰，退避三舍。若要打个官司或是见个脸面之人，那要匍匐跪地，口称“老爷”。倘有怠慢，轻则被骂个狗血喷头，重则要遭受皮鞭、棍棒乏苦。为官者视工人农民为草芥，对他们有生杀大权，“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他们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要不然，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没有那乒多民众参加了，人民群众也不会用小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再不用对那些地主、资本家老爷低三下四了。工人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社会一天也不能正常运转下去。“工人不做工，我们就没有衣穿；农民不种田，我。们就没有粮吃”，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而时下，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却忘记了这个道理，好像他们是“救世主”，他们不给工人农民活干，工人农民就没有饭吃。倘若翻翻他们的家谱，或许他们的上代或上几代就是工人农民。若查履历，或许他们是刚脱下油污工作服刚除去牛粪味儿的工人农民。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那些“款儿们”、“腕儿们”、“白领们”、“公仆们”多得多。现在我们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工人农民主人翁地位没有变，他们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力军。在我们这个国家，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决不允许也决不应该轻视、贬低、甚至诋毁工人农民。或许，在某个工人农民个体身上存在某些缺点，但“人无完人”，那些自诩为“高贵”或“脱胎换骨”的人就没有缺点错误吗?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不能形而上学。在今天，我们只有时时刻刻想着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时时刻刻为工人农民的切身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我们的社会才稳定，才进步，经济才能长足发展。

知识凭什么赢得社会尊重　作者：彭杰辉

几个博导竞争一个副处长，高级研究员争当科长，研究生报考公务员成潮……不久前，笔者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朋友透露，目前他们大学里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硕士求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安心做学问，而是为日后向仕途发展捞取文凭。这使人不得不感慨万千。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此为标准一刀切，就有点形而上学了。可惜生活中确实如此，据说中原某市甚至还曾把一年中引进多少博士、硕士从政作为考核当年组织工作的一项指标。可问题是，博士、硕士从政一定就比其他人强吗?他一定能比在自己所学专业领域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吗?试想一个人为了做官而去捞取博士、硕士文凭，会给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多大的浪费呢?其实知识之所以令人推崇，应该是因为它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官员。当知识一旦沦丧为官职的奴隶，就绝不是对知识的尊重，而是对知识的亵渎。

封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确曾是与官职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要做到“野无遗贤”，就通过八股考试的形式把读书人都网罗到国家统治机器中，为封建统治服务。而对读书人来说，皓首穷经，无非就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从此春风得意，光宗耀祖。而事实上，历史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创新突破的往往并非这些所谓国家的栋梁。正因如此，相对今天人类文明进步的日新月异来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就只是走了几小步。

据报载，天津某研究所一科研人员不久前愤而下海。其下海的原因并不是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诱惑而放弃科学研究。据他本人讲，同样的工作量，领导们的收入比他高得多，而自己的论文发表时，还非得要在自己的名字前署上所长、主管副所长、科室主任的名字，论文获奖后领奖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己。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个博导竞争一个副处长、高级研究员争当科长了。

知识价值的体现不应该全靠职务，而是对社会的贡献。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推广，解决了无数人的吃饭问题；神舟五号飞船发射的成功，为我们向太空探索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如果每个知识分子的劳动都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如果官员职务的取得和晋升不单纯把文凭作为准入资格，那么人们对知识价值实现的理解也就不至于那么单一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李晓方在一份建议中提到一个新鲜话题：怎样才能构筑各条人才轨道，别让专业人才都往官道上挤。这就给我们对知识的评价机制、对人才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出了新的课题。

我们真正希望，知识人才赢得社会的尊重，应该是通过其本身来实现，而不是靠投靠某种职业，或者某个职务。

不是谁的点子都可以卖　作者：阮　直

据报道，沈阳市市委副书记刘迎初近日拍卖了一个“点子”，卖到100万元。还好，刘书记说：“他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卖的点子”，挣的钱又都交给了沈阳“清文化节”组委会。刘书记要把这100万装进自己的兜里，那就不是卖点子，而是卖“关子”了。

100万是都捐给了“组委会”，可这事怎么也“光辉”不起来。我们都知道，如今这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多，所以为官者都聪明、智慧、点子多，否则怎么能被提拔呢。可是既然是人民的公务员了，就该为人民服务，不能身为沈阳市的领导，为沈阳人民出了个点子，还要拿到沈阳市的拍卖会上去卖钱吧。

沈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各局的局长们多了，若把其点子、计谋都拿到拍卖会上去卖，那沈阳市委、市政府成了什么机关了?

如果刘书记觉得自己真是高人，自己的点子含金量忒足，不拍卖就体现不出知识的价值，那么你可以先辞去副书记的职务，成为真正的自然人，然后再去卖点子，，那时你的点子没有依附在你市委副书记的社会角色之上，若能卖到100万那才是你的本事，全国各地都要发展，都缺点子，你可以随便去卖。

如今像刘书记这样做，实在令人不服，自己的点子拍卖给自己主管的城市，卖给自己主管的宣传、文化战线，这样的自产自销，是没有智慧只有炒作的“作秀”，甚至就是下边人玩的变相讨好上级的把戏。

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一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就是为这个城市出主意、想点子、求发展的，比如市委的政策研究室，每天都要根据市委、市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安排、打算来统筹、协调、规划，出台重大的政策，他们的点子哪一个不决定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前途，他们能拿出去拍卖吗？

别以为只要挂上“节”了，就是市场经营‘无论你叫什么“节”，也是一项市委、市政府的活动，是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中的一环。若真的想按市场规律运作，完全实现商业化模式，那么权力机关就该退出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更不可以介入。一边想商业化运作，一边又想借助于市委副书记的权威，这不成了权力与商业的“勾结”了吗?

如果允许这样形式的合作拍卖，金点子、银点子有的是，大家、都把点子拍卖给自己主管的行政区域，那全国人民可有好戏看了。

北大生，科举心态要不得　作者：薛　涌

近来，署名为“黑狐狸”的一篇帖子《我是北大培养的废物?》成了网络焦点，引发“北大牌子太沉重，‘北大毕业生’身价几何”的讨论。而与此不无对应的是，4月26日，中国首次发表关于就业状况和政策的白皮书，外界关注的一点信息：中国七成失业者是年轻人。

大学生的就业紧张，已经持续了许久。时常有报道说，北大的毕业生常常被用人单位敬而远之，甚至有外企在招人时公开打出“北大、清华的学生免谈”的招牌，称北大人志大才疏，要求高、不可靠。 ’其实，年轻人自视高一些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自视高的人有两种：一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别人干不成的事情，自己偏耍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也有把南墙撞倒的时候。笔者称这种劲头为创业精神。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还没有干，就觉得自己出身高贵，别人总欠着自己什么。许多刚刚走上社会的北大人，就端着这么一股劲，笔者称之为就业精神。

北大的这股就业精神，再确切地说，就是科举心态。过去科举，分进士、单人、秀才，待遇不同。笔者1979年上北大，有老师说：你们相当于当年的太学生呀!在北大边上的海淀书店，一个北大人对店员大言不惭：我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呀!20多年了，这个北大精神还没有改。如今又赶上一个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热闹，国家一年给18亿元。北大据说是有“一流的学生，三流的教师”。如此教育出来，如何不自认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带着这股劲头毕业，碰得像今天这样头破血流，也是自然。

难道北大人不能换一种高傲?你不满意2000元的月薪，自己创业不行吗?可惜，这种创业精神，我们的大学是不教的。不久前，清华还制定了校规，禁止学生经商。言下之意，好好学学校让你学的东西，学好了等着人家来挑你。这样读四五年，学生只知道如何就业，不知，道如何创业。用人单位一冷脸，不管你扛着多大妁牌子，也只有受此胯下之辱了。

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精英大学，一方面把学生矫惯成精神贵族，一方面又不给他们一点独往独来的空间。你不让学生经商，学生就不容易懂得如何把自己的所学直接服务于社会。毕业后只能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地当白领。一些带有超前创新精神的小企业，就没有诞生的机会。我们就是有个比尔·盖茨，最后大概也只能当个拿3000块钱的小职员。

最近美国一个畅销书作家，写了一本《自动的百万富翁》，指导一般老百姓如何致富，并频频上电视谈自己的生意经。其中谈起教育孩子，实际上就是教小学生如何经商，他劝家长，带孩子去麦当劳，把钱交给孩予，自己提示他花钱的方式和后果。比如，给他4荚元，要告诉他这钱到哪里去了：店员挣多少，老板挣多少，你自己挣多少。那自己怎么挣?拿出一块钱买麦当劳的股票。久而久之，孩子就懂得了这个社会的运转规律，以及自己的经营策略。再有，给孩子零花钱，鼓励他花一半，另一半一分为二，一份用于社会捐助，一份存起来投资。而孩子存一美元，家长就追加一美元存入他的账户，以示鼓励。”其实美国人的退休金，就是这样每年从工资中提出一笔，单位也拿出等价的钱一同放入账户，积累而成。孩子从小这样，若能经营得当，最后仅凭零花钱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这一套，似乎太铜臭气了。但这是孩子理解社会的过程。懂得这些，会帮助孩子理解自己能够为社会贡献什么，而不像我们，即使大学毕业，一旦没有人雇，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

市场经济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创意的人能够摸出一些“邪门歪道”，以小资本出奇制胜。大学要鼓励而不是禁止这些“邪门歪道”。政府也应该针对大学生个人创业制订一些优惠政策。事实上，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干脆就自己单干了。大家要是毕业后一味等着人雇，许多像微软这样势可敌国的大企业就不可能存在。

没有赃官，哪来刁民？　作者：殷国安

江苏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钱沟村的村民，认为县里对村官私刻84枚村民印章的事调查处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准备了一张签满村民姓名的上访书，打算继续上访。对此事的评价，村民说是村官“舞弊”，官员则说是“刁民”添乱(见5月17日《现代快报》)。我的观点是，无论古今中外、东南西北，没有赃官，就没有“刁民”。

村民上访是逼出来的。村干部私刻了84枚村民的印章，这种事情大奇怪了，我简直要怀疑其大脑是否正常。村会计说决定刻章的有村支书、主任等七八个人，还有镇里的检查组。而县纪委调查结论是会计的“个人行为”。村民怀疑用这些印章冒领了“灾减款”如村民陈某在领款清册上盖章领取的是47480元，后来村里被迫公布的也只有33517元，其余的13963元不翼而飞，村里没能说清这笔钱的去向。但县纪委的调查结论却是“所私刻的村民印章没有使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只把会计免职了事。同时，县纪委的调查报告至今不肯公开。如此，村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不上访才怪呢!

村民上访是他们的权秋，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级的责任，村民是怀着对上级的信任才上访的，怎么就成了添乱的“刁民”?我在农村里接触一些干部，常常听他们把老百姓骂成“刁民”。什么是“刁民”?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侵多群众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由于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思想，他们大多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有的则用阿Q精神来排解，觉得大家都这样，又不是对我一个，于是都选择做顺民。如果有一。两个农民认为干部做得不对，或者进行抵制，或者到上级信访，则他们就成了干部眼中的“刁民”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干部具体处理某几户或几人的问题时，违反政策规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例如违反土地承包政策，要强行占用某人的承包田，这一户如果不同意并且上访，当然也就是“刁民”了。可见，所谓“刁民”是站在官方立场上讲，基本不存在甲农民说乙农民是“刁民”的；同时，“刁民”是相对“顺民”而言的。如果你甘受奴役，哪怕自己喝了农药自杀，也不去抵制干部，你就是大大的“顺民”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出，“刁。民”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干部违反法律、政策，胡作非为，侵害农民的利益，使农民走投无路，除了抵制别无选择，这时候，良民就被逼成了“刁民”，他们只好揭竿而起，上访告状了。第二，“刁民”往往是农村中思想比较解放，见识比较多，水平比较高的人，尤其是他们对法律、政策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许多干部，于是他们才决定不向错误的权力屈服，选择抵制和上访。可见，许多干部所说的“刁民”正是农民中素质较高的先进分子。所以，当我听说某地“刁民”特多时，就感到那里的干部一定‘不怎，么样，而那里的农民却可能素质不错。

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喜欢把提意见的农民称为“刁民”的干部说，农村里现在的矛盾不是“刁民”添乱，而是“刁民”太少的缘故。如果每个村里有几十个敢于监督干部的“刁民”，干部随便增加农民负担、乱占承包地、乱用集体资金的事还能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吗?同时，“刁民”的存在对干部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大家都是“顺民”，干部无法无天，迟早会栽大跟头的。

三五里即有“王者兴”　作者：刘洪波

“王制”早、已被革掉了老命，但生活中想搞搞“王制”的人还是不少。

去年有报道，安徽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贺自己升官，搞过一场盛大阅兵，“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辛苦”地乱叫；前几年山东巨贪胡建学，在其治境内印行《胡选》，让人讲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个几千句；小者如一些乡官村官，予取予夺，在治域内横着走路，社会上专门有“土皇帝”一词称之。

现在又是“经济时代”，企业家大行其时。很有些企业家擅长于作“领袖”状，举手投足，穿衣起驾，比拟“伟人豪杰”。前时有报道，湖北长阳县有一化工公司，职工须唱歌颂公司领导之乐曲，歌云：“鲜总(经理)好，鲜总好，鲜总是我们的好领导”、“鲜总经理呀嗬咳，好领导呀嗬咳”……

这几天，我又读到一位工人写给某家报纸的信，信中说，他所在那个企业虽然什么保障都没有，“做一分工拿一分钱”，好歹每月可以发几百块钱工资。但从3月份开始，管理层搞了一个学习董事长讲话的活动，学完要考试，如果不能考一百分，就拿不了全工资，这名工人考了80分，就只能拿80％的工资。看来，现在企业主光是享用歌颂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言论来“统一全公司的思想”，这不仅是要当“王”，还兼任了“思想导师”。

过去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之兴以几百年为度，原因在于要“内圣外王”，精神上要做圣贤，物质上一统区宇。五百年何其久也，一统区宇何其大也。现在，虽然再过多少个五百年也不再会有“王者兴”，但总归会有自认已具“文成武德”的人出来，虽然还不能“一统江湖”，但至少要搞成这“三五里即有王者兴”的状况。现代化进程总是要让那些有王者观念的人越来越少才好。

谁说农民不懂民主？　作者：张镇强

多年来，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声，主要是由一些政治精英和理论权威发出的。他们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农民太多，文化水平又低，不懂得怎样搞民主。这种论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效的村民民主自治行为所驳倒。且看两个典型事例。

第一，“甘肃第一小康村”村民要求罢免“当家人”。这个小康村就是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乡西固村。尽管西固村村民经过8个月的上访，仍未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但长期垄断权力以权谋私的书记和村主任毕竟被拉下马了。领导机关、专家学者和舆论也一致承认西固村村民的民主诉求是正当的。整个事情还在继续发展牛。第二，位于长江边的湖北大冶四顾山村村民依法罢免不作为村官。

两个村的村民同其腐败“村官”的较量显示了村民们高度的权利觉醒和要求当家作主以捍卫集体与个人权益的政治热情。西固村村民长时间坚持依法逐级和平上访，最终获得高层对他们的合法诉求的认可，对腐败村官作出了初步处理。四顾山村村民更是遵循合法程序，顺利地罢免了不作为的腐败村官，补选了他们满意的新“村官”。这难道不是充分显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作能力吗?

两个村的村民在争取当家作主、捍卫自己权益、反对村官专权腐败的较量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勇气。西固村村民的上级领导机关乡、区级政府一开始并不支持他们，甚至有压制行为；而那位村党总支书记当时已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官升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村民们并不惧怕这些，他们坚信自己反腐有据，毫不妥协退让，最终赢得胜利。而四顾山村村民在投票罢免村主任过程中，虽然有压倒多数的人同意罢免，但也有103票不同意罢免，1票弃权。这表明村民在投票中完全独立自主，没有见风使舵，更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也是高度民主意识的体现吗?

两个村的村民罢免“村官”的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过程本身锻炼和提高了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意识，以及对村官的监督意识和能力，证明了对官员的直接选举和罢免是防止职务犯罪、以权谋私，挽救官员于腐败深渊的最有效的途径。农民直选和罢免村官方式的普及和深化将为在中国实行更高层级选举打好坚实的基础，对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大作用。

中国农民不懂民主，因而不能在中国搞民主选举的论调应该休矣!

抓好农村“一线带头人”至关重要。

想起了老子　作者：苗体君

当前中国的学术界谈论最多的便是学术的“大跃进”，只要你走进这个圈子，不少学人彼此之间的介绍是以发表了多少多少篇文章、出版了多少多少本著作为中心话题，。在介绍庞大的数字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的是一种自豪、满足，是一种“王者”的风范，他们在数字面前达到了一种忘乎所以的境界。为了在论文、专著的数量方面走在别人的前面，剽窃抄袭在学界其实早巳成了平常之事，不少学人早巳不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前不久媒体报道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专著。这个人真是有思想，但细细翻阅此教授的著述，大多是逐字逐句抄别人的。现今的学术界，只要把“成果”公开变成铅字发表出来就是个收获，重复的抄袭使学术界变得一团糟，抄来抄去也不知道谁在抄袭谁的，今天的这些成果真正能保留下来的又能有多少呢?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老子。

老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毕其一生也只撰写了一部区区五千言的《老予》，这仅有的五千言可谓是宇字珠玑，是对中国春秋以前的思想文化的一次精炼的总结。五千言造就了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因为老子在学术上重的是质量，而今天的不少书生重的是数量。

关于《老子》的成书情形也有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说老子要西度流沙到西域去，在他离开中国时却没有领到关牒。据《神仙传》载，当时镇守函谷关的关吏尹喜，有一天早晨起来，看到从东方飘来了一股紫色的云气，他就断定，这天一定有圣人过关，于是他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向来者学道。果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子，骑了一条青牛，慢慢向函谷关踱来。尹喜就迎过去按规定向来者索要过关的牒文，可这位老者却拿不出牒文。尹喜十分严肃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牒，依法是不可能过关的，不过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这个“通融”其实就是索贿，可当时伪老予穷得连吗都买不起，只骑了头便宜的青牛，哪里有钱送礼呢?这更让关吏大喜，他对老子说：只要你传道给我就可以过关。老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逼无奈才写出《者子》这本书的。

老子认为，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沉默寡言的。即《老子》书中的“言者不如知者默”，但老子也因写乍了五千言的《老子》受到了唐代大许人白居易的批判，白居易写道：“言者不如知考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但白居易却忽视了老子当时是被逼迫着写出来的这一事实，他留下的《老子》仅凭五千言便被历代中国的学者乃至世界的学者们研究传唱，足见五千言的文化分量。老子之后的学者中，还有一个人需要认真说明一下，此人便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纪晓岚。他一生的著述并不多，最大的成就是主编了《四库全书》。他曾说：“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这的确是句绝唱式的名言，但今天的不少学者却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许多学、者年纪轻轻却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实质上就是在不厌其烦地抄袭古人、前人或他人。纪晓岚一生中只专注于编书，认真整理前人的典籍，个人著述也仅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但后人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位为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才予的名字。

有人一定还会问，为什么今天的学者会有那么多的著述?是不是老子时代的竹简刻记不方便，而今天的现代印刷技术提供了方便呢?我想不是这样，不论在哪个时代，真正有修养，有良知的学者都会用心血去钻研学问的。如果把老子放在今天的环境下，凭五千言的《老予》，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恐怕连个讲师的职称都评不上；就是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如果在今天的大学里任教，也只能是一个助教，尽管他写的作品那么多，但只是些文学方面的，却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文章，他当然没有资格去评讲师和教授。

老子之所以能写出《老子》这样的书，与他的人生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可以说笼罩了中国古代全部的文化思想，信奉儒家的主张“入世”，视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信奉释家的主张“出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不幸、烦恼，主张人们远离尘世；而信奉道家的则主张“或出或入”。但有一个准则就是当社会处于危难之时，一定要勇于“入世”，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当社会大同、稳定发展时，一定不能为金钱、权力所动，要永远地“出世”，远离尘世。这种处世哲学使得老予活得十分逍遥。如果今天的学者们能像他那样，远离金钱、权力、地位的诱惑，能够耐得寂寞去坐学术的冷板凳，那么中国学术界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改观。学术本身就与清贫有联系，挣大钱多是商人的追求。如果你想拥有金钱、权力，那你就应该远离学术。

大清库银被盗启示　作者：李业成

读清代笔记，读到了这样一个记载，说清代户部银库库兵监管措施非常严格，用的是一个绝法：库兵们进出银库，无论天冷天热都要脱光衣服，全部一丝不挂，以防兜里鞋里衣缝里藏银。从库吏面前走过，伸开双臂，露出肋部，并张开口作鹅叫，这样的措施和监督方式可以说是天下无双，按说是不会再有什么漏洞的子。那些库兵们，要向当官的行礼，请示汇报，领导面前来一个“喳——”，赤身裸体，腿裆里打秋千，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大中华，为了防盗竟出过这样一个绝招，可谓用心良苦。

这样人们就满可以放心了吧，库兵下了班，都一齐排队走进更衣室，银库的门上了大锁，国库银子安然无恙，这是不会有人再有什么疑议的了。但是，国库的银被这些库兵盗了，而且库兵一个个一茬茬都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库兵们想出了一条藏银的方法，就是利用肛门藏银，在这点地方不断开发，一个库兵干满三年可用肛门盗银三四万两，可享一生富贵。这么一个监督绝招，最终化虚。这里让人要问的是，那么多人往肛门里藏银，怎么会没有人发现?这么一种群起群盗现象，怎么可以长期瞒得了人?原来，银库郎中是一个最好的差事，每三年一任，任满后，贪财的人可捞银二十万两，清廉的也能得个十来万两，郎中的下属办事人员没有不肥的。每届点派库兵，先从库兵用人这一关，他们就捞到很多好处，有人不惜重金贿赂，能接近银库，做一个库兵的差，干个三年两载，就发了。这个看起来很叫绝的措施，实际上白费心思。

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监督那么难呢?意想不到的角落都能纳赃，即使把他扒得赤条条，他照样有办法作弊。监督机制和措施不是没有，但在执行起来却出现了漏洞，反而掩藏了背后的窝赃现象，使其更加肮脏。最重要的原因是形式不对头，监督他们的只有库吏一双眼睛，而这双眼睛同样直勾勾地瞅着白花花的银子，他从被监督者那里得到了滚滚的财源。这种监督方式，即使扒光他的衣服，依然是不安全的。

骗术品级　作者：夏俊山

首先声明，这里所说的“骗”，井非教人犯罪。像去年年底，媒体报道的西安尤廉、，杨益新私自组织“全国小学‘祖冲之杯’数学邀请赛”，“导致近1．5方名小学生赶往各考点上当受骗”的事(见青岛新闻网)，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虽然尤、杨二人“向每位考生收取8元钱的报名费”，捞足了票予，但这种以竞赛为名的“骗”，不仅显得很拙劣，而且是一种违规或犯罪行为。

本文想说的是既非犯罪，也不违规的，可以付免予实践的“骗”。当然，这一类“骗”，也有上、中、下之分。例如：

中国古代有个法号静心的和尚，他想吃鸡蛋，又怕有违出家人素食的清规，于是吟诗曰：“混沌乾坤一壳包，也无皮骨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得人间吃一刀。”诗吟完，蛋也吃了。吃蛋成了慈悲之事，静心和尚终于心静。静心的行为尽管有违佛门清规，但就他的“骗”而言，不过是“佛门阿Q”罢了，算术了啥。因此，他的“骗”只能属于“下品”。因为他“骗”的只是自己。

国外有个牧师，很爱吃鸡，因为担心上帝责备，于是他就向上帝起誓：“万能的上帝啊，我再也不吃鸡了。”第二天，他逮了一只鸡，先给鸡洗礼并命名为“鱼”，然后才杀了这“鱼”并把它吃了。这个牧师显然很狡猾，跟前面讲到的和尚比，他无疑要“技高一筹”，因此，他的“骗”可属于“中品”，因为他“骗”的只是上帝。

中国古代的皇帝，为了欺骗臣民，让他们效忠自己，敬畏自己，除了鼓吹“忠君”、“君权神授”，往往还编造谎言，例如他们的出世就与众不同。秦始皇的祖先是娘吞下玄乌蛋所生，痞子刘邦是他母亲同蚊龙做爱后受的孕，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产房门口玩了三天，赵匡胤出世时产房四周冒红光，而且发出奇香，朱元璋的母亲梦见神仙送她一粒丸药吞下后怀上了他……而一些文人竞也为之所惑，推波助澜，正如熊鉴先生的《咏刘邦》所言：“鬼语胡言史不穷，文人只要仕途通。刘邦本是刘家子，硬说他娘睡了龙。”

封建帝王的“骗”，应该属于“上品”，因为它骗了无数过客，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死心塌地的愚忠者。

骗自己也好，骗上帝也罢；都不。及封建帝王骗天下苍生，封建帝王的“骗”该算是登峰造极了吧，然而，“莫谓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如今一些人的“骗”，那才是真正的“极品”。

就说像西安的尤廉、杨益新那样组织学生参加的竞赛吧，有些人摘了不知多少次，因为参赛者越多，那些不限数量，只按人头比例发放的廉价的“获奖证书”就越多，因此，一些学校积极响应，学生人人参赛。就连那些已经被一次次考试“定位”在最后，参赛本来没有悬念的用学，也要买指定的“资料”，交参赛费。这类“竞赛”也要利用公章，但不必私刻公章；这类“竞赛”可归入“准商业行为”，可大家都觉得是教育行为……这样的做法，你根本不敢把它与“骗”联系起来，可它又确确实实让许多人的钱流入了少数人的腰包，要说“骗”，达到如此境界才是“极品”!

还有在“极品”之上的，像《南京晨报》报道的江苏省公安厅设立的“廉政金”制度：如果一名民警从25岁到60岁，没有受到处分处罚，退休时将可一次性领取20万元的“廉政金”。没受过处分处罚的国家工作人员，务得很、他们为什么不能多拿20万元?就因为民警容易腐败，所以要多发20万吗?腐败反而多拿钱，显然不合理。可是，只要这样解释：发放“廉政金”是江苏省公安厅党委根据加强公安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需要，借鉴先进理念，努力从制度上减少和杜绝腐败滋生的一个创举，目的就是提高腐败成本，过程体现了从严治警。这一来，民警们多拿20万元，谁还能说三道四?可笑的是静心和尚和牧师，一个找理由“骗”自己，一个换名称“骗”上帝，就是不懂得将两种手法结合效果更好，例如给鸡蛋取个诸如“度生丹”、“慈悲丸”之类的美名，再找出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等必须吃的理由，那么，你吃了鸡蛋还可能获得“创举”的荚名哩。达到如此境界，谁还敢说你是“骗自己”、“骗上帝”?这自然在“极品”之上，可谓“神品”。

超过“神品”的有没有?笔者浅陋，只能就此打住。至于如何骗最妙，答案并不重要。

龙坛登文术　作者：宋志坚

这个题目是一位朋友出了叫我做的，算是命题作文。

会去做这个题目，当然是感到这个题目不错，真正静下心来再去斟酌，却是犯了难。三十年代曾有叫章克标的人写过《文坛登龙术》一书，写的是某些文人的种种投机取巧的手段，“龙坛登文术”这个题目则是将此书名中的“文坛”与“登龙”两个词汇拆开了重新组合。但这一分化组合，毛病就出来了。文坛就是文场，那么，“龙坛”算是什么?登龙亦称“乘龙”，那么，“登文”又该作何解释?

然而，朋友一说这题目，我还是感觉到他想说什么了。早些年在泰安听人说，别处学“邓选”，泰安入学“胡选”，这“胡选”便是泰安那一位“土皇帝”的文集。此后不久，“土皇帝”栽了，“胡选”随之一钱不值，这风气却是盛了起来。官场上的春风得意之人似乎对这个“文”字情有独钟，动不动出“文集”出“文选”，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我那位朋友出题《龙坛登文术》，或许就有感于此。倘若这猜测与他的本意没有多大出入，那么，这“登文”二字不说自明，这“龙坛”显然也就是某些大大小小的“龙”们蟠踞的官场了。

龙坛登文，确实有术。不假思索，也便能列出数术。一曰积集有术，秘书班子写的各类讲话报告可以积集，捉刀代笔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可以积集，即使是这“文选”或“文集”的前言、后记，也会有人写了让他签字画押，大可不必忙里偷闲，呕心沥血。二曰出版有术，出版社不在辖下的弄到一笔款子便可登堂入室，辖下有出版社的更为方便，只要秘书出面交办，不怕人家不特事特办，稿酬从优了还得感谢他的“支持与厚爱”。三日发行有术，条条发行，块块发行，条条与块块纵横交叉着发行都行。像胡建学这样的，都要人家像学“邓选”一样地去学“胡选”了，没有“胡选”怎么使得?四曰评奖有术，不必像有的文人那样为了评奖而四处出击打电话设饭局拉关系，只要透露一点意思，自会有人去操作的，弄一个“荣誉奖”什么的易如反掌。

以上四术，也可统称之为想术，这是“龙坛登文术”的核心与精髓。有此一术，自然名利双收。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说，名利双收这四个字是用来说别人的，在他们自己，叫做“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

“龙坛”中的某些人，本来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文”的，为何偏偏又要垂青于“文”?这个中原委，与他们虽然未必看得起博士教授，却又热衷于弄一个博士或教授的头衔庶几相近。这个“文”字，在文人或许算不得什么，对于“龙坛”中人，却显得特别金贵。被称为“真龙天子”的皇上，尚且还要登“文”以示“内圣外王”，而使自己的皇位坐得更加稳固，何况并非“真龙天子”的小龙土龙假龙?商人有文而为“儒商”，军人有文而为“儒将”，官人有文自然也就成了“儒官”。一旦成了“儒官”，就像小家碧玉出落为大家闺秀，仕途也就大大地开阔了起来。所以，这“登文”之举，说到底还是为了“登龙”。

鲁迅先生在《登龙术拾遗》中有一句话说：“由登龙而乘龙，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诚然，先生说的还是“文坛登龙术”，这是靠吹捧“家里有些钱”而自己又能写几句“阿呀呀，我的悲哀呀”的女士而当上乘龙快婿的那一术。将它稍做更动，改成“由登龙而登文，由登文而登龙”，用之于“龙坛登文术”，似也十分确切。有了这种“龙坛登文术”，蟠踞在官场的那些“龙”们也真的该是“十分美满”的了。

坐我的车走吧　作者：老　纯

什么人说话病句多?而且还带些霸气?不时你会听到：“坐我的车走吧”、“有事找我”、“你给他说，这是我的意思”。咱们共同分析一下某些干部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几句口头语吧。

且说“坐我的车走吧”。这是有些人在参加同学、老乡聚会或参加喜宴、丧事结束时，在打道回府的那一刻，常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我的”二字，这话的人是有一定身份的，起码是县处级或独立单位的科级头头，因为其他人不具备说这话的条件。“我的车”既带有一种优越，又带有一种自豪和霸气，因为我有车，你投有，这就是身价和身份。但往往被坐车的人听后或沾沾自喜，或感到荣耀，但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一句很霸气的病句。因为这车是人民为他工作需要而配置的车，这是纳税人的车，他参加私人活动用这车，本身就是违犯规定，而他还趾高气扬地说“坐我的车吧”，这车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吗?不是他自己的钱买的，他说坐“我的车”，与其说是一种习惯的霸气和病句语言，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的特权再现。

且说“有事找我”。这是见了熟人、亲戚朋友，有一定身份的人常说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的“事”字是特指的，在当时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气氛下说这句话，“事”是指“私事”的，“有事找我”也就是我能办私事。能办私事的人当然是手中有权的人，正因为手中有权才敢放言“有事找我”，从而在他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显示自己的权贵。这句话错在化公为私，“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只要熟人找来，我就尽力办。

且说“这是我的意思”。这句话在开生活会时，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的意思”，这充分显示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胸怀，而这句话恰恰开；是用在生活会上，而是有人找基层办私事时，基层人员不情愿或在犹豫不决时，某领导给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是我的意思”。本来基层执行上级指示，就是执行上级集体形成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集体决定之上，而此时此刻的“我的意思”就是目空一切，我说了算，你看着办吧！你若不办，以后就要给你小鞋穿，我的意思你都不办，你还听谁的。这就是常见的以“我”为中心，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但在现实中却还横行着这种“我的意思”的霸气病语。

官场上流行钓上述语言，有些司空见惯。但略加分析，纯属霸气语言、错误语言、习惯特权的延伸。这种语言的蹦出是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在这些人心中还根深蒂固，在具体行为上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的周围，也有其生存的土壤，从而使这些错句、霸语颇为流行。

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　作者：孙振军

激发我对这一问题追问与思索的诱因，是4月2日许多中央级及全国性媒体都登出的一则消息：“工商总局成被告，正局级高官首次出庭应诉”。此乃标题。文中说，4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公开审理了内蒙古金穗工业食品公司状告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粮食局行政答复一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长范汉云(正局级)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庭应诉”。

我对“高级行政官员”是否亲自出庭应诉，乃至这场并无特别之处的行政诉讼案的输赢，并不特别关注。很简单，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委托他人代为出庭也不能说是不重视；反之，如果从心底不认为法律神圣不可挑战，即使亲自出庭也照样胡搅蛮缠，判决后也照样软抵硬抗。我感兴趣的是，相关报道中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范汉云副局长名字后括号内的官阶：正局级。

明明是副局长，为何偏偏是正局级呢?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当今一个广泛存在的、似乎是顺理成章并令方方面面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乡里有正科级副乡长、副书记，县里有正县级副县长、副书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机关则有正股级、正科级、正处级、正局级、正司级、正部级的副股长、副科长、副处长、副局长、副司长、副部长等等。

这种低职高配现象，已很难考证缘于何年何月、谁是创始者，总之目前已经变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括号待遇可能起源于“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一批长期遭受迫害、职级得不到升迁、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实际生活困难问题。如果说这还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大量涌现的低职高配干部又作何解释呢?即使有机构撒并、多个正职合并到一个单位、降谁的职都不合适的前提和因素，也可以安排同级别的调研员啊!况且，干部能上能下，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与组织原则；低职高配、乱加括号，既不符合相关组织法规、公务员管理条例，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刺激和助长“官本位主义”与攀比之风。

也许会有人对加个括号的危害不以为然。殊不知，官员括号的级别决不是只写在文件里、纸面上供人展览的，也不是在介绍简历和开追悼会时供人敬仰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伴终生的待遇与享受。什么样的级别，坐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标准，出访什么样的国家，甚至犯了“事”后，公、检、法要“动”他得向哪一级请示，都是一清二楚、马虎不得的。据我所知，某些县里都有这样一个“内部规定”：只要成为副县级以上干部，终生的医疗费都可以如数全报。市里、省里的情况不得而知，估计也会有类似的“内部规定”。这也就难怪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在某个正职上千够多少年可以享受上个职级副职级待遇的规定了。

由此可见，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事实上是上级在给下级送人情，由谁来埋单也是不言而喻的。反正上级官员是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个子儿的。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加重的，是纳税人的负担。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开销最大、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要想把这笔开销和成本降下来，不妨借当前正在清理“红顶商人”之东风，把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一并清理一下。

倘若比尔·盖茨是中国人　作者：黄好额

可能吗?中国的土壤、气候能培养出比尔，盖茨吗?中国的学生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进入大学，或混玩谈恋爱，或争取考研出国或玩政诒。倘若有人退学，也是因家庭贫困或犯错误被开除，有谁会发神经退学?

但是，我还是愿意假设，比尔·盖茨倘若是中国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

倘若比尔，盖茨是中国人，他将戴上无数的头衔，如中科院院士、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的拨尖人才、全国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劳模……另外，盖茨还会是华夏大学的客座教授、神州学院的名誉博士、全国先进扶贫个人、《商战》杂志顾问、中华全国电脑协会副主席，甚至是“晚婚晚育模范”。微软将是“花园式单位”、“诚信企业”、“全国驰名商标”、“排污达标单位”、“先进工会组织”……

盖茨同志为国家赚了那么多的钱，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理应成为受重点保护的国家级人物。他至少应该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常委，享受副省级待遇，节长见了他都得主动打招呼。他将成为权倾朝野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风云人物。

美国佬实在傻冒儿，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要起诉、肢解微软，吃饱撑的?倘若在中国，微软是民族工业的骄傲；是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中国人再怎么喜欢窝里斗，也不至于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谁敢去骚扰微软找盖茨的麻烦，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有关部门恨不得微软方寿无疆东方不败。我们的领导将多次到微软现场办公，为其排忧解难保驾护航。如政策上予以倾斜、资金上予以支持、舆论轰轰烈烈地宣传、工商税务部门减免税收……

老盖一定很忙，他会加入党组织或民主党派，整天马不停蹄开各种各样的会。老盖乃新时期英雄，社会上将开展“向盖茨同志学习”的活动，有关部门会组织“盖茨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老盖作为主角必然要周游全国作巡回报告演讲。有关领导到公司视察调研，老盖当然全程三陪。老盖还得接待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取经者，接、受记者的采访，参加各种开幕式……

富而思源，盖茨同志肯定舍回报社会。如向希望工程捐款建所希望小学；在某大学捐建个“盖茨体育馆”，成立“比尔·盖茨文学奖”；举办“微软杯”全国相声小品大赛……

我们的通讯社将连篇累牍发表社论《微软为什么这么硬?》；电视荧屏将热播表现盖茨从小爱科学、擅于创新的连续剧《少年比尔·盖茨》；经济学家将举办“微软现象”研讨会，如《微软与WTO》、《试论微软对全国经济的辐射作用》；社会学家将写部《论中华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效应》；最会妙笔生花的文人，等不及老盖西去，赶忙写部《盖茨大传》并参加“五个一”工程评选；盖茨老爹老妈在书商鼓动下也会操刀《我们是这样教育比尔·盖茨的》……

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大。盖茨和有关部门将会不约而同地让微软去兼并其他公司，发展成集电子、通讯、化工、机械、食品、运输、贸易、包装于一身的超大型航母，最终导致战线太长资金无法合拢。微软要打起精神接待领导的视察、其他单位的参观取经、媒体的采访，哪还有时间开发新产品搞商业运作?能承担得起那庞大的招待费?微软将成为众人眼中的唐僧肉：拉赞助的，让你扶贫支援老区、灾区的，有关部门让你出钱参评某个奖项，领导写条予安排人进来，使微软变得机构雍肿人浮于事……由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微软将慢慢失去活力竞争力。所以，微软将最后慢慢发软倒下……

我对盖茨最后的命运感到担忧。中国一向“毁人不倦”，把你捧得老高，最终狠狠将你摔死。社会给了老盖那么多荣誉，老盖将变得刚愎自用恣意妄为我行我素，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情都敢做。比如，他可能决策失误、排除打击异己、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虚开增值税发票、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行贿、包养情妇小蜜、私设警察监狱、金融诈骗、资金转移国外买假护照……也许，老盖最终也会落个禹作敏、褚时健、牟其中等人的下场。

所以，我不知道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出现盖茨。当然，也许当中国能真正孕育出盖茨这种人的时候，我上述的推断可能全部是错的。

狼的生存之道　作者：寒思羽

一名大盖帽因为不会来事，总被加以办事不力的罪名，受到上级的责骂，于是心里一直很郁闷，觉得这样活着受气，还不如死了干脆。

一天，他执行公务时，在山中迷了路。

他正没头没脑地走着，迎面蹿出一只凶狠的老狼，恶狠狠地要吃他。大盖帽一见，既不喊，也不跑，“扑通”一声躺在地上，把眼一闭，等着狼来吃自己。

这一下，狼可纳闷了。它问大盖帽为什么见了它不跑，大盖帽就把自己的烦心事和狼说了，反正活着也没意思，干脆死了拉倒。

恰巧这只狼和某些人一样，有一种诲人不倦的毛病，喜欢教训别人，给别人支招以获得成就感。它一把把大盖帽拉起来，“来，大兄弟，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事。”

狼把大盖帽拽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把蚕豆，与他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从原理上说，要想生存下去，这人和狼是一样的。其实，以前我还是个毛头小狼的时候，就像现在你毛头小伙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头脑简单，目光短浅，根本不会办事，见到什么，非得把它咬死，一次吃个够。后来，能吃的越来越少了，我差一点儿就饿死了。痛定思痛，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我终于总结出一条生存之道，它同样适用于你们人类。要是我抓住一只兔子，我就先咬下它屁股上的一小块肉，这个地方肉厚，少块肉也不致命，然后我放了它。过一段时间，等肉长好后，我再咬它一小口。虽然每次都不能吃饱，但也比饿死强。后来，我发现兔子的肉太少，不过瘾，就逮大一点的动物，像羊啊，鹿啊什么的。在它们的屁股上咬上一大口，再放了它们，等长好了，我再啃一大口。这样我就差不多吃饱了。

“一天，我不知道怎么昏了头，碰上一只老虎，老虎肉没吃上，倒让它把我给抓住了。正当它要吃我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这套生存之道讲给它听。它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在我的屁股上也咬了一口。你看，这伤疤还没长好呢。

“从那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你们人类说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句话的意思，更不用说咬了。今后，见到小商小贩，你就少罚一点。罚狠了，他们不干了，你罚谁去?对于那些比较有钱的，你就抓住他们的把柄，变着花样地多罚点，他们经受得住。不过，对那些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主，你不仅不能罚他们，还要想着法儿地孝敬他们，他们就是你们人类之中的‘老虎’，躲还来不及，谁敢惹，你有几条小命?今天，我也不咬死你，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大盖帽一听，急忙把裤子脱下来，把腚一撅，感激地说：“您就不用客气，使劲儿咬吧!”

自从大盖帽学会这个生存之道以后，不仅众人称赞他办事周到妥贴，而且他连连升官，当上了大局长。

为“刑不上大夫”正名　作者：黄　波

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这句“刑不上大夫”知名度颇高，人们经常会念叨念叨，作为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不公的证据。最近，有一位教授先生在论述《党内监督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时，也情不自禁地拿古人说事儿，说是该《条例》的出台就是要彻底改变旧社会那种“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毫无疑问，在上述这些人士看来，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指士大夫即使犯法也享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先不做学理上的分析，随便翻翻史籍，受到砍头、抄家、流放处罚的贪官污吏哪朝哪代没有?彼辈何尝享受过逍遥法外的特权?

出现误读的原因是错解了这个“刑”字。古人用字是极为精确的，“刑”就是“刑”，肉刑之谓也，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其外延比“法”要小得多，只不过是主张即使士大夫犯法，也不要轻易对他们用刑而已。儒家先贤为什么要提出“刑不上大夫”?近读著名学者盂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在讲到朱元璋大兴廷杖时引了刘基和另一位大臣的异见：“古者公卿有罪，……请诣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回头又翻一本北京大学新近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其中一节是这样解释“刑不上大夫”的，士大夫“一般不处以残损肢体的肉刑；必须处死者则在郊外执行等等。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也不宜让他们终身带着曾受刑辱的标记。这些礼遇决不等于大夫以上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原来，在“刑不上大夫”的提出者眼里，一个枉法的士大夫是否应受到法律追究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重要的是不能在大堂之上动用肉刑这种轻蔑、野蛮的方式侮辱其人格、挫伤其自尊心。

为“刑不上大夫”正名，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可是眼看着某些人士有意无意地拿屎盆子往老祖宗头上扣，不觉起了不平之心，于是便有了这篇替古人辩诬的闲文字。

城里人的罪过　作者：城　南

很早的时候，就听说“城里人不如乡里人，乡里人不如山里人”，这是就“厚道”而言。听父辈讲，从前进了南山，随便走到哪户人家，饭可以随便吃；觉可以随便睡，不用花一分钱。山里人的厚道与诚实历历可见。

现在听说，山里人不像过去厚道了。其实岂止是山里，乡里、城里均比过去把厚道降了好几个等级；然而现在依然是从前那个等式——城里人不如乡里人，乡里人不如山里人。

山里人是让城，里人教坏的，乡里人也是在城里学坏的。

如今乡里人的负担过重，使他们不得不去城里赚些钱来养家糊口，而山里人在富足上更逊乡里人一筹，所以山里人更早更多地涌向城里打工谋生。山里人的厚道、诚实与勤劳，在城里遭遇的是欺骗、吓诈与白眼，于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反省自己，改变自己的秉性。这很像是一批善良的羊群，原先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下，它们固守了善良诚实厚道的天性，而一旦迁入危险恶劣的环境下，它们就不得不变得多疑机警与狡猾起来。因为倘不如此，它们将难以生存。

以一个乡里人打工为例。包工头的狡诈与贪心，使他们无一幸免地被克扣过工钱，他们在走投无路时，不得不露宿街头，而这又让他们多了遭遇小偷、警察、城管人员的机会，他们就可能被偷、被抓、被驱赶，无论哪一个遭遇都会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他们受了委屈，总得发泄吧？而发泄的方式绝对不会是善意的方式。

在街头流浪也不见得好多少，城里人早被教育得不肯为穷苦人伸出援助之手(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小心上当受骗)。所以在城里他们寸步难行，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没钱上厕所也会被城里人给揪出来。让他们怎么保持诚实、厚道的本性?

城里人瞧不起乡里人，更瞧不起山里人，认为他们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却不知道他们有一颗善良诚实和厚道的心。现在这一点正在被贫穷摧残得快要无影无踪了。

半瓶香油　作者：容　容

故事发生在1993年，那时离春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从香港海关到大陆的人特别多，因此，工作人员也格外忙碌。

一位老人吸引住了他们的眼光。他衣着朴素，随身仅带一个简易的旅行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左手里提着一个瓶子，瓶子里有半瓶黄澄澄的液体。

一位工作人员按不住好奇心，问他：“这位先生，您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老人淡淡地说：“是香油。”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这位老人千里迢迢地赶往大陆，竟带着半瓶香油。“您这是为什么呢?”另一位女土终于忍不住问道。

老人脸上浮出了凄楚的神色，缓缓地说：“这是我母亲要我买的。44年前的一个中午，母亲正在做饭。饭马上就要好了，却发现家中没有香油了。她拿出一些零钱来，让我到不远处的一家油铺去打半斤香油。临走时，她还说：孩子，你跑快点，娘马上就把饭做好了，别耽误吃饭。”

这时，泪从他的眼角里流出来。顿了一顿，老人接着说：“我刚走出家门，就碰到一群穿军装的人，他们用枪逼我，让我帮他们拉大炮。后来，为了活命，我就跟随着军队到了台湾……这几十年，我得不到一点儿家中的消息。直到3年前，我才和家乡的亲人联系上。他们说，我母亲在我走了之后就疯了，见人就说等着我打香油回家……”

老人的故事讲完了。所有的人都安静地听着，不少人眼中泛起了闪闪的泪水。

只想拥有一双合脚的鞋子　作者：江大洪

刚刚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位小男生，身高却达到1．70米。1996年，当他16岁时，身高已经达到2．20米，穿的鞋子是53码。这么一位“巨人”，让他的父母日夜犯愁。

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那双大脚却穿不下爸爸的鞋子，父母俩只好每天满街找46码的鞋子。没过上一年，父母俩又寻遍大街小巷，求购48码的鞋子。再后来，父母俩绞尽脑汁也无法满足孩子对鞋子的需求，如果是缺钱还可以东凑西借，但53码的鞋子全中国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巨人般的儿子望着为自己衣食住行而心急如焚的父母，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常跟同居一室的青年队好友刘炜说起自己的“远大志向”：“我一定要努力，进了一队，就不愁没鞋子穿了。”

他就是姚明。姚明今天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卓越的球星，可当初他的追求目标却不是拿冠军、去NBA、当球星。他那玩命的训练，奋勇地拼博，只是为了有一双合脚的鞋子，让全家人不再为他穿鞋而发愁。

也许姚明如此简单的目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看似简单得不可思议的目标成就了姚明今天的辉煌。他认真实际地确定着自己人生每一阶段简单的追求目标，并不断地去实现它，超越它。

每个人确定自己的追求目标并不难，难就难在对目标的实现。许多人志向高远、目标远大，到头来却无法实现。于是乎就有人感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回首人生旅途中那许许多多被人们毅然抛弃的半截、大半截未竞事业和目标，我们再一次反思姚明：要想走路，先得想拥有一双合脚的鞋子，还得，步步地来。

您感到地球转得更快了吗　作者：卞毓芳

当今社会，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经纪人在运作。歌星、画家、运动员，不用说的了，就连向以清高著称的文人，也大有日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纳入商业轨道的趋势。这不，他们中的一位，近来就把触角伸向了我——

尊敬的卞毓芳先生：

我是在南方的一个都市给您写信。您别奇怪，我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资讯认识的您，那一刻，我是被彻底震惊了。不是我瞎吹捧，您是散文界、学术界真正的大腕。论思想，论文笔，绝对一流。王充闾称赞您有梁启超的气象，要我说，岂止是气象?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您的影响只局限在小圈子之内，广大读者(包括昨天的我)对您并不熟悉。唉，这真是明珠匿匣，黄金弃野，可叹可惜。因此，我思谋再三，决定伸出援手，帮一帮您的忙。

听我说，从现在起，您不要再一味埋头写作。文章不在多寡，以您目前的身份和成就，一年有它个三五篇或者两三篇即行，关键是改弦易辙，注进新的元素，新的血液。

您的问题，以文论文，首要在于缺“色”。生色，生色。亮色，亮色。“色”，即是生机，即是光彩。谁说散文不宜着“色”?以清文雅望的董桥为例。董桥据说有洁癣，连随便的“便”也不屑一用，因其容易引起污秽的联想云云。但就是这位董桥，笔下照样充斥“她下身的狭窄私有地”，他裤裆的“卡宾枪”之类的暗示；在他的名篇《中年是下午茶》中，更有大段煽情的描绘：“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大忙、精于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予太闵。。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于日夜在精囊里蹦蹦跳跳锻炼身体，说是将来好抢先结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于争先恐后往闸口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于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嘛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于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瞧，人家是多么绘声绘色，色艺双绝!

“食，色，性也。”古人早就有言，此乃放之千秋万代而不移的真理。林语堂的、名句：“男人的演讲，就好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是您在一篇随笔中引用过的。可是，您想过没有，如果林大师此处不用“女人的裙子”，而改用“犯人的刑期”之类，还会令众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么?林语堂、董桥的妙喻，刺激了天下多少文人的想象，可惜效颦者大多缺乏林、董的天分，只能等而下之地制造绯闻，走私秽语；而您，我相信是有足够才情的，您只要把笔向“女子”那边稍稍靠拢，保管一好百好，花好月圆。

您的问题，其次，在于缺乏霸气。读者论文，都赞扬你写得大气。大气和霸气，是两码事。大是大在骨于里，霸是霸在嘴头上。大气的文章，读者也许当时感觉挺好，过后也就忘了，谁有工夫老掂暑那些好文章：呢；而霸道之史，纵使他当下并不买账，却往往一辈子都忘不了，抵挡不住它的冲击力。以李敖为例。李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牛吧!狂吧!酷吧!您要想压过他，就得说：“五十年来和五千年内，世界上写散文的，第一是卞毓芳，第二是卞毓芳，第三还是卞毓芳!”不要怕冷嘲；不要怕热讽，就是要招人嫌，惹人恨，引人骂。骂，证明您引人注目，不同凡响。何况，骂，还会给您增加同情分，帮您提井知名度。

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在于缺乏炒作。增“色”指的是内功，霸道指的是外功，炒作形如包装，把内劝和外功糅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经纪人的事了。说到包装，您不要皱眉头。试看当代成天在媒体上作态的那些名角儿，哪一个少得了它?我如今志愿做您的经纪人，第一步就是从炒作入手。炒作之要义，一如写文章，首先是确定主题，即形象定位；这里，可资参考的案例有的是，比如什么文化名流啦、文坛泰斗啦、文苑宗师啦等等，要而言之，哪一顶桂冠最能激起您潜伏的欲望，您就挑哪一顶；接下来便是围绕主题，步步拓展，层层发挥。炒作重在技巧，妙在似有若无，风吹无痕。譬如，我这儿试单一例：就说某某大人物生前，最喜欢读您的文章；他曾经跟人说，“这个卞毓芳，了不得!”您怕什么?大人物已故，死无对证。或者借媒体放出消息，说美国总统邀请您访美；过几天辟谣，说不是总统邀请您，是您邀请总统；过几天又更正，说您邀请的不是总统，是扮演总统的好莱坞明星；过几天又……如此虚虚实实，翻来覆去，还怕不时刻牵动着读者的眼球!

嗯，以上只是即兴发挥，点到为止，天机不可泄漏，本人的独家策划，暂时保密。您要是有兴趣，咱们不妨作进一步的商谈。

记住，你我联手之日，应是文坛抖三抖之时。

你感到地球转得更快了吗?

……

啊哈!读罢来函，拭目再看天际的浮云，果然觉得地球比以前转得更快!

噩梦　作者：金生叹

我在“文革”中因触犯“四人帮”被打倒，遭迫害，受侮辱，不可名状。我至死难忘：接家书，老母因患癌症，病危，想见我最后一面。其时我正在人防工地劳动，一身泥水，急找单位革委会请假探母。不料竟招来批斗会。主持会议者，痛斥我不好好改造，公然欲请假返乡；一身泥水，乃伪装，旨在骗取群众同情云云。此岂有人性者所言乎!我不禁悲愤落泪。此人大怒，拍台怒吼：“不许哭!”“四人帮”粉碎后，此人因系“四人帮”忠实打手，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中年即毙，恶有恶报也。令我备感晦气者，近日竟梦见此人又在主持批斗会，对我大声叱责。莫非此人到阴间，又东山再起，不肯放过我乎?呜呼!当然，这毕竟是“文革”遗梦，原不足惧。但另类并非梦境之“文革”遗梦，不能不使人悚然而惧。如：今年春节初一，我应邀出席京中一台大型音乐会，所演节目，居然全部系“文革”中独霸舞台之所谓革命样板戏片断，观众竟喝彩者再；更耐人寻味者，当“四人帮”时文化部副部长浩亮登台演出李玉和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多人拥向台前，争相献花，请求签名。邻座一老者还问我：“他还享受副部长待遇吗?”我答曰：“别忘了，他是‘四人帮’的副部长!”老者默然。诚然，浩亮原本艺人，“四人帮”粉碎后受审查，有结论，仍是公民，自可演出；可骇者，他受到观众疯狂般欢迎，俨然现在仍在“文革”中，岂能不令人深思!正是：

休道春梦没来由，

都随风雨到心头。

“文革”红人重亮相，

样板声中独登楼。

亦真亦幻难取舍，

噩梦毋须梦中求——

江东子弟今犹在，

大雾迷茫使人愁。

世外高人　作者：易水寒

办公室里四个人，都喜欢下象棋。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自觉地分成两组，我做小赵的谋士，老钱给小孙支招儿。大家摆上棋盘，四支烟，四杯茶，杀得难解难分。由于水平相当，要是谁能胜出一局，整个下午都会扬眉吐气，而输的一方则憋足了劲，盼着第二天打个翻身仗。如果哪一方连续两天取胜，主战的小赵或者小孙就会要求换谋士，于是，我跟老钱对调，而对调以后往往使双方实力更加均衡。

上个月，办公室来了新人小、刘，他自我介绍说是个象棋迷。然而，他一上阵大家才发现，小刘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支士！”“跳马!”他只给小赵支了两招，马上就要举手投降的小赵竟奇迹般地扭转了战局，进而步步紧逼，大获全胜。一个中午共下了9局，小赵连赢9局。小孙不干了：“不行，明天让小刘给我支招儿。”

第二天，小刘站在了小孙的身后。这回轮到小孙扬眉吐气了，小赵丢盔弃甲，大败而归。

“不行，还是让小刘给我支招儿!”小赵提出来。结果，两个人为争夺小刘的所有权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后来，德高望重的老钱提议：“就你们这水平，谁也不配使用小刘，干脆，你俩下来一个，让小刘上场!”

小刘上场以后，小赵和小孙都不愿意跟他对垒——由于实力悬殊，所以战事总是呈一边倒的局面，毫无悬念，不要说与之对阵的人，就是观战的人也要昏昏欲睡了！小刘倒是没说什么，我们几个人的脸上却拴不住了。于是由我提议，我们四个人组成联合军团，一起对弈小刘，一定要杀杀他的锐气。

小刘一看这阵势，也没客气，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杀得体无完肤，基本上我们的棋子述没出窝，老帅就缴械了。憋气，真憋气。后来小赵从别人那儿得到个小道消息：小刘曾经获得过市里的象棋大赛第二名。

“咱们跟人家根本不是尸个重量级的，没有可比，睦啊!”小孙说。

“算了，别让他上了!”小赵说，“咱们四个加一起都干不过他，还下个什么劲儿啊!”

小刘脾气好，我们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老钱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他，小刘同意了。于是小赵和小孙重新成为对阵的主角，我和老钱则分别恢复为谋士的角色。小刘随便站在谁的后面，但只许看，不许吱声。

这样过了几天，小赵和小孙仍感到不自在。有小刘这样的高手站在身后，他们所出的每一招仿佛都破绽百出，小刘虽然不悦，语，但他沉默的微笑好像是莫大的讽刺。就连我和老钱也不敢随便支招儿了，老钱每支一步，就会不自信地抬头看看小刘，然后尴尬地摇摇头。这样下去，我们连一点下棋的乐趣也没有了，简直就是活受罪。后来，还是老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小刘伺候棋局!

从此，办公室里出现了这么一种场面：我们几个臭棋篓子围在一起，大呼小叫地下棋，为一个棋子争得面红耳赤。而世外高人小刘在一旁给我们端茶、倒水、点烟和收拾桌子，忙得不亦乐乎。大家各得其所，同事们真是开心啊!

窝囊记　作者：梅桑榆

盖世间有窝囊之人，更有窝囊之事。窝囊之人，说话唯唯诺诺，行事畏首畏尾，做人缩头缩脑，人前挺不起腰杆，人后展不开愁肠；处境困窘，不，思奋起，却以“知足常乐”自慰；受人欺侮，不敢抗争，只以“能忍自安”自劝。窝囊之事，遇不平、受冤屈、被误解、遭蒙骗、被愚弄、遭算计……但却有口难辩解，有理难讲清，有劲无处使，有火无处发，只能自认倒霉，将一口窝囊之火、窝囊之气窝于胸中，让其自灭自消。世间窝囊之人与窝囊之事多多，桑榆特择数端以记之：

在家处处受老婆管制，在单位事事任领导支使，老婆或领导遇烦心事，都对他刮歪风，发邪火，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不亦窝囊哉。

被人冤枉，不敢出言申辩，受人欺侮，不敢挺身反击，味忍气吞声，唾面白干，不亦窝囊哉。

老婆今天羡慕张三权力大，明天羡慕李四金银多，而每当羡慕他人位尊多金之时，必讥老公无能，屡遭老婆讥贬而终无扬眉吐气之日，不亦窝囊哉。

老婆红杏出墙，已是满城皆晓，无人不知，惟其老公一人蒙在鼓里，而且坚信妻子忠贞不渝，只爱自己一人，不亦窝囊哉。

见别人有困难，热心相助，别人不但不领情，反被怀疑不安好心，另有图谋，不亦窝囊哉。

朋友有难，热心相帮，结果不但没帮上忙，反而更添麻烦，落得被受助者怪罪，不亦窝囊哉。

朋友或同事之间有矛盾、闹纠纷，好心从中调解，但却被两方疑其是为了讨好偏袒另一方，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亦窝囊哉。

见有人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愤然举报，结果不但被举报者安然无事，自己反遭打击报复，黄鼠狼没捉到，反惹得一身骚，不亦窝囊哉。

见张三贪污、李四受贿、王二麻子大肆捞钱，始而蠢蠢欲动，继而付诸行动，岂料他人大发横财，逍遥法外，自己小试身手却被查处，偷牛无事，拔桩被捉，不亦窝囊哉。

因一时糊涂或受人威逼利诱，干下违法乱纪之事，从而像吞了钩的鱼、上了套的狗，被人捉住把柄，牢牢控制，任意驱使，不亦窝囊哉。

身为某帮派或小集团中人，利益没得到几分，却要被迫为头目的重大失误背黑锅，为犯了罪的主子当替罪羊，不亦窝囊哉。

聪明之人，欲图利反被人骗去钱财，爱戴高帽而被他人花言巧语诱入圈套，正所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亦窝囊哉。

对朋友倾心吐胆，诚信以待，且以君子之心度朋友之腹，对其人品毫不怀疑，不料后来竟被朋友出卖，不亦窝囊哉。

清人傅山曾作《“窝囊”解》，其文寥寥百余字，其意是说人之所以窝囊，只因无光明远大之志；此文只言窝囊之人，而未言窝囊之事也。人若有大志、有骨气，也许可以不做窝囊之人，但人若想一生不遇窝囊之事，难矣哉！

因为不幸　作者：鲁先圣

莎士比亚曾经充满深情地对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少年说，你是多么幸运的一个孩子，你拥有了—不幸。当时这个刚刚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正处在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孩子充满疑惑地看着这个被人们尊敬的艺术大师。莎士比亚摸着孩子的头说，因为不幸是人生最好的历练，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历程、教育，因为你知道失去了父母以后，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了。这个孩子似乎领悟了什么，悄悄地躲开了莎士比亚的目光。40年以后，这个孩子——杰克·詹姆士，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校长，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人们通常会把不幸视为人生的逆境而抱怨命运的不公。可是，如果稍稍留意一下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杰出脚印的人们，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杰出人物都曾遭遇过不幸。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不朽作品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3岁丧母，10岁丧父。曾经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侍从”称号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出生不久父母就相继去世了。而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在外祖父的家里长大。我们所熟知的伟大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就有着更为不幸的童年了。他幼年丧父，11岁开始就自己到“人间”谋生。而：伟大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出生不久，父母扰因经济拮据而把他送到乡村寄养，童年几乎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人们，正是因为不幸，才让他们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幸给他们提供了开掘自己智慧的契机。

因为不幸，他们处在了人生的最低点，他们懂得了人生中每一点阳光的宝贵。因为不中，因为没有亲人的呵护，因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所以他们懂得了要脚踏实地，要刻苦勤勉。

幸运是成功的机遇，但也是成功的羁绊。因为幸运容易产生骄傲，容易助长懒惰，容易使人懈怠。

我有一个朋友，她在几年前得了尿毒症，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脆弱的生命。但是从我认识她的那一天起，从没在她身上发现过痛苦和悲观，她对人生充满了爱，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她开办爱心热线，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导那些困惑的人们。她阅读、写作，发表了很多轻灵精致的散文，成了较有名气的作家。后来，她换肾成功，尽管她每天都要服药以减轻排异反应，她几乎要把自己所有的收入用来购买药物，但是她告诉我，她感觉自己现在是天下最幸运的人，因为比起许多得了尿毒症的人，她活着，而且她依然可以工作，依然可以每天看见温暖的阳光，看见美丽的花草。

所以，退一步想，不幸就是幸运，因为不幸，你可能就与平庸的人截然不同了。

“朱门”莫让亏酉肉臭　作者：李景春

唐代大诗人杜甫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贫、富的强烈反差，让人怜悯“冻死骨”的穷人，憎恨“酒肉臭”的“朱门”，助长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气势。

而今的一些富裕老人，口袋里的钱横竖花不完，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买台像样的彩电、微机，身体允许再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都无可非议，但重要的是他们要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他们的子孙只学会吃、穿、玩、乐，什么道理也不懂，什么本事也没有，甚至一不小心跳进“高墙”，他们自己口中的鱼、肉一定比黄连还苦，哪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记得电视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一位条件较好的老同志超前把一台黑白电视摆在自家的柜子上；夜幕降临，左邻右舍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挤进他的小屋；后来他干脆拉一根长线，把电视架在门外……他让自己的儿孙礼貌地接待左邻右舍，电视画面有了问题让儿孙亲自调节。他的钱不但买来了自身享受的幸福，也买来了子孙的文明和技术，当然“吃嘛嘛香”!

另一位富裕的老朋友居安不思危，时常领着儿孙光顾豪华饭店，孩子跟着他在那里不但学会大吃大喝，摆阔气，而且向“吃友”学会训斥服务员等连这位老朋友都不具备的“本事”。他家孩子的玩具像玩具店的一样多，饮料比饮食店的品种还全，茶几上经常摆一排开启了的饮料瓶，孩子喝掉的只有几口，余下的只能倒掉。“酒肉臭”在他家习以为常。后来孙子长大，在斗殴中杀死伙伴，被判处死刑。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送钱，求人说情……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

出了问题后，有人骂“钱是王八蛋”!其实如果光明正大，钱还是好东西，关键在有了钱要学会花钱。钱，要花到正地方，不要丢了忧患意识。

“朱门酒肉臭”，“朱门”的人必定跟着臭，不可避免要被扫进垃圾堆!

人，又少了一个！　作者：聂华苓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她头发蓬乱，脸色发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和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那，你看。”她抖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份证来。“这上面都写着的，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光亮细碎的发卷，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唉!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么好意思?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我——我真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乞讨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

只听见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喊：“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洗衣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

“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子?”

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粑您这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

砰地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闻“建议发行千元大钞”提案有感　作者：陈　艾

报载，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带了数万元现金到北京，厚厚的钞票把手提包撑大了，怎么放都“扎眼”，甚感麻烦。“如果有千元大钞就好了，塞钱包就没事。”没想到这个想法一说出来，许多委员都有同感。为此，这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银行发行五百元和千元大钞。

央行对提案的答复很及时：“根据国际通行的货币发行公式，当前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总量中，最大币值的纸币交易量超过70％的时候，才表示目前发行的纸币币值太小，应该发行更大币值的纸币。但是，目前中国最大币值的百元钞票在市场流通的纸币总量中，仅仅是在20％到30％之间，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读了这则消息，令我顿生感慨。

其一，提案的代表性问题。窃以为政协委员的提案和人民代表的议案，应该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调查，再经认真研究后提出。由于自己带钱多，感到不方便，灵机一动便提出发行千元大钞的建议，太缺乏代表性了(虽然有“许多委员”赞同；这个“许多”也是全体人民中的极少数)。同日同一张报纸又报道，广东从化塘尾村农民何锦周2000年缴纳各类粮食886斤，折合人民币398．7元。农村税改后的2003年，何只需交一种税：农业税44．88元。何锦周非常高兴，他说：“减免的费用够我一年买化肥的钱了。”对比之下，数以亿计的农民花钱的计算单位，以“百”计是大的，小的还要计到“分”。先富起来的人，我看只好“委屈”一下，多数数百元大钞吧!农民兄弟可能还没这福分呢。

其二，提案的科学性问题。送交“两会”的提案、议案，我看还要有科学性。就建议发行千元人民币的提案而言，提案者应有金融、货币方面的基本知识。你不知道，最好先请教书本或行家。要不然提案承办单位摆出理由一、二、三，，一下子挡了回来，你不是白忙乎了吗?

其三，综观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我就纳闷：像“促进民主”这样关乎国家、人民利益的重要又迫切的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出来呢?上头如此，下面亦然：我参加民主党派十几年，虽说也参政议政，参的议的基本上都是有关教育、农业等问题，却从来不谈“促进民主”。我想，这就是我国目前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上头下头都不敢谈“民主”呢?因为真正的人民民主实行起来，对于上上下下的非正当利益既得者是一种束缚甚至是打击，因此，会有很大阻力的。不要以为民主可以不争取、不促进，它就会从天而降。

看来，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除了要有规定的种种资格以外，还需要像《同舟共进》的不少作者一样(他们多是从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观政慧眼明如镜(恕我擅改两字)，论事惊人胆满躯!

黑色幽默　作者：于成玉

“社会就像一艘船，

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诚哉斯言。但在“民意”跪倒在“强权”面前喊“万岁”的地方，最能招灾惹祸的莫过于敢于发出“要准备掌舵”的“声音”。因为，谁要具有这种“声音”以及阐释这种“声音”的强烈愿望，谁也就走近了被抛向“大海”的末日。然而，在“民意”能够充分展现自己“身手”的地方，有谁想要得到“舵手”的位置，如不去敬畏恭维“民意”，将其待为?上宾”，那是一点门儿也没有的。

思想者的担心

有名言曰：“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些思想者在攀登思想的险峰，去“摘取”那无限美好的真理的“风光”时，却总是有些怀揣兔子、提心吊胆，怕还没等“摘到”那真理的“风光”，自己倒先掉下来。

中国的“时评”

何时能够“长大成人“呢?

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巨贪李真于2003年11月13日上午在河北被执行死刑。官方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使权力运行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克服权力的专制化”。否则，其“结局都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云云。仔细想想，这早巳为洋人阿克顿伯爵所一语道破的观点(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早在王宝森、陈希同案见报时，就已被当时的“时评”炒得人们耳熟能详。如今，地球从王、陈案算起，已经又绕太阳转了七八圈了，而我们的“时评”的穿透力如今还在原地打滚，拾洋人阿克顿伯爵的牙慧，这怎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国的“时评”何时能够“长大成人”呢?

抽象的概念淹没了多少

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人民”这个概念就如同“水果”这个概念一样。一个病人要吃“水果”，没有一个人能满足他的要求。因为呈上来的无论是苹果还是梨，那都不是“水果”，只是具体的苹果和梨。同理，一个人要行使人民所拥有的权利，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愿以偿。因为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不是“人民”，而只是个体的张三、李四。一个抽象的概念淹没了多少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啊!在中国的现实中，类似的现象何止千万?而每一个都是令人难以消受的黑色幽默。

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唐太宗稍有例外)不允许能够生育“创造力”的“不同声音”的存在。一代一代的“不同声音”，死于一代一代“文字狱”的屠刀下，可怜的民族的“创造力”也就“胎死腹中”了。这样一来中国还能不落后吗?

“中国特色”一解

其中的一个含义便是：在当今中国，有些事情只许说而不准做，而有些事情则只许做，不准说。明于此，对很多事情就用不着再去劳神费心“求解”了，只要说一声“中国特色”就行了。

“此亦人子也”　作者：钟叔河

陶渊明是否晚婚，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是晚育的。《与子俨等疏》中说，他自己“年过五十”，可是儿辈仍然“稚小”。《责子诗》又自叹“白发被两鬓”了，大儿子阿舒还只有十六岁，小的更“不识六与七”，“但觅梨与栗”，只知道淘气。

东晋义熙四年秋天，陶渊明离开柴桑(九江)的家，到百里外的彭泽(湖口)去当县令。为了顾惜儿子，他从彭泽派回一名“力”(干力气活的奴仆)，来帮家里做打柴挑水之类的事，为此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因为儿子“稚小”，“自给为难”，于是“遣此力”以助其“薪水之劳”，这是出于父子之情，可见陶公之笃于天性。然而这里最感动人的，却是他在顾惜自己儿子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所遣之“力”也是人的儿子(“此亦人子也”)，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也应该得到顾惜(“可善遇之”)——虽然只是一名卑贱的奴仆。

“此亦人子也。”县令的少爷也好，卑贱的奴仆也好，同样的都是人之子，都是人，都应该得到顾惜。这就是平等的观念，人道主义的观念。古时也有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理想，但能于家居日用中贯彻实行，又以温煦慈祥的口气说出来，这便和在庙堂之上讲大话说什么“天下黎元皆吾赤子”完全不同，而不能不使我五体投地地佩服了。

“此亦人子也。”这句话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要把人当人。和这种仇值观相反，一切专制独裁者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为了他们的野心和妄想，可以让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人去死。或死于原子弹，或死于毒气室，或死于修长城，或死于大饥荒，全都一样。“此亦人子也”，他却毫不顾惜，反正死了好多还有好多。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进行的。秦始皇刻石宣传“忧恤黔首”，电影里也说他是心怀“天下”、“护国护民”的英雄；那么他所杀的人(包括一次坑掉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自然不能算“黔首”，而算是对“天下”不利的“乱贼”了。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古今中外的独裁者在杀人时，都要给被杀的人先戴上顶帽子，如希特勒活活烧死的几百万人都是“劣种”，斯大林赶到西伯利亚去冻饿而死的上百万人都是“富农”，“四人帮”杀掉的张志新和遇岁克则是“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以为这样便名正言顺，自己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其实，他们杀的“亦人子也”，不讲迟早必遭报应，就凭双手沾满人之子的鲜血的恐怖形象，和陶公温煦慈祥的面目相对照，这反差实在也太大了。

鲁迅活过采会这样吗　作者：韩石山

有人说我，你没学过文艺理论，怎么能当了文学批评家，我说，在外国我不知道该怎么当文学批评家，中国只要有常识、凭良心就行了。凭良心就是知是非，是非清楚了，批评的主架就，立起来了。知识的多寡，仅关乎论证的密疏，主架立起来，有常识就够用了。你会说，太谦虚了，哪会这么简单，定然有什么秘方藏着掖着不肯示人。不信吗，我马上给你试、次。

去年以来，关于鲁迅要是活着会怎样的争论甚是热闹。起因是鲁迅的儿子周梅婴写了一本书，其中说，毛主席说过，鲁迅若是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争论分作两大派，一派说毛主席不会这么说，一派说毛主席会这么说，鲁迅也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不管说什么，都是立足于毛主席的这句话。说毛不会这么说，也是因这句话引起的。再就是，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若死得不是那么早，到1957年不过76岁，也就是说，“若是活着”这个假设是可以假设的。76岁在当时也不能算高寿。现在请看下面这段话；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栓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这段话是一位叫陈漱渝的鲁迅研究专家说的。此人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担任过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是大腕则是敢肯定的。这是他2003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讲题是《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这就不是学术研究了。

道理很简单。我们在讨论的是“鲁迅若是活着”，这个时候鲁迅肯定是不活着的。1881年生的人，到2003年是122岁，一个中国人活不了这么大，至少我没听说过。这样说超出了讨论的范围。看了这样的话，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了。

不，还有几句要说的。当然得按陈先生的假设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2003年都活着。这样，1957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

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　作者：陈漱渝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讲演中，我作过一个假设：“‘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不料这句应该是常人都能接受的话却引起了韩石山先生的义愤和讪笑。他在4月1日《文学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声讨文章，题目就是《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谴责我无常识，昧良心。

我以为；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进步，不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大部分人(包括外国友好人士)由衷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统筹发展，进步得更快一些；极少数人(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不那么高兴，甚至将中国妖魔化，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或许还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不去关注身外发生的大小变化。如果要推翻我的假设，请问放言无忌、口无遮拦的韩先生，那究竟应该作其他什么假设才更为合理呢?你能明确告诉读者吗?

不过，韩先生有一个撒手锏，就是鲁迅不可能活到122岁，因此这种假设“超出了讨论的范围”，让他看后“真术知该说什么”，这样，就有必要就如何“假设”的常识性问题跟韩先生进行一番切磋。韩先生说得好，光咬人不行，还得有点常识才有咬人的本钱。

就我掌握的常识，“假设”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必须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设；另一类是自由度比较大的丈艺性假设。比如，假如李白活着，看到登蜀道已不再难，一定会感到欣慰；假如杜甫活着，看到寒士住进了福利房，一定会感到欣慰。虽然这类假设没有什么年龄限制，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单凭想象，而要符合一定的思维逻辑。因为李白毕竟写过《蜀．道难》，杜甫毕竟写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们才能够作出上述假设。如果把李白和杜甫颠倒过来进行假设，那就显得不太合适了。我之所以敢于假设鲁迅活到今天会对中国新时期的新成就感到欣慰，因为鲁迅是一位毕生为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平民作家，后期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中国的进步确是举世瞩目的。这又有什么违反常识之处呢?

为了反衬我的浅薄，韩先生在文章中断言我“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我感到受之有愧。由于孤陋寡闻，我却不知韩先生是何方杀出来的骁将。于是赶快去咨询博识者。有人详细告诉我，韩先生一部大作封面上标明的身份是“权威传记作家”。他研究问题十分深入，曾考证出徐志摩和陆小曼突破“男女之大妨”的精确时间是在1925年1月19日的晚宴之后。他在新近出版的权威传记《徐志摩与陆小曼》中，曾援引郁达夫的话提出一个假设，说徐跟陆的这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岂不是千古荚谈。我听后不禁琢磨，这个“进步的社会”肯定不会是指旧中国。郁的话是1935年说的，其时徐志摩已经死掉了，冥寿是48岁；韩援引这段有生命力的名言也是在去年，假如徐志摩活着已达107岁。这也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韩先生要深挖一个年龄的陷阱把我推进去，而自己却不肯往里钻呢?

还必须澄清的问题是：我在讲演中丝毫没有以周海婴先生写的那本书为讨论对象，也丝毫没有涉及“去年以来，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争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韩先生所说的“讨论的范围”和设定的时限，也没有必要回答韩先生文末提出的那两个浅显的问题。在论述鲁迅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时，我又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剖析了当下的社会弊端，并非仅作喜鹊般的啼鸣。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最后我想再就所谓良心问题发几句感慨。韩先生自认为他写文章是凭良心的，这肯定会使读者大为感动。但以我的浅见，所谓良心起码应该包含善心和实事求是之心。而韩先生的大作缺乏的恰恰是上述两点。我的讲演有当场的录音、录像为证，讲词全丈发表在中国互联网上。韩先生既然在网上读到了我的讲词，为什么不向读者介绍该文的真实全貌，而单单摘出他认为可笑的一段话来做靶子呢?韩先生也知道，“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起码已经议论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别人都能“假设”惟独我不能“假设”呢?为什么有人假设鲁迅会被关押、充军、杀头，韩先生均不持异议，一旦说到“鲁迅假如活着”会为中国新时期的进步感到欣慰韩先生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呢?这种做法就是他所说的凭良心吗?

不明白权　作者：黄一龙

对人对事弄不明白，有人禁止你吗?还须要取得专门的权利来保护你的不明白吗?笑话!

且慢笑话。你当然可以对这样那样的人的事不明白，甚至可以对一切都不明白，当个绝对白痴都无人阻挡。可是条件是你不要说出来，不要表示自己的不明白。

你问，我偏要说出来表示出来，又能把我怎么样?

那么请问你怎样说出来表示出来?

说出来表示出来是通过提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很好。而且我告诉你，当你这样表示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受到毛主席语录的保护。他老人家说过：“共产党员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他说的虽是“共产党员”，但是显然并非认为这是共产党员的特权。此话的重点在于“问一个为什么”即表示自己的不明白，而且它是可以施于“任何事情”的。

可是你对某人某事“问一个为什么”，就是表示你对其未抱绝对相信的态度，就是表示怀疑。对“任何事情”都表示怀疑，就是“怀疑一切”。

也不用害怕，“怀疑一切”还有另一伟人提供保证，此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爷爷在他被问及“你最喜爱的格言”时，明白无误地说，他最喜欢“怀疑一切”。

现在的问题就在，表示你的不明白，问个为什么也罢，怀疑一切也罢，尽管甚至受到最伟大人物的保护，你的权利仍然是不确定的。就是说，你未必有权表示自己的不明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它的意义你该明白；“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义也不艰深。可是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并且编进歌里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来，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大救星”是不是等于“救世主”呢?如果等于，那么究竟因为投有救世主所以就不该唱大救星的歌呢，还是因为确有大救星所以需要改唱“从来就有救世主”呢?如果不等于，大救星是有的，救世主是没有的，那么二者该怎么识别呢?你明白吗?

我敢断定你不明白。但是你表示过你的不明白吗?有任何人表示过他的不明白吗?

我自已就从来没弄明白过，可是长期以来一开大会我就照唱如仪，从来不敢表示我的不明白。须知在那个时期，谁要是敢于公开表示这种不明、白，谁就犯大逆不道之罪，谁的脑袋就极有可能搬家呢!

你想必还记得，当时“革命大批判”的靶子之一，就叫“怀疑一切论”。怎么能怀疑一切呢?领袖你能怀疑吗?主义你能怀疑吗?指示你能怀疑吗?决议你能怀疑吗?这样设问，它的前提当然是领袖不能怀疑，主义不能怀疑以及其他等等，“怀疑”和“问个为什么”的对象，已经不是“一切”和“任何事情”，而是“一切或任何事情减领袖减主义减其他等等”。因为领袖的正确主义的正确是天生的是先验的所以毋庸怀疑所以无需，提问所以不可问个为什么。所以那时几乎所有的“学术论文”，在论述到终极的“为什么”时，总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如果你居然还不明白居然还要表示你的不明白，你就是别有用心就是阶级敌人就该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至此，你的“不明白权”就被没收了。

可是事情一到不能“问个为什么”的时候，理性也就止步，进入迷信领域了。凡是不能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理由者，就，定要借助于迷信，借助于不准“问个为什么”，借助于剥夺“不明白权”。所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鲜明地倡导和马氏所谓“怀疑一切”同调的“问个为什么”；而作为犯了“晚年错误”的他，却无限欣赏起“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崇拜领袖要崇拜到盲从的程度”了。这后一原则，就是在中国取消“不明白权”的理论根源。拨乱反正多年了，这个理论早已遭到批判，那么“不明白权”是否也回归民间了呢?

我舶印象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是并未完成。至今仍然存在的所谓这样那样的“禁区”，所禁者何?说到底，就是禁止人们“问个为什么”，禁止人们表示自己的不明白，其结果自然是禁止人们明白。所幸这种禁区，确有日渐缩小之势。而任何一个不能“问个为什么”的问题，一旦从禁区内解放出来，很快就能使人从不明白到大明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内容不过是这个或那个“不明白权”被释放出来。“不许分田单干”是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而“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道理是不能问个为什么的。一到可以问了，也就得到思想大解放。以后相继又有“绝不能搞商品经济那一套”、“绝不能搞市场经济那一套”不能问个为什么，以后可以问了，乃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答案，于是又得思想大解放。凡有这种那种“不能搞……那一套”的规矩，一旦准许问个为什么，均该取得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效的。如问至今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思想尚待解放，只须查查究竟还有多少问题不能“问个为什么”，就清楚了。

作者曾经作过一段“外事工作”，和来访的老外打交道。某日有一国际友人问我，“你们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要搞到什么时候才得完?”我敷衍说思想解放是永远需要的嘛云云。其实仔细想来，思想解放而成“运动”，的确很有中国特色。不然为何其他各国都没有这个运动，难道全世界老外都是绝对白痴，他们的思想都不解放吗!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更应该是这样的：待到所有同胞对所有问题都可表示自己的不明白，都有权问个为什么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该完成了。

附记：本文刚刚写完，见山东工人作家唐春样写当年他为要求“总结‘文革’教训”而被地方当局非法拘捕的经过， 当他请问为什么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让他在监内阅读时，监方答道：“妈的，你有十万个为什么还是有二十万个为什么?告诉你，到了这里不能问为什么，说不能看就不能看，一切听政府的，不老实政府处理你!”这当是当年人民不能“问个为什么”的又一种形式，或者是其极端形式，补充在这里备忘。

尊重死者　作者：黄一龙

毛泽东前主席诞生110周年，举国媒体再掀毛泽东热。毛泽东作为上个世纪对于中国历史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朝在野都远远未被遗忘，这是当然的事。也由于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对他的评说也就丰富多彩，例如对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假设，答案就有从“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到“民族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就不会出现的种种评价，这也是当然的事。“盖棺论定”，对于大人物，往往未必。

盖棺而论不定，固然无须惊诧，可是对于盖在棺里的死者，总该有个起码的一致态度，就是不要勉强死者爬起来做他不愿做的事。批评他批判他谴责他的人可以对他提出这样那样指责，赞成他缅怀他继承他的人可以为他作这样那样的辩护，但是都不应强迫他在地下(或天堂，或马克思那里，)“改正错误”，不应强迫他做他根本反对的事情。

想当年，毛泽东刚刚逝世，当时的以华国锋为首中共中央就强迫他做了一件他所反对的事：保留遗体。须知对领导人死后实行火葬，是他老人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了防止李自成“北京四十天”那样的悲剧重演所倡导的一系列战略措施之一，和它同时出台的还有不准以领导人的姓名(对地方或其他对象)命名，不准给领导人公开祝寿等等。关于实行火葬，当时的政治局成员是个个签了名的，其中赫然第一名者，就是毛泽东。即使不说此举的政治意义，仅就一个人有权处理自己身体的基本人权来说，违背他本人的意志保留他的遗体，就是对死者极大的不尊重，即使当时的理由是无限缅怀他老人家，即使此举很可能曾经得到他的太太(她不久就被“粉碎”了)的热烈支持。

后来发行过一版百元人民币， 币面整齐排列着毛周刘朱。这里且不论毛在死前对周朱的态度，单说对刘少奇。众所周知，刘少奇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付的头号敌人，是他以“叛徒、工贼、内奸”的罪名打翻在地再踏上无数脚的牺牲。我们现在自然知道，他的这事做得大错特错了，并且中共已经决议加以批评；如果他还健在，人们或者还可期望他接受批评知所悔改，进而和刘少奇实行和解，再度亲亲热热地排排坐在一起。可是他已死去，对于整治刘少奇以至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他是死未悔改的。我们可以为纠正这样的错误而进行种种“拔乱反正”，但是怎么能够强迫一个已故的人改变他至死不改的志愿，去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呢?而我们如果同时也再考虑另一死者刘少奇的意愿，他在被整得走投无路时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他真希望人民书写的历史是让他这样亲密地和无端整死他的人排在一起吗?

至于在纪念毛泽东的冥寿时，说做好我们现在的事情，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云云，当系礼仪性的表示，不可过于较真。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和他老人家为之奋斗至死的事情绝对相反，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我们则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设身处地地替死者着想，假使他地下(或天堂，或马克思那里)有知，高兴把他身后发生的这些事情，看成对自己的“最好的纪念”吗?

不表态权　作者：黄一龙

“每见是非当表态”，杨宪益先生在他的七律《自勉》里如是说。杨先生的人品风骨，和他的文章一样，素为世人景仰；所以我相信他的“自勉”，是十分认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小人之心；以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实在过于严厉；真要实行起来，限制太多，没有超凡的功力和相当的环境，是做不到的。上个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做这件事需要很高的资格，起码须有著名的“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罢官不‘陷，开除党籍。五条里面除了专门对付官员和收拾共产党人的最后两条待遇可以不作通例以外，其余那杀头坐牢离婚之苦，常人也是受不了的。五十年代有一个人姓吕名荧，在满座海内著名作家集会呼吁严办“反革命分子胡风”时上台表了一个不赞成的态，表态以后立即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直到逼疯不得好死。二十来年后另有一人姓张名志新，对于“文革”这样的“是非”坦率表态反对，表态以后开除党籍坐牢离婚割断喉咙“弹中头部一枪毕命”次第及之，更是不得好死。从吕到张之间还有甚多这样的英雄模范伟大人物，他们都犯了“表态罪”，死得很惨。虽然经过拨乱反正，都恢复了英雄模范伟大人物的声誉，可是这些年来宜传了那么多英雄模范仍然讳言他们，拍了那么多伟人电影就是不拍他们，听说那里还是“禁区”。尽管谁在施禁和所禁何事至今语焉不详，总是表明“表态罪”是不好犯的，须得个分小心。

不无巧合的是，把杨先生的自勉改两个字，“每见指示当表态”，倒是一条例行多年的规矩。可是这“态”是不能随意表的，一定得以上面的是非为是非，也就是说只表拥护之态；其最高形式就是“文革”时期的“热烈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它一隆重问世，时无分白昼夜晚，人无分老幼男女，均得敲锣打鼓倾巢出动，竞表无限拥护之态。在这种场合，不仅表错了态会得罪，不表态就是有罪。这种情形也并非仅限于“文革”，记得反右运动那当儿，共青团中央就打出一个不说一句话的“右派分子”，他犯的就是“不表态罪”；至于举国举党对于会议决议文告讲演表态拥护，则已成了例行章程，不表态倒不正常了。

在表态罪和不表态罪的空隙里，只有遵命表态来得安全。从道理上说，遵命表态者中也该不乏和上面完全一条心的同志，他们的遵命是发自内心的；而同时出现的乃是口是心非之辈。当个口是心非的人，当然不算光彩。但是我深知他们的苦衷，因为我就不止一次当过，心里痛苦得很。最苦的一次是“文革”中作为牛鬼蛇神被押去参加几十万人的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看见几位因为私自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时事而被判处枪决的青年，站在囚车上从我面前弛过走向刑场，我还得举手作呼口号状表态拥护当局的英明专政，手举低一点嘴张小一点都逃不过左右专政人员的眼睛，说不定我本人就得上囚车。但是我心随着口号颤抖，我这个自命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表态拥护枪毙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态”欠了那几位被残酷杀害的孩子们的债，这个感觉折磨我至今还要折磨我至死。我的这种表现，比起“每见是非当表态”的要求来，简直应该无地自容了。

以上说的当然是“新时期”以前的事情。不过这个“新时期”现在又名“转型时期”，旧的一套的确在与时俱转，但是转到毫无影响的程度还得假以时日。拿此文的话题来说，对于是非表态表得不合意而抓去杀头的事没有了，但是对于层层表态人人表态并且只表合意的态之需求还是存在的。“每见是非”你也许可以表态，只是这“是非”要是涉及会议决议文告讲演，你就只可而且必须表一种态了。这较过去的钳制言论，究竟“转”了一些。可是真要作到大家都有充分的表态权的地步，恐怕还得有些过渡阶段。就我而论，要是一时不弄不到充分的表态权，我倒宁可先要次一等的权，就是?不表态权”。

一是不懂的事不表态。现在不是“知识爆炸”么，我的知识有限，能够对谋生之术有所专攻，已经很不容易；绝不可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都懂。而上面的会议决议文告讲演，总是分别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其中多数我都不懂，不懂的就得允许我不表态。当年狠批胡适的时候，我除了知道他曾拜见溥仪“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以外，对他的著作的知识只限于小学课本上的课文《上山》，前面已没有路他还要脚踏着石上的青藤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个意思本来和“唯心主义”并不沾边，但我也跟着表态批胡，和他划清界限。这样的事，希望不要再有。这个希望总不算过分。

二是不明真相不表态。好多事情，作为百姓，只见一隅一孔，并不清楚全貌。回顾我国种种重大事件，事过境迁之后，参与者里常有“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指的就是只见一隅一孔而又贸然表态的傻帽。为了避免这个缺点，在表态之前应该增加“知情”的工序，知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以后，再说我的态度。过去上面征召的种种表态，常常缺了这个环节，就是说，并未让你知情或者让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大大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最后不得不依靠上面替你判断。这样表出的态，质量肯定极低，只有充当傻帽儿的份。为自重计，这样的态决不再表。

三是预先已经设定了标准答案的不表态。这个理由就更简单：依答案表的态不会增加任何信息含量，无助于接受表态者增长知识；不依答案的表态人家又忌讳，徒增彼此的烦恼。民间故事说有两个人找大老爷打官司，原告说被告宜称“三七二十二”，而他认为该是二十一，两造争执不下，还请老爷明断。老爷判定原告败诉，打他二十一大板，理由是被告既然坚持当笨蛋，你倒想把他教精灵，比笨蛋还笨，不该打你该打谁!所以要想不挨打而又遇到了三七二十二之类的标准答案，你除了不表态一途以外，其实无路可走。

在第三种情况卞，我的境界就比“每见是非当”，表态”之态低了一个档次，所以我说它是“次一等的叔”。不过我想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此权不仅更为现实，而且更为基本。“每见是非”无法一一表态，自然是个遗憾的事，但总比事事按照标准答案一一表态强，因为后者必然导致说谎。所谓“不表态权”，“不说谎权”而已。

谨考法律里面还有一个“沉默权”，外国警匪片里抓人时就要当面宣布的，也和上述“不表态权”有点相似。原来说此权是西方人专有的特权，后来又听说它在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公约里面也写上了，规定人们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究竟我国实行不实行，法律学界还在商量云。不过这是说的对付“犯罪嫌疑人”，表态的内容是自证其罪；而我说的是普通公民，内容又仅仅是不说谎。把举国百姓都当做“犯罪嫌疑人”的时代，究竟早已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普通公民的“不表态权”，用不着等待专家商量，可以自行拥有，而不触犯任何法律。

“倒霉”与“王帽子”　作者：张　鸣

在格贻琦1931年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在一年之内，接连发生3起倒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和吴南轩先后被师生倒掉轰走。可是自梅出掌清华之后，“倒风”遂止，梅一直在校长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时，梅自己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其实，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贻琦的另一个说法道出了他长治久安的秘密。在西南联大期间，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予，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实际上，正是梅贻琦充分尊重清华的教授治校传统，才成就了清华和他的英名。当年，清华实行的是“党国”所不容的土制度，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原本完全可以不承认这个制度，甚至将它摧毁，但梅贻琦却一改前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就算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发挥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藉藉无名的留荚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关于康生杀害王实味事　作者：曾彦修

王实味之被杀，解放后即渐有所闻。我听说是民主人士问起的，问的人好像是黄炎培。印象中，这是1950年或1951年在广州时，在一次十几二十人的会议上，由华南第一书记叶帅讲了几句，大家也就不再问了。

1951年我到北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到中央人事部去看望丁华(帅昌书)同志，又知道了此事。丁是1945年“七大”后同陆定一一同来到中宣部的，陆任部长，丁任秘书长，想把中宜部恢复起来(整风后中宣部名义上没有解散，但已只有零星的几个人，业务停止了数年，实际上是1949年进北京后才逐渐恢复组织和业务的)。丁华是1926年或1927年入党的党员，过去在上海时领导过江青。解放初，我在华南听说丁已被江青从中宜部逼走，而且是非走不可，因此，我急于想知道此事。

这次我到京立即去中央人事部看望丁华，他在那里任部长助理(或副部长)。他告诉我王实味确已被杀，民主人士问起此人，毛无法回答，得知已被杀，遂问李克农要人。李克农已为此事做了检讨云云。

但对于李克农擅杀王实味之说，我也有点半信半疑。素来听说李极精明，组织观念极强，声誉很高。而且，1947年初延安撤退时，李只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好像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而他的顶头上司康生，则是红得烫人的政治局委员、中社部部长。康生当时就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做土改试点，李克农也住在那一带，他会那么擅自行事吗?于理不通。

自上世纪80年代前后起，对此事的说法就多了，比较集中的说法，似乎是贺龙杀的。我也不大相信。那时几个中央委员；以至专管此事的康生都在晋西北，贺是晋绥军区司令，他又何必那样越权呢?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是康生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摘土改时下令杀的。此事之得到公开，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七年了。

原延安时期中社部老干部王瑁同志把这个内幕拉开了。他有一文名《康生在中央社会部》(文载《百年潮》2003年第4期)，他知此事较详。王文说，1947年晋绥公安局(按：局长谭政文，1951年在广州，为肃反事，我同他干过一场大仗，由叶帅定了局，他输了，现在京穗均尚有当事重要人证多人，当另文叙述)，向中社部康生、李克农正副部长建议处决王实味，“这时康生正在山西搞土改，报告首先送他圈阅，他表示同意。中央社会部也在临县，送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也圈阅了。后来毛主席向李克农要人，李克农做了检讨，并请求处分。”王文又揭露说，“康生对此事却佯作不知，从来没有表过态。”当然，康生也从来未为此受过任何批评。

似乎只有康生才有这个不受批评之权。王实味不是个杀人犯，是延安的头号政治犯，生杀之权，应当说只操在毛一人之手。大家可以想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会去做这个个人决定么?但康生却可以斩而不奏，终身并未为此事受过一句批评。与此同时，他又在晋绥的郝家坡土改工作会议上，下令当场把一个正确划分阶级的内部文件，“赶快把它烧了”(我在场亲耳听见的)。后来，毛泽东批评的是晋绥中央分局书记李井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未及康生一字。

这个权力制度是很特别的，换上另一个“张生”、“李生”，大概也差不多。因为，只有一个人管得着他。这叫“无产阶级专政”么?哪一个“无产阶级”参加了一丝一厘这样的专政?那时集中在康生住地附近的中央委员，我所知道的至少就有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陈绍禹四人，其他如杨尚昆、谢觉哉、徐特立，我已记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委或候补中委了，林伯渠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会知道王实味被害的事么?他们同老百姓一样，全都一点也不知道。

可见一人政治在这时早已形成了。康生虽不是这个“一人”，但他已可代表这个“一人”，因为他只对这个“一人”负责。

但康生于1975年死后，悼词中却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如果在泉下有知，他向哪里去告状呢?据我所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使用，那就是说，康生是中共内空前伟大的革命家了!郭老骂赫鲁晓夫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小菜一碟而已。

贪官的经典陈述　作者：陈　清

法官：“被告人姓名?”

贪官：“出生时注册姓名姚富贵，曾用名有姚建国、姚革命，现名仍为姚富贵。至于年龄就不好说了，我娘说是58岁，身份怔是56岁，查档案是50岁，组织部门考察是48岁，秘书说是40岁，打字员说我是28岁。究竟多大了，我是组织上的人，我听组织上的。”

法官；“你的主要犯罪事实?”

贪官；“我对钱从来就不感兴趣。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别人掉了钱我都没有捡，这事我夫人可以作证。”

法官：“别人掉了多少钱?”

贪官：“一分钱。”

法官：“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贪官：“伪劣商品和睡眠。”

法官：“请具体说明。”

贪官：“害怕钞票是假的，害怕金银珠宝、翡翠玛瑙是赝品，别人送来的钱收了睡不着觉，如果不收就更睡不着觉。”

法官：“知道市民对你的评价吗?”

贪官：“知道。有一年春节，为了表明我清廉为政的决心，请人写了‘来客欢迎’，‘送礼不要’的对联贴在门口。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改成：‘来客欢迎带现金，送礼不要买东西。’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啊!还有一次去看病，大夫在我的病历上写道：‘吃不愁，穿不愁，就是血脂太稠；能力不高，水平不高，就是血压太高；大会小会发言，前列腺也发炎；工作政绩不突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法官：“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你有什么可说的?”

贪官：“请法庭纠正第八项指控中的50万元贿赂款，由于激动而昏了头脑，没有当场验收，其中有30万元是假钞。按法律规定，这30万元假钞应为无效货币，应在统计数中扣除。以减轻处罚力度。”

法官：“入狱后有何感想?”

贪官：“我这个人是相信命运的。对有关的数字特别讲究，你看我的小车号是9988，电话号码是6868，手机号是1818，进了监狱，又得到一个好号码，入狱编号为“98。谢谢!”

法官：“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贪官：“今天这个会我没有作什么准备，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讲一讲，我就不客气了，随便讲几句吧!我是一个非常讲究体面的人，想当年，我坐的是高级轿车，住的是高级宾馆，吃的是高级酒宴，玩的是高级小姐。现在犯了事，也不能失了体面。因此，我提议本案由高级法院审理。”

法官：“请被告在庭审记录上签字。”

贪官接过庭审记录，在上方写下“同意”二字，接着又习惯地批阅：“此件请转发各部、委、局学习讨论，并将整改意见及时上报……”

王校长的总结发言　作者：路　言

刚才张(副)校长传达了学校制定的教职工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方案。在传达过程中，我发现有些教职工很不耐烦，有的在下边窃窃私语，有意见你就大胆说出来嘛，为什么要背后乱说?我们有些人的素质很需要提高，没有一丁点儿的大局意识，这样下去，你怎么教书育人啊。这次会议开得时间不短了，(看表)已经接近两个小时了。鉴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只谈两点要求：

第一，要强化全校一盘棋思想，要一级对一级负责。我，们学校是一个大校，教职工接近200人，，没有全局意识，什么工作也开展不好。我再三强调学校要有一个中心，中层副职要对中层正职负责，中层正职要对副校级干部负责，副校级于部要对校长负责，这个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有的教职工动不动就把学校存在的问题向上级反映，这是没有全局意识的表现。你向上级反映问题，最后还是由我来解决，为什么非要找麻烦?老师们一定要搞清这个关系，这对你个人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二，要强化无私奉献意识。教师是为人师表的，就要在各方面做出表率；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的教师对学校装修行政办公楼有意见，在外边传播小道消息，诋毁学校的形象。学校的形象差了，你在学校工作就很有脸面吗?也不好好想想，遇到事情就容易冲动。我校好歹也是个正科级单位，花个几十万改善一下学校领导。的办公条件有什么不可以的，领导们办公条件改善了，也有利于对外的交往嘛!

有的教师把自己的办公条件和学校干部的比较，说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太紧张，这是没有摆正自身位置、的表现。再说，老师们挤在一起，也有利于加强联系、研究教学。有的老师反映学校不给教师办公室配备微机，这也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配备了微机后，谁能保证你不玩游戏、不聊天?那样的话，你怎么有精力去备课?有很多事情，学校都考虑得很周全了，希望教职工与学校保持一致，艰苦奋斗，共同把教学成绩提上去。不要动不动就在物质待遇上和这个那个的比，教育就是讲究无私奉献的！

第三，我再解释一下我们的聘任制方案，特别是关于结构工资的问题，教职工都很关心；这个改革是按照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经过反复研究制定的。扣除教职工档案工资的50％，按工作量和教学成绩来分配，体现的是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大势所趋。谁有意见，也白搭。可能有的教职工拿不回自己的档案工资，但改革总是有阵痛的。前几天，我还收到了一封来信，说扣除工资中的一部分违背了《教师法》的有关规定，真是笑话，这是市委的文件，能有错吗?我希望大家姿态要高一些，不要斤斤计较，要积极支持改革。

第四，强调一下考勤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个考勤制度，也是经过反复研究后制定的。有的教职工对请假扣工资的规定不理解，说什么病假不仅不、能扣工资，而且还要去看望生病的教职工。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怎么来判定是病假还是事假啊。有的教师反映扣钱数额太大，说我们是贫困县，本来就工资不高，请假一天扣20元太严厉了。可大家想一想，没有严明的纪律怎么行呀?伟人都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

第五，…………

第六，…………

好了，我就不多讲了。(抬腕看了看表)现在9点多了，学生也快下晚自习了，本来不准备多讲的，但为了全校工作的大局，又锣嗦了这么多，中心议题就是要团结在校长周围，把工作做好。好了，散会!(热烈掌声)

趣解十二生肖　作者：佚　名

当选内幕

鼠：我送的钱多。

牛：现任善兽之王——牛魔王是我爹。

虎：我排第三，是因为我老爸退休了。

兔：我大姑是月宫荚女嫦娥。

龙：说出来吓你一跳，四海龙王都是我亲舅舅。

蛇：谁都知道，龙王爷是我私爹。

马：我只会拍马屁，不会尥蹶子。

羊：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猴：不让我当选，我还去闹天宫。

鸡：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我是美丽的“鸡”。

狗：对上级，我只会温顺地摇尾巴。

猪：我不会对任何领导构成威胁。

死　法

鼠：人人喊打，无人真打，高兴而死。

牛：汇报成绩，强迫上台，被吹而死。

虎：民主兴盛，惟恐落选，忧郁而死。

兔：狡兔三窟，窟窟藏娇，奔波而死。

龙：地上驴肉，天上龙肉，骄傲而死。

蛇：蛇心不死，硬吞大象，饱肚而死。

马：千里名驹，伯乐不识，气愤而死。

羊：吃草挤奶，何止一牛，妒忌而死。

猴：同宗同祖，被吞猴脑，疼痛而死。

鸡：明娼暗妓，与我何关，不平而死。

狗：衣食无忧，与人同乐，被宠而死。

猪：吃肉穿皮，被骂愚笨，窝火而死。

提名接班人

鼠：只要不是猫，谁都行。

牛：蜗牛最合适，犀牛不理想。

虎：狮子太骄傲，狼多温顺。

兔：当然是长跑冠军乌龟啦。

龙：我退休，我举双手选凤女士。

蛇：蚯蚓，但我声明它绝不是我的私生予。

马：我和我的驴先生都投骡子一票。

羊：我愿意服从上帝的安排。

猴：狒狒、猩猩、猿，哪个都行。

鸡：孔雀开屏露屁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狗：举贤不避亲，我选我兄弟犬。

猪：只要能弄来吃的，谁都行。

老总给秘书的便条　作者：一　鸣

小妖

虽然你最近工作比较辛苦，身心比较疲劳，情绪比较高亢，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工作中仍有不足，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还要多加注意。

一、对公司的同事说话要文明礼貌，特别是对我!还有公司副总裁、各部门经理等等，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张口训人、闭口骂人，免得他们心生疑窦，怀疑我们的关系。虽然我们……但你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关键是要让公司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分清你我的关系——谁是老总?谁是秘书?

二、你闹着和我一起去海南，我不怪你，可你不该在报销费用时，注明和我睡一个房间．，在一张床上办公；更不该把我给你亲爸、你二妈、你三舅、你四姑、你五叔、你六姨买礼品的发票和给你买内衣的发票也在财务部报销，害得我这几天东躲西藏——财务部和我出过差的那些姑娘都要我给她们补上!

三、决不能再模仿我的签字，搞得办公室主任每周都要去公安局鉴定。我倒不怕费车费油费人费事，反正我们也是吃银行喝银行用银行不怕、银行，但引起公安局注意可不是好事。你在人力资源部的文件上签我的名字，开除了那个骂你小妖精的扫地老头，他是我爸——这你知道啊!

四、和我一起陪客户喝酒时要打扮得时髦、性感，但不要像个三陪小姐似的。谈吐要文雅，不要说粗话，喝到半醉的时候不要只去搂身边的老头，让大家尴尬——现在的总经理都年轻啊!装醉就是让你不要醉，该醉的时候一定要醉，要深刻领会什么时候不该醉，什么时候必须醉!

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你消费要上档次，花点钱摘点什么美容美体我没意见，可钱要花得物有所值，街边无证小店还是少去。思索再三，我认为和你有同感——你需要在美容美体上多投点资了。你这次头发再植，颜色最好是五色的；单眼皮恢复，坚决消除现在的三层眼皮；隆胸再造，希望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镶牙，把黄金的换成白金的或许更协调；换肤，我对颜色和质感已不再抱希望；罗圈腿手术，一定要改变目前两条腿长短不一的状况。以上各项总费用控制在500元之内，在公司财务部报销时须有正式发票。

《论语》新批　作者：周　彪

重读《、论语》，感悟良多，怪思诞想，，油然而生，随手而录，聊博一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高兴啦。公款请吃、请喝、请玩，堂而皇之，名正盲顺；倘若这“朋”是从“上头”来的，那就更加屁颠屁颠喽。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俺这个官位是上头给的自己要的或者花钱买的，犯得着打广告吗?别人不清楚我正巴不得呢，说不定人家还真以为我是正人君子呢!

“巧言令色，鲜矣仁!”——十足的迂阔之论!不花言巧语，政绩从哪里来?不见风使舵，官位从何处来?有权“仁”归我，有官“德”归我。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只要手中有权，白痴往主席台上一坐，自然威风凛凛；谁不服气，明。天叫你下岗!学什么学!公款里报销万儿八千，烫金的文凭眨眼到手，看谁敢说你没水平!

“无友不如己者。”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发财，难道去巴结穷人?想往上爬，难道去讨好百姓?这道理用得着说吗?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别人不了解我，能不急吗?要是这“别人”是顶头上司，我的前途不就玩完了吗?不了解与我的升迁无关的人不要紧，但与我的前途有关的上司了解得越多越好，尤其是领导的特殊爱好。

“哀公问曰：‘何为民则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老夫子说得轻巧！做官的谁“直”谁“枉”，用什么尺子衡量啊?有些官员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昨天还是信誓旦旦，今天却锒铛入狱。组织部门都分不清良莠，老百姓哪里辨得明“直”、“枉”啊!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王怀忠之流，你说得清、辨得明吗?

“子曰：‘不患五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没有“位子”，本领最大也是假的。有了“位子”没本事也会“长”出能耐来：课题上署上你的名字，荣誉归你了；项目上有你的名字，功劳归你了。想要别人知道你，没本领不要紧，没文凭不要紧，没“位子”可就要命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科。”——倒过来说最合理。现在有些官员开口说经济闭口说利润，公开要回扣背地收贿金，一“利”当先，何“义”之有?：倒是平头百姓，一天到晚为社会治安急，为国家民族忧，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先加诸人。”’——不想别人欺侮你，除非你每一个权力部门都”有人”，不然的话只要遇上一点小麻烦，你哭都找不着地方!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你想“欺侮”别人，门都没有!你想“独善其身”?明天就让你待岗。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说你不好，问题不大；关键是领导怎么说，领导说你好，百姓上访也好，告状也罢，上级调查，考察的结果绝对是“好”。大家都说你好，领导说你不好，你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即使上、级来人“认真”调查，结果也不会变，李昌平就是例证。

忽然想到　作者：刘荣升

一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这是没有异议的。有异议的是，它到底是统治者的理论学说，还是被统治者的理论学说。但事情又不好这样截然划分，如果是前者，但它在民间又那样深入人心，以至村夫村妇无人不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果是后者，可历代帝王，无不尊孔有加，视其为圣人，视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早在唐代，孔子便被皇帝尊为“文宣王”，宋代封为“至圣文宣王”，元代又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由是观之，统治者对其更感兴趣，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御用圣人”。鲁迅先生也称其为统治者的圣人，与劳动人民没有关系。但事情也并非全部如此。事实上，人民群众也早巳将孔子尊为圣人，这大概是儒家学说在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圣人把天下人分为两类，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治人”的理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便是称孔子为圣人的原因。而“治于人”者亦称孔子为圣人的原因，是因其也极想使自己成为“治人”者。看历史不难发现，一些“治于人”者在想成为“治人”者，以造反的手段取代当朝的正在“治人”者时，就把孔子及他的学说一脚踢开，骂得它体无完肤，一钱不值，等到取代成功，正式掌握政权成为“治人”者了，却又变本加厉地尊起孔来。人，就是这么怪，得势时一套理论，失势时又是一套理论。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会为这种行动的正确性找到理论根据。诗曰：“乾坤朗彻畏天阴，治于人者欲治人。治人更惧被人治，才有儒家不败身。”

二

历史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是与非不好说清，是一本历史糊涂账，但此举对于汉武帝、对于汉王朝的统治来说，却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百家之术没有价值，而是它们不利于“治人”。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理论学说之于政治权力，亦如男女之慕合，须“对眼儿”才行，须两情相悦才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士”与“女”，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学说和权力等。政治权力需要某种理论学说提供理论根据，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理论学说也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并通过这种力量得以发展和光大。在这里，二者互为皮毛，互相依附。儒家学说在中国兴盛了二千余年，就是与这种封建皇权相容相悦的结果。诗曰：“男找女来女找男，男女相悦得繁衍。武帝惟觉儒学好，董氏功传二千年。”

三

人们谈是论非时，总是喜欢用一已之是非皮天下之是非，以一已之美丑定天下之美丑。一己之是非若孔若井，天下之是非若天若她，天地之间，烟霞缤纷，万物呈彩，美无定则，各具风流。若以一是统万是，无异于以井统天，以孔窥地，岂不大谬哉!然谬不见贵，是谓反常，以反常为常，天下是非乱矣。诗曰：“这里天高皇帝远，老子权大没人管。是非关丑老子定，老子一言抵万言。”

四

文人无行，向为人所不齿，但“官人”无行，情形似乎好一些。好在哪里呢?好在人们对其已司空见惯，不再感兴趣，表现出一种无奈的麻木。你无行就无行吧，与我何干?莫说对无行者如此，就是对无耻者也是如此。无耻者，无行之尤也。《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个人物叫苟才，为了保官和升官，竟给新寡的儿媳下跪，逼她去给上官当小老婆。后被另一上官借故开除，说他是“无耻之尤”。这好像是一个规律，人一无耻，很可能财源广进，很可能官运亨通。从某些高官被查处之后的事实来看，他们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之外，大都伴有生活作风的堕落和糜烂。有的贪官竟有上百名情妇。某落马贪官在回答他为何有这么多的情妇时，这样说：喜欢女人是男人的本性，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得如此轻松，若非羌耻之尤，岂能如此?考此辈之发迹，史，其官职从无耻而来，其钱财从无耻而来，怀中上百情妇亦无不从无耻而来!都说无知者胆大，其实，无耻者胆更大矣。诗曰：“本官自从上得台，一手抓起金盾牌。上写无耻两个字，羞煞陶令归去来。”

唐僧的“一夜情”　作者：侯国平

话说三藏师徒别了村舍人家，依路西行，不上三四十里，早到西凉国界。那三藏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及时作出了重要指示，他对三个徒弟说，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语喧哗，想是西凉女一。汝等初次进此城；须要好细，谨慎撮矩，把进城当作一次赶考，争取考个合格的成绩，不要闹出什么故事才好。

孙、猪、沙三个徒弟，纷纷表示，谨遵师令，以取经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维护取经团的光辉形象，尽可能地给西凉国人民留下荚好的印象。三个徒弟说到做到，自打进入西凉国罩，一个个认真改造世界巩，自觉和黄赌毒等丑恶行为作斗争，做到了一尘不染，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

然而，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西凉国女王，见了唐僧后，神魂颠倒，夸其是个中华上国好男儿，硬要和唐僧做个夫妻，不然就不给取经团倒换关文，一个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到了取经团面前。

在千般推辞，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唐僧只好委屈自已，答应和西凉女王做夫妻。结果，天地拜了，喜酒也喝了，一夜情也有了，唐僧却义无反顾地率领众徒弟，告别西凉国，踏土了西行路，当然关文换好了。

西凉女国的文武大臣；对此议论纷纷，非常气愤。她们联名给观音菩萨写了一封信，说那唐僧以一夜情，骗取关文，给西凉女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和不良影响。

观音菩萨接到来信后，非常重视，立刻派木叉前往调查，并指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既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又要保护取经团的积极性。

木叉来到取经团，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悟空说，领导干部也是人，唐僧做为取经团的带头人，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转眼离开长安8年了，一次探亲假也没歇过，春节、中秋更不休息，一直带领大家走哇，走。所以师傅和西凉女王那一夜情，算不上啥大事，人都有七情六欲嘛。

八戒说起西凉女王的美貌，口水就流湿了半截衣。他说，师傅太不仗义，这事也不让一让，本来他自告奋勇当一回西凉国的招赘女婿的，谁知那西凉女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驿丞，根本看不上八戒，说他虽是个男身，但形容丑陋，不中女王之意。气得八戒乱骂，这西凉国的人一点也不懂时尚，连新新人类都说，粗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你们这些臭娘儿们还敢嫌俺老猪丑。

八戒又说，别看师傅平日里道貌岸然，坐在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谁知道那一夜是咋样地快活呢?

沙僧是个忠厚老实人。木叉问及此事，沙僧只说不知。木叉问，你对师傅和西凉女王的一夜情怎么看时，沙僧就红了脸，搓了半天手说，没啥，没啥。再问，沙僧便说，那女王却也袅娜，真个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鬓堆金凤丝，说什么昭君荚貌，果然是赛过西施。别说二师兄口角流涎，心头撞鹿，争当女婿，就是个走大路的见了，也会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都化去也。

木叉听了不由连连赞叹，老实人口里竟也说出这等话来，看来，领导干部也是人，这话是不全面的，至少后面要加上一句，革命群众也是人。

木叉向观音菩萨汇报了唐僧在西凉女国一夜情的调查结果。他说，为了取经大业，唐僧确和西凉女王有过一夜情，那只是性和性的碰撞，谁都不用为此负责任。据唐僧说，只是洗洗头，洗洗脚，并没有其他事。观音笑道，还要什么事，头都洗了。

木叉说，取经团里的众徒弟，都说这是人之常情，属于个人隐私，取经一路上太苦了，该让师傅放松一下。观音便说，要尊重群众意见哟。

观音又说，西凉女国那里如何应对呢?

木叉说，已经让唐僧给西凉女王写了一封道歉信，这事基本上就算摆平了。观音说，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最好。

唐僧和西凉女王的一夜情，经过无线电波传到了东土大唐，成为美谈，人们纷纷仿效，成为流行时尚。不过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变成了猪八戒同志。

那封信……　作者：李启咏

教育局长收到一封署名为“广大群众”的来信，反映目前中小学生使用的作业本用纸太不科学，太白，太刺眼，这样孩子很容易近视。目前我市中小学生近视患者特别多，而且有增加的趋势，主要就是使用这种本子造成的。希望教育局从维护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的高度出发，推广使用防近视专用作业本，禁止使用白色作业本。

教育局下发文件，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我市从新学期开学后，一律使用防近视作业本，淘汰纯白色作业本。

印刷厂黄老板笑了，因为本市的学生作业本一多半是从他那儿批发走的，这一换本子，少说也要赚个五六十万。

那封信是他写的。

市委书记收到一封署名为“广大人民”的来信，反映目前我市禁止在城市内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不合理。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更是人民群众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虽然也会有些火灾呀，少年儿童炸掉手指呀，还有烟花厂炸死几个人啦等等一些小事，但副作用毕竟有限。希望市委市政府从执政为民的高度，满足人民群众求欢乐、求喜庆、求热闹的美好愿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震耳欲聋的欢乐鞭炮声和美如仙境的美丽的烟花火光。

市政府开会，根据人民意愿，我市决定从今年春节开始，城市内烟花爆竹解禁。

土产公司王老板笑了，因为本市的烟花爆竹都是从他那里批发的，原来城里不叫放，市场小了，效益不好，积压的老货都快失效了。现在一解禁，今年年底少说也得赚一百万。

那封信，是他写的。

教育部长收到一封署名为“广大学者”的来信，反映目前我国学生英语水平很低，不能适应全球竞争的问题。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凡是英语水平不高的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劣等民族。希望我国不但在大学重视英语考级，在中小学也应该大力重视英语教学，使英语处于和汉语同样重要的位置。

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以后中学、小学都要加强英语教学，并加强考核，增加考级。中学分为1～9级，小学分为1～6级，小学毕业时，必须达到小学6级，中学毕业时必须达到9级。达不到级别的，不准毕业。

罗伯斯基全国连锁英语培训中心老板罗伯斯墓笑了，因为他的培训中心生意火爆，但是他觉得市场还太小，只培训大学生，每年的利润只有11个亿。现在中学和小学都要进行英语考级，太好了，下年粗略计算，他的培训中心至少可赚120个亿。

那封信，是他叫人写的。

老家来信　作者：陈晓东

我与父母居住在城市，好多年没回过那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山区老家了，平时和在老家的二叔只是偶尔通通信。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老家的乡亲们居然实现了小康，父母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忙让我写信问问二叔。很，陂；二叔便回信了，内容如下：

大侄子：你好，俺是二叔。二叔一辈子土里刨食，到现在也只能刚填饱肚子，别的收入也没啥，你也知道，咱是去年才不用吃国家救济的。可前几日，村主任说村里粮食产量高了，经济增长也快，已达到小康水平，要向上申报。俺问年轻人啥是小康，他们说是人均年收入2000元。今儿个写信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争，别老让你爹娘挂心，俺如今都小康了。

这么快就实现小康是俺想不到的，俺想你们也一定想不到，为让你们相信，俺请学校里的三娃老师给你们写信，好让你们放心，咱这小康是光明正大的，前些日子，乡里的统计员来，由村主任带着挨门挨户统计。到晚上进了俺家，说是经统计其他人家都已迟到了小康水平旷俺一听挺吃惊，东头张木驴家一天才吃两顿稀饭，老婆都跟人跑了，也算小康?村主任说俺家的粮食产量已基本达到可规定的增产增收比例，住房也达到了一人一间，只有经济收入有些问题，离要求述差1000元。统计员笑眯眯地说，大爷，您想一下还有什么漏报的。俺说没有哇，卖猪、卖鸡蛋，连上次孩子他大姑给的10斤大米也都折成现钱纳进了收入。统计员并不泄气，给俺点了一根姻叫俺再想想。他还说?比如编筐卖、拎破烂，述有外头亲戚寄钱什么的。俺说，同志哥，俺这儿连柳树都没有咋会编筐?村里人连半块砖头都不往外扔哪有破烂捡?俺外边是有个亲戚，可也没给俺寄过钱。到底是村主任主意多，想了一会儿说，陈老五，难道你家里现在除了上报的一，点现钱也没有?边时俺忽然想起现钱倒是有点，可那能算经济收入?反正咱得实话实说；咱不能欺骗上级。俺就说，上个月在山东给闺女找了个人家，女婿送来了1500元彩礼，这能算收入吗?村主任和统计员都肯定说“能算，能算。而且还是你的一笔纯收入”。于是开始往表上填，统计员说表上没有彩礼一项怎么办?村主任说就填在“养殖业收入”一栏里吧，闺女也是他养的嘛，另外再加上一句超出标准500元。说完这些，村主任将一块写着“小康户”的牌子扔下，叫俺钉在门上。

第二天，俺将那块小牌牌钉到门上，县，里电视台的记者还录了像，看来小康也不是多么难的，以前都怪我们想不到。迷下，你们该相信了吧。

成为名人的捷径　作者：林　立

捷径之一：青春少女，有个漂亮脸蛋儿，甘愿“为事业献身”，只要不是破锣嗓子，即具备了当歌星的基本条件。有了上述基本条件，可主动找大龄男“音乐人”(该音乐人也许是个连音阶都唱不准的货色，但这并不重要)，经他包装、炒作之后(当然，之前须有与音乐无关的一些运作)，即可成为歌星、著名歌星，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元(看清楚了，不是数十元)。还远远不止这些，如果有意傍个“特大款”，一夜之间，别墅都会有的。

捷径之二：要抓住“改革机遇”。记着，因循守旧是成为名人之大忌。一种“改革”是勇于弃旧图新，把红招牌换成绿招牌是“改革”，将理发店，改名“美发屋”是“改革”，将马的雕塑换成牛的雕塑是“改革”，将6层楼炸掉盖起12层楼也是“改革”……另一种“改革”是弃新图旧，久违了的旧事物再翻腾出来也是“改革”，妙龄少女穿上19世纪吉卜赛女郎的服装在大街上走几圈，没准儿第二天就会成为媒体炒作的名人。

捷径之三：钱多了自然就是名人，因为国人已经习惯了“向钱看”。资产上亿的老板，若再想成为政界的名人，那距离仅是一步之遥。拔其九牛之一毛，搞点社会福利事业，经一顿爆炒之后，各种头衔均可到手(注：不论这些钱是诈来的、骗来的，还是“做了女婿换来的”，皆一视同仁)。成了名人之后，财运更加滚滚，名声更加远播。，生活更加多彩。

捷径之四：以笔和舌为枪、为炮，炮打现代中国名人，有可能自己便会成为名人。如炮打贾平凹等，甚至向去世的大文豪鲁迅先生放几枪。与此同时，再把那些曾经被鲁迅先生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们拉出来，予以涂脂抹粉，大加标榜，把历史的水搅得越浑越好。有此胆量，就极可能一举成名。不过，此捷径风险颇大，弄不好，打不倒别人，自己倒先为人所不齿了。

捷径之五：欲成为名作家，一门心思深入生活，为“劳苦大众”创作是毫无希望的。那么，希望在哪里?一是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熟悉他们不要紧，读者照样也不熟悉，瞎编就是了。二是写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写大地主的一群小老婆。三是写当代新兴金领们的现代生活，不厌其烦地展示别墅、轿车、酒楼、舞厅、小蜜、二奶等。四是写新中国早已绝迹今又死灰复燃的“新生事物”，如吸毒、贩毒、嫖娟、卖淫、凶杀、强奸、抢劫、诈骗等。此项“文学创作”，最好同现代影视联姻。

紧急会议　作者：云　飞

王乡长在“香再来”酒楼吃工作餐吃得肥脸涨红、大肚滚圆、饱嗝不断的时候，手机响了。翻盖一接，原来是县长秘书、县政府办王主任来电。王主任放鞭炮似地说，你在“香再来”吧!县长说吃吃喝喝倒是小事，只是你要跟“香再来”的老板娘把前段的赊账结算一下，“香再来”的老板娘刚刚打电话给县长诉苦呢!你还不知道吧?“香再来”的老板娘是县长的大公子刚交上的女朋友的小姑妈哩!王乡长合上手机，头上冒出一层冷汗，忙一路小跑回到乡政府。

手机上拨几个号，乡秘书被召到乡长办公室。王乡长说，去“香再来”统计一下，看乡里欠“香再来”多少餐费。要快。

半小时工夫，秘书汇报，乡里欠“香再来”餐费共有86000元。王乡长说，去，把会计叫来，看乡里账上还有多少钱。要快。

半小时工夫，会计汇报，乡里账上余额还有6000元。

王乡长说，就这么多吗?

会计说，就这么多。

王乡长一挥手，对秘书说，去，把凡在家的乡干部都召集到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秘书闻声，一溜小跑出了门……

会议室里，王乡长清清嗓子，说，今天紧急召集次家来，只有一件事，就是政府欠“香再来”的餐费，在这两天一定要还上，人家开店也挺难的。可是会计说政府账上只有6000元了。而秘书查了政府欠“香再来”的餐费签单有86000元。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商量商量，看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王乡长的开场白二落音，会议室里可热闹了，就像糯米丸子投入了热油锅，“噼里啪啦”炸开了。

A副乡长说，看是不是向银信部门贷一下?

乡会计接过A副乡长的话说，上个月借钱发乡干部的工资都磨破了嘴皮，再去贷，怕难啦。

B副乡长接着说，上面的扶贫款是不是到位了?挪一下。

分管民政的C副乡长笑了笑说，扶贫款已变成了“桑塔那2000”，轮胎都快磨破了，你不知道？

D副乡长又说，那就只有找各村研究一下，让他们想想法子，动员二下群众。人多力量大嘛。

秘书接过D副乡长的话茬，嗫嚅着说，县里刚送来《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汇编》免费小册子，要求我们尽快发给群众。上头减负政策紧，我看这阵子向群众伸手不太合适。

王乡长把脸转向秘书，问，小册子有多少本?秘书说，8000多本。咱乡共8000多户，每户一本。

乡长一听，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快去，去刻字店刻一枚“工本费10元”的印章来。要师傅加班刻。要快。

秘书闻声，一溜小跑出了门……

王乡长这时把脸转向大家，喜笑颜开地说，同志们今天都辛苦了。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今天晚上就在“香再来”聚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留到晚宴上再研究。

两个马寅初　作者：李兴濂

马寅初，似乎是永远的话题。

近日，读《马寅初传》(邓加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又让我想起了已逝去22年的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

马寅初自称别想弄个官衔把他的嘴堵上，他不为财政次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位置所动。1940年1月24日，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作题为《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的讲演，他公然说：“前些日子，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的时候，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就是不敢来见我，就是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愤和通货膨胀三种办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1947年5月，他在离南京总统府只有2里路远的中央大学大礼堂里面对7000听众高呼：“我们要和平，反对内战；要民主，反对独裁，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世界的糊流!大家都知道，民主这个词，在欧美叫做‘德谟克拉西，我们就是要争取这个德谟克拉西。蒋介石也喊实行民主，并且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什么宪法，竭力标榜民主。但是他这个民主，正好与全国人民所要求的民主相反，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所实行的民主，叫做‘德谟克拉东’吧!”——一个敢怒敢言；铁骨铮铮的马寅初!

1955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马寅初在浙江小组会上讲了他有关人口的意见，遭到反对。他看到当时的气氛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提交给大会上的发言稿撤回来了。1958年3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带头写了两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的“重申我的请求”，这是他能够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面对大大小小的声讨和批判马寅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铺天盖地压过来，他连作狮子吼的地方都没有了!他只能接受一面倒的声讨和批判——一个满怀悲愤、仰天长叹的马寅初!

掩卷深思，是什么造就了两个马寅初?

余秋雨搞“素质考核”？搞笑！　作者：直言了

咱查了一下，发现世界闻名的歌手都不容原谅。你看，多明戈不会唐诗宋词，瑞奇·马丁不知道元曲。按照余秋雨说的搞唱歌的“文化常识不足不容原谅”这一说法，世界上就没几个歌手是可以原谅的了。

叫唱歌的必须知道唱歌以外的事，不知道就冠以“素质不高”和“不可原谅”的名声，那么，咱用同样道理问问余秋雨：你会读多少乐谱?你懂得多少乐理?你会唱几支歌?你五音不全，也不知道多少音乐知识。按照你的道理，咱就说你“素质不高”、“不可原谅”。根据：自古以来，音乐就是幼儿开始的基本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连这些基本文化知识都不懂和不知道，按你的逻辑，完全可以说你是“文化常识不足不容原谅”、“素质不高”。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要你余秋雨搞通所有的基本文化知识(还不是专业文化知识)，你会觉得那是求全责备，那不公平。同一个道理，你要人家唱歌的搞通音乐以外的知识，你也是求全责备，对他们不公平。

且不说隔行知识，就是本行知识，余秋雨也是个媒体捧起来的。根据：人家西方世界明明活得挺来劲的，不少方面比中国还发达，可余秋雨及其吹捧媒体却睁眼说瞎话，说人家的文明都断了、只有中国文明在延续。他们一边说这话、一边享受西方文明，那不是说谎话和炒作的“混混”，又是什么?这样的“混混”和媒体，也有资格考核别人的素质?开玩笑。

咱看，对歌手搞什么“素质考核”的做法本身就不是好素质：连基本的“隔行如隔山”道理都不懂。不同意?咱倒想看看，用同样逻辑和办法对余秋雨等靠文字吃饭的人也搞搞音乐和体育知识考核，看看他们有几个是素质高的?咱相信，没几个。或者，对央视那些主办考核的编辑们搞搞数理化知识考核，看看他们有几个是素质高的?咱也相信，没几个。按照他们搞的所谓“素质考核”逻辑，咱可以说，他们没一个是素质高的，而且是“文化常识不足不容原谅”!

“文革”资料说，“四人帮”对教授搞了考核，考的是中学知识，许多教授不及格。于是，“四人帮”说，教授们连中学知识都不足，多么无用，云云。看看，还是学问本行的东西呢，教授都不行，为啥要歌手们当“百科全书”、搞通他们行外的知识?那种所谓“素质考核”的做法，跟“四人帮”的考核，有啥本质不同?没啥不同，都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别人的难堪为乐，都是心理阴暗的表现。这样的搞法，是啥素质?提倡的是啥道德品质和社会风气?

怎么看歌手的素质?当然是看唱歌怎么样：是看他们的嗓音质量，看他们的唱技如何，看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表现手法，看看他们跟作者、乐队和听众的关系如何，看看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否足够深入广泛，等等。在音乐里，再棒的音乐家也不能做到“全通”，何况音乐以外的知识!不考核这些，考些跟唱歌和音乐无关的东西，那样的“歌手素质考核”，是考啥东西?那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搞笑，是哗众取宠的闹剧。说实在的，咱不相信余秋雨和电视台的那些编辑们具备考核唱歌和音乐的基本知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考核的资格，他们搞的考核都是搞笑而已。

什么是好歌手?照咱看，人们需要娱乐，歌手能用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开心；人们需要庆祝，歌手能让大家欢欣鼓舞；人们需要抒发悲伤，歌手能唱出大家的心声；人们有了困难，歌手能鼓励大家；自己发了，歌手能做做慈善事业，资助社会大众和文化教育事业……能做到这些，能用歌声陶冶自己和别人的情操，就是好歌手；不然，就是不咋地的歌手。至于他们有没有“百科全书”的知识，跟他们是不是好歌手，没啥关系。

如果心理正常和社会风气正常，那么，作家素质高不高，有读者和文学家去判断；电视台素质高不高，有观众和媒体行家去判断；同样，歌手素质高不高，有听众和音乐行家去判断。奉劝余秋雨们和央视媒体们，少搞点那种以别人难堪为乐的“素质考核”吧!你们在评论别人素质如何之低的时候，别人也看到了你们的素质是如何之差、看到了你们的心理有多么阴暗、看到了你们在提倡多么扭曲的道德品质和社会风气。你们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吗?先提高你们自己的素质吧!

片语说事　作者：鱼　湘

一

近日，一商人因涉嫌向某省交通厅厅长行贿被调查，他很不以为然地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厅长灌醉，小姐陪同；他朦胧，我朦胧，此时正好签合同。”

品味：这厅长之类的官员真可悲，被商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却乐在其中，悲，悲，悲。

二

《人民日报》4月27日报道，有网友就《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发表看法：

“上了焦点访谈的，会引起上级重视；没上焦点访谈的，当地政府也要重视啊!”

品味：这话包含尖锐。更隐含半酸，有些职能部门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到了充耳不闻的地步，只要上面不督办，就懒得去办。正如一蒙冤数载的老人悲愤地拷问：4年，的命案，9天就给侦破了，原来的侦查人员干什么去了?——而这次之所以能9天神速侦破，只因为上级领导催得紧了。

三

《人民网》4月22日消息，有专家认为：

“禁收红包其实是纸上谈兵。”

品味：“医疗红包”与部分权力部门的“花钱办事”一样，具有很大的利益默契，多数红包在查无实据呻被忽略。因此，禁收红包无论说得多严厉，但结局真有可能会流于纸上谈兵一最多风头紧的时候抓两只小猴猴出来亮亮相。

四

演员朱时茂最近接受一电视台专访时轻松地说：

“一个人叶次花300块钱打高尔夫球，算不上是高消费。”

品味：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买花》诗，借终日劳碌的农夫之口慨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仿此，真该感叹：“一杆高尔夫，多少中人赋?”这位靠演生活窘迫的牧马人出名的朱大明星也已忘记了“穷味”，怪不得现在写“穷人”的戏愈发少了。

都市小像二则　作者：笑　泉

让　座

周末，老哈与女友外出郊游，好不容易挤上了公共汽车，各自占了一个座位。

这时，一位时髦艳丽的女郎抱着襁、褓挤了上来，老哈见之，欲起身让座。

女友一把拉住他：“我们乘车远啦!到终点站才……”老哈笑了笑，还是起身让了座。时髦女郎若无其事，也不道谢便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

公共汽车到了终点站，时髦女郎这才准备下车。“乖乖，快到家了，我的宝贝!”时髦女郎边说边打开襁褓，一只雪白的哈巴狗亮了出来。

岂有此理!考哈猛叹了一口气……

送　礼

某长生病住院，拒收一切前来探栅者的礼物，深得好评。

一日，者哈前来探视某长，见病床旁小桌子上有一部小巧的收音机，便称赞道：“您老病了，还在关心国家大事，难能可贵!”某长笑笑：“哪里哪里，我只是听听戏曲什么的。”老哈伸出五指赞道：“这玩艺儿真不错，起码值这个数。”“5007？”某长很惊讶。“真的!”老哈嘿嘿一笑：“怕还不止呢!”顿了顿，又说：“我老早就想买部收音机’了。如果市，场上能碰上像您老用的这种机子，要800我都立马买下来。”某长一听忙道：“你喜欢这种机子，干脆拿去，何况我老伴还嫌它吵闹呢……”

于是，老哈丢下800元……

“豆腐渣”种种　作者：陈绵钦

当年，朱总理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豆腐渣工程”。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豆腐渣”；何止在工程建筑方面，鄙人眼界所及，至少尚有以下种种。

法治“豆腐渣”

“依法治国”的口号提出很久，自中央到基层都很重视。无论是大官小官，只要坐在台上作报告，“法治”口号都能喊得掷地有声。而某些官员暗里的勾当却是一手媳天，全不把“法”放在眼里。显然，在他们眼里，法律于民是刚性的，于己却显得温柔妩媚。程维高及其爪牙们的所作所为等不胜枚举的案件，所凸现的就是如此。

政绩“豆腐渣”

“亩产10万斤”的神话时代已过去了，然而它的阴魂不散，依旧在某些官员身上作祟。报告上的效益总在“原计划”中逐年增长，能彰显政绩的形象有多少树立多少，大机场、大楼房、“第一景观路”、“天下第一广场”……为了树立“城市形象”，互相攀比，不考虑用途。官员们“攒足了面子”，民工们却不得不为被拖欠的工钱一再上演“跳楼秀”，重大事故能瞒则瞒。

一个贫困县，领导为了升官发财，愣是把文章做得天衣无缝，申请“撤县建市”。最终，县撤了，市建了，官升了，财发了，工商税赋增加了，百姓的负担重了，生活困难了。留下：一烂摊子，谁倒霉?

有人将一些官员彰显政绩的作为称之为“形象：工程”，很形象，但有不少实则又一“豆腐渣”也!

爱心“豆腐渣”

每逢过年过节，电视上这种特写镜头不少：作关怀状的领导与泪眼蒙蒙、手捧官员递给的“红包”跪地而呼“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青天，您是我家的大恩人”云云的个别孤寡老人(五保户)，或衣衫褴褛的特困户，做一次“亲密接触”。其情景真切感人!戏演完了，大车、小车“雄赳赳，气昂昂”直奔星级酒店……

成克杰在电视上谈广西扶贫工作时，表情严峻，口吻沉重地对着镜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但当他露出“庐山真面目”时，这话就变成“黑色幽默”了。

诸如此类，不是“豆腐渣”又是什么?

招商“豆腐渣”

文化节、旅游节、XX节……“芝麻开花节节高”，大节小节何其多，尽显繁荣昌盛之景象。领导审时度势，斥巨资，费人力，请回几位“旅外”乡贤，大宣传、小报告，签订几份“投资意向书”，美其名日：筑巢引风，招商引资。且无“亿”不谈。最后，戏演了，钱花了，地划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此又非“豆腐渣”莫属了。

学历“豆腐渣”

在这个文凭至上的社会，一些学历如商品般可买可卖。假文凭不说，就说“真文凭假学历”也是多如牛毛。一些官员未当官前学历并不高，当当官后二三年就“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业，“资质”之高，真让我辈叹服!巨贪胡长清的简历里介绍其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然出事后，据说某大学出来“辟谣”，称胡的学历是假的。想来也好笑，出事之前胡长清的学历怎么就不会是假的?

不许扒门　作者：王小克

在吉林省四平市辖下的一个县城里，一家银行的储蓄所迁走了。储蓄所自然是临街的门市房，而且前些年银行财大气粗，房子的地界又十分地好，于是人们就比较关注这房子的去向。

后来银行把房子卖给了老张，价格就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很公道的。但老张私下里说其实这房子买得不容易。至于为什么不容易老张是打死也不说的。老张用这房子开了一间超市。县城里的超市自然是迷你型的。开张不久老张遇到了麻烦：消防部门来了一纸整改通知书，上面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某条某款之规定，你单位属于公共场所，除正常通道外，还应该另有紧急安全通道。限你单位在某月某日前整改完毕，否则将依法予以处罚!话说通俗点儿，就是老张的超市得有两个门，没有两个门你就关门。

这难不倒老张，因为这套房子当初设计时就是三个门，建完交工时也是三个门，只是银行觉着三个门不安全又不好管理，把那两个门堵了一半变成了窗。老张就开始扒门，扒到一半时城管部门来了，说根据县里的规定，这条街上所有的门市每套不论面积大小，只能有一个门。说白了，就是不许扒门。老张解释说这房子原来就三个门，现在规划部门备案的还是三个门，过户时我亲眼看见的。当初银行把门封了，有关部门还下过处罚通知呢。只不过银行子头硬，这处罚也没执行得了。

城管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们要开着一辆屁股上写着“随时停车”的“半截子”在马路上跑来跑去，把很多东西往车上扔，很忙也很累。作为行政执法人员(也有人说他们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但我认为这是不实之词)再忙再。累他们也听完了老张的陈述，但作为行政执法人员不让老张继续扒门。老张用这个理由一级一级地找到县长。县长大怒：原来什么样我不管，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扒门之日，就是关门之时。

于是老张就像一只钻进风箱的耗子。

但是后来老张的超市还是继续开着，至于为什么老张还是打死也不说，只是逢人就说，唉，运费用，这费用。顺便说一句，这事是真的，但老张是我给安的姓。一来因为张王李赵遍地刘，姓张的多，二来我姥姥家姓张，说我姥姥家的事，谁也管不着。

但愿不是规律……　作者：杨翰端

“扫黄”喊得最响的地方，

歌厅舞厅最多，

嫖客妓女最多，

性病医生最多……

“打假”喊得最响的地方，

地下作坊最多，

假冒伪劣最多，

作秀假打最多……

“法制”喊得最响的地方，

以权代法最多，

徇私枉法最多，

不法之徒最多……

“为民”喊得最响的地方，

“政绩工租”最多，

“表面文章”最多，

群众怨言最多……

“减负”喊得最响的地方，

“红头文件”最多，

“明减暗增”最多，

伤农事件最多……

“发展”喊得最响的地方，

盲目开发最多，

各种摊派最多，

“学费”烂账最多……

“廉洁”喊得最多的地方，

贪官污吏最多，

大案要案最多，

国资流失最多……

闲言碎语　作者：薛思孝

财政是爹，银行是娘，

四周围有一群狼，吃羊肉，喝羊奶，

羊皮做衣裳，剩骨头(破产)还爹娘。

人活二十载，不由生感慨，

时代在前进，社会几大怪；

女子酷又帅，男子女儿态。

订婚要钻戒，金银身上戴。

桑塔纳太俗，劳莱才气派。

高干过了时，靓女嫁老外。

有钱就结婚，管他爱不爱。

昨天刚登记，今天就拜拜。

法院挤破门，离婚像比赛。

还是同居好，随时把他踹。

不论多大官，一色夹克衫；

不论啥年龄，一色抹口红；

不论美不美，一色露大腿。

不论皮肤粗与细，一色都抹增白蜜。

不论眼睛有没病，一色都戴太阳镜。

不论来自哪个洋，一色头发变焦黄。

不论男人或女人，一色裤子前开门。

别看咱是贫困县，机关大楼赛宫殿，

县长坐着豪华车，三天两头去赴宴。

新世相　作者：杨剑斌

说啥就啥

新婚的夫妻，说离就离；

虫蛀的企业，说垮就垮；

泡沫股市，说熊就熊；

搞来批文，说发就发；

上级写条子让办的事，说办就办；

送足了厚礼的庸才，说提就提；

法官审官司，说谁有理谁就有理；

球场上的黑哨，说让谁赢谁就赢；

炒出来的“明星”，说火就火；

医院的药价，说多少就多少。

谈“怕”

最怕的不是商品有假，

——而是食品有毒。

最怕的不是有人犯法，

——而是执法犯法。

最怕的不是魔鬼逞凶，

——而是“黑”“白”暗通。

最怕的不是哪里有“黄”，

——而是越扫越黄。

秘　诀

拍马的找官位高的，

吹牛的找智商低的，

学雷锋的找年纪大的，

卖假酒的找没喝过酒的。

笑字歌

有人笑诚不笑奸，

不奸咋赚昧心钱；

坑蒙拐骗致富快，

哪怕世人骂祖先。

有人笑廉不笑贪，

有钱不捞白当官；

良心道德价几何，

权钱交易利翻番。

有人笑勇不笑怯，

遇事各扫门前雪；

袖手旁观最安全，

见义勇为白流血。

试改《万空歌》　作者：姚天健

曾读过一首写于明代的《万空歌》。歌云：“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沉为谁功?田也空，屋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予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朝走西，暮走东，人生犹如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想得开，看得空，不愧是位长寿翁。”

一切都是空的，真够玄乎的!其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生尽管短暂，但辛劳一生创造的点点滴滴，都将造福当代、造福后人。君不见，田园树木、道路桥梁、名胜古、迹；文学艺术……哪一样不是前人和今人的智慧和汗水?我们享受的物质、精神财富，既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有他人的奉献。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对于我辈凡人来说，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笔者特反其意而改作《不空歌》。歌曰：“天不空，地不空，万物生长在其中。日不空，月不空，寒来暑往显奇功。田不空，屋不空，安居乐业乐融融。金不空，银不空，共同富裕不受穷。妻不空，予不空，人间真情恃更浓。朝走西，暮走东，人生犹如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我与世人同事用。拿得起，放得下，四季常青不老松。”

和谐的奋斗　作者：车走植

吴也跟王五谈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问题，他说：“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十多岁，而上海新闻工作者的平均寿命仅为45．7岁。据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长期劳累过度。”

王五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刻苦、勤奋曾经一度是社会褒扬的话题，他们为了治学不顾健康的精神和做法也一度被称赞，这使得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快速出成果，常常‘奋不顾身’。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理性的。不管怎么说，英年早逝都是个悲剧。”

吴也说：“其实，知识分子有时也是无奈的。现在的学术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不但要求你要出成果，而且还要出得快出得早，否则就落后了。怎么办?就只好透支身体了。”

王五说：“这总让人感觉有点不人道。社会肯定需要竞争，竞争肯定就要讲效率。可是，如果讲效率到了必须要透支身体的程度，那就太过分了。科学的发展观除了讲效率外还要讲和谐。如果不顾和谐，一味地追求效率，就像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杂文诗（二首）　作者：符　号

独木桥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阳关大道自然好，

独木桥未必全糟。

独木桥有时就是阳关道，

阳关道有时就是独木桥。

独木桥有时走成了阳关道，

阳关道有时走成了独木桥。

独木桥有时冒充阳关道，

阳关道有时被误为独木桥。

普天下哪里都有阳关道，

阳关道替代不了独木桥。

人哪能总走阳关道，

阳关道、独木桥都不妨走它几遭。

藤

大名曰藤，

攀树为生。

不显形，悄无声，

一步步攀，一步步附，

一步步缠，一步步跟，

转眼间，

跃上大树头顶；

睥睨群木百草，

直可唤雨呼风。

可别小瞧了此辈的本事，

转眼间，

又会像蟒一样，

将树缠出道道伤痕，

直到缠枯，缠死，缠空

而自己，

则张牙舞爪，

郁郁葱葱!

请示汇报（外一则）　作者：王　雨

小赵来局里有10个年头了，至今仍青衫一袭，头上无冠。年初，一位老乡调去外单位当处长，临走找小赵喝酒，教了他一招：“工作上的事，甭问大小，要去领导那儿多请示勤汇报，次数一多，时间一长，自然会引起领导重视……”

小赵听后，欣喜不巳，试了一月，静候“佳音”。谁知换来的却是一通训斥——局办主任亲自找他谈话，大意是：以后不要有事没事就来找领导，领导工作千头万绪，哪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请示汇报……

也怪小赵自己拎不清，他摘的局里的宜传工作——全是些劳神费脑、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样的工作，哪个领导希望卞属三天两头来请示汇报!

有同事笑劝小赵：“你没错，是你地方呆错了，你要是在财务科工作就好了!”

不懂规矩

半夜12点，马局踉踉跄跄“扭”出“红高梁”。驾车上路，未出百米，与一车迎面相撞。虽没大碍，却吓出一身冷汗。马局冲上前去，狂拍车门，大吼：“你怎么开的车，懂本懂规矩?”

车门一开，钻出一人，马局一见，又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赵副市长。赵副市长不愠不怒，问：“谁不懂规矩?”

“赵，赵市长，我是说我，……”

“我看你才不懂规矩!”赵副市长摔下一句话，绝尘而去。

年底，马局悄无声息地“下去”了——据上面的朋友踉他交底，确是因为规矩一事……

懒人的“天堂”　作者：如　意

懒人死后，踏上了黄泉路，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殿四周鸟语花香，漂亮如天仙般的仕女正站在宫殿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每一个到来的人。他很高兴地在这儿住了下来。

宫殿的主人对他说：“这里是人间天上都没有的最幸福也是最奢华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都不用工作，并且有各种娱乐设施供你选择。”

懒人听了很高兴，说道：“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地方啊!”

开始的一段日子，懒人吃了睡，睡了玩，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他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整天这样无所事事，实在有点儿空虚和无聊，于是便去找殿主，抱怨说：“这种每天除了吃、睡、玩，什么也不干的日子过久了，实在没意思，你能否为哉找点儿事做，哪怕是冲厕所、扫大街都行。”

殿主说道：“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工作，只有享受，你还是安安心心地继续享受吧! ”

又过了半年多，懒人实在忍不住了，他感觉这样下去与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于是又去见殿主：“这种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如果你再不给我工作，我宁愿下地狱!”

宫殿主人很惊奇地回答道：“你以为这里是天堂吗?这里本来就是地狱!”

关于农民……　作者：徐　润

“三农”问题被空前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已成中国走向现代化关键中的关键。希望伴随着经济上的翻身，农民所遭受的下面这些网友提出的种种文化和语言上的歧视都将不复存在……

一个操四川话的小伙子向我的房东老太太打听有投有活干，房东老太太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农民，不在乡下好好种田，却跑到这里来，整天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头晕眼花!”

一家市级日报发表一篇关于社会治安的评论，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几年，由于农民蜂拥进城打工，我市的治安形势更加严峻……”

1998年1月12日，山西省某地发生了一起抢劫银行事件。一名歹徒将营业员打昏，正欲实施抢劫。听到惨叫声的张平娃等3位农民赶到出事地点并与歹徒殊死搏斗，最后生擒歹徒。后来，营业员成了巾倔英雄，而张平娃等人则成、了无名英雄。事后，该市政法委书记解释说：“因为张平娃是农民，没有单位上报。”

我上高中的第一天，全校召开师生大会。校长说：“如果你们这3年不用心学习，那么3年以后，考不上大学，你们就回家当一辈子农民。”

一次，女儿在家里和她的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玩耍。女儿出道算术题给小朋友：“一加三等于几?”小朋友算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女儿生气地说；“真蠢，像个农民!”

因玉林案被查处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被捕后提出：“愿当农民，将功赎罪。”

我的一位棋友，下棋看出对手的欺着骗着时的口头禅就是：“你把我当农民整啊?”

虎王脸上有灰　作者：石　飞

兽王宫。虎王接受群臣朝拜。

虎王脸上有块灰，群臣瞧着，暗暗在心里发笑，却都不敢直言指出。突然新科大臣梅花鹿走上前，掏出手帕，虔诚地对虎王说：“陛下，你脸上有块灰，请让我替您揩掉。”

虎王向殿侧宝镜里伸一下脑袋，吓了一跳，心里叫苦不迭：“哎呀，我脸上真的有灰块呀!”不过，他随即镇静下来，转向狐狸大臣，问道：“狐爱卿，孤王脸上有灰吗?”

“没有。”狐大臣恭维说：“陛下的尊容十分清洁漂亮。”

“众爱卿，孤王脸上有灰没有?”虎王又问群臣。“没有!”群臣异口同声地回答。

“鹿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亵渎圣威，戏弄孤王!”虎王咆哮起来。“拉出去，重打50大板。今后，哪个再敢胡言乱语，一定从重处罚！”

退朝了，群臣散去。梅花鹿大臣跪在虎王脚下，指着宝镜，苦苦地说道：“陛下，请您自己照照看。”

虎王说：“孤王脸上有灰是真的。但是，百兽之王的尊严和地位不允许我公开承认。你懂吗?”

梅花鹿大臣猛省，怯怯地说：“这……我往后就懂了……”

并非杜撰　作者：川　晟

国庆节将至，报社要筹办国庆专刊。一记者赴农村采风，来到田间地头，采访一老农。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请你谈谈关于“非典”中干部的表现。

老农：乡领导不往村上跑了，村干部下饭店少了，街道卫生有人搞了。可惜，“非典”走早了。

记者：请谈谈你村近年来的变化。

老农：村长肚予鼓了，办事有谱了，砖瓦房嫌土了，敢对村民动武了。

记者：谈谈你的收入情况。

老农：地亩同原先一样，提留不断上涨，算计收入不少，只剩仨瓜俩枣。

记者：你对基层干部有什么要求?

老农：指导莫收费，下村莫喝醉，服务要到位，真正办实事。

记者：你对乡人民政府有什么期望?

老农：卖棉花不打白条，交公粮兑现钞票。

记者看了看采访提纲，没有再继续采访。

真相　作者：几　米

海洋愈来愈选；陆地愈来愈近。

昨天愈来愈远；明天愈来愈近。

春天愈来愈远；秋天愈来愈近。

童年愈来愈远；烦恼愈来愈近。

真理愈来愈远；谎言愈来愈近。

假期愈来愈远；郁闷愈来愈近。

当我真正了解这个道理时，

真是吓坏了！

我们开始逃跑吧!

爆笑之男女有别　作者：黎　明

男人像桃子，女人像鸡蛋。男人外表很软，里面很硬，要慢吃慢咬；女人外壳挺硬，里面很软，要轻拿轻放。

男人成熟了不一定是因为好女人，女人觉醒了一定是因为坏男人。

男人喜欢在听音乐时摇头晃脑说无聊；女人喜欢无聊时摇头晃脑听音乐。

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伟大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位不成功的男人。

男人为如何生存而思考；女人为怎样漂亮而化妆。

男人战战兢兢偶尔讲一小句真话，妇联说是大男子主义；女人唠唠叨叨经常写一大堆色情文字，文坛就评为当红美女作家。

男人在街上东张西望，被称作心怀不轨；女人在路上左瞅右瞧，被叫做明眸善睐。

男人因为软弱，常常遭到女人们的白眼；女人凭借眼泪，经常博得男人们的同情。

男人头疼可能是由于一个他不敢爱的女人；女人心痛一定是因为一个变了心的男人。

男人痛苦时无话可说；女人愤怒时啥话都说。

男人在女人做饭时偷偷上网；女人在上网时命令男人去做饭。

男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用劝；女人想哭的时候谁也劝不了。

男人最大的烦恼是，陪女人去逛街；女人最大的快乐是，让男人来洗碗。

男人恋爱时最常说的话是我爱你，真的；女人结婚后最常问的话是你还爱我吗?说真话!

男人上网最初的目的是找一个美眉聊天；女人上网最终的目的是看男人究竟和谁在聊天。

愚蠢的男人寄望生活来改变女人，结果越来越糟；聪明的女人借助男人来改变生活，分手越来越早。

男人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朋友；女人喜欢找听话的男人做老公。

男人和女人结婚可能是为了事业；女人和男人离婚一定是为了爱情。

男人饮酒的理由是最近特别累；女人醉酒的原因是最近比较烦。

男人如果爱上女人，经常找不着北；女人如果爱上男人，常常把男人弄得找不着北。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要坏男人不一定敢爱。

男人单身，是因为没有女人给予爱；女人单身，是因为没有男人值得爱。

男人苦闷请一帮男人喝酒；女人心烦找一个女人聊天。

坏男人就喜欢在外面喝酒打牌拈花惹草；好女人最痛恨谁把老公弄得五迷三道春心荡漾!

我们是这样退化的　作者：夏　菲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每个小孩出生的时候都是智力超群、想像力丰富、身体强壮的优良儿童，随着他们一天天地长大，他们的智商便会随着那些愚蠢的知识而变得低下，他们的想像力也会随着人为的约束而变得平庸，他们的身体因各种过剩的养分而变得虚弱。

一个孩子在3岁的时候可以讲出各种美丽的童话，他认为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他可以跟动物交流情感。

一个25岁的成年人早已经不相信童话了，他认为除了自己，任何东西都没有生命。动物除了做宠物，就是用来食用。

一个3岁的孩子最信赖的人，是最亲近自己、最爱自己的人。

一个25岁的人最信赖的，是能够提拔自已、给自己带来权力和荣耀的人。

一个3岁的孩子会爱上荚丽善良的白雪公主，厌恶邪恶的王后。

一个25岁的人认为：在白雪公主和王后之间，善良和邪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谁对自己的前途更有好处。

一个3岁的孩子最喜欢的书是《童话大全》，还喜欢星星和月亮，这些有着荚丽幻想的故事和遥远的星空。

一个25罗的成年人最喜欢的书是《投资指南》、《一夜暴富的秘密》，最喜欢的东西是宝马汽车，这些象征着财富、的东西。

一个3岁孩子的理想可能是做一个会造玩具手枪的人，会飞到大空的人。， 一个2S岁的成年人的理想是，不管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个有钱人就好。

一个3岁的孩子认为：绝对不可以讲假话，否则，鼻子会变得很长。

一个25岁的成年人会想：什么是真话?任何时候讲的都是需要讲的话。

一个3岁的孩子可以在大热天奔跑在草地上，可以在冬天玩冰凉的水，只要他的监护人不反对。

一个25岁的成年人只要有可能，夏天一定呆在空调房，冬天一定戴手套。

我们未知道，是什么将我们变得这么平庸和乏味：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理想越来越小；规则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少；电脑越来越多，人脑越来越少。

这是我们造化的原因?

茶客留言　作者：章　明　江　源

章　明(广东广州)

贵刊2004年第5期所载唐雪元《为官箴》一文，基本上都是从我的《需要一部{干部贤文)》中抄袭的。我的文章写于1996年2月，最初刊登在《羊城晚报·花地》，后收入我的杂文随笔选集《上帝与傻子》(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2001年2月第2次印刷)一书中。为保护知识产权，我请求：一、在贵刊上公开揭露此事。二、剥夺唐雪元不应得的稿酬，可以寄交“希望工程”。三、对唐雷元给予适当的批评，以便煞住剽窃之风。

江　源(四川乐山)

贵刊2004年第5期上刊登的《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是一篇针对性很强、论述充分、逻辑缜密的好文。所论话题是一个“熟题”，但角度新鲜、言近旨远。表面说的是“骂”，其实说的是“监督”、“政治体制”这一重大话题，转弯抹角、远远近近写来，颇见旁敲侧击之妙。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自己的“玉”，本来尚是一块未经琢磨、顽石包裹着“良玉”的璞抖，放着别人屡试不爽，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而不借用，是自己的眼光不济，玉石不分，还是自己所“敝帚自珍”的“玉”，其实是赝品，经不得琢磨呢?读过此文的人，我相信都会心有戚戚焉。

2004年第8期

建议设反贪荣誉奖　作者：牧　惠

我一直以为，“守株待兔”纯属虚构的寓言，世上绝对不会发生一只兔子竟活生生地撞树而亡的怪事；但是，应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话，兔子多了，果然守株可以捡回“兔子”。

4月1日回到鹤山与老战友们相叙，寒喧未毕，其中一位对我说：“我们这里出特大新闻了!”新闻是：市委书记的太太在香港被人骗去了一大笔钱。她把骗子告上法院，官司未了，却由此引出一个包括《文汇报》、《大公报》、凤凰台都关注到的特大问题。她的、银行账户上曾有上千万港元，这笔巨款从何而来?书记太太称，这些钱是在外国的弟弟带到香港，供她办理移民加拿大手续使用的；但是，她把巨款存人银行的时间却与她弟弟到香港的时间对不上。鹤山市民从电视(他们可以收到香港的电视台)中得知后，正在等着看仍在政治舞台上作平安无事秀的市委书记的下一出戏云云。

虽然4月1日是愚人节，我绝不会认为老友跟我开玩笑，因此同样加入了“等着瞧”的行列。第三天，这位老友在我告别时告诉我：昨天晚上，市委书记已被管鹤山的地级市江门市委召去，看来是被“双规”了。彼此心头都不禁为之一快。我马上条件反射地说，应当给此太太以“反贪贤内助特别荣誉奖”。要是她被骗钱后吃哑吧亏认了忍了，哪能把丈夫的真面目揭示出来呢?

根据经验，从“大款”弟弟那里“借”来上千万港币这类事，多半属于子虚乌有的瞎编。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刮起过一股官员们在“棺材街”、“华尔街”大建豪宅的歪风。一个县党史办的，主任，盖了一座每层一百平方的四层洋楼，外加一圈华丽的围墙。区区科级党史办主任，何来巨款?答曰在美国的姐姐送给他20万美元。调查说明，他姐姐只不过在唐人街摆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又没中过大奖，何来几十万?此官后来有无处理，没有听说，但他的钱来路不正肯定属实。只要查一查，澳大利亚的“大款”弟弟“借”上千万港元给姐姐的真相多半会露馅。至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难逃的。中国又少了一个贪官，总是一件好事。从这个角度看，此太太确应颁奖予以鼓励。

反贪任务艰巨，反贪成本大得惊人。光是为了对付一个程维高，郭光允就遭受了近10年的牢狱之灾。郭光允如今写出了一部《我告程维高》，列举程维高五大严重违纪。据说仍住在豪宅中颐养天年的程维高，对此书有何读后感，会不会“他在丛中笑”，笑他“蚍蜉撼大树”，是个疑问。丁作明们因为要求清账被打死、杀死诸如此类的事例，更可能使小民们为保小命只好任宰任割。于是我不禁突发奇想，是否可以为反贪而设一种特别奖。报上不时传来使人人心一快的新闻：小偷偷出贪官的贪污证据，某太太因老公“包二奶”而交出大批存款单举报他贪污，这类让贪官浮出水面的“义举”，大大降低反贪成本，减少反贪的阻力，提高反贪效率，理应给予荣誉奖，使之蔚然成风。

如果此计可行，请以原鹤山市委书记这位太太始。

人大代表精彩语录　作者：阿　计

修宪法易，行宪法难。一部完善的宪法，如果得不到尊重和维护，无异于一纸空文。

——信春鹰、王秀珍、何香涛等代表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

全国人大每年都进行执法大检查，但从没进行过宪法执法检查。

——蔡彰代表呼吁加强宪法监督工作

每一届政府在就职时都要举行忠于宪法的宣誓。国家公职人员在重大活动中也要对宪法宣誓。

——杨予强代表认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加强宪法意识

涉及到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的法律才有权作出规定。政府是人民选出来为自己服务的，未经人大授权，怎么能对人民干这种事呢?

——应松年代表主张将这一理念写入宪法

最好不由国务院的部门起草，法律!

——邓新民代表质疑一些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

新闻传播权本质上是群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制订新闻法并不是为了保护记者的权利，而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宪法权利。

——束鹏邺代表呼吁尽快制订新闻法

有些人为了竞选请客送礼花几万元钱，上任后就开始收：第一年收成本，第二年收利润，第三年收集情报，看看谁是下届的竞争对手、怎样对付。

——黄玉奎代表对村委会选举牛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深表忧虑

政府不花钱办教育，就要花钱修监狱。

——吕忠梅代表分析犯罪低龄化与教育投入不足有关

人的一生有几个28年?超期羁押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的漠视。

——李道民代表激愤地谴责一起超期羁押28年的案件

(司法工作)就像足球比赛，球迷很有倾向性，判谁赢都是赢的高兴，输的不高兴。

——王云坤代表以此比喻司法工作的难度

公、检、法改革如果各自为战，会抵消改革成果。

——戴仲川代表建议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统一协调司法放革进程

全国法院的法官应由最高法院管理，但各级法院的法官应由上一级人大任免。

——徐显明代表为加强司法独立支招

政府拨钱不足，法，院办案只能向当事人收钱。另外，法院吃地方财政，能不为地方讲话吗?

——蒋忠仆代表建议法院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承担

在目前状况下，法院办案很不容易，秉公司法要得罪很多人，甚至牺牲个人的政治前途。

——王秀君代表认为司法不公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

目前司法鉴定比较混乱，公、检；法都有自己的鉴定机构，有时一个案件基至有八九种鉴定结果。

——傅延华代表呼吁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目前司法解释工作比较混乱，有的引用座谈会精神，或引用领导讲话。

——奉恒高代表建议规范司法解释工作、保证执法统一

制定一部融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行政法等于一体的反贪污贿赂法，乃势所必然。

——丁世发、刘来平、赵菊花、索维东等代表认为目前分散性立法不利于反腐

反腐败不在于被查处的官员越多越好，而是让官员失去腐败的机会。

——孙桂华代表强调有效监督权力运行是取，得反腐胜利的关键

现在行贿者胆子越来越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像炮弹、导弹、核导弹一样，攻击性越来越强。但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被判刑?

一吴家友代表提出、严惩行贿者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反腐策略

目前，官员在一年中要签署很多个责任保证书，我们要深思，为何这样的制度也没有完全发挥限制错误决策和腐败行为的效力呢?

——闰傲霜代表呼吁“官员，问责制”不能流于形式

当代表不是到北京来吃饭的，也不仅仅是来举手鼓掌的，而是来反映最基层群众的呼声的。

——王月娥代表如此理解人大代表的职责

昨天开大会，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某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手机一直响，半个小时接了7次电话，这样的事让群众知道会怎么想?

——李定国代表批评个别代表自身修养不足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作者：魏明伦

当代中国大量涌现“盛世”称号!

我未考证此称号起于何时?更考证不出始作俑者是谁?只见传媒传盛世，庆典庆盛世，文艺大唱盛世，史学大讲盛世。大至“两会”报道，小至乡镇宣传。盛世之称，到处可见。

本人自有浅见，冒昧直言于下。

毫无疑问，“文革”是乱世。我们结束了“文革”乱世，功勋卓著。但从乱世到盛世，还有很长的中间地带。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当然成果辉煌；然而，遥望真正的盛世，显然还有一定距离。

何为盛世?起码有两大基本标志；一是满，一是空。什么满?太仓丰满；什么空?监狱虚空。夸张的说法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如今的“指标”是犯罪率空前下降。由于人心相对纯净，所以作好犯科普遍减少。老百姓皆有安全感，执政者因此敢于大赦天下。这大抵是盛世当之无愧的必要前提。请正视我国现阶段的实况。经济繁荣，有目共睹，算是“太仓丰满”。再问“监狱虚空”否?答案相反，犯罪率空前暴涨，监狱人满为患，这也是有目共睹。“文革”乱世，冤案遍于国中；转型时期，非冤案的犯罪也遍于国中，大小盗贼遍于国中，官场大盗，市井劫贼两皆繁衍，与日俱增。贫富两极分化，高科技与低人史也在两极分化。几种形态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潜在地激化。盛世人心澹定，浮世人心浮躁。而人心浮躁，物欲横流，既是当代中国的突出病灶，又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弊端。宏观全世界，已进入恐怖主义与反恐白热化的时代。恐怖主义驱动暴力犯罪，拜金主义驱动经济犯罪。蓑球风云变幻，危机四伏。国际大环境决定了多事之秋的本世纪初绝非盛世!决定了各国小环境谁也不宜在恐怖主义与反恐白热化的时代自称盛世!

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定位仍是“初级阶段”，这时期的准确称谓应是“转型时期”。先行暴富起来的大款大腕，在12亿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中国大陆还没有形成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普遍的中产阶级。以农民、下岗工人、一般工薪族、打工者、无业者、无产者为主干的弱势群体，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新的万里长征虽已走完几段重要里程，但离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尚远矣。任重道远，居安思危。过早称盛，恐不利于全民增强忧患意识吧!

联想中国历史上元末明初一段名言。当朱元璋羽毛已丰，踌躇满志之时，谋士朱升及时提醒朱元璋，将直辣概括为三句话，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明智的朱元璋立即采纳了朱升的直谏。后来，毛泽东所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即从朱升的名言点化而出。

如今，我认真参政，直言议政。相信成果辉煌而又保持清醒的当代中华英杰能够参考以下三句语九个字——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牛奶该不该往海里倒　作者：张怀远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读中学，政治课教师讲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时，把成吨的牛奶往海里倒，以为那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似乎只有魔鬼才会那么干。及至年长，才发现自己当时年幼无知，少见多怪。阅世50多年之后，我现在年近六旬，人间的喜剧、悲剧、闹剧、荒唐剧看得多了，又才发现，原来世上像把牛奶往海里倒那样的事并不鲜见。近年来实行的卡年龄(如党政机关男53周岁、女48周岁，有些部门更推前些)一刀切式“内退”的做法不就是这样的么?

若从实际出发，男到53周岁、女到48周岁正是人生收获的季节，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能力提高，政治思想也趋于成熟。而这又是由纳税人(财政)的多年供养和本人的积年努力实现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国家和个人角度，既已做了大量“投入”，该是期待用“高产出”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花待放而被收割，光欲闪却先掐灭，于情于理都是很难说得通的，然而事情竟这样发生了。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已成社会的共识，相比之下，区区几吨牛奶倒进海里又算得了什么!

更有趣的是，我们这种做法与曾被讥讽为罪恶资本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据国外的资料，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鉴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而带来的衰老期的后延，实行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这样做不仅对社会而且对个人也是—，种好事。这里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难道我们的当政者不明白么?笑话!不是不明白，而是不那样做就玩不转了。一言以蔽之；机制使然。即使让我处在当政者的地位，恐怕也要走运步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旦成为首选的办法，社会必然出现难以扭转的颓败，也就是说，“牛奶”该往海里倒就倒吧，可惜也无用，珍惜也枉然，痛惜也无济于事。

我现在想问的是：假如人家的“牛奶”要往海里倒而你又管不了的话，你自己的“牛奶”是不是也要往海里倒?

实际上，有不少人已经跟着学着把自己的“牛奶”往海里倒了。君不见，在“内退”人员队伍中，已经形成了一支养花、玩鸟和搓麻的“大”军，一支喝酒、聊天、骂大街的“中”军，另行择业的仅是一支“小”军。与此相应、的是“闲坐有理”论的出现：“共产党拿钱雇你叫你在家稳稳坐着，你出去张罗和抖擞什么?!”

唉，当正常被斜乜为不正常时，不正常似乎堂皇地变成了正常。当不正常的世态成为一种潮流或时尚时，便会扭曲人的心灵，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免。当年老舍从美国春风得意地回国时，挟着他的书稿《四世同堂》。他本来处在创作力旺盛之时，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他似乎江郎才尽，竟写起“养猪好，积肥多”之类的顺口溜了。然而老舍内心深处是独立的，终于不堪其，辱，投湖自尽。老舍就是不愿意把“牛奶”往海里倒，而把自己的生命投到湖中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正常的世态会不止一次地出现，人的一生难免遇到这样那样伪不正常，问题在于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应对这种局面?

还以“内退”人员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说，我以为要积极自主地投身新工作。且不说它的社会意义，即使从本人的健康长寿而言也是必要的。说到底，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乐生的手段，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适中(不是过度)的体力劳动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必要的脑力劳动是最好的脑筋体操。人老先从脑上老，智慧地用脑是防止衰老的绝好办法。而抽烟、酗酒、搓麻和挺身不动等都是损害健康的坏习惯已成不争的事实。

凡坏事一成风气就麻烦。有人不但跟着时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牛奶”往海里倒，还要对那些不愿这样做的人说风凉话、讽刺话，直到把别人“拉下水”，眼睁睁地看着人家也把“牛奶”倒进海里，彼此的肩膀一般齐了，他才死心。

无论当年资本家把牛奶往海里倒，还是今日中国把正在盛年的职员裁汰回家，都是社会机制上出了毛病。既如此，就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一时可以扭转得了的。机制上的病症要靠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救治，这是没有疑义的。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这就是，在社会大机制有毛病并且一时难以修复的情况下，如何启动自己良知的“应急机制”，自觉用理智的光芒指引自己行路。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因为最终起作用的是制度，人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又想，在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之前和这个过程中，通过个人的良心自裁和道德自律，能挽回多少是多少，总比把“牛奶”通通倒进海里要好一些吧!

反正，谁的“牛奶”愿往海里倒就让他倒去吧，我的“牛奶”决不往海里倒!

科研人员为什么争着做官？　作者：李启咏

在“两会”期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委员说：“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第一线科研攻关，而总想着去当什么处长，更愿意到管理部门去。”一些委员分析说，科研领域的“官本位”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某些官员手中特权较多、社会地位较高的现实；同时，也显示出社会在尊重科研人员、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上，尚有很多有待改进之处。

现在，岂止是科研人员，哪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希望自己能戴一顶官帽呢?有很多人，为了做一个小小的科长、校长或是主任什么的，使出浑身解数，用尽了各种奸诈手段。很多有本事的人，智力能力超群，却不肯去兴办实业。爱争着做官，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奇特景观。

本来，做官很辛苦，单位成员的吃喝拉撒都要操心，要忙着办理各种繁琐事务，还要开各种会。可谓有案牍之劳形，有矛盾之扰心，远不如当老百姓那么心静。而且，做官所得到的行政职务补助也是很少的，比本单位成员高不出多少。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对官位趋之若鹜?

原来、根本的原因是特权在作怪。这也实在不算什么奥秘。特权带来了什么?

最吸引人的是物质利益，但精神利益也非常重要。做了领导，下级会看着你的脸色说话，你说的话都是正确指示，你说月亮是三角形的，很多人会跟着说：“月亮的确是三角形的，还是领导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你在单位里独裁家长制，马屁精会赞叹你“有魄力”；你松松垮垮没有主见，吹鼓手会颂扬你“有民主作风”。领导听到的话，都是好听的温暖人心的有按摩作用的好话，使人颇有成就感和尊严。

此外更有政治利益。做官是铁打不动的终身制。你是县级，走到哪个单位都是县级。而且只升不降，顶多平调。上级下来的荣誉利益，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啊，领导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普通的专业技术人员哪有机会?要做大一点的官，须先做小一点的官，顺着台阶往上走。不像在法国和英国，普通的没有任何公职的人，也可以凭借能力报名竞选州长县长。

因此，要解决问题，必须从取消特权方面入手。特权没了，人们就对做官不那么感兴趣了。专业技术人员才会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才会激励社会成员献身于实业。要取消特权，须先民主起来、平等起来才行。

暴力圈地圈走了什么？　作者：苏中杰

甘肃榆中村民蒋应军给家人留下遗书后，拉着汽油桶和液化气罐堵在自己的土地前，挡住施工方：你要占用我的土地，我就自焚而死!

他为什么以死相争呢?

2002年11月，定远镇开发区要征用附近几户村民的土地共11台多，蒋家的1．9亩地也在其中。由于蒋家多人只靠3亩地过活，因此土地被征用就意味着家里少了生活收入。外出打乒的蒋应军回到家乡得知消息后，执意不肯将土地交出。可这时，蒋应军年过七、旬的父母已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在征地协议上按了手印。2003年春节后，当地派出所将蒋应军父母带至他处，让施工方强行施工。事后，蒋家将此事诉至公堂，经过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后，蒋家在2004年拿到胜诉的判决书(2004年5月14日《兰州晨报》)。

圈征土地一开始时就动用了公安保驾护航，强行施工，省高院审理后都解决不了，为了一家人的活命，他只好舍出命了!

你以命相抗，我以警力压制。警方出动5辆警车，严密封锁路口。蒋应军和镇领导对话没有结果时，几次要求与来到现场的记者见面，但警方拒绝。记者要前去与蒋应军对话，遭到民警的推搡，记者证也被强行扣下。此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在现场对记者破口大骂，称记者采访是添乱予，并扬言要将记者也一同抓起来。最后，警方用消防车的水枪压制蒋应军，随后隐蔽在门口的4名警察迅速冲出，将蒋拉下农用车斗，制服后带至警车内拉走。蒋应军的侄子蒋吉祥拿着相机在拍摄叔叔被抓的全部过程，民警上前将其抓住，砸了他的相机，并给他戴上手铐。其母亲见儿子也被抓，欲上前阻拦时，被推翻在路边，几乎昏厥过去。至此，一场圈地战斗胜利结束。

榆中政府胜利了，吗?没有。我说他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为什么?上述文字所记录的政府行为就是最好妁解释。开发区与农民方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交易行为，交易行为就应该使用交，易手段，交易手段有矛盾时可以使用法律手段。而在艾易中两次动用警力，那就不叫交易而叫抢夺了。抢夺在世人眼中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形象，再让警察追凶，对记者和无辜者搞一番打砸抢，就更没有什么好形象了。以这样的形象面对民众，面对社会，面对世界，还奢谈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还能在“政府”之前挂“人民”二字吗?你的正义性还有多少?而合理性和正义性恰好是政府存在并立政的根本，你连自已存在的根本都丢了，不是败得很惨吗?

暴力图征土地，土地当然是得到了，可是政府自身存在的根本一合理性和正义性，也被圈走了。

这将是一种什么后果呢?这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根本不在平政府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他们和许多暴力征地者一样，只看到土地的征购价和转手出售价之间的差价。如榆中县圈征定远镇蒋家营村村民的土地，每亩补偿款2。5万元，而实际应补偿款为每亩8．5万。那6万元到哪儿去了?这与暴力圈征土地的动机无关吗?

此类现象不是个别的。要找回政府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就必须对付这类以政府名义盯住土地差价的官员。

岂能如此精兵简政　作者：朱达志

一个县级市的经贸局，就有一名正局长，八名副局长，“局长坐下来有一桌人，处室干部还没局长多，有的副局长连分工都分不到。”为了“精兵简政”，这两年，一些地方政府真可谓殚精竭虑，高招频出。4月14日中新社的一则电讯说，扬州下辖高邮市为72名辞职经商的公务员“壮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公务员是“捧着银饭碗、系着安全带”下海的——未来3年内，全额工资分文不少，职级保留，若创业不成还可打道回府……扬州市市长季建业一点不罗嗦：“不升官，就发财!”

“不升官，就发财!”这言简意赅的6个字让我愣了半天。上述电讯来源于《解放日报》的报道。报道并未说明那句话是扬州市市长在“壮行大会”上说给“壮士们”听的呢，还是直接告诉记者的。不管怎么讲，它已经通过大众传媒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原汁原味地领教到了。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如此“一点不罗嗦”地“实话实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他阐释并高度浓缩成了那6个字，令我吃惊不小。按他的说法，公仆们从政的根本目的也就这么两个：要么升官，要么发财。只是如今公仆太多，有的带长的“连分工都分不到”，升官、发财太难，机会成本太高。与其呆在机关里互相“碍事”，还不如给一部分人量身打造“银饭碗”和“安全带”，以便于他们安全地发财；发得差不多了，还可以“回头是岸”。

一边是大量失业人员每月领着二百来元低保找不到哪怕是扫大街的工作，大量的国企职工一两万甚至几千块就被“买断”了工龄；一边却是从纳税人的贡献中拿出每人折合百万甚至两百万元的“廉政公积金”买公仆们的不贪污和不受贿(或者说不被发现贪污和受贿)；嫌升官慢的，还可以选择“安全发财”的“第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当然就是升官快或者说有“政绩”了，第二条道路就是所谓“落马”了)。这让百姓如何才能求得基本的心理平衡。“社会稳定”，不能仅仅是“匹夫有责”啊!

普通职工几千元就可以“打发”，官员和民众，在法律上都是具有平等权利义务的公民，如此厚此薄彼，令人担忧。我愿意相信人事制度的改革难度很大，也明白对大小公务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对普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好做。但再难做也不能过分地牺牲社会公平和权利平等的宪法原则。一两万甚至几千元“工龄钱”和百万“廉政金”，二百来元保命钱和每月一两千甚至两三千的“银饭碗”，这样的悬殊是不是太大了点?

报道的标题是“江苏扬州超优惠政策‘赶’公务员离岗下海创业”，而正文用的却是“欢送”、“壮行”之类措辞。不管是“赶”也好，“欢送”、“壮行”也罢，那些即将“捧着银饭碗、系着安全带”下海，“不升官，就发财”的公务员们，个个都是喜笑颜开的。这样一派“祥和”的气氛后面，不知掩盖着多少严峻的社会问题啊!

谁是穷人的靠山　作者：阮　直

这世上的人别看千差万别三六九等，但大多也都符合阴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基本法则。比如公与母，黑与白，高与矮，这些由生命基因决定的因素凭老夫这点墨水是说不清的，姑且不论。单说这由社会因素分化成的穷与富吧，也让人莫明其妙了。

如今这世界为什么总是富人越活越潇洒，穷人越活越憋气呢?几日前与几个朋友去吃海鲜，见那酒店的横幅上写着一句醒目的广告词：“凡消费逾千元者，赠送价值200元的电饭锅一个。”穷人是绝不会为了要那个电饭锅把自己的预算由200元再调高5倍的。那就不如直接花200元买电饭锅了。可是富人你不给他电饭锅，他们也要吃掉1000元以上。不知这个酒店的老板，为什么偏要干这种让富人开心、穷人堵气的事?“五十”前，打开当地报纸，见移动公司又推出弓项新活动：只要你一次存人手机500元话费，就再送你100元话费，存1000元就送你200元，于是富人就存5000元，又获得了赠送的1000元话费，而穷人的手机每次存人的话费很少过百元，哪有闲钱一次存到手机里500元去获得赠送。这真是越富越长膘，越有钱越白打电话。从古迄今都是“劫富济贫”才是义举，如今的人怎么专向穷人开刀。

在《今晚报》曾读过杂文家张心阳的一篇文章，他讲了一件更让穷人堵心的事儿。说在北京打的，堵车时间是走表的，明明十几元的路程，一堵车就要几十元。为什么堵车?因为富人都买了私家车，这不是富人造孽，穷人还愿吗?

如今这种事真是太多了。富人五天洗一次车，一天洗三次澡，换两套衣服，水资源紧张了，每立方米由几分钱提到2元钱，可是为水埋单的却是穷人吏多。因为穷人毕竟是多数人。别以为穷人消费的少，支出就少，其实按收入的比例，谁穷谁倒霉。比如下岗职工每月得“低保费”200元，如果用掉10吨水那就是20元，收入的十分之一没了，可富人月收入1万元，就是用掉50吨水，花去100元，也不过是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一，受罪的还是穷人。

穷人明明很穷，可往往比富人更愿意显阔。为了要自尊，要脸面，穷人是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也要买名牌衣服穿，甚至要按揭买房，按揭买车，这恰恰又走进了富人们编织的圈套，因为这个世上的富人们都是企业家、商人，正是他们在创造着千奇百怪的东西，让穷人们去买、去消费，富人永远是卖出去的东西多，消费的少，而穷人永远是买进的东西多，卖出去的东西少。

穷人不买股票，富人怎么敛财?穷人不成为房主，富人的房子就成不了商品。富人都是穷人养肥的。穷人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但穷人却没有力气翻身，翻身的力气在商品社会就是资本。有人说有智慧就有财富，但穷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资本的投入，那只能是幻想，所以大多数的穷人就把点子和智慧献给富人，让富人再富，自己做个富人身边的谋士，想把一生的命运绑在一个富人或大公司、大财团身上。但是穷人却没有料到，富人永远是不讲人情的，一旦你没了新点子、新贡献，那个末位淘汰制就是给你这样想赖在富人身边揩油不走的人制定的。

穷人也有咸鱼翻身的时候，那就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从投入小钱开始慢慢地到资本运营，可是这个世界毕竟由穷变富的人是少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任何时代，永远是富人少，穷人多，就连最富的美国，也是穷人多，富人少。如今的穷富比例，不能拿一个国家做参照系数了，因为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全球经济，他们的富人吃的是全世界的穷人，就是美国人都成了富翁，那与全世界的人相比，他们还是少数。所以穷人的富梦永远是做着时美丽，实现时痛苦。

调解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让人人都享受一点阳光的温暖，只有依靠有强权的政府，要靠政府不断地调整完善社会的机制和法规，多实行那些“杀富济贫”的政策，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否则，这穷人的仇富心态一旦凝聚后化解不开，就会出现不安定因素，不利富人再富，也不利于社会发展。

包工头的“七十二变”　作者：周士君

少读西游，每读到孙猴子七十二变的情节，都羡慕得直流口水，心中常暗想，假若有朝一日，自己身上哪怕是只具其中的一变之术，也肯定会受用无穷的，但心里知道那只是吴老师玩的精彩魔术。但是，时下现实生活发生的一些“摇身一变”的魔幻景象，不管从应有的“技术难度”，还是其展现出的“精彩程度”，似乎都不亚于孙猴子那七十二变之术，而且更神乎其神。

《大河报》5月29日报道，安徽阜阳市颍东区交通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少军，本是个体包工头，而其通过行贿等特殊手段，竟摇身一变成了该区交通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在一般的凡人看来，从个体包工头到一个权威部门掌上实权的党政要员，其间巨大的跨度，是绝不亚于孙猴子从妖到仙的变换。因为在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从部门的一般岗位换到实权岗位，其变换之难，已经周折费尽，更何况从一个备受体制排斥的个体户转而成为体制内的党政要员呢?

但是，正因为这其间“摇”的技术难度太大，而且大得非一般人敢望其项背，所以李某人的播身一变，才给人许多想象和研究的空间。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其摇身一变之所以大获成功，到底是李某的“身子”在“摇”，还是一些人手中的权在“摇”，才最终促成了李某完成如此大跨度的身份变迁呢?

李某能美梦成真，并顺利完成一个个体包工头到领导干部的大跨度变迁，自然有其身子“摇动”的成分，但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官员手中之权自发地“摇动”了。因为从二者占有的资源来看，包工头李某手中了不起多拥有一些钱财，但光有钱财就能完成这摇身一变的高难度动作吗?而作为那些手中拥有任免干部大权的官员而言，他们只要一臂之力，李某就能从妖变成人，甚至混进仙界。所以，那些个对李某有任命之权的领导的手中之权，才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与其说是李某摇身一变，毋宁说是那些个领导“摇权一变”，即看似身在“摇”，其实乃权在“摇”也!因而，从追究相关责任的角度讲，既是李某把官员们拉下了腐败之水，也是官员把李某拽上了权力之岸!

不过，李某的摇身一变(实际是“播权一变”)，与孙猴子之变不能相比，因为孙猴予之变，是为了利于捉妖除魔，大都为保护唐僧性命之急需。而李某之变则不然，他是为了吃到更多的“唐僧肉”，是属从妖到妖之间的转变了。假若不是李某过于心急，甚至一朝权在手，就把恶来行，不仅大肆贪污、挪用公款、用公款行贿，而且还将20多名党政官员拉下水，恐怕包括李某在内的那些玩权高手的七十二变之术，就真的达到完美了。故而，要防范类似李某这样的“篡权”妖术得逞，重点在权不在身，因为只要管理干部的权不随便乱“摇”，像李某这样的“肉胎凡身”再“摇动”，恐怕也是很难完成上述摇身一变之大幅度跨越动作的。

“工作需要”成了筐　作者：彭友茂

大报登，小报转，大家看到那条新闻了吧：2002年被纳入国家贫困县的青海省尖扎县从2003年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购买各种轿车20多辆，每辆20~40多万元(2004卑5月28，日《新浪网》)。

老实说，这年头，“穷庙富方丈”呀，“贫困县购买豪华车”呀，这档子事已使人们逐渐失去了阅读兴趣。这次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尖扎县购买了扎眼的豪华轿车事情本身，而是尖扎县一位负责同志对购车原因的解释。当记者问何以短时间购买了那么多轿车时，该县县委副书记师X说：由于工作需要，有些领导和单位必须配车。

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人家配车是工作需要。

想想也是。工人在工厂里做工，农民在田里种地，那连工作都称不上，八辈子也谈不上配车。只有公仆干的活才能叫工作，才能配车。不配车，难道叫人家步行、骑自行车不成?丢身份不说，也影响工作效率呀。这车确实该配。

惟有一点叫人不懂：尖扎县全县5万人，2003年县财政收入3262万元，支出竟高达9687万元，连“吃饭财政”都称不上的一个贫困县，何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购置了27辆轿车?少购几辆不行吗?“好多局长连桑塔纳2000都看不上眼”，购买档次稍低一点的车不行吗?

设身处地地为师副书记想想，也真难为了他，面对记者的追问，你不让他说“工作需要”，还能让他怎说?难道让他说购车是为了烧包摆阔，为了体面、威风；享受?那样说多叫人难为情。真那么回答，不显得堂堂县委副书记连官腔也不会打，连起码的公关交际能力也没有?水平凹到那个程度，怎配当领导?

有道是，救场如救火。你得承认师副书记的“工作需要”说，是句颇有战斗力和杀伤力的绝妙好词。关键时刻，不用多，仅这一句；就能把追问为啥要买那么多轿车的臭记者给噎回去，绵里藏针地将他一军，谈笑间，使对方“口将言嗫嚅，足将进趑趄”。

往事如风，记忆犹新。这些年来，好多为官者不正是用这一招儿办咸了很多事儿么。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和当地政府领导向11名“无冕之王”送红包送金元宝，那是“工作需要”；连个人买衣服买水果买卫生纸的钱都拿到公家账上报销，那是“工作需要”；发现老百姓爱吃馒头，市、区两级争着成立“馒头办”，那是“工作需要”；农妇进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被公安局给抓了起来，那是“工作需要”；让连自己都说“房顶上有几根椽子我知道，法，我不懂”的木匠当上派出所所长、舞女当上法官，那是“工作需要”；穷县大建星级宾馆、大造飞机场，是“工作需要”；摹仿中央首长，为庆升官大阅兵是“工作需要”；招考公务员要求“双乳对称”，大概也是“工作需要”；号召群众喝“爱县酒”，无疑是“工作需要”；给市长、书记戴上董事长、总经理的桂冠，一身二任，亦官亦商，那更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数不清的“工作需要”!“工作需要”成了筐。有了这只筐，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到台面上来，什么龌龊的东西都可以朝里装。

——“工作需要”，多少丑恶假汝以行!

想起了“经济民主”　作者：邵燕祥

2003年是苏联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年。整整一年仿佛没有听人提起。

偌大世界上，又有几人想起来?

我是读了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政治学教师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见《社会科学报》)，才记起来的。论者提出“党内民主是执政党的生命线”，认为苏共亡党的多方面原因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实行党内民主。他说，党内民主体现为全体党员享有“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对这个问题我很生疏，不能判断此论是否准确周全，但觉得总归不失为一家之言。

我想，如果苏共确因没有实行党内民主而亡党，那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即使苏共并不是因此而失败，或说这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妨碍我，们实行党内民主。

但我看了这“四权”，觉得这其实不仅是党内民主的内容，也该是整个国内政治生活应有的民主的内容。那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从原则到具体，从思想到组织，谈何容易?

我也不知从何谈起。不过，我忽然想到，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切入的。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还知有经济民主之说，例如在军队中，从按月公布“伙食尾子”到土兵代表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等等。

党内民主，是不是可以先从经济民主着手?

当然不是帮助支部书记管伙食。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总要由有关政府部门作预决算的报告。不管怎么样，这是从周恩采当总理的时代起行之多年，形成制度的一项议程了。

但据我所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由党委向大会报告本届任期内对党费收支、党产经营的管理情况。在这方面，是不是忽略了党员(通过党代会代表)所应享有的知情权?

也许我说的不尽符合事实。是不是曾有哪次党代会上做过这方面的报告，尊重了大会代表以至普通党员在这方面的知情权，体现了党内的经济民主呢?我不知道。至少在党报上没有读到过，党代会代表会后也没传达过。

半个世纪以来，我只记得支部有几次，应该也是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让党员自主买些书，从支部党费中报销。此外，党内发过一些公开发行的学习文件，该是用党费买的。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党费开支，不会仅限于这样的两项吧?

“没有公开性而谈党内民主是可笑的”，此语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31－132页。

行贿学研究　作者：柏　杨

大家既然一律“俺可不是那种人”，嫖客先生就必须有其慧眼。不过问题是，嫖客先生万一倒运，摸到良家妇女身上，顶多不过吃一个耳光，再顶多也不过挨一顿臭揍，然后从地下爬起来，拍拍屁股走路，好像没这回事一样。可是行贿行错了对象，就大发了矣，到时候人赃俱获，百口莫辩，甚至再往法院一送，就更糟啦也。

——在这里，柏杨先生又要插嘴啦。台湾法律，对行贿受贿，是双罚制的。受贿的官崽固然犯法，即是行贿的混蛋，也照样有罪。立法者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官崽纵然有心要钱，混蛋也不敢给。这种想法跟柏杨先生家四岁小孙女的想法一样，天真纯洁，可喜可爱。呜呼，事实上却是，因大家都在犯法，反而把双方揉成了联合阵线。官崽一口否认受贿，混蛋也发誓没送过一分钱，于是乎，受贿的官崽反而得到国法的保障，他可以向混蛋警告曰：“我拿你的钱，你可别生歪心眼，案发啦你也一样坐牢。”双方既然利害相同，日子久啦，不但是联合阵线而已，简直结成一体矣。

我想，消除贪污的方法之一，似应采取“窝里反”政策。君不见悬赏捉拿强盗乎，再英勇的土匪头，都挡不住官方的悬赏。悬赏一块钱当然没用，可是如果悬赏荚金20万元，那就足够其助手神采荡漾、大义灭亲矣。治疗贪污，最好把行贿者受罚这一条取消，那样等于在他们的非法行为中，埋伏了饵雷，足以减少乱刮的镜头，阁下以为然乎?

这都是题外之话，反正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行贿是一种艺术，想官崽大学堂真应该设立一个“红包系”，专门研究行贿之学。再不然就索性红包合法化，设立一个红包管理局或红包服务中心(红包管理委员会也可，不过多容纳几个吃闲饭的家伙)，由柏杨先生担任局长，把全国红包集中于此，然后用科学方法，合理统筹分配。好比说，你阁下想在银行贷款20万元，依目前行情，请吃酒家焉，北投洗澡焉，送一个电冰箱焉，再加上“笑脸代金”，总得15000元左右。那么好啦，你就把15000元交给红包管理局，由红包管理局给你一张贴着印花的收据，凭此收据，前往办理贷款，啥刁难都没有，当天就拿到钱。你阁下既不必摸索钻进，当铺掌柜的也不必褒贬你的新大衣，省下来的时间去筹划你的事业。

然后红包局左调查右调查，弄清来龙去脉，就分别如数送上，经理先生2000元焉，协理先生2000元焉，放款主管4000元焉，对保的1000元焉，凡是经过手、盖过章的朋友，每人500元焉。红包局留500元作为经费，柏杨先生则留50阮下了腰包。如有剩余，缴给国库。

这里说的2000元3000元，当然不是一定之规，红包局既用的是科学方法，当然知道每一笔钱谁应该得多少，故诸官崽大可放心。我想这是澄清吏治的妙法之一，柏杨先生能发明这个妙法，可谓伟大不可名状，忱国志士，盍兴乎来。

不妨看看俄罗斯　作者：孙焕英

中国有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历史。如今，苏联解体了。所以，再向那里的人们学习，就得说“向俄罗斯小大哥学习”了。俄罗斯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向俄罗斯能学习到什么?随便说几点，看官自己品评一下吧!

官声好　口碑佳

民歌或曰民谣包括顺口溜，是社会的镜子。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盖莫能外。官声，口碑，在民歌中反映得清晰真实。历史上，汉朝后期，官场一塌糊涂。于是，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清官廉吏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民歌；明朝末年，民不聊生，出了个李白成，揭竿而起，解民于倒悬，于是，“想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的民歌应时而生。

在当代，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兴起，“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东方红”、“绣金匾”等民歌传遍红区。改革伊始，还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之类的新民歌。但近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很少再产生上举这类民歌了。而嘲弄贪官污吏、讽刺不正之风的新民歌，倒是，出现了不少。我想，每个读者自己都能背诵出几首来验证一下。

就在此时，俄罗斯却出现了赞颂受人拥戴官员的民歌。这可以“嫁人就要嫁普京那样的人”为代表。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可能有些差异，他们不用“红太阳”、“大救星”这样的字眼，赞扬里没神化却不乏幽默调侃。俄罗斯所以出现这类官声好、口碑佳的民歌是必然的——谁听说过俄罗斯出了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高官死刑案例?谁听说过俄罗斯有多少像陈希同和王宝森、程维高和李真这样的块案线案?

向富人要税　拿寡头开刀

我学俄语是速成，忘得也是速成。自然，俄罗斯的人名，总也记不准——已经举不出那些在俄罗斯不可一世的富豪寡头的名字了。他们因在纳税问题上无视法律玩弄猫儿腻，一个接一个地栽了。俄罗斯国家的决策层，其游戏规则很明确也很简单，浑水摸鱼高收入赚大钱成为暴发户，就必须交高税纳大税，因为社会需要公平。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小大哥似乎说得少做得多，爱动真格的：富豪寡头，如不老实交纳税金，就修理你们!可我们呢?富人纳税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但除了“雷厉风行”抓了那个没后台的刘晓庆之外，再也举不出几个了。

只认法　不认线

在中国，特别是在政界“线”字简直就是一块魔方，堪称一门“线学”。大的有路线，次的有人线，等等。尤其是人线即以人划线，更是神妙莫测，学问无穷。“某科长是某部长的人”、“某书记线上还有×个常委”之类，成了人们的口头语。线是原则，线比法重；线决定仕途。人线，自然是人情重于国法党纪，也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事例，在中国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却又让人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我们也就不必例举了。

然而，在俄罗斯，越来越显露出，这里是只认法，不认线。现俄罗斯的一把手普京，在某些中国人的眼里，他是前任叶利钦提携的“接班人”。所以，普京应该是叶利钦的人，叶利钦应该是普京的恩人，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但普京本人，似乎却不认这一套。你看，小普京开刀示众的，不乏和老叶有着师徒之情、长幼之分者。按中国的“线学”理论，小普和老叶的晚生，怎么说也该是个同门吧!遇事总得手下留情吧!可小普却不然。只要你和国法干上了，我就和你干上了!

让权力适应程序　作者：李亚彪　冯瑛冰

走程序，按章办事，按制度办事，是各级党委、政府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在个别地方，“走程序”不知不觉变了味，表面上程序合法，按部就班，实际上是在“玩程序、伪程序、反程序”。有这样三个故事——

地委在讨论重大问题，委员们讲了很多好意见，地委书记最后做结论后问道：“还有什么意见?”然而，并没有给大家留下一点应答的时间，马上又说：“如果没意见，就这样定了，散会!”

市里花数百万元建成的一座市标，被“风水先生”认为是“不吉祥”，市主要领导遂决定拆除。先是市委领导找人大出面，尔后是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拆除市标的决议。

因卖官受贿被判刑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曾供认说，每次考核干部前，他都要先定“调子”，表面上不干预程序，可如果组织部门没把他的“意中人”装进“盘子”，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他不想用的人根本没机会上来。

三件事都是在“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如果说第一件事是在“玩程序”，第二件就是“伪程序”；第三件表面上合理，实际上是在“逆程序”而走。三者的共性就是，当权力与程序不一致而又非要走程序不可时，只能是程序服从权力。

“玩程序”、“伪程序”、“反程序”三者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既相互交织、关联，又发生转化。“玩程序”可演变成“伪程序”，“伪程序”可演变成“反程序”。近年不少落马高官，都有过熟练的“玩程序”、“伪程序”与“反程序”的经历。

被“玩”过的程序成为保护伞、挡箭牌，让人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由于“程序合法”，对许多玩程序者、伪程序者、反程序者的发现与查处，都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的，因为从正规渠道看，他们“没有问题”。

是程序出了问题吗?制度与程序本身是无辜的，而相应的机制也不可谓不健全，关键在于程序的操作者出了问题。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就曾说，在基层换届选举时，连电脑统计票数都会有人控制。如果程序的操作者出了问题，不但程序成了摆设，运行程序的机制也成了摆设，程序由推动工作前进的保障，变成不正之风的“保护伞”。

新的程序不断出台，而不断“玩透”程序，不断“吃透”程序，不是让自己适应程序，而让程序适应自己，这已成为政治品德问题。完善程序、完善制度固然必不可少，可对于干部政治品德的培养更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的。

让人心痛的“吕日周现象”　作者：谢茂明

“吕日周现象”是一个褒义词，是对吕日周任长治市委书记时所作所为的肯定，虽然这个词还包含有独断专行的意思，但是，它与颂扬的成分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笔者以前对吕日周敬佩有加，甚至对他的独断专行也理解为魄力，是官场中的另类。然而，看了《新京报》有关吕日周的一些报道后，吕的“光辉形象”訇然倒塌了，带给我的是惊心的痛。

吕日周在长治盲目追求政绩建所谓的千亩开元广场、卖掉效益好的国有煤矿，这些顶多算他决策失误，官场中追求政绩是一种常态，勿需过多指责。令人感到心痛的是，吕日周为了推行他所谓的“干事”，在长治一手制造的政治气氛，已经超越了“高压”的界限，严重一点讲已经是“吕氏气候”了。

网上聊天被逮捕。2001年3月10日，长治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党支部副书记路全锦在长治信息港上网聊天，有个人感慨晋城的某领导腐败，路回了一句说让他消消气，并说我们这里某领导在原平上百万的问题也不了了之(目曾在原平县任县委书记)，结果被抓了，并以诽谤罪名拘留，关了34天。拘留期将近结束时，赶上“严打”，路还被五花大绑，穿上囚衣游街，在群众大会上又一次宣布被拘捕。

发表文章被判刑。《山西工人报》驻长治记者站原站长、长治市莲花池文化宫主任杨义田在《山西工人报》上发过一篇《这里的工人在流泪》的报道，报社怀疑这篇稿子曾得罪了长治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报社的网站上连续贴出了几篇反对吕日周的帖子，长治市有关方面怀疑是杨所为，于是杨义田忽然被抓走了。结果是，因文字问题被抓，以经济问题定罪。杨义田只得在大狱里呆了一年多。

寄匿名信坐牢。弓中甫为了响应公示的号召，对一名干部投寄匿名信，结果被抓了，并以贪污罪被关押了一年多。2003年3月20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弓中甫无罪，并当庭释放(前一个月，吕日周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这些够让人惊心了!那些查处的手段和过程更让人惊心动魄。

一是政治高压。吕日周在长治时，针对他的小字报、匿名信满天飞，有街上散发的，也有邮寄给市级和上级单位的。于是，长治市先后下发多个文件，提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对散发诽谤、污蔑市委主要领导的违法印刷品的人和事”，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坚决无情地揭露和打击”。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在深入讨论、广泛教育、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展开一场排查工作”。并建立匿名信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全面布控。为了抓获寄匿名信的人，邮局被监控丁，“公检法一起上马，对信件进行笔迹鉴定，对打字机型号做鉴定，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弓中甫就是监控的收获。三是舆论渲染。长治媒体大力宣传了路全锦和弓中甫案。各单位还要召开座谈会，举一反三。四是政法委定罪。路、弓两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按照法定程序审判，而是先由公检法会商、政法委定罪，然后再走程序，法定程序在吕日周治下几乎沦为摆设了。

吕日周以敢于开展舆论监督而出名，自己却不能正确看待群众的监督，反而利用舆论和专政手段打击针对自己的监督。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保位子、谋求更好的位子，仕途中人难免俗，无可过多指责，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让人感到恐怖。

“吕日周现象”昙花一现后，笔者深为惋惜，还希望有所延续，但此时，已是深深痛恨这种现象了，惟愿这种现象永远地消逝掉。

揣摩学及源与流之关系　作者：江　源

中国自古盛行揣摩学。在封建时代，不惟奴才要学会揣摩主子的心思，主子也要懂得揣摩奴才的动向。奴才会揣摩，才能讨得主子的欢心与赍赏；主子懂揣摩，方能更好地驾驭奴才。揣摩是一种估测，便有个准确与否的问题。揣摩准了，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揣摩错了，后果将是不堪的。秦代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那位不懂得赵高用意的秦二世胡女先生说，丞相你错了，把鹿说成了马。如此“天真幼稚”的低智商者怎能坐稳江山?一些榆木脑瓜的臣僚不同意赵高的瞎说，后来都难逃赵高的加害；惟有深谙赵高用意的阿谀奉承或假装糊涂不吭声者才得以自保“安全”。故揣摩学，旦在官场盛行，便假话盛行，是非混淆，说轻点会败坏官场风气，说重点会贻害社稷江山了。

这里再讲一个揣摩错了招致杀身之祸的故事：取大唐政权而代之的短命王朝后梁的开国之君朱全忠(朱温)未登基前，“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卒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朱全忠对榆木才能为车毂而柳木不宜为车毂的常识是心中有数的，他故意说那番话，他的僚佐们揣摩不透他的用意都不应声，而那几位游客想顺其意起而附和，做了冤死鬼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固然告诉人们，拍马屁如果拍到了马腿上会自取其辱，却更让人领会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险恶。朱全忠本是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部将，后来叛农民军降唐；降唐后又反唐，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作风上也是个喜怒无定，让人难以揣摩其心思的诡诈凶残之徒。

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别“开明之君”是鄙夷揣摩学的，唐太宗就是一位。“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苹泽，不能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矣。君者正源，人庶犹水，君自伪作，欲臣下行直，是犯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唐太宗正是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来治国，不对臣属胡乱猜忌，不玩弄权术“考验”臣属是否赤胆忠心，深晓上梁不正下梁歪，源浊而流难清的道理，才能开创出“贞观之治”政治清明的局面。

无话可说　作者：王跃文

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以方便管理，因为有农奴见了贵族居然没有行礼，而贵族们有时候单从衣着上又不能明确断定谁是农奴。这让贵族们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沙皇否决了。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农奴都穿上统一的制服，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很强大。

俄国的沙皇到底不如中国的皇帝智慧。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早在服饰、住房等等方面相区别了，而且不可随便混同，弄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么就不见中国老百姓因为知道自己人多势众就闹事呢?中国自古当然也多有百姓闹事者，轻则蜂起为盗，杀人越货；重则揭竿称王，动摇社稷。但没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布衣者众，而是别的原因。原来，中国皇帝们并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还往往拿人丁兴旺夸耀自己的尧舜之治哩!中国自古有“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之训，这是历代皇帝都信奉的。俄国沙皇肯定不明白这个道理。俄国沙皇本来就是游牧血统，他们也许过于留恋马背吧，君临天下之后仍然太迷信马鞭、弓箭和大刀。他们便害怕穿着统一制服的农奴都拿起了马鞭、弓箭和大刀，麻烦就大了。

中国除去远古传说里的禅让，历代天下也都是好汉们骑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好汉做了皇帝，就懂得从马背上下来，斯斯文文地治天下。同泱泱大中国相比，沙皇俄国毕竟资历太浅。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手中的马鞭直接就变成了沙皇手中的权杖。这根由马鞭而来的权杖，怎么能同中国的华表相比?中国皇权象征的华表，是汉白玉雕刻的，游龙飞云，威武壮观，庄严肃穆。沙皇俄国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而尧帝门前的诽谤木演化成华表，则历时数千年!当华表还是诽谤木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刻在上面，上达君王。华表既成华表，别说它石质坚硬，哪怕是豆腐做的，也没人去上面刻字了。不得不叫人佩服皇帝们的脑袋聪明。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位的皇帝不过四百二十几个，就是这四百二十几个脑袋，竟然把中国亿兆百姓的嘴调教得无话可说!华表终于成了屹立千古的风景！

顺便扯几句题外话。如今就连诽滂木的诽谤二字，味儿也早变了。诽谤木之诽谤，拿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提意见。而今天的诽谤，词典里的正宗解释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我敢打赌，今天说的“提意见”，过不了多久，也会转化为贬义词，恐怕会朝着造谣、中伤、诬蔑等意思演化。今天提意见三字，词典上还没有新的解释，现实中却早显端倪。语言是活的，词典是死的。谁听说有人给他提意见了，肯定满心不高兴。

言归正传：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心已乖顺，嘴便无言。嘴既无言，天下大治。这是自古皇帝们都心领神会的浅显道理，哪里用得着担心百姓人数多寡?

打假中的“看客心理”　作者：张　璐

当年鲁迅先生笔下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子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被砍头的场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客文化”，一种冷漠的、自私的文化心态也因此得名。

近段时间，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翻阅相关报道，在打假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对毒酒；毒大米等假货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生活在假货户地的群众充一例外地对犯罪分子的造假行为表现得异常冷漠。

5月20日的《南方周末》披露，造成11人死亡的地下“毒酒”作坊，就开在白云区五龙岗村村委会对面，可以说周边群众“就是看不到，也肯定闻到酒味了”。寸就是这样，却无人揭发举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像只要灾难落不到自己头上，就大可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换个角度看，我们何尝不是“毒酒”杀人案中冷漠的看客?何尝不是助长造假者嚣张气焰的帮凶?

记得在央视一期《病死母猪肉做成“鲜”肉松》的节目里，在劣质肉松泛滥的江苏太仓，人们对记者说，“我们太仓人都不吃本地肉松，假货太多!”无独有偶，在红薯粉条主产区之一的衡阳布祁东县，一位粉条销售人员好心地对假扮成外地游客的记者说，“你要是真想要，就挑那些卖相差的，那些没添加化工原料。”

如此的慈悲作用终究有限，结果大不了是“江苏人”吃了“湖南人”的劣质粉条，“湖南人”又喝了“广州人”的“毒酒”，“广州人”又来吃“江苏人”用病死母猪肉作成的“鲜”肉松。假货在中华大地上转来转去，可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俗话说“邪不压正”，只要有正义的声音在，邪恶就不可能“肆无忌惮”。社会大环境的形成，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参与，当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如果公民熟视无睹，任其发展，那么社会大环境就会被损害，说到底最终损害的还是个人的利益。社会呼唤正义之声，更是需要正义之声，面对造假者，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岂能三缄其口。今日冷漠的看客，谁又知道不会成为明天的受害者?

谈及杜绝假货的措施，无非有两条渠道：其一，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其二，行业内部加强联合，通过行业协会增强企业自律。但就眼下而言，造假之风愈演愈烈，犯罪分子更是无孔不入，依靠政府加强市场秩序整顿的同时，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造假者一旦掉进“人民战争”的海洋里，必将无所遁形。

且说某些为官者的“腚”　作者：陈绵钦

腚，即屁股。稳腚即稳住屁股，亦即稳住位子。

历史上专制帝王，实行武力暴力管制百姓，用意识形态愚惑百姓，“焚书坑儒”、“文字狱”把那些臣民们管得眼服帖帖、噤若寒蝉，说到底，就是为了稳住自己的位子，上行下效。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官本位，引发的价值观念是官位至上。官员的社会作用、个人名誉、财富，都取决于官位。而且，官场上又有许多礼仪严格地按官位来规定官僚的等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在官场，而且在广大民众中，也形成了官位至上的观念。官位成了荣耀、权力等等的综合体现和代名词。因此，人一进入官场，常常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夺和保住官位。一些地方的“政绩工程”、“掺水数字”、隐瞒真相、夸大事实、行贿受贿、卖官鬻爵及更离谐者将自己的老婆送给上司“享用”等种种现象，无不凸现官员们稳住自己的“腚”的强烈欲望。

五代十国时的冯道可谓这方面的高手，他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官场不倒翁，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资治通鉴·后晋纪》)一些官员为永保官位、久享福禄，他们为政之道是“只要把上面哄好了”(贪官王怀忠语)，因此，一切惟上，做起事来有一种“阳奉阴违”的本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形成了一种虚伪圆滑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里面每个官员所走的是“共同致富”的道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他们要保住官位，就必须互相包庇，互相通风报信。3年前，赖昌星安全出逃国外，就是因得到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等高官的“通知”。近几年来一批贪官“闻风外逃”，也不难想象，这一切都与这群官员为稳自己的“腚”有关。

稳“腚”，是某些为官者的终极追求。然而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求稳“腚”，是不能够长久的，最终必是其“腚”不稳。随着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强，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李嘉廷等贪官纷纷落马更是有力地证明了，靠以往那一套为官之道已渐渐行不通，当官者只有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多干实事，那才是为官的长久之计!

农民宣言　作者：牟丕志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朗朗乾坤、昭昭日月，现在修理农民已成为一种时髦，我们农民实在无法忍受，特发表此宣言，不妥和错误之处，请看官海涵。

农民是什么?看看报纸，听听广播，瞧瞧电视，读读小说，原来农民就是阿Q。阿Q大家都知道吧，愚昧无知，而且丑陋，永不觉悟。

艺术家们江郎才尽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当然，他们决不是、为我们排忧解难，而是把我们当成二百五开涮，去搞笑。你听听那些人怎样说的，“农民一上台，观众乐开怀”，“农民进城腰扎草绳，找不到厕所，旮旯也行。”有的演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自从成了艺术家之后，便开始背叛农民，他们演的农民那是农民吗?那都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有的形象简直是乞丐、街头流浪汉、疯子、傻瓜，又土、又愚、又笨、又蠢、又脏，我们农民犯了哪条天规宁，而被如此作践。有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农民像老鼠一样东张西望，说是观察敌情，像兔子一样到处生孩子，难道我们农民真的落伍到这步田地了?有的演员演半精半傻的农民，油腔滑调口无遮拦，搞出廉价的笑，那算什么本事，问问他们去过农村几次，他们到底了解不了解农民。还有许多艺术家，吃着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放下筷子就往我们脸上唾痰，这叫什么艺术家。我们农民也喜欢艺术家，我们不希望吹捧农民，但也不希望我们被丑化、侮辱，被搞得一文不值。我们是公民，公民就有公民的尊严，难道艺术家不懂得尊严，不懂得尊重别人。

作家是一个比较神圣的字眼，可你们是怎样写农民的呢?你们身予金贵，很少，有人肯吃苦到我们农村体验生活、观察生活、考察实恃，你们中很多人习惯于坐在城里的高楼大厦中，开始漫无边际的想象，有的把以前作家写的关于二三十年代农民的书翻一翻，于是就开始创作所谓农村小说、农民小说。不知我们农民是把你们作家的，孩子丢到井里去了还是挖了你们家的祖坟，反正你们极力把农民写得丑、写得脏、写得蠢、写得愚、写得淫、写得黑。邪门的是，这些作品竟然受到青睐。都说文学是高雅的东西，但有时高雅的东西也够狠毒的，看了一些写农村生活的书，感到我们农民不值得活了，农民都在愚昧中生活，虚度光阴，浪费生命。

我们历来对官员十分尊重。有资料说，30个农民养活一个地方官。我们说，这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农民做些奉献不是不可以，可是有些官员不把我们农民当人看，这就让人无法忍受了。我们一年四季，辛辛苦苦种地赚不了几个钱，可是在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一些乡村干部，根本不问我们人均收入到底是多少，他们想上报多少就是多少?一些人还靠多向上级报数字升了官，气死你。而一些干部吃喝嫖赌全报销，不知是根据什么?我们农民再朴实也不能容忍这种腐败行为。

我们农民需要警察又怕警察。需要警察是因为农村地痞流氓太多，农民常受到欺负，大白天有的恶徒欺男霸女、明抢明夺，真叫人没办法。而有些警察比流氓还下流，比土匪还恶毒，有时无辜男女就莫名其妙地被抓起来。非叫你承认卖淫嫖娼不可，你不承认就用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得招供，招供后就罚款几千。为了钱有人瞪眼说瞎话，良心被狗吃了。这叫我们如何有安全感？

艺术家有舞台、作家有文章、官员有权力、警察有武器，农民手中有什么呢?农民有的是老茧，我们年复二年脸朝黄土背朝天，那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第一需要，吃饭。农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农民相信正义与良心。我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善良、朴实、吃苦、耐劳，这并非美德而是习惯，而我们不是丑类，更不是弱者，不信你就翻开二十四史，在重大的历史变革中哪次少了农民。而如今，涌现出的新型农民，农民科学家、农民艺术家、农民企业家、农民改革家、农民发明家数不胜数，农民正以现代思想用勤劳的双手，书写着农民的创业史，在此勿需赘述，实例多得很。

农民渴望公平、公正。

贪官临刑　作者：王　行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贪官临刑呢?

其情也悲也惨也鄙，也罪有应得，请看：

成克杰。二审宜判那天他起得特早，好像有预感一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完了!完了!”果然他言中了，二审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

晚上他看着新闻报道，流下了眼泪。临刑头一天中午，监房的饭菜比平时丰盛许多，一只烧鸡，一瓶茅台酒，还有广西口味的特色菜。他一口没吃，既不说话，也一动不动，就像死人一样……

胡长清。一审被判死刑后，按照监规给他立即在监号内带上了脚镣。他提出要求：不要在监号内带脚镣，他保证不会出问题。有关人员没答应他的要求。二审判决后，他无比哀伤，开始感到死亡阴影向他逼近。

他哀求、法院：“给我一条生路，党的政策是少杀或者不杀，对我来说，不杀比杀好，缓杀比急杀好。我请求根据我的悔罪态度，给我死缓，以观后效，两年不行再把我毙了……”他甚至哀告民警：“我的书法有名气，如果给我一条生路，我愿意在监狱给你们写一辈子毛笔字。”当然这都是白日梦。

戚火贵。得知上诉被驳回后，再次瘫倒在法庭上。此前，一下囚车他就浑身瘫软了，是由两名武警架扶着走上法庭的。记者采访时问他，是否看到胡长清被执行死刑的新闻。他说：“看了，这个人也是利用权力贪污。自古以来都有腐败，关键是我不该走上这一条路。我在总结自己的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人很多是穷苦，出身的人，这种人的感情比较朴素，被人利用后就成了他们的缺点。我原本想好好做人，但社会复杂，老是有人找到你，慢慢地就忘了原则。”谈到他爱人，戚火贵说：“不存在恨不恨，我如果有个好爱人，能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指受贿)受她影响，我讲她也不听。”

李长河。被枪决前，他一共说了两句话：家人问他要不要换衣服，他一摆手，“不换了!”随后又说了一句，像是责问，又像是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够了，不必再举了。这里有死神逼近的恐惧、绝望、垂死挣扎，当然也有悔、有恨，有怨，有留恋，也心有不甘……那绝不是任何一个“痛”字、“惨”字、“悲”字等所能概括的。有没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和“罪有应得”的苦思呢?不排除。那复杂的心绪，恐怕就是高明的小说家也难于详尽描述的。

据说，在行刑路上，胡长清对法警说，在枪毙的大官里，我的官阶最高了，我可以贪史留名了。其实，成克杰的官阶比他还高。但那又如何呢?子子孙孙都要“愧姓胡(成)”。贪官们临刑时才真正体会到贪赃的终极成本是绝对高昂的，它不仅要用生命去支付，还要用对家庭对宗族的深远影响去支付；而其所值又绝对是畸轻的：只值一颗子弹或一支针药。

2001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昆明召开执行死刑工作会议，决定全面推行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

此前，某些省市的法院已多次试用，均获得成功。这说明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进步，人们的意识的进步。率先“享用”这个“进步”的，据说是湖南正厅级贪官张德元。他早在1999年10月10日就“享用”了。那滋味肯定比枪毙“舒服”得多，但也绝不会轻松。

当他被押上特制的注射床并被戴上黑色头罩时，也早已魂飞魄散了吧?用注射执行死刑，绝不是对贪官的姑宽，更不是鼓励。这是没有人会误会的。

扭曲心灵的记录　作者：何满子

《聂绀弩全集》的第十卷，是整卷题为《运动档案》的材料。这不是绀弩为了发表给读者看的文章，而是他在1955年至1957年因历史问题、胡风问题、右派问题被批斗时期的系列交代材料和检讨书。堪称特殊环境下的滴血的扭曲心灵的记录。

不同于圣·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那是忏悔者自愿的心灵告白；被批斗者的交代和检讨则是在当时严酷的压力下，在紧张的恐惧气氛中被逼作出的，略等于罪犯的招供书，有大量的自诬和可以想见的违心之论。这些材料的当事人是羞于将这些难堪的又确是自己写下的文字公诸世人的。

当事人肯将这种材料公之于世，是需要点勇气的。在此以前，我只见过两种这类应该称之曰“文献”的记录。最早是诗人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另一种是今年出版的经本人同意并协作的由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我说这类记录是当事人羞于拿出来，拿出来需要勇气，可以邵燕祥的自述为证。在《人生败笔》的序言中，燕祥写道：

在我，无论违心的或认真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

敢于将这些自己深觉“可耻”的记录向世人自我曝光，难道是懦夫能做到的么?

绀弩没有亲自把这些记录公之于世，是遗稿整理人和《全集》编者特设这一卷的。但我深信，他也会同意将这些羞于示人的记录公布。他是阅透人生的选人，并且深深理解这些不仅是他的“可耻”记录，更是我们大家所身经的历史的“可耻”见证，这将有利于后人更能感知这段历史。

我们这辈人碰上了一个各种运动频仍的年月，而且多半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不说较早的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就从上世纪50年代起到“文革”结束这二三十年中，此伏彼起的运动便未断过，何况“改造”是无间歇的，知识分子谁也逃不脱交代检讨和揭发检举邻人。几乎无人能在压力下不作自诬或诬人的违心之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不是把自己说成一无是处，丑恶不堪，罪恶累累，自认是混账王八蛋，便是把检举对象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以表明心迹和觉悟提高，而非如此也不能过关。这就叫“改造”，就叫“脱胎抉骨”，改造到人把自诬和自辱不当一回事，人格尊严成为难求的奢侈。几十年后如重睹这些可耻的材料，当事人必然羞愧无地；但是，熟悉当事人的读者便能从这种自诬自辱中读出其当时难堪的可悲处境而不胜衷凉，不用说，更会浩叹迫使人如此灵魂扭曲的那个可怖的时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读完这一卷的。绀弩的《运动档案》约有20多万字，篇幅最多的是交代历史问题。绀弩早期是黄埔军校出身，又被派赴苏联留学，在国民党政府里干过事，和反动的上层人物甚至臭名彰著的特务头子康泽、谷正纲等都有过交往，直到1935年成为共产党员后，还因党的指派和私事同这些人有来往。因此，即使干干净净，自问无愧，也有许多讲不清楚的麻烦。绀弩又是大而化之不很拘泥小节的人，某些方面还颇有些“江湖气”，疑点就更多。我还记得绀弩曾当作笑话谈起过的一件得意的轶事：1943年吧，他和几个朋友，都是左翼人士，只记得其中有胡愈之，一同从桂林到重庆。到重庆对江的海棠溪时，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属下的军稽查站将他们一行盘查扣留了，押送到了稽查站的驻所。正在窘急无计时，一个少校站长出现了，一见绀弩，吃惊地主即立正敬礼，原来那人在北伐前的东征时期，是绀弩手下的文书上士。绀弩以“长官”姿态吩咐他：“好好，快去准备点吃的，我们都饿了。”于是吃了一顿开路。这便是绀弩的性格，不大注意避嫌的。可以想见，这样随便的人如果要怀疑，就有的是可疑之处。历史问题就成了他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交代项目。

胡风问题更是当时雷厉风行要追究的问题。绀弩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就和胡风相识，历上海“左联”。时至抗战时期在重庆都关系密切。“皖南事变’，后胡风去了香港，还曾将《七月》杂志的编委托绀弩代办，这样的关系怎么脱得了手?所幸的是，解放前的几年中绀弩在香港，一回大陆就于1952年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风案事发前的理论斗争他没有卷入。可能冯雪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也是绀弩聿免于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原因。当然，绀弩“以进为退”的“彻底交代”也起了作用。他自称“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凰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和胡风)办刊物在一块儿；喊口号在一块儿(按：指“两个口号之争”——引注)；写文章了先给他看，听取他的意见修改；大小事都找他商量；夫妇吵架也找他调解；他写的文章总认为是对的……”(《全集10卷58页)如此“推心置腹”的交代倒反而使人能相信他胸无芥蒂，更何况上头根本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罪案，检讨到这个地步也就算了。他一面违心地谴责胡风，比官方的声讨斥责得更到位，也似乎恳挚得出自内心，但人所共知，他根本不相信胡风有罪，交情始终未变，胡风被囚禁时他频频作诗致意，彼此唱和。人到了这份上，也不得不当两面派。

右派问题表面上虽以绀弩参与周颖的发言为题目，但实际上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人际纠纷结下的怨。所谓“宗派主义”和古典案的“独立王国”问题便是人际纠纷之故，人际纠纷是最能调动起妒忌和仇怨的，尤其是和王任叔的关系搞得很僵。这回绀弩终于没有逃脱被划为右派并被遣送到北大荒服劳役的命运。

这份扭公心灵的材料虽然读来令人沉重，确也可以读绀弩在窘迫下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特别是，交代中几平包括他整个生涯中的重大经历和社交中的关键性内容，确有利于知人论世。尤其是能让后来人知道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的悲剧性质，有心人当紫不住为之浩叹。

邵燕祥赠我《人生败笔》一书时，在扉页上题了一行字：“不堪回首又不敢或忘。”我想，对那个时代，这句话也完全适用。

推演和追问　作者：何满子

不妨用常理来推演一下：如果影视演员不都是像演小燕子那个小妞一样，只知在镜头前挤眉弄眼，装腔作势，撒娇发嗲，除此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的低能儿，而是有艺术修养、有文化鉴别力，更尤其是对艺术有虔敬情操的演员，定然在派角色时要研究一下剧本，绝不会什么烂污戏也去演，那么就会拒绝演那种什么《还珠格格》、《借宝格格》之类的无聊的戏。再推上去——

如果不是只要有生意就接下，不管是垃圾也好，排污管里的臭水也好?接到本子就开拍的导演，而是有品位、有文化鉴别力，对艺术持庄严态度的导演，肯定能够作出判断，拒拍那些宣传陈腐落后、诱导人做白日梦的什么天外来客式的武侠片、脑后拖着豚尾的皇帝片、无聊透顶三角四角要死要活的琼瑶片等污染文化生态环境的货色。再推上去——

如果不是惟利是图，只知媚俗以求逞，满脑子只考虑上座率和收视率，而且也是有点文化鉴别力，有点文化良心，能理性地思考一下中国文化前途的制片人，肯定会有所抉择，拒拍这类驱使文化滑落、国民精神萎颓、大众趣味低俗化的属于负值文化的玩意儿。再推上去——

如果文化上管事的有文化，关心文化前途，洞察利弊，而不是成天上班下班，只在文山会海中过日子，又不是把“三个代表”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当好听话唱唱的人，便会惊觉目前文化市场的陵夷已很可怕，就会哪怕有困难也要设法扭转局面，至少适当调控一下，限制一下文化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排污……

文化上的事情诚然很复杂，意见也免不了要纷纭，有些高论真不知是缺乏常识呢还是故意要蛊惑人心。比如，与宣扬好皇帝、清官同样是属于“精神复辟”的武侠小说，却有畅销书拜物教的学者准学者称为“文学上悄悄的革命”。要“革”回到人民只想“做稳奴隶”静待别人来伸冤理屈的专制社会去吗?诱使群众做荒诞的白日梦，难道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这种一言可辨的道理竟然会被搅得如此糊涂，真令人如逢鬼迷。

如果这样的议论发生于100多年前的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那一点也不奇怪。庚子义和团事件刚过去两年，铁布衫，金钟罩，各种神奇怪诞的功夫，人们即使不相信也还会向往；虽是做梦，也可聊快人意，为当时“做不稳奴隶”的老百姓上点麻药，免得过日子过得太苦，也有可辩说的。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国际歌》也已唱了那么多年，还要向群众叫卖这套“精神复辟”的催眠剂，如果不是缺乏人文常识，那就真该问一个用心何在了。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追问那些为媚俗而制造垃圾文化的演员们、导演们、剧作家们、制片人们以及文化上管事儿的……

这才叫法治　作者：何满子

《民主与法制时报》第36期(2003年9月16日)头版长篇报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护北京机场海关对原告朱元涛律师实施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亦即判定北京机场海关没收朱元涛所携带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非法行为，应予纠正。这一终审判决真正体现了法洽原则，否决了有关单位用法外之法限制和剥夺公民依法能享有的自由。

这是法治和人权的胜利。这一案例在中国司法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上应是浓墨重彩的光辉的一笔。须知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事是很不容易的。凡我公民，都对北京高院坚持依法办案的公正判决表示拥护和赞赏。

据报道，海关一个女关员开头扣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理由是凭空胡扯，那就是，在我手下过，就得听我的，我看不顺眼，我就扣。勉强给出的理由是，“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这个“依法”的“法”，是这个女关员非法自创的。这本书并不属于明令规定的《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所禁限的各条情况。人所共知，凡法律所不予禁限的就应该是公民的自由。

偏偏从香港三联书店买了此书进境的朱元涛不是法盲，是精通法律的律师。他当然要依法控诉，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于是海关上上下下设计出一番此书该没收的罪状来辩护。罪状的主旨有两条：一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二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即犯了意识形态罪亦即思想罪，当然又是对领袖不敬罪。姑不论海关给此书拟定的罪状是否确当，退下历步说，即使确当，也只是一家之见，或曰长官意志，于上述《管理规定》所要禁限的条例无据，属于非法。

本文作者有幸读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作者高华用以叙述和论证的，全是国内公开发行的党史材料，既无尚未公开的秘密档案，也无港台和外国的纪述和议论，更没有无根无据的个人臆断，历史事件的因因果果，都以国家所认可的公开材料作印证，完全符合历来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之旨。当然，这种揭示历史真相的讲真话的著作，是为惯于隐恶扬善、专谈过五关斩六将而讳言走麦城的“宣传家”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于人们理解历史，特别是省察上世纪50年代起整整一个世代从“反右”到“反右倾”的系列倒行逆施而导致的“文革”灾难得以君临的造神运动有益。

想扣留此书的海关方面亮出来的说词“否定毛泽东”一说，显然用词极端，有点上纲上线；但此书的精神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名的历史决议那样，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予肯定，而且正是努力追寻其晚年错误的来源。本来，任何哪怕是盖世无双的领袖和伟人，其重要性比起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来，轻重若霄壤。在评衡国家民族的历史功过这样的大事上，只有为某种小我的私利所牵者，才会蓄意捂住真相，为尊者讳。而且历史也必将证明，掩盖历史最终是徒劳的。同我们最贴近最显赫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斯大林，可谓殷鉴不远。

书名作《红太阳……》，看得出是对曾经喧腾一时的造神运动的委婉的反讽。不必是共产党人，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略具常识的人，都会对“从来没有救世主”(《国际歌》)唱反调的“太阳升”、“大救星”之类的谀颂由衷反感。中国人民吃了那么多苦头，瞎指挥的“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以千万计，国民经济折腾得濒于崩溃，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革命元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都衔冤而死……这种种的账虽然不能记在谁一个人的头上，但“红太阳”不能不负其应负的责任”!这是铁硬的事实。。追究一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难道过分了么?这难道不是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的神圣责任么?

海关竟以法外之法来禁限这本书，而且，笔者深信，同情海关非法禁限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传播的立场者还大有人在。笔者本人的经验和耳目所及，以不成文法，以法外之法，以什么纪律，以长官意旨剥夺和损害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者，各个层次都有。报刊出版单位的编辑因此也不得不先承旨意地遵行各种禁限，语句上的局部忌讳更是小事一桩。

在如此这般的精神氛围中，海关要扣留这本书，中院支持海关扣书，是毫不足怪的。此正彰显北京高院终审法官坚持以法断案的精神之可贵。我还想说，人们就此案看到了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曙光。

叶公的“门徒”　作者：郭振亚

叶公好龙，但他没想到真龙会“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吓得他失魂落魄，面无人色，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他的书童也被叶家解雇而下岗。正当他生活无着之际，他想到了医生所说的话，真龙之所以下降，是因为它被叶公的“爱龙情结”所感动，特来拜访，愿与叶公结为朋友。于是，这个书童灵机一动：我为何不也专心致志画画儿呢?

但我决不画龙，庞然大物，令人恐惧；也不画猛虎与雄狮，张牙舞爪，万一惹它们一时愦怒，后果不堪设想。那么，画什么呢?下岗了，生活无着，更无爱情。要画就画面包，画烤鸭……倘若感动了它们，，它们也像叶公所好之龙那样，突然白天而降，这不就把那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变为“天下有了免费的午餐”了吗?这个书童就要动笔画这些美味之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有雄心壮志、有大抱负的人物，就应该去画“钱神”，只要像感动真龙那样感动了钱神，金钱不就如同雪花般飘飘而来，我禾就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了吗?有了金钱之后，还愁什么山珍海味?常言道，饱暖思淫欲。我还得画荚女。我要在屋内所有能画人物的地方，画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那样的“荚眉”，她们既有天使般的面容，又有魔鬼般的身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妙啊!倘若她们接踵而来，这不是“天上掉下了好多个林妹妹”吗?就在他动笔之际，他又改变丁主意，我应该大画特画“乌纱帽”。只要有了权，金钱会有的，荚女会有的。所以，我只须画上一顶顶乌纱帽，钱啊，美色啊，就不用劳驾我的画笔了。

说干就干，挥舞神来之笔，蘸上调好的颜料，于是，有关“乌纱”的图画，便充斥于这个书僮家的所有角角落落、旮旮旯旯。不久，权力就到了穷书童、的手皇，接着金钱、美色也纷至沓来……正当这个昔日的书童过着灯红酒绿、偎红依翠、骄奢淫逸的生活之际，一阵警笛之声，飞驰而来，两名警察，敲开了他的豪宅，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上了他的手腕，“走，你被逮捕了，你是一个大大的腐败分子……”

这时，书童失魂落魄，面无人色。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黄梁一梦。

怎样的“马列主义者”　作者：闵良臣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记者到广东揭阳监狱探查，服刑人员向记者谈了在监狱生活的片断。由于这些服刑人员都是从官员到囚徒，因而他们的感受似乎也比普通服刑人员深刻。报道中有这么一个从官员到囚徒的例子：

丁某，男，1957年1月出生，现年47岁。曾任普宁市市委书记、揭阳市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等职。2000年12月因涉嫌牧受贿赂并对普宁市存在严重的出口骗税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依法立案审查并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依照常情常理，像这样一个因刑事犯罪成了囚徒的人，与其他囚徒理当都是平等的，然而不。此人即使成了囚徒，在记者面前居然自称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请看此人原话：“在这个学校(按：指在监狱服刑)，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思考人生。服刑的这段时间，我不停反思40多年来工作、生活经历，并从中得到经验教训；第二是完成分配的改造任务，监狱的干警看到我从前是搞宣传的，而且写字还不错，所以让我负责监区每月一期的墙报；第三是读书看报，尤其是读《邓小平文选》。以前虽然有这套书，但是从来没有扎扎实实地深入阅读过，现在看起来却是深有感触。我虽然被开除党籍，但我还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作为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曾经参与者，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把自己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的经历写戒一本书，不仅是为记录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希望自己成长和堕落的经历能够给在这介时期的在位者一些警示。”(见5月5日《南方都市报》)

读了报道我很纳闷，我们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马列主义者”?这又是怎样的一个“马列主义者”呢?连《邓小平文选》也“从来没有扎扎实实地深入阅读过”，追论冯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书了，尤其是现在又“因涉嫌收受贿赂”进了监狱，居然还能说“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让我都替他有些脸红。

记得几年前平顶山市一堂堂政法委书记雇凶杀人之后，在庭审时居然说自己不懂法。事情过后不久我写有一则短文，认为他说这句话，比他雇凶杀人还丑：“一个社会允许嘴里喊着不懂法的人当着一个城市的政法委书记，尽管这只是‘个别现象’，也不能不说是天大的笑话……既然连一个政法委书记也可以说自己不懂法，那么一些执法者随意打人捆绑人乃至割人舌头又算得什么稀奇!”(见 2000年12月16日 《城市早报》)

没过几年，现在又有因腐败而坐牢之囚徒“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了。我同样认为此人说这句话比他收受贿赂还丑。开除了党籍，就意味着称不够马列主义信徒的资格，你怎么还有脸说“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呢?由此可以想见，此人在位时该是怎样地“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了。而且又官职在身，大权在握，他会怎样地以“真理的化身”出现，高高在上地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啊。

当然，从很多腐败分子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反腐棘报告，会后又拼命地贪污受贿来看，这些人都是“两张皮”，即一边嘴里信奉着马列主义，一边骨子里信奉着享乐主义。你从速丁某围收受贿赂被开除党籍被判刑后居然还能说“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可以判定至少可说他是一个假马列主义者；而问题是，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假马列主义者却“鬼迷心窍”地“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

浑身是债雄赳赳　作者：殷国安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有一句唱词叫“浑身是胆雄赳赳”，反映了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壮志豪情。现在，有人是“浑身是债雄赳赳”。谁?央视“焦点访谈”曾曝光了辽宁省某地的县委、县政府干部们。

先看他们“浑身是债”。下岗工人杨德林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县委、县政府的小车都在她家的厂里修。修了不到三年，县委、县政府欠了杨德林家51万元，于是修理厂倒闭了；财政局的退休干部吕占余觉得县委、县政府的车来修理，是个大市场，肯定也是块肥肉，于是也筹钱、贷款办起汽车修理厂，结果县政府就欠了老吕家8万多元；另一家下岗工人李新秋办煤炭经销部，县政府也欠了人家6万多元。当记者和两位债主到县政府去要债时，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说，现在就是拿出100万来还债，也还不到修车的欠款，因为县里还欠着县招待所30万、欠建都酒店120万元呢!如果把县政府欠老百姓的钱都统计起来，确实是浑身是债了。

再看“雄赳赳”。“雄赳赳”表现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仅仅看一看领导们的“坐骑”，就会觉得他们日子过得舒心，过得风光，过得气派。据债主老吕说，几年前他帮县委、县政府修车时，大多数是“普桑”。现在仅记者拍摄到的17辆车，就有本田、奥迪、帕萨特、V6、红旗等新车了。这17辆车总价约510万元。当领导们西装领带，腰别手机，登上新款车时，确实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用雄赳赳来形容，实不为过。

按照老百姓的正常思维，“浑身是债”的人，日子一定难过极了，无论如何与“雄赳赳”联系不起来。一方面经济窘迫，岂敢吃喝玩乐，岂敢坐豪华轿车?另一方面，债主天天临门，哪有半天安稳日子过?错了，你们那都是“小农经济”意识，我们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再想新的、干大的。所以我们领导坚持吃喝不动摇，小汽车又换了新牌号。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经典名句嘛!至于老百姓来要钱，我就是没有!你看那个下岗职工，政府不就是欠了他66000元煤炭款嘛，他家告到法院，法院也判了他胜诉，但他至今也拿不到钱!我们县里还怕法院吗?这样，他反而自己“提高”了“觉悟”，明白了这钱要不到，因而现在也不想要了。

细想的话，这些官员，倒像社会上的流氓地痞。我有钱买车，就是没钱还债，你能怎么样?但他们毕竟是政府的官员。他们与流氓地痞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一般的流氓地痞欠钱不还也好，作恶一方，也好，一旦法院判决了，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官员与流氓地痞不同的是，他们连法院的判决也不买账。原来，他们一直信仰的是权大于法。当然，他们与流氓地痞还有一点不同，他们还在天天开会作报告，讲依法治国，讲精神文明等。

现在，他们的“事迹”上了央视“焦点访谈”，接下来我们预料得到，不妨做一回“事前诸葛亮”：首先是省里“高度重视”，省里领导作出“批示”，甚至连夜开会研究，派员调查。最后，有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但他们肯定不会从自己腰包里掏一分钱。

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作者：小　米

曾有个女人，小的时候，她的母亲把她送给了别人，因为家里太穷了。长大后，她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极其怨恨，觉得父母太狠心了。她的母亲几次想要来相认，她都拒绝了，连母亲亲手给她织的毛衣她一次也没有穿过，她把那件毛衣收了起来，搁在箱底，一直放着。就这样，她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她的心一直沉浸在怨恨里。在她30岁的那年，突然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那时刚好是冬天，乡里的人送来信，说母亲想见她一面，让她穿上她母亲亲手给她织的毛衣。

这个女人听后，心里开始有些慌乱。再怎么样也是生母，她急急地穿上母亲织的毛衣上路了。在路上，她觉得冷，于是把手伸进口袋中取暖，她宏然在口袋中摸到了一张折着的纸条；她拿了出，来，好奇地打开，原来是母亲写给她的信。母亲说，家里的另一个孩子是捡来的，那时候实在养活不了两个孩子，才决定把她送出去。因为，那个孩子实在太小，又病得不成样子，除了他们两口子，没人要那个孩子。

她看到这纸条后非常震惊，眼里涌出了泪水。母亲这么多年是怎样的伤心啊，她是她惟一的女儿啊!

赶到母亲那里时，老人已经辞世了。母亲走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枚扣子，那枚扣子是蓝色的。在母亲的身边放着一封信，信里说，送给她毛衣的那天，回到家里才发现，那件衣服上缺少了一枚扣子，那枚扣子掉在了地上。。母亲把它捡了起来，一直想去帮她缀上这枚扣子。想了十几年，希望再见到她，希望亲手把扣子交给她，母亲欠她一枚扣子。

她拿着这枚扣子，扣子已经被磨搓得光滑圆滑，亮闪闪的，她不知道，每当深夜时，母亲想起她，就会拿出那牧扣子，放在掌心静静地看，看了十几年。

这个女人后来在，75岁那年去世了，去世前的日子里，她都是在悔恨中度过的。前30年，她在怨恨中过，后45年，她在悔恨中过。不知她在闭上眼的卜瞬间，有没有想过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没有为她这一生最后一次悔恨?前30年已无法挽回了，为什么后45年还要去为前30年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呢?如果在母亲给她送来毛衣的那天，她能够宽容一次，那么，她的一生可能就要改写。

上苍给了我们同样的生命，当走到人生的尽头时，能够留下的会是什么呢?我们留给别人的又会是什么呢?学会宽容别人，也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生活，是在宽容中越走越宽广的。何必为曾经的伤害耿耿于怀呢?时间终究会冲淡一切苦痛，但我们为什么要等时间来冲淡呢?’学会及早地忘却，及早地原谅，及早地享受生活，生命里美丽的日子不是会多些吗?

岁月的美，就在于它流逝后再也不会回来。能在有限的日子里多些美好时光，就是在延长自已的生命!

学会宽容别人，在我们老的那一天，就会发现生命的每个端点都不再有因狭隘而造成的遗憾，也会给他人的生命中增加快乐和亮点。毕竟，只有美，才是永恒的。你的人生会因为你忘掉不愉快的记忆而春光灿烂。

错位　作者：郑作生

一、在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时尚的男女摩肩接踵。摇着马尾巴，或梳个小辫子的，一回头竟是个大胡子男人；而理着小平头，一身男装打扮的，一开口竟是细声细气的酷美眉。在性别模糊甚至性别错位的新潮穿着面前，你还百分百地辨得出男女吗?

二、大会小会廉政为民滔滔不绝的某些公仆，一旦东窗事发，竟然是收受巨额贿赂，养小蜜包二奶的污浊货色。胡长清、孟庆平、成克杰当年一本正经地坐在台上，你能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吗?

三、慈善家们也苯见得个个是活菩萨。某些个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企业家，慷的是国家之慨解的是银行之囊，博个人之美名，掩背后之丑杆。乓人下岗、企业倒闭，而老板香车美人、花天酒地，甚至于澳门豪赌、携款外逃……这样的大善人我们见识的还少吗？

四、狼像羊一样地走路，甚至学着羊一样地说话，甚至说得比羊还善良还漂亮。狼恶名远扬，不伪装不收敛，狼在羊的世界里一天也混不下去，更谈不上混出个人模狗样。鼠像兔一样地老实，甚至像猫一样地嫉恶如仇，也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作恶的需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套上猫的面具，老鼠不仅免予挨打，还取得了神气活现执勤的资格，再暗地里尝个鲜偷个荤什么、的就不在话下了。所以狼像羊一样地走着，鼠像兔或猫一样地跑着，坏人像好人一样地活着。

五、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生命奇观是：羊像狼一样地走着，猫像鼠一样地跑着，好人像坏人一样地活着。这同样是生存需要，工作需要。在恶狼当道的地方，羊们学得厉害一点以自保。在老鼠成灾的时候，猫们打入其中才能抓捕。在一个正不压邪的所在，好人受气很普遍，好人扮坏人模样张牙舞爪地自保也可以理解，好人伪装卧底除暴安良则更是可歌可泣。好人在于活出内容，何必拘于一时的形式。

六、从长远看，错位毕竟不正常。各就各位，本色示人，才是欠自然和人类社会最美的景象。狼已经稀少，理应在保护区内繁衍生息；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该多养些白猫黑猫以维持生态平衡；坏人也是越少越好，监狱是他们最合适的处所；而好人们荚丽地工作荚丽地旅游美丽地恋爱……像好人一样有滋有味地美美地活着!

游戏规则　作者：魏　鹏

一凡从省城回到乡下的老家，看到了在乡下种地的父亲的一张账单——

小麦收入：亩产400公斤，按每公斤1元计算，折成钱得400元。交售公粮：80公斤(80元)；农药费：30元；肥料费：45元(化肥30元，磷肥1S元)；种子费：15元；收种费：35元(包括机械所用柴油钱)；修路费：10元；建桥费：10元；建校费：15元；修河费：10元。总计支出250元。

父亲告诉一凡说：“俺一亩小麦净赚150元，好些年都没有多少收入，不错了。”父亲显得十分满足，而一凡却想抱着父亲痛哭一场，因为他在父亲的账单下边的空白处，又补充了两点——

小麦从种到收用时：8个月(240天)；150除以8，每月18．75元。多么可怜的父亲呀，整日里起早贪黑，每天赚回的只有0．625元。

“哭啥?”一凡的父亲说，“俺这数字是实实在在的，比乡长统计的还实在呢!”接着，父亲就给一凡讲起了全乡的统计数字——

张乡长当乡长时，俺乡人均年收入达到1800元。结果，乡长被提拔为县委宜传部长。但不久，因“形象工程”受到牵连，被“双规”了。

王乡长上任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俺乡的各种统计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实，结果，俺乡人均年收入降为1050元。在此基础上，第二年“翻一番”，让上级领导另眼相看，王乡长也就进了县政府的班子。但也没过多久，就因经济问题被“双开”了。

贾乡长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据说，他在党政联席会上，带头批评过去“数字出官”的虚假作风。在他的倡导下，俺乡人均年收入降为915．05元，低于俺县的平均水平。由于任期内增幅最大，很快就得到了提拔重用，现任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

刘乡长接任后，政绩平平。大家心里明白，只要贾书记在任上，刘乡长就不可能讲实事求是，不可能从实际出发，刘乡长也不可能把升上去的人均收入，再降下来……

父亲还说：“有人说他们玩的是数字游戏，俺不懂，至于游戏规则，俺更不明白。俺只知道俺的账单上，一亩小麦净赚150元。”

听了父亲的一席话，一凡的肚子里像喝进了一盆洗脚水，更想哭了，但他久久都没有哭出声来。

一个农民工的自白　作者：张　巍

一个贫苦的山寨，

我从这里走来。

消失在茫茫的人海，

肩负着家人的期待。

城里的高楼大厦，

使我更觉身矮，

鄙夷歧视的眼神，

射得我连头都不敢抬。

终于找到了活儿干，

建一栋华丽的豪宅。

每天经历着风吹日晒，

每天呼吸着沙土尘埃。

到了晚上我不禁想起山寨：

沉重的农活可别把父亲的

腰腿累坏；

母亲成年累月的肺病，

我拿到钱后要让她好起来；

还有那几十年的老宅，

回家后一定要把它翻盖；

村头的小芳对我真好，

再给她买件花衣裳，

我的心她一定会明白。

结算工钱的日子终于到来，

谁想到工头却耍了无赖，

聚集了三五十人手挥铁棒，

高着“谁再敢要工钱就小心脑袋!”

工友的眼神无助又无奈，

忙碌了一年最后却被人割宰。

大家望着眼前的豪宅，

反复思索却想不明白：

吃了一年的水煮白菜，

睡了一年的沙土麻袋，

工头怎能就这样心狠，

让我们两手空空、一身清白!

繁华的都市几人能理解我们，

高楼大厦有几座不是我们建盖。

农民工流血、流汗又流泪，

几时才能得到社会的关爱?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　作者：黄　波

早知道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孙玉蓉女士编纂的《俞平伯年谱》，近日，买到一册，断断续续看完了，感觉好像漏写了一笔，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五七干校唱样板戏的那一幕。

这一旧事是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撰文披露的。刘先生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文中写道：“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想，熟悉俞先生的人读此文后都会发出和刘士杰一样的感慨，俞平伯唱样板戏这一幕的确太富有戏剧性大让人震动了。

为什么会让人震动?从俞平伯的家世背景到他的诗词文章乃至他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看，俞平伯先生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温文尔雅”的代名词，说《红楼梦》，写《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唱昆曲……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俞平伯先生整个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陈年老窑里精心烧制出的一件精致瓷器，他不以黄钟大吕著称，美学风格不是崇高一派而是秀美一路。可样板戏是什么呢?尽管有人替它招魂，但说它以“粗鄙化”为特征大概是无疑义的，无论是内容、程式，还是到戏里表达的情感，无不以粗疏、粗放、粗犷直到粗鄙为能事。俞平伯先生唱儒雅到了极点的昆曲自是本色行当，然而时平命乎，俞先生却唱上了样板戏，其中的反差太大，让人别扭让人百感交集。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个意象也许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不可避免地被粗鄙化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过程无论是文人主动去顺应，还是外力强加的，都是中国文化的悲衷。昔日用近乎雕琢的美丽文字“画梦”的何其芳，到了”76年赋诗，诗中便多见这样的句子了：“这一帮叛徒、内奸、工贼！／这一窝害人虫、变色龙、毒蛇!……”何其芳是具有深厚古典文学素养的诗人，他在诗经和唐诗宋词中浸淫了那么久，说一句调侃的话，他呼吸都差不多要带唐人气了，却怎么会用这样粗鄙的词句去经营一首诗?而且还拿出去发表?

《南方周末》曾经刊载了一篇关于宋庆龄女士晚年的文章。宋庆龄痛骂江青为“婊子”。此事也让许多人感到惊奇：宋庆龄女士向来以雍容、优雅的风度著称，她怎么会如此破口?按笔者的看法，其实很简单，曾几何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严重变异、脱轨；超出了宋庆龄等人所熟悉的经验范围，在一个以粗鄙为荣的语境下，你不愤怒不抗争则已，要想抗争，大概只有以粗鄙对抗粗鄙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粗鄙才能得到环境和人群的认同，只有粗鄙才能避免被另眼看待，才能算回到了兄弟怡怡的大家庭，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粗鄙化”，才能卑微地生存，那么即使是浑身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流才予，他不去主动地顺应，或被动地适应，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经过革命熔炉锤炼的保尔和昔日的贵族小姐冬妮娅重逢了，保尔故意用粗鲁的言行羞辱初恋情人和她的丈夫，“粗鄙”在这里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身份的、象征了。而被粗鄙吓坏、羞死的冬妮娅注定要被平地而起的飓风抛弃。

儒雅不再，风流不再，书卷气不再，贵族气不再，甚至连一点神经质也断乎不可再得了。细究这其中的得失，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但不说别的，这至少是少了一点趣味吧?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一意象进出了几分酸楚几分悲凉，也有几分唐突几分荒谬，后世之有心者当能从中咂摸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来。

李敖这老东西　作者：胡　翦

李敖在凤凰卫视开讲《李敖有话说》，已“咆哮”近两月。观众们的反应从最初的鼓掌喝彩渐渐走到了冷淡甚至厌烦。就像李敖对胡适的认知一样：胡适早年很令其景仰，但晚年的胡适却给他深深的失望。李敖其实也走在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之中，有点类似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利奥佩拉特》中所说的：人们对于他所敬畏的人，日久以后往往会心怀怒恨。也难怪那些当年手捧盗版《李敖千秋评论》夜不能寐的毛头小子，。现在逐渐的有点不待见李敖这个老头子了。

于是乎，就有了两个显而易见令人爱憎分明的李敖。一个是令人敬畏钦佩著作等身的学者李敖，一个是令人厌倦反感喋喋不休的八卦李敖。前一个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后一个自然是从90年代延续到今。李敖的转变多少会让广些铁杆的“敖迷”失望，但这些略微有些思想的“敖迷”们忘记了自己脑中最要不得的思想：迷信和造神。因为这两种令人掩鼻的思想作祟，所以他们今天在和李敖“神交”时，就会感到深深的失望。李敖先是被推上供桌，然后又被掀翻，在这一迎一撵的过程中，可以反观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路历程。

我想李敖总算还留下了东西。这“东西”的核心，我以为是在于对中国千古以来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一个示例。即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严谨地学、潇洒地活、狡猾地争、决绝地恨，自始至终，义无返顾。无论严谨、潇洒、狡猾、决绝，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相反，古典式的知识分子，往往喜欢走极端，洋洋二十五史，我们看到的不是同流合污的奴才，就是寄居郊野的隐士；不是育不由衷的乡愿，就是宁鸣而死的诤士。至于像范蘸、晏子、东方朔、纪晓岚这样的智慧、人格并举的“士大夫”实在少之又少，，而且多半流于神话。所以，笼统一算，古典式的知识分子竟多是寄幽情于诗词的消极主义者。

李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李敖始终坚信“悬崖理论”。即你认为你的言行可能已触线反弹，实际未必，还是可以“得尺进寸”的。自由是在博弈中争取的，不是别人赐予的，可当这自由寄存在别人手中时，不能等人良心发现返还，而是要自己去巧取或者豪夺。李敖本人的抗争便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总是抱怨没有天然的、完美的自由的人，是消极的、懦弱的，甚至是虚伪的。如果说李敖会给世人留下思想，那么他的这种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思想。

截至笔者落笔之时，《李敖有话说》还在继续。尽管很多人已经对这个老头不耐烦，可我认为《李敖有话说》还是李敖“步”人娱乐圈以来最好的节目。而李敖这个人呢，大体来说，还是个蛮可爱的小老头，神气活现，“流气”十足，还喜欢漂亮小情人，让人一想就忍俊不禁，继而回味再三，有意思。

牛局长手机里的短信息　作者：侯发山

反腐倡廉会议开始后，有关领导在主席台上抑扬顿挫地做着报告，坐在角落的牛局长为了避免瞌睡(昨天晚上打了一夜麻将)，就悄悄掏出手机翻看里面的短信息。

短信息之一：牛局长；我求您的事儿，结果如何?

牛局长冷着脸，鄙夷地牵了一下嘴角，那神情颇有点儿东海来的鳖嘲笑浅井里的蛙的味道。心说区区1万元就想把我搞定，也太小瞧我了。这次办公楼的装修工程，造价在50万元以上，绝对有15万元的纯利润。要想承包，还得“研究”!

短信息之二：牛哥哥，想你。你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别墅里，你够残忍的了。

牛局长笑子笑，笑得有点狡猾和流氓。心说我的小美人，你不是想我，是想钱吧?我给你的也不少了……要不是我学雷锋，你爹钓病能治好?你老家能盖起那栋2层小楼?

短信息之三：牛魔王，单位3个月设开工资了，你他娘的抽好烟，坐好车，高档好酒猛劲喝，漂亮的小姐随便摸……你还算个人吗?

牛局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心说娘的，敢跟我叫劲，我就叫它绵羊拴在树上，想割蛋就割蛋，想铰毛就铰毛。

短信息之四：老牛，今晚回来不?你有半月没回家了。天凉了，别忘添加衣服；降压药降脂药要按时吃，酒能不喝就不喝……

牛局长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心说黄脸婆你咋这么烦人呢?不缺你吃不缺你穿不缺你戴不缺你花……没离婚就够你的了，你还想咋着?

短信息之五：老大，今晚在“梦西施娱乐城”，我请客。

牛局长得意地咧了一下嘴。他知道，只要是王八兄弟请客，一定是先喝酒后吃饭，歌舞厅里转一转，洗脚城里涮一涮，找个小姐按一按……“梦西施娱乐城”是本县最有名的五星级店，各项服务设施齐全，小姐个个丰乳肥臀唇红齿白……要不是经济不允许，非再包一个不可。想到此，牛局长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短信息之六：牛局长，俺求您了，贵单位欠俺饭店的账啥时候结?再不还，饭店就要关门了。

牛局长从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带着十二分的不满。心说不就是8万元的饭钱，值得这么三番五次地来催吗?欠的时间也不长，前后才半年……真不识时务!惹急了，给你饭店多开几张罚款单，叫你尝尝胳膊拧大腿的滋味。

短信息之七：牛古来同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请你速到县反贪局接受调查。

牛局长的眼睛瞪得老大，思维在瞬间空白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像臀部刚挨了一支青霉素。他颤抖着手往下翻看这条信息，只见后面写着：老兄，受惊了。今天是4月1日，愚人节。

牛局长长出了一口气，左右瞧了瞧，幸亏没人发觉，忙用手擦拭，下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谁知；他的心刚放下又立刻悬了起来，因为这时候，正在台上做报告的领导义正词严地说，反腐倡廉飓风行动明天开始!

贪官访谈录　作者：戴　希

某日某地，某记者采访了某贪官。

记者：“把买油、米、面包、鸡蛋、水果、衣物及给孙儿和外孙女买玩具的钱都以买办公用品的名义公款报销，这是贪污，你懂吗?”

贪官：“不懂!我是人民的公仆，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就该由公家来包养，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就该是公家的嘛!”

记者：“你一次就收受礼金20万元，这是受贿，你可明白?”

贪官：“不明白!我给送礼者办成了事，此乃有功受禄，何况，送礼者和我很熟，是我朋友，收朋友的钱也有问题?”

记者：“你玩罢那些个女人也就算了，还把她们的玉照和阴毛收集起来干嘛?一者，作风问题有损形象；二者，你为司法机关留下了证据。”

贪官：“这你就想不到了，我收集她们的玉照和阴毛，就是要好好欣赏自己的政绩，就是要让自己经常充满自豪感。我国旧时代的达官贵人，不都是妻妾成群、风流浪漫吗?”

记者：“你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情妇?她给了你那么多的温情和甜蜜还不够吗?”

贪官：“怪只怪后来，她自以为是我老婆了，竟没完没了地跟踪、管制我，既不许我再搞美人，又大肆敲诈我的钱财。”

记者：“你罪孽深重，判你死刑，你服吗?”

贪官：“不服、!说我贪污受贿?可钱全退了，我清白了；杀人?我杀的是一介草民，我还是被逼无奈；玩几个女人?那是为了激发热情，是工作需要，我是达官贵人呀。他们，不能胡来，千万不能!”

记者：“那你想怎样处置?”

贪官：“既允许人犯错误，又允许人改正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即使我错了甚至大错特错了，也恳请组织，看在我过去有功的份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放我出去，复我官职，以观后效。”

记者：“要是这根本不可能呢?”

贪官：“那我再退一步，只要组织上免除我的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我愿意告老还乡，回农村去种几亩试验田，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借此向党和人民赎罪。”

记者：“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也走上了这条无比黑暗的不归之路呢?”

贪官：“都怪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将自己等同于黎民百姓了。”

记者：“时间有限，采访到此结束，你好自为之。”

贪官：“都到中午了，咱们先上酒店吃点喝点，再去休闲娱乐中心泡泡小姐，轻松了满意了，你再走吧?”

贪官抬腕看表，热情挽留；记者瞠目结舌，哭笑不得。

猫与老鼠　作者：张　峰

仓库里的老鼠为了笼络新来的花猫，弄来了不少的鱼，请花猫日后多多关照。

花猫望着那一大堆鱼说：“老鼠，我所欲也；鱼，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老鼠而取鱼也!”说完，花猫就到一边吃鱼去了，洞里的老鼠喊一声“万岁”就倾巢而出，纷纷向谷仓涌去……

一

月初，花猫拿着电喇叭对全仓库的老鼠频频发出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接上级指示，本月为灭鼠竞赛月，各仓库凭上交的老鼠尾巴参与评比。为了我们仓库的荣誉，请各位老鼠积极配合，忍痛割爱，尽快上交各自的尾巴。”

第二个月月初，花猫从上级那里领回了灭鼠突出贡献奖：10条大鲤鱼。全仓库的老鼠为载誉归来的花猫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功舞会。遗憾的是，与会的老鼠们屁股后面都空空荡荡的，没了尾巴。

三

仓库的墙壁上一夜之间就刷满了醒目的灭鼠标语，什么“严厉打击不劳而获的老鼠”啦，什么“灭鼠除鼠，利国利民”啦，“对老鼠的放纵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啦，“坚决灭鼠是仓库工作中最大的政治”啦，等等，看得小老鼠心惊肉跳。小老鼠对大老鼠说：“妈妈，看来风向要变了，我们还是赶快回洞子里去躲起来吧!”

大老鼠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说：“孩子，你太小，还不懂得‘墙上喊得越凶，地上抓得越松’的道理。这样的标语我见多了。经验告诉我，这回八成是上级领导又要来仓库视察工作了。花猫先生弄的这些玩艺，是专门给它的上级看的。”

四

花猫在仓库执政两年，老鼠中的诗人红尾巴鼠写了近千首颂诗献给花猫，平均起来一天一首还多。诗鼠在它的颂诗里尽情讴歌花猫的仁慈、勤政和清廉，充满激情地赞颂了伟大的猫鼠友谊。这些颂诗，看得花猫心花怒放。红尾巴因此与花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红尾巴也被库鼠们评为了“鼠民艺术家”和“功勋诗鼠”。

到第二年年底，在一次全国范围的突击大检查中，花猫管理的仓库被查出因鼠害亏空了粮食数百吨，花猫因此被撤职查办，据说还将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红尾巴诗鼠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挥笔作诗，大骂花猫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和草菅鼠命。红尾巴诗鼠的批判诗像它以往的诗歌一样迅速传遍了老鼠王国。有老鼠质疑说：“红尾巴不是与花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吗，怎么转眼就翻脸了呢?”别的老鼠都说：“你真是个呆子。我们老鼠怎么可能与猫产生什么友谊呢?要有，那也只能叫做利用!”

做官的心理三性　作者：预警者

某公于官场混迹多年，仍未捞得一官半职，不说每日回家面对老婆的冷嘲热讽，便是与同学、熟人见面都不免有些自卑，由此引发每每心焦之虑，终落得个“早生华发”。

忽一日，某公至交好友来访，闻公之心事，乃献策于公：“老兄何不拜访世故先生呢?你我周围做官之人据传皆得先生真传，灵验无比，公意下如何?”公闻言大喜，抚友背曰：“果知己也。”

公遂遵友嘱携带礼品若干 (伟哥两盒，肾宝两盒，取中西合璧之意)，连夜前往世故先生居所拜谒。先生居于红墙之中，古久别墅。公不禁叹曰：“嗟乎，大隐隐于朝；果高人也。”遂叩门而入，但见先生圆面大耳，一双大眼睛尤为出神，若巧若拙，若奸若忠，酷似深不见底之湖水。公想似此等高人，必不须客气，便开门见山道明来意。先生圆目微睁，呵呵两声，似笑非笑，公闻之心旌摇荡，正自思忖之际，先生叹云：“汝之来意，一望便知。可惜似汝这等人，面拙心实，本非为官之才，念尔一番诚心，又拿来这合吾心意的礼物，可见一点灵犀未灭，也并非朽木之才，索性就将秘决传之与汝。”公不胜惶恐，洗耳恭听。

先生曰：秘诀有三，汝切记之，如能灵活运用，必将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不然，也能包你做个基层之官。

一曰奴性。奴性为官之基础，升官之根本。对上司必须毕恭毕敬，尤其对掌握自己升迁的上司，必须以奴才身份出现。上司说对的话，自然要听，上司说错的话，也要听，还要坚信是对的，照样执行不误。上司分配的事情，一定要亲历亲为，还要办好，不要让上司出面或责问，必要时及时请示，但尽量不要汇报。多请示少汇报嘛。没事多去领导家里转转，带点礼物是必然的，重要的是看看有没有手头的活，要让领导赞赏你有眼色。如遇领导有难办之事，则听其言，观其行，做出相应对策，或组织人力，或组织物力，必为领导解决之(注意，此事仅限私事，公事切莫如此)。另外，与领导说话，须时时透露出愿为领导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间一久，你就是领导的心腹了，升官之期不远矣。然奴性最难把握，须不露痕迹，否则不但马屁拍不成，还要被乌踢一脚，汝须用心体会。—

二曰官性。官性者，为官之中心，升迁之基础。官者，冠冕堂皇也。时刻在下属面前保持威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了固然可喜，错了也要坚持，除非上级指正。一言堂堂主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注意培养下属奴性，让所有人的思想都围绕自己这个中心。对下属要保持神秘，说话办事要让人摸不清你的意图，随时准备要用训斥的口气说话，不轻易透露上层消息，除非是说出来增加自己威信的。重要的是做一些能显现脸面的事(注：还要自己能捞到好处)，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征得上级支持，不要管下边反应，必须大张旗鼓搞起来，或搞开发，或搞企业，或搞建筑等等，不一而足。一旦搞起来，就要发动一切力量，一往无前。此举既扬名在外，又得利，在内，何乐而不为?还有关键一点，等你地位稳固以后，须得修炼欺上瞒下之术，做些瞒夭过海之事，个中奥妙，不可尽言，还须汝自行把握。

三日人性。人性者，做人之根本，却是为官之大敌。做官者，切莫有过多人性，对小光百姓一要少接触，二要少同情。自古以来，官者，管也。百姓之命，如同蝼蚁，遇百姓之事，无论事体大小，皆可一律搪塞之，或说工作忙，或说其无理取闹，必要时要以罚款、抓人来相要挟，否则刁民是不知好歹的。另外，对领导、熟人、平日之同僚，却要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凡私人之事，皆须尽心尽力，人情味十足，尤其对领导，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服务到家。反正公家的光，不沾白不沾，走人缘，为以后打基础。

吾讲这许多，汝须用心体会，如能做到心领神会，运用娴熟，官运一定亨通。

某公闻言，细细记下，然后问老先生：“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知先生高姓大名，可否赐教，以便随时感念先生大恩。”先生闻育大笑，大眼一翻：“吾乃和砷也，汝知否。”

公不禁悚然一惊，竟然伏于案上，恍然南柯一梦也。

帝王的“倡优”　作者：张继合

南宋末年的一位吏部尚书陈仲微说：“饵禄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天下之豪杰。名船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陆沉天下之英雄。”显然，这是经验之谈。帝王下钩，以名利相招，能不为所动的读书人几乎不存在。至于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癫狂之态，则是在投靠无门、四处碰壁的绝望之后。有些才气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被古典文学史树立为“牌位”的人物，都抛弃不掉与生俱来的功利心。可惜，争到末了，还是两手攥空拳。

恨就恨帝王的钓饵太丰厚，那种引诱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公元587年，隋文帝的“名利场”开张营业，当时，这桩买卖可谓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半死不活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西汉以来的“辟举制度”，被杨坚一脚踢开，他另起锅灶，开创的是统治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虽说第一场只开了“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个科目，但是，做官已经不再是王公贵族专有的“私事”，朝廷不问出身，谁有本事都可以来。不久，隋炀帝开设了“进士科”，唐代又增设了“秀才”、“明法”、“明算”等科目。从蓬门荜户到天子脚下，道路一下子多起来，于是，儒生们改换门庭、扬名立世的欲望空前旺盛，他们囊书负笈、趋之若鹜。各朝的都城里都定期云集不同穿着、不同乡音的考生们，他们是来碰运气的，也是来“吞帝王饵食”的。

一些著名的诗人就混迹其中，他们诚惶诚恐的目光与普通人没有区别，或许只是更自负、更轻狂一些。曾作《舌华录》的明朝人昊苑替这种“轻狂”找台阶：“才乃上天所秘惜，不轻易以与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轻狂?”然而，这点儿吟诗作赋的雕虫小技在职业政治家眼里，不过是茶余饭后以资消遣的娱乐，锦绣文章未必可以经国济世，才华横溢也未必是宦海中人。作文与做官，隔着行当呢。

科举制度恰恰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选拔官员即是任用文才。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被潦草地绑在一起了，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把艺术苗子和行政坯子分开，谈何容易!大家的课程表类似、书底子相近，笔下蘸了多少墨水，谁也瞒不了谁。主考官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要选拔效忠朝廷的干部；而不是只会写诗的艺术大师。单凭这一点，科举选拔就没有离题。

唐代，从武德元年(618年)戊寅科的孙伏伽，到天祜四年(907年)丁卯科的崔詹，137名状元脱颖而出，除书法家柳公权外，众多艺术家榜上无名。宋代，产生状元118名，除吕蒙正、王佐、文天祥等人因特殊的政治事件为后人所熟知外，其余都同艺术无缘。明代，名列，“三甲(即状元、榜眼、探花)”的267人；清代的“三甲”人数则多达336人，除戴名世、赵巽、翁同和、张之洞寥寥凡人外，民间普遍熟知的刘墉、纪昀、郑燮等文化名流，根本就挤不进“前三名”。考试和选举一样，属于“必要的罪恶”，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它还是本能被废止的。

科举考题呢?自然不限于风花雪月的空泛题材，从殿试的文献资料看，唐、五代侧重个人性灵，试题多吟咏抒怀，显然皇上一直和艺术吊着膀子。比如开成二年的试题是《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元和十五年是《早春残雪诗》；太和二年则是《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明清两朝就不同叮，多是从《四书》、《五经》里断章取义、摘取题目，以儒家语录解释儒家道德的状元文章比比皆是。这是掉书袋的功夫，是揣测圣意的才能，挥斥方道、恣肆汪洋的诗人们还是省省心吧，这条出人头地的仕宦之路上，本来就没你什么事儿。

屡试不第，凄凉落魄，不怪朝廷屈枉了你，而是你曲解了朝廷。你不知道科场考察的是什么，选拔的是怎样的人物，而一味争当“文章秀士”、“笔墨英雄”，天真地以为曹丕的话千真万确，什么叫“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科场录取的是有才的奴婢，而不是有才的职业艺术家。诗人们卖弄风骚，考官则冷眼独对，手起笔落，便可能有倒霉的“文曲星”从宦海的上空悄然陨落，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帝王不幸，词家幸。”

哎，说得何其恋恋不舍，勉为其难啊。

最傻的人最奸　作者：刘　齐

二友人介绍他的阅人经验，慨叹：“最傻的人最奸，最奸的人最傻；”当时，我颇不理解这句绕口令似的话语，及至读了一篇名叫《海通街一号》的小说，心里终于开窍了。

小说中的贲秘书在上层领导心目中，素有忠厚老实的美名。他为书记和书记家里办事，竭诚尽责，任劳任怨；听到书记不便在外头讲的话，从不信口乱说；在书记家的餐厅借宿时总光着脚丫走路，甚至把毛毯铺在地板上，生怕弄出响动，每天还帮书记夫人干一二个小时家务；书记患病时，他悉心护理，四十个昼夜不离病房——难怪书记夸他：“你真比我的儿子都强哟!”

贲秘书何以如此忠厚?天性使然吗?不是。“别看他嘴笨，心里可明白。”责任心使然吗?也不是。职责条例并未要求他像家仆书僮般伺候领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贲秘书有一次跟妻子私下里说：“你看我……我……有啥本事?说不会说，写不会写，靠啥取得领导信任?只有靠——忠厚老实。”忠厚老实是他的看家本领，说得再实惠不过了。

这一招儿的确很灵验；只当了两年秘书，才貌平庸的贲秘书就娶了漂亮媳妇，分了一套房子，甚至当了人事局副局长。谁说忠厚吃亏?非但不吃亏，还能得到好处呢。

话说回来，假如贲秘书不靠“忠厚”吃饭，以他的实际条件而官，他就不大容易得到如此的好处。因为这些好处，统统埋在他所赖以存在，的官本位环境之中，就像金钱锁在保险柜里一样。只有掏出“忠厚老实”这把钥匙，才能开锁取利。市委统战部俊俏的女文书嫁给贲秘书，主要也是看他“忠厚老实”；多数常委硬顶阻力委以要职，关键因素还是由于他“忠厚老实”。

中华民族素，有敦厚朴实的古老传统。举、目四望，城乡各处生活着无数忠厚的民众。可是，他们忠厚也就忠厚了，没谁打算封他们个一官半职。因为，他们的忠厚，与贲秘书的“忠，淳”不是一回事。贲秘书的“忠厚”，“忠”的是个人——“有用”的个人，“厚”的是自己。对“没用”的外界百姓，他好像并不打算付出忠厚。

芸芸众生的世界真是微妙，在一定条件下，曲线比直线离目的更近。

书记病逝后，贲副局长“照样尊敬他的老婆孩子”，甚至要把自己盼望已久的房子让给并不缺房住的书记遗属，简直忠厚到家了。妻子不解其意；“你是疯了?是傻了?”贲副局长心里想的是：“不能光看自己的鼻子尖。”

嘴上说的是：“自己吃点亏，好房让出去，咱们的为人就更叫人了解了。”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大家知道了咱们的为人，咱们就更能……”

我领悟了“最傻的人最奸”这句意味深长的“绕口令”。

曼德拉的顿悟　作者：鲁先圣

南非的曼德拉，因为领导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27年。当时尽管曼德拉已经高龄，但是白人统治者依然像对待一般的年轻犯人一样虐待他。

但是，当1991牟曼德拉出狱当选总统以后，曼德拉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

总统就职仪式开始了，曼德拉起身致辞欢迎他的来宾。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然后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

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南非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汗颜得无地自容，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曾关押他的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都静下来了。

后来，曼德拉向朋友们解释说，自己年轻时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给他时间与激励，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苦难的痛苦。他说，感恩与宽容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

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 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我们之所以总是烦恼缠身，总是充满痛苦，总是怨天尤人，总是有那么多的不满和不如意，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曼德拉的宽容和感恩呢?

请给生命逝去的权利　作者：鲁　人

人类对死亡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不过我觉得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主要是源于走向死亡前毫无意义而又孤独的痛苦。垂死挣扎的结果是失去了平日的一切尊严，却又无奈，并为自己的亲人增加许多徒劳的辛苦。

巴金老人百岁华诞时，有消息报道，巴金老人曾多次提出：安乐死。1994年老人胸椎骨折，痛苦不堪。便第一次向家人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后来，夏衍老人去世后，得知他去世前的痛苦状况，巴金老人再次向女儿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之后，又多次向家人或医生提出过安乐死的要求，并曾多次向女儿发脾气，说女儿不听他的话，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人看，不让他安乐死。

百岁华诞之日，巴金老人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不能讲话，不能写字，无法与别人进行交流。没有人知道老人此时的内心世界，外界的欢庆已经与他无关。

老人家对女儿的责备实在是委曲了女儿，因为，他已经不仅仅是他女儿的父亲了。他对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些热爱他的人负有一种责任。可如果说我们不尊重巴金老人，又是老人误解我们了，我们不但尊重他，而且无比的敬仰，因此才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延续的更长；因为敬仰，我们甚至把他当着一种精神的图腾。

人活百年，算是一大幸事。但我觉得巴金老人的“幸；亦是他的“不幸”。他活的意义不再是他自己生命的意义，而是一种符号，是别人的意义。因此，我以为我们现在的尊重，并不是对巴金老人的尊重，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对一种社会责任和荣誉的尊重，甚至可能是对某种社会需要的“尊重”。把人当作一种图腾，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忽略。图腾，于他自己是毫无意义的。我觉得我们剥夺了巴金老人对死亡的要求，不但违背了老人家的主观意愿，也违背了人性，违背了我们口口声声说的关爱。甚至觉得我们有些自私，甚至残忍。

现在，不断有人呼吁安乐死，我们却一直在否定。否定的原因有许多，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害怕承担责任。面对生命的那种悲惨状态，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不要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不孝”的境地。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会有幸像巴金老人那样被社会尽全力维持着生命。但我们的亲人可能为了让我们苟延残喘，尽可能晚地咽下最后一丝气，而尽力维护我们的生命。一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爱；一是因为他们社会舆论的惧怕。但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当在我的生命失去质量，失去尊严，失去意义时，社会能允许我这个承载了生命一生的肉体少一些痛苦，轻松地得以解脱。这将是我对这个为生命劳累了一生的肉体的最好报答。

谁跟谁过不去？　作者：朱胜国

一位纪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办事原则性极强，查处贪污腐败从不徇私，在当地很有威信。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谁跟人民群众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我把这种口头禅简称为“过不去”论。如今一些地方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群众对腐败问题腹诽甚多却又无可奈何。可以想见，在这种时候，一个“黑脸”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过不去”论，确实会让人精神一振。

但是，世界上有些食物是初嚼可口，但细嚼就会慢慢散发怪味。“过不去”论就属这类食物。实话说，初闻“过不去”论的时候，我也为“黑脸”的这番豪言喝过彩，但静下心来一想，又后悔自己的盲从。从字面上说，持“过不去”论的纪检干部确实在为民除害，其扶正祛邪的政治使命和不畏权贵的胆识值得人们投去崇敬的目光。但问题在于，“过不去”为民除害的动机，在于为民作主。

如果有耐心对“谁跟人民群众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中的两个“过不去”作一番逻辑推演，就会发现这里的“谁”显然是腐败分子，而“我”是指执行党纪国法的纪检干部。腐败分子害国害民，当然是故意跟人民群众过不去；而腐败分子得到惩处，却又在于“我”跟腐败分子过不去。既如此，请看，“我”是多么强大!套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可真是“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腐败分子投降，我来了!

纪检干部战斗在反腐第一线，有时候会置身非常险恶的处境。因而，纪检干部以“我”的身份表态，其自信口吻体现了战士的豪迈气概。但是，在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我”究竟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不仅是反腐败工作正常推进的需要，也是纪检干部正确定位的要求。把“我”自视为腐败分子的克星，豪迈归豪迈，却透出了十足的自我膨胀感觉。难道仅仅因为“我”的存在，腐败分子才乖乖就范吗?

“谁跟人民群众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其实质是把自己定位于主持正义的“青天大老爷”。在一种民主的氛围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我”可以凭借自我意志和别人过不去。纪检干部能够在腐败分子面前大义凛然，是因为有党纪国法在支撑着信念和勇气。纪检干部的身份是党纪国法的执行者，也是党纪国法的遵守者。换言之，党纪国法是干部的共同行为准则。过于强调“我”的作用和价值，有把执法者等同于法律本身之嫌。

目前我国已进入制度反腐阶段，纪检干部只有做好制度的奉行宥，才能当好制度的执行者，因为制度(包括党纪国法)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不是纪检干部为人民作主，而是人民为纪检干部作主。

是什么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无他，惟党纪国法。

是什么和腐败分子过不去?无他，惟人民群众。

尊严的递减　作者：余远环

人应该有所坚持，至少有一条底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没有底线，妥协再妥协，一直到自己心安理得地习惯下去。

我曾经看过一个三倍女的笔录资料：

“那年我17岁，在一家酒店打工。有天晚上，老板欺负了我，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一边哭一边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把钱要了。”

“后来呢?”

“后来我离开那家酒店到别处打工，就有别的男人找我。我想，跟一个男人和跟两个男人没什么区别，也就做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就主动去拉客了，反正我已经是那种人了，主动一点能挣更多。”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只不过性质和方式不同而已。比如，婚姻不美满就凑合着过，反正已经结婚了，再换别人又如何?买了假货懒得去理论，反正买了又没几个钱，去投诉既怄气又费时费力。发现领导贪污或大肆挥霍公款，只当没这回事，反正钱是“阿爷”的，跟自己没关系，倘若举报不成被领导发现，以后还可能有小鞋穿……

联想起曾经在书中看过的一段文字：起初抓胡风分子，我不是胡风分子，我不说话；接着抓右派，我不是右派，我不说话；此后抓走资派，抓遇罗克，抓张志新，我不是走资派，不是遇罗克，不是张志新，我继续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人是需要底线和坚持的。无原则的畏缩与放弃，小而言之，是个人生命尊严的不断递减；大而言之，如果许多人这样，将会造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精神的弱化乃至沦亡。这绝非危言耸听。

因为卑微　作者：流　沙

诗人北野讲过一个故事。王蒙在“反右”期间被批斗，然后被送到新疆农村劳动改造。

从北京到新疆农村，其间的反差何其巨大。即使是水土差异，也足以让人痛不欲生了，何况王蒙是个有政治“污点”的人。

在贫困的农村，王蒙却受到了农民的礼遇。农民们并不认为王蒙是个坏人，他们以最淳朴的方式帮助王蒙。那些个本来足以折磨王蒙的流放日子，却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

多年后，王蒙返城了。再然后，王蒙成为中国文坛的巨匠。有记者追踪当年善待王蒙的农民。他们在新疆找到了那位农民，记者问他为什么要保护王蒙。那位农民说：“因为，这个世间除了国王，还需要诗人。”

对于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是认同的。但农民最后说的那句话，却让我有些困惑。

农民是因为王蒙是诗人而保护他的吗?这似乎与我的生活经验有点儿不符。

三十年前，我老家的村里也来过一位文质彬彬的城里人，他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的。村人都叫他老沈，老沈就住在我家，我们全家都很尊敬他。

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斗争，但一个杭州城里人，能住进自己破败的房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据说，老沈下放的时候住在我家，(是我父亲争取来的。父亲认为一个城里人能住到家里，就是他为人的成功。

老沈在农村的日子是快活的。我称他爷爷，他每年会给我压岁钱。我懂事的时候，就在孩子们中炫耀：“我家有位爷爷来自杭州，你们省吗?你们知道杭州有多大么?”

真的，我为有这位在城里犯了错误，而沦落到农村的老人感到骄傲。

如果城里的那些企图让他在农村吃尽苦头的人知道这种情形，肯定会后悔。

我8岁那年，母亲带我到杭州游玩。真是偶然，在西湖边巧遇了正在散步的老沈。老沈见着我们，一定要带我们去吃饭。老沈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最后老沈还未找到饭店就先哭了。他说回城后好孤单，还是住在你们家里好。

吃罢了饭，老沈塞给我10元钱，那是一个大数目，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大面额的钞票。

现在，让我推敲我们为什么那么尊敬一个有“污点”的城里人?因为，我们贫穷，我们卑微，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人。

卑微者的善良最真实，最温情，我一直这样认为。

一座德国磨坊的故事　作者：郭宇宽

现在很多政府官员非常喜欢到发达国家“考察”，特别是对“人家外国”的市政建设赞不绝口，但这些干部似乎不大关心人家的建设成果是在怎样的法制环境下取得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有这样一个故事，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受戴。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青铜战马的塑像。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视线却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予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则”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了去了，100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足在这里签的。可老汉软硬不吃。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威廉终于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拆了。有趣的走这个钉子户在被拆迁时倒很配合，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自焚。他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待我到洛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状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尸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儿用不着冒着被遣送拘留的危险，背着乡干部三番五次跑到柏林去上访。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地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坊主都归天了，轮封小磨坊主想进城，希望把磨坊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就给威廉二世写了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进去3000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个“德国钉子户”故事在今天中国的一些拆迁户读来，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我们也许不必谈太多保障人民权益的道理，但至少也不能低于威廉·皮特的水准，从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嘴里，都能讲：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哪怕一个农民破败的茅屋，那也是他的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漫话“吃了也不嘴软”

刘恩启

当下时兴的“饭局”之风，已呈“繁花著锦，烈火烹油”之势。出入饭局者，固然有三五已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雅集、兴会；但不讳地说，相当一部分饭局与“说事”有关。所说之“事”，概而言之，不外一为“来事”(即请吃者为办成某事而有求于吃请者)，二为“息事”(即请吃者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借重于吃请者)。不论酒席宴上“哥儿们”如何出手大方，“情意深重”，气氛烘托得如何热闹喧腾，兴高采烈，说白了请吃者看中的无非是吃请者的权力、能力、影响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要算是一条铁则、定律。且看那些视饭局为“赏心乐事”的吃请者，请柬应接不暇，催请手机响个不停，兴冲冲从这个饭局奔到那个饭局，喜滋滋乐此不疲，殊不知这一个个饭局说不定正如钓龟之饵，捕雀之肉，通往地狱之门。

纵览古今，如何对待饭局，吃还是不吃，吃了是不是一定嘴软，都是一大问题。真正清正廉明、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对之深恶痛绝，规避远离犹恐不及。曾记上世纪90年代，原卫生部老部长崔月犁在一次生物保健产品鉴定会上，发觉此会不过是三厂家“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吹捧做广告，在会场上动了情的老部长当即表示：“产品到底好不好，还要看”，“这顿饭不能吃，先告辞了!”毅然离席退场。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优秀共产党员方工，多年来每天从家到单位“两点成一线”，对什么“饭局”宴请一概“拒腐蚀、永不沾”，执法办案刚正无私，宴请者屡经碰壁之后，只好识相作罢。崔月犁老部长与方工检察官对饭局能坚辞峻拒，表现了共产党人、党政领导与司法人员的坚强党性、职业道德和铁的纪律，也是对应饭局的上上之策。

然而，据实而论，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除非是漂泊孤岛的鲁宾逊，一个人一辈子都将“饭局”拒之门外，怕是难以做到。倘若一时不慎偶涉此“说事”饭局，对“请吃”者所说之“事”怎么办?是否必定要“盛情难却”，“吃了人家的嘴软”?察古鉴今，天底下还真有吃了不仅不嘴软，反而“愈吃嘴愈硬”的吃客。姑略举几例，或可帮助当今受制于饭局的吃客们解脱困境。

一位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他同当时掌管中枢军政大权又是诗人的晏殊，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庆历年间，大宋正对西夏用兵，军务匆忙，身为“国防部长”的晏殊，却在大雪天歌舞筵宴，诗酒风流，笼络人心。应邀赴宴的欧阳修硬是不买账，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得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前两句看似颂扬雪兆丰年，晏殊与民同乐；后两句却教他勿忘四十万守卫在冰天雪地里的边防军，应当怜惜他们的艰辛。这无异于在轻歌曼舞、浅酌低吟的欢乐氛围中，给兴头上的主人一盆凉水，惹得晏殊老大不高兴，二人的嫌隙至死未解(见《东都笔录》)。

事有凑巧，此后晏殊官居宰相，为拉拢名士，又与史学家宋祁私交甚密，旦夕相聚，不料这宋祁也是个吃了不嘴软的。一年中秋夜，晏邀宋赴宴，“出妓乐，饮酒赋诗”，达旦才罢。可是第二天，晏即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公事归公事，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交了欧阳修、宋祁这样的朋友晏殊只能认倒霉。

不论欧阳修还是宋祁，都不是灶王爷，不是用一杯老酒、一块糖果就可以封住嘴的。依我看，惟其“吃了也不嘴软”，同样难能可贵。取这两种态度的人愈多，则“说事”之类“饭局”的衰落也就愈快。当然，此举较之严辞峻拒的“上智”，已是“发而止之”的“次智”，不可轻易一试。勿谓言之不预也。

漫话“吃了也不嘴软”　作者：刘恩启

当下时兴的“饭局”之风，已呈“繁花著锦，烈火烹油”之势。出入饭局者，固然有三五知已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雅集、兴会；但不讳地说，相当一部分饭局与“说事”有关。所说之“事”，概而言之，不外一为“来事”(即请吃者为办成某事而有求于吃请者)，二为“息事”(即请吃者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借重于吃请者)。不论酒席宴上“哥儿们”如何出手大方，“情意深重”，气氛烘托得如何热闹喧腾，兴高采烈，说白了请吃者看中的无非是吃请者的权力、能力、影响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要算是一条铁则、定律。且看那些视饭局为“赏心乐事”的吃请者，请柬应接不暇，催请手机响个不停，兴冲冲从这个饭局奔到那个饭局，喜滋滋乐此不疲，殊不知这一个个饭局说不定正如钓龟之饵，捕雀之肉，通往地狱之门。

纵览古今，如何对待饭局，吃还是不吃，吃了是不是一定嘴软，都是一大问题。真正清正廉明、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对之深恶痛绝，规避远离犹恐不及。曾记上世纪90年代，原卫生部老部长崔月犁在一次生物保健产品鉴定会上，发觉此会不过是三厂家“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吹捧做广告，在会场上动了情的老部长当即表示：“产品到底好不好，还要看”，“这顿饭不能吃，先告辞了!”毅然离席退场。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优秀共产党员方工，多年来每天从家到单位“两点成一线”，对什么“饭局”宴请一概“拒腐蚀、永不沾”，执法办案刚正无私，宴请者屡经碰壁之后，只好识相作罢。崔月犁老部长与方工检察官对饭局能坚辞峻拒，表现了共产党人、党政领导与司法人员的坚强党性、职业道德和铁的纪律，也是对应饭局的上上之策。

然而，据实而论，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除非是漂泊孤岛的鲁宾逊，一个人一辈子都将“饭局”拒之门外，怕是难以做到。倘若一时不慎偶涉此“说事”饭局，对“请吃”者所说之“事”怎么办?是否必定要“盛情难却”，“吃了人家的嘴软”?察古鉴今，天底下还真有吃了不仅不嘴软，反而“愈吃嘴愈硬”的吃客。姑略举几例，或可帮助当今受制于饭局的吃客们解脱困境。

一位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他同当时掌管中枢军政大权又是诗人的晏殊，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庆历年间，大宋正对西夏用兵，军务匆忙，身为“国防部长”的晏殊，却在大雪天歌舞筵宴，诗酒风流，笼络人心。应邀赴宴的欧阳修硬是不买账，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得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前两句看似颂扬雪兆丰年，晏殊与民同乐；后两句却教他勿忘四十万守卫在冰天雪地里的边防军，应当怜惜他们的艰辛。这无异。于在轻歌曼舞、浅酌低吟的欢乐氛围中，给兴头上的主人一盆凉水，惹得晏殊老大不高兴，二人的嫌隙至死未解(见《东都笔录》)。

事有凑巧，此后晏殊官居宰相，为拉拢名士，又与史学家宋祁私交甚密，旦夕相聚，不料这宋祁也是个吃了不嘴软的。一年中秋夜，晏邀宋赴宴，“出妓乐，饮酒赋诗”，达旦才罢。可是第二天，晏即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公事归公事，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交了欧阳修、宋祁这样的朋友晏殊只能认倒霉。

不论欧阳修还是宋祁，都不是灶王爷，不是用一杯老酒、一块糖果就可以封住嘴的。依我看，惟其“吃了也不嘴软”，同样难能可贵。取这两种态度的人愈多，则“说事”之类“饭局”的衰落也就愈快。当然，此举较之严辞峻拒的“上智”，已是“发而止之”的“次智”，不可轻易一试。勿谓言之不预也。

人人都是一滴水　作者：储瑞耕

这部自传暂定名为《蝼蚁人生》，上部“成长年代”，时间跨度为1936年至1956年，20多万字的一个初稿，我花了一周的业余时间读完了，感慨丛生，不一而足。作者计划的中部叫“九死一生”，时间段为1957年至1978年；下部叫“只争朝夕”，时间段为1978年以来。

这是一部什么传记呢?鉴于作者是一位从事了近50年小学教学的老师，没有显赫的作为和名声，那么我想只好叫凡人传记。我不大赞成作者自己定的《蝼蚁人生》这个书名，以为过于自我贬低了些，改叫《一个小学教师的半个世纪》、《凡人传》、《萤火虫传》、《烛光曲》等等，想来都不是不可以。

作者蒋庆坤，安徽马鞍山人，1936年生，1954年初师毕业，成了一名小学教员，直至1998年退休，动手写自传是2003年。这就是说：一位年后古稀的老人，在把自己的生命历史向世人作交代。

作者是平凡的，但又有不平凡的一颗心和顽强的生命承受力。这不仅包括他随着时代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变革、事件而不可避免地参与之外，还有他自身比较特殊的故事。就已经成稿的上部而言，就有：不断地向报刊投稿、写信，曾经引起韦君宜、丁玲先生的关注；根据《文汇报》上对北京全国模范教师关琦的介绍而向关老师写信从而在马鞍山与北京之间建立起了友好联系，直至1963年、1964年《北京晚报》还两度报道了此事。

我与蒋庆坤之相识相知，也颇有意思：1985年秋，由河北省杂文学会和《杂文报》发起，在北戴河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杂文联谊会。蒋庆坤以一个活跃的杂文作者和活动者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活动，回到马鞍山之后他为当地的杂文事业组织联络，奔走呼号，又之后，他顺理成章地被选举出任马鞍山市杂文学会的秘书长，成为繁荣马鞍山杂文的一个风云人物。因为我是河北省杂文学会和《杂文报》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于是相识，并因此18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蒋庆坤自传的第一部，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情真意切，语言流畅，风物描写细腻生动，情节也扣人心弦。读之可以记忆历史，可以品味人生，可以引起思考，可以砥砺意志。有道是“出自内心的就容易进入内心”，自传这种文字，如果真实地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情感表达出来，那么别人读来就总会比较有兴味的。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一代又一代无数具体的个人就是这长河中的一滴又一滴水。不可否认，作为具体的个人，其能力及产生的社会作用会有许多不同：有的如擎天大树，有的如无名小草，还有少数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成为反面教员。但或正或反，或大或小，任何一滴水，都可以映见太阳。我想这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自传都不是绝对的无价值的道理所在。

从总体的意义上说，只要文化、经济条件许可，人人都可以出自传。中国公民有出版自由，这是上了宪法的。名人出传，许多人去推崇，自有其道理；凡人出传，也大可不必去贬低。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1706～1790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希望死后仍不被人们遗忘，那么就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这里的“你”没有限定什么人才有资格，我看生活中的你、我、他(她)，我们大家，都不妨可以而且理应争取这么来做——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任何妄自菲薄都没有必要。

历史的月亮　作者：葛栋王

说起文物古迹，中国应该是世界最多的。

说起文物古迹所遭受的破坏，中国恐怕也是世界最多的。

每当谈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万恶的侵略者，总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而对项羽火烧阿房宫，黄巢火烧唐朝皇宫，李白成火烧明朝皇陵的史实漠然视之。尤其对于1948年解放军开进北京城后，中央政府下令改造皇城：“牌楼毁了，城墙拆了，胡同成片地消失了”的史实，是提都不愿再提了。——可见，我们已经习惯了只看历史的半个脸蛋。

那么历史是什么?难道真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的脸蛋?

那么又是谁在充当“涂抹”这个“脸蛋”的工匠呢?

我的外婆家，住在那个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Y城。有一回，老舅与我聊起古城所经历的磨难，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说：咱这古城的城墙上先前有6个城楼，很漂亮的。可日本人来后，喜欢焖大米吃，维持会又找不下柴火，就把城楼全给拆了；阎锡山的队伍来了后，在城门上又修起了碉堡，枪眼阴森森的，挺吓人。以后八路军也来了，发动老百姓挖地道，可一下雨，城墙也塌陷了好几截。这“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更不得了，红卫兵闹造反，毁坏的东西就更多了……

如同老城已成古董一样，老舅也是一件古董啊，他在这方天地生活了90多年将近100岁，目击了古城的多少风风雨雨呢。我将老人的亲历整理成一篇文字，寄给了一家杂志社，不久居然刊登出来了。我当然特别高兴!——谁知打开杂志一看，说日本人的，说阎锡山的，说红卫兵的，都没事。偏偏是说八路军来了挖地道的那几句，飞得无影无踪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其中的寓意，真是太耐人寻味了。显然，这家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是乐意只拿半个“脸蛋”叫人看!

王小波说，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历史，历史应该不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真实的人”呢?

我常常在想：这历史与月亮极其相似。它们都有亮晶晶的一面，也有黑洞洞的一半。古往今来的岁月里，的的确确有许多人似乎都乐意溢美隐恶，将黑洞洞的一半隐藏起来，而仅仅拿出亮晶晶的一面让人看。

于是，我们看到的月亮，只是半个月亮；

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半部历史。

文化的糖衣砒霜　作者：刘洪波

经常听人说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传统本没有高下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例如阿尔巴尼亚人以摇头表示同意，以点头表示不同意，这与点头同意摇头不同意，就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但文化包罗万象，并非只是礼仪习俗。有的文化中，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就要砍手，再偷再砍手，把手砍光了，自然也就再偷不成了。有的文化中，男人通奸要受鞭打，女人通奸更要被乱石打死。这也是多样性之一样，倘要说这一种文化与偷东西不砍手、通奸不处石刑的别的样式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我看实在是说不过去。

自由必然产生多样性，民主就是承认多样性。有人就说了，萨达姆统治人民的方式就是多样中的一样，既要讲“国际民主”，岂能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萨达姆的统治方式呢?我想，按照这样的“齐物论”，秦始皇、希特勒也都是“多样中的一样”，也得让他去“自由”地统治人民，“民主”地存在于国际社会了。

极端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人，态度与“原教旨主义”相似。按照他们的主张，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没有高下之分，平等社会与等级社会没有高下之分，传播自由不自由没有高下之分，教育发展不发展没有高下之分，信息公开不公开没有高下之分……一句话，一些地方的人充分享有公民权利，一些地方的人根本不许有公民权利，这都属于“多样性”的表现，天然合理，没有高下之分。

一个欧洲人，或者一个美国人，说“所有文化都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是否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平等”的另一套文化规则的管制呢?例如他报税时作了假，有人来砍他的手，他与婚外性伴侣做爱，有人来鞭打或者乱石打死他，他们是不愿意的。霍桑的小说《红字》描述的那种规则，他们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就是从那种规则中走出来的。当他们承受着这种处罚规则时，他们不会说“这便是多样性之一种”，与通奸了不挂红字没有什么高下之分。2003年获得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说，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论调，“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文化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

呓语新集　作者：王富仁

一

有出于好心的假话，也有出于坏心的真话。

不要被出于好心的假话所欺骗，也不要被出于坏心的真话所伤害。

最宝贵的是出于好心的真、话，最恶毒的是出于坏心的假话。

但人类似乎更喜欢听出于坏心的假话而不喜欢听出于好心的真话。

二

现代人的服装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不便于下跪。

三

有两种智慧：利用现实的智慧和改造现实的智慧。

勾心斗角，逢迎拍马，两面三刀，弄虚作假，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污盗窃，设计害人，玩弄异性，欺骗朋友，打击报复，出卖民族，玩弄权力，欺压民众——只要三杯酒落肚，都能成为一个自吹自擂的话题。

因为这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并不比牛顿、爱迪生的智慧更低层次的智慧。

二者惟一的区别是，他们利用了现实，而牛顿、爱迪生改造了现实。

利用现实的人毁灭着人类，改造现实的人拯救着人类。

四

中国人的比较文化：

他一下子贪污了几十万，我才拿了几万元，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他用公款为自己盖了一座小洋楼，我只盖了几间小平房，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他安插他的儿子当了部长，我的儿子才当上了局长，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他……我……

五

我觉得，中国人拆房子好从墙角拆起，盖房子好从房顶盖起。

六

中国人的谦虚：承认他不如你；

中国人的自信：认为他比你强。

七

把感情藏在文学里要比储藏在生活中好；

把理性储藏在生活里要比储藏在文学里好。

八

让文学里多些悲剧，生活里多些喜剧；

不要相反：让文学里尽是喜剧而生活里尽是悲剧。

九

在反对男性中心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人类社会应当以女性为中心；

在反对老年统治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世界应当由青年来统治；

在反对师道尊严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应当树立生道尊严；

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心理时，千万不要说：我们应该崇己媚内；

在反对以富骄贫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可以以贫骄富；

在反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时候，千万木要说：只有文化保守主义才是正确的；

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只有神秘主义才是最完美的；

在反对理想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应当奉行犬儒主义；

十

不要希望未来是一个没有痛苦的时代，因为人类是不可能根除痛苦的。

任何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苦难并努力地去战胜它。

在这里，过往的回忆不能帮助你，未来的期待也不能帮助你。

你必须面对现实。

暮鼓晨钟　作者：张子栋

不赦贪官

中外历代王朝大赦，都不赦贪官。何也?大赦，无非为了显示王朝德政仁厚，慈悲爱民，以此笼络人心罢了——尤其在新朝甫立或新王登基伊始。难道对贪官就不曾或不需要心存一点亲善么?对其赦免，贪官感激涕零不是更能知恩图报么?

其实不然，大约是因为：贪婪之徒欲壑难填永无止境，见钱眼热如烈火干柴，心动手痒似不由自主(恰如某贪官所言，贪贿有一种身心的“愉悦感”)；贪婪属于一种畸形心理，贪官通常并不缺钱花，只是觉得“过瘾”而已。贪而有“瘾”，揆其本性，即便蒙赦也大多“狗改不了吃屎”。《红楼梦》有句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对贪官污吏们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本性难移，故而罪不容赦。

看着贪官身陷囹圄望眼欲穿，我毫无幸灾乐祸之意。试问：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甘愿养这类吃里扒外的“蛀虫”任其把国库掏空呢?

“下不为例”

我们发现问题，常爱讲的一句话就是“下不为例”，使当事者深切地感受到一种脉脉的“温情”。奉行“下不为例”的理论基础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过错难免，总不能一棍子打死，该给人个改过的机会吧?子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于是既往不咎，慈悲为怀，还是“下不为例”吧，只要不再重犯就是!

然而，经验表明，欲求蒙赦“下不为例”者不再重犯，大难!因为他们得到一次“下不为例”的开脱，还会奢望着有下一次“下不为例”的关照。何况有些过错容不得犯第二次，没有回旋的余地，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任何“下不为例”都是对制度规则的消解和对制度建设的破坏；责任既可闪转腾挪，章制自然流于无形。人们热衰于搞“下不为例”，既给足了犯错者面子，也因此“善举”而替自己预留了后路。然而，对责任的轻描淡写，便是对错误的姑息纵容!诸多案件事故的酿成，都源于“下不为例”这种人祸的发威。

王子犯法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出自中国的法家鼻祖商鞅之口，其志在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把话说得如此之满，就看看他老人家是如何践行的：商鞅助秦孝公变法，太子犯了法，他却找人代刑，把太傅(太子的老师)给杀了。法力于太子何有哉!这话至今喊得响，是因为王子与庶民从来不同罪。

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唤，昭示着裙带关系之“剪不断，理还乱”，以及依法治国的任重而道远。

饕餮之徒

在中国，饭店歌楼的兴衰是测试官场清浊最灵验的晴雨表：刹公款吃喝风声一紧，饭店门前顿可罗雀，风头一过，街头巷尾日日笙歌。倘失去公款吃喝的鼎力支撑，饭店老板就得喝西北风。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常被一些人误解为大吃大喝天经地义。一天不吃，嘴里就要“淡出乌来”；嘴巴油腻了，花样就要翻新。譬如把鲜活的虾、蟹泡在酒里，使其慢慢腌毙，然后生食之，是谓醉虾、醉蟹。既腌之在前，复诬以“醉”在后，这等玩笑只有好吃之人才想得出!此饕餮之徒之谓欤?

都说吹牛不上税，消费总得上税吧?此“税”便是纳税人之“税”。官员要是光知道傻吃，且屡禁不止，这国家就不免令人担忧。历史上多的是以吃喝亡国的例子，而绝无以吃喝兴邦的奇迹。春风得意的大清王朝就是最先从饭桌上开始腐朽的，他们慢条斯理地炮制满汉全席的时候，垂涎三尺的列强正紧着打造坚船利炮呢。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一、虽然二号“圣人”孟轲说过：“食、色，性也。”经书里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话，但这只是说了一切动物的本能，并没有揭示人之为人的特质。猫狗也要饮食，猫狗也有男女——我们称之为公母或雄雌。如果仅以食、色为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还有多少呢?以身体写作者，视人为猫狗。

二、物质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会荒废了精神生活。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没有精神生活的世界，可以是喧嚣的、浓烈的，但不会是理智的、久远的。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没有理智与久远，喧嚣、浓烈转瞬即逝，此所谓瞬息繁华。

三、“读书无禁区”。有人坚决反对。换一个说法：“开卷有益”，反对的人就少一些。人们喜欢平和，其实，两句话的意思是相近的。如果读书有禁区，那么谁有资格划定与监管禁区?结论：必须是读书无禁区的人，否则，他怎样知道什么书当列入禁区?然而，又有谁能根据什么特许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读书无禁区”呢?

四、精神生活可以有指导，不能有监管，因为无法监管。秦始皇想监管，把一切他以为应当列入禁区的书都付之一炬，结果人们把它藏在墙壁里、头脑中。待到秦王朝一灭，这些划入禁区的书籍反成了汉王朝的国家指导思想。禁的结果，是加速其流播。与其徒劳无益地东堵西禁，不如花气力培养人们思想的能力。

五、神农尝百草，才知道百草的性味。精神活动，也是如此。“五四”那一代人，打破了思想禁锢，遍尝了中外思想的性味，这才出现了思想界群星灿烂的局面。在精神生活中横加干预、设置禁区，看似安全，其实危险，它会降低民族的精神体质，使精神园地凋零。

六、培养民族的精神辨别力，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这比禁止、封杀要困难得多，却有效得多，也有益得多。

挑战我们的8个难题　作者：佚　名

一

繁华大道，乞讨者众，这里乞丐的生存产业链黑幕刚刚被媒体披露。

孩子问：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些零钱?给，还是不给?

难题是：教孩子仁慈，还是识别欺骗?

二

重点中学竞争尤为激烈，帮助同学解答难题一教至少半小时，使自己本已十分紧张的学习时间受到耽误。

孩子问：我要不要帮助同学?帮，还是不帮?

难题是：教孩子乐于助人，还是不惜一切在竞争中胜出?

三

大街上，一位老人被自行车撞倒，肇事者逃跑。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二位骑自行车女孩停车上前扶助，不想竟被周围公众指认为肇事者，而受到帮助的老人居然不说明真相，

孩子问：应不应该去帮助受伤者?救，还是不救?

难题是：教孩子见义勇为，还是凡遇“闲事”装聋作哑?

四

学校门口，豪华私车令孩子的同学们侧目。父母占有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不平衡，会不会引起儿童间的不平等感?

孩子问：坐自己家的车上学有什么错?送，还是不送?

难题是：教孩子生活简朴，还是承认现实坦然享受财富?

五

读高中的儿子衣服口袋里藏着一个避孕套。

孩子问：我已经是成年人，为什么不可以?对，还是不对?

难题是：教孩子正确使用它，还是来一番“为时尚早”云云的说教?

六

高考命题作文中，阅卷老师每年都会发现许多雷同的父母罹患绝症之类的凄惨故事。后来老师们发现，这些故事脱胎自一篇曾获高分的作文。

孩子问：博取同情或许可以得到高分，不可以这么做吗?该，还是不该?

难题是：教孩子诚实，还是实用主义?

七

教师节到了，孩子给每个老师都送上了一张贺卡，但他其实并不是对每个老师都有这份真诚的心意。

孩子问：如果不是与其他同学一样把卡送到每个老师，老师会不会“区别对待”他?会，还是不会?

难题是：教孩子真情实感，还是功利重于一切?

八

张扬自我是今天孩子的共性。事实也确实是，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谦虚常常会丧失机会。

孩子问：谦虚有意义吗?有，还是没有?

难题是：教孩子传统美德，还是一切只为竞争?

绝招佩服反其他　作者：修祥明

绝　招

要去做官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刚遇下来的父亲说：“记住，除了鼓掌和念文件，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要说。”

佩　服

“你佩服政治家，佩服他们的什么呢?”“该说的话他们总是慷慨激昂，不该说的话又能深埋在心底。”

高　楼

甲望着街上那幢刚立起的高楼出神儿。乙说：“你一定在感叹工人劳动的伟大了。”“不，我在想包工头是怎样把这个工程搞到手的。”

凶　残

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站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狮子问：“你知道世上什么动物最凶残吗?”“是人，”老虎说，“他们不仅杀害一切动物，包括杀害自己的同类，你看，他们把自己生存的环境都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文　明

一个造假的企业后来不造假了，结果获得了文明单位的称号。

真　话

甲抱怨说：“现在的人太虚伪，人前很少讲真话。”乙开导说：“这有情可原，毕竟，私下里大家讲的还是真话嘛。”

周　到

某地的一座大桥因质量问题倒塌了，死伤了10多人，秘书到商店给领导买向死难者告别的黑纱时，想得很周道，把将来要举行抢险表彰大会用的奖状及荣誉证书一并买下了。

提　醒

城里人提醒乡下人：“你们用的产品可能多是假冒伪劣货。”乡下人说：“你们吃蔬菜时可要当心，有些菜我们连鸡都不敢喂。”

告诉群众一个真实的英模　作者：吴兆民

自从孔夫子发明了春秋笔法，中国的历史变得格外扑朔迷离。前人绞尽脑汁为尊者、显者邑装，后人根据需要，把旧包装撕掉，再换上一层新包装。一位终生不得志的落拓文人，忽然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忽然又成了“孔家店”的小二哥，忽然又穿起唐装“走向世界”。翻来覆去地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换包装，也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往今来，拙劣的包装数不胜数，成功的包装也不胜枚举。写《老残游记》的刘鹗说，真实的岳飞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强过关羽，但关羽官拜“关圣帝君”，庙宇遍于国中，而岳飞则孤寂地躺在西子湖畔，皆因《三国演义》的作者比《说岳全传》的作者更有才能。其实，论治军御敌的方略、论对国家的贡献、论死的惨烈、论死后的裒荣，岳飞也远比不上明末的袁崇炔，而袁的坟茔却默默地隐在北京，墓旁只有他的一员部将祖孙相传地守候着，直到21世纪。跟真实的海瑞相比，，历史上的包拯也相去如云泥，但因有一部《包公案》在先，国人对包拯家喻户晓，在《海瑞罢官》被批判之前，知道海瑞的却屈指可数。成功的包装真是魅力无穷。

胡适说：中国的文学创造了许多“箭靶式人物”。人们借他们作“箭靶”，将善与恶、忠与奸、智与诈、勇与怯、清与浊等抽象品质向他们射去，让“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簇”。在关羽、岳飞、包拯身上，寄托着国人对忠实守信、热爱祖国、执法如山等高尚道德的执着追求和期盼，这是包装获得极大成功的奥秘。相反，如果包装仅只为了追赶时髦、图解政策，世易时移、髦将不髦之时，必然会给包装者带来尴尬。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大约还会记得作家金敬迈为烈士欧阳海换包装的闹剧。1966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里，欧阳海的床头放着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另一套是刘少奇的《论共户党员的修养》；欧阳海从两部书中汲取营养，成长为一名共户主义战士。在第八章里，作者金敬迈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欧阳海学习《论修养》的情节。可1968年，为了配合“阶级斗争新形势”，金敬迈便对《欧阳海之歌》做了颠倒黑白的修改，居然令1963年即已牺牲的欧阳海揎袖上阵，愤怒地批判刘少奇。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第八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金敬迈先生的投机嘴脸，从此也永远定格在了1968年。

其实，包装欧阳海不过是恶劣的例子之一。在对待英雄模范人物方面，“为尊者讳”的民族传统、赶时髦的恶习常常会发作。在影片《焦裕禄》里，为了缓解兰考的大饥馑，焦裕禄偷偷从外地购进一批粮食。在当时，这样做属于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责任人即使不逮捕法办，至少也要“双开”。但在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中，这一情节不知是被有意“讳”了去，还是现在新编造了出来。我们多年来只知道雷锋是一位“艰苦奋斗永不忘”的楷模，一双袜子补了又补。现在获知，他当时已经拥有了皮夹克，还戴上了手表。在当时演得最火暴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里，工人林育生为了买一条“斗米走”(价值135元)的裤子，竞利用业余时间打野鸭予卖钱，被塑造为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雷锋的皮夹克、手表，哪一样的价值不都在“斗米走”上下?

金敬迈先生赶时髦，给学习欧阳海活动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刻意包装雷锋，对学雷锋运动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曾有洋人指着雷锋做好事的照片(现在知道其中有22张是补拍的)问：“雷锋做好事为什么故意让人知道?”究竟现在的雷锋是真实的，还是过去的雷锋充当了政治演员?有人曾发出“我特别想知道，雷锋的日记是谁写的”；疑问，难道仅是空穴来风?今后慨叹“雷锋叔叔不在了”的时候，千万别再把责任都推给普通百姓。

告诉群众一个真实的英雄模范，未必就会影响英模们的号召力；若为赶时髦而包装他们，则往往会弄巧成拙。

为金敬迈说句公道话　作者：陈　章

近日《杂文报》刊载的吴兆民先生《告诉群众一个真实的英模》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大约还会记得作家金敬迈为烈士欧阳海换包装的闹剧。……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第八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金敬迈先生的投机嘴脸，从此也永远定格在了1968年……金敬迈赶时髦，给学习欧阳海活动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读了吴兆民先生的文章，我想为金敬迈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1990年代中期，我在《羊城晚报·花地》读过金敬迈《关于(欧阳海之歌)再版前言》一篇长文，文章主要是全面、深刻反思“文革”，不是为自己辩解什么。只是有一段提到，刘少奇一被打倒，林彪就派人找他，要他修改《欧阳海之歌》的情节和撰写再版前言；林彪倒台后，江青又派人找他，要他在《欧阳海之歌》的再版前言中增加批判林彪的内容。几经折腾，结果金敬迈自己也被抓进秦城监狱，受尽迫害。

我记得非常清楚，文中还有一句至今提起犹觉敏感的话：“……将来某某若是重新评价《欧阳海之歌》的再版前言不知又要作何改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在金老那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为欧阳海换包装”，并非金敬迈“投机”、“赶时髦”，而是奉命而作。

“文革”期间，在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个叫陈少敏的共产党员仅因“不举手’就被迫害致死。傅雷、老舍、邓拓、吴晗、杨朔、翦伯赞夫妇等一个个含愤自杀。田汉、顾准、张中晓、储安平、王申酉、赵树理等一个个被迫害致死或至今下落不明。黎莲、李九莲、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一个个惨遭杀害……全国范围内“整死两千万，株连一亿人”(1999年4月17日《羊城晚报》陈国凯文章引述叶剑英语)。只有毛泽东的爱将，大军区司令许世友敢下令部队架起机枪对付张春桥的造反派。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文革”初期，有一天，被勒令在校园拔草，一个造反派走过来，指着他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当场就逼马思聪吃草(郑溢涛《突破重围》，30页)。马思聪遭此奇耻大辱，悲愤至极。不久潜回家乡广东海丰，逃往香港，转而定居巴黎。当时能成功出逃、避免“文革”迫害的正直知识分子，几乎只有马思聪一人，这还因为他是海丰人，海丰毗邻香港。

金敬迈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在当时发了疯的整个国家机器面前，在林彪、江青的指示下，我们能要求他怎么样?能苛求他不“赶时鬃”而“反潮流”么?再说，如今不是也有人为雷锋形象戴上了欧米茄手表；当年深股上市议论纷纷之际，有人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也炒过股票；几年前陈忠实为使《白鹿原》能得奖，按颁奖部门的要求做了修改……诸如此类，恐怕都不仅仅是作者投机、赶时髦的问题吧?因此，愚以为，吴兆民先生“金敬迈投机、赶时髦，为欧阳海换包装……”一说言重了。作为十年浩劫的过来人，我们对待一个“文革”期间进过秦城监狱的长者，对他奉命改写《欧阳海之歌》的历史问题，似乎也应“宜粗不宜细”。要说可恨可恶的应是林彪、江青那类当权者；应该抨击的是那位曾写小说歌颂人民公社，而至今坚称“无悔”、毫无反思之意和那位时至今日犹说“从未听说过1959年～1961年那三年饿死过人”的两位名噪一时的大作家。

三藏创收　作者：侯国平

猪八戒私设小金库。把银子熬成块，塞进耳朵里的事，被媒体爆光后，在取经团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响。唐僧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谁知，查来查去却查不下去了。因为猪八戒根本就不承认错误，说这是天大的冤案。

八戒吵吵嚷嚷道，嘴脸!这是什么私房，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我不舍得买了嘴吃，留了买匹布儿做件衣服，这有什么错，算的哪门予腐败?看看人家衙门里的主儿，早上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抱着裙予转，年年涨工资，过节发红包，要多安逸有多安逸，谁会稀罕这点银子?俺老猪好歹也当过天蓬元帅，见过场面的，如今却来受这份苦，挑个担子，翻山越岭，风刮日晒，饥一顿饱一顿，还要说俺搞腐败。

八戒一席话，倒让唐僧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取经团的日子的确不很富裕，前年都说小康了，但遇上荒山野岭，前不搭村后不挨店的，连碗稀饭都喝不上。八戒为此常发牢骚，说要回高老庄做女婿去。但终归没有走，还是挑着行李走得很带劲儿，如今闹出个耳朵塞银子的事件，怎么办呢?

沙和尚说，二师兄往耳朵里塞点银子也不是什么正经大事，和陈希同、成克杰那些贪官比起来，是四两棉花，不值得一弹(谈)。

孙悟空也说，三师弟说的对，只要实行了高薪养廉，谁还会往耳朵里塞银子?八戒一听便乐了，还使劲地拍了拍手说，好，好。

高薪养廉是个不错的主意，当年取经团从长安出发时，就有经济学家说过这事，要想夺得取经大业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在取经团施行高薪养廉制度，每个团员都发给一座花园别墅，林肯小轿车一辆，月资十万唐元。

唐僧对此很不感冒。他说，只要心中有个佛，能吃一千一万个苦。什么高薪养廉，那一套在取经团里不吃香。如今，孙、猪、沙都耐不住了，纷纷要求高薪养廉，看来不搞一搞是不行了。

怎么搞呢?这不是紧箍儿咒，念一念就立竿见影，痛得悟空抱头翻滚。高薪养廉是要有钱的，钱从哪里来呢?大唐朝虽说是个超级富国，但批给取经团的财政经费都有限，只够工资和出差补助妁。用八戒的话说，比下岗工人强些，刚够填饱肚皮。唐僧决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听一听徒弟的意见。

唐僧说，徒弟们要高薪养廉咱就养，但没有钱怎么养，咱取经团没有执法权，又不能去搜刮百姓。

唐僧一句话说出了关键，取经团是个事业单位，几次报批转为行政单位都没批下来，想出台个收费办法，都名不正言不顺的。八戒一听又闹着要散伙，回高老庄当女婿去。

悟空劝道，别急。他有一个办法。八戒叫他有屁快放。悟空说，给观音菩萨写一份要求高薪养廉的报告。唐僧一听就否、决了，说，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要麻烦领导。

八戒说，师傅能早点解放思想，俺也能跟着风光风光，悟能还会稀罕那点银子么?

唐僧说，到哪山上唱啥歌，现在唱歌也不晚。

还是悟空智慧多，他说，废话少说，捞来银子是正经。我看还是给师傅过上几次生日，换上几次住房，多生几次病，多拜几个大款“哥儿们”，还愁黄的白的东西没人奉献么?唐僧说，这些办法太老士，《杂文月刊》上都介绍过了，还是，想点新鲜的举动。

沙僧说，要新鲜的也不难，让大师兄请柬哪吒三太子帮咱写本书，名字就叫《取经路上》署上咱师徒四人的名字，“唐孙猪沙”，走一路，卖一路，侏准挣大钱。

八戒说，这法也不新鲜，还太慢。不如请师傅多开几次传经大会，公开售票，票价500元，合影一次1000元，现在正流行这一套。孙、沙都说，这夯货想的办法不赖，又传播了先进文化，又捞了钱，还能高薪养廉。

唐僧采纳了八戒的创收建议，每到一个新地方，就要开一次传法大会，异域百姓都想一睹东土大唐和尚的风采，因此纷纷前来听经，人山人海，挤涌不动。很快取经团的经济形势就好转了，而且越来越好。

八戒现在整天都笑咪咪的，月工资上万元还有奖金，用上了信用卡，再也不用往耳朵里塞银子了。

新编《西游记》人物语录　作者：王春瑜

玉皇大帝：大胆泼猴，你竟敢反上天庭，这是杀头灭门之罪!

孙悟空：呸，你姓张的(按：据历史学家张政煨教授考证，玉皇大帝姓张)有啥了不起，想永远当皇帝，是做梦!俺老孙有句名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猪八戒：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上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们快来哟!俺老猪虽很丑，但很温柔，身强力壮，包你们满意！

蜘蛛精：臭猪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胖的裤腰带系在肚子上，干得了吗?你这身臭肉，一文钱十斤也没人要!

猪八戒：喷喷，姐儿们牛个啥?你们不就是妖精里的基本群众吗?没一个长得出众，俺不在意，你们倒不识抬举!

孙悟空：你这呆子，叫你去巡山，竟在山窝里睡觉，还对着大青石练撒谎，哄骗师父，不知害臊!

猪八戒：猴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咱听在沙滩上教私塾的牧师说，古希腊有位哲人讲过：对政治家而言，他早上说的话，中午仍承认是他说的，就是奇迹。咱虽不是政治家，也曾在政界主过事儿，当过天蓬元帅哟!

太上老君：大圣，别打死它!这逆畜原是我的坐骑青牛，它趁我打瞌睡，偷跑到下界来作怪了。而今它显出本相，我要牵回去，仍当坐骑。

孙悟空：俺老孙明白了，这些妖怪兴风作浪，作恶多端，根子就在你们身上!俺与师父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怪，有几个不与你们沾亲带故?什么牛鬼蛇神，也就是牛魔王、恶鬼、蛇精之流，都通神，神是魔的总后台!

孙悟空：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叫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

如来佛：你且先休嚷。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你委屈个啥?

孙悟空：好家伙，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多大的数目，还说卖贱了!如来，原来你也忒贪财，虽说口吐莲花，却是个假慈悲!

会议纪要　作者：陈永林

局办公室的赵若楠主任痴爱写小说，爬了几年格子，竟没一篇小说发表。

这天，赵主任刚进办公室，秘书说：“赵主任，刘局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赵主任推开刘局长的门，刘局长铺满霜的脸透出一股寒意，赵主任不由打了个冷颤。

刘局长把手里的报纸狠狠摔在桌上：“看看你写的小说。

哈哈，终于发表了，赵主任翻报纸的手激动得抖起来。终于找到文艺副刊版了，可一看小说标题《会议纪要》，赵主任的双腿便一下软了。刘局长发绿的眼珠像要喷在赵主任的脸上。

赵主任只有老老实实看《会议纪要》：

刘局长：这回我们开个小范围的’会。没叫张、于两个副局长。他们两个人现在已拧成一根绳，到领导面前告我们的状。杨书记让我们收敛一点，到时他们抓到了我们的辫子，杨书记也难保我们。我在此特别强调，我们一起做的事，决不能同任何人讲，让它烂在我们的肚子里。钱局长，我们的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

钱副局长：还有10万。

刘局长：我们全分了，一分钱也不要剩，记的账也全烧掉。

钱副局长：是。

刘局长：孙局长，你的那个温州妹，可不是一般的货色，要妥善处理她和你老婆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她坏了我们的事，许多人都栽在女人身上。这个教训要切记。

孙副局长：是，我听刘局长的。

刘局长：小赵，这次的内容别记了，万一你这会议记录落在别人口袋里，那我们就全完了。

赵主任看得一身冷汗，耷拉着脑袋说：“都怪我多喝了点酒，把会议记录当作小说稿装进了信封。”

刘局长狠狠一拍桌子：“说那些有屁用?！快去叫孙、钱两位局长来，我们要商量对策。”

请给市长问个好　作者：阳　春

东江市剧团当红名角小凤仙色艺双佳，被蔡市长包养之后，更是身价百倍，一言九鼎。一些局委区县的头头脑脑，见了她就像见了市长，点头哈腰，拍马逢迎，恭维备至，都想给她留个好印象，让她吹吹市长的枕头风，以便仕途通达。

一日，小凤仙串团到某县演出，孙县长孙子似的跑前跑后，又是给她安排小灶单炒，又是让她单间另宿，又让通讯员打水扫地叠被褥，伺候得无微不至。演出时一到小凤仙出场，孙县长就站起来带头鼓掌，一段戏唱完后，掌声往往经久不息。

剧团演出结束要返回市里了，孙县长让司机用他的专车去送小凤仙。小凤仙临上车时，孙县长握着她的手依依不舍，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司机打开车门，小凤仙钻进车内的一刹那，孙县长心里那句话终于脱口而出：“请代我向蔡市长问个好!”

小凤仙瞥一眼周围送行的一大群县领导，脸刷一下红了，愤怒地瞪一眼孙县长，“砰”地甩上车门悻悻而去。

不久，市辖县区机构改革，区县合并，孙县长和那个县政府同时消失。

腐败与糖尿病之比较　作者：陈　仓

历史学家兼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说，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因为：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政权必亡，三是腐败这种社会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为不治之症。读此高论，我立即翻阅了有关糖尿病的医案，发现二者高危患病人群、致病机理、症状和治疗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也有惊人的不同。

病人　相似：富贵之人患糖尿病，权贵之人患腐败病，都属于“富贵病”。不同：平头百姓才有点幸福感，权贵们就开始作威作福了，穷苦人才吃上糖，富贵人就开始尿糖了，穷人不会腐败，一般贫民很少尿糖，除非有严重的家族遗传病因。糖尿病不分男女老少，有成年病人，也有未成年病人；腐败病仅限成年人患病，少年儿童不患腐败病。

病因　相似：暴饮暴食患糖尿病，贪得无厌患腐败病，都是因为“吃”进去的太多，营养过剩。心怀人胎的“大肚子”孕妇易患糖尿病，心怀鬼胎的“大肚子”贪官易患腐败病，都是因为生理和心理负担过重。内分泌失调患糖尿病，自律失效患腐败病，主观因素是致病的主要原因。糖尿病与违背科学原理、饮食起居不规律、生活习惯不好有关；腐败病与违背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习气恶性膨胀有关，同属于思想观念、思想作风和习惯。不同：患糖尿病与遗传有关，患腐败病与遗传无关。

症状　相似：糖尿病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易饥饿，易干渴，热能消耗量大，经常如饥似渴；腐败病人多吃多占多拿，待遇高，消费水平较高，欲壑难平，贪心不足。糖尿病人早期易犯困，严重时导致昏迷不醒，晚期免疫系统全面崩溃，不省人事、腐败病人开始易犯糊涂，严重时可能发生执迷不悟，知法犯法。不同：糖尿病使人由胖变瘦，且越来越瘦，直到骨瘦如柴；腐败病使人越来越“肥”，直到脑满肠肥。

病变机理　相似：既是历史问题、世界性问题，也是各国的现实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致病到发病的过程较长，积少成多，由轻到重，超过临界状态而产生病变。早期只是一种病，晚期都有并发症，诱发各种不良现象。不同：糖尿病是个体病，不会传染；腐败病是社会病，有隐性感染形成“潜规则”的可能，有交叉感染形成“前腐后继”的可能，经常发生“窝案”、“串案”、集体腐败等现象。

危害　相似：都属于严重的慢性病，能致病人于死地，但不会致病人速死，晚期会导致病人免疫系统瘫痪，不可救药。不同：糖尿病直接危害自己，间接危害家庭，不危害国家、人民和社会，无损于执政党，招人同情，不招人憎恨；腐败病害己害人害国害家害社会，损执政党形象，无人同情，国人皆日可恨可杀。

治疗办法　相似：都要打针吃药，惟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为主，打持久战是预防和控制疾病的良方。不同：糖尿病人不曝光，不判刑，不杀头，医院或药店是主管部门，注射的药水是“降糖灵”之类药物，治人的病；腐败要曝光，要判刑，可能被杀头，纪检或司法机关是主管部门，注射的药水是“安乐死”之类药物，要人的命。

总经理让座　作者：张　玲

公司和电视台联合拍一部反映公司干部职工精神面貌的电视专题片，策划之初，汪总经理就强调，其中一定要有这个片断：汪总经理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看见老人没地方坐，就把自已的座位让给老人。

开拍那天；汪总经理带着我和电视台的两位记者一早就来到公共汽车总站，公共汽车公司的人也很支持，让记者在一辆空车上架好机器，汪总经理找好座位后，再允许其他乘客上车。

此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公共汽车里很快就挤满了人。公共汽车一出车站，汪总经理就朝四周张望，可寻遍整个车厢，硬是没见一个老年人，车里的人都比他年轻。

我在一旁劝慰他：“您别急，半路上会有老年人上车的。”

说着，公共汽车开进了车站，黑压压的人群里还是没有老年人。

没有老牟人乘车，专题片拍不了，记者只好把机器收起来抱在怀里。车厢里人越来越多，汪总经理旁边的人挤得他都无法动弹了。

终点站到了。见汪总经理下车，我连忙对他说：“现在上班时间已过，乘客少了很多。我们上这辆车继续拍吧。”汪总经理摇摇头说：“乘客虽然少了，但是没有老年人坐车怎么拍?”这时，记者插话道：“你花点钱，到街上找个老人，在中途的车站等着我们，不就行了?”为了确保拍摄成功，也只能这样了。

我徒步往回走，大约走了20多分钟，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街上闲逛，我上前把我的目的说给老人听，开始他还有点疑虑，但听说坐一道公共汽车能挣20元钱，便欣然同意了。

跟汪总经理通过电话，我和老人就在附近的车站等他们。终于，汪总经理乘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徐徐开过来了。我扶着老人从前门上车，上车一看，我傻眼了：算上汪总经理和记者，车上只有八九名乘客，显得空空荡荡。

这次又拍不了了。汪总经理按撩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命令我：“你赶紧打电话到公司去，让公司的人都到公共汽车站集合。我就不信，这电视片拍不了。”

意外遭遇　作者：陈卫平

我和王科长一起出差，住在C城宾馆同一房间。下午我跟科长请假，说要拜访一位大学同学，晚上不回来了。王科长开明大度地挥挥手说：“没事，去！”

也是事不凑巧，那天同学正好不在，我文回到了下榻的宾馆。

王科长见到我有些意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忙解释：“同学不在……”正说着话，“笃笃笃”几声汀响，进来一个浓妆艳抹描眉画眼的年轻小姐。我问：“你找谁?”小姐大大方方坐了下来，说：“是你们这个房间打电话叫我过来的。”王科长暧昧地冲我笑笑：“小陈，是你找的吧??我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急赤白脸地懈释：“哪里话，没有的事……”

王科长回头说：“小姐，你走错房间了吧?”小姐笑笑说：“怎么会呢，刚才电话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王科长二话没说，转身就出去了。这下子我更加手足无措，只想逃之天天。小姐却抢先二步堵住门说：“想跑，没那么便宜，拿我开涮是不是?”我说：“好好好，我赔偿你的损失，多少钱?”小姐说：“这还差不多，看你那副假正经的样子，下次没人的时候再呼我，这次你就拿100吧。”

钱倒是小事，关键是这事闹得一窝心，再说王科长会怎么看我呀?后来王科长还问我：“你真的没打电话?”我说：“没有，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王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什么呀，像这种小姐上门的事儿多呢，纯粹是误打误撞，你也太老实了，平白无故给她们什么钱呀?”

临走的那天，我又见到了那个小姐，她老远就冲我招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正准备逃开，她却气喘吁吁跑上前递给我100块钱：“这钱还给你，上次冤枉你了，其实给我打电话的是你们科长，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

我接过钱，呆呆地站了许久。

死不安宁　作者：刘六良

城建局谢局长临出差时，心脏病突发，死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机关礼堂举行，全局上上下下一，百多人都来参加。衰乐低回，庄严肃穆，人们缓缓移步，轮流向遗体鞠躬……

突然，“嘀嘀嘀”刺耳的铃声响起。谁的手机没关?人们四下张望。原来从谢局长身上发出来的。

谢局长的夫人这才想起，她把丈夫生前喜欢．的一些小东西(包括手机)放在他的衣袋里，想随丈夫的遗体一起火化，到了阴间也可享用，没想到现在竟然打进来了电话。谢局长夫人愣怔了一会儿，心想一会儿没人接听，电话自然就断了，可这电话偏偏响得很执着，像是非要叫醒谢局长不可。主持仪式的秦副局长只好从谢局长衣袋里掏出手机。

“你怎么还不来?”刚打开手机，那头一个女人的声音焦急地说，“也不来个电话，让人等得急死了!”秦副局长问：“去哪儿?”“来广州呀!装什么傻!咱们不是商量好在广州见面吗?”秦副局长听出了一点眉头，故意问：“你是谁?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你才隔三个晚上就不认人了?我看你是故意躲我吧?谢局长啊，这个工程你要是包给别人，可别怪我翻脸无情!”秦副局长将错就错地说：“胡扯什么，我一身正气，有什么好怕的?”

一旁的谢太太隐约听出了端倪，劈手夺过手机，大声问：“你是谁，老谢怎么认识你这样的女人?”

那女人冷笑一声：“我说谢局长怎么装作不认识我，原来老婆在旁边呀!那好，请你转告他，我的事明天不办妥，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谢太太气得浑身发抖，椅手机狠狠摔到谢局长遗体上，嚎啕起来：“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老了老了不学好，还在外面找女人。现在死了还找上门来，这寸叫我怎么活呀!”

众人面面相觑，啼笑皆非，也有些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整个告别仪式彻底乱了套。正准备苹草收场时，门口来了三个人：“我们是市检察院反贪局的，找谢局长，请他出来跟我们走一。”

“大”的联想　作者：杨翰端

一策划就是“大题材”，一编剧就是“大手笔”，

一执导就是“大突破”，一投入就是“大制作”。

一拍摄就是“大场面”，一调动就是“大队伍”，

一加盟就是“大明星”，一开机就是“大炒作”，

一封镜就是“大吹捧”，一推出就是“大失败”，

一算账就是“大亏损”，一回首就是“大笑话”。

开会歌　作者：佚　名

开会再开会，不开怎么会，本来有点会，开了变不会。

有事要开会，没事也开会，好事大家追，出事大家推。

上班没干啥，一直忙开会，大会接小会，神经快崩溃。

销售我不会，企划也不会，问我啥本领，专长是开会。

上午有早会，午后有午会，下班不能走，还要开晚会。

每周开周会，每月有月会，随时检讨会，年底是年会。

赴会要及时，小心选座位，最好靠边边，以免遭口水。

虽然在开会，谁也不理谁，有人忙协调，有人无所谓。

领导一上台，自称大掌柜，扯东又拉西，全凭一张嘴。

内容没准备，听来活受罪，差了十万八，大家还说对。

台上说什么，没人去领会，手机不时响，怎还不散会。

牛皮拼命吹，发言不干脆，时间过好久，不知轮到谁。

有人穷训话，有人打嗑睡，有人瞎附和，有人掉眼泪。

小声像催眠，令人真陶醉，大声不必怕，就当狗在吠。

打盹有技巧，脑袋不能垂，不然被逮到，就要倒大霉。

会开一下午，实在有点累，没听两三句，水喝好几杯。

说来真惭愧，开会千万回，快要退休了，还是不太会。

唱了大半天，到底会不会，你若还不懂，就要多开会。

处境与心态　作者：于炳绅

当囊中羞涩时，发现钞票最重要；

无钱难倒英雄汉，财大调门也高。

当被人刁难时，发现权力最重要；

官大一级压死人，身微不如蒿草。

当孤独无助时，发现朋友最重要；

一个好汉三个帮，最惨单桨独摇。

当无所事事时，发现工作最重要；

用活计充实生活，总觉兴致颇高。

当身陷囹圄时，发现自由最重要；

铁窗之中做囚徒，不亚火中煎熬。

当卧床不起时，发现健康最重要；

一旦身体不作劲，金钱地位徒劳。

当被判极刑时，发现生命最重要；

将到阴间去报到，官禄全成气泡。

当寂寞无聊时，发现亲情最重要；

天伦之乐真幸事，最苦无依无靠。

当置身嘈杂时，发现清静最重要；

远离纷争与喧闹，哪怕地府阴曹。

当人前露怯时，发现知识最重要；

最悔当初怕吃苦，今番遭人耻笑。

当疲乏困倦时，发现休息最重要；

只要荚美睡一觉，给个省长不要。

当良心愧疚时，发现正直最重要；

阴奸损坏添罪孽，莫与邪恶结交。

当婚外情变时，发现结发最重要；

野花野草难长久，只有原配可靠。

当辛苦育予时，发现爹娘最重要；

可怜天下父母心，到老难得回报。

当难亭美味时，发现能吃最重要；

肠胃牙齿不作劲，空叹一桌佳肴。

“我有一个怪习惯”　作者：李富平

我有一个怪习惯，车不高档臀要烂；

我有一个怪习惯，秘书不美味口淡；

我有一个怪习惯，两日无会神魂散；

我有一个怪习惯，三天不宴心烦乱；

我有一个怪习惯，说话只喜说一半；

我有一个怪习惯，常把条子当钱看；

我有一个怪习惯，国事家事掺和办；

我有一个怪习惯，明里事情暗里干；

我有一个怪习惯，台上说的都不算；

我有一个怪习惯，做梦都往国外蹿；

我有一个怪习惯，白天萎靡效率慢：

我有一个怪习惯，晚上亢奋车轮战；

我有一个怪习惯，喜听谀词金不换；

我有一个怪习惯，厌闻民声当扯淡：

我有一个怪习惯，夜半三更冒冷汗；

我有一个怪习惯，看见国徽腿发颤……

文化视点　作者：佚　名

歌舞星，影视星，吃喝星，星罗棋布；

足球迷，彩票迷，股票迷，迷你发疯；

旅游热，考察热，出国热，热浪滚滚；

玩麻将，玩宠物，玩花招，玩世不恭；

同乡会，密友会，联谊会，会中有会；

爆炒风，拍卖风，研讨风，风起云涌；

游山节，玩水节，观光节，节外生枝；

敬财神，敬门神，乞鬼神，企盼神通；

现代派，朦胧派，新生派，派性复杂；

广告战，标语战，品牌战，战事不停；

演说家，评论家，侃吹家，家丑难掩；

惹官司，惹绯闻，惹风波，越惹越红。

自我批评　作者：刘德亮

问题成堆甭怕，咱有应对办法。

来个自我批评，堵住他的嘴巴。

拳头高高扬起，手指轻轻落下。

坏事由大化小，好事由小变大。

贪污说成借款，渎职说成失察。

只要过了此关，日后该咋还咋。

贪官作秀　作者：池北偶

分明是个大贪，

敛财肆无忌惮。

收受大量贿赂，

侵吞巨颁公款，

高价出售批条，

放胆封爵卖官。

总是能捞就捞，

早巳身缠万贯。

但却善于作秀，

装出廉洁风范。

吃的粗茶淡饭，

穿的旧衣布衫，

经常访贫问苦，

不去作乐寻欢。

今天侈谈倡廉，

明日大喊反贪。

俨然两袖清风，

宛如一尘不染。

任他演技超群，

也难把人欺骗。

一旦把戏败露，

就要人仰马翻。

变味标语　作者：胡一研

“再穷不能穷教育”，贴在学校危房的墙上；

“反腐倡廉艰苦奋斗”，贴在公款屹喝的食堂；

“坚决打击卖淫嫖娼活动”，贴在歌舞厅暧昧的包房；

“严禁乱砍乱伐树木”，贴在光秃秃的山梁；

“提倡文明讲究卫生”，贴在痰迹斑斑的广场；

“消费者就是上帝”，贴在侮辱搜身的超市墙上；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贴在生产伪劣制品的工厂；

“狠抓安全关爱生命”，贴在爆炸死人的煤矿……

都是别人的错　作者：几　米

犀牛要我向左走，大象要我向右走。

乌鸦要我向前进，乌龟要我向后退。

毛毛虫要我笑嘻嘻，金龟予要我泪涟涟。

天使要我乐观进取，魔鬼要我堕落放弃。

都是别人的错……

全都是别人的错……

造　句　作者：刘胜利

是……不是……

有些官是“跑”出来的，不是“干”出来的。

有些债是“吓”出来的，不是“要”出来的。

有些成绩是凭空“造?出来的，不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有些势利小人是做“父母官”的，不是卖酱油醋的。

不是……而是……

有些贪官不是被百姓揭发出来的，而是被小偷“揄”出来的。

危害最广的不是假酒，而是假新闻。

有些电视台的节目，不是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而是在广告中插播电视剧。

时代箴言　作者：佚　名

楼房越来越高了，但视野越来越窄了。

高速公路越来越宽了，但车速越来越慢了。

买的更多了，但享受的更少了。

约会更多了，但时间更短了。

话题更多了，但共识更少了。

知识更多了，但观点更少了。

专家更多了，但解决的问题更少了。

药品更多了，但健康更糟了。

我们拥有的东西更多了，但价值更小了。

我们说的更多了，爱的更少了。

我们学会了营造生活，但却没有学会享受生活。

我们已经去过了丹球，但我们对邻居却不甚了解。

我们征服了外太空，但却没有征服内心世界。

我们的收入更多了，但良心更少了。

生产的数量提高了，但质量却下降了。

食物的品种更多了，但营养更少了。

能挣双工资的家庭多了，但离婚率却上升了。

橱窗里的东西更多了，但家里一无所有的也更多了。

关键时候　作者：吴志良

新局长上任后，众人纷纷到其府上“烧香”。业务科的老王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退休了，便没有去。

这天，局长找老王谈话说：“老王同志，你就甘心当一辈子干事吗?怎么连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老王红着脸说：“我马上就要退休了，难道还有什么希望?”

局长严肃地说：“谁说没有希望?你不主动向组织靠拢，组织怎么考虑你?你不主动接近领导，领导怎么关心你……越是关键时候可越要好好表现啊!”

老王被局长一席话说得热血沸腾，当天晚上就给局长送去一个“大信封”。

果然，在老王被宣布退休的时候，名字后面加上了括号——享受副科级待遇。

四大工程与四小工程　作者：佚　名

某村长为了改变村里人在国人心目中干不了大事的形象，苦苦费了3个月的心血，做成了“四大工程”的策划书递上去：

第一大工程：我们要把长城贴上磁砖；

第二大工程：我们要给赤道镶上金边；

第三大工程：我们要给太平洋加上栏杆；

第四大工程：我们要给珠峰盖个电梯间。

不想，这策划书竟被领导给批成了：“简直扯淡，村里人哪，要落到实处多干实事呀!实处着手，从小做起，做点实事!”

又过了3个月，村长又拿出一套方案——“四小工程”：

第一小工程：给每只苍蝇戴上手套；

第二小工程：给每只蚊予戴上口罩；

第三小工程：给每只耗子戴上脚镣；

第四小工程：给每只蟑螂发避孕套。

不倒翁　作者：丁　聪

1982年丁聪绘《不倒翁》赠我，诸家题词；供欣赏玩味。

范用

此画非小丁之佳作，故欲捧场而不可得。不倒翁之不倒，不在打小报告，而在随风倒。

君武1984年秋

翁称不倒善随风，无奈今朝运不通。本想偷鸡蚀把米，中途跌个倒栽葱。

1984年9月宪益

不倒翁，不倒翁，翁不倒，翁倒不?不!

甲子国庆　黄永玉

冯道五代时人，历事唐晋汉周四国十君，位皆相，视丧君亡国不屑意，自号长乐老。

祖光题小丁不倒翁圈

东西南北团团转，是非黑白何须管。风红护红袍，红袍护好风。小丁一幅画，裱好墙头挂，敢问会心人，宜笑却宜颦。

菩萨蛮范用同志一笑　苗子

跳蚤必得跳，不眺非跳蚤。市上“搬不倒”，随风行情俏。不待开场锣，加官由我跳。鲁迅看社戏，小丁耍大刀。

端木蕻良　甲子夏日

高官加厚爵，福寿与天齐。微疾如齐主，多财似范蠡。夸夸谈马列，事事扯牛皮。不倒还何时，痴孙未娶妻。

甲子重阳后一日　荒芜

创造历史的人　作者：佚　名

参加高考评卷，看的是作文。考生凭一支生花妙笔，在历史与现实中自由驰骋，大胆的想象，幽默的文宇，竞使枯燥、呆板的历史与现实世界变得如此的妙趣横生，我们的考生，不愧为创造历史的人!下面是笔者摘录的部分妙语，现在只宇不动地贡献出来，以飨读者。括号内为笔者点评。

1、在过去，这样的猛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们的教材上，如炸碉堡的董存瑞，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跳进冰湖去救人的黄继光等。(黄继光不去堵枪眼，跑到冰湖里逞什么能啊?)

2、李煜在唱：载不动，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李清照和李煜一起唱的吧?)

3、倘若不是蒙哥马利将军从头败中做出反省继续努力，又怎能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呢? (拿破仑对蒙哥马利，关公战泰琼。)

4、看着天上阴沉沉的天……(天外有天!)

5、岳飞选择精忠报国，死而后已。他一生征战无数，以至于匈奴兵对他闻风丧胆。(汉时明月宋时关。)

6、战国时期的孟子，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为我们阐述了怎样选择的关键。(孟子真乃圣人，生在2006多年前，居然可以训示3000多年前的古人。)

7、登山者在暴风雪中作出了自己心灵的选择，拯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遇难者。(华佗再世，妙手回春!)

8、适食物者为俊杰，适者生存。{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挑肥拣瘦，不是养生之道。)

9、一位猎人正在森林中追捕一只藏羚羊，肥硕、笨掘的羚羊已经在森林里舍生逃命，周旋了不知多少圈。(舍生逃命?藏羚羊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

10、映入眼帘的是方格子床单，白色的墙，以及一点一点往下滴的药瓶。(药瓶莫非是沥青做的？)

11、然天公不作美，小小年纪患上了尿毒病。 (难怪南方地区洪水涟涟，原来是天公患了尿毒症。)

12、有一天，母亲高兴的从医院回来，她得知，可以通过换肾手术，使(患尿毒病的)儿子重见光明。(您失明了吗?去换肾吧!)

13、“唧”的一声，我来了个紧急刹车，可还是把老太太碰了飞了起来，当时满篮子鸡蛋亦随风飘舞。(好美的鸡蛋!)

14、看过《生死抉择》的人都会被那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面所触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李嘉诚，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毅然的作出“生死抉择”。(红色资本家——李嘉诚!)

15、而被流放的屈原，时时不忘报国，终因报国无门；而自吻(注：原文如此。)于乌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6、面对即将冻死而又素未蒙面的人，登山者，放弃了独个人离开的想法。(今天，你蒙面了吗?)

17、让爱充溢我们的心灵，它会让我们叫老乞丐一声“爷爷”。(多有礼貌的孩子!)

18、邓稼先的历尽千辛也毅然回国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的传人!)

19、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昏天黑日，砂尘飞暴，鸡犬狗鸣，乱七八九糟。(我的头有点乱!)

20、小舅子疼我，经常给我买礼物，这时小舅子掉转话题对我爸说：“岳父，这个工程……”(我没看懂，您搞清其间的关系了吗?)

21、解放军官兵……与洪魔抗争，往往是大堤一决口，他们就开工。(解放军官兵是包工头手下的工程队啊?)

22、一位病人，他的骨髓出问题，但是又没有抓到一位合适的人给他贡献骨髓。(继续抓，派警察守住车站、码头、路口，直到抓到合适的为止。)

23、(……)以至于做出了围攻东南海；杀母、杀妻等惨无人道的事情来。(……没有出动航空母舰吧?)

24、日本南京大屠杀你忘了吗?300万南京同胞惨死于日本的刺刀下。(小心日本人会抗议：我没杀那么多!)

25、我和大伯分手时大伯对我说了一句：您真是个好孩子……(这个大伯还真有礼貌!)

26、一切都明白了，明白了，原来妈妈舶病根就在于环境的破坏……没有我们酌乱排乱放，妈妈的眼睛会变得模糊不清、布满血丝吗?没有我们子女的破坏植被，妈妈的脸会被日光暴晒、风沙侵蚀而变得皱纹满面?没有我们的砍伐森林，树林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会变少吗?妈妈会感到呼吸困难，心慌气短吗?……(孩子，你不要自责了，没必要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茶客留言　作者：李　存

李　存(福建晋江)

我是一名打工妹，平时喜欢看书，但我看书是有选择的，大概是太穷的缘故吧。在花花绿绿的港台言情小说丛中，以及林林总总的杂志方阵里，我独选中《杂文月刊，选刊版》。自新年伊始结识她以来、，我几乎每期必买，她竟让我代替了多年来爱看的《读者》。

”

在外几年奔波，见多了社会上的不平之事：一边是大款阔人们的灯红酒绿、一掷千金，一边是广大农民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一边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一边是身处社会底层农民工可怜的生存处境。对此不免愤世嫉俗或深恶痛绝。深切期望《杂文月刊·选刊版》把鲁迅精神发扬光大，多刊登一些有分量的精晶，即写得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好文章。祝愿《杂文月刊，选刊版》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汪　勇(浙江宁波)

感谢贵刊的编辑为我们送上内容丰富而精美的杂文。为了活着，自己到处找工作机会，到处打工挣钱。由于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看到的社会现象最真实，感想最多，体验最深。今天有时间进了久违的书店，第一眼就瞧见了贵刊，一解思想的饥渴。真心希望贵刊办得越来越好，对政治、经济、思想及人们的生活起到促导作用。

张玉龙(宁夏银川)

很喜欢读《杂文月刊·选刊版》。在目前这种世风日下，腐败盛行，报纸上满眼是阿谀之词，空话、假话、大话甚骣尘上的时候，读到你们精选的文章，犹如久违了的春雨，让人感到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意和清爽。

潘　蠢(广西苍梧)

我是一名农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很喜欢读书。有时劳累了一天，晚上冲好凉后，便在自己的房里看书，特别喜欢看《杂文月、刊·选刊版》。每逢赶上圩日，便托人买些报纸杂志之类，其中《杂文月刊·选刊版》是每期必买。

夜里读杂文，那味道是爽悦的。杂文那犀利又不失幽默的语言，辛辣的讽刺嘲哂，精到准确的见解，深邃丰富的思想，让人看了会引起感情的共鸣。尤其在较冷的夜里，一口气读完一篇，仿佛一股股热血沸腾，有如吃了川味麻辣火锅似的，痛快淋漓!

希望贵刊能多刊登些与我们农民生活有关的文章，最好多刊登我们社会底层真实的挣扎与痛苦，具体生活者的不幸与抗争，以更加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状况。

2004年第9期

过目不忘　作者：钱理群等

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

——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这是说话的三条底线

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前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选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诺斯古德，帕金森的话对某些官员可以引以为鉴

当人要杀死一只老虎时，人称之为狩猎，当老虎要吃掉一个人时，人称之为残忍。

——英国作家萧伯纳谈人性

当你生气时，要把事情考虑成熟再作决定。没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千万不要蛮干。

——这是一位西班牙商人的忠告

如果任由腐败所导致的非理性的政府治理行为继续蔓延，那么腐败就将摧毁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需求——希望。

——国际著名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奠基人和主席彼得·艾根说

今天比昨天更有智慧，今天比昨天更慈悲，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爱，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生活美，今天比昨天更懂得宽容。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谈成长的定义

见问题闭眼；见困难斜眼：见表扬瞪眼；见钞票红眼，见礼物花眼：见同志翻眼；见群众白眼；见选举傻眼。

——现代人的“眼病”

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家近，每日睡到自然醒，工资领到手抽筋，手下花钱你收礼，别人加班你加薪!

——一些都市男人每天都在梦想的生活状态

眼睛是爱情的器官，其主要功能是顾盼和失眠。

——哲学家周国平关于眼睛与爱情的“哲理”

有点儿像一个穷人遇上了一大群阔邻居。

——三年来，雷锋故居周围大兴土木，建起一座座别墅，略显简陋的雷锋故居被夹在别墅群里

请勇敢地呼吸，让我们用肺去净化这污染的空气。

——面对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位环保人士无奈地抗议

强国还是要靠“傻子”。

——综现最近的几宗大案后，网友在分析腐败分子“聪明”用得不是地方之余，作如是感叹

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蚊河人民过不去。

——吉林省蛟河市张贴的一则中国特色标语

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杜刚建认为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防止非典不力被免职具有警戒意义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盗挖了一座古墓，他会被判刑；而一个城市的领导犯错误毁掉整个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的法律却无从追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蔡定剑博士指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令法学界尴尬的现实

在中国，人的生命还是比车便宜。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私车热”的文章中说到保险

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只能暂住?！

——一篇文章的标题。此后，至少有10余家媒体在报道孙志刚时引发的中国收容制度大讨论中使用了这一说法

那是我的，你别给我弄丢了。

——重庆的谭女士替儿子洗牛仔裤时，在后袋里发现两个安全套，儿子平心静气地对她说

我想可能是现在的读者太脆弱了。

——海岩回答他的作品何以打动人

人们想用钞票时，从不看它的发行日期。

——深圳某年轻俊男娶了一个大款老大，面对人们的困惑，他自揭谜底。

“抢救”人才，刻不容缓　作者：钟　岩

如果说迟到的公正未必还是公正，那么耽误的人才则更难成为人才，因为人才是有时间性的。然而蹂躏人才现象却如此俯拾即是，有些还貌似合理，如何不让人呼吁抢救人才!

其一，能上难下的政策，埋没了大量优秀人才。据有关部门2001年统计，全国公务员共528万人，各类事业人员近3000万人。队伍不但庞大，而耳状态超常稳定，即能上而难下、能进而难出。问题正是，台上不称职的干部不下来，台下称职的干部就很难上得去。一些优秀的同志吐露，三五年上不去可以等，十年八年上不去还可以盼，二三十年上不去只好死心了。这些同志绝非为当官而干事，而是为干事而当官。他们希望能够独当一面，事成后再离职或为民，或写书，或讲学，或经商，或咨询，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官应当而且只是人生工作的一个阶段性职业，一旦成为终身职业，不仅为宫者会越来越懒散，优秀人才上去的机率也会越来越小。当我们把专业作家养了几十午后，突然发现，原本可以写点东西的文学工作者，居然再也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了。当我们把数千万国家干部养了半个多世纪后，难道没有发现，不少人除了当官别的什么都不会干了?历史证明，个人对人才的埋没是有限的，体制政策对人才的埋没才是无底洞。吏治腐败、司法腐败之所以成为最大的腐败，可从难下难出中找到原因。

其二，“年轻化”的简单化推行，使不少优秀人才望年龄兴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未长时间大范围地推行过所谓的“年轻化”政策。其实“年轻化”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施行一刀切的“年轻化”，就无从解决干部严重老化问题。但凡事有利有弊，“年轻化”的硬伤，一是提拔的干部多凭年龄而非能力，靠文凭而非水平；二是新干部多是上级领导点名提拔，少有群众公认和推荐；三是“新人新政策”没有落实，导致“新人”也实行“能上不能，下”的老办法。这些给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埋下一定隐患，同时也使包括孔繁森在内的不少优秀干部受阻于“年龄格”、“文凭格”前。

其三，腐败分子任人惟腐，使人才被排斥在外。一把手腐败后，任人惟亲，甚至任人惟腐。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北主政长达10年，以其歪风助长邪气，以其腐蚀蔓延腐败，不少优秀领导人才备受排斥。其治下的河iC，一方面腐败的李真迅速被提升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是刘日(刘日时为无极县委书记，90年代初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领导干部称号，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政治工作者、河北省劳动模范——作者注)这种廉洁优秀干部长达10年不得重用。

商鞅变法曾“徙木立信”以示不欺，遂颁布新法，令行于民。由是秦国富兵强，一统中国。抢救优秀人才是新世纪的“徙木立信”，具有导向作用。重用清正廉洁、独当一面的同志，不仅是人尽其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些党校何以成为“注水干部”的摇篮？　作者：周士君

时下，假文凭无所不在，但任你如何想象，也想象不到某些专门为在职党政干部“充电”的党校，竟也成为伪造文凭和培养“注水干部”的“摇篮”。据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海南省近日查处一起文凭批发大案，查获违规发放的文凭达数千张。其实，承担严肃的党政干部培训工作的党校，采取违法违规发放文凭赚取钱财者，恐怕绝非仅仅海南省党校一家。那么，专为在职干部“充电”的党校，何以“改行”为干部“注水”了呢?

经济利益驱动是导致党校“改行”或不务正业的首要因素。受经济利益驱动，各地党校采取联合办学的名义，大肆招收各类在职人员参加的文凭班或学历班。他们以“研究生学历”为诱饵，吸引了一大批在职党政领导，纷纷拿公款到党校购买其需要的文凭。如在海南省党校的某个班上，学员只要增加半年学习时间、缴纳2000元，就可以拿到海南省党校研究生毕业证书。因此许多官员对此诱惑难以抗拒，这个班一次就招了110人，井在头一年就实现了在基层县市的扩张。其学员名册上更是囊括了税务局局长、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供电公司经理、烟草公司经理、乡长、镇长等等实权人士，一个县近 10个乡镇和科局的头头几乎被其“一网打尽”，其中包括3名没有任何学历的局长。

党校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一块法律监督的盲区。因为党校的特殊地位，使得许多监督者不得不“到此止步”。有了这种独特的优势“豁免”地位，恰恰成全了一些党校领导把党校办成“文凭批发店”的愿望。仍以海南省党校为例，为吸纳生源，他们轻易就拿到了颁发研究生毕业文凭的一纸批文。批文的理由自然是“考虑到海南省青年后备干部培养的实际需求”，于是与某名牌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就成为其大肆圈钱的最好载体和手段。而为了招收到足够多的学生，使财源最大化，同时也给那些缴上了黄金白银的学员一个满意说法，不光日常的教学管理废弛，一些班的学员平均到课率竞只有20％，有的学员甚至到课率为零；而且考试的门槛被人为压低，以确保“人人合格、个个过关”。学校之所以如此放纵学员，自然是怕自己由此“断了财路”。

党校成了“文凭批发店”，为扩大经营规模，然后是开办“分店”甚至“连锁店”。党校红火的经营，使得许多基层干部由此“脱胎挟骨”，“旧貌换新颜”，披上了“研究生”的光环，并由此踏上了荧好的仕途。当然，这些干部之所以把党校作为自己采购文凭的合作对象，除了党校名正言顺的信用资源外，更主要是在这里用公款交易起来有更大的保险系数。于是，学员们交来白花花的银子，领回“货真价实”的文凭，一个个名声响当当的“水干部”便由此诞生。更有甚者，就是党校违规招生的许多收入因为缺乏监督而“下道”，海南党校就有1700万元的收入落入具体办学者的私人腰包。

当然，当这些个“文凭批发店”把一批批“水干部”送上一个个领导岗位后，其巨大的“负作用”，显然不是用任何一项经济指标可以涵盖和表述得了的。

“官帽商”是最大最恶的奸商　作者：朽　木

李铁成、商殿举、孙孔文、马招德，四个不同的名字，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却都因是“卖官”的案例，又因都做过县委书记或曰在县委书记任上卖官，被历史无情地捆绑在了一起，绑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日前，中组部通报了这四起受贿“卖官”案件及查处结果。联系到刚刚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我们强烈地体察到了中央从严治党、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决心；同时，毋庸讳言，我们也都看到了这项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与艰巨性。不客气地说，有些地方，情况实在糟糕，不容乐观。

读有关消息时，一个词汇不期然涌向脑际，那便是，这四个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不同地方的“县太爷”，哪里还有半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分明是不折不扣的奸商——官帽批发(兼营零售)商。而这种“官帽商”，毫无疑问，是世上最大最恶最寡廉鲜耻的奸商!

县委书记是什么?是一个官位，一把交椅，一个岗位。肩负着引领“治下”几十上百万百姓奔向富裕的重任。他们，应当是党和政府委派的管理者，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公仆。他们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但是，李铁成等四个“县太爷”却不是如此。也许，他们在人前，在阳光之下，也在做人事，说人话，或者还做了些应做的工作，但是，背地里，“暗箱”中，他们却丑恶本性大暴露，贪赃枉法，贪财受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商场”，干起了买卖“官帽”的营生。一个李铁成，就卖出了 ltO顶“官帽”，获取不义之财 142．9万元。情节何其严重，气焰何等嚣张，危害之大，影响之坏，的确难以估量!这类数字，可能会载人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中的不光彩记录之最之中去的。

问题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屡禁不止，问题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此起彼伏，为什么这种贪官一揪就是一串?还有，我们还有多少未揭露未公布的此类大大小小的“官帽商”?

反腐败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易事。反腐败，冷静去看，还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松反腐败工作，相反，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我以为，建立相应的防范监督管理严惩机制并进行细化，刻不容缓。不仅要从观念上不断宣传当官即是服务，更要从“待遇”上组织机制上有效地堵死可能腐败的路径。这几年，我们有了二些有益有效，的实践。比如，这几年的行政审批改革，就是反腐败的一种釜底抽薪之举。不用审批的，就坚决取消；可以下放的审批权，就千干脆脆下放；没必要政府管的，就交给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去管，不必都掌握在官员手里。同样，对于“官帽”，对于人事任用，决不能让“一把手”或其他什么手握重权的一个人说了算。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这一点上，不可丝毫掉以轻心。除了让“下面”监督外，“上面”应切实负起监管责任。要建立选人用人的督察制度，发现一起作弊者，立即严厉查处一起，不要弄得“一捅就是一个大窟窿”。天!一个县委书记居然在共产党内卖掉110顶“官帽”!只有上下都负起责来，尤其是上面负起责来，这些“官帽商”才不敢肆无忌惮，恣意妄为。说句实话，这一点，不要总是依赖“下头”检举，而应上下一起抓，同心合力，犯罪分子才会收敛。在此基础上，建立畅通高效的案件查处机制，让“官帽商”有所忌惮，不要弄得像河北的郭光允，因检举揭发程维高，而备受折磨摧残，乃至身陷囹圄!老百姓没有“说话”的地方，找不到“讨个说法”的要害部门，检举倌、上访倌被束之高阁，或一转了之，乃至招致打击报复，他们还有信心实行群众监督吗，心还能不冷透?不要小视这个环节!各级纪检监察乃至法律机关，都要立党为公，秉公办事，而不应官官相护，让检举阎王者反被鬼魅缠住。上述两个环节抓好了，再加上严厉查处，当可有效遏制腐败蔓延之颓风。决不搞藏着掖着，决不搞下不为例，决不姑息养奸，真正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样，贪官能不害怕?“官帽商”还敢肆无忌惮?打死我也不信。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加大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能公开的，一律公开；能公示的，一律公示，包括过程！要全程透明，一切都在阳光之下，这样，腐败才会无藏身之所。这，也是有效地遏制打击“官帽商”“生意”的高招罢。

什么叫“天壤之别”？　作者：洪巧俊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都有一种沉重感，比如近日报道的重庆一官员挪用公款到澳门豪赌，输掉1亿多元：吴川市教育局一年半豪吃了600多万元；国电公司3天会议耗资304万元。这些被腐败官员挥霍的公款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使多少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可以救助多少生活困难的人们?

江西省宁都县竹笮乡鹅婆村的黄作平家一贫如洗，夫妻俩平时就靠2亩地生活，至今还没用上电灯，记者进他家，借助照相机上的闪光灯，才看见黑平乎的灶台上摆放着几副碗筷，锅里只有一瓢清水，不见一点油腥。春寒抖峭的3月，床上平铺着的竟是当地人夏天才用的凉草席，草席上只有两床薄薄的床单。据报道，江西省目前人均年收入在国定贫困线625元以下的特困群众有160万，其中，约 19万人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由于资金有限，农村特困救助工作存在救助面不广、标准偏低等问题。去年7月，江西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工作，定期向99万多特困农民发放了 5100万元救助金。也就是说，江西在没有开展农村特困群众救助之前，救助资金占有的份额就更少。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一年花费1000亿元，公车消费一年1000亿元。江西公款吃喝一年要多少?我想也不会少，如果从中节约一个亿，也就有救助贫困群众的钱了。

一边是政府缺钱办教育，缺钱救助那些特困群众，一边却是某些官员的挥霍无度、挥金如土。重庆一官员一掷千金的豪赌，输掉了江西发放百万特困户两年的补助资金；昊川市教育局一年半吃掉了10多所希望小学；国电三天会议奢侈了2万多贫困孩子一年的学费。国电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在这次会议期间受到了“国宾待遇”。为了他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无／天的总统套房；还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就叫天壤之别!一些“公仆”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总统套房，去澳门赌博是几百万几千万地榆，而许多贫困群众吃的是见不着一点油腥的青菜，穿的是破烂的旧衣，住的是低矮潮湿的泥土房。全国公款吃喝一年吃掉的是1000亿元，如果把这1000亿元用于救助全国的贫困人口，还能有人挨饿受冻吗?

记得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提出警告说；“西方国家摄取食物的方式，是导致其他地区饥饿的主要原因。”人家是实实在在地吃，只是每年每人吃掉了50磅的肉，就受到如此警告，而我们某些公仆们是暴殄天物，挥霍无度，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更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吗?

警惕“正不压邪”怪象　作者：一　刀

常言道：邪不压正。道理如此，现实却不尽然。有近日两则新闻为证。

陕西省高陵县法院受理一起民事纠纷案，居然收取当事人办案“差旅费”，并为办案人员吃住游玩埋单，这案办得邪。更邪的是，记者前往调查，法院拒绝采访，尔后竟有电话威胁：“再来采访弄死你。”邪恶公然向正义挑战。

记者是文人，被“弄死”的危险很大。那么，公安局的头头掌握着专政工具，应该压住邪气了吧?偏偏河南省平舆县公安局副政委因为“得罪”了黑恶势力，竟被穷追猛打，县里没法干了，调到市局；市局也不保险，又借到省厅，不知再迫下去会不会被“赶”到公安部?

朗朗乾坤，法治社会，记者正当采访竟遭恐吓，堂堂公安局副政委也要特别“保护”，真让人有黑白颠倒、邪正不辨的苦涩。

解读两则新闻，会发现共同点：邪恶都与权力相关。高陵县法院敢“吃”当事人，是因为权，胜败在其股掌之间。放言“弄死你”的人，能与法院无关?若无靠山，他敢?平舆县的恶势力更是借助了某些人的力量，“驱逐”了那位副政委，才有了正不压邪的怪象。

邪恶与权力的结合虽属个案，但影响甚坏。公众因此会失去安全感，甚至会扭曲是非观。对正不压邪的怪象，若不及早痛下狠手解决，发展下去便是灾难。相信这并非危言耸听。

析“灾民情绪稳定”　作者：黄一龙

一有灾难降临，有关方面总不忘宣告“灾民情绪稳定”。这样的话在大灾大难之时讲出来，怎么听都像挨了打的在说身上不疼，死了娘的在说心里不悲，实在觉得别扭。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绪”!“情绪”如水，总受外力影响，波动是常态，“稳定”才特殊。夫妻吵架，朋友误解，上司白眼，邻居骂街，尚且不免不安，不免伤心，不安伤心就是情绪不稳定。经历一次大灾大难，亲人邻居蒙难，自己九死一生，已经如天之覆，如地之陷，加上房屋毁了财产没了，就算能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有床被子盖有碗热汤喝，将来如何究竟充满坎坷，怎么能像没事似的，一下就“情绪稳定”了?

所以，我看这句话一定不是说给灾民听的。没有人会对死了娘的孝子说“我看你情绪稳定”，这样说等于骂他不仁不义，没心没肝——谨防挨打啊!

这句话也不是说给非灾民听的。非灾民所关心的是这次灾难的真实情况，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是否有办法预防，人祸的责任者是受法律追究还是引咎辞职还是异地当官还是“总结深刻教训”把灾难当学费慷慨交出去；当然也关心灾民们灾后受到怎样的保护和安置，包括得到怎样的补偿，也就是他们现在和今后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是“情绪”是否“稳定”。在对这些情形弄清楚以前，对于同胞遭受的巨大灾难，连非灾民的情绪都难稳定，何况灾民！

那么这话该是说给领导和领导的领导听的了。报告首长，这里虽然受灾，但是百姓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则动作稳定，动作稳定则形势稳定，形势稳定则一切稳定嘛!

请勿忘记，就在四十来年前，中华大地上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饥民。饿死人的事自然古今中外都有，而当年的最大特点就是四海之内“灾民情绪稳定”，不逃荒(因为不准)，不上访(也因不准)，不说吃不饱 (必须说相反的话：吃得饱极了)，当然更不“异动”。当时的新闻媒体对此居然不着一宇，不出一声，真是死人如草寂无声，稳定极了。至今还听有的领导称赞，多好的人民呀！

对于人民的灾难能够这样评价的领导，倒是真正的“情绪稳定”。

中国作家在干啥？　作者：李兴濂

读俄罗斯作家作品时，我很佩服他们在极权统治的黑暗恐怖年代里，大义凛然地承受苦难，承担良知，担起尊严，透出人类永恒的精神之光。这方面，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曼德尔施塔姆、吉米廖夫、蒲宁、扎米京西、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为良知和尊严而殉道的俄罗斯作家，没有学会俯首帖耳，卑躬屈膝，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更不会与专制下的罪恶同流合污，卖身求荣，助纣为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拍案而起，以命相搏，勇敢地对荒谬时代进行道德审判。索尔仁尼琴说：“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但他还是在劳改营中以血泪写成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

中国作家在干啥呢?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已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骋，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聿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在祸及全民族的大灾难中，中国作家都干什么了呢?也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郭沫若吓得称他以前写的书全是毒草，全部烧掉，并赶写顺应领袖好恶的《李白与杜甫》；沈从文躲进了老屋研究古代服饰；钱钟书一头扎进古斋中；胡风仍在监狱里写着“眼里朦胧望圣旗”；陈白尘在温习着“清君侧”；浩然在“艳阳天”中编造“高大全”，走在《金光大道》上；姚雪垠在写御批的《李自成》的老八队；还有几个文人充当侍臣，陪“女皇”读古诗……更多的作家被送进了“牛棚”、监狱，被挂牌子、游街、扫厕所，顺从权势，自受凌辱，天天在写写不完的检讨书、认罪书、效忠信、告密信、思想汇报……如果没有老舍、傅雷为捍已尊严、良知，以死进行无声的抗争，偌大的中国在“文革”十年中， 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文化良知简直是一片苍白!

而今的中国作家在干啥?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内心罪恶、耻辱、懦弱、麻木而反思、忏悔，也没有关注民生和社会，而是一头扎进钱眼儿里，在写留着猪尾巴的山呼万岁的“戏说”；在写拈花惹草仁慈宽厚的皇上老儿；在写血流遍地的殴斗撕杀；在写吹捧权势歌舞升平的“雄才大略”；在写才子佳人一地鸡毛的风流韵事；写完上身写下身的偷鸡摸狗……除巴金等少数作家讲真话外，很少听到对社会良知和人类尊严、自由的呼唤!

“近现代以来跟中国一样承受了重重苦难的俄罗斯，诞生了一批璀璨夺目的巨人，而我们却除了一堆侏儒以外一无所有。”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丈学奖而愤愤不平，但是中国作家何曾写出一部深刻揭示人性的作品呢?又有哪一部作品能与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相媲荚?

我叹俄罗斯作家太“愚”，他们为民族精神而殉道抗争，为社会良知、人类尊严自由而呼唤呐喊；我赞中国作家太“聪明”，他们对社会表示沉默和回避，对历史失去记忆，对罪恶很少忏悔，因为深，陪“明哲保身”、“惟利是图”的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当“收红包”已经“当众”　作者：李小刀

在陕西某县一水电站的开工仪式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剪彩完后，彩绸下竟然惊现几个红包。这几位领导“有的坦然把钱装进腰包，有的半推半就”，结果“台下群众唏嘘一片，场面颇为尴尬”。从有关报道中笔者还得知，送红包的工程投资方董事长振振有词地说，领导出席庆典、剪彩，他们企业送红包是惯例。

好一个“送红包是惯例”!好一个“当众收红包”!

“红包”不是什么秘密，如果现在再有人为红包而大发感慨，那多少说明这人有点儿“单纯”。但让笔者惊讶的是，如今红包已经“当众”收了。面对台下四五百名村民、演员和学生，台上的领导们已经练就了“见红包而不惊”的功力，这就值得大家来关注、探讨一下了。

当“收红包”已经“当众”，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如今运送红包的、收红包的，都已经对这事儿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换言之，在这些人心里，这已经成为“正常现象”。而这正是“当众收红包”最令人警醒的地方!我们常在媒体上见到那些落网贪官的大贪特贪行径，但毕竟这些都是个例，而当“收红包”已经“当众”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这些个例有泛滥成普遍的危险了。人，都是有羞耻心的，尤其是领导，更是要注重“影响”的，但在陕西的这个开工仪式上，我们看到“红包”公然打败了羞耻心和“影响”。这对老百姓的“杀伤力”恐怕要远远大于那些贪官。

“当众收红包”，而且还不止一位领导干部这么干了，这让我们在愤怒之外，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和忧虑：当众违反党纪国法且能做到“坦然”，这到底是谁的尴尬?答案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对干部的教育从此事看来还大有不断改进的必要，我们的各种“教育”是从来都不少的，但就是在这种密集的“教育”下，仍旧发生如此闹剧，让人不能不怀疑我们的这些“领导”到底听进去多少句“教育”?第二个就是监督的缺失。领导干部何以到了当众收红包的地步?这直接暴露出监督措施的无力和缺失，如果监督到位的话，谁还敢这么张扬地来碰“高压线”?当众收红包，是因为觉得这么干“没事”才会“坦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最应该下大力气加以弥补或曰健全的!

“当众收红包”是因为领导“政治觉悟不高”或“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吗?也许是吧，但更直接的原因也许就是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好在还有新闻监督。

当“收红包”已经“当众”，当“当众收红包”要靠“偶然”的一篇报道才能揭露出来，这样的事实在是让人乐不起来。不过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随着各种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强化，这样的闹剧也该就此打住了吧!

我们盼着。

质疑反腐“一二三工程”　作者：薛克智

近日，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建议全国人大、中央纪委、最高院、最高检、监察部等机关实施“特别行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二三”工程。

“一二三”工程，即：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退赃者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也可由亲友代退)。退赃时，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一式三联)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实行两项特别决定：一是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二是对在规定期限内，拒不退赃或不如实退赃者，一旦案发，凡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律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采取三条配套措施：一是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二是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以俸养廉；三是建立健全举报制度，最高奖励举报者50％的追缴赃款。

如此宽容式的救赎，对腐败分子管用吗?对此，我狐疑不已。

我想，如此“特别行动”，也许寄托着专家们的良苦用心，但这是什么“灵丹妙药”呢?这样的“行动”，实质上是向我国的法制体制提出了挑战，一旦付诸实施，其消极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试想，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不但能免于刑事责任，还保留级别待遇——按照这样的惩治逻辑，盗贼的赃物也退的话，也可免于刑事责任了。有人说，这个办法对某些已经贪污但想悔过又怯于行动的人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不要忘记，总体而言，一个在贪污之中政治思想已经蜕化与变质的官员，不会在他们退赃之后就轻易变好起来。让这样的官员继续在位主政，民众能够放心吗?我们的政权能够健康稳定地运转下去吗?再说，贪官的贪污行为已经给社会造成了政治、经济、人身伤害等方面的损失或其他负面后果，其应承担的责任因退赃就可以推卸掉吗?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贪官们的“智商”，“特别行动”中的一些举措(如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倘若付诸实施，很可能被某些贪官巧妙利用，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毛飞先生直言；过去的“廉政账户”也好，还是这里的“设立全国退赃账号”也罢，“惟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作为权宜之计一用——那就是腐败行为普遍化与恶化到依法惩治腐败行为会导致全国性政治动荡的危机时刻；而对于当下的中国反腐败斗争，如此的政策措施非但无鼓劲之效，却反而有泄气作用”。对此，我深表认同。整体而言，我们的政权并没有处于腐败分子的联合对抗和恫吓之中，我们惧怕腐败分子什么呢?

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势必导致非法攫利者法治意识的日趋淡化，君不见，一些倒台的贪官往往把自己的被查处和惩办，归咎于偶然遭遇的“不幸”，而不是视为正义与法律的必然。如此扭曲的法治观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对于任何贪官污吏，国家政权绝不能漠视法律加以纵容，那样很可能姑息养奸，留下无穷的隐患。

每个公民都不应“受”穷　作者：岳渊如

我不说“每个人”而说“每个公民”，意在强调国家的责任。

我说“每个公民都不应‘受’穷”，意不在“穷”而在“受”——穷与富总相对，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一阶段，有富就总会有穷。我要说的是：不能让公民“受”穷——因为穷，连正当的权利也随之失去。“受”，一个字蕴含了多少辛酸!

穷，吃不起鱼肉，可以啃窝窝头，但不能食不果腹；穷，穿不起绫罗绸缎，可以穿粗布麻片，但不能衣不蔽体；穷，生病了住不起单间，可以住在医院走廊里，但不能看不起病；穷，家里可以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但不能让孩子上不起学；穷，没有钱付律师费，但不能打不起官司；穷，不能“带头”致富，但也不至于一张选票10块钱卖掉；穷，不能安车当步，但可以安步当车，有走路的自由；穷，没有别墅、没有三室一厅甚至贫无立锥之地，但却可以睡街头、睡广场、睡在公园里的长椅子上；穷，没有别人生活得好、没有别人幸福，但也不用一死了之……

温饱、健康、学习、公正、自由……此外还有很多，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人有穷富之别，公民却没有贵贱之分，公民与公民之间，权利都应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致富”是一种空想，国家做不到也不必做到，但国家有责任让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差别”。

但“差别”总是无处不在，几乎用不着举例为证——举例为证的过程是一个心灵备受折磨的过程。

6月28日《成都商报》有一则报道，题为《失明母亲救子纳鞋垫赚钱，贫穷慈父救女以血换血》。从标题就可以约略知其内容，读罢该报道则可领会其主旨：父母之于子女的爱，是多么的无私与伟大!我几乎出离愤怒了，不是愤怒于失明母亲、贫穷慈父“爱的无私”，而是愤怒于对这种“爱的无私”的褒扬。从这种褒扬中我看到的是一股可怕的冷漠：对这一家的灾难虽然并非视而不见，但却称得上无动于衷，甚至津津乐道。所有悲惨的情节都不过是为“报道”服务，只为说明一个问题：这对失明母亲、贫穷慈父太伟大了!

谁曾经救助过他们?报道中没有一字；谁有责任救助他们?谁有责任不让一个父亲卖血为女儿治病、不让一个失明母亲为救儿子的命“摸索着一针一线地纳，手被针扎出了一个又一个血洞”?报道中也没有一字。

爱，不管多么伟大，多么惊天地泣鬼神，如果是源于灾难，其实是有不如无。

针对6月24日《青年时报》一则题为《13岁的柔弱肩膀撑起一个家》的报道及后续报道，我曾向某大学法学院一位研究生谈及我的困惑：“有那么多好心人愿意帮助13岁的王圣洁，为什么政府不在其中?”她回答说：“因为王圣洁一家的户口不在杭州，政府没有救助的义务。”王圣洁一家的户口在山东临沂，山东临沂的政府会不会救助他们呢?也不会，因为当地很穷；再说在农村，政府救助只是个“意思”，标准的“杯水车薪”。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甚至在城市，因为缺钱看不起病，也就只好眼看着亲人的生命从眼前消失。这，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应该存在的现象。

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王圣洁一家的困难有谁关心、关注，有谁会去帮助她呢?目前我国的救助机制，不仅政府方面存在欠缺，民间机制也存在欠缺。王圣洁是幸运的，某校一位患了血癌、得到全校师生爱心捐款的大学生也是幸运的，幸运是相对于不聿而言的，有很多人并没有王圣洁一样的幸运。王圣洁的幸运说明了一个事实，社会对困难群体并非不愿意救助，也并非无力救助，而是缺少途径。——否则，以目前社会的力量与公众的爱心，对困难群体进行有效救助，让每个孩子都上得起学、上得起高中、上得起大学，让每个人都看得起病，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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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穷人看得起病”只是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很多方面，国家有责任保护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应让任何一个公民“受”穷，不应让任何一位公民因为“穷”而失去某种权利。

分管领导“管”什么？　作者：彭友茂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最近有了处理结果：从阜阳市市长、副市长到该市工商局、卫生局的局长、副局长，9名责任人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法纪的严肃处理。我发现这9人中有4人的职务里带有“分管”字样。如市级里，分管工商工作的一名副市长，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责令辞职；局级里，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一名副局长，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责令辞职。

这些分管领导受到处理，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不论是什么行业，也不论职务高低，分管领导究竟该管什么——我这里所说的“管”，不是指具体分管哪个部门哪项工作，而是指对自己所分管的那个摊子“怎么管”。据我所知，目前许多领导干部是这样分管的：一是管到场讲话，管开工、庆典剪彩。自己所分管的部门有了这类较大的活动，分管领导少不了坐主席台，念讲话稿，亲自“莅临指导”。二是分管的部门有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有外地同行业领导前来“取经”时，分管领导少不了要去陪吃、陪喝、陪玩。三呢，对分管部门呈报的这文件那报告，进行圈阅和批示。这是常规性的“保留项目”。除了这三项，他们还管什么呢?对不起，除此之外，他们所能做的，不多了，已经不多了。

和这“三管”形成巨大反差和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有“三不管”：不管分管部门的事业发展——分管部门有没有发展蓝图和框架设计，或想发展还有哪些制约“瓶颈”和具体困难，他不管；分管部门的廉政、行风建设情况怎样，从班子成员到广大从业人员人气是否旺，精神状态是否佳，是否存有违法乱纪现象，是否会出大案要案窝案，他不管；分管部门是否存有生产经营的重大安全隐患，他不管。只要他所分管的部门一天不出事，他就高枕无忧地过一天舒坦日子，做他的太平官。

这次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责任人的严肃处理，不光对各级各地各系统各单位负有全局责任的“一把手”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也给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那些“分管领导”敲响了一记警钟：权力是把双刃剑，放在分管领导手里也不例外。分管领导，对所分管的部门实施领导，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不能只显示权力而不尽责任和义务，不能只是名，分、名义上的领导而实际上成了影子领导和甩手掌柜——要求一位分管领导事无巨细，对所分管部门的大事小事一概明了，那不现实，也无必要。要求他对所分管部门的工作、事业，摸清基本情况，予以整体把握，做到“吕端大事不糊涂”，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有名无实，分而不管，甚至华而不实，以“管”谋私，那么，所分管的部门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看你往哪里跑!

看不懂的“人性关怀”　作者：何大壮

在强调“人权”的今天，“人性关怀”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然而，在欣喜之余，笔者对当前所披露的“人性关怀”产生了点怀疑。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有点“看不懂”了!

且看部分媒体公开报道的“人性关怀”事例：某法院决定，在犯罪嫌疑人过生日的当天，不对其进行“提审”，让其过一个愉快的生日；某地有关部门决定，在被采用注射毒剂执行死刑的罪犯服刑时，播放轻音乐，让其在悦耳的乐曲声中结束生命。还有更典型的：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被执行死刑前，在看守所度过的那852天，仍然过着舒适、安逸的“大款”生活，仍然可以像当官时一样支使看管他的人民警察，以致他在临刑前掏出一叠钱，坚决地给每位见到的警察发放100元的“感谢费”。

不错，从人权的角度看，即使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在其被执行死刑之前，其“人权”都应得到尊重。但他们毕竟都是有罪之人，有的还属罪大恶极，依法剥夺他们的自由乃至生命，是法律的尊严，法律的惩戒作用就是应该让那些以身试法者吞吃自己种下的“苦果”。

我认为，眼下在我们国家，“人性关怀”还是一种“稀有资源”，在还没达到“甘霖普降”的情况下，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无论如何这“人性关怀”也不能先落到那些有罪之人的头上。要知道，目前有多少老实本分、奉公守法、属于“弱势群体”的同胞们在渴望着“人性关怀”而不得啊!当看守所的警察为贪官李玉书烧水洗澡的时候，有多少农民工兄弟满身臭汗地与包工头争讨着那可怜的血汗钱；当看守所的警察骑着自行车满世界为贪官李玉书买书的时候，有多少赤贫之家的子女因交不起书本费而辍学……到底谁先应该得到“人性关怀”?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

在“弱势群体”还没有普遍得到“人性关怀”的情况下，倘若对那些犯有罪错的群体滥施“人性关怀”，不仅不公平，而且还是对“人性关怀”的一种粗暴践踏。这样做的结果，极易引起民众的反感，激发强烈的不满情绪。而这一切，对安定团结的局面则将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之所以会出现“人性关怀”严重错位的现象，除了某些部门喜欢“作秀”外，其深层的原因则是“权”与“钱”在起作用。我就不相信在没有“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有人会不遗余力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实行“人性关怀”，因为这种做法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性上，都是解释不通的。

是谁助长了人大代表的“官味”？　作者：包盛吉

警车开道、住豪华宾馆、视察检查前呼后拥、记者陪同、审议发言居高临下……笔者这样描述当前一些人大代表的情形可能有所偏差，但时下种种情形确实让人觉得个别人大代表的“官味”已越来越足，离选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人民群众看着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也如雾里看花——越来越模糊了。

为此，人们不禁会问：是谁助长了人大代表的“官味”?

一是官本位思想浓厚。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等级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些人的言行举止中有所显现。人大代表来自于民众，也不能超凡脱俗，虽说是选民选出来的，然而选出来后，便认为自己当选人大代表了，也是一种职务，取得了一种资格，高人一等，在言谈举止中便自然不自然流地露出作为人大代表不该有的“官味”。

二是人大代表作用日趋显现。随着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发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人大代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显现，一些经过人大代表监督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些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重视，一些人大代表提的议案建议批评意见得到落实，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试图通过人大代表解决身边不平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加之现在一些地方个别人为当选人大代表，用实物、现金、许诺、请客等手段拉选票，争当代表的气氛越来越浓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富翁为当选人大代表而“高价”向选民“争购”选票的现象。他们有的是当地年轻的企业家，个人财力雄厚，为了当选，用一些金钱、实物收买选票，有的花钱请客吃饭娱乐，让人感觉人大代表的价值似乎在逐步回归。据报载：有个老板是人大代表，他厂里的职工因为暂住证过期被派出所拘留了。他连夜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的门卫让他从边门进去，他掏出人大代表证，说“我是来视察的，必须叫你们所长开大门迎接”!派出所所长知道，若说他只是一个人，是个人行为，扯什么视察，他可以立马掏出手机，当时叫来十个以上的人大代表。所以，所长没脾气，吩咐门卫开大门请他进屋。

三是各级人大的周到细致安排助长了人大代表的“官味”。每年，各级人大都要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各种活动，或视察、或检查、或召开各种座谈会、或参观学习，形式多种多样。为使人大代表在参加这些活动时潜心投入，更好地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各级人大常委会事前都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周到细致的安排，比如视察吧，先是派出人员对视察点进行筛选，要求视察地先行做好各种接待准备，从吃穿住行，谁先发言，谁汇报，谁坐哪部车等每个环节都进行了预先设计安排，人大代表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养尊处优，无形中助长了人大代表的“官味”。

四是法律法规对人大代表的保护让人大代表产生了优越感。如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这些规定是为了给人大代表执行职务提供法律保障，但法律的这些保障措施也让部分人大代表产生了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块“护身符”，谁都不敢对自己怎么样，连公检法都要退让三分。这种优越感让个别人大代表的“官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暴力的警醒　作者：刘醒龙

继前些时日连篇累牍地报导美国士兵对伊拉克战俘的暴虐之后，这几天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在忧心忡忡地报导，在荚国人准备将做了俘虏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交给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审判时，一些有声望的伊拉克法官，出于对可以预知的暴力报复的恐惧，无不例外地表示自己不会接这个本可以使自己扬名于世的案子。与去年圣诞节前，蓬头垢面的萨达姆现身电视的那一刻相比，这条消息的震撼力要微弱许多。

萨达姆被抓时，一位患肺癌的老朋友很高兴地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然而我却难过得一句话也没说：不管有多少种理由，如此对待一位“民选”总统，决不能算作世界文明的进步。让我难过的不是曾经作为总统的萨达姆，而是叫做萨达姆以及没有叫做萨达姆的——人。从长远来看，用飞机导弹对萨达姆的战胜，是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人性理念的空前失败。

这样的说法决不是要世人宽恕以国家名义实行累累暴行的萨达姆。人的局限性就在这里，别人做坏事就是罪恶，同样的事自己做了却借口是为了伸张正义。无论如何，都不要相信暴力是特定条件下为实现人道主义而必须采取的特定方式。应该时刻谨记，不用暴力来应对暴力才是对暴力最致命的惩罚。很多时候，后人总是理所当然地将前人的历史当做最好的教科书。一旦发现历史的进程多数是借助暴力来完成的规律后，后人也就心安理得地作为思想遗产继承下来。这个世界充斥着触手可摸的尽善尽荚的要求与愿望，没有人愿意面对与恶的共生共长，更没有人心里想着那类大到可以对恶的包容与改造的善。就具体表现来看，国际社会完全有能力用非暴力的手段制服崇尚暴力的总统萨达姆。以暴制暴不能算作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的文明才能有本质的进步。

天使的思想是救赎，恶魔才会时时牵挂杀戮。

暴力有两种，对萨达姆的惩罚，是以实力来实现的理性暴力，它是由强者来实现的。见诸日常生活的国家机器，以及各种各样的以政治和非政治为目的的组织，说到底也是为了体现理性的暴力。还有一种情感暴力，它是由弱者来实现的，并被弱者当咸无可奈何的最后武器。最常见的便是弱者们走投无路后，索性将自己的悲哀用极致的方式显现出来，并强加于他人。在情感暴力下，人们会丧失本应具有的理性，甚至根本不去寻找新的社会真理，创造新的社会秩序。那些躲在暗处，以萨达姆的名义对他人进行威胁的人，显然就是这类暴力的实行者。没有合适的秩序，没有体现社会进步的真正文明，悲情越浓，越容易导致普通人社会生活中趋同于暴力。

“太远”说质疑　作者：宋志坚

记得几个月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颁布前后，曾有人从卢万里(贵州省原交通厅长)案中总结出党内监督不力的教训，叫做：“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那时就觉得这四个“太”有些似是而非，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近有电视台播出《国家诉讼》，看到那里面的上级下级和同级，又想到了这个话题，似有茅塞顿开之感。系统论述这四个“太”并非一篇千字文能及，那就说说其中的一个“太”吧，即上级监督下级——太远。

窃以为这个“太远”，先就大可置疑。

倘在中国古代，说“太远”可以理解。既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天高皇帝远”，上级监督下级，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大有鞭长莫及之忧。然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已将空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整个世界都变成“地球村”了，何况是一省一市一县?例如前面说的卢万里，他的正身就在省城，上级一个电话，立马可将他叫到办公室，“太远”从何说起?

客观地说，上级监督下级确有困难。上级的人头永远没有下级多，省里有五套班子，地市也有五套，十个地市就是五十套，还有几十个厅局级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下级要瞒过上级的眼睛做手脚很容易。上级虽有身边工作人员可作自己的耳目，但身边工作人员也是下级，也须监督。已有无数事实证明，往往就是这种下级，形成一个个的包围圈，使一些上级不谙下情，成为“灯下黑”。

上级监督下级难，并非上级监督下级不可为。即使在真正说得上“天高皇帝远”的两千三四百年前的那个齐威王，还能冲破“身边工作人员”形成的包围圈，有效“监督”他的“下级”，使阿邑大夫以及为他“美誉”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罚。可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上级有没有这种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上级的政绩，是由下级们的政绩组成的，你睁大了眼睛监督下级，挤掉了他们政绩中的水分，自己的政绩也要大打折扣，此其一；下级都是上级提拔的，上级要再上台阶，也得在他们的下级中考核，即使你能不顾情面监督下级，还能不考虑自己的选票或支持率?此其二；至于有的上级，早巳与他们的一些下级结成了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或叫抱成一团，就像《国家诉讼》中的周秀丽，还敢为她的老情人常务副省长王长恭接受贿赂，叫王长恭监督周秀丽，岂非是与虎谋皮，包庇还来不及呢。

上述种种，其实都与“太远”无关。恰恰相反，倒是因为“太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于是，“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在这种官场庸俗习气中，哪能有上下级之间或同级之间(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真正有效的互相监督?

黄苇町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亮点时说：“条例”既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还有平级之间的监督，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监督网络、监督体系。这当然使人欣慰，但我想，这个“网络”或“体系”还得有个前提，它必须是开放型的，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相结合。如是，方才能使真想监督的能在民众的支持下有效地监督，也方才能使不想监督的也会在民众的制约下不得不监督。一切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很难再做手脚，离开了这种民主监督，党内监督怕是要落空的。

古董摩登化　作者：王乾荣

甲骨文

殷商时期，距今3300多年，我们有了甲骨文。有一则笑话说，罗马皇帝派大使向孔子求赐文字，食不厌精的孔夫子夹了儿根豆芽放在大使帽子里，使者带回罗马，便成了今天流行世界的罗马字。笑归笑，甲骨文历史之悠远，可见一斑。谁承想，“甲骨文”今天居然成了全球最大的信息软件供应商，还是个洋公司。如今之信息，点一个键即可传播十万八千里，可它的缘起，还要追溯到用尖锐工具在龟甲上笨拙地刻下那一笔一画。这个古董的摩登化，叫人明晰人类文明传承的脉络，追抚世事造化的万千，惊叹古人的智慧和现代电光石火变幻的神速。可为什么，这类摩登没有首发于我们文明古国呢?

皇 帝

公元前221年，华夏大地始有赢政称“帝”，至公元1911年溥仪完蛋，中国出现了几百个皇帝。皇帝已成僵尸，如今却大行其道，大张旗鼓地复活了，颇有“吾皇万岁，万万岁”之味道。它在舞台的复活，权当是戏或曰“戏说”；它在人间的复辟，却是真的现实。皇帝御苑酒店，是谁住的?皇帝豪华游艇，是谁乘的?皇帝荚酒，是谁喝的?“影帝”、“影后”，是叫谁的?难怪在一则广告上，一个五六岁的女娃娃跟她的爷爷撒娇说：“我也要当皇帝呢!”而谁又不愿意当皇帝?专制时代一介平民想称帝，呼喊着“大丈夫当如是”，铁定是造反；如今虽然讲民主共和，却是一个人人可以公开表达“想做皇帝”的时代。你说这是时代的倒退，令人叹惋，可论者云，此乃时代开放之表缀，故曰摩登。

城

它是古时都邑的墙垣，是防御敌军之屏障。如今电予信息战时代，土筑石垒之城，其硕果仅存者，早被看作了“世界文化遗产”。可它又异化并且摩登起来了。买东西，有“购物城”；消遣玩耍，有“娱乐城”；连洗个澡，也有“桑拿城”呢。有了“城”，即有“围城现象”。在城外边的，跃跃欲试，想进去；在城里边的，受尽煎熬，想出来——反正，风景“那边”独好。这倒也符合物质至上世界之现代人浮躁多变、追求刺激的特性。城以都城为大，都城之中心，乃是端坐于金銮殿上的至大人物皇帝老儿。所以，没有了砖土之城，至少也要在心中造出一座座无墙之“城”、花样翻新之城，概曰欲望之“城”，这才是摩登之所在。

妾

昔时的小老婆和妾，今称“二奶”，据说多流行于东南沿海富庶地带；齐人之福，古今殊途同归。过去，小老婆是地主老财的特产，因为穷人连一个“奶”都养不起。如今，“二奶”是暴发了的穷小予的专利，概因未曾暴发之小于即便有心，也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利”。过去，霸占小老婆明火执杖，名正言顺，堪为炫耀；如今，养“二奶”犹抱琵琶，半明半暗，欲说还休。其实，在特区的“二奶村”，闲散的“二奶”们呼朋遛狗，招摇过市，好不热闹呢，管什么《婚姻法》!也是啊，皇帝都一群一堆了，“二奶”们能不泛滥?“二奶”的摩登在于，其嗲劲、风骚、财富、势力，远甚于大奶。多少宠爱在一身，妾不风光谁风光?毕竟，时代不同了，你还能叫她们受“大奶”的鸟气去不成?

妓

旧社会，妓女是被迫卖身的女子，俗曰婊子，命运悲惨之至。如今她们复活后，却被泛称为“小姐”，真是清雅高洁得很。据性学家潘绥铭教授说，她们其实应该叫“性工作者”，简直是一个尊称，又何其荣耀!为脱贫致富而奋斗，为消灭贫富差别而献身，当然是“工作”，其人也就是“工作者”了。可惜甲骨文未曾刻下“工作者”这三字。而大宋皇帝临幸京城柳巷花魁李师师，后者哪里会想到“工作”之名分呢?“性工作者”活动的发廊、洗脚屋、娱乐城繁盛时代，是不是比娼妓栖身的秦楼楚馆时代，更摩登?

从尊贵的皇帝，到最下流的妓女，均被摩登语言刻意摩登化——但这仅仅是文字的魔法吗?

隐私权　作者：何满子

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不是你自己向神父忏悔，上帝也无权追究你的隐私。”西方人是把保护隐私权当作基本人权的内容之一来信守的。父母尊长也不干预成年子女的隐私。流风所及，在人际关系中，忌讳询问别人的收入，妇女忌讳别人询问她的年龄，至于交情不到一定程度而探询其行动，则更视为是失礼的冒犯行为，甚至可以跟你翻脸。不熟悉这种习惯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打交道，常常闹得彼此都很尴尬。

一所大学里就有过这样的事：一个美国的女留学生为了生活和学习的方便，主动要求一位中国女生与她同住一间宿舍，两人关系处得相当和谐。一次，留学生外出，深夜未归，中国女生很焦急，诚恐她遇到什么意外，当她回来时急切地问道：“哎哟，可把人急死了，你到哪里去了?”谁知对方霎时间抹下了脸，冷冷地说：“那你可没有权力干涉!”好心被当作了恶意。对冒犯隐私权如此敏感，在中国人看来几乎不近情理。

中国人向来缺少隐私权的观念；有之，则是利用所掌握的别人的隐私作为要挟钳制的手段，或竟以出卖他人的隐私作为谋得某种好处的本钱。50年代有过很著名的献出别人的私信以赎罪、以取容的轰动事件。至于窃取隐私、添油加醋地附会罗织，告密陷害的事情则当年更滔滔天下皆是，成为一种风气。干这种买卖的人还被认为是“觉悟高”、“积极”的表现，与检举盗匪的立功享受同等待遇。此后又有过“交心”运动，要人自动出示一晃于脑际的思想隐秘，这些隐秘在“文革”时又成了“抛材料”的库存武器，用以搞臭人的人格中伤的法宝，身历其境的人至今犹留有余悸。，

若说中国人不讲究保护隐私权吧，也不尽然。孔老夫子就训诫人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现在大抵也还信守。这点也正好和西方反其道而行之。尊者的隐私权在中国得到严密的保护；而西方则总统、阁员、议员这类上层人物反而某种程度地被剥夺了平民享有的隐私权，必须公布收入、财产乃至私人的关系网之类的情况。连有些私人生活如酗酒、不正当的婚外男女关系都不予保护。人们有权捅出来，公之于众。遇到大选、重要官吏任命的审议时，揭发的隐私常常成为轰动的大新闻。最有权的人被剥夺了隐私权，没有权的平民却享有不可侵犯的隐私权，这‘中西生活方式的异同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的素质观　作者：阮　直

素质最本质的东西是“本色”。若按《现代成语》词典的解释，素的含义应该是白色，素面朝天是也。那么人的素质也就是人的真实本性了。失去了真实的一面而装扮成的“作秀”，都不能原生态地再现一个人的素质。

在谈论人的素质上，国人自谦自责的态度向来显得大度，特别是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在对待民族素质上，大有不屑一顾之态。凡是这世间的一切丑行陋态都能从我们民众的身上透视得到。诸如随地吐痰，闯红灯，开会时不关手机，领导台上发言时下边交头接耳，不爱护小动物，不赡养老人等等。这么低的民族素质好像也就不配再有资格享受政治上的民主，精神上的自由了。

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我认为不能让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大众来承担，而应是官员和知识分子。官员的一个车队从省城开到县城就警车开道，高音喇叭嚎叫，喊着“前边的车，马上躲开”，管你红灯绿灯，呼啸而过，吓得老百姓惊慌失措，气得路人破口大骂。这种霸道的官僚作风若能带出有良好的民众“交通意识”来那才是上坟烧树叶——唬弄鬼呢。

台上那个讲话的满嘴胡言，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讲的话，听者在下边交头接耳几句，就是素质低了?最低的其实是那个台上讲话的，你连“素”都不要了，“质”还会好吗?

如今西北、东北不少地区县以下的乡镇干部，中小学教师有的半年都不开一次工资，上级财政拨下的工资款被县一级财政东挪西堵填了窟窿，一级政府连自己的员工都不养活了，你还有资格指责他们小气、自私，不养老人，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吗?

乞讨者捡了一个钱包，喜出望外才对。他连支撑活动的体力都没有了，你还能要求他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吗?不少贫困县的官员们屁股底下的汽车都是几十万，每年都抽出宝贵时间到省城打高尔夫球，到京城去听音乐会、看美展，这种高素质在老夫我的眼中倒不比那些不知道《图兰朵》，听不懂《小夜曲》，半年不洗一次澡的老百姓美。

有素质、有文化、有地位的贪官们嫖娼、豪赌、勾结黑恶势力，一捞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这样的人有再高的文化素质，不也是一张脸谱罩假面吗?还不如老百姓天生就那副纯朴无华，一看就气质高雅不起来的脸舒心。说到人的素质时，我们为什么总是把眼睛盯在平民百姓的那点毛病上呢?若按扰乱会场，干扰台上的人发言，我看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素质最低，他们皮鞋扔得满天飞、领带当作笼头拽，可我们素质论者都不去指责，若老夫我也那样干一把，准有官员说“哪来的这么个混账，快把他抓起来”。

我们的素质教育也好，素质标准也好，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讲来论去，入席时座位不能乱坐，按级排位了才算有素质；碰杯时职务低一级，酒杯下一寸，才算有素质；听完了领导的祝酒辞，要带头鼓掌才算有素质；把吃过的雪糕纸扔进垃圾箱也算有素质。可是有人面对腐败的贪官，不畏强权，敢于揭发，不怕打击报复却没人说他素质高；对于那些有思想、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没人说他们素质高，反倒把他们归人“狂徒”之列。

一个人素质高低是一个人的综合因素构成的，但最基本的要素应该是“素”，是本真。看看我们身边的人，谁是真正能以素面朝天的人?是那些平民百姓。虽说他们还不具备高晶位的文化素质，但是他们却是一块纯朴真实的玉石。我宁愿忍受农民们随地吐痰，我也不愿看见衣冠楚楚之徒到处散布虚假的谎言；我能理解打工者一年不进音乐厅、电影院，可我却也不愿看到歌舞厅、健身房门前停的都是政府官员的小车。我不怕我们的农民素质低，就怕我们的知识分子有了素质没了风骨，就怕我们官员有了素质，却也学会滑。

政府开放才能“除魅”　作者：郭松民

在外交部举行的第二次公众开放日里，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几乎是脸贴着脸”的距离上向李肇星部长发问(见6月21日《北京娱乐信报》)。这个场面让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几分感动。我相信，不管部长的回答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学生满意，但在和这位在国际舞台上经常同国王、总统、首相们握手言欢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接触”之后，外交部长在他的心目中将从此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只能仰视的半人半神的形象，而是和“邻居家的大爷”一样可亲可敬了!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个过程就是“除魅”，即消除了神秘感和神圣感。经过“除魅”的政府官员和政府机关，在民众的心目中将回归到他们的本原：政府官员是社会公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他们为我们办事，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办得不好，那就要批评他们；如果不能改正，那就要撤换他们；如果他们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那就要审判他们，根本没什么好客气的!

一切只想统治人民，不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都是不愿意“除魅”的。不仅不愿意“除魅”，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增魅”。这段时间宫廷戏比较多，我们看到皇帝上朝时排场给人的感觉哪里是要开会研究问题，简直就是神仙下凡。整个仪式传递出的全部信息就是皇帝“受命于天”，无须对臣民负责，臣民们在皇帝面前只能服从，不能反抗。官员们在皇帝面前虽然什么也不是，但当他们转过身来面对百姓的时候，他们又“魅力非凡”了。一个小小的县衙，也往往“说不尽许多威仪，似塑就一堂神道”，审问时惊堂木拍案，退堂时衙役低吼，让“蚁民”们一看就心生畏惧，想为自己争权利的勇气不知不觉中就被消解掉了，只好任其宰割。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解放军的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背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老乡们担水、扫地、收庄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除魅”的过程：消除了神秘感，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工作也就蓬蓬勃勃地展开了。但遗憾的是，近年来这个好传统似乎被我们丢掉了，“增魅”的传统却悄悄地复活了。我出差时每到一地都会发现，最威风的建筑通常是政府大楼。凡到政府机关办事的人，莫不对警卫的威严冷漠和传达的盛气凌人产生深刻印象。“增魅”的结果是老百姓对政府产生了畏惧和不信任：熊德明如果平时没事就可以到县政府大院里像赶集一样随便逛逛，她丈夫工钱的事还需要劳动日理万机的总理吗?

政府开放才能让公众“走进”，走进才能“除魅”，“除魅”才能走下神坛，走下神坛才能便于公众的监督和沟通。而只有在和公众保持良好沟通并在公众的严密监督之下，政府才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服务。外交部已经带了一个好头，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其他和公众生活关系更密切的部委的开放，看到省、市、县政府的开放——不就是让公众进来看看嘛，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以粮“治”天下　作者：蒋元明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特别强调粮食生产，连春耕播种多少都督促各地落实。前些年不是粮食多得不得了，农民不是“卖粮难”吗?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粮食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曾在黄金时段播放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引起很大反响。乾隆小皇帝一上台，首先抓粮仓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谁要解决好了粮食问题，老百姓就拥护谁，就安居乐业，天下就太平，谁的江山就坐稳了。如果耕者无其田，苛捐杂税猛如虎，老百姓就要揭竿而起；或遇天灾，粮食歉收，仓里又没有足够的储备，那就容易饥民蜂起，天下大乱，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是因粮而起。“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中国几千年，政治家们忙的主要就是吃饭这件事。丰衣足食，才能国泰民安。“康乾盛世”，乾隆稳坐江山六十年，还当了几年大上皇，这与他的以粮仓为重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相反，那些沉湎于肉林酒池、不顾天下苍生死活的暴君，以及不知灾民为何不去喝肉粥的昏君，则只有亡国杀身一条路。

其实，共产党刚执政治天下，头等大事也是粮食问题。首先实行土地改革，让农民翻身做主人，耕者有其田，有饭吃；同时在上海等大城市打击粮商，平抑粮价，保证粮食供应，稳定民心。帝国主义断言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定垮台，或者向他们乞求才能活下去。所以，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间的大政方针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土改，农业合作化，农业机械化，为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共产党成功了，江山坐稳了。

改革开放，首先也是从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有了种田的自主权，加上科学技术，粮食一下就从地下冒出来。苏联、东欧改革失败，导致国家解体、政权更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路子不对，没有抓住“粮食”这个主题。前东德时期，一个老大大指着柏林墙大骂，大夏天了，连最普通的菜都买不到，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这话多么一针见血!连菜都吃不上，牛奶面包也没有，柏林墙还能不被推倒?

然而，中国粮食有了，多了，一放松警惕，也会出问题。这些年，农民增产不增收，种子、农药、化肥涨价，而粮食却卖不出钱，还打白条，加上各种摊派杂税，许多地方的农民干脆少种、甚至不种地了，大批涌向城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骚乱，以及大规模的上访活动。

记得新世纪头一年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国务院部署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说“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要求一定要“摸清全国粮食库存家底”，为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然而，有的地方居然弄虚作假，连总理都敢骗，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结果造成一个错觉：中国几年不生产粮食都有饭吃。事情到去年才露馅了，粮价波动，与粮有关的商品都涨价了，好多白酒突然提们驴／o……

中国13亿人口，一旦粮食出现问题，不但中国，连整个世界都会出现动荡。试问，谁能养活这么多中国人?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必将引起世界粮价大波动，再牵动其他波动，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动荡就很难估量。再说，中国能有那么多钱去年年大规模进口粮食吗?

此处钱多人傻，速来速来速来　作者：徐迅雷

李金华又开出触目惊心的“清单”了。“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这是德国前审计长扎威尔伯格说的话，俺们国家的审计长李金华引用过，给俺印象深刻。与一年前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相比，今年再次提交的审计“清单”，让人看到更多的钱、更加登峰造极的乱花钱。

看那报道里长长的审计清单，俺满脑子就是一句话：此处钱多人傻速来!速来速来速来!这句话本是“下海”三陪小姐的电报用语，蛮著名的，那还是某地媒体报道廉政风暴时，记者顺手捎带出的细节。不能怪俺满脑子坏水，俺把道理慢慢道来。

此处：当然是指审计到的这些单位。中国科技部、国防科工委、原国家计委、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电力公司、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等等等。“审计风暴”席卷过的这些中央部委等，不说掌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那至少也是一根根大动脉。

钱多：这些俺们国度的王牌单位，钱多，真是多。与三陪小姐电报用语里的“钱多”相比，那真是大巫见小巫。一些官员嫖妓时公款消费挥金如土，千儿毕竟是千儿、八百毕竟是八百，可这些王牌单位的钱，动辄就是上亿。想想也是，偌大的中国，纳税人那么多，不用“亿”来计钱，你怎么算得过来。而且这些钱不是自己去辛苦挣来的，甚至用不着自己动手印出来，多好多妙，活在这样的单位就是掉在钱窝里。比如国家体育总局，想象中钱是少一些的单位了，但他们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一动就动了1．31亿元，给职工盖住房 1．09亿，给工作人员发补贴等等2204万元。比如国家电力公司，这次审计查出蚀空78亿元，其中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还有原国家电力公司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涉案金额10亿元什么的。俺们都知道什么叫“实权”，一是管人，二是管钱，管的钱越多，你的权越大。上亿上亿的工程款、救灾款、土地出让金都是“唐僧肉”；佛山市一民营企业主，轻易就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可见“行”里钱多啊，批钱的权力蛮大啊。

人傻：人傻当然不是指这些中央部委花钱的人傻，而是指监管这些钱的人傻，或许那些傻人事先根本就不来监管这些钱；说审计是“看门狗”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审计是钱花掉了之后的事，这个“门”也看不牢啦。听说山姆大叔管钱就很精明，有个中国的市长邀请美国友好城市的市长来中国参观访问，结果那老美市长竟然说难以成行，因为他的出国经费没有纳入预算，纳入的话是要他们的“人大”七批八审的，不知猴年马月兔日才能批得下来。可俺们的市长很干脆：你来好了，所有经费这边给你开支!可见俺们市长手头大大的有钱，用起来大大的自由，大大的酷毙，大大的爽呆。

速来：你想，就那个钱不算太多的国家体育总局，都能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其中给职工盖住房花了1．09亿，这是多好的单位啊!这给全国的运动员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退役后努力奔体育总局去，能做局长最好，不行弄个科员当当也不错。别的钱更多的单位就更不用说啦，所以说：此处钱多人傻，速来速来速来!

“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资金”，“看门狗”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在现有的体制下，“看门狗”是不可能事先来监管我们怎么花钱的，而且随着俺们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今后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当然会越来越多，明年肯定会更上一层楼，明年之后还有后年，年年月月无穷尽，不尽钞票滚滚来，钱被俺们潇洒花掉之后，“看门狗”爱怎么忙乎就让他们忙乎去吧!

打板子找不着屁股　作者：张雨生

我工作过的保定地区有个唐县，最近那里来人，讲了发生在该县的一桩事件，说后果相当严重，一人死亡，一人致病。但是，最后处理起来，却找不着当事人错在哪里，错了多少。他感叹：打板子找不着屁股。

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

在乡间的土路上，一个16岁的男孩骑自行车低头快跑，对面骑摩托车的乡党委副书记也急驰而来。眼见就要撞上，这个副书记才发现小男孩，他猛地拐弯，车翻了，人被甩出去，压在车下。小男孩免遭灾祸，没有被急奔的摩托车撞上。他看见对方为避开自己而摔倒了，便慌忙下车，把人家扶起来。送到医院拍片检查，没伤着筋骨，只擦破点皮肉，包扎一下完事。小男孩的姨妈出面料理，付了40元医药费。这是一件小事，算不上交通事故。这个副书记处理得当，自己吃了点亏，也没说什么。

这之间有个插曲。乡里的书记去县里开会，路过这里，正好看见小男孩去拉人。他以为小男孩骑摩托车把副书记撞倒了，便停车下来，抓了小男孩的衣领，厉声呵斥：“你是哪个村的?快回去叫你家的大人来处理。”后来分析，这个书记的行为有点不当，不应该抓小男孩的衣领。呵斥的话没有错，未成年人惹出了事故，应该让家长来解决。声调严厉些，也算是不妥当。不过，在乡村，抓一下衣领，喝问一声，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构不成刑事案件。医院处理后，乡里没人去找小男孩的家长，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就此完结了。

然而，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

小男孩事后想起这件事情，害怕极了。自己是什么人，居然撞倒了乡里的副书记，那还了得。又叫书记抓了衣领，那更不得了。这一抓，等于把魂抓走了。当晚，他心惊胆颤，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魂不附体，神经错乱了。立即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经调查，他的家族没有精神病史，本人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症状。医院下结论，这病是吓成的，根源就是这次事件。

更为严重的后果，出现在小男孩爸爸的身上。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从不敢招惹他人，更不敢无事生非，遇事总是自己吃亏，息事宁人。这回，儿子惹了乡里的副书记，又叫书记抓了衣领，那还能活命吗。他也惶惶不可终日，极端恐惧。又见儿子精神失常，更是焦虑不安，以至精神恍惚，烧开水往身上浇。送到医院抢救，他又乘人不备，从医院的三楼跳下去，一命呜呼。

我听说了这件事，悲哀不已，沉思默默……

小时候，我在老家看到，一只老鼠从堂屋的房梁上爬过，被地面的老猫发现了。老猫用不着爬上去捉，只是猛地“喵——喵——”两声吼叫，便把老鼠吓得抓不稳横梁，从上面掉了下来。猫是老鼠的天敌。猫捉老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只要哼哼几声，老鼠就会吓得发抖，想跑也跑不动。我实在不明白，老鼠长了一根什么样的神经，被猫的声音一拨动，就吓得神经错乱了，精神分裂了。

难道到了今天，乡村干部也变成了猫?老百姓的脑子里长出了老鼠怕猫的神经?这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被两个书记吓得精神分裂，不是有点像老鼠见了猫吗?干群关系若是恶化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该是多么可怕啊!

不宜就事论事，应该把事情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去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地区的乡镇干部几乎改变了职能，由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变成了向农民强征暴敛。他们终日要费要税，催粮催款。有的地方收不上来，出动警察、民兵、治安队，扒房牵羊，把农民捉到乡里吊打。胆小怕事的农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岂不就变成了老鼠，把乡村干部看成了猫。一旦听到书记一声喝问，乃至抓了衣领，便吓得神经错乱，以致不敢活下去，也就不足为奇。

出了人命，后果严重，上面追查了下来。县法院处理这个案子，却有些为难。发生整个事件的过程，没有谁够得上犯罪，最后只好做出经济处罚：两个书记承担4万多元的医疗费，外加2万元的精神赔偿费。

就这件事的本身讲，把板子打在两个书记的屁股上，确实比较勉强。特别是那个副书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不仅没有做错什么，还做出了自我牺牲。这么着打他的屁股，岂不是有些冤。那个书记抓了一下小男孩的衣领，付出的代价是好几万元，这个代价也实在太大。法院判案，当然要以事实为依据。这个事件的事实很清楚，围观的群众都看得明白，死亡者的亲友对事实的认定也没有异议。

然而，这俩人就真的没有错吗?依我看，他们的错不在这件事的本身，而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一些地方，干群关系恶化，乃至变成了猫鼠关系，那是社会问题，社会责任。问题自然是严重的，但这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也是承担不起的。照此看来，打了这俩人的屁股，是否有点代人受过的味道?

我忽然想到，契诃夫有一个短篇小说，写小人物被大人物吓死的故事，那故事与此有点类同。我手边没有他的小说集，也懒得去图书馆查找。即使准确无误地抄在这里，除了掉一回书袋，又能有多大的意思。契诃夫揭示的社会根源，肯定与今天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然而，叫人不可避免地做这样的联想，却是社会的苦涩，时代的苦涩。

荐稿人语：于“据报载”铺天盖地，许多杂文家、时评家不重嚼新闻之馍便无从下笔之今日，似此类源于生活的丈章已属罕见。作者从一起撞车事件所引发的后果，揭示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公民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所具有的普遍心态，可以说比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更真实，更深刻，更震撼人心!

直接伤害与间接伤害　作者：连　晨

两个歹徒在公路上拦住一辆长途客车，上车后掏出匕首直奔一男子，让男子交出手中的皮包。男子面如土色，抖着双手将皮包递到歹徒手里，两歹徒接过皮包扭身下了车，迅速消失在荒野之中。

请问：在这一事件中，受伤害的是谁?

仅仅是那个被抢劫的男子吗?

可是男子临座的那个3岁的小女孩，从此见了陌生人就往妈妈怀里钻。她，是不是也是一个受害者呢?

我的意思是；恐怖的场面也全对人构成伤害，恐怖的氛围也会直刺人心。

类似的情景在生活中真是太多了。

几个小贩在街头支起炉灶，卖点时令小吃。忽然一群城管人员围了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桌椅炉灶全部掀翻，饭莱煤灰撒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

在这一“清剿”行动中，难道受伤害的仅仅是那几个小贩?饭桌前正在吃饭的食客，炉灶前正在过路的行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侵扰，面对这野蛮的行径，难道心灵不受震动、不受伤害?

推土机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开向对拆迁协议还有异议的所谓“钉子户”的房屋，被强行拆迁的户主及其亲属哭天喊地声迅速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只几分钟，几间住房便被夷为了平地。

在众多的野蛮拆迁事件中，受伤害的难道仅仅是那些房屋被搬掉的“钉子户”的户主及其亲属吗?那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难道全是麻木的“看客”，其中就没有兔死狐悲的人，同病相怜的人，心灵感到震悚、碾压、蹂躏的人?

每看到上面所列的这类场面，我就感到有些恐怖。

美国9·11事件，直接死伤人员不过几千人，但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的何止千千万万；“文革”中，被批斗抄水者在总人口中终归是少数，但惶惶不安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却是数以亿计。谁能说那些没有换斗没有被抄家的人，就没有受到伤害呢?

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伤害和威胁，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恐怖主义对所有当事人或目击者的伤害都是直接的，没有间接的。

过去的教授　作者：谢　泳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宜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韵，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100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巳啊……

余华为何“惭愧”　作者：陈鲁民

著名作家余华赴美讲学半年多后回国，谈到此行的最大感受，就是“惭愧”。

余华说，在去美国之前自己是很惭愧的。因为他至今还没写到200万字，这在中国作家里是相当少的，可谓“低产作家”。然而，到了荚国以后，余华在兰登书屋看到了那些令他崇拜的赫赫有名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作品累计下来的比他还少。余华说：“那时我更惭愧了，原来这些欧美作家是用写5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一年不出一个长篇就简直活不成了，这怎么能一样呢?”

余华的头一个“惭愧”，我们的不少作家都有同感：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写得少，写得慢广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惭愧”之后，我得奋起直追，快马加鞭才行。

余华的“更惭愧了”，中国作家们就不见得认同了，说不定还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余华为“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而“更惭愧”，可我们有的作家还觉得这是本事，是能耐，还以此为荣呢。北京有个女作家就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她一年写过3个长篇，9个中篇，22个短篇，就这还不影响她到国外旅游了两个月，参加过几次笔会。或许，这样的“超级高产”作家是极个别的，但要找出几个一年写一两部长篇的高产作家，那可是容易得很，到处都有，举不胜举。

的确，中国作家的高产世界闻名，许多人都能日成万字，落笔如风。也正因为我们这样的高产作家太多了，所以，目前全国年产长篇小说已达到创纪录的1000多部，几乎相当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而且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稳步增长。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作家们大都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的缘故，大部分作品的含金量都不高，粗制滥造的东西倒不少，至今还没有几部震动中国文坛、读者与评论家一致叫好、字字珠玑、洛阳纸贵的精品佳作。因而，中国作家们切勿为时下的写作“高产”而盲目陶醉，沾沾自喜，相反，倒是应该引起深刻反思，像余华那样，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和适当的“惭愧”。当然，“惭愧”之后，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所行动。眼下，中国作家的产量已确实够高了，当务之急，作家们需要的是克服浮躁心理，淡化功利之心，自觉地限产降温，学学那些欧美著名作家，写得少一点，精一点，精雕细刻，苦心孤诣；宁可用“写5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也不要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5本书”。“知名度”会暂时低一点，但出精品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如果卧薪尝胆踏踏实实干上十年八载，说不定就真能一鸣惊人，整出一部《红楼梦》、《悲惨世界》那样的不朽名著。反之，倘若还是盲目追求高产，不管质量，辛辛苦苦写上一辈子，但没有一本称得上是精品，更谈不上冲击诺贝尔文学奖。乍一看，出的书摞起来也近平等身了，可翻来覆去，全是低水平的自我复制，连自己看都脸红，愧其少作，到那时候再惭愧可就晚了。“十年磨一剑”，才能出龙泉、湛庐；一天磨十剑，只能是一堆破铜烂铁。

你怕什么　作者：夏　楠

怕长途大巴放卡拉OK碟 车上几小时，座位不舒服睡不着，看书会晕车，睁着眼就只能看着前面高挂的电视画面上泳装女和长发老土男走来走去，做深情状，闭上眼二样要听着老掉牙的歌一遍遍地播。

怕背景音乐 怕被强制听单凋重复的背景音乐，超市里天天是“常回家看看”，电梯里循环放“致艾丽丝”，办公室里有同事是周杰伦迷又搬来对音箱。

怕拍马屁 怕不得不拍别人马屁，自己恶心；怕看别人拍马屁，起鸡皮疙瘩；怕别人拍自己马屁，知道自己又要被人利用。

怕电梯失员 怕一个人乘电梯，又怕一堆人挤电梯，更怕电梯停在半空打不开，最怕它毫无征兆直接从四十几楼往下掉。

怕古装戏 怕女的都叫格格，男的全是阿哥。怕才子爱上青楼，小姐今夜私奔。怕后来出生的人，都认为历史是从清朝开始的。

怕一个人 怕星期六把影碟看完了，把CD听厌了，还要过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店，接不到一个邀请电话的星期天。

怕星期一 周末过去了，下一个周末就会很远。星期一到来了，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就会特别漫长。属于自己的生活停止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就特别无私。

怕拖欠薪水 在流行用未来钱、把一切都抵押给银行的负资产生活时代，发工资日钞票没到手，引发的将是个人资金链上的“血管梗塞”，导致的后果是私人生活的“财政危机”、借贷计划中的“信用危机”以及增加精神上的无数焦虑。

怕诗人 怕他们动不动就问你活着为什么，怕他们朗诵“大海啊全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怕他们拿斧头砍人，怕他们诗意地栖居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

怕走出校门 在学校里无聊空虚，可一想到毕业就是不知道扛不扛得起的工作、付不付得起的房租、买不买得起的房子，恨不能直读到博士。

怕领导“简单”说两句 怕开会，更怕领导清清嗓子，“下面我要简单说两句……”这是中国特色的世纪十大谎言之一。

怕朋友借钱 小钱不好意思催，历来是债主记性好，欠债的记性差；大钱借了怕不还，不借又伤朋友和气。

怕回老家 近乡情怯，回乡就成怕。怕反复回答“几时回来的几时走”，怕串亲戚，怕被问收人多少，怕被托给孩子找工作。

怕拉链 怕上完厕所，裤子拉链却再也拉不上了；怕要换名片，拉链夹住打不开包。

怕进宾馆的玻璃门 怕不清楚玻璃门是自动的还是手推的，怕那门其实是开的以为是关的闹笑话，怕旋转门忽然把自己卡住。

怕忘记交费 有子女的怕交“学杂费”，要分手的怕有人索取青春损失费，离婚的怕抚养费，租房的怕房东催交租，供楼的怕接银行的电话。

怕过25岁盾的生日 怕过生日其实是怕老，过了25岁，收完生日礼物之后心情就开始沉重，别人在唱生日快乐歌，你却一点都不快乐。

怕春运 铁路恐怖了，道路拥挤了，气氛紧张了，电话在响，接起来就问“你买的是几号的票”，机票早没了，好不容易买到一张卧铺，做好冲锋的准备上车吧。到家最重要的事不是陪父母，而是四处再托人买返程票。

怕丢三落四 怕不小心掉了东西，怕手上拿着东西却还满世界地找，怕要打电话救急才发现手机没带，怕吃饭埋单钱包没带被人疑似飞单，怕回到家想开门才发现钥匙没在。

怕忘记密码 为了存款安全，必须“尽量复杂、尽快更新”，但最容易被密码迷惑的却是自己。

怕吃饭 早餐一杯牛奶，午饭盒饭凑合，一到下班就发愁，“去哪吃?和谁吃?吃什么?”几乎等同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三大哲学问题一样没有答案。

怕写信 怕提笔忘了怎么写字，怕写了没地址可寄，怕白纸黑字的落下凭据。

怕打客服电话 “办理业务清按1，咨询请按2，洽谈合作请按3……”按了十几次，最后转人工服务号码，然后就是等待音变忙音。

怕应酬 应酬就像一场戏，对于没有演技和天分的人来说，出席浮华喧闹的觥筹交错场合就如一名蹩脚的演虽，生硬地面对着热辣辣的灯光和镜头，不自主地移动躯体，然后等待着时间的过去。

怕同学聚会 第一年聚会是渴望，第二年聚会是观望，第三年之后的聚会是失望：职位的攀比，收入的攀比，老公的攀比，衣着的攀比，埋单的攀比，青春的女孩变成世俗的师奶，挥斥方遒的愤青变成恶俗的官僚，不赴同学聚会是为了那些让人不能忘却的纪念。

怕办证 证件已经多得连找起来都很费劲了，可行政部门或某机关又要你交“一寸正面免冠”照片了。上次去办暂住证，你忘了带身份证；这次你排了2小时的队又被办事员骂，说你的相片不合要求。你心一横不办了，可第二天你发现身份证丢了。

怕考试 驾校最好考，也要考90分才能过，更别说考职称、考学位、考CRE……换个工作还要面试加笔试。拿起书头就在疼了，复习到凌晨，一看时间表，原来是早上8点开考!完了，看来还要补考。

怕没品味 品味的标准天天变。上馆子怕选的地方被人笑话，怕点的莱被人骂庸俗；不穿名牌怕被人看不起，穿了名牌又怕被人说是暴发户；新买了几本书没看完就要先看书评怎么说，生怕一说出来人家开口就一个字：逊。

怕被算命 怕一见面就问你星座属相，怕拽着你手非要看手相，怕出差开会同住的放下行李就摊开塔罗牌，最怕什么都不用，盯着你就说你印堂发暗，要帮你指点指点。

怕什么都不怕 无惧无畏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与其如此，还不如有所敬畏地好好活着。

“破窗理论”的启示　作者：黄胜利

一幢建筑物上的一块玻璃如果被人打破了又没有及时修复，其他人就有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于是会有更多的窗户玻璃被人打碎。这就是“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对银行加强和完善内控建设有着十分有益的启示。

当前金融单位的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大案要案居高难下。但从案发的原因看，大多是由于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等看似“小节”造成的，而案发行大多也是管理混乱、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的行处。在这些案发行看来，违章违纪乃是小事一桩，致使不按规范操作已成为习惯，给作案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第一块“被打破的玻璃”没有及时修复，第一个“打破窗户”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在这种“环境的暗示和诱导下”，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人违章操作，屡禁不止，致使内控制度有如“稻草人”成为摆设，正所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破窗理论”要求金融单位在加强和完善内控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危害并全力以制止，构建人人自觉遵章守纪的良好内控环境。一要树立“违章无小事”的观念，绝不当“破窗”者，增强“护窗”的自觉性，养成按章办事的好习惯。二要严惩“第一个破窗”者及其之后的犯规者，维护制度的严肃性。违章不究，只能是养痈遗患。违章必究，才能以儆效尤。对违章者，既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小题大作”，给予必要的惩处，才能使规章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三要及时“补窗”。它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指必须认认真真地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善于发现“破窗”，切不可使检查成为例行公事，敷衍塞责。第二层指要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弥补原来规定之不足，进一步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使“窗户”无懈可击，从而使内控环境没有一个“破窗”。

看不明白　作者：姚育明

关于珍宝

街上以金作物的店越开越多。真不知那金物有何妙用?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睡，却昂贵的要命。花了大钱买来，还常常遭抢劫杀身之祸。物稀与贵重之间究竟是个怎样的关系?

玉器大横行，难道除了它所具的美感，真的有通灵避邪的作用?身上佩块玉就真能逢灾玉先碎而后人保全吗?一个大活人自己不能趋吉避邪，一块死石头反倒能分别凶吉?

金表、银表、电子表、机械表、钻石表果真有本质上的差别吗?为何就有人因它的质地、价格而沾沾自喜或暗暗自卑?有人为讨情人喜欢，将块世界名表轧在车轮底下，此举既没丧失他的时间，也没延长他的生命，为何旁人就该为此羡慕或悲哀呢?不明白的只是轧表人的算计，他究竟是得到什么还是失去什么?

关于贫富

马路上那些拄拐杖的盲人为什么脸部总是含笑?坐在轿车中的明眼人为何总紧着眉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交流一下经验却各自管各自走道?

说上海人是穷人，他必恼羞成怒，他就怕别人看他没有能耐。说上海人家里有钱，他必脸红脑胀，他就怕别人忌他发财。是不是该说他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既现代又传统既潇洒又认真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赚到了恰到好处让人没话说的钱财?外地人怎么也搞不懂上海人的心态，到底是喜欢别人说他有钱还是没钱?

炒股的人说穷人才进证券所，富人在家数钱呢。不炒股的人说有钱才能玩股呢，穷人哪有这个本儿。大炒的人不声不响，赚多赚少自己心里清楚；中炒的人紧紧张张，忽进忽出每天都扮会计角色；小炒的人咋咋呼呼，赚一点也乐亏一点也愁；不炒的人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灵。不明白炒股究竟是富人玩了穷人还是穷人玩了富人?

关于是非

去某单位领某种票证，带上了户口簿、工作证，却偏偏忘了携带图章。办事员说爹来娘来天皇老子来没图章也不生效。当事人苦苦哀求，说大老远跑来不易，要不就签个名按个手印。不行不行，我们的老规矩只认图章。不明白为什么图章比笔迹、指纹厉害?大门外就有刻章的地摊，任何人都可在那里实现有关图章的理想。不明白办事员为何不为刑侦人员着想?难道鉴定笔迹、指纹的意义不如那块图章?

为什么过去公共汽车售票员和乘客发生争吵，人们不分黑白总站在售票员一边?是忘了自己也是乘客还是被领导意识太强烈以至上了车就自觉地处于下位?而现在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掉了个儿，所有的乘客结成了联盟？

某证券所轰轰烈烈，有女士向一先生借笔填写单子，先生请女士动作快些，女士大怒，不就是一支笔吗?现如今一元钱扔地上都没人捡，一支破笔有什么了不起!两人相争，众人皆劝慰女士，算了算了，少和这种人哕嗦!又一致指责那位先生，堂堂男子汉，如此小气!一支笔看得这么重!堂堂男子汉顿成侏儒。不明白众人为何不问问女士，她为什么就买不起一支笔?

张三将钱借给了李四，到了该还的时候，张三畏畏缩缩，一会编这个理由，一会找那个借口，李四反倒堂堂正正，理宜气壮，所谓站着借钱，跪着要钱。旁人看不明白，问到底谁欠谁?

关于环境

为什么一到植树节就要大张旗鼓地植树，连平时不轻易出门的老人也手持系红绸的铁锹，而平时却可以到处伐树?为什么不制定个伐树节，将损失减少在有限的一天?

为什么古人喜欢掘河制造流动的活水，今人却到处填河或制造污浊的死水?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如今的女人媚骨诱人做娼做妓，是否和水质污染有关?

如今到处见佛，连新开张的娱乐场所也供尊金佛。大肚的弥勒佛前电烛高照，金币相叠，佛前活鱼活虾猪崽鸡鸭顿成尸首。杀的吃的个个笑脸盛开，‘不知弥勒佛待在这种地方有否感应?供佛人的诚心是否就会得到保佑?

关于人本身

为什么婴幼儿穿上了考究的皮鞋?难道娇嫩的脚板需要破皮磨练?青筋暴出老茧丛生的脚穿布鞋是为了一种保护?

为什么女人越来越爱画脸，她们的脸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男人盯着这张脸看是欣赏它的再创作还是研究那原始素材?

为什么营养液大补丸快速换代层出不穷?难道人的生理机能也反复改革换新不止?

为什么人漂染了衣物不够还要装饰蔬菜点心，使它们绿的更绿红的更艳?难道品尝食物用的不是嘴巴而是眼睛?

为什么村里的小芳这么纯情，MTV的小芳却那么轻浮?为什么她在那样的歌颂中摸胸抚腿自恋不已，这难道是现代女性的一种丰韵?

为什么人在不受饥后还要操心劳累，为的仍是吃穿问题?为什么结婚的人烦恼独身的人仍是烦恼?为什么出生时一律哭喊死去时却有泪有笑?

后代的血温　作者：曹检生

日前，一文友来舍下小坐，看到我上初中的儿子正聚精会神地读《杂文月刊》。按照常理，文友应该对我儿子的勤于阅读来几句客套的夸奖才是，可他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很不以为然地责备起我来：“你怎么能让孩子看这样的杂志呢?!难道你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喷青’啊?”

所谓“愤青”，应该是“愤怒青年”的简称。虽然我让儿子读杂文纯粹是为了提高他写议论文的技巧，绝无半点培养“愤青”的用意，但说老实话，过去我并不认为这个词有什么可怕，总以为青年人面对世间的恶事丑事龌龊事来点“愤怒”并不可怕，所谓“热血青年”嘛，有点火气不仅很正常，而且是应有的反应，否则不就成“冷血动物”了吗?因而对儿子在读杂文时表现出来的不平之气或愤然之色，我向来不以为意，任他去嬉笑怒骂。现在受到文友不容置疑的责备，我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因为文友一向是比较开明的，既然他也认为青少年不应该读杂文，不应该当“愤青”，那就肯定不只是少数温良恭敬者的意愿，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观念了。我自然不敢“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儿子今后融入社会制造障碍，于是连忙收起了那些杂文报刊，让他“只读课本，莫谈国事”。

然而过后想想，却又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不让青少年读杂文，目的无非是要使他们少接触一点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使他们在面对阴暗面时别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刻，从而保持一种温和平静的心态，少一些慷慨激昂的语言和拍案而起的行为。说白了，就是要降低他们的血温，使“热血青年”变成“温顺羔羊”。这样做对于一个“小家”而言，也许是很“实惠”的考虑，因为青年人有一腔热血往往很麻烦，甚至还有风险。夏元淳如果没有一腔热血，就不会14岁随父抗清，17岁投水殉国，留下少妻幼儿凄苦度日；刘胡兰如果没有一腔热血，也可以恋爱结婚，儿孙满堂，而不会年纪轻轻就血洒刑场。然而，对于国家民族这个“大家”而言，热血青年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国家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是发展的动力、是未来的希望。家庭或许因为没有了夏元淳、刘胡兰而不幸，但国家民族却因为有他们而大幸。因为，正是他们使我们的民族有了尊严，使我们的国家走向了新生。没有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拼搏和抗争，离屈辱和落后将会更近，而距民主与自由则会更远。这一点，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家长都应该不会否认，但人们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孩子热血沸腾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反思。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盛赞少年的作用：“少年暂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然而，如果我们的少年都是“温血”甚至“冷血”少年，面对犯罪听之任之，面对腐败噤若寒蝉，面对落后无动于衷，面对民瘼冷若冰霜，我们的国家能智、能富、能强、能独立、能自由、能进步吗?一个失去了血温的中国，还能称得上“少年中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笔者以为，杂文不可以被冷落，而后代的血温更不可以冷，也不应该冷。

小序二篇　作者：邵燕祥

《闯世纪》序

上个世纪末，我读到马来西亚诗友吴岸的一句诗，他在1987年元旦钟声里，“惊觉／我竟是 1986年的／生还者”，令我震悚。此后每逢新年旧岁之交，我都难免想起这一警句来，把它默诵几遍。

2001年的新年，零点钟声响起时，我更惊觉：我竟是20世纪的生还者！

20世纪的一百年，在中国，在全世界，有太多的战争，动乱，灾荒，饥馑，无数的死亡与杀戮①……多少应该活到21世纪的生灵，阻隔在了新旧世纪的门槛前面。

而我，得以不死，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冒冒失失地闯到21世纪来了。

此之谓：闯世纪。

这个闯，不是如人无人之阵的闯将之闯，一点也不带勇敢的意味；而是如杜甫逃亡到羌村说的“生还偶然遂”，仿佛一路挤过生死的夹缝，钻过网罗的空隙，终于以幸存之身，站到了21世纪的地界，放眼望去，无论烟水茫茫的寰球，红尘滚滚的中土，眼20世纪都没有什么两样，风景不殊，矛盾依旧，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是上个世纪积累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尖锐，也似乎更难解了。

人类的问题，能靠上帝解决吗?

中国的问题，能靠时间解决吗?

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做些什么?

这个《闯世纪》，可不是《创世记》。《创世记》，是犹太人的神话，基督徒的圣经，上帝创造生民万物的纪录；而这本《闯世纪》，则只是留下了一个从20世纪生还者在21世纪之初的沉思漫想。

一息尚存，就还这么如散兵游勇般闯荡下去，眺望着，谛听着，思索着，以至吱吱喳喳议论着吧②。

【选自《闯世纪》文汇出版社出版】

《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 1976》解题

人是有灵魂的么?

这是祥林嫂提出过的问题。也是唯物论哲学课回答过的问题。

如果不是毛泽东讲“政治是灵魂”，我相信在长达二三十年间，灵魂两个字就会从中国大陆上消失。

由于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在主流话语中有时还把灵魂用于修辞，比如骂某人“为资本主义招魂”，或是“被打倒的阶级阴魂附体”之类。

毛泽东说政治观点是人的灵魂，当然指“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不具有这样的观点，自然就是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了。

最近看到一位诗人朋友的随笔，提到墨西哥土著旧有“等灵魂”之说。说有一群人替雇主运货，突然在中途停下来，怎么说也不迈步了。过了一两个小时，头领一声令下，才又动身。原来，按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走得太快，把灵魂走丢了；因此必须站住，等灵魂赶上来再走。

这种说法对我很有启发。不像我国从屈原赋以来就写过的“招魂”是施之于已死的人，也不像我国民间历来对一时神志不清的人“叫魂”那么阴阴惨惨；而视灵魂如旅伴如密友，如影随形，不可离开而竟会离开，暂时离开却还能“等”回，很亲切，虽虚而实，不那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

准此，我设想早年从完全与政治无关到逐步走向革命，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毛泽东“政治是灵魂”来衡量，该算找到灵魂了。那时批判所谓“非政治倾向”、“脱离政治”的观点，说“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找上你”。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政治”不但找到我，还把我打倒了。我的所谓“政治生命”于焉结束。我真的成了背离“政治正确”的丢魂落魄之人。

从那以后，我集中全部生命力来努力“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也可以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建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一一句话，就是找灵魂的过程。

找来找去，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自以为亦步亦趋，步步紧跟，该是找到灵魂了。一声惊雷：从1957年往后，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是不正确的。

那么，我的灵魂在哪里?

找都找不到，“等”能等来吗?

我也到所谓晚年了吧，这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

找灵魂的路，好艰难啊。我愿与一切找灵魂的“过客”们，一起相扶掖彳亍前行。

【选自《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冯至《那时》(1947)：“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2今走了二十多年，／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②何其芳《云》(1936)：“从此我要吱吱喳喳发议论。”

遥望诺曼底　作者：邵燕祥

6月6日，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盛典纪念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

对远在东方的中国读者，这是一次回顾二战往事的机会。在历史面前，在成百上千万二战牺牲者面前，所有良知的弦都为人类的和平而颤动，这时夹杂着一声两声不谐和音，却让我又想起冷战时期的宣传。

战后不久，就听说一则谜语：问什么是打败日本的决定因素?打一人名，谜底却有两个，一是“屈原”，指美国投掷原子弹；一是“苏武”，就是说苏联红军出兵参战。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使猜谜的人各执一词。但为什么不设想，在各国军民抗战的最后一刻，是这两者双管齐下，给予日本侵略者致命的一击，促令日皇要求无条件投降呢?

这则谜语带着中国特色。在随后的冷战格局中，涉及二战历史时，对诺曼底登陆这一战役的评价，就往往以更具学术化的面目出现了，那就是：举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来贬低诺曼底登陆的意义，从而宣传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贡献最为巨大，是反法西斯的“头功”，是世界的解放者，而别的国家好像都只是被解放者， 美国则不过是伺机在战争中大捞好处罢了。

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儿曾经占统治地位。

战后出生的人会觉得那一页历史过于遥远了，除非应付考试，不想深究。我并没有亲历战争，但毕竟保持着童年的记忆：那时在沦陷区，似懂非懂地跟着长辈念道斯大林格勒和诺曼底，对在远方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而浴血奋战，而献出生命的各国军民，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对国内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军民的感情完全一样。

后来多少涉猎历史教科书，知道苏联在 1941年夏天以前，盲目认定希特勒会信守互不侵犯条约，而对西线战事采静观态度；待遭受纳粹德国突然袭击，深陷困境，当年秋天便呼吁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因日本在东线发动太平洋战争，大大牵掣了盟军的兵力，第二战场迟迟来能开辟。1942年夏，纳粹德国在苏联发动新的攻势，集中主力进攻伏尔加河畔名城斯大林格勒，企图由此南下高加索，掠夺石油资源，同时北上包抄莫斯科。德军在城内巷战中遭到逐屋的抵抗，同时遭到红军重兵的包围，1943年春，33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全部被歼。最终阻止了德军的东进。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是盟军经过长期准备，“只准胜，不准败”的背水一战，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登陆战役，盟军伤亡122万人，共歼敌45万；此役开辟了从西线长驱直入结束战争的胜利道路。这就是历史。但苏联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更是二战的转折点；却不承认诺曼底登陆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认为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行动。这不能不说是意识形态遮蔽下的偏见。

这种偏见的影响，不能说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完全澄清了。

卡昂纪念馆历史学家斯特凡·西莫内认为：苏联以前一直认为盟军是“故意”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认为苏联在对法西斯“单独作战”中取得的胜利已决定了战争进程，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没有多大意义了，他说，“两年前，卡昂纪念馆在莫斯科举办诺曼底登陆展，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牺牲了900多万，仅斯大林格勒一役就死了50万平民!”斯特凡，西莫内博士以平常心说，“不可否认，诺曼底登陆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役，但它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只是‘一滴水’。”(按：说是“一滴水”又未免过谦了吧。)

有一个传说，在十年前，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时，曾拟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最终却由于上述的歧见而取消了。

法国这次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盛典，普京欣然前来，意味着俄罗斯对诺曼底登陆意义的肯定；而东道主的姿态也表明，欧洲同样看重二战中苏联军民的贡献和牺牲。

这是对冷战思维的告别。

偏偏就在这时，我国的个别专家不是在学术争鸣的讲坛，而是在大众传媒上，面对多数缺少二战史常识的受众，说什么从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作用来看，“倒是难以排除‘出场打死老虎’、‘抢夺胜利果实’的嫌疑”。这样的老调，是应该由历史学者来重弹的吗?

那遥远的磨坊　作者：邵燕祥

你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想起那遥远的磨坊吗?

那磨坊在德国的波茨坦，现在有许多中国游客去过，知道那是二战胜利前夕通过《波茨坦宣言》的地方，宣言确定了中国在战后的权益，至今常常被引用；人们想必还都逛了18世纪腓特烈大帝建的无忧宫，捎带着无忧宫前不远的一座老磨坊。

磨坊的故事说来也简单，19世纪时，威廉一世继承这座宫殿以后，发现前面那个磨坊碍他的眼，传话给磨坊主人，打算花钱买下来；不料(首先该是国王不料，而我们熟知君主脾气的中国人自然也不料)那磨坊主不干(似乎不是售价没谈妥，而是压根儿就不想卖)，惹恼了国王，强行拆除。不料(也该是国王不料，同时我们现代中国人也依然不抖，“太出格了”)那磨坊主竞把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又是不料(反正我是不料，不知威廉一世料到否)法庭依法判决威廉一世把那磨坊重建起来，并赔偿磨坊主的损失。最后一个不料(光剩下我不料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竟服从法庭所判，且称赞法官的公正和胆识，说“此吾国最可喜之事也”。在我们这里要“戏说”才有的情节，一百多年前在他们那儿发生了；按我们的习惯，是批判这国王故做姿态，就跟批判某国某国搞“假民主”似的；其实掉过头来想想，做个姿态也好嘛，看他做的是什么姿态，“假民主”未必就比真专制还残酷?如果一直把“姿态”做下去，不是就弄假成真了吗?试想，倘若威廉一世他一抹脸，没等磨坊主告状，先就把人抓起来，或在诉讼过程中给法庭打个“招呼”，判那倒霉的原告一个“不予支持”，乃至“破坏秩序”什么的，至少“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就很现成；再如果法庭竟敢违旨，那就把法庭整个换班，把法官、磨坊主，还有辩护律师(如果有的话)通通抓起来，一个也不能少!那不也是一种“姿态”吗?

这后一种姿态’，并不是我仅仅按“自己”的经验设想的。威廉一世是谁?是难得的闻过就改，又懂得以法治国的“明君”吗?请注意，他就是打了一场普法战争，从外部引起巴黎公社起义的那一位普鲁士国王。

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我由那遥远的老磨坊想起了他。

对，你猜得不错，我是因为不断地不断地听到看到看到听到，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地户热”和“城市化”热当中，普通的城乡居民遭到强制拆迁，不但身外的产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挨打挨轰，连起码的人身权利也横遭侵犯，且不少地方法院都不受理，应了诉告无门那句古话。

难道我们这里的房地产公司开发商及其下属人员，政府相应职权部门直到最基层拆迁办公室工作人员，竟还不如一百多年前反动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一世遵守法律，从而表现得通情达理吗?

我已经兜出了这个国王的老底，没有替他涂脂抹粉的意思；也不是说外国例如德国的月亮比我们中国的圆；不，圆过一次不等于老圆，过去圆过也不是后来就一定还圆。这就是了。威廉一世之后，不到一百年，德国换了希特勒执政，他把条约当成了骗人的废纸，他指使法庭公然制造冤案，他视人民生命如粪土……在他恶魔的一生中，你再也找不出像威廉一世和磨坊这样的佳话。

我想到这里，不禁暗暗吃惊：原来历史是会倒退的，人类社会是会倒退的，倒退一百年，甚至更多。而我从小受的教育，未来永远是美好的，一切都会一天比一天好，人类也会一代比一代强。说到底，还是“进化论”的影响。

但是，鲁迅先生其实早在1927年，就告诉我们，他头脑里的进化论是怎样被现实给打碎的。他原来以为，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好，不幸的是，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广州亲眼看见，“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竟大抵都是青年!

我曾经以为，鲁迅的书我不止读过一遍，鲁迅这从鲜血得出的教训，我也几乎能够背诵了。然而，事实上是我心目中还深埋着以为青年一定就好过老年的……不说是偏见，也有其片面性吧。由于我亲身经历了直到70年代末的各次政治运动，饱览了运动中暴露的人性阴暗面，以致我对经历过这些“风雨”和“世面”的几代人，似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尽管我也看到不少坚守人性的善良，道德的底线，以致堪称“民族脊梁”“纯粹的人”的典范。因此，我曾以为，等到我们的社会中坚、精英人物多数是没有经过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整人的经验也没有挨整的教训的一代人时，他们的灵魂不曾被强大的外力——物质和精神两重暴力——所扭曲，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国的面貌就会一天天好起来。我真诚地这样期待过，这样祈愿过。但是，我终于发现，我的头脑过于简单了，我的希望是虚妄的；我如果还有一点所谓思维能力，也不够分析中国当前的各种现象的。

虽这么说，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只是发现自己乐观过了头，而我还没有绝望。鲁迅转述的西哲之言，早就告诫我们：“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戒绝绝望，删除幻想，切切实实地面对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话扯远了，我喜欢磨坊这个形象，法国19世纪作家都德(《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作者)写过《磨坊文札》，也是我喜欢的一本书。我现在所住的社区原属一个“南磨坊”乡的地界，我暗暗想，让我也能写出我的“磨坊文札”吧。

回乡纪事　作者：自由联合

“田里越荒，家里越有；田里越旺，家里越穷!”这是近几年流传在我家乡的一句奇怪的民谣。大家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为什么在我家乡，这句至理名言却成了谬语谎言。

5月1日我回家探亲，乡村公路由于人迹罕至、车辙稀少而长满了齐膝的野草。又是雨后，我的皮鞋粘满了泥巴，裤脚全湿透了。雨雾茫茫的田野里，野草青青，散放着几只牛羊。值得高兴的是家乡的绿化还真的不错，野草和杂树葱茏地把小村装饰得有如一幅泼墨的风景画。站在小村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让人难过的是，村里面除了刚刚回来的我之外就找不到另一个年轻人，连五六十岁能到外面闯一闯混口饭吃的都走光了。邻居老阿婆看见我回来，用疑惑的眼光打量了我半天，突然问了一句：“是大宝啊?现在回来做什么呀?”把我问傻了。

不过想想也是，我回家做什么呢?一家人都在外面打工，亲戚老表都出去了，现在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都跑城里去了，年都不回家过了，我回来探什么亲呢?回家连门都打不开，锁已经被锈死了；门前屋后长满了野草，简直成了荒原，恐怕屋里已经布满了鼠屎。我回来做什么?在外面赚了钱就都在外面置了房产，家乡的老房子就留给野猫杂鼠，直到风雨把它掀翻，然后变作断壁残垣。

“现在回来做什么呀?”老阿婆的话在我心中响起。田地已经荒芜了，回来的路上清晰地看见牛羊散放在田野里，无人看管。连公路都荒了，本来就是沙土路，这么一荒，除了跑野兔还能跑什么?难道我要回来拓荒吗?在这个“农民”已经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和“农民”已经成为骂人的词语的时代。

老阿婆又说了一句，好像是自言自语：“我老了，不行了，只好在这里等死了!”然后转身准备去灶房，怀里抱着一捆柳树柴。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对我说：“孩子，呆会儿就到我这里来吃点。”说完又叹息着自言自语了一句：“现在回来做什么呀?连吃的都没有了!”

是呀，我现在回来做什么呢?我扔掉握在手里的锈迹斑斑的钥匙，提起旅行包，虽然天快黑了，又下起了细雨，但我毅然地放开了脚步，沿着回来的路，做最后一个逃亡者。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作者：佚　名

一个朋友爱吃水爆肚，经常拽着我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寻找回民餐馆挨家试吃。后来被他踅摸着一家，就在经纬街上，门面不大，卫生条件也让人不敢恭维，不过爆肚确实做得很地道。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去那儿饕餮一番。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俩又坐在那个小馆里推杯换盏，不是饭口时间，店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回头客，饭店小老板也拎杯啤酒坐我们俩旁边闲扯，这是个很慵懒的午后。

在我们要第二盘水爆肚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饭店地处繁华地带，经常有落魄者和伪装的落魄者来寻求帮助，我们也都见怪不怪。这家小饭馆的小老板挺有人情味，每逢有这样的事，或多或少他都要给两个，今天也不例外，没等老人开口，他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老人不要，声音很含混地说不要不要，不要钱，有剩饭给一口就成。这令我们很诧异——这是一个真正的“要饭”的，他不要钱。我不由地仔细打量老人，他得有80多了，身板还算硬朗，腰挺的很直，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基本上算干净的，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很少见的。

要说要饭要到饭馆里是找对了地方，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小饭馆做的是回头客生意，客人吃剩的东西直接当面倒掉，他们家主食是烧麦，现要现包——小老板根本就没有剩饭剩菜给老人，很明显他也不能给老人来上这么一份现要现包。小不其然的一件事就这么不好解决。

我们的桌上有一屉烧麦，每次来我们都会要上这么一份，我一口没吃过，我那哥儿们也是浅尝辄止。之所以要它是一个习，防——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在你点完菜后，她会随口问一句：“来几屉烧麦?”口气不客置疑，你会下意识地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这个祖传手艺。

朋友也对这个老人发生了兴趣，招呼服务员把这屉小老板引以为屎的烧麦给老人拿过去，并且让老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上吃。没有外人，小老板也就不拦着老人坐下，还说桌上有醋，有芥末，想用随便。老人喃喃地道谢，从随身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搪瓷茶缸想要点水喝。这个缸子让我们吃了一惊，斑驳的缸体上一行红宇还可以辨认——献给最可爱的人!

我这个哥儿们是不折不扣的将门之后，他祖父是 1955年授衔时的少将。我也对近现代军史很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俩能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基础。看到这个缸子出现在这么个老年乞丐手里让我们很纳闷。朋友迟疑地问老人这缸子哪来的?老人喃喃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是发给我的。”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朋友说爷儿们你过来坐，你过来坐，咱爷仨唠唠。老人说不用不用，我起身把老人扶到我们桌前，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爷子，你参过军?”

“是呀是呀，当了7年兵哩。”

“老爷子，是哪里人?”

“安徽金寨的。”

“哪年入伍呀?”

“1946年，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

“您参加的是哪支部队啊?”

“新四军六师，就是后来的华野六纵。”

“您还记得你们纵队司令是谁吗?”

“王必成啊，打仗是好手啊……”

老人语言含糊不清地念叨起来，我和朋友都默然了——一个来自乡下的老农显然不会知道这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这是支我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孟良崮上，张灵甫被这支部队击毙，使该纵队一战成名。

我们给老人夹菜，倒酒，继续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是呀是呀，美国人的飞机厉害呀，我就是在朝鲜受伤后才复员的啊。”

“那您参军7年应该是干部了，怎么是复员呢?”

“没有文化啊，当不了干部。”

看见我们狐疑的神色，老人着起急来。

“你们两个娃不信吗?我有本本的，有本本的。”老人慌慌地在怀里摸出一个包得很仔细的小布包打开来，两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书，另一个是二等残废军人证书。老人慢慢卷起左边的裤管，我看见了一条木腿。

朋友在包里又拿起一张叠的很仔细的白纸打开看，看完后递给我，默默无语。

那是一张村委会的介绍信，大意是持该介绍信者为我村复员残疾军人，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由于本村财政困难，无力抚养，特准许出外就食，望各地政府协助云云。村委会的大印红的刺眼。

我们都被这个事实震惊了。饭店老板也目瞪口呆，好久他才结结巴巴的对老人说：“爷儿们，再到了吃饭的时候您就上我这来，只要我这饭馆开一天，您就……”老人打断他说不，他说他还能走动他就要走，老人说东北人好咧，当年在丹东他就知道东北人好咧。

我纳闷地问老人为什么在行乞的过程里为什么不要钱呢?老人突然盯着我说：“我当过7年兵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哩，我怎么能……”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世象百态　作者：唐枫柏等

恫吓的变异　唐枫柏

解放前，大人说：“鬼子来了!”小孩就不哭了；解放后，妈妈说：“老虎来了!”小孩就不闹了；现在说：“警察来了!”小孩立刻噤声。

“文革”时说：“不老实拉你批斗!”对方立马低尖认罪；现在领导说：“不好好干活儿就下岗!”职工顷时无话可说；村干部说：“不交钱就抓你去乡政荷!”不服的农民都乖乖地交了钱。

古今“三日”　王 凯

古人：三日不读书，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工人：三日不到厂，不退休也是下岗；

官员：三日没“进项”，这官还有啥干头；

交警：三日不罚款，便觉白穿了这身制服；

医生：三日不收红包，记性便差了许多，钳子呀什么的就可能落在谁的肚子里。

就这么简单　张先华

悬挂着“热烈”字样的横幅，就热烈了。

贴了“已消毒”的标签，就卫生了。

公交车喷上绿色漆，就环保了。

重要人物出场讲话，就重视了。

领导握一下群众的手，就关怀了。

俩 贼　大　林

俩贼前往大富豪小区行窃，半道上，突闻警笛齐鸣，数十辆警车呼啸而过。俩贼大惊，正踌躇，又有数十辆警车呜叫着围堵在不远处的路口上，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形成一个包围圈。路人纷纷围观，就连小区的居民、保安也涌出小区，纷纷打听出了什么事儿：知情人透露，是警察协助电视台拍电视剧哩。于是，围观的人更添兴致。

俩贼趁机溜进大富豪小区，别门撬锁，手提肩扛，满载而归。一贼对另一贼说：“警察叔叔若是天天拍电视剧就好啦!”

建 议 老 木

想当年，朱镕基总理到安徽省南陵县峨岭粮站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该站的“假站长”满怀豪情地向朱总理撒了个弥天大谎，令一向严肃的朱总理露出满意而兴奋的神情。

几年前，有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我给总理说实话》，一直畅销不衰；现今时兴跟风书，笔者建议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也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我给总理说假话》，肯定会名利双收。

传　达 佚 名

市长向县(市)、区局长传达：“省里号召我们加大工作力度，我们一定响应……”

县长回来召集乡长：“市里动真格的了，工作不能含糊……”

乡长连夜动员：‘谁不搞好工作，看我怎么收拾他!”

村长在大喇叭里喊：“我们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干活，谁不干好我x他祖宗!”

村长的态度 流 沙

十四年前，堂哥考上浙江大学，全村人奔走相告，说咱村终于有了吃“公家饭”的人。村长碰到我，对我说：“阿强，你可要学你堂哥的样儿啊。”

六年前，村里另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每学期学费都要缴3000元。他家很穷，亲朋好友都来凑份子，凑了2000多元钱。村长上门来说：“你见外了，有困难怎么不找组织呢?”说罢，拿出一沓钱甩在桌上。

四年前，村里又有一个人考上了大学，每学期学费要缴5000元，家里愁极了，四处借债。他跑到村长那儿，村长两手一摊，说：“村里的备用资金全都用光了。”

两年前，村里又有一个人考上大学，学费每学期1万元。村长捧着饭碗蹲在晒谷地上劝他说：“读啥大学!不读就是万元户，什么都有了。”

前后十二年，村长态度的变化，恐怕不是思想落后的缘故吧。

喜 报 王学松

在校长的正确领导下，在教务处、教导处、教科室的联合部署下，在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计算机发展工作室的真诚协助下，在语文组、数学组、理化组、英语组的共同关心下，在张xx、李xx、王xx为首的高一年级全体教师具体指导下，我校有10名同学在省“一切为了学生”读书比赛中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限于篇幅，名单从略。

因地制宜 侯礼学

西北某贫困县一乡镇近十年来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致使大片田地无人耕种而长满杂草、荆棘甚至灌木。针对这一情况，该镇制订了“退耕还林，争创林业大镇”的战略方针，既与国家的环保政策保持了一致，又为国家节约了人力物力(不需购买树苗，也不需人工栽种，大片土地已经被绿化了)。当年9月，该镇被县林业局评为“绿化先进乡镇”，镇委书记、镇长各得奖金5000元。

哨遍．外商还乡　作者：王　佩

乡政府发告示，贵宾来接待没商量。这贵宾不寻常：张秘书订下酒席，刘干事去开房，忙够呛。桑塔纳太土气，县里派尼桑，贵宾好还乡。王老板提着大花篮，赵经理带着俊姑娘。新借来的领带，刚做好的西装，看上去大款一样。

【耍孩儿】胡校长领着帮小学生，军号锣鼓齐奏响，见一辆轿车到庄前，走出来一个富商。一只手步话机镀白银闪贼光，一只手电子表镶满了玻璃钢。围着狗皮围脖，披着驴皮大氅，搂着孙子他娘。

【五煞】进了饭店，入了包房，鱼鳖虾蟹一起上。一个个小姐两边服务，一杯杯好酒人肥肠。这几个大领导，说着些过年的好话，围着个万年的皇上。

【四煞】大富商开口道：最想念是家乡，这次来投资设厂。村东征上百亩地，村西建座大洋房。更雇几个保镖，看家护院，讨债收粮。

【三煞】那富商举起杯，众人忙捧场。那富商环顾检阅一样。众陪客弯腰把杯碰，那富商仰脖全喝光。猛见他脖上痣，看多时认得，险些气炸我胸膛。

【二煞】你本叫刘三，你爹叫刘盲，你爷儿俩横行高密东北乡。你爹爹领鬼子进村扫荡，你组织还乡团剿过共党。到我家来抓人，幸亏我连夜翻高墙，背井离乡。

【一煞】我参了军，随后人了党，四九年杀回东北乡。你父子坐汽船忙逃命，都说在海上喂了龙王。谁承想今日见，你不像罪人，倒像太上皇。

【尾声】怒冲冲领乡亲离开包房，谁稀罕你送的破烂衣裳?只道刘三是谁把你抬举起?凭什么改了姓换了名，叫什么外商!

修车人的“墙上通知”　作者：金　阳

几条小巷的交会处，有一对夫妻摆的摊子。丈夫修车修鞋，妻子配钥匙，还带着一个小脸常常被冻得通红的孩子。和这个城市里面大多数人一样，行色匆匆的我并没有真正仔细地看过他们。最多不过认为他们是漂在城市里，靠辛苦讨生活的人。

大年三十，下了班的我，经过小巷回家；空荡荡的角落里，夫妻的摊子已然不见。只有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粉笔字：修车人，28日上班，谢谢合作。

我们中的多数，不会用“上班”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摆摊人。我们认为自己是职业的，所以漠视着他们和他们付出的劳动。

写在冰冷墙上的几个字，像箭一样洞穿了我的心。没有什么人是卑微的，没有什么劳动是应该被不屑的。每一个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值得尊敬，即使我们生活得比他们更好。

内裤与自由　作者：车走植

天气越来越热，人们穿的衣服越来越少，短裙和吊带背心成了街上一景。

一天，妻子突发奇想，说：“现在的媒体动不动就说某某女明星被拍了走光照，其实这都是因为有了内裤。在古代，没发明内裤的时候，人们不敢穿短裙，都穿长裤，也就没了走光之说了。有了内裤，等于有了底线保证，即使走光，也走不到哪去了。”

王五一愣说：“有道理。内裤发明了，穿超短裙的就越来越多了；避孕技术诞生了，一夜情就多了；转基因技术应用了，绿色食品的身价就涨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是技术搞坏了我们的生活。相反，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会极大地拓展人们的生活空间，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自由。”

妻子说：“你就爱瞎联系，这事怎么会跟自由有关系?”

王五说：“怎么没关系?在同样的条件下，所有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限定，不是自由；在同等的条件下，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这才是自由。为了避免走光，所有的人都穿长裤i这就不自由；有了内裤之后，有人穿起了超短裙，选择多了，自由的空间也就大了。”

离谱的“现场会”　作者：郭庆晨

在诸多的会议当中，让我最有好感的要数现场会了。因为，每当提起现场会，就不禁让我想起焦裕禄在群众逃难的起始点兰考火车站召开的县委领导干部现场会，在黄沙遍地的旷野中召开的种植泡桐树的现场会。当然，也还会想起当年我所在的农场召开的一个个的农业生产现场会。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尽管那现场会的水平不算高，但却开得实在，主题鲜明，问题也解决得麻利痛快。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一种会议比现场会更针对实际、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了。

可是，这些年来，我看到和听到的某些现场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现场会开得是越来越离谱了。

现场离谱。以往的现场会，现场往往都选在“第一线”，诸如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田间地头，水利工程的工地，等等。现场会，现场会，不选在工作生产的发生地还叫什么现场会?如今不同了，现场会，对现场的选择早已打破了传统的“清规戒律”，开创新天地了。看吧，酒桌可以是现场，舞厅可以是现场，卡拉0K厅可以是现场，就连浴池的包厢也可以作现场。

据媒体披露，时任临泉县某办公室副主任的于会新要把“主任”前面的“副”字去掉，便把曾经与自己同事的李和中请到家里吃饭。时任阜阳行署副专员的李和中一听于会新想“弄个正职干干”，立即抓起电话，便把县委书记张某约了过来，当场请张某在工作安排上对于会新“要多关照”。此后不久，于会新得以升任正职，与在于会新家酒桌上的这个“现场会”有直接关系。

安徽省原副省长、被判处死刑的大贪官王怀忠就经常在酒桌上召开所谓的现场协调会。一些个体老板们在酒桌上提出了什么要求需要解决，王怀忠就立即打电话通知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赶到喝酒的现场。当即指示，当即落实，让有关部门分头去办。往往是“现场会”开完了，老板们的要求满足了，酒还没有喝完呢!

议题更离谱。现场会现场的变化与议题的变化紧密相关。现如今，有些会议的议题不再是群众关注的话题，也不是旨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难题，而是另有内容。比如说，某个重要的项目即将上马，想什么办法能让“自己人”投标获利；上边给了一笔款子，要研究研究给哪个县乡才不至于给了白给；眼前有几个处长科长的位置出了缺，让哪个干部顶上来才能给个好价钱……王怀忠所以热衷于在酒桌上开“现场协调会”，还不是为了使老板们成为他个人的“钱袋子”?李和中在个人家的酒桌上“现场”指示县委书记对要官的干部“要多关照”，还不是因为人家给了他钱?总之一句话，为了展示权力之威严和旨在以权换钱的“现场会”是越来越多了。至于现场会的名目是叫现场办公会、现场协调会，还是叫现场交流会，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就在准备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又从媒体上看到了一则关于打击“公务员洗澡公害”的消息。说的是部分男性国家工作人员中流行的“中午喝酒，下午泡澡”，在皖北一些地方的机关单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公务员上班期间洗澡俨然成为公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浴池包厢这个本来只是用于洗浴的地方，不但成了可以躺在柔软的沙发床上看录像、听音乐、打扑克、搓麻将，甚至还能享受富有“激情”的异性按摩等诸多色情腐败的现场，竟然成了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者“公关”的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得上一个别具特色的“现场会”了。

诸如此类离谱的“现场会”，真该好好清理清理了。

皇权与相权　作者：魏得胜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否认中国传统政治为专制政体，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他说“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凡引自该书的内容，以下仅注明页码)。

为说明政府总理(宰相)的权限大于皇帝，钱穆将汉代皇帝和宰相各自管辖的机关进行了一番对比，说皇帝只有一个实际的行政机构——秘书处(尚书处)，“而宰相府下就有13个机关”(5页)。意思是，汉代国家元首没有政府总理权大，这样的政体难道还叫专制吗?这就是钱穆先生引导给我们的一个偷梁换柱式的政治逻辑：只要元首与政府总理形式上分了权，那么“国家的……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因而“代表政府的宰相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则皇帝为国家元首，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这感觉怎么都不像说咱们的汉代，而更像是在说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日本等现代民主国家。

看一个政体是不是专制，不能凭表象去分析，要看实质。比如我们说汉代的政府总理，他是拥有比元首多得多的机关，问题是，他这个总理是谁的?以英、日等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为坐标，他们的首相即政府总理，是民选的。则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所办的事也必须考虑人民的感情因素。

而汉朝政府总理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皇帝，他不是人民的总理，是皇室或皇帝一人的总理。这是一切专制政权的特点：权力来自一族一姓一党的传宗接代。皇权按照宗法制度进行血统承继，政府总理及内阁部长、地方官员的权力，无不来自皇帝的指派。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政府总理要有歪心思，是个野心家，同时他还必须有这个内外一致的权力系统的支持。以曹操为例，曹操本是政府总理，因为他实际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他又有称霸的野心，所以，国家的大小事由他一人说了算，败落的汉室皇帝则仅仅是个摆设。诸葛亮是蜀汉帝国的政府总理，他虽然大权在握，因为他没有曹操那样的野心，扶不起的阿斗刘禅照样高高在上，行使专制国家元首说一不二的权力。

封建时代，一切权力只在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看，连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私人腰包里的东西，更何况皇帝腰包里的那些权力呢?所以我们说，钱穆先生据此(皇帝只有一个机关，而宰相有13个机关)说“汉代的一切实际事权，在相府，不在皇室”是荒谬的。当然，他也自暴了上述的荒谬，如言汉朝“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5页)。既然政府总理只是国家元首(皇帝)的一个副官，又何谈宰相为汉朝的最高行政长官呢?“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5-6页)。

“化家为国”四个字总结得极是。一位爸爸，因为制度的变化，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全国级爸爸，那么儿子则是全国级儿子，夫人则是全国级夫人。同理，全国级爸爸的高级奴才——宰，是当然的全国级宰。这样的宰(政府总理)，级别再高，再有全国性，在国家元首面前，也还是一条没有实际意义的狗。

独亲廖沫沙　作者：黄　波

文章标题以简洁为上，这篇小文拟题欲求准确应为“我于‘三家村’中独亲廖沫沙”，可那好像太缠夹不清了。

为什么于昔日“三家村”中独亲廖沫沙?说来惭愧，原本在“三家村”中，廖先生的文章我读得最少，可近日因为偶然看到了他的一本薄薄的旧体诗集《馀烬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随便翻了翻，竞大感兴味。如《嘲吴晗并自嘲》诗曰：书生自喜投罗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悼吴晗同志》诗曰：“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般。“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低头四改“元璋传”，举眼千回未过关。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这几首诗我是诵之者再。并不是说就诗艺而言，这些诗有多么高明，而是联系这几首诗写作的时间和背景考虑——前一首是“文革”发端时期的1967年夏所作，后一首写于1973年，诗人从诗句中透出的睿智就特别让人感佩了。试想一下， 1967年，那还是飓风初起的时候，万众颠狂，仿佛气定神闲地吟出“书生自喜投罗网”的能有几人?“举世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这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幽默；在用神圣的台词、庄严的道具、道貌岸然的人物共同组成的戏台上，诗人仿佛一眼就看到了背后的龌龊和荒谬，这是一种很不容易被迷失的大智慧。反观“三家村”中的另两家，他们也许学问要比廖沫沙精深，但在一场看似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大劫难中，却明显缺乏后者那种淡定、超然的心态和素养，而具有这种心态和素养的人是很难轻易随人俯仰并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这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就会坚持，不会因举世非之便自责“君王圣明臣罪当诛”，迫于现实高压也许可以口头敷衍，但决不会心悦诚服，很可能是一边颂圣一边暗笑，从心底里藐视威权人物。廖沫沙正是这样做的。当年他和吴晗同被批斗，享受“喷气舞(弯腰低头)”，吴晗沮丧、悲愤、吃不消，而廖沫沙看到的却是滑稽，以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应之，甚至强忍住才没笑出声来，还默想出了上面那首自嘲的诗。你可以说这种人不真诚，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又哪里是一个可以讲求真诚的时代呢?相形之下，邓拓和吴晗的确真诚多了，真诚地认为自己有罪，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忏悔，满心指望自己一片赤诚能够上达天听，最终云开雾散，邓拓不是在遗书中还在为某种教义高呼，还在吁请组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考核么……“革命吞吃了自己的孩子”，这种真诚的悲剧意味未免大浓了点。屈大夫自怨自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形象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心灵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几乎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始终挥之不去，但廖沫沙是绝对不会做屈原的。对一个凡庸的人来说，屈原可以敬之，却难免会有一些隔膜感的。

超然的人往往最先醒来。据《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收录的刘茵女士采访廖沫沙的文章，1972年，廖沫沙曾经对一位到狱中与他谈话的同志吐露了“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入党几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什么是革命。”作为一个对昔日历史多少有些隔膜的人，我读到此处也不禁被深深震憾了。这“三个糊涂”仅寥寥数语，就戳破了许多冠冕堂皇之物的光环，胜过洋洋反思大文多矣。

廖沫沙1979年痛定思痛，回顾“三家村”冤案，曾经赋诗一首，题为《悟》，诗曰：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其实他自己从来就没有痴迷过，退而求其次，说他是最早从痴迷中醒来的人至少是恰如其分的。

以幽默反抗强权，以彻悟抵制迷失，以玩世的态度冷看虚假的圣物，这就是廖沫沙的魅力。所以，我独亲廖沫沙。

翁华铭为什么要自杀　作者：鄢烈山

在央视《焦点访谈》及地方卫视类似的节目中，我们已见惯那些被揪住“狐狸尾巴”的官员，指天誓日保证自己清白，但真相大白后罪无可逃的他们，却只见出乖露丑的倒霉相，鲜有谢罪世人的担当。在这样的氛围中，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因劣质奶粉事件自杀，确实令人为之一震。

人们对这件事的反应之强烈，远远超过“阜阳因劣质奶粉事件撤职开除人员仍在上班”的新闻。不少人为翁华铭的自杀“叫好”，这并非幸灾乐祸的“仇官”心理，而是寄寓着某种感慨和期望。在我看来，翁局长的自杀有两种可能，它们又都是“绝境求生”的选择。

“害婴奶粉”事件被曝光后，翁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调查”什么呢?无非是否涉嫌玩忽职守、渎职。报道说，福鼎市“共有11家乳制品厂，多数生产‘害婴奶粉”’。翁是否充当了它们的保护伞?所以，有一种可能是，调查结果将把翁送上审判台，使他“晚节不保”。多年来风风光光的局长一旦陷入这样的绝境，真是生不如死。与其等着定罪入狱，不如一死了之。自知这样的猜度很阴暗，但我这是以不少先例作推理基础的。传媒上有不少人曾呼吁，不要因贪官一死而了之，要将腐败案彻查到底。对此，我不想多说了。

另一种可能则是作充满善意的猜度，即翁华铭对自己的失职深感愧疚，为受害的婴孩陷入良心的自责不能自拔，觉得只有以死谢罪才能救赎、超脱自己的灵魂。这种“绝境求生”是寻求“灵魂”(人格、尊严)的再生与升华，十分高尚和难得。古人云“千古艰难惟一死”，而今早已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连萨达姆这样不可一世的枭雄，也宁肯跪着苟活而不愿体面地受死。现如今，为信誉破产、东山再起无望而自杀的私企老板并不少见，韩国有，中国应该也有，但官员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老百姓，我们只希望他们承担应有的后果，或引咎辞职，或蹲监、杀头。至于是否自杀，既不能强迫，也于事无补于世无益。

所以，我认为那些为翁自杀叫好的人，也只是期望掌握公权的人，多点责任感，多点羞耻心而已。

“妙语”点评录　作者：李志远

有些贪官的话，堪称“妙语”。读之深有所感，故而不揣冒昧，于此试作点评。

成克杰：想到广西还有几百万人民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就睡不好觉啊!

点评：朝思暮想的，明明是收受的几千万贿金及其情人李萍，却说是想着人民。岂非自欺欺人?不过，自欺可以，欺人也难，而且，反使人们由此进一步明确了贪官的一个特点：言善行恶。

孟庆平：我和她们(情妇)来的都是真感情。

点评：权色交易，两厢情愿，当然来的都是真感情了。

丛福奎：佛不佑我!

点评：佛迷心窍，以至于不知佛即是民；伤透了民心，佛焉能佑你?

张二江：都是女人惹的祸。

点评：没有“盗亦有道”的底线，剩下的，只是强盗逻辑。

李真：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做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点评：道出官商勾结的心声。看来，他心目中原本没有“公仆”概念，只求为不法商人效劳。其终极目的是做大官——潜台词也是发大财。然而，无论做大官、发大财，对赋予他权力资本的人民，欠债不还，就只能得出如下的等式：他；无赖。

胡长清：假如江西的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点评：事后诸葛原也没错。只是，其意义难以体现在当时。当时，幸亏没有那样做，否则，江西的记者，倒是离死刑不远了。

王怀忠：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你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点评：对党政干部的评价，本该“重在群众认可”。他却离经叛道，偏要沿着投机的路升官，其结果，只能应了一句俗话：“爬得高，摔得重”。．不过，话说回来，他毕竟还是搞出点“政绩”——给后人留下一条血的教训。

高尔基的另一面　作者：刘　阳

我们对于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了解，大多是从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散文诗《海燕》来的。然而我们未必都知道，高尔基不只是位作家，他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闪烁着知识分子良知的一面。

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躲得远远的，像中国古代那些“独钓寒江雪”的隐士。第二种则被吸收利用，例如上个世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心甘情愿臣服于纳粹脚下。有没有既不完全脱离权力，又保持清醒批判意识的可能呢?一度义无反顾担当着这种社会角色的，是第三种知识分子，比如高尔基。

“信仰是很舒适的事，但是比这好得多的是具有良好发展的自己的尊严感。”——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由高尔基在俄国《新生活报》1917年至1918年同名专栏政论文章结集成的小册子中，类似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苏联权威书刊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直到1988年才重新解档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我们保留下了十月革命前后这位伟大作家一份真实的倔强。

顾名思义，“不合时宜”者，特定时空背离主流之谓也。事实上，高尔基在这本书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正是激烈反对十月革命。何以如此呢?因为他对革命有个基本的场景估计，就是在致列宁五封信中的第一封中所透露出来的：“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理智力的数量和质量上。革命只是在它促进这些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革命不光是破坏，而且还承担着启蒙的任务。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尔基对那些阉割革命创造力、把人们变相成食人魔王的“革命者”始终抱有的切肤警惕，才不妨置入今天我们的对话空间。

当高尔基亲眼目睹“一战”中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犯下的杀戮暴行时，当他看见民族沙文主义者对犹太居民的歧视和迫害时，当他碰到猖獗着的街头私刑这“野兽的权利”，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敌的暗杀行径等革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反面现象时，他愤怒了，并进而怀疑起革命本身的得当性来。除去政治形势上的忧虑外，他还把思想触角伸向了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都使《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薄薄的小书无形中成为“独特的1917／1918俄国历史百科年鉴”。但贯穿这部年鉴的红线是什么?或者说，此中最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哪儿呢?

我以为是高尔基对“信仰”横刀立马的拷问。他并不是哲学型的作家，他只知道，对信仰问题的基本判断应该遵从常情常理：“信仰对于心灵的舒适，对于心灵的安宁来说总是很好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变得盲目，使他发现不了生活的痛苦的矛盾……”我真为这样的句子诞生在那种局势下而暗暗为之捏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真要付诸实践是不容易的。 1918年1月19日，卧病在床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申加辽夫被闯入医院的水兵杀死，列宁立刻下令，开始“最严格的侦讯”，而与此同时，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指出“专制就是铁的政权，镇压剥削者和流氓的英勇革命的、迅速、无情的政权”。这些表述使高尔基很不安。读一读这本书里的许多章节，便不难感到，他把民族精神里非常容易滋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疗救希望，从一开始就单方面寄托在领导人身上，善意之中却毕竟把革命的时机积累和革命者的个人作用等同起来了。

由此出发，或许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后来高尔基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情结。时代转变，眉睫间的一卷一舒都需要具体地分析。无论如何，知人论世，我们不能忽视高尔基的这本小书，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也说叶利钦　作者：韩云冲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叶利钦是个十足的政客。你既然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当在党内不如意时，抓住机会反戈一击，把培养自己的党一举击垮。真可谓小人作风，叛徒行径。

“八一九事件”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那段时间，语文老师每天把前苏联政局的最新演变情况向我们通报。苏共被解散了，苏联又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不复存在了。当时的心情，十分的沉重，感到世界的末日好像到了。我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叶利钦!向普戈致敬!”等等。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这种担忧很长时间困扰着我们这些高中生们。这种心态，今天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真可谓长期教育的结果。

以后叶利钦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炮轰议会显示了他的专制，总统选举时对列别德将军的利用，频频更换总理来做自己的替罪羊等等作为，无一不加重我对他的厌倦感。

对叶利钦的态度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重大改变的，就是在 20世纪的最后一天。这个嗜权如命的人，居然宣布提前下野，并坦诚地要求俄罗斯人原谅他的失误。

第一代的领导人对权力的嗜忘极其可怕，多少独裁者直到临死还牢牢的把握着政权。哪怕是自己意识已混乱，口齿已不清，靠别人意会其意图来进行统治。勇于放弃权力的第一代领导人，几乎都受到了人民的景仰，如华盛顿，如凯末尔。

而叶利钦，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个让我景仰的名人行列。

仅此一点，改变我过去的很多偏见，我愿意改口，把叶利钦称为政治家，而非政客。

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都使我对更多的历史人物的一些做法加深了理解。我相信叶利钦一开始时是相信共产党的，正像我自己的思想这几年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当叶利钦跻身高层以后，他发现了高干们的腐败与颟顸。当他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踯躅不前时，他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哪怕丧失已经获得的特权(前苏联高官的特权之多，待遇之优厚，让人震惊，而他们据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喜欢把沙俄称为“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前苏联又何尝不是如此?苏联的解体对于很多加盟共和国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与其强力维护一个矛盾重重的，缺乏统一基础的帝国，不如给大家一个各自发展的机会。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旧势力的反扑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他扮演的是个破坏者的角色(第一代领导人一般都扮演这种角色，波兰的瓦文萨也是如此)，他是罗伯斯庇尔。他试图成为一个建设者，很遗憾，他失败了。他在辞职演说的时候坦陈自己把这种过渡看得过于简单，经济问题的复杂远胜于政治军事，这一点也为50年代后期的中国所证明的。战胜过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气势非凡地领导经济大跃进，却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老子连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打败了”，是的，但你斗不过那只“看不见的手”。

叶利钦发现自己不具备成为新世纪领袖的能力，他不停地考察，终于发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普京。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权的平稳过渡出现了，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基本上走向了正轨。我不愿意猜测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有交易，也不能掩盖这种政权平稳过渡的进步。

今天的叶利钦是一个慈祥的爷爷，受普通俄罗斯人尊重的公民。今天的普京是俄国强权者，为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尽心尽力的总统。俄国渡过了低谷，正在缓慢前行，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经济健康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百分之几这个比例)，将使俄国走向新的高峰，强大而又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者。

俄罗斯，一路走好!叶利钦，向你致敬!你应该感谢你的身体，虽然孱弱但坚持到了辞职的那一天。如果你在这之前死了呢?将有多少人误解你呀，肯定包括我。

并非幽默（外四则）　作者：陈　章

小学老师在班里宣布：明天叫你们的家长来学校领回属于校方多收的35元“民师费”。结果全班竞有三分之一上课没认真听讲的学生回家告诉父母：学校又加收35元“民师费”。还有不少家长听说学校退款，不敢相信，怀疑孩子听错。纷纷打电话问老师：到底是退款，还是加收?

“娘打儿子”

刘绍棠被打成右派遣回家乡儒林村，三中全会后平反回京，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一，多亏反右，“文革”期间他若在京，必死无疑。说得对，对待读书人，村民不像红卫兵那么疯狂。二，有关方面打右派是“娘打儿子”。这话也不难理解：几千年的封建专

他人好话莫轻听

6月10日《参考消息》第8版摘录俄罗斯《今日报》的文章，专门突出俄国人的一句口头禅：“我们的改革一团糟，看人家中国……”

其实，我们的改革也非一马平川、一帆风顺。还是居．安思危，多向人民讲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好，“万丈深渊”、“地雷阵”决非朱总理危言耸听……

黄山归采不看山

焦国标先生早在一篇《你能吓唬住谁》的杂文中，指出贪官根本不在乎“亡党亡国”，“亡党亡国”的结果遭殃的还是草民百姓。至今仍有不少杂文作者用如果继续贪污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作为“当头棒喝”来告诫贪官和腐败分子，这样的文章，还有谁看?

孙武练“嫔”

孙武训练宫娥，杀了两个国王宠妃，其他宫女就全部乖乖地一切行动听指挥了。这则孙武练“嫔”的故事作为佳话，流传了两千多年。有谁想过：那两位嘻嘻哈哈、调皮捣蛋的宫女，该不该当死罪?

副手须知　作者：黑马白浪

●没有正头就无需设副手，故副手是由正头的存在而存在的。

●正头永远是正确的，副手在正头面前必须学会服从、跟从、顺从。

●镜头跟前，副手一定要躲在正头的后面；两人单独在一起，切记不要平起平坐。

●在众人面前，副手若跟着正头太紧，必有拍马之嫌；若离得太远，又让人觉着在闹独立。

●正头、副头同时亮相，又是只让副手讲话，如果副手讲不出些自己的话，自己不满意；如果尽引用些正头的话，听众不满意；如果不引用正头的话，正头不满意。或许，只有先讲点大伙感兴趣的话，又不时的引用几句正头的话，再恰到好处地讲点自己的话，大家都满意了。

●当面跟正头唱反调的副手，没城府；背着正头唱反调的副手，没谋略；公开在众人跟前与正头唱反调的副手，简直就是没头脑。

●副手想向正头提建议时，最好循着正头的意思小心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正头征求副手的个人意见时，副手一定要拿正头一贯的主张来解释自己不同的主见。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作为副手要切记：成绩一定是正头的，过失一定是自己的。

●当正头处于被人质询的尴尬情况时，副手一定要挺身而出去挡驾。这样，不仅保全了正头的面子更是保全了自己的位子。

●背后适时地说些正头的好话，最好要把这好话巧妙地传到正头耳朵，这便微妙地表明了自己的耿耿忠心；而背后不留神说了正头的坏话，这无异于赤裸裸地传达出自己的野心。

●副手不需要决策，不需要驾驭，只需要紧跟，只需要拥护，只需要执行，外加给自己找条谁也不易发现的退路。

●做副手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想对正头取而代之的念头，许多副手栽了跟头正是因为当初的这个念头。

●即使有一天副手被提拔为正头，而老正头依然是自己的上司，那么在老正头面前自己也决不能摆出我已是正头的架势。

●太听正头的话，正头从内心看不起你；太不听正头的话，正头骨子里讨厌你。要想让正头既看得起你又不讨厌你，那你这副手就得让正头感到：从感情上说你绝对是他的手下，从能力上说你是在他的指挥下又能把事做得相当完满。

●可以请正头吃饭，但一定要把饭莱安排成最合正头口味的家常便饭；可以给正头送礼，但一定要操作成无意中拿出的家乡土特产。

●副手最高明之处就是让正头感到正头总是比副手高明。

“注水干部”和“注水猪肉”　作者：冯伟良

“注水干部”这个词，汉语大词典尚未收录，笔者是参照当代热门词汇——“注水猪肉”杜撰的。猪肉可以注水，干部也可以注水；有注水猪肉，也有注水干部。

是先有注水猪肉还是先有注水干部?本人读史甚少，不能精确考证。但这并不影响将两者相提并论，因为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为“私利”而“制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注水干部的高产和注水猪肉的流传是有因果联系的，在数量的增减上往往呈现同比趋势。

尽管二者有联系，但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操作技术上看，给猪肉注水，对象恒定(猪肉可能在产地、品种、肥瘦上有差异，但本质上并无不同)，其注水技术含金量低，使用简易工具(如普通注射器)，单兵即可作战。而给干部注水，对象个体差异大(学历不够需注水文凭，年龄偏大需注水生日，身份不符需注水党籍和任职履历，政绩平平需实施“数字工程”——注水报表，能力素质低下需注水专业证书和各种奖状，政治品德不合格需包装爱党爱民的个人形象——注水灵魂)，如果不量身订制、缺啥“注”啥，就不能制造“合格产品”。在技术上，注水干部不仅需要现代化的高精数码设备，更需要掌握在官场畅通无阻的“潜技术”(该技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否领会，全靠个人修养)，不懂“潜技术”，一定逃不脱相关官员的“火眼金睛”，注入再多的水也会瞬间被“蒸发”。

其次，从操作方式上看，注水猪肉的生产者一般是庶民出身，注水工作也见不得阳光，只能在地下进行。注水干部的制造者则有“野战军”和“正规军”之分，野战军大多身份低微，只能抛头露面，到处粘贴“牛皮癣”，他们大多“讲诚信”，不会以假充真，明确告之“消费者”“货”是注了水的，他们赚的是“辛苦钱”和“风险钱”；正规军就不同了，前不久被曝光的海南省委党校批发硕士文凭事件，至少数百名干部被注水；而早在三年前，安徽利辛县人事局就通过“制造”大中专文凭、派遣证、档案“生产”了180多名“注水干部”。更有甚者，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暗示、一句交待就可以按需生产注水干部，在这些“高人”指点下，“三假于部”陈丽和曹忠武登台了，宜昌市“三陪女”当上了宣传部长，舞女成为了法官，桑拿科长成长为公安局长，死刑犯变成了开发区主任。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三光书记”林龙飞，干脆公布一个官位价目表，提倡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自己花钱自己注水，要多省事有多省事。写到这里，笔者突发奇想：好在生产注水猪肉的那些家伙没学过经济学，也没有多少文化，更不善于思考，否则，在林龙飞面前，他们只能是要么就地跪拜大师学艺，要么羞愧难当自杀了断。

第三，从注水目的上看，给猪肉注水，就为一个字：“钱”。给干部注水，不管是为自己注，还是为别人注，都远远不只为钱。林龙飞有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但从他成长为“三光书记”的实践看，他岂止有钱欲，色欲、权欲一样也没少；“大秘书”李真也曾口吐真言：“给一千万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从这些灵魂被注水的落马权贵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注水干部不断膨胀的终极的变态的欲望。在众多的欲望中，对金钱的追求只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低级的。

第四，从危害程度上看，注水猪肉直接侵害普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如同在“杀人奶粉”事件中受伤的始终是农民等弱势群体一样，由于经济承受力的制约和市场卫生信息的不够透明，普通老百姓总是更容易成为注水猪肉的消费者)，问时也损害猪肉市场的公信度，使合法经营者蒙受损失。注水干部信奉“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他们的出台和繁殖势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威胁执政党的威信，严重侵蚀执政党的肌体。苏共解体后，很多党建专家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谁是苏共的掘墓人?”基本一致的研究结论是：苏共的掘墓人不是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苏共领导集团内占据重要位置、享有丰厚私利、灵魂被注水的腐败群体，正是他们亲手埋葬了苏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拔任用注水干部特别是灵魂被注水的干部，实质上就是选择了“掘墓人”!

第五，从监督识别上看，对注水猪肉，质检部门可使用专用仪器鉴别，也可凭借经验初步认定后再进行确认，普通老百姓也有识别经验，如：“用干净的餐巾纸，贴在瘦猪肉表面，稍压片刻，待纸略湿后揭下来，若是注水猪肉，餐巾纸由于吸水过多，就揭不下来，成为碎湿纸片。”但对于注水干部，由于其“私人信息”存放在有一定密级的个人档案中，掌握在组织人事部门手中，属于内部运行，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实质上的选择权，“餐巾纸测试法”当然更派不上用场。目前，对注水干部的识别主要依赖于各级“一把手”、“二把手”及组织工作干部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但选拔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不完善，一个注水干部落马了，其选拔任用者并不必然受到惩处，而一个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出台了，选贤任能的人也并不必然受到奖励，在制度的漏洞中，曹忠武、林龙飞之流走上了领导岗位，并且坚守了数年安然无恙。

第六，从治理惩处措施上看，生产注水猪肉，一旦被查，生产者将可能倾家荡产，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虽然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的行政效率并不高，但由于注水猪肉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普通消费者也会自觉地进行监督，这就使注水猪肉的生存空间面临“严峻考验”。但对于注水干部，我们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比如清查学历时，很多地方规定；只要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交待注水文凭，则既往不咎。而最让人叫绝的是，据近日媒体报道：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花了几十万的资金用了5年时间提出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的方案，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笔者深信：如果对注水猪肉生产商也实施这样的政策，他们一定会感动得流泪、叩头。

综上所述，治注水猪肉易，治注水干部难。生产注水猪肉的人必定身处社会底层，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人生抱负，只配与猪肉为伍；而制造注水干部的，尽管自己也是注水干部(至少政治灵魂被注水了)，但却能身居要职，开口道德信念，闭口公正廉明，要雨得雨，要风得风，好不自在!这就好比一个乘公交车的人和一个乘飞机的人因交通事故同时丢命，对保险公司而言，二者身价岂可同日而语!

书法界冒出了个“唐老九”　作者：逢春阶

“唐老九”是我对演员唐国强的敬称。唐国强最近在首届中国收藏界年度排行榜上，被评为第九大书法家。一个演艺界人士获此殊荣，不简单。我叫他“唐老九”，绝无半点轻蔑之意，主要是考虑到唐国强的书法大名要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必须有个叫上去顺口的名号才行。万望唐国强理解小逢苦心。

唐国强的墨宝，我只在报上见过，是“江山多娇”四个宇。仔细研究，发现：一是这四个字像是用毛笔写的，二是墨比较黑，三是这四个字都写对了，四是写得比较清楚，一看便认识，不像医生开的药方，猜上半天也不知是啥字。尽管落款没大讲究章法，把“甲戌年冬”放在上款的位置上，也无大碍，从“创新”角度讲，这是一种破格。媒体上说，唐国强的字有两幅70厘米x138厘米的书法作品均标价5000元，但均无人问津。我觉得，唐国强书法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是价位大低，如果是5万元或者15万元，肯定有人买。再是没有叫响“唐老九”这个称谓。第九大书法家啊!而且是全国的，了得!哪能只值5000元呢?

唐国强位尊“老九”，惹恼了书法界。有人就说，唐国强的入围，是贬低中国书法艺术，像唐国强之流都能登堂入室，是滑天下之大稽!这让我想到了蒲松龄。蒲留仙一生乡试不第，直埋怨考官瞎眼，看不到他文章的灿烂，一气之下写了《司文郎》，虚构了一个能用鼻子嗅焚过的文章而评骘其优劣的瞽僧。浅薄的余杭生不信瞽僧的鼻嗅之功，以古文大家文章试之，瞽僧赞道：“妙哉此文，我心受之。”当焚烧余杭生的文章时，“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谁料，写出臭不可嗅文章的余杭生竟然榜上有名，而另一位水平远远高于余杭生的王生却遗憾落第。瞽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世上哪有什么瞽僧，“帘中人”(评委考官)七情六欲皆备，蒲松龄糊涂，考不上活该!杜撰个瞽僧发发牢骚算什么本事!找遍榜上无名字，一生凄惘有谁知?

书法家们可别步蒲松龄的后尘，该看开就看开些，该怎么运作就怎么运作，别老指责那些看好唐国强的评委们。唐国强当选自有当选的理由。我看到评选机构解释说，这次评选注重作品的市场表现和收藏价值。有人就较真儿了，说要是这样的话，赵本山、巩俐、赵薇、章子怡等都可以把书法作品拿出来，因为他们市场表现更好。我说，当然可以了，问题是他们没有写，或者是写了没有拿出来!人家唐国强拿出来了!

目下，名人纷纷写字作画，比如写小说的贾平凹，书法也卖得很火；还有搞电视剧的韩静霆，画作也是蛮有市场；据说写诗的汪国真也要办画展。我不反对名人写字作画，这样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姊妹艺术之间是互相感染的，比如梅兰芳就从书法里悟到好多京剧表演的细节。我担心的是，好多的名人写了画了，水平不是一般的差，结果被抬轿子的吹捧(这种人可恶之极!)得如入仙境，晕晕忽忽，每每以大师自居，这就坏了。唐国强还是比较有数的，获了大奖竞没有出来为之造势。我还佩服唐国强的自信，他演皇帝演伟人，自身也便多了几分大气，笑傲群雄，不就是写幅字吗?笔墨伺候，大笔一挥，挥出了个“老九”的位次。而有些书法家，临摹苦写不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则胆子却越小，因为他们发现了大家的不可超越，于是乎自信尽失，连参赛的勇气都没了，这怎么能成气候呢?学学唐国强吧。

唐国强在演艺界不知排名老几，大概位次到不了九，而书法却进了前十名。我建议，唐国强干脆息影算了。你看，演戏日晒雨淋的，还得背台词，还得酝酿感情，不如操起笔管，在宣纸上挥毫。实在不能割舍演艺，就演演《王羲之》电视剧吧，在舞台上当个真正的书圣，有写字的镜头，不用替身，多好!再者，别再在电视上老给人做广告了，那能赚几个钱?即使给人做广告，对一些有伤形象的广告(比如“不孕不育症”之类)要回避一下。

会说话　作者：叶延滨

题记：某某先生是某某著名学府教授，有幸听到他在某首长新著文化论文集出版首发式暨研讨会上的发言，受益匪浅，明白了什么叫会说话。

同志们哪，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心情万分激动。部长同志日理万机，为党和人民做了数不清的重要工作，还在百忙中写了这么多重要的文章，出了这么好一本书，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人感动，让我激动，更让我感激。感激部长同志。(首长插话，今天我只是个作者，就称作者吧!)好!好!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告诉了我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者，是一个全心全意献身事业的作者，是我的榜样。我今天来这个会场，就是来表态的，好好地向作者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习……(点评：现在开的各种新书发布会，总的是三类：一是有关领导机关倡导的精品书，二是出版社推出宣传扩大印数的畅销书，三是有钱或者有权人士印刷的自费书。无论哪种研讨会，都是不准备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因此，这种开场白虽然肉麻，但绝不会有哪一位愣头青站起来表示不同意见。所以，这类拍马屁废话也是各种研讨会上最常见的讨主办者欢喜的常用语。)

我一拿到这本书，就爱不释手，喜欢得不得了!这本书真是叫人一看就知道是本好书，装帧精美，封面设计大方高贵，名家的题字也写得好。其实，部长自己就有一手好书法，还请别人题书名，可见作者真是谦逊过人。印制得精良，纸张也选得恰到好处，我看就这装帧印刷就评得上国家图书奖……(点评：图书印制精荚，也是值得评说的一个方面，不过这是出版业自己的行业技术问题，与作品研讨会关系不大。当然，这也是一种赞美经，好比夸女人。漂亮的女人，人们就直接说她长得真荚。不那么漂亮但据说有丈化，比方说是个女学者女记者，人们就说这位女士真是气质高雅。不漂亮又没文化；就夸衣裳，哎呀，多漂亮的衣服配搭得多合适，这衣服呀就只有葛总经理穿上才显出样子。遇到不漂亮没文化又不修边幅外表邋遏那种女人，比方说女权主义教授，比方说早点铺的女老板，那你就得注意，对前者只夸她的观点“说得真透彻，精辟”!对后者就夸她的早点“炸得真透脆，精品”！当然，女权主义的教授与早点铺老板，一般来说，不会举办研讨会，所以，对新书的形式美进行赞美，仍是各种研讨会上常被选用的话题。)

一打开这本书，首先洪老写的序就吸引了我。洪老是文坛泰斗级的领军人物。这篇序言虽然不足千字，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作者得到洪老高度评价，不容易呀，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洪老的序使我们更加贴近了作者的心，更知道这本书在中国文坛的分量；不仅如此，洪老的序还为当前文学创作，指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今天洪老没有到场，但洪老的序是今天研讨会最重要的发言。我们大家得益于作者出了这么好的一本书，才让我们有机会读到洪老的序，实在要再次感谢作者!(点评：这真是会说话的先生，连没有到会的洪老也被他热情洋溢地抚摸了一次。也许对于发言者而言，争言作者比本书作者更亲丘?更重要?是上司或者是恩师，借花献佛说一回好话。是哥儿们是战友，借此机会互相抚摸表达战友情深。这一次说了他的好话，下一回他在另外的研讨会上，他没准记起说自己几句好话，大家都吃这碗饭，不容易。什么叫声望?常被人记住，常被人提起，这就叫声望。)

这本重要的作品，我拿到书以后，已经认真读了一遍，做了详细的笔记。实在是可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捡重点问题说?恐怕也要一个小时。今天我才发现，我面对如此重要的作品，还需要认真再精读几遍，才能领会得更准确一些。时间有限，不容我多浪费，好在今天到会的还有各位大批评家大理论家，我这是抛砖，我今天来，除了向作者学习，还要向各位求教。谢谢主持人让我用了11分钟时间，哎呀超时一分钟，罪过，罪过!(点评：认真想一下这位先生的发言，会猜出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本被他高度评价的书。没读过，却敢说，该让人高兴的地方，都一一说到了，这就叫会说话。比起有的先生，没读过作品又不放弃说话的机会，一开口：最近大忙了，没有认真读这部作品，昨天晚上翻了一下，来开会的路上接着又看了一些，就说说我粗浅的感受吧……与这种发言相比，这位教授真算得上会说话!)

水浒人物创业计划书　作者：陈　雄

郑屠镇关西：在老师们不能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官员集体宣誓不贪污，大学让学生宣誓不作弊的感人形势下，我一定做一个要把猪杀死的屠夫。另外，我决定潜心钻研猪肉注水新课题，保证不卖死猪肉。另外，以后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定要吸取教训，坚决不惹官家人。

蒋门神：继续开酒店，不过不能和施思对着干了，施恩有武松撑着，那厮太猛，不能招惹。我得策划些经营新思路，比如用果汁做高档“洋酒”吸引顾客，还可考虑发展“女体盛”的饮食文化，到时一定酒客如云。用合法竞争手段挤垮施恩，同样能解我心头之恨。

武松；首选动物园养老虎，老虎不听话，就用拳头揍它。如果工资太低，就辞职去写书，不过不是亲自写，得找个枪手，弄一本《我的嫂嫂潘金莲写“真”》，一定比《我给签约弟子杨Xx拍写真》卖得红火。

潘金莲：为了吸取以前的惨痛教训，我反思了一下，武松和西门庆都不是我的白马王子，我要高标准严要求地选择未来的另一半，至少要达到一位 12岁的女作家(注：现在可能不止12岁了)的追求：“要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扈三娘：俺屈服于宋江的行政命令，嫁给“矮脚虎”王英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去做模特或者拍电影。以我的绝世美貌，名导演肯定夜夜找我谈戏，我带个录音机，到时不就一切OK了，如果导演不认账，我就找几个记者弄点新闻，出名还不是手到擒来?

宋江：人人都唤我“及时雨”，还不是我借钱及时，市场经济时代，再也不能借钱不写字据也不要利息了。就说吴用那厮，5年前借我30万去炒房，现在发了家，比我有钱多了。我要开一个银行实行贷款，好汉们以后就管我叫“及时贷”吧。

石秀：我“拼命三郎”以前爱打抱不平，但今后要考虑到打抱不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自从上次偷窥到杨雄的老婆跟和尚偷情，我就发现了自己在跟踪侦探方面的特长。天生才华难自弃，现在搞婚外情的男人女人多如牛毛，开一个私人侦探所，专门开展婚外恋调查取证，利用高科技手段，对那些“二奶”、第三者进行跟踪偷拍，一定能勤劳致富，同时也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刘世昌

丁县长到吴县上任快一年了，可工作却一点起色没有。这也难怪他，接手时就是个烂摊子，全县95％以上的工业企业都因经营管理不善，被蛀虫们搞垮了。农村由于乡镇领导们一意孤行，搞花架子政绩工程，致使农村经济也衰落萧条。由此而引起的恶性循环，导致商业系统更是半死不活奄奄一息。所以，全县的经济形势处于崩溃边缘。二年来，丁县长虽然大刀阔斧地进行整改，但终因积重难返，效果不明显。为此，丁县长真是吃不好，睡不安，急得心里直冒火，决定提请“政协”“人大”两全，重点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会上，丁县长语重心长地说：“鉴于我县目前经济状况严重滞后的形势，我诚恳地请各位代表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找出最新经济增长点，尽快扭转我县的经济落后局面，迅速走出低谷。希望大家各抒已见，留下提案建议……”

“两会”结束后，丁县长就认真仔细地阅读起提案来。忽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两眼放光，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极具价值且行之有效的提案。这份提案写道：

建议反贪局具体负责，把全县各乡镇大局和厂矿企业以及公司等单位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与实际经济收入清核一遍，没收全部来历不明之财产；我认为这是我县最新经济增长点的最佳方案。

丁县长看完后，下定决心落实这份提案，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财产清核工作开始了。两个月后，清核工作战果辉煌，清核出来的来历不明之财产金额竟是全县年财政收入的5倍之多！

丁县长听完清核工作汇报，无限感慨地叹道：“想不到哇想不到！看来，这反腐治贪确实是经济增长点，而且任重而道远哪!”

当领导的吕布　作者：侯国平

吕布是个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这点不容置疑，不然，四大荚女之一的貂蝉也不会爱上他。尤其是虎牢关那场大战，更让吕布名扬天下。刘、关、张三位英雄人物，手持三种先进武器，把吕布走马灯似地团团围着，把十八路诸侯都看呆了，但吕布并未伤损一根毫毛。

按照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这样的拔尖人才，理所当然进领导班子，当上了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人称吕温侯。

吕布当兵没说的，手执方天画戟，天下无敌。走上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当上了一把手后，就像换了个人，政绩一直平平。

翻开吕布的档案，就发现他就像个南下打工的大学生，总在不停地跳槽。先是在丁原手下干，后来又跟着董卓，时间不长又跳槽跟着王允。等到王允破产了，吕布又去投奔袁术。袁术说他不敬业爱岗，总是跳槽，就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没办法，他只好又去投奔袁绍，结果又和袁绍手下的人闹不团结，只好又跳槽。直到遇到陈宫，才不跳了。

对于吕布不断跳槽这件事，陈宫解释说，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搞市场经济就要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岗位。

当官就要说政绩，吕布的政绩并不突出，比不上曹操。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辕门射戟”就是吕布的民心工程。袁术联络吕布要千掉刘备，并送去了二十万斛粮食。吕布收下粮食，满口答应。谁知袁术派大将纪灵打到刘备门下时，刘备又向吕布求救，吕布二话不说，也满口答应了。

吕布笑道，我有一计，使袁刘两家都不怨我。什么妙计呢?他命左右将他的画戟抬到辕门外插定，乃回顾纪灵、玄德说，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戟小枝，你两家罢兵，如射不中，你们各自回营，安排厮杀。连袁术都大呼吕布太黑了，比股市还黑几百倍，二十万斛粮食岂不是打了水漂么?但吕布最终还是成功了，这说明吕布确实具备一点当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

东汉末年，是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单凭这点小聪明，是站不稳脚根的。吕布曾据有徐州，后又占有下邳，根据地不少，但最终还是没干成大事。就在吕布和曹操的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手下人魏续、宋宪，乘吕布连续作战，疲劳不堪之际，在白门楼上，先偷走了画戟，后将其捆个结结实实，接着把白旗一招，曹兵齐至城下，魏续大叫，已生擒吕布矣。

走上领导岗位的吕布，没有风光几天，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假如吕布专心业务，当好他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不去涉猎争夺权力，结果会如何呢?这是个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

曹操、刘备都从吕布这个不成功的领导干部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想要坐稳椅子，就要先把手下的人维护好。该涨工资的涨工资，该分房子的分房子，该出国考察就出国考察，该提拔重用就提拔重用。

从专业技术人才走上说一不二的领导岗位，吕布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没有成功，从而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咸亨酒店听闲言　作者：陈　仓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因此，常去酒馆就能听到地地道道的真话。我小陈醉酒后梦游咸亨酒店，听到一些夹杂在闲言碎语中的真实的闲话。

孔乙己说：第一次喝的叫酒水，酒里有点水。第二次喝的叫水酒，水里有点酒。第三次喝的叫假酒，水里没有酒。第四次喝的叫药酒，水里有点药，经检验发现药是农药。

华小栓说：心态不平衡伤的是个体，生态不平衡伤的是人类整体。人们不知应该吃多少人血馒头才能汲取血的教训。

阿Q说：电视剧中间插播的广告越来越长，广告中间插播的电视剧越来越短。

小D说：说相声就是作贱自己，小品艺术就是几个人一起互相作贱自己的艺术。

举人老爷说：三国的时候，有“建安七子”如明月高悬，所以，曹操感叹“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七子死后，明月未出，满天繁星，有的偷税，有的偷睡，有的走私，有的走穴，有的拉赞助，有的拉皮条，谁也看不清天上飞的是些什么鸟。

假洋鬼子说：有什么样的嫖客，就有什么样的妓女。有庸俗经济学，必然有庸俗经济学家。前者交易身体，后者交易灵魂。

闰土说：过去，艺人被划归“下九流”，地位不如我们农民，受人歧视，地位卑贱却经常做出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事情。现在，艺人进入“上九流”，反而有不少艺人做出荒诞不经、肮脏、下流、为大众所不齿的丑事。艺人们难道想回到从前吗?

老和尚说：道德滑坡时，你可以在君子圈里发现小人；道德沦丧时，你得在小人堆里挑拣比较不小的人。

小尼姑说：促进尼姑还俗的惟一技术手段就是“网恋”。

“豆腐西施”杨二嫂说：我是鲁镇最会过日子的女人，打开我钱包的钥匙只有两把：一个是时装，另一个是美容。

邹七嫂说：明知减肥白花钱，越是肥胖越掏钱；为了漂亮，挨一刀；明知手术有危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秀才娘子说：叫淑女脱衣的绝招就是组织选美大赛。我女儿原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行不露足，笑不露齿。自从参加了选美大赛，什么都敢露，这不，马上就要出版《杨小美写真集》啦!

秀才说：镇长腐败，叫腐败分子；镇上的老爷们集体腐败，应该叫腐败分母。

赵太爷说：评价官员标准不敢仔细琢磨。优秀就是十分称职，称职就是不优秀或平庸，基本称职其实是基本不称职，不称职其实就是尸位素餐。良好就是不坏，比较好就是比较不好，差就是一塌糊涂。

吴妈说：我与阿贵同志是纯洁的同事关系，不存在情人关系，更不是“二奶”或“二爷”关系。个别人攻击我们有作风问题等于攻击赵太爷用人不当，赵府管理不善。

祥林嫂说：送阿毛上重点学校就等于送阿毛当人质，收赞助费有点像敲诈勒索。我真傻!我连捐门坎的钱都交给学校，下辈子怎么做人?我真傻!我只知道山里有狼，不知道学校里也有狼，狼是啥时候跑到学校的?阿毛!阿毛!

鲁迅说：“非典”之后，国人旧病复发，教育无效，批评无效，罚款无效，只有“非典”特别有效，对此吾百思不得其解。

独特的对话　作者：申德明

“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儿。一天，我去公社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研究所不能缺谁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能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不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着，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中学生：“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还能咋着。”

售货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还能咋着。”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有啥了不起。”

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田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研究所不能缺谁　作者：郭振亚

和某市x研究所的几位朋友在聊天中，不知怎么谈到该所谁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问我：你猜猜我们所缺了谁，就不能运转了?

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一把手”啦，因为“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是领导班子的班长，在所里起着舵手的作用，一旦有什么重大决策，不是民主集中制吗?“一把手”就负责这“集中”二字。缺了“一把手”，单位会不会瘫痪?

朋友们听了我的话，一个个摇头否认，俺单位的“一把手”，常常几天都不在班上。自己开着公车，东奔西跑，为了保密，连司机都“靠边站”了。大家私下里议论，他可能是在编织关系网，为升官作着各种准备；有人说，他可能在几个“二奶”之间周旋，或许又泡上一个新妞……单位缺了他，只能给国家节省经费。

我说，“一把手”不务正业，单位的重任，很可能就落在了“二把手”的肩上。“二把手”肯定是个能干的主儿。

朋友们又否认了。俺那个“二把手”听着大家对“一把手”的非议，心里正偷着乐呢。单位越乱，他越高兴。他盼望着大家多给上级写信告状，一且“一把手”垮台，他正好取而代之。

我说，“三把手”不能或缺啦?

朋友们说，他嘛，泥菩萨一座，倒了油瓶都不扶。不过，人倒是和气，见人先笑后说话，“今天天气……哈哈哈”。他已经接近退出领导班子的年限了，准备着当调研员，然后船到码头人上岸。

我皱了皱眉头。头头儿状况不佳，各个科室的主任，再不挺身而出，各尽其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

朋友们说，这些主任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业务水平全都各有一套，但由于正副所长都是“混混儿”，这些主任们一个个成了“老好人”，“当天和尚撞天钟”，甚至连钟也懒得撞。

我说，科研人员肯定是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了?

朋友们说，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学术论文，关心的是自己职称的晋升，这些也无可非议。最麻烦的是他们的科研项目完成了，但最终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对纳税人产生直接效益的几乎等于零。为什么会如此不如人意?关键在于机制。试想，如果让企业成为科研单位的投资主体，厂长、老板绝对不会再白花钱养活这样的科研人员。更何况，科研单位不吃财政饭，在国外已经相当普遍。

朋友们一针见血的话，使我想起了一篇文章；《科研机构一年“白养”多少人?》。

既如此，我实在猜不出缺了谁，机构就不能运转了。

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研究所有个临时工，大家叫他老许，他每月的报酬不到我们收入的七分之一，可缺了他，研究所就会臭不可闻。为什么?他每天都在兢兢业业地扫地，收拾厕所，默默无闻地干着。没有了他，厕所还能进人吗?没有了他，走廊、院子不就垃圾成堆了吗?

原来如此！我哈哈大笑。笑后，突然感到心头有些悲凉。

傅雷式批评　作者：金陵客

翻开一部《傅雷文集·书信卷》，不能不感受到傅雷的种种批评。左萦右拂似乎一点不留情面，字里行间却往往愈见深情。比如读傅霄先生1965年12月23日写蛤林散之先生的信，就让人对这种批评无限神往。

这封信，是傅霄收到林散之请一位朋友转赠的字画以后，今门写的一封表示感谢的田信。按照常理，这种收条式的回信，说几句表示感谢的客气话，是人之常情。傅雷却借此机会与林散之讨论书画艺术，“直言无讳”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让人领教了一次傅雷式批评的魅力。

读这封信，必须先大略了解一下两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林散之一生淡泊，潜力研究诗书画艺术，是个非常出色的书法家、画家、诗人，集诗书画“三绝”予一身，尤以书法见长，人称“出代苹蚤”。1965年，他已经 68岁；从当时的名气说，令人瞩田。傅霄虽然是个搞翻译的专家，但是种种莫名的歧视，使得他在社会上默默无闻。从两人交往看，《傅霄文集，书信卷》收傅雷与林散之的通信，仅此一封。查林散之的《江上诗存》，似乎也未见其与傅雷的唱和。换言之，两人平时交往不多，可能相互之间连通讯地址也不清楚，乃至于林散之赠画还得请朋友转交。说到两人交往，不能不提到现代杰出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林散之是黄宾虹的学生，曾经在1929年赴上海师从黄宾虹学画，至1931年始归。傅雷虽然并不以书画作品著称于世，却是黄宾虹的老朋友。他喜欢黄宾虹的画风，敬重黄宾虹的为人，曾经帮助他举办画展，代为销售，做丁很多事情；也曾经以“重线条而淡渲者，恐物象景色必不甚繁，层次必不甚多”之类的画法画技，和宾虹老人讨论，向宾虹老人请教。他的许多意见，宾虹老人当年也非常重视。林散之赠画傅雷，可能也就是因为他是老师的朋友吧。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来读傅雷的信，才能一睹先生之风采。

朋友式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诚坦率，是傅雷式批评的最大特色。傅雷先在信中说：“日前汪已文先生转来法绘，拜谢之余极佩先生笔法墨韵，不独深得宾翁神髓，亦且上追柬元明末诸贤，风格超迈，求诸当世实不多觏。吾国优秀艺术传统承继有人，大可为民族前途庆幸。”这不是一般的客套，更不足虚伪的恭维，而是寄厚望焉。正是由于期望很高，他的批评也才更加尖锐。所谓“爱之弥深，贵之，愈切”，表现在信中，就是不客气的批评。他在信中紧接着上文之后，笔锋一转，说：“惟大作近景用笔倘能稍为紧凑简化，则既与远景对比更为显著，全幅气象亦可更为浑成。”这是对画法用笔的批评。信中又说：“题诗高逸，言之有物，佩甚佩甚。惜原纸篇幅有限，否则以长题改作跋，尾后幅，远山天地更为宽畅。”这是对书法布局的批评。两处批评皆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直抒胸臆，既不转弯抹角，更不吞吞吐吐。这种批评何其坦率！

学术性批评，见仁见智，争取共鸣，讲究方汝，是傅霄式批评的艺术风格。信中就：“潘心令先生平生今学北宗，刻划过甚姑勿论，用笔往往太碎，敢有松率之弊。不知先生亦有闸感否?”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段文字。首先，这是一种功力，一种对画技画法具有深入了解才能产生的评画功力。是内行，还是外行，有没有这种功力是一个分水岭。其次，这是一种方法，一种缩短认识距离、争取对方认同的批评方法。对方如果赞成这种看法，则必然能够接受自己关于“近景用笔倘能稍为紧凑简化”的意见，在画作中注意消除“松率之弊”；对方如果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也能够理解自己为什么提出关于“近景用笔倘能稍为紧凑简化”的意见，固为画作中“松率之弊”实在由来已久。这种批评何其自然!

不怕得罪人，不为名利，不争高下，与人为善，是傅雷式批评的力量所在，也是傅雷的人格魅力。傅雷说：“往年常与宾翁论画，直言无讳，故敢不辞狂悖，辄发谬论，开罪先生，千祈鉴宥为幸。专此叩谢。”直言无讳体现着尊重，体现着追求，更体现出双方的精神交流。黄宾虹先生十岁学画，勤学苦练，坚韧不懈，八十年如一日。一生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岱岳、常在西湖，山水写生画稿估计总在万张以上。所作山水，浑厚华兹，极尽自然状貌。精研画史，画论尤有独到见解。其名言曰：“过得景阳冈，便可到家。”正因为黄宾虹具有如此胸襟、如此人品，傅雷才忘不了自己和他“直言无讳”论画的交往。换言之，傅雷才忘不了这位接纳自己坦率批评的朋友。诤友畏友，此之谓平!林散之《海上书怀呈黄宾虹夫子》诗云：“干古大成人，寸心节节虚。能画非画人，胸有万卷书。太息当世贤，所学总不如。……我慕古人心，我慕古人虚。何当早归去，披卷守吾庐。”林散之诗中饱含着对老师画风人格的敬佩，更以“披卷守吾庐”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终身不忘老师提携与教诲，虚怀若谷，力臻佳境。傅雷信中所以“不辞狂悖，辄发谬论，开罪先生”者，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筑在对方的这种精神追求之上。可见世间真正的批评如同高山流水，倘无知音，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这大约是今天很少能够看到傅雷式批评的真正原因。也许，这才是傅雷式批评的真正价值。

假　装　作者：几　米

假装是鸟，可以飞。

假装是鱼，可以潜水。

假装是狗，可以追捕野兔。

假装是猫，可以叫春撒野。

假装是天使，可以纯洁神圣。

假装是魔鬼，可以凶残无理。

假装是人，嗯，有点无聊。

杀手锏　作者：远　夫

新市委书记上任后，某地“新一轮拆迁改造战役”又打响了。监察局长负责的地段前年刚拆过，又都是店铺，工作难度大。一日，他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分工包干，“哪家孩子哪家抱”。因此项任务确实棘手，会场一开始就乱糟糟的，大家扯皮、推诿。为确保会议效果，监察局长使出了杀手锏。只见他拍案吼道：“你们当中哪个用钱买官、哪个靠关系上来的、哪个收礼受贿我都有一本账，不要把人害红眼就当瞎子待!”顿时，会场鸦雀无声，头头脑脑们断断续续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公务员招考模拟试题选　作者：王汇涓

【选择题】 请从下列解释中，选择“公仆”一词的正确答案：

A、“公”，雄性，和“母”相对，这里指男性；“仆”，古代男子谦称。所以，“公仆”是男子的谦称。

B、“公”，封建五等爵位的第一等，如公侯、公爵，这里借指所有的高级官员；“仆”，旧时指跟随在身旁的仆人，现比喻跟随别人，自己不能做主的人或集体。所以，“公仆”是指跟在高官屁股后面自己一点儿主见也没有的仆从。

c、“公”，公众；“仆”，向前跌倒。“公仆”是指某些人能令公众为之跌倒。

D、“公”，大众，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仆”，仆从。“公仆”是指为公众服务的人。

E、“公”，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跟“私”相对，如公款、公物；“仆”，向前跌倒。“公仆”一词引申为一见到“公款”或“公物”，就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向前跌倒”。

F、“公”，丈夫的父亲，公公；“仆”，仆妇，年龄较大的女仆。“公仆”一词，特指“公公包养的二奶”。

“奇谈怪论”　作者：佚　名

事实胜于雄辩 那得看是谁在辩。倘若是一些上级对某些下级在“辩”，下级掌握的确凿事实再多，也很可能不堪一击。

羊毛出在羊身上 得了羊毛的领导说，纯粹废话一句，羊毛不出在羊身上，难道还能出在狗身上、狼身上不成?

挂羊头，卖狗肉 当市场上羊的名气远远超出狗时，人们通常要采用的一种广告策略。

墙倒众人推 一般来说，墙在未倒之前，总是被人靠着、护着的。一旦要倒，大家都来推，包括原先那些靠着护着的人。因为如果不尽快把这面摇摇欲坠的墙推倒，而是让它自然倒塌，说不定会把他们砸伤。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连“地头蛇”都压不过，显然不是什么“强龙”。也有一些“龙”，“强”是够“强”的，可一来到地头上，就与“地头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这样的“强龙”，谁又指望它压过“地头蛇”呢?

满招损，谦受益 这话有点过时。在某些上级领导面前，会吹的人往往能得到赏识，并因政绩“卓越”而得到提拔，而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人，只能挨训斥受指责。

猫不吃米老鼠的理由　作者：文　清

1、猫吃了老鼠送的鱼，觉得比老鼠肉的味道好。

2、猫抓住的老鼠是一只漂亮的“美眉”，准备包她做“二奶”。

3、猫和老鼠合伙开的歌厅效益不错，猫拿到了可观的提成。

4、猫的假文凭是从老鼠那里买来的，担心东窗事发。

5、老鼠比猫还大，猫不敢吃。

6、老鼠太多，猫担心会遭到报复。

7、老鼠是主人的宠物，主人下令要猫去保护老鼠。

8、老鼠做了变形手术，穿着和猫一样的衣服，被猫误认为是自己的同胞。

9、猫太胖了，正在减肥。

10、老鼠对猫说：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

词语新解　作者：孔　曦

一、严禁 油水极足、好处极多、屡禁不绝、可以大胆地做、不可以大声地说的事情。

二、配合 县官或现管对于服务对象或被管理者的命令。

三、有关部门 平时不尽职，一旦事情曝光上级动问便积极行动起来的机构。

四、真相 在公共场所，到处可见“上海市民七不规范”。把这七个“不”改成七个“有人”，就可以知道，当今的上海，她的市民和外来者当中还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坏公物、破坏绿化、乱穿马路、在公共场所吸烟并且说粗话脏话。只要愿意思考，真相是很容易被洞悉的。

五、放心 本来是一个动词，如今成了形容词。放心肉、放心面、放心米、放心油、放心馒头、放心豆腐、放心……标榜“放心”的商品如此之多，叫人如何能放心?

如果……　作者：杨翰端

如果没有了赌具……

茶馆会不会天天拥挤?

如果没有了小姐……

歌厅会不会狂欢昼夜?

如果没有了“按摩”……

“沐浴”者会不会逐日增多?

如果没有“吃公款”……

饭店会不会食客爆满?

如果没有了推销药品……

“专家”会不会上街“义诊”?

如果没有了“假打”……

假货会不会“四处开花”?

如果没有了“红包”……

豆腐渣工程会不会减少?

如果没有了腐败……

官帽会不会被人“热爱”?

如果没有了安全感……

腐败会不会如此泛滥?

如果没有了这些“如果”，

生活中会不会少些污浊？

看成绩　作者：佚　名

交警的成绩看查堵，治安的成绩看禁毒。

乡长的成绩看喝酒，官员的成绩看高楼。

打假的成绩看火焰，城管的成绩看盲流。

私企的成绩看售劣，开发的成绩看青楼。

园林的成绩看草坪，绿化的成绩看马路。

医生的成绩看药费，市监的成绩看创收。

足球的成绩看入围，铁路的成绩看提速。

老师的成绩看分数，大学的成绩看博后。

明星的成绩看绯闻，名嘴的成绩看书酬。

不要以为　作者：张　峰

不要以为新潮就是流行

不要以为另类就是个性

不要以为名牌就是高档

不要以为扮酷就是美丽

不要以为笑脸就是友好

不要以为蜜语就是爱情

不要以为等待就是痴心

不要以为酒肉就是朋友

不要以为年长就是睿智

不要以为年轻就是青春

不要以为别人就是傻子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天才

不要以为权力就是威望

不要以为地位就是尊严

不要以为金钱就是幸福

不要以为财色就是人生

不要以为送礼就是尊重

不要以为献媚就是忠心

不要以为阿谀就是崇敬

不要以为投靠就是忠诚

不要以为胆大就是开拓

不要以为胡来就是创新

不要以为独断就是魄力

不要以为敢捞就是本事

不要以为工作就是会议

不要以为承诺就是兑现

不要以为文件就是落实

不要以为考察就是取经

不要以为曝光就是添乱

不要以为批评就是攻击

不要以为监督就是找碴

不要以为查处就是整人

如今打开收音机　作者：刘德亮

拧开几个频道，

内容全是一套。

A台正在看病，

B台正在卖药。

治肝专家演讲，

防癌教授传道。

病人电话咨询，

患者家属挂号。

电台成了医院，

听众都是“病号”。

“XX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卖药……

钟馗抓鬼　作者：朱根华

我是龟儿不是鬼，

老实本分缩头睡；

吃喝嫖赌全不懂，

贪污受贿更不会。

老爷抓鬼莫摘错，

黑白好歹请查对。

本官当差听命令，

误了任务要挨剋。

扣除奖金属小事，

影响前程倒大霉。

当月指标没凑够，

抓你顶数能怨谁。

蝗虫谣　作者：佚　名

来时遮天蔽地，

去后赤地千里。

短腿长腿加翅膀，

能爬会跳还会飞。

两只突睛赛绿豆，

一对大牙似刀锯。

来，为了吃，

去，为了吃。

肚子吃得胀鼓鼓，

鼓胀着肚子还要吃。

吃光了谷苗吃麦苗，

吃空了天南飞地北。

烧香祷告你照样来，

给你磕头仍不去。

当心咱庄稼老子着了急，

一把火燎你个黢黢黑!

某机关工作日志　作者：佚　名

星期一，人不齐，翻翻报纸回家去；

星期二，聚一起，分分工作再学习；

星期三，急啥急，办事不光讲效率；

星期四，好消息，企业接我们打牙祭；

星期五，备工具，明天全体去钓鱼。

经典谎言选　作者：佚　名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的讲两句。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检察院：我们正在调查研究。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墨：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上市公司：我们是不做假报表的。

老师：明天的考试很简单。

老师；你们是国家的栋梁。

医生：你的病情很严重。

医生：放心，你的病马上会好的。

微软：Windows下一个版本的功能会更加强大。

电影学院：我们并不以貌取人。

足协：我们一定严肃处理黑哨事件。

韩国队：中国队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

国家队主教练：我很有信心将中国队带到世界杯。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某某人：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

一句话把人逗乐　作者：佚　名

选择题：假如律师和政客同时掉进河里，请问你是去喝咖啡还是去看电影?

所有的男人生来平等，结婚的除外。

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建议，我们将免费提供；如果您需要正确的答案，请您另外付费。

如果说贝多芬是交响乐之父，那么是不是说贝多芬的父亲是交响乐之爷?

我做过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我毫不在乎，我的朋友把它叫作自信。

我想我应该去减肥了，上次献血的时候，居然流出了一百毫升的猪油。

用两条虫子做实验。威士忌里的那条死了，证明喝威士忌肚子里不长虫子。

十年后，法院第二次判杀人犯死刑。

我假装为老板工作，老板假装付给我薪水。

我和妻子已经18个月没说话了，我没机会打断她。

有没有听过大猪说有，小猪说没有的故事?

我从来不看电视，我只不过是经常核对一下报纸上的电视节目有没有印错。

你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啊?舅舅正在这里，你怎么还会想到要去动物园看狗熊?

我的视力很差，比如说，看见那边墙上那颗图钉没有?你看得见吧，而我就看不见。

如果你要和老虎比谁更能挨饿，那你赢定了。

只是有钱并不能让人幸福，所以我还偷些珠宝、邮票、手表什么的。

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我的一个哥儿们向我借了4000块钱，说要去做一个整形手术，结果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棋样了。

各位！今天是我太太30岁生日10周年纪念日！

除了一项，其余栏目填得都挺好，关系这一栏应该填岳母，而不应该填紧张。

爸爸今天打了我两次，第一次是因为看见了我手里两分的成绩单，第二次是因为成绩单是他小时候的。

下面，我将公布史密斯先生的遗嘱，在公布遗嘱之前，我想满怀诚意地问一句，史密斯夫人，您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求婚?

别骂自己的孩子是小兔崽子，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这对家长是不利的。

老婆，我不该用床单擦皮鞋，不过出差刚回来，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我错了。

记者：根据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对国内外时事的关心度很低，议员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议员：没有看法，我不关心。

玛丽，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我就立刻去自杀，这是我的一贯做法。

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么这件事可真是太好笑了。

您想拥有一副好的牙齿吗?这里送给你三点经验；一、饭后漱口早晚刷牙；二、每两年去医院检查一次牙齿；三、少管闲事。

秀发去无踪，头屑更出众!

在教堂听讲经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肃静，打扰别人睡觉是很不礼貌的。

一个人如果面对众人批评仍微笑自如，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找到了替罪羊。

昨天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减肥训练班，他们要我在训练时穿宽松衣服，岂有此理?如果还有宽松衣服，那我还来报名干吗?

茶客留言　作者：连　理等

连 理(广西武鸣)

读了贵刊今年第7期．(下)的《尊重死者》，我反复读后，觉得它全部都是大实话，作者很大胆、很大方地把这些许多对此有兴趣、有同感的人的心里话掏了出来，公之于众，真是痛快之至。

高海燕(宁夏西吉)

颂《杂文月刊·选刊版》

刊小量大，名扬华夏，宗旨明确，格调高雅。服务读者，博采众家。版面与栏目，新颖多样化，采稿重质量，文美图亦佳。观点新且深，信息容量大。读者之良师，杂文之精华。刊坛树一帜，各界人士夸。读者云：刊林奇葩。

吴迅逊(广西环江)

杂申椒与菌桂兮(战国屈 原)

文采风流今尚存(唐朝杜 甫)

月照波心一点殊(唐朝白居易)

刊落陈言横骛驱(唐朝韩 愈)

深知身在情常在(唐朝李商隐)

受他驱遣不复去(唐朝王 建)

广寒宫阙玉楼台(宋朝张舜民)

大珠小珠落玉盘(唐朝白居易)

读书不作儒生酸(宋朝谢 逸)

者是青山魂一片(清朝左　辅)

喜事一双黄蛱蝶(宋朝陆 游)

爱之且复留斯须(明朝梵 琦)

2004年第10期

杨翰端讽刺短诗小辑　作者：杨翰端

致某些“公仆”

我们不奢望你们当什么“仆人”，

只希望彼此能成为平等的人。

如果不能成为平等的人，

只希望你能做个好的主人。

如果你不能做个好的主人，

只希望你捞钱不要太狠……

如果你捞钱不能不狠，

只希望你别搞豆腐渣工程……

如果你要搞豆腐渣工程，

只希望少一些屈死的冤魂……

“清贫乐”

全县齐动员，诉苦三五年，

咱们被定为：“全国贫困县”……

喜事当庆贺，大家把杯干!

四处找“关系”，八方去“打点”，

上级终开口，同意咱破产!

指标不易得，大家把杯干……

坏事变“好事”，越穷越心欢。

碰杯声声中，“公仆”喝红脸，

一曲“清贫乐”，唱彻月儿圆……

“水利互程”

徐鹏飞图

猪肉注水，

白酒兑水，

鱼虾带水，

蔬菜浸水……

水中获利——

经济实惠!

工作“点水”，

数字“掺水”，

成绩“泡水”，

汇报“灌水”……

“水”中捞官——

轻松不累。

廉政措施——某机关所见

订在会议上，印在文件，

写在汇报上，发在报刊上，

贴在墙头上，放在桌面上，

抄在本子上，挂在口头上，

严在表面上，毁在实践上……

“主仆”断想

“公仆”兑现白条，“主人”感激不尽。

“公仆”发扬民主，“主人”受宠若惊。

“公仆”依法办事，“主人”热泪盈盈。

“公仆”不贪不占，“主人”颂扬声声。

“公仆”出了差错，撤职去当“主人”……

怪　圈——有感于某些现象

严惩腐败分子，打击从重从快；

放松监督制约，不断滋生腐败。

年终大送温暖，基层访贫问寒；

年初出台“新招”，加重群众负担。

大摘“希望工程”，孩子重返校门；

大涨高校收费，吓跑贫困学生。

天天教育孩子，必须忠诚老实；

指导孩子作文，必须瞎编“好事”……

处处财政吃紧，无钱为民解困，

处处挥霍公款，宴请一掷千金……

“新假祸”

越填越小假年龄，越发越快假文凭；

越算越多假盈利，越仿越真假账本。

越编越长假论文，越评越滥假职称；

越吹越凶假政绩，越炒越神假新闻。

越装越像假廉洁，越树越高假典型；

越写越虚假检讨，越惩越轻假处分。

越来越多“新假祸”，越来越难觅诚信。

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廉政账户”　作者：王　琳

悄然隐退的廉政账户又重出江湖，据称这个账户在甘肃开通以来，得到了“各方响应”。《中国青年报》8月3日的报道中援引了一个数字为证：截至7月26日，仅14天时间廉政账户已收到10笔共计17．25万元的“贿款”。

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让支持者又看到它的巨大威慑力，有人据此断言：“短短半个月收到10笔款项，已经否定了它‘毫无作用’的议论。”支持者们进而认为，“廉政账户已经对一部分人产生了心理触动，激活了他们心中尚存的改邪归正意愿，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主动免罪的机会”。

这样的说法听来似曾相识。两年前，一个叫“581”的账户也是在这种论调的鼓噪下，渐有蔓延全国之势。但随着媒体的披露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公开论战，已经让公众对廉政账户的利弊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正因为对廉政账户的批评有理有据，决策者们感到廉政账户的存在弊大于利，因此审时度势，坚决撤户。

廉政账户在短期内进账颇丰，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廉政账户的作用有着季节性的弊端。上面查得紧，动了真格，则廉政账户人账多。风声一过，如雁去无痕，自然贪官们也难以再想起它。对于廉政账户的季节性发威，这里也有数字为证：2000年3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当月南昌的廉政账户就陡然进账16万余元，较之上月的4000元翻升了40多倍。然而好景不长，到了5月份廉政账户就已如强弩之末，当月入账的金额已不足4000元。

也因此，我十分怀疑甘肃此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又能持续多久。当然，这样的怀疑针对的只是廉政账户的实际效用，而廉政账户的不可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做法伤害了法治国家的基石，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也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了挑战。

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5000元以下如果情节严重，也应以犯罪论处。前引报道称，甘肃省廉政账户开通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贿款”，其后的入账中最大的一笔有20000元。仅从金额上来看，这些“贿款”的背后，已经有行贿和受贿犯罪的发生。

正如我们知道的，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不但要保障无罪的人免受法律追究，也应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法律制裁。有罪还是无罪，有罪是否能够减轻或免除处罚，都应当由审判机关依据法律和事实来裁决。宪法已将审判权交由法院专屑行使，就不容其他任何机关以任何方式染指。更不能借由省纪委的一纸通知，已经构成的犯罪就被轻易地免除了。

当然，这些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必须遵循法治理念并不是廉政账户的设立者们所考虑到的，他们也有他们的依据。在说起此次设立廉政账户的缘由，甘肃省纪委党风廉政室负责人就坦言，一是依据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重要讲话精神，二是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需求——有些领导干部愿意上交收受的现金，又不想以实名上交组织。

说到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倒让我想起了小平同志的一句告诫：制度和法律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告诫也为邓之后的中央领导层所反复强调。既然法律规定了受贿犯罪的惩处措施，就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宪法和法律才应是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依据”。

现实的需求同样不能成为设立廉政账户的依据。若仅因有些领导干部愿意上交收受的现金，又不想以实名上交组织，就为这部分“领导干部”设立一廉政账户，那么，按照这种“有需求即可为”的逻辑假设，我们恐怕同样不能排除总会有少数的犯罪分子在盗窃、抢劫或诈骗之后也愿意上缴所得赃款，但又不想以实名上缴侦查部门，难道公安机关也应依据这种需求的存在，而专门设立“退赃账户”且约定对退赃者既往不咎?如此对照，就不难看出所谓的“现实依据”是如何经不起推敲了。 从法理上说，纪检监察部门的一纸通知并不能免除对犯罪的处罚，而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又的确反映出有犯罪事实的存在。那么，当地检察机关理应主动介入，并对每一笔入账的“贿款”展开侦查。受贿与行贿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受贿必有行贿，侦查的范围还应据此扩大。今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纷纷表示，将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中发现线索，并主动出击。此则新闻无疑极具侦查的价值。

说干部的“政治前途”　作者：郭庆晨

在一起腐败案件中，受贿者说：我受贿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某些干部的“政治前途”；行贿者则说：正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才给领导送钱的。一时间，“政治前途”成了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收礼受贿、买官卖官的成因和动力。

不言而喻，这些人所说的“政治前途”，就是当官，而且官当得越大、升得越快，“政治前途”就越光明。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了官就能管钱管物管人，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荣耀。于是，收礼受贿、卖官鬻爵，成为“政治前途”的重要内容和谋取“政治前途”的重要手段。

如此看待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危害无穷。它严重践踏党的宗旨，背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损害共产党人的形象。以此支配工作，势必“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满天飞，为日后的飞黄腾达铺路架桥；以此渴望晋升，势必造就拍马行贿、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这种人错把一己之私利当作“锦绣前程”，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官职和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所谓的“政治前途”，分明就是腐败，实际上也是断送党和人民的政治前途。

人们对政治前途的看法，构成一定的政治前途观。把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与个人私利联系起来，说到底，是一种极其腐朽的官本位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官本位的政治前途观。

这种政治前途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这种观念，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长期存在，总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升官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陈腐观念仍有市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会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必然会俘虏那些意志薄弱者。

在我们看来，领导干部个人的政治前途，从根本上取决于党的政治前途。我们党的政治前途是什么?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此相联系，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前途，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离开了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干部的政治前途就无从谈起。如果执意离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去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等待他的必然是泥淖或深渊。

要摈弃官本位的政治前途观，就要树立正确的政治前途观。而树立正确的政治前途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如果领导干部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不解决好权力观、地位巩、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前途观。

决定一个干部有没有政治前途，以及政治前途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看他是否确立并实践了正确的政治前途观。具体说，就是要看他为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实事，做了多少正确的决策。说到底，一位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何，当多大的官不是标志，而是看他能否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因此，领导干部应以群众的前途为自己的前途，以群众的利益为自身的利益。如果为官一任，对老百姓未建尺寸之功，甚至还祸害了百姓，即使官当得再大，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警惕“正当理由”成为腐败幌子　作者：陈庆贵

据《现代快报》7月28日报道：四川阆中“6·6”脱逃事件发生后，4名脱逃人员已有3人落网；阆中市第二看守所4人被立案侦查；阆中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副局长分别受到行政记过和记大过的处分。事隔一个多月后，随着对问题报道的深入，我们惊异地发现；这起震惊各界的脱逃事件背后竟隐藏着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精彩故事”。而笔者以为，这些“精彩故事”作为司法腐败个案并不可怕，但是，其中的诸多“正当理由”成为司法腐败幌子的现象，确实值得高度警惕。

“激励干警”是其中的第一个“正当理由”。从审计情况看，当地财政对看守所的投入，每年虽能基本保证其正常运转，但干警政策性福利奖金却得不到保障。如何稳定干警情绪，调动干警积极性是摆在历任所长面前的一个头痛问题。于是在“激励干警”的“正当理由”下，“自行创收”成为新思路、“犯人出所卖酒”成为新举措。但是，激励干警是不是非奖金不可?干警奖金是不是非要犯人出所卖酒才能解决?犯人出所卖酒后果是否可以预期?答案实际上是不盲自明的。可见，即使基于“正当理由”，倘若不是借以正当途径而是通过歪门邪道去实现，“正当理由”诱发司法腐败恐怕是迟早之事。

“上级要求”是第二个“正当理由”。阆中市第二看守所根据上级“看守所要搞生产，以弥补资金不足”的要求，自办酿酒作坊从事白酒酿造。为解决销售难题，前任所长利用在押人员资源，规定留所服刑人员可以在警察陪同下外出销酒，每天任务 15公斤(后增至25公斤)。这一“祖宗之法”一直延续至后任所长彭壮言。姑且认为“上级要求”是正当的，下级贯彻上级要求也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作为贯彻要求的措施，犯人出所卖酒非但于法于规无据、于情于理不合，而且存在显而易见的事故隐患和危害后果。因此，当地在押人员出所卖酒而引发祸端，与其说令人匪夷所思，不如说在意料之中。因为，对“上级要求”不问青红皂白照办不误，抑或“歪嘴和尚将好经念歪”，“正当理由”不诱发司法腐败才怪。

“立功赎罪”是第三个“正当理由”。在“立功赎罪”的理由下，罪犯完成任务能够得到“犒赏”，做出特殊贡献能够留所服刑。某服刑犯任务完成后，获“犒赏”可以在按摩院“轻松”一下，不料却被现场擒获。服刑犯在外嫖娼由此成为当地民众茶余饭后笑不出来的笑谈。阆中某局局座程某因受贿罪被判刑5年，按规定应即行人监服刑，缘其属“领导型”销酒“人才”，便留所服刑。后又缘其销酒战果不俗的特殊“贡献”，上演了出所斛筹交错接受旧部拜年的闹剧。而这种“正当理由”一旦脱离法纪、逾越情理而信马由僵，必然惹祸上身、引火自焚。

“人性化”是第四个“正当理由”。当下，一些地方在“人性化”司法的旗号下，监室异化为驿站、看守所畸变为旅馆、接见室沦落为洞房，从而成为人们唏嘘不已但又无可奈何的奇特世象。表现在阆中，个别干警带犯人外出销酒时，与犯人同娱同醉，引发争吵纠纷；甚至一些暴力型犯罪、团伙犯罪分子也外出销酒，自己在外玩耍，其酒便叫自己的兄弟同伙代为销售。以至一些受害人看后不禁纳闷：怎么这些人这么自由?不少群众则敢怒而不敢言：看守所成了旅馆，犯人白天外出，晚上回去睡觉，我们还有没有安全感?对“人性化”沦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和表演做秀的标签道具，连平头百姓都提出了事前质疑和预警，不知事前麻木不仁、事中无动于衷的主管官员们事后如何向人民交代?如何反思和补救?

早先由诸多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引发的“精彩故事”媒体多有报道，人们“至今已觉不新鲜”。“正当理由”成为司法腐败的幌子不是新闻，此类现象旧的不去、新的又来才是新闻；“正当理由”成为司法腐败并不奇怪，对此类问题的警觉，官员不如老百姓才是奇怪。“6·6”事件发生后，有位群众一针见血地说；“这里的看守所出事不奇怪，不出事才奇怪。”设若相关官员不从教训反思中觉醒，不对各种形形色色可能诱发司法腐败的内在原因引起足够的警觉和采取理性的对策，类似的“精彩故事”肯定会层出不穷。

我们需要刻意保护反腐者吗？　作者：刘洪波

最近，《南风窗》杂志刊出文章，提出仅强调“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因为随着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复杂，“反腐”越来越普遍地被腐败者作为手中的利器，来反制反腐败者，甚至“反腐败的力度越大，对反腐者的伤害也越大”。“反腐”成了腐败者与反腐者共用的“双刃剑”，既可能杀向贪官污吏，也可能伤害势孤援寡的反腐人士，这的确是个新现象。但笔者认为，据此提出的需要“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实则是一个伪问题。

像河南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以“反腐”反制反腐人士张冲波的例证确实存在，但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安徽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与市长肖作新以反腐作为手段相互斗法，尽管王怀忠升任了副省长，但两人仍被查出重大腐败问题。如果“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王和肖应该怎样被保护才有利于反腐呢?

诚然，腐败者也有权反腐，但腐败者不能因为开始反腐了就受到特别保护也是显然的。杜保乾罗织罪名使无辜的反腐者入狱，说明的不是反腐要有特别保护，而是社会需要公正司法。

杜保乾强令县公检法对反腐者张冲波进行腐败调查，并先后以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罪”、“贷款诈骗罪”和“贪污罪”将其逮捕定罪，卢氏县检察院、法院以及三门峡市中级法院，都明知张冲波其实无罪，仍然做出起诉和判罪的行为。这些部门在杜保乾的强令下、活动下，“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站在脱贫致富的高度”，为了“县委工作”和“县大局稳定”，将一个无罪之人判处有罪。

从肖作新与王怀忠互咬发案中，我们不能得出“领导班子，尤其班子主要成员必须加强团结”的结论；从一些反腐者受到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不能得出“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的结论，而是应该加强法治建设。

我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要对证人、举报人加以保护，反腐败所需要的保护，并不多于或者异于反其它犯罪。如果“法律的高度”没有“讲政治的高度”、“脱贫致富的高度”高，如果“县委工作”和“县大局稳定”可以成为让无辜者蒙冤的理由，那么法律就不足以保护任何人，而只是头头脑脑们便宜行事的工具。

笔者同意这样的判断，“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已经进入了犬牙交错的时期”。所谓犬牙交错，不只是有些反腐者可能被污为腐败者，也包括少数反腐者本身即是腐败者。腐败行为广泛蔓延的土壤，正在吞噬社会公众的反腐败信心，也使“腐败”成了社会公众对官员的简单判定，成为官员之间心照不宣的相互评判——“要查肯定有问题”，“大查大问题，小查小问题，不查才没问题”。这样的判断已经并非某些心怀不轨的人所抱的一种逻辑，而是许多社会成员心中的想法。

加大反腐败部门的权力，并非没有危险，如果法治不彰，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着力加强保护反腐败，存在着腐败者以反腐面目获得特殊保护的可能。与其讨论怎样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不如讨论为何腐败蔓延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蔓延的土壤，则无论“加大反腐败力度”还是“加大对反腐败的保护力度”，在遏制腐败上都不会有太大作用。

社会在权力授予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性结构，这一结构或许不是遏制腐败的充分条件，但它是遏制腐败的必要条件。简单的道理是，权力的制衡、制约可以遏制腐败，而缺乏这一结构设计出来的权力体系，大略类似于一个人的左右手互搏，可能很热闹，但肯定不会很疼。

官员的“责”该怎么“问”？　作者：毛寿龙

2003年的春天，一批官员因处理SAKS疫情不力而被罢官。2004年的春天，又一批官员因为“阜阳奶粉”、“嘉禾拆迁”等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一时之间，“高官问责”、“责任政府”成了十分夺目的关键词。

不过，就像任何公共问题都会有争议一样，人们虽然普遍认为高官问责的有关做法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要之举，但在具体的操作方面并非意见一致。

赞成者认为，在法治社会里，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政府官员也不能例外。高官问责，有助于建设有效政府。只要出了问题，高官就应该问责。

但也有人对此颇有疑虑，许多责任事故都有直接责任人，好像与高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而承担责任，辛苦努力数十年才到手的仕途一夜之间就丧失殆尽，实在冤枉得很!

舆论的分野，往往使得推行问责制度的领导处于两难的境地：不严厉实施问责制度，往往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并且容易助长不负责任的风气；严厉实施问责制度，也受到某些人的质疑，并且很容易出现问责过分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问责实践往往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暴风骤雨：轻描淡写的时候，即使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依然不需要引咎辞职；暴风骤雨的时候，即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官员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结果，问责制不是形同虚设，就是制造出很多代他人受过的“替罪羊”。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行政性问责的逻辑所导致的。

由于行政性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的，在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或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时，一般只有依据行政性文件或行政首长的临时性决策。即使法律文本比较明确，其效力往往也取决于行政权力。

这种权力配置导致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于是由各级的最高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力度如何、什么样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高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实践，其力度也大。一旦最高领导有其他考虑，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

与之相对的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任职的时候，自己往往没有什么选择权，上级安排什么岗位就出任什么职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上级的安排，是免职，还是引咎辞职，还是其他处分，都由上级来确定；一旦引咎辞职或者免职之后，他们一律保持沉默，等待上级给予新的安排，自己不会为自己进行有效的辩护，也不会主动自谋出路。

行政性问责的这些特征使得问责实践往往很不稳定，并富有争议。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在技术上完善行政性问责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与行政性问责相反的是，程序性问责的依据是法律性的：官员的责任非常明确，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也不是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即使某些具体细节不清楚，或者法律依据存在问题，或者缺乏法律依据时，随后也很容易通过开放性的立法程序、司法程序加以弥补。

这种权力配置使得责任面前人人平等。责任是一项制度，其力度由法律确定，其中引咎辞职完全取决于官员自身的意愿。

在程序性问责机制下，任何级别的官员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的官员，其所任新职都是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安排的；官员引咎辞职的责任由自己确定，其他外在的责任则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比如代议机构启动弹劾程序确定其政治责任，司法机构启动诉讼程序确定其法律责任。官员一旦被免职，一般都会积极为自己进行辩护，即使是引咎辞职，也都会积极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至少是会主动寻找出路，而不需要上级安排。

行政性问责仅仅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还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替罪羊”问题。

善始不善终，缘于“政绩病”　作者：马赛克

“烂尾工程”、“半拉予工程”、“撂荒工程”、“无效工程”，甚至“水漂工程”次第显山露水，不仅恶意浪费了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资财，更害苦了本应预期受益的民众。《人民日报》8月3日又有报道说，曾被誉为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史以来最大“民心工程”的毛拉洞水库，在历时9年之后，却仍属几近报废的“半拉子工程”。该“半拉子”项目所造成的上亿元巨额债务，给这个长期依靠国家补贴过日予的国定贫困县蒙上了长久的阴影。

20年前描绘这个庞大水利工程蓝图，9年前轰轰烈烈进场施工，按说，这样的工程，无论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还是财力物力的筹备，都应很充分，因而也就理应按预期计划竣工使用；可结果并不像百姓所期盼的那样美好，投入不少资财后，倒是摆下了多年的烂摊子，为库区所在地的百姓，为全县乃至海南省都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患：当地群众多年不能种植长效型经济林，不能修建固定房屋而蜗居在清一色草棚里；因工程折腾造成的极度贫困，致使库区周围的多数男子娶不到老婆；尤其是该县财政，为此背上至少30年才能了结的巨额债务!

显然，这样的“民心工程”，原本就属“盲目工程”。当年的决策者，对此项目的最终“下场”当是心知肚明，只是为要搞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政绩”，也就“勇敢”地画出了这“宏伟蓝图”，也就大胆拉开了“造政绩”的序幕。至于这场戏将会如何收场、又将由谁来收场并不重要，只要有庞大的在建工程，就等于有了庞大的“政绩”，也就有了得以迅速加官晋爵的“政绩资本”。报道并未透露当年决策者的仕途走向，但笔者敢说，该走的早走了，该升的早升了，只有陆续到来的继任者们，面对当年的辉煌“政绩”束手无策。

“善始”而不“善终”，是某些人急于“出政绩”的通病和惯用把戏，他们对那些明显不会有好结果的项目，因为官场名利的驱使，仍会一拍脑袋就定夺下来，仍会紧打锣鼓快开张。条件还不成熟吗?挖空心思地“创造”条件；没有资金来源吗?就采取非法手段或寅吃卯粮地“多方筹措”；而对于预期投入使用的“善终”，对于工程质量保证的“善终”，对于工程预期效益的“善终”，对于工程资金清偿的“善终”等等，本应率先考虑的善后事宜，他们都不会充分地加以考虑。于是，到处“善始”而到处摆摊子、到处留后遗症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无法避免。 “政绩工程”上的“善始”而不“善终”，有的是某些人在“政绩”到手后就再不愿去“善终”；更多的，则是因工程本身就属根本无法“善终”的“败家予项目”，你叫他如何去“善终”?因此，要使民心工程及其他必建工程，都能做到“善始”更“善终”，实现项目的预期价值，关键还得从医治决策者的“政绩病”着手。笔者的看法是，对于政府和公众投资的各种项目，首先就要在全面公开、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进行，不能让个别人拍脑袋来做决定；其次，对投资较大的项目决策，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审批制度，并对凡是涉及项目的决策者及论证批准机关实行责任追究制；再次，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决策者“无期限责任制”，倘若决策的项目出现“半拉子”、“烂尾”、质量、效益、经费‘等“未善终”问题，无论其升任到什么级别，调任到何处，都应追究其责。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为“造政绩”而盲目决策摆烂摊子的现象，也才能使建设工程在决策责任的管束下确保“善终”。

竞争上岗十大“猫儿腻”　作者：洪巧俊

在我们看来公平而又规范的竞争上岗，想不到也有这么多猫儿腻。7月15日新华网刊登的《一位领导自曝竞争上岗十大“猫儿腻”》，如果这些猫儿腻让那些曾经竞争上岗考试、面试，成绩第一、第二而最后落选的人看后，一定会傻眼。因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领导把竞争上岗的程序竟然玩得如此神乎其技。

据那位醉酒的领导说，笔试一般就考篇文章。为了让大家相信这是公正的，做到了考试时当场开封。至于找谁出题，题目是什么，只有我一人知道。重点保护对象中，必须通过渠道提前两天告诉他们。同时告知请来评卷打分的教授，文章必须两千字以上。因此，凡是写满两千字的就让他及格。这样教授评卷就轻松多了，可他不知，只要我视线范围内的人满60分，下一步就好操作了。再说投票，这个环节千万不能麻痹大意。选定好一个负责人，暗示他把好统计关。因为群众基础是将此人推向领导岗位的最佳理由，竞争后期也好为他说话。群众投票不要当场统计公布，由负责人收集起来，第二天或第三天再安排两人一起统计，一星期后将统计结果经我过目再公开。奥妙就在不当场公布，一星期后公开。竞争上岗在调查考核这个环节上，就出现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通过调查考核打分后，原第一可退到第四，原第二可退到第五。实际上，调查考核也看不出有什么偏心，一般相差就在几分之内。有一位同志笔试得了第一，演讲得了第二，两项总积分仍然排在第一，群众已有人开始叫他请客了。但没想到最后总分出来是第四名，比第三名只少0．2分，使他与党委挑选对象无缘。

如果不是那位领导同志喝醉了酒，与记者掏心窝予；如果不是那位领导年岁大即将退休，为了防止接替他的“传人”犯不该犯的错误，才把这多年实践，行之有效的掌控竞争上岗的十大技巧总结出来。这“竞争上岗十大技巧”还能“广为人知”吗?

看“竞争上岗十大技巧”，就像看惊心动魄的章回小说，看一回还得且听下回分解，因为层层递进，一环扣一环，有如连环计。这真是三十六计“玩”为上计，玩得监督部门看不出一点破绽，玩得落选者平心静气，玩得送了“大鱼”的人心悦诚服。当然“放风放线，静候大鱼”的领导，“晚上归来鱼满舱”，能不心花怒放?

当然对于送了“大鱼”，被领导定为重点对象的却总是能“计上心来”、“将计就计”，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有“摸着花白胡须，摇着鹅毛扇的孔明”。而那些凭实力、本领想竞争上岗的人却往往是中了“十面埋伏”，可悲的是中了“埋伏”，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还自认为竞争上岗是公平、规范的。

这正如那位领导所说的，有了“竞争上岗十计”这把金钥匙，过去不敢或不好意思在党委会上提出给予提拔重用的人，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上领导岗位。这几年，单位从联合国获奖回来的人员、获国家奖的人员、有上百篇文章见诸重要报刊杂志的人员，以及业务工作挑大梁的人员，都有通过竞争没有上岗的。而我想提拔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漏掉。

竞争即战争，兵战胜利在谋略，上岗成功在猫儿腻。

一种可怕的“资源观”　作者：滕朝阳

31岁的齐喜文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一场车祸造成的骨折，让他及家人成为医院和医生眼中的“优质资源”。为了争夺这个“资源”，天津市大港医院和一名“走穴”大夫，不顾条件限制，冒险从事高难度手术，致使齐喜文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手术后，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最终失去了生命! (新华社7月19日“新华视点”)

齐喜文死于医疗事故，这一点应当无疑。但导致医疗事故的根源，则在于现在一些医院与医生视病人(及其家属)为“资源”。在不少医生眼中，有了病人这个“资源”，就有了“社会关系”，“办事”就方便，索要“红包”就有了可能。这是一种错误的、可怕的“资源观”。

在这种“资源观”支配下，小病即小“资源”，大病即大“资源”，大小疾病简直成了一些医生的“财神”。而作为各种疾病载体的病人，就不免成为被争夺的对象。但病人的被争夺，并非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增强的表现，而是从开发更多的病人“资源”中，可以捞取更多的钱财。于是，争夺的手段五花八门，没有治疗条件的医疗机构谎称条件优越，没有相应的人才就“引进”走穴医生，明知手术风险难以控制仍然敢对病人动刀……

但病人即“资源”观念带来的害处，还不止上述不择手段争夺病人之一端。既然视病人为“资源”，那么就有一个利用与再利用的问题。不难想象的是，一个资源的一次性利用，远比多次利用、反复利用的收益为低。换言之，针对同一病人的同一疾患，做一次手术的收益，要比做两次手术的收益低，而通常选择后者则是经济理性使然。这使我想起西方的一则小故事。一个青年看到开诊所的父亲生意兴隆，就决定报考医学院，学成归来，大惑不解于父亲为何一次可治好的病非得让病人多跑几次。父亲说，若非如此，你小子岂能上得起大学?看来，，视病人为“资源”，中外医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曾几何时，医院与医生视救死扶伤为天职，广大患者亦视妙手回春者为再生父母。如今，医院与医生竟视病人为发财的“资源”，病人亦视坏了良心的医院与医生为仇雠。医患关系恶化至此，令人不胜唏嘘。但实在说来，视对方为“资源”者，并不仅表现在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身上。若金钱蒙住了双眼，私欲填满了心胸，则万事万物莫不可幻作为我所用的“资源”。即以职能部门而盲，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应当是其法定义务，但视管理相对人为“资源”的部门和个人不知凡几；公正执法应当是执法机关的法定义务，但视当事人为“资源”的又不知凡几。因此，医院与医生的可怕“资源观”，实质上不过是现时代消极现象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职业道德的滑坡和职业精神的沦丧。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齐喜文住院费用高达4万多元，打点各方又花去7000多元，却仍不免死于非命。如何避免此种令人寒心的事情再度发生，如何铲除可怕“资源观”的社会土壤，不能不说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免费义务教育非不能也　作者：黎　明

现在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然而有些人一听到落实义务教育话题，“国力不足论”就反其调冲口而出了，还有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搪塞的，说是先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振兴教育。孰不知，一个大国绝不会和一家一村那样，有先暴发而后强化教育的幸运，于不发达时对基础教育大力投入，也不过只是摆脱贫困、保障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起码条件。

全国城乡落实义务教育需要多少开支，我且算一个粗账：按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2亿、每人每年需要500元计，则需要 1000亿元。

公款吃喝仅列账的每年就在1000亿元以上；公车消费每年在3000亿元以上；官员出国一年花300亿美元；外逃资金一年达480亿美元；一个庆典也能拿出1000亿元；楼堂馆所、单纯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无效益项目消耗、贪污腐败每年造成损失2500万亿元以上……这不是很“富足”、很“慷慨”吗?

可见，真正的义务教育，甚至是12年的义务教育，非不能为也。

全世界最高的行政成本、最低的教育投入，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我原来没把义务教育在财政支出的序列和体制特点联系起来，这不对。现有行政、财政、事业体制，被强制地对权力专享者服务，绝对优先、压倒一切的，并非民族前途和国民福祉，而是在口头宣传中那些被限制被谴责被掩饰的权力需求。当满足不了这日益增长的需求时，它就会伸手向社会各领域攫取，把教育等事业办成暴利行业，当他们的摇钱树。这种体制只在保障少数人事受和便利的功能方面，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公仆”的现实。

网上有张著名的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举着木牌独自在街上游行，牌子上写着一句话：“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钦佩这位老人的同时，我想：现在把牌子当“黄牌”看或许还不晚，不然，世界会对中国亮出“红牌”。

“教育”缘何“贫血”？　作者：于成玉

苏中杰先生在《教育贫血》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求生的教育”、“有求美的教育，”、“有求善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最缺的就是求真的教育”，以致造成“我们的理性素质太弱了，一代一代人的思想贫血症太重了。”因此，“一定要补血”。认识到“教育贫血”，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盲说“贫血”和“一定要补血”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补血”的本身并没有与“贫血症”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找出病源，才能解决“教育贫血”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缘何会出现“贫血”这样的“病症”呢?笔者不揣浅陋，想结合个人的感受谈些许管窥蠡测之见，如果谈错了，请大家指正。

假如我们认真考索，并且承认事实，就不难发现“教育贫血”正是现行教育体制自己制造出来的。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简单来说就是“三个统一”，即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管理。实践证明，这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先天就缺乏对“求真的教育”的激情和渴望，压根儿就不屑于为发展孩子理性教育提供肥沃的土壤，飞翔的蓝天。相反，倒对架构充满强制的学习环境和教育的功利主义以培养社会“螺丝钉”情有独钟。它从来只教孩子书本知识，而很少教孩子思考实际问题，更别提什么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了!事实上它把孩子的学习活动完全囚禁在统一规定的书本里，拴在死记硬背标准的答案以应考试上，而教与学的目标则盯在升学率和升入重点学校上。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往往听不到书山以外的不同声音，看不到题海以外的广阔大洋，感受不到独立思考的温馨和独立判断是非的欢欣，由此失去了对独立思考的激情和植根于独立思考之中的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思想资源”怎能不“匮乏”呢?

其实，教育的作用只是引导。对于孩子从精神上来说是人格的引导；从求知上来说是学习方式的引导；从求真上来说是思维方式的引导，而不是压制孩子在家要听大人的话、在校要听老师的话、在社会要听权势者的话的服从和死记硬背的训导。在一个被压制的自然环境中是没有办法生长出绚丽多姿的植物来的。同样，在一个被压制的学习环境中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才来的。压制训导的结果，铸造了孩子学习的循规蹈矩，而孩子学习的循规蹈矩必然导致其思维的循规蹈矩。“以作文为例，为什么许多学生作文‘拾钱包’从小学一直拾到初中乃至高中?仿佛中国人全是马大哈，地上尽是钱包似的。为什么许多本可以自由发挥、自由思想的作文题，到了我们的学生笔下，其主题全都变得‘整齐划一’、那么富有积极意义?多少年的训导当是个中原因之一，而只有这样的作文才能拿到高分、受到老师的青睐，恐怕则是更重要的原因吧?只可惜，就在这样的训导下，我们的学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更别说什么创新思维能力了。”(见《考作文的题外话》)这怎能不造成“一代一代人的思想贫血”呢?

由此不难看出，“教育贫血”的病源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而要解决“教育贫血”的问题就必须逐渐摆脱“三统一”的僵硬教育体制的束缚，使教育真正走向多元化。教育的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育理论、教育流派、教育模式和教育管理上。如教师必须有教学自主权，(决定教学内容、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评分方法等)；与此相对应，学生必须有学习自主权(选择学校、选择教师、选择专业、选择课程等)。人类教育的实践证明，中国教育只有走向多元化，才能治疗“思想贫血症”，使“我们的求美和求善才能拥有一双明亮的不受欺蒙的眼睛，我们的人文科学才不至于沦为纯粹的求生工具，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和教育才不会陷入原地循环。”就拿令世人仰慕的哈佛来说，其“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创造”的灵魂就是来自于教育的“多元化”(据已退休的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教授介绍，哈佛连在招生方面都制定有力措施实施学生来源的多元化，以吸引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到哈佛学习)。所以"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 2／3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

乡长，您睡觉的成本咋就这么高呢！　作者：燕山樵夫

某日，与一乡财政所负责人喝酒闲聊，他面现愁容，两大难题摆在面前：全乡300多位中小学教师，已连续两月没发薪水了；二是乡长那辆宝马车半年多的汽油钱、修理费8万多元，人家加油站老板这半月天天追着腚要呢。账上可动用的资金才7000来块钱，交了电话费、电费就没钱了。乡长那辆坐骑宝马的开销费用，成了乡财政的一笔沉重负担。乡政府百来号人马，养着5辆车：书记酌奥迪、乡长的宝马、乡副职们用的桑塔纳，还有下乡用的面包和一辆客货两用的双排座。5辆车中，就属乡长的宝马开销最大，几乎等于其他4辆车费用的总和。

乡长两年前在县城里起了幢三层别墅小楼，每天都回县里别墅睡觉休息。乡政府距县城70多华里，单程需一小时车程，平均每天耗两小时的油。开始仨月，都是小车司机驾车迎送，后来乡长自己学会了开车，弄了驾照，便每天上下班自己开车，小车司机总算获得了解放，只是白天早8点到下午5点为乡长开工作车。宝马每天多耗的两小时汽油费用，就明正言顺地归到了牛乡长回家睡觉的成本里啦。细细一算，全年下来就是十来万，有时候星期六、日两天；乡长把车开到自家，车也不闲着，不知干啥也跑上几百甚至一两个公里。您说乡长这睡觉的成本大不大?修回车少说也得万儿八千的，出回交通事故，撞伤了人，也得三五万。闲聊到最后，那乡财政负责人苦笑道：若从经济角度出发，还不如在当地找个小姐陪乡长睡呢，比乡长天天往家奔跟老婆睡经济实惠多啦!喝干了一杯酒，他竞咬牙切齿地骂道：狗日的， 乡长若得了阳痿，乡财政一年下来至少省下十来万开销，日子就好过多啦!

乡长大人，您爱您的妻子，做模范丈夫，这没错，理应表扬!可您也悠着点啊，您一踩油门，就得耗油哇，耗油就足烧钱啊，您消费的那些钱是啥?那都是纳税人的钱!也是百姓们的血汗哪!您是人民的公仆，您这公仆也该为人民节约、节省点啊。

何不追究提拔腐败分子的人　作者：张雨生

提拔重用腐败分子，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如果说，过去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或者说无依据实行，那么，到了中共中央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之后，追究提拔腐败分子的人的责任，已于法有据，就不宜再不实行了。有法规可依而不依，法规的权威性就值得怀疑。

腐败分子揭露了许多，从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到追究刑事责任的都有。可是，提拔重用他们的领导干部，有没有受到追究?受到了什么样的追究?却一直没有听说，在媒体上也没看到公布这类消息。不知是实际上没有追究过，还是追究了，媒体未曾公布，或者公布了，而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

决不会没有应该追究的对象。比如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湖南省临武县一名副县长刚刚上任，就东窗事发，被抓进了班房。此人1999年担任该县建设局局长，2001年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索贿受贿，并有群众不断举报。正当县检察院准备对其调查时，他却突然间坐上了副县长的交椅。查实后又被拉下来，影响极坏。

腐败分子得以提拔，会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提拔在前，腐败在后，尽管提拔时思想基础不好，但那时毕竟没有犯事，追究提拔之责，也只能说是预见性不强，至多说是失察。人是会变的，当初提拔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追究起来，责任也不是那么大。

另一种情况是，腐败在前，提拔在后，乃至边腐败边提拔，性质就不一样。对于有案在身的人，而且群众有反映，有举报，考察时却没有考察出来，这至少是一种失职。要是视而不见，明知其有，不以为意，那就有包庇之过。如此提拔重用，造成恶劣影响，当然负有重要责任。追究有关人员，全在情理之中。腐败分子还善于跑官买官，若是推荐者、考察者受其贿赂，那性质就变了。与腐败分子同伍，追究更应该严厉。

还有一种情况，是坏人重用坏人，网罗亲信，结党营私。因抓出腐败分子，暴露出了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串案、窝案，对此，就需要整顿，乃至改组，而不仅仅是追究提拔腐败分子的责任了。

临武县的那个副县长，属于作案在前，提拔在后，也可以说是边作案边提拔。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考察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拟任人选，要征求党委、政府领导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的意见。提拔这个副县长之前的考察，至少没征求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成员的意见。否则，不会检察院这边正在查案，党委和组织部门却将此人提拔了上去。不按规定办事，就是违规运作。提拔领导干部违规运作，让腐败分子得以高升，影响极坏。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追究责任，将何以严肃贯彻工作条例?、

在我的印象中，腐败分子一旦被处理了，也就算是完事了。其实，事情并没有完。群众迷惑不解的，也是议论最多的，是腐败分子怎样上台的，是谁把他推荐上去的，其中有没有违背组织原则的猫儿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向群众做出必要的交待。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出了腐败分子，受害最大的是那里的群众。对于受害的缘由，受害人当然有知情权。

说实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之后，怎么“两规”，怎么判刑，如今见得多了，再不觉得新鲜。普通人从媒体上得知了消息，只会淡淡地说：“又抓出了一个。”若是提拔重用腐败分子的人，受到严肃的追究，那反响则大不一样，那会成为更受人关注的新闻。由此，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了，工作上了一个台阶。因为这标志着，反腐败将要震动更深层，即那些胡乱掌权用权的人。

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权力大，责任也大。用人的权力是很大的权力，用人的责任也就是很大的责任。如果没有必要的追究，权力与责任就会分离。任何权力都要接受监督，都要受到制约。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用人出了问题，对用人的人实行追究，就是对用人的权力实施一种监督和制约。迫使有这种权力的人，更慎重地对待手中权力，不敢乱用。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为害最烈的腐败。这方面出了问题，对其责任者的追究也就应该更严肃，决不能马虎了事。

临武县那个例子，算不上典型，那个腐败分子也不是一个巨贪。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看到，怎样追究提拔这个腐败分子的人的责任。如果说，腐败分子边犯案边被提拔，而没有责任人可以被迫究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乱用人情况才可以实施责任追究呢?

错误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党治国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获得的现代常识。

但这两个正确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难以成为生活中坚固的基础；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还需要再补充一个“平等”：在错误面前人人平等。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来判定真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来主宰法律?如果判定真理和主宰法律的，是有限、有错甚至有罪的人，又如何在崇高的真理和庄严的法律面前实现人人平等?最理想、省心的办法，是让那些无罪、无错甚至无限的“超人”，为我们草民判定真理和主宰法律。如果找不到，就需要假定存在着这样的人，以便轻易地欺骗自己。善良的愿望胜于催眠的药物，使我们两千年大梦难醒，永远幻想着昏君之后的明君，贪官之后的清官。经历几千年苦难，终于到了一条真理的入口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无罪、无错、无限的明君、清官，以及名目繁多的伟人、英雄、名人、圣人等等，他们真理在握，应高居于社会之上。我们曾崇拜过、幻想过、寄予过无限希望的偶像，原来和我们一样都是有限、有错、有罪的人，且在多数情况下，其罪错更有过之。

当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悲愤之余，心想万一易位而处，一定要做公正执法的人。当我们受到谬误和武断的压制，思想在压迫中升华，决心要做坚持真理、尊重他人意见、具有宽容精神的人。无产阶级曾处在社会最下层，马克思就把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收获的仍然是失望。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旦成为判断者，总喜欢对别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认识自我的有限性，从来都难于认识他人的有限性。毛主席1942年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死了的人和还未出生的人。然而他常常说到“我们的”错误，却罕言“我的”错误；有时似不讳言“过去的”某些错误，却从来回避当前的具体错误，特别是讳言极左。后人能够对毛主席表示的最大遗憾，就是他没有活到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那一天，却必须由后人来纠正他的错误。

“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是思想斗争的原则。但由谁来判定对错呢?有些真理可以通过当前的实践检验，有些却需要历史和时间的冲刷。一个人无论有多丰富的知识，相对于宇宙和它的规律，实在微不足道。十条真理对于无穷大是零，一千条真理对于无穷大也是零。真理一旦越界，就成了谬误。十条真理越界，是十堆谬误；一千条真理越界，就是一千堆谬误。“越界”虽非真理的本性，却是人类的嗜痂之癖。用“堆”来计量谬误，因为它不止一条。必然的结论当然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如不能抑制越界的癖好，真理转化成的谬误也就越多。厉以宁先生的经济学错误及其后果，比任何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显然要多得多。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总是武断地批判和粗暴地限制别人的错误。安知他那自命的“真理”不是谬论，而他判定的“错误”不是真理?“真理”的卫道士，常是扼杀真理的刽子手。几千年的历史和眼前的事实，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这个残酷的真理。每个人之所以有犯错误的权利，是人本身的局限性使然。任何人之所以没有垄断真理的权力，则是由人必然会犯错误的本性决定的。当在真理和谬误的判断上截然对立时，实行裁决的显然不应是权力。用权力裁判真理，只会产生更大的谬误，因为它本身就是绝对的荒诞。“论断他人者必被论断”，应是“错误面前人人平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说，他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和他一样也是会犯错误的人；你可以批评他、论断他，他同样也可以批评你、论断你。也只有这样，才能抑制某些“真理”的越界横行。几十年来进行的许多“大批判”，“两报一刊”和理论权威无不大刀阔斧、破阵而出。试问，这些大作甚至仅仅是标题，如今还能赋作者之名结集出版、昭示于世吗?倘有人真要那么做，必然引起“名誉权”官司。如今的“名誉侵权”，不是被告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情节，而只是由于说出了确切的事实。

中国人喜欢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谬误可以转化为真理。波普尔则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自己的错误宁获得的。但只有坚持在错误面前人人平等，争论双方，或者说错误双方，即批判和被批判、批评和反批评、限制和反限制的两造，都本着对等、公开、诚实和负责的规则行事，才能完成谬误向真理的转化，不断从自身的错误中获得真理，也才能一步步从是非颠倒、积非成是的混沌中走出来。

单边感情　作者：苏中杰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同联合国不一致的行动，被评论家称为“单边行动”。那么，感情不存在于相互之间，或者是面对彼此两方，对此方有感情，对彼方没感情，叫什么呢?我看叫“单边感情”。

对于前者，常见的现象有恋爱中的“单相思”。不管对方对自己有无感情，一味地自我发烧，大献殷勤，俗话喻之“野地里烤火一面热”。在单位中，往往也表现为有些人对领导宠幸的单方企盼，不管领导是否看上自己，总是希望得到领导的宠爱，成为领导的政治情妇。这样的单边感情在行动上，不是表现为快些献礼，就是表现为快些献身。

对于后者，常见的现象是厚此薄彼，感情投向单方面。西安有个以书画为业、有一定职务而又写几篇杂文的先生，对领导寄予热望，也寄予深爱。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不满情绪，他大概是嫌群众的不满情绪是因为承受困苦的精神准备不够吧，就建议“我们的领导”，对改革中的险阻和困难，甚至挫折和代价，及时地告诉群众，让群众有精神准备。看来，领导的责任只不过是没有教育群众去多吃苦和准备牺牲，而且他心目中的领导高明，群众落后，只有寄热望于领导了。反腐败中，杀了成克杰，在国内开了杀高官之首例，该先生立即倾泻出高浓度的感情，伤心地说：“都是我们的同胞啊!”死刑在中国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杀成克杰之前也曾处决过不少死刑犯，也是我们的同胞，但没见此先生有如此伤心的文字。

单边感情在国内，这两年比较普遍的表现是一些媒体爱领导。比如不管发生了多么重大的灾祸，人民遭受多么大的痛苦，都铁了心，放到一边，一概避而不谈，而是先借此发生大灾大祸的“大好机会”歌颂领导“高度重视”，用“受灾群众情绪稳定”来说明“高度重视”，把披麻挂白的丧事说成戴花庆功的喜事。此类多多，人们常见，恕不再赘，说说单边感情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

基于“9·11”恐怖袭击对民主自由的挑战，美国对萨达姆实行“斩首行动”了。有些人就大喊：“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应该让伊拉克人民决定伊拉克的命运!”其实，伊拉克的主权就是萨达姆的主权，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妈的枪杆子之下，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要决定自己的命运，只好增加“万人坑”里的白骨。所以说是让伊拉克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是让萨达姆以血腥和暴力决定伊拉克人民的命运，是在保卫萨达姆的主权。萨达姆这个独裁者、屠夫，在这些人的眼中是英雄，他们的文章称萨达姆为“巴比伦雄狮”，“一代枭雄”，“是英武的、无可争议的铁腕式人物”，“他正在镇定自若地指挥伊拉克人民赢得胜利”。而如何称布什呢?叫他“布屎”。一听萨达姆的“胜利抵抗”，就欢欣鼓舞，美军一遇挫折，就幸灾乐祸。连军事评论，都以单边感情代替专业理性，为萨达姆必胜找客观条件，为美军必败找理论支持。他们虽然不像萨达姆的宜传部长萨哈夫那样领萨达姆的工资，但都从感情出发，做萨达姆的义务宜传部长。

当然，感情是个人的，爱什么不爱什么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的选择。老人家说得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才摆出来，让我们想一想，可以多点见识：有些人为什么爱领导，爱萨达姆呢?

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作者：傅国涌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对他的理想、追求，对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10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上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还义无返顾地踏上组党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并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狱代价。即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刘子英，国民党当局“用来诬陷他的工具”。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这一切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但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我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的十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对雷震的精神气质也还有再挖掘的空间。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那样的气质就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漆，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 1952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霹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25年之后，范泓的这本《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跑官要官　作者：侯志川

“跑官要官”这种事情算它干净还是肮脏，光荣还是可耻，本来要看时间和地点，还要看怎样跑怎样要。眼下距咱们一万多公里的某个国家，两个分别姓“布什”和“克里”的先生正在全国范围内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跑”和“要”，其志在必得的是他们那里最大的官——总统。对这个行为，不仅那里的朝野双方官民两界都视为正常，狂热参与，而且除了被我们这里的有些明智人士斥之为“无聊”、“可笑”以外，谁也没有把它与万恶的“腐败”联系起来。毕竟“可笑”与“可恶”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但要是有人在咱们这里“跑官要官”，那名声完全就像臭豆腐了，等同于扒窃吸毒卖淫嫖娼下三滥，官方一再三令五申甚至百令千申做不得，河北省委最近又再次要求“严肃查处跑官要官”(见新华社2004年7月14日电)。很难说不会隔几个月又“重申”一次。

对“跑官要官”，鄙人一直理解为“主动申请当领导”。根据鄙人从小学到大学读的理论和敝国几十年的一贯规定，申请当领导就是做仆人，就是想多为人民服务，带头吃苦受累，先天下之忧而忧，就相当于战场上主动要求“我去炸碉堡”那样崇高，理应表扬才是。想不到如此一件高尚的事情 (起码也不是坏事)现在竟生拉活扯地给弄成了贬义。这说明我们几十年来的宣传和诸多规定肯定出了一点问题。就是说，在理论上书面上，轻率地就把领导定为了“仆人”。但在实际中，不论是让其所掌握的难以制约的权力还是高级的物质、精神享受，又使他们即使渴望成为“仆人”也不可能，只好去当货真价实的特殊“主人”。这样的“理论脱离实际”，如果不吸引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之流去一门心思地“跑、要”才是怪事。

总是先要有了垃圾，才会引来苍蝇。至于是“空手套白狼”式的单纯“跑、要”，还是花样百出的“又请又送”，那是另一回事。反正，只要“理论”和“实际”一日不趋于统一，“跑、要”就一日不可能绝迹，也不可能恢复它本来的好名气。

在现实生活中，光凭自我表白，恐怕谁也无法把“想多为人民服务”和“想多为自己捞油水”的两类“跑、要”者截然区别开来。能够区别的只是“跑、要”的不同手段及其产生的恶劣后果。既如此，笼统地“反对跑官要官”，显然不如“反对买官卖官”更清楚，也更切题。单纯的或本义上的“跑官要官”充其量也只是道德问题，“买官卖官”则是违法乱纪。一轻一重，性质大不相同，却混为了一谈。由此还导致了另一种有趣现象。党委委员和人大代表也算是“官”，每隔几年选一次。因为“反对跑、要”，于是每逢选举，有关人员既不敢宣传自己表白自己，更不敢“拉选票”，弄得他们个个看起来都是谦谦君子，都老大不情愿当这个“官”似的。结果广大选举人往往连候选人的性格脾气都不清楚，更不说了解候选人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了。这种表面的“不跑不要”仍然经常曝出“买卖”的丑闻，说明事实上“跑、要”得更加厉害。这样表面一套背里另一套，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长此以往，要使广大干部都老老实实、诚恳待人，不说假话不当两面派，该是多么的困难!

“意义”的四处翻飞　作者：符　号

中学语文课最让学生头痛的，是在课文中没完没了地去找寻“意义”：这一篇，这几段，这一句，这几个加点的词，这几个字，其中的“含义”、“喻义”、“主旨”、“用意”、“作用”、“好处”是什么。不光让老师学生大伤脑筋，也常让家长抠破头皮。有时连教材中文章的作者也茫然。比如王蒙、贾平凹作品的“深刻意义”，据说连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笔者曾多次请教于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材主编的刘国正(也即杂文家刘征)先生，谈及如今教材中那些“深刻含义”时，先生听了直摆头，他也“没法回答”。

老师每天都辛勤地带领着学生在发现“意义”，学生无止歇地为“意义”而苦想冥思。书摊上一部部厚厚的《热点题集》、《题库精选》、《考题精编》、《名校题选》，无一不在“意义”上面打转转。那布满ABCD、1234、打“√”打“×”如数学考卷一样的语文试题，都一门心思在“意义”上打转转。冰心的《忆读书》，本来明白如话，自自然然，学生却要回答“第一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中间一段说明了什么”，“加点的词语有什么深刻含义”，“最后一句表现了什么‘意义”’……很有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味儿。感受在这里是多余的，感染、感动是不必要的。剩下的工作是冷冰冰的肢体“解剖”。多有激情活泼灵鲜的文字，一到“意义”面前，顷刻变成无知无觉的尸体标本。

“意义”变成了语文的落脚点，“意义”是大多数学生不喜欢语文的根由，即使是文学爱好者也不例外。学生作文是在艰难地进行“意义”开掘。为了突显“意义”，全班几十个人可以不约而同地去捡钱包，全年级几十人会无须动员地去搀扶老人过马路……“意义”使着孩子们一个劲儿编“神话”，疏离真情实感，怠慢真实事情。为了迎合“意义”，加大获取高分的“保险系数”。

癖好“意义”其实远不止于语文课堂，“意义”在我们的天空四处翻飞。

写小说当然不能忘记“意义”。想当年金敬迈写《欧阳海之歌》，写到欧阳海拦住驮着炮车的奔马壮烈牺牲前那短短的几秒钟，一口气写了十好几页还不见完。虽然比果戈里的《奥布洛勃夫》写主人公写了大半本书还没见下床，还差一大截，但是为了突出死的“意义”，颇令作者绞尽了脑汁搜遍了枯肠。但“旗手”们仍不满意，责令其修改再三。但那“意义”仍嫌突出不够，最后只好把作者“突出”到了秦城监狱。

会议在不停地开发“意义”。大会大“意义”，小会小“意义”。主持人以“意义”开讲，与会者为“意义”表态。开幕词不忘致开幕的“意义”，闭幕词肯定总结闭幕的“意义”。剪彩、奠基着意在“意义”的开发，广告词在“意义”上创新。

年头岁尾、新旧节日，都是“意义”的热销期。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年年月月，月月年年……春节晚会的节目，以“意义”打头，轻松的氛围哪堪“意义”的重负!同当年《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那样，《越来越好》“意义”突出，当然要为之优先。造假的“打假’：小品，有了“意义”就可以一路放行；被“意义”团团包围的相声，就只好叫观众颊肌僵硬，受点儿委屈。

新闻采访当然以“意义”为己任。抢救落水小孩要问英雄“想到了什么”；采访世界冠军，要逼问想到谁谁感谢谁谁。有“意义”没事实支撑的也须“意义”下去；有事实支撑但与“意义”相悖的，当然要装聋作哑弃之不用。文学中有“主题大于形象”“形象大于主题”之说，报道、时评则有“‘意义’大于事实”、“事实大于‘意义”’之分。坚挺的“意义”一旦离开了赖以附丽的血肉，就成了无所皈依的飘泊的灵魂。“意义”一多，“修饰语”必显拮据，就不免要“套”，要“滥”，要“撞车”。“意义”的光环不得不因此黯然。

不是职业的需要，语文教师决不至于抱着满载“意义”的《教参》当圣经；不是为了应试，孩子们谁愿意强认《教参》为最高权威?“意义”的满天飞，并不一定源于“意义”者们的无能、偏好与弱智，更多的也如当今的语文教师与学生一样出于无奈。都不愿意，又都不说，又都违心地去干。有朝一日“窗户纸”被捅破，谁还会成天叨念着那“劳什子”!

事实上我们面对着“人为意义”与“实在意义”两种存在。前者是人造荚女式的“整容”；后者是水到渠成式的心悦诚服。

事实上“意义”也在不断接受检验。一时“意义”显豁未必会维系长远；不说“意义”不等于没有意义；老说“有意义”不等于真有那么多的“意义”；成天发现“意义”的人未必服膺其“意义”……与其将“意义”任意升值，四处贱卖，真还不如节制开发，郑重“发现”，防止滥用。那样，“意义”也许才会真正有意义起来。

“来三”与“勾兑”　作者：杨泽明

“来三”跟“不来三”，是封建时代特定的社会生态的毒瘤。那是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年月，官场上用于买官卖官的黑话。也就是，要想弄个举人当当，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谁只要“来三”——掏300两纹银送给考官，便能如愿以偿，非你莫属；谁要是“不来三”——不愿意掏300两纹银给考官送上，纵有稀世之才，那举人也没你的份。人们将这种“交易”戏称曰：“舍得宝来宝换宝，舍得珍珠换玛瑙。”应该说，随着封建王朝的灰飞烟灭，科举制度早已不复存在，“来三”跟“不来三”也就从此寿终正寝，只能在故纸堆里才能够找得着了。

然而，这些日子，一位朋友忿然对我说，知道么?“来三”与“不来三”那样的勾当，又在当今的社会生态中复活了。只不过变了一种说法而已。美其名曰“勾兑”，即买官、卖官和保官。对此，我淡然一笑，且当“假语村言”姑妄听之，可我那位朋友眼睛里顿时透出不屑的神色，冷冷地贬损我迂腐，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本色作家，太可爱了”!接着，他有鼻子有眼儿地给我说，你知道远华走私大案中一位被“双规”的书记么，当上级审查组的同志讯问他为什么卖官?这位书记却大言不惭地坦然回答，说他的这个书记也是买来的。叫人啼笑皆非。这样看来，似乎他卖官也只不过是为了收回自个买官的“投资”，于是乎也就顺理成章了。真让人不知说啥好。2004年 2月17日见诸报端的《中组部通报4起卖官案》，警示世人，贪婪只能引入走向罪恶的深渊，走向堕落和毁灭。我也才真的相信我的那位朋友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可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都啥时代了，竟然还有人披着“公仆”的外衣，头顶种种炫目的桂冠，却仍然干着封建时代官场蝇营狗苟之事，搞“暗箱操作”买官卖官。再如，早已劣迹斑斑的巨贪王怀忠，居然是两年升一次官，由县官升市官，直至升为安徽省副省长之后才落马。是钱能通神，还是别的缘故?局外人无从知晓。当他察觉到上级审查他时他竟拿出200万元来(多少纳税人的钱啊!)“勾兑”，企图阻止上级对他审查——保官。真可说是出手不凡，比“来三”还“来三”的大手笔。在审查过程中，尽管他百般抵赖，“脸厚皮粗，刀枪不入”，最终仍免不了受到正义的审判。在我看来，凡是以金钱为筹码买官、卖官和保官者，都是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

是的，面对这伙反面教员，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应当活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拒绝“来三”与“勾兑”之类的诱惑。由此我时时叮嘱自己，铭记陈毅元帅的这句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比愚蠢更蠢的人　作者：吴　思

你看，咱们街头的红绿灯下通常有两三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依然能遵守交通规则。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指示灯变绿。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起去挤。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单方面的谦让，并不能换来别人的谦让。

我由此想说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

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我有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一切礼仪，也按常规给了小费，但是依然能清楚地感到侍者对他的轻藐。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肯遵守明明知道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持。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们承认一些人的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很能忍气吞声的，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自我与公共事物的关系的肯定。

中国老百姓感觉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缴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仆人，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是官僚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是我们的事情。

中国老百姓很少有人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从古代开始公共事务二直是皇室和官僚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公共领域，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的确不是他们可以负责的领域。

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桥都要封锁。我曾经问过封锁交通的警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此时又表现为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明白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们的事情，让他们去操心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老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自己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吗?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而认为那是官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已经解体了，而所谓的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

现在，售货员不敢训斥我们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工人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聘懂礼貌人的，就要培养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早就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这种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会遭到报应。

报应不仅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吗?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恶化，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好，请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强迫你，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罚，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吗?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你一个愚蠢。你可笑，它就还你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列入收支帐目，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这恶性报应的轮回。

也有专家在“忽悠”　作者：刘大枫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般说来，专家的话当然是可以信赖的，但若不加区分，凡是专家的话便都奉命唯谨，笃信不疑，那就非上当不可。

何出此言?我有教训。那是几年前了，曾读过一篇文章，谈人在饭后应注意哪些问题。文章作者，想来是一位医疗保健专家。注意些什么呢?文章告诫，为了健康，饭后不可马上吸烟，也不可马上喝茶，不可马上躺卧，也不可马上进行剧烈运动。这些都没什么，但接下去的注意事项，可就出人意表了。如说饭后不仅不应剧烈运动，而且也不应散步。通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原来我们的观念，早已陷入了误区。又说饭后身体姿势也须注意，不仅不应躺下，而且也不应站着；不仅不应站着，而且也不应坐着；不仅不应坐着，而且也不应蹲着……还有不应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我深感开眼界长见识，并决心遵嘱照办，以利健康。孰料饭后我刚要调整身体姿势，却又立刻感到了茫然：既不能躺，也不能站，既不能坐，也不能蹲，出去散步也不行，莫非只能趴着、跪着、头手倒立拿大顶?说了半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到底应该怎样呢?惜乎文中一句也没提，我顿时感到受了愚弄，专家的形象，也一下子在心中坍塌了。

如果说饭后应注意什么还只关乎个人身体的保健，那么近年来有些专家所谈，因关乎社会发展，国计民生，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就更觉得不能轻信他们的崇论闳议、口吐莲花了。

譬如，城市里的堵车是很令人头疼的，但有专冢却出来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堵车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堵车象征着经济的繁荣”。这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照此高论，我们的堵车堵得还不够，应当让全国城市的汽车全都在马路上“趴窝”谁也动弹不得，以证明我们的繁荣程度在世界上属第一。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犯罪象征经济繁荣，色情象征经济繁荣，污染、矿难等等也都象征着经济的繁荣，因为钱多才有盗贼，饱暖才思淫欲，工业发展才有污染，而矿难则说明经济形势大好，煤炭生产供不应求。果如是，不知这位专家是不是就更加“欣慰”了?

又如，马加爵杀人案在年初被披露后，旋即有专家对媒体放言：从人格障碍方面说，马加爵“属攻击性质的人格分裂，表现在从提供照片上看，嫌犯马加爵(就)蛮有攻击性”。真乃神明也，仅靠照片或相貌即能断定人是否具有攻击性，孰人能出其右?或许借此还能看出人是否具有贪婪性、钻营性、欺骗性?只可惜此公未被公检法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敦聘，不然只需将每个人的照片都看一遍，便能区分出好人坏人，防患于未然，那该能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啊!当然，我们大家平时也得多读点《麻衣神相》、《奇门遁甲》、《卜筮正宗》、《梅花易数》、《推背图》一类的书，而算命、打卦、相面、拆字、抽签、圆梦、看风水，根据征兆预测吉凶祸福等活动也不能再算作是迷信。

而最叫人哭笑不得的，当属最近引起热烈讨论的“全国退赃账号”问题了。据报载，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积5年研究之功，耗若干经费资助，终于提出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设立一个公开的全国退赃账号。据此，那些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喔嗬，不管腐败行为如何恶劣如何严重，更不论社会公益承受了怎样的损失(如“豆腐渣工程”，又因此而造成多少人死于非命)，只要风声紧时一退赃，便可官照做，福照享，且看对枉法贪赃者何其厚爱也!那就贪吧，还有何担心，弄好了更可家私万贯，福荫子孙，左右是只赚不赔，万无一失，到哪去找这样的好事!真闹不清这样的研究是要惩治和预防腐败呢，还是在为腐败者预留退路甚至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怪不得6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上有文章说，这个所谓“突破性”的反腐思路，“根本上就是个馊主意”!

身为专家而满嘴跑火车，说来并非自今日始。回想“大跃进”时，就曾有一位“大腕”级专家，根据“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的“原理”，和太阳光能的30％可为庄稼利用、其中又有五分之一可以转化为粮食的认定，推算出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一年后又进一步精确为“5．85万斤”，以至领袖人物开始担心“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还记得赵本山扮演的卖拐、卖轮椅的“大忽悠”吗?其实不只“赵本山”，也有专家在“忽悠”。“赵本山”煞有介事，摇唇鼓舌，天南地北，河汉斯言，可把那憨厚愚拙的“范伟”给“忽悠”得够呛，不仅上当受骗，而且铭感五中。对有些专家的发言，同样不能盲从和迷信，不然我们便也成了“范伟”。

漫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作者：陈绵钦

中国人早就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某些人呼吁“法治”、“司法公正”时，也常引用此说。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能体现“法治”的内涵。首先，拿“王子”与“庶民”作对比，就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贵贱之分；其次，它的高明之处是不把“王子”说成帝王或太子。说明“朕即是法”的人治社会，其法律就得服务于帝王家。

这里再为“王予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不可操作性作个推论：“株连”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抄三族，或九族乃至十族。假如，某王子犯了罪当株连的律令，作为三族或九族之内的皇帝是否应当是抄斩之列?退一步说，皇帝不是“凡人”可另当别论，但皇室里的其他与王子同为九族内的老老少少，是否应当抄斩?也许，这样的假设有点断章取义，这里的“王子”不单单指皇帝的儿子，包括所有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尽管历史上也有王公贵族犯罪而受到应有惩治，历朝的好多贪官污吏也受到砍头、抄家等处罚。然而，纵观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其法律都是以“治民”为主，“治吏”为辅。另外，历代王朝大多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作为治国方略。《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几乎成了整个封建专制王朝的主流法律思想。宋代的包拯是人们公认的“青天”，可谓公正不阿，但他对待罪犯还是有着明显的“贵贱之分”。在戏里常看到的，包拯用以砍犯人头的铡刀就分为三种：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王公贵族罪犯，按其级别高低来划分用龙头铡或虎头铡，而庶民罪犯却只能“享受”狗头铡的“待遇”了。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与现代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违背。

近读《杂文月刊》2004年7月(下)黄波先生《为“刑不上大夫”正名》一文，文中写道：“古人用字是极为精确的，‘刑’就是‘刑’，肉刑之谓也，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其外延比‘法’要小得多，只不过是主张即使士大夫犯法，也不要轻易对他们用刑而已。……原来，在‘刑不上大夫’的提出者眼里，一个枉法的士大夫是否应受到法律追究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不能在大堂之上动用肉刑这种轻蔑、野蛮的方式侮辱其人格、挫伤其自尊。”这恰恰说明了司法的不公正：凭什么士大夫就不能在“大堂”上受“肉刑”，而庶民则可?士大夫有人格和自尊心，庶民难道就没有?倘若庶民与士大夫或王子所犯的罪相同，而庶民则要在大堂上多受“肉刑”之罚，这难道不是多出的处罚?这实则又是不能“同罪”的一大表现。

可悲的是，历史沉积的封建法律文化并未随其制度的消亡而完全消失，权大于法、司法不公正、贵贱有别等不良现象仍在政治昌明的社会主义国度出现。曾有媒体报道，安徽省肥东县的农民陆珍权仅仅受雇制作爆竹9天，就被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后在省人大代表的呼吁下，二审改判3年，缓刑5年。而对雇用他的老板，法院的判决却迟迟下不来。程维高之女程悠兰因涉嫌偷税219。6万元，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她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708万元(见黎明《盼着司法不势利》)。陈希同贪污56万元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原《南方都市报》社的喻伞锋因贪污11万元就被判了11年……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其中的不公正。近几年纷纷落马而被判处极刑巨贪也不少，如成克杰、胡长清等，我们何曾看到彼辈被五花大绑押至某个广场开个“万人大会”再押赴刑场枪决的?(据说都是注射死亡)而我们常看到被押赴刑场开“万人大会”并枪决的犯罪分子，大多是“庶民”罪犯。同样是罪犯，为何就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呢?看来，在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法律意识的国度，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谁在编造历史？　作者：孙贵颂

作家吴稼祥说：“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最近读到的一些可以叫作历史的文章，让人觉得吴先生的论断真是正确。

还是拿大人物来说事吧。

周恩来是我们很敬重的一位好总理，他于1976年1月8日囚患癌症不幸去世。周恩来去世后，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破例降了半旗。据说这是自 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于是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为精彩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它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它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个人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笔者注：那时中国只有8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它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们个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也被感动得要命。我们的好总理，不但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可是去年的11月，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联合国从来没有给周恩来下过半旗!有网友还曾就此事于2001年致信询问联合国，答复是“从无此事。”此人还将原文——英文发在网上。

然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最近又有人撰文说，联合国确实给周恩来下半旗了，但那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 FlagCode，其中有关志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志哀一天。这样一来，瓦尔德海姆那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就成了无稽之谈，我也就激动不起来了。

我还要说说李四光。这个被称为“地质之光”的原国家地质部部长，因为提出了“地质力学”理论而誉满神州。据说正是靠着这一理论，中国才在东北大庆找到了石油，从而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可是最近有人读完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一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个弥天大谎。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运用他独创“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而“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天啊，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结论，时至今日，全中国的男女老少有几个知道?受到“知遇”之恩的李四光，至死一言不发，而“有关方面”也不出来澄清。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就连中学的地理课本上，还在教孩子们运用“地质力学”找石油!(侯志川《大庆油田发现真 )F目》)

其他还有在太空看长城、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等等，都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又有人出来辟谣，说是并无此事云云……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东南西北。

把本来没有的东西，煞有介事地说出来、写出来，会起到什么效果呢?无非是造谣惑众而已。胡适说过：“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随便打扮。”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西方有句格言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有一个人肯定是要钉在耻辱柱上而不是记到光荣榜里的人物一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吴非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人时说道：“早些年，王怀忠开始在阜阳折腾，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树碑立传时，老百姓骂他是‘王坏种’；后来他在骂声中官运亨通，眼睁睁地看他荣升到副省长，老百姓就不大敢骂了——不是胆小，而是开始怀疑自己道听途说，冤枉了贤良，怀疑自己骂错了，进而弄不清社会的价值取向……”(《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继续解剖王怀忠》)。如今，我们面对扑朔迷离的种种说法，就更加怀疑起自己来，不知道历史这个劳什予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说真话的代价　作者：梅桑榆

在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社会，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臣民有无说真话的权利，取决于皇帝是否“恩准”。中国历史上虚怀若谷、从涑如流的皇帝太少，专横昏暴、一意孤行的的皇帝太多，而昏暴之徒的尊臀一朝坐上龙椅，变成了“君”(有的本是明仁之辈，坐上龙椅后才日益昏暴)，臣民们欲说真话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自古以来，因说真话惹下杀身之祸的草民究竟有多少人，史无记载。仅是有名有姓的朝廷命官，因说了一两句真话而被贬逐、处死，乃至诛灭九族者，恐怕几艘航空母舰也载不完。

早在奴隶社会，昏暴之君便对说真话者开了杀戒。夏朝的桀王履癸先生，穷奢极欲，劳师征讨，滥杀朝臣，大夫关龙逄先生不忍眼睁睁看着夏朝完蛋，便直言劝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不改)，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关龙逄先生所言，无半句假话，不料履癸先生听了，竟大吼“呀呀呸”，将这位说真话的忠臣囚而杀之。无独有偶，商朝的纣王帝辛先生，也是个穷奢极欲，专横残暴的家伙，并且比履癸先生还要荒淫奢糜。他的大哥和族弟直言劝谏，一个被逼出走，一个遭到囚禁，而他的叔父比干先生更惨——只因说了几句真话而被剖腹掏心。

龙逄、比干，后来成了历代忠臣义士的榜样，而他们的下场，也是众多敢说真话者的下场。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史官崔浩先生，奉太武帝拓跋焘先生之旨编修国史，崔浩先生秉笔直书，把北魏祖先创业时的一些五事写进了国史，也即说了一些真话。结果鲜卑贵族因此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拓跋焘先生告状，拓跋焘一声“呀呀呸”，崔浩先生便与他的族人一齐脑袋落地。

南朝陈国后主陈叔宝先生长期沉湎于淫乐，不问国事，致使奸佞横行，忠良遭贬，直至隋朝大军压境，陈叔宝先生依然如故。大臣章华上书谏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宠，惑于酒—色……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能易张，臣见糜鹿复游于姑苏台矣。”陈叔宝先生览罢此书，火冒三丈，当即大吼“呀呀呸”，下令将敢于说真话的章华斩首。

上述人等之所以被杀，乃是由于他们的真话揭了皇帝的短、批了真龙天子的逆鳞；而有许多人只是如实揭发了奸佞的罪行，也一样难逃厄运。

明太祖朱元璋先生在位期间，权臣胡惟庸贪污受贿，独断专行，广结党羽，迫害异己；御史中丞刘基先生只是向朱元璋如实指出他之所为，胡惟庸便对他怀恨在心，趁他患病时，派医生将他毒杀。明武宗在位期间，御史蒋钦先生上书弹劾巨奸刘瑾，说他是“悖逆之徒，蟗国之贼，”并说他“窃柄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不料竟被刘瑾收监，重杖三十。蒋钦被打，仍不死心，三日后又在狱中上书曰：“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逄、比干同游地下。”哪知书上之日，又被重杖三十，因伤重死于狱中，一缕冤魂真的到地下与龙逄、比干为伴去了……

呜呼哀哉，为说真话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可谓史不绝书!皇帝可以滥施淫威，随意诛杀说真—话的大臣；权奸可以滥施淫威；随意剪除说真话的—异己；各级官僚都可以滥施淫威，随意处置说真话的下属；像唐朝来俊臣、周兴那样可以随时置说真话者于死地的告密者史不乏人，而大兴文字狱，将说真话或被认为说真话者的脑袋当春天的韭菜猛割，也不限于明、清两朝的皇帝。如此种种，构织成天罗地网，令说真话的臣民无处可逃。而在视臣民之命如草芥，“唯上之所是为是，唯上之所非为非”的皇权专制社会，那些故做姿态，鼓励人说真话，并作出“决不加害”之类的承诺的人，也与诱人上前，以便扑杀的披着画皮的鬼魅无异!

名人的脾气　作者：阮　直

人嘛，都有脾气，但有脾气不一定敢发脾气，发脾气要看对象，对象选对了，脾气发了也没事，对象选错了，你就是耍个小性子，都要付出代价。

比如丫环地位的晴雯就敢对主子地位的宝玉发脾气，一气之下撕了两把扇子，但晴雯的脾气就不敢在王熙凤面前发了，莫说王熙凤的扇子，就是脾气好一点的薛宝钗的扇子，晴雯也不敢撕吧。

因为晴雯知道，宝玉这小子是个惜香怜玉的主儿，平日里对着低眉顺眼的丫环们早就看腻了，有个美人耍耍小性子，发点小脾气，那多有魅力。但也只能玩个男女私情、争风吃醋，到此为止。可焦大就有点儿不识时务了，他也想发脾气，却揭贾府的老底，又选错了对象，因为他今天伺候的主子，已不是当年和他出生人死的主子了，所以焦大被灌了一嘴土和马粪。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社会的角色有时更能决定着一个人的脾气大小，特别是在讲究人的权威、地位、名气的国度里，谁的社会角色显赫谁的脾气就大。村干部就比村民牛B，老板就比马仔豪横，老总就比员工更爱拍桌子。

比如解放初期那个有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那么的卑谦、温顺，没脾气，就是有点儿不满，也只能用诗用文，以经以典的方式向毛泽东主席发发牢骚，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也只能从柳亚子与毛泽东之间公开的诗词奉和之间看到这么一点儿。

这几年，历史的真相一幕幕被重新揭开，谁能料想到这个柳亚子可不是没脾气的主儿，骂国民党政府，敢用真名真姓，在报上直指蒋介石其名，这脾气我看比张飞都大。文人在报上用笔墨骂权威，那是文人的傲骨，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顾自己的性命，这是文人的刚烈和美德。不写文章时，说不定他还是个手不能缚鸡的小老头呢。可柳亚子不是，柳亚子在筹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因住的房间没能令他满意，就一肚子牢骚，警卫人员有一次又没认出他来，不让他进饭店，他气得用拐杖打警卫人员，并破口大骂，吓得警卫人员无可奈何，只好报告给上级。《时代春秋》和南京的《周末》报上近期都披露了这一段往事，这才让我知道了柳亚子脾气暴躁的另一面。

比如数日前央视名嘴水均益，在酒吧消费时与服务小姐发生了争吵，便发了脾气，把一杯酒泼在服务小姐的头上，这事若轮到我，那也只能是服务小姐泼我一头酒，我不敢泼人家，即便那个服务小姐太温柔，下不了手，她喊一声保安，我那受的罪就不是头上一杯酒了。所以我到哪儿去消费，也不敢吆五喝六的，更不敢往人家头上泼酒了。

水均益脾气大，可是他在央视工作这么多年，咋就没听说他耍过大牌，发过脾气呢?因为他心里明镜一样，在哪发脾气没事，在哪发脾气有事，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发脾气，对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发脾气。

名人对着权威发脾气，那是傲骨；名人对着弱势平民发脾气，那是耍大牌。名人与权威一对阵，无论谁输谁赢都是名人的胜利；名人与服务员一过招，无论谁胜谁负都是名人的失败。柳亚子、水均益这样的名人能不明白这样的常识吗?不会的，那为什么不该发火时就不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呢?因为有人宠着、惯着。

上帝决不会把一切好事都摊在一个人身上　作者：澧　人

因为学过几年历史，我自认对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也略知一二。

政治这个事物，对人类来说实属无奈的选择。资源有限，而欲望无涯，人类只好把政治当作调节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有了政治，也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这在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一样的。

有些热爱民主的知识分予很讨厌“统治者”、“被统治者”这类说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统治者”醉心于“被统治者”的俯首听命，而后者则是“统治者”依赖于“被统治者”的自由同意。

专制社会特别讲求“人治”，而“人治”又恰好是最靠不住的。历史上的任何专制君主，其仁慈行为都无法与其罪恶记录相匹敌。君主们视天下为私产，同时也就陷入了极度的忧惧。单是这一点，就注定他们会要经常性地犯错。相应的，民主社会则推崇“法治”。一个法治政府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发生的概率要比人治政府小得多，而且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正是法治社会优于人治社会的根源。到目前为止，人世间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个中道理称不上复杂。

对权力的滥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症，所以要十分注重限制权力，监督权力。这种限制和监督与其说是针对权力者本人的意图，不如说是针对其权力的客观效果的。政治圈中总有人不习惯这种限制和监督，甚至认为玷污了他们的好意。实际上，好心办错事的情况屡见不鲜，何况人的德性也有盛衰盈虚呢?

公众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不仅有利于社会，而且也有利于权力者本人，起码有助于缓解他们凉呢?不为别的，就因为权力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东西。这权力，既是他们华丽的外衣，又是其体内强大的荷尔蒙，没有了它，自然就怯于见人，而且全身乏力。

上帝决不会把一切好事都摊在一个人身上。生得炫目，大多死得困难，因为留恋而挣扎；反过来，生得寂寞，倒也死得从容，有一种快要解脱的欣慰。所以个体对权力，用不着过分执著。

口号趣谈　作者：孔庆东

我近年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贵”，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时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扬地宣布：“俺结扎啦!生不了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却是违法。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花钱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在浙江我看到几条十分有趣的标语。在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于是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在党中央旁边，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Xx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呢?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根据的。需要100天完成的，你50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胡适曾经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数”，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

其实，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地，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慎“红”说　作者：屈超耘

古人很讲究慎独。《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把这话翻成现代语，就是一个人独处，没有任何人监督而不做坏事，才算是真正的君子。几千年来，“慎独”二字在中国使用率极高。最著名者当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拿出篇幅讲它，把能否做到慎独提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好不好的高度。

几年前，杂文家陈鲁民写了篇《慎黑》，讲的是人在明处不易做坏事，而一放到暗处就不一样了。他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这一论点。公允讲，他的观点是对的。不过，以我之见，这慎黑和慎独虽然字面不同，实际上两者是同一意思。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便是：慎红。

我这里讲的慎红，不是指红颜色，而是说红火，走红；是说人在走红，红火时，最应该慎对。

人这一生，由于各种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原因，有时会倒霉，吃不开，不顺当；有时却又走红，甚至大紫大红。当你在倒霉、吃不开、不顺当时，或者被人瞧不起，或者被人处处监视，做坏事的可能性就极小极小。而一旦走了红，成了人上人或成了场面上人，情况就会大大变样。这时候，你最容易趾高气扬，最容易放纵自己。特别是到了大红、暴红，手头掌握了一定权力，更往往容易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令出法随，颐指气使。因此，这阵儿，也是最容易做坏事、最容易腐败的时候。

我的上述观点，不是凭空地推断，而是从大量事实中总结得来的。这些年来，落马的大大小小腐败分子实在不算少了，可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大紫大红时走向反面的。成克杰，这个少数民族的农家儿子，在被培养成大学毕业的公务人员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没有任何劣迹。原因是他尚未走红，更谈不上大红；胡长清，这个出身于普通的农家子弟，参加工作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没做任何坏事。原因仍然是他尚未走红，当然更何谈大红。后来，他们一步一步走红了，并踏上高官位于后，可以说是大红大紫了。于是，便一步一步向反面转化，终于成为十恶不赦的大腐败分子。

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个慎红，虽然没错，却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和约束；而在中国当前，缺少的是制度上的安排和监督机制的缺席，道德层面的要求和约束恰恰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我从来认为体制和制度异常重要，不从这方面下工夫，仅仅从道德和自律要求，确实难起作用。但是，在加强体制、制度建设的同时，丝毫不应忽视道德的教育和建设。此二者犹如一架车的两个轮子，只有一个是难以行走的，双轮滚动才能一往无前。这里还须特别强调，再好的体制和制度，最终都要靠人去执行、贯彻。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最好的经文，歪嘴和尚都会把它念得走样的。因此，我们在抓体制、制度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和思想建设，时时刻刻使那些走红的人懂得慎红的道理，使他们自觉地在走红时加强自律。

我愿向一切在各种岗位、各个领域的走红者，不管是特红、大红、中红、小红们呼吁：慎红、慎红。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慎红可使你愈来愈红；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慎红可使你保持节操。千万不要在走红时放纵自己、得意忘形，以免将来唱红的挽歌。在这儿，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刘方仁这些当年红极一时的花一个一个地凋谢，就是走红者的前“车”之鉴。

知耻总比无耻好　作者：邱贵平

张仁武是妻子心目中的好丈夫，女儿眼中的好爸爸，邻居和工友们众口一词的好人。因为酒后和工友开玩笑打赌嫖娼，这个模范男人鬼使神差嫖了一回娼，然后“畏罪自杀”《据6月29日《重庆晚报》)。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查看了新浪网友的留言，不出我所料，十有八九都讥笑他傻!有位网友一连用了四个“悲”字来表达自己的不屑：悲他的蠢!悲他的傻!悲他的无知!悲他的无情!尽管我并不赞同张仁武“畏罪”自杀的极端方式(他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向妻子负荆请罪)，心里却十分敬佩他的忏悔意识和羞耻之心。表面看来，人类发展到今天，似乎越来越文明了，但这种文明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上，就某种程度而言，正如人类越来越贪婪一样，人类也越来越无耻，无耻到根本不把嫖娼当作一回事，甚至以能嫖和多嫖为荣，在某些人眼里，嫖娼已经像吃饭睡觉一样随便，妻子不知道最好，知道了也无所谓，大不了离婚。如果说张仁武向妻子坦白交代傻得够呛，那么“畏罪”自杀则愚蠢透顶。

平心而论，张仁武确实有些傻和蠢，他的傻和蠢主要体现在打赌嫖娼上。打赌是一种江湖习气和社会恶习，虽然也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但并非君予之为，和诚信也是两个概念，因为打赌“赌”得都是不正当不健康的行为，比如赌酒赌蛮乃至赌命。虽然张仁武嫖娼的前提是打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嫖娼而嫖娼，但他的行为依然无耻。张仁武的可贵和可爱之处在于嫖娼之后向妻子坦白交代，如果他没有深厚的忏悔意识和羞耻之心，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一些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挖苦张仁武，除了落井下石的民族劣根性，恰恰说明他们毫无忏悔意识和羞耻之心!荚国作家托马斯说得好：“除非我信仰，否则我决非不相信!”对于缺乏忏悔意识和羞耻之心的人而言，张仁武“畏罪”自杀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不可能理解他内心的痛苦，也不相信他有那么“高尚”，视他为傻瓜，是他们的本能和必然!

人难免犯错，人也难免无耻，重要的是知错必改知耻后勇，知耻总比无耻好。尽管张仁武死得过于草率，死得有些不负责任，但他的死是有一定分量的，不重于泰山，也决不轻于鸿毛，否则他的葬礼就不会办得那么“隆重”。对于那些死要面子决不忏悔毫无羞耻的人而言，张仁武的死对他们是一种讽刺。

双重标准　作者：车走植

吴也跟王五说：“我有一个发现：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若社会太平、民殷国富，那么‘忠君’的思想就占主流，‘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就成了人们的主流信条；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么为‘忠’的观念就会受到挑战，相反，‘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做法就会成为普遍规则。这两套理论看似相悖，其实是很完整地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中的。”

王五说；“要我看，中国的传统丈化一直就存在着模糊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它所强调的各种道德原则，说的时候都崇高得不得了，可到了真正需要实践的时候，就往往落实不了。所以就发明一种新的‘理论’来对抗或修改权威的道德标准。”吴也说：“你是说，中国人在道德上实行双重标准?”

王五说：“差不多。例如，有人来游说一个下属背叛他的上司，如果他不愿意，他就会拿出‘忠臣不事二主’来显示自己如何如何‘忠’；如果他愿意背叛旧主转投新主，他又可以拿‘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来作自己的‘理论依据’，以显示自己如何如何‘良’。最后，整个过程就全凭当事人的权衡了。权衡的结果，便是只重利害，不计是非了。中国人的原则性不强，我估计就与这双重标准有关。”

忠诚可畏　作者：陈大超

近日读到王蒙一篇谈他养猫的新作：“老王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有点缺乏教养，大便极臭，小便随地，偷吃鱼腥，抓坏沙发等。”而且怎么“教育”、惩罚都没用，于是“老王不得不狠下心来，决定吊销猫的居留权，将其驱逐出境。他把它放在超市的购物袋中，骑自行车3公里，抛之于郊区。一周后，猫回来了。再驱逐，骑自行车26公里，抵远郊山区，抛之。一月后，猫回来了。第三次，干脆托人将猫带到天津，出了本市界上百公里。老王遥祝坏猫自由的新生活万事顺遂。三个月后，猫又回来了。老王惧。”

同样是面对这种“忠诚”，王蒙不是喜而是“惧”。也就是说，在王蒙看来，这种认准一个主人就死心塌地永不变心的忠诚，绝对不是什么值得人高兴和感动的好事情，而是让人可怕的值得人好好对待的坏事情。王蒙写文章，一向是有深意在的。他写这篇短文，当然也有深意在。——他表面上说的是忠诚的猫可惧，影射的却是忠诚的人可惧。

忠诚的人为什么可惧呢?因为忠诚的人，也跟忠诚的猫狗一样，是只认准了某一个人来忠诚的，是只对他忠诚的那一个人死心塌地永不变心的，而对于不需要忠诚的人，他则是仗势欺人，一肚子坏水，什么事都是做得出来的。就像王蒙养的猫，它不需要忠诚沙发，它就可以把沙发抓坏。“我们单位的那个坏蛋，狗杂种只把局长当人，一天到晚只是怎么变着法儿把局长哄好，对于其他的人，他哪个都不放在眼里，因为他只忠诚局长一个人，局长也特别看重他，因此很多想求局长办事的人，还得首先跟他进贡说好话，他不知道收了多少人的礼!而且他还敢巧立名目瞎报账，单位里的钱，大把大把的都被他塞到自己的荷包里去了!其实他除了会讨局长喜欢，别的狗屁本事都没有!大家都在背后把他叫作奴才!”我的一位在某局机关工作的朋友，曾经跟我这样说到他们单位的一个人。

像这种认准了一个“主子”来忠减，然后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人，他们的为害当然就比王蒙家的猫大无数倍了。王蒙家的猫敢随地小便，他们就敢骑在不需要自己忠诚的人的头上拉屎撒尿，自然也敢给人扣屎盆子!王蒙家的猫敢偷吃龟腥，他们就敢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历史上那些恶贯满盈犯下弥天大罪的太监和奸臣，都是只认准皇帝一·个主子来忠诚的——在皇帝眼里，这些人不知多么可亲和可爱，但在那些被欺压被迫害被勒索被搜刮的人眼里，这些人不知多么可恨和可怕!

一个人，如果他忠诚的是宪法是事业(当然是正义的事业)，那他的忠诚一点都没错，但如果他是五条件地忠诚于某一个“主子”呢?那么十有八九，他的忠诚是有问题的，他也会比王蒙家的猫坏无数倍!

“三种话”　作者：郭振亚

柯云路在其新书《温情马俊仁》中披露，马俊仁说，人活在世上，要讲三种话，第一种是大面上的话，有真有假，这种话可以在人多的时候公开讲，如果你出了名，还会在电视、报纸上讲；第二种是私下话，那也有真有假，其中还有很多生气的话，随便说过就过；第三种是心里话，这种话，有的可能憋在肚里一辈子。

马俊仁是体育界的大名人，他的这段话可谓名言，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具有普遍性。我们每个人，可以沉思一下，你在领导、同事、朋友、父母、妻子、子女面前或背后，是否分别说过这三种话?反正我说的次数不少。

这些年，由于加大了反腐力度，大小贪官纷纷落网。这些鼠辈都是“两面人”，他们对这“三种话”，更是烂熟于心，运用得炉火纯青。在他们春风得意之际，面对麦克风，他会大讲“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要让腐败分子没有立足之地，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可谓“大面上的话”。而当那些跑官买官者，把一万两万甚至10万20万元的人民币悄悄送到他的家里，请他“笑纳”时，他会说，拿走拿走，这样做不好。如果不拿走，我可要生气啦。这是“私下话”。当行贿者留下“孔方兄”离开后，这位官员会笑眯眯地打开“大信封”，认真把钱数上一遍，心里会说，这一万元就想买个肥缺?没门!或者说，这个同志出手大方，我不会辜负这20万元的。这应该是“心里话”了，“可能憋在肚里一辈子”。

当他“东窗事发”后，面对纪委或检察官，又会侃侃而谈，我没有禁得住金钱的诱惑，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结果。这是“大面上的话”，可以发在报刊上。当他回到看守所的“号房”里后，会对狱友们说，某某某是个软骨头，想不到反贪局一找他谈话，攻守同盟立即土崩瓦解。这小子把我害苦了。多少贪官没出事，偏偏我出了事，这是我的运气不好啊!这应该是“私下话”吧。还有200万赃款，只要行贿者不说，我也会守口如瓶装糊涂，让它成为一笔说不明来源的财产。因为“说不明”要比“说得明”判刑轻，这可能也是“心里话”。

这“三种话”，正直的人会使用，心术不正的人也会使用，甚至比正直的人运用得更巧妙。正直人说是为了贯彻政策需要，或者是为了某种礼仪，他们是光明磊落的，是讲究策略的。而那些心术不正的邪恶之徒，是为了骗人上当，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是“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对这种人，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以免上当，并给以揭穿，使其丑恶的伎俩永远不能得逞。

数字的无奈　作者：王春瑜

提到数字，我有时甚感无奈。回首往事，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病了一场，拉下算术课，从此就跟不上，直至中学时代，数学成绩虽然还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吃“红蛋”的地步，但离60分总是“隔三差五”。“鸡兔同笼”那样的算题，对我来说，并不比解开“1+2：3”容易。好在我现在的职业是笔耕，无需与复杂的数字打交道，真是幸何如也。

但不幸的是，倘翻翻中国历史，就会令人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不仅使当时的中央王朝、社会无奈，也使今天的史学家头痛。例如；明朝开国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查一下明中叶的田亩数字，反而比大乱之后，到处是荒地的明初少多了，岂非咄咄怪事；清王朝铲除了明王朝的种种积弊，出现了封建社会中少见的“康雍乾盛世”，但查一下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反而比战乱后地广人稀的清初少了很多，怎不教人感到纳闷!

当然，这些数字是虚假的，绝对靠不住，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此处不枝蔓，参阅专史可也。不过，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大小衙门竞相捣鬼，弄虚作假所致也。与官府勾结的富民阶层，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翻这些陈年旧账，不禁让人的心情一下子“晴转阴”。但更让人沉重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此类数字的无奈，今人又何尝少见?

走笔至此，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位学生，任某县卫生学校校长。县卫生局部署在全县开展灭鼠周，一周后，上报灭鼠数字。结果，该校发动师生向老鼠宣战，毙鼠七只。如实报告卫生局长后，局座不悦，说：“怎么这么少，就上报七十只吧。”校长听后刚说“这个……”局长立刻训斥道：“你的书呆子病又犯了，怎么就改不了呢?!”显然，在这位局长的眼睛里，实事求是即“书呆子病”，弄虚作假倒成了天经地义。应当说，像这位局长如此是非颠倒、思维错位者，大有人在。笔者最近应邀去江苏参观访问，在一次镇政府的饭桌上，一位副镇长兼镇办企业董事长，三杯酒下肚，掏出真心话曰：“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企业上报给国家的产值数字，水分比今年的洪灾还要大!”举座大笑。这虽然有点类似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但这位基层干部、企业家，绝对不是诗人，他对上报数字的虚假，是有深切体会的，故能洞烛幽微，道破天机。

这些虚假数字，又可分为两大类：报喜；报忧。就报喜而论，小到前述的灭鼠，大到一个企业、一个县、一个市的年产值及利税总数，多报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逾亿的，根本是剩菜一碟，毫不新鲜。有关领导未必就不知道其中有假，但多年来逐级吃“空心汤团”吃惯了，谁想吃“实心”的，反而被视为古怪，遭到卫生局长式的训斥。某县级市市委第一把手，原任地级市财政局长，深知经济数字实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出任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后，下令在全市乡、镇、企业核查产值，结果查出二亿多纯属空穴来风，遂如实秉告上级，而上级的第一把手反而说：“数字我们早已上报省委。如果全市各县都像你这样核查，我们如何向省委交待?”这位县级市委书记也就只好继续跟着上级“捏鼻头做梦——困扁头”。

报喜夸大数字，无非邀功升官。但升上去了，却难逃民之口诛。这次在南方，我就听到不少民谣，如：“某某书记穷叮当，穿着短裤奔小康。”“某某书记身价涨，得了几个牛皮奖，混上一个副市长。”真是一针见血，严于斧钺。

报喜如此，报忧又何尝没有水分?有的扶贫处，其实并不太穷，关键在于该地领导年年在上报数字上哭穷，从而享受中央、省有关部门给的种种优惠。近日有位新闻界的文友告诉我，他在南方某遭洪灾县采访，亲耳听到县委书记批评农业局长：“你怎么能报我县夏收增产百分之八?报百分之三就够多了!如实秉报增产数字，我们遭灾的乡，就得不到上面拨款，这点你都不懂?”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列举。

最近国内出版了英国学者写的《数字化犯罪》一书，讲用计算机犯罪的事实及法律保护。用计算机犯罪的数字毕竟是有形的，一旦查出，一清二楚。而那些在幕后捣鼓出来的虚假数字，局外人根本难窥究竟。倘有精通经济学、政治学的学者，透过种种数字的无奈，写出一部《无奈的数字》，其功德当不在《数字化犯罪》之下。贤者识大，一试如何?

未庄评职称的风波　作者：王春瑜

人海风波千丈，世相无奇不有。

话说未庄自从邻村九斤老太的相公七斤闹了一场辫子风波，流风所及，庄上也曾骚动了一阵。赵太爷、钱太爷曾经把他们的比老鼠尾巴粗不了多少而且黄兮兮的辫子，盘到头顶上，但很快又放下，辫子复位后，倒也太平了几时。但不出一月，赵太爷的公子茂才先生因事进城，回到庄上后，板着面孔，俨然像块咸肉。他长叹一声，对赵老太爷说：“听白举人说，大清亡后，确实不会再有科举考试，我这个秀才再也不吃香了。”赵太爷闻之，连呼：“天丧我也，如之奈何!”说话间，正好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来访，闻得此事，不禁哈哈大笑，说：“什么举人、秀才，皆落伍矣，不合潮流。现在既已鼎革，便应咸与维新。国外讲究职称，譬如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助研、研究实习员；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等等。有此头衔，处处受人尊崇。我看我们未庄可为天下先，立即筹建学术委员会。”赵太爷听不明白，忙皱着眉头问：“什么学术?是学歧黄术，还是学炼丹术、魔术?”假洋鬼子连连摆手，说：“No!No!学术是学而有术之意。有大学问，并且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进入学术委员会，有了学术委员会，便可评定职称了。”赵太爷父子，均点头称是，拍掌叫好。说办就办，他们精心策划后，派赵白眼四处联络，特邀白举人任未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赵太爷任主任，假洋鬼子任副主任，并特邀鲁镇成天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和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居然知道黄忠表字汉升以及马超表字孟起的《三国志》专家赵七爷等人，担任委员。接着，又让赵白眼拿着一摞揭帖——类似大革文化命年头的大字报——在四乡八镇张贴，凡学而有术者，皆可申请评定职称。国人传统的特长之一，便是起哄。不少人还不明白职称是怎么回事，便纷纷提出申请。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将名单略一过目，都不约而同地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遂将大部分申请表扔到墙角。

第一次学术委员会如期举行。白举人摆谱，不肯到场，也只好由他。首先是评定在座诸委员职称，18人，只要过三分之二票，即得12票，就算通过；各人可投自己的票。结果16人顺利通过，成了教授，皆大欢喜，只有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均各得5票，自然不能通过。何故?原来，此二人平素互相瞧不起，假洋鬼子一贯攻击赵秀才是“秀个卵脬才个屁，纯属瞎混，连A、B、C、D都不认识!”赵秀才则常常散布假洋鬼子不学无术，把唐人张继《枫桥夜泊》诗的头一句念成“月落鸟啼霜满天”，连乌鸦和鸟都分不清，还污蔑孔夫子所以又称孔二先生，是因为他有两个球。是可忍，孰不可忍!学术委员会的多数人，都觉得这二位讨人嫌，故不肯投票。但赵太爷既是主任委员，见儿予落榜，岂甘罢休?遂提议对赵秀才、假洋鬼子重新投票。不料连投四次，仍各得5票。假洋鬼子大怒，说：“算了!不必再投了!我不会打篮球，但在绍兴学堂的球场上，投了四次，也投中一个。现在诸位连投四次，却一个未中，真是活见鬼了!我也不在乎。我不但是东洋学士，还是英国克莱顿大学、美国乌托邦大学硕士，最近爪哇国还邀请我去讲老予的《发昏章》呢!”最后，还是鲁四老爷咳了一声，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我提议委屈一下两位大名家，先当副教授，不必再投票了。”众人都说好，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不料此波刚平，一波又起，静修庵的老尼姑，申请讲师，小尼姑申请助教。讨论时，鲁四老爷多次发言，说老尼、小尼的经都念得极好，其音胜似丝竹，穿云裂石，连狗听了都竖起耳朵，一动不动。赵太爷也一再首肯，并说：“据可靠消息，老尼已被内定‘未庄阿弥陀佛协会’会长，没有职称说不过去。”但众人都反对，说：“闻所未闻，成何体统!”不料赵太爷顿时大怒，猛拍台予说：“我说她行，她就行!”众人见赵太爷认了真，觉得还不如白送人情，于是老尼、小尼皆如愿以偿。看官定然纳闷：鲁四老爷、赵太爷为何为老尼、小尼大声疾呼?原来二位老前辈儿时曾缔结金兰，有八拜之交，而老尼年轻时花容月貌，与鲁四老爷有染，并暗结珠胎，偷偷生下后代，长大了，也就成了小尼姑，评委皆本乡本土之人，对此风流掌战，岂能不知?故开始均想刁难。

会议休息时，阿Q兴冲冲地闯进大门，糊里糊涂地说：“我也想秤一秤。”假洋鬼子大怒，立即用文明棍在阿Q的头上开了两朵花，喝道：“滚!”这小子吓得抱头鼠窜，走出一里地，回头见无人追来，才停下脚步，定了定神，愤愤地说，“奶奶的，儿子打老子!你们算什么东西?我爷爷比你们神气多了，土谷祠就是他老人家打的谱，施的工!”边走边骂，恨声不绝。

未庄评职称的消息，传进九斤老太的耳朵，老太太震惊不已，说：“评贱称?这是什么话!贱就是贼，难道要改称贼相公、老伯伯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正是：

职称评定乱如麻，评出多少大笑话?

教授讲师满街走，今日风波仍如昨。

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　作者：王春瑜

近日承蒙江苏企业家孙锡俊董事长的雅意，邀我去连云港畅游花果山。这可谓圆了我的少年梦。读小学时，我就看过《西游记》，对孙猴子的乐土花果山，向往之至。家乡建湖县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地势洼如锅底，故秋高气爽时，偶而能见到很远的花果山山顶；当然，只是一点朦胧的山影罢了。遥望花果山，在我的童心中，惆怅之余，更平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花果山是东海边蜿蜒起伏的云台山的一个部分，山高不足千米，但在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上，堪称是“绝壁千仞”了。令我惊异的是，当我们的小车沿着盘山路直趋山顶后，在蓝天白云下，海风吹拂中，却见到一只孤零零的猴子，蹲在巨石上，垂头不语，一脸的无奈。游人走近它，立刻龇牙咧嘴，似乎发出不容侵犯的警告。但当游人把面包、香蕉之类食物扔在它的面前，它立刻变得和颜悦色，一边用餐，一边瞧着游人。吃罢食物，它在山上漫不经心地走着，慢腾腾地，很像一个一身疲惫、一脸倦容、很不得意、满腹心思的天涯游子，“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还令我纳闷的是，它走来走去，仅在山顶独徘徊，决不下山，而山腰上就有它的几十只同类，在享用饲养员给它们的美味，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更有山果甜又甜，不知猴年是何年，真是其乐也融融。这只猴为什么要离群索居，成了花果山上的独行客，而且不敢下山，到猴窝里探望“父老乡亲”?请教导游小姐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1998年4月，山腰猴王国里举行猴王争夺战。此猴身材高大，体魄雄健，而对手比它矮小，它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夺得猴王宝座，但它却在撕打时，做小动作，弄虚作假，破坏了猴规，激起群猴公愤，对它群起而攻之，将它的鼻子也咬掉了一块。从此它被群猴驱逐出境，而且不准靠近猴王国，于是这只“政治品质”很差的猴子，只好丢掉猴王国的户口，自我放逐到山顶，成了没人管的野猴、孤独的流浪汉。想不到猴王国与人类社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众所周知，二十多年前，美国的“水门事件”，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此公违犯了政治游戏的规则，触犯了宪法，为国人所不齿，一度人们都不愿做他的邻居。而花果山上的猴群，对“猴门事件”的处理，比人类可厉害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毕竟是猴子嘛。

我特地赶到山腰，去看猴王。它果然比“猴门事件”的肇事者要小一号，神情呆板，毫无英武之气。游人掷下食物，它独自享用着，其他猴子虽然似乎馋涎欲滴，却只能远远地干瞪眼。这就是当猴群第一把手的好处。无怪乎每次争夺猴王宝座时，要争得死去活来。不过，我对眼前这个看来相当平庸、然而倒是严守猴规的猴王，实在没有好感。猴无英雄，遂使庸猴成名而已。比起当年在花果山上竖起“齐天大圣”长幡、英雄盖世的孙大圣来，而今的猴王太不足道也。

北雁南飞，秋已深矣。转眼间，严冬将至。花果山顶那只咎由自取的猴子，如何度过寒冬?现在它靠野果、游人赠的食品度日，夜宿草丛。我担心它难以熬过漫长的冬天。这里，寄话连云港的园林及旅游部门，“不以成败论英雄”，请关心一下这只猴子的生存权如何?千万别让它饿死、冻死在花果山上。需知，保护好这只“猴门事件”的“反面教员”，给游人的启示，比看普通猴子喧闹、起哄耐人寻味多了!

尊严与尺度　作者：裴毅然

必须承认：敢于自我尊重乃是中外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一条精神尺度。如何评价这份十分接近个人主义的自我尊重，实际上联系着如何从整体上评价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一点上，必须十分小心。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个人主义就渐渐沦为万恶之源，个人欲望须遮颜过街，个人必须归于“阶级”、“国家”、“人民”、“集体”等共名之下。就是丁玲、郭小川这样大红大紫的革命作家，也被斥为“个人主义”，躲在残荷败叶下瑟瑟发抖。

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只有当个人得到尊重，个体价值得到肯定，自由的旗帜才能真正飘扬，社会才能获得发展，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桀骜不驯的王亚南被誉为有野马精神。1946年，他就室号“野马轩”与一位学生谈道：“每滴海水越是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自由地活动，大海才能成为威力无比的整体，每个人越是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想也就越是临近。你应该知道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定义(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结成的公社)。”

钱钟书、季羡林从不过访别人。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钱钟书，他要到友人弥留时才去医院看望一下，以尽青年时代的交情。钱钟书还有一则经典段子：某权威人士年初二上门拜年，说了声春节好便要进门，钱先生只露一条门缝：“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硬将人家堵在门外。至于江青点名要钱钟书赴国宴，钱先生依然拒绝，且不以身体不好相推托，更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增添了经典话题。黄永玉与钱钟书住处相距不过200米，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20多年间也只探访过一两次，家乡送来春茶或春笋，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就走人。

张爱玲也从不愿与权势熏天的人物为伍。喜静贵独，不仅可保持一份清静与独立，更是对生命与时间的一份珍惜。与其神聊飞扯浪费时间，还不如默默耕读有助增进。而且，对于达到一定境界的学者来说，与人交流思想其实是很困难的，“他人即地狱”。对此，他们一般都知难而退。余英时回忆其师钱穆：“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金庸的《明报》为实力派作家开专栏，使一些作者成名，然稿酬相对较低，作家亦舒要求增酬，金庸拒绝了。于是，亦舒在专栏里撰文骂金庸。金庸看了笑笑：“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一点不加。”而对那些闭口不提加稿费的，到年底反而会加一点。金庸气度不可谓不大，但也表现出性格中好强矜持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曾多次辗转托人请陈寅恪写唐太宗传，意思是以唐太宗自比，让陈寅恪借着写唐太宗而吹捧他蒋介石。陈寅恪表示坚决不写。

季羡林谈到与老同学胡乔木关系时有两段心理自剖：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

留英法学博士王世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到台湾后又任“总统府秘书长”，深陷政海，但他1981年90高龄逝世时，遗嘱墓碑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表明他最看重的还是1929-1933年担任的这一公职。

“维护尊严”　作者：游宇明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要面子的，这面子，说得雅一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尊严。一个人想活得有尊严些绝对是件好事，起码它可以使我们在做人处事时有所顾忌，让人性更加纯粹。不过，对什么是尊严、一个人应该如何呵护自己的尊严，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得那么透彻。

最近读到裴毅然先生发表在《今晚报》上的一篇题为《尊严与尺度》的文章，就觉得有些话要说。裴先生在讲到知识分子应该敢于自我尊重时，举了季羡林先生的经历做例予。为了准确地表述，请允许我引用原文：“季羡林谈到与老同学胡乔木关系时有两段心理自剖：‘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

我对季羡林先生的人品非常尊敬，也理解老人不愿被人指责为攀附权贵的心理，但裴毅然把季先生的行为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尊严联系在一起，却有点莫名其妙。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尊严是要在别人有所冒犯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的，比如“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公开宣布与日本同学、朋友绝交，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尊严；再比如当外国女老板强逼中国工人下跪，孙天帅愤然辞职，体现了一个务工者的尊严……而胡乔木对手羡林尊重有加，给人的印象是此君特够“哥们儿”，对这样的人保持距离，恐怕跟维持尊严不搭界吧?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与官员的关系都是一个话题。一方面，知识分子崇官、慕官，当官历来被认为是人生所有成功里最大的成功，这从古代科举取仕的热闹与现在报考公务员的踊跃就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官员与知识分子 (在古代称为“士”)在价值取向上的不谐，又无时不在提醒“士”们不可与官走得太近，因此在官面前，“士”常常表现出某种清高。对这种清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完全否定，也不可一味美化。

尊严的底色永远是对人生基本价值观的坚守，而不是对某一特定职业的疏离。官也好，民也罢，都值得我们一样走近。当然，官要让老百姓无所顾忌地走近自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拿架子，有一颗平常心。

蔡元培的目光与措施　作者：李恩柱

北京大学有今日，与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谈起“兼容并包”或说“兼收并蓄”原则，已是世人尽知，在上个世纪早期，则是绝无仅有的事物。沈尹默回忆蔡元培时曾说：“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他又说，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可见蔡元培先生容纳百家的宽阔胸怀与他的深远目光有必然的联系。

1916年底(有人说是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演讲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观，从观念上摆脱了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如果没有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深刻了解，没有对西学的真实感受，只会空具貌似远大的目光，决然实行不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精英人物能够集聚在北京大学，是新的办学方针产生的结果。同时，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也能在北大任教，亦是“兼容并包”原则照耀下行进的人物。辜氏的“怪”是出了名的，蓄发梳辫，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张口子曰诗云。而刘氏，拥袁失败后留滞天津，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因病不能高声演讲，只好以向学生散发讲义的方式授课，所编讲义颇受学生欢迎。在这里，知识分子获得了广阔的精神空间。“林蔡之争”时，蔡元培先生在答林琴南的信中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正是具有了宏大的目光，才敞开了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爱”这个字眼儿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相当复杂，表现方式和目的如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丝线，让人看不清楚。比如这一个行为你说是“爱”的表现，我则可能把它划入“恨”的范围之内。你说那一种是“爱”，我却可以举出一大堆证据指为“恨”。历史上好多事情至今说不清楚，与这种复杂性有很大关系。蔡元培的行为虽不至于被人理解偏了，别人要学习着用于实际生活中，怕也不怎么容易。因为他的这种博大胸怀不是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基于自身具有的学识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的目光，不是故作深邃状，而是丰厚的知识锻造的。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开明的思想，批判的思维和强大的创造力。“爱”不是那种浅薄、狭隘的“小爱”，而是创造了以“兼容并包”等为核心的“大爱”，这种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是非常需要的。在学术上每一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社会要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索，从而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如此，才会放开眼光，吸收世界各种文化先进的部分，最终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衰。

王国维的弹劾　作者：王　晖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每读《人间词话》至此，总不禁莞尔。

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是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玄决疑，竭力为龚、顾辨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孟论之出便于世间偃声息语。

后人论龚自珍性格诗文，惯采其常用一词晶题：“剑气箫心”。“剑气”，指狂侠之气；“箫心”，指怨抑之心。就是说龚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纵议国家兴亡之计；一方面选色谈空，以风怀与禅悦自娱。检索《龚自珍全集》，能体现“剑气”的论、议、表、启、笺等篇章和诗词固然不少，但稍加推敲，便发现不过是漂亮词句包裹的一堆空话而已，那是传统书生勃抒胸臆、慷慨论政的续响遗韵，大可不必过于当真。倒是咂品那些饱蓄“箫心”的诗词文赋，并证之以时人录记的龚平素言谈举止，还真让人想见这位艳骨奇情、独立无俦的诗杰风姿。

和勇开风气的龚自珍一样，王国维也是一位领异标新的英才；但与龚的贡献主要在文学创作上不同，王的主要业绩则体现于学术研究中：他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但于人生态度上看，他还是以汉代班固《白虎通德论》中所说的“三纲六纪”为行动指南，而没有选尼采的“上帝死了”作人生格言。正是思想深处固守传统主义，满清被推翻十多年后，他仍应逊帝溥仪之召，充任“南书房行走”，至死以前清孤忠遗老自命，成为革命者一再诟病的话柄。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王国维有一则逸事，研究者大多未予关注，却极能反映其立身处世之风范。在其弃世前数日，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他书写了唐末韩惺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明了王国维是这样一位事事顶真的粹然儒者，也就不难理解狂放的龚自珍在他眼中是多么离经叛道了。

在前几年曾鼓噪全球传媒的“拉链门事件”中，起诉克林顿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和克林顿年龄相同，人生经历相仿，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却迥然相异。斯塔尔凡事坚持深层道德传统观念，为了弹劾克林顿“这个不道德的人”，竟然花费纳税人四千余万美元，搜集整理了约3000页克林顿性丑闻调查报告和包括莱温斯基着过、上染克氏精液的一条海军蓝色长裙在内的17箱物证，将“现任总统”克林顿“砸”得灰头土脸，好生狼狈。

王国维不是独立检察官，他寻不出染了龚自珍精液的那条锦瑟佳人的“海军蓝色长裙”作法庭物证，也无法提请国会弹劾龚自珍，于是，只有将自己的弹劾之举放在《人间词话》中去实施了。

两条人腿（外五则）　作者：陈　章

一个人，捡到宝玉，献给国王。国王不识货，说他以劣石欺君，斩掉他一条腿。国王死后，太子登基，这个人又去献玉，新国王还是不识货，又斩掉他另一条腿。但他还无怨无悔地等待能将宝玉献给皇上那一天的到来……该典故是为“卞和献玉”。有人从中看到怀才不遇，有人看到忠君。我看到的，则是两条血淋淋的人腿和某种“优秀传统文化”。

“歌德”与“缺德”

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诗作于天宝十四年冬(公元755年)。一千多年来从没有人说公元756年的“安史之乱”是杜甫这首“缺德”诗引发的。而柳永一阙粉饰太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望海潮》却惹得金主完颜亮“遂起南下之意”。之后，北宋“靖康之变”。历史证明：危害国家安全的是“歌德”作品。

人与鸡

报载：一位大学生因丢失身份证等证件，找当地警察求助，结果被送进收容站，几经转送，受尽折磨，待家人领出时已是奄奄一息。由此我想起机械化养鸡场“培育”出来的鸡，一笼笼被送去宰杀时，偶尔掉出一只，这只鸡根本不会像野鸡一样拼命飞逃，而是主动跳回笼里……

30万与1000万

先生说书：“曹操70万兵马下江南……”

一豆腐小贩纠正说：“不对，是100万。”

“70万!”

“100万!”

另一听众劝道：“别吵了，豆腐被鸡啄光啦。”

小贩说：“事关30万人，一方豆腐算什么?”

以上是民间故事，我看后置之一笑。

近日读书，一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一说 4000万，我为这1000万同胞一哭。

杀人文化

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性文化，痞子文化，青楼文化，厕所文化，汽车文化……方今中国，只剩一种文化没人研究：杀人文化；赵氏孤儿向屠岸，贾复仇时唱道：“他把我一家戮，我将他九族屠……”若又逃掉一个屠氏孤儿，二十年后，说不定……想想真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健康第二

敝人下乡时因工伤落下一点残疾，深感“健康二字值千金”。回城二十多年来每为人撰写春联，横批总写“健康第一”。最近在报上得知：山西岚县身体十分健壮的青年农民李绿松，因告发贪官被割掉一截舌头，也变成残疾人。顿悟：人生在世，健康第二。

求实随感录　作者：苏连硕

千篇一律的“寄语”

世纪之交，电视、广播、报纸办所辖区县专版，文图并茂，介绍近些半特别是所主管领导执政这几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间总免不了在版面显赫位置刊登该地党政“一把手”的“寄语”文章并照片，也可谓文图并茂。

粗略观之，便可发现共同的特点，每篇文章均如“八股”般起承转合，大体可分三段：已取得伟大而辉煌成就；未来蓝图、远景；开头结尾的正确领导与决心。

不管是十个，还是二十个，皆如法炮制，如出一辙。各地的秘书好像统一好了思想，商量好了格式，甚至有些句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变批评为表扬

旷野晨练，曾与一乡镇“一把手”私谈：听说“学习”搞得轰轰烈烈，请问：“你们上来也敢给县里的‘一把手’提点意见么?”对曰：“提。”“具体内容呢?”“您可得千万注意身体呀!”

有的人死了

搞形式主义、假大空、乱摊派、制造冤假错案横行霸道的某官“踹腿”，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模仿臧克家《有的人》诗句，传诵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早就该死!”

有任有免

某乡镇正副几把手喝完酒闲聊天，席间，正手将最近民间流传着的关于县里一把手的顺口溜儿说了几句。没想到，事后副手将这件事向县里做了汇报，很快，这位说顺口溜儿的正手被免了职，咸了一般职工，而做汇报的那主儿汇报有功，被提拔正职。同时，县里还下了文件，说，某某恶毒攻击县委主要领导。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配合一下

一天去某部门办事，对方态度颇热情，服务细致周到，大出所料。

事情尚未办妥，窗口递出一张表格：“先生，麻烦您给填一下好吗?”

细细一看，是张表扬表格。

见我有点迟疑，窗口里的小姐再次诚恳地说：“先生，耽误您两分钟时间，请配合一下，好吗?”

走出办公大楼，见一巨型横幅高高挂起：“扎实开展全市窗口行业百日大整顿、大竞赛活动!”

不正常

某市拖欠教师工资几成“痼疾”，教职工奔走上访一年多，仍无着落。某日省里一大官视察基层，闻此情况，拍案而起：“极不正常，必须严查!”

第二天一大早，全市教职工如数领到拖欠工资。一时媒体大噪，竟将该官抬至“当代焦裕禄”的高度。

有人说“一年多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领导一到，数小时内全部解决，这正常吗!这才是真的不正常!”

特殊贡献奖

岁末，某重点中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表彰了28名荣获“特殊贡献奖”的老师。

有一年轻教师不解，问一年老教师：“特殊贡献奖?他们有什么特殊贡献奖呀?”

年老教师答曰：咱校不是办了几个“贵族班”吗，“拉”5名以上学生者，老师便可获“特殊贡献奖”，这几位每人都“拉”了10多个学生……

不仅仅是思维

某学者在论述中国老百姓的畸形思维时，引用了下面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位美国公民被法庭认定犯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20年后，发现搞错了，无罪释放后，该公民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结果得到700万美金的赔偿。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位中国农民，被法院认定偷了6头牛并判处三年徒刑，两年后也发现错了，无罪释放后，该农民也跑到法院，但他不是去上告，而是给法院送去一面“为民做主”的锦旗，还当众下跪致谢。

该学者的结论是，中国老百姓思维太落后，到了该改一改的时候了。

另一学者著文曰：其实真正要改的不是老百姓的思维，而是造成这种思维背后的深层原因。

论功行赏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x制药厂又给x医院传来了资助该院部分同志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名单。细阅这份名单，颇堪玩味，只见上面写着：

姓名

职务

目的地 行程 备注

XXX 门诊医生 美国

15天 800

XXX 门诊医生 美国

13天 700

XXX 门诊医生 加拿大 10天 530

XXX 门诊医生 日本

7天 300

我和院长是至交，就问他：“怎么上面没你?”他说：“我不去，我要现的!”

我又问；“这备注下面的800、700、530……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这就是他们去年一年开出去的这家药厂药品的业绩，单位：万元!”

正说着，由另一家制药厂赞助该院医生赴国外进行“学术考察”的名单又从传真机里吐了出来，人员更多，整整四大张纸……

意　外　作者：卜　伟

一、送礼

科员小王想竞选科长，就带着礼品和五千块钱到局长家。在局长家门口，他听到了局长和新调来的会计李小姐在屋内的嬉笑声。他敲门也不妥，回去又不甘心，因此就傻乎乎地站在门口。这时，局长忽然开门，看到了正站在门口的小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王心想，这下完了。可没几天，小王被任命为所在科室的负责人。

二、招聘

大学毕业女生小赵，把简历寄给了二十多家单位都没有回音，她很失落。无聊之中她去拍了一套“写真集”，并挑出几张暴露点的寄给男友。阴错阳差，小赵把本应寄给男友的照片误塞进了简历里，寄给了一家公司。没多久，小赵被这家公司的公关部录用。

关于修路　作者：王　璐

一

群众说：“政府瞎眼了?领导瞎眼了?这条路早就该修了。”这是一条通往山外的必经之路。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坑；小坑能养鱼，大坑能卧驴。这破路，不修就是“脑血栓”、“肠梗阻”。

领导说：“这条路是该修了。当官不为民做事，不如回家抱孩子。”修了这条路，等于立了一块碑，就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不说什么“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要吃喝玩乐回城去，那小车跑起来也顺畅多了。

二

领导说：“修路不是闹着玩的。修路可是一件大事。修路得花一大笔钱。要修，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大手笔，大气魄。”

群众说：“任任领导都在喊，干打雷没雨点。只要政府肯实干，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就是砸锅卖铁的我们大家伙儿都分担着。”

领导说：“有这么好的群众，真的是让人感动，很受鼓舞，信心倍增。天下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三

领导说：“没钱修路还得搞集资，人均20元。修路涉及的房屋建筑和树木等可要无条件地清理，也算是做了一点贡献吧。”

群众说：“没钱修什么路?这分明是搞‘形象工程’增加农民的负担嘛!那房子，是花了钱建的。那树，一棵少说也要二三百呢。想起修路了，怕是想升官了吧?”

四

领导说：“这条路是该修了，也该修了。”

群众说：“几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修不修还不照样一日三餐。”

牢骚先生语录　作者：佚　名

牢骚先生，男，六十有余，据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原是内地某局科室干部。现退休，到南方来发挥余热，自嘲挣点酒钱。而对所见所闻多不平，牢骚满腹，故得此名。

牢骚先生评论厂长：待遇要车子，经济捞票子，上班做样子，见人摆架子，开会念稿子，出门拿筷子，不懂机械图纸怎么看，写报告只会咬笔杆子，此人怎么做了厂长?

牢骚先生评论业务员：舞跳不累，酒喝不醉，领导都对，善于勾兑。

牢骚先生评论现代人才的标准是：左手拿文凭，右手握酒瓶；上面要抹平，下面要踩平；外面养花瓶，家里扶醋瓶；权利要摆子，一碗水端平。

牢骚先生评论文人：文章越写越水，翻书只读短文，长篇只看序言，中篇只看结尾，短篇只看三行，报纸只看标题。写坏人不看材料，评作家不读作品，写企业不用蹲点，写领导不用见面。心中自有套路，只换人名、时间。

牢骚先生评论商人：喝酒吃饭，电话不断，桑拿酒吧，小姐包断。白天昏睡，夜间谈判。

牢骚先生到某五星级酒店出席会议，门卫不让进，原因是穿着不够档次。牢骚先生拿出请柬嘲笑：你够档次，不过替人开门而已。

牢骚先生评论鸭子称谓：老板娘养的叫白相，书面语叫面首，布告上叫姘夫，电视里叫靓仔，农民叫配种猪，他们自称小帅哥。

牢骚先生自我评价：老婆叫我暴君，同事叫我二百五，女人叫我过期货，青年叫我出土人物，领导叫我定时炸弹，手下叫我黄世仁，邻居叫我南霸天，居委会叫我胡汉三，女儿叫我老古板，我自称老同志，朋友说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杂　感　作者：叶景贤

城市里开设了许多“洗头城”、“洗脚城”。进出这里洗头洗脚者，多是大小官员，少有工农百姓。这大概是官员们的头脸手脚，比百姓们的头脸手脚肮脏的缘故。

时至仲夏，北方一个人口大省的某市，百姓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外地来此出差者，迷惑不解，惊问市民：“春节尚远，何以如此欢乐?”市民答曰：“市委书记贪污受贿被逮捕啦。”

史书称：在奴隶社会，奴隶们无不反对奴隶主。如今，为什么有不少人追求当奴隶?一个滋生奴隶的国度，少有真正的人，更无顶天立地的英雄，向权贵展示骨气和勇敢。

在官场，小汽车的牌名，就像军官肩上的两块板——是职衔和地位的表征。于是，大小官员争相购买高级轿车。某县一个科级干部，带小秘乘“桑塔纳”到风景区游玩，在山门被挡驾，不买门票不准进山。后来，他听说乘“奥迪”车的省、厅级干部，只需招呼一声，进山门便不买门票。为了享受这种威风，他采取挪用事业费、少发职工工资等手段，不久，便买一辆“奥迪”，便享受到他所追求的那种“威风”。

一日，我在长途汽车站门外，见一老翁背负重囊，气喘吁吁。于是，扶老之心便油然而生。我急忙走上前去，意欲替老翁负重。老翁见状，怒目相向，厉声责问：“你想干什么?”显然，老翁视我为盗为骗了。我那扶老之心，只好作罢。然而，我望着老翁那艰难负重的背影，无尽悲哀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我想，在一个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当然不会有诚信可言。生活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里，势必人人自危，如临深渊，你能责怪老翁多疑吗?

我居住的城市，没有见过蓝天白云。空气中的烟尘，名列国内前茅。人类仅知珍惜时间，不知爱护空间，是愚蠢的。须知，时间是空间给的。没有了空间，时间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时间，等于没有时间。

83岁的台胞吴天旺，思乡心切，遂回大陆定居。于是，他成了亲属心目中的一块肥肉，谁都想砍一刀，吃一口。发生了外甥偷他的钱，外甥女昧他的钱，堂侄儿“丢”他的钱等一系列丧尽天良的事。时下，金钱成了照妖镜。在金钱面前，人们的丑恶嘴脸展现无遗。

动物寓言　作者：马长山

狮子的愿望

狮子：“先生，如果您把我放了，您知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饲养员：“不知道。你总不会恩将仇报，将我一口吃掉吧?”

狮子：“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我虽然是个畜生，可无情无义的事绝对不干。我会把您锁进笼子里，每天按时给您喂活兔子。”

谁是父亲

狗儿：“妈，问您个问题行吗?”

狗娘：“有事儿赶紧汪汪。”

狗儿：“我已经半岁了，可是您一直不告诉我谁是我父亲。”

狗娘：“这事关我的名誉，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狗儿：“难道您连自己的孩子也信不过吗?”

狗娘：“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可是多一条狗知道这个秘密，就多一分泄露的危险。”

狗儿：“您既然能做出来，为什么就不能说呢?”

狗娘：“孩子，记住，天下的事，有许多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呀！”

都是艺术

马戏团老板从动物园买了一只狮子，他要训练狮子参加马戏演出。

“我不想练了，太麻烦了。”狮子怎么也钻不好铁圈，打起了退堂鼓。

“你如果不练，我就把你送回动物园。”老板威胁狮子。

“那又怎么样，回去就回去。”狮子不以为然地说。

“别忘了，你在这儿的身份是表演艺术家。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你是什么?是个畜生。”老板给狮子讲着道理。

“不对，”狮子反驳道，“饲养员说了，我们在动物园里也是艺术家。”

“也是艺术家?你们在游人面前吃肉、睡觉、交配，运算什么艺术?”老板冷笑道。

“行为艺术。”狮子理直气壮地说。

奇耻大辱

牧羊人：“过来，该给你剪毛了。”

绵羊；“剪掉了毛，我就是赤身裸体，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

牧羊人：“你要是不长毛，就该挨宰了。裸上几个月，换来生存权，还是值得的。过来吧!”

绵羊：“真是奇耻大辱啊!为了苟活于世上，竟然要被人类扒光衣裳。”

牧羊人；“大惊小怪!我们人类为了活着，有时候甘愿把自己的骨头献出来呢！”

不宜歌唱

蚯蚓；“阁下早上好！”

公鸡：“不好。肚子正饿呢！”

蚯蚓：“饱吹饿唱。阁下正好可以引吭高歌呀!”

公鸡：“是啊，我唱完歌了，你成土行孙跑了。我这顿早餐找谁要去?”

蚯蚓；“阁下真的要吃我吗?”

公鸡：“也只有如此了。经验告诉我，在追求的目标到手之前是不能歌唱的!对不住了，兄弟!”

饿虎不食

饿虎：“胖子留步，快些脱去衣服，让我饱餐一顿。”

贪官：“大王饶命。我乃一贪官，有许多钱，你要多少给多少。请手下留情！”

饿虎：“你是贪官?”

贪官：“下官正是。”

饿虎：“我不吃你，快逃命去吧!”

贪官：“下官能否斗胆问上一句，大王为何今日大发慈悲，饶过本官一命?”

饿虎：“我听老辈子说过，贪官虽然肉多，但五脏俱毒，不宜食用。”

管理秘诀

狮子派豹子去管理一个部落。豹子每天勤勤恳恳，早出晚归，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就连一只山羊每天吃几斤草都亲自审批。由于豹子精力有限，经常顾此失彼，惹得部落里的动物怨声载道。

“你这么管事怎么行!”狮子望着憔悴不堪的豹子说。

狮子决定带一带豹子。它找来了老狼、狐狸，当着豹子的面给它们布置了任务，然后就和豹子下起丁棋。

“大王，”豹子不安地问，“狐狸和老狼能管好部落吗?”

“管不好就吃了它们。”狮子微笑着说，“记住，管理无须事必躬亲，而应主要靠逻辑和打手。”

临终遗言

夜深了，村子里漆黑一片，只有鸡舍的一角还有一丝微光。原来是一只大公鸡正在秉烛夜读。

一只狐狸轻轻地溜进了鸡舍的门。它双跟紧盯着埋头苦读的公鸡，嘴里流出了口水。

“再有半分钟，我就可以抓到你了。”狐狸得意地想着，?真是个书呆子，已经死到临头了，还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狐狸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蹭。突然，狐狸“扑”地一声掉进了一个陷阱里。公鸡哈哈大笑了几声。几条大黄狗冲进鸡舍，把垂头丧气的狐狸抓了出来。

“明日午时斩首!”公鸡朝狐狸挥了挥翅膀。

“我……能否给我的家眷留下几句遗言?”狐狸有气无力地问。

“遗言?但留无妨。”公鸡等着狐狸的下文。

“请转告我的妻小，”狐狸流着泪说，“一定当心爱看书的动物！”

马谡的检讨　作者：侯国平

马谡失了街亭，自知罪重，回到汉中后，连夜写了一份检讨，主要内容如下：

一、一不小心失了街亭，深感对不起刘皇叔多年栽培之恩，也对不起孔明丞相的高度信任，更对不起家中的妻子儿女。我让大家失望了，请多多原谅我吧。

二、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七岁时就坚定了跟着刘皇叔闹革命的信念，几十年来，从不动摇。特别是新野县大撤退时，吃不饱，穿不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稀饭，四面都是魏兵，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仍利用行军的间隙，抓紧阅读《刘玄德文集》和《孔明文选》，记下了十几万宇的读书笔记。刘皇叔首夸俺是学习标兵，记了三等功，还给俺披红戴花。

三、参加革命工作后，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有权不谋私，用权不受贿。多次跟随刘皇叔下基层调查研究，从不住星级宾馆，也不喝人头马，吃饭按规定付钱，大家都夸俺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好公仆。

四、丞相这次五出祁山，出其不意攻打魏国，蜀军英勇奋战，节节胜利，一连攻下了祁山北面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为丞相的果断决策和英明指挥拍手叫好。然而，战争不是演小品，说变就变。蜀军的胜利震动了魏国上下，事关魏国兴亡，曹睿决定御驾亲征，到长安督战。同时起用司马懿为平西都督，以右将军张次为先锋，领兵二十万阻止蜀军北伐。司马懿精通兵法，老谋深算，一出兵，就首先攻打街亭。这样，谁去把守街亭，就成了热点、焦点。在这紧要关头，面对重重困难，我临危不惧，积极响应孔明丞相的召唤，第一个报名去守街亭。这种勇挑革命重担，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受到众将士的一致好评。

因为种种原因，街亭没有守住，令人痛心。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政治方向没有错。我始终认为，敢不敢去守街亭，是思想问题，守住守不住是方法问题。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因一时的得失，就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学费总是要交一点嘛。

五、关于签军令状的事。我当时并不想签这东东。考虑到社会上盛行好大喜功，吹牛浮夸，和一些干部签责任状就像演小品的大气候。我想，随大流吧，就签了。主要是给丞相补一下台，支持一下工作。但对军令状的具体条款，我并不了解。现在来看，这是个不合法的合同，其中有霸王条款，很不完整，也缺少人文观念。只写了义务，没规定权利。其中写了失街亭就要掉人头，但是守住街亭又怎么样呢?这没有说，很不公平。应该写上，守住街亭，奖金多少，记几等功，行政级别提高到哪一级。

所以，我奉劝大家，今后再立责任状时，一定要看清楚了再签，最好请个律师。

六、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放松了政治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工作中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所以，守街亭时，对于大将王平的合理化建议，没有引起重视，这主要是法制不健全、言珞不畅通造成的。今后要努力学习，认真倾听群众呼声。

希望大家今后能以我为戒，不屈不挠，团结奋进，争取北伐魏国的更大胜利。

办给领导看有什么不好　作者：邵燕祥

听说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出了一个“公务员版”，竟引起《读书》杂志编辑部编辑们的不满。说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奇怪了，为什么一定要你们知情?如果一份杂志扩版，加大了原编辑部的工作量，那自然要打个招呼；至于另外设一个版，由另外的人来编，干嘛非得通过你们不可?就像另外办一个刊物，得到领导部门的批准就行了，哪项法规规定，除了向上级请示，还要向下级请示?用老话说，这不是“极端民主化”了吗?

我看，不怪编辑部里的编辑们，怪就怪原先几任主编、老总把编辑部的人员“惯”坏了。套用毛主席的话，那叫“书呆子办刊”，“书生气十足”，你们原来的那一套，从编刊的理念，到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早就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了。你到市场化的企业里去看看，就你们几个自命读书人的编辑，哪个老板容得你七嘴八舌，董事会也罢，老板也罢，总之“领导”做了决定的事，你照办去吧，没商量!多嘴?炒你的鱿鱼没商量!谁跟你费话?

再说，《读书》，你们不是说算个“品牌”吗?出个《读书》的公务员版，就是借你们的“品牌”，这是对你们过去工作的肯定，这是给你们脸呀。“同仁堂”比你们的“品牌”老不老?它的无形资产你知道有多少个亿吗?还不是有了“同仁堂这个药业”、“同仁堂那个药业”，也就等于这个版那个版，人家这才是“与时俱进”了嘛。你就抱住一个小小的《读书》，不懂得把蛋糕做大，这不是典型的抱残守缺?

你们不同意办一个《读书·公务员版》，难道你们反对公务员读书吗?你们想叫千百万公务员全都听你们调遣，只读你们的《读书》啊?老实说，你们办的《读书》就是办给少数像你们一样的读书人看的，你去问问，绝大岁数的公务员才不要看呢。公务员要读的书，跟你们要读的书不一样。若是跟你们一个样，不是都变成书呆子脑瓜了吗?一不会做官，二不会赚钱，犯你们的傻去吧你!

《读书·公务员版》就是要办成今天的“干部必读”。我们要有的放矢，这个版要给你们示范，应该找准读者对象，做好读者定位。不但要办好这个版，今后除了教辅读物以外，还要办面向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不同的版；还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办各种版的《读书》，比如“影迷版”，“球迷版”，他们都有读书读报的要求嘛，我们就是要满足各类读者的读书要求，争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证券版”肯定会有读者的，设想《读书·证券版》一办起来，必定有别于一般的证券报，而大大有助于提升广大股民的素质。依此类推，各种“版”的《读书》将形成一个方阵。到那时候，就会让你们这些以保守的观点对待新生事物、对待出版改革的书呆子们，一下子日瞪口呆!

就是“公务员版”，现在已经比你们原有的《读书》联系实际得多，但还要再接再厉，可以在条件成熟时分别办成面向“高级公务员”、“中级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的三种版，不同级别的读者对读书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要好好体会。读者对象的级别提升了，有些内容更专门化了，不宜扩散了，那不要紧，可以办《读书·高级公务员版·内部版》嘛，这有什么稀奇，早在毛泽东时代，《参考资料》就是专供高级干部的内部版嘛，江青一度负责一天两次从上、下午版进一步圈选出来呈送毛泽东过目，这是毛泽东获取国际资讯的主要来源；至于《参考消息》，当时算是供中级干部的内部版吧，后来才办成一般群众也可以读的普及版。

有人批评某些报刊“不是给一般读者看的，是专办给领导看的”，好像这样的报刊就不好似的，莫名其妙!图书也罢，报刊也罢，办给领导看有什么不好?其实，现在办的“公务员版”，还只是办给一般公务员、小领导看的。但上级领导认可，慢慢办出经验来，办出品位来，什么时候能让高级领导也爱看，不管叫什么“版”，那才叫真正的成功。

看来，《读书》杂志原编辑部的人员，还要好好学习，领会，他们的思想状况距离与时俱进的新要求太远了。

官话完全指南手册　作者：东方明珠

有人佩服官话，认为那是水平和境界的外化；有人讨厌官话，以为那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的同义浯；有人当了官不说官话，只说群众喜闻乐见的实在话，被群众视为眼中有群众，心中有事业的好干部；也有人没当官时学说官话，当官以后满嘴官话，除了官活差不多已经不会说话。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说官话更简单的事了!不会说哲学语言，没什么，因为它毕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判断、推理系统，有独特的话语方式，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朋友，到底不容易随口说出来；不会说文学语言也没什么，因为文学要用形象说话，没有一点艺术感觉，没有对人对事的形象把握，硬要文学一下，说出来也难免贻笑大方，给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印象；不会说计算机语言更没什么，对绝大多数朋友来说，计算机是个新玩意儿，又混杂了不少生硬翻译的外来语，一时半会儿不会说也不丢脸。可是你阁下居然连官话都不会说，那就不能怪我无礼，要问你一句你还会干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说官话更容易的事了。一个人不会说各种行当的话都可以原谅，惟独不会说官话是最不可救药的。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你还能做什么呢?

何出此言?因为相对丽言，官话最不需专业背景，最不需感情色彩，最拒绝独到见解，最容易把握规律。不才多年聆听各级官员谆谆教诲，没吃过猪肉总算见过猪跑，愚者千虑，终有一得，对官话居然有三点体会：

一日大。就是尽量把话说大，原本大的自然要说大，原本屁大点的小事也要尽量说大。所谓境界高低，水平高下，见识深浅，认识是否到位，措施是否得力，全看是否能把话说大。比如动员农民多种西瓜，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只要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多种，怎样多种，多到什么程度，政府给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农民能得到什么好处，也就可以了。但按照官话的标准，这样就显不出应有的“大”来，反显出就事论事，事务主义，显出官员没有水平。怎样讲才有水平呢?要说这不仅是种西瓜的小事，而是关系到能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农村工作政策，关系到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关系到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大事情!要从这个高度把握种西瓜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透过西瓜看全局，要在种好西瓜的过程中注意把握“三个结合”，即把种西瓜与种粮食结合起来；与搞好种植业、养殖业结合起来；与理顺农民情绪、共创农村辉煌结合起来——只有这样讲，才像——篇正儿八经的官话，才显得不小家子气。

二曰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然而到了某些官员口中，全面可以变为东拉西扯，面面俱到。表现为官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仅要种好西瓜，也要种好南瓜、冬瓜、哈密瓜，以及一切适合本地种植的各种各样的瓜。不仅要种好各种瓜，还要种好与之相关的各种作物。不仅要种好各种作物，还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各项与之相配套的建设项目。为此，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二要有一条清晰的工作思路；三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四要搞好队伍建设；五要加强党的领导；六要注意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七要思想到位，组织到位，资金到位，措施到位，人力到位；八要点面结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全面地讲话，就是最挑剔的听众恐怕也难以挑出毛病吧。

三曰变。这个“变”，不是辩证法的“辩”，而是变戏法的“变”。某些官员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辩证法演化为庸俗变戏法，貌似辩证实际是车轱辘话循环说，拿空架子吓唬人。比如：既要注意种好西瓜，又要注意种好冬瓜。不要因为种了西瓜而忽略冬瓜，也不能因为种了冬瓜而忽略西瓜。种了西瓜忽略冬瓜，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种了冬瓜忽略西瓜，要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两种错误都会给我们的种瓜事业带来灾难，因而都是万万要不得的。现在不能要，将来也不能要。形势困难的时候不能要，形势好了也不能要。这一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直到人人都清楚，个个都明白。现在看来，形势喜人又逼人，工作好做又难做，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还有大量工作要去做。我们切不可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要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争取一步一个新天地，年年都创新佳绩!

怎么样朋友?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那就对了!这说明你有了官话的感觉!这种貌似正确，实则无用的废话，是不是只要有人供饭，连傻子也能说上三天?所以你不必自卑，更不必羡慕谁。有空先拿老婆孩子练练，没准哪个种瓜会议就请你去讲上几句，也算是有备而来嘛。

英模跟姓名有嘛关系　作者：孙振军

也不知是英雄模范人物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还是在确定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时专找那些名字响亮的；总之，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新闻报道，英模的名字都是气吞山河、朗朗上口，听着都让人生发仰慕与肃然起敬的。比如严伟才、郭建光、洪长青、江水英，比如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张志新等。

我最先发现拿英模的姓名做文章的，是在贺敬之先生发表于1963年的长诗《雷锋之歌》中：“雷锋／你满腔的愤怒啊／你刻骨的疼痛／你对党感激的／含泪带笑的目光／你对新生活／如饥似渴的幢憬／全部投入／我们阶级的步伐——化成了／战斗的轰天雷鸣／／雷锋／我看见／在你的驾驶室里／那一尘不染的车镜／我看见／在你的车窗前／那飞上云天的高峰……”郭沫若先生也不甘示弱，在其《满江红·赞雷锋》一词中，将雷锋形容为：“平地起／电光火石／一声霹雳”、“劈断昆仑／有宝剑／锋芒淬砺。”尽管是空话、套话、“左”话，但不管怎么说，这二位毕竟都是文坛大家，学养还是有的，将雷锋的姓名引申、联想、镶嵌得也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但此风一开，便如同江河东流，一泻千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凡是正面宣传、歌颂英模人物，只要能沾上点边，便不惜生拉硬扯、生吞活剥，牵强附会、故入人功，非拿他的姓名做一番发挥不可。假使这个人的姓名中有个“虎”宇，那此人就一定是虎虎生机了；假使这个人的姓名中有个“雁”，那此人就一定是某条战线的领头雁了；假使这个人的姓名中有个“凤”字，那此人就一定是只“金凤凰”了。更多的例子我就不举了，我想当年曾一度充斥报刊版面的、宣传郭凤莲的文字《虎头山下金凤凰》，想必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世事纷繁，时过境迁，谁料想几十年过去了，主管宣传机器与操纵宣传口径的这长那长们，以及记者、编辑等一千不大的“员”与很大的“员”们，这种望文生义、就名做文的遗风，不仅丝毫未改、依然蹈规循常，而且还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宣传孔繁森、李素丽、徐虎、徐洪刚时，都要拿这些人的姓名开写。比如写徐洪刚的《钢铁淬火钢更硬》，意喻徐本来就是一块好钢，在经过军队军校培训、淬火后，变得更硬了。到了最近宣传任长霞，简直到了登峰造极、近乎搞笑的状态：《情系民心霞映长天》、《嵩山长霞》、《霞映嵩岳》、《霞照嵩岳女神》、《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莺舞长空风采长霞》、《永恒，的彩霞》、《长霞浩气贯中州》等等，叫人看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可是，人的姓名与人的思想道德境界特别是与人的工作表现、行为方式，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其他关联呢?我看没有。文艺作品中王连举的名字比李玉和的名字响亮，甫志高的名字比江竹筠。的名字响亮；然而，前者都成了叛徒，后者都成了烈士。描写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徐怀中名作《西线轶事》中，有一个叫刘毛妹的战士，名字够“柔弱”、够“软绵”的，他平时军装也穿得松松跨跨的，总拿军帽扇风，对什么都表示怀疑，还爱说风凉话，因为“什么都不干好像不行”才当的兵。但就是这个非党员、非军官的人，在攻占某高地时，在连长、排长、副排长都战死后，却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带领大家冲锋夺取了战斗的最后肚利，并壮烈牺牲。在现实生活中，成克杰、胡长清、王雪冰等“领导干部”的名字，都是很上得了台面的；但成克杰非人杰，胡长清不清白，王雪冰很龌龉。还有鄙省河南交通厅第三任贪官厅长石发亮，在位时曾被某主流媒体以《一块发亮的石头》为题大肆吹嘘，结果怎样呢?没过多久就发暗了、发臭了。当然，石头还是石头，据说此人又臭又硬，至今也是很不配合办案的。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人的姓名中，受出身、家庭、文化、背景、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有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听来有些诙谐、戏谑或调侃意味的，比如鄙人故乡河洛一带，认为将娃儿们的名字起得越低贱就越好养活，因此就出现了许多麦贵、春旺、狗剩、羊圈、胖豆、猪三、双炮、猫蛋之类的姓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长大后修身治国平天下、干出一番大事业。毛泽东在成为农民领袖之前，不也有个长期被唤作“石三芽子”的名字吗?美少女王小丫，不也照样成为名主持吗?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记者、作家、写乎们，在拿起笔赞颂模范、先进人物时，为啥总是习惯在人家的姓名上搞花样翻新呢?依我之见，首先是习惯使然。就像京城老街巷里的某些酒徒，只喝二锅头，嘛也不嘛，习惯了，就爱这一口。其次是自欺与欺人。他清楚得很，他笔下的文字都是些应景之作，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连他自个儿也不相信，因此逮住啥都胡乱“发挥”一下，能蒙住谁蒙谁，能蒙多久就蒙多久。然后是黔驴技穷。这种人，嘴尖皮厚腹中空，头重脚轻根底浅；仅凭三招两式花架子，竟敢从容混饭大半生。反正不花他的银两，因此也就对传播效果不管不问了。

然而，我必须忠告这种人，从英雄的姓名着乎，拿英雄的姓名开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跟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不贴近群众、不贴近生活、不贴近实际的。还是换个法儿罢。

芳名劫　作者：刘　征

广东丰顺县一副镇长因名字没上小学的“芳名碑”，于是把碑砸了——

曲一

马路红彤彤霞染，林阴稀溜溜风软，万家灯火才亮两三点，镇长大人用罢晚饭。热腾腾的酒诲肉，香喷喷翠绕珠环，请酒人深鞠一躬送到门前。他，打着饱嗝，摸着肚皮，走出酒店。赛过微服的乾隆、夸官的状元，巡视自己的领地，好不喜欢。

曲二

眼望着霓虹一串，照长街七彩迷幻，走到了中央广场，来欣赏音乐喷泉。眼前，一闪，小学门前，好一块高大的石碑。坚固，结实，“芳名碑”仨字特别显眼。选谁，谁选，要领导画圈。我怎么不知道?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曲三

皱皱眉，揉揉眼，芳名榜，细察看。从头看到尾，从后看到前，有的是教师、医生、售货员、民企的老板、种田的老汉，镇长的官讳找也找不到，看也看不见。哪回表扬，不是镇长占先，这回啊，烧鹅大窝脖，丢尽了脸。气炸了肺，气爆了肝，哼，得给点颜色看看。

曲四

画美人不画杨玉环，耍大刀不请关美髯，把天尊赶下了龙虎山，把玉皇逐出了凌霄殿，咱的大名啊，是牡丹，是芝兰，是法国香水，是南海龙涎，写上芳名榜，会香满街香满巷、香满地香满天、看他三天三月三十年。这些鸟名字灰溜溜一片，香气无半点，妄把金榜占。镇长忽地拎起大铁锤，砰啷啷，砸碎了芳名碑。

曲五

惊鸟啼啼破了静夜，流水落花春去也，碎片满地如落花，泪痕血点多悲切。但见那赵字身首异地，钱字脊梁断裂，孙字开膛破肚，李字肢体残缺，周字吴字郑字王字一个个尸横遍野。好一个凄凄惨惨的刑场，照一弦泪流满面朦胧月。镇长舒口气，自己很满意。毕竟手中权，大有杀伤力。这事不算完，吓猴须杀鸡。追究主办人，处罚不姑息。

尾声

镇长砸碎芳名，惹的麻烦不轻。很快遭到罢免，纱帽落地扑通。

荐稿人语：这篇文章，以嬉笑怒骂的形式，刻画了一个乡镇政府官员的“光辉”形象，戏曲化的语言，政治小丑的造型，活脱脱地映衬出了一个当代基层官员图名又图利，务虚不务实的政治嘴脸，读之，不禁拍案叫绝，与臧克家公《有的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文字的背后，深掩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怎一个“权”字了得!但权从何来，用于何处，读后掩卷，发人深思!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　作者：章　明

1945牛7月，数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已经68岁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黄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件事情，后来被命名为“窑洞对”(大概他认为“窑洞对”就是“窑洞对话”的简称)，又生拉硬拽地把它和诸葛亮的“隆中对”配到一起。经过这样精心包装以后，果然让人感到新鲜，引起了谈论的兴趣，以至于渐渐成为时髦的话题。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隆中对”是诸葛亮对答刘备，是臣对君，斤两适称。而在所谓的“窑洞对”中，是黄问毛答。难道把黄比作刘备、把毛比作诸葛亮吗?那岂不委屈了伟大领袖?如果将两人调换，把黄比作诸葛亮，把毛比作后来当了皇帝的刘备，又岂不荒唐背谬，同样不妥当了?实际上，这个类比从一开始就是别扭的，带着封建气味的，怎么解释都很难说得通。

如果我们将前后两组人物的相互关系和命运作一比较，就会更显露出这个类比其实是不可比的。当年诸葛亮作出了“隆中对”之后，受到刘备的高度欣赏。“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征战中，诸葛始终是刘备言听计从的谋主。刘备称帝，拜诸葛为丞相，直到临终托孤，两人可以说是位分君臣、谊同挚友的关系。要是没有后来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谊，当初的“隆中对”也就不会成为历史佳话了。反观所谓的“窑洞对”中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关系，他们固然也没有在黄的生前 (黄于1965年12月在北京病逝)撕破脸，也还算是朋友，但毛始终是把黄称为“右派朋友”和“不戴帽的右派?的。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后，黄就对自己当年的提问进行“反省”了。1952年8月4日，黄在公开场合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束，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请参看《书屋》2003年10期袁小伦《“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一文)。我们今天分析一下黄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很勉强的。三反五反的胜利结束，和历史兴亡周期率有什么关系?和民主又有什么关系?此时上距建国仅仅三年，怎么就能“证明”打破了兴亡周期率呢?黄这样匆匆表态，只能说明他已经对自己“争民主、当监督”的角色感到极度不安而急欲摆脱了。1956年9月，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旧体诗《东方红遍环瀛》，最末两句是“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进一步说明他虽然珍惜当年延安提问的光荣历史，但提到时只能尽量地低调，现在要紧的是讴歌“人民大救星”。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黄在一个会上说了一些关于上海的工厂迁到西北后办得不好的情况。李维汉为了保护他，私下向他透露了即将反右的信息，以后他就缄口不言，从而幸免于划为右派分子之难(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46年后回想，更觉得可骇可怪。开始是谦恭下士，信誓旦旦，恳求直言，接着是风云突变，雷霆万钧，大反右派。这是建国以来执政党第一次失信于民，关系重大，可以说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庐山批彭、文化革命一连串人为的灾祸均肇端于此，教训何等深刻!照理，黄炎培当时应该重提历史兴亡周期率，痛陈利害得失才是。当然，这对他是过于苛求了，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黄已是吓破了胆，战战兢兢，一个字也不敢说了；至于他内心是怎样想的，那就很难猜测了。

最近有人回忆过这段历史：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是谁，此人没有点明。据上述李维汉的回忆，其中之一显然是黄炎培。他们得知了“天气预报”，却凛遵“天机不可泄露”的训诫，对民主党派中的朋友和下属秘而不宣，看着他们坠入深渊，然后“反戈一击”以立功自赎。这样做至少是有点不够“仗义”了。不过，还要看更不“仗义”的又是何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谈论范围之内，略去不说。单说黄的儿子黄万里博士只因对三门峡水库的设计问题提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意见就被划为右派，而毛又据此嘲讽黄：“你家里也有左中右!”黄不但不敢有任何怨言，依然颂圣不止。此时，黄、毛关系早已大大降格，直至终黄之世。因此我想，好心人应该让黄老静静安息，不要再提“窑洞对”，更不要提什么“历史佳话”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故事也许有另一种特殊意义：它说明黄对毛的认识是极其深刻而准确的，与郭沫若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许多杰出人物都赶不上他俩的水平。

洪秀全的“数字化”　作者：乐　朋

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与洪秀全后期的腐败有很大的关系。150年前的阳春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洪秀全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十年帝王生活。乡村塾师出身的洪秀全，与依托现代计算机的数字化技术，当然扯不上什么关系；但在金碧辉煌的“小天堂”里，洪秀全却屡屡用数字编号来管理人，尤其是他的后宫嫔妃，不能不说他对数字情有独钟。

譬如晋爵封王，照例是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用以安抚功臣，收揽人心。然而，义、安、福、燕、豫、侯六个等级的爵位，因为洪家小朝廷大甩卖式的滥封，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也不知用什么字为好了，所以洪秀全就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制史上的奇观!

数字化用得最多的地方在后宫。洪秀全是个一夫多妻主义者，不过他规定，多妻仅是高官大员的性特权：“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公开造反前，教主爷的洪秀全就已纳妻妾十余人；打入南京城时，他的妻妾多达 36人；进城之后，每年他的生日，就又要选美女6人人宫。据其子洪天贵福的供词称，洪秀全的正式妻妾有88人(另说为 108人)。面对这么多的女人，洪秀全自己—概统称为妻，但她们又一律没有封号级称，也不用名字；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别出心裁，数字化地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30妻、第 82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戏之谓“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 (《太平杂说》)。至于上千个貌美如花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纵欲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

后宫佳丽如云，只归“天王”独享。洪秀全怕她们红杏出墙，对包括数字化编号的妻妾，以及宫女在内的所有宫中妇女，订了个数字化的“十该打”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十该打”的数字化规则，置后宫女人于非人的苛政之下，动辄得咎，比牛马都不如。

洪秀全的数字化，大概只可用极端腐败来统括。如果说数字封王晋爵导致吏治腐败，纲纪紊乱，只有洪氏兄弟捞足了金银财宝的话，那么对妻妾的数字编码，以及“十该打”的数字条规，则反映了在他的心目中，除了传宗接代，妇女纯粹是发泄和享乐的工具。洪秀全对后宫的数字化管理，暴露出特权制度的共同祸害，这就是：等级歧视和把人当作工具。

在现今这个信息社会，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是，对人、对公民，就不能搞工具主义。就社会管理层面说，我们真切需要的，是洪秀全的数字化的反面，即尊重公民权利的人性化管理。

某官员“抱怨”　作者：旭　林

老百姓说我腐败说我贪，

这实在让我觉得有点冤。

不就是坐的小车豪华一点；

不就是住的洋楼高级一点；

不就是吃的宴席好了一点；

不就是穿的名牌贵了一点；

不就是出国考察多了一点；

不就是形象工程花了一点；

不就是恭敬上司送了一点；

不就是给人办事收了一点；

不就是子女经商帮了一点；

不就是和小姐们近了一点……

时代发展了思想要解放—点嘛，

做官也难啊要体谅一点!

比之过去无非是“新潮”了一点，

揭发检举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声律启蒙　作者：李建平

一

苦对乐，死对生。守摊对蹲坑。抽签对相面，苦熬对硬撑。得其意，忘其形。平调对提升。干活多用劲，开会少吱声。谦谦君子向后退，戚戚小人往前争。几杯小酒断鸿声里空对月；一曲高歌落日楼头尽西风。

肝对胆，夫对妻。上火对着急。讨债对送礼，大姑对老姨。拉车的牛，登天的梯。相聚对分离。四十就下岗，一圈就清皮。养儿方知养儿累，饱汉不知饿汉饥。单兵教练按下葫芦起来瓢；群体作案拔出萝卜带出泥。

三

大对小，少对多。鱼翅对燕窝。打拳对鼓掌，讲话对胡说。微波炉，电饭锅，点炮对自摸。见利往前上，遇事向后缩。骑着毛驴看唱本，赶上马车跨黄河。妙手回春大马针缝上输精管；铁嘴钢牙叼麻绳拉动大卡车。

四

山对水，路对桥。鬼哭对狼嚎。瞎忙对没事，硬顶对求饶。屯大爷，座山雕，政客对官僚。评个副科员，憋得脸发烧。模特腿长学猫步，英雄气短竟折腰。池边垂钓钩钩竿竿苦折腾，江边溜鸟叽叽喳喳乐逍遥。

宽心谣　作者：赵朴初

日出东山落西山，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月领取养老钱，

多也喜欢，少也喜欢。

少荤多素日三餐，

粗也香甜，细也香甜。

新旧衣服不挑拣，

好也御寒，赖也御寒。

常与知己聊聊天，

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内孙外孙同样看，

儿也心欢，女也心欢。

全家老少互慰勉，

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早晚操劳勤锻炼，

忙也乐观，闲也乐观。

心宽体健养天年，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上届与下届　作者：金　羽

上届盖楼下届还款，

上后吃喝下后买单；

上届污染下届治理，

上届毁地下后保田；

上后吹牛下届“交税”

上届造假下后纠偏；

上届拍屁股走人于疮百孔，

下届背黑锅有苦难言!

小官八怕　作者：姜瑞平

一怕领导来算计，钱往外掏回不来。

二怕部门缩了编，白天晚上门前清。

三怕情人怀了孕，闹到单位要拼命。

四怕陪酒不能喝，领导面前难推托。

五怕替头背黑锅，家中只剩冷被窝。

六怕小姐不见面，听说去治艾滋病。

七怕群众去举报，什么没捞戴手铐。

八怕靠山垮了台，头上乌纱掉下来。

根子在百姓　作者：路边竹

大江大河污染重，是因为百姓要拉屎拉尿，不停地排放生活污水；

城市交通很混乱，是因为百姓交通意识差，乱闯红灯乱抢道；

司法不公有冤案，是因为百姓法盲多，打官司不找法院找关系；

有毒有害食品多，是因为百姓购物看外表，缺少鉴别伪劣商品的火眼金睛；

国土严重沙漠化，是因为百姓绿化意识淡薄，乱伐林木乱拔冬虫和夏草；

拖欠工资平常事，是因为百姓维权意识差，做工不和老板订合同；

贪官污吏如此多，是因为百姓缺少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视而不见，见而不举；

工人下岗失业多，是因为百姓就业观念陈旧，业务技能缺乏；

城市治安令人忧，是因为百姓进城多，素质太差；

网吧泛滥害孩子，是因为百姓缺乏责任心，管不好自己的孩子。

某地的“一面”　作者：王　阳

教育：一面提倡素质教育，一面片面追求升学率；

事故：一面坚决严肃处理，一面又要“保护”干部；

部门：一面大搞人才引进，一面又将人才闲置；

网络：一面标榜文明，一面黄流泛滥；

三农：一面倡导为农民减负，一面巧立名目增加税费；

土地：一面保护耕地坚持50年不变，一面跑马占圈滥批乱占耕地；

财政：一面在高级消费场所“签单”，一面拖欠工资支出困难；

政企：一面让企业经营者放开手脚，一面又巧置“绊马索”；

打假：一面高喊深入打假，一面举起地方保护大旗。

点　歌　作者：姜宝凤

这天，某县电视台“观众点播”栏目，主持人用她那甜美的声音道：“县人事局的胡局长，今天是您60大寿，您在公安局工作的大儿子胡甲，检察院工作的二儿子胡乙，法院工作的三儿子胡丙，还有财政局工作的大儿媳妇杨A，税务局工作的二儿媳妇貂B，人民银行工作的三儿媳妇王C，以及县政府秘书科工作的小女胡胡，为感谢您的养育之恩，特点播歌曲《好大一棵树》!”

“非法集资”　作者：章彦文

某镇经常乱集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苦不堪言。几位热血农民写了举报材料，凑了一笔钱，交给两位代表做盘缠到省城上访。镇长闻讯，火速召开镇政府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对策加以阻止，后镇派出所将准备上访的两位农民代表截获。被抓农民忙问自己所犯何法，答曰：“非法集资。”

争着办　作者：蒋廷松

一天，李检察长与我闲聊时说：“这纪委的人真不地道，总是争着抢着办我们该办的案子。”

我说：“你们检察院与纪委的具体分工我虽然不甚清楚，但我想，他们能主动争着办案，这总是一件好事吧。”

李检察长嘟囔道：“可他们争着办的，那可都是一些有钱的案予啊!”

魄　力　作者：徐全庆

贪官刘某听说反贪局正在查他的经济问题，心中十分害怕，于是夜访反贪局赵局长。刘某拿出5万元给赵局长，请赵局长放他一马。赵局长厉声道：“你这是在犯罪，你知道吗?”

刘某又拿出10万元给赵局长，赵局长正色道：“你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贪官吗?”

刘某一狠心，拿出个100万元的存折。赵局长一见，连忙抓在手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你这个同志，工作挺有魄力的嘛。”

她一点儿也不重　作者：几　米

每天都要扛着大象去上班，

再把大象扛回家。

有人问：“为什么不骑着大象去上班呢?”

我怕大象会逃走，

我怕大象会受伤，

还怕大象不适应。

没关系，

我早已习惯背着她来来去去地过日子了，

我没有不快乐，她一点也不重……

我每天扛着大象去上班，

你呢?

最容易听错的歌词　作者：佚　名

好多歌曲，因为歌手或者歌本身的原因，根本就听不清楚歌词，有好多时候我们又把本来挺不错的歌词误听。

●小时候听《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总觉得是“我的头，像山沟”。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有人听成：“千年的女鬼，的女鬼——”

●当年综艺大观的结束曲：“再见，再见，相会在彩屏前……”怎么听都像：“相会在太平间……”后来估计是观众意见太大，改成“相会在掌声里”了。

●记得米老鼠和唐老鸭吗?片头说，“啊，演出开始了!”我听了好久，一直以为他说，“啊，野猪拉屎了!”

●《济公》里唱：“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太对了，地上哪里不平，当然会有“窝”了!

●《龙的传人》那句“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当初无论如何也听不懂，总听成“永永远远地差两年”，老是纳闷，为什么一定要差两年呢?

●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里面有一句“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我怎么听，都是“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人类”!

●我的高中同学告诉我，他小时候把“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听成“变压器的太阳红又红”!他那时根本不知道“边区”是什么，只是记得清清楚楚；每天傍晚时可以看见村子西边红红的落日。最要命的是，在他们村子西边某个高处架着一台变压器，傍晚刚好看到变压器上方有一轮红日。于是我同学一直纳闷儿：为什么写歌的人知道他们村的变压器放在西边呢?

●刘德华的《中国人》里，“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听成“吴倩莲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奇怪，难不成他们有过一段……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小时候，我跟着电视学唱《聪明的一休》的主题歌(日文)，误听误学，就唱成了“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阿姨洗痰盂……”

●“学习雷锋，好榜样……立场坚定豆子香……”为什么立场坚定了，豆子也就香了呢?因为豆子也是爱国的吧。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小时候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笑开颜”，郁闷了好些年……

●我小时候听别人唱过一句：“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缸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觉得很恐怖，直到高中才知道歌词是：“……谷堆旁边……”

●听陈小春的新专辑《抱一抱》，风格换了，情深款款的。一路听下来，忽然听到陈小春频频唱“小畜生”，再留神，没错啊，全句似乎是“让全世界叫小畜生”。不是改雅痞了吗?不对头啊?一看歌词才知：“我可以让全世界都笑出声!”唉!

●有一首歌，直到现在那句话我还认为是：“一群三八舞”，知道是哪首不——《忘情森巴舞》。

●有没有听过张学友唱的《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我和好友俩人听了很多次，都以为“那个等在厕所里的人已不是我……”怎么也没想通。

●还有一次，把“……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听成：“大爷听过我的歌，小伙亲过我的脸。”晕!

●后来又听同寝室的同学唱单身情歌：“……爱要越挫越勇……”听成“……爱要越做越勇……”

●任贤齐版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里“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我总是听成“杨过悲也好，杨过醉也好……”哎!干吗老跟男主角过不去呢!

●还记得游子费翔的《故乡的云》吗？“……鬼来吧，鬼来……(归来吧，归来)”，乍一听，真吓了一跳。

●我一个农村来的同学，在听张惠妹的《姐妹》时，“……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听了两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这女的怎么唱的啊?怎么又是我姐妹又是我伯伯的啊!?”

●初中时有个同学听阿哲的《爱如潮水》，困惑地问我：“为什么他要唱‘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排队’(徘徊)?”

●第一次在听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时，竟听成“……野驴呀，神秘野驴呀……”纳闷儿了好一阵子!

●要说吐字不清，首推周杰伦，他一首歌里哼哼：“小贱人，小贱人，小贱人，小贱人，小贱人，小贱人……”我一听那个爽，也跟着唱，被女友痛骂后才知道，那兄唱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还有管自己叫小贱人的?

茶客留言　作者：李志题等

首先，我对《杂文月刊·选刊版》开办“茶客留言”这个栏目表示欢迎，毕竟它为广大的杂文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观点、吐露心声、交流感情的平台，是广大读者和杂志社心贴心，情系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好方式。

杂文离不开现实社会，杂文的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呵护，只有作者——编者——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努力，才能促进杂文事业的全面快速发展。脱离读者是杂文发展进步的大敌，脱离读者的杂文作者必将被读者抛弃。希望广大的杂文作者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出更多的好杂文。

王海银(山西太原)

我似为，《杂文月刊·选刊版》在揭露腐败、唤醒民众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还应努力挖掘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并拿出消除腐败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许多原本正直善良的人，为什么一当了官，就蜕化变质了呢?假如色塘里的鱼大部分都病死了，是鱼的问题，还是水的问题?许多人都把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制度不健全，那么，制度总健全不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做为一个杂文作者，假如有朝一日你执了政，就算你能不腐败，但你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消除腐败?恕我直言，在这方面，我们的杂文作者做得还是不够的。

马俊芳(上海)

《杂文月刊·选刊版》虽是薄薄的一本杂志，却满载着正义与力量，洋溢着民众的呼声与激情。他就像我面对的一坛老酒，历时愈久，其香愈浓，我心愈爱。

陈仲琼(广东台山)

我好喜欢《杂文月刊·选刊版》的敢说真话，敢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痛下针砭。尚处于混沌之中的中国人太需要这样一份刊物了!相信您们可以也一定能够把鲁迅前辈那份正气继续弘扬、光大!

2004年第11期

东鳞西爪　作者：陈鲁民

婚姻是用来致富的。富翁征婚，靓女娇娃趋之若骛，哪怕他白发苍苍，老眼昏花；美女聘夫，非千万家产莫谈，不管他高矮胖瘦客貌丑俊，有钱就嫁。

身体是用来写作的。先锋诗人说要“用下半身写作”，京城高产女作家说要“用胸部写作”，上海美女作家说要“用器官写作”，无怪乎他们的作品充满腥、骚、汗味，臭不可闻。

脸蛋是用来练刀的。人造美女风光无限，整容成时髦之举，因而，尽管一年有20万张脸被刀割坏，仍挡不住少男少女前赴后继，让医生在自己脸上练刀。

“小姐”是用来攻关的。在有些地方，“小姐”成了攻关的重炮、谈判的利器、合作的粘合剂、签约的灵丹妙药、招商引资的加速器。

英雄是用来糟蹋的。鲁迅是被糟蹋最多的，几乎每两三年就要被拿出来批一回，添点新罪状；岳飞、文天祥、于谦、戚继光，更是不知被泼了多少脏水。由此想起郁达夫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杂文是用来挠痒痒的。时下的许多杂文，是匕首，但没开刃；是投枪，但没枪尖，最适宜当“痒痒挠”、“老头乐”。鲁迅先生有知，当长叹于地下。

相声是用来催眠的。没有了讽刺，没有了幽默，也没有了艺术，只剩下耍贫嘴，互相开涮：虽无法带来欢乐，但催眠最见成效，顽固失眠者不妨一试。

名人是用来娱乐的。周璇与“皇阿玛”开打，让众人免费看了一场好戏；黄健中与张钰斗法，令观众忍俊不禁；赵忠祥与饶颖的官司，更是精彩纷呈，让大伙乐不可支。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各领风骚数百天。

名气是用来做广告的。名气是做广告的资本，名气越大，广告费越高。十年前，做过广告的名人屈指可数，如今，没做过广告的名人如凤毛麟角。而且，名人广告不挑不拣，有银子就拍，给钞票就上，也甭管脚气、痔疮，还是卫生巾、尿不湿。

塔吊是民工用来讨要拖欠工资的。岁末年初，总有讨不到工资走投无路的民工爬上塔吊，以自杀相要挟。别嘲笑民工心胸狭窄，不知轻重，但凡有一线生路，便不会出此下策。

处女膜是用来证明自己不是卖淫女的。陕西泾阳的麻旦旦，江苏盐城的金磊，河南郸城的张翠英等等都是这样。麻旦立还因此获“重金”赔偿74．66元，并成一时新闻“名人”。

公车是用来办私事的。最经典概括是：“领导公干用三分之一，领导私事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

麦克风是用来假唱的。无论大歌星、小歌手，无论春节晚会、走穴商演，别看歌星们在台上手握麦克风，装腔作势，扭扭捏捏，其实大都是在假唱，美其名曰“对口型”，麦克风不过是用来表演的道具。

体育比赛是用来证明兴奋剂威力的。拜现代科学所赐，兴奋剂防不胜防，品种繁多，且成效显著。某些运动员成绩突然上升，龙腾虎跃，生猛无比，就是最好广告。查到了算倒霉，查不到就无限风光。雅典奥运会又查出了十来个“倒霉蛋”，何时才能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奥运会呢?

工人什么时候变成了“弱势群体”　作者：程万军

工人什么时候变成了“弱势群体”?一言以蔽之，曰：改制。殇情昭昭，不断有刷新报道为据。

8月20日《检察日报》刊登的《浙江检察官剖析78件大要案改制成捞钱黄金期》的报道很是说明了事态之严峻：在浙江78件大要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窝案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在企业改制期间，仅余杭市塘栖房产开发公司一例，原总经理商樟苗在企业改制中，伙同公司会计等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涉案金额便高达6000多万元。

如今几乎众所周知，改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然而长远观之，最大的流失，其实尚不在国有的那些有形资产，而在国家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工人群体。在“改制”已同“下岗”组成固定词组的今日，他们流离失所，变成了“弱势群体”。如果说“贪污与浪费”依然是“极大的犯罪”，那么对工人这个国企最大财富的浪费，该当何罪?

改制成了一些占有权力者疯狂捞钱的“黄金期”，那么什么又是一个工人的“黄金期”?他们一生的心血，又体现在哪里?不可否认，当前各地政府多在千方百计替下岗工人“解困”，但即便是完成了“再就业”，是否又实现了一个工人“黄金期”的可持续发展?让一个技术出众的优秀工人“转变观念”扫大街、卖小吃，那是对他(她)的“黄金期”怎样的一种否定、对他(她)价值多大的浪费?

从头再来，前面加上了“只不过”的歌唱似乎就“很容易”，但现实中，果然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吗?须知这些因“改制”而“下岗”的工人，大多已经人到中年。中年失业，而他们在当地又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一席之地，那么可否先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理由——为什么要“从头再来”?

各种关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报道也大多停留在“幸运儿的辉煌”上，长此以往，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下岗”反倒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我不知道幸运与不幸的总比例究竟是多少，但我从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常识来判断，工人群体大量中年下岗“可泣”却并不“可歌”，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一种巨大的无奈。

“英年”工人之所以构成最大的流失，关键还在于在改制中他们失去话语权，也就是说，在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些主人翁们没有主宰权，只有被主宰的“权利”。企业改制，谁主沉浮，谁就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反之，只能沦为最大的牺牲品。所以说，工人在失去工厂之前，首先是失去了工厂主人翁的权利。

工人在失去了工厂的同时，往往也失去了“打工”的“权利”。在那些巧取豪夺、由国企厂长摇身一变成为“私企老板”的改制最大受益者眼里，这些工人的去留，全凭他们一句话而已。弃用的工人，连“打工仔”都不配当，又如何能不沦落为“弱势群体”?

时光如逝，岁月如梭。昔日工厂主人翁，如今大量变成“弱势群体”。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良性发展的初衷、公平改制的本意。当国有资产成为权力蛀虫所疯狂掘取的最后一桶金、竭力吞噬的最后一块“唐僧肉”时，广大工人不仅无法成为国有资产的保护神，而且自身难保——这一定是一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作者：郑永年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有20多年了。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教育科研差异并没有缩小。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功。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几大明显败笔。

第一大败笔就是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机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就把眼光落在“钱”上。“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做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一些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人士涌入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惟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都会拚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家长甚至还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二大败笔表现在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学校全部升格为大学。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规划，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存在。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国家，这种经济要求大量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没有这样做。

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愈来愈明显。

第三大败笔就是假大空的并校风。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大的就是好的，欠的就是先进的。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

从中国没有科学大师看“官本位”的危害　作者：常　亮

中新网5月18日报道，中科院沈文庆院士日前在一公开场合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国没科学大师。过早给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中国科学大师的诞生。他说，现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经形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们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

院士的话切中了“官本位”思想的要害。可以说，“官本位”思想的危害何止科学界，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搞经营的厂长、经理甚至内部生产部门的小头头脑脑们都要套个行政官员级别；从事教书育人的学校甚至幼儿园的校长们要套个行政职务级别；甚至寺院里也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和尚。当然，不是说当官不好，只要能够在做官中实现自己的最大潜能、最大作用、能够发挥自己最大优势，那么，也无可厚非。但是，全社会各个行业的人都追求官位，以能不能做官或官职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大小的最主要标准，就太不正常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官本位”思想，影响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

“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不但危害国家、危害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而且，也害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一个人的性格、知识和阅历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其最具优势的主要方面，不但对国家、对事业有好处，而且，对自己的成长更有好处。如果大家无论能否胜任工作，都来争夺官位，很多人就会采取一些不仁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的话，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就值得怀疑，就可能有一些投机钻营、目的不纯的人混进官员队伍，就会对国家、对事业造成损害，最终受危害最大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一个人在科研领域、企业经营管理中做出了贡献，马上就“封官”，使其离开了自己最有优势的领域，这样一来不但对国家、对事业没有好处，也许害了当事人自己一辈子。因为，有可能他能成为科学大师，有可能他能成为商界巨子，他们雇这些领域对国家的贡献要比当官员大的多，他们的成就要比当官员显著的多。

“官本位”思想泛滥的根源有历史原因，有封建思想在作怪，但当前主要是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官员权力的无限扩大，使做官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们认为，只有做了官，手中有了权，才能为所欲为，才能受人尊重，才是自身价值的最好实现。这样就造成人人都将做官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同时，不管哪个方面取得成就，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奖励就是给你一顶“官帽子”。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危害，否则，不止出现中国没有科学大师的情况，还会出现许多“没有”的现象。

从建立制度入手，给官员的权力以极大的约束，使之无法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解决官本位思想的根本。使大家认识到官员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个“非常有限”就得依靠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约束；要建立能够使一些官员超出“非常有限”的权力给自己谋取利益就会身败名裂、牢底坐穿的制度和法律。从制度约束上淡化人们的当官意识，使从政当官这条路只能吸引那些有政治天分、立志于从政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

创造一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干事创业的环境和氛围，使人们不要争先恐后都走做官这个独木桥。做官虽然光荣，虽然能够发挥大的作用，但是，搞企业、办公司，搞研究、当教师等等，同样也能够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当不了官，我赚钱；赚不了钱，我成名。通向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有多条，这条不通，走那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和土壤，就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达尔文，在中国也不会有那样的惊世科技成果，也不会成为科学大师，因为没有生产科学大师的土壤，就是来了也是会变种的。

采取具体措施，尽快淡化人们的“官本位”思想。比如：尽快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规定，当然，主要是国有企业；尽快取消大中专、中小学的行政级别规定等等。今后，除了党委、人大、政协、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外，其他行业一律不套用行政级别。对于一些在其他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要给予崇高荣誉和丰厚的物质奖励，这是任何人也不能眼红的。比如：对于确实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做出突出贡献，领导企业有方，取得巨额效益的厂长经理通过提高薪水来提高他们的待遇；对于在科研中取得巨大喊果的人员，通过提升职称，巨额一次性物质奖励来提高他们的待遇；不能把这些人弄去当县长、市长甚至省长，或者给一顶什么别的官帽子。

总之，已经到了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的时候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如果不尽快消除，不但害了国家、单位、个人，最终害的还是老百姓。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对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和监督；必须创造适宜各类人才生存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必须淡化人们的“官本位”思想等等，来尽快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出现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卖大猪”背后的辛酸泪　作者：洪巧俊

在乡下住久了，对农村的时节也就特别敏感，比如“清明前后，撒谷种豆”，“春争日，夏争时”等等，但不知何时起，“八月底九月初，哪家不要卖大猪?”也成了农村的一个关键时节。

因为9月1日孩子们大多要上学交学费，没有凑齐孩子学费的，只有把栏里喂养的肥猪给卖了。要是孩子考上大学，上万元的学费就不是卖头大猪所能凑齐的，这就难怪农村流行一句新谚语：“一人考上大学，全家受穷受累。”

这句新谚语也诠释了当今现实。自8月初，莘莘学子们开始陆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乎每天都有有关贫困家庭拿不出学费的报道。8月16日《兰州晨报》报道了吕淑琴18年前捡回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女孩今年高考金榜题名，然而，面对1万多元的高额学费，这对情深似海的母女又陷入困境之中，无助的女儿因此几度险些走上轻生的绝路。

还有广东省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黄炳深年迈的双亲，一个 77岁，一个72岁，像他们这般年纪在城市早已颐养天年，可这两位老人还在一家木夹厂打工串木夹，为孙子挣上大学的学费。

更有极端的，北京市顺义杨镇二街村村民王俊华的两个孩子同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学费共约8000元。王俊华的工作是清理村里的垃圾，年工资7900元，这是全家的生活来源。8月4日晚，王俊华讨要上半年的工资未果，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父亲》那幅油画无数次感动过我：“父亲”黧黑的面庞，写满了人生的沧桑。

然而我更为生活中的这位父亲所感动。“我就是给人下跪磕头，也要供他。”这是一位父亲(继父)的话。他的名字叫姜子雪，三个孩子中老大姜亚雷是妻子与前夫所生，9月开学就要升入初中，据说学费要七八百元。由于家境贫寒，姜子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实在不行，三个孩子中只供姜亚雷上学。姜子雪这位父亲太让人感动，他宁肯让自己的亲生孩子辍学，也要让小亚雷上学。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无不说明“哪家不要卖大猪?”这个时节的艰辛和困苦，为凑起学费，哪个农家不奔波，不受煎熬?在乡下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只要你读书，做父母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

为什么总要这些做父母的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题为“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的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上大学所需栗支出的费用高于公众的承受力；特别是对于部分农村和贫困地区来说，更难以承受。

“八月底九月初，哪家不要卖大猪?”不是农事时节，却成了农村最重要的时节。这个时节的兴起，应该说是一路看涨的学费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因孩子读书而返贫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可上了大学又苦于凑不起学费。

如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上学交不起学费，已是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一费制”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包括义务教育阶段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不合理收费项目外，还必须降低门槛，也就是降低收费标准。再就是国家需要拿出一笔资金，对特困人口进行资助，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否则，就是农民们再多养几头猪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官员三类批发部”批出些什么？　作者：于成玉

“官帽批发部”

在下曾在拙文《谁正在“报销”中国?》中写道：“一些地方官帽‘黑市’交易十分猖獗，形成了庞大的‘买官卖官群’。烂掉班子，坏了摊子自不待言。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卖官，1995年底将要调离响水时，一天上午仅用两个小时就‘批发’102顶乌纱帽。”其实，“李氏官帽批发部”只是小巫见大巫，还算不上“佼佼者”。一则标题为《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的报道说，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正厅级)所经营的市委大院的“官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局各部委的一二把手，每个官位都有其“价码”，当然价码由马大老板掌握，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交易双方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在马德担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和市委书记的6年间，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 50％以上的处级官员，即600多人加入到了买官、卖官的行列!居然创造了买官、卖官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出类拔萃”。当然，马大掌柜收获颇丰，6年间获“纯利” 500多万元，外加美金2．5万。而马德在担任市委书记前曾有过一次仕途挫折，但很快官复原职，且一路高升。人们当然会想到那是马德通过买官成就了他的升迁，也从而知道了官场上的“潜规则”，为后来的卖官探熟了路径。“官帽批发部”的生意如此兴旺发达，表面看起来“批”出去的似乎只是一顶顶“官帽”。岂不知，那“批”出去的一顶顶“官帽”正是中国党政官员的奸佞谄媚和贪污腐败的滋生地。贪官为了更多地贪，便上行下效，买官者也开起了“官帽批发部”，干起了卖官的行当。这样，一爿一爿的“官帽批发部”便应运而生；一批一批的乌纱帽便批了出去；一批一批贪官便像韭菜似的割了一茬，下一茬还在继续“茁壮成长”。而与之相伴的奸佞谄媚也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当下中国种种不尽人意的世象，哪一种能与“官帽批发部”脱了干系?

“文凭批发部”

其实，这“文凭批发部”与“官帽批发部”相比也毫不逊色，其生意也颇为红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提拔官员时除去考虑“革命化”、“年轻化”外，又外加“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开始重视起官员的学历、文凭来了，即升官晋级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有的地方甚至还规定了对应的标准：学土——科级；硕士——处级；博士——局级。于是文凭行情一时看好，空前上涨。于是，那些没有正规大学文凭者，只好去地摊购买假文凭，因而，制造假文凭的贩子满天飞。一个地方核查的结果，官员的文凭竟有 20％多都是假的。

然而，这样买来的假文凭毕竟使购买者心里不太踏实，于是便衍生出官府与大学联手干起了文凭批发的勾当。官员需要文凭以图升迁，学校需要官员支持来赚取外快，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于是，这“文凭批发部”也就左一家右一家地“开业”了。虽然有许多官员也许根本没到学校上过课，考过试，进行过学位论文答辩，但他们却都拿到了盖有正规大学印章的学位证书。不但一般正规大学如此，就是连培养党性圣地的党校也是如此。就拿海南省委党校来说，为了多收学费，所办的本科学历班还大量招收插班生。在一些教学点，其插班生的人数甚至还多出了正规生。由于插班生学习时间短，教学质量自然得不到保证。学员的平均到课率很低，常常不到50％。有的班20多个人，但上课的也就七八个人。更有甚者，连一天课也没上，却照样能够毕业——其条件就是多交1万元。考试更是公开作弊。考试的门槛虽然很低，但仍不能保证人人通过。于是便出台补救办法，要么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要么在成绩单上记分时高抬贵手。总之要确保人人合格，个个过关。如此这般，你说海南省委党校的本科学历教育班能不越办越火吗?根据统计，从 2001年到2003年，这所党校的成人教育部共招收了6000多名学生，发出文凭数千张，踪迹遍及海南全省。其实，海南省委党校办的“文凭批发部”只是社会上存在的“文凭批发部”的冰山一角。中国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党校教育系统在内，每年往外“批发”的假文凭，如若认真统计，恐怕也是一个世界“吉尼斯”。

“穷奢批发部”

该“批发部”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往外“批发”官场所需要的“乘坚策肥”、“周游列国”、“纸醉金迷”、“花天酒地”、“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等等的“极欲品”，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捷足先登”，兴隆起来。其历史见证便是流行于当时的民谚：“一盒香烟五斤油，一桌酒席一头牛，一宿房费一头猪，一次检查一车豆，一趟出国六车棉，一辆小车一幢楼。”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冶金企业联谊会，一次吃喝玩拿就挥霍公款 17万，被群众讥讽为“吃喝玩拿会”(详情见198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官话常说要“与时俱进”，而“穷奢批发部”的“生意”确实“与时俱进”，做得相当不二五眼了。如，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主题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只开了3天，花费就达304万元，其中食宿费用91万元，接待费 82万元，礼品费用99万元以及做假账发生的费用32万元。这次会议开成了名副其实的食宿标准高、接待规格高和礼品档次高的“三高”会议。而令人吃惊的是陆丰的“人民公仆”，竟然在“人民大厦”吃“人民”，一桌饭菜15万元，是一个农民十多年甚至毕生的血汗，是两个以上穷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是人均GDP不到 4000元的陆丰市37名市民一年的收入。历史的经验不止一次地昭示世人，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数，如果官员穷奢极欲，那多数民众肯定要“穷困潦倒”。

“三类批发部”已“批”出去的“东东”已经说了不老少了。那么这些已经“批”出去的“东东”，“反销”给社会的又是什么呢?以笔者看，大概是官员的腐化、公信的火化、社会的分化 (千万富翁24万人，掌握财富近1万亿美元)、治安的恶化、人情的淡化……从这个层面来看，“三类批发部”已经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民众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人们的心坎上，已经“批发”出去相当多了。

到哪里寻找精神资源？　作者：张金岭

一个著名的“策划人”，曾在传媒上“论大寨”，论的中心是，如何使随着时代变迁而顺理成章地衰落了的大寨“重振雄风”，论的结果是，大寨可以作为一个品牌上市，募集到大批资金。有了资金，大寨最好的出路是做一个主题公园。这个主题公园不是塑菩萨造篱笆，而是展示大寨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精神行为。

这的确是一个不坏的商业策划，如能得以实施，一定能使大寨“重振雄风”，“先富起来”。试想，如果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里播出这样的广告：革命样板戏的背景音乐之下，红旗插遍虎头山，一群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大寨人，站在规划好的大寨的宏伟蓝图前，一手卡在腰间，一手豪情满怀地指点前方，眼睛里充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国中尚有这出活剧在演，每年吸引个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中外游客当然不成什么大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意义不止是商业价值，把一个逝去并不久远但人们已有意无意从记忆中抹去的时代弄成这么一个微缩景观，展现在国人面前，是能收教育之效的。因为毕竟那是一个极特殊的时代，那个年代沉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秩序，以及由此塑造出的中国人的某种品性，至今仍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让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看看，可以警惕“健忘症”，让后人看看，可以在我们民族记忆的硬盘上多存进一些历史的信息。日本的皇国史观，就是要把军国主义罪恶的阴影从这一代人的大脑中抹掉，使他们的记忆中断，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培植新的土壤。失去历史记忆的风族是危险的。我们不也这么说吗?这和大寨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搬山填沟，希望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无关；我们永远不能嘲笑中国的农民，他们已经够苦难的了；问题是我们要弄明白，是谁制造了这种苦难。

“策划人”方案的商业目的是很明确的，他的恢复旧观，固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如此也算是市场经济下的聪明之举。可是“策划人?的眼光似乎不仅在于商业，因为他对那个时代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理解。

“尽管那是一个辛苦的时代，但它奠定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今天所缺乏的；尽管那是一个贫穷的时代，但那是一个廉洁的、人人上进的时代；比起今天我们反腐败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不知要好多少。”可以看出，从价值判断的层面看，“策划人”对那个时代的评判是正向的、肯定的。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方案中的大寨主题公园的精神内涵。在那个时代，人们固然有所谓“远大理想”鼓荡起的万丈豪情，可更有精神幻灭后的灰暗。我们难道能从那种历史的灰暗中汲取到什么精神力量?今天的中国固然有不如人意之处，但比那个时代不知要好多少倍。策划人还说，建一个主题公园，让“一些年龄大的人来怀旧”，让“一些青年人来立志……”云云。让这一代青年，从中华民族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人性的劫难中吸取精神力量以“立志”，这真是胡扯了!所谓“立志”，应该是帮助青年人用理性的光辉驱逐愚昧和阴暗，而不是相反吧。

高明的“策划人”还说，“大寨具有的人文资源……比青山绿水要好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什么是人文，说起来复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司母戊鼎和编钟是文物，人们可以把它们进出国门展出，以显我几千年文明的光耀，皇帝的屎尿盆也是文物，可这屎尿盆制作得再精美，能以之为代表去彰显咱的“精神文明”吗?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向外看，向远处看，不能者在自家的垃圾堆里翻腾。

女人替男人伏罪　作者：王乾荣

鲁迅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里说：“女人的替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这话仍然没有过时。如今贪官们霸占、勾引、攫取、吞噬女人，反倒说什么受了女人的“诱惑”。除此“女人即祸水”现代版之外，还有很多现象，都为先生的论断下着一个个注脚。

一群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或以手遮面被驱赶着爬上警车，或面壁站成一排似乎正被展览——这是每当“扫黄”之际，最多出现在报刊或电视荧屏上的画面。媒体说，这是“扫黄”的战绩，而镜头里的卖淫女将被严加处罚。

卖淫，自当处罚。但是我想问一下，嫖娼者到哪里去了?我相信，没有一个正常女孩子，会自愿接受任何一个臭男人的玩弄。哪一个正常女孩子不想拥有幸福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呢?鲁迅质疑得好：“没有买淫的嫖男，哪里会有卖淫的娼女?” (见《男人的进化》)可为什么“扫黄”镜头里，很少见嫖男们龌龊的身影?媒体先生们，为什么总把那些大发横财、酒足饭饱了蹂躏女人的大款和贪官，隐藏在镜头后面?媒体先生们的眼球如此被吸引的背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媒体在报道这些现象之时，也总说“卖淫嫖娼”云云，为什么不反过来提“嫖娼卖淫”呢?难道不是如鲁迅所说，先有了嫖娼的“市场”，才会有卖淫这“产品”吗?难道，如今之嫖娼卖淫泛滥现象，真是由女人这“祸水”引发的吗?此女人之替男人伏罪之一。

警方自然也抓“嫖娼”者，但是一些(注意，我说的是“一些”)地方的警察，却把这当成了他们“创收”的财源!这一创收，便“创”出了千古离奇的“处女嫖娼”案。

处女而“嫖娼”，荒诞不经，事发，警方却仅赔几十元结案。处女还“卖淫”呢!你说没干，拿完整的处女膜来证明!弱女子如因为运动或与情人有性关系而处女膜破损，就只有冤死一条路吗?而“处女膜情结”又是个什么东西?那完全是封建社会男性至上主义的腐朽货色。男人玩女人，霸占女人，把女人当成私有财产，才十分看重处女膜。这居然成了如今警方破案的法宝和处女用以证明无罪的一根稻草!你说这女人还是一个有尊严和完整人格的人吗?与此“相映生辉”的，是处女膜修补业的大行其道。女人为了活命，为了有“面子”，或为了得到丈夫的青睐，就只有极力补缀身上那点薄膜的“圣洁”性。这不是受男权的压迫和欺凌，是什么?此女人之替男人伏罪之二。

对有女孩子被逼卖淫而跳楼，人们议论纷纷，其中最可恨的，便是“烈女”论。什么是“烈女”?就是受辱而赴死者。然而弱女子遭遇强暴，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吗?她如果受了辱还想活命，就会被视为脏，就没有人格，会被万人唾骂，没人愿意娶她为妻，是吗?真是“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啊!论者在这里不谴责施暴者，却把兴奋点放在受害者的“烈”与“不烈”之上。那些热烈颂扬“烈女”的封建卫道士，其实就是鼓励弱女子去死的人，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指出的，简直就是“杀人”，毫无心肝。瞿秋白说过，“女人被强暴，就像被野狗咬了一口”。受辱的女子可以量力，或反抗而打狗，或智斗以取胜，或暂且“妥协”，以保存实力和生命，却不可因为被“咬”而无谓去死，做正人君子眼中的什么“烈女”。

“该当”而不当“烈女”，是男人加在女人身上的独特罪状之一。有多少弱女子还浸泡在男权“烈女”论的蛊惑里?时至今日，“烈女”居然还是社会风化的一个标志。一些男人强暴女人，另一些男人赞扬“烈女”，二者一样地残忍。此女人之替男人伏罪之三也。

女人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还远不能说明她们的生存现状。男女关系上的传统观念，“长远”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人，使滚滚红尘的人们在潜意识里充塞着荒谬，并不时显现出来，又影响更多的人。

欧盟也搞“政治第一”　作者：苏中杰

国人经过了“红色年代”之后，提起“政治”两个字，就产生逆反心理。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政治这东西无处不在，任何国家都在搞，而且也如同我国的“红色年代”一样，坚持“政治第一”，比如欧盟就是这样。但是，你先别有逆反情绪，更不要害怕，先了解一下再说。

欧盟搞“政治第一”，像入党入团一样，加入欧盟是有严格的政治条件的。当然，欧盟，欧盟，加入的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这是地理条件，但只有地理条件不行，还必须按政治条件要求。1993年6月举行的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确定了3项基本的成员国标准： (一)拥有捍卫民主、人权、法制的稳定机构，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二)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 (三)拥有履行成员国职责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宗旨。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就是政治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是人权的一部分)，其他两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中强调的“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必然，第三个条件，又是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这就是三个条件中的逻辑关系，第一个条件是“帅”，决定后两个条件，足见欧盟搞的是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政治第一”。对于这个“政治第一”，欧盟严格执行，政治条件不合格，是坚决拒绝加入的。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已有多年，但至今未被接纳。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有问题：人权状况不佳，有关司法改革不到位，保障不了人权。为此，土耳其近几年朝着“政治第一”的方向不断奋进，大刀阔斧地改革，在废除死刑的同时，尽一切努力扩大和保护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的各种权益。巴尔干国家入盟，也用“政治第一”来要求，让他们在政治上做出好的表现，具体的实际行动就是与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海牙法庭)充分合作，依照法律惩处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罪犯。

欧盟搞的“政治第一”，内容与其他许多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也许有人会义愤填膺地谴责说，这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太霸道了!各个国家有各个不问的国情，为何非要按你的要求来做呢?欧盟搞的“政治第一”确实是一种价值观，但这样的价值观又错在何处呢?你的国情不同，自然有你所坚持的价值观，而你的价值观又进步在何处呢?你可以对这种价值观耿耿于怀，惴惴不安，但你内心却不能不承认由这种价值观推动着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

有些人总是用封建诸侯的争霸观念分析现代化中的问题，把民主国家的国际行为全部经济化，从而对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视而不见。分析欧盟产生原因时，许多人就认为是为了在经贸上和美国对抗。其实，充其量不过是有一定竞争在其中。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既然为了在经贸上对抗美国，不是加入的国家越多力量越强大吗，为什么把民主和人权作为入盟的首要条件呢?民主和人权有多少直接的经济意义呢?从政治上讲，这还是在支持美国呢!人，不是经济的奴隶，而是要实现人的发展，由这样的终极价观支撑的国家，就必然是其实践者。当这样的实践者在一个地域内越来越多时，共同价值观的一体化作用，使作为政治个体的国家界线模糊了，越来越不明显了，余下的部分多是经济和行政管理。这时，只有在这时，人类的地平线上才会出现“世界大同”的亮点；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实际意义以及“地球村”的温馨才会预感到。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欧盟的出现，载着人类的梦，它坚持的“政治第一”是世界的方向。

人要有人格，交友论人格；国要有国格，结盟讲国格。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格就是实现这个“政治第一”中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欧盟以此结友，看重的就是国格，展示的是历史方向。每个国家都应该思考自己在历史方向中的地位，不要以为有生意往来地位就高。我到某商店买了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店主人格好，而仅是交易而已。

“小骂大帮忙”新解　作者：资中筠

近一个时期读到多篇关于《大公报》的文章，得益非浅，对《大公报》的宗旨：“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尤为心仪。想起解放后在对新闻事业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最早听到对《大公报》的说法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这当然完全是贬义，而且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简直就是罪名。改革开放以后，为《大公报》辩诬、正名，自然要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近年来本人在研究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改正的机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忽然有一个新的体会：实际上所有的舆论监督对现政权而言，所起的客观作用都是“小骂大帮忙”!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滥用和腐化的因子；只要有财富的集中，就会产生不平等和不同形式的权钱交易。如果听其发展，必致社会黑暗无可救药，矛盾尖锐化到无法妥协，结果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暴力推翻现政权而后已。这已为古今中外历史所证实。纵观美国立国以来的历史，舆论界的“骂声”不断，有“小骂”，也不乏“大骂”，尖酸刻薄、无情揭丑，矛头都是针对权势和财富，特别是现政府和现行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也在这骂声中不断进步、改良，社会得以维持稳定，国家赖以富强。究其根源，端赖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群众和平请愿的自由，只要不诉诸暴力，就不能镇压。另外，还有一套机制，包括选举和三权分立，使得执政者不能采取“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不得人心就下台。这样，对个人而言，当然没有“终身”掌权的保证，而对国体、政体则保证了长治久安。不仅美国如此，西欧经过革命、战乱，至少在二战以后也是在骂声中保持稳定，基本可以杜绝群众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及其极端保守主义的僚属以国家安全为名，出现了侵犯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之事，美国人被恐怖主义一闷棍打得晕头转向，暂时予以容忍。但是伊拉克战争后，似乎美国舆论已缓过气来，骂声又起，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现政府的书刊、文章达到空前的程度。包括令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处境尴尬的虐俘事件也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揭露的，而且穷追不舍。我们常见西方世界“丑闻”不断。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丑事”是免不了的，丑事越能“闻”于世，这个社会就越健康，如果丑事都捂起来，不见天日，任其发酵，则社会总有一天溃烂不治。关国的“骂声”是其希望所在，不过是否达到“大帮忙”的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再者，西方媒体的职责最主要的是提供信息，披露事实真相，实施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责任帮谁的忙，“帮忙”只是其客观结果。

回到《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所以为贬词，是站在只能以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那时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容不得中立、独立、改良。固然在“统一战线”中也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是以“站在革命一边”为前提，国民党既然已是“反革命”，就不容许在二者之间保持独立和中立。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可以有与“革命”的需要不同的“口径”。事实上，如对其他非党人士一样，共产党在解放前对《大公报》的评价与胜利以后也不相同。胜利以后算旧账时，尺度就更加苛刻。另一方面，对任何执政者而言，一切批评的意见只要不是号召群众起来推翻现政权，都属于“小骂”，都在促进改良。假如执政者不论是出于本身的明智，幡然悔悟，或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改正错误，这种“骂”在客观上就起了“帮忙”的作用。假设当年蒋介石不是表面对《大公报》的负责人礼遇优渥，而是认真听取其批评，假设当时国民党能广开言路，对各种独立的报刊不采取从开天窗到封报馆，乃至暗杀、打砸的手段，而是容忍各种“骂”，甚至择善而从，那么其命运可能是另一样，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这里只是说，媒体的天职就是通过“骂”，揭露时弊。是否达到“帮忙”的效果，则在于当政者的态度。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革命”与“改良”的讨论。如果能通过改良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各方利益，避免大动荡、大破坏，当然有利于社会繁荣。但是这一选择取决于当政者，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揭竿而起”，都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中国的不幸是历代体制中都容不下“小骂”，当政者也就得不到“大帮忙”。

审计旧账　作者：张雨生

“新官不理旧账”，曾受到众多媒体的批评。债主若将新官告上法庭，只要那个旧账真实可靠，法庭的判决一定是：照账还款，外加利息。久账要还，要讲诚信，这没有异议。关键问题是，怎样看待旧账，又该怎么去还。民间有个传统：父债子还，天经地义。难道前任旧账后任还，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前些时，揭露了一个典型案例。某镇前任班子胡吃猛喝，在几家餐厅里欠了一屁股债。欠债人升的升了，调的调了，餐厅老板找新来的领导人要账，新官掏不出钱来。债主只好拿着吃喝的签单到法院打官司。最终法院强制执行，将镇政府办公楼划归餐厅老板。

比较而言，这类吃吃喝喝，负债的数目还不算太大。某些领导人，搞拍脑袋工程，造成决策失误；搞形象工程，掏光库底还得亏空；违法担保银行贷款，收不回来；毁坏和挤占耕地，长期拖欠农民补贴；强迫居民拆迁，无钱给搬迁户重建家园……如此这般，留下的旧账，一笔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几个亿。骂声败家子，很不确切。败家子是把已有的家产败掉了，而这些领导人败掉的，并非是曾有过的家产，而是透支亏空。巨大的透支亏空，让继任者来还，有的几届班子也还不清。最终，旧账变成死账，还不是挖国库。

按说，后任继承前任的工作，也应该承担前任的债务。可是，一些官员为了私利，为了出名，为了升官，为了讨好上司，为了包二奶、养情妇，胡作非为，不计后果，拉下巨大亏空，毫不在意。只要上面有人，官照升不误，命令一到，拍屁股就走。留下的沉重经济包袱，都抛给继任背上。有的还大言不惭地讲，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我曾怀疑，在那样的背景下，一味地指责“新官不理旧账”，是不是要放纵前任向后任抛包袱呢?是不是要给那些官员套牢垫背呢?

一届班子到期，一个领导人离任，应该由审计部门出面，对其经济活动全面审计。审出了问题，就不能提升，不能调走，只能就地免职，等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占了便宜的，进了个人腰包的，旧账得自己付，倾家荡产也要掏出来。大可不必等欠债人走了，新官来了，再算账，再还账。不能搞人走了事，应该是事了人走。

有些旧账，不是不可以留给新官去还，但要还得明明白白。是什么旧账，性质怎样，谁的问题，后果如何，有没有追究?都应该先弄明白。可以交给新官来还的旧账，不应该由前任的欠债人直接交给继任者。若如此，那就等于我花钱，你埋单。在经济问题上，前任与继任，不能形成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经过审计，被认定可以下交的，再由上级有关部门下交。前任交得明白，新官才能还得明白。

切勿忽视，许许多多的旧账之中，暗藏着贪官，掩盖着腐败。审计是一种监督，一道关口。搞好这种监督，把好这道关口，极为重要。审计旧账，若能形成制度，对于贪官，对于腐败，能起到过滤作用，把关作用，威慑作用。长期坚持，认真实施，将促使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廉洁奉公，健康交接，正常运转，持续发展。

媒体若遇到旧账之类的纠纷，盯住的主要目标，不是不理旧账的新官，而是欠下旧账的老官。借助审计，把旧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旧账才是肿瘤，才是症结。顺藤摸瓜，看看背后隐藏着什么，将真相向民众公告。法院的作为，也不仅仅是表现为下个“旧账照还，外加利息”的判决。对于那个旧账，审计之后，也许会有更复杂的案子交给他们去办。

当官的“正路”与“邪道”　作者：张　鸣

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某民主人士感时愤世，发牢骚道：这哪里是中华民国，应该改成“中华官国”才合适。

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虽然一直被人称为帝国，它从来都是“官国”的面目。只是以前是理所当然的官国，连所谓支撑乡村自治的乡绅，都得是曾经有过官方身份的人，而其时则只能说是“封建传统遗留”。这种状况，换句术语来表述就是：官僚体系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成分。

政府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

自春秋战国以来，商周封疆裂土的封建制被打碎，从此以后，无论大一统还是小一统的王朝，都要靠庞大而繁杂的行政网络来捆在一起。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其实应该说国不可一日无官才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更多的时候似乎只是一种象征，有他没他都过日子。远的不说，明朝就有几个皇帝成年累月地不上朝，大多数臣子根本就不知道当朝天子是个什么模样，可国家还不是照样运转。

几千年来，皇帝与行政系统的紧张，相权由大变小最后消亡的历史，化约一下，就是皇帝把行政权通过别人来行使还是自己亲自行使的问题，皇权的膨胀，还是要靠官来实现。

不光是行政系统的官僚是官，监察系统、司法系统是官，管理和尚道士也是官，管理戏子的也不能说就不是官。甚至连一向为士人瞧不起的宦官其实也正经八百地有官的身份，贵的时候可以封侯拜爵，贱的时候也照样有晶有级。

历史上，在中国的各种职业中，“官”自然是大写的，人们只能往仕途上奔才会有出息，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官吏是最稳定和获利最大的职业。

选拔官吏不仅是朝廷的大典，也是整个社会的大事，因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和程序，意味着官僚体系的秩序，一旦官的秩序乱了，不仅官场乱了，整个社会都乱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对于科场弊案如此重视，有点蛛丝马迹，涉案者无论官职大小，情节轻重，一律要丢吃饭的家伙。

清朝过去了，民国也过去了。今天的干部队伍，依然庞大，依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腐败是国家最头痛也是最显眼的病灶，但最大的腐败是人事的腐败——人事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缺乏一个稳定而切实可行的选拔任用制度(含辞退惩戒)。

我们有考试，有推荐，有考察，也有选举，但不少仍是长官意志。

在某些场景中，所有干部选拔方式都存在，似乎哪种都可用，又哪种都不能肯定管用。而在这些“正路”下面，还存在着“邪道”：买官鬻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混乱成为官员腐败的源头，也是当今行政体系混乱的源头。

传统政治秩序的核心是选官制度的稳定，在中国历史上，察举制度搞推荐，“九品中正制”靠门第，科举制则要考试，无论什么方式选拔，要点在于，一要稳定制度化，二要中央保证能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仍是相当杂乱，说起来选拔的制度程序、方式方法无不完备，标准是“最佳最好”，但操作起来却人情、金钱、面子各种因素在暗中当家，最麻烦的是黑箱操作：没有程序，更没有规矩。

有时，我们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报道：一个官，不同的人去跑，走的路径不同，贿赂的费用也不一样。连地级市一级的干部，都有在跑官过程中被骗的。

这种混乱，不但对于今天社会已经建立的公正与秩序是一种巨大破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人们对于社会的信心。

治理腐败，民主是一副长效药，但不是速效药，治理腐败关键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关键在于官员选用制度的有序和稳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有诸多弊病，但多害相权的结果，还是考试制度最为合适。

“官场定律”评释　作者：梅桑榆

美国人苏伦斯·丁·彼得根据对官场的观察，综合归纳出“官场定律”若干条。既然称之为“定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像那些科学方面的定律一样，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涵盖力。桑榆读之，觉其中多条甚合中国官场情状，故从中选出数条，逐一评释之。

其一：如果事实与理论不一致，这事实必须被除去。

评释：官场中之理论，多为官场中人从自己的立场或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推出的，或者说是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出来的，不论是否合乎实际、合乎民情，这理论一经当权者制定，就成了“真理”。凡是与“真理”不一致的事实，当然必须被除去。否则怎能显示出制定理论者的权威?

其二：没有必要做出决定时，就有必要不做决定。

评释：官场中人对于上司做出的决定，要尽快表态，也即做出响应的决定。所谓“没有必要做出决定”，当然是对百姓而言。对于那些需要为民请命或抵制错误决策的决定，是没有必要做的，因为为民请命和抵制错误决策，都可能得罪上司，而一个命运被上司掌握着的官僚，一旦得罪了上司，就可能乌纱不保，甚至要冒身陷牢狱之险。官场中队均深谙这一定律，故几十年采，不管什么样的荒唐决策，都能顺利付诸实施，有的荒唐决策甚至长期不容更改，以至于人不亡而政不息，不能不说这是绝大多数人按此定律行事的结果。

其三：官僚就是致力于维持本就应该淘汰了的现状的人。

评释：某种现状既然本该淘汰，为何还要致力维持?答案很简单，不致力维持就会失去自己的特权，而没有了特权，一切既得利益也将付诸东流。而什么“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云云，均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

其四：长期好运是恶运的前兆。

评释：官场中人的好运，当然指的是官运，而一旦官运当头，则是山也挡不住，海也拦不住。长期宵运亨通的人一路青云直上，就可能晕晕然、飘飘然，自以为天纵英明，无所不能，其贪欲也可能随之极度膨胀。自以为无所不能，便很容易变得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贪欲极度膨胀，则必然会广收贿赂，疯狂敛财，如此下去，恶运也就离其不远了。这些年来，无数长期好运当头的官员，突然转为恶运当头，被请进了号子房，可以为证。

其五：要在官僚政治中成功，与其说有赖于取悦别人，不如说有赖于避免激怒别人。故推论为：如果想要成功，不必集中精力做出出色的业绩，只要集中心智避免做错。

评释：官场中人均知做出业绩难，而避免出错易。要想做出业绩，就要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一心扑在工作上；一不小心还会犯下错误，弄得吃力不讨好。而避免出错就容易了，只要对上司的一切指示遵命照办，对上司的一切要求照葫芦画瓢，坚持墨守成规，切忌改革创新，一路混将下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官场中人靠此定律获得成功者不知凡几。

其六：地位决定立场。

评释：某些人身为百姓时，对民间疾苦深表同情，对官场丑恶现象切齿痛恨，并对一些官员的扰民之举、害民之策愤然抨击之。常言：“我若当官，将如何如何。”然而一朝为官，便对民间疾苦麻木不仁，对官场丑恶现象熟视无睹，并且乐得与以前所憎恶的官僚同流合污，更免不了要亲自炮制出一些整治百姓的土政策，说是不如此，无以伏“刁民”。正所谓：地位决定立场，而立场又决定前程。

人才是竞争出来的　作者：宋圭武

针对人才稀缺的情况，有许多人提倡：应当大力培养人才。而一说“培养”，传统的做法就是给予财和物的倾斜。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种培养是出不了真正的人才的。人才是社会实践造就的，体制和制度的竞争性和公平性是产生人才的根本。

什么是人才?简言之，人才就是品德和才能有机结合的产物。一个既具有高尚品德，又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才。如果一个人只是才华出众但品德恶劣，或者只有品德而才能平庸，都不能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才。品德和才能相比，品德是人才的灵魂和向导，才能是人才飞翔的翅膀。没有才能的人生只能是平庸的人生，犹如麻雀，虽羡慕展翅高飞的雄鹰，但力不能及之，只能“空悲切”。而一个人若失却了灵魂，这时才能就会变成黑夜中的魔鬼，会让人恐怖得发抖。所以，对社会而言，品德最重要，是根本；其次才是才能，才能应次求之。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品德是无法通过培养真正获得的。培养人才，其实主要是在培养才能。才能是外生的，品德是内生的。培养是一种外生手段，所以培养的结果只能是才能的积累。而品德则不然，虽然品德可靠培养教育解决一些问题，但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抵挡不住实践的诱惑。从本质上讲，品德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通过培养而得到的品德是一种外生的品德，只能是一件装饰品；而通过实践产生的品德才是真正内生的，才会真正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才能使品德之“花”长开不败?这里核心是游戏规则要体现竞争性和公平性。竞争性是活力之源，公平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品德之源。所以，一个既充满竞争，又充溢公平的社会，才会真正激发人的潜能，推动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相反：如果只有竞争性而无公平性，其结果只能是大破坏，这时，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道德资源也会随着一同沦丧；如果只有公平性而无竞争性，只能导致死水一潭，这也不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一个社会要想变得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就必须将竞争性和公平性有机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按照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价值的分配，每个人也在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时，人才无需培养，也会奔涌而出。

从现实生活的许多事例来看，也说明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制度创新。如让高学历者充实领导岗位，这里高学历只是代表着一种可能的高能力，并不能保证其品德就必然高尚。如果不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就是将所有的领导都换成博士，也未必会把事情办好，也会照样出现腐败等问题，而且这时腐败的手段可能会更高明，让有关部门更难查处。另外，有许多单位不惜重金引进人才，但其内部制度建设并没有解决好竞争性和公平性的问题，这时，人才的作用就很难有效发挥，弄不好还会激化单位内部的矛盾，对开展工作带来更不好的效果。其实有些单位引进人才本身就是领导人做秀的结果，其做秀的目的不在于单位的发展，而在于个人的升迁。所以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要想真正促生人才，关键在于制度，在于一个公平和竞争的制度。

从人的出生来看，人的各方面的天然素质并不是差别很大，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激励方式，任何人都会成为人才。所以，人才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培养，而在于制度，培养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

“控制过去”　作者：安立志

作为比喻，历史是“小姑娘”还是“老太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往今来，篡改、修订、涂写、掩饰史实的行径倒的确无代无之。

我国历史上，历史档案产生于皇苑内府，保存于石屋金匮，与皇帝的“起居泣”几乎是等值的。在对历史档案的态度上，前朝的则横加毁弃，本朝的则秘不示人，为了皇朝的利益和名誉，修改历史如同涂改日记一样方便和随意。由于5000年家国的悠久，因此，篡改历史的事例当然不让域外，但因碍于“祖宗阔过”的定势，还是说说国外的例子。

“前”苏联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夫·皮霍亚在俄罗斯《星火》杂志2003年第43期发表文章称，苏联时期曾经实施过一个被称为“控制过去”的纲要。当局认为，对档案实施控制，可以迫使研究人员所作出的正是“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 (2004年5月19日《报刊文摘》)。

“控制过去”，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提法。“控制过去”很哲理，说白了就是修改历史档案。有人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凝固的现实”是由档案和文物组成的。“流动的右史”的确不好把握，“凝固的现实”比较容易摆布。因此，重心自然就放在“控制过去”上。对于“过去”如何“控制”，基本途径有两条，那就是涂改与掩饰。

前者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部被称为“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的历史教程中，体现的却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丛林逻辑——政治斗争的“战败者”无论其历史贡献有多大，统统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敌”；而政治斗争的“战胜者”，则如同上帝一样未卜先知，头上罩满无数的光圈和花环。

后者即皮霍亚先生所说的“废纸运动”。斯大林曾将引人关注的文献都藏进他的“斯大林档案馆”，而赫鲁晓夫则避开主席团的其他同事，对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有序管理”。而“藏进”和“管理”的结果，则是大量历史档案的失踪。择皮霍亚先生说，“废纸运动”自1919年开始兴起，直到后来都未曾结束过，以至于苏联的党务档案馆在1960～1970年代，大约有超过2500万份档案被销毁。

在这个已经消失的并被我们称之为“前苏联”的国家里，在其几十年的生存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册页，比如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比如出卖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2004年5月20日《南方周末》)。曾几何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手”来实现其统治：一手是通过暴力机器制造恐惧以生产“顺民”；一手是通过宣传媒介传播谎言以制造“愚民”。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群体，显然更便于“控制”。

作为“过去”载体的档案和文物，是一种物质存在，当然是可以“控制”的。在一个“皇权”和“朕意”至高无上的氛围中，文物和档案将被“控制”在权力的股掌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希望家喻户晓、永不忘却、极力赞颂的“过去”，一部分则是希望文过饰非、集体失忆、纸帛烟消的“过去”，而且，为了“迫使研究人员所作出的正是‘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前者可以无中生有，以假乱真；后者则“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然而，档案和文物只是历史的载体，并不等同于历史。档案和文物可以控制，历史却不会被控制。这方面的好例子还是要数我们自己——“(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唐太宗)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新唐书·褚遂良传》)这即是“石碑”不如“口碑”，“青史”不如“心史”的道理。“口碑”和“心史”又岂是可以随意“控制”的。

一起消费“赵忠祥”　作者：朱大可

“赵饶案”正在成为2004年度中国娱乐业的一大“盛事”。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本案起因的欠款问题早已被公众忽略，在事件中凸现的只有一个母题，那就是情色；甚至女主人公本人接受采访时所谈论的主题，也始终环绕着床帷的轴心，而作为法庭证据的“录音带”，则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女方提供录音显然是事先设置好的，她在对话里有意保持低调和沉默的姿态，故意诱使对方入彀；而男方则在毫不设防的情形下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威胁与情诱，软硬兼施，其台词声情并茂，极富戏剧性，完全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喜剧。饶颖无疑是杰出的导演，而录音带男主人公是出色的戏子，法庭提供了激情出演的舞台，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则有幸成为免费入场的观众。

这是继台湾璩美凤案之后华语世界的又一轮大规模娱乐消费运动。一件三流的民事诉讼，迅速演变成了对社会名流进行“偷听”(偷窥)的全民狂潮。这一绯闻把人们拉向消费时代的核心。

酷语(暴力话语)和色语(情色话语)，是当下流行话语的两大支柱。我曾经说过，马加爵是一场暴力话语的媒体狂欢，而今天发生的赵饶案，则成了情色话语的狂欢。

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勾勒出中国娱乐业的总体地图。人们看到，在木子美情色日记、和竹影青瞳裸照之后，色语正在奔赴一个新的性高潮。而性高潮的迭起，就是中国娱乐业的基本现状。

但这种“绯闻消费”还只是“赵饶案”的表面形态。与璩美风案完全不同，录音带及其各种男女主人公的访谈记录，推动了某种我称之为“语词消费”的文化狂欢——录音带激活互联网的反讽机制，人们环绕一个“紧”字，在互联网上展开了“大话”运动，并竞相在逻辑、句式和语词上对“录音带”进行反讽性模拟，其主题从教育收费、交警收费、炒股证券、《十面埋伏》、中国足球、嘉禾拆迁到台湾“大选”和美伊战争，极尽变化之能事，由此制造出大量的戏仿作品。令人发笑的是，所有那些文本最后都落实到“紧”字上面。

互联网的第二个贡献是提供了各种“酷索图”，也就是对现成图片进行数码加工(影像合成或文字注解)，制造出一些与男主人公相关的反讽性影像。这些文本制作构成了新的深度消费模式：它不再是被动的绯闻接受，而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制作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

由饶颖提供的“录音带”是耐人寻味的，它不仅具有娱乐和文化功能，而且激励了人们的政治激情。该对话的主角无论是什么人，都娴熟地展露了官场权力学的通用逻辑。男主角在电话中不断重申性主权，强调他的身体霸权、在性权力上的天然道德优势、对女方权利的蔑视与威胁，以及对女性生殖器官的激赏，等等。尽管那些言说来自不同时段，却始终贯穿着一种声音：你又能拿我怎样?正是这些话语细节点燃了公众的怒气。

所有关切该案的人都不难发现，赵饶案本来是一场普通的经济纠纷和民事诉讼，它之所以演绎成全民狂欢，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政治身份。那些强横对白和猥亵语句，被饶颖指认为出自某主持人之口，后者不仅是演艺圈名流，而且也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他的字正腔圆的温柔声音，正是威权主义美学的象征。“录音带”中的声音酷似和身份反差，制造了强烈的反讽，并且使整个诉讼演成一出准官场的马拉松喜剧。

“性、谎言、录相带”不仅是好莱坞大片的标题，而且也暗示着国家主义的全球解构浪潮，这种解构运动曾在克林顿、查尔斯和戴安娜绯闻案上大显身手，如今终于轮到中国民众集体上场了。

我们看到，自从贪官的情欲政治学被当作关注焦点之后，各种拉链门事件开始层出不穷，文化偶像和政治二奶的情欲、私密生活、床帷阴谋和情场交易，从黑箱中浮现出来，成了人们窥探、谈论、取笑和监督的对象。

官场的玻璃化效应，以及公众权利的这种奇特泛化，就是数码传媒时代馈赠我们的礼物。没有人能抗拒这一与时俱进的潮流。

天下乱弹　作者：宋志坚

“天下”二字怎么解，实在费人思忖。

按照《辞海》的解释，“天下”的意思有二，一指整个中国，二指整个世界。这种解释缺乏历史的阶层性和层次感，也缺乏超越时空的归纳。天下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而逐步变化的，有一点却始终如一，沿用这个词汇的人，一直都把自己看得见的那一片天空之下的地方当作“天下”。

夜郎自大的滇王与夜郎侯，都把自己治下的地方当做“天下”，这才闹出“汉孰与我大”的笑话，司马迁说这是“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并把这笑话的根源归结为“以道不通故” (《史记·西南夷列传》)。“道不通”，视野不及；视野不及，道亦难通，这是互为因果的。即使是汉高祖刘邦，也是只知“汉广大”的，最多还有“汉”之周边的那些“蛮夷”，哪知道“汉之外”别有天地。他要“得”而“治”之的“天下”，不就在他视野所及的那一片天空之下?

假如文坛也算“天下”，这“天下”同样与人的视野有关。写了几篇还算像样的东西，便自以内“天下谁人不识”，到底还是摆脱不了井蛙观天的习性。王蒙的名气大不大?陈祖芬说，“九·一一”之后王蒙去美国，入境时，因有“恐怖分子”之嫌而被叫出来盘问的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他。在地球的，那一边，谁知道你王蒙是何许人，谁管你王蒙不王蒙。

“君临天下”的感觉一定很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似也大可惟我独尊。如今回头去看，那些既不知“天”为何物，也不知天外有天，却在煞有介事地“君临天下”的封建帝王，未免可怜而且可笑。

人类对于“天”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

现代人已经懂得什么叫宇宙，什么叫天体，已经懂得自己立足的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既无所谓天上，也无所谓天下。退一万步说，即使把整个地球当作“天下”，这“天下”也远远不止是当年刘邦的“天下”，也远远不止当年爱新觉罗氏所谓的“天朝”，而是《辞海》中所说的整个世界。

宇宙之大，更显得人的认识能力极其有限，人类对于宇宙及天体的认识仍然相当皮毛。杨利伟“上天”，国人为之激动了一些时日。其实，他才离开地球360公里，而宇宙中的许多星球(或曰天体)到地球的距离是要以光年计的，与此相比，上了“天”的杨利伟，也只是在地球边上兜圈子，何止“离天三尺三”!

被称为“天下”的地球只是宇宙无数天体中的一个天体，想“得天下”或自以为得了“天下”的人也只是地球上无数“天下”人中的一个生命个体。这生命的个体，能量有大小，质地有差异，人生的价值不同，对于历史的影响有别，但无论是谁，也不能左右人类历史，无法主宰整个“天下”。所以恩格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恰如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只能是一种合力；所以黄仁宇说，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大历史(即人类历史)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

对于“天下”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的至今仍不乏其人。有意无意之间“君临天下”的依稀可见，一个小小的亳州市委书记(或可称为“小国之君”)为庆贺自己“荣登书记宝座”，竟敢命令全城戒严，不惜耗资200万元人民币“阅兵”，就大有“君临天下”之气概，至于大大小小的“家天下”，更非绝无仅有，这且不去说他。不少忧国忧民之士仍然弹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陈词老调，且一直被人们奉为天经地义，也未免可悲而且可叹。

荀况在《天论》中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是之谓天。”他说的天，乃是哲人之天。这位古代的哲人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宇宙，什么是天体，却以他的睿智，意识到所谓的天，其实廓大无边，人只能置身其中，既无所谓“天上”，也无所谓“天下”，而且“天行有常”，自有其客观规律，既“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当然更无所谓“得天下”与“失天下”之弯曲。

即使是俗人所谓之“天下”，也只能是“天下人之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虽符合历史事实，却又是一个历史的误区。“得天下”者难免对天下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支配权，不仅是支配金银珠宝绝色美女万里江山，而且还要支配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思想。稍有不从，便是忤逆。这便是得天下者失人心以至于成为众矢之的开端。古今中外，多少出“得天下”而又“失天下”的闹剧，反反复复地演绎和论证的就是这个命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当有一个前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匹夫有责”，其责先就在保证这“天下”永远只是“天下人之天下”，从而为这“天下”的繁荣与和谐尽心尽力。

倘若这“天下”只是刘家的天下、李家的天下、爱新觉罗的天下，其兴其亡，与天下人又有什么相干?硬要“匹夫有责”，岂非强人所难，一厢情愿?

牛群是怎么当上副县长的？　作者：冯　磊

牛群是怎么当上副县长的?据当年参与者透露，这件事情是蒙城县委书记、牛群及其“军师”，还有一个经营牛肉生意的老板共同策划的。具体目的是希望借牛群的影响，为蒙城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造造声势、做点什么。牛群点头之后，当地居然在24小时之内完成了相关手续，让牛群走马上任。这一点，让人感到吃惊。而这一点透露出的目前政坛上主政者施政的随意性更让人瞠目结舌。

牛群一夜之间由一个知名演员“成长”为国家公务员、副县长，从侧面说明了当前干部任用中的巨大漏洞。牛群当然应该属于例外，那么那些“例内”的，某某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些削尖了脑袋一心往上爬的人，他们是怎么起家的，其难度究竟有多大?这一点，从“牛哥”身上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只要当第一把手点头，只要他打心眼里愿意为你办事，小到批个条子，大到任命副县长，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而且这个时候，组织部门可以撇开、人大可以撇开，在场的只要有书记、甚至有个牛肉店老板一切就都搞掂了!这种执政能力和速度，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牛气，不让人不佩服。

这个事情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需要，大可以打着发展或者其他口号，随意任命或提拔干部。我这样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轰动全国的买官卖官案，不都同样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把个人的权威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众人的头上，这一点，是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危险，同时更是整个社会的危险。当所有的约束机制都失语或走形；当我们四面八方看到和听到都是一个人、一张嘴在说话的时候；当我们满脑子都是某个人的指示的时候；当某个人随便把他认为的绊脚石或者捞官资本随意撇开、或者违规甚至违法使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违规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皆大欢喜、耳边听到的是决策英明，这些能够看到的和听到的，反映到我们的大脑里，经过仔细过滤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的福音，又究竟是谁的悲哀?

几十年前的“外行领导内行”　作者：侯志川

伟大领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按常规出牌”。当年在赤水河畔和娄山关下，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如若还是一五一十遵照李德先生从德国军事学院搬来的“常规”教条，恐怕早就全军覆灭了，哪还会有后来的西安事变八路军新四军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按常规”在军事上不能不是他的一个大大的优点。只是晚年的他把这一点随意推广，以为任何领域任何时间都可以“藐视常规”并且取得胜利，却叫全国人民吃了空前的大苦头。1958年无视经济工作的“常规”，想当然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导致了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便是例子之一。

对医生的“藐视”，是他“无视常规”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普通人害了病，医生的话就是“圣旨”，理解不理解都要照办。但他却宣称：“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有时坚持己见，且很固执；有时怀疑医生、药物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的病愈拖愈严重，以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受到病痛的折磨”。 1961年他甚至给护士长吴旭君规定“我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去找医生”。这种规定只有天晓得有什么科学依据!好多严重的疾病根本就不发烧，吴旭君何以担得了这么大的责任?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与记者马湘东的谈话，透露了一个细节。 70年代初周恩来被医生检查出了膀胱癌，吴阶平“竭力主张动手术”，就给伟大领袖写了一个要求进行手术的报告。这个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准。吴很着急，去找邓颖超想办法。邓在不能违背“组织原则”和心痛丈夫之间说了一些两可的话。吴便据此给周恩来做了手术。30多年后吴阶平还说那次未获最高领导批准做手术“危险是很大的”，“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看来“危险”并不在手术，而在政治上。吴还说，最高领导后来终于同意了做手术。但打报告种获得恩准之间耗去的时间“不止一年”。

有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一般癌症都是越早手术治疗效果越好。哪怕早一天都很宝贵。但这一耽搁却“不止一年”。为什么呢，还是据吴透露，最高领袖接到报告后，明确指示吴阶平们给周恩来“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当时中国和兼国刚恢复来往，事情多，缺不得周。众所周知，周恩来虽然在中美建交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最重要的作用和决定权还在于毛不在于周。最有名的例子是“乒乓外交”。本来周已否定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也批准了周的意见。但毛突发奇想，又叫吴旭君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邀请美国人到中国来，由此才拉开了中美外交大剧的帷幕。客观地讲，周恩来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上并不是完全无可替代的。现在看来，毛对给周动手术不积极，也许还是由于对医生尤其是西医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吧。

“藐视医生”的他偏偏又掌握了中央领导生病治疗的“最后决定权”。“外行领导内行”，真是莫此为甚了。1957年 55万右派分子因言贾祸，很多就是撞上了这一枪口。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当年都特别强调这个观点。这一年的6月26日，周恩来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为右派分子们所竭力反对的“外行领导内行”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们绝对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都将受到他们以前非常喜爱因而竭力坚持的这个主张的极大影响。政治家虽然拥有平民百姓所无法拥有的政治权力和优越条件。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平民百姓却往往比政治家幸运——他们患了严重疾病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怎样治疗，而政治家有时候却身不由己，必须听命于某个“外行”的决断。“高处不胜寒”，此又一例也。

我不知道现在的党内还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当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某位领导人的身体医生决定做手术的时候，仅仅因为另一位外行的领导人的不同意而干瞪眼。我想不会有了吧。毕竟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

尊狼者如狼　作者：端木桥

双休日，闲来看电视，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先后从不同的三个频道连续看到三组与“狼”有关的纪录片。三家电视台显然并非着意配合播出，巧合而已。然而这一巧合却满有意思。

第一回看到的是某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狂野周末》，荧屏上见到的是非洲荒野上行进着数以百计的一群野牛。它们匆匆前行，后面跟随着几只伺机而噬的饿狼。狼的躯体瘦小，与体形庞大的野牛对照起来有点不成比例，但是狼有尖牙利爪，行动敏捷；野牛身躯虽然巨大，但是除了一双不大好使的弯角之外，再也别无长物可资自卫了。更有甚者，狼是群体出猎的，扑噬猎物，总是那么密切配合，左右夹攻，前后呼应，绝少单干，令对手防不胜防，无法招架。这一回，我在荧屏上看到的残酷情景同过去看到的如出一辙：几只饿狼尾随牛群追赶了不久便选准了目标，一只狼突然一跃而起，扑上去狠狠咬住目标的脊背，其余的几只随即跟着从不同的方向一拥而上，死死咬住那只可怜的猎物。野牛被众狼咬得不能忍受，拚命挣扎，可是狼多势众，它渐渐气衰力竭。牛群对这遭难同伴的悲惨处境却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理会，继续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跑，丝毫也不在乎遭难的同伴成为狼群的荚餐。那血腥的场景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中相隔不久的另一个关于狼的电视场面，已记不清是在哪个频道看到的。电视记录片介绍的是深圳某地的一间小学。该校的领导者别出心裁，以狼为学生的学习偶像，在校内矗立了狼的巨型塑像，有单个的，有群体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突出了它们警觉、矫健、机灵而凶悍的形态。在狼的雕塑底座镌刻着一段说明文字，文曰：“东方似‘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似‘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的世界里，我们通过对狼的性格剖析，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成为，强者。”据报道说，该小学校长宣称他们倡导的是对孩子们进行狼的教育，在校内竖起狼的雕塑，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常常记住以狼为榜样，学习它们“勇敢”、“进取”、“强悍”的性格和“团队精神”。……校长先生的这种教育理念真是“张扬”和“超越”极了!不知道这是剽窃而来的还是不安于现状的他自己的创见?如属后者，则近乎天才了!

狼是一种凶狠、狡猾、贪婪、残暴成性的野兽，几乎所有的母亲都向自己学会走路不久的孩子说过居心险恶的“狼外婆”的故事了。狼的名声，从来就不好。不知有多少贬义的词汇和成语是与“狼”字连在一起的：如狼戾、狼藉、狼毒、狼胎；如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子野心、狼奔豕突……谁曾经听说过对于狼的赞扬呢?看到电视台这一形象报道，很自然就联想到《狂野周末》里狼群扑杀野牛那血淋淋的画面。狼群那“勇敢”、“进取”、“强悍”的性格和“团队精神”也真够刺激啊!那不就是那位小学校长先生所歌颂、赞美，并为孩子们着力塑造的“性格”和“精神”了吗?如此“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性格”和“精神”，究竟是可爱的还是可怕的呢?

真是无巧不成书，刚看过关于深圳某地某小学的形象报道，按了几下电视机遥控器的转台键，转到中央电视台的科教频道，荧屏上正在讲述不久前在某市发生的一桩劫案：三名劫匪截停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在路上亮出匕首，向司机行劫。司机被迫拿出仅有的 200元和一部手机，劫匪们认为司机还有藏匿财产不肯拿出来，三人向他脸部和身体其他部位捅了二十多刀，最后以为他已气绝身亡，才把他弃置山野，驾车逃逸。濒死的司机以惊人的意志力爬出山坡报警求助，得以不死。公安部门根据线索逮捕了案犯，三名劫匪竟然都未成年；最年长的一个才17岁!这几个“团队精神”十足的小歹徒的性格，也真够“勇敢”、“进取”和“强悍”了吧?你说他们像狼不像狼?真想问问那位小学校长先生：“对这个团伙的性格和精神，与阁下所大力塑造者究竟应如何区分?”不过，如今要找这位见解独到的教育家对话也有点困难，因为据报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仁兄因经济问题已被“捉将官里去”了。尊狼者如狼，塑造别人的同时也难免同样塑造了自己，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那不该消失的生命　作者：冯远理

1970年的3月，青藏高原仍然是春寒料峭。这时，从青海贵德县走出一支队伍。这是一支主要由来自江浙两省的 200多名新兵组成的部队，他们要远去贵南进而西渡黄河进行野营拉练。这一天，部队准备在一片叫做老虎坡的荒无人烟的山岭附近宿营。离老虎坡还有三里地时，天已经快黑了，走了一天的战士们已经筋疲力尽。别忘了，他们还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咽!就在这时，突然一个战士发现对面山坡上有几只狼，在悄悄地尾随着队伍前进。随着天色渐渐地变暗，狼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不时有几只狼仰天嚎叫，恐怖的叫声在山间回响，显然是在招呼它们的同伴。不知不觉间狼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四五十只，并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中。这时，向导——一个当地出生的牧民，快步跑到连长跟前，问战士们枪里有多少子弹。连长告诉他，这些都是新兵，从来没有打过枪，枪里一发子弹也没有。听了这话，向导的脸色大变。他说，这样走下去，只怕凶多吉少，这些狼能把方圆几里以内的狼都招过来，说不定我们这些人都要喂了狼!他因而建议：改变路线，西渡黄河，因为狼是以河为界的，大河东西两岸的狼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互不来往。队伍原地休息，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马上研究。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西渡黄河，他的理由是革命战士就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军旅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怎能被几只狼吓倒；另一个理由是战士们穿的都是棉衣棉裤，背上又背着棉被，要渡河就要扔掉棉被，渡河过去也会把人冻得半死。因而决定，天黑之前必须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老虎坡。

与领导们把67人送往死亡之路的愚蠢决定相反，西北的狼倒是聪明绝顶。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狼已经聚集了几百只。他们先在部队必经的大路上，把队伍拦住。不得已，大队人马只好走山口小路，而这正是狼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一排走出山口后，三路狼一下就完成对200多人的包围。一路截断山口的出口，一路堵在山口的入口，另一路完成了对一排的包围。这样就把一排和二、三、四完全隔离，为把一排吃掉创造了条件。事后证明，狼的部署完全成功。在二、三、四排和狼僵持的同时，一排62名战士除4人尸体是完整的外，其余都被狼啃得惨不忍睹，破碎的内脏到处都是，很多人只剩下一副骨架。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连同向导和二排的4名官兵在内，这次共有67人遇难。

显然，如果按照向导的意见来办，这次惨痛的死亡也许不会发生。但从这次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对人的毒害。那位指导员，在他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生命的半点敬畏。在他看来，理想、主义都比生命重要。“文革”中大力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际上演变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苦”和“死”俨然就是生活的目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有多少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我原以为这件惨痛事件的发生，无论如何都要“严肃”处理几个干部。看完了处理结果，我实在无话可说。在资料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对指导员、连长处理的意见，连长10年后升为团长。而当时的团长把这一切都归结于狼，因而有了大举向狼复仇的举动。将近 700人的队伍，7辆军车，浩浩荡荡地向老虎坡开去。自然，这一次群狼大败。

在心中立一块“戒石”（二则）　作者：耿志刚

一

最近看到两份资料，一份讲的是古代，我国的府、州、县衙大堂前都立有一座牌坊，名曰“戒石坊”。戒石坊之上，正面刻有“公生明”三个大字，背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小字。另一份资料讲的是当代，农民反映乡村干部问题的信访，多数反映的是办事不公、吃喝贪占、作风霸道、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

两份资料发人深省，我们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旧时官吏尚知公正可以明察事之本末，爱民惜民是为官的根本，而我们有些为官者，却把这些丢到了脑后。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十分痛心的事情。

要想做一名群众信赖的为官者，就必须把丢掉了的东西重新捡回来，在心中立一块“戒石”，时时提醒自己，处处把握自己，那样就不会在廉洁问题上越过雷池，就不会在宗旨问题上颠倒了位置，就不会被群众所唾弃、所反对。

愿这块“戒石”长留在每一个为官者心中。

二

旧时戏场里贴有一则楹联，意在提醒观众遵守剧场秩序，其弦外之音却另有深意。该租联的上联为：“看不见，姑且听之，何须四处钻营，极力推开前面者”；下联为：“站得高，不能久之，莫仗一时得意，挺身遮住后来人”。

由这则戏场楹联，联想到了“考”场纪律。这里的“考”，指的是干部考察工作。每当考察之时，有些人就安定不下来，头脑不再清醒。在这一个特定时期，有些人的电话特别繁忙，各种拜访、聚会急剧增多，甚至连打扑克、下象棋这类活动也被充分利用，不放过一个露面、交谈的机会。更有一些信奉“不破不立”的，大破大立，做出种种有悖情理、违背道德的事情。

进了戏场，就要遵守戏场秩序；进了“考”场，也要遵守“考”场纪律。对于不遵守“考”场纪律的要有个说法，不能让其占了便宜。否则，“考”场就变成了“商”场、“战”场，一场混“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各执一词　作者：何满子

语云：“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是前人说《春秋》笔法的话头。其实是文人自神其术，夸大其议论的威力之了不起，当然，这话用心不坏，意在砥砺人要行善，告诫人莫作恶，免得给后世留下话柄。

俗谚又说：“嘴唇两爿皮，咋说咋有理。”意即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评论，说好说坏都可由评论者随心所欲，没个定准。有时甚至相同的议论，说得难听点或说得好听点就大不一样。比如说某女士“水性杨花”，“人尽可夫”，斥之为“荡妇”，就难听极了；如果换一种说法，说她很“开放”，很“罗曼谛克”，赞之为“新潮”，这就十分顺耳了——其实，讲的是同一内容。

语言这玩艺，确有很多魔法可耍。同一对象，爱之可颂，恶之可咒，那区别之大，诚所谓可依立场、观点之不同而大异。这是最近笔者偶尔到一处去旅行，从亲耳所闻中大兴感慨的。

那地方是我旧游之地，上下人等都颇多熟悉。谈及当地的一个小头头，和这头头关系好的周围人等的评论，就和下面的群众天差地远。别的不说，光指同一件事：这小头头常到当地一家兼营娱乐业的餐厅去和三陪女郎鬼混。群众的议论是，这家伙搞腐化，每天晚上都玩女人，仗势白玩，钱也不出，简直是流氓。可是我当作闲谈，询及这头头底下的一个办事人员，秘书吧，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此人很能联系群众，那家餐厅倒是常去的，也不过是去了解了解情况。他向来没有官架子，男女老少都同他合得来，和群众打成一片，外面有些风言风语是事实，我看他人还是正派的。瞧，两边说法不同，你信了哪边好?——不过，到餐厅里去和三陪女郎“打成一片”的“联系群众”，实在叫人难以理解。自然我没有责任也没有兴趣去调查核实一番，但由此可以想见，许多事情的调查察访中，是会遇到这种各执一词的障碍的。

这回我旅行所遇到的，还只是一个小头头的品德和私人生活的小事，历史上大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论其实也没有两样。有的盖棺而不能论定，有的论定了的好人或坏人，仍有部分有关人等持异议；至于世界级的大人物，则即使大人物的本国或世界已众口一词地评为暴君恶魔，早就是臭不可闻的，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还在焚香膜拜，奉为神圣；且也都有其称美的说词，俨乎其然。因此，西方的有些光头党至今还在崇拜希特勒，就无须奇怪了。

为官与大盗　作者：王开林

在封建社会里，一切皆小，衙门独大，无论是谁，只要跻身于国家的管理机构中，换言之，一朝脱下青衫，踏入仕途，即意味着权势、荣耀、威福、黄金、豪宅、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求之若渴的东西，均纷至沓来。官愈大，位愈尊，权愈重，则拥有的资源愈多，享受愈丰。仕途即利途，他们做了官，则毋须剪径，贩毒，绑票，开妓院，洗劫钱庄，走私军火，毋须辛劳冒险，盗之所需，官皆有之，取舍用藏皆可运乎一心，存手一意。因此客观一点说，贪官比强盗更可怕。强盗即算是明火执仗，公然抢劫，也会“买卖做成就开路”，决不敢像水蛭似地咬定“腿杆”不放松；贪官则肆无忌惮，他们比海中八爪章鱼的吸盘还要吸得紧，死死咬住某个部门某个区域，吸“血”无餍。古人所说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自是指明了最深层的事实。

前些日子，我浏览唐宋名贤的笔记，读到岳飞之孙岳珂编撰的《桯史》，其中有一则趣话，对贪官污吏不敬得很。这则故事主人公是自号“滚海蛟”的东南海盗郑广，这家伙曾在福建莆田一带啸聚渔民，大行剽掠，官府也拿他没辙。硬的一手对付不了，皇帝老儿便下诏招安，为表彰郑广悔罪归顺，于法外开恩，赏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武职，容他为朝廷效力。由于郑广做过海盗，同僚对他无不侧目而视，甚至没谁肯跟他扯扯闲谈，这令郑广心中大为窝火。有一天，郑广见那些自命风雅的同僚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走过去主动搭讪：“我郑广是个大老粗，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大家听听，不知行不行?”大家见他也来附庸风雅，估计狗屁不通，便想看他当众丢人。诗是现成的，郑广朗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诗一念完，那些挨了嘲骂的贪官污吏一个个灰溜溜地走开了，郑广则吐尽胸中那口郁闷已久的鸟气，开心至极，忍不住哈哈大笑。

郑广做过海盗，尚且敢说自己强于贪官，这不是将封建官场的黑暗揭露无遗了吗?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说：“今受其直(值)而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意思是，如今本朝收受百姓赋税，而怠慢他们事情的官员，比比皆是；岂止怠慢百姓的事情，还想方设法盗取他们的财物。你说此辈硕鼠可恨不可恨?苏轼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中则下语更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也就是说，贪官即为大盗，一旦坐实，则恶名终身难以洗脱。

东汉的清官杨震拒收老朋友的馈金，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后代的贪官听来，肯定要嘲笑杨震胆子太小，简直不像个男子汉。明朝户部尚书张津，曾在官署客厅张贴了一副对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份赐；取一分，则官不值一文钱。”这副对联若让后代贪官见了，更会笑掉大牙，一分都不取，岂非傻瓜?何况自己不取，也自有人取，那公款取之于民并不会用之于民。

临到这篇文章结尾时，我忽然记起齐白石老人晚年的一幅名作，画的是位身穿白袍的清官，年纪大了，醉态可掬地伏在酒瓮上，酒勺柄上挂着一串铜子，题记为：“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可为盗，也不伤廉。”如此说来，强盗确实胜过贪官，因为盗亦有道啊!亲爱的朋友，对此一端，不知你是否表示认同?

自杀悲喜剧　作者：吴志良

劝夫

因为凑不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大舅和大妗吵了一架，大舅想不开要上吊自杀。大妗流着泪说：“他爹，你可千万不能死啊!”大舅不听。

大妗接着说：“你没看见隔壁王大爷吗?请和尚道士作法场花了几千元，大摆宴席又是几千元，修坟的、抬棺材的、打杂的、街坊邻居、乡里乡亲都要来吃来拿，开销恁大。你这一死不要紧，岂不是要把咱儿子娶媳妇的钱全赔进去吗?”

大舅听了以后，思前想后，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让妻

为父母看病花了二哥两三万，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两位老人去世后，二哥计划大干一番，求爷爷告奶奶又借回几千元，投资种起大棚菜。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把二哥的大棚打了个稀巴烂。二哥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悄悄喝下几十粒安眠药……

二哥死了，他在遗书中写道：这两年发了财的李光棍对他媳妇有那个意思，只要李光棍愿意偿还他所有的债务，并抚养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情愿将自己媳妇“让”给李光棍。

救女

从上小学起，三叔的女儿小芹学习就好。但由于家贫，三叔总想让小芹退学。可小芹倔得很，死活不答应。

熬到初二，三叔实在凑不齐学杂费了，便再次劝小芹退学。小芹答应后，当天下午就喝了农药。三婶在玉米地里找到口吐白沫的小芹后，叫三叔赶快送医院。三叔摇摇头说：“还是让她‘去’吧!”

三婶狠不下心，背起小芹一路跑到乡卫生院。小芹虽被救活了，但却成了又痴又呆的傻闺女。如今两年多过去了，三婶常常叹着气说：“当初，真的不该救她。”

马二嫂和朱大哥　作者：但远军

水牛巷住着十几户人家，巷头是朱大哥，巷尾是马二嫂。朱大哥经营房地产，兼营股票，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有吃喝不完的山珍海味，穿戴不完的金银珠宝；马二嫂则不同，马二嫂仅摆一个小面摊，两张桌子，8根凳子，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丈夫又英年早逝，生活十分清苦。

朱大哥有钱，工作忙，常年奔波在外，偶尔回小巷一次，也是轿车来轿车去，前呼后拥，有时小巷两旁的摊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必大声吆喝，叱令挪开。他不屑轻言细语和小巷里的人讲话，更没有必要套近平。金钱使他高贵，金钱使他神采飞扬。

马二嫂没有钱，也没有横眉冷对街坊邻居乃至顾客的资格。她必须处理好左邻右舍的关系，必须和颜悦色地对前来吃东西的顾客说话。如果她冷淡了顾客，顾客就会离开她那两张桌子到别处去。

渐渐地，人们淡忘了水牛巷有个富翁朱大哥，却时常提起马二嫂。来不及做饭，“走，吃马二嫂去!”孩子无人照看，“马二嫂，帮我盯着点!”

几年后，朱大哥往来的圈予越来越小，几乎仅限于对他有用的达官贵人和贴身的工作人员；马二嫂往来的圈子却越来越大，面店虽小，来的都是客，远近闻名。

后来，朱大哥受到手下人欺诈，公司倒闭了，朱大哥饮恨自尽；马二嫂则得到大家的帮助，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将孩子抚养成人。

人们在谈到朱大哥和马二嫂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穷和富两个字。有的人说朱大哥的确富有，马二嫂的确贫穷，但也有的说，朱大哥并不富有，马二嫂也并不贫穷。其实贫穷和富有不仅仅只是以拥有金钱的多少就可以简单界定的。

“经济反腐”再质疑　作者：吴兆民

“经济反腐”的高招推行以来，曾遭多人质疑，我今天又来质疑，只能算是再质疑。

再质疑源于《报刊文摘》 2004年9月1日《江苏警界“经济反腐”见效》那篇报道。报道说，8月11日，江苏省公安厅召开了隆重的机关干部大会，请7名被宣布退休的民警登上主席台，从厅长手中接过“廉洁从警退休金发放证书”和4000～9000元不等的，“廉洁从警退休金”。

看罢报道，我的心头升起团团疑云。

疑问之一：对民警来说，“廉洁从警”是高标准还是低标准?众所周知，奖励只能针对那些高于平均道德水准的行为；对于民警来说，不索贿受贿、不徇私枉法，只是最低要求。因为到退休没有被发现有不廉洁的行为，就给以重奖 (最高可达30万元)，无疑是预设了一个前提：不廉洁是合乎情理的正常行为。其次，所谓道德是人们在有权决定自己行为的环境里自觉服从共同行为规范的行为，所以高尚道德是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彰显的；在约束、诱导情况下产生的“高尚”不是高尚，更不值得奖励。哈耶克说：“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让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弥尔顿说：“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坏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

疑问之二：奖励资金的来源是否正当?从相关报道中获知，其来源“一是从厅机关在职民警每月的特岗津贴中提取。300元，作为‘廉洁保证金’；二是从民警奖金、福利费中提取150元，省财政配套 150元”。对这个规定，窃以为有三点不妥。首先，公安部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人民交纳的税金。人民在满足公安部门正常需要之外，再拿出一笔“财政配套”资金，用于对他们的特殊奖励，这无异于在正税之外又加杂税。其次，民警只要不违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可以获得仁笔特殊奖励，这无疑是一种特权。工人、农民是纳税主体，如果一辈子都没有腐败行为，是否更该重奖?再说，任何特权，都是对其他人利益的侵犯；一些人的利益增加了，其他人的利益必然减少。减不足以补有余，也有失公允。其三，特岗津贴和奖金、福利费本该就是民警可以合法享有的财产，把它们单独拿出来作长期质押，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

疑问之三：违纪案件下降与“经济反腐”措施的推行有多大的相关性?报道说，“从今年上半年已实行这一制度的省公安厅和淮安、宿迁两市来看，公安局机关民警中没有发现在廉洁上出问题的，南京市公安局民警廉洁方面违纪违法案件同比下降72％，由此拉动全省公安机关违纪率下降了27％。”我相信这两个统计数据是准确的，但我同时认为违纪案件同比下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去广大民警为了得奖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外，原因至少还有四种：一、其他措施同时也发挥了作用 (江苏省公安系统为了加强警风建设出台了很多措施)；二、由于社会环境和执法环境的改变，本来就不会出现去年那么多的案件；三、由于违纪者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案件被发现的少了；四、基层为了保护本部门民警的利益，小案不查或是查了也不上报……所以，把案件发生率下降单独算在“经济反腐”措施推行上难以服人。其实，在行贿数额节节盘升的情况下，“廉洁保证金”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也令人难以高估。

除去以上疑问外，还有诸多疑问。比如，一个人廉洁不廉洁怎样判断?只能是没有被发现有不廉洁行为的，就认定很廉洁。这其实是掩耳盗铃。如果“廉洁从警退休金”领到手以后，却被发现有不廉洁行为怎么办?从理论上说自然是从严处理，已发奖金如数或加倍追回，但也很可能因为腐败数额不大而放松追查。比如因发现某人有1000元的受贿情节，就把数万乃至30万元的奖励追回，多数领导下不了这样的狠心，这样一来，“廉洁保证金”便成了“不廉洁保证金”，这岂不违背了设立“廉洁保证金”的初衷?

智者的“糊涂”　作者：阮　直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今这个成语被老夫我逮着了个例子。杂文家张心阳向来以看问题精准、角度独特著称，如今他也有了可笑的“一失”。

当张心阳读过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后，对美国的市长有时间接待市民，没工夫拜见副总统的这一举动极为感慨。张心阳先生在《总统来了怎么办》一文中流露出了羡慕之情(见《杂文选刊》第9期)。在美国，市民是市长的上帝，公民是总统的上帝，这是他们的制度和体制所决定的，所以美国的市长是怎样为市民服务的，一不用教育，二不用强制，也不用自律，更不用他的上级操心，就像小毛驴上了套，蒙上了眼，它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谁不把市民当做上帝，上帝就不给你为市民服务的资格了。

张心阳由此大为赞赏我们的官员要多多出国培训，也学学人家那种执政的方式，而且是官员的级别越高越好。张心阳的想法是好的，学习人家的那种执政方式，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尝试的结果已告诉我们，官员出国确实能更新观念，改变思维，但改变了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回来又能改变别人和环境吗?如果你是乡长，主管你的县长来了怎么办?你能说有一些农民要见我，我不见县长，见农民吗?如果你是市长，省长来了怎么办?你能说：我要去见市民，你先候一候吧。还以李群为例，你在美国培训回来，就敢不见省长，去见下岗女工吗?就是全市的老百姓每人都借你一个大胆，量你也不敢去一试。别说你从美国学习回来，就是从外星人那里学习回来，难道你就可以抛开国情吗?所以张心阳先生想通过让官员出国培训这一招来提高官员的民本思想和执政水平，万万使不得。我就认识一位去美国学习了半年的官员，回来就夸美国的女孩：你看人家，不仅观念开放，而且极要自尊，不像中国的女孩和谁好就想贪便宜，听美国人讲，美国的男人与女人在酒店开房，付费时人家女的要承担一半费用，怕落下卖身的名声。哇塞!这么大的便宜，咱中国的爷们儿怕永远占不着了，这就是他学来的经验。

还有的官员去了国外，回来后最羡慕人家的赌场是合法的，人家的妓女是注册的，由此抱怨：我们三天两头就来一次“扫黄打非”，这样观念能不落后吗?官员出国培训，训出来的观念是比较超前，学来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好的东西说起来好，听着也好，一试就有人说不好，好你也干不成；不好的东西，说起来不好，听起来也不好，干起来老百姓都说不好，可人家照干。这样的事，哪个老百姓不能列举几件，不知张心阳先生为何极为主张官员出国培训?多亏我们这个社会从不把杂文家的话当个什么指示或意见，否则，我真怀疑张心阳是否吃过出国培训官员的回扣了。

在现行的体制下，要想改变官员的执政方式，去美利坚不如去延安，去大不列颠不如去老少边，去新加坡不如去西柏坡，那才是培养优秀干部的好地方。

张心阳担心的问题是领导来了怎么办?我倒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奉献，阿来的名著《尘埃落定》中那个傻子有句逢凶化吉、一灵百灵的名言可为之解惑——此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贪官十相　作者：袁堡屏

过去有这样一则描绘庙里泥塑偶像的趣话，是：一尊泥巴，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上世纪50年代，在反官僚主义时，毛泽东曾用此为官僚主义者画像，我想，套用这一“公式”，为贪官画一画尊容，怕也是会有一点意思的。

一身媚骨贪官贪官，成了“官”才能贪，因为当了“官”才有权，权可交易，转换成金钱。所以，为了贪，这些人才拼命地跑官，要官，买官。为了弄到官，就得巴结能赐官的官。而要讨得能赐官的官(即靠山或后台或保护伞)的欢喜，以达到做官的目的，没有一身媚骨是办不到的。没有奴颜婢膝，不会溜须拍马，不拜干爹认干娘，甚至不献老婆送妹子，目的是达不到的。有了这套本领，头有处磕，钱有处送，亲有处攀，情有处说，官才能到手，官才能坐稳，即使有点麻烦，也会有人遮风挡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二目无光贪官决非瞎子。说他二日无光，是眼珠全让钱给遮住了。他们心里想的是钱，千里抓的是钱，口里说的是钱，双腿跑的是钱，只要一瞅见钱，就如同苍蝇见血，蟑螂钻粪，叮住不放，咬着便撕，如饥似渴，如狼似虎。

三餐大吃凡是贪官，大都是饕餮者，不是人吃他，便是他吃人。生猛海鲜，鸡鸭猪羊，今天狮子楼，明天六味居，他吃人是有求于他，逢迎谄媚；人吃他是有求于人，拉拢关系，疏通渠道。酒席上，便是行贿者与受贿者交易的场所。

四轮不停凡贪官，必先显示自己的身份。封建时代，官员显示自己身份的明显标志是坐轿，这轿是几个人抬的，轿的装饰是什么颜色，一级与一级都不相同。进入现代，轿子落伍了，如今显示身份的是坐小车。车的档次愈高，标识他们的权力愈大，权力愈大，贪起来的条件便愈多。所以他们便坐上这公家出钱买的高档车，今天视察，明天检查，到这儿去剪彩，到那里去祝贺，招摇过市，摇头晃脑，以示自己的不平常不普通，为自己捞钱做广告，造影响。

五官不正这五官不正，并非说他们长得租陋。贪官都是从“两面国”来的，嘴里唱清廉调，心里念贪婪咒；手背是白的，掌心是黑的；刚才还在大会宣读反腐倡廉的文件，转身便在宾馆某个房间搞权钱交易；为人民服务的“经”念得比谁都动听，弄起金钱来那手段比谁都阴狠，“识得贪官真面目，方知真有两面人”。

六面玲珑凡贪官，多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方方面面，他都会处理得妥妥帖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掩护了自己，又能弄到钱财。对他要巴结的上司，他要利用的友朋，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老板董事，他都会应付得周周到到，这叫舍小钱，获大利，他甚至还会锣鼓喧天地欢迎监督，聘请许多监督员，用以证明自己之“清白之身”。

七窍不通大凡贪官，多是官僚主义者，了解情况听汇报，大会讲话靠秘书。对上级文件，只会照本宣科，根本不了解其精神实质，甚至宣科时念了错别字(例如将高屋建瓴读为高屋建瓦，将圣人念成怪人)，仍面不改色。政策如何贯彻，经济如何发展，他往往是虚晃一枪，或将既定的方案，猫儿念经似的哼哼一遍。对于工作，他只会打哈哈，不是推，便是混。

八面威风贪官都是要抖威风的，因为不抖威风，便显示不出他是一个“官”来。但因官位有大有小，抖威风的方式也因之有所不同。大贪官抖威风，大都是“文”的，显得他很有“修养”，一个电话，一个眼神，便可以把“事情摆平”，即使噬肉饮血，他仍是一副菩萨面孔。职务低小的贪官(其中不乏大贪)则动不动便亲自出马，舞棍弄棒，让你认得他这“马王爷”乃是“三只眼”。他们之所以要抖出这八面威风，一是为保护自己，让人怕他不敢揭发他，谁不顺他他便利用权力整谁；再就是为了敛财。

九(久)不罢手 贪官贪官，要害是个“贪”字。“贪”是无止境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私壑是永远填不满的。只要“捞”上了“头一把”，十把百把千把万把就随之而来了，不到铁铐上腕，他是决不自己罢手的。他要官跑官，原本就是为了“贪”；他买官，原本就是为了生息赚钱，不仅要收回成本，还得一本万利。

十分可……　可什么呢?可恶，可恨，可怕，可杀。贪官——贪污分子，可不是个好听的名词，也决不会是一个再受欢迎的人，无论他以前伪装得如何可亲可敬，当人们一晓得他成了这样的角色，厌恶之心，便会油然而生。凡贪污分子，总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顾人民的死活的。他们什么钱都敢拿，扶贫款，救灾款，都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那贪得无厌的行径，不令人可恶么?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这种披着羊皮的吃人豺狼，谁人不恨?什么法，什么纪，全不在这些家伙的眼里。杀鸡给猴看，猴儿长经验，你杀你的鸡，我还照样干，这种危及党的命运国家前途的严重腐败现象，不可怕么?因此，对于这些蛀虫败类，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应民意，不杀不能服民心，不杀不能扶正气，不杀不能饬政风。当然，这个杀字，并非是说凡贪污无论大小均在杀头之列，而是必须重视正视严肃处理，让想贪者视之瞠目，见之胆裂，及时自持，不敢再伸手也。

让人笑得流泪　作者：佚　名

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成克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

点评：拳拳“赤子”心，殷殷“公仆”情，哪个听了，能不为之感动?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成克杰之所以“睡不好觉”，是在想他的情妇，想他的4000多万元不义之财。

二、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刘中山(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

点评：刘厅长当场赶走重金行贿者，这件事在交通厅一直传为美谈。但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才都傻了眼。这座豪宅里不仅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超过1300万元。

三、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肖作新(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

点评：这是肖作新当选市长以后，在答记者问时所作的慷慨陈辞。但就在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来祝贺他“荣升”的 40多个红包，近100万元。

四、现在是兰钢的困难时期，组织上让我来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不是来享受的。为此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张斌昌(兰州钢铁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点评：台下，自然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张斌昌不仅“说：的好，“做”的也很好，上班骑自行车，吃饭进职工食堂。所以当他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的尾巴被揪出来之后，《南方周末》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一条深藏不露的蛀虫》

五、好人坏人看面相也能看出来，你们看我的面相，像个坏人么?——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

点评：我没有见过孟庆平，但猜想其一定是一副“慈善相”、“憨厚相”、“功臣相”和“廉洁相”。

六、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薛五辰(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

点评：家有住房9套，面积1300平方米，另有存折200多个，存款共计800多万元，还敢奢谈没做对不起人民的事? 七、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罗凤群 (福建省上杭县原副县长)

点评：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按她当初在生活会上的上述发言，不知该“枪毙”多少次。

八、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肯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邢党婴(扛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

点评：判决书上写着：邢党婴先后收受贿赂35起计 31．2万元。当然，他上交的那9万多元并不包括在内。

官员自杀暂行条例　作者：徐迅雷

官员自杀，日见其多；廉者自弃，腐者自绝；健康上吊，抑郁跳楼。7月30日，江苏盐城市射阳县纪委常委王勇，纵身从县人民医院十楼跳下，当场身亡，享年38岁 (据7月31日《江南时报》)。

管纪律检查的官员跳楼自杀，当然会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公众说法，众说纷纭，有云“得了抑郁症，忍无可忍”，或曰“仕途犯下大错，才会出此下策”。媒体报道，亦是先说猜测，后来澄清。至我写作此文之际，媒体说法是——警方调查：王勇之死因患抑郁症；纪委发言：他绝对不存在违纪行为；同事愤怒：流言是对善者的玷污；政府说法：生前是个好人。

好人不得好死，死后还被说三道四，这实在不是个滋味儿。问题关键是，王勇同志跳楼自杀之前，怎么也不留下一张遗书，作个必要的交代?多少人自杀都是有遗书遗留于世的，王勇同志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领导同志，这点都做不到吗?不过事情也不能全怪王勇同志本人，尽管他在县里是管党的纪律检查的，但因为对官员自杀没有明确的纪律规定，所以法规纪律缺陷是个根本问题。

于是我想，该将制定《官员自杀暂行条例》提到议事日程了。这里先草拟若干条，以期抛砖引玉。

第一条：为保障官员生前名声，维护官员身后威信，保证“为官一任、勤政为民”不受误伤误损，特制定本条例。(这一条是宗旨)

第二条：官员自杀之前，必须留下遗书。遗书可以不说遗产怎么安排，但必须说明为什么自杀，因病自杀的尤其要交代清楚得了什么忍无可忍的病。(这一条是关键，死无凭证，立字为据。)

第三条：官员自杀之前，应该留下廉正声明书，声明自己是一身廉气、两袖清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真的是贪官，则希望写上“愧对人民”之类；顺便可以声明一下自己的道德也无瑕，比如没有婚外情之类。(这一条不作硬性规定，但是有比没有要好。)

第四条：切实加强预防工作。教育是第一要务，通过生存教育，以教育官员提高生存能力，能不自杀就不自杀；同时，要通过死亡教育，以教育官员如何死得清楚、死得明白。(这一条的重要性是切实减少官员自杀。在狠刹官员外逃之风后，是到了狠刹官员自杀风的时候了。)

第五条：切实做好预后工作。要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避免新闻的误读；要及时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避免事态的扩大。(这一条的重要性是避免自杀官员被无端抹黑，给活着的人添乱。比如这次王勇跳楼自杀的新闻出来之后，某网站的网友评论就比较混乱，如说什么“谎言说过一百次，再说什么都是谎言了”、“干这行是挺郁闷的，有钱不能捞，处处得罪人”、“要么是自己有问题，要么是别人有问题”，等等等等，都充满了不信任。)

……

最后一条：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我们相信，通过这个《官员自杀暂行条例》的试行，既能有效减少官员自杀的概率，又能较好地杜绝“自杀官员无好人”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官员要自杀了，不守纪律，不留遗书，那不是让我的《官员自杀暂行条例》失效了吗，这怎么办呢?郁闷之际，忽然想到，我们不是有很多条例官员们也是不遵不守的吗?于是释然，喜笑颜开。

华居三问　作者：刘　征

记得前些年曾在某县参观一处保留完好的清代县官衙门。大堂公开审案，准许老百姓听审。二堂秘密审案，兼接待宾客。二堂以里是内宅，太太小姐住的地方。总体看来，虽然宽敞，却算不上豪华。

看来，有一任县太爷是很注意塑造形象的。二堂的匾额是“琴治堂”，取孔子弟子宓予贱弹琴而治的故事。大堂有一副楹联，大书道：“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负民如负国，岂忍负之。”好一个爱民如子的青天大老爷!然而，一间暗室陈列着各种酷刑器械，令人毛骨悚然!但心想，如今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大堂之上，坐一坐大老爷的金交椅，不必下跪，不会挨板子，那旧时代的恶梦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走出县衙，阳光一片灿烂，我深深透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楼拔地而起，白色的，富有现代的风采，相当气派。它竖立在栉比鳞次的矮小简陋的民居当中，如同一位衣着华贵的大富豪，围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乞者。“那是什么楼?”我惊问。“那是县政府办公大楼，新落成的。”回答我的是本县的一位教师，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已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如同挨了一击，忿然写下了下面的一首《浣溪纱》：“琴治堂前明镜悬，书楹大字勿欺天，森森牙爪虐黎元。侧畔新楼拔地起，黄金为顶玉为砖，从公枵腹士林寒。”

这件事久久盘旋在我脑际，但也时时在想，这也许是个别现象。茂盛的花枝上免不了有片枯叶，何必过于认真。我已经学会自己开脱，确实练达多了。然而事隔多年，最近在电视里看到的场景，不但同我往岁所见如出一辙，而且有加无已。

屏幕上出现县城里一幢幢样式新美、设备考究的楼房，三层的四层的，参差错落，形成一道长街，一律是县里大小官员的私人住宅。单看楼群，真以为此县消灭了城乡差别，跨过小康迈向大同了。然而镜头一转，楼群以外那众多的民居，有如久已弃置的蜂窝，矮小破旧，形成强烈对比。主持人介绍，这楼每幢造价20万至50万元不等，而官员的工资收入十分有限，造楼的钱从何而来呢?问之，对曰：“我有兄弟姐妹，妻子也有兄弟姐妹，是大家帮凑盖起来的。”一人如此说，人人如此说，大家竟同一鼻孔出气，兄弟姐妹无例外地多而且富，且讲友爱，只有傻子才相信这拙劣的谎言。主持人还讲了一件事，说是县里有所小学，为了举行升旗仪式，要建立一根旗杆，造价150元，县里只拨款50元，校方筹款也只凑到50元，尚缺50元没着落，因此，旗杆至今没有建立起来。竟然如此!

高楼、民居、旗杆，咬噬着我的心。我苦痛，我愤怒。愤怒之余，冷静下来想想，不免有许多疑问。

一问。那里的大小官员号称“公仆”的，面对这么大的反差，他们为什么能够安然泰然怡然快然，端起酒杯胃口大开，走在街上昂视阔步，睡时不做恶梦，夜半醒来扪心不愧?他们为什么能稳坐官位，没有暴风吹掉他们头上的乌纱帽?

二问。那里的老百姓都是早已“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居陋室，仆人住华屋，主人呀，为什么敢怒而不言，只能背地里小声骂几句?那里的舆论，那里的监督哪里去了?是怎样一股邪恶势力有如此巨大的威慑力量，泰山压顶，弄得万马齐喑?

三问。此病，不是偶发的伤风感冒，而是一种危及全身的痼疾，为什么越演越烈?

一千多年前杜甫眼望河水上的浮冰有诗道：“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卓兀，疑自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反映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见微而知著，何况这已经不算微了。警惕啊!

位卑未敢忘忧国，无位多忧敢放言。

虎言无忌　作者：刘　征

猎人的一柄长剑，冷森森直指老虎的咽喉，老虎被兽枷夹住了脚爪。

“你这吃人的魔头，死有余辜!”

“吃人就死有余辜么?那么更该死的不是老虎，是人。”老虎突然大笑起来，震得四山轰轰价响，猎人也打了个寒战。

“死到临头，还想狡辩!”

“在死之前，我要昭示天下，让一切众生作证。我们虎，天性是吃肉的，吃萝卜白菜，活不了。造物主造出来包括虎在内的许多肉食动物，绝非他老人家爱好杀生，而是用来取得生态平衡。任凭啮齿动物、有蹄动物繁衍滋长，挤满了地球，比如说，你们的议事大厅挤满了牛羊，你和太太的床上爬满了老鼠，怎么得了?我们虎，吃兔，吃羊，吃鹿，吃牛，吃狐，吃狗，有时候，饿极了，碰上人也吃。可是你听清楚，我们绝不吃虎，不论是东北虎，华南虎，美洲虎，非洲虎，谁也不吃谁。有时候，为着争领地争配偶，龇龇牙咧咧嘴，只是吓唬吓唬，绝不动真格的。你可听见过老虎相残的事么?有，请你说出来。”

猎人瞪大了眼，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你吃人，罪过就够大了。”

“且慢，虎不吃虎，人可吃人，万物之灵吃万物之灵，嘻嘻!”

“你这畜生，胡说什么?哪家厨房里有人肉!?”

“我的确是畜生，愧不如人。论吃，你们本可以吃萝卜白菜，可是你们嘴馋，偏要吃肉，什么肉都吃，特别是吃人肉，你们的厨房大着呢!比如打仗，是人杀人也就是人吃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骨堆山，血流漂杵。几千年来，你们从用刀矛弓箭、钢枪火炮，直到化学武器热核武器残杀同类，制造了多少次战争，吃掉了多少你们的同类，数也数不清，光两次大战就吃了几千万人。可是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在冠冕堂皇的史书上，把指挥吃人的高手捧为英雄，真羞死人!不错，在你们看来，有些人是该吃的，不吃掉他们好人活不了。可是在我们虎看来，虎中从不产生该吃掉的虎，人类中总是不断产生该吃的人，不也是一切众生中一种独特的景观吗?”老虎越说兴致越高，声音越大，倒好像兽枷夹着的不是老虎而是猎人。猎人手里的剑无力地顺了下去。

“不打仗，天下太平，就不人吃人了吗?不，你们人里头有一种坐在王位上的人吃叛逆，吃异己，并且由于猜忌和恐惧，吃功臣，吃忠臣，加以种种恶名，连灵魂一起吃。遇到暴君更了不得，一大批一大批地吃。吃得鬼哭神号，天昏地暗。皇帝吃大臣，大臣吃小臣，小臣吃老百姓，一直吃下去，归根到底是吃老百姓。当然，你们人里头，不乏好人，却也不乏口蜜腹剑的人，卖友求荣的人，两面三刀的人，冷箭杀人的人，嗜血成性的人，杀人取乐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杀人不见血的人，漆头为尿盆的人，烹人为红烧肉的人，以人为粮、名曰‘两脚羊’的人。你们自己就说，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斫书’，相斫者互相砍杀即互相吃之谓也。

“但是，你们毕竟是万物之灵，吃人，被吃者的血肉模糊与吃人者森森爪牙总是用堂皇的或温柔的言辞掩盖起来，如同给恶鬼披上画皮，使之化为千娇百媚的美女。你们的大文豪鲁迅说，书上写的连篇累牍的仁义道德，原来那字缝里只有两个字‘吃人’。迄今人类的一切道德礼法等等，听起来比唱的还好听，可做起来哪一个不沾上血腥呢?不瞒你说，我要坦白交待，二十多年前一个月黑夜，我吃过两个人。这两个人腰系板带，臂带红袖章，从深山里走过。我伏在草丛里听他们讲话。一个说，‘年轻的比老的好吃，胖的比瘦的好吃。’另一个嘻嘻地笑，补充说，‘还有呢，女的比男的好吃。’我一听，怒满胸腔，心想：你们吃得，难道我吃不得?扑上去，拿这两个人当了宵夜。

“你们人类历史有几千年，经历许多时代，其实只有三个时代，一个是用齿吃人的时代，一个是用舌头吃人的时代，还有一个是齿舌并用的时代。这么说虽然有片面性，却是触痛了人类历史的神经。请问，人与虎相比，哪个是吃人的魔头呢?虎言无忌，你担待则个。”

猎人听了这番话，浑身血液冻成冰，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古生物化石。可是，他猛然惊醒过来，心想：这不是普通的虎，是个魔鬼，是人类的欠敌。他看看左右没有记者，没有警察，又看看那只虎，皮毛灿烂如锦绣，想来很值钱，就急速举起利剑，向老虎的心脏刺去……

其实，猎人的担心是多余的。老虎嘛，不过是畜生，智商比人低得多得多得多。畜生的昏话哪能算数?写出来只能供万物之灵茶余一笑。何况动物中同种相残的事也不少。我坚信，由于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类必将有一天与同种相残告别，尽管那一天非常非常遥远。

叹五更　作者：刘　征

【曲一】

天上的上帝看不见，地上的上帝是金钱，能买地，能买天，能买魔鬼买神仙，能买得皇帝老子团团转，能买得鸡皮鹤发变红颜。咱说了不算，这是莎翁的名言。谢天谢地，而今咱有了钱，要问上帝是谁?嘿，就是咱。

【曲二】

上帝说，要日月星辰，日月星辰立刻出现。咱说，要豪宅深院，别墅花园，奔驰宝马，超级家电，黄金魔杖一指，一切如愿，咿，还缺少灵犀那一点。咱，还要那如嗔似笑勾魂的眼，如花似玉迷人的脸，打情骂俏辣又甜，扭捏腰身娇又懒，来它十个八个，按质论价由着咱选。

【曲三】

吃腻肥甘要清淡，搓腻麻将玩书卷，咱要登大雅堂，领文艺班，不必寒窗苦十年，春水行舟风一帆。但则见，一本本大著烫金面，一张张照片见报刊，一次次会议露头脸，一篇篇评论捧上天，一份份聘书奖状飞雪片。呀，多少狂蜂浪蝶围着钱眼儿转。

【曲四】

这些都玩腻了，还要买买买，买他个大老官，买一顶乌纱，买八抬大轿，买回避肃静，买旗锣伞扇，买一方斗大黄金印，印大胆大手遮天。买官我投资三百万，一本万利，无赔只赚，只要稍微眨眨眼，日进斗金有何难。呀，猕猴儿爬上高竿，风筝儿飞上青天，不成想断了竿和线。这一回，万丈高楼失了脚，扬子江心翻了船，哭一声咱的钱呀钱!

【曲五】

一更里呀月牙儿爬上来，泪眼望着铁窗外。往日里多快哉，今日里哭哀哀。二更里呀月牙儿向西歪，沉甸甸的手铐难把胳膊抬，哭一声咱的车咱的别墅，咱的她咱的保险柜，锦片似的日子化尘埃。三更里呀月牙儿被云遮盖，咱心头一团乱麻解不开，做个糊涂鬼怎个望乡台?钱啊钱，你什么都能买，为什么一个官职买不来?听人说，张家买李家买，为什么只有我把泥崴?怪怪怪!四更里夜色发黑月影儿歪，夜风忽忽树影儿摆，思前想后总算想明白：钱还是太少太少太少，钱要是多多多，什么高官不能买!哼，快把爷的一座金山搬了来!五更里，东方发亮窗发白，猛当头，响炸雷，狱警提他上法庭，哗啦一声门打开。

看看吕日周到底干了些啥　作者：童大焕

逐字逐句读完了《新京报》 4月23日8个整版的特别报道《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令人心潮难平。这是一个与过去人们心目中廉政、勤政、“千里单车行”、“风雪上党课”的亲民和雷厉风行有所不同的吕日周形象，有些时候倒更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比如对一个举报人(不是直接举报吕日周)弓中甫在报纸和全市各单位的系列批判以及以经济罪对其“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将其定性为“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俨然有点小“文革”的味道)，这个过程，居然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表态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还比如在低价转让长治富矿三元煤业过程中写给时任市长要求优先考虑地方民营企业的条子。

推动当地舆论监督，曾经是吕日周最叫座的一招。然而我们知道，监督的惟一空白点就是，吕日周自己。犹记得2002年4月11日，我曾经在《舆论监督的悲壮力量》一文中写道：“谁能保证这样一种权力下压式的单向度监督不会沦为某些人排挤对手、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不幸而被言中。弓中甫事件则是最好的说明。吕日周自己说：“弓这个事，也没有把他作为敌人。我当时就认为，街上那些东西(指当时大量针对吕日周的匿名信，说明正道不行小道行——作者注)不一定是他弄的，应该是班子里的人挑动一班散兵游勇所为。”针对匿名信，当时的公安还派了大量便衣监控邮局邮箱，发现寄匿名信者动辄抓走。

如今，吕日周前脚刚走，弓中甫后脚就被无罪释放；而吕日周通过廉价变卖长治最大煤矿建造的“山西最大广场”——占地1008亩的开元广场在投入4000万元后终于烂尾，按今年国家四部委出台的新规，长治市城区人口仅30多万，只能建设2公顷(约合30多亩)以下的广场，意味着开元广场的“死刑”已定。与此相适应的，是 4000万元打了水漂，还有1000亩土地撂荒，如果复耕，还必须投入巨额资金!

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清官”，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的轮回，走进了“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的悲剧。个人的毁誉无关痛痒，但留给300万长治人民的，却是永久的痛和伤。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政治学常识：吕日周自己也承认的“我认为只要一把手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一把手权力大也有弊端，就是当他对民主的认识不到位时，会做出各种错误决策。”在长治，吕日周的权力几乎可以伸到任何领域(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的“模糊政治”，即权力向下永无边界)。这也不是吕日周的“个人专利”，中国基层的权力结构，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资源的高度垄断性，几乎社会的所有资源，包括媒体和司法，统统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身上。地方法院成为地方或少数人的法院，地方媒体成为地方或少数人的媒体。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资源的主体比较复杂，权力的交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高度垄断的自然消解和制约。而中小城市则不然，这种自然制约几乎全线丧失。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层生态”：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足以左右整个地区的基本社会生态。这也就不难理解，贪官李铁成在任吉林省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全县范围内没有一个单位不向李行贿，全县科、处、局干部除了李本人和其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中国社会以市县两级为主体的中层社会，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也是联系中国底层社会的桥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的原生力量就在这里。如果中层社会的资源高度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改革的原生力量将永远无法成长，中国的现代化也永远遥遥无期!一个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将永难形成。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仍将证明，所有的强权都有原罪，所有的专权和垄断都是地区落后社会腐败之根——不管这样的专权和垄断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规律和事实。如何切实地打破专权和垄断，激活中国社会改革的原生力量，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尖锐课题。

吾爱梁漱溟　作者：李兴濂

中国从古到今有这样一群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不管是在乱世还是盛世，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处茅庐，他们以血泪蘸笔，嶙峋傲骨，直书亘古不移的国家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仆后继，构成一幅激荡壮美的长卷。在这幅长卷中，我们看到，孔子“述《春秋》，乱臣贼子惧”；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嵇康一曲《广陵散》，慷慨赴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决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直到“一枝金不换，当敌三千毛瑟”的鲁迅、“拍案而起，怒对反动派”的闻一多……他们的光辉篇章，他们的苦难、良知、正义和呐喊，激动我们的热血在血管里喷涌!

在当代，我最爱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他的狂妄，他的傲骨，他的固执和自信，他的清高和真诚，与古代文人一脉相承，以其挺拔人格泰然自若于危难之中，散发出精神感召——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地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1918年，蔡元培真的电请他去北大哲学系任教授。谁人不佩服他的自信。

1942年初，梁漱溟在香港陷落，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这是对死亡的嘲讽和蔑视。正像他给儿子的信中说的：“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真是狂出真性情。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浩然正气令特务也怕三分!抗战结束后，他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他在南京火车上写下的“一觉醒来，和平已死了”，至今还让人热血沸腾！

50年代，世人皆知的“九地农民代言人”触犯龙颜大怒的“要雅量”之争，孤胆傲世，充分展示了梁漱溟的人格魅力，其精神堪为万世楷模。

1970年，梁漱溟参加了全国政协机关对新《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梁漱溟最后一个发言，他讲了两点看法：“一是，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的字句都上了宪法，这实在不妥。……在此我声明一点，我不赞成把个人的名字，也包括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二是，我读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与今天的‘草宪’对照，发觉现在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让我等不甚了了。比如没有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如此‘草宪’为何置国体、国统而不顾?”不趋炎附势，独立于世的傲骨，令四座咋舌，寂静肃然，空气凝滞!

接下来，在批林批孔时，梁漱溟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但他秉笔直书，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文，文中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的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当时政协批判了他半年，最后要他表态。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的骨气，又一次表现得光彩夺目，“虽千万人，吾往矣”!

身处乱世逆境，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保持高风亮节，刚直不阿，铮铮铁骨，警世撼世的呐喊，足以留传后世，震烁天下!他看不起趋炎附势的文人，梁漱溟曾作评论郭沫若的一首律诗：“淡抹浓妆务人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中国20世纪，假若没有梁漱溟，历史该有多么失色!

梁漱溟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谁又不能说他不是一位中国文化巨人，一位凝聚超人能量和智慧的大丈夫!一个头戴西瓜帽，身穿马褂，古色古香的老人，才是中国真正男人的骄傲!

吾爱梁漱溟!

十问“包青天”　作者：陈　仓

近几年来，大理寺、御史台、刑部、吏部分别授予你各种荣誉称号；开封市部分群众自发给你送“包青天”牌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热播数月；秦腔《铡美案》、京剧《铡包勉》连续上演，使你名满天下。但是，我对你执法的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等方面表示怀疑，以下十个问题请你正面回答：

第一，你能始终做到“执法如山”吗?作为开封市长，你又兼任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你包揽开封市的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侦察、逮捕、审判、执行等项本该分离分设的工作都由你定夺，无论什么案子都是你一人说了算，一竿子插到底，谁来监督你?谁又能监督你?市长兼法院院长，如何避免行政干预司法?司法独立何在?你是“公检法”三家的一把手，“分工负责，互相监督”的原则如何落实?作为市长和法院院长，如果政府作了行政诉讼的被告，你如何将自己一分为二，以市政府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坐在被告席上，又以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长席上?被告人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吗?如此体制，你能始终做到客观公正，“执法如山”吗?我对你的自觉性、一贯性表示合理的、坚定的怀疑。

第二，你有没有执法犯法，草菅人命的问题?大宋朝颁布的《宋刑统》规定，死刑案件必须上报刑部、大理寺审核。你经常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边侦察，边审问，边审判，对人命关天的死刑案件一经审判，立即执行，动不动就“先斩后奏”，连属于大案要案的“陈世美案件”也敢于“先斩后奏”!你经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和辩护权，而且经常违反“两审终审制”的审判原则，像你这样目无法纪，目无朝廷的人也配当法官?

第三，你有没有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问题?我没有旁听过你的审判活动，但所有有关你的影视剧戏剧都反映了你的刑讯逼供问题。“大刑伺候”是你的口头禅，你也经常指示法警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严刑拷打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口供是不能作为独立证据定案的，作为资深法官，你应该懂此基本常识。

第四，你用、铡刀处决死刑犯的方式有什么法律依据?《宋刑统》规定，处决死刑犯的方式包括：凌迟、处斩、处绞三种方式。你的做法已经构成滥用酷刑、滥用职权罪。

第五，你所标榜的“微服私访”合法吗?你等不穿制服，不出示证件，设计圈套，诱人犯罪，诱供骗伪，随便抓人，私设公堂，边审判边取证，属于典型的“黑箱操作”，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

第六，在“铡美案”审判中有没有公报私仇问题?陈士美犯重婚罪、遗弃罪、故意杀人罪(未遂)，对韩琦自杀也负有责任，数罪并罚可判处有期徒刑20年左右，最多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你自己“浑身上下一锭煤”，国大和公主都没有相中你，你却认为英俊潇洒的陈世美同学伤害了你。所以，才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冒着被免职的风险，违反法律规定，重判陈世美并立即执行。从“状子压到爷的大堂上”到“开铡”杀陈，你是何等的得意洋洋!

第七，为什么在“铡包勉案”中违反诉讼法关于回避的规定?你与包勉有亲属关系，你又是法院院长，法官们与你有从属关系，该案应移送郑州或洛阳市中级法院管辖。你为什么要亲自审判并把侄儿置于死地?又为何把嫂子称作“嫂娘”?你不怕人家怀疑你以权谋私，沽名钓誉，且不动声色地抢夺包勉的那份财产继承权?

第八，贵院积案如山，却大搞“现场办案”、“送法下乡活动”，本末倒置，有没有作秀之嫌?

第九，你凭什么当法院院长?初任法官要具备法律本科文凭并通过司法资格考试，你是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毕业生且不具备法律从业资格，外行如何领导内行?法盲当院长岂不滑稽?

第十，你以“父母官”和“青天大老爷”自居合适吗?你的俸禄来自纳税人，人民养育了你，你理应作公仆或儿子，感激人民并认真为人民做事。公正执法是你应尽义务，也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底线，你不该接受群众对你的感恩戴德。

包拯同志，你的问题很多，远不止这十条。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你过去那些经验和先进事迹在现代人看来不是垃圾便是笑料。在建设制度文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新时代，请你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摆正自己位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成名记　作者：李启咏

某学院研究拖拉机制造的学者甲先生坐了多年冷板凳，钻研了不少东西，但是在本专业名气很小。53岁的时候，他经过仔细琢磨，决心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要出新成果。他参考了大量资料，经过暑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赶出了一篇两万字的学术论文《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武则天变性考》。论文中说：武则天本来就是个男的，还做过和尚，因为长得细皮嫩肉，乳房也比较大，不长胡子，且喜欢女子，就决心变成女的。他的医生马太医是个医学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给他动手术，费的劲很大，终于成功了。但是武则天怕太医说出去影响不好，就把太医给杀了。真是可惜，变性医术就这样失传了。算起来，我国的首例变性手术比西方国家早一千多年呢!这篇惊世骇俗的论文一经问世，就在海内外掀起了阵阵波澜，赞叹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很多著名的学者都跟他商榷，媒体的记者纷纷来采访他，电视台还邀请他去讲座。甲先生一时名声大噪。

严肃作家乙先生一直写严肃文学，但是他的书在书店里不大好卖，收入不够令人满意。二十年过去了，看到别的水平不太高的作家都发财了，他很眼馋。最近他又完成了一部书稿。为了叫座，出版社的编辑和他经过五天五夜冥思苦想，终于为这本书起了个好名字，就叫《她踩了我一脚》。这本书一到书店，就以有个性的书名吸引了读者。但有不少报纸批评说：作家乙先生过于媚俗，起了这么一个暧昧的书名。报纸一批评，反而激起更多读者的好奇心，很多人争相一读为快，书店很快售罄，出版社重印了好几次，还是供不应求。乙先生、书店和出版社都因为这本书发了财。

丙市啤酒厂效益不好，但是有一天，传出一个小道消息，那就是，在啤酒厂院内发现一口富含天然碘的井，且越传越广，据说日本的一家企业要花一亿美元买下来五十年的使用权。于是各路记者纷纷去参观采访，发现这口井已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守住了。厂长告诉记者，上个月，国内知名验酒专家在化验室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特殊现象。于是，该厂就生产“碘神啤酒”，电视台上的广告说得好：“该啤酒富含天然碘质，可有效补充人体营养，端起一杯碘神酒，健康又长寿。”当年，该厂创利润500余万元。有一次，本厂的一个技术员与朋友玩乐，喝酒太多，晕了，醉醺醺地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咱们这里属于高碘地区，任、任何一口井的含碘量都、都是超标的!

谁在骂上帝　作者：九　久

上帝突然收到一封辱骂他的信，十分恼火，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人。由于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于是便来到中土。

上帝先找来了几个混混无赖，给他们看了这封信。其中一个混混说，肯定不是我，我们现在都在印盗版书呢，成天蹲在立交桥底下躲避工商执法部门的追捕，睡觉都得挣着一只眼，哪有闲工夫骂你?又一个混混说，我就更不可能了，我天天当文抄公，被发现了就要跟人吵架，骂他们都骂不完，更没有时间了。一个无赖也跟着说，没错，我成天印小报，编稀奇古怪的新闻报道，拉广告，腿都要断了，写这些个没用的干嘛。倒是那些作家们天天闲着没事干!

上帝又找来了一群作家。同样给他们看了信，作家们也摇摇头。一个作家说，我天天去擦鞋，早出晚归也挣不了几个钱，闲得下来吗?没事骂你不是有病吗?另一个作家说，就是，如今我们男作家大不如前，再不会抄袭早没饭吃了。说罢看了看身后另一名拼命挡着脸的美女作家。美女作家瞪了他们一眼，然后档着脸抢白，你们有没有良心，老娘虽然是身体写作，可也是凭本事吃饭的!你哪晓得我一天多辛苦，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还要应付那些记者采访，哪有时间骂你。我看倒是记者才有闲工夫呢，在我家门口一蹲就是几个星期。说罢若无其事地一叉腰，上帝一看美女作家的长相，立刻把他们放了。

上帝找来了一帮记者。还没说话，一名记者的手机就响了，只见他接通就说，没空没空没空，我正在采访上帝呢，说罢就挂掉了手机冲过来递上录音机，还没等说话，手机又响了。什么?巩小丽的片子得奖了，我这就去。上帝没理他，给其他人看了信，除了狗仔队的成员立即表示他们天天跟踪明星没时间之外，其他记者都为了上帝被骂事件应该放在新闻版社会版科技版还是娱乐版打起来了，狗仔队成员又解释说，瞧吧，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抢新闻。上帝嫌他们吵，就让他们走了。记者们离开时抱怨道，嫌我们闹，你找编辑去呀!

于是上帝又找来了一拨编辑，给他们看了信。第一个编辑在上面批道：与本栏目风格不合，不予采用。第二个编辑只扫了一眼，就对上帝说，字数太多，只好退稿。第三个编辑一言不发，上帝起了疑心，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编辑回答说，写成这样还想投稿!你以为你是当官的呀!

上帝受到了启发，要找那些当官的来问问，谁知四处找也找不到，最后没办法只找来了一个秘书。也给他看了那封信，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写的。秘书立即问答，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肯定不是那些当官的。上帝追问，为什么?秘书说：他们可忙了。上帝又问，他们在忙什么?秘书鄙夷地瞪了上帝一眼，连这样的问题你也问，你白痴呀?

我想嫁给梁山好汉　作者：马亚丽

小女子至今待字闺中，总有人爱问想嫁给啥样的人，思来想去了好久好久，结果就是文章的题目。怎样，叫你吃惊了不是，且让我慢慢地给你分解。

嫁有钱的男人，好!那钱就像我家门前的太子河水一样哗哗不停地流淌，如此，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一抛千金的潇洒，二抛万金的风光，这样的日子，不想嫁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可是我没资格嫁。想嫁这样的男人的女人也像河流一样浩浩荡荡。在这样的行列里，竞争激烈不说，即使竞争得胜，以后被淘汰出局的几率太大。我深信“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的道理，被出局了，以后的日子不大好过。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不容易嫁到这样的人。

嫁有权的男人，更好!我知道权比钱更好，钱办不到的事权可以办到。对这一点，我可不是大观园里的傻大姐。但是我要想嫁到这样的男人，就像摘星星揪月亮那样难，也就不做这梦想了。在我冥思苦想不知嫁哪样人最好时，书桌上的《水浒传》溜达进我的眼角。哈哈!嫁梁山好汉不是很好吗?

首先，梁山泊那里没几个女人，会在那里占有绝对的优势成为抢手货。可从一百单八将里选择到最好最优秀的男人。还有，他们都没什么绯闻，一个个都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就是矮脚虎王英有那么一点，也不大严重。梁山好汉不仅没有一个包“二奶”，找“小姘”的，甚至连老婆都没有，更别提写十几本性日记了。即使宋江包了个阎婆惜，还是在当官作押司的时候，到了水泊梁山再没动一点心思。嫁了梁山好汉，最起码不必担心他们在外面乱搞女人，嫁了个乱搞女人的男人，那精神痛苦就够折磨死人的。

其次，嫁梁山好汉，不仅不会被欺负，而且还能得到他们强有力的保护，他们都是好汉，个个能“路见不平一声吼”。与他们无亲无故的人被欺负了，都能赤膊上阵、拔刀相助，何况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亲戚。当我被上司的小姨子顶下岗时；当我的小弟因状告村官贪污被人割了舌头时；当我这处女被认定为卖淫女而关了起来时；当我的打工大哥被打死时；他们肯定是风风火火“该出手时就出手”，绝不会成为软蛋一个。不用说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不用说黑旋风李逵，更不用说打虎英雄武松，就是鼓上蚤时迁，也不会善罢甘休。时迁非把欺负我和家人的人家偷得稀巴烂不可，他们还不敢放一个屁出来去报警。够他呛不?嫁这样的丈夫，虽说没有嫁有权有钱的好，但至少可以少受一点欺负。不嫁，那不是“三天爬不到河沿——笨鳖一个”嘛。

再次，梁山好汉个个都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真正，男，人。他们不会干出脸上笑成一朵花，脚下使绊子的事，更不会干出为了爬上去，就可以把自己变成摇尾巴的小狗，更不会干出卖了朋友、出卖了良心来抢座位的事。他们完全凭借自己水平能力打拼自己椅子的位子，在《水浒传》中，没看到哪个梁山汉子，为了椅子的问题而打杀起来。我太佩服他们这一点了，虽然他们都没有梁山泊官费发的研究生或博士文凭，粗鲁一点，但人格嘛，还是很高尚的。

最后，梁山好汉个个是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正直之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石秀智杀裴如海。不用手枪、不用电棍就把毒害一方的无赖收拾得服服帖帖，哪个敢欺负我这个小女子?还有，他们这种品格，完全能保证不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的事。嫁了这样的男人，既放心，又安心。

你说我能不想嫁吗?黑黑的李逵，矮矮的王英都可以。遗憾的是我此他们晚生了一千多年。

动物狂批成语　作者：佚　名

狐狸：“狐假虎威”这种说法太不合时宜，我现在的身份是虎王的小蜜，嘻嘻，老虎有时还得听我的……

老虎：“养虎为患”的说法应明令禁止，虎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嘛!

狼：“引狼入室”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儿已经被我买断了。

狗甲：“狗仗人势”这话说得片面，请问，若是没有我们这帮狗来壮声威，人又何势之有?

狗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说这话的人本身就有毛病。让狗嘴里吐出象牙，那不是强狗所难吗?

狗丙：“狗眼看人低”这再正常不过了，试问如果你被狗看高了，那你的人格何在?

马：“老马识途”又能怎样?过去的老路如今谁都不愿再走了。

羊：“挂羊头卖狗肉”虽说有假冒之嫌，但我想只要广告做得好，就没有卖不出去的。

猴子：“树倒猢狲散”这正是我们猴类的聪明所在，靠人不如靠己，现在干啥都得灵活一些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兔子：“兔死狐悲”我看不是呢?这午头，真有哪只兔子死了，狐狸心里想的一定是怎样才能美美地吃上一顿兔肉。

蛇：“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笑话我一口吃不下大象?可话又说回来，你们人的口小不小?企业比象大不大?你们有的人能将企业吃光，我们蛇为什么就不能吞下大象?不信，那就等着瞧好了!

鳖：“跛鳖千里”这是让人给逼的。如果我不跑，说不定就被制成鳖精了。

老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纯粹是在虚张声势。有的单位，有的企业都被我们盗空了，也没见过有谁真打；有的人还美其名曰“投鼠忌器”怕产生不良后果。因此我们鼠辈切记：人一向是喊归喊，做归做；请想一想，要是真的人人都动手打了，我们鼠辈还会如此狂妄吗?

鹤：“不舞之鹤”才是大腕，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如果出场费不给到价，谁会去舞。

鹌鹑：“鹑衣百结”有什么?不要以为我穷，我这叫真人不露相，君不见大街上衣衫褴褛的乞讨者，说不定其中就有不少万元户。

螳螂：“螳螂捕蝉”是有隐情的，实话对你说吧，蝉若不是“知了”、“知了”地一个劲儿举报我手伸得太长，我压根儿就不会捕捉它。

鹦鹉：“鹦鹉学舌”有什么不好?上传下达嘛?我若不是会学舌，怎么还能呆在主子身边肥吃肥喝?岂不是就下岗了吗?

蚂蚁：“蚂蚁啃骨头”为什么这么来劲儿?还不是“多啃多得”的政策好。

苍蝇：“蝇类点玉”的做法虽说是我们惯用伎俩，但人不也是一样?自己不清白的，也容不得别人清白。

斑鸠：“鹊巢鸠占”谁说的他们还不知道吧，喜鹊因为报喜不报忧连升三级，现在又分得一套豪华住宅，我占的这只是喜鹊已看不上眼的二手房。

读《雷锋文集》有感　作者：牟丕志

假如雷锋还活着的话，他今年已60多岁了。前不久，我怀着对雷锋的崇敬心情，去抚顺雷锋纪念馆参观，顺便在附近的商店买了一本《雷锋文集》。这是一本244页的个人专集，收入了雷锋从1958年到1962年4年时间写的诗歌、散文、讲话、日记、书眉、笔记等，回家慢慢品读，不免生出许多感慨来。

在当时那个年代，雷锋的文化水平是相对较高的，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一个20多岁的青年，写了那么多东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雷锋的写作水平很高。令我感兴趣的是雷锋用他那朴素而又善良的笔，从某一个角度记录下当时那段历史，读起来令人心酸。

我觉得，荒唐的政治大气候是可怕的。政治大气候是一个力量异常强大的东西，它有非凡的影响力、渗透力、感染力。雷锋是个好人，举世公认，有口皆碑，雷锋已经成了好人的代名词。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当时毫不例外地被打上大气候的印记。《雷锋文集》第一篇稿子是雷锋1958年写的一首打油诗：“人定胜天是真话，鼓足干劲力量大，多快好省齐向前，钢铁任务提前完，决心要把英美赶。”当时雷锋怀着多么真诚的心写这首诗就不说了，而现在看来，这首诗经不住推敲。众所周知，1958年是大跃进开始的一年，那是缺乏科学精神，任凭感情用事的冒进。“人定胜天”、“多快好省”都被证明缺乏科学性。大炼钢铁只是凭空想象、劳民伤财、瞎胡闹的“宏伟工程”。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赶英超美只是痴人说梦，开国际玩笑。昔之“真理”，今之谬误，昔之蓝图，今之笑话，真是历史无情。这不仅使我联想起两个著名作、家：郭沫若和浩然。“文革”期间，郭沫若正津津有味地写：“人民公社就是好”，而浩然写出了《艳阳天》，后来这些作品被称为背叛良心的伪作品。在我心目中，雷锋、郭沫若、浩然都是了不起的名人，雷锋是初学作文者，郭沫若、浩然是大作家，怎么不约而同地写起图解政治的文章，确实令人深思。

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在1959年，雷锋写下了《我的感想》：“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雷锋虔诚地把毛泽东当成了太阳。当然，雷锋是当时成千上万的个人崇拜者的一员。但是，这也许不能怪雷锋了。当时这是一种普遍的提法，谁敢置疑?

走笔至此，觉得这文章很难写，老百姓有句俗话：站着说话不腰疼，若问假如你处在雷锋那个年代，你又会如何?我想，现在只能就事论事，不去假设。在这里应该提一提作家吴有恒写的那篇著名杂文《东方红这首歌》，吴文指出，《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互相矛盾，唱了几十年，后来人们才发现“大救星”之说不妥，不唱它。我想，世界上没有所谓大救星，本来是很简单的科学常识。除了拜神婆，谁也不肯老把大救星挂在嘴上，反复叨念的。然而过去我们却几亿人天天念、天天唱，唱得自己也昏头昏脑，糊涂起来。可见人要做到陈寅恪所说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有多难。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不是对雷锋个人及雷锋精神产生质疑，而是借雷锋的笔重达过去那一段历史，而雷锋是历史中人，当然要打上历史的印记。雷锋是真实的，他写下的那段历史也是真实的，而那段历史是耐人琢磨的。

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　作者：鄢烈山

此前，邵燕祥出版过《沉船》与《人生败笔》两书。前书是作者在反右派运动中经历的实录，后书收录的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材料，是一些具有物证性质的历史档案和准档案性文献。与《沉船》、《人生败笔》的片断性、专题性不同，这本《找灵魂》相当完整和清晰地再现了一个作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人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它是一份极具“考古”价值的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

已有的个案性反思作品，主要有三类。一是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代表的忏悔性作品，夹叙夹议，自我审视兼审判，“直指人心”；二是以顾准为代表，接通晚年的陈独秀，是“理念型反思”；三是以韦君宜的《思痛录》为代表，上续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感受型反思”(关于顾、韦之说参见王彬彬《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邵著《找灵魂》与上述三者都有所不同：偏向于“感受型”，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翔实的感性材料，也有作者提纲挈领的自我剖析，独特之处却在于它的编年体、实录性，有一种裸裎示人、见仁见智的“化石”价值。

幸耶否耶，作家邵燕祥的前半生，恰好与毛泽东时代相始终。早慧的邵燕祥1933年出生， 1945年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文学创作；1946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写诗写散文写剧本写杂文。 1946年12月27日在《世界日报》发表署名“燕祥”的杂文《为清苦教师请命》，俨然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健将。而正是在1945年，中共 ?七大”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现代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时代历经“战后三十年”，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去世而结束。1978年的邵燕祥，已历经了1957年“沉船”的劫难，在“右派”之后特别是“文革”的日子里凄凄惶惶地留下了怨无可怨悔无可悔的“人生败笔”，“揽镜见脱发”之际，心境该当如何呢?

毛泽东去世的前5日，作者有《无题》诗一首抒怀，道是“半生追日讵云妄”?直到1977年6月 5日，作者仍不无深情地为“毛主席纪念堂”写下了《献诗》：“倾心诉说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见本书最后一篇附录的手稿)，可见，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的确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毛泽东思想“改造”成功的范例。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所说，自己“历时三十年，从怀着某种叛逆精神及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激情投身革命始，中经自愿和强制的思想改造，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习于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难道不是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一个个体的胜利吗?”

邵燕祥将自己30年间的经历命名为“找灵魂”。这个“灵魂”的正解出自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对文化工作者来说，就是让自己的一切文化活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寻找这样一个“灵魂”的过程，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工农相结合，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而所有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是要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从这本“私人卷宗”展现的心路历程看，这个过程经由朴素的正义感，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英雄崇拜和领袖崇拜，添上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性、阶级性、“党性”这些润滑剂，发展到盲信盲从与自我贬抑相结合，进而达成脱胎换骨做“新人”的目标，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作者 1947年写小诗《钉子》，痛斥国民党政府箝制思想，呼唤言论自由，那是发乎自然，出于一个文化人渴望表达的本能。1948年在《观察》杂志上发表《币》，揭露“满嘴上天官赐福，一肚里男盗女娼”的蒋家王朝，是“说大话，使小钱儿”，诅咒“这样的官家，溜了崖儿”!那也是来自生活的真情流露。战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设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共在当时的政协会上阐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而蒋介石政权则坚持一党专政、特务治国、敌视异己，不管民众死活。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如百川之赴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背景下，天翻地覆的1949年，作者写下了《第一只船》，衷心地歌颂毛泽东；写下了长诗《伏尔加河之歌》，热情地为斯大林祝寿。进而，自觉学做新中国的新人，进行“自我批评”，希冀尽快“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于是，有 1953年入党后的《心中的话》：“党，我要永远听你的话……做你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而“把一切献给党”，则包括“怎样战胜敌人，／又怎样战胜自己”，即阶级斗争、自我改造这两个方面……邵燕祥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找到了“灵魂”——一个没有自我的“灵魂”。在经过反右、沦为“反动派”之后，任务更加“明确”了，那就是消除心底不时冒出的不认罪不服气的困惑，对党的处置给出合理化的解释，从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挖根源，不断检讨何以堕落为“右派”，加强改造，争取重返革命队伍。在这样一个“找灵魂”的过程中，作家的“政治觉悟”果然提高了。1950年代初期，经过短暂的彷徨，随即定下神来找到了感觉，写政治性诗文，自觉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作者在本书1966～1969年的“幕间词”中写道：“‘欢呼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千秋岁引》，怒斥‘新沙皇’侵犯边境的《珍宝岛纪事》，也都写得很投入，这是‘为政治服务’的继续实践；这个原则从50年代就已经深入我心，我几乎只是从为政治代言中感到愉悦，我是相当地‘政治化’也就是‘工具化’了，哪怕早巳被政治权威所弃置。”

“政治化”即“工具化”即人的异化，这个所谓“找灵魂”其实是失灵魂。失去人的主体性，失去了丰富多彩的人的个性，也就是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灵性与尊严，这样的“人”还能叫人吗?只能是行尸走肉或机器人。

早在1930年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在他的自白录《多余的话》中就说了；“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这里，他既阐述了怀疑与思索的关系，也明确表达了不假思索(即工具化)不配做共产党员的观点。而一个人要怀疑要思索，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意志，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邵燕祥说自己到晚年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本书《解题》)。如此说来，邵燕祥这个私人卷宗所展示的“找灵魂”，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他说，“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也会成为后来者的镜鉴”，希望人们像陈寅恪说的那样“温旧梦，寄遐思”。这当然是“但愿如此”。人们从此不会再打着“找灵魂”的旗幡放逐“灵魂”了吗?瞿秋白的醒悟曾遭切齿诅咒，有此前车之鉴，我们还不可过于乐观。这也是作者甘愿以自身作标本供世人解剖的用意所在吧。

生活随感　作者：马承钧

A

有些人长年起早贪黑忙碌操劳，无非为了养家糊口、温饱而已，手头虽无多少积蓄，脸上却常常挂着笑容；有些人养尊处优锦衣玉食，冬飞海南夏飞大连，嘴里却时时喊着“无聊”。

生活就是这样：清苦的劳动者每每精神富足，富足的清闲者往往心底空虚。

B

人际关系常常陷入一个怪圈：人们的许多误会、妒忌、怨艾和矛盾，并非由于互相生疏、缺乏沟通所致，却是交往过甚、接触太深的缘故!

所以古人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情人之间亦求“若即若离”之境。

C

科学家告诫我们：营养超标、环境污染、缺乏运动、精神紧张是造成众多现代疾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元凶。

可是我们却禁不住种种诱惑：依然乐意去赴各种豪华酒宴，去品尝各色各样诱人的美食，去挤人满为患的假日旅游，去留恋温暖的热被窝，去参与那些没完没了、让人精疲力竭的应酬——有些是出于无奈，有些则完全是自制力的欠缺!

D

跟风是一种典型的媚俗和陋习，大多数人却不知不觉当了它的奴隶。

购置新房，别人都大肆装修，于是也大肆装修；上司的子女出国，别人都送礼，于是也赶紧“随礼”；广告上说今年某某补钙片“真的不错”，于是也掏半月薪水买上两盒；电视上说今夏流行澳洲十日游，于是也……可惜，囊中有点瘪!

E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悦己者容”，男女皆然，古今同理，中外共识。

当爱美、求美发展成靠医学整容、甚至动辄掏十几万数十万元一次次走进手术室被大动斧钺时，这种美的代价和结局便令人生疑、不敢恭维了。

出水芙蓉何以美?“天然去雕饰”也；清纯少女何以美?丽质天生矣!

F

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是对生活失去信心。

工作稍不顺心，便怨天尤人；身体稍有不适，就长吁短叹；感情稍遇挫折，就寻死觅活……对这种人只能如前人所言：“怒其不争!”

关于“开始”的联想　作者：耿　法

一

“开始”是个美好的字眼儿。因为，有开始就有希望。

早春，小树开始发芽，那米粒大的嫩芽就是绿色的希望。日后会开出姹紫嫣红的花，结出丰硕甜美的果。而这一切都缘起于一片小小的芽尖的绽开。

二

加缪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伟大的中国社会改革，就是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悄悄实行的联产承包开始的。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

三

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古今中外所有的伟人(无论是五百年出一个还是一千年出一个)的发端，原本都平凡无奇，决不会有史书上说的什么彩云缭绕、红光普照的祥瑞和奇兆。

四

人类所有的情感中，初恋——爱情火花刚开始进发——最甜蜜最纯洁最动人心魄，然而也最脆弱多变。初恋是青涩的果子，往往很难坚持到成熟就凋落了。

然而，美好的初恋却能在恋人心中存活久远，一直到老、到死，那份情感永远年轻，即使两人永远不可能再有缘相会。

五

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夺权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据说是巴黎公社的翻版，可其实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笑剧”版。

亿万人一齐发昏十年的“革命”狂流已经退潮，但对这段狂热的“革命”历史的追究才刚刚开始。

六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怀着激情写下《时间开始了》的长诗，讴歌新中国，讴歌新生活，讴歌党和人民的领袖。

他当然想不到，紧接着的竟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即将开始，他和他的许多友人的牢狱之灾即将开始，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即将开始。

鲁迅说中国人“健忘”。试问今天的年轻人有多少还知道胡风、路翎、绿原呢?健忘是不知不觉地开始的。

七

历史悲剧的开始，总有一点儿预兆，可总有许多人把预兆看作喜报。

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许多文化人都积极投入，衷心拥戴。揪出王实味，人们感到打了一个大胜仗。后来批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灾难接踵而来，终于降临到自己头上，人们方才醒悟。但历史的悲剧已经铸成。

现代迷信泛滥之初，千千万万群众是发自内心真情流着喜悦的泪水高呼“万岁”的啊，这是记忆犹新的事。

八

俗话说，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可是如今一些领导却只顾在开头上下工夫，又是剪彩，又是立碑，又是祝贺，领导们频频在电视屏幕上露脸，显示政绩，可谓出尽了风头。

然而一项工程或工作的好坏成败，取决于常抓不懈的努力、一以贯之的坚持、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怪不得现在虎头蛇尾、有头无尾的事那么多，原来精力全在开头上用尽了。

九

一切生命都有开始，自然就有结束，没有什么事物能万寿无疆。

我的一位可敬的师长、一位著名的杂文家去世了，遵照遗嘱，告别遗体时奏响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激情澎湃的《欢乐颂》。老人参悟透了生命，欢笑着告别了这个世界，骨灰撒入家乡的河流中。

这和若干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却热衷于修筑陵墓以图不朽的官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物质不灭，个体生命的结束，是新能量转换的开始。

小偷与大偷　作者：杨翰端

小偷偷钱包，大偷偷民膏。

小偷找“三陪”，大偷“屋藏娇”。

小偷缩着头，大偷挺直腰。

小偷藏角落，大偷常见报。

小偷无退路，大偷有护照。

小偷作交代，大偷作报告。

现象与炒作　作者：佚　名

翻开杂志美人多，扭开电视广告多。拿起报纸套话多，看篇文章署名多。

买本新书错字多，出门办事收费多。领导视察小车多，饭店吃饭公款多。

大街来往着装多，友人聚会名片多，下海经商骗子多，年头岁尾检查多。

电视经常炒领导，开会剪彩做报告，长篇大论多官话，实事一件难办到。

小报经常炒明星，形象生动演艺精，摇头摆臀乱做态，嘴尖皮厚腹中空。

广告经常炒大款，乐善好施心肠软，表面一副君子相，心狠手辣只弄钱。

文坛经常炒作家，人家不夸自己夸，互相吹嘘连环捧，你炒我来我炒他。

国企经常炒经理，回天有术力无比，肥了方丈垮了庙，屁股一拍溜之急。

书商经常炒学者，著书立说“成果多，写书实为求职称，脱离实际话空说。

语言的艺术　作者：张　峰

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

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

别说“偷税”，要说就说“避税”；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

别说“卖隐私”，要说就说“炒作”；

别说“假新闻”，要说就说“策划”；

别说“疾病”，要说就说“亚健康”；

别说“专制”，要说就说“欠民主”；

别说“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

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贿赂”，要说就说“红包礼金”；

别说“腐败”，要说就说“作风不正”；

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落后”，要说就说“中国国情”。

语言真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怎么说包含着深奥的学问。

别看只是在说法上虚晃一招，其实它关联着许多人的前途命运。

“某些政绩”（三句半）　作者：佚　名

政绩出在大酒店，

山珍海味吃个遍，

眼花耳热酒酣处，

——事好办!

政绩出在麻将桌，

越输越好把话说，

牌好全当没有摸，

——藏拙。

政绩出在笔头上，

泼墨如水心莫软，

若嫌数字圈太少，

——往上添。

政绩出在开会间，

制定措施一篇篇，

层层落实到纸上，

——谁干?

政绩出在红包中，

领导家事要摸清，

婚丧嫁娶时机到，

——多送。

政绩流行浮夸风，

暂时混个好名声，

如果认真查一查，

——空！

可以　作者：胡　爽

大家干得还可以，

谁当先进也可以，

都当先进也可以，

一个没有也可以，

报上几个也可以，

随便报谁也可以。

投票选举也可以，

口头评议也可以，

举手通过也可以，

抽签、抓阄儿也可以，

推举我当也可以，

不推举我也可以。

反正怎么也可以，

横竖咋办都可以，

了结此事就可以，

应付过去即可以，

没有什么不可以，

总之可以算可以。

沉默　作者：几　米

我把说话的钥匙弄丢了!

锁匠摇头叹息说没办法。

我在电台里，

咿咿呜呜地努力回答主持人的疑惑。

他说有人弄丢了脑袋的钥匙，

有人弄掉了眼睛或耳朵的钥匙。

但是，没有人会不小心让自己哑口无言的……

我故意将说话的钥匙弄丢，

听说城市的角落里，

突然冒出一只喋喋不休的青蛙。

拆字讽贪官　作者：老　侯

贿

为何贪官受“贿”多?

“有”“钱”能使鬼推磨。

誓

赌咒发“誓”假廉政，

打“折”语“言”全无用。

囚

大“口”一张敢吃“人”，

身陷“囚”笼方断魂。

牢

黄“牛”莫贪眼前“宝”，

利令智昏入监“牢”。

腐

“府”中酒“肉”不胜数，

如此官家能不“腐”?

吞

鲸“吞”蚕食欲无边，

梦中张“口”要吃“天”!

抓

半是人“手”半是“爪”，

“抓”钱是真“廉”是假。

挪

“手”中有“那”红印章，

公“挪”私用好便当。

分

经管公财起歪心，

“八”“刀”相向来瓜“分”

利

挥“刀”向“禾”忙攫取，

当心“利”刃伤自己。

铐

“金”钱“考”验难过关，

镣“铐”加身始幡然。

捞

举“手”之“劳”便进金，

不期“捞”得戴罪身。

败

假作斯“文”好捞“财”，

机关算尽终是“败”。

拘

“拘”留逮捕入监牢，

贪婪之“手”画“句”号。

判

正义之“剑”“半”出鞘，

一纸“判”文罪难逃。

毙

贪心不“死”忙攀“比”，

刑场“毙”命悔不及。

某公报告三则　作者：梦　新

某公在3月5日学习雷锋的动员报告会上念稿曰：“雷锋同志没有死!”(台下顿时一阵哄笑)，女秘书马上小声提示道：“人已经死了，是精神，雷锋精神。”领导马上接着补充道：“是的，据说至今还活得蛮有精神呢!”说完得意洋洋地呷了一口茶。

某公念报告，在念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思想”这一段时，秘书打印时将“十月革命一声炮”打印在第一页最后一行，“响”字打在了第二页文首。某公由于事前未看报告，将其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待翻到第二页又继续念道“响”，台下“扑哧”有人笑出了声，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历史知识错误。随即又补充道：“第一页只点炮，到这里才响，时间还蛮长呢。”台下一片哗然。

在宣传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时，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已经结婚和尚未结婚的青年男女要了解新条例……”某公结果念成了“已经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青年男女都要了解新条例。”

官场小常识　作者：佚　名

1、办事得花钱。

2、办不了的退钱。

3、报喜不报忧。

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5、捂不住了就丢车保帅

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7、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

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9、个人风头出不得。

10、好处不能独吞。

11、棘手的事就拖。

12、前任的事不管。

13、少说话，多请示。

14、多开会，造声势。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要站错队。

17、宁可用庸才。

18、吃喝不犯法。

19、车子是身价。

20、运动来了要重视，风头过了没屁事。

谁傻？　作者：远　夫

在Y县，张局长的官是怎么来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个外地来的县长吃住在县宾馆，他妻子在那里当服务员，不久，电工出身的他官运亨通了。一日，张局醉酒，搂着好友说道：“我没喝多，清……清醒得很!以前，不少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嘲笑我傻，连老婆和老县长那点事也看不出来，说什么……当乌龟还感觉挺好。我用前妻换来了地位、财富、年轻貌美的研究生夫人，还有……还有若干相好的呢，兄弟，你说说看，哥哥傻在哪里?”

教育界十大谎言　作者：铁皮鼓

一、社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教师是一个职业，是千千万万个职业之一，和其他职业并无根本的不同，太阳不会特别地照亮这一块。郑重其事地宣布教师这个职业是最崇高的，实际上正是对教育的贬损。以前看《新星》，里面有一个乡长，许诺要提拔一个女教师做售货员。现在看起来觉得滑稽，但却映射出了当时的现实。在一个商品短缺的年代，售货员手中自然握有一定的权力，自然要比教师尊贵。而当我们想要提高老师的地位时，不从根本人手，只是从道德层面上提一些口号，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严重背离，更重要的是伤害了教育。而且这种类似颁发贞节牌坊的形式，依然让我们嗅到了封建的味道，感觉到了等级思维。对教师的一味拔高，正如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所讲的，是把老师送上神坛，而神坛从来都是祭坛的同义词，一同陪祭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未来。

二、政府：我们实施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

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呆过，而且基本上都做班主任，我看到了农村惊人的贫困，而学费却每年都在涨。虽然一直在查，但名目越来越多，花样越来越繁。据说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比过去更有钱了，但是反观教育，我不知道这些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不到义务教育义务到什么地方，一些私立的中小学在本地如雨后春笋，他们的收费不敢高于公立学校，却必须提供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才能维持生存，而他们却是盈利的!我现在在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以收费自然是芝麻开花，而这几年，县上看到教育上钱来得容易，也纷纷在打教育的主意，不但没有投资，而且开始向教育摊派。今年我们学校的工资不再下拨，不但不下拨，还要交钱，全县今年要填1700万元的窟窿，每年都在填，窟窿是哪里来的?基金会的!大家都知道这档子事吧?埋单的永远是老百姓。而今年这1700万元，教育上分到了500万，不是钱，是账。这笔钱划了下去，除了几个高中，初中也分别分了一些。

这就是义务教育，不过，是教育向政府尽义务!

三、教委：我们正在全力推行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个筐，这个筐硕大无比，没有什么装不下的。而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校园里，实在没有多少变化，有的只是更为激烈的拼杀而已!今年高考提前一个月，我们高三做的题是往年的二到三倍!为什么?暑假补课时间延长，周末不休息，一个晚上都不行!晚自习比原来加长了一个小时。这个素质，实在只是应试素质。

四、法律：公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平等?对了，这是我们的理想，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对不对?不平等到处存在，从入学到毕业!放眼望一望，名目繁多的借读费，赞助费，平等是需要钱的!再看一看城市周边的那些简陋的、随时会被关闭的民工子女学校，你就知道教育的平等有多难!就是在同一所学校里面，重点班，普通班，分得清清楚楚，最需要帮助的学生配备的是最劣的教育资源，而交的是最昂贵的费用。在我们学校，每个年级共分四级，火箭班，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还有一些竞赛班是不在其内的，学校就是如此等级森严！而高考录取就更是令无数学子黯然神伤。

生在穷山恶水，想靠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孩子，对不起，你的门槛比别人高!一个生在北京的孩子与一个生在外省的孩子相比，命运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人怒斥为“朝野之别”。

平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五、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在山村小学教书的时候，这句话是刷在山体的岩石上的，也算藏之名山吧!可见这话并非完全无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在组织的关怀下，教育当然不穷了，谁家的孩子不读书，一刀一刀下来，再痛也得忍着，陪着笑脸把钱递进去，惟恐人家不要。再苦不能苦孩子，正是这种想法，助长了对教育的搜刮!

六、办学理念：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为了……”中国人对这种句式早已耳熟能详。鲁迅在夏三虫里尤恶蚊子，就是痛恨其在吮血之余，还要讲一番大道理。而鲁迅去世后，这种蚊子空前多起来。我们为什么办学?我不否认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有理想主义的教师，但更多的是打出为了学生的名号，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特别是这种勾当获得社会、家长的默许，获得有关部门的嘉奖后，中国教育的苦难就看不到终结之日了。

诸位有没有去乡间学校看过?空阔的教室里，悬挂着孤零零的四支灯泡，这是我在初中时经历过的，整整一年，我多次提议更换成日光灯，而且要装得多一些，吊得低一些，但领导、同事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心如刀割。我看着我的学生，只是初中学生，他们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上晚自习，他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坏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自己所带班上的近视眼有多少?我们需要学生付出多少健康代价才肯放过他们?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上操?再看一看学生的饮食，不断的中毒事件并不能警醒一些人，学生的饮食安全毫无保障，学校周边尽是些无证的小商小贩，卫生之差令人瞠目！校门口连个路灯都没有，又有谁站在学生的角度想过?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还只是肉体上的摧残，更严重的摧残是心灵上的摧残，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

所以，当教育与官帽、职称、工资等等联系在一起时，为了学生之类的话，总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痕。

七、专家：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

在这世界上，有些话就是正确，正确得你一方面做不到，恨得牙痒痒，另一方面又找不到一点毛病，找不到一点理论上的缺陷，圆不溜秋，看来看去找不到缺口，这句名言就是其中一例。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个双向的过程，那么就不要让老师把所有问题一个人扛，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师生比例，老师水平，教育程度先天地决定了教育必然有一定的粗放性。美国人精耕细作都免不了校园枪击案，何况我们?我想，这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们教不好的学生可能有人能教好，这个人在哪里?

八、校长：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

第一次听到此话，心里还是颇为感动，但真正呆久了，就明白了其中的把戏。奉劝所有的同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待遇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实在不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九、老师：分数不是衡量学生的惟一标准。

呵呵!过去有谚：“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话今天依然适用。什么时候就不适用了?我踮起脚尖望了许久，还是没有看见。

十、家长：我的孩子将来是忘不了你的。

平衡心理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他们的孩子忘掉你之前，先忘掉他们!

全国各地幽默标语　作者：佚　名

我在国内出差，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不仅慷慨激昂，而且充满了幽默感，让我在仆仆风尘的同时，还能够莞尔一笑。有时甚至如醍醐灌顶，产生“顿悟”的感觉。

国策篇：

当年错批了一个马老，便导致了中国关于计划生育标语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侧目：例如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好一个干脆决绝的极左口号。但比起云南楚雄某农村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就算不了什么了。河南的国道上有条绝对经典：“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幕：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河南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某地倒有点重女轻男：“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在浙源至理坑的路上一小村庄：“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江西婺原见到：“见证怀孕，持证生育!”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四川某山村：“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某地估计计划生育阻力较大，有关部门便刷了条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湖北阳新地区的计划生育标语也很形象很彪悍：“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安徽某地：“坚决打击流产女婴!”好一条中国特色的标语。贵州倒是婉转温柔：“朋友，你计划生育了吗?”北京某远郊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在山西看到的版本是：“山区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最绝的是东三省版本：“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湖南某乡政府：“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湖北某火葬场门口：“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

法制类：

其次我们不得不说到法制，有不少也让人哭笑不得：在河北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它的意思似乎是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汪口的一面墙上张牙舞爪用红色油漆写着几个飘逸大字：“谁烧山，谁坐牢!”在贵州的施秉看到的也挺经典：“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在河南永城看到一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够直白!安徽亳州向南的公路上一条标语：“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在铁路上看到的：“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真是经典。某电厂门口大红字标语更绝：“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在河南的国道上看见的超劲爆的一条：“抢劫警车是违法的!”类似的还有：“不得袭击警车!”十年前过湖南衡阳，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坚决打击挑脚筋!”看得人浑身发毛，不寒而栗。有条保护光缆的：“偷割光缆，讨死!”江西某地就似乎没有这么粗俗：“光缆无铜，偷盗有罪。”在山东看到的标语：“光缆不合铜，偷盗要判刑!”有个最最消极的：“光纤没铜，偷也没用。”没有铜，大概也应该有点别的什么金属，也能卖钱，真是幽默至极!

其他类：

再来看看其他的吧，其实，一些看似平常的标语也容易产生“笑”果：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去黑龙江，估计当地招商引资有困难，看到：“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证券公司标语：“教育投资者!”河北某地：“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普及义务教育：“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老百姓生活的贴心人。”

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公路旁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某校：“热烈欢迎人大代表来我校明察暗访!”重庆巫山县路口：“外地车辆在巫山境内一般不被处罚。”国人对“要致富，快修路”应该耳熟能详，但在河南某铁路沿线被人改得极其反动：“要致富，偷铁路!”单位司机班门口：“马达一响，集中思想；车轮一动，想到群众。”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两侧的旗帜：“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自己倒先成垃圾了!动物国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成动物总比成垃圾好。某养殖场：“敬爱的各界群众，请携带你们的发情母牛前来配种。”路边小店：“吃饭补胎。”

广东南海市盐步镇内衣厂很多，产品畅销全世界。有段时间在镇政府围墙上刷了一条标语：“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南宁一拐角处用白粉刷的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大吃一惊，拐弯过去接着写道：“分子的惟一出路”。另个经典的是上面写：“群众有困”下面是：“难找警察”，我想意思大概是：群众有困的时候，很难找到警察!

点评中国特色人群　作者：佚　名

最苦恼的中国人是贪官太太

她不敢大把花钱，怕露富；怕领导找老公谈话，特别是纪检委、检察院的人；如果老公有几天突然不回家，她就会发疯。她的梦想是，带着钱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一切从零开始。

最悲哀的中国人是球迷

中国球迷悲哀得让你觉得他们可怜。钱也出了，泪也流了，时间也花了，20多年来，中国足球却难说进步。好不容易凭着“努力与机遇”走入了世界杯，但却无上佳表现无功而返。中国球迷已是欲哭无泪。

最有钱的中国人是内地的孩子

说起来没人相信，中国人中最有钱的是孩子。中国内地城市的独生子女是“不劳而获”的一族，他们春节所得到的压岁钱，足以让工薪一族汗颜。在他们父辈眼里，轻易地花掉十块钱就有犯罪的感觉。可如果把一张十元大钞放在一个孩子面前，他的眼神可以是不屑一顾。

最失落的中国人是作家

20年前，如果有幸戴上一顶作家的帽子，就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可以名利兼收。但现在谁要是还敢说自己是个作家，就要有点勇气。现在的作家等同于作者或者“写手”，卖文为生。

最轻松的中国人是弱智者

现在只有弱智者，生活才是真正轻松的。他们的人生目标很小，他们的欲望就更小，只要食能果腹，衣能避寒，生活就美满了。

最无聊的中国人是娱乐记者

以前，记者个人发挥的地方不多，但是报刊的变革，却是从娱乐版面开始的，并且培养了无聊的娱乐记者。有人称娱乐记者是满足市民口味的厨师，你想看什么，他就为你做什么。

最得意的中国人是大款

不愁金钱，不愁美女，不愁社会地位。无论大款的过去是不是脏，今天的得意是肯定无疑的。现在大款们最怕的是政策有变，另外当今社会的仇富心理，也令大款们心有顾忌，不得不学会有所收敛。

最伤感的中国人是30岁还未嫁的女人

不仅面临婚姻苦恼，还面临生存危机，因为比她们年轻的女孩已经开始抢她们的饭碗了。女人不容易接受已经老了的事实，于是很难也很痛苦地去接受失去饭碗的事实。

最倒霉的中国人是股民

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的股市是大户的金矿，散户的坟场。话虽偏激，但中国内地的股市却有一种赌场的味道，一群穷人和几个富人去赌，谁输准赢当然是不用细想了。

茶客留言　作者：于成玉等

于成玉(辽宁凤城)

《杂文月刊·选刊版》我已读到第8期，真切感受到贵刊在当前的语境下，办到这个水平，是相当不二五眼的。这就是每期都能为读者提供几篇文字优美、思想深刻和信息丰富的的文章。如柏杨先生的《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第3期)、焦国标先生的《不许你代表我》(第5期)、邵燕祥先生的《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外一篇)》(第6期)、黄好额先生的《倘若比尔·盖茨是中国人》(第7期)、魏明伦先生的《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第8期，我在《同舟共进》上已读过此文)……这些文章犹如鲜艳的花草，不仅洋溢着沁人心肺的清新和芳香，而且还给读者带来了率直、真诚、幽默和逻辑的力量。读这些文章，能呼吸着“真”的空气，沐浴着“善”的阳光，享受着“美”的思考，让人委实在“阅读”的“风景”里“流连忘返”。阅读贵刊，让我切实感到你们以满腔热情尽心尽力把每期都打造成满园春色，让读者读后在思想上满载而归。如页面安排得满满腾腾，就像农民种自留地，不留一点空闲地一样，尽量为读者多提供一些文字和画面，连页面的天头上的“专栏语”也配上小插图，可想而知，为读者想的多么周到。而“编辑赘语”如第7期所言：“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自己，身为此刊的编辑，一定要把集体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并且要对所有的来信，无论是读者的，荐者的，都要一一回复。但是实践证明，有信必复是我们难以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只好低标准要求起自己来，对所有的来信，无论是荐稿的，还是提建议的，一概都恭敬有加，至少能从头到尾地读两遍。”读来让人着实感到，编者对读者的情感，多么真心，多么真诚，多么真挚。就凭着编者对读者所怀有的这一片深情厚意和高度的责任感，我想贵刊肯定会越办越好的。

陈俊峰(陕西西安)

我在一个报刊亭购到你们《杂文月刊·选刊版》今年的第3期，仔细地一篇不漏地阅读完毕，感到内容十分精彩，质量很好，尖锐泼辣之文很多。如吴兆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信号》，阮直的《“计划外招生”是教育，还是创收?》，徐迅雷的《哈耶克!哈耶克!》，特别是张勇的《“特别决定权”》，真是掷地有声之文!该文从孙中山说起，到毛泽东，从1957年的反右说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革”的十年浩劫，真的是入木三分，让人久久地深思过去的岁月，感叹不已。

肖　丞(浙江杭州)

我在偶然中看到贵刊，现在已是贵刊的忠实读者了。《杂文月刊·选刊版》是众多商业化杂志中的一缕清风，有点凉意却清醒头脑，有点柔软却柔中带刚，嬉笑怒骂中畅吐真言，针砭时弊，是惟一不讨好读者，不迎合市场，秉公办事，忧国忧民的有骨气的杂志。

王汇涓(河南新乡)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年了，可我依旧记得你们《杂文月刊·选刊版》今年的第3期上的一些文章。最喜欢可也看着最难受的是《猎鹰是这样熬成的》。桀骜自由的灵魂就此磨灭。心痛。最有感受的是《姑妄听之》，如果我是老师，当把这篇文字画满红圈，当然我不配，那么就让我给这篇文字阵阵喝彩。我喜欢。《公安局》一篇文字冷静，视角独特。不错。《杂谈博导》，我身边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在发生着，当了教授的人还去辛辛苦苦地考博士，不为别的，就因为教授和博士的待遇相距甚远。我的一个教授朋友想把爱人调到身边，几次打报告，几次被搁置，而另一个在读博士，学校早早地就将他的爱人调来了(虽然，他的爱人没有任何职称，我们这里现在都称这些人为“学术太太”)。我的那个朋友只好去考博，有了博士的头衔，不必做一天贡献，房子、科研启动基金、老婆孩子的读书就业也都一次到位了。《性感的进化》，毕淑敏没让人失望，虽没有引经据典，但是，让人看得连连点头。《新媳妇过河》老局长的良心让人赞叹。如果上一篇写的“当今性感缺失”让人感叹不已的话，那么这一篇里点到的“当今良心缺失”让人不寒而栗。

张玉宏(山东滕州)

《杂文月刊·选刊版》的文章总体来说水平不低，不像一些不入流的杂志，看了让人头痛，读你们的文章让读者多了一些心中的愤懑与无法躲避的现实感。因为我是农民，因此对“三农问题”特别敏感，你们所发的这些文章，看了实在是让人有一种快感，但有一点，所有这些，只能是嘴上说说而已。我希望贵刊能加大力度，让所有的人都能醒悟，都能认识。

2004年第12期

一些官员为何不能“坚决”反腐败　作者：邵道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中强调指出：要“坚决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依我的理解，这十二个字不仅仅是“态度的表明”，也是“问题的指出”，更是“行动的号令”，其中，最最关键的则是“坚决”两字。

如今，明着说不要反腐败的人恐怕是不会有的了，然而“暗的”呢?还是大有人在啊!这些人，“三心二意”的有之，“打工不出力”的有之，“软磨硬泡”的有之，“光打雷不下雨”的有之，“背后使坏”的有之……总之，若是以“坚决”作标准来衡量，恐怕还是大有人在的。

那么，为什么相当部分的当官者在反腐败这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如此“不坚决”呢?

一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对反腐败实在是“心虚”得很哪!

这些当官者的思想极其“传统”而且“非常困惑”，嘴巴上亦大讲特讲“我们队伍中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然而一到具体的反腐败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总感到若真要反腐败，就会乱了自己干部队伍的阵脚，就会影响本地社会的稳定，就会……于是，就想起了对“腐败原罪”的赦免，就寄希望于腐败分子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湖南的所谓“反腐败特别行动”中的对“腐败呆账”的“一笔勾销”，吉林绥化的“五万元以下不追究政策”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想一想，一些当官者持的是这种心态，其反腐败的态度能“坚决”得了吗?

二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自身的患得患失心态严重。

这些当官者自身倒也干净，对周围的腐败者亦很是看不惯，然而，看到现在的官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是蛮严重的，而且多年官场的经验告诉他们，腐败官员的关系网非常发达，腐败官员本身亦有无形的“保护伞”。自己对付这些官员本身力量还算过得去，然而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付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保护伞”，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弄得不好，恐怕亦会“打不成狐狸惹一身骚”，自身多年拼搏得来的红帽子能不能保住还是一个问题。如此患得患失心态也就只能让他们走一步看一步，不等水落石出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他们是不会真反腐败的，“坚决”两字自然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三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这些当官者的“政绩思维”已经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了，因而不能正确对待成绩与错误、优点与缺点，更不会自我反省，惟恐自己所管的一亩三分地出问题、出大问题，因而影响自己的仕途，妨碍自己的升迁。平时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平时亦疏于管理，如今一听说自己的地盘有可能发生腐败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内部处理”，然后以“纪律约束”有关部门，要求“绝对与自己控制的党委保持一致”，然后再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拿出将坏事当作好事办的“绝招”……有了这一“习惯”的当官者在反腐败问题上还能“坚决”得起来吗?!

四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只喜欢做“表面文章”，只喜欢搞“轰动效应”。

反腐败是一场涉及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不扎扎实实、不认认真真、不踏踏实实地搞是无法取得反腐败的彻底胜利的。但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呢，只是在语言上做文章，只是对媒体做文章，想当然、拍脑袋，“点子”特别多，冲动一来，“豪言壮语”马上出来。譬如，年初时辽宁就作出了“收受200元以上就地撤职”这样的“规定”，媒体狠狠地炒作了一番，如今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是这个省的干部因为看了这个“规定”就再也不敢再受贿了吗?对此，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此外，还有什么“廉政扑克”、“反腐访谈”、“小眼睛盯大眼睛”全都是将反腐败作为儿戏，全都是在作秀，喜欢这样反腐败的当官者是决不会“坚决”的。

五是一些地方的当官者本身也不干净。

有一些当官者虽然不是腐败分子，但是，鉴于当今腐败分子“恪守”“腐败利益共享原则”，因而他们对自己的一些顶头上司“物质性的小恩小惠不断”，“精神性阿谀奉承常送”。在当官者眼中，这样的干部是“好样的”，是“绝对忠诚于自己的”，是“得心应手”的，因而给予了“各种关照”。如今这样的人“事发东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实在下不了手”啊，然后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且越想越后怕……当然，以这种心态去查处被认为是“自己人”的贪官污吏，一般是不会很“坚决”的。

总之，“坚决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十二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当今反腐败之所以艰难的原因之一。

“责令辞职”：中国特色的尴尬　作者：孙焕英

辞职，是一个常用词，即辞去现任之职务的意思。

辞职，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古今中外，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都有着辞职的可能性。

辞职，又有无过辞职和引咎辞职之别。工人嫌工资低，白领觉得屈才，向领导提出辞职换个单位，这辞职并不足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有的官员辞职，则是因为他们渎职而使然。

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无过还是引咎，凡是辞职，古今中外有一条共同的游戏规则，即行为者的主动。

这些都是常识。但日前笔者发现，在当代中国这种常识已经不正常了——出现了辞职的异化即“责令辞职”。

何谓“责令辞职”?具体操作虽然语焉不详，但关键的地方很明确，即渎职的官员不是自己主动地先写出辞呈，而是上级主动地先提出并命令该官员离开职位。

“责令辞职”一语，虽然是汉语语法中典型的常识性错误，属于自相矛盾。但必须正视“责令辞职”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确实已经出现了，你不能闭上眼睛不承认这一“中国特色”。

“责令辞职”合不合语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弄清楚：为什么在当今的中国出现了“责令辞职”这种违反古今中外游戏规则的怪事儿呢?

愚以为，首先，在当今的中国引咎辞职一语的概念已经模糊了，或曰引咎辞职已经成为消亡的历史词语了。当年，诸葛亮因错用马谡失守街亭，他自贬三级，这算得上引咎辞职的“初级阶段”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比三国时期的“初级阶段”进步了，所以，当今的官员渎职后连自贬三级也罕见了，更别说引咎辞职了。据说，前两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官员因渎职应引咎辞职的议案。笔者猜想，对于这个出土词语，肯定有不少官员发问：啥子叫“渎职”?什么又叫“引咎”?“辞职”又是咋样的?渎了几斤职才能够卖个“引咎”的价码?引了几次咎才够“辞职”的资格?……官员连引咎辞职的概念都没有了，你再让他来实践引咎辞职，这岂不是天方夜谭?既然官员不知引咎辞职为何物，那就先拿“责令辞职”来开导一下吧。

官本位，权本利，也是当今中国难见引咎辞职的一方理论基础。人们都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意识很浓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本原因在于权本利。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是有官职就有权力。而权力这魔方，有很多种玩法会使之出现利益的格局。在民主与法制欠发达不健全的国度里，更足如此。官员若引咎辞职的，就丢了官职；丢了官职，就丢了权力；丢了权力，就等于丢了魔方而玩不到利益。大家想，对于那些为利当官、当官为利的人来说，要想让他们引咎辞职，不是比要他们的命还厉害吗?既然官员舍不得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就成了“高招”。

还有，“脸皮真厚”——这是老百姓评论那些渎职后决不引咎死不辞职官员的朴素话语。按照毛泽东的中国式理论，这就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俄罗斯出了一个核潜艇事故，军方几个大员上交了辞呈；中国出了那么多的矿难事故，谁听说管矿的官员提出了辞职?韩国、葡萄牙都出过塌桥事故，那里都有管交通的官员引咎；中国也有塌桥垮路事故，谁听说管交通的官员引咎了?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审计风暴”吧!那么多大部门出了那么多大事件，群众有那么大的舆论，可当事人却都成了哑巴聋子……既然那些渎职后决不引咎死不辞职的官员脸皮真厚，那么，也就只好撕破脸皮，创造“责令辞职”模式了。

本来，引咎辞职是渎职官员认识和觉悟提高的一种表现，也是将来有希望的一种表现。而一旦到了“责令辞职”的地步，那他们也就成了死不悔改的渎职派了。由此看来，“责令辞职”实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尴尬。

他们为何要堵路讨说法　作者：鄢烈山

10月6日，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3000多名员工，因不满薪水太低，竟集体上街堵路，以致整个福田区的交通瘫痪数小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谁乐意出现这样的事件与场面呢?过往的司机与乘客不乐意，市、区政府不乐意，被迫“出场”亮相的电子厂负责人肯定也不乐意；那么，上街堵路的3000多名员工呢，他们为何要这么“闹”?

报道说，一位被堵在北环大道一长途客车止的乘客陈某极为不满地说：“员工们向厂方讨说法，应该在厂里与厂方谈，不能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把所有怨气都带到道路上来，让一些无辜者也遭受痛苦。”这位陈先生／女士的说法太轻飘，完全是隔靴搔痒。他们上路可不是为了发泄一下怨气，是以打断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迫使政府和公众关注他们的要求，是“劫持”包括您在内的“无辜者”的利益做筹码，迫使厂方或政府“出牌”。员工们上街堵路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行为，但他们并非不懂得“应该”怎么做，您怎知他们未曾“在厂里与厂方谈过”?厂方要是讲理就不会对员工们这么狠：“每个月只给员工底薪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钱，且不包吃住。”

劳资矛盾发生了，互不相让，应当怎么办?在我国的现行体制内，职工维权按理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工会出面，代表员工集体与厂方交涉。不知该厂有无工会?如果该厂没有，该厂所属的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有没有工会?工厂、公司若无工会，所在的福田区的总工会能否过问?也许电子厂的员工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找工会。那么，工会组织有责任反省一下，员工们为什么不通过工会依法维权，工会如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为化解社会冲突尽职?

第二条路是找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依法督责乃至仲裁。这两条道路都不通，可上法院起诉厂方。电子厂的员工们在没有尝试第三条路的情况下就上街堵路，即并非被逼得无路可走就上了“梁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同情大打折扣。但是，现场的员工告诉记者，第二条路他们是“走”过的，“向厂方和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但一直未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多次”是多少次，也不知“一直”有多久多长，但据常理推测，“多次”反映，“一直”未解决的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否则，不可能激起3000多人的怨愤，一致采取集体堵路的过激行动。

报道说，深圳市政府一位处理现场的负责人表态，市、区两级政府将继续关注此事，首先，对讨说法事件展开调查，如果员工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将对工厂相关负责人进行严厉处罚；其次，对于此次事件中的恶意滋事者，公安机关也将予以查处。查处这两方都是必要的。然而，我看最应当调查处理的是劳资双方之上的第三者：政府“有关部门”，说明白点，就是劳动监察部门。他们的辖区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每天要工作12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薪水这么低，收入水平比不上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服刑人员；在这天下午的谈判中，员工们提出月工资不得低于610元，这个要求不正是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今年5月8日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吗?为什么劳动监察部门对厂方严重违反《劳动法》的问题视而不见，连本部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督促执行?须知，这是一个有数千人的工厂而不是哪个旮旯子小作坊存在的问题，莫说电子厂的员工们“多次”反映，就是不上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也有责任劳驾移步“下去”问一问的。我们没有证据说劳动监察部门被厂方“搞定”了；但即使没有枉法、渎职，也有“不作为”、玩忽职守之嫌，理当受到严厉查处。出事后问责，岂可漏过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政府劳动监察部门?

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不可等到出了乱子再不惜一切代价去“压倒”，而是要将保持社会“稳定”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消除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曲突徙薪，将一切隐患(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因此，维护稳定与依法行政、与“情为民所系”应当是有机统一的。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无辜”的过往司机、乘客和市民说一句：我们作为该厂劳资冲突的局外人，真的就完全无辜吗?我们作为他们存在和行为的社会环境，平常对身边不公不义不法的现象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如果采取的是隐忍、纵容的态度，助长了某些人不义不法的狂悖，从而构成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那么，我们在某个时候为不义不法的行为所牵累，那就多少有“报应”的意味了。

不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作者：洪巧俊

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开学了，一共28名学生，其中15人缴了142．5元的学费。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和过去20年来的398个孩子一样，吃住在一位名叫王守奇的老师家里，每年只需交75斤大米。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从校长到老师只有王守奇一个人，20年来都是如此。20年来，除了王老师的工资，当地政府对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投资，但它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而且保证了100％的入学率。教育界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王守奇现象”。(200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当我读完《乡村教师“王守奇现象”》，眼睛再一次湿润。因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只是重复了我15年前采写的故事，他们地址不同，姓名不同，但都拥有一个崇高的名称：山村教师！

15年前，我在《江西日报》发表了通讯《红烛的风采》，报道了家乡杨溪乡里山源村教师吴春友的事迹，从校长到老师也只有吴春友一人，学校也是在吴春友的家，他用那真诚无私的爱去教育孩子，去感动每一位家长，使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都达到100％。有几个情节至今使我难以忘怀。里山源村座落在两县交界的偏僻山村，学生上学非常困难，有几位学生到校读书要越过山涧水库，还要翻过两座大山。日出，他便来到水库旁接学生上学，日落，他又要把学生送回家，15年他循环往复走了上万里路程。寒冬腊月，他为远路的孩子热中午饭，碰到下大雨下大雪，就要为孩子们安排住宿。孩子缴不起学费，吴春友利用星期天和妻子上山打柴为孩子们缴学费。

故事的重复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时隔15年，“吴春友现象”变成了“王守奇现象”，然而在贫困地区还有多少“吴春友现象”、“王守奇现象”?学校的城乡差别是那么悬殊，一些地方政府只看到眼前的城市学校，而忽视了乡村学校，一些穷乡僻壤的学校成了被遗忘的角落。15年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改变，难道仅仅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们的一些官员有钱豪吃摆阔，却没有钱办教育。前不久报道的万源市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却拿出了全年财政的50％(2000万元)来办一个纪念活动。官员一边是办豪华演出，一边却是让学生在危房中上课。秋季开学，万源教师缺员将达1100余人；万源全市学校的危房面积达到5．6万多平方米；万源“普九”教育欠债高达6100多万元。我们办教育应该拿出办体育的那种力度和精神，我们不能忘记科教才能强国富民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他们是很理想化的人，是教育界的苦行僧”。中央教育科研所副研究员王化敏对这些老师赞不绝口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承担起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我们再也不能让这些极富牺牲精神的老师用羸弱的身躯去支撑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他们这样拼下去，总有一天会累垮的。

如果我们记住了王守奇老师嘱咐记者一定写上的这句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并落实在行动上，少豪吃一点，少摆阔一点，处处节俭一点，把节俭下来的钱拿给边远贫困地区办教育，我想这将是对王守奇这些山区教师最好的支持和安慰。

拍巴掌的另一只手　作者：何满子

如今人们对三陪女、异性按摩、洗脚房之类已经见惯不惊，视同寻常了，但前些年还是社会訾议的热点之一。记得有一次似乎是全国性的扫黄检查，南北各城市展开了风化整肃，当时传媒纷纷报道查获了多少这类色情买卖，各地都有一批这类“女郎”被拘留，被教养，经营此类肮脏行业的老板被处分的消息；可是对涉足这类色相场所的猎艳者却很少曝光，可以想见，那是和官员们的腐化密切相关的。于是，那阵子颇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质疑的文章。就我所读到的几篇说，主旨只有一个，即，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卖淫和嫖娼是互生现象，有买的才有卖的，无此即无彼；而且，出卖色相的都是弱势的一群，何以只诛伐“女郎”而对强势的买方网开一面，不让这些丑类亮亮相呢?我以为这一诘难很有道理，而且还认为，整肃风化之所以收效甚微，一阵风过去就会故态复萌，关键怕也就在这里。

不曝猎艳者，即买方人士的光，肯定也有不能曝的难言之隐。可揣想的是，或是其中有头面人物，碰不得；或是管整肃一行的人和该曝光的人士有渊源瓜葛，得赏面子；或是还要照顾该曝人士的所属单位的面子或曰威信，因为咱们这里，都是“人在单位中”(这是一篇相当著名的文章的题名)的，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如此等等。当然，这类猎艳人士中，还有些是外国人，港台人，要考虑影响的，甚至与招商引资与外贸有关。总之，以少惹麻烦为妙。

这事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当前从中央领导到全国群众密切关注的整肃贪污这一重大问题。贪污案中，当然有些是化公为私，将公帑窃取入私人的腰包的，但更多的应是假权纳贿。恰好贿赂一事，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勾当。不论是行贿者为了谋求好处的自愿，还是受贿者示意乃至要挟，都得这边有人上供，那边才能笑纳，这是不争之理。依法律，受人贿赂者有罪，以财货贿赂人者也犯法。前者应依律惩办，后者也难逃犯法之责。但是，具体执法的内部情况不得而知，至少在公布贪污案的报道之中，很少见到行贿一方情节和处分的曝光。惩办贪官而公布之是为了以儆效尤；那么，对那些犯行贿罪的一方，不也该曝他们的光以儆他人的效尤么?

衷心希望这不是由于难言之隐而不曝另一方的光，更希望根本就没有难言之隐。

我向央视提建议　作者：夜行者

从《新周刊》了解到，央视即将推出“2004年魅力城市评选活动”。这是央视首次举办城市评选活动，专家说，强势媒体介入城市评比，对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对策和城市魅力的展现起到良好作用。笔者系引车卖浆者流，对此当然不感冒。但是想到每个想要乘此东风出政绩的人民公仆，不知又要花费纳税人的多少银两，来搞突击性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因此有些话不说不痛快，同时也顺便向央视提点建议。

前阵子，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见5月17日《新闻晨报》)。这个消息真是令人震惊，不知组织这次魅力城市评选活动的央视决策者看完这则消息后有何感受?

因此笔者建议央视倒不如搞一次像联合国一样的评选活动，评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这样的活动将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下面的内容可作为评选的项目。

一比谁的城市政府大楼比学校教学楼靓，靓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二比谁的城市教师与民工的工资拖欠款项多，多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三比谁的城市河水黑，黑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四比谁的城市不管白天黑夜单身不敢出门，安全感低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五比谁的城市公务员踢皮球的功夫高，功夫高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六比谁的城市政府部门罚款收入高，高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七比谁的城市开发区多，多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八比谁的城市对居民房拆迁多，多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九比谁的城市对古迹、古建筑破坏严重，严重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十比谁的绿化面积低，低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评选活动公布之时，将会是万人空巷，万民齐聚电视机前。

这样马上就可以开始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评选活动，岂不是比留给半年时间准备的“魅力城市”评比活动好得多?

篱笆咋就那么松　作者：秦泽忠

某报在登载贪污总额达10亿人民币、4．85亿美元后逃往美国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被引渡回国的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近千亿美元公款在逃……”

因为没当过官儿，所以就不具备高官的智商；因为不具备高官的智商，所以就琢磨不透那4000多名贪官是怎样逃出国门的。笔者上中学时，正值“文革”，记得那时有家庭出身成分较高的同学因忍受不住没完没了的批判、毒打等身心折磨而企图越境逃跑的，结果无一不被抓了回来；自然，被抓回后，头上又多了顶“里通外国”、“投敌叛国”的帽子，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虐待。

如今，科学更发达了，各海关、口岸、机场的防范措施更加严密了，也确实常在媒体上见到有企图偷渡者被抓住的消息，但都是小百姓。按说贪官比起小百姓来地位显赫，而且还携带那么多巨款，有的还带着家眷，目标大，更容易被发现，可那些严密的防范措施怎就防不住这些贪官呢?此乃不解之一。不解之二：这4000多名贪官大概不是事先约好一块儿逃走的吧?如果说在出现贪官外逃现象之前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不能料事如神未雨绸缪提前预防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道理不会不懂，在出现了贪官外逃现象之后，为什么还不赶紧想辙扎紧篱笆严加防范，以致第3999名外逃之后又放走了第4000名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呢?

余振东被引渡回来了，那4000多名外逃者是否都能被引渡回来?被他们带跑的那近千亿美元公款是否都能被迫缴回来?就算回答是肯定的(只能“就算”，绝不可能)，实际也加大了反腐成本，对国家来讲仍是个损失；对这损失的造成，应不应该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我这还只是从其“渎职”的角度考虑的，倘是其事先得了贪官的什么好处而故意网开一面放他外逃的，则就更需另加别论了!

一套房子的代价　作者：大近视

昨天买了份房地产报，快速浏览了一下，舌头半天没缩回去。上海的房价又噌噌的上去了一截。二平房，在上海浦东花木路一带，居然也可以卖到10000元／平方米。那个破地方，我曾经住了一年，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个城乡结合处，比较脏，每到傍晚，不时有面目可疑的人晃来晃去。就这么一个地方，假如要拥有一套小一点的两室一厅，居然也得要100万。

关于金钱，我没什么概念。好在比较喜欢具象思维，赶紧换算一下，想起来比较容易。

假如我是个农民，一个人，有一亩地已经不错了。一年种两次，一次小麦，一次玉米，一年能挣800块，再加上养一群鸭子，卖点鸭蛋，估计最多也就能挣1000块。想要在上海那郊区买套像样的房子，我得不吃不喝地耕种1000年。到那时候，共产主义该实现了吧?

假如我是个工人，没有下岗，一个月拿800块钱，不抽烟，不喝酒，不结婚，不吃饭。渴了喝凉水，饿了吃烂菜叶，冷了拣破麻袋穿，总之，一分钱不花，在房价不上涨的前提前，要买那样的房子，得连续工作100年。估计，没什么工厂要这么老的工人。

假如我是个公务员，混得很一般，一个月2500块，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还不贪污，不受贿，不挪用公款，要想买那样的房子(同样，房价不上涨)，我得熬上33年。估计刚买了房子，就得退休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营养不良而迅速逝世。

假如我是个撰稿人，而且混得还不错，每两个字一块钱，我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也不泡文学女青年，要想买那样的房子(同样，房价不上涨)，我得连续写2000000字，而且还得保证字字有人要。假如连构思、带写、带修改，每小时可以顺利完成2000字，那么，就得连续写1000个小时，在WORD文档上连续写2000页。我明白了，为什么写字的人容易夭折?憋的。

假如我是妓女，姿色一般，平均每次收获200块，我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不得性病，不养小白脸，要想买那样的房子(同样，房价不上涨)，我得连续接5000次客人。假如每天接客两人(合法定节假日)，那得连续奋战2500天，费时7年左右。

假如我是商人，我连吃带喝，也抽烟，也喝酒，也吃饭，也得性病，也养小蜜，只要我有本事贷到款，在房子刚出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付上头款，和同伙一起哄抬，不出两年，几套房子就都到手了。

我说这些，并不想发牢骚。我只想说，土地这东西，都属于国家资源，首要的功用，是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提供服务。在合法的政策下，再加上自己的手段，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挣钱，这并没有太大的罪过。只是，凡事必须有个度。任何一个国家，两极分化得厉害，都不是个大好的兆头。当一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被挤到城市的边缘时，这便是罪过的一种，和英国的圈地运动并不两样。

我们再想一想，两极分化是怎么形成的?看看以上购房的时间，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一辈子，赚得那点可怜的钱，被祖国拿去一部分，被房地产商拿去一部分，最后再被炒房者拿去一部分，这两极要想不分化，也很困难。想想那些在城市里奋斗多年的普通人，几乎大部分人都背上沉重的房贷包袱。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

我并不是说国家不可以从土地中获取利益。只是，大众之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假如你获取了这些收入，却无法保障大多数人住上满意的房子，那么这“取”，也取得不理直气壮。或许，我这点想法有点愤青，只是，前两天看新闻，都说宪法有进步了，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了。我想，这还是有个因果关系——前提是，你首先得保障大多数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假如大伙为了一套破房子都累得死去活来，你还有什么好保护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公正的法律，物质控制能力决定了其走向，我不能说普通百姓就不受益了，然而，在这个法令下受益最大的，是大多数还是少数人?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所，这历来都是百姓对于一个国家最起码的要求。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记不太准了——似乎是在老俄罗斯，一个穷人没饭吃，偷了一块面包。在当时，这可是大罪。其结局是，他并没有被定罪，原因是，当一个国家无法为其人民提供生存条件，为了生存，他偷窃了，真正有罪的不是他，而是这个国家。

造假者“经典”语录　作者：黄　青

造假者自有造假者的一套歪理，面对金钱面对利益，什么法律，什么道德，什么天良，什么人性，统统可以抛在脑后，对他们来说，“良心”就仅仅是一个词，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是一个可有可无而且最好没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天经地义!

“经典”语录一：浙江金华某火腿厂厂长：脚丫子的味道就是火腿的香味，有了脚丫子味，才能勾出火腿的香味来。

点评：果真如此，怎么没见有人闲着没事啃脚丫子?果真如此，还买什么火腿?都说“脚丫子的味道就是火腿的香味”，啃脚丫子得了，省钱又省事!

“经典”语录二：山东某屠宰场老板：水灌到肚子里不就是钱吗?

点评：果然是点水成金，一本万利的买卖。能把水卖出肉的价钱来，果然有“经济头脑”。群起而仿之，屠宰业的“钱”景必然一片大好!只是消费者纳闷了：什么时候肉能卖到水的价钱?!

“经典”语录三：安徽某果汁生产厂老板：不用洗，磕磕就行了，洗了有污染。

点评：越洗越脏，你听过吗?如果你闻所未闻，那证明你已经落后了，一个果汁生产厂的工人都知道“洗了有污染”，你怎么能不知道?至于拿什么东西洗会达到“污染”的效果，你说呢?

“经典”语录四：河南安阳某雕白块经销者：国家还不让卖毒品呢，但是买的还有，(所以)还得有卖的。

点评：有买的就要有卖的，有道理!即使这个东西再有剧毒再禁止使用也得卖，无奈啊，谁叫有买的呢?顾客就是上帝，让上帝满意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能把雕白块换成钞票的就是好猫!最后问一句，我还想买原子弹呢，你们有吗?

“经典”语录五：河南安阳某杂货店老板娘：我们这儿(做腐竹)有学不完的东西。

点评：活到老，学到老!生有涯，而知无涯啊!“老师”在上，学生们自愧不如!只好“学海无边苦作舟”了。只是不知道，这“学不完的东西”，是什么“好”东西?

“经典”语录六：天津某火腿肠厂老板娘：你想想，淀粉半斤一块多钱，淀粉肉多少钱(一斤)?

点评：造假行业巾帼不让须眉!淀粉的价钱和肉的价钱当然不是一个等级，这谁不知道?把淀粉当肉卖，这还有不脱贫致富的道理?淀粉卖出了肉的价钱，不知道淀粉能不能吃出肉的味道来。

“经典”语录七：河南安阳某腐竹加工厂老板：厕所都有苍蝇呢?哪个食品厂没有苍蝇?

点评：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两句话有什么联系。难道他想说厕所就是食品厂?或者想说食品厂都是厕所?凭什么厕所有苍蝇食品厂就理所当然该有苍蝇?难道厕所有的食品厂都该有?

“经典”语录八：商丘某饮料厂老板：“你不用讲它管渴不管渴，它喝不死人就是好东西，咱赚咱的钱!”

点评：高明!真让人佩服得五个身体趴在地上!“喝不死人就是好东西”，这么经典的话以前怎么没人说呢?照着这个思路往下走，除了敌敌畏，除了砒霜，还有什么不是好东西?

广义卖官论　作者：刘洪波

8月上旬，媒体纷纷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侦查终结的消息。卖官案的主角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

马德卖官案被称为“最大”，可谓实至名归。无论卖官金额、涉案人数，马德卖官案都首屈一指。报道说，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卖官得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绥化市半数处级以上干部卷入了案件，其中领导干部达260多人，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

在马德以前，被查处的卖官案已经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道理，是“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实，在一些地方，所谓“路线”，也就是“跟人”。所以，干部作为“决定的因素”，本身就具有决定“路线”的作用。所谓“路线”，无非一张“升官路线图”。从这个意义上讲，买官卖官与“亲疏划线”都是“升官路线图”，只是类型不同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位卖与不卖，区别在于“上之所好”不同，不足以区分腐败不腐败。

黄永玉《芥末居札记》有一则说，“武松为官，凡制哨棒艺精者，赏金百两。李逵为官，凡制板斧艺精者，赏金百两。张清为官，凡种大白菜过四十斤者，赏金百两。阮小七为官，凡潜入水底一炷香者，赏金百两”。授官，不过是将官位作为赏金颁发。上好风月，进以美女；上好风雅，进以书画；上好威严，进以惶恐；上好大跃进，进以土高炉；上好GDP，进以大数字。如此而完成授官得官，同样也是腐败透顶。

所以，买卖官位，听起来好像“性质特别恶劣”，“民愤”大到极点，实际上与别的上有所好、下必进奉没太大区别，都是投上峰个人之所喜好，达到获取官位的目的。买官卖官的事情越来越多，不过是现在金钱的作用大了，“没有钱万万不能”，上峰所喜，越来越在于金钱，而且不在乎取之是否有道罢了。另外，得钱以后，是给以官帽子，还是给以承包工程、贷款合同，也相差无几，无非都是买卖，自然要服从将钱买货的规矩。

以马德先生的眼光，他卖了很多个官位，每个官位都是一件商品，价钱不菲，实在是因为这东西属于稀缺资源。即便如此，还是较为遗憾，因为他只管一个绥化市，以致生意不能通四海，财源茂盛也达不了三江。另外的地盘上，买卖的生意只好由他人去做。对此马德先生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供称当上绥化市委书记，就是出了大价钱的，如果投资不能多多益善地收回，算什么生意人呢?官级越大，官帽子生意做得越好，如果能当皇帝，像汉元帝那样，把天下的官帽子都管了，就想卖多少可以卖多少，那才是“取之不竭”的财源。

媒体报道马德时，说他把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从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子，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这个比喻的说法，显示了马德卖官的抓住机遇、真抓实干的精神。但对于有人说“马德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的是一方官风”，我是不以为然的。确实，马德没有“带出一方好的官风”，但似乎“坏的官风”也不是他带出来的，他的前任，后来当了省人事厅长的赵洪彦卖官，现已被判刑15年；据他供称，他的绥化市委书记的卖主，是从省委组织部长一直做到省政协主席的韩桂芝，现在也已因马德案而“牵”下台了。

对马德以及其他的“卖官专家”应该怎么看呢?他们的道德境界是很成问题的，他们的政治品格是很低下的。但正如很多人看到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有官可卖”，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官位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官员职位失去了公共性，不需要由公众来认定，也不需要对公众负责任，就必然地会变成私产，被人用金钱、美色、古董珍玩、“数字”、鞍前马后的迎奉、胁肩谄笑的面孔等等去交换。如果这种交换需要一个小圈子来确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公义”，其实不过是寡头分肥、“利益均沾”的交换而已。如果这种交换只需要“一把手”一个人拍板决定，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独吞”，马德、李铁成以及其他被查处的卖官案，都属此类。

真正说来，人们通常所说的“卖官”，也就是马德及其同类人物的所作所为，只是“狭义卖官”；而广义的卖官，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金钱，也未必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只要官员不必由民众选择，不必向民众负责，那么官位的授受就可能存在广义的卖官之嫌。

八识“廉耻”　作者：毛志成

一

古语中将“不识廉耻”视为第一位的骂人之话。“廉”与“耻”都是褒义词，前者的意思是让人懂得什么是清正，后者的意思是让人懂得什么是羞愧。识廉近乎仁，识耻近乎勇。不廉，无耻，都是人之恶性中的首要恶性。但是人很少去想：识耻是根。人不知耻，失去的就不只是廉，简直可以失去一切!

二

廉与清同义。做官要廉，做平民也要廉。官廉首要的是不贪，不腐，不昏；民廉首要的是不贿，不媚，不借官光，不趋炎附势。不过在现实社会中，官廉是第一位的，是重中之重。一官之廉，十吏效之，百民随之。一官之腐，百吏必从之，千民必附之。

三

廉生德，廉生智，廉生威，廉生效。但是必须追问一下：廉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答曰：生于“识耻”。

若是不识耻，甚而无耻，生出的东西绝不是廉，必然是杂七杂八、亦恶亦丑的东西!

四

幼儿认字，少年识词，成年人学文，名人搞学问，大人物写发言稿，都必须以精读精写第一个字——即“耻”字——打头。

不识此字，或丢了此字，任何“天才儿童”都近于白痴，任何名言名文都与废话、胡话、昏话无异!

五

“耻感”，即人有了羞愧意识，有了脸红、心跳的心理反应，是猴子变成人、原始人进化成文明人的第一标志。

无论多么现代的人，即无论多么勇敢的男人或多么漂亮的女人，无论多么有才、有智、有绩的人或多么有地位、有名气、有权威的人，只因为永远地不会脸红，没有基于羞愧而有一次怦然心跳，都可能是另一种原始人，另一种野蛮人，另一种愚昧人。

六

做了官，尤其是做了显官，四下里能讲漂亮的官话，能打漂亮的官腔，包括能写漂亮的字、句、文章，只是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脸红心跳过一次，都没有一丝耻感意识，任何人都有理由认为他的“廉”必假!暗中做的事，非贪即腐，非蠢即昏!

七

眼下的世界，脸上搞美容剂的人多了，美容技术也日益提高了，并日益实现了高科技化。因之人的脸，艳丽感日甚。但脸上的天然红晕、健康红晕日少，连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少女或美妇，脸上的天然红艳也在退化，代之以对美容、美姿、美态、美言的加工修饰。

这是“文明品位”的真正提高么?可疑。

八

强化耻感意识!提高耻感品位!让世上多一些时时脸红的人!我看这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德治”的基础工程之一。

他们如何赎罪　作者：苏中杰

在人治之下的百姓眼中，政府是人间的绝对主宰，头上总戴有神圣完美的光环，永远不会有错误，哪会犯罪?而今在逐渐挣脱人治的百姓眼中，政府不但可能犯错误，而且还可能犯罪。就说近期——2004年9月1日上午，一伙恐怖分子占领俄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1000余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劫持为人质。3日下午，在学校发生爆炸、恐怖分子向逃跑人质开枪后，俄军警随即冲进学校，展开抢救人质行动。这次人质事件已造成300多人死亡，其中近一半遇难者是儿童。这是一起可以预防而没有预防住的重大惨案，作为拿纳税人的钱应对纳税人安全负有责任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政府，对国家，对人民，对300多位亡灵及其亲人，对大量伤者，不只是犯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错误，而是有罪的。

道理很简单：官员是纳税人的雇员，政府就是百姓的雇员班子，纳税人把属于自己的信息资源、安全保护资源——物力的、财力的和人力的一切，如安全局和和警察局，都交给了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就应该为纳税人的身家性命负职务责任，而可以避免的灾祸未能避免，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犯罪。犯的什么罪，未判之前不好说，但在俄罗斯，最轻的罪名也是渎职罪。

政府犯了罪怎么办?一是等待国会依照宪法惩治这一届政府和相关官员；一是让纳税人起来呼吁，声讨，要求国会或司法机关制裁这一届政府；三是不等到国会讨论，也不等纳税人起来声讨，政府自己先下台，并负荆请罪。按照最后一条去行事的，是有道义有良知的政府，是懂法守法的政府，是有自知之明的政府。惨案发生后，政府为了担当这一重大的罪责，9月8日，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扎索霍夫在首府弗拉手卡夫卡兹举行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在民怨沸腾时，这位总统没有躲起来不见群众，也没有以“稳定”为由动用警力驱赶群众，把群众的愤怒说成少数坏人惟恐天下不乱，而是到群众中去，说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本届政府将在两天内辞职，自己将就政府辞职一事签署相应的总统令。还说，所有别斯兰人质事件的责任人，不管他的官阶有多高，都将受到惩罚。同时他宣布，俄有关方面本月11日将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恐怖分子是如何携带武器进入北奥塞梯并在学校劫持人质的，确认各级官员在此次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2004年9月9日《新华网》)。扎索霍夫代表本届政府这样赎罪，是建立在道义和良知之上的，是懂法守法和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能自觉赎罪的政府，只能产生于民主政治。换句话说，政府能否自觉赎罪，是民主制度的试金石。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不可能把自己当成当然的统治者，不可能把自己当成当然的神圣者，不可能把为纳税人服务的责任当成统治特权。所以，这样的政府明白自己的权力是纳税人给的，必须老老实实为纳税人服务，如果服务不好了，是错误就要为错误承担责任，是犯罪就要为犯罪承担责任，不可能抵赖，众所周知，也不可能抵赖过去。制度培养了政府及其官员的道义和良知，使其懂法守法，能有自知之明。而正是这个原因，北奥塞梯共和国这届政府才选择自觉赎罪并请罪，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惩罚。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琰议　作者：吴兆民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当时即轰动全国，近几十年经电影的宣传、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影响深远。近日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发现此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不敢自珍，谨披露如下。

一是，此案虽然发生在已经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但办案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同治11年(1873年)农历(下同)10月9日案发，10月12日余杭县一审结案；10月20日杭州府二审开始，接着是三审、四审。清朝是五审终审制，到次年4月五审结案，五个多月里进行了五审。五审结案后杨家不服，又先后到浙江巡抚衙门、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刑部上访，并径直向皇上申诉，一年多的时间又进行了五次复审。到1875年(光绪元年)12月结案，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经历了五次正审、五次复审，尽管十审九冤，但至少各级官府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没有耽误过多的时间。试想，如果拖上18年，会是什么结果?

二是，两任皇帝对案件穷追不舍，是案件得以昭雪的重要原因。1874年9月，同治御批，交浙江巡抚杨昌浚进行第三次复审。在这次复审中，杨乃武、小白菜推翻原供词，案件出现转机。1875年4月，刚刚位登大宝的光绪特派学政胡瑞澜赴浙江进行第四次复审。因对复审结果不满意，又指令刑部直接审理，刑部重新开棺验尸，推翻中毒死亡的结论，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按照影视的说法，杨家所以能够上达天听，是因为有门子，所以能沉冤得雪，乃是帝后两党内斗的结果。其实，清朝时有一个规定，老百姓的申诉信只要写明给皇上，任何大臣都无权拆阅。在一个权大于法的专制社会里，案件的审理经常是权与权的较量，只有当事人的申诉能够直接送达最高当权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减少冤案的发生。

三是，对涉案人员处理之严令人叹为观止。冤案真相大白后，凡是参与过该案审理的，从验尸人沈祥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被“摘去顶戴花翎”的100多人。这样处理虽然严酷了些，但对于杜绝冤案的继续发生却是完全必要的。相反，如果冤案得雪后，主审法官依旧高官稳坐，那以后的冤案还能避免吗?

四是，冤案形成的原因令人深思。据史料记载，与影视作品的说法相反，参与办案的各级官员都不存在徇私枉法、挟嫌报复或勒索财物的犯罪行为，有些人的态度还算认真。县令刘锡彤、浙江巡抚杨昌浚接案后，都曾派员进行“微服私访”；钦差胡瑞澜到浙江后，撇开原审人员，另调宁波知府、嘉兴知县等人会同审理。之所以十审九冤，究其原因，大约有三点。一是在“有罪推定”的法制环境里，过分看重了群众舆论。二是在“罪从供证”的法制环境里，为取口供滥使酷刑。三是各级官员因沾染官僚恶习，缺乏严谨深入的作风。尸检验毒时所用的银针，按要求必须预先用皂角水洗过，而沈祥竟没有清洗，因而误将因病死亡鉴定为中毒身亡。以后的9次审理，直到刑部复审才重新验尸。

此案虽然过去130来年，籍古征今，仍令人感慨良多。

候鸟·喜鹊·杜鹃　作者：陈绵钦

有人将知识分子比喻作一群候鸟。我想将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候鸟——随着季节的变化迁徙的鸟类；喜鹊——传说擅长报喜不报忧，顺人意；杜鹃——为了明媚的春天啼血哀鸣，其声悲壮。生存环境的严酷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命运多舛，他们对“安身立命”的方式，因其自身人格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或选择回避现实(候鸟)、或选择依附权势(喜鹊)、或选择“直面惨淡人生”(杜鹃)。

中国，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一直都处在绵延不绝的王权、专制之下，在一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特定环境下，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格，他们只能去选择依顺权力意志，有意无意地成了帝王家的帮忙和帮闲。也就是我所要说的喜鹊。权势者擅长玩弄权术，集天下权力、财富、名誉于一身，还要万民为之欢呼。因此，他们需要一群为虎作伥的帮忙文人，作为他们的“宣传喉舌”，为其歌功颂德，为他们的邪恶进行包装，将歪理邪说伪装成真理、天意、民心，使民众因而信以为真，去为权势者奉献一切，对专制君主顶礼膜拜。而喜鹊正深谙此术，练就一身“合得主人意，便是好功夫”的本领。

几千年形成的“忠君”情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是少数能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走出这个盲区。顶多他们只能选择候鸟，严子陵、陶渊明等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权贵，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想帮忙的“明君圣主”。诸葛亮、刘伯温等从隐士到出仕，就是因为“明君圣主”找上门来了。“候鸟”深谙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的原则。高傲如李白者，纵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气，也难免一生汲汲于功业，自认为我辈不是蓬蒿人。

被历代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屈原，可算是“喜鹊”与“候鸟”的另类，既当不了“喜鹊”，也当不了“候鸟”，假若楚怀王当时重用他的话，我想他就美滋滋的去当“喜鹊”了，然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只好投了汨罗江，愤愤离开人世。这一点，傅国涌在《告别“屈原人格”》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性。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绝唱’——《离骚》……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的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早已成为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人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是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

纵观历史，在严酷的专制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不管选择候鸟还是喜鹊，都难免屈服于权势。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波》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无论生活在体制内或是体制外，知识分子都会以进入现存体制为终极追求，读书为了当官；当不了官即归隐，归隐的目的不外是要等待“春天”复出。

然而，没有啼血的杜鹃，就没有明媚的春天，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被禁锢太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才开始有了觉醒，一些甘愿当泣血杜鹃的仁人志士，“敢遣春温上笔端”。宋教仁、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一批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叶，充满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和悲壮，为中华大地注进了一剂新鲜血液。

历史已迈进21世纪，社会的大转型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契机，知识分子们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呢?

什么都要　作者：陈四益

孟夫子教人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孟夫子的办法是选一样。大概熊掌难得，所以他没有选鱼。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有势力的人或正期望成为有势力的人)的秉性不爱选择，而求兼得。福要五福，功要十全，不肯有一丝欠缺。就是讨老婆，看看中国的说部，也都是五美图、九美图、十美图，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入吾囊中。

这毛病，虽说过了两千多年，却丝毫不曾变得。

就说官员吧，当了官，执掌了权力，按说就应该临渊履冰，好好治国，替百姓多办些正事。但不，纱帽若是熊掌，一旦到手，眼里就盯着了鱼——当个学者好不神气。于是千方百计要弄个博士头衔。认真读点书，弄顶方帽子戴戴，过把瘾，本也无妨，但他并不读书，只是要那头衔。待到弄到，可以收手了吧?又不，他就一本正经当起了“专家”，放着政事不理，走穴讲课，独揽课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接受各界咨询，比教授还要教授。如果官再大一些，说不定又觊觎两院院士呢。官员乌纱博士衔，该称心了吧?不，毕竟经商来钱更快。于是，他还想当老板。好在企业巴不得与权力挂钩，于是，明的、暗的，一个个又兼起了董事长、总经理，次一等也要参股分红。中国行政效率不高，同一些官员贪多务得，不务正业，大有干系。

学者如何?心态一样。当了学者、教授，精力却不在治学、授课，又想往官堆里扎，又要往商海里挤，教学质量下降，学术水准滑坡，同亦官亦商的学界现状难脱关系。教授从政或从商，天下多有，并不稀奇。但既然选择了从政生涯，就应该一心一意去从政。如果以官位来提高学术地位，靠权力来博取学术权威，学术腐败难于避免。有人写文章说，北京大学当初有规定，政府官员若在学校兼课，教职不能为教授，所以鲁迅只是讲师，因为他是教育部佥事。此事若确，倒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同样，一面以专家身份参加评审、评标，一面自己明里暗里开着相关的公司或事务所，他的学术公正性就不能不受质疑。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小杂感》，其中一则道：“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话我一直未曾读懂。近年来憬然有悟。盖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都有信仰、有戒律，因而必有所为，有所不为。惟道士，不记得有什么戒律。荤是不必戒的，酒是可以喝的，女人是可以睡的，而且醉酒可以度人，纵欲可以成仙。要钱，有点金术，要寿有长生术，不但享尽人间诸福，而且得道之后，羽化登仙，继续享福，永无尽期。这固然都是痴想，但也确是有势力的中国人的梦想：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拉下，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要约束限制，也只是对人而不对己。人之所以不憎道士，莫非就是这个缘由?“懂得中国大半”，莫非也是指此?质诸高明，不知以为然否。诗曰：

求罢官衔弄学衔，

乌纱方帽两相掺。

人间好景方收尽，

忽见仙山眼又馋。

思想者的四种造型　作者：刘　阳

第一种，黑夜里的星。黑沉沉的监狱里，张志新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颈背垫上了一块冰冷的砖。他们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不麻醉，不消毒，一刀往美丽脸庞下那根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喉管割去，剧痛，挣扎，咬舌，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她太刚烈了，她要用生命去争取的思想自由，其实只是一种常识啊。星移斗转，当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出自身的秘密，当头脑的禁锢被打碎而认清历史本相后，她以鲜血换来的真理成了一种常识——像不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孩子的那句话?

第二种，黑夜里的灯。一个咯血的老人，默默地把劳动改造偷偷留下的“罪证”用水浸透，揉烂，放进抽水马桶销毁。抽水马桶都堵塞了。但是他的大脑浸不透，揉不烂。他的名字叫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是时代最为黑暗的两年里，每天揣着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系统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他发过大愿的，要去彻彻底底探索一番人类的未来。未来怎么样?看看他用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写下并寄给远方亲人的笔记里的高瞻远瞩吧：“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这思想的光芒竟穿过黑夜，直抵我们现实生存的遥遥彼岸了。这冷峻的目光岂非到今天也还犀利解剖着我们周围的假象?

第三种，黎明前的一抹曙光。阅读记忆里那个头发蓬乱、眼神里总也挂着一弯黠笑的王小波，离开这片纷扰的红尘好几年了。他，太割舍不下这个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世俗世界了。他知道虽然自己的小说“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鼓励人们向上”(《黄金时代》后记)，那却是沉默的大多数血肉之躯对自身的生生确证。他的妻子说，小波是浪漫的骑士，游吟的诗人，哎，其实哪有那么玄。我眼中的他，只是凡庸年代一个说出了诸般常识的戏谑的生命啊。十六岁他在云南，常常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我猜，他那时已经在诗意地守望曙光的到来。

第四种，长天的绚烂晚霞。这要说到王元化先生。他的书，我一本本读着，心里总泛起深深的感动。八十多岁的人了，思辨越来越精深，其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反思，学理的原动力和常识的穿透力结合得炉火纯青，后辈轻易学不来的。读先生《九十年代日记》，其中谈到他某篇文章里“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这几句话，曾经不被前来约稿者见容——先生接下去并没说什么。可你能不慨叹“向前看”的难?

思想就像花岗岩上的褶皱，也是有层次的。千百年雨打风蚀，在它表面落下着参差不一的印记。这里有学理的严谨绵密，和思接千载的胸怀，这里也有常识的酣畅淋漓，和打碎周身铁屋子的痛快。但是，层次大异其趣，思想光芒却相映生辉。因为人的思想，本质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正如峭壁上的岩石，无论辛苦遭逢的时代，还是安居乐业的时代，它都默默刻写着人类逶迤前行的脚步，尽管常常背负着孤独，迷惘，甚至痛苦。

那么我们怎样对待思想者?

“不反抗”的前提　作者：王得后

维持社会治安，是警察的职责，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所居住的“首善之区”，竟出现了“民警告示”或“民警提醒”之类的招贴。起初是一两句大白话，如“看好您的提包”；后来就合辙押韵做起诗来了，如“上好锁，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而且制作也“与时俱进”，从纸质到塑料到金属铭牌了。

日前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向居民发出劝告：对付歹徒如入室抢劫之类的，不要反抗，以免激发矛盾，造成更大的伤害，要等待事后报警，由警察来破案、惩罚歹徒云云。真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沸腾了。据说网上更加热闹，但是开骂的居多。最厉害的谴责是“怕死”和“纵恶”。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教化功效。我们中国的圣人是“道德天下第一”的导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雅的，俗的，一套一套，教人对于小偷、强盗、奸臣、国贼不准考虑强弱对比、力量悬殊、形势利害。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人人动手，奋勇争先地去拼命。死了，封一个“烈士”的尊号，名垂不朽。现在居然有人，特别是警察来宣示“不要反抗”，这还了得。此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也。

然而，余深知欲“安居乐业”，“保全性命于盛世”，必须遵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原则。面对持刀更有持枪的歹徒，你赤手空拳，又没有“白手夺刃”的南拳北腿，您拼命，其实是十有八九“送死”去也。这“合理”吗?要说是“合理”，“理”有“公理”，还有“婆理”，这是哪家的“理”呀?这“合情”吗?“贪生”难听得要死；“惜死”就好一点；“珍爱生命”就漂亮极了。想当年，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面对“残虐险狠”的北洋军阀的屠戮，鲁迅作《死地》，写道：“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惟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结末他呼吁：“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事实是，有公安当局，今天发出这样的劝告，也是由来有次，20年来，我们积累了若干改革的成果了。首先，是对付劫机犯。我们的传统是立即和他搏斗，拼个机毁人亡，是英雄；否则，是懦夫、是叛徒。后来，宣布保护乘客的生命第一，可以听从劫机犯的要求，飞到他要去的地方；待到安全降落，再去解决。结果是：劫机犯要么投降；要么被突击队击毙。万事大吉。

其次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学生也必须“见义勇为”，名垂媒体的楷模宣传过几个。后来，发现了“未成年人”，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的守则也改弦更张，删除了相关教条。

我想，有了上述种种事实，才可能有今天这样“不反抗”的劝告。

然而，我又想，发出这样的劝告以前，还必须创造两个前提。第一，破案率要高。遭遇抢劫的公民报案之后，至少要绝大多数能够将歹徒逮捕归案，这才能够震慑歹徒。像目前报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情况，“网漏吞舟之鱼”，歹徒是有“持”无恐的。第二，依法惩办歹徒的“法”，要在歹徒“杀人”与“未杀人”之间，有重大区别。伤人者重罪，杀人者死；而未伤人，未杀人，视抢劫、盗窃财产的数额判刑，不言而喻，要轻得多，犯罪的成本要小得多。这才可以迫使歹徒衡量后果，知道刀枪不是好玩的；不至于轻易伤人乃至于杀人。

我想，没有这两个前提，劝告公民遭遇歹徒“不反抗”，和“纵容罪犯”与“为虎作伥”是很难区别的。

当然，“不肯轻死”，不等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死。“不反抗”是形势不利，十有八九必死的危急关头，暂时不死；倘若看到机会，可以一搏，当然还是要“就地解决”，制服歹徒的。曾经有一句为人乐道而又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这也不过是“豪言壮语”而已矣。生活里，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流氓还是有两怕的。第一怕，是流氓怕流氓，怕比他还流氓的流氓。此所以流氓中的大流氓，是老大，是教父。第二怕，是流氓怕正义。只要正义之剑掌握在公民手里，剑及履及，流氓就不敢再流氓了。

是的，我知道，社会的清明，没有无大无小的强盗，没有歹徒，没有小偷，还需要许多条件。这不在所论范围，姑不论。

难能的离朱　作者：符　号

离朱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游赤水之北，登昆仑之丘，丢失了玄珠，黄帝就命离朱去找寻。因为他“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察针末于百步之外”。《庄子》、《孟子》、《慎子》、《淮南子》以及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庄子·骈指》篇，记庄子的师长让他学“儒家之礼、墨家之辨、师旷之琴、工倕之技，离朱之目”，离朱，与孔子、墨子并提。《孟子·离娄》篇首句“离娄之明”，离娄即是离朱。稽康、李白的诗文，甚至日本文人的作品中，都有过“离朱之明”典故的引用。

传说中人物反映现实中人们的意愿与需求，现实中其实是不乏离朱式人物的。他们见人之未见，察人之未察，具有超人的眼力。他们的某些判断与主张，往往令常人大惑不解，甚至被视为大逆不道。然而时间总是站在他们一边。

比如这样三位就堪称“当代离朱”。一位是预言如不控制好人口“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的北大校长马寅初。面对数百篇围剿文章，“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几十年过去，当中国由“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当“CDP”人均指数迄今仍居世界120几位时，我们不能不叹服于这位历史预言家的“离朱之明”。难怪宋庆龄要称他为“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另一位是50多年前提出“保留北京旧城另建政治中心”的梁思成，清华园里的第12座雕像。当今日北京成为大“堵城”，家住四环五环的市民每天潮水般涌进涌出于老城，当破“堵”的难题成为媒体热点、市民谈议中心、人大重点议案、国际奥委会关注的焦点，人们不能不记起他的主张：“如果能将政府行政区设在1日城以外，不但保护了旧城的格局，也让市内有足够的空地绿化游憩，也可以避免交通的难题。”可惜方案遭弃人挨批，离朱戴罪。

还有力排众议反对三门峡工程被打成“右派”蒙冤23年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当水库变成“泥库”，上游泥沙淤积，堤高水涨，黄水回流，土地碱化，连当年工程主持人张光斗、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接受央视采访，都不得不呼吁三门峡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当贺敬之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清风清水走东海。”“幸福闸门为你开”的《三门峡——梳妆台》竟成“西游大话”，你不能不对这位“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的老人崇仰折服。难怪赵朴老要赞他为“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20世纪50年代的三位学人，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作出超前的科学论断，岂止在其“明”，不更在其“勇”、在其“诚”、在其“韧”么?

所谓“塞师旷之耳，胶离朱之目，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迷离变眩，非离米之明未能深烛也”。黄帝慧眼，在识得离朱，善待离朱，器重离朱。你没有“离朱之明”也罢，不必苛求，但你应有“自知之明”、“兼听之明”。不能轻率断定人家是妄说，是厥词。更不能歧视、排斥与加害。

历史的“显影”常常要花上几十上百年，然而当我们将几十上百年当作“压缩版”阅读，又是何等清晰确凿。然而一味的“马后炮”代价未免过高，总不能老重复于“当年经验终成教训”的轮回。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在处于哈勃望远镜、高能加速器既可看到浩瀚宇宙又可看到原子质子粒子的时代，离朱的命运理该掀开新的一页，离朱的辈出理当顺理成章难于遏阻。

纪律与自由　作者：梁厚甫

人人都说，今天美国是自由国家，但是，说这句话的人，似乎忘记了一点，今天美国，也是纪律国家。

在美国，政府有政府的纪律，军队警察有军队警察的纪律，企业界有企业界的纪律，而纪律之严，凡是未住过美国的人，是无法想象得到的。

昨天我碰到一个实例，可以说明上面的话。我有一个老朋友，最近由香港移民美国。去接他飞机的时候，他对我说：“一下飞机，我觉得处处都是自由空气，好像是另外投过了胎。”我对他这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不过，人们的脑袋，是不会时时都正常的，我认为，他或者坐飞机坐得困倦了，就口无择言。

晚上到他的旅店，他的精神稍为正常了。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现年18岁，在香港的中学读书不成，因而无法进入美国的大学。为了补助家计，也想他出来做事情。”我记起，有一个朋友，最近升任一家美国地方报纸的经理，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朋友说：“我们报馆一切职员，都要经过考试，但是，现有一份职位出缺，是我们写字间内边的跑腿，即是每日把稿子在写字间内边送来送去，因为这不需要专门的技能，不必考试。如果你认为有人可以胜任，那么，你就叫他来见我吧。”最后说，薪金是每星期225元。

朋友的儿子去过以后，被录用了，但过了两天，再来见我，几乎要哭出来。

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这一份职业，太不自由了。

我问他怎样的不自由，他说：“第一，报馆内每一张椅子，都有人坐，我每天八小时，如果不是跑着，就是站着。中午吃午饭，只得15分钟，附近要找一个可以吃‘碟饭’的地方，也找不到，吃三文治，我却不能充饥。”

我怕这孩子在我的朋友前边出洋相，劝他立刻辞职，他同意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结束了这一件尴尬的事情。

在这里，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美国是自由国家，同时也是纪律国家。纪律与自由，是相辅而行的。在写字间的时候，一天八小时，只能站着走着，而不能坐下来，这是纪律。但是，下班以后，你如果在饭馆内边遇到你的经理人，你大模大样的坐着，不起来打招呼，经理人无法开除你。即使怀恨在心，他日借故开除你，你也可以向董事长告他一状，或者告到官府去，这是自由。

只说美国是自由国家，而不说美国是纪律国家，这是会误人的。凡是自由愈发达的国家，纪律必然愈发达。不论一个在报馆内边做跑腿的人，要每天跑足八小时，一个在餐室内边做企台的人，也一样的要跑足八小时。美国每一个餐馆侍者，平均要照顾12张四人同坐的桌子。如果12张桌子经常坐满了人，你就要跑到不亦乐乎。如果12张桌子不坐满了人，你一样要跑，想不跑，辞职不干是也。

看一个地方之发达与否，先要看这一个地方的纪律。纪律与自由，是相辅而行的，是水涨船高的。

以香港而论，香港的自由，不及美国，而香港的产业纪律，亦不及美国。所以，香港的人初到美国来，尚未享到自由，就先受到纪律的约束，甚而怀疑到美国并不是自由国家。其实，法律与纪律，是两件不同之事。

在美国，法律先赋予产业界以制订纪律的自由，产业纪律无论如何之严，法律都不予干预。法律不予干预的原因，就因为，择业是有自由的，某一家公司的纪律过严，它自然无法雇到工人，无法雇到工人的结果，纪律就不能不松弛下来。

法律与纪律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这里不再谈了，且谈近来有不少亚洲人到美国，碰到美国的生产纪律，为之哭笑不得。有一个“越南难民”的朋友，来到美国之后，在一家法国餐室内边当助理厨师，一天要工作12小时。太过辛苦，最近患上了失眠症，甚而感到连生产机能，都有点衰退。他对我说：“谁说美国是自由国家，我来到美国之后，觉得比坐牢还见辛苦。”

说美国没有自由，那是假的。如果美国的产业界，没有制订生产纪律的自由，那厨师哪会感到做工如坐牢。

实际的问题是：亚洲方面的人，只听到美国是“自由国家”，而没有听到美国是“纪律国家”。此所以，一来到美国，就觉得有如坐牢。

以我的朋友而论，他甫下飞机，就说嗅到美国的“自由空气”，到他的儿子，才嗅到美国的“纪律空气”。依我的猜想，他们父子两人，在家内边的时候，一定抱头痛哭，自怨来错了美国。

是不是来错了美国呢?与其说是来错了美国，不如说是投错了胎。只要投胎做人，不论到什么社会去，都得一尝纪律生活的滋味。

纪律生活不高的社会，一定是生产力不高的社会。在同一纪律生活下，较先进的社会理念，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班长第　作者：柏　杨

抗战期间，柏杨先生曾去过河西走廊，在酒泉张掖一带，逗留了几个月。当地有一种风气，凡大宅巨户门上几乎都有一匾，匾也者，千篇一律的高帽之词。其中有一家的高帽最为惊人，曰“排长第”，该家主人曾在马步芳的回教部队中当过排长者也；又有一家更是出众，曰“班长第”，该家主人同样地在部队中当过班长，不过他是正规军中的班长，一个班长抵他三个排长，所以也亮起招牌。

当时大家看啦，无不失笑，柏杨先生更笑得人仰马翻。可是笑过之后，这些年来，却一直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呜呼，如果该匾不是“排长第”、“班长第”，而是“状元第”、“宰相府”，大家还笑不笑乎哉?恐怕不但笑不出来，代之而来的势必是肃然起敬。有人曰：“这是因为排长太多，班长更举目皆是，而状元、宰相比较少的缘故，谓之物以稀为贵。”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柏扬先生大门上也悬上一匾，匾曰“柏杨第”，或者更写实主义，曰“小偷第”(想当年柏杨先生年轻时，手脚灵活，曾有过若干利落表演，有一次在上海四马路一家成衣店连“俘”了五十套西装，都没被发觉，这些事警察局都有案可查的，非我向你们后生小子瞎吹牛也)。好啦，这够物以稀为贵了吧，你阁下笑乎不笑乎?阁下不把牙笑掉，已算你够沉住气矣。

这似乎是一种封建观念在作怪：一个人只要当过三天校长，他就一辈子都是校长；一个人只要当过三天局长，他就一辈子都是局长。读者先生如果不信，用不着去河西走廊乱瞧，只在台北就够你饱眼福的。前些时我去看一个朋友，朋友不在，问他哪里去啦，朋友太太曰：“主席有事找他去呀。”我大惊曰：“是台湾省政府主席乎?”她生气曰：“是咱们省的主席呀。”该主席便是“班长第”同样地是老古董。又有一天，我在家被煤球账逼得团团转，一个朋友光临，谈起来他要办一个工厂。我提醒他丈人从政，固然干不好，还有干好希望；文人从商，恐怕有赔无赚，小心小心。他眉飞色舞曰：“部长说啦，他可为我打开外销。”打听了很多，部长也者，也是一个过气的。老古董而仍以“现代化”自居，过气的而仍以“现任的”自居，实在是人类一大闹剧。

民心与天下　作者：陈　仓

民心，也叫人心，包含群众基础、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群众支持率等涵义或因素。天下，即政权。古人说：天下大根本惟“人心”二字；古人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主唱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得民心者得天下》风靡海内外，再次强化了人们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古训的认同。纵观古今中外政权更替的历史事实，得民心是得天下的基础，但不是惟一的、绝对的条件。与体制、时势，以及执政者的理想信念、方针政策、执政基础、资源、环境等重要因素具有相关性。

在“禅让制”下，首先要得“帝王心”，否则，舜、禹的“群众基础”再好都无法“得天下”；其次，禅让者不能破坏“禅让制”。大禹破坏了“禅让制”，建立了“嫡长继承制”，禹的子孙要“得天下”首先要生的好，为长子者“得天下”。皇予们“学的好不如干的好，干的好不如生的好”。

“嫡长继承制”作为中国古代正宗的道统、法统、体制、习俗，它延续了2000多年，然而，这一金书铁券般的“法度”经常被实力派人物破坏。实力派贵族、外戚、宦官、将相经常依靠实力“登大宝”而有“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圣贤也罢，神仙也罢，没有实力，仅有“民心”有什么用?“道理长不如拳头硬”。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克服“嫡长继承制”的弊端，创设了“秘密立储制度”，其立法宗旨是“立贤能者”。谁是“贤能者”呢?皇帝老爹说了算，得爹心者“得天下”，与民心无关。在中国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上，除过偶尔出现过的几次“比较不坏”的所谓“盛世”外，“民心”仅仅是饥寒交迫时的“可(利)用”，或“丰衣足食”时的“不可(利)用”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民心”的真实状态和准确表述。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临时约法》、《建国方略》、《六法全书》、《宪法》，建立了共和制和“国会”，实行了选举。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有思想、有方针政策，但无组织，无纪律，无阶级基础，无基层政权，也没有一支强大军队，所以，名义上“得民心民意”，而最终没有“得天下”。不仅如此，“得民心”的孙中山还不得不向袁世凯之流不“得民心”的大军阀妥协、让“天下”。历届国民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大小军阀和财阀手中。这种现象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如此，从大禹成功地破坏“禅让制”到国民党的失败，“枪杆子”在每次“得天下”活动中均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民心”仅仅或向或背而已，不起决定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既“民心可用”，又手握“枪杆子”也未必绝对能“得天下”。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这种类型的农民起义领袖有“民心”可用，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时势，但是，没文化，没思想，没纲领，没政策，没政党，无英才，无理想，无信仰，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必要的执政方略、基础、能力和基本的执政资源，一群乌合之众岂能“得天下”?

汉朝“五斗米道”、明清“白莲教”，以及洪秀全“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由兴到衰的历史证明，全盘否定、打倒、放弃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根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编造谎言，传播邪教，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的做法最终要“露马脚”、失人心，绝不可能“得天下”。错误的信仰、理论、思想、政策体系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

放眼世界和世界史，有些国家的执政者的“得民心”和他们统治一时的“天下”是依赖高压、镇压、欺骗、谎言、颠倒黑白来强行维持的。如已经被历史和民众抛弃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萨达姆、阿明、博卡萨等臭名昭著的政权。垮台前，萨达姆曾多次获得“100％的支持率”；现在，连当年“坚决支持”他的副总理们都要指控他。

在经济技术飞速发展，民主法制日益完善，资讯传媒日益发达，公民素质全面提高的现代社会，“得民心”与“得天下”之间的逻辑性成为可能性，“失民心者失天下”则由规律性成为必然性。因此，爱民、为民、利民是世界各国政党政权得民心，得天下的基础和前提。

白鸦缘何变乌鸦　作者：李兴濂

不久前，沈阳市区忽来一群乌鸦，遮天盖地，落在树上、电线上、楼顶上，盘旋在天空中，哇哇直叫，叫得市民心烦，满街鸟粪，连出租司机都不愿在那片街上行驶。引起市民向有关部门反映，是驱逐还是捕杀，至今尚无定论。

说来，乌鸦的命运真多舛，除了当年“除四害”中的麻雀，恐怕就属乌鸦了。乌鸦不如喜鹊会唱喜歌，不如百灵有一副婉转的歌喉，也不如雄鹰、仙鹤被画入画中，就是人诗，也是“枯树老藤昏鸦”，一派孤凄的景象。它从头到尾，一身漆黑，很丑。叫声粗哑凄凉，在人们听来就是“苦哇苦哇”。记得小时，乌鸦一飞到我家门前梨树上，父亲就叫我拿起竹竿驱赶。乌鸦在中国成了不祥之物。

据说，乌鸦本不黑，它的祖先叫“白鸦”，通体雪白。古希腊神话中说：太阳神阿波罗命令一只白鸦去监视他的情妇科罗尼丝的行为。当白鸦如实向他汇报科罗尼丝已背叛了他，并投入他人的怀抱时，阿波罗神非但不惩罚科罗尼丝，反而去严惩报坏消息的白鸦，并让它的后代永远变成乌鸦。

白鸦变成乌鸦，完全是白鸦自己惹的祸。如果它当时聪明一点，学会迎合主子的心意，对主子阿波罗不实话实说，它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受宠，得到重用呢!

遗憾的是，白鸦变乌鸦的故事出自西方，但西方人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充当乌鸦聒噪一直不绝。从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希腊诗人赫西欧德，到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接下来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近古的但丁、马基雅维里，近代的托马斯·霍布斯、伏尔泰、卢梭、康德、尼采、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到宣告资本主义末日来临的马克思。还可列出长长一串都充当乌鸦的角色，时时向世界发出令人不安的信息，从来没有停止过。西方人的耳鼓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乌鸦传出的不吉利的叫声，整天生活在无形的驱迫力之中!

与此相反，中国人接受白鸦变乌鸦的教训太彻底，太深刻。庐山上彭德怀充当乌鸦叫，被罢了官；文革时张志新充当乌鸦叫，被割断喉管……于是，中国几千年生长了一批批巧言善辩，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伪君子，环绕着当权者充当“喜鹊”，喋喋不休颂扬着太平盛世，优哉游哉享受着“盛世太平”。悲耶?喜耶?

结婚登记成本计算法则　作者：阮　直

如今最会精打细算的应该是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了。凡是大一点的政府各部门都有财务室，那里边养的就是会计、统计、出纳和预算、核算的专职人员。

老百姓过日子再家大业大，也不能成立个财务处，设个专职财务人员，巴。在计算开支成本上政府的部门应该更有权威性。所以这么多年了，政府在行政性的收费上定多少，下边被领导着，被管理着，包括被“服务”着的或企业或公司或个人你就得交多少——政府收费没商量。

几日前，央视媒体报道了一条广东民政部门发布的“政府告知”消息，说在广州民政部门为公民办理一对结婚登记的实际成本为367元。原来只收取的9元钱登记证工本费并不是一对夫妻结婚登记的实际成本。于是代表政府发言的有关人员说：收取如此低廉的9元钱，不仅让政府的行政开支过大，而且也显示不出结婚的庄重性。

9元钱登记结婚庄不庄重一会儿再说，先算一算这结婚登记的成本到底该怎样算。

结婚登记处不是股份制公司，也不是中外合资公司吧?你享受着政府的财政拨款，就是为公民结婚登记服务的。你的成本应该与政府算，政府的行政成本应该和人民代表大会算，人民用纳税钱供养政府，政府再用他的行政职能为公民服务，这里面的开支和成本与每一个老百姓是毫不相关的，怎么算，老百姓也没有资格与你们对话吧。

如果民政部门觉得政府拨给的行政开支太少，不够支付你的正常运转，你去和市长算，你怎么能把超支的部分，亏空部分往结婚登记者的头上加呢?

如果你的主管上级真的也糊涂，到了要和结婚登记人算“结婚登记”成本的程度，那么，政府就不用去管结婚登记了，引进国外或民间资本，成立个“结婚登记股份公司”，9元钱成本绝对可以算下来。

我们在计算成本时，不能把你们管理婚姻登记部门的领导买小车，出国考察，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开支都打入“结婚登记”的成本中吧。如果那样核算结婚登记的成本，别说367元，再乘以2，每人一生结婚两次都去登记怕也不够。

结婚登记收取9元钱的工本费不仅足够行政上的开支，而且这才能显出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庄重性。我的爷爷和我奶奶结婚登记证是免费的，可是他们婚姻的庄重性感动了几代人，他们在战争年代里，面对一面党旗，由党组织的负责人为其证婚。若按9元钱不足以显示结婚庄重的理论，那么我的爷爷奶奶应该再补给当今的民政部六两白银，才能为他们的结婚“不庄重”避嫌。

政府的行政开支过大，让财政拨款给他们的钱捉襟见肘，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了。有专家统计，我们的政府行政开支费用占CDP的份额位居世界前列，再发展就是底线了。

政府部门应该把核算的成本瞄在自己的开支上，总是把服务的对象都看成唐僧肉，这可是自己在改变自己部门的性质。这不仅是个经济账，而且是个政治账，我们共产党是讲政治的，谁不讲政治了，谁就失去了人民政府的含义，这个大账的成本为何不算?

劝君切莫吃浮食　作者：石　飞

莫吃浮食，是民间的警语，打小我就铭记于心了。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秋忙的一个星期天，我与小伙伴一起下湖“捞山芋”，即在人家收获后的山芋地里用镢头刨土拣寻丢下的山芋，那活“事倍功微”，出力流汗不少，捞到的山芋却很有限，大半晌只能捞几斤。那天我背了满满一篮头回家，心想肯定要受夸奖，不料奶奶却一脸的不高兴，没完没了地唠叨：“吃浮食了吧?笃定吃浮食了。”我是吃浮食了，山芋是从人家的堆儿上拿的。为了让我长记性，家里让我把山芋给人家还回去，还一顿不让吃饭，尽听奶奶数落：“从小吃浮食，到老没出息。”从此，我是真的记住了“莫吃俘食”。人生几十载没有碌碌无为，当感激“莫吃浮食”的鞭策。

莫吃浮食，堪称做人做事的至理箴言。现在苏北民间还多用这话来教化人，对于那些不肯吃苦，怕出劳力，专想投机讨巧占便宜的人，譬如偷鸡摸狗拔蒜苗之类二流子小混混，则一概讥讽为“吃浮食玩意儿”。时代不同了，其讥讽的对象也与时俱进地扩大了，人民公仆中的极少数人竟也被老百姓骂成“吃浮食玩意儿”。此等人虽属个别，却往往贻害一方。因其身份不一般，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父母官”。此等要员大都擅长“唱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高调最拿手，至于“做功”可就不堪一提了。“造福一方”谈何容易?生产要发展，经济要上去，人居环境水平要提高，老百姓的口袋要鼓起来……这些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潜心努力，艰苦奋斗的过程。急功近利、浮躁虚华的人，岂能耐得住潜心艰苦的“过程”?他们恨不得转眼之间就让自己的政绩和形象辉煌起来，于是就不顾老百姓戳脊梁骨骂娘，挖空心思吃浮食。其吃浮食的招数五花八门，略列几类，供读者赏析。

一曰集资，堪称最佳浮食。大干快上“政绩工程”，地方财政没钱咋办?掏老百姓口袋。“人民xX人民办”旗号一扯，“红头文件”一发，硬指标一下，人人都得捐款作贡献。凡有薪可领者，一律工资中扣除，不自愿也得自愿。有的地方“集”而成瘾，“集”而不倦，或80元或100元，每年总要“掏”两三茬。

二曰卖地，省心省事省时。“板子”一拍，“圈儿”一划，告示一贴，银子就哗哗哗地流进了地方财政腰包。地出手，钱到手，就迫不及待地猛上“政绩”、大搞“形象”，至于拆迁户的权益、失地农民的生活，一概敷而衍之。

三曰拉税，投机取巧妙术。又不愿意花气力发展经济，又想要地方税收猛涨，于是就号令机关干部“空手套白狼”，投亲攀友，各显其能，把外地的生意拉来当地纳税开票。人人头顶有指标，凡完不成“拉税任务”者，一律扣发工资。

四曰骗商，黑心的损招。没有发展经济的真心，也就没有招商的诚意，其也在招商，目的在于骗钱。上门“招”时，好话满天飞，优惠多多，服务好好，待到资金一打进，一切承诺悉成泡影。“货到地头死，窟里拔蛇难”，受骗的商家只有大呼上当的份儿。

五曰耍赖皮，为着吃浮食，党委政府的威信荣誉皆可抛。光知道一个劲儿地造“政绩”搞“形象”，上楼堂馆场，上豪华装修，上亮化美化优化，待到验收竣工之后，却没有钱支付工程款和民工工资，宁愿扛着“孬”“赖”“猾”的臭名。还有赖吃赖喝赖玩的，光知到宾馆酒楼奢侈享受，光知签字赊账，就是不愿销账还钱。年复一年，陈账不见减，新账不断增，一些饭店酒馆硬是被当地政府官员“吃砸”了。上述诸类，新闻媒体均时有曝光，事例多多，只因小文篇幅限制，无法援引，深表遗憾。

一切名副其实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都是民心工程。民心工程，务必建在民心上，只有通过尽职尽责地工作，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才能创建，投机取巧，吃浮食，是无济于事的。吃浮食的结果，只能使民心丧失，民怨沸腾。

劝君切莫吃浮食!

想起二位败军之将　作者：王春瑜

举世嘱目、环宇沸腾的雅典奥运会，圣火已经熄灭，参赛的各国健儿，都已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奥运会的金牌闪闪发光，代表了巨大的荣耀。但是，应当说，另有一种无形的金牌——实际上也是更宝贵的、埋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金色闪光，这就是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与这种精神相背离的，是金牌拜物教的狂热，突出表现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拿到金牌，立刻“直上重霄九”，荣华纷至；拿过金牌而此次名落孙山者，马上“银河落九天”，成了媒体攻击、抱怨、嘲笑的对象。举重卫冕世界冠军占旭刚、女子手枪射击卫冕冠军陶璐娜，在上届悉尼奥运会上金榜题名后归来，又是欢呼，又是采访，又是报告会，穿梭飞行，几乎被鲜花掌声淹没，真是风光无限，无限风光!可这一回，在雅典，这二位背时，英雄不在，输了。结果怎么样?媒体的吐沫差一点没把他俩淹死。说陶璐娜经历婚变后，又正与中学同窗坠入爱河，故无心射击云云。其实，陶璐娜30岁了，怎可与那种情窦初开，茫然不知世事的少女同日而语?她更不是一脑袋糨糊为爱要死要活，不知世上尚有其他的浅薄小女子。从近日凤凰卫视许戈辉对陶璐娜的采访播出录像看来，陶璐娜根本不是寻常女青年，颇富理性，好强要胜，耻与人同。对于倔强的陶璐娜来说，所谓与男友的卿卿我我，决不是她兵败雅典的原因。事实上，她也面对许戈辉，断然否认了媒体的妄加揣测。比赛如打仗，有胜有败，世无常胜将军，也就无常胜冠军。同样的，打仗也好，比赛也好，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占旭刚也好，陶璐娜也好，或是其他败走麦城者也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落马的?看来需要在“人和”中认真加以总结。问题在于，谁能说他俩没有认真参与?媒体的浅薄言行，恰恰正是反映出一部分记者、编辑根本不懂什么是奥运精神，他们的眼前，仅有金牌闪光迷乱眼。

稍有历史常识者都知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传统文化中很坏的精神传统，至今仍是死死缠住很多国人的精神纽带。不必说漫长的古代了，即以现代为例，在残酷的十年动乱中，谁一旦被击倒，就立刻被丑化、妖魔化。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字报上，一律成了“刘少狗”，被戴上“叛徒、工贼、内奸”的帽子，直至冤死流放地开封。开国之勋彭德怀元帅，被打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对此，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前几年，我曾写过《别了，成王败寇的噩梦》，但现在看来，要告别这个做了几千年、几乎是中国特产的噩梦，又谈何容易，奥运会期间一些媒体不是还继续做着这样的噩梦吗?

走笔至此，我不仅想起了二位曾经统率千军万马，立下辉煌战功的老将军叶飞、肖锋。将近55年前，也就是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8军下属三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是解放军历史上惟一一次彻底的败仗。究其原因，主要是10兵团司令员叶飞及实际指挥渡海作战的28军副军长肖锋麻痹轻敌，急躁进军。战后，叶飞自请处分，毛泽东原谅了他。他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5年授衔时，肖锋仅被授予大校军衔。但1961年，由毛泽东特批晋升为少将。看来，这次大败仗，叶飞的仕途未受影响，肖锋受到影响，但终究未落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地步，这是叶飞、肖锋二位败军之将不幸中之大幸。毋庸置疑，那牺牲在金门的数千英烈，是叶飞、肖锋一生心中永久的痛。可悲的是，金门之战中我军被俘4000余人，其中3000人于1952年被台湾用渔船分批遣返大陆。他们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回老家种地，打入另册。一部分人被定为叛徒，判刑劳改。“文革”中，300，0人更统统受到批斗，他们仰天长叹：“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后，为这些人落实政策，但不少人早已被迫害致死了。显然，他们再一次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最为惨痛的牺牲品，“礼不下庶人”的注脚。而叶飞、肖锋能得善终，固然在于毛泽东的宽、宏，在于他俩军功卓著；恐怕多少也沾了“刑不上大夫”古老法则的光。

俱往矣。愿奥运大战中失败的英雄，能够振作精神，争取四年后在北京奥运会上重振雄风，再夺金牌。国人需知：失败的英雄仍是英雄!让“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阴影，尽快随风而逝。我坚信，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才是世人心中永不磨灭的分量更重的金牌。

陈垣斥“远东”　作者：流沙河

吾蜀有安仁镇，以刘文彩庄园闻名。1951年春，我20岁，做党报的见习记者，跟随《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的西戎，采访此镇。一日街上遇见轿车多辆，载乘京中民主人士数十，来此观察土地改革运动。贵宾云集茶馆，谈笑甚欢。领队的秘书长杨绍萱，京剧《北京四十天》的作者，西戎认出来，上前去招呼。杨绍萱引西戎和我到茶桌边拜见一位蓄须老翁，圆眼带笑，知是史学大师陈垣。那时有学问的甚多而大师甚少，不像今日，有学问的极少而大师极多。涂几张丑画，写几笔怪字，著几本黄书，导几部坏戏，甚至变脸，都叫大师了。

史学大师陈垣在茶座上说过啥话，记不得了。只是今日读到一篇短文，唤醒旧时记忆。那短文说，建国以后，有人呈上所著书稿，书名有“远东”二字，当面请教。陈垣注视稿本，沉默良久，忽然问道：“你是哪国人?”其人语塞，面赤而退。

“远东”一词，从前常见报章杂志，习以为常。20世纪之初，在上海开远东运动会。二战结束后，同盟国要审判日本战犯，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法庭。远东者，东亚也。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蒙古都在东亚。对中国而言，东亚不存在远近的问题。所谓远东一词，牵涉坐标原点。如果坐标原点设在欧洲，也就是说，站在欧洲，从那里向东望，东亚最远，所以欧洲人把东亚叫作远东(FarEast)；中亚次之，所以叫作中东(MidEast)；西亚最近，所以叫作近东(NearEast)。远东不过是地理概念，不同于“殖民地”“附属国”之为辱称。中国人立足中原向外望，也有自己的坐标原点，也据此以命名。例如越南，意指百越(广西)之南。又如新疆以及新疆以西，汉称西域。再向西去，更远更远，远到欧洲，明清以来，叫作泰西。泰即太。太西了，到头了。泰西正好对应远东。国内地名同样牵涉坐标原点。例如广东之名出自广南东路，广西之名出自广南西路。广乃湖广(湖北湖南)简称，可知广东广西之坐标原点在湖北湖南。又如陕西者，陕州之西也，云南者，云岭之南也。

然而“远东”之称，从前往往出自老牌帝国主义之口，色泽毕竟不良，终非纯粹地理概念，见斥于史学家，我认为斥得好。但是，那部书稿的作者亦沿习误用罢了。陈垣冷斥，稍嫌严厉，不过是要他一次性牢记，亦与人为善也。这类所谓政治错误，如果落到东方学大师萨义德手里，便难免被打入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予以痛歼了。上纲上线这套整人玩艺，我们搞了多年，早已厌弃。怎奈欧美学府没玩过这一套，所以喜闻乐见萨氏之说，把他捧红。陈垣谦谦儒者，谨遵夫子正名之教，正是吾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应该代代传承，而有别于萨氏之洋上纲洋上线，不可不察。

万历困局　作者：郑连根

在有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幼之时，除了履行皇帝职责外，还要读书、练字，接受教育。他聪颖好学，十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径尺大字”。他很得意，就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赐给张居正等大臣。可是第二天，首辅大臣张居正就对他说，陛下把字写到现在这个水平就可以了，不要再练了——书法终属于小技，于治国无补。及年长，万历皇帝一度喜欢“视察”、操练军队。此时，首辅大臣已经换成了申时行。以申时行为首的众大臣称，皇帝整天舞枪弄棒地练兵，有损“承平景象”。就这样，万历皇帝的这个爱好也被禁止了。黄仁宇先生就此感慨，张居正不让他练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朱翊钧纵然是皇帝，又有什么乐趣?正常的爱好都得不到满足，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劲?!果然，万历此后就不再好好地当皇帝了：他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上朝”，消极怠工。

从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困局：虽然地位显赫，身上有无数光环，可是活得一点都不开心，原因就是不自由。如果一个人的自由被剥夺，那么，他人生的积极意义也就丧失殆尽了——即使他贵为九五之尊也枉然。

万历皇帝的人生困境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一些“成功人士”有体面的工作，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然也很有钱，但是，就是“不自由”，处处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足欲进而踟躇，口欲言而嗫嚅”。他们总是抱怨工作忙，工作压力大，说没心情和朋友聚会，没时间去游玩。这样的人生无疑是有缺憾的，这些人的幸福指数要被大大地打折。可以说，自由是人类的精神之钙，失去了它，人生的境界便会矮化和弱化。

我还想起了中国的运动员。在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有出色的表现，许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与有些国家相比，中国运动员的运动生命相对短暂，他们往往在获得了奥运金牌之后，还年纪轻轻就选择了退役。激流勇退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不想就此批评运动员。但是，我们是不是该反思，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媒体披露了一些奥运金牌得主的诸多“不易”。这“不易”之中就有对运动员自由的严格限制：要割个双眼皮，不允许(杜丽那个双眼皮是偷着割的)；要吃点鸡蛋，不允许；要谈恋爱，不允许……从为了夺金牌的角度上讲，从便于管理的角度上讲，甚至从提高运动技能的角度上讲，这些限制或许都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万历皇帝，想起了自由对人的无比可贵。既然贵为皇帝的万历都会因为不自由而消极怠工，那么我们的金牌运动员会不会也因为种种苛刻的限制而厌倦体育生涯呢?效仿黄仁宇先生评价万历皇帝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教练不让吃鸡蛋，领导不让谈恋爱，那么，纵使身为奥运冠军又有什么乐趣呢?

“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曾激励过许多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当一些人靠知识改变了命运之后，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去如饥似渴地去学习知识了；同理，当一些运动员因为奥运金牌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他们还热不热爱自己曾经献身的体育运动，这也实在是一个疑问。出于功利的目的，人类也可以做成很多事，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暂时让渡出宝贵的自由，但是，当功利目的达到之后，追求自由的渴望仍会不可遏制。相反，当目的达到之后，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往往会遭到遗弃。

自由是人生最为可贵的东西，与之相比，金钱、荣誉和地位等毕竟属于“身外之物”。尤其是在“身外之物”到手之后，自由就成了最重要最天然的追求。应该说，当年万历皇帝的选择和如今一些奥运冠军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诚如是，诚如是!

追求者的副产品　作者：刘燕敏

一位青年教师去泰山，本意是想看泰山的日出。他徒步而行，往返三千四百里，历时两个月零六天， 日出没有看到，结果身边多出了一位姑娘、两本游记和天南海北的一群朋友。

歌德本来是追求一位姑娘的，一年后，人没追到，手上却多了一件副产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伦琴在实验室里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X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X射线，英国政府给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使你最后没有得到要找的东西，它也要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

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执着地追求，你就会发现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副产品。你追求爱情，爱情没得到，结果你成了诗人，诗成了隐藏在爱情背后的副产品。你追求幸福，幸福没得到，结果你成了智者，智慧成了幸福背后的副产品。你追求事业的辉煌，事业还没达到顶峰，你就成了名人，名气成了事业的副产品。

副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梦想的价值。如果你现在是一位正在为梦想奋斗着的人，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意外的惊喜，也许明天就会降临。

夺情　作者：魏得胜

“夺情”是个旧词。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古代的某个官员丧亲，照例他就得打报告，申请解职回家，寝苫枕块(睡草垫，枕土块)三年。与其说这是孝心，还不如说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项制度设计。当然也不乏例外，假如工作上走不开，政府首脑或部门一把手，就不予批准丧亲官员的丧假，这就叫做“夺情”。看起来，夺情似无情。但实际上，由于权力之争或个人得失方面的种种考虑，一些在职官员还是很希望被上级“夺情”的，如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就是这样。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惯例，他给皇上打个丁忧报告，就可停职回乡，为父丧守制三年去了。这么大的事，少年皇帝万历吃不准，就与皇太后商量。皇太后是经历过世面的人，她知道张先生所思所想，便依前例夺张先生的情。公开的说法是，国家大事和对皇帝的教育，仍需张先生不可或缺的襄助。这也正是张居正的意思，因为他尚感脚跟不稳，怕走后生变。然他又不得不假以孝思，继续打第二个第三个报告，恳请恩准回乡守制。张居正越是这样做，就越表明他不肯离京，年轻的皇帝只能再三“夺情”，张居正这才堂而皇之地留下来。

皇帝与张居正之间的这出双簧戏，很快就被文官集团看穿了，他们认为在“夺情”问题上，皇帝不过是“客气”一下，你做首席大学士(相当于第一宰相)的怎么就顺杆爬呢?弄来弄去，其实就是你张居正不肯离京，舍不得手中大权。翰林院几十名官员看不下去，就去找吏部尚书张瀚，请求和他们一同去张居正私邸，劝告他放下伪装，离职丁忧，以挽回他在文官中的威信。张居正也是单刀直入，说这是皇帝下旨让本人留在北京的，你们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想加害于我?更使张居正想不通的是，吏部尚书张瀚，是他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高官，按说是自己的人，他怎么也加入到这“私邸劝告”的队伍中来了呢?既如此不懂得官场上的微妙关系，就靠边站吧。于是，张瀚很快就被弹劾下台。

这进一步激怒了文官们，后来他们干脆越权，直接向万历检举张居正。事情的结果是，弹劾张居正的文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席大学士，而在于藐视皇帝。圣旨一下，锦衣卫便把四个犯官逮到午门外打屁股。两名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并予以“削籍”，即剥夺了文官的身份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词更加激烈，多打二十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塞，终身不赦。

帝制被推翻后，什么丁忧啦，夺情啦等等，这些旧制皆烟消云散。即使遇到某某人丧亲而工作上又走不开的情况，也没人再去夺谁的情了，取而代之的是“自我夺情”，换成现代语境就叫觉悟。阎连科的短篇小说《思想政治工作》(《钟山》2002年第3期)，就讲了这么一个年轻人。说小牛的母亲去世了，他去请假回乡奔丧，头儿当即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之后就是一番安慰，诸如兄长般的关爱、师长般的开导、首长般的高屋建瓴……语言亲切、感人。最终，小牛的奔丧，变成主动奔向工作岗位了。正是：

夺情自有夺情招，

一代更比一代高。

以骂制骂　作者：五乾荣

《书屋》杂志2004年第2期有篇文章——《动物上阵》，看标题，好像是写动物的，读了内容，方知是批评鲁迅“骂人”的。鲁迅之骂人，从他写文章到现在，被批了七八十年，而批评文章多陈词滥调，略有新意者甚少。这篇《动物上阵》大的见识没有，在贬鲁方面却有点儿别出心裁。

文章在举了鲁迅骂人“叭儿狗”、“乏走狗”等事实之后写道：“如果说，战啊、斗啊，还没脱哺乳动物的话，那么，骂呢?尤其是那种‘动物上阵’式的。……动物似的上阵，会不会先自与动物为伍呢?”

这是说，鲁迅“先自与动物为伍”了。且不说鲁迅为什么“骂人”，骂谁，骂得是否有理，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不大明白的是，论者既然批评鲁迅骂人，其觉悟至少比鲁迅高，为什么又把批评对象说成“动物”，也要不折不扣地骂人呢?这总不像与贤者为伍的样子吧?

也许，论者是与贤者为伍的，他心中的贤者，乃是胡适。他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拿胡适的骂与鲁迅之骂相比较，从而得出了贤愚、优劣、高下的结论——他当然要与贤、与优、与高为伍了。请看：

胡适文中有“最好闭起鸟嘴”这话，论者说这是唐德刚“根据英文稿翻译出来的”。胡适喊“推翻这鸟政府”，论者又说这虽是“恶例”，但只是“未能免俗”，“偶尔骂骂”。到了鲁迅骂“寻什么乌烟瘴气鸟导师”，就被论者指为“向胡适射出的暗箭”了。而且，鲁迅《华盖集》中还有“走狗”、“狗屁”、“屎橛”之类，于是这书就成了一本“骂人集”。

知道“狺狺”当什么讲吗?就是狗叫。胡适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论者说这只是因为“苏雪林用此在前，胡适不审，沿用于后”而已。可是谁都知道，所谓走狗，乃指帮助权势者作恶之人，是个比喻，鲁迅把他认为没操持的文人比成“走狗”，论者就干脆骂鲁迅“与动物为伍”!他还把有人骂鲁迅的话“黔驴技”，轻飘飘地说成“仅就技而言，不过是方式的归类”。您看他的爱和憎、宽容和严厉、精心维护和故意歪曲，何其分明!您看谁的骂，属于露骨的市井之骂?

论者一方面似乎公正地说，胡和鲁“骂的双方掉在一个档次”；一方面又“真不能不说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清流”，“出污泥而不染”，而鲁迅则是挑起“文人恶斗”的污泥浊水。连高长虹骂鲁迅为“狗”，也被论者说成“年轻一代染上骂习，而且骂得更厉害，文化界的老一辈有一定责任”，也就是鲁迅的责任了。而如此之清流和浊流，怎么会“在一个档次”呢?

论者本人在此又处于一个什么档次呢?他对给胡适写信的一位“旁观者”的话颇感兴趣。那人对胡适说：“我并非为你难过，而是替那些脱不了哺乳动物的本性‘好斗’的文人悲哀。”论者赞叹道：“这话说得极有意思。”我想他这篇文章的灵感，也许正是从这“极有意思”而来的。这位“旁观者”骂“哺乳动物”之时，是把胡适“并非”出去了的，那“动物”就只剩下鲁迅一伙，而主要是鲁迅了。论者认可、欣赏旁观者的话，就是要引申开来，从标题到文章主旨，把鲁迅打成一个“动物”。可惜的是，论者自己在这里也变成了一个骂人者。论者明明说，“就算”陈源、梁实秋们形迹很有问题，鲁迅可以指责，就事论事，但不必骂；可他自己为什么还要骂“就算行迹很有问题”的鲁迅呢?大概这也“算”鲁迅骂人遗风所致吧。鲁迅真是罪孽深重，连高洁的批评他的人，也糊里糊涂地被他腐蚀，拉下水了!

鲁迅之骂，看似私怨，实为公仇，却被论者归结为“偏斜于‘动物上阵’的文化形态”。他在文章结尾道；“写到这里，就剩下四个字：回到‘胡适’。”胡适自有其贡献和历史地位，近年对他的研究也甚多。但是回到胡适，就一定要灭了鲁迅吗?“灭”而不易，就先歪曲、动物化一下再说吧。

经济学家的“故事”和道德　作者：王乾荣

我曾写《经济学家的“故事”》一文，说到如今经济学家都成了故事大王，他们往往用故事打动人心，说服老百姓服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故事确实动人，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又宣扬，经济学只研究现象、规律，是“不讲道德”的。这让我有点儿糊涂：你的故事蕴涵的信条既然能打动我、感染我，你的学问怎么会不讲道德呢?我读了他们的故事，觉得并不是经济学不讲道德，而是经济学家要讲什么道德的问题。

比如，有位经济学家讲李光耀的故事，说李任新加坡总理之初，偶见一人奋力追抓被风刮跑的破门板，就肯定他是个穷人，想此人能为一块门板如此忘我，假如他有更多财产，一定会为维护国家而拼命。李于是明白了自己使命，即让每个新加坡人都积累起财富，有一栋美好房子。而另一位大腕经济学家，则到处绘声绘色讲述他如何看到我国西部农民在冬天挨着墙根拢着袖子晒太阳的情景，不时惹得听故事的城里学生大喊：“这些懒人，饿死活该!”

我就想，新加坡是不是没有晒太阳的“懒人”?中国西部穷人弯腰躬背，在巴掌大梯田皇顶着毒日垒堰抗旱的故事，为什么不入学者大人眼帘?穷人冬闲之时，连不花钱晒太阳的天然权利都要被剥夺吗?他们是不是也无权呼吸新鲜空气呢?农夫就应该像一位西方学者约瑟夫·汤森所说，“在醒着的每一刻都工作”，“忙完扬场和耕地的活，晚上回家都必须梳理羊毛、纺线和编织”?

基于不同的思路，年轻经济学家卢周来写了《穷人经济学》一书，呼唤社会公平和合理游戏规则，呼吁共同富裕；而有的大腕经济学家，则一味宣扬“富是能力和价值的体现”，公平应社位于效率，说穷人之穷是因为懒，而非法暴富者的“原罪”可以抹去，我们不能“杀富济贫”，云云，并说作为“父亲”的国家把“新衣服”给了聪明伶俐的老大，让木讷的老二穿老大穿过的旧衣服，只要老二“觉得”公平，那就是“公平”。他们还引用洋经济学家阿瑟的话说：“除了白痴之外，每个人都知道，必须给那些乡村穷人人为制造不足，使他们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变得勤快。”“人为制造”，多么地血淋淋!我近日读了一本报告文学，其中说，在农村“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被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弄得穷困不堪，家破人亡，这也是他们“懒”的缘故吗?

您看，经济学与道德，是不沾边吗?穷人经济学与富人经济学，其“道”不同而已。

经济学家观察社会何其入微，他们连一个做小买卖的可怜老村妇都不放过，编故事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想说明一个时期的“脑体倒挂”现象，然而故事太离奇了，不能不让人怀疑经济学家的道德。

窘迫的农村老太太购买油盐酱醋等必需品，靠的仅仅是“鸡臀银行”，居然成了经济学家眼中的大款了!她的地被征盖了富豪俱乐部，儿子进城打工要不来被老板拖欠的本来不多的工钱，卖茶叶蛋是她能想到的惟一维生办法，她不做，难道只有喝西北风才道德吗?再说卖茶叶蛋即使积累了财富，靠的也是劳动，也是合法的，无可非议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把凭权力和投机违法致富的那些奸人，与贡献巨大、受人尊敬的“造导弹的”相比呢?他们非但不这样比，反而为暴富大款的“勤奋”和犹如“天外飞来”的“第一桶金”热烈欢呼、叫好。他们一方面痛斥人们“仇富”，一方面把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引向生活在底层的“卖茶叶蛋的”身上，这显然是后者好糟蹋，好欺负，也没有话语权的缘故。

还有个小小例子：卢周来讲他乘出租车，听开车师傅大骂“狗屁经济学家”鼓吹石油涨价的故事，颇有趣味。司机之骂，只是出于愤怒；而卢先生明白，抛出所谓“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正是某大石油公司的“独立董事”。还“独立”?先不说油价是不是该涨，撕开所谓“纯粹经济学思考”的迷人面纱，露出的不是一张“道德”嘴脸吗?

正是：故事有故事的说法，道德有道德的分野。说其学问“不讲道德”的，是蒙穷人；而直白呼唤道德的，才堪称穷人的朋友。

“金牙齿”论　作者：王乾荣

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为什么要说到“臣朔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就是表示自己的牙齿美而白，像编织成一排的贝壳，这样的牙齿，怎么会对皇帝说假话呢!

近读报刊摘登的大名鼎鼎余秋雨先生一书《借我一生》部分章节，觉得非常有趣。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不断出现“金牙齿”这一称谓。这当然不是一个美好的叫法，因为在人们印象里，“金牙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电影里的特务、老鸨等类货色，就多镶有金牙。但是想到秋雨先生所说“金牙齿”乃是他的揭发者和论敌孙光萱，觉得他这样用，还是可以理解的——他就是要鄙视和贬低孙某人嘛。

牙必其白其固也。现在连选美，也已经为美女的皓齿打分了。一个人牙齿不好或者没牙齿，那他要么是不讲卫生之人，要么便是老态龙钟的老头或老太太。而装了义齿，则简直有造假之嫌。你想，孙先生连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话还有真吗?

我想余先生的牙齿，一定是白、小、密、齐、全，而完美无缺的。如果余先生牙齿哪怕有一丝缺陷，孙先生也可“以牙还牙”，管他叫成“大板牙”或“小豁牙”之类。如果孙先生不戴眼镜，他还可以“以牙还眼”，优越地把余先生称为“四眼儿”——戴镜子很多时候也是不讲卫生的结果。不过如此一来，他们的“论战”就不是探讨是非，而是人身攻击、绰号大战了。这类大战有令读者“笑掉大牙”之虞，大家就都有可能成为“金牙齿”啦。

说到绰号，真是一个普遍现象。维吾尔谚语说：“凡妇女都有顶针儿，凡男子都有绰号儿。”绰号因人之不同特点而生。很多绰号可视为一种亲切或戏谑的称呼，但也有十分贬义的，反映着人们的好恶、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态状况。小孩子总喜欢人家叫他“小白兔”，而不愿把他喊成“跳蚤”。其实如果能体会到善意，“跳蚤”就像“神行太保”似的，对一个经常蹦蹦跳跳的男孩子来说，也许会引以为荣呢。爱吃牛肉的布什被称为“牛肉先生”，他自嘲“这比‘鸡肉先生’好”。刘翔叫“亚洲飞人”，说者听者都喜欢。然而给一个长相略微逊色的女孩子起号曰“母夜叉”，她无论如何不会高兴吧。谁又愿意听“瘸驴子”、“狗不理”、“十三点”这样的“雅号”呢?马拉多纳人称“坏小子”，某贪官被赐外号“照单收”，我看恰如其分。有一位中学校长，学生背后喊他“监狱长”，你说这是因为同学们的淘气，还是校长本身的毛病所致?

我想孙光萱先生儿时没有卫生常识，导致牙齿欠佳，也并非他所愿吧。据他说，他镶的是一颗一般的带不锈钢挂钩的义齿，既非如今的高价烧瓷类，也不是旧社会多见的金质类，却被余先生硬说成“金牙齿”，甚至泛着“铜绿色”，让人立即联想到“酸臭之气”——真是大散文家的绝妙手笔!

我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湖北云阳中学生潘树林，面部生一个大块黑记，一直很自卑；当一名与他有过纠纷的同学叫他“花脸娃”、“黑熊猫”时，他竟将对方捅成重伤，自己出逃。双方小孩子都没有教养，老师家长要负责任。而谁对大学者余先生的粗口及其结果负责呢!孙先生当然不会“捅”了余先生再逃跑，但是余先生却在自己光鲜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传播者”的招牌上，狠狠地自“捅”了一刀，只见鲜血淋淋哪。

如果余先生的“记忆文学”有金子那样的成色和分量，他便没必要用一个“金牙齿”作为论战武器；如果余先生的“记忆”有误，则“金牙齿”这一对论敌的蔑称，更叫人齿冷。而齿冷了齿落了，也要“种植”一颗高价烧瓷牙，否则安低价牙哪怕露一段不锈钢挂钩，跟别人讨论问题之时就只能讲马屁话，免得人家在你的牙齿上做文章。当然，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也要绝对完美，不然你发表异见也难免遭到奚落。这大概就是咱们的大学者示范的先进“文化生态环境”吧!

笑傲王侯的“资格”　作者：陈鲁民

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韩国出席韩日首脑高峰会。别看身居高位，小泉也是“追星一族”，他非常喜欢主演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的男明星裴勇俊，所以，此次出行之前，小泉特别向韩国政府提出，希望能与心中的“偶像”裴勇俊会上一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明星竟然不买堂堂日本首相的账，他以档期过于紧密，实在无法抽出时间为由，拒绝了日本首相的邀约，弄得小泉很没面子。

裴勇俊的架子可真够大的!他要是跟普通老百姓摆架子，耍大腕，那没什么意思，更体现不出“巨星”水准，因为任何一个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明星都有这个资格和胆量；可给来访的外国首相摆架子，那就很有点“意思”了，用中国老话说，这就叫“笑傲王侯”。

从广义来讲，裴勇俊也是个“文化人”。文化人，说句没出息的话，不论古今中外，多有趋炎附势者，喜欢干些“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勾当。所以，偶尔有那么几位能“笑傲王侯”的主，就让大伙津津乐道，历千年而不衰。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太白算是头一个。让高力士脱靴，让杨国忠研墨，出尽风头，无限潇洒，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让咱文化人脸上有光，就好像是自己干了那事一样。但他也有底线，毕竟对唐玄宗还是恭恭敬敬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算是半个。司马昭的儿子要和他结亲，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他居然敢于拒绝。不过，他的办法很巧妙，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佯狂假癫，让人家媒人根本就没有张嘴的机会，只好作罢。

三国时的李密算是四分之一个。晋武帝召见他做官，他不想去，又不敢不去，就绞尽脑汁写了个《陈情表》。你不是以孝治天下吗，我不做官就是为了孝敬年已90的老祖母，让司马炎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真正不折不扣、痛痛快快地“笑傲王侯”者，明朝的方孝孺算是一个。面对明成祖不写诏书就要“诛灭九族”的威胁，他脖子一梗：“灭我十族也不写。”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可惜，方先生“笑傲王侯”的成本太高，900多人陪他一起上了刑场，比秦始皇所坑的儒多得多。所以，方先生之举，可敬而不可学。

因此，以我管见，文化人“笑傲王侯”是要有一定资格的，李太白的才华、阮籍的名气、李密的智慧、方孝孺的胆量，缺一不可。韩星裴勇俊之所以敢于“笑傲王侯”，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格：演电视的本事，红遍亚太的名气，善于保护自己的智慧，不怕得罪人的胆量，所以，甭管你是总统还是首相，不论你是“小泉”还是“大河”，本公子不高兴就不见你。

我在想，咱们时下的文体名人，什么时候也能出那么一两个“笑傲王侯”的角色，对老百姓不妨谦恭些，让签名就签名，要合影便合影；而对那些炙手可热颐指气使的主儿，我偏不买你的账，偏不给你面子，一不留神，说不定这事还就成了历史“美谈”。当然，你首先还要具备笑傲江湖的“资格”。

笑傲王侯的前提　作者：陈　章

在《笑傲王侯的“资格”》一文中，提到这么一件事：

7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韩国出席韩日首脑高峰会。小泉也是“追星族”，他非常喜欢主演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的男星裴勇俊，所以，此次出行之前，小泉特别向韩国政府提出，希望能与心中的“偶像”裴勇俊会上一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明星竟然不买堂堂日本首相的账，他以档期过于紧密，实在无法抽出时间为由，拒绝了日本首相的邀约，弄得小泉很没面子。

作者在文章中盛赞裴勇俊的勇气和洒脱。读罢全文，我却觉得，拥有资格固然重要，但在一个前提尚未弄清之前，还是且慢盛赞裴勇俊。

这个前提就是韩国政府的态度。

如果韩国政府只是简单通知一下裴氏，至于你见不见小泉，悉听尊便，那么裴氏婉言谢绝小泉的邀约，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之处。因为，小泉是政治明星，他是影视明星，各闪各的光。日本首相每任不过三年，曾有过十一年换七任首相的记录，最短的只任两个月，便灰溜溜下台，闪光期还比不上影视明星。再说，其社会体制，首相又无法使用行政手段让裴勇俊到日本赚个盆满钵溢。裴氏凭自身能耐，早已红遍亚太地区，并无需攀个日本首相提高身价。换上我老陈是当红影星，碰到业务繁忙或心情不好，也不一定会给小泉面子。

但是，如果韩国政府为讨好日本这个世界经济大国，以外交无小事为由，利诱裴氏：你就去见见小泉吧，国家给你筹办个电影节。如果裴氏不给面子，韩国政府便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他：影视媒体全面封杀他，税务部门查他的税、找他的碴。……如此恩威并施，裴勇俊若还不给面子——那才堪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铮铮铁汉!

因此，愚以为，裴俊勇7月21日笑傲王侯之举，除了资格之外，我们更不能忽略韩国政府尊重国民个人权利这一前提。

萌萌语录　作者：余　杰

友人许君之子萌萌，是一名15岁的活泼少年，在安徽和县某中学念初中。我略略与之交谈片刻，顿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萌萌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听那些教授博导的高谈阔论有趣多了。于是，我记下了萌萌的一些谈话，写成了这篇《萌萌语录》。

我问萌萌：“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萌萌回答说：“语文。”

我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萌萌回答说：“鲁迅。”

我问：“你为什么喜欢鲁迅呢?”

萌萌回答说：“我读鲁迅的文章，觉得他太狠了，他谁都不怕。人不怕死，文章就有气势。我觉得，人就一条命，人反正迟早要死的，还不如豁出去凭胆量写几篇最狠的文章。鲁迅的选择就让我敬佩，他不怕死，他敢说真话。即使被特务暗杀了，但文章却能够留下来，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余注：看来，在萌萌心目中，最优秀的作家除了才气、天赋和勤奋之外，更重要的素质是勇气。鲁迅不怕死，故能“横眉冷对千夫指”。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衰亡，大概正是因为大多数当代作家丧失了基本的勇气。他们说话装腔作势，行为矫揉造作，进入了娱乐明星的行列。鲁迅风骨没有过时。)

我问萌萌：“你喜欢写作文吗?”

萌萌说：“不喜欢。”

我问：“为什么呢?”

萌萌说。“因为我们在作文中不能说真话。”

我问：“这是老师的规定吗?”

萌萌回答说：“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一篇题目叫《我的老师》的作文。事先，老师对我们说，随便怎么写都可以，向老师提批评意见也没关系。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作文。结果，我发现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写的是批评老师的文章，其他人都在吹捧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老师很生气，专门开会批判我。把我叫到台上骂了好久，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踢了我好几脚，把我的小腿都踢肿了。”

(余注：中国教育的弊端之一便是教孩子说谎，写作文也成为训练孩子说谎的手段之一。因此，孩子们便把写作文当作苦役。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萌萌很难继续坚持说真话。因为在一个习惯说谎的国度里，虽然人们已经不相信天堂，喜欢自嘲和说谎，但谎言不能被公开拆穿。假装以为谎言是真实的，这已经成为在这个国度生存所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假若有人要打破这个规则，坚持说出真相，必然会引起惊天动她的连锁反应。萌萌被踢肿的小腿就是证据之一，还有张志新被割断的喉管。)

我问萌萌：“你们学校搞‘减负’吗?”

萌萌说：“什么‘减负’啊?越减越重。我们的书包里有好多种参考书呢。”

我问：“老师强迫你们买参考书吗?”

萌萌说：“当然啦。老师自己就在学校门口开了家书店。我们同学都说，一本20元的参考书，他只要花5元就可以进来，然后以四倍的价格卖给我们。这笔收入比他们的工资还多。”

(余注：如果一个社会中连教师与医生都不能谨守基本的职业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已然是一个道德伦理全面沦丧的社会。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固然跟政府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只好自己寻找外快有关，更是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对文化和教育的压迫、凌辱所造成的恶果。另一方面。今天的教育腐败亦触目惊心。其中，教辅读物每年的数十亿的码洋中，不知有多少的黑洞。我熟悉的一名书商，就曾经以奥迪轿车贿赂某地教委主任，诱惑其订购数十万套教辅读物。此人之贪渎，比之萌萌的老师的小打小闹，自不可同日而语。)

我继续问：“你最喜欢哪个科目的老师呢?”

萌萌答曰；“最喜欢英语老师。”

我问：“那么，你为什么喜欢英语老师呢?”

萌萌说：“虽然我的英语成绩不太好，但我还是喜欢上英语课。我们的英语老师经常给讲一些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我很喜欢听这些内容。他讲的内容跟政治课上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阶段’等等不一样。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余注：萌萌从天性出发，即可判断英语老师和政治老师所讲述的内容的真伪。英语老师不应只是教孩子英语单词，还应将西方先进文化介绍给孩子们。由此，我愿意向萌萌的英语老师致敬。另一方面，在中国，从小学念到博士，各个阶段的教育都要必修“政治”课，而其内容大都与社会现实脱钩。如李慎之先生所论，是否可以取消原有的内容，换上公民课、法学课呢?)

大学四年的收获　作者：糖　糖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了，惟一的不同在于现在的我属于这个季节。我没有迷惘，没有空虚，我很快乐，一如往常。难得有一个可以不用重复“你好，可以聊吗?”的日子，静下来思考这将要逝去的四年，才发现有很多的收获，我很高兴并没有虚度这四年的光阴，也算对的起我小学时的老师了。

1、大学从军训开始，终于第一次开了真枪，虽然只有三发子弹，但毕竟圆了我儿时的梦。同时我们也为国家节约了纸张，我们一个连下来，靶纸还是全新的。

2、享受了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宿舍集体的吃饭，洗澡，睡觉，看美女；公用牙刷、饭盆和衣服，创立了我们的乌托邦。一个学期后解散，从而明白了马克思同志的伟大。

3、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游行。北约轰炸的时候，终于感受到一个热血青年的温度，虽然损失了两个热水瓶，N个空啤酒瓶，一张床单(写标语)，一只拖鞋(游行中走失)，但振臂一呼众人应的感觉挺好。

4、学会了统筹规划，合理利用一瓶热水解决洗脸、洗脚、饮水、泡面的问题，前提是作好充分的保安工作。后来发现一穷二白才是最大的本钱，并体会当一个侵略者的乐趣，从而学会随遇而安，今朝有水今朝洗。

5、学习掌握了男女的身体结构特征，了解什么是G点之类的基本常识，同时会熟练应用几个经典黄色笑话，为以后的生活打下结实的基础。

6、学会了以欣赏和批判的眼光看儿童不宜的影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克服了以前观看时所具有的犯罪感。

7、充分明白如何在菜中寻找传说中的肉丝，并训练出无论在菜中发现什么，也可以挥一挥衣袖，不皱一下眉的胆色。

8、明白了一个党员是怎样炼成的。要多去老师的办公室或家里，顺便帮忙打扫一下卫生，有经济实力的可以去慰问一下老师，当然要锁定正确的目标。如果恰好你有亲戚是内部关系，即使只是食堂主任，那你也可以完全放心了。

9、熟练掌握了各种游戏技巧。红警，帝国，星际，反恐，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菜鸟走向了高手。同时也明白游戏之外和老板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人生就是游戏，就是搞人际关系吗。

10、明白了为什么大学生要比一般人聪明，因为我们都实践掌握了在一个晚上学习一个学期所要学的内容，并能顺利通过考试。

回头看　作者：刘　齐

20世纪渐行渐远，但我们对20世纪的看法仍源源不断涌出。

20世纪的中国相当了不起，短短一百年时间内，红红绿绿、来来回回，经历了好多种社会历史形态。

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哪怕是几个世纪加在一起，都没有20世纪的变化大。

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没见过清王朝覆灭，日本人入侵，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反右，但我也亲身赶上不少重要变化。我见过农民欢呼人民公社的胜利，又欢呼人民公社的解体——用东北话说：“黄了。”

我见过干部领着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批完了没几年又起用知识分子，然后耐心做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

我听过这样的教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荒诞地冒出另外一句话：“知识青年到美国去，接受美国人民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三十年前我读报刊书籍，那上面大量引用“最高指示”，每一段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用黑体字印出来，而“最高指示”周围的其他字用的都是眉目浅淡的普通字体，两相对照，“最高指示”显得特别醒目，特别“高”。后来，就不用黑体字印了，“最高指示”和普通字密切联系，打成了一片。再后来，连引用也不怎么引用了。

小时候按一两个电钮(大多是门铃电钮)，就觉得自己与科技亲近得不行。如今玩一会电脑，都得在键盘上按一百来个“电钮”，深切感受到高科技在文明古国的迅猛发展。出门遇算命先生，手拿太阳能计算器，说他能用ABCD给老外测八字。

小时候学雷锋，一伙小崽子把陌生老太太强行搀扶过街，另一伙小崽子再把她老人家搀扶过来。长大以后听先进事迹演讲会，惊叹豪言壮语的表达方式几十年一贯制，遂正襟危坐，在记录本上画小人，或默写外语单词。周围的同事发现也不告密，告密领导也不爱听，时代毕竟进步了。

当年大家把自由市场说成“黑市”，去那里买一把水萝卜都有负疚感，觉得辜负了某某光荣称号。到了世纪末尾则观念大变，恨不得人人经商，事事交易，给外地人指一回公厕都要收费。

过去冰棍三分钱一个，现在三元钱一个。过去毙两个地委干部全国震惊，现在毙一串省级干部大家连眉毛都懒得眨。什么都涨价了。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在商店里很难发现中国货。现在去美国，给亲友买礼物时得格外注意，你所相中的物美价廉的东西，十有八九都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回国后在地摊发现，许多国货都印着MADE IN美国或英法德意日的假招牌。

前些年，有幸到国外转一转的中国人常被当成日本人。现在，国外许多高级消费场所的日本人，往往都被误认为中国人。

过去大家懵懵懂懂地活着，现在知道了民主、法制、隐私、自由、人权、知情权、私有财产、同性恋、性快乐、性虐待等许多新的东西，眼界、欲望、勇气、价值观、羞耻心都大不同于以往。

这么说吧，20世纪的中国就像是一部伟大而琐碎的百幕戏剧，其中有几十幕是含笑的悲剧，另有几十幕是含泪的喜剧。

百幕戏剧终场，鼓掌，唏嘘，想早点离去，又一步三回头，不忍离去。

坐台小姐突然问：“你受过穷吗？”　作者：文学客

豆豆(化名)是上海一名牌大学的大三女生，在酒吧，她的“花名”是茜茜，已经有一年了，她是酒吧里最受欢迎的三陪女。

豆豆的妆化得很浓，眼神飘忽不定，脸色疲惫。在沉默了很久之后，她突然问笔者：“你受过穷吗?”

“我家在崇明，妈妈下岗后跟姐姐在外摆摊。由于我们那里下岗的人太多了，下岗的人又大多都出去摆摊，所以我们生意很难做，收入少得可怜。我爸退休在家，每月也只有300多元退休金。为了供我来上海上大学，爸爸在路边帮人家修自行车，他都快60的人了呀。我上大一回家过年，看见爸爸被晒得黑了好多，手上还磨出了很多茧子。晚上睡觉，我听到父母在争论：妈妈说姐姐的婚事不能再拖了，爸爸说现在没钱，无论如何，豆豆的学费不能动……当时我真觉得，不仅愧对父母，还连累了姐姐。从那刻起，我决心自己赚学费。

“开学后，我到一家酒吧去当坐台小姐。虽然此前很多人劝过我，这种地方去不得。可我当时想，坐台小姐可以在晚上做，我白天还能学习。况且我可以不出台陪客人。但后来……如果你也干过就知道了，陪客人出一次台比你当一个月坐台小姐赚的钱都多。以后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

“我曾想过赚够钱就收手，但是你觉得赚多少算够?学费有了，我又想书费，生活费，住宿费。这些都有了，我还要为以后打算。其实，行有行规，干这一行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收山容易回头难。如果你决定退出这行，下次有难处再想回来做，这个行当就不接受你了。即使勉强再挤回去，你也混不开，因为老板不会再把‘好活’给你。就算跳槽，别的老板也不愿收留你，因为他们觉得你不会安心在那里工作，保不准哪天就出事。我就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没有稳定的工作前，我不敢轻易退出这行。

“我们家里不知道我在做这行，因为我们那里能考到上海的人太少了，没人知道我在这边的生活。我现在每月还能给家里寄些钱过去，他们问起来，我就说当家教挣的。我爸妈还挺自豪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所以我没想过他们知道真相后会怎样。我不敢想，也不愿想。”

“我并不开心。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失落吗?在半夜，有时突然醒来，拉开灯，看到身边那张完全陌生的面孔，想着我们刚刚做过的龌龊事，我会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

“你问我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说没有你信吗?我在大一时就有了男朋友。我们真的很爱对方，但最终还是分手了，因为我做的事。他现在在英国。我从没想过在包我的人里找个人嫁，虽然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毕竟我有文化，以后有了正式工作能养活自己。还有，我想攒够钱也去英国。”

“我也想过，变成现在这样也有我自己的原因。还记得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吗?人常说贫穷是一笔财富，可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灾难。穷的时间久了，人会连起码的自信都没有了。你有过为了约会厚着脸皮向人借流行衣服的经历吗?你曾低声下气问人借电子词典查个单词吗?你有过为了节省几元钱找借口不参加室友们的Party，独自躲在教室看电视的时候吗?也许有些人不在乎这些，但我的性格很要强，我不想在任何方面输给别人。至少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没人瞧不起我，因为我有文化，而且外语又挺好，我的好些客人都是老外。我想，我宁愿别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我全当没听见，也不愿再听同学讲：‘豆豆，跟我们一起出去吧，我替你付钱。’我也不知道在这行还要做多久，我想，在还没有好的退路前，我不能退出。我还要攒钱去英国。”

民甘民忧入诗来　作者：祝大光

“步履匆匆汗满肩，风吹背篓正冬天。高楼白领曾知否?十块砖头一角钱。”这首《背篓工人》，描写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境况。近读《中华诗词》月刊，看到当今诗坛有一批作者，把笔触伸向弱势群体，写出的诗篇动人心弦。

在诗人的笔下，饱蘸着弱势群体的辛劳与凄苦。请听《鹧鸪天·打工老者》：“小女辍学卖豆芽，打工老夫走天涯。日背砖块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停饮酒，不喝茶，分分积攒寄娇娃。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对于这类人群，社会本该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有些城里人关注的不是他们，而是身边的宠物。有位诗作者，从媒体上看到东莞城宠物冬装走俏的消息，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冷气深深东莞城，狗猫衣暖两三层。可怜风里打工仔，寒贱输它小畜牲。”大自然的冷气让打工仔身寒，一些人的冷漠更让打工仔心寒。

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冷漠与不义，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痛苦。有一个“五金乡”，企业的老板们只管从民工身上榨取血汗，却舍不得花小钱安装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造成上千民工指头被机器轧断的悲剧。有一首《千人断指叹》，字字都是血和泪的控诉：“千人断指血淋淋，凄苦劳工和泪吞。老板经营惟重利，官员麻木不关心。工农大众弱群体，大款富豪座上宾。次日此时谁是本?红旗漫卷思深深。”

弱势群体的疾苦，是需要作者用“心”去体察，才能感触到的。有一首《采桑子·夜市卖饭妇人》是这样写的：“星寒月冷愁心重，衣满冰霜，鬓满冰霜，难卜今宵胜往常。夜深街旷游人断，饭亦冰凉，菜亦冰凉，痴立锅旁好忧伤。”星寒月冷，夜深街旷，夜满冰霜，饭菜冰凉，这些可用肉眼感知，但“难卜今宵胜往常”，“痴立锅旁好忧伤”，却是作者用“心”体察到的。笔墨触及到人物心灵的深处，作品也就有了深深的感染力。

一些诗作者，并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描写弱势群体的疾苦，而是呼唤社会应当少一分奢华，对他们多一份关爱。《蓉市御宴火爆有感》抒发的便是这种情感：“争享皇家金玉浆，老父垂泪细思量：饥寒犹有三千万，翘首嗷嗷待小康。”还有一首《朱门内外》，笔调更为深沉：“话说神州已小康，谁知弱势倍凄凉。豪门一席千金宴，穷户半年没口粮。污吏弄权钱满袋，小民待业泪满眶。倡廉反腐呼公仆，莫把延安传统忘。”诗中既有对贫民的同情，也有对奢华的不满，更有对公仆的呼唤。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当今也有一大批公仆，时刻牵挂着弱势群体的寒暖。请听一位七品芝麻官的《静夜思》：“寒气袭人知夜深，长街邻舍寂无声。八七十万人民在，枕上灯关怎静心?”他走访特困户，又止不住潸然泪下：“一屋两人残，矮房无炊烟。入门徒四壁，怎不泪潸然?”

都是政绩（外一则）　作者：王　雨

赵大海当A县建委主任时，适逢上级要求改善教师和技术人员住房。赵主任抓住契机，大刀阔斧，一鼓作气盖了十几幢新颖别致的公寓。在省内外引起极大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赵主任一石双鸟：从中大捞了一笔不说，还因盖楼有功当上了副县长。

数年后，因当初施工仓促加之偷工减料，所盖楼房陆续被判为危房，获此消息，赵县长胸有成竹，果断决策：“凡危房，全部炸掉!”这边楼房刚炸完，便传来邻近城市危房倒塌，死亡近百人的重大恶性事故——连市委书记都被撤了。县委书记闻此消息，惊出半身冷汗。回过神来，对老赵果断炸楼的举动不禁暗自钦佩。

数月后，赵副县长因炸楼有功，政绩卓著，被提升为常务副县长。

负责精神

局办公大楼失火，办公室主任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掏出手机，拔了一个号码，大伙以为他拔的肯定是119，但主任拨的却是局长手机：“局长，办公楼失火了，咋办?是叫119，还是……”

“情况如何?有人员伤亡没有?”

“人全出来了，没有伤亡!”

“好，那就好!赶快喊119吧!”局长下命令道。

余公三叹　作者：邹友良

报载：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市长余小平自缢身亡。

(一)叹二奶

【丽人娇】我的可心儿呀，余的好乖乖，鲜藕似的玉体搂在怀，朱红的唇膏印上我的腮。说不尽的卿卿我我，道不完的恩恩爱爱。我为你抛金撒银，你为我浓施粉黛，铜雀楼里睡了个少二奶。

【斥奴儿】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怀上我的孩。纸兜不住火，赶紧打胎!你怎能硬不听使唤，二奶就是二奶，争什么正方太太?我堂堂的一任高官，岂容你把威严坏!休骂我无情，我实在是无奈。为了那锦绣前程，余只能将杀手安排，且了却一笔风流债。

【夜呻吟】买杀手也不用我买，自有那春哥儿代。揉碎桃红满地，一笔情债何处埋?我为妹妹默哀，妹莫将哥责怪。到阴曹地府，赶早投胎，来世还做我的二奶。

(二)叹伙计

【满堂金】你是捞钱的能手，你是贿赂的神仙，仅凭带来的几十万，眨眼生成了几亿钱。先是加油站，继而搞房地产，撑起块招牌叫春来集团。

【哥儿调】说不难就不难，没有我，你是难上难。要贷款，我有权，划地皮的事儿我说了算。你发财，我升官，形象工程爷玩转。钞票花不完。

【吊金龟】你这厮，真能缠。如今我也贪无厌，换了地盘，咱爷儿们接着干。

【热蚂蚁】也怪我荆州失算，你的猫儿屎擦不干。现如今东窗事发，你快逃窜，切莫拖延。没逮着算你好运，抓住了你千万莫乱咬胡攀，我和你压根儿没牵连。要不然，一根绳上的蚂蚱，咱俩都完蛋。

(三)叹自己

【风儿骤】倒霉!叹罢二奶叹伙计，最后轮着叹自己。

【塞上春】五十功名所向披靡，政绩、嘴皮，权柄如虎添翼。何等智慧，何等魄力，谁不赞我英姿潇洒，谁不夸余是千里良驹。平步登青云，好风助我力，占尽了高枝当得意。坐惯了高档车，穿惯了名牌衣，命中有权有利，岂肯轻放弃。

【惊雷至】冷不防，骏马陷进污泥里。昔日辉煌已顿失，万丈深渊顷刻至，一个贪字毁了余。可惜、可悲，满柜的银子花不去。花不去、钱似纸，带不进棺材装不进尸。早知如此，当初何必?呼天喊地全无计。钟声紧、西风逼，明朝定有雷霹雳。

【灯芯残】不如就此归去，且借一根电话线，权当白绫一匹，结成悬梁缢，我别红尘去矣。便宜了那帮同流合污的狗兄弟，尔等休送花圈，也莫开追悼会。爷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东西。

弱智秀　作者：杨建业

阮直先生说，“央视有三个栏目中的官员形象，总是高大、美好不起来。这三个专栏就是《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今日说法》。凡是这三个栏目中露脸的官员多数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弱智’。无论是骄横蛮硬型，还是装孙子窝囊型，不管是一问三不知的糊涂型，还是巧言善辩的滑头型，反正智商不是负数的观众，一看就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些官员怎么都弱智了呢?”(见2004年7月6日《杂文报》)

原来，平日里，这些官员在上司面前，擅长吹捧秀或曰马屁秀；在群众面前，又喜好慷慨激昂的廉洁演讲秀、表态秀；逢年过节，在贫困户面前，还谙熟爱心秀、温暖秀。不料如今在记者镜头前或法庭上，又创新“秀”——装傻充愣式的弱智秀，真是“秀”样百出啊!确令我等平头百姓大开了眼界。然窃以为，千秀万秀，对党之危害莫大于此秀焉!且作此秀的官员职位越高，对党的危害就越大。看看2004年7月12日《华商报》报道《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审时吐露真言——我其实是法盲》，便知此言不谬。

据报道，刘方仁从1993年到贵州主政以后，共收受他人贿赂677万元。为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刘方仁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竟是这样“悔罪”的：“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盲。我现在非常懊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如果省委书记懂法，有强烈的法治意识，对一个省的民主法制建设将有很大的好处，我自己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刘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知道是犯罪，我不会置省委书记这个重要的职务而不顾。”并当庭号啕大哭。他的律师田元昊也坚称：“这不是刘方仁的借口，而是他灵魂深处的话。”

在贵州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西南穷省，还有多少老百姓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多少兄弟民族至今仍住在山洞。可这位省部级高官，凭借手中的权力，硬是在这样一个穷省里搜刮民脂民膏达600多万之巨啊!事发之后，竟然还能以自己的所谓“不懂法”来推卸罪责，这就好比劫财害命的强盗归案后却以不知“杀人偿命”为托词，可信么?何况，贵州既是个远近闻名的穷省，也是个贪官层出不穷的大省。别的不说，90年代的闫健宏、向明序，还有那个公安厅长郭什么来着，省厅级的贪官多的名字都叫人记不住，为此掉脑袋的也大有人在，难道横在刘方仁面前的“前车之鉴”还少么?贪污受贿，极大犯罪，这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如此浅显的法理常识，居然能让一个省委书记犯晕?退一万步，就算刘方仁“不懂法”，那他懂不懂党纪党规、民心良心?但凡懂得上述的任何一条，他刘方仁能收受这样的巨额贿赂么?

因此，无论刘方仁的“弱智”是真是假，此人给我们敬爱的执政党带来的恶劣影响都绝不可低估：一个主政一方的高级官员居然因为不懂法而犯法，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么?

方仁老兄，你一人犯事一人当。即使找托辞，也可以说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啊，“放松了思想改造”啊什么的，那托辞虽也蹩脚，但还能糊弄抵挡几下，可你硬是要标新立异，装傻充愣，说不懂法。你一个省委书记、高级干部都如此“弱智”，又置多年培养你提拔你的上级组织部门和众多“伯乐”们的颜面于何地呢?你这是给党抹黑啊!别的不说，单凭这一条，你就对不起多年培养你提拔你的党啊!

方仁老兄，幸亏你犯事是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讲依法治国的时代。否则，不说别的，就你给我党带来如此恶劣深远的影响这一条，要是放在建国初期，你的脑袋就够“咔嚓”一千次了。你真幸运啊!

“炒作协会”？　作者：司马心

时下的协会不少，炒作也多，但“炒作”也成“协会”，却是始料不及的，所以近日闻“中国第一家以专业炒作为主的‘炒作协会’成立”，舆论之间，着实吃了一惊。

“炒作”一词，《辞海》里是没有的，说明辞书也要“与时俱进”。然而一个“炒”字，《辞海》却是收进的，有意思的是，《辞海》关于“炒”的两个义项，一曰“把东西放在锅里翻拨使熟”，举例《齐民要术》卷七，“炒麦黄，莫令焦”；二曰通“吵”，举例郑廷玉《忍字记》，“著他静悄悄，休要闹炒炒”。一个“莫令焦”，一个“休要闹炒炒”，看来《辞海》的编者，早有先见之明，对于一个“炒”字，早就作了告诫。

然而时下的“炒作”，却早已到了“炒焦”的地步，一片“闹炒炒”的景象。影视的出笼，要炒；明星的问世，要炒；小说的杀青，要炒；便是一个念头的闪现，也要大炒特炒。过度的炒作，或无中生有，无风起浪，或“以一当万”，指鹿为马。男角女星逛了一次商场，便是“××恋”，异性大腕在宾馆见了一面，便是“红杏出墙四十分钟”。如此炒作的动机，当然有某些媒体“走市场”的绝招，但亦有某些明星，因为一剧之后，再也没有了招数，所以“戏不够，绯闻凑”，生怕人们忘记了她。至于炒作的手段，近年以来，也早已从报刊上的你抄我转，出新为“用身体炒作”，不是有美女作家，一书出版，竟然身着比基尼，躺在泳池里给人“签名”么，结果“果然名声大噪，当下卖掉100多本”……至于一剧出笼，因为无人注目，缺少知名度，所以买通起讼，要“对方”到法院起诉，以便炒成轩然大波，就更是一种黑幕重重的恶炒了。

过去的国人，是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不做广告，不事吆喝，又岂论“炒作”?现在又跳到另一极端，从歌坛炒到股市，从灾害事故炒到政坛风云，小事大炒，大事恶炒，已成一俗。今天又有了“炒作协会”，而且注册在境外，活动在域内，各路炒作高手，是否更要聚义梁山，“协”而“会”炒了呢?人们不免怀疑，这“炒作协会”的成立，本身是否就是一大“绝炒”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少该协会“拟聘”莱温斯基担当顾问，是请对人了……

众人眼中的某长　作者：张　峰

包工头：他可是俺的财神爷呀!只要给他上点贡，他就能“保佑”我发大财，比什么菩萨都管用。

“三陪”小姐：他可是咱的摇钱树呀!豪华包间里，咱只要缠住他的脖子一摇一晃，那花花绿绿的票子就会像下雨一样往下落。

饭店老板：他就是我们店的经营业绩呀!咱的那些名烟洋酒高档菜，他是消费大户。有他的公款在后面撑着，我们的日子才会这样好过。

群众：他可是咱们市最大的大明星呀!在我们这儿，你只要打开电视，准能看到他，不是在开会作报告，就是在检查、视察，要么就是在出席什么剪彩、奠基仪式。要说呀，哪个当红明星的上镜率也没他高。

小偷：他是我最愉快的“合作伙伴”。前不久，我到他家里走了一趟，他家的钱可真多啊，我拿得都忘记时间了，很不幸地被他老婆反锁在卧室里了。我听见他老婆打电话问他怎么办。他指示说放了我，越快越好。就这样，我有惊无险，满载而归。

骗子：他是我最讲诚信的“房客”。前不久，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掌握了他的一些机密，让他给我付点保密费。他第二天就把钱如数打进了我指定的账户。初战告捷，我总算找到了一条致富新路……

聂绀弩的智慧　作者：桂向明

聂绀弩是竹林七贤一流人物，此公落拓不羁，口没遮拦，处逆境仍吟咏啸傲，不失书生本色。

他时有惊世之语，或判定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这桩历史公案是正确的个人(指鲁迅)和错误的组织之争，或坦言自己“比胡风分子还胡风分子”，并赞颂胡风：“文章通顺并不难，我聂绀弩的文章就很通顺，我可以当一名要人的文案。他(指胡风)那文章，他那诗，连他那拙重的字，都没有一点媚的味道。因为他和他的文章都不附属于谁，是他自己的。”何谓独立人格，何谓自由思想?呼之欲出矣。

他狂得可以。1982年7月，胡乔木为《散宜生诗》作序，这在别人是一种殊荣，他老兄不买账，据李锐记述：“1987年5月25日下午，黎澍与我一同到钱(钟书)家，谈到六点。……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聂却认为，这是为了打扮自己也。”果然，乔木夫人谷羽写《胡乔木与知识分子》，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我们不得不佩服老人有先见之明。

《散宜生诗》既是“阿Q苟活之声”，充溢生存智慧，又蕴含热血和正气，常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如《题壁》一诗有“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之句，原题为《题林冲题壁寄巴人》，巴人是王任叔，即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顶头上司，反右开始，巴人抓住一些材料整老聂，将老聂划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这便是“一笑心轻白虎堂”的潜台词，视巴人为高俅之流，后来知道巴人遭遇比自己更惨，才从题目上勾掉“寄巴人”，真不愧是“亦狂亦侠亦温文”，令人心仪。

聂绀弩自是奇人，奇在他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却终生与文结缘，师承鲁迅，堪称大家，也奇在他早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攻读，具八斗之才，“应执掌文衡而据要津”(袁和风语)，竟屈沉下僚，“反右”流放，“文革”系狱，坎坷一生。

绀弩老人心如明镜，他向世人慷慨陈词：“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疑是‘血’字之误)。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士，人鬼共嫉。往往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者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同时给自己定位，“老夫耄矣，久自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惟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上引见《散宜生诗·自序》)这是《红楼》笔法，自说不肖，终成大器。

宋美龄的玉手　作者：程鹤麟

看了看凤凰卫视播出的《世纪宋美龄》，意外发现，原来美丽的蒋夫人竟也是抽烟的。节目里用了一张历史照片，特意对着宋美龄夹着香烟的纤纤玉手来了个特写。那是宋美龄抗战期间在重庆接待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时的留影，二人坐在一家酒楼餐厅的沙发上，笑嘻嘻地在交谈。那个时代，抽烟是时尚。你看这些年突然流行的上海月份牌，那些粉面桃腮的月份牌美女，不少都夹着一根香烟摆“甫士”。主持人陈晓楠对这位世纪女人抽烟感到好奇，向评论员石齐平询问。石齐平娓娓道来，说是宋美龄特别注意保持身段，听说抽烟可以减脂肪，就抽起来。但是后来觉得这一招并不奏效，就戒了。

照片上的那位美国女记者空着手，其实她也是抽烟的。《世纪宋美龄》的解说词这样叙述：当时，宋美龄拿出烟来，让女记者抽，但女记者客气地谢绝了。二人谈了个把钟头，女记者憋不住了，对蒋夫人说，其实我也抽烟，只是墙上的标语让我不敢抽。那标语写着：禁止抽烟。还写了禁止抽烟的理由，说是要把种烟草的土地改种粮食，以支持抗战。那时的人，并不认为抽烟有害健康。但这个写在墙上的禁烟理由更吓人，那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时代》周刊曾这样形容宋美龄：“机智、美丽、风度。”这一次，“机智、美丽、风度”的宋美龄这样回答《时代》周刊的女记者：“那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宋美龄一生中最精彩的戏剧上演于1942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关头。当时她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访问美国，呼吁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战。通过与罗斯福总统的5次私下会谈，宋美龄终于说服因珍珠港事件而已经对日宣战的罗斯福，下决心对中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共同教训日本。而她在美国众参两院的演讲，更刮起了一股宋美龄旋风。

就在这部电视片里，说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另一个小故事。当时，美国有工会闹事，罗斯福夫人忧心忡忡。某日，两位第一夫人聊天，美国的那位讲起了这件烦心事，又问中国的这位，倘使这事发生在中国，你们会怎样对待工会的头头呢?宋美龄不说话，举起她的纤纤玉手，横在她的玉颈那里，优雅地一拉……

近百年来，人们都说，宋美龄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具进步思想。她自己也说，除了面孔，她什么都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我想，罗斯福夫人对蒋介石夫人那个手势，除了惊讶之外，没准还有点儿羡慕。

说隐瞒　作者：邵燕祥

隐瞒不是个好词儿，孩子淘气，避着大人，闯了祸不敢告诉家长，这是情有可原的。而身为大人身为家长更不用说身为什么长的人有所隐瞒，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对领导还是对群众，隐瞒的总是有违道德或法律，伤人害人对不住人以至有悖于天理良心的事。

接连不断发生矿难，未必是现在比过去事故增加，或许是过去捂住不报，现在瞒不住了，例如广西南丹死了那么多人，不是矿主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重要负责人沆瀣一气，硬是封锁消息吗?再往前数几年，四川綦江的彩虹桥塌，死伤多人，不是县委书记张开科责令全体干部跟他保持一致，谁透露消息就是破坏稳定吗?近来山西、甘肃、黑龙江、湖北等地一些小煤矿，或属非法经营，或是已被勒令关停，却仍然不顾安全，草菅人命，以致酿成瓦斯爆炸一类重大事故；而最不能容忍的，是矿主中有的所谓善后，就是少报死伤人数，掩盖真相，逃避罪责，对死难矿工家属连蒙带骗，各付给两三万顶多四五万的赔偿了事。而他们敢于隐瞒，离开当地官员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种合作自然是建立在利益分沾的基础上了。

感谢一些新闻记者，突破封锁，冒着被殴打被伤害的人身危险，揭出被隐瞒的真相，使社会公众和高层领导能据以作出判断。这是出于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腐败与黑恶势力的愤懑，而履行新闻监督的职责，也是对报喜不报忧行为定势的背离。

按说，虚报战果或谎报军情，总之，隐瞒或歪曲事实真相在战争中是要军法从事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报喜不报忧竟习以为常，各级官员如此，受控于官员的记者们也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地这样做。

远的不说，1958年，大跃进，一时浮夸成风，从所谓小麦亩产7000斤的高产卫星放起，扶摇直上，漫无边际，各样的喜歌推波助澜，党报的社论、专文，论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全国两千多县纷纷开三(级)干(部)会，以打擂台的传统方式竞报高产指标，谁若实事求是，不肯信口开河，便是甘居中游，保守落后，甚者被揪斗体罚，触及皮肉，更有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乃至右倾、右派的政治帽子等着。一夜之间，粮食仿佛已经过剩，高层领导人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一阵风地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又是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化，眼看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不仅农业，工业也要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不惜把土地撂荒，大队人马上山，一是找矿，二是伐木。折腾了一冬一春，人困马乏，馀粮已按虚报的产量征去，青黄不接，食堂难为无米之炊，领导人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实际上忙时也只有稀汤寡水，逐渐饔飧不继。一个大饥荒的年代降临了。1959，1960，1961，这三年习称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一查气象记录，当时年景从全局看是风调雨顺的，冤枉了老天。更冤枉的是数以亿计的饥民中有3000万至4000万老弱青壮，在一片坚持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颂歌和战歌声中，化为非自然死亡的数字。这个数字过于笼统，是由于迄今未曾正式公布的缘故。

大跃进时一味报喜，大饥荒时不但不报忧，甚至还继续报喜以障人耳目。死者已矣，他们的生存权尚且不保，又哪里顾得上计较知情权之被侵犯被剥夺。

不能说后来的人祸全是由先前的隐瞒而来，但在郭沫若诗赞曰宇宙充盈歌颂声的1958年，如果不任一片喜歌冲昏头脑，如果对喜中之忧即假相背后的真相不加隐瞒，也许多少会减轻后来的灾难。可以说，隐瞒，是参与酿造了这场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把它叫作报喜不报忧是不是过分的轻描淡写了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三四千万人的这场灾难，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也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一言堂独断专行或所谓个人崇拜的苦果。但不触动这一体制病根，是无法总结经验教训的，于是国民经济经过调整略有恢复以后，仍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通称延续十年，在它结束前一年的1975年，的确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天灾，就是这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淮河流域的水灾。这是1949年至今受灾面积最广、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水灾(当时河南省委初步统计，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后来新华社记者重点调查之后，在内参中认为此数显然多了，估计死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

197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其中有板桥、石漫滩两个水库下游地区灾情最重。板桥水库垮坝以后，它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村庄农田洗劫一空，死人最多，工厂不但墙壁倒塌，房顶被水冲走，机器设备都冲得无影无踪。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路基桥梁全被洪水冲毁，路轨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行驶在这段路上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翻，司机和乘客全都被淹死在车厢中。更不用说受灾的几十个县、几百个公社，近百万头大牲畜都在过境的洪水中淹死了。

事发当时，新华社准备发消息并进行连续报道，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后来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27年过去了，当时中央慰问团的随团记者张广友在《炎黄春秋》撰文，弥补了报刊新闻史上的这一空白。

张广友说，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很关心记者和宣传报道。记者问这次水灾如何报道，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记者对此不理解，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救灾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救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后来张广友收到河南省林业局组织专家学者作了一个多月调查后写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用大量事实回答了四个大型水库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的根本原因，在于森林树木对于蓄水保土抗洪救灾的作用，他立即转送给有关领导，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张广友在文章最后写道：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是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的确，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正处于一场巨大政治风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烈斗争前夕，哪里还顾得上这种事情。

第二年，周总理已经去世，唐山大地震却不顾会给毛主席造成刺激，而径自发生了。虽不得不作报道，但对具体灾情还是多有保留的。

话说远了，回到各地对矿难隐瞒不报，不得不报时隐瞒死亡人数，尽量瞒到死亡8人以下，避免定为特大事故，欺上瞒下，减轻罪责。显然完全不是出于怕刺激哪位领导人的朴素阶级感情了。幕前如此操作，幕后必有蹊跷，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乎形成规律。不过，凡此种种，早已不是报喜不报忧的问题，而涉嫌违法犯罪了。

我以前跟你一样　作者：黄　胜

百万公司的张总未发迹前可谓吃尽苦头，下过窑，贩过菜，当过小工，捡过垃圾，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沿街要过饭。如今这个社会，许多人发了财之后就忘本，嫌过去干的营生丢人现眼，要想尽办法美化自己的出身。张总却不，英雄不问出处，他始终以自己的光辉历史为荣。平常见到挖煤的、贩菜的、工地上的小工，他总要过去拍着人家的肩膀，亲切地勉励一番说：“好好干，小伙子，你很有前途。我以前跟你一样，这活儿我也干过!”对方一听眼前这体面之人曾是自己的同行，惊诧之后，不肃然起敬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心里也平添了几分对前途的信心。

这天晚上，张总谈成了一笔大生意，心中高兴，想要找人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悦，可惜已是深更半夜，街上难见人影，连个捡垃圾的都没有，张总不禁有些遗憾。开车经过一座天桥时，他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墙角，正在酣睡。他心中一动，“吱嘎”刹住车，下车来到乞丐身旁。立刻，一股酸臭之气扑鼻而来。闻到这股久违的气味，张总顿觉亲切，他用脚尖踢了踢乞丐：“喂，伙计，醒醒。”

那乞丐正在梦里啃猪脚呢，啃得口水直流，冷不丁被张总一脚踢醒，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他懒洋洋地睁开眼，语气还挺横：“讨厌，滚开!”话音刚落，忽然看见张总手指间夹着一张新锃锃的百元大钞，他惺忪的睡眼里立刻放射出两道光芒。乞丐伸手把钱抢到手里，辨了一眼真伪，迅速掖进怀里，然后，嘴里嘟囔了一句“谢谢”，便倒头又要接着睡。

张总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他伸手拍拍乞丐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伙计，别灰心，好好干，不瞒你说，这活儿我也干过。”

乞丐斜乜了一眼张总，并不怎么吃惊，也没有表现出羡慕的意思。张总倒感觉有些奇怪了，便大声强调了一句：“我以前跟你一样!”

乞丐一骨碌翻身坐起来，伸出黑乎乎的爪子也拍了拍张总的肩膀，大声说：“那又怎么样?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民主　作者：李启咏

甲市教育局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习，决定在甲市一中实行民主选举校长。谁当校长，由群众说了算。市教育局领导班子集思广益，制定方案如下：1、自愿报名，广开用人渠道；2、候选人发表演说；3、群众打分；4、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马局长、王书记、周副局长、秦副局长、姚副局长打分；5、群众打出分数的平均数乘10％，领导打出分数的平均数乘90％，两个数相加即为最后得分，按得分高低前四名为校长最终入团人选；6、最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由马局长根据入围人选的政治表现确定谁当校长。

结果，甲市一中体育教师，市委组织部长的外甥，也就是教育局长的姑奶奶的二小子光荣当选为甲市一中校长。

乙省决定实行民主公推公选本省交通厅副厅长，在报纸上发布公告。报名者要求条件如下：1、获得党校系统的管理学专业硕士以上学位满三年(参加过硕士进修班也可)；2、在科级岗位上工作七年半至八年半；3、有较高理论水平，在《某某党建》杂志上发表过三篇不少于3000字的文章；4、为了落实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要求为回族少数民族干部；5、年龄在33至34岁之间；6、身体健康，有体育特长的优先。

结果，全省只有省交通厅厅长的小舅子，即某镇镇长符合报考条件，他顺利通过笔试、面试、政审，最后光荣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

贩羊人的传说　作者：弼马温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个村庄集体养羊很有名气，那里的人十分团结和勤劳，羊养得膘肥体壮，令世人羡慕，人们只要说起那里的羊，口水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但是，那里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出去见世面，更没有市场经验，只会养羊而不会贩羊，但大家又都期盼着自己养的羊能卖个好价钱。因此，乡亲们每次要贩羊时，总是会推举出那些曾经出去见过世面，有点市场经验，又能吃苦耐劳，而且很受乡里乡亲们信任的聪明人来为大家贩羊。

为了路上方便通达，乡亲们总是为贩羊人筹足盘缠，并一致答应：卖了好价钱回来再特别嘉奖。贩羊人肩负着乡亲们的重托与期盼，推着装满羊的沉重的车子上路了。

贩羊道路关隘重重，处处崎岖颠簸，步步艰难无比，车上的羊不是遭盗匪偷抢，就是被隘口的官军盘剥，有的羊还经常从颠破的围栏中走失。开始，贩羊人想到乡亲们的重托与期盼，有敢与盗匪殊死拼杀的，因此丢了性命；也有敢与官军据理争论的，也因此受牢狱之灾；还有为寻找丢失的羊而跌落深渊死伤的。贩羊人真可谓尽职尽责，殊死为众乡里乡亲们谋利益。

后来，聪明的贩羊人发现：每次贩羊赚的钱再多，冒的风险再大，乡亲们总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除了能听到几句乡亲们的赞美话，感激话，多分几个靠卖命换来的辛苦钱之外，生活并不比其他乡亲富足多少，下次还会被乡亲们推举出来，继续要为乡亲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贩羊。而那些曾经为乡亲们贩羊而身残命丧的贩羊人，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再后来，有些贩羊人在遭遇盗匪偷抢时，为了保全性命，怕吃眼前亏，不敢殊死拼杀了，甚至将车上的羊挑几只好的拱手相送，以求一路平安。送得多了，还能与山大王们称兄道弟，花天酒地，有的甚至还能捞把山大王的虎皮交椅坐坐。有些贩羊人在遭遇官军盘剥时，为免牢狱之灾，学会了审时度势，也不愿据理争论了，而且几乎个个学会了做顺水人情，将车上的羊挑些个儿大的伏拜相送表孝敬，以求日后腾达。送得多了，也能与各路官员们高朋相称，互通有无，有的甚至还靠朋友推荐混了个像模像样官做。还有些贩羊人学会了监守自盗，将好羊低价卖给自己的“关系户”，羊没有丢失也谎称丢失了，得了好处还说：好羊跑得好快啊!追不到嘛!

乡里乡亲的，大家都知道“看牛娃赔不起牛，放羊娃赔不起羊”这一道理。于是，大家都会说：世道如此，唉!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去追究，也认为无法去追究那些可怜的丢失了大家的羊的贩羊人。要是乡亲们中有个别有觉悟的人提出质疑，坚持要查查实情，了解真相的话，立即会遭到贩羊人的围攻。有的贩羊人甚至会号啕道：“乡亲们呀!有的人真是不知好歹啊!贩羊路上如此艰辛，有种的你们去试试!”

还真有那些不信邪、不怕死的后生们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世道依旧，贩羊人只能重复那过去的故事……

于是，有的贩羊人在乡里乡亲们住的地方盖起了小别墅，开上了小轿车，过上了土皇帝似的小日子；还有那些当上了山大王，或者是靠朋友推荐，有模有样地做了官的贩羊人，他们过的日子就更不同凡响了，有的人甚至还背着乡里的乡亲们在外面搂起了“小蜜”，包起了“二奶”……那日子，嗨!真可谓优哉悠哉，都赛过活神仙了。

从此，这个村庄里的乡亲们集体养的羊越来越赚不到钱了，羊也没法再养下去了，日子也一天天难熬下去了；养羊人上不能养老，下不能育小，最后养羊人连自己也养活不了自己啦，只好听天由命……

失街亭之现代版　作者：侯国平

话说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7年)春天，诸葛亮亲率30万大军北伐，驻兵在魏蜀边界的汉中。一连攻下了祁山北面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就在诸葛亮节节胜利的时候，魏国任命司马懿为平西都督，领兵20万出关，阻止蜀军北伐。司马懿精通兵法，老谋深算，连诸葛亮都把他看成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诸葛亮想到司马懿出关，一定会首先攻打街亭，街亭是通往汉中的咽喉之地，蜀军运粮必经之路，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派谁去把守呢?诸葛亮想来想去，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

虽说这些年，诸葛亮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但结果总不尽如人意，真正能冲锋陷阵的，还是刘皇叔手下的那几个人。偌大一个成都平原，想找个打先锋的都不容易。有时候只好让廖化去充一充数。但这一次不能再让廖化去了。诸葛亮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妙计：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守街亭的领导人选。

公开选拔守街亭领导干部的公示贴出后，参军马谡自告奋勇说，我愿去守街亭。马谡出身干部家庭，有学历，还自费到吴国建业大学读过书，是个“海归”。

诸葛亮见马谡站出来响应他的号召，深感欣慰，又觉一丝凄凉。蜀国的人才现状就这样，只能从矮子里边选将军，让马谡当此重任了。

诸葛亮对马谡进行了任职前的谈话，反复告诫他，街亭虽小，事关重大，要是街亭有失，我们大军就全完了。可见诸葛亮对蜀军的败局本有预感，战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的较量，人才匮乏，怎么能打胜仗呢?

马谡不以为然地说，俺是个“海归”，有博士头衔，难道连个小小的街亭也守不住么?说着，还掏出红彤彤的博士证书亮一亮。

马谡还主动提出和诸葛亮签订目标责任书。马谡心想，现在正时兴这一套，反正谁也不当真，还可以上电视露一下脸。

街亭之战的结果，就在马谡签订责任状的那一刻决定了。马谡怎么是司马懿的对手呢?街亭失守，马谡大败而归，蜀军只好撤退，诸葛亮差一点当了俘虏。

诸葛亮兵败回到汉中后，马上调查街亭失守的经过，并拿出马谡的军令状，表示要从快从重处理有关责任人。

参军蒋琬劝道，马谡立的那份军令状，丞相十万不能当真。如今当干部的，一年也不知要签多少个责任状，防火呀，安全呀，就业呀，治污呀，多了去了——把人签得头昏脑胀的，谁还不是当儿戏?

大将王平也说，失街亭的责任他来负。按现在的游戏规则，出了事都是由副手承担责任，一把手从不负责的。所以，还是处分他吧。

诸葛亮听了，拿不定主意。老将赵云也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攻打中原是个浩大工程，没有不交学费的，失街亭交了一次学费，以后引起重视就可以了。再说马参军，一不贪污，二不受贿，政治信仰坚定，即使打败了，也没有带着公款跑到外国去，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杀头的。

有这么多的人为马谡讲情，诸葛亮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军令状抛在了一边。他责令，马谡必须做出深刻检查，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失街亭的事就这么过去了。诸葛亮又在忙着秣马厉兵，准备再一次出祁山了。

难　作者：刘寿如

保险条款读懂难，出了事故理赔难；

医院看病挂号难，没送红包痊愈难；

商场购物辨假难，购了劣货退换难；

高昂费用上学难，没有靠山求职难；

购房押金退还难，房屋质量达标难；

减肥增高有效难，邮购上当索赔难；

产品功力真实难，致富信息获利难；

人情消费应酬难，古稀之年养老难；

百姓告官举报难，无钱官司胜诉难。

混迹累累　作者：胡　爽

个个都算有事干

天天按时来上班

分工似乎很明确

各自管着一片天

举止行为显身份

大大小小都是官

都说有权都无权

都说了算都不算

都说要抓都不抓

都说去管都不管

他等你靠磨洋工

母鸡占窝不下蛋

僧多粥少戏难演

原有积累剩丁点

说领薪水都积极

你争我抢瞪大眼

熬了春夏过秋冬

大锅有饭都伸碗

数字谣　作者：佚　名

一步登天鸡犬随，

二奶入室另三陪；

三餐吃请不嫌贵，

四体不勤天上飞；

五官尚正心不正，

六畜兴旺公款堆；

七星拱月门庭旺，

八面威风立横眉；

九牛一毛百家富，

十全十美活一回。

十面埋伏起惊雷，

九九归一把零回；

八方碰壁处境背，

七窍生烟连喊亏；

六神不安千般悔，

五内俱焚暗伤悲；

四面楚歌天谴罪，

三餐难咽身心颓；

二奶三陪成泡影，

一败涂地万念灰。

城与乡　作者：郭　炜

城里搞开发，乡下农田遭殃；

乡下想文化，城里黄赌下乡；

城里搞建筑，乡下民工进城；

乡下想购物，城里假货下乡；

城里洗桑拿，乡下美女进城；

乡下产特产，城里官员下乡；

城里吃特色，乡下野味进城；

乡下建鱼塘，城里钓者下乡。

“有关”学　作者：何文玉

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或听到“有关××”之说，有感而发。

“有关部门”没有门，“有关文件”没下文，

“有关条款”没有限，“有关领导”没有人。

“有关单位”没人管，“有关规定”没人问，

“有关主管”没踪影，“有关上司”没声音。

好事人人都有关，好名家家都有份；

一旦丑事被曝光，“有关”最后都隐身。

“阴阳人”　作者：杨翰端

白天在会上“反复唱廉”，

晚上在家里大收“黑钱”。

白天在街头带队“扫黄”，

晚上在包房宿妓嫖娼。

白天在公堂严肃执法，

晚上在茶楼豪赌“搓麻”。

白天在商场庄严承诺，

晚上在仓库倒腾假货。

白天在旗下举手宣誓，

晚上在角落专干邪事……

不少公仆擅长“变脸”——

两面三刀“忠”里藏奸。

未必　作者：几　米

终于明白，

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事情的。

有时候一朵白云的阴影，也会令人窒息。

风轻柔地吹散阴影，小鸟轻松地衔走白云。

微风可以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

小鸟可以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

你能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

几个不喜欢　作者：马长山

一、我不喜欢体力劳动，特别是不喜欢强度大的体力劳动。

二、我不喜欢没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榜样。在传统体制下，螺丝钉式的人物受到推崇。这样的人如果太多，不利于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社会的建成。

三、我不喜欢回忆过去。那个一人的思想决定8亿人的思想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完全变疯。(也许我已经疯了，却自以为没有疯。)

四、我不喜欢没有人性的计划经济。

五、我不喜欢没有陷阱的文学作品。

六、我不喜欢和工于心计的人打交道，因为我自己就是以此在朋友中间闻名的。

七、我不喜欢和别人争论，因为我的思想过于深邃，表达起来十分吃力，从而在辩论中处于不利地位。

八、我不喜欢心眼儿多的女人，因为她们长得老相。

九、我不喜欢主动给朋友打电话，因为这样一来费用要记在我的账上。

十、我不喜欢不经过讨价还价就爱自己的祖国。我开出的条件是：祖国啊，我非常爱你。所以，请允许我不断地批评你。

旁观者说　作者：张县伦

某地一领导上任没两年因贪污受贿被免职，锒铛入狱。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同僚：笨蛋一个!连游戏规则都不懂，办不了或不想办的事就别收人家的。来者不拒，不翻船才叫怪呢?

副职：这下好了，咱又有机会了。看那熊样，早该腾位子了。

干部：肯定上边没人，后台不硬；要不就是太贪心了，只收不送。

商人：也不知道花多少钱买的官，也太急于回收成本，急于见效益了。

农民：“人心不足蛇吞象”。拿着国家的工资、坐着公家的小车，吃香的喝辣的不用自己掏钱，多舒服的日子呀!还不满足，真不知道要那么多钱干啥?

歌星：看来当官的弄几个钱也不容易，还真不如咱多出去几趟，张张嘴就行。

记者：仅仅是贪污受贿?背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譬如包二奶、养情人之类。

酒鬼：肯定是酒后失言惹的祸，要不别人咋会知道呢?

赌徒：别看前面和了两把，赚了几个钱，这个“炸弹”可挨惨了。

警察：这种嫌疑人最好抓，省心省力，还不挨骂。

好儿子　作者：佚　名

某一监狱的牢房中关了数名重刑犯。

有一天，大伙翻着彩色杂志在那里闲聊，其中一名犯人指着杂志中的珠宝图片感叹地说：“我的母亲要是能戴上这些首饰一定很高兴。”

有一个则指着上面的房屋图片说道：“我的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多好啊。”

另一个犯人则说：“要是我的母亲有这么一辆车子，就可以常来看我了。”

最后杂志传到一个年轻的犯人手中，他拿着杂志良久不言，然后流下泪水说：“如果我的母亲有个好儿子就好了。”

大家听了都沉默无语。

留三分　作者：佚　名

知人不必言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口德与己；

贵人不必苛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肚量与己；

才能不必傲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内涵与己；

锋芒不必露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深敛与己；

有功不必邀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谦让与己；

得理不必抢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宽和与己；

得宠不必恃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后路与己；

气势不必倚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厚道与己；

富贵不必享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福泽与己；

凡事不可做尽，

留三分余地与人，

留些余德与己。

为人处事，

常留三分为他人设想，

尚存几分，

善自品尝思量，

方见其中滋味，

淡泊久长。

先富帮后富的几种途径　作者：快乐的牛虻

一、乡长富了，送一些给县长；县长富了，送一些给市长；市长富了……

二、先富的撞死后富的老婆，减轻了后富者的家庭负担，还付给后富者一些扶贫资金……

三、甲富了，乙来查他，甲分给乙点。乙富了，丙来查他，他分给丙点……

四、后富者潜入先富家庭，取走先富者一些用不了的东西!

无为斋闲话　作者：大　树

一

据学术界的打假者方舟子说，他揭露的学术造假和腐败案件共300多起，至今无一件得到有关部门的处理。

学术造假和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揭露后无人处理。

如此，学术造假和腐败如何能制止?

二

王小波说：“好的作品需要批评，坏的作品才需要炒作。”

时下一些批评文学类似炒作，炒作又冠以批评之名：谁能分清两者的区别?

三

一位其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者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并提起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话：“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料这位领导反问道：“你能代表群众吗?”

这位上访者的确不能代表群众，因为没有任何群众选举他当代表。但“群众利益无小事”并非“群众代表的利益无小事”，这位领导也是应分得清楚的。

辩证法（外一则）　作者：文　生

一边是“神丹妙药”铺天盖地，一边是假药有禁不止、泛滥成灾；

一边是减负口号锣鼓震天，一边是辅导班补习班遍地开花；

一边是治沙取得重大进展，一边是沙漠化面积逐年扩大；

一边是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一边是工伤事故频频发生；

一边是银行存款直线上升，一边是企业资金短缺苦苦挣扎；

一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二等公民无处诉冤。

喂饱了

朋友搞客运，屡次严重超载，却无人阻拦，问其原因，曰：喂饱了。

友人办电镀厂，毒水直排长江，群众的举报如石沉大海，问其原因，曰：喂饱了。

仁兄开浴室，纵容卖淫被查封，很快又恢复营业，依然生意红火，问其原因，曰：喂饱了。

……

喂饱了?哦，喂饱了就不咬人!

穷人与富人　作者：古城小刀

要钱的是穷人，躲债的是富人。

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

写歌的是穷人，唱歌的是富人。

走亲戚的是穷人，交朋友的是富人。

学手艺的是穷人，学管理的是富人。

听消息的是穷人，听演讲的是富人。

种地的是穷人，搞房地产的是富人。

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

自动交税的是穷人，偷税漏税的是富人。

专注领薪水是穷人，考虑发工资是富人。

欠个人钱的是穷人，欠国家钱的是富人。

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

为过瘾喝酒的是穷人，为牌子喝酒的是富人。

买房自己住的是穷人，买房情人住的是富人。

在家看电视的是穷人，在外跑市场的是富人。

指望被人挑选的是穷人，想到选择别人的是富人。

整天忙着挣钱的是穷人，整天忙着花钱的是富人。

整天忙着攒钱的是穷人，整天忙着投资的是富人。

什么钱都去挣的是穷人，什么钱都敢花的是富人。

倒闭企业的职工是穷人，倒闭企业的厂长是富人。

钱往衣袋里装的足穷人，钱往皮箱里装的是富人。

挣钱为了花的是穷人，挣钱是为了再挣钱的是富人。

买东西讲贵不贵的是穷人，买东西讲派不派的是富人。

挣钱养一个女人的是穷人，挣钱养多个女人的是富人。

将不是钱变成钱的仍是穷人，将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的才是富人。

社会何错之有？　作者：尘　土

父母跟子女说：“现在社会很复杂，不要随意跟陌生人交朋友，小心上当受骗。”

老板告诫员工：“千万不要把社会上的丑恶习气带到公司来，以免影响公司形象。”

小偷对警察说：“我之所以犯罪，都怪社会上某些人教唆，才走上了这条路。”

贪官对法官说：“都怪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我才在美色、金钱面前放松了警惕。”

院长对医生说：“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不要被社会上一些见钱眼开的人影响，收受红包……”

《西游记》里的处世哲学　作者：姜泽华

《三国演义》写的是政客手段，《红楼梦》讲的是儿女情长，《水浒传》说的是黑道春秋。说起来“四大名著”只有《西游记》合适由我们平民百姓来读，《西游记》是我们的处世宝典。

一、学门技术好糊口

没有“七十二变”，没有“筋斗云”等等诸般神通，孙悟空在东海龙王眼里算个啥，在玉帝老儿眼里算个啥，在如来佛祖眼里又算个啥啊?不要说“斗战胜佛”，就是到“御马监”当“弼马温”都不要想啦!有猴子的地方就有猴王，猴王多如明星。可为什么孙悟空却只有一个?那是因为，有技术的猴王只有一个啊!

做生意没钱，当官儿没路。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个大学又凑不齐10万块钱领录取通知书。难道让孩子也一辈子种地扛包，出租“摩的”?所以啊，赶紧让孩子去学门技术，先当个蓝领技工能活下去再说吧!

二、该出手时别出手

孙悟空见势不妙，便纵身一跳：老孙去也!于是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逃开去了。

不小心惹恼了那些大官人们。大官人们揍了你，那就捂着伤口快撤吧!跟人家讲道理?等死啊你!不会有“捕快侠客”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捕快”和“侠客”们，都在忙着拍电视剧呢!

三、该吹牛时要吹牛

孙悟空被“独角兕”打得大败，连如意金箍棒都被人家收去了。最后全凭太上老君来了，才解决问题。可当唐僧惊魂未定地问：悟空，那妖精呢?孙悟空马上拍胸脯大言不惭答道：那妖精被俺老孙打跑了。

即使你心底对那个家伙佩服得不行，对不知底细的人也要板起面孔：他算什么啊，我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四、朋友多了路好走

遇上“黑水河”的“鼍龙”，便找西海龙太子摩昂小哥儿来收拾。干不过“通天河”的“灵感大王”，就请南海的观音来搞它。即使神通广大的“六耳猕猴”再厉害，还有如来佛祖呢!

在社会上混，就该多交几个“真朋友”，“铁哥们儿”。以备关键时刻能够有人为你挺身而出，“两肋插刀”!

五、最好找个好“娘舅”

取经路上那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占山为王据河称霸的妖怪，多是有背景有后台的。且不说如来佛祖八杆子打不着的娘舅“金鹏大王”，便是给太上老君烧过锅炉的“金角”“银角”，给文殊、普贤菩萨当过司机的“青狮”“白象”，到了凡间也可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即使有一天闹出事来要被法办，也有“娘舅”罩着，并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重返工作岗位。连取保候审都不用办。

没有背景靠不上个好“娘舅”，便是本事再大也不保险。

六、千万别玩“跳楼秀”

所有的磨难都经历了，连唐僧的“化斋紫金盂”都用来行贿了。可如来佛祖还是“即令揭谛，再生一难”。于是通天河老鼋把身体一翻，唐僧师徒便在通天河里洗了个冷水澡。

老板再怎么收拾你也是对你的关爱，不能惹老板生气。辞职不干还想要工资?去玩“跳楼秀”吧!看我不找公安办你个“扰乱社会秩序”!

人人都道神仙好，其实神仙有什么好?如果你做人都做得不痛快，还是别想神仙吧!你就是当了神仙，也要天天生闷气。

三国中最精辟的十句话　作者：佚　名

第十位：“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一共八个字却称赞了两件事物，足可见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而且朗朗上口，妇孺皆宜。后来关羽虽然也得到了赤兔，但也没听别人这么说过，估计作者肯定是吕温侯的PANS，否则也不会这么肉麻。

第九位：“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老马家五个儿子，为大家熟知的只有马良、马谡哥儿俩。马良的确才华出众，为刘备坐稳西川出了不少力，可惜死得较早。马谡虽说智商较高，也一度取得诸葛亮的赏识，只可惜后来一步棋走错，丢了街亭。因此当人读起这一句话时，一则叹马良死得过早，二则叹马谡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第八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说《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先不论是谁写的，这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诸葛亮真实的写照，也是最能表现诸葛亮后期六出祁山无力回天时的心情，也成为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第七位：“既生瑜，何生亮”

在《三国演义》里，周瑜是心胸狭窄、永不服输的代名词，也只有当他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时，才会由口及心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只不过这句话过于自卑，长了诸葛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使得二人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格式化了。

第六位：“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这是赵云迷们最津津乐道的评语，原因是在《三国演义》里赵云并不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对象，但由于他每回出场都是英姿飒爽，攻无不克，能得到主子这么一句肯定，当然是高兴得找不到北了。不过也可以看出刘备没有知人之能：赵云跟了自己这么多年，到这时才知道他的胆识，平时只给他一些押粮运草，打扫战场，保护家属的杂活，真是埋没英雄。

第五位：“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司马徽一向看好诸葛亮和庞统，曾经把诸葛亮比成姜尚、张良，所以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也不奇怪。二人倒也有些经天纬地的本事，因此这么说也不过份。奇怪的是刘备二人皆得，反倒不能安天下了，不能不引人思考。

第四位：“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孙策当政时常常霸气有余而策略不足，想不到他倒还有些识人之能。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准确性，张昭主外事时主张投降曹操；周瑜主内事时把孙权的妹子糊里糊涂地嫁给了刘备。而二人各行其事时却做得近乎完美。

第三位：“生子当如孙仲谋”

小时候看三国，很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倒底是在夸孙权还是在骂孙权。稍大了一点后才知道，曹操其实和孙权他爹孙坚是一辈的，这么说没什么不可以。另外曹操的主要意思是夸孙权能守住父兄基业，跟袁绍和刘表的那几个败家子不同。怪不得辛弃疾很是欣赏孙权，并在自己的词里引用了这句话。

第二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个人认为，在曹操说过的所有的话里面，这句话是最精辟的。难怪刘备会吓掉箸子，连苍天也打了个冷战，以为泄露了天机。其实曹操也就是这么一说，试探一下而已，后来又被刘备一糊弄，否定了自己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第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一句话，不仅给曹操的一生定了性，也道出了曹操的能力，在治世是治国安邦之臣，在乱世则是独霸一方的军事首领。而曹操听到这话面露喜色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没有说他能成为皇帝，而他也不愿登基称帝，在史书上成为王莽、董卓一类的人。

男人是这样长大的　作者：佚　名

1岁：穿着开裆裤到处撒尿，老爹老妈以此为荣。

2岁：跑得比奶奶快，就想看她在后面端着碗追我的样子。

3岁：希望妈妈可以不再带我去女浴室。

4岁：幼儿园很好玩，有很多女孩子，嘟嘟最漂亮，因为她戴眼镜。

5岁：天天下午盯在电视上，盼望可以成为变形金刚，嘟嘟是谁，她那么丑，还戴眼镜。

6岁：妈妈让我一个人睡，我为什么要一个人睡他们却不。

7岁：我终于可以上学了，有一只大书包，里面塞满了零食。

8岁：我可以不去上学，不系红领巾，不做作业吗?

9岁：我跟小胖打了一架，撕坏了他的衣服，以后他不再抢我的球。

10岁：老爹在游戏机室把我揪出来，并扬言以后再去那种地方就别想回家，不知道他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我用一个铜板就玩了一天，最后还赚了两个。

12岁：这个生日很隆重，每个人都给我钱，大家都很高兴，我趁机没做作业。

14岁：我跟几个男孩子躲在一片废墟后面抽烟，一点也没新意，那个地方那么脏。这一年中我飞快长高，所有的衣服都小了，我喜欢专卖店里那双真正的“耐克”。

16岁：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与女人有关。

18岁：我考上大学的愿望与任何人无关，可可报哪儿我就报哪儿，我没给她写过情书，但我12岁就爱上她了。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深谋远虑。

20岁：和可可在同一所大学校园里风花雪月，但是好景不长，体育系一个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小子横刀夺爱。可可原来是个肤浅的小女人，她爱坏男孩。从此和她咫尺天涯，我的伤心没有人知道。

21岁：第一次看了黄色录像，昏天暗地的，看完了想找一个地方吐。虽然城市里流行男不坏女不爱，我还是想做个好男人。感情事已小，好男儿应有雄心大志。

22岁：找个好工作比找个漂亮女孩还难。前途未卜，心情暗淡。

24岁：已经在一家公司站住了脚，然后碰到两个女子，一个美好如梦中情人，一个有极好的家庭背景。我选择了后者。

26岁：我后悔了，两年中未来的老丈人没给我丝毫帮扶，我还得靠着自己打拼。但是来不及了，她怀孕了，这是一个阴谋。

28岁：儿子快两岁了，我不爱他的母亲，但我爱他。偶然间与我当初放弃的那个女子相遇，她依然美好，而且未婚，我的心很疼。那天晚上又在酒吧喝多了。

30岁：终于熬到了一个部门经理的小位子，可以对十几个人呼来唤去了。穿灰色西装，打品牌领带。回到家冲老婆大吼，再啰嗦我对你不客气。

32岁：有了婚外情，对方是个小女孩，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现在的女孩子，敢作敢当，勇往直前的风格真叫人刮目相看。但好景不长，老婆终于知道，就以死相逼，小女孩不屑一顾，甩手而去，没有再回头。我不想离婚，因为儿子。

40岁：生活再没有改变过，日复一日。儿子做的每一件小事都不对我的胃口，不好好学习，小小年纪就谈恋爱，但我管不了他，他已经很高了，能说会道。我惟一做着的梦是买彩票中上500万，然后买车子，老婆不换——已经习惯了。

茶客留言　作者：陈品付等

陈品付(湖北潜江)

我认为，如果说《读者》是林语堂，那《杂文月刊·选刊版》就是鲁迅。对一个转轨时期的大国来说，缺少的不是闲适小品文，而是鲁迅的杂文。杂文至少让国民在“盛世”保持一份清醒。仅贵刊的第11期就有《欧盟也搞“政治第一”》、《“小骂大帮忙”新解》、《看看吕日周到底干了些啥》、《智者的“糊涂”》等文章让人百看不厌，花三块钱，值!不足的是，所选佚名同志的文章太多，让人怀疑胆子太小，并且几篇佚名文章似曾相识，如《让人笑得流泪》就与《阅读与写作》2001年第3期赵贤德的文章《贪官的语言艺术》几乎雷同。另外，在多选名家杂文的同时，对无名小辈的文章也要酌情遴选，以培养新人，壮大作者队伍。窃以为11期鄢烈山的《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没有反映名家水准。

葛建强(山东东营)

我是胜利油田的一名普通工人，无意之中发现了贵刊。在仔细阅读完之后，感觉如吃完麻辣烫一样，大呼过瘾。最早接触杂文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的杂文多是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杂文被人评为“像投枪、像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可毕竟鲁迅的时代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几乎被淡忘了。在看完贵刊后，我逐渐又拾回了对于杂文及鲁迅精神的记忆。贵刊的文章多是针对当今社会的怪现象及阴暗面或讥讽、或鞭挞，都是实实在在有感而发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很多文章我是深有同感。比如说2004年8月(下)里面有一首《开会歌》，反映的就是我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我想说却难以表达的心声。

李宜倩(江苏南京)

读到一本有智慧、有力量、有真理的好杂志，就如同交上了一个知已的朋友，常常可以帮助你走好一生的道路，不走邪路。我认为《杂文月刊·选刊版》就是这么一本好杂志。她指引我们做一个真诚正直、同情弱者、疾恶如仇、富有良知的人。她那尖锐、泼辣、幽默的语言，更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们全家三代老小对《杂文月刊·选刊版》的感情都非常深，连读初中的小孙女功课这么忙，也争着非读不可，还道出一句：“选刊，选刊，从全国报刊中精心烹制而成，还能不是精品吗!”

杜健初(湖南双峰)

今年上半年，我往返省城长沙数次，接触期刊尚不少，然而留在脑海中印象甚微。惟在武警总队看到《杂文月刊·选刊版》，令我耳目一新。从浏览到细读，每天一期，我一连读了10多期，贵刊中登载的许多文章，文字激扬，针贬时弊，刻画淋漓，抨击贪官，也似匕首、似投枪，愈读愈感兴奋。《杂文月刊·选刊版》中的许多优秀篇章，敢于说实话、说真话，鞭挞邪恶，伸张正义，实属举国独创。《杂文月刊·选刊版》文风犹同“文革”之前的《燕山夜话》，她笔锋犀利，观点新颖，立意深刻，字里行间充满着幽默风趣，多读而不厌，回味却无穷。贵刊美中不足的是：个别作者在文中对某个别历史人物求全责备、纠缠不休；对某些问题的阐述，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运用泼妇方式在咒骂……笔者认为，若克服了这一点，贵刊在数万读者心目中便是一块丰碑。

刘颖洁(辽宁沈阳)

今年暑期我儿推荐贵刊于我。一口气连阅8本，阅后感触颇深，相见恨晚。多年来我被《读者》所吸引，期期不离手。而今我又被贵刊鲜明的主题，辛辣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内涵，广博的知识面，泼辣的个性所征服。贵刊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敢说、敢讲、敢爱、敢恨。

刘恩柱(新疆福海)

《杂文月刊·选刊版》之所以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就是因为她所登载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弘扬鲁迅精神，关注社会人生，尖锐泼辣幽默，可读可信可亲”的。她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周围还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那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还有那么多肮脏与龌龊，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一大批智者在为改进这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在为清扫这些肮脏与龌龊而呼吁、而呐喊!透过每篇优秀的杂文，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百姓心里有杆秤”这句俗话的内涵，从而也对我们的社会能够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更加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柴济阳(陕西西安)

我是一名杂文爱好者，《杂文月刊》是我每月必读的一本杂志，特别是新出版的《杂文月刊·选刊版》，融百家精品于一炉，个中作品视角独到，思想深邃，把现实生活刻画的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每每读来，都会让人耳目一新，酣畅释怀。贵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我倍感欣慰与鼓舞。在杂文逐渐式微、遭遇尴尬的今天，贵刊能够固守自己的执著与追求，很是让我感动。

傅春贵(福建宁化)

《杂文月刊·选刊版》确实办得很好，她选材多样，内容充实，可读性强，所设置的栏目新颖有特色；长文、短稿，选编得都很精美。只有一点小建议，希望贵刊“茶客留言”栏目版面再扩大一些，好让更多的读者有留言的机会。

2005年第1期

舆论如何能够影响权力？　作者：毛　飞

一部电影、一个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女孩、一纸推荐全市学生观看该电影的五部门联合发文，再加上“巨额留学费用”、“数百万公司股份”等一连串谜题，让深圳“妞妞事件”持续热闹了一段时间。

事实上，从南京某媒体率先报料开始，全国十多家报刊加上电视、网络早已将此事炒得纷纷扬扬，对深圳市政府的缄口不言，新闻舆论或直接或婉转，“质疑”声早已响成一片。

面对如此热闹的景象，我却没有多少说话的兴趣。因为从舆论热火朝天与权威部门一片沉寂的鲜明对比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隐隐做痛的无力感——我想，多数新闻人和评论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想靠公众舆论撬开权威部门的铁嘴钢牙，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去年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或许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但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似乎又表明，推动黑龙江权威部门积极表态的力量也许并非完全来自于媒体与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更多的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一件又一件交织着权力、金钱、不公正的社会事件，在舆论的追问与权威部门的缄默中不了了之——从深圳市现有的表现看，“妞妞事件”或许也要加入“不了了之”的行列之中。

放眼今日之中国，公众舆论的力量正在生长，但依然微薄。当我们大讲舆论监督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体制性事实是：舆论能够反映和影响民意，但民意未必能够左右权力——这一冰冷的事实点中了舆论监督的软肋，几乎废掉了新闻舆论的全身武功。

新闻舆论事实上与公共权力无关，只与公民权利有关。新闻舆论只能借助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才能发挥所谓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必须包括舆论影响民意——民意影响权力的基本过程，而后者恰恰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新闻舆论可以影响民意，民意却很难左右权力——这缘起于公民权利难以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困局。在目前的干部任用制度下，权力分配的决定者不是公众；对于多数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而言，决定自己“官帽”去向的不是广大公众，而是身处更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因此，不少官员只会将上级的意志当作利害计算中的一大关键变量，而对群情激昂的公众的意志不屑一顾。

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即使新闻媒体将零散的公民的意志成功地聚合成气势磅礴的公众舆论，公共权力依然可以按照其原来的逻辑运行下去，权力的掌控者不会因为舆论的变化而失去什么实际利益。因此，虽然“妞妞”的父亲显然知道沸沸扬扬的舆论质疑——“妞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非议)现在满天都是，他们(指她的父母)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他依然可以泰然处之、对公众没有任何交代。

面对“妞妞事件”，我想一切的讨论最终都必然回复到那个古老的话题——体制问题。的确，在宏观的体制问题解决之前，公众舆论难以影响公共权力，舆论监督也只能处于原始阶段。

“副部级干部待遇”猜想　作者：鄢烈山

“享受副部级干部待遇”这个词组，这些年来我的目光已多次遭遇，倒也没有觉得特别刺眼。比如，报上某些老干部的讣告，在介绍历任职务时特意用括号注明“享受副部级干部待遇”，我就想，老人家参加红军或八路军时不识几个字，出生入死战功赫赫，职务却难上去，享受此待遇合情合理。又如，某省为表重视人才承诺给两院院士“副省级医疗待遇”，我就想，优质医疗资源有限是客观现实，向极少数科研精英适当倾斜，让他们得到适当的特别保护，也算一桩激励人才的德政吧。

但我现在看到这个词组却强烈地反感。说两个最近的例子。一是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林孔兴及其妻子王萍涉嫌受贿案10月底在湖北开审，各媒体在介绍林孔兴作案时的职务时注明“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众所周知，如今给官员现任职务、历任职务加半级“括号待遇”并不限于高中层，举凡在村以上即乡镇科局级的官员中所在多有，已成为一种突破职数限制“提拔”所有级别领导干部的通用模式。“享受”一词，也清楚表明这种高半级待遇是一种特权或“福利”。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增加公共财政开支，它经过了纳税人(他们的代言者是人大)批准，或有什么别的合法授权吗？

另一个例子是，江苏省纪委有关人士近日谈到已被“双规”的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时，推论道：“姜案性质应该是受贿而不是贪污，到了他这个级别，没有必要贪污。”听听这句大实话：“到了他这个级别，没有必要贪污”！在我这个平头百姓看来，“到了他这个级别”，岂止“没有必要(冒会计稽核的风险)贪污”，连受贿也“没有必要”，只可惜贪官的欲壑深如太平洋。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是正厅级，“到了他这个级别”，按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与干部待遇规则，他岂止像样板戏《海港》里工人马洪亮唱的“生老病死有依靠”？他还可以过上非常优裕的生活到死方休。这种不成文的干部待遇制度，是接近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干部能上能下”(包括职务与待遇挂钩)的目标，还是接近于中国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或者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私人产权的“赎买”政策，不用多说。

回到本文标题确立的话题：“副部级待遇”有哪些？作为平民和平民子弟，我当然只有猜想。总的来说，应当没有王朝时代的“封妻荫子”条款。就政治待遇而言，王朝时代的官员是论级别享有上奏折权力的(监察御史之类言官除外)，当今则是阅读相应密级的内部文件，这对许多官员已不重要。就其他待遇而言，有副部级干部离职后可以保留秘书等服务人员之类，但退位后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医疗待遇，可以住多大病房，可以召什么人看病，医药报销额度有无限制等等。我耳闻目见以及能猜测到的就这么多。

我懒得找知情人打听有关详情，我也要用用这句话：“没有必要”！对此，我只想说两点：

一、这种加括号“享受××级待遇”的做法，根本上是违背共产党宗旨的，共产党人早就宣告世人，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的特殊利益。对“打江山”的老干部给予特殊待遇，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但这种做法应当止于离休干部，就像“中顾委”设置不得引为先例。如果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官员仍然搞特殊待遇且终身制，肯定是不公不义，绝不符合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

二、这种“享受××级待遇”的做法，不仅有凝固化而且有扩大化的趋势，令人严重不安。据我所知，有些县市官员，论级别离副部副省副军相差甚远，也就正副处级，但他们自我授权为他们这个级别的圈子定规则，“几大家”的领导干部，在职的或退休的都可以住当地的“高干病房”，到外地大医院看病住院，医药费陪护费都可以拿回来全额报销；还有享受每年多少额度的公款旅游费用之类就不用提了。

“文革”中不仅反特权，还要大批“资产阶级法权”，这种基于乌托邦理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无疑是一场大灾难。然而，若听任官员公然滥用权力搞各种特权，既违背“权为民所用”的基本政治原则，也势必导致另一种政治灾难。

君不见，苏联是怎样解体的？上世纪70年代，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滨河街公寓》等苏联文学作品，对特权造成的社会问题早有尖锐的揭露，期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但是，当权者以为他们将一劳永逸地享有权力，并不理睬。肆无忌惮地谋求特权，毒化了社会空气，使民众产生离心倾向，是苏联解体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贪多少才算“情节严重”　作者：何三畏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贪污20万元可以成省级大报的头版消息，40万元可以造成全国轰动。事实上，1999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可叹这一法条在当时即已经与贪污腐败行情不太适应，到今天，巨大的矛盾更是显露无遗。矛盾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时间的纵向上，前几年被判死刑的贪污受贿罪，到了今天，可能只能判10年；二是由于自由裁量权太大，使法官难以把握，也给司法腐败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三是由于中国区域经济极不平衡，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贪污受贿100万，可能比在东部发达地区贪污受贿100万，“情节”要恶劣得多。

这些矛盾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寻求现实的解决，为此，据说各地各级法院早已形成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例如，在2001年左右，是100万才能考虑死刑。但很快，这个内部死刑的门槛也必须调整，因为实行起来仍然杀人太多，于是，到2002年以后，300万元、500万元也不判死刑，或者，官位太显赫，800万也不判死刑，像成克杰胡长青那样的贪污受贿数额就执行死刑，也不太可能了。本来“杀人太多”不是使刑法废弛的理由，但反腐败在客观上有维持稳定提高执政能力的效力，而杀得太多也就可能有负面影响，这是能够解释死刑线在贪污腐败的追击面前节节败退，从10万元一直退守到1000万元不死的惟一理由。这样一来，刑法中有关贪污受贿量刑的条款，事实上已经被颠覆了。这极大伤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也挫伤了人们对公正的基本诉求。

在10万元和它的100倍(1000万元)之间，都可以执行死刑，当一个审判官面对这样的案卷时，我不得不对他表示同情。请想一想，在100倍的自由裁量权之间，他是多么困惑啊，他的朱砂大笔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了，现实要求他必须拿主意，但是，如果没有来自法律以外的因素，在这生死的关头，对于任何一个法官，无论他职业操守是否严谨，都将非常难办。其中惟一可以拿得到桌面上来考虑的因素是“情节”是否“特别严重”，但是，就算贪污10万元救灾款或者低保款，就算有勒索的性质，你怎能说就比贪污1000万元重点工程款情节更严重呢？

所以，我对江苏省高法试图破解“贪污多的没判死刑，贪污少的反是死刑”的“难题”而出台《规则》试图统一量刑标准的做法表示理解。虽然有人批评这不合法，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在最高法或者全国人大，我想，江苏高法未必不知道这些道理，我只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江苏高法的《规定》有着可以理解的“立法善意”。

但是，任由各省市区自己“规定”贪官的死刑标准，是要不得的。规定得宽也罢，严也罢，都是制造麻烦。当然，我也提不出好的办法，如果要硬着头皮说，我想说，在当前，作为一种非暴力犯罪，不妨不适用死刑。效果上，终身监禁可能比死刑立即执行还好。这当然只是一种议论而已，比起各地在实践中对刑法的自由裁量已经到了无所适从的程度，提一下个人的想法，也就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这个道理总是真的：反腐需要新思路，改革需要新突破。说新，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就是进行民主改革和法治建设吧。

当用法律不能讨回公道时　作者：李　醒

1992年12月16日，江西省九江市发电厂二期工程灰厂、灰管线在九江市庐山区家河乡征用土地1316.517亩，征用范围包括大桥村、鲁板村、郭桥村和山湖村。双方在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下，签订了征地协议。九江发电厂共补偿土地征用费958万元，房屋拆迁及其附着物补偿费104万元，两项合计1062万元。

按照补偿的比例，大桥村第十一组村民小组应得812万元补偿费，而这笔巨款在规划虞家河乡之后，却被乡、村两级按比例留用，大桥村第十一组村民只得到380万元的补偿，而另外的400多万元却迟迟得不到补偿，愤怒的村民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1995年1月16日，最高法院复函江西省高院；应当复还大桥乡的补偿费。江西省高院2月15日进行了判决：将虞家河乡政府截留的4003400.68元用于大桥村十一组村民发展生产，安排劳动力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补助。

可从1995年2月15日的判决生效之日起到现今的十年间，村民们拿着高院判决书多方奔走、反映和上访，就是得不到补偿，省高院也几次派人到虞河乡执行判决，都不能要回补偿费。讨不回公道的村民几乎葬送了对法律的信心（2004年9月20日《法制日报》）。

人们常说，法律是神圣的，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如果在10年的时间里村民们仍然讨不回公道，该要的钱要不回来，该办的事办不了，那法律的尊严在哪里？法律一旦缺少了权威和尊严，那后果将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看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某地农民出身的某造纸厂法人代表付本元，8年时间里与华荣县电力局打了7场官司，二十几万元的资财始终没有拿到分文，官司打得他精疲力尽、钱财两空。万般无奈的付本元想出一个可怕的计划，即用炸药炸掉县电力局大楼。备好了炸药，当他着手实施这一方案的时候，省地县三级检察院与电力局达成的协议书恰好送到付本元的手中，他获得17万元的赔偿，由此一场恶性血案得以避免。倘不是三级检察院的抗诉，一旦付本元的方案得以实施，将不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另一件是，四川省峨边县宜平村村民张明春，几年前，自筹资金4万元建起一个沙场，后来被县政协副主席、名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富豪葛君明的公司修电站工程电路所占用，可只给张明春4000元钱的赔偿。张明春通过找葛君明的亲戚协商，才同意赔偿1万元，但必须经过葛君明签字。张多次找葛未果，下跪仍不解决问题，张明春心想，打官司人家是县政协副主席，有钱有势，方方面面都会替他说话，自己还能赢了官司？一不做，二不休。愤怒的张明春遂携带炸药闯入县政协副主席葛君明的办公室，一声巨响过后，张明春与霸道而又贪婪的葛君明同归于尽。

两个事例都是受害人认为在万念俱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行为，只不过一个得以实施，一个没有能够实施。但不管实施与否，其动机和后果都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亡命徒和杀人狂，他们也想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和常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然而，他们尊重法律，法律却不理会他们，以致最终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

如今，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显现，一方面，一些财源不明的富豪大款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甚至称霸一方；另一方面，少数群众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举步维艰，求助无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法律不能为弱者主持公道，受害者的正义长期得不到伸张。势必对法律失去信心，像付本元、张明春等等，铤而走险就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上述极端的例子随时随地就有可能发生———既然打官司已不能讨回公道，用法律解决不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难题，那还求助于法律干什么，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生，你不仁，我也不义。来个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一了百了。这就是现在弱势群体在用法律讨不回公道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可怕的心态和现象。

村霸的妙用　作者：李甘林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八里堡村６１岁的李向云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由于“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村主任呼风几次找来要他率先搬家。在村干部一次次恐吓后，素来胆小的李向云颤抖着双手搬离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以每月６０元的租金在村里租了一间小房，由于空间有限，李向云收破烂的小驴车不得不卖掉。呼风又威胁要收回土地。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李向云只有用家中的菜刀割破喉管自杀。

当记者到该村的上级——双塔区政府采访副区长牛驰时，牛副区长却这样回答：“就是让‘村霸’来当头儿，也没什么不好，起码能压住茬儿”。

反正，这村霸再怎么混蛋，再怎么无能，但最起码也能领会领导的意图，把那些不听话、不服管的刺头和茬口打压下去，不让这些人去找领导的麻烦。因为在牛副区长眼里，八里堡村的村民近来频繁上访，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他们就是无理取闹” ，如果没有呼风这样的村霸出来控制局面，打压这些刺头，那说不定局面更不好收拾呢。

真得感谢牛副区长所说的这番真话，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在我国部分农村村霸横行欺压农民的真实情景：在山东省菏泽，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流氓无赖许新光，服过刑，却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在任职期间，他奸淫过本村十几名妇女、殴打过数十名村民，却无一人敢报案。在安徽，一个声名狼藉的村霸张金彪居然集村支书、村主任、民兵连长和村会计于一身，长期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多年也没人过问。在北京郊区某县，几名村干部由于对一村民看不惯，竟然一合计就把这位村民给“办”了。

反思这些村霸横行现象，有人当然会总结出诸如宗族关系、裙带关系以及“能人治村”什么的经验教训，但我以为，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严重问题，那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任用、容忍这些村霸治村，完全由于他们对广大农民群众深刻的不相信，总是把农民群众当作群氓、刁民、刺头，所以就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对付农民群众。

而更让人痛心和让人深思的是“村霸”张金彪所在村村民竟然表示：“如果不出这事，再选还是由他干。”选谁不选谁，这么一件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情，在广大农民群众那里居然成了一件爱谁谁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哀大莫过于心死”这一古话的最恰当、也最无奈的诠释？

天上人间　作者：佚　名

还是雅典奥运会时，金牌运动员的报道一时丰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奋勇拼搏的细节，而是运动员的身世和家庭。

有一个报道，说举重运动员张国政出场之前，教练要实行“现金刺激”，后来这个故事被“怒斥”。不知为什么，出面“怒斥”的并非张国政或他的教练，甚至也不是举重队的人，而是代表团的官员，大致意思是说，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定要叫教练卷铺盖走人，水平不够，思想作风不过硬，就是搬银行来也没用。

我想，就算真有晃信用卡这回事，也不会有谁愚蠢到认为运动员拿金牌靠的不是实力和拼搏精神。无论如何，张国政少年苦难，“现金刺激”也确曾在过去起过作用，并没有影响他不断上进，奥运夺金。

还有一个报道，讲唐功红的身世。唐功红被看中是一块举重的料子，家里很高兴，但500元上体校的费用让人愁，借了4家才借齐，母亲又把她姐姐的一双鞋子卖掉，给她去买毛巾、脸盆等生活用品。后来，体校训练太苦，唐功红从体校跑回家，母亲不想女儿再像她一样在地里劳作一辈子，做了两天农活，唐功红就回体校去，她再也不跑了。这个故事，传递了农民生活境况以及农民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的丰富信息，这类冠军故事完全可以作为社会研究的资料存档使用。

来自武汉的网球选手李婷夺冠，被当地报纸称为“贫家里飞出金凤凰”，李婷的家里生活艰难，退休在家的父亲李瑞堂将女儿穿破的球鞋修补起来，在多雨的武汉，这是他的雨鞋。城市里的市民——这个经常容易被人在前面冠以“小”字的阶层——过着怎样的生活，李婷父母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普及性的版本。

《南风窗》杂志2004年9月下半月版载文《冠军回家》，其中讲到央视直播节目中主持人与奥运举重冠军陈艳青父亲的对话。你去无锡做什么？打工。陈艳青平时喜欢吃什么？萝卜青菜，最养人了。小时候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红烧肉。是妈妈做的红烧肉有绝活吗？是因为小时候没条件，很少吃到肉。听说比赛前你很少给女儿打电话，为什么，是不是怕打扰女儿？不是的，是因为电话费太贵了。

这个叫“陈艳青父亲”的农民，来自被公认为“天堂”的苏州，他的生活已经由简单的问答精确描摹。我不知道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多高，也无法确定奥运冠军的家庭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生活状态，因为现在的媒体上，除了娱乐明星与“高尚人士”，普通人的生活不太可能得到揭示，只有从奥运冠军之类的英雄所受到的报道中，才能发现普通人正过着怎样的时代生活。对所有的奥运冠军来说，他们的家庭将因为冠军的获得而彻底改变境况，他们的贫困故事会成为永远的记忆，但这种“一夜成名天下知”的事情，对绝大多数有着同样命运的人来说，不仅是不可及，甚至是不可望的。

《南风窗》杂志说，“陈艳青父亲”的话使主持人产生了“惊讶的表情和企图掩饰惊讶的努力”。“社会分层”确实已经实现，已经厌恶吃肉的人只能想象另一个人爱吃肉是因为肉烧得好，不为电话费发愁的人只能想象少打电话的原因是要减少打扰，无肉可吃和无钱交电话费，是一些人的生活，这种生活甚至超出另一些人的想象。

现在，除了整天在媒体上晃荡的名字及其奇闻佚事，人们不知道，似乎也没有兴趣知道其他“层”的人在怎么活、怎么想，社会分层难道要以社会失去相互观照的愿望和能力为代价吗？

在同一片蓝天下，可以有天上的生活和人间的生活，这两样生活距离有多远？晋惠帝问吃不上饭为何不吃肉，一直被作为他弱智的证据。其实这也许不过表明天上人对人间处在想象状态。有笑话讲，黔首们在地头想象皇宫的卧榻定是左边放了白糖，右边放了红糖，翻过来翻过去，总是顺嘴就可以吃到美味，这是“何不吃肉”的反向想象。晋惠帝与黔首们之间，当然也是社会分层，但如果分层之间只靠想象在连结彼此，分层毋宁说是分裂。

分层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现象，无法避免，也并不可怕，但分裂是可怕的，因为崩溃是分裂的必然结局。分裂之下，固然一定会有人让大家以“同在一片蓝天下”而自豪，但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拥有同一片蓝天”而欣慰呢？

想起了“向毛主席保证”　作者：邵燕祥

几年前媒体曾掀起一阵“承诺”风，各行各业纷纷做出自己的承诺，这种承诺播之于广播电视口头，不免随风而去，写在纸上，却是日报、晚报，没人像合同、契约那样注意保存。又不是向一人、一家承诺，没有哪一人、哪一家，像对待跟自己订了合约的人和事那样认真追究：为什么时过境迁，没有下文了？

现在又有兴起新一轮“承诺”之势。因为不是一些具体的行政部门、办事窗口承诺改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是卖猪的承诺不注水，卖药的承诺不害人；而是高级的党政部门承诺廉政，保证不贪污，不受贿，总之，不搞腐败。

悠悠岁月，这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中小学生的一句口头语：“向毛主席保证！”多么响亮的承诺啊。那保证的是不再犯某个毛病，或是按时完成某项家庭作业。

老师、家长和同学，对这一声声“向毛主席保证”持什么态度呢？

不是听你的响亮承诺，而是看你的实际行动：要你说，如果再犯了保证不犯的毛病，认打还是认罚？或者，少说空话，把作业本拿出来检查！

今天３０岁到６０岁的人，就是从那个口口声声“向毛主席保证”的时代走来的。今天向公众作这样那样承诺的党政干部，大多也该对那时的景象记忆犹新吧？即使你当时是好孩子，你有没有让你的“向毛主席保证”落空的记录？你每次讲这句话都是认真的吗？你有没有把这句“庄严的承诺”当作闹着玩儿的套话废话？你是否曾经为你拿这个挡箭牌来骗人糊弄人而感到愧疚？

你那时候“向毛主席保证”，毛主席其实听不见，你也不拿这保证当回事；毛主席早已不在，你今天向公众作承诺，你是希望他们拿你这话当回事还是不当回事呢？

如果你没有实现你的承诺，若干年后，有好事之徒，把你今天的承诺集中汇编出来示众，你会为此恼火吗？你会加以封杀，还是出来表白，你是若无其事，还是向公众道歉？这几种情况也许都不会发生，因为那时你多半也已经不在了，要怎么怎么着，都是你的后人的事了。

后事且当它后事。为今之计，与其承诺这个那个，不如把你和家属子女的财产情况如实地——百分之百地公之于众，一切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欢迎来自各方的监督，胜似了“向毛主席保证”式的千言万语。

我总是不惮于以最富同情的理解看待受到中国共产党谆谆教诲乃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耳提面命的干部，我以最廉价的乐观期待着他们在改革开放和反腐肃贪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作出表率。然而今天我看到一条该说是不错的消息时，却又陷入困惑。

那就是，近日中纪委复函台盟中央，支持他们根据台盟武汉市委的建议而向全国政协提出的一项提案：《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显然是针对了相当一部分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以妻子儿女出国留学、定居的方式，从容经营，转移财产，为一旦外逃预作准备的态势。中纪委对这一提案高度重视，并决定采取对应措施。这确是一件好事。

然而，这个建议在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中建立的制度，中纪委“决定于２００４年７月起在国内部分企业开始试点工作……”

党政干部呢？在党政部门连试点都很难吗？

中纪委自有中纪委的难处以至苦衷吧，我想，这也就是反腐败这个刻不容缓之事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由来。——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还有何“职”可留？　作者：张雨生

农业税费正在减少。快的，今年全部减免。慢的，最多延长5年。不快不慢的，说是三年减完。政府向农民做出了郑重承诺。这项政策不会半途而废，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那么，县里乡里费尽心力组建的那支征敛的队伍，将会怎样终结呢？近时，我到一个地区去，听说那里像前些年鼓励机关干部下海一样，正在给这些人办“停薪留职”。我觉得奇怪，他们还有何“职”可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税费越涨越高，到了世纪之交.几乎失去控制。许多地方巧立名目，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想怎样收就怎样收。盘剥农民，欺压农民，无所顾忌。税费超出了农民的承受力，愈强征愈困难，以至形成对抗性的矛盾，不断出现暴力事件。一方无钱无粮，一方强硬征收，便不得不组织一支特殊的征收队伍。几年间，这支队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庞杂，对于弱势农民完全称得上强大有力。

说它庞杂，是指征税工作人员，无限制地超编，需要多少就是多少，只要能从农民手里把税费收上来，一分也不能少。县里几百人，乡里几十人，不算稀罕。不大量超编，也确实对付不了农民。收税吃税，手里掌握了钱粮。自己先优待自己。谁都晓得，税务部门是肥差，一般人挤不进去。挤进去的，得有过硬的关系。大小头目的七姑八姨，都往这伙人里塞。

说它强大有力，是指税务人员之外，还组织有这个治安队，那个纠察队。在向农民征税收费时，给予强力配合。“没钱没粮，拉猪扒房”，就是这些人干的。开始，还有干部带队指挥，后来干部学乖了，怕出事故惹麻烦，凡是强力配合，干部便龟缩起来，全由他门横冲直撞。挤进这个队伍的，倒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头脑简单，四支发达，有股蛮劲傻劲就行。愈没有政策观念，不讲世道人情愈好。他们多是无业人员，乃至地痞流氓。

在乡间，搞得民不聊生的罪过，当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他们都是小人物，尽管可恶，也不过是被人当枪使。但是，他门毕竟有民怨在身，从良心上应该向父老乡亲谢罪。如今，要他们离开那支队伍，有的人就心虚。势单力薄了，害怕农民报复。

解散他们，为他们办个“停薪留职”，大概是一种安慰。鼓励机关干部下海，保留干部身份，呛水之后还可以回来。这些人既无干部身份，也没有什么薪。税务部门，执法部门，从来不曾有他们的职。供养他们的钱，都说税外税，费外费，罚来的，摊来的，甚或抢来的。只是这些人不是等闲之人，招之能来，挥之能去吗？强征暴敛，个个有汗马功劳，某些领导人也不忍心—挥了之。如今无奈，不能不“停薪留职”。我去的那个地方，每人每月先是发500元的生活费，后来减到300元，现时只有150元。待到明年，150元也不会有。倘若这也叫“薪”，不停也得停。留职，有点自知的人都会明白，自欺欺人，何职之有？

有些县乡已经看出，农业税费再收三五年，倒不如一刀割断。因为收税收费需要成本，农业税费成了老鼠尾巴，越拖越小，收上来的数额小到一定程度，便会抵不上成本付出。最大的成本付出，当是养活这支征收队伍。一刀割断，既无任务，亦无供养，也就好宣告这支队伍“安乐死”。

社会需要什么人，就会造出什么人，不管是好人赖人，正才歪才。不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兹生强征暴敛的队伍，在农村恶性膨胀，那就不仅是农民的悲哀，而且是那个社会的悲哀，那个时代的悲哀。社会和时代清醒过来，恢复正常，他们实在没有道理存在下去。欺压农民，天理不容历史不会漠视这笔账。

成功掩盖一切　作者：梅桑榆

在人们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成功者得到的是喝彩、是歌颂，是羡慕、是崇拜（当然还有嫉妒），而某些成功者在争取成功之前所干下的一切恶行劣迹，均被一片喝彩和歌颂声所掩盖。在口水直流的羡慕者和五体投地的崇拜者看来，即使他以前再不是玩艺儿，现在也高大完美，令人趋奉和仰视。至于那些嫉妒者暗地咬牙切齿或知其底细者的公开攻击揭发，均无损于成功者的一根毫毛。

一个人无论品质如何恶劣，才能如何平庸，无论他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干了多少卑鄙下贱的勾当、花了多少银子，只要他尊臀一坐上相当于什么级别的交椅，他过去的所做所为，虽然还会有人私下议论，但决不会再有人公开提起，他可以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可以在辖区叱咤风云，整日随从绕膝，颂声盈耳，电视上常见他的光辉形象，报纸要报道他的光辉业迹，在那些正为乌纱而拼搏的人眼里，他是成功者，在小民百姓眼里，他是领导人，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发一声吼，如同炸雷，跺一下脚，如闹地震。也许还有人背后骂骂“皇帝”，谁还再敢公开揭他的老底？

一个人无论为发财干过什么坑人、骗人之事，只要他成了富翁，就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政策对他要优惠，法纪对他要放宽，并且硬要把“委员”、“代表”以类的桂冠扣到他的头上。他财大气粗，头衔眩目，惹事犯法，可以拿钱来摆平，对于那些敢与和他过不去的人，他可以雇人将其狠狠地修理一顿。新闻媒体报道他的发家史时，会隐去他的“原罪”，加倍放大他可泣的奋斗历程，对于他的捐款、赞助等善行，更是要大加宣扬。向他求助的人把他当作天神，从他手里讨饭吃的人把他当作上帝，在梦想发财的人眼里，他是榜样，在平民百姓眼里，他是霸王，也许还有人背后说他过去如何不是个东西，谁还敢当面揭他的疮疤？

一个人为了出名，为了成为什么“家”，无论他施展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和令人不耻的高招，或是扯过谁的裙带、攀过谁的高枝（如果是女人，还可以自荐枕席），只要他桂冠加顶，出名走红，他就可以享受成功带来的快乐与收获。他不像上述两种人那样专横霸道，故有人敢于撰文批他名不副实、炒作手段高超，将他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但批也好，贬也好，骂也罢，只能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每到一处，鲜花满目，掌声盈耳，合影合得腿发软，签名签得手发麻。在梦想成名成家的人眼里，他是偶像，在普通人眼里，他是天才，也许还有人对他的过去耿耿于怀，对他的人品与作品满心瞧不起，但大众只看他的现在，拿他当明星崇拜。

中国自古便有“胜者王侯败者贼”之说，反过也可以说是“贼若得胜亦王侯”，不管他是什么货色，也不管他施展什么手段，只要他能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他便是英雄，是豪杰，甚至可以是圣人，是伟人，心安理得地接受民众的顶礼膜拜。而他过去的一切丑行或罪恶，皆可被成功所掩盖。既然有无数的先例在，自然会有众多的效仿者，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去争取成功。而什么正义、诚信、节操、道德、良心，等等，在他们看来均一文不值，只要妨碍自己取得成功，均可毫不犹豫地抛弃之。在一次聚会时，一位著书撰文的仁兄二两酒下肚，公然说：“现在，要想干成一件事，就要不择手段。”在座者不但无一人反驳，而且有几人随声附合，认为他之所言，确为“真理”。这种声音，是否可以反映当今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畸形心态？

享受四个轮子的资格　作者：王乾荣

那天儿子兴冲冲对我说，他领驾驶证了。北京现在已有300多万驾驶员。我问他：“可你有资格开车吗？”我的话令他很扫兴。我就说：“咱们这里持驾驶执照的，不光你，我看很多人都没有资格开车。”“为什么？”他问。

我先给他谈了自己的一些马路观感。

我每天要经过北京南四环外一个十分拥堵的路口。路口很小，但即使车流高峰时，车辆只要按指示灯顺序等待、行驶，四五分钟完全可以通过。但是，我几乎每次都要费时十几分钟，有一次耗了近一个小时。为什么？就是红灯亮、前面的车排队等候时，后面总有一些司机从左侧强行超车，逆着往路口跑，这样把对面来车的路，也挡住了。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路上，都有这样争先恐后的司机，有时就把小小路口变成了一个汽车密密匝匝头对头的停车场。交通警来了疏导，不可能处罚那么多犯规者，又往往指挥逆行抢到前面的车先走，而守规矩的司机，还得等下一次，或下下一次绿灯亮时，才能缓缓通过。久而久之，连老老实实的司机，也不想循规蹈矩了。

乱闯的人得了便宜，原先守规矩的人，也变得不安分起来，这在后者来说，完全是一种“心理补偿冲动”：凭什么我就该傻等、傻吃亏呀？在如此情势下，路口还能不堵、不乱吗？直冲横撞，野蛮开车，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别看大家都拿了驾照，可有几个人够一个正规司机的格？

再一个不够格，在出行方式理念方面。

据资料说，日本东京有2700多万居民，700多万辆机动车，但是人家的马路并没有人口仅1300多万、车辆仅200多万的北京拥堵。为什幺？因为东京百分之七八十的出行者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开私车者很少。而北京人出行乘公交车比例20世纪70年代为70%，现在不到40%。人家的地铁发达咱们暂时比不了，但是大力发展地面公交和少开私家车，咱们为什么办不到呢？是咱们的认识有问题。现在国家和汽车商一个劲提倡“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大有创造小康后来居上的意味。但是人们买了车，图个新鲜也好，为了“显摆”也罢，不管多远多挤的路，都要开车兜上一圈，被讥为“烧包”，马路上的公交车往往显得形单影只，这也是事实。大家都想开车，比如北京，每年一辆私车要跑6万多公里（东京仅为1.5万公里），马路上自然车满为患，于是谁也别想快走。有人计算过，中国有车族每天要为私车的“养”和“用”花费6个多小时（美国仅为4小时），就是说，咱们是以牺牲业余进修、娱乐、锻炼身体的宝贵时间，去捣鼓那个四轮宝贝的，值得吗？中国人一贯“望子成龙”，但是现在咱们用在后代培养上的工夫，还远没有伺候那个铁疙瘩的时间多呢。

听了我的话，儿子仍不服气。他说：“人家发达国家地铁有100多年历史，一个大城市地铁有四五百公里左右，密如蛛网，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也很完备，而且提倡‘公交先行’。北京地铁才50多公里，公车在路上又只能蹭着走，咱们拿什么比人家？”

我说：“说得对啊。咱们北京这点儿地铁，还是当年‘备战备荒’的产物呢。咱们在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动脉——交通的发展上没有前瞻性，没有做好全面规划，这是一个大失误。现在亡羊补牢，又只知拼命修路，忽视公共交通的重要性，并且在没有理清思路，在人们的公德修养低下、现代出行观念还处于小农意识的前提下，盲目鼓动‘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才导致了今天的交通尴尬局面。所以我说的不够‘资格’，并不单单指开车人。关于享受四个轮子，从决策者到芸芸众生，都有一个‘资格’问题。”

当“腐败分子”成了“纳税人”　作者：翟春阳

遗产税并不就是“腐败税”，但一旦它的课征对象是腐败收入，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腐败税”。日前，“反腐专家”又开发出一个“金点子”———向腐败收入征遗产税。“反腐专家”称之为“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如此“反腐专家”、如此“治本之策”，其荒谬不值一哂。

“税收”调节对象的前提是“合法”的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遗产税的对象是“合法收入”，私有财产保护的对象也是“合法的私有财产”，向腐败收入征税，不管是什么税，都是使腐败收入即非法收入、违法收入、犯罪收入“合法化”，其实质也就是让腐败行为“合法化”———这不是“反腐”，而是对腐败的保护！

尽管有些问题积重难返，在取缔、处罚、打击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征税”不失为增加国家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曾经有人提出将色情业合法化然后课以重税的建议。但“征税”意味着“承认”其“合法存在”，我们能容许色情业合法化吗？能容许假冒伪劣合法化吗？能容许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合法化吗？能容许走私、贩毒合法化吗？总之一句话，能容许“非法”合法化吗？

“反腐专家”称，遗产税将直接增加贪污受贿者的“经济成本”。但税负是可以转嫁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为了更大的税后所得，腐败分子将投入更多的成本，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此之谓变本加厉———所谓“腐败成本”顶多是一死而已，“腐败成本”几乎是不变的，而腐败收入则可以无限大，用“遗产税”反腐无异于对腐败的激励。

“反腐专家”称，遗产税将大大增加腐败行为暴露的可能性。因为，“遗产税的开征必定会促进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等相关制度措施的制定和完善。”这是一个悖论：“腐败行为暴露”了，那“遗产”就是非法收入，只能罚没不能征税，否则，就是“腐败行为”并未“暴露”。其实正如专家自己所说，“贪污受贿者的行为都是在黑暗中的交易行为，其所得必然不能见光”，如果真那么容易“暴露”，又何需你“反腐专家”开发出什么“金点子”？

“反腐专家”称，征收遗产税可以将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转化为国家收入。这无疑是将“转化为国家收入”当成了遗产税(用到“反腐”上就是“腐败税”)的目的之一。让“腐败分子”成为纳税人，实在是政治文明的耻辱！国家的收入来自于税收。只有在腐败的政治社会里，先放纵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后由朝廷抄家没入国库，才会成为一种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这是一种可耻的手段，今日“反腐专家”的所谓“遗产税”，与此异曲而同工———用遗产税反腐就是征收“腐败税”，就是对腐败的放纵。

“反腐专家”还称：“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腐败问题大大高于已经处理和解决的腐败问题。即使通过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使这些问题都得到清算，也可能因处理人数过多，严重削弱党的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反腐专家”的这些话不免让人大为惊诧———“腐败分子”怎么成了“党的执政基础”？“处理人数过多”怎么就会“严重削弱党的威信”？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腐要坚决要彻底，这已是全党的共识，怎么在“专家”眼里，对腐败分子的“处理”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呢？何等荒唐！

反腐需要制度，但并非“制度”就能反腐，制度反腐的前提是制度必须科学。反腐不是与腐败分子达成某种妥协，不是给腐败分子免费送安全套、注射器，而一些“反腐专家”开发出的“制度创新”，诸如“廉政帐户”等，却全都在给腐败分子送安全套上打转转。

【陈仲琼荐自《杂文报》2004年10月15日】

荐稿人语：这究竟是“反腐”还是“助腐”呢？！这样的税，大有一种与腐败分子沆瀣一气、分一杯羹的意味，最后受宰的还是民。

躁动的专家　作者：严宝康

旧时钦差宣诏时，常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皇帝老儿之诏谁敢不从，平头百姓惟有跪而听之。而今我听得最多的是专家之诏。隔三岔五便会在报章、网络或电视节目中看到，某某专家在“专家在线”、“专家视点”上指点迷津，他们或作报告或写文章或为嘉宾，有请必到，每到必说，有的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语，有的写着一些不深不浅的文字。

现在人们喜欢把知识分子说成“公共知识分子”。一“公共”，问题就来了，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像演艺明星似的，以“名人”角色与媒体亲密接触，一会儿出现在报纸上，一会儿现身于荧屏间，发表公共意见，以表明对公共事务有关注。专家热衷公共事务，其心也好，其情也真，其社会责任心也堪赞，只是我不懂，专家们真有那么多空儿做专业以外的事?专家们对社会问题真有那么多真知灼见?

“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能”，惟独一些专家扮出一副全知全能态，经常跨专业演说，到处发表专业以外的意见，凡国计民生、内政外交、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历史、文化、艺术、人生无所不谈。结果一不留神，谬误百出；某地山崖因风化脱落，出现几个疑似的字迹，于是就有“专家”说是外星人所为，引来一片嘘声；有“专家”引用意大利条款来证明禁乞也是一种文明，结果把早已废弃的法西斯时代的条款当宝贝；最近又有“专家”认为中国为世界少生了3亿人口，很吃亏，“应考虑鼓励生二胎”……

20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题为《克里克的妙法》的杂文，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弗西斯·克里克成名后，因不堪应接不暇的来访和复信，设计了一种“万能的复信”，对别人邀请他参加会议、担任主席、接受采访、阅读文稿、发表广播讲话、作报告、接受名誉地位等一概加以拒绝，从而使他从难于应付的困境中解放了出来。如今，有的专家，人在实验室，却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急盼成果，刚刚得知一点皮毛就急着开新闻发布会，急着向社会宣告攻克了什么什么，发现了什么什么，取得了什么什么领先地位；刚刚挖开一个墓就宣布，考古取得了重大成绩，电视直播，现场“造势”，似乎不这样做，这个成果就会别人抢注似的。心静不下来，水平也就“外观其表，日新日巧；内观其实，日薄日颓”，写出来的文章，说出来的话，虽冠以专家名分，却辞不达意，思维混乱，漏洞百出，生生地把个专家的名号给糟蹋了。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些专家名声震天响，却没人能拿一个诺贝尔奖。我也这才感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冯·哈耶克的建议多么中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誓，永远不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哈耶克是对的，专家还是以“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为好。专家们不宁静致远，不洁身自好，忙于“功名”，何谈拿诺贝尔奖！

问心无愧　作者：王开林

人生的最高境界，并非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简要说来，即是“问心无愧”。千万别小看了这个“愧”字，就算你赚了大钱，做了大官，出了大名，真要是心底积了一层又一层的“愧”，这些老鼠屎迟早会打坏一大锅香汤。愧则有悔，愧则有疚，悔疚则伤及神明，内心的安宁从此遭到破坏，那些好受用也将随之腐臭变质，先前的美味会突然变得不堪入口。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晚年著《忏悔录》，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种种孟浪荒唐行为，比如荒废学业，放纵肉欲，偷窃东西，欺骗朋友，追求奇特的快乐和满足，他内心深感不安和悔恨。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被同时代的哲人狄德罗酷评为“不老实，像撒旦一样自负，忘恩负义，残忍，伪善，充满敌意”，他同样写过一部《忏悔录》，将自己的劣迹和恶行一一向世人曝光，毫无遮掩，毫无隐讳，比如偷窃，栽赃，通奸，遗弃子女等等，他与奥古斯丁一样，内心感到十分羞愧，所以才用解剖刀似的笔触撰写回忆录，以求卸下沉重的精神包袱，获得喘息之机。此外，像巴金写《说真话集》，韦君宜写《思痛录》，邵燕祥写《人生败笔》，都是因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写了违心的文章，虽时过境迁，但他们良知未泯，深恐愧疚的白蚁会蛀空自己的灵魂。他们的忏悔是真诚的，宽宏大度的读者绝不会揪住他们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的私德有亏痛加谴责。

你也许会说：“为何世间有一类人，做尽肮脏勾当和缺德事，仍然能够活得十二分滋润呢？他们内心似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和歉疚。”

这样的诘问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不忏悔不愧疚的死硬派都代表着生命的负面和阴影。答案是：一个人良知泯灭了，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再奢谈人生境界，即使权势熏天，富可敌国，名噪全球，也只是物质世界的飞人，精神世界的爬虫。你们想想看，南宋宰相秦桧卖国求荣，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飞，他拒不愧疚；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中反间计，冤杀了抗金（后金）英雄袁崇焕，他也拒不愧疚，尽管事后秦桧宰相照当，朱由检皇帝照做，他们又达到了什么人生境界？前者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奸臣，石像长跪在岳坟前，遭到千秋唾骂，后者是亡国昏君，自作孽，不可活，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也很难博得世人的同情。西方古代格言说：“做坏事的人最受做坏事的苦。”与其说惩罚追逐罪恶，还不如说惩罚之于罪恶乃是如影随形。秦桧过临安驿桥时被崇拜岳飞的义士施全砍断轿腿，一惊成疾，从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整日处于极度恐惧之中，这惩罚并不算轻。挪威大剧作家易卜生曾对儿子西居尔说：“睡得好而吃得不好比吃得好睡得不好强。”良心安妥要比物质利益更值得珍视，他这话的含义耐人寻味。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这的确不是我们轻易即可抵达的人生境界，但只要修正本心，不为外物所迷惑，处世以真，待人以诚，不以狡诈强横为能事，慎终如始，不欺暗室，即可问心无愧。有句古话说，“死者复生，生者不愧”，那是因为生者未做任何损害道义良知的事情，可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无愧者的心肯定如朗朗天空，如清清泉水，如莹莹玉石，一尘不染，净洁无瑕，真正光风霁月！这样的境界才算得上人生的最高境界。

经是好经，看怎么念吧　作者：李小刀

从今年秋季开始，全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什么是“一费制”？用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答记者问时的说法就是：指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收费总额，然后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

又是一部“好经”！就像曾经我们见过的诸如“严禁大吃大喝”之类的“通知”“紧急通知”一样，“一费制”的出台也让我们心怀温暖：终于有人替已经沦为“唐僧肉”的学生家长们说句公道话了！

经是好经，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让小刀担心的是，在这“一费制”出台以前，我们禁止学校乱收费的规定也是不少的，几乎年年我们都能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报道，既然有了那么多“规定”，何必又弄个“一费制”出来？答案不言自明：那些“规定”的效力似乎弱了些，所以，不得不来招“狠”的，来个一刀切，看你怎么办！

但这样的想法似乎又低估了广大收费人员的智商，以小刀的观察，大凡“收费”的人，总是能想出出人意料之名目的，这些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这“一费制”能不能从根本上堵住收费人员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收费灵感”：校服？桌椅？试卷？文具？教辅材料？早点？小卖部？学乐器？……在这筛子眼一样的“收费系列”中，不知这“一费制”能不能倚天屠龙，谁与争锋。

另外，学校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绝，是有其现实原因的，那就是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供需失衡”，其结果是学校愿打，家长愿挨，为上一所好学校，家长可以放下脸面想尽办法，这时候谁还在乎学校多收的那俩钱？所以，“一费制”的推出必须跟教育改革相配套，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不然那些“好”学校眼光向上，不拿钱来不行；那些“差”学校本来就步履维艰，再不搞点儿“创收”日子怎么过？到时候恐怕就是想“一费制”都难了。

我们是从来不缺好经的，与此同时，我们更不缺歪嘴的和尚。这正是小刀看到有关“一费制”的新闻时首先想到的，一部好经怎样避免被念歪的命运？小刀觉得，无非有两条，一是将实施细则细化细化再细化，不留笼统余地，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一句含混其词的话，往往能被那些“高手”们演绎出无数令人炫目的招数；二是刺刀见红，谁念歪了谁走人，不是欢送，而是处分、撤职，真正将“一费制”设成教育部门的“高压线”。谁都不傻，当“收费成本”远远高于“收费获利”时，没人出来扮演不怕死的那一个。

教育是一国之本，对教育的关注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命运的关注。“一费制”的推出当然合民心顺民意，不过仍有一点需要我们牢记，那就是在推行“一费制”的同时一定要切实保证教育经费的足额、按时到位，这一点对“一费制”的成败至关重要，当然，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只有政府真正将这职责承担起来落实好了，才会有“一费制”的顺利实施。

经是好经，看怎么念吧。

荐稿人语：最大的不公乃教育的不公，杂费越多，就越多的弱势群体读不上书，国民素质越低，国运就越衰，整天把“教育放在首位”放嘴边的决策者们，不得不拈量拈量。

从大耍流氓到回报流氓　作者：苏中杰

小记如今的传媒，能让流氓语言畅行无阻，而接到批评流氓语言的文字，则似蛇虫咬手，吓得面如土色。这一世情，导演着笔者此类文字的生存悲剧。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精英”，名叫张维迎。张氏当初是如何成名的，我不知道，只记得此人能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他那套名扬天下的“吐唾沫理论”（有人称为“吐痰理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一定要改，产权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社会就没有出路。这大概早是共识，近些年分歧不大，而关键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改：要不要社会公正？要不要弱势群体利益？是搞改革，还是搞抢夺？张氏主张抢夺，他出主意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精神档案》，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这就是有名的“吐唾沫理论”，其“理论智慧”自然来自于流氓乞丐。小说和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乞丐路过店铺时抢几个馒头就跑，怕店主人追上来被夺走，就边跑边啃，或是不停地往馒头上吐痰，主人追赶上来见馒头脏成那样儿，就不要了。就其生存境遇来说，其情可怜，然就其手段而论则不能不能称之为流氓乞丐了，是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而今张氏总结此种流氓智慧，将其上升为“吐唾沫理论”，献给公产主管者，当然不是为了乞丐的生存，而是为了培植流氓资本家了。实际上，不少公产主管者也正在实践着“谁吐唾沫谁先占”的流氓手段：把一个个公有制企业搞成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最后自己“买”下来，成为私人所有。

这后半个过程，被称为“产权改革”。即然是买，那这卖方是谁？谁是所有者？如何作价？这些关键问题要是不明不白的话，不是人为地制造天文数字般的经济黑洞吗？但是，包括张氏在内的一批“精英经济学家”，如张曙光，张五常常之流，极力为经济黑洞辩护，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等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同他们在上世纪末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但是，现实中的危局并未改变，而且公产流失、贫富对立更加严重。2004年8月28日，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并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此时，以扶植流氓资本家为己任的张维迎坐不住了，针对国产流失问题，他回应郎咸平说：这是对有贡献的人的回报。 他说：我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损害。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原因。至于说该给多少股份，谁拿股份，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凡是拿出来拍卖的企业，大多都是实践了张氏“吞唾沫理论”的企业，是实在搞不下去的企业，是“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吗？那些经理人是有贡献的人吗？哪一个这样的企业后面没有吐唾沫的流氓？所谓的回报，不正是回报那些流氓吗？其次，作为文人，把“国产流失”说成是“回报有贡献者”，如此转换概念，黑白颠倒，足见其无赖性和流氓气！

从主张大耍流氓到主张回报流氓，张氏逻辑就是流氓逻辑，此人嘴里所谓的改革概念，不过是扶植流氓资本家的遮丑布而已！

我们相信，作为文人，从势而不从道，践踏社会公正，以弱势群体作对，必然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前几年大喊教育产业化的无耻学者，如今在国人的声讨中再不出头了，但他们他们的言论还在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中保存着，要人们记住他们的，只有臭名。张维迎现在是一边红得发紫，一边臭名昭著，历史耻辱柱已为他设定了。顺便说一句，同他一起上耻辱柱的，还有两位姓张的：张五常、张曙光！

“淡化”、美化与毒化　作者：袁良骏

近年来，在部分青年学者中有一个颇为时髦的提法：淡化历史。如何“淡化”?“淡化”到何等程度?“淡化”的目的如何?似乎并未见诸文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不过，“淡化”的样板儿似乎已经有了。最大的“样板儿”是周作人。有人说：周作人是“五四”文坛巨匠，贡献卓著，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当了汉奸，为人不齿，但毕竟五六十年过去了，何必揪住不放?需要“淡化”了。连类而及的“样板儿”是胡兰成。胡兰成虽然不是什么“五四”文坛巨匠，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汉奸，而且官拜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宣传大臣，然而，他却是天才女作家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而且二人的恋爱如火如荼，“超越时空”，引得世人艳羡，“红尘滚滚”；他的《民国女子张爱玲》又写得妙笔生花、“香艳可口”。因此，当汉奸那点儿事也应该“淡化”了。扩而大之，“淡化”到了古人和外国人。比如画马专家、书法家赵孟頫，在金、元之际投降了，当了汉奸，更要“淡化”；明末的钱谦益投降了，当了“二臣”，也要“淡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虽然支持过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和血腥屠杀，但他的哲学很“伟大”，对他的那些污点自然更是要“淡化”了。

能说这种“淡化”一点道理没有吗?当然不能。因为历史的确在发展，时代也的确在前进。人们总是要向前看，总是要超越历史，创造未来。历史上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善善恶恶、忠忠奸奸……又怎能老是抓住不放呢?“淡化”一点，“宽容”一点，是绝对必要的。抓辫子、打棍子不是一个开明的政策，也不是一个优良的学风。因此，我们主张对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要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特别对那些既有贡献又有污点的历史人物，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让污点掩盖贡献，而要对他们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如果某些青年朋友的“淡化”之说即指此而言，老朽如我者又怎能不举双手赞成呢?

可惜，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一些青年朋友那里，“淡化”来“淡化”去，历史的真相不见了，美丑善恶不分了。甚至于，“淡化”变成对某些“丑行”、“丑类”的美化了，“淡化”得出了圈儿、离了谱儿、变了味儿了。

不妨仍以“淡化”样板儿周作人为例，有人说：即使他当了汉奸，仍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有的说得更妙：周作人不当汉奸，别人不也要当吗?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呢!似乎大有越是“好人”越要当汉奸之概。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抬高周作人，贬低鲁迅，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试问：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淡化”吗?究竟是“淡化”还是“毒化”呢?如果这样“淡化”下去而不加抵制，有朝一日，周作人会不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大成至圣先师”，需要我们顶礼膜拜呢?

胡兰成虽不如周作人这样显赫，但某些人对他的钟爱和吹捧并不亚于周作人。他潜逃到日本后写的美化自己、歪曲抗战、攻击中共的信口开河之作《今生今世》，某些人竟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誉之为“旷世佳品”。特别书中写他和张爱玲婚恋的那一章——《民国女子张爱玲》，更成了沦陷区文学的“最佳散文”而被不加任何说明地收入了某“沦陷区文学大系”。其实，仅就此章而言，也绝不像某些人吹捧得那么好。第一，张爱玲爱上胡兰成虽然属她个人的私生活，别人不容干预，然而，在当时的“孤岛”上海，这无异于向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身投靠，张胡之恋并非什么超时空、超政治的“伟大爱情”，而是张爱玲的一种糊涂和耻辱。当时，一些进步爱国人士就曾尖锐批评过。第二，胡兰成利用张爱玲的糊涂和“爱情到上”而玩弄张爱玲于股掌之上。胡兰成早已有妻室儿女，也早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渔色专家，他对张爱玲又有何真情?和张重婚不到半年，他在武汉便又与一18岁女护士同居了。然而，在他笔下，他却成了一名风流潇洒的“多情种子”，总是“艳福齐天”，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众多才女、美女不断向他投怀送抱，使他欲罢不能。第三，表面上是记张爱玲，实际上是美化他自己。除把自己写成“多情种子”外，还大吹他如何有眼力，识大体，随机应变甚至淡泊名利，大吹他如何拒绝中共权威人士让他去北京就任学术职务的邀请。

至于丑化抗战，把抗战末期的中日两军的对垒说成犹如儿戏等，就更是贯穿全章、全书的汉奸基调了。由“淡化”历史发展到美化胡兰成这样的丑类，实在是开了历史一个大大的玩笑。

同样的玩笑也出现在古人和外国人身上。比如赵孟 ，肯定他马画得好、字写得好也就行了，而有的文章偏偏吹嘘他如何如何有民族气节，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至于海德格尔，则早已被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些青年朋友即使在毫不沾边儿的情况下，也要引上一两句这位“哲学大师”的名言借以名高。谁要不识相，胆敢批评这位“大师”曾经“附逆”希特勒，那就非遭“大师”信徒围攻不可了。

虽然胡适先生有言：历史是一位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大意)。但历史不仅不是这样的小姑娘，相反，它恰恰是一名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不容人们任意捏造，也不容人们任意歪曲，尽管人们可以任意持有这样那样的历史观，但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白纸黑字，历历在目，铁证如山，任何混淆、篡改、歪曲都只能是徒劳的。文学研究不是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像历史研究那样要求之。然而，文学研究往往离不开历史，特别文学史的撰写和描述，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因此，毋庸赘言，它也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历史科学的检验了。因此，“淡化”历史变成美化丑类、“毒化”历史便不能不遭到历史的唾弃了。

生活意态的“强奸”　作者：钱　波

一位值得称道的朋友贾清云给当代歌词发了一封长长的病危通知，他诊断出我们的流行音乐表现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我同意他的诊断，但我不赞成“病危”的说法儿，难道挣钱有病，致富就有危险吗？

是的，“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我也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呀，那个浅呀，那个傻！”但营造节庆，用赵丽蓉在一文艺晚会上说的，咱老百姓，过年过节不就图个乐乎儿吗？哪怕看着傻傻的人，能乐乎一把，也不错。总不能让我们整天愁眉苦脸吧？

确实，“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从头至尾反复狂呼“高兴”，冒充（代言？）老百姓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是太过分了。真的，“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也完全是廉价派送“安乐”“富贵”。

但是，如果这么一来，就指责流行音乐掉进钱眼里，是错了。我的朋友潘多拉多次撰文“你是疯儿我是傻”地指责当代电视剧愚弄观众也是犯了这一批评越位之错，我的另一位朋友萧夏林指责《分享艰难》的立意、《没事儿偷着乐》对百姓生活意态的“强奸”也是越位批评。

因为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批评的，比如趣味，任何人都没有为他人规定趣味的权力。因此，无论大众文化是多么低俗，乃至你认为“反动”，但你表达的只能是“不喜欢”，而不是“不好”之类的价值判断。大众文化永远在变动之中，没有一个“好”的客观标准。

所以，百年痛史变成莲花落：“林则徐的硝烟，虽然很见成效，可是《南京条约》签得那个实在糟糕，哎呀呀，真是没想到，竟然把圆明园啦也给烧掉”，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沉重的历史演为油腔滑调：“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咱也有一票，哎呀呀，真是美妙，终于能够平安地睡上一觉”。这样的词曲，是在歌颂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形象，也是在勾画扶不起来的愚民的嘴脸。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文化呀，但是，也是确实的，它不代表我们严肃的知识分子。

其实，咱老百姓心里透亮着呢。流行者何，戏也。作戏者，不就是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三位一体吗？虽然他们打着艺术、文化和爱国的旗号出现颇可恨，但艺术、文化和爱国确实不是由他们来代表的。他们在挣钱，这无可厚非。在时尚里，文化是虚的，民族是假的，只有挣钱才是真的。对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批评，也许是一个描述，重新叙述，撕破给人看，这就足够了。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导演者与消费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如同潘多拉说的，你是疯儿我是傻，如同萧夏林说的，骗子对傻子的革命。

如果无耻在光天化日下　作者：邢　汶

我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收入中等。我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不堵的时候则坐公交车。我遵守法律，善待邻居，孝敬父母。我从不讨论政治问题，我只关心健身和道路堵塞，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竭力让政府对我的所做所为感到满意。以此为条件，我盼着政府给我一点支持??如果你允许的说实话，是给我一点同情——如果你允许我说更实在的话，那就是给我一点怜悯，让我能够好生生地活着，并且像个人样。

我很失望。

先说房子。在北京，一套哪怕很郊区的房子，比如通州这样的位置，都是4000元/平米左右了。若稍靠近市区，则在7000元/平以上。即便能够支付这样一笔昂贵的开支，你也会面临——就我看到的如潮水般的投诉看——简直是必然面临这样的体验：面积不足，交房迟迟，没有产权，开发商逃逸，绿化虚假，不给供暖，物业嚣张，保安打人，等等等等。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平谷的朋友，他正在在那个山旮旯里开发别墅。我说那么偏远的地方，为何要开发如此高档的项目？他镇定自若地说，我只开发不到200套别墅而已，只销售给政府的人。其他客户不予接待。我说那好卖吗？他狡黠地一笑，拍了拍身边的奥迪A6坐骑，没说话。

再说汽车。若老天令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不公正，我想中国的汽车市场应该是最后的天意。我不能理解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却呈现出了高档豪华汽车旺销乃至断销的繁荣景象。而另一方面，城市平民却承受着每天的拥挤、地铁的污浊空气以及被挤成照片的体验。

我的疑问是，到底是谁支撑着中国当下所谓的繁荣？尽管我不懂经济学，却可以揣测，不是如我般的百姓市民，乃是一个奇怪的阶层。这个阶层之所谓奇怪，是因为他花钱的时候绝不心疼。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相当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并不奢华，他们衣食住行，和普通市民区别不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深知金钱来之不易，或者更专注于继续投资，颇知节俭。支撑这样一个繁华迷梦的，应该是这样的阶层：他们并没有庞大的私人财产，他们却掌握着很多别人的金钱。这些钱从法律上不属于他们，他们却有支配的权利和能量。因此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疯狂消费。

关注中国的汽车市场和房产市场，我只能说，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无耻，对城市平民阶层的最赤裸裸的掠夺。只需要某些人手指头在城市规划图上划一个圈圈，祖辈生活在这片地方的人就要面临推土机的噩梦，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道歉。而在这个位置盖起来的新房，他们做梦都不敢信任竟然有这样的价格。国家投入上百亿建设的汽车厂，乃是动用的普通百姓也就是纳税人对国家的血汗供养，而出来的产品，却以高昂的价格蔑视了他们的存在。

我不愤世嫉俗，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我只是跟中国最值得尊敬的行业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而且这个比较是很感性的，直观的，那就是家电行业。我1985年的时候第一次买自行车，父亲一只手牵着我，另一只手捏着一张两瓶酒换来的“自行车票”，我1994年的时候第一次买彩电，21寸的牡丹电视，花了4000元，现在我买29的彩电，只需要花费1500元——并非越便宜越好，我只是祈望，我能够买到诚实的房子和诚实的汽车。因为有足够的竞争，他们不能蒙骗我的智力，因为有足够的市场，他们能够为我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因为有足够的同行，他们只能维持一个诚实的利润，这个利润符合他们的期待，也符合我的想象。

“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怪祖宗？　作者：于成玉

“如今，与极左时期以及‘心有余悸’的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以及人们的心态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变化，说真话不该有什么顾虑了，而面对各种不良社会风气为什么不少人仍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呢？谷长春先生回答说：“其原因很多，但我想，追根探源还是与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有关。”（《说“正易直难”》2002年第10期《杂文选刊》）也就是说并不是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而是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在妨碍着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难道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错，老祖宗是把“指鹿为马的故事，一直变着法儿地上演了上千年”，可是，“如今”我们还在“上演”着类似的“故事”是怪不着老祖宗的。因为现实的力量永远大于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曾几何时，山西岚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为敢讲真话，舌头居然被人家用刀子割去半截；无独有偶，也是在山西，记者高勤荣因敢讲真话而身陷囹圄，遭受12年牢狱之灾。上述事实的发生，“与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何干？谷先生说“如今”，“人们再没有‘政治压力’了，说真话会连累身家性命的危险不存在了。”是有悖于事实的。其实，正是现实这种“政治压力”和“说真话会连累身家性命的危险”依然存在，才是造成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就应从我辈所处的时代和现行体制、制度层面去“追根探源”，何必怪祖宗呢？诚然，赵高“给后人”编了个“指鹿为马”的故事；但唐太宗不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则“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佳话”吗？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偏偏“因袭”前者而不效法后者呢？由此可见，把我辈“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的责任推给老祖宗，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人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最初的动机，还是最终的动力，都是源于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并非是什么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如果不敢直面现实问题，任你慷慨陈词，挞伐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影响”，最终只能流于一种空谈，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当然，向老祖宗追究责任是一种既聪明又不得罪人的选择，所以，最慷慨的口诛笔伐，也是最温柔的绥靖行为。不仅不能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反而给有些人带来更振振有词的辩饰。也就是说，那些该对现实问题负责的人，可以以此推卸责人，并心安理得地将这种本可以改变的现实继续保持下去。而对一般人来说，又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认为“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现象既然是与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因袭负担有关”，那么，即使是圣人再世，也无可奈何，从而丧失了对纠正“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现象的信心和力量，又何谈“自觉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意识，维护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形成正直光荣、愿说真话、敢说真话的社会风气”呢？

贪官最怕谁　作者：王若谷

贪官最怕谁？有人总结出贪官的“八怕”、“十怕”等等之类，提出这个饶有兴味的问题，笔者作了些补充，或者作些小小的辩驳（并非抬杠），目的是使之更加周全。如此而已。

有人说，贪官怕纪委，贪官怕反贪局，贪官怕遭查处。这大体上该是不错的。但准确些说，贪官只是怕上一级的纪委和反贪局，对于并非其上一级的纪委和反贪局，它们正是自己的“下属”，正该服从自己的“一元化”领导和指挥，贪官何惧之有？怕它做甚？

有人说，贪官怕自己的小车司机，还怕情妇（尤其是“二奶”），怕财务科长，怕行贿人等等，因为这些人尽管职小位卑，却都是贪官“身边的人”，他们知根知底；贪官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进过酒吧、洗过桑那、搞过按摩、玩过小姐，小车司机心中自有一本账，一清二楚；贪官的许多把柄以及见不得光天化日的丑事，也大多在其情人、“二奶”们的掌握之中；而财务科长与行贿者呢，他们对贪官“吃喝嫖赌都报销”的作为及索刮钱物的本领更有“切身体会”……说贪官最怕他们“反戈一击”，怕他们有朝一日将丑事根底全抖出来，也应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些贪官“身边的人”，皆为其心腹亲信，他们与贪官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若非情不得已，这些“战友”们、一根绳栓的“蚂蚱”们，很难主动“出卖”贪官，这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贪官只要安抚好这些“身边的人”，“安全系数”仍很高，应该说贪官其实并不太怕他们。“树倒猢狲散”，卖了主子，或是主子遭了殃，他们会有啥好果子吃呢？我以为，说贪官对这些“身边的人”畏之如虎，怕是言重且过于夸张了。是不是？

我说：贪官最怕的，也许倒正是自己“非身边的人”呢！

贪官怕敲诈者。有何证据？恰好手边有张报纸。据《人民公安报》报道：河南洛阳市一个叫王亚平的“有心人”，开设了一家“中国福尔摩斯侦控中心”，他以“中心”的名义，向全国几十个城市的领导寄送了100多封信。内称：“经过我们对你长时间周密细致的跟踪调查，已充分掌握了你贪污受贿的证据。”提出只要支付5000元、1万元不等的“侦探劳务费”和“信息保密费”，就可替其保密。这可谓“黑吃黑”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敲诈者的网漫天撒出去后，还真网住了好几位“识相”的贪官——他们均乖乖汇来了5000元的“保密费”呢！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局，一封“漫天撒网”的敲诈信，竟然让这些个平日“深藏不露”的贪官，情慌意乱之下一下子现了原形！你说，贪官是不是怕这些并非“身边人”的敲诈者呢？！不过，这一招在经媒体广泛传播后，贪官们学精后有了“免疫力”，以后便可能不太灵了。

贪官怕小偷。这似乎再无须我来举例，媒体已报道了各地相当不少的偷儿们无意偷出个大贪官的事例。足证此言非虚。不过，贪官们所怕的小偷，乃是“偷艺”超群的小偷，决非一般“偷艺”的小偷——因为对后者，戒备森严的铁门、保镖、防护栏等，就足以挡住他们。

小偷、敲诈者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但由于他们的“歪道旁门”，而牵扯和抖露出贪官们侵吞公有财产的犯罪事实，却又似乎该是“立功”了。贪官的行为更是犯罪，小偷贪官----两者都是与法制相悖相违背的。但是，也许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吧，这时人们却觉得“揭发”贪官的小偷，反而有些“可爱”，而那“受害”者----偷盗人民血汗的贪官，却半点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当然，我们目前进行的反腐败，应该正本清源，从体制上堵住某些监督机制尚不到位的漏洞，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这才是大道正理。

一句话：贪官最怕健全的监督机制！包括网络，包括媒体，甚至包括“三只手”——包括一切人们无所不在的眼睛！

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作者：张宏杰

从起义那天起，洪秀全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事实上，从传教那天起，他就一直远离最艰苦的最前线，做为一面旗帜，与普通教众保持距离，以制造神秘感，神化自己。

刚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事业开展得很不顺利，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当他得知冯云山没有离开广西，而是继续在那里传教，并且已经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云山，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呆了一年半。等冯云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

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

做为一个社会最底层从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身分，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急待，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号称平等的太平天国社会里，等级制比任何社会都严，天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

进了天王府的洪秀全故伎重演，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以维持自己的神秘形象。虽然政事全部交给了杨秀清，他在深宫之内，也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要在忙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管理老婆。关于他的妻妾数量，有说八十八位，有说九十九位，还有说一百多位的。不管具体是多少，总之数量巨大，管理起来有一定难度。洪秀全一律废去她们的名字，给她们编了号，诸如第十六妻，第三十二妻之类，以便于管理。他花费大量精力，写了近五百首“天父诗”，教导这些妻子怎么为自己服务。

第二件事就是研究神学，篡改圣经。

大凡英雄人物，都有一种迷信情结。因为，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必然得益于机缘巧合，有时候运气好得不能再好，没法解释，只好归之于天。洪秀全起兵以来，两年时间，居然多次大难不死，打下了南京，到了“小天堂”，从一个人人看不起的落魄童生，居然成了“左脚踏银”、“右脚踏金”的“太平天子”，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之于“天意”，归之于“命运”。当局势越来越恶化，天京人心无主时，李秀成和他之间，曾有过一次著名的谈话。

李秀成问：清军围困，天京眼看守不住了，怎么办？

洪秀全说：朕承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

李秀成问：天京城内兵微将少，怎么办？

洪秀全答：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李秀成问：城内已经没有粮草，饿死了很多人，怎么办？

洪秀全答：全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

所谓甜露，就是野草煮水充饥。

李秀成说：这种东西吃不得！

洪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不久之后，洪秀全就因为吃这种“甜露”，很快得病。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天王之病因食甜露而起，又不肯吃药方故而死。

其实，最后食甜露而死，应该被看做一种自杀的方式。虽然表面上振振有辞，但内心深处，洪秀全并没有完全昏愦，他已经知道，一死不可避免。与其死于清军之手，不如体面地病死。至于死后洪水滔天，由他去吧！

诺贝尔奖：实质和形式最为统一的奖项　作者：徐友渔

据报道，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获知自己得奖后，宣布她不会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她表示，她不想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这不是她追求的目标。她还表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诺贝尔奖，她说，或许这一奖项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

人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获奖做出异乎寻常反应的，还有法国作家、思想家萨特。他的态度更极端，他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并宣布：“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人们不一定会认为，以上两位获奖者的反应是最佳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巨大的荣誉降临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本色，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今年的得奖者耶利内克表示她写作不是为了得奖，并认为有比她更该得奖的作家，这表现了她的诚挚，也表现了她的勇气。

确实，诺贝尔奖是加在一个人头上的桂冠，它使获奖者沐浴着荣誉的阳光，但它绝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你本来怎么样，现在还是那样。许多诺贝尔获奖者在荣誉到来之后表现出来的本真性，更让人感到他们人性的伟大。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得奖者，从这种意义上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没有看错人。

2001年12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颁奖10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7日，当年的获奖者奈保尔作讲演，我当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客座教授，得以躬逢其盛。各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境界和风采着实令人心悦诚服，大江健三郎和格拉斯亲如故人，一有机会就手拉手地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交谈，其诚挚和热情引得人们不断赞叹，照相机的闪光在他们身上始终不断。讲演者中，南非女作家加迪默的英语最清楚，我记得，她深情地讲述南非人民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失业和艾滋病，呼吁全世界人民关注南非，支援南非人民。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显然知道中国人对此奖颇有微词，一位院士对我说：“我们并不能保证颁奖给最优秀的作家，但我们挑选的总是好作家，而且，我们有意颁奖给那些小国的不太出名的作家，这就引起人们关注弱小民族的文学，这是有意义的。”这番话使我深思和佩服，看来，诺奖的评委深知自己的局限，还有一种我们没有想到的考虑和眼光。

我对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者了解得愈多，我就愈加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最高奖是实质和形式最为统一的奖项。这对于我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评奖活动、公布人物榜是一个对比与警示。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评奖和排行缺乏必要性与实质内容，与其说是社会和某个行业需要，不如说是一个小集团、一个小圈子的需要，因此完全谈不上激励作用和权威性，也谈不上公平与透明。所以，伴随着这些活动的，不是社会的关注与期望，而是争吵、内讧、丑闻。颁奖单位动机不纯，获奖者在得奖前和得奖后没有平常心，落榜者又气又恨、咬牙切齿，关注者只顾自己的标准和偏好，寸步不让、锱铢必较，往往使得本来也可能成为一件好事的活动弄得不但不能善始善终，反而矛盾重重、各方受伤。

现在是反思和检讨我们在评奖和排行活动中种种失误的时候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活动绝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作风要马上清除，无谓的争吵和纠纷要停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搞激励人心、深孚众望的评奖活动，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搞。

诺贝尔奖离我们很远，对我们似乎高不可攀，但给我们的启示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戒“红”　作者：王　晖

戒烟、戒酒、戒赌之类的事，在世间都常常听说，独有这戒“红”，过去还真是闻所未闻，今番写出，并非独创，乃是刚刚阅读一组忆叙俞平伯事迹的文章时获得的。

奇文共欣赏，何况这些文章又正在手边，姑且做回“文抄公”，也好让至今尚未听说过戒“红”一词的读者增广见识——

在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89年10月版的俞平伯《重圆花烛歌》中，收载俞平伯的表弟并内弟许宝骙撰写的跋文，间有文字曰：

1954年平兄因其“红学”观点而横遭批判，余惶惑之余无以相慰，只劝其深自检讨而已。吾姊间接遭难，其心情沉重不亚于当事人。事后多年犹有余悸。平兄一不嗜酒，二少吸烟，均无足戒，吾姊唯劝其力戒谈“红”……

这便是戒“红”一词的由来。而从中可见，力戒谈“红”，则是戒“红”的主要手段。至于俞平伯及其家人如何力戒谈“红”，在1986年香港《明报月刊》第三期上，刊有唐琼所著《俞平伯往事如尘》一文，对此作了详细阐释：

（《红楼梦研究》）被批判之后，俞夫人怕极了。她爱《红楼梦》，但也恨《红楼梦》。而俞氏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红学家”，只说小时候读过这部书。他又说：“她（俞夫人）并不赞成我研究《红楼梦》，而且对我研究《红楼梦》本身就不太佩服。”……（于是，此后漫长的数十年间，）在俞府，可谈唐诗宋词、论语左传，甚至古今中外，惟独禁谈《红楼梦》。

明明是曾下苦功研究《红楼梦》，并对“红学”发展起过积极推动作用的人，却偏偏要轻描淡写地对人说只是“小时候读过这部书”；明明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被世人公认为一派红学宗师，却偏偏要对人说连最知己的妻子也不太佩服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个将“太虚幻境”阐释得头头是道的人，面对现实世界却一筹莫展。既然这场批判运动初始已明确了斗争基调：“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评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那么，俞平伯只好“举手投降”了。《红楼梦》一书于乾隆年间先以抄本形式流传，继而付梓刊印，传布极速：乾隆朝时“几于家置一集”，嘉庆朝时则是“家家喜阅，处处争购”，竟至形成“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优美世风。

对这部被称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的研究，这时也成了一门淹博高雅的学问：“红学”。孰料此书问世两百年后，我们这泱泱文明古国内尚有一个挚爱《红楼梦》的家庭，只因不堪社会政治压力的重负，竟然举家禁谈《红楼梦》——于此，亦可见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对俞氏及家人精神压抑之巨且深。

作家张贤亮之母与俞平伯之女情分昵近，曾长期住在俞家。张“平反”后，每抵京华，亦喜投宿俞宅。深更半夜，睡在俞平伯隔壁房里的他，总听见老人大声说一些听不清的话语，有时几达狂吼的地步。俞平伯归道山后，张贤亮著文悼念，对“外公”俞平伯屡屡出现的严重梦呓症状，曾大发感慨：“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潇洒悠远而富朝气。后来正如众人所知的，竟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没有两样。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下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

呜呼，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而士林噤声，纵然心头郁积万语千言，也惟有留在梦中呐喊了。

杂侃速成病　作者：曾伯炎

闲话时，皆感急功近利之风甚炽，有人说，办一家“名利速成大学”，一定火爆。诘难者说，不挂名利速成招牌的某些大学，早就在暗授速成之奥了，何况，这社会，未必不是一座速成大学呢？还用得着你去“创意”吗？

纵目一看，何人何事不在速成的狂热中？

做富翁，已无荜路篮缕的历程，不需信义为立业之本，会点投机取巧，擅长歪门邪道，岂不也有一夜暴发的吗？

求学业，不读书，只掏一下腰包，文凭就到手。从洋人那里剽窃点来充现代，到古人那里窃点来充古典，不也就学者就博导了吗？

要美貌，更容易，下决心叛逆父母给自己的那张脸，既可装修，也可重新打造，进几次美容院，就是一个赛西施或赛梦露了。

当作家，更省事了，小孩也成，不必要人生阅历，不必要文化学历与积累，只要凭感觉，只要有出版物，小学也可不卒业。这一切似乎在证明作家不需文化与社会培养，有母亲十月怀胎就出天才了，还不是速成吗？

讲政绩，数字是事实的浓缩，ＧＤＰ又是众多数字的集中，把那数字改一改，添一添，岂不就成绩辉煌了吗？

我相信世界中存在速成的事，却不信事事皆可速成，如１０个月才能孕育成熟的婴儿，不能提速到一月；我相信存在速成的人，如比尔·盖茨，别人几代人才能积累的财富，他在短期就达到。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比尔·盖茨，把由条件、机遇与主观奋斗形成的偶然性，视为必然性，也许欲效比尔·盖茨，却是去效唐诘诃德了。就形形色色急功近利演绎的速成闹剧，很畸形怪状了，称为速成病，已不为过。笔者年轻时就见过当时称为大跃进的急功近利，经济建设片面追求速度，生产钢铁一年便要求从几十万吨跃上千多万吨，生产力需求１０年超英国１５年赶上美国，结果，大受挫折。当年这种急功近利的速成病，有悲剧性的沉重，今天这些病象，却有喜剧性的荒诞，能熟视无睹吗？

值得深究的是速成者们简略乃至省略了成就过程，也就取消了成就必须付出的劳绩与代价，必定偷换了成就的真实性，变成虚假性，这是某种泡沫经济的病源，更是某些泡沫文化的病因，还是那些假事假人的病根。其实，许多看似速成的事，只看到表层的现象，例如20年前媒体传播成都青年路暴发的“杨百万”，乃是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不懂市场，杨百万过去积累了半世纪的市场生意经，派上用场了。不是一种文化积蓄功夫吗？而当前急功近利的速成速富狂热，最典型莫过于禁而难绝的传销与变相传销了，这是速富心理变的怪胎，这怪胎已成危害社会的毒瘤了。

眼前，由经济卷起的速成龙卷风已渗入到文化，经济领域，造成的后果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

文化丧失质量，既关乎民族的素质与品质，还影响今日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学习与探求。而动辄划地千亩建的大学城，大楼有了，有大师吗？传出的新闻，不是某教授获诺贝尔奖，而是某教授巧取名利，其抄袭与剽窃的新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如此师与如此范，培养的人才，不堪忧吗？

在形形色色的速成中，危害最大的是文化速成。中国的先贤有句名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足见文化教育是决不能以数量代替质量的。

英雄林冲　作者：沙　封

林冲喊道：“好大雪！”雪夜，他没有忘记用酒小小地犒劳一下自己，聊以发泄些许郁闷。没有什么下酒的菜，只有纷飞的雪花。他喝下去的不是酒，是泪水。

一个不会造反的人造反，是受到很大的打击。林冲将衙内扳将过来一看，手就软了。不能以下犯上，这是官宦家庭出身的林冲心里的桎梏。他惟一能做只是“郁郁不乐”罢了。

林冲为人朴实。他和鲁智深喝几日酒就把调戏妻子的事忘掉，可见一斑。刺配沧州，可林冲对一路非人的待遇并无怨言，觉得事情过去后还可以重回东京，夫妻团圆。这便是林冲单纯的一面。

在一出出潘金莲潘巧云的淫秽故事后面，《水浒传》也有真正的爱情故事。林冲极讲情分与道理，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自知此去，恐误了娘子青春，忍痛写一休书，是梁山诸事中最具人情味之一幕。柴进庄上遇洪教头，林冲也是谦逊有加，不肯使出本事，这是中国百姓的谦恭与顾全脸面的传统体现，极有君子作风。英雄不是只搞打打杀杀，英雄的情感也是爱的情感，英雄的胸怀也是宽容的胸怀。梁山诸人中，只有林冲能如此。

林冲谦恭无骄矜之色，不与人争风头，不轻易出手伤人。他也是孱弱的，鲁智深要结果董超、薛霸时，他的阻拦全是真心而实在。他就这样一次次地亏自己，特别是遇高俅时不能行刺，这种唾面自干的忍耐力，也是造成他后来郁郁而终的原因。

奸人当道，毁了家室与前程，逼上梁山，林冲确属无奈，真正值得同情，其他像李逵、史进等辈，他不逼人家就算不错的人，何来人家逼他？还有宋江犯有命案，晁盖打家劫舍，这逼之一字，确实很难套得上去的。

林冲身上体现出一种人道精神。他不奸诈权谋，倒是处处反映出对大局的把握，性格清晰。火并王伦，林冲私心占的成分少，而公心占的成分多。梁山捉了高俅，若换了李逵，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砍了，但是林冲只是“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第80回）林冲的英雄大气还表现在没有一般人的嫉妒心，这从他对鲁智深全无私心的赏识中已能看出。

金圣叹评论林冲：“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金圣叹的论很有道理，可“太狠”显不公正，与李逵等人相比，林冲从不滥杀无辜，他做的惊天动地事情，都是被逼到份上的结果。

诗人西川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只有一个人是我深爱的。这人就是林冲。林冲大概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惟一一个孤独者的形象。……他在草料场中高喊好大雪时，透露出无限的苍凉感。”

那个雪夜，林冲彻底看清了，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无路可走。一个宦官子弟的理想破灭了，在那之后的林冲，再也没有活人的鲜活气味。他用一声嚎叫喊掉了自己最后一点欲望；他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最苍凉的歌者。

可怜身后识方干　作者：王充闾

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一遍，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人的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性亢直，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

像方干这样死后中进士的事固属少见，但在旧社会，一些高才逸士由于无人赏识，匿身草泽，“没世而名不称”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因为封建社会坚持任人唯亲的路线和世族垄断的政策，崇尚门阀，论资排辈，如果无人汲引、保荐，即使是盖世奇才，也只能终古埋没。结果，就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所指出的：“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得意；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大诗人白居易也曾藉吟晚桃花来慨叹、揭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这种“身后识方干”的情况，在现代西方世界里也时有出现。挪威青年数学家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18岁时父亲死去，便挑起了赡养老母和照看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尽管家境极度困苦，但他仍然奋力钻研数学，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他为最终解决300年来困扰几代数学家的“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整套函数。有人认为：他的发明留下的大量后继工作，足够数学家们忙上300年。

25岁的阿贝尔，把这两项成果当作自己的“科学护照”，在朋友的资助下，兴致勃勃地访问了欧洲大陆数学界，希望能得到承认。论文经巴黎科学家提交给大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但是，因为阿贝尔是个“无名小辈”，柯西根本没有看，便把论文搁置起来。在急切的期待中，阿贝尔苦苦等了半年，始终没有回音。他只好重新撰写，最后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出来。

这时，另一家杂志《天文学家报告》发表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勒·雅各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了相同见解的椭圆函数论文。之后，雅各比读到了阿贝尔的论文。

他击节称赞，一再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当他听说阿贝尔两年前就向巴黎科学院寄出了论着而未被理睬时，大为愤慨，公开提出抗议。这才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重视，从天棚上找出尘封已久的阿贝尔的论文，正式进行评审，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发给大奖。可惜，阿贝尔早已溘然长逝了。

死后中进士、受大奖，固然比终古沉埋，“没世而名不称”要好，但毕竟为时已晚。

这个教训，实在是应该牢牢记取的。

知识分子的妻子　作者：五　谷

贾植芳先生九十大秩，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宋炳辉编著），红色书带上是贾先生手书的六个大字：“把人字写端正”。这是贾先生的人生写照，是对世人的宣示，更是对后学的忠告！

画传中的许多照片是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拍的，有一张我特别熟悉：贾先生柱着拐杖，与夫人任敏相挽着，走在第九宿舍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我曾住贾先生对面的楼上，几乎天天看到两位相濡以沫的老人，在宿舍区里散步。

任敏因为爱读《七月》而结识了在上面发表文章的贾植芳，从相知到相爱半年后结为夫妻。从此，“任敏将有大半生的岁月被贫穷、逮捕、流放、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陈思和语）。结婚两年后（1944年春），任敏就经历了逃亡的生涯，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日文翻译的贾植芳被怀疑是共产党，欲将他秘密活埋。贾植芳得悉后连夜带着任敏逃跑，贾先生曾追忆道：“一路上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

1955年5月，贾先生因胡风案入狱，任敏遭连累，“在高原监狱被关押三年，戴过镣铐，抬过死尸，经过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最后因监狱无粮，她才以十年徒刑之身，被特赦至山西农村，实际是‘监外执行’。任敏回到襄汾的公婆身边，十八年间住在一间类似马厩的矮房内，白天从事田间劳动，回家照顾公婆，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任敏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1978年，贾植芳宣布被摘去“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年底，任敏获准到上海定居。这一年贾植芳六十三岁，任敏六十岁，这对苦命的夫妻在分离了二十三年后才生活在一起！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文字，读来令人感动不已！作为“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所受的苦难一点也不会比她的丈夫少，她的双肩还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当任敏离去的时候，贾先生老泪横流，用颤抖手写下：“我们家的‘半边天’塌陷了！”“我与任敏结缡六十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所有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底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

读着任敏，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夫人——殷蓉仙，七月派诗人冀汸的夫人。我是在冀汸的《血色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读到殷蓉仙的。也是1955年，冀汸身陷囹圄时，殷蓉仙坐月子还没有满月。此间的悲情，只有历经者才能体验！从此，一家五口（四岁半、一岁半和刚出生的三个孩子，还有因为受株连而进不了高中的弟弟）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羸弱女子的肩上。有一段时间，单位要她写交代检讨，不发工资。冀汸写道：“她没有任何收入，仅靠过去微薄的积蓄，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我托人给她带信，叫她动用稿费存款；她说，那是我的钱，一文也不能动。”审查持续了十四个月，殷蓉仙才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最令人悲恸的是，他们的大孩子殷陈九岁的时候，患红眼病被隔离在卫生所，着了凉闹腹泻。6月10日这天是星期天，殷蓉仙想照顾孩子，却被支派着带四十位学生上公园玩。待殷蓉仙傍晚回学校时，殷陈已死在卫生所隔离室的硬木板床上。在受社会歧视的恶劣环境下，一个单薄的女人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不明不白夭折了，作为母亲她有什么样的悲痛？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悲痛啊，要她一人承受下来，需要多么坚强和多大的毅力！殷蓉仙事后在给冀汸的信中写道：“他病中非常想我去看他，我却全忽略了，病中没有照顾，没有陪伴，直到死可能还想到妈妈，可妈妈没有尽到责任”，“三个孩子当中，他是我的最爱也因为他多病，我也特别疼他，他从托儿所回来，一直坐在我身边，睡在我身边，这一下再也看不到了，摸不到了。一想到这里，心就绞痛，发抖。”“……我的懊丧怎么解脱呢？”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读到此，我不觉黯然涕下！

像任敏、殷蓉仙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在中华大地上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她们既平凡又伟大，默默无闻地支撑着丈夫、支撑着家庭、支撑着社会。人们常说，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位能干的女人。其实，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着一位可敬的“失败”的女人，她们牺牲自己，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呵护着丈夫勇往直前！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人们尤其是女人在苦难中养成了坚毅、顽强、忠贞不渝的品格。今天，应该不会再有贾植芳、冀汸所遭受的苦难了，但那坚毅、顽强、忠贞不渝的品格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丧失的。

青铜器上的花纹　作者：姚育明

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留连忘返，为它丰富的藏品而迷醉。

你说喝酒就喝酒吧，偏偏又那么讲究，调酒器、盛酒器、斟酒器、饮酒器、灌酒器什么的分了那么多类，这些相当于盆、壶、瓢、杯、瓶、桶样式的酒器与那些花样百出的饭食器类一样，也是满体纹饰，或细密繁缛，或朴素平实。若是出自北方，例如匈奴族的青铜器，虎形、鹿形、羊形、骆驼头占了多数，充分体现着草原文化的特色；但倘若出自南方，例如越族的青铜器，除了虎形、龙形外，还爱表现羽翅、蟠蛇、云状、几何图形，流露着温暖气候里的细腻之情。

奇怪的是古人制作的兵器，竟然也充满了艺术性。那些青铜铸件上的手心纹、云雷纹优美得令人不敢想象这是喋血的武器。在那柄青铜刺刀前，我盯着那只竖立的眼睛看，那是妩媚有神的眼睛，雕刻在刀柄之上，它一点不亚于拉萨大昭寺墙上的女神之眼，即便日月逝去，铜锈中依然透出魅力。

有什么必要在凶恶武器上雕刻美丽的图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物件的最终用途？人类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荒诞的事情？杀人就杀人了，你已经迫出血腥气了，还需要欣赏、体味这丑陋的物件上的刻意之心？这是对罪过的下意识淡化还是一种处处不肯放弃的炫耀？

我不能明白这种混乱的逻辑，却在久久的凝视中领悟到一点什么，或许那是人原本的一点本真，既便在战事拼杀的余暇中，也会流露出未完全泯灭的诗意。就像那些饭器、酒器的制造，所有的讲究里都流露着艺术性。

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有诗意，他们会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表达，尽可能的表达。这种表达需要一个媒介，这种媒介甚至是一个杀人武器。当我们看到滴血的刀尖，我们就知道人崇尚武力的野蛮性，当我们看到艺术的刀柄，我们就知道人还可以得救，如若没有这一点，这些青铜器就和野兽的锐角利齿没什么两样的了。

读书“十说”　作者：李嘉祥

如何学会读书，古今中外名家读书有“十说”。

一本说历史学家郑天挺指出，在同一时间内精读一本最好的书。一个字、一个词、一个人、一处地、一件事，都要弄清原委。从头到尾，反复对照。

二分说现代学者梁启超把所读的书分为二类：精读与浏览；精读的再分二类：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与有益身心的名人格言。

三遍说中国作家茅盾认为，读一本书至少读三遍：第一遍鸟瞰，即通读；第二遍精读，即细嚼；第三遍消化，即弄通。

四多说伟人毛泽东提出，读书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多想。

五到说宋代理学家朱熹有读书“三到”之说（口到、眼到、心到）；现代文学家胡适加上“手到”；现代文豪鲁迅再加上“脑到”。五到俱全，乃读书良方！

六字说法国哲学家卢梭把读书归纳为“六字”：储存、比较、批判。

七录说明代文学家张溥之书房命名为“七录斋”。每读一篇佳作，必抄录之。录完，默读一遍便烧掉；再抄，再默读。反复七次，永志不忘。

八面说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自称读书“八面受敌”。一本书分作几次读，每一次探究一个方面，方方面面掌握了，自己写文章就能多角度联想，挥笔自如。

九审说现代文学史家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十目说清代学者阮元说：“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

世相扫描四则杂选　作者：佚名

权利与权力

你有上访的权利；我有围追堵截、甚至送你进班房的权力；

你有劳动得报酬的权利，我有无限期拖欠工资的权力；

你有曝光的权利，我有砸你相机、打你记者的权力；

你有刚正不阿的权利，我有不用你、不提拔你、甚至排挤你的权力；

你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有收费高得让家长吐血的权力……

狐假虎威

读小学时，老师都说这词是个贬义词，但现实生活中，这个词好像变成了褒义词，很多人都愿意当那“狐狸”，而且乐得其道。原因是没有“老虎”在身后，也真办不成事。

反着看

有个朋友告诉我，看新闻得反着看!

看到整顿市容，你得想：“市容是好了，可那些蹬三轮的、擦皮鞋的生活没着落了。”

看到严打，你得想：“平时大偷小偷满天飞，警察哪里去了?”

逢年过节，看到“公仆”献爱心，你得想：“什么时候，‘主人’不需要‘仆人’献爱心就好了。”

细一想，不远道理。

交易

香烟缭绕里，常见一些善男信女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神啊，保佑我这次生意成功，回来我会给你献一只羊。”“菩萨啊，保佑我儿子考上大学，考上了我定给你披红挂彩。”……在国人思维中，和神灵都可以交易——怪不得这世上有这么多的“交易”。

管住嘴　作者：陈文道

一公务员中午下班晚了，一回家就向老婆解释：“没办法，开会开到12点半。”

老婆说：“散会晚了，当然在会上吃了呗。”

“你不知道，今天开啥会!”

“啥会?”

“廉政建设会，领导要求我们先管住嘴。”

老婆高兴地说：“好，好啊!你终于可以回家吃饭了!”

“你知道啥!管住嘴，主要是不让我们瞎说，党风廉政建设检查团要来了。”

惯性　作者：陈鲁民

一说搞活经济，就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要办节上晚会，就要斥巨资请明星。有钱要请，没钱勒紧裤带也要请，集资、摊派、下任务、扣工资，咱有的是办法。

一说学雷锋，就是上街做好事，就是免费给自行车打气；或者到敬老院帮老人洗澡，上海某敬老院一位老人，曾在3月5日一天被做好事者带去洗了5次澡，让人哭笑不得。

一说出政绩，就要征地搞开发，就要上“形象工程”；就要修广场、建大楼、修大街、栽观赏树、种进口草，有金要往脸上贴。

一说吸引外资，就要减税、让利、优惠、贱卖土地；就要盖五星级宾馆、修高尔夫球场，反正外宾不来咱自己住，外宾不玩咱内宾玩。

一说加快发展，就是上项目、建工厂；哪管他是否重复建设、盲目扩张，是否污染环境、祸害群众，有无市场，效益如何。

一出事故，就赶快封锁现场，“防贼防盗防记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捂不住了，就改口说“××、××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群众情绪稳定，善后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一说谈生意，就是喝酒、桑拿、按摩、卡拉OK、修长城，“一条龙”服务。

一拍历史剧，就是大辫子、小太监；就是老佛爷、皇阿玛；就是三呼万岁，奴才该死；就是顶戴花翎，谢主龙恩。

一拍现代戏，就是三角恋、四角恋、N角恋；就是私生子、婚外情，就是咖啡馆、歌舞厅。

一树典型，就是带病坚持工作，就是无法照顾家庭，就是清贫如水，家里还用着上世纪60年代的旧家具。

一得奖，不论体坛获金，还是艺坛夺魁，就有记者围着问感想；就要感谢A、B、C、D、E、F、G，一个也不能少，可就是不敢感谢自己。

一说搞活动，就要造声势、出影响，就要集体签名，条幅越来越长，规模越来越大，签完了往仓库里一扔完事，或者径直送到废品回收站。

一开“研讨会”，不管是经、史、哲还是天、地、生，就是吃好喝好加旅游，不是海南岛，就是吐鲁番；不去新马泰，就去俄罗斯。

一有钱就变坏，一阔脸就变，就要换车、换房、换行头，还要换“糟糠”，即便换不成，也要包二奶、三奶、四奶……

一出“事”就出名，一出名就出书，一出书就畅销，先有刘晓庆、璩美凤，又有周璇、饶颖，后有……

浮世绘　作者：佚　名

幼稚

刘某供职的企业面临破产，见市报上刊登《公开选拔科局级领导干部简章》后，便找为官多载的大学同学商量，准备报名应试。不料，对方睁大醉眼惊讶道：“老兄啊，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像学生一样幼稚！”

羡慕

某厂家属区，有几百户人家。程家、徐家曾因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博士生而成为公众羡慕的对象。近年来，大家谈得最多、最为羡慕的要数李家了。原来，李家姑娘婷婷被外商所包，在开发区购置了豪华别墅，有轿车、用保姆，每月还给下岗的父母2000元。

划算

张科长贪污公款10万元，案发后，拒不退脏，被法院判了10年徒刑。有人为他打起了算盘：“花两万打点，可按《刑法》规定减刑5年，一年还能赚16000元，上班、打工也挣不了这么多，划算！”

释疑

耿某原是国企厂长，深受职工爱戴，事业兴旺之时被局长撤换了。几年后，该企业改制，局长出资买下了。他三顾茅庐、出重金聘请耿某出山做厂长。耿大惑不解。局长道：“实不相瞒，过去我要的是经营领导的厂长，现在才要经营企业的厂长。”

“审美疲劳”　作者：车走植

几个月之前，妻子买回一盘磁带，推荐给王五，说是刀郎的。王五听过之后说：“还不错，挺有特点的。”

后来，王五和妻子到一家快餐店吃饭，又听见了刀郎的歌在回荡。很快，刀郎的歌就遍地开花了。走在街上，商店里传出的是刀郎；吃饭的时候，餐馆里放的也是刀郎；逛音像店，里面充斥的还是刀郎。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没什么，可时间一长王五和妻子就都烦了。

有一天，王五和妻子又听到了刀郎的歌。妻子就说：“到处都在放刀郎的歌，烦不烦呀？

王五说：“中国人爱搞破坏性开发，在物质资源方面如此，在精神领域也是这样。本来还不错的东西，非得把它当粪肥一样，不厌其烦地倒来倒去，直到臭了为止。”

妻子说：“你说话咋这么难听？！”

“话糙理不糙。”王五说，“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应该讲究可持续发展。否则，像以前讲阶级斗争一样，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能让人不审美疲劳吗？”

“确实，我现在对刀郎就有点审美疲劳。”妻子说。

各司其职　作者：高　低

酒楼上，两个老同学倚窗对酌。

张建华供职于工商管理局“打假”办，李大民在环境保护部门从事“生态平衡”。两人边喝边侃，从部长买回劣质鞋到大兴安岭火灾，从农民购进假良种而颗粒无收到长江水域鱼类遭受生存威胁，谈兴与酒兴一般浓。

楼下，一个北方汉子的大嗓门惊动了他们。

两人把头探出窗外，但见酒楼的拐角处，一个黑高个儿左掌托一块白生生的骨头，右掌拍胸，一遍遍吆喝：“正宗虎骨，可别错过机会……祛风湿，强筋骨，专治腰酸背疼，屈伸不利，身骨乏力，足膝痿弱……”“咱下去看看！”

张建华撂下筷子，“要是真货，也就罢了；如果卖假货，我决不放过他！”

李大民搁下酒杯：“要是卖假货，也就算了；如果是真货，我对他决不客气！”

癌变　作者：汤礼春

某单位一把手，在单位横行霸道，贪污受贿，且款通上级，金筑后台。属下臣民敢怒而不敢言。忽一日，一向懦弱的郑某挺身而出，斗胆向上级揭发了本单位一把手的污垢之事。贪官得到查处，群众人心大快，无不拍手称好，纷纷称赞郑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举。郑某坦白道：“起初我也愤恨之极，但害怕报复，也不敢言。后我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死期不远，还怕他乎！”

此话传开，一民间异人感其精神，特将祖传秘方药献上，郑某服后，癌病俱消，身康体健，然从此他见了领导噤若寒蝉，再也无雄风之举也！

替身　作者：王　雨

党校招生临近尾声，主管副校长问招生办主任：“今年招生情况如何？”答：“异常火爆，肯定班班满员。”副校长说：“每班留两个名额，先不要招，待研究之后，再作决定！”招办主任问：“有关系户？”副校长说：“屁个关系户，上面有规定：从这学期开始，每班必须有两个不及格的名额，你想想，能让有头有脸的领导不及格吗———所以，每班得招两名觉悟比较高的一般同志来当替身！”

－呼唤真正的《人学》　作者：毛志成

一、呼唤真正的《人学》

《人学》是专门瞄准“人从根本上来看到底是个什么物种”这一问题，去深研细究的一门学问。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或民族，社会或时代，看其有没有大悟性、大智能、大才气，只看其向真正《人学》的趋近程度即可。只要对真正《人学》很陌生或很疏远，乃至绝缘，任何“辉煌壮举”都很难彻底挣脱胡闹意味。

二、几千年未写成的《人学》

几千年来，涉及的任何学问都与人有关。专门探讨“人是什么”或“什么是人”的文学作品也蔚为大观。而特殊地以《人学》为书名的著作近于没有。即使偶尔有之，也大都是形容性的或情绪性的，有颂扬也有诅咒。几千年至今，人类建立了《数学》、《物理学》、《哲学》、《美学》等科学和专著，何以《人学》近于空白?值得深思。

三、人尚未形成识“人”智能

无论古代被誉为贤人圣人的卓士，还是今天多如牛毛的才子，他们对天对地或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过去和未来，物性或事理，都未终止对博学多知的自誉或互捧。然而在实际上，谁也没寻找到“人到底是个什么物种”的可信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仍然是愚蠢的家伙。否则，也上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不幸和灾难?

四、法与人类的“原罪”

法者罚也。人类发现并正视了法的必需性，即惩罚的不可缺少性，甚而将一大半精力用之于此，是人类实现文明化的最大醒悟。而某些文化却陷入另一种误区，宽谅或美化人类的“原罪”属性。如公开承认甚而宣扬人之自私的合理性，索取欲的合法性，以及占有欲的神圣性，和没有任何善性含量的享乐之“美”。法之所以不是万能的，原因之一便是对某些潜在原罪无力干预。而有此职能的行当如文化、艺术、教育等，又另谋其它了。

五、人到底是什么?

“人之初，性本善”，百分之百地错了：“人之初，性本恶”，最多的错误也只是占一半。不信?那就请出来一位公认的大人物来说一句话：“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这位大人物就是恩格斯，语出《反杜林论》。

扬善、颂善，至多是人类文化中优质因素的十分之一；而识恶，斥恶，使之弃恶，却是人类文化功绩中的十分之九。谁否认，至少是糊涂。

六、人往往不是人

我们常常指着某个具体的人说，这是好人，这是能人，这是巨人，这是伟人，或指着另外的人说，这是恶人，这是小人，这是罪人，这是匪人，有时，我们也依据与自己有利害相关的人说这是恩人，这是仇人，这是亲人，这是远人。其实我们说的上述从都是人的标签与符号，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本身”。这与真正的“人学”无关，智能极有限。

七，高品位人学的标志

能否及时建立起真正高品位的人学，千万不要相信各种作秀式的虚奢理论、漂亮词令，只立足于几条即可：批评“人性本身”的缺点，使之识耻：正视“现实人性”及其演示的行为正在趋于伪化和恶化；提倡“弃恶从善”时使用的语言要以法律语言为主体，为重项，切切不要让各式绵软语言——如书呆子式的、伪才子式的、戏子式的语言过分滥觞，致使“人”的日益浊化和劣化。

中庸也应万岁　作者：毛志成

一、小康和中庸

近年来敢于将儒家术语“小康”用来做为流行性的政治口号，是一种很大的勇气，非常可敬。但同样做为儒家术语的“中庸”，至今仍未获得应有的褒义。而“中庸”一词的内涵及辐射面，其实很广。而且在深度上也很大，不仅具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能量，而且具有极大的德治能量。我们平日所强调的安定团结，都可以从中庸之道中找到深根。没有中庸性的素质，很难发掘出安定团结的深层底蕴。

二、中庸本身是大德

几乎同时发现和肯定中庸是道德最高境界的人，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时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两个人都认为人常常犯两种错误，一是“过”，即冒进、偏激；一是“不及”，即保守、退缩。而只有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才是修德修智之本。

这有什么不对?没有!在很多时候我们批判、咒骂中庸，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本身在道德上都不及格。

三、中庸才是大修养

朱熹对“中庸”的注解是：不偏者谓之中，不易者谓之庸。用俗话来说就是：一，不走偏路、歪路，要走正路；二，认为是正确的道理或行为，就要坚持下去，不要朝三暮四，见风使舵，没有固定主张而多变。

多少年来，我们干的忽左忽右、忽冷忽热蠢事太多了，而又善于辩解和宽谅自己的错误。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心术不正。

四、中庸才是真正素质

“过犹不及”用来形容人的道德是对的，用之形容人的素质亦然。当“素质”一词进入流行期之际，便必然出现“炒素质”之风。各式各样谈论“素质”的书籍和文章，一时铺天盖地。而以此把人(尤其是青少年)弄假弄浅的事也不少。何时提倡一点中庸哲学?须知：中庸的本意中就包括朴实无华，这才是真素质。

五、“词语亢奋”大违中庸

近半个世纪中，我们虽然在相当长的时候处于各方面落后状态，但我们“创造”、“发明”、“推销”出的口号和名词，却接二连三。在数量上和“新鲜度”上，绝对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造成了很醒目的“词语亢奋”世风。

这绝对有违中庸，内含着太多的“作秀”超于做事成分。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积习，唯此才能提高我们的真实素质。

六、小人最无中庸意识

“小人多变”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通例。何以多变?根本的原因在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千百年中，小人本来是一种长久的存在，无可奇怪，但近几十年的“现代小人”大都镀了另一种金。当初在政治上搞极左，干许多恶事，都可以用“紧跟形势”辩解。今天在经济上搞种种阴暗勾当，也可以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来做为宽谅自己的理由。

七、何以拒绝正常?

中国没有过上正正常常的日子，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时不时地便搞一场具有特殊名号的事，例如当年的“运动”，以及近年来的“流行”、“火爆”、“××热”之类。连依法惩治某些丑恶现象也名之为“严打”。总之，硬是不愿本着“中庸”(即“正常”)的准则去办事。真的追溯原由，都基于偏颇的现象太多，而与之相应的“纠偏”之事也较频。做不到中庸，至少是某种不成熟、不完善所致。

“家族”漫议　作者：毛志成

一、“家族”是什么细胞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可以算是常识，这样的话题颇浅，可以用另外的文章去写。值得深写的文章是“家族论”，意思是将家庭扩大为家族。

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便可称之为“细胞群”。中国的家族意识既超强又超久，于是就应尤其深究一下：这样的细胞是什么样的细胞?某中有多少癌细胞?怎么治?家族做为社会的一个细胞群，确有良性的、优质的组合体。特别是文化、艺术的趣味相近，氛围的形成，从而使某项专业具有较强的因袭性和连带性，递而该种专业、该种才艺日益有家族化趋势，出现了有亲属关系的学者、专家、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搞经济也如此，凭一人一家的自己努力，最后经营起家族式企业，而且一切行为都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也是有益国益民效应的，不必指责。如果这样的家族因为德才兼备而延续多年、数代，品牌日响，还应该给予特殊的尊重和爱护。

二、家族的恶性细胞

具体到中国，家族化现象中首要的恶性细胞就是行政权力的家族化，和借用行政权力所衍生的财富家族化，即由劳动资本变质为官僚资本。说一个家族中人人都有什么细胞，或许可能，惟独说该家族中的人个个都有先天性的做官细胞，无论于古于今都是鬼话!官网，权力网，首恶就是家族式的此种网。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可以允许多种形式的私有化现象存在，惟独对行政权力的私有化绝对禁止!谁有违这样的章程，谁注定是腐败分子、腐败群!

腐败的通例，尤其是最常见的通例之一，就是行政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化，而此中必辅之以家族化。有的是公开的、赤裸的，硬行安插族属在权力部门；有的是间接的、迂回的，将权力的近距离贩运转化为远距离推销。反腐口号和举措千条万条，不能从最直近的行为——彻底打掉行政权力私有化风气着手，并且做到确实有效有力，一切美丽的幻想和生动的设想都等于望梅止渴!

三、社会主义的第一天敌

社会主义的远缘天敌曾是封建主义，近缘天敌曾是资本主义，其实最直接也最可触摸的第一天敌，就是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现代方式进行杂交而生的“公权私化”，最常见的表演方式就是行政权力家族化。

这种阴暗勾当，虽然任何先进国家都未彻底断根，但他们再蠢也畏惧监督机制的铁腕。而我们的监督力度之所以有时被软化，被分散，家族网是重要的反动力之一!

人有一点扩大了的亲情意识即家族意识，本身是无可挑剔的，甚而应当受到尊重。六亲不认非但是自私的极端化，而且是人性上的一种麻木。当年喊的“亲不亲，阶级分”，一经偏激到如此，必将堕化到反人性地步。因此，不能一味抹杀家族关系，应当承认它是正当的人际关系的一种。但将家族意识视为最高的人际关系，并将其注进了过量的自私性和极端的“惟亲”偏见，只能意味着愚昧和俗鄙。

四、“家族式的恶化”何以难治?

弄出了一个腐败分子并暴露于世，总会将一串涉恶、犯罪、触刑的“族亲”抖落出来。这样的事，近于普遍而例外者少。治起来何以颇难?有两条原因尤其值得关注：一，所谓腐败分子，都具有官员属性，其中绝少平民；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官吏，很重要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党员。多少年来我们说到的“政治”、“法治”、“德治”，其实主要是指“治”民。而与此同时，官常常能超越了“治”。而其家族，往往一并受到荫庇，由荫庇必然演化为纵容。倘若我们不能认识到和做到一切的“治”首先是治官，在治官时首先立足于治党，各式腐败尤其是家族式的腐败便会像藤蔓一样继续蔓延，除不尽。

贪官憾　作者：刘　征

曲一

实指望好梦长圆，谁承想水流云散，万种悔恨千重憾，长夜难眠。再没人捧茶点烟赔笑脸；再没人热烈鼓掌忙称赞；再没人埋头记录摇笔尖。对着高墙四面，对着这人影孤单，对着这月儿冷冰冰半张脸，咱自语自言，自思自叹。

曲二

憾只憾，误了一席豪华筵。咱吃遍了海陆珍馐、中外大餐，熊掌驼峰嫌太腻，鲍鱼燕翅不够鲜，早就想尝一尝全席满汉。一百单八件金盘银碗，数不清的炸炒烹煎。玉堂金殿，宫廷御膳，摆出一回也要等贺岁祭天。接到大款的请柬，听说是二十万买单。啊！倒霉的开席那一晚，慢悠悠车到店门前，嘎一声车门打开，猛抬头一身冷汗，正对着刑警刺刀般的眼。憾的是到嘴边的鸭子飞上天，带手铐的当儿还把唾沫咽。

曲三

憾只憾，那辆轿车刚刚开进咱家院，送礼的说一点小意思，为了咱办公方便。这车啊，超豪华，最新款，大红的车漆光闪闪，坐在里边会如同太上皇坐在养心殿，伊丽莎白坐在白金汉，跑起来会如同轻飘飘宇宙飞船。咱还没来得及靠一靠车坐垫，摸一摸方向盘；没来得及在长街闹市兜几圈，心急的法院，就写进赃物清单。眼看着要宣判，眼看着赴黄泉，难道叫我徒步去赴阎王筵。

曲四

憾只憾，那小心肝，二奶之后排老三。就为这啊，她总是别别扭扭不就范。我为你不思茶饭，我为你牛腰瘦减，我为你梦绕魂牵，我为你买了钻石项链，我为你买了西洋名犬，我为你买了一处别墅，当作咱七夕长生殿。那一日你秋波一转，我暗喜佳期不远，又谁知美姻缘被拆散，一眨眼便隔了蓬山一万，青鸟无由为探看。

曲五

憾只憾，咱春风得意正当年，眼前是锦程一片。玉带乌纱巍巍颤，多少目光献媚乞怜，多少手捧来金山银山，多少猫儿狗儿围着咱滴溜溜转。传媒锣鼓，廉明干练，政绩考评，成绩斐然。眼巴巴指日升官，闹哄哄贺喜函电，就在这紧要的关节，咔嚓嚓连根折断，忽悠悠扬起帆，猛可里沉如深渊；美滋滋云里仙，猛可里跌进鬼门关，留下了多少遗憾！有道是人不为己枉为人，官不为钱枉为官，有权不贪，不如去卖山药蛋。那老掉牙的道德和法律，为甚不引入这个新观念？

尾声

憾似乱丝团，心似万剑攒。嘿，那该死的月牙儿透过铁窗笑得嘴角儿弯。哼，我要是再掌权，定要赏你双玻璃小鞋儿穿。

又挑金庸　作者：流沙河

曾有拙文挑剔金庸给学校写门联，不谙对仗平仄，而且意境阙如，道理亦谈不上。前几日他入川，游九寨沟，返成都坐茶馆。据记者报道说，“在雪白的宣纸上，他动情挥墨，留下28个大字”：

乘兴品茶顺兴馆

喜见传统皆呈观

蓉城悠闲宛然在

奋发腾飞心胸宽

金庸写完后，谦虚声明说：“我作文章，平仄押韵搞不清，作得不好。”这是老实话，我不好再挑剔粘对平仄的毛病了。他也未说过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我又怎好以格律和意境绳之呢。只是有一点不得不指瑕，“呈观”生造躄脚，词性违碍，讲不过去。本来要用“呈现”才通，为了落脚平声，就强改“现”为“观”，以至明知故犯。韵文易犯这种错误，不足深责。我要挑剔的是他在九寨沟的题词。那也是“28个大字”。

第一句“长江源头九寨沟”就让我吃一惊，疑心自己老眼昏花，是不是看错了。忆我童年，小学地理课本就有“长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喇山南麓”。与此相应，还有“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喇山北麓”。老师叫背熟，期末要考的。过了六十几年，怎么又发源于四川九寨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勘测队到青海巴颜喀喇山南麓，找到长江源头，在那里竖了碑。噫，是他们找错了地方吗？这个玩笑开得不小，第一句为“长江源头九寨沟”的那首诗，还在成都报章上大字登着呢。当编辑的心知其错而不改正，不是安心拿大师来出丑吗？金庸若肯偶一收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也不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天气预报一开头就映出中华版图，长江黄河两条明亮的曲线非常醒目，一瞥而知江河源头在哪个省区内。九寨沟离长江源头两千里以上，“失之千里”要乘二了。不但不是长江源头，九寨沟也不是岷江源头。准确说，是在白水江的上游，但也非源头啊。

金庸的这个错，错得“很有学问”。想必他读过《尚书·禹贡》吧。古人就是认岷江为长江上游，所谓“岷山导江”正是如此。古人这个错认，延续两千多年，到了明清两代，方才厘清。金庸可能为古书所累，犯了地理常识错误，贻笑于小学生。这是他游九寨沟第一天的事。

第二天又给一群著名作家讲羌族历史课。据记者报道说，“说起自己拿手的历史，金庸显示出了他的博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在座的都变成了恭敬的学生”。鄙人不在现场聆教，未敢臆评。谨就报章文字所载，再来挑剔三下。

一，金庸说：“羌以前是母系氏族，所以羌字当时是姜。后来成了父系社会时，才改成了羌。”这是想当然的说法。甲骨文羌字多，有三十四种不同的写法，而所指皆族名。董作宾说：“羌字从羊从人，谊为牧羊之人。”说本《说文解字》，世所公认。羌字下面的儿即人，是指牧羊之人，代表畜牧民族，此与所谓父系无关。比较起来，甲骨文姜字极少见，只有一种写法，而所指为姓之一种。女生为姓，所以姬姒姚姜诸姓字皆女旁，此与所谓母系确有关系。照金庸说，造字之初，先有姜字，后有羌字。但是《说文解字段注》认为先造羌字，“姜字盖后所制”。吾从段玉裁说。

二，金庸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这大概是指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据《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统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战士，宣誓牧野，直捣朝歌，灭了商朝。事实是姓姬的周民族在领导羌族以及其他七族（金庸称七族是“西南的汉人”），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汉人这个称呼，受孕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胚胎于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创建汉朝，直到北朝方才诞生面世。北朝民歌：“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汉儿即汉人。周武王伐纣时，周民族为多数民族，羌族以及其他七族都是少数民族，那时汉族不但尚未诞生，连受孕也不曾。到西汉武帝时，这八族被称为西南夷，仍有待于汉化。

三，金庸还说他“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我很吃惊，羌族还在，茂汶羌族自治县也还在，俱无灭亡预兆，他是要去研究怎样使之灭亡吗？

据记者报道说，金庸正在编著一套中国通史。我想用拙文《小挑金庸》内的老话劝他，请勿“在他擅场的武侠小说领地外，乱出笨招，争当箭靶”。

矫情时代　作者：左　言

大腕

他每年都会为自己因参加春节文艺晚会，不能在大年夜和妻儿一起吃饺子而万分惭愧，然后话锋一转，面对采访话筒说：“不过，只要能够为广大观众带来欢乐，我的妻子、孩子，还有我的老母亲，是能够体谅我的。”

他今年倒是没有参加春节文艺晚会，但也没有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吃饺子，因为他气得一个饺子也吃不下。

新秀

娱乐记者问他(她)：“你是怎样走上荧屏的?”

他(她)十有八九会毫不脸红地说：“当初陪一个同学去参加考试，结果，同学没考上，我却阴差阳错地被导演挑上了。”

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获得文学大将，在鲜花和掌声中，他却偏偏说：“其实，我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部《白萝卜红萝卜》，可能有的读者还没有读过。”

大款

大款以前喜欢摆谱，现在却突然像某些电影明星似的，想过普通人的日子了。

比如，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外名酒，腰缠万贯的他却偏偏难为服务员：“有老白干吗？”

嘉宾

在某综艺节目里，主持人经常会请来一些半生不熟的名人当嘉宾。这类节目每期都会有一些“考考你”“猜猜看”的小游戏。

话说最近的某档节目，照例是先放一段录像，放着放着，主持人喊一声“停”，然后说：“大家猜猜看，这位老农手里拿着的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1号嘉宾回答：“可能是一种打猎的武器吧？”

2号嘉宾回答：“会不会是一种健身器材？”

3号嘉宾回答：“我猜出来了，这是一种乐器！”

那不是“锄禾日当午”的“锄”吗？家乡的老父亲今天上午还用它锄了半亩地呢，你“农转非”才几年，怎么连锄头都不认识了？

为了撒娇，竟然懂装不懂，付出被“减掉20分”的代价，这真是何苦来！

热心听众

他经常打电话给电台直播热线的女主持人，倾诉自己的烦恼，比如“我太痛苦了，有3个女孩子同时追求我，可是，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她们都很可爱，很无辜，我不忍心伤害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很矛盾，很痛苦，不知该怎么办，我甚至都想到了死……”

女主持人赶快翻开《罗兰小语》或《刘墉散文》，耐心地开导他：“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得给自己留一份希望。哪怕是遭遇‘泰坦尼克号’似的灾难，也要相信杰克那句话：‘活下去，好好享受每一天。’请你为所有爱你的人活下去，答应我，好吗?”然后，还特意为这位听众朋友送上一首由陈慧琳演唱的《对你太在乎》。

您瞧，他自己其实并不烦，却早把其他听众给听烦了。

老二，你的胆儿咋就那么肥呢！　作者：燕山樵夫

老二，明天是你上路的日子，娘让俺来替她看你最后一眼，即使娘不让俺来，俺也会瞒着娘偷偷来看你的，谁让咱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呢！你看仔细，这是咱爹的遗照，娘让你在上路前跪着给爹磕三个响头。就三个，多了也是浪费！余下的等到了阴间给阎王小鬼们磕吧，免得在阴间多遭洋罪！

老二，你的胆儿咋就那么大呢？俗话说狗胆包天，俺看你的胆儿比狗胆可大多啦！2.8亿，还是美元。俺的天爷！俺实在想不出这2.8亿大到啥程度，若沿着铁路铺，不知能从天津铺到山海关不？俺实在弄不明白，小时候你胆子挺小的啊，过年时二踢脚你都从来不敢放，你只敢放小鞭儿，你的胆儿，顶多也就是放过几回麻雷子呀！可现在，面对钞票美元，你咋就那么勇敢无畏不怕死了呢！俺可真想不出，你贪你捞那么多钱有啥用场？你们两口子每月工资都不低呀，日子过得有多滋润啊，你咋就钻了牛角尖呢，唉……犯了这档死罪，你跑到国外也不行啊，这不，才半年多吧，照样给引渡回来啦！现如今，只要你犯了死罪的案子，你就是跑到月亮上躲着，嫦娥、吴刚也会把你扭送回地球的呀！你咋就这么犯傻呢，你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的高知呀，脑瓜不笨啊，这简单的理儿你都不懂？你呀，白活了43年喽！

老二，你当了十来年的官，这些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从科员、股长、科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又钻营到市里银行混了个啥行长，你管钱，你有钱，可你对咱爹咱娘你咋就那么抠呢，咱爹前几年患了食道癌，给爹治病一共花了5700块钱，你媳妇摁着计算器，跟俺算了半天帐，逼着跟俺均摊，逼俺把帐立马结清喽，俺要求宽限三五天都不中！有12000是俺含着泪赌着气，当天从左临右舍借来的，这事你可知道？可你们两口子，借给咱爹治病办丧事，光收礼就是49万多，还黄猫黑尾地瞒着娘和俺。还有，咱娘的养老费，你每月就给50元，多一分你也不出！唉，老二，听说你被判了死刑，村里乡亲们高兴得直放鞭炮，老王家还出钱请了戏班唱了3天大戏！你说你在乡亲们眼里，你都成了啥样人啦？弄得俺和娘都没脸上街见人啊！

老二，你的色胆咋就这么肥呢！这么花呢！法院给俺送来的起诉书、判决书，俺都看了七八遍，你与37个女人有染，还包养了两房二奶，你咋昏了头，你当你是皇上啊！养小姐，你出手那么大方，给小姐一次3万5万你都舍得，可对咱爹娘，你咋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仔细回想回想，至打你当了官后，你究竟为地方百姓、家乡父老干过啥好事？没有，一样都没有！俺就琢磨不明白，你的领导咋就瞎了眼，提拔了你这号无德小人当官呢！即害了国家，害了百姓，也害了你自己！

老二，唉，事已至此，说啥都晚八春啦，好在这回弟媳也随你一块上路，你俩到了阴间也有个拌儿，不寂寞。不过俺这当大哥的事先给你提个醒，到了阴间地府，你也别太宠信、惯着你媳妇。你媳妇可不是块好饼，是个抱着金元宝跳井的主儿。俗话说，妻贤夫祸少，你这媳妇不贤惠啊！她若贤惠，你能有今天？你也是，当初干吗把她安排到外贸局当局长呢？那不是让她飞蛾投火嘛，往断头台上推她嘛！

老二，明天上路时，也别太害怕恐惧，法院的人跟俺交了底，不是枪毙，是注射执行，给你打一针药水儿，晕晕糊糊，一会就过去，没啥痛苦。临注射时，你要想听啥曲子，也会满足你的最后要求。

老二，时间快到了，俺再说最后几句，临来时娘再三交待，你死后，不让你进咱家老坟地，怕气着咱家先人！也怕气着咱爹！不让给你收尸，让法院按无主尸首处理，娘说她没有你这儿！俺思前想后，若按无主尸首处理，也太……太哪个啦，咱毕竟是兄弟一场啊，俺只好把你们两口子的骨灰盒，悄悄埋到无人知晓的荒山沟里去啦，好歹也给你起座坟头，但不能立碑。老二，你不介意吧？

老二，这是娘给你炖的童子鸡，这一瓶是咱老家的散白酒，劲大不上头哇，今晚上你就一人好好享用吧，要说的话都在酒里啦！哥跟你道别了，老二，再见，一路走好，多保重！

老二呀，你的胆儿咋就哪么肥啊！

(附记：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广东省某市某银行负责人侵吞转移2.8亿美元至国外，然后潜逃美国，中、美警方通力合作，将其引渡押解回国受审。收看此节目后，有感而发，遂成此篇。)

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　作者：竹林第八贤

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性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明星时常犯贱，今天卖给他，明天卖给你，越看越像妓女；妓女时尚新潮，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越看越像明星。你能分得清，谁是明星，谁是妓女吗？

这年头，导演生性风流，玩了这个，再玩那个，越看越像色狼；色狼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越看越像导演。你能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色狼吗？

这年头，学者专门溜须，上面说什么，他就阐述什么，越看越像屁精；屁精意气风发，苦心钻研拍马之道，越看越像学者。你能分得清，谁是学者，谁是屁精吗？

这年头，教授一心向钱，手里有什么，他就卖什么，越看越像商人；商人附庸风雅，脸上眼镜身后书架，越看越像教授。你能分得清，谁是教授，谁是商人吗？

这年头，医生心黑手辣，只管赚钱，不顾人命，越看越像杀手；杀手精益求精，宛若庖丁解牛娴熟自如，越看越像医生。你能分得清，谁是医生，谁是杀手吗？

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极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新闻一屁俩谎，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你能分得清，哪是流言，哪是新闻吗？

这年头，电影枯燥乏味，从头到尾都是宣传说教，越看越像政治广告；广告越拍越精，画面优美引人入胜，越看越像艺术电影。你能分得清，哪是电影，哪是广告吗？

这年头，老板特别抠门，对员工锱铢必较刻薄吝啬，越看越像乞丐；乞丐出手阔绰，山珍海味广厦美轩，甚至还有小蜜，越看越像老板。你能分得清，谁是老板，谁是乞丐吗？

弼马温找数字　作者：侯国平

悟空本是个小老百姓，因为第一个钻进了水帘洞，就被花果山的众猴儿拥戴为王。他当上领导后，励精图治，一心为民，很快就把花果山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山。

牛魔王慕名来访，悟空热情招待，午饭是工作餐，四菜一汤，无非是些山桃、野杏，外加一壶花果山老酒。牛魔王赞曰，大圣真乃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好公仆也。悟空问，何出此言？牛魔王说，他走南闯北，迎来送往，什么场面没经过，什么酒宴没吃过，南天门去过，斗率宫去过。唯独花果山这顿饭，叫他开了眼，叫他长了见识。

悟空听出了牛魔王的话音，就说，请牛哥多包涵，他也不想这么简单。只是在花果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老百姓立下的规矩，接待来宾，一律四菜一汤。他是不敢违犯的，只有请牛哥多谅解。

牛魔王说，不是笑你小气，而是觉得你这里和天宫里的规矩不一样，那些天兵天将太讲排场了，应该叫他们到花果山参观学习一下。

悟空说，那不敢当。天宫的事，他早有耳闻，都是小猴子说的，无非是早上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抱着裙子转。

牛魔王笑道，你那是隔年的皇历，翻不得了。如今又闹出了新花样，除了天上的星星，啥都吃，除了王母娘娘尿，啥都喝。吃了喝了还要ＯＫ，ＯＫ了还要泡，泡了还要按。没有吃、唱、泡、按这一套，就不叫当官的幸福生活。

悟空叹道，这样下来，不知要花多少钱？

牛魔王说，最少也有一个亿。

悟空知道牛魔王是个没尾巴鹰，说话没个准，他不相信会有那么多，这在花果山，能盖多少座希望小学呀。

悟空带着这个疑问，到御马监当上了弼马温，亲身体验了一把天宫里的幸福生活。弼马温是个不入流的小官，但也是三天一大宴，五日一小宴，革命小酒天天有，就像曹操当年给关云长的待遇一个样。悟空心想，牛魔王那厮说的不差。他不想这样，想把花果山那一套用在御马监，谁知行不通。

有一次，太上老君来御马监视察工作，中午饭，悟空就端出了山桃、野杏和一壶花果山土酒。太上老君连声说好，只是烧火童子变了脸，一把掀翻了桌子，还大骂悟空是个农民，一点事理也不懂。太上老君在一边只是微笑。悟空见状，连忙赔不是，赶快上了茅台酒和烤全羊，烧火童子这才不骂了。

悟空曾给太上老君汇报过工作，说他看不惯天宫里官员们大吃大喝，想给玉帝提个建议管一管这事。

太上老君说，管过了，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红头文件，已经发到第856号了。

悟空大吃一惊道，难道800个红头文件，就管不住一张嘴么？

太上老君说，别问我，要问，还不如去问街上摆摊算卦的。

悟空又问，公款吃喝一年要花多少钱？

太上老君没好气道，你一不是代表，二不是委员，管这闲事干啥，就是代表、委员，也没人管这闲事。

悟空说，他不是管闲事，只是想知道。太上老君不说，他又去问负责统计工作的托塔李天王。李靖说，干部们年年报数字，都是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房，打了多少粮，从没有上报吃喝数字的。

悟空想想也是，这种数字又不是政绩，谁会上报呢？但悟空还是想弄明白，这天宫里公款吃喝玩乐，一年要花多少钱呢？

就在悟空东跑西问，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没有答案的时候。悟空在《南天门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斗率宫在太上老君的领导下，严禁公款吃喝，动了真格的，仅三月一个月，就节省费用近百万元。

悟空眼前猛然一亮，这虽然是个模糊数字，但究竟是官方数字，至少也是近似值。悟空想，像斗率宫这样级别的单位，天宫里至少还有30个。用100万乘以30，再乘上12个月，不就是那个数字么？

悟空算了一算，吓一跳，这比牛魔王说的，多多了，看来，牛魔王那厮并没有混说。

采访上帝　作者：顾　犇

我在梦中见到了上帝。

上帝问道：“你想采访我吗？”

我说：“我很想采访你，但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

上帝笑道：“我的时间是永恒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感到人类最奇怪的是什么？”

上帝答道：

“他们厌倦于童年生活，急于长大，而后又渴望返老还童。

“他们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金钱，然后又牺牲金钱来恢复健康。

“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但却忘记了现在；于是，他们既不生活于现在之中，也不生活于未来之中。

“他们活着的时候好象从不会死去，但是死去以后又好象从未活过。……”

上帝握住我的手，我们沉默了片刻。

我问道：“作为长辈，你有什么生活经验想要告诉子女的？”

上帝笑着答道：

“他们应该知道不可能取悦于所有人。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让自己被人所爱。

“他们应该知道，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拥有什么东西，而是拥有什么人。

“他们应该知道，与他人攀比是不好的。

“他们应该知道，富有的人并不拥有最多，而是需要最少。

“他们应该知道，要在所爱的人身上造成深度的创伤只要几秒钟，但是治疗创伤则要花几年的时间。

“他们应该学会宽恕别人。

“他们应该知道，有些人在深深地爱着他们，但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

“他们应该知道，金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但却买不到幸福。

“他们应该知道，两个人看同一个事物，会看出不同的东西。

“他们应该知道，得到别人的宽恕是不够的，他们也应当宽恕自己。

“他们应该知道，我始终存在。”

百字小说三题　作者：李其祥

双簧

钱某是建设处处长。建设处管城市建设，管城市建设就经常和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单位以及工程物资供应单位打交道。上述单位的责任人为了自身利益经常主动上门找钱处长献爱心。所谓献爱心，无非是请钱处长去酒楼饭店夜总会卡拉ok厅吃饭唱歌找小姐，而后是登门给钱处长塞红包。每次，钱处长都拒收，严肃批评这是不正之风，并警告说，如果不改，将向有关部门举报。送礼者诺诺，而每到此时，钱夫人便会出现在来人面前，找借口把钱处长支开一会儿，然后笑纳红包。后来，人们把钱处长和钱夫人的表演称之为“双簧”。

双喜

吴科员的爱妻小丽在县政府办公室里管收发传阅文件，经常和周县长打交道，也是日久生情。周县长喜欢小丽端庄大方，光彩照人，小丽喜欢周县长风度翩翩，年轻有为。于是两人便产生了儿女私情。周县长这个人很讲义气，觉得小丽把什么都给自己了，自己总得为小丽办点事，当初曾想把小丽提个一官半职，后来想想不妥，怕别人说闲话，于是便找县委书记和人事组织部门做工作，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把吴科员调到县人事局当了一名有实权的副局长。后来，有一次，周县长和小丽缠绵后笑着对小丽说，一个得人一个得权，咱们这叫双喜！

双栖

B县贯彻上级的红头文件精神选派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陈副书记有幸入选，他白天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或者到田间地头了解农耕农种情况，而一到太阳落山，便让小车接他回城，为了防止老百姓们闲言碎语，陈副书记每次回去都说开会。一次，一位副县长见到陈副书记，羡慕地说，我要像你就好了，白天在乡下，晚上回城里，城乡双栖动物，何等逍遥自在！陈副书记一听，不禁长叹一声说，扶贫是政治任务，不去不行，晚上老婆怕我寻花问柳，不回来不行，穷于奔波，何乐之有?

群众行为与迷信权威　作者：吴茂华

群体行为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地位，因为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大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群众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中也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还是希特勒的讲演、斯大林的检阅等，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

勒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作者）在书中说道：“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翻开历史书籍，这种出身江湖、强人领袖成功夺取社稷重器的例子遍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这类群众领袖的高明不仅在于他们擅长谋略权术，还在于擅用巧妙的宣传和演说把自己打扮神化成伟人救星、明主英雄，窃取国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让他们相信为其谋利，相信其幸福与快乐在于崇拜与服从之中，役使他们赴死就义，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群众中有无智者？群众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受欺骗？他们在为人驱使被利用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为什么不知道自身的行为常与其利益相背离？这岂止一句“愚昧”、“糊涂”说得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个体意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这些，勒邦认为，群众意识有“趋同一致律”，即在特定事件群众集结、情感亢奋昂扬的场面中，个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灭，会不自觉地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即使平时独处冷静清醒的佼佼者，一旦汇入群体，个人都会被感性所支配，被群体所裹挟，意识趋于群众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受过教育的绅士和伙夫修鞋匠的心理意识并无多大差别。再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的个人会卸去责任感，有一种冲破压抑、胆大包天、罚不责众的快感。这种快感又被英国哲学家罗素解释为权力感。罗素在其《权力论》中说道：“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群众有一种热情和安全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下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集体兴奋是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甚至自我保护很容易被遗忘。这时候，残忍的屠杀和英勇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就是当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处支配地位时，集体无意识力量异常强大，很少有个人能与之抗衡的原因。除此而外，人类群体的盲目趋同现象，犹如原野上生存奔跑的马群或牛群，恐怕还有祖先遗传的动物本能，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心理和行为。

离任总统的个人保障　作者：杨学武

叶利钦当年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将总统职务移交给普京，曾经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对他的“高瞻远瞩”和“高风亮节”，击节赞赏者有之，满腹狐疑者亦有之。叶利钦为何心甘情愿地提前辞职？普京为何平步青云登上总统宝座？有人从叶利钦对普京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任，似乎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叶利钦与普京达成了一个秘密交易，即叶利钦主动把总统职务交给普京，普京则必须保证在叶利钦离任后，做到“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和“一切按总统待遇不变”，并承诺对叶利钦及其家人实行特殊保护，让他们不受任何侵犯或任何法律的约束。

叶利钦在《午夜日记》里非常坦诚的叙述了“交班”的经过，承认自己在考虑辞职的时候，的确“想弄清楚今后我的情况会怎么样”，而且国家杜马的一些说客也不止一次地和他“商量有关向离任总统提供保障的问题”。但结果并非有什么秘密交易，而只是有一个紧急命令，其内容就是关于如何对离任总统提供个人保障。叶利钦公开披露了这个命令的有关条款，用事实反驳了“家庭成员享有豁免权”的流言。命令中规定只有叶利钦一个人享有此项特权：“已经终止职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不能对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此人不受拘留、逮捕、搜查、审讯或私人调查……”其余条款都是一些事务性的，例如“使用交通工具和警卫的权利，使用车站、机场专门的会议厅会见官方客人和代表团的权利，使用政府专用通讯线路的权利等等”。以及“有权终身使用国家别墅、享受医疗保障”。

对于总统离任后的个人保障，叶利钦毫不隐讳地认为“是很自然的”，“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是因为他有先例可据。当初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时，叶利钦就给他及其家人提供了个人保障。其条件虽然不能与后来的他相比，但在当时情况下也算相当优厚，譬如让他在他最喜欢的“莫斯科河”五号总统别墅终身居住，为他和家人配备了小轿车以及医疗保障，而且还为他从事新的社会活动即“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无偿提供了一整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带副楼的房子。曾经有媒体报道戈尔巴乔夫因为与叶利钦“政见不和”，叶利钦一气之下取消了他的个人保障。其实并非如此，虽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确实有过不满，“当我了解到他在国外对我以及对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所进行的议论时，心里非常恼火”，“……但是，谈论如何每次我都强迫自己用意志力去消除不断涌上心头的厌恶感，去忘掉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叶利钦坚定不移地保证了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保障，他认为：“尽管我们俩互相不满意对方，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有人也许会说，叶利钦如此对待戈尔巴乔夫，是否有意为自己留“后路”？既然戈尔巴乔夫就能得到个人保障，那么他叶利钦无论得到什么样的个人保障，似乎都无可非议。叶利钦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他把离任总统的个人保障不是当作“个人问题”，而是当作“国家大事”。他觉得“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这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

然而我认为，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的个人保障，都还是一种在非正常情况下的人治之策。正如叶利钦自己所说：“如果社会正常发展，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文明———我坚信将会如此，那么对于离任的总统来说，社会本身就能保障他不受侵犯。”诚哉斯言，包括离任总统在内的每个人，都不要把一切个人保障寄托在“救世主”身上。没有制度，什么都不可靠。

“失败”一说欠斟酌　作者：刘吉同

有位学者在采访章乃器先生之子章立凡时，对章乃器先生评价道：“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这话引起了我的思索。如果仅仅从做官方面讲，章乃器无疑是个失败者，而且是个大失败者。1958年初，他被撤消粮食部长、政协常委职务。1963年3月，被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之后又被民建开除会籍。岂止是做官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当部长时工资近400元，1957年后减至近300元，最后只发150元的生活费。又岂止是经济上，还是肉体上的失败者——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形容。“文革”中章乃器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绝食期间。1966年8月24日至31日，章乃器绝食整整8个昼夜。然而，在这8天里，“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章乃器《七十自述》）。如此遭遇，远比不上文明社会里大墙内的一个囚犯的待遇。说章先生是个大失败者，似乎无可非议。

然而，在我看来，即使从“政治上”着眼，判断一个政治或其他人物的成败，还应该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其人对正义和真理、对操守和人格的恪守和坚持。是者不应一概视为失败，非者更不应统统定为成功。而恰恰于这些方面，章乃器先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需要多说几句。

章先生一生追求民主和真理，把国家的进步和前途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而且矢志不移。一身傲骨，刚正不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名中外的“七君子”之一。建国后，勇于做执政党的诤友，敢于向共产党建言献策。鄙视一味逢迎，不搞政治上的庸俗主义。于是，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被钦定为“右派的老祖宗”之一，在政治上遭遇了灭顶之灾。他对扣在自己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自始自终不予承认，并在很多“右派”早已表示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进行改造的时候，多次提出上诉。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严厉的惩罚，撤消全国政协委员、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一个在解放前令黑暗势力胆寒、让正义青年向往的名字，从此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逆境和厄运中，章先生仍然保持着“威武不能屈”的古士大夫之风，正如他自己所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某个年轻时曾得到章先生提携的教授，在章落难后，对斗争他显得特别积极，章乃器吟诗一首回敬：“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足见章的气节和风骨。

章先生于逆境中不但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没有踩着别人以求生，没有低眉顺眼向权势者乞求，相反，仍保持堂堂正正的气节，于国家事务方面仍放胆直言。“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公开批评“大跃进”，我想他是会估计到这种批评的政治风险的。针对企业管理，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如果社会主义的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在50年代便提出“实践检查真理”等等。章先生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发现其中许多言论被历史证明是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性”。从这点出发，说章先生“无论如何……他都是个失败者”的断语，是很难令人苟同的。再说，在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里，尤其是像“文革”那样登峰造极的现代封建乃至法西斯专制，个人的政治生命往往决定在别人手里，而且这种“决定”并没有什么程序性的东西。一个没有人权、不讲法治的社会，极容易疯狂。一旦疯狂起来，国家机器就会变成一架可怕的搅肉机，随时会将人吞噬。谁愈坚持真理，谁愈铁骨铮铮，谁被吞噬的概率便愈高。当然，你若是见风使舵、踩着别人求生，或许会好得多。但有时也不保险。吴晗在反右时表现得特别积极，然而十年后，他却第一个被那场大黑暗吞没了。

试想，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假如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假如没有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假如没有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那么，中国的这段历史将何以面对先贤，何以面对后人。正是这些大写的人，撑起了一代人的脸面，使可贵的民主、科学、真理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气节薪火在那浩劫、黑暗的年代，得以传递了下来。应该说，他们都是悲剧人物才较为恰当。悲剧中凝结着悲壮。不过，那岂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共和国的大悲剧，是多少代人都无法弥补的悲剧，至今人们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

遥想李白当年　作者：阎　真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受到那些许痛苦，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25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玄宗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率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比。朝廷求贤若渴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却“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待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活画出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不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大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

谁妨碍李真成为“焦裕禄”？　作者：练洪洋

李真，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名字，随着一本名为《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的书国庆后面市，再度成为热门主题词。该书讲到，李真曾经想做“焦裕禄”——“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

那又是谁妨碍了李真成为“焦裕禄”呢？从李真的堕落史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丝：

当他成为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之后，“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除了经营权术，再也没有为人民干事业的斗志；没有忠谏，没有监督，全凭良心行事，一个人的良心又能走多远？

“在我给省委书记做秘书后不久，就有北京的一个高干子弟给我打电话，想通过我联系一个工程……(事成之后)给我几十万元中介费。”官上有官，权上有权，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可以做到不理上门送钱的行贿者，可你拒绝得了上面来的“电话”么？所以，腐败链条一旦形成，即使贵为省厅级干部，想独善其身也不容易。

“无论是我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当“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当一个廉洁者寸步难行，腐败者威风八面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发生作用，因此权力与廉洁就成为一种悖论。

权力监管真空、腐败形成链条、畸形的廉政观念，是李真腐化堕落的“三原色”。有了这三者，一个人想不腐都难……

李真给我们的教训是，作为反腐败，对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树立他们正确的权力观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固守一法，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必须以先小人后君子为制订制度的出发点。用制度来防止“焦裕禄”成为“李真”，迫使“李真”成为“焦裕禄”。

李真身上的贪官劣根性　作者：陈　仓

新华社记者乔云华撰写的《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为我们透视李真的丑恶灵魂，全面认识贪官污吏的劣根性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贪官污吏都是双重人格。李真在正式场合巧扮“庄严”，在非正式场合则毫不掩饰其流氓加无赖的嘴脸。他在上级面前说的都是人话，所以，曾经被看作“好苗子”、“一朵花”，被委以重任；在贪官污吏、妓女、情妇、嫖客、骗子和奸商面前说的全是鬼话，贪鄙之人以金钱美色巴结他，是为了求他办事，也为“防止他在首长面前说坏话”（多名贪官的“共识”）。李真式的贪官污吏在权势和金钱面前是哈巴狗，在部下、群众和穷人面前是恶狼；不得志时夹紧尾巴装“孙子”，一脸“老实”相，人一阔，脸就变，一得志，便猖狂。李真“在地狱门前”说：“当初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那是地地道道的胡话。一个双重人格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更不会成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楷模。

贪官污吏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李真式的贪官污吏在“犯事”后都说“丧失了理想信念，才滑到腐败的深渊”。这完全是习惯性地说官话大话空话假话而已。人格不健全的人本性必不纯粹，个性不纯真，为人不纯正，因此，这种人不会有真实的、纯洁的、坚定的信仰。这种人念儒家经典只会先把好话说尽，后把坏事干绝；念释家经典，不是求佛保佑，便是借佛骗财；念道家经典不是求福禄寿，便是装神弄鬼。李真作为“知识化”的干部，从小学到大学都学政治理论，作为“专业化”的领导秘书，天天学文件，写文件，接受领导的教育培养；作为“革命化”的领导干部，多次进党校“进修、培训、短训、轮训”，经常开“中心组学习会”，每天都在抓干部职工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化”人的“方丈”，何以“丧失了理想信仰信念”呢？一言以蔽之：假善人、花和尚、伪道士而已，根本就没有树立起理想信仰信念，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是“装处”（四川方言：婊子装处女）罢了。

贪官污吏都是以利害计较为宗旨的机会主义分子。李真等人总说“社会风气不好”、“小人们拉自己下水”、“监督不严”、“没人提醒”才使自己由腐到败。从案件材料看，李真等贪官污吏规则意识、自律意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极差。相反，有着极强的投机钻营，投机取巧意识，急功近利，卑鄙势利。他们见权贵就追，见富豪就傍，见名利就争，见空子就钻，见机会就上；没有机会，想方设法超越规章制度，破坏游戏规则，违法乱纪“创造机会”。身后有靠山，手中握实权，谁敢监督？谁敢“提醒”？李真由“一朵花”到“豆腐渣”过程中的现实表现，在案件侦查阶段的抗拒、摆阔、显贵、“承诺”等表演，以及从一审判决到上诉期间的“反思”、“悔过”、“立功”、“反腐建议”、“内心独白”等等作“秀”行为表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大权在握时，他千方计地贪权财色；锒铛入狱后，他千方百计求生存。做每件事之前，他首先计较的是自己的利害关系。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终审判决时，立即瘫到在地，并提出上厕所的要求，贪求能多活“一泡尿的功夫”，将“贪”字进行到底。李真“在临死的那一刻瞪圆了眼睛”，或许是想再重复一次“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或许想学阿Q高唱一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或许想高歌一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到底什么意思呢？只有鬼知道！

妓院的门敞开着，良家妇女不会主动沦落风尘；仓库的门轻锁着，忠厚长者不会铤而走险。“不正之风”一直有，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为什么没有“生锈”？同在河北官场，郭光允等千百万好的或比较好的党员干部怎么就没“被李山林等小人千方百计拉下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品格决定行为，好人有善性，坏人有劣根。作为“贪官标本”，李真及其“现象”的研究价值之一，在于透视贪官污吏的劣根性，进而鉴别、发现、防范那些寄生在官场里的贪鄙小人。

投资　作者：杨翰端

投资工厂，怕工厂倒闭。

投资商海，怕蚀本生意。

投资科研，怕难见效益。

投资股市，怕暴跌套起……

投资官场，可吹糠见米。

买得乌纱一顶，何愁不能谋利？

有的人　作者：金　池

有的人——

上司面前忙鞠躬

见了下级把眼瞪

有的人——

身为公仆不为公

贪赃枉法徇私情

有的人——

一成伯乐长贿眼

惟财而用显才干

有的人——

赈灾物资敢截流

群众利益抛脑后

有的人——

工程招标看回扣

收费加码暗伸手

有的人——

挖空心思拉选票

暗箱操作德不要

有的人——

整治赌博变赌徒

赌技场上显身手

有的人——

明里打假暗护假

共同渔利乐哈哈

有的人——

造假升官步青云

升官造假害国民

有的人——

治理“三乱”他先乱

暗中撑起“保护伞”

医院收费表　作者：孙英明

进了医院别想跑，一百两百算最少。

五百六百不算高，一千两千也别恼。

莫等医生开口要，红包一样少不了。

动个刀子弄个啥，有钱办事效率高。

若是你往床上倒，钞票越看越嫌少。

毛病身上找一找，CT肚里扫一扫。

五千完事运气好，一万出院事还小。

啥药值钱开啥药，反正病人有医保。

西药丸子中草药，管你吃药吃个饱。

三万四万中消费，五万六万照样掏。

医院挣钱有个宝，就是收费从不找。

先收钱来再看病，这样病人跑不了。

如今医院更周到，没个十万死不了。

“谁”搞不过“谁”　作者：宋圭武

“弄事”的，搞不过“弄人”的；

“建设”的，搞不过“破坏”的；

“求实”的，搞不过“务虚”的；

“求真”的，搞不过“作假”的；

“胆小”的，搞不过“胆大”的；

“革命”的，搞不过“要命”的；

“心宽”的，搞不过“心小”的；

“生产”的，搞不过“分配”的；

“公开”的，搞不过“背人”的；

“唯下”的，搞不过“唯上”的；

“行善”的，搞不过“作恶”的；

“能干”的，搞不过“能说”的；

“能说”的，搞不过“能跑”的；

“能跑”的，搞不过“能送”的；

“能送”的，搞不过“狠送”的。

“假的真的”　作者：华逢松

药品是假的，毒品是真的；

奶粉是假的，害人是真的；

医生是假的，医死是真的；

足球是假的，黑哨是真的；

彩票是假的，彩民是真的；

美女是假的，人造是真的；

歌手是假的，枪手是真的；

绯闻是假的，炒作是真的；

治污是假的，排污是真的；

失误是假的，失职是真的；

基地是假的，占地是真的；

考察是假的，出国是真的；

高文凭是假的，低水平是真的。

第一句话　作者：杨　勇

市医院脑神经科同日住进来三位处于深度昏迷的摔伤病人，均为车祸而致。一位是市财政局贺局长；一位是本市大款刘二宝；一位是城郊村贫困户李万财老汉。

急救室，大夫护士们忙个不停；复苏室，护士大夫们仍旧不得闲。直到第四天早晨，三位病人才脱离危险，先后苏醒过来。

“贺局长醒了!”“老贺!”“爸爸……”面对亲友和属下们那惊喜的张张面孔，贺局长的第一句话是：“我怕谁?我是郭书记(市委书记)的人!”众人面面相觑，有的装糊涂，有的是真糊涂。

睁开眼的刘二宝对围拢来的亲友们神秘地说：“那批货可千万别让工商给查住!”

李老汉从死神那儿跌跌撞撞地飘回来了，他艰难地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脑袋，可怜巴巴地问老伴：“拴子他娘，花了多少钱?”老伴愣了一下便失声痛哭。

四小比能　作者：李广彬

小酒盅说：

别看我小，

我淹死过乡官!

长头发说：

别看我细，

我缠死过县官!

孔方兄说：

别看我眼儿小，

我卡死过省官!

舌头说：

别看我短，

能挑你上天，

也能压你入地!

一边……一边……　作者：徐怀谦

鲁迅先生引用过一句名言：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和无耻。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一边是农民家徒四壁的土坯房；一边是乡镇干部雕梁画栋的别野区。

一边是都市款姐左牵哈巴狗，右擎波斯猫，它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得定期洗澡，定期去看医生；一边是农民大嫂左抱小妮，右拖大毛，他们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早已辍学在家。

一边是工人工资无处发放；一边是厂长座下桑塔纳，手中大哥大。

一边是庄严肃穆的公安局；一边是小姐招摇的桑拿按摩中心。

一边是名牌大学；一边是专卖名牌大学文凭的小商小贩。

一边是大会上慷慨陈词：“想到自治区还有七百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我就睡不着觉”；一边是借视察各地之机，出入歌舞厅，偎红倚翠，索贿受贿。

还有：一边是打假，一边是假打；一边是“台上他讲”，一边是“台下讲他”……

绝招　作者：孙　利

某县委书记执政不为民，为民众切齿痛恨。一日，县委书记去省城学习，他的身影顿时消失于当地媒体，民众皆议：此公被双规了。消息经秘书传到耳朵里，县委书记大怒，曰：“以后无论大小会议、开工庆典，必须宣读以我名义发的贺电、贺信，以消众人疑虑。”

此招果然灵验，从此民怨绝于耳。

人这样成长　作者：嘉　宗

孩子在挑剔中成长，他学会了吹毛求疵。

孩子在敌意中成长，他学会了好斗逞勇。

孩子在恐惧中成长，他学会了焦虑害怕。

孩子在怜悯中成长，他学会了自哀自怨。

孩子在嫉妒中成长，他学会了勾心斗角。

孩子在羞辱中成长，他学会了自觉有罪。

孩子在宽容中成长，他学会了富有耐心。

孩子在鼓励中成长，他学会了充满自信。

孩子在赞美中成长，他学会了赏识他人。

孩子在认同中成长，他学会了爱惜自己。

孩子在接纳中成长，他学会了心胸宽广。

孩子在肯定中成长，他学会了立定志向。

孩子在分享中成长，他学会了慷慨大方。

孩子在公平中成长，他学会了正义真理。

孩子在安全中成长，他学会了信任他人。

孩子在安全中成长，他学会了信任他人。

孩子在友善中成长，他学会了热爱人生。

孩子在安宁中成长，他学会了心境平和。

后背是艺术，前胸是色情　作者：钱　珑

《十面埋伏》里面有火辣的情戏表演，只见章子怡那小妞光着雪白的后脊梁，在银幕上作欲火焚身状，好不诱人。俺这人一贯低级庸俗，就爱看这样的镜头，当下看得张着大嘴合不上。只是光看章小妞的后脊梁太不过瘾，心里盼着她能转过身来，可她就是不转过来让我看前胸，让俺好不失望。

“有人”对我说：章小妞不能转过身来，转过来那就不叫艺术，叫色情了。

咦！后背是艺术，前胸是色情。

前些日子看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张艺谋大师推出一帮东方美女，个个露着雪白修长的大腿，直到大腿根，看得俺口水流出半尺长，心里直抱怨张大师怎么不把裙子做得再短一些，好让俺看个痛快。

“有人”对我说：裙子不能再短了，再短就叫色情了。

咦！大腿根以下是艺术，大腿根以上是色情。

那天看到一本电影杂志，是合法正规、代圣人立言的官方刊物。那上面有一幅好莱坞女明星的玉照，只见这美女上半身赤条条一丝不挂，丰满的乳房几乎一览无余，只是双手捂着两个乳头部位，算是惟一遮掩。俺见了这张照片，喜不自胜，赶紧裁下来永久珍藏。只是还有些遗憾处，不免叹道：“还拿手挡着干嘛，就差这一点吗？拿开算了。”“有人”对我说，这手不能拿开，拿开就叫色情了。

咦！乳房是艺术，乳头是色情。

有一天，俺终于看到了真正一丝不挂、一览无余的裸体美女，那叫啥“人体摄影艺术”。照片上姑娘身材一流，比俺老婆强多了，只是神情凝滞，呆若木鸡，活像个人体标本。俺看了又觉得不过瘾，说：“这些小妞咋就不能活泼点呢？那眼睛就不会放点电？”“有人”对我说：眼睛不能放电，一放电，一抬眼皮，那就不叫艺术而叫色情了。

咦！垂目是艺术，抬眼是色情。

“有人”是谁？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我只是想不到，艺术与色情，高尚与罪恶，竟然会如此差之毫厘地集中在了女人的身体上，往上一寸就能进入圣洁的天堂，往下一寸就会坠入邪恶的地狱，女人的身体真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啊。

不过，恐怕只有在中国，在最富有特色的中国才会出现如此奇妙的理论吧？走遍全世界，您还能找出第二家来吗？除了伟大的中国人，还有什么国家的人能对女人的身体作出如此细致入微的研究，能得出如此高深莫测的理论？

这理论不知是否已走向世界，作为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假如把它推向全世界，那么外国人一定会把它与辫子、小脚、太监等伟大遗产放在一起，鉴赏把玩，由衷赞叹，对中华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叹为观止。

历史上最强的绕口令　作者：佚　名

（你吐血也读不出来）

一、初入江湖：化肥会挥发。

二、小有名气：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三、名动一方：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四、天下闻名：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五、一代宗师：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讳为花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

六、超凡入圣：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飞；灰黑化肥会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化为灰。

七、天外飞仙：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回飞；灰化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回化为灰。

另类中国简史　作者：佚　名

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

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儿们怎么办？启说：我接你的班！

桀说：好玩；汤说：我反；夏亡了……

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商亡了……

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

孔子说：我仁；孟子说：我义；老子说：我无为；庄子说：我逍遥；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

干将说：我铸；专诸说：我舞；荆柯说：我刺；嬴政一躲：没刺着……

始皇说：我修；姜女说：我哭；陈胜说：有种；项羽说：我举；刘邦说：我斩；秦亡了……

张良说：我出谋划策；韩信说：我统帅三军；萧何说：我运筹帷幄；高祖说：老婆，怎么办；吕后说：全咔嚓了。

文景说：我治；武帝说：我兴；光武说：我中兴；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张骞说：我通；班超说：我也通；苏武说：通个屁！

卫青说：我打；霍去病说：我也打；李广说：我还打；昭君嫣然一笑，遂天下太平。

董卓说：我势大；吕布说：我人帅；貂婵说：你俩谁厉害。董卓完蛋了。

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晋开始了。

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班固说：我要出书；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曹操说：抄家伙我要赋诗；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卷铺盖回家了。

朱温说：我同花顺；萧道成说：我一条顺；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杨广说：去扬州观花；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李世民说：魏征，你的意思？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薛刚说：反了你了！

骆宾王说：鹅肥；王勃说：情深；李白说：酒美；王维说：景幽；孟浩然说：风流；杜甫说：屋漏；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李商隐：我没话说了。

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李刚说：保家卫国；徽宗说：没保成；钦宗说：我想回家；金兀朱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岳飞说：我有何罪？秦桧说：莫须有……

陆游说：我要死了；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

完颜说：金大；耶律说：辽大；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朱元璋说：高筑墙；建文帝说：孙承祖业；朱棣说：我找我爹；严嵩说：清史留字；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施耐庵说：天罡盖地煞；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吴承恩说：全盘西化；曹雪芹说；谁解其中味；蒲松龄说：我知狐鬼情。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乾隆说：我爹是谁？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林则徐说：我烧；洪秀全说：我反；康有为说：我变；孙中山说：看我的。

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候？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刘兴雨（辽宁本溪）

看了《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1月（下）颇为振奋，一期杂志中有这么多好文章，哪一篇都很可读，真是不易。如果我们的杂志都能发这样的好文章，愁什么没人看。其中的《工人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说到了“改制”的弊端，语多沉痛；《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弊端》如三把尖刀，刀刀见血，不知教育决策者作何感想？《从中国没有科学大师看“官本位”的危害》，痛陈“官本位”之弊，可谓一剑封喉；《“卖大猪”背后的辛酸泪》与《教育界十大谎言》参照着看也许更有意味，更加深痛；《“小骂大帮忙”新解》从旧话中翻出新意；《当官的“正道”与“邪道”》文章老道，层层深入，难能可贵；《人才是竞争出来的》否定了传统的“培养”之路，堪称灼见；《“控制过去”》是一个令人感慨万端的话题，也是一个容易犯忌的话题，但作者却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天下乱弹》最后的结论很有分量，一反人们的传统思维；《牛群是怎样当上副县长的》从一个大家习焉不察的现象说到现在政治的弊端，十分巧妙；《几十年前的“外行领导内行”》披露了毛泽东不让周恩来手术的内幕及原因，让人震惊；《尊狼者如狼》本身就是个好题目，好文章；《那不该消失的生命》令人惋惜，令人沉痛；《各执一词》虽貌似超脱，实际仍是沉重；《为官与大盗》谈古论今，痛快淋漓；《智者的糊涂》虽是反驳文章，却不强词夺理，徐徐道来，让人点头称是；《看看吕日周干了些啥》有点触目惊心的味道；《吾爱梁漱溟》角度很好；《十问“包青天”》构思挺巧；《谁在骂上帝》引人入胜；《我想嫁给梁山好汉》令人爱不释手；《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就是那些短白性质的文章，也都轻松、幽默，让人不忍错过。尤其《官场小常识》这样的东西让人过目不忘；《语言的艺术》和《叹五更》、《某公报告三则》让人哭笑不得又思之深长。这期文章几乎篇篇精彩，阅读这样的文章可以去火，可以年轻。我不是评论家，无法说出它们的妙处，但着实是兴奋不已，故匆匆写下几句，非点评，非评论，只是让编者知道，你们的劳作，在一个读者内心引起了深长的回响。作为一个读者我感激你们。

严家伟（四川宜宾）

古人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这就要求一篇文章，应有它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例如《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1月（下）刊登的《欧盟也搞“政治第一”》，就使人读后感到耳目一新。鄙人可谓生不逢时，从“反右”到“文革”都躬逢其威，堪称一名“老运动员”。而众所周知，那些所谓的“群众政治运动”，都是在危言耸听中“运动群众”来相互斗争，互相残害，所以几十年过来，一提到“政治”便十二万分地不“感冒”。读了《欧盟也搞“政治第一”》后，我真是开了眼界，看来政治还是需要的。但我们却不需要空头政治、独裁政治，更不需要践踏人权的政治，不受法治约束的政治。对于这种坏政治，必须予以抵制，予以摈弃。我们需要的是务实的政治，尊重人权的政治，弘扬民主与法制的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在这个时代潮流的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政治第一”不仅欧盟该搞，中国更需要加快步伐去搞，它不受任何国情的限制，谁想以“国情特殊”去加以抵抗，只能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而已。

陈苗青（广东台山）

纵观社会上的一些脑满肠肥的官吏（是不是贪官污吏还不得知），个个飞扬跋扈，穷奢极侈，不可一世。作为老百姓的我常常忿忿不平：到底是谁养活了谁？然而公权力在他们手中握，我们这些“两眼一睁，干到熄灯”的平民百姓又能奈他们什么何呢－－只能敢怒不敢言。幸好，还有那么一群满腔热血、一身正气的杂文家，愿为百姓执言，肯替民生说话。而《杂文月刊·选刊版》正好为各路杂文英雄打造了一个对丑恶腐败狮吼棒喝的平台，让他们把腐败、丑恶、不公批了个体无完肤、屁滚尿流的同时，还有益地促进了国家有关监督制度完善和发展，实乃法治之大福，民生之大幸也。因此，对每期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我都如获至宝，非品读两遍以上不能罢休。而老百姓读《杂文月刊·选刊版》，就两个字：痛快！

2005年第2期

几个乡下人等于一个城里人？　作者：徐友渔

最近，几起交通肇事死亡赔偿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死者是农民，其家属得到的赔偿金额仅为如果死者是城镇居民的几分之一。有报道说，肇事司机宣称“对农村人口，赔偿额不能太高”，而负责案件的警方、甚至受害者的辩护律师面对国家有关规定，也只能认可这种“农民的命不值钱”的可悲事实。由此，引发了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地位低下的批评，对在丧失生命时能否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条款的议论。

我认为，在表示激愤，重申平等观念之余，对整个事情还应该作更复杂、深入的思考。

导致农民几条命才抵城里人一条命的规定是这么说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根据这一条款，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首先查明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如为城镇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如为农村居民的，则按照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标准。

为了避免简单化，可以设想以下辩护意见：赔偿所根据的原理，不是对死者生命值多少钱这种绝对价值的判断，而是对死者家属损失和所得赔偿的计算。这种估算当然只能是初略的，我们假定死者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家属还需要被供养20年。这样，赔偿金额就可能因人而异，事实上，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有这种情况：如果死者曾为家庭供巨额收入，死者家庭为了维持与以前大体相当的生活，也应当得到巨额赔偿。以上辩护是否证明现行的做法是合理的？没有，一点也没有。

按照上面的说法，赔偿金的数额与死者生前为家庭提供的收入有关，那么在城镇人口之间就会有差异，在农村人口之间也会有差异，这与人们的户口身份完全无关。而现行规定的要害在于，它就是在，也只在城乡人口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成命值钱和不值钱的两个等级，实际上是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在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时，现行规定的基本范畴和分野，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正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不平等，以及农民被认为不如城里人值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偏见。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甚至反映在我们的《选举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十四条和十六条规定，县一级、省一级、全国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说，在选举权问题这个最重大的政治权利问题上，4个农民抵一个城里人，而我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明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选举法》是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它的基本条款都与宪法不一致，可见我们的法治理念需要作多大的改进；连《选举法》都规定农民只享有城镇居民四分之一的权利，可见我们在争取城乡平等方面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人类历史上，个人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美国在1787年制定宪法时，就曾规定，在决定每个州在众议院的名额的人口基数时，一个黑人相当于五分之三个自由民（虽然那时黑人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只是经过了从林肯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黑人才在政治上、社会上享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应该正视和重视城乡不平等这一严峻事实，实争取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平等。如果问题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更加注意经济分配的公正；如果问题只是立法和司法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尽快地用新的、符合宪法的法律、法规取代旧的、不符合宪法的法律、法规，不管当初制定它们时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宪法总纲中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农民选举权只有城乡居民四分之一的法律条文，应当立即、毫不犹豫地改正过来。

士无耻则如何？　作者：毕延河

从北大朱苏力招博，北航的招生舞弊，到南师大的停课陪舞，复旦大学的教授嫖娼……等等一系列的事件，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亮在公众的聚光灯下让人瞩目，不是光荣的行为，而是无耻的勾当。人们会问，今天的知识分子怎么成了这样的形象呢？卑鄙、无耻、猥琐、堕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已经陷入混乱。从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就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80年代的信仰危机，90年代的人文精神危机，一直到现在的混乱不堪。一直被人们寄以厚望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挺起精神的脊梁，做到社会的表率，反而集体性堕落，在堕落中崩溃，真理性的光芒在消失，痞子的行为大行其道。社会学家呼唤性解放，经济学家要“娼盛”繁荣，理论学家说贪污腐败是必要的，有利于经济增长，改革设计们讲下岗失业是必然的，总有人要承担改革的代价，文学家在用下半身写作，批评家在不断地辱骂前人，难道这些就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吗？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称为“士”，他们的忧国忧民，刚健自强，经世治国，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秀传统。孔子最先揭示“士志于道”，便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到孟子时已树立起一种不屈不扰的士大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致太平”，这种士大夫精神历尽千年而不绝，是中国文人的特有品质。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称“欲以天下致是非为己任”，陈蕃则有“澄清天下之志”，东林党人横议天下，事事关心，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脉络清晰可见，有一种风骨精神，有一种道德勇气，有一种人格力量。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

在西方，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早用于19世纪是俄国，当时指的是特定的一群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启蒙思想，面对俄国的现实，有一种使命感和精英意识，和民众一同为改变命运而奋斗，所以以后人们每当提起“俄国知识分子”时就会涌出一种敬意。西方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心，智慧的化身，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是“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照亮黑暗中的路”，是以思想批判为武器，以理想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诗人拜伦不怕丢失贵族的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法国作家左拉为犹太人辩护，写下了著名的《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他们在用自己的言行来阐释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当今的知识分子，既没有继承和发扬传统士大夫精神，更缺乏西方知识分子自觉批判社会的抗争精神。师无道德，士无糜耻，学风败坏，士气堕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假丑恶代替了真善美，卑鄙、无耻、冷漠代替了自古推崇的良心、气节、操守，更不要说独立的精神和高尚是人格。他们不过是知识的工匠，金钱的奴隶，权贵的家犬。人们把知识分子的堕落称之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后的堕落，知识分子的腐败是最绝望的腐败。面对此种现象，哪个善良正直的人士不会痛心疾首怅然叹息。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支撑，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为了我们国家不会变成一具僵尸，人们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在呼唤知识分子的回归，在企盼真正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来支撑中国的脊梁。冰心先生曾写了篇文章叫《国无士则如何》，那么在今天，士无耻则如何呢？

什么不是知识分子　作者：冯印谱

近来，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讨论时见报端，仁智互见。有论者感叹：“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有论者认为：“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蜕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 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有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等等。

究竟什么才算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大概还会继续争论下去的。笔者并无高见，但可认定下面一些嘴脸不能也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虽有炫耀的文凭，有皇皇的著作，但毫无思想，毫无主见，演讲著文只是图解上面的指示像扩音喇叭，或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像应声虫；或看风使舵，随时标榜自己正确，永远是真理的化身，像巧言学舌的鹦鹉，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挂羊头卖狗肉，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演讲时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甚至声泪俱下；写文章妙笔生花，一个自然段能写出一座四合院。但一转身就把讲过写过的抛到九霄云外，在研究生论文论著前挂名，剽窃他人的作品，见利忘义，什么蝇营狗苟的丑事都做得出来，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满足于游山玩水，满足于悠闲自在，满足于山珍海味，满足于歌厅桑拿。政坛腐败，视而不见；百姓疾苦，充耳不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世界多烦扰，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凭借职位职权，将秘书起草的文章署名在报刊发表，将秘书起草的讲话稿结集为著作摊派出售。东挂一个顾问，西挂一个主编，左混一个高级职称，右弄一个名誉评委，头衔印满名片，四处演讲剪彩，自我感觉良好，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身居高位，肆意弄权，拉帮结派，培植实力，搞团团伙伙；压制人才，压制不同意见者；在学术观点上惟我独尊，显学阀的霸气；在单位一手遮天，好听恭维谀辞，听不进反面意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擅长溜须拍马，擅长献媚取宠，擅长造谣生事，擅长指鹿为马，擅长投机钻营，擅长陷害他人，不惜踩着同事的肩膀往上爬的爬虫，不惜借同事的鲜血染红顶子的阴谋家，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削尖脑袋走“上层路线”，挖空心思寻找“靠山”，不吝巨资花钱买官，在仕途道路上这山望见那山高，当了官后不是用权力为人民造福谋利，而是疯狂地受贿敛财，精心打造安乐窝，设法安排子女亲属，甚至祸国殃民，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

凡此种种，只要看看我们周围，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者比比皆是，然而知识分子的本色却荡然无存。不少人竟连做人的良心和底线也守不住，不知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抑或是社会环境出了问题？

典型的忌讳　作者：刘吉同

什么人可以被树为典型？或者说典型的标准有哪些。我想只要事迹突出，贡献巨大或较大，老百姓打心眼里拥护，党和政府便会将其树为典型，比如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他们的事迹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各种形式的“主旋律”的宣扬，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这些人的事迹确实感人，确实符合典型的标准。然而，以笔者见，并不是符合这个标准的都能树为典型，至少有下列“三种人”是不会树的。

其一，和上面“对着干”的。这里的“对着干”，绝不是“四人帮”的那套“矛头向上便是大方向”，而是对顶头上司或顶头上司的上司的腐败行径不依不饶的人。实际上就是当今的反腐英雄。像吕净一、郭光允、于新华、陈少青等。这些人意志何其坚也，为国之心何其忠也，系民之情何其深也，对腐败分子之恨何其烈也，反腐功勋何其大也，所付代价又何其惨也。比如吕净一，他挖出了党内一个六品腐败大员李长河，法律并将李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他自己为此几乎付出了被灭门的代价。这样一类的英雄，迄今任何一个典型的“无私奉献”，与他们相比都只能相形见拙。他们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他们并没有被树为典型（郭光允只是被平反据说还留了个“尾巴”），其事迹也没有被编成戏剧上演（再过多少多少年后我估计有“好事者”会将其搬上舞台，就像杨三姐告状那样，不过那应另当别论）。

其二，认为给上面“惹事”、“找麻烦”的。比如高耀洁。高耀洁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称，她的感人事迹曾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很多国际政要及名流折腰。她更容不下有些人搞假。一次她冒着风险，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将某县的艾滋病疫情调查清楚并揭露了出来。为此曾惹恼了一些官员，影响了他们的所谓政绩和当地的形象。一段时间，这位中国的特蕾莎却成了有些“争议”的人物（据2003年12月25日《三联生活周刊》）。

其三，两袖清风、勤政为民，但却敢于不按官场“潜规则”办事的人。像董阳、李昌平、夏一松等。他们任县、乡党委书记时，共同的特点就是勇敢地向官场邪恶挑战。“董阳是个怪人，不到上面送礼、拍马。有时开会也不去！可他偏偏喜欢往农民家里钻，自已到镇里两个最穷的村去包点”（董的同事语，1998年4月13日《农民日报》）。夏一松上任利辛县委书记不到一个月，就收到方方面面送的礼金60余万元。而他却将这些钱全部上交财政，坏了利辛官场的“规矩”。接着大刀阔斧整顿吏治，狠刹买官卖官之风，从而赢得了利辛百姓的一片欢呼，但在官场却成了“孤家寡人”，最后“新政”只持续了180天便被调离（2003年9月23日《法制日报》）。至于李昌平，下场更惨，被迫离开监利，浪迹他乡。

那么，这些未被各级树为典型的，为什么又名扬四海呢？关键是民间、百姓对他们有极大的认同感，打心眼里敬佩、拥护他们。一些以反映民意、启蒙民智为己任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南风窗》等，包括央视的《面对面》、《实话实说》等以报道民间人物为主的栏目，又不遗余力地“宣扬”他们。印像中吕净一、李昌平、夏一松等人，其事迹都作为《南方周末》的“重头戏”头版长篇推出，一时天下皆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不能享受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那样的典型地位，恐怕背后的“难言之隐”就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了。

医院药方里的“秘密”　作者：许纪霖

医生这一最具有社会清誉的行业，如今在自毁家门。然而，与其将此归咎为医生们个人的道德不洁，毋宁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弊端。

人最怕的是生病。我不怕生病，怕的是上医院，特别是大医院。当医生三下五除二，在药方上开出一串陌生的药名，我的心就颤抖起来。我不知道这一回收费的电脑上又会跳出一个什么天文数字，让我囊中羞涩。我还是幸运儿，有国家的医疗保险在后面撑腰，那些下岗的工人、进城的农民，他们如何承受得了？一次看病的药费，就是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甚至是一年的种田收入！

医院、尤其是大医院的医生，最喜欢用新药、进口药、贵重药。明明是普通的疾病，国产药、老药也治得好，但医生们却不屑一顾，偏偏对贵重药情有独钟。个中的原因，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用贵重药，医院可以从中获得利润，医生也可以因此拿取回扣。

据报纸报道，如今的医院利润，主要靠医院药房赚取的暴利，医生的收入，工资那一块是有限的，而各种隐性的收入，如病人的红包、药厂的回扣、外单位医院出诊费等，占了很大的成分。还有各种软性的好处。国内外有名气的制药公司，经常以学术考察为名，请医生们到国外旅游，让他们用自己刚研制的昂贵新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埋单者自然还是你我这样普通的病人，包括那些连温饱问题都勉强解决的下岗工人、农民弟兄。

从古代开始，有两种职业一直在社会上享有特殊的声誉：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这两种职业都与人的生命有关，教师负责指导人的精神，医生负责医治人的肉体。因为其独特的职业性质，教师与医生在众多行当中，享有某种可信赖的权威，他们不一定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或收入最多的，却是被期待最有道德权威的。学生对于老师，病人对于医生，因为有着完全不对等的信赖关系，所以对于后者，自然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与其道德权威相称的伦理要求。这些职业伦理靠行业的监督，也靠教师和医生的自律。

然而，这几年教师中的学术腐败、乃至各种利用特殊权威的犯罪，已严重影响了老师在社会上的清誉。与此相类似，医生的道德权威，如今也大大打了折扣。利用医生与病人信息的不对等和病人对自己的信赖，滥用职业权威为自己牟取私利，这与政府部门的摊派、公共服务部门的滥收费，在性质上毫无二致。部门的利益化、权威的私欲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难以遏制的势头。不幸的是，医生这一最具有社会清誉的行业，如今也自毁家门。

我不愿将此归咎为医生们个人的道德不洁，毋宁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弊端。

大家知道，医学院的学习成本是最高的，医生的工作也是最辛苦的，有时候，比如SARS来临的时候，还有生命的危险。然而，中国医生的合法收入，与国外同行相比，却是最低的。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使得公立医院的诊疗费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医院的日常开支。于是医院和医生们不得不在药品回扣上动足脑筋。名医与普通医师之间的诊疗收费和相应的收入回报，也没有拉开。当表面的平等无法合理分配市场稀缺资源时，私底下的潜规则就发挥调节作用了：要名医看病、开刀，需要病人送红包；本单位工作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医生们就到外单位出诊、会诊，以维持与自己身份相配的体面生活。

当医院和医生无法通过制度性的合法渠道获取社会正当报酬的时候，各种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空前活跃，甚至产生了职业性的地下药贩子和就医中介。他们周游于药厂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通过牵线搭桥，从中获得暴利。因此而抬高的就医成本，最终还是由病人来承担，而医生和医院从中获取的，还不是利润的大头。

我们的医疗管理体制，到了变一变的时刻了。变的方向如何？在我看来，首先要回归医生的市场价值，大幅提高就诊费，特别是拉开大医院与一般医院、名医与普通医生就诊费用的差距，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医院的正常利润，让医生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收入获得自己应有的尊严；其次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将药房与医院分离。一旦卖药与医院的收益脱钩，医生才有可能遵循专业的标准开方用药。

与其按照潜规则行事，不如一切在阳光下进行。至于一般国民如何承受提高了的医院就诊费，这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全民医疗保险问题，需要全社会来一起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观　作者：黄建林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一家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金宇公司)改制成民营企业后，生产经营蒸蒸日上，而当地政府却将其强行收回。面对记者的质疑，当地政府一副旗长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答案：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恢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因为此前金宇公司职工多次因企业法人代表的经济问题而上访。更荒唐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接管这家企业后宣布了一条纪律：工人不能扎堆说话，违者一次罚款几十上百元。而此前的上访职工，要么被当地机关行政拘留，要么逃亡外地避难。

在巴林左旗某些政府官员看来，“维护社会稳定”是一把尚方宝剑。为了它，政府部门可以出尔反尔将民企强制收回，可以对扎堆说话的职工进行罚款，可以任意拘捕上访职工。这种把“社会稳定”建立在政府部门严重违法行政、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行径，有悖“社会稳定”的真谛。

毋庸置疑，无论对政府官员还是对公众而言，稳定都是社会最主要的价值诉求之一。但对于什么是稳定、如何才能真正达到稳定，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给出的答案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某些地方官看来，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不出事、百姓不上访、不闹事、不被新闻媒体曝光，百姓服服帖帖，天天对他歌功颂德，那就叫“稳定”。否则就是“不稳定”，就“损害了当地形象”，就可以以此为借口任意践踏公民权利。正是基于如此官僚化的理解，一旦出了什么“不稳定”的事，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祭起封、堵、捂、盖、瞒、压的法宝来。例如，在金宇公司事件中，当地政府就对6名上访者实施了行政拘留15日至1个月的处罚，更有上访者仓促外逃，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

用如此方法追求社会稳定，只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让整个社会充斥着对立情绪，与真正的社会稳定南辕北辙。何以如此？就在于这种所谓的“稳定”不是建立在公正的社会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之上，不是建立在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其实，某些政府部门以强硬手段对付公民上访、以非法手段介入市场，让公众敢怒不敢言，这种虚假的“稳定”只能把真正的社会问题掩盖起来，最终不可收拾。

公正，而不是所谓的“稳定”，应该成为政府部门处理公共事务的首要价值标准。这里的“公正”，就是指政府要在依法行政、保证行政公开透明、保证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利益。事实证明，靠传统的捂、压方法，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捂压方法也从来没奏效过。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在于公正——换句话说，采取非法手段为了稳定而稳定，反而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不稳定。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讲“稳定”，就更要与时俱进。

眼下，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对“稳定”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迫在眉睫。根本来说，稳定不是静止不动的，而应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稳定不是视黎民如蝼蚁，把百姓管得服服帖帖，而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最关键的，“社会稳定”不是某些政府部门绕开法律程序非法行政、肆意践踏公民权益的幌子——这才应该是“社会稳定”的底线。

矿难和空难的Ｎ个不同　作者：刘　宇

A、矿难发生后肯定有人在说要吸取教训，但吸没吸取教训没人知道，反正发生“11·28”瓦斯爆炸事故的陈家山煤矿2001年4月6日就曾经发生过瓦斯爆炸；空难的教训是肯定会被吸取的，一个机型出了问题，相同机型的飞机都要进行真正的检查甚至停飞。

B、矿难发生前，隐患就可能被发现，比方陕西省铜川的“11·28”瓦斯爆炸事故矿下6天前就已起火，但是煤矿却一直没有停产，灭火队已经在井下工作了近一个星期，火势才控制住了一些；空难发生前隐患被发现的很少，发现问题肯定停飞。

C、矿难发生后，竟然有瞒报的，比方邯郸县“6·3”矿难就被瞒报；空难发生后，顿时就会引起高度关注，瞒报是绝对不可能的。

D、矿难发生后，遗体能被找到的不在少数，但找不到的也就找不到了，埋到矿井底下，也算享受土葬了吧；空难发生后，遗体是一定要找到的，没听说过有多少找不到的。也许是因为比较好找吧。

E、矿难发生后，原因是否查明了外界并不太清楚，也不太关注。反正是矿难的发生率并没有怎么降低，甚至最近一段时间矿难一起连着一起发生；空难发生后的原因是一定要查明的，不论费多少力气，黑匣子一定要找到。一旦发生空难，整个航空业都会高度重视。

F、矿难发生后，没听说过要追认谁为烈士；空难发生后，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公务员遭遇空难后是否是烈士？具体是否追认了没有下文。

G、矿难的遇难者到底都是什么身份很容易搞清楚，民工应该不在少数；空难遇难者的构成非常复杂，但里面很少会有民工。

H、矿难发生后，想在媒体上看到遇难者名单几乎没有可能；空难发生后死者名单一定要核对清楚，并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

I、矿难的赔偿数额有限，能拿到规定的数额就算不错了，“11·20”河北沙河市铁矿火灾事故的赔偿标准是：丧葬补助金4437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4370元，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按每个家庭供养直系亲属的实际情况进行计算；空难的赔偿金额绝对不低，“11·21”空难中每位遇难乘客赔偿21.1万元人民币（不包括航意险）。

J、矿难发生后，没听说和保险公司有多大联系，反正我是很少能看到相关新闻的；空难发生后，第一个紧急行动起来的可能就是保险公司了，他们的理赔往往非常及时。

K、矿难发生后，矿业的产品销售不会受到影响；空难发生后，相应航线受到影响是免不了的。

L、矿难得不到媒体的多少关注，原因也很简单，媒体人是不可能下井采矿的；空难不但得到媒体的足够重视，用连篇累牍来形容都不过分，原因也不复杂，空难有新闻点，尤其是关注空难的人都有可能坐过飞机或将来会坐飞机。

M、矿难发生在地下；空难发生在天上。虽然空难和矿难都是灾难，但两者的明显不同却能折射出来很多东西。

N、……

自爱之难　作者：王顾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前任院长陆德明嫖娼事件披露以后，媒体一时议论纷纷。2004年11月9日《新京报》援引《华商报》消息，发布陆德明书面声明：“愿承认错误，但不愿因此蒙冤”；“愿承担责任，但不忍亲友师生蒙羞”。他坦承自己“道德上的迷失”而给家属亲友、同事学生乃至兼职单位和岗位造成的伤害，向他们诚恳道歉。

这件事给人许多启发。给我最深的一点教育，就是看到自爱之难。

人当自爱，而后可以与言爱人。再高级的知识分子，或者再高级的政府官员，如果不懂自爱，他照样贪财好色，照样为非作歹。而且，事前他还不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什么伤害。指望他因为头衔或者光环而“不犯错误”，那就不是他的错，而是你的错。他原本不过是同你我一样的人，别人能犯的错，他如果不懂自爱，都有可能照犯不误。1937年10月17日开封出版的《风雨》周刊第六期，有一篇范文澜写的《忆鲁迅先生》。文章说到鲁迅的言行一致，笔锋忽然一转，说“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我不便也不愿举出实例，总之，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只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范文澜这种经验，颇可举一反三。以为头上的乌纱或者教授的冠冕可以给人带来免疫力，不过是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所以我觉得媒体发类似的议论，颇有些近乎无聊。值得研究的是，自爱为什么如此之难？竟然连什么道理都懂的教授先生也难以做到？联想到我自己，我能够真的做到洁身自爱，无怨无悔么？

自爱之难，难在不受引诱。引诱是多种形式、多重范畴的。金钱美色固是引诱，还比较表象，容易识别。我行我素，标新立异，名曰新潮，故作反叛，尽管引诱层次也还是不算太高，但已经很能够吊起一些人的胃口。天下多少荒唐事，就在所谓“特立独行”的名义之下，成为一些人孜孜以求的梦境。及至身入其中，早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却又不肯忏悔，依然以荒唐为风流，害得艳羡者相继不绝，陆续栽进深渊。所谓自爱者爱人，此之谓乎！自爱之难，尤其难在坚持。1918年1月19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49号，发表蔡元培校长亲自撰写的《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明确规定入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文章专门说到“入会之效用”，有“可以绳己”、“可以谢人”和“可以止谤”三项。三项相加，归总一句话，促进自爱而已。北大有些着名教授，开头也拥护蔡元培这“三不主义”，后来却因为不能坚持，有的甚至嫖娼被学校辞退或者自动离职。由此可见自爱之难，更可见坚持自爱之难。比如吴虞，曾经被陈独秀誉为“蜀中名宿”、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后来却步入荒唐，甚至还以此为荣。其日记即可作证。1923年8月19日《吴虞日记》云：“此暑假中，少荆来同游消遣。计：婵娟处用银六十八元三角五仙。娇玉处用银十六元。素琴、雪琴、朱桂卿、吕宝红共用银八元……此亦平生第一次也。”这是他在八大胡同的一篇花销账目。北京《晨报》披露他的嫖娼诗《赠娇玉》若干，如“玉体横陈看却羞，被翻红浪想娇柔。锦衾角枕诗人笔，不道花开是并头”之类，缠绵露骨，不堪卒读，一时舆论哗然。表面现象，似乎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说到实质，不如说英雄难过自爱关。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因为如此之难，自爱才分外可贵。一时说说，谈不上自爱二字。一时一事，谈不上自爱真谛。一生一世不忘自爱二字，是人生应有的修养，也是人生最高的修养。真正自爱的人，与并不那么自爱乃至一点不自爱的人，分别就在这里。自爱不是自高自大、自夸自诩，不是自矜自恃、自专自得，也不是自吹自擂、自命不凡。自爱不是自怜自叹、自怨自艾，不是自暴自弃，自卑自馁，也不是自轻自贱、自欺欺人。自爱是自立自重、自修不已，是自勉自励、自强不息，是自谦自信、自新向上。自爱不自爱，本来就泾渭分明。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是不是自爱，看一两件与他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结果恐怕一目瞭然。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裁者　作者：刘洪波

唐德刚先生读近年出版的《袁世凯全传》，赞其新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又叹其不出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他将书中评袁之辞中“袁世凯”三字划掉再读，发现若代之以“蒋介石”，仍然贴切入微。

有一例如下：“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10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韵，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

唐氏认为，这种“可以互换”的现象，显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独裁的民族领袖原是一母所生。“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

唐先生这样说，当然不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开脱，而是站在大跨度历史视野上，对历史人物行为逻辑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升斗小民都在做着独裁梦的地方，登上权力顶峰的人大行其独裁术，便不是什么反常事。

然而，如果单以“做梦”而论，我想不单中国人的梦是“登上权力巅峰时要唯我是从”，哪一个民族的人做起登极梦来，又会是“卧塌之侧且让他人酣睡”呢？如果真的有哪一个民族优秀到了人人都在做着这等“优秀梦”的程度，那么在那里民主自由便无须由制度来保证了，所谓“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也就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接受洛克、孟德斯鸠学说的民族，便无异于宣布自己是不优秀的种群。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一篇文章中，自省有着独裁的微量元素：“假如走累了，我希望正好在我累的时候有一张长椅，并且希望能叫过一个人来；我不仅希望在走累的地方有张长椅，同时也希望有杯茶或咖啡，并且刻不容缓，要立竿见影！”他在接受某个平易近人的“人民领袖”接见的返程路上，注意到沿途空空荡荡，没有一辆车，一个人，甚至一只鸡，从而为自己享受到的待遇不悦，而且从中见出独裁的证据。

评袁文字中的“袁世凯”三字尽可以中国近现代其他大老的名字替代，这或者可以说明传记不是很成功，对袁世凯的评论没有达到“精确得当”的水平。然而，若要在此使用姓名的替代法，仅仅只拿中国近现代的其他大老来替代，还是思路不太开阔，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独裁者来替代，不也是“贴切入微”吗？中国古代的朱元璋，俄国近代的尼古拉一世，德国现代的希特勒，智利当代的皮诺切特，哪一个独裁者不同样能够改换时间地点以后，替换进上面那段评价袁世凯的文字之中呢？

袁世凯要“开历史倒车”，还是昭告天下的，而且表示要“洪宪”（弘扬宪法）。公然“窃国”，总比鼠窃狗偷要好，至少也便于人们去鸣鼓而攻之。蒋介石这路“只做不说”地搞独裁，乃至指着独裁说“这才是民主”的大老，命运就比袁世凯要好得多。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裁者，人人都可以做做皇帝梦。然而做梦是一回事，去当皇帝是另一回事。古代只有帝王体制，自然别无出路。有了民主体制后，还要出现独裁帝王，虽然往往会被说成是特殊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使然，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文化如何、经济基础如何，却直至六七十年代还是独裁统治。尽管文化与经济原因乃是独裁最常用的自辩理由，但独裁的实现无不是靠着一整套制度去恐吓威逼。

“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唐德刚先生说是中国近代的独裁“次文化”，其实是一切独裁的次文化，不特为中国近代所具备，也见诸世界各国，而且不分古代、近代和现当代。

漏洞是给自己留出的活口儿　作者：阮　直

有漏洞并不是就留下了让别人可钻的空子，更多的时候是留给自己的活口儿，最典型的就是老鼠从来都是一个洞穴多个洞口儿，难道它不知道多一个洞口儿就多一份让蛇钻空子的可能性吗？老鼠是狡猾的，他知道多一个洞口儿虽说多一份危险，同时也是多了一个活口儿，多一条出路。一个洞口儿，当然就一个漏洞，可也就一个活口儿了。漏洞是别人的空子，但却是自己的活口儿。自己把握自己的机会终归比别人钻自己空子的时候多。所以人们不怕有漏洞而怕没活口儿。

就说这骗子行骗的事吧，说白了就是钻空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骗子能钻的漏洞都堵死呢？是我们舍不得，是我们不忍心下手，因为那个骗子能钻的漏洞同时又是我们的活口儿。所以在制定规则上，有人就多了心眼儿，为自己留了活口儿。聪明的骗子就是利用你的活口儿——规则上的漏洞，于是便有了行骗屡屡得手的成功率。

就拿当今被骗的高发区银行来说吧。一上当就是几百万、几千万，11月12日《羊城晚报》报道，珠海一家银行又被人家骗了1个亿。都这么好骗，我试一下看灵不灵？今年年初我想按揭买一套二手房，各种手续都办了十几道了，到如今也没办下来，因为规则又变了。“二手房”从下半年开始不给按揭贷款了。我本想找一下规则上的漏洞，可是门儿都没有，只好作罢，凭我的智商与那些没念过几年书，没什么头脑的骗子比也低不了太多吧，为什么人家就能找到漏洞，而我钻不了空子？

后来认真阅读了几篇揭露银行被骗的报道后知道，找到漏洞钻空子要有内部的人做配合才行，银行的人利用自己权力上的活口儿，才能为骗子打开了行骗的方便之门。或者就是银行有的人严重地违规操作和放贷前的调查流于形式，才让骗子钻了漏洞。

违规操作能够实行的本身，就是自己为自己留的活口儿，如果你的规则制定得不能违规操作，那么还能有漏洞吗。就像用电脑的鼠标，当你发出违规的指令时，它马上提示你——“错误命令”，“请重新操作”。可是我们的规则不是，错了也能执行，当执行受阻时，再去请有关领导签个字，特批一下，于是不行也就行了。

比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家电视台规定，广告每分钟5万元，若部主任签字可打8折，副台长签字可打7折，台长签字可打6折，如果找到主管的副市长、副书记签字可打5折。这么大的制度“漏洞”不就是自己留给自己的活口儿吗？这样的空子当然不是为骗子制定的，而是为领导送人情制定的。那么有些潜规则更是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主要领导发话，签个字、打个电话，规则、制度都可以突破。有如此“灵活”的空子，如果没人去钻，那只能说明那些想图利的人还太呆滞了，处于行骗的初级阶段。

我从来就不信在制定规则和制度上我们不如洋人，人家的规则没漏洞，我们的制度就有空子。做鬼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更怕制定的规则把自己的活口儿都堵死了。不为自己留活口儿才能堵死让别人钻的漏洞。

贪官的“三项基本原则”　作者：段兴焱

官场上的潜规则确定之后，贪官就是决定的因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不愧为老祖宗留下来的“训诫”。试看今日，不甘囊中羞涩，不忍手头拮据。朝思暮想“孔方兄”，只要钱物到手，什么样的事都敢去干，男的坑蒙拐骗却毫无愧色，女的献媚卖身亦无所羞臊，贪官则以手中的权力谋利无以复加。

只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贪官们的贪欲虽无止境，但其贪途却不乏有险阻，眼见着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等高官显贵一个个跌下马来，毕竟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思想压力乃至恐惧。于是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贪官倒下了，众多的贪官站起来，这“站”稳的“理论基础”，就是贪官们用“前车之鉴”“鉴”起来的“三项基本原则”。企求如此一来，科保证自己常在“贪”道走，保证“别趴下”，且看；

黑龙江省绥棱县原县委书记李刚，在位时大肆买官卖官，为了防止授人以柄。他的受贿奉行一对一和有第三人在场不收钱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事情没办成的基本不收，关系不密切的基本不收，几个人同时送的基本不收(《检察日报·明镜周刊》第98期)。与此持相同“政见”者还有吉林省靖孛县的原县委书记李缺成。

而江苏省南通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原主任向新明，贪污受贿虽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也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原则”，这就是：一是不熟悉的人退钱基本不收，二是敏感期内基本不收。三是事没办成之前基本不收。较之上述的李刚、李铁成二人，向新明的受贿“三项基本原则”则“与时俱进”多了。

只不过，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广西东兴市原市长李桂东，为自己制订的“三项基本原则”看起来就更胜一筹了。它的内容是：大钱基本不收，不熟识的人送钱基本不收，小钱基本不收。李桂东为此解释说：送太钱的，肯定事情难办，而且钱数大，一旦被发现了套被重判；而不熟识的人送来的钱，收了太不安全；小钱呢，收下问题倒不大，兵是太没意思了。所以大凡几千元的小钱，他都一律上交给组织。李桂东在收受贿赂的同时居然还能为自己树起一面清正廉洁的大旗，给自己潦上了一层鲜亮的保护色，不禁更让人叹服不已。

贪官的“三项基本原则”之所以不断地推陈出新，足见官员们之前“腐”后继，究其实，贪官们以“三项基本原则”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为“贪”之道，并非真正要维护自己的“公仆”形象，使得自己的贪婪行径有所收敛，而是要以“三项”、“四注意”、“五小心”诸如此类的“原则”为庇护，更加疯狂地捞取更多的个人实际好处，否则，就不套到头采，有人贪了6000万，还大言不惭地道：“不就是弄了点喁茶的钱嘛?!”。

为“讪上卖直”一辩　作者：宋志坚

方舟子著《江山无限》中有《人生舞台上的海瑞》一文，说到海瑞上疏时，引用了《刚峰海公行状》中的话，“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方舟子接着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于是，他用“后来神宗评言官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也就是“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

海瑞上疏是否“讪上”，是先得弄清楚的大是大非。人心如秤，对皇上也一样适用。封建社会的黎民百姓，并非专找皇上的不是，专与皇上对着干的，他们还巴不得有一个好皇帝。海瑞在疏状中说：“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远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假如嘉靖皇帝（世宗）是一个好皇帝，假如嘉靖年间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丰衣足实，海瑞此论一出，怕是会天下哗然的。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可见他说的并非无中生有，倒是经得起天下人的检验。何况，这是上疏，专门给“上”看的，符合组织程序，并未在什么媒体上发表，更没有以此煽动天下人对“上”的不满。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看，这“讪上”二字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不能成立。

讪上既然不能成立，剩下的就是卖直。犯颜直谏，指陈皇上的过失，何以就能卖直，这是值得深思的。如上所说，海瑞的疏状，其实是专给“上”看的，要卖直，也只是卖给皇上，那么，皇上会不会买他的“直”？恐怕不会。“闻过则喜”的毕竟犹如凤毛麟角，极其稀有，“高价收卖”云云往往只是作秀。有虚怀若谷之美名的唐太宗，每每碰到魏征犯颜直谏，还老大的不高兴，而在长孙皇后面前发牢骚骂这个“乡巴佬”呢。像嘉靖这样的皇上，更不会如获至宝地将“直”买下来。“讪上卖直”之所谓“卖直”，其“卖”的对象，指的是天下人。“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但这实在不是上疏者有意要将“直”卖给天下人，而是天下人对于这种不唯上、不畏上、如实说话、为民执言的精神的肯定，这里用得上的还是那四个字：民心如秤。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法子可以改变的。

“讪上卖直”本是“后来神宗评言官的话”，在《江山无限》的另一篇文章《张居正二三事》中说到这“后来”的事，“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见状，厚贿太监，马上也上了一疏反对夺情，也挨了八十廷杖，发谪极边充军，顿成名人。”其实，吴中行、邹元标等人，倒是素有“五直臣”或“五贤”之美称的，“讪上卖直”只是万历皇帝的说法。在万历年间，或许也确有因海瑞上疏侥幸免得一死却又“暴得大名”而蜂起效仿的，此类想“一骂成名而天下知”的“受虐狂”确有“讪上卖直”之嫌，但这只是犯颜直谏的变异之末流，以此来通论天下为民请命之士，以至将这顶“讪上卖直”的帽子移植到海瑞头上，不该是方舟子之所为，我读过《江山无限》一书中的其他文章，相信他是正派人。正派人所憎恶的倒是另有一“卖”，即卖身求荣，或曰卖身投靠。这种小人大多出在官场。只要能够升官晋爵，只要可以得到荣华富贵，什么人格良知以至于亲娘老子都可以当筹码压上去。此类“卖”的对象，方才是嘉靖皇帝这样的权势者。

说到“讪上卖直”，我倒想起另一件事。据史书记载，北宋真宗时的右谏议大夫田锡，“直言时政得失，每指斥将相备位，无所筹谋，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谏，臣职也，岂可藏副示后以卖直邪！”可见，“讪上卖直”也并非是明神宗的首创，至少在北宋时就有“卖直”一说。上了疏状之后，烧掉疏状的副本，绝不再与别人说起，就为避“卖直”之嫌。这既是一种格调，也包含着一种苦衷。能纳谏是“皇上圣明”，因此触犯天威则是“臣罪当殊”，想想这番情状，便可知想用犯颜直谏来沽名钓誉，即所谓的“讪上卖直”，却又谈何容易！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作者：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著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著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杖，有的坐著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札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无字碑　作者：吴克敬

此无字碑，非武则天乾陵无字碑。也曾傲然耸立，刻满了唐天子李世民题撰的碑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事变惹恼了李世民，震怒之余发下旨意，推倒碑石，磨灭碑文。

这就是初唐名相魏征的墓碑。

是年深秋，俗人克敬来到位于礼泉的凤凰山顶，拨开萋萋荒草，找到那通仆地一千三百多年的石碑，果然光滑不著一字，心里想着，不禁一阵痛楚，深感世事的莫测与凶险。想那魏征，一生忠君，刚直不阿，受太宗器重，树为自己的镜鉴，到头来，身虽死，却还要受欺遭辱。为人臣者，难矣！

魏征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少年丧父，孤贫苦读，后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军起议，谋划于李密，然密表面倚重于他而实不用，后败降唐。先入太子建成府，“玄武门事变”后，建成元吉死，作为太子的主要幕僚，魏征被推到李世民的面前。刀光剑影中，他面无惧色，从容道：“皇太子若从征言，先发制人，则必无今日之祸。”出人意料的率直，倒使李世民刮目相看了。胸襟还算博大的李世民，不但不杀魏征，还授他詹事之薄，为自己所用。日后，在太宗身边，魏征作为影响策谋决事的重臣，先后谏陈二百余事，切中时弊，为大唐“贞观之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逝，送葬时，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就在其时，他含泪为诤臣魏征撰写了那段留传千古的碑书：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李世民不尽的哀思，还体现在墓址的选择上。他着人把魏征的陵寝修建在凤凰山巅，这与为他陪葬的文臣武将墓地，形成了很大的差别，故而有了“魏陵”一说，数千年封建社会，或许也仅有此一例。碑首的设计雕凿，亦特别的独具匠心，冠以精刻细镂的桃样纹饰，暗含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典故。如此寓意，敢说不是太宗的思想，他一定希望身边的臣僚都如魏征一样，忠心辅佐唐室，成就万世盛业。

俗人克敬又要慨叹：魏征不是神仙，凡胎肉眼看不见人的心。他为太宗力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竟然鼓动太子承乾谋逆，事败被诛，株连魏征，偏偏有小人落井下石，谗言诬告。翻手云雨的李世民立马变脸，魏征在时，“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的诺言，也手诏停婚，立在墓前的碑石又岂能幸免，一面苦心建树的“明镜”，顷刻仆地而毁。

当人是兽时，比兽还坏！　作者：袁养和

一个大学生，因为别人嘲笑他打牌作弊，他一怒之下竟连杀四人，然后逃之夭夭。假如这是一篇童话稿，我相信任何一位童话编辑都会摇头：“如此虚构，太悖情理，退稿!”

一个白领女子得了重病，她的一位最要好的小姐妹带了几千块钱，千里迢迢前去慰问。白领女子见好朋友如此富有，竟设计将她杀死，盗走了她的存款，又把她的尸体放在锅里煮烂，企图灭迹。假如这是一个民间故事，我相信每一个听众都会嗤笑：“真是天方夜谭，世上哪有这样的恶女人!”

一个大男子，同妻子发生了矛盾，一气之下，不仅杀了妻子，而且把附近的茶馆也炸了，导致14人死亡，29人受伤。假如这是一篇小说，我相信读者一定会说：“情节太荒唐，太离谱，简直是胡编乱造!”

一伙十四五岁的孩子，杀死了自己绑架的一名初中生之后，居然还要向他的家属勒索150万元赎金。听到法庭的判决，他们竟相视而笑。假如这是一出戏剧，我相信观众一定会愤然作色，说：“太丑化了!我们的下一代会是这样的吗?”

然而，万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的则早已家喻户晓!这四个典型案例，前两个发生在较僻远的云南和辽宁，后两个则发生在首善之区的重庆和北京。像这种血淋淋的残酷的事实，其制造者用心之恶毒，手段之卑劣，哪怕是最高明的作家也虚构不出来!

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莎士比亚说：“树林里最凶的野兽，比起无情的人来，它们要善良得多了。”亚里士多德则说得更深刻：“人，在最完善的时候是动物的佼佼者，但是，当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先哲们的话乃是对这些“残酷的事实”的最好的诠释。

当人是兽时，何以比兽还要坏呢?鄙人以为，第一，人有思维，有智慧，会玩阴谋，耍诡计；第二，人会制造工具，会使用武器。动物咬人，杀伤力毕竟有限；人杀起人来，动辄是死伤一大片!动物界似乎还不曾有滥杀无辜的记载，但人滥杀起无辜来，简直是穷凶极恶，疯狂透顶!由此可见，丧失了人性和道德的人，要比野兽可怕千百倍。

然而，真正可怕的还不在于此；时至今日，丧失人性和道德的人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往往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大开杀戒，甚至滥杀无辜。试想，这样下去，人类自己还有安全感么?

据观察家分析，社会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进步时，其犯罪率必然增加；在居民收入平均为500至1000美元的社会里，犯罪率是最高的。我国目前恰恰处在这个阶段。这一说法是不是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社会越进步，经济越发展，人类的道德就越退化?鄙人以为，不管这一规律是否成立，它却从反面警示我们：社会越前进，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抓好人的道德教育；否则，人类就会人性越来越少，兽性越来越多，最后演变成有钱的禽兽。这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可悲的结局!

爱谁都值得　作者：马　德

他原本是一个弃婴，二十年前被一个女人抱回家。

这家就夫妻俩，四十岁上下，膝下无儿无女，住在这座城市的边上。日子过得也很凄凉，丈夫有病长年卧床，女人常常靠出外帮别人做事或者捡破烂养家糊口。然而，这家人对孩子并不薄，视同己出，虽然苦巴巴的，还是买了奶粉鸡蛋，一路把孩子拉扯大。

长大后，小学没念几天，他就不上了，跟着一帮孩子胡混。开始，他还回家。后来，一看到养父病态恹恹地躺在床上，养母头发蓬乱地忙这忙那，他就有点烦这个家了。有一次，在城里的公园，他跟几个孩子抢了民工的钱，结果被抓了起来。放出来后，他想，如果那个家有一点儿嫌弃他，他就彻底地离开。然而养母依旧亲热地待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之后，他的养父死了。他的养母也愈发地老了。到了就业的年龄，他没有找到工作，一天到晚四处闲转。结果，因为一次合伙抢劫，他被判了五年。五年的日子是灰暗的，这期间，还是这位六十多岁的养母，千里迢迢，奔到他服刑的监狱，探视他。望着已经风烛残年的养母，他有些痛心，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出来后，他并没有回到养母所在的那座城市。他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另一座城市住了下来。几乎没有安稳几天，他便又和当地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要做一宗大“买卖”，然而，蹊跷的是，那天他们一伙人几乎就要得手了，结果他负责引爆的炸药，竟然没缘由地哑了火。

因为炸药没有爆炸，运钞车安然无恙，周围的人安然无恙，而他们却被警方抓获了。在警方的询问中，他交待，他之所以没有引爆炸药，是因为他在即将点燃引线的一刹那，他发现，旁边有一个蹬着三轮车的白发蓬乱的老女人，像极了自己的养母。

他的这一闪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派出所查询，得知他的养母还活着，警方便千里迢迢把他的老母亲接来，安排与他见面。当养母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便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他，母子俩抱头失声痛哭。养母说：“你的事情，警察都和我说了。”他哭得愈加地不能控制了，他说：“妈妈啊，儿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这么多年含辛茹苦地抚养。我这样狼心狗肺的家伙，辜负了你这么多年的爱。”他接着有些撕心裂肺地喊道：“妈妈，你爱错人了……”

“不，”养母拢了拢头发，接着说，“妈妈并没有爱错人。是的，在这之前，妈妈也曾伤心过，对你几乎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这一次你所做的，让妈妈知道了，妈妈并没有爱错你！”

故事的结局很简单。漫长的刑期之后，他也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他在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城镇开了一家小吃店。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是干什么的。那里的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接济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

他死之前，把他的那家店留给了一个孤儿。他给这个孤儿的遗言只有一句话，据说，那句话还是他的养母留给他的：这个世界，爱谁都值得。

我从来不信的八种文字　作者：毛志成

一

由于我在教育系统中兼了若干头衔，如“会长”、“主任”、“评委”之类，接到的有关教育性的报刊杂志就会格外多。教师的“教育经验”式文章，无论是发表了的，还是送到我手上的，我虽然要看一看，遇到评奖时也往往很礼貌地说上几句美言，但平心而论，那样的文字我是不信的。

那样的“教育经验”，百分之百谈的是教育技术或教育操作，而推崇的都是智育和提高“智教本领”，几乎很少谈到德育，连教师本身在文章中也没溢出一点道德气息。专重智育而淡化德育的文章，写得再漂亮，说作者有什么像样的教育本领或教育水平，我断然不信！

二

近来冒出了不少“心理诊所”、“心理医生”、“心理学博士”，以此弄出的刊物也不少。凡是侧重于谈“心理医疗”的技术、手段、妙法，而避开从根本上谈道德强化的言论和文字，我从来不信！而且我怀疑，搞讲座的人或搞著作的人很可能是有意无意的贩子或骗子。

三

《智慧学》或《聪明学》是需要的，有关如何提高青少年素质的讲座或书籍也是需要的。但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籍和讲座，我从根儿上就不信！用鼻子去嗅时都能嗅到卖弄气和铜臭气！连十分之一对青少年负责的正经之心都没有！

四

即使貌似规格很高的“学者座谈会”、“作家作品研讨会”或名人的各式侃谈会，只要介绍主席台上的人(哪怕也要把我扯上去)的头衔就用去了半个小时，排座次又用了半个小时，我就不信这样的会能有什么真质量！会上的任何发言，包括事先写好的发言稿，说其中的语言和文字有什么真货我绝对不信！

五

围绕着“如何提高生活质量”问题推出了一百个刊物，加封了一千个名人，弄出了一万个“名著”、“名文”，只因为这样的文字制品根本不懂“生活质量”和“幸福质量”的区别，且又将生活质量和幸福质量视为等义词，我向来不信！

六

只要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刚刚把新作赠给我之后，几分钟之内便大谈他的作品有多少评论家写了好评，有多少名人赞扬，有极大的可能获奖，只因为他的得意之态颇为过甚，我就不会再去读他的“新作”，因为对他的作品质量我注定不信！

七

书名古古怪怪、封面如妖似鬼的书，我不买不看！学者式的书翻到一页便看到洋概念、洋术语、洋语法过分超量，且又有几句是明显的病句，我必当即丢掉。总之，我不信那样的文字会有什么于世于人有益的见识、认识、学识！

八

有的书，只须看到那个作者的名字，我就绝不去读，因为那个作者我认识，尤其了解他的人格品质。我从来不信一个在道德品质上有重大欠缺而且颇多劣行的人，只因为“写技”高超，就能写出优质作品！

对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以相信为好；而对另外的人和事，则以不信为好。对后者，你一经信了必定自误。

“跪着造反”　作者：周　实

《读书》杂志的原主编沈昌文先生可谓编辑大家了。半年前，他出了一本书：《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这本书前有一自述，是篇极有意思的文章。我首次看到这篇文章是在《南方周末》上。这次，再读，仍兴趣盎然。尤其是文章的第十三段，说他思想“跪着造反”，谈他如何“跪着造反”，更是令我生出感慨，看到他的“生存之道”，看到他是如何谋事，以求获得“生存之权”。

沈先生是值得佩服的，更是值得学习的。只是你虽“好好学习”，未必定能“天天向上”。“跪着造反”，说来容易，真要做到，何其之难？“知易行难”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了。很多事情，我们虽能十分深刻的“得之于心”，做时结果往往却是不能圆满的“应之于手”。这就是所谓高下了。这个高下真还不是你明白了就能拉平。何况，往往，很多时候，你未必就真的明白，或者说是完全明白。很多词汇，你虽认识，也仅仅是认识而已，若非自己亲历其中，那里面的辛酸苦辣、艰难曲折、喜怒哀乐，就不是你能体味的。

“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要“跪着”——又要“造反”——此人若是没有理想，没有自己的韧性追求，要他“跪着”，而且甘心，而且依旧头颅高昂，而且照样脊梁挺直，而且四肢还要“造反”，想必难以做到的。古往今来，大浪淘沙，人多一旦跪下了，头颅也就低垂了，四肢也就趴地了，脊梁也就弯曲了。“跪着造反”，虽然辛酸，虽然令人感到无奈，但也让人看到“跪者”使其对方感到无奈：还能拿他怎么办呢？除了将其彻底封杀，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不能拿他怎么办了！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你说他还会怕死吗？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显然也就不怕死了！“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然不能站着“造反”，那么，我就“跪着造反”！无论站着还是跪着，我终归都要“造反”的！

我这样说是否就说“跪着造反”就很好了？当然不是，显而易见，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跪着造反”这种姿态比起“宁愿站着死”来未必就是一定怕死。“跪着造反”这种姿态只是“跪者”为了“造反”所选择的“造反之道”。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比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是勇敢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人。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为了推动时代前进，无论站着还是跪着，他们都是要“造反”的，而且能够忍辱负重，同时依旧头颅高昂，一如既往，挺直脊梁。至于是否断其头颅，或者是否折其脊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证明：他们是宁死不屈的。

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跪着造反”，虽然“跪着”，实则并不逊于站立。生在狭窄的铁屋之中，活在矮小的阁楼之内，你若站立，就须低头，腰也必然跟着弯曲。“低头造反”，“弯腰造反”相比昂首“跪着造反”，方向就难那么明确，目标也难那么清晰，手脚也没那么方便，稳准狠更谈不上了，效果也就会差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能否算得一家之言？

沈先生是极聪明的，所以他思想“跪着造反”，所以他选择“跪着造反”，所以他和他的前辈，所以他和他的同仁，所以他曾工作的《读书》，能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读书无禁区”，能对我们的思想进步产生十分美好的影响。

“跪着造反”是难受的，不坚强是做不到的，无韧性也做不好的。

“跪着造反”能使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清醒，记住自己是跪着的，以期自己能站起来。

“跪着造反”还使我们避免产生站的错觉——那种“摧眉折腰”立着却自以为站的幻觉。

谁也不愿“跪着造反”，“跪着造反”实出无奈，自然也就独具特色。

大写历史的撇捺间　作者：东方照

两三个月之前，无意中翻起一期《文史知识》，上面有樊树志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围绕明万历帝皇权的继承，很密集地发生了三宗大案：即妖书案、梃击案和红丸案。郑贵妃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即位，自己好当皇太后参与朝政，而朝臣们大多拥戴太子朱常洛，双方之间的较量波诡云谲，几番起伏。樊先生说完妖书案，明明交待好会接着说梃击案和红丸案，从来不热切于杂志的我开始期待下一期，过了一个月，拿到了急急翻开目录查找，竟看不到樊先生的文章，有些愤然：怎么这样戏弄我的感情！

最近得知樊先生新著《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上市，找来一看，不觉喜出望外，梃击案和红丸案有着落了！吃过晚饭，拥被而读，翻完全书，不觉已是夜半。

以前我只知道郑和七下西洋是我国航海史和外交史上了不起的壮举，可这才发现这事的起因也在皇位的争夺。明成祖是发动政变，取建文帝而代之，传说建文帝举火自焚，但是仍有许多传说说建文帝出家为僧，流落江湖。为了保证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明成祖急于搜寻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下落，因此派郑和出使西洋。一场骨肉相残的争夺就这样消弭在天朝海外扬威的洋洋得意之中。原来许多事件、谜团可以从另一个更真实的角度来解读，一些面貌生硬的事件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明朝的倭寇。我们熟知的“倭寇”不是对侵扰我国海疆的日本海盗的称呼吗？可他们的首领竟然是中国人，是一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原来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一切民间的海上私人贸易。可是明朝所处的时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面对巨大的市场和利润，商人铤而走险成为“倭寇”。当时他们只是想争取朝廷开放海禁，没有政治上更大的野心，也可能就因为这样，他们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想朝廷出尔反尔，用计处死“倭寇王”王直，激起更大的“倭患”。

明朝太监的专权是十分突出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为皇权专制制度。一旦身为皇帝，就有了一生的负担，至死方休。对于一个于政治毫无兴趣、却醉心于手工制作的皇帝，逼着他面对宫廷朝堂之上尔虞我诈的险恶，其心厌烦可知。这样的一个皇帝，他放权于一个心腹太监就可以理解了。太监没有后嗣，可以不必担心他篡位，又可以让他代为处理政事，何乐而不为呢。

历史有了细节，顿时立体丰满起来。“史”字不过是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似轻巧，可是其中权与血的争经活生生地存在，沉重得让人忍不住长嘘一口气。我的被窝暖暖和和，今夜一定好眠。那么书中的人物呢，他们一旦踏上历史上的政治舞台，有否睡过一夜安稳觉呢？历史不记载这些，这些都沉在历史的梦中。

大学校训　作者：张　潮

“不做假账。”这是朱镕基对财会人员的要求。没想到国家会计学院硬是把这四个大字写在墙上，作为校训，让全校师生员工每天走进走出都重温这四个力重千钧的大字。

校训若与本行业直接相关，就使人觉得妙味无穷——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北京舞蹈学院：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贯中西，明德尚行。

校训与本地有关，也使人觉得趣味横生——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除了学问，还要以诚为本。很多校训都带有一个“诚”字——

福州大学：明德至诚，博学远志。西北大学：公诚勤朴。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金陵大学：诚真勤仁。西北工业大学：公诚勇毅。安徽财经大学：诚信博学，知行统一。厦门集美大学：诚以待人，毅以处事。

有的强调一个“气”字——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台湾东吴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国内许多著名大学都以中国古典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精义为校训——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云南大学：会泽百家，至公天下。东南大学：止于至善。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暨南大学：忠信笃敬。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至公。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哈尔滨理工大学：知行统一，博厚悠远。

有的以人文启蒙时期的口号为校训——

燕京大学：自由、博爱、民主。兰州商学院：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延边科技大学：真理、和平、仁爱。

对“师范”二字各有其不同的理解，这也表现在校训上——

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温州师院：身正为师，学高为范。漳州师院：学高为师，德正为范。

有的鼓励创造性——

青岛大学：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

有的强调一丝不苟——

哈工大：严格规格，功夫到家。

西方一般认为，探索真理和学问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牛津大学：追求真理。耶鲁大学：光明与真理。哈佛大学：与柏拉图为友，与真理为友。霍普金斯大学：真理使你成为自由人。

军事院校的校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印度军事学院：勇敢与智慧。美国西点军校：责任、荣誉、国家。

还有诗意般的——

加利福利亚大学：让这里光芒闪耀。斯坦福大学：自由之风永远吹。

日韩一些大学的校训也很有意思——

韩国青江文化产业大学：人间之爱，自然之爱，文化之爱。日本庆应大学：笔比剑强。

不一定　作者：陈鲁民

有学问不一定有思想。中国最多的是学问家，不是“我注六经”，便是“六经注我”；最少的是思想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还是蒙田说得好：“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思想家，却只能靠我们的智慧。”

有文凭不一定有知识。那些用权用钱换来的“水博士”、冒牌硕士，别看牛皮哄哄，趾高气扬，其实不学无术，可能一个中学生的知识都比他多。

有名气不一定有本事。刻意炒起来的名气、人为制造的名气，多半徒有虚名，浪得虚名，银样蜡头枪空好看，绣花枕头一肚子草。

有职称不一定有水平。国学大师季羡林戏曰：“讲师满街走，教授多如狗。”职称一多即滥，处处南郭先生，哪还有水平可言？

有朋友不一定有友谊。那些酒肉朋友、利益朋友、“利用”朋友、交得再多也不会有一丁点儿友谊，将来最先往你肋上插刀的说不定就是他们。

有力量不一定有勇气。五大三粗力能拔鼎的精壮汉子，不一定敢顶风破浪，砥柱中流；反倒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偏敢抗鬼魅，能舍生死，巾帼不让须眉，如秋瑾、林昭、张志新。

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形形色色的金钱婚姻、政治婚姻、利益婚姻、权势婚姻，不论凑和多少年，也不会有一点爱情。

有金钱不一定有幸福。金钱可带来幸福，也可带来烦恼。常见一些有钱人，生前受人觊觎，被人算计，终日担惊受怕；死后留下遗产大战，亲人反目，骨肉相残，可悲可叹。

有家庭不一定有温暖。那些貌合神离的父子、同床异梦的夫妻、各怀鬼胎的家人，相处如同冰霜，有家不如无家。

有工作不一定有事业。如果把工作当成混饭吃的工具，把上班当成无奈的差使，无论挣钱再多、职位再高，也不会有事业。

有荣誉不一定有贡献。挂满胸脯的奖章，固有挣出来的、干出来的、拼出来的；也有骗来的、买来的、混来的，不干一事尽得风流者，大有人在。

有美食不一定有健康。天天在大酒店吃遍山珍海味的，往往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典型，是医院的常客。

有豪宅不一定有欢乐。杜工部的“广厦千万间”，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现代豪宅，却多与冷清、寂寞、难熬、死寂等词语相伴，远不及农家小院欢歌笑语，生气盎然。

有美貌不一定有良知。面如桃花，心如蛇蝎的妲己、潘金莲，人皆可夫的“小姐”，为“上戏”而不惜出卖色情的女明星，为“致富”而不惜嫁白发富翁的新潮靓女，都属此类。

有子女不一定有依靠。子女成群而老父母流落街头者，时有所闻，令人愤慨，也发人深醒。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有风雨不一定有彩虹。“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可是，风雨易遇，彩虹难觅，十次风雨不一定有一次彩虹，越盼彩虹就越要有平常心。

有耕耘不一定有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倘不是欺人之谈，也是夸张之语；冷观世间，十分耕耘一分收获者，有耕耘而无收获者，比比皆是。

有地位不一定有自由。身居高位的人，功成名就的人，心有羁绊，身有重负，不得不谨言慎行，遵守清规戒律；反不如山野百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率意而为。

有肉体不一定有灵魂。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利欲熏心钻进钱眼里的人，浑浑噩噩坐吃等死的人，有奶就是娘的人，看肉体还是一堆一坨，灵魂却早已飞到爪哇国去了。

我的华丽不要你知道　作者：潘向黎

看见一个女孩的订婚戒指，白金的，除了两道细线之外毫无装饰，虽然简洁但似乎太平淡单调了。听见我这么说，女孩子笑着说：“有一颗钻石的。”

钻石？没有发现啊。女孩像怀着一个秘密那样地笑起来，脱下她的戒指，递给我说：“你仔细看看。”我仔细一看，有了！原来在戒指的内侧，开了一个小小的窗，里面就镶嵌着一颗钻石。钻石内藏，这不是明珠暗投一样可惜了吗？这是第一反应。再一想，不禁和女孩一样微笑起来。

钻石这样的东西，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贵重和它的耀眼，现在偏偏将它藏在里面，只取其贵，不取其耀眼，显然是不需要它跳出来引人注目，只要一个人心里明白了。也许这是一份很好的爱情宣言吧：我们的爱情，像钻石一样美丽和珍贵，但是我只要我们两人知道，不需要在别人那里张扬，更不需要求得认同。设计者真是很有慧心和幽默感的人呢，对大众的习惯心理，他来了个逆向思维，却让相爱的人共同拥有了一个璀璨的小秘密。

这可能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大秘密。人们拒绝粗糙和潦草，但是固有刻板的金玉其外已经让人厌烦，甚至令人产生败絮其中的怀疑，于是人们的审美口味变得奇怪起来，因为讲究，所以一定要平凡其表，金玉其中；一定要把华丽藏起来。

因为真正的有原则，因为真正的爱自己，因为真正的自信，所以，我的华丽不要你知道。但是，藏起来的华丽毕竟不容易引起注目和共鸣，那么内里的高贵和优雅会不会有时寂寞？应该会吧。但是这样的寂寞，也许正是浮华和虚荣的解毒剂。

机关观察　作者：马　蹄

一、任何地方都讲效率，以效率为准，惟机关不讲效率，只讲程序。如果讲效率，一份文件两个钟头就可以在一座大楼发完。而讲程序，通过邮局发送，至少五天才能传达，哪怕是发往隔壁的文件也要通过邮局。如果讲效率，机关就盛不下那么多机构那么多人了。

二、在机关，工作不到位没大不了的，但不能越位。心急的人不能坐机关，想多干活的人不能坐机关，急性子直脾气的也不能坐机关。不关你的事你千万不要去做，一旦越位了，做比不做更糟。

三、进了机关的人，一开始叫科员，以后叫副科长，后来叫科长……再后来就看各人的“熬功”了。做梦都想个副处。

四、机关里不讲长幼，只讲官级。机关里的尊卑以级别论，就像桌子的位置一样固定。在机关里一定要有个一官半职，否则，连“称呼”都没有。

五、机关里最怕结怨，也最容易结怨。机关里的仇怨都是“君子式”———“十年不晚”。

六、机关就是变相的“黄埔军校”，机关里的人都想现在当官将来当官。没有人不想当官。所以机关里只能出官，出“官才”，至于其他，大家就不想那么多了。

七、机关里的人走到哪里都官派十足，包括厨子、司机。机关里的人看其他人都是下级。

荒唐世事之一斑　作者：伍立杨

1956年，国民党被俘将领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国家曾组织原国民党军政界有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来此做战犯思想工作。“原蒋系军统府中将参军、长沙投诚人员唐生明带着他的妻子徐来女士，来到功德林指名接见康泽、李仙洲、文强等人。唐投诚后1949年冬到香港。唐、徐二人刚从香港返回便到功德林与其要见的人谈了两天。”(《释

放日伪满伪蒙蒋战犯前后内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他们来此鼓励战犯新生。

原来这位唐生明，是个有名堂的人。他是旧军官，素来奢侈成习。1940年秋，终于不耐艰苦，潜南京，投靠汪伪，任伪军军事委员；他的哥哥，受命于危难之际、曾任南京保卫战总指挥的唐生智将军，赶紧登报声明和他脱离关系，其中有云：“告试谆谆，而听之藐藐。”表示无奈。唐生明既赴南京，如鱼得水，恢复了他那花花公子的轨道，把一种极腐化的生活，推到了极顶。现代新闻界巨子张恨水先生在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新民报》呵斥这个无灵魂的渣滓：“唐逆生明在南京，作任何事，一掷万金。仅以他的自用汽车而论，深夜跳舞回来，喇叭响着多勒梅的钢琴声，令一路店家闻之作为美谈。人家只知道他花数万金在黎家挖出徐来来，其实比这够劲的事，太多太多。”

同是旧军人，且军阶相埒，饶国华、李家钰、王铭章……激于大义，和日军作殊死战斗，以身殉国，壮怀激烈。而唐生明辈却跑到日军的卵翼之下，在温柔乡里日夜消磨，人谓略不知耻，岂止略不知耻而已哉?被唐生明相中而设法娶走的电影明星徐来，也是一个生意门槛极精的女子。编辑家赵家璧先生1934年携妻往杭州旅游，正值湖区一家高级饭店落成，以女明星蝴蝶、徐来名义开办，在报上大做广告，取名“蝶来饭店”。“开幕日，还聘请这两位大明星剪彩。我们去租住了一夜，房价甚昂，次日一早就迁入老式的西湖饭店。

傍晚时分，郁达夫匆匆来西湖饭店回访，我就把昨夜入住蝶来饭店的趣事告诉他，他就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一来杭州，就被刨黄瓜了!”(赵家璧：《书比人寿长》，香港三联版，第85页)刨黄瓜，杭州方言，意即设局骗人钱财。明星的手腕，真是无孔不入啊。

那些多年来在火线上出生入死而终于兵败被俘的将军、大员，看到来与自己谈心的，竟是这样两位特殊人物，世事滑稽，造物弄人，心里不知作何感慨!物是人非的感觉，欲语先泪的情形，恐怕不免罢!

忘了密码　作者：苏　苏

抽屉里的一份保险单。

那天，她一时兴起，想查一下存入的保险费是否已转了账。

拨通电话银行，要求输入密码时，很自然地，她先输入了自己的生日。

密码错误。

再输老公的生日。仍然错误。

仔细想了想，终于想起。这份保险已交了四年。

四年前，还不认识现在的老公。

四年前，她正深爱着另一个男人。是谁曾经说过，年轻时，三年五年就觉得是一生一世。

那时，那个男人，他的模样，他的声音，他的眼神，他的微笑……

他的一切，对她，是刻骨铭心。她想她永远也不会忘记。

于是，设定密码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用了他的生日。

可是，永远有多远?

四年后的今天，任凭她掏空记忆，却依然无法完整地记起那六个数字。

叹了口气，她轻轻挂了电话。

窗外，蓝天上的白云正被疾风吹得四散，一如她的思绪。

和他，早已失去了联系。

也许，这将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再解开的谜底。

爱的时候，总以为是一生一世。

但那曾经的一生一世啊，如今只在心底留下模糊淡然的惆怅。

不是为他，只为那曾经爱过痛过哭过笑过的青春岁月。

《讨工钱》之歌在民工中如此流行　作者：洪巧俊

因为大胆向总理直陈怨情而一举“成名”的农妇熊德明，再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是她开始帮老乡维权讨工钱。尽管温州市政府对熊德明的“名气”及名气背后的社会舆论表现得相当客气和谨慎，但熊德明整个维权之路还是不很顺畅。

熊德明是名人，名人维权都这样艰难，可见无名的民工们讨工钱会是怎样的艰难。如今在民工中有一首歌很流行，歌名就叫《讨工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讨工钱》是北京打工者孙恒演唱的，这首歌从北方流行到南方，歌声在民工中产生共鸣，除了精神上的一种释放，他们还在诉说什么？

熊德明同样有过“我家里人以前也打过工，也因为拿不到工资没有办法”的痛苦经历，当乡亲们请求她为他们“讨工钱”时，熊德明借钱买了机票，不远万里来到温州。这些老乡们在浙江温州的陶瓷厂打工，得了矽肺病，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连工资、医药费也没有着落，在万般无奈之际，他们想到了自己已经成名的老乡熊德明。

有评论说，百姓寄希望于熊德明和温州维权行动的出现，这本身就是一场社会悲剧，而不是时代的进步。真正的时代进步应该是在利益或健康受到损害的时候，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硬的东西支撑腰杆，得到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影响力、不需要求助任何媒体都可以争取到应得的公正公平。

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只希望矛盾不要转变为冲突，这就需要良性互动。又临年终，又到民工兄弟们准备赶回家过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要是拿不到工钱，他们怎么回家？那次民工兄弟歌舞晚会中的一幕让我不能忘记：一位女民工唱完了《常回家看看》，泪流满面，她情不自禁地说：“我已经５年没有回家，孩子打电话给我：‘妈妈，您怎么不回来？您不爱我了吗？’我怎么回去？年头到年尾算起来，除伙食、生活费，只剩1800多元，要回家乡也只够来回的路费，可这钱还在老板手里……”当她说完，《讨工钱》之歌再次响起：“兄弟们，团结一心讨工钱！”

《讨工钱》之歌在民工中很流行，并产生强烈共鸣，如果有一天，民工们不再为讨工钱为难，《讨工钱》还会这样流行和引起共鸣吗？

我们擅长“干大事”　作者：古清生

近几年去大江南北考察乡土美食，走过许多城市，就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城市都是大街建得好、豪华、整洁、漂亮，小街就破烂、杂乱、简陋。中国人特别擅长做大事，小事往往做得比较糟糕。

我们建了三门峡大坝，我们还要南水北调，要让北方变成江南，却修不好北京城里的下水道。石油开采是一个大工程，从东北大地到西北沙漠，都建起了大油田，海上都能开采了，却无法遏止小煤矿的频频矿难。中国飞船载人太空都去了，两弹一星也是40年前的事情了，可地上跑的小汽车，绝大多数还是国际品牌，中国人造过银河系列大型计算机，然小PC却都是从大陆以外贴牌过来。中国的作家特别能写长篇小说，新长篇小说年出版千部以上，可书市上很难找到几本精美的小品短章。中国人盖的大学真是豪华气派得很，然而与此对应的是小学多危房。中国的科学家能产出世界最多的论文，却没写出PC机上的小小操作系统。中国人在长江上建了二十几座长江大桥，令南北天堑变通途，但常有直流小河上的桥梁坍塌的传闻。中国人将老虎豹子打没了，可苍蝇蚊子一点也不少。

稍许留心一下，就发现中国人干大事的热情和水平普遍高于干小事，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做什么事，都想做世界上最大的，又特别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现在，中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的特点已被西方人洞察，所以开放之初，进来的不是希尔顿大酒店，而是麦当劳的小薯条，肯德基的小鸡翅。制刀业也是很有趣的，外国人在打菜刀、剪刀尤其镰刀方面不如中国人，但小小一个剃须刀片，超市上摆的几乎都是舶来品。

由于中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干小事的能力是愈渐得小，估计都要等着别人来做吧，反正情况就是这样，翻开报章，打开电视，都是一些特别擅长干大事的人在嚷嚷，嚷得干小事的人直往里躲，特别没面子，我等写小品文的人就与进城的农民兄弟一样，那是处处要担心着露出自己的小来。

人民宾馆的留言本　作者：徐　强

尊敬的客人：您好，欢迎光临人民宾馆。人民宾馆是乌有市最大的宾馆，按照国家三星级标准兴建，集住宿、餐饮、娱乐、洗浴、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是商务旅游人士理想的下榻之处。我们的口号是：人民宾馆人民建，建好宾馆为人民。欢迎您在留言本上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做得更好。（人民宾馆总经理：钱治国）

哈哈，我第一个写。都什么年代了，还叫人民宾馆？土得掉渣！你们宾馆的品味怎么这么低，有点文化素养好不好？我看还是叫“大富豪”比较合适，够气派！（张三）

第一很了不起吗？又不是拿奥运会金牌！“大富豪”有什么文化？俗不可耐！凭我多年来走南闯北的经验，不如叫“霸中霸”好，有傲视天下的王者风范。（李四）

人民宾馆人民建，建好宾馆为人民？笑话。农民算不算人民？民工算不算人民？下岗工人算不算人民？乞丐算不算人民？他们没钱可以住进来吗？建议你们的口号改为：人民宾馆人民建，建好宾馆为人民币。（一个有钱的民工）

蝴蝶海参、蟹黄银杏、红烧大鲍翅、生炒水鱼片、熊掌炖鹧鸪、核桃鹌鹑脯、炒梅花北鹿丝、一品上汤官燕，中餐厅这几道菜色香味俱佳，特此表扬，就是价钱太贵了。（王五）

又不是掏你自己腰包，心疼什么！（赵六）

西餐厅有几个女服务员长得像恐龙，害得老子没胃口吃饭，强烈抗议！要求你们三天之内换人，否则老子不来吃饭了！还有，客人进门，服务员要鞠躬称呼“皇上”或者“娘娘”，不许叫“先生”和“小姐”。钦此。（我是皇帝我怕谁）

包厢的名称没有充分体现出级别待遇。叫什么“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乱弹琴！应当改为“书记专用包厢”、“市长专用包厢”、“局长专用包厢”、“经理专用包厢”等等。（一名享受处级待遇的干部）

芥末拌肚丝就是芥末拌肚丝，不要叫什么“情人眼泪”；黄豆芽炒绿豆芽就是一黄一绿俩豆芽，不要叫什么“勾勾搭搭”；还有什么“玉女脱衣”，分明就是去了皮的黄瓜嘛。拜托，风味餐厅的菜谱别搞得这么煽情，行不？（吴七）

你们菜谱的标价违反了物价部门的规定。“大闸蟹每只15元”，一只有多重？大还是小？没写清楚。请总经理见字后马上与我联系，否则我打《乌有日报》的报料热线，搞你个灰头土脸！（朱八）

歌舞厅光线太亮，卡拉OK包房隔音效果太差，不方便客人与小姐交流。抗议！（陈九）

你们的“沐足城”根本不洗脚，“发廊”里的人也不剪头发，莫名其妙！（苏十）

我是康乐部的喀秋莎。如果在宁静的夜晚，您觉得寂寞、无聊、惆怅，请拨内线电话和我联系，我将随时来到您身边，与您共渡良宵里的分分秒秒。（喀秋莎）

康乐部按摩小姐的服务态度非常恶劣，我只不过要求换了五次人，她们就说我挑剔了。老子花钱图什么？不就图个舒坦嘛。老子选你是瞧得起你，别不知好歹。呸！（护花使者）

警察算什么？乱敲房门！下次老子和公安局长一起开房，看哪个敢敲门！（杜十一）

开发票的人是猪脑袋，明明是娱乐消费，写什么“小姐费”！叫他马上滚蛋！（官场师爷）

康乐部旁边那间“夏娃”成人用品专卖店，卖的全是假货，一点效果都没有。为什么不派人查一查？是不是你们拿了回扣或者提成？（第三只眼）

谁拿提成了？我跑完东家跑西家，求爷爷告奶奶，上个月联系了50万元公款来这里吃饭，说好有提成的嘛，至今没捞到半个仔儿，白当“托儿”了。（我就是傻托儿）

老兄，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怎么写留言本里头了？弱智！在下听说很多饭局都是打白条的，宾馆不倒闭算走运了。做人要厚道，要体谅人家的难处。（知情者）

今天，我看见市里一个头面人物和两个小姐从桑拿室走了出来。没错，一定是他，我给他送过钱，烧成灰我也认得！（一个被压迫的痛苦的人）

在宾馆看见市领导很奇怪吗？据说这个宾馆市里某领导入有股份的，哪个部门不在这儿定点吃饭，准有好戏看。还有上边那个谁谁说什么打白条？找死！对农民可以打白条，在这儿绝对不允许打白条。不懂内情就别睁着眼睛说瞎话。（“路透社”记者）

民谣：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红了眼睛喝坏了胃；喝得手软脚也软，喝得记忆大减退；喝得群众翻白眼，喝得单位缺经费；喝得老婆流眼泪，晚上睡觉背靠背，一状告到纪委会，书记听了手一挥：能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红尘过客）

也是民谣：上午是你说我我说你，中午是你吃我我吃你，下午是你赢我我赢你，晚上是你搂我我搂你。（也是红尘过客）

这是“留言本”还是“流言本”？怎么看起来好像是在人民宾馆吃人民？（鲁不平）

蠢材！难道“人民”不是拿来吃的吗？（高人一等）

齐天大圣悟经　作者：侯国平

齐天大圣在花果山水帘洞当领导时，七十二洞魔王天天找他喝酒打牌，手下47000个猴儿，夜夜为他颂歌献舞，身穿黄龙袍，号称齐天大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威风极了。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好日子说没就没了。因为大闹天宫，得罪了各级领导，被判了500年徒刑，压在了两界山下，受苦受难。

劳改释放后，齐天大圣被招聘到东土大唐赴西天取经团，当了一名武装和尚，主要任务是保护唐僧取经。头发也剃了，穿一身袈裟，头上还戴上紧箍儿，真是今非昔比，炮换鸟枪了。

这还不算，唐僧还要让他学念经。悟空不想念，说念那干啥，他又不想考研考博。唐僧说，当了和尚就要念经，就象当了干部，就要吃皇粮，是理所当然的事。悟空问，念经有好处么？唐僧说，念经可以叫人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心存善念，不做恶事。悟空说，他在花果山当领导时，就不念经，只是看见牛魔王那厮倒念经，只是那魔王一边念经，一边搞腐败，还包个二奶。唐僧说，牛魔王是个歪嘴和尚，把经念走调了，所以他才搞腐败。你要记住，经是好经，都是歪嘴和尚念走样了。

悟空从此记住了师傅的话，经是好经，要是念经人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就是歪嘴和尚念走调了。

可后来的事，却让悟空对师傅的话产生了怀疑。那是取经团路过白虎岭时，遇上了一个叫白骨精的妖怪。那白骨精一心要吃唐僧肉，就变成一个二十来岁的美眉，左手提着一只青瓦罐，右手拿了一个绿瓷瓶，一直朝唐僧跟前走来。

唐僧看见有个美眉走过来，感到很奇怪，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白骨精变的。心想，刚才悟空还说白虎岭很荒凉，没有人家，怎么一下子冒出个漂亮女孩呢？

猪八戒也看不出眼前这美眉是个妖怪，就上前问寒问暖道，这荒山野岭，到处都是野兽，说不定还有妖怪呢，你一个女孩儿家，怎么跑到这里来，要不要我帮忙呀？

白骨精心中好笑，这呆子，哪会知道，老娘就是吃人的妖怪。可她嘴里却说，俺是个下岗工人，全家人在这里承包了一片荒山，丈夫他们都在山那边种草种树，我这正给他们送饭去呢。

听说是个下岗工人，唐僧感叹道，如今的下岗工人真不容易，千里迢迢跑到这深山老林里干事创业，当下就要掏出二十两银子，给她送温暖。却被悟空拦住了，说这女子是妖怪变的，要吃人的。当下举起金箍棒，当头就打。谁知这一棒，却打出了唐僧和悟空之间的一场争论。

唐僧说，悟空，你怎么随便打人？

悟空说，师傅，这是个妖怪，变作女人，来骗你的。

唐僧说啥也不相信，坚持认为是人不是妖。悟空坚持是妖不是人。结果领导胜于雄辩，再说是妖怪，就要念紧箍咒了。

悟空心想，师傅不是说，念了经就能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么？师傅倒是一天三念经的，怎么连妖怪和人都分不清呢，难道这经越念越倒拙么？悟空看了看师傅的面庞，眉清目秀，鼻正嘴阔，嘴是一点也不歪的。悟空又想，师傅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逗他玩。

但是，接下来的事让悟空觉得，这不是逗他玩。当白骨精扮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卷土重来时，唐僧还是分不清人和妖。悟空心想，师傅这经是咋念的，也许一次、两次分不清，有了经验就能分清楚了吧。所以，当白骨精第三次扮个老大爷，唐僧还是糊里糊涂，以假为真时，悟空一下子就明白了，这经原来是越念越糊涂了。

悟空最后还是被唐僧宣布下岗，只身回花果山了。

良民的标准　作者：苏中杰

1959年，以路宪文之流为首的信阳地区领导班子在大搞浮夸风，为突出自己“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9个常委就有8个人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成70多亿斤，并以这个数向农民强行征粮。征不够，再开展“反瞒产运动”，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到了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横尸室内外。而当地农民面对堆满官仓的粮食，面对暴虐的干部，温良谦恭，舍命以忍，成为饿殍，也没采取半点争取活命的“过激行动”。

1998年某传媒披露这段令人哀其不幸、悲其不争的沉痛历史时，文章前加了转发者写进的话，话语里没有对死者的同情和悲悯，而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盛赞：“多好的群众啊！”某些官员读后也情不自禁地赞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听到这样的盛赞，使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死多少和如何死并不重要，而头等重要的事是当好长官们治下的“好百姓”；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百姓”，“好百姓”的标准是什么？根据文章所披露，那时面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人祸，向上级写信反映“反瞒产运动”的群众成千上万，他们算不算“好百姓”呢？看来是不算的，因为盛赞者所说的“好百姓”分明是指面对粮仓无分外之想，听凭长官把他们饿死的人。由此可见，“好百姓”的标准是：宁肯让渎职官员们把自己逼得饿着去死，也不给官员们的“政绩”抹黑——不揭露官员们的丑恶嘴脸，不向上级如实反映社情民意，更不采取争取人的生存权的任何行动。

盛赞者用这样的标准去盛赞，无疑是希望中国所有百姓都是这样的“好百姓”。然而这种“好百姓”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愚忠，渗透了奴化和愚化的意识。

这种“好百姓”的标准，曾被用来看过去，也被用来看现实。按照这个标准，王海应是“刁民”，秋菊应是“难缠的村妇”……

中国的民智难以开启，民主进程十分缓慢，不正是因为这条良民标准在作怪吗？

是学生差，还是教育者差　作者：苏中杰

近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首条差生拯救热线将于今日在深圳正式开通》，说“据深圳某公司心理辅导专家表示，中国差生拯救热线将于今日正式在深圳开通，这将是国内首条专门针对差生的心理辅导热线。热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学习成绩差和思想品德差的学生……”“差生拯救热线”，是个专业用语，并连说多个“差”。

“差生”，即“差等生”之简称。把未成年而正在成长中的学生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是我们教育的习惯做法。过去用的标准是“红与专”，现在用的标准是“学习成绩和思想道德”。无论过去和现在的教育者初衷如何，即使是出于技术操作上的需要，如此分级论等，而且是公开的，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人格侮辱和人格歧视。因为在教育者面前，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首先是作为人出现的，他们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有某些缺陷，也不分上中下。这样分等并公开，使有关受教育者处于人格侮辱和人格歧视之下，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心灵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连这一点都不懂，竟以对物的分类法来对人，作为教育者够格吗？

其次，表现出对教育规律和功量的无知。我们常说，学生是一张白纸。这话的确不错，学生这张白纸上所出现什么色彩，学生自己决定不了，全是老师和环境给的。老师和环境决定学生的现在，也决定学生的未来，从整个教育来说，也决定着国家。所以，与其在学生中分上中下，不如在教师和环境影响上找抹向学生的色彩。明白这一规律的教育者，有一经典之说：没有落后的学生，只有落后的老师。本着这一经典之说，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总是分析客观环境在学生身上的投影，并时时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方法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育要应对强大环境挑战，但这本身却是教育的天职。在美国，是教育影响国家和社会，而不是国家和社会改变教育。可以说，教育自身的规律决定了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导航仪，没有校正导航仪的自觉意识，这样的教育者够格吗？

再说，由于数千年等级社会的影响，国人有对人进行分等论级的传统，但是，总是站在尊者的位置分别人的，而从不看自己是哪一等的。影响学生成长的环境有上中下，教育者分了没有？教育者，包括教育专家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就素质来说，也分上中下，自己分了没有？不公开，自问一下，我这个搞教育的是哪一等的，是不是差等？问了没有？

还必须说一说的是，“深圳某公司心理辅导专家”竟认为深圳孩子的维权意识“过分”了，因为孩子们经常有一句话，“你敢把我怎么样，不然我投诉你”。专家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和社会秩序关系的混乱”。权利就是权利，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有法律界定，不存在“过分”不“过分”问题。维权是社会进步，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怎么学生刚一觉悟，就“不正常”了呢？不难看出，专家怕维权“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和社会秩序关系的混乱”，不能不是一种牺牲学生权利的专制意识。

中国的腐败真的那么可怕吗？　作者：兴　国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一直太懒没写。这两天这个坛子上揭中国丑的文章很多，大家看到后来估计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都无可救药了，烂透了。然后对中国彻底丧失信心。可是，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前几天，我偶然和我们系的一位意大利同学聊天时提到，中国有一个县，有座桥垮了，发现县里的县长副县长对此有责任，贪污受贿了，结果把他们全抓了起来，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死缓的判死缓。把他惊讶得眼睛都圆了。等我再告诉他近期有一位副省长因受贿判死刑，他更加不信了。他说这种事在意大利绝对不可能发生，不是贪污受贿不会发生，而是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判如此重的刑不可能发生，在他们那，顶多下台，或象征性的判几年，过不了几天就被假释。然后他就给我讲起了意大利的贪污腐败，这下轮到我惊讶了。他说，意大利的绝大部份的建筑项目在招标时都有行贿发生，垮楼的事情时有发生，北部的腐败情况稍好，南部简直就是腐败的天堂，黑帮的乐园。在南部，做任何生意都要有黑帮的同意，而当地的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员，都是一家。黑帮在街上任意枪战没人管。他的一位导师有回在南部的一条大街上，后面有人很礼貌地请他让开一下，然后从容的拔抢向前面的人射击。听起来就象看电影教父一样。我问他，你们没有法律管这些事吗？他苦笑了一下说，罗马人定下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可是又有什么用。再说，钻法律空子还不容，有时候为了能给一个杀人犯定罪，国会会吵上好几年，可是几年一过，按法律规定，这人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杀人犯大摇大摆走了，只剩下伤心的受害人家属。美国在很多人眼里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是不是真的很廉洁呢？我看不一定。看过一部讲一位优秀警察的电影，是一部根据真实的人物改写的电影，是AL PACINO演的。这位警察是六十年代末全纽约惟一不受贿的警察，因此成为了他所有同事的眼中钉，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市长反映这个现象，都被挡了回来，最后终于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为同伴见死不救而差点被罪犯打死，愈后坚决地离开了警察行当。我在芝加哥呆过，期间芝加哥就出了警察集体受贿案，而且是长期受贿。在克利夫兰呆过，期间又听到了克利夫兰警察集体受贿案。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个小镇，叫YOUNGSTOWN，我经常坐车经过这个小镇，看上去非常平静，最近才听说这个小镇的政府从上到下都烂透了，以至于现在法院断案子都要从联邦政府调请。这样的小镇在美国不是特例，这种比较穷，黑人和有色人种较多，被白人避之远远的小城市这种事很正常。而且这些事我往往都是在当地的新闻和听人转述中发现的，美国几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的新闻里几乎从来不播。全国有影响性的几家大报也不登。

这里说的是美国社会的基层的腐败，凭良心说，美国的基层腐败情况比中国还是好些。原因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办事讲人情而不讲制度，而美国人的人情观念较淡漠，所以办事容易公事公办，没有讲人情的传统。另外，中国的基层腐败很多是因为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比如说户口制度，是基层腐败的一大源泉，如大学毕业分配，因为有户口限制，掌握着留京，留沪指标的老师就往往以此为要挟，成为了贿赂的目标，要是大家都可以留京，留沪，谁来贿赂他们。还有，手续上不必要的麻烦，办个什么事儿要这个开证明，那个开证明，又没有制度对开证明的人进行约束，结果为了开几个证明就要向领导送礼。要是手续简化又有详细明确的制度，受贿就会制止。制度的不健全，如会计制度，和技术手段的落后，如重要部门间不能联网，及时了解信息，也是基层腐败的一大原因。另外，中国那么多人，收入少，资源紧张，设施落后，也造成腐败，比如医院病床不够，就得贿赂大夫照顾照顾，农村里的农机不够，到秋收时哪个村贿赂农机局多，哪个村就能搞到农机。只要经济发达了，制度完善了，技术进步了，基层的腐败是可以大量减少的，而最直接影响老百姓生活的，是基层腐败。

至于高层腐败，我是指省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我认为中国是远远不及美国的。为什么会给人一种中国的高层很腐败的印象呢？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国对腐败的定义比较严格，很多在国外是合法的事，在中国算腐败。比如美国的各种大选，候选人的各种资金都是由各大财团提供，往往是上千万上亿，这算不算腐败，我说算，可是在美国是合法。前两年把中国拎出来说中国也参与竞选资金，那是因为中国的地位太敏感，而洛杉矶时报上说台湾每年给竞选人提供了不只多少经费，也没人来查。另外，为了查克林顿的桃色事件，花了四千八百万，钱都上哪去了，不可能没有贪污，连美国记者都怀疑。比如查总统的桃色事件，有没有必要去那么多地方取证，不是变相旅游是什么？还有到欧洲取证的，更是荒唐。前两年有位能源部长下台了，因为动用巨额公款到处旅游，也就下台了事，在中国就该坐牢。至于贿赂国会议员，就更加普遍了，每到要讨论一个法案时，就有大量的团体花大价钱去游说。比如美国校园枪杀案那么多，可是要通过个买枪者要查背景的法案都是难上加难，为什么，因为家里都有枪的大老板们不乐意。此外，一些大公司邀请议员们赴宴，打高尔夫球，不小心‘输’给他几千几万的事就更多了。说句老实话，我看见纪委历数的胡长清的犯罪事实，我觉得他要在美国当副州长收了这么些礼根本不会有事，顶多下台名声变臭。我还在别的网上看见在澳洲，政府部长从公司手里收下一座别墅都算合法的事呢。

中国高层令人觉得腐败第二个原因，是舆论宣传的缘故，一有点某高官腐败的消息，港台报纸就马上天天报道，而且是真是假都由他们说。他们最爱用的字眼就是“据传”，“据说”，“据消息人士说”，反正就是造谣他们也没责任。有人会说了，如果国内的报纸不封锁消息，就没人会去看港台的报道了。其实不然，很多案子在刚刚查办的时候，都是应该封锁消息的，这在西方也是这样，否则的话会给办案带来麻烦，涉案人也会听风声逃走，或改供词。事实上我国的几个大案子定案后都是在媒体上公布的。只是港台的报纸为了卖钱，又抓住中国老百姓痛恨腐败的特点，所以添油加醋，反正所说也没人来驳他，搞得大家以为中国高层多腐败。此外，还有民运和海外势力造谣的功劳，编造这个的儿子媳妇携款在外，那个的女儿在美国投资移民，其实这个根本就没儿子，那个也没有女儿。无非还是利用了老百姓的心理作用。说到中国老百姓痛恨腐败，我觉得中国人比外国人对腐败更敏感，一方面是过去受腐败之害太深，差点亡国，另一方面是建国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廉洁时期，改革以后一下子出来这么多腐败分子有些不习惯。所以对腐败的舆论特别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没必要太悲观，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是世界上比较廉洁的，中国的反腐败，也是严厉而卓有成效的。

腐败到怎样才算可怕？　作者：廖祖笙

人民网11月18日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的腐败真的那么可怕吗？》，让笔者看了觉得堵得慌。用鼠标点了一下“查看感言”，发现在9个小时内，网友的回复就达17个网页，绝大多数的读者对文章的观点大加鞭挞，有些读者甚至激愤到对文章的作者破口大骂。一篇网友文章犯了众怒，这在我还是首次看到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兴国，他在文章中说，他的一位意大利同学告诉他，在意大利的南部，黑帮在街上任意枪战没人管。他看过一部根据真实的人物改写的电影，主人公在当时是全纽约惟一不受贿的警察，因此成了所有同事的眼中钉。他在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呆过，期间都听到了警察集体受贿案。美国有个小镇叫YOUNGSTOWN，他也听说这个小镇的政府从上到下都烂透了。之后该文阐述了导致腐败的原因，认为省级以上官员的腐败，远远不及美国。对为什么会给人一种高层很腐败的印象，作者也做了不少篇幅的说道。

笔者和省级以上的官员鲜有接触，没有在美国呆过，也无意大利的同学，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说。我不习惯于“听说”，更不习惯于根据所看的电影来说事，我只相信眼见为实。兴国先生“看见纪委历数的胡长清的犯罪事实，觉得他要在美国当副州长收了这么些礼根本不会有事，顶多下台名声变臭”。我呢，却常常“大惊小怪”，见到腐败种种，总禁不住愤怒和惊诧。

就在看到兴国先生大作的同一天，我看到当日的媒体披露说，吴川市教育局及所属17个教办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张家口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大肆罚款创收，继而盖起宿舍楼和豪华办公楼。 经办干警在电话中告诉民营企业的老板，要想放人，再拿200万元人民币来；成都市中级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四川最大买官卖官案，贪官自称收的是辛苦钱……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我又看到新华网引述消息透露，我国每年的公款吃喝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我要特别提醒兴国先生的是，以上消息，都是内地的媒体刊载的，而非港台报纸，恐怕不至于“是真是假都由他们说”。对于这些，我无不愤怒和惊诧。我觉得我们所生息的环境，本不该有这许多的硕鼠。

把目光从媒体上收回来，再亲眼看看曾经养育了我近30年的家乡，我看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那儿就有两个行政级别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而东窗事发，而畏罪跳楼；我从部队回到地方的头几年，正是一生中最困苦的时期，一个官员开口毫不含蓄地向我索贿说，我如果能孝敬他4000元，某件将要落到我头上的好事就铁板钉钉了，而我当时的工资不过是百余元。索贿不成，他恼羞成怒，愤而离去，那以后便同我“闹翻”了；这些年走南闯北，贪官的丑陋种种，我也委实见得不少……我也要特别提醒兴国先生的是，适才所述，不是从电影里看来的，更不是听说的，而是真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你能从容地“听说”，我却至今想起也还是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的笔下，对腐败者为何总是毫不留情，极尽鞭挞、丑化之能事？其间来由，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啊。

我们的身边，确有腐败的存在，反腐的形势还较为严峻，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真为着兴国，那么我想旗帜鲜明地反腐，能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加纯净，而轻描淡写地说道腐败，甚至无视腐败，却只会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往高处走，而不该往低处流，“听说”别国如何腐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宽容腐败。如果说贪官层出不穷尚且不够可怕，要怎样才算可怕？难道非得如兴国先生“听说”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黑帮在街上任意枪战没人管”，街上的警察也只剩下了某个“惟一不受贿的警察”，才真正叫可怕吗？

高薪养我不抢劫，可否？　作者：乡巴佬３６

我早就想去偷盗、抢劫甚至杀人。你问我：“为什么你要去抢劫？”我说：“还不是为了钱嘛。”你又问我：“怎么才能让你不再去抢呢？”我说：“条件很简单，用高薪养我吧！”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的法官大人和“公仆”大人？

“高薪养廉”？听了我真佩服那些“肉食者”的愚蠢。

一定有人在骂我疯狂。我只是想问：贪污受贿跟偷盗抢劫一样，都是违法行为，为何要厚此而薄彼？想用金钱防止贪污，而为什么要用镣铐防止抢劫呢？不要说我疯狂，照中国那些伟大的立法者的说法，“高薪养廉”可行而且合法，为何我的“高薪养我不抢劫”理论就是胡说八道？

原因恐怕在于，有贪污资格的人手中掌握着“法律”这件利器，而抢劫犯只是“在野”的无赖！还是马克思分析得好，统治阶级的任何措施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清政府给满人发津贴，清朝灭亡了汉人就把该津贴取消。

有人会说，新加坡有高薪养廉的例子，而且很成功。我只是回答，不管这个制度是在地球上还是太阳系之外，那是极为非法的！它的实质就是不平等，他都是以当权者的利益为立足点的。新加坡当然有好官，但也有偷盗抢劫之辈，可是我很奇怪，为什么新加坡的抢劫犯们竟然没有去争取高薪？真是不可思议。按新加坡的文明程度和法制程度，他们都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我还是失望了。没想到这个坏习惯今天竟然传染到了中国，而且还有人把它奉为圭臬，以为找到了治腐的法宝而得意非凡呢！正准备凭此邀功领赏呢。

真是无话可说。

“高薪养廉”岂止是愚蠢，简直虚妄得厉害。

他们说“高薪养廉”很有好处。那是自然，做任何事都有好处，比如放一个屁能让人周身通泰，挥刀杀人可以舒筋活血，迫害异己可以“国泰民安”。只可惜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给你年薪30万，比起很多人来说该感恩了吧，可是胡长清贪到了几千万都还不满足，女人搞了几十个都还不舒心。有什么用呢？有人说，为何新加坡就有用呢？对了，我也想反问一句：“为何新加坡就有用呢？”看看人家的监督机制吧。我们中国有什么监督机制呢？老百姓含冤上访要遭恐吓毒打，记者采访曝光要吃刀子。那些贪官老爷们都是贪得快要撑死了才被发觉。可惜晚矣！国库指日将亏矣！

说到包二奶（包二爷），我又来劲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贪官几乎没有一个逃得了这一“荤”事，包了一个，还要一个，再要一个，“进取心”十足。他们觉得女人（或男人）跟工资一样，都是嫌少，不够用。我尊敬的而且伟大无比的法官大人们，既然可以用“高薪养廉”，为何不能用“多奶（爷）养廉”呢？说不定此药一服，立马河清人寿、国泰民安矣！

我的“多奶（爷）养廉”理论真的很高明，反正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好吃懒做的男女多得很，实在不够不是还有“克隆”技术吗？别说十个女人（男人），就是后宫三千妙人儿也不在话下。我的理论不但高明，简直很有必要实行，公仆们的健康何等了得，只要感冒一场，我们的经济马上就要滑坡，就不能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呀！人民就将遭殃了！世界就将崩溃了！

我想“高薪养不抢劫”也很可行。偷抢不就是为了钱嘛，好吧，从此立法：想抢劫的到公安局登记造册，每月到民政局领薪30万元。我敢保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薪养杀人放火罪犯法》一颁布，真就可以路不拾遗、长治久安了。

我就这些意思。高薪养廉=高薪养不抢劫。嘿，我发明了一个“肖氏等式”，也可以邀功了，随便弄个什么教授做做，科学院院士当当，也很有面子的。啊呀，真是与天同庆，怎不快哉？！

另类逻辑　作者：陈　雄

“开特权车就是要横冲直撞。你不横一点，交警会以为你是假冒的！”一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对同行说。

“收红包就是要大胆一点，不要不敢收或者不好意思收——不收的话，患者就不放心你！”一位老医生真诚地对年轻医生传授心得。

“唱流行歌曲就是要像口里含着萝卜，如果吐词过于清楚，歌迷就认为你太老土了！”一位当红男歌星这样谈成功经验。

“对那些漂亮的女演员就是要热情一点，你如果不找她深夜谈戏，她就可能认为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一位男导演变质后自圆其说。

“对顾客就是要狠心点，宰他没商量，举例来说，如果不在这件衣服50元的标价后再添一个‘0’，到现在，这衣服可能还卖不出去！”服装店老板大谈经营之道。

“对大米，就是要该漂白就漂白；对西瓜，就是要该注红墨水就注红墨水。不这样，还真没人买。”一个小贩对请来的帮手说。

“对学生就是要凶一点，该体罚就体罚，如果对他们太和气了，家长就会认为你管理松懈，不是一个负责的老师。”一位老师谈切身体会。

“为领导写报告，就是要会写几个错别字，比如把‘千里迢迢’写成“千里条条”，否则领导做报告，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招招’，不是闹天大的笑话？”某资深秘书升迁之时，对刚分配来接任他位置的大学生反复强调。

“当官就是要搞吃喝、会玩乐、结党羽、拉关系，如果太正直的话，肯定会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暗算，国内不是发生过多起正手杀副手、副职害正职的事件吗？想做个正人君子，难啊！”一位出事的贪官“教育”前来采访的记者。

“知道他贪就是不能告，他现在是一头喂肥的猪，再喂也吃不了多少了，要是把他撤了，还得上来一头不肥的猪，又得集体把他喂肥，那就更不合算了。”一位村民劝另一位准备上访的村民别告他们的村主任。

“花银行的钱就是要心安理得，你花得越多，他们就给贷得越多！因为他们生怕你以前的钱都不还了。”一个欠银行几千万的企业老总笑谈花钱不得不大方。

“入室偷东西，就是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撬防盗门，偷偷摸摸反而会失手被捉。”一个梁上君子和同道中人交流工作经验。

推理　作者：李启咏

因为赵本山的小品都是在讽刺农民、挖苦农民，而且，城市里的电视机比农村多， 小品大都是供城里人娱乐，逗得城里人前仰后合，所以赵本山是靠农民养活，但同时又成了攻击挖苦农民阶级的人。（某时评作者的言论）

因为原子弹威力很大，可以穿透地层，又因为新疆缺水，所以在青藏高原的地下埋一颗核弹，然后一点火发到新疆。穿透地层后，便会形成个地下河。青藏高原的丰富水源便可以自动流到新疆，新疆就会变成美好的江南水乡，干燥的塔里木盆地就可以变成波光荡漾的塔里木湖。（某著名科学家的观点）

因为黄色网站是非法的，所以看黄色网站也是非法的，张三坐在家里头看黄色网站，所以张三违了法，警察就理所当然该把他抓走。（某地公安干警的逻辑）

因为某公路收费站在我镇，我是镇党委书记，所以该镇是我的地盘，在我的地盘上我可以不交费，10块钱我不是掏不起，关键是我不该掏。（某镇党委书记不交钱的原因）

因为某公路收费站在我镇，我是镇党委书记的司机，在我们镇政府就连副书记都巴结我这个司机，所以我的脸就是通行证，我不能交钱。（某镇党委书记的司机不交钱的原因）

县令刘备的短信记录　作者：张　荣

短信一：大哥，西郊那家桃花源娱乐城的保护费已经欠了三个月没交了，明天我就带几个兄弟过去折腾他们一下。另，东吴路上新开了家西蜀桑拿城，贼棒！哪天一定请大哥、二哥一起去潇洒潇洒。三弟飞

短信二：死鬼！昨晚又钻哪个鸡窝去了？告诉你，你要是胆敢把孙尚香那个小妖精往家里领，我就上你领导哪儿闹去，老娘不信你不怕！老婆甘

短信三：小刘，县里那块地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就包给了常山小赵他们干了？再说省里三令五申不准再搞形象工程了，你这样很让我为难。记住，悠着点啊。不是多大的风，我都能给你顶住的。河北袁绍

短信四：大耳贼！想当年不是我帮你，你早被袁术他们给打死了！现在你混了个人五人六，就把我吕布一脚踹开？告诉你，你那些糗事我是了如指掌，你就等着挨刀子吧！

短信五：刘哥哥，是我香妹妹啊。前几天，你给我买的宝马的卢被我一不小心弄坏了，你让老三来帮我修修吧。对了，昨天我在平原早报上看到东汉花都的房价降了，才一万五一平了……爱你一万年都不够的尚香

短信六：平原两三年，捞足养老钱。百姓苦无言，卖儿弃家田。你老爸

短信七：听说平原很多人喜欢你，说你很正直很善良很可爱，都想拥抱你。可惜平原宠物店里，你这种品种的猪已经断货了，我只好去别处看看了。江东孙权

短信八：刘县长，属下前日路过平原小学，屋漏瓦破，早已是严重危房了。孩子们在里面上课是随时随地都是有生命危险的。亮恳请刘县长把建县五星级办公大厦的计划暂停了，拨出款来好好修一修平原小学吧。臣徐庶

短信九：老爸，我都被人气死了！平原娱乐网上居然有人说我写的那本巨著《会飞的猪》狗屁不通呢！还有更生气的，你不是已经下令全县人民都得去看我自拍自导明星荟萃的电影《傻儿二百五》吗？可是我的同学小二黑居然以生病为由不去看！老爸，你一定要好好整整他们！傻儿禅。

千万别让我当官　作者：吴书纯　张　蕾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一天召集下属天两次会议：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会议至少开它四个小时。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一年出国考察两次：一次去东南亚，一次去欧美，每次的行期不能少于六个月。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上午坐着小车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从早一直转到晚，转它一年又一年，一直转到任期满。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将手中的权力当成商品卖，不管是谁，想找我办事的，不拿钱肯定是不好使。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天天晚上下饭店，山珍海味吃个遍，宁可多吃遭罪受，决不少吃留遗憾!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一次性地包两个“二奶”：一个留在身边当秘书，一个金屋藏娇养起来。当然，这两个“二奶”也不可能是终身制，她们在我身边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然后我会让她们“买断”离岗。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充分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利，不但要购置豪宅和名车，就是金钱我也要捞它个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至少要保证以后三辈花不完。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拉帮派、结死党，给溜须拍马者以乌纱帽，给反对我的人以小鞋穿。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会和黑道人物沆瀣一气，他们触犯法律，我为他们充当保护伞；若是有人跟我过不去，我就指使他们做了他!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就会用账外的收入私设一个小金库。有了这笔资金做后盾，我平日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千万别让我当官。如果让我当官，我就敢将腐败进行到底……

贪官诗评点　作者：郭振亚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大诗人云集，连“卒徒”出身的宿州太守陈翻番璠，因贪赃被处死时，也居然索笔题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四行小诗，言简意赅，没有从高官到死囚的经历，仅靠“做”的功夫是做不出来的。

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名句佳构不胜枚举，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在举家南逃的路上也写了一首《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此词高度凝练，概括了蔡京一生的经历，并找出了“贪恋荣华”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

轰动全国的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受贿1600余万元。这只大老虎在狱中写了两首诗，其一：“出身布衣贫，自幼讲诚信……大事不糊涂，惟因一念蠢。失足身名裂，铸成千古恨。”其二：“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功名利禄如粪土，富贵荣华似浮云。如君能出赉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一个巨贪，能写得琅琅上口，句通字顺，不能不说此人颇有几分才气。“如君能出赉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这只是他天真的幻想，对一个受贿1600万元以上的巨贪，能赦免他的罪过吗？简直是一个十足的“法盲”，可笑，可叹！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号称“红包书记”，他的座右铭是“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身陷囹圄后，写了一首忏悔诗：“三年光阴似飞梭，断送前程一瞬间；不该当初图名利……”这位受贿上百万元的芝麻官，在囚牢里，还为他失掉乌纱帽感到遗憾：“断送前程一瞬间”，“前程”丢了，多可惜呀！

以上贪官诗，是我从报纸、杂志、史书中拣出来的。透过这些诗，你可以看出，那些昔日颐指气使、贪得无厌、生活奢靡的官老爷，一旦成为阶下囚，失去了比生命可贵、比爱情价高的自由以后，是何等的后悔！只有这时候，他们才感到孜孜以求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如粪土，如浮云。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所有罪犯在站在绞刑架之下时，都会变为劝人为善者。”此言极是，颠扑不破。

倘若哪家出版社能出一本《贪官诗集》，对反腐倡廉，劝人为善，将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要争理不要争气”　作者：何满子

梅志大姐溘逝后，一个月过去了。这些日子我几次想写文字以寄哀思。但悼念文字应表彰死者的潜德，我却实在无能精当地描述她，哪怕是她的卓越人格的端倪。虽然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在老友贾植芳处结识了她，至此已逾半个世纪，近二十多年来更有不少会晤和通信，应该说所知不浅，可是她的一生太繁复太不平凡了，一篇简短的文字的确无能为力， 我只能感叹自己的低能。

那么，让我来复述我所信服的两位熟人对她的评价吧。

一位是已故的聂绀弩。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看望老聂，正好周颖大姐在和梅志通电话，于是谈起了她。绀弩只给出两个字的感叹：“天使！”我想这是老聂有感于梅志对胡风堪称自我牺牲的付出。另一位是诗人彭燕郊，他曾激动地说：“现代中国有三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何香凝，第三位是梅志。”这话的意思是说，她们都是以全生命捍卫了自己和丈夫同心同德追求的事业，历尽艰辛而矢志靡他。

梅志的前半生当然也很不寻常，但在当时还不太特异。她在中学肄业时就追求革命，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进步活动；1932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因追求文学和胡风相识，并终于结合。抗日战争期间，她默默襄助胡风办《七月》、《希望》等刊物，并进行诗丛、文丛的编校，竭尽辛劳。

她本人从1934年发表《受伤之夜》后，创作之志不懈，先后出版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等颇有影响的诗体童话。其间还因战乱和反动政府的迫害而流离播迁，和胡风分处时还要独自承担教养儿女的责任，艰辛可想。但这些比起她后半生的遭遇来说，就简直不算什么了。

1955年5月，骇人的“胡风反革命”冤案爆发。由于参加抄录胡风写给中央的“三十万言书”，梅志和胡风同日被拘捕，分别关押。直到1961年，梅志母亲病故，儿女无人照料，梅志才以“免予起诉”的谳词被释放；而胡风这名“首犯”，则鬼画符地画了一通，判了14年徒刑。

梅志四处奔走，终于在1965年被允许到秦城监狱探望胡风。此时距离冤案爆发已经十年。整整十年，梅志与胡风人世相隔，音信杳无。梅志晚年回忆了当时这一深情而苦涩的重逢。二人做了简短问候之后，在一名干事的监督下，梅志说：“你要好好地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早回家呀！”胡风反问：“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关在独身牢房里能改造好吗？”眼看胡风耿直的性格就要发作了，梅志十分痛苦为难。胡风突然转变话题，说自己在狱中默吟了许多诗，都是给梅志和孩子们的。其中有一首给小儿：“心纯如眼亮，稚子净无猜，晚饭刚刚吃，前门急急开；不知刑警到，当做客人来……”这正是十年前夫妇俩同时遭到拘捕时的情景。

1965年年底，胡风被释放回家，但在两个月后，又被公安人员押赴四川成都安家，作为家属的梅志同时被遣。

不久，无法无天的“文革”到来，胡风被判“无期徒刑，不得上诉”，先后押赴芦山劳改茶场和大竹四川第三监狱服劳役。梅志原是“免予起诉”的公民身份，为了照顾被折磨得体弱不堪的丈夫，也只得去作“伴囚”。其间，1967年11月由芦山茶场遣至大竹的一次，胡风是单独被押送走的，梅志独自留在芦山。直到六年后的1973年，因胡风身体被拖垮，又且精神分裂，梅志才又被遣至大竹“陪囚”。

比起1965年的重逢，这一次更为惨痛。那时胡风委顿不堪，严重智障，梅志简直认不出他了，他“佝偻着背，看去比我都矮了”，早已没有了过去的神采，一认出梅志，胡风就跪下来用哭声说道：“我快要死了！我对不起你呀！……”难以尽述梅志当时的悲痛与绝望，但此后，正是她以妻子和战侣的爱，才把胡风拯救复苏。

这十多年的炼狱生涯，身心所受的荼毒，实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梅志在冤案平反后，陆续发表了《往事如烟》、《伴囚记》等纪实作品，作了回顾。这些作品不仅诉述了自己的悲剧性遭遇，也折射出了荒谬时代的历史色相。 梅志晚年还写了《胡风传》等作品。这些文字和她的性格一致，平实朴素，毫不渲染，更绝少怨悱。正如她的一句口头禅：“要争理，不要争气。”

这是一个多么正直、善良和宽容的人！她伟大得那么平凡，坚强得那么温存，矜持得那么谦抑，璀璨得那么平淡！如依聂绀弩所赞叹的“天使”，则是不露光轮的天使；如依彭燕郊所称的“伟大女性”，则是敛尽光芒、归于平淡的伟大女性。

这便是令人敬仰、令人永远怀念的梅志——一个大写的人！

洁白的羽毛　作者：桂向明

一

有一个人我至今不敢面对！

他是从你我记忆里开始淡出的美学家吕荧。

二

我特别钦佩吕荧无与伦比的道德勇气，那是“梦幻的波荡和意识的惊跳”(波特莱尔语)，一种义薄云天的惊人之举。

三

1955年5月25日，在声讨胡风罪行的大会上，已经有不少代表发言，他们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胡风。这时吕荧走上台去，他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中间，对着话筒平静地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未说完，会场一阵喧哗，人们轰他下台。

事情就发生在首善之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四

而在类似场合，我也是一名喧哗者。是的，我可以用虔诚掩饰软弱，用孔大圣人的“吾从众”为自己辩解……

但我无法对视吕荧，一个俯仰无愧的汉子。

五

吕荧并不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什么希罕，相反，他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急于向胡风夫人梅志表白：“我只是说明胡先生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但这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我还没有说完，周围就有一群人喊起了口号，嘘我下台。我还想申辩几句，这时跳上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位诗人和理论家。他一把抓住我就往下拽，我真怕他会一口吞了我呢!我今天来看你，是想向你说明白，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我是被强力赶下台的。”

在领袖一言九鼎和胡风被定为“钦犯”的特殊年代，没有说胡先生坏话的人太少太少。

六

原来一个人能够活得如此高贵、硬气和有斤两。

七

然而，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竟被说成“持刀杀人”，影响社会治安，押去强制劳改。

事实是，在和人争吵时，他只是拿削水果的小刀比划了一下。

八

去劳改了，他带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台打字机和几包蜡烛。(他的执着和天真同样令人感动。）

后来他因冻饿死在劳改大队，时间是1969年3月5日。

友人清理遗物，只有一只破网篮和一床旧棉絮。

九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一个叫韩文敏的女作者千辛万苦写了一本《吕荧评传》，却找不到地方出版。

十

一位诗人坦言：“我不需要什么旗帜，我只要这一根洁白的羽毛就够了。”

吕荧拥有一根洁白的羽毛。

毛泽东与北大　作者：谢　泳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第122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蔡京的“老实话”　作者：钟叔河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蔡太师是个大奸臣。《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有一则关于他的记载，倒很有点意思。

北宋时候，吴伯举做苏州太守，蔡京对他十分赏识。蔡京当宰相后，立刻推荐吴伯举入京任职，又一连三次提拔，使他担任了相当于中央政府副秘书长的高官。吴伯举却不能事事同蔡京保持一致，于是后来又被贬到扬州当地方官去了。有人为吴伯举不平，向蔡京提意见。蔡京却说道：

“既要做官，又要做好人。吴伯举他也不想一想，这两件事是兼顾得来的么？”

蔡太师的话，意思是说，既要做官，就别想再做好人。这话说得有点吓人。所以《两般秋雨庵随笔》这一节原来题作“丧心语”，就是没有良心的话的意思。

蔡京是制造黑名单迫害“异党”的老前辈，其没有良心盖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这句话却是一句不加掩饰的老实话。那时做官本来完全只依靠上面，完全用不着依靠下面，用不着“做好人”讨百姓的喜欢；而上面又正是蔡京这样丧心病狂的坏人恶人，更只能紧跟着做坏事，自已也趁此多捞一把。

时移事易，现在当然和那时不同了，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坏人（如成克杰、王怀忠）当上大官的可能。这些大官“嫡系”的中官小官们，情形恐怕也只能如此。虽然口口声声，大家都说做官是在“为人民服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都是大大的好人。

蔡京虽是奸臣，能够心直口快说老实话，比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还是强多了。

偶感五则　作者：张雨生

1

有个故事说，新来了一位街坊，自称是东坡迷。有人问他：“你迷东坡字，还是迷东坡词？”他说：“都不是。我迷东坡肉。”这惹得旁人哈哈大笑。这讥笑毫无道理。那位街坊是厨师，不是酸溜溜的文人，更不是某些说惯了假话的官员。迷东坡字，迷东坡词，谈起来很高雅，但这高雅若是硬充的，远不如学厨师说一句实在话：“我迷东坡肉。”

2

如今有个新名词，叫零距离接触。用上这个词，意味很亲近，很密切，很熟悉，很知心。其实，未必尽然。人与人的距离，称得上零接触的，莫过于挤公共汽车。十多平方米的面积，得挤进几十上百人，人与人之间，不仅没有距离，连插足之地也没有。上班族挤了几十年的公共汽车，对那些挤过他的人，有多了解，有多熟悉呢？零距离接触之后，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那是短暂接触，长期接触，就不一样。”有人这么说。长期接触的，莫过于城里人同居一个楼道。高层建筑几十户，低层建筑十来户，虽然不是零距离接触，但楼上楼下，只隔一层楼板，左邻右舍，只隔一层水泥墙，距离也不过几十厘米。一住好多年，别说相互密切、知心，恐怕连姓名都叫不出。挤公共汽车的，相邻而居的，平日里情淡如水。只有接触之时，闹出了矛盾，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才能记住对方。那叫不打不相识，并非是零距离接触才相识。人与人的距离，不是用尺来度量的，更不是用数字来计算的。

3

宿舍里放着几架子书，近日盘点了一回。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不到十分之一。读过之后，值得重读的，我把它们单独放到一处，有了空闲，以便重读。重读的书在读过的书中又不到十分之一。重读的进一步是精读。精读是欣赏，像听喜爱的经典乐曲，没法用遍数来算。这样的书，我一般堆在桌子上，放在床头边，伸手便得，随时入目。精读书在重读书中又不到十分之一。精读书无论放下多久，随时能想起的，一些段落能背诵下来的，又不到精读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写作时，能运用自如的书本知识，就是这最后一部分。这么一算，这部分书本知识，不足我书架上所有知识的万分之一。我的藏书没超过一万册，能运用自如的书本知识也就不足一册了。呜呼，书如仓粟，我食一粒。

4

最先运用新手法、最先走进新领域、最先创造新风格的艺术家，必然要引起怀疑，引起争议，乃至引起激烈的批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那个“最先”。惯于运用传统手法、惯于徜徉传统领域、惯于展示传统风格的艺术家，必然不会引起怀疑，不会引起争议，更不会引起激烈的批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那个“惯于”。那么，你喜欢哪种艺术家呢？

5

有些事情上一个台阶，付出与收获，并非按比例上升。我的交通工具是两个轮子，付出了两三百元。我想升级，换成四个轮子，那是付出两个三四百元就能办得到的吗？从两个轮子到四个轮子，不仅仅是数字的升级。“挣第二个十万元，比挣第一个一万元还容易。”这话说得好漂亮。穷人挣一万元很辛苦，富人挣一万元很轻松，因为穷人挣的是第一个一万元，富人挣的不知是第几个一万元。以为付出同等劳动，就能得到同等收获，或者说，得到了同等收获，只愿付出同等劳动，如果不是糊涂，就是无知。穷人付出巨大艰辛，挣得了第一个一万元，如果他继续付出同样的艰辛，挣得的将不再是一万元，可能是好几个一万元。

世情短章　作者：李志远

杂音

杂音，当指与主调不和谐的声音。诸如，心、肺因出现障碍或干扰而发生的异常声音。

然而，有的人，竟将生动活泼的民主之声——与其“一言堂”的不同意见，称之为杂音。而且，常在其“不准”的指令下，使一方天地呈现鸦雀无声的冷清局面。

事实上，当今社会，发扬人民民主是主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一言堂”是封建专制之余波，对民主有障碍、干扰作用。所以，对于民主而言，“一言堂”才是真正的杂音。

后台

有的人，以“长”为后台，且紧紧倚靠。而随着人事更替，终于醒悟：“长”，变数大，靠不住。只是，悔之晚矣。

高明者，则以“理”为后台，自信“有理走遍天下”，原也没错。然而，久而久之，发现：“理”也有变数—与时俱进。怎么办？不能不认准一条：加强学习。看来，要靠的，终究不是什么后台，而是自己。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有句歌词说得好：“无依无傍我自强，这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的响。”

岗位

过来人，大凡无不懂得，岗位有三境界。

其一，“干一行爱一行”——在愉悦中开拓进取；其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无奈中消磨时光；其三，“这山望着那山高”——在浮躁中跳来跳去。不同的境界，并非岗位所固有，而是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使然。

世象随感　作者：马承钧

一

“提升生活质量”、“活出生命质量”成为时尚用语，堪称社会一大进步。于是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新药、“特效药”和保健品吹吹打打粉墨登场……

人们在解囊选购时却每每忘记伟大列宁的教诲：“市场上叫得最凶的家伙，往往是兜售劣货的奸商”。

二

一家商铺发现伪劣产品，马上对所有市场展开“拉网式突击大清查”；一个企业发生重大事故，马上对所有厂矿进行“地毯式突击大检查”——清查与检查都是精细活，靠“突击”难以取得实效的！

敢问：一名县长因受贿落马，是否该对所有“父母官”突击审查？

三

有人长年累月胼手胝足爱岗敬业却不被“发现”；一旦英年早逝，各种表彰、殊荣、缅怀乃至对遗属的呵护、资助铺天盖地接踵而来……

生前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与帮助，不是更弥足珍贵、少有遗憾么！

四

诗人投笔经商，觊觎商海易淘金。老板跳“巢”弄文，幻想写书更出名。真正的作家，却一如既往默默在自己的领地开掘、耕耘……

有人一败涂地、有人半途而废、有人攀向巅峰。无论何种营生，都该铭记那句真言：心诚则灵。

闲言碎语　作者：李兴濂

□听话，爷爷给糖吃，这句古老的遗训，之所以流传到今，就是吃到了甜头，无论是爷爷还是孙子。

□假若人只有人性而无动物性，只有优点而无缺点，那他将升上天堂。然而，每个人通往的不是天堂，却是地狱。

□麻木时没有痛苦，惟心灵流血的日子在生命岁月里记忆最深。

□赞同别人的意见，有时是因为自已软弱，有时是表示一种恭维。

□有的人愿意把荣誉给予死去的人而不给予活人，因为死人退出了竞争。

□历史常常向世人开玩笑：被鬼化的往往是人，被神化的往往是鬼。

□人们常常谴责“作茧自缚”，其实，没有痛苦的蜕变，就无法突破被自己禁锢的自己。

□生着彩色翅膀的蚊蝇，把聪明都用于攫取龌龊上，肮脏的灵魂，总要有个雅致的外形。

□笔头上沾满了蜜汁，挥毫时必然力不从心。

□笼中的鸟儿是痛苦的，因为它的翅膀已不属于天空。

□媚骨能撑起妖娆华丽的外表，却撑不起高尚庄严的灵魂。

□太阳——人类自古以来的图腾，以耀眼的光芒，渲泄白日的兴奋，从来没有蒙受过尘埃，但它的黑子正吞食着心灵，有谁知道它的忧伤？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当狂风暴雨卷过你心之荒漠，竟没有扬起一粒尘埃。

□苍蝇飞上餐桌，总被驱赶追杀，其实那些饱食山珍海味的也同苍蝇一样，并没有掏自已的腰包。

□埋头苦干的背上往往带着伤痕，无所事事的脸上常常涂满油彩。

□哲学家说，人生是一场戏。人啊，难道真需要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去扮演不同性格和角色吗？

□拍马是为了骑马。当你被拍舒服之时，也就是被人骑上之日。

□上帝给了我们炎黄子孙一双黑白眼睛，好让我们黑白分明。可惜几千年来，我们只有指鹿为马，白马非马之争，还是弄不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名言，但是人们还是把过多的鲜花、笑脸、掌声给了成功者，而把过多的轻视、冷眼、淡漠给了失败者。

□如果你站在别人的前面，你得提防来自后面的危险，因为，小人的优势在背后。

□当坏人比当好人容易多了，当好人必须永远不做坏事，当坏人不妨有时也做做好事。当有人对我说某坏人其实不见得是坏人，因为他曾经也做过几件好事时，我要反问的是：难道你见过永远做坏事的坏人吗？“月亮的背后是冷寂的环山，孔雀的尾后是丑陋的屁眼”。然而，月亮总是示人以正面的光明，孔雀总是示人以正面的锦羽。好人一生也会有一件两件坏事，坏人一生也会有一件两件好事。但我们常常是为我所用，说他是好人时，就隐去他曾干过的坏事，哪怕是众所周知的天大的坏事；说他是坏人时，就隐去他曾做出的好事。

□我们总是说：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怎么可能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幸福不是一种物理状态，也不是一种生理状态，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幸福是和他人比较后的一种感觉。我们幸福，是因为他人比我们不幸；我们不幸，是因为别人比我们幸福。有不幸才有幸福，有幸福才有不幸，所以不可能人人都幸福，正如同不可能人人都不幸。

□我们曾经有过迷信，时代的变迁只是改变了迷信的对象，而迷信本身依然如故。迷信者之所以迷信，是因为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让他们迷信。所以，那些昏话胡话总比清醒的话明白的话更有市场。

□我羡慕先秦的士人，不唯唯诺诺，敢对权势说“不”。《战国策·齐策四》记载：士人颜躅见齐王，竟敢叫：“王前。”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甚而讥之曰：“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只有政治宽松才能造就独立于世的知识分子。

□对立学说的存在是自己学说发展的动力。庄子同惠施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观点，经常激烈辩论。惠施去世后，庄子慨叹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对立面的消失，使他的学说也难以发展了。

□对自身的问题批评不得，就像鲁迅批评的那样：“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如果自己被臭虫咬了，不是想方设法去消灭臭虫，而是引经据典说别人家里也有臭虫，你自己身上臭屎没揩净，还有资格说别人吗！这样你有我有，就不许别人说三道四了。

□有时候，假的东西也是有力量的。明知是纸糊的却不敢去碰，因为第一个去捅破纸墙的，很可能被斩断手指。

随感　作者：张　峰

理论与实践

“关系是泥饭碗，是会碎的；文凭是铁饭碗，是会生锈的；本事才是金饭碗，是能管用一辈子的。”有人用如上比喻来描述现代社会中的“关系”、“文凭”与“本事”的作用。

理论上说，这种概括不无道理，实践中却错漏百出。很多时候，一个人如果既不会经营“关系”，又没有过硬的“文凭”，他的“本事”是没有人承认的。

祖国是“娘”

别以为只有精忠报国的人才对“祖国母亲”有深厚的感情，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对“祖国母亲”的“感情”也挺真挚的“祖国是娘我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大口大口吸娘奶，谁拉我也不起来！”就像这首“诗”描述的这样，贪官污吏也是非常乐意做祖国母亲怀里的“孩子”的。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他能够方便地从祖国母亲的怀里吸吮到足够多的“乳汁”的基础上。倘若失去了这个基础，祖国母亲就会被他弃之如蔽履！

习惯而已

一法院开庭审理某长涉嫌贪污受贿案。法庭调查和庭审辩论之后，审判长按照法律程序问原来的某长：“被告某某，你依法享有最后陈述权，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只见某长很有风度地站起来看着正对着他的摄像机，拿腔捏调地开了口：“今天这个会，我没什么准备但同志们硬是要我讲一讲，那我就随便说几句……”

有人对贪官们的此类表现愤愤不平，斥之为“××病”，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人家平时就这样讲惯了，习惯而已。

所以，看贪官在台上时作的廉政报告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不要奇怪，也不必骂他作秀，在他而言，习惯而已。

身边人

“领导未讲我先讲，试试喇叭响不响；领导未行我先行，看看道路平不平；领导未尝我先尝，品品饭菜凉不凉；领导未醉我先醉，要为领导保护胃。”据说，这是不少秘书为领导服务的“诀窍”，也是不少秘书赖以飞黄腾达的“真经”。

看了这样的“诀窍”和“真经”，你就知道什么叫“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全方位服务”如此出色，领导又怎能不把他当成“身边人”甚至“自己人”看待呢？

事实证明，这样的“身边人”离领导越近，领导离民众就越远。

“集体主义”　作者：杨舜涛

书记副书记，联合为一体；

主任副主任，齐心又协力；

局长与厅长，如同亲兄弟；

处长和科长，形影不分离。

有福都分享，有益都得利，

有惠都来受，有权都满意。

美酒一块喝，钱财一起聚，

贪污一起搞，收贿一同喜。

副职露了馅，正职来遮蔽，

下级受检查，上级喊冤屈。

攻守成同盟，团结强大力，

一齐来伪装，集体有主义。

法律不讲情，犯罪留证据，

拔出小萝卜，带出一团泥。

贪官心态等等　作者：佚　名

【贪官心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劳苦应该，捞点应该；无人监督，浑水摸鱼；升官无望，多捞多得；行将退休，揩上浮油；榜住大款，分一杯羹；贪图享受，金钱至上。

【百足虫】公仆忘姓公，拉帮结弟兄；利用手中权，有无互相通；你给我封官，我把钱你用；吃喝嫖赌舞，朝暮同轻松；福来大家享，祸来齐钻洞；桃苑香烟熏，不辨西与东；党纪和国法，当我耳边风；群众苦与利，任随雨水冲；抱团臭味投，爬练成蜈蚣，社会主义墙，防它捣鼓空。

【手段】拿回扣，压价让价；挪公款，弄虚作假；骗钱财，摇唇鼓舌；吞国财，笔下生花；捞好处，巧弄权术；偷漏税，哄骗国家；为升官，赌注钱物；求政绩，虚报浮夸。

【不传密笈】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从下到上级级掺水水到渠成。

【“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三级干部】乡级干部喝白酒，打白条，摸白腿；县级干部饮红酒，要红包，亲红嘴；地级干部品黄酒，拿黄货，玩黄花。

【领导下乡】领导下乡桑塔纳，隔着玻璃看庄稼；吃的都是四脚爬，搂的一色十七八。

【小官四怕】一怕领导来打牌，钱往外掏回不来；二怕情人怀了孕，老婆上班来拼命；三怕陪酒不能喝，领导面前难推托；四怕靠山垮了台，头上乌纱掉下来。

【某君四绝】卡拉ＯＫ熟唱百首，宾馆菜谱倒背如流，中外名胜处处游遍，麻将骰子样样拿手。

【公仆作风】汇报工作浮夸风，检查工作吃喝风，荐才用才裙带风，群众意见耳旁风。

【四象样】下来像办事的样子，进出像贵宾的样子，吃喝像过年的样子，返回像打猎的样子。

【工作“四诀”】决心在嘴上，行动在纸上，落实在会上，成果在宴上。

【任职四图】第一年宏伟蓝图，第二年糊里糊涂，第三年唯利是图，第四年一塌糊涂。

【贪官念经】浓茶泡着，香烟叨着；沙发躺着，报纸看着；手机挂着，小车坐着；音乐赏着，小秘陪着；补药吃着，小酒喝着；肚皮鼓着，时装穿着；桑拿涮着，舞厅跳着；小姐搂着，麻将搓着；私房住着，情人养着；宠物喂着，景点转着；亲朋护着，后门开着；外债借着，公款花着；救济要着，白条批着；成绩吹着，问题拖着；财务瞒着，检查躲着；小辫留着，尾巴藏着；警车叫着，心坎揪着；手铐戴着，监牢蹲着；苦水咽着，悔泪滴着。

【四项坚持】坚持大吃不大喝，坚持挣钱别贪多，坚持喜新不厌旧，坚持跳舞不乱摸。

【难得糊涂】某日，一资深老教授来讲课，课后，领导设宴招待。为了活跃气氛，该领导自告奋勇给大家来了一个“四清”、“四不清”的段子。鄙人因为某种缘故也在座，因此得以耳闻，现抄录如下：一、开会的内容他不清楚，该坐哪个位置很清楚；二、干部的好坏他不清楚，哪个干部要提升很清楚；三、谁送的礼他不清楚，谁没送礼他很清楚；四、身边睡的女人是谁他不清楚，不是自己的老婆他很清楚！

【庸官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茫茫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吃了喝了点票子

【警世良言】大吃不要大喝，跳舞不要乱摸，喜新不要厌旧，贪污不要太多。

似是而非　作者：程绪峰

明明是偏执顽固，

偏偏说力排众议；

明明是搞“一言堂”，

偏偏说统一思想；

明明是自作主张，

偏偏说民主决策；

明明是开会聊天，

偏偏说落实工作；

明明是横征暴敛，

偏偏说刁民抗税；

明明是打击报复，

偏偏说维护稳定；

明明是公款吃喝，

偏偏说增进友谊；

明明是出国旅游，

偏偏说考察研究；

明明是私设金库，

偏偏说活动经费；

明明是拉帮结派，

偏偏说团结同志；

明明是行贿受贿，

偏偏说联络感情；

明明是自甘堕落，

偏偏说外界诱惑。

如今学校教什么？　作者：张克堂

学校开有语文课，业余还要学写作；

学校开有数学课，业余还得学几何；

学校开有美术课，业余还得学泥塑；

学校开有外语课，业余还请老师补；

学校开有音乐课，只在课堂教唱歌；

学校开有微机课，只讲理论不操作；

偶尔到了微机室，只许看看不许摸；

不管哪样想学会，请出高价去补课。

难怪家长提疑问：“如今学校教什么？”

机关“九病　作者：段添元

机关本是为人民，个别“公仆”理智错；糟蹋俸禄忘职责，滋生“九病”痛人心。郎中一一列症状，对照检查莫轻心。

一、懒散症

八点上班九点到，品茶抽烟乐逍遥。抽空上街买点菜，中途动辄就溜号。

二、闲聊症

三个一伙关上门，打开电脑聊轶闻。四人一堆论牌道，东南西北时间到。

三、牢骚症

不分好坏和对错，牢骚怪话一箩箩。不正之风看不惯，好人好事也打折。

四、拆台症

你要骑车暗刺胎，你要进步就使坏。拔尖人才要提升，流言蜚语风波来。

五、揩油症

公家电话为私打，单位东西往家拿。损公肥私成嗜好，公物私用大把抓。

六、大小事情皆推拖，光阴岁月成蹉跎。工作时间蓄精神，公款跳舞又唱歌。

七、虚假症

移花接木写报告，统计造假编报表。胡乱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有“功劳”。

八、吃喝症

吃吃喝喝成循环，屡禁屡吃吃不完。不吃不喝不办事，大吃大喝忘职权。

九、衙门症

背靠“铁椅”翘起腿，面如冰霜令人畏。未进门槛脸难看，进门让人内心寒。

染病人数虽不多，败坏党风危害多；人民群众寄厚望，严格防治不可拖。对症下药把病除，久病不治酿大祸。

“六六赠言”　作者：佚　名

世事六然

凡事有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

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

艰险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

人生六是

权力是一时的财产是后人的

健康是自己的知识是有用的

情谊是珍贵的声誉是长远的

身心六炼

认识修炼意义进行修炼实践

获得修炼习惯坚持锻炼身体

不断磨练意志获得修炼成果

人品六为

大公无私为圣人公而忘私为贤人

先公后私为善人先人后己为良人

公私兼顾为常人损公肥私为罪人

行为六利

有利国家有利民族有利人民

有利社会有利集体有利个人

为人六乐

进取有乐知足常乐先苦后乐

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与众同乐

好与更好　作者：佚　名

做有知识的人虽然很好，但做有道德的人就更好。

做我们必须做的事虽然很好，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更好。

制定人生计划与确立未来目标虽然很好，但将它们付诸实施就更好。

希望成功虽然很好，但为成功而去努力就更好。

作出承诺虽然很好，但兑现承诺就更好。

具有尊严虽然很好，但不践踏别人的尊严就更好。

拥有一切虽然很好，但与一无所有的人分享一切就更好。

被爱与被理解虽然很好，但爱人与理解人就更好。

设法不失败虽然很好，但帮助失败者就更好。

追求真理虽然很好，但永远与真理同在就更好。

拥有信仰虽然很好。但把它散播在没有信仰的心灵里就更好。

请现在就行动吧．因为时间转瞬即逝……

电话：（0773）6218225

通迅地址：广西桂林市兴安镇兴一知报吧（541300）

教育实际面向的是……（外一篇）　作者：于成玉

上个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然而，看看现实，以中小学教育为例，却是“面向解题技巧，面向死记硬背，面向考试升学”，进而“面向赚钱”。结果是越走离“真善美”越远，与“假丑恶”越近。如名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实则为“升官发财”、“加官晋爵”、“光宗耀祖”而苦读；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结果却制造出一台台“背书的工具”和“考试的机器”。这种说的却不按说的去做，做的却不按做的去说的“言不顾行”和“行不顾言”，对孩子来说，难道不是虚假的教育吗?当下中国很多事情，十有八九都坏在这“说一套，做则另一套”这个要害问题上，谁能在“说得到，做得到”这个问题上做出“成效”，谁便功德无量了。

两则民谚和两个等式

旧社会有民谚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新社会有民谚云；案子进了门，双

方都托人。两则民谚“放映”出“四个大字”；衙门黑暗。而在一个衙门黑暗的国度里，“法律”即使再“红冉冉”，也不可能给老百姓带来公正的“阳光灿烂”。

“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一切斗!斗!!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金钱挂帅＝一切钱!钱!!钱!!!

结果，“斗”把“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钱”把道德摁到了底钱以下。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

畸形选举　作者：陈慧君

年底，某乡政府换届选举，县委组织部指定的副乡长候选人意外落选。县委组织部部长严厉批评了乡人大主席，责备其没有做好人大代表的思想工作。同时，将该落选同志调往更高级别的工作岗位，并放言，以后凡不体现组织意图的选举落选者将得到重用，以打击选举中的歪风邪气。

从此以后，该县再未发生一起组织意图落空的选举。

次序问题　作者：车走植

吴也到美国考察教育，回来后就跟王五说：“我看中美两国在教育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次序不同：美国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整天玩，不怎么学习文化知识，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也比中国简单许多。可是到了大学，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人家就特别较真，你的成绩和论文通不过，就别想毕业拿学位；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从小学到高中，孩子们的功课都特别紧张，可一到上大学，反而轻松了。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的教育是前紧后松，人家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

王五说：“次序上的颠倒往往导致天壤之别。童话作家郑渊洁就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小孩说大人话，办大人事，那么大人就必定要说孩子话，办孩子事。中国的教育让小孩活得比大人还有压力，这就是逼着孩子办大人事；相反，当孩子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人了，却不大怎么努力学习，反而要去打游戏了。该玩的时候不让玩，该学习的时候又偏放纵他们去玩，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往往少年老成，可等到了成年，思维方式又特别幼稚，常办傻事。”

真话与假话　作者：任崇轩

公厕中往往听到真话，会场中常常听到假话；斜躺横卧时讲真话，正襟危坐时讲假话；老百姓说的多是真话，做官者讲的多是假话；

有权时常讲假话，无权时常说真话；对上下级常讲假话，对妻儿常说真话。

比较随感　作者：薛来彩

留在电话簿的名字越来越多了，留在心里的名字却越来越少了。

鉴别的手段越来越高了，但真假难辨的越来越多了。

房子比以前豪华多了，但家的感觉却少了。

街道比以前修得宽多了，但不堵车的却少了。

食物比以前丰富得多了，但营养却少了。

楼房越来越高了，但眼界却越来越低了。

药品比以前更多了，但健康更糟了。

人们获得的比以前多了，但满足的人却比以前少了。

搞婚外恋的比以前多了，但得到真正爱情的少了。肥市

权势比以前大了，但威望却比以前小了。

通讯工具增多了，人们比以前联系得多了，但友情却少了。

对你许诺的人多了，但实现的却少了。

口气大的人比以前多了，但能力强的人却少了。

时空的距离比以前小了，但人们的心理的距离却大了，(甚至有“咫尺天涯”之感)。

人们对别人了解的多了，但对自己了解的少了。

人们对国外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对自己的邻居却知甚少。

现在说好话的多了，说真话的少了。

今天，由你选择　作者：佚　名

今天，你可以满腹牢骚，因为天空阴雨绵绵；你也可以感谢上天，因为花草树木得到了浇灌。

今天，你可以感觉悲哀，因为你囊中羞涩；你也可以感到快乐，因为拮据促使你开动脑筋，计划消费。

今天，你可以抱怨身体不好；你也可以庆幸自己仍然活着。

今天，你可以买员父母没有给你显赫的地位、巨额的财产；你也可以感激他们给了你生命。

今天，你可以哭泣流泪，因为玫瑰花下面的茎上都长着刺；你也可以欢欣雀跃，因为刺的上面开着玫瑰花。

今天，你可以怜悯自己，因为你没有众多的朋友；你也可以振奋精神，去努力寻找新的朋友。

今天，你可以叫苦连天，因为你还要上班；你也可以兴高采烈，因为你还有工作。

今天，你可以苦闷地抱怨，因为你必须做家务；你也可以感到满足，因为你还有个安身之处。

今天，所发生的事取决于你，你应该选择如何来度过。

有关世界各国的一句话　作者：佚　名

亚太：

到了中国才知道只生一个好；

到了日本才知道死不认账还会很有礼貌；

到了韩国才知道亚洲的足球让上帝都差点疯掉；

到了泰国才知道见了美女先别慌拥抱；

到了印度才知道人还得给牛让道；

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四周都是水还得管别人要；

到了印尼才知道华人为什么会睡不着觉；

到了阿富汗才知道冤枉都不能上告；

到了伊拉克才知道污染会让你死掉；

到了中东才知道分不清楚到底是人的生命还是民族尊严重要；

到了阿拉伯才知道做男人有多么骄傲；

到了澳洲才知道有袋子的鼠肉也很有味道；

欧洲：

到了德国才知道死板还有一套一套；

到了法国才知道被人调戏还会很有情调；

到了西班牙才知道被牛拱到天上还能哈哈大笑；

到了奥地利才知道连乞丐都可以弹个小调；

到了英国才知道为什么牛顿后来都信奉基督教；

到了荷兰才知道男人和男人当街拥吻也能那么火爆；

到了瑞士才知道开个银行账户没有10万$会被嘲笑；

到了丹麦才知道写个童话可以不打草稿；

到了意大利才知道天天吃烤Pizza脸上都不会长疱；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都是破庙；

到了南斯拉夫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想回到祖国的怀抱；

到了斯堪德勒维亚才知道太阳也会睡懒觉；

到了俄罗斯才知道有这么大块地也会有人吃不饱；

到了梵帝冈才知道从其境内任何地方开一枪都会打到罗马的鸟；

美洲：

到了美国才知道不管你是谁乱嚷嚷就会中炮；

到了加拿大才知道比中国还大的地方人口比北京还少；

到了墨西哥才知道佐罗为什么现在不出来瞎闹；

到了巴拿马才知道一条河也能代表主权的重要；

到了古巴才知道雪笳有N种味道；

到了巴西才知道衣服穿的很少也不会害臊；

到了智利才知道火车在境内拐个弯都很难办到；

到了阿根廷才知道不懂足球会让人晕倒；

非洲：

到了埃及才知道一座塔也能有那么多奥妙；

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的重要；

到了南非才知道随时都可能被艾滋病亲吻到；

到了很多非洲国家才知道人吃人其实有时候也是种需要；

极地:

到了两极才知道随地小便有多么糟糕。

完全伤自尊手册　作者：佚　名

□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放了几毛钱。

□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能科楼附近，一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你收什么样的破烂?”把我郁闷得不行。

□那天刚搬到新的校区，出去买盒饭，帮大家一起买的，一共7份，在进宿舍区的大门时候，两个MM看见我了，然后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不是说不能给送外卖的吗？”

□有一次在双安商场前，把书包挎在胸前等同学，一个人停完车后对我说，我是商场的，然后扬长而去……

□一次送GF回家，被楼下门卫拦住说晚上不让清理垃圾，让我明早再来清理。

□16岁的时候，去某公厕嘘嘘，交了两毛钱以后直奔女厕，收钱的老大爷一把拉住我大喝：“臭小子你往哪儿乱跑呢？！”

□我们同学3人在中关村街上走，一个卖光盘的跑过来，问：光盘要吗？同学不理，又问另一个同学软件要吗？同学不理。又跑到我面前问：毛片要吗？靠，巨没面子，被同学一阵狂笑。回去照照镜子，怎么都不象看毛片过度的样子啊

□还有，我们家刚般到这里的时候和楼下的管理员不是很熟。后来楼下的管理员一次对我妈说：你们家的钟点工好象很准时啊。那时我放学到家都是整4点的。这个误会是一个月后才解除的。

□那天我在公主坟等车，有个大叔装做很懂的样子过来和我说：“收手机的，你看我这个多少钱，你可不能坑我啊！”说着就从大衣里掏出个手机，我说我不收，我在等车呢！那人居然说：“现在的手机贩子都怎么了？这么好的东西都不要！”郁闷中！

□我在大学时有次没有剃胡子，然后去教室自修，在门口被人拦住，“叔叔，请问现在几点了”顿时石化！那个悲啊，才年芳20啊！从此天天剃度！

□大学时代有件红色衣服，穿着去逛家乐福，被一大爷拉着问我：小姐，你们这哪儿有调味盐卖啊……

□偶那天周末看见我们学校的有人在摆摊找家教，正想过去打个招呼，他MM迎上前来，“叔叔，想给你孩子请家教啊?”我狂晕。

□毕业前夕，陪一哥儿们到人才市场应聘，看到一师范学院的招聘已经结束，所以我坐到他们的招聘台歇脚，过来一plmm问：“老师你们找什么专业的呀？”当时偶就呆了，要知道偶也是毕业生啊。

□有一次和一个同学走在马路上，我们两个都是男的，有一个人过来问我们：“两位要情侣表吗？28元一对。”我们就这么像同志吗?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去同学家里玩，被其母亲夸奖：这个姑娘长得真高啊。

□还有一次去厕所，进去之后看见一个长发男子，我俩都是一惊：大概都以为自己错厕所了……

□搬进新家，某次买的很多东西回家，在门口碰上邻居，他很同情的问我，拿着那么多东西怎么挤车回来的？kao，我看起来像坐不起出租车的吗？我告诉他，我是自己开车的，他又大叹做出租车司机很苦，腰都不好。kao，我看起来像腰不好的吗？我告诉他我不是出租车司机。他恍然大悟，“哦，你原来是单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懒的说了，就让了。可居然某天碰到他在一早上敲我门，让我送他一段，因为基本顺路，本想算了，但居然还说“反正是公家的油”。

□俺知道自己显老，可是有些售票员太过分了，每次上车刚站稳，售票员就嚷起来了：有那位同志给这位师傅让个坐。俺才22岁啊。偶兄弟，毛发发达，一日忘了收拾颜面，骑了一辆破驴出去，身背绿色斜跨大布包(非军品，纯绿色)，没出小区被n多人问修不修煤气灶、下水道、防盗门……

□偶有同样经历。上班喜欢斜跨个黑包，而且打扮的比较随便，头发一般比较乱点。结果早上上班进入写字楼的时候，老有人问我：“你们快递公司的电话是多少。”

□朋友的同事去上海办事，到电信局局长家里，问局长在不在。保姆用上海话喊到：“局长，有两个乡下人来找你。”哪知道那同事听的懂上海话，便无奈的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结果保姆又喊：“局长，有两个从北京来的乡下人找你。”昏死！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哥几个遛弯儿，路过一施工工地，有个穿着很烂的白背心儿，趿拉板儿拖鞋的兄弟走慢了，一人落在了后面，这时一位好心民工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喂，开饭了……”

茶客留言　作者：陈　章等

陈章（广东汕头）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2月（下）中邵燕祥先生《说隐瞒》一文中提到，1959-1961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000-4000万。实际上关于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和具体人数已经刷新：那三年饿死4319万人，其中403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2期《同舟共进》）。另，邵先生文章还提到一场隐瞒了27年死亡8万多人的河南大水灾。借此机会，我也介绍两起隐瞒多年的大灾难。

一、据2000年2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披露，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包括邻县）大地震，死亡15621人，另有两万多人受伤。这么一场事后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9年台湾南投地震并称20世纪中国三大地震的大劫难，居然被人为的尘封了整整30年！当时云南省革委会和救灾指挥部传达三项指示：1、不准报导死亡人数；2、不准透露地震级数；3、只收下救授的“精神物资”：几十万册毛著和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各地捐助的钱、粮、物一概退回。至于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授更是断然拒绝，理由是避免国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如今我们已完全可以肯定，在那死亡的15621人中，有不少是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丧生的。

二、1969年7月28日广东东南沿海发生12级以上台风，我当时只听说汕头牛田洋农垦场在那场台风和大暴雨中死了不少人，其余一概不详。直到2000年9月13日，才在《中华读书报》《风雨牛田洋——历史的创伤》一文得知，此次强台风袭击死了470名部队官兵，另有不少大学生死亡，人数有两说：一为110余人，一为70多人。――大学生死亡的具体人数如今已无法核实！另外，我曾在中山大学校办刊物《红豆》中读过一位牛田洋幸存者的文章，据说当时只要不去“誓死保护忠字田”、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完全可以避免那么多人员伤亡的。

裴毅然（上海）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0月（下）转载了拙文《尊严与尺度》，同时配发了与我商榷的游宇明先生的《“维护尊严”》。首先，我非常感谢游宇明先生对拙文的垂注，并能提出自己的思考。思想自由，见仁见智，很好！但是，见仁见智并不等于所有的意见均为正确，尤其思想认识方面，最难的就是细微处的辨析，就是剖析那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对游文的看法：本人不同意他的结论。

从知识分子研究角度，如何处理与官吏的关系，是一既敏感又普遍的心理问题，我曾在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第二章“傲与卑”里探讨过季老的心理。同时，在中国社会“官本位”还十分浓烈的今天，能够像季老这样主动与中央大员保持距离的人还很少，多数则是不请自到或受宠若惊，因此从时代针对性角度，从打破全社会“官本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角度，我们也有必要褒扬季老的“主动维护”。游文中称“胡乔木对季羡林尊重有加，给人的印象是此君特够‘哥儿们’，对这样的人保持距离，恐怕跟维持尊严不搭界吧？”说明游先生没有读通季老原文。人家季老明确说“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而是“一想到下面……”可见，季老的拒绝不是针对“特够哥儿们”的胡乔木，而是忍受不得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曲尽逢迎的媚态。因此，游先生对季老原文在理解上存在差距。如此这般，游先生立论的基础也就不撼自摇了。

恕我直言，像游先生这样尚未真正理解别人原意，便匆匆发论，随后再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这样的文章还不在少数。虽然这也是一种“个人自由”，也是“共声喧哗”中必然会存在的一种，但在言论市场上，毕竟一切是公开的，一切都会受到“市场检验”，撰文发论总应谨慎三思为上。

马钧（青海西宁）

文短意深、言简意赅本是杂文特质之一。近几年通过《杂文月刊》读到了为数不少的好杂文。特别是字数不多、蕴意深刻的杂文，往往能令人过目不忘，时不时能拿出来玩味一番，更觉其价值所在；反之，某些长篇大论的杂文不但过目便忘，也深感其“速朽”之快。推荐一文，正有对此对症下药之想，想必对好写“大杂文”这有所警醒。

吴寿根（广东佛山）

偶然在报刊杂志亭看到了《杂文月刊·选刊版》，翻开一看，都是辛辣讽刺、尖锐批评、幽默嬉笑的文章，看后让人拍手叫绝、回味无穷。例如第8期牟丕志的《农民宣言》，这篇文章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声，真实地反映了目前社会的一些现状；还有第11期佚名的《让人笑得流泪》，铁证如山的案例，一针见血的点评，相信即使他们（那些贪官）自己看后也会觉得滑稽、幽默、荒唐。

对一篇文章的更正　作者：佚名

本刊2004年第9期(下)，选自“中国思维网”的佚名文章《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所述安徽金寨县1946年入伍的一名复员伤残军人乞讨的内容不实。经调查，金寨县1946年入伍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共有6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在朝鲜战场上负伤致残；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共有56人(在职25人，在乡31人)，他们中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致残的共有14人，其中二等以上5人，三等甲级以下9人且没有一人是1946年入伍的。总之，金寨县没有既是1946年入伍，又在朝鲜战场上负伤致残的二等残疾人员。对选发这篇文章，我们谨表歉意。

本刊编辑部

2004年12月10日

2005年第3期

允许一部分人暂“穷”下去　作者：杨学武

写下题目，我不免心里打鼓，有人是否认为我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满？因此我特别声明，我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万万不敢唱这样的反调。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某些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帮助穷人富起来，反而使穷人连现在的穷日子也无法过下去。

如今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国际大都市，确实现代化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景象。不过，我们的城市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城镇，似乎像“人造美女”那样，远看像“一枝花”，近看像“豆腐渣”。造成这种怪胎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被官方命名的“城中村”或民间称谓的“贫民窟”。它们是许多生活贫穷的城市居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所居住的房屋，其陈旧、简陋和破烂之程度，简直令人“不堪入目”。

它们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或在市区相依为邻，或在郊区隔墙相望，犹如“鲜花”与“牛粪”摆在一起，成为城市里一道扎眼的“风景线”。

贫民窟更被某些地方的官员视为“眼中钉”。于是为了美化城市形象，也为了彰显本官政绩，他们提出“消灭”贫民窟的行动计划。“消灭”的手段可谓“果断”和“有力”，最厉害的招数是强制拆迁，官员一声令下，贫民窟一律被当作“脏乱差”和“违章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乌有。为了配合“消灭”行动，有些地方还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实行严格的居住审批制度，并对城市居民出租房屋进行种种限制，使贫民窟失去市场需求和生存条件。为了“消灭”的更加“干净、彻底”，还有些地方甚至采用非人道措施，强行把那些沿街乞讨者和拾荒者“驱逐出境”，让贫民窟不至于“起死回生”和“卷土重来”。

贫民窟虽令人“不堪入目”，却是许多贫民赖以生存的栖身之所。如果贫民窟全部“消灭”了，他们的生活则更是雪上加霜。可想而知，无论是城市的贫困居民，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要他们告别价格低廉的贫民窟，去享受造价昂贵的商品房，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居民为买房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甚至负债累累，今后便过着“住洋房喝稀饭”的尴尬日子；而那些民工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他们辛辛苦苦所挣的微薄工钱，负担嗷嗷待哺的家庭还入不敷出，哪有余钱来租住舒适惬意的商品房？于是贫民百姓不禁望楼兴叹：不敢奢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只企求“安得陋室千万间”，却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消灭”贫民窟，当然是官员的良好愿望。没有贫民窟的城市多美好啊，人人都住在高楼大厦里多幸福啊……如此光景恐怕连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也没有梦想到。然而，贫民窟是否能够“消灭”？是否应该“消灭”？许多有识之士对某些地方“消灭”贫民窟的行动提出质疑，认为此举既不现实又违背民意。当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农村还有庞大数量的贫困农民，而且在城市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因此消灭贫困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只要有贫民，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贫民窟。贫民窟的存在，恐怕不是以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贫民窟也是无法而且是不能“消灭”的现象。在堪称超级现代化的纽约，就还有“著名”的哈莱姆贫民区。据说一个中国官员代表团访问巴西里约热内卢，看到了一些贫民窟，有官员当场非常自豪地发表感想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这种现象”。陪同的巴西官员似乎并没有被“家丑”外露而羞愧，而是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们无权强制贫民离开城市！”

显而易见，“消灭”贫民窟，无法使贫困一道被消灭。而如果贫困没有消灭，就提前“消灭”了贫民窟，则会使贫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固然贫民窟确实有损城市的形象，也有损某些官员的脸面，因此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可究竟是城市形象和官员脸面重要，还是贫民百姓的生计重要？我们的官员不是号称“人民公仆”么？不是天天讲“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么？那么当一部分贫民百姓还没有富起来，为何不能允许他们暂时“穷”下去？！

看不起病缘于医疗体系自身之“病”　作者：洪巧俊

农民看不起病已是不争的事实。“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这些在农民中流传着的顺口溜，让人明显能够感受到农民面对疾病时的那份沉重和无奈。不久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仍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按理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在逐年提高，作为公益事业的医疗卫生，农民生病了去医院消费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但越来越多农民却反而看不起病。过去农民到医院做个手术卖头猪就行，现在则要卖房了。《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农民如果生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一次住院的费用。因此，疾病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

农民看不起病，实缘于医疗体系之“病”，说明现行医疗体系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有一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旨在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农民却不爱光顾。由此出现了“小病不出门，大病跳过门，中间空着门”的现象。农民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尽量硬扛过去，一旦得了大病，就往县以上医院送。为什么呢？严重的病，一些乡镇卫生院诊断不出来，有的是把小病当成大病医，还有的更是有病没病乱来医，导致了误诊误治，使许多患者失去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归结为一点，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太差，医疗技术太低。

这个问题终究是有解决的途径的。据12月19日《潮州日报》报道，潮安县凤凰镇卫生院过去医疗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农民常常坐车从山区赶到城里求医。从2001年起，潮州医院实行专家定期下乡、手术队不定期下乡，选派医疗管理骨干到该院挂任业务副院长，开展各种技术培训，专家与该院医生同台手术，现场指导，提高其手术技能；无偿支援农村卫生院的各项业务建设，帮助卫生院提高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农民们高兴地说：“不用跑远路，就能‘看大病’，既方便，花钱也少，我们看病不再难了。”

农民看不起病，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也影响了全面小康的进程。近年来关于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话题没少议论，相应的举措也时有尝试。但医疗改革的步伐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迟滞，农民在医疗改革的迟滞中正感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病痛”。国家卫生部决定未来几年增加财政拨款，用于改善农村卫生资源紧缺的状况，大力推出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无疑是需要的，但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却是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尤其是要提高乡镇卫生院这一级的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

人间何处觅公平　作者：许博渊

2004年岁末，读到两则反差极大、刺激神经的新闻。一则说，安徽合肥一位名叫刘和芳的下岗女工（又是单身母亲），因为住处统一安装电表，她交不起10多元钱而撇下了年方6岁的女儿悬梁自尽。另一则说，北京一块600万元的伯爵手表，还没有正式上市就被人订购了，其他两块售价300万元和50万元的，在试销期间就进入热卖状态。这两则新闻使我大为震动。我没有料到，我们国家还有刘和芳这样生存艰难的人，也没有料到，我们国家已经有那么多富人，居然抢购起令寻常百姓人望而生畏的天价手表来了。

如果光看这两则新闻，我们会觉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但这显然不是我国目前状况的全部。我们国家正在突飞猛进。我国外贸额今年在世界上名列第三，国民生产总值名列第六。以前不敢想的大型工程一个个竣工投产，投资两千多亿元的三峡工程已经部分完成并开始拦洪、发电，投资一千多亿元的西气东输工程刚刚全线贯通。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60年代，北京街上驶过一辆小轿车，行人都要看上两眼，猜想里头坐着什么人，现在满大街都是小轿车，塞车塞得人心烦。但是，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上述两则新闻就是生动的注解。

理论界因此开始讨论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这是一个西方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现在才开始面对它，算是晚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再往远说，人类自从进入奴隶制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过真正的、绝对的公平，今后也不会有，它注定要成为人类永远的追求。

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不是公平。强者、智者、勤者与弱者、愚者、懒者拉平，对前者是不公平，因此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有目共睹，不公也有目共睹。经济的不公，社会的不公，是一大隐患，是一颗定时炸弹，已经到了必须关注并着力解决的程度。

我国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公主要是机会的不公，资源分配的不公，竞争的不公。在房地产经营中，只要有权力或者有关系，身无分文就可以一夜暴富，一纸批文价值连城。在企业改组中，有权力或有关系的人可以大玩“空手道”，变戏法似的把上千万的企业收入囊中。在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供职的人，不必付出更多的劳动，收入就可以比其他部门或企业的职工高出许多倍。在秩序混乱的市场，千千万万消费者成了商家案板上的肉，任其宰割。各式各样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使部分人的口袋迅速鼓了起来。因此，我们当前面对的还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而是法律的空白与苍白、市场的混乱、权力的介入带来的低级不公，因而，解决的办法不是经济手段而应该是政治手段。

2004年匆匆地过去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有新的期待，新的追求，新的欢欣，新的痛苦。人们期待党和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大力整顿各类市场秩序，给国人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

令人心酸的“鸡蛋工程”　作者：张培元

通过“普九”和希望工程，贫困山区孩子们受教育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其健康状况却依然让人担忧。在四川金堂县盐井小学，900多名学生中1／3处于严重贫困状态。学校有一个食堂，但基本不卖菜，因为学生都吃不起。有的学生连带米蒸饭都不可能，只能每天中午回家吃玉米棒子！营养跟不上导致学生身体状况极差，每星期一早上举行升旗仪式，20分钟内学生就要晕倒三四个。目睹此景，成都教育基金会及志愿者们发起了“鸡蛋工程”，号召市民捐款，注入“鸡蛋基金”，让每个山区孩子都能每天在课间吃上一个鸡蛋。（12月23日《成都商报》）

一个小小的鸡蛋，营养有多高。它含蛋白质7克、脂肪6克，产生热能82千卡，钙、磷、铁和维生素Ａ含量很高，还含有其他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些词典里的解释，很多讲究养生之道的城里人耳熟能详。就一般家庭而言，肉蛋奶更是每天食谱中最基本的项目。然而对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能吃上一个鸡蛋却是一种莫大奢望。处于成长期的他们整日饥肠辘辘，在步履蹒跚中探索着人生的希望。他们瘦弱的身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具遗憾色彩的标点。

希望工程虽然解决了欠发达地区贫困孩子们“有学上”的问题，但没有给出一个“如何上”“如何更好地上”的答案。所以在像盐井小学这样的地方，才会出现同样让人忧心忡忡的场景：在用爱心砌成的希望小学里，孩子们仍在忍饥受冻，营养不良体质孱弱，让人加倍垂怜。

面对这些连菜也吃上、连饭也吃不饱、连鸡蛋都视为奢侈品的孩子，很多大人应该感到脸红。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费用就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若购买成鸡蛋，恐怕堆得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还要大，够全国的贫困孩子吃上多少年！那么多出身城市的年轻人不珍惜粮食，一碗肉吃上几口感到口腻便要倒掉，一桌桌山珍海味更是扔的比吃的多。他们不知道，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年到头连菜也吃不上几口，几根咸菜就能打发几天。

每天为贫困孩子捐出一个鸡蛋，在大部分城市工薪族眼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但对贫困孩子来说却意味着生命健康多了一份雨露滋润。笔者希望，成都市那些年轻志愿者的所见所闻能够震撼更多城里人的心灵，激发出更多恻隐之心、关爱之心，让大家慷慨解囊，积薪燃火，使“鸡蛋工程”惠及每个贫困孩子。

关爱贫困孩子的营养健康，不能只是热心人们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公共救助机制，由于热心人关爱的视野与能力有限，很可能挂一漏万，难以使所有贫困孩子及时得到帮助。无论城市农村，所有孩子都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肩头都承担着民族明天的希望。“鸡蛋工程”更应是一项政府工程，笔者希望，政府也应在贫困孩子们中推行营养健康的“最低保障制度”，让专家对不同年龄段孩子成长所需正常营养的有关数据设计一个指数，对低于警戒线的贫困孩子施以公共救济。

千万别搞成“高薪养爷”　作者：吴兆民

“高薪养廉”之说由来已久。先是手中有钱也有权的经营者纷起实行年薪制，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数百万不等。与此同时，公务员“养廉”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三五八一”的传说在某地已经成了现实，在一些地方每月数千元的“不坐公车补助”也开始落入个人腰包。从去年起，年薪50万的“特岗公务员”又“芙蓉出水”，成为“耀眼的新星”。

平心而论，给那些经营精英、政府能员适当增加些薪水，其实也无可厚非。市场经济嘛，报酬与贡献要相适应，一个人做出贡献了，比常人多拿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报酬，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两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一是，指望靠高薪来养廉，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成为某些有权人损公肥私的借口。对于这一点，两千多年前就被韩非看透了。非曰：“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治也？”（《韩非子·六反》）其二，待遇和责任万万不可太脱节。有多高的待遇，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尽到了责任，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作为经营者，一旦因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作为政府官员，一旦因决策失误损失了国家财产，纵使不承担政纪或是法律责任，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吃进去的高薪，至少应该吐出来一部乃至全部。否则，对他们来说岂不是成了“拾来麦子打烧饼卖——净赚”？

然而很遗憾，近些年“养廉银”的数额虽然节节攀升，“吐薪”的事似乎还没有听说过。2000年以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老总的最高年薪为120万，到了2000年，被另一家老总的500万年薪所突破。令人惊诧莫名的是，第一家是位亏损大户，第二家呢，上市第二年亏损，第三年戴上ST帽子。但我们却始终没有听说两家老总把自己的年薪降下来，更不要说把吃进去的高薪吐出来。中航油老总陈久霖年薪2350万元，常以周易八卦为行动指南，因一卦失灵造成公司44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他对人吐露心声说：“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嗟夫！他能不坦然吗？即使坐上几年牢（还未必），近亿元的家产（也许早就超亿元了）可都是“合法收入”呀，一生都享用不尽的。

如果说享受高薪的人们，即使熬自己的骨头卖油也偿还不清巨额的损失，那么，海归人员颜兵可是自己办着四家公司，具有无庸置疑的赔偿能力呢。2003年9月，他被南京市政府聘请为年薪50万的“特岗公务员”，不知在聘任合同里是否规定了一旦决策失误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可惜至今还没有见到相关报道。

从前看到过一份资料，介绍说同仁堂从建店初始就曾立下一条规矩：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因为他们觉得，用“三爷”的最大坏处，是待遇和责任难相适应：待遇必须优厚，一旦出现过失却很难进行处罚；而且，一个坏典型树起来，必然有人出来效尤，效尤的人多了，店规便会荡然无存。同仁堂之所以久经风雨而长盛不衰，不用“三爷”是一条重要经验。由此联想到，我们在高薪聘用经营者和公务员时，是否也该定个规矩，让待遇和经济责任挂起钩来起来。如果平平安安时他们拿高薪，一旦失误了却由企业或政府买单，“高薪养廉”岂不是蜕变成“高薪养爷”了？大家都争着当“爷”，家业再大也难保不败。

两个“三分之一定律”　作者：蹇庐氏

有人笑称，我国公务用车的使用，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定律”，即办公的占1/3，领导干部私用的占1/3，司机私用也占1/3。这个经由广泛社会调查得出的“定律”，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谁都知道，公务用车的费用十分庞大，据测算，我国每年用于公车上的费用高达2000多亿元，且每年还在以不小的幅度增长。而从这个“定律”，我们可以发现，公务用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是少得可怜，也可知，其中的浪费，该是十分惊人的，可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有多少费用成了“腐败黑数”。

这真是一条可怕的定律。

然而，最近看到新华社的一条消息，竟然又发现，我们的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一条“三分之一定律”。

消息援引宁夏同心县的一位干部说，他们的身体常被截成三段，三分之一用于接待、吃喝，三分之一用于开会和陪同检查、考核，三分之一用于正常工作。真让人大吃一惊，现在基层干部用于正常工作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常常听到一些领导感叹“工作忙”，从这个“三分之一定律”，的确可以得到“印证”——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达到要“截成三段”的程度，还不忙吗？

忙可能是好事，但如果细加探究，问题随之又来：干部们究竟所为何忙？

对这个问题，可能会“见仁见智”。有的干部一定会认为，他们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待、吃喝、开会和陪同检查、考核，本身都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们都知道中国是“关系本位”，有人甚至喊出了“关系也是生产力”的口号。而吃喝、陪同等等，恰恰是最能搞好关系的。据说是，接待好，服务好，是大大“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的，比如，招待周全、服务周到后，能够方便地得到项目的落实、资金的到位，检查的顺利通过和考核的评先争优。

至于开会，更是传统，也是我们各级干部开展工作的“拿手好戏”了。举凡一项工作，往往是会议先行，似乎会议未开，就等于工作未部署、未强调，到最后，则是会议成了工作本身，会议代替了部署、落实，终至于出现了从会议到会议的怪现象。而我们的干部也终于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泡”在会议里。某单位办公室主任一年开会的时间要占去200天时间。就这位主任来说，已经彻底打破这个“三分之一定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工作——比如，下基层调研，接待群众来访，帮助农民、职工解决实际问题，等等等等，就不得不被“挤”剩为可怜的三分之一。

当然，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仅仅是应付工作的所谓会议，反对的是那些走过场或者纯粹是打秋风的检查、验收和考核。因为这些劳什子，只会是劳民伤财，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这两个“三分之一定律”，的确让我们悚然而惊。因为从这两个“定律”，我们看到了当前的工作作风和廉政建设，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有效的规范和约束，那么，公车公用和干部正常工作只有三分之一这种状况，可能还会越发严重，到那时候，要老百姓不骂娘可就难了——难道老百姓养着干部们真的就只是请其享受和折腾吗？

听老百姓的话　作者：闵良臣

曾在南方一家省级党报上读到一篇题为《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的文章。觉得话题很新鲜，确实有接着说下去甚至是大说特说的必要，让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领导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把真正去听老百姓的话为老百姓办事形成一种风气。

我们社会的各级行政单位叫“人民政府”。这是“专业术语”。需要解释一句的是，中国的“人民”一词，在口语上习惯叫“老百姓”。人民政府当然是听(书面上常常用的是“替”)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的，但这里有个前提，各级政府要实实在在是百姓选举产生。不错，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不能实行普选，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政府，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民代表”必须真正是百姓选举出来的，里面不得有“领导的意思”，更不准许有领导干预。不然，这“人民代表”就有了水分。而让百姓觉得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民代表”掺有“人为”的因素，也就是说打了折扣，那么，依靠这掺有水份的“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一级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听百姓的话还是在按老百姓说的去做等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打折扣。

往下说，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应该、也往往比百姓的觉悟、知识水平高，但百姓的难处只有百姓自己知道，就像我曾在一则短文中说过“只有农民自己才能代表农民”一样，因此，即便是不掺任何假的“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一级政府，首先也还是要直接听百姓的话。只有先听甚至是认真听了百姓说的什么，是怎么说的，然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怎么做。我是这么看的，这么多年，如果说我们的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往往也是倾听老百姓的话，甚至就是向老百姓学习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国的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最开始就是安徽凤阳县的那十几个农民先搞起来的。这一点，连被我们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而这么些年，我们有些工作没有做好，甚至做得很差，有些工作总是出现一些或小或大的“失误”，虽然原因多多，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听、至少没有认真听百姓在说什么是怎么说的，更不说还去向百姓学习了。至今在有些领导、在一些执法人的眼里不是仍然把“上访”看成“罪状”，因而把上访者看作对立面而不允许“上访”甚至还要违法地抓起来吗？

有些领导、有些执法人员就不想一想，如果各级人民政府都能听百姓的诉说，即便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有些百姓或是难处或是冤屈，我想我们的百姓是会通情达理的，他们也不会无理取闹，还要去“上访”。可以说，凡百姓到了“上访”的地步，99.9%的人都是因为基层政府没有人听他们说话，更没人替他们说话，为他们解决难处解决问题解决冤屈，这些人忍无可忍才去所谓的“上访”。可是这些年，我们从各种媒体上知道，那些被称作“上访”的人，即便到了更高一级甚至高三级五级的“人民政府”，不说难处或是问题或是冤屈得到解决的话了，仍然没有人听他们说话。不知是有些人大概一直还沉浸在“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还是有些人想的是只要听自己领导的话而不听百姓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时常却这样想，现在还有死心塌地去“上访”的，说明那些上访的百姓还没有彻底失去信心，对自己的政府总还是抱着希望。倘若他们真的彻底绝望了，你说他们还会去“说话”还会千辛万苦地去“上访”吗？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一些领导一些粗鲁的执法人员却不懂这个浅显之极的道理，让人看着只像是用人在操作一样的“机器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百姓对政府有话，自然就想对政府说，如果这话与自己切身利益太密切，所在的地方政府不听，他们还会要到上一级政府去诉说。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往往上一级政府不仅也不听，还把百姓想“说话”、想亲近更高一级或是高几级的政府看作是“上访”看作是“罪状”，真是情何以堪!人何以堪！难道有些人就不想要自己的百姓亲近吗？这还是次要的(当然对于百姓来讲却是令他们最伤心不过)，主要的是，你不听老百姓的话，又怎么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冤屈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这一切一切你都不知道，又何能谈得上去“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

说到这里，我虽然为《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这篇文章叫好，但我觉得老百姓的话还是就叫老百姓的话好了，不要去叫什么“指示”。不是说我的要求低，只要能倾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在我们这个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对待老百姓的话就要算是最高“规格”了。而“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虽然听着很悦耳，可我估计只有到了我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的——倘若这个美好而天堂般的社会不是幻想，也不仅是理想，真的能到来的话。

服刑贪官自白能给我们何种震撼？　作者：斯　雄

作为“新任厅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学习班”教育活动内容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近日60名新任厅级干部赴柳州监狱参观，接受“廉政洗礼”。据报道，听完一名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的市委书记的自白后，“新任干部们坦言：‘我们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样的教育活动，显然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前些年就有让判刑贪官巡回演讲的做法。不过笔者以为，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宜估计过高。

报道中提及的到现场现身说法的俞芳林，“曾任北流市委书记、玉林地区行署专员，玉林地委书记，捕前是钦州地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12月30日，他因受贿203.6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俞芳林对着台下新任的厅级干部说，15年前，他是当时广西最年轻的厅级干部，而现在却理着光头、身着囚服，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对自己走向犯罪道路的动机、原因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深刻反省。说到痛处，不禁声音哽咽，以手拭泪。最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台下的新任厅级干部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婪的尽头是死亡。”

笔者特意查阅了他的自白书《我走上了让权力变资本的道路》。通观全文，笔者不清楚让新任干部们“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震撼”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他曾“是当时广西最年轻的厅级干部”，还是“声音哽咽，以手拭泪”的表现，抑或是他最后的“告诫”？恐怕都难以成立。

往大了说，犯罪就要伏法；往小了说，贪污受贿要判刑，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俞芳林在案发前就应该清楚，新任厅级干部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要想在这方面让新任干部们震撼，显然既没必要，也不可能。

报道后面说：某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参观后表示，当领导的一定要把住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牢记自己的职务、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用来为自己谋福利、升官发财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这些基本是些官话、套话，不参观，也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假如是因此被震撼，恐怕多少有些言不由衷。

但凡贪官，刚开始大约都抱些侥幸心理。俞芳林的自白中就有“只要不偷不抢，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他不说我不讲，又有谁会知道呢？”但这仍然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被这些话震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曾有一个经典的测试：某拐弯路段为交通事故多发地，交通部门先是在该处树一血淋淋交通事故现场照片的大宣传牌，以提醒司机注意安全，结果是司机见到后，因逆反心理，车速反而更快了，事故又更多了。赴监狱参观接受“廉政洗礼”后，假使是受到这样的“震撼”，那岂不更糟了？

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以为，让服刑贪官以自白形式做现职干部的反面教材，所受到的“震撼”似乎有些牵强，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恐怕很有限。

当然，如果这类教育活动让参观者“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的，是从防腐监督机制、干部任用制度等方面得出的感慨，进而反思制度和机制，找出从源头上遏止腐败的新招数，那就真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希望这样的“震撼”，能多起来。

警惕大学成为搞笑场所　作者：徐友渔

某大学聘请香港搞笑明星周星驰当教授，与其说是一个值得争议的学术职务任命事件，不如说是一项精明的搞笑行为艺术。这件事引起了注意和争论，搞笑行为艺术的策划人的目的达到了。这年头，人们忌讳的是默默无闻作奉献，追求的是哗众取宠玩一把。

最令人痛心的是有关报道中的这段描述：在周星驰到这所大学做演讲的现场，当他接过聘书，主持人问他“聘期是多长”的时候，全场学生高呼“一万年”。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大学？它只应该出现在娱乐场所。看来，师长、学生和当红笑星是心心相映的。确实，再问周星驰以后要在该校上什么课，他有没有教授的学时完成教学任务，纯属多余。哄笑之后，谁还有心去管这些？

有人说，不赞成影视明星、作家等等到大学当教授是不合时宜的学院派清高作风，是知识分子唯学历论的偏见。问题根本不是这样，想当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让没有学历的梁漱溟在北大任教，一直传为美谈；看如今，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聘请著名作家王安忆到复旦中文系授课，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学历，而在于聘请教授是不是出于严肃、认真、负责任的考虑，聘请是否真正达到教学的目的。

大学聘周星驰为教授显然不是出于严肃的教学目的，该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的话泄露了天机，他说，学校这么做就是为了炒作，“我们学校名声不是很大，确实需要发展，借助明星炒作自己呗。”

一个大学想要扩大自己的名声，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什么手段来扩大名声。正途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提高教学质量，多出科研、学术成果。一个大学，如果能推出几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果自己的学生在各个领域成就引人瞩目，甚至成为大师，何愁没有名声？再不济，组织召开高层次的学术会议，编写内容新颖的教科书，或者采取措施鼓励本校教师在高水准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如此等等，都是努力的方向。当然，以上手段都需要老老实实地下工夫，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聘请搞笑影星当教授，以图制造轰动效应，提高名声，显然是有病乱投医，是不务正业、搞邪门歪道。这样名声倒是来得快，但这不是正面的名声，不会令人敬佩，这种名声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让人感到可鄙和可怜。

现在，一些大学，包括好些名牌大学，纷纷请演员、作家和娱乐圈各色人等当教授，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借此提高本校的知名度，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恶俗化的一种反映。本来，大学应该成为抵抗恶俗化的中流砥柱，但它们却在推波助澜，惟恐在这场吃演艺界油水的筵席上分不到一杯羹。大学当局一方面高喊素质教育、精神文明，一方面却身体力行地向学生表明什么东西最吃香，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这种负面作用是双重的，第一，它鼓励学生的境界和追求向下而不是向上；第二，它让学生明白，大学当局的那些高调都是假的，真正的作法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大学不应该成为搞笑的场所，大学不能助长恶俗化倾向。大学竞相拉演艺圈人士当教授的风气必须刹住。

我们靠谁生活　作者：梅桑榆

“我们靠谁生活”这一问题，谁都能说出一个答案，或曰靠父母，或曰靠单位，或曰靠政府……然而更多的人则曰靠自己。有知识的人说他靠自己的知识生活，有技能的人说他靠自己的技能生活，总之，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可以说他靠他那两下子生活。至于我这个爬格子匠，也常大言不惭，说自己谁都不靠，靠自己码字生活，并且从未反省一下，自己这么说，是否有什么问题。

我近读爱因斯坦的文章，发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回答却与大众相反，他说：“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已死去了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爱因斯坦当然不是说他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得靠别人养活，而是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即他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

爱因斯坦所言，使我忽有所悟──认为靠自己生活与认为靠别人生活，两者境界大不相同：认为靠自己生活者，固然可以称其有自立自强之志，有自立自强之能，但其中有些人则因自视过高而生骄矜之心，而一生骄矜之心，便易视别人皆低我一等或几等，别人之存在皆无关紧要，认为自己所享有的一切皆靠自己挣来，不必感谢社会、感谢他人的劳动。帝王认为靠自己征战杀伐夺得皇位而视百姓为刍狗，官僚认为靠自己的才能或手段挣得乌纱而视下属为奴隶，靠一技之长、靠过人的学问干出一点名堂得以出人头地者，皆可以视别人为愚氓……而今一些靠演技、靠嗓门、靠伶牙利齿而出了名的演员歌星、电视节目主持人者流，动辄摆谱耍势，骄横粗野，脾气特大，别人稍有冒犯，便满口秽语，挥拳踢脚，便是一例。这些人只以名气和社会地位高于别人为荣耀，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的劳动，并且以更多地占有社会财富为满足，他们很少想到如何来报偿社会、报偿他所领受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更想不到应该尊重别人，尊重那些虽然默默无闻，但却为他提供了精神与物质享受的人。

认为靠别人生活者则不同。他认为自己生活所享有的一切，固然可以说是用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换来的，但那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读古今之书，是别人的精神产品，有了这些书，他才可以长知识、懂学问，而后有所创造；他看电影电视听音乐，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有了许许多多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他才得以娱乐；他的衣食住行，无不是别人的劳动成果，粮食蔬菜为别人所种，衣帽鞋袜为别人所做，房屋为别人所盖，车船飞机为别人所造……总之，如爱因斯坦所言，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的劳动。

可以说，没有别人的劳动，他便会回到蛮荒时代，像原始人一样茹毛饮血，洞穴藏身。他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员，而不是高居于众人之上，无论他多么杰出，他与别人相比，虽然劳动的价值有所不同，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别人的存在，他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有的价值，他的劳动与创造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他不但尊重别人，同时尊重他们的劳动，他虽然没有爱因斯坦那么伟大，也会像爱因斯坦一样生活俭朴，勤于创造，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报偿他所领受的一切，而不是以占有和攫取社会财富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爱因斯坦之言，使我不禁为自己以前的狂语而惭愧，并对科学泰斗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加敬佩。

大学就业率到底是多少　作者：蒋元明

2004年12月10日，在教育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参加的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上，教育部长周济明确表示，高校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状况要进行适度硬性挂钩，就业率连续三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大学就业率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两年，身居京城的我，有一种明显的压力：不少亲朋好友请托为他们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找工作。我把自己的“关系”动员起来，可收效甚微。有朋友告之，他们单位只招一个，却有200名研究生应聘。人大常委机关外事部门要招一个学俄语的，好几百人去参考，一朋友的女儿也去了，问我有没有熟人可以关照一下。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无能，可又一想，学校干什么去了，你光招生光发毕业证书就完事啦？

凡中学没有不重视升学率的。升学率是评价一所中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所以压力很大。而大学可就轻松多了，没有升学率这根鞭子；过去还有个分配问题，如今不包分配了，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学生就业率似乎与学校没多大关系。而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却越来越严重，成了一个牵拉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

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280万人，比2003年净增68万，增幅为32%，而明年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38万人。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今年教育部颁布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增加了“就业”条款，将大学生就业率独立作为二级考核指标。因为，大学生就业率能充分反映一所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及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故专门提炼出来作为一个二级指标，进行重点考核。我国首次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明确提出就业率。为完成70%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目标，教育部还明确提出确保到2004年9月1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或高于2003年的同期水平。现在，三部委开会，教育部长发话，可见形势并不乐观。

在一般人眼里，大学生的就业率与教学质量、教师素质、知名度等一样成为判断学校整体实力高低的客观标准。一般说来，学校名气越大，其就业率就越高。因此努力提高就业率，也是办学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一环。强调就业率，有利于推进学校的全面改革，教学内容的设置，专业的增减，教学方式的改变，教师的竞争上岗，等等。如果不面向社会，面向实际，以不变应万变，学生就业困难，你这个专业就可能被取消，你这所大学也可能关门。另外，就业率的高低，除了“生产”的学生质量外，也与学校的“推销”体系、方式有关。学生一个一个单独面对用人单位，满世界跑，几十次、几百次地去应聘考试，机率相当低。如果学校利用自己的巨大优势，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提供给学生，进行必要的引导，再加各种应聘讲座，与方方面结成巨大的网络，给用人方提供准确的可靠的信息，使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人才信息交流中心”，那情况会怎能样呢？相信这比学生自个儿出去单打独斗把握要大得多。

据统计，去年全国大学生就业率平均70%左右，而北京高达89.68%。上海是90.52%。根据经验，中国许多地方的统计数字是有“水分”的。比如，江西一高校去年就曾向毕业生下达了一条“死命令”，要求毕业生在5月10日前把已签好的劳动合同递交上去，否则别想拿到毕业证书。毕业生们只得变着法儿通过各种关系搞一份用人单位与学生签订的就业“劳动合同”，于是父亲朋友的鞋店成了儿子“接收单位”……这样的就业数字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结果，是对自己的学生不负责任，也是对学校本身不负责任.那些只管收钱扩招不管毕业去向的学府，早晚得砸了牌子被淘汰出局。

法国的宪政悲剧　作者：秋　风

法兰西是个奇怪的民族。

他们觉得自己最热爱自由，1789年，他们一革命，就制定了一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高调地宣布了每个公民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很快，法国人就被拖入了一波又一波血腥屠杀中，而且每次都是以自由的名义，最终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真的就像罗兰夫人所说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后来军事强人拿破仑一统江湖，倒是没有那样残暴的血腥大屠杀了，但是，法国的政体却几乎没有稳定过，一忽儿是共和，一忽儿是帝制，一忽儿又是公社。光是共和政体，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国，外国人绝对晕头转向。

当然，宪法也就一茬接一茬地换，保守地估计，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大概颁布过20多部宪法。法国人颁布宪法就像他们发布时装一样熟练。

相比之下，美国人简直就是土得掉渣了。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用着在法国人发动大革命那一年开始生效的宪法，至多不过制定了20来条宪法修正案而已。

但换一个角度，正因为美国的宪法是古老的，所以，人民尊重宪法，古老历史本身就赋予宪法以神圣性。你可以骂布什，可以瞧不起克林顿，但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富兰克林所制定的宪法，你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呢？你觉得你比他们聪明？美国的法学家、法官、政治学家在宪法文本中寻找微言大义，用宪法来支撑自己的每一个政治、法律诉求。

而法国的宪法，换来换去，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民，恐怕也就不把宪法当回事，谁也记不得里面说了些什么，也根本不用记，说不定过几年就换了。甚至法官也不关心宪法写了些什么，因为不存在由宪法引起的诉讼。

总之，在法国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间，宪法确实不过是一张写着一些美妙词句的纸而已。宪法之所以频繁更换，当然主要是由于现实的政体在变来变去。也许，法国人可以搞出很花哨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比如卢梭啊、萨特啊。但是，关于治理的技艺，法国人实在乏善可陈。

比如，法国人总以他们的《人权宣言》而自豪。那确实是一份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文件，它的十七条可以说概括了人和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法治等等。美国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相比之下，实在是太枯燥了。如果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是一首诗，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就是律师的公文。

然而，一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之前，《人权宣言》一直不过就是一首诗而已，可以激动人心，但却不能给公民提供任何保护。因为法国从来没有宪政审查制度，没有美国那样的司法审查制度。假如《人权宣言》中所列举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你找不到地方去寻求司法救济。法国人只享有纸面上的权利。

有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甚至对于人民的精神状态，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践给了人民以保障自己权利的切实渠道的话，那么，法国那些美妙的宪法给其公民的，只是一个关于自由和权利的梦想。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培养出了其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技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在法治的框架下，理性而现实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当美国人对政府的法律、政策不满的时候，会到法院去起诉政府，要求法官们废止那些显著的不公的统治措施。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培养出来的，则是好高骛远的国民政治精神。法国人则把梦想当成现实的目标在追求。要么享有全部自由与权利，如果不行，那就推倒重来。当法国人对其政府的统治不满的时候，会走上大街，享受革命的狂欢。

但是，法国人并没有固执到底。有一天，他们终于认识到了，有一些基本的政治科学原理，再聪明的人也无法取巧省略。

【连晨荐自《潇湘晨报》2004年11月28日】

荐稿人语：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宪政对于许多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秋风的这篇文章，将美法两个国家的做法放在一起，叫人豁然明白，宪政原来是一种应用技术：人民用以限制政府胡作非为的“技艺”。我们社会频频出现的许多问题，不是正与人民缺乏这一“技艺”有关吗？

谁“改”谁的“良”　作者：狄　马

今年是旧历的甲申年，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想起倒霉的崇祯以及他的掘墓人李自成来。尤其是对李前后不同的“定论”，可以看出时世的不同变化。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改良”，“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李自成的老家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整村整村地逃亡。以前的史学家一提起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即使有灾荒，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不聊生，纷纷“相聚为盗”。但“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这时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据史书记载，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背后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

因而，就实际而言，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都不准确，最准确的叫法就是“饥民”。“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从常理推断，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可李自成，一个驿站服务员，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因而，当后来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进行重组、关并、划转甚至破产。但他在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不过是严令“催征”而已。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治乱”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也就是说，我们在品评这些历史人物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诛心之论？

我认为，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反对”的重要　作者：肖　鸣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料定魏延日后必反叛，因为他“脑后有反骨”，因此，诸葛亮在临死时设下暗计，布置人将他杀了。我们且不说魏延该不该杀，单说这事的影响，使得后来读了这故事的人，心态上生怕惹上“反贼”这个嫌疑，“反”就是“反叛”，是和“该杀”这个概念连在一起的。人们的循规蹈矩，对上的唯命是从，使得封建社会这辆沉重的坦克滚滚向前，碾碎了许多异想者的美梦。

但在散诸世间的文章中，也有见赞扬反叛者的，谓之“反叛精神”，这个“反叛”与魏延的不尽相同，但足以见人们在某些场合还是喜欢反叛者的。在一群沉默的人当中，如果某人站起来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也就是反对意见，这人足以引起人们的精神振奋，甚至有人与之共鸣。

“反叛”这个词，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具有血腥的意味。而“反对”，则是人类社会逐渐进入文明后比较温和的字眼。从哲学上来讲，“反”和“对”就是事物的对立面，是必然存在的。就像阴和阳，上和下，白与黑一样。事物没有反面，那么连正面也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应该允许和正视“反对”的存在。

我曾和一老太太看新闻，她看到某国的议会议员在激烈争吵，惊叹不已，说：开会都乱糟糟的，社会治安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以说老太太以前参加或看见过的会议都是安安静静异口同声的，那其中当然没有反对者的存在了。伊拉克前政权的总统萨达姆，是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的。初一看以为他的威信十分地高，仔细想又觉得疑惑，全国就没有一个反对者？实际上他不是靠的威信而是靠的威严和凶狠。一百个人投票时另有一百个人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你敢不服从持枪者的旨意？萨达姆的选举是假选举，因为它没有反对者，老太太以前开过或看见过的会议也是假会议，因为它没有争议，在会前早已安排了会议的结果。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时代，那还是一百年以前，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是霍姆斯。

他是个有名的“反对者”，在会议上常常唱反调，有时仅为了反对而反对，他的名言是“反对的形式比反对的内容更重要”。有时很多人赞成的事，他却站在事情的对立面来辩论，就好像一个人写了篇文章，要请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来挑毛病一样，他就做那个挑毛病的人。他需要的是民主的形式，而不在乎那个会议的那个内容。

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民主的“形式”，其他民主的“内容”都不复存在了。

反对者的意见不见得正确，但也不见得错误，要通过辩论来寻求真理。我们不推崇一概唱反调，但我们必得有“反”的意识。就是说有做反对者的权力，因为民主需要这种形式。

想听真话　作者：张　扬

一位画家，是个好人，老实人；但也是个极寻常的人，从为人处世到艺术造诣都是如此。大概就因为太寻常了吧，直到退休，才在“不占指标”的前提下得到一个“教授”头衔。之后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寻常”这个特点当然也体现在所有展品中。可是，一位号称“老院长”（该画家所在美术学院的前任院长）的长者风度十足的人，在画展上对这位画家点头称赞道：“完美无缺！”

一位雕塑家，也是个好人，老实人，也是个极寻常的人。大概也因为太寻常了吧，直至退休也没一件出色的作品。然而，竟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了！其设想是一座高塔，内部中空，人们可沿螺旋状阶梯上行，依次观赏塔壁上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浮雕——这种想法，其实是相当老套的。可他拿来一位著名老画家的文章的复印件，“世界第九大奇迹”的说法就出现在这篇文章中。不过这篇文章并未发表过，我所看到的是其打字稿。没能发表的原因，恐怕一是因为从来就没有投过稿，二是各媒体不敢苟同“世界第九大奇迹”的说法。

寻常不是过错，更不是罪恶。但问题是寻常就不大可能达到“完美无缺”的或“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水平——须知，哪怕是不寻常的乃至超群逸伦的天才人物或伟人，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平的！

为开发“旅游”，显示“政绩”，各地造碑成风，于是常向学者名流征集碑文，且必须是《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那样骈体有韵的古文。当然是指望借此让什么东西“流芳千古”——不过，这谈何容易！很简单：今天能熟练运用古文进行写作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确有这种本领的人又不一定是“学者名流”；学者名流即使能很好地讲授古文，也不见得能很好地运用古文进行写作——这就像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都熟悉《唐诗三百首》和《岳阳楼记》，却绝少有人能写好旧体诗文一样。“眼高手低”是文学鉴赏与创作领域的规律性现象。此外，说白了，按“上级指示”把从“名优产品”到“形势喜人”都塞进去而能写成《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只能是痴人说梦。

然而“级别”很高的某名流虽然从未写过古体诗文，竟也“当仁不让”，写了一篇东西并堂而皇之刻在某市某碑上。人们共同的评价是：这其实只是一篇加了点“之乎者也”的白话文而已；这种东西居然能“刻石勒铭”，一是碍着他那“级别”，二是反映了地方官的文化水平差。另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虽精通古代诗文，他本人却写不好古体诗文，但也不能免俗，为某市某碑撰写了一篇碑文。大家看后指出，这也是一篇加了点“之乎者也”的白话文。不知那位“‘级别’很高的名流”的“大作”是怎么“出笼”的。不过我想，无论他的“自我感觉”怎样好而自知之明如何差，动笔前后总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吧。然而竟没有一个人肯正确地指出这是他的“短项”，建议他推掉这么个费力不讨好的、不能“流芳千古”而只能“贻笑大方”的差使。至于那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写出原稿后倒是曾经征求过几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和“博导”之流的意见，然而他们都说“好”！既然他们都说“好”，他也就糊里糊涂，真以为“好”了。

想起并谈到这些事，是因为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到20多万字，忽觉心头“发毛”，深恐写得不好。给妻子看了，她说写得“好”——我高兴了一下，但很快就高兴不下去了，怕她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旧典中那个“妻”，因为爱我而“奉承”我；即使她没有“奉承”之意，但她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其意见恐不准确。于是我又给几位作家看了，他们懂行，且与我没有亲情，但他们也说“好”！可是我仍不相信，连“一下”高兴也没有。

从逻辑上说有三种可能：一是我写得不好，可他们却都说“好”——这就意味着我也达到了“完美无缺”的或“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水平，或成了敢写“加了点‘之乎者也’的白话文”更敢刻在碑上让人取笑的傻子；二是确实写得好，于是他们说“好”——这就意味着我的“思想意识”乃至“心理健康”成了问题，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对人们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三是写得虽好但有缺点毛病，然而他们只说“好”不说缺点毛病……

我想听到真话。我必须听到真话！道理很简单：只有真话才能帮助我，使我扬长避短，使我不出“洋相”，使我把书真正写好——但是，真话在哪里呢？从哪里能听到真话呢？我同时想起来，听不到真话，只能听到“好”话和奉承的话，已经是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回头把20多万字重新审视了一遍，结果是删节了四分之一以上，其他部分也作了重大修订——就是说，起码有四分之一以上写得并不好！这还只是我“单干”的结果。如果多有几个说真话的批评者，我的书稿可能写得更好。

这还只是就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而言——如果推而广之，审视一下真话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要性，会怎么样呢？

国产小人　作者：屈超耘

小人是不分国界的，外国中国都有。外国离我们太远，加上国情和文化渊源不同，其表现特征亦各异。本文是专门论述中国小人的，故定名为“国产小人”。

“国产小人”的历史，长久复长久矣。早在两千六百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有这种货色出现。他就是齐国的易牙。该人为取得齐桓公小白的信任，不惜烹其子为羹以献，终于受到重用。后便与也是小人的刁竖、开方沆瀣一气，霸占权力。齐桓公的最后饿死，他是主谋之一。桓公死后，他便大开杀戒，排除异己，迫使太子昭奔宋，立无德无才的公子无愧为齐公，把一个好端端的强大国家搞得衰零败落，民不聊生。后来，孔子在和他的学生们谈话时说的那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里的小人，就是指易牙之类。然而，这是指小人的共性，若就其个人讲，则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里姑且简单分类。

第一种“国产小人”，平常总是笑容可鞠、满脸和善地和你套近乎，交朋友，表现得十分亲昵和友好。实际上心怀鬼胎，以此作为手段卧底套人。一旦获得可用的材料，就立即汇报给上司，陷人于获罪之地，以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禁止私宰牲畜。右拾遗张德中年生子满心喜悦，其友补阙杜肃劝其杀羊庆贺并带头赴宴。宴后却立即把此事密报武后，以便邀功。多亏武则天不是昏庸之辈，查明真情后，不但没有追究张德的责任，还把杜肃的检举信公之于众，让满朝文武都看清了他小人的嘴脸。

第二种“国产小人”，满口都是一些正确而又正确的辞令，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样。在“浩然巾”的掩护下，却在搞狗摸鼠窃的勾当。他们常常打听别人的隐私，翻人家的抽屉，拆人家的私信，偷看别人的日记。一旦捞到点稻草，就断章取义地公布出去，企图打人个“反革命”。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挚友在某学校任教。由于爱写日记爱听音乐和给外边投稿，引起周围几个“国产小人”的注意，他们趁他请假外出之机，翻窗入室偷看了他的日记，把其中一些词句摘抄加以重新连缀，便把人上纲上线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差点把这位“文革”后成为著名作家的优秀分子打入“九层地狱”。

第三种“国产小人”，平时对领导毕恭毕敬，温顺得像一只宠物猫，得势后立马变脸。据报道，西南某地有这么一个人，为了取得一官半职，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奉献给单位头头，很快就爬上“二把手”的位置。之后，为了要当“老一”他又检举这位头头强奸了他的妻子。只因为该头头老老实实交待了事情真相，人们这才更看清了这个家伙的小人嘴脸。

特别是更有这么一种“国产小人”，他们整天在窥测政治风向，一张面孔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动而变化。在“文革”中曾有这么一位经常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看到“罢官”高潮将要掀起忽而变脸成了“造反派”，捏造罪名说单位的一把手是“走资派”。谁知经过调查，材料全是空的，官没有罢成上边还要把该“一把手”提拔。这位小人一看大事不好，便厚着脸皮，痛哭流涕向该领导人道歉，请求谅解。然而，不久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露出狼一般的凶恶样，揭发该领导人是“×××的孝子贤孙。”

上述这些“国产小人”，手段极不高明，为人亦不为大众所齿。奇怪的是，他们却常常能够吃香走红，一个个官运亨通。正因为这个严酷的现实，尽管大家都在大骂“国产小人”，但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代有传人”，这，恐怕就是滋生此类孽种的最大原因。

“锯箭行政”与疗伤养民　作者：苏中杰

诗曰：房价猛于虎，

一张口

吞下咱半生的财富！

是苍天还是大地的旨意，

要对咱这样残酷？

说的是实情。国家统计局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查显示，2004年第二季度我国房屋销售价格依然比上年同期上涨10.4%。根据摩根斯坦利研究部门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高到了一套普通的住宅大约等于城市居民15～20年的收入。何以至此？先从治理腐败说起。

政府暗箱操作，官员与房产商两相勾结，低价出让地皮，高价牟取暴利，致使房价居高不下，大量民脂民膏被少数人掠夺，早已弄得天怒人怨。于是，全国上下，多年不停地呼吁治理房地产市场腐败。于是，2002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开始实施。规定对于同一宗土地，以挂牌方式出让的，至少得有一个竞买人，且报价得高于底价；以拍卖方式出让的，竞买人得超过三人；以投标方式出让的，投标人也得超过三人。

可见，11号令的关键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使用价格杠杆：谁出价高，地就是谁的。11号令实行起来，不管是搞假竞拍，还是搞真竞拍，房产商都不怕。因为出再大的代价，包括花再多的钱“走路子”也没关系，一个范围内的地皮是不可代替的，只要弄到手，那对不起：羊毛出在羊身上，全由本地无可选择的消费者承担。这样以来，出让地皮方面的腐败表面上似乎治住了，但更高的房价却压在老百姓身上了！依靠地皮的不可替代性，房产商还是可以压死众人当上垄断者，老百姓依然是受其榨取的弱者。

这个治腐办法，叫做“锯箭法”。腐败如毒箭，穿在百姓身上，你对此仇恨，反对，那好，我给你锯掉——看，你身上没有箭了吧？至于箭头还在肉里，还可能扎得更深，那我就管不着了！

为什么非要“锯箭行政”呢？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呢？不是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不少先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专家任志强先生介绍说，美国在土地拍卖中，有四个衡量标准：一是房产商开发的房子能不能令周边产业升值；二是能否对当地税收、就业有所裨益；三是对当地的交通和市政产生的压力和解决办法；价格排在最后一位。同时，政府还会有其他方法来限制高地价产生高房价。比如高价土地和低价土地一起拍卖。100万价格的土地，有30万只允许你卖低价的房屋，而不允许你卖高价的房屋。这种办法就不是“锯箭行政”，而是疗伤养民（不可替代的资源应是全社会的，出让一次是对全民的伤害，有伤害就要加倍补偿）。政府出让土地时使用的首要杠杆，是对老百姓的好处，其次才是价格。房产商要是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你出价再高也不行。另一个杠杆是限价，那里的房产商想如同中国的房产商一样大张虎口，迅速暴富是不可能的。

我们为什么只想到“锯箭行政”而没想到疗伤养民呢？

我们之所以落后，就在于喊着“完全彻底”而总把箭头留在肉里；人家之所以先进，就是不喊漂亮口号而做出的却是感人的关怀。这大概不是出于“性本善”，这样的关怀是纳税人拿钱买的，不关怀纳税人的政府和官员，是得不到纳税人拥护的！

诗曰：不怪咱命里没有福，

只因咱百姓未做主。

有朝一日

咱百姓雇佣官员，

就如同雇佣小保姆，

看他对咱百姓的事，

还敢马虎？

有钱真好，没钱真难　作者：阮　直

我是苦日子过怕了，上了小学不知苹果啥滋味，上了中学没喝过牛奶，上了大学没尝过巧克力，参加工作已有30年了，也没吃过燕窝。

我做梦都想有钱，连古人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我这大半辈子总是给人家推磨了，也不知咋整地，就没长点鬼的本事呢？别说鬼的本事，就是有几个鬼的点子，也不至于像现如今这样兜里最大的票子还不够参加一次婚礼的标准“罚单”。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连英雄都干不过钱，我这个草包，就更不值钱了。

8岁那年我曾梦想，我若有钱，我会一天买三个面包，早晨吃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小伙伴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不买9个一顿吃三个”，我笑他不会过日子。

上大学那年，我曾梦想，我若有钱，我一定要订三种报纸，五种期刊，再每月都买上一本书，可那年我只能订一份一周才出一期的四开《杂文报》。再有闲钱就得多加一个馒头，否则走路都打晃。

参加工作后，我曾梦想，我要有钱，一定买辆新的自行车，见到熟人我就按一下铃，让他们看看，我已经不是穷光蛋了。

几年前，我总算有了点闲钱，可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还不够，那时我就梦想，我若有钱，我一定买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有个自己的独立房间，一旦老婆发威，我好有个逃亡场所。

有钱真好，挣钱真难，不是我不吃苦，不是我不能干，连勤劳的中国农民都吃了几千年的苦了，我再勤劳，再能吃苦也敌不过农民吧，所以靠勤劳、靠吃苦是不会有大钱的。

有钱真好，前些日子在央视电影频道看见过一条新闻，说有位《时差七小时》的女主角，刚刚17岁，就自己投资几千万元，第一次触电就是个女一号，哪像那些没钱的艺人，京漂在地下室里，几年见不到阳光，为了弄个小角色，还得适应人家圈内的“潜规则”。钱这玩艺真是个王八蛋，为什么有人有，有人没有？

我真弄不懂，她17岁就这么有钱，是因为她青春靓丽，留英、留美是天才？不是；是因为她勤劳，吃苦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不是；是她与某大款实行了优化组合？也不是，反正圈外的人不知圈内人的事。

几天前我在多家媒体上看到，那个17岁的小姑娘果然不是凡人。她有个好爸爸，她的爸爸是某大都市的市委副书记，但人家可是个好官，一不贪、二不占、三不受贿、四不卖官。有人对他“嫌疑”举报了他，纪委已查过——没大事。就干过一件事儿不妥，动用点小权，让宣传部门发文，都要看她女儿投资、主演的电影。这与有钱无关，市委副书记不至于把人家卖电影票的钱也装进自己兜里吧。用宋丹丹演《钟点工》里的那个穿一身名牌的老太太的话说人家就是“有钱”。

其实老百姓从古到今都明白一个理儿，“升官发财”，钱这个王八蛋才嫌贫爱富呢，谁官大，它就爱往谁的身上贴，跑来为官推磨，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有时你撵都撵不走。但如今党的人都有纪律，当官的有责任把自己钱的来源说清楚，否则就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如此看来有钱也难了。

可我这个没钱的也不算太难了，咱有如今政府的好政策，没房住允许按揭，孩子考上大学给你贷款，生老病死，去买保险。否则，咱就是英雄，也是被难倒的那个汉，更何况，咱不是英雄，不是官了。

谁有权动小尼姑？　作者：孙贵颂

闲来无事，翻报解闷，果然看到一条挺逗的旧消息：某乡一职员嫖娼，被公安抓了个“现行”。该乡党委书记听了汇报后大怒，一拍桌子：“就是嫖娼，也轮不到他呀！”

又想起了那个已经落马的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原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此人在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乘敞篷小汽车，布置一级警卫，搞阅兵式，媒体称作“丑态百出，荒诞至极”。

职员嫖娼，县委书记搞阅兵式，前者是违法乱纪，后者是利令智昏。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者“忘记自己吃几碗米的干饭”。去年我们村阿蒙的父亲死了，他为了表示孝顺，专门请人给老父用纸扎了两个妙龄少女，说是让她们到阴曹地府去伺候父亲。村里人背后都笑阿蒙：“家里穷成那个样，还想包二奶，也不撒泡尿照照，他爹是乡长么？”在父老乡亲看来，似乎包二奶（且不说阿蒙并不是给他爹包二奶）得有“级别”，或者有钱，否则便是异想天开，大逆不道。

鲁迅先生在《阿Ｑ正传》里写道，阿Ｑ被“假洋鬼子”平白无故地揍了一顿之后，感到晦气，忽见对面走来静修庵的小尼姑，便“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嘴里还念念有词：“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被小尼姑骂了一通：“断子绝孙的阿Ｑ！”在阿Ｑ看来，凡尼姑，都被和尚“动”过，所以他也要来动一动。其实阿Ｑ错了。因为，和尚未必就动了小尼姑——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定和尚是本分的和尚，如同有些领导没有被“双规”或逮捕之前，只能说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是和尚对小尼姑动了真格的，阿Ｑ也动得么？阿Ｑ与和尚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和尚近水楼台，条件优越，他可以动，阿Ｑ不能动。就像同样一件事情——当然不是好事情，有些人干了就干了，而另一些人干了就会惹出是非。假如和尚真的动了小尼姑，我相信在研究和尚问题的时候，也会按照内部处理的惯例，将那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阿Ｑ则不同。阿Ｑ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定然打他个皮开肉绽不可。前几年，有不少人都私自安装了警灯、警笛，在路上遇到人多车挤的时候，立即警灯闪烁，警笛嘶鸣，呼啸而去。后来经过整顿检查，这种现象基本销声匿迹了。但另外还存在着的一些现状，我们却仍然习以为常。比如某些县组织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搞视察或调查时，往往动用警车开道；到了地区一级，还要搞路口警卫。如果是省级的官员视察，甚至还要搞路线警卫。这些做法，其实都侵占了公共资源，将本来享受不到或不应该享受的待遇，变为合法的行为。再比如，结婚动用公车接新娘，是一个老话题了，可谓三令五申，屡禁不止。这种公车私用的行为当然不允许存在。但是，我们现在从县一级领导，到乡镇一级的领导，凡单位的“一把手”，哪一个不是享受专车待遇？然而这种待遇，全都是违犯中央的规定。而且这种专车，领导办公事用三分之一，办私事用三分之一，驾驶员用三分之一，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这难道也是合理的么？

我不是阿Ｑ。我可以对着老天和老婆起誓，从来没有动小尼姑的非分之想。但我也反对和尚去动小尼姑。理由很简单：和尚与阿Ｑ，是处在同一地位上的公民，谁都没有动小尼姑的资格和权力。

呆板的救济政策　作者：杨国华

一个小姑娘，在今年的高考中终于考上了大学。和其他家长欢天喜地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愁得流泪。6500元的入学费用让这样普通的山区农民一筹莫展。原本还可以对付的生活，因为接连的家庭变故一贫如洗，借都借不出钱来，一个孩子苦心奋斗十几年的梦想，在学校8月23最后注册报到的时间渐渐临近面前，慢慢变得渺茫。她无奈地做了一个决定：她将放弃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再读书。

好在她有文化，她知道政府不会让每一个大学生失学的承诺。她先去找了县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看能不能得到救助，一位领导对她说：她不符合县里的救助政策。只有失去双亲或者单亲的才能救助，而且，这也仅限于象征性的救助。她哭得很厉害，但还是走了。她的事情被一家报纸刊登了出来，得到了社会很大的反响。市领导和区县领导先后批示，说要解决她的上学问题。情况反馈到县里，县里还是那个意见，丝毫不能更改。而到了她所在的那个乡镇，也是说什么也不能救助，因为她的家庭过去不错，房子还是平房。更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还健在。报社和她考取的大学联系，问是不是能够减免一下她的入学费用。学校给予的答复竟然还是：她的父母还活着，不能救助!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只要父母还活着，贫困学生就得不到救济，而要被迫放弃大学学业?难道只有父母双亡或者单亲才能得到救济吗?这容易产生一个联想，如果你没有有本事的父母，那么最好你的父母能够死去或者变成单亲家庭，这样你还可以得到救助。真让人感到荒唐!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高校为什么要收取这么多的费用?近日，华师大心理应用中心组织了高等教育调查组，对高等教育收费现状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从“承受能力”、“公平性”、“人才流失”等三方面展开，有343人占总数的71.6%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当谈到“你能承受的最高高等教育收费水平”时，调查结果表明，56%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每年3000～5000元。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的大学学杂费收费标准为每年5000元以上。

专家认为，目前高等教育收费居高不下，会造成部分人才流失!在本次调查中也有显示：在家庭无法资助学费的情况下，有约11.5%的学生选择辍学，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家庭和城乡低收入家庭的。45.9%的人把学费放在志愿填报时比较重要的位置。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收费较高，不是低收入家庭可以承担的。即使这些家庭的子女学业成绩再优异，也只能选择低收费的学校和专业。高校收费过高，实际是抬高了贫困孩子上学的入学门槛，这是人为的限制!

再来反思我们的救助标准和救助心态。我们的媒体似乎太热衷于宣传那些极苦、极难的典型，据说，在一家省报报道的受助学生中规定，必须是国家“211”工程的学校中考取的新生。而其他一般学校的学生就排除在外。经常可以看到考入北大、清华的大学生得到了社会关爱，进入了大学，而且，还有很多商家主动地提出赞助。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不由地觉得这是多么功利的行为!

在事关一个孩子一生命运的时候，呆板的救济政策是不是太缺乏人情味和人性关怀?父母双亡或者失去单亲的孩子固然可怜?固然需要坚决的救助，但是，由于其它特殊原因的贫困学生该不该救助呢?越来越倍受关注的高考，牵挂着千家万户的心。和一掷千金的“谢师宴”、前呼后拥的送学队伍、贵族做派的“天之骄子”不一样的是，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越来越攀高的学费让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何况那些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他们因病、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的贫困和返贫现象，实际上十分普遍，也无法避免。在救助政策的制定上，我们是否能够做得更合理、更广泛，而不是苦到极致、痛到极致?

如今的“老师”　作者：星　竹

那天走在街上，一个小子被汽车蹭了一下。另一个便出招，说：你怎么不倒在地上呀，你倒在地上，最少他得赔你二百元钱，真是傻子！被车蹭了的小子立刻醒悟，恭敬道：“你真是老师啊。往后再有这事，我一准倒在地上。他给二百，我分老师一半红利。”

一个煤厂做煤，掺很多土，却没有被人发现。于是大家都去学，讨教经验，还主动提出要交一些学费，还称往煤里掺土的人为老师。大家轮流请老师客，希望老师能把歪招教给大家。

一个杀猪的，发现可以往生猪肉里灌水，于是邻近的杀猪人便都来拜他为师，恭敬着，虚心着。从此，这个往猪肉里最先灌水的恶人成了大家的老师。一传十，十传百，桃李满天下，杀猪的都是他的学生。

一个街头骗子，以一套戏法到处骗钱，边上人看得眼红，追上他，口口声声地叫他老师，死活求对方教会自己这套骗人的把戏。老师就让学生交钱，学一步，交一步的钱。学生没有二话。

一个卖菜的，在秤杆、秤盘上发明了许多花活坑人。其他卖菜的都跟他学。为了自己发财，他还不想教，于是大家便偷学。边学还边向他请教，问自己学得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破绽。特别虚心。你看，此人又成了大家的老师。

一个人没上过学，却是大学毕业。于是，邻近的人就向他请教。他把如何去买文凭的方法告诉大家，他不但成了老师，卖假文凭的人也成了行业里的老师。

古时候，关于老师的定义，是相当严格的。老师是圣人，是把人引上正道，让人成为一个好人的人。说白了，也只有教人走正道的人，才能被称为老师。老师是教人学好的。过去叫圣人，所以老师是不能乱叫乱当的。古人要做别人的老师，不知自己得付出多少代价。作为老师的人，更是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误人子弟。所以言行举止，都是教人学好向上——孔老夫子那号的。

如今所谓的老师，有些是教人歪道，教人如何投机取巧，争名夺利。这样的人，别人才肯称他为老师。而教别人学好的人，却不那么吃香。因为学好往往象征着吃苦，吃亏。现在谁还愿意吃亏呢。教人吃亏的人，谁还愿意称他为老师呢？！

如今社会，对老师的定义似乎变了很多，老师教学生的内容也变了许多。

过去的老师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诚实。现在的老师是教人一些实用手段。比如，如何取利，如何挣钱，如何向上爬。就连投机取巧，耍滑骗人的招数，也在老师教人的范围里。

不教人取利的老师，越来越被淘汰了，就连堂堂正正学校里的老师，不少也在教孩子们怎样出人头地，怎样做大官，挣大钱，露大脸，出大名。这样的老师被大家视为最好的老师。

现在的许多老师，教大家的，尽是一些危险的东西。教人好好做人，诚实活着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读书法估衡　作者：伍立杨

鲁迅读书，弥漫开放，精鹜八极，而善于收束聚焦。他对中外典籍的精神、心境、情趣之领略重于资料之积累。观其钞古碑，可知心情之郁积；观其日记购书单，于美术史之覃思精研，开掘之深，涉足之广，即令专业美术史家，也当咋舌敛手。他的知识藤蔓构架迁延广大，思想之停蓄因此稳当厚重。那的确是一种弥漫，不是扬琴音的颗粒状，不是提琴音的收束，而是像手风琴一样的弥漫。

钱钟书读书，精锐挺进，浩瀚渊深。量大如丛峦叠嶂，山高水长。其气势如鹰击长空，纵横裕如，略无阻碍；其全面性如综合部队，兵种齐全，方法现代，周密而充满活力。他是错位文化的整形大师，是五千年文明史的刑侦大师。先生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然而，即令美国国会图书馆那样的藏书量，也“居然有那么多钱教授不要看的书”（董桥语），可知读书选择的必要和重要。

董桥读书法，则如训练有素的别动队，穿插自如，干练迅捷，屡有出人意表的战果及斩获。读书在彼，如攻城略地，速战速决，而建设（抽绎、概括）还要超过攻略。推敲其读书法，但见选择高明，如闻金石声，显系注意知识之再生能力；绿意盎然，大有四季长开，花香不败的意蕴。是一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读书法。

李敖读书姿态罕见之开放，如一硕大公园，推倒围墙，吸纳周遭风光，而自有一中心。其于知识信息、资料之吸收，则不论王子与贫儿、芝兰与败草、琥珀珠钻与牛溲马勃，俱兼收并蓄，来者不拒。他以写代读，读写一体，资料海堆山垒，然见解每为过剩信息所掩，识之者，初则惊奇，继之也难免乏味。虽然，其食量亦拉伯雷巨人传一流人物，仍称别开生面。

今之作家类多不读书者，无根游谈，号为原创，实则黑灯瞎火，乱走一气，至终生不辨门径，何窥堂奥？文化人与文化无关，悲哉。即偶有一二读书人，亦因方法、气力、基础所限，得之玑羽，失之鹏鲸，视前辈之国色天香，顿形贫薄寒俭，能不愧煞？

那个年代……　作者：想　想

很久很久以前，喝咖啡不是用来加班的，办公室的桌子不是用来睡觉的，审计是不需要谄媚客户的，编辑是需要睡觉的。女人是要嫁给男人的，男人的老婆一定是女的。网络不是用来恋爱的，飞机不是用来撞楼的，人不是用来炸汽车的。鱼是不吃避孕药的，牛是不会疯的，鸡是不会因为感冒而被屠杀的。

很久很久以前，马车和小轿车是不会撞人的，过马路是很安全的；河水很清鱼儿是可以游泳的，人来游泳也是免费的；只有瓶装的酒是才能卖钱的，人们都是在家门口呼吸新鲜空气的。

很久很久以前，农民是种地的，丰收是高兴的，粮食卖了是有钱的；九年教育是义务的，义务教育是不收费的。

很久很久以前，讨饭的人都是蛮可怜的，偷人钱包是要被打的并要被交给警察叔叔的，看到警察叔叔是感到蛮安全的，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很久很久以前，“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是血腥的，我们是要谴责的，投资是要花钱的。

很久很久以前，狐狸是怕老虎的，耗子是怕猫的，小偷是怕警察的，坏蛋是怕好人的，撒谎是会脸红的，放屁是会臭的，做坏事是怕鬼敲门的。

很久很久以前，天空是蓝的，大地是丰沃的，水是可以喝的，庄稼是长在田里的，土豆是埋在土里的，生孩子是需要女人的，但只有女人也是生不出孩子的。

很久很久以前，杀人是要偿命的，贪污是要坐牢的，法庭是讲理的，法官是不能胡来的，歌星是不陪领导睡觉的，小姐是不能乱叫的，结婚是先要谈恋爱的。

很久很久以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考试是不能作弊的，大学生是不能卖淫的，拍电影是无需陪导演睡觉的，诗人是骄傲的，孩子是贪玩的，星期天是要休息的。

很久很久以前，大米是没有毒的，猪肉是可以吃的，空气中是含有氧气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感冒是不会死人的，卖羊肉是不能挂狗头的。

很久很久以前，理发店是只管剃头的，刮胡子是传染不上艾滋病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流氓是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舞女是不能当法官的，欠人家钱是要还的。

笑笑斋笔记三题　作者：王若谷

硕鼠们的新贡献

公元21世纪初的一个初夏，正是不冷不热结伴旅游的黄金季节。一日，与京都友人相偕游京郊西山，赏西山美景，据说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超级贪官王宝森即饮弹自尽在京郊怀柔县境内的一座山上，其地风景极美。看来王宝森确是非同凡响，连自杀也很会选地方。

说话之间，转游之中，不觉来到一处名叫龙谭神堂峪的所在。一位北京文化界的朋友，指着对面远处一座隐约依稀可见的峰峦说：“王宝森就是在那儿那座山上自杀的。”是那非耶？似乎一时之间亦无从查考，且姑妄听之吧。

一位同行者说：“旅游部门应该在那儿立块‘遗臭碑’，上书‘王宝森自杀处’。以此招徕旅客，必定立杆见影，效应不错。”众皆大笑。

我说：“以此看来，超级贪官、大腐败分子也并非只是当硕鼠，并非只是创造负面效应：他还能替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部门创收，带来相当不菲的经济效益。这，大约就该算是王宝森之类硕鼠们的新贡献吧！”

闻听此言，众人更加开怀，竞为这个新理论、新发现而浮一大白。夜宿西山，尽管有几只昏虫乱噪，似乎有损夜的宁静，但仍无阻我等的一腔酒兴，风卷残云之后，杯盘狼籍，不知东方之既白。

因祸得福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句名言：“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祸福转化，很具辨证意味。

西南某省县级市市委、市政府大批要员大多卷进一贪污受贿案中，老百姓戏称之为“一窝酥”。然而，其中却有一位副市长“出污泥而不染”，独守“清白”，未进“铁笼”。说来这事颇富喜剧色彩，令人获知内情后不能不喷饭也。

该地开发一名胜旅游区，得到被批以廉价地皮好处的某开发公司，拿出了数十万元巨款“感谢”贪官诸公。市长在主持瓜分脏款过程中，觉得某副市长“作用”不大，“贡献”不多，遂将这笔贿金“感谢费”中原定分给该副市长的几万元现金拦截下来，偷偷据为己有，一并侵吞之。

这位当时被“一把手”暗算了的副市长或因不悉内幕，或因“胳膊扭不过大腿”，佯作不知。这桩集体受贿案东窗事发之后，那些分了赃款的官员皆受铁窗之苦，独独这位副市长“清白廉洁”，受到嘉奖并升迁。

对此，当地百姓却有如下传言，云：“副市长‘清白廉洁’，正市长‘舍己救人’。”为什么这么说？盖此状况，正同老子当年所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相仿佛是也。

生还人数

已故著名杂文家、前《羊城晚报》总编吴有恒先生生前在一篇题为《突破》的文章中透露：

《羊城晚报》曾被誉为“广东三大宝”之一。该报于10年浩劫后复刊，百废待兴。一日，忽有海上飓风登陆，有舟覆于开平水港，不幸死亡乘客200余人。记者立即赶去出事现场采访，尽得灾害详情，欲予报道。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忌讳颇多，有关部门个别人决定控制消息，不让发表这次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吴先生无奈，沉思良久：上峰之令，不可不遵：但倘若对实情不予报道，晚报在读者心目中声誉岂不一落千丈？如何是好？

最后，吴先生终于有了主意，遂令记者查得该次飓风灾害中该船乘客之“生还人数”，在晚报上予以发表，读者可据“载客数”与“生还人数”算知“死亡人数”。该报道见报后，有人厉声责问并批评：“为何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死亡人数？”吴先生坦然回答：“我哪里违令呢？我发表的是‘生还人数’，不是‘死亡人数’呀！”对方无辞以对。

20年后，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死40人。前当地“父母官”严令实行“四封锁”，违者开除公职，后新华社报道，全国大哗，上级追查，下令封锁消息的人终被送上审判席。此是后话。抚今思昔，吴先生当年将之称之为“突破”，不为无据……

文人的四个档次　作者：田奇庄

文人是掌握了相当知识，具有相当修养，善于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的群体。由于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我更赞同文人是社会良心代表这个定义。以此为标准比对当今文人，窃以为大体可划分四个档次。

最低档次文人是为功名利禄而写。当政治利益取代了道德良心的社会地位，恃一已之长求荣华富贵的无耻文人便应运而生。他们把文化当成敲门砖，为了爬上金字塔顶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不管白纸黑字留下多少丑恶，无论信口雌黄招来多少笑骂，他们都能唾面自干我行我素。令人恐怖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这些寡廉鲜耻之辈得到了最多实惠，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榜样的力量使众多后来者竞相效尤，嗜痂逐臭蔚成风气，社会道德日益堕落。

相当一部分文人在为物质需求写作。人首先要生存，但是文人若靠文章满足物质需要必然会失去尊严。这些文人不再顾及“言为心声，文章千古”信条，由“拜德教”转为“拜物教”，金钱成了他们衡量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等价交换成了写作的动力。于是合眼放步，随波逐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制造那些除了自己谁也不看，日后羞于面对的垃圾文字。整天说着违心话，又痛恨所说的违心话，便是他们周而复始的生活轨迹。对他们的选择旁人无可厚非，但文章不能化人更不能度已，替他人作嫁衣裳难以自拔，为文为人若此，不亦悲乎。

为兴趣爱好写作的文人与日俱增。人到无求品自高，如今的文人大都没有衣食之忧，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可以不受束缚羁绊，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然而情况非大家所愿，这类文人中的消极者或许过多地汲取了历史教训，或许是受传统文化和环境太多影响，作品多是无病呻吟，自恋自怜，小肚鸡肠，嫉世愤俗，令人不敢恭维。另有积极者为艺术一往情深，心香一瓣，桔灯一盏；气象万千，风情万种……不乏精品佳作。但文章往往不“合时而著”，不“合事而作”（白居易语），言不及义，游离于社会，脱节于时代，可以孤芳自赏，难以引起共鸣。捍卫道德良知，追求理想信念的文人才是人中极品、国家脊梁。古人云：君子“立德、立功、立言”。文人只有成为公平公正守护神、弱势群体代言人、社会良心监护者才有立言资格。毛泽东的哲学是与天、与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有良知的文人哲学则是与官员、与邪恶、与不公正奋斗其乐无穷。他们明知社会现实是“打死狼大家吃肉，挨了咬个人受疼”。面对世态炎凉，如磐风雨，他们特立独行无怨无悔。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凶猛，他们怒吼一声只身挑战，以匹夫之责冲锋陷阵，宁做挡车螳螂，绝不苟且偷安。他们是敢于为理想信念牺牲的豪杰，是勇于为实现公平正义进击的猛士。这样的文人，才是大写的人！这样的文章才能书之名山传之不朽！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以出卖文笔博取功名者——文痞也；

以敷衍文笔乞讨生活者——文匠也；

以精妙文笔醉心艺术者——文才也；

以如椽巨笔捍卫正义者——文胆也。

是耶非耶，见仁见智，勿对号入座。

两码事　作者：钟叔河

《春在堂随笔》卷二中有一则，是俞樾用自己的口气，在谈自己的老同学，道：

和我同榜的谢梦渔君，书读得很好，是道光三十三年殿试第三名探花，可是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一直不得重用。

他曾对我说：“学问是一回事，职称是一回事，官运是一回事，各不相干；有学问未必有职称，有职称未必能升官。”

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翰林前辈何绍基先生。何先生加上一句：“有了学问，能不能够成名，也是两码事。”

一个人的学问、职称、官运和名望，此四者从来就不是个个都相应相符的。昔时有云，“一缘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说的就是，书读得好不好，与能不能状元及第，关系并不太大，远不如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够得到贵人的赏识。

如此岂非不公平？但其实也不要紧。搞学问的搞学问，想做官的去做官，各走各的道就是了。西谚云：“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都有这样的意思。俞谢同榜，谢的名次还比俞高；结果俞享大名，谢却“郁郁不得志”。李鸿章也是俞的同学，可李位极人臣，俞却以学者终老（曾国藩两个得意门生，他曾开玩笑说过，“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也可看出二人道路不同），都一样地实现了自我。

重要的问题在于有缘有运的人，也不必要了面子又要里子。像如今这样，一戴上院士桂冠就什么都“终身享有”，文集全集一出再出，官位至少要安排个副省级，倒是古今罕见天下独一的。

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作者：郭树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别人是无权置喙的。然而，如果他把他的人生哲学写成书，出版发行，流布社会，影响读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原因，就因为他影响了别人。而其身份地位和知名度越高，其影响力也越大。因而，别人便有了予以评判的权力。

最近有一位真正称得上是著名作家的作家，并且还当过文化高官的人，写的一本《我的人生哲学》的书，正在畅销流行。其内容一再被一些报刊摘发，赞扬性的评论文章时有所见。然而，笔者却另有别见，认为这是一本宣扬“独善其身”的书。

中国历来关于人生哲学的格言不少，例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本书的作者，“达”至高官，“穷”到“贱民”，一生虽经大起大落，但未想到老至“达”境，写出他的人生哲学，竟然是独善其身的哲学。诚然，独善其身比“济天下”，自有其“优越性”，低，可以平平安安度人生，高，可以平平安安到公卿。所以，很是为一些聪明过人的知识分子所乐道，所追求。

然而，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全都去独善其身，无疑会形成集体失语，集体失职。因为这种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不是民族魂鲁迅的人生哲学；不是怒对反动派手枪的闻一多的人生哲学；不是拒不检讨的马寅初的人生哲学；不是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的人生哲学；也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和为真理献身的张志新、遇罗克的人生哲学；乃至以沉默相对的钱钟书、沈从文，但不著书宣扬他们这种人生哲学的人生哲学。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它只对个人有利，于社会无补，但却最为权势者所需——因为这种人生哲学的实质是顺民哲学，而哪个权势者所最需要的不是顺民呢？由此可见，这种人生哲学，实在是一种精神麻醉剂。

西方有个“政治家”说过一句政治家的真心话：“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其实，那种急功近利的政治家，连“死后”都等不得，“只管今日享受，哪管明日毁灭”，只讲现得利，不计身后名。而持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的人，实际上是“天下事，管他娘”。只要我“独善”即可，连“匹夫有责”都不顾。

然而，问题就来了，学富五车、才贯八斗的知识分子就是到世上来“独善”的吗？须知，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的良心，是大众的代言人，是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如果知识分子一个个都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独善身，八风不动，民心不顾，民瘼不痛，对官场腐败，吏市恶行，社会黑暗，人间不平，不著文，不批评，不表态的“善人”，这样的所谓完人，于国于民又有什么用？巴金晚年有《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而这位著名作家老年交出的却是这样的“人生哲学”。这样的“人生哲学”，值得去宣扬，去学习，去膜拜吗？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何以写出了这么一本书呢？笔者之见，大约是因为“整怕了”，或曰“整趴了”，或者因其正值“达”境，也就顺其趋炎附势了。谓予不信，请看他在青年时写的那篇惹祸的小说中，何曾有这种“哲学”？为什么到了老年却写出了这么一本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呢？这是作者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这才是读者应当从这本“人生哲学”的书中看出的“哲学”。

成吉思汗的勇士及其它　作者：章　明

有一件事情令我一直纳闷，为什么烂书可以乱出，而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好书长期得不到再版？此书早已有了中译本（在模糊的印象中，我接触到的好像是中华书局出的大字精印版），译笔极好，注释详尽，读来饶有兴味。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从某图书馆借到此书阅读一过，至今还记得书中的一些片段。

马可·波罗（1254—1324）是意大利旅行家，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17岁就随同长辈由陆路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在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廷之东）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受到后者的信宠，在元充当客卿达17年，几乎走遍了全中国。1295年回到故乡，三年后不幸在一场战争中成为俘虏。他在狱中讲述东方见闻，由同狱难友、民间小说家鲁斯梯切洛笔录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他在书中记载了并且盛赞东方的富庶、文化的发达和宫廷的豪华，对中国的扬州和杭州二城记述尤其详尽。几个世纪以来，此书已经成为研究中世纪的中国以及东方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但是书中又夹杂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譬如它说忽必烈大汗在宴会上饮酒不必用手举杯，他面前的金樽会自动地升起来送到嘴边，喝完又自动降落到原处。作者还加以强调：“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马可·波罗获释以后，他的书早已被传抄了出去，风行一时，并且长期地在欧洲各国引起了人们到东方探险、贸易和传教的热潮。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时间距离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并不太久，因此马可·波罗的书中有少量篇幅记载了“一代天骄”征战事业的一些奇闻轶事，其中有一个片段尤其荒诞而极为有趣。它说到成吉思汗为何能够以10万蒙古铁骑为骨干力量统一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进而横扫中亚，侵入俄罗斯？主要原因固然是蒙古勇士的骠悍善战和成吉思汗的非凡的指挥艺术，但其中还有可能另有秘密。蒙古军队中不时有人经历过“畅游天国”的奇遇：一个战士分明身在行伍，忽然恍兮惚兮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到处琼花玉树，金塔宝帐，一大群仪态万方的仙女跑来跪着迎接他，口称：“我的主人，您来到天国了。您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玩乐，尽量地享受！”仙女们安排这位战士香汤沐浴，换上华贵的绣袍，参加丰盛的饮宴，晚上又有仙女侍寝。战士每天除了吃喝玩乐，别的什么也不用做。欢娱嫌日短，不知不觉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这天，仙女们悲戚地告诉他：“我的主人，分别的时刻来到了。按照天国的法则，您只能在这里住满一个月。”战士听了自然不愿意，要求继续留下。仙女们回答他：“这也不难，只要您在杀敌时勇敢地战死，您就会成为天国永久的主人，而且可以娶30个处女为妻……”当晚这位战士喝得酩酊大醉，醒来时，又恍兮惚兮发现自己穿着原来的服装睡在军营的帐篷里。他认为自己是做了一场大梦，但是伙伴们都证实：你已经失踪了整整一个月。就算是做梦吧，你梦见了什么？以后，某战士畅游天国的故事就传遍了军营，这对于鼓舞士气当然大有好处。人人奋勇作战，争相赴死，为的是死后能够进入天国。

这段记述是够荒诞的了。从前我以为无疑也都是“民间小说家”鲁斯梯切洛添油加醋的杰作，现在看法改变了，觉得如果不是实有其事，就是马可·波罗当时听到的传闻。历代枭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没有不鼓励他的部下轻生乐死的（但是他自己却从不轻生乐死）。或者借助宗教情绪，或者提出政治口号，或者干脆动用金钱收买：反正愿意卖命的人是不难找到的。像马可·波罗说的故事至今还在世界某些地方不断扮演着，而且做得比古人更加卑鄙恶劣。首先许给你一个美妙无比的天国，然后给你绑上炸药，让你成为一个人肉炸弹去杀伤对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同时也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至于你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天国呢？那可就只有天晓得了。

不说别的，单是这个荒诞的插曲也就大可玩味，所以我以为《马可·波罗游记》是值得一读的书。

驳：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　作者：田　野

最近一位法学教授公开提出将“人民法院”改为“法院”的主张，引起社会强烈抨击。12月7日最高法院负责人对这一主张明确表示反对。12月8日《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以下简称《去掉》）的文章，对最高法院负责人的上述表态提出质疑，明确支持那位教授的主张。我则认为“人民法院”不能没有“人民”，“人民”二字是万万取消不得的。

那位教授取消“人民”二字的理由，是“法官是权威和精英组成的群体，不去掉‘人民’二字，法院就有大众化、平民化之嫌，在国际上就会造成法官不专业化和群众运动等一些误解。”可见在这位教授眼里，人民是不屑一顾、没有什么价值的，法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是精英，是权威，因此就高人一等，不能把法官与人民混为一谈。这种理由简直荒谬，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位法学教授之口，就不怕给社会造成政治污染吗？

再来看看《去掉》一文的作者又提出了什么理由：“根据词书的解释，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如果人民法院仅仅忠于‘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它的内涵界定显然不准确、不全面。依照新宪法的精神，人民法院应忠于所有公民，依法保护宪法确定的所有合法财产代表人的权益。其中，一部分并呈增长趋势的公民的权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群众。”我以为这至少是对词书给“人民”一词的定义没有读懂。应该注意，“劳动群众”包括工农商学兵，他们虽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但都是劳动群众。同时“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当然也就包括非劳动群众在内。作者是把“以劳动群众为主体”误读成了“以劳动群众为全体”，才会主张“淡化人民概念，强化公民意识”。

这种把人民和公民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可以说，在成员的涵盖面上，公民和人民是一样的，公民是人民，人民也是公民。二者的区别在于：凡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人民则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这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政权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这三者所决定的。如果说“人民”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以为还非有这个政治色彩不可，不过现在有些人将其淡化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专政，理直气壮地说，国家就是要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作为这三者的基石。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就不能没有人民，“人民”二字当然就是去不得的。

取消“人民”的主张是谁提出来的并不重要，因为敌视、破坏和妄图颠覆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存在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种人就是人民的敌人，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这一点我们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我作为一个最普通的群众，奉劝这位法学教授和《去掉》一文的作者，党和人民培养你们是不容易的，应该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不可上一些政治骗子的当。

在逐步走上法治社会的今天，有人说公民的属性是法律，人民的属性是政治，法院则是中性的，法院只能忠实于法律。这种看法纯属无稽之谈和逻辑错误。既然宪法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难道这不是政治？法院忠于宪法和法律不就是忠于政治么？！请问世界上有不讲政治、脱离政治的国家和法院吗？！人民法院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业务接轨，自然要以中国的法律为准，世界各国无不如此。难道有了“人民”二字，人民法院与国际间的合作就会遭到拒绝，有这样的事吗？我国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如果法院的人民二字都取消了，不知那位教授起草的法院组织法是怎么写的，难道法院会从空中掉下来吗？

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在那里胡思乱想，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党和人民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各种巧妙的手法，鼓吹经过他们包装起来的“西化、私有化”，他们要取消的并不仅仅是“人民”二字，不过以此作为突破口，其核心和要害就是要通过这个步骤，取消“以劳动群众为主体”这句话，如果这一步成功了，下一步就你们还要取消什么？国人切可等闲视之。

驳《驳：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　作者：韦　朋

近来关注最岛人民法院委托学者联合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其中有一条建议是将我国审判机关的名称由“人民法院”改为“法院”。对于这一建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赞成，如有网友发文《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对此进行了支持和呼应；另一种是反对，其中就包括改革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一些网友还针锋相对的发丈《驳：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参见《新华报业网》2004年12月10日，以下简称《驳文》)。

一项牵涉渚多主体的制度改革引发争论是正常的，也足应当的。但争沦电应当在一个理性的平台上进行，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只要言之有据、持之有物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但从上述的争论中我们看不出更多的理性思考，相反，却有着基础知识的缺失、问题意识的错位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蛮横，这些在《驳文》中有明显的体现。

专家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在于：“法官是权威和精英组成的群体，不去掉‘人民’二字，法院就有大众化、平民化之嫌，在国际上就会造成法官不专业化和群众运动等一些误解。”《驳文》对此反驳道：“可见在这位教授眼里，人民是不屑一顾、没有什么价值的，法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是精英，是权威，因此就高人一等，不能把法官与人民混为一谈。这种理由简直荒谬，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位法学教授之口，就不怕给社会造成政治污染吗?”姑且不论从上面专家的理由中能否推论出《驳文》提出的这些结论，就反驳的语气和方法而占，单纯地看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革命话语体系，其中满含阶级的愤恨。其实，推断专家提出建议的本意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对法院专业化的推崇，使法院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树立人民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从而使法院能更好地履行职能，很难说从这一理由中可以推论出专家剐人民的低视，如果硬作这样的推论，电许是在争论中对不同意见者还缺乏善意的理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是明显的错误，专家本身并不是法官，所以法官并不“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关于人民与公民，笔者的理解是，人民更多地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党的会议最初界定“人民”的范围，如按照政治课本的说法，“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公民更多地是一个法律概念；凡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两者划分依据的一个是阶级标准、一个是国籍标准，在具体涵盖范围上也是不同的，有的公民可能成为阶级敌人，也就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了。但这只是对人民和公民的一个最初步的理解，实际上细究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和精致的，这电曾足诸多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样，《驳文》提出“在成员的涵盖面上，公民和人民是一样的，公民是人民，人民也是公民”，这可谓是很低级的错误。批评的前提首先是了解，如果连对方讨论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的话，争论就会因流于混乱而没有意义。

以前搞运动、搞压制的做法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可从《驳文》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意识形态的简单粗暴，诸如，“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就不能没有人民。‘人民’二字当然就是去不得的、既然宪法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难道这不是政治?法院忠于宪法和法律不就是忠于政治么?!请问世界上有不讲政治、脱离政治的国家和法院吗?!人民法院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业务接轨，自然要以中国的法律为准，世界各国无不如此”，等等，这样的文字读之不像是为促进国家制度建设而献言献策，更像是吹响又一轮阶级斗争的号角。

细致分析，其中隐含的逻辑实际上都禁不起推敲，如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就不能没有人民、宪法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所以宪法法律是政治、忠于宪法法律就是忠于政治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作为论证的依据都显得让人难以信服。而且，高频率反问句的使用更不是讨论问题所应持的态度。

当然，如上分析并不一定说，笔者就是支持这位专家和前面那位网友的观点，这里更多说明的是争论、分析所应有基本素质和修养。

乌啼三声　作者：谢　云

侧耳细听，总能在喜鹊的欢歌中，听到乌鸦的啼叫，在街头巷尾，在农村渔乡，在家庭餐桌上，在往来书信里，甚至在学习会中。兼听则明，兹谨以乌啼三声献于读者诸公之前。

(一)

早有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有人改“鬼”为“神”。成“有钱能使神推磨”，表示钱的作用已升了级。最后又有人改“神”为“官”，成“有钱能使官推磨”，把钱的伟力从地下天上拉回到了人间。前两种说法，具象征意义，富艺术性；后一种说法则完全写实，更能直抒胸臆，可谓各有千秋。

但也有人以为上述云云，不免长了钱的志气，灭了权的威风，实属片面，于是从另一面言之曰：“有权能使鬼推磨”，或迳曰“有权能使钱下跪。”

看来权、钱俱有异常威力，两者既能相互交换，亦会互相争斗。究竟谁奴役谁，不可一概而论，大概得看权的大小与钱的多寡，以及各自运用之妙。

坚持原则，坚持法纪，自己的权再大，钱再多，决不乱用；别人的权再大，钱再多，也决不为其所乱用的人，总还是不少的。这世界不会只由权和钱来统治。但官威和钱臭的弥漫如毒雾，终不免使人感到窒息，特别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新社会。

(二)

只要稍有记性，大概都会想起：十多年前，“不正之风”四字曾于不知不觉间飘然落到了报纸的版面上，而且一时间几乎每日必见。而置于这四个字前面的，则是“刹住”或“狠煞”，气势甚壮，大有灭此朝食之概。

曾几何时，不知不觉间“不正之风”已从报纸版面上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另外四个字：“腐败现象”。加在这四个字前面的字样也相应改变为“坚决制止”或“大力消除”，显得同样壮烈。

“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无疑都是改革的对象，为什么随着改革的发展，“不正之风”却升级成了“腐败现象”呢?在“腐败现象”的日益蔓延和加深中，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能顺利进行吗?我感到迷惘。

翻翻近来的报纸，“腐败现象”四字，似乎又有逐渐隐退之势。是实际生活中“腐败现象。已日趋消除，还是对之已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三)

民间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句反映了言论的自由，第二句说明了言论的无力，第三句表示了言论的顽强。三句话综合起来看，虽不尽如人意，却闪烁着希望之光。

近闻有人在“白说还得说”的后面，又续了一句“懒得再白说。”这就有点令人不安了。不过，这恐怕也只是一点牢骚，如果真的已心如死灰，大概连这句话也“懒得”去续的吧!

然而这种心态毕竟有些消极，改变这种心态的良药，有赖于把“说了也白说”变为“说了不白说”。“不白说”，并非要求言听计从，只是希望别当成耳旁之风耳。

重读《“老爷”说的准没错》　作者：谢　云

叶圣陶先生的《“老爷”说的准没错》，发表于1956年。当时是读过的，并留有较深印象，只是由于发表时用了笔名，不知是先生的文字。

叶文的题目，是由昆剧《十五贯》里的人物娄阿鼠的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为什么“老爷”说的准没错儿?“就因为说话的是老爷”。叶先生把这称做一种思想方法，并把它与“个人崇拜”、“偶像崇拜”联系起来，一并加以批评，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尖锐的了。就是今天读来，也仍然觉得虎虎有生气。

人们称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对“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这自然极是。其实，思想解放的呼喊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叶先生的这篇短文，就是这种呼喊中的一声。可惜的是这种呼喊很少得到支持，而且往往被呵斥或棍棒压了下去。反对“两个凡是”这场思想斗争，如果没有当时占优势的政治力量的全力支持，其结局就怕是另一种样子了。

说到老爷，其实这概念多少有些笼统，因为老爷有大小之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一个七品县官，自然就是标准的老爷了，但老爷上面还有大老爷，大老爷上面还有更大的老爷。‘老爷’说的准还错”，但到了大老爷那里就难说了，这时便应该是大老爷说的准没错儿了。而在更大的老爷面前，就只能以更大更大的老爷的言说为是非的准绳了。叶先生文中所说的思想方法的精华，无非是谁的官儿大谁的真理就多而已。现在民间不是流传着这样的话吗：“一把手说的是绝对真理，二把手说的是相对真理，三把手说的有些真理，四把手只能拥护真理。”平级之间尚县如此分明，上下级之间那就更甭说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过去二十年了，还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叶圣陶先生把“‘老爷’说的准没错”看做当时一些人的思想方法，可算得一针见血。这种思想方法的泛滥，既与过去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有关，也是当时的实际条件的产物。共产党人及其领袖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功，人民的衷心崇敬，是其客观条件；个人崇拜之风的兴起，则是主观原因。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曾提到他对喊“万岁”由“喊不出来”到“喊得高昂”的过程，他说：“我完全拜倒有领袖脚下了。”但是，说

娄阿鼠也有那样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抬举了他。叶先生说得明白：娄阿鼠是“作恶心虚，谋脱干系”，才去附和老爷的。对他来说，‘老爷’说的准没错”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拍马手段和生活策略。

现在，时移境迁，仍然把“‘老爷’说的准没错”作为思想方法的人，恐怕已为数寥寥。但像娄阿鼠那样，把“老爷说的准没错”作为生活策略的人却似乎正日见其多。这是他们谋官、保官、升官之道的诀窍之一。与金钱开路结合到一起，精神物质两全，通常能心想事成。他们口头上念念有词：‘老爷’说的准没错”，其实心里头对“老爷”是常常很不恭甚至很轻蔑的。一到某些私人场合，甚至还会大放厥词，大唱反调，以示自己高明呢!真不知道应该把这种现象看做是时代的进步，还是社会道德的堕落。

从“老爷”这一面看，经常听到人们背诵那个公式，对自己大唱赞歌颂歌，心里究竟作何想法，倒是个问题。是甜滋滋，美滋滋，乐滋滋，自我感觉愈益良好，真的以为自己的任何话儿都准没错，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把它看做不过是一种官场应用语?也许两种情况都有吧!那么我愿在这里进一言：最好不要把那话儿看得太认真。不信，试把那乌纱脱了，随从撤了，再请高明的化妆师好好化妆一下，走到民间去，听听人们怎样评价你的那些话儿，便知分晓。郑板桥说过这样两句话：“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乌纱的有无和大小，并不能使一个人的理论、思想、知识、道德水平也立即随之变化的。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　作者：谢　云

据说做文章的人常有种种做法，例如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正题反做、歪题正做之类。选择得好，能给文章增色。随着阅世既久，我发现人们处事，也有类似诀窍。

这里只说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两种。

反腐败，事关国家兴衰、党的存亡，自是大题。案涉高官要员，万民瞩目，更是大中之大。对此种大题，理应大做特做：刨根挖底，条分缕析，借以吸取教训，实行改革；同时发动群众，广泛讨论，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意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从而有效制止腐败。但实际情况是，有时处理起这类问题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才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这就是大题小做。

有些事，如过生日、结婚纪念、生儿育女，乃平常之事，但有些当事人却要广发请柬，遍邀宾客，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甚至持续数日，乐此不疲，这该属于小题大做之列。

做文章，大题偏要小做，想来或者是惜墨如金，意在简洁，或者心欲大做而势有不能，属无可奈何之举，或许还有其他种种考虑和原因。小题偏要大做，大概多是借题发挥，以求畅所欲言，痛快淋漓吧，自然也不排除有个别拿浮肿当健壮，借以吓人的。

做事情，大题偏要小做，可能多属有隐情需要掩盖，深怕拔出萝卜带出泥，透了底不好收拾，或竟是物伤其类，下不了手。小题偏要大做，或出于借题发挥，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或由于当事者需要风光一时，名垂后世；或为了显示地位和财富，并进一步扩大影响，甚至也有意在借机敛财的。

做文章，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只要立意好，都无不可。做事情，恐怕除特殊情况外还是当据题而为，该大则大，当小则小。大题小做，白白浪费了大好资源，而且人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还会产生疑窦，怀疑其中“有鬼”。小题大做，偶一为之还可，做多了人们也会看出内中奥秘。如果只顾自己风光却要别人破财，被迫破财者虽无可奈何，心里却会鄙其为人，至少也会使人腻烦和讨厌。

人心不同，文心有异，也属自然。看法原自不同，做起事来，标准和办法因而有异，倒也不足为怪。只是，人们毕竟见的多了，脑袋又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想用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作障眼法，已日见其难。

思想的尊严　作者：桂向明

朱学勤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讲过一个帮事：海外学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询问中国学者，在60年代与20年代，你们中国大陆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点的人物?面对这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老者叫李慎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顾准10岁投身革命，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却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由于下放劳动，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看见他们和城里官员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联系党内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顾准开始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读顾准著作，你会感到一股思考的热风迎面扑来。

还应该提到张中晓，他比顾准年轻，在政治歧视和生活困窘的艰难条件下，这位鲁迅的小同乡躲进小楼，一面读书，一面思索，写下三大本闪烁着真知灼见的笔记。(他问自己：“是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地学舌?”)也多亏路莘女士细心爬梳和整理，才编成一册近12万字的《无梦楼随笔》，一位资深记者慨乎言之：“读张中晓的笔记就像读尼采的书。”非常可贵的是，张中晓不局限于个人遭遇，而是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与现实，通古今不变，成一家之言。他说：“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巴金老人则写道：“没有神，也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他们通过思考得到相同的结论。

现在，顾准和张中晓均已作古，然而他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轨迹。我不由想起散文大师帕斯卡尔的一段告白：“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

归根结底，人有两种活法，一是吃喝玩乐，不断地追求刺激，“过把瘾就死”；一是像顾准等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把“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发挥到极致。

有些“有”等于没有　作者：连　晨

某君外出旅游，身上带有一款精巧的手机，在他误入沙漠腹地又迷失了方向，急需向外界发出求援信号时，手机却突然没信号了。该君这时拿着手机，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君长有两只耳朵，但从小失聪，人们戏称他那两只耳朵是“摆设”。从听的功能看该君的耳朵，他的“有”也等于没有。

某市一交通路口设有指示交通的红绿灯，但车辆行人并不把它太放在眼里，我多次见有司机在红灯亮的情况下闯行，自行车与行人更是目中无灯，想停的停一下，不想停的照行照走不误，该交通路口设的红绿灯，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单位墙上挂了一排灭火器，但一看上面的使用年限，这些灭火器早该“退役”了，你把它们嘴朝下翻转过来，也不见任何动静。灭火器之于该单位，其“有”就等于没有。

甲地和乙地之间建了条铁路，据说是为了方便两地的人员来往和物资交流，但铁路建好后就晾在那里没人管了，从未通过一天车，这条铁路，对两地的居民来说，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君家有一国宝级文物，但全家老少无一人识，于是乎在某一个“爱家卫生日”，该国宝被当作垃圾清理出了家门。某君拥有的这件国宝，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户人家鼠患成灾，为了灭鼠，该户的主人到宠物市场上买了一只猫回来。但这只猫却无论如何也不捉老鼠。那么以灭鼠为目的买猫的这户人家，其“有”也等于没有。

某地火车站候车室挂有数块木牌，上书“严禁吸烟”四个大字。但你进到里面，会误以为进到了专门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的吸烟室，里面不仅烟雾缭绕烟蒂遍地，你要是要求身边某个瘾君子把烟灭掉，反会招来一顿奚落挖苦甚至一通恶言恶语。该地火车站候车室里挂的禁烟木牌，“有”就等于没有。

某林场入口处竖了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森林法》中禁止乱砍滥伐的相关条款。可是你深入林区会发现，乱砍滥伐现象时有发生，当地人对禁伐令并不以为然。那么《森林法》对于这里的原住民来说，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地建有一个大粮库，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有一年当地闹饥荒，许多人家断了炊火。可是那大粮库的门始终紧闭着，仿佛周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结果许多人就在粮库的不远处被活活饿死。那个大粮库里存放的粮食对于那些被活活饿死的人，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地下商场的出入口处安有两个应急灯，一日突遇停电，应急灯却未亮，商场里的顾客乱作一团。那么该商场安的应急灯，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煤矿墙上挂有一“安全生产章程”，详细规定了在整个作业过程中要遵守的规则和注意的事项，然而你到该煤矿考察一下会发现，“章程”中的许多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那“章程”仅仅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用的。那么该矿定的这一“安全生产章程”，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金融机构定有详细的财务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仅起到装饰墙壁的作用，在具体的日常运作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几年下来，上亿资金被贪污挪用。那么该金融机构定的那些管理制度，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地设有一公共安全机构：公安局，其大门的顶部横书一行大字：“国家安危系于公安一半”。但是你到当地了解一下会发现，这里的公安干警早和当地的黑恶势力“联成一片”“共存共荣”了。这样的公安局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其“有”还不如没有。

某市有一大型商品批发市场，该市场的几条消防通道长期被占作它用。一日突发大火，消防车在市场外团团转，就是无法进入火灾现场，结果大火生生烧了10多个小时，数千个摊位付诸一炬，火灾造成的损失初步估算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该市场的消防通道，其“有”就等于没有。

某民族有一大堆文明，但大多都收藏在文献典籍里，存放于档案馆博物馆中，你从该民族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官员大亨的日常行为举止中万难看到；倒是不文明的言行，你在街市上随处可见。对于该民族，其有文明呢，还是没有？

一个人只要留心，在生活中还能发现更多的“有”等于没有的现象。在这些现象里，有些“有”等于没有可能无关大局，有些“有”如果长期仅是摆设，是要出大事的。

２００４，最难忘的声音　作者：《新周刊》

我觉得，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这就是辩证法。——针对国家部委的审计报告曝光后的各方反应，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如此解释他的官场哲学。

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郎咸平总结最近沸沸扬扬的“国退民进”之争。

作秀，低效，逐利，弄权，失信，渎职，享乐。——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一次反腐倡廉工作会上列举了一些政府官员的“七宗罪”。

回去之后别忘了告诉日本人，钓鱼岛是中国的。——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黄子华对前来领最佳亚洲电影奖的原岛大地说。

如果想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不下来，那就买地皮吧，因为土地很容易充当资产。——一位地产商说。

即便是罗斯福，在今天的中国政府部门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职位，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他是个跛子，在中国他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公务员的身体要求。

中国的人均铁路还不及这一根烟卷长！能不紧张吗？——铁道部一名员工说春运。

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一次会议上痛批形象工程。

我们已经看到，马加爵成了一个调色板，谁愿意，就拿起笔涂那么几下，留下的都是自己想象的颜色！——西祠论坛的网友评论。这位网友认为，马加爵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些媒体做“必然性”的文章有点牵强。

我讲了半天，新闻才一点点，不如去交个女朋友，新闻还大一点。——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台湾的媒体对政治新闻的兴趣还不如对八卦新闻大。

学历越填越高，年龄越填越小，官却越当越大。——中组部等部门的联合调查显示，有1.5万名官员的学历学位有假。对此有网友这样评论。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

外商来了招手，有了问题背手，干出效益伸手，话不投机动手。——辽宁省政协委员肖奎杰直言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

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可以坐满两个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金彪说。

放清水，是信号，上级领导快来到。——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污染严重，为迎接检查，有的地方从上游水库买来清水，注入沙颍河。

永远没有否定，眼睛里没有蔑视，肢体没有威胁动作，表情没有冷漠。——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首席危机谈判专家高锋谈“谈判手”与劫持者谈判时的“行为要求”。

干脆再撞狠一点。——人寿车险新推出车损低于500元不赔的附加条款，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车主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办？！——从“11·21”包头空难黑匣子中破译出机长语气急促的三句话。

人不犯傻，我不犯傻；人若犯贱，我必更贱。——专栏作家沈宏非概括的派对着装原则。

我自觉和韩非、苏轼是心灵相通的。——龙应台说，“在中文作家里我欣赏韩非的冷峻，庄子的放肆，柳宗元的内敛，苏轼的舒展，张岱的清澈”。

一看《天鹅湖》就等着四小天鹅出场，或是数一数天鹅是24只还是25只，黑天鹅旋转是不是32圈。——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觉得北京观众的欣赏习惯与北京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不相称。

你们吵吧，我打飞机去了。——关于批判还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网争，一网民写道。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北大教授张维迎以此比喻告诫商界，要选择诚信者合作（朋友的朋友），孤立骗子（朋友的敌人）和助纣为虐者（敌人的朋友）。

香港是追赶，台湾是开放，北京是整理，上海是吸收。——凤凰卫视时尚节目主持人李辉这样总结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的时尚。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刚刚结束于北京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突然向《易经》开火。

医生，请把孩子取出来之后，顺便给我吸吸脂。——广州一妇女在剖腹产手术前对医生说。

我们可以说：性，性，性；但我们不可以说：我有一个阴道。——演员影子说话剧《阴道独白》演出停止。

六七千人在一个玻璃潜水艇里，坐在一个76万元——相当于一部交过税的奔驰车——的座位上，看那该死的歌剧。——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评价“国家大剧院”。

我认识的20多岁的男人总被别人伤害，30多岁的男人总伤害别人。——上海一妇女在酒桌上说。

有出息的人付给银行利息，没出息的人才眼巴巴地坐等着收银行利息。——女作家李碧华说她最喜欢的读物是银行存折。

起码要让500年后的人知道，“包二奶”不是姓包的人家的二奶奶。——一网友支持将“包二奶”收入汉语辞典。

人们想用钞票时，从不看它的发行日期。——深圳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娶了一个大款老太太，面对人们的困惑，他自揭谜底。

现代男人站着理亏，躺着肾亏。——台湾男性文化杂志女作家蓝怀恩感言，当今的男儿太没有男人味儿。

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一部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的书引起广泛关注。

“亚洲有我，中国有我”——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豪气冲天。

中国足球缺的是一块金牌，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在“国青二队”赴德留学的仪式上，满面红光的阎世铎突然冒出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非常吃惊的话。

我TM真想抽你！——某报将导演冯小刚的住址公之于众，在一个新片发布会上冯遇到该报记者提问时怒不可遏地斥责道。

我的形象是社会是大家营造的，不是我个人营造的。——因绯闻官司，“赵老师”成为坊间对赵忠祥的经典称呼。

做爱随时都可以，亚洲杯四年才有一次呢！——在亚洲杯半决赛最后神奇扑出伊朗队点球的中国门将刘云飞，说自己在亚洲杯期间“绝对禁欲”。

我爸是干活儿的，我妈是上燕莎的，花钱的。——星空卫视《人小鬼大》节目中一个5岁的小孩说。

小女初驾。——私家车后标语。

他是我永远的青春教育。——巩俐回首张艺谋，认为“80年代的行为烙印已无法抹去”。

我要感谢所有人，包括憎恨我的人。——罗雪娟在奥运夺冠后说。她在九运会上说了一句更为石破天惊的话：“泳池的水不干净，我是干净走出来的。”

大干小干，争取翻三番。——某国产壮阳药广告语。

其实新郎是谁并不重要。——名嘴李湘情急之下被逼出这样的话，赶忙补救说：“重要的是，我是否幸福。”

我听到“娱乐记者”四个字就想呕吐，看到娱乐版就犯恶心，娱乐新闻简直就是大粪坑。——崔永元对现在的娱乐记者和娱乐新闻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愤怒。

现场的女顾客如果当众脱光衣服（仅留贴身内衣），就可以跑到三楼免费穿走一件任何价格任何款式的羽绒服。——西安市一家商场为了促销作出的许诺，引来了众多实践者。

要老公还是要钱？要钱。要父母还是要钱？要父母。要国家还是要钱？要钱。——“2004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上，陕西选手姚佳雯如此回答评委蔡澜提问。事后，姚佳雯的妈妈解释女儿是把“国家”听成“婆家”了。

我会事先跟嘉宾说，不哭可以，但是想哭的话，千万别憋着。——主持人朱军受访时这样谈起《艺术人生》的煽情。

我是一个新娱乐时代的试验品。——“成熟”了的赵薇表示，“我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我的本质没有变，永远不想改变。”

恐怖分子向我们冲过来了!——凤凰卫视直播俄罗斯人质事件记者这样喊道。

骨头杂说　作者：耿　法

一、做人，是要有一点硬骨头的。患软骨症者总也直不起腰，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二、骨头与灵魂当是一个整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又是民族魂，中华民族崇高气节和精神的象征。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三、如今文艺缺钙，患了某种程度的软骨症。试看电视屏幕，皇权思想飞扬跋扈，神气活现，一个频道又一个频道，臣民皆一片“嗻”声，跪倒在地，山呼万岁，似乎全都断了脊梁骨。编剧热衷编，导演热衷导，演员热衷演，更不幸的是也有不少观众热衷看，他们说，不看这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我们这个民族亟须精神补钙。

四、我诧异，骨头和骨头的价值竟如此不同：在广西，二战时美国人的骸骨散失、埋葬了几十年，发动中国农民漫山遍野搜寻，千方百计找到后，棺材上覆盖美国国旗，举行隆重仪式，空运回国；可一位中国农民在寻找骨头时摔了一跤，跌断了骨头，当地政府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

五、描写骨头的古诗还不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皆脍炙人口。可是我最欣赏的是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其四）中的两句：“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诗人以马自喻，表现了一种凛然的志气和骨气。在恶劣的境遇下，即使被折磨得瘦骨嶙峋，也依然骨带铜声。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真正的骨气，蕴意无穷……

杂音　作者：李兴濂

一

有人说：“人人生而平等”，这话算公平，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和死的权利。然而事实上，生而不平等，死也不平等。君不见，那些贪官汙吏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山珍海味，执行死刑时，还享受“安乐死”的待遇（古时享受“虎头铡”待遇）；而普通的死刑犯，只有享受枪子了。

二

巴顿将军在检阅部队时，士兵们高呼：“为祖国而死！”巴顿说：“不，我们打仗的目的决不是为我们的祖国而死，我们是要让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的祖国而死！”巴顿将军的这句话确实也需要让中国的将士明白。

三

邱吉尔退位时，英国国会拟通过提案，在公园里为他立个铜像，以表示对他的崇敬。邱吉尔拒绝了，他说，我怕鸟儿在我头上拉粪。

四

为什么一味地要向前呢？前边不一定都是鲜花，有时后退一步，也许就海阔天空；有时停下来，想一想，歇口气，调整一下，也许就会发现新的世界。

五

海瑞有一则美谈：“为母寿，市肉二斤。”官居二品的左都御史（相当于监督部长），给母亲过生日只买可怜巴巴的二斤肉，无非说他生活朴素，律己严格，为政清廉了。对此美谈，我不以为然。我不相信海瑞买不起肉，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也不至于穷酸到这个份上。如果官至二品的海大人买肉都掂斤掂两，那草民恐怕一辈子也不知肉味？这不是沽名钓誉而作秀又是什么？拿亲人起码的生活垫背，成全一己清名，拿自私当伟大，这恐怕是中国官场特有的招式。

为母寿买不买肉，买多少肉，是海瑞自己家的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海瑞是名人，在同僚们酒池肉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市肉二斤”就成了一件清廉的典型，流传至今，成为社会上一件廉政的宣传材料，是海瑞的荣耀抑或悲哀？

六

有两句名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就琢磨不透。磨砺宝剑，如果没有好的磨砺技术、好的磨石，不但刀刃磨不锋利，反而磨成豁口，成为一块废铁。梅花如果不给它阳光、水分、养料，放在三九严寒下，它也会枯萎冻死。岂不知宝剑锋从好技术出，梅花香自精心培育出啊！瘠土难长参天树，人才的成长也需要阳光雨露和沃土呀！

七

有个外国人说，中国人一向传统，只注重吃穿而不注重玩。这是老外的偏见。纣王妲己造酒池肉林，醉生梦死地玩；幽王褒姒烽火戏诸侯，拿国家当儿戏玩；玄宗玉环霓裳共舞，销魂落魄地玩，玩江山，玩女人，直玩到昏天黑地，寿终正寝。当代国人，虽说比不上天皇老子，但玩麻将、玩歌厅、通宵达旦，玩狗玩猫玩宠物，玩山玩水玩到国外去，一点不比古人逊色，谁说国人不会玩！

八

木桶装多少水，取决于木桶最低的那块木板，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那块。同样，一个人做了多少好事、多少业绩，决不是凭他在上面说得天花乱坠，而是取决于老百姓的认可。

九

史蒂文生说：“每个人都靠卖东西维生。”不错，乞丐贩卖贫穷，神父赎卖神明，教授贩卖文凭，女人贩卖容颜，政客贩卖谎言，统治者贩卖的是乌纱和象征、传统和群众。

十

每逢在街上看到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的事，我就想起了弗洛德的一句话：“从猿进化为人，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但从人退化为猿，却只要几分钟。”防止从人退化为猿，显然“百年树人”是不够的，应该与从猿进化为人的时间成正比。

秘书二题　作者：王　雨

墙头不倒草

被称为秘书处“刀斧手”的小赵，写起文章来纵横捭阖，八面玲珑，正面写，他能把丑的写成一朵花；反面写，他会把美的弄成一堆谁见谁躲的臭狗屎，人送雅号“总有的写”。

前年，新县委书记赵见光走马上任，还没干满两个月，小赵一篇万余字的《焦裕禄式的好县委书记》不但上了市报，还上了省里的一些报刊，让赵书记着实露了一把脸。

两年后，赵见光书记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边刚宣判，那边小赵又一篇万余字的《骄横跋扈：县委书记是这样沦为贪污犯的》纪实文章便发到了省内外几十家报刊上。

众秘书笑小赵是“墙头草”。

小赵曰：“墙头草，随风倒，东南西北望领导，领导哪儿刮咱往哪儿倒。”小赵又问：“仅我是墙头草？君岂不是？！”众秘书黯然无语。后，人皆尊其“墙头不倒草”。

那是领导填的

小王秘书刚分来不久，业务上是个嫩手。一日被处长招去，说有一份局领导的年度工作总结等着上报，组织上决定给你压担子，由你来写，第一次“操刀”，希望你马上着手，三日内拿出初稿。

小王接任务后立即着手起草，并联系方方面面索要各种统计数字，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竟提前一天完成任务。交稿时，处长粗略一看，大吃一惊：小王，这些数据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小王吓了一跳，以为出了纰漏，急忙回答：“这些全是我一一搜集、整理、核对后才写上的，不会有问题吧？”处长说：“问题就出在数据太准确上！”小王一下子傻住了。处长也不为难他，叫到跟前，低声教他：“把这几处数字都去掉，这些数字你不要去管，空在那儿好了，那是领导们根据不同的需要自己去填的！”

小王疑惑不解，处长笑道：“年轻人，不要去多想了，老规矩嘛，领导出数字，咱们县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不会有啥事的……”

“放心×”扩军（外三则）　作者：佚　名

初闻要让居民吃上“放心肉”时，心中顿生放心的感觉。多年过去，一大帮“放心”兄弟又横空出世：“放心米”、“放心油”、“放心棉”、“放心菜”、“放心盐”、“放心月饼”……

老百姓懂得逆向思维，“放心队伍扩军，说明令人不放心的东西多了。倘若每种商品前都需要冠以“放心”二字，我们还有什么可真正放心的呢?

某领导发言纪要

在人大代表座谈会上说：大家要积极发言，不过要发积极的言。

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说：欢迎大家提意见，不过要提考虑成熟的意见。

 在记者座谈会上说：新闻要力求全面报道，不过都要从正面报道。

“沉重”与“快乐”

王治郅对观众说，在中国走上球场感到的是责任，在美国感到的是快乐；

孙雯对观众说，在中国踢球知道足球的份量，在美国知道了足球的快乐；

米卢的训练理念是：快乐足球。

在中国，本来应该很快乐的事情，偏要把它描绘得分外沉重，背负着这种沉重，快乐是没有了，可提高也迟缓了。

此话题不仅仅适用于“体育运动”吧?

世相扫描六则　作者：杨孔翔

炒作妙计

出书、卖唱片时先制造离婚、三角恋、私生子之类的爆料，促销效果极好。

想傍名人出名，就千方百计和名人打官司，告他(她)侵权、流氓、欠钱、道德败坏。

想持久保持知名度就经常披露出嫖娼、赌博、吸毒、打骂人、耍大牌、假唱之类的丑闻。

现代流行风

学雷锋过时了，有偿服务很盛行；助人为乐少见了，幸灾乐祸很盛行；文明礼貌稀罕了，恶言恶语很盛行；合格产品不多了，假冒伪劣很盛行；实事求是走远了，吹牛造势很盛行；公仆作风消失了，官样包装很盛行。

检查即景

前簇后拥一大帮，警车开道好风光。“热烈欢迎”标语挂，形式主义做到家。走马观花瞎指点，蜻蜒点水无痛痒。最后奔赴大酒店，吃喝玩乐本色现。

医疗广告大观

全国人民都缺钙，举国上下皆失眠，男女老少亚健康，男人都肾亏，女人都有毒……

治愈癌症很轻化，穿件内衣治百病，六十增高不算晚，一双袜子能减肥，八十壮阳正当年，疗效总是百分之百……



或许是实话

县长对记者说：不捞点拿点，我的工资不够每天一包中华烟。

环保局长酒后说：治理污染我不管，我的权务就是罚款。

统计局长说：数字造假我都晕了，要是有报表的增长速度，咱早就超过美国了。

城建局长说：政绩看得见，天天搞基建，腰包都圆了，谁还有意见。

“刁民”成因

买了假冒伪劣一投诉成了刁民；拆迁争取补偿不小心成了刁民；抵制垄断现场就成了刁民；举报腐败悄悄地成了刁民；民告官迅速成了刁民……

这年头，不知是“刁民”少了还是多了。

小保姆言　作者：金生叹

二年前，我住方庄小区两个小单元房，电话只好连线。一日午休时，我正在书房听音乐，电话铃响，我接听后，原来是院中某户小保姆小雷（17岁，西安人）打给我家小保姆小莉（同上）的，说：“你家那老头，看上去还精神，是老板吧？”小莉听后，冷笑一声，曰：“狗屁！他是写文章的。”如此评点，真乃言简意赅，让我佩服之至。在小莉们——底层社会相当一部分青年心目中，老板即有钱人，是彼辈心中偶像，我辈写文章者——学者、作家，不过是不值一哂的狗屁也。小莉虽仅初中文化，但无师自通，悟出历史精髓。君不见，古往今来，写文章者——即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人通过科举或其它途径，爬上权贵阶层，风光无限外，多数人还不是艰辛度日，与草木同朽？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专家考定，并无此排行榜。但看着历代文字狱——“文革”时更发展至空前骇人听闻地步，多少文士惨遭屠戮，比丐更低，真个狗屁不如。最令人不平者，历代统治者自身一屁股屎，却不断拿知识分子开涮，谓其脏、臭，强迫清污、涤魂，弄得鸦雀无声，噤若寒蝉，何其残酷而又至愚也！正是：

童言无忌，

歪打正中。

百丈冰层，

何日解冻？

12月19日于“雄鸡一唱天下白”时

新野创业　作者：候国平

刘备被曹操打败后，对于来到新野县这样的荒僻小县当一名小干部，还是心满意足的。他决心要干点政绩，要刘表瞧瞧。

怎样才能干出政绩？刘备说，要把经济搞上去。怎样才能把经济搞上去呢？刘备就说不出来什么了。

孙乾见状，连忙接过话头说，把经济搞上去也不难。只要抓住根本，先办一件事，就能带动新野百姓富起来。刘备忙问道，先办哪一件？孙乾说，要想富，种红薯。刘备大喜道，好好。随即赏给孙乾银子200两，叫他赶忙把这好信息传播到新野县每一个角落去，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孙乾狠抓落实不放松，领着20名士卒，拎着石灰桶，在新野县城大街小巷，刷了一百条“要致富，种红薯”的标语。

关云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什么红薯、白薯，都是些稀巴烂贱的东西，过去，新野百姓一日三餐都靠它填肚皮，红薯汤，红薯馍，吃得肚里冒酸水，看见红薯就摇头，如今生活小康了，刚吃上几天大米白面，又叫他们种红薯。玄德便问，依二弟之见，咱新野到底该种些啥？

关云长说，要致富，种枣树。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玄德笑道，听着耳熟，是样板戏里的词，种枣真比种红薯好么？关羽说，好到天上去了，他当年推着小车贩红枣时，饿了就吃几个枣，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玄德大喜，奖给云长200两银子，叫他赶快去刷标语，云长打个电话，命关平马上办这事。一夜之间，新野县又冒出了几百条“要致富，种枣树”的标语。

张飞不服气了，大叫道，又挖坑，又埋土，种这种那，猴年马月才能致富？玄德叫他不要吵，有话好说，到底该种些啥。张飞叫道，种个狗屁，要想富，多养猪。

玄德说，养猪倒是你的本行。张飞说，要说老本行，当年在涿州，猪肉才每斤7毛，如今在新野已经卖到八块一斤，硬是翻了十番还多。新野县的百姓要是多养猪，还能不富么？

玄德大喜，遂奖给张飞200两银子，叫他赶快行动，把这口号刷在墙上。张飞不敢怠慢，带领50个士卒，刷了200条“要致富，多养猪”。

刘封、关平、周仓、廖化、縻竺、縻芳这一干子人一个个眼圈红红的，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向刘备出主意，提议案。有说，要脱贫，养家禽。有说，要想四化，先装电话。

刘玄德虚心纳谏，高兴得合不拢嘴，每人奖给银子50两，连连说，这下好了，新野县致富不愁了。

诸葛亮告别南阳卧龙冈，来到新野县任职时（刘备聘他当军师），看到满街满巷都是标语口号，他激动地对刘备说，有了这种敢于争先的精神和气势，打败曹兵，指日可待了。

关于经济增长点的演说　作者：佚　名

一位经济学家在某大学讲堂酣畅淋漓作着关于“社会经济增长点”的演说报告，他说：“同学们，有人问我什么是经济增长点，我想，如果用定义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带动，引领经济发展的某项新的事物’，未免太空泛了，不如举举简单例子说说。

“有一天我和朋友去一个餐馆用餐，吃在兴头上时，我一不小心，将一只上好的瓷盘打翻在地，顿时旁边的服务员脸色沉了下来，显然这一个经济损失，令人沮丧。接着服务员以自己较高的职业素质迅速变了脸上的表情，强装笑容地问我‘您没事吧’，而后收拾完残渣余孽，便进去给店主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事项去了。一会来了领班，很客气地又问我‘您没事吧’，其实她们都在关心那个被打碎的盘子，盘子上附带的经济价值，‘我没事，盘子打了也没事，我赔。’我直截了当的解除了她们的疑难，使她们的笑容恢复了先前的灿烂。

“同学们，我吃饭打碎了一只盘子，是件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这恰恰不是一个经济损失，而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增长在哪儿？在卖盘子的商家，运输盘子的运输公司，生产盘子的厂家，甚至卖泥土的农民，成千上百的人因为我一个人的举动而获利，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各个行业因此得以支撑和发展，想想看，我说的对不对，经济增长点几在我们周围任何一件可以带动社会机器运转的事情上。试想想，假如不是打碎一只盘子，而是在大海里沉没了一船的盘子，那将对制盘，运盘，卖盘行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坏事往往变好事’的另一种解释。”

听到这儿，有位同学把手举了起来：“先生，照你这么说生病也能成为经济增长点了？”

经济学家见有人提问，兴致更高地说：“当然能，目前社会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中医疗行业就名列前茅。只要你打喷嚏感个冒走进医院，不掏个三五百元是走不出医院大门的。动个手术，塞红包用的信封也能给造纸、印刷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如果你有同情心，得病最好用中药，它可以带动山村草药经济，帮助农民致富，你的病正是他们的脱贫救星。不要嫌我讲话不吉利，多死几个人也许会挽救几个火葬厂下岗工人因失学而滑向犯罪的子女。卖花圈、卖寿衣的绝不会认为‘死人脸’难看的。同学们，经济增长点可以说无处不有处处有。频发的汽车相撞事故，是汽车配件行业的铁的经济增长点。废旧品收购站也因此扎根城郊，蓬勃兴起，大量‘回收工人’应运而生，他们生下的孩子又进了城市的幼儿园，学校，推进加速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听到这儿，又有人打断经济学家的话：“先生，按您这么讲难道偷盗抢劫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点么？”

经济学家感到了异常的欣喜：“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既然不能回避，我只能告诉你，回答是肯定的！单是为了预防入室盗窃制作防盗门、保险柜、防盗网，全国就有数十万人赖以生存，由此拉动的钢铁企业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尽管他们是被迫从事这项工作的，但谁也拒绝不了，因为盗窃犯罪率总在不断地增长。可见有些经济增长点是被动的强加与我们头上的客观存在。就像洪水来临增长了帐篷、方便面的生产量，促进了房屋毁旧换新的大变化；就像‘非典’到来口罩、消毒液产量创造空前奇迹；就像一场火灾过后，灭火器迅速普及到户。以上等等，等等，都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社会提供着日新月异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说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大放光芒的时代，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经济增长点受益者和贡献者……”

听到这儿，会场忽然骚乱起来，几百人吼叫着轮起椅子对着桌子狂砸乱砍，噼里啪啦，顿时讲堂里一片狼籍……

“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冷静点，有什么话好说，切不可如此发泄！对学校有什么怒气可以沟通，对我讲的话有什么不满同样可以商榷，这样做是极不文明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经济学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般的景象惊呆了。

“老师，我们是在以实际行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同学们大声回答着经济学家，仍然继续着自己的伟大事业。

经济学家愣了愣神，似有所悟，一溜烟跑出学术厅，迅速钻进自己的小轿车，猛地踏着油门冲出了校门——这个多年的血汗钱换来的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万不可变成了他人的经济增长点啊。

关于创办《会议日报》和《会议频道》的请示　作者：田建国

××××部（局）：

如今会议之多经常占据报纸头版头条整版多版以及大量地重复出现在各电视频道新闻节目之中，经公司办公会议认真研究决定申请创办《神州会议日报》和华夏会议频道(台)。

创办“一报一频道”，既可实现会议信息资源共享之功效，又可少花钱多办事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报道大量的会议；既可满足一大批“会长”“会虫”“会迷”“会托”等“追会族”“会”员群体热爱会议报道的愿望，又可适应日益增长的会议报道需求；既可体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经营把蛋糕做大做强的宗旨和快乐会议的新理念，又可达到促进各种会议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和夜以继日地推进各项工作会议取得更大进步的目的。

众所周知对常开会开长会多开会常见报常上电视情有独钟的，大多是各级手中有权对开会对项目一言九鼎的拍板定案者，对支出款项的审批签字者。我们瞄准了“广告跟着会议（领导）走”的切入点，就会吸引大量的公费订阅大户和趋之若鹜的广告客户；我们“牛头对准了牛嘴”，定会形成红红火火的“会议经济”，从而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报本频道广告词：“订一份会议报纵览人间开会事，看一个会议台便知天下开会情”（暂拟）。

报道会议种类：预备会、碰头会、家长会、拍卖会、常委会、扩大会、代表会、电话会、报告会、收心会、招待会、发布会、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讲用会、推介会、笔会、公捕（判）会、打招呼会、接风酒会、生日宴会、压惊宴会、博（展）览会、答（质）疑会、辩论会、演讲会、讨论会、交心会、交底会、汇报会、茶话会、听证会、表彰会、老鼠（传销）会、分析会、洽谈会、招聘会、校友会、同（老）乡会、告别会、综艺晚会……共计365个种类。

开设栏目：会议预告、为会服务、开心会场、会迷天地、以会交友、会长说会、官话官说、假话真说、会议有约、会场内外、群英“会”萃、会场花絮、会上会下、会前会后、会议广场、会议平台、佳会展播、楼堂相会、超级峰会、会议联播、会议欣赏、开会时尚、会议酷评、众人评会、众口一词、一致通过、口若悬河、夸夸“奇”谈、会议大观、发言摘要、每天一会、会议时代、会歌放送、我爱开会、走上讲台、记录人生、歌伴会、会议碰碰车、“会”员俱乐部、会虫喜相逢、会议排行榜、文山会海七日游、这是会开始的地方……共计365个栏目滚动刊（播）出。同时结合会议内容和与会人员情况插播相应的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

报社电视台名称：神州会议日报社；华夏会议电视台。

报社电视台性质：国有民有混合经济所有制。

从业人员：从各个行政企事业单位和网易乱弹公司抽调和择优选聘有编采写会议报道实践经验人员365名（其中会议报108名，会议频道257名）。

法人代表：惠翼网，会议报社长兼总编辑；权琏辋，会议台（频道）台长兼道长。

特此请示，请批复。

九州报业集团公司（公章）

猴年马月猪八戒日

教师育人行为新守则　作者：李福中

为规范教师育人行为，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自觉性，特拟《教师育人行为新守则》，望广大教师认真遵守。

一、学生偷了东西，不准在学生脸上刺“贼”字。

二、学生没按时完成背课文的任务，不准在学生脸上用毛笔留言“不会背书”。

三、不准让成绩好的学生用鞭子抽成绩差的学生。

四、不准让犯了错误的几名学生互相抽对方耳光。

五、学生考试或做作业打小抄，不准将一盆凉水从其头上浇下去。

六、不准将学习差的学生打入另册，排座位放到远离集体的地方，贴上“弱智”的标签。

七、学生不听话，不准用手指甲将学生眼皮捅破。

八、夏天午睡时，不准剥夺考试不及格学生睡觉的权利，让他们当“巡视员”。

九、无论学生犯了何种错误，都不准强迫学生吃屎。

十、把学生打得手脚抽搐、口吐白沫，怕家长反映，学校追究责任时，不准四处扬言是学生先动手。

十一、学生把教师的皮毛大衣等名牌时装弄脏时，不准一会让学生洗，一会让学生赔，把学生逼上吊了。

十二、无论学生在作业中写多少错别字，都不准让学生两脚搭在窗沿上，头朝下，双手撑地倒着听课。

十三、学生没完成“抄语文书1至18课”（共110页）这样“重量级”的作业时，不准不让学生上课。

十四、向学生调查没来上课学生的原因时，没问到某学生，某学生说了，不准打某学生耳光，把某学生耳膜整穿孔。

十五、老师无能管理班级，不准为了“班级纪律”聘作恶多端的社会流氓担任“名誉班长”，并因此弄出人命案。

十六、不准利用担任班主任的便利，以“不遵守纪律”、“学习成绩不好”等为借口，借“单独谈话”的名义，把女学生喊到图书馆等地进行猥亵。

十七、学生成绩不好，不准把学生的红领巾摘下，强迫学生戴绿领巾。

十八、学生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打扰了老师午睡，老师不能和学生大发雷霆，以至把学生打伤。

十九、不能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为名，冒着皮鞋被擦坏的危险，让学生在办公室或跪或蹲给自己擦皮鞋。

二十、管理班级时，不能胡乱继承“告密”这一传统，制定出诸如“凡举报违纪学生奖5元，举报者提成3元，留2元做班费”这样的班规。

二十一、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不能把其嘴捂上，让其他学生往下拉他（她）的裤子。

此守则从即日起实施。如违反以上条款或“发明”出新的体罚或变相体罚办法时，一经查实，轻者通报批评，三年内取消评职评模评优晋级资格；重者给予降级、记过等处分；情节特别恶劣者，予以解聘，清除出教师队伍。

【陈文涛荐自《中国教师报》2004年12月22日】

荐稿人语：该文既讽刺又幽默，君不见，某院校曾有“教师不准猥亵女生”的所谓“新校规”吗？我认为此文不愧是一篇较好的另类杂文。

一个老官对小官的赠言　作者：大尾巴狼

孩子，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一、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二、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三、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四、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根弦一放松，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五、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六、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七、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和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惟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八、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择职业吧。

看那些跪地求饶的贪官们　作者：陶　弘

下跪的情形大凡有二：一是处罚，二是哀求。那么关于贪官之下跪，在报端已出现多次——

王怀忠“三步曲”：在广为人知的资料片中，看到屏幕上一个“看起来状态不太好”的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脸扭向一边；镜头切换之后，这个50多岁的男人开始双手蒙脸，哭泣起来；镜头再换，那人“扑通”一声“趴”在地上——观众们感觉到他是想跪下去，却好像身体不适，跪不下去——以头叩地，颤抖着声音说：“我愿意认罪，我愿意认罪，请求组织饶我一命……”这就是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三步曲”。

跪地忏悔的李乘龙：在法庭，他本来是背朝听众席，面向法官、检察官的，谁知辩着辩着，他突然转过身向观众席位上的人们连鞠3个躬，然后跪在被告席的地面上，痛哭流涕地忏悔道：“我是玉林人民的儿子，是玉林人民养育了我，又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农家放牛娃培养成玉林市委书记，我却变成了贪钱贪色的头号腐败分子，我对不起玉林人民，也对不起妻子女儿……”

当庭含泪跪母的周利民：被称为新中国以来陕西最大的金融贪污挪用公款案——周利民等贪污挪用公款4亿余元案一审宣判，他在宣判笔录上签完字后，突然转身向听众席大声喊着：“妈！妈！”并突然跪倒在地，向母亲磕了个响头。周利民虽是囚犯，是国家的罪人，但此举足以让人动容，不知道是不是周利民在临死前的善念。

跪地求饶，“放我一码”的胡长清：众所周知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办案人员审查谈话时，脸色苍白，汗不停地从额头上淌下来。他沉默了，低着头，不停地喝水，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在办案人员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他的精神防线开始崩溃，他突然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一种求生的欲望在心中涌动，他逢人便跪地求饶，乞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哀求“放我一码”。还跪在地上对查办他的有关人员乞求：“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

向举报人下跪的副市长李信：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竟然向举报人下跪，为的是哀求其闭上嘴巴，帮他守住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秘密”，保住头上那顶乌纱帽。他的寡廉鲜耻，让人感到极其恶心，又无比可悲。日前李信已被有关部门进行“双规”，等待着他的是法律的制裁。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一幕幕可怜兮兮的样子，一句句摇尾乞怜口吐的稚语，让人听起来有些可笑、可悲！这与他们在位时的“高大形象”何异云泥。这一跪再跪，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无非是想保住他们自个的乌纱，保住他们自个的脑袋，孰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该叹息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如此“幽默”　作者：邓兴东

一、四川省南充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斌涉嫌犯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该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辩方律师竟说李斌195万余元巨额财产的来历是亲朋好友送的。副市长大人不愁吃不愁穿，亲朋好友居然还要给他“送”上195万余元的巨款。若是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亲朋好友能有这么大方？这岂不是一个典型的令人笑掉大牙的“幽默”。

二、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在忏悔中反复申明：他对法律全然无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原来已经触犯了法律。一个“公仆”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儿媳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合计677万余元。数额如此之大，普通百姓也知道这叫犯罪，堂堂省委书记竟会毫无知觉？这岂不是中国贪官式的“天方夜谭”？更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刘方仁的另一句话：“如果我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选择学法律，去从事法律工作。”对于一个利欲熏心、肆意妄为者，“学好了法律”就一定不会违法犯罪？我看未必，说不定还会钻法律的空子，贪得更多呢。

三、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潘广田，被捕时大声喊冤：“比我受贿数额大的多得是，为什么抓我？我想不通。”

四、“海南第一贪”戚火贵，对办案人员说：“我把钱都交了，你们不能判我死刑。”

五、张二江对办案人员说：“我的问题交代完了，我可以走了吧？天门市不能没有我。”

世界因谁而不可爱（谑语五则）　作者：毛志成

一

一位名字也美、诗也美的青年女作者，因为出版了一部专写“美女自述”式的诗集，赢得了青年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的“芳心”。信中、网上对她的崇拜之言和渴望一睹芳颜的话比牛毛还要多。特别是她的那类诗句“女性的生理建筑本身就/是上帝雕琢的第一流精品”，更撩拨得人们神魂颠倒。她的永不回信，像神秘的隐者一样，越发使她的诗集空前畅销。偏偏她到大书店去搞签名售书了。当购书者蜂拥着走进大厅之后，不得不大大失望了：作者并不美丽。当然，也就没人再买她的书了。

二

一位专门研究“演讲学”的“专家”，由于写出了厚厚的著作，有了大名，于是请他来搞讲座的人也不少。可惜，后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满口土音，连标准的普通话都讲不好，而且不乏错别字和病句。

三

为了提高某单位的员工素质，该单位的最高领导做了“提高素质”的动员报告”，其中不乏权威性的语言，如“妈的，我强调过多少遍了：你们要提高素质!我一看你们的素质低就生气!我再强调一遍：谁再不提高素质，老子我就‘开’了他!”

四

一位有太高太深学问的老学者，最擅长的是讲“理财学”。除了在大小讲座中受到听讲者的崇敬之外，到他家中来求教的也不少。不幸的是有一次他不得不到公安局报案，因为他被诈骗了，一两年的讲课费被骗光了。而骗他的，恰恰是向他登门求教如何发财的人，而该人连初中都未毕业。

五

几位研究生写论文，首先将题目呈给负责审定题目的“导师组”。其中一题被认为最有新意，最有“突破性”，而且语言也最有“学术感”。该题为《论高级生命体中恶性气息在积累量超度状态下的自然释放》。“导师”们虽然觉得选题绝妙，但却不知立意的主旨。为了证明自己有学，又不便深问，只是勉强地对该生说：论文虽好，只是题目太长，内容也缺乏简明性，请你把题目用三五个字提炼一下如何?”该生只好将该论文化简为三个字：《论放屁》。

增“台”建议　作者：王树国

天边云市广播电台：

你们已建了新闻台、经济台、交通台、点歌台，作为听众，我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建“卖药台”。

一、增建“卖药台”的必要性。

１、增建“卖药台”适应“全民皆病时代”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已经进入“全民皆病的时代”。从一些媒体的报道看，儿童普遍缺钙，妇女普遍缺锌，男人普遍肾虚，城里人要洗肠，洗胃，排毒，娃娃又要排铅，还有电视综合征、空调病等等，可见增建“卖药台”具有现实意义。

２、增建“卖药台”适应“广告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广告业的迅猛发展，现在已进入了“广告时代”。大到冰箱空调，小到丝袜胸罩，都在重要媒体大做特做广告。至于药品广告，包括性药广告，更是多如牛毛。

简而言之，增建“卖药台”与“全民皆病时代”合拍，与“广告时代”合拍。

二、增建“卖药台”的好处。

第一，可以增加内部收入。建“卖药台”，等于增加了一个收费台。从此，广告收入会多多的，小金库会满满的，职工福利会大大的。

第二，可以优先安排领导的子女就业。现在，大本生都在待业，找个工作非常难。建“卖药台”可以优先安排领导的子女来新台工作。

第三，可以提拔一些中层干部。台长由一名副局长兼任，其他副台长都由自己提拔，谁新闻业务平平、谁会吹牛就提拔谁。因为这样的人会感激领导。

三、增建“卖药台”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建好、办好“卖药台”，要注意以下三多：一是多揽“大活”，就是多拉赚钱的广告，仨瓜俩枣的少干。只要厂家多给钱，让咋喊就咋喊。现成个别报纸上的药品广告，有不少属于违法广告，可谁查了？又把谁咋的了？二是多开热线。可在原“健康热线”、“专家热线”的基础上，再开“补肾热线”、“壮阳热线”、“丰胸热线”、“减肥热线”、“增高热线”、“排毒热线”、“性病热线”、“白癜风热线”、“牛皮癣热线”等等。三是多找“药托”。时下，有病无病滥吃药的多，为使厂家多卖药，除帮厂家策划各种活动外，还要帮厂家找“药托”。如找亲戚、朋友，找农村的老大爷，让他们反馈信息，现身说法，这样听众相信，不易露馅。

综上所述，增建“卖药台”势在必行，时不我待。为此，建议贵处采纳我的建议，从速把“卖药台”建起来，并长期办下去。因为你们不建“卖药台”，一些百姓也可能说你们的坏话：“打开电视机是广告，拧开收音机是卖药”，何不来个名正言顺呢？

一位热心听众

贪．贿．清．廉　作者：徐正秀

贪，

人心不足欲无边，

再回头，

人鬼两重天。

贿，

嘴馋手长身受罪，

陷囹圄，

欲哭还无泪。

清，

两肩明月一袖风，

古今誉，

千秋留美名。

廉，

利为民谋不贪钱，

有正气，

心神俱坦然。

赠某公仆　作者：杨翰端

你的廉洁丢了，

是那次收受“红包”时，

被行贿者悄悄偷跑。

你的良心丢了，

是那次吃喝扶贫款时，

当作骨头随手扔掉。

你的诚信丢了，

是那次“唱廉”说谎时，

化作唾沫飞掉……

从此你变成了

什么也没有的躯壳，

在官场上鬼混招摇……

某人的“权务”是如何得来的？　作者：金　池

讨好上司谋来的

劳民伤财换来的

穷心积虑捞来的

溜须拍马拍来的

排除异已黑来的

弄虚作假骗来的

政绩注水得来的

“方兄”攻关钓来的

“糖衣炮弹”攻来的

巧用美色套来的

机关算尽跑来的

迷于官场泡来的

领导满意捧来的……

反正不是——

靠政绩出色干来的

更不是——

取信于民选来的!

单位“评论家”　作者：刘德亮

这活儿做得不像话，

那事儿干得算个啥。

走在前头他叽嘲，

落在后头他笑骂；

别人流汗他动嘴，

别人工作他找茬。

鸡蛋里面挑骨头，

谁都不在他话下；

事事都当裁判员，

大号专业评论家。

世象新说　作者：万俟延民

宾馆：进门时让你赏心悦目，结账时让你触目惊心的地方。

自助餐：一种测量肚子最大容量的宴席。

爱情：一种少儿不宜大人也不能多吃的饮料。

婚姻：如同一双鞋，只能穿自己的两只脚，容不得第三只脚插进。

茶杯：办公室以水的深浅来计算下班时间长短的通用计时器。

麻将：一种可以让空虚者暂时死亡的魔砖。

笑料：自己的，捂着盖儿不提；别人的，惟恐天下不知。

流言：“流动语言”的简称、其味越“流”越多，诸如“添油加醋”。

争吵：据说有“内外”之分；内吵不外扬，外吵处处声张。

完美：自己没有无碍大局，别人没有那可不成!

抹布：逢餐必到，尝尽“美味”，揩尽“油水”。

魔镜：不甘心于自己的丑陋，还要拼命地扭曲别人。

厕所：需要时像情人那样亲近，离开时却捂着鼻子骂“臭!”

生日：童年时盼望，中年时遗忘，老年时恐慌的日子。

欲望：满足者幸福一生，贪心者罪恶一生。

碰碰车：明撞让人有所准备，暗撞让人叫苦不迭。

瀑布：抄近路急于到达目标，因而重重地跌了一跤。

电视剧：名人、大腕制造车间。

悼词：地道的一面之词，人在此时才是那样的完美无缺。

可虑的心态　作者：陈四益

一位朋友因为公务，到外省参加一项活动。活动就有报酬（通俗的说法叫“红包”）。他觉得这次研讨与自己负责的公务有关，不该拿那红包，于是想退。但有人劝他：“你要退了，人家怎么好拿？别说驳了东道主的面子，也挡了人家的财路。”

他只得收下，但总觉不安，又起意交给纪委。又有人说：“你交了，人家就问，其他参加的人怎么没交呢？这不把别人给卖了吗？”

“那么，捐助公益事业吧。”

“那红包不过几百块钱，可人家想，捐都捐了这些，还不知道捞了多少呢！”

朋友叹道：这些担忧不是没根据，我已因这些事苦恼许久了。

出几个贪污犯，不可怕，哪个社会都有，只要弘扬正气，不难查处。但是，这种让人不敢清白做人的社会心态却可虑。人于苍则苍，人于黄则黄。普遍的心态可以是这样的染缸。

卖官者　作者：吴　镕

甲：我这儿，除了卖地，就只有卖官。卖官是私下交易，我知你知、天知地知，其他一概不知。

乙：一万两万挂个号，三万四万买顶帽，若要真正去报到，十万八万少不了。

甲：老兄是老皇历了。如今行情看涨，起码翻两番。

乙：万一露馅咋办?甲：成了享福一辈子；败了进去几年，哥们帮忙，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据说甲后来失算了。一“进去”，哥们都不见了，只得独自面对铁窗叹气。)

“硬道理”歪解　作者：吕士军

学生：分数才是硬道理

教师：升学才是硬道理

造假者：乱真才是硬道理

娱记：炒作才是硬道理

明星：轰动才是硬道理

商人：挣钱才是硬道理

广告人：夸张才是硬道理

采购员：回扣才是硬道理

医生：红包才是硬道理

贪官：权力才是硬道理

大款：金钱才是硬道理

“三陪”：俘获才是硬道理

骗子：会蒙才是硬道理

小偷：“技能”才是硬道理

强盗：拳头才是硬道理

承包商：送礼才是硬道理

麻将规则　作者：王立波

一、依时赴会，不可迟到早退，更不可不到不退。

二、打法先定，不可中途加码，更不可强求上诉。

三、专心一意，不可电话多多，更不可入厕频频。

四、取放迅速，不可犹豫不决，更不可缓慢拖延。

五、风度第一，不可敲台摔牌，更不可强抢翻打。

六、谨守言行，不可叫碰不碰，更不可说和不和。

七、牌品要好，不可移灯换凳，更不可玩弄风水。

八、章法正派，不可窥视别家，更不可解说牌局。

九、心朗气和，不可借题骂人，更不可怨天尤人。

十、局终卖单，不可装穷扮傻，更不可借故拖欠。

人与人　作者：赵根生

有人消耗体能是为健身、休闲；有人则纯粹要以此谋生。

有人喝酒吃饭已成负担；有人则要为温饱而四处奔波。

有人在公众场合抽烟吐痰扔废物随心所欲、毫无愧色；有人则为偶有过失深感不安、愧疚不已。

有人并不老，却时时处处以老自居，很快，便真的老了；有人虽已老，仍乐天向上、心态健康，让人觉得还年轻。

有人以炫耀自己财富为乐，乐得一时；有人则以充盈的精神世界自赏，受益终身。

有人躺在硬板床上便呼呼大睡，皆因其坦然；有人卧在席梦思里翻来覆去难入眠，既非年纪大，也非心情不顺，只怕是心里有鬼。

有人天性开朗、热忱待人，像个天使；有人成天板着面孔、故作深沉，总习惯以挑剔的眼光看人。

甲、乙两孩童打架，甲的爷爷唆使孙子：要打就打赢，打不赢丢人；乙的爷爷则教导孙子：打架不能解决问题，要记住，打架不文明，是愚蠢行为。

有人借助眼泪博得一时同情；有人依靠微笑征服整个世界。

某官行迹　作者：佚　名

在权与钱中游游荡荡，

在名与利中来来往往，

在吃与喝中玩玩乐乐，

在索与拿中忙忙碌碌，

在醉与梦中浑浑噩噩，

在蒙与骗中鬼鬼祟祟，

在虚与假中窜窜跳跳，

在荣与辱中徘徘徊徊，

在是与非中糊糊涂涂，

在正与斜中摇摇摆摆，

在罪与法中跌跌撞撞。

选票、钞票与某领导的对话　作者：蒋瑞杰

选票：我反映民意

我代表公正

谁占有我最多

谁被提拔重用

钞票：我代表价值

我擅长通融

发挥我的功能

选票可以失灵

领导：你们的观点

我都赞成

有的合理

有的合情

谁最重要

让实践证明

选票愕然

钞票忘形

……

狗尾续貂　作者：鲁　客

平时，看到听到一些精辟的说法，常引发自己的思考，于是或顺其意或逆其意，补充了一些类似的名子。是为狗尾续貂。

△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续曰：下属一思考，上司就发火；

孩子一思考，大人就发愁。

△对于婚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婚姻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续曰：官场如戏台，没上去的想上去，上去的不想下来。

“钱瘾”如“毒瘾”，未上瘾的想捞一把，上了瘾的难以自拔。

△有人说：男人懂得人生哲学，而女人却懂得人生。

续曰：领导者懂得工作方法，下属们却懂得工作；

官员们懂得劳动意义，老百姓却懂得劳动；

写手们懂得赚钱策略，经商者却懂得赚钱。

△拿破仑有言：善于奉承的人也一定精于诽谤。

续曰：善于吹牛的人也一定精于检讨；

善于表演的人也一定精于伪装；

善于作秀的人也一定精于作假。

△美国诗人爱默森说：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续曰：造假是发财的第一秘诀；

行贿是升官的第一秘诀；

刑讯逼供是破案的第一秘诀；

乱收费是创收的第一秘诀。

△海明威：人，你可以消灭她，但你永远打不败她。

续曰：人民，你可以漠视她，但你永远愚弄不了她；

自然，你可以利用她，但你永远征服不了她；

鸟兽，你可以吃掉它，但你永远不能蔑视它；

官员，你可以欺骗他，但你永远不可触犯他。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给生命以时间，给时间以生命。

续曰：给官员以清白，给清白以官员；

给父母以孝心，给孝心以父母；

给发明以生产，给生产以发明；

给效益以创造，给创造以效益；

给绿色以大地，给大地以绿色；

给洁净以江河，给江河以洁净。

补记：以上所续不过是顺手拈来的几个例子，读者自可再续下去，每则都可续成鸿篇巨文的。

人生就是折腾　作者：奈　何

自由：你能够随心所欲地折腾。

幸福：你折腾的结果满足了你的预期。

迷茫：不知道为什么折腾和该如何折腾。

怜悯：看着别人不会折腾或折腾得不如自己时产生的一种良性心理。

宽容：容许别人有不同的折腾方式。

语言：人类折腾出来的东西又为人类的进一步折腾提供交流的工具。

自得：相信自己比别人折腾得更好而产生的种感觉。

寂寞：以你喜欢的方式折腾你自己。

孤独：你的折腾无人搭理。

开心：对自己的折腾方式和结果感觉满意。

追求：折腾的理由与借口。

乐观：相信明天的折腾比今天更好。

错误：折腾的方式或结果影响了别人或结果与自己折腾的目的不同。

创新：换着法子折腾。

创造：折腾别人所不曾折腾的。

成就：自己折腾的结果得到了别人的肯定。

时尚：一种新的折腾方式。

时髦：大家一块儿折腾同一种东西。

爱情：男女之间的情感折腾。

婚姻：拉个固定的异性和你一块儿折腾。

失恋：你喜欢着的、曾经和你一块儿进行情感折腾的人不和你玩儿了。

留洋：在自己的国家折腾够了或折腾得不行，去别的国家折腾。

怀才不遇：你的折腾无人欣赏。

文学作品：记述各种折腾经验、体会、感觉和情绪等等的文字。

坚持不懈：折腾、折腾、再折腾。

歪改唐诗　作者：佚　名

生性使然，爱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虽读唐诗亦不例外，曲解、歪改在所难免。故，以下内容定多有偏颇之处。各位看官读罢，若有骂之，乃吾咎由自取。但若能博得那位会心一笑，亦吾之大愿矣！

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

评：后句不妥。若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钱”则更贴切。

问：为何？答：都市场经济了，要有经济头脑嘛。现在谁还认“情”呢，钱才是硬通货。

二、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

评：好诗，生动的逃债、要债图。果农种桃道士一准是贷刘郎的款而至今未还，躲避出去。害的苦命的刘郎要债当孙子，来了一趟又一趟。

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

评：哪有这么傻的牧童，如今，在上海找个厕所还得给“导厕”的小费。找人家牧童打听酒店在那里，人家当然也得要钱。故此二句改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讨要问路钱”较为合适。

四、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

评：不妥，多处不妥。如今，黄鹂进鸟笼了，翠柳被砍伐了，白鹭成野味了，青天让污染了，这两句只好改成“两只黄鹂鸣鸟笼，不见白鹭上灰天”了。

五、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

评：社会治安这么乱，野渡有人东西还丢呢，那敢无人啊。还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有人舟上锁”吧。

六、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评：此二句动五字当为北京最近年年一景之最佳描述。即“京城无处不飞尘，天天狂风御柳斜”。

问：什么景？答：沙尘暴。

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

评：如今不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了。

问：何故？答：故乡没有姑娘让人容易动情了哟！

八、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

评：妙！描写如今股市行情多么传神。

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评：好诗。不过改一字则更佳。

问：怎么改？答：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海关无故人。问：为何？答：出了国谁还会想回来哟，此时，还是抓紧和朋友好好喝上几杯吧。

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贾岛）

评：可叹！看来乡村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自古就有啊。这位童子的老师无奈只好上山采药，换得银两，贴补家用了。

十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

评：不如现代四川诗人流沙河之“绿豆”诗。“绿豆生北国，春来发几叶。愿君多采撷，此物最清热”。

问：为什么？答：现在的情啊爱啊太多太滥，需要多败败火。

茶客留言　作者：陈品付等

陈品付（湖北潜江）

作为杂文爱好者，“苏中杰”是我心仪的三个大写的汉字。《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1月（下）所选苏中杰的《从大耍流氓到回报流氓》，让我对苏中杰及刊登、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辑只剩下五体投地的份。多年来，虽然有不少杂文言人所未言，对社会丑恶现象提出了大胆深刻的批评，但绝大部分是打死老虎，对活老虎一“某”了之。“投枪和匕首”没有有效目标，实在是浪费笔墨。苏中杰的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对张维迎、张曙光、张五常进行批评，读来让人痛快。能有正当的渠道对这些体制内大红大紫的大人物开炮，足见中国进步的迅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的大家、大公仆等“大”字级人物，都要有倾听不同声音的耳朵和习惯，学会宽容。天天“歌德”，也有审美疲劳。就是“茶客留言”这个栏目，也可登一些建设性的批评留言。有容乃大，批评只会让刊物赢得更多尊重，拥有更多读者。

王海银（山西太原）

鄢烈山在《他们为何堵路讨说法》（《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2月【下】）一文中，虽然认为“员工们上街堵路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理解和同情，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也认为，在正常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走点不正常渠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选择不正常的渠道也应该有个顺序。将员工薪水压至“最低标准”之下的人是厂领导，所以，员工们首先应该去堵厂领导的门，如果不奏效，再去堵形同聋子耳朵的厂工会负责人的门，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劳动监察部门的门，不能维护社会正义的法院的门，最后才是对“不公不义不法”现象“采取隐忍、怂恿态度”的公众的路。为什么那3000名员工的选择恰恰与此相反呢？我以为是主要是因为怯懦。得罪具体的、有权有势的人或部门，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而得罪非具体的、无权无势的公众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在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这类人，他们敢于抨击高层的腐败，而对自己顶头上司（那怕只是个小组长、科长）的腐败却讳莫如深。我以为，腐败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与这些只“反”抽象的、没有能力反的腐败，却不反具体的、有能力反的腐败的民众的缺点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杂文”这把匕首也应该刺一刺那些不争气的、有着许多劣根性的民众。

孟凯（上海）

看多了隽永秀丽的诗歌、散文，宏大曲折的小说，总感觉眼界之中还缺点什么。这种感觉就如同大鱼大肉、精制点心吃多了，需要换换口味，吃点野菜、粗粮什么的。说你是“野菜、粗粮”，并非在故意贬低你。你想想，你确实不如诗歌、散文笔调清新，也没有小说的宏伟壮阔。但它们要么“独善其身”孤芳自赏，要么戴着面具度日，对世界只敢旁敲侧击。它们一个可以说是闺中淑女，一个有些像是睿智长者，而你则是一位豪客侠士，喜欢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敢于直面社会罪恶、不畏强权。你不会拐弯抹角，总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你对丑陋的现象，从不置若罔闻，铁面直言才是你的本性。由于你的倔强性格，让世人对你又敬又畏。敬你的是你要帮助的，畏你的是你要扳倒的。于是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爱，而却遭到了强权一族的忌恨。但你不怕，你有众人的支持。也正是由于你的倔强，热爱你的人是很难接近你的，想爱你的人更是对你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已看不懂你。想当年，杂文大师——鲁迅作杂文的目的有二：一为针砭时弊，一为开启民智。而开启民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兴盛的前提。

刘德金（重庆荣昌）

自从那次在县城的一家书店与她邂逅，她的倩影一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这就是《杂文月刊·选刊版》，一本适合大众阅读令人爱不释手、真正物超所值的精美杂志。本人久居乡村，身处社会的最底层，虽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世间的许多惑事久困于心，比如社会上的不平之事，比如腐败现象……通过疾恶如仇的杂文家们无情的揭露与鞭笞，不禁心中释然，并且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最大的优点，我以为是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的关注，对劳苦大众痛苦和挣扎的真实记录，其悯民情怀令人顿生敬意，这一点深获我心！譬如贵刊曾选登了一篇真实反映农民生存境况的文章，题目叫作《中国普通农民的年收支单》。该文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精确计算，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给蓄意伪造夸大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少数别有用心者当头一棒，直至打得他们原形毕露，无地自容！因此，贵刊成为普通百姓喜爱的刊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所发出的声音最真实、最亲切、最令人欢欣鼓舞，同时也最能抚慰广大弱势群体的痛楚和受伤的心灵！

2005年第4期

“低保”不能成为掠夺农民利益的“吃水线”　作者：鄢烈山

随着社会救助体系的框架逐渐形成，临时性、应急性、救济性措施已趋向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广大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种救助贫困人口的制度，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去年，福建省倾财力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提出应保尽保的原则。这举措，为我国全面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弥补社会救助的“城乡差距”树立了榜样。但是有一种现象却让人担忧，那就是在一些地方，以“低保”、“社保”为主要形式的底线保障已开始被扭曲、滥用。

据最近一期《南风窗》载文，农民被征地了，衣食无着吗？让你吃低保还不行嘛！一名基层官员私下坦言：“有了低保一条线，再大的利益调整都不怕！”有“低保”，群众因利益受损而酿成的突发事件概率大大降低，“低保”是当今强势话语，拿这向老百姓说事儿，老百姓往往一时语塞、无从顶嘴，就是激起上访、群访，上面查下来，只一句“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群众的利益，给他们个个都上了低保呀”，往往就能获得原谅，顺利过关。“低保”已成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好吃的套餐，既好吃，又好看，既顾全了稳定大局、农民利益的面子，又确保了最大程度降低‘改革与发展成本’的里子。”

这种“有了低保一条线，再大的利益调整都不怕！”的做法，其实对我们的社会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表面上看，农民征了地，让你“低保”，衣食可以基本解决，也就“稳定、和谐”了，事实上这种“稳定、和谐”也只是暂时的。“低保”每月领取的钱，多的不过一百来元，少的几十元，勉强解决了柴米油盐，但一旦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上大学，他们就会面临着困境。曾报道的义乌市廿三里镇如甫村村委会，２００２年有４５０余亩农田被征用，村民以当地最高征地价格、约每亩５．３万元获得征地补偿，而政府拍卖该村土地使用权的地价每亩却是２００多万元，政府直接从中获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每亩高达１９５万元，这种豪夺能说被征地的农民就没有意见？

事实上每次的征地，真正鼓起的是当地政府的钱袋子，而进农民钱袋子只是进政府钱袋子的一个零头，这也是一些当地政府热衷于征地的原因。“低保”已变相操作为地方政府以最低成本重新配置的经济因素，成了“淹没”群众利益的“吃水线”。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一旦失业，这些钱坐吃山空不了几年，衣食就会面临着问题，带来的隐患也就可想而知。

有谁不想富裕，而喜欢吃“低保”？笔者在县委部门任职时，曾当过一年多的扶贫工作队队长，一位老伯坚决不吃“低保”，他说：“只要我家不挨饿，再苦再累也不吃低保。”并不是这位老伯的风格高，而是吃“低保”、拿救济，在乡村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庄稼人最瞧不起的是好吃懒做、伸手向别人要的人。

没有哪个农民愿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手有脚有体力就能干活，只要有土地就能种出庄稼来。去年中央政府宣布５年内取消农业税，农民对土地的期望值更高了，土地长出的“收成”也就高了。而地价也在年年上涨，按理水涨船高，征地也应该提高给农民的补偿，但一些地方并没有多给农民补偿，农民平等参与分享土地非农收益的权利却被剥夺。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失去土地而返贫的农民在逐年增长。

征地给当地政府聚集了财富，却也带来了更多的“低保户”。更多“低保户”的出现，决不是一种好现象。和谐，需要良好的秩序来作保证。“低保”本意是利民和护民，但这种功能秩序却被一些地方官员歪曲、变异。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尽快“刹车”和杜绝，农村不稳定因素就难以消除，而且会影响农村的奔小康。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亚洲为什么没有“奥斯维辛”　作者：张继楼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６０周年的时候，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当当年殉难者的姓名一个个被镌刻在史册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亚洲却没有类似的“奥斯维辛”？

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犯下那样的罪行吗？是他们没有屠杀那么多无辜的亚洲人吗？是他们没有留下集中营吗？都不是。即使根据现有的相当不完整的记载，仅仅中国人民所承担的苦难、所蒙受的牺牲就不亚于整个“奥斯维辛”。

当然，首先是日本的态度。尽管日本人中不乏有良知的人，他们和亚洲人民站在一起，清算和谴责军国主义的罪行，但日本远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本民族曾经制造的罪恶，承认历史事实，深刻反省悔悟。因此，在日本的“奥斯维辛”不可能保存下来，连一些重要史料也秘而不宣，甚至已不知所终。相反，作为甲级战犯被处死的东条英机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现任首相还要坚持参拜。

不过，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３５００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３０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中国的历史固然有优良的传统，但也过多地承担了政治和道义的任务，而对史实本身却往往忽略，甚至采取完全实用的态度。抗战胜利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味强调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没有及时调查、记载日本具体的侵略事实和所犯罪行，向东京国际法庭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际上不断反帝反修，在国内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而对日本侵略的调查和记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反，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当时对日本和日本的侵略罪行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例如，一度每年都要派代表团参加日本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却没有同时纪念我们自己的受难者；在将在押日本战犯全部释放的同时，对他们的罪行没有给予充分审判。在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的同时，没有支持民间对日索赔。

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宣传、教育中也存在不实事求是、不严肃的态度，或者片面服从现实需要。例如，在与苏联友好时，对苏联与日本存在过的暧昧关系、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等史实讳莫如深，而对盟军支持中国抗战的贡献轻描淡写。对日本侵略者往往着眼于作情绪化的宣传，却不注意事实和数字的准确性。

我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解放后上学，从初中开始就爱好历史，１９６５年开始当中学教师，教过英语、政治，应该是中国人中比较关心和了解历史的人。但直到１９７８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还相当肤浅。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有３０万之多！记得我考高中时的作文题目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因为那时正在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我看过记录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影片，廖承志等出席日本广岛的纪念会的镜头也在当时的《新闻简报》中看过不止一次，但我实在记不得当时放过多少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记录片。

如果从１９４９年开始，我们就认真调查日本在南京的屠杀罪行，让幸存者说话，把遗址遗物保存下来，今天联合国也会来中国纪念“奥斯维辛”。面对幸存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控诉，我们能不感到对殉难国人的愧疚吗？为什么中国的幸存者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直面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三大弊病　作者：邓正来

一年一度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即将在本月下旬展开，大批学子又要开赴“战场”。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我认为其间最重要的有三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位置为我们所掌控，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以自然年龄而获致的利益或权力，却被刻意地转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在这种山头主义的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我们却基本上铁板一块地排斥其他年龄段的人真正进入学术圈子和分享我们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了。我们通过这种因自然时间而形成的利益山头，而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们因学术的努力而产生的，但是他们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支配”，却只能恭恭敬敬。这种山头显然是极其不利于博士生或硕士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

我所谓的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因此前各种运动而形成的派系或门户。这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山头主义在根本上是与学术无关的，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我反复强调，我们所在的单位或机构的级别并不能当然地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高，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名头、我们所在的学习单位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数，因为知识和研究所依凭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山头或山头主义。

第二个弊病是在当今时代，亦即一个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越快捷的时代里，每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我们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我们现在的学者或学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关系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我们之间真正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主张博士生或硕士生在知识上的团结。

第三个弊病就是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极其盛行，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取代了平实读书的风气。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而言，这里的关键乃是“这种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在教师中也颇为盛行。学生不是不想读书，但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我们当老师的给他们做出的榜样使然，因为不读书照样可以当教授、照样可以当博导、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出没于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场合。

这是一种什么风气？当去饭店吃饭认为服务员态度不好时，我们会说“这服务员没有职业道德”；当购买某种产品而结果却购得假冒伪劣时，我们也会说：“太缺德，连假冒伪劣产品都拿出来卖！”但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读书人有没有读书啊？我们的职业道德又何在呢？读书是读书人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当老师的带好了读书的头，绝大多数博士生或硕士生也一定会把书读好的，甚至读得比我们还好。

当然，中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上述三大问题，的确不容易得到解决。

但我认为，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通过我们有意识地纠正上述弊病，我们还是能够逐渐建构起种种有助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制度安排和学术风气的。

国企老总高薪合理吗？　作者：鄢烈山

我们村有位老兄两眼望天，无限神往地说：“要是有块金砖掉下来了就好了！”听者问：“你就不怕砸破你的头？”他答道：“半夜掉到我家，就算砸穿了房顶，我头上还有蚊帐接着呢！”瞧，他的梦做得多么美妙。

这般美梦还真有可能兑现！

据《羊城晚报》１月２９日报道，省国资委一位官员日前透露：最新的省属国企薪酬设计方案中，约１５％的国企老总可拿到１００万～１５０万元的年薪；约４％的老总只能拿到１５万元～２５万元的年薪，约为全省职工平均收入的３倍；处于中等水平的老总年薪为４０万～９０万元。此前，省属国企老总的年收入只有２０万～３０万元。

既然这个方案并非定案，还只是设计中的，既然还只是省国资委通过媒体“吹风”来观测社会反应的，咱们何不趁早来议它一议呢？

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正要缩小分配领域的不合理差距。国企老总这样大幅度的薪酬调整，应当由谁来决定，国资委一家说了就算吗？要不要财政、税务、劳动人事乃至批准财政预算的人大参与？省总工会与国企的广大员工在这件事上有无知情权和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此前，国企老总的年薪只有“２０万～３０万元”，升到如今这个水平，大概是依据国家国资委负责人的一个讲话，即国企老总的年薪不能超过职工的１３倍。显然，这是向中央规定的“上限”靠拢。这种搞法一点不新鲜，就像以前分房，往往是老总们用足政策，满打满算分到他们那个级别最大的面积，而不管普通员工有无房分，能否达到最低标准。这种分配上的“倾斜”难道还要“可持续发展”吗？

或曰：不这样就留不住人才，有经营才干的企业家就要流到外企和私企去了。第一，现在国企的那些老总都是企业家吗？是市场竞争中冒出头的，还是任命的、可以调来调去乃至与党政机关“通用”的“领导干部”？第二，现在许多国企，靠的是行政垄断或资源垄断，那个赢利有多少是凭管理者的能力？

无论是否垄断企业，关键在于：赢利了，他们“当然”可以拿这么高的薪酬；亏了呢？亏了不怕，上述报道说：“造成亏损或连续两年完不成任务的老总则要罢免。”瞧，多美呀！就像赌博，有人给本钱，说你放心地赌吧，赢了你就大把“抽头”，输了你拍屁股走人就是了。如今，没有人是“含着银匙子出生”的世袭贵族，大家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呀，这种只有得没有失的勾当，怎么不给我一次机会玩玩呢？

你看，民营企业老板山西的赵恩龙和陕西的徐凯，相继因经营不善而自杀。而国企中航油的那个陈久霖，公司赚钱时，他的年薪曾高达２０００多万元；赌输了５．４５亿美元，还面不改色地赋诗明志：“纵有千万罪，我心坦然对。竭忠为大众，失误当自悔。”亏了，有国家兜着，他当然“坦然对”！这样的国企及其老总，还有中储棉……还有……

１月２１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梁思奇写的《新华时评》，题为《国企病：赚是“领导有方”，亏算公家倒霉》。这篇时评的话头是从国企的年终奖向管理层大幅度“倾斜”说起的。不知梁记者看到这个年薪倾斜方案将作何感想，是否会说这种“国企病”还有加重加急的趋势？

或曰，你看人家美国，“老总”的年薪那才叫高呢，我们国企老总这点年薪算什么？谁要比美国，你得先把自己“私有化”，别在国企干；你得在职业经理人市场脱颖而出；你领导的企业得让工人也像美国工人有同样的薪酬与福利保障水平。再说，同是发达国家，你怎么不比东邻日本呢？日本的企业凝聚力大、职工归宿感强，它们的“老总”年薪一般只有工人的３～４倍，极少有达到５～６倍的。

或曰，高薪可以养廉，免得他们与私企老板比心理不平衡，搞腐败。谁要和私企比，他可以辞职去自己创业呀，中国人才资源紧缺不假，偏就不缺当官的。记得媒体报道过广州百货行业的一个贪污犯，职务消费不计，他的年薪是７０万元；可他照贪不误。如今的贪污犯只要有空子可钻，你给他年薪１０００万，他还是要贪。

当下的国企领导干部还是“国家干部”，还可以与党政机关“通用”。国企做官，行政级别实际上还是存在，而发财却安全得多。你在党政机关工作，手上有１００万元存款，说不定纪委要你交代财产合法来源，在国企就不一样了……现在看来，如果这种国企薪酬方案能通过，升官发财二者兼得且心安理得的好事，就要成为某些幸运儿的现实了！

今日校园啥最多　作者：柳　枫

在学校里呆了近２０年，如果有人冷不丁问我：校园里什么最多，还真叫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依常理，既为校园，当然是学生最多，老师最多，学习活动多，文体活动多喽。但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它是否准确。因为以我多年的经验和观察，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该多的还多着呢。

一曰牌匾多。无论哪所学校大门口总有四五块牌牌并排儿挂着，或曰“某某重点学校”，或曰“某某示范性中学”，或曰“某某实验实习基地”等等；进得门去，在某一面当路的墙壁上又是一溜儿镶金镀银的匾，少则十多块，多则三四十块，无非是什么“精神文明单位”、“治安先进单位”、“园林式学校”、“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等等一些与教育没多少关系的东西。不知底里的人，初一看挺新鲜，细一想哑然失笑。

二曰会议多。一般人以为会议多只是党政机关的风景，如果你到学校呆上一年半载，就会发现学校也闹会灾。教工会、班主任会、教研会、教研组长会、年级组长会、团员会……基本上周周开，碰上有人来参观还得加一个临时会，如有领导突然来视察，必定还有一个紧急会。不开会当然不好，会多了教书成了副业，学校成了机关，闹成了一个“四不像”。

三曰领导多。一所学校党政领导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再加上办公室、教育、教务、教研、后勤、招生、工会、团委等科室１０多个正副中层干部，加起来达２０人左右。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学尚且如此，大中专的“五脏”有多大可想而知。没有领导不行，领导多了负担大，校车两三辆不算多，职务消费更不菲，本来捉襟见肘的经费又削去一大块。

四曰后勤人员多。按有关规定，学校行管人员约占教职工总数的１／１０，可你随便到哪所公立学校去查一查，行管人员的数量少的也占教职工总数的２０％，多的达３０％以上。于是就出现了学校编制爆满，而一线教师总是短缺的情况。很多学校一边厢喊减员，一边厢却大量调进教师；最终是教师不能下，少一个开不得锣；服务人员下不得，个个都有来头。于是只好因人设岗，求个安宁。至于人浮于事，多劳的不多得，少劳的照样得，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财政拨款，能吃多久就吃多久吧。

五曰负债多。近年来一些学校为了升重点，大肆举债搞硬件建设，校园一个比一个大，教学楼一幢比一幢气派，实验室电教室一间比一间先进……而支撑“现代化校园”的债务也一家比一家多，少则借贷千万，多则上亿元。这么一来，校园的确是富丽堂皇了，只是那巨债可就要落到那些奔前途的孩子和他们身后的家长肩上了。

六曰择校生多。虽然几年前教育行政部门早就规定小学升初中实行“就近入学，随机派位”，但因为过往政策导致的校际性差距，有关系的有钞票的，总是千方百计“择校”，于是好政策名存实亡；而初中升高中更是变本加厉，重点学校挤破门槛，“分不够，钱来凑”的“潜规则”大行其道，有关部门却熟视无睹。而那些薄弱高中却只能在半饥半饱中苦苦挣扎。

七曰宣传窗里“领导”多。到过学校的人都会发现每所校园里往往有一排或几排宣传窗，那里头除了留下几小块发布通知、通报外，更多的是一溜儿图片，而这些图片里最醒目的是上级领导来学校视察检查的“玉照”，照片下自然附有领导身份级别的详细说明。图片年年换，但“领导”不下窗。为啥？领导来的多，学校地位高；领导级别高，学校声誉隆。学生最出色，教师最高明，也顶不上高级别的领导往那窗口上一“站”！流行在各行各业的“领导崇拜”，教书育人的殿堂一点也不怠慢。

八曰检查多。教书自然免不了要检查教案和作业批改，这很正常。最闹心的是与教学无关或关系甚少的检查每年总有数十次。卫生大检查、安全大检查、计划生育大检查、精神文明大检查、消防大检查等等，每次总让你有几天不消停，而一年一度的教学大检查或什么“复查”“验收”之类也让你一向不得安宁。所幸的是有时候检查团太忙，只来看看“材料”或者听听“汇报”，来得慢去得快，让教职工绷紧的神经不至于因长时间运行而突然爆裂。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瞧我这张臭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说了一通，愣是揭了自家的老底，罪过罪过，赶快打住。

当书记与当县长为啥不一样？　作者：青　山

“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发出如此感慨的是山西“卖官书记”武保安（１月３１日《瞭望新闻周刊》）。

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党委一把手，一个行政一把手，工作侧重点不同，理当不一样。然而，武保安所感慨的并非如此。

权力不一样，是武保安眼中书记和县长的第一个差别。县长虽名为行政一把手，但政府工作毕竟要在党委领导下，县长也在县委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县委书记作为县委常委会的“班长”，当然可以管县长。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县委书记当然也可以插手经济工作，可以插手县长工作，甚至代替县长履行职权。也就是说，县长有的权力，书记都有；书记有的权力，县长却未必有。

“能否卖官”，是武保安眼中书记与县长最重要的差别。县长没有干部任免权，书记有。于是，武保安在当上书记短短８个月内，以不断调整干部为卖官契机，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搞“一言堂”，大肆卖官索贿，经群众举报，检察院初步侦察，查实受贿金额１１８万元，另有５７０万财产来源不明。

监督不一样。县长要受县委书记领导与监督，还要受人大领导与监督，而书记则不一样，政府与人大等几套班子要在县委领导下，书记理所当然是一把手，其对各种制度的破坏和玩弄，本就使下级监督名存实亡，而同级的监督也没有约束力，再加上上级监督乏力，等于没有监督。无庸讳言，在翼城县，县长没有绝对权力，而县委书记有。

好处不一样。没有绝对好处，贪官也就不会热衷追逐绝对权力。武保安之妻多次讲，武保安当县长的时候，来看望的人很少，送的钱数额也不大，多数都是烟酒什么的。自从当了书记后，来的人也多了，送钱数额也明显大了。有时候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了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当然，差别远不止这些。按理说，无论是书记还是县长，尽管分工不同，但按照党的宗旨，都是人民公仆，都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本应殊途同归。武保安利用权力差别卖官的下场，对所有官员都是一个警示：谁不能正确对待职务差别，谁把职位差别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谁就会在这种差别中走向歧途。同时，武保安案也再次提醒人们，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必须在制度建设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使所有差别的职务，全部纳入统一的监督约束体制和机制内，尤其要致力于对一把手监督制度的建设，全方位筑牢反腐防线。

我们多年来并非不强调监督，司法、监察、纪检、审计、反贪局等监督机构重床叠架，为什么还管不住一把手？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监督和制约都是以权力作为后盾的，而一把手往往在所辖范围内拥有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监督者都置于其领导之下，这直接导致了对一把手的监督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有一句“名言”：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能管得着的了。要想实现对党委书记这个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最基本、最重要的无疑是分权制约，一把手大权独揽的局面迫切需要从制度上加以改变。

“见死不救罪”很搞笑　作者：王　琳

鉴于“见死不救”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死不救罪”——这已经是很搞笑的倡议了，偏偏这些建言者还是肩负立法职能的32位全国人大代表，更是把搞笑指数又拉升了不少。本以为这么搞笑的新闻可以一笑而过，没想到3年后，又有严肃的媒体认起真来，再度往事重提，似乎是铁心想把“见死不救罪”的搞笑进行到底。

当然，要求将非罪行为入罪的呼声并不鲜见。近处说，既有“性贿赂罪”的建言，也有“不孝罪”的倡议。借个案而适时推出的这些建议都无例外地引发了争议，其中，附议之声也不绝于耳。

一种惯性思维似乎正在形成——当问题成了现象，当道德自律收效甚微，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法律，进而想起最具强制力的犯罪与刑罚。那么——“修法”吧，“入罪”吧！

这样的“入罪”于近年来的刑事立法中有着清晰的印迹可循。1997年，现行《刑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修，新罪的增加数以百位计。本以为这么大规模的修订之后，至少可以在短期内维持法律应有的稳定，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最近的7年中，《刑法》又历经6次修改。

频繁的修改部分地源于过往立法技术上的陈旧与欠缺，且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犯罪不断涌现紧密相连。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的运行，也必须同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这正应了著名大法官卡多佐的话，“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

以此说来，新罪名的出现不过是刑法尊重社会的发展规律理应作出的必要回应，新罪名本身并无可置疑。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入罪”，又当怎样“入罪”？

某项有违道德准则的行为该不该“入罪”，其争议的焦点在于该项行为当不当刑罚化。道德与法律确有交叉，进而有重合也有区分。将违反道德的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制之列甚至是刑法规制的范围，是立法的一个常用管道。但道德毕竟不等同法律——法律只是底线的道德，而绝不应成为泛化的道德。

说其搞笑，不单是笑其陷入刑罚崇拜的迷途太深，也笑其立法常识缺欠。有些行为的确有“入罪”的必要，却无需借助于设立新罪来实现。譬如“见死不救罪”这条，不少评论家都将其主体限制为负有特定职务或法定义务的人——其实，对这些特定主体的“见死不救”行为，完全不需借助于新罪名来加以规制的。依据现行《刑法》，他们很可能触犯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渎职罪”或“故意杀人罪”。现行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又何须劳师动众非设个新鲜的罪名不可？

再如“性贿赂罪”一说。依现行《刑法》，贿赂罪的“贿赂”仅被限定为财物，而不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确实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性贿赂”行为无法归罪，民怨由此积聚。但解决的办法也并非要另立“性贿赂罪”不可，因为非物质性利益，也绝非“性”一项。如果“性贿赂罪”真被获准写入刑法，那么是否还得立个“荣誉贿赂罪”、“精神贿赂罪”或“马屁贿赂罪”等等。照此一说，立法机关可就有得忙，我们也更有得笑了。

不妨考虑将现“贿赂罪”中“贿赂”的外延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于刑事立法而言，在追求“法律生长”的同时也必须注重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修法不是越频繁越好，罪名也不是越多越好，更不是越新越好。刑法的修订通常应遵循所谓的“谦抑性”，即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尽量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方可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

如果新罪建议是基于建言者的一时头脑发热，我们对这样的搞笑还是一笑而过罢。

【陈仲琼荐自《方圆》2005年第2期】

荐稿人语：一位身壮力健并懂游泳的人，在目睹一儿童遇溺呼救时，无动于衷，致小孩亡，他有罪吗？没有，充其量是道德问题，受公众唾骂一番罢了。法律这玩意儿，只有意识和行为两要素结合起来才构成犯罪，偏偏这道德属意识范畴的，法律又奈它什么何呢？

形象工程的情人：明星演唱会　作者：姜郁苍

一次几位朋友小聚，酒足饭饱之后，电视上正是某地举办的明星演唱会。我看得兴致正浓，一位朋友从我手上夺过遥控板换了台，好扫兴。他看出我的心思便说：“有啥看头？无非是为某些官员树形象。”于是他对明星演唱会做了分析。他一口气给“明星演唱会”归纳了三个“不”字——

一、形式不可取，官员可喜欢。大轰大嗡，呼呼拉拉。虽然阵容不小，但还不是二十八宿唱主角。面孔俗不可耐，什么歌呀，品（小品）呀，磨破耳垂，看花眼睛。很少见新人，很少出新意，很少叫人惊喜。只是某地区官员为树他们的形象而已！

浩浩荡荡的队伍给所到之处带来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所谓准备不过是人、财、物。而欢迎仪式还是要演练的。有那么一个特别偏僻的县，由于县里的头头没见过大世面，一听大牌明星异常紧张。一个欢迎词写了十几遍，书记背了一天一夜，结果欢迎仪式上还是忘了词儿，闹出笑话。据说有的地区为办好明星演唱会开了常委会、全委会、办公会、直属机关干部会和乡镇一把手会。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二、经济不划算，官员却认可。举办明星演唱会，目的是为当地主要官员树形象，但打出的牌却是招商引资。对明星，官员们拚命热情，拚命招待。据说，某县副县长给一位明星敬酒没敬出去，当场哭了，哭得好惨，把泪水掉进酒杯里。一周之前该县大人老娘去世。群众说：他妈死时他也没这么伤心。这些人为何这般？是对当地一把手的态度问题。

说起招待花钱，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开销那么大，则是必要的吗？据称明星们所到之地，从筹备、迎接到演出、送行，耗资逾千万元。逾千万元放在《福布斯》榜上的富翁那里是毫毛一根，而对贫困地区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四川“万源市是贫困山区的一个县级市，年财政收入４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财政赤子高达１．６亿多元，但这场纪念活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７０周年）耗资２０００万元”。

三、效果不咋样，官员乐呵呵。看一次明星演唱会，能开阔多宽的眼界？ 又能比在电视屏幕前观赏好多少？举办一次明星演唱会当地主要官员就能树起形象？什么形象？热闹一阵也就两个小时呗。两个小时一过不还跟平时一个样，照穷无误。况且明星演出也不是当地老百姓都能亲眼看得见的。亲自接触的人数同当地总人口相比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有幸亲眼目睹明星风采的、能坐在前边的、统一着装的、手拿上小旗的可是十二分不易的。有人比喻与当年被伟大领袖接见差不多。那些人是选了又选，筛了又筛的。当地百姓说：那是祖坟上烧了高香的。这年头虽然不讲根正苗红，但是更讲俊男靓女吧！坐在前边的又能有多少？也就是一二百个。在众多青年中能挤进去除脸蛋外，还要看实力。有个女孩几经筛选被最后这道关卡住了。她回到家里大吵大闹，骂她爸爸妈妈没本事。她老爸老妈一咬牙把大肥猪卖掉，包进红包里，送给选官才过了关。有个女孩没被选中回到家里摔水瓶、砸电视，还要寻短见……为什么贫穷地区的男孩女孩对此看得这么重？因为确实会获得效益。也可能是他（她）们改变命运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谁能坐在前面，特别是跟明星大腕握上手，也许受益终身。有一个女孩只因歌星与她握一下手，明星走的第二天，她就被乡政府调去当文员。没到一年，这女孩竟然成了乡长的夫人。你说她能不感谢明星吗？！

有人估计明星所到一处有２～３万人可以亲临现场。那么１０场才有２０～３０万人，１００场才是２００～３００万，我国拥有９亿农民哪，亲眼看上明星风采可得猴年马月哟！群众给明星演唱会编了个顺口溜：二十八宿／俗不可耐／老歌老调／臭如烂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说是招商／实为胡来／官员形象／越树越歪／

我们为什么喜欢搭台　作者：阮　直

如今各级政府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了。搭台者说：搭台是手段，唱戏是目的，是想唱一台招来四海客商，发展地方经济，富一方老百姓的大戏。

想法很好，策划的也很妙，但结果却是台搭得很大，戏唱得精彩，但戏的主角——经济，并没有登台亮相。还是唱戏的人在唱戏，成了政府搭台，明星唱戏，百姓埋单。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当大幕合上，也就拆台散伙了。有几个假正经的大老板、小老板留下几个意向性的合同书，多一些新闻记者采访时的报料，多几笔大秘书、小秘书上报请功时的数据，也就算曲终人散了。

文化搭的这个台是想借机制造点人气儿，把一些大商人、小商人请来，享受一下眼球，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事实早已证明，那是扯淡，如果企业家们真的都是哪儿文化搭了个台，我就去哪投资，到哪唱戏，这样的企业家、老板你千万别招他，他不智残也是智弱，招来也是麻烦。

幸运的是企业家们或手中有钱的老板们真都精明，无论你舞台搭得多大多美，无论你节办得多么热闹，人家就是找点乐子，寻点开心，玩上几天，留下几句赞美，留下一个意向合同也就打道回府了。

这样搭台唱戏的规律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没谁相信一首歌能唱红一座城市，没谁相信一台戏真能招来投资几个亿。如果文化的台真能富一方百姓，那中国最富的部门应该说是文化部门了。人家若自己搭台，自己唱戏，那还有别人发展的机会吗。但据我所知，各地的文化部门从来都得用财政拨款，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文化搭台永远富不过教育所收费。

道理并不深奥，可是人们为什么就不从这搭台唱戏的扯淡中走出来呢？是搭台者智残或智弱了吧？错了，如今能搭台的人哪有傻子。傻子永远是看戏的人。

有高人揭秘说：搭文化台唱经济戏的魅力，就在于搭台的本身，搭台才是目的，唱戏不过是借口。搭一个“文化台”少说要开销上百万，多则几千万。这么大的一笔“名正言顺”的开支，你说它的魅力有多大。搭一个台，就能富一方“百姓”。连卖彩气球、卖荧光棒的小商小贩都发得天昏地暗了，那些能抢上做统一观众服，销售统一观众帽或轮上布置演出台的老板该有多大的收益呢。谁若能挤进了“搭台”的组委会，那就是财神爷下凡，左兜右兜都是钱。这钱都怎么花出去的呢，连鬼都弄不清，就像前一段四川某地，为了把上千万元开销说个明白，硬往宋祖英头上按了４２万元的出场费。宋祖英对媒体说：“我绝对没拿那么多。”那么这中间差出来的钱，不就是鬼拿走了吗。搭一个台的魅力，就在于这开支模糊的算账法上。市场上一分钱三个的气球，写到了发票上就成三角钱一个，用两万个气球，发票上写来８０万个，连蚂蚱肉都咬一口，你说还有什么没被咬过。

搭台除了是为自己的那点政绩唱点颂歌外，就是为了“吃台”了。平时想花不能花的钱，可以在搭台时花，平时想捞无处下手的钱，可以借搭台时捞了，平时没机会拿的回扣，借着搭台的机会可以要了。为什么搭台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乘，有这么多的漏洞可钻呢？因为花钱的是政府，捞钱的是个人，一个还不能按市场运作模式来管理演出的政府怎能算计过一帮见了钱就眼红的人呢。如果调个位置，让搭台的是企业、是个人，挣钱的是政府，谁还爱搭这个台？

凄惨的进步　作者：刘洪波

根据近代以来的观念，人也好，社会也好，是在一步步从低级的地方往高级的地方走，从野蛮的地方往文明的地方走，此所谓“大趋势”。现在，这种进步观念正受到后现代的质疑，“文明是多元的，相对的，难道真的有一个进步的标准吗？标准又在谁手中呢？”这样的质疑固然发人深省，但也只能用作思维训练，一般而言，还是不要顺水推舟，就此把愚昧当成“多元文化”的体现为好。例如有的地方捉了通奸要乱棍打死，有的地方则不会处以刑罚；有的地方口舌有牢狱之灾，有的地方说话没有什么风险。要说这些都只是“多元”，而无关乎愚昧与文明之别，我想没几个人会同意的。

但现实并不总是进步的。过去，我国的袁世凯当了总统不过瘾，又“帝制自为”，算是一例，——如今有新解释，以为假如袁家王朝得成，中国说不定会走上康庄大道，对此我只能说这也不妨算是一种可以宽容的认识吧。近来南方临国缅甸政治变局，来自军事情报系的总理钦纽上将被捕，主流军人上台，也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退步。钦纽在台上，国际社会嫌他搞军人独裁统治；他下台了，国际社会倒念及他的好来，“毕竟他也提出要民族和解”，比起主流军人来，他的军事统治柔软了点。

其实，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一个国家强硬的军事独裁被推翻，代之以柔软的军事独裁，又会如何呢？进步，这确实是可以说是进步的，但想一想，一个国家的人只能在柔软的军事独裁与强硬的军事独裁之间来选择，也实在是悲哀的事情。所以进步，虽然终归是令人高兴的，但如果将一种进步放在整个世界格局里考察，往往也使人感觉凄惨。

在看关于鸦片战争的资料时，我有过这样的感触。中国的朝廷起先是不知道大英帝国的，以为红毛夷就是红毛夷，捏造这样那样的国家名号，不过想多讨朝廷的打赏而已。待到大英帝国将鸦片送上来赚银子，渐渐也算是开始“正视”英吉利了，这也算是进步。而禁烟以后他们竟不具结悔过，而要兴兵作乱，则出乎意料，打是不打，朝廷里三两个要员陪着皇帝操心而已，而在伦敦，议院里人声鼎沸，正在那里对战争进行讨论和表决。相形之下，朝廷的进行只能让人心生悲凉。

某时在报纸上看趣味新闻，说北京某动物园的猴山上发生了暴乱，新老猴王交替，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老猴王被毙山下，新猴王于是登基。动物世界里的权力交接，大抵如是，权力是浴血奋战的结果，血迹和尸首是必要的，谁要把权力拿去，可以的，拿浴血奋战来换吧。人类就不同了，按照中国的政治神话，尧舜禹三代靠的是你推我让，这就表明人与动物确实不同，虽然现在也多有怀疑，以为他们其实也曾经死战一场，但至少神话里的意蕴是人类的权力交替以不流血为理想状态。可惜从后世的情况看，这故事在中国确乎只是神话，实际情况上倘非血流漂杵，绝不可能问鼎登基，打赢了的上台——虽然我们自古就是文明之邦，在这件事上还真与动物界没太大区别。

现代世界的权力交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今年很多国家实行大选，大国如印度和美俄，小国如格鲁吉亚和突尼斯，这些地方有的刚出战乱如阿富汗，有的文盲很多如印度，都进行得颇为顺利，就算闹出纠纷的如乌克兰，眼下也还没有弄到砍杀兴起的程度。而在另一些地方，权力交替仍然遵循砍砍杀杀的法则，非洲的一些国家，部落间的仇杀是日常状态，掌握国家权力，真的关乎部落人头是否落地的问题，例如卢旺达的百万人大屠杀，例如尼泊尔的正在努力夺取全国政权的红色游击队等等。相比之下，缅甸的军人政权你来我往，尚未出现卢旺达悲剧，似乎也还不太过分。但倘若这样来论进步，那也实在太勉强。

“过去他们搞起权力交接来总要杀人的，现在的他们不杀人了”，如果往前几百年，或者可以欣喜，放在今天，还要为这种进步大唱大颂，会让人不知生在何世。

玫瑰与毒刺　作者：朱学勤

忧国忧民到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地步，在思想中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中思想，那就是灾难。

争做革命接班人，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教育。一国这教育，不是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和职业技能，而是培养职业革命家，准备革那些职业的命，这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旷古奇闻。做上革命接班人，后面是什么？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死都要死在革命上，当然是职业革命家了。有职业革命家出，如切·格瓦拉等，必视人间如蝼蚁。通常他们喜好将众生纳入一个方向：“不爱红装爱武装。”革命一来，只有他一个职业，“红雨随心翻作浪”，用来革其他一切职业的命，“我花开后百花杀”。可见“职业革命家”最反职业分工，应该称为“反职业革命家”才对。

孟子云：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诚然。可是无恒产者也有恒心，甚至有“更大”的恒心，则是孟老夫子的狭隘眼界始料不及了：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则是全世界。在得到世界之前，职业革命需要密谋，而密谋最富火药味。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回忆，１９世纪中后期那批德国流亡者在伦敦被人称为“硫磺党”，就是这个意思。硫磺党人除了对敌狠，内部相残也同样狠，可能就来源于此。不管他们反对的是谁，很可能在反对对方的同时，就已先复制了对方的基因，结果“专制者”不是被“打倒”，而是越“打”越多。胡适有一对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人们通常只记住前半句，忘了后半句。比如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要让党员按指印向领袖个人宣誓效忠，就已经复制了满清专制与黑社会的双重基因，他想收获玫瑰，栽下的却是毒刺。而这一根毒刺，很可能是中国百年祸害的来由之一。

按照最掉书袋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奥秘，是他们组建的这个“社会”具有自发扩展功能，这一点恰好不能被人最终认识。人之理性要紧处，是保持这一点知“不知”之明。而革命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计划经济就在于理性狂妄，一群先知先觉者认为他们已经摸到了上帝的心坎，可以把社会供需关系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乃至肉体的，如妇女生孩子——人类的自我生产，都可以事先在纸上蓝图规定出来，然后再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此谓“计划”。结果是一塌糊涂，天怨人怒。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急转弯、大转折，就是被这种天怨人怒的计划政治和计划经济逼出来的。

李鸿章曾经把他遭遇的世道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这一变局，是更大变局的一部分。那更大变局是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２００年，出现了此前３０００年都不知道的一群特殊人物——知识分子，即先知先觉者，那才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叫观念分子，而在法语中，观念又与意识形态同源，故而拿破仑干脆把观念分子称为意识形态分子，他们后来深受意识形态之害，其实他们在起源上就参与制定了意识形态。这群人是一树开花，两头发杈。第一头尚好，通向雨果、左拉，后人尚有理由称他们为“社会良心”；第二头糟得很，通向斯大林、托洛茨基，革命极了，也残暴极了，故而只能自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谓特殊，就特殊在超凡脱俗，蔑视世俗伦常，其实是喝令社会“出家”，政教合一，上来就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由此发生对正常社会的大规模侵略，是可以追溯到那棵老树发杈以前的那段共享老根的。可惜到了这里，人们却忘记苦瓜、甜瓜，原来都是从这里发杈，狼奶、人奶同此一源！故而大知识分子也好，小知识青年也罢，包括我们当年那么小的年纪，自以为是向着雨果、左拉的“社会良心”迅跑，弄得不好，一不小心是可能撞进斯大林、托洛茨基房间的，睁眼一看，满屋子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怒目相向，就是不说话！

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从塞纳河左岸起步，而那口源远流长的狼奶也正是从那里起源。除了狼奶理论，巴黎也盛产香水。女人迷恋那里的香水，问题不大；男人迷恋那里的理论，则有点麻烦。后者中只要有那么一小点走火入魔，忧国忧民到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地步，在思想中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中思想，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就不是麻烦了，而是灾难。

１９９７年我在哈佛见到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曾经是我们这代人中最富职业革命家气质的，３０年前震动中南海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就出自他的笔下。此后因此而坐１０年大牢，小小年纪差一点被枪毙。８０年代中期出国时，轰动海外传媒，飞机一着地，受到西方记者的包围以及其他吸引，又差一点“见光死”。他却拒绝了那些吸引。小凯算是吐出了那口狼奶，坐穿了革命的牢底，他终于出狱了，这才是入狱、出狱，真正的出狱。

４００年前，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能不信乎？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哉　作者：王重旭

陈涉在称王之前，是一个躬耕于垄亩之上的农民。有一天，他对伙伴们说，“苟富贵，毋相忘”，如果哪天荣华富贵了，彼此一定不要忘记。伙伴们都笑他，你是不是在做梦？我们这些种地的，哪来的荣华富贵呀？陈涉仰天长叹，唉，这些小小的燕雀们，哪里知道我这个鸿鹄的远大志向啊！

鸿鹄是一种志向高远、飞得很高的大鸟，而燕雀则是鼠目寸光飞不起来的小鸟。让这样的小鸟去理解鸿鹄的远大志向，无疑是对牛弹琴。就像我们今天有些人感慨孤独啊，没人理解呀等等，都可归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类。那么陈涉的鸿鹄之志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什么就不能弄个皇帝做做呢？果然时隔不久，陈涉揭竿而起，率领义军，称霸一方。

大凡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都没有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因为老百姓胸无大志，自甘平庸，对有大志的人不能理解。其实，这种想法是自以为是的，是极其偏颇的，燕雀是最知鸿鹄之志的。对陈涉来说，跟他一起耕地的人最了解他，从没有看错他，他是有大志，但他的能力，他的为人，他的品性，注定他不会成就大事。果然，称王仅仅六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陈涉的为人就毫不客气地进行过揭露：陈涉称王之后，那些当年和他在一起耕地的朋友来看望他，不是说苟富贵，毋相忘吗？其实哪里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朋友说了一些过去的旧事，影响了他的高大的形象，就把朋友给杀了。从此以后，陈涉故交纷纷离去，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可见，陈涉的鸿鹄之志，不过如此而已。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成语，其实就是燕雀最知鸿鹄之志的翻版。当年司马昭的鸿鹄之志，就是篡夺曹家天下，无论他怎么伪装，老百姓都看得一清二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鸿鹄之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不但毛主席识破了他，不设国家主席，就是老百姓也是看得一清二楚。还有林彪之后的四人帮，对老干部疯狂迫害，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无非就是要抢班夺权，人民群众对他们的鸿鹄之志照样看得一清二楚，不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还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就是今天，人民群众对某些领导干部的鸿鹄之志也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什么政绩工程，什么几位数增长，无非就是想得到上级的赏识，及早加官晋爵罢了。

然而，可悲的反倒是鸿鹄们不知燕雀之志，反倒是一些所谓的公仆们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所以，公仆的上级们不得不常常耳提面命，要他们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但是办不到，鸿鹄们怎么也和老百姓想不到一块去，老百姓想过安稳的日子，他们非要搞各种运动；老百姓想吃饱饭，他们非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想承包到户，他们非要吃大锅饭；老百姓高兴的事他们偏不做，老百姓反对的事他们偏去做。前不久，有一位省政协副主席生气地说：“有些地方政府花几个亿修大广场，建宽马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要他拨钱改善一下农村医疗设备，却迟迟难以到位。”他真是少见多怪了，大广场可是政绩工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流芳百世的，而农村医疗算什么？君不见，每任市长都争先恐后地拆迁扩路建大楼，可就没有人肯花钱改造改造地下管网。不久前北京上海突降大雨，两个城市的排水能力低得可怜，“一片汪洋都不见”，鸿鹄之志在世人面前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尴尬。

鸿鹄们是不会把燕雀之志放在心上的，他们把自己看得非常高明，把老百姓看得非常蠢笨，一旦老百姓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对路，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就像当年的“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样，要他们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转变到“燕雀知鸿鹄之志”上来，要燕雀们对鸿鹄的所作所为不仅大加赞赏还要感激涕零，因为鸿鹄们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做，无论什么结果，都是为了燕雀们的幸福生活啊。

其实，老百姓从来都不需要转变观念，而转变观念的应该是鸿鹄们，他们应该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转变到“鸿鹄应知燕雀之志”上来，知道燕雀之志就是了解民情民意，了解民情民意才能顺应历史，顺应历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

愚蠢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冯远理

没有人认为自己愚蠢，即使是那些愚蠢透顶的人。我们老家有个憨子，姓刘，按辈分我还得叫他一声叔。这位憨子叔，人不错，勤快，能干，孝顺父母，最喜欢听好话，越夸越能干。憨子叔最不能容忍的话就是别人说他憨，只要他听到这句话，气呼呼地立马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任你好说歹劝，就是不起来，最后，哄劝的人只能夸他多聪明多聪明，他才会破涕为笑。

拿憨子叔说事，实在有点于心不忍，毕竟憨子叔是天生的憨子，属于先天缺陷。我这里想说的却不是先天性愚蠢，而是后天造成的。

在我看来，愚蠢是非常容易“炼”成的。愚蠢首先来源于自身的局限，任何人只能是人类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他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局部的、不全面的，这决定了人类永远都难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优秀如日耳曼民族者，都避免不了这类悲剧的发生。我们实在难以想像一个产生了席勒、莫扎特、施特劳斯、尼采、黑格尔、叔本华等无数巨人的理性民族会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有适用范围的，它只能应用到生物界。把进化论应用到社会领域只能导致人类互相敌视、屠杀。在进化论之上，还有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大旗在高高地飘扬。按说，这一结论在二战后已经变为常识，不是什么艰深的理论，但我就经常看到某些人在用进化论为自己的无耻辩护。例如，有人说，下岗工人和农民落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别人，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说这话的人，似乎他们有多高的水平似的。我说他们无耻，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的那份资源全部占有了，反过来再说弱势群体没有本事。

在专制社会里，愚蠢更多的还不是人类自身的局限造成的。集权社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对付老百姓有两大法宝：暴力和谎言。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能说到什么程度，是有一套“潜规则”的，在这个圈内的人，人人心知肚明。黑的能说成白的，地痞流氓能说成一个光焰四射的圣人。我们应该知道，信息共享、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是谁给我们的，而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许多国际条约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属于自然法，属于“天赋人权”。

与谎言相伴随的孪生兄弟是暴力。在谎言充斥世界的情况下，虽然大多数人比较愚蠢，但即使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优秀的人物脱颖而出。这些优秀的人物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漫漫长夜。如中古时代的欧洲，神权高于人权。在神权的强大压力下，人权只能匍匐在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宗教领袖们对异端们是绝不宽容的。中古时代，有多少人死于宗教裁判所，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在集权国家，有三种写作，一是能够发表的文字；一类是流亡写作，这是由那些不容于本国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人士写成的；第三类是地下写作，这是我手写我心、不为发表的写作。后两类写作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因而价值最大。专制统治者最怕的就是后两类写作，因此，对这类异端是决不手软的，他们也知道怎样利用愚民来对付异端。所以异端们所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统治者，而更多的是来自被毒害的愚民。不可否认的是，在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下，整个社会也变得万马齐喑。

愚蠢，就是在暴力和谎言中长期炼成的。

浓缩了的封建体制　作者：马治权

历代帝王都诛功臣，这已是中国历史的常识。刘邦杀韩信，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都属这一类或近似这一类“常识”的重复。当然这“常识”是封建时代的或者是带有封建时代痕迹的常识，而不是现代政治的常识。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什么要诛功臣？是人性的决定。人性是贪婪的。像杨秀清，到一定时候，他的贪婪就开始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就要威胁到皇帝的宝座，皇帝就要想办法“诛杀”了。所以，“诛功臣”实质上是利益之争。为什么历代都要演出这样的悲剧？根本上来说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机制，即机制不能把欲望约束到一定的程度。贪婪是人的本性，而且是无止境的贪婪。过去儒家教导读书人要忠君，但忠君思想毕竟是思想，不是制度，思想到一定时候就可以放弃，而制度是“刚性”的，难以逾越。衡量思想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众说不一。而制度则可以量化，量化到较易操作的法律。

贪婪膨胀到一定地步，“火拼”就开始了，这是小范围的悲剧，类似“哥老会”、“土匪团伙”等，大范围就是“诛功臣”。太平天国介于二者之间，贪欲膨胀得太快，比土匪之间“火拼”的规模要大，几近乎成熟到了“诛功臣”的地步，但江山未稳，“诛功臣”又显得早了些。这是缘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素质相对差了一些，造反的规矩立得有些“邪乎”，比如“天父”与“天王”之间的关系，“天王”与“东王”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有互相制约的作用，但量化的太不够，完全靠人的感觉。所以，制约也就变成了“谁的计谋高，谁就利用了这种制约”。这就是封建时代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另一个“常识”，即“将才不如帝王术”。

将才为什么不如帝王术？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优势。即帝王为正统人物，大臣为辅政人物，帝王收拾大臣，叫“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造反收拾皇帝，叫“犯上作乱”，不得民心，甚至会引出“清君侧”和平叛的后果。这是其一。其二是封建皇帝多靠“玩人”起家，“权术”是其基本专业。大臣多靠领兵打仗起家，“兵术”是其基本专业，所以又有“将将与将兵”的区别。“将兵”有一定的规矩，而“将将”则全无规矩可循，所以，道德在这里是皇帝的“借口”。“自古帝王是流氓”。人急了就不顾一切，什么道德不道德，原则不原则，道德原则都在“孤”掌握之中，杀你也是道德，不杀你也是道德。过去曾传一则笑话，说皇帝与几位大臣争一美色女子。大家事先约定原则：一人只可跳舞“四下”，不能超越。超越了为违规。大臣甲是老实人，“一二三四”便自觉收场。大臣乙稍有变化，不过也是“四三二一”。大臣丙是在原则中最具灵活性的人，他，“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可谓是在原则中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轮到帝王，则是“一二一，一二一，永远都是一二一”。这就是原则，也可以说是权术。这样的大臣与帝王之间的决斗，悲剧自然归天大臣，潇洒自然留给君王。

然潇洒是潇洒，但终归难免残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株连九族，诛杀无辜。败者的残酷是一定的了。然胜者的结局也大为不妙。皇帝以其高超的权术诛了“反对派”以后，腐败便接踵而至。腐败了，农民起义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封建政治。大臣的残酷在于“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残酷在于“载舟也覆舟”。太平天国浓缩了封建政治的全部细胞，用十四年的时间快镜头般地演绎了以往封建王朝几百年的悲剧。其教训尤为鲜明。

我之所以要发这样一通感慨，目的还是想提醒我们能以史为鉴。过去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与黄炎培就这个问题有过对话，毛泽东讲，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当然找到了办法，如何实施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还会走弯路，譬如“反右”“文革”之类的行为，就是与“民主”背道而驰了。现在当然要好得多，但封建的东西依然时隐时现，“监督真空”也随处可见。所以，我们仍要加强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加快民主制度的建设。文明政治的权力与封建政治的区别就是“权力归之于谁”的区别。封建政治是归于“朕”，而文明政治的权力则是归于“人民”。

全民都说当官好　作者：傅一河

博士从政，专家竞聘厅局级，大学生争抢公务员。此风大长。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各路精英争当官，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国务院《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青年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３５岁以下的占７０％左右。青年人为什么成为失业主体？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上千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很集中。三潮汇聚，而岗位需求有限，且就业增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特别是传统服务业。它们的吸引力，怎么赶得上公务员？

公务员一次次加薪，公务员是社会的“硬通货”。迎来送往，有吃有喝。管钱的部门多发钱，管房的部门多占房，管车的部门多坐车，管人的部门多提拔人做官。把公权当私器，变着法儿揽权、专权、弄权、卖权，怎不令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心生羡慕，令坐“冷板凳”者感叹入错行？跳槽去！

“入对行”是第一步，然后步步往上爬。“到了地厅级，几乎没有人监督。”“到了那个级别，没有必要贪污。”躺在那把椅子上，就是躺在金山上。差半个级别，可以获得加括号“享受××级待遇”。“几大家”的领导，不管在职与退休，偶有“小恙”，可以住当地的“高干病房”，进行全方位检查；还可以住进外地大医院，医药费、陪护费全额报销；还可以享受每年的公款旅游，保持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黄土高坡、大山深处，一生没进过县城，没享受过公费医疗，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是过一辈子。

记得“文革”反特权，批“资产阶级法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大搞群众运动，给全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记得苏联解体，普京总统认为是共产党内的腐败失去了民心。

今天，大学毕业生很少高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不认为这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失落。他们的父母穷尽一生积蓄，他们是交了高额学费的，当然有权利选择一条回报率最高的道路。过去，我们树立只奉献不索取的模范，大力宣扬在艰苦环境中“献了青春献儿孙”的事迹。这种观念作为个人行为可以倡导、赞赏，作为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不能少了人道主义关怀，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能让他们的子女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步履艰难。

全民都说当官好，各路人马争做官，可以理解，但形成风气，则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止于道德层面上，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体现出“责、权、利”对等的规则，要有与之适应的操作。干得好，该你享受；干不好，请你走人。干砸了，送你进监狱。

这样了，看你还做不做公务员，做不做贪官？

荐稿人语：我有许多在政府机关当临时工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总会有大包小包往家揽，全家光荣。想想，临时工尚且如此，那些正职的公务员的“优惠”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好“捞”，秀才们能不动心去“报国”吗？

答贪官问　作者：彭友茂

不知是案发后一时精神崩溃，行为失常呢，还是装憨卖傻，明知故问，有些贪官竟然对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犯开了糊涂：湖南省涟源钢铁厂原厂长宋焕威进了看守所之后就曾捶胸顿足地哭着自问：“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自己和妻子“两口挣的钱根本就花不完”，却收受贿赂近百万元。入狱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很“困惑”：“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嘞？”

虽不是有奖征答，可面对宋焕威、韩希鹏们像弱智又像迷途羔羊般可怜兮兮的发问，为了反腐倡廉，惩前毖后，我们总不能置若罔闻不管不问。

不过，管是管，问是问，若让没有过贪污受贿的经历，或想贪污受贿却有贼心没贼胆、有贼胆没“特权”的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因为“门外汉”而谈不出个所以然，或者雾里看花，漫无边际，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所以，“解铃还得系铃人”，不如干脆让那些同样有着贪污受贿的经历，又很会给赃款寻找出路安排去向的贪官“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们，现身说法，给出答案，传道授业，释疑解惑，指点迷津。

不信，咱选几个“代表”让他们讲一下试试。

广西贵港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在监狱里曾公开说：“现在的领导干部没有不收黑钱的，别人敢收，我李乘龙不敢收，他妈的我李乘龙不成了笨蛋吗？”且不去理论李乘龙所说的“现在的领导干部没有不收黑钱的”，明显有栽赃陷害，一网打尽满河鱼之嫌，单从他“不收”就“成了笨蛋”的逻辑看，原来，许多贪官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拼命捞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落伍”，有能耐，起码不是笨蛋一个。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养花钓鱼，打球照相，人生在世，红男绿女，都有自己的爱好。“贪官也是人”，自然也概莫能外。其追求和爱好之一就是盘点赃款。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的辽宁省清原县原副县长李树森曾问下属：“你知道什么滋味最过瘾？”对方说“不知道”。他便向人炫耀：“我告诉你，在家数钱的滋味最过瘾。”看来“要那么多钱”，具体怎么着花，那是第二步的事，早在当初“接收”时，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家噌噌噌，刷刷刷地点钱，就已经产生了莫大的快感了。由此看来，贪官“要那么多钱”，有点像时下有的人对爱情那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有人统计说，被查处的贪官９５％以上养有“情妇”。这个数字未必精确，可大凡“贪绩”卓著者都少不了这档子事。有言在先，我不是有意与南京市过不去，纯粹是信手拈来，逮谁说谁——南京市车管所原所长查金贵，年近花甲包养了１３个情妇。同在南京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情妇多达１４０个，比起妻妾成群的苏丹酋长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在这方面不光有“实践”，还有“理论”。你听他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乖乖，不养情妇，就会被人瞧不起，而且还是“打心眼里”瞧不起，看来，情妇是要养的，小蜜是万万少不了的。不过，想在这方面“让人瞧得起”的人多矣（我这样下结论，不知是否和李乘龙同样犯了“一网打尽满河鱼”的错误——本文作者），可手里若没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谁能“心想事成”？

当然，“要那么多的钱”的用场，决不止以上三种。除这些之外，将赃款投资办厂办公司，让钱生钱，利滚利，小钱变大钱，十万变百万，百万变千万；广置不动产，弄上多套住房，做到狡兔三窟，四窟五窟，十窟八窟，连下两代下三代的“安乐窝”都未雨绸缪，提前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安排好；为儿女、妻子办个绿卡，送到国外定居；再不然，冒冒风险寻求刺激，到域外或境外赌上一把……这都早已成了许多贪官的上佳选择。唉，钱呀钱，不光葛朗台懂得是个好东西，地球人都知道这阿堵物乃“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贪官什么时候才会突然想起来“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只有被“双规”了，走进看守所监狱了，快上断头台了，这才大彻大悟，如梦初醒，知道“钱”这东西，原来也具有毒蛇猛兽的属性，弄不好，会咬人伤人害死人。

官员们应对记者的三个“秘诀”　作者：老　石

日前，３０多个城市市长参加了由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市长协会主办的“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研讨班，其中有危机时刻如何应对记者的培训。由于中国官员限于选拔体制及国情，大部分不善于回答记者，经常看到一些高层官员说废话、假话、空话，感到这一培训太及时了。专家培训大多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讲，我想从更深层面为市长提供三个“秘诀”，或者干脆说以前做得不好，以后需改进的三点。

首先对记者贵在说实话，最重要的也是说实话，这既是关乎政府信用的大事，也关乎市长个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应对媒体成功与否的标准。一个不说实话的市长，本身就是失败。凡说谎，早晚会穿帮，成为笑柄，成为政府与官员个人的耻辱。不必讳言，许多官员对媒体封锁加说谎，像广西南丹事件从自治区某领导到地区、县各级地方官员，一片谎话骗中央，骗媒体；更别提非典时卫生部及北京市官员“基本控制疫情”那贻笑全世界的“经典谎言”；密云事件后，县委副书记毫不脸红地说，安全工作是历年最重视的，这种谎话能叫人相信吗？说真话，意味着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是勇敢者的表现，经常看到国外高官痛哭流涕地认错，像克林顿，才没被轰下台。如果实在不愿意说，用“无可奉告”也比说谎强。守住政府信用的底线，守住官员品德的底线。如果在外国，不说实话的官员，下场只有下台一条路，中国官场“宽松”，也不能成为说谎者的天堂。

二是不把记者当“敌对势力”，平常心对之。很多官员把记者当“敌对势力”防着，极不友好，尤其对政府负面问题的提问，常有勃然大怒者，没有一点官员的风度、教养。非典期间，接任张文康的高官竟然质问记者：为什么对×××这么感兴趣？并为因说谎被免职的官员百般辩护，引起各界强烈不满。对记者明显的敌意，来自多年缺少对官员监督的体制，来自官员内心不受舆论监督的特权思想，官员太需要上舆论监督这一课了，太需要有自知之明了。

三是官员们要多点爱心，多些人情味；应对记者，最要紧的不是技巧而是有一颗美好善良充满爱的高贵心灵，这比技巧重要一千倍。技巧、策略是形而下的东西，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心精神世界的提升。没有爱心，再高的技巧，那怕全世界最能说的人，也掩饰不了内心的冷漠；只有充满了爱，才会在一点一滴中体现出来，真性情真流露，这是多少技巧学不来的。过分注重技术层面，有本末倒置之嫌。像非典时间，有人竟然说“香港６００ 万人，几个人死于非典，不必太紧张”（大意），这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内心的冷漠。培养爱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需要官员们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爱心，真说错了话，人民也会谅解的。

在《思想者》面前　作者：从维熙

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用他的雕刻刀给人类留下了一尊《思想者》的青铜雕像。他微微弓着身腰，用手背托着他的下颚，神态庄严肃穆地似在审视着宇宙中的一切。我每每走到这尊雕塑之前，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沉重，生命的轻飘；从而向往着臻美的成熟，成熟者的肖像酷似十月里的向日葵，低垂着它沉甸甸结满果实的头颅。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和奇思，大概来源于我对生活观察后的感悟。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我的感知，我觉得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如果自身不去主动追求生命之重，精神就会成为随水而去的无根浮萍。浮萍虽然在水中风光一时，但可悲的是不知何处是自身最后的归宿。其实人类自身，是可以在激流中寻觅自身之重的，生活中有无数的帆桨，供勇者搏击风浪。之所以有灵魂失重的人，不愿意在风浪中“弄潮”，不是生活中的懦夫，就是想躲避开生活风浪，自寻捷径以构筑黄金宝塔的人。其中的捷径之一，就是像野浮萍那样寄生于东流之水。

在动物世界中，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的。植物世界中，有一个名叫风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会跳舞，但是一旦风起云涌，它则会闻风起舞。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还是风流草在风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获得临时的美丽潇洒——在《思想者》看来，这些来自瞬间的逍遥和辉煌，都是自卑、自轻的行径。我想，一个人在踏上人生之路之前，就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励的坚毅精神准备。伟大的思想者鲁迅，我们可以翻一翻他的著作，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肖像中都没有一丝生命失重的奴颜婢膝；有的倒是一身铮铮硬骨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我所以在前文中提及“象虱”和“风流草”，并非“无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当今的年轻人中，扮演这种角色或准备进入这样角色的，也绝非子虚乌有。在报纸刊物上，读者屡见红颜少女（有些还是大学生，有着相当好的专业），自轻自贱地去当“三陪”，去傍大款而甘做“金屋藏娇”中的临时宠物；本来她们是可以演绎出一幕青春年华中流光溢彩的壮丽戏剧来的，可是她们青春大幕的拉开，其内涵就是人生最后的谢幕。她们与“象虱”与“风流草”的价值无异，只是造物主空给她们一具人的形骸罢了。细细品味起来，其心其志的早衰，何其悲哉！

凡此种种，《思想者》似乎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审内心的霉斑；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出我们自身的失重。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失重必轻，轻必倾斜；倾斜必倒，倒即灵与肉的死亡。当然，在时代中甘当寄生草者，在形体上并没有消失，她们可能浓妆艳抹，香气袭人，看上去亭亭玉立。但这只是其形体的外壳，其内在的灵肉早已糜烂，就像俄国作家果戈理《死魂灵》中一具具活尸，还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着行尸走肉的戏剧而已。这就是《思想者》留给我们特别是留给年轻人极其珍贵的精神启迪。

君子之学　作者：刘克定

一位朋友，走上了领导岗位，几年后见到他时，已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想明后年，他的名片上就得加上“博士”两个字了。他过去不过是个大专生，入仕几年，进步不可谓不大矣。“考研”听说是很难的，不下苦功是过不了关的，听说不少官员请人代考，甚至听课也让人代听，我深信我的这位朋友不会是这种人，他是很刻苦的，是真正攻读出来的。

近几年，“考研”很热了一些日子，书到用时方恨少，抓紧时间继续充电，似无可非议。只要不搞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不弄虚作假，有更多的人“考研”，应该说是件好事。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好几年都难以忘怀。前几年，也是“考研”最热的那年头，忽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上海市有个区的副区长，分管民政工作，常常下基层，而基层单位大都是福利院、救助站、养老院……与聋哑人沟通时，就遇到了语言障碍。为了直接了解聋哑人的疾苦，更加贴近这些残疾人的心，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向人请教哑语，并且很快“毕业”，下福利院、救助站，遇到聋哑人，他就直接用哑语和他们对话，不借助翻译。而聋哑人有什么问题，也直接去找他反映。虽然我未能记住这位区干部的姓名，但我很为他的实干好学精神所感动。虽然学哑语比“考研”难度小得多，对功名前程也无多大用处，尤其一个副区长级干部，也大可坐在办公室，听电话汇报，有时间去学点外语。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懂得作为主管民政工作的领导，不学好哑语，就等于没有掌握打开聋哑人的心灵的钥匙，这把钥匙不掌握，当“衙斋卧听萧萧竹”时，就听不出“疑是民间疾苦声”，至少听得不很真切。

几乎在看到这则新闻的同时，我还听说一件事，某乡乡长去世，上级组织部门要物色一位新乡长，原有的两位副乡长均不理想，而乡长秘书，论资历、经验，均赶不上两位副乡长，但这个秘书有个特点却为两个副乡长所不及：走遍这个乡，十里不闻犬吠。因为他常下基层，和村民关系很亲近。他自修毛笔字，向人请教声律知识，常给村民读报、写信、写对联，村民有事都找他诉说诉说，连狗都熟悉他的身影脚步。经过考察摸底，组织部门把他定为乡长人选。这个“不闻犬吠”很不简单，说明老百姓了解他，喜欢他，也说明他掌握了开启这个乡村民心灵的钥匙。

两件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是说明中国的实情，是有许多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掌握。古代的圣贤提出要学以致用，并说学习有好几种类型：一种是用以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叫“君子之学”，使所学“天见（现）其明，地见（现）其光”（《荀子》）；而为自己的功名富贵而学，上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为群众办实事，只会背诵所学的平庸的教条，则不免为陋儒，这叫“陋俗之学”；还有为炫耀自己而学，以所学得的一星半点东西来傲人，谓之“小人之学”。可见学亦有道，立志要高，“路头一差，愈骛愈远”，其学只能是下下乘。有胸襟，有方向，解决实际问题，哪怕是涓埃之学，都是值得鼓励、值得称道的“君子之学”。组织部门考察任用干部，以及干部自身的学习，都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不可去追求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虚名。

现在有些出国留学、游学、访学、进修归来的人士，称之“海归”，将自己的所学，用来报效祖国，这是值得鼓励的。一些地方也给他们许多优惠的政策。但也从报纸上看到一个令人忧虑的字眼儿：“水土不服”。如果侨居国外，或出国十几年后再回到中国，说“水土不服”尚可理解，才三五年的时间，就说“水土不服”，无论从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工作环境来分析，这种“生分”，都令人匪夷所思。这使我想起那支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无论何时何地，“都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中国心，就是满腔热情，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黄河长江，在我心中重千斤”，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些。

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　作者：刘　齐

新世纪业已开始，感谢生命，我终于能够骄傲地、符合规定地说，我越过了一个世纪。从现在起，我有权使用一个崭新而又老成的说法，上个世纪……上个世纪我喜欢热闹场面。这件事我上个世纪就跟您请示过。我在上个世纪已表明，我不能空肚子喝酒。上个世纪媒体至少摆布我一万次。正如我在上个世纪所指出的那样，您戴多少金镏子也戴不出贵族气。上个世纪我比较愚蠢。上个世纪我不够真诚。我在上个世纪常常自吹自擂……类似的话，我可以一口气说出很多，但此时最想说的是，上个世纪我毕竟没有白活，因为，经过漫长的岁月，我懂得了尊敬别人。以下所举，是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

相貌平平或者丑陋、但充满自信的人，明天依然高兴的人。

时代给予的甜头往往最后尝到甚至无法尝到，但仍努力往前走的人。

饱经沧桑却不一定说“饱经沧桑”这个文词儿的农民。

遇有行人立刻减速，缓缓通过，不使尘土飞扬、泥沙四溅的司机。

提醒客人说，您点的菜已经不少，再多就吃不下了的打工妹。

不乱骂人，不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文化赫斯、老庄赫斯吓人的学者。

待人平等，热心肠，不取不义之财，不奴役下属的老板。

敌寇压境，拼死抗争，死得不一定精彩，渐渐被人遗忘的士兵。

领导题词，大家盛赞，他却傻乎乎地当场指出，有一个字是白字。

不听鬼话官话，不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悄然拉落难者一把，给他喝一碗水的人。

一些生活在小国的公民。他们的国家似乎微不足道，奥运会拿不到一块奖牌，世界史一笔带过或者压根不提，敌军吞并他们时甚至懒得派大部队。但他们照样爱自己的民族，勇敢地爱，自豪地爱。国小人不小，站起来和别人一般高。

把世界弄得越来越科技的科技专家，除了少数人青史留名，其余都默默隐身于茫茫人海，以至我们在享用各种成果时，都不知应该向谁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别的孩子有电话、可乐、钢琴，他只有一个卧病不起的母亲。他会用砂锅煎药，用圆白菜的根儿做咸菜，用细细的胳膊帮妈妈翻身。

一丝不苟的列车员。列车进站，哪怕站台上只有几个卖零食的小贩，哪怕背后有人嬉皮笑脸地玩闹，拥挤，列车员仍坚持向窗外敬礼，没敬礼时他们也可能嬉笑，一旦进入敬礼状态，马上目不斜视，神情肃然。

多年不见的师生聚会，各有所成的同学交换名片，纵论辉煌，轮到他了，他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行礼，然后平静地说：我下岗了，现在卖油条，在解放路，欢迎大家去买，保证不掺洗衣粉。

…………

简言之，我尊敬天底下一切善良的普通人，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一起进入了２１世纪，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大师自嘲和小鬼自夸　作者：酱香老范

酱香老范与书画浑身“不搭界”，但时不时听到我们的书画家们踌躇满志之言，如标榜自己得过什么大奖、入了什么名社、被什么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刻一方章的润格是多少（然又主动给奥运冠军送画）等等，不是自抬身价，就是吓唬我等无名小辈。但我知道家乡先贤吴昌硕是经常调侃和贬低自己的。古语曰：“是真佛只说家常。”我们的书画总说自己“行”，吴昌硕常说自己“不行”，可谓“是大师只会自嘲”。

吴昌硕平时虽爱喝几口酒，但酒量并不大，在家中待客时，别看他频频举杯祝酒，但这只是为能让客人畅饮。其实他用的是一只特制的酒杯，大小看上去和别的酒杯没两样，但杯身、杯底特厚，杯中可盛之酒很少。他给客人用通常之杯，自己用特制之杯。当友人揭穿了此秘密，他便妙语解颐：“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只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此言当令那些真正“徒有其表”者汗颜，如他们欲以“弘扬昌硕文化”为己任的话。

能自嘲，既是心理平衡的表现，也是幽默情怀的流露。晚年蜚声艺林的吴昌硕，面对自己的艺术成就从不矜功伐善，而保持着冲淡谦和的心态。有一次，王一亭为其画像一帧，他在上面题了赞语：“是酸寒尉，是乡阿姐？少壮及老，果何为者？……耳病已聋，词拙则哑。书画篆刻，在古人下……发短尚簪，骨瘦为把。生塘已成，身尚不舍。沧海横流，苟如瓦全。南山之寿，犹无见也。”自嘲甚剧而又谐趣横生。在为友人画的花果册页上，他还题了这样自嘲且自谦的跋语：“予素不知画。衰病，多睡虑伤脾，时以作篆之笔横涂直抹，丑态毕露。人谓似孟皋、似白阳、似清湘僧；予姑应之曰：‘特健药而已，奚画为？’”把画只不过当成是防病养身的“健药”，这与其说是对画和画艺的调侃，不如说是对自我画家身份的故意颠覆。当然，这种话，也只有从像他这样的大师口中说出才好玩。

有人夸奖吴昌硕的作品“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有一次，他和王个簃在西泠印社散步，走到小龙泓洞口，见洞中有人烧香，且向一尊坐像叩头。他故作恍然大悟之态，说：“怪不得我这几天老是头昏。被他们这样一拜，不昏也得昏了。”原来这洞中放的不是什么佛像，而是日本雕塑家朝昌文夫所作的吴昌硕盘膝坐像。８４岁时，王个簃陪他游西湖，在西泠印社师生俩合影。返家后他在照片上题到：“手扶藤杖陟山阶，个簃从之放我跌。龙泓莞尔而笑曰：‘印不藏锋书退笔，老而不死是为贼。’”自嘲之剧，无以复加。

“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铃镝，一耕夫来自田间。”这是吴昌硕在题西泠印社的一副对联。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敢于自夸的不过是“识字仅鼎彝铃镝”而已。搞篆刻，无“小学”（文字学）功底，也就是“不识字”，不把字刻错恐怕要靠运气。

又想起启功。１９８８年，６６岁的他风头正健，《自撰墓志铭》一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如此自嘲，真大师也。

是大师只会自嘲，惟小鬼多喜自夸。西谚云：“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猖狂。”只要大师永存，灭亡几个小鬼又何妨。

硬道理和软道理　作者：李　零

九、美国太破，中国太阔

１９８９年，头回上美国，觉得美国太破，除了市中心（ｄｏｗｎｔｏｗｎ）是个楼丛，外面是一马平川，房子都很矮，和电影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而且走哪儿，全都一模一样，简单而实用。后来，回到中国，印象相反，豪华酒店、娱乐场所，金碧辉煌，好像美国的赌场，阔得很（现在比那阵儿更阔）。招牌也冠以帝、王、豪、霸，一股子横劲儿。

于是，有个到过美国的小孩说，呕，原来如此，看来美国还有待发展。

但小朋友，你要知道，美国这么破，却是靠世界资源的１／６来过活，而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１／２０还不到，他们该往哪儿发展？（数字是听朋友讲，没有查）

中国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国的阔，要慢慢琢磨。别的不说，光是它的普通设施，比如厕所，比如厕所里的手纸，比如公共建筑的每一扇门（无论左右开，还是前后开，都可自动关上），绝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所有，到处都如此。那个平均水平，得值多少钱？真是海了去。

再比如，美国的公园，大多都是空空荡荡的开放场所，供游人烧烤的炉架，用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露天摆在那里，鱼在河里游，鸭在水中戏，松鼠满地跑，美国人都有车，下手很方便，换了咱们的老百姓，只要没人看，还不早就能拆能抱能搬的统统运回家，能飞能跑能游的全都下了肚子。

十一、公平是挤牙膏

为了发展，为了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件事不难，但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共同富裕，那是谈何容易。富了之后，他们怎么才会想起，什么时候才会想起，还得分点匀点给别人，这可就难了。

一般说，那得富到妨碍赚钱、有损体面，白日见鬼、黑夜扪心，实在不好意思的地步。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十四、受苦人

农民常把受苦当美德，因为生活太苦，只有能受的人能活下来。他们夸年轻人，常见的赞美是，这后生，跌苦，能受。

“文革”往事：

公社书记进村，下车伊始每事问。

路边蹲个老农，草帽遮脸，头也不抬。

喂，你是做甚的？书记劈头问。

我吗，受苦人。老农率尔对。

书记勃然大怒，解放３０年，农民翻了身，你咋还是受苦人？

老农曰，天下九等人，坐牢是最下一等，劳改犯还吃供应，我们算ｑｉｕ什么人，仍然头也不抬。

十八、分别圈养

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会学家说，凡有人群，就有矛盾，两人就有一掐。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宽容。他们扎堆，你踢我咬，简直不如牲口圈。我和外国学者打交道，他们明枪，我们暗箭，大同小异。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这种人我没见过。惟一例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玉皇大帝请他上天，官封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他嫌官小，不干；再拜齐天大圣，起盖府第，设安静司，宁神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赐御酒二瓶，金花十朵”，“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无事难免生非，只好压在五行山下。道教不灵用佛教，当了和尚，才收其放心。如来佛教唐僧的办法很好，擒妖打鬼，让他有个撒野出气的地方，不听话了，马上就念紧箍咒。这是我国的自由观（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大惑不解）。

没有个人，哪来的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民主。在民主制度下，特重个人自由。每家的房子神圣不可侵犯，私闯人家的地盘（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主人可以开枪；个人存款和个人隐私，绝对保密。上班，一人一格子间，各干各的事。下班猫家里，光脊梁弄花莳草，做“丫的ｗｏｒｋ”。没人管，也没人理。当然，个人自由的背后也有一只手，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即万能的“市场决定论”。这座五行山，比中国的五行山更厉害。西方传统，自己对自己的国民特好，甭管你祖上来自何方；对外则喜欢侵略，己所不欲己所欲都用武力说话。美国人，国内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国外是“专管他人瓦上霜”，国内国外都不许乱掐。这是他们的自由观。

个人不能相处，怎么办？最好采取隔离。香港有个研究所，一人一个中心，每个人，亦官亦兵，亦主亦奴，我很羡慕。

现在，有人把“学术圈”读作“ｘｕｅｓｈｕｊｕａｎ”。

我恍然大悟，自由就是一人一个圈。

二十、将来怎么告状

中国人特爱告状，尽管有各种鸣冤叫屈的合法渠道，如政府、法院、工会、妇联、纪检和媒体，上访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多人都说，中国如果学美国，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第一，在美国，有事别找政府。政府是管收税和打仗的。以后，你要说谁乱花了纳税人的钱，或建议中国打哪个国家，可以找它，别的事，对不起。

第二，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这类事情，赶紧找老板。他不答应，就联合罢工，像前些年美国灰狗、波音或西北航空公司那样。

第三，其他麻烦，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写报道，媒体曝光。没准能告他个底儿掉。打官司可以发财，美国常有这种事。

后两条，是将来的主要渠道。可惜的是，穷人跟老板讨公道是与虎谋皮，跟老板打官司又打不起。上访是肯定不行了。

古人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气象。我们要真的学了美国，就没人告状了。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没有穷人告状了。

【王淑宏荐自《书城》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本刊有删节／苏 朗图《体无完肤》】

教会我感恩的人　作者：魏海玲

教会我感恩的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给我们家装塑钢窗户。一整天，他都闷头干活，也不说话，一直干到很晚。见他那么老实，我们留他吃晚饭。他很拘谨，连菜也不敢夹，婆婆热情地招呼他，就像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公公则递烟给他，与他扯家常。原来，他是考上大学的人，而那年他的弟弟也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家里太穷，负担不起两个人，他只好放弃了学业外出打工。如今，他娶妻生子安心做了农民。我们听了，不甚唏嘘。婆婆想得实际而周到，翻拣出我们淘汰的旧衣物还有洗衣粉等洗涤用品，装了满满半袋子送给他。他涨红了脸，推辞着不肯收。婆婆说，这都是我们不用的，闲放着也是闲放着，给你就拿着，回去也好帮衬媳妇过日子。他低头接过袋子，连句道谢的话没有，就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人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半年后的一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一个农村打扮、背着口袋的青年站在门口，我不认得他。他说，是我啊，给你家装窗户的。我忙招呼他进门，他拘束地坐在沙发上，搓着手缓缓地说，麦收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家，说起我们帮他的事，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想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却找不出合适的办法。家里人商量了好久，最后他娘说把家里新打的粮食拣好的带上点，让我们尝尝鲜。那口袋里是新收的小米、黄豆、绿豆，还有新玉米面。

青年人放下东西，走了。我们却为这意外的结果，感慨不已。我曾接受过比他更大更多的帮助，可没有像他这样执著地心存感激，表达谢意。当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时，这个打工的青年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当“感恩”这个词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背着半口袋粮食站在我家门口的青年。

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　作者：于成玉

看了题目，或曰：“名言”顾名思义，庶几为著名人士之所言之著名言论，且十有八九具有至理性，岂有“令人毛骨悚然”之说？且慢！允许在下略说缘由。

众所周知，希特勒可谓是一位著名人士吧！尽管他是“臭名”，但“昭著”却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当年曾给世人留下这样一句可谓是“称为一世之雄”的“名言”：“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而“消灭”则意味着恐怖、残酷、残忍、残杀、消失、灭亡……对此，谁闻之能不感到“毛骨悚然”呢？

当然，当年希特勒口出此言，也有他的逻辑：“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某片土地的永久占有权，相反，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某片土地的占有者反对怎么办？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就用拳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口的数量和所需要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个合理的比例，斗争就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消亡。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巧计与良策都无济于事，刀剑是惟一的解决办法。”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为他和他所代表的国家，“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便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于是，二战期间，希特勒凭着自己所掌管着的国家机器，打着解决德意志民族所需“生存空间”的旗号，便编导上演了残绝人寰的世界“二战”的人类悲剧，残酷无情驱逐追杀犹太人，别的肆虐残杀且不说，仅焚尸炉里就活活烧死了近千万人，而６００万犹太人则被无情地“消灭”掉，真可谓“兵锋所向，强奸屠杀，灭种灭族”至极。他把个人的好恶、意志和逻辑硬是添加到了历史的篇章里，结果不仅残害了一个民族，加害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殃及了全世界。仔细想想，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呢？

然而，上苍有眼，天理无私。曾几何时，心怀“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的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最终不仅没有实现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而他自己却被他自己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连自己的后代都不屑于与之为姓，有的隐姓埋名，有的表示则不再生育后代，更不用说他国异族的诟病和诅咒了。难道说这不值得人们特别是那些想要永远“称为一世之雄”容不得半点“歧见”、持“反对＝反动”思维定势之人的深思吗？这些人（特别是持“反对＝反动”思维定势之人）不妨扪心自问：自己之所作所为能百发百中地“天经地义”吗？不让别人活下去，难道自己就能永远活得好吗？

史实今说（二则）　作者：叶治安

一

冯小宝原是洛阳城街头一个“练摊”者，有幸被选进宫做了武则天的面首。如此优渥的嬗变，当然要使冯心态失衡，天长日久，言行就显狂悖不羁。不过冯虽然一时得势，但终究属闺房之宠，只能在后宫里称雄，难列那些世家大族的正统之位，所以远不像今日剧中所表现的那样潇洒有为。再之后几件事一出格，终为女皇所不容，忍无可忍之下，圣神皇帝就命建昌王武攸宁率勇士在瑶光殿前大树下将冯小宝乱棍打死，并将冯的尸体送到白马寺烧成灰，和在泥中造了佛塔。

前些时候，有一娱乐界的风头人士在大雅之堂上放言对冯小宝很是钦羡，一番谄辞之后，最后自言平生之愿就是能成为冯小宝那样的风流人物。私窃该君无知太甚，其缘故多半是受了“戏说”的误导。我在一旁对他说了冯小宝真正的惨淡人生，他马上就缄口了。实际上我明白该老兄心仪的是剧中的冯小宝，像我说的冯小宝，思维正常的人大都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单想想被棒杀时的痛楚，就够恐怖的了。宁做风流鬼，那是书面语言，当不得真的，好多这方面的英雄人物，一俟刀架上了他的脖子，就改口好死不如赖活了。就是冯小宝那样的“豪杰”也没有临死慷慨陈词，因得宠宫帏而死而无憾之类什么的，而是死命挣扎一番。

二

崇祯皇帝“煤山殉难”前，为不使龙子龙女们在城破时受辱，所以亲手刺杀了自己的骨肉，但他的小儿子朱慈焕却在混乱中被人救出而得于幸免，后因隐于民间王姓人家，遂改姓了王。这朱慈焕以教书为业，成婚后生下儿女九个，晚年是儿孙绕膝，很有点天伦之乐。尽管朱慈焕谨小慎微，但最后还是被人告发而让官府拿住了。当时朱已逾古稀，风烛残年，但清圣祖玄烨——就是那个想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还是不依不饶，他朱笔一挥：朱之父子不可宥。结果，朱慈焕被凌迟处死，朱氏子孙也都一并砍头，七十多岁的老人遭刀剜，黄口小儿被斩首，这样的残酷血腥，是否也可算是“康熙大帝”的“壮举和伟业”？

我曾想写一个剧本，内容是反映“康乾盛世”时，受“帮会案”、“文字狱”等株连而被腰斩、被凌迟、被杀头的那些无辜者的凄惨命运，其中有耄耋翁妪、有稚童幼女，他们的罹难可以说是真正的千古奇冤。如果这内容真拍成电视剧，我敢断言播出时一定是万人空巷。当然，那些“戏说”或“正说”爱新觉罗家族历史的编导们多半会对我群起而讨之，为什么？逆子贰臣之举呗。

谢晋在他从影６０周年的庆典上曾大诟“戏说”剧是“文化垃圾”，有人却认为谢晋贬之太甚，原因是这些剧给人逗逗乐子也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说起上述这码子事，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做注解是再贴切不过的，那就是：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薛桂坤荐自《城市导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江有生图《听说这两位当场气昏的观众是研究历史的！》】

看巴金那颗可贵的自省心　作者：曹友琴

带着崇敬之情再读巴金写的最后一篇散文，一篇未曾写完的散文——《怀念振铎》。

巴金回顾往事，称郑振铎是“我的前辈”，“把我送进了文学界”。他用平实而饱醮着浓郁感情之笔，倾述他的深切怀念之情。让我最为感慨的是巴金与郑振铎发生过龃龉的往事。当年*9熏巴金年轻气盛，就文论稿“有些偏执”，“常常固执己见”，“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对于郑振铎抢救古籍古书之为，巴金给予“训斥”，认为那是“文化的招牌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行的文人”。这是够尖锐的“训斥”了，而郑振铎却以“宽松、厚道”待之。郑振铎“好像不曾读过”巴金的“训斥”，“从未提及它们”，“也不曾批评我”，“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于是巴金觉得“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产生一种“内心的自省”。这种“力量”既源于郑振铎正直的人格力量，也源于巴金的自省欲望，“做人比为文更重要”。巴金与郑振铎之间的“友谊并未受到损伤”。

难忘郑振铎。巴金早在１９８９年春就动笔写《怀念振铎》。１９９８年底，巴金感到身体愈来愈虚弱，但他觉得心里对郑振铎的怀念一定得说出来。他开始续写。其后，因为病情危重，做了气管切开术，使《怀念振铎》成了一篇未完稿。

巴金与郑振铎的相处和友谊应该是文化人的楷模，值得我们敬仰。

社会进步到现代文明时代，这种友谊似乎倒反而被冷落在一边了。当今文化人，许多变得碰不得了。有“明星”“名嘴”写有“大作”，别人要是说他的“大作”中有病句有错别字，他们立马就会利用其阵地板着面孔训人，甚至破口大骂。这且不去说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家”，一有不敬之辞，也会不依不饶，直至闹到公堂去分个我是你非。当今文坛热闹是够热闹的了，却透出某些文化人的小家子气。

原以为只是卖菜的遇上市场管理员碰不得，驾驶员遇上交警碰不得，病人对医生护士碰不得，学生对老师碰不得，老百姓对当官的碰不得。现在这“碰不得”又增加了“家族成员”，某些文化人，尤其是有了名气的文化人更是碰不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市场经济给文化人带来的浮躁，还是当今文化人因为文化底气不足而变得如此脆弱呢？是缺乏修养而没有那种面对批评的胸怀和大度，还是已经把自己设置在“神坛”上，变得神圣不可冒犯呢？是因为自命为文化人而实际上就是个一心想赚钱的商人，还是当今文化人精神上的退化呢？应该好好思考一番。

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我们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我们又有这么多的文化人，我们不应该再出几个鲁迅、巴金吗？我们不应该在诺贝尔文学奖占有一席之地吗？自省之心的缺失，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笑谈“为官之道”　作者：耿志刚

从政为官，是一门大学问，其中最关键的，还不是自身有多大的本事，所谓“即使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而在于有多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能够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得到下属衷心拥戴的领导者，才算得上有本事的领导者，才有可能成为有作为的“官”。

本文以笑话开首，边说边议，以调侃之笔，笑谈“为官之道”，以期各级领导同志笑过之后，在回味中有所感悟。

——和谐来自尊重

一个主妇对新来的女佣人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阿莲。这是以前那个女佣的名字，我不喜欢改变我的习惯。”

女佣人答道：“我很喜欢这个习惯。这么说来，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马先生，因为这是我以前的主人。”

任何领导者都希望与下级的关系和谐，因为和谐的上下级关系能够使工作更加卓有成效。用领导者对下属的尊重换来下属对上级的尊重，是融洽上下级关系的要诀。

——民主不能走过场

两位已婚男人谈论各自的家政。

甲说：“我们夫妻最讲民主。如果她的意见与我一样，我便服从她；如果不一样，她便服从我。”

乙说：“我们夫妻是分工负责制。我决定小事，她决定大事。不过结婚两年来，我家尚未发生过大事。”

这则笑话所以可笑，就在于甲、乙两个丈夫明明在家政中奉行大男子主义，却偏偏打出一副“民主”的招牌。但愿我们的领导者不要像这两位丈夫那样，说大话，使小钱，让人笑破了肚皮。

——塑造良好形象

儿子与爸爸对话。

儿子：“爸爸，给我买点酒来，我要喝！”

爸爸：“喝酒干什么？”

儿子：“这道题做不出来了！”

爸爸：“喝酒就能做出来吗？”

儿子：“你不是说什么难题，一喝酒就解决了嘛！”

笑话归笑话，约束自己的言行，塑造良好形象，是每个领导者的必修课。“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一名领导者，先要正己，才能正人；先要有信，才能有威。

——水至清则无鱼

一位老姑娘到婚姻介绍所，对工作人员说：“我感到太寂寞了，我要找一个丈夫。他必须是讨人喜欢的，有教养的，能说会道的，爱说爱笑的，爱好体育的，消息灵通的……。不过有一条，我希望他终日在家里陪着我，我要他讲话，他得开口；我感到厌烦，他得住口！”

“我懂了，小姐。”工作人员回答，“我劝您买一台电视机。”

这则笑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说苛求难以率众，宽容才能聚才。“水至清则无鱼”，作为一名领导者，要有容人容事的肚量，才能成为一个战斗集体的核心。

——红花莫要一人戴

一位富小姐常在丈夫面前夸耀，说这样东西是她的，那样东西也是她的，使他的丈夫不胜其烦。

一天晚上，这位小姐听到外面有响声，便把丈夫唤醒：“快去看看，恐怕有贼了！”

丈夫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厅外的东西全是你的呀。”

这则笑话，启示我们的领导者不能揽功推过，把成绩都安到自己头上，出了问题则是下属的责任。如果这样，谁还愿意跟着你出力干活呢？

——愚“下”政策不可取

有一年，久旱不雨，有人便到能卜会算的神汉那里去问雨期。神汉很快写了一张纸叠起来交给他，很神秘地说：“不到下雨时，不能拿出来；否则，天机泄漏就会遭到雷打。”

过了一些日子，下了一场雨，那人打开条子一看，上面写着：“今日有雨。”由不得打心眼里佩服：“真神呀。”

这则笑话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懂不要装懂，不要耍花枪愚弄下属。要破除领导高明论和领导神秘论，放下领导的架子；对下属不要“留一把”，要勇于交实底。

——事必躬亲不如交“扁担”

一位教师拿了很多东西，弄得狼狈不堪，便叫住一个站在旁边的学生，问道：“如果你看到我手上提了好几个袋子，身上背了很多东西，你会怎样帮我忙呢？”

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送你一根扁担。”

领导就是服务，但要学会如何服务，其中合理授权是提高“服务”效能的捷径之一。那些只知道低头工作，不懂抬头领导的领导者，应该听听这位学生的教导。有一句话，叫做“下属出成绩，领导出水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用人莫用磕头虫

一家声誉不佳的银行招聘会计。面试只有一道题：一加一等于几？所有抢着回答的人都没有录取，只有一个默不作声的应征者入选了。原来他等众人散去以后，关上房间的门窗，把嘴凑到经理的耳边问道：“你看应该是多少？”

这位经理用庸人不用能人，具有不怕误事的精神。有一幅叫做“武大郎开店”的漫画，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这样的用人观切不可取。

——帮下不扰下

有个知县要去庙里游览，提前通知了庙里主持和尚。和尚忙了几天，张罗了一桌酒席招待。知县觉得很惬意，便吟诵了两句古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和尚听了，只是苦笑。

知县奇怪：“你为啥发笑，难道下官念错了吗？”

和尚说：“错是未错。我笑的是老爷你庆幸自己闲了半日，老僧却因此忙了三天呐！”

领导的小事，到了下属那里，往往就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也怨不得下属。要紧的是，作为上级，要关心体贴下属，多为下属解决困难，而不要扰下，为下属添乱。如果硬让下属为自己办一些不能办的事，那就不单单是一个添乱的问题了。

佳人难再得　作者：王　晖

吆喝是货主推销货物的一种手段。

曾经读过一篇追叙老北京四季吆喝的文章，那中间记录的种种吆喝声，生动风趣极了。比如：农历五月间，杏子上市了，城里便响起那卖杏子的吆喝：“杏儿嘞，不酸的嘞，酸了还要管换嘞，叭嗒嘞。”“叭嗒”是熟透了的杏子自然掉落地面的声音，叫卖中嵌入这个象声词，令听者瞬时想见枝头那摇摇欲坠之熟杏的甜美，货物招人喜爱的程度无疑大大增加。又如卖豌豆的这般吆喝：“干的香嘞豌豆，豆儿干的香，哎赛过牛筋哎豌豆，（白）多给的，豌豆。”这卖的一定是炒豌豆吧，不仅香，还很有嚼劲——

“赛过牛筋哎！”何况卖家又愿意给买主多饶上些许，牙齿好的人肯定乐于受用。

吆喝的功效主要在供聆听，可惜福缘薄，没能赶上听的时代，今天只能靠阅读和想象来欣赏这“纸上声”了。虽然，仅从记录下的有限文字中，我们还能充分领略当年沿街叫卖的小贩们那闪烁的智慧之光。

说来也真是伤心，小贩们走街串巷，声喉百啭，心心念念的不过就是想多卖出几捧甜杏、几把香豆，借以养家糊口。与这些收益菲薄的吆喝者相比，汉武帝乐府的协律都尉李延年则堪称吆喝界的“天皇巨星”了。这位以知音律、善歌舞而深得武帝之爱的乐官，一次侍上时，忽起舞而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就这一阕柔婉的短歌，居然使雄才大略的武帝怦然心动，立时企足引领，生出一见伊人的向往之情。于是，李延年顺理成章地荐上自己的女弟。武帝召见后，感到妙丽善舞，李妹由是得幸，李延年在宫中的宠幸地位也顿然加强。更令人啧叹的是，李延年还因此走进了中国诗歌史——翻一翻已有的汉魏诗歌选本，漏选这首诗的几乎没有。凭着一声吆喝，竟得到如此大的声名富贵，李延年直可傲视那一载仅诞生一两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而欲借吆喝成就一桩好买卖者，于此亦可见，除了必备吆喝得好这一基本功外，也要有上好的“货”备选，当然，还少不了优秀的吆喝欣赏者，或称知音才成。原因很简单，“好货”配上“好吆喝”，图的是卖个“好价钱”，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则于“好货”是明珠暗投，于“好吆喝”便为无效劳作。因此，在整场交易中，能否遇着知音，也就成了关乎吆喝目的能否实现的极重要一环。俗语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若借“巴掌说”来喻譬成功的吆喝，则两个巴掌还不够用，非得三个巴掌才拍得欢了。

其实，没有优秀的知音，有时也未必就算大不幸；怕就怕遇到另一种欣赏者，则结局殊令人窘促。北齐那位镇日沉湎酒海、性格暴戾恣肆的文宣帝高洋，就是这样一位另类知音。他的后宫中贮有一美人薛氏，据《北史》记载，系经生父运作入宫的，由于史家语焉不详，我们无法明晓其父用的是何种吆喝手段。只知薛氏起初大被嬖宠，却偶因高洋审悉其居家时私情而遭支解。高洋随之亦惋惜，竟以薛氏之股为琵琶，当宴弹之，太息连连：“佳人难再得，佳人难再得……”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真不知那魂赴冥府、股遗人间的薛氏，于九泉之下，对高洋这个能行如此黑色幽默举动的有情郎，会作何想？

何祚庥，您别放厥词了　作者：严宝康

无论如何我是不该对您——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大不敬的，尽管有人称您何祚庥，有人叫您何诈麻。对一个长我二十多岁的人来说，我应该尊你一声“何老师”才是。我一向很敬佩您，敬佩您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敬佩您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独特观察。

可是，作为“老师”级人物，您是无论如何不该口出胡言的呀：您反对“轿车进入家庭”，数十年来，您一直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甚至表示要骑电动自行车参加“两会”，这当然是您的权利，谁也不该干涉的呀，可您也甭管别人坐什么车好吗？我虽耳背眼花，早已失却往日的灵敏和锐气，可我不反对孩子们学车，今天我就坐着小辈开的车去１０多里外的商场购物，我想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驾着自备车外出，不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轿车还是大步进入了家庭，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您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何老师，您挡得了吗？

后来您又抛出另一敏感话题——支持克隆人！您说，“要克隆几个小何祚庥出来”。我不想把您与那个克隆人“疯子”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作等同观，毕竟您是有其言而无其行啊，只是想“谈谈看法、出出风头”。我想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您不会不知道，中国政府对克隆人的态度，我们赞成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坚决反对克隆人，不支持任何生殖性克隆实验。“克隆小何祚庥”，决不会像“小孩子陪家家”那么好玩，也决不会像孙悟空拔汗毛吹出无数个小孙悟空那么有趣，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岂是一句“我不怕引火烧身”可以了得？

您高寿七十有八，本该清风低吟，偏偏尘嚣又起。印度洋大海啸余波未平，您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又出狂言，“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您说，“有些人生怕人类对自然界破坏得太过分，所以强调要和谐。”“有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也是为了人。”“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您的意思是，只要符合“人”的需要，什么都可以不顾！在您看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还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斗争”，“改造大自然”，克服“大自然和人类不相友好的一面”，这叫“征服自然”、“人定胜天”！

您的高论振聋发聩，可是，这些话从您嘴里说出，总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呵呵，天崩地裂与我无关，闹点轰动效应以解寂寞，不管投来的眼光是欣赏还是鄙视，一切的目的只为“哗众取宠”——何老师，这是您的做人准则吗？做人有时需要低调，长时间高频率您不觉得累吗？是什么样的磁场围绕着您，活了一大把年纪就不能消停一会？何老师，没有“反对者”“畅快淋漓地批判”，您真的那么难受吗？实在佩服您“讨骂”的勇气——真的好佩服！

【郭振亚荐自《劳动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９日】

荐稿人语：此文甚好，针贬了权威人士的“信口开河”，作者有胆有识，精神可嘉。

价值的真谛　作者：刘　墉

毕加索生前在一张报纸空白处画的速写，居然拍卖到十几万美金。

“这速写不过草草几笔，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有评论家说，“有的话，也只是市场价值。”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中国，政经混乱，通货膨胀，百元当十元用，买个鸡蛋也要上万元，“这钱还有什么钱的价值？它还不如纸的价值。”

什么是价值？

一件古董，今天人人都想收藏，它可能是无价之宝，明天有人鉴定是膺品，它又可能不值几文；一个公司的股票，今天大家都想收买，它可能大涨，明天财报出来，显示前景欠佳，又可能一落千丈；一国的货币，今天它的国力强，人人抢着持有，汇率可能一直攀升，明天出了泡沫经济，它又可能大幅贬值。

价值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大家都看好它、欣赏它、希望持有它，它就有价值。

这世间的东西，哪样东西能永远不变呢？流行会退潮，股市会崩盘，币值会狂泻，也因此，许多投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跳楼自杀，他们错了啊，他们忘了有一样价值，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只要有信心、肯努力，认定自己能东山再起，生命的价值就能维持在最高点。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的价值时，别忘了你还有生命的价值，当你费尽力量拉抬财产的价值却失败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样绝对操之在你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说得好：“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多则无益　作者：王成喜

１９３０年，德国出了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书名叫《一百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爱因斯坦知道后，耸耸肩说道：“一百位？干吗要这么多人？只要能证明我真的错了，哪怕一个人出面也足够了。”此言甚确。

原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胡俊先生说：“诗最善，化腐朽为神奇。”屡经弟子怂恿，编定《自怡斋诗集》，寥寥一册，云：“不必多，多则无益。”言之有理！

１９６２年，厉慧良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表演《挑滑车》，唱到“大战”就唱不动了。演出结束，是别人把他扶起来的。过后，厉慧良悟道：“重复太多”；“艺多了，就傻了”。这话有理！

书、诗、艺诸事，其理则一。

绵羊再多，对狮子却毫无威胁。一千只母鸡的翅膀也不如老鹰一双翅膀有力。这是浅显的道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即使要将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也不在于人多。确实，证明某理论，某件事，某个人的对与错，好与坏，不在于人多，而在于你拿出来的证明站得住站不住脚。拿秦桧来说，纵然有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来证明他是对的，也是“瞎子点灯——自费蜡”。相反，孔夫子在某一特殊年代曾被多少人横批竖批，打叉叉，放火攻，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孔夫子说翻身就翻身，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还增加了几分光彩。

至于文坛艺苑我想也是该“删繁就简”了。君不见，如今的一些人“书”出了一本又一本，然而，不仅“多则无益”，而且劳民伤财。另有一些人腹中空空，却硬充什么“学者”、“专家”，结果东摘西抄，拼拼凑凑出版一些所谓的“著作”。一些节目、演出，晚会，也大做“人加人”的文章，搬出许多人来证明自己的精彩和非凡。诸如此类，自然不仅仅只是一个“多则无益”这类问题了。

这几年，我们重复的东西还少吗？可要说好东西，则太少太少了。这多与少的反差，根子无疑在于“重复太多”。这类“重复太多”的东西，除了变为废品之外，还有什么？真金不怕烈火，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决不会因众人的攻击、诋毁而成谬论。爱因斯坦的伟大就在于他对科学的义无反顾和实事求是。当然，一个人能够领悟到“不必多，多则无益”，是一种境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更难能可贵，也就不会再做“傻事”。为此，我想，要使我们的“文坛”（不仅仅是“文坛”）走出“数量多而质量低”的误区，要紧的还是要在思想上领悟“不必多，多则无益”这一道理。当然，对一些“假冒伪劣”，还要加大“打假”的力度，撕去他们的假面具。

“不必多，多则无益”；“艺多了，就傻了”。这道理是大可推而广之的。

“鸿毛”“泰山”之议　作者：符　号

符号先生简介

虎年入世，“耳顺”有年。湖湘人士，“倔”性难改。曾以教书为业，教授“职”而未“称”；也曾官场就位，大体兢兢业业。任“长”于省、市杂文学会，忝列为中国作协会员。心尚好，仍能固守良知；脑还健，无需他人代思；眼力尚佳，“河东”“河西”历历在目；听力算聪，风声雨声时能入耳；神经还好，末梢痛感犹在；血压略高，不时血涌肠热；牙缺数颗，尚能“切齿”；发稀多多，已难“冲冠”。谈学生如数家珍，品佳作不时拍案，结文友可以忘年。娱“静观肃思”之乐，休“思海撷浪”之闲；吐“断思片语”之丝，品“大千百味”之鲜。童心未泯，爱窥“面具”后的真面目；好奇心依旧，喜翻人家的“左口袋”、“右口袋”。常与“悟思”为伴，乐同“豆腐干”结缘。已出拙书七册，发稿近六百篇。只管一吐心声，任由他人褒贬。

打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提到生死“轻重”的论题，“鸿毛”与“泰山”的尺度，就摆到了历代读者的面前。毛泽东大作一篇，则强化着当今人们的思索。

生死大题，人所面对；“鸿”“泰”之论，错综复杂，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死有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孔子辞世７３，孟子驾鹤８４，寿终正寝，天规使然。说其死如何“伟大”“光荣”之类，似乎欠妥*9鸦而如文天祥元帐就义，史可法扬州染血；张自忠捐躯沙场，瞿秋白被戮于敌营；遇罗克、张志新惨烈遇害，老舍、邓拓寂寞自绝，无论就死的年龄、方式、缘由与事后的反响，都非同等闲。“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大凡为国赴难，临危受命，为民请命，舍身护法，舍己救人，以身殉职，以死抗争者，其生虽有轻有重，其死则都“重于泰山”矣。“文革”前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一篇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讲的是苏州五位为民请命平民的事迹，平日里说话办事“轻如鸿毛”的市井族，非常时期却显出了伟丈夫本色！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苟活就一律为人所不齿么？司马迁蒙奇耻大辱成“残余之人”，若为尊严一刎了结，实不失壮士之风，“连活都不怕，还怕死么”！然而为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宿愿，他选择了“苟活”，正是这种比死更可怕的“苟活”，造就了他更高层次的“重如泰山”！

然而生前“轻如鸿毛”者，死后未必就“轻如鸿毛”；生前赫赫如“泰山”者，死后未必就能“重如泰山”。终日孜孜而求“重”者，到头未必能“重”；不刻意追求“重如泰山”者，倒常常实至而名归。看一些以“泰山”自命自诩者，屡被口碑铸成了“鸿毛”；而一些以“鸿毛”自许自安者，反常被万民仰之为“泰山”。

屈原投江籍籍无闻，身后３００年间不见诸史料；３００年后，岂只重见天日，而且光昭日月；皇帝老儿，生重“泰山”、死称“崩驾”，曾几何时，竟羽化成了“鸿毛”；“老革命”康生辈，在世与咽气时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转眼即还原于“鸿毛”一片！昨日“泰山”今日“鸿毛”，今天“鸿毛”，明天“泰山”者又该有几多！成克杰、胡长清先“泰山”而后“鸿毛”，“泰山”“鸿毛”有时真就一步之遥，一纸之隔！

然而“鸿毛”“泰山”之喻，又岂能涵盖所有？以战犯希特勒、东条英机为例，给亿万生灵带来如此浩大的劫难，让历史留下长深的伤口，难道仅轻飘飘的“鸿毛”二字，就可以了结？

还有，当年替秦皇修造陵墓然后被秘密处死的工匠，新近从成都新南门立交桥施工工地连续挖出的数百具古代人体骨骸，李逵板斧下毙命的芸芸众生，臧克家诗中“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周而复始的农家，当下埋压于山西、广西、山东、内蒙诸多矿井下成百上千的冤魂，无论生与死，不比“鸿毛”更“鸿毛”么！生存的“鸿毛”形态决定着“鸿毛”命运，他们个人又如何能够幸免？

还有，如南北朝一代诗宗大谢谢眺４８岁被宋文帝“弃市”于广州，小谢谢灵运３５岁被东昏侯“枭首”于南京；红军干部段德昌、柳直荀在“整肃”中死于“战友”之手；贺龙、彭德怀“文革”中惨遭“左”毒荼害；如斯大林制下上百个中央委员一个个死于非命，其死本身的“泰”“鸿”之论，又如何评说？

大千世界，原本就不都是“非此即彼”的两极世界，“轻”“重”“鸿”“泰”，也未必能合于逻辑的“排中律”。对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来说，无论生与死，其实都常常与“泰山”“鸿毛”无缘，他们是既非“鸿毛”也非“泰山”的“中不溜儿”。

“叟言无忌”　作者：符　号

只有“童言无忌”，哪来的“叟言无忌”？

童言其实是容易“犯忌”的。口无遮拦，率性而出，不懂得顾场合，讲情面，计后果，实话、真话说的几率就高。童言犯忌，大人也没法，谁让他是小孩呢？于是童话大师安徒生把大喊“皇帝光屁股”的任务，交给了“童”。童言不怕犯忌。

童言容易犯忌又不怕犯忌，大人于是想出了一条妙法：宣布“童言无忌”——小儿说的犯忌话一律不作数。即便大年初一，娶嫁喜庆，升官发财，出门远行，小孩冒出的怎样不“吉利”“不合时宜”的话，都通通不予计较，“一风吹”，不与吉凶利害挂钩。此法果然灵妙，既不让小儿遭呵斥、受委屈，“未敢翻身已碰头”；也不致让大人尴尬，坏了好心情，大家讨没趣。于是“童言无忌”，就成为避免自找麻烦、自寻烦恼、求得心理平衡的良方，为创造宽松、宽容、宽适的环境形成良好的氛围。童言，于是享受着“无忌”的优惠待遇。“童”与“叟”其实是相通的。“老小老小”，不就在一块儿么？童颜伴白发，长幼两童心。年龄的两极带来惊人的相似。推用“童言无忌法”对待老人，也是完全合适的。叟们年齿已长，所见多多。穿越了“不惑”、“知天命”的岁月路径，迈步于“耳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道途，亲历了河东河西的风景，领略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也就不易为一时的“轰动”所动，被翻新的花样弄花眼。而且由于已基本上退出社会舞台，身处超脱地位，因而利害的牵扯、物欲的引力，对他们已少有作用；权威的威慑，关系的羁绊，也影响甚微。“人到无求品自高”，所以他们不大再说圆场话、奉承话、迎合话，变得想咋说就咋说，进入了“自由王国”。比如时下呼“官”唤“长”势头正旺，他们却偏偏大不敬地要直呼其名甚至称“娃”带“小”的；别人抛出的全是赞誉奉承话，他偏品头评足要给你“降温”；人家说你“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他却说“还需要再看一看”；要是碰上混账人混账事，他会青筋直爆唇发颤，还要跺一跺拐杖骂几句娘。于是叟说真话实话的几率同小儿一样高，率真本色可与小儿媲美。只是前者是牛犊不畏虎，后者是姜是老的辣。

“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诗人辛弃疾以此自许，也用来嘉勉同胞。前辈胡绳８０岁生日以“尘事多变敢求真”自励，称自己是“两头真”的革命者；九秩老人张劲夫说自己“年衰未敢忘忧国”，仍在反思经历过的许多“惑而不解”的事，称自己也为“两头真”。其他如进入耄耋之年的李锐、严秀、于光远、李普、何家栋以及已经辞世的李慎之、黄万里等，都是这样的好叟。他们无忌的诤言谠论，铁肩道义，于世有补，于时多益。杨振宁博士说：上了年纪，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咧咧地倚老卖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装聋作哑乃至胡说八道。这正是“叟言无忌”的最好注脚。如果安徒生写《皇帝的新衣》续篇，兴许会把说出秘密的重任交给叟呢。

说“无忌”，其实是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叟爱说实话真话无所顾忌；一层意思是：对叟无所顾忌的话不必有所忌讳。最好采取跟“童言无忌”同样的对策。不过于顶真，过分计较。毕竟叟与童都属“弱势群体”，照顾对象。老弱病残，无权无势，影响有限，无足轻重，既不致冲掉“喜”，也不会给人败兴，更不至于构成“威胁”。所以即使遇上“乌鸦嘴”，“婆婆嘴”，“刀子嘴”，只要抱定“叟言无忌”的原则，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相安无事。更何况“世事洞明皆学问”，老叟之言有时还能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对于明白的糊涂人或者糊涂的明白人，都是大有好处的。相反，如果连童叟之言都不予宽容，自行忌讳，甚至耿耿于怀，恼羞成怒，气急败坏，那么其心胸肚量是江是海，是小水沟还是臭水坑，也就不言自明了。

故此，“童言无忌”、“叟言无忌”，也可算是试金石。

占领维也纳皇宫厕所　作者：符　号

随自费旅游团，“飞马观花”到了德、荷、比、法、卢、意等１１个大小国家，最后一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拜见了音乐公园内的施特劳斯金色塑像、舒曼塑像，敬谒了广场的贝多芬雕像，参观了国家歌剧院金色大厅，然后一行来到了霍夫堡皇宫。霍夫堡皇宫是奥匈帝国长达７００年统治的哈布斯堡皇室驻地。今日奥地利总统府和政府的所在地。１２７５年至１９１３年间，霍夫堡经多次修建、重建，形成了包括新王宫、旧王宫、宰相宫、亚梅丽亚宫、英雄广场等如同迷宫一样庞大而和谐的建筑群。

１０月２６日正值奥地利国庆纪念日。平日见不到多少人的城市，突然间魔术般涌动着海涛般的人群。英雄广场上停放着直升飞机、坦克、大炮，供人们参观。军乐高奏，欢声雷动，英俊的国防军战士接受着检阅，大屏幕现场直播……

眼下的中式旅游团大体还没有摆脱“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的格局。因而每到一处，即捷足先登找“ＷＣ”。导游说：今天可好，大家可以免费到皇宫里的厕所去“方便”一回。

团内女士三分天下居其二，又适逢彼国国庆，皇宫女厕自然不时爆满，门口排起了小队。然而“内急”可不是好玩的，何况时间安排紧，看的景点多，不能在入厕上浪费时间。于是团里有女士运用起国内训练有素的“插队”“加塞”技法，一变俩，俩变仨，私下为同伴的“方便”提供方便。然而节奏并不理想，耐心也是有限度的。见旁边的男厕里面没人，她们于是将此前在华人中餐馆已成功尝试过的办法照搬过来：占领男厕。厕外布岗，门内设哨，男士入厕，一律暂停。此招一出，果见奇效，排队小龙顷刻消失，再不耽误照相的时间。

我为女士们的“创举”忍俊不禁，同时不能不惊讶于她们的胆量与气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长期练就的功夫，是不可能如此迅速果决的。团里有人对此颇有微辞，以为有损国人形象乃至国格，然而这说法我以为未免有些夸大。因为“占领厕所”毕竟属区区小事，带有喜剧效果，犯不着“上纲上线”的。

倒是由此想到，眼下国人的性子似乎是越来越急了。看国内火车站、汽车站、医院挂号窗口、体育比赛场所、打折商品柜台，哪里见不到此类拥挤不堪的景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形成了此等“行为模式”。

上世纪５０年代从苏联接过来的排队模式，还是先来后到，老弱优先，礼让之风随处可遇。６０年代初人祸天灾时期，拿着花花绿绿大大小小几十种计划票证排着长龙买肉买糖买豆腐买鸡蛋买火柴买肥皂，有时排一通宵，空手而归，人们慢慢变得焦躁不安了，抢呀挤的，也就告别了君子之风。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连，全国乘车不要钱，浊乱的人流打车门车窗疯狂挤塞，秩序公德之类就只好通通靠边站。

７０年代挤公汽上班上学，一排几个小时上不了车。有人戏曰：每挤一次等于出一次国，经过了“越南（栏）”、“几内亚（挤内压）”、“塞内加尔（塞加进去）”好几个国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化作“集体无意识”，定格为“惟我”便利观，一遇情况，就会立即“条件反射”出来。

此类“条件反射”式的行为定势，会不会也给异国的人们留下某种情感定势，以为这就是中国人的常态，属“中国特色”系列呢？此种担心不是没有可能。眼下一年大几百万内地人港澳游，每天潮水般地涌进涌出，会不会也将内地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过马路闯红灯乃至争先恐后等等“下意识”，也带到了那里？又比如欧洲如今开始涌动起“中国潮”，在凯旋门、卢浮宫、罗马广场、阿姆斯特丹港口，那着新西装、端保温杯、夹公文包、拎着大包小包的“公务团”员们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指手画脚、旁若无人的模样，构成了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线。如果不予收敛，那么“国人形象”与“国格”问题，倒真是令人担忧的。

良知三题　作者：曾敏之

一

从一篇文章中抄下这么一段话：“西方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和徒具文凭的‘识字分子’，有很大的分野：知识分子也者，不向现成观念屈膝，有社会良知而付诸行动的读书人也。”

说的是西方观念，但从知识分子的表现看，在中国不论古今，何尝不与徒具文凭的“识字分子”有区别？其区别之点就在于社会良知。

说到良知，什么是良知？按照古典的解释，是指天赋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智能。孟子在《尽心》就说过：“会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有人对孟子的说法加以发挥，认为不待思虑而自然知者就是良知。明代大儒王阳明为良知而在《明儒学案》中作过研究分析，可见“社会良知”之说不是西方所独有。

既然良知良能为中国古已有之，因此是非之辨在知识分子中就多有坚持良知的表现，所谓“不向现成观念屈膝”，就是具有叛逆精神。

举一个古例：当王莽为篡汉而蓄谋的时候，他曾折节下士，谦恭以待读书人，在很多方面表现他是一个大贤人物。可是却有读书人（知识分子也）卓茂、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觉察到王莽的伪诈，他们以名士而拒绝受王莽的礼遇，有的归隐林泉，有的以呕血托病杜门自绝，有的变名姓逃于林薮……待到王莽称帝，这些人成了不向王莽制造的伪经观念屈服，可说是有社会良知的人物了。就思想上看，他们维护正统、封建道德观念较强，如从实践上看，却不失有别于“识字人”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因此，历史上就记载了他们的言行及风节。

当然，历史上也多有知识分子屈膝于现成观念，如《桃花扇》写的侯方域（即侯朝宗）就是屈膝于乡试，中了副榜，戴了花翎，抛却了抗清复明之志，也断送了李香君的似水柔情，而为后世所诟病了。

二

提到《桃花扇》，就想到作者孔尚任的为人。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属于孔老夫子六十四代孙，因是圣人的后裔，受到清康熙帝的征召，于康熙二十四年赴京任国子监博士，旋被派参加治水工程而游历扬州、南京。这一游，却触发了他对南明兴亡的研究，耳闻目睹，感慨颇多，尤以侯方域与李香君一段悲欢离合之情，成了他决心写《桃花扇》的诱因，遂以此为《桃花扇》的主题，寄托了对南明兴亡之感。

《桃花扇》写成后，成了传诵一时的戏曲，与洪昇写的《长生殿》成为当年的双星。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流露了民族大义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良知。例如在《沉江》一节歌颂了史可法抗清的英雄气概，以“看江换主，无可留恋”而写史拒降投江的悲壮；又在剧情中骂降清叛将为“真贼党”。更在《余韵》里讽刺徐达的后裔做了清衙的差役：“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

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入清宫给康熙帝看了之后，就将孔尚任罢官了。孔尚任与《桃花扇》的命运，也可说是知识分子辨是非的良知引出的文字冤案的一种反映。

三

说来是无独有偶，与孔尚任齐名的洪昇因写《长生殿》也被革职，就又是一桩文字狱了。

洪昇是浙江钱塘人，仕途不得意，于是时而创作戏曲。康熙二十七年写出了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为主题的《长生殿》，体现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一段历史轶事。这部戏曲轰动一时。其中因“骂贼”引起康熙帝的不满，骂的是安禄山，讽刺的是唐王室的南逃西川，但康熙帝却联想到清兵入关，认为洪昇有借古讽今的恶意，于是将洪昇及与洪昇有关系的一些名士革去国学生籍。赵执信（字秋谷）原是新科进士，授编修，累迁左赞善，因是参加洪昇邀看《长生殿》的都下名士之一，也被革掉了官职。

对赵执信被罢官，颇引起时人的同情，因为他受株连未免冤枉，曾有人写诗为他叫屈，诗曰：

秋谷才华迥绝俦

少年科第尽风流

可怜一曲“长生殿”

断送功名到白头

赵执信的功名确是断送了，他只好回到益都老家以著述终老，他写的《谈龙录》是评诗文之作，对诗坛有影响。

至于洪昇，更被刑部下狱，饱尝铁窗之苦，冤情更重了。

《告别夹边沟》：知识者ＶＳ走兽　作者：汪　凌

读一本书，我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入、融合进去，和书中的人物共呼吸，因此读书、尤其读那些气氛沉重的书，在我是一件辛苦的事。读《告别夹边沟》便如此。每每中途合上书页，我自己仿佛也虚弱不堪，心口好似压了一座山。每读完一章，看某一主人公从艰难的生一步步不可遏制地滑向死亡，我都要深深地呼吸，一吐郁气。我甚至闪过一个念头，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看书里的苦难，简直是罪过。然而，这是谁之罪！

当年右派被策略地“引蛇出洞”，被莫须有地定罪，被甩出正常的人生轨道，随后发生的一切，在个人几近灭顶，在民族则是大灾难。发生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右派大量死亡的事件，便是一个极端事例。在这里，从１９５７年起，近三千名右派被关押，苟延残喘地活着，丧尽为人的尊严；卑琐地死去，像动物一样抛尸荒野。１９６０年底，当中央发现并着手纠正甘肃省委“左”倾错误时，幸存者已不到一半了。

曾经的知识者被迫沦为了走兽，这是最令人发指的。知识像一把双刃剑，让人洞察，还可以让人陷于无用、甚至获罪，文明的进化就是这样叵测。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史，却在２０世纪中叶重蹈蒙昧，每念及此，惟有扼腕叹息，文明的“余泽”竟然如此继承并发扬光大。

书里写了一个右派分子，先后就读三所大学，他说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冷棒”是甘肃方言，指“傻瓜”的意思。五七年鸣放时他提意见，说为啥只提无产阶级专政，太狭隘，应该提全民专政，结果被打成右派发配夹边沟。他说：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没有读万卷书至少也读了五千本书，我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可是，我居然还给共产党提意见……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当饥饿的阴影越来越浓重时，他没能活着走出夹边沟。

到事件的尾声，幸存者被遣返回家，汽车载着那些饿脱了人形的人，离开空旷寒冷的荒漠沙滩。借其中一位主人公的眼睛，作品叙述道：“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沙梁，沙梁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２０米远。”当远离了时代背景，这类似于自戗的行为，已经让正常状态下的人难以置信了。我想起一部纪录片《证词：大屠杀》，导演把目光投向与犹太集中营大屠杀有关的众多普通人，他历经十年调查，把曾目睹屠杀的、沉默了几十年的证人们，一一带到摄影机前，把麦克风伸向他们嘴边。也正因此，忏悔、反省、不断地纠缠于过去，以各种方式，无论民间还是政府行为……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我想是格外重要的。

《告别夹边沟》是一部小说，我却是当史实去读。作者在其中有一些铺陈和渲染，还有一些明显的虚构痕迹，然而在惨烈的史实面前，小说笔法很容易被忽略。当年的反右运动，已被学术界下了基本定论，但大多是严谨的史料性的陈述、论议和抽象数字。在具体的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个体生命参与其中，因为各种人为的或客观的因素，导致个体悲剧的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差别，比如在甘肃，在夹边沟劳改农场，一千五百多名右派的非正常死亡，即以一种民间视角，补充了以宏大叙事为主体的正史记载。

因为事先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夹边沟的来历，读来能在自己的阅历中体味制度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以及在这个事件背后所暗藏的某些东西。但在作品中，可能和“实录”文体有关，整个事件背景的交代也是零星的，可是，略去了背景，就有可能削弱思想的厚度。诸如浮夸风、反右扩大化、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封建主义的阴影……在当时的背景下，可以一直往前延伸、再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由此，这本书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历史不是童话　作者：屠雨迅

说到牛顿如何发现万有引力，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个广为人知的苹果落地的故事。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德国科学家高斯就经过认真考证，确认这个故事并不是事实。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是把这近似于童话的故事当成了历史。当我们赞赏贝多芬高尚的人格时，最喜欢引用他与公爵的故事：“……公爵有的是，过去有，将来还会有，而贝多芬只有一个！”这段话让人听起来畅快淋漓，确实能反映贝多芬的秉性。然而，这段被许多人当作历史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发生过，而是一位贝多芬传记作者的创作。童话又一次被当成了历史。

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是唯物的；童话是作者按主观愿望虚构的故事，唯心的成分居多。两者虽然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能把故事编到乱真的程度，不能不承认创作者的天才。这种本领我们中国人毫不逊色。如妇孺皆知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本是一个经典的文艺作品，却被许多人当成了历史故事。其实，历史上的杞梁、孟姜女夫妇比秦始皇要早３００年。《诗经·郑风》云：“彼美孟姜，德育不忘。”脍炙人口的“空城计”也被不少人误当成了历史故事。上个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长篇小说《李自成》剧本《王昭君》等，都产生很大影响。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不难看出，历史在这些作品中已被演绎成了童话。

现实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既然有人用童话来诠释历史，就一定会有人用童话来演绎现实。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看到大量现代版的童话故事。笔者可以随便列举几个。故事之一，亿万富翁都令人羡慕，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吗？于是有这么一个“真实故事”跑到你眼前来了，原来这个亿万富翁在年轻时只是个一文不名的学徒，一次老板招他去办公室，他发现地板上有根针，就随手捡了起来。老板从此对他倍加重用，最后将自己的公司交给了他。原来那根针是老板故意扔在地板上考他的。故事之二，如今就业是热点，那么什么人能够在面试时脱颖而出呢？于是你看到了又一个“真实故事”：一群年轻人赶到公司面试竞争惟一的职位。面试地点在高层，大家发现电梯不工作，只好干等着。只有一个年轻人从楼梯登上了高楼，他一见考官，就意外地获悉自己已被录用。故事之三，每个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考上名牌大学，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于是你又读到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子犯愁，因为他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一直很差，经常有人说他是笨蛋，弄得孩子很没有自信心。于是这位母亲反其道而行之，经常设法夸奖孩子，孩子果然大有进步，最后考上了北京大学。

天真的读者读了这些当代童话以后，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当亿万富翁、找工作、上名牌大学是这么简单的事！当你对此类故事将信将疑，甚至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壁，正懊悔不迭时，另一些人正随着报刊发行量的节节攀升，偷偷地乐着呢。

敬畏生命　作者：冰　心

心灵若是堆满垃圾，心胸容易狭隘；心灵若是一尘不染，心胸则无限宽广。

微笑是最祥和的语言。

用爱面对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心中就不会堆积烦恼，世间纷争也会减少。

期待大地亮丽，资源不短缺，必须从人心懂得珍惜开始。

媒体如同一把双刃的剑，可以导人为善，也会引人偏差；可以美化人生，也可能扰乱人生。若能发挥使命感，尽好自己的本分，社会就能更祥和。

生命虽然很有价值，若不能好好运用，等于没有价值。

面对困难，要勇于接受挑战，借由人生的历练，锻炼出柔软如水、坚强如钢的精神。

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法则，也是每个人必经的历程。透彻生命、明了生命的源头，就不会恐惧死亡。

能以爱心、耐心、平常心及智能来教育，则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有爱心的人愈多，累积的福就愈大，凝聚的力量就能无限发挥。

对于生命，谁都没有所有权，无常一来、呼吸一停，则万事皆休。

社会的希望在教育，一位好老师不仅传授学生知识，还要启发他们的良知、良能，发挥智能。

天地虽宽，只要用无限量的爱心去启发、引导，力量就会不间断。

别人站得远，我们就走近，距离便会缩小；别人若冷漠，我们待以热情，就会逐渐热络。惟有主动付出，才有丰盈的果实得以收获。

【王翔宇荐自《水母网》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２日／张新华图《——这下面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

民间语文　作者：晓　峰

一个巴掌拍不响：不一定，关键要看拍在哪里，如果是拍在马屁股上，百分之百是要响的。

多个朋友多条路：相同的说法是“朋友多了路好走”。多条路也好，路好走也罢，都突出了朋友的功利性。当世人都把朋友当成路来看待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朋友。

鸡蛋里面挑骨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经验丰富的挑刺专家说：让鸡蛋先孵着，等到里面孵出小鸡来，不就能挑出骨头了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话虽这么说，但推磨的鬼，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倒是为钱推磨的人，可谓比比皆是。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群众手里没有决定领导去留的杀手锏，眼神再好，也没有杀伤力。

兔子不吃窝边草：别以为是兔子懂得要保护生态环境，它是怕把窝边草吃掉后不利于自己的隐蔽。

人心隔肚皮：幸好隔着厚厚的肚皮，要不然，彼此的心思一眼就看穿了，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将是多么的尴尬和危险啊！

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聪明得过了头；另外一种，说到底还是愚蠢所致。

人生絮语　作者：陈思炳

（一）人生之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最难得的是真心，最可爱的是纯洁，最难忘的是初恋，最渴望的是自由，而最永恒的是希望。

（二）人生获得

任何真正的人生获得，都不是人生幸福的终极，只是幸福的阶梯，而只有知识、经验、美好的情感，乃至智慧，才算是“真正的人生获得”，而这些，无一不是通过漫长的努力积累而成。

（三）拿起·放下

对于人生的不幸和挫折，拿得起是一种能力，放得下是一种睿智。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是一种生命的平衡。找到拿起放下的最佳支撑点，路就宽了，心就明了。

（四）独木桥·拐杖

走的独木桥多了，胆子就大了，但生活中我们往往不是跌倒在独木桥上，而是在宽阔的大道上。

在缺少力量的人的手里，往往离不开虚假，像没有力量走路的人离不开拐杖那样。

（五）颂扬·责骂

对夸奖过你的人，你可能很快把他忘记；对骂过你的人，你会记他很久，甚至一辈子。有时候骂声比颂扬声还有穿透力。

（六）失败·胜利

一个人失败了，他还有希望；但如果他放弃了，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赛跑中获得胜利的人，未必全是跑得快的人，还有那些坚持跑到终点的人。

（七）告别奴性

做奴仆时越卑贱，做主子时就越残暴。追求权力时不要自己的人格尊严，享受权力时也不会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

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

（八）人生算术

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

（九）朋友·对手

事业上和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朋友，有首歌唱得好：“千金难买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因此，要想朋友多并友谊长存，就必须用“真诚”做纽带，用宽容做桥梁，用付出为代价。

朋友是你在愁风苦雨中行走时飘过来的一把伞，是你在暗夜哭泣时递过来的一方绢，是让你的歌声达到最佳音响效果的那位不知名的调音师，是你差点被挤下黑夜的台阶时扶你一把却不知是谁的那个人。

财富不是你一生的朋友，朋友却是你一生的财富。

真正认识你的人，除了你的朋友外，就是你的对手。所以，要重视你的对手，因为他逼迫你强化你自己的能力；要感谢你的对手，因为他使你更好地成长起来。

（十）快乐与幸福

什么是快乐？快乐是一种心情，一种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一种重负顿释后的轻松如意，一种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更是一种人生练达的哲理与智慧。

幸福在于拥有自己可爱的东西，而不在于拥有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只有漠视他人的目光，我们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活。

苦夏浮想　作者：潘旭澜

去年夏天沪上酷暑，为一百多年来所仅有。蛰居家里，手脑不闲，劳作如故。若干浮想，数年前曾如游云飘过脑际，忽又重现，因录其中几缕。既非沉思所得，复无逻辑联系。借时下广告用语，“排列不分先后”。

运气是主体和外部世界在特定机遇下结合的产物。交上好运，你坐在家里，鲜花与美酒会排闼而入，到荒山野岭也会踩上金娃娃。碰上噩运，每走一步都会落进陷阱，随便说什么都会引来魔鬼，茶杯里有百慕大黑三角的风涛，叹口气会引起威苏威火山爆发。

如果人到世间，是为了摘果子，那么果子只有等待上帝恩赐。如果人到世间只为栽树，那么结成的果子谁来采摘，栽了树有何意义？倘若有人告诉你，栽树是为了神话里的花园，那么他若不是骗子便是农奴主，或者是农奴主加骗子。

除了白痴和植物人，是人就有追求。婴儿追求母亲的乳头和怀抱，垂死者追求灵魂的平安。

忙忙碌碌的人们，总追求点什么。比如地位、金钱、爱情、享乐、幸福、事业、荣誉、奉献，乃至名垂青史。通常，可以几种目标互相交叉或者基本重合。追求也往往随自身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不以损害别人为前提和目的的追求，都是正当的。人的价值，正是在不断追求中体现。自然，价值有高有低。没有各式各样正当的追求，世界就如同一张白纸，社会的航船就会在岁月的港湾中锈烂。

以损害别人正当权益为前提或目的的追求，小则为社会航船中的白蚁、老鼠，大则为海盗、劫船者。

征服欲是人类长期存在的顽症。

历史上有许多铁腕人物，要征服本民族人民，要征服别的国家、民族。表面上常常得逞，实际上总是征而不服。到头来，被征服者总是将铁腕人物送到应该去的地方，包括历史的审判庭。

现代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叫做：征服大自然。如果仅仅说说而已，或者狂犬吠日，或者是愚昧无知，都可不必认真看待。倘驱使众人去实行，那就是让人类亲手去毁坏自身的生存条件。结果，大地百孔千疮，江河流血，天空暴怒。被驱使去流汗流血的人们，还有子孙后代，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诅咒征服。惟一不诅咒的是，征服征服者——无论他服不服。

恶棍向少女说：不肯将你的肉体无条件交给我，便是犯了妨害自由罪；当我的自由得到充分保证，便是人间天堂。

少女向恶棍说：当你的意识像装在试管里的病毒标本，陈列在防疫展览馆时，人们才有自由。

在不具备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里，优胜劣汰只是一种幌子或愿望。劣胜优汰倒是经常发生的，因为竞争的起点、条件、手段不同。

如果优劣的标准都颠倒了，正常的价值判断又没有人坚持，实际上劣胜优汰却被视为“优胜劣汰”，那个社会也就迅速返祖。

２００４十大悲情语录　作者：楼　主

１、我要回家，我要工资！

这是民工岳富国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之后，岳富国便因突发脑溢血昏迷。３６小时之后，医生宣布岳富国死亡。直到此时，岳富国仍然没有拿到应该属于他的工资。岳富国的遗孀姚玉芳悲愤地问道：他们咋就不给钱呢？（《成都商报》报道）

楼主曰：当年岳富国的双亲在给他取名时，一定没有想到岳富国首先连自己也富不了。

２、永不放弃我的北大梦

因为高考成绩未达到一本录取分数线，１７岁的陕西姑娘小倩（化名）从位于五楼的自家阳台纵身一跃，于７天之后不治身亡。她死后，记者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永不放弃我的北大梦。然而这纵身一跃却永远断送了她的北大梦。（新华网报道）

楼主曰：中国的孩子们，你们快乐吗？

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凌晨一点多，常霞还在睡梦中。兴城市的５名警察及一名“线人”搭梯子强行从窗户闯入常霞的住所。常霞被他们惊呆，壮起胆子问他们是什么人。而“他们”却要常霞交出“和你搞的那个男人”。最终他们发现房子里除了常霞和他们６位不速之客之外，再无别人，于是不无懊恼的说“可能抓错人了”。目瞪口呆的常霞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而“他们”却扬长而去。透过窗户，常霞看到了他们的车牌号。受此惊吓，常霞患了精神病，只会不停的喃喃自语：“车牌号，我记了，这些人，半夜，从窗户爬上来，要人，搜我房子……”（《沈阳今报》报道）

楼主曰：泰西有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奈中国无国王何？

４、去了长城却让水给淹死了

这里的“他”是指郑金寿，曾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福建青年。他与女友许珍姐在公园约会时遭联防盘查，因为未带证件并且不愿因此而被罚款，遭到了联防的殴打。郑金寿慌不择路，最终负伤掉入河里，死亡。郑金寿死后，许珍姐说道：“他还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可去了长城却让水给淹死了。”果然是被水淹死的吗？他的哥哥郑金紫说“我弟弟的水性一直很好，以前还是学校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被打得晕死过去，绝不会溺死。”（多家媒体报道）

楼主曰：孰知联防之毒有甚于蛇者乎？

５、我想要那个孩子

在接受采访时，马卫花淡淡地说“我想要那个孩子”——马卫花因为贩毒而被捕，然而此时马卫花已有身孕。按律，有身孕者不得执行死刑，于是警方在未征得马卫花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全麻，强行人工流产。事后警方说，怀疑马卫花故意怀孕避死。（《南方周末》报道）

楼主曰：楼主无话可说。

６、你上学去吧，妈妈马上要走了

慧慧生来就是一个女孩，于是他的生父弃家而去。七年来，她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她。然而，由于慧慧的母亲缺乏足够的工作能力，生活艰辛无比。七年来，慧慧的母亲没有添过一件新衣，七年来，慧慧的母亲只吃咸菜，偶尔买条鱼，也留给慧慧吃。即使如此，每年慧慧生日时，母亲也要给她买生日蛋糕。然而今年，慧慧的母亲实在拿不出这一百块钱，于是在慧慧上学去之后，她在自己家中自缢而死。（《安徽市场报》报道）

楼主曰：这年头，嗯。

７、如果不是你逼我，我会志愿上街去扫雪吗？

孙凤梅是一位盲女。一场雪后，社区以取消低保资格相要挟，要求孙凤梅“志愿扫雪”。此事经报道之后，社区换了一副嘴脸，说不参加扫雪也不会取消低保资格呀。与此同时，还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说过不扫雪就取消低保资格。孙凤梅问：如果不是你逼我，我会志愿上街去扫雪吗？（《沈阳今报》报道）

楼主曰：似乎在很多时候，志愿这个词与其真实含义是相反的。

８、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穿上囚衣后，马加爵说，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在场的警察听后，都不免为之落泪。马加爵是杀了人，但法律不会去管他是怎样成长的。马加爵的助学贷款没有批下来时，他穷得不敢去上课，因为他已经没有鞋子穿了。据同学回忆，自此之后，马加爵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性情大变。（搜狐文化报道）

楼主曰：穷人也有尊严。

９、我儿当你看信时，我已不在人间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面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辽宁农民孙守军的儿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老父因为无钱供儿子上学，留下遗书后自杀。（新华网报道）

楼主曰：不要说什么不读大学照样成材；周星驰都知道拿“人人有书念”来骗人。

10、我还能再坚持三天

传智是一名矿工，发生塌方后，管传智被困井下，苦熬7天。管传智被救援人员从井下救出重见天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再坚持三天。”（《南京晨报》报道）

楼主曰：矿工兄弟，好兄弟，你们还要坚持多久？

生活定律　作者：佚　名

□当你经常被人指责的时候，说明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真正认识你的人，除了你的朋友外，就是你的对手。所以，要重视你的对手，因为他最早发现你的过失；要感谢你的对手，因为他使你强大起来。

□处在第二的位置比处在第一的位置更有安全感。靠支持别人可以获得安全感，靠打击别人也可以获得安全感。

□同学聚会时，混得特别差的人和混得特别好的人不会参加。前者是因为不好意思参加，后者是因为没有时间参加。

□当你超过别人一点点时，别人就会嫉妒你；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时，别人就会羡慕你。

□如果你喜欢热闹，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灵魂寂寞；如果你喜欢孤独，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思想充实。

□有的人虽然缺点不明显，可也找不到突出的优点；有的人虽然缺点明显，但优点也很突出。相比之下，人们往往更欣赏后者。

□你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在失势的时候离你最远的人。

□拍你马屁的人多了，不是别人爱拍，而是你喜欢被人拍。拍马屁者之所以后继有人，是因为喜欢被拍马屁者没有绝种。

□第一年宏伟蓝图，第二年糊里糊涂，第三年唯利是图，第四年一塌糊涂。

□上任前豪言壮语，任职时胡言乱语，卸任后不言不语。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出风头的人，是因为这种人妨碍我们出风头。

□你被别人嫉妒，说明你卓越；你嫉妒别人，说明你无能。

□你做对事的时候，常常不会被人们提起；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常常不会被人们忘记。

□喝酒时，想巴结你的人和想看你出洋相的人会一直找你干杯。

□童年时感到日子过得很慢，青年时感到日子过得不快不慢，老年时感到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

当　作者：张　峰

当事情没有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时，再大的事情也等于没有事情；当事情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时，再小的事情也成了重大事情。

当问题没有被媒体曝光时，有关部门完全可以视而不见；而一旦事情被曝光，接下来你一准能读到有关部门雷厉风行查处问题的新闻。

当记者前来采访的是正面新闻时，通常都会受到当地领导的热烈欢迎；当记者前来采访的是负面报道时，迎接他们的通常是冰冷的面孔和闭紧的嘴。

当前来办事的人没有来头没有关系时，原则常常就成了铁面无私的拦路虎；当前来办事的人有来头有关系时，原则就成了便捷后门甚至通天大道。

当你让原则屈服于领导的招呼时，你是一位识大体讲大局的好干部；当你坚决用原则顶回领导的招呼时，你常常就成了一个不讲政治不识大体的人。

当名人还不是名人的时候，他通常会很鄙薄名人的浮躁与逐利；当名人已然是名人的时候，他会觉得凭自己的名气赚钱实在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

当别人因为受到领导的赏识而青云直上时，人们斥之为拉帮结派用人惟“亲”；而一旦自己受到领导的提携时，则逢人就夸领导公道正派用人惟贤慧眼识英才。

当自己因经营假冒伪劣而财源滚滚时，人们盼望着相关管理的“宽松”；只有当自身的利益受到假冒伪劣的损害时，人们才会想到应该谴责有关部门的失职渎职。

当围观的是别人的苦难时，许多人总能为自己的冷漠麻木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当自己成了苦难的主角被人围观时，许多人才对道德的沦丧世风的不古有了切肤之痛。

当一个人还是平头百姓时，人们觉得他知识平平水平一般，简直就是庸才一个；但一旦他当了某长，立即就成了全才，硕士、博士、教授之类的头衔一挂一长串。

当某种观念被当成口号轰轰烈烈提倡的时候，说明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稀缺；当某种观念被众人忌讳的时候，说明现实生活中它正被芸芸众生忠实地践行。

穷人的成本　作者：王国华

姐妹３个，最大的１４岁，最小的才７岁。在一次车祸中，她们的父母不幸丧生，只剩下身体有病的爷爷带着３个孙女一起生活。这年夏天，姐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却无钱就读。这件事在当地一家报纸上披露后，女孩儿收到了５００元钱的捐款。除去学费，还富余出２００元做生活费。

时间一晃就是６个月。要过春节了。姐姐回到家里过年。爷爷告诉她，你的两个妹妹没钱上学了。姐姐犹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爷爷手中。爷爷问：“学校免你的费用了？”孙女摇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这１００元钱？”“就是人家捐的那些钱中剩的。”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半年的生活费只用掉了１００元。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捐款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年年底，他应报社的要求，对受助者进行回访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半年，１００元。一个月平均１６元钱，每天就是５毛钱，一天３顿饭，一顿饭……

我的朋友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些钱是怎样维持了这个孩子半年的生活。

那么多城里人在一掷千金。但是，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未成年的孩子却在以我们想像不出的方式计算着自己的生活。

时空混乱之种种　作者：坡上的阿西

天天收看电视的新闻联播，受教育，觉悟提高得很快，只不过可能自家前庭机能不好，平衡感差点，觉得时空错乱得厉害，举几个例子，给大家说说——

总是看见首长去慰问灾民，方知晓发生了泥石流；

总是谴责“内阁总理大臣”参拜神社，才知道人家参了拜了；

总是案破了，才知道案发了；

总是神勇的人民警察抓到重案犯了，才知道这小子杀了那么多无辜群众，身旁的街道胡同曾经如此危机四伏过；

总是高速公路的连环车祸“得到妥善处理，封堵长达７０多个小时的车龙正在顺利疏导”后，才知道有那么多司机弟兄挨饿受冻那么久；

总是“我国扶贫事业有了新进展，全年减少贫困人口×××万人”了，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白菜帮子都啃不上，我以为大家伙儿都为减肥这档子事苦恼着呢；

总是环境整治大见成效了，才知道曾经脏乱差过；

总是“下大气力关闭了多年没能关闭的重污染企业”，才知道黑心化工厂明目张胆排污“多年”了；

总是“狠刹乱收费，群众皆称赞”了，才知道费曾乱收过；

总是看到“今天上午一度中断的京广线顺利恢复通车”，才晓得铁轨也不是多么结实，它老人家还闹过脾气、撂过挑子；

总是看到“伤员终于转危为安”，才知道急救中心运了那么多的伤者，伤还都不轻；

总是表彰了抢险救灾先进集体，才知道火灾恁猛、英雄好险、记者多么马后炮；

总是墓碑树起来了，才知道人已经死了，楷模的名字要套黑框了；

总是桥梁竣工了，鞭炮响了，锦旗送了，才知道河上几十年没桥了；

总是桥梁修复了，老汉乐了，孩子笑了，才知道桥垮塌了好几年了；

总是外电报道爆炸性新闻了，才轮到自己报道，除了会议新闻；

总是“群体性事件大幅减少”后，才学会一个新名词“群体性事件”，我以为咱这旮没那乱事儿，不会搞错吧，咱只知道纽约、伦敦街面时常乱烘烘的，没他奶奶个样子；

总是“会议圆满成功”并发了公报，才恍然大悟：会早散了；

总是要发帖子了，才知道时空错乱比比皆是……

三个秘书一台戏　作者：王　雨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三个秘书何尝不是一台戏，是一台官场大戏。酸、甜、苦、辣，生、旦、净、末、丑，你全能在这儿找到。

领导的讲话

小刘大学毕业后，磕破了头，烧断了香，迂回曲折，辗转反侧，托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的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分来我们单位，一开始干的是办公室文秘，虽是小科员，但也有点小实权。

某日，办公室主任交待小刘为领导写一篇讲话稿。小刘回家后苦思冥想，憋了整整一天一夜，“拉”出来一篇万余字的长稿。主任看后，将稿一掷数米远，斥之日：“你看你写的这是啥东西？领导讲话是这样讲的吗？！”

小刘拿着稿子去找“一支笔”老钱，小刘不解地问：“领导的讲话是怎么讲的？！”

老钱笑谓之：“写领导的讲话，你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则，即实话少说，虚话多讲，级别越高的领导讲话越应该如此！像你这些直抒胸臆，抒情言志的话，绝对是官场大忌，万万不可讲！”

得不偿失

秘书处小赵，因常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作，故人送雅号“赵诗仙”，九○年名牌大学毕业分来局里，转眼“秘”龄已逾十载，同年来机关者，皆得以升迁重用，惟小赵，原地踏步。

夫人枕畔日日聒躁，小赵苦不堪言。某日与部门领导陪客人同饮，借酒劲，斗胆相问：“为何独我不得升？”

部门领导面露微笑，颇显真诚，“这正是我们爱护你的所在啊！不信你仔细观察观察，凡舞文弄墨小有成就者，有几人擢升后能保持此雅好的？！一旦升迁，公务繁忙，俗事缠身，雅好顿失，实得不偿失矣！”

小赵闻言，思忖再三，自此不思升迁。

令人最难忘的三句话　作者：徐迅雷

２００４年我最难忘的，是如下三句话：

“不要地，要地干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河北省沙河市白塔镇５个铁矿井下发生特大火灾，这次矿难共造成６５人死亡。１１月２６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的采访手记《矿工的故事让人心酸》中写到：

这些背井离乡到这里做矿工的人几乎都是农民，问５０岁的胡春德为什么不在家种地，他告诉我，他种地赚到的钱交了各种税费后，所剩无几。我问他还要不要地？他说：“不要地，要地干啥？”

“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王纯作为市委书记，说过无数的话，但有一句刻入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近几年，白山市一些国有企业困难，不断有群众上访，王纯常常躲着百姓，连走路都绕开上访群众；厂里一些职工找到王纯，反映企业的问题，王纯说：“你们总说吃不上饭，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

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参与者黄艺的一句话。一年前，黄艺从湖北经济学院毕业后，到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担任基层干部。一年过去，决定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这里的农民生活太苦了。有的孩子连鞋都买不起，光着脚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上学。”“废弃的办公室，一层稻草，两床棉被，这就是我现在的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外企工作，拿着高薪，他嘲笑我还在‘为人民服务’。其实，我只是在尽力做一些事，让自己觉得活得有价值。他不明白，虽然我睡在稻草上，但每天都做着最美丽的梦……”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这有良心的话，与那“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的昧良心的话，是多么的不同。

在武松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作者：侯国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你们好！

我叫武大郎，是打虎英雄武松的哥哥。（掌声）感谢阳谷县人民的信任和厚爱，选我当“打虎协会”的副会长，在武松英雄事迹报告会上发言。我一定不负众望，把武松打虎的英雄事迹宣传好，为阳谷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有人会问，你是武松的哥哥，为啥兄弟二人长得不像，一个高来一个矮。这话说来叫人伤心，那是自然灾害时期，缺吃少穿，父母饿死了，就剩下我们兄弟俩。我上地里剜点野菜，都让二郎吃，自己喝点稀的，因此，就造成目前这个样子。（掌声）

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二郎打老虎的英雄事迹罢，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说英雄都要打小说起，二郎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听哥哥的话。他多次被学校评为“五好”少年，门门功课都是五分。有一回放学回家的路上，二郎捡到一个钱包，里边装有１００块钱，２０斤全国粮票。他想也没想，马上把钱包交给了老师。我曾经问他，捡到的，又不是偷的，为啥不留下自己用，家里生活又这么难。二郎严肃地说，捡到的东西，是别人的，怎么能随随便便自己占有呢？（掌声）

有人说，捡钱包跟打老虎有啥关系？其实关系大着呢。想想看，一个见钱眼开、自私自利、道德不高尚的人，能在危急关头，去和老虎作殊死搏斗么？

噢，递上来一个小纸条，看看上面写的啥？武松从小受苦，没喝过牛奶，咋会有那么大气力，一个人就把吊睛白额大老虎打死了。这里边是不是有幕后故事，有人吹了黑哨，要不就是服用了兴奋剂？

哈，哈，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没有黑哨，没有兴奋剂。阳谷县质监局，对“三碗不过冈”进行了检测，里边不含兴奋剂。二郎上景阳冈时，除了服用十五碗“三碗不过冈”外，没有另外服用保健品，这里有店小二出具的证言材料（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然后放在了讲台上）。二郎为啥有那么大的力气，一下子就把大老虎打死了，这要从两个方面找答案，一个是对阳谷县人民无私的爱，一个是对腐败分子的恨。

大家想一想，景阳冈上出现了吃人的老虎，坏了２３条壮汉的性命，人心惶惶，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出于对人民的爱，二郎能袖手旁观么？有人说，老虎吃人是阳谷县的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武松是个过客，打死老虎是非法的。说这话的人，应该饿他三天，一个炊饼也不叫他吃，看他敢不敢不说人话！（经久不息的掌声）

请大家不要拍了。说说第二个答案，那就是对老虎的深仇大恨。我常常对二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过去穷人受苦，是地主剥削压迫造成的，现在好人受气，是腐败分子造成的。二郎曾问我，腐败分子啥模样，我说像个大老虎。二郎一听肺都气炸了，说哪一天要是遇了大老虎，非打它个稀巴烂不可，谁知道，竟在景阳冈上遇上了，这一场好打，那老虎不玩完才怪呢？

噢，又有人递上一个小纸条，问景阳冈上的大老虎，咋那么不经打，是不是在遇上武松之前，被宝马车撞了一下腰？不是的，经阳谷县巡捕房对老虎进行尸检，证明老虎四肢发达，除了二郎的拳脚伤外，并未受到钝器伤害，死前是个健康的大老虎。至于说，那老虎是不是喝了阜阳假奶粉，变成了大头老虎，这也不可能，那老虎生前，已经被阳谷县稳定办宣布下了岗，成了困难群体，哪里有钱买假奶粉喝呢？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不再一一解答。有一件事要特别声明，二郎上景阳冈不是去检查老虎的暂住证和卫生许可证的，那老虎并不是没有暂住证，就被二郎打死的，这一点，请大家相信。

最后，我给大家出一道问答题：武二郎上景阳冈前，一共喝了几碗酒？答对的听众，每人发给一只武大郎炊饼。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了。（掌声）

Ｘ乡的乡间喜剧　作者：王宗宽

Ｘ乡，位于某省某县，一个随便就能发现的地方。

庄严承诺

Ｘ乡兴修水利，Ａ书记在工程总指挥的陪同下，亲自下工地视察，详细询问进展情况。

Ａ：工程什么时候竣工？

总指挥：５月。

数日后，Ａ书记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这一造福人民的工程７月以前一定完工，否则我引咎辞职！”

浑身是胆

上级通报了几起大案要案。会议结束后，Ｃ副书记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Ｃ副书记回到家兴奋地对妻子说：“今天真高兴。南方某地一官员犯了渎职罪，使国家损失了１６亿元，才判４年。我们乡级干部撒开整，无非使国家损失几万而已，哪怕出了事，也就判几个星期！”

爱国典型

Ｘ乡的经委主任Ｆ与乡农业技术站的八个技术员共赴美国考察学习，为期三个月。八个技术员贪恋美国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逾期滞留不归。只有Ｆ主任如期返回，受到隆重表彰，被树为爱国典型，到处巡回做报告。

一次醉酒后，Ｆ口吐实言：“你道我为什么坚决回来？我回来签字好使！我不走，美国也不收留我，除非他们重视划拳人才。”

群众齐声赞：数爱国人物，还看公仆！

“三点式”

乡政府民主生活会上讨论了勤政为民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增收节支，支援国家建设。

最后，乡财政所所长Ｋ谈了些具体的、实质性的意见。Ｋ所长说：“我们乡政府招待客人吃饭的档次要低一点，陪同客人的人数要少一点，饭菜的规模要小一点。”

按Ｋ的“三点式”的指示精神，乡政府的招待费一年节约了数十万。

各有所长

Ｘ乡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叫做“菜刀队”。这个团伙横行乡里，垄断了全乡的建筑业、餐饮业、娱乐业等。乡派出所数次治理，但是屡查不禁，屡禁不止。这个“菜刀队”成为Ｘ乡的一大顽症，百姓闻之色变。

后来，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黑”的专项斗争。有关部门制定了Ｘ乡的“打黑”计划，行动代号为“斩草除根”。这次行动干净、彻底地扫作了Ｘ乡范围内的流氓团伙。与以往不同的是，执行此次任务的都是邻县Ｙ乡派出所的干警。

群众纷纷指责Ｘ乡派出所窝囊废。Ｘ乡派出所所长Ｌ理直气壮地驳斥：“这并不说明我们无能。如果Ｙ乡有流氓团伙，我们Ｘ乡派出所的干警出去，也一定能给斩草除根。不信，就试试！”

《汉武大帝》是一种什么病？　作者：秋　风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同志有一句格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鲁迅先生还曾告诉我们：“从前阔气的想复古，未曾阔气的想革新。大抵都是如此。”如今，古虽然是复不了，可是翻祖宗牌位的事情还是常见，一翻发现，我们也有“帝国”，也有“王朝”，也有“大帝”。于是有人就想把“大帝”当成“伟哥”服用，最近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推介词里不是说么——“他给了一个民族挺立千年的自信”，一不留神我就差点把它当成壮阳药的广告了。

当然，追忆祖国和祖先的辉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型历史剧”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了那种对权术，对阴谋，对这种所谓的“雄才大略”不知羞耻的炫耀和津津乐道，充满了各种法西斯主义的美学，充满了对权力奴气十足的崇拜，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仿佛这些权术，这些勾心斗角，就是我们祖先伟大的文化和智慧的全部精华。近年，央视的“历史大剧”里，只有《成吉思汗》没有大力渲染这种权术文化，大概因为描述的是蒙古人的历史，“蛮夷之邦”没多少“文化”，可人家有一分不可腐蚀的草原男儿的胸襟，要决斗、要征服就是明刀明枪的来，没龌龊的“雄才大略”。

可是我们的祖先就真如现今历史剧中描写的那么龌龊吗？我们的祖先不也讲浩然正气吗？不也说过正大光明吗？不也说过匹夫不可夺志吗？这些祖训我们怎么就忘了？看书店里到处是什么《慈禧太后掌权术》、《袁世凯为官之道》、《希特勒夺权秘籍》一类书籍，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里能这样大力地四处兜售权术和阴谋，还命名为“智慧”！我真不知道几千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状态到底有多大改善。

《汉武大帝》号称是根据《史记》改编的，可是《史记》是什么？《史记》就是司马迁满腔悲愤的豪迈喷发，是一曲不朽的绝唱和挽歌。恰恰这种高贵的精神，在《汉武大帝》里一点也看不到，剧中暗示桀骜勇武的周亚夫有政治野心，连最具血性的李广都被描绘得那么圆滑和猥琐，倒是鹰犬一样的“酷吏”郅都成了真正的英雄。该剧处处为大汉两代封建皇帝的残忍和冷酷辩护，这与《史记》作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它媚权的奴才气，它对权术的渲染和炫耀，更与《史记》的境界相去万里，它和先前的《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如出一辙，在堂皇正史的名义下，宣扬着一种阴暗的畸形权力崇拜。

《史记》是值得读的，是真的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的，自杀的李广，叛国的李陵，他们这些血性汉子以生命和历史毁誉为代价，在专制的无道强权面前誓死捍卫个人尊严的高贵精神，让我们见贤思齐，让我们对于做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有了信心。

我们理解《汉武大帝》编剧们的良苦用心，我们了解他们沉痛于国人精神的萎靡，他们试图通过一种充满激情的叙事唤起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唤起血性和大道。但是只有一个个中国人个人的自信和自尊，才能支撑起我们整个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像《汉武大帝》这样毫无理性可言的民族主义煽情，能够给予我们什么自尊呢？一个名字，仅仅是一个名字，什么大帝的名字，什么旗帜的名字，就让我们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什么样的自尊自信啊！他满怀激情吹响号角，他燃烧生命照亮大地，他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天地旋转，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们呢？挺立千年的是他，匍匐下去的是我们。他是伟大的，我们是卑微的。我们看着他伟岸的身影，我们觉得自信了，就像阿Ｑ非说自己是赵老太爷的本家，然后因此觉得自信。可是赵老太爷非但一点面子都不给，还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话语平台如何公平　作者：王乾荣

读《南方周末》１月１３日陈章《有话说李敖》一文，颇有同感。

我是尊敬李敖的。他在恶势力面前的不屈不挠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但是李敖在电视上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极尽挖苦奚落之能事，却不正视和检讨自身错误，总叫人不无遗憾。你不能对任何人都霸气十足吧？像李敖那样的名人，以及给他们提供充分讲话平台的媒体，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单方面肆意歪曲、贬损对方，往小说不够厚道，往大说显失公平。这类事，不光发生在李敖身上。

先前，央视旧栏目《朋友》请陈汉元、余秋雨聊天。针对人们对余秋雨文章的批评，“朋友”陈汉元说，“人要是有本事，自己写一本书去，为什么看人家写了书受欢迎就不平衡呢。”“主角”余秋雨说，那些批评，他根本不看，云云。主持人则在一边哼哼哈哈地帮腔。这个话题一直顺着他们的逻辑说了下来。我想如果有一位给余先生提过意见的人在场，他一定会对陈汉元们说，一件作品，不是放在自家抽屉里，而是拿出去发表，就有了社会性，就要作用于别人感官，就会影响别人，影响社会，人家就有表扬或批评的权利。自己不写作品，照样可以评论别人作品。这都是常识。你有一个作品，就成龙头老大和老虎屁股了？你可以说批评得在理不在理，却不能以批评者没有作品来限制、阻止、反对人家说话。而且“批评等于心态不好”，这是谁家的逻辑？也许只有自己虚弱和心态不正之人，才会得出如此结论吧。陈汉元一味帮“朋友”之忙，说风凉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益友和诤友；余秋雨貌似超脱，实则蔑视批评者——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主持人丧失了中立立场，在一方无法辩驳的情况下又“拉偏手”，则大不该。既然讨论有争议话题，为什么不把另一方也请来交锋呢？

央视有个颇受欢迎的栏目《第一时间》，在每次节目里，两位很棒的主持人都要谦恭地征求观众意见。可我有一个喜欢咬文嚼字的朋友，多次匿名指出他们的一些常识错误，比如他们把“载人航天”念成“宰人航天”，还有像李敖那样，也把“一叶扁舟”读作“一叶ｂｉǎｎ舟”，等等，多了，他们对这样的错误却一直讳莫如深。他们宣读的“观众来信”，一般都属于表扬性的，包括了哪位观众祝某主持人生日快乐，哪位观众说某主持人长得像自己的哥哥，等等。这个先不管。话说有一次，一位小学生给他们写了封信，主持人在“感谢”小学生之余，指着他的信纸批评道，某字写错了，某个句子不通，云云。一个小学生，出了点文字错误，不算丢脸，值得在全国观众面前展览吗？须知，热心观众写信要花邮资，发短信要向电信部门交钱（不知电视台有没有分成），那小学生倒真是花钱买批评了。但是他的错能像主持人的错那样，影响亿万观众吗？在这么点小事情上，主持人对己和对人的态度，便是如此鲜明。说什么不说什么，主持人拎得清、把得准着呢。

鲁迅说：“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然而这是指对等双方的“人情”。媒体作为一个言论平台，至少须做到大度和表面上的公平。人家“毁”（批评）你，你即“报”之，人家“誉”（表扬）你，你不但不“默”，还要极力自我张扬，总显得小家子气。而媒体对名人“拉偏手”，则更给人一个“势利眼”的感觉。方便地出入于媒体的人，毕竟只是像李敖、余秋雨那样的少数风云人物；在这个现实面前，我倒是希望，媒体向弱势者倾斜。

杨翰端讽刺诗新作　作者：杨翰端

见怪不怪集

炒股发财的没多少，

“股评专家”却出了不少。

胖子变瘦的没多少，

“减肥”药物却出了不少。

癌症治愈的没多少，

“治癌专家”却出了不少。

球艺长进没多少，

“大牌球星”却出了不少。

优秀歌曲没多少，

“超级歌星”却出了不少。

科技发明没多少，

“科技权威”却出了不少。

成功人士没多少，

“成功秘诀”的书却出了不少。

优质工程没多少，

“优质”的奖牌却发了不少。

“大中小”

——有感于某些现象

大贪作报告，

中贪听报告，

小贪戴手铐。

大会念文件，

中会传文件，

小会侃“黄段”。

大报打官腔，

中报炒作忙，

小报奸杀抢……

大吹把官升，

中吹报纸登，

小吹领奖金。

大学常作弊，

中学偶作弊，

小学不作弊。

大官没架子，

中官摆架子，

小官像老子……

大骗当总裁，

中骗发横财，

小骗抓起来……

大哭（注）有拨款，

中哭有救援，

小哭有贷款……

（注）“哭”即向上哭

穷，要求“倾斜”。

“问题解决程序”

——但愿不是“中国特色”

群众申诉

不理不管

“有关部门”

推诿刁难

一次两次

三番五番……

无奈“跳楼”

命悬一线

惊动媒体

曝光呐喊……

大官见了

发怒拍案

批示“严查”

刻不容缓！

“有关部门”

态度骤变

雷厉风行

急事急办……

问题解决

群众欢颜

赠送锦旗

媒体盛赞

“联系群众”

——有感于某些表面文章

“群众意见箱”，

赫然挂墙上，

铁锁生黄锈，

四角结蛛网，

日晒又雨淋，

裂缝三寸长，

箱外爬蚂蚁，

箱内藏蟑螂……

“内容”更丰富——

烂纸冰棍棒……

小箱如明镜，

照出官僚相：

民主成摆设，

表面做文章。

横幅迎风展，

喇叭声震天，

“群众接待日”，

闹市忙“摆摊”，

领导当街坐，

为民“解疑难”，

“你去找上级，

我们无法管……”

“你去找基层，

此事该他办……”

上推又下卸，

“接待”即敷衍，

街头当“舞台”，

演给媒体看……

“提炬技巧”

——总结撰写法之一

膏药凭熬炼，

总结靠“提炼”。

坏事“提炼”成好事，

教训“提炼”成经验。

亏损“提炼”成盈利，

欠收“提炼”成丰产。

出了事故也别怕，

提炼“抢险英雄篇”……

“提炼”犹如美容术，

掩去疮疤“换新颜”……

如今百姓敢说话　作者：张继楼

“三个光”

树上果子被摘光，

坛里老酒被喝光，

笼里土鸡被杀光……

大爷眼里暗无光。

要问这是为什么？

只为有人来下乡。

“留学生”

如今留学成时尚，

初中娃娃都留洋。

学了三年回到家，

半句洋话不会讲。

问他留学学些啥？

吃喝玩乐加上网。

剪 彩

剪彩、剪彩，

剪下有彩：

红包一个，

现钞八百。

取 经

领导出国有原因，

参观学习为取经。

去年带队去美国，

今秋又访菲律宾。

名胜古迹都访遍，

专家座谈他养神。

学习归来作传达，

大包小包够你听。

穷开心

穷开心，富作乐，

虽穷也要乐一乐。

借个名义搭个台，

请拨歌星唱唱歌。

书记、县长来作陪，

地主之谊吃又喝。

商店企业出点血，

老师工资拖一拖。

门票摊到各部门，

一人一张不算多。

万人空巷三天整，

人民会堂都挤破。

歌舞升平万民欢，

领导脸上笑呵呵。

开支百万谁买单？

平头百姓你和我。

满不满意该问谁

红头文件来上面，

要评满意公务员。

还未开评就推荐，

领导占了一大半。

部长、处长和科长，

当然都是公务员，

巡视员、科员、办事员，

难道不是公务员？

个个都吃人民饭，

都是人民勤务员。

为啥只见“长”字号，

不见一个办事员？

人民满意不满意，

理当人民说了算。

暗箱操作不算数，

因为民意被强奸。

社会芸芸众生相　作者：金　池

看医生小题大做想方设计套你住院，

的哥的姐拉客人拐弯抹角爱走曲线；

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让座极为罕见，

酒店里那稀奇菜名儿让人眼花缭乱；

洗头城里的小姐倚在门前招手呼唤，

街头巷尾那流行歌曲让你意乱心烦；

售房处广告中的承诺事后难以兑现，

婚姻中介所暗雇婚托与你谈情会面；

商家宣传的夸张艺术叫人摸不着边，

统计报表中的水分泛滥到了那极点；

乌纱化作商品炒卖已经是屡见不鲜，

滥用职权无法无天更不是天方夜谭；

有事无事路上警笛狂叫乃司空见惯，

挥泪大甩卖想法设圈套让你往里钻；

麻将桌前男女老少不分那昼夜狂战，

算卦的相面的多讲些套话蒙你受骗；

柏油街道晾柴晒粮左右为难步维艰，

非男非女黄发异装真让人另眼相看；

中英语交配混用闻之惹人神经错乱，

老总老板称谓流行已成了家常便饭；

造假售假愈打愈狂那背后都有靠山，

黄片黄碟城市农村背着孩子偷偷看；

世风滑坡之怪相着实让人长吁短叹，

扶正祛邪严厉打击已到了刻不容缓！

这怎么算受贿　作者：土老帽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为某公司剪彩，

多收了一点“出场费”！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春节时来客大方，

都掏钞票给孩子“压岁”。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家里有只土碗，

有人当文物买走且不嫌贵。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为别人题字写匾，

都说是墨宝，报酬该加倍。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牌桌上手气好，

一连“和”了十好几回。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别人送幅字画，

我又不知它价格不菲……

这怎么算受贿？

只不过老婆五十大寿，

有人自愿携礼前来聚会……

这怎么算受贿？

难道因为我的钱多，

你们就随便给我定罪？

哈哈世象　作者：左都建

贾某一当上局长，便有人向他“进贡”了，头几次他还不敢收，后来想通了，不收白不收。可是他收了之后，心里又总是担惊受怕，特别是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沉觉。其妻很恼火，数落他道：“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既然怕得睡不着觉，就不要收人家的钱！”贾某叹了口气说：“眼看着到手的钱不收，夜里就更睡不着觉啊！”

悖论　作者：曼迪．格鲁斯

处世矛盾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从不吸取历史的教训。

举止自然是最难做的动作。

如果你想领导一群人，请走在他们后边。

开会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你不想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成立一个诚实者协会，所有的骗子都去加入。

原谅敌人容易，原谅朋友难。

你的朋友越有钱，这段友谊越费钱。

我们往往嫉妒自己不愿做的人。

世界越来越拥挤，人类越来越寂寞。

人生矛盾

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无知到什么程度。

一个有知识的傻瓜比一个无知的傻瓜更愚蠢。

人人都说生命充满了孤独和苦难，但人人都不希望它结束得太早。

和其他人一样，每人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特别的。

我希望自己足够贫穷或足够富，这样我就可以做我现在想做但做不了的事。

我的记忆糟透了，我什么都忘不了。

当人意识到生命就快结束时，他的生命才正式开始。

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购买快乐，结果把自己卖作了享乐的奴隶。

没事可做时，觉得最累。

说怪不怪种种　作者：孙焕英

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开发商是农民的主人。

城里餐桌上的美味都来自乡村；乡村的餐桌上却很少见到佳肴。

城里人往乡下跑是因为他们吃饱了；乡下人往城里跑是因为他们想吃饱。

老百姓拉闸限电是因为电力特别紧张；不夜城灯火辉煌是为了树立政府形象。

挣大钱的人能够不纳税；挣小钱的人不能不纳税。

写书的不如印书的；印书的不如卖书的。

写歌的求着唱歌的；唱歌的求着播歌的。

写电影的抽小头；演电影的拿中间；拍电影的赚大头。

造药品的羡慕卖药品的；卖药品的羡慕开药方的。

国家官员“闹事”率小而“出事”率大；普通百姓“闹事”率大而“出事”率小。

上面的一些领导，带着救济品往下跑；下面的一些干部，带着进贡品往上跑。

选民从未见过面的人，是人民代表候选人；人民代表陌生的地方，是选举自己的选区。

戏说“错”论　作者：郭　炜

在大人面前：当然是小孩错了；

在老师面前：当然是学生错了；

在厂长面前：当然是工人错了；

在老板面前：当然是职工错了；

在村长面前：当然是农民错了；

在交警面前：当然是司机错了；

在医生面前：当然是病人错了；

在富人面前：当然是穷人错了；

在裁判面前：当然是球员错了；

在情人面前：当然是妻子错了；

在领导面前：当然是下属错了；

在强者面前：当然是弱者错了；

在名人面前：当然是凡人错了；

在现实面前：当然是理想错了。

公平的法律　作者：一　鸣

狼把羊害得很惨，事情闹得如此严重，以致兽国统治者不得不引起重视。

于是，高级官吏们被召来开会，说实话，高级官吏中就有好几只德高望重的狼。

在密林深处，会议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进行，凡是要提起申诉的，都让他们适当地发表了意见。最后，官员们制订了一条十全十美的法律。全文照抄如下：

“只要发现狼企图侵犯羊群，羊群因而将受到欺凌时，无论此狼是谁，羊都有权利扼住狼的咽喉，将狼提交森林法庭审判。”

给老外的汉语六级考试题　作者：哇哈哈

鉴于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口涌入我国。由于其中绝大多数人不能熟练地掌握汉语，这给双方在沟通上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也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在我国第２５０届全国××××大会第１３次全体会议上特作出决定：以后凡外籍人士进入我国，必须先通过汉语六级考试，否则将不予发放签证。另据消息，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等国外高等学府纷纷作出规定：凡在该校就读人员，如不能通过汉语六级考试，将不予发放毕业证书。为方便广大外籍人士做好应准备，我们特将部分例题公布如下：

一、听力（每题１分）

１、甲：今天公共汽车上人多么？

乙：还行，第一站上来３个，下去５个；

第二站上来７个，下去１２个；

第三站上来４５个，下去２３个；

第四站上来１８个，下去１２个；

第五站上来９个，下去８个。

问：乙共坐了几站？

Ａ．５Ｂ．８２Ｃ．６０（答案：Ａ）

２、甲：您吃了么？

乙：没呢！

问：这段对话最可能发生在那儿？

Ａ．厕所Ｂ．澡堂子Ｃ．胡同口儿

（答案：Ｃ，有答Ｂ者加半分，发现答Ａ者即刻拖出考场）

３、甲：作业怎么还不交？

乙：我没带。

甲：你长脑子了么？你怎么忘不了吃饭呀？你弱智吧你？

问：甲的身份是什么？

Ａ．神经病Ｂ．老师Ｃ．流氓

（答案：Ｂ，有答Ｃ者加半分）

４、甲：你怎么还没到？

乙：堵车堵得我头都晕了。

甲：快点儿，再不来大嘴巴抽你。

问：乙为什么没到？

Ａ．头晕Ｂ．堵车Ｃ．怕甲大嘴巴抽他（答案：Ｂ，发现答Ｃ者就大嘴巴抽他）

二、阅读理解（每题２分）

中国有一种植物叫葳蕤。从前有个人叫蔺芈。他想用一张罽子去捕一只鸩。不小心被葳蕤绊了一个跟头。他很踯蹰该不该再去捉。忽然他发现了一根扃，于是便用扃去打鸩，可是鸩飞走了。蔺芈气愤地说：“再抓到你就把你做成俎醢！”虽然恨，但此时却没办法。于是蔺芈只好采了几根葳蕤回家了。

１、葳蕤为什么要绊蔺芈？

Ａ．葳蕤招讨厌Ｂ．蔺芈犯贱

Ｃ．这是自然规律Ｄ．以上皆错

２、“罽子”是什么意思？

Ａ．网Ｂ．席子Ｃ．布Ｄ．绳子

３、蔺芈为什么要捉鸩？

Ａ．蔺芈爱上了鸩Ｂ．蔺芈讨厌鸩Ｃ．上天的安排Ｄ．题目中没有给出

４、蔺芈为什么带葳蕤回去？

Ａ．回家报复它Ｂ．养起来Ｃ．蔺芈爱上了葳蕤Ｄ．以上都对

５、请你给本文加一个合适的题目：

Ａ．傻×蔺芈Ｂ．鸩的故事Ｃ．草本植物葳蕤Ｄ．蔺芈传奇

（以上五题答案由判卷老师自行决定，第五题答Ａ者加４分）

三、词汇与结构（每题０．５分）

１、小王抽（）小李一个嘴巴。

Ａ．了Ｂ．到Ｃ．著Ｄ．上

２、解放军（）守在边关。

Ａ．戊Ｂ．戌Ｃ．戍Ｄ．戎

３、用荣誉去（）他。

Ａ．歔Ｂ．勖Ｃ．砉Ｄ矞

４、和“歇菜“意思最相近的词语是：

Ａ．雄起Ｂ．完菜Ｃ．点菜Ｄ．玩完

５、（）打了我一巴掌。

Ａ．尔Ｂ．汝Ｃ．你Ｄ．彼

６、你在干嘛（）？

Ａ．呢Ｂ．呀Ｃ．哟Ｄ．乎

（以上答案由判卷老师自行决定。作第２题时容易发生考生晕倒现象特提请考场管理人员提前做好抢救工作；第４题发现答Ａ者即刻拖出考场。）

四、完形填空（每题０．５分）

１、床前（）光，

Ａ．台灯Ｂ．秃头Ｃ．明月Ｄ．没有

２、疑是地上（）。

Ａ．筐Ｂ．霜Ｃ．赃Ｄ．缸

３、举头（ ）明月，

Ａ．望Ｂ．看Ｃ．瞧Ｄ．瞅

４、低头思（）。

Ａ．成双Ｂ．姑娘Ｃ．故乡Ｄ．尿床

（以上五题答案由判卷老师自行决定。第四题发现答Ｂ者立刻送相关部门处理。）

五、翻译句子（每题４分）

１、你丫挺的要是再叫板老子就灭了你！

２、多乎哉不多也多亦不多乎实乃少也。

（要求翻译准确无误）

六、写作（１５分）

以“汉语四、六级真好”为题写一篇作文。要求包括：

１、汉语四、六级真好；

２、汉语四、六级怎么就那么好；

３、汉语四、六级实在是好；

要求：字数不得少于１００字。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麦惠文（广东广州）

看罢《遥想李白当年》（《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１月），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不管世俗之人如何评价李白，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也好，说他是自命清高、自负自大也罢，但他在面对权贵（即便高至皇上）时，依然能保持自己的自我个性和独立思想，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只会厚着脸皮唱赞歌讨欢心，对权贵吹捧献媚——尽管李白也想获得功名。这等决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高尚人格品质，可以说是跟他的不朽诗篇一样，都是千古以来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历史财富！

在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的当下，不少人为了功名利禄，早已把尊严和人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就像只懂得讨主人欢心的哈巴狗一样，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除了迫不及待的随声附和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外，就只会死心塌地去卖命，而绝对不会提出半点异议，更别说什么反对意见了。当然，对正确的指示和决定表示服从和认真执行是应该的，但是不管上头说的是什么都一味地听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那简直就成了附庸！跟没有思想的机械工具有多大差别呢？

无论什么时候，权贵都只是少数一些人而已，而他们的看法和认识绝对不代表真理，不少时候还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违背的，假如人们都只是按这少数人的思想去生活、工作，那是多么可悲而恐怖的事啊！而这样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没有过！“文革”的十年浩劫恐怕还未被人们全部忘却吧？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而今的社会中，还是有许多跟李白那样敢于不为权贵折腰，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心灵、思想和行为的人存在，他们敢于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话，敢于说出人民百姓的心声，而不是看着权贵们的脸色行事。这些人，才是我们社会里真正值得尊敬和佩服的人，才是我们社会的脊梁。

胡玉龙（河北石家庄）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贵刊激浊扬清、嬉笑怒骂的文章。为表达自己的谢意，现用贵刊各专栏的名称，写了首小诗：直面现实，警世通言；激浊扬清，文如利剑；负暄琐话，谈吐不凡；世象杂记，辛辣针砭；名家小辑，大方之见；笑骂由我，畅所欲言；半真半幻，夺人双眼；灯下翻书，妙处难言；只眼观人，真知灼见；唇枪舌剑，火花四溅；讽世韵语，好记好念；杂七杂八，令人拍案；一笑而过，并非笑谈；茶客留言，开诚相见。

金伟（湖南岳阳）

我有幸读到《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书中内容紧紧地把我吸引住了，比之我订阅的多种报刊更有它的独特之处。“杂”而“精”，使人读后余香不断，感到添趣、增乐、博知、明理，特别是有些精品，似鲁迅笔锋，“文力”深厚，泾渭分明，针贬时弊，入木三分，真是揽群英之妙笔，集百家之精华；“好文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我已是退休的老干部，平时酷爱舞文弄墨终日与书报结缘，而今又遇上《杂文月刊·选刊版》，它自然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祝愿它年年进步、锦上添花。

宋昌亮（湖北枣阳）

我是个不能行走的具有“四级伤残”的农民，今年４８岁。住处远离城镇、道路坎坷、信息闭塞，生存艰难。只因识得几个字，对时事敢怒敢言，便屡遭四邻讪笑。但也有善良村妇，每怜我之悲苦，常将其读高中女儿的各种书籍送我解忧愁。近获几本《杂文月刊》，虽是旧刊，仍使我茅塞顿开，欣喜不已，更痛惜相见恨晚，实令我爱之若渴。很想长期订阅，却苦于身无分文，更羞于向家人讨要，怎么办？怎么办？哀哉吾心。恰逢收破烂的小贩，忙问他：“收废品的，你收不收废人？”小贩面有愠色。收废品的为何不收废人？若能将我收去，重新回炉再造，也免得我无钱可支，饱受痛苦煎熬。没办法，我只得将废铁烂布等，让他去收拾，变得几个干净钱，我可换回２００５年的《杂文月刊》。

以杂碎破烂，换《杂文月刊》，我心喜，且足矣。

杂文不是人类的敌人，杂文不是社会的敌人，杂文是你身边无时不在的神医。她用神奇的针灸，刺透你灵魂深处，使你的病魔得以驱除；她用灵巧的手法，摘除你体内的癌变，使你轻松愉快地生存；她用魔幻般的滴注，让新鲜的东西渗入到你体内每一个细胞，给你增添新的能量，使你体内肮脏的东西得以清除，使你不再发烧，使你不再发炎，使你不再受腐败的侵害。

爱她吧，每个需要健康的人们！

爱她吧，我们躯体上可爱的头脑！

罗飞（湖南祁东）

我偶得贵刊一阅，深为刊内文章所吸引。刊中的文章不拘一格，详略各异，内容都切合时势，或文笔犀利，或内涵深邃，或委婉而耐人寻味，实乃杂文之大集。

2005年第5期

不亦荒唐乎　作者：佚名

一、某工程公司负责人应某，当“商业综合大楼”竣工验收时，为能及时结清工程款，欲向当地饮食公司借款２７万元，条件是给该公司回扣７万元。当饮食公司负责人犹豫时，应某拍着胸膛说：“我以党性担保，绝不出卖你们！”于是，交易成功……“以党性担保”，不亦荒唐乎？

二、某造纸厂副厂长，受贿、贪污６００万元，东窗事发，被关押在看守所里，他计划着，用这６００万元“生产一种以知识青年为品牌的白酒”，一年利税１００万元，等他积攒够１０００万元后，这６００万元赃款就可以归还了。于是，他对提审他的检察官说：“你们快放我回家吧，我还有大事要做呢！”这个“法盲”的话，不亦荒唐乎？

三、某市有机械压力机１万台左右，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一年造成的工伤事故达２５００多起，市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制定安全规划，保证工人的人身安全。于是，有１０多家工厂在安全指标中规定“每月轧断手指不得超过两个”。这个指标，不亦荒唐乎？

四、某女被歹徒奸污，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一民警胸有成竹地说：“想法让他再强奸一次，以便采样，进行ＤＮＡ鉴定。”受害人无奈只好同意。当色狼再次扑来，受害人再次受害，戒备森严的几位民警正要抓人时，色狼又跑了个无影无踪。民警的“妙计”，不亦荒唐乎？

五、某女士的手袋被偷，内有４００多元现金，还有学位证、毕业证、身份证等。第二天该女士又在丢手袋的地方捡到了自己的手袋，打开一看，证件一个不少，还有一些零钱，只是少了４００元大钞。小偷还留下一封短信：“昨天借你手袋一用，今天完璧归赵。看你是个刚毕业的学生，给你留点儿路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这里的小偷都是活雷锋！”小偷者，雷锋也。不亦荒唐乎？

六、某镇原有文盲２６００人，被县教委“黄牌警告”。一年后，全镇“脱盲率”达到９８％，进入了全县扫盲先进行列。《焦点访谈》两记者深入采访，摸清了他们高速扫盲的“绝招”：这些文盲大都“死”了，并有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死因有病故、中毒、自杀、雷击……记者采访这些“死亡”者，他们非常愤怒。扫盲，把文盲扫到了“另一个世界”，不亦荒唐乎？

七、某村有一“刺头”，经常捣蛋、不服管理，惹恼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于是，村委会召开会议，集体决定，用１．１万元公款雇来了３个杀手，砍死了这个“刺头”。集体研究杀人，不亦荒唐乎？

八、某林场派出所民警的一把“六四”式手枪被盗。县公安局副局长带领８名民警赶来破案，对林场１０岁以上的所有人员进行地毯式摸底排查，３天过去了，一无所获。这时，听说１００公里外的回龙寺有一“仙娘”，找到“仙娘”后，“仙娘”说：“拿走这个东西的是丢枪者的好朋友，３０来岁，长一口络腮胡子，从丢枪者家门往右，过五六座房子就是他家。”于是，这个“盗枪”者被抓到了县公安局拘留所，被打得死去活来，结果，枪仍未找到。公安人员靠“仙娘”破案，不亦荒唐乎？

九、某工地一打工男子，其妻子南下“淘金”，日子一长，就做了“三陪”，她捎信给家里，说广州钱多好挣，叫儿媳快来。同年，又让女儿也来广州，儿媳、女儿，一门三女做“三陪”，后来都得了性病。于是，儿子、女婿、丈夫，同时到法院递上了离婚诉讼书，最后，都离了婚。带着儿媳、女儿一块儿做“三陪”，不亦荒唐乎？

十、某县官场流行“拥抱礼”：官员们私下见面，或官员与民营企业家见面，大家都要先来一番热情拥抱，借机把对方身上摸一遍，确认对方没有带录音机、针孔摄像机之后，方才放心接触。还有某单位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密商如何应对本单位职工举报时，竟然是约在澡堂子里见面，两人都脱得光溜溜的，谁也甭想打谁的主意。这些官员们的“防人之心”，到了如此程度，不亦荒唐乎？

大人大账　作者：刘洪波

俗话讲“大人大量”，其实是“大人大账”。大人先生不算细账，算细账很麻烦，而且不过瘾。算大账就不同了，显得眼光开阔，魄力大，气概吞得了山河。现在官员一动真，多发“不惜一切代价”的誓言，这里大有“不算细账”的神韵。

真正说来，官员不是不算细账，而是根本不算账。算账，是一种经济行为，体现经济理性，而官员并不是经济人，而是政治人。所以经济意义上的算账，不是官员所要关心的，官员也有盘算，勉强借用经济术语，也叫算账，就是“政治账”，没有什么账比这个账更大了。这个与经济账有不同的算法，不讲支出与收入，而讲行动与意义，重在追求“意义”。

最近，广西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称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运动会”，而且已是“第三届”，参加者必须是在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强调“在职”，退下来的自然不能参加，同时正在工作的巡视员、调研员之类非领导职务人员和企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也不得参加。光是搞清楚官员的职级序列，就够麻头的。为什么不是科级以上呢？因为接待能力有限，但最紧要的是不符合运动会的初衷，这个运动会的初衷是“推动全区县（处）级以上干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如果科级干部参加，年龄大、体力差的大干部必然得不到名次，这就有违运动会的初衷了。所以，科级官员只能以为县（处）级领导干部从事后勤服务的身份出现在运动会上。

推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运动会”的政治账怎么算？负责运动会组织的广西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官员说了，“开展群众体育健身运动需要场地、器材、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县（处）级以上干部都是各地市的‘实权派’，他们重视体育运动，群众体育健身运动就好开展多了”。这说法，还是很实在的，没有扯到领导干部运动会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一方运动健身风气上去。要想群众能健身，首先得让领导想健身，说白了，群众只能“搭便车”得点好处。“群众体育运动”的大账，是这样算出来的。几乎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听说“关键是领导”，广西自治区体育局把领导干部运动会作为群众体育的大事来抓，也算是对“关键是领导”的透彻理解吧。

当然，还有其他的政治大账。体育部门说，体育局是领导很少关照的“清水衙门”，搞干部运动会，领导就重视起来了，为了办运动会，百色市的市委书记都到市体育局这个基层单位“视察”了５次之多，指示不能在兄弟市领导面前丢脸，还命令保证经费。钦州市干部篮球队由市委书记挂帅，队员说，书记平常很忙，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参加集训，一些处级干部与书记常在一起，“以前根本不可想象”。更多的领导干部通过运动会“健身，联谊，学习”，“结交了一批朋友”。可以说，这个运动会使领导干部算起个人的“政治账”来也收获很大。

一个普通公民，又会怎样来算这干部运动会的“大账”呢？

经济账是有一笔的，组织方面花掉９０余万元，其中自治区体育局投入２０万元，百色市的纳税人为全自治区领导的运动会投入了７０万，自然在领导干部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百色市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完全有能力花７０万来举办一次运动会”，这能力用在自治区领导干部运动会上是不是适当，就不谈了，反正百色市有能力，而且“不能在兄弟市领导面前丢脸”。至于各位领导干部为了参加运动会调派的后勤力量，大概要算在“不计一切代价”这一项里面去吧，因为这一方面到底用了多少钱，可能谁也说不准，说不准的项目，最适合用“不计一切代价”来归总了。

普通公民也会从领导干部运动会中算“政治账”。

一笔账：领导运动会能不能带来全民体育的发展先要存疑，哪怕真的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吧，也得归功于幸好领导要开运动会，倘非搭上“上之所好”的便车，民众能够得到什么呢？民众得益是因为搭上了领导的便车，这就是“执政为民”的意思吗？

另一笔账：纳税人到底算什么呢？据说，一味强调“为纳税人服务”是不行的，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但纳税人的钱交到“人民政府”手中以后，百色市委书记就可以命令拨出来给自治区领导干部开运动会，而纳税人不必说三道四，这便是“为人民服务”的真义吗？

再一笔账：皇帝时代还装装“与民同乐”，而现在领导干部开运动会，资格严加限制，非某级以上，非掌握实权，不得参加，不仅民不得同乐，便是低级官员也不得去同乐。此种全球首创的运动会，宣告了官员虽然讲“情为民所系”，但其实是只与“自己人”联谊的。

这些账一算，大抵就揭开了某些官员心中的“政治秘密”。权为谁用，利为谁谋，情系何方，心向何处，听某些官员之言往往是很感动人的，但观其行，则一些“人民公仆”对比过去的大人老爷，人民主权下的某些官员对比过去的“朝廷命官”，可能不是高下难分，而是更加等而下之，毕竟过去还讲“礼义廉耻”，无耻之行很难堂皇其辞，现在却是“政治意义”一讲，什么鬼名堂都可以大摇大摆起来。

“反腐”ＶＳ“羡腐”　作者：刘绍楹

提起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可有时又很值得玩味地表现出一种羡慕的态度。

对这种现象的发现和思考，是从一个相熟的朋友那里引起的。平时和这位朋友聊天，谈起反腐败，他常常是慷慨激昂。但是，一次聊到孩子高考的事，朋友无意中讲到他们单位的某位领导：“真有办法，和外商谈判买设备暗中拿回扣，顺着那条路把孩子送出去念书了。唉，咱没那个路子啊！”那口气，听起来不像是愤恨、批判，倒有几分是眼红、羡慕。你看，借执行公务之机拿原则作交易，损公肥私，明明是违法犯罪，是不折不扣的腐败，在这里却变成了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并且馋得周围一些人流口水，在恨自己“无能”的同时，开始羡慕那些搞腐败的人“有路子”、“有办法”了。

“反腐”与“羡腐”，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看似矛盾，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对腐败现象痛恨，希望能消除腐败，还社会一个公正，表现了一个人起码的良知；而腐败现象发生在自己身边，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联系或形成比照的时候，是非观往往在暗中发生扭曲和错位，“羡腐心态”就出来作怪了。朋友羡慕人家能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基于与自己没有能力这样做的对比，心中感到愧疚，总是在想“为什么他能，我不能”？于是，在羡慕出国上学的同时，对暗藏于其中的腐败手段也稀里糊涂地眼红起来了。

“羡腐心理”在我们周围并不鲜见，但由于它的潜在性，人们对其危害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也有人很轻松地说：“脑袋里活动一下，又没有腐败的行动，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说到“羡腐”危害，从大的方面讲起码有两点：其一，为腐败提供了孳生繁衍的舆论温床。有那么多人持羡慕态度，客观上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腐败分子因为有“知音”而不会感到压力，行动会更加肆无忌惮。其二，“羡腐”是腐败的思想基础，也是走向腐败的前期心理准备。没有能力和条件时只好在一旁眼馋，一旦时机和条件成熟，就会由羡慕转向付诸实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看一看那些大大小小的案例，腐败分子并不是从根本上起就不可救药，有些人还有过光荣的经历，堕入腐败大都经历了一个开始是羡慕，继而是小贪，逐步再走向大贪的过程，直到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当然，对腐败分子捞到的好处羡慕、眼红，只是认识上的糊涂，还不是腐败，更不能和犯罪划等号，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认清这种不良心态的危害，以引起足够的警惕。

和任何一项工作一样，反腐败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消除“羡腐心态”，就是创造良好环境的实际举措。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而最重要的是加强思想上的教育和引导，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明是非、辨美丑的能力；继续搞好全民普法教育，使每个公民特别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知法懂法，能有效抵御各种诱惑。这样，既有对腐败分子的严肃惩处，又有对大众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就能促进消除“羡腐心态”，更好地织起反腐之网。

贪官完成原始积累之后　作者：张雨生

标题所示，涉及到对反腐败形势的估计。我并非否定反腐败的成就，说贪官都顺利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反腐败的成就再大，总会有漏网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威慑，一种正义之声。漏是避免不了的。今年抓出来的，许多是去年以前漏掉的。明年抓出来的，许多又是今年以前漏掉的。这里分析的仅是漏掉的那部分贪官的状况。

漏掉的贪官现状如何？一言蔽之：一些人经过多年疯狂敛财，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其资本有的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的转到了子女名下，还有的寄托在情妇那里，有的还转移到了国外，成为外汇储存和固定资产。

腰包鼓起之后，就要凭借这些资本另有作为。贪官也要与时俱进。

不是说贪官要改邪归正，洗手不干。贪官的本质是贪，财迷心窍，这个本质不会改变。但是，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有的不想再冒更大风险，会开辟较为安全的敛财途径。贪官在原始积累中，担当了不小的风险。尽管某种气候，很适宜他们孳生，还是有些贪官被揭露了。积累收归国库，身家进了牢房，有的还丢了性命。这不能说没有警示作用。人们对腐败的愤慨越来越大，法纪法规越来越健全，再像原始积累时期那样疯狂敛财，风险将会更大。既然腰包里有资本可以运作，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冒更大风险。

卷资外逃，仍然是贪官的一种选择。不过，外逃就等于彻底自我暴露，再没有平安回头的余地。不到万不得已，岌岌可危，他们不会作这种选择。何况，国际社会有了反腐败公约，外逃之后，也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定哪天会有警察破门而入，最终要被遣送回来。外逃已经不能保准躲得过风险。隐藏得很深，自觉安然无恙的，不会选择那条路。在他们看来，还是立足国内“创业”为好。

贪官的资本虽然属于私有，但不同于私有企业家的资本。人家的在明处，他们的在暗处；人家是地上的，他们是地下的。先得把暗处的转到明处，把地下的转到地上，然后才能拿到市场上公开运作。巨贪的，大量的，一般要通过洗钱的办法来解决。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洗钱形势。有关专家评估，我国每年洗钱在两千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我国经济总量的２％。其中，就有一部分是贪官暗地积累的资本。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或者其它方式，完成这一转变。

贪官的资本运作，较之过去的权力投资，权力入股，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有了质的变化。我批给你贷款，你给我股份，我批准你上市，你送给我股票，这种权力投资，权力入股，纯粹是权钱交易，典型的腐败行为，一查一个准，作不出任何辩解。现在不同，人家有实实在在的资本投入，可以拿上桌面，公之于众。不能说只准你投资，不准我投资，只准你入股，不准我入股。至于那个资本是怎么来的，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过，贪官资本运作的背后，会有权力的支撑，比正常的投资入股还是有所不同。比如说，普通股民有钱买不到新上市的原始股，他却买得到，还会有人送上门来。与过去权钱交易不同的是，这回，他实实在在掏了钱。权力支撑是无形的，资本运作是有形的，无形的被掩盖着，有形的凸现出来。这么做，看上去，完全符合市场法规。即使掀开了那个掩盖，露出了背后的权力支撑，也没有什么不合法，或者算不上过分地违法。较之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安全系数高得多，甚至不存在政治风险。

权力支配下的资本运作，比纯粹的市场资本运作，获得的增值要高得多。贪官的资本进入市场，增值速度会快得惊人。例如，企业改制，一个亿的资产，左砍右削，上压下缩，最终估价为一千万。按照这个估价，别人不可能买到手，只有掌握了权力的人，具体说，也就是有资格将一亿元估价成一千万元的人，才能最终买到这些资产。这个改制，人家的资本一下子扩大了十倍。常说国有资产流失，流失到哪里去了？不会流进普通老百姓的口袋，只能流进有权运作改制人的私囊。贪官的资本增值，不是资本自身的正常增值，而是借助资本的运作过程，把别的资本，主要是国有资本，吸附过来，捞入囊中。

守财奴式的贪官也有。贪了钱，都装进坛子里，深深地埋进地下，不再以财生财。败家子式的贪官也有。贪了钱，穷奢极侈，要不了多少日子，千金万金都被挥霍一空。守财奴式的贪官，其资本成了死钱，不再进入市场运作，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败家子式的贪官，耗尽了人民的血汗钱，罪恶深重。他们本性不改，也只能依旧从事风险极大的权钱交易，进入不了资本运作的新阶段。不过，这两类贪官终究是极少数，从已经揭露的情况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多数贪官野心勃勃，不安于现状，要谋求更大的发展。政治上，他们巧言令色，拼命奉迎高层，抓权向上爬。经济上，他们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一有机会就要巧取豪夺。贪官不会自甘寂寞，自甘雌伏。腰包鼓起之后，一定要大干一番。否则，当初疯狂敛财岂不失去了意义。既能贪财，又能漏掉，说明这些贪官很有心计，并非一般。但是，漏掉之后，他们要让自己始终不表现，不作为，却是不可能的。贪官的本性决定他们不是寂寞之人，不是淡泊之人。

原始积累完成之后，贪官何去何为，实在值得关注。贪官的新动向，给反腐败提出了新任务。否则，让他们顺利渡过风险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大富又久安，那才是反腐败的无能与失败。

谁来审计审计部门？　作者：盛大林

前不久住院，一位“腐败多发系统”的朋友来看我。闲谈中，聊起了“审计风暴”。他说，审计部门正在对他所在的系统进行审计，有可能查出问题。为了尽早把审计人员打发走，不少单位对审计部门正在进行“公关”，“下了很大的本钱”。话锋一转，朋友说，“审计部门今天审计这个明天审计那个，可谁来审计他们呢？”

无巧不成书。就在出院那一天，我的病房里就住进了一个新病友。他三十多岁的样子，看上去并无大恙。刚入住，就在电话中大声地与人商量着买私家车的问题。一会儿说想买“广本”，一会儿又说“先买部捷达练练吧”，那口气就像是给孩子买件玩具。开始我以为，他是位私营企业的老板。后来才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他是审计厅的处长。

按照目前公务员正常的收入水平，对于只有十几年工龄的年轻处长来说，买轿车不会是件轻松的事儿。审计部门的办公经费全部来自财政拨款，没有任何“预算外收入”，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应该不会太高。但这位处长何以如此财大气粗呢？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几天前与朋友的闲聊。

我没有任何证据、也无意于证明那个年轻的处长收过“黑钱”，但如果哪天曝出了审计大案，我一点都不会吃惊。首先，权力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也就越大。审计人员也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也不是圣人，他们也有可能经受不住诱惑。公、检、法、司，甚至纪委书记都会变成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审计人员难道就不会利令智昏吗？再者，审计人员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审计谁不审计谁、审计到什么程度、采取什么样的审计方式、审计结果如何定性……这其中的“弹性”非常之大，而且都由审计部门说了算。这样的权力如果做起买卖来，不仅“无本万利”，而且很具隐蔽性。另外，在财政拨付资金的使用上，审计部门有没有问题？会不会也像有些部门那样挪用资金发放福利、建宿舍楼？

正如李金华署长所说，审计部门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如果这条狗管不住自己甚至与窃贼狼狈为奸，后果当然非常严重。要管好这条狗，首要的当然是监督。国家设立公、检、法，纪检、监察、纠风办，包括审计等部门，就是为了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但正因为这些部门及其人员本身就是监督者，就使这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比非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天然地少了一种体外的监督。当然，系统内部也可以监督，比如上级纪检部门可以查处下级纪检部门，上级审计部门也可以审计下级审计部门，但这种体内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弥补这种无可避免的监督缺陷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让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他监督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审计部门，不仅应该将自己单位的“账本”完全公之于众，更应该将审计工作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而且要接受公众的质询。比如今年将审计哪些部门，审计工作将采取什么步骤，继续审计的原因是什么等等，都要不遮不掩、经得起追问。这样的话，审计中如果出现避重就轻、不该收兵却收兵等行为，群众就可以及时发现，其他监督部门也可以及时介入。当然，政务公开应该是对所有党政机关的普遍要求，但对于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来说，“公开”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公众可以“重点盯防”。

近一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审计风暴”使人们对审计部门产生了美好的印象。但千万不能忘了：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迄今为止，还没有曝出审计大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审计部门就是一块净土。监督不能留空白。我们应该像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吏治腐败那样，预防和惩治审计腐败。其实，加强对审计部门的监督，不仅是为了保护好国家的财产，也是对审计工作人员的爱护。

怎么又跑了一个　作者：燕赵剑客

虽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却也难以“封”死贪官外逃的路。唉，怎么又跑了一个？

中行哈尔滨市某支行的“模范行长”，携巨款逃到了加拿大，赖昌星又多了一个臭味相投的“贪友”。

早些年间，有一个相声讽刺那些“揩公家油”的人，说“外国有个加拿大，我们有个‘拿大家’”。谁能想得到，如今的加拿大竟然成了某些“拿大家”的“定居点”，这真是绝妙的嘲讽！

那位“模范行长”到底“拿”走了多少呢？最早说是有３亿元人民币去向不明，后来又听说有６亿元“蒸发”，最近又听说损失已经超过１０亿元！

１０亿元是个啥概念呢？在下的数学忒差，恢复高考第一年参加考试，数学就捧了个“大鸭蛋”，愧对了数学老师的谆谆教诲。如果我没算错，１０亿元大概可以组成这么一个“公式”——１０亿元或＝１０００个百万富翁、或＝１００个千万富翁、或＝１０个亿万富翁。后悔呀，当初我报考的是汉语言文学，而没有学“经济学”或“工程造价”专业，所以我算不出１０亿元能够帮助多少农民兄弟走上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我也算不出１０亿元能够帮助多少失学的儿童走进知识的殿堂，我更算不出１０亿元可以建多少所中小学、可以筑多少公里的乡村公路、可以种多少亩生态防护林……但是，我却知道这１０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个人给这几个混蛋“捐”了一元钱！这钱不是别的，而是人民币！它凝结着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创造的价值！却被这无耻的窃贼“偷”走，到异国独享清福去了。凡是有良知的人，谁能不痛心疾首？

说实话，刚刚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不相信，以为又是什么人制造的“假新闻”。因为我对银行坚信不移，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心里头特别踏实。万万没想到，在靠近太阳岛的地方，竟然出了这么大个“黑洞”！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多的钱，他是怎么“拿”到加拿大的？前天，央视播出一则记者追踪苏州“注水牛肉”的报道，让在下茅塞顿开。本来，我们对屠宰卫生检疫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在太仓浏河镇一个屠宰场就看到有“驻场”的检疫所，怎奈，当屠宰场的工人用水管向牛肚子里疯狂灌水的同时，我们“忠于职守”的检疫人员正在屋里疯狂地“搓麻”呢。因为，单子早就填写好了，“检疫合格”的大红印章早就盖妥啦，诸位，只管开心地玩吧，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此后，装满注水肉的汽车开到上海洋桥动物防疫监督检查中心站，这是肉食品进入上海的一道重要关卡，那里的检疫人员竟然连房门也没出就“检疫合格”了，因为“天天往这跑，大家全混熟了”。在批发市场也有检疫所，这最后的“把关人”也是只看单子不验肉，于是大批注水肉便堂而皇之地“批发”到各零售摊点，被市民吃进肚子里。食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道道的关卡、一层层的防线，就这么被老板“戏弄”了，他们究竟施了啥“魔法”？记者没说，其实那是“公开的秘密”，不说大家也明白。“模范行长”手握重权，他的能耐比屠宰场老板大多了，在自己管的银行里“拿”钱，岂不是如探囊取物一般？

忽然想起小时候的语文教科书里有一篇《列宁和卫兵》，那个卫兵只认证不认人，就是不让列宁走进斯莫尔尼宫，因而受到列宁的表扬。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列宁同志也没有破坏它的“特权”。于是我又想到，“模范行长”在“拿”钱的时候，不可能“一手遮天”，不可能不触动“制度”，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他属下的干部或员工是否有所“察觉”？察觉之后他敢过问、敢举报吗？“模范行长”无须用刀子杀人，找个理由让你下岗，或者“紧紧鞋带”就够你受的，谁敢呀！如果行长的行为和权力处于有效的控制与监督之下，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吗？

一出事儿，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可是，我们却总也“补”不严实，所以，应该高度重视“独立监督权”的问题了！不能总是“补”篱笆墙，什么猫儿狗儿的想钻就能钻过去，应该建设有独立电能的“防护网”，野生动物园隔离或保护动物用的都是这种“电网”，因为它有电，电是不认人情和特权的。

电视镜头就不好给庄稼人下岗工人一点吗？　作者：于成玉

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以报纸为例，一改“文革”时期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令人可憎的面目和“党想让百姓看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的教条；不仅“听党的话”，作“党的喉舌”，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也听“老百姓的话”作“老百姓的喉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发表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面貌相对于过去来说可谓焕然一新，自然受到群众的好评。

然而，勿庸讳言，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陈腐观念的束缚，僵化教条的禁锢和“政治淤泥”的堵塞，媒体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反映平民百姓的声音方面，相对于讲述“官员的故事”，“名人的故事”和“富人的故事”，反映官员的声音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以各级电视台为例，尽管“三贴近”吵吵巴火，有言在先，但平时新闻节目的“排头兵”内容，大部分仍是会议消息和各级领导人的活动和讲话，鲜见平民百姓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更不用说在“两会”期间了。

“两会”期间，司空见惯。报刊版面的热情深情、记者话筒的衷情盛情和电视镜头的鱼水情一见钟情，基本上都洒向了一个个官人的重要讲话和名人千篇一律的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赞美之词”的身上。而很少洒向“布衣代表”和平民百姓特别是庄稼人下岗工人，对“两会”的有关报告及重大社会问题提出的批评、建议、要求和意见的通情达理上。在一贯声称新闻事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国度里，居然屡见不鲜地出现这种状况太耐人寻味了，太令人匪夷所思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占全国总人口７０％以上的庄稼人，难道不算大多数吗？然而，这个“大多数”不仅其代表寥若晨星，且没有机会发表心声，岂不是咄咄怪事？对此，媒体不应当扪心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和表现吗？究竟投给庄稼人多少目光激情？究竟投给下岗工人多少关注同情？可以说少得太可怜了。难道说，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道而驰的吗？这不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则另一套吗？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来：“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７页）列宁要报刊“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并指出：“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是人民报刊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６０２页）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０页）还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５３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大民众对于如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前进步伐；对于如何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对于如何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以及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有很多真知灼见和解决问题的政治热情政治智慧。就是因为媒体对其冷冰冰的，使之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平台而十有八九胎死腹中。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痛心疾首的事情啊！

痛定思痛，媒体不能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了；已经到了彻底改一改在“两会”期间，讨论国家大事之际，以惟领导的活动和讲话为马首是瞻的乐此不疲历久不衰的陈规陋习和传统习惯的时候了。而达官显宦名人贵人也应自省，自己上版面、出境头，发表观点的机会有的是，何必偏在“两会”期间凑热闹出来与庄稼人下岗工人争版面、争镜头呢？有名言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说媒体，比如电视镜头，在“两会”这个节骨眼上，就不好给庄稼人下岗工人一点吗？

镀金时代　作者：坡上的阿西

我得承认，这是一个镀金的时代。

这个国家是被精心地镀了一层金。

从上海的街头看“腾飞”的中国，你无论如何得认同这是兴旺发达的社会，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从意大利进口的优质花岗岩地面上，从飞驰的宝马、奔驰豪华汽车上，从时尚男女与巴黎、米兰同步流行的衣饰上，从浦东骄傲的天际线上，从风光无限的国际会展活动上，喷溅着走进新时代的霸气。

但是，从西部衣不蔽体的老人，咬着指头紧盯着旅行者手中方便面的孩童，一天工值不到５元钱的运煤工，住着即将倒塌房屋的祖孙三代，甚至从半年没发工资的公务员那里，我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我无意怨怼那些为中国争得体面的地方，它们不应该总是颜面苍苍，再穷的家也应该有一处豁亮地方，别处处显着穷酸。我也无意仇恨那些衣冠楚楚、腰包坚实的成功人士，只要法律认定他们的富足是无污点的，再怎么令人瞠目的有钱也是值得尊敬的。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决策者应该明白，要想国家有足够的面子，仅有浦东是不够的。

上海是这个国家的名片，为了必要的风度包括必要的试验（当然，上海的经济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并不是拼凑出来的），我们可以引进磁悬浮，引进方程式赛车，引进西班牙斗牛，引进歌剧院，引进更多的新鲜事物。这不为过。

然而，还有更多的地方和民众，需要解决远比方程式赛车和斗牛更为迫切的生存问题。

不能说我们的领导者不考虑问题，关键是，很多复杂问题，在有意无意间被边缘化了，对内搞的建设成就的宣传，对外部搞的中国面貌的宣传，很大的成分是如同张艺谋的申奥宣传片一样，“专拣好看的弄”，莺歌燕舞，欢声一片的。别以为仅仅是宣传而已，心态如此，政策导向亦如此，实际效果当然如此。

我不相信，靠一隅国土的繁荣，靠百分之一国民的富足，就能撑起来整个国家的体面。

如果沉迷表面的浮华，中国是美不胜收乐土的幻景，将麻醉我们的知觉。

我认为，那么多的富贵符号是不必要的，上海的Ｆ１，珠海大而无当的广场，北京的鸟巢体育场，重庆的夜晚亮化工程，兰州能通行十辆车的滨河大道，大连莫名其妙的女人骑马（女子骑警队），在中国的脸面上，都是用力地敷了一层金箔。也许如马克吐温写的，这是一个镀金时代，但薄薄一层金箔，它能掩饰那么多的贫困和无奈吗？何况金箔毕竟不是金铸，能耐几番风雨？

镀金的炫示作用，往往贻害无穷，第一，它耀眼的光芒使人忽略了背后的材质，往往教人不愿去看华丽的袍下密密麻麻的虱子；第二，它的艳丽如此动人，镀金的效力鼓舞人们重塑金身，赢得美名和实惠。那些落后地区的官们敢于模仿镀金术，就是冲着效益来的，这也是登龙术。河南那位县官之所以花大价钱，买南方亚热带苗木搞县城绿化，人造“北国江南”，就是模仿南边的形象工程，还完全彻底不走样，哪怕树木水土不服死光光。

让镀金的思维作鸟兽散吧，这样下去会害苦老百姓的。

【选自《教师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２日／张滨图《“头儿，库存灯泡全用上了，还缺３６个！”》】

哪种犯罪更“恶性”　作者：陈　章

如果有这么一道选择题，不知你如何作答？

Ａ楼，３２层，高１０６米，建成使用了３０多年，失火焚烧超过１８个小时。Ｂ楼，８层，局部９层，竣工使用５年，失火焚烧不到３个小时。问：哪一幢楼倒塌了？

只要智商正常，凭常识推断，百分之百的读者会选择Ａ。然而，当今世上，凭常识推断的事情常常出错。如以上一例，倒塌的反倒是Ｂ楼。

这里的Ａ楼是指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温莎大厦。据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新华网援引法新社报道，马德里当地时间２月１２日，该市的温莎大厦失火，直到２月１３日晚上８时，大火才被扑灭。全过程只有一名消防员因吸入烟尘过多接受治疗。

Ｂ楼是指衡州大厦。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湖南衡阳市衡州大厦失火，该楼高８层，局部９层，失火焚烧不到３个小时，大楼突然坍塌，将正在灭火的几十名消防官兵和４名新闻记者埋压在废墟中。结果，消防队员中有２０人遇难，４名记者身受重伤。

事后，衡阳消防支队支队长杨友良痛心疾首地告诉记者：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这场火灾有什么特别，当时他们有专人对整栋大楼的状况进行监控，以便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及时撤离。但是，在大楼坍塌之前，他们没有观察到任何征兆。从５时４２分开始灭火到８时４０分大楼坍塌，中间不到３个小时。杨友良认为，他们在这３个小时中采取的措施都是正常的，惟一不正常的就是这栋大楼的突然坍塌。（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海峡消费报》）

湖南省消防总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指挥官曾经在火灾现场对记者说，凭他３０多年消防工作经验来判断，这栋大楼一定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否则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坍塌。（同上）衡州大厦事实上是一幢豆腐渣工程，三名主要嫌犯于当年１２月２６日被捕。

衡阳“１１·３大火”的黑烟早已散尽，我之所以重提旧事，盖因去年底报上一场关于“为了与国际接轨，目前中国应当如何尽量减少死刑”的讨论。有一些专家说，贪污腐败分子，不像杀人抢劫犯那样“恶性”，故减少死刑应当从经济犯罪者开始。按此说法，如果衡州大厦这座豆腐渣工程因群众举报而东窗事发，被及时勒令停止使用，那么，三个被捕的贪污腐败分子以及与此案有关的一干人等，不论贪污了多少钱均不会导致人命案，不像抢劫杀人者那么恶性，减少死刑应当从他们开始。但是，一场意外的大火，使这些经济犯罪分子间接导致２０名消防官兵不幸丧生，这后果，远比普通杀人越货案更为恶性。血的现实，使上述专家的高论不攻自破。实际上，经济犯罪有时要比谋财害命等恶性案件间接导致死人更多，因此也就显得更为恶性：某公司董事长携巨款潜逃，其公司股票暴跌，导致多少股民跳楼？某段高速公路施工负责人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导致多少车毁人亡？近年来一宗宗令人撕心裂肺的矿难，又有多少矿工死于违法矿主的“经济犯罪”？至于某些腐败官员，与地产商相互勾结，强行拆迁民居，导致民众堵路，甚至到北京上访，又给执政党和政府带来多大麻烦……

今年２月１４日，我在凤凰卫视上看到西班牙马德里温莎大厦失火后那一副焦黑狼藉的空骨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西方”，与衡阳衡州大厦的“不正常倒塌”形成鲜明对照，想起衡州大厦若能像温莎大厦那么耐烧，湖南２０名消防官兵断不至死于非命！痛心疾首之余，书此小文，以示不同意“减少死刑从经济犯罪者开始”的专家高论。

现世报．二世祖．三代完　作者：陈鲁民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如果按一代３０年算，三代也就是９０年左右光景。爷爷拼死拼活，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儿子坐享其成，勉力维持；孙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最终树倒猢狲散，就是《红楼梦》那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不过，还有更惨的富豪，一代没过完就垮了，“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民间就叫“现世报”；而到儿子那一辈儿被挥霍一空的，东南沿海一带则把这种人叫“二世祖”。

现在看来，富人们的衰败周期在迅速缩短，“现世报”和“二世祖”，越来越多，很难有撑过三代的。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通过对《福布斯》杂志最近２０年的全球富豪排行榜进行研究，摩根银行发现，在４００位曾进过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名流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够维持其地位，仍在榜上的只剩５０人，２００多位富豪因“千金散尽”而退出富豪排行榜，有的已经破产。摩根银行分析认为，投资失误、重税和挥霍无度是搞垮这些金钱王国的三大原因。特别是由于许多富豪后代花钱如流水，导致这些有钱人往往富不过三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尔顿饭店集团的女继承人芭莉丝·希尔顿，３８亿美元的遗产只够她用来支付穿戴豪华服饰的巨额账单。摩根银行指出，富豪家族每年的开销应以其总资产的３％到４％为上限，否则就难以维持其地位。换句话说，身价一亿英镑的富豪，每年的开销不能超过４００万英镑。（《环球时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

中国也有类似统计，２０年前第一批发财的富人，到今天已有近七成破产衰败。究其原因，一位著名投资、管理咨询专家日前在向２００多位四川企业家作的“２００４年度中国财富报告”中指出，一是先天素质不高，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没读过大学的富翁占到了大半；二是发财后染上四大“顽症”：一是狂妄自大，二是贪婪和野心，三是不良嗜好，比如色迷心窍、好赌成性，四是为感情所累，“小蜜参政容易败家”。这是他在对内地６７４个亿万富豪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后，首次公开自己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时报》１月９日）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位专家的高论，近日就有两大富翁因“顽症”而破产殒命。湖南岳阳市一位拥有两家企业、身家数百万的民企老板，因沉迷于赌博，在澳门豪赌一夜输光了２００多万之后，在万念俱灰中卧轨自杀。湖南常德最有名的一位千万富翁，因为在女人身上大肆挥霍，曾和２０００多个女人有性关系，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悬梁自尽。（２月２５日《东方今报》）这两位都曾风光一时，腰缠万贯，当过时代弄潮儿，可因“顽症”在身，又讳疾忌医，终于人死家败，声名狼藉，成了可笑又可悲的“现世报”。

如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到相关政策已很成熟，大家都在勤劳致富的路上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是富起来后怎么办，是当昙花一现的“现世报”，还是当好景不长的“二世祖”，抑或坐吃山空勉强熬到“三代完”？能不能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做到事业兴旺，长盛不衰？这可是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其实，这个问题说难也不难，因为道理很简单，关键在实践，古今中外无数富裕家族兴衰史早已证明：乐善好施不会穷，急公好义也不会垮，而挥金如土，吃喝嫖赌则肯定要败家。

中国不止一朵“茉莉花”　作者：葛剑雄

这几年到国外去，或者外国朋友到中国来，言谈中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以往了解得多了。这自然与中国地位的上升有关，也是我们注重对外推介的结果。谈到中国的文化艺术，经常有外国人提到“茉莉花”，有的还会哼上一曲，不过，哼的只是歌曲《好一朵茉莉花》。有的人问我，这首歌是不是能代表中国音乐或中国文化？

听到这些话，我很感慨，有这么多外国人知道中国歌曲。而记得二十年前在国外时，偶尔唱个中国歌，连“中国通”都不会在意。但欣喜之余也有些遗憾，中国的歌曲那么多，音乐那么丰富，文化那么灿烂，为什么外国人只对“茉莉花”留下印象呢？

但仔细一想，也很正常。

这些年来，《好一朵茉莉花》唱遍全国，演遍世界，哪一次重要活动、哪一个隆重场合少得了它？香港、澳门回归仪式上中方演奏的两首乐曲中有它，ＡＰＥＣ上海会议的演出中有它，去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表演中也有它，在海外的“为中国喝彩”专场演出中也少不了它。这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或涉外场合中演出最多、形式最丰富、发行量最大的乐曲。

不过我以为，一首乐曲再优美动听，一段歌词再意味深长，毕竟有一定限度，也只有一定的代表性。拿《好一朵茉莉花》来说，它本来是江苏仪征一带的民间小调经整理加工而成，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江淮地区的通俗音乐。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说，只是沧海一粟。

以历史而言，古琴曲谱、敦煌散曲、昆曲、传世古曲中有不少典雅、恢宏、隽永的曲调。以艺术形式而言，在歌曲、乐曲之外，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以民族而言，汉族以外的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富有特色的音乐，像在香港回归仪式上演奏的《北京喜讯到苗寨》，以其激越热情的格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地方而言，中国各省区、各种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地方音乐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根本无法以偏概全。江南的轻柔，陕北的高亢，岭南的富丽，塞北的粗犷，都能发挥出无穷的魅力，都是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一分子。

我这样说，并非是对《好一朵茉莉花》的否定，而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向国外介绍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不要过于偏重于某一首歌曲或某一种艺术形式，更不要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看效果地滥用。我一直以为，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演出中，配上《好一朵茉莉花》的曲调，并占那么长时间，是一大败笔。

我希望，到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时，能听到更能代表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的、更丰富多彩的乐曲。

毕竟，中国不止一朵“茉莉花”。

金有树之死，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作者：洪巧俊

２月１８日，正月初十。金有树委托朋友给开县一位领导写求助信：“我救了１９人的生命，现在求领导救我的命。”信中，金有树第一次详细向外界讲述了他救人的经过，以及他遭遇的巨大困难。已经过去整整１０天，那封送到开县县政府的求助信仍然没有回音。同时写给开县其他相关部门的求助信，也同样没有消息。（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２日《重庆晨报》）

读了这条新闻，是心的滴血和无言的悲哀。这种悲哀决不是—个人的悲哀，而是国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

生活之悲，以之为窥。一个救了１９个人的英雄最后因为自己没有钱而不得不离开医院去等死。因为求助政府和领导的信没有回音，绝望的刘先桂（金有树的妻子）吞吞吐吐地和金有树商量：回家吧，这院咱住不起了！“我看得出来，他不想出院啊，他对我说，回去不就是等死吗？”刘先桂说，为治病已经欠了几万块钱，如果他不在了，光靠她和儿子，不知多少年才能还清。

“有钱生，无钱死。”没想到英雄也是这样。按理说，一个救了１９个人的英雄求助于政府，政府应该及时地给予救助，可英雄和他的家人望穿秋水，也没有听到官员的任何回音，为什么对求助漠不关心？难道领导们都是冷血么？

假如救人英雄金有树不是农民，是位警察或公务员，我想结局就可能要改写，开县的领导接到这样的求助信，也决不会如此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在他们领导的干部队伍中能出这样一位舍身救人的英雄，他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与自豪。他们听后就会去慰问，就会开动宣传机器，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撰写演讲报告，组织英雄人物或先进人物事迹巡回报告团到各地进行演讲。因为这不是英雄个人的光荣，而是集体的光荣，英雄是在领导的培养和教育下茁壮成长的，有了这样的英雄，领导的头上也会有美丽的光环。君不见英雄事迹巡回报告团有英雄的战友、同事、领导吗？如果金有树是警察和公务员，领导听到英雄病重，我想领导是一定会去看望的，带着鲜花和礼品，还能听到他们非常熟悉的声音：“要不惜一切代价，要用最好的医生抢救好英雄！”

金有树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他的壮举是来自于善良的人性，当然不是领导的培养和教育，当然也就看不到我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的那种领导关怀英雄的镜头。我不是说警察和公务员的英雄壮举就不应歌颂，碰到困难领导就不要关怀，我只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他们应该而且必须履行的职务行为。而作为普通百姓，他们的英雄或先进行为就不是职务行为，他们完全是出于人性的善良做出的义举，他们事迹更感人；他们受伤或者治病没有报销，死后也没有抚恤金，他们的困难难道不是更值得关心和帮助吗？如果英雄救人而得了重病，生活、生命没有保证，而一个个无助地离开了我们，看多了英雄金有树这样的悲剧结局，今后舍己救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

前几天看了李学生的报道，眼睛湿润了：“好样的兄弟！我为有你这样的农民兄弟而骄傲。”今天看了金有树的报道，是无尽的悲哀……对那１９个陷入危险的生命，金有树本来没有任何责任。他完全可以打个电话报警，或者转身离开。但他没有离开，而是用农民的质朴，将１９条生命拯救了出来。

在当今现实中，为何舍己救人的大多都是我们的农民兄弟？我想，只有固守善良的人，才能在危急关头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别人的生命。这是因为人性的善良依然留在农民兄弟的心中，纯朴的民风依然在乡村流动。

一位网友这样说：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英雄来做点缀，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平衡，是无数个让我们的岁月感动的无数的英雄。当我们在叹息而今的英雄越来越少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忘记了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没做好谁之过　作者：王乾荣

“湖南卫生厅决定对有偿供血者全面筛查防艾”——《新京报》最近的这个消息，引发了我对防治艾滋病的一个简单思考，并且联想到国企资产流失问题。

先说防艾。中国艾滋病疫情，已处于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危险期。可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吸毒、卖血、性乱者等，毕竟是少数人。如果一般人保证不吸毒，不乱交，不私下共用注射器，“高危者”身上的病毒，怎么能“传播”到己身呢？那只有通过输血、注射等“医源性”途径了。这个，一般人可以预防吗？人们总不能保证永远不得病，不上医院，不打针，不义务献血吧？有报道说，即使看一个牙，如果你前面的病人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医生没有把病人用过的牙钻彻底消毒又接着给你用，你就会被传染。这又怎么防呢？河南的大批艾滋病患者，就是通过卖血而被传染的（说明血站不洁）。他们的血用于医疗，则会传染更多的人（说明医院不洁）。我想问问，那血站是什么人主办和管理的？“血霸”，还是政府？如果是“血霸”，谁能够识别他，并且管得了他？如果是政府，一般人又怎能知道它所管理的血站的血，是有病毒的呢？即便是举报，也要等那里发生了感染以后呀！现在湖南省要做的，也只是亡羊补牢，而这么简单的事，它以前为什么没做呢？别的地方要不要也“补”一下自己的“牢”？谁又应该对造成“艾滋村”那样的后果负责？

我看到报上一则评论说，中国人“防艾”意识太差，有关部门设了免费病毒检测点，愣没人去检验。我不说别人，说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去测试啊？艾滋病又不像“非典”那样通过飞沫传染，我要呼吸，政府一时控制不了带毒者游走，更管不了空气，我被传染没办法，我也不会赖别人。可我洁身自好，有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基础，我怎么能得接触传染的艾滋病呢？那么谁应该对像我这样的人被传染负责任？在“防艾”上，我想提一个口号：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为洁身自好者的安全负责。

再说国企资产流失。郎咸平教授指出，国企头头不能把企业１００元资产以５元的价格“收购”归己所有，从而使广大职工沦为贫困者或失业者。这看法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作秀”，“迎合觉悟不高的人的情绪”。依我看，“主流”们的高论再华丽、再进步，也不管他们给别人扣上多大的“反对改革”的帽子，他们都解释不了为什么“改革”就等于“把公产装进私人腰包”这个最关键的问题。难道人们，包括有良知的学者，只有眼看着国资大量流失，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才对吗？我看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冰棍理论”，说一些国企的资产就像冰棍，你不卖给人吃，就白白“化”掉了云。好吧，就算这“冰棍”当卖，那一根“冰棍”，可往往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身家性命，你凭什么一定要亏本９５％甩掉呢？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就是找死吗？一时卖不出去，能不能暂且“冷藏”保值以待时机呢？

最为奇特的是，那个贱买“冰棍”者，却正是卖家，即把原来的“金条”伪装成现在的“冰棍”之人。近日听说有关方面要下一个“卖冰棍”法规，其中有“防止国资流失”的内容，总算要亡羊补牢了。可见这个事还是要有一定章程，也并非管不了。那么以前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是不是就像冰棍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了，或者被当官的便宜“收购”后给国家“增值”了？郎咸平真的在胡说以煽动老百姓的情绪吗？

如今的大道理，其实人们都懂；很多事情，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没做好，究竟谁之过？

笑谈大“忽悠”　作者：十年砍柴

尽管早有人议论本山大叔江郎才尽了，但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盛世欢歌中，依然缺不了大叔那张猪腰子脸。既然人民群众这样喜欢大叔，央视便不管怎样都要让赵本山同志除夕夜准时轰炸全国人民的眼球。

今年春晚本山大叔带着两个刚出徒的弟子，又将范伟忽悠了一把。从卖拐，到卖车，到把轮椅卖出去，尽管范伟吃了Ｎ次堑，总结出一大套防骗防蒙的心得，还是着了本山大叔的道儿。观众在嘻嘻哈哈中欣赏着本山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骗术，笔者感到一阵阵悲凉——堂堂中华，实在是个“忽悠”大国。

我并非有贬低本山表演艺术之意，本山能够将卖拐系列小品在人们以为山穷水尽时，一次次演绎到２００５年，尚能给人一点柳暗花明的感觉。尽管比起２００２年第一部《卖拐》，有点牵强，但也很不容易了。赵本山的卖拐系列之所以广受欢迎，证明他是今日中国超出其他人一大截的喜剧演员，在别人绞尽脑汁将讽刺小品和主旋律、喜庆气氛搞三结合时，他依然能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知道老百姓喜欢看什么。

本山大叔的卖拐三部曲就是忽悠三部曲骗人三部曲，揭示了这个社会防不胜防的骗术、骗局。“忽悠”作为方言，影响已然超出了东北那旮旯，全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大约都能体会到忽悠的意思。据说民国时期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一句东北话，是张作霖大帅入关后带来的：“妈拉个巴子”，那是凭借奉军的枪炮；今日最有影响的一句东北话，恐怕算赵氏师徒告诉全国观众的“忽悠”。

中国人喜欢欣赏骗人的把戏，老百姓自己在一次次被骗后，会咬牙切齿地骂那个骗子，可也许是因为“骗”处处可见，“骗”伴随人的一生，对那些骗术高明的人，中国人隐隐有些艳羡和钦佩。说某个人骗术高明，不一定是贬低这个人。

此原因大约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是“瞒”和“骗”的历史。翻译成东北话：俺们这大中华，千年来就是比谁更能忽悠。

中国历代统治者，表面上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国，讲“仁义礼智信”，而实际上使用法家、纵横家那一套管教老百姓，谁能将老百姓骗得最稳当，谁就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在骗与被偏的较量中，谁能最先识破别人的骗术，而不使别人识破自己的骗术，他就会赢。宁可使我骗天下人，不能使天下人骗我。《论语》、《孟子》从来只是用来准备科举考试做文章的，真正行事处世靠的还是《战国策》、《孙子兵法》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兵不厌诈”不仅仅用在战场，更用在官场、商场、情场甚至日常生活之中。“三十六计”号称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就是如何叫人上当受骗的伎俩，和街头做局骗人钱财的行为没有两样。战国时的张仪巧舌如簧，骗得楚怀王一愣一愣的。项羽、刘邦争天下，刘邦背后一套，当面一套，鸿门宴上拼命地给霸王灌米汤，霸王傻乎乎地将汉营中为自己提供情报的曹无伤给说出来。大伙儿佩服的是张仪、刘邦这样的人。至于怀王、项羽，同情者少，更多的是嘲笑他们的天真。

“遇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些民间俗语折射的是，我们社会的大众教育就是不信任教育——不能随便信任别人。因此，中国的陌生人之间，如果像老外那样见面就笑逐颜开地打招呼，估计别人会琢磨他不是神经有问题就别有所图。

金庸小说最引人入胜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世武功，而是那些高明的骗术，像岳不群这样的人，能骗自己的妻子、女儿、徒弟、同门兄弟，便是超一流骗者。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自杀前，咬了一口自己的儿子，就是要让他记住，父母以后不能保护他时，最应该提防的是那些骗他真情的女人。

现在中国做父母的，何尝没有殷素素那样的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呀，这世上的陷阱实在太多。陌生人敲门，可能他是个抢劫犯；火车上给你喝饮料，里面可能有蒙汗药；去买东西，商家花言巧语推销的多半会是假冒伪劣产品；街上向你乞讨的乞丐不要理，他们很多比你父母还有钱；和你山盟海誓的男朋友，没准是个骗了无数少女的大色狼……

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孩子要诚实，可大多数父母是不愿意让孩子真的诚实，会灌输老实人吃亏的道理。如果你同情别人受了骗，长辈知道后大多会说：不长心眼儿，活该！如果两个孩子玩心眼，一个成功地欺骗另一个，骗人的孩子未必会被父母责骂，也许还会夸他有出息；工作后谁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上上下下哄骗得团团转，他便是父母妻子朋友眼中的能人。

中国这种到处被“忽悠”的环境，决定着老百姓自学成才，不断提高忽悠水平，防范被忽悠风险。因此一些表现骗人和防骗的文艺作品、新闻节目格外吃香，各大电视台开办的骗术曝光之类的节目收视率甚高，便是这个原因。本山大叔的“忽悠”系列来源于鲜活的现实，当然具有无比的艺术感染力。

曾经有一位忽悠水平很高的人，最终没有忽悠好，折戟沉沙在外国。他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红宝书不离手，“四个伟大”不离口，可算是得忽悠术之三昧。现在问题是，讲假话并不难，难的是国民的整体忽悠水平和国球兵乓球一样，傲立世界。要想把人忽悠成功，必须不断地提高技艺，正手、反手，快速、缓慢，单独、合作等等忽悠水平要与时俱进，而且还得培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接班人，才能像本山大叔那样，一年又一年地忽悠着范伟。

不过，忽悠不好也是有代价的。曾经我们被忽悠：粮食亩产几万斤，可不久就饥民遍野；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们去解救，可一天醒来却发现当官的子女带头投身那“水深火热”之中。

权力的传销　作者：冯　磊

权力的使用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出现权力的出售与变相出售；在权力出售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权力寻租和权力的传销了。前者最近已经讨论得太多了，后者虽然一直存在，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封建社会，权力的传销一般是以师生之谊或者同乡之谊展开的。一种情况是，你是我的徒弟，我是你的师父，彼此之间互相提携；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你是我的乡党，我是他的邻居，大家彼此关照。这种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享有政治利益的关系，应该称之为政治集团。

在这种圈子里，由于彼此可以信得过的私人关系，种种交易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事。从社会形态上来讲，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靠血缘关系和家长权威维持整个社会框架，所依赖的是封建伦理和江湖式管理。进入新中国后，虽然进行了种种改造，但是宗法社会的影子想要一下子根除干净，也决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法的阴魂不死为权力的传销提供了最有力的纽带。

在这种关系里，上上下下之间凭借着类似于传销组织之间的“上下线”关系，上线与下线之间，无一例外地同时也具备贿赂与被贿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之外，同时也进行交叉和彼此的感应，最终形成了一张可怕的大网。

权力的传销行为对于权力的寻租行为来讲，其危害作用更大。尽管二者之间都具备对公权力的出卖性质，但是从程度上来讲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权力寻租怎么说也仅仅是一种交易，一旦遇到难以实施的情况就立刻停止。而权力的传销则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最终表现，就是疯狂占有社会的各类资源。

尤为可怕的是，这种现象，直接造成了反腐的难度和成本的无限加大——由于彼此之间都随时可能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上下线关系，那么，对公正的期待就显得遥遥无期。

但是说到底，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现象，权力的传销现象或者说权力场中的上线与下线之间的关系也未必就不能打破。而打破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加大监督的力度，在行政事务的设计上趋于民主化，在决策问题上避免一言堂，在财政事务上避免一支笔，在民主生活问题上避免监督的失效和失语。一句话，民主氛围浓厚了，这种疯狂的传销现象必然会见光死。

农村田野里生长着一种名叫菟丝子的植物，这种植物攀缘依附的能力相当强。但是农民往往在其刚露头的时候就将其彻底拔掉。此后，附近的农作物就可以健康生长了。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为一把活动的剪子，农民必须勤奋，才能时刻剪除那些害人的杂草。

对付权力的传销这种社会性的生态现象，也同样需要勤奋的农夫和有力的大剪刀。而这把法制的剪刀，必须高举于人治的力量之上。

“公款”的力量　作者：傅一河

有一件事今天可以说。当年我跑调动，向主管送上一份礼物，主管喝令我拿走，否则扔出窗外，当时我只恨地上无洞。不久，他因腐败下课我才明白，我手中那点礼物包括我这个人在他眼里都不算个东西。我一生的经验是，因私事而求爹告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但是用公款开路却很快乐。据《中国青年报》２月２４日报道，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８０％的行贿者是用公款行贿。理由冠冕堂皇：“这是为公家办事。”

公家的事便是领导的事，单位的钱由领导“一只笔”掌握，领导想给谁就给谁，能给多少就多少。群众有需要，就说没钱了，你把他咋的？跟领导过不去，等于自砸饭碗，等于找死。

领导花公款为自己捞好处，且有很多说法：为了单位形象；为了扩大知名度；锅里有碗里才有；我为谁了？又没揣进自己的腰包。于是邀八方佳宾，迎四方良朋，来者都送上“红包”。领导铺了路子，挣了面子，拿了银子，赢得了一个好位子。同时领导吃肉，群众喝汤，喝汤总比喝风强。于是公款行贿成为单位的潜规则，反正割的不是自己身上的肉，管他行贿人捞了多少回扣，连法律都无可奈何的事，说也白说。

领导还说，事业单位吃的是“皇粮”，要发展，得靠上面多拨款。拨谁不是拨。用公款“跑部钱进”，吃小亏占了大便宜。现在的干部都学精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把上面的人“搞定”，不轻易下手。有了保护伞，方方面面同声气，都成了拴在绳子上的蚂蚱，利益与风险共担，也就不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了。上下心有灵犀，彼此心照不宣，接受并维护着公款行贿的潜规则。如果小偷偷出了腐败分子，那是天意。总之，因为“为公家办事”，拿公家的钱，既不犯法，又冠冕堂皇，这比直接贪污要安全，而且又没有办法查账，于是欣然笑纳。所以说，花公款的感觉真好。

遗憾的是，我没有早点明白过来。不做官，不掌权，怎能花上公款？

因此在不少事业单位，兢兢业业的吃不开，溜须拍马、上窜下跳的往往成了领导。敢说真话的，不时给领导提点意见的，几乎都是已经退休的老人。在职的偶尔发点牢骚，就算是骨气犹在、血性未泯的人了。职场已成江湖，员工是孙子，领导是老大，大权独揽，整日小车进出，脸上红光满面，嘴里酒气冲天，你得装着没看见。因为大领导、小领导都把自己的人安插在要害岗位上了，还怕哪家子的民主测评、直接选举？要想被领导聘用，一靠关系，二靠金钱，三靠性贿赂，如果这些都靠不上，那就靠卖苦力装瞎子装聋子。顺者昌达，逆者早被整“下课”了、整得没气了，整得有屁也不敢放了。今天有个饭碗好歹端着，很多人都能容忍，都能容忍很多事。如果有一天饭碗没了，找不到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玄乎啊。

治世第一真经：朴素　作者：毛志成

当年有人将贫穷或善于忍受贫穷，将各种无文化之举视为朴素，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永久性的贫穷最容易分蘖出的东西只能是愚昧、野蛮、堕落。朴素是一种文明，是一种品位，更是一种智慧，一种觉悟。此外，尤其是一种美感。

除了一个人需要朴素之外，许多正经事物都需要朴素。例如，政治需要朴素，经济需要朴素，教育需要朴素，文化需要朴素，艺术需要朴素，平民需要朴素，名人、大人物尤需朴素。总之，高质量的社会和人生都需要朴素。反过来说，任何人或事只要拒绝朴素，失去朴素，或从来没有朴素过，都会成为丑陋的近缘者流。任何成功、露脸，都很可能与垮台、丢脸近在咫尺——除非习惯于不要脸。

例如：政治失去朴素，像当年的奢谈革命，肆喊口号，乱造“理论”，疯搞“斗争”，貌似“轰轰烈烈”兼“史无前例”，结果落得在正常人看来只能算是拿大蠢当大智。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就是朴素，就是治世的第一真经。

经济学，经济理论，经济操作，经济细则，尤其需要朴素。朴素是近于毫无奢华性的数学常识。像一加一等于二、二乘二等于四那样简明。谁在这样的常识上大玩深奥，在数学题上添加多余的形容词或乱添复杂系数，或是将经济学抑或政治经济学写成文艺性极强的诗式作品，注定把经济本身搞假，而且其中裹挟的又很可能是各式腐败物。

教育更需要朴素。而教育的第一朴素就是德育的有效和智育的生动——包括教材的朴素（避免冗赘化），教法的朴素（不能离开厚厚作业、频频考试便一无所能），教师的朴素（实实在在地爱学生）。当然，这一切必须以淡化教育的盈利因素和对学生的“惟功利”式宣扬为前提。

文化、艺术第一生命仍然是朴素。朴素与真实近义，但朴素比真实更广义、更深邃，因为朴素尤其强调真与善、真与美的同位一体。无论是真而无善性、真而无美感的或善而不真、美而不真的文化品和艺术品，都达不到朴素的标格。眼下有些学术作品，在语言的皮毛上大加修饰，真见识、真知识、真用途颇贫乏。而有的文艺作品，往往向两个极端延伸：一是文丽而无用，一是趣俗而无益，都是对朴素的叛离。

其实作为个人也一样，都应该懂得老子（李耳）的话，“万物莫与朴素争美”。必要的文化修饰是有益的，但一经失去朴素之根则必然炫丽而苍白。

一个美女，若是果真美得使人觉得品位很高，绝不会有人去关注她的美衣、美饰、美姿、美态，而是关注她超于外观甚而超于性别的特质，首先是她美好的精神气息。而且，美好的精神气息又一定是朴素的。一个有大智慧尤其是有大德行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都必须首先是朴素的人。即使以智慧而论，大智也首先源于朴素；俯视甚而鄙视一切作秀、作假、作伪、作威勾当。

“名人高士自风流”，其中的“风流”做为褒义词使用时指的就是朴素。真正的“潇洒”，也首先指的是朴素。“真智”所以“无伪”，“大智”所以“若愚”，都是基于朴素。有的清贫之人之所以受人尊重，只因为他朴素；有的富翁之所以受人敬重，也只因为他朴素。有人的行为之所以让人由衷景仰，首先在于他朴素；有人的语言之所以让人信服，也首先在于他朴素。

朴素之所以是一种品位，是因为它既摆脱了愚昧和贫贱，又超越了奢侈和浮华。

治世的第一真经是朴素。

社会朴素起来，人生朴素起来，事事、人人都朴素起来，比人为性的一切治世宏论都更可信可贵！

自愿是正当的权利诉求　作者：邓忠强

《京华时报》有一则消息说，首都师范大学部分学生义务献血活动中，凡是称自己来例假的女生都必须在校医院内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负责学校献血活动的保健大夫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有些学生谎称来例假逃避献血。又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工学院一位大三男生原本出于自觉自愿前去献血，但见无偿献血的表格上被事先写好了自己的名字，便当场撕毁了表格。

发生在首都高校的这两个事例，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校方对于学生人格和尊严的藐视。组织义务献血活动的初衷无疑是好的，社会也无疑需要愈来愈多的人献爱心、行善举，不过既然号称“坚持自愿原则”，又为何还要“脱衣检查真假例假”来防止所谓“逃避献血”呢？为何不管献血者是否自愿就预先一律匡定了名单呢？其实原因无它，因为要完成“市献血办”下达的“献血指标”，所以此事无商量，有的高校甚至声称如果学生不献血，将被取消保研资格、学位证等等。一场自觉自愿献爱心的献血活动就这样变成了一种“指标献血”的变相强制“任务”。

其实，“自愿”是一种公民权利，它反映了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当诉求和自主意识。民主法治社会必须以保证公民的权利为根本，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珍视自己的权利，或者不尊重别人的权利，都是公民意识缺失的表现。毫无疑义，公民的这种权利意识并不排斥其责任意识，每个公民完全可以在个人和他人、国家以及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主体价值和尊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作为自主公民，我们在法定范围内对自己的行为享有能够选择和充分选择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强制性外力干预。从这一意义上看，义务献血、爱心捐助及类似活动都应严格遵循自愿的原则，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变相强制。

问题在于，在不少名为“自愿”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不少单位的组织者往往以手中的权力消解了人们的“自愿”，积之日久，不仅活动组织者把每个公民个体当成了自己的治理对象，而且更可怕的是，许多人也没有走出平民被动的社会角色，习惯于“从众”，习惯于“惟上”，即便“违心”也心甘情愿，很少看到有人在自己的意愿遭到“强奸”时，能像那位撕毁表格的大学生那样（尽管其表达权利意识的举止并不可取），显示出一个公民的凛然之气。

看来，致力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正可谓任重而道远矣。

贪官频频落马，幸亏“内部不团结”？　作者：俞　洲

兰州“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后，震动迅速呈“多米诺”效应蔓延开来，包括市委书记王军、原市长张玉舜、副市长杨在溪在内的众多官员牵涉其中，相继落马。兰州官员普遍将此腐败案的暴露归咎于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个“不团结”的说法更是被新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拿到了履新讲话里。他表示：“兰州之所以不出干部，是因为这个圈子内部不团结。”（《西安晚报》３月３日）

从表象来看，兰州官场这场正呈现“多米诺”般蔓延的反腐风暴，确实得益于官员之间的“内部不团结”。如果不是因为原市长张玉舜与书记王军之间的矛盾爆发，导致前者在人大投票表决中落选的话，张玉舜恐怕不一定会将有关王军违规问题的材料递送到中纪委；而如果不是张国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牵涉到了其他权钱交易的黑幕，张玉舜大概也能在反倒王军的同时自己全身而退。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腐败链条最终把一群贪官都送上正义的审判台。看来，黑幕后一桩桩腐败案件能浮出水面，还真得感谢兰州干部小圈子的内部不团结。如果没有书记、市长相互之间的检举揭发，又怎能使有关部门轻易地把他们一窝端呢？难怪“内部不团结”容易出事，会成为兰州官场的普遍说法。

与此相类似，轰动全国的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案发后，也曾有不少干部跌足长叹：“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栽倒，就栽在班子不团结上。如果班子团结，也不会斗来斗去，你倒下我也倒下了。”

团结才会有力量。内部不团结，势必内耗不断，人心涣散，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领导干部间的团结问题往往成为考核一个单位的重要指标。现在，因为内部的不团结，却居然抓出了一批贪官，如此作用难免让人啼笑皆非。把腐败案发归咎于“内部不团结”，固然由于说出了实情而在许多官员中大有市场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反腐成果竟然要靠领导内部不团结来取得，这究竟是值得庆幸，还是需要有关部门反思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腐败分子从贪官内哄导致事败的结局中吸取了教训，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将“团结”问题异化成班子之间的内部稳定和利益“平衡”，这种“团结”，在把江湖习气带进官场的同时，也必然使制度预设中的监督机制沦为一句空话。更有甚者，一些官员把“勾结”当“团结”，在腐败基础上大搞“内部团结”，形成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腐败共同体”。他们或者“配合默契”，集体分赃；或者利益共享，互让方便；或者各怀鬼胎，把柄互握。如此一来，“异己”之争便简化成“腐败同化”，在此背景下，官帽、官位等既得利益得以保住，法律惩治得以逃避，贪官自然大可高枕无忧了。大量窝案、串案的发生，甚至整个班子“全军覆没”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这种“团结”的极端危害性。

应该指出，如果不在加强监督、健全制度，推进源头反腐上做文章，反而把官员落马案中的“内部不团结”现象视作需要吸取的教训，如此新政又怎能让人对当地的反腐倡廉形势抱以乐观态度呢？

央视“同一首歌”变味了　作者：祖丁远

开始，中央电视台搞的“同一首歌”组织去各地演出，把文化把艺术把知识把欢乐送到东西南北中，把很好的节目和演艺明星带到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当然，现在的央视“同一首歌”仍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

可是有不少业内人士反映，央视“同一首歌”已经背弃了当年的宗旨，已经大大变了味，成了公款追星族的目标，已经成为演艺明星“走穴”发财的摇钱树了！

去年春天起，连续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地级市（县）举办“同一首歌”的歌舞晚会，成了公款追星族互相攀比的“热点”。据《中国青年报》陆续披露了几个国家级贫困市（有县级市、地级市）的领导以公费追星，使央视一场“同一首歌”晚会越搞越红火，从原先的几十万上百万元发展到一千多万一场。因为“同一首歌”热销，接洽办会办节的很多，于是歌手涨价，请来的歌星要价越来越高，有的歌手上场唱一个歌就是二三十万元，港台歌手也乐意来大陆赚钱，看好大陆公费追星族一掷千金的纨绔气派。如举办什么节——金花节、菊花节、银花节，牡丹节、玫瑰节、又如办会，引资招商会、投资洽谈会等等，这些节和会上都要让“同一首歌”助兴热闹，就纷纷与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签约办节目，东西南北中，互相攀比，出钱越多越阔气，越风光越体面，一场“同一首歌”最多像竞拍那样，定到几千万元的。据《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报道，四川贫困市万源市（县级市）领导以巨额公款追星，为纪念万源保卫战７０周年，市委、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向各单位摊派纪念会门票，变相加重群众负担，造成群众不满。四川省纪委经过调查发现，一个贫困县市耗费公款７２万余元追星，决定给市委书记林朗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了解，贫困县市公款追星，第一把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林朗还是全国第一人。那么沿江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领导以公款追星就相安无事？如南方有个地级市经济并不很发达，每年举办招商洽谈会，可是经济并未有大的发展，下岗职工众多，不少群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政府靠招标拍卖土地给开发商造高价房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一场央视的“同一首歌”消耗近千万元。台湾歌手张惠妹自从被内地封杀两年后，人气已经大不如前，自从七年前她的第一张专辑蹿红后至今风波不断，公司劝她休息，这已不是张惠妹第一次被劝退休了。可是某市请来这位落魄的张惠妹唱一个歌再和台下歌迷合唱一次，被她卷走１０万美元（据说央视“同一首歌”剧组请她时签合同要价１０万美元），加上其他港台歌手都大捞了一把，有的下半夜，有的第二天一早走人，急忙赶另一场在无锡或扬州的“同一首歌”捞钱去了。因为每年的春夏秋三季是“公款追星族”办会的大好季节，也是央视“同一首歌”的黄金时节，央视抓住了这美好的时机，扩大央视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因而不管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只要交钱，来者不拒，只要出钱增加央视的收入，并为国内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演艺界特别是歌手走穴搭台演出，这是发财进钱的大好时期，所以人们普遍反映“同一首歌”已经变味，早已变味了，不只是为了捞钱，更是助长了互相攀比的公款追星族，把百姓的纳税钱大量送进央视和一批演艺人员的腰包，真有点不顾群众的怨声载道了。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为所谓的“名嘴”出一了套挂历，把大批节目主持人照片印成每张挂历，而且把每位主持人的收入作了排位，如经常主持“同一首歌”的朱军、周涛等都排了位，这些收入加上每年广告招标多少多少亿，央视的钱多得不得了，钱也多得不好发，即使这样还要国家财政出资添设备，它也成了垄断集团哩！所以说，央视高价推出的“同一首歌”为了金钱自然是理所当然，变味更是不奇怪的了！

敢自嘲者真名士　作者：符　号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陋，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面，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这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检，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那样文章人人会做，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

这是怎样的一种“检点”？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作者是谁？是国宝级泰斗，书法、绘画、收藏、鉴定、古典文学大师启功。写这首《沁园春》时他刚五十有九，正负责进行对《清史稿》的标点并同时参与《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

七年后在一篇叫《墓志铭》的诗中，他又历数自己学历低下、不专不精，身残体病，派而为“右”，丧偶无后，离死亡不远的种种，最后又落到一个“臭”字上头。

两首所涉经历，大体都是“事实”。有启功的年谱及相关诗文为证。而所谓“有名无实”、“东拼西凑”、“饭桶脓包”种种，正是历次批判斗争加于他头上“桂冠”。“立此存照”，既是荒谬时代的见证，也是起伏人生的总结；是风雨不惊心态的写照，也是置一切坎坷不幸于等闲的达观超然。

自嘲其实是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态度。当日历翻过３０多本以后，年逾九秩的老爷子依然是童稚的笑声，智者的幽默，人们自可从中体味到人生的潇洒与长寿的秘诀……

自嘲也是一种性格，一种风骨。从关汉卿自诩为“响当当的铜豌豆”，到鲁迅的“横眉”、“俯首”都借自嘲以寓怀寄志，聂绀弩写于北大荒的《散宜生诗》是超越苦难的自嘲录，透过或浓或淡或隐或显的荒谬滑稽感，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洞察，一种坚忍。邓小平曾自诩为“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四处抓“政治辫子”的嘲弄，既是自嘲，也在嘲人。

自嘲是一种风格，一种功夫。读王小波的作品，会为他鲜活面世的态度所感染、折服。原本沉重的东西刹那间变得轻松活脱，别人砸过来的重拳落在了棉花上，他人嘲笑之语说后听后冰化雪消随风而逝。你不能不认定：自嘲作为一种符号与痕迹伴着生活延伸，这份肚量与功力，本身就不可小觑。

自嘲其实也是一种涵养，一种襟怀。老舍一生很少谈论自己，偶有涉及，多用自嘲笔触。嘲笑自己的长相，自己的作品，甚至优点也当缺点嘲讽。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将《离骚》、《红楼梦》、《鲁迅选集》几十部中国名著翻译成英文，却说自己“学成半瓶醋”，“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为“无齿之徒”。“文革”中有人骂黄永玉作画画人不画脸，叫“不要脸”。黄一一笑纳，干脆就称自己叫“不要脸”。

至于国外名家如马克·吐温、萧伯纳、海明威，也都视自嘲为家常便饭，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正是作品成为全球读者爱不释手释眼的缘由。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肯自嘲的。自负的人为了遮掩自己的弱处，心虚地拼命吹嘘，结果反让人小看；自嘲者将自己的弱处袒露无遗，反受到人们的赞许尊重。自视高大完美、威威赫赫者，决不“自嘲”，也不容“他嘲”，连漫画相也视作大敌。他们只会正襟危坐，对自己爱抚有加，凛然不可冒犯，时时提防一丁点儿脏污溅到了身上。芝麻大的一个胎记，也要用润肤霜盖住，患的正是一种“洁癖”。

“自嘲”眼下尚属稀罕物。不信，请翻翻《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辞典》，有关“自”的词条数十，惟独不见“自嘲”一条。是不服水土、不合“国情”，还是尚处“孩提”阶段，有待长大成人？且待深究。

然而，我仍然要说：敢自嘲者真名士。

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　作者：徐怀谦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近日在谈到北京观众的欣赏习惯与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差距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不少北京观众一看《天鹅湖》就等着四小天鹅出场，或是数天鹅是２４只还是２５只，黑天鹅旋转是不是３２圈。

北大教授、美学家叶朗指出，现实中不少家长逼迫孩子弹钢琴、学画画，目的只是为了考级，为了升学考试时加分，根本不管孩子有没有兴趣，自然也就谈不到去欣赏音乐和绘画之美了。他强调，艺术教育一定要注意它的人文内涵，要使人感受到人生的美，激励人们去追求自身的高尚，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这是美育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灵魂，单纯地学技术，这样的艺术教育就不是美育。

最应该发现美、享受美的艺术教育中都没有了美，那么在其他知识教育中，美更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了。比如在学校中广泛开展的“奥赛”，多半是对同一题型的反复练习，如此机械的题海战术泯灭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少在“奥赛”中获奖的人表示，不愿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个别人甚至表示一辈子不愿意再接触任何数学符号。

读一读数学大师陈省身的话，我们会汗颜不已的。他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废寝忘食，经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不可形容的。这位老人在弥留之际，仍舍不得数学。“我要走了，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天堂里，一定也有数学之美。”

“天堂里，一定也有数学之美”，这成了很多报纸的大字标题。这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不独数学，很多大师都曾向我们描述过这类科学之美。当年，读懂了陈省身——韦伊定理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说，他感到“真的有触电的感觉”，而且还不止于此，“还有更深的，更触及心灵深处的地方：到头来，忽然间领悟到，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那真是令人感到悚然。”

其实，并不是只有世界一流大师才能发现科学之美，普通人也能够。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就说：“我们不一定要成为科学家，但不妨碍我们欣赏科学中的美。”那么，为什么生活中美盲比科盲还要多呢？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又是什么时候偷走了我们的美感呢？

美在功利之外。一个人过于汲汲于名利，他的眼界和格局会非常狭小，就无法欣赏更高层次的意义——美。而如果没有了美感，只剩下技巧、分数，那么培养出来的只有考试机器，从他们中间，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一样。人们常说这也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太急功近利，把科学和艺术变成了敲门砖。门敲开之后，砖自然就丢弃了。美，夫复何言？

只要应试教育的病根不除，那么，我们可能永远要在科学、艺术的大门外徘徊，我们还得不厌其烦地数舞台上有多少只天鹅，黑天鹅转了多少圈。这样数的结果是，我们的数学没见有多大长进，而我们和艺术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畏者寿　作者：陆勇强

老父亲奔六十那年，烟戒了，油腻戒了，还有油煎腌制的食物均不再食用。

这都是从半导体收音机晨间的健康节目听来的。也真怪了，父亲的身体日益健康，小病小灾的，全不惹身。

我对父亲说，你想吃啥喝啥，也别太听专家那一套。老父亲说：“年岁不饶人，得个什么病，又得花你的钱。再说，咱也怕死。”他笑，我也笑。

年龄是条槛。年轻的时候，老父亲属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汉子，哪会想到保健、养生之类。可是现在呢，什么也不求了，就是求个健康。

我觉得父亲的健康理念就是三个字“畏者寿”，有所畏惧才能有所节制，这应该是一种最朴素的养生观。

前几天，国内著名的养生专家洪昭光先生作客央视，他说：“腐败者多短寿。”洪教授解释说：“腐败者贪赃枉法之后，总是食无味，寝不安，岂有长寿之理。”

洪教授的健康理念不就是“畏者寿”这三个字。人有七情六欲，对生理欲望、权力、金钱的追求，其实就是一种人性。如果放任，犹如江堤决口，伤人伤己。

“畏”应该是为人处事的第一要务。年轻时候的放纵，会给年老的时候埋下病患的种子。许多恶疾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自己的生活习惯所致。

洪昭光先生认为，花１元钱进行保健和养生，就是减少将来花９块钱去治疗疾病。

这倒让我想起我堂哥在美国的见闻。他说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职业定位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专等着愁眉苦脸的病人前来。而美国医生也治病救人，但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指导患者如何保健。在美国，人们对日常的食物、环境等已经计较得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中国，还在追求大鱼大肉、灯红酒绿。

有一句话，心态决定幸福。其实，健康理念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阴影　作者：安立志

“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之一的邓世昌，在中日黄海大战中，眼看战局逆转，指挥已多处受伤的“致远”舰全速撞向日舰“吉野”。当邓世昌坠海之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称：“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近日看到这样一则记述，当他坠入海中之后，他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士兵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

这里的“义犬”出现，说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过宠物遛过狗。而据姜鸣先生说，在军舰上养狗本为《北洋海军章程》所不许。

又据姜鸣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介绍，同为“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的丁汝昌、刘步蟾，他们的兵败殉国，都是服用大量鸦片而死。大敌当前，不去抓紧秣马厉兵，却在军舰上存放大量鸦片，这一点，也曾为后人所诟病。

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１１０年前那场战争时，的确发现了北洋水师在部队管理、人员素质、精神状态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且不说宏观上的“专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大道理，仅此一端，就已经铸就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命运。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了多少叱咤风云、慷慨悲歌的英雄，谁也不好说他们都是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的完人，但他们毕竟曾经给人们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作为后人的我们，无须在彩旗下寻找阴影，毕竟我们不能一切都寄望于英雄。

梁漱溟的一个比喻　作者：周　彪

梁漱溟先生上世纪３０年代在山西进行“乡建运动”时，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对政府机构干扰乡村工作的忧虑：“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或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做‘建设’，却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然，应有尽有。”

７０年后品读这段文字，依然不能不让人对梁先生关于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的论断由衷敬佩。政府和百姓之间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按西方的理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百姓需要一个“调解人”，调解人拥有的权力是民众让渡出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之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基础。可在历史上，常常民众是豆腐，政府是铁钩，这似乎成了一条铁律。梁先生一生致力于改变乡村的面貌、改变农民的命运，长时间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之中。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是深刻的，对政府和民众关系的观察和分析是独到的。封闭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承受力的脆弱，在他看来，或许比不上一片豆腐的“硬度”，政府作为强力机构，任何不当的举措都会对“豆腐”造成伤害，哪怕是出于好意的帮助，效果往往也会适得其反。

梁先生的这个７０年前的判断，放在大开放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和７０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农村和农民脆弱的本质并无根本的变化，“豆腐”的特性依然存在，“铁钩”的伤害也时常发生。某些地方逼民致富闹剧的屡屡上演、扶贫工程的有名无实，一次次地证明着梁先生判断的超时空性。《焦点访谈》曾报道安徽涡阳花沟镇为了一个富民的“四万工程”（一万亩蔬菜基地，一万亩黄花菜，一万户养鸽，一万米绿色长廊），百多棵几十年的大树被砍掉，被强行拆掉了房屋又没有得到补偿的老百姓不得不住到桥洞里……“富民”变成了扰民！而山西运城地区某些领导搞的耗资近３亿的假浸灌工程，没有起到一点利民的作用，就被拆除，各种不切实际的“富民工程”的急切上马和快速破产，给老百姓留下的是一堆债务和一身伤痛。为民、爱民、富民，这些充满温情的口号，在这些地方变为行动时常常是“谬以千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口号。但如何“为官”，怎样“造福”，是一个必须破解的历史性难题。在“执政为民”成为为政根本的今天，这些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的问题，何以在一些地方总是成为实际的问题？关键在于某些人把“利为民所谋”的“利”浓缩成了个人飞黄腾达的“功利”之“利”，把“情为民所系”的“情”定格为关乎个人荣辱的“上情”之“情”，而“民”只不过是他们自己升迁路上的砖石罢了。有了这样的利害得失的算计，“富民”变成扰民甚至害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穷人的浪漫　作者：王　雄

一天黄昏，我在大街上散步时，看见一个小伙儿背着个年轻的女子正上天桥，看他们的装束，像是一对在城里打工的年轻夫妻。那女的软软地趴在小伙儿背上，小伙子背着她有些吃力，登台阶的动作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夸张，他的额上渗着细密的汗珠。

我赶忙走过去，一边帮忙搀扶着，一边关切地询问：“她生病了吧？我来帮你叫车送医院吧！”

男人只是对我傻笑，他背上的女人扭过脸来，对我笑着说：“谢谢你，我们没事儿，真的。”没事？他们的表情让我感觉不对头。跟在他们后面走到天桥的过道上，女的忽然从男人背上跳了下来。男人一边擦汗一边对我说：“对不起，谢谢您！我们是在背着玩呢，算是做游戏吧，哈哈。”

“什么，你们在做游戏？”我尴尬中不免几分愠怒。

好半天，姑娘才止住笑，她告诉我说：今天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他们特意调了夜班，请假出来逛街。“他兜里没有多少钱，偏要给我买个礼物。我说算了，留着买桶豆油吧。不过，他劲儿大，有力气，我让他背我上天桥当礼物。三周年背了三个来回，就累成这样，将来结婚三十周年，我让他背三十个来回，他说他照样能背得动，哈哈……”

说完，那女子又笑了起来。男的在一旁只是憨憨地笑着，并不多言。

以我的眼光看，那女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甚至给人以黑瘦的感觉。而此刻，这不迷人的乡下女子却被宽厚的爱映衬得像个娇贵的公主。

说了句真诚的祝福，我告别了这对做游戏的小夫妻。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看着匆匆的人群，我在想：人们向来以为，浪漫必定跟鲜花、烛光、酒吧、音乐联系在一起，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与金钱无关的浪漫。

是啊，如果我们没有钱给爱人买下一份奢华的情调，那我们至少还可以——背着爱人去上天桥，背负着爱拾级而上！

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　作者：徐友渔

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了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事件。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拷问。

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存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陈丹青首先感到荒谬和气愤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４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把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的制度，２０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

优秀的艺术人才、专业人才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们被排斥于进一步深造的大门之外实在可惜。我们不禁要问：政治、英语的那几分之差真有那么要紧？

比如英语。英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外语水平越高越好，懂得的门数越多越好。但对于某些专业来说，它毕竟是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语不能不考，但对于专业上确有天分、确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它成了一道无论如何也跨不过的门槛，总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语低分也录取，总不至于只差几分就让人饮恨终身吧？还有政治，如果是考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升高中、大学时不是早已经考过了吗？难道不可以证明他们早已满足基本要求了吗？

陈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谬的第二点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他弄不明白，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词汇的表格和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有什么关系。

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这些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充满了虚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虚假的繁荣。好像什么事情，一经量化就变成了科学，或者就有了科学性。不论哪一个学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记表上填写上几项，只要能开上几个鉴定、表彰会，成立起什么学会或学会之下的一级、二级分会，再开上一两次年会，这个领域就算得上繁荣昌盛。

陈丹青看得很准，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身的品格。”这个说法对其他学科也适用，我们不能保证学校一定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但从大学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科学素养。而现在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与这种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在陈丹青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成功者的黑夜　作者：拉里．库玛

一、一位面试官拒绝了一个年轻人的请求，因为他的嗓音不符合广播员的要求。面试官还告诉那个年轻人，由于他那令人生厌的长名字，他永远也不可能成名。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印度电影界的“千年影帝”阿穆布·巴克强。

二、１９６２年，４个初出茅庐的年轻音乐人紧张地为“台卡”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们演唱他们新写的歌曲。这些负责人对他们的音乐不感兴趣，拒绝了他们发行唱片的请求，其中一位甚至还说：“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音，吉他组合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４个人的音乐组合名字叫做“披头士”。

三、１９４４年，“名人录”模特公司的主管埃米琳·斯尼沃利告诉一个梦想成为模特的女孩——诺马·简·贝克说：“你最好去找一个秘书的工作，或者干脆早点嫁人算了。”

这个女孩后来的艺名叫做玛丽莲·梦露。

四、１９５４年，“乡村大剧院”旗下一名歌手首次演出之后就被开除了，老板吉米·丹尼对那名歌手说：“小子，你哪儿也别去了，回家开卡车去吧。”

这名歌手名叫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绰号“猫王”。

五、１９４０年，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切斯特·卡尔森带着他的专利走了２０多家公司，包括一些世界最大的公司。它们无一例外地拒绝了他。１９４７年，在他被拒绝７年后，终于，纽约罗彻斯特一家小公司肯购买他的专利——静电复印。

这家小公司就是后来的施乐公司。

六、有一个黑人小姑娘，在家中２２个孩子中排行２０，由于她出生时早产而险些丧命。她４岁时患了肺炎和猩红热，她的左腿因此而瘫痪。９岁时，她努力脱离金属腿部支架独立行走。到１３岁时，她勉强可以比较正常地行走，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同年，她决定成为一名跑步运动员。她参加了一项比赛，结果是最后一名。随后的几年，她参加每一项比赛都是最后一名。每个人都劝她放弃，但是她还是跑着。直到有一天，她赢得了一场比赛。此后，胜利不断，直到在每一场比赛中取胜。

这个黑人小姑娘就是“黑色瞪羚”威尔玛·鲁道夫，３枚奥运金牌的获得者。

成功说　作者：姜郁苍

前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访白岩松。当谈到成功时，白岩松说，他作央视主持人成为公众人物是工作的分工，无所谓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说得对。这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上时髦的所谓“成功论”。在许多人看来或发财或当官或出名才是成功。此观点“庸俗成功论”也。之所以称“庸俗成功论”，是它只从表象看成功，没有从深层理解成功，没弄懂成功的内涵。这种论调是对成功的误解、曲解、污蔑和亵渎。据笔者看，在以民为本的社会里，成功起码有以下几种：

成功者应使多数人受益，受益人越多越为成功。像高政，他不懈努力冒着巨大风险揭露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他拯救了千千万万孩子也为孩子们父母解了忧。９２岁的白方礼从７４岁开始用蹬三轮车挣的钱资助贫困大学生。１８年间他先后捐款３５万元资助了３００多名贫困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帮助他们完成了学业。被称为“当代武训”。为“三农”问题付出沉重代价的李昌平、桂晓奇也属成功者，尽管他二人至今仍流落他乡……

成功者应为人类、国家和社会作奉献。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则是。这类成功人士应包括揭露西安体彩财务黑幕的栾文棠和河北省与腐败分子程维高一拼到底的郭光允。李振祥、王勇、朱小波被骗入重庆欧丽曼非法传销公司。三位大学生成功地逃走后，他们像当年杨子荣闯威虎山一样，又赴重庆冒着随时都有被打死的危险搜集证据，进行艰难的卧底，大力协助警方破获了轰动全国传销大案。解救出深陷其中的两千多名大学生；出资４千万元建立敬老公寓的四川民营企业家王德彬、４０年如一日奉养９位老人的湖南省的欧阳明友、状告乙肝歧视的第一人张先著和打赢河北省首例艾滋病官司的王为军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作者，为了该书出版，她翻查大量资料，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细致访谈，将１９３８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此她受到日本极右势力的种种责难、恐吓和威胁。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严重的精神忧郁症，终以自杀结束了３６岁的生命。

成功人士不仅生前被认可，就是死后也不被遗忘，仍被赞誉影响后人，这才是最大的成功，永久性的成功。在此就不从遥远说起了，提建国以来几位成功人士。这里应该包括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孟泰、王进喜、张秉贵、时传祥……

古老偌大的中国成功者当然不只是这几个人，这几种，然而不论多少人，多少种，标准只有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奉献而不是个人的风光潇洒。

“臃肿”　作者：车走植

吴也跟王五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冗员太多，机构臃肿’。总给人以软弱的感觉。以前，我对此理解不深，最近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了相关数字，才恍然大悟。原来，唐朝和宋朝都是用科举考试来选官的，但科举取士的规模却不可同日而语。唐朝每届只录用进士三四十人，可到了宋朝，每届动辄就取四五百人，最多的时候一次竟录取一万七千三百多人。这么多的人都涌入官僚队伍，机构能不臃肿吗？官员们没有正事干，能不互相扯皮、鱼肉百姓吗？”

“哦，我明白了，原来‘扩招’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啊，敢情宋朝的科举就干过‘扩招’的事。真是‘古已有之’呀。”王五说。

吴也说：“数量和质量还真是一对矛盾。早就有人说，以前的大学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而精，如今的大学教授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多倒是多了，可含金量却低了。我看，扩招后的大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学生的数量是多了，可是，他们中真正的‘天之骄子’还有多少？”

“更关键的是，臃肿必然带来很多‘后遗症’。这就像得了肥胖症的——看起来富态，可不健康，是病态！”王五说。

恶病　作者：金生叹

环顾学界，患历史健忘症者，大有人在。最近某学者为当年清兵入关大肆叫好，说由此导致“康雍乾盛世”。这固然是老调重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即不断有人为清兵入关评功摆好，说清兵不入关，中国将陷于长期内战；其实，无清兵入关，李自成肯定统一中国。又有人全面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翻案；其实，他早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其翻案，使尽招数亦枉然。现在有人摆出“康雍乾盛世”迷魂阵，窃以为亦属白费心机。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因其社会安定、思想宽松、经济繁荣，人称盛世。而康雍乾三朝，虽然经济发展，但闭关锁国，文字狱横行，知识分子横遭屠戮，人们噤若寒蝉，大、小股反暴政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凡此，岂能目为盛世？如硬说此即盛世，亦属可憎、可鄙之盛世。清兵入关、南下，距今亦不过３６１年。清人以落后生产方式，征服先进农业文明之中原，必然带有民族压迫、野蛮掠夺性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烧、杀、抢残暴行径，难道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后来之“逃人”、“圈地”、“迁海”等倒行逆施，使汉族地区生灵涂炭，难道可以视而不见？颠倒历史是非，将严重误导年轻一代。更有甚者，北大某教授公然著文，为“文革”翻案，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倘国人均与此人一样，忘记“文革”惨祸，有朝一日，“文革”或类似“文革”之浩劫，即有可能卷土重来。正是：

百病之中有恶病，

患上历史健忘症。

史实斑斑血泪在，

岂能是非皆不问！

２月２０日于拍案斋

贫穷与富有　作者：马　德

一、一个下岗工人，见到报纸上登载的一位穷人因为治病而沿街乞讨医疗费的报道，便领着自己残疾的儿子来报社捐款。报社记者趁机采访这位下岗工人，问他为何在自己如此窘迫的情况下还要去救助别人。那位下岗工人只说了两句话，却让记者回味了许久：

穷人再拿出一点来，还是穷人，这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是，当我拿出来一点时，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自尊和富有。

二、网上有一组震撼人心的照片：

其一是：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刘老家村１１岁的刘小环为了能上学，每天去给一家窑厂背砖坯，她每次背１６块，重４０公斤，走１４０米，只得３分３厘工钱。而城里的孩子吃一次麦当劳假如花去３３元，那么刘小环要赚这些钱，就要背着８０斤重的砖坯走１０００趟，负重走１４０公里。

其二是：王致中，１７岁，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筐煤４０公斤，从煤坑向上爬１００米，然后再走１０００米山路，挣１元人民币。

我想这两个孩子靠自己的力量活着，即便艰难，即便卑微，但一样也顶天立地。

三、他小的时候，常常被这样的情景煎熬着：

每到冬天，父母的哮喘病就犯了，趴在炕上起不来。家里没有钱买药，父母只好用身体硬挺着。看着父母痛苦的样子，他在心底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挣许许多多的钱，为父母买最好的药，医好他们的病。

然而，等到他富有的时候，父母已经双双亡故了。后来，他也有了自己的子女，他常常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希望他们有所触动，但衣食无忧的子女们似乎并不懂贫穷的事情。再后来，他的子女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而且越做越大。他知道，如果现在再和子女们谈小时候的事情，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富有的脑袋里不可能再容得下贫穷的故事了。

残酷的现实　作者：雪小禅

一位父亲去拜访他在一家公司的好朋友。下面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你还是这家公司的副总么？”

“是啊，怎么了？”

“我儿子刚刚毕业，我希望让他接受点锻炼，丰富一下人生经历，同时开始赚点小钱。”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忙。”

“当然。我希望他能从点点滴滴做起，对劳动和金钱形成正确的看法。”

“那好……我想可以让他去当总经理。总经理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我让他来的时候他来一下，随便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工资每月８万比索，有奖金，公司还负责报销一些日常花销。可以吗？”

“嗯……不好，那可是一大笔钱啊，而且职位太高了。还有别的吗？”

“那就项目主管吧。工作就是批示一下下级交上来的汇报书以及做一些别的琐事，工资每月５万比索，有奖金，还有餐饮和差旅补贴。”

“也不好，要知道他刚参加工作，还有低些的职位么？”

“那……部门经理吧。每天给员工下达些指令，训训话什么的，每月工资３．８万比索，有奖金和差旅费，还有带薪休假。”

“嗯……还有更低层些的么？”

“项目负责人或是主管分析师，财务执行官也可以，工资每月３．２万比索，还有奖金。做的事情也很简单：打几个电话，时不时地同来访的客人聊聊天。”

“不，我想让他学点东西，珍惜劳动。还有别的么？”

“哦，这样吧，我让他去当办公室副主任，帮助办公室主任管理下面的分析员，监督他们工作。每月工资２．２万比索，工作时间朝九晚五。你觉得呢？”

“算了。还有更基层的工作么？”

“那就只剩工程人员和会计了。这两个职位需要掌握很多金融和规划方面的知识，整天同经理、项目主管和客户打交道。加班是家常便饭，没有加班费，成就还往往是别人的。工资是最低的８５００比索。每天辛苦工作１２到１３个小时，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吃饭，而且每天都要拿工作回家干。”

“哦……这些活真是费力不讨好，不过，的确可以让我儿子从中学点东西。能让我儿子干这活么？”

“不可能！做这件事的人，他必须最起码是硕士、会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还要有足够的相关工作经验才行！”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作者：陈四益

陈四益先生简历

陈四益，上海嘉定人，１９３９年生于四川成都。成都，古称益州，遂以为名。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文革”中，离上海，进工厂，后又当记者，编刊物。三十余年，学无专攻，文多杂著。退休前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丁丑四记》、《轧闹猛》、《权势圈中》、《世相写真图》、《一枕清霜》、《社会病案》、《臆说前辈》等十余种。

人类一直期望着一种万能的思想，不但用以安邦定国，还要用以指导一切。有了这种万能的思想，只要照着去做，世界就会归于至善。

中国在先秦之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思想。老、孔、墨、杨，农、兵、名、法，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中有同有异、有分有合，使一段思想史异彩纷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推出了一种万能的、惟一的思想。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别的思想，而是不准有别的思想。从此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孔子的理论去说，才叫“名正言顺”，然后因名设教，“天下太平”。各行各业，也都要依此行事，断案不依刑律而依《春秋》，退敌不依军旅而依《孝经》，治河、查变，要靠《尚书》，到后来干脆只要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了。这虽然都是极端的例证，但以为一种思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是当时流行的观念。有没有觉得孔子思想不敷用的时候呢？也有，于是就造假。造假的方法一是编造遗文，二是把一些并非孔子的思想通过不同形式硬栽到孔子头上，但儒学方面旗子是永远不能倒的，必须保有永远正确的形象。

一种思想要万能且亘古不变，必须靠强力维持，恰如梁启超氏所说，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有以一字一句稍涉疑义，非成了“非圣无法”。于是，这思想也就变成了含有宗教性质的教条。以宗教性教条统治社会，思想归于僵化，社会趋于停滞。这是中外历史都证明过的。在欧洲，为了推倒宗教教义这种万能的思想，经过了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的努力，而在中国，直到“五四”才动摇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推倒了一种万能的思想，并不能于人们就不再追寻另一种新万能思想。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思想，不承认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但它传入中国后，却往往被奉为新的万能思想，成了又一种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新教条。好象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万事万物的现成结论。只要熟记这些结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５０年代，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向学生提出治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舆地、年代、目录。不意因此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痛加批判。理由是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把金钥匙，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到了“文革”，更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不许读其他任何书籍。“绝对权威”、“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一类口号和各种固定的仪式，把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变成了一本语录治天下的宗教式教条。那结果如何，已无需多说。为了推倒这种新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已经用了２０多年的时间，尚未有成，因为总还是看人喜欢供奉一种这样那样的万能思想，好让他们少动些脑筋，靠几句教条混上一辈子。

中国除非不要前进，若要前进，先要从此不去妄想什么万能的思想。诗曰：

思想万能贻笑柄，

万能思想总难寻。

曾经挫折须针砭，

革面还需再洗心。

小杂感（四则）　作者：陈四益

缓说“盛世”

中国人爱说“盛世”，这多半是为了恭维皇帝。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经不住检验。那些臣子们方才唱罢“盛世”便蘧然覆灭的王朝不去说它，就是文景、贞观、开元、康乾，到底“盛”得如何，也经不住认真的追问。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国外友好人士也颇有佳评。但是，原来的底子太薄，乐观需要谨慎。现在，太多的盛世赞歌值得警惕。盛世钟声，盛世欢歌，盛世修典，盛世修史，……什么事情都喜欢把“盛世”的名头扛在前头。

中央一再讲要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要清醒地看到挑战的严峻，看到困难和风险。单只想想几千万尚未脱贫的同胞，我们也不宜轻言“盛世”。喜欢大谈“盛世”的人也未必真的认为盛世已臻，不过是借此讨好罢了，而讨好的后面，总藏着一条利己的尾巴。

形式化

无论什么内容，都有表现的形式。但若内容失落，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比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为了表现对农耕的重视，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孟春之月，都要“劝农”。这类活动，推测起来，起源或许在部落首脑尚未完全脱离劳动之时，但到了成为一种“礼”，剩下的就只剩一套“仪”——一套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了。据《礼记》的说法，不过是摆足了架势、浩浩荡荡地去，然后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九卿、诸侯推九下。推过之后，完成耕地任务的还是百姓。

许多本来具有实质内容的活动，在实行过程中渐渐形式化。市长电话、市长接待日、学习日、意见簿、形形色色的评审、花样繁多的检查、春节的送温暖等等，等等，有的已经形式化，有的开始形式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提倡一面派

上下之间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很好，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事情可以办得顺当。上下之间对某些问题意见不一致，也很好，暴露分歧，说明尚须研究，以求完善。研究，就要调查、分析、试验、总结，经过这一番实事求是的功夫，不一致就渐渐趋于一致。所以，对于高明的领导，不一致并不可怕，它倒是深思求真的触媒。可怕的是嘴巴上一致拥护，心里边各怀二心，口头上赞成，行动上抵制。

心口不一的两面派出现，其因不一，一个重要原因是手握权力者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不同意见甚至不愿听任何不同意见。作为这种压制的消极反拨，只好口虽不言，心实非之。表面的高度一致掩盖了事实上的意见分歧，后果更加危险。

提倡一面派，鼓励把不同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正视分歧，妥善解决，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习惯在批评中工作

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不同之一，是革命党处于批评者的地位而执政党处于被批评者的地位。批评者指摘执政者的阙失，只要恰中痛处，就能引起共鸣、受到拥护。革命党当然也要提出纲领，描绘蓝图，但毕竟未曾实施，是非好歹难于置喙。执政党如果对批评者高压，反倒引起群众对批评者的同情和拥护。民众的同情和拥护正是革命党成功的条件。

革命党一旦成了执政党，就处于被批评者的地位。当初和后来的种种许诺，老百姓都等着兑现。兑现了，没话可说，兑现不了或兑现不如所期，于是批评随之。悬殊愈大，批评愈烈。老百姓的所期，水涨船高，永远不会有个尽头。因此对执政党的批评也永远不会有停止的一天。这是常态。

批评不一定是反对，不一定是颠覆，更多的只是表现一种需求。执政党要习惯于在批评中工作，从批评中听到需求和期待，以改进工作。老牛犁田，仍不免荆鞭加之，老牛并不抱怨。执政党要有老牛的精神，不然说什么“俯首甘为孺子牛”呢？

“孝”，也有很可怕的　作者：陈四益

古人曾经提倡过“以孝治天下”，今人效之，但似乎对古之孝道不甚了了，以为那时真个是父慈子孝，其乐融融。于是，倡读经的倡读经，复孝道的复孝道，发宣言的发宣言，把中国古老的道德，说得无比奇妙，甚焉者，好像只要读几句《三字经》就能让孩子懂得立身行事的真谛，找到治国安邦的要道。这种现代童话，已经编造得越来越离奇了。

托名于孔子的《孝经》，我是读过的，一上来那句“仲尼居，曾子侍”便教人起疑。哪有对孔子直呼其字，而对他弟子曾参反称为“曾子”的？但不管是不是后人编造或添加的，两千多年来，就是靠它来规范“孝”的行为。唐朝那个因为同美女杨玉环赌咒发誓弄得妇孺皆知的皇帝李隆基，还抽暇为它作过注（当然也可能是秘书班子代劳的），足见统治层的重视。重视的原因，李隆基在《孝经序》中说得很明白：“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原来，培养对父母的敬与爱，目的是要移植于对君主的顺与忠。这也就是《孝经》中所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意思了。

因为要用来“事君”，所以一定要驯顺忠心。这一点倒并不违背夫子之道，孔子回答学生什么是孝，就是两个字：“无违”。无违就要驯顺。驯顺到什么程度？有二十四孝之类的样板在。尽管科学已经表明“哭竹”“卧冰”“割股”之类均属无稽之谈，现在还是有人大加提倡，说是可以取其合理内核，用来教孩子，还印了不少书，所以这里不再具引。举一个样板之外的事例吧，事出《唐语林》德行门：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之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常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

这则故事也见于《新唐书》，看来不是捏造。刘敦儒的母亲大概属迫害狂，鞭打儿子不见血，心里就不痛快，饭也吃不下，抽得儿子遍体鳞伤，她倒整日舒畅。因为刘敦儒甘心受杖，打得鲜血淋漓也不叫苦，连脸色也不变一下，所以他成了“孝”的模范，受到朝廷的表彰。这样的“孝”，真是骇人听闻。然而这正是专制主义的需要。因为能对父母这般顺从的，移于事君，一定也听任君主摆布，哪怕要杀他的头，也会高唱“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前些年所谓“娘打儿子论”，其实不过是这种孝道的延续，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因为子女要这般地孝，所以父母便可以为所欲为。近来社会颇关注于家庭暴力的危害。其中父母施于子女的暴力事件例证不少，其根由同几千年因袭的观念大有关系。大约中国的父母，总以为自己生了子女，便于子女有恩，因而子女也就成了父母可以随意处置的附属物。西方孩子可以起诉父母的暴力，我们国人视若寻常。

这样的孝道，究竟培养了多少孝子？没有统计。但从提倡者自己的德行，也可以推论其效果了。自古帝王家就很少出孝子，有的反是弑父、杀母、屠戮兄弟的恶行。李隆基的接班人李亨，乘着老子避难四川，赶紧让手下拥戴自己登上了帝位，从来不讲个“爱敬尽于事亲”。玄宗晚年顶着个太上皇的名分，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全拜这位儿子之赐。洎乎现代，就从巴金的小说中，也可以体味旧家族中所谓孝的残酷与虚伪。

“高峰学者”现在都指“五四”中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何尝中断过。“三纲五常”不但在实际生活中一直在起作用，就是在高层的政治生活中也流风未绝，而且只要旧中国的政治生态余韵尚存，同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就不会断绝。现实是，一面学者们在惊呼道德的失落，一面传统道德中残酷黑暗的一面仍旧渗透在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我不反对为国要尽忠，事亲要尽孝，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已经不是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臣民或子女。在讲到那个时代的忠孝时，别忘了，孝，也有很可怕的。

不能放纵“穆仁智”　作者：鄢烈山

伪书的泛滥当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与假烟假酒假文凭劣质奶粉“敌敌畏”火腿是同一块土壤上生长的五色毒蘑菇。道德的覆巢之下没有良知的完卵，怎能指望文化出版界的人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不能将任何人应承担的罪责推给社会，就像人们不会理睬一个窃贼狡辩说“天下有那么多贼，为什么不抓他们偏抓我”。逮住一个惩罚一个，谁干坏事谁就得认倒霉，“没有任何借口”！

可是伪书《没有任何借口》并不是讲每个人都得独自对“上帝”（良知）负责，而是在宣扬一种奴隶主义、工具主义。所谓“没有任何借口”就是绝对服从的最新表述，与林彪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路货色。这种货色贴上美国西点军校的标签，还不如干脆贴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江田岛”标签更合适。２１世纪的人性化企业管理，岂能靠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纪律来保障？

然而，就是有一帮无耻文人，他们揣摩那些无良老板的心理，编撰出这种所谓“最佳企业员工培训教材”，提供给老板做洗脑工具用，居然还冒充欧美先进管理文化。这帮无耻文人就像《白毛女》里地主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他们挖空心思迎合老板，无非想从老板那里分一杯羹。这种“无仁”之“智”是狡智，比街上晃荡滋事的小流氓还下作。

这些穆仁智与当代黄世仁是互利互动的关系。当下的社会有那么一种变态恶猫，不讲道义只追求“成功”，不择手段地猎取财富。他们的占有欲、支配欲超强，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当土皇帝，要的就是唯我独尊、说一不二、绝对服从。穆仁智们根据黄世仁们的“市场需求”，炮制这类伪书，为之营造社会氛围。黄世仁们要走权钱交易攫取财富的捷径，穆仁智们就为之炮制“兵法”、改写“红顶商人”经验谈、“厚黑学”经典。这样的文化垃圾祸国殃民。

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宣扬腐朽文化的伪书能大行其道？除了丧失道德感的“成功”意识与之合拍，就是国人版权意识极其淡薄。有人公开表示，管它真书伪书，对我有用就是好书，这种说法是伪书流行的条件之一。令我莫名惊诧的是，据报道，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先生提出付酬采访的要求，居然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不赞成，包括一位著名新闻传播学教授也表示强烈反对，还说了那么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足见国人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多么薄弱！穆仁智们大逞其能，与有关部门对伪书的监管不力大有关系。正如一些行家指出的，取缔伪书并非无法可依，根据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可以治炮制者的欺诈罪；何况还有“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可以做打假武器。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关监管部门以前没有把打击伪书当做什么要紧事。不难设想，假如市面上流行的是攻击国家领导人或宣扬××功的书，有关部门决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家附近天桥周围，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常见盗印的港台政治出版物，这几年却只见管理类伪书和盗版碟卖了。这就很能说明，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几十年来中国有“政治标准第一”的传统，监管者似乎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别的都无所谓。为什么中央台的电视连续剧经过了那么严格的审片，《汉武大帝》之类常识性错误还那么多，甚至让司马迁被阉了还长胡须？无非审查者眼中只盯着政治“导向”而已。伪书并非今日始，《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早就开了假冒外国人出书的先例。可是，我们并未听说该书作者、出版社因此受到了重罚。假如是“政治导向”有问题，就不是这样的结局了。

监管者的这种只重政治、不重法治的思维，必须从根本上来一个大转变。“政治导向”有问题，固然不能放过；对这种无法无天扰乱图书市场秩序、败坏中国国际版权贸易信誉，以文化垃圾戕害国民精神的人，同样一个也不能放过。

现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一定要彻底刹住这股歪风”，营造诚信的出版环境。主事者有了这种积极的态度，相信穆仁智们的“好运”将要到头了。

读史说做官　作者：李兴濂

在封建时代，多少士人想通过科举这条小道，一生孜孜以求，朝思暮想入仕为官，但不是谁都能入仕为官的。翻阅史书，做官必备以下“素质”：

一有邓通之勇。西汉时的邓通，平时在汉文帝身边总是装作痴傻的样子，后来官至上大夫，还是一副奴仆相。文帝生了恶疮，脓水臭气熏人，太子厌恶不前，邓通反以为快，有了效犬马之劳的机会，每日吮数次，令文帝感动不已，加官晋爵外，又把蜀郡赏赐与他，并恩准他可以铸币。从此，邓氏币满天下，邓通成了“财过王者”的暴富。“千里来做官，只为钱与财，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没有邓通之勇，能做官又发财吗？

二有吕不韦之识。吕不韦深谋远虑，断定在赵国做人质的秦王孙子楚日后必成大业。于是他对子楚敬而有加，又将爱妾赵姬拱手奉上。子楚果然做了秦庄襄王，身价百倍，吕氏也随之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美梦，当上了一国丞相。

三有易牙之狠。齐桓公一次心血来潮，说了一句玩笑话：“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以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回家把三岁的儿子杀掉，并亲手烹得如嫩羊肉一般鲜美，送给齐桓公吃。齐桓公根本没想到易牙如此忠心。易牙说：“忠臣者不有其家。”易牙因此成为桓公之宠臣，被委以高官，大权在握。

四有赵师择之技。南宋时韩侂胄权重势大，炙手可热。一次他带着一批官员饮于南园，经过一处山庄竹篱茅舍时，韩随口说一句：“这里真是田园美景，只是缺少鸡鸣犬吠声。”刚说完不久，忽然听见不远处有狗叫声。大家循声望去，并不见狗的踪影，走近一看，原来是工部侍郎赵师择趴在花木丛中学狗叫。赵师择因学狗叫的迎逢之技，深得韩的重用。

没有上述之能，一是做不上官，二是做了官也不长久。

唐代的孟浩然，才高九斗，在鹿门山隐居到４０岁，从未接到朝廷要他出来当官的诏书。他失去了耐心，不甘再与山水渔樵为伍，也不想老死于山野茅宅之中，打点行装前往京师寻找机会。一日与挚友王维家中小坐，忽报天子驾到。孟慌作一团，急忙之中躲进床下。然为时已晚，唐玄宗有所察觉，责问王维何故？当得知是孟浩然时高兴地说：“朕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他为何害怕藏起来？”孟从床下爬出，玄宗要他即席朗诵一首诗作。孟选了《归终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玄宗听罢感到一片牢骚之声，对“不才明主弃”一句大为不满，勃然变色斥责道：“卿不求仕，朕也不厌卿，为何拿此语诬我？”巧遇不欢而散，孟遣返回乡。经此打击，孟浩然终于懂得了，文才和做官是两回事，自己不具备做官的气质和智能，连敲门的技术都不会，更遑论其他了。像孟浩然这样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心无禁忌，口无遮拦，能做上官吗？

唐代的严挺之，凭自己寒窗苦读带来功名，由县尉平步当上了中书省右拾遗。他尽责尽守，出色称职。玄宗一度迷恋灯会乐舞，他不留情面上疏批评，使天子自认不妥，改邪归正。后来他终于被皇帝贬到外地。行事迂阔，只有书生意气，难抵政客权变，纵有经天纬地的韬略，安邦治国之才干，也难在官场上长久。晚年的严挺之在为自己的墓志铭上发出“春秋七十，无所展用，为士人所悲”的慨叹！

说到底，在封建社会里，做官必须有城府般的深沉，含垢纳污般的容量，温良恭俭般的谦和，翻手覆云般的权变，察颜观色的机敏，老练圆滑的官场经验，深藏不露，苟含取容的官僚素质。庄子说的更明白，为官之法，“形莫好就，心莫若和。就不欲人，和不欲出，否有患。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人于无疵。”（庄子《人间世》）这句话的意思是，形体上多亲近他，内心里多顺从他，亲近不要陷进去，顺从不要太明显，要不然你那靠山倒了台，你就要跟着完蛋。他像婴儿那样无知，你也跟他为无知；他不守规矩，你也跟着他学不守规矩；他随随便便，你也跟着学他随随便便。达到这些就进入了一个挑不出毛病的境界了。你的官不但能做下去，还能做上去！

武侠入教材，关键在引导　作者：郭之纯

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和《卧虎藏龙》片段入选高中读本，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对此，有人担忧会“让学生迷失在江湖”；有人则欣喜地说，侠义精神应该弘扬，要相信高中生的甄别能力……争议者各执其辞，互不相让。笔者认为，判断武侠小说到底应不应该入选中学读本，不能单单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应该全面分析语文教育的应有功能，全面分析武侠小说在大众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全面分析其入选与不入选的利与弊。据此，笔者的观点是：入选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以怎样的态度立场将其推介给学生，却是个大大的问题。

语文教育不能沦落为识字和语法教育，这已经是共识。而文学实是“人学”，对文学的阅读、理解则关联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因此，如何通过语文教育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文学形式，接触到丰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训练文化思考能力，涵养文化人格，是语文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的大问题。

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武侠文化”，已经影响非常广泛，成为通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倘若我们承认语文教材应该担负一定的传承文化的责任，那么对武侠小说持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的态度都未必是合适的。文化是多元的，包容性是文化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既然要传承文化，就不能狭隘地只传播自以为“高雅”的或“正确”的文化——事实上，很多时候文化虽有雅俗之分，却并无高下、正误之分。根据高中生的特点，给予他们兼容并蓄的丰富，要比过去那种“有选择”地给予更有裨益。

因此，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载入武侠内容，本身有一定必要性。另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也的确具有引人入胜的特质。其跌宕的情节，绚丽的辞藻，生动的表述……都非常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语感，因此仅从语文技术的角度看，其本身就具备“好读物”的应有品质。而且，如果武侠小说真有某些“不宜”的成分，根据其眼下的普及程度，即便不入选教材，也避免不了学生私下里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采取“驼鸟政策”，倒不如直面这个问题，予以引导。

但以怎样的态度将其推介给学生，又须是慎重的。首先，如果青少年沉迷于武侠小说，会对其成长带来不利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武侠小说必须追求娱乐性的特点，决定了武侠小说从其产生那一天起，就具有某些垃圾食品的特点——不能说完全没有营养，但其中有碍健康的因素也很多。王朔有一段话很典型：“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这样的批评也许是偏激的，但对照一下，并非毫无道理。

因此，引导学生以怎样的心态和立场阅读武侠、认识武侠，是更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将武侠作为特殊读物，一定要把引导工作做好，应该把对武侠小说好的和坏的评价“打包”选入教材，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而且我认为，对高中生来说，这样“打包”，非但不会引起混乱，反而更能体现文学、文化的包容性。

为《天龙八部》入选教材而忧　作者：慕毅飞

一直担心着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新版的高中第四册《语文读本》，弄了个名为“神奇武侠”的单元，选收了两篇武侠小说，其中一篇来自《天龙八部》，讲的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一节，说是充分展示了他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３月１日《重庆晚报》）。

据说，４年前，为要不要将金庸作品选入初中教材，引发过激烈的争论。结果，在一片反对声中，教育部明确表示，金庸的文章不会成为学生的必学教材；而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表示，不会收入金庸的武侠小说。时至如今，《天龙八部》已出现在高中的《语文读本》中了，这虽不是必学教材，但也是参阅教材。教材云者，是要在观念和语言方面，对学生产生引导和示范作用的；而且不免会有叫好之声随之鹊起。新闻见诸报端时，记者就说“高二学生惊喜”、“老师学生都很欢迎”……我却为此而忧，并对“惊喜”、“都很欢迎”的描述心存疑窦。

金庸把武侠小说推到了极致，这可能是事实，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小说迷，冯其庸、严家炎、孔庆东这样的教授、学者，更不会成为铁杆的“哈金族”。但无论推到什么样的极致，武侠小说终究还是武侠小说。武者，练拳脚以打人也；侠者，挟义气以行江湖也。前者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直到现在，小混混动不动就用拳脚解决问题，而且理直气壮，胆气十足，挖掘一下文化因素，不难发现，他们的主要读物，几乎全是武侠小说；后者则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稍有一点法治意识的人都知道，纵然得理，也不能搞同态复仇，只要以拳还拳，以脚对脚，以流血来回报流血，就都脱不了野蛮与残忍。但看教材节选的部分，阿紫被丁春秋弄瞎了眼，知是萧峰来了，她就高喊：“你快挖了丁老贼的眼珠出来”，更不用说还动不动就来个“乱刀分尸”。

游侠自古就是害，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时，虽然也赞赏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但没忘引用韩非的一句话，给游侠一个公正的评价——“侠以武犯禁”，他们从来就不曾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直到现在，那些聚众斗殴的流氓，无不以“任侠使气”自许；而黑老大把持的黑社会，则肯定是侠气能够大行其道的地方。到了２１世纪，崇尚法治，讲究构建和谐社会，还张扬什么“侠义精神”，真有点硬给僵尸喂还魂丹的味道。

我同意“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的说法，它应该是一种“小儿不宜”的读物，说破了天，它的价值也不过是成年人无聊时的消遣品。记者为了证明学生欢迎《天龙八部》进教材，说有个学生看了７遍《天龙八部》，再读教材的节选，还是喜欢。喜欢可能不假，可这样的喜欢，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实在有些可怕：厚厚５册的《天龙八部》，这位中学生得耗上多少时间看？看了７遍《天龙八部》，他能不看金庸的其它小说？煌煌３６册的金庸小说（三联书店版），要是都看上７遍，他的中学真是可以不用读了；可写武侠小说的又何止金庸一个？——迷上武侠小说而误了学业的孩子不在少数，我亲眼看过，有些家长因此而黯然以至泣下。从这个角度说，《天龙八部》入选教材，简直是为渊驱鱼，引狼入室。

武侠小说该不该入选教材，先听证一下也不迟。至少，我这教过１０年高中语文的人，就很不“欢迎”《天龙八部》入选高中教材。

徐世昌的两头忙　作者：刘兴雨

现在的读者大多只知道五四运动的正面情况，如学生怎样游行，工人怎样声援，但对这背后的东西，如政府的态度，军界的态度，往往不甚了了。而这恰恰是决定五四运动成败的关键。

五四学潮爆发的那天下午，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警察厅总监向总统汇报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徐总统指示劝告学生解散。但他叮嘱警察总监：“勿要携带枪支、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学生们到了曹宅，看到军警林立便被激怒，几个学生跳进墙内。愤怒的学生找不到曹汝霖，却见墙上挂着日本明治天皇的像，室内摆着许多名贵的洋货，怒火万丈，连撕带砸。这时有人找来汽油，高声喊：“烧掉这个贼窝！”声音过后，大火熊熊。学生们还把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军警在现场和沿街抓捕３２名学生。

也许徐世昌出身翰林，不像那些武夫对学生那样无情。所以，他不同意军人严惩、镇压的主张。他想通过各方周旋，缓和处理，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皖系军人正盯着他如何处置，他不便马上公开袒护学生。但在各界强烈要求下，他不顾段祺瑞等人对学生“处以非刑”的危言，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学潮暂时平息，段祺瑞等人却开始反击。一方面指使人在报上公开为曹、章辩护，要撤换蔡元培；一方面调集军队，甚至传闻在景山上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大。

徐世昌担心再包容学生会激起段派更激烈的反应，何况曹、章二人被辱也是实情，有必要借此整顿学风，于是下了两道令，一是让有关机构整饬学风，一是给曹、章二人各５万元“一为盖房，一为养伤”。段祺瑞并不买账，让二人把钱“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学生认为，他的命令证明爱国有罪；军人认为学生闹事就是蔡元培的问题，逼得蔡于５月９日“引咎辞职”。学生们上书政府，要求挽留蔡校长，否则罢课。

段祺瑞对徐世昌的缓和态度非常不满，指责他们软弱无能，应付学潮太过无力。指使策划倒阁，企图扳倒总理钱能训。在５月１４日的会上，段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可后来段祺瑞得寸进尺，逼迫政府更换了教育部长，这下又激怒了学生，又开始罢课，并得到全国的响应。这下更激怒了段祺瑞，野蛮对待在街头演讲、集会的学生，马队在街头横冲直撞。６月３日，北京学界再次发起街头演讲。大家抱定以死相争的决心，如果在演讲中被捕，次日加倍出动。这一天，有２０００多人走上街头，其中１７０多人被捕。第二天，上街演讲的人数增加到４０００人，又有７００多人被捕。学生们捕不胜捕。曾主张大量拘捕学生的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王怀庆也无能为力了。徐世昌早抱着“失人心者失天下”的信条静观段派施展淫威，如今见时机已到，马上出来主张停止镇压，用和平方法对待学生。段派也怕激起各省的反抗，就接受了徐世昌的意见。６月５日的政府会议上，决定不再进行拘捕，所捕学生一律释放。

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界纷纷罢工、罢市，一时间，风起云涌。在强大压力下，警备司令段芝贵引咎辞职，各地军政官员纷纷进言，要求罢免曹、章、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直系大帅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站在学生一边。吴大帅是秀才出身，那通电写得格外有文采：“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徐世昌明白，接纳全国人民要求的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决定罢免曹、章、陆三人。这一决定让段祺瑞十分恼怒，他到团城看望曹汝霖，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

鉴于段祺瑞等人的不满和内政外交的失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内阁总理钱能训连带提出辞职。尽管段派对徐世昌不满，但他们也清楚，徐此时下台，没有接任的适宜人选，时局会更动荡，难以收拾，他们将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一方面通电呼吁全国挽留，一方面，由段祺瑞亲自上门，慰留徐世昌，徐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达到目的，决定留下。

我由此想到，任何群众运动的背后，都可能有支持和反对的两种势力，尤其是在高层统治者之间，更是泾渭分明。这时，也许是统治者互相斗法的最佳时期。很多时候，统治者之中的一方，拿群众运动当作筹码，向对方施压。群众闹得动静大点，施加的压力也就大点。就是主张镇压的一方，也未必就是真的反对，不过是以此给自己的对手一点颜色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运动的胜利或失败，往往不取决于运动的正义还是非正义，而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斗法的结果。运动背后的支持者占了上风，运动就可能胜利；倘若背后的反对者占了上风，运动就可能失败。也就是说，群众运动的正义非正义甚至规模的大小，都不能最后决定运动的最后成败，而要看运动背后斗法的双方谁最后说了算。

当然，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气势有时也会影响统治者的态度，这里面充满变数。但倘若最高统治者铁了心要进行镇压，他一定找出一百条理由下手。哪怕你群情激愤，哪怕你正义在手，哪怕你人心所向，统统无济于事。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作者：半月沉江

十年前我坐在破破烂烂的小学教室里，想着未来的生活，心里充满憧憬；十年后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学教室里，想着从前的自己，心中满是怀念。

十年前我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科学家；十年后我说我的理想是毕业了可以赚到很多钱。

十年前我会问人总是要死的，那吃下去的饭不都浪费了吗？十年后我问人总是要死的，要是不尽情享受不都浪费了吗？

十年前老师提问时，我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惟恐老师不叫自己；十年后老师提问时，我们争先恐后地低头，惟恐老师叫到自己。

十年前老师讲课时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我立刻站起来纠正说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写的；十年后领导讲话时理直气壮地说“海阔凭鱼跃，天涯若毗邻”，我和其他人都会心一笑，谁也不说话。

十年前老师教育我们说努力上大学吧，考上大学就什么都有了；十年后老师威胁我们说，拼命考研吧，否则以后连饭都没得吃。

十年前我翻来覆去地看《小兵张嘎》，然后带着一群小伙伴在麦地进行“实战演习”；十年后充满眼前的全是《我们接吻吧》，然后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里还时不时可以看到别人在进行实战演习。

十年前我身边的男生女生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十年后我身边的男生女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接吻还嫌别人碍事。

十年前我每当碰见我喜欢的那个女生时总会心如撞鹿；十年后我可以轻轻巧巧地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心中波澜不惊。

十年前只要是年龄相仿的孩子，不论是否认识，我们都会很快打成一片；十年后只有隔着电脑屏幕，我们才会毫无顾及地说：“你好，可以聊聊吗？”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

十年前老师教我们写作文《放学路上》，讲放学路上冒雨送一位盲人回家的故事；十年后我在火车站想主动帮人提东西，那人防贼似的目光使我伸出的手又缩回来。

十年前妈妈给上门要饭的乞丐一个馒头，那人千恩万谢；十年后我给了路边的一个乞丐两块钱，他却因为嫌少而追了我十几米远。

十年前每次出门妈妈总是叮咛要注意礼貌，助人为乐；十年后每次往家打电话妈妈总是叮嘱要多长个心眼，不要被骗。

十年前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十年后我想哭却不能哭，不想笑也得笑。

十年前……十年后……

生物学杂记　作者：石　卜

不白之冤

严酷的丛林生活，使得猫头鹰即使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人们偏偏还要指责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讲原则。

尾巴不简单

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曾作为知识分子的罪过被批判被嘲笑，但动物尾巴众多的功能确实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学问。

无知总是给专横提供武器。

“隐私”

阔嘴青蛙历史上有过一条大尾巴，虽然后来玩丢了，但总是担心有人提起这段不怎么光彩的历史。

危险即活力

在没有猛兽的环境中，鹿群因体质羸弱疾病流行，种群退化。一旦引入猛兽，淘汰了病弱的个体，种群反而强健起来，呈现勃勃生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颠扑不破的真理！

生命接力

有一种漂亮的鱼，透明得像玻璃，略带粉红，并且发出彩虹般的五彩。

然而美丽不是它们惟一的特色，令人心灵震撼的是它们的生产方式：当雌鱼怀孕期满时，就带着满腹幼鱼浮上水面，水压骤减，腹部胀裂，小鱼游出，雌鱼牺牲。伟大的母亲！

壁虎

壁虎爬墙不会掉下，不是因为趾头上长有吸盘或分泌粘液，而是由于趾头上长着许多塑料粘扣一样的腺毛帮它把自己固定在墙壁上细微的突起上。

科学拒绝想当然。

麻雀

麻雀的确是见过风浪的，不管它是否来自洞庭湖。半个世纪之前，它们曾作为“四害”之一被追杀，幸得几位有肝胆的科学家举出铁证：麻雀胃里害虫多于谷粒，才总算得以从“四害”中除名。

光荣属于那些勇于“解剖麻雀”的人们。

生存的智慧

即使速度第一的鸟兽也并不总是在飞翔或奔跑，它们大多数时间静止不动，甚至打瞌睡。它们避免过多地消耗体内的能量，以便遭遇敌害时能迅速做出反应。

即使野生动物也得精于成本和效益的核算。

“和平”的价码

非洲大草原上，每当大型肉食动物猎食时，成群的野牛、斑马会仓惶逃窜，而一旦猛兽捕到了猎物，它的同伴们竟如释重负地停下来吃草了。

它们屈从“物竞天择”，甘心“以个体换和平”。

生殖回游

成群的大马哈鱼由海入江，溯江千里，逆水而上，经过无数浅滩急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遍体鳞伤地到达它们万代相传的产卵场——水质、水温、环境都适合小鱼孵化的地方。产卵后，绝大多数成鱼衰竭而亡，生还大海的寥寥无几。

悲壮“鱼”生。

牛眼

斗牛场上激怒公牛的不是红色而是布片。不管什么颜色的布片效果都是一样的。牛眼的视网膜杆状细胞发达而锥状细胞较少，这有利于夜行而不利于辨色。所以，牛眼看人，并无颜色。

切勿臆断

“鳄鱼的眼泪”，古往今来引得多少评说。

其实这些爬行动物根本无心“作秀”，它们不过是在进食的同时，通过流泪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

不要以君子之心度鳄鱼之泪。

以蚁为师

蚂蚁王国的社会结构效率之高应当使许多部门自愧不如。它们权责明确，信息灵通。

天生“优势”

为了方便出入洞穴和在水下泥沙中穿行，鳝、鳗之类具有棍棒形身体：头小尾细，身体横切面积为椭圆形。再加上滑溜的涎液，它们几乎无孔不入。

钻营需要成本。

奉献者

长着四个胃的牛还得不断地磨牙反刍，说明草料的粗糙、消化的艰难。而正是从牛的身上，我们得到了鲜美的奶。

长舌

青蛙的长舌可帮它捕捉害虫，食蚁兽的长舌可帮它粘食洞穴里的蚂蚁，而有些人类的长舌却等而下之，只能搬弄是非。

猴王上台

科学家已经发现证据：新猴王一旦“登基”往往杀害猴婴——它眼里容不下沙子，容不得“前朝”猴王的儿女。

封建王朝的更迭也总是伴随血腥屠戮，原因就在于“天子”们从来都没有超越猴子。

猴子照镜子

镜子里的影子把小猴子吓得吱吱哇哇叫着逃开，猴王到镜子前探个究竟，也吓得落荒而逃——镜子里的怪物实在太可怕。

但猴王毕竟是猴王，不能在臣民面前丢了面子，它不得不硬着头皮一再到镜子前去“探险”，直到最终明白镜子里的不过就是自己的“尊容”。

王者之尊就在于不害怕自己的丑陋。

长臂猿

按身体比例，长臂猿是胳膊最长的猴类。长臂猿体型矮小，直立不足１米，但两臂张开可达１．５米左右，站立时前肢下垂几乎可以触及地面。

据说古代帝王都是天生异相手长过膝的——自然是御用文人的恭维——揣摩起来恰似长臂猿。

民间新俚语妙言　作者：佚　名

挨饿如果干得好叫减肥，掐人如果干得好叫按摩，发呆如果干得好叫深沉，偷懒如果干得好叫享受，死皮赖脸如果干得好叫执著。

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

贪官的路子：找门子，盖章子，开条子，占房子，搂裙子，掷骰子，叼杯子，啃盘子，装孙子，当老子，丢位子，进局子。

龟兔赛跑乌龟走错了路，掉进了海里，上岸后就当老大。兔子不服气，小猪说：人家可是海龟了。

四大恶心事：二奶装纯情，贪官作报告，明星写自传，主持人挤笑。

新模范丈夫：上班赚钱，下班做饭，不喝酒不抽烟，放下筷子就刷碗，从不乱花一分钱，对美女视而不见。

高官不如高知，高知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

不图富贵不图有，但愿浪花变成酒，终日躺在沙滩上，一口浪花一口酒。

对父辈要有孝心，对子女要有爱心，对事业要有恒心，对朋友要有关心，对家庭要有责任心，对爱人要有专心。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餐馆变酒店，点子变理念，会议变论坛，经理变成了执行官。你变没变？

出门坐飞机，办公用微机，来电看手机，闲着没事拖拉机。

人前说瞎话，人后说闲话，喝酒说傻话，做梦说胡话，手机短信说笑话。

新旧约会关键词：电线杆子，电影院，晚上见；酒吧，迪厅，网上见。

蓝领挤公汽，白领去打的，金领坐奥迪，没领骑“山地”。

外国叫演讲，中国叫报告；外国叫国王，中国叫皇上；外国叫派对，中国叫宴会。

“丐帮”法典摘录：小乞丐要饭，中乞丐要钱，大乞丐要权。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休闲基本靠酒，取暖基本靠抖。

相互吹捧的是做官的人，互相看不起的是搞艺术的人，见面不说实话的是做生意的人。

某些“八一干部”：一请就到，一喝就冒，一捧就笑，一给就要，一苦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一撤就告。

话余拾穗　作者：文子牛

□戴绒球高帽、穿花色戏装、画着滑稽脸谱的马戏团小丑，最先发现后台失火了，他慌忙跑到前台冲着观众喊：“着火了，快散场啊！”结果，全场哄堂大笑、鼓掌。他急了，跳着脚大声喊：“别笑了！真的着火了，快跑啊！”观众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可见，无论做人做官平时就得注意自己的形象。

□检察官：当初，你接受他这么大金额的贿赂，就没想到他会泄露出去甚至揭发你吗？

贪官：当初，他指天指地向我发誓说“我以人格担保”啊！

□公交车站等车，忽见候车亭上贴一广告：办证。其“经营项目”有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各种文凭、军官证、警官证、教师证、机关干部证、博士、硕士证书及成绩单、鉴定表……

末了一行黑体字醒目地写着：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按时交货。

□在跑步机上跑步，累得出汗，人的身体在不断地运动中，而这个“人”却原地未动。有的部门有的干部不作为伪作为而又整天喊忙喊累喊人手不够，其实是在“自我运动”，好比在跑步机上跑步。

□博士其实是“窄士”。术业有专攻。博士是在某一专门领域专门学科学得更深、走得更远、钻研得更尖端的“专门之士”，其不同于常人之处在于“专”而不在于“博”。那种什么都懂、到处夸夸其谈以“博学之士”自诩的博士，他那文凭是怎么来的便值得质疑了。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不见得。酒肉朋友逢场作戏，散局各奔东西，谁也不给谁铺路；权势朋友谄媚伴随冷漠，权在人情在，炎凉变幻，一旦在仕途狭路相逢，岂肯让路；狐朋狗友义气是假利害是真，会带你误入邪路，甚至给你设计个陷阱。

俗话又说“交必择友”、“有三个好朋友你坏不了，有三个坏朋友你好不了”，信然。

官人笔记　作者：王　雨

官人即将去一穷县当“一把手”，非常苦恼：县穷，政绩工程就难搞，不搞，就没政绩，仕途便要走下坡路——官人急得不行，遂遍访政坛前辈，请教良方。一政坛元老给他支了一招：“你乃秘书出身，可以靠新闻发家嘛！”

官人一惊，起身离座，拱手作揖：“请老先生赐教！”

老前辈也不多说，写了张字条给他：新闻→形象→政绩→升迁！！

官人依计而行，一年没到，该县果然成了省内外闻名遐迩的“新闻大县”，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小报天天有，大报三六九，频频为上级领导争光添彩。

又一年，官人遂因政绩卓著得以擢升。

官话与人话

官人到一贫困乡视察，适逢这个乡的乡长在全乡干部大会上号召全乡干部要以焦裕禄、孔繁森为榜样，舍小家顾大家，真抓实干，负重前进，为改变全乡贫困面貌争作贡献……说到动情处，乡长泪洒会场：“只要全乡能早日脱贫，我就是累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一时间，会场上掌声雷动，不仅与会的村、乡干部们备受感动，就连官人也颇为动容。

到了晚上，乡长私宴官人。一斤白酒下肚，两人开始称兄道弟。于是乡长向官人吐露心声：“我正准备调走，这个乡实在太穷了，没啥油水不说，工作也没法开展……老兄，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说着，他从身后包里取出一个首饰盒递到官人手里。官人很是诧异：“不会吧？你白天在会上说的那番话难道是……”

乡长面不改色：“咱们是兄弟，又都是官场中人，难道你想让我光说官话不说人话？”

官人哑然。

擒贼先擒王

官人卖官鬻爵，一年进账百万，如此数载，终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上级领导发话：“一定要彻底查清，无论牵扯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一日审问，官人一言不发。

二日审问，官人仍一言不发。

三日、四日、五日……官人仍铁嘴铜牙，一言不发。

加大审讯力度，官人苦熬不住，终于开口：“你们不要把我逼急了！告诉你们，我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为啥要卖官？因为我的官也是买来的，而且是花大价钱买来的——我不得赚回来？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你们真要查我，就先去查那个卖官给我的吧！查完了他再来查我也不迟！”

此话既出，形势陡转。一周之内，官人官复原职，仿佛啥事没有。

官人之技

官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主动向上级提出下岗请求。一时间，舆论大哗：

“好好的官不当，竟然想下岗——简直是千古奇谈！”

“是不是脑筋坏了？！”

“要不就是当官当糊涂了！”

官人的老婆是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听说老公自愿下岗，急得快发了疯！

官人毅然决然，不为所动。半月之后，如愿下岗。

半年之后，大伙终于得知——官人一下岗，那位寻死觅活，非官人不嫁的“小姐”终于接受了赔款条件，避免了官人身败名裂。

又半年，官人经过精心运作，顺利实现“东山再起”。事后，官人有三点经验之谈：

一、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

二、暂时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三、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刘青山喊冤　作者：罗青山

阎王殿里灯光昏暗，冷风飕飕，四壁泛着蓝幽幽的光，阴森而肃穆。“咚咚咚……”一阵急骤的鼓声打破了阎王殿的宁静。

阎罗王暗自疑惑，不知哪个鬼魂击鼓鸣冤，却见着一身囚服者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他来到案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叫道：“我有冤屈，请阎王爷替我做主！”

阎罗王定晴一看，甚觉诧异：这不是臭名昭著的刘青山吗？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五十余载，虽至今未得超生，但一直未有不服罪的表现，今天却怎么啦？于是，他一拍惊堂木，喝问道：“刘青山，你究竟还有何冤屈？从实道来。”

“阎王爷，我可真是个冤死鬼呀！”刘青山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共和国刚刚建立，我在任天津地委书记期间，伙同副书记、专员张子善贪污公款近３万元。经公审，于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被送上了断头台。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影响极坏。我认为量刑合理，罪有应得。”

“这就对了，铁证如山，为何现在又想翻案？”阎罗王目光如炬，逼问道。

“若不是这十多年来阳界发生的巨变，我断不会叫冤。”刘青山申辩说，“阳界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官员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忘记了我那血的教训，重蹈覆辙，利用体制方面的漏洞，贪污受贿，腐败成风。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级的变化。

“第一阶段，我的心理还基本能保持平衡。有不少倒霉的官员落得了同我一样的下场。这些倒霉蛋，因不像我一样拥有‘第一贪’之称，故都被安排在十层地狱以上，平时难得一见，只是在放风的时候偶尔照过面，故都不熟悉，甚至名字都叫不出来。但说到贪污数额，我却有一种神经质的敏感，记得特别清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广东海丰的一个姓王的县委书记，他贪污了七万多就被处以极刑。其后一段时间，深圳也有好几个倒霉的贪官被处死，一个是搞建筑的，贪了十九万多；一个是银行的官员，名叫高森祥，贪污３０万。与我相比，他们当然赚了。我和张子善两人才贪污３万，二一添作五，每人一万五千。他们是我的１０倍甚至２０倍。但客观地说，我那个时候人民币币值比改革开放初期，大体上也高了１０倍左右。

“第二阶段的情形就令我目瞪口呆了。记得广州有个女贪官叫曾令华的，贪污受贿七十多万元，是我贪污数额的近５０倍，她就是死５０次，也还有‘余辜’啊，但结果仅判了死缓！究竟贪多少钱才会走上断头台？直至胡长清案出来后，新‘标准’才算‘出了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受贿五百多万元被处以极刑。也就是说，五百万是当时的一个极限。

“但是，没过多久，这个‘标准’就过了时，这个极限就被打破。我只能用‘匪夷所思’四个字来形容我第三个阶段的心态。被称为‘安徽第一贪’的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原处长尹西才，贪污九百多万元，不明来源财产一千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好新鲜的名堂，近年来不断出现。在此我斗胆问一句：不贪不占不受贿，何来‘巨额财产’？但尹西才只判了死缓。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家族受贿二千多万元，也只判了个死缓。再说些近期发生的案例。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受贿１５９１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１８９９万元，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９日被一审判处了死缓。无独有偶。同一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作出一审判决，刘方仁因受贿６７７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敛财三千五百多万元的贪官黄亦辉，只判了个死缓。与我相比，他本应该死２０００次以上！但他仍然活者，而我却被打入地狱五十多年，至今不得超生。论级别，我比上述贪官中的大多数人高；论贡献，我是老革命，为祖国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么一比，我不是冤死鬼，谁是冤死鬼？我自叹生不逢时，要是活在当今时代，我的贪污数额，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只要从那以后金盆洗手，我还是个‘廉政官员’，可以声震屋宇地给大家作‘廉政报告’呢！阎王爷，你说是不是？”

阎罗王沉思良久，正色道：“话不能这么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你所处的时代法律还不健全。你读过阳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吗？”说到这里，他架起眼镜，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开读道：“该法第３８３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所以，对他们的判决都是符合法律的。”

刘青山冷笑道：“我倒要请教一下，这个‘以上’，究竟还有没有边界？由十万至百万至千万，现在是数千万，将来会不会上升到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多才算‘特别严重’？为什么犯罪情节的重轻不与贪污数额的多少相挂钩？”

阎罗王无言以对，细密的汗珠不断从他额头上冒出来。他拂起大衣袖顺势揩了一下前额，说道：“刘青山，你的申诉我们回去合议一下。”接着一拍惊堂木，高声叫道：“退堂——”

话音未落，几个冥警迅速赶上来，扭住刘青山，就往殿堂外推……

不想知道谁是小人　作者：阮　直

一年前我遭到了单位里小人的暗算，小人把我本该享受的好处一纸匿名信搅黄了。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春苗遭到了春寒，要多蔫有多蔫。夜里失眠，我把单位里与我有瓜葛、有利益关系的十几个哥们儿姐妹们像放幻灯片一样，一个个地投影一次，可哪个都对我闪着友善的眼光，有的甚至还带有多情的微笑，没一个人有狡黠的小人之相，他们不会暗里对我使绊子呀。

算了，不去想他，知道谁是小人我又能干什么。反正，整我不整我，我也再不会争强好胜了，今后无论有什么样的机遇我都会退出来，争天地去不争窝边草，捞利益不吃伙计的饭。如此一想，倒也舒心了不少。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转眼不到一年，我的工作变了，领导让我管那些档案、会议记录。接手这些东西之后，我在整理归类时，发现了几个卷宗中有那次上级组织考评我时找人谈话的记录，以及上级转回来告我的信函。按照组织原则我应该回避，可是单位里就我一个人管这些，怎么回避呀？我真想翻开看究竟谁是小人（单位几十个人的字体我都认得），今后也好有个提防。

刚想打开这几本卷宗，我的手颤抖了。倒不是怕违反了组织纪律，受到批评，而是怕我心中那么多友善的面孔，在转眼之间有的人变得卑鄙和低下了，而我还不能远离他们，天天和恶心的小人们工作在一起，心境会肮脏起来。

说心里话，我是光明磊落的人，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在这百十来人的小单位里干出什么名堂，我是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成就感的人，一个五十已过还未入仕途的小科员，若在仕途上还有野心，那智力已不在三岁的狗之上了。所以我不想知道谁是小人，谁是君子。只图同事们能表面上弄个彼此尊重就行了。如果我一旦知道有人是个伪君子，凭我的脾气和禀性，我再见到他，脸色是不会再有春明景和气了。

我既然不为名利与同事们争风吃醋，干吗还要知道谁于我是君子、是小人？觉得大家都是朋友，看着大家都那么友善，这心里自然就会有了一片阳光，反正如今也没了阶级斗争。

一年又一年，单位里不少人说，“这小子肚量真是挺大，挨了人家的暗算，还那么喜气洋洋，好像谁都是朋友。”

那几本我随时都能翻看的卷宗，我迄今也是只看过一次目录。

我就想看见每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我回忆他们的那样，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不会坏我。人都有美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卑下的一面，但人的卑下的一面有时是他人搅动的。毒蛇多毒，你不踩它的尾巴，它也不攻击你；豺狼多恶，你不侵占它的领地，它也不攻击你。

如果当初不是我去要争那个“鸟好处”，人家能“小人”你吗？如今我完全退出那个“名呀”、“利呀”的圈子，自然就没人算计我了。你要去争，就别怨身边有小人。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善与恶、君子了或小人了，并非完全是别人的事，谁能保证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别人的眼里不是小人之举。在同事的心里你刻苦工作或许就是往上爬，你献计献策或许就是卖弄才华，你离领导近了或许就是溜须拍马，想有业绩就别怕小人暗算，想被封官加冕，就别在意别人的指点。总不能要名要利、要官位，还想顺心、顺气、顺民意吧。

我既然珍惜同事之间的友情友善，那么就别在琢磨谁是小人了。连名誉、利益都能放弃了，还想知道身边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那肯定是六根不净。

作品研讨会（外一则）　作者：王志广

张作家患病，休养。突然接到一老朋友李作家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参加其作品研讨会。妻劝张作家：“有病就别去了，在家好好养着吧。”

张作家说：“不行。老朋友的作品研讨会我一定要去。”

妻问：“为什么？”

张作家说：“上次我的作品研讨会李作家就去了，发言时他说了许多溢美之词。所以这次我也要在会上将他的作品褒扬一番。孔子曰，‘来而不往非礼也’。”

提醒消费者

某市发现了大量“黑心棉”制品，有人建议工商局长：立即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制售“黑心棉”的违法行为。

工商局长说：“咱们人手不足力量有限，检测设备陈旧落后。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醒消费者，以免上当受骗。”

第二天，工商局长在该市的电视荧屏上侃侃而谈：“要做一名成熟的消费者，要有自我防范意识，以免上当受骗。买棉制品时要格外小心黑心棉……”

动物世界的比拟哲学　作者：佚　名

一

小狗：妈妈，我们为什么对主人那么忠诚？

狗妈妈：对自己的主人都不忠诚，那还算条狗吗？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对主人不忠诚，那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人了。

二

小猪：妈妈，人那么有能力，为什么要伺候我们呢？

猪妈妈：人类伺候我们，是为了吃我们的肉。先付出，后索取，先做孙子，后当爷爷，这是人类最擅长做的事。

三

小狐狸：既然你没有吃到葡萄，为什么说葡萄是酸的，你是不是有点虚伪？

狐狸妈妈：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都是人类瞎编的；人类自己是虚伪的，于是怀疑其他的动物也虚伪，这是人类最大的劣根性。

四

小苍蝇：既然人类都不喜欢我们，我们为什么还喜欢与人类生活在一起？

苍蝇妈妈：我们苍蝇家族的生存宗旨，就是哪里脏去哪里！因此几千年来我们都与人类生活在一起。

五

小刺猬：我们浑身是刺，丑死了，小朋友都不喜欢我，我们为什么要长刺呢？

刺猬妈妈：老虎漂亮又威风，可他们面临灭绝的危险。我们生活得虽然也不如意，但我们能生活下来，全靠这些刺；自古红颜多薄命，孩子，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才行。

六

小乌龟：我们整日无所事事，而且总是饿着肚子，我真为我们乌龟家族的懒惰而脸红。

乌龟妈妈：我们虽然懒惰，但我们索取的少，没有世俗的奢望，因此我们乌龟是最长寿的动物；人类整日忙忙碌碌，贪婪求多，不但喝其他动物的血，还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毛皮。只有人类见过活了千年的乌龟，没听过乌龟见过活了几千年的人！上帝是公平的，享受多的物种，他的寿命也不会长。懒有懒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竞聘综合症　作者：牟丕志

我在局里是一名中层干部。我们局实行了中层干部竞聘制度，我的中层干部位置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竞聘才保住的，我在竞聘中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一听说竞聘，我就精神振奋，整个人立马进入竞聘状态，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我越来越爱写材料了，而且写作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上学时，我最不愿意写作文了，一写作文就头疼。如今在工作岗位上，多次参加竞聘，是最好的写作训练。我不仅爱上了写材料，而且写作水平也大大提高。我写作的特点是善于总结成绩，宣传优点，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一次，我老婆被单位确定为财务科长候选人，但要看有关材料再确定。我主动请缨，要求为老婆写这个材料。我把老婆的工作成绩归纳为：“一个坚定”、“两个自觉”、“三个进步”、“四个突出”、“五个最佳”。材料交上去后，我老婆单位的领导一看，觉得很满意，很快就把我老婆提拔为科长。为此，老婆特意奖励给我三千元钱用来打麻将。我得意极了。

通过参加竞聘活动，我感到自己的自信心明显增强了。以前我同别人说话时，总是十分谦虚，说什么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工作平常等。现在，我一同别人谈话，就不由自主地表扬自己。说自己的思想素质、品德修养、专业知识、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等都是一流的。我爱把名列前茅、大大提高、成绩卓著、最好水平、最佳效果、翻了几番、实现跨越、业绩突出等词用在自己身上。我变成了一个爱自我表扬的人。

一次，我去我岳父家串门，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成绩，讲得岳父目瞪口呆。后来，我岳父对我老婆说：“咱家女婿过去挺谦虚谨慎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爱吹牛了？”我老婆说：“爸爸，过去他吃的就是不会吹牛的亏，现在他欠缺的还是吹牛，这还吹得不够呢。”我岳父听了这话直摇头，说：“看把这孩子逼的，不就是为当个芝麻官嘛！”

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和别人说话，这样便于交流思想，拉近感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们是老朋友了，民主投票时请关照一下。”“我投票时关照你一下，你投票时也关照我一下，好不好？”要知道，我们单位在竞聘时，民主测评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凡是民主测评不过关的人，坚决不聘用。民主测评看什么？看的是得票多少。得票越多越好，如果得票在一定比例之下就是不合格的了。所以，我格外重视人缘的培养。每当我见到一个同事，我就露出一副十分灿烂的笑脸。连见到同事的小孩，也要刻意地逢迎几句，以博得同事的好感。

妻子看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说我得了病，非让我到医院看病不可。医生说我患了竞聘综合症，我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医生笑着摇了摇头。

与阿Ｑ局长书　作者：朱铁志

尊敬的Ｑ局座台鉴：

昨日蒙教，受益匪浅。惊闻阁下升任局长三个月零四天之久，至今仍居陋室五间、乘奥迪一辆，家中常无隔夜之粮，身上只有碎钱若干，全局上下无不为之动容。纷纷盛赞您做人正派、为政清廉。朱某昨夜反复咀嚼您的深刻报告，依然禁不住感于中而形于外，哭湿了三块手绢兼两条枕巾。您的清贫固然是本局的光荣，但不才思之再三，觉得本局的光荣不该建立在局座的清苦之上。固不揣浅陋，献上“酒囊妙计”，供您暗中参考。

常言道，国家机关乃清水衙门，便是局级干部如您者，每月俸禄加各类补贴，也不过一两千元。慢说领导干部，就是我等小小公务员，也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何况要迎来送往、场面上周旋的您呢！如今乃商品时代，诱惑良多。虽说您人格高洁，但眼见满世界的宝马香车、锦衣玉食，能不心有所动？常言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您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在自己，或可为清正廉明而骄傲自豪；在我等看来，却未免有抱着金碗讨饭、拄着金条流浪的感叹。老百姓有言：某某机关往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绝对不会出错案。您看，他们已经把话说绝了，您君子之腹再豁亮，也难逃小人之心的偏见，索性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算了。

大凡局级单位，都不乏下属部门。实体也罢、公司也罢，无非都是进钱出钱的所在。他们的钱不是您的钱，但胜似您的钱。只要善于调动，灵活周旋，您便大有“钱途”。宾馆宴请、房屋装修、出国旅游、电器套购、乃至金屋藏娇、外地嫖妓，无不是花大钱的地方，单靠千儿八百死工资，就难免阮囊羞涩，有损局座的高大形象。损害了您的形象，也就是损害了本局的整体形象，俺们是不答应的。怎么办？就要靠变通办法将您的负担转化为本局的负担，将您的痛苦演化为大家的痛苦。要知道，像我们这些小职员，并不总是有机会为您局座分担痛苦的，那还不是俺们的幸福么？

具体操作其实易如反掌，不妨试用“诱敌上钩法”、“威逼利诱法”、“苦肉动人法”、“丢卒保车法”等等，视情况不同而出牌各异。遇有急于揽活的工头，您可在“不经意”间随口透露近来有建筑工程若干，将视承包条件出手……聪明的工头自然会听出弦外之音。所谓“条件”云云，很快就会在您府上兑现，包您满意，此为“诱敌上钩法”。

如今的商战，无序胜于有序，手下的诸位难免有把柄操在局座手中。遇有此类情形，您不妨适时约请有关人员谈话。言语之间不必太露，点到即可。比如“上次你出差广东，花费不少，群众多有反映呵。我在会上是为你作了解释的，适当时候你是不是该对大家有个交待？”“底儿潮”的主儿一般都比较机灵，话到这个份儿上，他已明白什么叫“对大家有个交待”。于是，您只待验收“交待结果”便是，此乃“威逼利诱法”。

亲爱的局座，尚有“金蝉脱壳”、“投挑报李”、“暗渡陈仓”诸法，限于篇幅不便多说，容日后再报吧。不才之所以不避闲话，冒险谏言，实在是为您发展计、为本局事业计，而绝非为本人晋升副处计。此番苦心，天可怜见，您不可不察。

即颂

春安

您忠实的部下朱铁志谨上

肥虱子　作者：郭振业

有一古代笑话，说的是某地要换乡官。这个老乡官贪得无厌，乡民对其恨之入骨，大家欢呼他的下台。有一智者，独具慧眼，他说，还是不换的好，这个老乡官就像一个吸饱人血的虱子，胃口已经不大，倘若换个新虱子，肚里空空，要从头猛吸鲜血。两相比较，还是让这个肥虱子继续当下去好。

然而，肥虱子也可能是贪得无厌的。我国古代有一首民歌：“终日奔忙为了饥，才得饱食又思衣。身着绫罗和绸缎，堂前缺少美貌妻。娶下三妻又四妾，又怕无官受人欺。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南面做皇帝。一朝登上了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更问哪有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还嫌低。”诗中的主人公，贪婪无比，欲壑难填，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贪”无止境。号称河北第一贪的外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就是一个“肥”虱子。他有专门的运钞车，这是他从有关单位索要的。２００２年４月的一天，他一次受贿的数量就是１６４０万元，整整装了１６个旅行包，他不怕苦不怕累，亲自做了“搬运工”，把这些旅行包一个一个扛上运钞车，整整拉了三趟，才把这１６４０万元，运到了北京他５０万元买来的专门储钱的房子。（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南方周末》）

还有一个又肥又大的虱子——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２００５年１月７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关部门在搜查他家时，抄出来的现金来不及清点，只好用秤称，称出的重量是２３公斤，有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此人的赃款有多少？据苏州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透露，总体算下来，１．４亿元的涉案金额是可靠的。（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重庆晨报》）

李友灿、姜人杰这些吃饱喝足的大虱子，咬起人来，比瘦虱子还要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心理学上有个“聚敛效应”。人一旦能够吃饱饭，有了剩余，便往往要萌发存钱的欲望，且存得愈多，积攒的欲望会更强烈。所有的贪官都是“聚敛效应”的被驱使者，他们有了一百万，还要千万，亿万。这些官员房子不缺，看病报销，出国“考察”公家埋单，倘若给子女留些后路，１０万、２０万、１００万也就足够了，可他们为什么仍旧在不停地聚敛呢？《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得好：“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对这些具有金钱聚敛癖患者，怎样治疗呢？一是教育，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二是建立健全严密的制度，让他们无从下手去贪；三是要有强有力的监督力量，使他们不敢去贪。只有如此，对腐败才能标本兼治。

安福三才子　作者：谢　泳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８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１９９５年４月３０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５０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５０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３０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三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１９５７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三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预了４０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４０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多才皇帝的悲剧　作者：李恩柱

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悲剧，从深层次说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直接的原因则往往与人才的错位有很大关系。一些人，从专业技能角度说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可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有做皇帝的资格，结果这些人把皇宫大内当成施展技术的场所，空有皇帝的名份而不尽帝王之责，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比如宋徽宗，这位赵佶先生，皇帝当得实在很糟糕，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少地方燃起了起义烽火，最后连自己和儿子都保不住，被金人掳走，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直到老死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画却爱到痴狂的程度。他的御前书画所，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光古代的钟鼎就有一万余件，端砚三千余方；他命人整理历代书画家的资料，编辑成《宣和书画谱》；他对所藏的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撰写了《宣和殿博古图》；又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３７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此番举动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是有好处的。

不过这些事应该由学者们去做，由一个皇帝来完成，便让人觉得滑稽。他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人、学者，而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国之君。皇帝和学者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衡量他们是不是称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唐朝的虞世南说：“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敛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虞氏所言正是每个皇帝应该做的，宋徽宗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而是恃皇权兴所好。古今都有人称赞赵佶的多才多艺，但这种脱离本职工作的多才多艺又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不过是饥饿、战争和耻辱。

多才多艺是好事，它们本身没有丝毫错误。可人世间是“术业有专攻”的，在没有精通自己的工作之时去搞另外的才艺，无异于不务正业。

就说明朝的熹宗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是很不错的事，但弄到不理朝政，文武百官好几年也见不着他一面的地步，就沦为俗语所说“自己不知干什吃的”那样的人了。奸臣魏忠贤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常趁熹宗兴趣最浓时，拿着公文请熹宗御览、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便借机专权，大明江山摇摇欲坠了熹宗也不知道。世人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与皇帝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因果关系。

不只人君的才气是这样，每个人的多才多艺都应作如是观，千万不可为才艺而侵害了正业。要知道，爱因斯坦是由于有相对论而名世，不是因为小提琴拉得好。张飞靠勇武出名，不是因为他还擅长书法。我们赞叹他们多才多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主业达到了同行还没有达到的水平。

困惑集　作者：杨翰端

公章之惑

公章本来姓“公”——

“公家”的“公”。

可为何总是被

私欲之手操纵？

公章本来姓“公”——

“公正”的“公”。

可为何在利益之秤上

总要倾斜失重？

公章本来姓“公”——

“公开”的“公”。

可为何常躲在暗处

权钱交易匆匆……

公仆之惑

公仆本来名“仆”——

“仆人”的“仆”。

可为何总是比主人

还要神气十足？

公仆本来名“仆”——

“仆人”的“仆”。

可为何常常不关心

“主人”们的疾苦？

公仆本来名“仆”——

“仆人”的“仆”。

可为何爱把主人的钱

悄悄转入自己的账户……

跑官忙　作者：佚　名

开着小车跑官忙，浑身汗水淌。

右手名片左手礼，登门拜首长。

弯腰屈膝脸堆笑，磕头又烧香。

打击同僚抬自己，踩人脖子上。

捧拍吹拉全使尽，心虚脸不烫。

只求升官梦成真，人格全丢光。

我宁愿……　作者：卡塔利娜．戈麦斯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多陪我几分钟，也不愿在我死后，你为我守候一整夜。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温柔地握住我的手，也不愿在我死后，你伏在我的躯体上痛哭。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给我打来哪怕是一个电话，也不愿在我死后，你常来看我。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送我一枝花，也不愿在我死后，你捎来一大把漂亮的鲜花表达哀思。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对我说几句鼓励的话，也不愿在我死后，你在葬礼上诵读那令人心碎的诗篇。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为我轻声祈祷，也不愿在我死后，你为我的墓碑撰写诗一般的墓志铭。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能同我促膝谈心，也不愿在我死后，你宣读悼念我的长篇大论。

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听到你害羞地诉说对我的感觉，也不愿在我死后，你为当初没开口而追悔莫及。

珍惜现在吧！我们和身边的亲人至少今天还在一起。

风趣幽默的“十字令”　作者：惠正龙

“十字令”是以数字一至十开头，组成十句为一组的一种小令。

有一则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十字令”谜语：“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九）坐不动，十分无用。”谜底是泥塑菩萨。

《红楼梦》里用此形式为一清客画像：“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纸牌，九品头衔，十分和气。”

抗战时用“十字令”描述一汉奸：“一副奴才相，两手往下垂，三角眼闪亮，四棱脸堆媚，五官不周正，六神透阴气，七寸长脖子，八两小脑袋，九根黄胡子，十分不像人。”

一首描绘赌徒的“十字令”：“一心赢钱，两眼熬红，三餐无味，四肢乏力，五业荒废，六亲难认，七窍生烟，八方借债，久（九）陷泥潭，十成灾难。”

时下有人用“十字令”为廉官唱赞歌：“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三思而行，四方赞誉，五湖四海，六神镇定，七情安然，八路作风，九泉无愧，十分可贵。”说贪官是：“一身二用，两面三刀，三头六臂，四面楚歌，五斗折腰，六亲不认，七上八下，八面玲珑，九霄难逃，十恶不赦。”

一道改错题　作者：董　昭

一日逛书店，偶然在一本小学生语文习题集中看到一道改错题。

题目是，请改正下列词语中的错别字：

白收起家勤捞致富前腐后继检查宴收繁荣娼盛 攻官小姐提钱释放择油录取大力支吃跑部钱进

上学时做改错题我最拿手，这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却不知道从何改起。

名人发现的定律　作者：龙　文

乐观定律：火柴在你的口袋里燃烧起来了，你应当高兴才是，多亏你的口袋不是火药库。（契诃夫）

悲观定律：适当的悲伤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莎士比亚）

成功定律：只要比有钱的人漂亮，比漂亮的人有钱，比有学问的人会唱歌，你就成功了。（姜丰）

图书馆定律：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才读书的，就是有了图书馆也是不肯读的。（胡适）

艺术家定律：艺术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奔人的灵魂而去的，给人以信念和抚慰。一种是奔人的肉体而去的，给人以抚摩和精力的宣泄。（陈春）

爱的定律：爱是不知足的，有了幸福，还想极乐园；有了极乐园，还想天堂。（雨果）

痴情定律：痴情的人既是聋子，又是傻子。（巴尔扎克）

女人定律：女人的一辈子都在爱着她的第一个男人，不过不是用她的肉体，而是用她的记忆。（高尔基）

不幸定律：最不幸的是那些抱着很大的希望而达不到心愿的人，而那些虽然贫苦却有充分的自由实现他们诚实意志的人们是幸福的。（莎士比亚）

危险定律：殷勤过分的蠢材比任何敌人都要危险。（克雷洛夫）

掉坑定律：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黑格尔）

问题定律：最难回答的问题是答案明显的问题。（萧伯纳）

人兽定律：当人是兽时，他比兽更坏。（泰戈尔）

另类官场小词典　作者：王卫东

成熟：即远离坦率，能熟练运用官场游戏规则，凭深藏不露的满肚心机实现个人目的。

进步：也叫提拔，指向金钱、美色、权势靠近了一步。

精明：即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会贪不被捉，会吹不露馅。

潇洒：专指用公款坐名车、住宾馆、吃豪宴、洗桑拿、泡小姐等。

有良心：即升官发财后不忘老领导，是官场中重要的道德规范。

讲义气：进了监牢不乱咬，以待救援的聪明行为。

打招呼：指比路遇握手、问好更显关系非同一般的亲切寒暄，常与“递条子”相伴。

班子团结：指领导集体利益均沾，一烂烂一窝。

猜谜吕　作者：士　军

台上的人道貌岸然地做反腐报告——

是为政清廉的公仆，

还是腐烂不堪的贪官？

手拿金光闪闪的学历证书——

是用汗水智慧换来的*9熏

还是用金钱买来的？

得到提拔重用——

是政绩突出，

还是行贿有方？

犯罪嫌疑人终于被判刑了——

是罪有应得，

还是屈打成招？

一男一女亲热地走进客房——

是一对真夫妻，

还是一双野鸳鸯？

一个号称团结向上的领导班子——

是一群勤政为民的公仆，

还是一伙腐烂透顶的蛀虫？

甲球队踢败乙球队——

是实力的结晶，

还是“黑哨”的功劳？

绿化先进单位——

是辛勤植树的结果，

还是做假植“数”的产物？

一个贪官的落网——

是反腐斗争的成果，

还是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场场帝王戏的上演——

是歌颂煌煌天朝的伟人，

还是歪曲历史的胡编乱造？

招标成功——

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还是黑箱操作的伎俩？

友人赠言　作者：哈尼．鲁宾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语；

注意你的言语，它会变成你的行动；

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决定你的命运。

超级爆笑短信集萃　作者：振　兴

曾经风靡的爆笑短信，让我们重温这美好的短信吧，祝大家笑口常开！

□山中石多真玉少，世间人稠知音稀，马遇伯乐跑千里，人逢知音能舍己，高山流水求知音，空谷幽兰香何依，花叶相伴同风雨，知音相依命共济。

□昨天是自己走过的，明天是即将走过的，惟有今天正在走过……我祝你每天都走得精彩，每步都有平安，每刻都快乐，每分都如意，每秒都幸福。

□祝你一笑烦恼跑，二笑怒气消，三笑憾事了，四笑病魔逃，五笑永不老，六笑乐逍遥。时常开口笑，皱纹都减少。

□遇到矛盾冷静些，遇到讽刺忍耐些，碰到困难坚强些，受到委屈克制些，了解情况全面些，工作繁忙细致些，处理问题慎重些，待人接物热情些。

□一部队正在实地演习，某军人不小心把炮射偏了，赶过去一看，只见一衣衫褴褛黑头黑脸的农夫站在菜地里哭丧着脸说：“就偷了棵白菜，犯不着用炮轰吧！”

□最近好吗？我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国荣走了，普京太忙，拉登联系不上，老萨被布什害了，只有比尔·盖茨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但每次都是借钱，唉！

□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皮鞋我是刷，你是葫芦我是瓜，你是牛扒我是叉，我扎！我扎！我扎扎！

□水在流，鱼在游，爱你不需要理由；风在吹，雨在下，很想抱你亲一下；天有情，地有情，浪漫一下行不行。

□莫非阁下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才高八斗、人送绰号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玉面小飞龙唐伯虎……家的那条狗：旺财？

□人活着真累！站着想着睡，上车得排队，单恋真受罪，吃饭没香味，喝酒容易醉，上班特疲惫，抢劫还不会，挣钱得交税，就连给小猪发个短信还得收费！

□没有了你，我很寂寞。看不见你，我很失落。想说爱你，我没资格。多么想你，有点过火！看到了你，狠狠地摸——八条。胡了！

□恭喜你中了大奖，请于今天晚上十点整，带着马刀、鸟枪、土炮到中国人民银行蒙面领取。

□告诉你男人有外遇之症状：公司天天加班，家务从来不沾，手机回家就关，短信看完就删，上床呼噜震天，内裤经常反穿。对照检查，符合三条属疑似，四条可确诊！

□如果我是骑马的，你可以叫我马夫；如果我是驾车的，你可以叫我车夫；如果我是管账的，你又该叫我什么呢？

□茶，要喝浓的，直到淡而无味。酒，要喝醉的，永远不想醒来。人，要深爱的，要下辈子还要接着爱的那种。朋友，要永远的，咦，看手机短信这人……不错！

□神说：所谓幸福，是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称心的工作，一位深爱你的爱人，一帮信赖的朋友，当你接到此信息，一切都随之拥有！！

□尊敬的移动用户，您的话费已经不足了，请您砸锅卖铁卖点血，卖儿卖女卖大米。把话费交上，中国移动给您磕头了。

□有朋友同行是种安全，有朋友鼓励是种力量，有朋友忠告是种激励，有朋友想念是种幸福！祝你开心每一秒，快乐每一天，幸福每一年。

□对面的ＭＭ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我发的短信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ＭＭ回电话，回电话，回电话，不要被我的声音吓坏，其实我很和蔼。

□征友：本人有车、有房、每月有固定收入，有意者请速联系——附：房：大学六人寝室；车：自行车（绝对环保）；固定收入：每月２１元学校补助。

□监狱长问话，犯人说：床前明月光，没钱憋得慌，举头望银行，低头进班房。监狱长：出世几十年，兜里没有钱，抢个小银行，关了好几年。

□产房里小孩出生后哈哈大笑，接生护士都非常奇怪围拢观察，发现小孩拳头紧握，看后发现是一粒避孕药，只听小孩说：他妈的，想干掉我没那么容易！

□知道为何我们今生有缘吗？其实我们一千多年前就认识，是个秋天，你在风里随我跑了好远，在我身上留下你牙齿的烙印成为千古佳话，那时我叫吕洞宾。

□阁下莫非是当年华山论贱贱法独步天下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少林寺高僧排名首位的智障大师收养的小沙弥低能心爱之狗旺财踩扁的蟑螂小强？

□在茫茫人海中，当你收到这份真挚的祝福，请你用尽全身力气把头往墙上撞——看见没有？你眼前无数的星星就是我无限的关爱！

□你是我心中的太阳，可惜下雨了；你是我梦中的月亮，可惜被云遮住了；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朵，可惜开过了；你是天上的嫦娥降临人间，可惜脸先着地了……

□计划生育部长下乡普查，问老农：“您知道近亲为什么不能结婚吗？”老农憨厚地笑答：“呵呵呵呵呵，太熟，不好下手。”

□你是否孤独寂寞？如果是，那么你下楼去买一根绳和一根棍，将绳子系在棍上，在起风时去楼顶挥动棍子。别人要问你：干什么呢？你就说：我抽风呢！

□男人的四大理想：天上纷纷掉钞票，美男个个都死掉。美女脑子都锈掉，哭着喊着要我泡！

□女人的四大理想：男人头壳都坏掉，每天给我送钞票。还要排队任我挑，自己一直不会老！

□我的四大理想：钞票多得不想要，不同美女任我抱，世界各地到处跑，不用干活光睡觉！

□你比镜子还能反映人的缺点，比庄子还博学多才，比孙子还有谋略，所以大家都亲切的称你：“镜庄孙子。”

□读出下面的字，你将获得月薪２００００００元的工作，试题如下：簟璁醭歙艽绱癀穑魍旃偬彘硪钚鲥硐蓰。

□四鸟吹牛：麻雀说：“我是老鹰中吸毒的。”乌鸦说：“我是孔雀中烧锅炉的。”鹦鹉说：“我是燕子中坐台的。”烤鸭说：“你们算什么，老子是练……自焚的！”

□就要和你说再见了，看见你满脸写着无辜，我的心都碎了，为什么深深选择过，却又要匆匆放弃，我是多想把你永远留在身边，但队长说了：“部队不许养猪！”

□想和你去看海，却把握不住莫测的未来；想和你去登山，却充满对理想的茫然；想和你去流浪，却到不了幸福的天堂；想和你去逛街，却得到警察的拒绝，他说：“不准遛狗！”

□“喜欢吗？”“喜欢。”“想要吗？”“想要。”“那我们就试一下吧！能再往里一点吗？”“能。”“疼吗？”“有点紧，不过还行。”“那我们就买这双鞋吧。”

□那天，我看到你在一家超市闲逛，你把手伸进能验价格的机器，结果显示：猪蹄，８元，你以为机器出了问题，把头伸了进去，我一看差点笑死：猪头，１８元！

猪八戒的个人总结　作者：一　冰

本人简历：猪悟能，曾用名八戒。早年从军，从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到天蓬元帅，因为遭到他人妒忌，于酒后误中美人计，被贬到高老庄务农。在高老庄期间，本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了高村长千金高小姐的垂青和爱慕，入赘为婿。婚后我们举案齐眉、恩恩爱爱。本人能够洁身自好，没有贪污受贿挥霍等腐败行为，也未曾包过二奶，养过小蜜。

婚后没多久，便被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慧眼识珠，盛情邀请保护他同赴西天。为了取经大事，我毅然抛弃貌美娇妻，离开荣华世家，不辞劳苦，终于使唐僧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取经任务。

在西行路上，本人不吃不喝不赌不嫖不挑拨离间不惹是生非不耍滑头不闹情绪，能团结同志，融洽关系，多次成功地化解了大师兄悟空和师父之间的矛盾；多次不顾自身安危，孤身涉险，解救师父和师兄弟于危难之中。本人能坚持原则，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美色所迷。在白骨精第一次出现时，我就已经识破了她的丑恶面目，想将计就计，可计划被大师兄打破（后来大师兄和师父为女色产生了矛盾，就是破坏了我的计划的结果）；在女儿国，本人断然回绝了该国女首相的求婚，并帮助师父摆脱了女国王对他的纠缠（可是，好人不得好报。后来，师父对女儿国王耿耿于怀，竟将仇恨转移到我身上，对我一直投不信任票），才没有耽误取经大事。

因为我曾在领导岗位上呆过，积累了丰富的攻关经验，在西天路上，攻关都是我搞的。师父泥古不化，大师兄目空一切，小师弟悟净老实巴交，如果不是我很好地处理了沿途各国复杂的外交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师父他们将寸步难行。但西天归来，我却仅仅被任命为净坛使者，我认为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安排。

我虽然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但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工作中我也有些失误，因为我的心地总是太过善良，对女同志的帮助过多了一点；还有因为业务的需要，招待费用多了一点，就惹来了一小撮人的非议，还有极个别人的谣言。对于谣言，我的态度是不加理会，谣言自会不攻自破。但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请领导尽可放心。

有何著作：《月宫宝贝》（与嫦娥合著）、《麻将技巧》（与牛魔王合著）、《啤酒的一百零八种喝法》（与二郎神合著）、《谁偷了你的女人》（与白骨精合著）、《疯狂霹雳舞》（与芭蕉公主合著）、《怎样养马》（与孙悟空合著）等等共八十八本。

获何奖励：花果山喝啤酒大赛冠军；流沙河吃海鲜大赛金牌得主；女儿国选美比赛最佳评委；高老庄麻将大赛一等奖；蟠桃大会卡拉ＯＫ大赛最佳男歌手等等共九十九次。

有何惩处：无。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毛延亨（江苏常熟）

常读贵刊，得益匪浅，每每为一些好文章激动，自己也涂点章节，不成话语，不敢造次。今对《当官的正路与邪道》（载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下】有一异议，投书与张鸣先生一晤。原文中如是说：“治理腐败，民主是一副长效药，但不是速效药，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关键在于官员选用制度的有序和稳定。”而今谁承认政治秩序不稳定，宪法、人大还有大大小小的监督机构，什么组织部、人事局秩序有术胜过随便哪一个文明先进之强国，腐败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只能适当地给予国民一点民主，不能在宪政下实行完满的民主造成的选官病，根子在政治体制非政治秩序。这里抄一段文字以作证：“知情人士透露，张国光在任沈阳市市委书记期间，通过刘爱党结识了当时在北京主管干部调动的一位副处长柴王群，刘爱党通过各种方式贿赂柴王群，柴王群也投桃报李，为张国光疏通关系，１９９８年１月张国光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省省长。”（《东方早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柴王群是中组部第四处副处长，他有权提张当封疆大吏吗？谁被柴骗了，或者谁被柴收买了？这一切不都在井然的政治秩序下通行的吗？巨贪张国光只判１１年刑，柴王群也在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案发，而内中涉及当官的邪道却讳莫如深，除了上述《东方早报》些些披露外，老百姓还能知晓什么？人民大众有权（宪法赋予的）知道的实情被政治秩序掩盖起来了。窃以为无论长效也好，速效也好，必须高举民主、科学、法治旗帜，别无他法。

恕我直言，皆为骨鲠而发。

张正治（天津）

《杂文月刊 ·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２月（下）刊登的《六六赠言》（雷燕荐自《北京法制报》），作者为佚名。我查阅了往年的报章，发现《六六赠言》系庄希泉基金会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原主席庄炎林先生名片上的附言，被世人誉为世界观、人生观、修炼观、品德观和苦乐观的经世、感悟之言，且流传至港澳台、东南亚以至欧美地区，海内外不少媒体竞相转载。因此《六六赠言》是有名作品，绝非佚名作品。

金伟（湖南岳阳）

我有幸读到《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书中内容紧紧地把我吸引住了，比之我订阅的多种报刊更有它的独特之处。“杂”而“精”，使人读后余香不断，感到添趣、增乐、博知、明理，特别是有些精品，似鲁迅笔锋，“文力”深厚，泾渭分明，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真是揽群英之妙笔，集百家之精华；“好文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我已是退休的老干部，平时酷爱舞文弄墨终日与书报结缘，而今又遇上《杂文月刊·选刊版》，它自然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祝愿它年年进步、锦上添花。

罗飞（湖南祁东）

我偶得贵刊一阅，深为刊内文章所吸引。刊中的文章不拘一格，详略各异，内容都切合时势，或文笔犀利，或内涵深邃，或委婉而耐人寻味，实乃杂文之大集。

李静娟（天津）

《杂文月刊·选刊版》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是因为她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民意所向。如果让那些觥筹交错、跑官要官、歌舞升平的官员们都订一份这样的杂志，那么也不至于过早地走完人生历程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美好愿望罢了）。

贵刊如缕缕春风，感动着每一个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日益竞争激烈、节奏快捷的城市生活中，忙里偷闲地看上这么一本杂志，细细品味，简直太精彩了。

当然现在的杂文也有很多的局限，看上去不是很爽，有点儿不痛不痒的感觉，这也许并不仅仅是杂文家水平不够的原因吧！

刘忠喜（江苏无锡）

我现为江南大学一名在读本科生，平时喜欢读书看报，那种获得信息的瞬间喜悦尤其让我感到一种美妙的快感，久之觉得读文摘类报刊是一种捷径。尤其是像《杂文月刊·选刊版》，其质量和品位都超出平常的刊物报纸，读之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于是，自己也想把日常生活中接收到的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拿出以期与其他读者共享，此情愈积愈浓，成为我之心愿。

王鹏（山西大同）

结识《杂文月刊·选刊版》已有半年之久了，贵刊每次带给我的不仅是对社会了解得更深刻，同时，也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社会“愤青”。同学们都说：“你现在怎么变得像鲁迅一样了？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我说：“因为我看了许多《杂文月刊》的文章，社会上某些现象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在我的推荐下，我班有好多同学也开始购买《杂文月刊》了。我推荐的《警惕“邪不压正”现象》被刊登后，同学们很是羡慕，我自己也很自豪，这种感觉十分美妙。虽然我现在学习十分紧张，但仍会抽空看看报纸，好的文章我会一如既往地推荐给你们。

2005年第6期

声音　作者：张甫卿

成功的人生一开始是观众，接着是演员，最后是后台老板。挫败的人生反其道而行之。

——李敖谈“人生成败三部曲”

我感觉残疾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化的一个特点；残疾不是不幸，只是不便。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有圆，有缺，有满，有空，这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你可以去选择看人生的角度，然后带着一颗快乐而感恩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不圆满。

——２００５年春节晚会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舞蹈节目《千手观音》的领舞邰丽华对生活的感悟

幸福就是马上要出井的时候。

——去年到今年矿难频繁，一名矿工在新年难掩对生命的渴望

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手段是教育，而不是税收。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

一个连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勤政为民、效忠国家吗？——孝道是调节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孝是人与生俱来、万古长存的美德，绝不是愚忠愚孝，我们应当还孝以本来面目

——政协委员、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

父母想念子女就像流水一样，一直在流；而子女想念父母就像风吹树叶，风吹一下，就动一下，风不吹，就不动。

——对父母而言，得到子女的关爱是最幸福的

机遇像个小偷，到来时无声无息，走时你却损失惨重。

——某父亲对赋闲在家的儿子的忠告

一群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养活了一大群人。

——一位大学教授对高校爱情消费如此概括

人如果只靠吃饭活着，那饭就不叫饭，叫饲料。

——某香港作家的人生感悟

交往一年的十人不如交往十年的一人。

——现代人的朋友经

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扶墙进，扶墙出。

——许多正人君子都在内心赞同

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不少吃。

——养生之道

你遇到一个法官，请他吃饭不去吃，送钱也不要，这是最可怕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清廉，还是对方已经送过了。

——一位律师说，当今法治环境下，某些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由此可见

需要的便是最好的——对公鸡来说，麦粒胜过钻石。

——所谓“好”的标准

充满自信的缺陷，远比缺乏自信的美更富有魅力。

——著名影星索非亚·罗兰年近古稀魅力依旧，她对记者道出保持青春的秘诀

善于说明的人总是很多，敢于明说的人总是很少。

——某社会学家语

上今天的班，睡昨天的觉，花明天的钱。

——新一代的新生活

如果把世上每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去选择，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那一部分。

——苏格拉底的“痛苦”哲学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经典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

有些失望是无可避免的，但大部分的失望，都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

——张小娴《幸福鱼面颊》

没有知识将会意味着什么？有５句话我记得特别牢：童年的无知可爱；少年的无知可笑；青年的无知可怜；中年的无知可叹；老年的无知可悲。

——有人总结出来的“无知”五部曲

狡猾和聪明的差距不在智力上，而是在道德上。

——狡猾和聪明的差别

出门在外像绅士，赚钱理财像谋士；体贴妻子像护士，辅导孩子像博士；矫健潇洒像斗士，幽默风趣像嬉皮士；做家务是大力士，不敢花心像道士。

——新好丈夫达标准则

不表现，就不能被发现；不被发现，就不能得到实现。

——一刚就业的大学生谈自己的“工作观”

以前的说法是：请把你的第一次留给你的丈夫；

现在的说法是：请把你的第一胎留给你的丈夫。

——越来越多的少女堕胎，天涯社区网友发的帖子，引来无数人跟帖。

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作者：徐友渔

有人说，我们青春无悔；有人说，我们劫后辉煌；有人说，我们是苦难与风流的一代。我要问，这一代人敢不敢正视自己的经历与良心？

三十年前，近千万学生青年自称为（或被封为）红卫兵革命闯将，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烟，把锦绣山河搅得天翻地覆。在他们当仁不让地准备分享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时，最高领袖发话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灰头土脸地退下政治舞台，从此去品尝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他们的声音，这声音现在强到任何人都不能装作听而不闻。这一次不是以前那种冲锋陷阵的呐喊，而是对昔日辉煌一往情深的追忆，也夹杂着命运多舛的哀怨，以及对下辈今不如昔表现的愤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这千万人中的一员，我有这一代人的自豪，这一代人的悔恨，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禀性，这一代人仍想握住历史的野心，但我想强调，我更愿作这代人作得远远不够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对于战败国的反省，我们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我们的情感爱憎分明。德国总理勃兰特以无罪之躯，慨然下跪于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此举赢得我们由衷的赞佩。而东邻某些人的抵赖、强辩、推诿，令人鄙恶交加、义愤填膺。今年的“二战”纪念时时使我产生联想，当年以大字报揭发批判伤害过教师、校长心灵，以拳打脚踢虐待过“牛鬼蛇神”，唾骂过“黑五类”同学，批判过“走资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过悔恨及歉意？１９６６年夏季，中国各大城市被“红色恐怖”的风暴卷袭，不少人被“打死活该”，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城，当年干这些事的人，有多少后来关心过这些人的下落，去寻访屈死者的遗属，力所能及地作点减轻罪愆之事？

我曾把红卫兵运动比作青年纳粹运动，这引起了愤慨和抗议，我现在并不想把当年犯了过失的红卫兵和战争罪犯相提并论。但是，既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又不会被索赔巨款，仅仅为了减轻一点内疚，仅仅为了使当年蒙冤受屈的人到头来感到世间毕竟还有正义良知，当年作过恶或犯有过失的人作点表示有什么不可以？

也许有人说，真正该负责任的人并没有得到惩处，凭什么追究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如果历史公正，终将会将元凶大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说的不是历史或法律责任，而是每个人的道义感。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话语如此有选择性，这种选择的隐扬匿显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岂不太奇怪了？再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

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现在是社会栋梁，乃至精神导师，当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亮相于电视节目中，接受荣誉称号和颁奖时，他们是否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的鲁莽、无知和过失呢？

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把每个人都说成有这样那样的污点，我相信，许多人确实清白，也有许多人没有资格作恶。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是那些在社会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责任如实地反映那个时代，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浩劫之后如何辉煌、自己既苦难又风流的故事时，也应顾及千百万被贻误终生的同龄人的情绪，也要计算一下整个民族付出的代价，尽管那场灾难在客观上既磨炼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红卫兵，我想与同龄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们的回忆和反省，拼构复原那一段历史，这是改变了千百万人命运的历史，是改变了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历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寻采访，曾受到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听到不少闻所未闻的故事，结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忧虑的是，我感到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去，有的是全面遗忘，有的是有选择地遗忘。我也仔细聆听社会上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哗声，但我听到的多半是虚饰浮夸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认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为然和不耐烦是合理的。我深知许多人的愤懑，时代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东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们，而且挖苦嘲讽我们。问题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时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讲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该受误解，被可怜么？

有人保持沉默，既是无奈，也是高傲的沉默。他们曾经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与毛泽东握过手，或与周恩来合过影，与军区司令员谋划于密室，部长和省委书记对他们点头哈腰。自己当年的喽罗现在当了总经理，当年以瞻仰自己风采为荣的“红小兵”现在当了博士出了国，他们内心很不平衡，表现出来却是鄙夷不屑。他们一举手一抬脚都要呼风唤雨，一开口就要惊世骇俗。他们绝口不谈过去，等待着有一天一鸣惊人，或者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后世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说法。这些人决非庸碌之辈，我永远不敢小看他们，但公正的历史就是重现当年的光彩么？他们倒没有丧失记忆，记忆是他们生活和心理的支撑，但这种记忆是一种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随时代变迁和反思而改变，它拒绝参与公共话语。我敢断定，私人记忆，不论多么顽强也不会变成历史，就如当年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集体的意识及无意识才是运动的潜流一样。我不相信，正确的历史只能等待某些风云人物有朝一日给我们端出来，我认为，它有待我们——不只是这一代人——共同发掘、交流与探讨。

有人说，这一代人的遭遇和历史，要五十年之后才说得清楚。这话有一半是对的，没有时间距离就谈不上历史，看看现在大多数当事人还没有跳出个人地位和派别偏见的回忆和评论，就知道现在拿出来的东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议论和片面狭促的印象。但是，没有半生不熟的东西，成熟的东西从何而来？如果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我们期望下一代怎么学历史？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能把责任给下一代吗？

我曾陪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父亲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有才气的诗人，他们同属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主人家中的气氛纯洁和凄凉得令人心碎，他们大半生被摧残，许多家庭破裂了，子女们疯的疯，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对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极其伤心地告诉我，经常有年轻人听说他们曾是“胡风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说：“啊，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当初的定性，八十年代初给他们平反的通知，并非人人知晓。社会上的种种传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满意，就是给人伤害。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如实写出这段历史？”他吃了一惊，似乎从未想过可以这么干。他非常痛切地反复表示，希望我们了解真相。理解他们。我当时真想对他大吼：“你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怎么理解？你们逃避责任，对我们不了解你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望着善良软弱的、似乎已近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没有作声。我的那位朋友很爱他的父亲，他是“胡风后代”中仅有（或少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辈的遭遇和不幸。他说，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达。我不认为他的遭遇可以和“胡风集团”相比，但我想他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太丰富了，因此我们对历史熟视无睹、没有感情。我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什么是历史？无情无私的记忆，加上敢于拷问灵魂的反省。

另一种两极分化　作者：王乾荣

眼下，“和谐社会”成了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主题词汇。不过，社会之不和谐现象，却时有所见。今天我把最令我痛心的一个事说一说。

先欣赏一则宠物医院广告：本院面积１０００余平方米，设有专家门诊、中西医结合诊室、急诊室、外科手术室、牙科手术室、Ｘ光室、Ｂ超室、普通诊室、化验室、住院部、重症监护室、宠物美容室和宠物用品商店。拥有全自动血液生化仪、血液尿液分析仪等先进设备。有从事门诊多年、多次出国进修的动物临床专家１０人……（见《北京晚报》广告栏）

再细看两条消息：一是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在某省调查时发现，那里的乡镇卫生院，有２１％不能开展“三大常规”检查，２３．７％不能开展顺产接生，３４％没有Ｘ光机，仍然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看病。有的卫生院房屋破旧，耗子成灾，做各种检查化验还用手工，住院一天７毛钱也没人来。二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头支箭镇中心卫生院，一天毛收入只有１０余元，有的农民看病只拿１块钱；病房只有一间，兼医生办公室。这个“病房”只放了一张床，供打针输液用；说是“办公室”，也只摆了一张桌子（见据新华社和《人民法院报》报道。类似例子太多，限于篇幅，不列举了，总之这现象堪称普遍）。

如今太平盛世，在“以人为本”原则之外，还须讲究“兽道”，而“动物是人的朋友”以及“爱护动物”之说，已成了定论。可是把上面的广告和消息一比较，我还是觉得太不和谐了。

现在说要构建“和谐社会”，我至诚至乐拥护。“和谐”的至境桃花源，其中“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是乌托邦幻想，我不说了；老子关于对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也放一边。我只说现实问题。我不是一个平均主义者，也不像时髦经济学家痛斥的那样“仇富”，但是看到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脑袋总是特别地疼。

咱们一再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是的，人不能生，一切都归于“无”了，还奢谈什么其他豪华的“权”——比如娱乐权、说话权呢！人要生，有两个最基本条件，即饿了有饭吃，患病能就医。如今之吃，富人有烧烤，有翅席，有西餐，甚至大摆“黄金宴”，你尽管吃去；穷人，有淡饭果腹，至少小命可保，没啥抱怨的。咱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今比上世纪６０年代不知翻了多少番，当然绝对不可能发生饿死人之事。可是对生命来说，与“吃”同样重要的医疗，像上述那般两极分化，很有一些穷人的小命，就堪虞了！瞧瞧方廷钰医生的担心：血压计量了血压１８０毫米水银柱高，没降压药它会更高；听诊器听出严重冠心病，不做“搭桥”手术人还得死；至于检测化验手工操作的那些卫生院，别像某些血站一样，成为艾滋病毒的集散地，老百姓就烧高香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地方饿死一些人，肯定会舆论大哗，成为最重大“事件”，地方官会被严厉追究责任；可一个地方的很多常见病本可以治好，病人却没有得到最起码的疗救，以致病情迁延而死这情况，似乎也算“寿终正寝”，不会引起舆论和人们的多大关注。怪哉！

这个问题的解决，须另做一篇文章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我在此只道出这个现象，供关心构建和谐社会的善良人思考。

从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中追问　作者：刘洪波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进入庭审了，媒体上说“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开审”。

买官卖官不是新的行为。汉代的“西园卖官”，唐朝的“斜封官”，史有明载。某些时代“卖官鬻爵”甚至作为一种国策，以补府库之不足。然而，无论作为国策的卖官，还是作为不法行为的卖官，都为后世所诟病。

马德卖官，当然是他个人的腐败行为，他的卖官所得也填充自己的腰包。马德卖官，搞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前的报道说，绥化市半数以上处级干部被牵涉，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现在的报道说，卖官跨越十年，共收１７人“买官费”６００余万。这样一来，“情节”可以说大大减轻了，还算不算“新中国最大”似乎都不无疑问，至少从人数上看，已经查实的卖官给１００多人的就很有几个。

当然，马德案是不是“最大的卖官案”，并不紧要。就算这是最大的，也只是“现已查明的最大的”，尚未查明甚至永远不会查明的卖官者，很难说破不了马德的纪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一个人卖的官最多，被卖掉的官职最大的到了哪一级，卖官后谁的腰包最充实，哪一个人卖官的平均收益水平最高……而在于卖官何以成了这个时代并不奇特的景象。

如果一个社会关于买官卖官的一切关注，都停留于看稀奇、看热闹、看花边新闻的水平，虽然有助于人们发几句“世风日下”的感叹，也可以掀起一阵“人人喊杀”的暂时怒火，然而离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有十万八千里。随着马德案开审，人们又开始关注起这“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然而，这样的兴趣又能够持续几日？这个案件从２００３年披露，到现在开始审理，中间这一段时间，有多少人给案件以持续的注目？根据现在的“过时标准”，一个案子可以在它没有起诉时就已经过时，围绕它的思考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

现在，马德案再度变得“合时”，这个时间又会有多长呢？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一起事件可以导致“余波袅袅”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即时性”与“及身性”的时代，一切止于眼下，止于身体的当下感受，生活已经被撕裂成一个又一个不连续的片断，这一个片断完了，下一个新的片断开始了，“连续关注”、“深入思考”，都是多余的。因此，哪怕“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也不足以让社会对解决卖官问题发出一次不停歇的追问。有多少个卖官案的主角曾经如同马德一样引起一时热议，而现在又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们的哪怕一件事情，马德只是又一个而已。

为什么马德可以卖官，因为“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山西早有一个“卖官家”感慨“当书记与当县长大不同”。所以大家有了共识，“要完善对一把手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一个很轻松的结论，但得出也不是一日两日。自有了这个结论以来，“一把手”的制约问题是没有想过办法吗，又是否收到了实效？有的人说“杀少了”，大概以为“排头砍去”，天下就可以大治，但世界上是否有过“杀”出一个好社会的先例？如果“一把手”是可以受到约束的，还是天然就具有不可约束的特性？如果“一把手”可以约束，为何那些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一把手”都起作用？如果“一把手”本身就不可约束，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又非要指定“一把手”，然后来作“监督制约”的无用功，发“一把手难监督”的空感叹？

耐心地、不舍地追问，比炫目于光怪陆离的现象，可以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卖官的实质，是出售公职个人得益，还是权力不经民意而私授？思考这个问题，比谴责马德的个人品质要有价值得多。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应该使人反复追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导致这一事件出现的原因在哪里，这些原因已经解决了吗。不停追问，就是不停敲打，就是不断要求，就是表明我们的坚持与认真。

从马德案看贪官们的“食物链”　作者：杨　涛

新华网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３月２２日９时３０分开庭审理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涉嫌受贿案。另据《北京晨报》３月２２日报道，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与马德案相关联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不久也将在北京开庭审理。

被告人马德，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被指控担任要职６年间受贿近６００万元。围绕着他的案件的暴露：向上，牵涉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其中，韩桂芝一次就收受马德送上的８０万元人民币，然后转给其妹；向下，则牵涉到绥化市下辖１０个县市，有半数以上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５０多人牵扯进去，因而此案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

从马德案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地方的官场，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贪官们贪污、受贿所得来的钱，是不能自己独吞的，“自己得一点，向上送一点”，否则，他就很有可能翻船落马。于是，在官场中，便形成一条无形的“食物链”，即高官吃大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反过来，这种从上到下的通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高官要提供官位给大官，大官要提供官位给小官，除此之外，高官还要庇护大官，大官还要庇护小官，形成一条利益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德在其大肆收受赂贿的多年间，一直是稳坐钓鱼台，并且是“边腐边升”，而且因为他的稳定，庇护了其属下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可见，这一张由“食物链”结成的保护网是多么的结实，上有部长、副书记，中有市委书记，下有大大小小贪官一堆，完全可以让网内的贪官们放心大胆，肆无忌惮地践踏任何法律。古人便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些在官场搞腐败的“个体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要钻营进某一圈子内，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进入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不仅是其有本事、有能耐、受赏识以及前程似锦的表现，而且其在外说话更粗、腰板更硬。马德本人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把他牵连出来，他还会像在２０００年中共绥化市委第一次会议上表态一样，冠冕堂皇地说：“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带头保持清正廉洁”，“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从而，还可能由被他搞定的上级评为廉政的楷模。

更可怕的是，官场“食物链”不仅使得贪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官场，正直之人如果不进入这一圈子，不向这一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一圈子。这一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如今，马德的“食物链”断了，他本人受审了，他的顶头上司也即将受审，围绕在“食物链”上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们也开始倒了，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这只是个案的胜利，因为这是超越马德保护伞的能力之上的中纪委来查处的。事实上，在保护伞范围内，“食物链”上的贪官都是极为安全的，因为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链条上，处于高位的贪官是绝对不能让这一链条任何一处出问题的。因而，在这个利益链上，地方司法机关是滴水难进的。

因此，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能不关注官场“食物链”的现象及其成因，不得不正视在官场“食物链”情形下反腐败的高难度。马德们如此大肆买官卖官固然可恶，但在此案中暴露出来的官场贪官抱成团，官员大面积地被腐蚀的现象更加可怕，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政权稳定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马德们受审了，官场“食物链”也要拿到阳光下解剖，割断这一“食物链”说来简单：一是要实行民主，让高官、大官们没有官位的资源可卖；二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让反腐败机关相对独立于地方。但如何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落到实处，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还要斗胆地问一句：在一些表面看起来比较廉洁、少有贪污受贿的官员被抓的地方，是真正那些地方的官员做到了廉洁自律呢？还是有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官场“食物链”在发挥它保护伞的作用呢？

是谁把民工逼到了马路边上　作者：板砖学士

在中国的众多城市都有着这样一个景象，在固定的马路牙子边上站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目光充满期待，他们的表情统一，他们如同在等待多戈一样等待等待的到来。他们就是离乡背井，不惜千里来这座城市打工的一群人。我们的媒体和一些自以为是的人管他们叫做农民工。

农民工与这个城市产业工人的差别在于他们来自农村。并且他们不属于蓝领，他们也不是纯粹的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或者说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在骄傲无知的城里人看来，他们的存在就是给这个城市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他们是一群可以为这座城市盖好多好多高楼的人，但是他们住的却是几乎将要倒下的活动板房；他们是一群干了一年活但很可能拿不到工钱的一帮人，但是他们还是要为了人民币而继续努力着。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他们的亲戚，城市里的原住民可能都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为伍，称兄道弟。

农民工兄弟们整日站在马路边上，他们在等活，在等有老板雇他们干活。后来有人说不能让民工就这样站在马路上。当然，你不要以为会有好心人在为站在马路上的民工着想，他们实际上是在担心民工站在马路上影响了城市的市容，民工站在马路上可能会破坏这个城市的城市治安状况。

后来有人建议应该也让民工与大学生一样都得走进人才市场里面。令人庆幸的是，大学生们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感，可能大家都属于同一阶级的兄弟吧，但是民工们却不喜欢了。民工们说，我们去人才市场，那里还要收取费用，人才市场的管理人员管那叫做中介费。民工兄弟说，我就纳闷了，我找工作，怎么还得给你们钱？

民工的所思所虑确实很对，我很赞同。人才市场应该是一个为人民群众提供工作机会的场所，为啥要收所谓的服务费了，请问人才市场的同志们你们服务了谁？民工们想不通我觉得实在很正常。民工本是弱势群体，因为没有钱，他们才出来想挣钱，但钱没挣到他们却得先向不能保障他们工作的人交钱，这实在没有道理。他们的迷惘也很正常。

怪不得有记者去采访民工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民工们的身后就是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不进去呢？民工们说，那里收费的。记者对此无言以对，民工们也感到无比尴尬，这就是我们社会里最常见的场景。什么叫做民工利益，根本就没有这一说。

我们的社会总是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可惜没有人也没有谁有能力去化解这种矛盾。有人说民工们站在马路上有碍观瞻。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民工们都弄到一个房子中，但那里还要收费，民工们都不进。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不收费，那就是拘留所，但是谁也没有资格将他们都关进拘留所。

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民工们的身影，谁该安慰他们那颗不安的心呢？晴天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如果遇到了下雨下雪民工们将站到什么地方呢？民工本可以像这个城市的普通人一样进到人才市场里边，可惜他们没有机会。那么，是谁把民工们逼到了马路边上呢？

谁有能力说真话？　作者：傅一河

我有种看法，人在单位不敢讲真话，因为饭碗捏在领导手里，而且一年一聘任，说了真话丢了饭碗，对不起妻子，更养不起孩子。谁应该说真话？工会主席呗。可是工会主席是由一把手圈定的，级别待遇也是一把手给的。一席八人，叫工会主席陪座，不过是多双筷子。吃人家的嘴软。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能力说真话。他们是受法律保护而专门说真话的，而且在两会上正大光明地说，即使说错了话也有“豁免权”。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每次开会总是先抢话筒，抢话筒是发现了问题敢实话实说。例如１９８４年，吴青第一次参加海淀区人代会时，听到主持人介绍一名干部“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她就立刻站起来反驳：“不能这样介绍一名干部，我们要知道他本人的政绩。”吴青做了２０年代表，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反对官员列入专门委员会。只可惜像她这样的人民代表太少。

科学家应该说真话。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是敢说真话的。可是现在的项目评审，再也没人来请他。为何？今天是拿钱请人说好话的。何先生不知道这个“行情”，他只要到场，就说真话。说过几回之后，人家就把他晾在一边了。见风使舵的政客型“专家”海着呢。

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因收受贿赂，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９日被判决有期徒刑１０年，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１日因血癌去世。问国人，相信中国足球圈里只有一个“黑哨”吗？挺不过良心煎熬而说出了真话的，却成为“替罪羊”。

李昌平，中国一个极其普通的镇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喊过之后怎么样？由他自己来“埋单”——被迫出走打工，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游戏规则”。

而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场“非典”中，如果没有钟南山大胆说“不”，那个卫生部长会被免职吗？“非典”还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然而在当年央视晚会上，没有钟南山的身影，而是飞天英雄杨利伟，个中意味深长。

再想想，为什么“文革博物馆”始终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灾难事故展”？为什么建国以来没有设立一个“耻辱日”？当年错批一人，多生数亿，今天很多社会问题都由此而生。张志新说真话行刑前被割断喉管。与之相比，今天的舆论环境好多了。为什么说真话还是那么难？

记者敢说真话吧。“反腐记者王勤荣”，因揭露某省假灌溉工程，而后被一个小小的“案子”缠上，被判处１２年徒刑，此刻正在监狱里。“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王克勤，仅２００１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１６０多人。他被《南方周末》评为“２００２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有人曾出５００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一家三口被迫到了京城，连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付不起，妻子没有工作，生活陷于困境。

主持《实话实说》的崔永元，也算得上是一个敢说真话的汉子。“我可以保证，我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从没有走过一次穴，拿过一分‘黑钱’！”在谈到对“主持人”这三个字的理解时，他严厉地批评：“其实主持人就是人，但现在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痛快！可是，崔永元说他已经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回过头来看看某些人大代表。开会举举手，选举打打勾，吃饭喝喝酒，木偶人一个。被媒体誉为“议案大王”的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感慨地说：“在我身边竟发现有３０％～４０％的代表五年都不说话！”我国人大代表７０％是领导专家。有代表直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官员代表多了，成大气候，“英雄所见略同”。在这种语境中，非官员代表要说说真话，即使会上不便为难你，会后给你上点眼药、穿个小鞋那是易如反掌。你这个代表是怎么来的？是基层党委和政府定下来的。你还是单位上的人，单位总管得住你吧。单位“包装”了你，也可以不“包装”你，从你身上撤回资源投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听话就走人，乱说话就下课，简单得很。所以说，人民代表有责无权，也就很难保护自己。一旦提出不同意见，冲撞了领导，暴露了缺陷，影响到大大小小的“长官”的政绩与仕途，那真是凶多吉少。人大代表任期短，政府官员寿命长，官官相护一个圈，而一个代表真称得上“孤家寡人”。这也是人大代表不敢说真话的原因吧。于是在不少地方的人大会上，官民代表一家亲：非官员代表拐弯抹角唱颂歌，官员代表则装模作样表示“说到了点子上”，然后抛出自编自导的“改进建议”，落得个皆大欢喜。

所以我理解，要让百分之三十的非官员代表说出与百分之七十的官员代表不同的看法，真的很难啊。还有，有的非官员代表的素质也大有问题。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在人代会上投机钻营，跑官要官；喜欢吹捧，热衷神化。在单位则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盛气凌人，争强好势；以势压人，惟我正确，比官还像个官儿。

还有谁有能力讲真话？老师敢讲真话吗？有个老师因为反对补课，年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而下岗了。医生敢讲真话吗？南方某大医院某医生，出世没几天的孩子被烤死在护婴室的温箱里，妻子也是本院护士。他们发誓要追究医院的法律责任。但是医院领导传话过来：随他们去告，本医院全省最好，医疗技术和名气最大，谁如果砸了医院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一听这话，这对夫妇再也不敢言告了。不能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的负疚，讨了公道就面临下岗的巨大压力，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全国有多少职工具有这对夫妇类似的经历，受到了不公乃至严重不公的待遇，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泪水往自己肚子里咽，稍有怨言，领导就以待岗、下岗相威胁。（《南方周末》２月２４日）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真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真话的。有能力说真话的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真话，那问题就大了。要让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得保证不被人从“背后”下“杀手”，就得保证不被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做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被规章、甚至被法律“做掉”。这得靠什么来支撑？靠法律制度，靠可以操作的法律措施来保证，譬如言论自由，譬如有说真话且有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让说真话的人有个正常的结局。这又是一个老问题了。打住！

另一类“鬼子”又来了　作者：鄢烈山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剧作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１９世纪挪威的易卜生的那些“社会问题剧”，《国民公敌》、《玩偶之家》、《群鬼》等，激发了当时的文化人对中国的批判性思考。其中，《群鬼》虽不如以娜拉为主角的《玩偶之家》轰动一时，却也对周氏兄弟的文化批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群鬼》的基本情节讲，阿尔文太太嫁的是一个放荡的男人，她把儿子欧士华从家里打发出去，以免受父亲的精神感染而堕落；许多年以后，年轻的艺术家欧士华回家，却表现得酷肖乃父，愚蠢地追求女仆吕嘉纳（一私生女，实为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家中祸事不断，最后阿尔文太太身边只剩下无药可医的白痴儿子欧士华——原来他是遗传性梅毒病人！易卜生笔下的“群鬼”不仅指物质性遗传的病毒，还有“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青年周作人对这一段话深有同感，在他当时的文章里一再表露对“故鬼重来之惧”。

鲁迅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引了《群鬼》的片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鲁迅虽然谈的也是“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但现在引发我的感慨的只是他的这段话：“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鲁迅撰写此文时说，“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

４月初，我在广州各大报上看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布的性病监测报告：儿童性病患者２００４年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３４．７％，主要是胎传梅毒、家庭感染导致（４月２日《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４年上报性病病例反弹较大，增加达２４．１６％，（全省有记录的性病患者）总数超过１０万”。闻此讯息，我不禁大呼：“鬼子”又来了！此“鬼子”者，非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洋鬼子，而是易卜生所说的“群鬼”之子，不仅指梅毒等性病的遗传因子，也指放荡不羁腐化堕落的文化因子。父母只顾自己寻欢作乐，与上世纪初不同的是，如今还有各色各样的理论为自己撑腰，几乎到了振振有词，“人不风流枉为人”的地步；这些人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要自己无辜的孩子承担欧士华一样的可悲命运，天理良心何在！

当然，现在的社会情境与易卜生所处的１９世纪和鲁迅所言的２０世纪初相比，要复杂得多。染上性病的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寻欢作乐放浪不羁的阿尔文先生之流，他们出入各种娱乐和服务场所嫖暗娼宿明妓?穴被迫卖淫者且不论?雪。对于这种人，用法律与道德制裁他们是一回事，对娱乐服务场所加强监管与预防，尽可能阻断性病传播渠道是另一回事。这些日子，对于河南省在娱乐服务场所实行“准入制”（要求从业人员体检上岗，要求员工定期参检）议论纷纷，反对者认为这是变相认可和鼓励卖淫嫖娼。这是被“道德正义感”冲昏了头，好比说警察强制司机系安全带是鼓励出车祸，好比说保险公司推销保险就是希望死人失火，简直就是瞎扯。

另一种人，是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的打工男女，一不小心就会染上性病，后患无穷。据４月５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抽样调查显示东莞有４成打工青年基本无性生活，一些人坦承“找过小姐”，而这些被访者又有近６成对性病不甚了解，当然也就谈不上防范。我们却不能以旧时远航水手的“榜样”来要求打工男女长期“克服”性欲望。

无论是哪种人，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造成性病泛滥的后果都是一样可怕的。因此，社会要正视现实，拿出有效的对策，防止这种戕害国民特别是下一代身心健康的“鬼子”又重来。

谁说贪官不怕死？　作者：汪庆国

有学者提出要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理由是现行的经济犯罪死刑震慑不住贪官污吏。那么，贪官污吏是不是像有的专家学者说的那样，已经到了无所畏惧、不惧死刑的地步？愚以为这话从没有亲临过死刑的人嘴里说出来，是没有多少可信度的。

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在临刑前，与记者有一段终极对话颇能说明问题。记者问李真：“是不 是自古至今的贪官都不怕死？”李真以为记者是和他开玩笑，反问记者：“你不是说笑话吗？谁不怕死？”记者又问“怕死还贪？”李真抬起头看了看天花板，若有所思地回答：“那时，谁会想到问题会败露呢。”

李真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不是死刑震慑不住贪官污吏，而是贪官污吏大都存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三人在场不收礼，信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信不会败露自己的贪迹，可以躲过法律的惩罚。他们之所以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并非不怕死——有“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而是因为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且自感当官当到一定级别就没有人敢监督，甚至在伸出邪恶之手之前就已经为自己编织好关系网，找好了“护身符”。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叫“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莫说“伸手必被捉”，如果１０个腐败９个被抓，腐败分子也没有藏身之地；如果案发不再带有偶然性，不再是情妇供出来的，更不是狗咬狗咬出来的，而是反贪部门跟踪追击、闻风而动、挖地三尺查出来的，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腐败分子就会望而生畏。有一种推测可能会令我们的反贪部门不高兴，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临走或临退之前“捞了一把”而没有出事的，肯定还大有人在，现行的反腐机制远远还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４０００多名贪官污吏远走高飞，逃到国外，足以说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仅仅是一种构想或吓唬而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贪官亦是凡胎肉身，亦知生命之可贵。王怀忠在法庭上以头叩地，颤抖着声音说：“我愿意认罪，请求组织饶我一命……”胡长清受审时，脸色苍白，汗不停地从额头上淌下来，并跪倒在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乞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哀求“放我一马”。恕本人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或听到过有贪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坦然面对死刑的。即使心理素质再好，表面上装出镇静的样子，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和绝望。

前腐后继，只能说明了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案发率低，惩处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是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５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乏力的窘境，死刑是防止腐败与制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遏制住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就此废除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监狱可能要建得像厕所一样随处可见，否则容纳不下腐败分子。

腐败关乎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置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都不顾的腐败分子，犯下了滔天罪行还能够宽恕吗？主张“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人，别忘了列宁说过的话：对鬼蜮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官代一体”，亟待摆脱的民主怪圈　作者：孙焕英

翻开各级人代会的代表名单，不难发现，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官员，比比皆是，占据了显赫位置，“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在其中。我们姑且将这种富于“中国特色”的现象称为“官代一体”，它已成为妨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突出问题。

首先，“官代一体”混淆了立法者与当政者、执法者之间的界限。虽然从理论上说，立法者和当政者、执法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和愿望，普通公民群体和官员群体难免有差异。比如制定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负有管理职责的官员群体的立法愿望，总是希望管理起来简单省力。而接受管理的普通公民群体的立法愿望，则要求法律以人为本，要求管理者尽心竭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由“官代一体”来制定行政管理法律，那么这部法律很可能凸显出扩张行政权力、漠视公民权利的“简单省力”的倾向，却掩盖了普通公民的正当诉求。再比如，一个提高国家公务员福利、待遇、权力、地位的议案，在官员群体那里很容易获得通过，而普通公民群体则会好好斟酌一番。如果由“官代一体”通过这种议案实际上是忽视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和纳税人的权利。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首先是立法程序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立法程序面前的人人平等，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法律。法律本身不公正，还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芽而“官代一体”，就会制造这样的怪圈。

其次，“官代一体”混淆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是监督者，“一府两院”、官员群体则是被监督者。但在“官代一体”的情形下，被监督者又成了监督者，或者说，“一府两院”、官员群体在自己“监督”自己。如果监督只剩下自我监督，还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监督可言，举例来说，形象工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是官员群体的“专利产品”，普通公民群体对此深恶痛绝。如果由普通公民身份的人大代表来实施监督，形象工程就可能大大收敛甚至绝迹，但如果由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这些显示着官员政绩、面子的形象工程恐怕就无法避免。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的形象工程之所以泛滥成灾，与“官代一体”有着很大关联，那些形象工程的动议、立项、拨款等等，不都是“官代一体”轻而易举甚至欢呼雀跃批准通过的吗？

再有，“官代一体”混淆了选举者与被选举者之间的界限。在“官代一体”的情形下，官员群体既是候选人、受票人，同时也是选举人、投票人。一般来说，中国的官员是可以连任的，即使因任期届满不能再在一个官职上连任，还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跳到另一个官职上就任、连任。如果由“官代一体”负责选举，也就成了官员群体自己选自己这种官员自我选举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效应和结果，可想而知。

“官代一体”现象，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异化。如果任其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就会蜕变成官员大会，民主就会沦为“官主”。因此，我国建设成为健康发达的民主国家，就不能无视、不能不解决“官代一体”现象。

忠义人格的负面　作者：苏中杰

在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编语文读本的叫好声中，有一种叫好声特别值得注意：叫好不已的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韩教授的这种认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武侠小说对国民人格的形成的确有深远的影响。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侠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性质。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按照文人学士们的传统观念，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可是，他们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样的悲苦和残酷，无奈和惨烈。人们的生存，是要靠社会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当人们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义的时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会的有序化，而是转向对社会个体依赖，换言之，是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时候，其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忠和义！当然，人类道德中是应该有一定的忠和义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忠和义符号化和图腾化，推向极端，扭曲而变异。

可是，被黑暗逼出来的东西——忠义，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因为忠义不是对全社会负责，而是对个人负责，大而言之是为某个团体负责。所以，这就决定了个人的品格和行为中的游民本质。为报“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仁义二字发挥到顶峰。而保证忠义的形式就是发誓赌咒，骂尽“天打五雷轰”和“千刀万剐”。忠义落实到组织上，规则和皇室毫无二致，上有草头王，下面等级森严，搞起处罚，或是产生内讧，总是血淋淋的。对内的感情维系是忠义，理性是等级。对外，尤其是对不利于己者，则无理性，无良知，所有的流氓无赖劲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相当残酷毒辣。只能痛痛快快地破坏，不能扎扎实实地建设，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和价值取向，“吃大户”，“分大户”，“大块大块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便是其追求。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和组织规则的集中，就形成了“游民文化”，并同主流文化——孔孟之道相汇合，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宰；尽管游民行为破坏着孔孟之道——因为它犯上，但它又需要孔孟之道——因为它也需要等级秩序。

由于游民文化是建立在弱势群体之上的，就容易使正义、公理、同情等人类健康的意识和道德附丽其上，从而掩盖其破坏性，而且由于行为没有社会方向，更谈不上理论纲领，便不是以迷信的形式为凝聚剂，就是利用某一社会思潮和社会情绪，如“均等”“大同”和“仇富思想”一类的东西为旗帜，甚至可贵的求公意识也容易被利用进去。一旦这个群体取得政权后，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权力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论功排座次，凭义授官衔”，首先就在天下人面前搞了个最大的不公。第二件事就是改变索取方式，原先是用刀枪窃取，现在是用权力窃取。以游民文化为灵魂的国家机器，和它用暴力砸烂的前一国家机器一样，仍以残酷的压迫剥削制造又一轮的贫富不均和天下不公，又把许多人推到和自己先前一样的位置，抛向社会边缘，成为生存毫无保障，只能靠彼此间的忠和义活命的游民，从而发展游民文化。以此往复，游民导演历史悲剧，历史悲剧制造游民，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发生周期性震荡。每一次震荡，都是社会自身产生的邪恶能量周期性暴发的必然。

这就是武侠精神——忠与义的本质：中国历史文化的毒瘤。在现代社会追求规则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这个毒瘤能培养国人的什么人格？对于金庸，我白眼视之，同时，我为停留在中世纪的教材编者和韩云波们而悲哀！

公益诉讼何以难有公益？　作者：秋　风

又是一年３·１５，众人争说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过，说一千道一万，消费者权益最主要的保护，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仍然是保护消费者自己。因为消费者有这个动机，消费者有足够的生活智慧，消费者也能够掌握企业侵犯自己权益的最新手法。

不过，消费者保护自己的能力能否得到发挥，要看政府能否为发挥这种能力提供制度上的便利。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遭到厂商侵害的时候，能否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救济。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司法体制还不尽如人意。有这样一件事，在北京，根据银行的规定，牡丹交通卡丢失补办，要交１００元的补卡费。北京市民喻山澜因此将工行北京分行与宣武支行告上法庭，要求其停止执行这一收费标准。今年２月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返还喻山澜补卡费６９．２０元及利息。这样的诉讼其实是“公益诉讼”，消费者试图以个人的抗争，捍卫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尽管这一司法判决是公正的，但３００万同样持有北京市牡丹交通卡的市民，却不可能从喻山澜的胜诉中得到实惠。原因在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判例制度，宪法、法律及司法惯例均不承认法院先前的判例具有法源地位。即使是最高法院所公布的判例，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基层法院的法官完全可以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可悲的情景：受到喻山澜胜诉结果的鼓舞，有几位掏了１００元补卡费的市民也准备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跟垄断企业打官司，而且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官司中败诉。甚至可能出现最荒唐的一幕：喻山澜下次丢了牡丹交通卡，他仍然有可能不得不交纳１００元补卡费，他也许不得不再打一次官司。因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

于是，我们看到了奇怪的另一幕：有媒体呼吁，对于法院的判决，行政部门予以支持。因为法院的判决书仅对喻山澜本人有效，要制止垄断企业的不当行为，只能靠行政部门出面才较为管用。法院的判决书仅能宣布垄断企业对喻山澜的那次收费不正当，而行政部门的文件则可以宣布垄断企业不得对所有持卡人收取不正当的费用。也就难怪，遇到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人们总是习惯于对着行政部门呼吁。

由行政部门发文件、制定政策，或者由立法部门立法，以矫正厂商的不当行为，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由于其覆盖面广泛，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方式，也损失了不少效率。

这个世界上总是不乏骗子和恶棍，他们欺诈消费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花样随时都在出新；一些正当的商人由于偶然的不慎，也可能会在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行业，以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形式，给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某群消费者，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害。也就是说，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样式、方式，往往不是立法者、决策者所能预料到的。很多由此引起的纠纷之所以起诉到法院，恰恰是由于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让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

因此，权益遭到侵害的消费者向法院起诉，正是向全社会报警的一种方式。法官通过其对法律的研究，通过其对案件的探究而作出一项判决。如果这一判决被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公平的旁观者普遍地认为合乎理性、顺乎人情，如果其他法官援引这一判例，而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判决，就等于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成本。实际上，假如人们普遍地预计其他法官会将该判决视为法律，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判决，也就不用起诉了，因为当事人已经从第一位法官那里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法律规则。这就是判例法的效率。

只有这样，公益诉讼才能真正地造福于消费者。近些年来，有不少喜欢较真的消费者，为了１元钱、１００块钱，而与垄断企业坚持不懈地打官司，但最终似乎效果平平。因为法院作出的判决只对打官司的那位消费者有效，而无力惠及其他具有同样遭遇的消费者。没有合适的法律制度相配套，公益诉讼终究只具有新闻价值或唤醒民众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价值，而难以具有政策价值。于是，公益诉讼的故事让人看到的更多是蚂蚁撼大树的悲壮，而很难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好处。

利益失衡便无和谐可言　作者：阮　直

在市场经济的年代里要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利益均衡当然并不是你吃馒头我吃饼的平均主义，但也不能是公仆的年薪２０万，而低保者每月的２００元都不能按时拿的利益悬殊社会。特别是由于政策不公正而造成的利益不均衡，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仅以公务员为例，报刊上曾介绍过发达地区的廉政保证金制度，这是典型的在制造不和谐。都是一样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人，同一个共和国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处级公务员，经济发达地区的只要在任职期间不贪，不占，不腐败，退休后就可以拿到８０～１００万元的奖励，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不仅在岗位时收入少，甚至欠薪，就是被树成了模范榜样，也没有实际一点的物质奖励。

一个地区的贫富有时真的与公务员的业绩无关，就像曾在西藏阿里地区当书记的孔繁森，那么鞠躬尽瘁，一心为民，但是，他也不能把阿里变成苏州工业园，那么把阿里地区的专员调到苏州工业园当主任，苏州工业园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会下降两个百分点。更何况同在一个城市，仅仅是岗位不同，你是公务员不腐败就有重奖，我是园艺员不死苗为何没重奖？

公务员有廉政保证金，那么人民教师该不该有？一个教师一生教一千个孩子，仅出过两个流氓，该奖励多少？那可比不贪污，不腐败难多了吧；一个医生一生从医的误诊率为千分之零点五，退休时该奖励多少；一个妇产科医生一生接生过１０００个孩子，成活率为百分之百，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吧，退休时该奖励多少？利益拉得如此悬殊，这不是人为地在制造不和谐吗。

哪行哪业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从来都主张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怎么到了“分钱”的时候，各地都在纷纷出台“廉政保证金”，而不出台“红烛灿烂金”、“白衣天使金”、“城市美容金”？

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先为自己制定一个“优先”享受“待遇”，“优先”得到“实惠”的政策，这还叫公平吗？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是执政者自己带头干的，这个社会还有和谐吗？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在东方西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会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们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人的心态。

可是我们如今实行的“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首先在经济利益上就让公务员占了大头儿，而且是级别越高，利益越大。这完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不仅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蔑视，也是对党中央主张建立和谐社会的叫板。一个在经济利益上严重失衡的机制，怎么能让官与民保持和谐的关系呢？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一个给弱势群体争利益、赋权益的社会。而不是一再为官员增加车补，提取这个金，那个待遇的社会。干群之间，强势弱势之间的经济利益一旦严重失衡，这个社会便无和谐可言。

官架子探源　作者：冯印谱

生活中老百姓讨厌当官的摆架子，而某些官员偏偏就爱摆个臭架子。探讨探讨官架子产生的原因，很有点意思。

一、官架子是物质撑出来的。秋天农民为了防止成熟的谷子受糟害，在田野里用棍棒、破草帽、衣服等物插个假人吓唬麻雀，还真管用。官架子也是靠物质硬撑出来的，比如办公室有宽敞的里外间，老板桌上放几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有时尚的笔记本电脑；求见者必须先向秘书通报才能安排晋见；居住的宿舍大门有警卫把守，神秘兮兮；出行坐高级轿车有警车开道，开会剪彩庄严地从贵宾室踏着红地毯缓缓登上主席台。以上物质设施是公家配备的，另外还有个人装潢门面的，每天打扮得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腋下常夹个时髦皮包，再戴副墨镜，走起路来胳膊和腿不知该如何摇摆。瞧，如此一来，官架子不就凸现了？

二、官架子是奴才捧出来的。官员身后必定跟着一帮奴才，别看奴才干正事不行，溜须拍马捧官员的臭脚绝对稳拿冠军。他们在官员面前点头哈腰，谗言媚笑，开口闭口书记长市长短，官员还没落座，他早已弹过椅子上的灰尘，倒好浓茶；官员一皱眉一瞟眼，他立刻心领神会，伺候周到，至于拎包开车门安排洗桑拿理发按摩，更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直到出现大礼堂起火喊出“让领导先走”的典型的奴才语言。

三、官架子是自个抖出来的。某些人虽然走捷径当了官，但不学无术腹中空空，不具备当领导的水平，这一点大概连自己也心知肚明，于是生怕人们看出他们的破绽，生怕群众瞧不起自己，便极力抖出一副官架子给人们看，想借此压服人。他们坐在主席台上，脸上写满了严肃和深沉；讲话作报告，拿腔拿调，故作高深；下级向他请示工作，他哼哼哈哈，推三拖四；部下出了差错，他恼羞成怒，疾言厉色；跟群众打个照面，绝不会先开口问候，熟人同学来访，绝不先伸手相握，似乎先开口先伸手就丢失了身份。

四、官架子是制度惯出来的。我们的官员均为上级委任，自然形成了官员只对上级负责的心态和习惯。甭看一些官员在老百姓面前官气十足，盛气凌人，但他们见了上级官员，立马前倨后恭，露出一副奴才相来。老百姓找他们解决问题，跑断腿见不到官员，即便见到了，三言两语应付一下打发走了。得罪百姓无所谓，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至于考察、民意测验，多数情况下走了过场，他们压根儿就没放在眼里。

媒体上时常见到褒扬官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报道，其实这不过是沿用了封建社会官员的做法。“微服私访”就是撇下官架子，民主和法治社会更不容许官架子存在。我希望有一天在公园晨练的人群中，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在人声嘈杂的菜市场，时常能碰到管理这个城市的市长，周围的市民并不因为他的出现而大惊小怪，这一天会远吗？

重读“办事二妙法”　作者：姜玉华

说到李宗吾大师倘有不知者尚不为过，说到《厚黑学》若再不知那就是您的不是了。这本书在民国时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还有过民国纸贵的美誉哩。《厚黑学》乃是宗吾大师斐声文坛的成名之作，它几乎耗尽教授的毕生心血。而这“办事二妙法”，只是《厚黑学》的一个分支。

何谓“办事二妙法”？即锯箭法和补锅法。所谓锯箭法，宗吾大师阐述道：有人中箭了找到医生，医生用锯子把箭杆锯掉说找内科医生取箭头我是外科医生。这个故事听起来好笑，笑过之后留给人的思索却也不少。现今随着改革开放奔小康的步伐加大，这宗吾大师的“锯箭法”倒是让人觉得愈来愈用得着了。你想现今办事哪里少得了门门坎坎？你一亩三分地，我一亩三分地，这泾渭的界限人人心里都透亮着哪。万一你越雷池一步，小子哎有什么想法么？仅此见，这锯箭法就是职业人不成文的行规万万废除不得的。退一步说，这年头不做事的没有错一国三公吾谁与归？

说到补锅法，从字面就明白把烂锅补上这回事。有人问哪来那么多烂锅？这你就不懂了——没有就得砸呗！中国从来不乏砸锅之才，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天下合合分分中国从来就没消停过，自己不打人家打，这一打一闹腾锅还不得砸烂？锅一砸烂，下一步就得由补锅之才像女娲娘娘补天一样去补。

宗吾大师说补锅的来了首先向主妇借火，然后趁主人不在之机把烂处再敲上两锤对主人说这灰刮净了才见锅烂得如此之大。玩这招干啥——能补大处者方显英雄本色谁不沽名钓誉！于是四方群雄人人卖力使劲往大里砸，砸大了再补好让同僚臣服，如此看来这英雄多了也并非好事。民国前期，一时群雄四起，终是把个清政府三百多年的大锅砸得齑齑粉碎。结果锅是烂大了，英雄们也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可见这补锅法比锯箭法要复杂得多。但真正办起事来常是锯箭法和补锅法二者综合着用的，啥时该用锯箭法啥时该用补锅法要当事人自己揣度去，这和人们常说的事缓则圆事不宜迟是一个理，啥时该快啥时该缓难点就是要把握好度，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成不了大事？

老外说中国人一人是龙十人是虫。比方说一辆车十人拉岂不省去好些力气？倘这样认为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往往十人的合力并不等于十，这十人的合力与力学上说的作用力反作用力有些相仿，但绝不一码事。你朝前拉我往后拽，甚至拉得没拽得力气大那车还不得后退？至于选谁拉车，也就是选谁补锅这问题就要看机遇了。假使你名正言顺承接了补锅工程，别的英雄甚是不服还是继续砸呗，难为你一方面尽心尽力补锅一方面还得提防别人再砸。这其中还夹杂部分锯箭看客。你想要补好锅就必须具备超人的水准来驾驭补锅的局势，可想而知这补锅的难度有多大了。相对而言，这锯箭法远比补锅法要容易得多了。

如此看来，这“办事二妙法”就是大师写好的剧本，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套路去展开情节罢了。不信你真把这“办事二妙法”记熟稔了，绝对是大有大用小有小用，这种相互制肘相互揣肩的招式简直无以伦比。人生世上，敢于斗争凭的是胆略，善于斗争靠的是智慧，只有把胆略和智慧结合起来才是生活的强者。因而能将“二妙法”韬略荡得开收得扰的方为高人，譬如下象棋，时刻注意安个子在那——别马腿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事都有规律可循，适应者生这就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规律！

像陈嘉庚那样直击要害　作者：刘吉同

抗日战争初期，当国内有人准备投降日本之时，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提出了一份提案：“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当时被国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这份提案至今仍熠熠生辉。它之所以伟大，除直击要害外，还有言简意赅和十分便于操作的特点。实在说，我们今天仍很需要这种精神的“提案”。

几年前，我去县里参加过一个大会。当时只见礼堂外偌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黑压压地停满了各种小轿车。不用说，这是与会各位领导的“坐骑”。望着这些被老百姓称之为“屁股下面一座楼”的东西，心里真是感慨良多。如今，公车消费全国一年要吞掉国家３０００亿人民币。多少孩子的梦想，多少老人的幸福，多少穷人的希望……都被这滚滚的公车轮子碾碎了，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罪孽啊。

养一部公车据说一年不低于５万元，那么，养一位乡长、县长呢？前几天，与邻县一位在政府办工作的战友相聚，他说他们３０多万人口，仅县长副县长就有１８个。还不包括其他几大班子的领导。而据《北京青年报》１月２０日报道，苏北某镇就有５０多名书记镇长。这么多官，又需要多少皇粮喂养。面对如此古今中外少有、几近可以入选吉尼斯的官满为患纪录，假如管官的官能像陈嘉庚那样大声疾呼：“县长（乡长）超过５个即冗官。”再下手来个大规模的“瘦官计划”，同样，最容易满足的平民百姓不知道会唱多少赞歌。

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位来自贫穷的农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大学生干部的来信，来信叙述了自己每次在价值数千元一桌的美味佳肴面前的不忍和痛苦心情，最后悲愤而又无奈地呼吁：“不能再这样挥霍公款吃喝了。”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此风不但没有刹住，而且愈演愈烈。前两天，从北京“两会”的讨论中传来的消息，公款吃喝每年要２０００个亿人民币。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甚失民心的腐败，假如负有治理一方职责的大员能像陈嘉庚先生那样毫不留情：“单位招待费超过多少的即属腐败”。然后，重拳出击，一新吏治。仅减掉公吃这一项，国家和人民也不知从中要得到多少实惠。

然而，遗憾的是，时下不少人却太喜欢隔靴搔痒了，太喜欢“弯弯绕”式地绕开“要害”走了，太喜欢“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咱们大家都不是妖怪”（电视《西游记》语）的互相默认和恭维了，太喜欢在权力的快乐中尽情享乐了。看来消除这种腐败不可能一朝完成，仍然需要艰难地从权力监督、体制等要害处开刀。

人人都拼命　作者：邱贵平

在这个竞争无所不在的时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爱拼才会赢”，一个人如果不去拼，别说赢，就连生存都成问题。拼，既是现代人的命运，亦是现代人的宿命，今天人人都拼命。

矿工为了生存，在地底迎着“炮火”前仆后继；民工为了讨薪，拼命“更上一层楼”；农民为了生存，在市民的消费暗示和需求下，拼命去破坏生态环境……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句至理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对于那些生存危机迫在眉睫的阶层来说，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也来不及考虑。这是最原始，也是成本最高、利润最低的拼命方式。

商场如战场。商场上，不仅要拼体力，更要拼脑力。有些所谓的企业家和财富英雄，每个人走的其实都是一条不归之路。没钱或者钱不够多的时候，殚精竭虑的是怎么赚钱和赚更多的钱，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赚了钱或者自以为赚够了钱之后，日思夜想的是怎么守住自己的钱，辗转难眠。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堪压力自杀、也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活下来的十有八九埋下健康隐患，所以年老的时候，不得不失去年轻时拼命赚取的所有金钱。“为钱辛苦为钱忙，身体无力健康残”，到头还是一场空。

官场同样如战场，只不过官场上更多是拼心力，勾心斗角比刺刀见红更加惊心动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政府，有些官员不会拼命工作，只会拼命腐败，有的已经疯狂到了要钱（权）不要命的程度。也许有不腐败的官员，但决没有不喝酒的官员，喝酒是官员的基本功。身在官场不喝酒，正如婴儿不吃奶，不是有病就是异类，迟早要被孤立和淘汰。身在官场，暗地里拼的是手段，可场面上拼的是酒量，而拼酒，拼的就是肝脏和胃，归根到底，拼的就是身家性命。

按说那些月薪动辄五六千甚至上万元的白领，衣食无忧，该不用那么拼命吧？错！高收入必然高付出，一天到晚守着电脑，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头晕脑胀、腰酸背疼是常见病，平均寿命不到５０岁。如今的白领是“宁肯少活２０年，也要赚到更多钱”。就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赚点小钱，打点小牌，吃点小菜，喝点小酒，不必出生入死，同样摆脱不了拼命的宿命。

其实竞争虽然日趋激烈，但只要不过于好吃懒做，当今社会，赚碗饭吃还是不成问题的，仅仅为了赚碗饭吃，当然不用那么拼命。

一个民族，人人不“拼命”，肯定有问题，但人人都“拼命”，也是一个问题。

拍案惊奇二则　作者：刘　征

浮出水面的冰山

我喜欢舞文弄墨，却不耐烦抄录别人的东西，因此失掉许多资料，深受其苦。但这次，却不厌其烦地抄录如下文字，因为我确信，对如此“妙文”，读者不会厌烦。

据报载，在某大城市，某大公司召开人事干部会议，１２５名内部负责人参加，会期仅三天，竟花费了３０４万元，人均２．４３万元。会议在一座五星级饭店举行。花费了６万元为原总经理安排了一套豪华住房，按照他的爱好和身材，特制了家具、床上用品和马桶，并且指派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为这位老爷开完会中午休息，还安排每天８０００元的总统套间。代表们接送有警车开道。一家知名的歌舞团为会议举行了两场专场演出。会议结束，每位代表得到价值３０００元的礼品，个别工作人员竟得到一台价值３万元的笔记本电脑。

此事发生在四年前，即２０００年，而且经审计出来，想来已经处理，已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此事披露在去年６月份的报纸上，我以为不但仍然有新闻价值，而且有历久常新的可读性，一字字咀嚼起来，有令人难咽的苦涩味，有令人咋舌的辛辣味，有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还有令人心惊肉跳、无以名状的异味。

试想，出现这件连上帝也要惊诧的怪事，主事者、策划者、执行者、享乐者该有多少人，为什么一个个处之泰然，似乎本该如此，一个个没有一点疑议？尤其是那位原总经理大人，你是官，该懂得为官的操守，你算老几？竟享受起总统待遇，为什么也处之泰然，似乎本该如此，尊驾的良知哪里去了？为什么毫无歉疚感、耻辱感、犯罪感？想来是社会上邪风鼓浪涨得很高，腐败之船浮上云端，已经见怪不怪了吧！这就更让人忧虑。

冰山浮出水面只有四分之一，那没在水中的四分之三更加危险，泰坦尼克号就吃了看不见的魔鬼的亏。

写在《茶经》后面

人越老，饮食的禁区越多。我的对策是“一点论”，烟不许吸，不妨尝一点，十天吸一支，料也无妨。酒不许喝，不妨喝一点啤酒之类，十天喝半杯，料也无妨。所幸茶未划入禁区，我上了茶瘾。东坡说“由来佳茗似佳人”，也可以说我爱上了茶，不可一日无此君。

我最爱的是绿茶，特别是龙井。听说近时龙井多赝品，地道的龙井成了凤毛麟角，价值不菲。但所谓假，不过是非杭州所产，茶还是茶，味道差些，却不至于害人，所以虽厌其假，却泰然喝之，况且杭州的老友岁岁有新赐赠。然而近日见到一条消息，忽如一声雷击，打破了我饮茶的安全感。

某地盛产茶叶，某公司的一处茶场有茶园两万多亩，打的招牌是“无公害”，实际是大搞公害。像甲胺磷、甲基１６０５这类毒农药，毒性高于敌敌畏数倍，国家明令禁止，他们却照常使用。为了省力、速成和加重份量，制茶时竟掺入不洁的糯米粉浆，还把茶叶末掺入米浆。茶，竟遭此厄运！

每当丽日满窗，盆花弄影，或灯前细雨，古砚新磨，得一二佳句，写一二好字，用玻璃茶杯冲龙井新茶，轻轻喝一两口，肺腑皆香，身心俱泰，用得着那句话“虽南面王不易也”。看了这段新闻，那袅袅的茶气里好像飞出绿头蝇，那清纯的茶汤里好像游动着土灰蛇，那嫩绿的茶叶里好像藏着屎克螂。“人生有味是清欢”。舍烟弃酒，连茶这一点清欢也被剥夺了，呜呼哀哉！

《茶经》成书于唐代，陆羽虽称茶圣也难预知一千多年后今天的事。应该与时俱进，我在《茶经》后面写了下面一段话：“‘利欲驱人万火牛’。财富的驱动，会引发人类最残忍、最狡诈、最恶毒、最无耻的私欲。倾家灭国，杀人盈野，城市飞灰、茶叶遭到污染算得了什么？然而，嗜茶人苦矣。敲杯为歌，歌曰：要说钱是祸，没钱受穷罪；要说钱是福，良知受蒙蔽。发财应有道，后利而先义。法律悬利剑，惩彼黑心辈，还我无害茶，茶香令人醉。”

反推　作者：陈四益

有些事，正说不易，只好反推。

比如官员进庙烧香，还要烧头香，要烧１０万元一炷的头香。烧香还按级别排次序。正说，其理难通。古代，官员祈神、祷雨是常事，因为他们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足为训，但情有可原。现在科技昌明，共产党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抢着烧香拜菩萨，为着何来？着实费解。

如果反推，那么，他们要向菩萨求告的，一定是人力所不能的。如果人力能够扭转，以他们的权势，无需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

再有，他们求告于菩萨的，一定是不能向组织报告的。共产党一向强调组织观念，提倡无事不可对党言。现在不向党说，而向菩萨默祷，足见是要向党隐瞒的东西。

还有，做事总要讲个成本核算。赔本的生意谁也不会去做。既然肯投入１０万元，所求一定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这样一推，这些官员想求的是什么，可以猜到十之八九。

拒绝感动　作者：车走植

妻子被言情剧感动得直流泪，边抽泣边对王五说：“患难与共、不离不弃，这样的爱情太让人感动了。瞧瞧我们，就是一对普通的柴米夫妻，从来没有过轰轰烈烈，自己都感动不了，更别提感动别人了。”

王五说：“想感动别人还不容易吗？赶明儿让我遇上场车祸，撞得腿断胳膊折的，不，应该再严重点，干脆撞成植物人算了，然后你就天天对着我又哭又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用真情将我唤醒。这样，除了铁石心肠之人，大家都该被你感动了吧。”

“你这不是抬杠吗？”妻子生气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被感动的感觉。在乏味的生活中，能流泪也是一种享受，总比老是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强。”

王五反驳道：“不咸不淡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不能让你感动，可我觉得心里踏实。你要是感动上瘾，我倒真该提心吊胆了——家里不整出点翻天覆地的事来，你怎么能轻易找到感动的素材啊。庄子说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意思就是，干涸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也就是说，好好活着是正理，虽然舍弃了一时的柔情，却保存了完整的生命。你想，命都快没了，那点感动还顶什么用？”

“亲自”说　作者：符　号

“亲自”者，亲身、亲手、亲口、亲眼、亲临、亲历之谓也。作为自然人，从呱呱着地啼哭开始，“亲自”就要伴随我们一生。“亲自”是造物主赋予人的一种权利，一种义务，一种享受，一种折磨。你得亲自吃饭，亲自睡觉，亲自笑，亲自哭，无人可以替代。如果有人夸奖你亲自拉屎撒尿，亲自结婚，若非开的玩笑，定是精神病患者的话语。

作为社会人，“亲自”与我们结伴同行，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什么人一经冠以“亲自”，顿时平添耀眼光环。比如说“亲自出席”，“亲自参加”——那就意味着规格，荣耀；说“亲自带队”，“亲自出马”——那就意味着加重了力量、分量；说“亲自挂帅”，“亲自指挥”——意味着胜利与成功；说“亲自设计”，“亲自指导”——意味着优越、优待；说“亲自调研”，“亲自过问”——意味着深入、扎实；“亲自上阵”，“亲自督导”——那是身先士卒的代名词；“亲自下去”，“亲自蹲点”——那是率先垂范的同义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配享有“亲自”荣誉的。“亲自”是对“亲自”者的崇敬、爱戴、颂扬与折服；是足让“亲自”对方引以为荣、加倍珍视、蓬荜生辉、三生有幸的。配得上“亲自”桂冠者，若非德高望重，定是位高权重。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实不少事是不用“亲自”的。有所“亲自”有所不“亲自”，乃社会进步的标志。事事“亲自”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特产，“事必躬亲”属管理学上的大忌。毛泽东一辈子不“亲自”摸枪；邓小平一生不“亲自”摸钱；朱德最喜“亲自”种兰花……大帅若儒，大儒若帅，“亲自”不“亲自”，成全了他们的潇洒、大气。朱镕基亲自上九江抗洪前线痛斥“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亲自”透出一种义愤与责任；温家宝亲自下到一千多米深的煤矿事故现场同矿工们一道吃盒饭，亲自同艾滋病患者握手交谈——“亲自”成了一种感动与亲近。

然而你也可以见到不少前呼后拥式的“亲自”，彩排式的“亲自”，大吹大擂式的“亲自”。当“亲自”过频过滥、变味变质，“亲自”也就打折贬值，成为人们厌烦、反感、浮躁的一种诱因。

“亲自”需要维护常识，维系良知，保持质朴的品质，坚守游戏规则。每一个配得上享受“亲自”待遇者需要恪守这一做人的最低标准也即最高标准。然而眼下有些人“亲自”得并不理想，甚至很糟。比如明明做的份内事儿，却成天被人“亲自”“亲自”地唱着；明明说的普普通通的话，却硬要说是“亲自”作的“重要指示”。这跟夸你“亲自”打哈欠一样无聊。

平日里电梯上电梯下，出入四轮，整天空调，几斤重的东西就要请搬运工，就因为“亲自”下了一回乡，铲了一锹土，就在电视里“亲自”来“亲自”去，累不累啦？同清皇帝每年春耕时节都象征性地“亲自”下田开犁以示重视农事，有多大区别？考试雇枪手代“亲自”参考，博士论文由属下写作班子为“亲自”代劳，是不是“亲自”的一种异化？

张国光一面“亲自”作重要指示，一面“亲自”大行腐败；李大强一面“亲自”动员反腐倡廉，一面“亲自”将巨款收入囊中；孟庆云一面“亲自”视察，一面“亲自”将美女抱拥怀中。这种“亲自”恶心不恶心？至于“亲自”撒谎，“亲自”赌博，“亲自”嫖娼，“亲自”挨骂，“亲自”坐牢，到如今也不足为奇。当然也有不“亲自”的，比如受贿索贿，无需亲自动口，早有人暗示，照样畅行无阻；坐牢照样自由出入，可以请人代替，或者“保外就医”。某无期徒刑犯狱外“亲自”娶妻生子，足可称得上“亲自”的新吉尼斯纪录。

只是弱势群体的“亲自”，是另一种类型，那是为生计、为看不起病、孩子考上了学校交不起学费而“亲自”犯愁；为遭保安搜身，挨老板训斥，为年终讨不到工钱，为遭矿难而“亲自”痛苦。这类“亲自”一点儿也不体面不风光。

由此每一位具备荣膺“亲自”资格的荣誉者们，不应忘记另一部分人的“亲自”，需要建立起真正科学正确的“亲自”观。

孩子们想当啥　作者：流沙河

《读者》载，上海一男孩，十一岁，答“你最大的愿望”云：“中奖五百万，周游全世界。剩下钱，买个官来当。”答得妙，我欣赏。买官当或许是皮里春秋，他在说讽刺话。须知现今孩子早熟，知悉官场腐败，理应有之。何况买官当的个案电视上有，十一岁的孩子他见过，捡来做噱头，逗大人一笑，未必不可能。请注意，他的首选是游世界，中奖只是前提。拿着巨款，一不置产，二不投资，三不买车，而是想去漫游，这就很可爱了。

旧时男孩十一岁鲜有想游世界者。他们正如上个世纪４０年代诗人力扬写的“头脑里撒满攀缘植物的种子”，想的是向上爬，当官。那时写入作文，不见“当官”二字，而是“将来长大立足社会”这样的门面话。犹记旧时蜀童谣云：“走前头，打火把。走中间，骑花马。走后头，挨鬼打。”前头警员，中间官员，后头随员。当官荣耀，于斯灿然可睹。民国年间，童谣翻新：“摩登滥洋盘，嫁给蒋委员，又有飞机坐，又有汽车玩。”口头谴责美女之滥，心头羡慕官员之阔。不是大人编的，真是孩子唱的，我亲耳听见的。空中陆上交通工具他都有了，却不想游世界。飞机他是拿来坐的，汽车他是拿来玩的。只要当官，这些都会有的。那时候孩子头脑就是这样长起的。比较起来，今之上海男孩想周游全世界，真是时代大进步了。

夏商周起，元明清止，社会价值皆官本位。人一旦当了官，扬名声，显父母，置豪宅，买美婢，荫子孙，入历史。微本可赚厚利，何乐不为。当然，不能说那就是纯粹的官本位社会。因为官本位的主流之外，还有两条支流，一条源于商贾，一条源于隐士。这两种人都在官场之外另觅栖枝。有以异者，一主进取，一主退守，而其抗拒官本位之价值取向，二者固无异也。惟此两条支流存在，使官本位在全社会做不成清一色。到了民国，又添一条支流，源于自由职业者，成为民意领头羊，影响很大，遥遥制衡政府。原有隐士与时俱进，变成乡绅，透过地方议会，亦能左右舆情。原有商贾更强大了，结成商会，更能牵动政府。以上三种力量，促进宪政民主，隐然成为官本位的克星。不过，官本位仍旧是社会主流，作为观念，根深蒂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孩子想做攀缘植物，羡慕官员坐飞机玩汽车，何足怪哉。便是那些大人，目睹官场威仪何等辉煌，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们的反应，若不是刘邦式的吞清口水，那就是项羽式的摩拳擦掌。视官位为腐鼠的庄子，世间能有几人？

后来革命发生，天翻地覆。乡绅消灭了，商贾消失了，自由职业者消化了。各界人士以干为师，革命本位这回真的把社会做成了清一色，致使愚者大乐，智者隐忧。从此道路愈走愈黑，终陷“文革”泥坑，难以自拔。蹉跎十年之外，方才得以转圜。怎奈此后原有革命本位快速蜕变成官本位，令人痛心。是不是又回到历史怪圈去了？

老朽无能，只好祈望上海男孩真的是在说讽刺话，而不想买个官当。回想十一岁时，放学晚归，灯下看报，只想过当记者，尚未想过当官。头脑里也撒了牵牛花的种子，不过爬向文场，而非官场。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想法，上级二十年前通知“相当于副厅级的待遇”，可见文场亦官场也。文粉搽得再多，终是一张官脸，休想遮住，自炫清高。

前些日晨看凤凰台，陈晓楠说英国调查学童“长大了想做啥”，开列多种职业任他们选。统计结果使人吃惊：２３％想做建筑工，１７％想做明星，而想当首相的最最少。异哉，要怎样的社会才能养成这样的孩子啊？有智者能赐教我吗？

说三道四的资格　作者：朱绍华

最近，北京举办了“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虽然研讨会汇集了不少专家学者，不用说规格够高的，但，研讨会的中心人物张艺谋先生和他所在的新画面公司无人到场。会后，有记者采访新画面的老总张伟平先生，这位张总先是对研讨会表示“感谢”，话锋一转，就说出了惊人之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所谓专家、权威连电影都没有拍过，或拍了根本就没票房，还有什么资格来乱批张艺谋？”

此语一出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们的所谓专家学者，还开什么研讨会，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取得资格？以张艺谋现在的票房和知名度，别说中国现在没有人有“资格”批评，就是把全球电影界知名人士搬过来数数，能批评起张艺谋的能有几个。不知听到此语的专家学者们有何感想，反正笔者是顿开茅塞。

按照张总的“理论”，长嘴的功能看来只有吃饭了。因为作为小老百姓来说，能有资格批评起的只有自己的子女了，要说社会，批评不正之风，不讲其他的，一个“资格”就能把老百姓羞闭过气去。别说批评张艺谋，就是批评那位未婚先生孩子的女明星，谁能有“资格”？你要批评人家，是大姑娘的，先生个孩子再讲话。至于其他人，你连取得“资格”的资格都没有。

张总的“理论”确实有“高明”之处，暂且不说张艺谋的电影，就说中国足球吧，中国足球臭了这些年，招来的批评和骂声恐怕能装满全世界的足球场，但是，人们就光知道骂，就没想到“有没有资格？”你有本事讲，你上去踢两脚试试？没准你比“国脚”还臭。有本事有“资格”讲的只有那些如皇家马德里，可惜人家不讲，你中国足球再落后关人家屁事。

再说官场腐败，按照张总的“理论”，谁有资格批评？人家能“腐败”一百万，你如果能“腐败”二百万，你就有“资格”批评人家，否则，你就闭嘴吧。你自己没本事“腐败”，还去批评别人，你够“资格”吗？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有本事，你也“腐败”一下给人瞧瞧。

张总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张总的“实践”就是票房，你不要管他张艺谋电影怎么拍的，怎么胡编乱造，怎么颠倒黑白，怎么崇洋媚外，该不该撩起中国女人的裙子给外国人看，情愿跪在帝王的面前称英雄，利用“瞒天过海”之势蒙骗观众掏腰包，只要能把观众钱掏出来，你就是“英雄”，至于观众掏过腰包后是什么心情，那就不是张伟平、张艺谋要负的责任了。

笔者很不明白，如果都要“有资格”才能批评或评价一件事或一个人，那么国人里还有几个人能张开嘴？《红楼梦》问世几百年了，研究和评价的著作和人成百上千，如果要说论资格，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再写出一部《红楼梦》或写出能与《红楼梦》齐名的作品的。话再说回来，张艺谋尽管是电影界的奇才，可也不能不让人们去说话去评论，人家一说话，你就说人家是“心态阴暗，嫉妒张艺谋”，你就要人家“有资格”，这是否有点强人所难了？在这里笔者不妨请教一下张总，您吃过鸡蛋吗？您吃过鸡蛋肯定知道鸡蛋的味道，假如您要评价鸡蛋的味道，您是否要先生一个鸡蛋给母鸡瞧瞧，不然，母鸡也会说，连个鸡蛋都下不好，您还有什么“资格”去对鸡蛋说三道四？

信仰　作者：孙少山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贪官们，为什么一“双规”很快就会交待他们的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据说那个李真年轻聪明，学识广博而且意志坚强，是审讯人员遇到的最困难的对象了，几个月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从他开口承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简直刹不住车了，已经深夜了，让他明天再讲，他固执地非要接着讲下去不可，明天都等不得了。要知道，这都是对他极端不利的一些口供，可是他就是非要讲出来不可。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那些革命先烈们，他们为什么就能在酷刑之下坚守住党的秘密，至死不开口？肉体上的痛苦我体验过，有一次在煤矿井下我被塌下来的石头打在背上，我痛得跪在地下一个劲儿地磕头，只求老天爷让我快死了吧。那时候你叫我招供，我会什么都交待。而那些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受的可不是一般的皮鞭拷打，那太普通了，他们要承受的是“老虎凳”，指甲缝里钉竹签，鼻腔里灌辣椒水，等等。单说所谓的“老虎凳”吧，把人的腿从膝盖那儿用绳索紧紧地捆在一条板凳上，然后把你的腿扳起来，往脚后跟下面垫砖头，一块不行再垫一块，那实际等于在活抽你的筋。这个不妨每个人都试一试。可是那些共产党人就硬是挺住了。

而这些贪官们，没用刑就挺不住了。好像没有一个能挺过去至死不交待问题的。这让我困惑了许久，也曾多次向别人请教，他们的回答都不能让我完全信服，有的人说法律上是不准刑讯逼供，实际上还是有变相体罚的。可这，比“老虎凳”还厉害？比指甲里钉竹签还难忍受？显然不是。有人向我说，用心理战术，摧毁他们的意志。可是这些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岂是你那套战术就轻易能奏效的？当年敌人对付我们的先烈难道就不会用心理战术？这也不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我问过一位检察长，他说绝对不是靠肉刑使贪官开口的。至于为什么他们坚持不住，他也说不清楚，他说反正对付他们并不比对付普通刑事犯更难。

最近我又对一位同事提起这个疑问，他说，信仰，是信仰的原因，这些贪官们都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他们和革命先烈们的区别。过去的革命先烈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所以能挺得住哪怕是最残酷的刑罚，什么心理战术就更不在话下了；而这些贪官们他们没有信仰，也可以说他们“信仰”的是金钱，那么一旦金钱失去了，他们的信仰也就自然垮了。

信仰，听起来有些虚玄，实际上，我们哪个人没有？即使一位农民，只要你看他活得津津有味，他就心存一个信仰。物质决定精神是不错的，但在某些时候却偏偏是精神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战胜死亡的只有信仰。临刑时能从容自若，意气昂扬的只有信仰。当年的共产党人他们百折不挠为的就是共产主义事业，他们坚信“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所以他们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今天信仰战胜死亡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那些人体炸弹就是。当然，他们的信仰不一定对。

失去了信仰使得这些冒着人民炮火前进的贪官们很容易就“叛变”，同样是因为失去了信仰使得他们很容易就腐败。

贪官们都承认，是丧失了信仰使他们走上贪污腐败道路的。实际上，失去信仰的何止是他们，现代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某种信仰危机。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信仰的？以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审视，我觉得我的信仰是在“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就失去了，饥饿使人们普遍对过去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五七年反右好像并没有动摇人们的信仰。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林彪的叛逃彻底地推翻了那已经充满了迷惑的信念。

人的精神从高空跌落到了地下，领导者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他们于是也只认识手中所掌握到东西，别的再也难进心中。没有了永久的信仰，还有什么不可以干的呢？即使不贪污腐败，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其实他们也活得很痛苦，不得不天天面对着一大堆假话生活，以两副面孔处世，还要为自己的非法所得提心吊胆。

说“自愿”　作者：陈大超

一个４８岁的男人，在武汉市先后４次持刀抢劫的姐，让人深感意外的是，他竟在法庭上辩称他抢的那些钱，都是的姐“自愿”给他的，而且还是“她们硬要给我钱”，因此称“本案与我无关”。当然，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他的这种狡辩是毫无用处的，法官照样依法判了他１１年徒刑。

看来这个劫匪多少还是有一点“素质”的，他至少懂得干什么事如果建立在别人“自愿”的基础上，自己是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只是到了他这里，美好的“自愿”仅仅成为了他单方面利用的可以蒙骗法官扰乱视听的一种托词，或者说是一种花招。这种人，比起那些至今连世界上还有“自愿”一说都不知的野蛮人，当然还是有些“进步”的。只是表现在类似这种人身上的这种“进步”，反而叫人啼笑皆非，也让人深思。

“原来学校乱收费，是说收就收，根本不跟你打个什么招呼，现在见社会上的呼声高了，意见大了，他们再收费的时候，就让学生带个纸条回来，让家长在上面签个字，表明他们的收费是征得了家长同意的，是建立在家长自愿的基础上的，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你如果不签字，你的孩子在他们那个学校读书就会受到刁难，就会看老师的脸色——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所以我每次签完字就气得把笔一摔，就会生好半天的气！”我的一位老同学曾跟我这样说到学校乱收费的事。是呀，在我们的社会对学校还缺乏有效监控的情况下，学校利用自己占据着的由全社会共同累积起来的教学资源，或明或暗地威逼你“自愿”交那些不合理的费用的时候，你还真的不好办呢——你只好在被迫“贡献”出他们想要的费用的同时，也“贡献”出他们同样想得到的你的虚假自愿！

有些贪官在受审的时候，也说他受贿的那些钱，是别人为了找他办事“自愿”送给他的。但事实上怎样呢？有个“自愿”给某贪官送钱的行贿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不给他送钱不行啊，有关政策明明摆在那里，可是你不送钱他就让你的事无限期地往下拖啊，拖一个月我就要损失几十万啊。”还有一个人说：“官场上的潜规则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你想当哪一级的官，哪一个部门的官，因此你得给某些人送多少钱，这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且你就是为了保你的官你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会让你下来或者把你挪开！”那些贪官，用手中的权力逼着让别人送钱，跟那个抢劫的姐的劫匪用刀逼着别人掏钱，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自愿”，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

某些学校那样做，某些贪官那样说，都是为了推脱责任。是既想让自己得到不该得到的甚至是非法得到的好处，又不想让自己承担有关方面的追究、社会各界的谴责以及法律的制裁。从他们的那种做法里说法里，以及许多类似的做法里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虽然是越来越重视人们的自愿了，但是在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愿的同时，却有不少人在那里制造着形形色色的让人往深处一想就会感到无比悲哀也无比愤怒的“虚假自愿”！

真正的“自愿”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自愿”？我想，那至少是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在背后威逼着的，也是没有人故意在那里提供虚假、不对称的信息进行欺骗和干扰的——由公民自由表达的真正发自内心的意愿。

视觉感　作者：何文玉

笔者是亳州市利辛县人士。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我跟娘赶集，路过公社门口，当我看到“巩店人民公社”的红字牌子时，视觉上有一种敬畏感。

１９６０年初，时任阜阳县（那时还没有利辛县）副县长的徐加强，把我从王人区文工团调到阜阳县曲剧团，当我在舞台后面范老师那里看到“阜阳县国营曲剧团”的字样时，视觉上有一种荣耀感。

一次上街，路过阜阳县人民法院，当我看到那门楼上闪闪发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视觉上有一种庄严感。

那时，不论是在谁家，看到门上挂着“光荣人家”的牌子，视觉上有一种安全感；看到谁家的客厅里挂着“光荣退休”的匾额，视觉上有一种幸福感……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视觉感发生了莫明其妙的大转变。比如，在大街上看到穿着奇装异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视觉上感到“这女人是不是正经”？看到头戴大盖帽的公检法人员，视觉上一怔：这人是否可靠？看到“放心店”的牌子，视觉上感到真有些不放心；看到某干部的履历表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有“硕士”字样，视觉上感到他真有那个水平？不知是花多少公款买的；当接到对方给的１００元钞票，立即对着亮光照看一下，是否是假的？我有一位战友在机关里工作，一次有事去找他。到了机关门口，见无人，便径直往里走，谁知没走几步，被在门里边（大概是传达室吧）一位粗声粗气的人喊了回来：“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战友。”“找你战友也不能不登记呀！”“我不知道。”“不知道？没看见门外那个大牌子吗？”我果真往外走几步，去看一下那个大牌子，这一看不要紧，我的视觉发生了逆转，不久前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某大贪官不就是曾在这个大牌子的机关里上班吗？难道这里面就这一个贪官吗？我不是怀疑一切，也不是神经过敏，我只是说我的视觉感发生了逆转，这种逆转，是我自身的毛病，还是来自外界？好比一口水塘，原本清澈见底，现在的水浑浊了，甚至产生了异味。那么，这变质变味的水，是长期污泥淤积太多的原因呢，还是外界污染造成的呢？

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视觉是辨别外界物体的，视觉感就是对辨别外界物体所产生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视觉感发生的变化，是我的视网膜出现了问题，还是我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在视觉感的十字路上，我茫然了。

读经不如读故事　作者：何满子

司马光小时候与群儿游戏，一个小伙伴爬上一只盛满水的大缸，失足掉了进去，群儿都惊惶逃散，但司马光却勇于担责，情急智生，拣起一块石头打破大缸，放水救了伙伴。这故事现今的少年儿童是否都知道，我不清楚。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要上过小学的便无人不晓；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学课本中就有这样的课文。那时的教科书中孔融四岁能让梨、木兰代父从军这类历史故事很多，也有少量的外国历史人物的故事，如华盛顿砍樱桃树之类。

这些故事不仅益智，而且古人的嘉言懿行对少儿幼小的心灵也能有所启导，产生素质、人格上的良好效应，这是毋庸解释的。

当前不少论者鉴于社会转轨期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浮嚣风尚导致社会道德滑落，加以全球化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文化中的负值因素的浸润，使人心更为颓靡，因而主张提倡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救治之。有人乃至鼓吹国民从幼小起就该读经，电视节目中还播出过一处以旧时启蒙读物给儿童施教的实例。用心也许不坏，但我以为其效果是可疑的。

古今事异，旧时专制政体下的意识、风习和价值观中有不少糟粕，只能批判接受，这是常识以下的道理。对少儿，干巴巴的经书尤其不宜，其效果远不及直观的形象的历史故事。即使对成人，空泛的说理也不如历史人物的具体言行作典范为有效，正如宣扬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比讲大道理为切实。

仍以本文开头举出的司马光故事为例，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不能不深受孔孟三纲五常教育的熏陶，恪守礼法而带有今日看来的“奴性”；司马光倾向保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这之间的是非讲来很复杂，可置不论。他为历史作了巨大贡献却是无疑的，他主编了通史《资治通鉴》这一巨著，大有功于文化。他做人很正派，不失为那种社会中的直士。前述他幼时拯救小伙伴一事，更可看出他人品的一斑。他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这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风范，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那不仅是坦率和诚实，便必须高度的自律，不做错事坏事时刻慎独克己才行。

司马光更突出的是，他刚正直言，敢讲真话。

《宋史》中有神宗死后新君即位之初的一段君臣对答，十分有味：

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

司马光说当时的统治者一面开放言路，欢迎人提意见；一面又设下这样那样的禁限，这条纪律不能违犯，那条规矩不能碰，那么谁都不敢说话，一说就可以纳入犯纪违规的罪状里。开放言路，尊重舆论便只是说得好听的表面文章。司马光看得多透，又敢于直言！这种明智的见解，这种敢讲真话的品格故事，难道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比读经对当代人更有益？！

农民王传永的“收支清单”叫人沉重　作者：张培元

８亩地种一季小麦、一季黄豆，扣除买化肥、农药的费用和一家人的口粮，一年现金收入４１００多元人民币，农闲外出帮人打工赚回３０００多元，为３个孩子教育支出６０００元，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１０００元。这是安徽省濉溪县一名普通农民王传永２００４年的“收支清单”，让人看了心里发沉。（３月８日《华西都市报》）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把这份详实具体的“收支清单”，当作普通农民王传永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切片，我们既能看到工业化给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品尝到他们收获的喜悦，也能感受到农家人生活的重负。它在生动勾画小康社会和谐点的同时，也向社会发出了若干不和谐信号。构建和谐社会，有关部门应首先读懂这些信号，在宏观政策层面和具体操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消弭不和谐，才能抹掉写在“收支清单”里的种种困惑，让群众充分感受和谐，品味和谐。

这份清单最大的“不和谐点”在于，７０００元的年收入，教育支出就高达６０００元。这还只是“一个女儿念高中，两个儿子读初中”的费用。要知道，初中阶段还处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之内，绝大部分的教育成本理论上还由政府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消费已挤占到了农民家庭年支出的８５％以上，我们无法想像，农民王传永将来如何应对３个孩子上大学的局面。如果正常的教育消费都能让一个农村家庭破产的话，我们的教育将越来越远离大众，成为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普通居民家庭无力“购买”教育，对民族素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这份清单再次为持续升温的教育消费敲响警钟。所幸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总理的报告让大家看到了曙光：今年起，国家扶贫县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可以“全免费上学”了，到２００７年，全国农村所有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可以“全免费上学”。

这份清单最发人深省的“不和谐点”在于，７０００元的年收入，“收支清单”上竟没有一角钱的文化开支。不是农民不需要文化消费，更不是农村就是天然的文化沙漠，用王传永的话说，是“没有这个闲钱啊！”城里人能看电影、唱卡拉ＯＫ、泡吧、旅游，农民何尝不想趁农闲潇洒走一回，可惜他们精打细算，就是找不出多余的钱。７０００元的收入，刨除孩子上学的费用，只剩下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能结余多少钱呢？近年来农村文化生活日渐贫瘠，很多地方在公共娱乐设施方面的投入基本为零，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这份清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和谐点”在于，一个普通农民辛勤劳作一年，也只能勉强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勉强”二字让人看到了王传永左支右绌的窘状，也发出了耐人寻味的预警信号。一个缺乏积累的家庭，不仅持续提高收入的动力源不足，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也极其脆弱。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遇到天灾人祸如何应对？从这份“收支清单”里我们找不到答案。这提醒各级政府，要把农村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尽快纳入工作视线，切实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和谐社会，需要就是这种细节上的高度“和谐”。

这个问题该谁想　作者：岳　扬

有家机构做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民工。有一个提问：让你走出家门来到城市做民工的最大理由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惊人一致：为了孩子读书。除此之外，关于一个男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风险、社会保险等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一致：没想过。

调查的结果让那家机构很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正是那些民工们“没想过”的问题。如果一个民工说他总是通过看黄色录像来解决生理问题，或者说通过偷偷看一下那些城市时髦女人来缓解生理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在媒体上发布民工的所谓现时“生理形势”之类的报告。如果民工说很关注社会保险，那么他们一定会说民工的保险意识在进步。

关于“为了孩子读书”这个调查结果，他们认为“做不出什么文章”，因为这样的问题太大众化了，没有“隐私”，没有“社会轰动性”，所以这个调查最终被束之高阁了。

我是从一位在那家机构工作过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一“内幕”的。听了他的讲述，我沉默了。这些民工兄弟们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难道真的不想到自身的安全吗？他们真的不会想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吗？——正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要让位于“为了孩子读书”，所以他们无法仔细深入地想其他问题。然而我认为，“为了孩子读书”恰恰不应是他们想的事——这应该是政府该想的事啊。

民工兄弟无心考虑其他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愿自已的子女有知识有文化？然而在安全事故频仍以及出事后面临重重索赔难关的现实困境面前，民工兄弟们也要多想一想这些关乎生死安危的大事啊。对于政府来说，该政府想的事，即便个人花再大的力，也不能解决普遍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像那些有孩子上学的家长一样日思夜想，加以解决。——该谁想就该谁解决，这难道不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社会资源最佳分配原则吗？

应该说，从这则被束之高阁的调查报告里，透露出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透露出处于城市边缘的民工阶层的无奈与悲怆，我认为这才是民工内心真正的“隐私”，才应该是具有“社会轰动性”的真材实料。

四条新闻一声叹息　作者：流　沙

第一条，来自哈尔滨。去年该市共有７．２万对新人结婚，１．５万对夫妇离婚，与２００３年相比，结婚率上升约３３．３％，而离婚率则上升８７％。照这速度离下去，哈尔滨人不久的将来岂不都将成为单身？

第二条，还是来自于哈尔滨。因丈夫网婚，妻子林女士一怒之下以“重婚罪”将丈夫告上法庭，并要求精神赔偿。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婚姻实行登记原则，因此不具备这一法定要件的“网婚”，没有重婚之嫌。林女士很伤心，男人很开心。

第三条，来自南京。一位叫凡林（化名）的年轻女士，因丈夫对自己产生“审美疲劳”，于是决心拜一位小姐为师学习一些性技巧，以“捍卫”自己的婚姻。用她自己的话说，既然小姐能让自己的丈夫放松和愉悦，“相信她们肯定有她们的独到之处”。

第四条，来自湖南。现在已经炒得纷纷扬扬了。年已七旬的湖南常德最有名的千万富翁，常德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巢中立穿戴整齐吊死在楼梯上。巢在遗书中自称，他和２０００多个女人上过床，他的钱很多都花在女人身上。

性、爱情、婚姻，永远无法说清，又不得不说。第一条新闻，与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有直接关系，手续、程序上的简化，方便了那些碍于面子将就过日子的婚姻的“解体”，也顺应了个性张扬的现代人追求婚姻生活质量的要求。结婚是一种自由，离婚也是一种自由，两种自由都受法律保护。因此，我们无话可说，你们要离就离吧。但是，自由难道可以来得那样轻轻松松，唾手可得？对于婚姻，你选择了自由，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譬如财产、譬如子女、譬如心情。

第二条，从“网聊”到“网恋”，再到所谓“网婚”，求的是什么呢？说白了，一种好玩的欲望罢了。据统计，参加网婚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１０万之众。而在６２６３被调查者中，３２％的“一夜情”是通过网上“成交”的。——爱情和婚姻如果没有责任，没有压制住“好玩”的心态，在这个大讯息、大交通、大流动的社会里，什么都会发生。然而丈夫道德败坏去找小姐，妻子却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要找小姐学习性技巧，难道幸福竟然就是“性福”吗？

而第四条新闻，更让我们瞠目结舌。巢中立打破了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与１０７个女人有染的纪录。这些人物，把人性中之恶无尽地释放出来，让人感到恶心。

著名养生专家洪昭光教授作客央视，他说：“腐败者短寿，一个不知道如何控制欲望的人，必被欲望杀死。”人欲如火，生生不灭。一个人的品德或者人格魅力，无非是在欲望面前能否把持得住。而人，往往总在欲望中挣扎。

想起了电影《一声叹息》。故事是假的，而那种左突右撞的情感纠葛却是真的。

达标　作者：李　醒

Ａ县正在全县实施着教育达标工程的活动。尽管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从事达标工程，但县里和教委的领导决心却很大，一心想让全县的教育设施达标，在取得名次上一显身手。在解决资金的问题上，他们自然动了不少脑筋，也想了不少办法。但主要还是采取了“赊、借、垫支”等方式。赊，就是赊账，即用别人的建筑原料，先不付钱，等以后有了钱再还账；借，就是向有钱的个人借钱；垫支，就是让包工头、承包商先垫上。全县３０几处工程，包工头有垫５０万的，有垫３０万元的，少的也有十万八万。县里还跟包工头订立了合同，答应他们建好后６个月付款。与此同时，他们还体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精神，让群众集资办学，凡建校的村镇，群众每人集资３０元。这样一来，基本上就解决了工程所遇到的难题。

资金等问题解决后，承包商和民工们经过几个月的加班加点和日夜奋战，全县３０多座教学楼终于拔地而起，而且质量良好，学生吃住配套齐全，经验收符合质量标准，达到了上级规定的要求。于是，市报报道，县报宣传，一时间，Ａ县的达标工程名声大震，贫困县教育工程达标，上面也非常欣赏Ａ县的这一做法，市里还专门在Ａ县召开了的教育达标工程现场会，推广了Ａ县的经验，现场会开的轰轰烈烈，Ａ县由此而出名。

时间一晃就是半年，达标工程的赊、借先不去说，欠包工头的钱还期已到，可县里却迟迟拿不出钱来偿还包工头，包工头一次次要钱，可县里总是说没有，让等等再说。可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家里可是连一点钱都没有的啊，有的包工头垫支的款项因是从银行里的贷款未能及时还上而被起诉，还有一个因贷款问题被判了刑。更令人头疼的是，他们因没有钱支付民工的工资，许多领不到工资的民工就在包工头的家里蹲着、住着，不给钱就不走，并把包工头的家资拿去做了抵押，几个殷实而富有的包工头转眼间倾家荡产，富翁变成了负翁。无奈的包工头一怒而把自己所承建的教学楼用铁锁锁上大门，谁也不能出进，并解释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县里给钱，就立刻开锁。被赶出校门的学生只好暂时停课，有的不得不在院子里上课，寒风中，学生们冻得瑟瑟发抖，而另一包工头因要账被逼喝了药，幸亏抢救及时而脱险，而被赊、借的货主也经常不断的找上校门来要账，学校不时的为讨债所困扰，原本很清静的地方变得很不清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Ａ县因教育达标工程而名声在外，还有几名干部因上级领导的赏识而得到提升，走上了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　作者：塞尔西奥．西奈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煮的咖啡是最香的，每天上学前，他都为我和弟弟煮咖啡，制作美味的早餐。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在我的房间里摆满了书，让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最喜欢听我讲笑话。我只要一开口讲，他的脸上就流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只要妈妈一声召唤，他就成了厨房最好的帮手，干活是那样仔细认真。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的书法是那样苍劲有力，美丽流畅，看他写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以实际行动教育我男儿有泪不轻弹，虽然他有时也由于过分激动和痛苦而落泪。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对我关爱有加，经常用温暖的手抚摸我，用柔软和潮润的嘴唇亲吻我。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总是前往俱乐部看我打篮球，尽管他对这项运动一窍不通。我刻苦训练，用进步博得他的欢心。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尽管他不会骑自行车，但在我学习骑车时他一直在后边扶着，在我学会掌握平衡之前从不松手。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在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脸上充满了自豪。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童年时谁都没有像他那样耐心地给我讲故事，只要我愿意听，他都会满足我的要求。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这并不重要！我的爸爸是个小人物，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总之，是个好人！

阿Ｙ外传　作者：李旦初

阿Ｙ者，某省某地人也。姑隐其名，取汉语拼音ｙａｎ之第一字母而称之。年过花甲，混迹官场４０余年，历任本省某厂副厂长，本省某局副局长，本省副省长，后调往外省，可谓官运亨通，与时俱进。然其官愈大则心愈黑，心愈黑则贪愈狠，于高官任上，伙同其情妇、公子、秘书、亲属一干人等，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以权谋取不义之财达数千万之多。某年某月，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至今下落不明。今据权威媒体披露，摭其遗闻逸事，缀为套曲，题曰《阿Ｙ外传》。自此曲出，凡当今贪官污吏名声显赫者，皆可唤做阿Ｙ（读歪）。是为序。

【中吕·粉蝶儿】世事沧桑，大舞台人人亮相。众贪官粉墨登场，一会儿笑哈哈，一会儿悲切切，几般模样。那主角儿阿Ｙ东躲西藏，好似那搭儿野魂游荡。

【醉春风】年轻时他也曾立志树雄心，逢人谈理想。年方二十便捧着文凭进了厂，心儿里痒痒。端的是美梦成真，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迎仙客】头无雪，鬓无霜。十年浩劫受轻伤。忽闪闪青山挥剑斩豺狼，暖融融一夜春风医好疮。举国欢腾，四海迎开放。

【红绣鞋】商海洪波激荡，官场黑店开张，乌纱上市也寻常。组织部来了新部长，门客们日夜敬高香，真个是生意通四海财源达三江。

【幺】部长高升省长，眉飞色舞如狂，封疆大吏更风光。有钱鬼推磨，有奶便认娘，有权不用枉费了一番苦心肠。

【十二月带尧民歌】平日里他装模作样，上台来也冠冕堂皇。嘴皮儿挂着小康，心窝儿贴着私囊。假话连篇掌声雷动靠的是美丽包装，笑出的皱纹里都把谎言藏。（过）一壁厢倡廉反腐打官腔，一壁厢权钱交易昼夜忙。一壁厢扶贫嚼着口香糖，一壁厢珠宝金银集装箱。贪赃，不赃白不赃，干脆蛇吞象。

【幺】说什么文明风尚，说什么打假扫黄。瞧他那德性把发妻儿抛将一旁，管他娘独守空房。上海滩购的别墅豪华敞亮，金屋儿藏娇喜气洋洋。（过）梦悠悠呼云唤雨到高唐，美滋滋倒凤颠鸾赛襄王。说不尽的风流韵事效隋炀，道不完的桃色绯闻满西厢。肮脏，不脏白不脏，今儿个的贪官们都是一球样。

【尾声】忽听得轰隆隆晴天霹雳响，原来是审计风暴排山倒海声声掀巨浪。霎时间江南江北关内关外一群贪官儿锒铛入狱落天网，哎呀呀阿Ｙ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处是四面楚歌铐儿响。

以民为主是和谐之源　作者：朱学勤

朱学勤先生简介

朱学勤：男，１９５２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７０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１９７２年进工厂做工。１９８５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１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１９９２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１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这是改革开放第２５个年头，背负两千年帝国传统、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一个巨型社会，正在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

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社会学则说得更为具体：当发展中国家突破人均产值８００～１０００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经济统计告诉我们，２００４年的中国恰好跨进了这一门槛。由此而言，这一年出现一连串社会冲突新闻无论是全局性的信访洪峰，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群体事件，都不应该让人意外：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区域，这是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标志，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智慧化冲突为和谐。

２０００年封建传统，１５０年血火历程，３０年“阶级斗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沉淀有种种戾气。西南小市街头，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点燃民众愤怒，并迅速扩张为街头暴力事件。所幸地方当局“柔性处理”，化解了这一突发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证明现代化确实带来不稳定，而“柔性处理”则意味着政治文明的积累。循此方向，方能顺利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此为前提，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软着陆。

然而，时下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理解并接受什么是“柔性处理”。在另一些地区，官员为寻找不到民众对话代表而发愁；一旦事件平息，则“枪打出头鸟”，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愤”。秋后算账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在社会总效果上，则使民间积怨重归沉默，沉默一旦爆发，最终牺牲的是当地社会的和谐。

以往种种悲剧性事件说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在这个社会的外部，而是社会内部部分官员对民众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绝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妖魔化”，首先就应该反对这个来自内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冲突，不能坦然视之，遵循法治轨道理性化解，而是视之为洪水猛兽，急欲打压。

改革开放进入第２５个年头，已经出现“开放”推动“改革”的深刻变化。今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第三年。各行各业都在清点入世以来的成绩单，国外的评价似乎也令人满意。但是不能忘记，在经济运行“入世”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签署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这是政府诚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们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积累起与经济入世一样令人瞩目的进步记录，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格问题，也不必满足于拉美、南亚这些国家相继承认，应该获得更为可喜的进展。

改革开放进入第２５个年头，还出现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动局面。民众知情权的步步扩大，必然带来步步扩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以“知”为“道”，以不“知”为无“道”。一个不“知”无“道”的社会，是一个愚昧社会，愚昧一旦沉默，则深不可测：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近些年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以及最近报道宿迁３０００干部向民众不仅“述职”还要“述廉”的做法，都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扩大民众的知情权。“重大事务要让人民都知道”，这是现代和谐的根本保证。现代和谐与古代和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而后者仅仅保持民众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开、民知初现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谐”抑民主，则和谐与民主皆亡。

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毋庸讳言，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态不一所取代。人们的分歧所在，并不在于谁要社会公正谁不要社会公正，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不公正，怎么样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的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利不平等。是权利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利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利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２５年来，中国曾经错失过多次能够以比今天更小的代价处理这些问题的历史机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赞成某种不负责任的倾向，以暴易暴只能是以另一种不公正取代目前的不公正，重新开始又一轮历史循环。我们也不赞成甘言饴人，以道德怜悯来满足道德自恋。是权利的问题，就应该从权利配置来解决；是制度性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突破。我们目前尚能谨慎乐观的原因在于，２５年的改革开放虽有波折，但还在前行；而社会进步则获得了自我惯性，甚至产生了自发创新的机制：如浙江出现集体工资谈判，劳资互利；如怒江、虎跳峡大坝之争，弱势者身后出现了自发的ＮＧＯ力量；而银川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也能以罕见的政府妥协而告终。

这一年谁都在说“以人为本”，人们乐于接受。从去年的“公民维权”到今年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其他，而是“以民为主”：让每一个农民、市民都发展为权利自足的公民；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文化活动的主角，还有政治参与的主人。

波尔布特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朱学勤

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显示：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３．５倍、１６．５倍、５５．５倍、２８１．５５倍、３２３倍；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地方高校２００３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６３．３％，高于２００１年这一比例７．９个百分点。在这组数据的下面，当然是农村中小学的普遍衰败，衰败延伸入城市，才出现了这一幅令人不安的大学资源分布图。日本在明治维新做到的事情，１２０年过去，我们到今天还是没有做到。３０年前我在中部山区执教，读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读到“至今日本农村中最好的建筑，还是６０年前明治时期的小学校舍”，曾心潮难平。３０年回去再看，我们最破败的乡村建筑还是小学校舍，夫复何言？

如果说，居民二次分配不公是威胁当下社会和谐的表层危机，那么，教育不公则在挖掘社会深层危机，而此类危机多半隔代发作，却更容易为社会忽视。社会学研究证明：社会革命的播火者多半是被高等教育门槛拦截在乡村社会的“有志”青年，组成他们革命“志气”的前一半是对外部现实的嫉恨，另一半则是原欲进入社会精英阶层以改变个人处境的欲望受到了阻遏。司汤达一部《红与黑》的意义，绝不限于讲述那个风骚国度激情年代家庭教师勾引市长夫人的艳情故事。“于连”这一文学形象镌刻在２００年来“革命领袖长廊”上，确实具有“革命”意义：既能帮助人们回忆什么是以往的“革命”领袖，也能帮助人们辨认什么是正在出现的“革命”领袖：尽管他今天也许衣衫褴褛，离开农村课堂，恰好被城市居民召进书房打扫卫生。只要他在书房里能够恨恨凝视那些他不得不放弃的书本，你就应该留意，将来某一天风云际会，这位“有志”青年完全可能再一次发动焚书坑儒。托洛茨基是这样养成的，波尔布特也是这样炼成的。今天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时期的教育质量已经不可比拟，却再一次将农村子弟排斥在大门之外，难道忘记了当年为排斥湖南青年毛润之付出了什么惨重代价？但是当事人不会忘。５０年后，他与梁漱溟清理旧账，就端出了当初寄居门房为北大教授开门的心理感受。

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毕业时才告诉我：“寒暑假回乡，我不可抑制地想做一个革命者；假期结束回到你这里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我才能恢复为某某主义者。周而复始，这３年我是在拉锯中度过的。”

感谢他给我留下如此真切的临别赠言。我无法保证，再有３年，他是否“恢复”为另一种主义？要消解波尔布特，应该从源头做起，源头之一就是开放教育资源。选择市场经济，当然就选择贫富不均，但并不是选择两极分化，更不是选择波尔布特。把攻击矛头引向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在维护教育的垄断化，是教育垄断而不是教育产业化，才是教育腐败乃至资源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仅仅在法律上承认民间集资办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撤除种种政策限制，让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以打破教育垄断，让更多的待学青年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九年义务教育制写进了教育法，在形式上接近了明治时代，同时却大肆宣传希望工程，而后者的存在其实是对政府应该承担教育经费的讽刺；有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却让更多贫困人口自我负担教育费用，那就只能视为肉食者甘愿坐等波尔布特兴起。

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　作者：朱学勤

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

所以，应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弱点，而不是以落后制度放任人性。

４月间，美国军人虐囚丑闻传出，同时传出的新闻，还有美国人质被恐怖组织斩首的报道。当时我曾经留意中文传媒对这两件事的报道，比例为１０：１。对美国军人的丑恶行为怎么谴责都不为过，拉姆斯菲尔德应该引咎辞职，才算有个交待。但是中文传媒对这两起事件报道严重失衡，也同样引起我不安。

６月上旬，阿富汗枪声传来，中国劳工１１人在睡梦中被打死，恐怖阴霾逼近中国，容不得你以邻为壑，冷眼旁观。６月１３日，恐怖组织在沙特又宣布绑架新的美国人质，并要“像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一样虐待他”。就在这一天，我上网检索。用“百度”，查“美国人虐囚”，４４７０条，查“美国人被斩首”，１７５０条，基本是４：１。用Ｇｏｏｇｌｅ，前者出现１０１０００条，后者２４８００条，５：１。比例较两月前有所调整，但是远未达到平衡。而且所有的中文传媒，也只是报道，没有评论。

虐囚军人已经被押上军事法庭，绳之以法；而私刑斩首却还在持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不受法治约束，而且还不受同等程度的舆论谴责——至少在中文传媒是如此。看来，有些常识性意见不说是不行了。

我有一个美国同行，教授。每一次来中国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就近找个咖啡馆放下电脑，整理刚刚结束的访谈。连着三个暑假都是这样，日暮方归，汗水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你不感佩。但他也有个对他来说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我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我能理解甚至支持这位同行的嗜好，那些刚出炉的美国软件，如果在北美本地买，实在是太贵了，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的地步。但私下也想：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允许他这么做吗？看来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哪怕是教授，更遑论军人。

教授买盗版软件与军人虐待被囚战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中可以认识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是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弱点，还是以落后制度放任人性？甚至没有制度，只是以原始社会的血腥复仇来鼓励并放纵人性中最为残忍的一面？

５月上旬我在香港，邂逅《南方周末》老朋友鄢烈山。老鄢放下行李就骂娘，说是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一点没有文明习惯；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我劝老鄢息怒：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普天下的人性都是欺软怕硬。中国人过去说“软绳捆硬柴”，其实就制度与人性而言，恰恰应该反过来说：“硬绳捆软柴”。哪怕是西方人，无论高傲的美国人、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并同情那个虐囚女兵的母亲，为什么在美国本土闻讯之后会如此惊呼：“天哪，她在家可真是个老实孩子啊！”

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随着大陆开放，普通百姓接触西方人的机会日益增多，早期对西方人的好奇和崇拜会打破，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都具有普遍人性；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并不是莫非王臣，而是长着同样屁股的猴子。这个时候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我们确实看到了虐囚，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虐囚这一边，是他们自己的传媒出来揭露，是他们自己的法治在审判出轨者；而我们几乎与此同时还看到了砍头，却看不到同样的传媒，同样的制度约束。

至于那些被释放的伊拉克战俘，居然有人表示，特别想去美国定居，“体会一下美式的人权与自由”。看来那些伊拉克战俘可能要比局外人明白：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制度？什么是脱离制度约束的人性出轨？

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媒体应该怎样做，才能在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不是放纵这些恶的东西上，履行自己的应尽职责？

一边痛恨腐败　一边同流合污　作者：欣　然

最近，网上就理性看待腐败的问题讨论得很热闹。看来腐败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不然大家何以争论不休。正因为腐败问题很复杂，我想，我们更应当理性地谈论这个问题。

细品网上对反腐败不太满意的言论，其内容不外两个，一是对腐败分子的不满，二是对政府反腐败效果不太满意。网民们对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腐败分子，义愤填膺，与之不共戴天。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当腐败出现在身边时，一些人的态度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前不久，黑龙江省某区搞过一个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损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有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广州市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在市民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十件事情中，腐败排在了第一位；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最不能容忍朋友的十大缺点中，腐败却排在了最后一位。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估摸，八成的人之所以沉默，恐怕与切身利益有关。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腐败是个什么态度？鄙视、以腐为耻，谁要是腐败了，全家人都抬不起头。可现在呢？可能还会有许多人坚决抵制。但恐怕也有极少数人会说，“奶奶的，我怎么就买不着官、搂不着钱呢？”这种人对腐败虽有恨，但更多地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行贿受贿。比如，以大肆卖官而闻名的吉林靖宇县县委书记李铁成、黑龙江绥化的书记马德，他们的堕落能说没有一些人的添的砖加的瓦吗？也正是由于社会上有这样一些的“添砖加瓦”者存在，才构成了腐败赖以生存的黑色社会基础。

老祖宗教育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呢？在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认同腐败乃至与之同流合污的行为认为是恶了吗？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我们敢于站出来说过“不”吗？河北程维高案影响那么大，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与之公开斗争的不多，一个普通干部郭光允与之进行过坚决斗争。那么其他人呢？都是聋子或者是哑巴吗？显然不是。沈阳马向东那么大的问题不也就一个老干部周伟一直在反映吗？其他干部一点都不清楚吗？肯定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已，这恐怕是一些人的真实想法吧。现在，在少数地区和部门，送礼办事是正常的，不送却不正常。对有的人来说，送是被迫的，要不然，事情就办不成。对这些人的行为，当然可以表示理解。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都这样下去，反腐败就真的没希望了。看来，清除腐败，人人都要作点贡献，即使是那些被迫送礼的人，也应当作点牺牲，决不要迎合不正之风了。想象一下，假如人人都敢于对身边的腐败行为说不，那我们的头上该有一片多么明朗的天空！反腐败靠群众，群众应该怎么做？我们普通人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用我们每一个人微薄之力合力挖掉腐败赖以生存的这个黑色的基础而已。

有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为这种腐败行为所累，都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浸于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去利用腐败的方式谋取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拿了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在痛斥这种腐败行为的时候，是不是也应扪心自问——对反腐败，我做了些什么？我扮演了什么角色？是隔岸观火还是赤膊上阵了？是坚决地与之斗争了，还是也“腐败”了？

理性看待“八成人对腐败沉默”现象　作者：邵道生

欣然先生在《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一文中引用了这样两个调查数据：前不久，黑龙江省某区搞过一个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损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有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广州市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在市民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十件事情中，腐败排在了第一位；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最不能容忍朋友的十大缺点中，腐败却排在了最后一位。

于是，欣然先生得出了“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这样的一个貌似正确实则荒唐的结论来。

于是，欣然先生对“八成人的沉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似乎这些人就是“腐败赖以生存的黑色社会基础”。

怎么看？错，而且，这，真还不仅仅是一般的错。

为什么说其错？就是因为欣然先生还不能理性地看待“八成人的沉默”。

首先是怎么来看“八成人的沉默”。根据笔者对国民心态长期的研究，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既有对自己利益受损的愤怒，又有一种毫无可能得到实现的阿Ｑ式的自嘲……总之，若是将“八成人的沉默”都归之为“奶奶的，我怎么就买不着官、搂不着钱呢”这样的心态，就全然是错的了，而欣然先生文章的观点却是浸润了这一危险的想法。

其次是怎么看待河北的郭光允现象，怎样看待沈阳的老干部周伟现象。我想，若真是能理性看待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将板子拍到河北程维高、沈阳马向东的头上。他们的腐败势力太强大了，强大到了一般干部、一般百姓不敢说话、不敢反抗、不敢斗争的程度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工作、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家破人亡”等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欣然先生完全可以平心而论，就你这样高水平的人，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啊！所以我是压根儿不同意将“八成人的沉默”看作是为腐败“添砖加瓦”。如果这样看，中国的反腐败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广大的老百姓真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就以与反腐败有着天然联系的人民群众信访工作来说，２００３年的信访超过了１０００万件，而且据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指出，自１９９３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１０年。这一数字至少说明，群众中，尤其是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是敢于起来“斗争”的。然而结果又是如何呢？据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大量研究表明：“我们调查发现，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２‰。”请欣然先生注意“２‰”这个数据，我们政府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就是这么低下，能叫老百姓怎么办？“假如人人都敢于对身边的腐败行为说不，那我们的头上该有一片多么明朗的天空！”这原本不应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然而，在反腐败斗争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前，恐怕这也基本只能属于“乌托邦”了。

２１８．８０．１１网友说得好：为什么现在有些群众对于反腐败的热情“减退”了？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本太大了，现实生活中有“好下场”的举报人不多，而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却不少；第二，群众个体反腐败的力量太薄弱了，群众个体反腐败要面对的对手往往都是掌握各种资源优势的“腐败利益集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第三，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功率”太低了，腐败者往往是处于“强势群体”之中，而反腐败的群众一般都是“弱势个体”。所以，反腐败成为“任重道远”的事情。

我并不否认欣然先生指出的问题的存在，但是我反对欣然先生在分析反腐败形势时将板子拍到“八成人的沉默”头上去，更反对将这些人看成是腐败的“添砖加瓦者”和“腐败赖以生存的黑色社会基础”，因为这压根儿是一种“本末倒置”！

范仲淹看望小人头目　作者：刘兴雨

谁都知道，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尤其像范仲淹这样堂堂正正的君子，具有光风霁月的品格，说他与小人交往肯定没人相信，忠奸自古同冰炭嘛。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的磊落，一是上书反对权势熏天的刘太后，一是与宰相吕夷简当面冲突。

刘太后就是民间传说中搞狸猫换太子把戏那一位。当时她像武则天一样不可一世，大伙全巴结她，她过生日，礼官提议仁宗率百官献寿，范仲淹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坚决反对，太后一听，不高兴了，让宰相讨论。宰相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把范仲淹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进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得无以应对。不仅如此，他还上疏请求太后还政，虽然因此被贬斥，依然泰然处之。

吕夷简是当朝宰相，曾三次拜相，权势炙手可热。有一次，俩人在一起议论人物，吕宰相说，我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难怪李贽说出这样的话“宋亡，范公不亡也”。

１０３５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担任权知开封府的重要职务，他精心画了一幅《百官图》呈献皇上，指明谁谁谁的升迁夹杂了宰相的私心。吕宰相当然不能接受，就以“越职言事”的罪名，把他请出京师。不仅如此，吕还让人上书，请求在朝堂上立一块“朋党榜”，将范仲淹等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使大家引以为戒。

两个人几乎不共戴天，谁要说范仲淹曾经看望过这个小人头目，不要说他儿子，就是我们都不相信。

在范仲淹等人的心中，吕夷简无疑是头号小人，他应对国家的一切内忧外患负责。

而吕宰相也有他的苦衷。他入主中书之日，国库空虚，机构臃肿，边境告急，盗贼遍地。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夹在自负的太后与懦弱的皇帝之间无所作为。但他也不愿与人结怨太深，在范仲淹被贬几年后，他又举荐范仲淹任了重要官职。那时宋夏战争爆发，他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使他能立功边陲。

得知这些，范公在离开政府的时候，专门看望了奄奄一息的吕宰相。吕宰相逝世，范仲淹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范仲淹的儿子范存仁，否认此事，称“我父亲至死未尝解仇”。欧阳修在《范文正神道碑》中说“二公晚年欢然相得”，范存仁请欧阳修修改这—段，欧阳修很不乐意，说道：“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你们还年轻，怎么会知道？”

范仲淹后来也开始对庆历新政进行反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汉代的李膺，就是因为处世黑白太明，尽管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却遭禁锢戮辱，引起邪正相激的内耗，以致汉室速亡。前些年几位君子同道感遇激发，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召来群起而毁之的结果。我今天才懂得，若与国同忧，就不要专尚名节，因个人意气误了邦国大事！”由此，范公进一步总结立朝处事的要诀“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厚于己也”。此话如果不是收入《范文正公集》，别人也许不会相信是他说的。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道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有时竟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可能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好毕恭毕敬。同僚之间，像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像同属于一个男人的妻妾般争风吃醋。多少人，在刚进官场时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仿佛要横扫天下，澄清宇内一般。可碰了大大小小的硬钉子软钉子后，就不得不踌躇彷徨，不得不改变策略。领教厉害之后，好一点的，我行我素；差一点的，就随波逐流，甚至干脆与丑恶同流合污。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有另外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了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上常常划分君子小人，可实际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我们不得不检讨，我们的生活里为什么充斥这些概念，而不是别的。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有时，在那里并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的，明天可能就变对，而今天是对的，明天可能就成错。就像以前提倡上山开荒，今天又退耕还林；以前光讲产量，现在只讲推销。比如在军事上的进攻与防御，在建设中的统一与分散，由于所处位置不同，见解常常不同。由此划分出的力量不会一成不变，不必因此就把对方当成阶级敌人一般，斗得你死我活。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就会发现，许多当年的争论是那样幼稚可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觉得对方也很有道理。就像范仲淹所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只要自己不贪污，不枉法，不有意陷害，不公开欺骗，不冒领荣誉，不诬告别人，不卖主求荣，大节无亏，工作上争争吵吵、眼高眼低，十分正常，谁也不会永远正确。

也许就因为明白了这些，范仲淹才去拜见当年的对头，他心目中的小人头目，而且在这个人去世后还写下了情意真挚的悼文。

我为梁任公一大哭　作者：郭松民

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１３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在奉天的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关系之亲近。

说起来，日本对梁启超是有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后来，蔡锷在云南反袁，梁启超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历尽千难万险，将他送到了南宁。梁启超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对日本的这种感情和祖国民族的利益发生碰撞时，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１９１５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义愤填膺，接连发表文章，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很多日本报纸因此指责梁启超“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梁启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坚决站到了有恩于他的日本的对立面。不过一向自信的梁启超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自以为神圣的感情会在几十年后被人用轻蔑的口气说成是“五四以来的精神病灶”。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等等，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是反对民族主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从前的梁、康、陈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往往能够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面提到的那部分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个中逻辑正像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梁任公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却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难怪要遭人怀疑有“精神病灶”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如果都如怀疑者这般“精神健全”，今天我们怕是要用日语来写文章了。每念及此，总要为梁任公以及和他有着同样“精神病灶”的先贤们抱屈。在梁任公拍案而起，为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大声疾呼拒绝“二十一条”９０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我为梁任公一大哭！

“人”之断想　作者：春　翔

一

１０多年前，看了老鬼的《血色黄昏》，他在此书后记如是说：都说“文如其人”，我妈妈怎么不“文如其人”呢！（注：老鬼的妈妈乃《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笔者颇有同感。当今社会“文如其人”确实越来越少了。人用文字表现自己是一回事，在现实中表现的人是另外一回事。盖因为那文字是用来换银子的，而词句之优劣或能否取得读者乃至权威之认可决定文字之价格也，所以要包装；而在大地上行走的人是无法包装的，于是就“文不如其人”了吧。笔者幡然醒悟：一篇文章虽然注着作者的名字，但因为那文章是商品，其实并不代表或并不完全代表作者自己。窃以为，商品社会最显著特征之一：人格被当作商品出售。

二

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是要保持说“皇帝没有穿新衣”之童贞；一个社会，最要紧的是允许暴露没穿新衣皇帝之丑陋之处。不说真话，既是个人之悲哀，也是社会之悲哀，二者互为滋养恶性循环。社会良性循环之必要条件在于：个人说真话，社会为说真话的人提供保障与充分发展之条件，对此不能以任何“理论”和借口加以拒绝。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

西方哲人曰：“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我赞同这一理念。我的全部尊严正是由我的思想构筑的，我站在自己的思想阵地上，思索着，观察着，迈着自己的脚步走向社会，哪怕厄运重重，但时刻捍卫着自己的尊严——思想。我甚至觉得，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做到“在思想面前人人平等”。“文革”中，当用“全面专政”对付异己思想时，在法律面前能够“人人平等”吗？所以，“在思想面前人人平等”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必要条件也。我同时还认为，独立思想决定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便谈不到独立人格，而独立人格离开了独立思考便无从谈起。要做人，并且保持人之尊严，独立思考吧！

四

这个星球上，最自由的是人，戴着桎梏的也是人。桎梏是自身的，又是社会的；既束缚这一个，又束缚那一个，难以完全摆脱，无法彻底砸碎。人类诞生了几十万年，追求了几十万年。无数个生灵消失了，亿万个躯体腐烂了；旧的桎梏粉碎了，新的桎梏又铸就了。我是人类之一分子，与整个人类的联系如何？如何在这种联系中确立自己的正确位置呢？唉，短暂人生受到多少限制与束缚啊！

五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男人能够被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反正，我生活的周围没男人——既没有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汉子，也没有那种“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之男儿。阳刚之气没有了，斤斤计较，虽路见不平，但如果对自己没利或者可能不利，绝不出手，颤颤抖抖，扭扭捏捏，男不男，女不女，就像影视上时常出现被阉了的阴阳怪气太监一般，只剩下了在角落里偶尔骂几句，以显示愤世嫉俗，和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代变异了，长此下去，我真担心这个民族的下一代会不会把这种变异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代代相袭。相反，只是从某些女同胞那里，我才见得几分往昔男儿之豪爽，使我知道这个民族的阳刚之气还没有灭绝。我为中国男人悲哀。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得知道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得好，不必做男人，而必须把自己阉了——或忍痛或欢喜着割去那股阳刚之气。

六

我睁大眼睛看，但见那物有的少胳膊，有的缺腿；有的倾斜着，有的驼着背，——怎么不见一个顶天立地？于是，我便不知道“人”是什么东西了，只能暂时定义为：人，两条腿走路之不明之怪状物也。

戏说《西游》　作者：刘国正

一

花果山的猴子猴孙惊问：“大圣爷，您是怎么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

悟空答：“我给佛的每个手指头戴上一枚二斤重的金戒指，每个戒指上镶有一颗３００克拉的钻石。”

二

老鼠用手枪的枪管敲击着猫的头盖骨说：

“跟我过不去没有你好果子吃。要你认识认识我，我是如来佛的宠物，大雷音寺供养的长生鼠。”

三

孙大圣被闷在老君炉里，受三昧真火烧了七七四十九天，跳出来没烧损一根毫毛，缘由是：炉里设有带空调的包间，小姐不时送来冰啤、冰激凌。

大圣受这样优待，缘由是：他批准老君承包花果山。

四

孙悟空在火焰山被烧焦了猴毛，扛着假芭蕉扇来找牛魔王算账。

牛魔王笑笑说：“扇子还能灭火！这是常识。老弟呀，你火眼金睛能七十二变，却还欠着一筹，竟被媒体的炒作弄得糊涂了。”

五

唐僧取经回到长安，唐太宗问他：“你取回来多少部佛经？”

唐僧答：“五百六十七部整。”

太宗道：“善哉！善哉！有了这些经可以国泰民安了。”

唐僧道：“还不够，还有一部一切经里最重要的经，我记在心里。”

太宗惊奇地问：“什么经？”

唐僧神秘地回答：“紧箍咒。附耳过来…… ”

人与神（外二章）　作者：李兴濂

人是万物之灵，神是美化的人。

人被捧上台也能成为神，神被拉下台也就成了人。

人若是跪着，神比人高大；人若是站起，与神一般高。

把人奉为神时，对神的一切绝对服从；把神当作人时，才发现神也有错误。

人太希望于神，所以人很难成为神，最终也就不希望于神。

古人与今人

古人视打虎为英雄，今人打虎者是罪犯。

古人把一切成就归于祖先，今人把一切挫败归于祖先。

古人之惑在于所见所闻太少，今人之惑在于所见所闻太多。

古人一夜成名靠科举，今人一夜成名靠媒体。

智者与愚者

智者在秘密冶炼感觉和痛苦，愚者却执意要给欢乐找理由。

智者对同一个错误决不犯两次，愚者却两次掉进同一个陷阱里。

智者在艰苦和幸福时泰然自若，愚者在痛苦时失声痛哭，在幸福时欣喜若狂。

智者能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愚者却把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复杂，把简单的事情变得更简单。

智者在否定他人的同时，总能找出长处和优点；愚者赞扬他人的一切，包括他的过失和缺点。

智者善于动脑筋，所以智叟绕路走出了山；愚者只能用四肢，所以愚公凭力气想把山搬走。

傻瓜觉得自己是傻瓜时，他已不是傻瓜了；聪明人标榜自己聪明时，他已经接近傻瓜了。

灯下杂想　作者：李志远

一

常听人说：“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所以，自己……”仿佛这样一来，即可冲淡自己的责任。

殊不知，社会由你、我、他组成，自然少不了每个“自己”。

既如此，将问题原因推给社会，难道，“自己”就能逃脱干系？

诚然，社会上确有不良风气。但是，如果大家都能严以律己，不良风气想必就无从谈起。

二

公仆为主人办了实事、好事，主人感到满意，是情理中事。可有的，写信、送匾，甚或敲锣打鼓，以示感谢，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办实事、好事，是公仆应尽的职责。所以，无论主人，还是公仆，都应等闲视之。

作为主人，对公仆所办实事、好事，感到受宠若惊，无疑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作为公仆，不妨自问，主人的“感谢”，在客观上，是不是带有讽刺意味儿？

三

讲真话难，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常识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巴金先生，对讲真话的标准，有高深见解。他说：“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在他看来，做到了这三条，就是达到了讲真话的标准。换言之，按此标准讲话，就是讲真话。

当然，坚持此标准，前提是，抛却“私”、“懒”二字。如此，不怕丢名、丢利、丢乌纱，又能勤学习、肯动脑，那么，讲真话，还何难之有？

李逵考研　作者：胡林小

水泊梁山官多，新闻也多。这不，东京发来通知，说梁山处级干部燕青，在东京大酒店嫖娼被捉，罚款３００两白银，让梁山派人带款领人。这事还没处理完，李逵考研的事又闹得沸沸扬扬。

驻外干部鲁智深回梁山述职，阮氏三兄弟前去看望，事情由此引起。阮小二说：“鲁大哥，你知道吗，李逵要考研了。”鲁智深大笑：“兄弟，今天不是愚人节吧？玩笑开得太过了，李逵大字不识一个，领工资都是摁手印，考研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阮小二说：“鲁大哥有所不知，自打提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李逵一日三变，文盲转眼成了高中生，又一跃成了本科生，这不，又要考研了，弄得梁山上下议论纷纷。”

鲁智深奇怪了：“莫不是他吃了智慧果，一下子聪颖过人了？”

阮小二摇头道：“起初我也以为是这样，可昨天我有事到李逵的办公室，却见他上班时聚众赌博，输了便满口脏话，哪儿有一点文化气质？我找他批一份文件，发现他依旧不识一字，只是胡乱盖了个章。”

鲁智深拍桌大吼：“他一定是买的假文凭，来糊弄宋大哥和众兄弟。别让他玷污了我们梁山的名声。”鲁智深向宋江述职时，果真说了李逵的事。宋江听了笑而不语。吴用忙插话：“李逵这两年进步惊人，如今，在文件上画的圈比以前圆多了，有一次我还以为他是拿圆规画的呢。他的文凭嘛，据我所知，全是真的。群众的议论往往是信口开河，捕风捉影。”

宋江笑道：“智深兄弟，现在是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你想，用假文凭不是自掘坟墓吗？也希望你努努力，梁山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博士、硕士，这样，我的脸上也光彩啊！”

鲁智深将信将疑，索性去找李逵问个明白。李逵正在闭门喝酒吃狗腿，办公室里酒气冲天，骨头遍地。他一见鲁智深进来，便大呼：“总算盼来了个真对手，来，咱哥们儿喝个痛快，谁不倒谁是狗熊！”鲁智深性急，开口便问考研之事，李逵大笑道：“这都是宋大哥赶时髦惹的祸，他假惺惺地要搞什么知识化，你怎么弄来文凭他不管。弄不来文凭，就不许当官，还要下岗。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可一想，不当官，哪有不花钱的酒肉吃？哪有那么多的红包拿？哪有那么多的出国考察机会？可让我读书，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不过，如今办法多得是，我有个好秘书，替我打点好一切，找来李鬼代我上课、考试。别看这小子打架不行，读书挺上路子。加上宋大哥又替我大把大把往学校使银子，还真灵，大字不识的我也成大学生了。眼下，反正学费是公家掏，怎么着都行啊，考研就考研，能算多大的事啊！”

鲁智深叹息，怪不得吴用、宋江信誓旦旦地保证文凭是真的。原来，文凭是真的，只是人是假的。

钓鱼（外一则）　作者：王　佩

总务科小张这已是连续第三年给厂长送礼了。三年下来，累计也送了三万多。厂长夫人常在厂长耳边唠叨：“你也孬好想个法，快点给人家些好处啊，要不鱼儿可就要跑了……”

其实厂长也一直在想办法。本想给他弄个科长什么的干干，只是小张这人目的太实在，竟然明确表示不为当官，只想获利。这可让厂长有点挠头。

想来想去，厂长只好找了个名目——前几年有家单位欠厂里一部分货款，本来答应下个月付清的，如今只好打电话让他们甭付了，让小张去“清欠”，按清欠金额提成。三个月下来，小张名正言顺“挣”了三四万。

厂长很高兴：这条鱼终于跑不掉了！

小张也很高兴：这条大鱼终于被我钓上来了！

按价论质

经再三邀请，某文坛权威前来参加一文学青年作品研讨会。

文坛权威私下认为，文学青年嘛，一无经济支撑，二无政治背景，只要到个场，随便应付两句就行了！

会开一半，得到确切消息：文学青年乃邻市某大公司董事长“独苗”，其父与本市某领导系至交。又据可靠消息，会后“车马费”每人高达２０００元！

文坛权威大惊，忙找来纸笔，眨眼功夫，只见发言稿里“文坛新秀、扛鼎之作、大手笔”等逢迎之词滚涌而出、随处可见。

交通局长给贴身秘书的留言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小王：

接到紧急通知，我要到省交通厅开会，会期大约十天左右，很多事情来不及对你交代，在电话里很多事也不方便说。特留此言，看后务必按留言执行。

一、市三环路大修工程于近日投标，海银建筑公司经理叶忠已经找过我，我也给他打了包票，因此，最近几日要做好其他的工程主管人员的工作，尤其是市主管交通的副市长，一定要打点好。你可以与叶忠经理协商，由他出十万人民币，通过副市长的情人尹柯艺小姐转交给副市长，其他的主管人员我基本已经打了招呼，你可以再适当地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做好善后工作。一切开支，等我回来后由海银建筑公司处理。

二、翌年牌水泥厂的假冒伪劣水泥最近被查封了，水泥厂厂长贾卫列曾经送我二十万人民币，这钱看是拿不起来了。为以防万一，你以匿名的方式，向我老家夹皮沟小学捐款二十万元人民币，保存好收据，待我回家后交给我。资金可由海银公司叶忠筹措。

三、霸王有限公司的经理李文革最近要找我的麻烦。你可以先尽量与他周旋，好言相劝，最好给他点小工程，就说是我批准的，先压压他的火气，不然我们会有麻烦。这个人虽然没有上层关系，但与黑社会的有联系，我们也有把柄抓在他手里，千万要小心对待他，具体事宜我回去后处理。

四、看看你的记录本，看看最近市里的上层亲属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及时做好准备，按我们以前的老规矩送红包（红包大小按比例再追加５０％），按档次送礼。资金短缺的话就先挪动小金库的资金。此事务必做好，交通局快要换届改选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五、注意交通局几个副职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他们与局党委书记在一起时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局党委书记的动向。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与我联系，我们共同处理，不能让这帮王八蛋反了天。

六、我的北大函授研究生英语考试于五天后举行，可让秘书小王给我去替考。这小子英语水平很高，监考老师都很熟，估计不会出问题。为防止意外，你可以再送监考老师每人两条软中华香烟，堵堵他们的口。

就先交代这些吧，我家中的事有你老嫂子，不用你多管。你要多照料点你那个小嫂子，最近她特别反常。这次要跟我来开会，我怕影响不好，没有带她，估计她有点不满意。我给她买的别墅还没有装修，你可以帮她找人装修装修。她忙开了，也不会去找你老嫂子的麻烦了。不过你小子可千万别打她的注意，以后我给你找个好的。

阅后付火烧之。

２００４－８－１８于匆忙中

你的生命轨迹　作者：侯智勇

一、你的经历十分凄苦：生在农村，长在乡土，三岁丧父，五岁丧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家徒四壁，气跑老鼠，体质虚弱，营养不足，冬天感冒，夏天中暑，乡亲拉扯，窝头白薯，过了初一，又挨十五，一条小命，差点作古……回忆当年，的确酸楚！

二、你的过去曲折而辉煌：在农村下过乡，在部队扛过枪，在车间炼过钢，在稻田插过秧，当过新长征突击手，领过五一劳模奖章，带领企业迈大步，引导职工奔小康……那时你可真风光，你的名字响当当，荣誉能装一箩筐，事迹上报党中央，功劳说完累得慌！

三、你开始飘飘然：舆论盛赞你，媒体吹捧你，领导宠惯你，大款巴结你，下属敬畏你，家人顺从你，小人拉拢你，君子疏远你，邪气侵蚀你，正气脱离你。

四、你越来越堕落了：山珍海味，大吃大喝，进有套房，出有专车，廉洁奉公，嘴上说说，红包回扣，从不嫌多，情人二奶，暗送秋波，重大决策，偷偷摸摸，一心捞钱，无心工作，工人下岗，效益滑坡，银根紧缩，揭不开锅……别人倒霉，你却哼歌，走通关系，随即挪窝，换个岗位，极欲穷奢。

五、长此以往，你的丑行逐渐暴露：情人想当夫人，老婆四处哭诉，同僚骂你腐败，日益挥霍无度，群众检举揭发，告你以权致富，民怨一旦沸腾，当然弹压不住，一时警钟四起，眼看走投无路！

六、你不甘心束手就擒：纪委调查说谎，反贪询问耍奸，设立重重障碍，架筑层层难关，串供三天两头，翻供五次三番，先是收买证人，又要贿赂法官，宁可抗拒从严，也不坦白从宽。

七、可是，你还是栽了：证人越来越多，指证你是罪犯，证据越来越铁，形成完整锁链，虽然鬼哭狼嚎，还是难免完蛋，家人哭哭啼啼，看守所里送饭。法院一审宣判，贪贿好几百万，没有从轻情节，人生从此到站。

八、那天，你可出足了风头：上戴手铐，下戴脚镣，武装护送，警笛开道，群众围观，百姓夹道，一家忧愁，万家欢笑，先吃饺子，后放鞭炮，场面壮观，气氛热闹，赛过春节，直逼申奥。

九、可是，你的表现不是那么令人称道：老脸苍白，头发凌乱，脉搏虚弱，眼神发散，两手冰凉，双腿瘫痪，状态萎靡，精神疲倦，仿佛病号，刚刚出院。

十、其实，你的下场完全可以意料：枪声一响，当场仆倒，人和大地，亲密拥抱，两腿一蹬，阴间报到，先下油锅，再上炮烙，体无完肤，嗷嗷惨叫，变成猪狗，深山报到！

狗的交友原则（外一则）　作者：薛贤荣

狗在路上走，迎面碰见猫。

“狗兄，你好啊！”猫热情打招呼。

狗正眼也不瞧它一下，迳直往前走。

一匹马从狗的身边跑过，狗连忙折转身，对着马的背影连声问好。

树上的喜鹊见了，不解地问狗：“猫热情地问候你，你为什么不睬人家？马压根儿没注意你，你为什么撵着去问好？”

“你不懂！”狗说，“我的交友是有原则的：凡是个头比我矮的，我一律不予理睬，因为对我没有丝毫用处；凡是个头比我高的，我要努力去跟它交往，今后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就要求着人家。”

“幸亏你只是一条狗！”喜鹊笑道，“如果是人，那这人也太卑鄙了！”

狗也笑了，说：“你以为人就这么高尚吗？实话告诉你，我这招儿就是向人学的。”

老虎经商

老虎捕获了几只兔子，它吃不了，就在山路旁摆下小摊出售。

猴子来了，老虎喊住它：“猴子，这只兔子卖给你，快掏钱吧！”

“我倒是有点儿闲钱，”猴子说，“可是我不吃兔子呀！”

“少废话！快掏钱！”老虎咆哮道，“我是山大王，谁敢不买账？”

猴子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兔子。一转身，它将兔子扔下山涧，骂骂咧咧地走了。

狐狸来了，老虎喊住它：“狐狸，这只兔子卖给你，快掏钱吧！”

“我倒是很想吃兔子，”狐狸说，“可是我没有钱呀！”

“少废话！没有钱就把你的皮扒下来！”老虎咧开大嘴叫道，“我是山大王，谁敢不买账？”

狐狸没有办法，只好含泪买了只兔子。

就这样，不到半天，老虎的货就卖完了。它一边数着钱，一边哼着小曲往家走。

“哈哈！”老虎得意地说，“我真是个多面手，不但会做官，还有经商的本领哩！”

王局长的临终心病　作者：郁　青

王局长得了绝症，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口不能言，嘴唇却一张一合，好像有事要交代的样子。

夫人连夜召回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和正在读大学的幺儿。两个儿刚一到家，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床前，失声痛哭。王局长木然，一如既往。夫人再嘱大儿召来他媳妇和女儿，也嘱幺儿召来他在大学谈的女朋友，想必丈夫是统管大局一向从整体出发，每一个人都挂念在心。他们来了，但王局还是如故。

夫人就想起跟丈夫早先一起出生入死曾救过他一命、梦里都叫过他名字的战友刚。刚火急火燎地赶到，一遍又一遍呼着局长连队时的绰号。有反应，喉结上下蠕动了几下，很轻微。

王局长一手提拔也是心腹的办公室主任，知道局长背地里找了个小蜜，自从局长住了院后两人就再也没来往过。于是，办公室主任就在局长夫人眼皮下巧妙地安排他们见了个面。有反应，但也就是跟见到战友一样的“低级反应”。

夫人突然想起局长的另一不为人知的癖好来，再累再晚，只要是在家，局长临睡前都要将近期收得的未及入库的“贡品”再三清点……于是，夫人就带上家里所有的存折，逐出所有的人，反锁其门，将存折打开，凑近局长的脸，并如实地呈报上数据。局长笑了，但还是不咽气。

这天，办公室主任下班赶来，因为走得匆忙，左胸前的职务佩证都忘了摘下，当他弯腰跟局长说话时才发现，于是站起身来取下佩证。恰恰这时，躺在床上的局长以为是自己的佩证给带来了，竟然奇迹般地挣扎着要坐起来，伸手抢过佩证，紧贴胸口……一屋子人这才恍然大悟：有了官，还有啥不能有？

二十六个居然　作者：饭已ＯＫ了

Ａ、市委书记居然真的坐公交车上班了。

Ｂ、和对面那户人家住在一个单元十几年了，昨天，他居然知道我姓什么。

Ｃ、在广州火车站的小卖部买香烟，居然买到了一包真烟。

Ｄ、买了一份晚报，打开一看，广告居然只占了一半篇幅。

Ｅ、同事说中国国家足球队战胜了柬埔寨国家队，一开始大家还不信，上网一看，居然是真的。

Ｆ、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下午，回来的时候，发现钱包居然还在口袋里。

Ｇ、工商所刘干事的大学文凭，居然是真的。

Ｈ、附近的那个菜市场居然没有注水猪肉卖。

Ｉ、前段日子患了感冒，去医院看病，那个医生居然只给我开了５０多元的药。

Ｊ、那个货车司机开车撞了人，他居然把伤者送到医院去了。

Ｋ、在小卖部买了５斤香蕉，回来复称一看，居然真的有５斤。

Ｌ、坐出租车去深圳火车站，那个的士司机居然不兜圈子，而是走直道。

Ｍ、提心吊胆地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碰上一个巡警，他居然没有查我的暂住证。

Ｎ、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和叔叔姑姑们打麻将，派出所的来了，只把麻将牌没收了，居然没有问我们要处罚金。

Ｏ、我工作的单位失窃了，打了无数个１１０，居然有警察上门来察看现场。

Ｐ、昨天晚上把自行车放在楼梯间，第二天早上一看，居然还在那里。

Ｑ、春运时，从深圳坐特快列车去广州，居然没涨价，还是８５元人民币。

Ｒ、和同事去中英街逛的时候，发现那里卖的数码产品居然有真货。

Ｓ、李局长是个老党员，他居然能背出大半段的誓词。

Ｔ、经过深圳体育场的时候，深圳ＶＳ大连队快开战了，居然有球迷买票进场看球赛。

Ｕ、表妹今年１５岁了，正读初二，她居然还没有男朋友。

Ｖ、在深圳地铁乘车时，发现那里的公共厕所居然不收费。

Ｗ、公交车上，很多人看见有个小偷正在掏一位女士的钱包，居然有个小学生说：抓小偷。

Ｘ、乡派出所的人都没什么文化，只有新来的那个干警，居然是从警校毕业的。

Ｙ、小张看“中超”联赛转播的时候，居然没打瞌睡。

Ｚ、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都看完了一集连续剧了，中间居然没插播广告。

如今社会作大怪　作者：杨　畅

一大怪

盖了拆来拆了盖

雇佣私人包工队

好收回扣捞外块

二大怪

有钱能买乌纱戴

当官为了发横财

好养情妇和二奶

三大怪

到处来把性药卖

家庭秘方如此多

发财管他谁受害

四大怪

不敬老人把狗爱

哈巴搂进被子里

公婆推出大门外

五大怪

烧香磕头把佛拜

算命卦摊街头摆

巫婆神汉牛起来

六大怪

结婚复旧天地拜

新娘坐轿鼓匠吹

讲究排场追求帅

七大怪

未死后事先安排

买地建坟看风水

死后大操抬棺材

八大怪

五六十岁才学坏

唱歌要唱迟到的爱

跳舞专抱下一代

发“奖”　作者：杨翰端

不出事故的，

发“安全生产奖”；

出了事故的，

发“抢险立功奖”。

发案少的，

发“综合治理奖”；

发案多的，

发“超额破案奖”。

无超生现象的，

发“计划生育奖”；

超生现象严重的，

发“按时上交罚款奖”。

升学率高的，

发“教学质量奖”；

升学率低的，

发“素质教育奖”……

“奖励”人人有份儿，

人人都能“沾光”。

可叹奖状贬值——

成了废纸一张……

“怕”字谣　作者：林微润

虫怕鸡，鸡怕狼，

牛怕老，猪怕壮，

马怕鞭，蚊子怕熏烟。

职工怕老板，老板怕“工商”，

公务员怕上司，上司怕部属有靠山。

小商贩怕的多：

日怕乱收费，夜怕偷和抢。

大车怕小车，车内有大官；

小车怕大车，撞上没商量。

贪官怕黑账本，包工头怕塌方；

好人怕坏人，坏人怕牢房。

君子怕理，贼人怕公安，

“主人”怕“公仆”，好书怕“地摊”。

公章怕“字条”，走私怕海关，

调皮怕混蛋，现官怕现管。

齐天大圣怕紧箍咒，

光绪皇帝怕老娘……

最怕是：该怕的不怕，

不该怕的吓得慌。

“怕”字学问大，

世代有文章。

见怪不怪（戏拟唐诗）　作者：江瑞成

仿崔护《题都城南庄》

——机关趣事

去年今日此门中，

只见闲聊不办公；

效率不知何处去，

诸公依旧闹哄哄。

仿薛涛《题竹郎庙》

——歌星走穴

搭起戏台兴土木，

歌星穿红又披绿；

义演却拿出场费，

声声俱是高价曲。

仿杜牧《山行》

——滥伐森林

远上高山路径斜，

白云深处无人家；

茂林伐尽秃岭冷，

春时不见二月花。

仿张继《枫桥夜泊》

——如此公仆

月落乌啼霜满天，

茅屋灯火伴愁眠；

老农不解长官事，

扶贫却坐豪华船。

仿李白《早发白帝城》

——公费旅游

笑辞故国彩云间，

一去西洋数月还；

上级禁令止不住，

飞机又过万重山。

仿贺知章《咏柳》

——白条伤农

谁管农民怨声高，

交了粮食打白条；

痛彻全家肝肠断，

村官手里笔如刀。

仿刘晏《咏王大娘戴竿》

——处方有诈

莫道此公术不新，

笑拈笔杆妙入神；

小病也作大病治，

谁知行医是宰人。

仿陈玉兰《寄夫》

——贪官下场

夫在秦城妻在吴，

西风吹妻妻怨夫；

一朝捉进牢里去，

官也丢来财也无。

某长官从政写真　作者：周振林

上镜频率越来越高，深入基层越来越少。

迎来送往越来越多，联系群众越来越少。

报告指示越作越多，亲自落实越来越少。

马列训人越来越狠，自我对照越来越少。

民主形式越搞越多，民主作风越来越孬。

革命资历越来越深，工作干劲越来越小。

位置座次越排越前，具体工作越来越少。

冠名文章越发越多，自己动笔越来越少。

学历文凭越来越高，业务水平越来越潮。

电脑笔记越换越好，使用时间越来越少。

小车标准越坐越高，走路机会越来越少。

工资收入越来越高，个人开支越来越小。

酒店进餐越来越多，回家吃饭越来越少。

烟瘾酒量越来越大，自家开销越来越小。

娱乐消费越来越高，自掏腰包越来越少。

名牌衣服越穿越好，花钱买的越来越少。

住房面积越来越大，房屋楼层越来越好。

社交朋友越来越多，真心实意越来越少。

阿谀奉承越来越多，同心同德越来越少。

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群众舆论越来越糟。

社会名气越来越大，公仆形象越来越糟。

政绩工程越搞越多，群众负担越来越重。

官衔官职越来越高，官腔官味越来越浓。

常此以往越来越险，后悔之期越来越近。

送礼谣　作者：李小四

４０年代人送礼，子弹尖尖炮弹皮，牢牢记住血泪恨，万众一心对仇敌。

５０年代人送礼，日记本子和钢笔，艰苦奋斗创大业，互相勉励多学习。

６０年代人送礼，马列著作和《选集》，涌现雷锋千千万，世人歌颂好风气。

７０年代人送礼，冰箱彩电录像机，不够还有小信封，里面藏着人民币。

９０年代人送礼，先去桑拿洗一洗，还有美女陪着你，最后一起出国去。

转眼到了新世纪，送礼千万别升级，唾弃庸俗和卑鄙，定会树立新风气。

“素质教育”　作者：马玉顺

某校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鼓吹素质教育：“所谓素质就是人的能力。从学生这一方面来说，连考试都考不好，还有什么能力？所以，素质教育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考试能力，只有高考考出了好成绩，进入了好大学，才能有好的工作，才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考不上大学就只能一辈子修理地球，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素质呢？从我们老师这方面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育学生，你教的学生连大学都考不上，你的素质也就很让人怀疑，你就是误人子弟，若末位淘汰了，你连工作都没有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素质了。因此，大家要正确认识素质教育，一定要把升学率作为我们的生命线来对待。千万别给素质教育抹黑。”

学会算大账　作者：聂　勇

新秘书第一次跟局长出差办事。按照局长的指示，住进了五星级宾馆。

吃饭的时候，要了龙虾、鱼翅、鲍鱼，喝了洋酒，抽了洋烟。结账时，钱多得让新秘书傻了眼。他怯生生地问局长：“是不是钱花得多了点？”

局长不悦：“你要学会算大账，通盘考虑。这些东西老百姓是不吃的，咱们如果也不吃，那海边的渔民咋能致富呢？”

官场经　作者：小　青

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水平，不该说话时不说话是一种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是一种城府；

该干时会干是一种能力，不该干时不干是一种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时候不该干是一种“成熟”；

该靠前时靠前是一种派头，不该靠前时不靠前是一种知趣，知道什么时候靠前什么时候不靠前是一种修炼；

能当狮子是一种威仪，能当狐狸是一种谋略，知道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狐狸是一种“素养”。

《文明市民公约》新补　作者：柴玉花

一、不得在“三陪”小姐室内私自安装录像机，以特务手段窃取各级领导隐私，更不得借此进行敲诈。

二、不得在领导作报告时打瞌睡、打毛衣、写情书、敲桌子或有节奏地咳嗽。领导偶尔念了错别字不得起哄或鼓倒掌。

三、行人和骑自行车者不得与领导的轿车抢道，更不得在领导赴宴或在紧张工作之余赴娱乐场所放松的路上拦道喊冤。

四、不得吃饱没事挑毛病、告刁状、越级汇报、写匿名信诋毁领导。

五、不得入领导之室行窃。行窃时万一被捉更不得供出领导住处。

六、不得挑唆工会、职代会、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审查领导或办公室经手的吃喝账，破坏干群关系。

七、不得议论领导的海外存款、隐形收入、住宅套数、子女去向等。更不得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某某是某长的“小密”、某某是某“处”的“二奶”。

八、不得信口开河，自上而下把领导的姓名编成民谣或顺口溜作为“下酒菜”。

九、不得擅自公布何时何地因何故给何领导送了何种礼物，更不得头天晚上给领导送礼次日便四处宣扬，破坏领导的形象。

十、不得毫无根据地怀疑各级领导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

十一、不得串通媒体，反复拿农民负担、教师工资、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问题故意难为领导，惟恐天下不乱。

新闻标题杂选　作者：陈亨初

一、某市长下乡就餐，餐餐按标准交纳伙食费。

二、某局领导因没有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带头不领当年的奖金。

三、某县长私人用车，坚持主动交纳汽油费。

四、某党委书记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小组生活。

五、某财务处长任职以来，没有贪污一分钱的公款。

六、公安局长嫖娼，照样开除党籍。

七、部长坚持业余写作，篇篇文章都是自己动笔写成。

八、著名歌星某某，次次演唱都是真唱。

九、教育局长的儿子高考没有上线，照样名落孙山。

十、某基建处长在负责一项大型工程中，没有捞一分钱的好处费。

十一、某法院院长的儿子犯罪，硬是没有为其儿子说一句话的情。

十二、某裁判在主场执法，没有丝毫的袒护主队。

十三、某校在收取学生的学费时，没有超过上级规定标准一分钱。

十四、某书记的儿子结婚，坚决不用公车迎亲。

十五、某市统计局，坚持统计数字不掺水。

十六、某市组织出国考察团没有塞进一个闲人。

十七、某领导坚持私人请客都是自己掏腰包。

十八、某书记调动工作时，主动把占用的公物如数归还。

十九、某地区领导乘坐的小车，全部符合规定的标准。

二十、某公安局审讯犯罪嫌疑人，坚持既不逼供信又不打骂人。

中国和外国的不同　作者：帅哥在何方

中国人去外国讲英语，外国人来中国还是讲英语。

中国人学英语是中国人的义务，不过四级不能大学毕业；外国人学中文是中国人的荣誉，各大媒体报道目前全世界有几千万人学习中文。

在中国的飞机场，外国人先走；在外国的飞机场，还是外国人先走。

外国缺粮的时候进口粮食保证本国公民的供应，中国缺粮的时候出口粮食以证明中国不缺少粮食。

中国人去美国要在美国大使馆前排大队等签证，美国人来中国只要买张飞机票然后到了中国机场再“落地签”。

这样或那样　作者：吕士军

制度是可行的，

没有监督就变得难行了；

讲话是动听的，

言行不一就变得刺耳了；

政绩是美好的，

涂脂抹粉就变得丑陋了；

探索是必要的，

不讲实际就变得蛮干了；

报酬是正当的，

四处伸手就变得贪婪了；

领导是为民的，

贪赃枉法就变得可恨了；

团结是强大的，

三心二意就变得弱小了；

良知是长久的，

欺世盗名就变得短暂了；

社会是纯净的，

人人为己就变得复杂了。

十句话说尽中国历史　作者：芦哲峰

一、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二、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三、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四、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五、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六、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七、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八、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地同化。

九、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十、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人生如果是十分（外一篇）　作者：庄学培

人生如果是十分，我渴望这样度过：三分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三分是别人口中不争的现实，三分是自己无所畏惧的追求，剩下一分就留给偶尔的忐忑不安、颓废消极或怠慢逃避。

金钱如果是十分，我渴望这样支出：三分祝福那些深刻影响过我的人，三分感谢那些视我如宝的人，三分奖励给自己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品格和爱好，剩下一分留给不经意处的铺张浪费、糊涂斗气或遗忘失窃。

事业如果是十分，我渴望这样理解：三分是少年时认知的烙印，三分是青年时经验的投影，三分是中年时积蓄的馈赠，剩下一分留给晚年时对生命个体的观照和了悟。

爱情如果是十分，我渴望这样收藏：三分是望穿秋水的等待，三分是痛不欲生的误会，三分是两情相悦的厮守，剩下一分是留给对方的独立和自由。

家庭如果是十分，我渴望这样珍惜：三分是父母的宽容，三分是爱人的淑惠，三分是孩子的热闹，剩下一分是自己内心秘不告人的甜蜜。

有一种告别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家园，背井离乡的人哪个不想着衣锦还乡，荣耀故里？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权势，蓄势待发的人哪个不想着来日方长，东山再起？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财物，孤注一掷的人哪个不想着生财有道，千金复来？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知识，健忘成癖的人哪个不想着一目十行，触类旁通？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声名，矫揉造作的人哪个不想着往脸上贴金，自我标志？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容貌，衣冠楚楚的人哪个不想着艳压群芳，一枝独秀？

有一种告别能够回来——比如聪明，利令智昏的人哪个不想着操纵权谋，左右逢源？

…………

诸如此类，这些能够回来的告别，我们且名之曰“小告别”。可是生活中还有许多不能回来的告别——比如人的遗传、出身、韶华乃至生命——特别是生命的消逝，姑且名之“大告别”。我们面对“小告别”时未必痛心疾首，但当我们面临“大告别”时，试问，我们的灵魂安宁吗？我们还能不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郭年崇（湖南株洲）

我是一个杂文爱好者，也是《杂文月刊》的忠实读者。自本世纪初认识和阅读《杂文月刊》以来，一直未停。去年元月起创刊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我亦同时阅读。每当我接到刊物后，就爱不释手地读起来，有时竟废寝忘食。读后，我把每期的杂志都整齐地保存在书柜内，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储存着。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和生活伙伴。你们编者和作者也成了我未见面的知心好友和亲人。

近来我在《杂文月刊·选刊版》上看到今年第１期的“编辑赘语”《写给我们的读者》和第３期《无法言说的感动》，及去年的《画眉深浅入时无》，都使我非常感动。读完这３篇短文后，我们编、读者的感情一下子就融到一起了，好似一家人一样，虽非亲眷，但比亲人还要亲。文章肝胆相照，真实地披露了编者的内心情怀和工作概况。我深深知道杂文编辑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但需要渊博的知识，更要高贵的品德，而且工作很辛苦，来不得半点马虎，还要担些其他风险。你们工作认真负责，态度非常谦虚谨慎，在去年第１期上就提出《画眉深浅入时无》，借用古诗，以一个秀才上京赶考的口吻向读者询问文章如何？今年第１期《写给我们的读者》中，又提出“生怕辜负了读者的期望……”

我觉得贵刊办得很好，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优秀作品，对人民、对社会都作了一定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作为读者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我对贵刊的热爱也正像“晓风残月”一样，我也永远是你们的读者。

在近１０年来，官场腐败愈演愈烈，丑陋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践踏民主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贵刊总是挺身而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真理，及时地发表一些针锋相对的精品文章。如前一段时间经常有人发表“高薪养廉”的文章，贵刊就刊登反对批驳的文章；近来又有人提出“要废除死刑”的高论，贵刊亦随之迎战。此外，还有很多好文章如：“官为刀俎，民为鱼肉”“管理就是收费”“左手不相信右手”等，近期如：苏中杰的《从大耍流氓到回报流氓》、程万军的《工人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这两篇文章真实地揭露了国企改革的一些黑幕——企业头头一夜之间就成了不劳而获的新官僚资本家，工人成了无业游民、弱势群体。许博渊的《人间何处觅公平》，说得是失业工人刘和芳因交不起１０多元的安装电表费，竟被逼得撇下６岁的爱女悬梁自尽了。而另一则是说北京一块６００万元的伯爵手表，还未正式上市，就被人定购。由此可见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总而言之，精品文章很多，不必多举例子。你们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刘德金（重庆荣昌）

记得２００４年６月，我有幸在《杂文月刊·选刊版》上读到邵燕祥先生的《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文章，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原来那真正称得上“先富起来”的主体，不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等，而是权倾一方曾经被称为公仆的“仆人”的贪官污吏！事有凑巧，２００５年３月《杂文月刊·选刊版》又刊登了杨学武先生的《允许一部分人暂“穷”下去》，作者以超人的气魄和胆识，深刻地揭示了现行体制下城市中存在的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敢于直面现实，勇于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让人十分敬佩。的确，在现代化的城市边缘，生活着一群为数不少成天为生计奔忙的贫民，他们的住所简陋而破败，与鳞次栉比、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不仅缺乏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而且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本来已经窘迫的生活雪上加霜、举步维艰。其中一些人已陷入孤立无助、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再联想那一部分迅速“先富起来”的巨贪大蠹，肆意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少则上百万，多则达千万元甚至更多。这类人不劳而获，却挥金如土、占尽人间春色……其间巨大的社会反差和社会不公，怎不能叫人悲愤交加、心潮难平呢？

罗耀明（湖北枝江）

读贵刊的每一篇文章，我内心总有一种震撼，那些文章都是我想说而说不出口，想写又写不出来的东西啊！如果我早认识贵刊几年，也许我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努力。贵刊不要担心没有市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想，只要有良知的人，以后都会喜欢杂文的，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这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也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我想，只要《杂文月刊》继续秉承“大众化，平民化”的方针，做“有心人”，市场会越来越大。

2005年第7期

今人今语　作者：杨孔翔

人生就像一辆正在行进的列车，每到一个小站总是要加煤加水，这样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一点，而不至于在半路上停下来。

——人生应有一种紧迫感

因为电话，信件少了；

因为时尚，布料少了；

因为空调，汗水少了；

因为应酬，亲情少了；

因为宴会，食欲少了；

因为竞争，悠闲少了。

——当代民谣

开会说话：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

出去考察：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往），

思想作风：窗含西岭千秋雪（顽固不化），

工作作风：门泊东吴万里船（漂在上面）。

——某些领导印象

讲东北话的是农民，

讲上海话的是知识分子，

讲广州话的是大款。

——小品人物出场规则

一个人干一件事不是时尚，

许多人干一件事是时尚，

更多人干一件事又不是时尚了。

——标新立异很难

贤人要有七德：一是不班门弄斧，二是不打断别人的话，三是不急于求成，四是提问要有针对性，五是解答要符合情理，六是谈话要有始有终，七是要立足于实际。

——畅销书《犹太人为什么优秀》所推崇的一句古犹太箴言

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其实不仅要看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还要看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们是否多了点儿宽容精神，二是人们的才能是否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挥。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谈社会的进步

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

——散文家、诗人叶延滨的“人生九不可为”

荣誉是领导的，为什么？没有正确的领导就没有你的荣誉；成绩是大家的，为什么？没有大家一起干就没有成绩；金钱是子女的，为什么？金山银山你带不走，人是空手来空手去；老伴是人家的，为什么？你死了，老伴不能和你一起进棺材，还是要改嫁；只有身体才是自己的，你务必格外重视。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教授谈健康

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做一个好人。

——人生应做的五件事

学习是一个人的真正看家本领，是人的第一特点，第一长处，第一智慧，第一本源，其他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的恩泽。

——著名作家王蒙论学习

小学生是一队一队的；中学生是一堆一堆的；大学生是一对一对的。

——学生时代的三次飞跃

印好的书一半没售出；售出的书一半没人看；看了的书一半没理解；理解的书一半理解错了。

——一位出版商对如今书市的感叹

女人如果不性感，就要有感性；如果没有感性，就要有理性；如果没有理性，就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她只有不幸。

——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论女人

笔挺的西装打上领带，会被当成卖保险的；松垮的圆领衫穿拖鞋，会被当成刚下岗的；袋袋裤、双肩包，再蹬上旅游鞋，会被当成没发育好的。

——某青年作家感叹，３０岁对男人是个很尴尬的年龄

时左时右是一种技巧；谁前谁后是一种机缘；跑上跑下是一门学问；送东送西是一个课题。

——有人这样描述钻营者的嘴脸

做五官端正的干部。

——百姓对干部的期盼：手不伸、腿不懒、耳不偏、嘴不馋、眼不花

婚姻刚开始是“相敬如宾”，继而是“相敬如冰”，最后是“相敬如兵”。

——一位刚离婚的男人向朋友述说婚姻的滋味

【选自《故事世界》《钱江晚报》《广州日报》等】

产生“刁民”洪有昌的土壤　作者：洪巧俊

洪有昌成为远近闻名的“刁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按辈份我叫他叔。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厚实、不愿出风头的人，怎么成了远近闻名的“刁民”？

说他是“刁民”，是因为他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种他的责任田，竟跑到北京去告状，还常到乡里“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最典型的做法是在农历逢“二五八”赶墟的日子，快到吃午饭时候，他就和几个村民一同到乡政府食堂去，自己把菜端上桌，拿上自带的酒边吃边喝，吃得高兴还要划起拳来。据说，他们往往酒足饭饱摸摸嘴巴之后，还要把盘子、碗一个个反扣倒在桌子上，然后扬长而去。乡领导对他们是避而不见，显得十分无奈。最使乡政府难堪的是，上面来了领导，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把炒给领导吃的佳肴端上桌猛吃，还要找上面来的领导声色俱厉地“控诉”乡干部的种种罪状。

这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农民怎么会变得如此嚣张？乡干部对他何以听其自然？有一句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乡干部没有什么被他捏着，我想决不会让他如此“胡作非为”。

据说洪有昌第一次进京告状买过火车票，之后再也没有买过火车票，每次上车如果列车员要阻止他上车，他就会大声嚷道：“我还要买票？×××欠我们几千万元！”这个×××当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顶级领导。人家列车员一听，就知道是老上访户又来了！那句话并不是洪有昌的发明，而是他到了北京一位好心人告诉他的，让他这位朴实的农民节省点血汗钱。

并不是所有上访户都喜欢跑北京，千里迢迢跑北京即使坐车不用钱，总归要吃要住，家里的农田不种，上有老下有小要吃饭不？上访户一般都是从乡里开始的，因为路程越近能解决问题就越减少上访的成本。但是，越是近距离，越难解决，你是近距离，人家当干部的更是近距离接触，要是能解决问题，北京还能有成千上万的上访群众？

或许听来你不会相信，为了能拿到一张表格，他竟从人们的胯下爬了５００多米。据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好不容易找到了国家信访部门，一进信访村就看到拥挤的长长队伍，原来是拿上访登记表，登记之后官员才会接待你的上访。当时他想，这么长的队伍就是到了下班也轮不到他填表，再摸摸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情急之下他就蹲下来往前爬。为了告倒村长，他却能如此不顾胯下之辱！

其实洪有昌并不是因自己个人的事上访，而是他这个老实的农民渴望着正义，正义的冲动使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造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被征了地的农民只是拿到补偿的一小部分钱，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与村干部打官司，村干部用村里的钱送礼，而被征地的村民却是凑钱打官司。村民们想不通，按照政策、法律，他们官司是能赢的，可他们被法院判为败诉。而且村民告到北京，北京来人纠正了此案，人家承认判错了，村民们就是拿不到钱。于是村长得意洋洋说：“钱是我拿去送礼了，你们就是告到天涯海角也没用！”这个平时三个响雷也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洪有昌，听了村长蛮横的话愤怒了：“我就不相信这天下没有王法，我非要把你告倒！”村长说：“有昌，你有本事就去告，看你能咬我的……（省略的是村长让人作呕的脏话）。”俗话说：“佛争一根香，人争一口气。”于是这个朴实的农民就踏上了漫漫的上访路，大有不把“土皇帝”拉下马誓不罢休的“过分执著”。

不能说洪有昌的上访没有起到作用，他的上访信上面批示下来了，据说县里还把乡领导训了一顿，要他们想办法解决。可乡里说不是乡政府不解决，是乡里拿不出钱来，于是村民们再次落空。洪有昌问乡干部，难道那些钱都是政府花了？否则为什么要乡政府拿？为什么不查那些钱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清查村里的账目？为什么不查村长？你们是不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管你怎么说，人家乡领导就是不搭理。

洪有昌后来几次去北京上访，都是人还没到北京就被当地干部“请”了回来，人家不打你、不骂你，招待你好菜好饭，你在乡政府要吃可吃，要骂可骂，就是不让你再进京上访！

【河汉荐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

带“病”者是如何被提拔的　作者：史占旗

在带“病”被提拔的干部中，除了因“病情”隐藏得很深、其腐败行为尚未暴露而被错误地提拔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其“病情”已众所周知，群众有反映，有关部门也掌握，只因某些领导干部收了卖官款，因而明知其有“病”也要给予提拔。某些领导本来搞的是带“病”提拔和卖官行径，但仍要走走过场和形式，搞假程序、假民主，以公开、公正的假象掩人耳目。他们搞带“病”提拔的花招会贯穿考察、评议、选举的整个过程，其中惯用的花招有三：

一是考察过滤法。因受贿而被判刑的湖南省常德市原政协主席彭晋镛，２００１年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２００２年被调整为政协主席。在此期间，对彭的大肆敛财行径，社会上已有反映。而这两次的考察材料上写的都是：“有时有点计较，心胸还要开阔一些。”彭借孙子生日和母亲去世之机收受贿赂达２０万元，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此时的两份考察材料分别写着“严于律己，敢于抵制不正之风”，“模范带头，律己较严”。

为什么干部部门对彭作出的考察材料与其实际表现如此大相径庭？原因就是为了遵从领导的旨意。领导既然已拍板决定提拔，干部部门就顺杆儿爬，为其编制提拔佐证。即使其问题再大再多，也要统统过滤掉。比如大贪官王怀忠，街头巷尾到处流传“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的顺口溜，然而就是在群众的一声声质疑中，王从基层干部一直升为副省长。其中，干部部门是如何对王怀忠一次又一次进行考察的？可见，就是这种掩盖问题、颠倒是非的考察，使带“病”者一路绿灯顺利通行。

二是谈话动员法。热衷于卖官的当权者，在收受贿赂之后，惟恐东窗事发，便设法予以兑现。被称为“卖官书记”的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大搞“以钱定官”。在２００３年底的县级换届民主推荐中，在第一轮投票后，武保安发现给自己行过贿的人得票太少，在第二轮投票前，不仅自己亲自出面找有关人员谈话，为他们设定投票范围，而且还安排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找乡镇长和书记逐个谈话，要他们投某某人的票。与此同时武保安还放出风来，乡镇一级人员也要马上调整，谁投了谁的票，他都会知道。武保安就是这样采取既拉又打的办法做思想动员工作，以达到提拔亲信和买官者的目的。

作为某一地区和单位的“一把手”，要想通过做思想工作提拔几个人并非难事。因为他们不仅有各种实权，而且还掌握着评议下属的人事权、升降权，如果有谁不与领导“保持一致”，其官位就会难保。平时有的人经常为揣摩领导的意图与爱好而犯难，而今领导发了话，焉有不照办之理？这种情况下，领导的“思想动员”成功率颇高。

三是选票监督法。黑龙江省人大在对一位副省级干部进行投票选举中，当时掌握组织人事大权的韩桂芝等人策划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画票方法：不同意的画“×”，弃权的画“○”，同意的不用动手画任何标记。当时，代表们一个个端坐在选举会场，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或在主席台上向下俯视，或在通道上走动巡视，紧紧盯着每位代表的一举一动。代表们在被监视之下，有的不穿外套表示没有带笔，有的高举选票表示没有画任何标记。最终结果是，这个副省级干部得以当选。后来，这种“绝妙”的画票办法被“移植”到诸多选举中，使该省众多带“病”官员得以“高票”通过。

无论对干部的考核评议，还是提拔选举，在投票时，都应采取自愿宽松的形式进行。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保护和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使优者良者上，庸者劣者下。

带“病”提拔不仅败坏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的事业，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强化和细化一整套干部人事工作的民主机制、根除买官卖官和带“病”提拔之病症，实属当务之急。

【李向东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丁 聪图《“人才”难得》】

谁对佘祥林母亲的死负责？　作者：蔡定剑

在母亲节的日子里，我怎么也难以排解对一位伟大母亲悲惨之死的悲伤！这就是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也许佘祥林的案子会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冤案已经平反，赔偿正在进行，有关责任人员也待追究。但是，那位母亲却长眠于地下，看不到这一切，而她就是为了她儿子洗冤而死的！她在被无端关押的９个月中，我们不知她受过何种的折磨？

媒体是这样描写的：儿子出事后，这个倔强而爱子的农村妇女就开始了为儿子辩污的艰辛之路。杨五香走遍了周围的村落寻找出走的儿媳，因为佘祥林跟她说过“我确实没有杀她”。她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被人接济着四处寻找，终于在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姚岭村发现儿媳的线索。也许正是这点线索使佘祥林免为枪下冤魂。但杨五香因为反复上访和申诉被以“包庇犯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抓走。当关押９个月从京山县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她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出来后在病痛中捱了三个月后去世，死时才５４岁（见《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我们不太准确地知道当地司法机关是以何种罪名，是否经过审判才对她关押如此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她受过什么非人的折磨？但这一切都是错的！可是，事情至今没有机关和人员表示对此负责，更没有人反省其中的制度问题。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有人说冤案错杀不仅在中国有，在国外也不可避免。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冤假错案会祸及亲人，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在国外恐怕是少见的。而佘祥林案中，不仅佘家有２人被关，一人致死，而且还有４位无辜而有良心的外村村民因提供曾见过杨五香儿媳的“良心证明”的证据被以作伪证被抓，其中２人因躲避幸免。这里有与佘祥林案同样值得反省的东西。

我想以上这些“执法”都是“依法”而行。这是怎样一些法律？大概是刑法中“包庇”、“妨碍公务”等罪名。正是这些罪名，加上不良的甚至恶人执法，是常常导致错案和滥刑的重要原因。包庇罪特别是近亲属包庇在古今中外都是很有争议的。是“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这是一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让自己的父兄、妻子、丈夫大义灭亲，知情不报就以包庇治罪是很不人道，有违人性的。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些国家不但犯罪嫌疑人可以保持沉默，也免除了直系亲属作证的义务。这是尊重人性，也是防止一人犯罪祸及全家的制度措施。这有利于维护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这一基本道德。所以我们不应再允许有这样的法律去摧毁人类的道德价值。“妨碍公务罪”因缺乏严格的标准被严重滥用，我们不应该再让它成为一个口袋罪而四处陷人以罪。所以，“包庇罪”应该修改，“妨碍公务罪”应当严格规范。

这就是我们从佘祥林母亲之死应该做的有关法律制度的反省。然而，反省法律制度的问题和缺陷并不能免除那些陷人以罪者的责任。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杨五香之死由谁来直接承担责任，但是，应该有人和机关对杨五香被错误关押负责，对她的身体被摧残负责。她的案件同样应该纠正，并应该得到赔偿！像孙志刚案一样，让死者为生者免除苦难，也就使死者变得有意义。从佘祥林案到他母亲之死案，希望能打动一些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良心的官员，为完善立法和司法制度而做点什么！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能不断地在教训中前行。

【洪巧俊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丁 聪图《群众怀念包青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平等理念　作者：石　飞

构建和谐社会，是本年度全国两会的最强音，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得最响，代表委员们在讨论中议得最热。平等的理念和氛围，是构建和谐社会基础。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却存在着严重的群体歧视意识和不平等现象，此乃是和谐社会的大悖大痛。譬如就社会整体来讲，歧视农民；就城市来讲，歧视农民工。

愚以为，悖逆“平等”、追求“高人一等”的社会理念，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民族劣根性）。这一群体歧视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一直在造化和熏陶着——“帝王至尊”，“是官强于民”，“官大一品压死人”……即便两个人的天地里，也要你死我活地争个谁高谁低、谁从谁属，惟独不愿意讲平等。所以，当今社会群体歧视意识的普遍存在也就难免和不足为怪了。

一个时期以来，满社会都在吆喝：“尊重农民工”、“农民工也是企业正式员工”、“农民工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农民工也是城市主人”……根深蒂固的社会群体歧视意识，不是几句响亮的口号能够轻易消涤掉。没有艰辛、痛苦和长时间的“洗脑”过程，无济于事。过去，一说到歧视农民工，人们往往总以为是企业老板和管理层缺乏平等意识所致，其实这很片面，人们忽视了群体歧视意识。春节前夕，我在某颇具规模的国有企业采访碰上了这么一桩尴尬事。该企业领导班子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劳动法》，在年终奖金评定和节日福利品发放上，一改过去“正式工”与“临时工”（农民工）“一企两制”、“正式工肥得流油，农民工眼馋寒心”的不公正做法，奖金评定和福利品发放一律“一视同仁”。不想，竟有不少工人找厂长“请愿”，反对“一视同仁”，其理由是：取消“正式”、“临时”区别，就等于降低“正式工”地位！荒唐乎？好像“正式工”有了“临时工”做“垫背”，才能体现地位，才能心理平衡，才能情绪惬意。

由这件事，我不禁联想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给“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摘帽时的一个场景。那时，我在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听说要给“五类分子”摘帽，有个大队贫协主任领着十多个社员代表找公社党委书记“抗议”：我们一万个不答应给“五类分子”摘帽！他们的一个“警句”，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想起就惊怵：“这些家伙摘了帽子，就和我们社员平起平坐了，往后我们社员还能支派谁？”多么残酷的“不平等”和“高人一等”的群体意识哇！

不清除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高人一等”的群体意识，和谐社会就无从构建。

【选自《宝安日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２日／王青图《“平等”》】

公仆岂能做“败家子”　作者：姜凌云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之遥，从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发展成为巨贪其实也就那么几步。而监督的缺位，又使得腐败官员们的这几步走得顺畅、轻松。

近日，沈阳市卫生监督部门在凯宾斯基酒店检查餐具洗涤剂、消毒剂情况时意外发现，在这家四星级酒店的后厨提示板上，张贴着一张名为中餐厅常客个人喜好清单，其中赫然包括某副市长、某区委书记以及某局长等人的名字，并标明了每个人喜喝的酒名、喜吃的菜名以及经常用餐的包房、结账折扣等详细情况。

副市长等政府官员竟然成了四星级酒店的常客！相信这不是政府为副市长们安排的工作餐。难道是副市长自己掏腰包吗？让我们看看酒店的用餐价格吧：自助早餐每位１１８元，午餐１６８元，晚餐１９８元。平均每顿饭超过１６０元，一天的用餐费用就高达４８４元。不难想象，这样高昂的用餐费不是一位副市长每月区区数千元的正常收入所能承担得起的。那钱从哪来？毋庸置疑，一定是公款消费了。换言之，纳税人要替副市长等人的奢侈消费埋单。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加剧，在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上出现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生活之窘迫、光景之惨淡、负担之沉重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可谁又想到，他们的“公仆”仍在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光一顿的用餐费用就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基本保障金！

如何吃饭穿衣本是些无伤大雅的个人细节问题，但像该副市长等人的奢侈浪费行为已经严重超出正常的范畴。进言之，副市长在用餐上面不惜巨资，不难想象在其他方面也不会太过“吝啬”！其生活之腐化，出手之阔绰就像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败家子。令人痛惜的是，他败的不是自家的资产，而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老百姓的血汗钱却已如滚滚江水奔流而去不复返。

如果不是服务员疏忽大意，不是记者眼疾手快，相信副市长把豪华酒店当成“御膳房”的“兔子尾巴”还很难这么早就被人抓住。令人费解的是，政府部门有财务处、纪检等多处监督部门，当副市长拿着大笔的账单去报销时是谁给副市长奢侈消费大开方便之门？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说半句话？难道这些单位都形同虚设？

常言道：祸患常积于忽微。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与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纵观近年来一系列腐败官员，他们的腐败史都是从衣、食、住、行等细微的事件开始，从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发展成为巨贪其实也就那么几步而已。而正是因为监督的缺位，才使得腐败官员们这几步走得如此顺畅和轻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今贪官的肆虐不光是贪官自身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因为缺位的监督才孕育了舒适的土壤，他们也才能够如此迅速茁壮地“成长”！

【张健荐自《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６期／方成图《会餐》】

政坛“流星”怎会犯“低级错误”？　作者：李先梓

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被称为政坛“明星”：年轻、高学历、高职位，真可谓“如日中天”、“星”光耀眼，但是这颗“星”的暗淡也来势突然。最近，高勇因收受巨额贿赂而站在了被告席上，成为一颗“流星”。（据《中国青年报》４月２１日报道）

高勇在《认罪书》中披露了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其中有这么几句很是耐人寻味：每次回家，父母都讲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在外好好工作，不要犯错误。他当面都讲，“知道了，不会的”，但时间一长，又会犯那些低级错误。

高勇所说的“低级错误”，就是指他在具体工作中接受外来投资者送的钱物，而他一直把这些投资者当成是亲密的“老朋友”，并且认为，作为老朋友的外来投资者送的钱物，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按照高勇的说法，他一直到现在才知道自己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低级错误”。高勇为什么把收受贿赂当成是“低级错误”呢？身为经济学博士和宣传部长的他竟然连收受贿赂就是犯法都不知道，这岂不是有些天方夜谭？

记得去年雅典奥运会上，一位美国射击名将将子弹打到了别人的靶上，闹出了天大的笑话，此举就曾被说成是“低级错误”。可见，所谓低级错误，是指有些绝对不应该犯的错误，但却因为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而犯了。可是，高勇是不是也是在鬼使神差的状态中“无意”“触网”的呢？

当然不是。高勇在《认罪书》中还说什么“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这就是说，他与“朋友”之间的这些交易，他也意识到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只能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范畴。所以，当父母嘱咐他不要犯错误时，他都用一句“知道了，不会的”来搪塞，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再去犯“低级错误”。说明他对这些错误还是有相当强的判断力的，并不是只在身陷囹圄后才意识到。

窃以为，高勇的“低级错误”说的确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主观认识，那就是，这种收受贿赂的方式本来是极为隐秘的，不可能暴露的。在接受审判的时候，高勇还在懊丧地说，想不到“世纪中天”的案子把他给带了出来。正因为他有如此认识，又一时找不到理由，所以只好把这归结到“低级错误”上面。

其实，高勇所犯的“错误”带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假如他的“朋友”不事发的话，再假如事发的“朋友”不检举他的话，他所犯的“错误”外人也就永远无从知晓了。因此，公平而论，高勇所犯的“错误”应该算相当“高级”的了，根本不是他自己所说的“低级错误”。

【任法苗荐自《江南时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

一个乡下人等于几个科长？　作者：王　行

二月号《杂文月刊·选刊版》刊登了一篇杂文，题目是《几个乡下人等于一个城里人？》，大意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同是交通肇事死亡，赔偿金额，乡下人仅是城里人的几分之一。据说这是国家有关条款规定的，根据是城镇与农村收入不同，因而乡下人的命不如城里人的命值钱。这种不平等，甚至早就反映在《选举法》中了，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代表，就是说，四个乡下人等于一个城里人。

不能一概而论，相反的情况也有。譬如，乡下人到城里来收废品卖，那“身价”就提高了，每月要缴纳的“管理费”，比党政机关的科长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都要高。这不是“想当然”，是做过调查的。

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１０００元，１５００元以下按５％纳税，１５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按１０％纳税。某科长月工资１８９６.７５元，每月纳税６４．６８元；某副科长月工资１４９６．８５元，每月纳税２４．８４元。这是实打实的工资，不包括其他收入，更不包括灰色收入（如果有的话），而那是不纳税的。

收废品的（又称“卖破烂的”）每月“管理费”是多少呢？我了解过，我所住的这个区规定，每月交１００元“管理费”（“管理就是服务”，但不规定“服”什么“务”），当月必须缴纳，违者加倍罚款；另外，每季度还要向派出所缴纳“过路税”（又名“地皮税”）３０元（每月１０元，每季一次性缴纳），加起来每月１１０元。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村大嫂说，他们夫妇俩每月要缴纳“管理费”和“过路税”２２０元，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没水没电的“小破屋”（点蜡烛，吃轧井水），每月房租１００元，省吃俭用（一年内很少吃肉），每月只能给农村家里寄回２００元（有三个孩子上学，由爷爷奶奶带着）。夫妇俩赚的肯定没有科长、副科长多，但缴纳税费（姑以名之）一个人却比科长多了将近一倍，比副科长则多了三倍还多。“一个乡下人等于几个科长”？按数理说，乡下人总之大过科长！

正常纳税属于法定再分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合情合理的；而类似“一个乡下人等于几个科长”这样的“再分配”，则纯属刮之于民，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甚至于“法”无据。收款部门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解决的。但低收入者所缴的税费高于较高收入者这种明显不合理的现象，是不是应优先改一改呢？

【选自《同舟共进》２００５年第５期／韦启美图《等肉下锅》】

招生腐败，损害的是所有学生的心灵　作者：吴　非

又到招生季节，很烦，各种请托很多，作为教师，我的拒绝总是很无力。招生腐败也把教师推向了尴尬境地。本来，统一考试，按分录取，是比较公平的方法，大家都不应当破坏这个规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破坏这个规则的。几乎所有的请托者都一无例外地埋怨领导干部和大款走后门，诉说这些人写出的条子如何之管用。在一些城市，市委书记有可能不认识个别局级干部，但是很少不认识本城的重点中学校长。校长们表现也不一，到了招生季节，或东躲西藏，托病避风，断绝消息；或为之踌躇满志，趁机腐败。

弄清这些问题，不需要什么“办案成本”，也不需要高智商，简单到了极点：看看一些名校的“学生登记表”就能知道。目前，这个表上的“家庭成员情况”一栏还要填写“父母工作单位”。不劳费心调查，学生家长的“来头”一下子就摸清了。说来也怪，小报狗仔队动不动就乱咬一气，可是招生黑幕，却少有披露。

现在不得不提一个问题：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它的学生来源构成与当今社会的和谐要求是否能保持一致？我们虽不该武断地认为自古俊才出寒门，但是名校中有那么多的官员和富商子弟，可能也不正常。４年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在一所中学，看到校园里道路上挤满了各色轿车，约有２００多辆，造成学校交通堵塞。校长解释说，原来不准开进来的，今天下雨，家长都送进来了。我当时想，如果寒门子弟在这样的学校，心理压力肯定极大。没想到几年时间，轿车堵校门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

不久前湖南有几位老教育干部投书《中国青年报》，说：“抚今追昔，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问题提得及时，但是把需要反思的人搞错了。不错，教师是教育工作者，可是谁都知道，卖名额、权钱交易之类的事，根本不是一般教师干得了的。前面提到媒体不碰这个问题，说穿也一文不值。有所名校经常被媒体骚扰，有点风吹草动，报纸就大做文章，弄得学校苦不堪言。有一年某报老总来函，恳请学校收下两个“计划外学生”。校长看到“协调”的机会来了，电话告知报社老总：虽然困难，人是收下了，择校费一文不能少；此外，报纸应支持学校办学，要对本校多做正面报道，每年应有一定数量的正面宣传。该老总竟然一口答应。又有记者连续５年写文章吹嘘某校“素质教育有声有色”及“中考成绩优异”，无中生有，外加肉麻。有人问是否有什么隐衷，记者说，没办法，秀才人情，不吹不行；小孩当初差了三五分，承校长帮忙，收下了孩子；欠了人情，所以就吹校长、吹学校。

教育腐败（特别是招生腐败）的后果要让教师来承担是不公平的，但是招生腐败最终必定损害教师的劳动价值。校长用招生名额与各种利益集团做交换，可是招进来的低分学生的转化辅导全压给了教师。有重点中学教师发现高一有新生５门课总分只有２００多分。按招生政策，这样的分数连普通高中也不能录取，可是他不但被录取了，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原来是某官员的公子，官员帮校长办了点私事，校长就把他家学习能力低下的儿子“笑纳”了。

招生腐败，损害的远远不是几所学校的声誉，而是所有学生的心灵。那些勤奋刻苦学习的孩子可能会怀疑奋斗的价值，他们发现一些懒惰、能力低下的同学凭着家庭的权势，却有着可靠的前途。因为有个做官的爸爸，因为有个大款爸爸，公共规则能变成一纸空文。同样在学校接受教育，耳闻目睹这一切，孩子们会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些公然践踏公平原则、以享有“潜规则”特权为荣耀的人们有没有想到这种后果？

【董宝琨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

傻不傻　作者：西方雨

乡间有以傻为主题的几首民谣，一是男人“四大傻”：下班就回家，挣钱老婆花，吃饭点龙虾，给鸡留电话；一是京城“四大傻”：购物去燕莎，买车买捷达，抽烟抽中华，饭后去卡拉。“傻”的版本还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中间最近就流行一种说法，绝对振聋发聩：简历不作假，典型一大傻！

琢磨这“典型一大傻”，可以想象得出现在人才市场上简历作假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一个班上“冒”出过十多个“学生会主席”，而今万象更新，毕业生人人英语四六级，个个精通计算机。琢磨这“典型一大傻”，一旦流行开去，不曾做“傻”的学生一定会跃跃欲试，从头再来，用美丽的谎言撰写新的简历！简历，当初仅仅是“一张纸”，而今已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本书”、“一盒碟”。比“一张纸”多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水分！

见诸媒体的简历掺水作假，似乎都是大学生自发的个体行为，“悄悄的干活”。其实，现在一些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正联手为毕业生求职简历的作假“推波助澜”。某省去年启动了高职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其目标任务可谓鼓舞人心：瞄准市场需求、提高职业能力、转换择业观念、加强就业服务。全省高职院校８０％以上的毕业生都应取得相应的职业培训证书。

然而，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怎样的呢？假如电视台的编导感兴趣，将这个题目设计成有若干选项的选择题，恐怕他不会想到学校的实际操作只是：学生一手交上１０元钱，一手就可以自选一本“职业培训证书”。无需培训，无需考试，校方只需向有关部门报送一份虚拟的试卷备案而已。“培训工程”最后省略为在表格里填上一些姓名、工种和数字。与自发的个体的简历作假相比，这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的集体行为了。

简历作假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放开，乃至形成了“不作假，一大傻”的舆论导向，这种变化令社会对当今大学生的信用素质十分担心，而信用的形成、维护，有赖于它的生长环境。现在，学校里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诚信教育的宣传，一方面又变相地鼓励乃至直接参与学生的作假行为，因为就业率事关学校的生存、发展；而用人单位一方面希望选用具备真才实学的应聘者，所以常常抱怨简历水分太多，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冷落那些言如其实的“诚信简历”。——在“作假有理、作假有效、作假有用”的环境暗示之下，“不作假”不是“一大傻”吗？

三年前有感于简历的复杂化问题，就想说点个人的看法。而今，简历已然呈现妖魔化的倾向了，它正颠覆着“傻”的定义，傻的变成“不傻”，不傻的反倒成了“傻”，而且是“典型一大傻”，问题在哪儿呢？不在大学生，更不在简历，而在于我们用人制度的傻，选人方式的傻！

傻的制度必然造就傻的人群。据最近一次全国性调查发现，国内填写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５０万，这就意味着有５０万人可能持有假文凭或伪学历。假如我们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时不是惟学历是举，那５０万人何苦犯傻去制假造假买假呢？

某地有一批农民，报名参加了一家职教中心“包教包会、包推荐就业”的挖掘机驾驶培训，花了不少钱最后并没有学到多少实用的技能，农民们不干了，要向主管部门反映，要向媒体投诉。职教中心只好做出让步，承诺发给学员们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同时，加发一张“焊工证”，作为“补偿”，而学员们并不领情：我不会焊接，发我“焊工证”啥用？我是个农民，拿这个证能蒙谁呢？

农民朋友真是一语中的。那张“焊工证”，如果加发给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他们肯定会感激不尽（学校卖一张证还１０元钱哩！），求职时多一张证可以多一个面试机会！真到实际动手操作的时候就再说吧。这种种的身份歧视、学历崇拜，不正是我们社会体制的一大傻吗？其实，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背景，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

一张“焊工证”，农民认为要它是傻，大学生认为不要它才是傻；一份简历，中国学生认为不作假是“典型一大傻”，外国学生则可能认为作假是一大傻典型。——看来，“傻”与“不傻”，确实是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身份的问题！

【张健荐自《社会观察》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王 青图《能量》】

反腐败不能像隔墙扔砖头　作者：冯远理

中央美院附中原校长、美院教育系主任金甲镇等三人招生舞弊案近日已经开庭审理，对于这类新闻，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的感觉一样——早已麻木。这还叫新闻吗？只要是个正常人，谁没有听说过、见过甚至碰到过这类事。这样的新闻看后给人的感觉是，又多了个倒霉蛋而已！

与许多贪官污吏一样，犯罪嫌疑人金甲镇和其他两名被告对自己的犯罪指控坚决的予以否认。看了控辩双方的辩论，我宁愿相信金甲镇的说法。控方对金甲镇等三人的一条指控是：徇私舞弊，修改试卷。金甲镇等人的辩解则是：历届都有，已成惯例。为了让学生有进京的机会，不得不这样做，好像一付殉道者的姿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１００％的相信金甲镇说的是实话，而不是胡说。从金甲镇的辩解里，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一股怨气：别人改分数都没有事，为什么我改了就有事？

这也怪不得人家金甲镇——我这样说不等于我认为金甲镇就是一个好鸟，而是法律在这里对不同的人进行了区别对待。为体现法律的公正性，让金甲镇们输的心服口服，还金甲镇们一个“公道”，我认为控方不妨按照金甲镇提供的线索，继续追查下去，把以前曾经修改分数、接受贿赂的人给查出来，以体现法律的公正和无私。这也不是多难做的事，前任校长和学生都在，还有许多其他当事人。不能给金甲镇们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有点像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就像江西赣州公路局局长说的那样，查到我算我运气不好。以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人的经验而说出的这句话，可信度至少有九成。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许多贪官污吏们对判决都不服，而是千方百计的为自己辩护，就像这次金甲镇的律师为他作无罪辩护一样。他们不服的原因并非不承认犯罪事实——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是认为在此之前有这么多的人做了为什么没有事，惟独他有事，惟独拿他开刀。不但他们这么想，就是许多局外人也这么想。这种想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对法律的不信任，对反腐败的不信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构都要好好深思，绝不能认为反腐败仅仅是抓几个腐败分子的事情！

【选自《人民网》／丁 聪图《×道士捉妖》】

我看“二仇心态”　作者：张雨生

当今社会上有两种心态值得关注：一是仇富心态，一是仇官心态。产生仇富心态，自然是利益失衡，即贫富差距悬殊。产生仇官心态，还是与利益有关。有些官员一贪污，几百万，几千万，都装进了腰包；有些官员一失误，几千万，几个亿，都打了水漂。他们捞取的、扔掉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二仇心态”，皆源于利益失衡，并由利益失衡导致心态失衡。

不是要否认贫富差别，更不是要抹平贫富差别。相反，应该承认贫富差别，没有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探讨这个差别是怎么来的，追究它的合理性、合法性。靠劳动创造财富，靠知识创造财富，靠合法资本不断增值，乃至由机遇获得财富，由运气获得财富，一下子抓到大奖，只要是合法的，公开的，公平竞争得来的，就应该承认，应该服气。有人眼红也可以理解，但不应该产生仇视心态，更不应该形成社会冲突。鼓励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竞争发展财富，还要通过法律法规保护这些财富。心态失衡，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层面上。眼红的，仇视的，应该教育，用道德规范；违了法的，还要干预，用法律匡正。

真正产生“二仇心态”的根源，是社会的均衡利益，被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打破了，弄得倾斜了，错乱了。从当前的社会看，人们议论最多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为富不仁造成的利益失衡。如权钱交易，或直接用权，或间接用权，或租用权力，由此而获得大量财富。又如走私贩毒，搞地下活动；坑蒙拐骗，搞假冒伪劣；盗窃国有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祸害人民。这些人获得利益，通过的都是违法乱纪的途径。二是旧体制造成的利益失衡。一些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限制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剥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如城乡二元制，长期平调农业，排挤农村，禁锢农民。再如官员的特权体制，赋予不同官阶不同利益，既相差悬殊，又终身保值。追逐权力地位，实际是为利益所驱动。三是市场经济不完善造成的利益失衡。如某些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市场，垄断资源，获得特殊利益。由垄断进而制定行规，出台霸王条款，使掠夺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又如某些歌星影星，“屁股扭一扭，拿走九万九。”九万九的出场费，还不是最高的，有的扭一扭，要拿走几十万。如此暴富，靠的不是市场运作，而是地方官员和国企老板捧星追星，慷国家之慨，慷企业之慨。诸如此类的不当得利，造成了心态失衡，以至形成“二仇心态”。

群众议论最多的，反映强烈的，也是国家高度关注的。各级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调节和均衡社会利益，消除产生“二仇心态”的社会根源。如通过扶贫帮困，税收费收，公益事业，慈善行为，使贫穷的群体尽快增加收入，得到人道主义的援助，从社会进步中，从公共事业发展中，获得新的利益。当前，贫富差别增大的突出一面是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太低，弱势地位显明。政府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如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形成城市补贴农村，工业补贴农业的态势。这么做，不断解决利益失衡，使农民的地位得以提高。政府还要深入改革体制，改变职能，改变政策，改变观念，以建立社会利益均衡的机制。

现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我理解，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克服产生“二仇心态”的社会根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只有不断克服不和谐，才能逐步走向和谐。诸多不和谐之中，关键的不和谐是社会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阶层与阶层的冲突。由社会利益失衡导致心态失衡，是社会冲突的本源。建设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建设利益均衡的社会，形成全体人民的平和心态。

【罗耀明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

学习韩琪好榜样　作者：鄢烈山

想到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家将韩琪，是因为４月１８日广州报纸的一则短新闻。说的是广州大学城工地的９位农民工，按约定前往工地办公室与工头协商“停工待料”期间的误工费，被１０多名赶到工地的保安关起铁门暴打，在得知警察即将赶到时，才将受伤工人拖出门外，“排”在工地外的人行道上。

这类“新闻”不少，已经比“狗咬人”的事件还多?押有工厂保安围殴讨薪农民工的，有超市保安群殴顾客的，有单位大院保安暴打来访者的……

我一直在想，这些保安是怎么回事？他们又不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怎么忍心对面前那些可怜的人下狠手呢？须知，目前绝大多数的保安，虽然身穿制服，手执棍棒之类械具，也不过是临时雇用的农家子弟，薪酬待遇比农民工高不了多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动物尚且有“连类及己”的悲悯感，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同一族群？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有一种解除自我责任的说辞：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几年，反复听到一些枉法判案的司法干部自我辩解说：这是上级定性了的。至于那些施暴的保安，自然要说自己只是执行雇主的命令。

这种说辞有它符合事实的一面，在当下也颇能赢得世人的认同。认同者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制度”说，在不合理的制度、体制、机制之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人也会干坏事，所以制度建设重于个人道德；二是“饭碗”说，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屈从于不正当的乃至违法的指令。应当承认，这两种说法都颇有道理，前者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后者充分谅解人性的弱点，宽容一切，包括对怯弱和残暴予以宽容。

可是，人毕竟是人，人性应是高于动物性的吧？能用制度、程序、命令来开脱个体的一切道义责任吗？

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那个家将韩琪，他本受雇于陈世美，奉严命去追杀秦氏母子。但当他得知真相后，终以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编剧为了突出其高尚人格，让他拔剑自杀。其实，宋朝地广人稀，且无严密的户籍身份管理制度，他完全可以不回陈府，改名换姓另谋生计。在韩琪身上，确实寄托了中国人“从道不从君”（荀子语）与“不受乱命”的道德责任观。今天我们难道不应当学习韩琪好榜样吗？不受老板的“乱命”当打手，丢掉此处的“保安”饭碗，换个地方照样可以当保安。不受“乱命”枉法定案，丢掉公职的损失要大一些；权衡得失（包括被误判者的失与自己受良心煎熬之失），考虑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我明白，“学习……好榜样”之类的思路有些“陈旧”也不大适合目前的“国情”，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试问，一切听命于环境与他人，我们还能叫人吗？

我申明，“学习雷锋好榜样”是为上上人说法；“学习韩琪好榜样”是为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平之人说法；而对于天良丧尽，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存心草菅人命的下下人（比如不顾“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违背１９９６年起引入我国新刑法的“疑罪从无”原则、炮制佘祥林“杀妻”案的那些枉法办案者），让他们“学习”什么都是白说，只能依法对他们加以严惩，才能让他们长“知识”长记性。

【马钧荐自《华商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

贪官身体颓废论　作者：鲍尔吉．原野

有人感叹：现在的干部素质太差，跟过去比差远喽。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请其详述。

他说：“你看，过去的干部不管是老虎凳、辣椒水，除被敌人致残的之外，身体和心理素质都非常好，斗志昂扬。”

我有点糊涂，问：“现在呢?”

“现在?”他说，“抓起来没几天，没打没骂，全完蛋了。精神崩溃、糖尿病、癌症全上来了……”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贪官。在这里，我必须阐明一个重要的界限。其一，他把入狱判刑的贪官和解放前受反动派迫害的革命志士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其二，他把惩治贪官的司法机关和国民党的监狱混为一谈，更是错误的。其三，他把革命志士坚贞不屈和贪官犯罪之后的颓废相提并论，尤为错误。当即，我对此人进行了耐心而深入的批评教育，他获得真知，欢喜而去。而我在想早就想过的一个问题：

——贪官入狱，不决自决。

贪官，用规范术语说，即涉嫌贪污收受贿赂的犯罪嫌疑人，“捕前”系国家机关或企业的公职人员，多数是受人景仰的领导干部。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组织资源，俗称权力。其衣其食其庐不可谓不精，其车其医其药不可谓不良，当然其妾其西服领带之美自不必说了。问题是，这班大佬一进看守所，绝大多数出现身体的问题。并非装病，确属恶疾，用保险公司的条款说，乃是“重大疾病”。这情况和刑事犯罪分子大不相同。昔日的高官给办案人员下跪、叩头，抽风、百般乞怜。然后是蔬食不进，噩梦频频，自言自语，盼着早日结案，赶紧入狱劳改。一些资料显示，贪官归案之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特别是癌症发病率极高。他们在惩罚之中追悔，在追悔之中痛苦，在痛苦之中毁灭。沈阳中级法院一位前副院长，在狱中对着电视机镜头昂扬地说：“不把像我这样的人绳之以法，势必亡党亡国！”

他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这位工人出身、自命艺术家的副院长恨不能像当年宣判别人那样宣判自己死刑，立即执行。这自然是作戏，而后他也被执行庭的法警们给执行了。应了《圣经》那句话：“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地归还。”归还的是钱财，他和他们还搭上了一条得自于父母的性命。

在监狱里，贪官们已经不再去想旧日繁华，再没有脑子的贪官也不再回忆鲍翅海参。他们想的事情归结起来大抵是：一、父母儿女，深愧对不住他们；二、送礼分子及同党，恨不能咬死他们；三、怀念老百姓的普通日子，粗茶淡饭，拎小马扎出去晒太阳。

被法律裁决之前，贪官已被噩梦带来的恶疾所宣判。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道理：一是老百姓信奉的报应的道理，狂敛不义之财，自遭天谴。当年成吉思汗的部将攻陷设拉子，见满城饥民，王宫里却是装金饰银。蒙古军的将领见国王如此受财，令部属熔化黄金，灌到国王陛下的喉咙里，说：“喝吧，都是黄金。”国王金玉其内而亡，与贪官仿佛。另一个道理是，贪官入狱后的生活反差，以及他们的意志力与法律的意志力较量之后的溃败，导致免疫系统全面失灵。病理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下无病，人的免疫系统缺失之后才有病侵（传染病、遗传病与环境导致的疾病除外）。而免疫系统常常听命于人的情绪，中医称之“情志”。人的情绪当会受意志力控制。当然，如果没有一种正义的、良知的、符合法律与人道的行为支持，意志力也要败下阵来，对不良情绪的扩散不予控制。

或者说，缺少正义感的意志力控制不了不良情绪。由此，贪官的免疫系统像塔利班一样不堪一击。另外，贪官不锻炼身体，尤其没考虑到为以后入狱而锻炼身体，也算他们崩溃的一点因素。

【陈超荐自《掌上流亡》漓江出版社出版／方 成图《顽症》】

荐稿人语：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被选入《干部廉洁读本》之中，对“捕前系某某”的官员有一点启发作用。

看看汉代的两位官员是怎样爬上去的　作者：何满子

直不疑和公孙弘都是西汉王朝的大臣。直不疑在文帝时位至御史大夫，封塞侯；公孙弘在武帝时位居丞相，封平津侯。两人都有一段涉及钱财的轶事，不仅显示了他们的人格，亦可折射出当时的世风。

直不疑的生平事迹附见于《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很简略，仅二百来字。现摘录其有关金钱的一段如下：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

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请假回家，不小心错拿走了同事的钱。后者疑心是直不疑偷的。这样的活天冤枉谁也受不了，谁肯承担做窃贼的人格污辱呢？可是这位直不疑先生却公然承认谢罪，并且赔了账。直到错拿钱的同事回来偿还原金，事实证明了直不疑的清白。丢钱的那位仁兄羞愧万分，直不疑因此以宽宏大度出了名。

试想想，要是换一个人，被人诬陷为小偷，岂不火冒三丈，要同对方大动干戈？即使不酿成祸事，也一定闹得沸沸扬扬，喧腾人口。直不疑何以竟能如此宽容忍让、息事宁人呢？

除了被诬偷钱，还有人造谣说他“盗嫂”，即同嫂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对这种有损名节的大事，直不疑也很沉得住气，不作正面的抗辩，只是冷静地说：“吾乃无兄。”没有兄长哪来的嫂子？谣言就彻底颠覆了。

说他偷钱他就认，就赔；说他盗嫂也沉得住气，这种性格实在怪得难以理解。这当然是修养功夫。但一细究，才知这是世风所染，即应顺着一种时代潮流。须知汉文帝时期，朝廷以黄老哲学御世，提倡与民休息，不生事。黄老哲学主张忍让谦退，阴柔宁静。要做官取高位，就须表现出冲淡宽容，息事不争的派头来。应顺这种潮流，直不疑方能以出奇的忍让获得“长者”之称，由小小的郎官晋升到御史大夫的显职。

到了公孙弘所处的武帝时代，情况就变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汉书·公孙弘传》，他以“贤良文学”应召对策，大讲儒学博得武帝的常识，以博士起家迅速升腾。他奏事“缘饰以儒术”，用今天的话，是披着儒家的外衣迎合上意。此人是个标准巧宦，看风使舵，哄得皇帝团团转，从内史、御史大夫一路顺风地升到丞相的高位。

皇帝崇儒，公孙弘就要表演出儒者的架势，倡言“人臣病不俭节”，自己在日常用度上躬行“儒素”。吃“脱粟饭”（即刚去壳而不精舂的粗粮），穿粗布被服，一副“忧道不忧贫”、“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儒者气派。

同朝有一个耿直敢言又嫉视虚伪的主爵都尉汲黯，向武帝揭穿公孙弘的矫揉做作，说：“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问公孙弘对汲黯的指责有何意见，公孙弘先扯到管仲奢侈，而相齐桓公，齐国称霸；晏婴节俭，而相齐景公，齐国亦治，最后道：“我是太节俭了，同小吏一样，确如汲黯所说。如没有汲黯这样的直言者，陛下哪能听到这样的直谏？”这一通花言巧语说得武帝觉得他很有谦德，更为宠信。

布衣粗食是他矫饰成儒者气象的一个方面，那么他的俸禄万石是如何开销掉的呢？他还有轻舍财物沽名钓誉的另一面。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这样，那些受惠的宾客便四处称颂他。

儒学虽以伦理政治学说适合于宗法志制统治而成为传统思想的支柱，但儒学之兴亦系于习儒学的巧宦。公孙弘之前，汉初就有巧宦的先行者叔孙通。《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太史公以《春秋》笔法称之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当时汉王朝刚建立，要定朝仪，叔通征集儒生三十人制礼习仪，其中一些儒生讥薄他“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并且指责说，当时并非制礼乐之时。可是叔孙通采用古礼和亡秦朝仪，胡编了一套朝会礼仪，居然很合汉高祖的心意，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用的便是收买人心的沽名钓誉法，将五百斤黄金全部分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发红包的政策收了效。

公孙弘深得这一家法心传，将俸禄分给儒士门客，更添上了甘守俭朴的沽名钓誉术，果然十分得法。直到死后，朝廷还下诏称他“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躬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汉书》本传）。

【选自《财经》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　作者：狄　马

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是谁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历史从来就是有权势者的历史，那些帝王将相在杀伐之余，命令他们的史官修史，以炫耀于后人，甚至连吃喝拉撒、调情做爱也要秉笔太监“实录”，还美其名曰：“起居注”。而他们惟一和常人平等的地方是他们也会死。他们死后——甚至是生前——就驱赶上大量的百姓给他们堆土山，烧陶俑，打造金银古玩，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奇珍异宝都带进坟墓里去。若干年后，考古学家煞费苦心地把它们挖出来，摆在了博物馆，说：看，这就是历史。

而那些匍匐在皮鞭底下替周王朝铸鼎的人，累死累活为秦始皇烧制兵马俑最后被活埋的人，荷戈执戟跟在汉武帝后面打匈奴——实际上是瞎起哄——的人，则湮没于历史中。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幸与不幸，没有人知道。顶多是在千年以后，博物馆的讲解员指着他们的“作品”，向游客们提一句，“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就是我在最近游完“陕西历史博物馆”后最直接的感受。那里似乎多了一点王公贵族的征讨杀伐，少了一点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多了一点国家民族的繁文缛节，少了一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多了一点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概念图解，少了一点人道主义的历史分析。

我没有去过国外，不知道外国的博物馆陈列些什么？但据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里记述美国葛提斯堡战争博物馆的情形，则风格与我们的完全迥异。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葛提斯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最大的一个战役，而在这个战争博物馆里，却找不到任何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于南军加诸“敌人”、“叛乱者”的蔑称。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伤痛而平静地描写：

威斯理·科尔普和威廉·科尔普是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成年后都参加了军队——一个为南军，一个为北军。几天以后，弟弟威斯理在进攻哥哥所属的军团时阵亡。他们的母亲听到死讯后去战场寻尸，却只发现刻着他名字的枪托。橱窗里陈列的是他们兄弟俩的照片，以及威斯理阵亡时的小丘全景。

而另一则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说威斯理死的时候怀里藏着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的童年好友斯凯雷在临死前交给他，托他转给恋人杰妮·威德的。而就在威斯理阵亡的当天，杰妮·威德也因误中流弹而亡。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它们被放得和真人一样大，一排排矗立在幽暗的展厅里，使所有的参观者，一走到他们面前，就无法忽视这些逝去的、和我们曾经同样的生命。他们的眼睛在提醒你，战争减少的不仅仅是一些人口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曾经有痛苦有欢乐的生命。他们也是父母心中的宠儿，孩子深爱的父亲，女孩梦中的恋人，而现在都不见了。

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有什么胜利和战功值得夸耀呢？每一个人，一走进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抚今伤昔、缅怀逝去的生命，不管他曾经是敌人还是朋友。

我想，这才是建立博物馆的真正目的。

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博物馆？那就是要帮助人们最全面最完善地继承前人的生存经验，借鉴和消化人类曾经拥有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使自己的人格更丰富、更灿烂、更伟大。

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博物馆必须针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要让参观者懂得爱，懂得怜悯，懂得美和善良。比如说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名馆，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也知道“焚书坑儒”是坏的，兵马俑是“恶之花”，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但由他首创的中央集权却摧毁了刚刚萌生的自由邦联；周鼎虽然威武壮丽，但当时用它来祭祀时却杀死了许多战俘；铁木真虽然骁勇，一直打到中亚细亚，但当时包括我们的祖先在内都是人家铁蹄下的奴才，因而“抢人”是不好的——否则，我就真不知道，一个博物馆即使真能“客观地再现”古人的生活，又有何用？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作者：王开林

我们多看几部好莱坞警匪片，就必定清楚“猫捉老鼠”的套路，警察逮到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提醒那位倒霉蛋：“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犯罪嫌疑人不聋不傻，纵然受了惊吓，一脸猪肝色，也不会选在这个时辰语无伦次，授人以柄。在西方国家，沉默权是公民天然拥有的基本权利，既然警方指控某人犯了罪，那么就得由警方负责举证，无论他们讯问什么事情，某人一概无可奉告。沉默权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它既可以使公民免遭刑讯逼供，不必自诬诬人，造成大面积的冤屈，又可以促使警方提高办案效率，别老琢磨着倚仗刑讯逼供得到惊喜的收获。应该说，公民享有的沉默权愈完整，他们得到的相应保护也就愈充分，国家的司法公正首先从公民拥有沉默权开始。

中国公民在司法过程中享有沉默权还是近年新冒出来的稀罕事，以往是做梦都不敢设想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且不说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无权保持沉默，就是与案情毫无关涉的群众也无权保持沉默，他们必须检举、揭发和批判自己的上司、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兄弟、父亲、母亲的反党反革命罪行，有事实摆事实，没事实还得编造谎言，历次政治运动不仅造成了千千万万离奇古怪的冤案，而且极其粗暴地扭曲了全体公民的人格，造成不可收拾的人性大沦丧和大堕落。人们不检举，不揭发，不批判，能过关吗？过不了关，脱不了干系，自己仍会被捎带进去，按照当时株连亲友的游戏规则，可谓做定了咸鱼，绝无翻身的可能。你想想看，在高压政策下，人人都是惊弓之鸟，人人都是待捕之兽，谁还敢沉默？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令人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确实别无选择，爆发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灭亡的可能性。

历史上早有先例，武则天当政期间，大臣狄仁杰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屈打成招，已铸为铁案，犯人被录入死牢，只等秋后问斩。狄仁杰为人机警多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咬破手指，撕下一片衣襟，沥血为墨，写成诉冤状，教儿子送饭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死牢，随即去朝堂告变。武则天见到这篇血色刺目的状文，念及狄仁杰往日的种种好处，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立刻召见这位命悬一线的罪臣，她厉声喝问道：“你否认自己参与了东宫谋反，说这个案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冤案，莫非那认罪状上你的画押和签名全是假的？”狄仁杰悲愤地回答道：“来俊臣使用的酷刑足以夺人性命，我当时不招供不画押不签名，早已变成黄泉白骨，又怎能见到陛下诉说冤情？”在铁血专制时期，酷吏操持法律利器，颠倒是非黑白，一意孤行，受害者保持沉默拒不认罪即意味着大刑伺候，一命呜呼，自诬诬人则还可能有辩冤诉屈的那一天，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许多囚徒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你说是谋反就是谋反，你说是欺君就是欺君，八条十条罪状任你罗织，只要暂时保得住首级。事实告诉我们，能像狄仁杰那样免死脱罪的幸运者少之又少，更多的人还是被抄了家，被砍了头，被灭了族，多年后朝廷有可能为他们平反昭雪，但迟到的虚名对于冤魂怨鬼又有何益？

沉默权的运用范畴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上司刚愎自用，你不赞同他的决定，可以保持沉默，不必讨好卖乖；如果同事品质可疑，你不欣赏他的言论，可以保持沉默，不必违心附和；如果朋友行为不轨，你不满意他的做法，可以保持沉默，不必两肋插刀……你运用沉默权越正当，就越能摆脱某些烦心事恼人事的纠缠困扰，赢得自由和安全。须知，沉默并不是妥协，它恰恰表明了你的立场；沉默也不是示弱，它恰恰证明了你的坚强；沉默更不是同流合污，在沉默的背后，良知屹然。

【选自《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王 青图】

哈佛的选择和中国教育评价难忍之痛　作者：吴兴人

美国哈佛大学近日在上海招生，最终被哈佛选中，而且成为全球极少量被哈佛提前录取的优秀学生之一，是一个名叫汤玫捷的学生。

这个在复旦附中４００名学生的考试成绩中排名１００名之外的女生，何以能被哈佛大学看中呢？“‘玫’是指一种绚丽的宝石；‘捷’，是取捷报频传的意思。”在自我介绍时，汤玫捷顽皮而灿烂的笑容与独特的表达能力让人记忆深刻。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评价汤玫捷说：“汤玫捷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在学校属于中上水平。但她的社会经历、沟通与领导能力无人可及，是典型的学生领袖型人才。”

谢应平举了一个细节：“学校一次文艺演出，口才与表达能力堪称一流的汤玫捷无疑是最佳主持人选，在老师、同学大力推荐之下，她却执意要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而自己却担任起最繁琐的后勤工作。在学校，她总是把最好的表现机会让给其他同学，自己甘做绿叶陪衬。工作中她就像一块磁铁凝聚并影响着周围同学。”汤玫捷小学时担任上海电视台少儿频道摄影记者；初中时独立创办网站；高中时荣获上海高中生辩论赛最佳辩手称号。此外，她还在艺术类、文史类、科学类等多方面荣获市级、国家级奖项，是上海被授予市、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最多的学生之一。

再举一例：２００３年９月，汤玫捷赴美国西德威尔高中交流学习一年。在入学一周后的一场校际曲棍球比赛中，作为替补上场的汤玫捷，赛场上一路带球狂奔，在与对方守门员近距离对峙中勇敢地反击得手，这个极富“美国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进球让她赢得了全场喝彩。事实上，汤玫捷比赛前四天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曲棍球。她后来成为校曲棍球队的主力，经常随校球队一起参加其他州比赛并频获佳绩，彻底颠覆了中国留学生的“图书馆”印象。

打动哈佛大学的，并非汤玫捷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而是她的发展潜力和超出普通学生一大截的综合素质。哈佛大学招生部的一位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透露：“哈佛之所以选择汤玫捷，三分之一是看中她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较好的学术功底，三分之一是因为她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极强的社会实践能力、交际沟通能力。此外，通过老师的推荐信，哈佛被汤玫捷的勇敢、热情、风趣、幽默，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所打动。”

哈佛的眼光，无疑是很厉害的。哈佛不欢迎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把上海出色的尖子人才招去了。重分数，又不惟分数是从；重成绩，更看重的是能力。他们真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在哈佛大学，这样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不胜枚举。有音乐天才与数学蠢材并举的学生，有从未上过高中却拥有数个化学奥林匹克金奖的学生，也有在公益与慈善事业中默默奉献的学生……总之，每位学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及常人无可比及的特质，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这所大学培养出的人才闻名于世，选好苗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哈佛大学招生不以分数作为取才惟一标准的做法，折射出了中国教育评价难忍之痛。这对中国学生奉为至宝的分数论是致命一击。时下在中国高考是分数决定一切。分数分数，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分数分数，失之者贫，得之者昌。“分数优先——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成为高考的录取原则；大学的录取过程，有点像是一场赌博；分数线成为生命线，填志愿有打赌成分；分数背后，不乏运气成分；一考定终身，分数定志愿；一分之差，低处不胜寒；一分之差，良师也束手；高分者处前，低分者落后；处前者趾高气扬，落后者黯然神伤；高分者宠信有加，低分者恶语相向。上线下线，天上地下；上线者及第，下线者在家；榜上有名者弹冠相庆，名落孙山者唉声叹气，想不开自杀者也不乏其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哈佛招生中，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状元”学生被拒收。原因是除高分外，他们“一无所有”。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有真才实学的不多。今天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哈佛的选择是符合选拔人才的科学的。他们看一个学生是否优秀，是否有才能，并不一定完全看考试成绩，甚至不主要看分数。分数高的未必是优秀学生；分数低的不一定是差生。复旦附中成绩一百名外者照样优先录取。可悲的是，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现在培养出了一批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考试成绩样样优秀，但动手能力特别低下。因此，许多有眼光的大公司，宁可要一位优秀的高职的毕业生，也不要高分低能的“好学生”。

认真研究一下哈佛的选拔人才的经验，下决心改革我们的高考制度，是时候了！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９日】

累死刽子手　作者：冯　磊

朱元璋坐天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洪武二年二月，朱皇帝告诫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洪武四年十一月，大明王朝立法治贪。二十五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规定：官吏贪赃到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

朱元璋统治时期，刑法严厉。这一点，从其个人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仅仅酷刑就有诸如凌迟、枭示、种诛、纹面、剥皮、割鼻、阉割、挑膝盖等种种名目，其手段之残忍，无所不用其极。据说当时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往往就是剥皮的刑场，这种地方，也叫皮场庙。剥皮之后，有关方面往往还要往人皮里面塞满稻草，立在一边，令人瞻观。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可谓触目惊心。

客观地说，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为惩治腐败，“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吴晗《朱元璋传》评价说：“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杀戮贪官最多的时期。”但即使这样，明朝的反腐工作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仆后继，绵绵不绝，以至于朱元璋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大规模地杀人，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这正如农村田畦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又如秋天农村田野里的烧荒，扑灭了此地，其他地方又冒起浓烟，令人不能暇接。朱元璋虽痛恨贪污现象，成千上万地杀人，但是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由此看来，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来试图造就清明的吏治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这其中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却又总是一个模子下来的。究其根源，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天下说到底是一人的天下，而腐败则为朝廷众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视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仍然是劳而无功；即使是剥皮，也不能使贪污受贿者望而却步；即使惩罚机制再严格，但是受到处理的也只是少数“倒霉鬼”，漏网之鱼则始终是大多数。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这显然绝非“圣明天子们”所能做到的。所以，面对不畏惧上刀山、下油锅的封建官吏们，无论是谁都会一筹莫展的。而随着王朝更替，贪官则如老韭菜一样一茬茬割不完，永远没有尽头，直到把皇帝气死、刽子手累死为止。

【陈超荐自《三湘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夏清泉图《硬件》】

并不中庸　作者：陈四益

中庸之道，有人大为捧场。据说，民族文化精神之要义端在于此。只是要义归要义，难行却仍旧难行。中国人说中庸已经两千多年，但中庸却始终不曾进入民族的精神，做起事来倒是好走极端的时候居多。

这话鲁迅说过，并举中国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由此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鲁迅到底不凡，这是今天论者大掉舌尖也无法掩盖的。因为后来的事实，好像一直印证着鲁迅的推断。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一忽儿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于是视教授如垃圾；一忽儿又倡导拜师，弘扬替师傅倒夜壶的精神。一前一后，都是剑走偏锋，哪里能“得其环中”。

新近的事实是，讲不拘一格时，“是个人就能评教授”；现在讲资格了，只要没有大学的学历，连申报教授（研究员）的资格也没有！

诗曰：君子中庸空调弹，

小人无惮中庸难。

髻高三尺脚三寸，

不走高端即下端。

【选自《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肉眼在太空能看到长城”意义何在　作者：葛剑雄

《京华时报》４月２０日报道，《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记者周黎明收到美籍华人宇航员焦立中于今年２月２０日在国际空间站拍摄到的长城照片，经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魏成阶研究员确认，照片所拍确实是长城，而魏成阶就是去年对欧洲空间局发布的“长城照”提出质疑，最终得到该局承认错误的人。

周黎明认为，由于焦立中所用是普通相机，未借助精密观测仪器，“如果用相机可以拍摄到长城，那么用肉眼同样能够看到长城”。据报道，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周黎明采访了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后撰文发表于该报，指出“尽管难度很大，但在各种因素全部具备的情况下从太空看到长城还是有可能的”。

这自然使我想到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肉眼在太空能看到长城”之争，特别是自从杨利伟声明看不见长城、欧洲空间局宣布拍到了长城又承认错误后。我曾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书中讨论过这件事，前年又发表了《为何“太空见长城”的谬说会长期重复》，要是真的用肉眼在太空看见了长城，我的看法会不会改变呢？不会，绝不会。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是为了研究一种物理现象，即在离地面数百公里外能否用肉眼看到若干长、宽、高的特殊物体，那属于科学研究，一般来说应该由自然科学家来研究。实际上，有关的科学家根据已知的科学原理已经做过否定的答案。如果要推翻这个答案，最好还是请该领域的科学家来研究，结论才会有效。

现在由周黎明转弯抹角，加上“各种因素（据说包括大气或云层条件、长城段与周围环境对比鲜明等）全部具备”才“还是有可能”的说法并发表在一张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究竟有多少科学价值？

如果这是为了证明长城本身的价值，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并且只会起误导作用。因为在人类进入太空前，长城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长城的外貌、结构、相关的数据并没有什么需要从太空加以探索的奥秘。特别是长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中国和外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对长城的原貌和现状并没有明显的分歧。对长城的评价虽有各种不同意见，但从太空观察——无论看到与否——都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或者改变某一种观念。

一句话，长城的价值和意义是客观存在，中国人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完全不必依赖或取决于其他因素。当年宣扬长城是地球上惟一可以从太空中用肉眼看得见的建筑，恰恰是某些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

即使周黎明的说法成立，又如何证明除了长城以外的其他建筑都看不到？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如果其他建筑也看得到，甚至比长城更清楚，那岂不是有损于长城的伟大吗？

所以，科学研究尽管进行，如果为了长城本身则大可不必再费心，还是增强些自信心吧。

【河汉荐自《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方 唐图《新权威》】

屈从还是跳楼　作者：莫清华

曾在不同媒体上读到两个情节，令人深思。

一个情节发生在我们本土：新婚之夜，新娘坦诚地告诉新郎她曾经受过强暴。新郎大怒，拂袖而去，婚姻以悲剧告终。

一个情节发生在美国：晚上１０点，一位太太有急事外出，已经下楼了，她的丈夫一边喊着：“安全套！安全套！”一边匆匆拉开抽屉，拿出几个安全套追了下去。

丈夫给妻子安全套干嘛？原来，这位丈夫认为妻子半夜外出，有可能遇到不可抗拒的性侵犯。这时，是拼死反抗，还是屈从？这位美国丈夫是希望妻子屈从，所以才送安全套。有了安全套，妻子的生命和健康就可以得到保障，不致染上艾滋病或其他性病。

乍看来，这位美国丈夫似乎甘戴绿帽。深思则不然，是这位丈夫太爱他的妻子，而且是爱到深处：爱及妻子的生命。

在我们本土，这个新郎，似乎也不应受到责备，因为本土历来崇尚女子贞节，视女子贞节比生命还重要。

我们一些女性，也同样视贞节比生命重要。我们的一些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报道。贞烈打工妹在遭遇色狼时选择跳楼的情节，不时见诸媒体。

节烈观在本土存在已久。丈夫死了，尽管生活无着，也不能再嫁，这便是“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丈夫死了，便跟着自尽，甚至尚未嫁过门、父母为自己“定命”的未婚夫死了，也跟着自尽；或遇强暴污辱时，设法自戕，或抗拒被杀，这便是“烈”。这便得到表彰，乃至写入志书。封建时期各府志、县志，也总有“节妇”与“烈女”的记载。清朝帝制被推翻后，北洋军阀袁世凯还颁布过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奖等奖励。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跌倒时被一男子拉了一把，那女子为保“贞节”，竟自己砍掉曾被男子拉过的那只手。这样的情节，竟当作经典流传下来。

这种节烈观是不道德的。明清期间，就有开明文人表示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俞正燮在《贞女论》中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态度。近代的日本女作家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也认为贞操不应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话又回到女子遭遇性侵犯上来。面对强暴，许多女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抗，如在楼上与色狼遭遇，有人则选择跳楼。也有人会选择智斗，如称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梅毒，或用其他方法吓退色狼。如果斗智不行，自己又反抗不过，是拼死反抗，还是暂忍一时之辱而保全生命？

有人说，“我宁拼一死，也不甘受辱。”志气可嘉，但不值得提倡。这种“烈女观”在中国几千年来，不知害了多少女子丢掉生命。可惜，我们的一些媒体，也在这“烈女观”上添柴吹风。我认为，只有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或当人民生命处于危急时刻，非你牺牲才可解救时，牺牲是值得的。遭遇色狼，冒死反抗，就不值得。露丝１５岁就曾遭受了强奸，这并不妨碍她成为电影明星。如果她当时冒死反抗，说不定影坛上就少了一颗明星。不仅对于女子，就是对于男子来说，“宁可拼一死，也不甘受辱”也是不可取的。有些人只因一时半语不合，就觉得受辱而大打出手，酿成命案，后悔已迟。学会忍辱，也是一种生存策略，韩信甘受一时的胯下之辱，后成了大统帅。

前不久曾读到一则报道，一个２０岁的姑娘，在遭遇色狼过程中，色狼以杀死她相威胁时，她选择了屈从，并记住色狼的模样，然后报警。色狼虽一时得逞，最终被捉拿归案。

这位姑娘的选择是明智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这种情形下搭上生命，冒死反抗，不值得。跳楼逃生，不是香消玉殒，就是受伤，甚至落成终身残疾，痛苦更大。千万别做无谓的牺牲，珍惜生命吧！

【枕崖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

死刑犯的投案理由　作者：曾　颖

不久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杀人潜逃数年的案子宣判，罪犯邓云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本是一件不具太强新闻性的普通案子。但中间增加了一些包括“潜逃数年”、“被害人是他喜欢的女人的丈夫”等等元素，使这个案子的“可读性”和“卖点”都增加了。而最让媒体关注和感兴趣的是：嫌犯在成功潜逃了数年之后，明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可他又居然战胜了恐惧，主动地跑回来投案自首。

一个罪犯的“投案动机”何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对于这一点，是吸引我的最“要害”之处。

老实说，像这样的既有正面教育意义，又有情杀等曲折情节，而且最终司法机关又是给了定论的案子，是最受媒体欢迎的案子，因为它既可以弘扬社会正义，又能满足市场对“刺激类”新闻的需求，又不会为报社惹来包括“名誉权官司”在内的各种麻烦和纠纷。因此，各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都比较重视，一些知名的“青妇”类刊物编辑还专门打电话给成都的写手们，请他们留意案情的进展，争取能写出可以挣“千字千元”稿费的好稿件来。

媒体凭借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对此案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有采访被害者父母的；有采访被害人妻子的；更有采访邻居和目击者的；也有采访办案人员的。而实力最强的媒体，则直接采访到了邓云华本人。

我也在关注着这个案子，但我更想知道的却是此罪犯的“投案动机”。我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可能的线索。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素材的“原始带”。内容涉及我最关注的“投案动机”问题。但是，该记者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来采访，他的侧重点在“作案动机”上，整个录像带的前半部分所讲述的，都是他与受害者及其妻子的恩恩怨怨，以及杀人的过程和心理动机。

可是，就在录像带的最后，大约一小半段，让我有可能知道了罪犯的“投案动机”。

记者是这样问的：潜逃的这么多年里，你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工作，周围的人也没有怀疑你，可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回来投案呢？这岂不是自投罗网么？你的罪行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的！

邓云华沉吟了片刻说：我从逃出去那一年起，就在外省一家私人煤窖里挖煤，那日子苦哇，而且非常不安全，随时都担心被砸死在矿洞里面，这和死刑犯又有多大的区别？

我很希望那个记者能再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追问下去，也更希望罪犯能将矿区生活的苦状和险况进一步地展开来说，说说那些“苦日子”的具体苦情。但录像带却很不争气地走到了尽头。

我很遗憾地叹息了一声，对那位电视同行说：你应该再多问几句有关矿区生活的具体细节啊。

同行很奇怪地冲我笑笑说：还用问吗？你的想像力到哪去了？

确实，能够让一个死刑犯产生投案冲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若不是艰苦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他怎么会选择投案自首呢？从这一点可以想像矿区生活之艰难之困苦，连一个死刑犯也胆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要离开那个鬼地方。

【陈章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夏清泉图《盖》】

举手的尊严　作者：王　萌

那次参加孩子的家长会，一位家长在会上举手发言，讲述了她小时候的亲身经历。

她小学三年级时随父母从农村转学进城，因没见过世面，内向、腼腆，甚至不敢与陌生人说话。进城后，她看到女生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才发现自己的装扮土得要命；同学们都讲一口流利动听的普通话，自己的家乡话却怎么说也感到别扭；最让她抬不起头的是，以前在农村，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现在却排在了班级的最后一名——面对同学们鄙视和嘲笑的眼神，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看到同学们的手如林一般密举，她也跟着将手举起。偏偏老师点了她的名，愣站着半天，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又一次提问时，同学仍是雀跃着纷纷举手，她犹豫了一会，还是举起了手。或许是对她特别照顾，也或许是答案很简单，老师再次叫了她的名字。

这次她想要缩回举起的手，已经太迟了，只有硬着头皮站起来。面对不知其解的题目，她一脸茫然。结果惹得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她急得几乎要哭了。

课后，老师将她叫到了办公室，有些生气地问：“你明明不会，怎么总是举手呢？你这样不是在欺骗老师吗？”她一边抹泪一边低头说：“别人都举了手，可只有我不举——”老师一下子理解了她的委屈，温和地说：“这样吧，下次如果你会，就请举右手，不会就请举左手，好吗？”

因为这样的约定，从那以后，她每次在课堂上都会举手，而且当老师提问到她的时候，她都会从容作答。当然，除了老师和她，没人知道左手和右手之间的“秘密”。

于是她更加努力勤奋，并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然后又相继考入重点高中、大学，目前仍在读研究生。那位女研究生家长感慨地说，她已是一位家长但同时仍是一名学生，每次在各种场合高高举手时，都会想到当年那位容许她自由举手的老师，她感谢老师维护了一个孩子渴望平等、渴望被尊重的权利。

其实，举哪只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细节的转换，却能够保护一个孩子的尊严、克服一个孩子的自卑、给她的心灵新添一枚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叶。并且，她的一生将由此改写。

【李宜倩荐自《金陵晚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４日／清河鱼图】

满街“技巧”　作者：星　竹

如今什么事似乎都要讲个技巧。讲技巧的大师们也就应运而生。云游四海，到处吃香喝辣拿钱。五花八门的技巧课更是数不胜数，竟成了一门行业。比如怎样学会“推销”的技巧，怎样学会“做官”的技巧。怎样学会“讨人喜欢”的技巧。怎样才能“成才”的技巧。怎么见面“就熟”的技巧，怎么“看人下菜碟”的技巧……

有关技巧的书，更是遍地开花，满街都是。其中充满了假惺惺的做作之举，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诡诈之辞。在如此“技巧”的面前，人们已经游离了生活的本质，变得十分虚伪奸诈。大家见面，都在相互使用技术，耍手腕。你已经分辨不出哪一句属于“技巧”，哪一句才是真心话了。

说白了，而今大多数的技巧都是采用一种欺骗的手段。鼓励人们大胆地去做假，说假话，以假欺人。比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在技巧课中，被大师们编了许多的招数。大师们让你运用某种技巧，去与人沟通，从而最快地实现你的个人目的。

然而谁都知道，人际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古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如果一朝一夕，一个人就能让你产生信任感。甚至几句话过后，他就能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给你，那你掌握的，肯定是骗术。

而真正融洽的人际关系是需要时间的。人们彼此只有真诚，只有对共同的话题产生的兴致和一致，才能生出共同的语言，才能产生融洽的关系。怎么能是靠技巧，靠一种“办法”去取悦对方。这不明显是在欺骗吗。

可如今遍天下的所谓技巧，却把人的心搅乱了，让人们远离真实，用技巧来对付一切。食品里加糖精，肉里注水，把地沟里的油渣捞上来再次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把黑说成白，把东说成西……这些都是由技巧派生出来的产物。

大多数的技巧，都是让人把真实去掉，将自己伪装起来。而真实却是成本，失去了成本，天下必然混乱。讲技巧的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技巧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多迈一步就是骗子。世界上不是没有技巧可言，但是技巧一旦被用于“人心”，就很可怕了。人心善变。如今多数的“技巧”使人变得诡诈，阴险，笑里藏刀。

所以如今要判断一个人，反而要看他用多少“技巧”了。“技巧”用得太多的人，更要小心防着才是！

【王坤平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汪家铭图《我不告诉你》】

感知幸福　作者：刘燕敏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７日，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两份电子邮件，邮件的主人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女儿拉娜和她的密友阿伊莎。前不久，英国《太阳报》刊登了这两封信。

阿伊莎：阿布杜拉国王总算正式收留了我们，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热水已正常供应。虽然我们还不能自由活动，但至少安全有了保障。昨天，红十字会的官员带来一封信，说，父亲的精神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糟糕。感谢真主！能让我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现在我正在考虑写一封既能通过检查，又能给父亲安慰的信。他太需要我了。另外，军管处已允许我们其中的一人回伊拉克与律师接触，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一切都在好转，感谢您的支持！

阿伊莎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位公主。她的信是这么写的：

拉娜：我烦透了，所有的仆人都在跟我作对。我要的是凉咖啡，端上来的却冒着热气；我最讨厌带奶油的芝麻点心，而他们送来的偏偏就是这种东西。今天，班斯玩水果刀划破了手，服侍他的六个仆人已被我全部辞退，他们是一群我所能见到的最无责任心的家伙。明天我准备到班加西去，如果日子再这样下去，我非发疯不可。祝你好运，真主保佑你。

对比这两封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现了衡量幸福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看他拥有多少高兴的事，而应看他是否正为一些小事烦恼着。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不关痛痒的事挂在心上，才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感觉；那些正经历着大灾大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的。也因此，只有像拉娜那样，在失去了幸福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曾经存在。

【沈栖荐自《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８日】

一个人的生与死　作者：周　彪

一个人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侥幸逃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和故乡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不是亲人朋友的灿烂的笑容和热烈的拥抱，而是一张张愤怒的脸和一场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又像是一段天方夜谭，其实它两者都不是，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事件和众人耳熟能详的泰坦尼克号密切相关。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泰坦尼克号巨轮在它的首航途中撞上了冰山，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一样，巨轮沉没前船长决定将有限的求生机会留给妇女儿童，也就是说大船上的男人们只能绅士般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在那绝望的时刻，一名日本籍的男乘客，名叫细野正文的，冒着被水手们枪击的危险，想方设法爬上载满妇女儿童的救生船上，混迹在一群妇孺羸弱者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可在上岸时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性别、身份，他的行为当然也逃不过记者关注的眼睛，他的形象和大名一夜间出现在了世界各大媒体上，他的“事迹”也顺理成章地传到了扶桑列岛。当他踏上熟悉的土地时，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一个民族的“异类”。先是充满责备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接着他收到了他曾为之尽职尽责的运输厅的解雇信，然后是象征着男人地位的武士身份被取消，最悲惨的是他逃生的事件被编入了日本的教科书，作为反面典型教育下一代！细野正文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巨大的耻辱中熬过了他的后半生。

一个让人感慨不已的故事！一个令人感情复杂的悲剧！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同情不幸是人类的共性，可一个人的九死一生不仅没有得到众人同情反而引起群情共愤，的确能引发人们对“生”的深沉思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姆莱特式的对生或死的追问。细野正文从死亡线上逃生是他生命中的大幸，但不幸的是他的行为违背了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公定的道德规则，他个人的幸运却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了不幸，因为他背回了一个大大的道德污点。于是他成了一个民族的罪人，被生生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只能用自己的余生抵赎一次出自求生本能的道德失足。

给一个灾难中逃生的人作如此毫不留情的道德谴责和道德惩罚，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过于苛厉，也有失厚道，有欠公允，但对于我们来说实在不乏借鉴意义。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屡屡出现的丧失人格国格，有失廉耻有违道德的人和事，虽无须施行细野正文的生不如死，但让他感受一下细野正文所遭受的任何一项“生”的痛苦，也许对匡正世风、正本清源，不无裨补！

【邓卉卉荐自《潇湘晨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

并非金钱的魅力　作者：鲁　人

十九世纪末，法国有一位千万富翁在经济动荡时，获悉自己的全部财产贬值为十万法郎，他无法接受这一沉重的打击，扔下十万家产撒手人寰。富翁有位外甥被宣布为舅舅财产的继承人。当这位穷困潦倒的外甥突然得知自己将获得十万法郎的遗产时，由于过度兴奋竟幸福地晕了过去。

十万法郎能使一个人痛心而亡，使另一个人快乐而晕。无怪乎，有人会将它编到书里，这实在是一则奇闻。编者评论“这十万法郎罪大恶极”。我倒觉得，编者的看法差矣，实在是让那十万法郎蒙受不白之冤。

富有和贫穷是生活的两端，站在两端去看金钱，常常会产生这种极富喜剧效果的悲剧。但造成悲剧的是我们自已，与金钱毫无干连。

过去我们喜欢说：“金钱是一切罪恶之本源。”让金钱承担邪恶的名声，却不敢承认我们人性中的弱点。

如今人们的口头禅又变成：“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其实，这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当然，它准确地表达了现实的一种普遍状况，但仍对人性中的弱点避而未谈。于是，当人们从金钱中得到乐趣时，便往往忽略了“金钱不是万能的”，而只注重“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由此而引发了当今社会中的许多丑恶和荒诞的现象。

据说《圣经》中写的是：“爱金钱是一切罪恶之源。”我未读过原句，但觉得这句最贴切。

【翟明荐自《科技先导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

父母的能与不能　作者：静　绿

我能给予你生命，但不能替你生活。

我能教你许多东西，但不能强迫你学习。

我能指导你如何做人，但不能为你所有的行为负责。

我能告诉你怎样分辨是非，但不能替你做出选择。

我能为你奉献浓浓的爱心，但不能强迫你照单全收。

我能教你与亲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不能强迫你这样做。

我能教你如何尊重他人，但不能保证你受人尊重。

我能告诉你真挚的友谊是什么，但不能替你选择朋友。

我能对你进行性教育，但不能保证你保持纯洁。

我能对你谈人生的真谛，但不能替你赢得声誉。

我能提醒你酒精是危险的，但不能代替你对它说“不”。

我能告诉你毒品的危害，但不能保证你远离它。

我能告诉你必须为人生确定崇高的目标，但不能替你实现这些目标。

我能教给你做人的优良品质，但不能确保你成为善良的人。

我能责备你的过失，但不能保证你因此而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能告诉你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但不能给你永恒的生命。

我能肯定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你最美好的东西，但不能给予你前程和事业。

…………

孩子，我能为你做很多，因为我爱你；但是，你要明白，即使我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还是要由你自己做出那些重要决定。为此，我只求灿烂阳光永远照亮你的人生之路，使你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刘金海荐自《参考消息》／江帆图《弹琴去！》】

爱，有时很简单　作者：思　念

爱，有时很简单。一所小学的校门口，纷纷落下的雨雪把接孩子的家长们冻得一个劲儿地搓手跺脚，几位骑三轮车来接孩子的爷爷头发上眉毛上都挂满了雪花。终于，孩子们放学了。盼望已久的爷爷们赶快把自已的孙子或孙女抱上三轮车，急慌慌地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孩子裹上，蹬上车一溜烟地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中……

爱，有时很简单。一个下岗职工家里，因是孙子的生日，今晚餐桌上百年不遇地多了一盘油焖大虾，对着金灿灿、油汪汪的大虾，孙子的眼睛里都冒出了绿光。爸爸装着没瞧见，给爷爷奶奶碗里各夹了一只最大的虾，可是奶奶忙夹起自己碗中的大虾放到了孙子的碗里，说：“大虾不好消化，我这只就让孙子帮忙消灭了吧。”孙子赶忙又夹起来放回到奶奶的碗里：“咱家一年只吃一次大虾，奶奶要是不吃我也不吃！”就这样，让来让去，最后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了一只又红又亮的大虾。这顿普通人家不普通的饭，给这家人带来的是那么浓浓的温情……

爱，有时很简单。每天清晨，妻子都是第一个起床：一阵风似地为丈夫儿子准备早餐。可是，有一天妻子晚上身体不舒服，等第二天一睁开眼——糟糕，过了做早餐的时间了！当她慌慌张张穿上衣服冲进厨房时，愣住了——丈夫正端着一碗她平时最爱吃的面片汤往外走，猛然看见她忙收住脚，嗫嚅道：“今天闹铃没响，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就先起了，不知道面片汤做得合不合你的口味……”

爱，有时很简单。一个男孩期末考试弄砸了，伤心得饭也不想吃觉也睡不好，家长心里更着急。可是他们对男孩既没有打也没有骂，而是和孩子一起分析这次考试失利的原因。从此他们还放弃了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看电视的时间，帮助孩子复习功课。在一次黄昏时的散步中，父亲牵着男孩的手，轻声地说：“在人生的跑道上，即使你落在了别人的后边，我们也会和你一起跑。无论风雪严寒，不管暴雨倾盆，直到你赶上同学超过同学……”

爱，有时很简单。一年一度的商场店庆活动开始了，各商家纷纷在活动期间实行打折优惠，商场里自然是人山人海，排队交费的更是一条条长龙。这时，一位跛脚的男子费力地挤了过来，他左手拿着交费的单子，右手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汗珠子顺着消瘦的脸颊一个劲儿地往下淌也顾不上擦。站在前面的一位白发老太太拉住他：“孩子，到我前面来！”跛脚的男子一愣，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就在他犹豫的一瞬间，站在收银台前的一个男人一把将他拽到自己的前面：“你在这排着的，现在该你交费了！”跛脚男人一边感激地冲着人们说着“谢谢”，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到微笑着迎向他的收银小姐……

爱，就这么简单。

【刘佳鹏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王敏图】

活在我心中的“左拉”　作者：严　锋

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是一位勇于维护正义、主持公道的典范。当１８９４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诬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时，左拉挺身而出，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１８９８年２月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我控诉》，抨击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当年７月，左拉因此被判以诽谤罪，处以罚金和一年徒刑，被迫流亡英国。尽管如此，左拉并未屈服，和军方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他坚信：“……将来法国会因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历史终如左拉所言，１９０６年蒙冤１２年的德雷福斯上尉终于平反昭雪，而第一个发表“人权宣言”的法兰西，确实是一直在感谢左拉。１９９４年法国曾隆重纪念“德雷福斯”事件１００周年，以此冤假错案作为历史镜鉴；１９９８年法国又隆重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１００周年，感谢他为维护祖国声誉所作的斗争。

历史往往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我国在上一世纪中，从“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诚不知出现过多少个“德雷福斯”式的冤假错案，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中国的左拉，他们敢于伸张正义。如声讨胡风的大会上，山东大学教授吕荧曾郑重申言“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结果他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又如北大中文系来自苏州的女学员林昭，在人们痛斥北大“右派分子”时，她竟站出来为响应号召提意见的人遭到围攻而仗义执言；结果她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在“文革”中连性命也搭上了……

笔者１９５７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被划为“右派”时，也曾亲身遇到过一位左拉式的战友。她在支部大会上公然为我鸣不平，强烈反对开除我的党籍，结果却和我一样陷入了长达２２年的厄运。这位站出来为我争辩的女同志名叫李迪（原名张咏青），是南通人，１９２７年出生，青少年时期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４年在平潮中学读书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如西边区从事民运工作。解放后，她长期在新闻宣传岗位上敬业尽责，工作相当出色。我与她１９５０年在扬州相识，当时她在机关党委宣传部工作，她的丈夫和我一起在《苏北日报》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互有交往。１９５２年，我和李迪同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她在宣传处任指导员，我在理论处任研究员（１９５４年后任《理论学习》杂志主编）。我们经常互相协作，共同编写干部和党员的学习材料。当时，她思想敏锐，能言善辩，且对人热情、宽容大度，大家都很佩服她敢想敢说、坦诚无私的作风。她从不唯唯喏喏、随声附和，即使在部长一级领导面前，她也能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看法，甚至为了弄清是非曲直，不惜争得面红耳赤。

整风反右中，尽管她也向领导提出不少意见，但开始并未把她列为批斗对象。在我被划为“右派”时，她正在农村蹲点搞调查。她回到机关时听说我被定为右派深表惊讶，公然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质疑和辩驳，把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李汉章同志责问得无言以对。会后“反右领导小组”认为她是站在右派立场上为我辩护，于是决定把她也划为“右派”，并完全剥夺了她申辩的权利，她和我一样被押送至苏北海边的东直农场劳动改造，直到事隔２２年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她和我才同时得到了平反改正。

１９７９年春，我和老伴赵逊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去江苏省委宣传部接受宣布改正平反结论后，曾特意去汉府街李迪同志住地拜访过她。当时，我们在阔别２２年后重获新生之日还能相见，确有无限感慨，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深怕引起对方伤感，坐下后只是久久相视苦笑。当我们夫妇俩对她当年因为我争辩而同遭厄运往事，表示真切的感谢和内疚时，她淡然一笑，劝我对此不必在意。她说：“当时我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怀着什么义肝侠胆，而是凭我们多年在一起工作的相互了解，用我自己的理智和良知去判断，认定你决不会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坚信自己依据直觉和常识所推理出来的看法是不会错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只是直到２２年之后的今天，才给我们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还我们以本来面貌，这未免来得太迟了点吧！……”最后，她还激励我说：“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还可以来个‘最后冲刺’，你也许还能‘大器晚成’哩！”我当即被她那豁达、大度、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当日我们被她热情留下来一起包饺子吃，午后又在那里畅谈到华灯初上时刻，这才与她告别，互嘱珍重。孰料，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如今，她虽已先我们而告别人世，但每当我与当年省委宣传部的老朋友们谈起１９５７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谁都忘不了李迪这位左拉式的人物。因为当时在那狂风暴雨般“反右”斗争开始后，一般人总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惜身自保，或从众随大流，或当上了“识时务的俊杰”，明知被斗者无罪无错，而昧着良心去批斗。而像李迪这样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挺身而出，直赴人生险地，义无反顾地仗义执言，怎不令人衷心钦佩呢？我们当年身临其境的那些老朋友，每当回忆起李迪的这段往事，都不能不为之凛然动容！她当时是一个而立之年的女性，有丈夫、孩子，但她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考，凭着超乎常人的胆识和勇气，坚决做到不自欺、不欺人，凭着自己的良心讲话，她不愧是个真正大写的人，真正是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那种人。我认为她的高洁情怀、挺拔风骨所闪耀着的人格光辉，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她就是活在我心中的“左拉”！我们要永远记住像她这样的“中国的左拉”，从他们身上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和人格力量，来维护我们的民族正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谢云荐自《大江南北》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荐稿人语：文章中所缅怀的李迪同志是我抗战期间在同一个区工作过的战友，所以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感慨万千。此文虽与“杂文”有别，但其含义很有意思，中国缺少的就是像李迪这样的谔谔之士，因为古今的统治者都喜欢“谔谔”而又不能容忍“谔谔”。如今讲共产党的先进性，像李迪这样的“先进”者，当成为共产党员的楷模。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作者：王　晖

真没有想到，在十二卷本的《郭小川全集》中，除录存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和日记、书信外，作者在历次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及受批判时的记录竟占了差不多整整一卷——近日读郭氏著作，这是首先让我惊诧的事。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学者，在自己的创作、研究生涯中也有这样一段怪异的经历，并留下一批如此奇特的作品。但稍微留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却发现与郭氏有相同遭遇者在在可见。

当史无前例的“文革”刚一开始，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批评后，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就说：“请你帮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同期，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澍的信中又说：“请毫不留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范文澜历史知识渊博，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著有《中国近代史》（上编）、《正史考略》等，相信他对纷纭世事与杂色人等的识见，比常人更胜一筹。而他竟然也说出了这样自我作贱的话，可见他对那些借批判“错误思想”为名，行污损人格与磨灭个性之实，冀图最终达到自如驾御士人目的之掌权者的心肺，必是既洞若观火，又无可奈何之极的。

在检查写作这一领域，似乎亦有“圣手”，美学家朱光潜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位，季羡林可以作证：“他（指朱光潜）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朱先生是个讲究文采的学者，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他就力褒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鼓吹写作应效法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尊作极境去追求。据说他买书前，总要先粗略地翻看一下其中的文字，没有文采的书，他通常是不买的。一个如此看中文字魅力的人，即使写检查，优良禀性也肯定促使他不会容许自己在文字运用上有稍许懈怠。只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毕生著译了七百多万字高质量论著与译作的优秀学者，在其学术研究炉火纯青的年龄，却无暇撰写自己想写的著作，而是将大段时间抛在写作文采斐然的检查上，怎能不生发命运不公、造物欺人的慨叹。

朱光潜或许可视作极少的例外，现实生活中，估计大多数人对写作检查这样的“劳什子”，还是不胜其忧的。被“七月派”文学批评家吕荧誉为“人的花朵”的艾青，打成右派后，就十分头痛写检查。好在他有一位贤淑的妻子，为他包揽了这部分文字，到时候，他只要拿着稿子上台念读，每每也能蒙混过关。只是有一天，在中国作协机关揭批“右派分子”大会上，口中念着检查稿的艾青，竟突然冒出了一句：“当我生孩子半年以后……”一时惹得哄堂大笑，会场严肃的斗争气氛自然大为冲淡。有人要轰艾青下台，不让他再往下念——原来，他的妻子代写检查时不留意，竟拿自己生活经历来作为记忆时间的标准，而艾青事先也没看文稿，就照本宣科了，难免不泄漏天机。是的，这是一个过失，但这是一个心理正常人的过失，谁会不理解呢？这是一则笑话，但这是一则令人辛酸的笑话，善良人听后，即使笑也会噙着眼泪。

艾青写有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位如此挚恋这片土地的诗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片土地上却不能自由歌吟，而要去无休止地检讨自己已写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的”，这足够让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后人含泪反思了。

【翟明荐自《桐城文学》／清河鱼图】

北宋《流民图》为何打倒了当朝宰相王安石　作者：章　明

章明先生简介

章明，江西南昌人，１９２５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广东省作协理事兼广东省杂文创委。解放前曾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攻读三年，１９４９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从事部队文艺工作，著有长、短篇小说及歌剧、诗歌、曲艺等作品，均结集出版。“文革”中受到迫害。对杂文有特殊爱好，１９７８年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杂文创作，著有《剑花小集》、《上帝与傻子》、《官多之患》、《当代杂文选粹·章明之卷》等杂文集十余本。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人用一幅图画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这就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故事。多数史家指出此事是保守派攻击改革派的毒辣手段，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想，此中蕴含的意义，还可以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

《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一代名相就这样罢职了（熙宁八年安石复相，九年又再罢相，晚年退居卒于金陵）。

所谓《流民图》的流民，其实就是逃荒的农民。郑侠不过是一个小官，他敢于又绘图又上疏，指名道姓胡说八道诬告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大臣的唆使。整个的事件策划得非常巧妙：攻讦者事先知道了神宗的犹豫心理，这至关紧要。把逃荒的农民绘成《流民图》是富于巧思的，图片宣传总是比文字宣传来得有力。让身处深宫广殿之中看惯了锦上添花的皇帝和太后们，猛地一下子看看从未见过的老百姓的颠沛流离之状，“少见多怪”就可能引起轰动效应。果然，这个精巧的设计奏效，两位太后流泪了，神宗的疑心也更大了，你王安石这个宰相还能当得下去吗？

北宋《流民图》的故事，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来。《晋书·惠帝纪》载：经过“八王之乱”的大破坏以后，“天下荒馑，百姓多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史称司马衷生来就是个白痴，也许是的，但是光凭这一条还不能断定他是白痴，只能说他不谙世事。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时的皇后玛丽安东尼也说过：“没有面包为何不吃糕饼？”（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８７页）这也只是隔膜的缘故。同样，北宋两位太后看了《流民图》哭了，并由此断言“安石乱天下”，也只能说她们和群众隔得太远，不表明她们仁慈，更不显得她们聪明。水旱灾害和农民逃荒是年年都有的，只不过您老人家没见过而已，见多了您也许就不伤心了。“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王安石说的才是大实话。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之前有天灾和逃荒，在新政实施之时也有，在新政被废以后同样有。

“乐岁（好年景）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是孟子对战国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的总估计。叫人吃惊的是，这个总估计直到二千多年后的近现代还是准确的。

“凶年不免于死亡”，怎么办呢？只有逃荒。

实事求是地说，上自先秦，下至晚近，我国农民一直是把逃荒当成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的。而且在不需要逃荒的地区的农民也有尽力周济逃荒者的习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定哪年也要逃荒。这种格局是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农业生产力低下，农田水利不修，靠天吃饭，抗灾能力极低。其次是农民的绝对贫困，收入低微，租赋沉重，家无半年储备，一遇灾荒，生存就受到威胁。其三是我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水旱频仍，也许距离千儿八百里的地方却风调雨顺，存在着移民就食的可能性。逃荒当然不是一种好事，但和不逃荒躺在家等着饿死相比又是一件大好事。逃荒也不一定不死人，孟子所描绘的逃荒的惨状：“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者弱者熬不住死在路旁，全家骨肉离散）确是实情。但无论如何，逃荒总比不逃荒好得多，死亡的人数也会少得多。所以，我们翻遍中国史册，可以看到无尽的灾荒，无数的饿殍，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个地区，还没有看到过“不准逃荒”的政策。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大跃进”失败以后１９５９年的广西环江县和河南信阳地区。前者由县委书记洪华授意：“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打死算了！”（见今年第３期《杂文选刊》袁诹文）后者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操纵下，“各县市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见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报刊文摘》张树藩文）结果，这两个地方成了当时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历史上有灾荒又有“流民图”，情况还不算太坏；有灾荒而无“流民图”，那也许才是最可怕的。

【选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

钟南山不做广告　作者：章　明

前些天看电视新闻，抗非典先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荧屏上只说了四个短句子，可这短短的四句话却引起了我许许多多的感想。不揣冒昧，我现在就把钟先生的话分开来作一些分析和评论（其中无疑有很多妄评，敬请原谅）。

“他们要给我１５０万”

１５０万！太好了！要是他们是对我说的，我一定高兴得跳起来，狂呼万岁。说来不免暴露出我的寒碜，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大堆钱，更没有挣到过这么多钱。以我目前的收入水平，恐怕还要不吃不喝地再干四五十年才行，可到那时我就一百多岁了，肯定没戏。但是，不怕亿万富翁们见笑，我还是羡慕１５０万的。要知道，这笔钱可以买五套豪宅，可以买三辆皇冠轿车，还可以雇几个文人给我写一部传记，把我吹得像孔夫子一样伟大，那该多惬意呀！要是我想当官呢，那也现成得很，最近披露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明码实价，买一个县委书记不过四十几万，１５０万买三个还有多的。我老了，给我的儿子、孙子、曾孙各买一个总可以吧？我立马就实现了“封妻荫子”的梦想，子孙万代都得感激我！

“叫我说他们生产的药品疗效好”

说实话，这个条件一点也不苛刻。只要厂家生产的不是毒药，不是假药，多少总有点疗效吧？有疗效就好。作为医学专家的钟南山肯定是有把握的，他说了这一句又怎么样？既非说谎，也不亏心，又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总之是不费吹灰之力，１５０万就到手了。君不见：明星大腕，功成名就，他们都在做推销药品的电视广告，做得热火朝天，在荧屏上满怀激情高声呼喊，比他们演的戏还要精彩得多，感人得多。尽管他们自己根本没用过那种药，尽管也有少数人看了啧有烦言，可他们照做不误。君又不见：当前的时尚是先富的和先富的交朋友，暂贫的与暂贫的做伙伴，你没钱或者钱不够多，连老朋友都会失掉，多危险哪！不用我说，钟先生当然是知道的。

“这件事情被我拒绝了”

拒绝了？全完！为什么拒绝？竭尽我微弱的聪明才智，我只能猜想毛病出在厂家开的价码太低。你想想，以钟南山的人格魅力、社会声望、在医学上的权威性和在患者中的号召力，他说哪种药疗效好，这种药立刻就身价十倍，药厂老板马上就发大财。区区１５０万能请得动他吗？一千五百万都未必，一亿五千万也许……

“因为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钟先生的这句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警钟声，把我的锦绣文章震得粉碎，把我的美妙灵感冲得烟消云散。世间万事都可以商量，但是谈到了“做人的原则”这一层次，就没得商量了。忽必烈已经钦定让文天祥当丞相，可是文先生非要殉国不可，因为“成仁取义”是他的做人的原则。钱钟书为何淡泊名利，杜门谢客二十余年？因为争分夺秒地“做学问”就是他做人的原则。钟南山做人的原则详情如何，他没有说，别人也不便妄议，只能说不做广告是其中的一条。在这条原则面前，什么一千五百万、一亿五千万都是扯淡。

那么，目前还在起劲地做广告的先生们就不对了吗？不能这样说。人人都有自己的做人的原则，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危害他人，大家都可以各行其是。阿Ｑ不是也有他独创的“精神胜利法”吗？这也就是他的做人的原则。

【选自《南方日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英 韬图《有钱能使×推磨》】

送红包　作者：章　明

甲：（出场，四面张望。瞥见之，转身就跑。）

乙：（追上拉住）王市长！王市长！老领导，您不认得我了？

甲：哎呀小李，我的第一位司机！咱们有些日子没见了。这些年你到哪儿开车了？

乙：在北京，不开车，改说相声了。老领导您不知道？我是侯宝林老先生的收山弟子。不敢说大红大紫，反正有俩钱。这么的吧，现在大过年的，我先奉送老领导一个红包。（取出红包）不成敬意，祝您新年万事如意！

甲：（接过红包，感慨地）想当初，过年过节谁不抢着给我送红包？可到这时候还有人给我送，这才叫人心！老弟发财了，恭喜恭喜！这趟你怎么回咱这小地方来了？

乙：贵市特地请我来说相声，市长大人您不知道？

甲：他们没告诉我。

乙：这太不像话了！

甲：还有比这更不像话的呐。小李，最近我有点小麻烦……

乙：我好像听说一点儿。我很同情！

甲：你说我能服气吗？

乙：不能！

甲：当然嘛！他们掌握的不就是那三千万扶贫款的事吗？

乙：还有他们没掌握的……

甲：当然嘛！啊，没，没有。你说有些人比我捞得还多，干吗抓我？

乙：要抓就一齐抓！啊，不，别人都该抓，就是不该抓您。

甲：当然嘛！再说，我不过就是偶然地、暂时地、些微地放松了一点点思想改造……

乙：思想改造您是不用说的。您作报告都感动得听众直掉眼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了就是好同志。

甲：当然嘛！再说，我也不懂法律呀！常言说，不知者不罪。

乙：老领导太谦虚了。您怎么会不懂法呢？

甲：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工作太忙嘛。整天地开会、讲话、剪彩、宴请、喝酒……

乙：还有二奶那边也得照顾照顾。

甲：当然嘛！你说我哪有时间学法律？我怎么知道接受进贡是犯法的？我怎么知道私用扶贫款是犯法的？我怎么知道包个二奶也是犯法的？我懂法，还要法院干什么？

乙：您说得也有点道理。

甲：当然嘛！可现在倒好，我干什么都犯法，不由分说就被盯了！出来走走都难！

乙：老领导，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吗？

甲：（小声地）老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乙：（拍胸脯）行，没说的！

甲：你在公安方面有没有可靠的人？

乙：铁哥儿们大把的！

甲：在民航方面呢？

乙：铁哥儿们大把的！

甲：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个出国护照和一张机票？最好是美国。（更小声地）不瞒你说，我在花旗银行存了两千多万美金。

乙：那就好办了。老领导，今天我是特地来给您帮忙的，您要的东西全都给您准备好了。

甲：（大喜）是吗？在哪？快给我！

乙：在红包里。

甲：（打开红包，大惊）啊！逮捕证！

乙：老领导，您已经被依法批捕了。我是北京来的专案组成员。（取出手铐）请！

甲：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乙：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二人下）

【王翔宇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

奇闻点评　作者：付文斌

4如今这年头，耳闻目睹的奇闻怪事颇多。或许是颇多的缘故罢，久而久之，奇闻也不以为奇了，怪事也见怪不怪了，剩下的就只有麻木了。

也许是我的神经尚未完全麻木，庸俗一点说就是我还存有猎奇的怪癖罢。每天翻报纸，猎奇所得，虽不很多，却也不少。仅近年来，从报纸上摘录的奇闻，倒也有那么几十条，不敢独享，兹选几例，奇闻共赏，并不揣浅陋略加点评。

其一，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的广东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向办案人员说：“我觉得我是人民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她倒也言行一致，家里的衣服、油、大米、香烟、水果等等个人生活用品，都要用公款报销。

评曰：马副市长利用职权贪污多少公款，暂且不提，充其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堪称奇闻的，是这位副市长对“人民公仆”这一光荣称号的理解别具一格：“公仆”者，吃“公”也。

其二，一位送礼者为得到一个录用名额，给福建闽侯县教育局林局长送礼。送礼者见局长家什么都有了，想了又想，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上等的柏木大棺材。送礼者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祝局长前途无量。林局长不但没有怪罪送礼者诅咒他死，反而高兴无比，不无幽默地说：送礼送棺材，好啊，好啊，敢为天下先，可上吉尼斯纪录。并且局长大人还真欣然收下了。

评曰：局长大人收礼来者不拒的“大无畏精神”不足为奇，要说奇的是，他以为收了棺材能“升官发财”、“前途无量”，他想创出收礼的吉尼斯纪录，以及他“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醉生梦死心态。

其三，据《天府早报》报道，现年３６岁的“三陪小姐”陈丽，成了荆门市委书记焦俊贤的情人后，竟当上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准备出任宣传部副部长。

评曰：可谓“情人眼里出奇才”。让一个“三陪女”负责新闻出版工作，肯定不会“出版”什么好货色。不过是肮脏与龌龊共同“出版”了令人耻笑的《笑话集》。

其四，湖北省鹤峰县司法局两局长带着“三陪女”下乡搞“三五普法”，两位局长大人与其“同吃、同住、同乐”。

评曰：如此“普法”，实在离谱。这“司法腐败”中的一个生活小镜头，真叫人匪夷所思！

其五，浙江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的“两委”，为“增加集体收入”，竟将洋山村一小庙宇以年交５８万元承包给村里５位党员收“香火钱”，５名党员因此受到处分。

评曰：共产党员能搞“香火钱”承包，那么承包色情场所岂不更能增加“集体收入”？看来，在为“集体创收”的幌子下，不知还有多少五花八门的捞钱怪招！

其六，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利用权力捞了５００多万元，其中一年内受贿达３００多万元，平均日进万金。但卫局长仍不忘为自己歌功颂德，他以自己为“原型”，亲自编了一出小话剧，命宣传队到处表演。这出小话剧的名字叫《铁面局长》，说是税务局副局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自己又有重病，女儿勤工俭学挣了几十元要给他补补身体，他说：给希望工程吧，他们比我更需要。

评曰：“铁面局长”创下平均每天受贿万元的“纪录”，并算不上什么奇闻，构成奇闻的是他的脸皮之厚，机关枪都打不透。曾听说有“婊子为自己立牌坊”的，却未闻有“婊子”为自己编话剧唱颂歌的，正是这位局长大人勇于实践，才给我们留下了“前所未闻”的“奇闻”。

【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网》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２日／方成图《创收图》】

乡下人　城里人　作者：周海亮

乡下的树枝插进花盆，变成盆景，被城里人摆上客厅，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城里的地板革运到乡下，成为炕席，被乡下人铺在炕头，乡下人更像乡下人。

城里人可以嘲笑乡下人土炕上的地板革，却忘记了自己的客厅，正种了一棵乡下大树的崽儿。

再哭？再哭送你到乡下挑大粪去！以前，城里人这样吓孩子。

再哭？再哭送你到城里当大官去！这种话，也就黄宏能在小品里替乡下人自慰一把。

乡下人穿上西装了，城里人露开肚脐了。这是相声里的城乡差距。

等我们乡下人终于用上手纸了，你们城里人却用它来擦嘴巴了。这是文学作品里的城乡差距。

全都透着乡下人对城里人的偏见，甚至不齿。偏见中的憧憬，不齿里的向往。

赵本山演乡下人逼真到位，因为他本就是乡下人；巩俐演乡下人也活灵活现，她跟乡下人，却是八竿子都捅不到。

并不是她的演技有多高明，而是城里人给乡下人做了一个模子。呆头呆脑，穿着臃肿，贫穷，较真，没有文化。照这个模子演，谁都能演绎乡下人一把。

头戴安全帽手提瓦刀，这是乡下人。

把秋波理解为秋天的菠菜，这是乡下人。

在电视里傻呵呵地数着卖粮所得的几张钞票，这是乡下人。

乡下人被定位了。聪敏，财富，知识，这些全与乡下人无关。当然，乡下人要变成城里人，可以选择在城里买栋房子，落下户口，就可以马上变成城里人。虽然他可能仍不聪敏。

其实，乡下人变成城里人，并非遥不可及。

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先前的城里人的优越感越来越少，而乡下人，则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成为新的城里人。

然后，新的城里人将新的盆景，摆进客厅。新的优越感，由此而生。

我想说的是：诚然，城里是乡下人的梦想；但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

【陈超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１日】

贼人贼事　作者：王　雨

智贼辨穷

一贼，原本良家子弟，企业倒闭，空闲在家，思来想去，做了“钳工”。

一日，他盯住一衣着光鲜之骑自行车男子，趋行趋止——男子的自行车篓里有一公文包。贼暗忖，包内必有“干货”！男子车停路边，包也未拎便进了商店——真乃天赐良机！

贼趋进，欲动手，忽见车篓里另有数本《党建导刊》《党建研究》《政工动态》等杂志。贼手忽止，抽身而去——此君乃一穷酸文人，包里定无油水！

抓小放大

甲乙两悍贼系“白日闯”，一天，两人在一起探讨“业务”。

甲贼说：“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开始，去机关大院里弄点活干干！”

乙贼说：“‘点’踩好了？没问题？”

甲贼回答：“踩准了，我准备先弄当官的，再弄几个小干部，速战速决！”

乙贼说：“大错特错！我告诉你，如今领导的抽屉里面肯定没啥‘好东西’，有的话，也全放进了保险箱，一会会儿工夫，你能撬得开？劝你还是抓小放大，多弄几个小干部吧，积小成多，多少还会有收获的！”

安全致富

某贼，肤黑貌丑，体壮如牛，与身轻似燕，技艺非凡的众贼相比，可谓先天不足。然，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悠闲自得，极少“出工”，却闷声不响大发财，渐成贼中巨富。

数年之中，众贼皆有失手，惟其从未落网。

众贼皆惊诧、纳闷、艳羡，请吃、请喝、请玩……诸般手段，无所不用，贼紧咬牙关，绝不松口。春夏秋冬，年夕又至，冬衣裹身，行动不便。一日，贼悠悠然行至一僻街陋巷，不慎被一电动三轮车撞成重伤，奄奄一息，回天乏术，良心发现，终松口吐露：“欲安全致富，记住，一不要偷普通百姓，二不要偷权高位重，三不要……”

众贼皆按捺不住，急问：“偷谁的？那偷谁的？！”

贼断续曰：“只偷官员所包二奶，油水最多，安全，易致富！切记！切记！”

盗亦有道

公交车上，一女青年钱包被小偷掏去了。女青年看看四周，乘客均正襟危坐佯装不知。女青年无奈，只好央求小偷：“包里有３００元钱，就送给你了，可是，你能不能把包里的那串钥匙还给我？”

小偷听罢，很爽快地把钥匙还给了女青年。

女青年甚是感激，随口道：“谢谢!”

小偷回应道：“不用谢，这是咱应该做的。”

【张艺生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７日】

“狼文化”与市侩哲学　作者：林　希

那时住在国外，从网上得知国内一部名为《狼图腾》的小说正在畅销，更看到出版人对这部小说的推荐语：“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顿时五雷轰顶，万没想到中国人原来是狼子狼孙，难怪面对当今中国的经济起飞，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惊呼“狼来了”呢。

不久回国，才下飞机，走出海关，大步跑进机场候机大厅书店，问服务员有没有《狼图腾》，人家顺手就递给我一本，可见这部书很是炙手可热也。

早在阅读这部书之前，我在国外就搜尽大小网站，一直也没有找到世界上有狼崇拜的民族。据民俗志记载，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有“犬祭”的风俗，而祭犬的目的在于防止麻疹病毒的侵入，这和阿拉伯原始部落以羊血防止瘟疫的流行一样，并非是图腾崇拜。

关于狼，中国人是从《东郭先生》、《狼来了》等故事解读狼性的；后来《伊索寓言》引进中国，我们又读到了《狼与小羊》的神话。现在忽然间，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狼的“传人”，心理上还真有点不平衡。

一口气读过了《狼图腾》，还没容思考，各方信息传来，在中国，一个狼崇拜的怪圈已经形成，随之而来的《狼道》、《狼魂》、《酷狼》，最后更有一本奇书横空出世《像狼一样思考》，中国真的闹起狼灾了。

“狼文化”何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尚呢？读过这些“狼”著作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些“狼文化”的内容，原来所谓的“狼文化”，就是市侩哲学的大杂烩。

这些市侩哲学绝非“狼文化”传播者的原创，而是早就潜伏于市俗的狼性心理中，多少年来因受健康文化扼制，早已渐渐萎缩。于今，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不正之风唤醒了负面人性，于是“狼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发动起了一场以市侩哲学改造世界的思想攻势。

近些年来，市侩哲学开始萌生，从“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到“我是流氓我怕谁”，早已滑落下社会道德的底线。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位年轻人和一位老年妇女结婚，当人们问他何以不计较年龄差异的时候，这位年轻人竟然回答说：“当你使用钞票的时候，你问这张钞票是哪年印制的吗？”市侩哲学至此，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以《狼图腾》为代表的“狼文化”，开宗明义为狼性高唱赞歌，也算是淋漓尽致。《狼图腾》以充满野性的笔触描绘了凶残的狼对于制造血腥的狂热：一匹被猎人的马棒打断四颗牙齿的恶狼“一头栽倒雪地上，不停吮着满嘴的血，抬头冲天没命地哭嚎”，“狼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上下四颗牙齿，如果没有牙齿，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敏、警觉、体力、耐力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这里历数的狼的一切品性，正就是一切市侩哲学的生存表现，市侩哲学所要弘扬的，正是如上那些凶残的狼性。一位解读者说：“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战法很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的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截堵……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的时候，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云云，云云。

“狼文化”诠释生存状态，将世上一切搏击、竞争，归结为狼性的冲突，“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无论狼的凶残、毒恶，无论狼的阴险、背叛，只要取得胜利，就可以不择手段。而一旦得到胜利，就可以在血腥中得到最高的精神享乐，诚如解读者所说，惟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既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更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必然挑战社会道德标准，使破坏性的市侩哲学变得合法。断送伊索寓言《狼与小羊》和中国古老故事《东郭先生》中人性的善良和崇高，使背叛与狡猾横行于世。

市侩哲学以它被民众认同而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市侩哲学更披着“实话实说”的外衣招摇于世。以“狼文化”为载体的市侩哲学是强权暴力的辩护士，以“狼文化”为载体的市侩哲学具有巨大的破坏潜能，它们是“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理论”基础。

以“狼文化”为代表的市侩哲学，没有高尚恒久的价值观念，没有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更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狼性是市侩哲学的灵魂，市侩哲学在狼崇拜的外衣下破坏人们健康的精神境界。

更有甚者，“狼文化”将世界上一切战争解释为狼与狼的战争。《狼图腾》质问：“人的兵法是不是从狼那儿学来的？”《狼图腾》回答：“孙子兵法跟狼兵法真没太大的区别”。最后《狼图腾》赞叹：“咱们八路军游击战的那套战略战术兵法，狼全都会。”这里，战争没有正义与侵略之分，一切的战争都是狼与狼的战争。侵略，是狼的胜利，反侵略是狼的狡猾，市侩哲学至此，也算是成其大全了。

“狼文化”以历史谎言和文化垃圾为衍生的土壤，在《狼图腾》中许多章节前面所引用的“典籍”，正就是这类谎言和糟粕。从“匈奴女嫁狼生子”到“突厥子与狼野合”，都被《狼图腾》的作者用来繁衍他的故事和“理论”。须知，汉民族沙文主义历来以精神胜利法弱化周边强悍民族，这些历史糟粕早在中华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遭到遗弃，如今这类糟粕成了孵化“狼文化”和市侩哲学的温床，“狼文化”的悖论品格也就暴露无遗了。

“狼文化”铺天盖地之势，大有改造国民性的气概。“狼文化”提出了将“华夏羊”改造为“现代中华文明狼”的口号，荒谬到此，也算狼性的一大表现了。

“狼文化”冲击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念。“狼文化”使处于困境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最大的精神伤害。“狼文化”为社会不公平制造借口。“狼文化”将弱者推进自馁的深渊。

认识“狼文化”的市侩性，揭开“狼文化”的欺骗性。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民族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朋友。中华民族没有“狼子兵法”，在中国，市侩哲学没有市场。

“狼文化”闹腾了好一大阵，“狼文化”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找不到生存土壤！

“狼文化”可以休矣！

【任法苗荐自《光明日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方唐图《继承》】

“狼文化”是不是市侩哲学？　作者：杨　民

看了林希先生的《“狼文化”与市侩哲学》（以下简称《狼》文）后（４月１５日《光明日报》），对该文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要申明，林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我很欣赏该文表现出来的道德责任感，也十分反对市侩哲学。但坦率地说，《狼》文带着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采用“大批评”的方式，缺少理性分析。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作者对狼有很深的偏见，在先入为主的心理下，劈头盖脸就把狼文化定性为“市侩哲学的大杂烩”，还扣了很多大帽子，如“以‘狼文化’为载体的市侩哲学是强权暴力的辩护士，以‘狼文化’为载体的市侩哲学具有巨大的破坏潜能，它们是‘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理论’基础。”等等，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把“狼文化”归结为市侩哲学是错误的。什么是市侩哲学？该文没有定义，我理解，市侩哲学就是“潜文化”，是人们嘴上不说但实际上照此实行的准则、价值观，显文化则是社会宣传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择手段、苟且偷生都是典型的市侩哲学。正如《狼》文所说，市侩哲学“没有高尚恒久的价值观念，没有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更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东西方显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也有交集：都倡导团结、信念、对同胞友爱、不损人利己等。

“狼文化”不是市侩哲学。首先，狼群很团结。狼群总是协同作战，虽单打独斗狼不敌虎、狮、豹，但狼群可以杀死狮子，靠的是协同作战，因此其他动物都不敢惹狼。其次，狼很有牺牲精神。有一群饿狼围住了一个人，他有枪，枪法很准，头狼一声令下，别的狼明知必死也进攻，用身体消耗子弹。第三，狼对自己的同胞很友爱，狼群内尊卑有序。第四，狼有狼道。正如《狼图腾》所说，狼在有老鼠、獭、黄羊吃的时候不会惹人，当这些东西没有了时才来偷羊吃，它们也不会把獭、黄羊等吃光，人不把它们惹急了它们也不会滥杀羊群马群。第五，狼有坚定的信念。狼是最难驯服的。狼和狗杂交的第一代后代野性还非常大，不能用来做狼狗，只有把第一代和狗杂交的第二代才可以做狼狗。总之，狼是一种让人敬畏的物种。

“狼文化”确实和我国传统的显文化相抵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狼的形象极坏，比如狼子野心、贪婪、残忍等等。其实这要看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这些评价都是站在驯服者的立场上，站在人的立场上的，如果站在狼自己的立场上，结论就完全相反，狼子野心是不屈服的表现，杀羊（贪婪残忍）是生存本能，正如《狼图腾》所说，狼吃羊和羊吃草没有什么区别。羊最糟蹋草地，连草根都啃起来吃，我们怎么不说它贪婪？其实这都是生存本能。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像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像狼一样桀骜不驯。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也确实有不少羊性。当然中国的民族性里也不全是羊性，到了危亡的关头，往往会涌现出大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就是一个证明。鲁迅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所谓脊梁，就是顽强不屈服的精神，如果我们抛开对狼的偏见，这不正是狼的特性吗？羊能够做脊梁吗？

当然，狼性也有它的弊病，狼性过了头就变成了十足的进攻性、掠夺性、侵略性，但中国还远远不存在狼性过头的问题。至于说担心国外说我们“狼来了”，会影响“和平崛起”，我觉得担心是多余的。在狼的世界，狼会尊重狼，狼和狼之间会和平共处，而羊是无法得到尊敬的，狼和羊之间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任法苗荐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小杂碎五则　作者：宋老道

变脸

某学校高个子的老Ａ愤愤然地对某人说：“听说老钱要当校长啦！真不可思议。老钱要学历没学历，要水平没水平，说话没腔没调，没板没眼，居然当校长，真他妈滑天下之大稽也！”

一周后，老Ａ对另外三两个同事说：“嘿嘿，老钱当了校长，当了校长啦，好好，嗯，这个人嘛，差是差点，不过还老实，还年轻，马马虎虎吧。”

又一周后，老Ａ在一次会上大声说：“我们——一定要——要团结在——钱校长周围，努力工作，开创——”

又一周，一个月黑风高的雨夜，一条长长的黑影，手提两瓶茅台，二条大中华，偷偷向老钱家走去。路上碰见老Ｑ，老Ｑ道：“这么大雨天，你往何处去？”老Ａ笑道：“听说钱校长的姨妹发高烧至三十八度一，我去看看……”

两只狗

两只狗的任务都一样：守仓库门。

Ａ狗是一条尽职的狗，远处来了生人，它立刻大叫起来。来人如果是生人——不管生人穿什么衣服，它都呲牙裂嘴冲上前去，吓得来人屁滚尿流。

Ｂ狗是一条聪明的狗，Ａ狗狂叫的时候，它头朝天，象征性地叫两声。Ａ狗呲牙裂嘴之时，它却偷偷躲在一边。Ｂ狗多次劝Ａ狗办事不要太认真，但Ａ狗不听。

Ａ狗屡立奇功，但有一天它终于吓坏了贵宾，Ａ狗马上被铁链牢牢锁在后面的一处仓库前。

Ｂ狗马上落荒而逃。其它狗说：“你独揽大权，为何要跑？”

Ｂ狗说：“我是全靠Ａ狗混日子，它翻船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水塘

一个农夫的自留地旁有一方小水塘，水塘清亮清亮，他很爱他的水塘，全家用水都靠它。

有一次，他发现水塘有些不对劲：里头有两条小蛇，好多怪模怪样的小虫，几只癞蛤蟆，各种杂草。晚上蜈蚣乱爬，四周的泥洞里也不知藏些什么。

于是，他下决心把应该清除的全都清除了，四周的洞全都牢牢堵死。

没多久，清水塘变成浊水塘，很快又变成无法使用的臭水塘。

容纳越多，生命力越强。

两个老太婆

上午１０点钟，两个老太婆在水塘边站着吵架，声音很响。

中午１２点，两个老太婆各人搬了个小木凳坐着吵，声音嘶哑了。

晚上６点钟，这两名老太婆还在吵，只是声音喑哑得听不见吵的内容。

一名小姑娘拿一碗温水。先往第一个老太婆头上泼了半碗，又把半碗水泼到另一位的头上。

两太婆齐大怒，一齐指着小姑娘破口大骂，姑娘边笑边连连道歉。

两个老太婆才各自回家，因为她们二位都成了胜利者。

猪、猫、狗

牛痛苦地说：“我想当猪。我成天累死累活，骨头都要散架了，瘦骨嶙峋，最终也没好结果。你看猪，成天关在栅栏内，什么事也不做，养得白白胖胖。”

猪笑笑说：“我要是当了狗，睡到半夜都会笑醒。它吃的好住的好，脖子上拴根链子就可以陪主人蹓达。我呢，一辈子被关在猪圈里，最终还得挨一刀。”

狗说：“我比猫可差远了。主人最喜欢猫，老把猫抱在怀里，非鱼不吃，非床不睡，猫才是主人的宝贝，它可是到顶了。我要是当了猫，这一生也就知足了。”

狡猾的猫笑笑，露出满嘴白牙说：“哈哈，你们这些猪狗啊，一个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什么到顶了？笨蛋！我告诉你们吧：我想当主人！让现在的主人滚蛋！”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２００５年３月下】

梁山要精简　好汉诉衷言　作者：杨翰端

李逵的信

宋大哥：您好！

听了您关于精简机构的报告后，深受启发。小小梁山，竟有１０８位领导干部（还不包括享受“好汉”待遇的调研员等“括号官”），一份文件须画１０８个圈才能下发，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拥挤如“罗汉堂”……这种状况，的确难以适应新形势，所以我对您精简梁山领导班子的想法一千个赞成，一万个拥护！

不过，您以“文化水平太低”为由，要我离岗休息的主张却不甚妥当。的确，俺铁牛没有文化，但主席台上写有俺大名的小纸牌总能辨认吧？每次领饷银手印也没按错地方吧？听人念完文件后圈总能画圆吧……再说，俺铁牛为啥没有文化？还不是从小受苦，让地主老财害的！还不是与高俅那贼子作战给耽误的！宋大哥，当初闹江州救您，是俺第一个赤膊抡斧，杀进法场；上山后，俺对您也一直忠心耿耿，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纵无功劳，也有苦劳。还望大哥顾念旧情，允许小弟再干一届！

即颂

大安

李逵敬上（吴用代笔）

孙二娘的信

宋大哥：

您以“过去开过店”等理由，要我离开梁山聚义厅，下山办实体经商的动议，我没什么意见。不过，要我下山，必须答应我如下条件：

一、我的户口、组织关系仍然留在梁山，“好汉”待遇也应保留。如经商之路行不通，须让我回山寨继续坐交椅。

二、所办实体挂靠梁山，并由宋大哥兼任名誉董事长，梁山所需之物，必须在我店采购。

三、如亏损，梁山应给予财政补贴；如盈利，则上交２０％给山寨。

宋大哥，如不答应上述条件，我决不下山！

此致

敬礼

孙二娘

时迁的信

宋大哥：您好！

我认为您让我退下的决定很不公平。是的、我上梁山后干过偷鸡摸狗，拔葱扯蒜之类的邪事，客观上损害了梁山的形象。但对我偷窃的恶习也应一分为二，我不是偷过徐宁的雁翎锁子甲，为山寨大破连环马立过头功么？所以希望大哥历史地客观地对待小弟，切莫一棍子打死！即使我不能继续留在聚义厅里坐交椅，起码也该再干几年调研员吧？

此致

敬礼

时迁拜上

【选自《讽刺与幽默》／张滨】

小文件儿　作者：朱铁志

有一种人，怪异乖张，巧妙无尽，说聪明也聪明，说愚蠢也愚蠢，说有趣其实挺乏味，说乏味其实还挺好玩儿。这种人离大家不远，就在你我身边，常招摇于首善之区，也偶尔光顾边远地带。坐机关是他们的常态，跑厂矿是他们的姿态。其行为方式，是以正经演绎滑稽，以严肃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是不动声色的幽默，是无意为之的幽默，甚至是不知幽默为何物的幽默。听相声您可以不笑，因为现在的相声压根儿叫人想哭；看小品您也可以不笑，又因为如今的小品也让人嘴角下滑。然而遇到我说的这位，您很难保持不苟言笑的姿态和表情。您忍不住要肌肉颤动、发出“呵呵”的笑声。

似乎没有现成的词儿称呼这位爷，叫得太随便，有损他老人家的身份；叫得太正经，有损看官的身份。两头不得罪，索性就叫“小文件儿”吧。因为此种人的惟一特征，就是事事处处离不开文件，张嘴闭嘴全是文件，连饮食起居都用标准的文件语言。不论红头、黑头，大头、小头，上头、下头，有文件就崇拜；不论大事、小事、正事、闲事、急事、缓事，没文件就不办事。没有文件不说话，有了文件说官话。连给老婆打电话，也说“关于今天晚上吃什么的问题，待我处理完文件再议”，听着就让老婆心里踏实，觉得自己老公不愧是干大事的主儿，说出话来成熟稳重，比阿庆嫂还滴水不漏。

“小文件儿”的生存方式当然是存在于文件之中，没文件时盼文件，有文件时看文件，看完文件传文件，传完文件收文件，收完文件再等新文件。一个所谓的工作周期，大抵就是文件流转运行的周期。文件旅行完毕，似乎就是工作任务完成。于是普天同庆、皆大欢喜。对于“小文件儿”而言，没有什么痛苦甚于没有文件之苦，两个月不见文件就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天塌了一般，革命工作怎能两个月没文件呢？没有文件让革命群众怎么思想、怎么工作呢？党中央、国务院精简文山会海，“小文件儿”是最难过的一个。因为文件不仅为他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还为他们找到了生存方式，点亮了一盏自尊的灯火。对他们而言，看文件不仅意味着政治待遇，更意味着自身的价值和尊严。退休没有工作不要紧，看不上文件那才是最最让人难耐的痛苦！

在位时，“小文件儿”是文件的忠实读者，更是文件的热心炮制者。他们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以此睥睨世界、傲视群雄。层层发文儿，处处报件儿，是他们最乐此不疲的美事儿。时时讲规则，事事重程序，是他们最看中的行为规范。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份标准的文件，表情如文件一样四平八稳，语调像文件一样不动声色，造句比文件还要不越雷池半步。

“小文件儿”通常都是本本份份、兢兢业业的老实人。他们由衷地与所有文件保持一致，文件上没说的话不说，文件上没写的事不做。他们从不指望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连产生这样的念头都觉得是罪过。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谦虚话是：“咱算什么，还是照文件上说的做比较稳妥。”他们坚信，文件已经替大家思考、替大家选择，无需再节外生枝，多此一举。他们有点像毛泽东笔下的本本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说他们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举动是一种消极对抗，可能冤枉他们了；但说他们是一群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思想懒汉和行动矮子，肯定是没错的。

诗曰：

文山会海行重行，

攀山蹈海度人生。

一日山崩海枯了，

如丧考妣涕泪零。

（王乾荣配诗）

【张甫卿荐自《青年博览》】

有话直说　作者：老　纯

□别看我是正处级干部，但见市长一面很难，还不如俺媳妇呢。“你媳妇？”是啊，俺媳妇充其量是个股级干部，还是聘用的。“你媳妇是干什么工作的？”俺媳妇是三星级酒店餐厅的领班。

□新年前夕到某县慰问，看了五户下岗职工，每户给了２００元，下岗职工很激动。但我们中午在饭店吃饭，一顿饭却花了１０００多元，回来的时候，车后备厢里都给装满了，车前排座上还放着两条软中华。哎，是我去慰问下岗职工了，还是基层干部慰问我了？

□有人问我，你们县里明星企业有几家？我说，不知道。你们县里明星产品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你们县里明星纳税大户是谁？我说，不知道。你怎么连本县的一位明星都不知道？我说，错了，我知道一个，县里有线电视屏幕上出镜频率最高的明星，我们县的首长，我知道。

□当领导就得注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不过，这里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专指，上层建筑就是上面的重要人物，经济基础就是大款老板。有了大款老板做经济基础，才能打通上面重要人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适应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戴稳了。

□实权人物总是良性循环，有权就能给朋友办事，朋友就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朋友多了，自己办事也就方便了；办事方便了，权力越来越大了；权力越来越大，更高层的朋友又结识了……

□儿子结婚，大兄弟给１００元，二兄弟给了１０００元。妻子说，二兄弟就是比大兄弟大方、懂事。我说，大兄弟给得不少，二兄弟给得不多。妻子说，你连１００与１０００都不知道哪个多，哪个少啊。我说，大兄弟两口子都下岗了，干个小买卖刚够糊口，给１００元也不少了；二兄弟开了一个工厂，月进万金，当然给１０００元不多了。

【张强荐自《杂文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赵 军】

怡红院的四儿　作者：侯国平

怡红院有个丫环叫四儿，十分水秀，原名叫芸香。四儿这个名字，是宝二爷起的，就像贾府里的老爷们一样，宝玉很喜欢给丫头们起名字。

仗着宝二爷改的名字，四儿在怡红院里很是风光了几天。但很快，四儿就觉得，要想在怡红院里站稳脚跟，混出个模样，单靠名字还不够，还必须干出点名堂才行。弄点啥名堂呢？四儿很是着急。

说起怡红院丫环们的日常工作，倒也稀松的很，无非是铺床叠被，烧水打饭，拢茶炉子，喂雀儿，浇花，跑腿送信，值班守夜。像晴雯、袭人那样的白领丫头，当然不用做这些，他们只要陪着宝二爷聊天，让宝二爷高高兴兴，就是本职工作。四儿不是白领，干不了这些，还要打扫卫生，洗洗涮涮，干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就这，四儿心里很满足。她觉得，虽然都是怡红院里的丫头，但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就像公务员，乡政府秘书是公务员，工资拖欠大半年，部长办公室的秘书也是公务员，坐着飞机老出国，两者能是一回事吗？

四儿心平气和，干起工作有条不紊。

这天，四儿又起了大早，把一切都忙完了，刚要喘口气，却发现怡红院大门边倒放着一只笤帚，是贴墙倒的，并不挡路，也不碍眼，四儿犹豫了一下，就没有扶起来。

快中午了，宝二爷从书房里走出来，看见了那把倒地的笤帚，他背起手，围着笤帚转了一圈，然后黑乎着脸，一言不发走了。怡红院的丫环，从来没看见宝二爷这种样子，生气极了。不一会儿，袭人就站在院子中间喊话，下午召开怡红院全体职工大会。

在下午的紧急会议上，宝二爷发了火，他严厉批评了怡红院的丫头们，工作责任心不强，连一个笤帚都不想扶，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还说要站在怡红院，胸怀大观园呢。四儿听了脸红红的，觉得宝二爷批评的就是她。

第二天，四儿早早起床了，脸也顾不上擦一把，就咕咚咕咚跑到大门口，只见秋纹比她先到一步，正在扶起地上的笤帚，看来，那只笤帚又倒了。秋纹见四儿，脸红了，低下头，快步走开了。这时，四儿听到一声咳嗽，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是宝二爷。

四儿赶快走到大门口，将秋纹刚刚扶起来的笤帚轻轻踢倒，然后，不慌不忙，弯腰把倒在地上的笤帚重新扶起来，一边扶，一边回头看宝二爷。

下午，怡红院又开会了。满心欢喜的四儿本以为会受到赞扬。谁知宝二爷还是批评。他说，扶笤帚是粗使嬷嬷的事，丫头们去扶，就是越权，是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站在讲法制的角度上看，这可是个大问题哟。四儿把头低得谁也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第三天，那只笤帚又倒了。秋纹过来过去，只当没看见。红玉还抬脚踢了一下，碧痕在一旁只是抿嘴笑。四儿喂好了雀儿，浇完了花，看见了倒在地上的笤帚，不慌不忙走过去，在众目睽睽下，把笤帚扶了起来。

这一次，在怡红院的群众大会上，宝二爷特别表扬了四儿，说她不计报酬，不计名利。能经得起领导的考验，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

秋纹、碧痕呆住了，都瞪大了眼。红玉还不住地吐舌头，做鬼脸。

年底，四儿评上了怡红院老爷满意的好丫头。

【王坤平荐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１日／于 夫图《态度好＋贡献大＋技术高＝提职加薪》】

致三千年后地球人的信　作者：安　黎

我对三千年后人类是否依然存在颇为怀疑。有一句话早已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预测：人类将耗尽地球上所有的水，那仅存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是的，依照目前这种对大自然贪婪的掠夺和疯狂的毁坏速度，依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对核武器的渴望与获取，我们完全可以悲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灭亡不会太遥远。

但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凭借人类自身顽强的生命意志，也许三千年后人类还真的存在着。那么作为早你们三千年就在地球上走过一遭的普通人，我对你们该说些什么呢？首先，我要代表我这个时代的人，向你们表达我们最为深切的忏悔。我相信我们已经遭到了你们持续不断的唾骂与诅咒。我们这代人对祖先是“不肖子孙”，对于你们则是“不肖祖宗”。你们怎么声讨我们都不为过。是我们使地球上的植被大面积毁坏，让农田渐渐变成沙丘，让葱岭瞬间化为秃山；是我们尽情往外排泄着有毒物质，让碧蓝的天空烟雾缭绕，让清澈的江河宛若溃烂的伤口；是我们毫无节制地勘探与掏挖着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石油、煤炭和所有能“为我所用”的能源，透支与挥霍着本该属于子孙后代的一切东西；是我们在进行着残忍的杀戮，几乎把我们的动物伙伴赶尽杀绝，把它们一一变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们在捕杀动物的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煽动着种种仇恨，然后高举屠刀，让那些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不同等级的人，甚至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头颅落地，血流成河——如果你们要清算人类的历史，我们无疑是历史被告席上的被告。我们自知自己罪孽深重，因此，除了自责与忏悔，还能做些什么呢？亡羊补牢是没有用的，我们如果对你们还有点用处的话，那就是完全可以成为你们的反面教材。其次，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态里，如果你们生活在民主自由的文明世界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沐浴着博爱的阳光，那么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先辈们点燃一炷香，永远地祭奠他们，切不可吃水忘了挖井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与专制势力的较量中，前仆后继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他们的血，染红了你们天空中那一缕缕灿烂的霞光。如果你们依然生活在告密者和窃听器盛行的年代，我希望你们不要气馁，要继续为争取你们的权益而勇敢地与暴政斗争到底。你们记着我们这个时代曾经响亮的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或者诗人雪莱的话更能给你们以勇气：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亲爱的朋友，纸短情长，我不能说的太多。当你们看到我这封信时，我早已变成了坟墓里的一堆朽骨，但我还是要祝福你们幸福安康。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０日／王敏图《人与自然》】

荐稿人语：该文与其说是写给三千年后地球人看的信，还不如说是写给我们同时代人的警言。但愿我们早些告诫自己：为不再忏悔，现在就亡羊补牢，不要做历史的当然被告者，不要做后来人的“不肖祖宗”。

办公室定律　作者：汪庆国

几个“蹲”办公室的兄弟在一块喝酒聊天，发现虽然单位业务不一样，工作氛围却颇有共性，遂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不当之处，请“同仁”们雅正。

一、矛盾定律：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了队，一旦大树倒掉，大难就会临头；离得太远了，好处永远轮不到，坏事少不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此乃机关人员挥之不去的烦恼。

二、尴尬定律：苦干的不如巧干的，还有所谓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因而上去的不一定是能力强的，原地踏步的不一定是低能的。对此，你不服不行。

三、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喏喏，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四、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不“活泼”；而领导不在的时候，气氛会变得异常活跃，可以海阔天空，说说笑笑、吹吹牛皮、聊聊足球、侃侃新闻、议议女人……无所不及。

五、不公定律：能干的总有干不完的活，不能干的总是没有活干。干得多的人犯错误的几率就高，到头来往往吃力不讨好。少干或不干的人，往往不犯或少犯错误，给领导的印象却是个好同志。

六、加班定律：“月亮走我也走”，领导到了下班时间不走，下属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加班等于敬业，至于效率可以不闻不问。而领导不在的时候，加班等于白加。

七、新官定律：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头儿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３天过后，大都原形毕露，眼睛朝上，目无群众，再也找不到上任伊始的影子，倒是官腔十足，架子不小。

八、趋同定律：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九、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指责他“怎么搞的”！如果没有，那就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

十、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绞尽脑汁巩固好关系。

十一、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不如听领导话的，坚持原则的不如会变通的。

十二、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比如报纸上登出某地又揪出了一个贪官，你只能选择腹诽，恨在心里。如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地进行猛烈抨击，有人会认为你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曲高和寡。你在表明自己爱和恨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孤立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他人尤其是领导设防的对象。要议论就议论美国的克林顿，伊拉克的萨达姆。所以经过办公室的历练后，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十三、归因定律：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朝中无人没后台，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够。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怀才不遇。

【冯建成荐自《华商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张滨图《左为不称职，右为职称高》】

碎思录　作者：徐　强

□比尔斯说，所谓“勇敢”（ｄａｒｉｎｇ），就是“人在安全的情况下一种最令人注目的品德”。这大概就是“正义的面孔”之所以泛滥的缘故吧？我由此而体会到张志新、林昭的可贵。当大多数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而选择沉默或者撒谎的时候，她们选择了说话——说真话。

□“幸福快乐”是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祝福语。事实上有些人、有些事情可以令你快乐，却未必能带给你幸福。比如思想。当你以思想为乐的时候，等待你的极有可能是灾难。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善良正直就可以问心无愧，但是如果我们的善良正直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那么，善良和正直只会加重我们的罪孽。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目光可杀人，唇舌可杀人，仁义道德可杀人，笔墨纸砚可杀人……杀心既起，则无物而非杀人利器，无时无地不暗藏杀机。范翼有一句诗：“畏人甚畏虎”，不管具体所指是什么，拿来映照世道人心的险恶，我想大抵也是确切的。

□有些人指责别人是“焦大”，只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高人一等。别人从头到脚都是肮脏的，惟有他才是柳湘莲口中那只干净的“石头狮子”。他从焦大的满嘴马粪中，获得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

□中国人喜欢怀旧，喜欢往回看，这也许是受了一点“历史悠久”的影响。某地新来了一个大贪官，人们常常会“怀念”从前那个小贪官——虽然都是贪；当更大的压迫出现的时候，人们也常常会“留恋”从前那个据说压迫比较小的时代——虽然同样不能免于受压迫。但是希望却在将来，而将来的希望，则要靠现在脚踏实地的抗争。

□兔子死了，不但兔子感到悲伤，狐狸也一定高兴不起来。如果狐狸幸灾乐祸，拍爪称快说：“死得好啊死得好！”那么，猎人的枪口，下次将会瞄准狐狸。

□权位的“世袭”和刑罚的“株连”是不公道的，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表示怀疑了。而道德上的“世袭”与“株连”，却仍然屡见不鲜。一言以蔽之，曰：好人的子孙后代、亲戚朋友一定好，坏人的子孙后代、亲戚朋友一定坏。

□自尊大概是一条“中庸”之道：过之乃自大，不及则是自卑。一个人的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的，也不需要别人“认证”。自尊源于自信：学习别人的长处，不觉得是屈辱；别人有所指谬，也不觉得是冒犯。动辄把“尊严”挂在嘴边、渴望别人“认证”尊严者，恰恰不是自信，乃是自卑。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窃以为也如此。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这句话我想可以这么理解：当“二加二等于四”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当“二加二等于五”被钦定为真理的时候，“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则是真实的自由。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为“乌托邦”辩护说：图画中的美男子虽然不是“实际存在”的美男子，人们却不能据此批评画家是“最糟糕的画家”，所以，当“我们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现实中管理得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好”时，也不应该抨击“我们的描述是最糟糕的理论”。这自然很有道理。“乌托邦”本身并不错，但是强制人们相信“乌托邦”，绝对是一种罪恶。把人当做实现“乌托邦”的工具，则是罪恶之中的罪恶。

□“故杀人众，则以哀悲莅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郭店楚墓竹简《老子》）胜利者总是陶醉于欢呼、喝彩和掌声，却忘记了自己的桂冠上染有战友的鲜血。只有老子主张打了胜仗的人，应当像办丧礼一样“庆贺”胜利，以表示对死难者的悼念和尊重。可惜知音难寻，皇皇一部二十五史，血流成河，积骨如山，竟少有“人道”可言。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西窗闲笔　作者：李兴濂

一

《韩非子》有个寓言说，古代有个郑国人，看见装珍珠的匣子华贵，就买了匣子而把珠子还给了卖珠人。比喻没有眼光，取舍不当。我倒佩服那个“买椟还珠”的郑国人有眼光。因为那装珍珠的匣子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桂和椒的香气熏的，用珠玉点缀，玫瑰装饰，翡翠衬托的。那个郑国人一眼就看中匣子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而那匣子里的珠子是假的，所以他只买匣子，不买珠子，只付匣子钱，不付珠子钱，有何取舍不当？！遗憾的是，当今之人郑国人“买椟还珠”没学到，而楚人鬻珠的本领却充斥在商场。

二

司马迁在《史记》中由衷赞赏晏子荐贤之举。其中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晏子外出，其车夫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她看见自己的丈夫为相爷驾车，坐在车篷下，响着马鞭，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洋洋得意。可是，车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提出要跟他离婚。车夫莫名其妙，要妻子讲理由。妻子说，人家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做了齐国的相爷，名声远扬，我看他常常降低身份，谦虚对待别人。而你身高八尺，替人当奴仆驾车，比晏相国还神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所以我要同你分手。车夫听了，开始改变自己，彻底变得谦虚起来。晏子问车夫何故，车夫相告。晏子就推荐车夫做了大夫。这个故事完全是为了反衬晏子的贤能。其实，这是“御之妻”设的诡计，给相爷驾车，不对相爷毕恭毕敬，低三下四，惟命是从，能提拔你吗！看看如今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哪个不是领导的心腹。

三

诸葛孔明设“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这故事盛传人口，万世不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只赞誉诸葛亮的智慧，似乎从未想到那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司马氏在故事中的作用。试想，如果军师面临的不是这个对手，而是一个莽撞气盛或缺少经验的将领，他是断然不敢冒这个险的。反之，如果设空城计的不是孔明，而是张飞或其他什么人，就很难说能使司马将军上当。用计者靠的是自己的智慧，上当者也由于自己的智慧，只不过他的智慧被另一位智者利用了。让一个神猴去对付一头蠢驴，唱不出什么好戏来。

【选自《围城杂文网》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

随想三则　作者：陈长林

一

只要城市里高楼矗立着，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分野就横亘着。我不清楚有多少城里人，会从心底里看得起乡下人，却很清楚，往根上说，没有哪个城里人，不是乡下人。城里人说话爱说流行语，没人喜欢听乡下那些“老人言”。偏偏好多事就因为“不听老人言”，才落得个“吃亏在眼前”。

乡下人常常自况土命人心眼实，认定种树一类事没法偷懒，说出话来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扯旗子，不搞动员，不声不响，李杏榆杨，有荫蔽日，鸟语花香。初始打算未必高尚，寿终正寝时若能就地取材，就算没白忙活一场。乡下人看一户人家像不像过日子样，不必入厨房，无须上厅堂，只要瞄一眼房前屋后树多树少，是细是粗，准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城里人不认命心眼活，只想得阴凉，不想汗水淌，脑筋一转，忽发奇想，“当年栽树，当年乘凉”。只要是大树、古树、稀奇树，十万认掏，百万认拿，统统进城，一路绿灯。无奈“人挪活、树挪死”，大树进城，眷恋故土，以死抗争。有的城市移植大树死亡率超过７０％，害得人大代表不得不大声疾呼，为大树请命。城里人不光心眼活舌头也活，明明是另一种滥砍乱伐，硬说是为了美化环境；就连这毁树行径，也以植树的名义进行。不服不行。

二

据说有人自己写小说，不看别人小说，自己写诗，不读别人诗。修炼到这般境地，此生不敢想；只好自家杂文也写，他人杂文也看。近日翻了几本２００４杂文年选，发现均有网络杂文在册，觉得选家胸襟眼光，可圈可点。

其实，与平面媒体所刊杂文相比，网络杂文批判锋芒、思想力度未必逊色，甚至还略胜一筹。“吟罢低眉无写处”，聊凭网络暂栖身，不难理解。如今下载到书中，多了一种传播方式，自是好事一桩。杂文要的就是众声喧哗，岂能不闻“网声”？显然，在杂文选家眼里，“网声”就是民声，民声事关民生。只能善待，不可慢待。

当然，把“网声”当成噪声者，亦有人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人代会上接受采访，就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何谓“互联网的压力”？不过是网民向经济学家主流话语权发出一些挑战而已。作为知名人士，不同意网民的观点，可以；解除网民发言的权利，不可以。时代变了，哪个人都不可能垄断真理。厉先生所言，看似“高论”，我却不敢苟同。

倒是温家宝的态度，更让网民感动。他在记者会开场白中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网民一下子来了热情，要给温总理取个网名。一天就有八千人参与。咳，面对同一张互联网，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说杂文选家对待网络杂文，与温总理对待“网声”“异曲同工”，不算牵强吧。

三

说来惭愧，我是读《狼牙山五壮士》课文长大的，却不大关注“五壮士”幸存者是否还活在人世间。３月２１日，“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幸存者葛振林在湖南衡阳辞世。老人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早就该去见我的战友们了，他们等了我快７０年”。好从容。五位英雄是团聚了，可英雄的故事却淡出了。

在新版语文教科书中，《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已被正式删除；而人教版全国统编语文教材，也将此文从五年级课本调整到四年级自读课本中。不用说是淡化了。语文课本随着时代变化有些调整，天经地义。但《狼牙山五壮士》现在就退出我们的课本，恐怕为时尚早。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８日】

诗人的居所　作者：郭一文

古往今来，只要一迷上写诗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故诗人无不是“半仙之体”，其眼光和趣味也显然与常人不同，对“住房问题”，他们的看法总有匪夷所思之处。

杜甫算是个比较讲求实际的人。他住的显然是“危房”：一到八月，秋风乍起，“三重茅”便席卷而去。难怪他喟然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尽管是个名满天下的诗人，还没有得意忘形，知道自己首先是个寒士。他的愿望肯定是过分了，但不难理解。

李白则不同。谁都知道他是何许人，一端酒杯就仿佛吃了豹子胆，当然也不排除借酒装疯，否则他怎么敢叫贵妃磨墨、太监脱靴？他曾说“我有一古宅，嵩山玉女峰”，堪称豪情万丈，可惜不着边际，他自己也清楚，不过是说说而已。诗人也有脚踏实地的时候，《山中问答》里写道：“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要求似乎也不是太高，仅是强调环境优美。

相比之下，王维就老实得多，他的《少年游》里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高楼”在这首诗里应该不仅仅是“道具”，也一定是诗人向往的处所。我不相信他只想在里面衔觞赋诗，不想在其中悠然高卧。

陶渊明虽说没有明确地表示希望住在何处，只要读过他的诗文，也就大致明白他心目中的栖身之所是什么样子。他为人低调，但如果以为他的愿望也就容易满足，便是大错特错了。他的淡泊是由于他仕途不顺，而仕途不顺则是由于他对自由和恬静的渴望。他先后做过僚佐、参军等职，皆因“不堪吏职”辞归。最耐人寻味的是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仅仅因为顶头上司要来巡视，而他不愿“束带见之”，便挂冠而去当他的村夫野老，宁愿过“种豆南山下”、“戴月荷锄归”清苦的日子。他的“住房问题”应该说最难解决，为的是他虽不在乎“三室、两厅”，却讲究“周边环境”。他要求有山有水，还得有一片蔚为壮观的桃花林，而且“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就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其实陶渊明也未必真的有此奢望，不然他为何故弄玄虚仅安排一个武陵人去大饱眼福，而让无数的书呆子羡慕不已？

【王坤平荐自《合肥晚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作者：梁谢成

好人难得好

坏人常得意

老实者不吃香

吃香者不老实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有德者无人提拔

无德者有人抬举

有才者无人称颂

无才者有人赞誉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野鹿转眼变马

鸭子转眼变鸡

猪崽转眼变大象

蝈蝈转眼变叫驴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瞪着眼睛说瞎话

张着两手抓空气

跑了和尚也跑了庙

泼了脏水也泼了鱼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新“人民公仆”　作者：程咬千金

身穿中山制服，黑色墨镜一副。

迈开八字方步，尤显腹部突出。

无论举手投足，皆显从容大度。

出门红旗代步，还有警车开路。

小秘不离半步，再加随从照顾。

不乏阿谀之徒，溜须拍马无数。

会场还未步入，先有掌声急促。

心下甚是羡慕，斗胆打声招呼。

有请先生留步，敢问官居何处。

知我无名小卒，满脸不屑一顾。

吾乃人民公仆，现是乡级干部。

略显苍老之处，不是年龄缘故。

皆因工作辛苦，整日操劳过度。

白天会议忙碌，晚上舞会督促。

处理大小公务，视察乡村各处。

招待宴会无数，净是杯中之物。

喝的迷迷糊糊，还要咬牙挺住。

不敢岁月虚度，哪有空闲之处。

深知身在仕途，就要身先士卒。

不论再累再苦，也愿为民作主。

在下当即瞠目，接着便是呕吐。

如此脸皮厚度，我ＫＡＯ，佩服佩服！

【选自《讽刺与幽默》】

仿古新调　作者：袁　备

步韩翃“寒食”韵一首

新城无处不飞花，焰火连天映月斜。

官家有喜秉红烛，礼钞飞来主任家。

注解：教委某主任新居落成、老父七旬、儿子参军，两年内三次置酒祝贺，连乡镇小学也发了“请柬”（当然是部下去办），人情收入高达２０多万元，可谓“请客致富”的典型。

步李白“望天门”韵

麻将方桌一摆开，鸡啼五更人不回。

问君上班有无力？呵欠鼻涕一齐来！

步包结“再过金陵”韵

有权表态重金收，雁过拔毛望金秋。

为政不问清廉事，管他百姓苦与愁。

步刘禹锡“竹枝词”韵

红缨顶子戴上头，四面肥水绕身流。

金银成山如我意，子孙享福也不愁。

步杜甫“漫兴”韵

二月已过三月来，人生为官能几回。

莫愁身外无穷事，且尽眼前有限杯。

读杜牧“过勤政楼”有感

千秋将相名空在，化作泥尘尸已无。

惟有生年求称意，百年之后无金铺。

步张继“枫桥夜泊”韵

灯红酒绿香满天，燕窝熊掌抱壶眠。

夜半不归有人侍，佳肴吃了几板船。

步孟浩然“清平乐”韵

情人深居两相欢，长得局座带笑看。

了却当年无限恨，沉醉金屋倚阑干。

步李白“赠汪伦”韵

某官启车将欲行，忽闻手机传呼声。

墅旁湖水深千尺，不及二奶送我情。

【王翔宇荐自《讽刺与幽默》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今日本报内容提要　作者：孙焕英

一会计丢了根大头针她没找着，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她没有记牢！

反腐败要坚决要纵深她就该声讨！

请读者来注意这件事是本报头条！

前天医院里病死个人，

昨天墓地里添了座坟；

今天上坟的有一大群，

这些都算是本报要闻。

某笑星能开着小车撒尿，

某名导把影星脚丫拥抱，

某歌星点钞票指甲起泡，

看群星之云集就在本报！

小青年拉壮屎真臭！

老太婆贴花黄真秀！

大鼻子说汉话真逗！

加花边信息量足够！

半山坡上有条牛，

两个角来一个头，

四只蹄子分八瓣，

哐——精彩结尾就在腚后头！

【张强荐自《杂文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

找朋友新儿歌　作者：刘德亮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我的好朋友。

洗洗澡呵，喝喝酒，

我们都是好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我的好朋友。

搓搓麻呵，吹吹牛，

我们都是好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我的好朋友。

溜溜鸟呵，斗斗狗，

我们都是好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我的好朋友。

一翻脸呵，就动手，

我们不是好朋友。

再见。

【选自《一点地带》】

公务断想　作者：刘宪如

许许多多有过权势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我对此甚不以为然。世态凉热，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方便惯了，被惯坏了，被宠坏了，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应份的，以为是自己的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天一凉，才感觉冷了，冻得慌，于是有了受不了，于是有了愤世嫉俗，于是有了怨天尤人，于是有了抱怨。何必呢！人走了，茶是一定要凉的。再热，是要热给端着茶杯的那个人的——这才是必然，这才是天理。为了防止领受人走茶凉的坏感觉，最好是有权有势的时候让杯子里的茶凉一点，临走了，一并把杯子带走。

【马玉良荐自《现代女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

读名家名言有感　作者：阮　直

莎士比亚：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

体会：比女人更脆弱的是如今某些官员的道德底线。

鲁迅：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体会：世上本来有无数条的路，可大家都挤着走一条路，再宽的路也会被堵死。

罗丹：世界上并不缺少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体会：世界上并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公正的眼睛。

爱因斯坦：所谓天才，就是９９％的汗水加上１％的天分。

体会：所谓的蠢材，９９％是因为你把他放错位子，加１％的闲置。

莎士比亚：信任少数人，不伤害任何人，爱所有的人。

体会：攀住“一把手”，勾住“班子里的人”，不必在意“一般人”。

歌德：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体会：你的价值，往往是捏在一个人的手里，他说你半斤，你就没有八两，他说你是黄铜，你就是金子也不会闪光。

奥斯特洛夫斯基：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体会：禽兽在吃饱之后，再无贪欲，我们不要亵渎禽兽；为一个人活着有时也美好，就怕我们没有了这种忠贞；最可怕的就是连为自己好好活着的底线都突破了，这才是真正的耻辱。

【任法苗荐自《三湘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

没抓住根本　作者：张　峰

局长老歪的孙子满百日这天，局长依风俗让小家伙“抓周”。

地上摆着一张百元大钞、一张明星照片、一部玩具小车、一座积木搭的别墅、一本书，还有一枚公章。

小家伙在众人的期待之中小手首先奔百元大钞而去，然后回过头来又抓起了玩具小车和别墅。小家伙的出色表现让他的父母亲非常满意，看来他将来肯定会成为有房有车腰包鼓鼓的大款了。

一旁的歪局长脸色却严峻起来，心里在念叨：抓钱固然重要，抓权才是根本，这小家伙，放着公章不抓，就是没抓住根本啊！

【选自《雨花》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感言　作者：刘仪伟

有个朋友，他父亲是一家国企的老总，退休以后，回首辛勤工作的这一生，写出了如下感言：

当工人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

当上科长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明明自己都知道，但是还得装成不知道！

当主任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其实自己根本就不该知道；

当上老总的时候，才知道——厂里的很多事情，最好，只有自己知道。

他说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张凤祥荐自《重庆商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

文化顾问　作者：周　云

房地产老板刁百万最近聘请了一位“文化顾问”。该“文化顾问”系当地建委主任。对此，社会各界都认为刁百万聘请“文化顾问”牛头不对马嘴。原因是建委主任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怎能胜任“文化顾问”这个角色？

然而，刁百万却一意孤行，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他对各界朋友解释说，尽管建委主任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当“文化顾问”却绰绰有余。因为，文化的种类有多种，它不光是学历文化，而且还包括酒文化、饮食文化、麻将文化、按摩文化等等。论建委主任的“综合文化”水平，当个“文化顾问”绝对不成问题！

【选自《雨花》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地球村调研　作者：王宏伊

天，昏时多，晴时少；月，缺时多，圆时少；人，说的多，做的少；物，假的多，真的少；山，秃岭多，植被少；水，浑浊多，明澈少；路，曲折多，顺畅少；车，污染多，保洁少；民，穷者多，富者少……

【倪早菊荐自《山西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

一所外来工子女学校　作者：李乙隆

几年前，我上班会路经一所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我偶尔会进去看一看那简陋的校园和质朴的学生。也许是当过教师和来自穷山沟的缘故，那所学校和那些学生总让我感到亲切。

后来报纸披露这个学校设施简陋，政府有关部门以此为由把它关了。这个学校被关时我正好路过，看到校门的封条和在校门外徘徊的背着书包、满脸茫然的孩子，我的心很难受。

当晚，电视报道了这件事，市委书记和市长信誓旦旦：坚决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后来我走访了那所学校的一位教师，问他，学校被关了，政府怎么解决那些孩子就读的问题。

那位教师说：“交得起赞助费和寄读费的几个学生，便在这个城市的公办学校读书，绝大多数孩子被父母送回家乡上学。孩子来信说，他们家乡的学校设施比我们那所民办学校差多了，有些教室还是危房，怎么就没有人管呢！”

【选自《山乡岁月》】

跟着好起来　作者：沈国凡

小赵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在单位分到住房。最后一批实物分房时，局长等局级领导各分得一套单位花钱购的豪宅，便将换下来的几套旧房分别分给了小赵等无房户。

有人认为领导不够廉洁，将此情况反映到上面，不久上级来人调查。

调查人员找到小赵，小赵生怕局长们再搬回来，忙说：“这有什么意见呀，只有领导的房子越换越漂亮，我们老百姓的住房才能跟着好起来！”

【选自《雨花》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　作者：王　蒙

在人际关系上，我有几条基本准则：

１、不相信那些动辄汇报谁谁谁在骂你的人。

２、不相信那些一见了你就夸奖歌颂个没完没了的人。

３、不讨厌那些曾经公开地与你争论、批评你的人。

４、绝对不布置安排一些人去搜集旁人背后说了你一些什么。

５、绝对不在公开场合，尤其不能在自己的权力影响范围内，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者影响召集一些人大谈旁人说了你什么，那样做等于拆自己的台。

６、不回答任何对于你个人的人身攻击，只讨论不仅对于你和你的对手，而且对于更多的人众，对于社会和国家，对于某种学理的建设和艺术的创造确有意义的问题。

７、一般不做自我辩护，但可以澄清一些观点、一些选择、一些是非。

８、一时弄不清或一时背了黑锅也没关系。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一个黑锅也背不起的人只能是弱者。

９、不随便拒绝人，也不随便答应人。不许愿，不吊人家胃口，不在无谓的事情上炫耀自己的实力。

１０、不急于表现自己，也不急于纠正旁人，再听一听，再看一看，再琢磨琢磨。

１１、不在背后议论张长李短。

１２、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学人者人恒学之，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同时，说人者人恒说之，整人者人恒整之，害人者人恒害之，耍人者人恒耍之，虚伪应付人者人恒虚伪应付之。

１３、绝对不接受煽动，不接受挑拨，绝对不因Ａ的煽动而与Ｂ为敌，也不因Ｂ的煽动而向着Ａ冲去。

１４、在人际关系中永远不考虑从中捞取什么。

１５、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你接触的人比你傻比你笨比你容易上套。

１６、对某人某事感到意外时，先从好处想想，可能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帮助你，至少客观上对你无损，而千万不要立即以敌意设想旁人。

１７、永远不与任何人包括对你最不友好的人纠缠。你搞你的人际纠纷，我忙我的业务工作。你搞纠纷的结果未必能怎样怎样，我搞业务工作的结果很可能有一些成绩。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对你的最好回答，更是对友人的最大安慰。

１８、寻找结合点、契合点，而不是只盯着矛盾分歧。永远安然坦然，心平气和，视分歧为平常，视不同意见的人为现实的诤友或候补诤友，而不是小气鬼般地一见到意见不一的人就如坐针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１９、永远不从个人利害的角度谈论与思考问题，永远不“我、我、我”与人争论，宁可把一切争执学理化也不要搞狗屎化个人化。

２０、把人际关系的处理当做一个特殊的课程，从中分析和进一步掌握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哲学传统与时尚思潮，我们的逻辑学科学文明教养心理健康等等，这也就是上一条所说的学理化的意思。

２１、可以用足气力去学习、去工作、去写作、去装修房屋，乃至去旅游去赛球去玩儿，但是用在人际关系上，用在回应摩擦上，用在对付攻击上，最多只发三分力，最多发力３０秒钟，然后立即回到专心致志地求学与做事状态，再多花一点时间和气力，都是绝对地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燕燕荐自《课堂内外（高中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官场心得之三国版　作者：张　荣

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当官脸不黑、心不狠可不行。关键时刻就得“割须弃袍”，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刘备：我能当上官，关键还是靠了两点：一、见事不妙，脚底抹油，好汉不吃眼前亏。二、我的老婆好，后台硬，才借得荆州。哪个有出息的男人不是事业第一、爱情第二？

孙权：当官不娶美女，娶美女不当官。不信你瞧瞧我哥和周瑜的坎坷人生，红颜祸水也。嘿嘿，我把妹妹嫁给竞争对手刘备，你当我是好心啊？

诸葛亮：想当官，要装深沉。“三顾茅庐”传为千古佳话，其实那都是跟姜子牙学的，要不没事搞啥直钩钓鱼啊？

周瑜：要想当官，就要舍得下人情世故。你别看我和蒋干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但在利益面前还是骗他没商量。没有他愚蠢的“蒋干盗书”，怎么显得出我周瑜出众的领导才能呢？

司马懿：你当我不知道诸葛亮在那里摆的是“空城计”啊？要在官场混，就得给同行留面子，毕竟捅穿了，对谁也没好处。

关羽：“肚量”可是做官的保障，官场如战场，拼的是酒量和身体。您别瞧俺整天喝得红着个脸，关键时刻俺可不迷糊。华雄那小子可就不行了，喝几杯就找不着北了，当然不是俺的对手。

黄盖：要当官，不会做假、不会演戏可不行，当然还要忍气吞声。要不怎么会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许褚：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大官好发财啊。俺白天给曹总开车，晚上给他当保镖，战场上替他挨箭，酒场上给他挡酒。他还能不记得俺的好吗？

黄忠：嘿嘿，姜还是老的辣。要不“五虎大将”怎么没魏延那小子的份呢？说实在的，老夫虽然能耐不如他，可不像他那么整天牢骚满腹，传到领导那里能有好影响吗？这就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刘禅：要当官自己有没有本事无所谓，你别看咱饭桶一个，可咱有个好老爸！

【倪早菊荐自《作家天地》２００５年４月中】

茶客留言　作者：于成玉等

于成玉（辽宁凤城）

读《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载《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十分开心，感觉写的特别好。文笔的优美，文采的粲然，文思的泉涌，文眼的敏锐，文意的厚重，着实令老愚的阅读兴趣浓浓流连忘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文宛如一股清流溪水，自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和真诚的源头，汩汩而涌，潺潺而流，绵延不休，始终冲洗着落在“这年头”身上的种种“你能分得清吗？”的尘埃，荡涤着世人心灵想说而又说不出说不好的疲惫和无奈，滋润着跌落在社会种种“分不清”的尘埃中的人们所遭受的身心创伤的痊愈和渴望的花蕾重新绽放……着实令老愚赞叹不已受益匪浅。

读《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让老愚深深体会到，编者在新的一年里的更加努力勤奋苦干和眼光敏锐前瞻，让更新、更美的内容与更多、更远的读者的青睐相见。老愚虽然从未与编者见过面，但通过编者所编选的这篇文章，却看到了编者对读者的一张热情的笑脸、厚重的责任感、对读者的一片诚挚的真情温暖以及提醒读者永守正义、良知和善念的良好祝愿和期盼。

读《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从中不仅找到了已经熟悉的长期的五彩纷呈的美文使人们心灵秀美、感情丰满的喜爱，还找到了很少见过的洞察深刻的为人们廓清尘嚣中的迷雾的政评的惊叹和震撼。即或身觉疲倦、心觉忧烦，一旦看看《杂文月刊·选刊版》上选发的诸如这类篇章，着实让讥讽和幽默为自己带来笑声一串，从中暂避烦恼、享受些许悠闲、沐浴犀利睿智春光！

杨翰端（四川达州）

贵刊４月（下）转载的《这怎么算受贿》（署名“土老帽”，原载《故事家》），系抄袭我发表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８日《当代杂文》上的同名作品。此前贵刊２００４年８月（下）期转载的《“变味标语”》也是抄袭我的作品。当然，贵刊转载时依据的是原报刊，不可能知其是否抄袭之作，所以我在这里也仅仅是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件事，并无责怪之意，贵刊也不必说明。

只是贵刊２００５年４月（下）有一处“张冠李戴”的错误，则需要说明一下。即《亚洲为什么没有“奥斯维辛”》一文，竟将原作者之名误排成我的姓名“杨翰端”了。希望能更正一下，否则，别人可能将我这个“抄袭受害者”误会成“抄袭者”了。

曾欣蓉（湖北江汉）

看了张扬的《想听真话》（《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３月?眼下?演），深有同感。连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也只在退居二线、三线、临退休了才敢说点真话，不说真话成了中纪委关注的大问题，只能反证这个社会病的不轻。现在许多人奉行“明哲保身”的信条，对弱势群体的痛苦视而不见。明明大学收费高的离谱，他还在那里大言不惭地说“基本合理”。有点领导艺术的，就说还要测算，看是否超过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正如说对赵高弄来的那头鹿，还得请动物学家联合攻关，至少进行ＤＮＡ测序，才能确认到底是鹿还是马一样无聊。朱总理要求会计“不做假账”，温总理在人代会期间对见面的每一个代表说，请讲真话！看来我们的总理听一句真话都难。最低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说真话的自由和习惯，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强大起来。如果整天处于失语状态，或者虽然喋喋不休，但言之无物，满嘴空话、套话，何谈政治文明？何来和谐社会？需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人有语言！

陈明聪（广东台山）

本人是２００３年考入公务员的。进了官场，才知道天下最难看的脸色，乃领导之脸色，想在那里混下去，还得八面玲珑，时时夹着尾巴做人，一些行内的作风和默成的规则，确实令人难以接受，自己初出茅庐时“追求公平正义”的锐气和棱角也因此磨灭了不少。这真应了老百姓一句话：“步入官场，就像进了屎窟子，想不臭也挺难。”此外，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之龌龊，甚至连我这个行内人也反感作呕，这些人不但玷污了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愧对那份把他们养得脑满肠肥的俸禄，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父亲是一位退休的老党员，他常常告诫我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要抵制各方诱惑，尽责地解决好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才不愧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他还常常推荐我读《杂文月刊·原创版》和《杂文月刊·选刊版》，让刊中“画人画鬼，刺贪刺虐”的忠言、谏言，当作晨钟暮鼓不断警醒自己，鞭策自己，不至于在权力场中迷失方向，葬送自己。

读杂文的人都是心地坦直，疾恶如仇，有血性有气节之人。相信贵刊立刊的宗旨也是如此，并能永远坚持下去！

2005年第8期

连晨短文一束　作者：连　晨

不可偏废的利益

人民群众在我们国家是主人，这是人人清楚、人人知道、人人明白的。所以我们才总是听到有人强调群众利益，强调人民利益，却从未听到过有谁强调一下领导利益、干部利益。

但——“领导也是人”，“干部也是人”，既然我们的社会如此地忽视或漠视这些专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利益，时间长了，“这一群体”也会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以权谋私者有之，于是假公济私者有之，于是把“主人”的钱想办法弄俩个花花、再弄俩个存放在自己家里的人有之……

看来，一个社会要是过于强调“主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仆人”的利益，时间久了也是不行的。

疾小恶如仇

社会上的恶有大有中有小。

见了小恶人们群情激愤有喊有打；见了中恶人们多数喊打少数敢打；见了大恶，人可就蔫了：不要说打，连敢喊打的人也微乎其微了。

因此我建议，将“疾恶如仇”这句话改为“疾小恶如仇”，免得让大恶们听了笑话。

让人不解的“回流”

在战争年代，一封举报敌特的信函若是很快就到了被举报者手中，我们会说自己的队伍里出了奸细；今天，大量的举报我们队伍里蛀虫和异己分子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回流”到被举报人之手，又是哪出了问题？

难与易

在中国，当官的收拾老百姓中的某个“害群之马”特别容易，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老百姓要想除去一个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官，可就难多了，经常是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动其一根毫毛。

问题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有多大的能量“害群”呢？而随便一个官作起恶来，对“群”的危害则要深重得多。可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防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几代人思考。

文人的灾难

文人最大的灾难是遇上如此对手：一只手拿着笔，另一只手握着枪；自以为有理时就用笔和你论理，理屈词穷了就把笔扔了，拿起枪对着你的脑壳，道：闭嘴，再不闭嘴崩了你！

一敬一畏显实情

中国人对宪法，好像从未敬畏过，虽然不断地有人在中国宣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中国人对各自的父母官，好像却从未脱了敬畏，虽然有人一再地声称：我们的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都是社会的“公仆”，职位无论高低，全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似乎有点特别：国家根本大法无人敬畏，社会公仆却人见人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借鲁迅先生一句话：明乎此，明中国大半。

中式幽默

总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这实在是谬见。几十年了，肥肥胖胖坐在轿子上的一直在自称“仆人”，灰头土脸在下面抬轿子的一直被称作“主人”，双方在公开场合也断不了这样互相指称，哪一方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妥，这还不够幽默？

白说

有些话你对有些人说了等于白说。

比如你对某些瘾君子说“候车室内请勿吸烟”就等于白说；比如你对华君武笔下的那头猪说“请勿随地大小便”也等于白说；再比如你对作恶多端的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样是白说。

还有，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等于白说。

因为白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懒得说。

【王翔宇荐自《杂文浮世绘》2005年5月18日】

解读汉源事件的谜底　作者：鄢烈山

最近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以《“权力资本化”的畸变轨迹》为题，报道了四川省纪委妥善查处的去年10月四川省汉源县移民群体事件，为我们揭开了汉源事件的谜底。

汉源事件是官民之间长期积累的利益冲突的表现。《瞭望》的报道说，汉源事件是以原县委书记汤福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为主体的官商利益集团“长期操控县城经济的命脉，毒化党政风气，引发社会动荡”。长期积累的官民隔阂、疏离，造成了极端的缺乏互信，民心不稳，小事酿大事，大事则难免闹大乱子。

与陕西咸阳市去年10月25日发生的天王兴业集团数千工人走上陇海线堵塞铁路的群体事件相比较，诚如研究工农维权问题的专家于建嵘在演讲中所说的，工人维权一般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会利用原有的组织资源。该企业数千工人在厂内抗议国企改制不公达40天，应该说还是懂法律有节制的，在“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曾经想过请律师去打官司，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与厂方的矛盾”，此路走不通，便“决定以走上陇海线的方式‘惊动’更高层领导，管自己的事”(据《凤凰周刊》2004年第31期)。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及诉诸“青天”的思维模式。但谁有权嘲笑当事人思想意识的落伍呢？生活经验高于一切理论教条。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体验，让人们能建立一种新的依法寻求公正的预期模式。

咸阳事件只是国企改制中的一个冲突案例，解决起来相对容易。而汉源事件远不是那么简单。当地利益受损的民众依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官商勾结，“‘官商利益共同体’(已)取代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的情境中，汤福锦等一帮贪官污吏不倒，移民的诉求只能是与虎谋皮。《瞭望》报道引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汉源不是新社会，也不是旧社会，而是黑社会。”在一个公权高度异化的地方，“‘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人民群众如何找当地官员寻求公道？

痛定思痛，四川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崇禧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表示：“权力必须彻底退出非法利益格局”。是的，问题解决的前提，社会动荡隐患消除的前提就是：一、承认在一些地方已形成“非法利益格局”；二、公共权力必须退出利益博弈；三、退出非彻底不可。否则，不下决心消除权力寻租制度的根源，不坚决斩断权钱交易的非法利益链，反腐就是表面文章，社会安定就是幻想。

上述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成功化解，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抛弃上纲上线的专政思维，正视改革开改以来累积的社会矛盾，以及利益分化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在事件中，更高层的领导将它定性为“突发性群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实事求是的定性为冲突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不可否认，群众在情绪失控的无政府状态中，可能干出一些非理性的事，也必会有一些反社会极端分子要趁机兴风作浪搞打砸抢；在汉源事件中，如报道所说，有一些领导干部也想利用群众的诉求和对立情绪达到个人目的。情形越是复杂，主事人头脑越要冷静。惟有如此，才能化险为夷，减少社会冲突的损失，并暴露出那些激起民变的恶势力，使“坏事变好事”。

有人评论这类群体性事件说：政府不能选择群众，而只能选择更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方式。这是警世明言，愿一切掌权柄者谨记。

【河汉荐自《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4日】

一句“屈死不告状”应震醒谁？　作者：惠铭生

10年前，安徽省濉溪县农民张老汉女儿因医院输错血而死。最近张老汉“赢了”，获得7万多元的赔偿，可他没有丝毫的喜悦。张老汉对此案的“心得”令记者震惊：“你不知道一个农民办事有多难，受到的精神蔑视有多深。我常对人说，‘你即使有天大的冤枉，宁可屈死，也不要告状啊！’”

老汉眼中“黑白分明”的铁案，但为了讨要一个“说法”，他在医院、政府、司法部门间跑了整整10年，跑了几百趟；借了8种高利贷，花费15万元；老母因悲伤过度而猝逝，儿子因无钱交学费而辍学。期间，他找县医院，院长叫老人“滚”，“要告就告去”。去县卫生局，干部把老人撵出门；去县检察院，案件一“搁”就是两年多；去公安局，办案人员不仅违规收取了老人用高利贷借来的检验费用，而且三年间公安局居然检验不出死者的血型。他见过上百个干部，许多干部却斥责他无理取闹，只有一个干部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而最终结果呢？“苍天不负有心人”，他遇到了濉溪县政法委副书记张敬民这位“青天老爷”，才使10年沉冤大白于天下，最终才“赢了”得7万多元的赔偿。

一个板上钉钉的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竟让老人跑了10年，跑的家破人亡，花费了15万元，遭受了罄竹难书的屈辱，难怪他发出“屈死不告状”的呐喊！但这呐喊中却饱含屈辱、无奈、冷漠与愤怒。不要责怨这位可怜的、年老的农民老汉不懂法！假如不懂法，老人能十年如一日，身负重债，心怀屈辱奔波告状吗？但是一个身单力薄的老汉面对医院、卫生局、检察院和公安局里那些冷漠的“人民的公仆”，发出“屈死不告状”的呐喊，那是一种蔑视，一种“哀漠大于心死”的绝望。十年的希望，十年的屈辱，“屈死不告状”的感慨也许是张老汉最大收获了。为何？普通老百姓赢得官司的代价太高了，张老汉的遭遇就说明了一切，别的不说，失去了女儿、老伴，还倒赔了8万元钱。

反省这一案件，除了冷漠、推诿之外，别无其他。但是，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真相大白。张老汉告状，并非无理取闹，他登门告状的部门都有权也有责任受理该案。但张老汉十年告状缘何无人理？对此，假若只是对众多部门和党政干部用“冷漠”、服务意识淡薄等字眼来评价，那也未免太过于轻描淡写了，也规避了矛盾，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依笔者愚见，出现这样天方夜谭的奇闻绝非偶然，首先，当前在很多部门，反映民意、解决问题的正常、通畅的渠道不畅通，没有建立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约束机制与问责机制，结果遇到问题，相互推诿扯皮，要么不管不问，要么长期搁置，致使上访人求告无门。其次，有些部门办事原则不是看自己职责，而是看领导脸色，过分依赖个别的领导的指示、批示来解决问题，自己形同木偶，领导让其动一动，他就动一动，否则，就不动。三是在很多地方，政府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还只限于“口头说教”，即使有制度约束，也是缺乏刚性，执行与否，缺乏衡量、评价标准与手段。简言之，正是政府机关制度安排的缺失，才导致工作人员有职无责。就如该案件，张老汉付出了10年的时间和15万元的代价，但那些推诿扯皮、冷漠透顶的上百名干部中，又有谁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呢？

“屈死不告状！”这声呐喊振聋发聩，它应震醒那些麻木、冷漠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向社会敲醒了一个警钟，那就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与问责机制，别让张老汉的悲剧“重演”了。

【王翔宇荐自《大河报》2005年5月20日】

反腐，给贪官们一个“公平”　作者：常　侠

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多有委屈和不平，即使像胡建学、张二江这样的巨贪，也曾大不服气。有的又吵又闹，甚至撒泼耍赖。这其中有个心理原因，那就是：凡贪官皆熟谙官场的腐败内幕及腐败程度。“腐败的人多着呢，为什么偏抓我？”“比我更腐败的人为什么不抓？”特别是那些数额不算巨大的小贪被抓了，而更大的腐败罪犯还在继续腐败，这就使许多落网贪官心中“不平”。

虽然不会有人为这些贪官鸣不平，但贪官们的“不平”却很引人思考。首先，这些贪官的不平只能是心理不平。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不平的道理。你如果不贪，永远不会去抓你；至于贪多贪少，只要触犯刑律，就没说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可委屈的。当然，确有一些小贪被抓，大贪漏网。这个概率也许还不小。这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确确实实反映了反腐的“不公平”、不彻底不能完全做到以罪论惩。因为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不能有效及时地扼制腐败和反击腐败，让很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这一点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其次，许多贪官的落网，大多有一定的偶然性。有的是手提包泄了密，有的因为情人日记案发，有的因为小偷偷出了案情……在许多情况下，被抓了确实只能算“运气不佳”。

有一句话叫“腐败并快乐着”，是说有些人在继续腐败而不被发觉。还有一句话叫“腐败并提升着”，确实有些人一边腐败一边被提拔，只不过不慎绊倒了，才被抓。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缘故，这些人依然可以继续“腐败并快乐着”。然而，这只是反腐“不公平”的表象，深层原因在于反腐在某些环节上依据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上头的旨意，反谁保谁都有授意，并受控制。这才是反腐最大的“不公”。如果能切实做到有贪必反，有案必查，有制度可循，疏而不漏，真正实现反腐的“公平”和彻底，被抓的贪官们，我看谁还敢叫屈！

【选自《同舟共进》２００５年第６期／言 午图《教训》】

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　作者：王祖康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２００４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７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３０００亿，吃喝、出国各２０００亿。如果按我国１３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的代价是５３８元。

我国２００４年完成税收２５７１８亿元，我国开放最早的广州市２００４年完成税收７７６．３７亿元，也就是说这７０００亿的“三公”消费，相当于吃掉了９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可以修几个三峡水库了。

据媒体报道，在东北，畸形公款吃喝吃出腐败街，衍生了公款大款。在部分城市，一些豪华昂贵的餐饮和娱乐场所消费水平远远超出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开业一家火一家，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身影。有的高档消费场所被老百姓称为“腐败街”，给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

以前老百姓讽刺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时这样说：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如今，某些干部一顿饭吃掉的绝对不止一头牛了。想想农民的年收入，想想多少读不起书的苦孩子，那些“公仆”们，于心何安，于心何忍？

中央曾三令五申反对公款吃喝，为什么有人的胆子这么大，并且胡吃海喝之风愈演愈烈，拿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嘴边的腐败治理软了一点，还没有把这种腐败行为规定为犯罪，以至于一些领导干部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只要不往兜里拿，吃点喝点算个啥？就这样，大量的集体和国有资产在“招待吃喝”的掩饰下流失了。

这些年来，政府进行了不少试图用好纳税人钱的改革，如推行公共财政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但实际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好转。了解公共财政制度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财政制度距离公共财政制度还比较遥远，仅透明度一项，就没法说。没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没有全面推行“阳光程序”，致使２．５万元一台的电脑预算仍然存在。公车改革更是沸沸扬扬，改革“成果”得不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出国考察，有关部门也多次规定，可总是“对策”高于“政策”。

堵塞漏洞，完善管理，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刀刃上去，是民意所在，更是反腐败当务之急。

【郑慧清荐自《时代潮》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一个概念草图能值几个亿　作者：葛剑雄

据４月２６日《经济参考报》透露：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竟然得了总造价的１１％，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３％至４％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一个概念、草图就轻易赚得了几亿元。

有关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和报道已经见过不少，但看到这条消息，我还是不能不感到惊奇和气愤，不禁要问：这样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据说为了达到国际最先进的水平，像国家大剧院一类“标志性”建筑都实行国际招标，应该是公平、公开竞争的结果，不仅水平最先进，质量最高，价格也是有竞争力的。但是，难道安德鲁的报价、包括他自己的报酬也是最合理的吗？他一个设计概念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坍塌事故发生后，国家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等主管部门马上出面解释，说安德鲁只提供了设计概念，具体结构设计和施工都是国内部门负责的。可见安德鲁的风险几乎为零，因为一座建筑要出事故的话，主要还是由结构、材料、施工、维护等方面的缺陷造成的，而概念方面一般不可能有致命伤，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见仁见智，难定是非。既然如此，为什么设计费反而要多收呢？而且，既然国内是有行规的，为什么要让安德鲁大幅度地突破？这些建筑都是国有的，出资和招标方是政府部门，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突破行规，给一位外国人多送２亿多人民币？我不知道安德鲁在中国设计的其他项目如浦东国际机场，是否也是按总造价１１％的比例给安德鲁送钱。如果是这样，中国总共多付了多少钱？如果不向纳税人说个明白，总得向国家审计局作个交代吧！

当初曾经成立过一个评审委员会，结果是以多数票通过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我不了解，向评委们介绍情况时，是否也说明了造价和这笔设计费？我曾听一位投了赞成票的作家说明他的理由，也听人转述过一位艺术家投赞成票的理由，似乎都没有涉及花钱方面。如果那时并没有向评委们说明，这样的评审是否算得上公正，投票的结果能不能称得上民主？

这些年的新建筑越来越贵，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当然现在国库充盈，这些项目又都是政府主办，财政拨款不成问题。但中国真有那么多钱吗？一个刚摆脱贫困、人均ＧＤＰ不过一千美元的国家，到处造世界最富裕国家不愿造、不屑造的大建筑，究竟图个什么？何况这些建筑都是无底洞，维护和使用的费用高得私人企业都不敢承包。国家大剧院目前还有２亿多资金缺口，听说已在为开张后的经费发愁，一面向政府要钱，一面派员赴上海大剧院取经。其实上海大剧院的高票价已经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真的将票价降下来，恐怕投资连利息都付不起，结果还不是政府拨款，纳税人倒霉！当我们在赞叹国内各大机场的豪华壮观时，有谁知道它的运行成本？哪个部门会公布它的能耗和环保状况？所以在大多数机场继续亏损的同时，我们必须将举世无双的５０元机场费永远付下去，还得有多付的思想准备。

【任法苗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苏凝图《表面文章》】

“领导就怕工人懂法”？　作者：石　飞

一看这个文题，也许有人会吓一跳。哪有领导怕工人懂法的？有。不仅有，且非个别。我是有的放矢的，现有鲜活的事例为据。为宣传普及《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提高职工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江苏省总工会面向全省职工开展“职工学法用法知识竞赛”活动，不料有些单位竟然不让职工参加。其理由是，领导就怕工人懂法。

领导就怕工人懂法，乍一听，有些惊诧，其实既不足奇，也不足怪。数千年的封建专政独裁者都不是一直在宣扬愚民政策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领导怕工人懂法，正是此等封建理念流毒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有些企业老板期望员工都是“两耳不闻法规事，一心惟听老板令”的“机器人”，叫干多久就干多久，赏几个小钱就拿几个小钱，永远唯命是从、逆来顺受、无怨无悔，老板想怎么宰割就怎么宰割。这样的用工氛围，那是多么惬意啊！

譬如“最低工资制度”，国家已经实施数年，即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否则就是违法，就要受处罚。有些企业对此法规一直“秘而不宣”，至今职工毫不知晓。职工若是知道了，那还了得，老板再想随意胡乱赏几个小钱打发完事就不行了，那工人就不可能答应了。再如“法定休假日支付百分之三百加班工资”的规定，不少单位的职工也是素不知晓，因而也没有与老板“计较”的意识。也正是因为职工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无识，致使他们在合法权益、劳动保护乃至生命安全受到侵犯和威胁时，不知道与之抗争，不懂主动维权；而那些不良的经营者也就总能胡编种种歪理邪说轻轻松松地以售其奸，舒舒服服地榨取昧心利润。

领导怕工人懂法，也源于这些领导“不识时务”，或漠视法律，或潜在违法意识，或存在违法行为。职工群众一旦知法懂法，在法律的镜鉴面前，他们就不便恣意乱来，甚至原形毕露，受到追究惩罚。我们要奉劝这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领导先生，也可以说是“棒喝”，在依法治国、依法治企、依法经营、依法用工的时代旋律日益高扬的今天，封建愚民伎俩行不通了！民主法制关不住，工人毕竟是主人！敬畏法律，学习法律，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本分。谁要是悖逆这个义务和本分，谁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各行各业的头头脑脑尤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顺应法治社会的要求！

【王淑宏荐自《三晋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平 凡图《抓中间丢两头》】

还用劳驾“科举制”吗？　作者：阮　直

今年是废除科举制一百周年了。这一百年中的前五十年我不知道，这后五十年中，我是很少听到过为科举制招魂的声音。

科举制往通俗了说就是考官制，从隋唐开始，历代皇帝为了确保江山坐得稳，确实想把民间最有学问的人才都拉拢过来，为他的家天下效力，所以形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独特景观，皇位是世袭的，但官位从不世袭，没听说哪个宰相的儿子还做宰相，司马的儿子还当司马。正是由于选官上的科举制，才让普天下的百姓感到了机遇的公平，感到无论是天下的富豪还是山野的穷人，无论是州官儿子还是木匠的外甥，大家在考场上都坐一条板凳，谁有本事谁就上去，这真有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架势了。

可是这么个好的东西为什么就被废除了呢？而且提出废掉它的恰恰是一些当时政坛上杰出的人物，诸如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人。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已腐朽到了比小脚女人裹脚布还臭的程度了。西方的飞机在１９０３年已试飞成功了，我们还在那儿“起承转合”地对八股，１９０４年英国人发明了二极管，那正是后来电子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我们那时才把有点自然科学内容的东西加入科举考试之中。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清王朝颁令同意废除了科举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的“考官”时代的结束。

如今我们用人、选官的体制上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端，所以才导致了用人上的腐败。但不是恢复了科举制那套“考官”之法便可保证用人上的公正、公平。在选用政府公务员方面，现代科学的经验早有成功的典范，比如我们正在推广和实施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直选制就比科举的考官制更公平，有利于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推举到“官”的位置上。当然我们国家在用人、选官上早就有了许多比科举“考官”更公平、公正的办法了。可是有的地方一旦实施起来，不是走样，就是变味。

看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用人制度，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让好的“方法”能真正实施的问题。为什么老百姓就是用黄豆粒儿投票都能选出好官来，可有的组织部门用上了现代的计算机考评办法，还是跳不出某些人锁定的人选。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别说选几个官员，连到太空遨游那么复杂的事儿，凭着当代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都完成了。让民众作主，民众的良心永远不会发霉，民众的智慧永远不会枯竭，民众更不会拿着自己的利益去撞大运，选出好官我看不用劳驾恢复科举制。

就像我们的一些法院判案，连没学过法的人都知道的是与非官司，法官却判歪了，这已不是能不能公正执法的问题了。当我们不想改变一切的时候，一切方法都没办法，当我们想改变一切的时候，没有方法，我们都会创造方法。

那些研究科举制，甚至创建科举学的专家们的初衷是令人尊重的，可他们确实有些天真了。当今主管选官用人的某些人，比谁都更懂得“科举制”，他们连英国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文官考试制度都考察了，但他们已习惯在自己的圈子里选人，他们也不想劳驾“科举制”。

【丛杉荐自《三湘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４日／英韬图《清一色》】

明天，谁敢去医院？　作者：洪巧俊

湖南省桃源县某乡镇文管站女职工彭某，身体不适，去常德市第一中医院皮肤性病科就诊妇科病。医院的王玉兰医生抽血检验后告诉她，不得了啦，你患有性病，有生殖器疱疹。彭某被吓懵了，她立即告诉医生，丈夫１９９８年就去世了，自己也没和任何男性接触，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医生立即解释，接触不干净的卫生巾或者是性病病人的日用品也能传染，并且说要早治疗，否则容易变成宫颈癌。彭从此每天往返于桃源县和常德市治疗“性病”，花费４．２万元钱，医生说还没治好。每个月只有７００多元工资的彭某，还要供养读大学的女儿，只能到亲朋好友处借钱看病。治病成了无底洞，花了如此多的钱却怎么也治不好，她简直绝望了。

其实彭某只是一般的阴道炎，也很容易治愈，可到了这样的医院，就是治个一年半载，花多少钱也是白搭。本来生病了，就有了身体上的疼痛，而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不是尽心尽力地解除病人的痛苦，却在利益驱动下，把病人或者“准病人”当成砧板上的“鱼肉”，当成了摇钱树，让患者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同时还花冤枉钱。但就是这样不讲医德的医院却连续１０年获授“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发生在常德市第一中医院小病大治、无病强治的现象并非是特例，这篇报道就举了３位患者被坑骗受害。广州媒体也刊登了从山西来广州打工的王小姐到一家医院做检查后，医生就手术费讨价还价的报道。手术费也可讨价还价，可想而知，医生让患者做手术的动机是什么。当王小姐表示不愿做手术时，医生竟带着她的Ｂ超和验血结果“失踪”了。护士说：“不住院就拿不到检验结果，这是医院的规定。”担负着救死扶伤神圣使命的医院竟然有如此“规定”，悬壶济世的医德在经济利益面前荡然无存！过去农民卖一头猪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手术，而现在做个手术，卖１０头猪、２０头猪恐怕都不行了。现在农民要治病，是要卖房子了。农民兄弟小病扛着，大病不敢上医院，怕的是昂贵的医药费。如今城里人也同样不敢去医院治病，怕的是医院把感冒之类的小病当作大病去治，钱花了不说，还给家里人添了精神负担。

“我们不敢去医院看病，是因为本来是小病，去了医院就成了大病。”这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曾对我说的一番话。他告诉我，生病了宁可自掏腰包到药店买些药吃，或找一家熟悉的诊所看看，如果到单位指定的医院去看，医生不是把脉听诊，而是做ＣＴ、验血、尿检等等，少则几百元，多则千元，虽然可报销８０％，但自掏的２０％总比在诊所的钱要多。检查身体是件好事，但医生为了多推销药，往往把小病说成大病，白花了钱不说，还增加了心理上的压力。

人生一世，哪个不生病？如果医院“刀”越磨越快，彭某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今后谁还敢去医院？!

【选自《华南新闻》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方 成图《听诊》】

无物之阵　作者：符　号

鲁迅《这样的战士》中首次提出了“无物之阵”一语：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猛士无所用其力。但他举起了投枪，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八十余年过去，“无物之阵”仍是我们不得不常常面对的处境。

以佘祥林为例，随着妻子的“复活”，他的“杀妻”覆盆大冤白坐１１年牢后终得以昭雪。但是后续的经济赔偿与责任追究尚未见下文。据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采取“冷处理”办法。一面固然可以更准确公正，一面也未必没有避开舆论聚焦的用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佘案的下一步处理，有否陷于“无物之阵”的可能。

佘诉说狱中遭受的酷刑，一个手指被截，脚趾被折，腰椎被挫，颚骨受损，视线模糊……那么要不要追究？如何追究？追究谁？就成了难题。曾经施刑的人员当然要为此负责。不过他们会说，这是奉了领导的指示的，不如此无法让其认罪；而领导也会说，他们也是奉了上级的指示的，“有罪认定”原则在先，他们执行在后；那么上级也可以说，这是当时佘妻娘家认定了死尸、压力太大，不这样就无法平息风波使社会稳定……各色理由推诿，再坚硬的东西也将碾成粉末。最后处理，如果仅仅只是一声不疼不痒的道歉，多少万元的赔偿，并无人对付出如此高昂的社会成本“买单”——哪怕是一部分“单”，那么佘祥林和我等依然要陷在了“无物之阵”。

你分明感到四面有物，影影绰绰，声音匝耳，一式点头，可是最终你什么也没见着、没碰着，你面对的阵地、阵势空空如也。你的呐喊消失在空气里；你要声讨的不知是谁；你要申诉却不知道找谁申诉，申诉的对象原本就是个挂名，真正的当事人、主管者、责任人通通不见；你有偌大的决心浑身的气力，最后也徒唤奈何。鲁迅当年描摹的“荒原”、“旷野”、“沙漠”、“铁屋子”、“鬼打墙”、“文字游戏国”、“做戏虚无党”，如今依然依稀可见。

２９岁的张衡生在湖南湘潭县茶恩镇被摩托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拨打电话给湘潭县１１０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镇派出所、茶恩镇民政所寻求帮助，均无结果。五天后，张衡生被冻死在路边。记者前去采访，交警大队说“我们已尽到责任”；派出所说“我们只负责治安”；民政所说“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张不也陷于了“无物之阵”？

十年“文革”，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国家主席蒙难，遇罗克遭毙，张志新喉管被割……凶手在哪？责任人是谁？岂一个林彪、“四人帮”了得？你陷于了“无物之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盛行于各地的浮夸风饿死那么多人，在哪省哪县哪社？谁该负责、负什么样的责？近十余年腐败层出，数千贪官外逃，又该向谁问责？银行那么多的呆账，责任人是谁？那么多烂尾楼，“政绩工程”，责又该谁负？那不是一个个“无物之阵”么？

巨款被骗打经济官司，被告方资不抵债，早被别的更小的企业“兼并”，其上司主管早已撤销，这官司找谁去打？时间、精力、门路、经费，加上律师的刁难、法官的作梗以及法院积案如山，这官司该如何打下去？就是打赢了钱拿不到手人倒累死，到头来仍是个“无物之阵”。

“公仆”耍横，你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醒，人家嗤笑：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说得多有道理！你能代表人民？你只好理亏心虚。那么“人民”是谁？同样，该企业“全民所有”，那么请问“全民”是谁？你我他是又全都不是，那么到底谁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是群众你能代表群众？那么谁是群众？大凡复数名词最是“无物之阵”的好掩体。

管你的“婆婆”一二十，总共一二十张嘴。长了嘴得说话，那话不是一般的话是指示，是指示你就得执行，但指示出自十二张嘴让你莫衷一是；一旦出了问题，婆婆们各有其责又似乎都无其责——法不责“众”。你只好自认倒霉又陷于了“无物之阵”。

突破“无物之阵”，实非易事，找出可以交锋、问责、追究、理论的相关的“物”与人，何其艰巨！回到佘案的后续处理上，是不该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舆论请继续保持警觉与良知，且拭目以待。

【选自《三峡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３日】

小人物的面子及尊严　作者：张　鸣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将人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于小意思；犯重罪的通奸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穴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雪，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在中国，无论如何反传统，传统却总是挥之难去。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有些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反之也是一样。如果丢了面子，即使得了实利的好处，也不高兴。

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

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穴钱名世?雪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

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

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带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

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事，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和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他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能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陈仲琼荐自《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６期】

“最后结果说”的荒唐逻辑　作者：老　石

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丧事当喜事办。比如火灾事故，本是坏事，在某些记者笔下却往往成了英勇救火的群体英雄事件。此类事情屡见不鲜，于官员尤烈，为了“出政绩”，为了掩盖错误，有时候就是板上钉钉的丑事儿，也被说成功德无量的好事。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４日，世界法律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像佘祥林案这样司法不公的案件屡屡出现，这是不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万答：“错案不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万的答词令我大吃一惊。令佘氏家破人亡、青春全毁的冤案，怎么能说体现司法公正？这是哪门子司法公正啊？最后结果体现司法公正之说，法理上更站不住脚。凡冤案都是司法不公的体现，没有开始和结果之说，最后的纠错结果只是司法补救措施，是对以前司法不公的补救，更证明了不公的存在。如果硬要说体现了司法公正，也只是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无辜者入狱，无辜人流血绝不能称为“司法公正”，而恰恰是司法界的耻辱。如按“最后结果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司法不公，即使（开始）杀了多少无辜者，只要（最后）平反了，就体现了“司法公正”。依此逻辑，“文革”中那么多冤案都体现了“司法公正”，因为最后都平反了。这是多么荒唐的“司法公正”！只需问万院长一句话：佘案以前判决，是公正的判决还是不公正的判决？体现了司法不公还是司法公正？如果佘案在各级法院审理中发现错办而判无罪，那才叫公正；如果佘母喊冤时能及时听取而不是抓人入狱，如果法院能采信村民们的“良心证明”，那才叫公正。现在只是偶然原因——佘妻回来，才不得不承认是错案，哪一点体现了司法公正？！

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冤案就是冤案，不能以所谓的“最后结果说”掩盖当初的错误判决。“结果说”是对司法公正的误读，是为枉法的司法体系变相开脱。因为照此逻辑，不管老百姓蒙受多大冤屈，只要最后平反了，就体现了“司法公正”，官员们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利益决定一切，看来是普遍规律。判别佘案是否“司法公正”，不是十分复杂的法理问题，不是需要多少智商才能悟彻的问题，需要的只是良知和正义感。对百姓的同情心以及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而缺少了这些，官员们视角就会与百姓不同，结论就与事实不符。很显然，“最后结果说”不过是文过饰非的官场潜规则。出了丑闻，首先掩盖，掩盖不住就推卸责任，推不掉就干脆丧事当喜事办。现代政治文明需要的是官员问责制、过错追究制，某些官员太需要补上这一课了。

【选自《同舟共进》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王 青图】

为什么要拜官　作者：解思忠

有位外国游客在陕西省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之后，问陪同的人：“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没有给他塑座雕像呢？”陪同者脱口而出道：“司马迁算老几？我们陕西光皇帝就出过百十来个呐！”

１９９６年３月下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到中国来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几个人，请他们向加利秘书长提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位小学生的问题是：“联合国有多大？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问“联合国有多大”，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官儿有多大”这种问题，大概只有中国儿童才能提得出。加利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联合国是一个由１８５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我只是这个大家庭的仆人、大管家，管理各种家务，为大家服务。”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在应邀访华期间的最后一天，到广东省的祖居地省亲。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兴师动众，放鞭炮，舞狮子，敲锣打鼓，警察开道，市长设宴，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扔下手中的活计，小学生排成欢迎队伍……致使这位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州长受宠若惊地表示：“这样的场面太叫人感动了！在政府里，如果你制定了一项政策，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打动、影响了多少人。但是在这里，我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却这样欢迎我。看到他们因我而那么自豪，我真感动！”

中国人固然素以好客著称，但给这位美籍华人以格外隆重的礼遇，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当了州长这样的“大官”。这一点，是骆家辉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难以理解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到了这里，尽管事先告诉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说，他的水稻杂交技术使你们的水稻产量已增加了多少多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礼遇。

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读书人都想做官，而不想做学问，那绝不是好事。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一味地想做官，那也绝不是好事。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价值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美国的学者做官，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些官位非得学者担任不可，作为尽社会义务，不得不轮流去做；二是有些官员自知“江郎才尽”，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很深的造诣了，便半路出家；三是虽然既在学术上有潜力，又在管理上有才能，但相比之下，总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

对一个社会来说，人人都想发财，并非坏事。对一个人来说，包括做官的，想发财也绝非坏事。抗日英雄吉鸿昌曾把“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烧制在部下的陶瓷碗上，让他们每饭不忘。我曾经对此举非常欣赏，但后来却觉得未免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去发财。

宋朝有个名叫贾黯的人，考取状元之后，前去拜访当朝宰相杜衍。杜衍并未谈论文章之事，而是问他以何为生，以及家中经济有无困难。贾黯对此非常不解，事后私下对杜衍的门人说：我毕竟是以文章夺魁，而宰相大人却对此一字未提，只问了些闲话。杜衍得知之后，便让人转告他说：一个人若没有谋生本领或经济来源，当官之后，往往会受到金钱的诱惑，做出丧失气节的事情。贾君既考取状元，文章肯定是出类拔萃的。我就怕他没有生活保障，日后会唯利是图，为金钱所左右。

旧时对官员的教诲，一般都局限于廉洁安贫，而杜衍则进了一步，他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

【白淑贤荐自《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东方剑图】

看看这些人像谁　作者：姬建民

从概念上说形象、看本质，大体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总不如现实中的事例来得直观、透彻。谓予不信，就请先猜猜下面的答案。

有位农民，因在外地打工，学得一手做菜的本事，就回老家承包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结果是只见有人吃饭签字，不见有人出面还钱。当找到“某人”讨要欠款时，此人说，餐厅不让他包了，马上带法院的人把餐厅封了。还说：“胖的拖瘦你，瘦的拖死你，就是不给你。你去法院起诉，我不让法院受理。”听这语气，看这架势，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某人”是地痞流氓“泼皮牛二”之类，“此人”可是该县的一名“主管领导”。

还是这位承包招待所餐厅的农民，因为４０多万元欠款难以追回，就找到“某人”解决此事。结果是“此人”拖了两年，在此间吃遍该地有名的大饭店，不仅吃“牛鞭”、“羊蛋”，还要唱歌跳舞，公理没有讨回，这位农民反被“此人”榨干了血汗钱。看这做派，瞅这行径，你也不要以为这是诈骗团伙的勾当，或是黑道老大的无忌横行，此人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是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后任经济二庭副庭长）薛懿。

仍是这位四处讨账不得的农民，在执行款被黑法官薛懿“耍赖”装了腰包之后，就又托人寻个公道，结果“此人”更黑，先是张口索要３０００多元的名表，又以交换证据为名勒索４万元。这个乘人之危的可不是“刀笔”，虽然自己做出“骑驴”的贪腐丑行，实际上此人正是某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郭某。怎么样，猜不着了吧。其所以让你不大容易猜中，是因为人家郭某是在查贪的过程中行贪的。

还有。得，不猜了。这位农民叫张子海，是阜阳市阜南县于集乡席老家村人，承包的是阜南县政府招待所餐厅；黑法官薛懿属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个黑检察官属于颍州区检察院。这个案子最终是在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敏专门为张子海向安徽省高层领导举报后，才得到初步解决的。涉案的法官、检察官正在受到查处。（以上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燕赵都市报》）

农民张子海讨要欠款的案子拖了８年，这些“拖案人”不是别人，恰恰是受理承办此案的法官、检察官。“拖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请受贿。尽管我们过去听过执法人员“吃了原告吃被告”、“制造假案”、“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案件”、“出卖证据”、“吃回扣，滥执行”、“有偿服务”、“贪挪执行款”等，但类似那位县“主管领导”、黑法官薛懿、黑检察官郭某的嘴脸言行仍然出乎想像，确实到了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农民张子海悲哀，因为“欠账还钱”这是古往今来的公理，可悲的是，县官不管，法官索贿，检察官更黑。苦往哪里诉，冤往哪里申，官司往哪里打，公道往哪里讨，这已经不只是执政和执法部门的形象问题，实质上已经损伤了党所执政的根基。换言之，对于讲公道、端公理、平冤狱、抚百姓的“青天衙门”来说，还有比知法却犯法、查贪却索贿更滑稽、更无赖、更可恶的吗？可怕的是，假如社会公平的公共防线一旦溃散，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对社会的信心。

也许张子海案只是一个个案，但个案却有着普遍的警示意义，最起码也要用良心想想：我们在执政和执法过程中是否也有“黑法官案”的特征做法，我们究竟在执政为民和执法为民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郭兴文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白 石图《不讹人》】

立功与改过　作者：苏中杰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在小渠堤上走。小渠堤又宽又平，一只小花猫躺在上面晒太阳。它可能是晒得太舒服而沉睡久了吧，直到我走到它跟前，它还没有任何预感。我完全可以绕过它向前走，让那只小花猫晒着太阳享受安恬的睡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然升起一股恶少的坏念头，抱起小花猫往渠道里一丢。渠水较急，两边是又光又硬的石板，小猫爬不上来，只能任凭渠水往下冲，十有八九要被淹死。大人们发火了，齐声谴责我：“那猫咋惹你了？”“你这娃真坏！”“真是坏娃子！”“还不快下去把小猫捞上来！”

我就这样在众人的强烈谴责下，快步跑到下游，把小猫捞上渠堤。刚捞上来时，它还站不起来，过了一会儿，它才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水，而且一直望着我。我走开时，它跟在我身后；我走到哪里，它竟然跟到哪里，还在我的脚边又磨又蹭，表示友好和亲热。大人们说，你看，小猫感谢你呢！可不是，它认为我立了大功，以此来答谢我的救命之恩哩。

我有理由接受它的感谢吗？没有，因为我没有立功，而且还是它的罪人，应向它谢罪才对。我把它捞上来，是改正我的过错，没有任何立功的性质，而且是在众人的谴责之下进行的，所以属于被动式改过，就改过之本身也不值得表扬，当成功劳岂不荒谬？

可是，世上往往就有把改过颠倒为立功的事。抓人抓错了，判错了，放人或改判，是改正过错。但是在工作总结中却变成了立功，以纠正多少错案来肯定司法成果，新闻也就此而大力歌功颂德。出了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本属重大过错，抢救和追惩，是改正过错，可是改正过错往往成了功德，是有关官员上镜和风光的大好机会，也是新闻大唱颂歌的题材。因此，重大事故越多，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次数越多，功德和颂歌也就越多。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其根本原因是贪官以资产重组名义掠夺公产和以城市化为借口圈地暴富造成的，所以救济下岗工人和安置失地农民仅是罪恶之后的微小补救而已，可是有些官员却把这一微小的补救当成自己的恩赐，毫不脸红地接受可怜的工人和农民“含着泪水的感谢”，新闻媒体就把这一切制作成阳光普照、安定祥和的写意画，并组合成时代的“宏大叙事”。因此，愈是贪贿成风，愈是灾祸连连，便愈是“太平盛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改过都大力张扬，有时也是悄悄地改，不作宣传。这是在淡化过错，掩盖过错的严重性，是以过为功的另一技法。

这样的颠倒还了得吗？是过错，就要定性为过错，改正过错，事后还要痛痛快快地承认以前的过错，不能淡化，更不能记到功劳簿上。什么废除了多少违规文件，取消了多少不合理收费，废除了哪个违宪法律，都是在改正过错，是在减少人民的苦难和血泪，应有的只能是对历史和人民的负罪感和悔悟感，哪能在满面春风、喜气洋洋中表现施恩感和功德感呢？

唉，说穿了，改革实际上就是改过。改什么过？改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选择之过，改体制之过，改法规之过，改政策之过；改“反右”之过，改“文革”之过，改“运动治国”之过；改计划经济之过，改权力集中之过，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官商不分之过……如果以前和现在的一切都是对的，还改什么？要改错，就得先认错，只有先认错，才不会把改错当成立功。

【选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

“趋利避害”谈　作者：李　醒

趋利避害是人们随时可以碰到而又必须选择和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突然掉到冰水河里，恰巧你又路过此处，而周围又无一人相助，你救不救？再比如，领导叫你上报亩产情况，明明是亩产７００斤，领导非要叫你报１０００斤，你报不报？又比如，腐败分子就在你的身边，严重地危害着国家的利益，你管不管？这些问题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冰水中救人，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面临着被冻淹而死的危险。如果不按某些领导的意图造假，领导就不高兴，就要受到批评，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与升迁无缘。与腐败分子做斗争，风险性更大，弄不好把性命都要搭上，吕净一、郭光允便是例子。而弄虚作假、见死不救等等，这与我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更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做法格格不入。所以，趋什么，避什么，的确是一道两难选题。

“文革”时期，一些人无辜受陷害被打倒，而另一些人明知道是错的，却因趋利避害不吱声，后来，另一部分人也以同样的遭遇被打倒，如此这般，使许多的人遭到伤害。可见，趋利避害的危害决非一般。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１５７页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９年初，胡耀邦同志在跟谭仲池回忆当年刘少奇的冤案时，曾连续几天睡不着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时，他当时是中央委员，有资格参加这次全会，他说，“我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我当时还是举了手”。而一个没有举手的陈少敏，竟被迫害致死。设想一下，当时胡耀邦也不顾一切地提出反对意见，那后果又是如何呢？尽管当时因趋利避害保全了自己，却扭曲了真理，伤害了同志，所以，胡耀邦痛心地说，“这件事，我愧对党的良心”，“我不如陈少敏”。当时，如果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那“文革”之祸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和许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这样做的。

记得去年在某地的一条街上，一个凶犯持刀狂追一个女青年，女青年一边跑一边向街上的人呼救。当时街上足有几百人之多，然而，不要说有几百人，就是十几人、几人，上前也足以把凶犯制服。遗憾的是，面对女青年一次次的呼救哀叫，几百人竟无一人出面相助，而且，女青年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关门以拒之，致使女青年被凶犯活活杀死。事后，有记者采访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是避害心理。正是这样的趋利避害，从而导致了另一条生命的消失。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看起来，似乎与己无关，实际上，恰恰与自己有关，而且关系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伤害的就是自己。德国新教神父马丁的一句话说得实在深刻：“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看来，在趋利避害的问题上，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个人修养，首先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趋国家之利，避国家之害，一旦好的风气和制度形成，当大家都这样，个人的生命利益才能不受伤害，如此而已。

【郭兴文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６日】

“一切向钱看”的另类诠释　作者：朱蓬蓬

刚刚拨乱反正的时候，人们相互用“一切向前看”的话勉励着。但到真正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门槛，“一切向钱看”的狂飙来势凶猛，人们为“向前”和“向钱”不同内涵调侃着，争辩着。

２００１年，凤凰卫视杨澜问季羡林：“你当年在国外条件优越，是什么驱使你回国的呢？”季羡林回答：“是钱。当时一个副教授５０元，正教授８０元。而一石谷只两元钱。”杨澜又问：“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呢？”季羡林回答：“……主要是钱。没有钱就请不到好教授，就不能把学校办好。”杨澜再问：“您认为怎样才能当好北大的校长？”季羡林回答：“校长要会弄钱，要能提高教育经费。”（见《老年博览》４期用功的文章）

关于北大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原来，如果让季羡林来说，一切向钱看就解决问题了。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就拿回清华定居的杨振宁来说，他曾对媒体表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似乎要求得更宽泛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说到钱，但实质上还是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的老祖宗杜威的衣钵。和从德国深造后回来的季羡林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说，选择最好时机，最好地点，最好条件，作出安顿自己的最优决定。

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笔者在上海曾和茅盾（沈雁冰）的舅子孔令境先生有过交往，承他告知，茅盾先生是善于运用“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策略的，会轧苗头。就是因为如此的为人，才使人们对他少有好歹的评说，他死后甚至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党龄从１９２１年算起。想当年，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分子出生入死，茅盾却带着夫人在庐山避暑（观望）呢！这是又一种处置人生的高明策略之所在。

其实，不仅大知识分子讲究实际，哪一个俗人又不讲究实际呢？钱，无论如何是少不得的。因为在街上去厕所Ｍ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也是要钱的。

不过，钱这个东西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网上流传着一首未见作者的新时代的《陋室铭》说：“官不在高，有权则名；钱不在多，勤送就行。斯是豪宅，看吾德行：美味食不尽，一天喝一瓶。麻将桌上坐，豪赌到天明。温柔乡里醉，二奶笑盈盈。谈笑有奸商，往来无民情。人生几十载，快乐及时行。夜夜笙歌里，沉湎难自醒。当面讲为民，背后徇私情。实事不会干，假话讲得精。百姓心中苦，塞耳不愿听。可以搞特权，纵私情。无民声之乱耳，无上级之批评。广西成克杰，江西胡长清，北京陈希同，福建赖昌星。野火烧不尽，前赴后继行。吾辈多如云，贪官乐忘形。百姓曰：不杀不行！”

你看，钱这玩意儿害了多少人。不仅在官场在商场，甚至在神圣的教育场所，也被孔方兄腐蚀得不能容忍了。石飞先生有一篇《研究生当廉价劳力凸显师德低劣》的文章说：“有个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读研两年，导师总共只给上过５次课，除了春节歇半个月，几乎每天都要按照导师的安排，去导师当老板的公司打工，每天工作都在１０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都没有。而报酬呢，全凭导师恩赐，给多少算多少，平均每月２６０元，还不足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而导师呢，则是大款富翁，又是别墅，又是轿车，又是二奶，资产数百万。这个研究生无奈地说‘导师非师，贼也！是研究生的廉价血汗养肥了导师……’”

这样的导师但愿（也许）是个别的，但不能不如石飞所说：“原先我心目中的名高校、大教授、大导师的光辉神圣的形象渐渐坍塌了。想不到，我们所仰慕崇拜的高等学府、高级灵魂工程师竟如此师德沦丧了。”

钱钱钱，命相连。所谓和命相连，也就是和权、和政治相连。这个东西，引发伦理道德品质等许多是非方面的问题。当年胡适先生的言行，曾受到国人一致的谴责，但现如今这种谴责慢慢地为赞赏所替代；当年郭沫若先生的言行，曾受到国人一致的颂扬，但现如今这种颂扬悄悄地为鄙视所掩盖，这种潜在的变幻无常说明了什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十分规范，市场的诚信守则被孔方兄所左右，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南京市民戴小姐到银行存２７００元钱，但储蓄员半天不理她，到最后办好手续，储蓄员一时糊涂竟把存折和２７００元钱一起给了她。戴小姐一声不响拿了就走。反正银行规定“现金离柜，概不负责”。后来银行和戴小姐打官司，事情不了了之，据说银行是吃亏了。（４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

总之，一切向钱看，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对人对事，我们还可以做许多另类的诠释。

【翟明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

心读　作者：卞毓方

出门百步即邮局，邮局隔壁即理发铺，理发铺隔壁即书店，这三家，我都是常客。理发使我年轻，邮局使我和世界接近，书店，则使我感到慰藉。尤其是后者，在我，这就是一个开架的图书馆，出租汽车的加油站，流浪者的精神家园。啥时想起啥时去，去了就翻，看中了哪本就买，看不中的，仍旧往架上一插。老板永远欢迎我去翻，从不表现出厌烦。一如我欢迎他的书，从不吝啬口袋里的钱。

但有一本，看中了，我却不买。不买，又时常去翻。翻完了，就往架上一插。下次去，下次再翻。常翻，常有兴味。越有兴味，越要去翻。可就是不买。老板一次咋唬我：“再不买，我就卖给别人了！”我笑笑，不理。仍不买，仍去翻。

都市的特点就是人挤人。文明，又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本书的宁馨，在于它离现实很远。登上它的疆界，就如同登上另一个大陆。

书里载有昨天，关于我们祖先的最最古老的传说。立在书架前，我常常吃惊得说不出话，吃惊我们的先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魄！盘古老人只一斧头，就在浑沌中开辟出苍天和大地。然后是女娲炼石补天。然后是神农尝百草。然后是炎黄二帝逐鹿中原。然后是羿射九日。他们都面对了一个大的空间，无大不大的舞台，他们的生命就在于开拓。他们不屑去数今天早晨得了几颗大枣，晚上又得了几粒花生。他们也发怒，怒就头触不周之山，敢叫天柱折，地维绝。他们也含恨，恨就死后化鸟名精卫，日复一日地口衔树枝、石子将淹死她的东海填平。书里又载有实际，最最贴近人心的实际。只要你具备新闻眼，只要你关心邦国大事。比方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姬昌择贤，大兴周族。子罕亮节：“不贪为宝”。晏婴高位，甘居陋室。孙武严肃军纪，斩吴王爱妃。商鞅立木为信，开改革先河。张骞出使西域，辟丝绸之路。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拒绝贿赂。当然还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然还有顾炎武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也还有鲁迅论“中国的脊梁”。

这是一处耀眼的穹窿，历代最明亮的星辰都各嵌其位。这是一处富饶的矿藏，储存的，既有黄金、白银、碧玉，亦有孔雀石、大理石、金刚石。仰观天幕，或者说散步矿区，你的气质会变得高朗，你的胸襟会变得恢宏，你的目光会变得明亮，你的脊背会变得坚挺。你甚至怀疑你不是你，而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那只是瞬间的幻觉。你肯定会控制不住地向他们跑去，如果不是他们向你跑来，在另一种时空。

感谢这家小小的书店，为我提供了这么一株圣庙的菩提。它委实是太小了。前身只是摆在邮局门外的一个地摊，经若干时日后才脱离地面，升级为两条木凳上面搁一块床板，然后又经过若干时日，才挣下了这处不足六个平方米的铺面。我这般抖它的家底，用意是告诉诸位，它和你们身边的众多书摊一样，原是靠那些买了随便翻，翻了随手扔的红绿报刊支撑的。现在已经弃旧迎新，专营图书，但大抵还是跟着新潮走。这本书呵立在架上，大概纯出于偶然。或许就是为了等一个人，比如说等我——这只是，我的瞎想。因为除了我之外，少见有人翻动。而我每次翻阅，都会表现得爱不释手。

愣是不买，并非因为价贵，虽说定价３８．００元，也不算便宜。不买，却又常常要去翻看，都快两年了，依然是这样。直至最近，老板有点忍不住了，终于发出诘问：“先生，这书都快被你翻烂了！何不干脆把它买下？”噢，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愣了半晌，才回答：“这是买不回去的呀！”

这书为红旗出版社出版，名字叫《中国精神》。

【郑连根荐自《济南时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３日】

就这样渐渐明白起来　作者：林德清

很多事必须经历之后才明白。当然光经历还不够，还需要悟性，需要反刍，需要琢磨，琢磨着琢磨着，就变得渐渐明白起来。

想当年咱们要“解放全人类”的那阵，除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极少数国家跟咱们一样欣欣向荣外，满世界（包括祖国宝岛台湾）都是水深火热。咱们过着幸福生活，想像不出别人怎么穷困潦倒，总之肯定是猪狗不如。后来国门打开了一条缝，透过阳光窥见了外面的世界，才渐渐明白：人家才发展得欣欣向荣，咱再不急起直追，就真的要水深火热了。还是那个年代，咱们穷归穷，却到处支援穷国弱国，名曰国际主义，可是渐渐发现，那些个受到咱们资助的国家，动辄反目，刚刚还在给他吃奶呢，转眼他就骂娘了。这才渐渐明白，国与国的关系并不是靠填充永无止境的胃口所能改善的，你今天穷帮穷，人家并不看得起你，只有你富帮穷，他才感受到你帮助的分量。还有咱们发大水闹地震，争气得很，国际社会要送衣送粮送钞票，咱们坚决咬住“自力更生”，把自己的裤带勒得喘不过气，为的是保住光彩的面子。后来考察别国遇到相同情形的反应！才渐渐明白，哪怕富得流油的国家，遇到自然灾害，也毫不脸红地向国际灾难组织伸手，何况咱穷国乎？于是才变得现实起来。

又比如，当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多少人觉得天昏地暗，以为从此国将不国，国无宁日。后来毛泽东曾经重用也批评过的“四人帮”倒了，“两个凡是”不管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连毛泽东也一起检验了，我们才渐渐明白，极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不但不能让国家太平，还会遭到灭顶之灾。假如再晚一步明白，咱们连学费都快付不起了。再后来，改革开放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与日俱增，有人就担心，如此下去社会主义基本上空壳化了。后来，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他老人家从前白猫黑猫论的翻版，经过对猫论的反思，咱们终于明白，泥沙也罢鱼龙也罢，发展生产力过上好日子是重中之重，相关衍生的副产品无论正面负面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因噎废食只能自讨苦吃。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就觉得眼前的路看得比较清楚了。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均是如此。以前在感情领域，听到某某人离婚了，就觉得其道德上多多少少有点污垢，忍不住流露出异样的眼神。后来，才渐渐明白，离婚与道德水准根本不是一回事，就算夫妻某一方有人红杏出墙了，也不能把一个判为好人一个判为坏人，人生有太多的课题需要重新解决。谈恋爱多谈几个也无关花心与否，很可能只是有人适销对路有人老对不上号，谴责不如同情。有人偷女孩子内衣了，以前揪到派出所送进精神病医院，现在明白，那孩子多半患了心理疾病，要紧的是矫正而不是专政……眼界打开了，思路开阔了，人性复苏了，我们就这样渐渐地明白起来。但愿能够明白得更加透彻更加广阔。

【连理荐自《采风》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方 唐图】

起哄　作者：孙贵颂

以我有限的观察视野来判断，中国人有喜欢起哄的习惯。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且枯燥。到地里干活，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辩和争吵。开始的时候，大家非但不管，反而在旁边幸灾乐祸，煽风点火，任由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唇枪舌剑。因为有人在旁边瞅着，哪一方也得顾及面子，于是不管有理没理，谁也不肯退让。声音越吵越高，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就动起了拳头，打得鼻青脸肿。看客得到了满足，这才七嘴八舌地劝说一番，生拉硬扯地将双方分开。这有一个说法，叫“看光景”。北京人称之为“起哄架秧子”。

炒过股的人都知道，股市有一个特点，就是某一只股票走红，并不是取决于它的业绩，而是全靠人为的炒作。先有庄家导引，然后股民盲目跟风，于是这只股票就吃了兴奋剂一样往上猛蹿。到了一定时候，庄上突然收网撤出，给那些散户股民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就被套牢了。出现这样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股民起哄所致。

从前有个叫余秋雨的作家，写过一些很有文化味道的散文，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和吹捧。香港凤凰卫视台曾在千禧之年与其合作，跑遍了全世界。余先生为此写了《千年一叹》一书。后来，有人开始批评、指责余先生，又是石破天惊地逗他，又是让他忏悔，总之有点起哄的味道，最后果然收到了效果：余先生宣布封笔了，不再跟文化界的人玩了。余先生有没有缺点？肯定是有的。但我以为，他的缺点，尚不足以连写作的资格都没有。余先生的文章，有些是写得很好的——比如他的《上海人》，据说朱镕基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号召大家都去认真读一下那篇文章。他当然也有写得不那么好的。但对比起其他人来，余先生肯定又是属于上乘等级的一个。可是我们容不下余先生，一阵穷追猛打，余先生终于落荒而逃了。文坛复归平静。

据说现在的书画界，有人专门负责做起哄的营生。他们想让哪位作者红起来或火起来，就让他得奖，再组织人写评论文章，说该同志如何另辟蹊径，如何创新求变，如何大气磅礴，前途不可限量，价值上升空间很大云云……于是就有人经不住诱惑，掏大把的银子来收藏该作者的大作。

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一说招商引资，便从上到下都招商引资，“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一说建高尔夫球场，全国一下子冒出成百个高尔夫球场；一说搞电解铝，大家都上电解铝。总之是一哄而上。等到发现过度了，过剩了，再进行整顿，结果又来个一哄而散。前年我到海南去，发现那里的烂尾楼还一片一片的，全都是二十年前全国各地到那里去淘金时的残留。

起哄是不严肃的，不认真的。对于整日与枯燥、无聊和压抑为伴的下层群体，偶尔起一下哄，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做过了头，比如当一个民工声言要跳楼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在下面激动地催促：“要跳就快跳啊！”而一个民族，如果在经营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中，哪怕掺进了十分微小的起哄成分，结果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起哄一多，连正事都没人相信，就够呛了。

【选自《潇湘晨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日／何平图《热情的“鼓励”》】

“基本功成问题”　作者：郑连根

标题是引用中国象棋泰斗、特级大师胡荣华的话，所以打上了引号。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就在今年的全国象棋甲级联赛上，频频有职业棋手犯低级错误——在定式和棋的情况下居然下输了。稍懂一点象棋的人都知道，残局定式是中国象棋最基本的规律，即棋局在某种情况下必胜及如何取胜、在某种情况下必和及如何守和的规律。比如，士象全对马兵是定式和棋，炮士象全对炮士象全双兵也是定式和棋。这些是普通象棋爱好者都能熟练掌握的“技术”。可是，象棋大师黄海林在前一个和棋定式面前“翻了船”，象棋特级大师万春林在后一个和棋定式面前“栽了跟头”。面对这种情况，胡荣华先生无奈地说：“现在的职业棋手，基本功成问题！”

胡荣华先生的话诚然不错。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现在，“基本功成问题”的，何止职业棋手？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这首诗最近在媒体上频繁“亮相”。当然，与之一同被提及的还有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作为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校长，他在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赠送这首诗的篆字书法作品时，竟然结结巴巴读不出来，原因是不认识篆字的“侉”！顾校长的表现不仅在现场就引起学生的嘘声，而且事后也引起了媒体的批评。其后，清华另一教授在电视上再次谈起此诗，又一次把“侉”读错?穴他读成了“瓜”音?雪，更滑稽的是，他还说人家的那幅书法是“小隶”。清华大学校长不认识“侉”，大学教授硬把“小篆”说成“小隶”，这不也是“基本功成问题”吗？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我的同事说，她的一个同学到一家著名的妇幼医院生小孩。医生给她做剖腹产手术，小孩倒是生出来了，可刀口却缝合错位了。对这样的医生，我们怎么说呢？不也是“基本功成问题”吗？

“基本功成问题”的情况当然不止上述三例——这三例不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我知道罢了。于是，我就想：一个个的低级错误如此频繁地发生，说明了什么？“基本功成问题”是某个单一领域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

如此一想，就感觉“基本功问题”还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感到，一个浮躁的、功利的社会在“两极”都是有致命缺欠的。在高端，它无助于精品文化、精深思想及精英人物的诞生与成长，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标杆缺乏足够的高度；在低端，它又一次次地突破底线，使人们的“基本功”越来越“成问题”。这就叫“高不成低不就”。表面上看，这是两个问题，其实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精品文化、精神思想和精英人物的提升和引领，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就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标杆被降低了，底线也就无法守住。标杆降低一尺，底线就要后退一丈。一个缺乏高远的职业追求和人生理想的人，很难守住职业操守；一个缺乏思想底蕴和超拔精神的社会，注定要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人都“基本功成问题”，都在犯滑天下之大稽的低级错误，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产生精品、诞生大师的土壤，真的是太浮躁了！

从小处说，“基本功”是一个人做好本职工作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往大处说，“基本功”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一个职业人，如果他“基本功成问题”，常常犯低级错误，那就有“丢饭碗”的危险；一个社会，如果有很多人“基本功成问题”，那这个社会就确实有“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王翔宇荐自《济南时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日】

感恩戴德与忘恩负义　作者：孙玉祥

台湾作家李敖当年因为在蒋介石统治下谈民主要自由，惨遭修理，坐了十多年牢。后来，蒋家父子也死了，党禁也解了报禁也解了，可是李敖还是揪着国民党不放。有人看不惯劝他：“李先生呀，现在国民党党禁也解了报禁也解了，我们比过去民主自由多了，你怎么还揪住人家不放，骂个没完？你应该感激才是呀！”李敖的回答是：“那些个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我们的，国民党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一占几十年。在我们的拼打牺牲下，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了，我们就该感激他？他浪费了我们大好时光侵占我们美丽青春！”

其实，在民主国家，不要说你以前对人民造了孽后来又“改正”了，就是你一直在为人民做好事，有一天人民以为你没用了，照样让你灰头土脸坐冷板凳——二战期间的丘吉尔在战争中顽强坚定，带领英国人民苦苦支撑，最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战争狂魔希特勒。如果照有些人的感恩原则，这么伟大的战争英雄军事天才，战后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那还不自然而然？可英国人就不这么看，他们以为战争英雄不一定就是建设大师，因为“攻守之势异也”；而且，首相在战争期间形成的权力集中，“我说了算”（这在战争中是必要的，因为战机转瞬就逝，也实在不可能进行充分民主）这些德行很有可能被带到和平时期来发挥，这样就会对英国的民主制度带来破坏，所以，英国人民认为丘吉尔不宜再担任英国首相，要对他说，老先生，你辛苦了，休息休息吧。让别人来干你这一角更合适。我们不是要打倒你，而是怕你将战争中那一套说一不二的作风带到和平环境中来，把我们大英帝国带上个人专制的道路！所以，你还是让贤吧。于是在二战烽火尚未完全熄灭的１９４５年７月，当踌躇满志的丘吉尔还在波茨坦开战后三巨头会议时，英国人民已在大选中选出了新首相艾德礼。更有意思的是丘吉尔对此的反应，他并没有因此觉得委屈愤怒，而是引用了古希腊人民的一句名言：“对自己的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个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

【枕崖荐自《三湘都市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王 青图】

鼓捣猫腻　作者：金生叹

不才曾写短文《钟馗大笑》，谓钟馗用妙法成为阴间首富，风光无限，连阎王爷早上见之，亦主动打招呼：“钟老板，果得猫腻（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漫画家方成先生看后，笑曰：“应改成‘鼓捣猫腻’，现在到处都是瞎鼓捣！”方老之言何其精辟、幽默也。即以文化、学术界言之，瞎鼓捣、搞猫腻，可谓层出不穷，弄个工程妄图造就一千个学术大师者有之，难道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大师，系某工程所培养乎？何其荒诞！时下书商春风得意，雇人抄袭、剪贴，拼凑出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劣质图书？近日“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即公开坦承，八十年代时，书商给他二千元，他即熬了三夜，抄袭出一本书，故具名“熬夜”，甚可哂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

到处瞎鼓捣，

猫腻随时见。

劝君需提防，

切勿受其骗！

５月１６日于灯下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叶春旸图】

短文两篇　作者：贾平凹

山中王者

我在《美文》杂志当主编，副主编是从河北石家庄调来的穆涛，他是个蛮有智慧又有一肚子谑趣的人。一天，我们驱车到外县去，经过秦岭北麓，他发感慨：你们陕西人谦虚，这么大的山竟不称山，叫个岭。我知道他又要作践陕西了，就说：说谦虚那比不上你们河北，那么大个省会不称城，叫个庄！车到一个山弯，忽然公路上奔跑着一只野兔，车一鸣喇叭，它就窜向路右边的半崖上，双耳翘起，小脑袋左右扭动，又跑上公路，竟在车前疾奔。车一加速，又一转身窜到左边的坡下，没想到跌了跟斗，一疙瘩毛肉滚将下去。穆涛就笑着野兔的机警和急，却也就说到老虎，说，老虎之所以是老虎，它是没这份机警的，它总是慵懒地卧在那里，似乎在打盹，可一旦猎物出现，它一下子就捕获了，然后又卧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什么也不作理。我说穆涛你说得好，我回去给你画张虎。穆涛说：这可是你主动说的，你是君子！我说我当然是君子。穆涛就快乐了，话也多得很，全说老虎的王者之气。最后说道：你瞧瞧咱这汉语，词下得多准，给虎之前就加一个老字！我说：是吗，鼠之前也加一个老字哩。

从外县返回，我真的画了一张虎，画好了却舍不得再给穆涛。穆涛骂我画虎者有鼠气，我说，正因为有鼠气才把虎画留下要补虎气啊！

贾三

这人他姓贾，排行老三，在西安坊上卖包子。坊上的人家大多是做小买卖，挣一个是一个，得过且过；贾三卖着包子却一心要成大事业。卖包子的能成什么大事业？贾三去了一趟上海，上海之所以为大上海，是上海人做事认真，把小事当大事来做，做着做着就做大了。贾三受了启发，便在包子上琢磨了。数年间，反复试制，把包子皮擀得像纸一样薄，把馅调得五味俱全，又能在包子里灌上汤，使包子既好看又软和可口，吃喝是靠吃喝人传播的，贾三的包子有贾三的绝活儿，他的包子成了名吃，他的店成了名店。

有些人是农民，应该称作诗人；有些人是城里人，甚至是教授或官员，其实更是农民。有人能把大楼盖成了鸡圈；有人把鸡圈盖成了大楼。贾三是卖包子的，但贾三绝不是平地能卧的人，他拙于口才朋友却多，文化不高却善藏书画，不为发财却财源广进。那么薄的皮儿能把馅儿和汤包裹得不溢不漏，贾三在为人处世上也是善良而包容。人一善良又能包容，人就是好人和大人。

现在到鼓楼街的贾三灌包子店去吃包子，就会发现那里总是有排队等候的食客。食客有本地的更有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饭店的所有墙上都挂满了国内的政要和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就餐的照片，历史上有踢球成了太尉的，卖草鞋变成了汉王的，贾三虽然还在卖包子，却使很多人记住了西安，这就是贾三对西安的贡献。人的一生是干不了多少事的，贾三卖包子卖到这等荣耀，你就不得不敬重他。

【任法花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３日／方 唐图】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一条龙服务

某公司因和省里领导挂上了钩，所以特牛，别看规模小，声誉不好，却什么工程都能揽到：安居工程、市民广场、商贸大厦——处处都有该公司忙碌的身影。

一次，他们把一座大楼“建”成了危楼，专家来了一拨又一拨，结论一致：必须拆！拆迁公司进场后，一周之内，拆了个干干净净。后来一打听，大伙全惊呆了——拆迁公司竟然也是这家建筑公司开的！到底有人在上面“罩”着，既建又拆，一条龙服务！

领导

一桌子的人陪着王局长吃饭。每人都向王局长敬酒，每人都是一仰脖喝光，然后杯口朝地，以示敬意。每次王局长都是举杯颔首但杯不沾唇。这就是领导。局办钱小海主任表现最出色，一口一个领导，敬了不下１０杯，喝了不少于半斤。

酒喝大半，王局长的手机响了。王局长接完电话，脸顿时严肃了。满桌的人看得胆战心惊！却见王局长端杯离座，来到小钱身旁：“来，钱小海同志，我敬您！”一仰脖，王局长喝光了。举座皆惊，遂即大悟。纷纷离座敬钱小海。王局长建议重新调整座位，于是钱小海坐到了主位，旁边才是王局长——王局长刚刚接到电话：钱小海升任市委书记秘书的文件下来了。

继续努力

单位干部大调整，主任科员赵龙海想趁机往上升一升。请教了几位有经验的“前辈”，都说得送，光跑不行。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立马管用。于是决定送，又去打听了行情。趁热打铁，赵龙海当晚便去了局长家。局长很高兴，也很直爽，拍他肩膀：“放心，你的事我会考虑的！”

局长说话果然算话，两个月没到，便调他到后勤处当了副处长。赵龙海很失望，想当初，给局长说好的是去规划处的，怎么到了“二线”？

赵龙海没去找局长，局长倒主动把他喊到了小房间，局长讲了两句话：“第一，不要灰心失望；第二，明年继续努力！”

后来赵龙海打听到，今年“一线”部门涨价了，自己送得少，所以只好去了“二线”。

按“资本”分配

工厂实施工资改革，新进厂的大学生小赵对调整后的工资非常不满意。他去找有关领导：“我们部门共７个人，我的学历最高，我承担的工作量最多，工作难度也最大，厂里不是说这次工资改革的原则是按劳分配、按岗定责吗？怎么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呢？！”

领导听罢，颇为不屑，他瞪着眼睛问小赵：“那你知道不，上级还有一个精神——就是要按资本分配，你们部门的另外６个人，人家全是有‘资本’的，小李的姑夫在银行当领导；小钱的二叔在供电部门当领导；小孙的大舅在自来水公司当领导；老王的二女婿在工商局当副局长——这些全是我们单位必须仰仗的资本，这样的资本你有吗？你要有的话，我立马也给你加工资！”

小赵顿时哑口无言。

磨刀不误砍柴工

私营业主赵旺财最近生意有点“背”，他知道，问题出在上面无人“罩”着，便有心想和市里的吴市长挂上钩。

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吴市长作风正派，软硬不吃。对症下药，赵旺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步，加大对儿子班主任的“工作力度”；

第二步，让儿子当上班长或副班长；

第三步，让儿子以班长或副班长的身份去接近同班同学、吴市长的孙子；

第四步，以此为突破口，终于跟吴市长“搭”上关系。

老婆颇为不解：看你拐弯抹角的费劲样，直接拿钱去“砸”不就行了，干吗这么劳神！

赵旺财一摆手，你不懂，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经过小半年的精心运作，果然奏效，吴市长被一举拿下！

当官真好

妻子回家告诉小王，自己这次可能要下岗，有人已经从领导那儿看到名单了。妻子很着急，催小王：你倒是抓紧想个办法啊！

夫妻俩想了一夜，天快亮时，突然想到了正上初一的儿子。对了，儿子在学校里不是班长吗？妻子的上司赵局长的儿子不是在儿子的班上而且还归儿子“管”吗？听说如今的学生“官念”也挺强的，何不试试？！

天亮之后，夫妻俩把利害关系给儿子说了，儿子满脸轻松，一口答应：“没问题！”

放学回家，儿子告诉爸妈：“已经搞定！”过了一会儿，妻子便接到赵局长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安心工作，你不会下岗的！”

夫妻俩听罢，感慨不已：“如今这社会，当官和不当官它就是不一样！”

引进外资

同学赵君想投资５００万开发一个项目。报告呈上，未获批准。咨询原因，有关部门暗示他：最好能找个外国人合伙搞开发。赵君说：我仔细算过，５００万足够了，我又不缺资金，为啥要找人合伙，而且还要找外国人？！

有关部门笑而不语，未作解释。

赵君不得要领，请教一位记者朋友，方才明白：眼下市里“招商引资”的重点是引“外资”，且直接跟领导政绩挂钩，至于引“内资”则不在考核范围。

没办法，老同学只好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总算托朋友找了位美籍华人，让他客串当合伙人，项目方获批准——后来一算账，外资项目竟比内资项目节省了十多万元！意外捡了个大便宜！

赵君不明白了：这么说，当初人家让合资倒是为了自己好……

有啥冤枉的

甲乙两单位因经济纠纷到法院打官司。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是明白人，都知道要打点法院里的大小领导。

甲单位出的钱多。乙单位一听说可能要败诉，立马加大力度。

甲乙两单位弄了个平手。

甲单位又想出一招，去找市里领导撑腰。乙单位闻讯，暗地里也是马不停蹄。

终审结果出来：甲单位败诉。

甲单位的领导连夜赶到法官家，大叫冤枉，说我们请了市领导帮忙，怎么还会败诉呢？法官说：“你们有啥好冤枉的？你知道人家请的是谁？人家请的是省里的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想想人家大你多少级？你们还有啥好冤枉的？！”

【燕燕荐自《金山》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单福元图《冤家路窄》】

抵牾　作者：高　低

防盗门？助盗门？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可有幢大楼一把钥匙竟可开多扇防盗门。是这把钥匙开锁的功能太强，还是防盗锁的型号、规格太统一？连普通的更衣箱、保管箱、工具箱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而事关住户人生和财产安全的防盗门，却能被不属于自家的钥匙打开。这，与其说是防盗门，何如说是助盗门。靠这种防盗门防盗，没门！

“无纸化办公”

某公司现代化设施齐全，声称已实行“无纸化办公”。然而，传真、下载、复印、打印等等仍离不开纸张。先进设备，人皆乐意利用。一年下来，用掉的纸张远比“有纸化办公”时多得多。

“忙于休闲”

与一位多时不见的友人相逢，我礼节性地问他：“最近忙吗？”他肯定地点点头：“蛮忙。”我问：“忙些啥？”他洒脱地答道：“忙于休闲。”我捉摸，正宗的“忙于休闲”，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投入，这样的角儿，不是“大闲若忙”，便是“大忙若闲”。

不搭界？

好些家长总不忘这般教育子女：“读书是为你自己好。你学习好不好，关系到你自身的前途，跟我们父母不搭界。”可是临近中考或高考，做父亲的或做母亲的，却再三叮嘱：“这次你一定要给我考好……”

一箭之“谣”

一房产商的售房广告中有此一说：“距市中心仅一箭之遥。”但是，由市中心驱车前往，开了大半个小时，尚未看到他们提供的楼宇。如果你不把这个“一箭之遥”的“箭”理解成“火箭”的“箭”，至少也应该把“遥”换成“谣”字。哪天见到“与市中心比邻”的售楼广告，别信，那是“天涯若比邻”。

自由撰稿人

几个或辞职，或下岗，或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写作者，相继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为了生存，他们憋了一肚子苦水：写稿、投稿既要遵从报刊和出版社的要求，又要迎合版面编辑和书商的喜好；既要估摸时下的行情，“出门卖货看气候”，又要揣摩读者的胃口，以便适销对路。时或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做一些不得不做的“无用功”。作者写作既“为稻粱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撰稿人”云云，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大多数“自由撰稿人”其实是“不自由撰稿人”。

“最后一天”

在众多城市俱可见到“最后一天”的噱头：“跳楼价，最后一天”；“大出血，最后一天”；“大甩卖，最后一天”。连续许多天，没有哪一天不是“最后一天”。这些无证无照的违规经营者，甩卖的皆是些滞销商品、积压商品乃至伪劣产品。哪一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呢？要么是货物卖光的那天，要么是店铺被取缔的这天。

【选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９日】

时事乱侃　作者：刘仪伟

春运

春运火车票难买，不少在外地打工、出差的人买不到票，只有留在异地过年。昨天坐出租车，听到一个小伙子打电台热线：我是外地人，今年买不到票，没能回家，在此，我想点播一首歌曲……主持人问：点给谁啊？小伙子接着说了：我想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送给所有票贩子。

嘿，真是挺贴切。

魔术师绝食

美国魔术师大卫·布赖恩做出了一项创举——把自己吊在空中绝食４４天，大卫成功了，创下人类绝食时间最长的记录，但是下来的时候身体垮了。最近很多记者去采访他，其中一位问他：大卫先生，这种尝试很危险，是什么力量驱使你去绝食的？大卫很无奈，摇摇头说：唉，还不就为混口饭吃呗。

明星人气

什么叫人气旺的明星？第一要新闻多，什么砸吉他、有头皮屑、排练崴了脚，统统都得上新闻。哎，这叫人气旺。第二得面儿宽，什么叫面儿宽？光让娱乐版的记者报道你那不叫面儿宽，有本事得让其他各类记者都得报道，那是本事。举个例子，刘晓庆大姐，演戏，娱乐版头条；出席活动，社会版头条；开公司破产，财经版头条；别人告她，法律版头条，这叫人气旺。最近我看到她一个头条。时尚版头条，标题是：如何保持青春不倒？行，现在光剩体育版头条了，人气旺啊。

【选自《刘仪伟一鞠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张 静图《同工不同酬》】

毕竟是书生，何苦做英雄　作者：十年砍柴

钱穆先生的回忆录里，提到他在常州中学一个同学，天资聪颖，文采出众。此人头上有两个“旋”，故名“瞿双”，他便是后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钱穆对这位同学选择的人生路，可能难以理解，但他偏居台岛，以耄耋之年回忆旧事时，依然惋惜这位书生领袖的才华。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完全对过去的否定，我更愿意看作一个不改书生本色，到死都不放弃自由、独立思想的反思。——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和智者。他本来就没有决定活下去，如果按照党内流行语境写一首类似“英雄含笑上刑场”、“捷报飞来当纸钱”之类的豪迈语，应不是难事，而且成就自己身后千秋美名。

但瞿秋白没有，他是清醒的，清醒得愿意对自己的“初恋”提出怀疑，——这是后来党不可原谅的。我们不怕盲从，也不怕走弯路，最怕清醒的反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瞿秋白而言，则是“其言也真”。他无非想说出来一些真话而已，不愿意在史册上，留下一个“慷慨激昂，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伟大形象被误读。

这是我喜欢瞿秋白的原因。一人必有一人之道路，那么一人则必有一人之思想，秋白毕竟是书生，他只想让后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他，而不是脸谱化的共产党人。

他不后悔也不怕死，他只想死前说出点真话。可是真话后世不容，——他所做过领袖的政党处于草莽时，处死他的敌人还能容他一座安静的坟茔；可后来，他反而被“挫骨扬灰”。

这是瞿秋白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从这点可以佐证，秋白《多余的话》是如何不多余，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但希望乾坤一统，同样也希望思想一统，无论在一国，还在一党，不容思想的异端。

书生是爱国的，书生的爱国是真诚的，所以不讲技巧，拙于权谋。鲁迅把瞿秋白引为知己，不是因他是个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真文人，是个本色书生。鲁迅这样的人，一生守独立之思想，容不得权力对思想的干预，因此他死得恰是时候。

瞿秋白生活的那个时代，许多有责任心的青年都在寻求救国之路，因为机缘巧合，他们可能找到了不同的路。有共产主义的，有三民主义的，甚至还有“蓝衣社”那种法西斯主义的，但是许多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济国救民”。由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他们身后的评价往往有天壤之别。

陈独秀、瞿秋白这样的书生，注定做不了英雄，更做不了枭雄。因为他们不但自己愿意保持清醒，甚至希望国民也和他们一样清醒。可是没有迷狂，哪有政权？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很多书生都有过“枉抛心力作英雄”的人生之误。这种“误”恰好证明这些人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赤子，以肉身饲虎之勇气，成就了一个个悲剧。

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陈和瞿在历史上将是一个大写的人，大写的书生。——并不因为他们的人生选择而变更。

成败是非转头空，临死那一刻，瞿秋白悟到了：“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彻悟如此，他还担心身后那个土馒头的命运么？

【选自《关天茶舍》】

一个科学家的社会情怀　作者：傅国涌

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１００周年，又是爱因斯坦去世５０周年，在科学史上１９０５年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不是偶然的，２６岁的瑞士籍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在短短６个月内连续发表６篇物理学论文，在３个不同领域作出了４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而他当时同任何学术研究机构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小技术员。爱因斯坦的横空出世，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整个科学史的上空。１９２２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按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他一生在科学和其他方面的贡献至少可以得７个诺贝尔物理奖和１个诺贝尔和平奖。

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等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曾给饥渴的读书界带来强有力的震撼，酷爱阅读的胡耀邦先后在共青团和中组部干部会上极力推荐。近年来，湖南科技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爱因斯坦全集》中译本，作为科学巨人的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实，这位世界公民的意义远不止是科学上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埋头于探索宇宙奥秘、致力科学研究、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热切关怀人类事务，对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类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１９１４年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哪怕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反对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决不向强权、向一切飞来的谣言低头。１９３３年５月，他在英国写信给挚友冯劳厄：“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捍卫人权的斗争，并一再为消除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威胁发出呼喊。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他在写给美国一个律师协会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作过系统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作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的目光也曾投到遥远的中国，１９３３年陈独秀被捕时，１９３６年沈钧儒、王造时等“七君子”被捕时，他都曾联合罗素、杜威、罗曼罗兰等具有世界影响的知识分子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和释放的要求。

在人类历史上，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榜样，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怀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此热忱地关心人类命运，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独立批判，一生致力于和平、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想，“他一生公开发表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在数量上与他的科学论著不相上下。”

作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始终怀有对宗教的虔诚，当然他所信仰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即使在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之时，他也有着谦卑的情怀，从不狂妄自大，停止探索的脚步，更是从不以科学权威自居。针对斯大林这样的极权统治者企图垄断真理、知识的蠢行，他说过“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这样的箴言。

在悼念居里夫人时，爱因斯坦曾充满深情地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其实，这也正是他本人的最好写照，他留下的科学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被后人所超越，但他的人格力量、他的道义风范、他对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一切将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他的榜样不仅在科学史上，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将是不可磨灭的。他最重视人，尤其是个人，他曾一而再地说：“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有人可能会说，爱因斯坦是个巨人，他的道路具有特殊性，在科学成就的光环笼罩下，他的言行才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他的思想、他的人格足以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独立思考的人，在面对现实黑暗时如何应对，如何作出选择。他对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曾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

他一生反对暴力，反对“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他渴望生活在一个有公民自由、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语言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１９３３年当希特勒攫取了政权之后，这些条件在德国统统都消失了，他成为科学界首当其冲的受迫害对象，当时在美国讲学的他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对他来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蔑视把安逸、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称之为“猪栏的理想”。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受有时甚至超过了他对科学、对真知探索的冲动，他把善看作是第一位的，他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即使在爱因斯坦逝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这些思想仍散发着诱人的光彩，仿佛是跳动的火焰，温暖着我不断被滚滚红尘所污染的心灵。是他，无比清晰地认识到了，做一个科学家，首先是做一个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我听说，８５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正在编一本着重展示爱因斯坦人格魅力的《走近爱因斯坦》。是啊，与其科学成就同样重要、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无疑是他的人格魅力。

【郑慧清荐自《南风窗》２００５年５月上／王 青图】

谒陈独秀墓　作者：邓伟志

中国人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安徽人爱说：“没有安徽人就没有共产党。”这主要是因为籍贯安徽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创始人、领导人。中共一大在陈独秀没有到场的情况下，代表们一致选举他为总书记。不仅如此，陈独秀在所有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因为有时不称“总书记”，而称“委员长”，故用“第一把手”）中是担任届数最多的一位，当了五届。在一至四届均以高票当选。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到安庆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陈独秀墓。

远远一望，令我惊奇的是：“陈独秀之墓”几个大字怎么写得这么好？刚健有力，结体劲媚，这柳体不知出自谁人之手？走近再瞧，又不见“某某人书”的字样。这就奇怪了，为何不留名呢？经讲解员介绍方知这柳体正是出自那位被誉为“惊鸿避弋，饥鹰下韝”的唐人柳公权之手。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倘若请人题碑，难免有不愿、不敢、不屑于题者。就是题了，其书法功底焉能与柳公相比！皖人识高，柳公权盖棺论定已逾千载。用其字，不用付润笔费，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更不会因其升迁、褒贬而刮字、毁碑，实为可持续也。

在碑前伫立良久，遂又向安庆党史专家熊成久打听：“‘文革’中陈墓是否遭劫？”答曰：“没有，一则因为墓上写的是陈仲甫，外地红卫兵不知道陈仲甫就是陈独秀，二则因为墓立僻壤荒草中，一般人不会往这里跑……”

是啊！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做人，太张扬了不好。生前不自矜，可长久；死后能低调，安全。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

滥施的监督与没有监督同样可怕　作者：朱铁志

朱铁志先生简介

朱铁志，１９６０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现为《求是》杂志编委、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杂文、随笔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被亵渎的善良》、《思想的芦苇》、《精神的归宿》、《克隆魂》、《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你以为你是谁》、《拯救自我》、《自信的位置》、《你笑的是你自己》。主编《１９９８年中国最佳杂文》、《１９９９年中国最佳杂文》、《２０００年中国最佳杂文》、《２００１年中国最佳杂文》、《２００２年中国最佳杂文》、《２０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与牧惠、蓝翎合作）、《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与牧惠、蓝翎合作）、《中国当代杂文经典》等。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及网站开设专栏。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金奖、上海“笔会”文学奖、北京杂文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杂文奖。

鄙人的东北老家向来多产新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长春市某社区出台了监督住户中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重要举措”。有关报道说，该区将二十多位厅、处长的个人照片、所在单位及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公开张贴，以便群众监督。此举一出，颇有轰动效应。拍手称快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持观望态度看看再说者亦有之。而笔者的意见很明确：万万使不得。

“不仅要关注某某八小时以内，也要关注某某八小时以外”，这样的说法近年来似乎很流行，被某些善良的人当成反腐倡廉的有效手段。那其中的“某某”，可以是领导干部，可以是商界人士，可以是演艺明星，也可以是公众人物。在某些“革命群众”心目中，只要认为有必要，谁都可能成为“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对象。而其中被叫得最响的，自然还是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

我对这种想法的初衷能够理解。现在的确有那么一些很不自重的领导干部，完全置政府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动辄搞一点不可告人的腐败勾当。不要说“八小时以外”，就是八小时以内，他们也照搞不误。甚至利用职务之便搞得更放肆、更顺手、更穷凶极恶、更卓有成效，亦未可知。人民群众对于某些官员的可能腐败，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春此举一出，立刻引来近半数网民的衷心拥护。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恭维家乡的做法。

领导干部中有腐败分子，但并非所有领导干部都是腐败分子；这就像普通公民中有犯罪分子，但并非所有公民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监督，无论八小时以内，还是八小时以外。但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这个人已成为犯罪嫌疑人。

否则即使是公安机关，也不能随意对没有犯罪嫌疑的普通公民滥施监督。长春此举，动机肯定是好的，但错在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归入“腐败嫌疑人”中。这不仅是监督的泛化和滥施，也是对领导干部人格的践踏和侮辱。

那位朋友说了，现在当官儿的，坏东西太多了！挨个抓，肯定有冤案；隔一个抓一个，还有漏网的！你别替他们说话！

这种激愤之词可能并非毫无道理。但我想说的是：即使坏人真的那么多，我们依然不该将监督泛化和滥施。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公职人员，虽然负有比普通群众更多的社会职责，但并不应该因此而减少甚至丧失作为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他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但从公民权利的角度，他必须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个人的隐私权和八小时以外的休息权，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

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近年来内地法律的一大进步，就是将“嫌疑犯”的概念改为“犯罪嫌疑人”，将有罪推定改为无罪推定。

千万别小看了这一更改，一字之差，将“犯”变“人”，公安机关不仅要证明嫌疑人犯罪，更要证明其无罪，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对待犯罪嫌疑人尚且如此，对待领导干部怎能采取歧视的态度，先自把其定为“腐败嫌疑犯”呢？

退一步说话，谁有监督别人“八小时以外”的权利？恕我无知，好象只有公安机关吧。那么居委会凭什么对人家的生活探头探脑？街坊邻居又凭什么窥测别人的生活？在监督的名义下，是不是有意无意地践踏了人权？在也许是良好的动机下，是不是用了“恶的手段”去抑制可能产生的腐败？

笔者以为：任何监督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绝不能滥施。滥施的监督与没有监督同样可怕、同样可能导致新的“恶”。

笔者童年时曾经有幸领教过群众监督的滋味：因为父亲是所谓的“走资派”，我们整个家庭无时无刻不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监督的结果，是随便哪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径直冲进我们家打砸抢，是连这个当时六七岁的孩子也无权踏入小学的校门，因为革命学校不收“黑五类”的“狗崽子”。我在此无意翻历史旧账，因为人事部门早已给父亲平反昭雪，说他依然是党的好干部。但那时的记忆长久地留在我心里，使我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所谓“群众运动”总是心怀警惕——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和面目出现。

在社会的某些角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还隐隐约约地存在一丝“文革情结”。一遇到难题，就自然想到那个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

其实历史的经验早已昭示：任何“群众运动”的结果，无不是“运动群众”、折腾群众，最终贻害群众。

【选自《大公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王 青图】

论倒水　作者：朱铁志

旧时官场的险恶，不单表现在凌迟车裂、株连九族上，更表现在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之中。相对于酷刑的残忍，“日常小事”似乎不足挂齿。但看过朱世慧的戏剧小品《奴才》的人，无不对官场生活不寒而栗、齿冷三天。甚至可以说，官场的险恶恰恰表现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小事上。有关的记载在二十四史和野史笔记中俯拾皆是。今天不说别的，单表一表“倒水”。

众人聚会，相互倒水，既表示关爱和尊重，也使气氛融洽，本是人之常情，寻常小事，不必论的。但一杯清茶到了官场，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倒与被倒，先倒与后倒，多倒与少倒，快倒与慢倒，转圈儿倒与固定倒，都大有讲究。倒好了，事半功倍，能倒出仕途经济。倒坏了，事倍功半，能倒掉顶了多年的乌纱。可别小瞧了这杯茶，在它的清纯澄碧之中，多少人青云直上重霄九，多少人倒霉背运下地狱。它是海，在平静的外表之下孕育波浪；它是云，在洁白的表象之中聚集风暴。倒这杯茶，非有十年八年的修炼不能到火候。它的学问，是令人不得不仔细揣摩、悉心领会的学问。除非你远离官场，否则它是你的必修课。打四分，可以维持现状；打五分，可以继续升迁；打三分，就得卷铺盖滚蛋。有人悟性高，三五年无师自通；有人悟性差，十年八年仍不得道，最后冤死在这杯茶里亦未可知。套用一句“文革”语言：这哪里是茶，分明是……

假如您光临官场，不必看座次、问尊卑，一看倒水的情形就什么都明白了。那位手提暖瓶、点头哈腰、硬把挺直的身板儿弯成四十五度的中年男子，必定是仕途坎坷又贼心不死的家伙。再看那位天庭饱满、满脸油光、挺着肚子的先生，一面提着暖瓶，一面声音洪亮地招呼着“大家喝水啊、喝水啊”，似乎正把玉液琼浆赐给子民，他不是领导谁又是呢？也不妨关注一下那位花枝招展的女士，虽说年龄显然已逼近中年，但看装束、听声音，似乎正走着“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路子。倒水时分，嘴里也不闲着，先是一个柔美的亮相，接着就是一声嗔怪：“开起会来就忘记喝水，上火怨谁呢！”表面上是指责，可听起来简直比奉承还舒服，要不那位满脸油光的先生怎会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半老徐娘是什么身份还用我唠叨么？

有时倒水还要冒另一种风险：不倒吧，领导不满，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傲慢；倒吧，群众不满，觉得这个人是个马屁精。倒亦忧，不倒亦忧，进退两难，这倒如何是好？就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敢行事。群众虽然能咋呼，但毕竟只能制造舆论，不能制造利益。所以，精通“倒术”的前辈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攻领导，兼顾群众”的套路。迄今为止，均无大碍，这就令人深思。

说是一杯水，其实不是水，旧时官场的情形就是这样，人性的扭曲、人格的畸变、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在这一杯水的倒法中发生了。说来令人惭愧，所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有时真是脆弱得很。不过是一点权力、些许诱惑，人就变成杯中的一缕茶叶，随波逐流了。

但愿旧日的故事永远成为过去。谁想喝水，自己倒就是了。别往茶杯中附加那么多不属于人的生理需求的东西。

【选自《你笑的是你自己》台海出版社出版／王 青图】

俺也承个诺　作者：朱铁志

如今时髦承诺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年男性公民，俺也向全社会郑重承个诺——尽管到说话这会儿俺还暂时没有正当职业。

俺承诺，每天一定按时起床，能洗脸尽量洗脸，能吃五个鸡蛋决不只吃四个；饭前便后争取洗手，早饭后力争不再接着睡觉，起码不再打瞌睡；如果俺上街，保证不在马路中间走，有车没车都不在马路中间逛游；不付钱俺不拿商店的东西，不买票俺不进桑拿浴室；俺不抢小孩的冰棍儿，不打骂八十岁以上老人；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俺都保证只进男厕所、不进女厕所，包括女浴室；俺不偷自行车、手推车、娃娃车等一切车辆；不在闹市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不管怎么缺钱，决不抢劫银行、信用社、证券交易所等让人动心的地方；俺不能肯定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因为俺压根儿闹不清那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是俺可以保证十句话中不带三个以上脏字，五天之内不干两件以上违法乱纪的勾当，三分钟里不转动一个坏念头；俺的层次不高，俺也不唱高调，净说实在话。

如果俺当工人，一定不破坏机器，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不往白酒里兑敌敌畏，不往白糖里兑洗衣粉，不用硬纸片做高档皮鞋。

如果俺当干部，决不为官一任造祸一方，决不贪占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针头线脑儿的也没啥意思）；俺要视老少爷们为自己的衣食父母，而不仅仅当成岳父岳母，更不能反过来当人家的父母官。俺不把公家的金库当成自己的箱底儿，不把别人的老婆当成自己的情人儿，丁是丁，卯是卯，实事求是，决不含糊。

如果俺当医生，决不打开病人的肚皮再要钱，想要钱干脆开刀前就要，省得让病人家属不放心。作为大夫，俺保证不杀人，该截右腿决不截左腿，该拔上牙决不拔下牙；俺不把男患者带到妇科治疗，也不把女患者带到男性医院检查；该咋办咋办，工作认真负责，决不马马虎虎。

如果俺开饭馆，保证不下毒，不往菜里放苍蝇，鱼肉蛋菜能洗就洗，不能洗也要在水里涮一下；俺保证涮菜的水起码是两天之内的，决不把用了三天以上的脏水再拿来对付顾客；俺不能保证不让顾客拉肚子，但可以承诺不叫大伙儿当场恶心，要顺顺当当吃进，顺顺当当排出。

如果俺当导演，一定只导戏，不“倒”女演员；如果俺当歌星，保证有一半以上歌曲真唱，就是放录音假唱，也不能露出破“腚”（对不起，俺从来把那个“绽”字念“腚”）；不管在哪儿演出，侃好的价儿俺原则上不变卦，当然特殊情况例外——你们也知道，如今这行情，特殊情况总是难免的，俺也不愿意那样，可又没办法，理解万岁吧。

如果俺当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能保证超过李素丽，她干得太邪乎了，一般人比不了；但俺能保证“不夹、不带、不摔”，让乘客囫囵上来，囫囵下去，不缺胳膊不缺腿，不掉牙齿不青脸。

如果俺当作家，决不自比鲁迅，不把人家的名句当作自己的神来之笔；俺不抄别人的作品，也不抄自己的东西；写不来“文学”可以写“报告”，写不了“报告”可以写材料……

俺郑重地、负责地向大家承诺，俺的“承诺”是算数的，说了不算是要当小狗儿的，请老少爷们儿走着瞧吧。

【选自《精神的归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成图《歌星》】

一代宗师的血泪思考　作者：曹友琴

巴金说，“‘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一代宗师季羡林说不。他把他在“文革”的血泪经历如实记录下来，这就是《牛棚杂忆》。书的封面上是一幅季老朴实而慈祥的半身像，还有两行醒目的文字，“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未曾打开书页，便有一种沉重感注满胸膛。

季羡林德高望重，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国人敬仰。读《牛棚杂忆》，字里行间，更加深对这位一代宗师的认识。

上了岁数的人无不经历过疯狂的“文革”，无不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教训。季老之所以把已经结上痂的伤口再度揭开而公之于众，是因为“文革”的教训是用深深的苦难和无数的生命换来的，是用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换来的。然而，有人或许因为不堪回首，或不忍再触动旧伤，不愿形诸文字，岂能用一句“向前看”了结？

季先生感到悲哀的是，那段使中华民族蒙羞忍辱的历史似乎已经被尘封起来。年轻人尤其不能理解父辈谈起的那段经历，以为是天方夜谭。商业上甚至用“红卫兵促销”，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出“文革史盲症”的印象。季先生认为，“文革”不能淡漠遗忘。尽管早就从那场恶梦中醒来，已经远离了那段历史，然而，时至今日，那种玩弄法治于股掌之间，甚至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现象，那种权力即“真理”的操作，那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等等等等，只要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都能感受到“文革”幽灵的晃动。这种“遗风”让季先生感到，“‘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过去”。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是非常有用的”。正是出于对未来负责的思考，季先生“下定决心，自己来写了”。

季先生在《杂忆》中，十分关注人性思考。季先生是“研究佛教史的人”。他认为，“印度的地狱是真正的博大精深”，而“文革”的“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一个师从季先生最紧的弟子，“文革”一来，即把季先生平素不经意的每句“黑话”都“揭发”出来，成为批斗季先生最凶悍的“干将”。季先生哀叹之余，甚至开始怀疑他所信奉的“性善论”，他觉得那帮人只有“兽性”。

当然，在“文革”中，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像被割断喉管而不屈的张志新，也不必责怪那些举拳头喊“打倒”的人。又当然，“文革”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要算在“四人帮”头上。然而，季先生认为，那些把人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人，那些连“禽兽也想不出来”，创造性地“折磨别人以取乐”的人，那些肆无忌惮践踏人的尊严的人，总不能一概用“受蒙蔽”而心安理得吧。那些人不该作一些人性的反思吗？季先生期待着，期待他们还“有点良心”，能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反思一番，但他失望了。于是，他奋笔疾书，写出《牛棚杂忆》，认为这是“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

季先生在篇末提出这样的问题，尤其发人沉思：“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吸取了教训没有”？“教训在哪里”？他直率地认为，有人“偏偏不回答”这类问题，“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他是十分忧虑的。

读《牛棚杂忆》，正如季先生说的“绝不说半句谎言”，我们也的确强烈感受到他至朴至真的感情。从恶梦中醒来，他看到“天日重开”，朝霞灿烂。因此，他的笔下又是饱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激情。他深信，“２１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

读《牛棚杂忆》，季先生忧国忧民之心可鉴。

【邓卉卉荐自《大河评论》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

诗歌大跃进　作者：李兴濂

中国虽然是个诗国，但不是人人都会写诗。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不但高产卫星满天飞，土高炉遍地起，六亿神州也尽诗人。中国大地上又兴起了一个全民诗歌运动，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全都作起诗来，中国成了“诗的时代，诗的国家，诗的人民，诗的生活”。

据当时报纸报道，江西省参加写作的有两百万人以上，写出四百多万篇诗。“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农民也不示弱，有人认为，农民不是秀才，不是举人，怎么能写文章？农民反驳说：“秀才举人能写不能做，我们能做又能写，他们是秀才，我们是天才！”四川省古兰县农村妇女罗怀英，过去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在大跃进中，她摆脱了文盲状态，写了四百多首诗。她在一首歌颂人民公社的诗中写道：“人民公社喜洋洋，妇女姊妹出灶房，娃娃猪儿有人管，妇女安心搞生产，风调雨顺好时年，幸福欢乐唱不完。”那时，社里有“红色诗墙”，每户有诗歌园地，树上悬挂“诗歌牌”。四川省叙永县是个３０万人口的山区，出现了５万多个作家、诗人，创作诗歌达６００万首以上。县区乡社出版了诗选，近百个农民诗人编印了诗集。天池乡６岁半的孩子蒋忠林还未上学，居然也会作诗。泸州专区文化检查团去检查时，这孩子当场提笔写诗：“太阳出来红又红，今年生产大不同，社员努力加油干，个个争取当英雄。”农民阮光辉刚刚脱离文盲，写诗近万首，他在诗中写道：“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人民登文台，挥笔写下豪壮语，一代诗风出口开。”在当时，“诗人之家”、“父子诗人”、“夫妻诗人”比比皆是。人们用诗来歌颂高产卫星、大食堂、军事化，大办人民公社时，农民许邦旭写诗赞道：“跃进山歌震九天，嫦娥听见思凡间，想到公社来报名，愿当社员不当仙。”

在大跃进诗歌运动中，诗人郭沫若的诗兴也调动起来了，他与周扬编了《红旗歌谣》，还写了不少大跃进诗。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一首诗《太阳问答》，其中写道：“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

想当年，爱写诗的乾隆爷写了上万首诗，却一首也没流传下来。大跃进的所谓诗歌，无非是大话、空话、瞎话、昏话，顶多是顺口溜，与其说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还不如说是狂热的呓语，是对诗歌的亵渎！因此，它只能随着大跃进成为大跃退而告终，尽管江青后来搞小靳庄，想死灰复燃，也必然成为落花流水，烟飞灰灭的命运，成为笑柄。当我们今天回忆这段历史，仅仅是历史的一个笑料吗！

【翟明荐自《凯迪网络》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王青图】

斯人独憔悴　作者：桂向明

一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国运昌隆，却突然掀起一场整肃胡风及其友人的政治风暴，从城市到乡村，有人可能没听说过鲁迅，但没有人不知道胡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悄悄卷了进去。严格说，他还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

二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０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２６节收了欧阳庄写给胡风的信，信上有这么一句：“苏州有一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人民日报》编者在按语中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于是，“苏州一同志”名扬天下，这在小小的苏州引起一阵惊慌，深恐此人就在自己身边，沾亲带故，那就说不清楚了。

三

“苏州一同志”大名许君鲸，在一纸检查中，他如此交代自己与胡风分子的交往：“１９４７年暑期，经由原来文心图书馆的干事欧阳庄认识路翎、阿垅、方然、化铁，和路翎、阿垅见过两次面。解放前和路翎通过一次信，路翎送给我他的黑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解放后又和路翎通过一次信，他送给我一个黑剧本，名字已忘了。我和欧阳庄自４７年至５５年保持通信关系。”

这种简单交往实在算不了什么，欧阳庄是中共地下党员，文心图书馆则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点，爱好文学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借用老人家的话说：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

其实，许君鲸也有一页光荣历史——

１９４５年，１７岁的小许参加了文心图书馆的活动，曾担任干事，１９４７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入党前，为了检验日后能否经受敌我斗争的考验，他用火烧炙自己的手掌。

许君鲸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党报的按语中成为含义暧昧的“苏州一同志”，被迫接受自己举双手拥护的执政党的严峻考验。

五

事隔一年，江苏省委十人小组把许君鲸定为“胡风一般分子”，从轻发落，调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到１９５８年，经苏州市纪委复查，开除许君鲸党籍并戴上“坏分子”帽子，先后押送苏北和青海劳改农场服苦役。到青海时，正是饥荒年代，他吃老鼠、吃蛇，蛇是撕了皮泡在滚烫的稀粥里吃的，有几次遇到狼群袭击，差点给狼吃了。后因供应匮乏，农场松绑，许被遣送返籍，成了无业游民，幸有原地下党老友相助，才安排在蔬菜农场和果园劳动，养了十几年猪，和猪为伴。偶尔进城，一身旧衣裤，扣子全掉了，腰间缚根草绳，拖着无跟的破鞋，只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和几分儒雅之气证明他是知识分子。

也许是趣闻（但我笑不出来），小劳教们索性不叫他名字，直呼“一同志”；平反后，有好事者去苏州访问这位神秘人物，硬是找不到许君鲸其人，若问“苏州一同志”，便有人领你去见他。

六

１９８０年９月，胡风一案平反，许君鲸调至苏州博物馆任工会主席、研究部副主任。一日，他在《文汇月刊》上看到胡风的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之后给欧阳庄去信：记得上次读到胡风告读者的话（题目记不真切了），里面说起对受到牵连的人们感到抱憾之类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能在一生中牵攀进一件公案里，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一笑。

何等洒脱，又何等执着！难怪朋友说老许有慧根。据传，许君鲸在劳作之余接触了佛教的涅槃教义，读过《坛经校释》、《禅宗大意》一类书，且在书上作了批注，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小乘佛教较朴素，龙树以后就约许从生成佛，比西方宗教大胆多了。这样膜拜的性质，最后转化为自我膜拜。”而“行善即佛”，何待来生！

中年学者摩罗深情地说：“就胡风而言，他热烈地拥抱世界的巨大热情，他坚持自己立场的倔强性格和勇气，以及他两度精神崩溃所表现出的深刻痛苦，和担当痛苦的受难精神，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我们如果还想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想生活得更好，我们就必须具有这些财富。既然胡风身上具有这一切，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一切凸现到亮处，以便后人能够站到胡风的肩上，完整地拥有这一切。”（见《胡风的亮色》）

真正的深刻是思想的深刻，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许君鲸说的“能在一生中牵攀进一件公案里。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这句话的初衷和意蕴，然后大喊一声：此生不虚。

七

和许多受难的朋友不同，许君鲸复出后的个人生活是凄苦的。

博物馆的一位同事在闲聊时说：老许很少洗澡，衣服也不常浣洗，一口熬稀饭的锅，今天熬明天熬，难得见他刷一次。房间也不收拾，桌子总是灰蒙蒙的，梅雨时节，那就黄一块绿一块，霉斑点点。

一个丧偶女子同情他也仰慕他，愿结秦晋之好，老许也中意，后来却犹豫了，他对女方说：“你已经过一次丧夫之痛，我怕再给你第二次打击。”

博物馆要分给他一套住房，许君鲸拒绝了，他不想给领导找麻烦：我无家室之累，有一间栖身小屋就够了。

我忽然想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精神，给予多而索取少。

人还是怕寂寞的，老许在玄妙观买回两只乌龟，一只褐黄色，一只黑色。他注意观察，发现黑色的那只较内向，褐黄色这只活泼多了，有几次爬到他脚前，他就抱起来，有着黄斑的头居然会伸出来和他“说话”。

他最终把尘世的一切永远抛弃了。

八

他确实多病，自称“衰然一老翁”，在１９８５年提前离休。

老许也写点诗文在地方报刊发表，谈不上影响，后来，他完全搁笔了，在给编辑的信里说：“弟经年痼疾，饮食俱废，头脑常如箍附，搞出来的东西就散了光华……”

有一次，他到南京和欧阳庄促膝长谈，谈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许说：大概再过五十年，人们才能理解这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和胡风的序言，这是“五四”迄今惟一的一部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角度出发，成功地写了中国人的文学巨著。——果不其然，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已于２０００年７月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许君鲸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书说：“今年逾花甲，日难自理，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还是先走一步吧。”边上一行附言：下面四本期刊是从资料室借的，请予归还。

如此从容，没有半点怨艾，只是苦涩的一生从此画上句号。要知道，他得的并非不治之症，而是前列腺炎和慢性肠胃炎。

九

许君鲸在平反时只提了两个要求：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在恢复党籍的第一个月就交了４０元党费，占月薪的三分之二。

那么，“苏州一同志”又回到党的怀抱。

十

如有墓碑，大书“苏州一同志”足矣。

【选自《纵横》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笔记中的警句（外一则）　作者：钟叔河

宋刘十功字子明，隐居不仕，赐号高尚先生。答王子常书曰：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语甚奇辟。

念楼读：宋朝的隐士刘子明，有几句话，颇含深意，是在写给友人王子常的信中说的：“人们以嗜好杀害自身，以财富杀害子孙，以政府行为杀害国民，以政治理论杀害人类。”

念楼曰：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在清人笔记中，是比较有阅读价值的一种。上面这一节原题《刘子明语》，见于卷一。刘的话虽不多，却可称为警句。

嗜好往往会“杀害”自身，如嫖，赌，吸毒；财富往往会“杀害”子孙，如大少爷恣意妄为，以致犯下重罪。这些还是人所能见，人所能言的。

至于说政府行为“杀害”国民，政治理论“杀害”人类，则需要了解秦皇、汉武、希特勒诸人统治的真相和本质，把奥斯维辛等事实和马基雅维里、戈培尔们的“理论”统统揭穿，才能明白，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高尚先生”的事迹不大清楚。能够得到“赐号”，说明他未必真是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虽然“不仕”，对于世情和政治还是关心的。

秘法

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有一则：“杭州吴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钱购三条，曰‘持家必发’、‘饮酒不醉’、‘生虱断根’。固封慎重而与之，云：‘此诀至灵，慎勿浪传人也。’归家视之，则曰‘勤俭’，曰‘早散’，曰‘勤捉’……”

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到位”。可是作者还要加上几句，说购者“大悔恨，而理不可易，终不能诘难也”。

本来嘛，“勤俭”必会“发家”；酒筵“早散”，少饮自然“不醉”；“生虱”只要日夜不停地捉，也有“断根”的时候。吴山上的老神仙一不鬼画符，二不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所宣传的都是“不可易”之“理”，虽不说一句顶一万句，至少一句顶得一句，也的确“不能诘难”，想反对也反对不了，平心而论，比起天天读黎山老母张天师真言的大师兄来，要算平易近人的了。

问题在于，神仙的大道理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代替不了勤俭发家的经验，代替不了醒酒石，甚至代替不了一抹灭虱膏。“老兄弟”听了东王西王代传的天父天兄旨意，可以不顾性命冲向前去“杀妖”；“皇军”天天读天皇诏书，读到头脑发昏精神失常时，亦有可能成为“肉弹三勇士”；但是，于家常日用中，空洞的大道理却是一文不值的。此人却花了三百文才买得三条，难怪回家拆开一看，要大呼上当，悔恨不已了。

【选自《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方 唐图《别有洞天》】

坑杀与坑害　作者：流沙河

《史记》长平之战，“秦坑赵卒四十万”，为古今罕见之大屠杀。近有作家著文，责怪被活埋的赵卒不反抗。四十万个懦夫，挖坑活埋自己，为啥不挥起锄头，同秦卒拼个死活？由此断言“这种至死也不敢反抗的顺民心理……已成为国民性的基因之一”。

此事详细情形，幸好《史记·白起列传》有载。赵卒四十万，粮道被堵死，四十六天断炊，仍然奋战不已。直到将军赵括战死，方才全军覆没，显然非懦夫也。四十万赵卒投降后，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可见这是用欺诈手段骗得战俘信任后，乘其不备而扑杀之，绝非作家著文想象的那样挖坑活埋自己。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也有载，仅一句：“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未用坑字。坑杀一词，可单曰杀，亦可单曰坑，太史公书中六七见，皆谓挟诈而扑杀之。挖坑不挖坑，不成其问题。不挖坑也可以叫坑杀。凡设计以陷害，皆可曰坑。至今口语仍用坑害一词。从《新华字典》到《辞源》，坑字下都备有坑害一义。坑害义同坑陷，见《水浒》三十回：“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义又与陷害同。陷害一词，若原其始，亦自捕兽陷坑中出。

杀降可耻，设计欺骗杀降双倍可耻。《史记·项羽本纪》有载：“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这是夜间偷袭，逼得秦卒投降，然后乘黑暗骗杀之。纵是英雄项羽干的，同样可耻双倍。项羽坑秦卒，不止这一回，攻陷襄城，同样的“皆坑之”。然而最先坏了规矩的毕竟是“虎狼之国”的暴秦，项羽只是不该报复，发泄仇恨。

野战残酷，或许杀降难免。暴君秦始皇天下坐稳了，还要坑杀帮闲方士四百六十余人。此即所谓坑儒（实则非儒）。怎样坑的？根本无须挖坑。他只吩咐那帮奴才旅行去骊山温泉谷参观冬月瓜熟，然后堵死谷口，设计塌方以活埋之。坑乃“挟诈”，非挖坑也。

坑陷杀降之事，史不绝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韩复榘治山东，招安土匪四百，骗到省政府来，缴械之后，吩咐排成一路纵队，自狭道出窄门，从后棒击颅脑，无声一一杀之。而降匪竟不觉，以为前去领赏。彼苍者天，此何人哉！

回头还说白起，坑陷杀降之后，不到三年就失宠了，被秦昭王赐剑。自杀之前，仰脸问天：“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自答：“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持剑抹喉死。天道好还，合该合该。

最后必须说明，《史记》作于西汉，《说文解字》作于东汉，那时只有阮字，尚无坑字。阮之本义是上凸的田埂，非下凹的陷坑，以音借用作坑。坑乃后造俗字，最早正字我想该是凶字。凶，坑上盖着编织的树枝丫作伪装，正是陷坑，用以捕兽。由此生出设计坑陷一义。又旁生出吉凶一义，读音也由ｋōｎｇ转为ｘｉōｎｇ，遂失坑之原义。试将坑读ｋōｎｇ音而缓延之，便成“窟窿”。凡坑皆窟窿也。

【蒋宁贤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２日】

贪官与小偷的十大“相似”　作者：黄　山

嗜好相似。贪官和小偷的物欲似乎永远都无法满足，他们是蛇，即使吞下大象，仍然觉得“饥饿”。

“胃口”相似。贪官和小偷的“胃口”一般都很好，很大，大到无所不包。贪官往往不但贪恋金钱，还贪恋美食、美酒、美色、车子、房子、古董……小偷除了偷人钱包，还偷人衣服、手机、自行车、电视机、烟酒……凡是能偷来的，一律“通吃”。

“作业环境”相似。贪官贪污受贿和小偷偷窃，干的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勾当，都是在黑暗中把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偷偷占为己有。

“作业持续性”相似。贪官和小偷的“作业”都具有连续性、持续性。贪官贪污受贿很容易上瘾，见钱眼开，积习难改，一天不贪心里就不舒服。小偷也是一天不偷，手就犯痒，习惯成自然了。

生理特征相似。贪官和小偷都比一般人多一只手——第三只手。

“侥幸”心理相似。贪官和小偷都有“侥幸”心理，贪官贪污受贿和小偷偷窃时都想着不会那么巧被发现，只要第一次得逞，他们的“侥幸”心理就会永远埋藏下去。

人格个性相似。贪官和小偷的人格个性都具有“双重性”、“两面性”。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人话，做的是鬼事。说谎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虚假是他们的日常表现，伪装是他们的“自我保护措施”。

承担风险相似。贪官和小偷干的都是高风险的勾当，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发现，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过街老鼠”。

“视力”相似。贪官和小偷都是“鼠目寸光”——“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被囚住的那一天，他们是不会收敛的。到被囚住的那一天，悔之晚矣。

落得下场相似。贪官和小偷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奔赴刑场，就是要蹲牢狱，早晚成为“阶下囚”。

【廖孙荣荐自《国际在线》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６日／李桂元图《警惕》】

与小偷并论贪官够格吗？　作者：张天勇

最近有人作了《贪官与小偷的十大“相似”》一文，笔者看后获益匪浅，文中把贪官与小偷相提并论，并得出十大惊人相似之处，可以说是对贪官的心理和行为做了一个总结，并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偷形象作为一面“镜子”照了出来，可谓一目了然、印象深刻。然而笔者以为，文章有些地方谈得还不够尽兴，并且也太低估了贪官大人，真正的贪官见了，恐怕会对该文表示极大不满：“让小偷和我相提并论,够格吗？也太小瞧人了！”

嗜好不同。其实贪官比小偷的嗜好多得多，也高雅得多。贪官们吃喝嫖赌，而且不用自己掏腰包，光是这一点就让众小偷们望尘莫及。

“胃口”不同。关于这点，《贪官与小偷》一文已经说得很好，“贪官往往不但贪恋金钱，还贪恋美食、美酒、美色、车子、房子、古董……小偷除了偷人钱包，还偷人衣服、手机、自行车、电视机、烟酒……”贪官对小偷偷的那些东西简直不屑一顾，根本不用去贪，自然有人送“货”上门，而贪官所需“回报”的只是动动嘴皮子或盖个章罢了，可以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作业环境”不同。小偷干的都是偷偷摸摸的勾当；而贪官贪污受贿则相对要光明正大的多，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更有甚者明码标价，而送“礼”者多半则是心甘情愿，反正羊毛并不是出在羊身上。

生理特征不同。小偷是真小人，通常只动手不动口（除非是贼喊捉贼或公开打劫的情况）；贪官是“伪君子”，一般只动口不动手（吩咐下属去办即可）。

“侥幸”心理不同。小偷有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不假，但他毕竟作贼心虚；而贪官的侥幸心理较弱，有的是“我是贪官我怕谁”的理直气壮。如果说一开始比较小心谨慎，那么到最后简直是胆大包天、目空一切，君不见有些贪官在法庭之上居然还抱着“官腔”不放，依然神色自若、满面春风吗？

人格个性不同。小偷的“双重性”、“两面性”远不及贪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是贪官的真实写照。小偷是真小人，虽然被逮住时也会狡辩否认，但绝不像贪官那样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贪官是“伪君子”，非常善于欺上瞒下、欺世盗名，即使是在吸老百姓的血，还说什么“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

其实上述的诸多不同点均来自于两者的文化水平不同。贪官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小偷则多是文盲或文化水平较低。可以说贪官是“高级小偷”或“大偷”、“巨偷”，两者的文化水平及社会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心理及行为特征的巨大差异，从而也导致了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贪官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一旦贪污将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也给党和国家的形象抹了黑。而小偷由于所盗窃的数额较小，其影响面也相对小的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中对小偷处罚却比对贪官的处罚要严厉得多。在盗窃罪的量刑方面，全国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一般省市是以５００元作为定罪起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起点也不过１０００元。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构成贪污罪的“起步价”却是５０００元，比盗窃罪高出五至十倍。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要达到５万元的底线才能构成贪污罪，如此百倍之多的差距，还能说“相似”吗？

【王翔宇荐自《水母网》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玮 平图《逢会必讲》】

“解放思想”（外二则）　作者：小　昭

某贫困县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县委书记带领一批乡镇党委书记去发达地区取经。到达目的地后，县委书记为选择什么样的宾馆住宿而犹豫不决。

一乡党委书记见状，积极献言：“还是住高档宾馆好，虽然咱们穷，但要穷得有志气，别让发达地区的人看不起我们。”

县委书记一听，很是高兴，笑道：“对，对，这才是真的解放了思想。”

一……就……

一说出政绩，就要征地搞开发；就要上“形象工程”；就要修广场、建大楼、修大街、栽观赏树、种进口草。

一说吸引外资，就要减税、让利、优惠、贱卖土地；就要盖五星级宾馆、修高尔夫球场。

一说加快发展，就要上项目、建工厂，哪管它是否重复建设、盲目扩张；是否污染环境、祸害群众。

一出事故，就赶快封锁现场，“防贼防盗防记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捂不住了，就改口说“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群众情绪稳定，善后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树典型，就是带病坚持工作；就是无法照顾家庭；就是清贫如水，家里还用着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旧家具。

一得奖，不论体坛获金，还是艺坛夺魁，就有记者围着问感想；就要感谢Ａ、Ｂ、Ｃ、Ｄ、Ｅ、Ｆ、Ｇ，一个也不能少，就是不敢感谢自己。

吹“牛”

在某县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各个镇的头头脑脑们都在述说一年来取得的成绩。

某镇党委书记见自己材料上的政绩不如其他镇的政绩大，便急中生智，吹起“牛”来，说自己镇建起了“奶牛村”。县领导大喜，要去开现场会。可牛不是靠吹就能长大的，于是，该镇马上对“奶牛村”布置租牛工作。

细心的镇党委书记不放心，亲自来到“奶牛村”督战。他突然发现，牛都长这么大了，可牛圈里却没有一丁点儿牛粪。

于是他对村干部严肃地说：“你们也做得太假了嘛，连我都看出来了，上级领导怎么会看不出来？快去买两车牛粪放到牛圈里！”

【黄金玲荐自《文萃》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３日／玮 平图《走马观“画”》】

智慧　作者：盛　森

领导智慧

分析问题时，用领袖的思维；探讨问题时，用群众的语言。

对弱者，光关心不够，要帮助；对下属，光公正不够，要善良；对别人的失误，光原谅不够，要忘记；对自己的未来，光梦想不够，要行动。

勇士智慧

勇敢者和普通人惟一的区别是，前者的勇气多持续了５分钟。

危险没来前，懦夫就害怕；危险发生时，常人感到害怕；危险过去后，勇士才知道害怕。

勇气是控制恐惧心理，而不是心里毫无恐惧。

耐心过度，就是懦弱。

最勇敢的人是敢于做自己的人。

奋斗者的智慧

预知未来最好的办法是亲手打造它。

蠢人四处寻找幸福，智者在身边播种幸福。

有人一辈子生活在梦想中，有人一辈子生活在现实里。只有少部分人一辈子都在努力把梦想变成现实。

知道你在做什么事；热爱你所做的事；相信你所做的事——成功就这么简单。

敌友智慧

智者从敌人那儿学到的东西，比傻瓜从朋友那儿学到的还多。

要创造和平，不要只和朋友对话，要和敌人对话才行。

我们讨厌某人，多半是由于不了解他；我们不愿意去了解某人，多半是由于讨厌他。

【陈文涛荐自《环球时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

贪官“出水”的十大“新景”　作者：郭盛永

曾有媒体刊发一篇名为《贪官现形的十大“偶然”现象》的文章，文中指出有很多贪官现形，不是被反腐败部门主动查出来的，而是意外的偶然因素使其“露馅”：有贼“偷”出来的，有火“烧”出来的，还有黑社会“绑”出来的等。笔者观察近年“出水”的贪官，又有了新的十大“景观”：

“笑”出来的

近年，随着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大大小小的贪官先后浮出“水”面。曾有文章漫话出一些官员的轶事，虽然不是太确切，但包含着“真贪”的重要线索。湖北省巴东县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大肆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５４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不已，遂引起怀疑。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８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侦查。２００４年底，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

“跪”出来的

贪官面对反目的知情人，常用威胁、迫害来封口，一旦黔驴技穷，即转为苦苦哀求。山东“下跪市长”正是这样的标本。２００４年６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４００余万元等事实，将李逮捕。

“病”出来的

贪官大多都有情妇。湖南贪官——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也不例外。他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２００３年４月，彭善文的非婚生子患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于是，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省纪委在调查彭养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３６次计１２１．１６万元，将其绳之以法。

“示”出来的

干部任用公示，是腐败官员的一道“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就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杨顺江参加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因犯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被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牵”出来的

时下“窝案”颇多，往往突破一点，揪出一串。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２００４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３０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们纷纷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

“滑”出来的

意外的天灾人祸，会使贪官败露。深圳市原罗湖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是被一起山体滑坡事件“滑”下马的。２００４年８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派出所的“小金库”，由此，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现已查实：安惠君在罗湖区公安分局任内多次受贿款项共折合人民币超过２３０万元。

“诉”出来的

福祸相依。贪官们与情妇苟欢时洋洋得意，可是他们却没有冷静考虑“情殇”苦果。河南省安阳市劳动局原局长孙秀奇，于２００１年６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生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２００万元的协议。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经查明，１９９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年初，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３７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２４．８８万元。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１１年。

“骗”出来的

由于个别大贪官的卖官行径，诱得一些不走正道的官员大力买官，此情又让骗子应运而生。江苏省镇江市市委原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１３２万元人民币、４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抖”出来的

某些官员爱违规亲自驾车，去办些秘密事，但又因此祸起萧墙。２００４年岁暮，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晚上８时，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场，事后又找人顶包。时隔４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３名、撞伤１名小学生的事故，社会反映强烈，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这名交警不服气，便把黄的“顶包”案抖了出来。黄一下台，一些市民纷纷反映他的“其他”问题。

“逃”出来的

有的贪官自知罪恶深重，企图“一逃了之”，可又因逃现形。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嵋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９０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４０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１日，刘贵正被南郑县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半。

贪官“出水”十大新景，较原来的十大“偶然”有了可喜的变化，即纪检、检察部门查处腐败官员的机制增强了，问责力度加大了，公民举报增多了，反腐包围网日益紧密了。总结这“十景”，笔者以为国家公职人员，须以不贪为宝，只有不贪才能不败！

【廖孙荣荐自《人民网》】

社会上的八大怪圈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１、仕途官场怪圈：在官风不好的地方，单凭有能力，工作好是不行的，需要送（行贿），只要送，没有能力也常常可以仕途无量。当他们官升一级之后，他们要捞回来，就收（受贿），如此，仕途官场就越来越不清廉了。

２、农民的收入：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就越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想收入高就越来越难；聪明的孩子考上大学到城里去了；有能力的人发财了就搬到城里去了，留下的相对就笨一点，农村人是越来越笨，收入就越来越低。

３、医生收红包：医生给病人看好了病，病人送了红包，医生与病人有了经济关系，也就成为了朋友，病人再有病，或者朋友、亲戚有病，还找这个医生看，医生就再收红包，连锁反应，医生病人越来越多，红包也越收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不收红包的医生，一没有收入，二没有名声，里外不是人，医生能不收红包？

４、假冒伪劣商品：假冒伪劣商品成本低，卖价就低，货真价实的商品成本高，卖价就高，货真价实的商品就卖的少，假冒伪劣商品卖的多，利润就高，假冒伪劣商品就越来越多。

５、中国足球：越踢越臭，越臭越没人看，越没人看越没人踢，越没人踢就越臭。

６、中国技术：有人研究出一种新技术，他人就模仿盗窃，搞科研的人没有得到利益，就越来越少，新技术也就越来越少。

７、演员：演员不炒作就没有名，没有名就成不了腕，只有越炒才越红，越红就越炒。

８、教育：学习是越抓越紧，孩子是越来越呆；学是越上越大，孩子是越来越没有了个性。

最后一条：我说的越来越多，说的越多越不讨人喜欢。

【选自《红袖添香》／丁 聪图《抓不胜抓》】

论如何把学生教呆　作者：安　辉

人皆云“学生难教”。教我说，不难。非但不难，而且一旦得法，还百般轻松。

经过千年总结，我现有五字真言传于大家：

“吓”，就是威吓。执行要诀为：声要阴，色要厉，目要凶，手要重。闻我言如见冥王，见我貌如遇厉鬼；视我目如受双刃，承我笞如遭大刑。长此以往，则学生闻我名如雷贯耳，见我人如鼠遇猫。终日惶惶，四季颤颤，岂不乐哉！

“压”，就是加压。执行要诀为：封其口，缚其手，障其目，困其脑。我不问你嘴莫张，我讲课时手别动；有眼不可乱长见识，有脑只宜钻研课本。长此以往，则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心无旁骛，循规蹈矩，岂不善哉！

“砍”，就是修理。执行要诀是：毁其长，夺其好，磨其锋，断其恃。毁特长以夺其志，夺爱好以防其乱，钝其锋以绝后患，断其恃以危其情。长此以往，则学生整齐哉如出一胎，乖觉哉竞似宠猫。俨然一体，众誉鹊起，岂不美哉！

“罚”，就是处罚。执行要诀是：以语罚其心，以力罚其身，以劳耗其时，以物耗其财。毁其尊严不惜百般恶语，出我恶气只择一种妙方；作业成山只为他无暇生非，资料乱摊哪管你有钱没钱！长此以往，则学生轻松做人难上难，退求为奴亦不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岂不快哉！

“刺”，就是侮辱。执行要诀是：捅其私，揭其疤，扬其短，扩其错。捅隐私从此头难抬，揭伤疤今生痛难愈；大宣特宣小芝麻成大西瓜，一闹再闹偷谷子成反革命。长此以往，则学生灰溜溜休提自信，死焉焉哪用他律。瞻前顾后，诚惶诚恐，岂不悠哉！

掌握了上述秘诀，你的教育生涯，便能苦尽甘来了。教育不但不累，反而会非常过瘾。如能人人照做，莫说“呆”掉他一两个学生，就“呆”掉几代人，也未尝是不可能的。

【选自《初级教育》／叶春旸图《别出圈》】

官场　作者：笑　佬

□是少数人出入的场合，但总是说为多数人服务。

□多见当爷爷和当孙子的两副笑模样，少见不卑不亢的面孔。

□将尊重权力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害怕自己掉了养尊处优的饭碗。

□时时铲除滋生的毒草，但无意改良少长毒草的土壤。

□置身其中，沉默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永远像个青春少女，格外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选择性地改革，合则拿来主义，不合则不符国情。

□仿佛在战场，不过用“金钱”镖和糖衣炮弹发动攻击。

□高举超现实的道德大旗，却忙于现实的吃喝拉撒睡问题。

□很重要的一项宣传工作，坚决防止有粉抹到屁股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接待的标准是有规格的。

□千学问万学问，不如一门“权谋学”更适应生存和发展。

□在观众的眼中，仿佛每个人都在Ｔ形舞台上走模特步。

□没有显著个性的场合，好像大家是国家工厂统一制造出来的产品。

□虽然是公仆，但发号施令的权力，让其不得不成为主人。

□贪官现象说明，出卖灵魂的人，在这个圈子里有点儿多。

□我官故我在！脱离了这个氛围，才能找回原来的那个自己。

【廖明华荐自《新快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６日】

中国腐败官员的“七种功法”　作者：齐鲁狂生

“吹拉弹唱做念打”原本是指文艺工作者在舞台上表演时的功法。可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却将这七种功法运用到了具体工作中，弄虚作假，损公肥私，急功近利。随着其官位的升迁和时间的推移，其手法技巧日渐纯熟，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给工作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群众愤恨地称他们是“表演”干部。

“表演”干部的基本功法首推“吹功”。政绩一枝花，全靠吹当家，一个没干成，就敢说成仨。为了谋取名利，以吹为贵，以吹为荣。

第二功是“拉功”。即拉关系寻靠山。不但理论联系实惠，而且密切联系领导。不是五湖四海，而是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三功是“弹功”。这是对上汇报工作时的专用功法。说成绩时千方百计地让其膨胀，讲不足时卯劲地压缩。在这一胀一缩的弹性汇报当中，不该得到的利益得到了，不该捞取的荣誉捞到了，应该受到的责罚消化了……

第四功是“唱功”。所谓唱功就是扯着嗓子唱高调。这种功法在部分年轻干部中运用的较多。为了显弄工作能力快出“政绩”，不顾本地客观实际和经济规律，一味地“自我加压”，将目标任务拔高再拔高。甚至违背群众意愿，“官逼民富”上项目，“为民做主”调结构，弄得民怨声声到头来落个劳民伤财。

第五功是“做功”。这一功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弄虚作假做样子。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讨取领导的欢心，不惜牺牲群众利益，大搞“官赏工程”，“面子工程”。岂不知自己在上级领导面前邀宠邀功邀赏的同时，却遭到群众背后的白眼凝眉和黑脸。

第六功是“念功”。即聊天扯闲篇。研究工作时哈欠连天，念起闲篇来精神振奋兴趣盎然。酒桌上，牌场里，会场下听谁的段子黄，闻谁的笑话腥，看谁的调侃怪……

这第七功就是“打功”。即精心打扮搞包装。本来肚里墨水不多，为了弄张名牌大学的文凭支撑门面，或公款攻关，或找枪手替考。为了捞取政治荣誉，不惜搞公费赞助以达到脸上贴金的目的。

“表演”干部纯熟花哨的表演手法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稍有不慎，善良的人们就会被其高超的艺术手段所迷惑。但是，“捣鬼者有术，有效然而有限，因此而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面对善于“表演”的干部，广大群众不但要自觉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同时还要对其“表演”行为不买单，不欣赏，不捧场，勇于抵制，让其冷场现眼。必要时也不妨群起而轰之，协助有关部门将其赶下“表演”的“舞台”。

【王翔宇荐自《凯迪网络》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丁 聪图《伞》】

动员会　作者：商印灵

近期，Ａ县个体烟花爆竹小作坊事故不断。省电视台将此事曝光后，上级领导责令Ａ县一周内要对境内的无证烟花爆竹作坊予以取缔。迫于压力，Ａ县召开了“取缔烟花爆竹作坊紧急动员会议”。

会上赵县长责成公安局牵头，会同消防、工商、安办等单位组成联合执法队，分四个行动组对全县３０９个村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对无证的烟花爆竹小作坊全部查封。赵县长的话音刚落，公安局局长怯怯地站起身来说：“领导安排的活俺没说的，可是县财政今年一分钱的经费也没给俺拨，局里的那两辆车因无油可烧，已经趴窝仨月了。财政能否先拨点经费？”

“还没干活就要钱，财政从哪里弄钱去！”主管财贸的钱副县长火气十足。赵县长朝钱副县长笑了笑说：“想想法子，先给他点，下月再从他们人头费里扣……”“要是有钱我早给他了，你上月出国时的钱还是我向供电局借的呢，你们总不能把我这个财贸县长卖了换钱吧！”

赵县长碰了个软钉子，面色紫红，啪地一拍桌面：“财税局长，咱丑话说到头里，今年如果还是完不成财税任务。我的用人原则是常败将军不能常戴乌纱帽！”

“县长大人你可冤屈俺们啦！”肥胖的地税局长话里带着哭腔：“为收税俺磨破了嘴跑细了腿，角角落落里扫了又扫，抠了又抠，实在找不到税源了。”

…………

短时间的寂静后，会议室屋顶上聚起了浓浓的烟云。“发展才是硬道理”，已退居二线的李副县长吐了个烟圈，四指半握轻击桌面：“说一千道一万，没钱啥事也不能干，还是想办法上项目发展企业增加税源吧！”

钱副县长不满地瞥了李副县长一眼：“上项目，说得轻巧，咱一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技术，两手捧着个蛋，凭什么？”

“要不说你们年轻人见识短呢！”李副县长得意地扫了与会人员一眼：“咱们如今是在捧着金饭碗挨饿呀！”

“哪里来的金饭碗？”

“烟花爆竹行业呀，它投资小见效快，又有群众基础。”

赵县长皱了皱眉头：“可上边正在催咱……”

“怕啥，只要咱把活做巧，让公安、电视、消防、安办几个部门把好对上汇报、报道的关口，再出了事故咱自己消化……同意我观点的请举手。”

慢慢地，会议室里手臂如林。

【葛栋玉荐自《百姓》２００５年５月／李桂元图《皆大欢喜》】

驴子的职场散记　作者：时代粪青

俺是一头驴子，今年１８岁，大家说俺已是成年驴子，得找工作养活俺自己。

现在的驴子多，找工作不容易，听说，很多驴子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家呆着，可是不行，咱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一定得找到工作才行。

经过分析自己的各方面条件，认为俺还是干老本行最好，就是拉磨和驮货。俺觉得驮货不太好，经常要出差，现在外面很乱，遇上抢劫什么的，那就惨了。

也真凑巧，牛大哥的一家面粉厂要招两个拉磨的伙计，可是牛大哥开出的条件很高，要本科以上学历，外语要达到六级，一个拉磨的，要那么高的文凭干啥？可俺实在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只好跑到狐狸那边买了一张假的文凭，为了想在竞争中高人一等，在狐狸的建议下，俺的学历升为拉磨专业硕士毕业，在应聘中，俺得到牛老板的赏识，终于得到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

上班第一天，牛老板对俺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把磨拉好，拉稳，工作不能迟到早退，要打卡，每迟到早退一分钟就要扣钱，工作时间不准东张西望，不准公话私打，不准……反正有许多的不准，记不住了。

然后牛老板对俺说拉磨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如果拉出了水平，拉出了风格，那么就成功了，在驴子界就是科技精英了。

这番话说得俺十分激动，心想一定要好好干，实现俺的自我价值。

上班第一天，牛老板就拿出一块黑布让俺把眼蒙住，俺不愿意。牛老板说，这是防止你胡思乱想，要专心工作。俺一想，牛老板真是一个好人，他是竭力想帮助俺尽快成为一头名驴。

于是，俺的工作开始了，俺不停地转圈，磨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不知道干了多长时间，终于牛老板让俺停下来。解开眼上的黑布，俺一看，天哪，竟然磨了这么多的白白的面粉。俺联想到许多人将吃俺磨的面粉，一下子有了成就感。

过了一段时间，报纸上说不准私营老板虐待员工，结果牛老板被点名批评，说给俺眼上蒙布是没有驴道的，剥夺了驴子的明视权。俺倒没有什么多大的想法，只要牛老板工资照付，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俺是不会太在乎的。

牛老板自从被点名批评后，开始引进一种心理学管理方法，据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这种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在俺的面前放一把青草，俺为了这把青草，就不断地往前走，可青草是吃不着的，它永远都在俺的前面。大家知道，俺们驴子工作就是为了这把青草，所以对俺特别具有激励作用，俺的任务完成比以前增长８个百分点，在拉磨界算是最好的成绩了。

在牛老板的领导下，也在俺的努力下，俺终于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在驴界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牛老板把俺的年薪从１０００斤青草涨到了２０００斤青草，这样的待遇在驴界可是最高的了。

就凭这，俺一定拉好磨，而且要拉出更大的成绩。

【李敏辉荐自《笑林》／王 青图】

八张嘴　作者：星　竹

数月前，台湾著名女演员Ａ病逝了。Ａ去世前，只有５秒钟的一个录像镜头。这段镜头被８家电视台反复播放。画面一样一样的，说法却南辕北辙：

一台说，看，她在去世前的一个月，还如此精神，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了信心。Ａ的这种精神是她一贯的人生态度。

二台说，看，她去世前已显出精神的虚弱，对人世的灰心。看来，在病魔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该悲悲，该喜喜，她的人生一直都是如此真实。

三台说，看，她病成这样，还在演出，据说，她还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台湾影星大评奖，举办个人演唱会。如果她不如此强求，也许会使生命多延长一些。人是不能为金钱、名誉拼命的……

七台和八台都评价了Ａ最后登台时的服装。这最后一条，尤为让人惊讶。同样的衣服，七台说成艳丽的，而八台说成朴素的。

同一个镜头，可以把Ａ说成好，说成坏，说成灰色的，说成亮色。说成自然的，强装的，痛苦的，欢乐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我们身边永远都有八张嘴。一件事上，都会有八个，或十八个不同的你。这就是别人的目光，别人的尺寸。

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对Ａ的评论，仍然让我震惊。Ａ在死前是怎样？也许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但每人都有一张嘴！

【黄金玲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王青图】

“发票游戏”　作者：杨翰端

“劳保用品？——“文娱开支”——

毛毯西装……歌厅嫖娼……

“学习材料”——巧立名目，

高级麻将……轻易报帐，

“办公用品”——发票掺假，

茅台佳酿……冠冕堂皇，

“工具器材”——张张如齿，

彩电冰箱……锋利赛钢，

“招商费用”——啃食公款，

旅游出洋……中饱私囊……

【选自《当代杂文》2005年5月10日】

某官的“纸条儿”（外一首）　作者：旭　林

某官的儿很难看，

丑字儿却个个重如山。

写字的条儿二指宽，

二指宽的条儿力无边。

为张三写个纸条儿，

张三的职务能升迁；

为李四写个纸条，

李四从银行贷巨款；

为王五写个纸条儿，

王五能征地毁良田；

为赵六写个纸条儿，

赵六能把工程私揽；

为刘七写个纸条儿，

刘七偷税不查办；

为杨八写个纸条儿，

杨八的重罪能轻判—

纸条儿不是随便写，

写前看你咋“表现”！

钱币送足方动手，

珠宝多献力更添。

若送古玩加“美色”，

笔尖儿由着你来转。

“清正廉明”室内悬，

“贪脏枉法”八方传。

今朝弄权手狂舞，

明日手上套铁环！

再穷不能穷“自己”

某官员经常深入基层，

讲起话总是饱含深情。

看到学校教室漏雨透风，

他的双眼顿时发红，

“再穷不能穷孩子啊，

你们是祖国未来的主人翁！”

看到下岗工人生活困苦，

他立即变得十分激动，

“再穷不能穷工人啊，

你们是生产战线的先锋！”

看到科技实验室设备简陋，

他说：“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行？

再穷也不能穷人才啊，

现代化要靠你们担承！”

他的讲话多么感人，

每到一处都赢得掌声。

然而好多天过去了，

那些地方依然却是老貌旧容。

脸与眼　作者：葛春富

明星挣钱是出头露脸。

三陪挣钱是丢人现眼。

环卫挣钱是灰头土脸。

包工挣钱吹胡子瞪眼。

殡葬挣钱是哭丧着脸。

婚庆挣钱是喜眉笑眼。

打工挣钱是愁眉苦脸。

小丑挣钱是挤眉弄眼。

律师挣钱是急赤白脸。

说书挣钱有鼻子有眼。

乞丐挣钱是死皮赖脸。

木匠挣钱是有板有眼。

贪官搂钱是无耻厚脸。

小偷掏钱是贼眉鼠眼。

感悟人生　作者：马子亮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不敬爹娘敬权势，孝什么？

兄弟姊妹皆同胞，争什么？

车到山前必有路，忧什么？

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

人世难逢开口笑，苦什么？

补破遮寒暖即休，摆什么？

食过三寸成何物，馋什么？

死后一分带不去，悭什么？

前人田地后人收，占什么？

得便宜者失便宜，贪什么？

地位钱财眼前花，傲什么？

他家富贵拼搏来，妒什么？

愚昧懒惰今受苦，怨什么？

赌博之下无下梢，耍什么？

治家勤俭胜求人，奢什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

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

虚言丧尽平生誉，慌什么？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谁能保得常无事，诮什么？

欺人是祸饶人福，卜什么？

一旦死亡万事休，等什么？

【陈超荐自《三晋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王青图】

“算”之谣　作者：三老四少

如今时兴不说假，都用数字来遮掩。

年过五十算青年，短训三月算大专。

工龄熬满算教授，照书抄录算考卷。

扫次大街算雷锋，退出占房算清廉。

两篇文章算作家，出本庸书算经典。

挂个名儿算主编，拉笔赞助算正宗。

换个包装算自产，编篇好话算成绩。

谈点希望算缺点，十人就有九人骗。

天天都过愚人节，个个皆睁一只眼。

【选自《幽默大师》】

买不到的礼物　作者：罗　欣

微笑，出自内心的，送给周围的人。

问候，不是应酬的，送给认识的人。

聆听，不带批评的，送给与你谈话的人。

鼓励，加油打气的，送给不敢走下去的人。

感谢，非习惯性的，送给共事的人。

祝福，温馨虔诚的，送给远方的友人。

节省，大大方方的，为不必要的面子。

牺牲，心甘情愿的，为更高的价值。

包容，心平气和的，为令人生厌的事物。

宽恕，带着谅解的，为有意无意的伤害。

赞美，全心全意的，为一切生命的存在。

【张健荐自《讽刺与幽默》2005年5月13日】

小中见大　作者：乔希．比林斯

□停止不动会让你损失财富。（某停车场计价器上的标语）

□公鸡声音洪亮，但下蛋的是母鸡。因此母鸡雏的价格是公鸡雏的10倍。（见于某种禽场的公告栏）

□为了受教育，你要付出很大代价。但不要抱怨，因为无知的代价更高。（公益广告宣传语）

□虽然一套高级的西装不能帮你进入理事会，但一套劣质的西装可以害你进不了理事会。（某品牌时装的广告）

□历史是个好老师，如果你一次没学会，她会不断地重复。（葛兰特图书馆标语）

□画匠用手作画；艺术家用手和脑作画；大师用手和脑通过心灵作画。（某画廊大厅标语）

□如果你必须大头冲下才能让某人开心，那么你得到的只有头痛。（印在某杂技团的节目单上）

□如果你不想经历起飞时的不适，着陆时你就不会在飞机上。（见于某机场）

□顾客不一定永远正确，但顾客永远是顾客。（H·H·格雷格电器公司的标语）

【丛杉荐自《环球时报》2005年6月3日】

魔鬼词典　作者：白淑贤

茅台：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的高级饮品。

麻将：与离婚率上升有关的“玩具”。

舞厅：孕育“第三者”的温室。

法律：惩处有侥幸心理的人的公正卫士。

结婚：“帮助”父母清理兑现银行储蓄存单。

减肥：在别人款待时闭嘴做“摇头”运动。

安心：独身男女缺少的情绪。

检查：能为厨师提高烹饪技术提供机会的活动。

溺爱：教子女任性、懒惰、自私的通行方法。

戒烟：是减少国家税收的爱国卫生活动。

无知：好书读得越多时越对自己产生的感觉。

报告：为一些人用来追求升迁的书面凭证。

监狱：用太不自由惩罚曾经太自由的人的场所。

孝敬：被在儿女和父母之间颠倒对待的美德。

魔术：在观众思想麻痹下变动出鬼花样的艺术。

【杨松荐自《今古传奇·故事版》2005年第10期】

轮回　作者：肖　悟

16岁的赵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正念高中。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脱掉“农民装”。

20岁的赵海是大四学生。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能分配个好一点的单位，多赚些钱为父母还债。

23岁的赵海已是个有3年工龄的公务员了。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升科长、副处，然后是处长，然后是……

26岁的赵海当副处长已有半年了。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有更多的钱，过大款的生活。

32岁的赵海已是局长了。他已有了很多的钱，有了很大的房子，也有了老婆之外的女人，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

很不幸，东窗事发，赵海被逮捕、判刑，要坐15年牢。

如今，他最大愿望是脱下囚服，换上农民装。

【白淑贤荐自《故事家》2005年5月下】

苦难像砂轮　作者：本杰明．乔恩

□苦难像砂轮，你是被磨得粉身碎骨，还是被磨得闪闪发光，取决于你本身的材质。

□请把你的年龄乘以二，如果你觉得自己活不到那个岁数，就说明你已经老了。

□当后悔多于梦想的时候，你就老了。

□两种人无法出人头地：一、不会按上级指示办事的人；二、只会按上级指示办事的人。

□世界上不存在万无一失的机会。

□动机决定一个人干什么，能力决定他能否干成，态度决定他干得是否出色。

□射雕用的箭，箭梢上镶的是雕的羽毛。人们往往为敌人提供摧毁自己的工具。

□人类有个可笑的习惯，越是迷路，跑得越快。

【王翔宇荐自《环球时报》2005年5月25日】

由量变到质变　作者：过　客

1、一个人领导是精明强干，两个人领导是相互协作，三人领导是各有分工，十人领导是机构臃肿。

2、一根弦是独弦琴，两根弦是二胡，三根弦是三弦琴，四根弦是电线杆。

3、体重五十公斤，需要保持；体重一百五十公斤，需要减肥；体重五百公斤，需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4、说一遍是陈述，说两遍是反复，说三遍是排比，反反复复说个没完是在开会。

5、穿得少是天热，更少是前卫，一丝不挂是在澡堂子。

6、第一个把姑娘比做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姑娘比做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姑娘比做花的是蠢材，第四个把姑娘比做花的是姑娘她妈。

7、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十个和尚是重男轻女的必然结果。

9、打一个喷嚏代表你长命百岁，打两个喷嚏你被人思念，打三个喷嚏代表你感冒很重。

10、一点确定一个位置，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三点确定枪口下靶子。

11、牛一，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简称，牛二，牛栏山二锅头的简称，牛群，既说相声又当县长还爱搞摄影的人的简称。

12、昨天是今天的前一天，前天是今天的前两天，先天是你的生命形成的那一天。

13、娶淑女你会成为艺术家，娶泼妇你会成为哲学家，娶女人你要按时回家。

14、下班后只能回家吃饭的男人，没自己的事业；不能回家吃饭的男人，没自己的生活；想不出去哪儿吃饭的男人，没自己的老婆。

15、在公共场合一言不发，如果是个蠢人，这样做是聪明的；如果是个聪明人，这样做是愚蠢的；如果二者都不是，这样做一定是个哑巴。

16、由固体变成液体是溶化，由固体变成气体是升华，由固体变成固体是捏橡皮泥。

17、射得高的是高射炮，更高的是地对空导弹，最高的是中国足球队的临门一脚。

18、错了也认为自己对了的男人是固执的男人，错了就承认自己错了的男人是勇敢的男人，对了也承认自己错了的男人是已婚的男人。

【闻立荐自《南国都市报》】

职业特色　作者：胡　毓

明星：没有出传记，你还能算是明星吗？

演员：只要站在摄像机前就得玩“变脸”，“变”累了就坐到一边去指挥别人“变脸”。

美女作家工作地点：一个是书桌，一个是床。

评论家：我不知道你新出版的书封面啥样儿，但我肯定，你的书艺术价值确非一般，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粗鲁的父亲：“他妈的，叫你不要骂人，你聋啦？”

农民：城里人真可怜，吃的都是陈年烂米和吸饱了农药化肥的果蔬，唉！可怜呐！

奥拓司机：奥拓被宝马撞了之后，立马下车弯腰检查，依据宝马的“伤势”，估摸着赔多少钱，挨多少骂才能走人……

小偷：比别人多长了只手却坚持“一般人我不露给他”！

贪官对着话筒：人民苦，我心里更苦；对着金钱：人民穷，我其实更穷。

某些领导：比一般人更痛恨盗贼，因为一般人遭盗之后敢报案。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２００５年６月下】

关照对象（外一则）　作者：秦德龙

某党校大专班上英语课，校长对王老师说：“有几个学员你关照一下，课堂上不要提问他们。”王老师心领神会，但弄不清关照对象是哪几个人。校长说：“课桌上摆子弹头的那几个。”

王老师果然看见几个桌上摆着子弹头茶杯，一上课，杯子的主人就滋滋溜溜喝水，有时还架着二郎腿吸烟。

校长告诉王老师：“这几个人，能来上课就是对我校的最大支持。考试的时候，千万别让他们烤糊了。”

敬酒

张三下基层指导工作，基层摆酒给他接风。大家向张三敬酒，张三使出驴性子，就是不喝。

忽然，冒出来一个漂亮女子，口中念念有词，将酒杯端到张三面前：“领导不喝这杯酒，必是嫌俺长得丑；领导把俺当成菜，一碰就知俺可爱！”

张三大笑，连说：“可爱，可爱！”遂碰杯一饮而尽。

【选自《雨花》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削苹果与削葡萄的故事　作者：Ｈｅｚｙ

一

美国人想吃苹果，花了一周的时间研究，设计了一个削苹果的小机器，然后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苹果的美味。

日本人也想吃苹果了，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萝卜上刻苦练习，削出了皮儿最薄的苹果。

中国人也想吃苹果了，花了１０分钟的时间找了个削铅笔刀，在草纸上擦了擦，削完了苹果。

二

过了一年：

美国人发现他发明的那个小玩意挺受欢迎的，于是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销售削苹果机，发财了。

日本人好出国旅游，发现了削苹果机：“好东西啊，带回去研究研究。”开发出了电动削苹果机，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中国人由于在削苹果这个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被国家评为了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得了大奖出国讲学了。也发现了削苹果机：“好东西啊，带回去研究研究。”仿制出了产品，由于成本低迅速占领了全球的市场，发大财了。

三

又过了一年：

美国人的公司由于价格上拼不过中国的产品，性能上拼不过日本的产品，只好把公司卖了。一天闲来无事来到斯坦福大学旁的“葡萄谷”品葡萄，发现有个毛头小伙子在车库里鼓捣着要发明一个削葡萄的机器：“有志气啊，像当年的我。”于是投入了一笔风险投资，成立了一家公司专售削葡萄机。没过多久发现这个机器不仅可以削葡萄而且可以冶疗近视眼，于是把它取名为“准分子刀”。卖给了医院，冶疗了千千万万的近视眼。

日本人又出国旅游了，发现了准分子刀：“好东西啊，带回去研究研究。技术太难了搞不明白啊。”于是在一次晚会上他把自己的漂亮的女儿介绍给了美国毛头小伙子。

中国人有钱了，出国享受了，也发现了准分子刀?押“好东西啊，带回去研究研究。技术太难了搞不明白啊。”于是拿出卖削苹果机的所有利润，３０００万ＲＭＢ买了一台准分子刀。中国人近视眼多啊，发更大的财了……

【葛栋玉荐自《课外阅读》２００５年４月】

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　作者：行　者

警察不会抓人，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警察要打人吓人，要不停地想办法把枪弄丢，要穿着警服逛街威风，要开着警车四处兜风，所以警察不会抓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医生不会治病，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医生要收红包，要考虑开哪个药利润高，要分辨病人到底有没有钱，要和护士ＭＭ调情，所以医生不会治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老师不会教书，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老师要补课收钱，要计算哪个学生家长送礼多少安排座位，要写看不懂的论文，要比较哪个女学生长得漂亮，所以老师不会教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工人不会做工，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工人干好了也要下岗，要学好心理素质课程好面对贪官腐败，要核实再核实到底发不发工资，要随时准备工厂突然倒闭，所以工人不会做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农民不会种地，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农民种出大米也不如一首《老鼠爱大米》，

要学会忍耐忍耐再忍耐，要学会看红新闻当看杂文，要缴纳比收入还高的税，所以农民不会种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男足不会踢球，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男足要吃摇头丸，要泡ＭＭ，要赌球，要球霸，所以中国男足不会踢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小偷不会偷窃，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小偷要和警察搞好关系，要和组织搞好关系，要看冯导的电影找感动，要穿西服打领带，所以小偷不会偷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导演不会导演，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导演要选美选女演员，要学会上艺术人生，要想方设法得奖，要一切办法艺术，所以导演不会导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演员不会演戏，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演员要和导演睡觉，要和车夫吵架，要学外语学穿没有荡妇字母的衣服，要和老板吃饭，所以演员不会演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歌星不会唱歌，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歌星要不会简谱，要五音不全，要会假唱，要卖弄风骚，所以歌星不会唱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模特不会走步，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模特要等待老板，要摆迷人睡姿，要参加各种比赛，要没有文化，所以模特不会走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主持不会主持，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主持人要不会说普通话，要学会用“手机”，要得抑郁症，要嫁钻石王老五，所以主持不会主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作家不会写作，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作家要会做爱，要吸引异性，要年龄很小，要阅读和抄袭，所以作家不会写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记者不会采访，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记者跑路要拿车马费，要和广告挂钩，要写企业书籍，要听有关部门，所以记者不会采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官员不会当官，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官员要不停地接受采访，要考虑怎么收礼，要面对上级的冷屁股和下级的热脸，要寻找哪里有漂亮女人，所以官员不会当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网友不会上网，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３７２１，想想８８４８，想想ｂａｉｄｕ，想想ｇｏｏｇｌｅ，所以网友不会上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这篇作文得不到高分，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想想作文的内容和观点，可能刺疼某些人，所以可能得低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鬼荐自《天涯社区》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

经典手机爆笑短信　作者：子　婧

□泼水节，大家彼此泼水祝福。突然一人破口大骂：妈的，谁他妈泼我？！旁人劝他：泼你是祝福你。骂者大吼道：少来这套！哪个傻蛋拿开水泼！！！

□语文课，老师叫起一昏睡同学回答问题，该同学迷迷糊糊啥也说不出……老师说：“你会不会呀？不会也吱一声啊！”该同学：“吱。”

□到站台的时候，汽车已经启动。于是我只好边追边喊：“师傅，等等我！师傅，等等我呀！”这时一乘客从车窗探出头来冲我说了一句：“悟空，你就别追了。”

□护士看到一病人在病房喝酒，就走过去小声地对他说：“小心肝！”病人微笑着说：“小宝贝。”

□我见她脸带娇羞，神态可爱，不禁心中一荡，小声问道：“你……你当真喜欢我吗？”她埋下头去：“你猜！”“喜欢……”她面色更红，头更低，“你再猜！”

□唐僧赶走悟空之后又遇到妖怪，他只好念紧箍咒想呼唤悟空回来救命，不久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请稍候再试。

□某学生学习小提琴，这天打开琴盒，发现里面放着一把冲锋枪，遂大惊失色：坏了，我爸拿着我的小提琴去银行了！

□一女士去拍快照。拍完后便去取自动冲洗的照片，看完惊叫：我怎么照得像只猴子！后面的妇人冷冷道：那是我的，你的还要等。

□老鼠给猫打电话：哈喽啊！饭已ＯＫ啦！下来米西吧！猫趴鼠洞前伸前爪想把老鼠掏出来。吭哧、吭哧地掏了一夜，第二天掏声依旧。

□小蚊子哭着回家，妈妈问咋啦？小蚊：爸爸死啦！蚊妈妈：他没带你去看演出？小蚊子：看了，可观众一鼓掌，爸爸没躲开。

□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其实你长得很有创意，活着是你的勇气，丑并非是你的本意，只是上帝发了一点点脾气。你要勇敢地活下去，如果没有了你，谁能衬托出世界的美丽。

□还记得那年在树下军训吗？教练对同学们说：“第一排报数！”你惊讶地看着教练，教练又大声说了一遍：“报数！”于是，你极不情愿地转过身去抱住了树！

□动物园来了一头大猩猩，奇丑无比，游客人见人吐。有一天我去了，我吐了；又有一天，你去了，猩猩吐了。

□某君赴宴：真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话刚出口，发现身旁一位胖女士怒目相视，急忙陪笑道：对不起，我是指那只烧好了的。

□娶老婆应是小昭，交朋友应是令狐冲，做男儿最好是乔峰，出来混还是韦小宝。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查了，是个男孩。”

□一游泳教练在商场里购物。一个漂亮的女士向他打招呼。他定睛一看，是他的一个学员。他于是大声说道：“你穿上衣服，还真认不出你！”

□吝啬鬼有事外出，怕别人偷喝了他刚叫的酒，于是在纸上写了：我在杯里吐了一口痰。一会儿他回来，发现纸条上多了几个字：我也吐了一口！

□有个人第一次在集市上卖冰棍，不好意思叫卖，旁边有一个人正高声喊：卖冰棍，他只好喊道：我也是。

□“现在开始训练项目，第一组去杀鸡，二组去偷蛋，我去给你们做稀饭！”一名老兵翻译道：“一组射击，二组投弹，我给你们做示范！”

□女佣Ａ：“我真可怜，每天都要一直说‘是，太太；是，太太。’”女佣Ｂ：“我更要命，每天都要不停地说‘不，先生；不，先生。’”

□一女人向邻居告状：您的儿子竟然骂我是一头老母猪。邻居回答：真对不起，我经常告诫他，人不可貌相。

□一老伙计丢车，当他把新买的一辆车放在楼下时他上了三把锁并夹了一张纸：让你丫偷！第二天车没丢，并且多了两把锁和一张纸，上写着：让你丫骑！

□上帝他说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我拿出地球仪说要世界和平，他说太难了，换一个吧。我拿出你的照片说要这人变漂亮。他沉思了一下：还是把地球仪拿来吧。

【选自《笑死你不偿命》】

茶客留言　作者：伍长然等

伍长然（广东东莞）

漂泊在满目繁华的南方城市，也只有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于是，姐妹们就在工业区买一些盗版书，什么“都市言情”、“情爱系列”，也无非是“黄”色的书罢了。可当我走进书店，也不止一次看到贵刊被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买走。看他们的形容，不全是学生，更有知识分子，或者当官模样的，当然，很少有所谓时尚、性感的先生小姐购买，我想贪官、污吏、奸商大概也不会购买的。我并不相信单凭一两类杂志就能让他们改邪归正，但贵刊能在这年青的南方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宋昌亮（湖北枣阳）

《金有树之死，一种怎样的悲哀啊！》这篇文章（见本刊今年第５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深深地触动了我准备“尘封”的哀思。

金有树之死，让我不禁追想起另一件悲痛的壮举：２００２年８月２日河南某地黄河岸边，两位十三四岁的少年在玩耍中掉到河里，有５位青年农民闻讯赶来，连衣服也未来得及脱去，就跳入激浪翻滚的黄河。两位少年得救了，可是有两位农民青年却再也没有回到岸上，六天过去了，仍有一位农民的尸体未打捞上来，为此，村民们找到乡政府请求帮忙打捞尸体，但是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人搭理此事（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河南新闻台广播新闻）。

同病相怜，触此及彼，它更触及了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一次悲痛：在２００１年抗击百年未遇的特大旱情的斗争中，我用自费挖的水井为集体抗旱半月之后，在６月３０日一边抗旱一边维修水井的时候，我不幸坠入十几米深的井下，第十二脊椎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瘫。从抗旱至事故发生，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一分钱的抗旱费用，而我自己承包的几亩责任田，也没有顾得上用一滴水，没有插一棵秧，一直被荒废在那里。由于要治病救命，家里又没钱医治，面对几万元的医疗费，实在没有办法，我妻子等人曾数次求到村里，又到镇里、市里求助，一个个都冷若冰霜，置之不理，致使我至今仍是大小便失控，双足反勾无知觉，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四年了，我在悲痛的泪水中艰难地活着；四年了，我生活的地方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主动出面为我解决困难、承担责任，他们反而还说我是为自己而致残的，与政府无关；四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有一天能给我们农民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待遇。

悲哀吗？难道我们只仅仅是悲哀吗？不！金有树之死、两位黄河青年之死和我抗旱所致高位截瘫，这哪一件不是大公无私的英雄壮举？可是这哪一件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任何认可和肯定。这是一种政治条件的偏见，是一种农民地位的偏见，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偏见。这不但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悲哀，更应该唤起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哀思和反省：农民究竟应该处以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金有树和黄河两位青年本来都应该成为英雄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英雄”是要看出处的，你农民付出的再多，也是成不了英雄的。因为农民不是“小农意识”，就是“弱智、弱志、弱势”……农民是被管理者，被管理者当然也就是随时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的弱者，怎么能给你英雄的称号和待遇呢？所以，就是这个逻辑，农民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治山治水，没人承认；农民交了几十年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各种摊派没人承认；农民大公无私，见义勇为，英勇献身做出了的行为也没人承认。够了！

够了，够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应该仅仅是悲哀，而应该是悲愤啊！

邹权（四川攀枝花）

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６月芦哲峰先生的《十句话说尽中国历史》，深长思之，狗尾续貂加两句。

１、法律条款许多不是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中总结出来，它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所以又称为“王法”。

如：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自以为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不承认存在着权力相等的对手，皇权至上，被统治者不是顺民，即是叛逆，犯上，不为君用，就连腹有怨诽的人都要杀掉或抄家灭族。

２、读书人学习的惟一目的是成为良吏，以服务统治机器，统治者得以施行单一的奴化宣传教育，使其残酷的统治合法化。

如：“二十四史”里的社会精英多的是阴柔逢迎于权势的行径，他们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尊严。

我本善良（××××）

如果说《杂文月刊·选刊版》从创刊就一鸣惊人，那么现在她已经更趋于成熟。我总能从每期刊物中读到浓厚的人文关怀，读到饱含哲理、充满思辩色彩和语言华丽的文章。她或许渗透着编辑的理念，我常常想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社会充满期待，对人生充满热爱，对弱者充满同情，对邪恶充满痛恨，在不断给我们提供丰盛的精神大餐，然而又是怎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每次等待新杂志的心情是如此急切，希望这份杂志越来越好。

2005年第9期

世象扫描　作者：李子笃辑

不到时候

有人报告，某街道的几个“恶少”又出来敲诈勒索，为害百姓。民警同志说，别忙，到“严打”时再说。

有人举报，某网吧正在播放淫秽光盘，污染社会。文管人员说，等等，到“统一整治”时再说。

有人投诉，某商场以劣充优，标“价”宰客。工商人员说，忍忍，到“3·15”时再说。

有人到政府反映，某居民楼已停水多日，供水部门不予理睬。领导同志说，别急，等现场办公时解决。

提醒

经常看(听)到对公众的一些提醒——

卫生部门：就医不要去非法行医的诊所，要去大医院，以免耽误病情。

技术监督部门：购物时要注意质量，以免买到劣质产品。

工商部门：购物时一家要发票，以免受骗。

文化部门：买音像制品时要注意辨别，以免买到盗版音像制品。

……

难道这些部门的责任仅仅是“提醒”吗?

国民的帝王情结

烟：芙蓉王、月兔王、白沙王……

招牌：王朝大酒店、××御膳酒楼、皇家时装公司……

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汉天子……

感恩便下跪，开口曰关怀，

办案凭批示，升官靠裙带。

国民浓郁的帝王情结和皇权意识，滞缓着中国向民主、法制社会前进的速度。

以史为镜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历史比喻为一面镜子，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也得看这面镜子是怎样的镜子：如果是出自某些“别具匠心”者之手的哈哈镜之类，人们还能从中看到真实吗?知道兴替吗?

现在的许多所谓“历史”，与哈哈镜有何差别。有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冷嘲。深谙专制为何物的鲁迅先生补充道：真正的专制使人死相。玩味再三，油然而生敬佩。但晚先生数十年的我辈，是否也可以说：货真价实的专制使人只有狂热和愚昧。

征订启事

为充分发挥张三名人效应，增加经济收入，经我社郑重研究决定，出版“名人”系列丛书，第一辑为“名人张三”，计有：《我的爸爸张三》、《我的丈夫张三》、《我们的儿子张三》、《我和张三：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张三：天亮以后不分手》、《张三偷瓜的铁闻趣事》一套六本。我社郑重承诺：凡征订者均获赠张三与国内外名人合影照片12张，欲购从速。

盛产

中国盛产笑脸的三个地方：幼儿园、夜总会、官场；

中国盛产哭泣的三个地方：火葬场、劳教所、婴儿注射室。

关非“多此一举”

上医院看病，要多准备几个红包。开出租车，座位底下要放个防身的“家伙”。街道上助人为乐，要防“引火烧身”。领导下乡，要多准备几个接待方案。乘长途汽车，手机110的号码要一按就通。购买家电的发票，一定不要扔。领导的好恶，当下属的一定要记清。领导的二奶，你一定要记不住名。

投资

某单位三位年轻干部，各得年终奖3万元，均感银行利息太少，各自找了一个投资

最佳途径：

A君炒股，结果被套牢，亏得一蹋糊涂；

B君买彩票，虽偶中小奖，结果是入不敷出；

惟C君将钱送给了某高官，不久，被提拔为部门负责人，现今坐洋车、吃酒楼、穿名牌，兜内还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好不风光……

众人皆叹，C君真乃投资高手也。

兼职的含义

一张制作精美考究的名片上，上书；高××，镇长、党委副书记；环球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镇全民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镇农业产业化发展协会主席；镇书法协会秘书长；东亚畜禽研究所所长；××市旅游、观光协会常务理事……

兼职越多收入越丰，我总算明白了狡兔三窟的含义。

〔选自《山东工人报》2005年7月6日〕

值得警惕的权力异化　作者：张中杰

权力，顾名思义是指有操纵指挥效用的威权势力。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都是人民的公仆，权力来之于人民，也为人民所用。为什么世界上有的政党顷刻间分崩离析，灰飞烟灭，而我们的共产党却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关键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应遵循的标准，更是行为规范。可是，当今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就是权力在一些人中的异化。具体表现为：

一是权力变私有。权力既然是人民赋予的，权就要为民所用。可是有的领导干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造成权力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模糊不清，导致行动上不能自觉履行甚至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一些人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最终往往形成了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共有的规律。“一把手”犯罪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即使用尽酷刑，修建了可以抵御大敌的长城，最终也只传到秦二世，这个事实可以作为历史的镜子引以为鉴。

二是权力变权“利”。掌握人民的权力就要“利为民所谋”，可在某些领导干部眼里“权”已幻化为“钱”，于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把权力用尽来满足一己之私利。或私设“小金库”，通过“一支笔”的权力化腐朽为神奇，把公家的钱搂进私人的腰包；或明火执仗以变相分奖金的形式私分公款；或利令智昏大肆索贿受贿，其胆大妄为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百姓最痛恨的就是权钱结合，官商结合，各取所需而心照不宣。把官帽当作商品出卖的有之，通过金钱达到收买领导、赚取非法利益的有之，其丑态为百姓所不齿。

三是权力变权术。俗语说“领导带起头，一步一层楼”，上梁不正下梁歪，正人先正己。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本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有的领导干部不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而是不学无术，认为“官场如战场”，整日看的是《官场厚黑学》，想的是如何玩弄权术排除异己，任人唯亲；研究的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或者“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提拔溜须拍马的，整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单枪匹马”敢于直言的相谏者；对上好大喜功极尽巴结献媚之能事，以图早日爬上更高的位置，攫取更大的权力；对那些正直善良的一心为公的同级则嫉妒贤能，当面握手背后踢脚，直到把他赶走，以免成为自己仕途升迁的绊脚石；对属下骄横跋扈，吆三喝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对那些老实巴交的同志不但不重用，反而罚其做“苦役”，甚至讽刺挖苦滥施淫威，把权力玩弄于股掌，让人民心寒意冷。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权利的三种变异，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其危害不可小觑。异化的权力是对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犹如疾病一样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如果一旦传染开来，必将危及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人民托付的权力只有切实得到人民的监督，才能行使好。权力异化的关键还是制度建设上缺乏制约。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权利异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如何制止权力异化，成为我们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之一。

【郑慧清荐自《人民论坛》2005年第6期】

卖出的官帽“召回”了多少？　作者：张培元

大肆卖官帽、卖警帽，是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廖祥政的敛财秘诀。此人头顶上的官衔一大堆，他手中的可变卖资源则更多。从1995年初至2003年3月期间，他先后使多名揣着钞票的跑官者如愿当上了荆门市公安局和下属公安分局领导，或解决了请托者的晋级待遇。此公也因受贿35.4万元，有482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高达517万余元的贿金和黑金，全被收缴国库，真应了那首最新民间版本的《好了歌》——“贪官都说廉洁好，只是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敛无多，等到多时入狱了。”“钱满箱，票满箱，转眼赃财全泡汤。正叹他人交椅翻，哪知自己更断肠……才嫌别墅小，方知牢外敞；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自己掘墓场。”这首让老百姓解恨解气的民谣，对廖祥政之流的官场生涯作了极为精辟的注解。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笔者查阅了所有的报道，检索了所有的新闻，发现官方和媒体对廖大官人“贪绩”的披露始终是“见物不见人”，只公布了517万余元的卖官总收入，却不见那一笔笔详细的交易清单。笔者禁不住发出疑问：对廖祥政卖官案的查处难道就止于此，那么多官帽警帽都卖给了谁，上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在事后“召回”了没有？

廖祥政卖官案没有回答的问题，在另一起案件中我们却看到了让人失望的答案。在闻名全国的黑龙江马德卖官案中，绥化市下辖10县市265名处级官员被卷入，仅市直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市委大院一度成为乌纱帽批发市场。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些处级跑官买官者对下而言同时又是卖官鬻爵者，他们带出的“科级泥”更多，以至于在很多基层党政部门，“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马德案查处中，因为担心涉案官员多，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和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影响。绥化市委专门召开会议，绕过党纪国法，仅查处很少一部分人，其余的官员毫发无损顺利过关，个别人甚至不久又得到了升迁。

据说“绥化模式”在一些地方相当普遍。如此姑息纵容，其实是为贪官们的大肆卖官行为披上合法性外衣，使那些买来的官帽重新得到上级组织的确认。这种丧失法纪底线的确认，与贪官们无法无天的卖官之举，在本质上有何两样？

掏钱买来的官帽，本来就是以次充好的假乌纱，是扰乱组织程序、助纣为虐的劣质乌纱，压根儿不具合法性，必须彻底逐出官场才是，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帮贪官们料理后事，予以承认呢。笔者以为，上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必须将哪些用钱卖来的官帽予以“召回”，按照法律和纪律标准，轻者或撤或降，重者移交司法程序处理，不能让这些存在严重先天缺陷的劣质乌纱帽带坏官场。

从这个角度上说，廖祥政卖官案的查处并不算完！有关部门亟待将缺失的事项及时补上。

【选自《南方日报》2005年6月28】

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作者：韩三洲

近年来，国内屡屡发生一些较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如万州事件、定州事件乃至前两天媒体披露的发生在安徽池州的群体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专家指出，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其实，这种“不稳定因素增多”现象也早已进入决策者的视线。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有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认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问题处理不当，群众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小闹”就会酿成“大闹”，结果酿成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群体事件”。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不应把这类事件当作“闹事”而简单对待。

由此可见，“群体事件”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中性词语，它排除了往日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随意上纲上线打击一大片、挫伤群众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主观臆断。不过，话虽这样说，但每逢“群体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依然是摆脱不了老一套的思维定势，还是习惯于沿用几十年不变的话语来为“群体事件”定性，连几次报道的前后口径都如出一辙，都是“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有人把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游行总是“非法聚集”的；闹事总是“别有用心”的；上级总是“光荣正确”的。

说来也怪，当年毛泽东总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间的俗语也说“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怎么到了近年来咱人民政府的文告中，就总是说“群体事件”是由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呢？按理说，与少数不法分子相比，事实真相在你政府手里，信息传播权在你政府手里，强势话语权在你政府手里，你怎么会让你治下的老百姓“不明真相”呢？再严格说，你具有这样的领导权势与话语优势，反让群众“不明真相”，受坏人蛊惑干蠢事，本身就是一种无能，是宣传工作不到位、解释工作不到位，甚至还有隐瞒真相、欺骗舆论和陷人于罪的嫌疑。

古人说，“大路不平众人踩”，“群体事件”说白了也就是“群情激昂”。无论是政府官员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腐败行为，还是不能秉公执法的偏袒压制行为，都是致乱之源和积怨之本，都有可能激化人民内部矛盾而上升为“群体事件”。可惜的是，我们的有些官员，他们不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总要给人民群众扣上一个“不明真相”的帽子，以掩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

所以，我建议，按照责任追究制的原则，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引发“群体事件”的地方，首先应该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的工作失职失察，才让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糊里糊涂“不明真相”的！

【王翔宇荐自《凯迪网络》2005年6月29日】

关于“禁止××入内”　作者：阮　直

国人见了关于“禁止××入内”的字样，那颗曾受到过歧视的心就容易犯酸。如今别说在咱自己主宰的这块土地上，就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长草的、长毛儿的地方，谁也不敢公然立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禁止华人入内”，当然了，谁也不敢写“禁止犹太人入内”、“禁止美国人入内”，这不是我们强大了，而是世界文明了。但若写上“禁止闲散人员入内”、“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就不会有人觉得那是歧视谁，污辱谁吧？

人的尊严、人格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人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部分。我们接受人家这种“人格”、“人性”、“自由”、“平等”的理念，不过百年的历史。

１９１９年以前，一样的人，咱老百姓到县衙打官司还得要叩拜县官老爷，我看那比“不得入内”更歧视人。但封建社会里官就是“父母”，要跪着、要磕头，无论心理舒服不舒服，也得受着，不过也没人笑话，因为凡是“入内”的都得跪着说话，没人觉得人格低下了，在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官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今我们的人格尊严意识都在觉醒，无论是民工，还是女工，都一样应有公民的尊严，特别是大学里，那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些人更应该具有现代的人文意识和人与人平等的法理价值观，可是在沈阳市某大学的校门口，竟公然竖起了一块“禁止民工入内”的牌子。

这与当年在上海租界立的“禁止华人与狗入内”我看区别不大。大学管理校园，有保安人员把门，你可以禁止一切与学校没有瓜葛的人员入内，但惟独不能标明某部分人入内。就像我们如今有的政府机关，其实也是禁止民工入内的，但人家就没挂牌，而是采取了武警守大门，你入内先登记的管理方式。这一登记制，别说禁止了民工入内，连大学生、大学教授没事也不能入内。但没人觉得有武警把门的政府机关歧视了谁。

看来沈阳那所大学立牌子的人脑袋是有过外伤史，否则怎么会不知今夕是何年呢？就是旧中国的大学也都没干过这样的蠢事吧。当然，这样昭然若揭的蠢事我们也很少有人干，但这不等于我们在骨子里真的就不歧视农民了。不信我们去一个城里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禁止民工的子女入内？某大公司、大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公然写出，只限当地城镇户口者应聘，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某些星级宾馆本是自由出入的，若风度翩翩者，一旦内急，到里边方便一下，也没人阻拦，但民工打扮的人，你进去一下看看，保管有门童问你，干什么？你敢说我去解手吗？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有些大酒店门前也立一块牌“衣帽不整者谢绝入内”，有哪个民工能做到衣冠楚楚，气宇轩昂？所以民工还是被“禁止入内”的。

这样的禁止无非是人家没有划定出某一阶层的人员，所以谁也不好去对号入座。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别说民工受到了歧视，好多人在好多范围却被实行着“禁止入内”的“管制”。

让谁来领导全乡的老百姓“与时俱进干革命”，这事本应由大众参与更合情、合理，可是人家禁止你入内去参与，县里下令，派来乡长为民作主了；一个机关的行政改革，本来所有公务员要共同“入内”参与的事，可是“班子”几个人一策划，方案就出来了，领导在台上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无言，那好，鼓掌通过。这无非是“禁止入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禁止入内”并非立在门口的一块牌子，我们观念中，体制上的“禁止入内”多了，都需要我们去一块一块摘下来才行。如今我们敏感的“禁止入内”不过是某部分弱势群体的人，那么我们对一些有特权的人享受的“优先入内”就不觉得是对他人的歧视了，这恰恰说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还有等级、贫富、职业等“歧视”的意识活着。

【选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日】

再假不能假教育　作者：朱秀芳

十年以前，不正之风蔓延到政府部门的时候，老百姓独自赞叹：全国只有学校这把刀子最硬，任何人碰到都要倒霉。现在怎样？前不久，新华网发展论坛上有人在百度搜索里用“赞成教育”和“反感教育”进行搜索，前者搜索到４５４０００篇文章，后者搜索到１９１００篇文章。很快就有１４０多个回帖，都是对中国目前教育现状的批判。想不到短短十来年，教育迅速滑坡，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印象较差的行业。教育的滑坡主要在学校疯狂的造假现象。有人大声疾呼：教育也需要打假。

教育打假所涉及到的内容相当广泛：

一假。假论文，论文是教师评职称的硬杠子。于是那些教书平平的教师，索性邀约几个人承包某家报纸或者杂志的广告部，搞个“全国教师论文大赛”，凡是交上若干人民币，文章就获得了大奖。

二假。假课，什么公开课、汇报课、展示课、观摩课等，已经是学校公开的秘密了，几乎都是为了取悦听众，表演“作秀”。成千上百的听课者瞪着智慧的眼睛，欣赏着一堂堂假课大摇大摆地走上领奖台，为他们鼓掌欢呼。其实，所有听课的老师和领导们都在扮演着“皇帝的新装”的游戏。所不同的是那个要说真话的儿童，他的脖子早已被他的老师紧紧地捏着。更为可悲的是领导们还要号召大家向授假课的老师学习。

三假。假检查假评估，学校为应付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评比，兴师动众搞突击，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公开“秘密”了。检查组一走，一切又依然故我。

四假。荣誉作假，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教师等。最终还是谁有关系谁就上。

五假。假课题，有资料显示全国的教育教学科研课题上千个，成果在哪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作者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个较有名气的学校，搞了一个“六步教学法”的课题，有指导思想、理论背景、操作步骤、理论文章、学习收获，成果展览室等，一应俱全。语文教研组反复炮制了一堂课出来供参观者观摩。有次上级领导来听课，偏巧有个学生不留神懵懵懂懂地问：“老师，这课都上四次了。”全堂顿时哗然，令这位老师尴尬无比。

六假。假课程表，这也是很多学校的一大特色。课表是双份的，包括一些计划什么的。既科学又得体，那是给别人看的，上面什么都有，还有音乐欣赏、研究性课程等等；还有就是藏在柜子里的课表，到了高三连体育课都停了。

七假。收费假，很多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上级部门来检查，就给学生打招呼，不准学生乱说，叫学生应该怎么回答；有学生说：“看吧，老师平时叫我们诚实做人，在利益面前就变得虚假了。”还有学生说：“最假就是老师，收了我们的钱，还要我们替他说没有收，也就是说把我们卖了，还要我们给他数钱。”听着这些话，不知老师们心里该当何想？是否有胆量承认学校造假的最大根源是假老师？

学校是阳光明媚的地方，这里应该是一块净土，她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所做所为都给学生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这么多假的东西侵蚀着我们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心灵上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学校目前的教育，正在潜移默化地培养着一代“弄虚做假”人，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人们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我们承认社会上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是教育关系着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兴旺发达，再假不能假教育！我们期盼着真正的教育回归到学校！

【陈一公荐自《随笔杂文》】

“三公”何时了　作者：税孔昭

不久前，有报道说，对我国形成“月牙形包围圈”的诸多赌场，每年吞掉我国官民赌资6000亿。最近，《中国济时报》披露，2004年我国公款吃喝2000亿，公费出国2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三公”一年花掉7000亿。又是一个数千亿!不禁让人想起老舍的《茶馆》中常四爷的一句台词：“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花不完。”我们共和国的金山银山真的花不完吗?

先看看“三公”花掉的金山银山是怎么来的。按13亿人口计算，每人摊538元，这相当于我国大中城市居民一个月的全部生活支出。这就是说，每个大中城市居民每年得有一个月不吃不喝，不穿不行，让官们吃满意，行舒服，玩高兴．这里还没有讨论收入低得多的8亿农民。我国2004年税收总额是25718亿元，“三公”占其27％，即我们纳税人每上缴4元税款，就有1元被“三公”了。再看看这座金山银山能作些什么。一艘美国最先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连同舰载机，总价值3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00亿元，一年“三公”可造两艘，五年可造10艘，我国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海军强国，威慑“台独”分裂和保卫南沙、西沙广阔的海域当不在话下。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几年就可以吃掉、玩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中央并非不知我们官员的那张馋嘴。几年前，对公款吃喝就曾出台过“四菜一汤”、“宴席税”、“实名制”等一系列规定。到后来，一切恢复原样，天天照样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慈母终究拗不过娇儿。

出国“考察”一直是官员们热衷的话题。农业县去“考察”美国航天飞机发射基地，广东官去“考察”瑞士的高山滑雪场，文化局长去“考察”巴西的可可种植园。‘拷察”得近的，东南亚或韩日，5～10天，费用几万元；“考察”得远的，欧洲10国20日，或美国20日，费用10～20万。按每团10人，每人平均10万元，每团每次费用为100万元；每年2000亿，每天为5亿，则每天有约500个公费团出国。怪不得，常常在电视里看到，成群结队的佩胸卡的富贵男女，拖着轮箱，兴高彩烈地涌向机场安检口。崽卖爹的田不心疼。

公车使用有个著名的“3个三分之一”潜规则：干正事占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高价车的原因正是在这里。广州某人大代表批评某区政府仅107人，有车118辆，每年公车费用1800万，要求他们用人民的钱“小心一点”。堂堂人大代表批评政府的劣迹，尚且使用“小心一点”一类的恭谦之词，听起来理直而气不壮，又如何轮得上布衣百姓说三道四!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毫无疑问，这正是民心所向，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大同世界”梦想相吻合。和谐社会的前提是社会分配公平，社会利益均等。官方公布的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是3000万，他们正忍受着无食无衣的熬煎；我国的失地农民有4000多万，他们毫无保障，四处漂泊。从这两类人来看，他们最希望的就是社会分配公平，最盼望的就是和谐社会。4000多万公务员、领导干部、国企老总每年抱着7000亿，在全国、全世界到处扔钱玩，要他们放弃“三公”，与上述两类人“和谐”、亲密、称兄道弟、亲如一家，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公”被绝杀之时，才是“和谐社会”建成之时。

【邵建华荐自《当代杂文》2005年7月12日】

痛！“舍一保一”大学梦　作者：洪巧俊

“即使卖血也得把孩子供出来。”这是河北省尚义县黄脑包村村民李静说的一句话。可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去年他大儿子考上大学，他却让二儿子辍学了，二儿子初中还没读完，并不是学习不好，而是卖血也供不起，他只得用威吓、哄骗来迫使孩子离开学校，去外省打工。（６月２１日新华网）

李静家出了个大学生，而成为全村最穷的人家，日子竟过得如此“栖惶”：寒酸的三间土坯房，除了只有一台１２英寸的黑白电视外，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他家最贵重的产业就是一头耕地的黄牛。其实孩子读书已使他欠下了２万元的外债，还有高利贷。大学毕业，他大儿子还得读３年，每年１．５万元，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李静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即使在好年成，两口子不吃不喝也只能挣５０００多元，相当于儿子一年花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儿子大学毕业，他家至少还要背上３万多元的债务。

可怜天下父母心，手心手背都是肉，让哪个上学，哪个辍学？望都县固店镇十五里铺村村民付盼福的大儿子１６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了呼和浩特打工。“男人有泪不轻弹”，这位４０多岁的汉子说到“舍一取一”，竟像孩子一样哭了。他对记者说，他知道这样对老大不公平，也并不是偏向老二，做出这种选择是没办法的。付盼福哭着说：让这么小的孩子出去打工，这不是父母造孽吗？

这种“舍一取一”抉择，却是父母永远的痛，世界上还有哪种抉择比这更痛苦？更艰难？可再难他们还得做出抉择，总不能让两个孩子都辍学？庄稼人懂得：两棵粗壮的菜苗挤长在一起，如果不把一棵移走（或拔掉），两棵都不能开花结果。庄稼人只有拿出痛心的勇气来大取大舍。

“舍一取一”在农村已是司空见惯，６月１１日《山西日报》报道，故城县青罕村的农民王洪印也同样碰到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边都痛苦的选择。他说，最让他自豪的是儿子，最令他心酸的还是儿子。二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比大儿子好，但大儿子考上了大学，只有让二儿子出去打工。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四川省有一对姐弟是“龙凤胎”，俩人同时考上了大学，昂贵的学杂费迫使这个家庭“舍一取一”，可父母无法作出选择，叫他们姐弟自己作出选择，没想到姐弟俩争着要辍学，眼看就要开学了，再不抉择也就晚了，做姐姐的便对父亲说：“既然我们争着辍学父母又无法抉择，抓阉就是最公正的了。”于是她提出用纸写着上学、辍学，抓着上学的就去上学。没想到这个只早一分钟出世的姐姐竟然在两个纸条上都写“上学”让弟弟抓，弟弟上了大学，而她却在广东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他们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弟，只因家庭贫困供不起学费，只因为早出世一分钟就成了姐姐，命运之神在将一个人推进高等院校的同时也将另一人推向了社会底层。这种“舍一取一”，想来真叫人感慨不已。

农民把这种“舍一取一”的方式称之为押宝式读书，将宝押到哪个孩子的身上，哪个孩子可能就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凭借努力走出农门；而被放弃的那个孩子，则因为贫困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他们的未来将可能是天壤之别，工作、生活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且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过去我听得最多的“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在农村，只有通过上学从而改变身份，这是诸多农民曾经普遍选择的方式。如今我下乡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读书读穷了家，供不起，孩子认几个字就算了。”农民对孩子上学的看法出现如此差异，是昂贵的教育费用逐渐在堵塞着农家孩子“鲤鱼跳龙门”这条道路。在农村，读书仍被认为是改变下一代身份和命运的捷径，但由于走这条捷径成本太高，致使许多孩子中途退出，甚至连走上这条路的权利都没有。农民痛苦就痛苦在“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几家农民不是“倾家荡产”？教育返贫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现象，不可否认，高昂的学费是辍学的另一“助推器”。

造成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原因，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不少农民从孩子读初中就开始负债，原因是学杂费高，加上学校乱收费，使农民不堪重负。到了高中农民负债的就更多。日前，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谢鸿光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实行12年义务教育。他在建议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GDP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完全有能力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制。很显然，如果政府能把这12年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孩子从读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农民的教育投资就会减少，辍学率显然就会降低。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和公款吃喝的钱就达6000亿元，只要压缩1/3，就可以解决农村孩子读不起书的大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必然导致辍学率的反弹。如不尽快解决，未来农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下降。因此说，农村义务教育关系到农村发展、农民减负、国家未来发展等问题。

【陈文涛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3日/李建文图《无奈的选择》】

跟在谁的屁股后？　作者：徐怀谦

这些年来，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如“两套住房”论，说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北大教授每家都拥有两套房子；“改革代价”论，说市场经济必然要以淘汰三千万低素质的中国工人为代价。最近又学了一个词，叫“后发优势”，说中国搞市场经济虽然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很多年，但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人家的经验和教训，绕过人家当年走过的弯路，从而大大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与“改革代价”论不同，“后发优势”这个词挺让人振奋。打个比方，人家发展了二百年时间才取得的经济成果，我们用二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事半功倍，后来居上，这还不足以让人振奋吗？而且从理论上讲，“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的确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嘛。可是在理论上成立的事情，在现实面前，往往满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先污染后治理。谁都知道不能走这条老路，可是看看我们的淮河、滇池，看看遍布城镇的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烟囱，我们是一点学费都没少交。比如城市建筑。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就呼吁：摩天大楼不等于现代化，可是当政者听不进去，把北京建得跟纽约、香港似的，可惜是个ＰＯＯＲ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张先生语）。还有就是发展汽车和房地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走上一条改善住房条件、发展汽车工业的路子，我们在几十年后也要建大ＨＯＵＳＥ，也要变成轮子上的国家。可惜是把农民有限的耕地廉价剥夺过来，是把人家淘汰了几十年的车型，当宝贝似的引进来。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偏要跟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屁股后学现代化，这条路子行得通吗？

像汽车、电脑、飞机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要付较高的学费，那我们没脾气；可是有很多事情，明显与国情不符的事情，也跟在人家的屁股后，争着去付这笔学费，就不能不说是脑子有问题了。比如，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的“亮景工程”。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纽约之所以昼夜灯火通明，是因为人家用的是核电，用之不竭（此说未经考证，但美国电力比中国丰富是肯定的）；我们呢，不少城市到了暑期要拉闸限电，却还要搞什么“亮景工程”，不是有病么？而据《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城市节能有方，不搞通宵照明。在英国，极少见到满城流光溢彩、彻夜照明的现象。政府部门和公司都不搞华丽的“照明工程”，夜晚的伦敦，以基本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为准。店铺橱窗的灯打烊后关闭；有些店铺安有定时关灯装置；住宅、公寓楼内公用灯有自动断电装置；３月底至１０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实行夏令时，多利用一小时有效日照时间，减少照明用电。如此说来，美国有“亮景工程”，英国却没有，我们为什么不学英国偏要学美国呢？

在中国还有些新生事物，常常让人头痛，让人不知所措，比如温州炒房团。是呀，你能把有钱人怎么办？人家炒一百套房子，用的也是自己的钱嘛。在这种时候，我们偏偏忘了借鉴西方的经验。像美国，重税控制炒房。它允许一个家庭拥有两套住房，一套普通住房，另一套度假别墅。如果购买第三套住房，即被看作是进行投资，那么这套房子的贷款利率和相关的保险费用要高出很多。你投资的房子出售后，多出的余额要交３３％的所得税。这对炒房人来说，绝对不划算。但这样的措施却可以防止炒楼的人把房地产市场吹成一个危险的大气泡。

读着类似的报道，我常常感慨，可以发挥我们“后发优势”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有两套国际惯例摆在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选择那套适合我们国情的惯例？

可是当我们了解到一些官员外出考察的内容之后，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他们出国都考察了什么呢？主要是红灯区、商场和娱乐场所。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倒忘在了脑后头。这些人连国情都不懂，哪里知道什么叫“后发优势”？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跟在谁的屁股后”，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学美国或是英国。人家成功的经验我们当然要学过来，但中国到底要走上怎样的现代化之路，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探索，毕竟中国的国情，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或者说，该跟在人家屁股后的，我们就要老老实实跟着，不该跟的，就要自己创造出一套惯例来。

【选自《生命深处的文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韦启美图《赏月》】

不须放屁　作者：王乾荣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写的《论屁话》，是一本什么奇书，居然在今年６月初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我在《参考消息》看到此书摘要，它对“屁话”的解释，即“言不及义”，“讲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这个阐释令我觉得，咱们生活中确实不乏“屁话”，而“屁话”也有一“论”之必要——所谓“话糙理不糙”也。

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的交流方式，说话和书面语只占７％，行为语言占９３％，但是人们却只看重说话和书面语——似乎如此才能把意思传达得更精确。那么按照法兰克福的研究，如果人们写的和说的是屁话，则不见得能使看的或听的人明白其然，即鲁迅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人为什么说屁话？

我以为首先是糊涂，对事物不明所以却自以为“明了”，在此前提下率尔操觚或胡乱发言，则必然言不及义。有一则广告说：“商品有价，文化无价。”“文化”当什么讲？它怎么就“无价”了？我买了一个文具盒，它是商品，还是文化？它定价１０元人民币，值（有价），还是不值（无价）？不过这样的愚人尽管说屁话，倒还不失勇敢和可爱的一面。

其次是刻意打扮成“万能专家”，自以为博识而不知己之浅陋，对什么事都争着抢着大发宏论，试图“影响”受众，却是屁话连篇，也如鲁迅所言：“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比如有活跃异常的所谓“文化学者”，今天培育“文化生态”，明天修筑“哲学架构”，后天纵论“全球一体化”，又是“后现代脉络”，又兼“文明的冲突”……仿佛什么都懂，一通神侃海聊，直令读者或听众如坠五里雾中。如此看，名人的名言一旦成屁话则危害多多——老百姓即使说了屁话，除了他的亲朋好友，没几个人知道，受糊弄者自然也少。

再次是赶时髦，耍花活儿，人云亦云，人家说“集体无意识”，他连“集体”之所指都不甚了了，也跟着嚷嚷“无意识”，他的话便是人家的话的“互文”，于是便全国一片“无意识”起来——那意识跑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还有，人家说“山峦崚嶒”，崚嶒什么样儿，他没见过，却似乎有所“悟”，也爱说“崚嶒”之类——这也是屁话。

《论屁话》把屁话和谎言区分开来，说谎言旨在故意避免碰触真理的核心，屁话则是对真理采取漠不关心甚至亵渎的态度。如此，似是而非的屁话也许更不易被识破——因为说者尽管云里雾里地胡说，却并非明显地撒谎。法兰克福教授说：“当情势要求某人讲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时，屁话就不可避免。”这情势，就是勇敢的需要，身价的需要，以及时髦的需要。

法兰克福没说，也不可能说，而我想，在咱们中国，还有一种“真诚的屁话”，即贪官的“忏悔录”。我在报上颇多读过这玩意儿，每读则必生极大厌恶。您瞧那一个个“落难”贪官老爷哭哭啼啼似乎“彻悟”的样子：什么“没学习好”啊，“忘本了”啊，“好悔”啊，云云。也许他表达的是真的，但是其言及义吗？若问他之“学习”、“忘本”指什么，他说得明白吗？被抓前他并没有自觉终止犯罪；如果没有偶然“落到这个可悲的下场”，他会“悔”吗？所以听这样的“忏悔”，无异于听屁话。人民不相信眼泪，也不愿意听那些屁话，而要可行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有了这个，还怕你不“学习”？怕你“忘本”？而这个“忏悔”屁话，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是那些贪官至落马，至受到严惩，其思维仍然陷入老的桎梏而未能自拔的缘故。这屁话也是迫于一种“情势”，即“受党教育多年，得对党和人民有一个交代”。我们稀罕这暧昧的“交代”吗？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８日／严震铨图《某公说法》】

腐败的文化基因　作者：费英秋

昔读《官场现形记》，曾惊叹于旧时官场中五花八门的“礼”制：举凡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儿孙满月、百岁等等，无不是收礼的由头。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斡旋、公帮费、程仪、规礼、盘费、年敬、节敬……，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近阅《春节惊闻录》，知“礼”文化繁衍至今，非但没有凋零反而枝繁叶茂，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文中披露“过去说，收受礼物尤其现金者，是领导干部中的少数，今天恰好倒过来，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行家分析，一个春节下来，主要领导干部收受礼物（金）的数额，依次是：乡镇级万元以上，县区级５万元以上，市地级１０万元以上。此析可能失之偏颇，但不失为真话。更有甚者，海南省某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任职期间，仅收拜年礼金一项，就达１０００多万元。创中国文明史之最”。

当前我国腐败已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黑格尔曾诧异于中国秦代至清代的社会制度的循环演进，今日我们也不能不诧异于当前的腐败与历史上的惊人相似。

把这些现象归因于现代化发展时期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以及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恐怕难以说得通。其实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２４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于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

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出了“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入党就是升官的敲门砖。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了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多数平民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改变命运的方式是通过个人自身努力以便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学者型知识分子和官僚型知识分子。不少学者型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能否和如何从学者型转化为官僚型。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跑官，为后代知识分子留下了实践的篇章；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挡不住官场的诱惑，怕官、惟上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儒家用极为直白的语言表述过这种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双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依附性。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会哲学，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者，一旦当了官，大多也会加入到塑造双重人格的行列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纵使提高官员的知识层次也难以减少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陶坚荐自《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２２期／李崇武图《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书场”与“官场”　作者：马治权

“书场”为书法表演的场所的简称，顾名思义，“官场”也就是官表演的场所的简称。现在“书场”有句话，叫“流行书风”，也称“时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书场”与“官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书风”也就类同了“官风”。

现在的书坛讲究做表面文章，比如将白纸染成黄纸，追求古色古香，也喜欢在染成的黄纸上打上红格，更进一步地追求古风。在字形上也极尽变化之能事，喜欢将字写成东倒西歪状，而这东倒西歪又是精心安排过的东倒西歪，像戏剧中的“摔跌”，还有人喜欢用嘴啃着毛笔写字（残疾人除外），用屁股蘸着墨“坐”字，用拖把刷字，抑或倒着写（从内容的最后一个字往第一个字写），也有人把一整幅字写完后，又撕成碎片，然后把字再拼凑装裱，有人则纯粹把字分开来写，东一撇西一捺，像《三滴血》剧中的台词：“互不粘连。”

而现在的官场，也讲究做表面文章，比如成千上万的市民没有房住，土地又很紧张，而市长不去盖经济适用房却去修广场，一投资就是几个亿十几个亿。这广场也要仿古，要把白色染成黄色，还要摆上各式各样的花，动辄在３００万盆以上。我常常想，如果将买花的钱用之补助下岗失业的人去买菜，他们也不至于去菜市拣菜帮子过节了。在农村，官员们也喜欢搞形象工程，强迫农民致富，今天是“大篷菜”，明天是“美国萝卜”，仿佛中国老百姓不懂得如何种地似的。结果是平平的土地上挖了许多坑，盖了许多篷子，最后因蔬菜过剩而又拆掉篷子，填平土地。有些地方为种大篷菜竟将山上的未成材的树木（碗口粗）成片成片地砍掉。这些行径难道不是类似“书场”中的故意把整张书法撕碎再拼凑起来，或者故意违反书法的书写规律而“倒着写”的行径吗。

现在“官场”流行“占有资源”，比如一个厅长占有“修高速路”的资源，一个校长占有“招生”的资源，一个组织部长占有“升官”的资源，等等。而占有资源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就会产生腐败。全国三分之二的交通厅长因腐败而被撤职、判刑，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就是拼命占有资源的结果。现在腐败面又有所扩大，比如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下属有效益极好的电视台或报纸可供腐败）。“占有资源”后的个人侵吞和近亲瓜分是官场的“时风”。

书场近年来也恰恰流行此风。比如混个什么“书协主席”当当，字价就会一路飚升。没当主席前，一千元买三幅字还可以赠一幅，当主席后三千元一幅还要三番五次地预约。而这书协主席并未经基层会员民主推荐，而是由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决定，然后走过场似的选举一下，便“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了。还有搞书法展览一类的活动，也是“占有资源”的一种。我搞书展，你来参展，反正是我说了算，我就选我的朋友或亲戚。几万幅参选的字，几天评完，评委们要洗脚，要桑拿，要旅游，因此，仔细阅读每幅字便是不可能的事情，翻一遍都来不及，于是只好径直找到“近亲书家”，三下五除二地评出个子丑寅卯，匆匆了结。官场流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书场也是如此，“说你是金奖你就是金奖不是也是”。

书场这些年与官场互相联手，沆瀣一气，成了腐败的好地方。某些官员，几十年官场生涯，没有时间与精力练字，字写得像“大便”，自由盘绕。但因为他是官员，手中拥有另外资源，这“大便”也就成了“香饽饽”。买字者踏破门槛，络绎不绝。一幅字成千上万，而且不能算受贿，是堂而皇之的“稿费”。前些年胡长清就收了不少这样的稿费，江西城的店面上也就挂满了胡长清题字的匾额与招牌。可怜东窗事发，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商店老板因来不及更换新匾而又挂不成旧匾，“江西城内无招牌”便成了一个贻笑世人的历史典故。

越来越多的官员喜欢书法了。而这样的书法家是从不临帖的，因为他们明白，临帖没有用，来得太慢，成千上万的书法家成年累月地临帖，也未必能临出一个大书法家来，而当官，当大官，或者当管书法的官，就能成为书场“大赢家”，就能一字千金，通吃所有书家。难怪一位著名作家近日不写书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书而去写书法？”他说：“写一千字的文章熬油点灯大半夜，才得几十块钱稿费；而写一幅书法只需几分钟，就会有几千块钱的稿费，数学再不好，这笔账我还是能算得来的。”作家如此，当官的智商并不比作家低，所以，这笔账“也是能算得来的”：直接受贿风险太大?熏身边宛然放了定时炸弹，寝食难安，要转移，要洗钱，要往亲属名下存放；写几幅书法收点稿费，名正言顺，既省力又安全何乐而不为？！

【选自《中国人的聪明》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官场秘笈　作者：李建平

奴性

奴性源于奴隶，奴隶为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奴役、凌辱、买卖甚至屠杀。

奴隶制早已成为过去，但时至今日，仍然可见有奴性特点的人。即：人格残缺的人；心不由己的人；依附他人而不自立的人；盲目愚忠而不自觉的人；以别人意志、思想为意志、思想的人；惯于服从逆来顺受的人；精神无根、思想痴呆的人等等。

奴性如果是被迫的自省之后多有反叛。如果是自愿的则不然，会从心底里美滋滋的，甚至以此为荣。如在不愿又不得不愿之间煎熬挣扎，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无奈。

带有奴性的主子，更可恶。

底线

领导也不是没有亲属、没有朋友、没有老乡、同学、战友，也和平常人一样的。因而，也会有这些人求他（她）办一些事。有些事情办了，正常。有些事情没办，也正常。事情办了，理由很简单，应该的。事情没办，理由也很充分，违背原则。

但有一条你忽略了，那就是——底线。

底线——越过或触伤领导的自身的利益。

这也是成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影响的等等。

别表态

当个头，肯定不是什么都懂。可是，当个头，还必须阵阵落不下，开会、陪客、调研、讲话……如果遇到不知情、不太懂、无把握，或有来头、有争执、有猫腻等棘手的事就必须很会玩了。

一是表扬。大家很辛苦，工作很有成绩，要继续努力呀等等。

二是含糊。云山雾罩，让你感到不知说些什么，但觉得很深奥。

三是装像。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要继续组织力量，进行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深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四是推搪。指定某某部门负责，要明确任务并制定措施?熏要狠抓落实并一抓到底之类。

五是……

当“院士”

一般来讲，领导干部都有可能成为两院“院士”。

正直的，干得好的，因为生气?熏劳累等原因住进了医院，成为医院“院士”。

弯曲的，干得急的，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进了法院，成为法院“院士”。

如果你不想成为医院“院士”和法院“院士”，还有个更好的选择，你可以成为戏院“院士”。

这不需要什么推荐、考试之类的，只要你端杯茶，叼根烟，坐在那儿看就行。看那两院“院士”在人生舞台上演各种大戏、杂戏。

有些节目能笑死你。

走钢丝绳

很多人把学生考大学叫做挤独木桥，有一定道理。但不知还有比独木桥更难挤更难走的，那就是走钢丝绳。官场就如同走钢丝绳。

进去上去自是不易，走起来更难。因为：它太细了，比独木桥要细得多的多。它颤悠悠飘忽忽的。它有人观看，或为你担忧，或为你叫好，或为你喝倒彩，说你演砸了。

因此，你要小心。或者手里拿个什么家伙，叫平衡棍也好，叫保护伞也好，叫道具也好，叫看家本领也好。总之，你要有自己的东西。不然的话，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

上去自是不易，但要下来也难。

既走不好又不想下来，你只好在原地蹲着，蹲累了自己努力转转身。还是不想下来就蹲到老吧，蹲到别人把你抬下来。

撒谎

没有没说过谎的人。你不信？问问你自己。

越是办大事，越是要说大话、说谎话。说谎话的原因，一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二是出于害怕、担心；三是为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

生活中，很难识别的是谎言。有些确实是谎言，被识破了。有些不是谎言，而是真诚的想法或承诺，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没有做到位，也会被误当做是谎言。所以一些误解、误会在很熟悉的人们之间发生，时间长了真诚就少了。

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才会真诚地对你。

保一半

当领导的真不容易，特别是主要领导，要定事的，但不一定事事都定得对。有一条可保证事事都能对一半，那就是出以公心。定事出以公心就会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是信息占有量、分析综合能力、阅历经验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平能力吧。

不信，你试一试。只要你无私欲，事事出以公心，肯定对一半。

另一半就全凭自己努力了。

【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网》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

“公正”从何而来　作者：李志远

前不久，在上海的世乒赛中，有一场淘汰赛，是中国选手刘国正对德国选手波尔。两强相遇，打得难分难解。在第７局也是决胜局里，刘国正以１２比１３落后，再输一分就将被淘汰。就是这关键的一分，刘国正的一个回球偏偏出界了。于是，波尔的教练开始起立狂欢，准备冲进场内拥抱自己的弟子。而在这一瞬间，波尔却举手示意，指向台边——这是个擦边球，应该是刘国正得分！就这样，刘国正被对手从悬崖边“救”了回来，最后反败为胜。而这个球是否擦边或许只在０．０１厘米之间，观众看不到，对手也看不太清楚，即使是裁判也可能错判。但波尔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动示意。赛后，当记者问起波尔为何要这么做时，波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公正让我别无选择。”

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守望公正的感人之事。就是我国文学评论家舒乙先生，从来不直呼老舍为父亲，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为“老舍先生”。他喜欢这样称呼，言下之意是：“我一直是从事老舍研究工作的，我不想从儿子的角度研究他，而是从一个研究人员的角度去看他，叫他‘老舍先生’可以时刻提醒我要公正一些。”

一个是“公正让我别无选择”，一个是“时刻提醒我要公正一些”，还有社会各界的正义人士也都在追求公正，足见公正之重要。那么，公正从何而来呢？似有必要作点探究。

公正来自于高尚无私的心地。虽然私心人皆有之，但公正毕竟与私心无缘，公正之举的形成至少不被私心所扰。本来，夺取世界冠军是波尔的夙愿，却屡屡失之交臂。这一次，他已接近自己的梦想，只要赢下那一分，就可顺利晋级。然而，他却选择了公正。正因为如此，才突显了公正的可贵，也才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这其实比世界冠军更有价值。

公正来自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处事，是则是，非则非，不能是非混淆，也不能是非颠倒。这是常识。只要坚持这一常识，做到公正也并非难事。

公正来自于刚性的法规制度。人既然有“魔鬼”的一面，公正就不能只靠“自觉”来维系，还须发挥法规制度的约束作用。正如体育运动场上的比赛规则，逼使运动员“就范”，只能公正有序的参赛。通过对“不自觉”的约束，使之成为“自觉”。可见，刚性的法规制度也不失为公正的来源之一。自然，法规制度的刚性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健全，二是执行有力。二者缺一不可。否则，要人们真正而广泛地做到公正恐怕也难。

【肖国才荐自《学习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７期／季 诺图】

丁聪的两张戏画　作者：陈四益

丁聪先生画漫画、画人像，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也有他的画册为证。丁聪先生酷爱戏曲，能亲自操琴并擅绘戏曲人物，知道的就不是那样多了。这里拈出两幅，与读者共赏并缀数言，权充读后。

苦啊——

“苦啊——”苏三这一声喊，牵动了人心几百年。

全本《玉堂春》的故事，出自《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唱了几百年，不但京剧，川、湘、汉、徽、粤、晋，秦腔、梆子，都有此剧。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苏三的苦，不单苦在身——老鸨的鞭笞、官府的酷刑，而且苦在心——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环顾宇内，竟没有一个可以信赖之人、可以依靠之人，这是何等的寂寞，又是何等的悲哀。

按《警世通言》的故事，苏三不姓苏，姓周。父亲叫周彦亨，是大同府的人。终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才出卖女儿，被苏淮和他老婆一秤金以八百文的贱价买来，逼良为娼，改名苏三。及至遇到个阔少爷王景隆（戏里叫王金龙），本以为终身有托，怎知他花天酒地一番，自己也沦为乞丐，不但苏三不能依靠他，反倒是苏三救了他一命。后因不肯接客，苏三又被鸨儿转卖与商人沈洪（戏里改名叫沈燕林）为妾。沈洪被与人通奸的老婆皮氏毒死，皮氏却买通了衙门上下，拿苏三抵罪，下了大狱——父母不能保，爱者不能救，社会不能帮，官府不能公，一个无势无钱的弱女子，在那样一个吃人的社会里，能不绝望？绝望的苏三，面对这无情的社会，终于看清了“洪洞县里无有好人”。但她毕竟只是个弱女子，所能呼吁的也只是那一声凄楚的“苦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金钱和权势不能主宰一切的社会，应当是官吏不敢枉法徇私、贪污受贿的社会，应当是弱者能够得到保护而强权能够有效抑制的社会，应当是法律不遭践踏、体现正义与公正的社会。京剧《玉堂春》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合理，但却不真实地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大团圆的结局。也许这是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也许这是为了能够获准通行的一种妥协，也许因为它仍是一种涂饰，即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光明的尾巴总是无法拯救那通体的黑暗的。

丁聪画《玉堂春》不画“三堂会审”，不画“监会团圆”，单画那一声“苦啊——”，确实，我们没有必要再替那扭曲了的社会涂脂抹粉了。乱曰：

一曲苏三唱愈真，

每闻苦语倍伤神。

可怜锦簇花团地，

看遍官场无好人。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在戏里，多是“衙内”。衙内一称，据说起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为这些亲卫官多由子弟担任——不是子弟不放心——所以后来就把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称呼官府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人写过一篇《衙内考》，但手头查找不到，无法征引。好在知道一个大概也就够了。

《艳阳楼》里的花花公子名叫高登，高俅的儿子。黄裳先生说，到了这出戏里，才知道高衙内的大名叫做高登。但从后来魏忠贤有那样多的干儿子看，愿意当高俅干儿子的也一定不少，论年岁，抢林冲娘子的高衙内和抢徐佩珠的高衙内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不过人虽可能是两个，德性却是一样的。大凡衙内，一是倚仗父势，银子不愁没得花。当官的哪里来钱？小份儿是皇上赏的，即所谓俸禄，历来不多；大份儿是额外捞的，即所谓贿赂，历来无数。只有到了赃官倒霉，查抄家财，才会知道金山银山早多得取之不竭。衙内一是仗了势，二是仗了财，便觉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天底下没有他要不着的东西。要官，用不着买，老爷子说一声，乌纱帽还愁没得戴？要女人，看上了抢来就是，怕她不从？财货之类更是手到擒来。如果说老官僚还要装装圣贤，衙内们可连这张假脸也懒得装了。高登有四句摇板：“我父在朝为首相，亚赛东京小宋王。人来带马会场上，顺者昌来逆者亡。”这就是衙内。衙内最招人恨，但衙内又屡世不绝，那是因为纵容衙内的瘟官什么时候都有的缘故。从衙内看瘟官，一看一个准。

戏里面的花花公子，大都没有好下场，高登也是这样。他抢了水浒英雄徐宁的女儿徐佩珠，却被徐宁、花荣、秦明、呼延灼四人的儿子打进艳阳楼，救出徐佩珠，杀死高登。但现实生活中的花花公子往往活得十分自在，因为全部的国家机器都掌握在他们的父辈手中，救人复仇，谈何容易！这也是戏与生活常常不同之处。

艳阳楼的故事，不出自《水浒》，也不出自《水浒后传》与《后水浒传》。黄裳先生说此戏故事出自一部叫《昊天关》的小说，包括《打渔杀家》、《白水滩》、《通天犀》等。但我手头资料不全，查了几种通俗小说书目，不见此书踪影，而《白水滩》、《通天犀》述青面虎许起英的故事，出自清人传奇《通天犀》，同水浒英雄后人的故事并无关系。好在对小说的查考，兴趣并不普遍，不妨放过一旁，一般人感到兴趣的恐怕还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公众权力才不至于被掌握权力的人或他们的子孙拿来残害赋予他们权力的公众。乱曰：

顺者昌来逆者亡，

花花公子正当行。

艳阳楼上春如旧，

不见当年游侠郎。

【周祖汉荐自《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４日／丁 聪图】

官场关键词　作者：王跃文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个不好的第一印象，结果就背时倒运；谁谁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哪位领导对我印象不好。慢慢的，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领导，嘴上堂而皇之，但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极偏激，却实在道尽了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它竟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是徒劳，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晾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无可奈何，官场中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是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他们八面威风时，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里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董凤望荐自《今古传奇》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唐僧念对了几次“紧箍咒”　作者：朱绍华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讲，唐僧是孙悟空的“顶头上司”，是“领导”，但是，由于本事有限，他又“领导”不住孙悟空，怎么办？于是，唐僧的“领导”观音菩萨给他出了主意，让孙悟空戴上一顶小花帽，贪慕虚荣的孙悟空高兴地戴上了，哪知道戴上容易去下难，后来被一顶小花帽折腾的死去活来，还只好在“领导”面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领导”没有“下属”有本事，但再有本事的“下属”也要听“领导”的，偏偏这个猴头又不那么听话，见妖就打，搞得“领导”好没面子，于是就开始“拿他头疼”了，孙悟空被狠治了几遭，终于学乖了，“不服不行呀！”

但，唐僧到底念对了几次“紧箍咒”，是不是“下属”真的犯了错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一次也没有念对过，孙悟空要打死吃人的妖怪，明明是为“大局”着想，可唐僧非但不支持，还自以为是，在紧要关头念“紧箍咒”，让猴头有劲使不上。最后如果不是事实教育了他，别说取经，就是那一身肉，还不知填了哪些妖怪的肚子几次了呢。

当然，领导并不需要处处比下属有本事，关键就是要看怎样“领”和“导”，领导有权，可以任意摆布下属，但不能瞎摆布。

我有一位老年朋友，是五十年代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专业对口的交通建设部门，这位朋友什么都好，就是有副驴脾气，肚子里装不下话，认准了理九条牛也拉不回，偏偏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个“唐僧型”的人物，没有专业，但有权，决策了不少后来证明是失败的项目，为了这些项目，他跟“唐僧”吵不明白，就向有关部门反映，写信，为此和“唐僧”结下了“梁子”。这位朋友三十岁前就是“科级”，直到退休还是“科级”干部，和他同进单位的和后二十年进去的几乎都上去了，连原来在单位的小车司机后来都是“正处”了。别的单位想调用他，但这单位因技术上少不了他，还死活不放他。虽然后来单位里换了几任领导，但可惜都有点“唐僧”的性格，他还是“死不改悔”，即使现在退休了还对单位里的不合理事“说三道四”，搞得单位领导多次“没面子”。

现在的“唐僧”和那个唐僧有不少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分别就是那个唐僧没有猴头的保护，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而现在的“唐僧”大可不必担心有妖怪吃他了，正因如此，现在的“唐僧”胆子大，还喜欢念咒，就是用“紧箍咒”把猴头念死也不必担心有什么问题，甚至还能省了不少心。有的单位头头什么都敢干，并不是一直没有人“挡路”，而有人一挡路，人家马上就能叫你“头疼”，所以，现在人都学乖了，孙悟空学不得，要学就学“猪八戒”，“妖怪”你高兴打就打，不高兴打就在一边看热闹，但一定把“师父”侍侯快活。

从《西游记》中还可以看到，即便唐僧不念“咒”，孙悟空该打的妖怪还是要打，而对猪八戒来说，唐僧就是一天念十八遍“紧箍咒”(况且他还没有“紧箍咒”可念)，他该装孬还是装孬。因为他就那两下子本事。所以说，“紧箍咒”也是专门对付有能耐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的“唐僧”念“紧箍咒”，不是他看不清“妖怪”的本来面目，而是那“妖怪”本来就是他的“表叔二大爷”，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你不领会“唐僧”的心意，见“妖”就打，“打在妖的身，疼了唐僧的心”，他不照死的念你才怪呢。

由此看来，现在有些“唐僧”比那个唐僧可恨的多，因为有些“唐僧”他本来就已经妖魔化了。

【陈一公荐自《中国杂文》】

最后的试卷　作者：刘兴雨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是他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何必在乎他的封底呢？这话刚听觉得有理，细品起来，就发现不对。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人们在回顾他的时候，常常只看一个点，而不看一条线。比如，人们看袁世凯，就记住了他当了83天皇帝，至于他其他种种好处或坏处就无暇顾及了。人常常在最关键的事上定格，那个造型将永不改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对中国“以华制华”，也就是借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又不能是一般的官员或富翁，必须是过去当过首脑，有些威望的人。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金曰：“你太浑。”并从此装病，闭门谢客。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要建立傀儡政权，看好一文一武两个人。文的是汪精卫，武的就是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了，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河内，但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汪精卫，他曾回过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言外之意，你只要还在日本占领区，就别来烦我。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

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

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

在张离开北京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最容易迈出那可耻一步的人，而他们却坚守了人生的底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谁当了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而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想得，得什么呢？得权力、得金钱、得美女、得名声。这些东西诱惑实在太大，想戒实在太难。尤其是权力，诱惑力更大。就像唱词中说的：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男人们整天争争斗斗打打杀杀，不就是为了一个权吗？有了权，也就有了钱，有了钱和权也就有了美女。无怪乎有些人已经卧床不起了，还惦记着权力，有些人已经病入膏肓了，还把住权力不放。

上面提到的几位本来已多从权力的高峰退下，他们尝到过权力的甜头，就像吸大烟的人，对大烟有一种依赖。可他们面对日本人送上的“权力大烟”能断然拒绝，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心里清楚，这种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接受了，就是荣华富贵；拒绝了，可能就有生命之虞。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我们由此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

【选自《沈阳日报》2005年6月29日】

十句大实话　作者：楚　风

1、遇到乞讨者：遇到要钱的就给他（她）点饭，遇到要饭的就给他（她）点钱。

2、上车遇到老弱病残、孕妇：让座的时候别动声色，也别大张旗鼓。站起来用身体挡住其他人留出空位子给需要的人，然后装作下车走远点。人太多实在走不远，人家向你表示谢意的时候微笑一下。

3、雨雪的时候、天冷的傍晚或者是雪天的傍晚，遇到卖菜的、卖水果的、卖报纸的剩的不多了又不能回家，能全买就全买，不能全买就买一份，反正吃什么也是吃，看什么也是看，买下来让人早点回家。

4、遇到迷路的小孩和老头老太太，能送回家送回家，不能送回家的送上车、送到派出所也行，如果有电话的替老人或小孩打个电话就走，反正你也不缺那两个电话费。

5、遇到迷路的人打听某个地址，碰巧你又知道，就主动告诉一声。别不好意思，没有人笑话你。

6、捡到钱包就找找失主，如果你实在缺钱就把现金留下。打电话告诉失主就说你在厕所里捡到的。把信用卡、身份证、驾驶执照还给人家，一般人家也不会在乎钱了。把人家的地址记在你的笔记本上，以后发达了去找人家道个谦，把钱还给人家。

7、遇到学生出来打工的、勤工俭学的，特别是中学生、小姑娘。她卖什么你就买点，如果她不是家庭困难，出来打工也需要勇气的，鼓励鼓励她吧。

8、遇到夜里摆地摊的，能买就多买一些，别还价，东西都不贵。家境哪怕好一点，谁会大冷天夜里摆地摊。

9、如果钱还宽裕，别养二奶，偷偷养几个贫困山区的学生。别让人家知道你是谁，要不然见面了多尴尬，多不好意思。但是你心里一定会觉得舒坦，比包二奶提心吊胆的要好得多。如果真想包也可以包一个，好事坏事一起做。人吗，本来就复杂。

10、如果时间还宽裕，而且碰巧觉得我说的在理，那就请把这几句话多告诉几个人，毕竟好人多了咱们心里也舒坦。

【翟明选自《读书时间》】

“闯红灯”与规则意识　作者：遮灯私语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过这样一个不算新鲜的笑话：一个人和他的美国女朋友在纽约大街上闲逛，看到红灯忙不及地闯了过去。女朋友说，你连红灯都敢闯，什么违法的事不敢做，就跟他BYBY了。他回到北京后，又和中国女友逛街，看见了红灯，便老老实实地在等，女友又不高兴了，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事？

这虽是一则笑话，却说明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这个社会对法律、规则的漠视根深蒂固。在国人眼里，善于规避规则似乎是一种“能力”。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个人行为遭遇规则“黄线”的时候，人们常常不是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习惯去找关系“通融”，用金钱“摆平”，这样才算协调能力强。而一个执掌规则的人，如果学会网开一面、下不为例、特事特办、法外施恩，才被认为 “会处事”、“会做人”。而真正讲原则、守规矩的人，却讥为死板、迂腐，没有开拓精神。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规则常常被灵活掌握，法律也显得到处有空子可钻，秩序可以被随意打破，依法治国也只能流于形式。在我们的身边，这种规则意识缺失的现象随处可见。小到闯红灯、压黄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大到随意违约、恶性竞争、坑蒙拐骗，以及为谋取非法利益跑门子、拉关系、行贿受贿等等。对这些现象，人们似乎已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甚至还把这种超越规则的行为归纳为另一种规则，叫做“潜规则”。而在这种氛围中，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倾斜。“罢赛”在竞技体育里应算是严重的无视规则了吧，然而当事者可以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足球的“革命者”，罢赛也成了一件“光荣”且“功德无量”的事情！

其实，这种践踏规则、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能力”也只是为国人赏识。在《微型小说选刊》看过一则小说，某地为招商引资，开出了免税、免费、审批手续可“先上车后买票”等优惠政策，不曾想“外商”挥袖而去。后来“外商”给出的评价是：政府不尊重法律和规则，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谁还敢在这里投资。在他们看来，个人意志高于社会规则，个体行为凌驾于制度约束之上，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社会有序运转、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基本元素。而有了规则不去遵守，其危害甚至比没有规则更为严重，因为它直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质量，带给人们错误的信息，甚至鼓励社会成员不择手段实现个人目的。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推进依法治国、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就是培养全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遵从意识。

从美国旅游回来的人常笑话“老美”迂腐，说他们两、三个人一起也要排队。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人家文明。而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却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有两三个人购物、买票或乘车，也是一哄而上、你争我抢、拥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两个人一起也排队并不好笑，而没有规则意识、不讲个先来后到才是最可悲的。

【选自《关天茶客》2005年7月7日】

上帝住在善良中　作者：鲁　人

汤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家一贫如洗，以至一日三餐都出现了问题。

一次，汤姆带着八岁的儿子，去郊外游玩。当时，正值麦收时节，他们走过一片金灿灿的麦地时，汤姆见四下无人，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偷摘了满满一袋麦穗。他让儿子守着布袋，自己到周围看了一圈，一会儿赶回来兴奋地对儿子说：“太好了。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咱们赶紧回家吧！”不料儿子却拦住他说：“爸爸，您没往上面看一看吗？”汤姆一惊，忙抬头看去，但什么也没发现，便责备道：“上面什么也没有，你怎么吓唬爸爸。”儿子却认真地说：“您不是常对我说：天上有个上帝吗？”汤姆听罢不觉一怔，沉默了片刻，便满面愧色地将麦穗倒在麦田里。

贫困，可以使人产生许多邪恶的念头，遏制邪念的力量源于心中的善良。心中若有善良，那任何诱惑都无法将你引入歧途。汤姆片刻的沉默，也许是在质问上帝是否存在；也许是在质问上帝为什么不改变他生活的窘境。但最终他还是战胜了心中的邪念。

邪恶的念头，并非产生于一种生活状况。如今，寺院中香火越来越旺盛，但有许多人求得不是心灵的无妄，而是求佛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保佑他发了邪财，不受惩罚；保佑他做了贪官，地位无虞。他们叩拜佛祖时，心中有的只是一已的私欲。

上帝与佛的力量，有时很巨大，有时很苍白。其实，信徒的虔诚，更多还是源于他心渊处未泯的善良。汤姆的迷途知返，并非是上帝战胜了撒旦，而是他在善良的心中为上帝安了一个的家。

【翟明荐自《今晚报》】

送我英灵上九重　作者：张雨生

张雨生先生简介

张雨生，湖北黄梅人，1965当兵，1999年免职。离职后，专注散文和杂文写作，新出版有散文集《山水文脉》，其杂文两次获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金奖，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应《纪实》杂志之邀，兼任副主任。

从湖南衡阳传来消息，狼牙山五壮士的最后幸存者葛振林，于3月21日溘逝。得知噩耗，潸然泪下。壮士是曲阳人。我在保定工作期间，几个清明节，都随同机关工作人员登上狼牙山，祭奠无限崇敬的抗日英雄。五壮士跳崖的棋盘坨上，建起了高高的纪念塔。瞻仰这座高塔，五壮士的崇高形象便幻化在眼前。高塔上熔铸着先烈威武不屈的英灵，熔铸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魂魄。

五壮士跳崖之后，狼牙山上曾出现过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追上山顶的日军，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壮举，不禁肃然起敬，随着指挥官的口令，整齐地排成几列，向着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这情景，被棋盘坨道观里的老道长看得真切。对于老道长所见，有人曾提出怀疑。这其实不难理解。任何军队，古今中外，都崇尚英雄，崇尚战斗精神，崇尚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五壮士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使得敌人也为之惊愕，为之震撼。当然，这敬意之中也含有畏惧，这震撼之中还含有威慑。

曾使敌人也为之敬畏和震撼的抗日英雄，近来却被我们的教育部门在教材中做了淡化处理，即将《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在小学教科书中做了调整和删除。面对舆论哗然，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出面解释说，他们只是把这篇课文，从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中，调整到四年级的自读课本中去，没有删除。他没有解释这么调整的原因，只是说这符合教育部的有关课程标准。记得前些时，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片段，入选高中语文读本，也引起舆论哗然。有关人士出面解释说，那只是进入自读课本，不是正式课本，不应该将自读课本看得那么重要。可是这回，《狼牙山五壮士》由正式课本退到自读课本，怎么自读课本又一样重要了呢？人们都知道，在小学里，老师对于正式课本讲解精细，有的还要求学生背诵。自读课本，顾名思义，仅是自读，老师并不讲解。这种调整，至少可以说是对五壮士给予了淡化吧。

上海版的小学教材则是“正式删除”。上海市教材编写组的负责人说得坦率，这“是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他们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存在距离，学生的生活环境与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文章越来越难勾起年轻老师的共鸣，再用这些战争题材的课本教育学生，“教”与“学”的作用都不会大。听到这样的解释，我想到了国歌的命运。《义勇军进行曲》，无论是词还是曲，战争味道都很浓，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都很强烈。曾有人以时代变化为借口，企图删去它，另创国歌。结果如何呢？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至少到现在没有过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高举民族战斗精神的旗帜，不是最为激奋人心，最能鼓动斗志的吗。若考虑到小学课本中英雄人物很多，宣扬英雄主义的篇章不少，适当作些调整和删除，当然是必要的。但我热切希望，请不要调整和删除五壮士。他们是抗日英雄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抗日救亡这个民族情节，中国人丝毫不能淡化，必须鲜明地强烈地注入到孩子们的心目中。

作上述解释的上海教育界那位人士，较之日本教育部门的官员，我看要糊涂得多。这些年来，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一再篡改侵华历史，掩盖当年灭亡中国的图谋，全面推卸战争责任。今年，他们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又一如既往地煽动对中国的仇恨情绪。日本的教科书坚定不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篡改侵略史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的整个东南亚人民，对此都表示强烈愤怒，各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严正交涉。但是，日本我行我素，没有丝毫悔改。对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各国人民都在密切关注，高度警惕。面对这种局势，我们的教科书背道而行，淡化抗日英雄，弱化抗日战争教育，怎能不令人费解。人家搞反面教育的强化，我们却搞正面教育的弱化，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会不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日本篡改侵华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教育界的人士不可能不知道吧。适逢此时，做出这样的“互动”，称之糊途，恐怕是很轻的了。

狼牙山北麓，古易水汩汩流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两千多年来，荊轲不畏强暴，反抗侵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气概，一直为后人颂扬。“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五壮士与之相比，既有继承性，又达到了更高层次。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救亡战争。五壮士气贯长虹的壮举，从容牺牲的战斗精神，升华到了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新高度。如今，狼牙山上的纪念塔，与荆轲山上的古塔遥遥相望。两山一高一低，南北峙立。两塔一上一下，相互呼应。我想，荆轲若有灵居于古塔，他也会仰视五壮士吧。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甲子，尤思先烈。今年又是我国首个红色旅游年，北京——保定——西柏坡，被确定为红色旅游线的重要一条。将会有更多人登上狼牙山，祭奠五壮士。抗日英雄那种不可侵犯的战斗精神，不可折服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崇高人格，在这块热土上激荡不已，永远鼓舞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

葛振林走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终历暮年，静悄悄地走了。我哀思默默，敬献壮士心香一瓣——

易水悲歌侠客梦，

壮心不死曲难终。

狼牙今夜风萧瑟，

送我英灵上九重。

2005年4月5日清明节

【选自《保定日报》2005年4月9日】

姑妄言文　作者：张雨生

一

作家艺术家的著名，是因其作品著名，塑造的艺术形象著名。没有《红楼梦》的著名，贾宝玉、林黛玉的著名，哪有曹雪芹的著名。没有《林海雪原》的著名，杨子荣的著名，哪有曲波的著名。没有《天仙配》的著名，七仙女的著名，哪有严凤英的著名。

“李白斗酒诗百篇”，若是仅有“斗酒”，没有“诗百篇”，李白准是酒囊，决非诗仙。

如今不同了。著名作家艺术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除了本人的名字大大的著名外，其作品，其塑造的艺术形象，不说著名，连叫个什么名，也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被捧能著名，挨批能著名，离婚能著名，女作者装嫰更能著名……“功夫在诗外”的时尚，造就了“功夫在坛外”的名家。

二

一台戏，一台节目，费时一两年，花钱几百万，为的是到上面参加大赛。一旦拿了奖，开庆功会，发奖金，提职称，定级别，便忙得不亦乐乎。戏呢？节目呢？回来后早散场了。敲门砖一块，敲开大门也就扔了。

别扔，演给当地人看看，演给周边人看看，不好吗？

这么想的人好糊涂。一则，那样的戏，那样的节目，能有多少人愿意买票去看。舞台中间再搭个高台子，站在上面，举拳头，唱口号，让你花几百元买张门票去看，你去吗？再则，为了大制作，财政补贴早花光了，接着演下去，还得再申请补贴，这包袱怎能背得动。目的达到了，包袱甩得越快越好。

如此这般，上面评奖部门不知道吗？我敢说，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为什么还干？回答是：不这么干，你说说，他们又能怎么干？

三

开作品研讨会，照例要宴请入会者。会上作了发言，照例要发个红包。将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照例要先给润笔。这里所说的照例，照的是左邻右舍之例，或者上上下下之例，而非是先前之例。先前无老例，今时新例也。

照例为何如此齐整？因事前会有人电话提示：你们意思不意思？别人都在意思，你们也不能不意思。

本来，记着鲁迅的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可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嘴一短，只够着说好的，够不着说坏的。手一短，也只够着写好的，够不着写坏的。不是不想实说，不是不想实写，只是嘴短了，手短了，我嘴不说我心，我手不写我意，能有什么办法。

实践出真知。请人开研讨会，请人作发言，请人写文章，要想得到一片叫好声，便有了放之大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让他嘴短！再让他手短！

四

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能依据各自的水准，分出不同的等级。街道旁边，修鞋的，爆米花的，做冰淇淋的，技术也会各有高低。不信，你去干干那些活儿，看看能不能达到人家的水准。

幸亏，修鞋的，爆米花的，做冰淇淋的，目前还不作兴评职称，考级别，要不然，他们时尚了，也会大忙起来——办协会呀，写论文呀，开研讨会呀，办刊物呀，卖版面呀，登文章呀……

证之文坛，修鞋师傅若是忙着评职称，争级别，为其所累，街头的生意肯定早冷清了。这么一来，他们也得像作家那样，靠财政拨款发“工资”，由国家养起来。

五

一个县的楹联学会，“成功地”组织了全国楹联大赛，“隆重地”举行了授奖大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喜形于色，以为政绩大大的，忙前忙后，出席会议，宴请来宾，慷慨地补贴了一大把财政。他们还发文件，转发楹联学会的大赛总结，向上请功，向下报喜。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个县的领导人似乎是井底之蛙。

他们还没有开窍，不晓得这么做，是杀鸡用了牛刀。要创造这样的政绩，如今只要一两个无业游民也就足够了。这种人若是有点小聪明，准能把这类全国大奖赛办得红红火火。不仅用不着掏财政，税务所盯紧点，还能从举办者捞满了的腰包里，掏出可观的个人所得税。

六

西方的民俗文化，有的能很快传过来，有的怎么也传不过来。比如说愚人节吧，东方人想学，却一直学不了。有人解释，东方人诚实，愚人节不符合国情。这解释很有面子。不过，我还想做一种没有面子的解释。

当天天都在愚人的时候，只准有一个愚人节，只能在那一天愚人，这够用吗？一年365天，364天都不准愚人，一些人怎么做得到、憋得住、受得了呢？那才不符合国情啊。

由此我想，应该提倡过“诚实节”。这一天，谁都不准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制假货，卖假药，办假证……可以想象，“诚实节”那天，某些官员会无事可干，某些理论家会无话可说，某些传媒会无稿可用，某些市场会无货可卖，某些工厂只好放假……真的出现这一现象，民俗文化岂不功劳大大的。

【选自《今晚报》2005年4月25日】

红色文物笑迎客　作者：张雨生

有人说，红色文物在“哭泣”。这话不假。我要说，红色文物该“笑”了。这话也不假。怎么在哭泣呢？眼见为实。该不该笑迎游客呢？且审大势。

前年夏天，我去皖南和赣东山区，寻访新四军遗迹。除了战场，便是住所、会场及牢房，皆为乡间的祠堂、庙宇，以及殷实人家的厅房。所到之处，残破的木门紧闭。幸亏有当地武装部的同志提前联系，锈迹斑斑的铁锁才被打开。江南多雨，山区潮湿，清末民初的土木建筑，有的腐朽了、坍塌了、回归自然了，还在坚守岗位的，也老态龙钟，岌岌可危。实在让人忧心：这些红色文物，作为当年可歌可泣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还能支撑多久？

在被称为“红军窝子”的皖西金寨县，眼之所见更让人心酸：汤家汇镇的姚家祠堂是红军保卫局所在地，如今断垣残壁再利用，搭建成了猪圈。红军邮局旧址，被安徽省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时也成了猪食加工场地。红军时代的地方政权办公处，房子已经倒塌，屋场也围成了猪圈。养猪是好事，借此可脱贫。但是，山区可利用的空地很多，木柴茅草都不缺乏，搭个猪窝棚很容易，何必要挤占红军遗址？蚊蝇嗡嗡，臭气熏天，对参观者不够文明，对先烈也不够尊重。

红色文物在“哭泣”，责任在谁？谈到这些事，当地领导人总是强调：“没有人呀！”“没有钱呀！”的确，管理要人，保护要钱。红色文物，不少深藏在革命老区，因为贫困，得不到必要的管理和保护。如果上面不拨专款，或者杯水车薪，任其自生自灭，那结果，不会是生，只会是灭。

能闻到哭泣之声，说明红色文物还在那里挣扎。哭泣是一种呼喊，一种求助，听任哭泣之声衰竭，岂不是见死不救？除了呼吁政府拨款外，还能不能打开思路，寻求别的拯救办法呢？

今年，终于出现了大好时机，这就是正在倡导的红色旅游。办旅游得有资源，得有东西给人看，红色文物就是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就文物谈文物保护，就史迹谈史迹管理，无不为财力匮乏所困惑。可是，文物搭台，史迹搭台，旅游唱戏，经济唱戏，便能开创新局面。从革命老区传来信息，说有人感受到红色旅游吹来的春风，奋起作为了。当地政府拿不出钱，他们就自发集资，修复红色文物，为红色旅游开道。也有商家打开了眼界，把目光投向红色旅游资源，在那里寻求项目，注入资金搞开发。这是明智之举，多赢之举：红色文物得到保护，老区经济得到促进，投资者赢得回报，旅游者获得充盈。

“五一”黄金周快到了，旅游热正向红色旅游线路扩展。不必担心没有人去看，应该担心有没有真实的东西让人家来看。红色文物应该尽快抹去眼泪，笑迎游客。

【鲍合洋荐自《今晚报》2005年5月23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只有让标新立异的小鸟在思想的蓝天自由的飞翔，它才能唱出真理的悦耳歌声。

□华丽的外衣常常裹着丑陋的灵魂；而质朴的衣衫有时却浸透着心灵的美丽。

□谄媚者撕碎的不只是自己的尊严，还有受媚者的人格。

□一个社会，倘若让溜须拍马者青云直上“得烟抽”，那社会就乌烟瘴气了。

□真正的思想者，在血腥残酷的暴力面前，宁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16世纪意大利的布鲁诺是这样的人；上个世纪中国的林昭、张志新等也是这样的人。

□对腐败的容忍，就是对良心的背叛；对腐败的漠视，就是对公正的沦丧；对腐败的投降，就是对道义的抛弃。

□刽子手的屠刀虽然能够砍下智者的头颅，但却永远砍不下智者智慧的光辉。

□专制者维护专制的不二法门便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力和迷人的动听的谎言。

□耀眼的招牌常能帮助劣货找到轻信的买主；而善于欺骗人的人总能找到被欺骗的对象。

□塑料花虽然婀娜多姿五色缤纷姿色诱人，但蜜蜂从不光临。因为它没有生动鲜活的生命。

□为了让月亮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太阳往往在黄昏时就退出天空，并把它惟一的财富——光明赠送给月亮。

□人生之树往往结下各种果实，有甜的，有苦的，有酸的，有辣的。尝到甜的不能老想着甜的；吃到苦的不能老陷于痛苦之中；吃到酸的不要抱怨；吃到辣的不要急眼。这是人生成功者应具备的思想品格。

□猴子至今仍在树上爬来爬去，是因为当初猴王不让下属有新的想法问世。

□先吻篱笆的脚，后搂篱笆的腰，再登上篱笆的肩，这就是牵牛花的生存哲学。可是，一旦篱笆倒下，牵牛花也就逃脱不了匍匐在地的命运。

□并非所有的亲吻都是温馨惬意的。如煤气与人的血液的亲吻，不夺去人的性命就算万幸了。至于火花与火药的亲吻，那就更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了。

□世上美的东西常常讨得人们的喜欢，而人们所喜欢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美的。如人们喜欢美女，而有的美女的心灵则是丑陋的。

□重复多次的话，犹如冲过多次的茶，索然无味。

□有的人喜欢挥霍财富，有的人喜欢挥霍爱情，有的人喜欢挥霍时间。其实，仔细想想，挥霍财富者，就是在糟踏昨天的积累；挥霍爱情者，就是在破坏今天家庭的和睦；挥霍时间者，就是在葬送明天的幸福。

□进入老年我才感悟到，原来世上最美最丑最善最恶最深最黑的地方，往往就是人的心。

□一个人如果要想始终保持自己的心情像白云那样轻松，就必须及时扔掉令自己悲伤的那些东西。

□钟表的指针虽然可以倒拨，但流逝的岁月却无法找回。你可以留下今天的日历，但却留不住日历上所标示的今天。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名言至今仍被人们所援引和传播，说明伏尔泰的美好政治愿望仍然没有实现。

□人们之所以对清官戏百看不厌，乃是想从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说明现实社会中的贪官污吏太多了。

□虽然镜子本身是明净的，但镜子的明净却始终不能擦拭掉落在它脸上的灰尘。

□当你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路上，可要当心群花是否掩盖着一个陷阱。

□云悲哀的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猪悲哀的是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人悲哀的是自己战胜不了自己。

【选自《中国思维网》2005年6月30日】

生活札记　作者：契诃夫

□人类把历史看作一连串的战斗，因为到现在为止人类依旧把争斗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

□普通的伪善者装作鸽子，而政界与文坛的伪善者装作雄鹰。但不要在他们的雄鹰气势前发窘。他们不是雄鹰，而是老鼠或是走狗。

□由于气候、智力、精力、趣味、年龄、视力等方面的差异，人的平等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不平等应该认作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把这不平等变得不易觉察，就像我们把雨或熊中间的差异抹平了。在这方面，文化和教育能起很大作用。有一个学者就能让一只猫，一只老鼠，一头鹰，一只麻雀，一齐凑在一个碟子上吃东西。

□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越老越深入女人的事务，而男人越老越疏离女人的事务。

□生活与哲学脱节：没有闲适就没有幸福，能够得到满足的只是并不需要的东西。

□一个富有的老头，预感到死期临近，命令下人送来一盘蜂蜜，他就着蜂蜜吃掉了自己的钱。

□有一个智者，就有一千个愚者，有一句妙语，就有一千名蠢话，一千压倒了一，所以城市和乡村都进步得很慢。大多数人总是愚笨的，总是占压倒多数的。智者不妨先放弃将愚者教育和提升到自己水平的奢望；而是去建设铁路和电报电话事业，并因此获得成功，把生活推向前进。

□真正的正派人只可以在抱有明确信念的保守派人士或自由派人士中找到；所谓的温和派，很热衷于奖赏、津贴、勋章、外快。

□有些作家，单看他的每一个作品很精采，但从整体看，这些作家并没有鲜明的特点；另一些作家，单看他的每一个作品未必精采，但从整体看，这些作家倒是有鲜明特点的。

□聪明的人喜欢学习，愚蠢的人喜欢教别人学习。

□每天丈夫吃过午饭之后，都要威胁妻子说他想去当修士，妻子就抹眼泪。

□夫妻一起生活了十八年，老是吵架。终于他向妻子承认他有了外遇(其实他根本没有外遇)，于是两人离了婚，这让他感到高兴，却让全城感到愤怒。

□只有您能让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本相，他才会变得比现在更好。

□N君在日记里说他的母亲非常聪明和善良。而他母亲：虚胖、愚蠢、傲慢……

□N君知道了妻子有外遇。很愤怒，很伤心，但犹豫着，不作声。后来他不事张扬地向妻子的情人借钱，捞到补偿，还继续认为自己是个正派人。

□一个公证人放高利贷，他给自己辩解说，他要把全部遗产捐赠莫斯科大学。

□地主N常和信教的邻居们争吵，和他们打官司，骂他们，诅咒他们；后来这些邻居都搬走了，他便感到了空虚，他很快就变老了，憔悴了。

【翁元林荐自《阳光》2005年第7期】

人生絮语　作者：刘德亮

□只要一次次为别人在雨中递伞，日后你就不会遭受雨淋。

□赢得别人的好感和信任，犹如建造一座宫殿一样慢，而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好感，就像洪水冲溃大堤一样快。

□当众表扬一个人，他对你不但心存感激，还会继续发扬他受到表扬的某种美德。而当众批评一个人，由于面子问题，他不但会当场表示不满，使你难以下台，还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我非常欣赏一位外国企业家的管理诀窍：表扬人，最好用公文；批评人，尽量用电话。

□“主宰世界”，要么是疯子的语言，要么是政客的作秀。谁也不能主宰世界，在世界面前任何一个人都是渺小的。

□平凡不是低能，清高不是傲慢，冷看权贵并非要与权贵作对，崇尚自由也不是对自己行为的放纵。

□给看门的师傅或者打扫楼梯的大嫂一个微笑或者一声问候，你所得到的感动胜过给上司送去一万元美金。

□凡是在嘴边常常讲集体说了算的领导，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了。

□当一个关系一般的人对你突然热情拥抱时，小心他的手已经伸进了你的衣兜儿。

□钱像水，渴的时候有够饮用的就行了，纵然你存积了一个湖泊，也不能全喝到自己的肚子里。此外，在水里淹死的人并非少数。

□爬上神坛的老鼠依然是只老鼠，虽然它也享受礼拜的香火和供品。

□不孝敬的父母的人不可交，欺骗朋友的人不可交，不同情弱者的人不可交，辱骂自己国家的人不可交。

连父母都不孝敬，天良没了。

连朋友都敢骗，诚义没了。

不知道同情弱者，善心没了。

辱骂自己的国家，连生存的根都不要了。

你说，结交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

【薛桂坤荐自《新乡日报》2005年第4期】

经典语录　作者：郑渊洁

●追求名牌不如把自己弄成名牌。

●一本书不管从哪页看起，5分钟后还不能吸引你，请毫不犹豫地扔掉它。

●精神失常的疯子不可信。可怕的是精神正常的疯子。

●不能原谅40岁以上的人干傻事。

●不该挣的钱干了别挣。

●自卑有多种档次。最高档次的自卑的表现是吹嘘自己干什么都是天才。

●有所得是低级快乐，无所求是高级快乐。

●没有配件的汽车不能买，没有信誉的朋友不能交。

●照相是留住青春的好办法。

●铁饭碗的真正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都有饭吃。

●生命的意义不是珍惜，而是消耗。

●越是道貌岸然的人，你越要小心、提防。

●人应该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善待别人。善待别人的最好方法是宽容别人。

●如果学校不把培养学生身上的不肯受束缚不肯受奴役的性格当做首要任务，这学校就白办了。

●在孩子未成年前，只有父母欠孩子，没有孩子欠父母。

●只要有人对你说他忙，就等于向你宣布你对他不重要。

●奢侈折寿。

●过生日要和妈妈在一起，不管你多少岁。如果不是这样，说明她在你的心中已经去世了。生日是母难日。

●尽心做事就是成功。

●如果你的家庭生活索然无味，请你在晚餐后悄悄将保险丝弄断。意想不到的感觉会降临你家。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2005年6月22日】

一腔废话　作者：吴　鸣

一

春秋时期，某国一个官员，官职类似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日发现妻子开园种田。大怒。对妻子训斥教训一番。大意是，我身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已经领着国家的薪水，你怎么能自己开园种地，这就是和老百姓抢生活资源。

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圣人就是伪君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圣人，伪君子倒是层出不穷。

二

王莽执政期间，政权不稳，各地起义不断，于是王莽向全国募召能人异士，于是，各个能人粉墨登场，有人自称能翱翔于天空，王莽竟然深信不疑。

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投机者。

三

还是王莽，当刘玄登基，势力独大的时候，王莽认为是自己的诚信没有能够感动老天，于是带着一批人去哭天，自己大哭特哭还不算，还命令谁哭得好就升谁的官，一时间，突然升了5000多名官员。

统治者和投机者互相欺骗的最好注脚。

四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路上，遇上无数动物妖魔的故事。

反过来看，也是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之后，遭到涂炭生物的声讨。

五

历史上，靠着儿子丰功伟绩当上皇上的唯独李渊。事实上，李渊的四个儿子，除元霸早夭，元吉无能。李建成和李世民的能力相差无几，然而在史书上，李建成就是一个饭桶。

掌握权力的人可以隐瞒一切事实真相。

六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在专制的年代里，名字决定人生，这绝不是笑话和迷信。

七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现在还有这样风骨的办报人吗？

八

华罗庚读初二时，他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现在的教育体制却是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书上说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再也不会出现华罗庚了。

【李鬼摘自《天涯社区》2005年6月15日】

现在和未来　作者：王鼎钧

一

人活在历史里，也活在想像里，种种昨日都成今我，你怎么能在“当下”活？

所谓活在当下，好比账单寄来了，不必拆封，批一句查无此人，原件退回。然后，他说他“放下”了。

也算是小小的民意调查吧，我问周围接触的人：你一天之中有多少时间想过去？多少时间想现在？多少时间想未来？

发现：常想过去的人重情义，忧郁深沉；常想未来的人有趣，难倚仗；常想现在的人常识丰富，自鸣得意。

“当下”究竟是多久的时间？一分钟？一年？我认为当下就是今生，就是一生。

二

选书小秘诀：进书店试读，看生理反应。

第一种可能，反应在头部，例如你觉得头皮发麻（醍醐灌顶），或者头脑清晰（茅塞顿开），或者眼睛发亮（惊艳），或者鼻翅抽搐（感动），或者露齿一笑（愉悦），这些书都可以买，保证开卷有益。

第二种可能，反应在衣领以下、裤腰带以上，你觉得肺部扩张（愤怒），或者心律不整（憎恨），或者胃消化不良（忧愁）。这些书可能有价值，但是此时可读可不读，先放一放再说也好。

还有一种反应在裤带以下，肯定不宜！

三

卖面翁卖了一辈子面，很有名声，全盛时期他一天卖出两百碗，可是现在他一天只能卖出五碗。卖面翁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卖面不肯歇手，每天照常开门营业，他忠于他的专长，他的荣誉他的乐趣都在面锅面碗里，他承当外来的打击，拒绝新生的诱惑，每天守着面摊奋斗。

世上总得有信念坚定无怨无悔的人，卖面翁的新闻上了报纸头条，令人感动佩服。可是有些事新闻没有说：长年以来，这位卖面翁可曾研究改进他的产品？他在火候作料刀法口感方面是否墨守成规？他可曾到新兴的面摊去观摩取法？他的碗筷和桌凳的式样可曾更合顾客心意？他的头发指甲围裙可曾比以前更注意整洁？他和顾客之间的应对互动是否比以前增加了亲和力？如果答案都是“有”，他的坚持才有意义，这位老人也更够典型。

你可以始终爱一种行业，坚守一门技艺，保持一种风格，向往一种境界，但是你必须能做得更好，“更好”也是一种新。

【选自《齐鲁晚报》】

“人民公仆”变质的十大症状　作者：张天勇

任何“人民公仆”在腐化变质前，都会有一系列“客观”反映，这也是大大小小腐败分子的基本特征。看一个“公仆”是不是变质了、腐败了，可以从下面十个方面去检查对照，综合识别。了解和掌握“公仆”蜕变的各种特征和迹象，有助于人们更加认清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从而睁大眼睛对其严密监视，采取有力措施严格防范。那么，腐败分子想搞啥歪门邪道，就难以得逞了。

一、整天喝得红光满面。经常一天两喝，吃了这场赶那场，喝了东家喝西家。管它公宴私宴，反正又不要自己掏钱，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有句诗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指的就是这种人。

二、迷恋女色生活奢靡。欣赏低级趣味，追求腐朽生活方式，经常光顾舞厅、发廊、桑拿浴等。寻花问柳，色迷心窍，猥亵嫖娼，包养情妇。

三、密切联系领导。三天两头往领导家里跑，逢年过节加劲跑。只关心亲近领导而不管群众死活，视领导为父母，视人民为奴仆。

四、车子越坐越豪华。违反规定，贪名（牌）求洋。不该买的车照买，不该坐的车照坐，以坐超规格、超豪华的轿车为尊为贵为荣。把公车当成私家车，还理直气壮。

五、房子越住越高档。住房如别墅、似皇宫，有的仅装饰一项就花费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安得广厦有余间，不管百姓住房难。

六、家庭收支明显不符。全家吃、穿、用、住、行等实际开支（包括存款和各种票券等），与家庭经济收入明显悬殊而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必有猫腻。

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谋福利，能做官的提携他们做官，能经商的扶持他们经商，要权有权，要钱有钱。

八、惟利是图，见钱眼开。一心为了钱，一切为了钱，动辄拿“回扣”、收“聘礼”、要“好处”，利欲熏心，量钱办事，给大钱办大事，给小钱办小事，不给钱不办事。彻底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满嘴大话空话、漂亮话，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说话是巨人，行动是矮子。夸大政绩，掩盖问题，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把问题说成是成绩，明明是失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却美其名曰“交学费”、“摸索改革经验”、“失败乃成功之母”云云。

十、四体“畸形”五官不正。手特别“长”——不该管的财权物权也要管、不该插手的经济活动也要插手；腿特别“短”——整天坐在上面夸夸其谈，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乱出主意瞎指挥；脑袋特别“尖”——为人精明，工于心计，一事当前，总是替自己打算，从不吃亏，或吃小亏占大便宜；身子特别“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吃懒做，腰肥肚圆，喝的是奶，吐出来的是草，“肥了我一个，瘦了千万人”。

【郑慧清荐自《人民网》2005年7月4日】

一笑了之　作者：李其祥

俞笑会看手相。让俞笑看过手相的人都说他看得准，因此找他看手相的人络绎不绝。

俞笑好说话，对找他看手相的人是来者不拒。但他声明，我看手相完全是逢场作戏，逗你玩，千万不可当真，只能一笑了之。被看者就说俞笑是伟大的谦虚，是玩深沉。

俞笑看手相完全是意外收获。机关工作很程式化，很沉闷，让人打不起精神。有一次俞笑出差，在火车上从小贩手中买了一本《手相学速成》，一是打发旅途的劳顿，二是出于好奇，寻找刺激。谁知一读，倒觉兴味盎然，并得到一些灵感。回到单位，俞笑便把同事的手拉过来，照着书上的图像和文字，一个个对号入座。大家都说俞笑出了一趟差，走火入魔了。俞笑也不恼，笑笑说，搞一点小闹剧，让大家乐一乐，也算是为大家奉献一点爱心吧。

俞笑会看手相的消息，不知怎的传到李局长的耳朵里了。一天临下班，李局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转到了俞笑的办公室，对俞笑说，听说你会看手相，来帮我看看。说着，就把手伸了过来。这一伸，把俞笑弄得很尴尬。俞笑忙赔笑脸说，我那是蒙人玩哩，哪敢在领导面前耍花枪呀！李局长不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领导也是人嘛，也蒙我一回，让我乐一乐，有什么不好呢？

俞笑无奈，托着李局长的手“认真”地相了一阵，祝贺道，领导的手相是福相，财运亨通啊！李局长一听连忙打趣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我不要听你奉承！你看看有什么天灾人祸没有。听李局长这么一说，俞笑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李局长心中有鬼？

俞笑一激灵，作虔诚状，对李局长说，既然领导问了，恕我直言，您以后还是谨慎些好，有道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李局长听毕脸色阴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打着哈哈到别的屋里去了。

没出几个月，李局长就被廉政风暴卷进去了。有人举报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数目巨大，经查属实。人们便想起了俞笑为李局长看手相说过的话。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一次是组织部的刘处长找俞笑看手相。刘刚到而立之年便坐上了正处级的宝座，正春风得意。俞笑客气了几句后，把刘处长的手纹仔细地观察起来。末了，俞笑拿出自己在火车上买的《手相学速成》，找出和刘处长一样的图案，指给刘处长看。刘处长一看，下边是一首咏柳诗，道是，“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刘处长一脸茫然，问此诗何解，俞笑道：天机不可泄露，日后自有分晓！

一年后，刘处长因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包二奶被上面双规了！

俞笑相准了两位领导的命运，人们越发相信俞笑是神相了。有人私下里问俞笑，你是不是真的会看手相？俞笑便坦白地说，我哪里有那个神通？就拿李局长和刘处长来说吧，他们都是实权人物，贪污受贿玩女人有的是条件，如果经不起诱惑，很可能阴沟翻船，我只不过是趁机婉转地给他们提个醒，让他们自重，说了几句大实话，仅此而已！

【王翔宇荐自《北京晚报》2005年7月3日】

人与动物　作者：张　峰

人与猴

人对猴子说：我的老祖宗，你快从树上下来吧，学会像我们一样直立行走，你才能进化。猴子说：像你们一样直立行走？是的，你们是立着行走的，可真正能直立行走的又有多少呢？看看你，成天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也配来教训我！

人与八哥

人批评八哥说：“你”不应该为了几粒米而出卖自己的舌头，这样的生活太屈辱太卑贱了。八哥立即反唇相讥：“那么，请问，尊贵的人啊，人云亦云这样的勾当又是谁干出来的呢？”

人和驴和马

人把一头驴子评为了“千里马”。马找到人理论：“驴子跑起来慢吞吞的，一天能走出两百里地就很不错了，怎么能评它做千里马呢？”人说：“我知道你能日行千里。可是，你能像我的这头驴子这样对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吗？你一年半载也不到我府上去一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你的表现这么差，我评你做千里马有什么用！”

人与狐狸

人将一只狐狸追得无路可逃了，狐狸只好一头扎进一只狼的洞穴里。大灰狼很是不解地问狐狸：“你明明知道我是喜欢吃肉的，为什么还要送上门来呢？”狐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宁愿葬身于你的腹中，也不愿意死后皮毛被贪婪的人穿在身上。”

人与羊

人剪光了千百只羊身上的毛，卖了一大笔钱。冬天来了，人拿出很少一点羊毛，编织成10件羊毛衫，在电视台记者的全程陪同下，亲手把这10件羊毛衫穿在了冻得瑟瑟发抖的10只羊身上。看到电视的动物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人真仁慈啊！

人与鱼

人把一截蚯蚓挂上钓钩后放入河里，雄鱼张开大口正要吞食眼前的这截蚯蚓，与它形影不离的雌鱼制止它说：“别干傻事，那可是垂钓的人设下的阴谋诡计！”雄鱼说：“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难道没感觉到这河里的水已被人类严重污染了。咱们早晚都是死路一条，这会儿死，还能做个饱死鬼呢！”

人与蚯蚓

人对蚯蚓说，我带你钓鱼去，这可是让你抛头露面的一次绝佳的机会。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蚯蚓听了怦然心动，欣欣然跟着人去了。结果呢，蚯蚓被人挂上鱼钩，充当了钓鱼的钓饵。

人与狗

人看到两只狗为争抢一根骨头撕咬得血肉横飞，人在一边感慨万千地说：“毕竟是低等动物，为了一根骨头，竟然争斗成这样。”人的话音还没落，地上的骨头却突然变成了一根金灿灿的金条。几个人不要命地冲了上去。这回，轮到狗站在一旁哈哈大笑了。

【王长绪荐自《阳光》2005年5月上】

处长说　作者：老　钓

小三子喜欢独自一人读书，处长说，你怎么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呢?

小三子与几位同事玩玩牌，聊聊天，有时还喝点酒。处长说，你怎么能伙同几个人搞小团体呢?

小三子没事便坐在办公室敲电脑键盘。处长说，你这样怎么能同其他科室配合协调好工作呢?

小三子经常到其他科室溜达溜达，交流交流。处长说，你怎么能脱岗乱串科室呢?

小三子同年轻女同志一讲话就脸红。处长说，你脸皮这么薄，怎么能开展工作呢?

小三子给年轻女同志讲了几次玩笑话。处长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一点都不注意影响!

小三子遇事就要汇报。处长说，你怎么放个屁都来烦我呢?

小三子把旧报纸卖了，买了一斤茶叶。处长说，你怎么能随便使用手中的权力呢?

小三子在酒桌上少言寡笑，处长说，你怎么像块木头，不学学交际呢?

小三子在酒桌上向客人劝了几杯酒又敬了几支烟。处长说，你怎么认不清自己的位置，讲不该讲的话呢?

小三子说老婆有毛病，请求不要派他下乡。处长说，我怎么能把你留在机关，让你失去锻炼的机会呢?

小三子在乡下搞调查研究时，接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处长说，原来你有这么高的水平，我怎么能不调你回机关上班呢?

小三子写了几篇散文发表，处长关切地说，你再写东西如果能让我看看，提提意见，不但能发表说不定还能得奖呢!

小三子写了篇小说，被处长修改了几处地方就署了处长和小三子两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处长严肃地说，我已经说了小说主要是我写的，你要和领导保持一致呢!

小三子气得什么也不写了，处长关切地说，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他也学有所成，怎么能不报答党和人民呢?

小三子又写了两篇小说悄悄寄出去发表了。处长严厉地说，历来都有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小三子常常两眼发直，精神像是有点异常了。处长说，你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机关工作了，你怎么还不趁早另谋高就呢?

小三子在一家单位试用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回来办调动手续时，处长说这家单位不是在挖我们的墙脚吗?像你这样的人才我怎么舍得放呢?

【杨孔翔荐自《幽默大王》2005年第6期】

赛跑与摔跤　作者：王　蒙

话说某年某月，A地与B地都开展赛跑运动。A地跑得最快的人叫做A甲，屡得冠军，人们议论纷纷。盖人皆好胜，活着才有意思。A乙、A丙、A丁等运动员对甲甚不服气，于是都加紧锻炼，提高了跑速。A甲见此情况不敢怠慢，放弃了休假，推迟了婚期，为保持冠军荣誉而咬牙流汗。结果A甲、A乙、A丙、A丁等数位运动员你争我赶，各不相让，愈跑愈快。风气所及，A地的老人小孩，以至瞎子跛子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练习跑步、竞走来了，一个个龙腾虎跃，甚见精神。

B地跑得最快的是B甲。同样，B乙、B丙、B丁等甚不服气，赛了几次都赶不上B甲。B乙心生一计，他不去练习赛跑（因为他觉得跑也追不上B甲）而去练习使绊子。信号枪一响，他飞出一脚横在B甲腿前，果然把B甲绊了一个马趴。结果B甲B乙都没能跑快，B丙得了第一。见此情况，B乙在下一次比赛时又改绊B丙。这样绊了几次，几个人都火了，眼睛也红了，也忘了时谁起的头，互相都处心积虑地去暗算别人。于是，B地的赛跑出现了奇观，信号枪一响，不见有人冲上前去，但见你绊我的腿，我抄你的拐子，以及搂腰的、拽腿的、扔石子的，无奇不有，噼里啪啦，响过之后倒的倒，歪的歪，滚的滚，爬的爬。谁也不用想走一步，更不用说跑了。

体委某负责人见到这种情况，便因地制宜地加以疏导，建议B地暂停赛跑，改为摔跤与拳击比赛。

【倪早菊荐自《芳草》2005年6月下】

傻得像个博士　作者：尹锡华

博士生王小王工作几年后事业有成，一日，忽然想到，自己现在也算个成功人士了，但知道我春风得意的又有几人？于是他在某网上论坛发了个署名帖子——

我是博士生，我深知学习的重要性。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已成功地使自己由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了处级干部，现在不但有专车接我上下班，而且还住着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月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帖子贴上去后，王小王把它打开，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拜读了一遍自己的杰作，一边读一边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心想，一定会令网虫们羡慕死了，说不定还有美眉来投怀送抱。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一个回帖出现了：

我是硕士生，我深知知识的重要，于是我选择了学医，现在是某医院的主任医师，月收入万元有余。我不但买了房，还轻松地供了车，医院最漂亮的护士美眉，天天要求我和她结婚。说实话，这婚有什么好结的，在一起睡不就得了……

王小王读了这个帖子，顿觉兴致大减，心里愤愤不平：你这个披着白大褂的狼，月收入万余，还不是敲诈病人家属的？割开肚皮要红包，道德败坏，医界败类……余言未尽，又一个跟帖出现：

我是本科生，在一房地产公司搞策划。去年分红才十几万，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前年还分到二十多万，今年就成了这样……

王小王读罢，好心情一扫而光，骂了句“得了便宜还卖乖”，就要把那窗口关了，这时候又有帖子跳了出来，由不得他不看：

我是大专生，当上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经理。也不知为什么，老总对我总是那么好，不但月月给我６位数的工资，还送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银行里的钱够我好好过完这辈子了。

“小人得志！”再看下帖：

我是个中专生，唉，也就算个高中文凭，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就做了个公安。我充分发挥了我的聪明才智，也有房有车了，与你们不同的是，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想想挺不容易，我儿子去美国留学的钱我都替他存够了，下一步就是找谁替我生个儿子。

“这不是气我吗？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过得比我差的吗？”急急打开下一个帖：

我没什么文化，初中还没毕业呢，一不小心当上了董事长，手下只有26个上市公司。几个不孝子一开口就要300万去唱ＫＴＶ，改天再找一个14姨好好管管这几个不孝子……

“气死我啦，气死我啦，一定要有个垫底的才行。”王小王说着打开最后一个帖子：

我是个文盲，一不小心当上黑社会老大，手下兄弟百十个，掌管60多条街、若干店铺和娱乐城，每年收入几个亿，每天傍我的妞几十个。对了，由于没有文化，现在正请博士帮忙上市呢。

“啪——”王小王拍案而起，接着，又坐下来，在键盘上一阵狂敲，一口气写出3000字：为什么学历越高收入越少——社会不公现象令人发指……贴在论坛上，然后关机出门散心去了。

过了两天，王小王气顺了，再到那论坛上去，只见自己那3000字大作后面只有一个跟帖：逗你玩儿的，别傻了。

此后该论坛就流传了一句口头禅——傻得像个王博士！弄得王小王哭笑不得。再后来，这句口头禅还在网上流行起来，幸运的是，大家都手下留情，把博士的姓氏给省略掉了。现在也只有王小王知道自己这档子事。

【燕燕荐自《爱情婚姻家庭》2005年第12期】

制造厚黑学　作者：王　雨

娱界制造、官场制造……这可不是工厂制造——虽无原料，照出产品，且一经“制造”，所获利润惊人，远非一般行业可比……

制造绯闻

某女演员从艺数载，技艺不可小觑，只因本份做人，未曾炒作，致使收入“微薄”。某日偶读街头小报，窍门大开。

于是，一咬牙，一跺脚，拍出整整十万，急急邀来大小报刊几十位“娱记”假座五星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女演员声情并茂地“发布”了自己从小学的情窦初开，到高中的初恋受挫，以及第一次婚姻触礁，第二次婚姻变故等等情感秘闻。“会”后，女演员给“娱记”们每人封了个“大信封”，且再三恳求：“请各位朋友多多关照……”。“娱记”们上了车后，悄悄打开信封，只见里面除了六张百元大钞外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请制造绯闻！”

制造口号

某君由全县第一位大学生村长做起，一路高歌，先村长再乡长，直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据说，“行情”仍在看涨。

此人一无靠山，二无背景，要说经济实力，更是祖宗几代都是农民，如此官场得意，着实令大伙瞠目。有同僚设宴备酒，请教为官之道，答曰：“无它，制造口号而已！”遂举其在乡镇任上所制造的口号，如：

“要脱贫，先养禽。”

“要致富，先栽树。”

“经济迈大步，集资先修路。”

酒至微醺，又密授同僚：如此先声夺人，集束轰炸，天长日久，则无中必能生有，若再点缀一二应景之作，遥相呼应，则相得益彰，效果更佳，升官，指日可待矣。

制造烂摊子

某地“一把手”，背景深厚，虽整日忙忙碌碌，其实啥事不问——人称“甩手掌柜”。转眼春节将逝，年龄原因，“人到码头车到站”，要退居二线。却突然一反常态，老当益壮起来，振臂高呼，上下奔波，不畏险阻，力排众议，硬是主持搞了个建设“××大学城”的宏伟规划，大笔一挥：占地2000亩，投资10个亿！

为了这个工程，他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人瘦了一圈。大伙奇怪不已：赵市长这是怎么了，弄了个烂摊子在手里，不是自找苦吃？一大把年纪了，不要命了？！

老伴更是心疼不已，说：“老赵，你这是图的啥？！”赵市长缄口不语，老伴日日聒噪。赵市长忍无可忍，气乎乎地说：“图啥？你们说我图个啥？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如果我不搞个大工程，不搞个别人不愿接手的烂摊子，怎么能再干上一届？！”

制造机会

一场大伙将局里刚刚装修好的二楼十几间办公室像烤羊肉串一样，一间接着一间，烧了个一塌糊涂。一查，是局后勤处电工班小吴惹的祸，直接损失超过了50万元！

局长闻讯，眉头紧皱，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小吴被公安局带走了，大伙议论纷纷，小吴这下子算完了，没个三五年甭想出来——一周之后，让大伙纳闷的是，局长却大发慈悲，组织营救，最终小吴被判了两年，缓刑两年。火灾过后不到一个月，由局长小舅子任总经理的装修公司就开了进来——造价近80万元的办公大楼装修工程便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大伙这才恍然大悟：小吴这哪是犯罪，这分明是在给局长制造“创收”机会呀！知恩图报还是恩将仇报，局长这一点总还是分得清的！

制造危险

某地近日暴雨倾盆，沿江众多市县河堤决口，洪水泛滥，形势十分严峻。一时间，省内大小报纸，重要版面，抗洪抢险内容连篇累牍，触目可见。唯独A县，大堤固若金汤，人民安居乐业。县领导却寝食难安，焦虑万分——人家都在抗洪抢险，自己这儿却平安无事，关键时刻，抢不到“镜头”，洪水过后，政绩薄上如何下笔？

经过深思熟虑，领导找来秘书，面授机宜：“没有危险，咱们要想方设法制造危险，制造的危险要越危险越好！”

于是，时隔不久，省报便有了如下报道：“……A县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身先士卒，经过连续一天两夜的固堤抢险，终于确保了长堤万无一失……”电视台还专门播放了“固堤庆祝仪式”，画面上：横幅高挂，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欢歌笑舞，场面十分壮观……只见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满身泥泞，一脸疲惫，迎着镜头走来，形象十分突出、感人！

制造事件

因为形势需要，年轻的博士被“黄袍加身”，提拔到某局当了“一把手”。一年后，上级来搞民意测评，结果表明：博士局长不受欢迎，主要表现在：

“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干部群众送礼一律不收。

“破坏了局里的良好风气”——以前，大家“礼尚往来”，感情融洽，自他来了以后，一切全乱套了。

“怎么办？！”招待晚宴上，博士局长得到这个消息后，始料未及，望着上级领导，眼里流露出惊惶的神情。上级领导笑而不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上级领导写了张小纸条推到他面前：

“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制造事件，与民同乐。”

“如何制造事件？”博士局长一脸嫩相，低声求救。

上级领导一脸暧昧，附耳与博士局长低声细语。

两天之后，博士局长便感冒住进了医院，前来探望者携礼拎物，络绎不绝，博士局长悉数笑纳，抚肩握手，手法老道。自此以后，官民融洽，皆大欢喜——年轻的博士局长恍然大悟：原来官竟然可以这么当啊？这也太简单太容易了！

制造名家

某报改版，为制造轰动效应，总编要求副刊新增一个“名家新作”专栏，每周一期，每期推出一人。

副刊主任颇为难，向总编诉苦：“咱们报小名气小，每周都要请到一位名家，恐怕有点难……”

总编颇不以为然：“就因为名气小，所以才要制造名气，名家难请，可以动脑筋想办法嘛，实在不行，咱们可以自力更生，自己去制造名家嘛！”

制造威信

某国有企业，一位从机修工爬到副厂长位子上的领导，为树威信，大会小会，频繁训人。训来训去，就那么几个亲信，但他拍桌敲凳，声色俱厉，着实骇人——众多手下被“杀鸡骇猴”，服气了许多。

每逢月末，副厂长总要在家里宴请被自己训过的几个亲信——推杯置盏，——抚慰。

初，妻莫名其妙，不解何故，几次相问，副厂长皆不作答。一次宴毕，众皆烂醉，杯盏狼籍，案倒凳翻。妻勃然大怒，双手叉腰，河东狮吼，声浪逾墙。

副厂长只好拱手告饶，坦白实情：“贤妻莫怒，贤妻莫怒，我这不都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嘛——这都为了谁，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倪早菊荐自《喜剧世界》2005年7月上】

魔术师？演员？贪官究竟是什么人？　作者：黄　山

贪官是“魔术师”，特别是在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他能把“穷”的变“富”，把“黑”的变“白”，把“坏事”变“好事”。

贪官是“演员”，特别会表演，其表演艺术天才往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台上是一套。台下是一套，喜，笑，怒，骂，对于贪官都是雕虫小技，他们还有“大智慧”，即以为能够伪装一生。

贪官是“数学家”，对于数字出官，官靠数字，有深刻理解，并非常善于操纵、运用数字为个人升官、发财（贪污）服务，个人算盘也打得非常好，精明，娴熟，不逊于一个数学家。

贪官是“变色龙”，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肤色和外表形象，非常适应各种角色的相互转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什么碟下什么菜，机敏过人。

贪官是“演讲家”，因为他们说的往往太动听了，太感人了，都“发自肺腑”，所以常常能够糊弄人、打动人，至于做得怎样，只有天知道。贪官们的廉语录都可以编一套厚厚的丛书，那“精采”，一般人赶不上。

贪官是“特务”，有的潜伏得比较浅，有的就潜伏得比较深，他在不断地与反腐、正义、法律“斗智斗勇”，暗暗较量，常干见不得阳光的事。

贪官是“哲学家”，总能够辨证地处理好“包二奶”、“养小蜜”与“第一夫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家中红旗不倒，另一方面外面彩旗飘飘。

贪官是“名人”，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他，有时反倒是他的上级和纪委部门“不知道”他或“最后一个知道”。

贪官是“律师”，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已经成为“阶下囚”，都非常善于给自己的贪婪辩护，那口才、那思辩能力，比律师还“律师”。

贪官是“无可救药的人”，他在监狱里或被绑赴刑场时，才大呼小叫要买“后悔药”，可惜这药千百年来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没有哪个人能够买到。其实，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贪官“死”有余辜。

【任法花荐自《光明日报》2005年6月23日】

神仙开会　作者：张　琪

那天的会是由唐僧主持的，唐僧首先传达了南海观音菩萨的指示：民主生活会不能摆形式走过程，要有的放矢，主要是对取经队的负责人，也就是对我本人提意见，并重申了民主生活会的基本原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性急的猴子马上就开了一炮，他手舞足蹈地说：我们师父最大的错误就是混淆黑白，敌我不分。就说上次与白骨精的那场战斗吧，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判断失误，您是肉眼凡胎啦，自然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是在天宫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火眼金睛，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如果说那次您被妖精蒸着或煮着吃了，不知内情的人肯定会说是我老孙手段不行，连个女妖精都斗不过。这一炮显然击中要害，把唐僧的脸弄得青一阵白一阵，就连八戒和沙僧都惊讶得面面相觑。

第二个发言的是八戒，八戒望着唐僧嗡声嗡气地说，我觉得猴哥刚才讲的还是小问题，回顾我们一路西行的历程，认为师父的主要缺点有两个，这两个如果继续不改的话，势必影响到能否胜利到达西天取回真经的大问题。负责作记录的沙僧听到这话，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他主要是怕这个口无遮拦的八戒再说出什么话来惹得师父生气。没料到，唐僧还是挺有涵养的，微笑着鼓励着八戒：说吧，说吧，不要紧，只要提得对，为师的一定改。

八戒听着这番话，又把嗓子提高了一点：同志们啦，你们平时也都看到，这第一呢，就是师父不和女同志搞好关系，上次路过西凉女国，人家好歹也是个地方领导人吧，是的，婚姻自主不能强求，你不同意也不能对别人那样冷淡呀，你就是看也不正眼看人家一眼，叫人家面子往哪里放，这是明显的对女同志不尊重，大男子主义在作怪。沙僧听到这里，一颗紧悬的心才放了下来。第二，您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啦，具体说吧，我们取经队的伙食一直成问题，师父您一直是强调吃斋饭，在山村野洼贫民百姓之家里倒可以理解，可是有时候到了人家皇宫招待所里，还是坚持吃斋饭，这就不应该了，如今哪个单位不是都有大笔的招待费，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候别人把宴席都弄好了，您仍叫人家撤掉，这不更造成了更大的浪费么！您想到没有，您不用，别人也会用的。说到这里，八戒情不自禁咂了咂嘴，一丝涎水从长嘴角溢了出来，他连忙伸出袖子抹了抹接着说：再说，您经常熬夜加班不注意休息，常常是一个人打坐念经到深夜，有几次我睡了几个时辰了，您一个人还端坐在那里念念有词，哦，您以为身体是您自己的，不对，您的身体是俺们大家的，您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那俺们做徒弟的怎么办？俺们伟大的取经事业如何完成！这时，八戒声音哽咽发硬，眼角上还挤出几颗豆大的眼泪。若不是悟空发出几声冷笑，八戒可能还要声情并茂地讲下去。

这时唐僧的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脸上泛出了红光，他把温和的目光转向了沙僧：悟净，你也提一点。沙僧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笑，刚才两位师兄把要讲的都讲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唐僧立即总结似的说道，今天的生活会开得不错，对我本人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因时间不多了，明天还要继续赶路，很可能还有的同志意见没有说完，不要紧，像这样的生活会我们以后还要经常开的，悟净把大家的意见再整理一下，以正式文件上报给南海。

会散了以后，悟空也觉得自己提的意见过于尖锐，这样报给上级，别说对师父脸上不好看，就是对整个取经队也无光，便私下找到沙僧，说出自己的想法，沙僧一听马上明白了，连忙把整理好的文稿递给悟空，悟空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只有八戒提的两条意见，他提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在结尾处倒看见了唐僧的亲笔签字：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任法花荐自《西安晚报》2005年6月28日】

吃不到葡萄　作者：唐僧他娘

最近闲来无事，一口气看完了《傅雷家书》。再一次让我想到傅雷的死因之一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当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留学波兰的傅聪如楼适夷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

此事如何理解，确实颇费周详。因为，我们不少报刊文章常以去国归国之类的事作为评价爱国与否的标准，而我一直吃不准，便也一直不置一词。当然，现在已宽松许多，对这个问题也淡化了许多，但一涉及到对人物，尤其是名人的评价，这个问题似乎依然绕不过去。

这傅聪究竟是走了好，还是回来对？文化大革命中，上海还有一位女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她没有一个“右派爸爸”，依然被迫害自杀身亡。而傅聪因为在国外，不仅免于一死，并获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两件事，究竟哪一件对中国更有好处？我的看法是傅聪更正确。别人在“关门打狗”，我们不能扮演“死狗”的角色来体现爱国主义。我们更不能赞扬“打狗者”为革命圣贤，而谴责不愿甘当“死狗”的人物为“叛徒”。

当年，鲁迅在遭到迫害，为个人安全躲进日本租界的医院。这丝毫不损害鲁迅的伟大形象。

老作家韦君宜曾回忆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坛。她痛心地看到在这种政治运动中，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甚至为了自己平步青云，“揭发”朋友；更痛心地想到自己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为了服从更高的领导，不得不违心地为朋友“定罪”，向朋友“宣布”划右派的决定。她痛心疾首地呼唤：“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57-58页)这“远游美国”的念头是否属于”罪恶的闪念”？而她面临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人格安全”。

这其实是并不深奥，极其普通的道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一家在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位厨师的掩护下离境出国。这位值得尊敬的普通人对于保护人才的认识，远高于那些手握重权的高官们。毁灭人才，保护人才，这才是爱国与否的真正标准。暂时离开国土，这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

这种手段，我们的革命前辈都运用过。孙中山是在国外筹集资金、积蓄力量，然后转入国内，推动国内革命。中国早期革命家，著名的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一批青年，他们也是要国外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救国的本领。马克思的行为更是一个代表。他是德国人，却没有说为了“热爱祖国”就留在德国听任迫害，而是躲在了英国的图书馆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

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所向”。我们真要爱国，就得创造“人心所向”的环境。物质待遇固然是“人心所向”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当年，多少有志之士奔赴延安，谁都知道延安是个穷地方；当年，多少有志之士，拒绝优厚的薪金，历尽艰辛，从海外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谁都城知道内战方休，离富裕还远得很呢。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这希望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比中萌发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专制的黑暗王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则是光明的民主圣地；国民党的官员腐败，共产党的干部清廉。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人们在共产党方面看到了希望。于是，千山万水，路远迢迢，奔赴而来。所以，人才的流向透露了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评价，任何统治者都应从人才的流向中反观自己的政治状况；你民主吗？你廉洁吗？

由于种种具体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选择理想的去处。但，大家争吃的葡萄，我虽未能争到，仍需要客观地承认葡萄是甜的。惟其如此，才能认清自己的处境，着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什么叫好环境？人宜于生存，宜于发展的就是好环境，而任何时候，人总是第一位的。

【选自《华文联盟》2005年7月】

我读《天窗》　作者：邹　晖

元宵节前的一天晚上，去拜访钟叔何先生，闲谈中，钟老说起他新近出了一本集子——《天窗》，因幸存几册，便签送了一册予我。

书中《老社长》一文道，作者于1949年8月去新《湖南报》（《湖南日报》）报到上班，因介绍信写的是“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作者初见，误以为社长的名字叫李朱，故说找李朱社长。传达室问李社长还是朱社长。作者方晓，李和朱原是正副两位社长，算是出了个小小的洋相。

生活中，出这种洋相倒也难免，譬如“刘邓大军”之刘邓和“刘邓路线”之刘邓，我小时候就弄错过。又如刚上初中时，我喜欢上画画，有一次问老师，中国哪个画家的画最好？老师想了想答：八大山人。我赶紧又问：八大山人中，哪个更好一些呢？老师笑了起来。

49页，有一段转抄：黄集伟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能容忍很糟糕的事，我们也能容忍很糟心的事，但我们不能容忍既糟糕又糟心的事。你是老板，你可以命令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你也可以公然去嫖娼，但你不能够命令我们背诵着《满江红》送你去嫖娼，更不能命令我们站在《满江红》的高度来理解你嫖娼的战略意义。”

读罢捧腹，不禁想起春节期间和同学聚会时某位男同学说的话：老婆希望自己的男人出人头地可以理解，老婆希望自己的男人做家务下厨房也可以理解；但老婆希望自己的男人既要能出人头地又要能在家下厨房，就难以理解；尤其是男人正在为出人头地奔忙时，老婆仍打电话催回家做家务，就很难让人接受和理解。

读《截成一样长》中的一段：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承认不允许多样化，强烈推行一体化、一律化、标准化的情形，真是很多。中世纪欧洲审判异教徒，雍正乾隆时大兴文字狱，都是容不得“不一样”的例子。尤其是提倡“螺丝钉精神”，螺丝钉的特点就是每种一样长，一样粗，可互换，绝无不一样的地方。人如果都成了螺丝钉，管理和使用起来当然简单得多。

读毕，感触颇多。

中国的历史，实则一部“人治史”，加之几千年的“惯性”，短短的几十百来年恐怕难以改变吧。

但正如世事万物呈多元化一样，现实生活中，某些事，尤其某些军国之类人事，有时又确需步调一致，听从统一指挥的。

譬如“望梅止渴”，谁都知道，这是曹操军事智慧中一处绝佳妙笔。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曹丞相想出了这个妙策，关键的是身为三军统帅，曹操实施好了这个计策。直白点说，就是他将自己的这个思想，有力并彻底地在军中贯彻并推行下去了。

试想，当曹操向疲于奔命的军队传达——“前有梅林”，而此时军中某位军官或某位文书参谋挺起直言：丞相，不对，前方没有梅林，我就是那地方人，打小就在那儿读书、长大，很熟悉，根本就没什么梅林……我想，这位讲真话并有根有据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肯定会凶多吉少。若糊里糊涂成了曹氏的刀下鬼，后世除学术界人士愿费纸笔争议外，军事史和政治史上，都是难以翻案的。

诚然，曹操发迹于乱世，靠的是真本领起家，文治武功，皆可称雄一世。而他的智慧，当然也是从全局——一把手的位置出发的。

仔细想想，当时的曹操难道就没有考虑过，麾下如此多的官兵，前方到底有无梅林，真的全然不知吗？

管它呢，反正善赋诗的丞相也和我们一起奔跑。——弟兄们！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咽一咽口水，沿着丞相指引的正确方向——梅林，前进！

【选自《浏阳日报》2005年6月29日】

“降级”大有益　作者：毛志成

一

到医院看病，挂号时抢到了“专家号”，往往觉得多几分幸运感，治愈的希望也好像多几成。多花十几元钱，自然也认为十分值得。其实这位专家昨天尚未取得“专家”称号，即尚未争到高级职称。那时我只知道他的医德、医术颇为稀松。难道仅仅因为一昼夜的职称升位就本领大增吗？有时我恰恰认为相反，虚名大了往往更加合理合法地不再尽职敬业了。远不如降降级，做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医生更好些。

二

一个乡长升为县长，一个县长升为市长，若能很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承认“我的实际水平仍是乡级水平”、“我的实际能力只达到县级”，我看此人注定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智品位。若是一日升位，第二天就“提高”了自己的架子和威风，实际上非但没有长进，反倒更加矮化了。

三

副教授还没当好，却争到了教授职称；仅有一点有限的写作水平，便从“作者”飞升为“作家”；仅仅拿到了“作家协会”的纸片子，就在名片上饰以“著名作家”；仅仅会写些小说、诗歌之类，就以“文学家”自命；仅仅会唱两首歌，说两段相声，演一部电视剧，就自封为歌星、笑星、影星。一膨胀，就成了“艺术家”了。

四

眼下什么“级”也没有的标本式平民（或曰“老百姓”），已经越来越少。有名片的人尤其是在名片上缀以各式高于普通平民之衔的人越来越多。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病态，实在值得研究。普通人越来越少而“头面人物”越来越多的社会，致使平等意识淡化，助长的只能是社会的浊化、伪化甚而恶化。

五

适当地定一定社会上的各式之“级”，是有必要的。这个必要仅仅在于：强化社会的各种秩序，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等等。若是“级”不副实，尤其是凭空跳级，又恰恰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稀释化和玩笑化，使世风陷入失序、无序。

六

针对眼下的诸多现实，“降级”是很有必要的。“降级”的本质是尊重社会风气的质朴化、实在化，当然也包括人格品质的谦逊化、厚道化。若是相反，“级”已涉虚而又“跳级”成风，任何大讲“诚信”的漂亮话都是废话！

【陈超荐自《今晚报》2005年6月28日】

世象写真　作者：司马心

精简力度

某县搞乡镇机关干部精简，B镇书记颇为为难，因为看起来，机关里大部分干部都嫌多余，但因为一般人都有后台，所以减谁都不好，最后书记只得将机关唯一的正规大学本科生，也是镇招商办主任的沈平和四个临时工一起填进了精简干部名单，完成了县里“起码精简一名在编干部”的任务。因为沈平是外地人，又没有后台。

精简结束后，有记者到B镇采访，问群众：“你认为你们镇精简干部的力度大不大?”群众愤然说道：“把为镇里引进过五六千万元资金，帮上千个群众找到饭碗的大学生都精简掉了，这种力度还不大?”

窝火

凌雪城原是一个镇的中层干部，镇里书记镇长三十多个，个个对他颐指气使，这让凌雪城很是窝火，因为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完全靠个人的实力考进机关，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做到中层干部的，可以说，镇里比他能力强的没有，但因为没有关系，所以只有居于人下，常被那些书记镇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教训。

后来，市里向社会公开招考科局级干部，凌雪城一举考中市一个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到市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朋友问他还窝不窝火，凌雪城说：“更加窝火。”朋友说：“你也太不知足了吧，在基层许多人混一辈子也混不到科级，你才三十五岁，就做了局长，该满足了，总不能让市长也听你的吧。”

凌雪城说：“不是这个原因，原来在镇里受别人的气还想得通，因为我是下级，人家是领导。但现在在局里，我虽然是局长，那些下属却一个都不敢得罪，要他们做事，反而要我去跟他们商量，有时他们不干，我还得自己去干，因为下属都是市里领导的家属，你说，这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职位没我高，却还是得罪不得，你说我还能不更窝火?”

新闻

一个村的几个村民经过镇村干部的再三上门催讨才将几年未交的农业税交了，交的那天，几个村民问镇长：“你怎么没找电视台记者来?”

镇长说：“农业税不交，你们还感到光荣怎么的?还要找记者来采访?”

村民说：“不是感到光荣，只是以前镇里搞工程，我们做工的钱几年都没拿到，我们到镇里上访没用，后来到市里上访，镇里今年年初才答应把钱给我们，给钱时，镇里把市电视台的记者给请了来，做了很长的一个报道，说镇里的干部多好多好，多为群众着想，现在我们交农业税为什么就不请记者，不都是把该给人家的钱给人家吗?”

镇长无语。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5年8月上】

不知道屈原又怎样？　作者：长　平

端午节刚过，有一则新闻被广为传播，说南京某中学的音乐课上，老师让知道屈原的人举手，全班三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三个人举手，而且这三个人的回答全部错误，分别说成是歌手、医生和发明粽子的厨师。

尽管有人质疑这则新闻的真实性，但是它仍然引来一片唏嘘感慨，无数人由此惊呼传统文化之不扬，爱国精神之不振。并有人搬出网络上盛传的台湾歌手李玟不识岳飞的故事来作为旁证。据说李玟有一天读到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对随行人员说，岳飞这人写东西不错，能不能把他找来给我写歌词？

我本人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不但知道屈原是谁，还能背上几段《离骚》，自然也知道岳飞和张飞的不同。

但是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不知道屈原到底会怎样呢？

不妨先来看看知道屈原的人们都知道些什么。从那些感慨系之的评论里可以看出，人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是：怎么能够不知道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呢？

我不禁怀疑，人们所谓的知道屈原，不就是因为我们上学时一本统一的标准化教科书吗？那上面有统一的标准化答案。因为有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所有人都能将答案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回想我们在学校的应试方法，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大多数自谓知道屈原的人，是否认真地读过《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是否认真地思考过屈原的思想？把一个简单的答案背下来，这跟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并不想否定这个标准答案，但是跟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屈原的作品和思想也遇到过各种褒贬，甚至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因此，有兴趣的人，应该有渠道知道得更多；没有兴趣的人，应该被允许不知道。

屈原到底是怎样的人，我本人对此毫无研究，但是对抱住一个标准答案就宣称“知道”，并为别人的不知道而痛心疾首的这种态度不以为然。至于在美国长大的歌手李玟，不知道岳飞是谁，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至少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她还能读出那首词写得不错嘛。

有些中国人可能忿忿不平道，中国的学生不都知道美国著名历史人物吗？也许有些美国学生知道岳飞，但有些不知道，因为他们并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教材。凡要参加历史高考的中国学生都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始年代，但很多美国学生并不知道。于是有人感慨美国人无知，殊不知也有真正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在上小学时就做过南北战争的研究论文呢。

美国的多元化教育的确导致学生知识水平的不整齐，但中国的标准化教育导致了学生知识和观念的整齐，以致有人不知道教科书上提到过的（准确地说是高考要求记住的）东西，或者其说法与标准答案不一致，就会引起一阵哗然。

【何季明荐自《新京报》2005年6月20日】

还是知道一点屈原的好　作者：杨耕身

不知道屈原又怎样？这是长平先生发表在6月20日《新京报》的评论文章的题目。鉴于媒体报道南京某中学一班三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三个人称“知道屈原”，且分别将屈原说成是歌手、医生和发明粽子的厨师一事，长平先生认为，“有兴趣的人，应该有渠道知道得更多；没有兴趣的人，应该被允许不知道。”

不知道屈原，的确是不能怎样，但我总以为这未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就知识而言，知道得多一点，总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好些。就民族文化而言，如果一个中学班级里只有三个人“知道屈原”，到底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这首先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屈原已是一种文化或精神符号，如果本民族的人尚需要一点民族性，要具备一点民族精神，一些具有符号意义的人或事无论如何是无法绕开的；一旦绕开，也就偏离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当然也因为，在任何社会，教育都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灌输”。即使在让长平先生津津乐道的美国，历史同样表现为一种灌输。假如我们的教育没有了基于民族性的“灌输”，总是一种巨大的缺失。

长平先生认为，大多数自谓知道屈原的人，是否认真读过其作品？认真思考过其思想？如果没有，这跟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似乎是对“不知道屈原又怎样”最有力的支持。但我认为，那些从没听说过屈原或将屈原说成是歌手、医生、厨师的学生，与“知道”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的人相比，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更重要的是，民族性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必须是“为往圣继绝学”并“深入穷通理”的研究者，而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与行为习惯。

其实说来说去，又说到国学传统上面来了。我总觉得，当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丢弃之时，长平先生与其说，不知道屈原又怎样，不知道岳飞又怎样，倒不如说，一点国学知识都没有又怎样？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轻易说不的，也是不能轻易抛弃的，比如良知、道义、公序良俗等等。彻底摆脱国学传统，俨然是一种革命的姿态，但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人，也从来不会把刀子挥向本民族传统历史中一些最优秀的精神。

所以，我还是认为知道一点屈原的好，认为学习一点国学的好。如果我们能够抛开“不知道屈原又怎样？”这样的非理性表达，而能够进行一下“不知道屈原（国学）会怎样？”的理性反思，我们就能够对历史及未来都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在有着久远历史的国度，假如割裂了传统，没有了先人，我们将显得何等孤独而单薄？今年端午之日，一位我所尊敬的老师写信给我，说“屈子可在天地间”。是的，不论怎样，他们都会在天地间，这是不容回避的。

【何季明荐自《东方早报》2005年6月21日】

赵高之死　作者：昝爱宗

靠阴谋起家的赵高，当然是有当阴谋家的天分和才能。如果没有阴谋成名，那么他赵高就不能称之为赵高，只能说是“赵低”了。

赵高的传世之作“指鹿为马”是多么经典啊，谁人在这个典故面前不作惊讶状呢?赵高可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指马为鹿，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所谓“杰出”政治家的本色吗?

作为大秦的杰出政治家，赵高无疑是得心应手的，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巨人嬴政时代，赵高的遗憾就是没有成为副皇帝，但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皇帝熬死，然后等待机会当上副皇帝，最终全面控制政局。

这一天终于到来，皇帝赢政死在河北沙丘——巡视的路上。原本皇帝是不想死的，一直在找仙人药，但传来的都是失望的消息。临死之前，老皇帝下圣旨，要公子扶苏主持自己在咸阳的葬礼大典，然后在死前惊慌地指着身边的儿子胡亥而突然断气。

皇帝死了，赵高就等到了出头之日。他不但私自藏匿皇帝临死前下的诏书，还谋划秘不发丧皇帝死亡的消息，并把此作为自己掌握权力的筹码。在赵高的导演下，丞相李斯终于被拖下了水，成为赵高的帮凶。如果丞相李斯有点历史责任感，多点牺牲精神，少点既得利益私心的话，那么如今的历史肯定改写。因为李斯不是傻子，他也想像赵高一样在肮脏政治、集团里分一分天下，创一番自家的业绩，可是他想不到“害人即害己、帮凶就是灭自己”的道理，若干年后，李斯死于赵高之手。阴谋就是双刃剑，来回反复都能杀人。

赵高之所以想除掉李斯，主要是因为他想当副皇帝，已经用不着李斯这个废物了。虽然胡亥是正皇帝，但只是挂名皇帝，而副皇帝赵高才是真正的真皇帝，挟天子令诸侯，比当皇帝更有权力。历史上，副皇帝有权力的人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曹操就很聪明，不当那个挂名皇帝，甘当副皇帝——丞相。曹操外出巡视，照样享受皇帝的待遇，何苦为了—个虚名呢?

胡亥当皇帝，赵高这个副皇帝，其实又称之为太上皇，一方面胡亥年龄不大经验不足，第二赵高是胡亥的老师，长期以来教给胡亥的都是一些洗脑的东西。这个洗脑的东西不是把脑子洗清爽，而是越洗越糊涂。所以胡亥执政就应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

比起老皇帝来说，胡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胡亥不喜欢听真实消息，比如社会发生动乱和老百姓造反，比如苛捐杂税“猛子虎”和官逼民反，以及所有反秦的负面消息，一律停止汇报，凡报者一律杀头。所有在秦代，不可能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就是正常的内参也不能有，所有的言路一律堵塞，皇帝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

等到有一天，天下局势不怎么好，的时候，赵高眼里开始容不得胡亥这、粒沙子时，就命令女婿咸阳令阎乐提刀杀死胡亥。临死前，胡亥是多么想活命呀：想当王，不成；想当万户侯，不成想当平民百姓也不成，来者就是想要他的人头。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以前是如何要别人命的，他转头问身边的宦官为什么不提早告诉他，宦官说都是为了活命，如果提早告诉皇帝真相，他自己的这颗人头也就不在身上了。

胡亥死了，其悲剧命运已经结束，终于应验了“亡秦者胡也”的预言。而作为始作俑者的赵高，是不是可以放心当实名皇帝呢?不成，赵高知道自己的阴谋是无法变成阳谋的，就寻思找人顶替。找来找去，终于找了一个公子婴继续当挂名皇帝一恢复称秦王。他没有想到公子婴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并没有经过多年糊涂洗脑术。所以，公子婴站出来杀了赵高，然后投降刘邦的起义军，后来项羽又杀进，子婴之命就长不了了。本来，这个时候，杀进咸阳的所谓英雄项羽可以有挟天子令诸侯的时机，但他却无政治远见和政治谋略，只知道杀人，先把他当初的军中统帅宋义杀掉，把本来可以挟王侯令诸侯的楚怀王杀掉，然后再把投降的子婴杀掉，一路杀杀杀，其杀人手段与水平与赵高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赵高是暗地里杀人，项羽公开杀人，性质是一样，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杀来杀去，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挨刀子，赵高挨子婴的刀子，项羽挨自己的刀子——如果自己不动刀子的话，就要挨刘邦的刀子。都是不得好死。

赵高作这大奸，已经盖棺论定了。而项羽，却留有所谓英雄的盛名。其实，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但是不能排除还有人在崇拜着他们，甚至有人在试图去学“破釜沉舟”，去验证“指鹿为马”。

【张健荐自《海上文坛》2005年第6期】

李逵至死不明白　作者：憨　佗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水浒传》李逵演绎的人生悲剧，总让人百感交集。

李逵最悲惨的一幕是命丧于自己最崇拜的宋江之手。宋江喝下朝廷所赐毒酒，得知小命不长，要办的第一件事是连夜使人唤来李逵，诱其也喝下毒酒，然后指着一片洼地，要与李逵在此阴魂相聚。

李逵算是忠到极顶：“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可怜李逵此时还在向宋江表忠，只是宋江至死还是不完全信任这个莽汉，临死还要拉李逵垫背。

人活一世，都要在这样那样的组织内生存，都要自觉不自觉、自由不自由地效忠于这样那样的组织。忠孝仁义，“忠”字居首。李逵忠于宋江，原是常理，但宋江死不放过李逵，值得探究。

表面看来是李逵鲁莽性躁，宋江怕其坏了梁山忠义大节，才下毒手。其买，宋江团队敢杀人劫舍、啸聚山林反朝廷者，岂止李逵一人。鲁智深、武松、阮小七，哪个好惹?宋江最不放心李逵定有其他原因。

原来李逵对宋江之忠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愚忠。想当初，宋江入狱江州、李逵还是管教宋的狱卒。宋江用江湖名头和区区十两银子就买断了李逵的忠心。李逵如此幼稚、天下有如此便宜买卖，令狠赚一把的宋江心里总不踏实。

李逵效忠的手段也着实令人放心不下。劫江州法场，不问军官百姓，只顾砍人；劈公孙胜之师罗真人毫不手软；剐黄文炳，割一块炙一块；将朱仝照看的小衙内劈做两半；剁狄太公女儿几成肉酱。李逵杀人效忠，手段残忍野蛮，坏了江湖大盗嘴上不能不讲的规矩。匪有匪规，盗有盗矩，哪有没有规矩的团队呢?

中国人时常将“忠义”两字连缀，李逵有忠无仁、有忠少义，宋江死前对他下毒手就不难理解了。

忠而蒙冤、忠而受死，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却所效忠者混账外，也时有愚忠之悲、忠而不义之悲、贱卖忠诚之悲。

由此说来，效忠也不易。

【陈春涛荐自《特别关注》2005年第7期】

教条与功利　作者：陈丹青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惟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政治和英语)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政治考试”与人格品德教育关联甚少，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

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兹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三年来，我同全体学生一样，惟屈从而已，不是所谓“责任教授”，因无教育之责可负——我对所有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与“外语”，余皆次要。至于“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云云，实属梦呓，我不相信。

另一考试怪圈源自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史，实亦无以复加的教条主义，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因“前瞻性”会议发言已详谈，不赘。幸本院领导似有考虑之意，惟静待试行新的考试方法。

【燕燕荐自《退步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马德卖官（杂剧新编）　作者：徐　康

读报获悉，“马德受审——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在京开庭”。马德卖官案的曝光和惩处，实可谓典型一例。马德当官、卖官、丢官的过程，以及其中“群小竞进，利禄之徒争相贿赂以求美职”的丑行，既滑稽可笑又鄙陋不堪，使人想起《拍案惊奇》，想起《官场现形记》，想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兹仿元人杂剧、散曲之格调，戏拟《卖官谣》以讽其事。

【生上，着官服，作得意科】商品社会勿见怪，纸醉金迷是“常态”，妓女卖淫我卖官，这年头儿啥东西不能卖?瞅准了:权力就能发大财，当官就能捞外快。说什么期货、炒股，说什么经商、下海，还不如求俺门上来，花钱买顶官帽儿戴。君不闻:权柄就是“金不换”，官位就是“收银台”?我这里封个官儿许个愿儿，三阶九品“货”架上摆，科、处、厅级作价卖;你那里出点“血”儿、花点钱儿，吃点小亏便宜在，回头来加番加倍赚得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不是周瑜打黄盖?哎哟哟，一本万利好买卖!

【末上，着便服，作惊惶科】谁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东窗事儿发，丑行儿全都暴露无遮盖。哎哟哟，抄家抄了个里里外，证据儿可是椿椿在，“双规”后又把手铐戴，警车儿呜呀呜呀直往牢里带。鸡飞蛋打，赃款儿搜得净又快!一刹那买的卖的全倒台，端的是落叶秋风残枝儿败，没一个例外，没一个例外。贪饵方知钩厉害!电视上曝光，报纸上登载，流不完的眼泪，写不完的交代，法庭上蔫蔫的耷拉着脑袋。哎哟哟，人活着只剩下躯壳在，魂魄儿早已飞到九霄外!

【丑上，着囚服，作哭丧科】俺这边厢儿哭哀哀，到如今又能把谁怪?卖、卖、卖，怪、怪、怪，今个儿才明白，卖官是往死路上栽。拼命捞“官财”，又谁知“官财”做了棺材盖。现在而今眼目下，丢了“官帽”，解了“袍带”，毁了前程，辱了后代。哎哟哟，满世界人山人海，端的没一个认我旧时气派。人道是蛆虫儿爬到粪坑外;又道是老鼠过街，落得个人人喊打、个个说我“坏”!哎哟哟!乱纷纷指我鼻梁骨，闹哄哄炸我天灵盖———瞪着眼儿、捏着拳儿、溅着唾沫星子儿，一个劲儿骂“腐败”!

【李富平荐自《四川日报》2005年6月3日】

意味着　作者：吕士军

有了乌纱就意味着风光

成了大款就意味着杰出

包了二奶就意味着成功

尽情挥霍就意味着潇洒

见风使舵就意味着成熟

厚颜钻营就意味着上进

不择手段就意味着奋斗

横行霸道就意味着坚强

贪赃枉法就意味着能力

玩世不恭就意味着境界

自吹自擂就意味着水平

脱掉衣服就意味着走红

坑蒙拐骗就意味着灵活

暗事明做就意味着时尚

蔑视法律就意味着胆略

独断专行就意味着果断

沆瀣一气就意味着团结

明哲保身就意味着聪明

给钱送物就意味着真诚

绯闻不断就意味着成名

【杨孔翔荐自《山东工人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

贪官的“多”　作者：陈　凌

爹妈死了孝子多

子女上学赞助多

结婚离婚庆贺多

迎来送往吃喝多

特权享受实惠多

狐朋狗友沾光多

二奶婊子小蜜多

官官相护关系多

人请办事收礼多

求人代劳方便多

欠下人民债务多

走在街上挨骂多

【钟应平荐自《文化博览》2005年第6期】

拟唐诗三首　作者：杨永建

一

赴宴日当午，

千金挥如土。

陪得长官乐，

谁知肠胃苦!

二

搓麻不觉晓，

骰子痴如鸟。

夜来吵闹声，

输赢知多少?

三

门前问幼子，

言君跑官去。

就在此城中，

巷深不知处。

【紫靖民荐自《中国老年》2005年第6期】

眼下的差异　作者：佚　名

外国人跑官向下跑，即：跑选区向选民承诺；在中国不少人跑官，向上跑，即：跑上级向领导乞讨。

外国人到中国，不少人欣赏中国的民族优点；中国人到外国，不少人欣赏外国的民族糟粕。

外国没钱的穷人藐视法律；中国不少有钱的大款藐视法律。

外国的企业破产，有不少老板跳楼；中国的企业破产，有不少法人代表升官。

外国人先学法律再当法官、检察官；在中国不少人先当法官、检察官再学法律。

外国人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重在要儿童说“不”；中国人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重在要儿童听话。

外国人读大学宽进严出；中国人读大学严进宽出。

外国人的学校常请护士、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给学生作报告，增强生活理念；中国的学校常请名人、官员、劳模、大款给学生作报告，给学生树立标杆，增加生存压力。

外国人调查市场，先问产品价值；中国人调查市场，先问产品价格。

外国人上网，绝大多数是有事才上网，旨在觅信息解惑；中国人上网，不少是无事才上网，旨在寻刺激聊天。

外国人从中国偷运文物赚钱；中国不少人从外国偷运垃圾回国赚钱。

国与国之间，制度不同，管理各异；人与人之间，传统不同，观念有别。外国的制度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外国人的观念不一定符合中国的理念。但是中国人也不能总躺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睡觉。

【聂勇荐自《故事家》2005年7月下】

你什么时候想家　作者：张小娴

春风得意、诸事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家。即使不是跟朋友一起，也宁愿一个人窝在自己家里看书、看影碟、玩电脑。个人空间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遇上挫折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有一个老家可以回去，是多么幸福的事。

晚上跟先生吵了一顿，半夜三更跑回老家，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我惟有等到第二天才回去。爸妈问：“为什么忽然跑回来？”我微笑着说：“今天放假嘛！”其实，我是遇到挫折了。

被朋友出卖，工作不如意，我们打一通电话回家问：“妈，我回来吃饭可以吗？”妈妈在电话那一头开心地说：“好呀，今天不用上班吗？”那一刻，好想坦白地说：“我厌倦了工作，好想回老家疗伤，可以吗？”

对不起，我们总是带着一颗挫败的心回家。

【王翔宇荐自《广州日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

打假歌　作者：佚　名

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

坑国家，害大家，丧尽天良求暴发；

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造假。

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

捞上几十万，多判两年也划算。

假烟假酒假味精，假医假药假郎中，

假书假画假古董，假兵假官假学生。

货假不要紧，只要钞票真，

“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

新鞋穿到半路，张嘴好像老虎；

买了一套西服，一碰扣子全无；

喝下两盅“名酒”，立即酒精中毒；

搬回新式风扇，噪声有如擂鼓；

空调插上电源，不见降低温度；

急去问商店，电梯卡壳中途。

【张健荐自《天涯社区》】

有事没事　作者：明　依

一些事没人做

一些人没事做

没事的人盯着做事的人

议论做事的人做的事

使做事的人做不成事做不好事

于是老板夸奖没事的人

因为他看到事做不成

于是老板训斥做事的人

因为他做不成事

一些没事的人总是没事做

一些做事的人总有做不完的事

一些没事的人滋事闹事

使做事的人不得不做更多的事

结果好事变坏事

小事变大事

简单的事变成了复杂的事

【选自《弘德家园》】

并非曲解的教育话题　作者：月　寒

高校——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地收取高额学费甚至于逼着学子去借贷方能跨进的学校。

减负——高考指挥棒下越减负担越重，教师、家长、学生皆难以相信的“戏说”之词。

扩招——连周扒皮也佩服的六体朝天的许多高校用以扩充自家小金库的绝妙高招。

补课——常常是一些无良教师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补充讲解本该课上解答的疑难问题而挣外快的法宝。

文凭——即使你胸无点墨口不能言笔不能文，凭着它你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千里马”。

寒、暑假——让中小学生寒意渐从心底起或写作业写到中暑的假日时光。

素质教育——练两天书法习三日绘画摁几下琴键素质便提高了教育目的便达到了。

【任法花荐自《湖南在线》2005年6月30日】

中国足球流行风　作者：刘志权

高校——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地收取高额学费，甚至于逼着学子去借贷方能跨进的学校。

减负——高考指挥棒下越减负担越重，教师、家长、学生皆难以相信的“戏说”之词。

扩招——连周扒皮也佩服的六体朝天的许多高校用以扩充自家小金库的绝妙高招。

补课——常常是一些无良教师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补充讲解本该课上解答的疑难问题而挣外快的法宝。

文凭——即使你胸无点墨口不能言笔不能文，凭着它你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千里马”。

寒、暑假——让中小学生寒意渐从心底起或写作业写到中暑的假日时光。

素质教育——练两天书法习三日绘画摁几下琴键素质便提高了教育目的便达到了。

【任法花荐自《湖南在线》２００５年６月３０日／白石图《都有通知书》】

如此……便是……　作者：包作军

把中专改为大专，把大专改称大学，便是扩招。

给农户家里送几袋子化肥，便是关心“三农”问题了。

春节给下岗职工送上１００块钱，便是送温暖了。

教师节老师们坐在一起撮一顿，便是提高教师待遇了。

被拖上三年五载的问题，一把手一个条子解决了，便是工作作风转变了。

用一堵墙或者铁丝网把一大片农田围起来，便是兴办开发区了。

到村头大柳树下，一张选票换一块肥皂，然后去选的人都有一场电影看，便是实现村民民主选举了。

【陈超荐自《苏州日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８日】

百字影响百年　作者：王　瑛

日本许多商界要人，都喜爱一篇短短的散文——《青春》，作者塞缪尔·厄尔曼早已作古。此翁１８４０年生于德国，年逾７０方始写作，笔力已达老成。

１９８８年，日本数百名流聚会东京、大阪，纪念厄尔曼的这篇文章。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公司元老松下幸之助慨而言之：“２０年来，《青春》与我朝夕相伴，它是我的座右铭。”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至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无不青春永驻、风华长存。

一旦天线降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白淑贤荐自《金融经济》】

别惹三国英雄　作者：纪　文

一、当老爸可以，千万不要当吕布的老爸。

吕布天生克父命，亲爹死得早，两个干爹都被他杀了。

二、嫁人可以，千万不要嫁给刘备。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就是刘备的人生格言，即使甘心成为“衣服”也不见得有好下场，糜夫人跳了井，孙尚香跳了江，我早就说过刘备“五行缺水”！另外更别嫁给刘安，不然有朋友来了，没菜招待，就把老婆杀了。

三、娶媳妇可心，千万别娶乔国老的女儿。

别以为娶美女就有福，娶大乔的孙策26岁就玩完了，娶小乔的周瑜也只活到36岁，想多活几年最好还是娶个丑女吧！（黄月英就不错，最起码诸葛亮比周瑜多活了二十多年）

四、参军光荣，但千万不要当张飞的兵。

张三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爱喝点酒，喝完了就醉，醉了就打人，打谁呀？鞭打士卒啊！士卒者，小兵也。在他身边当兵吃饷可有生命危险。再说，就算张三爷心情好，但万一哪天打仗的时候，想起来用点计谋，那就更糟了，张三爷用计谋基本上是一个特点，假装喝酒，然后假装喝醉，最后还是打人，其他都是假的，只有打人是真的，而且清醒的时候打得更狠（做得逼真点吗）

五、跟人搭档可以，千万不要和魏延搭档。

就是魏延这小子最不地道，跟他搭档的结果只能是“功劳由他领，黑锅由你背”。陈式就是最好的例子。

六、打工可以，千万别给曹操打工。

曹孟德“梦中好杀人”，不知道哪天会犯了性子，从床上跳起来就把你给杀了。

七、请客没错，可千万不要请曹操。

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就算钱多得没处花，也别请曹阿满吃饭。吕伯奢好心款待他，他倒好，把人家全家都杀光了，制造灭门惨案。

八、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千万不要和诸葛亮辩论。

无论什么事，诸葛亮永远是对的，和他争是没有好处的。东吴群儒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倒霉的王朗和他“单挑”，结果被骂死了，真正让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唇枪舌剑”。

九、交女朋友可心，但千万不要泡貂禅。

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貂禅，的确很有诱惑力，但只能欣赏，绝对不能泡她，两个泡过她的男人，吕布被勒死了，董卓更惨，死后还被人点了天灯。

十、抓俘虏有功，但千万不要抓孟获。

因为抓一回是没有用的，你得接下来还要扑他六回，累不累呀？

十一、借东西可以，但千万别借给刘备。

俗话都说了嘛，“刘备借荆州，有借没有还”

十二、当医生可以，但记住千万别给曹操看病。

吉平、华佗哪个有好下场？

【张甫卿荐自《特别关注》2005年第6期】

２６个细节助你赢得好人缘　作者：于　芯

1、长相不令人讨厌，如果长得不好，就让自己有才气；如果才气也没有，那就总是微笑。

2、气质是关键。如果时尚学不好，宁愿纯朴。

3、与人握手时，可多握一会儿。真诚是宝。

4、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

5、不要向朋友借钱。

6、不要“逼”客人看你的家庭相册。

7、与人打“的”时，请抢先坐在司机旁。

8、坚持在背后说别人好话，别担心这好话传不到当事人耳朵里。

9、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你只微笑。

10、自己开小车，不要特地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同事打招呼。人家会以为你在炫耀。

11、同事生病时，去探望他。很自然地坐在他病床上，回家再认真洗手。

12、不要把过去的事全让人知道。

13、尊敬不喜欢你的人。

14、对事不对人；或对事无情，对人要有情；或做人第一，做事其次。

15、自我批评总能让人相信，自我表扬则不然。

16、没有什么东西比围观者们更能提高你的保龄球的成绩了。所以，平常不要吝惜你的喝彩声。

17、不要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要知道感恩。

18、榕树上的“八哥”在讲，只讲不听，结果乱成一团。学会聆听。

19、尊重传达室里的师傅及搞卫生的阿姨。

20、说话的时候记得常用“我们”开头。

21、为每一位上台唱歌的人鼓掌。

22、有时要明知故问：你的钻戒很贵吧！有时，即使想问也不能问，比如：你多大了？

23、话多必失，人多的场合少说话。

24、把未出口的“不”改成：“这需要时间”、“我尽力”、“我不确定”、“当我决定后，会给你打电话”……

25、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

26、当然，自己要喜欢自己。

【任凯荐自《智慧》2005年第1期】

政客笑话　作者：黄妃红

记者问基辛格，做一个政客，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要能预测明天、下个月，甚至明年将会发生的事情，事后能解释其所以未发生的原因。”

政客笑话之所以能逗人开怀大笑，在于它能使趾高气扬的政客们丑态毕露。

冷战时代，赫鲁晓夫告诉驻美的大使说，“你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的时候就说，‘我向你保证，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真诚的友谊，愿努力促进两国间的合作！’”大使说：“大元帅，我这样说总统先生会相信吗？”赫鲁晓夫：“蠢材，他要是相信的话，他就中了我们的计了，他若不相信，我们就有借口了。”

对官员的嘲笑，自古就是笑话的重要题材。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广笑府》中即有“官箴”一辑，专讲当官的笑话。其一《新官贺词》：新官视事三日，大宴。乐人致词曰：“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退去福星来。”新官喜其誉己，问谁所撰，思欲馈谢之。乐人对曰：“本州自来旧例如此。”

《吏人立誓》：一吏人犯赃致罪，遇赦获免，因自誓以后再接人钱财，手当生恶疮。未久有一讼者，馈钞求胜。吏思立誓之故，难以手接，顷之则思曰：“你既如此殷勤，且权放在我靴筒里。”

笑话中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是性笑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荤段子。观之《笑林广记》，约有三分之一笑话“涉黄”。性从来都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事，而性笑话将性的“假道学”面目公开取笑之，故而自古是民间乐此不疲的消遣，“扫黄打非”都扫不清也打不掉的。

这性笑话若与政治挂上钩，就是——

文革时期，某革委会女主任平时甚少读书看报，只凭“感觉”工作。一天不知怎地却看起一本杂书来。书中有些词语她看不懂，其中就有“性欲”一词，她拿着书跑去问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是个中师毕业的年青人，当然懂得这个词，但在女革委主任面前又不知怎么解释好，想了半天，结结巴巴地说，就是“精神好，有精神”的意思。

开三级干部会，革委会女主任训话。女主任把各级干部近来革命、生产没抓好，纪律松散的现象批评了一通，最后她说，“本来还有不少现象要提出来批评的，可是，今天我没有性欲，就讲这么多。等我有性欲了，再叫大家来……”

【邓卉卉荐自《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6月1日】

官场上的女人　作者：竹杖芒鞋

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官场上，如凤毛麟角的女人，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正如一位女名人说过的，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女名人难上加难。做官场上的女人呢？也很难。

官场上的女人，不能太漂亮。漂亮的女人本身就是麻烦，自古以来不都说“红颜祸水”嘛。男人看到漂亮的女人就如猫儿看到了鱼，漂亮女人在官场上行走就好比梅花鹿进入了猎豹群。即使你能力超群，也会让人产生绮想。

官场上的女人，也不能太丑陋。尤其在当前这个美女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太丑的女人进入不了好色领导的法眼，想再上一层楼那是很难的。

官场上的女人，不能太温柔。那是个弱肉强食的领域，太温柔会失去很多机会。上司会说你工作能力有问题，下属会说你不像领导。要像赖斯，有男人般的果断和眼神。

官场上的女人，也不能太厉害。否则人们会说你哪儿还像个女人，整个一个男人婆，母夜叉!连老公都找不到。

官场上的女人，个子不能太高。和男人们站在一起要让他们有优越感。男人们早就有声明，超过60度的酒，一般人没胆量喝；超过180厘米的女人，一般人没人敢要。

官场上的女人，个子也不能太矮。个子太矮的人，不能搞政治。给人的感觉永远是政治小儿科。像阿罗约，即使当了总统，还有人说她是个小女人!

官场上的女人，不能不喝酒。现在干工作，要革命小酒天天醉，酒桌一上，万事无恙。麻将一摸，就是工作。当然不喝酒的女人能否进入官场另当别论。

官场上的女人，不能多喝酒。喝酒的女人容易激起男人的征服欲，许多男人一见到女人喝酒，就像喝了兴奋剂，巴不得你酒后乱性，让他贪点什么小便宜。

官场上的女人，不能不结婚。不结婚的女人，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成为很多桃色谣言的发源地。当然，做到国家领导人的份儿上，就另当别论了。

官场上的女人，难有好婚姻。男人比女人强，那是理所当然，女人相夫教子毫无怨言。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就丢了脸面，不帮你倒还在其次，有了外遇还说是因为女人不关心他。

官场上的女人，有些事不能太当真。比如黄段子，听到了全当没听到。如果太当回事，感觉天天都像被性骚扰。讲黄段子那是某些人在自慰，随他去。

官场上的女人，是弱势群体，每向上走一步都得付出比男人多几倍的代价，稍不留神就会身败名裂，血溅沙场。

官场上的女人，一路辛苦，小心走好!

【选自《文学家园》2005年7月】

茶客留言　作者：王慰希等

王慰希（湖北大悟）

我２００４年冬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转载《杂文月刊·选刊版》的一篇文章《外行领导内行》，感觉写得很好，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因此我２００５年就订阅了贵刊。每期杂志我都要读一至二次，有的文章我要读三四次，越读越解渴，越读心情越舒畅，我想说的自己却说不上来，或者不敢说的话，替我讲了出来，所以十分感谢贵刊！

贵刊编辑在２００５年４月（下）写的一篇《谁在读杂文》，说得太好了：“凡是读杂文的一言以蔽之都是好人”，“惟有心地纯正的人，忧国忧民的人，有血性有气节有思想有品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才会认认真真地读杂文……”正因为这样，才显出《杂文月刊》的奇妙、珍贵、可爱，他是启迪教育人们的好教材，也是党政领导的好参谋，所以我提两点建议：一是将每期《杂文月刊》送给党政要员一人一份，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忙，要看的东西太多，可能未订阅这样的好杂志，送给他们一份起到当参谋的作用。二是全国每个劳改场所送给一份，特别是关押贪官的劳改所，让他们读一读，使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使《杂文月刊》起到启迪教育人们的作用。

李宜倩（江苏南京）

从《杂文月刊·选刊版》创刊开始，我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崇拜和依依不舍。她那一篇篇如清风流水，辛辣讽刺，不平则鸣，尖锐批评，幽默嬉笑的文章，读后让人拍手叫快。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号邵燕祥的《说隐瞒》和陈章的留言（见２００５年２月下的茶客留言），充分反映过去一个时期的隐瞒风、浮夸风和个人崇拜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杂文月刊·选刊版》看多了、读久了让我懂得了人间真诚，人生的奋斗。无论是智者的言论，还是平民百姓的俗语，都给我深深的启迪，催人奋进，引人深思。我不得不感谢这本杂志的作者，还有远在石家庄的编辑。

李静娟（上海市）

我们全家都是贵刊的忠实读者。的确，随着国家高层对民生的关注，媒体的声音似乎大了，而你们又冲锋在前。最近刊登的朱学勤先生的几篇文章，堪称好杂文。这些文章深度剖析了一些“深水区”问题，耐人深思。在此，不再赘述。望贵刊能多刊登些这样优秀的文章。看了这些杂文，有感而发，很想说几句。我也是来自农村的最底层，通过奋斗来到了大城市，深知农民做事的不易，生活的艰辛。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为０．４５，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此种差距并非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知识能力强的一部分勤劳智慧的人劳动所得，而是一些官员，依靠权势，利用制度的缺陷，不费吹灰之力，聚敛了大量钱财。中国４０００多名外逃贪官，带出去的钱财约合５００亿美元就足以说明。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可以在中西部建造多少个希望小学？救济多少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家庭？而今，教育的不公又将他们拒之门外，现在中西部辍学的孩子很多，因为贫穷上不起大学、中学甚至小学，使他们又成为新的文盲、贫穷群体，形成恶性循环。知道了这些，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都会痛心疾首。其实不要说农民无能、无素质，他们也曾努力过、挣扎过，可是到头来又如何？

作为一名读者，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并更坚定地支持你们。

刘德金（重庆荣昌）

作为广大的弱势群体之一员，像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样，整天为生计而奔忙，惟一不变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喜欢思索……每次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自费订阅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我的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那上面许多锦绣文章，虽短小精悍，却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寓情于理，使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教益，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杂文月刊·选刊版》成为我生活中真正的良师益友。如陈鲁民的《学会感恩》（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魏海玲的《教会我感恩的人》（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等名篇佳作更是如此。

当我读完郭松民的《我为梁任公一大哭》（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之后，掩卷幽思，不禁为梁启超的那种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甘愿摒弃个人恩怨的凛然的民族气节唏嘘不已。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其名篇《少年中国说》，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击节赞叹！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救民众于水火，同时希望祖国早日独立富强，他们殚精竭虑，义无反顾，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至于个人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以为，梁启超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景金荣（甘肃宕昌）

最近有幸见到贵刊，使人耳目一新。贵刊虽然年轻，但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知识性，更有趣味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贵刊在版式设计上也富于变化，插图美观，各位编辑的敬业精神和很高的素质可见一斑。

2005年第10期

百字杂话　作者：李小磊

开会三要点

一、上级对下级讲话要说“我强调几点”；二、平级讲话后要发言说“我补充几点”；三、上级领导讲完后，你必须要说“我的体会有几点……”

彼此彼此

爷爷年少时在财主家当小伙计的童谣是：“黑了别明，阴了别晴；下雨别下大，滴滴答答尽着下；多少害点病，别让送了命。”爷爷常以此诲孙：那是难得休息一会，才顺口溜出来的，你们多幸福啊！不料孙子说出的感受却是：夜里写作业神志不清，雨天怕迟到胆战心惊，生病了落下功课更要命……孙子说着说着低下头，爷爷十分同情，长叹一声：唉！彼此彼此。

不幸的渔夫

《一千零一夜》里，一名渔夫满怀希望地把网撒下去，原本想收获一堆活蹦乱跳的鱼，谁知捞上来的却是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连他心爱的网都被扯破了。

广州的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幸的渔夫。近日，他在名为×宝网的网站上看到一款价格比市场价便宜１００元的某名牌手机，要价５９９元，便通过银行把钱汇去。没想到３天之后，收到了一块石头。

最……

公款宴席，喊得最响的是“干”字；现代诗歌，写得最多的是“梦”字；各类广告，吹嘘得最凶的是“优”字；商海大战，隐藏得最深的是“假”字；行政执法，用得最活的是“罚”字。

场……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冯建成荐自《华商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日】

百字杂文三题　作者：文博豪

裸体

画室里叫艺术，洞房里叫情爱，手术台上叫科学，从娘胎里出来叫宝贝，大街上叫流氓，电影里叫献身，大自然里叫返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叫人生。

看待问题，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意识不同，境界不同，得出的结论绝然不同。

真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善言”，应该算是真话吧。

人生在世，谁人没有怨言？其实，这怨言不论对错，都是不加修饰的最真实的情绪语言。

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企望，哪怕是空洞式的说教，那也是父母心底最真实的话语。

真话是无处不在的。但说真话难。如果真话一旦与权力、升迁、功利、得失、威信、虚伪、专横等等遭遇，真话必然难行，假话必然泛滥。

教育

一方面是教育的空前繁荣，一方面又是教育的畸型发展，高考指挥棒的魔力，在繁荣与畸型之间，指挥若定。

过去只有高考独木桥，现在增加中考独木桥，指挥棒的魔力会否再波及小学，再添一座独木桥？难说。

基础教育整个儿变成了考试教育，素质教育仅是口头或文字上的一个漂亮口号，基础教育不畸型发展才怪。

【王翔宇荐自《遵义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

铁铮铮的数据　作者：邵建华

而今真是多事之秋。一个医疗问题，一个教育问题，一个住房问题，被弱势群体称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几句“顺口溜”道出了百姓心声：一句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一句是“富家娃上学堂，穷人崽当文盲”。一句是“辛辛苦苦挣一年，不够两平米房钱”。

细细品味这几句带着血泪的大实话，令人痛心酸楚！想想我们这个“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国家，大小传媒天天都在宣扬“以人为本，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行政准则，怎么会有如此沸腾的民怨呢？似乎不可思议。但媒体上公布的铁铮铮的数据，却为其作了有力的印证。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３．２亿元急速上涨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６２３．３亿元（上涨４６倍——笔者）。但政府卫生支出却从３６．２％下降至１７．２％，个人卫生支出却从２１．２％剧增至５５．５％，甚至在２００１年一度达到６０％。另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７３％，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７０％，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５９．３％，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５９％。中国只负担了３９．４％。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２．５％用于教育事业，远低于发展中国家４．１％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７％的平均水平。目前中国有８５００万文盲，９０％在农村。近１０年来因教育经费不足，教育乱收费高达２０００亿元。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２００４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１４．４％，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１５．２％。有的地区商品房一平米八九千元。现在商品房利润在３０％～４０％。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低房价源于政府政策。美国房价年增长率仅为２％，低于消费品物价指数。美国家庭平均税后年收入的三至五倍就能买套新房。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以上数据和对比数字，意在揭开是谁造成“新三座大山”的？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些说法：一是认为医改以来，原先肩负着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医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推行“医疗市场化、效益化”，眼睛向钱看。于是“看病贵、看病难”，“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恶狼”！二是认为教改以来，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促使“教育产业化”，扭曲了“九年义务教育制”。中小学“乱收费”，高校“高收费”，使学生家长“不堪重负”！三是认为房改未能实现“居者有其屋”，而是被市场经济中房产商的“投机炒作”，演出了“泡沫房产”。政府向“房产泡沫”捅刀子，结果“流血”的不是房产商，而是老百姓。

上述种种议论，应该说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所论不无道理。但由于群众的“知情权”所限，大多只从眼前的“表象”和个人的“感受”来就事论事，就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笔者认为医改、教改、房改中所产生的问题和群众所受到的伤害，都不是“市场经济”之过。我们纵观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都把市场经济定位于“法制经济”。要依法监督和管理“市场的操作、运行和开拓”。广大群众和新闻舆论界都有“知情权、监督权”。不像某些特色国家的老百姓无可奈何地听命于权势，“市场”成了“官商”的“竞技场”！

再者，换个角度，听听医院、学校及房产商的“怨言”，可收“兼听则明”之效。上海一家医院院长说：“去年医院总收入９亿多元。其中政府补贴只占支出的３．５％，剩下９６．５％的钱哪里来？政府不给钱，就出政策：医院按批发价格购进的药品，西药可加价１５％出售，中药加价２５％～３０％出售。收入归医院。于是‘以药养医’之风日盛。”群众打“白狼”的板子到底该打谁？

关于教育问题，笔者曾撰文指出：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远未落实。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既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去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代表指出２００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上年减少０．０４％个百分点，全国预算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比上年下降０．０８％。政府提供教育经费不足以维持教育运行的那么多地方，不搞违规收费几乎是天方夜谭。那么，贫困学生求学之痛就很难避免。因而银川市一位１３岁的小学毕业生自杀前留下遗书说：“我可以帮爸妈节约１０万元学费了。”如此惨痛的“义务教育”，百姓不该问责政府吗？

关于高房价问题，中国社科院易宪容博士经房产市场调研后严正指出：“作为高房价最坚定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各地政府。它们通过手中掌握的土地垄断、政策指引及舆论导向，支持了坚挺的房价，使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行为扭曲。”正因为垄断土地者抬高地价，驱使房产商投机炒作，从而合谋演出了“泡沫房产”的丑剧！

不须赘述，那铁铮铮的数据就揭开了“新三座大山”之谜。

【选自《当代杂文》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０日／陈景凯图《老婆子，再垫高一点！》】

刀匪都市化的“三理”　作者：鄢烈山

“刀匪”是一个仿“刀客”的新词。“刀客”类似于“响马”、“胡子”，字面上比较委婉中性，不像“绿林好汉”那样语带褒奖，也不像“强盗”、“土匪”那样不掩憎恶。读传记可知“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刀客”出身，料想他也干过打家劫舍的营生，却有劫富济贫的侠义。

自古以来的“刀客”都是纵横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荒原大漠之中，传奇于戏剧、小说与故事里，寄托着人们对世事的不平或对“体制外”抗争的同情，当代武侠小说更将这类人理想化得炫人眼目。然而，如今的“刀客”却现身通都大邑，全是一帮嗜血的强盗、残忍的恶贼，只能名之曰“刀匪”。

古时的“刀客”占地为王，只要你肯“留下买路财”就会让你“从此山过”；如今的刀匪，动辄砍手砍头，抢钱又夺命。古时的“刀客”劫的是达官贵人的“生辰纲”、巨商豪贾的车队马队；如今的刀匪，多挑落单的弱女子、步行的底层人实施抢劫。古时的刀客，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的刀匪，有奶便是娘，不给钱就拔刀。广州警方正在开展“剑兰”行动，打击“两抢”的“飞车党”、“砍手党”；那些抢夺、抢劫的刀匪，无异于出没于水泥森林中的恶魔。河北定州电厂征地血案中，见村民就砍的刀匪，就是肇事方从北京雇来的一伙没人性的冷血动物。

刀匪缘何“都市化”了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笔者想到的大致有三点。

一是从地理上讲，“江湖”、“绿林”里已无刀匪啸聚的地盘，也无他们打劫的财源。达官贵人、豪商大贾坐了飞机、专列或包厢，有钱人进了城市，匪徒们占山占水驰骋乡野又有什么用？“阿星”身边那些找工无着又不甘心回乡受穷铤而走险做“砍手党”的人，他们一心想混在都市，但他们的技能与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伺机打劫普通市民谋财。

二是从心理上讲，当下的社会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暴戾之气。１９９６年我曾在４月１９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反暴戾》的文章。那时候还只是一种隐忧，而今刺鼻的是一股血腥味。从市井到校园，从民间到官场，每天都可以读到听到几起拔刀相向的社会新闻。比如８月４日?押各报说，“超级女声”大赛评委柯以敏，鉴于另一评委黑楠遭枪袭，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宣布退出此项活动；《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报道《一华侨说怀着“恐惧”心情离开北海》；《新民周刊》报道，武汉市有“东方神手”美誉的“泥人李”四弟兄，被无证强拆民房者召来的一伙杀手在闹市区香港路砍伤……

三是从社会治理来看，一些政治精英的黑道化是刀匪横行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承认，所谓新“三大差别?穴城乡、贫富、地区?雪”造成了一些“绝望”人群，酿就了一些人的反社会心理，需要标本兼治，尽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任何刀匪的法外放纵。但是，更严重的是某些有权有势的政治精英特别是掌握着司法权的官员，他们本身黑白不分，更使我们的都市变成了横暴逞强的“丛林”。据新华社消息，河南郾师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华日前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据称是其要求安排“小姐”被拒，叫来十几名男子打砸娱乐城，见人就砍，见物就砸。试想，在李长河、周其东、曾新民、刘克明、于丁等等腐败的政法委书记当道期间，在他们的地盘上人们还能指望法律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吗？没有正义、公道，恃强凌弱、拔刀相向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没有公共秩序就不成其为一个社会。历史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论证说，土匪头子在他的辖区也是要讲规则?穴“法纪”?雪的，这是他考量统治的成本收益后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不能容忍刀匪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无忌。如何消灭刀匪及他们孳生的土壤，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要讲，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李志题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张 滨图】

城市人请仔细“阅读”农民　作者：洪巧俊

在最近一期《读者》的卷首语刊登了《最不准的天平》，里面讲到一位智慧农民说的话：“我们很多人和别人交往，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实际上，旁人看来，你们得失相当，你既没吃亏也没占便宜。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吃亏也不赚，那么旁人看来，你一定占便宜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而对方没有跳起来，那么要么对方很伟大，要么你很伟大！”

其实很多农民的话不但充满着智慧，而且富有哲理，甚至很有现实意义。不久前，去一岛休闲，住在一老农家，老农对我说：“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城市，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却也是城里人的乡村。”当时我问老伯这是为何？老伯却反问我，你来岛上交了上岛费没有？交了过路费没有？你住我家让你再交暂住费没有？我摇摇头。“可不管什么，到了你们城市，农民就得交费。城市的路是国家建设的，农用车上路却要交钱，乡村的路是我们农民自己铺的，可我们农民没有收费。哪个更需要收费？当初农村全力支持城市建设，如今城市建设好了，农民住几天却要收农民的这费那费。再说那鼓浪屿，就因为它在厦门市内，就要收上岛费，我这个岛游人也不少，却从来没有人说过要上岛费！”

前年回家乡，邻里老伯的话，至今让我不敢忘记，他说：农民不值钱，连狗也不值钱。城里的狗是金狗，生个小病还要去医院，乡下人连自己都没钱治病，哪能管狗生病？老伯说了一大堆狗的城乡差别，与其说是农村狗的命运，倒不如说是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生活处境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农民或许没有进过校门，或许读书不多，但并不是没有读过什么书，就没有思想，语言不丰富。

在城市人看来，农民是没有水平和素质的，城里人骂人没素质就说：“你咋就像个农民？”“我不想跟你这个农民一样的人说”。其实这些人要说境界，真不见得在被他们嘲笑的农民之上，说话的水平，也不会比“乡巴佬”、“土老冒”高多少。我在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体会最深的是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他们对农村和农民的解读，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尽管他们素质好，阅读水平高，但仍然缺乏真正“阅读”农村的能力。

记得朱铁志先生在《说农民》一文中讲过一个山姆大叔的故事，他说一位美国同学“请教”他一个问题：在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贵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换句话说，农民不仅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城里人。为什么养育人的要经常受到被养育人的轻蔑和嘲笑？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培养了城市人的贵族化心理。有人曾说：“权力堆积起来的城市。”我很赞同。就说高等教育，有人根据２００１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将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１０个“苹果”，城乡居民总共１４个人分，其中农民９个，城市人５个，其分配结果是这样的：５个城市人分得了７个“苹果”，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１．４个，而９个农村人只分得了３个“苹果”，每个分配单位得到了０．３３个。最后，通过１．４除以０．３３，可以得出结论：平均对于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４倍！国家每年所支出的近８００亿元的高教经费，有６４０多亿元实际都用在了城市居民身上了！

如果说农村人没水平，这个“没水平”是不是也与我国的教育制度息息相关？延伸那位农民的话说，我们城里人占了农村人太多的便宜，而他们至今还没有跳起来，那是农民的宽厚、朴实，他们这种牺牲的精神难道不伟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曹开翔图《桌子的联想》】

形象工程的要害在哪　作者：刘洪波

一个财政自给率只有１７．８％的贫困县，为２０周年县庆活动大张旗鼓，强令“吃财政饭”的人“捐款”，建设献礼工程一串，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云南省金平县正因此成为大搞“形象工程”的新典型被各地媒体大曝其光。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但金平县的“形象工程”明显不是“政绩工程”。虽然立县２０年间金平各方面“进步不小”，但一个贫困县的名头加一批突击建成的项目，显然无法让人认定为“辉煌成就”，所以大张旗鼓的县庆活动，只是“打造金平良好的对外形象，提高知名度”。眼下，金平的“知名度”已经得到提升，“对外形象”虽不良好，却也不能不说得到了“打造”，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求仁得仁吧。

可以认定金平的县庆是“形象工程”，但我对何谓“形象工程”多少还是有些犯糊涂。“形象工程”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还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金平的县庆突击建设中包括电站、过境公路等等，似乎不算是超出必要，而只是超出财力，是否可以被归入“形象工程”？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如果超出财力的建设才算“形象工程”，那么是否意味着一个富裕的地方就可以去搞超出必要的建设，而不必定性为“形象工程”？如果说无必要加超财力共同决定是否“形象工程”，那么我们无疑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双重标准，放纵富裕地区的奢侈与炫耀性建设，而把“形象工程”搞成一个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概念。

事实上，我看到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迄今为止，我们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像富裕地区就没有“形象工程”的问题，事实上富裕地方超出必要的金碧辉煌的建设并不缺乏，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隐然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但在批评“形象工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道理往往又是发达国家富裕而并不奢华，其中的含义是“形象工程”以是否超出必要为准。

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够使标准变得清晰起来，准确地说，我对“形象工程”是不是一个真实地抓住了要害的概念有着怀疑。可以这样理解，“形象工程”并非为着显示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某个“班子”、某级政权的业绩，而是为着展示某一地区的形象，归根到底似乎还是为着一个地方的发展，通过发展又让民众受益。这是“形象工程”比起“政绩工程”来，稍稍显得高尚一些的地方。然而，人所共知的，“形象工程”虽然说起来没有私利，但与“政绩工程”一样，总归是劳民伤财、怨声载道，不受地方民众的欢迎，并被归入同一货色。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其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其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头人们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何以成为形象工程的取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强令捐款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聚集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李志题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３０日】

市场不是一切　作者：吴若增

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它的局限。因此，采取立法手段，或使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某些领域进行社会调节，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比方说：看病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生活甚至是生存，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在城市里虽系人人有份，却是低质量的，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的条件和可能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理应进一步造福全民。然而如果在认识上发生偏颇，却可能使其走入误区，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

这个偏颇这个误区，就是不可以把它们完全地抛入市场。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但实践也证明，在我们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却不可患上“市场崇拜症”，以为一切都可通过市场来解决。

毋庸讳言，这几年广大中低收入者也就是中国普通民众，越来越为看病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所苦。乃至这三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此，全国上下以及媒体都在进行认真的研讨，以求解决之策。在我看来，问题出在某些专家、学者所患“市场崇拜症”上，正是他们在前些年大力鼓吹“市场决定论”，医疗部门、教育部门、房屋开发商们才为了所谓“创收”、为了攫取不当利益而不择手段，弄得房价一路飙升老百姓买不起房，看病越来越贵老百姓有病只好忍着，学校乱收费老百姓因了子女上学问题而返贫……

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里，普通民众基本生活需要如住房、教育、医疗这样的问题，本来就具有普遍社会福利意义，因此社会有责任通过法律或通过政府去给以调节，决不能允许相关部门或某些人巧取豪夺。

这里，另有一个认识问题，也须引起人们的注意：法律调节或政府调节不等于计划经济返回，因此不必担心走回头路。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在这三个问题上，施行的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调节相结合的办法，效果不错，同时也没有施行计划经济之嫌。对此，当然可供我们参考甚至引用。

【选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

“驻京办”何以成为腐败高发区　作者：潘多拉

近年来，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地、市、县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人数不断攀升，如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原主任王福友?穴正厅级?雪因贪污、挪用公款、受贿被判无期徒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犯贿赂罪被查办；江苏省驻京办事处原主任吴廷祥（正厅级）因受贿、挪用公款、玩忽职守获刑１９年……（《成都晚报》７月２４日）驻京办似已成为腐败高发区，情形实在堪忧。

既然是地方驻京办的官员，驻京办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又决定了他们的腐败与一般贪官污吏有所不同。据介绍，一些地方驻京办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招商引资，跑“部”“钱”进，二是接待派出地来京办事的领导及有关人员等。这样，“驻京办腐败”主要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千方百计针对一些部委的实权人物展开公关，目的是为了从部委那里跑到从项目、批文、许可到配额、计划、扶贫款、提拔指标甚至死刑核准等稀缺资源。项目、批文等稀缺资源掌握在部委实权人物手中，其配置缺少公开、科学的决策程序，某个省、市能否拿到这些资源，或者能拿到多少资源，很多时候都取决于这个省、市驻京办的公关水平。

另一方面，驻京办还必须在派出地官员或官员家属来京时鞍前马后地迎来送往，“接机、送机，安排好吃、喝、住、行及购物是最基本的。要事事想到，做好，让他们高兴来，高兴去。”

无论是针对有关部委的跑“部”“钱”进，还是为派出地来京官员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驻京办事实上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些驻京办与有关部委之间所谓“跑‘部’‘钱’进”的关系，简言之可以称为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当中，受贿一方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权力远未退出市场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部委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曰“职务之便”)，可以选择性地决定把项目、批文等稀缺资源“派送”给某一个地方。反正给谁都是给，当然就要优先考虑那些公关工作有诚意、跑“部”“钱”进力度大的地方，如此一“跑”一“给”之间，双方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

至于一些驻京办与派出地来京官员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说得难听点儿，可以称为“奴仆”与“主人”的关系。在这一对矛盾中，“主人”同样占据着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奴仆”为了在“主人”面前挣表现，也为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必须抓把“主人”来京“考察工作”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主人”伺候得舒舒服服乐不思归。

人们或不齿于一些驻京办官员牛气冲天，或痛恨他们游离于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之间上下其手大行腐败，殊不知正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特殊的制度环境，迫使他们练就了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本领，钻研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腐败艺术。

一些驻京办官员涉及腐败罪有应得，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些部委官员，作为“主人”的一些地方官员也难辞其咎。只要地方向中央跑“部”“钱”进的空间一天不缩小，地方官员上北京“考察工作”的冲动一天不遏制，驻京办官员腐败落马的故事就一天不会绝迹。

【谢小丽荐自《燕赵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６日】

“二腐败”为何崇尚“四上四下”？　作者：许贵元

近年来，有些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变得思想庸俗，作风漂浮，脱离群众，不干实事，不务正业，崇尚腐败，热衷于搞歪门邪道。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扭曲了人民公仆的形象，污染了社会风气，加剧了干群矛盾。群众痛斥他们为“二腐败”。而这些“二腐败”们的处世哲学，不外乎“四上四下”。

一是“上骗下瞒”。有些领导干部确实政治素质差、工作能力低，不学无术，平平庸庸、碌碌无为，靠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混日子”。平常善于搞“假报告”；领导下来检查时搞“假汇报”；上边派人参观时搞“假现场”。用这“三假”欺骗领导。一旦得到上级领导或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就大肆宣扬，夸大其辞，让群众人人知道，个个清楚。若是受了领导批评，挨了板子，不仅千方百计封锁“消息”，还把火气“撒”在群众上，训斥群众“不争气”、“找麻烦”，“添乱柴”，“卖领导”，等等。把一堆大帽子强行“扣”在群众头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二腐败”干部惯用的手段。他们对付上级“谨小慎微”；对付群众“无所顾忌”；用“土政策”宣传群众；拿“土皇帝”压制群众。这就是他们经常导演的“丑戏”。

二是“拍上压下”。他们对上级领导不是真正的尊重和拥护。而是把正常的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硬是搞成“庸俗化”、“复杂化”。对领导阿谀奉承，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好好好、是是是，领导说话是“指示”；不把领导“拍”得晕头转向誓不罢休。对群众和下级呢，故意端着“官架子”，板着脸儿，虎视眈眈、盛气凌人；群众批评听不进，老虎屁股摸不得。与群众打交道，霸气，不讲和气；霸道，不讲人道；独尊，不讲民主；服从，不讲服务。群众嘲讽说：“见了领导如同耗子见了猫，面对群众是十足的大官僚！”

三是“送上刮下”。少数干部为了个人升迁，信奉“官不打送礼的”那套封建习俗。挖空心思地研究领导的“胃口”和“嗜好”。送烟送酒不方便，不如直接送现钱，行贿送礼一起上，不把领导“搞定”不收兵。但光靠自己的工资和奖金那不过是“九牛一毛”，还得“依靠”群众。所以他们把群众利益视为“肥肉”，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狼吞虎咽”，肆意侵害群众利益，明目张胆地搜刮民财，加重群众负担，被群众痛斥为“新三害”。他们把群众的血汗和劳动成果窃为己有，把公款装入自己的“腰囊”，然后行贿领导，买官要官，用个人政治仕途的“良性循环”，代替群众的“沉重灾难”。一大批落马的贪官们都是用这个“法”爬上去又摔下来的。

四是“上香下臭”。主要是讲一下领导干部的口碑问题。现在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在上级那里很受“赏识”，在领导眼里是“胡萝卜戴亮帽——‘大红人’一个”。可是，由于脱离群众，失信于民，不为群众办事，群众反映太糟糕，口碑也很差。而少数人还恬不知耻、洋洋得意地说：“不管群众好不好，反正我在领导那里是个‘宝儿’；群众反映再好，提拔还得靠领导！”

为什么这些中层干部逐渐演变成“四上四下”式的人物？为什么群众称他们为“二腐败”？实质上的原因是我们有少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放松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所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等方面出了“故障”。对此，群众无奈地反映说：“‘二腐败’想起来令人‘生气’，不看不想也‘憋气’！”

难道这些司空见惯的腐败行为和社会“通病”，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谢先莉荐自《人民网》２００５年８月８日／孙以增图《铿锵有声》】

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　作者：宋志坚

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跑职称”。几乎就冠冕堂皇得很，不像人家当官的跑官，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即使跑成功了也不敢坦言自己曾去跑官。毫不掩饰地“跑职称”的，或许还有一种潜意识，认为跑职称不是跑官，不是为了向上爬，只是为了能得到一份属于读书人的尊严以及因为职称而可能得到的某些实惠。

不久前《文汇读书周报》有篇文章说到这样一件事。有一篇５０００多字的论文，包括小标题在内，原封不动地从一本叫《井中奇书考》（作者陈福康）中剽窃而得。事发之后，剽窃者打电话向陈福康“解释”说，她是为了评职称才做此事的。听这位剽窃者的口气，为了评职称，似乎连剽窃也变得体面起来，甚至还忘不了告诉被窃者，她已如愿以偿，评上正高职称了，好像还等着人家对她说可喜可贺呢。

于是下意识地想起孔乙己的那一句名言：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读书人能有自己的一份矜持和尊严，是因为他们不像政客那样会玩弄权术，不像市侩那样会投机钻营，也不像市井泼皮那样会刁钻耍赖，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所谓“君子固穷”而“不堕青云之志”。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是读书人的事，不管怎么乌七八糟，也都情有可原以至圣洁无比，连历来为国人所不耻的“偷”与“盗”，也一起变得体面起来。你可以说，那些跑职称的读书人，很可能是受了人家跑官的启发，那些为职称而剽窃别人成果的读书人，很可能是受了那些为升官而贪天之功虚报政绩的政客的影响，遂有“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心理失衡，于是有如法炮制如出一辙的手法，却很难说此二者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读书人的洁身自好，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可一概而论。他们与官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读书做官似乎历来就顺理成章，即使评了职称的也还可以当官。上帝并未赋予读书人特别高尚而且一成不变的品格。翻翻中国的历史，那些最会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那些整读书人最狠毒最下流最卑鄙的人，例如古代的秦桧现代的康生，恐怕还正是读书人。当然，爬上去了的读书人，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读书人，但他们的下流卑鄙和狠毒，很难说不能从还是读书人时的他们身上找到影子与踪迹。谓予不信，不妨看看《儒林外史》，那里面的读书人，似乎也并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

孔乙己因为“窃书”而被人打断了腿，他的那句“名言”也随之成为一种笑料，笑过之后还有些许同情。他的“窃书”，只是因为他的穷困潦倒，而且，他也确是为读而“窃”，并不想将书变换成铜板。在他面前，现在的某些并不穷困潦倒的读书人，还得自愧三分呢。

【宝宝乖乖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蒋跃新图《“三板斧”》】

被权力毒化的日常生活　作者：张　鸣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什么反应？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忍着，只要能活下去就忍，将一切归咎于自家命不好；二也是忍着，但想法找机会熬成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赏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横暴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消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不过，实现这种结果大抵需要有宗教，在中国，婆罗门教没有影，佛教也总是变不成国教。于是，后两种反应，就愈发多了起来。第三种结果看起来相当可怕，以暴易暴，虽然可以说是黑社会存在的土壤，但毕竟过于赤裸裸，而且歪门邪道，一时半会儿难成气候。

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近乎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就像从前受了婆婆气的小媳妇，等熬成婆婆了之后，怨气都落在后来的小媳妇身上。所以，这些人的理想实现之日，势必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时。

处女被诬为卖淫，校园接吻被开除，在自己家里看黄碟被逮到局子里这样的倒霉事，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碰上的。但走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被查证件；坐车去什么地方，突然路被拦住了，要求你改道；某个场所突然不让进，或者进去了玩得正高兴，突然被要求离开；去求职明明考试名列前茅，人家就是不要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领导就是让你加班，不告诉你任何理由；你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丢了，想去挂失，可是人家要丢失处的派出所证明，到派出所办证明，人家又说，谁能证明你是在这一带丢的？不是每天都这么晦气，也不是每天都这么倒运，但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却是司空见惯。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屑跟你解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像是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时刻准备着生吞横咽下若干你很不情愿的东西。

可悲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毒化了，每日被生咽下去的东西并没有变成粪便排泄掉，而是变成毒素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空气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这个环境出来的人，只要有了权，就只会横着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异样，我们的为人处事，追求和理想，陷在怨毒和嫉妒的旋涡里还不自知。我们只想着刻意追求成功，却无法体味平常的快乐，品味日常生活的幸福，还自以为超凡脱俗。

一些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就纷纷在学生会和班级里操练起权谋，争当各种“长”和委员，我的比较优秀的学生，谈起理想，往往必是要进入政界，获得权力，生活在社会的中心。童年和少年遭受权力伤害的阴影，早就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作为老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进入官场之后，一天天变得庸俗不堪，利欲熏心。

我们已经不会爱，不会用关切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当我们抱怨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时候，想没有想过，当碰上陌生人求自己的时候，自己是个什么面孔？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当网上每每爆发针对强权侵害弱者的声讨时，你无法辨别这其中有多少是对权力所有者的怨毒，有多少是对弱者的同情。

而这种怨毒，实际上被嫉妒浸泡着，凡是网上出现北大清华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一窝蜂的炒作，而那些针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样的报道和评论，大家的热情却要差了很多。很多事情，责任更大的其实是后者。

显然，关心这种事情的网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却是非北大和清华出身——恐怕不少媒体的从业者也是如此，当年高考和求学时的那点不平衡和小嫉妒，一直没能消散。

【李鬼荐自《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８日】

“借古讽今”辨析　作者：黄一龙

“借古讽今”的名誉不好，应该有些年头了。《海瑞罢官》的遭殃，犯的就是“借古讽今罪”：“彭德怀也是海瑞”嘛！往前推，抗日战争期间在“陪都”重庆上演的《屈原》，也使国民党的中宣部很不高兴，没说出口的罪名依然是这个：借古之专制独裁颟顸愚昧迫害爱国者的楚怀王，讽今之更加专制独裁颟顸愚昧迫害爱国者的蒋委员长。再往前推，想来还会推出一些，从而确定它的“罪龄”。不过这种上推不会推得太远，最远远不过北宋。那时出了一部有名的书，就是毛主席读过十七次的《资治通鉴》。单看那书名，“通鉴”就是借鉴于古，“资治”就是讽喻于今，也就是“借古讽今”，而起这个书名的人，乃是当时的领袖宋神宗，所以该书属于中央级合法出版物，从此流传千古；那时的借古讽今，用阿Ｑ的话说，“阔的多啦”！其实概而言之，全部历史学的所作所为，莫非“借古讽今”。所谓“通古今之变”，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都是这四个字；除此以外，历史学再无目的，历史也就无所谓学了。所以它的名誉，不仅过去香，现在和将来都不该臭，更不犯罪。

不犯罪的东西得了罪，其原因值得好好研究。表面看来，“借古讽今”四个字里面，真正成问题的乃是一个“讽”字，其义为批评为劝戒为讽刺为责备，总之不是好听的话。假如让它下岗，另换一字，例如换成“借古颂今”，大演其盛世皇帝，大拍其死人马屁，拍得活人眉开眼笑，“真想再活五百年”，自然绝对保险，无罪有功。或者换成“借古愚今”，戏说这个格格那个太监，嬉笑打闹皆成历史，即使哄得痴男傻女一代蠢过一代，也算辅佐主旋律的“多样性”，可保绝对安全。既不颂又不愚偏去“讽”，性质就变了，就别有用心了，就图谋不轨了，就罪有应得了，就要坚决查处了。

那么“讽”从何来呢？讽从“借”来。而借甲讽乙的根本条件，却是甲乙之间存在共同点相似点，这才借得起来讽得起来，否则就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指桑骂槐指鹿为马了。尽管后来在为《海瑞罢官》平反时，说作者吴晗当年完全是承旨写作，毫无讽今即为彭德怀翻案之意；可是海氏彭氏究竟都为百姓的利益顶撞了最高领导，两位最高领导也都为此十分生气，古今二事有了“最大公约数”，这才引起“彭德怀也是海瑞”的联想。可见，“借古讽今”的要素，乃在一，古人曾办何种蠢事坏事；二，今人照样再办一次或多次，与古事同蠢同坏或者简直有过无不及。这才有人士指出，这样的事某人某时办过，实践证明蠢极坏极，或者再加一句因此万万再办不得——这种人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不是；这就叫“讽”。语云不怕犯错误只怕犯同样的错误，“讽”的作用就在避免这个缺点。但它讽入有关当事人的耳朵里以后，却有欣然接受和勉强容忍和勃然大怒的种种不同反应。这最后一种反应，就是吴晗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因，也是“借古讽今”成为罪行的原因。

可以断言，何时何地出现“借古讽今”的罪名，何时何地就一定有人在重复办蠢事坏事且又不听人劝，决心把它进行到底：“史无前例”地办蠢事坏事，其人固然蠢矣坏矣；“史有前例”以后还要再办三办，那就蠢不可及坏不可及了。所以，“借古讽今”的要害，并不在“讽”的这一边，倒在那被讽的“今”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过一个人只蠢只坏，还未必有本领把“借古讽今”打成反革命。而有本领这样做的人，不仅“借古讽”不得，“借今讽”也不行，他们是真正的老虎屁股，横竖摸不得。记得大约五年前，某省农委的机关刊物编印了一本汇集中央和省委有关政策法规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意在使农民掌握中央政策，抵制乡村干部的乱收费，也就是“借中央讽村长”吧。可是也讽不得，该书居然被当成“反动小册子”挨家挨户严予收缴，收得农家鸡飞狗跳！可见即使不借古而借今甚至借今之中央权威，即使不讽别人只讽小小的村首长，也是有危险的。这里的关键，乃是那拒“讽”的人手里，握有宣布什么东西是“反动小册子”的权力。哈哈，秘密原来在这里！

【选自《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日出》扉页的引语　作者：符　号

１９３５年《日出》初版的扉页上有曹禺引用的《道德经》、《圣经》的八段文字，算得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序言”。其中第一段引的是老子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透出作者创作的苦心，也透出了《日出》的主旨。

这个世界其实原本就是由“有余”与“不足”者组成。不论是处于“有余”阶层专损“不足”者的潘月亭、顾八奶奶、“大佬”金八，还是由“不足”升入“有余”阶层的陈白露、李石清，还是处于“不足”悲惨境地的翠喜、“小东西”、从几近“有余”地位坠入“不足”深渊的黄省三，都在“损”与“奉”的漩涡中浮沉蹦跶，演绎成各式的曲曲折折、悲悲欢欢。

老子揭示的“人之道”，使人想到了《圣经》“马太福音”中的故事：国王要远行，临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要他们去做生意。国王回来后，第一个仆人说：“您交给我一锭银子我已赚回了十锭。”国王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说：“您给我一锭银子我已赚回了五锭。”国王奖励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说：“您给我一锭银子我生怕丢失，包在手巾里没拿出来。”国王命令他将那锭银子拿出来赏给第一个仆人，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罗伯特·莫顿将这种“少者愈少，多者愈多”的走向概括为“马太效应”，正与同老子的“人之道”遥相呼应。

肥牛添膘，瘦马榨油。金钱、名誉、地位，一旦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就将产生优势积累、优势效应。相反由此产生的劣势积累、劣势效应也是明显的，所谓“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等等。

看来这个世界没有“马太效应”是不行的，物竞天择、劣汰优胜，在经济学范畴，优势企业恒强，劣势企业积弱，正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流动的趋势。人为地取缔“马太效应”，社会将滞止、人群将怠惰。盛行过好几十年的“大锅饭”、“共产风”，可以作证。

然而“奉”与“损”、“有余”与“不足”，不可以任其放肆。“损”“奉”谁，如何“损”“奉”，是社会利益调整，改革面对的课题。有合理的“损”、有不当的“损”；有有序的“奉”，有胡乱的“奉”。统计显示二十多年来职工平均的工资增长了四倍，医药价格却暴涨了二十倍。看一次感冒得一百多元，叫一月拿百十块“低保”的下岗工人如何承受？上万元一年的大学学费，对于年收入一两千的农民家庭岂非天文数字？１６岁的孩子在贵州背煤为生，一筐煤４０公斤，从煤坑向上爬１００米，然后再走１０００米山路，就挣１元人民币；安徽省临泉县刘老家村１１岁的刘小环为了能上学，每天去给一家窑厂背砖坯，每次背１６块，重４０公斤，走１４０米，只得３分３厘工钱……再看那些１８００万元一场的婚礼，３００万元一只的手表、几千万元一辆的名车抢购一空，如此悬殊的“不足”与“有余”，以霄壤形容岂为过分？

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２０％～３０％，开发商占４０％～５０％，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５％～１４％，典型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例证。百年前即已倡行的“八小时工作制”，至今被一些“有余”企业主视之若无；全民共享的法定节假日，对于某些打工仔同样是“毫不相干”！规范“有余”之道，保护“不足”者的权益，以促富济贫，增富减贫，共同富裕，正是为政者的要务天职。

无视“马太效应”积极效应者是鸵鸟，放任“马太效应”负面效应的是庸夫。老子“天之道”中的“道”即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天”即天然、自然、必然、固然的合理性。

正如曹禺补充引用的《道德经》中的话：“天之道犹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如同张弓射物，举得高了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这乃是“损”“奉”调节有度有方的“天之道”，带来的是生态、社态、民态与国态的和谐与平衡。

【王翔宇荐自《三峡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王 青图】

谁让我们成了白眼狼　作者：王跃文

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五花八门的中奖短讯，少则获奖两三万，多则十几万。还算好，没中过上百万的大奖，不然大喜过望，我担心自己会激动得背过气去。相信但凡手机用户，天天都遭遇着我同样的“喜悦”。

又见报道说，有些人被骗至广东，立即失去人身自由，犯罪团伙令其编造理由，从家里或亲戚朋友那里诈钱。稍有不从，性命堪虞。前几年闹得很多人倾家荡产的非法传销也死灰复燃，居然仍有些糊涂虫趋之若鹜。

听说母鸡吃自己生下的蛋，是因为缺钙，这是母鸡的自我生理调节。社会似乎也是如此，缺什么，就想补什么。这几年，呼吁讲道德、讲诚信的声音不绝于耳，实在是因为人心太不古了。儿子骗老子，兄弟骗姐妹，言何人心？

母鸡吃蛋，原是生物机理出了问题。道德见衰，应是社会某些环节有毛病了。社会学家或道德专家是否已经就此详加探究，我孤陋未闻，但却琢磨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义而富且贵的范例太多了，诚信自然就会缩水。

有人说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几乎成了罪犯榜，此论也许有些夸张，可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笼，有些阔佬的确不再像往日那样荣耀，反而表示出不高兴了。个中究竟，不言自明。有关方面煞有介事地做了所谓“第一桶金”的专题宣传，想让民众相信，这些有钱人都是合法致富的。可无论怎么宣传似乎总让人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中国改朝换代很快，早就没了世袭贵族；张三李四，不分贵贱，很有点人人生而平等的意思。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并不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隐秘可言。别看他们坐着奔驰偎香拥玉，其实就是隔壁李大妈家的二顺子，或者对街张大妈家的三狗子。

也许正因为大家原本都是老百姓，相互间太熟识了，所以谁是怎么发达阔气起来的，个个心知肚明。有些富人的发迹史，无非为那句古老的俗话增添着新的脚注：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逻辑的自然演绎是：既然张三是非法敛财致富的，那么李四为什么要诚实劳动呢？

逻辑的进一步演绎是：既然非法敛财的张三可以西装口袋里别着鲜花出席庄严的会议，那么身着假名牌的李四就不可以编些假短讯骗钱吗？

逻辑的又进一步演绎是：既然张三坏事做尽都不怕五雷轰顶，那么李四只不过干了些非法传销的事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逻辑的再进一步演绎便是：既然张三丧尽天良都一点儿不觉得自己坏，那么李四自然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说自己是大好人了。

逻辑还可以继续无限期演绎下去，一直演绎到谁看谁都是王八蛋。简直太可怕了！

可是，毕竟大多数都是好人，好人痛恨王八蛋。但是痛恨有什么用呢？假如你的老板正好是个王八蛋，你有什么办法？很多善良的人知道自己正在替王八蛋干活，还得忍气吞声。自然也有些趋炎附势的，才不管王八蛋王九蛋，先贴上去捞着好处再说。也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猛着胆子把王八蛋的丑恶行径捅出去了，结果大多遭遇不幸。河北有位干部把原省委书记拱翻了，但自己的嫉恶如仇却招致牢狱之灾。我不方便说这位原省委书记是王八蛋，因为他毕竟是原省委书记。

我的杞人之忧是：如果让不义而富且贵的人蒙混过关，道德隐患会贻害千秋。虽说历史原就是本糊涂账，但过于深刻的刺激不能指望民众会健忘。

【倪早菊荐自《有人骗你》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王 青图】

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　作者：邓伟志

和谐社会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二部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以社会科学为指导。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只有运用社会科学，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以自然科学为指导。自然科学是反映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只有运用自然科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因此，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

严格地讲，和谐社会的和谐度是有高中低之分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空中也有过和谐社会。我们今天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应当是知识社会。今天有些不和谐是愚昧造成的。无知带来不和谐。贫穷、愚昧、腐败是社会的三大毒瘤。“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坦荡荡”容易和谐；“常戚戚”不容易和谐。唐代孟郊写道：“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山岳定”容易和谐；为了蝇头小利争来争去的“丝毫争”就不容易和谐了。我们要的是“坦荡荡”与“山岳定”之类的和谐。

那么，怎样才能有知识呢？这就是要学习，学习社会科学，学习自然科学。应当承认，我们不仅是现代科学的素质不高，而且人文知识也不算多。可以相信，倘若能把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提升一个年级，社会的和谐度就可以上一个台阶。现在，到处都在提倡“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学习，不仅受教育少的人要学习，而且受教育多的人也要学习。社会是个百科全书。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学习社会，即使是大专家也要学习社会。专家的长处在于专，专家的短处也在于“专”所带来的对专以外的知识很难知之甚多。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学习决不能有一刻停歇。

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现在有些人成天埋在文山会海中，不读书，不实践，因此，说话只会说套话，干巴巴，硬梆梆，没人爱听。再加上，那“文山”是没有多少“文”的文山，那“会海”不是以文会友之会海，以至于置身文山会海中的人的知识，表面而不深刻，零碎而不系统。他们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唯唯诺诺，缺少理论勇气。那些埋在文山会海里的人，往往以实践经验丰富自诩。殊不知，不深入实践，浮光掠影，是学不到真本领的。

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而且要学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比科学知识更重要。和谐社会的支柱应当是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的社会发展是苍白的。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精神，一是一，二是二。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怀疑和批判精神。怀疑和批判是创造性劳动的起点。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尽量把知识水平往高处提。

【李从渊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

“赞美苍蝇”的思考　作者：张　扬

今天的社会风气很成问题。醉生梦死者，有之；追星逐臭者，有之……大概因为这些，有的报纸便自觉承担起挽回世风人心的重任，经常发表或转载一些看似语重心长振聋发聩意味无穷富有哲理的文章。但读了几十篇之后，发现多是装腔作势无病呻吟。于是我就不再读这类东西，顶多瞥瞥标题。然而终于瞥到这么一个标题：《蜂死蝇生的思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蜂死蝇生”？从中“思考”出了或“悟”出了什么？我破例决定读读，好在文章很短：

“大自然给予两种昆虫——蜜蜂和苍蝇以相同的生存条件。然而蜜蜂和苍蝇却不是一个活法。

“蜜蜂积累财富无止无休，它们恨不能把天下的蜜、粉都采集到巢中，所以，只要外界还有蜜有粉，它们就不会休息。疲惫不堪、早衰和过劳死的现象，是它们无法排解的尴尬和不幸。苍蝇，饿则求食，饱则安息，它们虽无丰厚之积累，却能养精蓄锐，活得自在。

“蜜蜂一旦分居，便将同类视为异己。它们常会因食源短缺而你争我夺，战事迭起，弄得两败俱伤。苍蝇不然，它们共食而不争食，更不会去东征西讨。穷日子，反让它们太太平平地活个够。

“蜂不改向，蝇寻生路。有人做过试验，将数量相等的若干只蜜蜂和苍蝇放进一只透明的玻璃瓶，然后将玻璃瓶的底对着光源，将瓶身与瓶口置于黑暗之中。结果，瓶中的蜜蜂只只都朝着光源挣扎而死，而苍蝇却都从背着光源的瓶口飞走了。

“善良的人们永远热爱蜜蜂，赞赏蜜蜂的勤劳和勇敢，批评苍蝇的自私与懒惰，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蜜蜂的种种积重难返，实在是生命的一大悲哀。”

这篇文字给我的感觉倒不是“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读了这篇《蜂死蝇生》，我不仅有所得，还“耳目一新”：此生此世，算是第一次碰上赞美苍蝇的文字了！

人们是常常谈到苍蝇的。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还模仿封建守旧人物的口气说：“他们讲卫生，我偏吃苍蝇！”人们形容对丑恶人物事物的感受时常说：“像吃了苍蝇！”过去年代里无论“除五害”还是“除四害”，都少不了苍蝇。今天的报道中还常见食客找麻烦，说是饭菜中发现了苍蝇。正常人家都不能容忍苍蝇，餐桌上的纱罩是为了防范苍蝇，常备的蝇拍是用以消灭苍蝇。《辞海》“蝇”字条这样写苍蝇：“孳生于粪便和垃圾等污物中”，“能传染伤寒、霍乱、结核及痢疾等病的病原菌”。苍蝇的“前身”是蝇蛆。

有人会问了：谈到苍蝇时你为什么总要扯上这些肮脏恶心的东西？答复是：这可不是我“别有用心”，事实是苍蝇本身就跟肮脏联为一体，就是恶心的代名词！

有人也许会说了：作者是在谈昆虫，谈动物嘛……

就算真是在谈昆虫谈动物吧，那么谈得也并不高明。就说那个把苍蝇放进玻璃瓶的所谓“试验”吧——根本不用“试验”，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见过专门用以捕蝇的一种玻璃瓶，尽管瓶口很大，通明透亮，却只见苍蝇主动钻进去找死，从不见苍蝇能从瓶口“飞走”的——过分夸大苍蝇的“智商”，不知是什么意思！此外，文章中许多只能用以写人的句式如“活法”、“积累财富”、“疲惫不堪、早衰和过劳死的现象是它们无法排解的尴尬和不幸”、“养精蓄锐”、“活得自在”和“积重难返”等等被用于写苍蝇蜜蜂，也在最低限度上违情悖理。昆虫学和动物学研究远远没有达到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足以揭示苍蝇蜜蜂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的水平，因为苍蝇蜜蜂永远不会有“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有一门学问叫做“动物行为学”。常识告诉我们，蜜蜂分群（不是“分居”）是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分群后也不存在“将同类视为异己”、“你争我夺”、“战事迭起”和“两败俱伤”等“恶德”，谁也没见过蜜蜂打架；苍蝇也只是按本能和客观条件生存，根本不存在“共食而不争食”、“不东征西讨”和“太太平平”过“穷日子”等“美德”。动物行为只跟本能和条件有关，而跟道德无关。从动物行为学角度考察，蜜蜂苍蝇是有区别的。譬如蜜蜂无论个体或群体都能攻击入侵的“敌人”，苍蝇却不能；蜜蜂能采集、储藏蜜和粉作为群体安度严冬的食物，苍蝇到冬季却只有死路一条。此外大家都知道，社会越文明、科学越发达的地方，苍蝇越不能“太太平平活个够”；等社会更进步、科学更发达了，苍蝇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这里，别忘了天花的“下场”。

当然，《蜂死蝇生》并非真在谈昆虫，谈动物，而是以蜂蝇喻人，在谈人类社会，谈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问题正在这里！通观《蜂死蝇生》，谈的无非“死”“生”二字，而且强调的是避死求生。避死求生并没有错。但强调不要像蜜蜂那样死去，而应像苍蝇那样活着；或与其像蜜蜂那样死去，宁肯像苍蝇那样活着，还要“活个够”——这决不会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真理，而只是苍蝇心目中的（如果它有“心目”的话）“真理”。人们有理由从“蜂不改向”联想到从文天祥到赵一曼的拒绝“改向”（他们大概可以算作“朝着光源挣扎而死”）；人们也有理由从“蝇寻生路”联想到从秦桧到周作人是怎样“从背着光源的瓶口飞走”而实际上像“狗一样苟且求活”的！

秦桧后代有句云“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岳坟）前愧姓秦”。周作人受过的审判和最后的结局也早为人所熟知——他们与文天祥赵一曼一样都曾拥有过生命，到底是谁制造了“生命的一大悲哀”呢？！

社会转型期难免出现种种思潮，甚至难免有“沉渣的泛起”。但是，装出一副“语重心长振聋发聩意味无穷富有哲理”的嘴脸，公然用赞美苍蝇的方式肯定并颂扬那些蝇营狗苟的丑恶人物和现象，并且又是写作又是发表又是转载，以“几何级数”起劲散播谬论扩大影响——这已经不止令人“悲哀”而是应该使人警惕了！

【王庆华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李桂元图】

奇闻引出的奇闻　作者：牧　惠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位老兄有好几年不曾来信，寒暄之后，头一个要他“交代”的问题是缘何几年坚决不复我一字。他回答说，一言难尽，信太短谈不清楚，写长信又无精力。这才把话头扯了开来。

这位被“扩大”因此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边陲小市的老九，“改正”后荣任市报总编辑。近几年来，别说他已无心情再写什么杂文，光是应付版面就让他烦恼个没完。一份《新民晚报》大小四版的报纸，本来不难填满。问题却往往出在报纸出版后惹来莫名其妙的训斥。有那么一位准备往上再提的“接班人”，被下放到下面当县委书记镀金，只要挨够时间，起码就是个厅局级干部。谁知道这位却是小偷，一次作案被当场抓获。撬门偷钱已够丑，他却恬不知耻地把工作证亮出来说：“我是县委书记！”大概以为县委书记搞小偷小摸纯属区区小节，与路线错误无关，民警无权干涉吧？民警不吃这一套。于是县委书记当小偷成了新闻见报。

有人认为，把这类事情登报纯属丑化党的形象，于是上告，那结果是他被叫到宣传部训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这样的总编辑，我给你写信谈点什么好？”

确是奇闻。奇就奇在县委书记当小偷。既然报纸上早已曝光过县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嫖娼被抓，强奸妇女被判刑，让大款当狗呼之即来……县委书记当小偷被报纸曝光为什么就构成丑化党的形象罪呢？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

当然，同嫖娼（多半公费报销）、抢劫等相比，小偷小摸的“档次”确实低了一点。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是免于见报的理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概小偷属于“接班人”，小偷出丑，“伯乐”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勃然大怒了。

老友走后，继续读《叶利钦自传》。就那么巧，刚好读到他在莫斯科当市委书记时《莫斯科真理报》被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训斥的那一段。那原因就是《莫斯科真理报》不断地揭丑。例如登了一篇特写《大楼门边的车》，揭私用公家小轿车，搞得整个莫斯科议论纷纷，使得许多人胆战心惊。主编被叫到中央去挨训，幸有叶利钦为他撑腰才得以平安无事。

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叶利钦认真管教这位主编，叶利钦不吃这一套，说这位主编干得不错，还回敬说：“您最好还是管管您的（《真理报》总编）阿法纳西耶夫吧。”当时，即使强迫党员订阅，同《莫斯科真理报》的发行量大增相反，《真理报》的订户却是不断下降。叶利钦一顶，戈尔巴乔夫只好闭嘴。

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个明白的，发行量的增减也未必是衡量一份报纸好坏的惟一标准。但是，在具体到报纸是否应当暴露消极现象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叶利钦的主张是对的。他在书里写下一段回答这类指责的话也很在理：“这些消极的现象有没有？有。如果将这些伤疤和痛处遮盖起来，我们治愈不了伤口，只能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以蒙蔽人们的眼睛。任何消极的现象，不管它是多么令人不快，也都要公开出来。”

县委书记竟是一个小偷，实在太丑，但是，这是事实。揭露出来，他确实名誉扫地。如果“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那结果诚如叶利钦所说的，虽蒙住人们的眼睛，这位小偷“接班人”甚至还照升不误，结果不仅无助于治愈伤口，恐怕那伤口还得扩大化脓变成恶性肿瘤。因此得咎的总编辑，实在需要撑腰而不是拆台。至于这位朋友因此消极得“四大皆空”这一层，我不欣赏。

【蒋庆坤荐自《沧海遗珠》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卡赞尼夫斯基图】

理论理论　作者：陆春祥

我想表达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动宾结构，前一个“理论”是动词属性，后一个“理论”是名词，合起来是说“理论一下那些个所谓的理论”，或者表示“和那些理论理论一下”（类似讨个说法）；二作哀叹无奈意，即“理论啊理论”，后面可加叹号或省略号。两层意思均系上半年不断被“理论”折磨所致，此所谓“愤怒出文章”。

今年以来，为了接轨，我做了几样和“理论”有关的事情。先是考驾驶理论。车没有摸过一下，但理论关必须过的。一些规章制度算不上严格的理论，那些难懂的机械原理才折磨人，一点感觉也没有，死记标准答案，考过没几天，竟一点也记不起来。再是计算机考试。平时也在用，但就是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理论，因为刚刚考过，还有点印象。举例说明一下。什么叫“文件”？答案是：记录在存储介质上的一组相关信息的集合；而另一套答案的解释则为：记录在磁盘上的一组相关信息的集合。还有一个频率最高的动作“打开文档”是这样表述的：把文档的内容从硬盘调入内存并显示出来；巧的是，这也有另一个标准答案：将指定的文档从外存中读入并显示出来。我不知道“存储介质”是不是就是“磁盘”，“从硬盘调入内存”和“从外存中读入”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果是，为什么偏要两样表述？大部分人毕竟不是专业的啊。如果不是，那题目就不应该这样出。这种理论本来就抽象，打架的理论更让人犯迷糊。还有职称外语考试，也是一种必备的理论，前些天已经写了篇《ＸＸＸＸ的外语》，文章写了一半，一位编辑说你这样骂我们不敢发的，恶气只得咽下。

像我这样对理论感冒却又无可奈何的肯定不在少数。比如几成众矢之的的职称问题，前段时间，就被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的死再次掀起了议论的高潮：这么好的老师，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为什么还是讲师？是他自己不要吗？肯定不是，一定是有什么他无力搬开的东西挡在他评教授的路上。这个东西也许就是沉重的“理论”。还有一个被公认的事实是：“考试经济”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经济队伍中的重要一支，且有越来越红火的趋势，单就职称而言，可以卖多少理论书啊，一版再版三版至Ｎ次版；可以组织多少场考试啊，一次不过两次重来三次纯属正常，初级要考中级要考高级更要考，如果这行取消了，不知要有多少人失业。然而，要理论有什么用，理论能换钱吗？它又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但它恰恰是，真能换钱。支撑理论不断兴旺的基础是：有许多单位的准入要看职称，而且还将工资待遇甚至退休也和职称挂起钩来，利益就是最大的驱动力。

前两天又看了一回《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个马谡啊，自幼熟读兵书，加上他又立了军令状，一贯神算的孔明也大意了一回，犹豫徘徊间就失掉了街亭。人们的一向看法，是马谡脱离实际的理论害了他。的确是，这个中心思想直到今天也没变。

或曰：理论错了吗？是理论的错误吗？都不是，理论和实践一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里也丝毫没有贬低理论的意思，理论之树常青，我对理论始终有一种敬畏的心情。还要向理论说的是，没有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是十全十美而不必要地感到烦恼。只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被越来越多的理论折磨着，因折磨而生发出骂，骂不成变叹，于是就催发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么重要，有没有痛并快乐着的理论？

【黄金玲荐自《杭州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卡赞尼夫斯基图】

常识与记忆　作者：陈丹青

二十年前，我去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１９４９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齐白石老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给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

前年我回到北京定居，发现自己又变得像出国前一般无知。在故宫、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看不到民族艺术五千年的详细脉络，更看不到几件经典的原作。大家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祁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

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上个礼拜，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说五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公元１４０７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浮宫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院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膳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

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我们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国家的荣耀，国家的脸面。

美术馆的“美术品”，博物馆的“物”，都不是顶要紧的。要说书画，要说文物，我们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美术馆，以我的定义，就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我们好像不在乎常识，不在乎记忆。种种杂志、研讨会、拍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可是在这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缺席的。

历史的失忆症，必然引发更多的失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失落的常识与记忆，说不过来，这是沉重的话题。

【王翔宇荐自《青年文摘（绿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庄锡龙图《真棒》】

长大后，还能期望谁会“成了你”　作者：单士兵

教书收入不如种菜，山东苍山许多农村教师为生计四处打工，他们进了校门是老师，出了校门是泥瓦匠、修理匠。一些教师家“连旧草房都修不起，至今还住在防震棚”，“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油盐酱醋菜还用不周全”。近日，据媒体报道，因为收入低，连学生都瞧不起，打骂、侮辱老师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教育人士称：“他们快撑不住这片天了！”

有一首撼人心魄的歌，歌中唱道：“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这是献给教师的歌，表达了对老师的爱和成为老师的梦想。

然而，现在孩子们已经不再愿意唱这首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了，他们直言：“长大后贵贱不当老师。”原因何在呢？因为在他们眼中，老师根本就不“神气”，说起话来也不再“惊天动地”。他们看到的是老师们“眉头紧蹙，相当寒酸”，看到的是老师们常被“打骂、侮辱”。因教致贫的教师，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再“以为你很美丽”。

这样的教师，就是乡村教师。他们的生存现状是“干教育不如种大白菜，已经成了农村中新兴弱势群体”。许多年前，有一部前苏联影片叫做《乡村女教师》，片中美丽的主人公、乡村女教师瓦尔瓦娜曾感染过多少人的心灵。那时，有多少人都愿意像她一样，置身乡村，去为教育呕心沥血，奉献自己。然而，我们今天的乡村教师却过着如此灰暗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片充满委屈的天空里。

乡村教师的委屈，在于不能与县城教师同工同酬；乡村教师的委屈，在于太多的工资拖欠；乡村教师的委屈，在于教育教学的环境设置太过简陋艰苦；乡村教师的委屈，在于缺乏应有的尊重与尊严……太多太多的委屈，让这些乡村教师们“快撑不住这片天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为了生计，他们四处打工，甚至背井离乡。乡村教师的大量流失，使许多地方的乡村教育只能靠代课教师来维系。

乡村教师肩负着向当地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但是，他们不是一部机器，他们应该拥有基本的物质生活和应有的尊重以及人格尊严。

现在，那些留在乡村的教师，他们“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水”；而那些背井离乡被迫打工谋生的乡村教师，他们是“带着伤痛上路”。

面对如此令人心颤的悲壮的乡村教育图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说：“我真想掉泪！”而我想说的是，比泪水更有重量的，是赶快用切实的行动，来给乡村教师一片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吧。也只有这样，我们的耳边才会再次响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样清脆的、直指人心、代代相传的歌声。

【任法花荐自《工人日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对于指责的指责　作者：鲁　人

丛飞是一名深圳的歌手，然而，笔者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的歌，而是因为他的病，因为他病后发生的事。

十年来，丛飞资助了近１８０名贫困地区的孩子，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他拚命工作，使得身体透支，造成病情急剧恶化，到他不得不去医院检查时，已成绝症。而他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不但用光了自己所有的收入，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使自己的医疗费都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丛飞的情况被媒体披露之后，得到社会热情的帮助，但他资助过的一些学生的表现却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曾接受资助，现已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的受助者。她一再强调资助是丛飞自愿的，而“任何人做事情都是有所图的，有人图名，有人图利，至于他图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到”。记者问她，面对丛飞的恩情，她是否准备回报？她又辩解：“你要我怎么帮他？我现在每月不过三四千元钱，弟弟妹妹又正在读书。”记者退而求其次，问她是否准备看望病中的丛飞？她推脱的理由是“我现在很忙，真的没时间”。随后关机不再应答。据说还有一位受助者给丛飞去电话，要求丛飞将网上涉及他的内容删除，理由是他现在是大学教师，这事要让学生知道会很没面子。他希望永远不再提起这段往事。

初读报道，觉得这些受助者缺乏做人起码的德行。但沉静后想来，又觉得一切实在是当下的社会状况的折射。媒体上不是常见，在众多围观者冷漠的目光中，落水者溺水而亡；抢劫者扬长而去……也有救助者或被嘲讽为傻瓜或被诬陷为肇事者或落下终身伤痛而孤苦无助……

今年“感动中国”的评选，山东那位为母亲捐肾的青年入选，而天津那位以耄耋之躯坚持一二十年，靠蹬三轮车，挣得数十万之巨，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白芳礼老人却在感动之外。为母亲捐肾的壮举可能古今中外稀之又稀，但终究只是对生他养他的至亲的回报，属于情感层面。而一位生活异常简朴的老人在漫长的时间里，为了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孩子们风里雨里的辛劳，才是崇高的奉献。也许主办者考虑的是使中国感动的多个方面，但此奉献不及彼回报，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能不让人困惑。

对于资助，我们则过度关注于资助者的善良，却忽略了受助者的尊严，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特写代替了他们内心的自尊。而且，确实有一些捐献者，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另有所图。他们在媒体面前的作秀，对受助者其实是深深的污辱和伤害，至少受助者使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如此，受助者凭什么还要对他们感恩戴德呢？

这一切现象，都让我们的指责总嫌底气欠足。

丛飞的善良源于他曾承受的善良，于是，他怀着一颗近乎宗教的感恩之心去帮助别人。这份感恩心也源于他具有的良好德行。犹太人不认为施舍是“积德行善”，而把它当作“公共义务”。他们认为“使人羞愧的施舍，还不如不施舍”。因此，资助者常常不愿留下姓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不使资助者显得财大气粗，高人一等，又不伤害受助者的自尊心，使他们丧失进取心，而安于成为永远的受助对象。这是能使社会安宁的德行。

社会需要指责，但在指责的时候我们需要具有指责的资格，这种资格该是良好的德行。

【翟明荐自《今晚报》】

正义靠个人去追索的辛酸　作者：李　勇

有人说真实的生活往往比文艺作品的情节更曲折和精彩，河南人韩树北的故事再一次佐证了这个说法。《新快报》近日报道，１９８８年韩树北被广东恩平人岑立品骗走２２辆汽车，共计货款７８．１万元。为此老韩变卖了家产还债，在老家还蒙受同事和朋友的猜疑。这个执拗的中原汉子为了把骗子找出来，抛家舍业来到广东打工。２００４年底，老韩终于抓住了骗子，把他移送给司法机关。

人生能有几个１６年，老韩耗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耗尽了全部财产，就是为了追索正义，洗刷侮辱。皇天不负有心人，老韩最终得到了迟来的正义。但是这份来之不易的正义背后，凝结着老韩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无独有偶，前不久天津一位货车司机运货进北京，遭受“碰瓷”，被人讹诈。这位司机认出来“碰瓷”的人一年前就用同样的手法讹诈他，于是报警，那几个人被抓了起来。

这类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在生活中有其偶然性。大多数人是自己找不到骗子的，被讹诈的苦主和讹诈者狭路重逢也很难得。就如佘祥林因“杀妻”被冤入狱后，靠“死人复活”而得到昭雪一样，把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偶然与运气上面，最后即使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依然难以让人释怀。

韩树北被骗后，他到了骗子的老家，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媒体称：“但因种种原因，警方都没有立案”，警方不立案究竟是什么原因，报道语焉不详。但此事深究起来让人感觉到蹊跷，７８万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应该够立案的标准吧。骗子的老家也已确定，这并非无迹可寻的疑难案件。如果警方“重拳出击”，“公家人”的力量比个人大得多，手段也比个人多得多。何必让老韩自个儿守株待兔般苦寻骗子１６年呢？

在中国古今的武侠小说里，常有人千里寻仇，不惜隐姓埋名，甚至化装易容几十年。结局总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时候看这类小说，每每看到恶人被惩罚便心中有种快意，长大后再看此类小说，心中却是非同寻常的沉重。中国老百姓喜欢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水浒传》等，这类小说有一个共同点?押官府不如个人管用。官府没办法惩治坏蛋，展昭、白玉堂等侠客却能做到。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古代这类小说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在皇权时代，对政府的失望。这类侠义小说告诉读者的道理无非是?押靠公家人没用，还是靠自己吧。

依靠个人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追索正义，在几千年的帝制时代尚可理解。所以祝家庄的人一方面要交租税养活大宋朝的军队，可另一方面，面对梁山人时刻可能来抢劫的威胁，祝家庄只能联合扈家庄、李家庄，花钱训练家丁以求自保。

现在已是２１世纪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被写进了宪法，执政为民的口号老百姓也耳熟能详。再出现韩树北这类靠自个儿力量去追索正义的故事，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深思。

【谢小丽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３日】

学学林语堂的精明　作者：毛志成

前代和当代的文坛上，谈林语堂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太多太多。前时贬者有之，今日捧之尤多。

对林语堂的文化功过，我既不深懂也不想深评。我在泛泛地谈论文人时，常常尊重文人的精明（褒义的）。而且认为，连起码的精明都不具备的文人，无论其人其文都注定无可观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爱林语堂。依据如下：

首先，林语堂有才气，他是“幽默”一词的首倡者。他是最早也是第一个将哲学的外语名词“Ｈｕｍｏｕｒ”，音译为“幽默”的人。虽为音译，但又取意精妙。此前，鲁迅曾摇过头，认为此词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大师陈望道曾译为“油滑”；易培基曾译为“老子式的智骂”。还有唐桐候译为“谐穆”。无论如何，还是林语堂使用的“幽默”一词，被通用开来，流行开来，接受并获得了举世的优选。这叫才气，大不易也。

林氏的小说《京华烟云》，用的是中国素材，却是用英文写的，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细想起来，这也是罕见的精明。写中国旧事，很多文人都会；用英语写欧美的事，也不乏其人。但将这两个强项杂交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特种，林语堂的文化精明确实是出色的。

想给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编写出英文教材的人很多。只因为有的书太深，有的过分俗浅，都不易流传。林氏编写的英文读本，面向中学生。既重视英语文法又关注通俗性、可读性，因之畅销。这叫才子式的精明，而精明有时比模式化的博学、深奥更可爱。

在当时有名的刊物《奔流》、《朝花》上，林语堂一开始并未投稿。而一经投稿，便令人惊愕地将一个独幕剧的剧本《子见南子》投了上去。当即就轰动了，连鲁迅都写文章叫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虽招了祸但大大值得，损少益多，这是林语堂的又一种精明，搞“傻轰动”的文人多不如。

鲁迅与林语堂有过友谊，也有过腹诽。鲁迅写了不少毫无情面的文章贬林，林也还击过。鲁迅生前，林没有战胜过鲁。而鲁迅作古之后，若是林对鲁肆意贬低，这就傻透了。而林语堂却相反，在《鲁迅之死》一文中，写了很多深情之言，且有“始终以师事之”的意思。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６日，林语堂到美国应国会图书馆之邀讲《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首先称鲁迅“在打倒旧中国方面是个主将”，而且是“最好的小说家”。语堂聪明！而且聪明得可敬。

林语堂的创新意识是一贯的，好像没有怪念头便不能活。他在５０岁以后，居然狂热地想当发明家，而且确实付诸行动。用了３年时间，花费了全部的外汇储备１０万美元，于１９４７年终于发明了一分钟能打５０个汉字的中文打字机。作为舞文弄墨的人，林语堂居然对物理学、经济学、经营学有如此广泛的兴趣和见识，这样的精明就带有很强的超前意味。

林语堂爱文学、爱写作，但也爱金钱、爱享乐。写东西（包括搞演说）都重视有偿，在物质生活上也很讲究级别，房、车、园、佣人都力求达标。这也是一种精明，傻写苦写者多不如。但他又不搞专门累人的为奢侈而奢侈，在重视“生活质量”之外尤重“幸福质量”，以活得既简单又适意为宗旨，富而重俭。这都是林氏的精明，可学。

【杨松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８日／王 青图】

张居正不可能用海瑞　作者：十年砍柴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惟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官场上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也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三个月后就让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匆匆忙忙回京掌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２１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张居正死后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和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么？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么？

这种矛盾，自中国秦汉以来从来就没有解决。因此无论做海瑞还是做张居正，都是悲剧收场。

【选自《燕赵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５日】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作者：李恩柱

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被取消了。为什么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人才选拔方式，在那个时候寿终正寝了？我们得到的回答大体是：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个回答十分正确但过于概括。其实，任何一件事，兴盛和衰落都是合理的，科举制消退，原因在于时代越来越开放，而这种选拔制度本身却弊端丛生，与时代越来越隔膜。

获得人才，自己占据优势，是每个统治者的愿望，客观上也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金诤先生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中说，周代已经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能之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这时选择的人才武功是很重要的，与后世重用文才不同。春秋时期，各封建领主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战争不已。为了加强实力、争取人才，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后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与大局势有关的。

不过，那些选拔人才的方式，当局者的随意性很大，常常着眼于当前利益。科举制则是常态社会发展的先进选人制度，突破了门阀的拘囿，一切以知识为标准，使统治层知识化，同时增加了民众与上层的亲和力。然而，这种选拔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位睿智统治者的出现。任何时代，能够发展、完善一项制度的人都是那些见识深广，体察社会的人。金诤先生坚定地认为“科举不始于隋，隋君臣之嫉贤妒能”，也正是分析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及隋朝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从严格意义上讲，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产生于唐代，到北宋，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立法全面完备，清除了举荐制残余，一切以考试为准，科举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治国体制也正是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由官吏举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完全决定于考场文章优劣。隋代选官制度则并不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参加选官考试的士人仍然必须先得到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举荐，制度上并投有给予他们“投牒自应”的权利。隋代分科选举共三次（开皇十八年，大业三年、大业五年）都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并无定期举行的制度。

科举由盛至衰，到清末已经毫无优势可言，消亡了。好多书籍谈到科举的弊端，往往提到《聊斋志异》的作者如何贡献大，又如何仕途无情，被科举制度挡在大门之外。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例子作为否定科举的论据太过轻飘。每一项制度，都有纰漏，某些事后证明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可能不被当时的制度认可，就是现在恐怕也不能避免。倒是金诤先生书中所举的事例，使人不得不思。据说，清末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后，有考官出题比较中西史事，题曰《项羽拿破仑论》，八股士子们皆不知拿破仑为何物，有文章云：“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轮而不能拿哉！”底下说：“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匹夫亦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而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任之举也！”科举对人思想的束缚于此倒是十分明白了。清王朝一连串的失败，与人才取向大有关系。假如没有一片连成一片的屈辱史，科举仍旧会如日中天。

对诸多遴选人才的方式方法，从其本身着眼看不出什么，非与局势连接起来才会弄清它的真正面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外界接触越繁，制定的政策越具有先进性，竞争力越强大。察举制如此，科举制也如此。

【罗耀明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

干吗要告诉皇上　作者：鱼　禾

李鸿章出使俄国期间，受邀观看一次民间游行。俄方组织不慎，挤死压伤了很多人。当李鸿章得知俄官员将把死伤数字详报于沙皇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些大臣太没经验了，我在直隶任总督时，那里因时疫死了几万人，而我向皇帝写奏章时，并不告诉他数字。您说，人都已经死了，干吗还要让皇帝苦恼呢？

李鸿章以为这种老到的清朝官场经验可以唤起俄方佩服，未曾想记载此话的维特在回忆录中叹道：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由一语而判断走在了中国前头，这是不是过分了一点。细想一下，还真不过分。当时中俄的吏治，都是封建的人治，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彼得大帝倡导的励精图治，带来了上下振作，共度时艰的气象。这里头的前提条件，就是开眼看世界，开口讲实话。而当时中国的吏治，虽然在洋务运动的冲击下，官员们开始勉强睁眼看西方，但不幸的是，张口说假话的习惯并没有改变。欺上瞒下之风，仍然作为潜在的官场运作方式，被顽强和普遍地沆瀣于庙堂之间。无怪乎出洋之际的李鸿章下意识地对俄方之举提出“不敢苟同”的看法，尽管背离世界潮流，以丑作美，但他这次倒算是无意中说了一回实话！

在李鸿章眼里，百姓之命如蝼蚁之命一般不值什么，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触及到官位，别的什么都可以牺牲。李的为政理念，从皇权的角度看，似乎也错不到哪里去，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别让皇帝老儿没来由地苦恼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李鸿章和李鸿章们才摸准了脉，得说假话时且说说假，能遮掩处尽管遮，皇上太平，俺也自在，至于地方上的乱子，总不至于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顶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头再说。在李的内心里，什么民本，就是拿草民的本，换太平之位。

李鸿章是清廷有数的受宠官员之一，他的老到，源于他的为政经验。不用说，李用这套办法，周旋于官场数十年，并没有玩不转，相反还深得上意，博受下爱。无怪乎李逝世后朝廷痛感“梁倾栋折，骤失倚侍”。但是他的老到，并没有给大清带来幸运之光。在无奈之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套老到的办法，面对世界，根本无法逆转大清国的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的下级也用这套办法，搪塞和应付他的严命。例如在他受命谈判辛丑条约之时，赔款问题全是交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４亿５千万两，李照奏朝廷，回电是：“应准照办。”殊不知，列强之意，在于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之举是多么不应该的照转，多么大的丧失原则！

李鸿章生于１８２３年，于今１８０年矣。有人说，要学习这位洋务大臣之新潮、精明、干练等。我看，宜学之处皆可学，但不能学的是他那种“老到”，建立在自负、超然，对苦苦换气的芸芸众生的蔑视感之上。当今之时，应灭除这种“老到”，不能让它再滋新叶。

【王光宇荐自《湖北日报》／夏清泉图《只管敲钟》】

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　作者：曹　林

博客中国网最近与《南方周末》合作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６９．８７％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６．５４％，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９．９８％。公众把满意票投给了过去的校长：蔡元培得票８７．９８％，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紧随其后的是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

面对这一数据，很多人发出世风日下的慨叹，认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应该深刻反思，敢于突破体制的围城，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笔者认为，在当下行政主导的大学制度下，“大学校长低认同度”是一个伪问题。在自身伸不开手脚的体制下，让校长们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是一种苛求。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制度带着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是：我们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无一不是归国家所有，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公共部门，身为大学主要管理者的校长无一不是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因此，这些大学校长身不由己地被嵌在行政序列当中，不得不在行政主导的评估模式下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时刻准备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头论足。

这种体制投射到现实中的影子就是：为了保住校长的位置，大学校长不得不疲于应付行政上级的教学评估、学科检查、专业考核、硬件测评等等。从专业设置到课程安排，从招生数量到职称考核，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握之下，大学校长的自治空间是相当狭窄的。

也就是说，与这种行政主导的大学制度所塑造的“校长人格”，只会是很高的“上级满意度”，而非“高公众满意度”。校长根本无暇，也无能，更无权顾及公众的期待——所以，这种体制下调查校长的“公众满意度”，让校长承担公众不满的道德压力，对校长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大学制度有病，怎能让没有多少权能的大学校长吃药呢？

这项调查同时就“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进行了统计，相比于其他选项，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５０．５３％。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公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结果表明，在公众印象中，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有着丰富的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与管理运作经验并不陌生，相比于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他们的智识和道德水平是不存在障碍的。

既然智识和道德不存在障碍，那问题也就更清楚了：根子在于体制——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识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的体制局限独树一帜。既有的大学体制本身就是为塑造“上级满意”的校长，怎么苛求校长“让公众满意”？把蔡元培放到今天，他能有那么高的“公众满意度”吗？

等到有一天大学实现自治了，大学远离世俗权力了，大学校长可以自由伸展自己的拳脚了，再去考评他们的“公众满意度”——一个人无法对自己权力不可及的事情负责，或者说，权责应该是对称的，无权，则不必负责。

【选自《杂文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

也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　作者：陈绵钦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杂文报》第一版，刊登曹林先生《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就“博客中国网最近与《南方周末》合作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６９．８７％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９．９８％。公众把满意票投给了过去的校长：蔡元培得票８７．９％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紧随其后的是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一事“为中国大学校长说几句话”。读了全文后，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

曹林先生认为：“大学校长在自身伸不开手脚的体制下，让校长们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实在是一种苛求。”归根结底，中国大学校长之所以公众满意度低的“根子在于制度”。曹先生的论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熏相信很多人是认同的。然而，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所处的社会背景、制度又如何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所处的时代背景。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那时的北京大学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他在《我在北大的经历》中说到：“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胡适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８年任北大校长，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时间是，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这十七年中，是国民党独裁统治、“四大家族”搜刮民脂的年代，加上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环境何等恶劣可想而知。马寅初任校长时，正是“极左”思潮开始泛滥的５０年代，他自己也因《人口论》遭受到政治迫害。

比起现今一些大学校长来说，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处境的艰难何止一万倍，在那政局动荡、政治环境、制度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尚且知道“校长是办教育，不是官”。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将大学办成一块学术净土。诚如蔡元培先生任职期间，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不到两三年时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跃而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慕的学府；梅贻琦在任校长一职中，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诸先生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灵魂，至今仍然引领着我们，令人每每想起时，都能自然而然的肃然起敬。因此，他们得到“公众满意度”的高票，纯属正常。反观当今中国大学的校长，试问有几个能做到？正如曹林先生所说：“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与管理运作经验并不陌生，相比于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他们的智识和道德水平是不存在障碍的。”既然智识与道德水平不存在障碍，又为何偏偏令“公众满意度”这么差呢？最后，曹先生将原因归究于制度。这一论点也许没错！但令人不解的是，被称之为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今天，制度难道会比军阀混战的动乱社会、国民党独裁的旧社会、“极左”思潮泛滥的荒诞社会还要差？呵呵，估计曹先生也会和我一样感到迷惘吧。

我相信，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当时能做到，放在今天他们也同样能做到。而让现在的中国大学校长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一点也不算苛求！

【翟明荐自《杂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

宿命的悲哀（外一则）　作者：王　蒙

王蒙先生简介

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３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１９５６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５８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１９６２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１９６３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１０多年。１９７８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等职。

凤姐睡了，梦见了秦可卿，秦氏是临死了来托梦。秦氏讲的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普遍规律，是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的可怕前景。

类似的思想在书中不断出现，这是《红楼梦》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再发展一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虚无主义。《红楼梦》是一部交响乐，有快乐的青春快板，有缠绵的二重奏，有叮叮当当的民间舞曲，有如诗如画的行板，有苍凉的从大荒山到寺庙神佛的打击乐，尤其是不断地有这个亏溢规律，树倒人跌，最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主题出现。

封建社会的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又一个家族，一个人物又一个人物，盛而衰，兴而亡，否极泰来，周而复始的实例太多了，只能被解释为宿命。宿命是无法解释更无法避免的，人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早做预应方案，留有余地，略略减轻一点命运的打击而已。

这样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但也有另外的思路。既然人无百日好，花无十日红，那么有权力、有机会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一旦得势便更加疯狂放肆，直如亡命徒一般。

问题是这么伟大的主题思想为什么要假秦氏之口说出？《红楼梦》对于秦氏着墨并不算多，但是上下没有人不喜欢她，宝玉又是在她房里神游太虚境，而且警幻仙子之妹名为可卿。整个对秦可卿的描写如妖如仙如神如幻，如自天降，如归太虚，来无影去无踪，令人狐疑困惑不已。

在众多真实可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人物中，出现个把不知就里，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不仅不觉突兀，反而感到了灵动的神秘。能解释出这个人物的来历固然好，如刘心武认为她是一个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大人物；解释不出来也许更好，世上不但有朦胧诗也有朦胧人物也。

管理的潜暴力实质

凤姐到了宁国府，先说上一段：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行半点儿，一律清白处置……

这是凤姐的管理学，丑话说在头里，勿谓言之不预，与其令人爱戴，不如令人敬畏。这段话还说明，管理是令人讨嫌的，无政府主义才舒服。虽然不能说很全面，凤姐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然后她调配劳力，叫做拨拉得开。这里又有一种说法，叫做管理的任务绝对不是事必躬亲，而是善于用人分配人，合理分工，大家一起去做事或者指挥旁人去做事。

然后她列出时间表，卯正二刻（６：３０ＡＭ）点卯，午初二刻（１２：３０ＰＭ）领牌回来（汇报进行情况），戌初（８：００）凤姐巡查。凤姐并要求一切按钟点进行，她已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没有时间限制的安排等于没有安排，没有时间规定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

果然，次日有一个分管迎送亲友的人迟到，凤姐下令打二十板并罚扣一个月的钱粮，从此宁府中人知道了凤姐的厉害，个个兢兢业业，不敢偷懒。

凤姐的处罚依今天标准来看也够厉害的。什么叫厉害，什么叫“威重令行”，就看管理中潜暴力的含量。

所以即使并非正式的管理，也要动手出手，绝不含糊。在《红楼梦》的第四十四回，凤姐忙于过生日，贾琏趁机与鲍二家的“乱搞”，一个小丫头为贾琏放风，见了凤姐就跑，凤姐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二门上的两个小厮进来，拿上绳子鞭子，把……小蹄子打烂了”，然后起掌神速，左右开弓，把小丫头打得两腮紫胀，并威胁要撕烂了嘴，用红烙铁烫嘴，接着拔下簪子戳嘴，靠肉刑取到了口供。对后面一个花言巧语的丫头，也是一巴掌打得她一个趔趄。

至少在彼时的大观园，敢于用暴力，该出手时便出手，是凤姐顶用、有作为的一个标志。反过来说，又是凤姐终于败落的一个根源，她树敌太多了。

【任法花荐自《重庆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２７日】

雅与俗　作者：王　蒙

我每天都吃三顿饭，睡八小时觉，大便一次，小便六七次，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是雅还是俗。

我爱听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马勒、舒曼的交响乐，是因为我爱听。不是因为它们雅或是还不够雅。

据说，素食是雅的，而“肉食者鄙”，但是我还是鄙鄙地常常吃肉，除了吃肉要票的那些年。所以，我深为吃肉不要票而欢欣鼓舞歌功颂德，不论这有多么鄙。

我爱听梆子戏、相声、芭芭拉·斯特拉桑德与凤飞飞的流行歌曲，不害怕也不避讳它们的俗，因为我爱听，从中能够得到某种愉悦。

写文章，我要稿费，因为我有这个俗俗的需要，也就不怕其俗。我又不会专门盯在稿费上，不是为了雅，而是为了文章的最佳效果和我与编辑出版部门的友谊，还有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自尊自信。

只有最俗的人才没有自信。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怕人家说自己俗。只有自恋不已的人才需要表白自己不俗。

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

什么是俗?芽世俗、通俗、庸俗、卑俗都是俗，却大不一样。

迎合旁人是可悲的。适当照顾旁人却是难免的，有时候是高尚的。坚持原则而不苟同，是可敬的。为了不媚俗而不媚俗，是一无可取的空洞。

考虑雅与俗或是考虑是否媚了俗，都是活得找不到感觉的标志，就像一个人，只有消化不良的时候才会没完没了地看自己的舌苔。

媚俗不好，媚外媚洋媚上媚下媚学者媚批评家媚潮流媚青媚中媚老，都同样不好。为什么不好?芽因为你正在装起来，你正在亮相，你成了架子花。生怕媚俗恐怕也是一种媚，就是媚那个批评媚俗的进口流行色。

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掩盖本色，然后才有了进行价值评价的前提。

【蒋庆坤荐自《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汉纳斯图】

安详　作者：王　蒙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别人的理解呢?芽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的不快。

【蒋庆坤荐自《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蔷薇一束　作者：鲁　民

歪打正著

几年前，曾在长春机场发生过一些歌迷们询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笑话，如今杨教授知名度空前提高，谁要是还不知道杨振宁，那就孤陋寡闻了。不过，网上有一个调查：你是怎么知道杨振宁的？回答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占三成，而回答杨是“老少恋”男主角的竟然占了七成。没想到，杨振宁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只对他的知名度的提升有三成作用，而一件小小的婚恋轶事竟使他的知名度猛增七成，真是歪打正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买椟还珠

前不久，杨利伟和几位航天专家到华南理工大学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杨利伟短短几分钟的致辞，数次被学生热烈的掌声打断。致辞结束后，杨利伟先行退场，全场学生起立，再次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欢送这位航天英雄。可是，当杨利伟离席后，航天专家开始主题演讲时，全场四千多学生居然一下子走了一大半。（《羊城晚报》５月１６日）这使我不由想起一句成语：买椟还珠。就其重要性来说，航天英雄和航天专家很难说谁是椟谁是珠，但仅就这一场报告会而论，显然杨利伟的短暂露面是“椟”，而专家的学术报告才是“珠”。可许多学生直言不讳：“我们就是冲着杨利伟来的。”至于专家讲座的内容，学生们则既不关注也无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也是一种买椟还珠吗？

宝马情结

广州某小学生看到父亲来接他时开的不是宝马车，就大哭大闹，不肯上车，反复哄劝，答应以后一定天天开宝马车来接后，才勉强上车。上海某小学生向父亲提出，如果考试成绩获全班第一，就要一辆宝马车。这爷俩还真说话算数，小学生果然一次考试时名列前茅，老子也不食言，真买了一辆１０３万的宝马车送给儿子。看了这两则新闻，我想起一句颇有影响的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让孩子生活在太优越太奢侈的环境中，看似关爱，其实是在害孩子，从小就养成奢侈习惯，只能培养出纨绔子弟，而“从来纨绔少伟男”，像那个哭着闹着非宝马车不坐的孩子，还能指望他成长为有用之材吗，我看难，十有八九会成败家子。

用脚投票

入春以来，内地许多风景点门票竞相提价，且幅度极大。没有发言权的游客似乎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可是不然，聪明的游客纷纷用脚投票，门票贵的景点，我索性不去，即便去了，也只在门口转转，点到为止，照几张相便打道回府。结果，今年五一黄金周，那些大幅度提价的景点原指望大捞一把，发笔横财，却没想到景点变得车马冷落游人稀，收入反而低于提价前的去年，真是弄巧成拙，自作自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场误会

五一长假期间，太原警察打死一北京警察，事后双方领导均称自己的警察是好警察，工作积极，敬业爱民，克己奉公等等。这就让人有些不明白，好警察尚且能这样公然在街头把人打死，坏警察又当如何？当年“文革”时大搞武斗一片混乱，“四人帮”有一种诡辩：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暴露，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

倘以此理论解释，太原好警察打死北京好警察自然是一场误会，只是不知死者家属能否接受这种“高论”？

【王翔宇荐自《大公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７日／夏清泉图《必“游”之路》】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筹款

赵高工退休回家，生了场大病，花费颇巨，债台高筑。局里念其一辈子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决定为他筹款治病。募捐是行不通的，全局不足百人，就算每人出五百，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办？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将赵高工“返聘”回局，安排到一项招标工程当决策顾问。头衔一挂，效果陡显。当晚便陆续有包工头前来“慰问”，三天没到便筹款近十万，没要局里掏一分钱，大伙皆大欢喜。

有钱就来

夜晚，某乡政府所在地，一群小偷正结伙抢钱——不是偷，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抢。群众见状，急拨派出所电话，听说是抓小偷，对方颇不耐烦：“警员全出去办案了，只有一个值班的，抽不出人，不能去！”

群众中有一“机灵”者，拿起电话，重拨，报警说：“我们这儿发现有人正在卖淫嫖娼，请速派人——”

两分钟没到，两辆警车呼啸而至，从上面跳下来四五个头戴大盖帽的警察，连声急问：“哪儿？哪儿有卖淫嫖娼的？！”

世界观何辜

某市委书记贪污受贿，锒铛入狱。有关部门在通报中说：他放弃世界观的改造，思想堕落，生活糜烂，贪污受贿肆无忌惮……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有知情者私下说，市委书记贪污受贿之所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并非他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是因为他能一边贪一边升，用贪来的钱买更大的官，用更大的官贪来更多的钱。如此一来越贪越升，越升越贪。知情者给市委书记画了张贪污受贿曲线图：

当副市长三年，贪污受贿：９万元；

当市长二年，贪污受贿：２８万元；

当市委书记半年，贪污受贿：２９０万元。

“圈子”

市领导陪同上级领导来局视察工作。汇报时，上级领导对局里的一项创新成果给予了肯定。得知负责这项工作的赵海还没有任何职务时，随口说了句：“这样的人为啥不用？应该重用嘛！”

市领导马上指示局领导：“坚决贯彻领导指示精神，重用，要马上重用！”

局领导很头疼：让他进入领导队伍，岂不坏了“游戏规则”——以后都想凭成绩说话，不围着领导转了，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了，那领导还有啥威信？！

想来想去，局领导想出一招，在会上打招呼：“……赵海同志是凭着业绩干上来的，今后各位要多配合！”

打过招呼，效果陡显，大伙一下子便明白了赵海原来是“圈子外”的。一年后，赵海因进不了圈子且屡遭“白眼”，只好主动“投降”，辞去职务。

一把手不能腐败

文学爱好者小赵写了篇８００字的小小说寄给县报副刊。编辑来信，说题材新颖，文笔老练，拟发，但需要大改。

数日后文章发表，小赵收到样报，同时收到编辑的亲笔信：下次写反腐文章要记住，“一把手”最好不要腐败，要腐败最好是“二把手”、“三把手”，否则很难发表！

果然，文章中腐败分子本来是乡党委书记，被编辑改成了乡党委副书记！

提高素质

新局长上任一个多月了，局里大大小小百十号领导，竟没一个主动前来“汇报工作”。

新局长非常恼火。喊来办公室主任，让他通知全体中层助理以上的干部，周六不准休息，到小会堂开会。

新局长板着脸，围绕“强化干部管理，提升干部素质”这个主题，非常严肃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台下鸦雀无声一片肃静。大大小小领导听得心惊肉跳！

当晚便有领会了会议精神的领导陆续前去“汇报工作”。

新局长想：这干部管理工作确实需要强化，要不，这帮家伙的素质如何才能得到提高？！

水至清则无鱼

赵乡长勤政清廉，刚正不阿，在他带领下，全乡经济蒸蒸日上，年年稳坐全县“十强乡镇”的头把“交椅”。

转眼在乡里已干了１０年“一把手”，仍得不到提拔，赵乡长慌了，请教政坛元老，老前辈教导曰：记住，水至清则无鱼，你把乡里这塘水搞得清澈见底，一览无余，害得上级领导不能前来“指导工作”——鱼儿们不来，你还想升官？！

赵乡长大悟。

翌年，赵乡长对症下药，调整思路，虽经济下滑，但经验频出，上级领导频来“指导”。果然，两年没到，虽然百姓怨声载道，赵乡长照样上调县城当局长去了！

综合评价

李书记生病住院，抽空对秘书小刘进行了一番“综合评价”：

一、有次处理群众上访，差点被群众围攻，是小刘第一个挺身而出，冒着危险用身体保护了自己。

二、去年市纪委来人调查自己，幸亏小刘主动承担了责任，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三、三个子女出国，全是小刘一手策划、解决的，没要自己费一点心……

四、逢年过节，小刘一次也没落下，总是第一个到自己家报到。

想到这，李书记决定给小刘安排个好点的位子。以上述事实为依据，李书记在心里列好了在常委会上对小刘的评价要点，依次为：

一、敢为人先；二、勇于负责；三、能力较强；四、以礼待人。

县公安局所在地

县公安局位居繁华地带，常有不识路而欲来公安局者电话询问公安局咋走？某日到公安局一部门办事，等待之时，四次听到问公安局怎么走的电话。四位工作人员的四种回答颇令人感慨：

第一位工作人员回答：您见到“靓妹娱乐城”直走即可！

第二位工作人员回答：您见到“大富豪酒家”左转弯即到！

第三位工作人员回答：看到“夜来香娱乐城”再走５０米便是！

第四位工作人员回答：您先找“红玫瑰大饭店”，我们就在它的正对面！

【陈超荐自《金山》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王全大图】

我怀疑　作者：柏强忠

生活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医院

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饭店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于是边吃边看电视。

保健

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真诚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交通

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历史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１９５７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５０万相信没事的人，后来都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轧死的中学生。１９５８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

物质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

荣誉

假文凭、假档案、假名优、假新闻，以及２８０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６０块钱一个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儿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荣誉被糟蹋了。

档案

报纸上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的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

可见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参差不齐。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便。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２００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数字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上面，上面的领导懂经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他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笑话，水平够臭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教育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１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做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档案。我听了觉得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文凭

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生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年龄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６０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他总是５８岁，５８岁，５８岁，５８岁，一直在位不退，在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５９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

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上一些大学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自己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的老总。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Ａ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老总Ａ多花了一倍的劲儿。

亲人

老总Ｂ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Ｂ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拷问中长大。

1 【2】

哲学家的韧性　作者：管继平

酷暑居家，无所作为，闲来翻翻文人书法养眼怡情。三松堂主人冯友兰先生的书法我虽读得有限，几幅诗稿、几副对联，外加一二幅横额而已。但就这些仅有的七八幅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却读到了他丰富的多面人生。

如果说，百年之前我们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那么如今西方人则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因为几十年来，在国外许多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是他们的通用教材。除了《中国哲学史》外，他还著有“贞元六书”（《新理学》等６本哲学著作）以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专著。所以在晚年他曾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后来，他死后的墓碑碑阴上，便刻上这副概括他一生著述的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然而，这样一位著述等身、在中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大家，其一生却也是充满了坎坷与矛盾，历经了荣耀与屈辱以及痛苦悲哀的几个阶段。

“终身教研两依据，一生文章半检查。”虽然这是冯友兰先生对自己的写作事业较为夸张的总结，但从１９５０年一直到１９８０年，冯先生确实是不断地陷入在无休止的自我检讨和批判的泥沼中。其学术观点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为了表现自己的“上进心”，还作了许多违心自辱式的“自我批评”，以至于“文革”后期竟当起了“四人帮”属下“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这也是一段时期以来，冯氏常为海内外学者所诟病的“软肋”。甚至连好友也不肯原谅他这一文人气节上的“过失”。冯先生９０大寿时曾邀请北大旧友梁漱溟赴其家宴，却遭梁婉谢，原因也就是为此。

冯先生生于诗书之家，其父冯台异乃光绪二十四年赐同进士出身，能诗善文，也会篆刻。我看冯友兰先生早期的一副楷书对联，以颜体笔法，也带点馆阁的味道，但写得却非常的放松与儒雅。而他写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诗稿，一反原先那副对联中厚实的楷书写法，而是以尺牍体的自如随意，写得瘦劲挺拔，一气贯成。至于他晚年的几幅书作，已没有初期作书时的起笔收笔、横竖撇捺之讲究了，风格上既有唐楷的意韵，更带有北碑的气象，但线条生涩老辣，所谓“屋漏痕”也，在此可尽览无遗。

文人作书，总是以性情为上。读冯友兰先生的书法，总觉得是属瘦硬坚韧的一路，初以为和他性情不合，细琢磨，还是有相契合的一面。

批评冯氏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在那个年代中多变、逢迎的一面，但却忽略他那苟全性命于乱世中所保持的另一种坚毅和超越的性格。冯友兰先生是一代哲学大家，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也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他晚年以８５岁的高龄，居然用十年之功，再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１５０万字的大著作，若是没有那份坚韧挺拔、超然物外的性格，是难以想象的。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韦尔乔图】

抛弃道德是可怕的　作者：蒋庆坤

早在２０多年前，炳南兄就敦促我把在极左年代的坎坷经历写出来，不然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在他再三催促下，我陆续写出１０多万字，但终因种种缘故而搁置下来。想不到他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一鼓作气完成了这本３０余万字的《悲忆录》，他的毅力和勇气确实令我敬佩，愧怍之余，谨表贺忱。

炳南兄这次赴美前后，一再嘱我为他的书写点什么。凭我们之间的特殊友谊，我当然义不容辞。然而正因为我对他知之甚深，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下笔。踌躇再三，还是从我们的相识说起吧。５０年代初，我因家境贫寒，初师毕业就到青弋江中游乌溪镇小学任教，其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然而却做着考大学和当作家的梦。１９５５年春，我被当时的热门刊物之一《展望周刊》接纳为通联员。应我的要求，刊社通联部就近为我介绍了一位“老通联员”作朋友，此人就是时在芜湖地委党校任校长秘书的陈炳南。

那时，我们都正当青春年少，心灵纯洁得一如夏荷初露。不料１９５７年秋一场反右旋风席卷华夏大地，我们的“热线联系”突然中断。直到第二年春才盼到他三年来最短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竟如五雷轰项，原来他已被戴上“右派”帽子，押赴劳改农场“改造”！我对此简直难以置信，他这个言谈中随时表露出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怎么可能反党？！

但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仅仅不过半年，我这个最贫苦的农民儿子也在劫难逃，竟被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夏我的冤案平反后，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并取得联系。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一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圣旨”层层下达，霍然间乌云盖顶，真个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什么天理可言！

陈炳南的这本回忆录，以他２０多年的辛酸血泪，真实、深刻地描绘了曾经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叶中华大地上的一场灾难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也袒露出一位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曾经怎样遭受血淋淋的灵魂煎熬以至心灵被残忍扭曲的巨大悲苦。更可悲的是虽然经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骨子里依然忠贞不渝，忧国忧民，九死未悔。然而他虽拼死“改造”，卖命工作，却仍然是个“摘帽右派”，２０多年被打入“另册”，人生之大悲大痛莫有甚于此哉！

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陈炳南的悲剧只是我们国家民族大悲剧的一个缩影，我们不能仅止于泪水和悲叹，而应该从根源认真加以总结：亿万人经历的这场大悲剧究竟原因何在？炳南兄的结论是“半生灾难缘笔端”：不仅“反右”时获罪于一支“笔”，而且平反后的二十年依然一次又一次“祸起笔端”，因而他个人有此感受诚可理解。但就整个民族的大灾难而言，追根溯源，却全在一个“斗”字，即所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抓就灵”的“治国之纲”——阶级斗争。

历次政治运动还造就了一大批整人的“斗士”，或曰“运动健将”，这些人平时如害虫“冬眠”，运动一来，浑身是劲。而被整者只要挨整一次就别想再翻身，以后稍有风吹草动，再“整”没商量。因为已有现成的档案材料，抛出来就是被整者的“前科”，平反、摘帽一概不算，都是“右倾翻案风刮掉的”，“走资派包庇的”，在“××分子”帽前加冕为“没有改造好的”轻而易举，如同祥林嫂“捐了门槛”也还是“灾星”，命运是注定了的。运动中别说申辩、说理，连申诉的地方也找不到！人权被践踏殆尽。

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派”运动，可谓开了最恶劣、最不讲理的先例，党中央一再号召、动员各界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并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善良的人们哪能想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会对老百姓玩“引蛇出洞”的把戏！

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沉痛的历史教训，改弦更张，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臭名昭著的政治运动历史。在这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历史性大转折中，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丰功伟绩。然而历史具有延续性，既割断不得，也抹杀不了，更不应遗忘，而曾经被历次政治运动冲毁得支离破碎的道德大厦，决非一朝一夕能彻底修补好的。如今愈演愈烈的腐败、造假成风，以及曾使中国人民吃尽苦头的浮夸风、一言堂等等，都可以从翻过去的那段历史中找到源头。

【选自《赤子吟》／陈炳南著／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

吉星文与卢沟桥　作者：王春瑜

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吉星文其人，恐怕知之者甚少。他是位英雄人物，但也是位悲剧人物。说他是英雄，是因为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中，他作为坚守宛平的驻军团长，曾奋起抗日，为了保卫卢沟桥，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常言道：将门出虎子。吉星文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侄子。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吉鸿昌在北平英勇就义，不能不使吉星文感到悲愤交加。吉鸿昌何罪？罪在坚持抗日，成了奉行“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的蒋介石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吉鸿昌的爱国、牺牲精神，深深感染了吉星文。卢沟桥保卫战表明，他不愧是吉鸿昌的后代。

当时，吉星文是宋哲元任军长的二十九军所属第一一○旅（旅长是名将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驻守宛平。事变发生后的次日下午，吉星文严正拒绝了日军限令于当晚７时前投降的通牒，奋起反抗，下令官兵：“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在吉星文的指挥下，守卫卢沟桥上一连战士，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英勇惨烈。一位青年战士，用大刀砍死砍伤日军１３人，自己壮烈殉国。守卫大桥北面的一连战士，奋不顾身，殊死战斗，最后全连仅剩下４人，其余都为国捐躯了。从１１日起，日军以大炮猛烈轰击宛平县城及附近一带，吉星文亦负伤，但他仍继续指挥战斗，并指挥城内居民向城外安全地带疏散。当日军的迫击炮弹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时，吉星文大喊：“赶快散开！隐蔽！”与百姓生死与共。唯其如此，日军对吉星文恨之入骨。他们提出所谓停战会商的条件之一，就是撤换卢沟桥守军，并指名道姓，要“接替吉团防务”。这当然被我方断然拒绝。

７月３０日晚，吉星文团官兵挥泪告别宛平父老，撤退到长辛店，卢沟桥旋即沦陷。但是，保卫卢沟桥的壮举，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吉星文也从此英名远播，作为抗日英雄，受到人们的赞颂。戏剧大师田汉曾专门写了话剧《保卫卢沟桥》，在各地上演，其中的吉星文团长，是用真名实姓出现在舞台上的。当人们看到北平学生跪在吉星文面前，痛哭失声地要他保卫卢沟桥，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示要誓死抵抗日军，下令战士开枪回击时，无不为之动容。吉星文也就更加名震华夏。庄严的历史是有情的。

但是，历史有情也无情。随着斗转星移，岁月无声逐逝波，在保卫卢沟桥的２０年后，即１９５８年，在人民解放军万炮震金门的战斗中，第一炮就击中了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其副司令被当场炸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吉星文将军。当年的抗日英雄，竟这样永别人寰，对他个人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值得人们回味的。

当年吉星文所以能血战卢沟桥，彪炳史册，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北平各界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派人直接与吉星文取得联系，增强其奋勇杀敌、至死不退的决心。慰劳品、救援物资更是源源而至。可以说，这是国共两党携手，全民抗战，团结御侮的先声。吉星文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在卢沟桥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顺着这个潮流一直走下去。

国共合作，曾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造就了包括吉星文在内的无数抗日英雄儿女。

今天，我们西望卢沟晓月，东听宝岛涛声，高兴地看到，国共两党已再度携手。愿吉星文式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

贪官惧怕之人排行榜　作者：吴书纯

如今什么都讲排行。企业实力大小有排行；富豪们谁最有钱有排行；足球踢得好不好有排行；歌星人气指数旺不旺有排行；就连小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谁高谁低也都有排行。凑个热闹，在下现将贪官惧怕之人也排行列榜，公布如下：

小偷；惧怕指数：１０

贪官为何最惧怕小偷？其原因有二：一是小偷们眼睛特尖，他们总能在月黑风高之夜，轻车熟路地摸进贪官的家，并轻而易举地找到贪官藏钱的地方，然后手提肩扛地将贪官的大量现金席卷一空；二是小偷们胆子特大，他们深知，哪怕行窃之时被贪官当场发现了，贪官也是既不敢搏斗，又不敢喊人、更不敢报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钱拿走。因此，贪官们对小偷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可又防不胜防。

副职；惧怕指数：９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般来讲，副职得无条件服从正职，惟恐正职翻脸将其拿下。不过在官场上，正职也并非都不惧怕副职，尤其当正职是个贪官而副职又捞不到什么油水的时候，正职自然是怕被副职抓住其“贪”的把柄、然后将其置于死地。

二奶；惧怕指数：８

二奶本是由贪官金屋藏娇私下包养起来的，按常理讲二奶应该惧怕贪官才对，可现实生活中却是贪官惧怕二奶。因为敢给贪官当二奶的“小女子”，无一不是能豁出去的主儿，贪官若是有对不住二奶之处，二奶只要现身一闹，贪官立马便会权落家破、人财两空。

小车司机；惧怕指数：７

小车司机整天开车拉着贪官跑东跑西，贪官送礼都给了谁？贪官卖官都卖给了谁？甚至是贪官吃了谁、卡了谁、睡了谁，贪官就是瞒得了谁也瞒不了小车司机。试想，贪官有那么多的“尾巴”在小车司机手中攥着，他焉有不怕之理？

行贿者；惧怕指数：６

有句俗话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别看贪官大多位高权重、八面生风，可一旦收了行贿者的钱，那就等于是被人家给收买了。这也正如某县级市的一个大款跟朋友吹牛时所说：“市长在我眼里算个啥？也就是一条狗，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来……”

三陪小姐；惧怕指数：５

贪官们大多贪财好色，因此总免不了要和三陪小姐进行一些亲密的接触。而如今的三陪小姐没有几个是省油的灯，贪官若是一不小心被发现了身份，那以后便是无一日不诚惶诚恐！

记者；惧怕指数：４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媒体又有着舆论监督的职能，而贪官所干的又是最怕曝光的事儿，所以贪官对记者总是心存惧怕的。不过，也许是在下孤陋寡闻，据我所知，至今为止，因记者而落马的贪官还不多，所以我也只能将其位置排得稍后一些。

妻子；惧怕指数：３

据资料显示，许多贪官在家里都是最怕老婆的。你道为何？皆因老婆最知道他的底细。比如，他的官是怎么买的？他的钱是怎么捞的？他的高学历是怎么来的……总之是知夫莫过于妻，若是他老婆来个大义灭亲、出面举报，要把他送进大牢那还不是易如反掌？！老婆有此等杀伤力，他又岂敢不怕？

群众；惧怕指数：２

写到群众二字，许多人看了都会认为我是在瞎写：群众是啥？群众就是老百姓。现在的贪官还有惧怕老百姓的？可别不信。君不见纪检监察部门在查处贪官时都要带上一句“根据群众举报”云云，由此可见，敢于举报贪官的群众还是令贪官惧怕的。这也应了一句老话：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换句话说，群众是水，贪官是玩水者，玩水者以为自己在玩水，可弄不好，也有在水中把自己小命儿玩丢的时候！

纪检监察部门；惧怕指数：１

这几年，在下特别留心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贪官落马的报道，可我看来看去却发现：不经其他案件牵扯或群众举报、而由纪检监察部门直接立案主动查处的贪官似乎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在下才敢斗胆把以查处贪官为己任的纪检监察部门放在了本排行榜的最后。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个排行榜的排名顺序还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方成图《不堪一击》】

筷子　作者：段兴焱

筷子（一）

皇家大酒店在闹市开业，请来众多高官显贵为之庆贺，剪彩、鸣炮、用餐过后，大门地上一地缤纷。

此时，有人惊呼：瞧，金筷子。众人为之俯目，果见筷子金光闪耀，煞是好看。众人正惊叹不已，一流浪汉弯腰拾起真金筷子，撒腿就跑。

“站住！”随着一声急促的刹车声，从追上来的皇冠小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左右夹击扭住流浪汉，从他手上夺过金筷子，厉声喝道：“好你个臭要饭的，你也配拥有这金筷子？这可是我们局长大人剪彩所得、不小心丢失的哩。”

筷子（二）

时逢反腐倡廉高潮迭起，局长不敢怠慢，忙将剪彩得来的金筷子上交纪委。纪委说：“革命小酒天天醉，用双金筷有啥罪？”当即把金筷退回给局长。

次日，局长台上发言：“每当我想起天底下还有无数的民众没饭吃，而咱们许多的腐败官员却金筷银碗、花天酒地的时候，我这个当局长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筷子（续二）

一日，局长的金筷子被盗了。局长大怒：“治安如此恶化，竟敢偷我祖传金筷，怎么得了？”当即令警方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专案组在侦查过程中，恰逢一民众前来报案：“警察同志，和谐镇有人被杀了。”

组长不胜其烦：“去去去，局长的筷子失窃案都还未破，你就来捣什么乱？”

筷子（续三）〕

局长金筷子失而复得，加上近期被评为“保先教育先进个人”，甚感欣慰。当晚，密令女秘小芳：“老地方见。”

老地方。小芳依偎在局长怀抱里，风情万种：“何不将那金筷送与小女子？”

局长道：“姑奶奶，不是已经给了你一百万吗？！你咋连我的筷子都不放过呢？”

筷子（续四）

金筷子后来还是到了小芳的手中。小芳开心之余，次日便与男友在皇家大酒店开怀畅饮，并将金筷子送与男友欣赏。

男友一瞧，惊呼：“啥子金筷子，实为镀铜铁筷而已，此筷还是在我处加工的呢！”

小芳花容失色：“好个糟老头，竟敢用铁筷子糊弄老娘？”

筷子（续五）

金筷子不含金的消息传到了局长的耳朵里，局长恼羞成怒，当即电话里大骂皇家大酒店老总：“你小子吃了豺子胆啦，竟敢拿假金筷子当剪彩礼品？”

老总答道：“你以为你是谁啊？把格老子当金矿采啦？惹恼了老子，当心我去告发你去！”

局长忙又低三下四：“瞧你老弟说的，干嘛那么生分？我可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呢。”

筷子（续六）

局长今日委实有些气恼，盖小芳又将假金筷子退回了他。他沉思片刻，决定把筷子重新包装转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日，上司接过筷子，对局长说：“我说你这个同志呀，想进步是好事吗，干嘛还跟我来这一套，下不为例啊！”

不久，局长荣升副厅长，当地日报公示：“经群众评议，组织推荐，××局长拟提副厅长。”

【王翔宇荐自《凯迪网络》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

钱厂长的三步棋　作者：孙同兴

钱厂长今年５９岁，也就是说再过一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根据社会上流行的５９岁现象，钱厂长理应在这一年中抓紧时间捞点。可钱厂长不，５９岁生日过后，便相继干出了几件颇得人心的好事儿。

钱厂长干的第一件事是把位于市效的那小分厂卖了。一大片厂房一大块土地尽管只卖了十多万元，但总算解了一块心病，一下子就解决了拖欠职工数年来的医药费，直把职工感动得一个劲地喊厂长万岁。

钱厂长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厂子里的一个车间里的设备卖了。这个车间生产的产品还算有市场，钱厂长说咱要创新，把这些设备卖了是为了日后上一套新流水线。设备拆走后，钱厂长就用这笔钱为全厂职工每人发了５０元的奖金。那天下班，全厂职工人人脸上都溢出了笑容。

钱厂长干的第三件事是把厂里的那部轿车卖了。说起来这件事办得最得人心，厂子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可头头们每天还坐着那辆高级轿车进进出出，职工心里能没有气吗？尽管这辆价值４０万元的轿车只卖了５万元，职工还是一个劲儿地拍手叫好，说钱厂长又办了一件与职工贴心的好事儿。当然，这笔钱也没别用，作为救济款全部发放给了本厂的困难职工。

以上这三件事都是钱厂长亲自操办的，办完了这三件事钱厂长就从岗位上退了下来。钱厂长走的那天，全厂职工齐聚在了厂门口，那情景实在挺令人感动，大伙儿说：不管咱厂长以前咋样，就最后这几下子，足以让大伙儿牢记一辈子！

大约过了有半年多，一业务员路过卖掉的那个分厂前，正巧有一辆高级轿车向里开，觉得挺面熟，便多看了一眼，发现这辆轿车正是厂子里卖掉的那辆。于是又多看了一眼，他看到里面坐着的竟是钱厂长。出于好奇，便悄悄地跟了进去，发现这个厂子已经开了工，那些响着的机器正是从总厂拆来的。这时，只见钱厂长走进了一间标有董事长的办公室，一腚坐在了大真皮沙发上。

那位业务员回来后就得了一种怪病，成天疯疯癫癫，不管见了谁，一律叫人家大骗子！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７日】

为官常算五笔账　作者：王春华

为官掌权者，权力大，责任重，诱惑也多，因此有必要经常算算五笔账。

一是常算生命账。生命是最珍贵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假如你要贪污受贿１００万元，就可能以你的生命为代价，划算不划算？如果贪污受贿５０万元，虽然有可能不上断头台，但至少十几年大牢是跑不掉的，人生有几个十几年？时间就是生命，用生命换金钱，世界上最蠢的事莫过如此！

二是常算经济账。说实话，一个在职官员，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平时享受的各种物质待遇是比较高的，有稳定的工资，退休后还有退休金，有的配有专车，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这些待遇折合成钞票，是相当可观的。可如果一旦犯案，这些待遇便会一扫而光。孰大孰小，这个账很好算，只要你不是傻子。

三是常算亲情账。官员一出事，不管是处以极刑，还是锒铛入狱，父母、子女、三亲六戚都会因此蒙羞。血浓于水，一个人的堕落，会给亲人带来永远的心理阴影，让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这个账是明摆着的，如果真心希望亲人们幸福，就请你千万“手莫伸”。

四是常算良心账。父母把你养育成人，指望你上报国家，下报父母；组织上把你培养成一个领导，对你寄予了多少厚望……而你却堕入贪官污吏行列，手摸胸口想一想，你的良心不受谴责吗？

五是常算名誉账。做清官廉吏，自己光明磊落，亲朋好友也感到光荣无比；当贪官污吏，臭名远扬，人人痛骂。莎士比亚说：“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失去名誉，就失去信任，失去尊敬，失去做人资格，这笔账也是非算不可的。

灯不挑不明，账不算不清。如果平时能常算这几笔账，弄明白孰轻孰重，孰大孰小，就应该头脑清醒，拒腐蚀，永不沾。

【杨松荐自《当代党员》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李桂元图《瞻前顾后》】

一份拷问官员的试卷　作者：冯印谱

下面几道试题，值得每一位党政官员静夜长思拷问自己：

一、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子的荫庇吗？是靠裙带关系吗？是靠端茶递水当秘书苦熬出来的吗？是靠同学朋友的提携吗？我应该报答谁呢？

二、我能获得今天的官位，跟溜须拍马、巴结奉承有没有联系？跟看风使舵、投机钻营有没有关系？跟请客送礼、金钱买官沾不沾边？

三、为了保住官位，尽管常常极不情愿，但上级领导来视察，我仍竭尽全力招待应酬并给他准备丰厚的土特产吗？逢年过节，我都亲到上司府上送礼送钱吗？遇到上级领导患病住院，子女上学出国婚嫁，我都有所表示吗？花这些钱都是我掏自己的腰包吗？凭那点工资我能够应酬得起吗？

四、有人反映我当官后，脾气越来越大，架子越摆越离谱。普通群众求见，我闲着没事也让秘书挡驾；下乡视察，我乘小车一路走马观花；决策大事，我主观武断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些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五、有人求我办事，送礼送钱我照收不误；有人想谋个职位，送礼送钱我来者不拒；收了礼给人家办了事，我心安理得；有些事没办成，我没给人家退礼退钱，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捧着这些钱不感到烫手吗？

六、跟同僚共事，我内心对谁虽有成见，但总面带微笑从不表露，不仅不留丝毫把柄于人，而且伺机图谋掌握他们的材料作为“杀手锏”。对能力比我强的，我更要时时设防，处处打压，“提高警惕，保卫自己”，我是这样做了吗？

七、要想坐稳官位，官职还想升迁，仅凭单人跳舞是不行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只要愿意靠拢我的，我就给他们提官，就调他们到实权部门。有了这一帮哥儿们做左膀右臂，甭说别的，上级来考察也有人给我说话、投票，人家说这是拉帮结派，我有这种行为吗？

八、在其位谋其政。不干出点政绩，先别提升迁的话，别人也会笑咱无能。干就来他个大手笔，县城旧街道，统统拆，规划建大楼；传统农作物，统统毁，引进洋品种搞样板田；山上有座龙王庙，投资维修，引经据典，开发旅游。铺下摊子不怕，到时我屁股一拍走人。基建过程中，咱又能大把票子往里抓，尽管劳民伤财，但咱名誉钱财两丰，这样做有过良心发现吗？

九、我所在的那个县是太穷，但再穷也穷不到我书记县长头上。陪同上司，需要肥吃海喝；参观学习，需要游山玩水；学习发达国家管理和技术，需要远涉重洋。不过，包“二奶”之事咱可没干，好多官员出事都出在女人身上，惨重的教训不能不记取呀！我顶多逛逛歌厅上上夜总会。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潇洒走一回岂不冤枉哉？有人说这些都属于正常工作，但党的纪律说这是挥霍公款，这种事情我常做吗？

十、屈指一算，年龄快到点了。虽然说，妻子早已安排在实惠单位，儿女都有了一官半职，七大姑八大姨该照顾的都照顾了，几套住房连孙子结婚也有了。但时下人们都是势利眼，一旦离开官位便没人理睬了。得赶快活动再到人大政协干几年，或给个某某待遇也行，再不，弄个民间团体协会过渡几年也好。这样马不停蹄图了个啥？唉！谁定的这倒霉的退休制度，辞别官位真让我伤心落泪哪！

以上每道试题１０分，满分百分，烦劳诸位自我判卷，不知及格者能有几人？

【任法花荐自《三晋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２日／方 成图《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

偷自行车的人　作者：邵燕祥

新华社记者报道了唐山一个偷自行车的案件。我家十几年丢过７辆自行车，先还报警，后来习以为常，也就安之若素了。悟到现在所谓偷车，指的都是小汽车，才值得立案投入警力，破案之后，也才值得报道。

这回从偷自行车嫌疑人家里缴获了来历不明的二十余辆自行车，有的报纸标题却是“破获自行车大盗”了，算一算，充其量价值几千块钱，但为什么能上“国内新闻”？原来那新闻价值在于——偷自行车的人戴某是一个“副局长”！

唐山市开平区“某单位”副局长，大概相当于全国行政职级表里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如果这单位是个清水衙门，少有捞外快的机会，也未设小金库，副局长没有任何灰色收入，而家口繁多，只靠“干工资”过日子，难免手头拮据，因此如他所交代的，“为牟利盗窃自行车”，好像不但情有可原，甚至有几分值得同情。

有关部门从这个案例出发，是不是应该考虑为类似他和他所属的“某单位”的同事们提高工资，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工作，提高执政能力。因为像戴某这样，还要分心去“搞副业”，就他们本人说，也太累了，不符合爱护干部的原则。你看，光是就巡警大队接报后侦察所见，他不仅要看管自己小区楼下的，两三辆锁在一起的多辆“可疑的”自行车，又见他把其中一辆车搬上楼去，可能是卸牌涂漆；１５分钟后，下楼跑到市工人医院门前，掏出一大串车钥匙，却连捅四辆车都未得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而是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是在２月２５日即星期五的１６时后，可见顶多是提前下了一两个小时的班；直到２６日下午１６时许，他又来到市图书馆前，很快打开了一辆自行车，这才当场被抓。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也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说不定他在正式上班的八小时内，还真是表现得十分敬业，对得起他的社会角色“副局长”这个国家公务员形象呢。

当然，这都是推测之词。也还不妨作另外的揣想，那就是他有条件贪污受贿，但他不愿同流合污，他有可能把国有资产、公共资源化入自己的口袋，但他受到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包括任何个人）的教育的影响，宁愿侵犯某些“私人”的利益，也不去损害“公家”的利益。而且，他还把盗窃的额度限制在若干辆自行车上，比起成百万、成千万、成亿地发腐败财的家伙们，又是何等的克己与自律！

这样看来，我甚至觉得这个戴某，按照传统上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问题的，烂掉了的”四类──简直还得算个第二类“比较好的”，至少也不过是第三类“有问题的”而且问题也不算大，一查就清的干部，离“烂透”还远得很呢。这样的干部不保护，还保护谁？

希望有关部门在对戴某调查处理的时候，除了全面看待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外，还要既跟社会上偷自行车的一般嫌犯相平衡，也跟各级公务员中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相平衡，做出公平、公正的决断。千万不要看媒体一时热闹，为了维护公务员的集体形象，就拿这个失风落网的“窃钩者”开刀，“窃钩者诛”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并没留下多好的口碑。

上世纪５０年代有一部意大利影片《偷行车的人》，曾经跟同属“新浪潮”的影片《警察与小偷》、《罗马二十四小时》一起，风靡中国。老实说，看了那电影，对那个偷自行车的人产生的不是憎恶而是同情。戴副局长跟那沦为小偷的失业工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居然产生了某种同情如上述，我自己也弄不清是出于什么心理，有识之士们不会以为我意在“诲盗”（教唆更多的人去偷自行车）吧？我能为自己辩护的只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选自《海上文坛》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梁山好汉反腐高招　作者：笑　佬

鉴于当前反腐形势十分严峻，及时雨宋江在一年一度的“梁山好汉联谊会”上，严肃地指出：希望在座的兄弟们，拿出自己的顶尖高招，做出梁山好汉的反腐特色来！话音刚落，好汉们：该出口呀就出口，风风火火闹九州！

黑旋风李逵：每年回老家祭奠老母，不免要脱离组织的监督。从现在起，我让秘书陪我前往。每天劳他代笔书写一份“假期报告单”，让上级随时掌握我行踪中的举止，以克服任何腐败行为。

行者武松：当上公安局局长才体会到，如今的手下可不好管呀！为避免出事，引发百姓的信任危机，我考虑每年请上级拨出一些银两来，就叫“廉政保证金”！如果在职的时候，没有猫鼠勾结贪赃枉法，可以在退休后，全额归于自己所有。

鼓上蚤时迁：多亏宋大哥的提携和推荐，我成了一方的检察官，反腐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总感觉没有额外的刺激，贪官不会落马。因此，应建立“大案要案奖励金”，按犯罪人贪污侵吞的数额，侦破者按一定比例提成。

神行太保戴宗：要坚决尝试推行“公务员车贴补助费”，解决在两个轮子上的腐败。这不但让公务员在工资方面进一步向国际标准看齐，而且起到健身的作用。

母夜叉孙二娘：我这个质监局的局长，不但要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制造者，还得防范属下的串通作弊蒙混过关。为此，设“大公无私鼓励奖”，凡请吃不吃、请拿不拿者，年底一次性重奖。

矮脚虎王英：眼看全国近半数省市的交通厅长入狱，我忐忑不安呀！总结经验，幸亏听老婆的话，拒腐蚀永不沾。我准备在单位开展“夫妻廉洁保证书”活动，让“枕边风”吹出反腐倡廉的最强音来！

玉麒麟卢俊义：作为一名司局级的京官，如果要应酬四方来的弟兄们，工资根本不够用，公款消费不但难以避免，而且容易恣意挥霍没商量，反正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如增设一项“公款消费节约奖”，可减少吃喝腐败的现象。

豹子头林冲：我在“发改委”工作这几年，发现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前来送礼的！因此，已经请办公厅的同志草拟好了“禁礼令”，进行严格、具体、详细的规定。反腐从家门口做起，我们的口号是：“卫兵反腐蚀，摄像促廉洁！”

青面兽杨志：纪委工作也要与时俱进，要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促进廉政建设的开展。每到重大的节日，采取发短信的办法，时刻提醒广大的干部们，反腐的这根弦任何时候不能放松。

智多星吴用：诸位的新举措很是养眼，属于“上给中央看，中给纪委看，下给百姓看”的漂亮政绩工程。但不如我的办法简单又实在，秘密聘请“干部观察员”若干，和有关部门实行单线联系，将八卦廉政术坚决进行到底！

【任法花荐自《三晋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２日／苏 朗图《迷彩》】

官场的细心和粗心　作者：侯志川

官场真是一个培养人使人高度细致加谨慎的绝好地方。哪怕就是张飞李逵似的冒失鬼在官场磨练久了，他也会象林黛玉小姐那样心细如丝起来。比如遣词用句，名堂就多得很。今天看报纸上一个新闻：“某某决定，某某同志不再担任某某县委书记”，这里的“不再担任”就大有讲究，不是随便用的。本来按照“语言简洁”的原则，两个字的“免去”比四个字的“不再担任”要干脆利落得多。以前经常这样用，用了几十年。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这“免去”虽然简洁，后来却发现有一个不太“细致”或者说太笼统的缺点。因为当事人年龄太大或另谋高就的“正常原因”固然可以叫“免去”，因为不小心拿了别人的钱被“规”起来了被捉起来了却也可以叫“免去”。于是在某些地方，这原本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免去”便逐渐更多地染上了不祥的气味。于是某些地方聪明的官员为了“避嫌”，特地用“不再担任”来表示“正常免职”，而把“免去”专门留给那些倒霉蛋了。官场的词汇于是就这样又丰富了一些。

但有些官场外的朋友说官场也有“粗心”的地方，例如某些人对副职领导一律以正职称呼，常常忘记了带那个“副”字。其实这正是官场人高度细心的又一体现。人家正是充分察觉到了官员们都喜戴高帽子不喜欢“副”字的微妙心理，于是呼者佯作“粗心”，应者也作“粗心”状，反正马屁拍得不落半点痕迹，除了用“体贴入微”来形容，还硬是找不出别的词来。有道是：

粗心人才会细心地叫出“副”，

细心人却粗心地把“副”忘了。

【选自《三湘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７日／刘庆涛图】

绝没想到　作者：胡惠文

贪污受贿后，绝没想到会东窗事发，绝没想到跑到国外也会被抓……

包二奶后，绝没想到非要离婚不可，绝没想到另一方会一次次地纠缠不休……

酒后驾车，绝没想到会撞人致死，绝没想到逃逸后会被见证人举报……

携公款参赌，绝没想到会输得那么惨，绝没想到会计持欠条找上门来……

收下“关照”钱后，绝没想到是两人同争一个官位，绝没想到那个落败者会不依不饶……

代表们收下“意思”后，绝没想到有人竟意识到贿选，绝没想到“生米做成熟饭”也会被否决……

权力对决后，绝没想到我是落败者，绝没想到雇人“收拾”对手后并不如愿以偿……

关键时刻，绝没想到“铁哥们儿”也会出卖我，绝没想到那些“攻守同盟”化为泡影……

多年绞尽脑汁，处心积虑，绝没想到人生沉浮，世态炎凉，绝没想到众叛亲离，家破人散，孤雁单飞，下场可悲……

【杨孔翔荐自《山东工人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７日／黄随娥图《宠物》】

格言　作者：巴特尔

□ 有人说，人所以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是为了多听少说。其实，我觉得造物主的奇妙还在于：人所以长两只耳朵，不仅是为了多听，更重要的是为了兼听。

□ 得意容易忘形，得意而不忘形，便是一种清醒；胆大可能妄为，胆大而不妄为，便是一种成熟。

□ 正像沉默并非麻木，忧郁并非失望，幼稚并非无知，天真并非肤浅一样，滑稽也并非幽默，公允也并非公正，自负也并非自信，自卑也并非自谦。

□ 什么是爱？在热恋中下的定义容易轻率，在不爱后下的定义又容易刻薄。

□ 生活太甜了，人们往往浅尝；生活太苦了，人们又往往厌尝；只有又甜又苦的生活，人们才会再三咀嚼和回味。

□ 青年人的潇洒如自然风光，活泼、流畅；中年人的严谨如人工园林，精致、典雅。

□ 气质是一个人的血肉，意志是一个人的筋骨，精神是一个人的灵魂。

□ 做人，越单纯越好；做事，越周密越好。

□ 乐观者的心里装满高兴，悲观者的梦中也是愁绪。而真正的练达者，无论心里还是梦中，有的只是平和与宁静。

□ 一个人，正确地估价自己需要谦虚，而正确地评价别人却需要双倍的谦虚。

□ 真话，说起来常常都很随意；而假话，说起来一般倒很认真。

□ 肤浅的全面，充其量是庸才；深刻的片面，有时却可能是天才。

□ 有经验和有知识的人可能有智慧，但有智慧的人一定是经验和知识都丰富的人。

□ 沉默，绝不是有话不敢说，有话不能说，更不是有话不会说，而是有话不轻易说，不随便说，不胡乱说。

□ 失败和成功相比，失败更容易成为哲学；痛苦和幸福相比，痛苦更容易成为财富。

□ 幼稚远离成熟，但真正的成熟必然蕴含着稚拙。因为，成熟并非圆熟，更非圆滑。

□ 懊悔，第一次是可贵的，第二次就会贬值，第三次便一文不值了。

□ 男女之间，爱的故事越长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 谦虚是一种修养，如果能把骄傲深藏在谦虚之中，则是一种修炼。

□ 生活的经验证明：无论何时，我们很难像料想的那样幸运，倒常常可能比料想的还要不幸。

【燕燕荐自《文苑》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沉淀的人生　作者：冯骥才

□ 所有土地都可以为了一棵树的生长，就看你的根扎得有多深多长。

□ 生命就像蜡烛那样，在光芒和泪珠中慢慢消耗掉。

□ 只有爱之中没有距离。

□ 雨水冲不进窗来，在玻璃上痛哭。

□ 历史的标点全是问号。

□ 历史的幕后全是惊叹号。

□ 苍蝇自以为美丽无比，不停地在我眼前转来转去。

□ 女人用一种美丽的狡猾来对付容易负心的男人。

□ 如果你不会嫉妒，你就占有了人的一半以上的美德。

□ 能躲避的地方都是坟墓。

□ 我们的半径相等，才能画出一个共同又完美的圆。

□ 只有欲望很小的人才有资格谈到超然。

□ 人生最强劲的力量都是你的对手给的。对手多强，你有多强。

□ 历史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人类没有灭绝，全靠人性的存在。

□ 摆渡者反反复复选择彼岸，结果徘徊了一生。

□ 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

□ 爱河上游的激荡绚丽，远不如下游的深远悠长。

□ 老人在一个夕阳把他的银发照成金发的黄昏里，忽然悟到：全部人生，不过为了创造几件刻骨铭心的往事而已。

□ 风儿可以吹飞一张大纸，却无法吹跑一只弱小的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是不顺从。

□ 受骗的人身上有一件东西不会被骗去，那就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天真。

□ 金钱的骄傲，是它自以为可以买到一切；金钱的苦恼，是它无法买到一切。

□ 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可怕。

□ 人类的悲剧是：一半得不到自由，一半得到了却不知做什么。

□ 书里夹着许多有生命的人，只要你打开书，他们全都能站起来。

□ 留住时间的方式，惟有把它变为珍贵的事物。

□ 痛苦是心灵一块无法化开的结石。

□ 人最深的叹息，是他无法挽回已然流逝的时光。

【陈超荐自《逸海书城》】

假话·真话　作者：张　峰

有的话本来不是假话，只是说的人虚伪，它就成了假话；有的话本来不是真话，只是说的人诚恳，它就成了真言。

有的话本来是假话，只是说的人身份太要紧，它就成了真话；有的话本来是真言，只是说的人身份卑微，它就成了假话。

有的话在老百姓听来明显是在撒谎，可那些好大喜功的领导却总是信以为真；有的话在领导听来很没水准，可老百姓却偏偏觉得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有的话当时听来纯属胡言乱语，世易时移后却成了千金不易的真理；有的话在当时听来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时过境迁后却成了弥天大谎。

有些时候，谎言比真理更有生命力。因为真理重复一千遍只会招人厌烦，而谎言重复一千遍后往往就成了真理。

有些地方，谎言比真理更有诱惑力。因为真理从不刻意打扮自己，而假话却常常要穿上美丽动人的外衣。假话动听但迷心，真言逆耳却利行。

假话出口必有所图，真言面世则必有所刺。

说假话不但需要狡猾，更需要私心和杂念；说真话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格和勇气。说假话的人常常在当世飞黄腾达，说真话的人却往往在身后才能名垂青史。由假话“演变”而来的真理，本质依然虚假；真言辞暂时被斥为假语，却终究要显露出其真理的光辉。

假话如唱戏，常常要背熟了再说；真话如咳嗽，多在压抑不住时喷薄而出。假话卑鄙却常常充当卑鄙者的通行证，真理高尚却常常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说假话能带来千千万万种现实好处，而它的成本却出奇的一致：泯灭良知，丧失诚信。假话因假而华丽，真理因真而永恒。

【王翔宇荐自《北京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６日／夏清泉图】

另眼看世态　作者：梁　竹

脸皮这种东西，当你认为它很重要时，它便很重要；当你认为它不重要时，它就真的一钱不值了。

就算面对傻瓜，你如果把其当傻瓜看待，他也是不会买你的账，把他当成天才或神灵去尊敬吧，那样他就会对你俯首称臣了。

什么酒都会醉人，除了假酒之外；什么花都能迷人，除了家花之外。

当一个人深深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时，十有八九是其已经远离了健康。

一个好人的后面可能会有一群坏人在虎视眈眈，而一个坏人的后面除了有一群坏人在虎视眈眈之外，还会有一群好人在咬牙切齿。

一句真理可抵得上一千句谬论这是铁律，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分辨哪是真理哪是谬论，那可能是一千句真理也抵不上一句谬论。

虚荣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用夸耀别人来贬低自己；另一种是用夸耀自己来贬低别人。

现实中有钱的老子和有钱的儿子比比皆是，遗憾的是，当我们是儿子的时候，却没有有钱的父亲；当我们是老子的时候，也没有有钱的儿子。

人哭着来到这世界是件很正常的事，人还哭着离开这个世界就有点不正常了。

一群狗在一起吵吵斗斗无非是两个目的：为了争一块骨头或为了争一只母狗，满足后就无事了。而一群人在一起吵吵斗斗，问题却要比狗复杂得多。

有些东西埋没的时间一长就会变成废品，比如钢铁；有些东西埋没的时间越长就会越值钱，比如瓷器。

先把字练得端端正正，再把字写得歪歪斜斜，这样就可以成为书法家了。

人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自己被别人全盘否定了，但比这更为悲哀的是自己也从此而否定了自己。

【河汉荐自《市场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王 敏图】

关于历史的随想　作者：李兴濂

一

真正的历史，从来都不在历史学家那里。有资格对历史说三道四的，倒是我们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所谓专家和权威，从来只是平民的附庸。所谓历史，不是历史教科书的宣讲，最基本的生长之地就是我们自己。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就是历史。

二

皇帝离我们很远了，可这很远的皇帝，却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我们中间。时下许多文艺作品，影视，皇帝老儿的“文治武功”、风流轶事，又翻了出来，歌之赞之，艳羡一番。好像自己祖辈作为皇帝治下的臣民还没有当够奴才，自己还决心要继续当下去似的。历史的惯性就是这么顽强。

三

历史的大部分就是一堆笑话，能让人笑出泪来，也能让人哭出泪来。

四

人人都在从历史吸取教训，区别在于吸取什么教训。有“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君王，也有怕史官写入不光彩丑事的皇帝。

五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偏偏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六

历史是不会被遗忘的，但是会褪色。让人欣慰的是，历史不是不重复，而是它毕竟也有不重复的时候。

七

很多人说，倘若鲁迅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是历史的偶然？

八

历史悠久，并非一个国家的光荣和幸事，它的负累也是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老是在重复老路、徘徊不前的原因。丁尼生说：“透过地球的阴影，窥视早年时光，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个朝代。”

九

可以封住人的嘴巴，却蒙不住人的眼睛。不论是谁，想要篡改历史，都是一种徒劳。先前不明白那么多人成为右派，被打入冷宫，现在才知道那是一场“阳谋”；过去不明白“三年困难时期”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现在才知道那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过去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现在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生活更好的地方……认识历史，揭开历史之谜是需要时间的。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时间它不依权势者左右，虽然它无声无息却坚韧地流淌着，直到映出历史的原貌。

十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决不是等于说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没有凯撒，古罗马的历史就要重写；如果没有华盛顿，美国的历史就要重写；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历史正是一切人的意志的总合。

【任法花荐自《中国杂文网》２００５年８月９日／清河鱼图】

“群众路线”　作者：杨翰端

年底送了一次“温暖”，

就是“体贴了群众……”

用群众的钱办了件实事，

就是“关心了群众……”

涨价开了次“听证会”，

就是“尊重了群众……”

执法聘了一些“监督员”，

就是“依靠了群众……”

下乡演了一场歌舞，

就是“联系了群众……”

公仆为主人服务成了“新闻”，

“表面文章”就会层出不穷！

【选自《当代杂文》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

这个世界有点怪　作者：崔世畏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喊声“小姐”遭白眼，

到底叫啥才痛快？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景点本来票就贵，

最近又涨一百块！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楼宇盖了那么多，

房价脱缰没法拽！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人才贱卖似青菜，

高校扩招显无奈。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八旬老翁抛彩球，

妙龄女郎抢得快！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国民经济明明向好，

股市偏偏往下栽！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有点怪。

某长一堂课未听，

“博士”帽子头上戴！

【张凤祥荐自《重庆商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

梦想是鸡蛋　作者：盛　森编译

□ 一个门外汉建了济世方舟，一群专家造了泰坦尼克——不要迷信权威。

□ 爱所有人，信少数人，不欺负任何人。

□ 出了问题后，君子寻找补救的办法，小人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

□ 收起指指戳戳的食指，伸出实实在在的援手。

□ 笑是两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 人世间只有两种幸福：爱与被爱。

□ 梦想是鸡蛋，如不及时孵化，就会腐败变臭。

□ 蜜蜂整日忙碌，备受颂扬；蚊子不停奔波，人见人打。

□ 多么忙不重要，为什么忙才重要。

【任法花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

官场闲话　作者：刘　征

虽名不见经传，官不上品级，但好赖也算在“官场”混过几天，说些圈内“闲话”亦不过分——

□千好万好，好不过老百姓的信赖；金山银山，重不过老百姓的心山。

□让老百姓不怕官，这很简单：让官怕老百姓就行了。

□官不好当，那才是社会的成熟。

□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

□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位置炫耀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位置贬低别人。

□处在什么位置上，就在什么位置上寻找意义。

□标榜自己永远正确的人，不一定战无不胜；闭门常思己过的人，往往不可战胜。

□自我欲望愈来愈大，自知之明会愈来愈小。

□当心恭维——它是最容易使人失去理智的蒙汗药。别忘了，有人抬轿子是为了坐轿子。

□当心狂妄——它是最容易使人丧失一切的致幻剂。别忘了，自大加一点即是个臭字。

□有人难割难舍的是功名利禄，有人要死要活的是进退荣辱。请记住英国作家毛姆的那句名言：为欲望疯狂，无异于替自己挖坟掘墓。

【冯建成荐自《家庭百科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５日／丁 聪图《欲驰不得》】

聪明话　作者：邵力子

见饥饿欲死的人，问他们“何不食肉糜”，在从前，似乎只有皇帝配说这样的聪明话。

现在真是进步的世界，说这样聪明话的人，几乎到处都是了。

大教授大博士，看到在做“牛马走”的黄包车夫，常常会责备他们，你为什么不读书，不早去受点教育。

聪明话的方式不必尽同，但真是聪明的，说出话来总没有人可以反驳。

教育家对学生说：你们嫌这个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不去投考别的学校？

资本家对工人说：你们嫌我的厂里工钱太少，尽可到别的厂里去，我决不强拉你们；你们嫌工作时间太长，何不回到家里去享清福？

于是房东亦对房客说：你们嫌房价太贵，搬走就是，难道我还定要你们居住，怕我的房子租不出去吗？

这样的聪明话，真能使一般不安分的年轻的人和穷人，闭着嘴一声也不响。

说聪明话的人一天一天的多起来，面团团、貌堂堂的大概都能见；我这样愚笨戆直的人只好不说什么了。

【王翔宇荐自《青年时代》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清河鱼图】

生活的法则　作者：阿瑟·布劳克

哈里森的行动法则：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詹姆斯的历史法则：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罗伯特的食品法则：爱吃香肠的人，绝对不要去了解香肠的生产过程。

杰克逊的虚伪法则：倘若旁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

约翰逊的读报法则：为了去发现人类的种种错误，其中也包括报纸本身的印刷错误。

杰佛里的成功法则：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康威尔的组织法则：每个组织中都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该组织的底细，这个人应当被开除。

格林的辩论法则：当你开始胡言乱语的时候，真理往往在对方手里。

斯图尔特的反应法则：得到原谅要比得到许可容易得多。

华莱士的谦虚法则：将自己贬得一无是处，为的是鼓励别人亲自来认识你的出众之处。

奥利尼的家务法则：厨房是永远无法打扫干净的。

迈克的恭敬法则：决不要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而流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任法花荐自《广州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８日】

狱中对话　作者：吴　昊

某监狱，当年的行贿者与贪官到了一起，两个人先是会心一笑，然后有以下对话：

贪官：“都怪你，贿赂我，要不我能到这个地方来吗？”

行贿者：“我贿赂你，你若是不收，我能到这个地方来吗？”

贪官：“不是你主动送上门，花言巧语一通说，我能收你的贿赂吗？”

行贿者：“我要是不行贿上门，不给你‘白虎’一通，你能给我办事吗？”

贪官：“我要是没有权，不能给你办事，你还会给我行贿送礼吗？”

行贿者：“你这话说对了，你要是没权，不能办事，那我还上门给你送钱？我有病啊！”

【杨智勇荐自《天津老年时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２日／何影图】

贪官的十种抱怨　作者：淇　丁

一、对上要经常性地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拼命奉承。就这样严防死守，还说不定哪一天遭殃。你说，我容易吗？

二、对下要漠不关心，推三阻四，横眉冷对，甚至恶语相向。还得时刻防止有人告状、上访，尤其得防止有些人为生活所迫而萌生的过激行为，譬如半夜砸黑砖之类。你说，我容易吗？

三、对送礼多的，帮助自己办理地下事务的人，必须时刻听从人家的召唤，一个电话过来，叫爬就得爬过去，为啥？怕他举报嘛。你说，我容易吗？

四、天天有人没事找事，不是唱歌跳舞打麻将，就是洗脚洗头洗桑那，一搞就是大半夜，白天还要给他们疏通关系搞协调行方便，睡眠严重不足。你说，我容易吗？

五、经常有人叫喝酒，恨不得一天能安排八顿饭，什么天上飞水里游，什么农家饭皇家菜，胃撑得胀疼，头灌得贼晕，味觉器官大受损伤，已经分辨不出香臭了。你说，我容易吗？

六、就怕贼偷，报案吧，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报案吧，辛辛苦苦弄的这点儿东西竟然要白白孝敬这号人，家人埋怨心里烦。你说，我容易吗？

七、还怕上级检查工作，平时哪有时间管那么具体呀，一时有关心不到的地方，领导就批评，群众就埋怨，媒体就曝光，好象这锅汤纯粹是我弄坏似的。你说，我容易吗？

八、更怕的是发生灾难性事故，不管吧，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管吧，已经授人以柄，拴在了一条绳子上，为此需要绞尽脑汁，睁着眼睛编瞎话，让人戳脊梁骨。你说，我容易吗？

九、神经系统长时期承受压迫性煎熬，罹患警笛综合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听到，就心发慌，腿发软，背冒凉气头出汗。你说，我容易吗？

十、一旦东窗事发，就得东躲西藏，弄不好还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你说，我容易吗？

【王翔宇荐自《新华网》２００５年７月５日／言午图《好梦连连】

时髦的十大官场职业病　作者：郭盛永

１、警察打人骂人。

２、法官吃请受礼。

３、律师当讼掮客。

４、检查团大吃大喝。

５、“一把手”一言堂。

６、制造“泡沫”政绩。

７、小官贿赂大官。

８、下级瞒哄上级。

９、从啥业发啥财。

１０、官商合包工程。

【选自《幽默大观》】

贪官秘笈　作者：阎笑古

一、下功夫看看秦始皇看看吕不韦韩非子，看看曹操朱元璋李林甫慈禧太后袁大头，也须研究马克思，读读剩余价值学说，还有哈耶克的《奴役之路》也翻翻，理论上武装一下子，但不要“叫真”，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记住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上司提倡的就是正确的。做贪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上司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二、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因为难就难在“由聪明入糊涂更难”。别看不少贪官都是硕士博士，那多是假的。有的人硕士博士毕业就刻意于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做学问。记住，真的硕士博士做上官难，做了也难久。

三、须练上几招功夫：一是把良心喂狗，因为不值钱；二是心真黑假红，手假白真黑，想摸想捞的就别放过；三是眼睛得毒，看人看事不能近视不能花，能透视才好用，该看的别错过了。脸最好就别要了，能真正成为专业的不要脸的东西也不容易那也是本事；四是坏事做完了练着自己能睡着觉，不然身体可就快玩完了。

四、必须有能忍的本事，有给上司当狗的品格，学会拍马的艺术。没事看看《官经》、《忍经》什么的。“忍”字：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曰：“能也”。你只有能忍才能行能达到目的，学学韩信胯下受辱后受封楚王，张良桥下拾鞋得兵书。记住：主子永远是正确的自己永远是错误的，顶头上司就是真理，因为他有权能决定你的官运和命运。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当贪官和当婊子有相同处，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下三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司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司的赏识是升官的捷径。

五、时政得知道若干，上头的文件、讲话、通知和著作、思想须认真研究，是你行政令之所依，做官样文章之所出，施政绩之所本。做秀也得看准风头须明白上头稀罕啥缺啥，油得膏到轴上。不学不行的，大特务头子就是做飞机摔死的那个戴笠不是说“对上投其所好”嘛！记住许多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一定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历史上的唐律、大清律的制定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子民。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六、身体是做贪官起码的本钱，宜养宜保。喝王浆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撞大树都行。

七、后院不能起火，外头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能倒。小姐可玩不能给名片记着背心上别印字，最好宾馆包房或金屋藏二奶、三奶。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食色性也”，孟子还曰了：“鱼亦吾所欲也！”

八、钱能通神，据媒体报道，钱可送到部级高官，地级高官也大有卖官之佼佼者，马德便是。前腐后继，留心寻觅着。不愁舍了孩子套不着狼，别急悠着来。

九、找到政治靠山，曲径通幽，买来红顶子。这得贼眼独具，认准比自己还贪的上司。记住贪官的特征，就按这标准找：一是满口官腔假话连篇不为子民办实事。二是当婊子立牌坊专搞假大空泡沫政绩。三是见美女就两眼长长总想体贴入微。四是送去钱时大声训斥却默然笑纳。五是大多是废物，不能说一个完整的句子，除了当“官”什么事也不会做。六是能装能摆，小头染的油黑贼亮，西装革履，通常两手后背于腚上，视察时则相交于腹前肚脐处，或激昂慷慨或笑容可掬。

十、借着天高皇帝远，老子有权有靠山，这一亩三分地我就是爷。一朝权在手便把官来卖钱来贪。反正都是“二人转”一对一，把握大。

十一、长相除了整容是没辙了，但得具备影星的演技，比如反腐倡廉大会得声泪俱下，关心子民得轻轻摸着老乡的手。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所以你必须学会善于勇于说假话上蒙中央下欺百姓，要把说假话当成习惯，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十二、来钱的道儿可注意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这么几条：一是国企、私企老总，他们钱多的是。二是包工头可利用批项目发工程收取回扣。三是平时没事想交自己，养兵一日用兵一时的商人大款们，他们的红包很可观。四是下属的升迁、调整、机关进人。五是自己、自家的红白大事死爹换老婆、住院、出国时下属、社会方面的馈赠。六是你是一把手，一切开销办公室主任全包了。七是给人办事打电话、批个条子等的礼金。八是老婆经商儿子拍戏、写书小姨子开饭店。九是公家的钱疯狂地贪，这危险系数大呀！但你是一把手，贪污也是有条件的。你自己照量办吧。

十三、对逆我者不送钱者不忠者，一概拿下决不手软。办法：一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按着雷锋的标准按党章上的标准查，不怕他没毛病。二是借群众的嘴治他，比如民主测评、考评，那ＴＭＤ都是背靠背的玩意，我让你票多就多，我让你票少就少。三是借坏人嘴治他，随便从抽屉翻出几封信，假称是举报信，或者背地让亲信捏造事实写黑信让纪检检查他当理由，掘地三尺查他个地覆天翻。四是利用权力免了或撤了他。五是逼走他。

十四、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小农的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必须把会做狗放在首位，做人你就别想了。做狗就是和你的上司处关系，想着何时咬人能讨主子欢心。咬人时得记住，你会大失民心。咬文人时更得留个心眼，你折磨他一时，文人会一辈子几辈子折磨你的灵魂，让你死也不得安宁。

十五、也别忘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乐极生悲，社稷江山不倒。有空儿把装老衣服缝上后事安排好了，省得到时晕菜，那时再哭再鞠躬可就什么用都没有喽！

【任法花荐自《呐喊》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４日／阿 达图《变》】

茶客留言　作者：阮　直等

阮直（广西北海）

这两年知识界确有让斯文扫地之事。从北大朱苏力招博到北航招生舞弊，从南京师大艺术学院停课集体去创收，到复旦大学教授嫖娼，这一系列让斯文扫地的事好像让知识分子脸上的那点油彩淋上了雨，于是有人发问“士无耻，则如何？”（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２期）

知识分子中出现有辱道德，有伤风化的事，人们就觉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那么知识分子与我们的官员比起来，他们的材料未必有人家硬吧？为什么官员腐败了，人们觉得这是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是无可奈何的事，甚至有的老百姓都以为官员的腐败并不代表官员的主流行为，但却承受不了知识分子的堕落，看来人们还是把心中的完美寄托给了知识分子，就像人们心中的观音，那是不能有一点瑕疵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看办不到。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用道德体系建立的人格防犯系统，能保持到现如今这种程度，已经够伟大了，绝不像某先生说的那样是什么“士无耻”。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时起，在制度上就保证不了你能有独立的人格，你那个士算个屁，如果皇帝老儿不在你的“士”前边加上个“人”字，成为“仕”，“士”者不过是个卒，是个兵罢了。

所以中国古代的由士入仕者，都是在极力地尽忠尽孝，以求一生能不被皇帝老子砍了脑袋。弄个囫囵的完尸，终结一生就“阿弥陀佛”了。再伟大的“士”也不如“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吧，可是斯文在汉武帝面前是啥？就因为替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了宫刑，再坚强的汉子，再刚毅的思想也得先弯曲了自己的膝盖和皇帝说话，若不是汉武皇帝还算有点明智之举，十个司马迁的阳具也不够刘彻的一把刀硬，刘彻的刀是个什么，就是让斯文扫地的专制皇权，当初刘彻想要毁掉司马迁《史记》书稿时，吓得司马迁马上提出要重新书写“景帝、武帝”这些细节。

当然这是司马迁的无奈，司马迁要完成这部历史的巨著，是宁愿舍出一些细节，让它违背历史的真实，后人也会原谅他，因为让斯文扫地，并非士之过。

那么如今这知识分子就是自甘堕落的吗？当然不是，有些是组织行为，是领导拍板的，招生舞弊，乱收费，大学生停课去陪舞，这绝不是哪个知识分子能决定的，知识分子如今哪有不是组织的人，没有他上级的指示，一个知识分子想干一件让斯文扫地的事也都难。至于大学教授嫖娼的事件，这更与知识分子无关，嫖娼不会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吧，而仅仅是作为教授的张某或李某，就像贪官腐败了是“某省长，或某书记”而并非是“官员”的群体一样，谁也保证不了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中国知识分子从解放以来，就是组织的人，他们都有组织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被固定在体制之内。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上级的政策和各种各样的条例，他们做人的楷模应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那些为官者。在“统一思想”的旗帜下，他们工作、生活、著书立说。他们有何之过被说成是“士无耻”。

肖桃清（浙江杭州）

杂文大家鄢烈山的《学习韩琪好榜样》一文（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７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先要弄清楚造成这场悲剧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保安为什么会打人。在广州大学城工地打工的农民工被殴打，直接原因是工头指使十多名保安干的，工头才是教唆犯，才是应当万夫所指，才是更应当受到谴责、惩处的。而十多名保安不过是一群帮凶，是产生事件的间接原因。这些保安为了饭碗，“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他们只知“拿老板的钱就得听老板的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谁的过？老板是故意的，保安也许是无意的，谁轻谁重，一目了然。当然，我并不是为保安开脱，我是说，别抓了小鬼，放跑了魔鬼。

按《学习韩琪好榜样》之说，出现打人问题大抵是因为保安没有学习韩琪好榜样，这其实是避重就轻，没有对症下药。

杨振海（安徽宿松）

贵刊２００５年７月下第４１页刊登袁备先生《步孟浩然清平乐韵》一诗有错讹。据我所知：一、《乐府》中有清调、平调、瑟调之分。但到唐时，已有调而无词。李白这组清平调的词是其自创的新词。它的标题是《清平调》而非《清平乐》。二、该诗的作者是李白，而非孟浩然。三、原作是：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常得非长得）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沈香亭北倚阑干。

2005年第11期

世象扫描五则　作者：文　杂

蚊子的不满

首先，我吃饭后也可腆着标致的“啤酒肚”。

其次，我也总是在黑暗中做“事”。

最后，我也擅长吸血。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混上官儿呢？

招生妙计

公鸡：学游泳啦！国家承认学历！

麻雀：鸟语啦！鸟语！四六级！安排出国留学！

喜鹊：音乐培训，包就业！无效退款，免费再学！

井底之蛙：天文，地理！有证书！

又退一步

在“拿钱来，给你宣传”的有偿新闻之外，一些“高明”的无冕之王又有了新敛财术：有偿不新闻——“拿钱来，不曝你的光！”

有偿新闻?熏老记们出卖的只是自己的操守；有偿不新闻，出卖的却是自己的良知——这实在是又退了一步！

提到……

提到诺贝尔，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为人类做过的巨大贡献，而是诺贝尔奖金；

提到比尔·盖茨，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在计算机事业上的辉煌成就，而是亿万资产；

提到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鲁迅、曹雪芹，而是琼瑶、金庸；

提到音乐，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聂耳、冼星海，而是谢霆锋、刘德华……

芸芸众生的尴尬

去看病，头痛脑热的小病医生要你住院；

坐出租，司机载你拐弯抹角走曲线；

乘公交车，老弱病残座上多见壮汉；

进饭店，服务小姐极力把高价菜推荐；

住旅社，半夜里小姐自我推销吵得心烦意乱；

买房子，广告中的承诺售房人不兑现；

要征婚，中介所雇来婚托和你见面；

看广告，商家的夸张艺术边缘无限。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７日】

当代无耻语录排行榜　作者：猫眼网友

第一名：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先走！（新疆克拉玛依火灾发生时，市教委的一位公仆拿着话筒对惊恐的小学生们如是说）

第二名：不就死了几个孩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沙田镇洪灾后某公仆对情绪激动的灾民如是说）

第三名：人死了以后再通知我们吧！（衡阳人张衡生冻毙路边前某民政所公仆对前来请求救助的农民如是说）

第四名：少来这一套，我见得多了！（定州市某公仆对跪下来求他做主的村民如是说）

第五名：中国很安全，没有ＳＡＲＳ，欢迎来旅游?选（卫生部某官员在ＳＡＲＳ来临时曾对外如是说）

第六名：手术对她们有好处。考虑到是一项公益事业，我们就做了这个手术。（江苏省南通儿童福利院将两名年约１４岁的弱智少女送到市内城东医院切除子宫。市城东医院的医生事后如是说）

第七名：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佘祥林冤案。某法院副院长就此案答媒体提问时如是说）

第八名：我以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因贪落网后如是说）

第九名：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央视励志广告歌曲对下岗工人如是说）

第十名：谁叫你们干活，你们就找谁，政府不欠你们的钱！（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某公仆对为讨要工钱而上访的民工如是说）

【选自《天涯杂谈》２００５年９月／清河鱼图】

最大的危机是正不压邪　作者：笑　蜀

兴宁市大兴矿难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据报道，今年７月１４日，兴宁市已经发生过一起矿难，死亡达１６人；当时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均责令兴宁市煤矿停产整顿，并要求兴宁市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把安全工作抓细抓落实。但仿佛吃了豹子胆的大兴煤矿拒不从命，明停暗开；而且明停暗开不过三天，索性擅自全面复工。

全面复工的当天亦即８月７日，更大的悲剧上演。突如其来的透水席卷大兴矿井，１２３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永眠水下，１２３个家庭的支柱就此轰然坍塌。有关当局极度震怒。国务院“８·７”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李毅中向媒体表态：必须让非法开采小煤矿的人倾家荡产，并严肃追究刑事责任，才能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对遇难矿工家属负责和对人民负责。

查究黑心矿主当然十分必要。对于矿难，黑心矿主无疑负有直接责任——如矿工所描述的，“煤矿已经挖到地下水位以下，矿主知道，井长知道，但谁也没有想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让矿工驮着地下河干活，拿矿工的生命当赌注，如此黑心矿主，仅仅剥夺其家产其实已经是很轻微的惩罚了——１２３个矿工付出的是生命，矿主付出的不过是浮云般的家产，双方的代价完全不对等。但还能拿黑心矿主怎么样呢？就算剥夺其家产是刑不抵罪，为此加大刑罚力度，把他们关进大狱，甚至不惜把他们杀头，这么做除了解恨，还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矿难的原始病灶会因此而根除？矿工的生命会因此有所保障？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像这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绝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样庞大的系统工程，哪里是区区几个矿主就能制造得出来的，它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矿主不过是“集体”的代理人罢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呢？说白了，这个“集体”就是榨取大兴矿工血汗的整个利益共同体。它包括抛头露面的个别矿主，也包括躲在幕后的六十多个股东，更包括无须借助股权而以更为隐秘的渠道获利的其他各色人等。他们盘根错节，各有专长，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形成一个结构完善的食物链。

这个食物链结构之完善，已经到了可与国家机器长期抗衡的程度——

这个食物链能使国家规定的一切检查、监督都流于形式，任大兴煤矿长期无证开采。

这个食物链能让大兴煤矿在未正式领取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这个食物链能给长期无证开采的大兴煤矿开出一路绿灯，使之源源不断地获取属于国家专管物资的炸药雷管。

这个食物链能使既无合法采矿证、又无工商营业执照的大兴煤矿登上梅州市先进民营企业的宝座。

这个食物链能把黑心矿主一个一个推举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位置上，让他们进入社会的主流轨道，甚至可以成为立法者。

如此超凡身手，令人拍案叫绝。

这个食物链何来如此身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秘诀，如果这个食物链的成员是以纯粹私人的身份跳将出来，就算他们有一百条命，也早就灰飞烟灭了。他们之所以能与国家机器长期抗衡而安然无恙，无非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以私人身份跳将出来，而是照搬了齐天大圣的战术，藏在国家机器的肚子里，使自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使国家机器的识别系统发生紊乱，无从有效识别更谈不上有效打击了，他们因此有足够的空间装神弄鬼。

不是邪不压正，而是恰恰相反，很大程度上成了正不压邪，我们的社会对那样的食物链已经差不多完全失控。这才是关键所在，也才是我们社会的真正危机所在。那样的食物链似乎具备强大的免疫机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将有关部门查禁非法生产的巨大努力屡屡消解于无形，甚至连据称“炸封率达１００％”的地毯式查禁，对之亦莫可奈何。换言之，他们已经刀枪不入，仿佛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跟传说中的独立的黑暗王国并无二致，对下他们鱼肉子民，对上他们欺骗中央，完全隔断中央政府的阳光。那样的食物链已经过于成熟，以至于没有什么人力是他们无法对付的。只有天灾、只有大自然的报应才能出卖他们，把他们肮脏的秘密暴露在睽睽众目之下，使他们难以逃遁。

这种情况下，仅仅查究个别黑心矿主，或者仅仅查究个别腐败官员，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吃人的是整个食物链，而不单是张三李四王麻子。因此怎样改变正不压邪的局面，怎样有效识别和有效打击藏在国家机器内部的吃人的食物链，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才可以主要依靠制度来防范吃人的食物链，我们才不会继续以天灾为代价来暴露人祸，才不会以巨大的生命牺牲、以同归于尽为代价，来换取腐败分子的覆灭。

【张文波荐自《燕南评论》２００５年９月】

３亿元摆平事故的底气从何而来　作者：惠铭生

８月７日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１２３条人命困于井底之后，１１名主要责任人和６５名管理者突然间全部“人间蒸发”。这其中包括大径里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有人指他也是大兴煤矿幕后老板。１０日下午，曾云高被迫投案自首。有消息称，在事故发生后，曾还带着主要管理人员到兴宁市召开“紧急会议”，称要拿出３亿元“摆平”事故。?穴８月１４日《东方早报》?雪

曾云高想“摆平”谁？不言而喻，一是摆平遇难矿工的家属，拿出“足够”的钱，满足那些家境本就很一般的家属愿望，让家属不再闹事、上访，从而息事宁人。二是摆平知情的媒体记者，让媒体保持“沉默”。三是摆平地方官员，让地方官员为自己支撑起一把“保护伞”，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用３亿元摆平事故！这底气从何而来？

底气之一是他有钱。此时，用财大气粗形容曾云高一点也不过分。据报道，曾云高在１９９９年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顺利接盘，并获得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知情人说，当时的“一矿”值“上亿元”，但在“官商勾结”下被曾以５００万元买断。通过近几年的“大兼并”，曾一年的收入就有２亿元。一方面曾通过官商勾结“掠夺”国有资产，迅速成为暴发户；另一方面，他又舍不得在安全上投入，据矿工讲，曾只知道“省钱”和“扣钱”：下井用的矿灯、矿帽及雷管、炸药等材料需要矿工掏钱。

通过非正义方式聚敛的大把钞票让曾迷失了自己，自认为“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就能“摆平”一切！

底气之二是他认为能玩转权力。在当地，据称曾云高的绰号是“云高头”，即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是啊！２００３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他不仅与一些地方领导“称兄道弟”，还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手段将他们拉入到自己编织的利益链中，成为他公司的股东。罗岗“７·１４”矿难发生后，梅州市国土局矿管科向大径里公司下发了停产通知书，但曾云高对他们说：你们再说，我让你们的局长都做不成。看，一个小小的矿主，竟连市国土局局长都不放在眼里。由此可以想像曾云高的后台有多硬！

多年来，曾云高用金钱“摆平”了许多事情，所以他相信对这起矿难，只要花费上几亿元，也是能摆平的！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行事原则与思维定式。

可惜这次曾云高打错了算盘，算错了账，他用３亿元“摆平”事故的“大胆计划”不但无法实施，而且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曾云高的“摆平”策略让人深思：在过去，曾云高到底“摆平”过多少事故，摆平了多少官员？现实中，又有多少“曾云高”在滚滚的非法利润下，安然无忧地做着疯狂的“摆平”之梦？

【李志题荐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

矿难不应算新闻　作者：王乾荣

兴宁矿难，死人上百，是一个大新闻吗？从常理，从事件规模，从它的骇人听闻惨状来说，是新闻；然而从它已经属于“常例”来看，却不算新闻了。我说“常例”，是有坚实根据的。咱们随便上网“百度”一下“矿难”两字，就会发现这些年接连不断发生的数不清的各种大小矿难；嵌入“特大矿难”，那一个个“特大”，也会赫然跳进眼帘。简直用不着举例，因为例子不胜枚举。有把“常例”比如吃饭当成新闻的吗？

然而事情却确实残酷得很。对老百姓来说，这无异于一个“酷的教育”吧？我于是想起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鲁迅的话。他说：“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都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这句子只要把“无端杀死几个民众”换成“煤矿爆炸渗水死人”，所说便是如今之现实了。你想想，老是依例“爆炸”，毫不新鲜，大家还不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吗？人们对矿难，真的近乎麻木。大学生登山殒命，同学们还点蜡烛悼念；矿难动辄死人上百，有谁追悼过他们？

千万“粉丝”为一个偶像的ＰＫ而嚎啕；有几人为那么多死难矿工哭过？

咱们的矿工三天两头被炸死淹死，据说死亡率是别国的多少倍，或世界平均的多少倍，那么对于矿工同胞来说，哪里才安全呢？我不知道。我想起鲁迅支的一个招儿。他说：“监狱……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饿；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斤之子坐不垂堂’了。”可是鲁夫子忽略了一点：那个没别的出路的人坐了监狱，自身安全了，“不虑冻饿”了，他的父母可有饭吃？娃娃可有学上？而且，除了做下强盗事，他想坐牢，也没人要啊。所以，他还得进那个可能随时送命的矿井。

不是每当矿难发生，都有“有关方面”发表宣言，说要如何“严惩”责任者，如何“完善”安全措施吗？但是矿难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无数地发生呢？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人们只有看到实效，才会相信伟大“宣言”之类。

矿难发生之后，“有关方面”责问：“我们的监管哪里去了？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有什么猫腻？”闻听此言，甚为奇怪。这些话，本来应该是遇难者家属和老百姓责问“有关方面”的，因为“有关方面”即“负责方面”；怎么“有关方面”却反过来问呢？这种“海”问，是问谁的？那“监管”，不正是“有关方面”，或归“有关方面”所管吗？兴宁那个有名的矿主，是一个不戴官帽，在老百姓眼里却比官威还管用的“人大代表”，别号“矿霸”。有报道说：“人大代表这一光环，掩盖了违规、违章、违法操作下的煤矿。”

还是鲁迅说得透彻：“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这矿主是“当代表发财”，其路与“升官发财”略同。他为什么能当代表呢？据说与他为当地教育事业“义捐”了３００万元不无关系。可他发的不义之财，却是数以亿计的！而作为“矿霸”，他与当地官方的猫腻，“有关方面”能辞其咎吗？

呜呼！在上述那样的乌烟瘴气笼罩下的煤矿，不爆炸不渗水不死人，恐怕反而会成为新闻吧。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

县委书记怎不如个农妇明白　作者：王　安

当矿难无可扼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当矿工前仆后继几十上百地遭戮，公众蒙了：这事怎就无法制止？

其实这层窗户纸不捅自破：无利不起早，无利手不伸，每一个矿难的背后都有官员的利益。正因为有利，各路腐败官员源源不绝，北京老房子成片被推，天津交警自告奋勇押送防汛车辆。这事用不着费脑筋，里面没多大技术含量。

官员把钱直接揣兜里，这无疑是犯罪，但还有许多别的故事。

山西富煤，沁水煤田又列五大煤田之首，并上了中学课本。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忽闪草草地就贱嫁了。沁水县境内的永红、永安、侯村三个煤矿和喜峰煤炭集运站就是漂亮姑娘，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代表这三矿一站的沁水县国资局与４家公司草签合作协议成立新公司，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三矿一站占２５％的股份，仅值１２５０万元。

这如何服人？——沁水县政府和那４家公司都认可的审计报告明白地标明，三矿一站总资产４．２亿元，净资产１．２亿元，怎就一忽闪就缩水如此贱卖？

县政府还是老实，文件说：那时候我们确实有一种想在环境上给投资方一点优惠的心情，并以此表明我们吸引外资的诚意。

吸引外资，有了政绩，就官运亨通，挺朴素的逻辑。但如果一辩解，就让人烦了。

沁水县委书记如此辩解：“煤矿好比是烟灰缸，它有货币价值和使用价值，现在咱们两块钱把它卖了，货币价值变成了现钱，可以用来投资，而烟灰缸的使用价值依然存在，还留在咱沁水县。”

这算个理吗？随便个农妇都比县委书记明白：２０块钱的烟灰缸卖了两块钱，货币资本先大亏了一道；煤挖了，矿糟蹋了，使用价值还存在吗？烟灰缸和煤炭是同一种物质吗？县委书记的谬辩，实在不是思辩能力的问题，而是有了旁的心思。

就在沁水县官们拿着煤炭当烟灰缸，拿着金子当劈柴时，各路商人却快马加鞭狂围上来。一位商人在陕西神木赚了大钱，说，“今年年初，我花１６００万元买了一个矿的经营权，现在能卖３０００万元，这个矿６个月就能收回成本，我打算再赚回两倍的成本就把它卖了。”

按照当今法律，矿山企业转让采矿权，必须经省级以上地质矿产部门批准，并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费等。各种法律法规挺明白的，不需要思考，只要执行，但官员们却显得很无辜：许多炒家采取参股的形式合作经营，矿主和法人不做变更，这样就逃避了交易税费，这样转换了几次，我们就很难掌握实际情况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相关法律预计会在明年出台。

哼，等你出台，俺早腰包饱满，移营拔寨去也。

呵呵，要不就是官员有了利益在里面，于是便百般袒护；要不就是思维能力低下，把金子当劈柴；要不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该上阵了，却推托对手太狡猾……如此，把国有资产，把矿工的性命交给这些官员，谁还敢闭上眼睛睡觉？

还有更糟的。做资源生意的，包括煤矿，必牵扯到环境，这又是一条可腐败之路。

河南卫辉市是个正面例子，但结局悲惨：２００３年以来，卫辉市先后关闭了１６家造纸厂、２７家石渣厂和两条水泥生产线，但污染源减少了，排污费收入也减少了，卫辉市环保局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河南陕县正相反：工业多，排污费就多，一年收入２８０万元，除了上交，１８０万元都是自己花，上级纷纷把自己的亲朋往这里塞。

猫和老鼠裹到一块儿了，更让人不得安宁。

【任法花荐自《证券市场周刊》２００５年９月４日】

政府的功能　作者：许　岗

２００５年８月３日凤凰卫视三人行的节目里，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某市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的一个城市。席间，中国的市长邀请加拿大的市长访问中国。加拿大的市长在表达感谢之后，告诉中国市长，估计成行有困难。主要是政府预算中未有此开支项目。中国市长很豪爽地回答：你们访问中国的费用由我们承担！

两个市长，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国情，代表着不同的政府和公民利益，在处理一件普通事情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反思。

两个市长都不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用市民的纳税钱。中国市长开口大方，反映出其政府功能的宏大和个人的独断性；而加拿大市长的谨慎，反映出政府功能的限制和程序化操作的特点。

钱是怎么进入政府的，钱又是怎么出去的，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基本问题。由此我又不由地触发起一件小事。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我居住在美国费城。这是一个４００多万人口的城市，因为独立战争在此首发，所以以历史名城著称。但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诸多的中产阶级都迁居至郊外。城区，特别是南区和北区，日显荒凉和陈旧。刚到费城时，因为经济拮据，就租用了一个南区的三居室住房，孩子则上了附近的公立小学。孩子那时到美国还不久，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对他来说还有些吃力，有些公立小学还没有双语辅导班，为此，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华人提醒我，向学校建议能否开设一个中、英文的双语教学。第二天，我在校长办公室陈述了我的意见。这是一位４０来岁的白人校长，他认真地听了我的陈述：我们这个已有５００来人的小学，其中华人，包括两岸三地，还有越南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等，占了约１０％，而其中大半又都是新来美国的移民，双语教育迫在眉睫。这位校长在表达理解之意时，则坦言问题之关键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当时，公立学校的经费来自于市税的一部分，虽然市税在工资中的比例是固定的，但其数量都是随着收入的高低而变化的。由于高收入家庭在近几年大多迁至郊外，使得学校经费大为缩减，学校的各项开支都不得不紧缩。“要增加项目，就必须取消别的项目”，这位校长不无感触地告诉我。“而哪些项目又是可以砍掉的呢？”他反问我道。从这位校长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一个长长的清单，那是各项费用的全年预算。“还可以告诉你更详细的，如果你需要的话。”这位校长临行前告诉我。

虽然，那次谈话并没有直接导致学校开设双语班，但在第二年，学校聘用了一个华人，作为学校的辅导员，主要是解决多民族的学生问题。这或多或少使我看到了谈话后的一些影响。

以后，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家长，找校长谈话，并不是单纯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大学前教育，都是免费教育。学校经费直接由所在校区内的居民税收而来。每一个家长，特别是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学校管理层要直接面对的客户。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理所当然会受到学校管理层的重视。学校在育人，也在为家长“服务”。

其实，不但是公立学校，凡是涉及公益事业的部门，都会因为动用了纳税人的钱，使其费用开支不得不透明，不得不节省，而且随时“备查”。以位于美国宾州的费城为例：每一位在费城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人，每年必须向费城交纳其年收入４．３％的市税（按２００４年计），当然还有联邦税、州税等。市长根据税收的情况，提交每年的预算，经市议会通过后，得以实施。这些税收中的一部分将要支付教育、公共设施，还有政府人员的工资，包括市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而每一项开支都有详细的费用清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市长是市民的雇员。市民有权也有义务对他们的支出的去向和数量有个了解。这就是大多数的政府官员薪金都不会太高的缘故。费城的市长年工资不足８万美元，相当于一个高级技师的工资。国务卿的年薪为１５万美元，不到一个普通医生的薪酬。克林顿在参选总统前是阿肯色州州长，年薪３万多，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所有招聘人员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从人数到薪酬，到年限；政府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统在内所收的礼品，小到几百元，也必须如数公布于众；同时，政府向公民们发布的宣传材料或文件，必须具有最大的可读性。阅读指数不能超过６级（初中毕业水准）。因为当一部分选民看不懂政府的材料时，想想政府会面对怎样的后果？由此出现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小政府，一个以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是一个必须考虑选民利益，按程序操作的政府。

最近，又一则小事现于报端：中国某省长邀请美国的友好州长访问中国。美国的这位省长已经对中国作了两次象征性的访问，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效果。为此，这位美国的省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这个中国的省长：如果我再这样访问下去，我就要下班了！而中国的这位省长却因此大惑不解！

不过我想，如果把钱怎么进来又怎么出去这两件事情搞清楚，一些难解之事也就迎刃而解了。

【谢丽娥荐自《新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２８日】

到底谁是医改的受　作者：曹　林

一位医院的副院长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可总结为‘７个不满意’，即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那么，公众需要一个明白账——

８月２２日《中国青年报》报道，９０．０％的人对１０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他们的直觉是“医院越来越多，看病却越来越难了”。８９．８％的人看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１０年前增加了，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让很多患者在医院面前望而却步，很多人开始习惯有了病“自己扛”。

９０．０％的人对医疗体制不满意，那谁是受益者呢？

一定是卖药的商人喽？可药商说：我们的纯利润只有０．５９％，比银行贷款利率还低，我们不是受益者！——药商是在最近“２００５中国药业峰会”上说这番话的。又有数据，又有道理，说得像真的一样，姑且听之吧。

如果药商不是受益者，那八成是医院和医生了？可８月２２日《南方都市报》对几家医院的采访报道说，医院没有受什么益，医生也是受害者。好几个医生表示：医改逼医院自己经营创收，使自己在良心和金钱之间备受折磨——倾诉“受折磨”之苦，当然也是“受害者”喽。一位自称是医生的人在网上撰文称：从医的人都知道现在大多数医生决不让自己的下一代再从医，且医生的流失率非常高，很多医生去做了医药代表或改行，如果医生是受益者这些事情怎会发生呢？

问题严重了！

都说自己是受害者，那到底谁是受益者呢？１０多年来，老百姓承担了那么昂贵的药价，难道凭空蒸发了？如果大家都是受害者，这个体制能维持１０多年吗？

清晰地分辨出改革“受害者”与“受益者”，这是改革得以顺利矫正的第一步。一方面，这是对老百姓的一个交代，承受了１０多年“买不起药看不起病”的医疗之苦，１０多年的医疗改革花的是公众的钱，公众有权利知道：到底哪些人是医改中的受益者，到底是哪个群体在掏空着人们的救命钱；另一方面，只有分辨出“受害者”和“受益者”，才能找到医改失败的真正症结所在。毕竟，一个特殊受益阶层的存在乃医改最大的失败，他们是病态体制的寄生虫。

可我们看到，在寻找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的时候，大家都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形象，都称未从医改中得益——显然，这是浑水摸鱼，是混淆视听，是试图在改革反思中逃避作为“受益者”的道义谴责和“原罪”，从而在新的改革中继续当食利者。

到底谁是医改的受益者，是不能听药商、医院、医生们自己说的，新改革启动前，公共部门是要有一个权威说法的，深受其害的人们需要一个明白账。

【王翔宇荐自《齐鲁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３日】

农民工贡献大收益小让我们不安　作者：新京报社论

人们对数量过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一直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此前我们似乎还缺乏一个十分精确的调研报告，能够通过翔实的考证数据等来弄清这个群体的总貌。而模糊的印象显然不利于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

现在有人来做这个工作了。昨天，在北京举行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拿出了这样一份报告。透过这份报告中的一些数字，人们大概可以知道中国的农民工是怎样的一群人了。

农民工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报告说，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劳动力流动对ＧＤＰ贡献率达２１％——谁还能小瞧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农民工在干着什么工作？报告说，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的５７．６％，商业和餐饮业的５２．６％，加工制造业的６８．２％，建筑业的７９．８％——换言之，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生产厂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

可是，农民工的收益呢？

报告说，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中，同种岗位因为歧视因素占３９％——也就是说，如果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之间工资相差１０００元，那么其中有３９０元竟是因为歧视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仅仅是因为照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或许会“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更不安的是，在“人人平等”早就写进宪法的时代，他们的劳动付出和应有收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差。

还不仅仅是这些。在有些地方，农民工被当成了“不安定因素”的代名词。农民工辛辛苦苦挣的钱拿不到手，“欠薪”竟然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人口准入制度”不时从一些所谓“高素质人”口中蹦出，南方某个要限制人口的城市，“大胆”地把“低素质”人口作为控制对象。谁是“低素质”人口？他们就差把“农民工”三个字说出来了。

专家指出，“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禁止劳动力转移的话，最迟到２００９年，全国城市就会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短缺，就是常说的“民工荒”。“民工荒”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农民工的“权利荒”。否则，如果农民工的权利——允许农民工自由流动正是权利之一——能得到基本保障，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民大国，不可能出现民工荒。

报告预测，随着中国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持续潜力，将“更加依赖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是靠强制力，而要靠政策的引导和利益的诱导。如果农民工近四成的工资因为歧视而白白地被别人拿去，如果他们在城市干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如果他们进城要跨越越来越高的门槛，如果他们的孩子难以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如果他们的灵魂无法在城市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如果城市的吸引力渐渐小于乡村，他们将会“用脚投票”，城市的“民工荒”将会不可避免。

据悉，国家准备开辟专门的电视频道，面向数亿农户开展电视（远程）就业培训。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这个项目将为农民提供进城务工常识引导性培训、就业热门行业基本技能培训以及城市就业信息等。像这样踏踏实实地做事情，是农民工最拥护的。面对可能出现的“民工荒”，要看到本质，然后采取措施化解它。可惜的是，至今，对农民工的权利，在许多地方，依然是说得多，做得少；限制得多，保障得少——为国家未来计，这怎能令人心安？

【谢丽娥荐自《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

涨价的文化属性问题　作者：沈善增

前些日子看到地铁票要涨价的消息，觉得很奇怪。现在有些部门，特别是带点垄断性质的部门（称企业实在是有点贬低了它们），要涨价的积极性之高、花样之多、频率之快、涨幅之大，已司空见惯，对此不需大惊小怪；奇怪的是涨价的理由。说是地铁现在车辆太少，客流量大大饱和，超载严重，所以要通过涨价的办法，来使乘客分流。这样的涨价理由，实在让人听不懂。

地铁不是旅游景点，游客太多，可以用涨价的办法吓走一部分人，让囊中羞涩者、非公费旅游者望峰息兴、近水止步、见镇回头，虽是憾事，但你把旅游看成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心理慢慢自可平衡，日子也能过得下去。如果你坚持“牢骚太盛”，“断”的也是你自己的“肠”，不会成为社会问题。地铁则不同，它是必需品。出门上班、办事的人，乘不起地铁，他除了自力更生，靠两条腿走路，只能去乘地面交通工具。而当初就是因为地面交通太拥挤，才下大决心、花大价钱，投资搞地铁的。地铁搞成后，使地面交通稍有缓和。说稍有缓和，一是因为私家车增长速度还是太快，与国际接轨之心太切；二是因为地铁在高峰时段太挤，有些班次间隔时间太长，票价还太高，所以有些市民出门，在地铁和地面交通两可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地面交通，使地铁缓解地面交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但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对地铁的车辆少、班次长、拥挤度高、票价贵等，也都默默承受了。想不到地铁公司反倒以运能不足为理由来要求涨价。地铁超载，已经使其获得了暴利，还要涨价。使乘客望而生畏，这种倒分流，对谁有利？对乘客肯定没利，对改善上海城市交通状况肯定也没利，算来算去，只对地铁公司一家有利。地铁公司提出增加车辆、提高运能的种种困难，来支持它的涨价动议，即使这些理由完全成立，使乘客倒分流到地面交通，不是地铁公司有资格提的。地铁的天职，就是使乘客从地面交通分流到轨道交通。地铁公司对自己的任务估计不足，使目前的运能不堪重负，领导应该检讨，应该千方百计地抓紧时机改进。现在地铁公司领导竟然以自己的失职为理由来牟取暴利，我觉得至少是形式逻辑没学好。

像地铁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领导，照理不该这么缺乏文化常识，连涨价也想不出一个通一点的理由。说到文化，我还想到了文化属性的问题。旅游景点以游客太多为由涨价，好像比地铁涨价说得通一点，其实一样不通。比如上海的周庄，进一个镇要收门票，可能是世界首创。镇是行政区划，里面是有居民的，进镇可以收门票，那么进某县、某市不是也可以收门票吗？进北京、进上海为什么不能收门票呢？你说你是古镇，里面有些古建筑，所以要收门票，请问中国大地上的古镇、有些古建筑的镇又有多少，或者说，找不到一个古建筑的镇仅有多少？中国的镇不是都可以收门票了吗？镇是这样，山也同理。黄山可以收门票，中国有哪座山不可以收门票？我从报上看到，西湖畔的公园，全部免费开放，反使杭州的旅游收入大增。我想从这个角度，向要涨价的周庄、黄山等管理部门领导提个醒，不要自己做塌牌子。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周庄、黄山与杭州情况不同，周庄的游客不过夜，黄山的“面包团”太多，所以它们的门票只会升不会降。这就促使我考虑到涨价背后的文化属性问题。明说了，涨价就是“景区大门八字开，有兴没钱莫进来。”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钱的老百姓，只要有兴、愿意，还是可以登临任何一座名山大川，盘桓于任何一个城市乡镇，怎么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反而能堂而皇之地剥夺钱袋不丰的普通老百姓进入景区的权利？我说的是景区，不是景点。你拙政园收门票再高，在法理上还说得通，而因为苏州有拙政园等名园，所以进入苏州要收门票，这是违宪的；中国公民有在中国土地上自由通行、游览的权利，黄山不属黄山市政府所有，周庄也不属周庄镇政府所有，它们完全没有资格画地为牢，以黄山、周庄的名义来卖门票，更何况涨价。而作为一级政府与景区管理机构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以厌弃广大百姓游客作为他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关系到党性的原则问题。所以，涨价背后有个逻辑、法理问题，逻辑、法理问题背后有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背后有个属性问题。可能有人看了我这篇文章，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多管闲事，而我但愿自己只是杞人忧天。

【陈文涛荐自《检察风云》２００５年第１７期】

母亲累死在猪圈旁　作者：西安愤青

８月１２日，重庆南川水口村四社，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家。刚收的玉米棒子小山似地堆在堂屋，５４岁的周母夏体合在遗像框里静静地看着这个２０年未曾修缮的家。猪圈里，为周密缴学费养的七头肥猪已卖，用于周母丧事。

《重庆晚报》的这篇报道用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题目：“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

周密说，自从她考进大学，为挣足学费，母亲没日没夜拼命干活，第一年靠借钱才凑齐学费。今年新学年又需８０００多元，但现还差５０００多元。“为我读书，母亲耗尽了心血。”

当地一位老师被请来读悼词：一个女人，１０多年来，每天仅睡５个小时，白天种５个人的地（六七亩），晚上要喂六七头猪，在地里一晒就是一整天……

周密的家庭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大学生的家境，但至少是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境的一个缩影。我不知道前来追悼周密母亲的上千村邻，是感动于她的无私，还是在为被高校收费扼杀的生命而悲悯。但是我想，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上，相当多的农民一样难以承受因学致贫的尴尬。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８月９日公布的《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成了近段时间人们热议的重点。报告称，以每年８０００元为标准，一个本科生４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处于相对贫困线的农民４１年的收入——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９４２２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２９３６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８８２元。

本就生活艰辛的农民，怎堪承受如此重的高校收费负荷？对此，有教育工作者曾撰文指出，学费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学费问题，它甚至也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成了关系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幸福安康的“生命问题”——它决定着一个孩子在接到高考通知书时是绽放笑容，还是愁容满面。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把学费问题从教育的框架内抽出来，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来审视和考量，否则我们就无法逃脱心灵的拷问。

１０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２０倍，而１９９４年至今１０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４倍；从绝对数量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但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３倍以上。

为让贫困学子能上大学，社会和政府应该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央财政也表示每年要拿出１０亿元来资助贫困大学生。

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这里。爱心总会有限度，国家资助也不可能完全消解掉愈涨愈高的高校收费。人们的疑问是，高校培养一个学子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如果说，臃肿的机构、大兴土木的馆舍攀比、越坐越豪华的轿车，还有各种以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都算做成本分摊在每个学子身上，那么，再多的社会爱心和国家资助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因此，笔者呼吁，以对农民生命怜悯和尊重的名义，召开一个高校收费听证会，不妨就在南川这个“染血”的猪圈旁！

【杨孔翔荐自《博客论坛》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

用良知唤醒历史　作者：商子雍

所谓历史，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当然，这种记载可以是有形的，即写在竹简上，印在纸张上，刻在光盘上，陈列在博物馆里……也可以是无形的，即铭记在众人的心中。

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过去的事实一丝不漏地全部记载，但对重大的历史事实、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不管是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抑或在某个个人的私人心版上，我们都没有遗忘的权利，更不要说对其妄加歪曲了。立足于此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又做得怎么样呢？

不妨以因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享有“史圣”尊号的司马迁为例。当大清王朝的三代领导人康熙、雍正、乾隆在荧屏上“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当暴君秦始皇被张艺谋“塑造”成心怀天下的有道明君的时候，当靠着扮演古代的帝王和现代的领袖出名的演员唐国强声称：雍正是“历史上最勤政、最节俭”的皇帝，此人杀知识分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甚或断言这位皇帝是“苦死的、累死的”的时候，司马迁在哪里？作为最为便捷、最具感染力的大众传媒和文化载体，我们的荧屏和银幕，竟然成了如此集中地给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而且是不实事求是地歌功颂德的平台。却冷落了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这算不算“封建主义自由化”？该不该反对？

当然，沾了汉武帝刘彻的光，为了烘托这位皇帝佬儿的“英明伟大”，司马迁也曾作为配角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出现。剧中，当垂垂老矣的刘彻召见同样已经老去的司马迁，告诉司马迁自己不会杀他、也不会烧他的书时，司马迁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原来陛下怀大慈悲，一切只为千秋万世着想，心胸如大海一般深邃，一切不是卑微小臣所能理解和想像的。”这难道是历史上的司马迁吗？这难道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司马迁吗？我以为，这分明是比遗忘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歪曲——附带说一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导演胡玫在接受陕西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竟然用“骟了”这两个字来表述司马迁的遭受宫刑。何谓“骟”？辞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割掉牲畜的睾丸或卵巢。”在卑微地跪倒在封建帝王面前的同时，又以如此不恭的语言来亵渎先贤，这样的导演所缺乏的，显然不仅仅是常识，还有良知。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陕西电视台借纪念司马迁诞辰２１５０周年之机，策划了大型媒体行动《风追司马》，从一追《史记》版本，二追司马血脉，三追司马精神这样三个层面，组织了还算丰富多彩的活动，并进行了现场直播。对有关司马迁以及《史记》的历史事实，这是许多年来少见的一次广泛普及。对司马迁的崇高精神，这同样是许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深情颂扬。本来绝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允许被歪曲的史圣司马迁，在由于种种原因从媒体、从出版物，乃至从人们的心版上淡出了许多年以后，借助强势的电视传播手段，使受众不由得会对这个历史人物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渴望，进而又不由得会对他肃然起敬。这样的一次媒体行动，称之为“用良知唤醒历史”，应该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由《风追司马》的策划和播出，我联想到媒体的品格这么一个问题，必须承认，不论国内国外，出自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没有一家媒体不希望影响尽可能多的受众；更何况，只有众多的受众，才可以给媒体营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正是由于此，无论是出于技术层面抑或品格层面，了解并重视受众的趣味，就是一个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修养。但还要强调的是，了解并重视受众的趣味，也绝不意味着媒体要一味地迎合大众趣味。要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媒体最为紧要的品格是它的理智和良知。对这一点，《风追司马》的创作者们显然是了然于心。也因此，尽管作为电视作品，《风追司马》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它，毕竟体现出在文化厚重和思想深刻上的清醒追求，反映出媒体从业者的良知和品格，令人敬佩，让人感动。

【谢小丽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

英雄当死　作者：彭广军

美国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二战老兵的口吻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怕死，我们怕被遗忘。我记住斯氏这句话不是因为他是名导，而是因为他说他父亲就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

从他话中冒昧揣测，英雄迟暮的凄凉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解的结。尽管几个月前在莫斯科红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６０周年活动中，当２６００名二战老兵方队经过时，在场的各个国家的元首都主动起立致敬的镜头还历历在目，也未能改变我对英雄境遇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英雄流泪”的新闻已经不是新闻。

英雄老去，人们往往不是想到英雄曾经做过什么，而是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势利眼神去探寻他的存在价值。

近日，我在本地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读到两篇文章，其一：原中国军队二十九军老兵杨云峰，抗战时期参加过著名的喜峰口战役，在卢沟桥与日本鬼子拼过大刀，因作战英勇曾被部队奖励“背着大刀回乡探亲”，文章说这把大刀已捐献给纪念馆。他无疑是实打实的民族英雄，但却由于生活无着而靠讨饭度过余生。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出来讲讲战斗经历，过后继续讨大饼糊口。他如祥林嫂一样重复着昔日部队的英勇，他在吃顿饱饭的憧憬中抑郁而终，享年９３岁。其二：１９９８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湖北嘉鱼县簰洲湾镇新洲村农民殷衍太，跳进洪水用血肉之躯堵住决口，瞬间被吸入涵管，四小时后被救出。万幸的是他昏死９小时后居然活转过来，还获得“黄继光式抗洪英雄”称号，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给他颁发了“抗洪抢险个人一等功”奖章。不幸的是灾难也由此而生，由于“英雄”肺部吸入过多泥沙疾病缠身，丧失了劳动能力，次年，因无力缴纳１８００元农业税费，镇里竟然派人强行将他家活命的５０多公斤大米扛走。这些年来，他衣食无着、借债治病、女儿辍学……报纸文章标题是：“立在大堤上，英雄泪双行”。看了心酸。

自古以来，我们制造过许多“英雄”，然后对他们顶礼膜拜。而且经常为逝去若干年“英雄”的籍贯争论不休，但凭一个地名，但凭一句俚语就能花钱请专家论证本地是某某英雄的生身之所，还不惜耗资修庙建堂祭祀，或者拱坟造墓堆个衣冠冢，让子虚乌有的“英雄”享受香火，甚至连“夜郎”的归宿也要抢得脸红脖子粗。然而，却用功利的态度对待当今活生生的英雄，对为民族为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往往报以冷漠报以嘲讽。这话说得绝对了，当初殷衍太的事迹也许感动过许多人，也许还有人曾因了这样的英雄受惠，譬如簰洲湾“镇里”的头头脑脑或许还因为“培育”出这样的英雄受过褒奖得到提拔，为什么时间仅仅过了一年，“镇里”就对他不闻不问呢？无他，英雄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已经成了“包袱”，所以一级政府居然做出了任何稍有同情心的人都做不出的事情：断英雄的口粮！因此英雄只好活该地面对无边的漠视将两行热泪洒向浩浩长江。按理说，殷衍太应当有适当的抚恤和救助，即便没有，镇里也不差他１８００元钱的税费，而他竟然落得这个下场！真不知他的家乡是否还会有洪灾，如果有，还会不会有第二个殷衍太挺身而出？自然这又是我杞人忧天，当有外敌入侵时，依然会有千百万杨云峰抡起大刀捍卫祖国的尊严；当遇到灾难，依然会有许许多多殷衍太前仆后继。问题是，我们怎么可以让英雄生活在同情中，怎么能让英雄在同情中尽失尊严？

英雄或许对此不在意，但预备做英雄的人心中会怎么想？这恐怕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汪庆国荐自《现代快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６日】

有些事其实无须再等　作者：连　晨

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楼要一层一层地盖，庄稼要一茬一茬地收。这些俗语包含的智慧在于：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强求不得；你强求了，往往得一个欲速不达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

但天下之事，也并非件件都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漫长的“过程”。

比如你肉里扎了个刺，就不需要拖泥带水地等；你等，是自找罪受。

再比如你家房子失火了，就必须加紧来扑救；你等，你往后就唱一无所有吧。

其实我今天想说的是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取消九年义务教育段的一切学杂费，对所有适龄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也即兑现“自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义务教育法》对国人的承诺——这样一件事，实在是拖得太久了，实在是不能再拖了、不能再让人等了。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２亿左右中小学生，以一个学生一年平均收取５００元学杂费计算，一年下来的总费用为１０００亿元。１０００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数字做个比较：

２００４年我国用于公款吃喝的花费为２０００亿元；公车支出为３０００亿元；公款旅游花费为２０００亿元。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在两年前就超了两万亿元。从两万亿里面拿出１０００亿来减免所有适龄儿童的学杂费，在今天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从以上三项开支里稍稍挤一挤，１０００亿也不成问题。至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的浪费，没人能说清是多大个数字。可是我们的“当家的”干他想干的事时总是不缺钱，而一说到教育，一说到减免孩子们的学杂费，语气就变了，就成这样了：慢慢来，不能急，我们是一个穷国，穷国办教育，就要一步一步地走……

第二件无须再拖再等的事，我认为是全面免除农民身上的一切赋税，同时，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反哺农业。

据一份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为４０％，农业与非农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１４∶８６，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５０∶５０，另外，有专家估计２００５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将达到１４００美元左右。综合上述４项指标，中国社会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步入此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中国经济导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

２００４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２６３５５亿元。我们少上几个大项目，少搞点政绩工程，拿出一部分钱来反哺农业，条件已完全成熟。

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我们国家，从农民身上“索取”得太多太多了，而给予他们的关怀、爱、帮助，太少太少了。我们最低限度，应该立即给８亿农民“国民待遇”，让他们有做人的尊严，有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说来伤心，一个中国人，仅仅因为生在农村，就无论走到哪都被歧视，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一切，该结束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想再唠叨一句：结束歧视农民的政策，是无须花一分钱的，只需心中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就行。就像解除一个无辜的人身上的枷锁，你真想解除，难道还需要什么繁复的“过程”？

免去农民身上的一切赋税，用国家财政反哺农业，从现在就可做起，无须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还有没有无须再等立即可做的事？我看还有，不过今天就不说了。

【任法花荐自《凯迪网络》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看到什么啦？”“】

“十个出来”的谜底　作者：符　号

一则标语，如果标而不知所语，语而不解其意，宣而流传不开，又有何用？

居住小区入口的墙上，赫然一条红布大横幅：“以‘三个代表’为宗旨，以‘十个出来’为标尺”。句式整齐，合辙押韵。“三个代表”，尽人皆知；“十个出来”呢，是啥意思？横幅挂上了两个来月，面前经过的人成百上千，除了匆匆而过视而不见者外，认真如我者则老在琢磨它的意思。是有关哪方面内容的呢？文明建设？小区治安？交通安全？卫生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都像又都不像。然而既然可以同“三个代表”摆在一起，足见那内容是非同一般的。那么到底是哪“十个出来”呢？“站出来”？“跑出来”？“跳出来”？都像又都不像，只恨自己孤陋寡闻，又缺乏了想象力。于是不耻下问、上问，请教于小区的老少“区民”，包括执勤保安、物业管理人员，有学问的退休老教授，见多识广的老干部……然而都一问摇头三不知，连“猜谜”都不在状态。笔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它个打破沙锅问到底，找物业办公室，找负责宣传的同志穷追不舍。人家说不是他们悬挂的，要去找居委会。几经周折辗转，终于在居委会那儿寻到了“标准答案”。接待的年轻干部耐心地告诉我，这“十个出来”乃是“日常工作看得出来，理论学习显得出来，重大任务担得起来，改革创新创得出来，困难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来，荣誉面前让得出来，民心工程干得出来，廉洁自律做得出来，和谐局面建得出来。”“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报告中归纳的十个‘检验标尺’。本来应该是‘九个出来，一个起来’，因为写起来不方便，就统称‘十个出来’了。”于是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大有当年郭老诗中所说“三天不学习，跟不上×××”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了。

标语也者，其实不过为了宣而传之广而告之的。如果标而不知所语，语而不解其意，宣而流传不开，又起到什么作用呢？不管是上级统一布置，是自己别出心裁，这种表述法，似乎有些问题的。如同前年春节在高速公路上见到一条“春节期间车匪路霸就地枪毙群众不予追究”的标语，不知是“车匪路霸就地枪毙，群众不予追究”，还是“车匪路霸就地枪毙群众，不予追究”，不得而知。这“十个出来”的标语，在我看来更像一条谜语。

责备居委会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诘责“十个出来”的首创者，也有些近于严苛。没有必要据此大做文章。只是这种“一二三四五”式的表述模式，倒值得引出我们的一些思考。

对于笔者这样年齿徒长者来说，此类“数字排列”倒并不感到陌生。大凡撰写材料、下发文件、总结工作、辅导学习、发表演说、布置工作、制定规划……都不时可见这种谜语式的数字。比如“一个‘目标’，两个‘重点’，三个‘突出’，四个‘保持’，五个‘到位’……”或者“一个‘长期’，两个‘更加’，三个‘空前’、四个‘极其’、五个‘率先’、六个‘突破’……”“形成一个格局，把握两条主线，优化三个环境，突出四个重点，发展五项事业，理顺六个关系……”“突出一个‘新’字，强调一个‘实’字，抓住一个‘狠’字，落实一个‘敢’字，保证一个‘胜’字……”是不时可遇的。

至于什么“一三五工程”，“一六五规划”，“五四三办公室”，“五二四领导小组”……也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如同服装、家具式样的流行，一个时期也有其流行的思维模式、表达模式。有人官场厮混，长年练就了一套“顺口溜”本事，“一二三四五”，张口即来。乍听有板有眼明白易记；回头寻思浆糊一盆，连本人也未必弄得清楚。

顺口溜式的数字游戏，将原本丰富的内涵处理成一种格式化了的概念的排列，貌似浅显反艰涩，一本正经却显得滑稽。所以如“十个出来”之类还是少“出来”为好，不然除了替小品相声作贡献外，与热衷者的初衷会大相径庭的。

【任法花荐自《三峡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

对杨英芳们讲实情　作者：鄢烈山

杨英芳，就是甘肃榆中县那个因家贫不能读完高中而跳崖的农民女儿。

出事报道有好几天了?穴见９月１日“中青在线”?雪，媒体议论仍很多，我心中有话要说却一直犹豫不决。事情本身就够残酷了，我若来说更“残酷”的话，一定会被众人视为残忍加冷酷吧？

一直以来，我腹诽鲁迅的杂文《立论》：人家生了孩子做满月，你固然不屑讨好说孩子升官发财的谎话，却也不必诅咒他“将来要死”呀，彼时彼境说这种“正确的废话”就是居心不良，挨打活该；难道人世间除了谄谀与诅咒这两个极端，就真的只有打哈哈了吗？不过，我知道鲁迅的本意是，说真话，特别是说不媚俗不从众的真话很难很难。

作这番铺垫，我是想说?押只道现实“如此残酷，令人窒息”，而断言杨英芳“或许做了错误的决定，但错不在她”?穴《中国青年报》９月８日评点语?雪的人，是同情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以致看不清现实的大“残酷”，不去帮助杨英芳纠正认识的偏差，从根本上讲并不利于杨英芳们走出怨忿与绝望的心狱，做出明智的人生选择。

不错，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触目皆是。有的人住豪宅开名车吃大餐一掷万金，有的人艰辛备尝却三餐不继缺医少药；有的大城市已普及高中教育，上大学如探囊取物，有的地方小学校舍也岌岌可危，学龄少年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容忍？理当同声谴责，促进变革。然而，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平等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目标，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依然存在，任何人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求发展。

励志的话，自我奋斗成功的典型，满大街都是，不用多讲。我们必须告诉杨英芳们正视三点最基本的现实：

以我们的国力国情，除了生在几座特殊城市的“玉皇大帝的选民”，义务教育法即使得到执行，中国近期也只能普及九年教育，不要指望人人上高中，更不能指望像前苏联和欧洲福利国家，几乎不用自家花几个铜板想上大学就上大学。

在当代社会，农业是“弱势”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也要靠政府补贴才能基本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中国农业人口比例大，农业生产落后、效率低下，农民家庭收入增幅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纯农家庭的日子在相当长的时期会很艰难。

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本来就大得不合理的情况下，城里人一对夫妻只生一孩，农村人反而生养两个三个，城里人供孩子上大学尚感负担沉重，农民家长自然更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这些话，并非要我们承认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非教杨英芳们认命，而是要她们正视“如此残酷”的生活现实，做好坚强的心理准备。“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对社会对家长期望值不要太高，要立志通过自我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这些话，更不是为社会不公正开脱，不是遏制人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各色好心人，不要以好心助长不切实际的心理，误人子弟。

最后，还让我不客气地批评杨英芳两句，虽然这对于缠绵病床的她很冷酷?押你的父亲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一点也不像别的农民重男轻女，他让你与弟弟公平地用抓阄决定谁继续读书。不谈父女之间要体谅，姐弟之间要互让，单就“愿赌服输”这一点讲，你也不该……

【李志题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

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　作者：尹　明

有个外地民工夜间腹痛如绞，跑来急诊。他脸色铁青，自己已经不能行走，由他矮小的妻子吃力地半驮着进来。作了常规检查后，我的同事就开了处方给他。虽然他是如此疼痛，急需用药，却十分意外地提出一个要求。他问，吃了这些药，是否马上能够恢复健康?芽同事告诉他，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不料他蛮横地说，既然吃了药，就必须保证治好！同事哑然，告诉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必然和绝对，医生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帮助病人。

这个民工最后拒绝接受治疗，他双手紧按小腹，忍受着剧烈的痛楚，仍由他矮小的妻子半驮着离开了医院。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我不知说什么好。按一般的常识去理解，这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和一个很可笑的人。他的不可理喻，已达到漠视生命的地步。但是我不敢笑，我脑中不断重复着他那张痛苦的脸，不断重复着他默默无声的妻子的背影，无论如何也不敢笑！

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常识以外的人，国际新闻与他无关，体制改革与他无关，时尚广告与他无关，连最起码的健康常识也与他无关。唯一与他有关的是，今天应该怎么办！唯一与他有关的是，绝不容许随随便便浪费一分钱！当一个人落在贫困的深渊，他不得不违背普通的生活常识，不得不将自我关爱降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个民工也许还是第一次进医院，他唯一的消费逻辑就是，花了钱就必须治好病，不能保证治好病就不花冤枉钱！

前些年报纸上说，有一个地方的人靠卖血为生，后来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但是为了生存，他们还在继续卖血。当这个社会的所谓主流阶层声声呼唤着环保、到处张贴汽车时代的宣言时，在我们媒体视野之外的地方，多少人过着原始的、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他们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城市的每一个阴暗角落，在我们父辈的故乡，处处是这些远离时代的人，处处是这些漠视生命权利的人。

有一个老实的农民，为了节约三分钱，吃了兽医开给母猪的过期药物中毒住院，花去好几千医药费，引起我们的媒体大声爆笑。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一个最庞大的群体每天都必须承受来自社会中上层的文化批评和道德谴责，外加一阵刺耳的嘲笑。每次听到这样的笑声，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悲哀！这是动物世界的笑！这笑声以我们的良知为代价，以现代社会的丛林法律为准则，摧残着人类相互眷顾的善良精神。这样的媒体和这样的记者，应该遣送他们去猪栏！

我们的一些所谓文化人，一些拥有话语权和语言资源的人，他们笑容可掬，天天唱着赞美的诗歌。还有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在时尚花园留连忘返，轻歌曼舞。他们的私人生活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绝对的人权，他们批评肮脏，痛斥愚昧，尖刻地嘲弄着那些拖了文明后腿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是他们自己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那就是面对贫穷的人们，我们在痛苦地等待着一个忏悔时代的来临，痛苦地等待着良知和眼泪。我们的文化人要学会痛恨，痛恨那些靠赞美为生的虚伪的嘴脸，揭露那些站在高处朗诵文化经、道德经的人。还有那些风花雪月的年轻人，用他们寻找浪漫情爱的目光，关注一下贫穷的细节，试着用情人的热泪去替代麻木的浪笑。

【刘可荣荐自《时文博览》２００５年９月】

谎话重复千遍：知识还在，力量呢　作者：孔庆东

从小时候起，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开头楞不信，明摆着嘛，班里打架，学习好的总打不过学习差的；谁不知道张铁生是凭着白卷才当上大官的；领导们一讲话，全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而院里那些戴眼镜的，被小流氓笑骂一顿还要说“对不起”。可见谁有知识，谁是弱者。

老师和家长，全在撒谎！

但是谎话重复千遍，也会产生三人成虎的奇效。我终于还是上了大人们的贼船，像鸦片鬼一样染上了“知识瘾”，一天不看书就跟半年不洗澡那么难受。终于成为一个被人们看作“有知识的人”，考了重点中学再考重点大学、再考研究生、再搞学问、再天南海北地胡吹乱拉，有时发觉人们似乎很尊重我……我渐渐相信那句谎话里面有真理的成分了。

可是好梦没做几天，现实就把我冻醒了，揉揉沙眼一看，知识还是没力量。当年班里学习差的，如今腰缠万贯，鱼肉乡里；学习好的却面有菜色，连书都买不起。真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单位里，有知识的人要看没知识的人的眼色行事。社会上，除了金钱，别的爷爷一律不认。我的一位当律师的同学，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可对方就凭着一台彩电把官司打赢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可学校宁肯把房子分给一个科长而决不给他。我的一位考上博士生的朋友，在一次舞会上自豪地告诉舞伴他是博土生，想不到姑娘充满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唉，原来你也是个失足青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我就不明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架子可放。报纸上天天喊要尊重知识分子，可流氓们最清楚，打个教师、学生之类的，保险系数最高。继出国潮之后，如今又涌起了退学潮，已经发展到要政府采取措施的程度。在毕业分配方面，学历越高，就越难找工作。你有知识，你著作等身，你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奖，可人家可以不给你出书，不让你出国，不给你房子，不给你户口，甚至不让你工作。你不是有力量吗？在哪儿呢？还是乖乖承认知识没有力量吧。在我小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现在大了，不知道知识分子调价了没有。自己能否等到那一天呢？

妻问我：“咱孩子将来干啥最有出息？”我想了许久，说：“当文盲！”

但愿我这只是一篇牢骚。

【刘可荣荐自《大众阅读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

朱元璋与阅江楼　作者：蒋元明

到六朝古都南京，朋友说，有一新景观不可不看。于是登上长江边的狮子山，但见一座巍峨壮观的仿古建筑立于山巅，名曰：阅江楼。好不气派！而且，一篇《阅江楼记》，更是洋洋洒洒，古风宏论，文辞斑斓，作者竟是明朝大儒。楼是新建的，记却是六百多年前写的，岂不怪哉？

这阅江楼，说起来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遗愿”了。朱元璋平定天下，建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觉得功高盖世，得搞一个纪念碑式的“形象工程”，传之后世。一座岳阳楼，一篇《岳阳楼记》，名传千古。这很让朱元璋动心，于是他打算建一座阅江楼，地址就选在狮子山上。他想，登斯楼也，望浩浩荡荡长江东逝水，阅古今，览万里，何其雄哉，何其伟哉！楼还没建，他就急着下诏举行作文大赛，让群臣都来学范仲淹写《阅江楼记》，他自己也带头挥毫。自学成才，老朱好歹也是个“四六句”作家了。最后经评比，他儿子的老师宋濂得了第一名。“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赐嘉名为阅江楼云”，这篇头名作品后来被选进了《古文观止》。

然而，楼记写好了，朱元璋却一直在梦游，纸上谈楼，迟迟没有动工，直到他死去。明朝二百六十年，后代也没有人去实现他的这一遗愿。什么样原因？就一个钱字。朱元璋是穷人出身，要过饭，当过小和尚，知道民间疾苦，加上国家初定，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哪有多余的钱去搞什么“形象工程”？他执政三十余年，也没最后下这个决心。要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也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税收都在他口袋里。秦始皇刚坐天下，不是在大修长城的同时，又建阿房宫吗？可见朱元璋这个皇帝还是明智的，要不，一个穷光蛋能开创几百年的基业？

朱元璋想修楼而没有修，他都干什么啦？朱元璋没有游山玩水，而是起早贪黑忙政务，批阅奏章，建章立制，整顿文风，提倡写短文。他也没有享乐腐化，生活很简单，反对铺张浪费，严罚贪官污吏，铁腕手段，杀贪官数以万计。朱元璋打仗可以与唐太宗李世民齐名，治国也不在宋太祖赵匡胤之下。他没有为自己建起形象工程，树碑立传。可六百多年后，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就是那个写了《海瑞罢官》的先生，专门写了一部《朱元璋传》！

今天南京人修建阅江楼，当然不是为了老朱的什么“遗愿”，犯得着吗？只不过是藉个名头大做文章，搞个新景点，招揽游客赚钱罢了，功过是非与老朱无干。至于现在一些人，为官一任，建楼一方，大兴土木，把官衙修得巍峨壮观，富丽堂皇，如宫殿一般。大搞形象工程，耗资动辄以亿计，图花钱痛快，那就不是在创业而是在败家了。

“奚止阅江夫长江而已哉”。宋濂说得好，阅江楼上，岂止看到万里长江而已。建都金陵的六朝，不仅偏据一方，而且均属短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有后来的明朝，一统江山，历世二三百年。其中的缘由值得玩味。

【邓卉卉荐自《大公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

当你改变不了结局时　作者：丁　玲

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９５年的俄罗斯。

在俄罗斯，有很多外国人为了多挣一些钱，去“练摊儿”。在“练摊儿”的大队人马中，有一个叫潘永琴的东北大娘，她是所有“练摊儿”人中年纪最长的中国人。俄罗斯的警察对“练摊儿”的（特别是中国人）非常严厉，总喜欢找各种理由罚款。每次警察来找麻烦后，那些“练摊儿”的中国人就聚在一起抱怨、发牢骚，甚至来了客人也懒得接待。

潘永琴也常常被罚，但是她从来不会因为罚款的事情而失去笑容，也从来不跟别人掺在一起跟着抱怨，相反，她还劝那些同胞不要埋怨。别人都很不解，认为她有点古怪。

星期三的下午，警察又找上了潘永琴，查护照时发现她的居留签证已经过期很久了。

这种事情在这边常常发生，按照法律是应该将她遣送回国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带到警车上，让你交上１０万卢布（大约１７０元人民币）的罚款就ＯＫ了，而且在你交完钱后，会给你一个纸条，凭着这个纸条，可以在３天内不再交罚款。一个多钟头以后，潘永琴回来了，带来了罚款纸条。

奇怪的是，她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刚才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她心情愉快地跟自己的邻居们打招呼。有人就问她：潘大娘，刚刚被罚了款，你怎么还能跟没事似的，难道它一点也不影响你吗？

潘永琴笑了，她告诉那些人说事情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你的坏情绪并不能影响它的结果，反而会影响你自己。看看你们，平时吓走了多少想买东西的顾客，不但让自己不开心，烦躁，郁闷，还没有赚到你应该赚的钱，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以后遇到警察开过罚单之后，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着潘永琴的话，依旧很和气地招呼生意，笑盈盈地对待每一个人。长此以往，那些中国人心情都好很多，而且比以前多赚了很多。在那段时间里，“练摊儿”的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总要比其他人高一些。

是的，当你改变不了结局的时候，一笑而过比哭着抱怨往往更有实际作用。抱怨不但不能改变事态的发展，反而让自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论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发生了就是过去式，过去式就应该让它过去，而不该让它继续影响着将来。

【王翔宇荐自《人生与伴侣》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这就叫公德　作者：冯骥才

在汉堡定居的一个中国人，对我讲了他的一个亲身感受——

他刚到汉堡时，跟几个德国青年驾车到郊外游玩。他在车里吃香蕉，看车窗外没人，就顺手把香蕉皮扔了出去。驾车的德国青年马上“吱”地来个急刹车，下去拾起香蕉皮塞进一个废纸兜里，放进车中，对他说：“这样别人会滑倒的。”

在欧美国家的快餐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完东西要把用过的纸盘纸杯吸管扔进店内设置的大塑料箱内，以保持环境的整洁。为的是使别人舒适，不妨碍影响别人，这叫公德。

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我印象非常深。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张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后放进垃圾桶内，直到把地上的乱纸拾尽，拍拍手上的土，走了。这人是谁？不知道。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里面全是银色的细砂，为了不叫里边的烟灰显出来难看。但大烟缸里没有一个烟蒂——柔和的银砂很柔美。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勾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在下面，为了怕看上去杂乱。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有人说，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我十分赞同这见解。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的国家的人文明程度低，素质很差。教育中的“德”，一个重要成分是公德。公德的根本是重视他人的存在。

美好的环境培养着人们的公德，比如清洁的新加坡，有随地吐痰恶习的人也不会张口把一口粘痰吐在光洁如洗的地面上。相反，混乱肮脏的环境败坏人们的公德，比如纽约地铁的墙壁和车厢内外到处胡涂乱抹，污秽不堪，人们的烟头乱纸也就随手抛了。

好的招致好的，坏的传染坏的，善的感染善的，恶的刺激恶的，世上万事皆同此理。

【王翔宇荐自《小品文大观》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我们对孩子们说什么好　作者：林　达

在近日上海市政协召开的一次关于“节约型社会”的讨论会上，政协委员沈思说，“中小学教材一说到中国就是‘地大物博’”，他认为，“该改成‘地大物不博’”。

沈思说，据资料显示，在世界１４４个被排名统计的国家中，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落后，人均煤资源排在５０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不进前５５位，土地、耕地、森林等资源远远排在１００位以后。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８．３％、４．１％、２５．５％和９．７％。沈思因此呼吁，应尽早把“地大物博”论请出中小学课本，让一些触目惊心的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的数据取而代之，倒可以让孩子更冷静、更客观地面对中国的资源问题。

看了这样的报道，我想，这好像不是环境问题。是的，这是教育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从小给孩子灌输“好大喜功”的虚假信息，以及非常狭隘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教育观，并不局限在介绍国家资源的领域。很多人认为，这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回头想想，这样的教育观很奇怪，就好像以为小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我们都曾经是被这样教育过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在得到真实信息、经历一个恍然大悟之后，他们会变得玩世不恭，他们会变得愤愤不平，会虚无，也会撒谎。即使在没有被真实唤醒的那一刻，这种“自豪感”也是虚妄的。

孩子们需要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品质，诚实、自信、敬业、尊重事实、能够面对现实，有健全的思维。这些素质才是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公民具备的。假如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他们能始终看到，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报纸的记者和编辑，自己国家上至领袖、下至公民，都是诚实、兢兢业业地在推动一点一点的进步，他们自然会被感召，会为自己的民族自豪，他们会加进去，哪怕他们知道，自己国家人口众多、资源贫乏、有很多困难。

反之，如果在他们进入心理发育最困难的青少年时期，突然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不诚实的社会，成年人合谋对他们说谎。此时此刻，前面的“教育效果”会坍塌，后面你再对他说什么，他也不信了。他们会变得迷失自己，一个国家因此找不到负责任的公民。

可悲的事情如此发生：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等他们变成编辑和出版者后，再次推出自己也不相信的课本，他们变成老师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向孩子们传授同样的信息和信念。成人、家长变得麻木，只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人生流程。

虚假信息能够依靠对真实状况的屏蔽、甚至威慑力量来维护。皇帝光着身子在街上走，人们就是啧啧赞叹：我们看到他穿着举世无双的新衣裳。我们真是有过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可是，这个时代已经变化，信息在快速流通，我们却仍然在课堂上维持同样的教育观。

然后，我们发现年轻人缺乏信念，我们的教育者和学者在争执，是恢复儒学读三字经更能恢复社会的道德依据，还是引进外来文化更有效。我们回避了一个关键，我们的教育观从根本上存在问题，在故意不对孩子说出全面的、真实的情况，在刻意削弱他们正常思维的能力。每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一个发现教育和社会宣传谎言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比什么都更能摧毁孩子们的道德感。

我们需要问自己，安徒生在１８３７年写的《皇帝的新衣》，在将近两百年后，为什么读来仍然不觉得过时。

【谢丽娥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

老领导的话　作者：湘　竹

最近，老领导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几句话，使我受益匪浅。

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它就会意想不到地属于你；感觉把握性不大的东西，还是要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

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扬的人，你再怎么尊重他，他也不会平等对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和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会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他人的尊重。”

第三句话：“不要对谁特好，也不要对谁不好。‘拼命三郎’值得肯定，但要掌握好火候。因为有个基本现实是，多数人并不愿意看着你进步。不论你怎么做，最终还是难逃论资排辈、打勾画圈的命运。个中缘由不言而喻，我们无须埋怨谁，关键是要学会随机应变的能力。”

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儿什么，没有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机遇如何，及时努力都不会错。”

【罗耀明荐自《江南晚报》】

形形色色的手　作者：叶延滨

亲热过最多的手是领导的手。局长的、部长的、市长的，还有首相总统们的。握手成了职业，成了工作，成了规定动作，也就忘了握过谁的手了。因此，最健忘的也是这些手。

为了让健忘之手被历史记住，大人物的手连细节都与历史有关，比方说我记得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散文《挥手之间》，好像是方纪先生写的。写毛泽东从延安赴重庆谈判上飞机时向群众挥手的瞬间，大气。这种短小而分量沉甸甸好文章，现在少了。如今写文章的写手们，要处理如此重要的一个题材，绝不会写一篇短短的散文了事，起码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那时候文章用手写，现在手会打字，还可复印、下载、扫描。手法一多，水分也多。

最值钱的握手是对手间的握手，所谓“历史性的握手”多是握住了曾为敌之人的手。同志的手天天握，亲人的手一辈子握，没感觉了。因为曾是对手，曾是政敌，所以握手就特别值钱了。劳神摄影师记下的都是历史性的握手。比方说周恩来与尼克松，谁先伸出来？谁先握住谁？载入史册。比方说连战、宋楚瑜参访大陆，与中共高层的握手，也就成了各报的头条。

最早拉住自己手的是母亲的手（当然也可能是父亲）。母亲拉住孩子的手，就把一个婴儿拉扯成一个男子汉。当一个人变成男子汉了，他下意识的动作是躲开母亲的手，他脸红而又激动不已的是因为握住了另一个女人的手。娶了媳妇忘了娘，天下男人的手，都是这个德行。然而天下的女子，都又是因为握住男人这善变的手，而变成了另一个母亲！

最不愿被人拉住的手是小偷的手。小偷有与手难解的别名——“扒手”。手也是小偷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我见识过小偷苦练基本功：他在脸盆里盛上半盆子开水，开水里有一块已经用过的香皂，香皂又薄又滑，他用两根指头，一次接一次地把它从滚烫的开水里夹起来。小偷的手也许比常人的手更灵巧更勤快，但这世界还是认定，小偷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最有权威的手，我印象最深的有二：其一是乐团指挥的手，捏住根小棍，在空中比划，几十个乐手都老老实实按这手的起落而演奏；其二是马路边上开罚款单的手，开完了，往车窗上一贴，开车的司机就老老实实去交钱。都不由分说，都手下不留情面。

最难有收获的手是那些伸出来乞讨的手。据说现在也有变化，个别地方出现了乞讨专业户，讨回的钱盖了高楼修了宅院。因此，以行骗而伪装乞丐者，收获了人们的同情心，并把这些同情心兑换成了财富。于是每一个面对乞丐的善良人，都在做一道难解的题：“给钱吧，你是在鼓励骗子！不给钱吧，你是在漠视痛苦！给还是不给……”

最胆大妄为的手是理发师的手。谁的脑袋都敢摸，不管是爱打扮的小姑娘，还是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如果说发型师是艺术家的话，那么就是有一双“把头发当作材料进行创作的手”。如同雕塑家把泥巴当材料塑出作品，如同大厨师把萝卜当材料刻出花儿来。

最没有嫉妒心的手是在银行里数钱的手。每天有无数的钱在指尖翻动，手几乎没有感受，唯一需要的是时时把数字弄清楚，把手感有问题的假钞挑出来。认真想一下，那些亿万富翁之手，并没有比一个银行小职员摸过的钞票多。看来，真正拥有的并不一定捏在手上，捏在手上的并不一定真正拥有了。不仅金钱，爱情、荣誉这些人们追求的目标，都是如此！

最委屈的手是钢琴家的手。一场演出，十根手指发疯地在琴键上跳舞，成功了，演出轰动了，登在报纸上的不是这双手，而是那张脸，那脸上的从来不动的鼻子和在演出中紧闭着的嘴。

【李鬼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

最该拯救什么　作者：廖仲毛

毕淑敏的一本书原定名为《癌症小组》，可是出版社认为读者一看“癌”字就会生抗拒之心，要求易名。为了让大家都来读这本书，毕淑敏不得不妥协，把书名改为《拯救乳房》。虽然这部小说写的全都是乳腺癌患者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文题还算统一，但作家自己也认为这个名字用上去以后“自己难受到做噩梦”，连她的一些朋友说起《拯救乳房》这个名字也总是磕磕绊绊的，不太说得出口。

这本书虽然还没怎么流行，但书名却早已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浪网以《文坛为何“叫喊”声一片》为题，探讨文学畅销书“靠书名先声夺人”的怪现象。近几年的图书，从《丰乳肥臀》、《大浴女》、《女贞汤》、《拯救乳房》的性挑逗，到《我是你爸爸》、《别把我当人》的哗众取宠，直至“狗日的”之类的市井粗话，绝大多数的网民持批评态度。一些过激的网民甚至把充满性挑逗的书名与“娼妓文化”相提并论，说这样下去，当代文坛恐怕会只剩下“快感读物”了。

以我对毕淑敏作品的了解，我相信她是无意以色情诱惑读者的，也可以断定这本书一定是一本很健康的书，令人深思的是出版社为什么要“动员”作者改名。这样的改名显然不是第一回，《水浒传》明明是一本正经的名著，可硬是被改成《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某些内容本来一本正经的电影，硬要弄个“准三级片”的片名，其目的无外乎是打“性擦边球”，没有性诱惑也要摆出个性诱惑的姿势，吸引观众的目光，欺骗观众。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本书被某个导演看中，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是不是会改成色情味更浓的名字，那个时候，我想该做噩梦的就不是毕淑敏一个人，而是出版系统和文艺战线更多有良知的人们。

是什么东西逼着一个并不想哗众取宠，并不利欲熏心的严肃作家，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妥协？是出版机构单纯追求发行量和文娱界片面追求票房收入和收视率而形成的媚俗倾向，给严肃的作家和影视工作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向经济效益低头。

应当看到，近几年来，宫廷戏、搞笑片、打斗片满天飞，“戏不够，情来凑”，床上镜头越来越多，多角恋和婚外情越煽越热。有的制作人创新乏术，便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翻出来，随意戏说，歪解历史……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票房收入或收视率，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身体写作”和“妓女作家”大为流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将她们打入地摊文学的冷库，教育孩子们远离；但是当一批严肃作家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书上写出《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时，我们感到莫名的悲哀，这让青少年如何面对现代文学和影视文化？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我们该拯救的岂止是乳房？

【蓝光清荐自《农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

也说“真正的痛苦”　作者：王志顺

央视三套《挑战主持人》节目以其“挑战无处不在”，一直以来好评如潮。例如近日其中的“铁嘴争霸”环节中，有一道题“请说说真正的痛苦？”（要求短小精悍，一针见血）就颇具挑战性。只见台上唇枪舌剑，台下掌声雷动。虽然题目出给台上两位选手，但不能不让笔者浮想联翩，陷入沉思。结合近段时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部分奇闻怪事，笔者不揣浅陋，也来附和点评几句。

真正的痛苦是一农村女青年拼命打工一年，拿不到一分“血汗钱”不说，到年关时，却要用“跳楼”的方式“讨薪”；

真正的痛苦是某人预订一桌团圆宴斥资８?郾８万元，某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才敢花８３５元；

真正的痛苦是一老农给老板打工数月挣得工资３０００元，回家后却发现３０００元钱全是假的；

真正的痛苦是一公安局长的儿子把一中学生杀害了，公安局党委书记亲自出面拿出公款１万元企图私了；

真正的痛苦是一市委书记驾车把一小学生撞死了，逃逸后找人“顶包”；

真正的痛苦是一小学生不慎掉入离学校只有５０米远的水坑快要被冻僵，身为老师知悉后却视若无事，任其被活活冻死；

真正的痛苦是为了１２元通道通行费，几名法官拒交本该交的通行费还不说，竟用警车将通道封堵长达１００分钟，致使交通一度中断；

真正的痛苦是一警察到足疗中心足疗，买春不成，居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并对一女服务员叫嚣：“你给我跪下，我撕多少钱，你就给我赔多少钱！”

真正的痛苦是一乡党委正副两书记酒后大打出手，住院后伤势都不重，但为了较劲，谁也不愿先出院；

真正的痛苦是一法院小小执行官，以“执行难”为借口，几年时间大贪执行款５３００多万元；

真正的痛苦是一流浪汉流落街头奄奄一息，一担负救助重任的民政官员见了，却一个劲儿地打手机请示其顶头上司问要不要救；

最后，我还要说真正的痛苦是在朗朗乾坤下，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为什么发生以上种种奇闻怪事。（注：以上新闻分别来自近日出版发行的《南方周末》、《扬子晚报》、《重庆晨报》、《南京晨报》等）

【顾建平荐自《江淮晨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

差　别　作者：田　天

领导肯用的人群众未必欢迎，群众欢迎的人领导未必肯用；

领导热衷的事群众未必受益，群众受益的事领导未必热衷；

领导所说的话群众未必肯信，群众肯信的话领导未必肯听；

领导未必真正服务群众，群众却是真正服务领导；

领导称自己是公仆，表现更多是主人；群众称自己是主人，体会更多是仆从；

领导多数想有朝一日不要被领导，群众多数盼能有一天来个好领导；

领导发表己见大多成“指示”，群众表达意见可能成“滋事”；

领导稍一动手便是“身先示范”，群众一不动手可能“清汤寡饭”；

领导下访跟着的可能是警卫，群众上访围着的可能是警察；

领导可以言行不一，群众必须令行禁止；领导的力量无穷，群众的力量有限；

领导想办的事就算劳民伤财也必须办到，群众想办的事就算劳其一生也未必办到；

领导事无小事！贴老本下面都会抓紧去办，群众事算啥事？赔老命上面还会久拖不办；

领导多是当了领导就变脸，群众多是见了领导脸就变；

领导好琢磨怎样攀上权力更大的领导，群众多期盼后代出个光宗耀祖的领导；

领导成天说要依靠群众，信的却是依靠权力；群众时时听要相信领导，信的却是依靠自己；

领导多是台上台下两重天，群众多是生前死后一个样；

领导离任最多的感慨是“人走茶凉”，群众遇事最大的遗憾是没当领导；

领导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却难与领导抱成一团；

谁说“领导就是服务”？领导毕竟是领导；谁说“群众就是上帝”？群众终归是群众；

世上事有难易乎？一朝成了领导，则难者亦易矣！一旦变成群众，则易者亦难矣！

【张健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

不亦“厚黑”乎？　作者：郭振亚

一、某女到外地出差，任务提前两天完成。回到家一开房门，马上愣住了：丈夫和一陌生女子，面红耳赤、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镜头，出现在眼前。某女立即明白了：比芝麻还小的九品官丈夫，乘妻子出差之机，把情妇领到家里。某女一腔怒火，扑向陌生女子要扇耳光。这时丈夫抱住了妻子，让陌生女子快跑，然后对妻子说，“咱没吃亏，咱没吃亏……”这个做丈夫的和别人“乱来”，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这样的人，不亦“厚黑”乎？

二、某县委书记，被称做“三光书记”，何谓“三光”？官位卖光，财政上的钱花光，漂亮的女人搞光。这样的“三光书记”，不亦“厚黑”乎？

三、某县城监大队长，居然包养了６个年轻的“二奶”，他还给这６个“二奶”每人盖了一套上下两层的小楼。更出人意料的是，这６个“二奶”还给这个城监大队长各生一个子女。盖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姑且不问。此人还经常给他的狐朋狗友吹嘘他的床上功夫如何了得。这样的人，不亦“厚黑”呼？

四、某省级大官（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贪财好色。凡年轻漂亮的女子到他办公室来找他办事，他总是扑上去，把该女子按在沙发上，嘴里不停地叨叨着：“你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你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然后进行奸污。这样的“大官”，不亦“厚黑”乎？

五、某县级市一政法委副书记，带领几个亲朋好友，到一娱乐城喝酒玩耍，并提出要异性服务，想不到竟遭到了拒绝，于是乎，打电话叫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手持长刀、铁棍，对娱乐城的工作人员进行殴打，致使多人受伤。这个要“小姐”的人，像政法委副书记吗？不！他更像黑社会的头子。此人不亦“厚黑”乎？

六、某监狱的“特殊接见室”，本来是为了让犯人“夫妻见面”，后由管教股承包，想不到狱警见利忘义，居然给那些有钱的犯人“拉皮条”，弄来了卖淫女。于是，某监狱悄悄流行一首顺口溜：“干部嫖娼提心吊胆，犯人嫖娼放心大胆，上有武警站岗放哨，下有警察守门把关。”由此可见，这些狱警不亦“厚黑”乎？

七、某派出所正副所长为了“创收”，让民警和保安员找来一些漂亮的“三陪女”，到大街闹市去勾引有钱人上钩，一旦他们脱衣上床，民警就会破门而入，对这些“嫖客”进行“经济处罚”，多则８０００元，少则４０００元。民警把卖淫女这种行为，称为“放鹰捉兔子”。民警和卖淫女配合赚大钱，不亦“厚黑”乎？

八、某小学校长，禽兽不如，居然给１３岁的女学生写“情书”，说什么“我爱你”，“想抱你”，“想吻你”……另有一小学教师诱奸过２０名学生，最小的１１岁，最大的１５岁。面对刑拘他的民警说：“我的‘错误’交待完了……可以回家了吧？以后我得换个学校……”这样的灵魂工程师，不亦“厚黑”乎？

九、某副厅长，情妇多达数十人，他的公文包里，每天都装着避孕套、伟哥和大把大把的钞票，随时准备着找情妇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此厅长，不亦“厚黑”乎？

十、某地不少官员的“坐骑”装上了一种电动变换号牌的装置，只要在车内轻触按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官车”号牌，就变成了寻常百姓或普通公车号牌，想官就官，想民就民。这样，他们入酒楼、夜总会、桑拿浴、洗脚房等场合，车牌一“变脸”，就不怕腐败行为暴露了。这样的官员，不亦“厚黑”乎？

【刘名远荐自《平原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

机关牌事　作者：王　雨

条条大道通罗马。想升官，路径很多，在我们局，打牌是捷径之一，要想进入领导视线，光会工作不行，还必须学会打牌，有朝一日，领导心情好，喊你“上阵”，那你的机会就来了——领导给了你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如何去“表演”了——

进步牌

局里盛行打“进步牌”，一周七晚，夜夜牌声一片。许多想“进步”的年轻人都以能跟领导打上“进步牌”为荣、为幸！当然，打“进步牌”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必须来“荤牌”，这是进入圈子的先决条件；其次，如果进入了圈子，但你不会输给领导或者输不起，可以肯定，你也“没混”，进了圈子再退出来，等于自毁前程。

局办公室秘书小刘便是其中特别热衷打“进步牌”的一位。不过大伙最近有点奇怪：快一个月了，几乎没见着领导再喊小刘打牌。有人怀疑：是不是小刘也被领导打入了“冷宫”？可又看不出小刘显得郁闷。况且，小刘是局里有名的“人精”，一般不可能出事。这天，秘书小钱忍不住，去问了小刘，小刘说了实话：“最近贷款买了房子，又借钱搞了装修，一个是忙，二个是手头比较紧，所以领导体恤下情，这阵子没有喊我。”

大有进步

看到许多打“进步牌”的同事都纷纷进步了，局里新来的硕士生小刘心里羡慕不已，他不知深浅，贸然上阵，陪吴局长玩了一个通宵，天亮歇手，一共输了８００多。

回来后，小刘被办公室主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看你平日倒长着个人脑子，打起牌来咋成了猪脑子？！”

周末再战，又是一个通宵。天亮之后计算战绩，小刘心中窃喜：今晚输了３８００！吴局长站起身，拍拍小刘肩膀：“不错不错，小伙子大有进步，好好干！”

小刘心中像吃了蜜似的。

牌技不佳

局里干部大调整，主任科员赵龙海想趁机往上升一升。请教了几位有经验的“前辈”，都说得送，光跑不行！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立马管用。通过打牌送是目前局里最流行的途径，于是决定送，又去打听了行情。趁热打铁，赵龙海一连数周和局长“厮杀”在一起，手里输钱，嘴上“输送”美言，弄得局长很是兴奋，拍他肩膀：“放心，你的事我会考虑的！”

局长说话果然算数，两个月没到，便调他到后勤处当了副处长。赵龙海很失望，想当初，给局长说好的是去规划处的，怎么到了“二线”？

赵龙海没去找局长，局长倒主动把他喊到了小房间，局长讲了两句话：“第一，不要灰心失望；第二，明年继续努力！”

后来赵龙海打听到，今年“一线”部门涨价了，因为自己“牌技”不佳，输的少，所以只好去了“二线”。

【谢丽娥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

不要滥用“隐私”　作者：葛剑雄

葛剑雄先生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出生于浙江湖州，１９６４年高中毕业，因病不能报考大学，就此当了中学教师，直到１９７８年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１９８１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留在复旦大学工作至今。１９８３年９月获博士学位。１９８５年任副教授，１９９１年任教授，１９９３年任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６年起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至今。著有《西汉人口地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等和论文百余篇。

据《北京娱乐信报》前日报道，北京石景山区某老板出资１００万元资助本区贫困高中生，为保证这笔善款用到“刀刃”上，由区教委、民政局、区级媒体《石景山周刊》和捐资人成立管理委员会，并将受助人名单刊登在《周刊》公示。但去年接受资助、已考上北京印刷学院的郭纯却希望不要公示，称自己的名字被登在受助贫困生之列，“心里很难受”，认为“这是我的隐私”。其他三名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这四位同学是贫困生的代表，居然都有这样的看法，我不能不感到惊奇，同时也不得不严肃地向他们指出?押不要滥用隐私权。

什么是隐私？一般是指不便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私事。家境贫困当然是个人私事，完全可以不公开。但因为家境贫困而接受别人的资助，就不仅是个人私事。对方的资助是有条件的——品学兼优且因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上学困难，要让对方和公众确认你符合这两项条件，就不是个人私事。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是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如那位郭同学是父亲数年前得了胃癌，目前仍在医治，母亲下岗在家照顾父亲，全家没有生活来源，公示的结果就是证明了她符合受助条件。另一项条件“品学兼优”更不是什么个人隐私，需要得到学校师生与居住地公众的认可。如果公示的结果证明名单中的人并非最困难，或者谈不上品学兼优，那就会被取消受助资格，让更符合条件的人受助。这样做既防止了评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弊病，也能使最需要资助、最符合条件的学生得到资助，使出资者放心，公众满意。

毋庸讳言，近年来腐败之风也影响到慈善公益事业，捐赠人的意愿往往无法真正实现，或者不能使最需要的人受益，捐款被贪污挪用的事也时有所闻。某些人钻慈善公益事业的空子，隐瞒真相，冒领善款的现象也难以绝迹。正因为如此，石景山区采用的公示的办法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也应该得到受助同学的理解和支持。家境贫困或遭遇不幸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与学生本人的能力和表现毫无关系，品学兼优更是本人的光荣，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只会赢得大家的同情、支持和尊重，哪里会影响个人脸面？当然，社会上和学校中都可能会有少数人歧视贫困生，或者背后议论讥笑，如果贫困生连这点承受能力也没有，宁肯图虚名而受实祸，今后又怎样面对人生的磨难？怎么能自信、自强、自立？如果这些同学本身也认为贫困可耻、富贵光荣，那倒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发展下去不仅无助于克服家境贫困造成的困难，还可能误入歧途。

从完全不顾个人隐私到注意尊重隐私，这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凡事都有个度，对什么是个人隐私，应该尊重到什么程度，隐私与社会公正、社会责任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都应该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应偏颇。

近年来，不时听到一些消息，学校和公众为资助贫困生而采取一些措施时往往顾虑重重，如给他们安排低价宿舍，供应廉价商品，减免费用，发放捐赠补助时往往要遮遮盖盖，惟恐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暴露了他们的“隐私”。有的贫困生宁可挨饿受冻也不愿别人了解自己的实际状况，甚至不顾家庭困难强充阔绰。这些不仅是对隐私的误解和滥用，也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缺乏自信的表现。对此，学校和师长要加强教育，媒体也要作正面引导，贫困生本人更应努力改变。

当然，如果贫困生的确有隐私，如其本人或家长的健康状况不便公开，或某种不幸事件留下心理影响等，完全可以通过事先协议的方法处理，或者放弃必须公开的资助，寻求其他类型的资助，资助方也应设身处地，尊重他们的隐私，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

【李志题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　作者：葛剑雄

如果把“敬畏大自然”理解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态度，我完全赞成。但如果将“敬畏大自然”与以往一些人出于蒙昧的自然崇拜混为一谈，因此就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一味顺从、无所作为，那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仅非人类之福，就是持这种观念者也难自圆其说。

火的使用、工具的发明、栽培农业、定居以及城市化，都曾使大量其它生物毁灭，极大地改变了局部区域的自然环境。要是没有这些进步，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也不会有目前这场争论。这些进步既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征服自然”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敬畏”的产物，但这是人类曾经走过的真实脚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能放弃这些进步，退回到野蛮时代吗？恐怕最极端的环保或自然中心人士也不愿或不可能选择吧。

地球上出现的各种异常变化，包括近年来的各种灾害，根本的原因还在自然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活动只是加剧了自然的变化。

很多灾害在人类没有产生、或根本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就发生过。已知的造成人类最大损失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传染病等并不是发生在工业之后，也没有越来越严重的规律。最大的困难是人类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位母亲的性情，不知道她发怒的真正原因。在自然面前，人类并不缺乏敬畏，但母亲未必领情。清朝时为求河神保佑，曾经派遣特使，不远万里寻找黄河正源，以便向河神表示虔诚，但黄河并未安流。有些民族对山的崇拜无以复加，不敢触动“神山”的一草一木，泥石流、滑坡、水土流失和雪崩照样发生。多少次人类以生命作牺牲，奉献给他们敬畏的神灵，结果如何呢？我并非主张人类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说明顺应自然的前提是探索自然的奥妙，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既需要正确的理念，更离不开科学技术。

提倡以自然或生态为中心，从理论上说固然是更高尚、更完美，却存在着目前无法逾越的障碍——谁能代表自然或生态？除了人类还有谁？生物或非生物如何表达它们的意愿?穴如果存在的话?雪？本来只适合于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是否同样适合于自然或生态？某些环保人士和生态伦理学家能代表自然或生态吗？

我们还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地球上，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少人还没有解决温饱。就是在中国，数千万人尚未脱贫，大多数人的生活勉强小康。在目前阶段，以人为本、以人类为中心不仅相当现实，也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以人为本，并非不关爱自然，更不是提倡“征服自然”。即使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也要保护环境，顺应自然。但人的生命、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当人类与其他生物或非生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只能先考虑人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实现更崇高的理念。

【翟明荐自《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

孤独无法体验　作者：葛剑雄

记得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的一天中午，我从新疆库车至拜城公路上一个小站下车，目标是数十里外的克孜尔千佛洞，根据预先了解的情况，我将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步行三四个小时。开始一段可以沿着一条电线走，但到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得离开电线，走向另一个方向，否则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而且当天也走不到电站，只能在戈壁露宿。

路程不算长，我完全相信自己的体力；情况并不复杂，我对作出正确判断信心十足；所以尽管在离开车站后再也没有任何同行人，也没有遇见任何人或任何动物，我却没有丝毫孤独的感觉，在席地而坐作小休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大自然的恬静和戈壁的博大，禁不住躺进了它的怀抱，倾听着微风的吹拂。特别是在与电线分手以后，我以为越走离目标越近，更感到胜利在望。可走着走着，目标还是没有出现，太阳却已渐渐西斜。照距离和时间计算，应该已经接近千佛洞了，可是眼前依然只是戈壁一片。这时一种孤独感笼罩了我的心头，伴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莫非刚才的弯拐错了？莫非遇到了意外？

要是这样，天黑前能不能退回到车站？这一夜如何度过？我后悔没有听从县文化局同志的意见，直接乘车到拜城去找千佛洞管理处的同志，等他们有车时再搭车去；也后悔不该一个人走，无论如何得找一个同伴。就在这时，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陡坡，原来我一直走在一片高地上，现在到了高地的边缘，千佛洞就在高地边缘的断崖上。尽管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人，但孤独感已一扫而光。

现在我独自踯躅在乔治王岛南海之滨，面对着一只已经在雪地上躺了很久的大海豹，它２米多长的肥大身躯似乎难以动弹，只是不时吐着白气。或许是它的身体比雪地要热，也不断冒着白气，我耐心地等着，希望能见到它的行动，可惜它对我毫无反应。除了海水拍打着礁石的声音，就是远处传来贼鸥的叫唤；除了被海水打上岸来的海带般的藻类，就是山脚下一片黄绿相间的苔藓。目力所及，看不到其它动物和植物，连草都看不到一根。要不是有山海之胜，这情景必定比戈壁更荒凉。我想到了当年戈壁中的经历，也想到了行前有人与我谈起过的孤独体验，于是极力联想到孤独。但老实说，我丝毫孤独不起来，因为我知道山崖的背后就是我们的长城站，我随时可以回到队友身边。

我也知道，南极地区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任何足以构成对人类威胁的生物，也没有除了各国的考察队员和有组织的游客以外的人员。即使给我规定一个独处的时间，必定会越来越接近终点，因而绝不会有绝望之感。当然我可以走得再远一点，但即使日后登上冰盖，只要不发生意外，真还想不出什么使自己有孤独感的办法。

我明白了，孤独只能经历，无法体验；孤独是绝望的衍生物，而不是环境的副产品，即使是在南极。正因为如此，我不会为此而失望。

【选自《行路集》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　作者：肖余恨

王斌余原本老实本分，是一只逼急了的咬人的“兔子”。１７岁到外面打工，因父亲治病急需用钱，他想要回今年挣的５０００多元钱，无良老板只给５０元。他气不过，去找劳动部门，包工头却诬赖其偷了铝皮，拒给工钱。身无分文的他到包工头家要点生活费，被骂成“像条狗”，还遭到拳打脚踢。在这种情况下，失控杀人。“激愤”杀人之后，他“从容”自首。后被判处死刑。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鉴于王斌余之“激愤”杀人前提，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如果从同意或不同意判处王斌余死刑的角度来看，大体可以作如下分析。“杀人偿命”，不判他死刑，于法不公，这是一种思路。不判他死刑，社会就没有安全感，这也是一种思路。不过，如果不是为富不仁类似于被杀包工头一类的，恐怕不至于如此恐惶——王斌余对于普通人是不会具有多大威胁的。而不同意判他死刑的人，既有如学者高一飞等人从法理角度分析的，王斌余虽罪有应得，但罪不当“诛”；更有相当多的人出于同情：王斌余是被逼无奈，在法律不能保护他的权益、在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时候，走这条路也是“情有可原”。如果说孙志刚的死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今天我们都是孙志刚”的话，那么，王斌余的遭遇，也至少是引起了相当多公众的“通感”——不如此，何来同情声如潮呢？

王斌余是死是活，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唯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王斌余事件”（还有此前的“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的阿星）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心理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忧、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同情王斌余，并不表明公众具有所谓的仇富心态——而是对为富不仁无能为力的境况的渲泄。如果说周润发在《喋血双雄》中让人激赏的表演，是唤起了人内心英雄情结的冲动的话，那么，王斌余的暴力举动，则是点中了公众对法律疲软的痛处，“暴力美学”是一个文明社会之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当下社会的无奈。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以一种刚性的法律来惩处因法律“不刚”而激变出来的罪恶，其说服力和震慑力都会大打折扣。而这，可能正是不少人不赞成判王斌余死刑的又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

【任法花荐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

“同情”可以是不判王斌余死刑的理由　作者：高一飞

今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叫做《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的文章，称“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表面上客观，实则是一篇非常可笑、对法律一知半解的文章。在学术上不值一驳。所谓“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只是现代刑罚的根据的一半，因为刑罚的根据在１００多年前就已经从“报应主义”走向了“报应与预防结合的二元主义”，这是常识，也是我国刑法的基础，甚至于在我国长期以来，预防价值观还要在二者中占主要的地位。

在立法上，死刑作为刑罚存在公正与人道的矛盾，要求“恶有恶报”的杀人偿命固然是公正的，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故意杀人都要偿命，其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人道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同情心，即公正之外人道和同情是立法和司法的当然的根据之一。这公正与人道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一种应当优先考虑呢？也即是以宽容为怀还是要“杀人偿命”（或者其他情况下处以死刑）呢？这只能通过民意进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程度相差不大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相去甚远的原因，欧洲国家都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并不低于欧洲国家的美国则保留了死刑。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民族心理对于公正（或公平）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不同。

在司法上，具体的个案中，对那些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也可以不处死刑），如何体现死刑的人道和同情呢？由于“人道与同情”不好衡量，从理想的角度来讲，应当是全民公决，但是这又不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于是，在美国的陪审制度中，则通过作为“社区缩影”的陪审团来决定，其本质就是一种缩小了的“公决”：即在一般情况下陪审团只进行事实裁决，不参与量刑；但是对于是否可以处死刑的问题上，必须由陪审团在确定事实之后再进行一致裁决，１２个陪审员全部同意处死刑的才可以作死刑判决。可见，在已经确定构成何罪的情况下，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的问题交给民众去判断，就是民众对个案在正义感和同情心（人道）之间作出平衡。

在我国，立法考虑了同情和人道这一因素：对审理期间是孕妇的（包括在此期间怀过孕又因任何原因流产的）、对不满１８岁的未成年人不适应死刑，除了有刑事政策因素的考虑以外，当然也包括了“为人不打三春鸟”式的同情与人道的因素在内。这与我国清代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同情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留养承嗣（指案情属实、定罪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申请留养条件者，按留养奏请皇帝裁决）在根据和价值观上是相同的，因为这些犯罪完全可能是手段极其残忍、后果非常严重的，罪犯却不会处以死刑。

我们再来看看司法中的王斌余案件：王斌余长时间遭受包工头凌辱，这是一个正常人都无法忍受的；到案发前，其所受的心理折磨和生活困境都到了人的极限；被杀者将他的心理和生理感受都逼上了绝境。还是可以用“天地难容、情何以堪”来形容，即使是作出死刑裁判的法官，也会于心不忍，但也许又会发出“法不容情”的感慨，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告诉这些法官：所谓“法不容情”指的是不容私情；作为社会之公器的立法和司法，恰恰包含了对社会普遍道德和民众感情的反映；我们反对民众的情绪化的一时之激情，但是作为将永久存在的人类普遍情感，古今中外从来都是立法和司法的依据。

罪刑法定原则固然不可违反，但是该原则是相对的，以杀人罪为例，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２３２条）之间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最近上海市高级民人法院副院长刘华博士指出，“法官应该理性对待民愤，正确的态度是法官既要服从法律的指引，又要考虑民意的呼唤。”（参见２００５年９月６日《新京报》）

“民愤”、“民情”当然是在不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情况下，司法裁判考虑的因素。以王斌余案而言，考虑民众对其普遍同情的感受，既符合法律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并没有“发生冲突”，也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因此，请此案的二审和死刑复核的法官“考虑民意的呼唤”，尊重自己“同情”的法定权利，改判王斌余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如果王斌余处死带来了法官自己和民众心中巨大的不安、不平，这样的司法才是令人遗憾的、不公正的司法。

【翟明荐自《关天茶舍》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

名著浓缩一名话　作者：何　江

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

——《荷马史诗》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哈姆雷特》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

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蒙田随笔集》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简·爱》

大人都学坏了，上帝正考验他们呢，你还没有受考验，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童年》

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高老头》

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不过是个虱子，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

——《罪与罚》

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

——《唐吉诃德》

我并不愿意你受的苦比我受的还大，希斯克利夫。我只愿我们永远不分离；如果我有一句话使你今后难过，想想我在地下也感到一样的难过，看在我自己的份上，饶恕我吧！

——《呼啸山庄》

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安娜·卡列尼娜》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

——《神曲》

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

——《傲慢与偏见》

钟声又鸣响了……一声又一声，静谧而安详，即使在女人做姑娘的那个好月份里，钟声里也总带有秋天的味道。

——《喧嚣与骚动》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套中人》

面包！面包！我们要面包！

——《萌芽》

我从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

——《拜伦诗选》

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而不是囚禁感。

——《儿子与情人》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海涅诗选》

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最先去说别人坏话的人。

——《伪君子》

这时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

——《神秘岛》

整个下半天，人都听凭羊脂球去思考。不过本来一直称呼她做“夫人”，现在却简单地称呼她做“小姐”了，谁也不很知道这是为着什么，仿佛她从前在评价当中爬到了某种地位，现在呢，人都想把她从那种地位拉上一级似的，使她明白自己的地位是可羞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选》

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

——《恶心》

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们挥泪埋葬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它却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和香草，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医治创伤。

——《汤姆叔叔的小屋》

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壳虫。

——《变形记》

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

——《追忆似水年华》

【燕燕荐自《知识窗》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灯下继续漫笔　作者：华北布衣

□ 鲁迅说“专制使人变得死相、冷嘲”，其实专制之祸之烈远不止于死相和冷嘲，而是使人神经质。

□ 鲁四老爷分明是在卫道，但他不知道所卫之道为何；而祥林嫂不也是在卫道吗？但她却连什么是“卫道”都不知道！

□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们革命起来激情很大，一到建设便激情全无；“口号”起来很有激情，实践起来却又激情全无。原因很简单，一刀杀头远比万刀凌迟来的痛快。所以无缘无故的革命参与者多是懒惰而又奸猾的小人。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简单，钢铁是炼钢设备炼成的。而真正的权力者却似乎不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制约腐败，靠的不是道德！

□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匹夫兴亡，天下有责”。社会埋没的人才不会少于“在庾之粟粒”吧。

□ 大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且要“大庇天下寒士”的人，拥有一些房地产，是不是更“现实主义”呀？

□ 在屈原的世界里，我很高兴，因为世界截然两分了——非奸即忠，非好即恶，非芳即臭。可是世界并不如此，所以说屈原是“浪漫主义”。有的权力拥有者却认为这是现实世界的状态，于是“文革”之祸作矣。

□ 个人崇拜之风归罪于小农意识，可太好笑了！你说红，我就说最红；你就说最红，我就说最最红……总之你ｎ个最，我就ｎ＋１个最，反正我比你“更革命”，“更效忠”。这种厚颜之事，是“小农”干的出的吗？

□ 少不更事的人说“命运掌中握”，却不知道我们只是命运的玩物而已。不信，对比一下贫农的孩子和“高级公仆”的孩子的命运，就明白了。

□ 但命运真奇妙，世界才精彩。由盛而衰要“五世而斩”，由衰而盛，却只需“一代中兴”。所以中国人又不很信命：认为恶运快，也许好运更快。

□ 细雨以温柔让人难以忘怀，童年以天真让人难以忘怀，眼泪以爱之伤让人难以忘怀，心灵以炽烈让人难以忘怀，容颜以真诚让人难以忘怀，权力却不仅以财色让人难以忘怀。

□ 很多人不是为了贪污才去当官的，却有太多的人因为要当官而去贪污。

□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蜜其口舌，厚其脸皮，黑其心肝，弃其尊严，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看了看周围的大学生，只觉得秋意又浓了些；我上了上课，只觉得暮寒又重了些。

□ 每次从历史书堆中抬起头来，我都会冷气倒吸一口——我要面对一场大灾难，在我的未来……

【段伟荐自《红袖添香》２００５年９月】

抚摸历史的根部　作者：杨泽文

见到刚出版的《非常道》时，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

《非常道》细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意志、性情、骨气等共计３２编、２３万余字。从结构上说，《非常道》的体裁类似于《世说新语》。不同的是，《非常道》中的“非常话语”都没有经过编者的加工与改动，而是从原文原著中“原样抽出，原貌呈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解放后５０年间（１８４０～１９９９），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以及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都是编者努力截取的对象。当然，“非常话语”主要锁定于人们所熟知的人物身上。比如“同治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辛亥豪雄”孙中山和袁世凯，“新文化先锋”胡适和陈独秀，“国共两党的代表”蒋介石和毛泽东，“传统文人”陈寅恪和钱钟书，“文坛斗士”李敖和王小波，等等。

应该说，从上百部书和上千篇文章中挑选出“只言片语”的文字，然后再汇编成一本书，这算得上是伤精费神的事了。可偏偏作为学者的余世存先生就这么做了，还做得很出色。而对于读者，如今阅读一本不是以“篇章”为单位，而是以“话语”为重心的书，便可洞察到近代中国之大变局，聆听到非常时期的众多非常话语。这些“中国话语”会先让人耳目一新，然后再让人难以安静，进而让人长久地回味与思考。试看笔者撰文至此随意抽取的几则——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犬养毅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语。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１０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李敖说了这么一句话：“神话有三种：第一，盘古开天；第二，台湾独立；第三，台湾反攻大陆。”

１９８６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如果说历史是一棵大树，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通过教科书知道它的干与枝，却忽视了其延伸至地下的根系。仅从这一点来说，《非常道》的存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阅读《非常道》，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抚摸历史的根部。有智者说，历史总是在细微部触摸人性。如此说来，唯有细细梳理历史的细节，才可望澄明历史的天空。

【任法花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

《古拉格群岛》披露的刑讯令人毛骨悚然　作者：于成玉

在谈立论之前，先解释一下“古拉格群岛”的字面含义。“古拉格”是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所谓“群岛”，是取其象征含义，即古拉格下辖的各劳改营。知道了书名的字面含义之后，对《古拉格群岛》所要讲述的内容就不言而喻了。

《古拉格群岛》一书，以白描的手法，未加任何渲染，真实地描述了前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灭亡的过程，对其中的敏感问题作了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充分体现了索尔仁尼琴的良知和勇气。索尔仁尼琴以亲身体验为基线，层层展开，夹叙夹议地把读者带入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二十世纪人间地狱。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兽性的惟妙惟肖的描述，读来无不令人毛骨悚然。

众所周知，人类几乎所有的冤狱都是在折磨人的刑讯中产生的，古拉格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营，契卡人员（原苏联内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人员的统称，实际就是特务）想出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如呵痒。就是把“犯人”的手脚绑起来或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立马便天旋地转起来，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次如，臭虫隔离室。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成百成千只臭虫。将“犯人”关进去并扒掉衣服，顿时饥饿的臭虫便爬到“犯人”的身上。起初，“犯人”还猛烈地同臭虫进行“战斗”，但过了几小时以后，就精疲力竭了，就乖乖地让臭虫吸血了。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犯人”：即扒掉“犯人”下身的衣服，让“犯人”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坐在“犯人”的腿上、抓住“犯人”的手，“侦察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上）第３章中列举了３１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索尔仁尼琴写道：“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芽”也许在表面上看是很难想象如上述一些刑讯措施的残忍性。但由于契卡人员在用刑时往往都是结合使用各种方法从而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犯人”的侥幸心理，最后是契卡人员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对此，索尔仁尼琴在书中充满深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是的，在如此惨酷的刑讯之下，又有多少人能挺过来呢？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死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１页）如果说马克思是从理论视角来概括和揭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则是从文学的视角来描述和揭露“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前者深刻深邃，让人不言而喻；后者惟妙惟肖，让人心服口服。当然，索尔仁尼琴于１９７０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人公认为是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享誉世界名声赫赫，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

马克思指出：“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８页）不知中国何时也能出现一个“索尔仁尼琴”，并写出类似《古拉格群岛》这样思想深刻“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并享誉世界的作品来。

【选自《时事评论》２００５年９月】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　作者：十年砍柴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所吟诗句，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大约都熟悉。这首诗歌是于谦少年托物言志，但一诗成谶，作为一个关键时刻保卫首都和大明的忠臣，在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死在刑场，全家被籍没。真正的“粉身碎骨”了。

正统十四年?穴公元１４４９?雪，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建议，贸然亲征瓦剌，被敌人俘虏，瓦剌骑兵一直抵达到北京城。于谦主持国务，否决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带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挟明朝，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代宗，粉碎了瓦剌的图谋。

于谦因此成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隐患。他要避免此祸，只有一个前提：让英宗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干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英宗失去利用价值后，瓦剌让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谦此时应当极力劝说代宗，让英宗永远滞留在异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当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待小明王一样，授意手下部将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可是他们好好地让英宗回了北京，尽管软禁了英宗，防止他东山再起，尽管英宗也发誓不再复位。侥幸活了一条命的英宗，此时在弟弟的屋檐下，他当然什么话都不能说。

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言算什么？亲情又算什么？景泰八年?穴１４５７年?雪，代宗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而太子这时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大臣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奉天殿。这时天已启明，群臣进宫早朝，见英宗已端坐在宝座上，均大吃一惊。英宗安抚群臣说：“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复位，你们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过了一个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岁。

英宗复位成功后，徐有贞和石亨唆使谏官弹劾于谦、王文谋划迎接亲王之子入宫继位。都御史萧维祯说：“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难以幸免。”于是罗织罪名，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罪，当处以极刑。奏报到英宗那里，英宗说了句：“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要证明复位的合法性，于谦必须死，尽管从英宗，到构陷他的众臣，以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于谦是冤死的，但在最高权力的归属这样大的利益面前，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于谦以“意欲迎立外藩”获罪，和岳飞因“莫须有”罪名丧身如出一辙。岳飞手握重兵，本来就遭到赵构以及南宋文官集团的提防，他还不知趣地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他公开宣称要北伐，迎接徽、钦二宗回来。这赵构能不着急么？他父亲和哥哥回来了，他这个皇位就不稳固了。岳飞是军事天才却是政治弱智，等待他的当然是“莫须有”罪名，这罪名能不能服众，当然不是赵构、秦桧首先要考虑的，现实的权力总比身后历史评价重要些。手握绝对权力的人，要搞死一个人，安个什么罪名还不容易？罗织罪名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

史载：“?穴于谦?雪籍没之日，家无余赀。”当初瓦剌首领也先要归还英宗，大臣商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可见代宗是很担心自己的哥哥回来的。可于谦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只好说：“从汝，从汝。”

于谦不但没有阻止迎接英宗，反而劝说犹豫不决的代宗把英宗接回来。祸根是他自己种下来的。于谦自取其祸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刚直忠贞，心里只有朝廷的威望，而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样的人，在中国杀机四伏的宫廷政治中，被杀掉是情理之中的事。

【谢丽娥荐自《燕赵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

文化的罗大佑　作者：戴　冰

一、九十年代之后的罗大佑丧失了他的锋芒，变得相当平庸，令人痛惜。但不能忘记的是，他曾赋予流行乐一种庄严的光辉，使流行乐跻身于最严肃的艺术之列而无愧。他在七八十年代曾达到的巅峰，我以为华语流行乐坛至今无人比及。罗大佑是流行乐坛真正称得上杰出的人物。

二、罗大佑是有雄心和天命之感的歌手，他把社会批判和哲思之重担在流行乐的肩上，这需要特别出众的才华和对社会文化的深遂思考，“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那是流行乐真正的霸业。

三、罗大佑和崔健相比，崔健是“摇滚乐的批判”，罗大佑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就罗大佑而言，他的精神是摇滚的，而方式是流行的。

四、罗大佑被称为“东方的鲍勃·迪伦”，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两者虽然一是流行歌手，一是民谣和摇滚乐手，但二者都属“抗议歌手”一类，都兼有卓越的音乐才华和文学才华，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都从传统里面发掘出现实的意义，在音乐和文学两方面，都在当时达到很高的成就。有人认为迪伦在诗歌方面甚至超过兰波和金斯堡，是六十年代“最伟大的诗人”。而我以为罗大佑作为诗人超过痖弦之辈而在余光中之下。他们的歌词读起来都平白如话，但作为歌曲唱出来时却水乳交融，互为依附，似乎“非如此不可”，真有语言难为词，音符难为乐之感。

五、《童年》里有一句歌词：“阳光下蜻蜓飞过来，那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种语法现代汉语里很少，古典诗词里最多，比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六、古人论词时说：“词需重、拙、大。”华语流行乐坛当得此语者，唯罗大佑一人而已。

七、罗大佑对于传统和现实的洞见力是少有的，这种犀利常使他堕入虚无，但在罗大佑的作品里，虚无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立场。

八、若从《未来的主人翁》的立场来看，罗大佑创作明澄如水的《童年》可谓煞费苦心。《童年》既不是描述，也不是歌咏，而是对比，是心惊肉跳的回首，是工业文明里一首关于赤子的挽歌。

九、罗大佑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许多歌就单独的乐句而言，都不是精彩出奇的，甚至是别人用过的，但一经他的揉搓就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十、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音乐上不算一流，但歌词写得深刻，几乎达到一种哲学的概括。在概括程度上可与崔健的《一块红布》相匹。不过这一次罗大佑的语言是现代方式，崔健倒用的是极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方式，以爱人喻国家民族，概括了一代人的命运。

十一、罗大佑作品中有一类，如《童年》、《光阴的故事》、《将进酒》、《恋曲９０》，初听时觉得音乐结构有些单调，多用的是叠章重句的形式。听多了才恍然，那似乎是《诗经》的方式，一唱三叹，不厌其烦，而其循复往返，委婉缠绵，又像《古诗十九首》。和当代欧美流行乐的结构相比就会发现，罗大佑的那些歌，音乐是格律的，而歌词是散文的。

十二、《将进酒》最能体现罗大佑对传统的体悟和对现实的反思。又悲怆又风流，又凝重又清丽，那是晋人的气象。

十三、流行歌曲绝大部分在抒情，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在本质上却是少有的叙事之作，有故事、有慨叹、有议论、有描写。装在几分钟的框架里，却如一部浓缩的长篇小说，真乃绝大结构。

十四、罗大佑的许多歌听起来有切肤之感，如《恋曲８０》、《光阴的故事》、《童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乡愁四韵》等。你看到事情露出真相，而生命正在残败，让人有悲欣交集之感。

十五、罗大佑和李宗盛才气迫人，余者皆望尘莫及，可谓双璧。罗大佑体瘦，李宗盛体胖，罗大佑似老杜，深郁而有担荷。李宗盛似太白，灵动而有高致。罗大佑尽关注重大命题，李宗盛更爱写“凡人歌”。罗大佑是基督情怀，李宗盛多酒神精神。罗大佑似儒，李宗盛近道。李宗盛倜傥，罗大佑痛切。李宗盛就巧，罗大佑求拙。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２日】

反思张纯如　作者：文洁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我不禁想起了王火所著《战争和人》三部曲。这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五项重要的奖。然而，至今也没听说要把这么一部以童霜威、童家霆父子的生活遭际和内心世界的变化发展为主线，对１９３６至１９４６年间的中国，做了全景式描绘的辉煌巨著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的计划。

那么，中国人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我在《中华文学选刊》（２００２年３月）上看到《中国人怎么了》（原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一文，作者李玉写道：“据新闻媒体披露，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某人到上海演出，出场费为４０万美元。ＴＣＬ请韩国美女金喜善拍广告，拨弄拨弄手机，回眸一笑，报酬为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据业内人士透露）。《齐鲁晚报》１１月１２日Ａ１３版的一则报道……题为《两天轻松表演赚得盆满钵满（引题）‘老虎’狂吞６００万美元（主题）》，文中披露，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日前到深圳观澜湖，‘仅出场费就２００万美元，而两天的表演赛将净赚６００万美元。’”

“依我看，我们的各级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甚至由各级人大立法，制止这种败家子作风。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像‘逝者如斯’的川上流水一样，流向外国阔佬的腰包！起码应该让那些给老外进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希望工程或其他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捐出同等数量的钱。”

美国富翁愿意搞慈善事业，是由于政府精明地采取了鼓励公益事业的措施。比方说，谁要是赚得太多了，就得纳很重的税，还不如赶紧认捐，对个人反而有利。咱们中国不妨向人家外国学学，采取一系列措施，免得李玉先生笔下的那种“发烧友”把民脂民膏源源不断地送进老外的腰包。李玉接着写道，有个阔小姐在教练的陪同下，向泰格·伍兹学习怎样打高尔夫球。指点她击一标，就收１０万人民币，不出几分钟就击了两标，乖乖地交出２０万。

正当一部分先富起来者昏天黑地、醉生梦死的时候，２００４年临近岁末，远在美国的张纯如忽然自杀，引起国内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

张纯如生长在大洋彼岸，嫁给了白人，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地了此一生。她偏偏不辞辛苦地到中国、到日本，经过周密的访问调查，写出了一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九三七年南京暴行》，于１９９７年问世，此书不胫而走，被《纽约时报》列为当年度最佳的推荐读物，还被编译成多种文本，行销全世界。据《解放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载，当她在日本演讲的时候，台下的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冲过去阻止她。“她那年三十岁左右吧，这种混乱的场面让她有种惊惶与愤怒的美丽。一个女人就是如此孤独地抵挡历史和现实的谎言。”（见伊人《书界２００４：回眸和回味》中所引《生命之书》一文）

中国作家、记者多如繁星，我们的文艺界和新闻界没能做到的事，却由一个美籍华裔年轻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她后来为什么要寻短见，我们不得而知。多年来，她孤军奋斗，可能是超负荷，心力交瘁，支撑不下去了。

据报载，中国将为张纯如塑造雕像——其中一尊汉白玉制作的安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缅怀她顽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穷究历史真相的精神。”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都应该记住张纯如这个名字。记住她的书，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苦难的历史铭刻在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作家、极右分子三岛由纪夫，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了离东京闹市不远的自卫队驻屯地的总监室，从阳台上向一千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说，抨击日本宪法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条款给日本人带来了耻辱，企图煽动自卫队哗变。因无人响应，遂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三岛在预先写好并广为散发的《檄文》（原载《产经新闻》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最后部分写道：“我们要使日本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然后死去……我们是由于深深期望具有非常纯粹的灵魂的各位作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武士而醒悟，才采取这一行动的。”

此事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三岛死后，随着日本国力的迅速增长，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为他的同胞所提及，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美国记者伯恩·伯鲁马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１９８１年６月７日）上发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文，提到日本“精神运动”的领导人铃木邦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照片。该组织出版了一种叫做《光复》的月报，其宗旨就是要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纯洁的日本精神。三岛逝世十五周年时，英国记者亨利·斯托克斯在《消失了的武士——战后日本的萎顿的灵魂》（日译文见《朝日周刊》杂志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１３日）一文中指出：三岛的目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正是为此而剖腹自尽的。

咱们中国人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竟然有一批日本文学研究家，准备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掀起三岛由纪夫热。幸而当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同志及时采取措施，未能开成。国际友人抵达后，只招待他们喝了一杯清茶，就请他们走人。日本报纸上披露了此事。

１９９９年５月下旬，萧乾生前好友，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偕夫人来华参加《日本：神话与现实》一书中译本的首发式。李炯才、翁如婵伉俪在海南出版社的李世鸿、译者傅光明陪同下光临舍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日本的国防开支和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我这本用英文写的书，日本人是不会译成日文出版的。”

１９８５年６月至１９８６年６月，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日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这期间，曾听李大使阐述过不少对日本的见解，这次读此书，更觉得触目惊心。尤其是第１０章，这样的警句比比皆是：“在当今日本，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日本人改变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一部赞美曾任战时首相的战犯东条英机一生的电影成了东京票房价值最高的电影，东条英机开始广泛赢得人心。历史书被篡改，粉饰战时的暴行，如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一些重要政治家甚至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只是一种想像，无真实性可言’。”

我和傅光明各写了一篇书评。我那篇题目叫《“人们啊，你们可要警惕！”——一部警世之作：〈日本：神话与现实〉》，分别刊登在武汉的《长江日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和香港《大公报》上。然而，此书只印了１万册，没产生什么影响。奈何！现在，媚俗之作泛滥，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滞销。

今年是抗战胜利６０周年。我巴望国人多关心一下这段历史。上世纪多少英雄儿女壮烈牺牲，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祖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吗！

【王翔宇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

反思张纯如　作者：文洁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我不禁想起了王火所著《战争和人》三部曲。这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五项重要的奖。然而，至今也没听说要把这么一部以童霜威、童家霆父子的生活遭际和内心世界的变化发展为主线，对１９３６至１９４６年间的中国，做了全景式描绘的辉煌巨著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的计划。

那么，中国人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我在《中华文学选刊》（２００２年３月）上看到《中国人怎么了》（原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一文，作者李玉写道：“据新闻媒体披露，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某人到上海演出，出场费为４０万美元。ＴＣＬ请韩国美女金喜善拍广告，拨弄拨弄手机，回眸一笑，报酬为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据业内人士透露）。《齐鲁晚报》１１月１２日Ａ１３版的一则报道……题为《两天轻松表演赚得盆满钵满（引题）‘老虎’狂吞６００万美元（主题）》，文中披露，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日前到深圳观澜湖，‘仅出场费就２００万美元，而两天的表演赛将净赚６００万美元。’”

“依我看，我们的各级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甚至由各级人大立法，制止这种败家子作风。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像‘逝者如斯’的川上流水一样，流向外国阔佬的腰包！起码应该让那些给老外进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希望工程或其他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捐出同等数量的钱。”

美国富翁愿意搞慈善事业，是由于政府精明地采取了鼓励公益事业的措施。比方说，谁要是赚得太多了，就得纳很重的税，还不如赶紧认捐，对个人反而有利。咱们中国不妨向人家外国学学，采取一系列措施，免得李玉先生笔下的那种“发烧友”把民脂民膏源源不断地送进老外的腰包。李玉接着写道，有个阔小姐在教练的陪同下，向泰格·伍兹学习怎样打高尔夫球。指点她击一标，就收１０万人民币，不出几分钟就击了两标，乖乖地交出２０万。

正当一部分先富起来者昏天黑地、醉生梦死的时候，２００４年临近岁末，远在美国的张纯如忽然自杀，引起国内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

张纯如生长在大洋彼岸，嫁给了白人，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地了此一生。她偏偏不辞辛苦地到中国、到日本，经过周密的访问调查，写出了一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九三七年南京暴行》，于１９９７年问世，此书不胫而走，被《纽约时报》列为当年度最佳的推荐读物，还被编译成多种文本，行销全世界。据《解放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载，当她在日本演讲的时候，台下的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冲过去阻止她。“她那年三十岁左右吧，这种混乱的场面让她有种惊惶与愤怒的美丽。一个女人就是如此孤独地抵挡历史和现实的谎言。”（见伊人《书界２００４：回眸和回味》中所引《生命之书》一文）

中国作家、记者多如繁星，我们的文艺界和新闻界没能做到的事，却由一个美籍华裔年轻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她后来为什么要寻短见，我们不得而知。多年来，她孤军奋斗，可能是超负荷，心力交瘁，支撑不下去了。

据报载，中国将为张纯如塑造雕像——其中一尊汉白玉制作的安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缅怀她顽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穷究历史真相的精神。”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都应该记住张纯如这个名字。记住她的书，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苦难的历史铭刻在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作家、极右分子三岛由纪夫，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了离东京闹市不远的自卫队驻屯地的总监室，从阳台上向一千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说，抨击日本宪法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条款给日本人带来了耻辱，企图煽动自卫队哗变。因无人响应，遂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三岛在预先写好并广为散发的《檄文》（原载《产经新闻》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最后部分写道：“我们要使日本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然后死去……我们是由于深深期望具有非常纯粹的灵魂的各位作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武士而醒悟，才采取这一行动的。”

此事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三岛死后，随着日本国力的迅速增长，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为他的同胞所提及，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美国记者伯恩·伯鲁马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１９８１年６月７日）上发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文，提到日本“精神运动”的领导人铃木邦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照片。该组织出版了一种叫做《光复》的月报，其宗旨就是要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纯洁的日本精神。三岛逝世十五周年时，英国记者亨利·斯托克斯在《消失了的武士——战后日本的萎顿的灵魂》（日译文见《朝日周刊》杂志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１３日）一文中指出：三岛的目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正是为此而剖腹自尽的。

咱们中国人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竟然有一批日本文学研究家，准备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掀起三岛由纪夫热。幸而当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同志及时采取措施，未能开成。国际友人抵达后，只招待他们喝了一杯清茶，就请他们走人。日本报纸上披露了此事。

１９９９年５月下旬，萧乾生前好友，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偕夫人来华参加《日本：神话与现实》一书中译本的首发式。李炯才、翁如婵伉俪在海南出版社的李世鸿、译者傅光明陪同下光临舍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日本的国防开支和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我这本用英文写的书，日本人是不会译成日文出版的。”

１９８５年６月至１９８６年６月，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日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这期间，曾听李大使阐述过不少对日本的见解，这次读此书，更觉得触目惊心。尤其是第１０章，这样的警句比比皆是：“在当今日本，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日本人改变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一部赞美曾任战时首相的战犯东条英机一生的电影成了东京票房价值最高的电影，东条英机开始广泛赢得人心。历史书被篡改，粉饰战时的暴行，如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一些重要政治家甚至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只是一种想像，无真实性可言’。”

我和傅光明各写了一篇书评。我那篇题目叫《“人们啊，你们可要警惕！”——一部警世之作：〈日本：神话与现实〉》，分别刊登在武汉的《长江日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和香港《大公报》上。然而，此书只印了１万册，没产生什么影响。奈何！现在，媚俗之作泛滥，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滞销。

今年是抗战胜利６０周年。我巴望国人多关心一下这段历史。上世纪多少英雄儿女壮烈牺牲，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祖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吗！

【王翔宇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作者：何　方

我的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写完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够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只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１１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璞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有自己的想法，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关于对报刊检查、言论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否完全认同，大概无人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若干主张的合理合法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４．７％降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５％），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严守舆论一律。１９７９年以后，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还不敢这么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按说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

同样，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的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提出的这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只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９２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英勇奋斗，但愿在走了大段弯路后，我们都能做到“两头真”，把我们党把我们国家搞得好上加好。

【钟茂昌荐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１００年前和４０年前的两个瞬间　作者：郭松民

１００年前的１９０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一个最荒诞不经的特点是：战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但中国却是“中立国”。在日俄相互宣战三天后，慈禧太后颁发了一道堪称千古奇闻的谕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勿得疏误！特此通谕知之！钦此。”

清廷的“局外中立”政策，是在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且控制着“新式陆军”的袁世凯的极力主张下制定的。袁世凯的主要理由是考虑当时还需要时间“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不能“引火上身”，故“不得不谨守局外”，“以为韬晦之计”。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也不是主权或者民众的生命财产，而是“东三省系祖宗陵寝所在，关系其大”，在得到袁世凯的死党庆亲王弈劻“陵寝当可无虞”的肯定答复后，也就欣然“准奏”了。

清廷决定“韬晦”、“中立”，虽然作到了“笃邦交而维大局”，但却使作为主战场的东北地区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在长达１９个月的时间里，东北民众惨遭兵燹之灾，伤亡无计其数。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日俄双方还随意将中国平民当做“间谍”成批处决。清廷战后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有２万多人，财产损失折银６９００万两。“鉴湖女侠”秋瑾后来有一句诗“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说的就是这次劫后的惨状。年轻的鲁迅，也是在看了日军处决“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的纪录片后，大受刺激，愤而决定弃医从文的。

４０年前的１９６４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当时对于是不是立即试爆，决策层是有分歧的。负责“两弹”工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反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一个是“晚试”。“晚试”的目的就是要“韬光养晦”，避开锋芒，先抓紧三线建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位不知畏惧的历史伟人权衡再三，一锤定音：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当时一个最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之后美国的反应。约翰逊总统看了报告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美国不能再沉默，我认为应该把第七舰队调往南中国海，向中国人表明美国的态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轻轻地反问了一句：“总统先生，您是想证明美国强大呢，还是说明害怕？”

不过约翰逊随后发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时，态度却温柔了许多。他说，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福利的”，因此“这是一个悲剧”，“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他还忽然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同全人类一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试验使大气遭到污染感到遗憾”。好像忘了此前美国已经进行过几百次核试验了。

１００年前清廷和袁世凯的“韬晦”及“中立”政策，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为“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赢得时间，清王朝反而因此丧失了最后一点合法性，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仅仅六年就灭亡了。而日本在战胜俄国之后，获得了在东北驻屯关东军的特权，这为以后的“９·１８事变”及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埋下伏笔，中华民族几乎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４０年前毛泽东“吓人”之后，虽然一时使中国显得“锋芒毕露”，但并没有“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相反，从那以后，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消失了！

【王翔宇荐自《海上文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一份拷问商人的试卷　作者：冯印谱

下面几道试题，值得每个商人静夜长思拷问自己：

一、当初踏入商海，是靠白手起家勤勤恳恳一点一滴积累财富，还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靠打闹银行贷款淘得第一桶金？一觉醒来就抱了个金娃娃，从此有了垫底，从此长袖善舞，有没有“原罪”的感觉？

二、作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商人，获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具有经商的天赋、超人的智慧，还是靠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具有搏击市场的气魄，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还是靠欺行霸市、渔利员工？

三、中国的政企结构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特征，官商勾结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为了使企业发展一路绿灯，为了给企业寻求保护伞，是否采用过种种不正当手段拉拢结交政府官员下水，用自己的钱买官员的权，用官员的权索自己的利，进而有人保驾护航，一帆风顺？

四、对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比如在银行办贷款，在工商部门办执照，在税务部门缴费纳税，在土地局办土地审批以及原料进货、产品检验等方面，是否采取请客吃饭，金钱打点等，打通了各个关节，一路通行无阻？这些打点是由于世风不正迫不得已还是因为自己违反政策所施的买路钱呢？

五、如今，造假之风盛行。自己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有没有为假风造势？有没有做过虚假宣传？有没有生产伪劣产品坑农害农？有没有生产不良商品蒙骗消费者？有没有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失？假如有，虽然没被揭发出来，自己受到过良心的谴责吗？

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是练内功，强管理，同行间搞好关系，相互扶持，团结协作，共同盈利？还是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造谣生事，背后下手，贬损、挤兑他人？

七、尽管自己高级别墅一栋又一栋，尽管自己高级轿车换了一辆又一辆，尽管自己全家老小早已享尽荣华，尽管子女早已送往国外，但对员工的工资却能拖则拖，能少则少，对员工的福利待遇能减则减、能避则避，最好他们是“马儿只会跑，马儿不吃草”，对此是否有过丝毫愧疚的感觉？

八、经过多年打拼，虽未能名列福布斯排行榜，却也富甲一方。但是，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修桥铺路，自己捐过多少银子？曾经读过书的小学校舍破旧，自己想没想过捐资翻修？对于社会的各类慈善事业、公益事业，自己有过多少表示和奉献？

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了钱就活他个逍遥快活，风风光光。酒店吃喝，菜要点最贵的，酒要喝最好的；糟糠之妻要换年轻漂亮的；“二奶”、“小蜜”，要经常换新鲜的；这才叫享受生活，这才叫不白活一生，是否认为这种活法很潇洒？

十、多年创业，多年奋斗，多年享乐，产业置下若干，金钱存下无数，将来怎么办呢？留给儿孙，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份家业？假若自己百年之后，老婆会不会把家产带走？几个“二奶”会不会争执打斗？还有“小蜜”们会不会也要分一杯羹？唉！真烦心，要是我能把家产金钱带到阴间该多好啊！

以上每题１０分，满分百分，烦请自己判卷，不知及格者能有几人？

【陈超荐自《三晋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

某乡长的十条短信　作者：石文龙

短信一：屈指算来，自打你上次离家后，到现在怕有两个多月没回家吃过一次饭，睡过一次觉了，眼看孩子就要期末考试了，学习你还管不管？（寂寞的妻子）

短信二：乡里欠我的２０００元鱼钱，我已要了三年，磨了多少嘴，跑了多少腿，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现在只想听你一句痛快话，我的钱你到底还给不给？如果两天内再不给明确答复，咱们只好法庭上见。（鱼塘老王）

短信三：本次乡理论学习定于周四晚上，请务必参加，据说到时县委组织部长要来检查。发言材料我已准备好，最好提前熟悉一下，认不准的字请给我打电话。（秘书小李）

短信四：为何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是不是又有了相好的？你这个没良心的，如果敢甩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洗浴中心小妹）

短信五：我女儿能到乡里当打字员，多亏了你这个活菩萨，你的大恩大德我会记一辈子的。一万元“操心费”现已交到夫人手里，请回家后查收。（门卫老张）

短信六：你提升之事，我已和县政府的小车司机小钱联系好，他答应下星期就给你活动，请务必于明天放下一切事情酬谢人家。（中学同学）

短信七：地税所王所长的父亲昨天去世，考虑到王所长和咱乡的关系，这次是否提高礼金标准，送现金５００元，外加花圈、鞭炮？（办公室主任）

短信八：县工业领导小组通知我们明天上报项目建设情况，按惯例，拟把乡里１个投资１００万元的项目上报为３００万元，１个投资２００万元的项目上报为５００万元，当否，请指示！（乡统计员）

短信九：经严格审核，你的１篇大作已入选我社汇编的《农村干部管理大全》一书。本书名人作序，厚８厘米，印制精美，使用价值不大，但极具收藏价值，请于近日寄８００元工本费。（出版社编辑）

短信十：请火速回乡，因青苗补偿问题，现２００多名村民正围攻乡政府大院，扬言若乡长不出面接待，他们便立即到县政府上访。（信访办主任）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４日】

行贿的语言调查　作者：李小磊

语言是一门艺术，行贿也十分讲究语言艺术。行贿者巧舌如簧，说得口沫横飞、编得天花乱坠，总归一句话，让收钱人心安理得，根本不觉得那是在受贿；即使知道那是在受贿，也会感到很安全。行贿者的“语言艺术”，据笔者观察，不外如下几种方式。

一、攀亲套近法。行贿者往往会以亲戚、同学、朋友、同事、战友等身份，以亲情、友情的交流为幌子，通过转弯抹角的推算，和受贿者拉上关系攀上亲。辈份比受贿者低，就尊称“大爷”、“二老爹”或“表舅”、“表叔”；曾在某党校一起培训过一二十天，即为“同学”；同主人或夫人同姓，就是“本家”了；都在部队待过，自然是“战友”；实在八杆子打不着，就认干亲，什么干爸、干妈、干儿子、干女儿。很多贪官直到在法庭上，还振振有词说钱是亲朋好友送的，其实这些“亲戚”多是“攀”来的。

二、移花接木法。为了减轻受贿者的心理负担，有的行贿者会找个“第三者”来过渡一下。如果请人帮忙时，行贿者会说：“这是活动经费，请您帮我打点。”如果膝下有子，行贿者会说：“这钱是给孩子的，是叔叔的心意。”如果上有高堂，行贿者就会说这是“孝敬钱”……反正是让你放心，这钱与你“无关”。

三、嘘寒问暖法。送钱要讲究时机，讲究氛围。行贿者擅于觅准机会，当出手时就出手，一副救急扶困、肝胆相照的样子。乔迁新居时，他们会说：“搬家急需用钱，这点钱先借给你急用。”子女升学、出国时，便说“侄儿（侄女）有出息，这是叔叔的一点心意。”至于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更是行贿的大好时机，打着人情、拜年的幌子，贺礼、红包满天飞。宁波市某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吴彪在向副市长孙炎彪行贿时就说：“你上中央党校学习，在北京，那么多高层机关，花费肯定大。”听听，这话说得多么贴心。

四、避重就轻法。明明是花大价钱特地买来的，却说是“顺路带点土特产”；明明是几万块钱，却说是“几个零花钱”。在行贿者口中，上万元只能“喝杯茶”，几万元只能“吃顿饭”。贪官李乘龙收的“茶钱”累计就达８０多万元，最多的一笔“茶钱”达８万多元。避重就轻的目的，不仅显示行贿者出手大方，也让受贿者自我麻痹，似乎这样一来罪行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五、赌咒发誓法。送钱的时候，行贿者往往会说：“这笔钱没别人知道，我做事，你放心！”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行贿者有时竟会以“党性担保”、“人格担保”：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无论怎样信誓旦旦，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消受贿者的顾虑，解除其后顾之忧。

六、掩耳盗铃法。一般行贿者行贿时，避讳直接说到“钱物”，而是用别的话借代。如果是现金，行贿者就用“汇报材料”、“一点意思”之类的话来表达；如果是给领导拉皮条，行贿者也不会直说，而是说“给领导介绍个女朋友，让领导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经过这样处理，便给赤裸裸的权钱（色）交易上了层保护色。

七、弦外之音法。有的行贿者喜欢在烟酒等物品中“夹带”钱物，临走时一般要加句“烟一定要自己抽”、“酒里有内容”之类的话。江苏省泗阳县某乡镇党委书记受贿案发后交代，有一次，一个包工头为了能承包到一个工程，中秋节前送给他几斤羊肉，还嘱咐他：“羊肉不怎么烂，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包工头走后，他切开羊肉一看，里面藏有用塑料袋包裹着的１万块钱。

行贿者的语言伎俩，花样百出，实难以一一穷尽，加之时时在推陈出新，更具欺骗性、迷惑性、隐蔽性。对此，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进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笔者奉上三句箴言，一句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二句是“如果我不在这个位子，他会不会给我送钱”；三句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须知，“侥幸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娘，她与贪婪结合，生下犯罪这个儿子后便翩然而去”。

【龚茂君荐自《廉政瞭望》２００５年８月】

歪理千条　作者：陈　仓

中国式管理学大师、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说，“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都有理”。的确如此，粗话雅说，反话正说，恶话好说，直话曲说，“怎么说都有理”，那样说没理，这样说就有理，歪理上千，真伪难辨。

嫌贫爱富：资本向高效益领域流动，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公款吃喝：接待也是生产力，“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投机取巧：随机应变，寻找机遇，创造条件。

慷公家之慨：兄弟单位首先是兄弟，一切由我们安排。

铺张浪费：大气魄，大手笔，大举措、大动作。

形象工程：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越权侵权：变通，创新，创造，思想解放，方法灵活。

粗暴执法：措施得力，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失职渎职：交学费，积累经验，探索、尝试。

贿赂公行：跑项目、办事、运作、托人、找关系。

拉人下水：沟通情况、联络感情，争取支持。

以权谋私：胆子大，头脑灵活，玩得好，有本事。

刚愎自用：力排众议，坚定不移，果断坚定，作风过硬。

包庇纵容：爱护干部，治病救人，挽救犯错误的好同志。

平庸无能：老实本分，兢兢业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敲诈勒索：自筹经费，解决经费不足问题。

狼狈为奸：良性互动，互利互惠，合作双赢。

投敌卖国：曲线救国。保存实力，适时出击。

蝇营狗苟：先生存，后发展，求生存才能求发展。

强词夺理：据理力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无理也要犟三分）。

上述说法，不胜枚举。为什么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理一个，歪理千条，“怎么说都有理”的说理局面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千年东方传统，二是百年社会转型。制度与文化类似夫妻关系。东方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相配套。在儒家语境中，所有道理都是王字旁的“理”，谁有权，谁说了算。

你今天当权，你怎么说都有理，谁都拿你没办法，否则，你在台下，你失败了，你破落了，你不是“王”，失去了话语权，你说什么都不是“理”。在道家语境中，世界是个圆的，万事万物，一分为二，阴阳交替，黑白相对，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什么都是相对的，“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道理也就成了相对的。皇权专制制度历来“以不变应万变”。作为百经之首的《易经》告诉人们“万变不离其宗”，教导聪明人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不变，以万变应不变，以万变应万变，巧妙应付皇权专制制度下的高压环境。在“易经思维”的机会主义人文环境下，在皇权专制下，任何道理都是工具，既然如此，信有何用？在儒道杂糅的汉语佛教语境下，“无我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等佛理被滥用，悟性差的信众对任何事情都习惯于“不执着”、“无所谓”。

因果关系经常被颠倒，倒果为因，“亲仇同等”，是非颠倒，从概念到概念，怎么说都是“佛理”。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遭逢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层面都在转型，思潮涌动，泥沙俱下，激流奔腾，“卷起千堆雪”，流派数以千计，其中相当一些学说是截然相反，尖锐对立的。在利益格局动态调整中，利害纷争与学术争论交织在一起，良莠不齐，李逵与“李鬼”，真理与歪理面目难辨。

转型是动态的，定型是常态的；歪理千条现象是转型期的一种常态，真理会愈辩愈明，歪理总归是歪理。

【任法花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

腐败大会会议纪要　作者：蒹葭楚歌

会议名称：全国第１０１次腐败大会

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晚上

地点：华山之巅

主持人胡长清：“同志们，腐败界的精英们！在就要跨入新千年的美好日子里，我们各界腐败精英济济一堂，研讨腐败主题，交流腐败秘术，这必将对我们下一世纪的腐败工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下面，请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踊跃发言，畅所欲言，为我们的腐败大业献计献策……”

广东代表马红妹（汕尾市副市长）：“我认为既然是公仆，吃的用的就都应该是公家的。我们家水果、面包、鸡蛋、衣服、油、米等家庭消费都是向‘阿公’报销。古人说的好：‘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福建代表丁仰宁（政和县委书记）：“马代表说得对！不过我认为还可以补上一句‘当官不捞钱，退了没本钱。’我任县委书记的第一个春节，就收到了红包１０万元，没感到什么问题，倒觉得权利的味道真爽！我当时就对老婆说：‘确实是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福建女代表罗凤群（上杭县副县长）：“没错！千万别让权在手中浪费，有权浪费等于犯罪嘛！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我要是不捞那２００万，我孩子哪能有钱在厦门买房上户口？有人劝我说女同志要注意形象，我说：呸！没钱哪还有什么形象啊！”

山西代表胡建学（泰安市委书记）：“谈到形象问题，我说两句，因为这点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一次有人送了一叠钱给我，我写上‘谊在情中’几个字，连同钱让秘书退给人家。这形象怎么样？当报纸在头版登这消息的时候，我简直把肚子都笑疼了！”

四川代表刘中山（省交通厅厅长）：“有一次，有人送一整箱苹果给我，我打开后发现是满满的一箱百元大钞，你猜怎么着？我打电话叫来保安让他把这个行贿近百万的家伙赶走！我暗地也贪污１０００万，可还有人叫我‘廉正厅长’，哈哈，多美！”

北京代表王宝森（副市长）：“我总结一句，要想成为腐败精英一定要讲究策略，注意艺术，保护形象。最近各地都出现了不少‘会上反腐倡廉，会下受贿捞钱’、‘白天艰苦朴素，晚上吃喝嫖赌’的好同志，这很好，我很受鼓舞。”

广东湛江代表陈同庆（市委书记）：“当官嘛，我的体会是手要辣，心要狠，胆要大，就是什么样的酒都敢喝，什么样的钱都敢收，否则，官罢囊空两袖寒，那时后悔就迟喽！”

…………

大会主席成克杰：“在世纪之交，听到大家这么精彩的发言，很受感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腐败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领导的腐败素质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腐败新形势，我们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所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腐败界领导人，还必须不断努力，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同志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较出色的腐败者，是因为前面有许多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有人以我们为榜样。今后要开创腐败新局面，我认为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以一掷千金为荣，以花天酒地为美，以有多少情妇小蜜为自己光荣业绩的崭新观念，把追求享乐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公家的钱有的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如果不多花点钱，怎么显示我等为公仆者的气概！在这点上，我特别赞同广东马红妹代表的观点！”

主持人胡长清：“成主席高度总结了这次大会的成果，他的话很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并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腐败之路，请各地代表回去之后结合实际，加以认真贯彻落实。我最后再简单补充几句。前一段时间一些报刊上刊登了巴西的一个无聊医生的所谓研究成果：‘贪官最容易得癌症、心肌梗塞、脑溢血等疾病。’大家别信他妈的一派胡言！同志们，我们这些腐败精英哪个不是死猪不怕热水烫？哪个不是面对杀头之罪手不抖，头不麻，脸不变色心不跳？好，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在新世纪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的时候，谨以一句话与各位同志共勉：玩名模，吃名菜，穿名牌，枪毙的时候老子站在第一排……”

胡长清的话被一阵乱哄哄的掌声、喝彩声和骂娘声淹没。不过，第１０１次腐败大会并没有就此结束。据说第二天全体与会人员包机去了泰国的芭堤雅，继续进行其他各项腐败大会议程。

【李从渊荐自《世纪青年》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爱心的级别　作者：朱铁志

这个题目是不是看着就让您反感？难道爱心也要纳入官本位系列，也要分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吗？

最近南方发大水，北京一家单位组织爱心捐赠。我的朋友恰好在这家不大不小的单位当工会主席，有关事宜就落在他身上。本来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崇高的好事，但具体办起来却并不简单。一个前年刚分到单位的大学生七一被评上优秀党员，获１０００元奖金。小伙子从小生长在南方，对那里灾民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毫不犹豫地将１０００元捐了，科里的同事都说他慷慨、有爱心。

但小伙子的善举让工会主席犯了难：按级别，这个南方青年是单位里身份最低的，可他一家伙捐了１０００元，这让那些级别身份都高于他的同志怎么办呢？我的朋友急得不行，因为局长在动员会上早就说了，这次捐赠是对前一段教育活动成果的一次检验，捐赠结束以后要张榜公布，以钱数多少排序。这可苦坏了我的朋友：以往捐款，都是主要领导先带头，这个“先”不是谁都可以乱抢的。领导一带头，同时就定下了相应的标准，同志们才好由局而处、由处而科、由科而股依次捐献。假如局长大人捐了３００元，副局长最好不要超过２００元，要和局座保持应有的差距。倒不是说副局长没有３００元的经济实力和掏出３００元的慷慨，而是说即便是在捐款中，也要表现出领导之间应有的地位差别。假如那位副局长竟然不懂此中的潜规则，大巴掌一挥同样捐了３００元，就算局长大人本人不介意，同志们也会觉得这位副局长不懂规矩，有点二百五。同样道理，处长当然只能捐１００元，副处５０元，以此类推。

现在倒好，一个毛头小子一片好意却坏了规矩，接下来让工会主席咋办？如实报告小伙子的善举，动员领导捐出不低于１０００元的数目？恐怕不合适；领导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顺其自然？这样当然不错，但如果领导捐得果然比小伙子少，最后张榜把谁排前边？把领导放在小伙子后面行吗？肯定也不合适。这倒如何是好！

实在没办法，我的朋友就劝说小伙子放弃捐献奖金，随大流该捐多少捐多少，免得给大家添麻烦。没想到小伙子偏偏是个认死理儿的家伙，说我爱捐多少就捐多少，关别人屁事！我的朋友急得哭腔都出来了，说小老弟呀小老弟，你太年轻了！可不能这样意气用事啊，你一家伙捐出１０００块，让领导怎么办嘛，让同志们怎么办嘛？大家都觉得难办，你小子以后还能好办吗？谈话不欢而散，小伙子气呼呼地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小伙子主动找到工会主席，心平气和地说，昨晚我想了半夜，觉得还是您的担心有道理，我接受您的建议，撤回捐款，直接把它寄给灾区。我的朋友如释重负，刚想夸小伙子顾大局、识大体，转念一想又不对，就问：那单位里你捐多少？小伙子爽快地说，我既然直接向灾区捐款，单位就不捐了。

这回轮到我的朋友急了，说你明明是捐得最多的，这样一来反而变成不捐款的；昨天还是优秀党员，今天不又变成落后分子了吗？

小伙子淡然一笑，说我捐款又不是为了张榜给人看，你说我落后，我就落后吧。

这是朋友在电话中给我讲的真实的故事，我在这里转送给各位读者。现在你们大概不会笑话我官本位思想严重了吧。

【宝宝乖乖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作者：陈鲁民

大连足球队员安琦与南京夜总会张小姐意外“邂逅”，是浪漫主义；一起喝酒唱歌至醉，是现实主义。双双进入房间，准备鸳鸯戏水，是新浪漫主义；价钱谈不拢，无法成交，是新现实主义。球星欲火中烧，要霸王硬上弓，是黑色浪漫主义；小姐急中生智，打手机报警，是黑色现实主义。记者闻讯赶来，大写特写，渲染炒作，是超级浪漫主义；当事人灰头土脸，一躲再躲，竭力洗刷，是超级现实主义。

广东某贫困县人穷志不穷，用“人头马”招待志愿者，豪气干云，是浪漫主义；北京志愿者入乡不随俗，心存良知，难以下咽，是现实主义。洋酒喝到肚里，香喷喷，火辣辣，令人飘飘欲仙，是新古典浪漫主义；志愿者提抗议，气呼呼，泪潸潸，让招待者格外尴尬，不得不自掏腰包搞ＡＡ制，是新古典现实主义。

哈尔滨啤酒节要打造啤酒喷泉，用９０吨啤酒创造奇迹，“创意”非凡，独出心裁，“敢为天下先”，欲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是超级浪漫主义；民众反对，舆论哗然，指责之声四起，有关部门及时叫停，是新新现实主义。

郑州一家游乐园异想天开，推出特殊优惠活动：女士穿短于３８厘米裙子者门票半价，轰动一时，是浪漫主义；游客不买账，公众不叫好，媒体不捧场，因而曲“高”和寡，生意惨淡，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得不黯然收场，“新政”铩羽而归，是现实主义。

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举行大规模的“东淘佳丽”评选活动，美女如云，花枝招展，让人眼花缭乱，是浪漫主义；获得第一、第二名的美女被聘任为东台市安丰招商办主任，签订聘任上岗合同，月工资１５００元，是现实主义。美女穿官服，佳丽戴乌纱，是新浪漫主义；招商吸引大款，引资诱惑巨头，是新现实主义。

“超级女声”，如火如荼，新人辈出，热闹非凡，是浪漫主义；赞助厂家要广告，签约公司要保歌手，电视台要收视率，是现实主义。有评委要辞职，有内线要曝黑幕，轶闻迭出，是新闻浪漫主义；热炒造势，扩大知名度，吸引观众眼球，是创收现实主义。

沈阳美食节，某酒店花２０万元操办“满汉全席”，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色香味俱佳，令人垂涎欲滴，是厚古浪漫主义；可惜天不作美，温度奇高，１９６种冷荤热肴全部变馊，１２４品点心、茶食一概发臭，只得提前倒掉，暴殄天物，令人发指，是薄今现实主义。

【郑连根荐自《济南时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

“没有腐败”　作者：侯智勇

某官退二线之后，被人举报他有腐败行为。纪检机关遂对其进行调查。面对盘问，某官从容应对。本文现摘录办案时部分对话，请大家看看，此官到底腐败不腐败？

问：有人反映你曾收取张三８万元现金，是否有此事？

答：张三请我给他的公司开业庆典题词，我给他写了“财源广进、四通八达”８个字，张三给了我润笔费８万元，按说这是我的个人劳动所得。

问：那李四的１０万元呢？

答：李四办了个公司，请我介绍信息，那是他为了向我表示感谢，支付给我的信息费。

问：你曾经从房产商王五那里得到过３０万元的好处，是不是？

答：不是。他开发房地产，我以优惠价格购上几套，后来转手，确实赚了３０万元。自己不过是买得早，王五给了促销价。

问：你在位时，经常赌博，一夜就赢几万元，这是怎么回事？

答：要说参与赌博确实不应该。不过，我的技术高超，手气好。

问：你家院里的一棵臭椿树，被下属孙九以５万元高价收购。他脑子有毛病？为什么这么倒贴？

答：他说我家树苗好，值这个价。他倒贴是想打造自己公司的品牌。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

一提到……就想到……　作者：雨　田

一提到女秘，就想到“小蜜”；

一提到“打假”，就想到“假打”；

一提到生意人，就想到短斤少两；

一提到当官的，就想到贪污受贿；

一提到办事情，就想到找关系；

一提到某工程，就想到有腐败；

一提到桑拿浴，就想到按摩女；

一提到娱乐城，就想到嫖娼卖淫；

一提到某贪官，就想到有“二奶”；

一提到某富婆，就想到傍大款；

一提到女“公关”，就想到“性武器”；

一提到出国考察，就想到旅游观光；

一提到先进事迹，就想到是“编”出来的；

一提到人民公仆，就想到只是“银屏形象”；

一提到义演赈灾，就想到“出场费”；

一提到药品推销，就想到有“回扣”；

一提到生意发迹，就想到偷税漏税；

一提到政绩数字，就想到没几分真实可信；

一提到廉政报告，就想到是说给别人听的；

一提到某人提升，就想到背景、关系或送了多少；

一提到请某人吃饭，就想到拉关系、套近乎、跑官要官；

一提到某人请吃饭，就想到有某种目的；

一提到某女星“走红”，就想到跟某导演有染；

一提到某小贪犯法，就想到肯定有“大鱼”漏网；

一提到某高官“落马”，就想到不是百姓检举出来的，而是内部“讧”出来的；

一提到某官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就想到要么新上任，要么拟提升；

一提到工作组到哪里去检查调研，就想到哪里是早准备好了的；

一提到重大责任事故，就想到副职又要倒霉了……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

工作就是汇报（外一则）　作者：雷文天

工作就是汇报

汇报本来不是工作，

偏偏遇到某些领导——

不看“做功”，只重“唱功”；

不问工作，只听汇报。

汇报好了，万事皆好；

汇报一孬，成绩抹掉。

总结反思，便谙此道：

工作可以不干，汇报一定要搞；

工作可以马虎，汇报必须精到。

一言以蔽：工作就是汇报。

检查就是接待

检查本来不用接待，

耳闻目睹又生奇怪——

四方打听领导谁来，

专题研究如何接待。

接待好了，检查过关；

接待一孬，否定全盘。

总结反思，便谙此道：

工作并非主要，接待必须搞好。

工作可以糊弄，接待规格要高。

道中人言：检查就是接待。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

某些“领导新闻”　作者：夜半挑灯看吴钩

上任总是“烧火三把”，改革总是“大刀阔斧”。

变化总是“日新月异”，成绩总是“有目共睹”。

访贫总是“嘘寒问暖”，下去总是“轻车简从”。

态度总是“和蔼可亲”，接待总在“百忙之中”。

座谈总是“谈笑风生”，心里总是“装着群众”。

讲话总是“热情洋溢”，发言总有“热烈掌声”。

工作总是“雷厉风行”。管理总是“不断创新”。

指挥总是“亲临现场”，安排总是“有条不紊”。

告诫总是“语重心长”，批评总是“善意中肯”。

经验总是“丰富老到”，知识总是“全面精深”。

目光总是“高瞻远瞩”，胆略总是“非凡超人”。

指示总是“重要及时”，见解总是“一针见血”。

总结总是“深刻精辟”，意识总是“超前科学”。

论断总是“高屋建瓴”，决策总是“一贯正确”。

思维总是“灵活敏捷”，办事总是“坚持原则”，

作风总是“求真务实”，平常总是“严以律己”，

抢险总是“身先士卒”，天天总是“日理万机”。

回家总是“不知休息”，身体总是“积劳成疾”。

一生总是“无私奉献”，后人总是“无限思念”。

新闻总是“歌功颂德”，报道总是“让人生厌”。

【选自《中国杂文》２００５年９月】

精简与“加肥”　作者：三老四少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

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

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

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

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１日】

检查团　作者：牛不群

一

检查团，鼻子尖，

哪儿有油朝哪钻。

到了张村进瓜田，

进了刘庄查果园，

冯家堡的蜂蜜甜，

再尝好酒绵不绵。

走后群众戳脊背：

“原来到的吃喝团”。

二

检查团，下乡来，

猪遭殃，鱼受害，

小鸡变成一盘菜，

临走还把土产拿，

不怕压坏汽车带。

三

检查团未到惊天动地，

检查团来时铺天盖地，

检查团来后花天酒地，

检查团走后威信扫地。

四

坐着小车转，

隔着玻璃看，

鼓颈大声喊：

你们快大干，

我们进城去吃饭。

五

下乡不带腿，

只带一张嘴，

又是吓唬又是吹，

临走背了一大堆。

六

劈哩啪啦拍巴掌，

检查团干部来下乡。

背了一副旧麻将，

不叫吃饭不下炕。

七

干部下乡访百家，

先尝鸡来后尝鸭。

提到具体事情嘛，

舌头打转胡唔啦。

喝了酒，饮了茶，

摸根火柴剔剔牙：

“群众生活不错嘛，

再见再见哈哈哈！”

【钟应平荐自《笑林》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不是……而是……　作者：过　客

病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抄出来的；

歌星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穴追星族?雪追出来的；

朋友不是处出来的，而是?穴喝酒?雪喝出来的；

孩子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穴棍棒?雪训出来的；

捐款不是捐出来的，而是摊?穴派?雪出来的；

干部不是当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

政绩不是干出来的，而是造出来的；

文凭不是考出来的，而是人民币换回来的：

决策不是集体研究出来的，而是“一把手”拍?穴脑袋?雪出来的；

贪官不是查出来的，而是?穴小偷?雪偷出来的；

数字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上面）压出来的；

经验不是总结出来的，而是?穴笔杆子?雪凑出来的；

公司不是儿子凭本事开起来的，而是官爸爸赞助出来的；

贫困帽不是上级配发的，而是找关系戴上的。

【翟明荐自《讽刺与幽默》】

排座次　作者：吕丽妮

权、钱、酒、色聚在一起，说起排座次之事。

权当仁不让地坐在头把交椅上，口中念念有词：“说一不二我为先，发号施令众人前；谁敢惹我发脾气，大难即刻到眼前。”

钱听罢把嘴一撅：“吹牛不怕吹破皮，敢在此处称第一！见我从来赔笑脸，叫你往东不往西。”

酒听后忙附和：“权兄之言虽不差，见着在下眼就花；交易场上常败阵，任我宰来任我杀。”

色嫣然一笑：“钱酒二兄话透彻，权兄底细我晓得；石榴裙下失魂魄，什么原则不原则。”

权闻言冷冷一笑：“三位实在不知趣，错把陪席当正席；有权尔等蜂拥至，无权谁曾抬眼皮？”

【谢丽娥荐《飞霞·典藏》２００５年９月】

“大煞风景”新续　作者：陈道军

古有花下晒裤、看花喝道、焚琴煮鹤等大煞风景之人事。时移事易，“风景”变异。笔者不揣冒昧，学古人皮毛，仿写当今“大煞风景”，聊慰小我，亦求抛砖引玉。

经济学家充当掮客、科学家为骗术作证、作家歌颂黑社会、冰心不如歌星、稿费不如小费、拾荒者穿制服、老流氓畅谈纯情岁月、长江变成“黄河”、警车开道看桃花、花前月下查看暂住证、新婚之夜赶写思想汇报、收礼使用验钞机、红包收到假钞、电视剧插播广告、央视挺谁谁死、爹亲娘亲不如权力亲、股票不如彩票、忠告不如告密、广告不如疗效、十佳公仆被双规、标语写到幼儿园、义务教育乱收费、摊派捐款、服务拉客、火葬场优先火化知识分子、屠宰场举办文学大奖赛、黛玉脚气成“红学”、明白文章遇到糊涂编辑……

当今“大煞风景”实在太多。笔者识见有限，仰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王翔宇荐自《大公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

清白与明白　作者：李其祥

Ａ村长虽然官不大，但有实权。农村修堤挖河占地赔偿、超生罚款，还有让村民摊派的植树款等等都归Ａ掌握。多年下来，Ａ给自己盖了一座小洋楼。群众意见很大，怀疑Ａ贪污挪用村里的钱。上边派人来查，上边的人对Ａ说，群众对你的经济问题有看法，我们来就是要把问题弄清楚，还群众一个明白，还你一个清白。Ａ回家说于妻，妻说，群众要是明白了，你就不能清白了；你要是想清白，就不能让群众明白，明白吗？Ａ颔首道：明白。

【王行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４日】

物极必反　作者：阮　直

一、话说一遍的是皇帝，话说两遍的是宰相，话说四遍的是太监，话反反复复说个没完没了的是老婆。

二、一个人说了算是专横，两个人说了算是平衡，三个人说了算是制衡，大家说了算是失衡，大家说了都不算的是我们乡里的规矩。

三、挂一个头衔的是主事的，挂两个头衔的是干事的，挂三个头衔的是说事的，挂四个头衔的是惹事的，挂一大串头衔的是蒙事的。

四、治一种病症的药是好药，治多种病症的药是去痛片，包治百病的是假药，药到病除的是毒药。

五、写１０００字得５０元的是记者，改动几个字得１５０元的是主编，只写两字——可发，得２００元的是总编，一字不改就得２５０元的是社长。

六、一根弦的琴用两个手拨，也能演奏百鸟朝凤，四根弦的电线杆用１０个指头拨也鸦雀无声，关系网有无数根弦，千千万万指头都在拨弄，所以就跑调。

七、体重５０公斤的骨感女人在减肥，体重６０公斤的性感女人在减肥，体重７０公斤的肉感女人在减肥，体重１００公斤的恐怖女人也在减肥。体重达到２００公斤的女人就不减肥了，像过客先生说的那样“在申请吉尼斯纪录。”

八、说姑娘像花一样美的人是种花的，说姑娘就是花的人是姑娘自己，说姑娘比花还美的人是媒婆。

九、一个和尚吃一桶水，两个和尚就得一担水，三个和尚就得用一缸水，１０个和尚就得挖一口井，１０００个和尚就要建一个水厂，用水的和尚又不知道节约用水，南水就得北调了。

十、信息传播速度：报纸不如电视，电视不如广播，广播不如网络，网络不如女人的嘴，女人的嘴不如小道消息，小道消息不如班子成员。

十一、下班只能回家吃饭的人没有职务，下班不能回家吃饭的人身不由己，下班不知道去哪吃饭的人没有自己的窝，没下班就知道该去哪吃饭的人已经有了秘书。

十二、娶个淑女当老婆太累，娶个泼妇当老婆受罪，娶个白领当老婆没味，娶个小资当老婆太费，娶个村妮当老婆啥都不会，最自由如意的还是当一条光棍儿。

十三、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不承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十四、心里明白，嘴上就说的是个君子，心里不明白，嘴上还说的人是糊涂虫，心里明白，嘴上却说不懂的人是个阴谋家。

十五、牛一，若说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简称”，那么牛二则是街头的泼皮，牛群就是奶业兴旺的标志了，“牛根生”就是“蒙牛”的法人代表，“牛皮”就是我们乡长浮夸的见证。

【谢小丽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

一个和一群　作者：耿　法

一个人戴口罩是个人卫生习惯，一大群人突然全戴口罩则成为令人不安的公共卫生问题。

终生只和一个异性谈恋爱是恋情专一，和一大群异性有过罗曼史则是恋情专家。

抄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抄袭，抄古今中外一大群作家的作品是学问。

一个人爱喝咖啡是个人癖好，一大群人喝咖啡是流行时尚。

一个人指天画地发誓叫赌咒，一大群人齐声发誓叫誓师。

一个人不知“文化大革命”为何物是遗忘，一大群人对历史视而不见叫向前看。

一个官员受贿是个人品质恶劣，一大批官员腐败则是土壤有问题。

一个医生收“红包”是个人医德有亏，一大群医生索要“红包”则肯定是医疗体制出了毛病。

一个人的做法不符合国家规定是犯规，一大群人奉行这套做法则成了通行的“潜规则”。

一个学者在报上大谈哈贝马斯和卡尔维诺，一大群看报的普通读者却更喜欢哈根达斯和卡布其诺。

【李鬼荐自《大河报》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２５日】

变味的叮嘱　作者：汪进军

父母叮嘱

见了漂亮的姑娘不能看，不要让人说你轻浮；

立功受奖不能笑，不要让别人说你骄傲；

受到批评不能愁，不要让人说你态度不端正；

有了成绩要更小心，不要让人说你“窃取”；

简单的工作不能说简单，不要让人说你轻狂；

在众人面前见到关系好的领导不能第一个走上去打招呼，不要让人知道你们关系好；

见了别人的问题不能说，说了别人会报复……

老婆叮嘱

见到领导，笑脸和奉承不能吝惜；

见到下属，派头和架势可得做足；

见到歹徒，自己的安全不能不管；

见到小偷，自己的钱包可要好好照顾；

见到生人，该吹就吹，说点大话也没什么；

见到好处，该瞒就瞒，自己心里明白就得了……

老师叮嘱

分数不够没关系，只要交钱就可以；

学习好坏不重要，但你不能迟到；

课上干什么都行，但你不能影响别人；

作业是否自己做我不管，但你要交作业；

考题会不会做我不在乎，但卷子要写满……

朋友叮嘱

不爱学习没有事，但你要经常夹着书到处转转做个样子；

工作不卖力不要紧，但你要经常说“坚决好好干”、“我很累”之类的话；

工作干不好也不碍事，但要学会听领导的话；

不愿遵守单位的“土规定”没关系，但你要经常宣传遵守规定的极端重要性……

自己叮嘱

自己不做事不要紧，但要知道怎么做；

事情做不好也没事，但要知道挑出别人做事的毛病；

挑人毛病不要紧，但不要当面指出来；

指出问题没什么，但最好轻描淡写、点到为止；

解决问题不着急，但表态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得很像样子……

怎么都是这些叮嘱呀！

【谢丽娥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３日】

其　实　作者：叶　炎

其实这个世界很精彩，关键是你是否细心留意观察；

其实有的医生下的药并非都是对症的，关键是看有没有回扣和回扣多少；

其实有的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并非都是真知，关键是看课外是否请他（她）去开小灶；

其实有的执法人并非都是懂法的，关键是老百姓看见穿制服的心就虚了；

其实有的开宝马驾奔驰的并非都是有驾照的，关键是他胆大钱多；

其实有的贪官最初伸手的时候心里也是虚的，关键是次数多了时间长了脸皮厚了心灵麻木了；

其实有的信封并非都是装信函的，有时也有信用卡、购物券甚至美元，关键是看送给谁；

其实有的豪宅不一定有人住，关键是它的主人不专一，住的地方太多了；

其实有的抽好烟的并非都是自己买的，关键是看手中有没有权；

其实有的买好烟的并非都是自己抽的，关键是看有没有事求人；

其实有的著书立说的并非都是文化人，关键是看是不是老板、领导或名人；

其实有的研究生“墨水”并非很多，关键是赶时髦装门面花钱弄个文凭；

其实有的人并非越活越年轻，关键是他根据需要乱改出生年月；

其实有的人出行考察旅游陪伴左右的并非都是夫人，关键是现在住宿登记不一定要看结婚证；

其实有的星级酒店购物广场宰的就是公款消费的，关键是下岗的乡下的不敢进去；

其实有的人台上讲的并非都是台下做的，关键是台下难做到但台上还必须要讲到；

其实反腐倡廉的真是任重道远，关键是有没有决心信心和恒心。

【鲍合洋荐自《江淮晨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２日】

2005年第12期

２００５中国十大尴尬新闻　作者：生的伟大活的憋屈

一、华北油田离婚事件风波，只为重新上岗领取每月４００多元的生活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吃饭故，二者皆可抛。

二、王斌余杀人案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人格重于泰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三、北大才子陆步轩的一本苦涩的自传《屠夫看世界》出版。——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他只因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为了生存，最后选择在屠夫世界里默默地尘埃落定。

四、广州高校一女大学生夜晚拾拉圾桶里的剩饭充饥的人间传奇。——羞答答的苦果静悄悄地咽，忍受贫穷比忍受人们的奚落更难。

五、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莫言初选全票通过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意外落选。——优秀的不一定得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六、清华大学校长不认识中国字。——物理学家与职业政治家的最大区别是：他诚实得没有一点水分。

七、党的先进性教育爆出冷门，有些干部上班最重要最繁忙的工作是：斗地主。——无事者无忧，无忧者无畏。

八、高收入群与低收入群之间差距拉大到１０－２０倍以上，许多贫困阶层买不起最起码的养老、医疗保险。看病、读书、购房成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如此下去，５年后贫富差异经济指标将进入危险的红灯区。——有钱的根本不需要，需要的根本没有钱。

九、据有关资料，不低于１％－５％的适龄女性从事性服务工作，绝对人数不低于２００－１０００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城市人口的数量，并逐渐由低文化群体向高文化群体渗透。

十、全国每天麻将桌上进出的资金总量远远超过每天证券市场的总交易金额，使生产自动麻将桌等相关机电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家以生产麻将桌为主业的高科技公司上市，并因其属朝阳产业而成为业绩优良的绩优蓝筹股而受到追棒，从而成为两市第一高价股。

【选自《文学天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大煞风景　作者：李兴濂

当美好的事物或环境遭到出人意料的破坏时，人们便说是“煞风景”。本来，“风景”一词，令人心旷神怡，如果在前面冠以“煞”或“大煞”等字，立马败人兴致。煞风景是对文明的挑战，对和谐的亵渎，对美好事物、美好心境的破坏。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他写的《义山杂纂》一书中，列举了“煞风景”的例子：清泉濯足、花下晒裈、背山起楼、焚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下铺席、斫却垂杨、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火把、步行将军、果园种菜、花架下养鸡鸭。

然李商隐未料到的是，这“煞风景”之事，今犹胜古，丝毫不亚于李诗人所在的唐代，兹补充几例如下：

高楼林立处，乱贴乱画，小广告横七竖八，办证号码满街涂鸦，似狗皮膏，像牛皮癣，大煞风景！

风景名胜地，雕梁画栋上，“××到此一游”，刻痕斑斑，大煞风景！

森林公园内，墓碑成林，别墅处处，烟囱高耸，黑烟滚滚，大煞风景！

路边河畔，白色垃圾，果皮处处，蚊蝇类聚，臭不可闻，大煞风景！

曲径通幽，长椅上歇脚小憩，不料帅男靓女，卿卿我我，亲吻搂抱，大煞风景！

草坪茵茵，花香鸟语，忽见一牌，上写“此处严禁大小便”，大煞风景！

导游小姐，讲述古迹轶事，突一阵怪异的手机彩铃骤然响起，大煞风景！

折花攀树，捕蝶捉鸟，踏古物而留影，赤膊穿行于人群，大煞风景！

商贩吆喝，摊点拉客，买完后悔，吃完挨宰，大煞风景！

亲朋好友，难逢一聚，打开一瓶茅台，竟是假冒，大煞风景！

会已开完，听者正欲离座，闻领导再强调几句，补充几点，大煞风景！

英模报告，间息几分，见走廊处有一人滔滔不绝，上前一听，是讲“黄段子”，大煞风景！

歌声婉转动人，令听众入迷，歌星曰：“给我点掌声！”大煞风景！

古人写“煞风景”，煞费苦心；今敝人狗尾续貂，大煞风景！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

到哪儿去上党课　作者：单鸿恩

偶尔在公交车上捡到一张被腰斩了的旧报纸，随手翻看，赫然一溜黑体大字撞人眼球：“到监狱里去上党课”。说是某地市党校参加培训的６０余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来到监狱，在那里过了一个特殊的党日，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这堂党课的“教员”均为原来的“显赫人物”：一个是因受贿而被判死缓的副区长；一个是因受贿、挪用公款被判７年徒刑的区供电局副局长。这两位“教员”向这些培训结束后即将擢升的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他们通过反思，教训在于没有过好“学习”、“个人利益”、“亲朋”这三关。现在他们追悔莫及，不得不咽下自己种下的苦果。现在他们愿用自己失去的自由警示他人。与会的领导干部们听了他们发自心底的忏悔，心灵都为之震憾。最后这６０余名处级领导们还参观了犯人们学习、生活及劳动场所。按照如今新闻报道的套路，这则新闻被圈点出的积极意义是：党员干部对人生和自由都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

党员干部或准党员干部要进行党课教育活动这是应该的，也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外国的党派党员们上不上党课，我不知道也就不好瞎比。再说他们的宗旨与咱们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更不好硬比。咱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这个宗旨哪怕去死也在所不惜，所以咱们的党课教育历来起点很高。过去在战争年代，党课上在火线上、战壕里，乃至敌占地的恐怖区；和平建设时期常见的是党课上在田间地头，上在灯火通明的技改车间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课也是上在挂有毛泽东画像的会议室里，庄严而且神圣。而现在党课竟然开到了监狱里，党员干部的道德准则一降如斯，忒惨点了！

到监狱里上党课，恐怕会有人说这是新时期的新创举，这是从一个侧面在警告那些即将擢升之人，假如做赃官，染指国帑，枉法贪赃，洞开的监狱大门随时会把你吸了进去。教育力度比以往的“攥着拳头宣誓对红旗”不知大了多少倍。这种说法应该允许存在。因为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拥有者多一些戒备与防范，正告他们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囹圄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可是我想，这种教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如果廉政措施及其承诺都只是一些漂亮话，既没有违约责任，又没有能够追究违约方责任的监督者与仲裁人，更无完整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那么这种“到监狱里去上党课”的教育除给人一种作秀的感觉，还能剩下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如今的腐败分子精得很，他们的腐败经验越来越丰富，不但善于利用各种制度上的缺陷，而且从根上说还生活在一个大有腐败机会的环境里，因而也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住到监狱里去，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眼下的“前腐后继”。

中国有句老话，“拼死吃河豚”。河豚味美是鲜中极品，但内脏剧毒。为了口腹之欲，有人尚且以命相抵，更何况不受监督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监狱有何可惧，有人不就是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把牢底坐穿或心甘情愿地引颈受戮吗！所以，我以为党课到哪儿去上并不重要，关键是制度利器的有无，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和有力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做给人看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多则越滥，越滥也就越叫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我们的党员干部的道德准则倘若已经退守到以不入牢监为底线，人们信心到头来会不丧失？

【选自《唯实》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９３岁孤苦老人的富有与大款团的贫穷　作者：洪巧俊

一颗火热的心停止了跳动，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从此寂寞孤单。曾用蹬三轮车所得资助贫困学生而“感动中国”的白芳礼老人，９月２３日上午在天津去世，享年９３岁。这位平凡的老人，十几年如一日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省吃俭用，用蹬三轮车积攒的３５万元钱资助了３００多名贫困学生。?穴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燕赵都市报》?雪

白芳礼是从７４岁时开始蹬三轮助学支教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七十古来稀，是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然而他并没有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却在享受另一种人生的快乐：用三轮车托起支教丰碑。白芳礼老人说：“我过得是苦，可我的心里是舒畅的！”看到自己捐的钱能化为孩子们读书的甘露，他便有了无上的幸福。

这位“感动中国”的老人走完人生之路之前，一直是捉襟见肘，因为他蹬三轮车只要积攒到几百元钱就会捐出。如果用钱的数量来衡量老人是否富有，应该说老人很穷，但老人一直过得很充实，有几人称得上是能“感动中国”的人？因此说，老人又是很富有的。

说起贫穷与富有，自然想起这样的报道，在日前结束的北京商务车展上，山西煤窑主组成的“大款团”５天内买了８０辆豪华车，两辆超过６００万元的顶级名车，世爵和迈巴赫都是被他们用立即付账的方式直接开走的。煤窑主们还顺便照顾了一下北京最贵的楼盘“观湖国际”的生意，那里最便宜的一套房也在１６０万元以上，他们一口气就买走了几十套?穴９月２１日《北京晨报》?雪。其实在这之前，《沈阳晚报》还报道了山西煤矿老板集体摆阔，狂购２０辆悍马汽车。２０辆加长悍马越野车就是８０００万元。我一直关注这些山西煤矿老板的报道，只可惜我一次也没有看到他们慷慨解囊，帮助穷人的报道。

我一点也不仇富，我敬仰那些白手起家并有社会良知的富人。金钱是可爱的，如果它放在一个优雅而有爱心的人手里，它又是可敬的。人所获取的财富，尽管主要是其努力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来之于社会，因而一个人财富愈多，也就愈应更多地“回馈”社会。在我工作的潮州是著名的侨乡，就有许多富有而有爱心的华侨，比如李嘉诚、陈伟南、谢惠如等，这些华侨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慷慨解囊，百万千万地捐，光李嘉诚先生在潮州就捐资建了１７０多幢学校。中国的富人真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与李嘉诚这些华侨同样是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中国富人的奢侈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我听过李嘉诚、陈伟南、谢惠如等华侨的许多故事，他们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且非常小气，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总是慷慨大方。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的是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缺少的是比尔盖茨、李嘉诚这些富人的胸怀和爱心。

白芳礼老人不是腰缠万贯的富人，但他踩着三轮车，用汗水换来的３５万元钱，却资助了３００多名贫困生。３５万元虽然抵不过山西矿主顶级名车世爵的一个车轮，但这是白芳礼老人十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全部精神生活，这种可贵的精神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是一位‘感动中国’的老人！”确切地说，老人的精神感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但还没有感动一些富人，他们可以一掷千金地铺张浪费、斗富，却舍不得捐一分款来资助社会上的穷人，甚至连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纳税都可逃避。这样的人再富有，也让我们鄙视。白芳礼老人虽然捐赠得一无所有，但留给我们的却是很多很多。

【李从渊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日】

为贪官保密？　作者：刘秀品

山东省原济宁市副市长兼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取４０个单位和个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４５０．７万元，日前已被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信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上缴财政。在全国加大打击腐败分子力度的今天，揪个把像李信这种贪污受贿几百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副厅级贪官不值得大惊小怪，比李信头上乌纱帽更大的、荷包里钞票装得更多的、脖子上吃饭的家伙都已搬了家的贪官也数不胜数，揪出个区区李信又算得了什么？使笔者对李信案感到大惊小怪的，是全国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在报道李信一案时，竟抖搂出有人“为贪官保密”。

事情是这样的：李信事发被双规，有关媒体进行了公开报道，开发区管委会竟立即公开发表声明，指责对李信的报道“纯属捏造”，威胁有关媒体对李信名誉造成的损害要“承担法律责任”；后李信被逮捕，记者采访济宁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回答是“不知道”；采访济宁市委宣传部，回答是“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也不方便安排其他部门接受采访。”李信被推上法庭接受审判，法庭对公开审理的案件也只限于新华社一家采访，而且对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法官仍“予以婉拒”。瞧，李信真是虎死不倒威，落网贪官有人保密——不但他兼任的开发区管委会保，济宁市政府保，济宁市委宣传部保，连代表人民行使审判职能的法官都为李信保密。

这就涉及保密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保密工作很重要。战争年代，保密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平年代，保密工作不重要，何必还要出台保密法？何必要在各级党政机关设立保密局、保密委员会一类机构？而事实也一再证明，如果保密工作做不好，不要说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等司法部门的工作要大受影响，就是干部任免、经济建设都很可能要平添许多麻烦。所以，哪怕再过若干年，我们的保密工作都不应有须臾的放松，都得要遵守“不该说的国家机密，绝对不说；不该问的国家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国家机密，绝对不看；不该记录的国家机密，绝对不记录”等等保密规定。但做好保密工作是一回事，为李信这样的贪官保密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对李信那种贪官的密要保得近乎密不透风呢？

诚然，“双规”了，由于案件没有定性，为了不给案件的侦破工作添乱，对媒体暂时封锁消息可以理解；批准逮捕了，如果案件还“把不实”，对媒体打打“不方便接受采访”之类的“迷踪拳”，似乎也无可厚非；证据已经固定，对腐败分子已进行公开审理，还对媒体的采访“婉言拒绝”就说不过去了。媒体报道的事实准确，贪官所在单位还以所谓“名誉侵权”的罪名对媒体加以威胁，那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本来，李信的“保密员”再多几个也没什么，不就是一个副厅级贪官么，即使给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他一条小泥鳅又能掀多高的浪？只不过我们从那样多的人为李信当“保密员”这件事中，多少嗅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味道。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完善宣传教育制度，各地政府也纷纷发出通知，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宣传力度，李信的“保密员”们却背道而驰，不知这是何故。另外，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有知情权，为贪官保密至少是对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设置障碍。我们不说为贪官保密就是为贪官当“保安”，为腐败分子当“保镖”，起码也是一种保护落后，保护腐朽。这无疑使人民痛，贪官快，令反贪斗士心寒齿冷，让众多贪官弹冠相庆。

为贪官保密原因很复杂，理由（也可以说是借口）也肯定充分，只不过结局是，纸没有包住火，李信贪污犯罪最终“泄密”于天下。当案件水清石现，尘埃落定，真正遭遇尴尬，面子丢尽，甚至“受到威胁”的，不是媒体，而是李信的那些铁杆“保密员”。为贪官保密也好，保驾也罢，古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

【陈文涛荐自《检查风云》２００５年１９期】

话说“中国式奢侈”　作者：朱铁志

有人把独具特色的穷慷慨、穷大方戏称为“中国式的奢侈”，我以为这是一个令人汗颜、叫人警醒的概括。这种奢侈与富极而奢、追求品牌的奢侈文化还不同，可以分成几个方面。

中国式的奢侈，首先是花公款不心疼式的奢侈。远的不说，单说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吧，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禁过度包装，但什么叫“过度”似乎并没有明确界定。于是乎，大盒套小盒，铁盒套铜盒，盒子里边再装上镀金小刀叉、高价烟酒茶。更有甚者，还附送星级酒楼聚餐券、豪华商场购物卡。中秋节是这样，其他各类节日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不敢说某些节日是一些人公开行贿的机会，但起码可以说是明目张胆铺张浪费的机会吧。

中国式的奢侈，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式的奢侈。对于国人的面子问题，鲁迅先生有过极其精辟的论述，就用不着我再罗嗦了。总而言之，对咱们的同胞而言，花钱事小，丢面子事大。宁愿让钱难受，不让自己难受。有钱的固然如是想，没钱的也照样打肿脸充胖子。不信你就到各大饭店去看看，那整桌的燕窝鱼翅、珍馐美味，有多少吃进人的嘴里，又有多少运到了猪圈？那位说了，敢这么胡造的，多半也是公款消费。您说的肯定没错，但我这里要说的恰恰是私款消费。或许是过去长期处在物质匮乏状态穷怕了的缘故吧，如今在咱们普通中国人的饭桌上，是胡吃海塞的居多，勤俭节约的为少。甭管自己的胃口有多大，总要点上一桌子。若是请亲朋好友吃饭，那就更得大点特点，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豪爽和大方；无论剩下多少饭菜，决不能穷嗖嗖地打包带走，为什么？丢不起那个人呀！

中国式的奢侈，是自己花钱表演给人看式的奢侈。虽说咱们刚刚“小康”，还是“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但不能否认确有一部分人暴富了。于是乎，非高档酒店不住，非高级轿车不坐，非名牌服装不穿。洋房别墅不是牛吗，咱专挑那种有花园、有泳池的买两个，一个自己住，一个周末请朋友开Ｐａｒｔｙ；奔驰、宝马不是好吗，咱同时买两辆，一辆开着，一辆在家窝着；洋酒不是贵吗，咱一人一瓶对着“吹喇叭”；香水不是时髦吗，咱从头到脚抹它一层。甭管嘛物件，也甭管需要不需要，只要昂贵咱就买！而且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为什么？咱有钱哪！有钱哪能让人不知道啊！

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奢侈，就是从来不把时间当财富，整天彼此制造一些无聊的勾当，美其名曰“做工作”。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浪费时间瞎扯淡。今天你给我发个文，明天我给你报个件；今天你到我这里学习，明天我到你那里参观；表面上冠冕堂皇、煞有介事，实际上是上演皇帝的新衣、互相欺骗。一个人能够奢侈到随便浪费时间的程度，可能就达到奢侈的最高境界、最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杨孔翔荐自《讽刺与幽默》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我们的机关为什么要把守大门　作者：阮　直

如今这大一点儿的机关都要设一个把守大门的，地市以上的人民政府大院，大多是武警把守，县市一级的大门一般是保安人员把守，乡镇一级也都有个看门的老头儿。至于大大小小的各类部、委、办、局、公司、厂矿、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几乎就没有是完全开放的。

防谁呢？当然不是防好人，是防“闲散人员”，可这真正的“闲散人员”你在大门口设防就防得住吗？以笔者所在的市政府为例，从正门进去别说是闲散人员，就是有头有脸的人进去也难，要拿身份证、工作证登记，写清去哪个部门，会见何许人也。可是真正想当梁上君子的，不走正门，走偏门或越墙进入，还真不用时迁的本事，一年之内大院里丢过三部摩托车，十几辆自行车，小偷们从来就没有让守大门的人有过立功表现的机会。

设置把守大门的人员，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前来办公事或上访的群众增加难度和麻烦，那么由此说，政府机关设置把守大门的人员就是制造麻烦和阻止群众上访，这也不是当初的政府本意。

这些日子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剧中康家寨一个村子的民兵队部也有两个民兵把守，能守住谁呢？小鬼子来了，别说把门的要撤，连民兵队长也得撤。在一个村里把守民兵队部的大门，就是要阻拦自己的父老乡亲们随意入内。难道村民自己组织的抗日队伍还怕自己的乡里乡亲吗？当然不是，设置了两个背枪把守大门的人，仅仅是一种权威的需要，电视剧的剧情就能证明，把门的民兵自己的老父亲要入门报告，那个民兵也阻拦，能拦得住吗，大门口与堂屋不过两丈远，外边一吵，屋里便听到了。民兵队长出来一发话，把人让进去了，显示一下队长的权威也就了事。别说乡亲们去队部，就是地主老财来了，要进去不也都进去了吗。

当然这不是创作人员的胡编乱造，我相信他源于生活。因人是崇拜权威的，有些权威就是整景整出来的。官员身边的跟班，老板身后的马仔，为首长开道的警车，其实在很多时候的真正作用连“附件”的功能都起不到，更多的时候就是为烘托“权威”而设置的。

把守大门不过是把守住权威者那点等级尊严，让你知道我是高高在上的，你的资格与级别是不能轻易见我的，当这些权威者的大门面对他的上司时，就会移动了，移动到他管辖的领地地界了，到那去迎接他们上司的光临。

在美国、欧洲许多国家的市政大楼是完全开放的，闲散人员就是内急了也可以进去方便，放学回家的孩子们走累了，可以到大厅里享受一下空调的冷气，外地游客不用买票也可以进去参观，可从未听说过人家丢什么东西。

我们的机关也有学人家那样尝试的，可是谁知里边官员气愤得不得了，“这和菜市场有什么区别”，还有没有个机关样？看来不少官员是把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严格地和菜市场区别开来的，不知道菜市场这个玩艺什么时候亵渎过他的权威。在我看来，我们机关真的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菜市场，那才是百姓自己的好机关了。

门口那些穿着制服的守门人员，除了给好人制造麻烦，阻隔民情、民意，彰显一下权威者的虚荣，不会有更好的作用。

【王翔宇荐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５日】

人性不关穷富　作者：王乾荣

一个自称“贵族”的易女士，在网上炫富，说：“我姐姐的财产已经超过６０００万美元啦！”她看见一个没穿鞋的农民工，就说：“这个民工，他竟然连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土人都不如……鄙视他！”

一位叫“北纬”的先生气不忿，说易某是假贵族，因为，“令姐有６０００万美元？她好穷啊！”而像自己这样的“真贵族”，其实是不歧视穷人的。他以自己拥有游艇、飞机，以及喝茶、看歌剧等贵族生活方式，奚落了易某未具备贵族条件而自诩“贵族”的假面目。

这个西洋景，看得我心惊肉跳。一位尊贵的大经济学家一再教训穷人不要“仇富”。现在看来，原是先有个“仇穷”，才有所谓“仇富”的。您瞧上面这两个家伙，一个的“仇穷”，是那么赤裸裸，一个则以伪善面目出现，说是不歧视穷人，骨子里却充满了对穷人的肆意炫耀——这种优越丑态之下的“仇”，更令穷人竟不知什么叫“活着”了。人家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可不是那样啊。

两个人夸豪比富，他们直言鄙视穷人也好，貌似“为穷人仗义执言”也罢，我看二者都不知道什么是“人”，自身并因此失去了人味。我所谓“人味”，是指一个人具有的本质、品性，这与富贵和贫穷无关。富贵和贫穷，只表示财产多寡，而财产是身外之物。一个人得了财产，比如小贵族继承了老贵族的金银，他成为一个富人，而一旦破产了，他不还是一个穷人吗？说自己铁定是一个“富人”，是极不可靠的，因为一旦穷了，他就失去了“富”，同时也不是“人”了；所以他只能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自己都是一个“人”或不是一个“人”，这才合理。这里“贫”和“富”的景况当然不同，然而他“这个人”还是“他”，贫富的变化，于他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得与失呢？即便他不破产，有的是美元、游艇、飞机，并以此为人之本，可这些东西带不进棺材，他死了，同样是失掉了自我。正如钱穆所说：“当知人之生，天赋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为人，不能说有了财富安乐，始成其为人。”

以自己眼前的“富”鄙视、傲视穷人，或以自己眼前的“更富”鄙视、傲视“次富人”，如此“以财知人论世”者，实则是只见“财”而不见“人”的家伙。创造“仇富”论的大学者，其慧眼似乎也总盯着财富而忽略了人。你说一个“穷人”把一个“富人”杀了，便断定这是“仇富”，其实，那是一个“走投无路之人”把一个“欺侮、压榨自己的人”杀了，应该叫“复仇”。他杀的是“人”，而不是“富”。你说，被欺者应该寻求法律援救，而事实是，他确实哭诉无门！你问，哭诉无门就应该杀人吗？当然不应该，但是这样的事却发生了！杀人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这里的教训，却是“仇穷”的富人更应该汲取的。最近发生的农民工王斌余案，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家有病人，饭都没得吃，向老板（至少是“准富人”吧）讨要自己应得的血汗钱救命，不但分文未得，反被工头辱骂和打耳光——不顾人命，侮辱人，乃是最大之“仇”吧。他找劳动部门，人家让去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３至５个月时间，让他再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调解了，可是没解决问题，老板并且不让他在工地吃住。这才把他逼上了绝路、铤而走险之路。所以穷人王斌余杀人，根本原因是那个老板自己既没有人性，也不把穷人当人看，不给人家活路。别瞧那老板只是小有财富，他骨子里比“姐姐有６０００万美元”的阔小姐更鄙视穷人，漠视农民工。他比农民工富有，就天然地觉得能左右人家的命运。

我们本不该以物论“仇”，论人性，如果硬要如此论的话，则我认为，这个老板的杀身之祸，与其说是人家“仇富”所致，毋宁说是他自己“仇穷”惹的。

【刘世佳摘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

意见箱这劳什子　作者：高　伟

意见箱是“运动”的产物，是地道的“中国特产”。

听说外国没这劳什子，外国有邮箱。咱中国的邮箱是“舶来品”，是学习外国经验的产物。但中国人不机械，不但要学习，还要发展。于是就有了“意见箱”。

意见箱一般都挂在公有制单位的大门口，在一面墙上，同时还挂着邮局的邮箱。邮箱比意见箱大许多，论个头是它的大哥，论辈分是它的爷爷。邮箱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而意见箱则面对的是一个单位。

设立意见箱的初衷，是为了倾听群众意见。“倾听”懂吗？就是地位高的人听地位低的人讲话，叫倾听。反之，地位低的人听地位高的人讲话须仰着脸儿，叫倾听就不合适了，那叫“聆听”。

意见箱收到的群众意见一般是反面意见。敢给领导提反面意见是需要勇气的。碰上个闻过则喜的好领导还行，你一提意见甭管对不对他都高兴，有则他就“改之”，无则他就“加冕”。这样的领导肚子里能“撑船”。不过领导并不全是这样，有的领导的肚量还不如那小肚鸡肠的林黛玉，属顺毛驴，只能顺着他，夸他。一提反面意见，你看他脸上装着高兴，心里却像着了火似的，好啊，你个小子，等着瞧吧。

意见箱最早发源于建国初期，那时候人犯的都是小错误。像售货员态度不好啦、饭店苍蝇太多啦、澡堂子水太凉啦之类的。那时大家都怕被反映到意见箱里去，其实真被反映进去至多是批评一下，也没有扣工资奖金的说法。那时候的人似乎比现在的人脸皮薄一些，认为被“批评一下”也是很没面子的事。于是大家都有些怕意见箱，一有犯错误的念头一想那意见箱就不敢犯了。意见箱就这样一直被沿用着，反贪污浪费、反右倾、“文革”、整党、反腐败，每来一次运动都要换一个新的。名字也跟着换，有时候叫检举箱，有时候叫举报箱。改革开放后，不搞运动了，那箱子却还像文物似的在那里挂着，不过那名字变得比较温和了，叫合理化建议箱，或干脆叫××长信箱、书记信箱。甭管叫什么名字，都表明着领导者“倾听”的诚意。这些年，不知道为啥，那箱子里却总是空着。是因为大家都没意见了呢？还是那把生锈的锁呢？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有一天，笔者看到某单位的意见箱前伫着好多人，也凑过去一看，见大家是在看那箱子里飞进飞出的马蜂。这马蜂大家是见过的，过去它筑巢在屋檐下、树丛里，常遭到顽童们的袭击。如今，它们竟然把巢筑进了意见箱，可见那意见箱是个能挡风遮雨的清净地方。从那小小的投信孔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窝高智商的马蜂呵。

由此我想，意见箱让马蜂给占领了，是不是该撤掉了呢？如果全国都把这没用的意见箱撤掉的话，起码能省不少的木材吧！

别拿学问吓唬人　作者：王跃文

我看见有些官员递上的名片，上面署有博士、硕士、教授之类的头衔，总是不以为然的。不光政客们喜欢拿学术头衔装门面，企业老板们也颇好此风。曾有位公司老总给我递上名片，上面竟有博士、硕士头衔五六个，差不多抵得上胡适先生了。

历史上做官又做学问的人，真实动机也许并不是“代圣人立言”之类，而是装点门面，好让自己的官越做越大。当然，如果真的既能做官，又能做好学问，自然是好事。可惜这样的例子很少见。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后人望文生义，理解成学问做得好的人就去做官，做官做得好就须不断学习。这完全是误解了。这句话说的“优”字，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多余、富余的意思。孔子的本意是说，读书读好了，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就去做官；做官做得好，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可以做做学问。

可是，中国自古做官的人，既想当官享受现世的尊荣，又要立言梦想千秋万代。其实，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都是专心只做学问的。鱼与熊掌很难兼得。清代做学问的官员不少，而真正在学术史上留下遗产的，无非就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不肯效忠清廷而潜心学问的人。就说万斯同，他不肯做清廷的官，既不应试科举，也不应试博学鸿词。后来，因为清朝要修明史，万斯同由于故国情怀，才答应入清廷明史馆。但他拒受任何官禄，以布衣之身撰修明史。他注有《明史稿》五百卷。但是，当时的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却命人将万斯同的著作重新抄录，署上自己的名字，上呈康熙皇帝。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僚，靠偷书就成了大学问家。当时还有个学界大师级人物叫徐乾学，官也做得很大。但是，他的《读礼通考》，也是万斯同捉刀而成的。李光地这个人物，因为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颇费笔墨，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当时十分显赫的学问家，号称理学名臣。望文生义，所谓理学名臣，便既是学问家，又是大官儿。但是，李光地的学说完全承袭宋明旧说，老调重弹，全无建树。李光地死后，雍正却称他为一代完人。雍正并不蠢，李光地是何许人也，他肯定也看得明明白白。可皇帝老子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都是御人之道的需要。帝王需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想象塑造模范大臣形象。

早已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先当教授，后来从政，扶摇直上做到副省长，又掉转头回到大学任教。他的学问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挪用公款上亿万的大贪官。现在，学位、学问等等，不仅成了有些官员的晋升资本，更成了有些贪官的保护色。老百姓对读书人还抱有朴素的幻想，认为他们知书达理，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巴老箴言　作者：巴　金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泉源。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我不是文学家。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靠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指路。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要以更大的勇气走我的路。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丰富满溢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射，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自我牺牲是人的天性，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应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是它。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

□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我们写作只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末中断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到我自己，到了我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我从小爱发牢骚，但决非无病呻吟，而且我不善于言辞，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嘴讲不出来的，我只好靠笔帮忙，因此走上了写作的路。我不是经过刻苦钻研，勤奋读写，取得若干成就的。我不过借用文字作武器，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不管拿着笔，或者放下笔，我都是在生活。

□我写作时差不多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及死亡。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而是他们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

【燕燕荐自《中国网》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

感动，谁的商品？　作者：龙应台

在我住的这个德国小村电影院里看了《拯救大兵瑞恩》。挺怪诞的，因为电影里，美国兵也讲德语，德国兵当然更讲德语。语言作为敌我界线就不存在了。

故事的梗要：一个母亲有四个儿子参战。三个同时战死，于是美国参谋总长下令无论如何要将身陷前线的第四个儿子安全撤回。电影呈现这个负责撤回瑞恩的小队如何英勇地完成任务，虽然牺牲惨烈。据说，电影是根据事实编写的。

据说，这部片子“改写了二次大战”，据说，这部片子要问鼎奥斯卡金像奖，据说，这部片子所突出的个人价值光辉了人性。

这样的解读不能说错。作为现代民主的发源地之一，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强调个人价值。民主，在许多人简单的体会中，也不过意味着国家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美国人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美国梦”，传播的信息就是，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个人都有发挥自己的机会。实际上是否做到、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但是维护个人尊严总是美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高举的一面理想大旗。

但是我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深深不安。

又是一部斯匹尔伯格的震撼杰作。他多么懂得如何把现代科技的声光电化用到极致；在“恐龙公园”里，他让你身历其境似地看见恐龙嚼啮人体，肝脑涂地；在“士兵瑞恩”里，他让你忍不住要蒙上眼睛，不去看那被枪弹炸开的肚肠、生生撕裂的腿肉、喷上来的腥血、腐烂生蛆的伤口。他把战争的残酷，用镜头放大，用音响加强，摊开在你面前。

是的，我被它震撼。但是，我不是一个天真的观者，我同时知道，这儿所呈现的一切都属于“影视娱乐”。斯匹尔伯格制作了战争的惊怖效果，如同他制作了恐龙吃人的惊怖效果，如同他制作了纳粹毒杀犹太人的惊怖效果。我看到的是好莱坞电影公司制造的一个纯粹的商品，就好像我擤鼻涕用“司各特”牌的卫生纸，护肤用“旁氏”冷霜，拖地板用“克拉克和甘柏”制造的清洁剂一样。

好莱坞、司各特、旁氏冷霜、克拉克和甘柏，都是跨国企业，产品无远弗界，巴黎市民和马尼拉附近的农民都是消费者。擤鼻涕、擦冷霜、拖地板，我都可以用别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因为卫生纸、冷霜、清洁剂，都是物质，我只求它有效——对付鼻涕、干燥的皮肤、肮脏的地板。可是这样一场电影——仅想博人一笑的喜剧片也就罢了——这样一个试图对战争、对人性、对历史作出解释的商品，这样一个试图对我的心灵和感情造成影响的商品，从斯匹尔伯格经过他的制片商、广告商，经过他的庞大的经营发行系统，到达我的眼前要我吸收接受，对不起，我充满怀疑。

这个片子究竟表现了什么？客观的史实是二次大战美军对德军的登陆战事，但是作为影片的接受者、消费者，我们是从美国人的眼睛望出去的。所以虽然是两军对峙，我们认识到的只是美国人的人性。你看，他们的袍泽之爱多么真诚，他们在战场上多么英勇。在枪林弹雨中，我们看见儿子思念母亲、丈夫怀想妻子。我们看见一个美国兵为了一个小女孩而被德国狙击手杀死，看见美国兵虽然极想为袍泽复仇却仍然放走了德国战俘，多么高尚的情操。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我们：那每一个士兵都是划破了手要流血的人子，值得疼爱，又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值得尊敬。而所有的对人性的赞颂，都夹在片头片尾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里。啊，原来，到最后，一切的赞颂归于国家。

如果我是个批判精神十足的美国人，我会为其中的讽刺而光火——你到底歌颂的是个人价值还是国家至上？我不是美国人，感觉讽刺的是，你到底歌颂的是个人价值，还是美国人的个人价值？如果个人价值是普遍的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德国士兵在思念母亲，在怀想妻子？为什么每一个德国士兵不是划破了手要流血的人子，为国捐躯的“英雄”？就人性的层面来说，德国的士兵是不是同样在时代的悲剧里被碾压、被牺牲？侵略国的母亲们是不是一样为她们的儿子哭泣？侵略国的孤儿们是不是一样在暗夜里喊冷？如果我们讲的不是历史罪责和是非，如果我们讲的是人性，是侵略国和被害国里头的人，个人，是不是同样的值得疼爱和尊敬？值得唾弃和鄙视？他们的人性和价值会因为属错了边，而不同吗？

步出戏院，同去的德国朋友悠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德国是侵略国，不敢把自己拍成英雄，否则德国人一定也会拍出这样的片子来！我们相视而笑。

《拯救大兵瑞恩》的视角是片面的，它的关怀是限于国界内的，因此在我的眼中，它不过又是一部制作精细的美国爱国主义宣传片。它也许会使许多美国观众热泪盈眶，却使我这样的观者坐立不安：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自我感觉和世界观，就借由这样的商品媒介向全球灌输。有一天，人们不只用“司各特”面纸擤鼻涕，用旁氏冷霜擦脸，用克拉克和甘柏清洁剂拖地，人们也一致地为美国人的信仰而悲愤或激动，这是不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远景呢？

【任法花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

用什么来构筑历史耻辱柱　作者：林　达

在不久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日子里，韩国有一个组织要公布６０年前的“韩奸”名单。随之，我国也有人提出仿效这一做法，公布“汉奸”名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难看出，这个建议的具体操作并不简单。“汉奸”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罪名，你根据什么标准和程序来确定某人是“汉奸”？这一标准与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来自何处？假如是要确定叛国罪，那么现在能够依据的只能是二战刚刚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审判结果。假如要越出这个结果，可能被定为“汉奸”的对象大多已经老死，法庭不再接受对死者的起诉，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大可能依靠司法，走司法程序，根据证据来确定汉奸名单。司法之外，什么机构有这样的权威性来回答“谁是汉奸”的问题？这一机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来自何处？被指控为“汉奸”的人大多已经没有能力来为自己辩护，那么怎样来避免冤案错案？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谈不上可行性。

韩国今天的做法，目标是针对所谓的“亲日派”，这是一个涉及韩国政治派别、带有政治意味的行为。这和韩国的历史有关。二战前的韩国，状况近似台湾。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２日，韩国在日本逼迫下，签下《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交给天皇，日本则保护其宗庙、财产，并将李氏皇族并入日本皇族。理论上，韩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学校只许教日语，百姓不许说韩语，若有犯禁重则要坐牢。日本强令朝鲜人?穴皇族几人除外?雪“创氏改姓”，用日式名字。到１９４５年光复，整整３５年，韩国被日本并吞。一代韩国儿童、青年，被迫成为姓着日本姓氏、只会以日语阅读书写、只会讲日语、习惯服从天皇的“日本人”。有大量韩国人，根本没有机会知道自己可以“不亲日”。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今天的韩国人，要清算“韩奸”，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提出仿效韩国公布“汉奸”名单的做法，猜想其动机也是要警示后代，提升民族精神，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教训。可问题是，历史的耻辱柱用什么来构筑呢？只有一种材料能用来构筑历史耻辱柱，这种材料叫“真相”。

发生在６０年前的民族抗争，前后长达十几年，最后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全面胜利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战胜国进入了民主世界五强。在这十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活着的人们，必须依靠历史教科书，依靠课堂，依靠报章媒体来了解“真相”。而如今，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人们，手里的“真相”并不完备。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一些大而化之的笼统说法，我们多年来以为那就是全部真相，而一旦有机会从外部接触一些基本事实的记录，竟然会大吃一惊。

也是６０多年前，当盟军反攻进入欧洲，发现了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入集中营后发出的第一个命令，是命令把能够找到的世界各国记者都送到集中营，让这些记者亲眼看到集中营，向世界发出现场报道。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曾经发生的事件，必须记录，才会进入历史。历史的真相，必须有人说，有人写，才不会被湮没。

往事如果不记录，记录如果不公开，如果历史事件没有在媒体上、在课堂上自由地公开地言说，再大的事情也会如烟般消失在平静时光里，无声无息。当往事消散的时候，手里没有真相，我们甚至没有能力给那些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们构筑历史的纪念碑，没有能力在纪念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我们又用什么来构筑历史的耻辱柱？

因此，让我们暂时不要急着给６０年前的“秦桧”们铸一个跪着的铁像，让我们先创造条件，使得我们手里有历史的真相。

【杨松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２日】

民谚也是格言　作者：魏明伦

我辈从“文化大革命”过来，一听“格言”，条件反射，马上想到发行八亿、人手一册的语录“小红书”。那年头，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语录是至高无上的格言，全国只此一言堂。正如大人物童年时代《咏蛙》绝句：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出声！

伟哉！这两句堪称巨人格言，至今回想起来犹有余威！

伴随新世纪，进入群言堂。俄国人契诃夫的格言说得好：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语录体的书籍，格言式的，并非大人物的专利品，“小虫儿”也可以哼唱几声。

于是，鄙人迂性发作，咬文嚼字，探讨一下格言。

《辞源》解释：格言是含有教育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辞海》解释：格言是熟语的一种，可为法式的言简意赅的语句。《辞海》举出典型的格言例子：满招损，谦受益。

我也借用这句格言例子，解剖一只麻雀，弄清楚“满招损，谦受益”是谁人说的话？查阅《辞源》、《辞海》等等辞书，皆统一注明“满招损，谦受益”出自《书·大禹谟》。据我所知，《书》是《尚书》的简称。《尚书》是儒家经典，相传由孔夫子汇编。《大禹谟》是《尚书》的一篇，“满招损，谦受益”出自《大禹谟》。据此论断，这句经典式格言，是圣人的语录。

但是，问题来了。多种辞书统一注明：《古文尚书》原有《大禹漠》篇目，早已佚亡。现有《大禹漠》是伪《古文经书》篇名，本系后人伪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禹谟》本身都靠不住，其中“满招损，谦受益”是否圣人的语录，有待考证。我辈不妨驰骋想象，这句格言可能出自古代“谤木”上老百姓的意见书。或许是由于帝王自满，引起百姓不满，就把警示性建议“满招损，谦受益”刻在当时的“谤木”——即最初的“华表”柱上。好在古代是名副其实的尧天舜日，大度帝王还能听取批评意见；虽然有些自满，但不至于讳疾忌医，割断提意见人的喉管。“满招损，谦受益”得以保存下来，载入典籍，传为格言。

从古代民谚演变为现代格言的例子不少，信手拈来一条：“我为人民鼓与呼”。此乃彭大将军警句，群众耳熟能详，口碑载道，算得上响当当的现代格言。其实，“我为人民鼓与呼”不是彭大将军原创，而是转引自湖南农村大跃进时期的一首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往上探根溯源，这首现代民歌又是从东汉童谣演化而成。《后汉书》透露，桓帝年间战乱频生，大量劳力出征，致使田园荒芜，民怨沸腾，童谣散布：“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谁为诸君鼓咙胡？”史家注释：鼓咙胡者，私咽语也。

以上例子是民谚变为格言，下面例子是格言变为民谚。譬如巨人格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转化为当代民谚“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再如上世纪５０年代标语式的格言：“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到了９０年代，嬗变为句式照搬而稍换几字的民谚：“密切联系领导，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

老百姓是语言魔术师。“理论联系实惠”，与“理论联系实际”只有一字之换，简练到了不能再简练，内容比实际还要实际。如果说，“联系实际”这句格言在５０年代被人们做到了一小半，那么，“联系实惠”这句民谚在９０年代已被人们大半做到了。

以上是移花接木的例子，更多的当代民谚纯属原生态。都不知是谁首创，是谁加工。吾国处于转型时期，“民间段子”空前丰收。数量之巨，质量之高，不胜枚举。类似下面两行揭示金钱世界男女异化的警句，只不过是民谚海洋中一朵浪花：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寥寥１４字，观察深刻，概括高明，表述巧妙。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举，内涵与技巧都不亚于传统格言“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等。如此民谚，就是格言，肯定会流传下去。

今后修订辞书，在“格言”释文“是含有教育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之后，应该增补一条。格言中也有愤世嫉俗、燃犀烛怪、佯狂反讽的警句。如果举例，首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也不妨从当代民谚中选一句作代表，例如“哀莫大于心不死”！

这一句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的新民谚，将古人格言“哀莫大于心死”反其意而用之。人心不死，本来是好事，为什么比死了还要悲哀？余味深长，耐人咀嚼。笔者借题发挥，在近作剧本《好女人·坏女人》里哼出一句台词：“哀莫大于心好”！世人的心肠已坏而唯君心肠独好，你岂不是一个反常的怪物？哀哉，谨防被开除“人”籍！

圣诏式的格言，不乏祸国殃民之例。譬如曾经高悬全国，奉若神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料土生土长，原汤原味的民间谚语竟会促进中国走出歧途，推动人民改变命运！

谓予不信，请听川语——一句民谚：摸着石头过河！

两句民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小九荐自《广州文艺》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不能像管理“品牌”那样管理“雷锋”　作者：郭松民

在吉林省长春市有一群出租车司机，曾自发组织起来，以助人为乐为己任。由于在他们的车上，都贴有一个雷锋的头像，所以长春市民亲切地称他们为“雷锋车”。但是近来许多市民惊奇地发现，贴着雷锋头像的出租车一下子多了起来，一些乘客在搭乘这些出租车的时候非但没有体会到“雷锋式”的温暖，甚至还被狠狠地“宰”过。于是，如何管理“雷锋车”这张长春的“城市名片”就成了长春市的热门话题，有人甚至建议“出租车管理部门也要有所作为”（９月２６日新华网）。

在我看来，把“雷锋车”当成所谓“城市名片”，也就是商标或者品牌来管理，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内在的悖论，所以期期以为不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品牌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它的核心内容是与品牌相关的利润的独占性。比如，你卖饮料，不能随便使用“可口可乐”，卖汉堡包，不能随便使用“麦当劳”，等等。品牌的主要特点是利己主义的；而“雷锋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利他主义的，恰恰与利润没有什么关系。把“雷锋车”作为一个品牌管理起来，允许一部分人使用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使用，实际上等于让使用“雷锋车”的这部分人垄断了和“雷锋车”有关的种种好处，这不是正好和雷锋精神相违背吗？

雷锋本来是一个道德符号，而道德符号一旦和利益挂钩就必然导致虚伪。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假冒“雷锋车”呢？显然，这些人并不是真的想学雷锋，而仅仅是因为打着“雷锋车”的旗号更容易“揽活”。当然。我不怀疑最早组织起来，在车上贴上雷锋头像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但当“雷锋车”成为一个品牌，更被顾客信任，更容易拉到活的时候，也就和利益纠缠在一起了——你很难用一种让别人无可置疑的“方式”说明：贴上雷锋的头像纯粹是为了助人为乐而没有丝毫的招揽更多生意的考量。道德行为最讲究动机的纯洁性，就好比一条小溪，一旦源头被污染，下游的溪水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干净的了。

所以，长春那些真心希望以助人为乐为己任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其实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诚心诚意地传承雷锋精神，还是仅仅想维护“雷锋车”这样一个品牌？如果是前者，那就应该明白，传承雷锋精神并不需要一个雷锋的头像，更不需要一个防伪的雷锋头像。既然雷锋的头像已经成了一些自私的人的牟利的工具，那么我们就果断地撤下雷锋的头像，只要心中有雷锋，随时随地都可以像他那样为人民服务！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雷锋车”的品牌，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有《商标法》，有工商局，一切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雷锋来说，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大的幸福。那些想像雷锋那样生活的出租车师傅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像雷锋那样，要格外注重动机纯洁精神高尚——尤其是当学雷锋行动和自己的职业行动没有明显区别的时候——而不必在意别人是不是能够识别出自己，否则的话就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商业促销行为而并非学雷锋。至于那些盗用“雷锋”的名义谋取私利的人，自会受到社会舆论和良心的谴责，也不难被顾客识破，又何必和他们较真呢？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敲开蛋壳的权利　作者：朱志砺

８０年代，一位大军区司令下连队视察，亲切询问士兵：平时吃什么菜？被挑选来迎接首长的士兵，当然觉悟很高，答：报告首长，有肉、有鱼、有鸡蛋，还有蔬菜。首长问：蛋怎么吃法，是炒蛋、煎蛋、还是煮蛋？士兵很聪明，马上就明白水煮蛋的加工成本最低，体现不出生活质量，就答：主要吃炒蛋、煎蛋，很少吃煮蛋。哪知道，一直和颜悦色同士兵交谈的首长，马上回头，声色俱厉地教训跟班的军长、师长们：战士们很辛苦，一定要吃得好，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炒蛋、煎蛋会有猫腻，司务长、炊事员很容易偷吃。以后一定要让战士们吃煮蛋。保证每个士兵每餐有一个煮蛋。

这个载于某退役高级将官回忆录的细节，我原来是把它当做传奇故事，读来休闲的。可是阅历越深，我就越觉得这个首长了不起，朴素的语言里边含有至深的哲理。只有洞察世情的智者，才能在如此细微处，表达出如此恢宏的道理。

煮蛋在进士兵嘴巴之前，有个蛋壳保护着，始终都是一个全蛋。士兵的食物是否足额，要士兵本人来验收——敲开蛋壳。

在做１００个士兵的炒蛋时，司务长和炊事员完全可以利用办事权，吃双份炒蛋，而让大部分士兵只吃到九成份额的炒蛋；直接办事员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贿赂自己的官长，让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吃双份炒蛋，从而使士兵们碗里的炒蛋份额下降到八成，甚至更少。炒蛋的弊端在于，敲开蛋壳的权利，全部集中在司务长和炊事员手里。

如果事情进一步恶化，完全可以发展到这种地步：帐面上的１０斤鸡蛋，只有９斤被敲开蛋壳，搅拌后下锅。另外１斤蛋，将以实物形式或者货币形式，成为司务长的囊中物。

这１斤鸡蛋的实物或货币形态，将会有多种出路：一是作为最终消费品，成为司务长老婆、子女的盘中餐；二是作为货币形态，进入交易市场。司务长可以用它交换其它消费品和服务，包括有偿性服务；或者可以把它作为保持权位、获得晋升的贿赂，进贡给连长、指导员们。

围绕着敲开蛋壳的权力（注意：这里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一个利益分配网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形成了。

这个人数相对值较小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上却绝对是强势存在。而人数相对值通常在９０％左右的士兵们，在权与利的天平上，确是微不足道的法码，只是弱势存在。

没有敲开蛋壳权利的士兵们，碗中炒蛋的实际份量，往往会越来越来低于他们应得的名义份额，从八成、七成……直往下降。最糟糕的是，他们只知道自己碗里的炒蛋少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少。通常他们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名义份额是多少。因为，这个名义份额，事实上总是被列为连队的最高军事机密。刺探这一机密，很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着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士兵们的牢骚越来越大（在大部分状况下，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于是，指导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突出、彰显了。

名义上是在信仰、觉悟基础上行使责任的士兵们，因为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导致信仰动摇、觉悟缺失。在这种严峻状态下，客观上需要有两种保障机制，来确保士兵们履行其责任。一种是柔性的牧师机制，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化和与时俱进；二是与情操无关，与恐惧感有关的刚性制约——建立一个宪兵机制。

在一般情况下，士兵们想通过“上访”来解决碗里炒蛋减少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司务长在自己额外收入的每１０个蛋中，会有不少于２个，不多于８个，是经过再分配途径，进贡给了连长、指导员们的。

有可能把敲开蛋壳权利交还给士兵的，不是充当连队伙头军、军需官的司务长的直接上司，不是连级、营级军官。事实上，敲开蛋壳的权利回归，往往要通过权力金字塔上高出许多级别的上司才能实现。在我们这篇文章中，连队士兵的“敲开蛋壳权”，是通过大军区最高军事长官，轻轻松松实现的。

因为对鸡蛋这种初级战利品不屑一顾，因为远远超越以蛋为核心的分配圈子，还因为在辖区内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军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破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蛋圈”，充分体现出对低级士兵们的关爱。老将军是另一个更高层次圈子中人。对他来说，鸡蛋的吃法、敲开蛋壳权利的归属，都是可以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小事。

老将军关于蛋的不同吃法的指示，当然可以从营养学角度去理解。但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理解，不也是很有意思么？

【选自《南风窗》２００５年８月下】

大师的学历及其他　作者：徐怀谦

这些年，随着钟敬文、张岱年、陈省身、费孝通、启功等一个个大师的离去，关于大师的话题也多了起来。人们在追慕大师辈出的那个时代的同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为什么今天的大师这么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次迎来大师喷涌的时代？

人们的愿望是善良的，可是现实的羁绊却是具体的。不说别的，一个学历就能难倒不少大师。

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胡适向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由吴宓推荐，改聘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欲加拒绝。梁启超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当年，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早已传为佳话，而自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的启功如果没有陈垣的慧眼相识，也就没有后来的功成名就。１９３３年，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推荐下，启功被安排在辅仁高中教国文，不久即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而辞退；１９３５年，陈垣又荐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一年多以后仍以“学历不够”被辞退。但陈垣在１９３８年继续聘启功为国文系讲师，从而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研究学术史，我们会注意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陈寅恪在国外游历多年，浸淫于十几种语言，根本无意于学位；钱钟书只拿到副博士；华罗庚自学成材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进修，为了解决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塔内问题、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问题等，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这就叫兴之所至，兴尽而返，毕竟学位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天性的发挥，分散大师的注意力。或者说学位与学问相比，前者不过是皮毛，后者才是真髓。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大师，要善于发现和使用；大师固然重要，发现大师的伯乐更重要。没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没有北大当年的辉煌；没有竺可桢的“教授治校”，原不出名的浙江大学不可能大师荟萃，英才辈出；没有陈序经，岭南大学也不可能把陈寅恪、王力、姜立夫等一流人才网罗进来。

可是，在博士、博士后满街走的今天，如果偶尔蹦出一个像华罗庚那样自学成材的大师，他会被承认吗？我们发现了一些天才少年，让他们接受了整齐划一的大学教育，多少年之后，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大师？陈丹青教授对我国艺术教育积弊的解剖，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学术门类？

这样的追问，会让我们清醒：像上世纪前半叶那样，批量产生大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并没有排除个别大师产生的可能。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一句振奋人心的话：“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眼下也是一个需要大师而且“制造”了大师的时代，那些自封的气功大师、文化大师还少吗？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我们不担心缺乏大师，而是担心真正的大师被扼杀被埋没。

【赵兵儒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

吃你的馒头去吧！　作者：王栋生

有客问，当年你在“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挨过饿吗？这话问得实在是一点常识也没有。凡是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挨饿的滋味，而那时的农民，更是长年挨饿。为了能吃饱，我们当年都愿意去出河工挑土，每天补贴一斤半大米，自己再出一斤，每天就可以吃两斤半米了。两斤半米？现在的人听了会惊叹，而当年极少有荤腥，烧五十多人的菜，每天只用半斤油。再说出的是死力气，每人每天得把一万斤以上的土从河底挑上河岸，两斤半大米也仅仅吃个八成饱。

当年站在河岸，看到挖河的农民密如蚊群，看到原始落后的挖河方式和大禹治水时代差不多，不禁抚着因重压而变形的肩膀想，中国人的民生要到哪天才能像欧美那样富足——当时有这种感慨的知青很多。

我在和农民谈起这些时，农民说：谁让我吃得饱，我就拥护谁。说实话，当年听到这样的话心头是有一阵悲哀的。我哪里知道，穷人的逻辑会成为当今一些人的“教育真理”。

想起这件事是最近有人以吃馒头比喻教育。

有教师说，素质教育不过是媚雅，考不取大学就没戏，犹如吃馒头和读诗：吃饱了馒头才有可能读诗。这种话很能蛊惑那些对教育一无所知的人。我的看法是，从事教育的人一定要有理想，说那种话的人不该来搞教育。只想到吃馒头的人，是知道不吃馒头会饿死，他并没有看到只吃馒头不读诗，是另外一种死法。心系馒头的人，根本不想读诗，他的内心也远不止是只想吃馒头，他想的是吃肉，想的是去做“人上人”。

在他们的人生中，永远没有诗，没有歌唱，只有馒头。当今之世，教育者的任务就是带领教师和学生吃馒头？

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呢？他像是个脚踏实地干活的人，像是个有人情味儿的善人，像是研究过民生能够指点迷津的高士，可是他把世间的人一个个全认作在等嗟来之食的饿汉，认作需要一瓢水的涸辙之鲋，在诗书和馒头之间，一声吆喝，带领人们扑到了馒头上。馒头吃饱了，又面临新的选择：在蛋糕和诗书之间，当然还是吃蛋糕。如是反复，他始终坚持“馒头第一”“蛋糕第一”的原则，最终一直做到了中国馒头托拉斯和蛋糕辛迪加的“成功人士”。如此看来，诗书有什么用？

教育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则委琐无比。爱因斯坦曾把那种追求“实惠”的人生观斥之为“猪栏式的理想”，他说：“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苏霍姆林斯基说：“我１０００次地确信：没有诗意的、感情的和审美的源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

不妨退到吃馒头的底线说话。其实即使是不得不先去吃馒头，也得像个绅士那样坐得端正，神情庄重，像位农夫那样珍惜食物，享受劳动之果，而不是像个饿死鬼一样狼吞虎咽，目光贪婪——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今天，这样的话大概是不需要加什么注释的。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２日】

餐桌上的笑谈　作者：王开林

钱钟书先生曾在《吃饭》一文中幽默地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二十多年前，不少人常打饥荒，请人吃饭，餐桌上有一碟青椒炒肉、一盘红烧鱼和一碗酸菜豆腐汤，再加一个时令青菜，三杯两盏下肚，就可以宾主尽欢。如今，请人吃饭也还是请人吃菜，可山珍海味摆得满满当当，大家团团而坐，纵然眼馋了，嘴却依然不馋，碗筷很少有动静。作为社交活动中的一个定式，吃菜已不再是主题项目了，舌头给肚皮打工之余，还须腾出工夫来讲些胳肢人的笑话，自然是越滑稽越诙谐越受欢迎，有此佐餐，饭局才见活跃，于是喷饭者有之，泼茶者有之，猛掐邻座腿臂者有之，杯盘尚未见底，大家已乐不可支。在各种饭局中，照例是荤笑话最多，也最能解闷，这些笑话在席间开花，似乎能无伤大雅；若在笔底落实，则有辱斯文。相比之下，其他的笑话要素淡得多，可讽喻意味反而更足，从中不难见出世道的变迁，尤其是人心的异化。

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若将这句俗语的词序变动一下，意思就大走样了，“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寥寥十四字，即将日常交际的图景描摹殆尽。觥筹交错，马屁熏天，看去气氛颇为热烈，可又有几人肯实话实说呢？彼此用美酒盖着脸面，一门心思套近乎，这第一流水准根本不用向高手苦学，便可无师自通。

某君三十出头，即荣升为财政厅一关键部门的处长，平日吃多了过于讲究的饭菜，啤酒肚已圆成一面得胜鼓，有事没事要拍几下。他穿西装，总觉哪儿不对劲，衣服的前摆似乎短了一截。这时席间便有人大发高论：“现在的好裁缝远不如古代的好裁缝那么有眼光，有学问，有敬业精神。”何以见得？他说：“古代的好裁缝为官爷量体裁衣，必先询问对方做官已经多长时日，有了这个关键参数，才敢走刀剪。”裁缝只管干自己的活儿，多嘴多舌问这个干吗？原来另有一番道理：“初为官气盛，则前长后短；为官有年，棱角已被锉平，则前后等长；为官已久，习惯于向上司点头哈腰，则前短后长。古代的裁缝有如此出色的眼光和学问，才能把官爷们的衣服做得十分合身。可惜今天的干部再也享受不到那种周全的服务了。”大家听了这话，便都望着某君笑，他少年得志，难怪总觉得西装前面短了一截。

酒桌上的酒话最多，倒啤酒的过程竟被人总结为四个成语：先是歪门邪（斜）道（倒），其次是卑鄙（杯壁）下流，然后是恶贯（灌）满盈，最后是改邪（斜）归正。这则酒话发源于官场人物当是无疑的，很可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只有官场人物取譬乎近的联想才会如此传神。

年轻女性整容成风，文眉、垫鼻梁、吸脂肪和割双眼皮，已非常普及，隆胸也相当时髦，拆肋条减腰围，更有拼命爱美的意思。西谚说：“上帝给你一张脸，你自己另造一张。”女为悦己者容，这苦活儿她们肯干，有良心的男人该如何感激涕零呢？席间有位老者话锋一转，说：“这算什么？整容最厉害也最见效的还属‘文革’时期，被拎进去前，你还是人，出来后就变成了鬼；瘦子进去，变成胖子出来；红脸关公进去，变成青面兽杨志出来……那才叫顶尖技术的整容！”老者的话纯属黑色幽默，味道比红皮大蒜还浓，在酒桌上，这种“含泪的笑”显然不合时宜。

某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个白字大王，他教唐诗，将杜甫诗句“衣袖露两肘”中的“肘”字面不改色地念为“寸”，于是有同事作打油诗一首嘲之：“衣袖露两寸，年年评先进；衣袖露两肘，什么都没有。”作者理应明白，他要争个脸面，除了真才实学，诗外的功夫也必不可少啊。另有一则笑话与此相映成趣，某游医也是白字大王，平日将“肾”读为“贤”，却天花乱坠地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妙手回春，一招“鲜”，吃遍天。于是，不服气的同行作打油诗一首调侃道：“心肝脾肺贤，出门赚大钱；心肝脾肺肾，在家无人问。”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都是轻讽刺外加小牢骚，不平与无奈的意思掺杂其中。以上两位白字大王或许还不算典型的南郭先生吧。但前者忝为教授，确实误人子弟；后者忝为医师，难免坏人性命。他们错成这副模样，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怕了。

餐桌上的笑谈无疑是上好的开胃剂，一个个精神振奋了，自然就觥筹交错，大快朵颐。不过，你也别太高看了那些笑谈，即便有点针砭时弊的作用吧，可等到大家嘻嘻哈哈笑完之后，也就淡然了。要知道，化沉重为乐观，这正是国人的看家本领，在席间，或在别处，他们都能四两拨千斤。

【张健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５日】

说一声“谢谢”怎么那么难　作者：肖复兴

在报上看到有关救火英雄胡茂东的报道，这位在吉林百货商场大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一连抢救出十几个人的英雄，事后竟然无人过问，贫病交加，沦落街头，女儿只好为他乞讨。让他最为伤心的，不仅仅是自己如此悲惨的命运，而是被他救活的那些人中，竟然没有一人对他说声“谢谢”。

说一声“谢谢”，怎么就这么难？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环结草，以德报恩；中国绵延多少年的古老成语，告诉我们人要心存感恩之情。但是，看来这样的古训并没有渗进我们的血液。

蜜蜂从花丛中采完蜜，还知道嗡嗡地唱着道谢；树叶被清风吹得凉爽，还知道飒飒地响着道谢。但是，看来我们还不如蜜蜂和树叶。

美国曾经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个村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母亲端上来的却是一盆稻草。全家都很奇怪，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说：我给你们做了一辈子的饭，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称赞一下饭菜好吃，那和吃稻草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只配吃稻草！连世上最不求回报的母亲都渴望听到哪怕一点儿感谢的回声，而我们就和那些吃稻草的人一样，遗忘、淡漠、麻木，乃至忘恩负义，才使得对别人说一声“谢谢”那么难。

我还想起前两年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湖南洞庭湖畔两姊妹小时候有一次落水，被一个好心人救起，那人没有留下姓名走了，两姊妹和她们的父母，觉得生命是人家救上来的，却连一声“谢谢”的话都没有对人家说，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恩人。他们整整找了２０年，两姊妹的父亲去世了，她们和母亲接着千方百计地寻找，发誓一定要把这句“谢谢”的话当面对自己的恩人说出来。她们也是想说一声“谢谢”那么难，可是再难，她们坚持了２０年。水滴石穿，心诚则灵，她们终于找到了这位恩人，为的就是说这样一声“谢谢”。两姊妹跪拜在地上向恩人说这声“谢谢”的时候，她们两人和那位恩人以及过路的人们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泪。

这则故事让我很难忘怀，两姊妹长达２０年执著的行动告诉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对有恩于你的人表示感谢。在对别人说一声“谢谢”的那一瞬间，你自己和整个世界变得是多么的温馨美好。然而，我们现在远不如那两姊妹和她们的母亲。

我也很难忘记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天，我在崇文门地铁站等候地铁，一个也就四五岁的小男孩，从站台的另一边跑了过来，因为是冬天，羽绒服把小男孩撑得圆嘟嘟的，走路很困难，简直就像个小皮球骨碌了过来。他问我到雍和宫坐地铁哪边近？我告诉他就在你的那边，他高兴地又跑了回去，我看见那边有他的妈妈在等着他。空旷的站台上没有几个人，等了半天，地铁也没有来，我走了，准备上去打个“的”。我已经快走到楼梯最上面的出口处了，听见小男孩在后面“叔叔，叔叔”地叫我。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站在那里等他，看着他一阶阶楼梯爬上来，一脑门子热汗跑到我的面前，我问他有事吗？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忘了跟你说声“谢谢”了。妈妈问我说“谢谢”了吗？我说忘了，妈妈让我追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和那位母亲，他们让我永远不要忘记对世界上不管什么人给予自己的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帮助和关怀，也不要忘记了说一声“谢谢”。只是，现在我们还不如那个孩子。

如今，说一声“谢谢”怎么那么难？

【陈超荐自《中国青年》２００５年９月上】

幸福的底线　作者：陈鲁民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才对，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原以为这只是一种幽默的调侃戏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智慧，且为许多贤达俊杰所膺服。

一次，曾任美国第３２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家中失窃，损失惨重。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安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依然幸福。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为幸福画底线，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底线也就各有不同。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譬如说，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得诺贝尔奖上的作家，志向固然远大可敬，但他这一辈子都很难有幸福感，因为这种机会太渺茫了；而一个经常发表小豆腐块文章的业余作家，却常常志得意满，感觉良好，因为他的底线是：文章能发表就是幸福，不拘长短。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富可敌国上的大款，很难心想事成，自然也就无法快乐，哪怕他已经富甲一方；反倒不如那些出大力挣小钱的民工心情愉快，了无挂碍。所以，腰缠万贯的富翁未必就比家境小康的农夫幸福，身居高位的显贵不见得就比街头的小摊贩幸福，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一定就比幼儿园阿姨幸福，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幸福底线不同，一个画得太高，很难实现，一个画得较低，很容易达到。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老太太说得好：“啥叫幸福？医院里没咱的病人，监狱里没咱的犯人，门口没有讨债的，这就是幸福！”退一步说，即便你遇到灾难和不幸，这时候，适度地降低一下幸福的底线，也有助于调整心情，渡过难关，坦然面对生活。总之，倘若我们能学会把幸福底线画得低一点，实在一点，离自己近一点，稍许努力便可实现，这样，你便每天都能感到幸福，幸福就在身旁。

【吕怡荐自《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

应该把人当人看　作者：刘兴雨

一个可怜的女人，她还没尝到做母亲的快乐，就走上了冰冷而凄凉的世界，把可怜的孩子和丈夫留在人间，继续体味人世的悲凉。而接生的医护人员扔下她们不知哪里去了。这是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发生在安徽宁国市港口镇中心卫生院的事。那个女人手术后刀口还没缝合，刚刚降生的婴儿气若游丝地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原来医生们一看产妇大流血，就仓皇逃离了手术室。这些医护人员眼里，那个产妇已经不是人了。如果把产妇当人，怎么会把她扔在手术台上不管不顾，而且还锁上了手术室的门。

在这个世界上，不把人当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注意到，人在管别人的时候，是最容易不把人当人的。监狱我没住过，那里的情况不太了然，可其他地方我就有点发言权了。在有些城管那里，要是违背规定，你的秤杆就比较危险，好多做买卖的人一听说城管的来了，拎起东西就跑，仿佛是成群逃难的鸡或鸭。在有些不道德的老师那里，学生如果犯了毛病，老师就不让学生上课，更不要说那些让学生互打嘴巴的“天才”了，这时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还不如被人爱怜的小狗。有些业主逼工人起早贪黑地干活．只给一点可怜的工资，还不知哪天发到手。为了看住工人，上厕所的时间都加以限制，工人在他们眼里就是可以无限榨取的黄豆或花生。

不要说对无权无势者视若草芥，就是对自己的下级官员，有些人也像对三孙子似的，以为自己地位高就可以将别人都不当人看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的下属们也不将别人当人看了不起。由于不把别人当人看，就可以对他们任意宰割，任意欺辱，任何没有人性的决定都可以做出来，因为不把人当人的人本身就没有人性。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到他这里讨饭的人，既然是讨饭，他就可给可不给，可给多，也可给少，甚至可以不给。这种关系一旦败坏，几十年都难以修复。像“文化大革命”，至今结束快３０年了，可一到阴天下雨，伤口就会隐隐作痛。

人不把人当人的结果，往往会激发出人的兽性，遭殃的是所有的人。而把人当人，我们看到的不是敌视的眼神，而是发自心底的尊敬。而这种尊敬可以化成力量，这种力量在有些时候所向无敌。把人当人看，自己不需要多大的付出，不过是几句暖人的话语，不过是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选自《本溪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５日】

去铜锣湾的方向　作者：高　低

有一则小幽默，听来意趣盎然：一对恋人在湾仔区街头争论前往铜锣湾的方向，男的说应朝东走，女的坚持说朝西走。这时刚巧遇上一位朋友，于是男的请他公断。朋友想了想说道；“如果你要去铜锣湾，就朝东走；如果你要女朋友，就朝西走。”

这自然只是一个笑话，即或那男的执意朝东走，也不见得就一定失去女朋友。

不过，那位作“公断”的朋友把话说得机智而又有意味，他话中有话地提供了两种选择，而这恰恰就是人生时常陷入的两难境地。

一个人自小到老，须在真诚、正直、良知、自尊与实际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的时日，多的是。而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选择，往往更严峻，更直接地关系到定夺者的切身利害。

譬如，由八股传统与时代范文调教出来的虚假的公式化的作文，迄今仍受现行考试制度的恩宠，展开试卷，你是要说真话，大胆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还是迎合“标准”去争取高分？行文坦诚难能可贵，但得不到高分就进不了重点学校，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呀！孰轻孰重？

譬如，供职于上司品行不端的企业，时有摩擦，当矛盾激化之际，你是要原则，要道义呢，还是要饭碗？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该迁就。然而，当下的中国，失业下岗者更是难数，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连鲁迅当年也承认，“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何去何从？

譬如，一个说假话能成事，说真话易惹祸的社会，常令不得不“表决”“表态”的专家学者作难，你是违心地举手，投赞成票呢，还是刚正不阿，风骨峭峻，甚或铤而走险？

去“铜锣湾”的方向只有一个，然现实社会的路标很可能指着另一个方向，甚而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相反方向，叫你选择。要想方向对头，得有判别力，还得有一点勇气和牺牲精神。

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一语道破：“生活难，难就难在选择”。咋不是？！诸多欲往“铜锣湾”的人们，临了却去了“烂泥湾”……

【刘可荣荐自《燕赵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４日】

智者的回答　作者：汪金友

一、最困难的事。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难，认识自己的不足更难。

二、贵重的财物。毕阿斯出生于古希腊普里埃耶城。一次，当普里埃耶遭到围攻时，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己最贵重的财物四散奔逃，只有毕阿斯一个人赤手空拳。居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离开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是的，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三、快乐的工作。有人问毕阿斯：“什么样的工作最能让人快乐？”毕阿斯回答：“挣钱的工作。”这是一句大实话，能够挣到更多的钱，才能更好的生活。

四、安全的船只。有人问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哈斯：“什么样的船只最安全？”阿那哈斯说：“那些离开了大海的船只。”不走路，才不会摔倒；不航行，才没有危险。但船一离开了大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五、永远的道德。有人问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为什么作恶的人往往富裕，而善良的人却往往贫穷？”梭伦回答：“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道德是永远的，财富是暂时的。靠作恶致富的人，内心肯定会非常空虚，而且富裕也绝不会长久。

六、理想的家居。有人问古希腊的庇塔乌斯：“最理想的家是什么样子？”庇塔乌斯回答：“既没有什么奢侈品，也不缺少必需品。”这个回答很理智，也很聪明。奢侈品是给别人看的，必需品是给自己用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永远也成不了“胖子”。

七、健康的意义。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身体健康的重要程度，赫拉克利特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战斗，知识就无法利用。”生命因健康而快乐，因疾病而枯萎。有了健康，才有一切。

八、流动的河流。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过去的事情能否更改？”赫拉克利特回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流水会变，落花会变，时间会变，环境会变，什么都会变，什么都不能重复。

九、不同的城市。有人问柏拉图：“一个贫穷的国家为什么也有富人？”柏拉图回答：“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纯粹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两座城市：即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城市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而且到任何时候，穷人都会多于富人。所以城市的领导者在作决策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想到穷人。

十、活着的意义。一个满脸愁苦的病人问安提丰：“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安提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为了探讨，为了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十一、吃饭的区别。有人问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回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庸人享口福之乐，哲人享智慧之乐；庸人享物质之乐，哲人享精神之乐。

十二、道歉的好处。有人问政治家塞涅卡：“道歉有什么好处？”塞涅卡回答：“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道歉是一种美德，不仅能化解很多矛盾，而且会给自己及对方带来轻松和快乐。

【选自《大众阅读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捐饭钱

七一前夕，局里发出通知，要求每位党员干部捐三百块钱给孤老院的老党员。

七一这天，为造声势，又请了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的一帮子记者。因为“包装”到位，局领导一高兴，晚上请全体记者去“川福大酒楼”摆了三桌。一算账，费用严重超支。因为局里不能乱收费了，只好内部挖潜。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号召大伙再捐款?选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除党员外，每人捐二百——没人知道，自己捐的是饭钱?选

你想让我说假话

官人下来视察，因其爱留墨，故基层投其所好，盛情相邀，官人欣然挥笔：“多劳多得，勤劳致富。”

随行中一小吏，平日与官人难得谋面，见此情景，灵机一动，遂晚上手捧信封至官人下榻之处，恳请官人给其留个墨宝以示训诫。

官人慨然应允，挥笔写就：“多捞多得，勤捞致富。”

小官人面露尴尬之色，吞吐曰：“首长，这‘捞’字是不是有点……”

官人拍其肩膀，俯耳低语：“怎么，你想让我说假话?芽”

策略

钱总最近“出手”特大方，记者来，红包一递就是两千；电视台来，每人信封里又是三千；上级领导来，那更不用说，每回都要用掉几万?选

有“死党”想不通，提醒道：“钱总，咱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芽”

钱总手一挥：“这是我的策略，你们不懂?选”

钱总的老婆是公司会计，她也看不下去，夜里吹“枕头风”：“老钱，你这样做，手脚是不是太大了点?芽”

钱总说：“你懂个啥，如今这社会，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尤其是新闻媒体，盯你的人实在太多，不把他们打发好了，我怎么好动手?芽”

不得草率自杀

某官人，贪污腐败，东窗事发，不堪“重负”，草率自杀。民间流言四起，搞得上面非常被动，领导盛怒之下，要求有关部门彻查该官人生前所犯错误，不日，结论公诸于众：一、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二、生活糜烂，嫖娼宿妓；三、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四……

官人们大惑不解，亡去之人为何如此鞭笞?芽似前所未有。

不日，官人云集开会，领导宣布纪律，大意是：以后任何人都不得草率自杀，若有草率自杀给组织造成被动者，严惩不怠?选

实在想不通

一群离休老干部参观纪委内部举办的“×××腐败大案展”。一位老干部在一幅题为“盖起８层大楼，倒下１０名干部”的图片前沉思良久。同行中有人问他：“老赵，又有感想了?芽”

老赵是抗战时期的一名排长，他说：“我实在想不通，战火纷飞的年代，攻下这么高的一座炮楼，整整牺牲了我们１０名同志?选如今和平年代，盖８层大楼，怎么会倒下１０名干部呢?芽?选”

脑筋急转弯

春节临近，反腐倡廉文件一个接一个，力度很大——赵局长在会议上板着面孔非常严肃地告诉下属：“春节快到了，我宣布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名义到我家里送钱送物，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选”

胆大的照送不误。胆小的就不行了，思前想后，缩手缩脚。局办秘书小李就是后者，斗争了几天几夜，心里想送，但一想到赵局长板着面孔义正词严的样子，就又怯了。终于没敢送。

春节后，小李莫名其妙到宣传处当了宣传干事。有至交闻知情况后，颇为惋惜：“你呀，真傻，你不知道，局长他家住在市委大院里，今年反腐倡廉力度这么大，他敢让你们到他家里送?芽他这是让你们把礼送到他办公室里去啊?选”

改革示范单位

好端端一个厂，厂长说要“改革”了。于是８００名职工买断工龄，给予一次性补偿，遣返回家。与此同时，厂名换成“××股份有限公司”，招进８００名“新工人”，重新开张。

原先“老工人”月薪可达２０００元，如今，“新工人”月薪仅为６００元。产品还是那个产品，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效益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年底，企业成了“改制示范单位”，企业领导成了“市优秀企业家”。

注意影响

中秋节到了，科员小赵吸取去年春节去领导家里光送东西没夹带“硬货”被大家讥为“拎不清”的教训，决定这次一定要带足“硬货”，临去前又决定把烟、酒、月饼什么的也索性省掉，统统折算成现钞，一并给领导送去。

周末之夜，小赵两手空空，怀里揣着个大信封去了领导家。

周一上班，领导把小赵找去，先是表扬，后是批评：你来我家，怎么能连盒月饼也不拎呢?芽空着两手，群众看见了会怎么想?芽只会往坏处想，往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想，下次记住，一定要注意影响，脑筋要多转个弯，这样才更有利于你今后的成长?选

【任法花荐自《金山》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农民的一天　作者：马　德

华北平原持续高温。前些日子回乡下，记录下一个农民在这样高温的日子里一天的生活。

早上５：３０，气温３０度，有些闷热。洗一把脸，背上喷雾器，带上农药，向棉花地进发。大大小小的农药瓶一字排开，摆在地边上。勾兑好了，与３０多斤水混合，背上。３００米长的地垄，一次喷两垄。到７：３０，用一台老式手动喷雾器，喷完三亩地。

８：３０，气温开始上升。简单吃完早饭，到邻村赶集。在集市上讨价还价，分别用８元和６元，为家里的孩子——姊妹俩买下两双凉鞋。

近１０：００的时候，茄子地。温度已经接近３５度，刚刚下过雨的地面，蒸腾出一阵一阵的热浪，人仿佛在蒸笼里一般。摘茄子，装车，向３０里以外的菜市进发。

菜市人多，排队。好容易排到，收菜的老板突然嚷着要调低茄子的收购价，由每斤４毛降到３毛５分钱。咬咬牙，卖掉。一车茄子，卖得８３元。

车开出菜市的时候，是中午１２点钟，口渴难耐，问矿泉水，一瓶两元多，没舍得买。问冰棍，最便宜的也得五毛，没舍得买。找了半天，在市场的拐角处找到一个凉水管，咕咚咕咚灌半天。

回到家，已是下午１：００，气温近４０度。吃完饭，打盹片刻，起来后，开始修理四处是毛病的老式喷雾器。

２：３０，棉花地，经过一中午的暴晒，地里的温度仿佛已经不止４０度，热浪一阵一阵地往上涌。沿着地垄，一行一行地给棉花掐尖，打叉。随身带的手巾，每一次擦过汗后，都能拧出水来。

４：００的时候，村里来了收玉米的，回去卖了家里积存的２０００多斤玉米。春天的时候，有来收的，６毛一斤，没舍得卖。本指望多放一段时间，会卖出一个好价钱，然而最近一段雨水多，好多玉米开始霉变，不能久存。今天，只好以５毛７分钱卖出去。所得的１０００元钱仔细藏好，预备给上高中的大小子当秋天的学费。

５：００的时候，气温开始回落，但也在３５度左右。重新操持起喷雾器，到花生地，给花生喷药。

６：３０的时候，镇代销点来要账，还了一夏天赊欠的化肥农药款计６５０多元。

还完账，天还没有黑，重新返回花生地。兑药，装水，背上喷雾器。到８：００的时候，喷完将近两亩的花生。

８：００，绕道到村西，同村的一位老人过世，过去帮忙，并随上１０元钱的“份子”。聚在一起的人，开始谈论今年的棉花，谈到“抗虫棉”如何不抗虫，谈到今年的病虫如何顽固，并各自表达了今年的棉花会不会像去年的红辣椒一样，最终连成本也收不回来的担心。

９：３０，再回到家。院子里无月无风，沉闷得有些憋气。早已煮好的面条已经烂在盆里，吃完后，倒头躺在炕上，昏昏睡去……

我不清楚，一个城里人看到这笔流水账，有何感触。

【高远荐自《文苑》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日】

卖淫女的“幸福憧憬”让人悲酸　作者：吴　钩

９月１７日《兰州晨报》报道，在兰州火车站附近，一名卖淫女不幸被嫖客勒死，警方在收拾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这名卖淫女写的日记。令办案警官感到十分震惊的是，日记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死者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她渴望经过努力打拼能拥有漂亮房子、可爱小孩的幸福憧憬。在一个偌大的信封里，还装着一千多颗纸叠的心，每一个上面都写着丈夫的名字以及自己的愿望。

谁能想到在一名卖淫女的内心深处，竟然埋藏着如此深沉的爱与梦想？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卖淫女视为从肉体到灵魂都自甘堕落的人，对她们充满了鄙视。即使是专门研究特殊人群心理的办案警官，也对卖淫女鲜为人知的深情一面“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原来以为卖淫女不可能有什么真情可言”。

然而，卖淫女其实也是人，常人所应有的对亲人的眷恋、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有些卖淫女也拥有。因此，人们应该惊讶的，不应该是卖淫女也有感情、也有对幸福的憧憬，而是一名怀着幸福憧憬的女子，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出卖肉体的不归路？毕竟，从事这样一种职业，不但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压力，遭受欺凌也是家常便饭。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的调查，卖淫女“第一次卖淫的原因有相当大比例是由于贫困。为了生计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许多卖淫女的亲属也默许妻子或女儿从事这种羞耻的营生”。看来，现实的残酷或许正在于此：对于那些身份卑微、难以获取正当职业的女性来说，她们要实现一个并不奢侈的梦想，过上有房子、能抚养孩子的“幸福生活”，就不得不先出卖自己的肉体与尊严，用这种屈辱的“努力打拼”换取幸福的明日生活。

一名怀着幸福憧憬的卖淫女，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底层小人物的窘迫以及追求幸福的艰辛。与其说这是她们个人的不幸和耻辱，不如说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羞耻。这是因为，如果她们能通过合法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每一个怀着爱和梦想的人可以有尊严地追求幸福的生活，谁又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呢？

面对一本记录着一名卖淫女爱与梦想的日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心怀悲酸。

【郑慧清荐自《齐鲁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作者：严　秀

严秀先生简介

原名曾彦修。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生于四川宜宾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１９４４年４月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５０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１９５４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工作。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领导工作。１９７９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他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编辑出版岗位上，重视学术情报，曾领导编制《世界学术名著翻译选题规划》。他在杂文理论和创作上也很有成就，发表过大量杂文作品。１９８３年离休后，专心从事杂文的编辑工作。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荟萃》丛书《青年杂文选》等，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等。

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文章，甚至是一些号召叫做“管好身边人”，这身边人大概是指配偶、子女和秘书等吧。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个提法颇感惊奇，正像号召共产党领导人要”廉政”一样，我也一直对此同样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何谓“廉政”？不就是不贪污、不敲竹杠、不营私舞弊么，就是说，不要做贪官污吏，这算什么标准呢！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贪污、不盗窃?穴不好听吧？其实，廉政的意思就是如此，即只收俸禄以内的收入?雪，实实在在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起码做人标准。

“管好身边人”，开始我也觉得同样可笑，共产党员要管好一个部、一个省、一个所、一个局、一个县、一个公司……他要禁绝所辖范围内的一切贪污舞弊，怎么连“身边人”也管不好呢？不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事，连“齐家”都办不到的人，“修身”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修身不能不包括齐家在内，如果身边的人五毒俱全，自己就那么纯洁如玉吗？会不会也有点《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的味道呢？

现在大家都在谈悬鱼太守的故事，我也来凑个热闹，说说“身无长物”的故事?穴长，去声，读如丈；长物，多余的东西?雪。这是东晋时期一个高官王恭的故事。有一次他从会稽?穴今浙江绍兴一带?雪回到京师建业?穴今南京市?雪，他的叔父王忱去看他，一屁股坐到竹席上，好不快哉！于是叔叔对侄儿说，卿从那边来，这东西不稀奇，送给我一张吧！王恭即命人将此席送去，自己又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此事被叔父得知，便对侄儿说：“‘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穴《晋书·王忱传》及《世说新语》均载有此事，“世说”先出，且较生动，此处引“世说”文字。?雪这就留下了“身无长物”这么一句光照千秋的美谈。一个“身无长物”的旧时的高官，与某些贪污腐化、腰缠万贯、车府成群、外室成行的大中小党员官员比起来，如北京那个王宝森副市长什么的，究竟哪个有点人味呢？当然是一千七百多年前那个“身无长物”的王恭倒更像一个人。

话转回到曾国藩家书来。此书我曾读过两遍。第一次在延安，是听毛泽东说“曾国藩家书也可以看看”的非正式传言之后很久才看的，第二次是解放后购得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之后看的，觉得受益不浅。（我家这些书连同陈独秀、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人的书都已经在“文革”时作废纸紧急处理了。?雪那家书的史料价值也不小，这一点此处不去谈它了，这里只说一点曾国藩治家的严明作风。他长年在外指挥作战?穴攻打太平天国?雪，留一个弟弟曾国华在湖南湘乡县乡下主持家务。曾国藩不断地与家中有书信来往，几乎封封信都是告诫家人要勤俭持家，切勿摆富贵架子的。曾国藩反复对弟弟讲，历来的巨室豪门，几乎没有持续三代的，不是败在第二代手里，就是彻底垮在第三代手里。?穴广东话骂人“二世祖”或“二世主”，就是说第二代就堕落得不像样子了。?雪他反复要家人以此为戒。他强调家境要不垮，就必须抓住“书蔬鱼猪”四字不放，即自行经营或动手干农副业生产，还要加紧读书?穴当然是为了做官?雪，家业家声才不会败坏下来。他警告家中，切不可仗势欺人，要和睦邻里，周济贫困。他告诫弟弟曾国华进城?穴县城，距曾宅４０里?雪办事，能走路即走路，尽量不坐轿子。要即去即回，尤其不要去拜望知县，免去结交官府之嫌。他也不时叫人送点银子回家，数目都不大，以几十两、百把两的时候为多，而且有些是指名用以周济穷困本家及亲友的，谁家几两，谁家几两，都清清楚楚。家信中语多亲切平常，并不带多少教训口气，易于使人接受。对于他在家中的儿子曾纪泽的读书，尤其管教甚殷，经常要文章和习字去看，然后复信一一指出优缺点。曾纪泽后来成了清末有贡献的爱国外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穴手边无书，上述银两数可能不精确?雪

我在南京及湖南均曾请教过一些同志，回答都是说曾家的后人，不听说有衰败得不像样子的，大多有所成就。例如，曾昭抡、曾昭权、曾宝荪等，都是他家的直系后代。还有一位在台湾做大学校长，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了。这与曾国藩一贯的严于家教而又善于家教，是不是有点关系呢？

现在管不好身边人?穴主要是后代?雪的大小官员，好像不在少数，因特转介曾国藩治家二三事，藉供有心人参考，幸垂察焉。不过，我明知这大约是白费力的事，并不真想有谁会去听我的废话的，自求解闷而已。

【皮波荐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千万不要胡吹　作者：严　秀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忙于谈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２１世纪的世界文化是儒学思想领导的文化，２１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文字是汉语和中文等等……一句话，在２１世纪内，中国会把全世界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我看，这完全是在胡说一气。要西方人放弃拼音文字来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要西方人放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口号来采用中国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的思想道德规范？要人家都放弃交响乐来听我们的威风锣鼓？要人家放弃芭蕾舞来演我们的跑旱船？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都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无可理喻了。

现在中国不仅已经吃了几年饱饭（但是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哩！），而且国家比“文革”前和“文革”时期，都确实有了根本的不同，国家是大大地飞速前进了，面貌可谓大为改观了，人们当然会因此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在这种时节，会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看来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还相当落后，在见识上同应有的世界水平似乎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所以才会说出种种离奇古怪的胡话。

这回大说特说的胡话，倒不是要天天斗、一天到晚要去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之类的空话了，相反的是一些更加怪异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然讲：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电视、报刊上常见，字体很大，当然主要是在信口开河的讲话和广告中，但是有些正式的文章也在这么大讲特讲。这算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在公开的胡说八道。难道中国要做宰割全世界的秦始皇？胡吹这类东西，真可说是愚昧到了极点。

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大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口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加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还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至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就又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选自《中国百姓看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叶剑英的两句名言　作者：严　秀

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在华南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他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特别是当时《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也叫十六字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诀。叶帅又十分注意华南比较突出的地方特点，经常处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中，而又比较民主。几年间我没有看见他贸然决定过问题。所以，我那时对这位“参座”是十分钦佩的。再加他常常出口成章，历史典故与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都能为他所妙用。叶在小会上常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以此教育他的下级同志。难的是他在行动上也是如此，我没有看见他在会上随便地决定过一个问题，总是细致地作多方面的考虑，还要反复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试想想，一个高级领导人如果同上述这两句话老是对着干，其结果如何，不言自明。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旬，解放广州后不久，叶剑英、方方两位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大致每周都要召开一种名为分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会，实即后来的所谓“高干会议”，因为真正的常委不过２－４人，有时甚至就是叶、方二人。我是１９４９年夏在北京时就调入华南分局工作的，是这个“扩大会议”的固定列席人之一。列席的总人数大约２０人左右，是分局、省府、广州市委、市府领导和十五兵团司令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等人。

叶在这个会上，常说的两句话是：

“不怕不做事前诸葛亮，就怕不做事后诸葛亮”。

“不怕事前不研究，就怕临事不研究”。

他说，谁能事事都能如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呢？何况那只是小说上说的，诸葛亮自己也办不到，不然他怎么会失街亭呢？我们平常人根本不可能在事先对一切都料事如神，我们不怕做不成事前诸葛亮，就怕事后也不做诸葛亮，即不去总结经验教训。那样，我们就会重犯错误，屡犯错误，得不到进步。

叶又常说，我们都是从山沟里钻出来的，少数同志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几乎一切都很生疏，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哪一件事是我们事先一一研究过的呢，根本不可能。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临事还不研究，依靠老一套老经验来应付，这就可能处处碰壁了。所以，最可怕的还是临事不研究。孔子说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们就要学习这种态度。毛主席生来就会打仗？还不是临事研究出来的一套办法。李德就是临事也不研究，也不学习，要照他外国的老一套办，所以失败了。对我们新进城的干部来说，最怕的就是临事不研究。上面这些话是我综合他多次讲话意思而成。叶讲这些，每次都只三五句，铿锵有力，斩钉截铁。

叶剑英不仅是这样讲，更是这样做的。例如，大概在１９５１年前后，叶和方方同志常召集一些业务学习性质的会议，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次共四个半天的会议，省市党政单位司局长以上干部全参加了，恐怕有１００多人，是在东山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内那两个大小相连的客厅或会议室举行的，有些参加者还得坐在门外。一次是讲如何在海南岛种植橡胶问题，一次是讲在华南修筑战略公路问题，各讲了两次。教师是两个苏联专家。这两个专家看来很有真本事，讲的非常深入具体而生动，确是两个好老师。这些问题，除了农业所与交通所之外，其他听课干部，大都与此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培养干部来说，对于这等大事，都应该多学点具体知识，多学点新事物，就可以举一反三，使他们少来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任意胡来了。而这些正是建设新国家必不可少的起码素养。这正是叶剑英在培养干部上能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完全正确的方针。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这么做过？

可是，叶剑英继方方之后也被批评了，这两位既抓阶级斗争，又认真抓经济建设的好领导，方方先被批判撤职，叶不久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调离广州了。

我是一个在华南工作了６个年头，实际上是占据较高职位但不很称职的南下干部，可我连任何一点“地方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过。因此，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在广东开展的激烈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中，我觉得完全是一场空对空的战争，我始终未讲过一个字。我在好几年前在广东的党史刊物上发表过长文，说《广东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即是说压根儿没有“地方主义”这回事，就像“文革”中的“二月兵变”一样，我以为连影子也没有。

叶、方作为方面大员，威信确是很高的，这从最高往下看，不是好现象。但反过来就好吗？你到广东去看看，老同志们至今还是盛赞叶、方的，叶、方，包括广州代市长朱光同志在内，口碑都是好的。

【选自《广州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１日】

有很多顾准　作者：黄一龙

有几位学者曾经就顾准的《商城日记》和《息县日记》里存在的明显矛盾，讨论究竟这算不算得存在“两个顾准”的证明。论辩双方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学养不够，不想也无力掺和进去。这里只是借他们的题目，讲另外的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以至在人类思想史上，中国共产党贡献了一个顾准，我以为是本党很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多矣，但是真正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者，除了循例计入的领袖人物以外，鲜矣。而顾准就是鲜有的一个，假使不是唯一的话。

党史ＡＢＣ告诉我们，中共自准备建立时起，就年年月月天天在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从１９２１年算起，已经八十几年了；几亿（后来是十几亿）人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凡八十多年，何以只出了个把可以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原因实宜探究。

依我的研究，其实顾准这样的人，曾经是很多的。

他们在哪里呢？

顾准死于“文化大革命”末期。他偷偷摸摸写下的主要著作，实际上是与其表弟陈敏之的通信。当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有这样一位既有理论素养，又可推心置腹的亲戚，其人出现的可能性应该很小，最多不过十分之一吧。可是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它表示至少那时还有另外九个“顾准”，满肚子和顾准一样可贵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找不到人交流，找不到人对他的著作秘密保存于当时和整理发表于以后，而淹没无闻了。于是我们得到了十个顾准，到文化大革命收场的时候，其中的九位，连思想的痕迹都未曾留下。

而在此以前，十位顾准都生活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之下，头上悬着“公安六条”之剑，稍有异端思想，就有刑狱之灾杀头之灾。像他们那样把思想包装的严严密密，滴水不透，在遍地鹰犬的眼睛鼻子底下，居然未被发现，这样的可能性又该有多大？又算十分之一吧。那十分之九的人即９０位可能的顾准哪里去了？被“全面专政”了啊！我们现在还知道姓名的，就有张志新、王申酉、遇罗克诸位，他们都是与顾准站在同一高峰的伟大思想家。那么请记住，当“史无前例”的那场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至少能有一百位顾准！

还没完呢。这一百位顾准，乃是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洗礼而继续思考的头脑。从“《武训传》批判”开始年年不断、到１９５７年的“阳谋”达到高峰、专整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其实乃是在大批知识精英里面选拔杰出精英的运动。群众揭发，领导排队，深挖细查，批倒批臭，层层上报，党委定案；凡此种种，无非是从大批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人士里面，选出特别诚实而坚定的人来。须知自由、独立的品格再加上诚实而坚定，正是成为伟大思想家的必要条件。几次运动下来，这些人士纷纷落网。唐太宗当年开科取士，看见赶考的生员手捧纸笔鱼贯入场，大喜曰“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我们的政治运动，乃是另一种使“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的高招，而且成绩斐然，仅“右派”就选出五十多万。五十多万精英分子自然不可能都达到顾准的水平并取得他的成就，但是再在他们当中百里挑一也有五千多位、千里挑一也有五百多呀。五百乃至五千多“准顾准”为何到了“文革”以前只剩一百了？这就是当时和唐朝不一样的地方了。把一时才俊通过运动选拔出来，不是为了发挥其才智，而是为了摧残之，办法就是“杀”“关”“管”。——虽说搞运动的规则里，上面有言“一个不杀”，但是也像有“言者无罪”之言一样，说说而已，不算数的。仅我所知，就有两位风华正茂的女杰，从大学里面被选成右派以后杀掉了。一是北京大学学生林昭，她的惨案已经遮盖不住，如今广为人知了；另一位的事还被藏着掖着，乃是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关进监狱以后又被拉出去“公判”死刑，行刑办法是让“贫下中农”用锄头砸死。其他被处死的，记得还有；未“处”而劳改累死的病死的，就一定还有而且一定不少。至于捡得一条命的人，对他们或关或管，实行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以便树立依赖的思想服从的精神，养成虚伪而懦弱的品格。在这些法宝的摧残下，像吕荧、路翎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物，只好发疯。其他的多数，也就好歹苟全性命于治世，不敢闻达于官方了。这就是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准顾准”的下场！

毛泽东当年曾经希望，中共党内能有上百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所指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无畏地探讨人类解放道路的思想家如顾准者，那么当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共或中国或中华民族，至少已经拥有好几百甚至好几千潜在的伟大思想家。如果不对他们实行逆选拔逆淘汰而让他们也“从此站起来”，我们早就会迎来一个诸子百家蜂起，宏篇巨制纷呈的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又何至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顾准偷偷摸摸研究“希腊城邦”，何至于麻烦那么些博士博导偷偷摸摸抄袭外国论文去“繁荣学术研究”！

【选自《海上文坛》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好事情　作者：党国英

按我有限的知识和观感，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从乡间老夫到都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有不少人能够对国计民生、道德文章这些衣食住行之外的事情议论风生。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比如，９月２７曾举行的个税听证会，就曾引起百姓的热烈议论；但是，百姓普遍热衷议政，也未必值得赞扬。

“百姓议政”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下述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可能是中国某种历史遗产的影响。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中国的疆域很大，各王朝政权掌握了很多资源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王朝的一举一动对小百姓的生计有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务。中国还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还有可能通过考场折桂获取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至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相比之下，西欧社会的底层社区有自治传统，社会等级也相对稳定，小百姓又不读书、不识字，国家大事便成了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关心的事。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够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耳濡目染会受到父母辈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传统社会的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也就自然关心政治。你想，皇帝的子女不管他是不是成器，也注定要做皇帝，能让人放心吗？一个王朝到了末代，有皇帝在得知百姓没饭吃时，竟然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吃肉，这样的皇帝是无法让百姓放心的。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这２０多年里，也发明了一些政治家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结果就比没有这种制度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老百姓的全部私人事务不需要政治来介入，一部分公共事务也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商量着来办。但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太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那就麻烦了。

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

看起来，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认识的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的，其实很不一定。

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之下，这种情形都需要警惕。

要消除百姓普遍议政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大的思路还是能够找到的。老百姓要议政不能去堵。要使议政行为在一种制度设计下进行。人们议政的热情是有差别的，可以在反复的活动中“发现”那些最具热情的议政人士，给他们专门的议政舞台。经过一个时期的磨合，也就会有专业化的政治家涌现出来，其他老百姓对政治的关心就会少些。中国也已经初步发明了这样的制度。去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５０周年；有了５０年的历史，大家在肯定这个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自然会发现它的一些不足，自然会去想办法做进一步的改革，使这个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选自《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

百姓热衷议政怎么成了问题　作者：耕　尘

新京报１０月２日载文《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好事情》，作者党国英先生披露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而欧美人只把政治交给一些精英阶层去处理。而且据党国英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的这种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的现象，可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我们首先有必要来认定一下这个现象：即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比欧美人更关心国家大事。

先说欧美人吧：我是一个党先生眼中最普通的那种老百姓，知识比起党先生来是无法比拟的有限。但我从我接触到的极少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分明得到一个印象，即西方学者认同普通百姓的关心政治。我在读孟德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分明读到过这样的文字，作者认为，当国民被金钱腐化了之后，变得冷静了，热衷于金钱而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不关心政府和政府所打算做的事情，而只是安静地等待着报酬。这样一种情况是共和政体的国家所最应该警惕的，意味着国家的整个政治运作面临崩溃。我知道孟氏在西方的地位就如我们中国的孔子，他的思想决定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基础。所以，我不知道党先生何以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做出了那样的误读。而说到观感，的确很惭愧，我平生到过最南的地方是湖南湘潭，最北到过的地方是河北秦皇岛，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切身感受。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发达的传媒技术让我对这些内容也会稍微知道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来说，似乎却并不象党先生所说地那样普通人对政治一点也不去关心，倒是那种涉及社会政治议题的示威游行不断；即使在国家向外派兵这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讨论的问题上，居然也有“反战母亲”到白宫前面去示威。

再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确曾有普通百姓议政的好传统，比如《左传》记载那个鲁国的平头百姓曹刿，他并且认为那些贵族们最没有政治远见。此外也还有一副内容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似乎也在印证着党国英先生“中国普通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也分明记得自从秦统一中国之后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一个处世哲学，即“莫谈国事”；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似乎也从不缺乏因为所谓的“议政”——其实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而入狱者，类似清代“文字狱”的残酷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并不鲜见。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不难看出我们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非常忌讳普通百议政的，这也决定了我们中国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有“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之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来看，所谓普通百姓的议政，只不过是中国普通百姓一直以来的一种幻想。所以，说到党先生以一些类似“个税听证”之类活动中百姓们说了一些话，便认定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更关心国家大事，实在有证据不足的嫌疑。

因此，我觉得党先生之“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可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的论调让我觉得来得极其突兀，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健康的转化迹象啊，为什么让党先生如此忧心忡忡呢？当然，我也可以从党先生幻觉之西方所谓“精英政治”的推崇中推测党先生作出这样一种推论的用义所在，即：党先生是要维护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的话语霸权！

是啊，您看，这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精英阶层”代名词的“专家”们受到了普通百姓多么强烈的抨击啊。从“郎顾之争”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到那位说中国的官民比低于美国的专家、再到那位认为中国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北京审计学会会长、直至林毅夫先生的“个税改革不宜带有仇富心态”的高论，都在普通百姓们的质疑中大丢面子。而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党国英先生是当然的“专家”，是当然的“精英阶层”，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便来为“精英阶层”们的遭遇表示一点不平，也正常吧。但是，如果因此而想剥夺中国普通百姓的议政权利，恐怕实在是与社会发展潮流不符，难以办到。

【选自《新闻广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

奈何朝杀而暮犯？　作者：申全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肯在整肃吏治、惩治腐败上下大功夫者，朱元璋当是其一。他出身贫苦，造反起家，自幼饱尝过元朝官吏的压榨欺凌之苦，恨透了贪官污吏。基于此，他在登基掌权后，立即大刀阔斧?熏多管齐下地整肃吏治，以防止新王朝的腐化。

一曰，训话诫勉。朱元璋在地方官员上任之前，总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如何正确对待低收入，如何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他说，老老实实守住自己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住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水不会干。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一旦事发，受牢狱之刑，服劳役之苦，甚至家破人亡，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也非属己有。所以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他告试官员们：“朕行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尔等若是不听话，硬是要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还花了两年时间编成《大诰》一书，辑录大量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要求广泛宣传。洪武二十五年，又偏《醒贪简要录》，颁布全国以警戒官员。

二曰，奖掖清官。出使高丽的使臣符宝郎锲斯，任内不收该国馈赠，朱元璋亲笔为其题词：“不辱使命，廉洁可风”，以此勉励他。苏州知府王兴宗、杭州知府王兴福都因廉洁奉公受到朱元璋的嘉奖，并得到提拔重用。

三曰，监督考核。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把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吏。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十三道监察御吏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此外，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监察是不定期的检查，考核则是定期的检查。朱元璋亲自组织制定了各级官员的《到任须知》、《责任条例》、《诸司职掌》等，一条一条规定各级官员的任务和责任，并定期逐级考核，作为奖惩升降官员的依据。

四曰，鼓励举报。朱元璋布告全国，鼓励百姓举报有贪污行为的地方官员，甚至可以将贪官捉住赴京控告。常熟县一县民陈寿六将贪赃县官擒拿赴京，朱元璋大加嘉奖，还特意告诫，不准对陈寿六打击报复。

五曰，重刑惩治。朱元璋下决心肃清贪污受贿，规定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还以挑筋、断指、削膝盖、断手等酷刑对贪官加以严惩，甚至推出“剥皮实草”的极刑，把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皮场庙”去生扒活剥，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石灰，做成“臭皮统”，挂在贪官任职的公座之旁，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腐败进行斗争最猛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

应该说，朱元璋为清除腐败、整肃吏治而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决心不可谓不坚决，设想不可谓不周密，刑罚不可谓不严酷。这些做法，尽管朱元璋在世时确实也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贪污受贿现象的蔓延。朱元璋苦口婆心地对官员们的训诫谈话，只是对新任官员还起点作用，任职时间一长就成了耳旁风。官员做官时间越长，自律能力就越弱，直到完全堕落。洪武１８年（１３８６年），朱元璋慨叹道：“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朱元璋对地方官员实行监察考核制度，应该说是个比较好的制度。刚开始尚行之有效，但到后来，渐渐也变成了表面文章，走走过场而己。特别让朱元璋大伤脑筋的是，他专门设置的用以监督各级官吏行为的都察院御吏和六科给事中的官员也不自爱自重，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劣迹。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吏，尽管杀了多少万人，效果也是不大，贪官污吏依然是前仆后继，杀不完，斩不尽，气得朱元璋捶头顿足，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奈何朝杀而暮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权力对一般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可能放弃皇权专制的朱元璋又怎么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呢？

【翟明荐自《点点文学》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荐稿人语：无论朱皇帝采取什么政策，只证明了一点，不靠制度是无法防止腐败的，杀不是办法。杀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小岗村咋就“穷得不能再穷”？　作者：曹友琴

２７年前的安徽小岗村，１８户农民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搞起“大包干”，不仅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大包干”很神奇，土地还是那么多土地，农民还是两只手，可一下子就成倍地喷出吃不完的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饱了肚子，随之，我国经济就开始腾飞了。然而，站在时代前面的小岗村，走到今天，却是“家底都快被掏空了”，“连小岗村周围的一些村庄的经济形势都远远超过了小岗村”。小岗村已经是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

为什么“穷得不能再穷”？

首先是传统的“吃老本”观念作怪。小岗村“大包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现和首肯，影响巨大。小岗村无疑立了大功。个人有贡献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小岗村的小农焉能例外？想着国家总会不断拿钱扶持它，至少不会让小岗村这面旗帜下的人过得不如人。于是，小岗人变得“越来越懒”，而懒惰总与贫困是亲家，焉能不穷？

其次是小岗村“样板”观念作怪。小岗村名声大噪之后，就有人大力把它作为“样板”宣传了。从我们经历的“样板”来看，一旦发生“样板”旋涡，就难免陷入僵化泥淖，丢掉实事求是精神，丢掉创造性，变得没有生机。这顶“样板”的鲜亮帽子，使得小岗村就只知坚守“大包干”，不想或想不到走向市场，不想或想不到创新，去拼搏致富。而政府又没有及时引导小岗村积极融入市场经济，让它一直“样板”下去，结果只能堕入贫困悲哀的境地。

三是政风的悲哀。小岗村当地政府，只知道小岗村出名为他们争来了脸面，争来了向上的阶梯。他们千方百计为小岗村装饰，使出惯用的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的手段。凡是上边来人看看小岗村，他们早早预先布置，谁都得说，“形势一派大好”。花钱搞“脸面工程”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修起了通往小岗村的高级公路，让领导过来视察得舒服；村头修起巨大牌楼，一进村就让你感受小岗村气势；主要大道两侧修建漂亮的农家院落，好遮掩后面藏着的破烂民居。最近又将建成一座耗资３００多万的“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的贫困折射出当地政府政风的浮躁。

最后，小岗村之穷困也折射出公众话语的弱势。小岗村不是最近三五年才出现穷困的。那些敢于冒杀头之险去搞“大包干”的农民，怎么一下子都不敢讲真话反映真相呢？是他们根本没有讲，还是不让他们讲呢？是没有地方讲，还是讲了也没人听呢？如果某些“公仆”因为习惯于前呼后拥看不到也听不到小岗村的贫困真相，那么，我们那些自诩嗅觉灵敏的“无冕之王”怎么也患上了失语症呢？就是这次小岗村真相，也是“本地新闻外地报”的《广州日报》先曝光的。我们的大众媒体应是公众话语阵地，连明星的小猫小狗也关注的媒体，对小岗村的真相，怎么就长期保持沉默呢？

小岗村的贫困不仅是一个村庄的问题，它所折射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值得深思一番。

【眼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

李敖妙语录　作者：李　敖

李敖说男女

□ 男女之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

□ 有时一个男人不想重婚的原因，不是不想讨两个老婆，而是不想看到两个丈母娘。

□ 对体重２００磅的人来说，当务之急已不是减肥，而是找到２０５磅的人站在他前面。

□ 如果你的子女已满四十岁，你就不要再瞒你自己的年龄了，再瞒下去他们都变成私生子了。

□ 结婚多次的男人比结婚多年的男人快乐，结婚多年的男人比结婚多次的男人幸福；多次不结婚的男人比结婚多次的男人更了解婚姻，多次结婚的男人比多次不结婚的男人更了解女人。

□ 最聪明的女人一涉及自己的感情问题就变成笨蛋；最聪明的男人一涉及自己的感情问题就变成哲学家。聪明的女人投入男人的怀抱，而不落入男人的手掌；聪明的男人对别有怀抱易如反掌。

□ 我二十年前的精神部分，一样都没少，只不过都上升了。我二十年前的肉体部分，一样也没少，只不过都下垂了。

□ 美女穿衣给女人看，脱衣给男人看；丑女穿衣给男人看，脱衣给自己看。

□ 没有丑男人，只有坏男人；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 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眼里出自己。

□ 老兵不会战死，但会死于狼吞虎咽；美女不会饿死，但会死于消化不良。

□ 消灭敌人，要靠朋友；消灭朋友，要靠朋友老婆；消灭朋友老婆，要靠上帝。

□ 成功的丈夫，是钱多到妻子花不完；成功的妻子，是找到这种丈夫。

□ 女人的男人，其实有五个。心中一个，眼中一个，手中一个，怀中一个，梦中一个。以为女人只有一个男人的男人是笨蛋。

□ 有人只知道器材会折旧，不知道折旧的东西可太多了。知识会折旧、同志会折旧、战友会折旧、情人会折旧。不过，情人最好别折旧，情人应该提前报废。

□ 她不需要做爱，但是可以做；他需要做爱，但是可以不做——这是美人与英雄的分野。

李敖说世事

□ 敌人：他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地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 所谓长大，就是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所谓成熟，就是你知道后故意说不知道。

□ 知道看人背后的，是智者和唯美主义者；知道背后看人的，是奸雄。

□ 对敌人，要永远斗争；对朋友，要间歇斗争。

□ 沟通时上餐桌的人，就是作战时上厕所的人。

□ 莽夫的伤在胸前，懦夫的伤在背后，奸夫的伤既在胸前也在背后。

□ 只隔着墙对你笑，而不爬过来的才是好邻居。

□ 买人寿保险和赌徒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死了才会赢，后者赢了才会死。

□ 当我发现我会把会计小姐用计算器算出来的数字，要用笔算一次才放心时，我惊醒什么是代沟了。

□ 人生第一快乐是做到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人生第二快乐是做到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 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我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二、我无法坐在台下去听李敖的精彩演说。

□ 怕死的人会死好多次，不敢冒险的人会冒更多的险。

□ 我年轻时候拉着别人跑，我年老时候拉着别人别跑。是进步了？是退步了？我至今茫然不晓。

□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因为仅次于上帝，所以有所不知。

□ 有人穿名牌像地摊货，有人穿地摊货像名牌，有人穿什么都一样，那就是不讲究穿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和中国的李敖先生。

□ 我没有前卫，前卫就是我的锤子；我没有后台，后台就是我的脊梁。

□ 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无论黑老鼠白老鼠，能不被猫抓到的就是好老鼠。

□ 我从不和气生财，我只是咆哮生财。狮子从来不和气，和气就吃不到ｌｉｏｎ＇ｓ ｓｈａｒｅ。

□ 你不能等有了热情才救人，你不能等有了灵感才作文。一如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属于你该做的事，纵属勉强，你也要做。

?眼燕燕荐自《竞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２日?演

荐稿人语：李敖曾经自诩，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第一是李敖，第二是李敖，第三还是李敖；亦称“其文五百年不朽，其人一千年不朽；一千年后，世界末日，什么都朽了”。李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察“言”观“行”，尤其是李敖的“言”。现在我向贵刊推荐其部分言论，聊以管窥其人。

非常道：１８４０－１９９９的中国话语　作者：余世存

□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１０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１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１０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１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是女作家简·奥斯丁的著名小说），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 １９３８年４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就答应了。不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 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 １９３８年１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选自《非常道：１８４０－１９９９的中国话语》社科文献出版社】

官场漫思录　作者：龙　文

□当官的人一辈子爬梯子，那梯子是横在地面的，躬着身子往前爬，还误以为是向上爬，到头来却一步也没有离开地面。

□要让老百姓不怕官很简单，让官怕老百姓就行了。

□威力无比的权力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双刃剑；令人心旌摇曳的金钱是一沓沓送你上西天的纸钱；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色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

□权力是一枚公章，盖到哪儿都管用；权力是一张绿卡，走到哪里都放行；权力是一只千斤顶，大小问题皆能擎起；权力是一面镜子，人生百态尽现其中。

□对贪官而言，情侣恩爱换来的是披枷戴锁，高级住宅带来的是铁窗苦泪，富贵功名争来的是荒野死囚，风月美色换来的是败身辱家。

□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是横在为官者面前的三道“关卡”。每个为官者都应知道，过不了这三道“关卡”，就可能要过“双规”、逮捕、判刑这三道“关卡”。

□职务是一只翅膀受伤的俊鸟，权力是得了狂犬病的宠物。升官是发财的必要前提，发财是升官的必然结果。

□摧毁一个单位最简捷的办法是制造这么一种情景：只要拍马屁就可以得到重用。

□越不善良的人越爱说自己善良，越不正派的人越爱说自己正派，越是腐败的人越爱说自己廉洁。

□做奴仆时越卑贱，做主子时就越残暴，追求权力时不要自己的人格尊严，享受权力时也不会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

□要敬许多位菩萨，可怕；如果只敬一位菩萨，更可怕；一旦敬了一位菩萨，便不许再敬另一位菩萨，那就十分可怕。

□提拔你的是上面，决定你前途和命运的是上面，你只要对上面负责就行，你所做的一切只需要上面认可就行，下面怎么样你根本不用考虑。

□主子的威风是仆人创造出来的，领袖的威风是追随者创造出来的，大官的威风是奴才创造出来的。

□能拉的关系尽量拉，拉上的关系不能丢，说有利于领导的话，做有利于领导的事，呵护全面，粘补细节，为领导全力以赴，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某官的四项承诺：保证不为官一任造祸八方；保证在离退休之前不突击提拔干部；保证不用公款赌博；保证不贪污受贿。

□会什么不能讲，那样会变成自我吹嘘；不会什么不能讲，那样会被当作无能。实话不能讲，那样会被认为不懂圆滑；客套话不能讲，那样会被视作虚伪。

【燕燕荐自《法制时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日】

思想之断想　作者：春　翔

一

思想是什么？一些人把她当成盛钱的皮袋子，而当她不能用来装钱甚至可能带来危险时，就赶紧离开她，把她抛到一边，或冷嘲热讽，嗤之以鼻。国人大多重视实惠而鄙夷虚幻，很少有人能够用全部身心去拥抱思想，并把她当成毕生之追求。中华民族几千年之漫长历史中，很少见新思想之闪光，更不要说那照亮民族腾飞新思想之火炬了。

二

思想是什么？一些人把她当成洪水猛兽，或建造牢房或构筑堤坝加以防范，以阻止那涓涓溪流汇成汹涌澎湃之江河；把闪光的刺刀对准女儿丰满之胸脯，用黑洞洞的枪口抵住男儿不屈之头颅。在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新思想之成长格外艰难，每行一步无不流淌着志士的鲜血，饱蘸着求索者之艰辛，和踏着战死了的勇士之尸骨。

三

思想是什么？她是岩石下蜿蜒生长的幼芽，尽管巨石压迫，风刀霜剑，但她始终顽强地生长着，发展着，壮大着。某些幼芽也许夭折，但由于根系尚存，种子也已撒遍大地，所以她并不会死亡。人们啊，坚信吧，必将有那么一天，她将以自己独特的笑容傲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灾难的世界。

四

思想是什么？她是一个泥潭，一个陷阱，你追求她，拥抱她，便是往泥潭中陷，而对她之忠诚可能使你沉没于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时你也会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呢。因为，你心中有一种蓬勃的力，一种神奇的光，虽不幸也会感到幸福与快乐，虽在那窒息的地方也会看到光明与希望。人们啊，用全部身心拥抱思想仙子吧！

五

思想是什么？她是开山之巨斧，披荆斩棘之利剑；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能够摧毁一切而不能被一切摧毁。她也有遭难之时，但当用大炮瞄准她时，用镣铐禁锢她时，于无声中便会听到远方天际滚滚而来巨雷之轰鸣，昭示她之生命将大放光芒。思想将打弯刺刀，她高贵的头颅永远不会被斩杀。

六

思想是什么？她是我朝夕相伴永不分离之恋人；危险，受刑，所有厄运都不能使我与之分离。我可以抛弃一切，包括生命与康健，惟独不能抛弃这一坚贞之恋人。她常驻我心中，搀扶着我，给我启示，教我汲取，犹如我之灵魂；而如果没有了她，生活便没有意义，不过移动着的一个没有灵魂之臭衣架矣。

【选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

凡人偶感　作者：佚名

□自认为聪明之时，其实正干着傻事。

□人不是被他憎恨的东西害了，而是被他喜爱的东西害了。

□人出类拔萃是好事，也是坏事，那要看在什么环境条件下。

□小燕用津液一口一口垒成繁衍后代的小窝，人类都不放过，那雁过拔毛，还值得一说吗？

□古汉语这样解释贫穷：贫是没钱，穷是没有官位。明白了为什么叫贫农或贫下中农，而不叫穷农或穷下中农了。

□对人嫉恨会“流血”的，因为嫉恨是一把无形的刀。

□女人出卖色相和男人出卖人格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鸿鹄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燕雀，那么就要遭到燕雀的聒噪了。聒噪也是折磨人的一种方式。

□毁灭人类世界的不是山崩地裂、洪水、瘟疫，而是崩溃了的良知，泯灭了的人性。

□万马奔腾与万马齐喑，起决定作用的是万马呢？还是负责管万马的人呢？

□螺丝钉获得一个高帽子——螺丝钉精神。无奈的螺丝钉如果有别的位子，会不会抛弃这个冠冕堂皇的帽子？

□多难兴邦？美国并没有几场灾难呢，我们倒是人为的与自然的灾难不断。

【刘兴雨荐自《本溪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日】

处处都有辩证法　作者：李瑞环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简单地说别人的东西都不好，或简单地说我们的东西都不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

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才能改变落后；要学习先进，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要加快发展，加快发展才能赢得人心。

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根本都是个发展问题，中国要解决许多问题关键也在于加快发展。

过去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看，要想红旗不落地，卫星必须早上天。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确有许多实际困难，而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所谓最低要求，是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条件；所谓最高要求，是我们要为之终身奋斗也办不完的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有同无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有异无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

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

长期共存是互相监督的前提，没有长期共存，监督就无从谈起；互相监督是长期共存的目的，离开互相监督，共存就失去意义。

讲原则而不空泛，讲具体而不琐碎。

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不能放在别人的胳膊上。

说什么事情不行、不对容易，而说怎么行、怎么对很难。

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一定多。

许多事情似乎早就明白，如果问上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明白；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就会变糊涂为明白，这个明白才是真明白。

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

领导班子的配备要讲究结构合理。一个班子就像混凝土结构，有钢筋、水泥、沙子、骨料。光是钢筋就没法受压，没有钢筋，混凝土一拉就裂了，所以要讲合理的配比。

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都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

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组织路线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人不能失去群众，群众不接受、不拥护的人，你咕噜半天好话也不行。

领导的威望从哪里来？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靠真心实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领导为群众办事儿，群众为领导作劲儿。

领导者必须要有主见和自信。作为领导者，自己没信心，怎么叫别人对你有信心？自己没主见，遇事拿不出办法，或有办法而不敢决断，别人怎么能遵循和贯彻？

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人家决策时的果断，而看不到人家事前所下的功夫；只看到人家处置问题的自如，而看不到人家平日长期的积累。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张口就说，说了就对；拿来就拍板，拍板就正确。

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把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发挥出去。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积极，如果领导者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这个积极就不如不积极。

履行程序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是有一些“麻烦”，但它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

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在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

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一种好的方法、一个对路的实招，可以下活一盘棋，可以开辟一条道，可以影响一大片。

在工作中注意坚持统筹兼顾，区别轻重缓急，讲求先行后续，实行配套推进。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渐进性、同步性是讲协调，迂回性就是有时候得停一下、转个弯。

现在说，不能老用老办法，或者，老的东西不能丢，这都不完全对。老办法里面有优良传统，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很好继承；老办法里面也的确有过时的，不能抱住不放。

坚持不是简单照搬，而是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在坚持中前进；继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新情况，创造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抛弃过时的，创造新鲜的。

形式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形式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但形式主义是不能要的，因为形式主义不讲实效、劳民伤财，有些已发展到误事误国的地步。

政绩是要讲的，因为政绩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政绩工程”是不能搞的，因为“政绩工程”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有些甚至用老百姓的救命钱往自己脸上贴金。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中国人只要自己不内耗，别人是打不垮的。

问题当然要正视而不能回避，缺点当然要改正而不可掩饰，情绪当然要理顺而不容大意。但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不应成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应成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根据；不应成为心烦气躁、怨天尤人的借口，而应成为磨炼意志、施展才干的机会。

要叫别人看重自己，首先自己看重自己。

比较是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知长短、见优劣、辨方向。比较，不仅要纵比，而且要横比；不仅要经常比、反复比，而且要多方面比、多角度比。

同志之间应该是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作为领导更要有宽广的胸怀，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要看得远一点，想得大一点，心胸宽一点，姿态高一点。

大家在一起总是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给别人留些存在与活动的余地。如果你挤得人家一点空间都没有，互相一伸胳膊、一伸腿就碰上了，不能怨别人蹬了你，而要怨你自己留给别人的空间太小。

看人必须抓住主要方面，看主要方面是缺点还是优点，既要看缺点对工作有多大害处，更要看优点对事业有多大用处。就一般讲，要先看长处后看短处，发挥长处避其短处，在发挥长处的过程中补其短处；要先看优点后看缺点，在发扬优点的过程中克服缺点。

人心换人心，真诚换真诚。只有真诚地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真诚尊重；批评别人对自己不真诚，首先要反省自己对别人是否有虚假。

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只从一面去想，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换个位置想想。只要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就容易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理解，达到谅解。

有些人专找干事人的毛病，甚至给人家安个小辫子，揪住不放。凡干实事的人，就要说话，就要办事，就要待人。老说话难免有失，老办事难免有错，老待人难免有怨，哪怕是万分之一。其结果，干事的人变成了毛病最多的人，不干事而整人的人反倒变成专给人“治病”的人。

有的人不琢磨事，光捉摸人，专门捉摸干事的人，你在前边干，他在后边看，干对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常有理”。

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郑慧清荐自《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随感录　作者：巴特尔

□通过说的话，我们认识了有些人；通过做的事，我们看清了有的人。

□美言过了掺假，良言过了藏奸，甜言过了变味。

□虚伪只会逃过虚荣者的眼力，而在诚实者的面前则被剥得一丝不挂。

□当一个人习惯了把你的缺点当优点赞美时，说明你已经虚荣到了极点。

□无聊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一定是无奈。

□自卑的人有药难救，自贱的人无药可救。

□做人，要学会说“不”，但不能只会说“不”。

□商品的价值用价格体现，人的价值用人格铨释。

□刻薄损伤人气，自私损害人格；偏见影响观察力，嫉妒影响判断力。

□人生，有没有荣誉可以忽略，而声誉怎么样却不能忽视。

□以人为镜，但不能是哈哈镜，不然，自己也会变形的。

□贫，并不矮人一分；贱，必然低人一等。

□小人物中当然不乏小人，但可怕和可恶的是那些大人物中的小人。

□只有小人才会同时为一件事相关的两个人出主意，并从中营私和谋利。

□善和恶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最后分手时，善推开的是天堂之门，恶推开的是地狱之门。

□有的人自欺，有的人骗人，有些人则相互欺骗。但，一旦面对事实，所有欺骗都成了丑行。

□出息，有时是由于“出路”；“出格”，有人把它改写为出色。

□把自己装进别人的套子，就会改变本来的样子；把自己放进别人的框子，就不会再有新的天地。

□钱少了，有时无奈得让人发呆；钱多了，有时无聊得又使人犯傻。

□钱多的人比钱少的人吃得好，钱少的人比钱多的人睡得香。

□人妖颠倒，是历史的悲剧；人鬼不辨，是现实的悲哀。

□如果你能干，为什么赚不到钱；如果你聪明，为什么只知道赚钱。

□人生，能不被财富驱使和左右，才算得上真正拥有。

□尝遍了酸甜苦辣之后，才觉出“淡”是人生最浓最久的心灵味觉。

□最痛快的惩戒，是以恶惩恶；最美好的弘扬，是以善扬善。

□真理是不掩饰的，真相是不掩盖的，真话是不遮掩的。

□流言是出鞘的刀剑，要么躲开，要么就抓住它的把柄。

□傻人干傻事，不管结果；蠢人干蠢事，不计后果。

□喜欢把别人贬得一无是处的人，总有一天自己也会一败涂地。

□出门，当然可能迷路；但坐在家里，永远不可能看清路的方向。

□人生一旦有了目标，路就不会走得太偏，更不会南辕北辙。

□被绊倒的，都是只会向上看的；摔下来的，都是一心向上爬的。

□没有永远骑在马上的人。如果那样，不是累了之后从马上摔下来，就是在马上最后累死过去。

□最好清扫的是生活垃圾，不易清理的是文化垃圾，最难清除的的是精神垃圾。

□暴富者的秘诀：把良心喂狗或出卖给魔鬼。

□好演员的标准：生活是生活，演戏归演戏。

【选自《人生随想》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　作者：彭友茂

歌曲《十五的月亮》，抒发了戍边军人在十五的夜晚，“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想念、感激妻子的一往深情。尤其是那句“军功章呵，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堪称整首歌的点睛之笔。

不敢设想，当转换人物、场景，军功章被“手铐”取代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和滋味。自然，遵纪守法的人是不会想到也不屑去品尝这种滋味的。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成千上万，也不是任意拉出一个，就能有这种创意，以此去表达风光不再的失落感和撕心裂肺的牢狱之苦的。就说大贪官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吧，他在临刑前说：“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尽管这话充满了抱怨情绪，“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毕竟没有什么亮点，所以还是显得平淡了些。相比之下，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进了监狱后，说他老婆钟福卿“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穴见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检察日报》?雪，虽同属抱怨，这话就有点儿特色，将痛苦的现实与含蓄的语法修辞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不见报则已，一旦见报，就能在舆论圈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实话实说，要不是矫智仁这句话，我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一个杂文题目。我这人从来不小气，在此也明确表个态：如果这篇杂文能发表，“丰收果”里有我的一半，也有矫智仁的一半。

有资料证实，矫智仁的贪污腐败，与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与其妻钟福卿的贪婪无度关系重大。所以，案发后，怨不得矫智仁说他戴的手铐，有自己的一半，也有妻子的一半。

只是，矫智仁智则智矣，然而不仁。不用怎么细琢磨，我们仍能从矫智仁的这个“一半论”里看到他推脱责任、洗白自己的用意，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人“睡不着觉怨床歪”。

“女人是祸水”的说法，在我国一直很有市场。官至副厅，矫智仁也没能免俗。殊不知，他这一说不要紧，一下子就榨出了他皮袍下的“小”来。女人虽然良莠不齐，老婆有“贤内助”、“贪内助”之分，可“助”毕竟只是助。助不是“主”，挂不了“帅”，只能起个协助、辅助的作用。无论丈夫立大功还是犯大罪，起主导、主要作用的都是他自己，“另一半”仅是“外因”。哲学常识告诉人们：“外因”取代不了“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戚火贵和矫智仁，一个原来是县委书记，一个原来是全省供销社的“一把手”，没有你这“一半”位高权重，“另一半”哪会夫贵妻荣？没有你这“一半”的同意、暗示或默许，“另一半”咋敢人家送什么就收下什么来者不拒？

我常常不无荒唐，但纯属就事论理地想，如果田雅芝?穴已于去年１１月被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雪嫁的不是马德，钟福卿?穴上面已提到她贪婪无度?雪嫁的不是矫智仁，符荣英?穴已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６年，现在海南省凤翔监狱服刑?雪嫁的不是戚火贵，未必不是好妻子，好女人。相反，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秀干部的妻子们，如果所嫁的是马德矫智仁戚火贵，也未必不会成为田雅芝钟福卿符荣英第二。或许，这就是“男怕投错了行，女怕嫁错了郎”吧？

【王翔宇荐自《济南时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

关于举办情人培训班的建议　作者：汪　强

一刚上任的秘书好标新立异，常出一些怪怪的点子。一日看罢电视，一口气写下了此建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理由：

一、从媒体上看，各地为了反腐，有举办领导妻子培训班的，有注意加强对领导子女进行教育的，有发文要求管好领导身边人如秘书、司机的，但尚未有涉及到领导情人的，如果我们举办领导情人培训班，通过加强对情人的教育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这一定会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

二、从现实情况看，落马的贪官中９０％有情人（也有人说是９５％），一些贪官落马后痛哭流涕，说是被情人榨干了，害苦了，甚至有贪官说，他们曾经给情人下跪，要情人放过他们，不要向他们榨取过多，可情人还是不肯体谅他们。可见，贪官之所以贪，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十有八九与情人有关。如果我们能做好情人的工作，提高情人的觉悟，一定有十分奇特的效果。

三、与妻子、子女、秘书、司机相比，情人在领导干部面前说话更有份量。一些领导可以与妻子吵架，可以与子女脱离关系，可以训斥秘书，而在情人面前却常常是言听计从低声下气。如果情人能加入反腐防腐大军，那战斗力一定胜过妻子军团、子女军团、秘书军团、司机军团。

方法：

一、对情人们通之以情，晓之以理，特别要让她们明白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知道情夫廉洁，那她们就一辈子有依靠，而情夫一旦搞了腐败，落了马，她们也就失去了靠山。

二、请被判了刑的贪官情妇（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情人徐福英）现场说法。这样，就会破除情人们的侥幸心理，让她们明白，情夫成了贪官落了马，自己未必能一走了之。如果自己参与受贿，或者向情夫行贿，那也要被判刑的。

三、给情人们放贪官杀死情人（如呼和浩特市公安分局局长梁冠中杀死情人李某）的电视录像，让她们知道如果向情人榨取过多，逼得情人走投无路了，那就可能大祸临头。

四、奖励先进。对于那些帮助领导干部保持廉洁的给予精神的与物质的鼓励，让她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五、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组织她们学习，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激发她们的爱国热情，让她们知道搞腐败会亡党亡国，从而主动地自觉地在枕头边向情人吹廉政风。这当然不是无稽之谈，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爱国的妓女吗？

六、除了思想认识外，还要向情人们传授一些做工作的技巧。技巧的核心是一个“情”字，领导对她们有情，她们最重要的就是善于利用这个“情”。她们都是很聪明的人，要不然，她们能抓住领导者的心吗？因而，对这个问题只要点到为止。

注意点：

为了维护领导的威信，尊重情人们的隐私权，保持领导家庭的和谐，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要精心选择好办班地点，如黄山、北戴河、青岛、庐山、九寨沟等地皆可，而万万不可在本地办班，那样容易暴露目标。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

春秋舔词　作者：流沙河

甜言谀人，蜀谓之舔，豫谓之溜，皆指舌头动作。比较起来，溜具多义，不及舔之专表一义，而且更准确些。古文舔字，画长舌伸出来向上翻，可能是舔鼻尖上的饭粒，乃自舔也，非以甜言舔他人也。我今说说两千年前舔人一例，主角是大奸贼宦官赵高。

赵高揽得大权，厌恶胡亥高坐朝廷作皇帝状，实则一个惛懵少年在那里瞎指挥罢了。赵高心里教训秦二世皇帝说：“你小子太嫩了。世界上的事情复杂，你懂个屁！”可是话从口中出来，就修饰得很悦耳了。其言曰：“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所谓富于春秋，是说你的未来还有许许多多岁月，让你听了感到舒服。你看那个富字用得多妙，而春秋又让你联想到春花秋月之美。究其实说穿了一钱不值，任一少年人，哪怕小乞丐，都可以说他富于春秋嘛。秦代的赵高创造的舔词，汉代的枚乘拿去舔太子。所作的《七发》云：“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注曰：“凡人之幼者，将来之岁尚多，故曰富也。”

少年皇帝将来老了，又怎样舔？总不能说他“贫于春秋”吧？放心，会有人创造的。老昏虫来日无多了，你就不要再着眼于他的未来。你可以回头，着眼于过去，赞美他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春秋了，让他觉得自己真有福气，同样感到舒服。舔词就是“陛下春秋鼎盛”，一直用到明清两代。鼎盛二字多么热闹，而且是现在时。仿佛许多春花秋月并未消逝，现在还堆积在他的面前，显得很鼎盛呢。有舌如斯，教人不敢不服。

【蒋文智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

搞腐败也很辛苦？　作者：竹杖芒鞋

据报载，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县委书记时，卖官受贿，后来在向专案组交代问题后，他很有感慨地说：“你们反腐败辛苦，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

刚看到这则新闻，心里有些乐，又是一位可以载入贪官史册的厚黑人物，又是一句可以列入贪官名言录的黑色幽默啊！但乐过以后细细想来，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恐怕这还真是他的肺腑之言呢。

但这话其实还是有问题的。我想，仅仅搞腐败应该是不辛苦的。大把大把的钞票不停地进来，看着那么多的人在自己的权力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应该是很开心的，有何辛苦可言。但任何人搞腐败都是不想暴露的，又要搞腐败又要想不被查处，那还是很有一点辛苦的，不然做贪官不是太舒服了吗？

陈兆丰在长期的受贿生涯中，曾经总结出一个“三不收”原则：即请托人素质太差、事难办成的不收；嘴巴不紧、人不可靠的不收；陌生人、不知底细的人不收。看这三原则，就知道他有多辛苦。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识人之难是人所共知的事。在来来往往的行贿人当中，要把这三种人排查出来，大概是一件很劳心劳力的事情吧？能不辛苦？

记得当年成克杰被查处后曾经说过，他和情妇在贪污了４０００多万元的巨款之后，天天提心吊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陈兆丰没有成克杰那么多的权势和金钱，也许不至于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但在无人的暗夜里想起那些来路不明的金钱，是开心多些还是害怕多些？一旦暴露，又要忙着毁掉证据、转移赃款、找人串供、反侦察，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的疲惫应该也是很辛苦的吧？

所以我想，他在说这句话时，应该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的。虽然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总算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睡个好觉，吃个好饭，回归本来面目，不必要天天戴着那个领导干部的假面具演戏了，对他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只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皮波荐自《有所思》】

状态两种　作者：刘　齐

自 卑

一

她早就想逃走了。然而，若不是过来一位服务员，她甚至想不出告辞的理由。

她极为窘迫，大脑和舌头都“死机”了，惟有眼睛和耳朵还在勉强工作。因此，她不断听到一些高级而很难插嘴的话题，不断看到同桌女孩无懈可击的光彩，尤其是，看到男主宾那令人心动的目光，牢牢焊住同桌的女孩。

房间里温度太高，身上，特别是脸上热得发烫，汗水如蚯蚓般涔涔下行，痒，却不敢碰。临来前，应该化个淡妆。幸亏灯光还不太亮，能帮她做些遮掩。幸亏男主宾的一句话，给了她些许安慰。第一次祝酒时，男主宾曾感叹说，你们这些女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桌上仅两位女性，无疑，他认为她也是女孩。

肚腩勒得异常难受，似乎在无声抱怨主人，穿的不是裙子，是刑具。刑具就刑具吧，她依然是女孩，女孩！但他们怎么又谈起了法语？而且是高深莫测的语感问题。

谢天谢地，一位女服务员缩手缩脚地过来了，她感到一丝轻松，打定主意就此离席。她准备先出去补补妆，然后佯称接了个电话，不得不提前告别。

她面向服务员，轻声发问，洗手间在哪里。阴差阳错，服务员小丫头却以为她要添茶。也许餐桌气氛过于优雅，致使小丫头受到某种压力，因而动作格外笨拙，竟将茶水溢出杯沿。她皱眉，用餐巾去擦，不料小丫头一慌，失手将杯子碰翻，茶水溅了她一裙子。小丫头红着脸，几乎带着哭声说：

“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新来的……”

二

同事二人，观现代艺术展，全程默默，出来仍默默。良久，一人怯声问：“你，觉得怎样？”

另一人欲言又止，半晌反问：“你呢，有啥看法？”

对方叹气，羞赧，迟迟疑疑说：“我呀，那什么，没，没怎么看懂。”

话音刚落，同伴一把搂住他，大吼：“兄弟呀，亲人！我也没看懂。”

压抑

好了，我们开会吧，哪一位先讲？不要沉默嘛，刚才我没进门的时候，会议室的气氛不是蛮热烈的嘛。我历来主张畅所欲言，会上会下一个样。当然，会场不是菜场，必要的严肃还是需要的。怎么样，老周，我看还是你说说吧。这几天，你一直表示，想跟我私下解释解释。我们是为了工作，走到一起来的，心里有话，为什么不能公开说出来呢？要光明磊落嘛。谢谢你，青花，但你不要光给我倒水，给老周也倒一杯，人人平等嘛。青花小同志，你不知道，我与老周啊，没有个人恩怨，没有藏着掖着的猫腻，有的只是对工作的看法，老周你说是吧？今天上午，我和王书记通电话，还提到了你。你不要紧张，宪法明文规定，言论自由嘛，不穿小鞋嘛。

【翟明荐自《杭州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

关公的检讨　作者：侯国平

关公在华容道上把曹操放了。

这事非同小可，影响很大，人们把这叫做“华容道事件”。按照有关规定，关云长要受到严厉查处，有可能判处死刑。就在这紧要关头，刘备给诸葛亮打了个电话，说昔日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关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

虽然条条框框规定，领导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应法。任刘备还是亲自出面讲情，按照一把手领导一切的原则，诸葛亮不能不买这个账。于是从宽处理，给予关羽严重警告处分。

诸葛亮说：“现在正搞依法行政，云长出了这个事，如果不写个检讨，恐怕难以过关，不能服众。”于是便命云长写一个。刘备说：“好，那就写一个吧。”

关云长不把写检讨当回事，顺手交给了周仓。周仓不敢等闲视之，把这当作大事来办。但周仓平日里只是扛一扛大刀，不很搬弄文字的，所以，这让周仓很难办，写了一天，也没有写出一个字。

关平见周仓急得满头大汗，就劝说，没甚要紧，到网上查一查，有个检讨网站，下载一篇就是了。

周仓就像黑夜里看见了北斗星，心明眼亮有方向了。他连忙上网去找，果然有个检讨网站。里面都是检讨，大官小官都有，其中有成克杰，也有胡长清的，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再不就是和情妇二奶乱来一气的。这种事和关二爷主字沾不上边，周仓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胡乱抄了一篇。开头就说，由于关二爷受魏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放松了思想改造，不读书光看电视，又不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所以就在华容道失了手。关二爷对不起山西运城的父老乡亲，对不起桃园结义的刘张兄弟，也对不起孔明军师。

检讨写好后，周仓心里没底，就让关平看一看。关平说，太老套，只要是检讨都是这么几句，叫人恶心。

周仓说，那该怎么写呢，不如就说关二爷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多了，慢慢中毒了，满脑子江湖义气，忘记了革命原则，再加上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所以就放走了曹操。

“千万不能这么写！”关平斩钉截铁说，爹爹在许昌时，虽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的都是工作餐，算不上大吃大喝。再说，曹操送的金钱、美女都被爹爹如数退回了。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周仓说，都退回去了吗？关平说，那还有假，十二个美丽的许昌小姐，连看都不看一眼，都退回了。周仓说，那关二爷为啥要放走曹操呢？关平说，这我可说不清楚，可能爹爹心太软，被曹操忽悠住了，人一天有三迷嘛。

“对。”周仓说，关二爷一定是被曹操忽悠迷了。

关平说，这样写也不行，有点像赵本山的小品。

那怎么办？说了一大圈，也想不出个合适的道道来，急得周仓出了一身大汗，比扛大刀还累。他情急之下，独自跑到大街上，哪里人多，往哪里跑，他想散散心，解解闷。

只见一群人围着一张布告，议论纷纷。原来是公交公司车票涨价了，过去是上车一元，现在是上车二元。布告上说，这都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不得已才涨价了。

周仓心想，变着法儿涨价还说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这话也不知咋想出来的。就说方便面吧，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二两一包变成了一两六钱；一斤装的奶粉，变成了八两；一斤装的洗衣粉变成了七两。明明给你带来了不方便，还尽拿好听的名词打发你。

想到这里，周仓心里猛然一亮，觉得关二爷的检讨也可以这样写。他连忙跑回去，把这个创意告诉了关平。关平想了想说，那就试试看。

检讨很快写好，送交关羽审阅，关羽看后，便夸周仓大刀扛得好，有出息了，连检讨也写得这么有创意，比春节晚会的导演还棒。

关羽又把检讨送到诸葛亮那里，很快就被红笔批示过关。

蜀汉大营里的人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关云长在华容道上把曹操放了。

【选自《汕尾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

官场“忠告”　作者：李建军

说什么，千万别说傻话；

不说什么，千万别不说官场显规则。

笑什么，千万别耻笑上司；

不笑什么，千万别什么场合都不会笑。

看什么，千万别看错人；

不看什么，千万别不看领导的脸色。

听什么，千万别听出祸端；

不听什么，千万别不听话外音。

信什么，千万别迷信；

不信什么，千万别什么都不信。

学什么，千万别只学仁义；

不学什么，千万别不学厚黑学。

吃什么，千万别吃成“腐败肚”；

不吃什么，千万别软硬啥都不吃。

喝什么，千万别喝“打头”酒；

不喝什么，千万别喜酒都不沾。

玩什么，千万别玩过火；

不玩什么，千万别只玩权术。

洗什么，千万别老想洗钱；

不洗什么，千万别洗不去清白。

赔什么，千万别什么都赔光；

不赔什么，千万别不会赔小心。

爱什么，千万别爱得太深；

不爱什么，千万别连自己都不爱。

动什么，千万别动感情；

不动什么，千万别不去活动。

种什么，千万别种下祸根；

不种什么，千万别连自己的亲信都不种。

泡什么，千万别泡上司的“小蜜”；

不泡什么，千万别能泡的也泡汤。

买什么，千万别买气受；

不买什么，千万别不买房。

跑什么，千万别尽跑龙套；

不跑什么，千万别只跑官。

告什么，千万别告了也白告；

不告什么，不告就是打死都别告。

打什么，千万别打脸；

不打什么，千万别自己的地盘都不打。

拉什么，千万别拉警笛；

不拉什么，千万别不拉骆驼。

耍什么，千万别耍笔杆子；

不耍什么，千万别老不被当猴耍。

有什么，千万别让人知道自己有钱；

没有什么，千万别连健康都没有。

炒什么，千万别炒股；

不炒什么，千万别被炒剩饭。

懂什么，千万别光看起来懂事；

不懂什么，千万别看不懂别人。

会什么，千万别什么都会；

不会什么，千万别连傻子会的你都不会。

干什么，千万别干蠢事；

不干什么，千万别一件人事也不干。

拔什么，千万别一拔出自己就带出“同志”；

不拔什么，千万别不想法拔除异己！

…………

眼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网》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

唐僧在如来面前吐真言　作者：惠　梅

唐僧西天取得真经１００年之后的一天，唐僧到如来家里做客。如来为了检验他这１００年来的修炼程度，席间谈话如下：

众所周知，你当年的成功，离不开你的三个得力徒弟，悟空，八戒，沙僧。那么你本人最喜欢哪个徒弟呢？唐僧给的答案多少有些出乎如来的意料，那就是：八戒。

“八戒最大的优点就是可爱。”唐僧满面笑容的说道，“有他就少不了笑声。有很多人误以为他懒惰，其实他并不懒惰。每次他打扫马厩或者收拾包裹，都是一丝不苟，挑不出什么错儿来。但是他很小气，总是要暗地儿里比较，自己比别人多干了多少，他吃不得一点亏。而且他又喜欢睡懒觉，所以大家才会以为他很懒。”

“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要知人善用。手下队伍要精简，属下个人能力要强。”唐僧如是说。

“那么八戒的个人能力是你三个徒弟里面最差的，又有不负责任等对工作不利的缺点。你为什么不换一个精明能干的人选呢？”如来佛不解的问。

“的确，八戒在队伍里面确实是个人素质最差的一个。但是，并不是由最好的人员组合起来的队伍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队伍的整体功效。一个强大的完整的队伍，成员必须要有不同的特点和分工。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通风报信的往往是八戒。而打不过就跑这个特点也只有八戒有。我记得以前有个将军，他就是要用怕死的兵放哨。别人不解。他说假如用勇猛的士兵放哨站岗，遇到敌人一定会战死，而胆怯的士兵则会跑回营中报信。这就是说明人员搭配问题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唐僧神采奕奕的说。“而且，八戒这个人脸皮很厚，不怕指责。一件事情作不好，大家都可以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样就节省了内部处理问题的时间。而由于他的存在，其余的人员自然而然就会对自己有一种信心，以为他的能力一定是比八戒强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唐僧点起一支烟，兴致勃勃的说，“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比较喜欢溜须拍马。一个领导者，不可避免的就会对一个总是夸赞他的手下产生好感甚至依赖感。你看几乎每个领导者身边都会有八戒这样的人物存在。因为你不能要求领导者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还要放低身份和自尊，去听取下属的批评和接受下属的顶撞。你必须要有一个会说好话的人在身边，否则你早就被气死了。”

唐僧的话把如来逗笑了。

如来问到：你觉的悟空这个徒弟怎么样？一路上他多次救你性命！

“是呀，上次我西天取经还有一个主角人物，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而他由于紧箍咒问题的存在，和我的关系非常微妙，就如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最终是敌人的关系。”唐僧缓缓的说。

“每次危难时刻，他都能出来救我，很多次我都非常感动。但是只要一风平浪静，我就会恢复对他的敌视态度。”唐僧说，“因为我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每个希望自己建功立业的男人都有嫉妒心。”如来站起来给唐僧沏了杯茶，唐僧呷了一口继续说道：“西游记不是无间道，我必须做男一号。别人不可能和我抢戏分，比风头。因为我是整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这次西天取经的唯一执行者，他们都是我的助手，助手的功劳怎么能大过执行者的功劳呢？可是悟空没有弄清自己的身份，总是擅自行事，关键的时候英雄当头。我知道他的人气和知名度高过我，实际上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毕竟经是我拿回来的。”

“那么你们在个性上和感情上有什么冲突呢？”如来问。

“首先我先说我们的共同点，其一，我们都是很执着的人，其二，我们都是禁欲者。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相互激励对方。但是，孙悟空其实是一个无知的农村土猴。他的文化素质是很差的，而且脾气太倔强，因为没有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关系，作为一个被领导者，过于倔强的性格一定会跟领导者有矛盾。一山不容二虎，当一件事情，我们有了分歧，那么到底该听谁的呢？当然是听领导者的。因为领导者是一个指挥者，他负的是全局成败的责任。不管是他指挥失当，还是用人失当，只要最后结果是失败的，他就要全部负责。像中国足球队的教练输球了怪队员就是一种低素质指挥者的表现，因为队员是他选拔和训练的。坦白的讲，我是一个完美的指挥者，最后取经成功的结果说明了一切。而如果指挥者下了命令手下不听从，那么最后就是要手下负责。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下，即使领导者让他跳崖他也一定要执行，只要彻底执行了他就没有责任。而悟空就不懂这个常识，所以我说他是乡村土猴子。说实话他的处事方法真的让人讨厌，很多次我都想让他卷铺盖回家。”

唐僧自信深沉的谈吐让如来欣慰的笑了笑。“你们矛盾爆发程度最激烈的一次是不是白骨精事件的那次？”如来继续问道。

唐僧咳嗽了几声，“唉。那是我最丢脸的事情了。”唐僧吐了个烟圈，“那次我是直接的输给了他。至今我都耿耿于怀。人都是有感情的，虽然是敌对情况严重了点，毕竟我们还是同志，是战友，是上下级。相处久了一定是有感情的。那次我让他走，实在是因为他让我太生气了。看他一次次给我下跪认错，我忍不住心软。但是我告诉自己，这是赶走他最好的时机，如果这次他走了，他永远都是个农村土猴，而我自己会独享取经归来的荣耀。所以我咬牙赶他走了。后来发现不能没有他。你看哪一个君王不是等稳定之后才除掉自己眼中钉的。所以我想请他回来，等取经成功以后再揭发他的一些丑行斗倒他也不迟。请他回来的时候我有多丢面子，好在大家都是自己人，家丑不可怕。”

“那个紧箍咒问题你怎么看？”如来问。

“这个问题是我们师徒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我总是会在恰当的时机让他见识我的厉害。看他痛苦的样子其实我很有满足感，但是我还装出很心痛的样子。而且，正是因为有紧箍咒的存在，我认为他一定把我当仇人看。等到了取经成功以后会找我报复，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因为他的谋略比我差很远。反而是我向你推荐他作佛。作佛了就不能好打不平了。他的性格我清楚，他忍不住火气的。所以他常常被你教训。这你也清楚的。”

最后，唐僧说了这样的话：“英雄从来都是被利用的。他是个英雄，可是我却是个赢家。”

眼高远荐自《特别关注》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文物”的自白　作者：张从兴

我是前清某将军墓前的神道碑，因为墓主人战功彪炳、身世显赫，加上又死了百多年，所以我也跟着鸡犬升天，有了个好听的别号——文物。

作为“文物”，我近几十年的命运可说是大落大起，波动幅度之大，旷古未有。

四五十年前，我的墓主人因为在弭平“洪杨之乱”的战争中立过功，而被定性为“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封建刽子手”，我也跟着倒了大霉，被一群小伙子打呀砸呀，折腾得不成“碑”形，后来还被“劳动改造”成桥道，任人践踏，苦不堪言。

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突然获得“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再次当起神道碑。记得当时有几个衣着光鲜的人，在衰败不堪的墓园里指指点点，说是要重修墓园，原来是墓主人的五代孙要从海外归来，据说还准备投资设厂。后来，墓园恢复了旧观，墓主人的五代孙也回来了，但他除了烧几把香，捐点钱给学校之外，并没有投资设厂。他走了以后，墓园又没人理会了，衣着光鲜的人也不来了。

几年前，听说有专家学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墓主人原来在鸦片战争期间，曾经组织过部队抵抗过英军一阵子，虽然很快就溃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爱国将领”。这一回，又来了一批衣着光鲜的人，同样是对着墓园指指点点，然后说要把这里建设成为省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推算出每年能吸引多少游客云云。

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又叫“文物”，身上刻的碑文也很清晰，但是来参观的人，包括那些衣着光鲜的，从来没有认真的读过上面的字，其中几个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还读了错别字。

最近，听说墓园快要“升级”成为“中国文化遗产”，而且可能有只“职称”是“中国文物标志”的“金沙太阳神鸟”要“飞”到墓园来跟我作伴时，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总算有人把我当“文物”看待了。

可是，当我看到“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征集大赛秘书处表示暂时不考虑标志的商业用途”中的“暂时”两个字时，心头又不禁凉了半截。

【沈栖荐自《参考消息》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７日】

招聘启事　作者：杨翰端

兹因公宴不断，应酬实感困难；

决定面向社会，招聘“陪酒专干”。

首先须有海量，视酒如水一般；

连饮茅台数瓶，脸上颜色不变。

二要能说会侃，尤善编撰“黄段”；

席间笑谈女人，“食色”搭配周全。

三要善于敬酒，嘴巴更比蜜甜；

拍马不露痕迹，会讨上司喜欢。

四要能划酒拳，“两好”笑对“八仙”……

连哄带闹助兴，融洽双方情感……

符合上述条件，即可聘为“专干”；

每天代人吃喝，职业就是赴宴。

工资奖金照发，并买“醉死保险”；

欢迎前来应聘，共促“公吃”发展！

【谢丽娥荐自《幽默大王》２００５年１月】

寺破庙倒（外一首）　作者：金　池

寺破庙倒

方丈吃饱

苦了和尚

东西乞讨

私拉“把兄”

后门关照

国有资产

暗中倒包

化公为私

股份暴炒

名为抵债

黑账抹了

重新借贷

抵押寺庙

名车照购

小蜜娇小

吃喝玩乐

神魂颠倒

鼠患成灾

光喊不咬

违法不究

自在逍遥

上下一气

举报没效

某公绝技

舞厅里泡

酒楼里叫

卡拉ＯＫ激情高

麻将显奇能

数字变幻妙

政绩虚报胡乱照

对下摆威风

对上点头笑

主子家中勤报到

问题踢皮球

好处争着捞

乌纱“方兄”能买到

最喜“大团结”

爱美成癖好

唯财而用“贿”眼高！

时　尚（外一则）　作者：房连水

拍马成了时尚，

耿直就受创伤。

吹牛成了时尚，

谦逊就成窝囊。

奢华成了时尚，

朴素就被讥谤。

风骚成了时尚，

圣洁就属乖张。

浮躁成了时尚，

忠实就变庸常。

虚假成了时尚，

真诚就会遭殃。

奴性成了时尚，

气节就是狂妄。

不 会

螃蟹长螯不会钳自己，

蝎子翘尾不会蛰自己。

蜘蛛织网不会粘自己，

黄鼬放屁不会熏自己。

戴红箍的不会纠自己，

干交警的不会罚自己。

做广告的不会贬自己，

搞买卖的不会坑自己。

写文章的不会骂自己，

当明星的不会臭自己。

办媒体的不会揭自己，

定规则的不会亏自己。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５日】

越……越好（外二首）　作者：李小磊

后台越硬越好

关系越高越好

脑袋越尖越好

嘴巴越油越好

爪子越长越好

脸皮越厚越好

也有不吃的

天上飞的，飞机不吃；

地上跑的，车辆不吃；

水里游的，舰船不吃；

四只脚的，椅子不吃；

长着毛的，掸子不吃。

拉皮条者说

有女何必吃皇粮，

酒吧坐台更风光，

为钱难顾耻与羞，

如今笑贫不笑娼！

有女何用上学堂，

傍个大款把福享，

感情有无瞎扯淡，

如今有奶便是娘！

有女何苦跑断肠，

跟我跑腿尤便当，

赚钱哪能不冒险，

如今犯法太平常！

官场“蘑菇云”　作者：东方闻博

当官好

当官就有人抬轿

吃得香喝得辣洗脚能报销

人人见我面带笑不光点头还要哈腰

生杀大权握得牢谁不听话了既穿小鞋又嚎叫

批条能换大红包叫谁承包谁就承包喝酒有人来代劳

台上讲话风光无限好端水把茶倒前呼后拥出门有车开道

电视露面无人不晓光在本地不行出国访问顺便把美景瞧瞧

开洋荤饱洋福听洋调

真不得了

办事有人跑

逢年就收钞票

光宗耀祖名声高

夜里睡觉就偷着笑

祖上谁个把那高香烧

【眼皮波荐自《闻博幽默文学》】

“十要”歌　作者：董忠全

心要正——心地纯正，正气浩然，正直无私，公道正派；

胸要宽——胸襟广阔，宽厚海量，豁达大度，和谐协调；

脑要清——思路清晰，集思广益，审时度势，开拓创新；

脸要和——态度热情，和颜悦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眼要亮——细密观察，明察秋毫，把握本质，多谋善断；

耳要灵——兼听则明，广听博纳，辩证分析，选贤任能；

口要问——不耻下问，勤学善问，丰富知识，启迪智慧；

手要短——洁身自好，廉洁自律，淡泊名利，贪手莫伸；

腰要直——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坚持原则，依法办事；

腿要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多办实事。

【谢小丽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

领导　作者：冒　号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需要你为他效力，替他干活，帮他搬起那块他自己搬不动的大石头时，总笑容可掬地向你献殷勤，总用美妙动听的话语打动你脆弱的神经而使你愉悦、兴奋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领导。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不需要你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却需要他的经常性的帮助的时候，对你向他献出殷勤总是不屑一顾，对你的诉求总是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对你的才华表现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处处打压、挤兑你，总是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地向你指教一二，帮你消除思想迷雾的人。这个人，也是领导。

怎么搞得。现在的领导怎么了？

【任法苗荐自《围城杂文》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流行语一束　作者：王　吉

春耕时节还没有到，农民嘴边就常挂着一句话：“听说，今年这化肥又涨价了。”

在各大医院的病房里，病人之间最关切的一句话：“你可千万别忘了给主治医生送个红包啊！”

在一家服装厂的布告栏里，最常写的一句话：“今晚加班。”

春节刚过，在建筑工地上有一句话就时常被农民工提及：“你说，今年这工资能拖欠到啥时候？”

学生对家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妈，老师又要钱了。”

在文朋诗友中，见面常问的一句话：“我说，你那篇文章发了几家刊物？”

老年人在一起时常抱怨的一句话：“一盒感冒药，咋这么贵？”

【钟应平荐自《健康生活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４日】

为了孩子　作者：周　旭

为了孩子能当上飞行员，老鼠嫁给了蝙蝠。

为了让孩子生下来就有房子住，寄居蟹去贝壳家倒插门。

为了孩子天生就富贵，狐狸嫁给了金钱豹。

为了孩子有当地户口，仙鹤娶了母鸡。

为了孩子能有点人模样，狗与猴子结婚。

为了孩子不同凡响，蚯蚓和响尾蛇私奔。

为了孩子一出生肚子里就有墨水，鳄鱼娶了乌贼。

为了孩子能说会道，鹌鹑嫁给了鹦鹉。

为了孩子将来有点骨气，绵羊许配给了狼。

为了孩子能长寿，青蛙嫁给了乌龟。

为了孩子不去网吧在家里就能上网，菜鸟嫁给了蜘蛛。

【杨榆荐自《可乐》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没钱的和有钱的就是不一样　作者：晴　云

没钱的时候，养猪，有钱的时候，养狗；

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吃泡饭，有钱的时候，在酒家吃泡饭；

没钱的时候，墙角下蹲着打玻璃弹子，有钱的时候，草原上立着打高尔夫球；

没钱的时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有钱的时候，在客厅里骑自行车；

没钱的时候，钟点工叫阿姨，有钱的时候，保姆叫菲佣；

没钱的时候，老婆兼小秘，有钱的时候，小秘兼老婆；

没钱的时候，一群朋友，有钱的时候，一群保镖。

【张艺生荐自《现代女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

穷人读书法　作者：徐　强

张新颖教授写有一本小书，名为《读书这么好的事》。喜欢啃书的书虫当然都知道，读书的确是件很惬意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对于爱看书而又阮囊羞涩，整天必须为了一日三餐奔波劳碌的人来说，读书却是痛苦的梦想。照现在的行情，一名下岗工人一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或者一个农民在地里鼓捣大半年地瓜所得的收入，还不够买一套精装书。“读书这么好的事”，显然变成“读书这么奢侈的事”了。怎么办？李渔《闲情偶记》有“贫贱行乐之法”，大意是说，只要你摆正心态，穷人总会有穷人的法子。根据李渔先生的“指示”，我琢磨了好一阵子，为穷人想了几条读书的“偏方”，开列如下：

囊萤映雪法。如果你很穷，白天忙着找饭吃，没时间读书，晚上又用不起电，甚至连煤油灯都耗不起，那么这就是一条利用“自然能源”读书的绝妙方法，没准还会获得一块“节能模范”之类的奖章。本来还有一招，叫做“凿壁偷光”，不过现在是提倡法治的社会，保护私有财产又写入了宪法，再也不能这样干了。凿坏自家墙壁不打紧，问题是这墙壁别人也有份，弄不好他到法院告你一状，岂非雪上加霜？当然，这个“囊萤映雪”也不能教条地理解，难道捉不到萤火虫，或者老天爷不下雪，就不读书了吗？千万别泄气，还有月亮嘛。《拾遗记》说，东汉任末，“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结果成了大教育家。

过目不忘法。读过金庸《射雕英雄传》的朋友，一定对黄药师老婆的记忆力佩服不已。她把《九阴真经》从头到尾看了一两遍，马上就能倒背如流。如果你很穷，买不起书，这一招无疑很管用。其实并非小说里的人物才有这种本事，历史上不少穷苦孩子都这么干过。比如写下哲学巨著《论衡》的王充，小时候就经常在洛阳的大街小巷逛书店，凡是他翻过的书，“一见辄能诵忆”，比黄老邪的夫人厉害多了。

借鸡生蛋法。老实说，“过目不忘”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像我这样的智商，计算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题都得捧着计算器折腾老半天才行，要是让我背一整本孔圣人的语录，那还不如投河自尽算了。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谓“借鸡生蛋”，就是借别人的书来看，看了记不住，就把它抄下来。北周时候的韦敬远，“手自抄录数十万言”，我想一定就是因为穷疯了才逼出来的。西汉有一个书生叫董谒，做得更绝，他看见喜欢的书，就抄在手掌心上，回到家，再把手掌心的字往竹笋皮上抄。

隔墙有耳法。这一招的“发明权”，大概要归南朝齐人顾欢所有。顾欢小时候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就跑到村里学校教室外边靠着墙壁听老师讲课，晚上再点松枝或者稻糠照明，复习白天听来的功课。教室是有窗户的，所以犯不着像“凿壁偷光”那么麻烦了。即使没有窗户，根据我的经验，想必也不成问题。我住的房子，隔音效果糟糕得很，隔壁小两口的悄悄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何况是老师高诵之乎者也？

卖身为奴法。听起来有些吓人，其实不是真的做牛做马，而是免费帮人干点家务什么的。《汉书》上说，匡衡“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用”。《西京杂记》则说得更为清楚一些：当时乡里有一个大阔佬，家中藏书很多，匡衡就上门去做佣工，不要工钱，“愿得主人书遍读之”。结果，他成了一代鸿儒。这个法子罗尔纲也用过，他在胡适家住了几年，帮胡适干了不少文字活，却不要报酬，后来胡适为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作序，对这件事情还念念不忘，大为赞赏。

呼天抢地法。这一招不大好用，有些丢脸，但是对于穷人来说，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算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了。三国时候的邴原，从小父母双亡，有一天他跑到学堂外边，嚎啕大哭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哭，邴原回答说：“我是孤儿，没钱上学，看见小朋友们都有书念，就哭了。”老师一听，很同情他的遭遇，告诉他以后可以免费来念书。穷人的境况，常常就是这么无奈。当你被生活的困顿压得直不起腰，当你被昂贵的学费挡住了求学的去路，你只能寄希望于人世间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还有一点点令人温暖的气息，给你继续前行的勇气。不知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来去匆匆的很多人，才可以撕掉“穷人”的标签。

【眼王翔宇荐自《凯迪网络》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很多时候　作者：河　童

很多时候，上头不是这个意思，或根本没说什么，而下面那个为了拍马屁、为讨好、为升官、为稳住饭碗，又或者怕死，紧张到要命，自做主张，害得更下面的一层团团转，活受罪，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人，很多时候略知一点，不知一二，却举起大喇叭，到处广播，以为就是主宰。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连小丑都不如。

很多时候，世上的事，我们都被蒙在鼓里，永远都不知道真相。

年青时很多时候，有很多梦想，要摘下星星要飞上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但世事却恰恰相反。年老时，人生经验却是丰富，但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病痛不请自来，再怎么丰富的经验，也拿它没办法。

很多时候，翻开报纸，一天的精神粮食，从“现在”开始，因为只有早报的副刊“现在”最独特、最有风格。

很多时侯，把最美好的，留给身旁的子女与家人，而自己那份，很多时候却往往忽略。

很多时候，一般高高在上长期浸渍在温室环境里的宝贝，以为世界只有一个模样，完全感受不到一粒花生、一粒白米，是必须经过太阳曝晒、汗流浃背以及默默耕耘的一双手煎熬出来的。

很多时候，喜欢投机取巧，停车固本头尾吃它五分钟，高兴了一个下午，爽到极点。

很多时候，理所当然地以为一觉就会醒，明天太阳依旧，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才从恶梦中惊醒，才领悟到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无常。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了，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对错的定义，随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的成长而变化，不必争到脸红耳赤。

【李鬼荐自《联合早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２日】

学外语的驴　作者：辛泊平

有一头拉磨的驴子，在读了几本驴子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之后，便开始不安分起来，总觉得自己的驴爹驴妈没出息，一辈子就知道围着磨盘转，没见过大世面。它觉得自己太不幸了。

它特别羡慕拉车的骡马，觉得人家的眼睛是不用蒙的，人家的蹄子是放得开的，甚至奔跑时的叫声，也比它的驴兄弟们的响鼻儿带劲。于是，这头驴子就更刻苦地读驴书，更疯狂地啃马书——这年月，不懂一门外语是行不通的。它废寝忘食，熬红了驴眼，累瘦了驴身。终于，功夫不负有心驴，这头驴子从驴学校毕业后就光荣地成为进入马校的第一驴。它也因此成了家中的骄傲，驴社会的明星。

进入马校之后，为了更快更全面地与马世界接轨和同步，它不但染灰了驴唇，戴了假鬃毛，而且还学马们跑步的姿势和嘶叫的腔调，读马们喜欢谈论的时尚杂志。在第一学期，这头争气的驴子还考了第一，拿了一等奖学金。从驴硕士到驴博士，马们终于认可了它。

放假回家，它的亲友们都把它当驴佛供着，磨不让拉，还整天吃宴席。这头驴也颇觉得理应如此，让那些没出过门的驴们“绝望地羡慕”。

终于有一天，一头和他光屁股长大的驴子忍不住问：哥哥，你那么有学问，可你现在是驴呢还是马？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驴博士。恰好对面有一面镜子。驴博士照来照去，终于泄气地回答：驴。那驴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毕业后做什么？驴博士总算觉得可以骄傲了，抬头挺胸，大声地回答：拉车！那还不一样！家乡驴长叹一声，转身逃去。

【眼静雪河荐自《南方》】

读书人的尴尬　作者：刘法绥

一

清人笔记云，一官员对人推崇《论语》，说：“此圣人所立之言也，人若能做到书中一句，即可成圣人。”一纨绔谓：“我已做到五句，未必是圣人。”官员惊问哪五句，曰：“‘愿车马，衣轻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狐貉之厚以居’。”官员大窘。

二

赵南星《笑赞》记了一则秀才买柴的逸事。他喊道：“荷薪者过来。”卖柴的挑过来了。秀才问：“其价几何?芽”卖者报了价。秀才看了看，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价钱低一点）。”卖柴的听不懂，挑着担子走了，秀才急得“噢噢”直叫。

三

《西湖游览志》记：明朝时，有乡师把《论语》中“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学生们照此读书。一老儒得知后前来纠误，谁知学生反认为这老头儿胡说，罢课而去。有人为此写了首诗：“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选”

四

《醒睡录》记：一主人喜与门人拆字做暗语，一日，来了几位客人，门丁请示：“小山重叠水边酉，如何?芽”（出酒）主人看了看，答道：“一撇一捺夕看夕。”（人多）门丁诺诺而退。谁知一客人破译了，听懂了本义，也拆字一番，说：“文有口（吝），墙无土（啬），玄田牛一（畜生）。”主人面红耳赤。

【黄京裕荐自《遂宁日报》】

如果你将踏入社会　作者：比尔．盖茨

一、生活是不公平的，你要去适应它。

二、这个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而是要求你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前先有所成就。

三、刚从学校走出来时你不可能一个月挣６万美元，更不会成为哪家公司的副总裁，还拥有一部汽车，直到你将这些都挣到手的那一天。

四、如果你认为学校里的老师过于严厉，那么等你有了老板再回头想一想。

五、卖汉堡包并不会有损于你的尊严。你的祖父母对卖汉堡包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称之为“机遇”。

六、如果你陷入困境，那不是你父母的过错，不要将你理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他人，而要学着从中吸取教训。

七、在你出生之前，你的父母并不像现在这样乏味。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为你付账单、给你洗衣服。所以，在对父母喋喋不休之前，还是先去打扫一下你自己的屋子吧。

八、你所在的学校也许已经不再分优等生和劣等生，但生活却并不如此。在某些学校已经没有了“不及格”的概念，学校会不断地给你机会让你进步，然而现实生活完全不是这样。

九、走出学校后的生活不像在学校一样有学期之分，也没有暑假之说。没有几位老板乐于帮你发现自我，你必须依靠自己去完成。

十、电视中的许多场景决不是真实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埋头做自己的工作，而非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天天泡在咖啡馆里。

十一、善待你所厌恶的人，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为这样的一个人工作。

【燕燕荐自《经纪人》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茶客留言　作者：汪慰希等

汪慰希（湖北大悟）

冯磊先生在《累死刽子手》一文中说：“朱元璋坐天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其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但即使这样，明朝的反贪工作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依旧前赴后继，绵绵不绝，以至于朱元璋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大规模的杀人，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那么到底用什么办法好呢？冯磊先生没有说，只是悲观丧气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总是一个模子下来的”，“无论是谁，都是一筹莫展，而随着王朝的更替，贪官则如老韭菜一样，一茬茬割不完，永远没有尽头，直到把皇帝气死、刽子手累死为止。”试问，封建王朝是如此无能，当今我们的国家是民主法制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又怎样才能杜绝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和盛行呢？冯磊先生也没有下文。记得朱镕基总理刚上任时，豪气万丈，“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义无反顾”，一定要整顿好党风，结果是“只要全国人民说我朱镕基是个清官，我就心满意足”，无可奈何的结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说实在的，法再好也要靠人去执行，中国执法的公检法三家，在某些地方就是腐败祸水横流之地，又怎能依法办事，执法如山呢？当今正在进行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但如果单位的头头本身就不干净，或者是个贪官，又怎么去教育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由此看来，严刑峻法的效果不好，教育的效果也不佳，到底怎么办？请大家来共同思考，共谋良策。

刘德金（重庆）

如果说，昔日一部《增广》被世人誉为不可多得的贤文而倍受推崇的话，那么我觉得《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刊登的《十句大实话》，作为新时期的一篇贤文是当之无愧的，该文处处充满着对底层民众和弱者的同情与关爱，可谓善莫大焉。我想，作者楚风先生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及善者，作为一名虔诚的读者，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者常常被视为好心人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当然，好人做好事有时候是要讲究一定策略的，即既要和蔼可亲，又要灵活机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在变，人也在变……

贵刊同期刊登的《２６个细节助你赢得好人缘》，也是一篇对世人颇有教育和启迪作用的好文章。

2006年第1期

欠薪不偿　社会难安　作者：石　飞

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依然严重，媒体报道的大量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民工讨薪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是以死要挟，跳楼、爬塔、自焚、服毒……这些悉被那些无良的老板和冷漠的官员讥讽为“作秀”。面对老板和一些地方官员的冷漠，农民工的讨薪形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下面几则消息就是征候。

其一，8月份以来，珠海市共有9家公司因劳资纠纷等原因，引发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等群体突发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工资拖欠（据11月8日《珠江晚报》）。

其二，广东番禺市30多名农民工为某楼盘商品房铺地板砖，7月开工，10月初完工，完工后却拿不到约定的工酬。在多次讨要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将项目经理和财务人员堵在办公室，僵持20小时，直到当地劳动部门介入，欠资方同意当日对账结清，围堵方告解除（据11月7日《南方都市报》）。

其三，日前，上海巴沙奥全国服装连锁店扬州专卖店突然无法开门营业，该店14名员工突然集体辞职。因为店方严重侵犯员工权益，工作近一年不给签劳动合同，不给办理任何社会保险，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随意辞退员工。通过上海总部和有关部门干涉，员工们每人最多拿到了2000多元的补偿（据10月25日《江苏工人报》）。

农民工离乡背井，忍辱负重，流汗又流血，却拿不到理应得到的和法定当取的劳动报酬，法理、天理、伦理皆不能容。他们在被逼无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强硬的“软暴力”式的集体讨薪行动，当是无可指责的。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乎？一个个孤立的农民工确是“弱势”，然而，他们一经“团结起来”，便由“弱”而“强”，迫使那些“侵权者”乖乖地还给他们尊严和薪酬。不过，这种“软暴力”式的讨薪方式，却隐含着相当大的负面效果，一旦广泛效法蔓延，对社会安定将是相当大的“隐患”。

是谁逼迫农民工走上了这种有碍社会安定的讨薪之路？是无良的老板们？是，也不完全是。不错，是无良老板们欠薪所致，但是，无良老板之所以敢冒违法违规之大不韪，那是因为政府执政能力欠强，监管缺位，或执法不严，或有法不依，或敷衍塞责，所以归根结蒂，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强力监管，不留死角，哪个用人单位敢欠薪？“解铃还需系铃人”，欠薪的痼疾是政府执法不力造成的，还须由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是政府的最重要职能，欠薪现象普遍的严重存在，是政府执政能力疲软和失职的表现，其后果是严重的。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多达1?郾3亿左右，超过了全国职工总数一半，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这么庞大的群体的公平问题不解决，社会能安宁得了吗？尤其是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怎能安定？目前，欠薪人数和欠薪总额庞大到了何种程度尚无可靠可信的信息，惟有天知道。年初有关部门公诸于众的清偿陈欠98%及基本未发生新拖欠的喜报，已经被媒体层出不穷的欠薪案例的曝光无情地撕毁，成了不负责的荒诞谎言。“三年解决欠薪问题”的大限在即，各级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求真务实地兑现清偿的承诺，否则，社会安定难焉！

【李从渊荐自《江苏法制报》2005年11月10日／严震铨图】

“无药可救”的韩桂芝为什么能连连高升　作者：刘吉同

1988年，韩桂芝由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升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慢慢地，她开始了“异变”，从热衷应酬，到穿着考究，直至公然收受贿赂。她的丈夫陈昔平（化名）一次次对她的受贿予以劝阻，然而换回的却是妻子对他“多管闲事”的怒吼，以致韩桂芝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年的5月，韩桂芝的大儿媳韩浩的哥哥韩建勋，为了和已怀了孕的保姆长期苟合，竟残忍地将24岁的妻子和1岁的儿子一起杀害。这么一件惊天血案，竟在韩桂芝的施压下，司法部门不了了之。又是陈昔平，他深知这是一件有悖法理的事，“迟早有一天会翻船”。同时他也清楚要求韩桂芝在这件事上持公正立场无疑缘木求鱼，但又不忍心一家人就这样“烂”下去，就转而对韩浩说：你哥哥的事，“肯定是你婆婆出面了，她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还年轻，千万别跟着她瞎掺和呀。”1998年，陈昔平得知韩桂芝又收下绥化市委书记马德80万元的贿赂时（后由韩的妹妹装入腰包），便背着妻子找到了她的妹妹，愤愤地说：“你姐姐已无药可救了，可你不能受她蛊惑呀！”（《报刊文摘》2005.10.7）

什么是无药可救，我理解的本意是一个人的病情已到了无法救治的程度，而喻意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已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陈昔平先生用这个不堪之词来形容他的妻子，绝非是缺少理性的一怒，而是通过她长时期的飞扬跋扈、不可理喻，她的近乎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疯狂受贿，从而把她彻底看穿看透看死了，对其彻底失望了。她在他的心目中，连“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认知、可能和信心也没有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1988年起便被丈夫判为“无药可救”的韩桂芝，却在官场上飞黄腾达，连连高升。1991年，升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996年，升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7年，升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省委党校校长；2002年1月，升任省政协主席，仍兼省委副书记，达到她仕宦生涯的巅峰。那么，这是为什么？

或许有人会说，韩桂芝大概是个“演戏”的高手，台上一套，台下又一套。家里一个样，外面另一个样。然而，常识告诉人们，这种“戏法”，只会蒙骗人于一时，而绝不会长达十四年之久。事实上，很多人当时都把她看穿了，只是不敢说而已。韩被“双规”不久，熟悉她的人就对记者透露，“这个女人太霸道”。“与她有对立情绪的，在很多不同级别的干部心里都有，只是不敢表达罢了，原因很简单，韩桂芝一辈子都在管人（干部），她让你上你才能上，让你下你就得下”（《新京报》2004.6.24）。人们应该还有印象，2003年10月，发生在哈尔滨市的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宝马撞人案”，民间舆论直逼肇事主角苏秀文的后台，说苏是韩的儿媳妇。最后韩桂芝被迫出面约见记者辟谣。事实上，苏秀文确实不是韩桂芝的儿媳。但通过群众舆论的“移花接木”，反映了市民对她的评价，同时折射出了韩及其一家在哈市乃至全省的不可一世的形象，人们只不过对此作了一次符合逻辑的“合理想象”而已。韩的所作所为，着实如其丈夫所言：已经“无药可救”了。

而如此不堪者却能连连升官而且官至正部，只能说明，百姓和下属对她的监督及作用，几乎等于零；上级在一次次提拔她时，对其真实性的了解，几乎等于零；民意对她升迁的影响，几乎等于零；贪赃枉法对她升迁的影响，也几乎等于零……以致最后养虎遗患，让她在黑龙江坐强坐大。假如这“无药可救”的韩桂芝是一只“鼠”，对她的危害可忽略不计；假如是只“黄鼠狼”，也无非是偷吃只鸡而已，而事实上她是一只“虎”，贪污受贿达950万元之巨，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是这些“几乎等于零的原因”，让韩桂芝创造了在民主社会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教训至为深刻。

【阿彬荐自《教师报》2005年10月26日】

经济学家别给老百姓泼脏水　作者：陈　仓

某些“经济学家”、“受贿学家”为了讨好某些不良商家，为了取悦某些暴发的利益集团，便不加分析地给老百姓泼脏水，污蔑老百姓“心理失衡，仇富心理与日俱增”。中国的老百姓仇恨所有的富人吗？我看未必。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最朴实、最宽容、最善良、最容易管理、性情最温顺的人群之一。你只要不给他添麻烦，他就会与你和睦相处；你如果不伤害他，他就会与你相安无事。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不屑一顾那些“嫌贫爱富”的“势利眼”，然而，绝大多数人打心眼里羡慕有本事的人、成功的人、富裕的人。嫁女儿都挑精明强干和“经济条件好的”，娶媳妇挑聪明、能干、漂亮且“负担轻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找工作都愿意投奔文化程度高、有名望、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企老板。除非一个不良老板被绳之以法，一般人不会无端怀疑、指责、仇恨一个成功的富人。

中国老百姓没有仇富的传统，也没有人天生就仇恨富人。没文化的刘姥姥十分热爱并积极投靠富裕的贾家，识文断字的林黛玉不但不仇恨贾家的富裕，而且朝思暮想嫁给富人的公子贾宝玉，压根就没打算嫁给焦大。参观过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乔家富甲天下，不但没有招人恨，而且因为恩遇善待掌柜（经理）、伙计（员工）、仆人、邻里、乡亲而受人世代尊敬。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本地人就是不斗争乔家。“大批判，天天讲”，当地人不批乔家，受过乔家恩惠的乡亲在“忆苦思甜”时尽说乔家的好处。明清两代到民国，关中地区多数小地主认同厚待长工，“待遇留人”，以厚道博得乡贤善人美名的理念。像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那样的厚道小地主很多，像鹿三那样的老实农民根本不仇富，反而时常感念“东家”的好处。斗转星移，时空变幻，山变水变环境变，惟独人性没有根本的变化，其中追求财富，羡慕富裕也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不用做大规模的调查，看看媒体上发布的征婚交友广告，再浏览几处交友网站，阅览一下征婚、征友、交友条件，相貌、富裕、健康是基本要素和核心竞争力。谁与富人有仇？谁热爱乞丐？除非脑子进水，神经错乱，或者是吃错了药，喝多了酒！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声明他仇富，如果没病的话，那人必然是伪君子、变态狂。

世界上既有有缘有故的爱，也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存在仇富现象。比尔·盖茨富可敌国无人仇恨，科学家获百万大奖没有人嫉恨，奥运冠军成为百万富翁没人切齿。但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的“贪官仔”、共谋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放火烧房的恶霸、恶意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骗取银行贷款且逃废银行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官商勾结的走私巨富、开宝马轧人花钱摆平的歹毒富婆、蓄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痞子大款，以及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等无良富人，老百姓能不恨吗？仇恨是天经地义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则是不正常的。一言以蔽之，老百姓仇恨的是“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九类非法暴富、为富不仁的有罪富人，并不是所有富人。

谁仇富？仇甚富？公道自在人心。

【邓卉卉摘自《西安晚报》2005年11月7日】

又是一个“五十万”　作者：黄一龙

甘肃省渭源县优秀教师李建新，教书20年，其中18年间月工资仅仅40元。他对记者说：“今年我们村的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11月3日《南方周末》）看到这里，我也默默鞠躬，我也泪流满面。

不过我比朱艳霞多活半个多世纪，所以我的鞠躬和流泪，不仅仅是对李老师一人的感谢，也不仅仅是对如记者报道的西部十二省区五十余万每月领取40元工资的“代课教师”的尊敬，我的思想比她复杂些。

首先，我被这“40元”吓得目瞪口呆。说实在的，我这个多年在穷哥们儿堆里摸爬滚打穷惯了的老汉，还真没想到时至今日，中国还有这么多靠每月40元（每天一元三角三分）生活的……“教师”！40元可以买什么？八个廉价盒饭？几个宠物罐头？1/10张“超女”演唱会入场券？须知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了，40元的月收入显然离这个“水平”太远太远。有多远呢？去年国家划定的农村人口贫困线是年收入668元即每月约56元，比“代课教师”多40%！这就是说，我国至少还有五十万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比中国最穷的穷人还穷。吃席的时候一人向隅而满座不安，那么，在“总体小康”的盛世盛宴旁，五十万教师齐向隅呢？

其次，我看出，他们的这种境遇，完全是身份歧视的结果。这个群体的身份，乃是“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而他们的称谓，却有个戏剧性的变化。根据记者介绍，他们在1984年以前叫做“民办教师”，“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于是他们又改称“代课教师”。这是变着法儿欺骗中央吗？原来这里另有隐情：“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所以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可是这些“填补”了公办教师“空缺”的人们，做着公办教师同样的工作，领的报酬却是后者的1/30！同样的讲台，甲空出来而乙“填补”，同样的课程，甲不教而乙“代”之，报酬相差却达30倍，这是长着什么心肝的人设计出来的工资标准？或曰这些代课教师不是缺这证就是缺那证，不够资格也没有能力当老师；可是几十年间人家课也上了书也教了学生也一茬一茬毕业了，有关部门不但认可而且生怕聘不到他们，这不是能力不是资格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这样严重违法的同工异酬，分明表现了对于这部分农村知识分子的公然歧视。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半个多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这样的歧视，绝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荣！

第三，这样的问题，不是发生在一地而是占半个中国的十二个省区，不是发生于一时而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现在我们得以知道它的真相，靠的是中共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同志（我也向他鞠躬致敬）的调查和他含泪向甘肃省委及教育部写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甘肃日报》披露此文的时间是今年7月28日。我相信在此以前的二十年间三十年间，十二个省区的众多县委或什么委的副书记们书记们这长那长们当中，一定有不少人对此早就一清二楚。早就一清二楚而不闻不问公照样办会照样开舞照样跳酒照样喝而不肯坐下来写一份《××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不肯对这种既背离道义又违反法纪的丑恶现象哪怕是表示一丝抗争，这才是最可怕的，说明这五十来万农村知识分子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有关主管人士的心眼里，都只不过是边缘之边缘的“人下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止一次当过人下人，开始那次是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现在这次则把他们划为“代课教师”。前后两次遭殃的人，同为五十多万。从数字上说，前后也许只是巧合；而论有关部门的指导思想呢，从仇视前五十万到歧视后五十万，其不把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当“宝贵财富”的心理，轨迹可是昭昭可寻的。此风如不下大决心扭转，将来“泪流满面”的，也许会是几代人呢！

【王翔宇荐自《凯迪网络》2005年11月18日／王全大图《苦也甜》】

农民之死与教育之痛　作者：欧阳锡龙

儿子才上大二，为了供儿读书，綦江石角镇白云观千秋村47岁的父亲谢光福每天劳作18小时以上。昨天凌晨30分，谢光福实在撑不住了，刚到家门口，突然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儿子谢中华怎么也没想到，中秋月圆夜，回家看见的是父亲冰冷的尸体。（详见9月18日《人民网》）

惨不忍闻，人之生死阴阳两隔，却连结着人世的许多宿怨和情殇。对于这样沉重和悲情的文字，笔者同许多人一样感到很痛心。此事一经报道，即起争议，主流的声音大都归结为高额的教育收费酿制家庭悲剧，更有人“见血封喉”称之为“教育杀人”。笔者认为，大学教育高收费遭人诟病，自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简单地将农民之死完全归罪为大学教育的高收费，我看这片面也并不公允。我认为，农民之死毫无疑问凸显了社会的某种疾痛，然而并非是教育高收费“直接行凶”。在此，笔者不想考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曾经健康的农民活活地被累死，而是由他的死想到教育的一些痒痛。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18岁以后儿女们就会如同散落乱飞的蒲公英，各自奔前程，因为在法定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人，必须自己供养自己了，因而父母很少有人为子女们具体生活操心。美国孩子也读大学，但他们都很乐意去自已打工解决学费生活费用等问题，因为他们自小就严格执行着“穿自己的衣，流自己的汗，自立自强男子汉”的生存立世标准。但是，我们的这位已经痛失父亲的大二学生，他可曾想到过如何为父母亲分担忧愁吗？他是不是可以自己谋求经济上的自立呢，至少在学费之外每月的生活费他是有办法有能力解决的啊！

“有中国特色的抚养文化”需要我们来重新审视。中国父母总是认为自己既有生孩子的权利，更有抚育培养孩子的责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甚至于将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和愿望托之于孩子身上。他们自己呕心沥血艰辛一世经营一生，包办孩子的生活，不愿意让他们受到半点委屈，为的只是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和顺带给他们“面子增光”。然而结果只是增加了子女对父母的依赖，自强自理能力相当差。读完大学找工作，只要受到一点挫折或者不愿意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就处之泰然地充当“啃老族”，敬守孝道赡养老人更无从谈起，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悲哀所在。

学校的教育也显现了某种理想和信念的缺失。如今的大学建筑美轮美奂，招生一扩再扩，收费一涨再涨，可大学大爱之精神和大气之理想却日渐萎缩和消弥。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难得有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大学注重那些应对社会找工作的基本专业技能教育，对理想教育爱的教育人生价值观的教育则重视不够；另一个方面，对学生的独立意识和心理耐挫能力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关注，这也必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许多大学生在大学里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甚至于对大学产生深深的失望而活在迷茫之中看不到人生的前途亮点。

行文至此，笔者在悲怆中这样想：但愿这位农民的死能够成为一种标本，能够促使家庭和学校教育自我反思和改良，从而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经济上以及生活上更为自立和坚强！

【周日忠荐自《边城晚报》2005年10月14日／王　敏图】

是什么让花季少女不惧罪责轻视生命　作者：茅娟美

前几日，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对话”让人难忘。镜头对着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圆圆的脸，身着囚服却丝毫不觉沉重，稚嫩的声音轻松地回答着对面女记者的提问。小囚犯是初中生小颖，因为女友小静“夺”了自己的男友，便趁其不备，扎其17刀。手段之狠毒，实在不像一个花季女孩所为。而镜头下的小颖仍浅笑着，无丝毫慌张之态。

罪犯面对镜头并不少见。无论之前他们如何穷凶极恶，穿上囚服面对镜头的刹那，却大多或悔恨交加、痛哭流涕，或惊慌失措、语无伦次，鲜有如此镇定、轻松的。看着浅笑的小颖，我的后背不禁阵阵发凉，是什么让一个老师、同学、家长眼中“听话的女孩”，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而仍心定气闲？

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暴力宣扬，是造成青少年纠纷处理暴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暴力游戏、恐怖片、打斗片、警匪片等等，那些无所不在的暴力情节和人物，成了正处于精神断奶期的中学生最好的伴侣和最佳的模仿对象，暴力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些中学生宣泄不满的首选。“平时最喜欢看警匪片、打斗片，很解气。”“她这种人说不好，扎了之后气就消了。”“杀了人之后将尸体沉入水中，或埋掉，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是小颖回答记者的话。更骇人听闻的是，被害人小静在被扎了17刀之后仍撩起衣服，挣扎着对小颖说：“再扎一刀吧，再扎上一刀，咱们之间算是扯平了。”面对死亡，小静的表现同样让人感到害怕。

当然，学校也难辞其咎。我们喜欢说“德育为首”，却将这个“首”高高架在空中，让学生触摸不到。“爱国”、“爱社会”、“爱民族”、“爱学校”，这些德育内容因为失去了生活之真，而缺乏在学生中生根发芽的根基。小颖对记者说：“我们学校很多同学谈不拢了都选择打架，用武力解决。”团结友爱、遵守校纪校规，大概是每位中小学生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条例吧。但为何学校期望的与学生实际的行为大相径庭？看看德育课惯用的课堂结束语，原因或许可见一斑：“通过这堂课，我们懂得了要尊重别人的道理。”一堂课的效果果真如此神奇吗？它真能解决一个思想道德上的问题吗？

小颖所在学校在事发后配备了一个心理老师，老师将此案作为案例在心理课堂上探讨。镜头记录了师生之间的一组对话：“如果你是小A，遇到这种事情会如何处理？”有学生回答：“我会揍她一顿。”遗憾的是，老师似乎并没有重视这句话，同学们也异口同声地说：“学了这堂课，我们懂得了要用宽广的胸怀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个心存怨恨说要“揍她一顿”的学生，真通过一堂课就能彻底改变？我不知道从“揍她一顿”的狭隘过渡到“宽广的胸怀”，其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堂课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老师也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让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檀传宝说的话：“一个只是抽象地理解儿童的教师，一个不懂得儿童真实生活及其心理需求的教师，一个不知道应该如何组织知识，将特定的教育内容转化为学生容易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的教师，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效。”

我不知道心理学上有没有“钉钉子效应”。大凡有点木工常识的人都知道，钉钉子不能心急，下力不宜过猛，否则一锤下去，不是钉子折了，就是墙面碎了。即使勉强砸进去，也因着力不匀，入口太大而不牢靠。这说的虽是钉钉子的技巧，却同样适合学生的思想工作。教师要扭转一个学生的观念，要转化好一个问题学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班风，要使集体形成一股凝聚力，绝不是心血来潮时狠敲猛打一阵子就了事的。它需要敲钉子般不断地重复加固，一锤一锤，不重但有节奏，轻快而有耐心，如此精雕细琢才能打造出精品。所以思想工作是“细致活儿”，它不是一锤定音，一蹴而就的，更需要的是在课堂“瞬间精彩”背后不厌其烦的一次次谈心，一遍遍倾听，一趟趟家访，一点一滴的付出。“扎了之后气就消了，不后悔。”这是小颖穿上囚服后说的话。“再扎一刀，咱们之间就算扯平了。”这是小静在被扎17刀之后对凶手小颖说的话。在这些孩子的眼里，生命是任谁都可以轻轻提起，轻轻放下的，就如面对一件多余物。孩子们哪，其实，自出生那天起，生命就不仅仅属于自己了，它所承载的也不只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更有母亲十月怀胎之苦、一朝分娩之痛，家庭含辛茹苦养育之难，父母呵护疼爱之切。它承载着很多很多，惟独不能承载“轻视”。

我们真得好好反思，孩子们何以至此。

【冉奎荐自《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

药　作者：冯景元

一

有病就有药，每个人都离不开药。

药是要，大要，必要。真正能疗疾治急的才叫“要”。不是“要”的做药，不当“要”的充药，都是非“要”。

韩非子有一句话，叫“圣者执要”，其实也执药。打开中国医药史，第一章讲的就是，神农尝百草，令民“知所避就”，伏羲味百药，“典主经方”制九针。亘古开世时期的王者、圣者们，无不执要、重药。

药有双性，不能多吃。当要，为丹，是医世治世救世的。不当要，成毒，是祸紊乱神害人的。

二

卖药的多了，不是好事。打开报刊、电视，到处是药，天天是药，歌舞星，影视星，都成了吆喝药的人，说明社会不健康。

一副醒世的对联是这样说的：名场利场，无非戏场，骗得浮市哗应；中药西药，总是妙药，医却遍地炎凉。

不管药效好坏，就在那里帮着喊卖药的，都是药托。

在有的国家，明星大牌做广告，只要是广告的东西没用过，就要被起诉为骗人。中国明星帮卖药的，有多少吃过用过那药？

百姓备药为应急，郎中串巷为柴米，江湖从来不缺少卖药的。“金皮彩挂”，“皮”排在打挂相面“金”之后，不是因为这两行出彩，而是行骗无二。

三

医有不通，药也有限，把药能吹到天上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

药对如开锁，好药无珍。再好的药，进人体不与病灶中和抵消，在五脏六腑内积留下来，都是祸端。

绝症无药，能够用药救治的，都不是绝症。所以世语有：良医不能救无命，好药唯需对症服。

药，不在贵，在对症，在打开，在恰到。如花应季，如雨适时。

老话讲：病入膏肓无忌医，乐以人善是良药。病了没办法才去找医生，好药总是和良善为伍的。凡就病下手，趁火打劫卖药，劫掠入骨三分的，都属假药，劣药，是“假以赚钱的药”，“劣等手段的药”。

良医对症下药，贪夫对钱眼儿下药。

世医以慰人为主，再重的病也安慰你，让你长胜病之力；歹徒多以吓人为主，先讲不医的危险，致命的后果，把你打懵，然后开出一堆方子，让你付钱买药，吃不了兜着。

把药作为赢利的手段，必是埋患做事，用人的病情做文章。

假药快似杀人刀，穿白大褂说谎，卖药贪大利，都无异于杀人。

四

药的作用从来都是和信联在一起的。信服，信用。信才服，信才用。

名医、名药的第一价值不在名，而在信，是人相信了你能治病胜病，管用，都来找你，你才成名的。

好药传世经代，不兴一时。

药是借力，是人在自身不支的病态下，可以慰藉的一种力量。所有药在人身体内能够发挥作用，都首先是你自己，是你神，不是药神，是你的身体借外物的进入，产生了抗体，发挥了胜病的作用。

名医都说，三分药七分养，对任何药性有了依赖，都会产生它作用，包括动不动就洗胃肠，动不动就输液。

五

现代赚钱人，朝人的致命穴上踢，把你忽悠瘸了，卖拐。可悲的是赵本山使劲骗人，范伟甘心受骗，全国人看了不心疼，还都跟着鼓掌，叫好，跟着快乐。

世界复杂奇病多，但所有的病，都比不过贪欲病，贪欲害世，能把所有的上事做成下事，好事做成坏事，原本的善事做成恶事。

药，一旦成了道儿——赚钱的道儿，发财的道儿，骗人的道儿，这个世界便到处是毒了。

【王翔宇荐自《今晚报》2005年11月16日／蒋跃新图《药品降价以后》】

马德的“伪规则”　作者：沈　栖

“卖官书记”马德已被判死缓，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齿于人类。然而，作为我国官场上的一个典型标本，他自有不同层面的解读意义。

解读马德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运用的“伪规则”，就能窥见其是如何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权钱交易的。

马德同其他贪官一样，在上演“作秀剧”时，颇有“表演才能”。主政绥化6年期间，他在党政干部会议上一再表态“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反复强调“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且相继推出《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党委常委投票表决制》、《干部推荐责任制》等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可暗地里呢，他却苦心经营起了“官帽工厂”——想升官的要送钱，想保官的也要送钱。“马德案”所涉官员竟多达265人，10个县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牵连其中，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

马德深谙组织人事运作程序和规则，但他正是利用自己对这些规则的熟悉，玩弄政治手腕改变规则，于是，“伪规则”成了他卖官的法宝。马德卖官，不是市场商贩的吆喝，而是在上述一系列制度的掩护下，通过“合法”的方式达到权钱两讫。且看他是如何运用“伪规则”“选拔”干部的——

马德收了某人的“捐官费”后，欲给某人捐官，先给某人画一个“像”，定上某人特有的几项条件，按照此“像”再经组织部门画一个圈，组织部门便可按图索骥了。倘若组织部门另选他人，马德便在上报的材料上批示“此人不宜”，退回组织部门重议。比方说某个买官者年龄35岁，是个女的，曾在乡镇干过，马德要用她，便可给组织部门画下三条原则：年龄35岁，女性，有乡镇工作经历。有此“马三条”，组织部门当然就一逮一个准。在党委常委会讨论此人任用时，先让组织部门介绍考察情况，然后再由一班人充分发表意见，待时机成熟，马德最后总结，来个“一锤定音”。多么高明啊！简直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抓不到他权钱交易的任何把柄。

马德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运用“伪规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伪规则”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条条款款，都是有章可循，有案可稽，马德似乎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的迹象；二是“一把手”没有直接点名，也没有直接操纵，一切由组织部门运作；三是一切都按正规程序办理，有推荐，有考察，有一班人民主讨论，尔后又有表决通过；四是这个官卖得很“阳光”，很文明，又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得像模像样。如此“伪规则”，事实上都是书记钦点，暗箱操作，它在中规中矩的程序下营私舞弊，在合法的外衣下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

任何制度都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特点。但是，制度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行为规范如何，约束是否到位，必须要有一整套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相配套，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失效，甚至成为某些掌控权柄者搞腐败的“挡箭牌”。马德之所以熟谙玩弄“伪规则”而多年卖官大肆受贿，源盖于此。由他制定的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同虚设，没有人敢对马德这个官气、霸气、匪气十足的“一把手”说一个“不”字，于是乎，马德“伪规则”运用自如，卖官鬻爵畅通无阻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常言说：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选拔任用干部不能让“马德”们一人说了算，而要靠制度，更要靠“制度用人”过程中对“一把手”的监督措施，否则，“程序上合法中规，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的马德式的“伪规则”还会暗售其奸，频频得手，如是，那么吏治腐败便难以根除。

【周军宇荐自《今晚报》2005年10月30日／李二保图《交易》】

厉以宁的富人立场一瞥　作者：彭开来

厉以宁的“杀富济不了贫”，就像我们这些非经济学家、“低素质”人群简单说“吃粪活不了命”一样百分之千的正确。但问题是，谁会去“吃粪活命”呢？

当然，特殊的例外也不是一点没有，当年希特勒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就有吃粪便活命的人。现在我们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又这么多，谁敢说对富人一点“杀富济贫”的心理都不会产生？因此，有人说厉以宁对富人的担心是无的放矢，这实在是没懂厉教授的心。什么叫础润张伞？什么叫未雨绸缪？什么叫战略眼光？国家并没向富人多征税，目前连这方面的政策苗头都没有，你就高枕无忧，居富而不思穷，那中国并没对世界构成威胁，怎么美国和日本老是喊“中国威胁论”呢？

厉以宁对富人的担心，可不像他的写诗填词，偶尔为之，业余爱好，非全心全意。厉以宁的富人心态、富人立场早不止今日始，他的“老大老二论”早为他的富人立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十分温馨地开导我们，一个家庭里面也是有分配不均的问题的，老二难免要穿几件老大的旧衣服，这是在所难免的嘛，一个社会怎么能够那么平均呢？厉教授教导我们这些“老二”要想得开，心平气和地甘心情愿地穿“旧衣服”，不要觉得自己穿“旧衣服”有什么不公平。不要刺激“老二”们的“仇富心态”，厉教授显得是多么的小心翼翼，有这方面的苗头，他都要及时消除。他对那个讨厌的据说是临近国际警戒线的什么基尼系数，也反感得很，说不能现在这样子计算，现在这样子计算太煽动“老二”们的“仇富心态”了，要城市和农村分别计算，就象现在有人提出的农村人的幸福不能和城市人的幸福同日而语一样，标准应该不同，然后再加以汇总，这样基尼系数就大大降低了，只要“老二”们感觉不出他们有多苦，有多穷，只要蒙得他们还觉得自己与富人差别还不是那么大，“仇富心态”就自然消除了，那怕暂时得以消除一下也好。

据说，厉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经济学知识服务于富人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但著名经济学家总还得对税收常识也顾着一二才是，就算是我们对富人多征了税，这怎么就是“杀富”了呢？税收的根本意义是公民向国家尽财政义务，它不排除有“均贫富”的功能，但决不仅仅就是“杀”谁“济”谁的问题呀。难道说富人享受了比穷人多得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不应该多纳税吗？学贯中西的厉教授，外国是这样的吗？市场经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如果政府不用税收这只有力的手来强化调节收入的功能，防止差距的过分拉大，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又岂是厉教授想把基尼系数降低、用城市和农村分开计算就能解决的？按厉教授的观点，要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以尽快达到中产者水平，就肯定不能过多征税；而对富人，又不能“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而变“穷”，那么，我们的财政义务，税收责任又到底该由谁来尽呢？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厉教授不可能看不到，从我国现有的税制结构看，第一，具有真正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财产税并没有征收，这对富人是极为有利的；第二，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但这种税赋目前还主要是落在大多数并不富裕的纳税人头上，这与厉教授的说法恰恰相反；第三，我们现在占税收收入绝大多数的是流转税，并不具有收入调节功能，这与以累进税率所得率为主的国家相比，我们现行的税制结构，对穷人是更为不利的，也更不公平。这种税制结构，应该予以改革，厉教授未雨绸缪地反对这种改革，就是想长期维持这种对相对贫困者不利的税收制度，维护富人的利益。

像厉教授这类站在富人立场，为富人利益说话，还见不得穷人吃饱饭的经济学家，人民不要也罢，但是不要让他们头上主流经济学的光环误导了我们，扰乱了我们的事业。

【选自《郑州科技》2005年11月10日】

对孩子应尽早放手　作者：徐怀谦

据《青岛早报》报道，家住福州市的李女士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哭着说想家，想吃妈妈亲手包的馄饨，就花了近3000元打“飞的”，给刚考入青岛一所大学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儿子送来了一碗热馄饨。报道称，她十九岁的儿子从小学到高中，12年间，从来没有洗过衣服，这些事全部是由家长代劳。

这样的新闻当然只是个例，但现代家长对孩子不同程度的包办，每天都在发生。

我女儿的学校在一条胡同内，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候，这条胡同就像患了肠梗阻，人流车流水泄不通，每一辆车都把自己想象成了一条泥鳅，可着劲地往前扎，恨不得让孩子一出学校大门就能钻进轿车门。每每看到这种景象，我就想要是汽车能爬楼就好了，没准这些父母会把车直接开到三楼四楼停到教室门口或者干脆开到孩子身边去。

那些没车的父母也有事情做，就是替孩子拎包——孩子一出校门或者家长早就迎进去，在第一时间把孩子背的书包接过来，好像那书包真能把孩子压坏似的。常有些漫画画中国孩子课业负担重，一个大书包把孩子的背都压弯了，其实生活中的孩子很少背书包，因为上学来去的路上，书包都由家长背着或拎着，根本轮不到孩子。

小学生如此，中学生也自立不到哪儿去。最近有篇报道说，沈阳某中学军训时，近百辆轿车拥堵在军训基地大门口，为的是给孩子运送被褥、小食品。有给孩子送饮料的，说在家里，孩子除了这个，别的啥水都不喝；有给孩子送防晒霜的，战士不让进，家长居然跪地请求；还有给孩子送电蚊香、手电筒、小风扇甚至毛绒玩具的。结果呢？由于平常孩子在家娇生惯养，受不了烈日，吃不惯军营伙食，睡不着觉，几天内就有近十个孩子中暑，这些孩子的家长干脆以此为借口把孩子接回了家。

封建时代我们只听说有父母包办婚姻的，现在的父母则是无所不包。大学生带着保姆上学，女儿出嫁时陪嫁保姆之类的新闻足以令人惊诧（文章开头说的那位李女士也提出要给儿子陪读，却遭到校方拒绝），从去年起，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公园内又相继出现了家长代儿女相亲的景观。

那么换一下立场，从孩子这方面来说，他们是否感恩呢？恰恰相反，他们大部分认为父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一部分抱怨父母管得太多，留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而只有极少数知道父母不易，心存感恩。这正是包办教育产生的一个悖论：你包办了一切，却没有赢得孩子应有的尊重；你设计了孩子的昨天、今天，却不能包办他的明天；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大多数家长会说，现在家庭经济条件好了，难道我们不该为孩子多做一些事情吗？这里就有一个健康的爱与溺爱之间的区别。最近读《环球时报》上一篇介绍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文章，其中一段写道：“初入伊顿，学生只是13岁的小男孩，离开伊顿的是18岁的谦谦君子。他们在伊顿的5年完成的是生理、心理、知识、体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全面成长。伊顿的校规严格，却不痛苦。比如，一年级学生入学，有10％~20％是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家中宝贝，校方的第一个措施是，家长前三周一律不准探望，要把娇生惯养的公子哥‘扳’过来！在不准你留恋父母温情的同时，学校给你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集体的温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贵族教育并不能和娇生惯养划等号，两者恰恰是排斥的关系。这得益于西方长期形成的健全的教育理念。卢梭早在《爱弥尔》中就说：“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放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教育出来的孩子有几个能达标？

我不是提倡斯巴达式的教育，也不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学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更不是要他们接受什么狼性教育。这是两个概念。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要自己去闯去打拚去体验，家长只需为他们把握住向善、利公的大方向就够了。对孩子尽早放手，做父母的才能尽快放心。

【李东辉荐自《市场报》2005年11月9日／丁　聪图《“小皇帝”的暑期活动》】

医改成功在哪里？　作者：孙振军

我的堂叔孙成贵，今年69岁了。一个多月前他感到胸闷、胃疼，特别难受，就向我父亲借了20元钱，到乡卫站一检查，胃癌，且到了晚期。

上周我到乡下老家时，堂叔已昼夜不能起身地在床上躺了20多天了。我们那一带乡民习惯上将病到这种状态的人，称之为“撂个儿”了；也就是说，无力站起来了只能熬日子，数着日头等死。我去看他，见堂叔眼窝深陷，胡须蓬乱，面目消瘦，形容枯槁。20多天只能喝面汤度日，啥人也顶不住啊。见我去看他，他的双眼中分明流露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求生欲。是啊，是人谁想死呢？

癌症虽然是绝症，但并非百分百致命，有不少患者通过做手术、化疗、基因转移等手段，是可以让生命得以延续甚至恢复成正常人的。可是，谁来给他治病，谁能救他的命呢？因为这生命与救治中间横亘着一座根本无法绕行的高山：钱。

他没有一点积蓄吧？没有。对老实巴交的农民而言，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进城打工。因为纯种地有时还要倒贴。可兴起打工潮的时候，堂叔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谁雇他去做工？靠卖粮、卖猪、卖鸡蛋等多种“庭院经济”手段换来的那点微薄收入，根本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前几年他居住的老屋坍塌，他拿出所有的存款还不够，最后还是我支援他100元后才换了个勉强能遮风雨的屋顶。

他没有儿女吗？没有。因为堂婶脑子有毛病、精神不正常，也就是书面语中所说的智障者。他们倒是曾经生过一个儿子，可也是有毛病，养到十四五岁时，被一个比他还小的小伙伴带着到洛阳市玩耍，结果人家回来了，他再也没有回来。既或有儿有女，可儿女有钱吗？孝顺吗？

他不能借钱吗？不能。现如今虽不是兵荒马乱，但也是人心不古，连那些衣着光鲜、人模人样的场面上人，遇到危急时想找人借钱都不易，何况他这种孤寡有病、毫无偿还能力的老人？明知道借给他钱是有去无归，谁还会干这种赔本营生呢？

他不能贷款吗？不能。这几年银行早已整顿了、信贷早已规范了，谁发放贷款谁负责收回，收不回得终身负责。因此像我堂叔这种农户拿什么去抵押？土地倒是有，但所有权是国家的，他无权抵押；房子倒也有一间半，可充其量只值1000元，无法去抵押；还有一头肉猪，但也于前几日匆匆低价卖掉了。即使不卖掉，银行也不押这东西。

他不能依靠组织吗？不能。堂叔非党非团，纯粹的老农民一个。既或他是党员团员，但党组织团组织也不管看病这类事儿。那么，他去找乡政府？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天真；他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倒是算一级村民自治组织，可在现实运作中，其作用主要是代行政府的管理职责，比如收税收费、通知开会、计划生育、批划宅基等，并不负责村民的福利呀、就业呀、医保呀、看病呀什么的。况且，村委会也确实没有这笔经费。由此开始，农民其实是一种什么组织也没有的职业。

那么，我不能帮帮我堂叔吗？也不能。堂叔虽然不是亲叔，但与我父亲同一爷爷、奶奶，从小吃一锅饭长大，在一所院里居住，从血缘上讲也是很亲近的。尤其是在我的记忆中，堂叔在生产队时代是个铁匠，我从小就爱在他的铁匠铺里玩耍，并爱搞恶做剧，偷他个钉子、铲子什么的，但堂叔从来都没发过火……我是真想帮他一把，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可是，我真的是力不从心啊！因为，现在进一次医院就得万儿八千；因为，我是个工薪族；更因为，亲友中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

我可怜的堂叔，眼下其实就是在等死。在我们村，像我堂叔这样的老农并非绝无仅有；那么，全乡、全县、全省、全中国，还有多少因贫穷而无法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救治而在活生生等死的人？面对他们，我想请坐在装修得像豪华宾馆似的卫生部阔大办公室里，那些向世人朗声宣称着“我们从来都没说过医改不成功”的兖兖诸公们解释一下：医改究竟成功在哪里？！

【石头荐自《三门峡广播电视报》2005年11月25日】

荐稿人语：此文甚好，值得一读。不过在我看来，医改至少有两大成功亮点：一、让有机会与药品打交道的人(除了患者)都多少捞了一把并能继续捞下去；二、让医改前无公费医疗的90%多的人继续无医保，让过去有公费医疗待遇的不到10%的人中的大多数人不敢上医院，给国家节约了支出。

小丑的精神　作者：崔卫平

去年夏天传出消息，英国恢复了失传355年的小丑传统，选出了由官方承认的“第一小丑”。这位名叫奈杰尔·罗德尔的人，与英国文化遗产署签订正式合同，接受光荣的任务，“将大众从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

在欧洲，“宫廷弄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2年。他们的职责除了逗笑之外，还要提醒君王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有些话，非得由小丑来说出。因此，他们也面临着被砍头的危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当然，今天的英国遗产署负责人必须同时声明，罗德尔“没有被砍头的危险”。

一个著名的关于说笑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皇帝用镜子看了一下自己，随即哭了起来，忧愁地说：“我越来越老了。”于是所有宫廷的人们都哭了起来。当皇帝停止哭泣时，他们也停止了哭泣，但惟有那个说笑人还在哭泣不止。皇帝问：“你为什么还在哭啊？”他答道：“你是因为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才哭的；我是一直这样看着你啊。”在这个意义上，“小丑”是皇帝身边的一面镜子。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里就有一个“弄人”。他在国王前唱道：“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聪明人个个变了糊涂。顶着一个没有思想的脑袋，个个只会依样画葫芦。”当然，他在说出真相之前和之后，要东拉西扯，说上许多莫名其妙的毫不相干的废话，很多话看上去只是装疯卖傻，诸如“为什么北斗星只有七颗？因为没有第八颗”之类。

当黑泽明改编莎士比亚这出戏时，仍然保留了这个弄人的角色，即《乱》中的狂阿弥。狂阿弥之所以没有被杀头，归根结底是因为弄人的身份，拥有这个身份即拥有某种特权和特许。所以，必须将能够说出某些真话的“小丑”，与真正的“英雄”区别开来。后者不享有“免于……”的自由，他若是说了什么，被抓、被禁、被流放和被杀头，什么可能性都有。

从根本上来说，小丑不具有在这个世界上的“实体性”。他并不拥有一种坚固的伦理立场，他是犹疑不定的，看菜吃饭的。当人面说人话，当着鬼面说鬼话，前后、左右不一致并不使他感到十分为难。他的使命是获得“满堂彩”，要“语惊四座”，要完成人们心目中那个固定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本人有什么想法，也要纳入现场的轰动性效果中去。赢得观众、笑声和掌声，才能够赢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由此看来，“小丑”也是一种可怜的人。他为了“真理”而粉身碎骨，而丧失名誉，然而自身却并不具有任何一种真理。他说出的只是别人的真相和真理，并不是自身的真相和真理。对于“小丑”来说，面对自身是他最难堪、最不习惯的了。幸好他的职业要求中没有这一条。在前面那个故事中，我们说小丑是皇帝身边的一面镜子。但是他若是自己照镜子呢？将要照出的，是最不成形状的那种人。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小丑”在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尊敬。因为他们是“戏子中的戏子”。据说在中国戏曲中，丑角是起源最早的一行。而且还有了这样的规矩，演员进后台化妆，在丑角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得规规矩矩坐着别动。又相传唐明皇在创设梨园时，他本人经常扮演丑角，因而使得这个角色拥有了很多特权。

而不具有固定的丑角身份的人们，如果他们想要面对真相或者说出某个事实，那么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个话语特权，通常的做法是：无视和逾出人人遵守的规范礼仪，先把自己弄得“出乎寻常”，逼得别人要拿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他，被迫接受他的那一套。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东西也是源远流长。一般所说的文人的“狂悖”、“狂狷”便是。游走四方的花和尚“济公”便是。念叨着“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办学的武训也便是。

这回来大陆访问演讲的李敖，有人说他“俗”，有人赞他为“英雄”，其实也可以从“小丑精神”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精神上的“小丑”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他远远不能等同“英雄”。他所说的那些话，从内容上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许多年来，人们在无数次茶余饭后的场合都谈到过。只不过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说而已。我赞同网上人们说过的一句话：李敖的做法，如同《围城》中的方鸿渐，“使得所有处女的耳朵都失去了贞操。”

西谚说得好：“小丑一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杨松荐自《新闻周刊》2005年第37期】

半壶水和六间办公室　作者：江南尘

有人建议，机关打水时，最好打半壶水，避免浪费。确实有这样做的单位，不能不说，这是好主意，我们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节约半壶水，自然是小事一桩，如果乘以13亿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价值就不可低估。最可贵的是那种节约精神。这样做，才能防止“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的眼泪”那样的可悲结局。

我们应该节约的和能够节约的地方，实在太多，节约不能只喊口号，要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抓起，真正把节约型社会要求落实到社会各个角落，每个单位，所有家庭，从抓油、水、煤、电，日用吃穿，一律这样思考，这样行动，真正建成节约社会，其意义怎能低估？这是应人人都遵守的。

就在人们议论“半壶水”的时候，又得知一地级市领导办公用房为六间屋的报道，称之为“豪华办公”。那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的书记和市长，每人独占六间办公室，办公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卫生间、会议室、会见室，一应俱全，颇为“气派”；在办公室的一侧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里面竟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虽然没有说到总平米数，至少不会是六个鸽笼子。这也不是孤立的事件，山西柳林县是贫困，那里的县政府就盖起豪华办公楼，16层，60?郾9米，外观很像省委大楼，投资2亿元，而农民年均纯收入才1515元。

政府办公楼究竟应该多大？首长办公用房到底应该有几间？这里确实需要有一个标准，在一些人的眼里，即使六间，也未必感到气派，还缺餐厅，厨房，娱乐用的卡拉厅，运动用的弹子房之类。不要说，和皇帝比较，差距更大。全国有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在办公，确实需要有个统一的规范。

一说到办公地点，往往就会以“官不修衙”作为古训教育今人，自然也会说到隋炀帝修建“迷楼”亡国之类。可是这些过时的老调门，难以训诫今人。现在真是修衙的大好时光，有许多可利用的旗号。“经营城市”就是其一。仔细算账，大多赔本，要么是用大量土地换来的，要么是集资建造的，真正成功的有多少？事后赔钱，也有理由：交学费。

过去官不修衙，主要是想到“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不过是匆匆过客，没有心思修衙。而且修衙也不是提拔任用的“政绩”。如今大不相同，到处是修衙冲动，官员修衙也会列入政绩。况且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使修衙不断发酵。

一条是官员不断膨胀，衙门就是不够用，挤来挤去，只好修衙。

一条是豪华风此起彼伏，到处看一看，唯我寒酸，不想修衙者也要修衙。

一条是对外开放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办公条件也要改善，也要“接轨”。

于是，在一些城市里，政府大楼就成为地方一大景观，地方首长就有最好的办公设施。背后的议论可想而知。遗憾的是，这一切未必传达到官员的耳朵里。

难怪人们有捡芝麻与扔西瓜的叹息。一面是庄严地节约，一面是堂皇的浪费，这对立的两极所产生的讽刺意义，不言而喻。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5年10月28日／马士龙图】

寿者的幽默　作者：王乾荣

近日，杂文界在京的几位朋友小聚，我叨陪末座。

序齿最长的漫画家、杂文家方成先生88岁，是“米”寿了。方老扛一支大笔骑自行车的那幅自画像，人们眼熟能详。他现在仍然每天骑车东跑西颠。谁不夸老爷子堪比小伙子？我幼稚园时即读方老和钟灵合作的漫画。他们当时年轻，很有名，被称为“中国的库克莱尼克塞”（前苏联三名漫画家合作时的笔名）。方老学化学出身，自云“是美术家协会会员，宣读论文却在化学学会”。我这回第一次见方老，发现他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一年轻作者问方老保健秘方，方老只答一个字——忙。他说他每天工作8小时。正当人们惊叹之际，方老不动声色地补充道：“当然，我的休息也是工作。”话音未落，笑声响成一片。

听方老说自己耳朵有点儿背，立即有人打趣道：“他是选择性耳聋。”那意思是，谁说方成坏话，他肯定听得清楚。大家一致同意，又是一阵笑声。方老也大笑，可见他的“耳聋”，真是“选择性”的。

老“延安”严秀先生87岁，健笔如椽，这天从年龄上屈居第二，脑门光光的，瘦而精神十足。他来前刚镶了一颗牙，说花了1万多块。大家便由当前老百姓的“看不起病”，说到一些福利国家的医疗制度，不免感叹一番。严老说：“咱们这里接骨头能报销，镶牙却不报销，好像牙坏了不是病——你说有自己把健康牙齿打掉再去镶的吗？”不知谁插了一句：“没牙，吃不好饭，别的地方就爱得病，报销的药费更多！”大家笑，但笑声明显不那么响亮了。严老说：“咱们说愉快的事。”他就说，他妹妹的孩子在某国医院看病，回家后医生接着打电话问感觉如何，妹妹的孩子受宠若惊，未料，第二天医院又把电话打来了，一再询问病况。于是满座慨叹：“啊呀呀，咱们什么时候也能享受这待遇呀？”本来说“愉快”的事，严老说着说着，又有点儿不大高兴了。旁边一位年轻作者马上说：“吃菜，吃菜！”

这一幅图景，倒颇像众杂家合写的一篇杂文。

今年夏天我还出席了《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101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看上去也只七十挂零，他与会发言，更让我体味到一位老学人的幽默豁达。他说：“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耳朵是最重要的信息工具，我的耳朵已经不灵了，没法儿跟上这个时代了。”周老半路出家攻语言学，终成一代大家。他一直做信息化时代的中心语文课题，即“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笔耕不辍，最近还出版了一本书。周老也是20年前最早使用计算机写作的大学者之一，“跟时代”跟得蛮紧。他的保健“秘方”是“随心所欲”，就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写就写，不计功利，凡事不勉强自己。他有一辆小三轮车，90多岁了，还蹬车带着老伴——著名的昆曲研究专家张老夫人，四处潇洒呢，颇似启功先生《赌赢歌》所云“宋人时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的意境。

周老发言内容，也颇有趣。他说一个外国人写了本书骂韩国，韩国人并不生气，而且改正了被骂到的很多毛病，并邀请这位老兄专门来骂；那人倒不骂了，说没什么可骂了。大家又笑。最后，周老说：“我希望《群言》越办越好，再过20年，咱们再开会庆祝！”笑声掌声四起——其时他就是121岁的人瑞了。

正是：

九十小弟弟，百岁不新奇；老景似晚霞，欲破“吉尼斯”。

【侯杰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11月8日／方　成图《百蛋图》】

文化＝“补丁”？　作者：从维熙

时下的报刊越来越多，但是给精神田园的净土，版面却越来越少。有的报纸动辄几十版，但是你从头翻到尾，除了广告如过江之鲫前呼后拥之外，却难以找到一块纯净的精神田园。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的词汇里，它理应是张扬中华文化的窗口；但是有些大小报纸，似乎被抽掉了中华报人的筋骨，而炒作起应时小卖来了。君若不信，可以翻一翻报摊上的纸堆，其颜色倒是非常花哨，多翻几份会弄你一手彩墨，让你得立刻去卫生间洗手，但是精神文化田园，则接近一片荒芜。面对此种情况，笔者忽然想起一个词汇，文化是不是成了广告的补丁？

之所以发此感慨，绝非空穴来风。有一天，一家南方大报，打来电话约稿，说希望立刻给他们发个电子稿件过去，长度不要超过1500字。我说，我刚写完一篇有趣的文章，文长2000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马上给他传过去。他说：“我们要砍掉500字。”我说，“如果言之有物，你们下得了刀吗？”他说：“希望你老兄体谅时下编文化副刊报人的困难，我们的稿费可以从优，但必须是整整的1500字，多了是不行的。”我说：“何故让作者削足适履？”他说：“老兄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副刊版面，是根据当天广告多少而定的；我编的那块版，只剩下那么大的地盘了。”我的天！原来是让我把文章传过去，当广告版面的补丁。我说，谢谢你向我约稿，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把文学当补丁卖；无论稿酬高低，我都难以从命。

这事情就吹灯了。放下电话，我首先进行了自我审视，是不是自己太不识时务了？因为时尚中的报纸，离开广告是难以生存的，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但我很快心情就平复了下来，之所以这么快就找到解脱，因为这家报纸是广告收入的大户，我曾在去年年终广告收益排行榜上看到过一个统计资料，该报广告收益排在全国报纸中是名列前十名之内的；可也怪了，就是这样的一家资金雄厚的报纸，却吝啬到了荒芜文化田园的程度，那版隔三过五的所谓文化副刊，像是难产的胎儿似的孕生出来，也多是以脂粉和口红之类的时尚小卖，来软化肢解中国文化经脉的水货。因而，我的文字拒绝在这样的码头上靠岸，不仅是无需自责——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文化人，保持在文海行舟的尊严。

事后，一位老报人到我家做客，我对他说起了这件事情。他先是哈哈大笑，说我是少见多怪；后对我伸出了拇指，说我还没为“五斗米折腰”。他说他编了大半辈子的报纸，有喜欢浏览报纸的积习，因而常到图书馆去翻阅全国报纸。他的结论是：能够始终如一保持文化田园纯净品格的，已然微乎其微。有的厚厚一摞彩印报纸中，竟然没有文化副刊的版面；有的倒是挂着文化副刊的招牌，但里边都是一些扭捏作态的红粉佳丽或畸形变态的恋爱轶闻。前者把文化副刊砍个精光，做的还算赤裸；后者则显出技高一筹，以时尚中的俊男美女肖像扼杀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精髓。最后这位老报人不无感慨地长叹了一声：“这是中国报人的悲哀！”

我说：“说到底，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你看过马戏团里猴儿钻火圈吗？”

我说：“看过。”

“时下一些报人在钻金钱眼。文化良知被狗吃了。”为了说明问题，他对我列举了从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报纸，它们并不是不发广告，但绝对给文化以不容侵犯的固定阵地；即使是五十年代的对开报纸，无论它的老板姓氏为谁，也从不消解文化副刊。之所以如此，我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国，文化是国人不可欠缺的精神食粮。

本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笔者并没想到对“补丁”一事行文。可是就在此时，全球电脑正遭遇代号“冲击波”病毒的袭击，而防止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就是用代号为“补丁”的文件，为电脑架设一道防护墙。国文兄从他的电子邮箱，发来这个杀毒的“补丁”邮件，我在将其输入电脑之时，不禁想起了我遭遇的广告补丁一事，便提笔写此文章。当然，表面看来我的补丁事件和电脑消毒的“补丁”，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事；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也不乏其内在的联系。电脑的“补丁”在于抵制电脑病毒的扩散，以保证电脑的安全运转；我抵制文化沦为传媒的广告的补丁，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保护精神田园的绿色，则更具有长远的意义。难道不是吗？“冲击波”病毒，在全球毁坏了五十万台电脑，是个人人看得见的罪恶；而我们文化田园的沙化荒芜，不是数字可以运算出来的——它殃及的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大问题。

希望我的这则“补丁”事件，对时下屠文弃祖的报纸，能起到一点消毒作用，并唤醒一些办报人的文化良心！

【曹炜明荐自《新民晚报》2005年11月28日】

偿还　作者：莫幼群

我是一个文人，和许多文人一样，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我能生活在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就好了。无数次地从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看到那时俄罗斯文人的生活场景，真的是一种金子般奢华的生活：金碧辉煌的舞会大厅，晶莹剔透的巨大溜冰场，香鬓云影，觥筹交错，高谈阔论——大可谈国家大事，中可谈文学艺术，小可谈身边红颜。可再深想下去，就变得不美妙起来：因为，支撑这金子般奢华生活的，是千百万农奴弯曲的脊背，所有那些个脏活、累活、屈辱活，让农奴们去干吧。

如果说那时的俄罗斯文人是最快活的，那么此后文人们的命运就急转直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仿佛进入了“炼狱”。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到左琴科、索尔仁尼琴，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前一阵子大家都在谈前苏联犹太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的一些诗句，如“铁中的诗歌铁一般地/在分娩的裂口中泪流”之类，的确是我读过的最悲怆的文字之一。曼德尔施塔姆才华过人，但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多舛。1933年他因创作《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而被逮捕、被流放，刑期结束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就再一次被逮捕、被流放。1938年他在转送拘留地时，病死于海参崴某拘留所的医院板棚内，终年47岁，尸体葬于何处至今不明。

当一个社会积累了太多的不公正、太多的罪孽之后，总要有人来偿还。曼德尔施塔姆们可能未必有机会“分享”前辈文人奢华生活的荣耀，却无端地替他们背负了沉重的罪责。

1865年4月14日，56岁的林肯遇刺身亡。1864年11月他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为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还远远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因此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我们深情地期望和虔诚地祈祷这场巨大的战争灾祸能很快地过去。然而，如果上帝有意让它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250年来的无偿苦役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毁灭，直到皮鞭下淌出的每一滴血都已用剑下流出的每一滴血偿清——就像3000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那我们还得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林肯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废奴战争终于胜利之际，最后一个加入了总数60多万的阵亡将士行列，来偿还他深恶痛绝的奴隶制所欠下的血债。其实，对于奴隶制，林肯是最不应该为其背负罪责的人，而不幸却偏偏降临到他身上。从就职演说来看，他似乎早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不幸，他似乎要用一位白人总统的鲜血来告诉芸芸众生：“两清了！”

当毕生致力于和平与进步事业的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恐怖组织暗害时，他是在替别的什么人和别的什么事还债；当同样以追求和平为己任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极端分子射杀时，他也是在替别的什么人和别的什么事还债。虽然以往的种种不公正、种种罪孽再轮也轮不到他们来偿还，但这些伟大人物的灵魂深处会响起一个声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出来混，迟早要还”，从表面上说，这句江湖名言是不错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还者”非“混者”——历史常常会开这样沉重的玩笑。

【邓卉卉荐自《新安晚报》2005年10月31日／卡赞尼夫斯基图】

游泳的价格　作者：叶兆言

离家不远的体育馆，沾着全运会的光，修建了一个很不错的游泳池。从开始立项，我就在关心这事。最近终于建好了，准备开业，几个小伙子在园区门口推销服务年卡，我很兴奋，去问了问价格，回答是3980元一年。我吃了一惊，没想到会这么贵。小伙子说，这还贵呀，如果天天去游，也就10块多钱一天，而且是全套服务。

所谓全套服务，就是可以洗桑拿，享受各式各样的健身设备。我说自己只想游泳，单纯地游泳。小伙子说游泳以后难道不要洗澡吗？洗澡的时候，再顺便洗个桑拿多好，这是多大的享受，人活着不就是一个享受。我没说这样不好，也没觉得不是享受，只是觉得太昂贵，站在那里不吭声。小伙子似乎知道别人心里的盘算，见我没有掏钱的意思，很绅士地摔出了一句，当然，我们这不是对工薪阶级设置的，你想想工薪阶级的口袋里，还能有几个钱。不知道说话的这位小伙子算不算工薪阶级，看他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他嘴角间流露出的那种不屑，我只能无言而去。

其实在家门口，就有一个游泳池，我在这曾连续游过两年，感觉很好，很方便。这游泳池原来是省级机关的产业，现在大约还是，承包给了一个什么老板，大约是因为冬天不赚钱，已改成了只做季节生意。暑假开两个月，猛赚一把小孩子的钱，然后关门大吉。借口是锅炉坏了——这无疑是蒙人，而且是明火执仗地欺骗人。真正的理由是天凉客少，给水加温要增加运营成本，老板的心里只惦记赚大钱，让他做赔本买卖是与虎谋皮。因此停业只是停游泳，楼上的桑拿按摩，以及洗浴的各种花头，仍然照开不误，据说生意很好，小姐也很漂亮。

我是一个喜欢游泳的人。因为喜欢，花点钱游泳也是应该的，可是收钱要明明白白，不应该这样不讲道理，不应该这样欺负人。体育馆和游泳池是公共设施，是政府拨的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它不应该是某些人赚钱的私器。公众锻炼身体的地方，完全由老板赚不赚钱的意志决定，这是现代文明的悲哀，或者说根本就是不文明。

一位喜欢游泳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起了游泳的价格，先是愤怒，继而自我安慰，说以后不可能这么贵。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么贵，老百姓受不了，受不了，就不会答应。我就笑。他的年龄已经不小，却还是愤青一样，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你笑什么？老百姓的想法难道不重要吗？我仍然是笑。朋友又说：老百姓不答应，领导部门也就不会答应，你说对不对？

这一次我不笑了，是笑不出来。

【曹炜明荐自《南方日报》2005年11月5日】

蒙童的造反　作者：张政明

中国的孩子，身心所受的压迫，较诸别国的孩子深重得多，可堪为世界之最。但却毫不光荣，因是蒙昧之至的反文明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功课作业的繁重，已膨胀到了全社会众口一词吁请“减负”的程度，但收效甚微，孩子们肩上的书包还是山一样的沉。更有“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还要额外给自己的子女加码，逼着他们去上奥数、外语或琴、棋、书、画等种类繁多的培训班或家教，风雨无阻，锲而不舍，以指望他们将来成为出人头地、风光无限的什么“家”或“星”。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革命的真理，在孩童的身上照样应验。于是，逃学、出走的有之，撕书、毁琴的有之，更激烈的表现，以自残相抗争的事例日前也有所闻。据报载，浙江温州的一位上小学五年级的十岁女孩，因不堪父母相逼学琴之苦，竟用水果刀狠割自己的手指，鲜血淋漓，使她的母亲大惊失色，这才震醒了她催生女儿成为“天才”艺术家的“美梦”。自残女孩的造反理由虽蒙昧却不失天真：“如果我把手指割下来，就不用那么累了。没有手指，我就不用再学琴了。”

这位性格倔强，无畏果敢的小琴童，年仅十岁，蒙昧不是她的错，而是她的父母的无知，是现行社会的某种缺陷，以至疯狂所造的孽。她将不能摆脱父母相逼学琴之痛苦的罪因，归结到自己的手指上，于是毅然割指相抗争，如果再决绝一点，剁下双手，或自杀身亡，岂非更大的悲剧哉?其实，小小年纪的她，哪里知道，她所抗争造反的对象，不是那一架冰冷而漂亮的钢琴，也不全是她执“天才”美梦而不悟的痴心父母，而是现行社会教育领域的某种不良风气。能说现在中小学生的课业加重，培训、家教泛滥，与高考指挥棒，以及一些所谓的演艺大明星一场演出的进账，抵过普通百姓一辈子甚或几辈子的收入，等等不正常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吗?我以为是有的。然而，社会的进步，以致相对公正、完善，又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呢?所以，类如这位十岁琴童单枪匹马的蒙昧的抗争和造反，其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

那么，不抗争，不造反，又何以能救，与这十岁琴童运命相怜的孩子们跳出这因社会不良风气引发，痴心父母“天才”梦想幻化所酿成的培训、家教泛滥之苦海呢?看来，办法只有一个，虽馊了点，就是委曲求全，装傻作笨，将自己变成一块不可雕琢的顽石，或榆木疙瘩，让他们的痴心父母彻底灰心丧志，也许，这才能换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之身。但从年尚幼稚的孩童一面想，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开始就有了诈谎做伪经历的记录，以缺失天真换来童年的自由，这代价也未免太大，太痛苦了，是无快乐可言的。而真正能拯救他们脱离苦海的，怕只有赖这些不幸孩童父母的良心找回，迷梦觉醒，以及社会于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方面不良风气的匡正了。

【连理荐自《四川文学》2005年第10期／夏清泉图《压力》】

感激　作者：韩少功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的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着头拉犁向前。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有些厌恶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心——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地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会有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倪早菊荐自《意林》2005年第21期／庞　彦图】

不读才子书　作者：高　深

有人向我推荐某出版社出的一套“才子随笔”和“才女散文”。我说卑人不才，不敢读才子书。

如今也就邪了，吟诗作文，人人自命才子，著书立说，满街都是“大腕儿”，摇了几天画笔就称大师，哼过几首小曲便是歌星，影帝影后全国足有一个加强排。不论是厚颜无耻地自我吹嘘，或是廉价地标榜他人，都摆脱不掉一股庸俗的气味，令人生厌。

文坛自从河北冒出个“三驾马车”之后，紧接着“三剑客”、“三棵树”、“三大侠”、“三张”、“三李”……如雨后春笋，这些标榜才子的雅号，有的已是“全国粮票”，东西南北通用了，有的尚属“地方粮票”，只在省内流行。不论是属于哪一类，雅号与作家本身似乎没有多少联系。说句不客气的话，其中多一半是炒作行为。有感于此，北方一位作家恶作剧地说：“我们省已有两位小有名气姓孙的作家，再凑一个，就叫‘三孙子’。”逗得大家哈哈笑，他却一本正经：“可不是爷孙的孙，是孔子孟子那个孙子。”

要说标榜才子，早已不是一日之风了，古代更甚，远在《左传》等书中就有记载。稍近些自明代的“四杰”以后，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吴中三铁”、“会稽二肖”、“娄东三风”、“金陵三俊”、“皇甫四杰”、“公安三袁”等数不胜数。古时这些标榜，有的纯是张扬一种流派，追求一种大体相近的风格，也有的是想形成一股势力，或是要排除异己，惟我独尊。这种遗风在文化人中很有市场，有些人也确实买账，好像一进入“三”什么之中，就得道成仙，名气文气立马火起来，因而此风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中写过一段这样的话：“要使用各种技巧，抓住人的注意，引起人的好奇，诱发人的欲望，而时常以利用人的弱点为最厉害的手段，并且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在大众面前出现，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暗示……”梁老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广告，揭示了广告的特点、形式、手段和目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酷似今天给某些作家制定的炒作企划。或许当今许多对作家或作品的宣传、说词，本质上就是广告的缘故吧。

浮躁与虚荣，是造成这种风气的重要原因。浮躁与虚荣，决定了某些人要盗用另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词，意在引起别人的注意，乞讨廉价的赞许。当然有时也并非作家本人多么浮躁，而是所在地区所在单位急于要在“出人才、出作品”上获得奖牌，才不待瓜熟蒂落就上市，不到火候就揭锅。古往今来，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不知毁了多少人才。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5年10月26日】

学会拒绝　作者：张　扬

我卜居的小城市，是省会下辖的“县级市”，市区自然有若干所中小学。不知怎么一来，所有这些中小学纷纷成立了“家长委员会”，由有钱有权的家长担任“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委员会”只举行一种活动，即在学校教室里召开“班级家长会”，会上“主任”领唱，“副主任”和“委员”帮腔，发动大家给学校捐款。“热烈气氛”之中，有钱有权的家长当场捐几千，一般家长捐几百元，最穷的也得捐两百元。

终于，女儿所在中学也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也要召开“班级家长会”了。妻子去参加，不动声色地看着，听着。会开到最后，说是让家长们“签到”。轮到我妻子“签到”了，她一项项填写，最后一栏是“所捐款额”。她搁下笔，两名女生手持收条望着她问：“您捐多少?”她微笑着摇摇头。走出教室后，迎面遇见了女儿的班主任；她把那位女教师拉到一旁，仍然微笑着，一字一顿轻声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不捐款。”

我们捐得起那些钱。之所以拒绝，正如妻子所说，是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那老师神情尴尬，但没说什么，因为没法说什么。

这所中学另一名女生的家长因为穷，只捐了100元。班主任(也是一位女教师)对这个女生不屑地哼道：“这点钱还不够我放一炮!”(大概是“赌一局”之意)女孩回家大哭。悲愤的父亲给省会晚报写了一封信。信件发表后激起轩然大波。校长受了处分，所有“捐款”被勒令退回，其他各校也不敢再用这种手段勒索。我们家因为没有“捐款”，也就不必退款，双方都省了事。

前几天，我高中时期的“母校”举行百周年校庆。他们殷勤备至地来请了，我也就去参加了。刚到校门口就被“校庆办”人员“发现”，接着就被“转交”给一名身穿校服的女生(校门口站着很多这样的女生)。那女生把我领到一个“签到处”。我一项项填写着，填到最后一栏竟也是“所捐款额”——女儿学校的会，事先知道是捐款会；今天这会，这只知道是“校庆”呀!身上只揣着二三十元零钱，连供他们放“半炮”恐怕都不够。我还没反应过来，“签到处”一个女生已经递上一纸“捐赠证书”。于是我学着妻子的样，微笑着摇摇头，回身离去。谁让他们的“请柬”上只“敬请”我“光临”，而没写明真实意图是“敬请”我“捐款”呢?当然，话说回来，若让人事先知道是借“校庆”之名行勒索之实，一切就泡汤了。首先我就不会到场，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制止学校乱收费现象已经折腾多年而收效甚微，却又变出了新花样。

校庆上遇到几个每月只有几百元退休工资的老同学。他们事先约定绝不“捐款”，但不料到了“母校”才发现并无“捐款处”(一般叫“礼金处”)，只有“签到处”。“签到”是应该的，于是他们就“签到”。不料签到最后竟是“所捐款额”和随之强行塞来的“捐赠证书”!碍着“面子”，只得忍痛拿出100元……我说：“哪有‘面子’？只有傻子!”我告诉他们：要学会拒绝。

【程晓君荐自《今晚报》2005年10月19日】

过去　如今　作者：李小磊

过去时兴造“神”，

如今流行造“星”。

过去讲究的是话到人不到只要心到，

如今讲究的是礼到人不到只要钱到。

过去常见的是死人跟活人争地，

如今时有发生的是活人跟活人争地。

过去是谈“性”色变，

如今许多人是谈“黑”色变。

过去有个鸡蛋吃孩子的感觉便像是在过年，

如今常见的情形是不少家长求着孩子吃一个鸡蛋。

过去常有人为家庭出身怀有危机感，

如今有人只对自己的容颜存有危机感。

过去下乡讲究“三同”，

如今下乡有人感兴趣的是有没有“三陪”。

过去出的书文字极少出错，

如今出的书文字鲜有不出错。

过去谈婚讲的是革命的志同道合，

如今论嫁追求的是甜美性生活。

过去讲谦虚使人进步，

如今不少人更相信谦虚使人吃亏。

过去常见有“批斗会”，

如今走红的是“研讨会”。

过去人讲假话多是迫于政治压力，

如今主动浮夸多是为晋升积累资本。

过去是想成为一个名人不容易，

如今要找一个在圈中混的人否认自己是名人不容易。

过去的劳模多与劳动有关，

如今的劳模多和级别有关。

过去男女示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如今网上有人是“爱你无心口乱开”。

过去有人是在混社会主义，

如今有人是在明目张胆吃社会主义。

过去随处可闻的是广播，

如今无处不在的是广告。

过去做思想工作讲究的是动之以情，

如今有人奉行的是晓之以利。

过去人传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如今人传有官员随身必备乃“存折、伟哥，避孕套”。

过去有“农业大跃进”，

如今有“文凭大跃进”。

过去说开会不积极是人思想有问题，

如今说的是回家不积极作风有问题。

过去有人穷是由于没钱，

如今有人穷是因为只剩下钱。

过去是吃大锅饭的人不少，

如今是吃青春饭的人不少。

过去不少人传唱的一首歌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如今许多中小学生常感叹的是“读书何以会如此苦”。

过去百姓居家过日子只为自己算收支账，

如今是许多弱势者争着抢着为暴富者算收支账。

过去献爱心有人惟恐人知道，

如今年终献温暖有人惟恐天下不知道。

过去一些人的愿望是官永远做下去，

如今不少人的愿望是官不断做上去。

过去的豪言壮语多与艰苦创业有关，

如今的豪言壮语多与公款吃喝有关。

过去对做好事者的动机很少有人怀疑过，

如今做好事者的动机很少未被怀疑过。

过去出的多是腐败个案，

如今现身的多是腐败窝案。

过去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今时兴说“身体是挣钱的本钱”。

过去革命先烈在刑场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如今有人置身欢场是一掷千金脸不变色心不跳。

过去离婚人称“马拉松”，

如今分手人喻“短平快”。

过去有人相信在单位只要巴结好一个领导便足可受用半辈子，

如今即使拥有博士文凭也未必敢断言从此可高枕无忧后半辈子。

【连理荐自《上海采风》2005年第10期／夏清泉图《面目全非——老祖宗，这是改编后的宝玉和黛玉呀！》】

行乞者辩　作者：梅桑榆

偶于路边遇一行乞者，年近四十，脸虽黑但无垢，衣虽旧却不脏，依墙而坐，神情漠然。地上摆一块尺余见方布片，四角用石子压住，布上用毛笔书写：“孩子失学，老婆患病。经商无本，求职无门。家境贫困，无路谋生。被迫行乞，可怜可悯。”字写得虽然不算好，但也不次于当今某些大学生。布片旁放一铁罐，每有人往罐中投币，他便浅浅鞠上一躬，彬彬有礼，不卑不亢。

此人情状，异于丐帮中人，不免令我暗暗称奇，遂往罐中投上一枚硬币，与其搭讪。闲聊中得知，此人读到初一失学，曾在某厂当过工人，平时爱读书看报，布片上的字是他所写，我便说：“你身无残疾，又有点文化，何不找个事干？在街头行乞，不怕人笑话？”谁知我的话竟令他情绪激动，大发感慨。其宏论大意如下（这段话如秘书为领导写材料，思想是他的，文字是我的，特此声明）：

我何尝不想找个事干，但得有人让我干才行。在街头行乞，实不体面，但我布上所写，俱是实情，并未骗人，何况我并不伸手硬要，别人给不给钱，纯属自愿。这也算是文明乞讨吧？我看当今社会，无乞丐之名而行乞丐之实者多了。一些男人为占有某个女人，苦苦哀求，死纠活缠，更有下跪磕头者，那是色丐。一些耍笔杆的为从富人手里讨点钱花，跟前跑后，费尽口舌，硬要为人家写发家史、写传记，那是文丐。一些女演员为了从导演手里讨个角色，不惜投怀送抱，自荐枕席，那是艺丐。一些小官为从上司手中求得一顶大点的乌纱，整天点头哈腰，阿谀谄媚，请客送礼，从上司那里得不到赏赐，又去求他的夫人、求他的子女，甚至求他的秘书、求他的司机，走曲线乞官之路，以达到目的，那是官丐。一些富人百般讨好官人，不但送巨款，而且送美女，那是为了从他手里乞求某种特权啊。一些官人对违法乱纪的富人百般纵容，听凭其使唤，那是为了从他手里乞求大笔的金钱啊。一些犯罪的人向法官送礼行贿，好话说尽，那是乞求法官从轻量刑，甚至乞求保全性命啊……你看那些乞得色的，向朋友夸示艳福；乞得钱的，向同行炫耀本事；乞得名的，洋洋得意，傲视同行；乞得官的，一面变本加厉地捞回乞官的投资，一面作威作福，找回失去的尊严；乞得特权的，更加残酷地剥削欺压那些无权无势的穷人；即使是乞得活命的，也为自己能逃得一死而暗自庆幸……请问先生，这些没有乞丐之名的行乞者，有谁感到羞耻，又有谁怕人笑话？

初见此人，我只是觉得他行乞的态度与其他乞丐不同，而他的一番高论，则令我惊讶——这行乞者，简直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了。为对我的失言表示歉意，我递给他一支烟，并对他的话表示赞许：“你说得对，乞丐虽然可怜，但不可耻。而那些不是乞丐的乞丐，他们求乞的手段，才会令正直的人耻笑。”

【王惊涛荐自《大河报》2005年10月17日／张兆年图《行为艺术》】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成本太高

某市一副局长贪污32万被市里给“双规”了，办案人员向市领导汇报：根据他的交代，此案涉及面较广，估计还会有领导干部被牵扯进去。

市领导问：“具体点，还会有几个，到哪个级别?”

办案人员如实回答：“至少还有7个，会有正处级领导。”

市领导听罢，非常恼火：“这还得了，区区30多万就毁了我8位同志，这成本也太高了吧?!人家一个基金会会计贪污1000多万，挪用2亿多，才拉下来一个副处级领导，你们要向人家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办案的!这样吧，过程我不问，你们去想办法，总之，你们必须把成本给我降下来!”

心里话

某市半年未到便“进去”了十几个处级领导。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市领导很没面子。

这天，市领导召集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了个“关门会议”。领导开门见山：“同志们，咱们关起门来说句心里话，你们混到今天这个级别，也都不容易，说句实在话，你们都是炉火纯青的官场老手了，谁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必要去动那个歪脑筋?!同志们，凡事要讲个度，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伙都是高智商的人，有些话，我就不明讲了，希望大家能领会我今天讲话的精神!”

培育增长点

有人举报造假窝点，局长亲临“视察”后发话：“尚不够规模，先放放，等以后上了规模再来执法（罚）!”

局长的侄子刚分来局里，不谙“玄机”，就问：“叔，咋不动手，不是有提成嘛?”

局长叔叔说：“不慌，放长线钓大鱼，这个造假窝点将成为我们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点’，既然是经济增长点，就得让它‘长’，我们不但不能马上动手，还要想方设法去精心培育它，让它‘长’得快一点，‘长’得大一点!”

【任法花荐自《金山》2005年第10期／姚金才图】

越是，就越是……　作者：陈鲁民

越是大家泰斗，就越是低调谦虚，深居简出，有隐士之风；越是无名之辈，就越是喜欢自吹自擂，竭力张扬，惟恐天下不知。

越是声名狼藉，就越是有人吹捧；越是绯闻频出，就越是人气高涨。演艺圈里此类事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这就叫如蝇逐臭，美丑不分。

越是浅陋粗俗，就越是爱附庸风雅，爱假充风流名士，出文集，购名画，收古董，演书法，秀丹青，自以为得意，自觉得高雅，却不知出丑露乖，贻笑大方。

越是给他捧场，他就越是不争气，中国足球即是典型一例。屡战屡败，每况愈下，军心涣散，丑闻迭出，活生生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越是牛皮哄哄，就越是色厉内荏，那些腹中空空却以专家权威自居，到处骗吃、骗喝、骗礼品、骗红包者，即是此类。

越是有钱，就越是少交税，越是没钱，还越让交税，其结果必然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时下内地税收政策就是这样的怪圈。

越是贫困地区，就越是奢侈成风，譬如用人头马招待志愿者，豪华轿车比比皆是，楼堂馆所巍峨雄壮，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

越是贪官，就越是爱作反贪报告，越爱以清廉自居，越爱当廉洁标兵，这就叫贼喊捉贼，欲盖弥彰，婊子专爱立牌坊。

越是爱夸祖上阔的，就越是没出息。自己不努力，照样没饭吃；自己不奋斗，照样要挨打，祖上是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你。

越是广告做得大的，其产品质量就越是值得怀疑，诚如列宁所言：市场上喊得最响的人，就往往是急于把伪劣商品推销出去的奸商。

越是干得不怎么样的地方，就越是爱出经验材料，越爱出“先进典型”，越爱出“水分数字”，这就叫“干得好不如吹得好”。

越是政绩平平的，就越是要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惜劳民伤财，用百姓血汗为自己脸上贴金，为升官晋爵铺路。

越是小官，就越是爱摆架子，爱耍威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就叫“小官大做”，老百姓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越是阔人，就越是抠门，越是爱哭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时，不惜一掷千金；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时，却一毛不拔，绝少能见身影。

【闻立荐自《大公报》2005年10月20日】

十年前后　作者：张　磊

十年前，我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打开水，拖地板，整理文件，一直忙到上班的时间。十年后，我看着钟表掐着时间，八点钟准时迈进办公室，早到一分我就会懊恼半天。

十年前，我清高狂放，自命不凡，以为自己非同寻常。十年后，我才明白自己原本如同一棵小草平凡简单，低微卑小，而所有的狂妄都是无稽之谈。

十年前，我躺在草地上，看着蓝色的天空，幻想着明天我也能拥有宝马香车，粉红淡蓝。十年后，我才知道这些需要努力奋斗，需要执著，决不仅仅是草地上的一种意念。

十年前，我爱读情诗，爱读戴望舒的《雨巷》，爱读舒婷的《致橡树》。十年后，我把这些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仔细地计算它可以买多少斤油，多少斤面。才明白如花的浪漫实在抵不上几斤柴米油盐。

十年前，我吃惊于经理和女秘书的绯闻，怎么有了家还迷恋外面的风景，女人呵，经理呵，感叹一串串。十年后，推开门，看见女秘书坐在经理的怀里，我扭扭头，就从经理手中接过文件。

十年前，我醉心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感叹情大于天。十年后我才知道爱情只是油盐酱醋，柴米油盐，没有这样辉煌绚烂。而这些只是传说中的爱情，只会在虚构的情节中出现。

十年前，谈起爱情，我总是会问他生日时会不会送玫瑰，周末会不会去喝咖啡。十年后，我只关注他的月收入是不是四位数，住的房子是不是复式结构，会不会做鱼香肉丝，油煎荷包蛋！

【王翔宇荐自《今晚报》2005年11月3日／清河鱼图】

代沟与传统　作者：章　宇

我和你相差二十几岁，但好像弹指一挥间。

我出生在炕头；你出生在医院。

我吃的是高梁米、棒子面、地瓜干；你吃的是麦当劳、营养套餐。

我玩泥巴、捉蛐蛐、用小刀刻木头枪；你玩变形金刚、养芭比娃娃、滑旱冰。

我爬树、上房、跳墙、游河；你练书法、弹钢琴、学英文。

放学路上我上蹿下跳，和伙伴们尽情玩耍，这是最快乐自由的时光；你每天由父母接送，偶尔晚十分钟回家就有人急得要报警，这是最让亲人胆战心惊的时刻。

课余时间，我漫山遍野地疯跑；放学之后，你被关在家里写作业。

我看国产小人书，看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你看日本卡通画，看进口大片《魔鬼终结者》、《铁达尼号》。

那时我的理想是当解放军，成为英雄，以身殉国；你的梦想是当大款或明星，为所欲为，出国留学。

我让老师扇了两个耳光，不敢告诉家里，因为父母打骂我比老师还狠；你被老师说了几句，马上去找家长，你妈妈会托人向老师说情，爸爸可能会打电话到教育局投诉。

我上高中时搞对象要偷偷摸摸，否则就满城风雨，成为全校公敌；你上小学时还没早恋，同学都说你无能，你简直无地自容。

我的同学差1分没考上高中，回家种地去了；你的同学差100分没考上高中，他家里交了5万元赞助费，让他进了重点高中。

我向老师请教问题，老师都不屑回答，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老师对你千叮万嘱，让你看书，你都不屑一顾，心里说又不是给你学的，你急什么急。

我考上大学，父母拉着我跪到马路上烧纸，告诉祖先家里出了个大学生；你考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对来道贺的人都不好意思提你考上的学校名称。

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月国家给补助45元钱，四年时间里，我没跟家里要过钱；你上大学的时侯，每年交学费1万元，只要你一回家，父母就得到处给你借钱。

我天生节俭，“越穷越光荣”，即使有钱也不敢显露出来；你生性大方，越富越有派，即使没钱也要遍身名牌，假装有钱。

我学了十几年“温良恭俭让”，也没领悟到其中精髓；你受了十几年创新素质教育，却看不出素质提高了多少。

我毕业后直接到接收单位报到，一干就是十几年；你毕业前，天天跑去参加人才交流会，毕业后却换了一家又一家单位，不是你炒别人，就是你被人炒。

我每月拿出工资的一半，赡养父母；你每月把工资花光，还要跟父母要点“补贴”。

我现在感到生活越来越宽裕；你现在却越来越感到钱挣得太少。

我给妻子送花儿的次数越来越多；你换女朋友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我如果手头不做点事，就会无所适从，所以我每天都很忙——繁忙；你打一天网络游戏，却总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所以你每天也很忙——瞎忙。

我看见同事遇到困难，会力所能及帮把手；你的朋友有求于你，你却吝惜自己一点点的业余时间不帮。

我把家庭和睦看成是最大幸福；你把父母的娇惯当成最好享受。

尽管我一辈子没有出人头地，但我对得起天地良心；虽然领导总看不上你，却总见你对他们点头哈腰。

我觉得你这人太浮躁；你觉得我这人太窝囊。

我和你有很多不同点；你和我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们的不同点被叫做“代沟”；我们的相似点被称为“传统”。

【翁元林荐自《雨露》2005年第11期／佚　名图】

大跃进民歌选　作者：佚　名

稻堆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月宫装上电话机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两只巨手提江河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比比看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一个红薯滚下坡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奇唱歌来怪唱歌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高远荐自《特别关注》2005年第10期／清河鱼图】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徐友渔

徐友渔先生简介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访问学者，2001～2002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徐友渔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是国内反思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

我曾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文革”亲历者作过访谈，其中有叱咤风云的“闯将”，也有一般卷入者；我曾收集和阅读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忆，我听到和读到的多半是控诉与辩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忏悔，更少有真诚、深刻的反省与忏悔。

时至今日，堪作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的，正是巴金老人讲过的那些话。这些话是真诚、勇敢的，但与那一场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认为也是不够深刻、空洞乏力的。难道巴老的这些话，就成了我们全民族道德水准和历史智慧的上限？

“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蠢行、丑行、恶行，甚至罪行与兽行，而事后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处的只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因此，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那成千上万的“文革”中做过坏事、伤害过别人（当然程度、责任不等）的人，难道不应该反躬自省，难道不应该有所表示，做一些忏悔？

“文革”中，有多少人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校长、同事、领导，甚至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使他们成为运动的靶子；“文革”中，有多少人被侮辱（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和遭毒打，多少人被抄家被赶出大城市；“文革”中，有多少寺庙、教堂被砸，多少图书馆、实验室被毁……这一切，显然不只是那几个元凶大恶亲手所为，那些干过错事坏事的人，难道真的还认为那是“革命行动”？难道以为可以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一推了事？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做错事、做坏事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而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革命，为了向上爬而不惜落井下石，或者为了自保而毅然决然地“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我认为，忏悔是绝对必要的，至少对于那些伤害过他人，并非只犯了小过小错的人是如此。据我所知，“文革”中不少受过巨大伤害的人，虽然知道不可能一一追究刑事责任，但对这世道究竟有没有公理，人们有没有良心还是极其看重的。有的校长、教师等了十几年、二三十年，终于等到当初批斗过自己的学生的道歉，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当然，绝大多数情况是苦等几十年毫无音信，受害者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这不公道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终生灰暗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忏悔和承担责任，“文革”这场悲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同时也是一场闹剧，一出滑稽戏。它有行为的受害者，却找不到行为者。“文革”这段历史的记载犹如神话，什么坏事都是“四人帮”一伙干的，那几个人就像孙悟空，吹一把汗毛就会变成成千上万个，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做尽坏事。其实，在我看来，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你连正视过去、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你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你。

那么，为什么如此之多应该忏悔的人不忏悔？这里有比较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不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一味作道德追究和灵魂拷问显然是不够的。

“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谲云诡，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批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侧身于整人的队伍。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人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也几乎是人人都有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善于有选择地记忆和有意识地遗忘。很多人并没有从原则上拒绝忏悔，只不过认为需要忏悔的是别人，不是自己，就像有些日本人只爱谈广岛的原子弹，避而不谈南京大屠杀和珍珠港的偷袭一样。

忏悔难的另一原因是“文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时过境迁，派性对立情绪仍难消除，许多人今日的是非观仍囿于当时的是非，他们走不出“文革”的阴影，并没有真正告别“文革”。缺乏研究和反思的后果之一是，全国上下都把那场浩劫的原因、千百万人疯狂失常的原因，说成是一个认识问题，道德的反思被有意地忽略了。如果批判人、整人、打倒人纯粹只是误认为这些人在“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这种失误是与良心无关的，这样的反思只触及大脑，不会触及灵魂。“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自己当初的理想主义。不错，虚幻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私利、野心、内心野蛮的冲动，为了邀功得宠而抛弃自尊与常识，“文革”不知会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为马的笑话。

对忏悔的抗拒还有一种深刻的原因，这是一般人难以想到和难以理解的。有一些具有反思能力和忏悔勇气的“文革”参与者，他们深感社会上流行的对于“文革”的想法是有悖历史真实和有失公允的，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和反思相当认真，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检讨落入俗套。当一些少不更事、血气方刚的青年把他们视为“文革余孽”并喝令他们忏悔时，他们摆出冷漠与高傲的姿态，觉得连解释都是自取其辱。他们并非不想忏悔，支撑他们的信念是：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一切真话，就什么也不说。

我理解这样的人，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第一，他们自以为自己曾经深深地卷入“文革”，只有自己才有资格谈论和评说，这是片面狭隘的，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亲身经历可以是认识“文革”的钥匙，也可以成为客观评价“文革”的障碍。很可能，克服自身局限和派性困扰所需要的努力，并不比充分了解“文革”的事实和进程更容易。第二，他们心怀悲壮地等待“那么一天”，以为到了那一天，真理就会从他们口中道出。他们没有看到，其实并不会有那么截然的时间分界，在他们保持缄默的同时，记忆正在破碎和流失，反思的动力和忏悔的勇气将减弱甚至消逝。我还想对这些人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以为只要有条件，真理就会由你们来宣布，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么回事，真理不一定在你们手里，真理要靠探讨和争论才会产生。

我还必须说明，以上说了那么多，都是对许多人抗拒忏悔进行社会心理学的说明与分析，这并不构成拒不忏悔的理由。当然，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在目前这个物欲横溢，人们习惯于随波逐流，只对抓住机遇感兴趣的时代，忏悔是一件不合时宜、用世俗的标准衡量得不偿失的事。我不会要求别人忏悔。我以为，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忏悔者认定一种绝对的价值和标准，他超出自身，把自我作为可以听从劝告或服从命令的对象，为了向那绝对的善逼进，他不能不做点什么……

我不喜欢把忏悔当成喋喋不休的争论的题目，尤其在当前中国这种语境下。这个题目可能变成美式炸鸡腿，食客们吃得油光满面，打着响嗝，有人还要敲骨吸髓。其实，值得反省和忏悔的事并不只是发生在“文革”，应该反省和忏悔的，也并不只是那几个暴得大名的人。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每个人终生的功课，而不是菜单上的一个名称。

【选自《博客网》2005年8月19日／方　唐图《愚昧——文革噩梦】

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　作者：徐友渔

巴金逝世后，有评论说，这意味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已彻底成为历史。

有人说巴金是五四时代最后一位大师，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新时代，我们不能躺在他的思想和价值上，而应超越他。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讲真话的事业并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他的文字和精神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继承。

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

巴金晚年一再表示的是忏悔和遗憾，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巴金之所以格外引起人们的尊重与怀念，与他晚年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关系，不然，人们固然会敬重他早期文学创作的成就，也会为他半生蹉跎遗憾。

我们确实应该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认识和境界已经是我们只能景仰而无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水准是可悲的、令人遗憾的。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

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作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对于“文革”中自己和亲人惨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与言说，但由于与社会生活脱节，他除了反复提醒过去的悲剧之外，完全无力揭示、甚至无力探讨悲剧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说“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变成了兽性”之类的话。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他晚年的忏悔是托尔斯泰式的，他体现的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无力追问如何使制度完善。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但缺乏历史的维度，巴金留给我们的，大体上是迷茫、疑惑和问号，而非有价值的内容或思想线索。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巴金。时代在进步，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可能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话说回来，在当下，要像巴金那样善良和真诚，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比如，我们应该更自觉、更有勇气，从投身于生活、投身于社会的开始就坚持直面真实，对自己真诚无欺，决不随流和随众。我们应该把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改为“讲真话要趁早”，与其到晚年来忏悔，不如一生始终坦荡无憾。严格地说，在功成名就，成为无害的偶像之后再来提倡讲真话，其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前人的人生遗憾，应当是后人的警诫。

现在，我们应以真诚的心情感怀和尊崇巴金，以大智大勇的标准要求自己。

【邸笑飞荐自《新京报》2005年10月21日】

学术打假看看人家怎么处理　作者：徐友渔

昨日《新京报》报道，美国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范·帕里耶斯，在被发现编造和修改科研数据、杜撰合作者姓名之后，被学校正式开除。

中国高校中近年不断发生剽窃、学术造假事件，其中不少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但即使闹得沸沸扬扬，也没有多少得到迅速、严肃的处理，这个问题已成了中国高校、科技界、学术界的痼疾。我们应该仔细看看、认真想想人家是怎样做的，改变我们的做法，以期改变长期让人蒙羞的状况。

麻省理工学院的处理，给人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原则立场明确，态度极为严肃认真，没有半点含糊的余地。学院负责科研的副校长艾丽丝·盖斯特发表声明说，科研诚实是该校的“根本原则”，开除范·帕里耶斯表明校方“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不仅与造假行为直接有关的单位严肃查处，整个学术界、整个社会也认真对待此事。在加州理工学院，曾做过范·帕里耶斯导师的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对这一消息表示“极其震惊”，他发表声明说，加州理工学院已开始调查范·帕里耶斯曾参与过的所有研究工作。此外，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范·帕里耶斯工作过的地方，也发起了类似调查。在这之前，在接到举报和调查后，专业刊物《分子医学当代观点》罕见地发表了一份撤稿声明，称范·帕里耶斯发表的一篇论文“因作者无法提供清楚的支持文件”而撤销。

而中国的大学怎么处理这类事件呢？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长城被指控剽窃一事就是典型。揭露的文章发表之后长达7个月，他所在的学校和他本人若无其事，他的7名同事联名向该校领导和全校教师发出公开信，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评论此事，若干知名学者持续表态，但时至今日，我们却得到了周长城被武汉大学再次任命为社会学系副主任的消息。

还有一个案例，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教师沈履伟涉嫌剽窃他人著作，被揭露之后，居然将举报者告上法院。而法院在一审时居然判打假者败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剽窃者之一竟提供证明，说自己被剽窃的著作是与剽窃者的合作产品。

还有一件事没有引起多少议论，但我一直耿耿于怀。博士生孙老虎的论文抄袭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某教授的观点，该教授不但不起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制止歪风邪气，反而说“学术界这类事情很多，像孙老虎这样抄一点点的太多了”，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中国人的宽容美德，我只知道，当这种“老好人”只能使坏人猖狂、好人泄气。太多的人纵容坏人坏事，形成惯例和风气，模糊是非观念，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在中国，学术上的剽窃和造假事件多不胜数，但我很少看到有一桩得到像麻省理工学院处理范·帕里耶斯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像人家那样认真，我们的剽窃和造假还会像现在这样泛滥吗？

【选自《科技新闻与信息》2005年10月31日／方　唐图《后起之秀》】

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　作者：赵达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同时，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也是自古而然。刚才我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晓村的《与芦笛、魏碑二先生谈魏碑书体》，一篇是魏碑的《与晓、芦二兄谈魏体书、篆字与毛诗》，然后又读了芦笛的《谈古诗沿革》，我不由得佩服各位虚怀若谷，谈笑风生的高雅，在下欣赏之余，忽然想起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故事。记得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问一位前辈，“中国为什么比日本落后？”当时实际上有一些解释，但都不能令人心服，如日本人靠美国支持才富裕的说法最为流行，但这位前辈没有正面直接回答我，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清朝末期，有两个到西方求学的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他们毕业回国的时候，恰好乘同一条船，都是东方人，又都是到西方求学的人，惺惺相惜，两个人就倾谈起来，各自描述自己的夙愿。中国人说，我回国后一定要编写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辞典，让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日本人说，我回国后一定要在日本修铁路，让我们国家的交通四通八达，所有货物想运到哪儿就运到哪儿。”故事讲完了，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直到现在年岁大一点的中国人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书法国粹，更对“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的诗韵自我陶醉。我不敢再亵渎国粹，因为国粹也不多了，尤其是“十年浩劫”已经将国粹摧残殆尽，就是旗手“江青同志”的样板戏搞得也不伦不类。所以对书法、诗词等，也只有一些大人物才有权涉足，我们老百姓只能赞美，当然，写大字报时还是书法大显身手。现在，谁还学毛笔字，我上学时还真的练毛笔字，等我儿子上学时，他都从来未抓过毛笔。悲哀呀，中国的书法国粹就在我儿子这一代消亡吗？至于吟诗作画，恐怕更是后继无人啊！

不过，我有点想不通，像芦笛先生这样知识渊博的人，在网上大骂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只有感性思维的人，依然念念不忘中国的国粹。其实也不奇怪，芦笛先生的文章大都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的描绘，一边骂，一边使用，这主要是因为芦笛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即便他现在生活在西方，和洋鬼子之间也无法沟通中国的琴棋书画，只能在中文网上大显神通，刚好有人谈起魏碑书体，几个人惺惺相惜，自然谈得投机。我自己身为中国人，将中国的国粹忘得差不多，当然羞愧难当。真希望芦笛先生、晓村先生、魏碑先生等国粹高人慷慨解囊，将各位的书法扫描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国粹在世界上振兴，并以此推动中国的各项改革，我看未尝不可。

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那些有权有势的就是利用书法来敛财受贿的。“名人字画”就是名人的字画，没有名的人哪里有什么好字画！胡长清虽是个优秀的书法家，写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但他就是利用书法来索贿受贿的。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当官的精力用来学书法，而不是利用所学的科技知识为中国为人类造福，中国能不落后吗？中国城市建筑物上到处是名人的题字，那是腐败的象征！那是落后的象征！如果在建筑物上，在报刊上等经常看到名人题字，不必去欣赏，那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

题字是官僚炫耀的把戏，是权力的象征，是高人一等的象征，所以，我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立法，不允许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题字。这样一来，相信题词上的腐败会相应减少。应该鼓励领导干部去学习科技知识，去“修铁路”而不是编“辞典”。

【选自《中国报道周刊》2005年6月30日／严震铨图《谁说缺点就不廉，咱就这么写！》】

书法也是“祸水”？　作者：杨学武

古人早就说过女人是“祸水”，今天有人声称书法也是“祸水”。一位名叫赵达功的先生在网上发表《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见2005年6月30日《中国报道周刊》），对中国的国粹之一书法大加挞伐：“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中国城市建筑物上到处是名人的题字，那是腐败的象征！那是落后的象征！如果在建筑物上，在报刊上等经常看到名人题字，不必去欣赏，那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身为一个中国人如此对中国的国粹恨之入骨，可见赵先生要么是“脑后有反骨”，要么是“恨屋及乌”。

书法也是“祸水”并非是什么新观点，明朝宰相张居正早就“英雄所见略同”。未经考证，不知他是否此说的始作俑者。著名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由于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对小时候的万历皇帝练习书法帮助很大。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堪称“书法神童”也）。有一次，他让老师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的杰作，写完之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当时和其他大臣一样受宠若惊，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万历：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枝。“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张居正认为书法也是“祸水”，列举的“罪证”很多，而所证的“罪名”却只一个，就是玩物丧志。张居正身为万历的老师，以玩物丧志的古训来教育和警示万历，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在古代，书法是读书人的必修课，而且琴棋书画更是达官贵人附庸高雅的拿手好戏，过去哪个皇帝不喜欢吟诗题字？虽然确有皇帝因沉湎于个人爱好而乐不思政，结果导致祸国殃民，可也有皇帝善于“两手抓”——一手抓安邦抚民、一手抓个人爱好。清朝乾隆皇帝既喜欢经常作诗又喜欢到处题字，不是被历代官家和史家誉为“康乾盛世”的“好皇帝”么？

张居正虽然视书法也是“祸水”，但他自己对书法却又十分爱好，这是有史为证的。

张居正的书法也是“祸水”观，当然早已过时了，岂能与“与时俱进”的赵达功相比。赵先生把书法的“罪名”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认为书法是“腐败的象征”。当然赵先生也并非胡说八道，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有依据的。从众多腐败官员尤其是那些高级别高档次的腐败官员所收受的贿赂中可以看到，名人字画的确成为引人注目的“赃物”。大凡有收藏价值的名人字画，除了博物馆和大老板等单位与个人花钱收藏之外，相当一部分则被历代腐败官员无偿收入囊中藏为己有。而且某些腐败官员尽管书法水平低得让人大跌眼镜，可他们为种种名目题字所收取的“润笔费”却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腐败官员“近墨者黑”，国粹成了“赃物”，这恐怕是又一大“中国特色”。

然而，书法也是“祸水”，比女人是“祸水”更令人可笑。在那些腐败官员的“赃物”中，还有名画、文房四宝、文物古董等等，而且除了这些中国的国粹，还有外国的“劳力士”手表、“路易十三”红酒、“皮尔卡丹”西服等等高档商品，那么是否都要把它们统统当作“祸水”，必欲除之而后快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话。”而鼓吹书法也是“祸水”的这些新话，则更使人不能相信。如果把官员腐败的“罪过”嫁祸于书法，不仅无助于反腐败，反而有助于腐败官员逃脱罪责。岂不知这个论调可能正中腐败官员的下怀，他们本来就以“政治学习不够”、“放松思想改造”、“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等理由为自己开脱，现在又可以借机喊冤了：“都是书法惹的祸，我们可是受害者啊！”而果如此，才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选自《文汇报》2005年9月13日】

体制与人马治权　作者：马治权

中国有句俗语叫“形势比人强”。我最近看戈尔巴乔夫传记《真相与自白》，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体制比人强。”

过去，我十分痛恨中国人的“聪明”，以为中国人的聪明与中国人的“丑陋”是同义词，可以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丑陋”。我甚至怀疑这个民族的“种”由于历史悠久，由于地缘与血缘的“近亲繁殖”而大大地退化了。因此，想到中国人，就会想到猥琐、卑鄙、贪婪，自私，损人利己，明哲保身，就会想到宫廷阴谋、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黑箱操作，背后使绊子，破坏规则，发明潜规则等等，因而情绪不免悲观，很希冀有一场“种”的革命，比如倡导国人与异国通婚等。

但我看了大量的传记和历史书籍外，这些看法有了改变。知道这些东西实在是极权统治的结果。比如说腐败，凡是实行极权制的国家，都会有程度强烈的腐败。

俄罗斯的人种应该说是优良的，身材魁梧，头颅硕大，面目英俊，声音洪亮。然而即使如此，在极权制下，他们也会腐败，像勃列日涅夫。戈氏著作在谈到安德罗波夫时说：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但是，安德罗波夫的措施，面对极权制，无异于以卵击石。苏联终究解体了。其卫星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东德也随之改变了体制。东德与西德统一后，极权制的东德实行了西德的民主体制。于是，有报道，总理施罗德坐专机休假，家人却要坐火车去。如果一同坐施罗德的专机，则要付费用，而那费用要比坐火车高出许多。施罗德经过算账，认为让家人坐火车比较经济。于是施罗德坐了飞机，家人们则坐了火车。当然施罗德可以破坏这个规定，但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弹劾。施罗德雄心勃勃，绝不会因小失大，去做那种蠢事。但如果将主人公换成勃列日涅夫，那就不存在问题了。在极权制下的苏联，是没有人管这些问题的。假如施罗德是在苏联时代，那么，施罗德也会腐化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勃列日涅夫”都会腐化，何况施罗德是资产阶级代表，是“腐朽没落之身”呢？

香港也是炎黄人种，也有我上面所说的种种“人种的弱点”，但香港由于实行了相对民主强制监督的体制，香港人就好多了。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一项，就很能说明问题。香港的十字路口，绿灯一亮，车像箭一样地穿了出去，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何来如此速度，就在于香港人的秩序。十字路口车流量倍增，车速必须加快，而这加快的基础就在于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样是中国人，内地人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许多公共场所都会噪声四起。但在香港的公共场所说话，却要悄声细语，经常可见用口吹手指头的动作。为什么？到处有警察，说话声音高了，警察便会拿出罚条。没有什么人情可讲。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强国，我过去以为是与人种有关，以为美国人体形高大，为人诚实。但最近读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才知道美国人对一个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完善的监督机制上的。他们首先把人设计成“坏蛋”、“恶魔”、“道德败坏者”、“靠不住的人”，然后发明种种监督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起来构成了体制。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遵循体制框架内的游戏规则。“伸手就被捉”、“动辄则咎”，没有一个人例外。尼克松就是最好的例子。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人种上孰优？恐怕各有千秋。但尼克松被弹劾了，勃列日涅夫却一干20年。

读明史，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虽是亡国之君，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他在位时，“日理平台，勤于政事”，“减膳撤乐，厉行节约”，很有明君的作风，然而终逃不脱吊死于煤山的下场。为什么？体制使然。极权制使皇帝事必躬亲，而群臣之间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有利自我则积极动作，不利自我则消极对抗。而且“文官制”极易产生官僚主义。万历皇帝曾有过许多宏图，但经不住文官们的对抗，终于偃旗息鼓，最后以不理朝政以报复群臣。群臣缘何如此，仍然是体制使然。因此，极权制下的官僚主义使任何“英明领袖”在社会危机面前变得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他们的一切政策意图统统会被官僚主义消化得无影无踪。同时，极权制又像一把魔椅，任何人坐上去都会发昏、腐败、飘飘然，都会像崇祯一样，虽然死得异常惨烈，却不知自己死于何故。这是“成也体制，败也体制”。因此，不变革体制，任何英明领袖都将一事无成。而体制的变革，又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便可以付诸实施。一种体制的变革，必须待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会有所转机，即所谓“社会危机开新河”。旧中国几千年的极权统治基本上就是这样恶性循环着，而良性的改革却鲜有成功。

【任法花荐自《教师报》2005年11月23日】

天问　作者：王　蒙

老王最近思索了大量玄学问题，大致如下：

是有了宇宙才有星球，还是有了星球才称之为宇宙？

是有生必然有死，无生也就无所谓死；或者是有死必然有生，无死也就没有生的感觉和意义吗？

是因为有学问故而不合时宜，还是因为不合时宜才显出有学问的派来呢？

是说大话才有大境界，还是有了大境界必然说(不说？)(少说？)大话？

是好人才被怀疑为虚伪，还是因为虚伪才容易被认定是好人？

是有了名(或权、钱、背景……)才有了一切，还是有了一切必然会有名(权、钱)并自动成了自己与别人的背景呢？

是大家都去某地才成了旅游点，还是由于它是旅游点所以大家都去？

一个夏日的柳林池塘，是有蝉嘶蛙鸣所以清幽呢，还是没有蝉嘶蛙鸣会更清幽呢？

有了灯光城市才会美丽，没有灯光原野才更神秘，有了星光天空才更灿烂，如果没有星光灯光月光，没有美丽、灿烂、神秘与黑暗的区分呢？

有了小说你才懂得了爱情，还是有了思春才有爱情小说呢？

都说是急流勇退最好，谁又做到了呢？

成了人五人六所以受到特殊尊重乎？受到特殊尊重所以成为人五人六乎？

因为书法写得好成为名家，还是因为已经是名家所以公认他的书法好乎？

因为爱吃梨子所以熟知梨子的滋味，因为熟知梨子的滋味所以爱吃梨子乎？

因为赢了球所以精神状态好乎？因为精神状态好所以赢了球乎？

因为爱听音乐所以性格温柔，因为性格温柔所以爱听音乐乎？

因为有点傻才写文章，因为写文章才有点傻乎？

因为弱才易受人同情，因为强才易受人尊敬乎？

因为是女性才好办事，因为是女性才不好办事乎？

因为嫉妒所以攻击他人，因为他人有应该攻击之处才产生嫉妒心乎？

因为自己不灵了便干脆说大家都不灵，因为说出谁也不灵的事实所以自我感觉好了一些乎？

因为想消遣所以骂人，因为想骂人才掩饰说是为了消遣乎？

因为吃不上葡萄才说葡萄酸，还是因为吃多了葡萄才说葡萄不好吃乎？

因为一加二一定等于三，所以三就是一加二的别称，因为三本来就是一加一再加一，所以一加二必然等于三乎？

因为牢骚满腹所以显得清高，因为清高所以不屑于发牢骚乎？

人老了所以爱回忆过去，人没有事情老是回忆过去，所以更容易老掉乎？

因为正确所以胜利，因为胜利所以正确乎？

是地位高了才威信(水平、学问、知名度等)高，还是什么都高了才地位高？

世界的(学术的、思想的、逻辑的、社会的、民族的、中东的与欧美的……)基本问题是鸡生蛋在先还是蛋生鸡在先，这样说是对的吗？

因为解决不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才要活一辈子，因为还没死所以注定解决不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乎？

他老王是因为胡思乱想所以失眠，还是因为失眠所以胡思乱想呢？

人是因为失眠才显得出灵性还是因为灵性太多所以失眠起来呢？

如果大智若愚，大辩若讷，那么白痴是不是看起来像是天才，坏蛋看起来是不是像你我一样老实呢？如果人人都像你我一样老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动人心魄的好戏上演呢？

【黄文中荐自《文汇报》2005年11月24日／庞　彦图】

嚼字：从“炊饼”到“奢侈”　作者：雷抒雁

《水浒传》里那位知名度并不低于打虎英雄武二郎的武大郎，一直是挑着箱笼卖炊饼。书中写了炊饼，无人深究是何种食品，待电视剧一演，见到那炊饼原来就是笼屉里蒸下的馒头，一时，竟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其实，炊饼在宋仁宗之前，都叫“蒸饼”。那时所谓饼，并不是在锅子里烙的，而是现代所说的馒头。而“馒头”一词，常常又是指带馅的食品，即现在所说的包子。

武大郎将“蒸饼”叫做“炊饼”，有来由。

宋人吴处原在《青箱杂记》中记载，因为宋仁宗的庙讳为“祯”，读讹后近似于“蒸”，所以，“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原来，“蒸饼”改为“炊饼”，是为了避讳宋仁宗的名字。难怪宋以前，无炊饼一说。

古人，凡皇帝名字用字，天下行文都要避讳。老子的《道德经》，开头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原应为“道可道，非恒道”，只因汉文帝叫刘恒。“恒”字就被当时的文人改为“常”字了。意思虽未变，字却发生了变化。

唐宋人更重讳。避讳制度，惹麻烦，不只是借用了别字，为后人的阅读增添了困难，也为许多当事人制造了挫折。唐代诗人李贺，因为父亲名字叫晋肃，便终生不能举进士。杨行密据守江淮，那里“蜂蜜”便不能有“蜜”，而成“蜂糖”。还有位刘温叟，父亲叫了刘岳，便终生不能听音乐，不敢游华岳。

读古人书，有时像是考古，既须重视那些撼动历史的大的遗物资料，也要对一砖一石上的留痕考证琢磨。

字词，是建筑的砖石，古人把它与训诂、音韵一并归入“小学”。说是“小学”又是大学问。古人许多大家对此都有专门著述，为汉语言文字的发生、发展与变化，作了记录。汉代杨雄写过《方言》，宋代王安石写过《字书》，都属此类。

现代人以这些为雕虫之技，不在视野之中。除了语言学专家之外，一般人读书，只为表意、求知，对于字、词、音韵等细节多“不求甚解”。

“小学”，是专门学问，研究起来并不易。读大学中文系，最不爱学的，就是《语言学》及古代与现代汉语。原因是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被抽象化，被解析之后，变得十分无趣。老师并不讲“蒸饼”为何到了武大郎时便成了“炊饼”。更不会由词的变化再去探究引起变化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原因。

枯燥的语言文字，如果就着社会、时代的大背景来咀嚼，其实是挺有滋味的。

比如“纣”字。殷纣王是一个暴君，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但何以称为“纣王”？是他的帝号呢，还是后人谥号？

“纣”字是贬词。《史记·集解》里说“残义损善为纣”。既如此，纣王必不会自称。《史记》说：“天下谓之纣”。就是说后来天下人恨纣王的恶行，才称它为“纣王”。陕北人在毛驴屁股后边尾巴下横一根棍子，驴子上坡时磨屁股，便不敢偷懒。这根棍，叫“纣棍”。殷纣王的“纣”，也包含了“最后一个”的意思。

词的色彩，真是奇妙。一旦追根溯源，除灰拂尘，便见前人在造词、用词方面的智慧与用心。我们常常囫囵吞枣，并不细究和咀嚼词的味道，颇有些辜负了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不可救药”的本义谁都知道。但这个词其中细致之处并非人人皆知。明人张岱在《昌谷集解通序》中说：“凡人有病则药之，药之不投，则更要药以解药，所谓救药也。药救药，药复救药，至于不可救药，而病者真死矣。”却原来，同样是说必死无救，“不可救药”里，还包含了吃药中毒，以药解之，解之无效，谓之无以救药，最终才是人无以救。

“作威作福”，简单理解，就是横行霸道，欺压良善。但细一分析，还不仅如此。历来，统治者对于臣下或人民都有法律规定之奖惩。不管那规定正确与否，合理与否，只要不违规，便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封建统治者，常常又目无法规，言出法随；怒，则逾规重惩；喜，则逾规重赏。逾规的赏罚，这种“非寻常刑赏之有定别也”，“出赏罚之外”的赏罚，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释之为“作威作福”。

想想也是，法规本身就是当权者的“福”、“威”体现：施“威”于“惩”，施“福”于“赏”；威福并加，是统治的基本手段。再逾规另搞一套，别人只好以“作”称之，谓之不法，恃权而为，“横行霸道”了。

还有些词，在变化的过程中，被广泛使用，有时用得并没有多少道理。比如“打”字，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觉得这个词使用很怪。本来，“打”有敲击的意思，但盛饭叫“打饭”，盛粮叫“打粮”，就不知缘何道理。到了今天，“打”字用得更广泛，织毛衣叫“打毛衣”；进城干活叫“打工”；坐出租车叫“打的”。这些行为与“打”的本义毫不相干，大家却都普遍认可，迅速流传开来。

今天，社会生活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许多词的意义和情感色彩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为生活的变化推波助澜。比如“奢侈”一词，凡见诸于以往的文字，几乎全是贬义，象征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社会走向，也象征着道德缺失的厚颜无耻。如今，房地产商在广告词里，却大模大样地吹嘘夸耀自己的建筑是奢侈之居，用以吸引消费者。“奢侈”并不等同于“豪华”。为这一贬词涂上辉煌的褒奖色彩，不能不说是个“大胆的创造”。世风放纵奢侈，词汇情感色彩发生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事。

【倪早菊荐自《今晚报》2005年10月24日】

“小慧”与“大知”　作者：吴元栋

如今吏治之风不如人意，投机取巧、妄报地方政绩的不乏其人。我读《汉书》中的“张释之传”，有一事记载：汉文帝视察圈养野兽的上林苑，问上林尉苑里野兽的数量，十余问，尉不能尽答。文帝颇不满，以为此尉无能，打算撤其职而任用他手下对答如流的“啬夫”。事情后经张释之的一番劝说而作罢。

上林尉不能尽答皇帝的询问，当然可说是“官僚主义”，未尽职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问题。先哲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知道几分就是知道几分，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妄说。这才可谓“知”。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重现实与人事的。比如，对于神鬼幽明之事他不知，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尚且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又如何能去从事神怪之事？孔子于神怪之事付之阙如，避而不谈，意味着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无。我以为这是一种相当谨慎客观的务实态度。其实，人类对自然界所掌握的知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尚未知晓的自然之谜有待人类去探索。而一有肯定或否定，便束缚了人类进一步探索自然的思维与能力。

梁漱溟先生对此事也有论述，其致孟宪光书云：“神鬼有无问题弟尚疑莫能决。凡事之不晓然者辄存疑：这谨慎的态度本来是好的，不可附和流俗以不信神鬼自诩。”（《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看到这段话，心里十分震惊：居然与世俗之见有如此大的不同。然而仔细思量，觉得此话说得甚好。“不知为不知”，也包括不妄随人言。既然神怪之事不可知，则妄随人言也是一种“迷信”。信奉神鬼与自诩不信，其揆则一。

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云：“明者无所不知；知者有所知有所不知；众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强其所不知。”无所不知的“明者”，大约就是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智大慧的人吧？有所知有所不知的“知者”，就是对事物采取老实态度、实事求是的人。而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的“众人”，还要强其所不知而为知，当然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了。

孔子所赞同的“知”，其实大有深意。他将知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而经得起复验。看似朴拙，实为大知。而那些巧舌如簧，不惜弄虚作假、诳言妄语的人，自以为聪明，实于“大道”甚有障蔽，他们被仕途、名誉、金钱和其他种种的眼前利益蒙蔽了心目。这些人纵然能取巧于一时，也难得逞于长久。在历史与现实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有多少？

大智慧如孔子，尚且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不知道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那么中智以下的人当然不可能样样都知道。除了神怪幽明之事外，承认有所知、有所不知，是一种老实的态度，也是最聪明的态度。唯其有所“不知”，才能成其“有所知”。宋代的大臣吕端，宋太宗称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就是弃“小慧”而就“大知”的一个好例子。《汉书》中张释之为上林尉的辩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来立论，从而得到汉文帝理解的。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5年10月10日／许创哲图】

朱熹的另一副行状　作者：唐德亮

朱熹是南宋时的大儒家、大理学家，《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者。他死后，地位越来越高，不仅修有“朱子庙”供奉，甚至被称为“朱圣”，几与孔孟并列。

朱熹提倡“读经”，张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礼（理）教，俨然正人君子、圣人模样。

朱熹是不是真的“正人君子”“圣人”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论，且让事实说话。

朱大人当提官时，与台州太守唐与正有隙（实际是受人挑拨），特意到了台州，要找唐的不是以整肃之。他发现唐与正与歌舞妓严蕊有往来，便将严蕊抓起来，关在狱中一月有余，多次提审，要她招供与唐太守私下鬼混，诗词唱和，诽谤朝廷的“犯罪事实”。严蕊不愿招供，朱熹便命人将她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严蕊咬紧牙关也不愿屈服。朱熹为了达到坑害唐与正的目的，通过狱吏劝说严蕊：“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受这个苦？早一点承认了也不过是杖罪，朱大人说不定念你是个弱女子，年轻无知，为你开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年头心眼放活些才不会吃苦头，我劝你把跟那位唐大人的事干脆说了吧！”严蕊说：“是人都应该有良心，是人就该懂得是非真假，我不能凭空说假话诬蔑一个朝廷命官……我和唐大人有诗词往来不假，但他从没在词曲中有过诽谤朝廷之意，没有的事我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就是把我折磨死我也不会诬谄好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词，连狱吏听了都不由肃然起敬。但朱熹仍不死心，于是密令又严刑拷打，并用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好多次她痛得昏死过去，仍不招供诬谄他人。严蕊的冤案惊动了宋孝宗，宋孝宗调动了朱熹的工作，并亲自宣布为严蕊平反。人们都称颂严蕊坚贞不屈的气节，痛斥朱熹的心狠手毒。

为了整倒唐与正，朱熹简直是不择手段，无耻至极，何来“大儒”“大理学家”的“仁爱之心”？朱熹不光折磨残害艺妓，还亲自下令逮捕数千名起义的农民，为报私仇，竟抢在皇帝大赦前残忍斩杀十八名“囚犯”。想到那寒光闪闪的屠刀，想到刑场上的一滩滩淋漓的鲜血，再想想朱大人咬牙切齿的号令……真令人不寒而栗。

朱大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他自己却任由其“欲”泛滥。在武夷山上，他与学生丽娘就演绎出一场缠绵的婚外恋；其妹妹丧夫，他却极力劝阻其不要再嫁，要安分守节，而自己却又娶了两个尼姑作小妾……这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范！

自古以来，社会上总把妓女不当好人，其实，妓女中不仅有不少好人，还有不少值得称颂的好人，像唐朝的薛涛，宋朝的李慧娘、王朝云、严蕊，明朝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后即刻叛变，而一位妓女被捕后却一字不供，故周恩来愤然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而朱熹则是比娼妓更可怕的人物，不仅整人、杀人，而且以精神毒害人。后世把理学家称为“道学家”，“道貌岸然”，正是朱熹这类人的活写真。

【选自《清远日报》2005年8月27日】

智慧、自由与历史的还愿　作者：曹其文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平流层。这个平流层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这个平流层就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知识阶层，其社会职能主要有三个：建立西方新文化知识经营市场，省视中国民族文化，创造当代社会文化知识。处于这个平流层中的人，又有几种状况：留学而获得学位者。他们的学位赋予知识以品牌的重要性，如蔡元培、胡适之等。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天分极高的人，他们的智慧超越了学位，赋予了知识以崇高感。如陈寅恪、郭沫若、钱锺书等。未留学而接受外来知识者。他们是用智慧赋予知识以品位感。如钱穆、顾颉刚等。

陈寅恪是平流层中的一分子。他先后在四所西方大学学习，但未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人解释说：他为了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到西方，无需学位。这不符合当时留学人的时尚，难以说明问题。问题是当时的西方学位制对学生有一个十分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过程。要求学生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朝着既定的目标作艰辛的跋涉。这个要求对陈寅恪、钱锺书这样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式的学习又天分极高的人来说，无异是一个使人为难的问题。这等于说是让猴子借助器械爬树，让雄鹰乘滑翔机飞行。陈、钱等人正是不能把耐心集中在苛刻的学位训练上而放弃了学位。

天才放弃学位，而许多资质平平的人选择学位，这反映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智慧与知识的关系。人类通过长期摸索、积累，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育才方法、学位训练制度，通过这些方法制度成才的人可以成为杰出的学者，这是知识；而有人则不需通过这个既定通道也可成为杰出学者，这是智慧。事实上，在大多数学术领域，自学成才的人与学位制培育的人同样取得重大成果。而前者往往更为璀璨和引人注目。在许多情况下，天才是不受既定条件限制的。他们不遵循于常蹊——即人们所认为的科学、系统的方法去搞研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个性十足的。这也说明，人类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有两种系统：一种是有承续、有一整套明确的方法和既定条件的学术研究路数。一种是依靠人的天然资质，通过自学形成的高度特化的研究路数。这两种系统并存，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构成了人类求知的全景。

陈寅恪提倡的自由独立精神恰恰与他的经历有关。陈寅恪超人的颖悟足以支撑他独有的研究，也使他敢于渴望超越一切羁绊的自由与独立。他的独立精神，我们认为至少有三层意思。一层是学人必须“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独立于政治和党派，这一层有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第二层是学术可以独立于既定研究系统。就等于说，学术研究者，不必要一定按什么“系统、科学”的方法，取得重大成果可以有别于他人的方法，另辟蹊径。陈寅恪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能认定他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哪家哪派，但他卓有成就。我们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最深的这一层：智慧高于已有的人类知识，智慧必须独立于知识。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科学主义和知识独断的危害，使人类避免被已有的知识、暂得的认识所奴役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独立于任何政治、任何党派和任何知识，才能不泯灭人类独有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创造性。

历史的回望往往是令人心悸的，从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墓志至今，民族的灾难、社会的混乱、个人的悲剧往往源于政治上、主义上、学术上失去独立和自由。失去自由就意味着盲从和被奴役。正是这个一生都在维护学人最高境界的老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一群盲从极左文化的流氓冲击，导致几乎是灭顶之灾。许多人总会在历史倒退时期死去，包括天才和伟人。陈寅恪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他生前的无数珍贵手稿、文献资料也七零八落。现在终于有那么三两个有心人，把他的八种遗稿结集出版。书是影印的，装帧也体面。历史对不起这个享誉中西、饱学隆德的老人，现在稍稍还回了老人一点点尊严。在当今垃圾知识、理论创新的烟雾迷漫，一群群盲从的人蝇营狗苟的时代，我们对出版老人的手稿，多少有一些历史在还愿的感觉。他的精神和学术是伟大的，历史欠他的太多，就让《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出来解释这一切吧。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25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古代屈原“行吟泽畔”的悲愤；曹植“志往神留”的悲戚；阮籍“穷途而哭”的悲伤。当代顾准“妻离子散”的悲哀；张志新“割断喉管”的悲惨；林昭“暴尸荒野”的悲凉，无不印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浸透着专制的土地上，“上下求索”是多么艰辛、多么艰涩、多么艰难、多么艰险而又多么艰危啊！

□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显示，思想只有在沟通、交流的畅通无阻中增值；真理只有在异见、意见的相互碰撞中分娩。

□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常常令人惊艳不已；一个谦虚内省的人，常常让人钦佩不已。一个狂妄傲慢的人，由于无知而常常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而一个老想着哗众取宠的人，则由于过度炫耀自己而常常自曝其短。

□在专制政体下，要想当大思想家，首先必须想办法当上大权力家。

□对捧人者，巴尔扎克说：“这是小人的伎俩。”对于捧自己的小人，契诃夫说：“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而对于嗜捧者，鲁迅则说：“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在错误面前，请带上显微镜，尽量站在近处，看在深处，以使自己的污点不蒙混过关，继续污染自己；在荣誉面前，请带上望远镜，尽量站在高处，看在远处，以使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无际，引领自己继续向前。

□时间对于人生来说，不可能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不可能是“旧时王榭堂前燕”而后又“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去永不复返。明喻此理，方能珍惜人生。

□山上石多美玉少，世上人多君子稀。

□对于“文革”时期“人整人现象”有人评论道：好人整坏人——应该；坏人整好人——反动；好人整好人——暂时误会；坏人整坏人——以毒攻毒。

□人的人格应该像松柏那样挺拔高尚；人的心灵应该像红花那样赤诚坚贞；人的信仰应该像雪花那样纯净洁白。

□从不消沉、忧郁、堕落和随波逐流的人，都是能在生活中看出希望的人。

□一个人生命的长度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其深度和宽度却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只有能够善于驾驭自己情绪和情感的人，才有可能入围豪杰队伍之列。正如宋人苏轼所言：“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有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人与人之间，不免相互竞争，而谁有“亮剑”的信念，并肯奋力“舞”之，方有取胜的可能。

□教育，并不是教育者所需要的东西（如升学率）的攫取过程，而是被教育者所需要的东西（如创造力）的生长过程。

□白居易《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诗曰：“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乃不失为一条正确认识。年长者都知道，早年的扑满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一旦存满了钱，就要被人敲碎。倘若谁家保有这样一只扑满，一直没有往里投钱，而又一直瓦全到今天，那么，它肯定就成了珍贵的古董了。

□“文字狱”不啻是插在中华民族心脏上的一把凶光闪闪的刀子，它不断地斩杀中华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因此，即使把它抽筋吸髓剥皮鞭尸也不解恨。

□鲁莽者常常挥霍着自己的勇敢；悭吝者常常糟蹋着自己的节俭；而怯懦者则常常积攒着自己的谨慎。

□老百姓雪亮的眼睛早就看明白了，由于主流媒体为各级掌权者所控制，所以其监督的锋芒，则很少能直刺各级掌权者所忌讳的社会溃疡面。

□其实，在科学的天地里，“梅”有耐寒之性，“雪”有洁白之优。正如古诗所云：“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各种科学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不论哪一种学说或主义，都应具有宽容性，允许人家批评，允许人家怀疑。只有这样，各种学说或主义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进而推动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繁荣和昌盛。

【选自《中国思维》2005年10月21日／庞　彦图】

沉思录　作者：李兴濂

一

中国人说话玲珑圆滑，以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实在是叹为观止。一张嘴两张皮，向上翻可以这么说，向下翻可以那么说，当还是不当，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全看你怎么说了。明太祖杀人，太子救人，太祖问大臣袁凯：“朕与太子孰是孰非？”袁凯连眉毛都不皱一下，随口便答：“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答得真是妙不可言，滴水不漏，全无破绽。可到底那人该杀不该杀呢？大概是杀了也就杀了，不杀也就不杀了。杀了是正法，不杀是慈悲。

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盖因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劳神，人人会讲，只要看报看电视，原则性的话每天都能学几句；讲办法就不同了，遇到困难问题要拿出一个真正管用的办法，非得有脑子，有见识，有经验，花费一番苦心才行。讲原则还保险，报纸电视上的话是大家讲滥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需担风险；而具体办法要求新求变，标新立异，难免疏漏，授人以柄，而且讲原则可以藏拙，讲办法要有真才实学。讲原则既保险又省心，何乐而不为？故尔原则挂在嘴上，表演给群众看，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唱着“原则”的主旋律，长久不衰。

二

常听到一些“公仆”遮掩自己的错误时说：“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甚至一些犯罪“公仆”也用这句话开脱罪责。难道老百姓都是劣迹斑斑，成了滋生错误、罪犯之源？混同老百姓怎么了，领导干部就要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混同于老百姓，才能保持公仆本色，体验老百姓的疾苦，更好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只有不愿混同于老百姓，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公仆”才会沦为阶下囚，为老百姓所不齿。

三

古罗马的恺撒曾向支持他的罗马平民申明：我死之后，棺木两侧各开一个洞，伸出我的双手，让大家看见我是空手而去的。我们的“公仆”是否有这个勇气？

四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举起地球。然而，这个系天地于不坠的支点只能在尘世万物之外去寻找，是我们凡人所不能的。但是，如果坚守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心灵深处建构一个不为权势和私欲吞噬的支点，就能像阿基米德说的那样举起世间的万物。

五

年轻时，以为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写的《离骚》是伟大的爱国史诗。而今读《离骚》觉得是屈原写给楚王的情诗——那失恋的被遗弃的哀鸣：“惟草木之零落兮，美人芳草之迟暮。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余同謇謇之为忠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天惟灵修之故也。亦余心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好一个可怜兮兮楚楚动人又酸溜溜的女人！“已矣哉！国无人，莫知我者”，当他听到楚的首都郢为秦所破，他一心当“情妇”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便一头投进汨罗江殉情了。屈原爱的是怀王、襄王的一人之国，又谈何伟大？！

六

一场事故发生之后，对事故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对造成事故的人的责任，常常讳莫如深，轻轻带过，而对事故发生以后的抢救却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结果是一次重大事故反而成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英雄主义的凯歌、一次伟大的胜利，成了领导者的光辉业绩，优越性的展示。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做丧事办成喜事。当人们沉浸在响彻云霄的凯歌之时，还有多少人想到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呢？从六十年代《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一直唱到现在，我不知道这“凯歌”还要唱多久？

七

搞调查研究，就要像孔子说的那样“每事问”。向谁问？比如，农民负担减轻没有，问县长还是问农民？公仆是否廉政，问书记还是问群众？房子质量好不好，问包工头还是问住户？孩子能不能交上学费，问校长还是问家长？孔子又说要“不耻下问”，但我们的调查者往往是上问而不是下问。结果是：皆大欢喜。

【选自《围城杂文》／草　草图】

哦！我明白自己为啥当不了官　作者：冯印谱

一个县委书记仅仅在9个月的时间里，借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和县直部门、乡镇班子调整选拔任用干部之机大肆卖官，先后收受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主贿赂88?郾8万元，还有406万余元、美元8万余元来源不明。这事发生在山西翼城县，受贿者是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

而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提拔一个市局副局长收受贿赂17万元；平调一个县局局长收受贿赂2万元至5万元；提拔市局中层正职收受贿赂2万元至5万元；提拔一个市局科级干部收受贿赂1万元；提拔一个县局正职收受贿赂1万元。一位派出所所长想调整到一个条件好的派出所任职，送给邵建伟2万元，后得到调整；某派出所副所长为调整到一个离家近的单位，送给邵1万元，后得到调整和提拔。干警升中层副职送3000元至2万元；升中层正职送1万至5万元；升一个副局长送10万元。

再看这位邵建伟，一边收受他人的钱财卖官，一边自己再拿钱财买官，为了谋取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他送给时任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市委书记的侯伍杰10万美元，一块价值58320元港币的百达菲利牌手表和2万元礼盒。

以上买官卖官丑闻并非我杜撰，而源自近日省委通报的三起典型案件及相关报道。

过去，像我一样的书呆子们总天真地认为，一个人的职务能否提升，靠人品道德，靠业务能力，靠领导艺术，靠工作业绩。上述丑闻再一次告诉我，升官不升官，不在于埋头苦干，而在于送钱多少。

于是我茅塞顿开：自己为啥当不了官！

假如我自己想升个一官半职的话，第一个难题：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财送领导，挣的那点工资、奖金要养家糊口，要赡养父母，要买房子，要供孩子上学，还要预防看病这样的大开销。第二个难题：即便有多余的钱财，我不知道该送哪个领导才顶用？怎样才能把钱财送到领导手中？文件通报上屡屡规定不许跑官要官，不许买官卖官，假如我鼓起勇气送钱给领导，万一碰壁遭到领导训斥咋办？领导将此事公开了咋办？我岂不身败名裂栽个大跟头？第三个难题：即便我有钱买到官，我绝对干不出收受贿赂再来卖官的恶心事，那么我买官的钱不是打了水漂？图啥？第四个难题：假如我真的花钱买到官，众人背地里一定戳我的脊梁骨，嘲笑我、贬损我、咒骂我，甚至连带我的父辈和子孙，我可不愿落这种愧对先人和后辈的名声。

鉴于以上考虑，除非组织上以我的德才和业绩为衡量，提拔我当官，以我的家教、性格、见识等诸原因，我断然不会为买官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所以我当不了官也就不奇怪了，即便努力到晋升的机遇也会白白丧失。不过我不后悔，不懊丧，也不痛心，我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但比一比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却身陷囹圄的武保安、邵建伟、侯伍杰等贪官，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灿烂的阳光，写作着发自心灵的文章，活得多么自在、平实、坦然啊，半夜敲门心不慌。嘻嘻！

【王翔宇荐自《三晋都市报》2005年10月25日／李崇武图《践踏》】

人其实很坏　作者：阮　直

人其实很坏，这一点不应该奇怪，奇怪的是像孔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怎么就不知道，竟然说“人之初，性本善”呢？

人其实很坏，救死扶伤的医院，巴不得更多的人生病，生病后最好不容易康复，把所有能拍的拍了，能照的照了，然后住进他们的医院，一住就是个把月，吃多多的药，吊多多的针，最好再来一次大手术。花上十万八万的，花个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时你再看院长的那张脸，保准是灿若桃花。如果人人都健康，医院的门诊量少了，病床的利用率低了，你再看院长那张脸，保准“日星隐耀，薄暮冥冥”。

人其实很坏，管交通的警察巴不得你违规，我处罚。一个交警支队若一个月罚不来十几万元钱，领导就该下达罚款指标了。这时的警察最恨的就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人家头顶烈日，身出臭汗，躲在隐蔽处已有了不短的时辰，就等着你违规了，若人人都不违规，人人都不制造点事故，我这交警还干啥？

人其实很坏，当头儿的那个人也不例外，部下们都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他反倒不自在，怎么没人到我这扇点阴风，吹点邪火，汇报张三有野心，投诉李四想捞点外快？当头的不喜欢部下们太和谐，时常弄出点噪音，彼此明争暗斗时，才会投靠自己这棵树，天天在我的脚下烧香，这才能显出我权威的存在。

人其实很坏，就连环保卫士也怕企业都排污达标。没了治污费，没了地方罚款，只有青山绿水蓝天，环保卫士的兜里就会钱少。笔者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广西一个市的环保局羡慕广东一个市的环保局，“你们好啊，仅排污费一年收入就有300多万元，我们不过30多万元，达到你们的程度，再有20年吧。”连环保局长都盼着污染，你说这人坏不坏。

人其实很坏，别人的脸上长了疖子，我们都不怕，可自己的脸上有几个青春痘，也会心里不舒服。真正能为别人升官而真心祝贺的，怕只是能借上光的那几个人；真正从内心为别人的荣誉而鼓掌和喝彩的人，那是彼此没有交往和利益瓜葛的人，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巴不得比我跑得快的人都摔个跟头，或因抢跑两次被罚下，剩下的人速度都比我慢。

如此多的坏人存在，我们这个社会会烂掉吗？不会的，再坏的人，也都像牛一样，他的鼻子是可以装上规则的缰绳，有了一根穿过鼻孔的绳索，就连牛魔王，也能为人耕地、耕田，但是若把缰绳系在牛角上，缰绳就成了样子，牛该作妖了。

人之初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怕，怕的是没有完善的规则和法律来制衡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如果长久地按照真善美的轨迹运行，自然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美好心灵的人了。那时，人也就很好了。

【王翔宇荐自《三湘都市报》2005年11月5日】

我们该怎样赞美领导　作者：黄　山

某日，笔者在一根电线杆上读到一则某培训中心贴出的辅导班招生广告，说是招《下属学》辅导班学员，可以免费试听三天。笔者只听过有什么《领导学》，还没听说过《下属学》呢！出于好奇心，笔者去试听了一堂课。这堂课讲的是《我们怎样赞美领导》，果然别开生面！笔者一边听讲师讲，一边对这堂内容为《我们怎样赞美领导》的课做了一些简要的课堂笔记，笔记内容如下：

假如一个领导毫无作为，即使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他也不敢做，前怕狼后怕虎，只愿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们就赞美他沉着、稳重。

假如一个领导经常朝令夕改，以“拍脑袋”、“想当然”的方式指导我们做一些匪夷所思的工作，我们就赞美他善于审时度势，且行事果断、敢为天下先。

假如一个领导喜欢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我们就赞美他讲政治、有危机意识，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事人还要反复向他表示：“您说得对”。

假如一个领导不学无术却又喜欢冒充内行，一到工作第一线就在真正的内行面前瞎指挥，我们就装出惊喜的样子赞美他：“您百忙之中还亲自……哈哈哈……”

假如一个领导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一句话不合便对下属摔电话、拍桌子、大发雷霆，然后不顾下属的感受昂然而去，我们至少可以赞美他：“严格管理”、“雷厉风行”或“爱憎分明”。

假如一个领导虽家有妻子却同年轻的女秘书关系暧昧或领导在外面包了二奶、三奶，群众有议论，我们在听到这些议论时，千万不要跟着添油加醋地议论，而要巧妙地帮领导圆场，有倾向性地同不明真相的群众解释：“领导也是人嘛！”并且依然坚持赞美：“我们的领导有一颗永远年轻、有活力的心灵！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对开拓事业有利。”

假如一个领导喜欢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虚话，但最终都因不切实际无法落实，我们就赞美他善于从理论高度概括问题、高瞻远瞩，是“理论权威”。

最后一条是，假如一个领导自己指挥有误，做错了事却硬说是下属在理解他的指令和具体操作上缺乏灵活性，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下属，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也不用慌，我们就哑口无言、洗耳恭听好了。因为我们那样做，也是一种对领导的赞美。

【山海夫荐自《人民网》2005年10月18日】

感人的故事　作者：孙新民

参加会议的代表按正常上班时间来到厂三楼会议室。干等，急人。大家纷纷掏出香烟，一边抽烟一边瞎吹。上午9点，市局领导的小车驶到厂门口，早在一旁恭候的厂办主任满脸堆笑，亲自上前打开车门。三个领导下了车，礼节性地同厂办主任握了一下手，边说边笑在厂办主任陪同下上楼开会。

走进会议室，厂办主任右手轻轻朝下一压，看了大家一眼就扯起公鸭嗓子：“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市局领导莅临我厂指导工作。”于是大家象征性地鼓掌。

市局领导来到椭圆形会议桌中间坐下。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会议，领导也没有多少话要讲，他们简单地讲了几句。三个领导讲话时间加起来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在一旁主持会议的厂办主任抬腕一看表，离中午吃饭时间尚早，这么早结束会议，市局领导是回去还是留下来吃饭，都会让人觉得尴尬。久经会海很会把握尺度的厂办主任开始打圆场，他说：“刚才市局几位领导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这对指导我们今后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下面的时间，大家轮流发言。”

与会代表似乎故意冷场不配合，会抽烟的借机装抽烟，不抽烟的低头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笔、记录本。厂办主任急得像猴子，他用手指了一下小王：“小王你带个头先说，谈谈体会嘛。”

小王说：“我说不好……”他还是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接下来再点老张、老王、小单的名，他们也简单地讲了几句。厂办主任阴沉着脸，用左手托着尖尖的下巴，心里暗骂：你们这帮人给工厂丢脸啊，平时一个个嘴呱呱，上面来领导开会叫你们发言，咋全变成哑巴了？坐在中间的市局张局长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正好11点。

张局长欠了欠身喝了几口矿泉水，他知道这时候必须跑题拖时间，会议才不会冷清。他扫视了大家一眼，说：“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生活很艰难，一日三餐，中午吃青菜豆腐，早晚吃咸菜。她儿子上初中正在长身体，整天吃素受不了，闹着要妈妈买肉给他吃，这位女工常独自流泪，内疚自己不是好妈妈，儿子吃肉这个小小要求都无法满足。她每月只有200多元的收入，除了家里的日常生活开支，还要为儿子积蓄学费，哪来的钱吃肉。她许诺儿子，等你哪天考到年级前10名，妈妈烧红烧肉、排骨给你吃。儿子很争气，学习刻苦。期中考试结束，他综合成绩排名年级前三名。儿子争气，母亲感到高兴、自豪。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位母亲偷偷地到一家医院卖血，用卖血赚来的100多块钱到菜场买了一大块肉。望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大块吃肉，这位母亲在一旁不停地用手背揩着眼泪。”

张局长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不少人听得泪花闪闪，女同志边听边用手绢擦眼角。散会后，市局领导说有事要赶回市里。厂办主任心里有数，都近12点了，岂能让领导饿着肚子赶回去。他执意挽留，说：“张局长你们不留下来吃饭，我交不了差要挨批评。”张局长理解做下级的难处，他拍了拍厂办主任的肩膀：“那我们就留下来吃顿便饭，讲好了，不喝酒。”主任连忙点头。

厂办主任带领大家来到厂附近一家大酒店，一共12人，他却安排了三桌酒席。下班的时候，厂领导、部分中层干部陆续赶来陪酒。

酒桌上，大家抽的是“中华”，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山珍海味，细算一桌酒菜至少在1000元以上。推杯换盏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张局长刚才讲的那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潇风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0月27日／王敏图《某公仆“我一天要吃八顿饭，晚上撑得睡不香！”某贫困大学生“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饿得睡不着！”】

领导夫人参观反腐展览后　作者：石文龙

某地领导干部的夫人们参观反腐败展览后，心灵受到了很大震动，回家后纷纷开导起自己的丈夫。

夫人一：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你明天赶紧把别人送的2万元现金退还人家吧！现在的人不比以前，撒一粒米就想网一只鸽子，收了人家的钱不给人家办事，人家不告你才怪呢！

夫人二：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以为你1万元吃顿饭挺潇洒，没想到人家让小姐捏捏脚就一下甩出20万元。就你这胆量，咱猴年马月才坐上宝马车啊！

夫人三：你看人家的智商，存折不是放在冰箱的冻鱼冻肉里，就是放在剪报集或水杯的夹层里。回头你再琢磨一下，看咱家的存折放在什么地方更安全。

夫人四：真是想不到啊，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竟和几十个妙龄女孩发生过性关系。为了防止你重蹈他的复辙，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约法三章：第一，晚上一律不准在外过夜；第二，上班一律不要和女孩子说话；第三，以后理发由我全权负责，不准再进发廊半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夫人五：背靠大树好乘凉，连阿庆嫂都明白的道理，你怎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呢！你看人家那些当官的，哪一个上面没有靠山？拔出萝卜带出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说的就是这个理。这个双休日，说啥也不要再打麻将了，赶快到上面跑门子、拉关系吧！

夫人六：风声这么紧，你怎么还在矿上入着股，虽然是暗的，但还是有不少人知道，要是有人和你过不去向上一举报，乌纱帽你还要不要？过会儿你给乡下亲戚打个电话，先把股东的名字改为你二叔好了。

夫人七：常言道狡兔三窟，作为一名领导，从上任之初就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你看人家那些领导，哪一个不是在红得发紫的时候，将老婆孩子送往国外，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溜之大吉。鉴于这种情况，这些天你赶快托人，想方设法给我和儿子各办一个护照吧！

【王翔宇荐自《文萃》2005年10月20日／李桂元图】

送贪官七个锦囊　作者：半　夏

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贪官倒下去，鄙人心急如焚，搜肠刮肚，为还没有暴露的大贪小贪们呈上七个锦囊。这些锦囊如果对他们有用，那可称得上雪中送炭了。

第一个锦囊叫杜绝炒作。四川达州市传说将要发生地震，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将所有的存单丢了。邱情急之下，到单位开出了十多张大额存单挂失证明，欲把损失捞回来。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引起单位有关人士怀疑，立即报告了检察院，检察院轻而易举地便把这条大虫揪了出来，查出他非法敛财数十万元。邱所犯错误在该波澜不惊时却炒作了一把。如果他智商稍高一点，不炒作，留得青山在，还怕不财源广进？贪官贪嫂们，杜绝炒作，切记切记！

第二个锦囊叫力戒猴急。大贪官胡长清到云南公干，一时兴致来了，别了手下一班人，从昆明飞到广州与情妇鬼混去了。恰好手下人有急事找他，查遍昆明机场出港旅客名单，却没有胡长清的名字。这一反常现象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进一步查找发现他在广州用假身份证入住在中国大酒店。一个高级干部，行动诡秘且持假证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进而导致案发并人头落地。要是这小子不像色中饿鬼那样猴急，金钱美女大大的有，而且，有可能在官场上混到更高的山头。真令人扼腕叹息！胡长官可能是吃多了伟哥，那可是美国佬惹的祸。

第三个锦囊叫看好后院。河南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官以后喜新厌旧。妻子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告到检察院，这位乡党委书记最后依法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怜张学锋，一头栽倒在娘儿们的醋坛子里。看好后院，安抚好老婆，此乃贪官的基础工程也。

第四个锦囊叫远离警察。在广西横县横州镇，为该镇某酒家安装电器的两名工人在卡拉OK厅捡到一个提包，内有存单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为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谋，敲诈“林总”。“林总”哪咽得下这口气？一个电话打到公安局，结果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班房，和那两名敲诈勒索者，同在一个屋檐下。招惹警察，可是自己惹的祸了！

第五个锦囊叫简化行头。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一身行头都是世界名牌，连第一次采访他的香港记者都看出了问题。如此张扬，贪官嘴脸路人皆知，此乃天下第一蠢材也！简化行头，乃上策也。

第六个锦囊叫避免挪窝。贪官只要一丢掉手中的权杖或离开其统治的地盘，很快就会露出“马脚”。河南新乡市原市委书记祝友文，受贿36?郾9万元，谁也没敢把他怎么样，当他刚调入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犯罪事实便浮出水面。广东钦州市原市委书记俞芳林，任玉林市委书记期间，受贿数百万元和大量贵重物品，调离玉林不久，随之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这些人之所以一挪窝儿就倒台，是因为他们在台上时权势熏天，别人多有顾忌，而一旦离开，开水便翻了锅。记住，千万别挪窝！

第七个锦囊叫谨防小偷。原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素有“清廉”之名。没料想一个贼三年间7次“光临”局长办公室，次次满载而归。“清廉”局长当然不敢报案，只能暗自心疼。直到某一天，贼人被抓，供出此事，范局长嘴脸暴露，去了他早该去的地方。一个堂堂公安局长，反偷能力如此不济，坐坐班房，活该。弄个保险柜什么的，也不至于让小偷次次轻而易举得手。

以上锦囊，须付费使用。揩贪官一点油，九牛一毛也！

【曾德凤荐自《湖南日报》／芦　苇图《心虚》】

魔鬼逻辑学　作者：庄　宇

肥猪原理

×乡党委接连收到许多揭发A村长的检举信，书记赶到A村劝其辞职，引出了A村长一番宏论：

“我是有些不干净，确实沾了些油水，搜刮了一点民脂民膏，可现在我已像喂肥的猪，再喂也吃不了多少了，要是我辞了职，还得上来一头‘瘦猪’，又得集体把他喂肥，那就更不合算了。”

增值原理

D局长将公用彩电、冰箱长期放在自己家里用，群众议论纷纷。D局长便在全体大会上解释：“那些东西如果放在办公室里，必然因为姓公而短命，而放在我家里这些年还完好无损，等于延长了好几倍的使用寿命，公家没给我一分钱的保管费，有人还对我说三道四，他们的良心哪去了?”

适应原理

新班子刚组建不久，就收到一封反映领导干部不廉洁的批评信。“老板”（成员对一把手的尊称）着急地拿着信找上届留下来的“久经沙场”的老U寻求对策。老U不屑地说：“不理他，他提他的，咱干咱的。”“老板”不解地问：“那能行吗?”老U诡秘地说：“他今天给你提一次意见你改一步，下次他就提得更有劲，盯得咱更紧，到最后咱就什么事也不敢办了。如果今天放下不管，明天再提还不理，他们看到提了没用，慢慢地心理承受能力就强了，也就适应我们的做法了，比这再大的事他们也不会反映了。”

工作原理

上级领导找B长谈话：“最近检举你的人很多，你要注意收敛一点!”

B长委屈地说：“那我只好少干点工作了。当今干工作就得得罪人，得罪了谁谁就会告你的黑状。现在告我的人多，正说明我得罪的人多，也就是说我干的工作多。”

廉洁原理

F刚坐上主任的交椅，就有人给他送来一台电烤箱，难为得他直说：“这不好，这不行。”秘书看透了F主任的苦衷，忙献计说：“主任力主廉政的品德可敬可赞，但要赢得廉洁的名声需要一定的背景，您没看到宣传的那些典型都是退了多少礼、拒了多少贿吗?如果您一来就一尘不染，往后就没有人给您送了，您还退什么礼，拒什么贿呢?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无能呢。”

稳定原理

某厂财务科长被审查出近万元的经济问题，在研究对其处理时，领导们犯了难：按规定处理，怕这个科长想不开，把老底都抖出来；处理轻了，又怕没法跟上下交代。在会议沉默了一个小时之后，滑书记忽生一计：“现在不是强调要一切服从稳定吗，科长一直是咱厂的先进工作者，并且是第三梯队的对象，要是一下子一落千丈，难免发生意外，形成不稳定的因素。我看在小组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能力原理

某厂研究配备一名业务科长，工会主席汇报说：“从民意测验情况看，群众一致认为技术员郑直……”话未说完，厂长便摇头说：“他不行!他不行!”接着解释道：“他分到咱厂5年了，连我家门都没进过。想必他也知道当官靠活动的道理吧。他连自己的事都不会活动，哪有本事为厂里活动?”其他头头也有同感。结果，曾因搞倒卖受处分的“泥鳅”因“活动能力强”，被“不拘一格用能人”。

保险原理

小覃因经济问题被查处，便到当局长的叔叔那里求救。其叔叔叹曰：“你真是太嫩了。”小覃委屈地说：“我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专和我过不去，你捞了那么多，有时比我还露骨，却还一直稳坐钓鱼船。”其叔诡秘地一笑：“问题就在这里!像你那样可怜兮兮地捞那么一星半点，人家挖出来也不影响大局，还可以当成从严执纪的例子；像我这样一干就来上万的，他要揭出来就是单位的大案子，能把上下几级都砸进去，你说谁不替咱捂呢?”　

【刘可荣荐自《知识博览报》2005年10月23日／草　草图】

俺早就习惯了被歧视　作者：玛　丽

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自己了，却因为是3000元以下业务，被银行拒绝服务，陈先生认为银行这样做明显是歧视小客户。但《中国青年报》却刊文说，歧视不是一个经济或商业的概念，应属政治，道德，伦理范畴。银行从事商业活动，遵循市场规律，所谓在商言商，讲究的是交易公平，核心是等价以及自主自愿。

北京一个乘客坐出租汽车时，被多收了5元钱的出租车空驶费。他不平，起诉到法院后，被判败诉。理由是早在98年时，汽车出租规定中就有这条规定了，因为拉你而汽车多跑了路，回来时没人坐，你就得多掏钱。规定是张贴在汽车内，你没看到，或者你压根不知道，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些先生怎么长了这么大，就没学会被歧视呢？和制定政策制度的强势较劲，你岂不是吃饱了撑的？俺就从来不找茬，从小就知道鸡蛋不能和石头碰。

骑车走在路上，后面一阵警车鸣笛，俺立马靠边站。勿需警察吆五喝六，等待领导先过去，人家是干大事情的，咱一草根族，鼠目寸光的，只能盯着吃喝拉撒。

过黄金周出门旅游，公园门票，车票都徒涨，俺也乐呵呵地掏腰包买票，这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极好机会，全国人民大游行的壮观情景，也许就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吧。能做其中一员是俺的福分。虽然也举行过听证会，听好了，那是通知会。

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休息了，加班也不给加班费。背地里牢骚满腹的人可没有俺。俺知道领导也在忙，这不，中午饭都没空回家吃，工作餐吃得这么急，饱嗝还打着呢，就开始查考勤了。当个领导容易嘛，费心操神的。

市领导来学校视察工作，校领导让俺做成绩展牌，好几天前就忙活着弄，累了个半死，早上终于做好了。放到了大楼的前面显眼处，以备领导视察指导。结果眼睁睁看着市领导视而不见地过去了。同事说，领导眼瞎吗？俺说，你没看见领导正在看短信吗？一边走一边回信呢。前面是个台阶，忘了看路，领导的高跟鞋一崴，差点跪下。俺极不应该地笑出声来。现在想起来都自责。

马路上的交警已经都不站岗了，换成了协勤员。是从下岗职工中聘用的一些人员。他们很敬业，手里摇着小黄旗，嘴里叼着哨子，看见人过来就吹，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俺倒是蛮喜欢他们的。只是逮谁就吹得让你心烦。好像路人都是操场上的士兵或者学生，都得整齐划一地听他指挥。

哎，心里老大的不情愿被歧视。后来想开了，就不生气了，这点面子不给人家，好歹也是个马路官呢。起码管你骑车走路的安全。心存感激后，也就习惯被吹了。

看到民工被歧视，俺愤愤不平。其实俺也被歧视着，谁人愤愤不平？

【任法花荐自《搜狐社区》2005年10月29日】

领导经　作者：西　单

某甲几年前是一个所长，在一个酒会上，他拉拉杂杂谈了一些“领导经”。

“你不会服侍领导呀，根本没戏！我刚做所长那会儿傻乎乎的，以为领导很严肃，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我最多只是陪他们吃几餐饭就大家拜拜，结果领导没给我多少好脸色。后来多亏了一位退了休的老领导点化。他说：‘工作可得正儿八经，但对领导就要机动灵活了，领导也是人，不要总是吃吃喝喝，吃吃喝喝来你这里干什么！’我心领神会，从此以后领导下来，我都大胆把领导安排得舒舒服服，完事后领导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

“有一次市局去邻县检查，就因为邻县没有做好接待，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们局精得很，知道市局检查完了邻县，正在坐车往我们这边赶来，就派出了车队到两县交界处把他们接了过来，一回来就直接拉去宾馆‘放松’……结果嘛，我们各方面都过了关。”

“领导没有什么，就看重一个尊严。维护了尊严，吃嘛嘛香。领导每次来我们所检查工作，我都会率领手下人在门口列队欢迎。领导高兴了，什么都好办了。我想装修办公室，领导大笔一挥，划了16万元过来——其实哪里需要16万，几块磁砖几桶油漆几套沙发还有空调冰箱什么的，算都算得出来！但阿爷的钱关我屁事！我只要有舒服的办公室就成！”

“做了所长，什么都可以不理，但不能不理领导。比如领导时不时拿来一些单据，你敢不报销？三五百元小儿科，随便在所里哪个方面或找我管辖的老板那儿就能搞定，要命的是那些动不动就几千元的，要报销可得动一番脑筋了……”

“我有一个老板朋友，他有三辆小车。一辆自己用，一辆老婆用，还有一辆最好的则空着——那最好的全县也找不出几辆——为什么？留给领导。领导万一一个电话打来要用，总不能给一辆差的吧？跟领导搞好了关系，人家随便划个一千几百万元的工程过来还不肥死你了？”

“领导呀，就是这么回事，呵呵！”

现在，某甲已做了副局长。

【刘世佳荐自《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2日／张　滨图《酒至半酣》】

听领导“车夫”说说啥叫“君臣之礼”　作者：梁江涛

不久前到外市开会，正巧碰到一位在外埠机关当“车夫”的老同学，这家伙智商特高，被一帮同学称为“鬼转子”，看问题总与别人不一样。他小时贪玩，否则早考上大学了。但这家伙现在活得很滋润，用他自己的话说：“领导吃虱子少不了我一只腿！”吹得好多上过大学的同学都很嫉妒他。我问他又驮着领导来做啥？他诡谲地一笑，还能有啥事？中秋节要到了，尽“君臣之礼”呗！他说的“君臣之礼”就是给上级领导送礼。与他小聚谈及机关送礼与腐败等等，这家伙侃侃而谈了三点感受，我觉得倒挺新鲜，于是把他的原话记录于此，供网友们切磋。

一是只要不见干部退钱退物，就是照收不误。说实在的，从上到下反腐败抓得很严，层层级级发文件，不准下级向上级送礼。凡遇到送礼的一要批评教育，二要如数退还，实在退不了要向组织报告、登记、上缴，如果是跑官买官的送礼，处理还要加重。这些规定都很详细，按理说党员干部应该严格执行规定。老百姓在思忖，上级规定这么严，估计干部不会再闯红灯、越红线，利用过节收礼受贿了。可是情况又怎样？我告诉你吧，只要你没听说干部退钱退物，就是照收不误。你想想，如果一个干部收了礼又退回去，这样的事总结材料、报纸新闻上还不猛吹一阵？谁掖着藏着这样的廉洁自律典型？岂不是对反腐败正面宣传极不负责？前些年还真有人退礼，但缴到纪委去的都是些烟、酒等普通礼品和数额很小的购物券之类，老百姓曾被“感动”过几回，但后来越来越不灵了，连干部们自己也觉得退些小玩意儿太假，太做作，干脆装模作样齐声说“今年过节不收礼”。

二是送礼是个很有学问的事，送惯了不送或少送了后果比当初就不送还要严重。你别说做官的不打送礼的，这礼送不好一样要被“打”。对于收礼的上级来说，节日将至，送礼的就象候鸟一样，一趟趟地往家里“飞”。谁谁来过了，谁谁还没来，嘴上不说，心里可盘算着呢。所以下级领导一到过年过节，职工福利可以放一放，先得把上级的这一碗盛好。用领导的话说，这刀坎上的钱不能省。不过，有时候钱花了但不见得就遂心如愿。有一年中秋节前到大机关住宅区送礼，车子还未停稳，就有人喊，有我们家的吗？说着就要往车上扒。原来是一位已退居二线老领导家的保姆，亏得领导考虑得周到否则就出洋相，只是老领导的那份礼比现任领导的要薄好多。时隔不久，一个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团长就是那位老领导，可检查评比愣是没得到名次。我们领导一了解，原来老领导对上次送礼耿耿于怀，他向现任领导逐一核对所送之物，这不，立即见了颜色。有时送礼还得考察环境，服务得到位。有位上级领导连续几次特烦我们喊他家人开门，事后转弯抹角地批评我们单位领导，以后不要这样做了。经过详细了解，原来对门住着的是上级领导的领导。于是我们领导就有了这位上级领导家车库门钥匙，这样以后来就不用通过电子门铃了。

三是不要只见“贪官”吃肉，不见“贪官”被打。一般人都想，做官、做有权的官、做有人捧有人送的官多快活啊！其实，这样想的人没有真正接触过犯事的贪官，那一副可怜相，真不如一条狗。我原来的领导贪得太多了，收礼受贿都收上了瘾，有人说，送他一只死小猪，他能准你三天假。后来送礼的建筑工头出事，他被吓死了。我发现他每天魂不守舍，接手机时手都在发抖，一听到马路上有警笛叫，就脸色惨白。后来终于挺不住，在自家床上用裤带勒死了。组织上还不错，定他个“忧郁而死”。所以说做人做官还是安份点儿好，吃碗里的不吃碗外的，该是你的照拿不误，不是你的一分不收，舒舒坦坦腿伸直了睡觉。否则，一边做官一边做恶梦，那日子不是人过的。

【倪早菊荐自《现代生活报》2005年10月10日／李建文图】

炒作　作者：老顽童

电视经常炒领导，开会剪彩做报告，

长篇大论多官话，实事一件难办到；

小报经常炒明星，形象生动演艺精，

摇头摆臀乱做态，嘴尖皮厚腹中空；

广告经常炒大款，乐善好施心肠软，

表面一副君子相，心狠手辣只弄钱；

文坛经常炒作家，人家不夸自己夸，

互相吹嘘连环捧，你炒我来我炒他；

国企经常炒经理，回天有术力无比，

肥了方丈垮了庙，屁股一拍溜之急；

书商经常炒学者，著书立说成果多，

写书实为求职称，脱离实际话空说。

【选自《讽刺与幽默》】

“仙人”指路【杜撰曲】　作者：刘　征

【开篇】都骂咱枉顶着纱帽巍巍颤，都骂咱枉住着官邸深宅院，都骂咱面对这小城破烂摊，行尸走肉没心肝，不是贪官也是个昏天黑地胡涂官。咱有口难辩。你道是荒城野甸，咱道是黄金百万。你道咱走火入魔，咱道你凡胎肉眼。说什么科学致富，哪能比风水灵验。

【曲一】莫焦心工资拖欠已三年，莫焦心下岗的职工吃饭难，莫焦心危房告警千百间，莫焦心失学的儿童满街串。树有根，水有源，为捉住这贫困的根源，咱寻思三分三时三日三月又三年。也是咱时来运转，得到了高人指点，说变就变，致富何难。

【曲二】咱也曾拜过名山寺院，烧香许愿；咱也曾访过铁嘴半仙，问卜求签。老天见怜，一位高人毛遂自荐。好一张三秋古月淡金脸，好一部三冬白雪五绺髯，好一位神机妙算的活神仙。他道是早把小城看个遍，易经卦，卜又占；计算机，敲键盘，却原来毛病出在城南那道山。切断了北来的龙脉，挡住了南来的好风，压住了小城的通天关。这穷要穷一百年。

【曲三】要化解，有方案。修一座寺庙在山巅。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神光缭绕的五百罗汉，还要铸一座20米高的观音像，净水瓶，杨树枝，浑身璎珞百宝缠。到那时，好风来，龙脉贯，这小城啊，如同大鹏展翅飞上天。眼看着紫气冲霄汉，眼看着平地起金山，眼看着天不下雨下金元。当然，眼看着你这个官，平步青云追火箭。

【曲四】咱先一惊，万丈涛头折断帆；后一喜，夹岸烟花春水船。快请高人住进五星饭店，迎贵宾摆开全席满汉，高人摇头说且慢，神仙的事神仙办，修建寺庙只有我承担。精打细算，费用至少五千，还要一千万打点各路神仙，我，滴水不沾。

【点评】迷信早已死去，幽魂却又重来。啃食愚者心灵，已经造成灾害。谨防这位瘟神，钻进官员脑袋。染此无形“非典”，危哉危哉危哉！

【冉奎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2日／方　唐图《这才是根本》】

某官写真　作者：杨宏潮

一　稳当

知对错不言，见是非不语，

闻善恶不议，遇矛盾不决，

虽说非包公，却也心如镜，

人人都有理，和气才相宜，

稀泥抹光墙，我做钓鱼郎。

二　风光

电视上露脸，小报上头版，

风光又耀眼，金光身上闪，

虽说政绩少，却有妙笔炒，

黑白纸上说，百姓奈我何，

有权即是娘，好官我自当。

三　有望

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绞断肝肠，

跑送找准对象，拍马针对上方，

虽说颜面受损，却能日后放光，

如今说行就行，不服就是不行，

只要上官夸奖，他日升迁有望。

四　直上

寻得梧桐树，去和凤凰住，

飞到高枝上，百鸟朝拜忙，

虽说无闲日，却感周身爽，

酒色财气旺，风吹官身长，

过关又斩将，福禄似水长。

五　晃荡

圈子越绕越圆，权力愈掌愈大，

昔日送人钱财，今日翻番回来，

虽说贪占违法，却无贿者揭发，

权钱公平交易，老少童妇不欺，

偶尔酒后失言，竟然翻船入监。

六　忏悔

坐牢不怕坐穿，只要性命保全，

交待坦白交待，深挖思想根源，

虽说受党培养，却失高尚情操，

今日落此下场，方悔交易荒唐，

奉劝诸位官长，莫要学我榜样。

【王惊涛荐自《中国杂文网》2005年11月3日】

做官难　作者：过　客

做官难，难做官，听我来把难处念：

吉普换了小轿车，群众个个有意见。

其实并非我所愿，领导咋不心疼钱！

人家个个桑塔纳，吉普实在没脸面。

个人面子是小事，企业形象要顾全。

说我作风不正派，秘书个个赛天仙。

其实他们懂个啥，漂亮才好搞公关。

舞厅潇洒走一回，仿佛年轻二十年。

没有秘书好帮手，领导怎坐企业关！

说我住房搞特权，我来为你解疑团：

工作鞠躬又尽瘁，家事常年未曾管。

舍了小家为大家，面对妻儿心中惭。

三个儿子四套房，良心方觉有些安。

说我大吃又大喝，提起此时心直酸。

吃喝难道为自己，还不为解企业难。

上头领导能不请？推销产品酒为先。

落个高压糖尿病，这还不算是贡献？

说我贪污又受贿，纯粹是在搞诬陷。

大家有事来相求，那是群众信任咱。

尽心尽力办好事，其实没收几个钱。

摩托冰箱大彩电，用用改天咱再还。

如此尽心为企业，个个还说是贪官。

好心不能得好报，你说做官难不难。

【张强荐自《厦门都市报》／东方剑图】

为某些“公仆”画像　作者：杨翰端

“四话公仆”上级面前说假话——“成绩显著进步大……”群众面前说官话——“研究研究议议吧……”大会小会说套话——“改革必须要深化……”民主生活说空话——“今天天气哈哈哈……”

“四步公仆”第一步上窜下跳——“跑送”弄来“乌纱帽”。第二步左选右挑——安插亲信知多少。第三步东捞西捞——四处受贿收“红包”。第四步短哭长号——铁窗生涯实难熬。

“四款公仆”处处要扶贫款——伸手向上装可怜。时时跑贷款——银行门槛都踩烂。天天吃公款——酒楼歌厅当“神仙”。事事傍大款——野蛮拆迁占农田……

“四装公仆”四处题字装“雅”——信手胡乱涂鸦。炮制“政绩”装假——王婆自卖自夸。困难面前装瞎——具体工作不抓。出了问题装傻——“只怪我没学法……”

【选自《当代杂文》2005年10月12日／李二保图】

都市十八怪　作者：闲人一

影院只放录像带，

夜半歌声传天外。

摊开麻将把客待，

铁门铁窗铁阳台。

猪肉牛肉加水卖，

“珍稀”成为下酒菜。

“大款”争把猫狗爱，

染起头发充老外。

污言秽语随口带，

杂物废纸胡乱甩。

下水道口缺少盖，

小摊小点占道摆。

算命先生站成排，

好人偏去充乞丐。

精神病人好自在，

旅店拉客死活拽。

锻炼只有老太太，

高级轿车处处在。

【选自《当代民谣》／言　午图】

说的学问　作者：甄　久

一

急事，慢慢地说；

大事，清楚地说；

小事，幽默地说；

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

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伤害人的事，绝不能说；

做不到的事，请勿乱说；

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地说；

开心的事，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现在的事，做了再说；

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如果有对我不满意的地方，请一定要对我说！

二

先做后说的人，我们称之为普通人。

先说后做的人，我们称之为聪明人。

做而不说的人，我们称之为罪犯。

说而不做的人，我们称之为领导。

【选自《大众阅读报》2005年10月28日／李跃华图《说的与做的》】

本来　作者：王　阳

本来当官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现在有些官儿却是不送礼不办事，送了礼乱办事。

本来中国人头发天生就是黑色的，现在有不少人却偏偏染成红色、蓝色、绿色。

本来作家是用笔杆或电脑写作的，现在有些作家却用“身体”写作，甚至用“下半身”写作。

本来干部选拔是群众推荐、上级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现在有些人的官职却是花钱买来的。

本来人们看晚会是听演员真唱的，现在有些晚会却是演员假唱的。

本来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由记者或通讯员客观地报道出来的，现在有些新闻却是“制造”出来的。

本来考试是由考生答卷的，现在有些考试却是“枪手”代劳的。

本来衣服是人类穿的，现在一些城里的狗却穿起时装跟在主人屁股后面。

【王翔宇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1月3日／王广禄图】

饭钱　作者：唐金龙

农夫和赌徒走进同一家餐馆，每人挑一张桌子坐下来。赌徒点了一桌子菜，要了一瓶酒和一笼蒸包。一瓶酒喝光了，一笼蒸包吃了两个，一桌菜，有的动了几筷子，有的一筷子也没动。

赌徒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他把几张百元钞票往服务小姐的盘子里一放，起身就走。

服务小姐叫住他：“先生，请稍等，还要找你10元钱呢！”赌徒打了一响指，说：“不用找了。就算你的辛苦费吧！”

农夫点了一菜一汤一碗米饭。菜吃光了，汤喝光了，最后剩下一团米饭，他把它倒进菜盘里，盘子里的油被蘸得干干净净。把最后一粒米送进嘴里，农夫叫道：“小姐，两分钱您还没找我呢。”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学生说：“这个农夫太小气了。瞧，那位先生多大方！”

苏格拉底说：“农夫的钱里有血汗，那个人的钱里有什么？”

【马玉良荐自《现代女报》2005年11月4日】

看一个人的身份　作者：小　黑

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要看它的公共厕所。

看一个男人的品味，要看他的袜子。

看一个女人是否养尊处优，要看她的手。

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不要看笑容，要看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聂勇荐自《细节》2005年第11期】

自己与别人　作者：刘心武

自己当众说：谁给我好处，我就跟谁走！可又当众谴责别人：为什么没有勇气当“烈士”？！

希望自己安全——这很自然；可又为别人的不安全而窃喜，乃至幸灾乐祸——这是为什么？

自己赶时髦，如有凶狗在身后狂逐；可又常常慨叹世风之不古——特别是在关键场所之中，关键人物面前。

自己当众宣称：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又生怕别人去那地方将其取代——哪怕取代者与其同类。

偷来的锣儿敲不得；于是希望别人替敲。

据说他从不出卖朋友——难道这就值得尊敬？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自己——让人说什么好呢？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损不到别人牙眼时，便呼吁团结。

不在其位，抢谋其政；却总觉得上下都在违纪。

自己毕竟是自己；别人毕竟是别人。

【皮波荐自《刘心武文集》华艺出版社出版】

写给寻常女人　作者：花事了

18岁至28岁

一、多读书，多思考。其好处到你25岁以后会逐渐显现。知识才能改善命运，而老公只能改变你的生活，你可以是知识的主人，但你只是老公的配偶。

二、争取考入一个起码二流的大学，当然一流最好。读大学的时候不要错过谈恋爱，更不要错过一切可以自我表现和锻炼的机会。

三、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可爱一点，投入地爱一次。大多数女人需要一次刻骨铭心的爱，这样可以尽早实现情感免疫，也可以为未来的日子留出更多理性的空间。

四、如果你不打算“丁克”，条件又允许的话，趁着父母还可以做兼职保姆，抓紧时间生个baby，这种结果对于一个重视正常流水线生活的女人来讲是有必要的。

28至38岁

五、不要忘了抽空读读书和报纸，时尚杂志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40%，因为你已经不是个女孩子了，尽管你十分不情愿，但你还可以卖毛绒玩具。

六、能不错过婚姻，还是不要错过。当然一旦错过，千万不要将就，找错人给你和他带来的伤害可能比不结婚还要大。结婚不是一件十分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是为了父母结婚的话，那就试着去爱你的老公，慢牛股虽然没有激情，至少不会狂起狂跌，免得你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但据说也有可能让你如坐针毡。

七、要有几个红颜和蓝颜知己，红颜知己可以让你了解和放松自己，蓝颜知己有助于你了解男人和这个社会。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非要和知己上床，那恭喜你有了情人，享受自我的同时请不要抱怨保守人士扔过来的臭鸡蛋。其实，上床的权利最终决定于女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原则的心软或挑逗只会让你成为弃妇或木子美。

八、学会跟已婚男人愉快而又不越轨的交流，要学会拒绝的技巧，如果他离开，不要去追。就当他们是一片美丽的风景，但绝不需要你留下来做园丁，因为那里园丁已经很多了。已婚男人是美丽的公园，想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逛逛就可以了，如果碰巧公园倒找你门票，那就说声谢谢上帝吧。

九、超过25岁有男朋友的，如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最好不要考虑分手，尤其你还是个以结婚作为归宿的人。年龄越大，跟陌生人磨合的成本越高，变成第三者的几率越大。不过，生活是自由的，单身有单身的寂寞和快乐，结婚有结婚的苦恼和孤独，如果不考虑以婚姻为归宿，那你不必在意。

十、如果你决定和你爱的人结婚，不要在乎主动付出做一个体贴的好老婆，能有人值得你付出女人的一切是你的幸福，也是婚姻漫长夜空中闪烁的礼花，有爱才有温存，有温存才有幸福。如果不幸没有找到这个人，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十一、过了28岁以后，要全力以赴自己的事业，这时候的你是最累的，既要是个好老婆，还要是个好员工，如果你很荣幸地成为了中层，那恐怕你绝不担心减肥的事情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这种强烈的事业感，那至少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哪怕写点文章，琼瑶阿姨写的东东就卖了不少钱，也许你可以比她还强。不要告诉我你只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和吃零食。

十二、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可住可租。有机会不妨出国旅游，即放松又长见识。实在资金不足还可以骑自行车出去看看路上的帅哥，好心情是自己创造的。

十三、我知道你太爱你的工作了，不过最好别爱上你的老板。

十四、一定要做一个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女人，在这个前提下，找个尊重你的好老公，毫无压力地作只小乖猫。

38岁以后

十五、无论如何你都找不回从前的青春感受，看到周围的年轻人，只有两个字：羡慕。这时候的女人气质最重要，气质离不开内涵，感谢你曾经读过的书和奋斗自省，乐观付出的生活历程吧，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十六、38岁以后的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一定是公司、生意，而是能让你的生活充实的，同时也能给别人带来或多或少正外部性的活动。

十七、终于可以比较放松和安全地处理两性关系了，因为性别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了，况且臭鸡蛋对你的关注力也下降了，除非你是公众人物。

十八、如果没结婚，还可以来一次恋爱。

十九、活到老，学到老，开心到老。

【翟明荐自《慈溪日报》2005年11月21日】

到底谁说的？　作者：月弯弯

在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历史课上，教授正在向来自各国的同学提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这句名言出自谁的口？”

沉寂了半天之后，古田站起来说：“威廉·莎士比亚。”

“很好！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是指谁？”

“罗曼·罗兰。”

“完全正确！同学们，刚才回答问题的是位日本学生，可是作为欧洲国家的学生却答不出来，太遗憾了。”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道。

“干死小日本!”突然有人发出一声喊叫。

“谁！谁说的？”教授气得语音都颤抖了。

“杜鲁门说的。”约翰站了起来。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教授生气的说道。

“麦当娜说的。”杰克也站了起来。

“这真叫人恶心，简直无法无天了。”教授浑身气得发抖。

“乔治·布什说的。”斯蒂芬也坐不住了。

课堂立刻陷入了混乱之中，所有的学生都开始议论纷纷，一些学生开始起哄：“耶！真他妈的够劲儿。”

“克林顿对莱温斯基说的。”玛丽毫无表情的接话道。

教授愤怒得说不出话来，隔了一会，他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到门口时，他冷冷地看了所有人一眼：“我会回来的。”

“阿诺得·施瓦辛格说的。”鲍勃终于插上话了。

古田委屈地一摊手：“我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会这样？”

“张国荣说的。”李小丽一脸崇拜的神情回答。

所有的学生都围成一个圈，汤姆有些垂头丧气：“该死，我们完了。”

“希特勒说的。”伊汉诺娃立刻回答。

赖特叹了口气：“今天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本·拉登说的。”克瑞斯终于为自己能说出一个名字而得意。

“这决非是我最得意的一天。”古田惭愧地说着。

“托尼·布莱尔说的。”已经不知道谁在回答。

这时校长和教授一起进来了，他脸色铁青，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斯大林说的。”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

【老北荐自《妙语》2005年第10期】

有许多话不能说　作者：墙角孤梅

说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人，长了嘴巴，除了吃饭便是说话。当然还有代替鼻孔呼吸、排除呼吸道污秽等功能，但均不可与说同日而语。涉及说，就有说的内容问题，据观察，有许多话是不能说的。

好话不能说，会让人觉得你在溜须拍马；坏话不能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假话不能说，会害人害己，严重的还触犯法律；真话不能说，人们会认为你不够世故圆滑。

大话不能说，不了解你的人会把你的大话认真进而求你办点什么；小话不能说，都说说小话者是小人。

空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不务实专找空子钻；实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老实得近乎呆傻。

不愉快不能说，没人喜欢听不愉快的话；愉快不能说，因为还有许多人不愉快；

不会做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没有能力；会做事不能说，一旦说了世界上的事就全是你的。

穷了不能说，别人怕你向他借钱；富了不能说，说了可能会被偷盗抢劫。

吃饱了不能说，别人会说你吃饭都不知道控制胀得像头猪；饿了不能说，别人会笑话你混到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喝醉了不能说，人们常说“说喝醉的人其实没醉”；没喝醉不能说，别人会劝你接着喝。

没做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说你无所事事肯定生是非；做了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人家都不做事你一个人做事肯定是傻瓜。

爱一个人不能说，听这话的人会认为你轻浮；恨一个人不能说，知道的人会说你没风度。

受人钱财了不能说，说了有可能进监牢；没受人钱财不能说，别人会嫌你无能连给你送点小钱的人都没有。

写了文章不能说，别人会骂你“就你能，逞能”；没写文章不能说，别人会说你这么大一个活人连个小文章都写不成。

到底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有机会的话可去问一问中国文坛第一骂——王朔。

【王翔宇荐自《红袖添香》2005年10月24日／清河鱼图】

茶客留言　作者：张仁祥等

张仁祥（云南昆明）

劭力子先生在《聪明话》（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10期）一文中说，社会上讲聪明话的人到处都是，比如，大教授责备黄包车夫，为什么不早读书受教育；资本家对工人说，你嫌我的厂工钱少为什么不离开；房东对房客说，你嫌房租贵搬走就是。这些聪明话的最大功能，是使年轻人和穷人闭口不言。看看今天，确实如劭先生所预言，“说聪明话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不是吗：你说房价高，开发商说，我只为富人造房子；你说大学学费高，教育家说上大学不是惟一选择，你可以不上；你说国有企业老职工太困难，经济学家说改革要付成本；你说些发达国家的进步之处，官员说你为什么不移民；农民工说春节火车票不该涨价，铁路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地上节日加班——还是那样，一句聪明话可以让对方呛得说不出话来。

人类社会在螺旋型的进步之中，但是人与人的心灵沟通非常困难，也许人性的基本面永远改造不了。这是不是说聪明话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呢？

钱家良（浙江杭州）

贵刊10月号下《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下称《和》）一文，愚以为立论失当。和谐，意为配合得适当匀称，怎么可武断为“只能是知识社会”。我没知识，讲不出大道理，只凭数十年的见闻，觉得这应该是多方面的配合。

首先必须有民主、自由、平等、公开、公平的环境，不论地位高低有无知识，都应按规律行事，舍此而侈谈和谐，无异空中楼阁。当年一个“阳谋”，50多万知识分子含冤沉沦。继而“文革”祸起，全民遭殃。改革开放后，局面虽有很大改观，但“文革”余毒未尽，腐败丛生，民冤连连，上访不断。这，能和谐吗？

其次，必须让人人温饱。倘一边是衣不遮体满脸菜色的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在街头流浪，一边是衣着光鲜大腹便便的贪官污吏、巨商大贾尽情享用数十万元一桌的豪宴。面对如此现实，凡良知未泯的人，恐怕谁也做不到“坦荡荡”、“山岳定”的。高层之所以提出“执政为民”，我猜想就是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让民无冻馁之忧这一前提。

至于“知识社会”之说，稍加思索，破绽即现。其实和谐与否，非关知识。如果知识者品德恶劣，则其破坏力反而更大。就我所知，远的有“文革”中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祸国殃民，近的有顾雏军、牟其中们的巧取豪夺及某些经济学家助纣为虐的丑行可证。他们何曾因其“知识”而有所收敛。也许有人认为少数人不足以为据，那么，目前从小学到大学的乱收费，各类医院的乱检验，胡开方，高收费，弄得民怨沸腾，算不算是祸呢？有调查表明，学校、医院居然已经“荣登”腐败行业之榜首。而此两行中人，是最“知识”的群体，照《和》文标准，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坚分子。可惜其作为恰恰相反。倒是很不“知识”的群体中，不乏为构建和谐社会而默默作贡献者。白芳礼、丛飞就是（可叹的是，被他们资助成很“知识”的受助者们却坏了良心——又是不“愚昧”、不“无知”的知识者造成的不和谐！）。

苏殿奇（河南濮阳）

宋志坚先生的文章《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我是在《杂文月刊·选刊版》10月下）上看到的，读来颇有感慨。宋志坚先生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跑职称”，并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批判读书人为了区区一级职称而放下几千年来的清高，得出“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的结论。

不知宋先生研究过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难道读书人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去低三下四地“跑职称”吗?笔者认为，没有任何人——不仅仅是读书人，愿意去“跑职称”，既然去“跑”，肯定有难言之隐，或者不“跑”不行。我的一个同事去年晋级职称时，指标就是“跑”来的，闲聊时，听其原因，方知个中奥妙。掌管职称晋级的人事局职称科的某些官员，在分配职称指标时，总会预留一二，干什么?等下面的人来“跑”，为什么?可以带来利益。哦，原来如此，该给十个指标，偏偏给八个，另外两个便成了“权钱交易”了。

论年龄，论知识，论才情，都该晋级，可偏偏有人“卡”你，有指标不给，逼着你来“跑”，你说不“跑”行吗？可以不“跑”，可看到你同来的同事，已经晋了高级，可你还是中级，心理平衡么?又不是水平不如别人。所以“跑职称”未必都是读书人愿意做的,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官员腐败的原因。

另外，现在许多单位的准入要看职称，不管是否有真正的本领，只要有符合本单位的职称，就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待遇。有的是高级职称，可并没有高级水平，拿的却是高级工资。工资标准与职称挂钩，个人待遇与职称挂钩，职称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太紧密了。笔者认为，什么时候职称不再与工资挂钩，什么时候“跑职称”这种现象才会彻底消失。

2006年第2期

令人震惊的心痛！　作者：辣　眼

这几天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在播一个系列节目“直面贫困”，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收看。记者去各地采访并带回素材，然后由主持人分别请到演播室一同做节目。我看过3期，看得心痛，看得震惊。我们，还有理由奢侈吗？

大前天那一期讲述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人，是贵州一位农民。说是农民，他赖以生存的其实就是其他村民救济的一点粮食和一屋子冬瓜！他就那么坐着，很无奈的眼神面对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他眼中没有欲望也没有希望，他所仅有的一个愿望，竟然是能每年见一见他的两个儿子。这里要说一下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1岁，已经在外漂泊一年，靠给人做保姆为生。这个孩子去年给家里寄来1100元钱，而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50块，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年时间只花掉700元钱！更为震惊的在后面，老人另一个孩子，一个4岁的小孩子，目前也跟着11岁的哥哥在外漂泊！4岁的孩子，我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出他们在外面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今已经没有了这两个孩子的消息，我不知道那个老人还有多少坚持下去的希望，也许就像屋子里那一堆冬瓜，越来越少，越来越渺茫。记者的摄像头拍到这样一个画面：一口黑乎乎的锅中，一堆不成形状的面糊，这是老人今天的口粮，甚至一天不能吃完……因为那两个孩子，我震惊得无法说出话，那一刻为这两个孩子的命运揪心，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惭愧。

前天晚上讲述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与她儿子的故事。这是云南的一处农村。记者走进她家的时候，屋里没有一件家具，这个看起来实在不像人住的地方就是老太太与她儿子的家。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他们与自己养的猪住在同一间屋内，我感到难受的是，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睡觉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小洞。记者的镜头拍到了这个还需要爬梯子上去的洞里面，顺着老人颤颤巍巍往上挪的身影，我们看到镜头下这个洞中只有一些破棉絮和破布，整个面积甚至不够铺满一个人大小。老人就是每天爬到这堆破烂中蜷缩着睡觉。老人的儿子在向记者抱怨，说老人饿了就乱吃东西，她因此而时常肚子疼，看病要花掉几十块钱，这让他心疼得不得了又无奈没办法改变这种局面。一口锅中放着一些洋芋，这就是老人的口粮。又一个镜头，这是只在我回农村老家时农民喂猪才会有的动作：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在切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是地瓜蔓，喂给猪吃的饲料，但在切好后，将要与洋芋一起煮给老人吃。

这个时候，我为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贫困而揪心，更为我竟然对这种贫困摆在面前时感到无所准备而惭愧。我所想象的贫困大概就是徐本禹支教的山村，而这样的贫困和这样没有希望的贫穷让看的人也失去了希望。这些镜头所记录的场景，足以让所有还在被欲望控制的人抬不起头，心痛啊！

昨天晚上的故事来自陕西。一堵破墙前蹲着一个5岁的小男孩，主持人的话外音是：“他没有任何玩具，这个5岁的孩子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另一个镜头转过来，一间由木头和油毡纸搭的房子，那其实就是个棚子。老人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他带着这3个孩子赖以生存的就是这个四面透风的窝棚。屋里只有两张床，3个孩子挤在内里那张只铺了席子的床上。他们只有两床被子。跟主持人的解说一样，我不知道当冬天来临时这个棚子和这两床被子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温暖。记者提起孩子的爸爸妈妈时，他们只是哭，一个深刻的镜头特写中，小女孩眼中的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面对记者的询问，她没有说一句话，只那么擦着脸上的泪水，然后一脸茫然和失望地面对着摄像机镜头。

记者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你们有菜吗？”

“有嘛菜？没有菜！”老汉回答。

这几个孩子还要上学，而通往这个村子的路只有一条，记者去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那条山路一直哗哗地淌水。我能想象当一场山洪暴发时，走在这条惟一的路上的村民会有怎样的命运。当他们被埋葬或冲走时，我们在电视机前绝不会看到救援人员动用各种工具抢险的镜头。

这个系列节目播到6号为止。我已经没有再看下去的心思。看只会让自己更加痛心！

这些镜头记录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眼神是最让人不愿意看到的：纯净，也有最深的失落和无奈。当他们面对镜头时，眼睛中似乎缺少太多的东西。他们生存的愿望简单得很：能吃上油盐的味道，能见几次亲人，能有一片土地种出庄稼。可他们连这仅有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我们这些在奢侈和虚荣中沉迷的人，难道不该无地自容吗？

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些镜头中的人属于贫困户，但按照记者的结论，他们还不够“特困户”级别。

相信吗？事实的确如此，我已经想象不到特困户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状态。他们的村子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没有进去的路，记者根本无法记录到这些已经不敢想象的贫困。

崎岖的路、无奈的眼神、蹒跚的身影、破烂的房屋……这些镜头记录下的一切不美好，就像一个个耳光，扇给所有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

中国穷人的生存状态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出来，这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但直面贫困，是给所有人一面镜子：照出虚伪，照出落后，也照出我们努力奋进的前程！

【李鬼荐自《羊城晚报》2005年11月12日】

令人厌恶的富人　作者：鄢烈山

别把我归到“仇富”一族。我说的是“令人厌恶的富人”，并没有说“富人（都）令人厌恶”。光明磊落，靠智慧、胆识或勤勉挣得“阳光下的利润”，这样的富人是我所羡慕的；乐善好施，泽及众生，这样的富人是我所崇敬的。

我所说的“令人厌恶的富人”，不仅是指那些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或靠肮脏手段聚敛大笔财富的人，不仅是指那些发了横财得意忘形大摆谱的暴发户，而且特别是指那些攫取大笔财富以后，还要在社会上占据精神制高点，以洞明世事的哲学家自居，要求人们接受现实的人。

我的这份感慨（愤慨）缘起于一幅广告，它虽非表达某个具体的富豪的思想，却真实地代表着当下中国某些富人乃至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人格与观点。我所说的是我常读的某家周刊，近来每期都有一整页的某品牌的洋酒广告。画面上是一笑眯眯的肥头大耳的年近花甲的CEO之类人物，与一巧笑盈盈的年轻貌美的风骚洋妞并坐在一起，两人面前的桌案上斟的自然是陈年名酒。那洋妞用挑逗或是挑衅的眼神问我们“When you know”。她要我们“心领神会”什么呢？答案像天条一样悬挂在他们的头顶：“不得不承认，人生实在不公平。”不言自明，这“天条”省略的主语是“你”，即我们这些被拥有醇酒美女的富豪所俯视的芸芸众生。“你”不难想象，他（她）说这番话时是多么得意多么自豪。啊，人生的不公平，天经地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永远如此，地义天经，你们认命吧，你们好自为之吧。你们拼命往上爬做“人上人”吧，管它什么人世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才好，才好彰显你的成功才好反衬你的高贵！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生实在不公平”：有起点不公平，有的人生在“天子脚下”，有人生在穷乡僻壤；有人口里含着“银匙子”出生，有人没出娘胎就是残疾。有结局的不公平，同样的冒险一搏，兔起鹘落之间有人走运有人倒霉；同样的辛勤付出，有人抢得先机得到发明权赢家通吃，有人只能向隅而泣。

问题是，“不得不承认”之后呢？是笑吟吟地为自己庆幸并维持既成格局，还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加以补救，努力消弭这种不公平？对于起点不公平，我们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别，通过扎扎实实普及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消除各种身份歧视等手段，尽可能让每个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参与竞争；对于结果的不公平，我们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收入的再分配适当保护弱者。总之，不能止于逼迫人们“不得不承认人生实在不公平”。

孔夫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起码的道德准则，“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都是较难达到的高标准；富而无骄也不容易；比较易做到的大概是不做恶少富而横，好像天下就该是他们几个有钱人或幸运儿的。

安分地享受你的富贵尊荣吧，但别讨人厌憎，拜托了！

【倪早菊荐自《剑南文学》2005年第12期／李光君图《“同情”》】

８８００亿吃喝消费带来什么？　作者：蒋　萌

从武汉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厨师节上传来消息，我国年餐饮消费额已突破8000亿元！而商务部官员日前的预测也证实了该说法。据悉，2004年我国餐饮业零售额为7486亿，较2003年净增1330亿，增幅21.56％，已连续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今年前8个月同比增加810亿，预计全年餐饮零售额将达8800亿，2006年则可能突破万亿大关！

我国餐饮业的消费额连续14年“高歌猛进”，2001年以来更以每年千亿规模递增，无疑反映出我国人民生活、收入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一系列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同样不言而喻。然而，凡事都具两面性，面对一年吃喝掉8800亿这一巨额消费，我们很难一脸喜悦。

首先，若是将8800亿均摊到13亿人头上，人均约676元的结果较之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74元，所占比例是不高。但我国各地发展差异大，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考虑到我国还有9亿农民和几千万贫困线下的老百姓，这笔帐就不能这么简单地算了！目前，我国人均年餐饮消费排首位的城市是广州，是全国平均数的7倍以上！上海高出平均数3倍，天津、北京、广东等地也高于平均数两倍以上。可以说是有人在大快朵颐，一掷千金，有人则只能喝粥就咸菜！

其次，8800亿中公款消费占多少比例？透过“吃喝风”屡禁不止的情况来看，不少地方迎来送往之风经久不衰，吃喝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尽管全国每年被吃掉的公款数额很难得到权威统计，但实际数额想必也相当惊人！一些地方“酒精考验”干部，打着“工作需要”、“喝酒也是生产力”的旗号，不光截留、挪用、蚕食地方财政，打扶贫款、救济款、教师工资的主意，“白条签单”更是把饭馆、酒楼“吃垮喝倒”！许多干部脑满肠肥，整天围着杯碟转，醉眼朦胧，工作瞎对付，对群众冷暖漠不关心，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政风。“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少官员因贪杯而倒下。

另外，甭管吃公还是吃私，一些人“下馆子”的奢侈摆谱也在不断升级，众多美味佳肴没动几筷子就沦为“泔水”。而为了逐利，宾馆饭店还在努力迎合，一桌动辄十几万元早不是新鲜事，“全金宴”、“满汉全席”也频见报端！山珍海味吃腻了，又盯上了“野味”。在一些地方，只要肯花钱，甭管几级保护动物，全能“任君品尝”。这不仅极大“消耗”了野生动物资源，动物携带的未知病毒也同样对人构成了严重威胁。

再说，经常吃香的喝辣的，营养摄入过剩，诸如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症等一系列“富贵病”也大量出现。一些人一面暴饮暴食，一边又大把吃药、大力减肥，纯属花钱受罪瞎折腾。对此，也只有那多如牛毛的各类保健品商背地里偷着乐。在这一点上，那些发达国家的老外就比较聪明，简单地生活，健康地生活。所谓“法国大餐”也就是几块牛排、几样蔬菜水果而已。

面对餐饮年消费已达8800亿及其强劲的递增势头，我们在对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感到欣喜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共同富裕，解决贫富差距也是“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要点之一，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抛弃任何形式的显摆、浪费。至于反腐倡廉，则更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措施手段应不断推陈出新，落实惩治措施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的党和国家根本大计。

“民以食为天”。巨大的浪费和过度的消耗，搞不好，这“天”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杨孔翔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2日／丁　聪图《某“常委会”的肠胃扩大会》】

骂腐败　作者：惠铭生

以前，我只认为骂腐败者大多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但在一次偶然的酒宴中，我改变了观点，并意识到骂腐败其实是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

那次，我参加的那场宴席设在一家档次很高的大酒店，就餐的都是来自政府部门的领导，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喝到酒酣意浓之时，都打开了话匣。交流中，我发现这些领导干部们也特别乐于谈论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仇视、咒骂各种腐败现象。

他们说，现在的公款吃喝腐败太严重了，感叹每年全国公款吃喝浪费两三千个亿！但是，我们正吃着的那顿饭，有鲍鱼、海参等价值不菲的名菜；喝的是一瓶几百元的红葡萄酒；抽的是中华牌等极品烟。笔者屈指算算，这顿饭菜起码要花费3000元钱，当然，饭钱是不需要自个儿掏腰包的，全由公款报销。

他们说，超标配车、公车私用滥用等腐败行为严重，感叹每年全国因为“车轮上的腐败”而浪费老百姓3000亿元纳税钱。但是，据笔者所知，餐桌前就座的大小领导，几乎每个人都自由支配一辆公车，有的还配备司机。即使参加这次宴席，这些官员也是开着公车赶来的。

“乌鸦笑猪黑，腐败骂腐败。”我相信这些领导们从内心深处，也的确仇视社会上一切腐败行为，诅咒那些腐败者们，但是他们在高谈阔论时，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

其实，像类似这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人并非少数。目前，全国上下齐骂腐败行为和腐败者，但谁是腐败者？在国人的眼里，似乎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人；似乎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自己。

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骂腐败，我相信，有些人之所以对腐败者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仇视腐败，而是因为别人在腐败，而自己不能腐败！假如他有腐败的机会，也许他比谁都腐败！一个知名网站曾做过一项社会调查，题目是：如果你有腐败的条件，而且腐败了可能受到惩处，你怎么办？选项：坚决腐败；不腐败；好好想想等。调查结果却是，选择“坚决腐败”的占70％以上。

有小职有小权的腐败者也骂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贪点、占点、吃点，觉察不到自己也是个腐败者，总认为真正的腐败是那些手握重权、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大腐败者。

而那些大腐败者的逻辑是：我腐败，别人也都在腐败。君不见，有些大腐败分子一旦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他们都会很不服气，往往抱怨说：腐败着的人多着呢！比我更腐败的人也多着呢！我不就是贪污了几百万元或者几千万元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凭什么“单独”把我给“双规”了？我是不是得罪谁了？要不，干吗偏偏整治我啊？于是他委屈，他哭诉，总之，他认为政府抓他就是不公平，他比窦娥都冤。

腐败者是可耻的！腐败着且不知的腐败者却是可耻加可悲，说明他已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失去了判断力、羞耻心和起码的“官德”与良知。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腐败只是止于骂字，而不觉悟和反省，那腐败恐怕真的“腐而不败”了！

【邓卉卉荐自《西安晚报》2005年11月28日／王　敏图】

关于“禁止××入内”　作者：阮　直

国人见了关于“禁止入内”的字样，那颗曾受到过歧视的心就容易犯酸。如今别说在咱自己主宰的这块土地上，就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长草的、长毛儿的地方，谁也不敢公然立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禁止华人入内”，当然了，谁也不敢写“禁止犹太人入内”、“禁止美国人入内”，这不是我们强大了，而是世界文明了。但若写上“禁止闲散人员入内”、“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就不会有人觉得那是歧视谁，侮辱谁吧？

人的尊严、人格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人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部分。我们接受人家这种“人格”、“人性”、“自由”、“平等”的理念，不过百年的历史。

1919年以前，一样的人，咱老百姓到县衙打官司还得要叩拜县官老爷，我看那比“不得入内”更歧视人。但封建社会里官就是“父母”，要跪着、要磕头，无论心里舒服不舒服，也得受着，不过也没人笑话，因为凡是“入内”的都得跪着说话，没人觉得人格低下，在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官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今我们的人格尊严意识都在觉醒，无论是民工还是女工，都一样应有公民的尊严。特别是大学里，那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些人更应该具有现代的人文意识和人与人平等的法理价值观，可是在沈阳市某大学的校门口，竟公然竖起了一块“禁止民工入内”的牌子。

这与当年在上海租界立的“禁止华人与狗入内”我看区别不大。大学管理校园，有保安人员把门，你可以禁止一切与学校没有瓜葛的人员入内，但惟独不能标明某部分人不能入内。就像我们如今有的政府机关，其实也是禁止民工入内的，但人家就没挂牌，而是采取了武警守大门，你入内先登记的管理方式。这一登记制，别说禁止了民工入内，连大学生、大学教授没事也不能入内。但没人觉得有武警把门的政府机关歧视了谁。

看来沈阳那所大学立牌子的人脑袋是有过外伤史，否则怎么会不知今夕是何年呢？就是旧中国的大学也都没干过这样的蠢事吧。当然，这样昭然若揭的蠢事我们也很少有人干，但这不等于我们在骨子里真的就不歧视农民了。不信我们去一个城里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禁止民工的子女入内？某些大公司、大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公然写出，只限当地城镇户口者应聘，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某些星级宾馆本是自由出入的，若风度翩翩者，一旦内急，到里边方便一下，也没人阻拦，但民工打扮的人，你进去一下看看，保管有门童问你，干什么？你敢说我去解手吗？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有些大酒店门前也立一块牌“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有哪个民工能做到衣冠楚楚，气宇轩昂？所以民工还是被“禁止入内”的。

这样的禁止无非是人家没有划定出某一阶层的人员，所以谁也不好去对号入座。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别说民工受到了歧视，好多人在好多范围都被实行着“禁止入内”的“管制”。

让谁来领导全乡的老百姓“与时俱进干革命”，这事本应由大众参与更合情、合理，可是人家禁止你入内去参与，县里下令，派来乡长为民做主了；一个机关的行政改革，本来所有公务员要共同“入内”参与的事，可是“班子”几个人一策划，方案就出来了，领导在台上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无言，那好，鼓掌通过。这无非是“禁止入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禁止入内”，并非立在门口的一块牌子。在我们的观念中，体制上的“禁止入内”多了，都需要我们去一块一块摘下来才行。如果我们敏感的“禁止入内”不过是某部分弱势群体的人，那么我们对一些有特权的人享受的“优先入内”就不觉得是对他人的歧视了，这恰恰说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还有等级、贫富、职业等“歧视”的意识活着。

【聂勇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5年12月5日】

“无理要求”不是和谐社会的语言　作者：张金岭

有这样一条消息，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11月23日《城市晚报》报道，吉林省梨树县农民王树国，于今年4月20日再次进京上访时，在天安门广场将随身携带的汽油点燃，造成群众围观、广场秩序混乱，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当场抓获，近日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王树国作为一个上访者，或许有难以排解的怨气，但他使用了有反社会倾向的手段，这或许是他的悲剧所在。当年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们火烧赵家楼和殴伤人，哪怕被殴伤的是“卖国贼”，梁漱溟先生说他虽然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但他反对学生使用非法手段达到目的，哪怕“正义在手”也不行：“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横行，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可以。”今天，法院判了上访者王树国的罪，如果这种判罪在法律上的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大概就是“法不容情”吧。你可以对梁先生的“那一套”不屑一顾，但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你不能否定梁先生“那一套”中的法理。这有助于我们把一个上访者的犯罪和他的某些合理诉求区别对待。

对于王树国“在天安门广场将随身携带的汽油点燃”的举动，报道特别强调是因为“多次上访无理要求未被满足”。王的上访要求是不是“无理”，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判断，而不是用简单的感情来判断。如果不加任何区分地说王树国上访是为了实现“无理要求”，显得过于抽象。更为重要的是，“无理要求”这样的措词，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中，是一个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典型的贬义词，很容易使人把这个词和无法无天、无端生事、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理取闹等等联系起来。因此，这样的措词，不但有歧视上访公民的嫌疑，而且包含着巨大的刺激性，容易引起社会弱势群体的反感。一个法治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咬文嚼字的社会。前一段时间巴黎骚乱初起时，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齐便多次使用“暴民”、“流氓”和“渣滓”等等词语，舆论普遍认为，这些侮辱性的措词是骚乱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其实，不仅是主流社会和上访者之间，任何双向的社会交流，都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不和谐的语言。1952年，周恩来给从事外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写信时说，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如“帝国主义”、“恶魔”等，他同时强调说：“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周恩来书信选集》470页）语言的文明，尤其是新闻语言的文明，也是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体现。

一个农民，一个上访者，一个社会的弱者，千里迢迢进京上访，必有他自己的难处，也必有可同情之处，哪怕他的要求不完全合理合法，但以“无理要求”斥之，这无论如何不是和谐社会的语言。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并强调现在“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了（见《十一五规划建议》）。这等于告诫全社会，要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来应对和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绝对不能使用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语言。

【王翔宇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5日／王　敏图】

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作者：赵健雄

他们无处不在，但你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用王小波的说法，这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在地下，冒着死亡的威胁挖煤，挖出来的煤多数城里人看不见，经过转换，这种饱含能量的物质，已变成流动的电或其他产品。只是发生事故时，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便是他们以命换来的。

事故现场，看见赶去处理矿难的官员在屏幕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批评造成灾难的原因，偶尔也看见尸体，尸体当然不会说话，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谁听见过他们的声音?我们也很少听到死难者亲属的声音：他们的要求与责难，或者只是简单的痛苦。

这是近于无声的一群。

他们也在地上，我们每个人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盖的，建筑业的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强度很大，已经很少有城里人干这种活儿，就业机会便留给了他们。

他们住在简陋的工棚，干完一年的活儿，往往不能及时拿到工资，甚至一拖几年，有人忍无可忍，拔出刀来讨债，造成血案，即使到了这种时候，我们看见相关报道，还有画面，仍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或者愧悔。

难道没人关心他们的声音?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厂房里，没日没夜地工作，撑起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的，就是他们。在干活的时候，他们很少说话，干完活仍然很少说话。

他们在想些什么，期待着什么?我们很少知道与关心。

他们没有上天的机会，当单个儿、或一些人聚集在楼顶上，作出某种姿态，往往因为实在迫不得已了。

然而就算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如果讨论有关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谁去问一问他们的意见?

譬如说到房子，他们建造了所有的房子，但在规划城市时，相关人员有没有想过：以他们的收入，买不买得起?如果买不起，又怎么办?

城里也有穷人，于是制定了经济适用房政策，但这却和他们无关。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上学，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他们也没有医保与几乎任何福利。

这都是因为，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不是哑巴，如果说表达能力或有欠缺，那是因为较少有接受教育和表达意愿的机会。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思想，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要求正义和尊严。

但是他们的声音，我们听不见。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不想制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对立，然而要建设和谐社会，彼此了解和尊重是前提。那么，如果你不属于他们，请你至少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即使有人无情，一个社会不能无情，否则，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沉默者最终是要说话的，如果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说话，就会以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

【陈文涛荐自《联谊报》2005年11月5日／李崇武图《正因为他一个人常眠于地上，他们才长眠于地下！》】

一刀切　作者：王乾荣

36岁的法律硕士杨世建因无法报考公务员，告了国家人事部——后者允许的年龄上限为35岁。而人事部并非无由设限——国家有关成文规定，人事部，没权改。

我的问题是：这个神奇的35岁，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上限不是35岁差1天（犹称35岁），也不是35岁零1天（也称36岁），偏偏是35岁整?如果两位公民在其他方面均符合公务员条件，而前者能当，后者却不能，则其中之奥妙，也只能在二者相差的这一两天里了。年龄相差的这一两天，或者扩大说一两个月、一两年，就重要到可以决定一个公务员的去留和一个人的命运吗？如果这一两天、一两个月或一两年真的关涉到一个人的觉悟、品德、心智、学识、能力和体质的话，你那相关考核还有什么用?我不信，那个35岁零1天的人，在这些方面一定比34岁11个月30天或35岁整的人差，因而将来的工作也逊色。说句笑话，谁活得长久还不一定呢。那么，就是35岁零1天可能败坏政府形象了?这种绝对，绝对得毫无道理，会把一些人才拒之政府服务的大门之外（我当然不是说要招一个59岁的）。

媒体上一些征婚广告主，对对象的要求，比如学历、身高、年龄等等，也严格得颇为苛刻。那位摩登妙龄女郎，铁定要一个1?郾75米以上和28岁以下的男伴。明明有一位各方面不错的帅哥儿，只因为身高1?郾749米和年龄28岁半而不达“标”，未入这小姐法眼；直至耗成了老姑娘，差点儿没人要，她才不得不降格以求。而另一位对于男方身高年龄分别提出“1?郾75米上下”和“28岁左右”活泛标准的女子，我觉得她找到如意郎君的概率大得多，堪称聪明。政府招聘公务员的办法，当然应该比蠢丫头寻觅意中人高明得多；可是，高明吗?

前年的一则旧闻说，某市一位老太太，政府施工拆了她的房，发给她10?郾00175万元补贴金。老人穷，但她另买住处，却不能申购经济适用房——政府规定，领补贴金10万元以下者才可享受这“优惠”。仅仅因为多领了十几块钱，老太太于是成了不需要照顾的“富人”。然而她还是穷，只好住到亲戚家以度残生。这个10万元标准，按理政府是经过论证的，但是它考虑了在具有同样条件的两个穷人面前，9?郾9万元和10?郾1万元有什么质的差别吗?

政府作一个决定，就可以让条件几乎相同的两个人，一个得到实惠，另一个干瞪眼痛失良机，甚至寄人篱下受穷。那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自认倒霉，但是她以及与她同样遭遇的人的气儿能顺吗?旁观者又会怎么看待咱们社会的公平呢?杨世建不服气，又加读过研究生，明理，所以想到了告状。——你说你根据的是这“规定”那“法条”，不说你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单说咱们早就“规定”了多少条“国家干部不得经商”，可官们经商正未有穷期，乃至官商勾结，酿成诸如举世罕见的煤矿频频死人的悲惨后果——这样严肃的“规定”，怎么反倒执行得稀松马哈?当然法院不可能令人事部不执行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杨世建官司胜诉的几率极小。不过他的告状说明了他的聪明和勇敢。总要有不甘受屈者向无理提出挑战。

在应该决绝的问题上，咱们是可以通融，可以麻木，甚至不计后果的；对完全可以依情合理解决的事情，咱们倒是不但定下不符实际的条条框框，而且较真得无以复加。“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方可知其人”（见《论语·为政》）——政府聘公务员，考察其“综合素质”，不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吗?咱们呢，却在类似于“大半岁”这样的问题上做文章，是否有买椟还珠之嫌?取合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在公务员招聘方面，咱们应该有更科学、更适宜的办法，而废除僵硬的、不利于选才的教条。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1月7日／丁　聪图《“这个尺码对我不合适。”“我们只有标准尺码。”》】

蠢　作者：冯景元

有句说蠢的话是这样讲的：很多让公众感觉愚蠢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那些非常聪明的人干的；蠢人办的蠢事一般都是小事，聪明人办的蠢事才是天蠢、特蠢、大蠢。

有段说蠢的歌是这样唱的：当你以为别人都是大笨蛋时，你可能就敢为所欲为，当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时，你就是那个总光屁溜上街的皇帝。

其实我们真的很蠢，我们做过许多傻事，甚至我们现在还正在做傻事。

一说绿色都绿色，一说数字都数字，一说诚信都诚信，一说基因都基因就是蠢。

兔子不吃窝边草，强盗都遵守的准则，现在到处都吃窝边草——杀熟，杀得没有立足地，只管今天没明天，完活。人连兔子都不如，蠢。

好多事平时不办，一年甩手364天，临到什么什么日子快来时宣传一周，最后名正言顺，就办一天事，还四处张狂，说这一天办了多少多少，怕天下不知，蠢到了家。

敢说，谁在中国写一部蠢事录，准能得诺贝尔奖。因为有些蠢，不是一步蠢，是步步蠢，目无天下，总以为天下无人，最能就是他自己。得了一点势了，不行，还要再得，占了一些便宜，不够，还要占更大的便宜，于是蠢事就一件件做将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晓庆女士，她的事刚发生，谁都知道，不过现下做蠢事的媒体又帮她的忙，把她说过了，反倒得同情，因为这世上发大财不上税的人太多了，晓庆女士的蠢只是女人的蠢，张狂，乱说话，乱投钱，毕竟从影路上她还有个人奋斗史，过人的非凡处。

有个秋雨先生，我是读他的书的，才子，正因为此才惋惜，他太好出头了。学者、作家，总卖相，就不是好事。那年倪萍搞文化视点节目，拿着本书在镜头前晃，谁都看出她不是干这个的料，秋雨先生却让他抬出来，作弄了一回。那时我就为他可惜，觉得他有点蠢，这会歌手大奖赛当了一会点评不过瘾，第二回还当，而且连这个该懂，那个不应该不知道，自己出国到哪里去了，哪个题出的不好，也点评出来，实在有些蠢。须知，我们这个天下能人有多少，谁能当全体人民的教师爷？

学问多的人容易蠢，位获殊异的人也容易蠢。央视有个哄骗天下的节目《朋友》，实际它应该叫《圈里人》，因为它总是找一些文艺圈里人，在那里互相吹捧，今天说，我为你做了哪些，明天说，他为你付出了若般。这个栏，明眼人一看是驴唇，是朋党，是圈子，可是主持节目的、制作的、还有帮腔的，非说是马嘴，而且几次以采访制作人方式，出面向全国人民解释，他们这就是朋友。这就有点出奇了，他们以为别人都不懂，别人都是傻子，都是他们请来愿意出镜，帮他们鼓掌的，其实蠢，太蠢了，蠢到最后，连央视自己都看不过眼，一枪，毙了。

足球，请米卢不蠢，把米卢当神不蠢吗？

中国篮协，那么多人，加在一起比一个20多岁的王治郅，岁数大多了，竟像公布外交照会般，利用舆论抛材料，把王治郅参加不参加世锦赛的事逼至绝境，王治郅就是像现在这样在美国NBA，难道只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华为国争誉争光吗？怎么一个拼命想在国外多呆一呆，多打些年球，长些本事能耐的孩子就容不得？

过往年代，中国最蠢的一件事，就是该控制人口增长时，讲人多力量大，奖励多生育的妈妈。类似的蠢事还在干，比如狂热鼓吹轿车家庭化，现在的北京三环以内就已车满为患，再发展所有大城市就要熬粥、糊浆子。

自然的弯路可以走，弄不好还可以成景观，社会的弯路不能走，走了就难再回来。关于建国初期的城市建设，正是由于对梁思成先生的思想的误读，才造成对北京建筑文化不可挽回的破坏，这是无法弥补的，谁能把拆了的元明古城再复活回来？

蠢事都是决断人做的。在位不明下位明，事前无知事后知，写历史，抑或回忆录行，于事无补。

中国最蠢的是林彪，接班人事都写进党章了，还按捺不住，非要抢班夺权，自焚于温都尔汗。历史就是这样写的，许多大人物关键时刻犯蠢。

有钱人也是，一发烧就爱做蠢事。深圳一家开公司的人，从西安带一个女孩过来做保姆，见这女孩挺好，就出资培养她上学，一直到那女孩子深圳大学毕了业，还在自家公司为她安排了工作。陌路主人如此，这女孩本该感恩，谁想未久竟将这家十几万元卷走，一逃八年不知去向。这女孩放着好端端发达的人生路不走，干下不知是多蠢的事。但反过来想，这开公司的深圳人也是，费尽心血育外人，有钱没地方花给自己找贼，不也是做下蠢事一桩吗？

其实，我这样笑别人蠢，也是蠢，人生一世谁无蠢。思自己一生来路，也是做过无数蠢事的。只不过是蠢了自己，不害天下罢了。一次在工厂，夜间值班，临街的二楼办公室窗外，一男一女坐边道牙上吵起来，越吵声音越大，那男的后来竟厮打起那女的，门卫跑上来报告，我本来可以不管的，那毕竟在厂外，可外面越打越凶，万一出了事，说告诉你了你没管，也是责任，就带了两人出去，把他们拉开后，申斥几句那打人的男的，谁想被打的女人转回来说，你们别管，我俩这是搞对象。一个天大的憋气，你说这事办得蠢不蠢。人家自家的事，外人掺乎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等人，办这等蠢事的，有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一有了位置就不再管别人，以前我不解，现在想，那或许是对的。但也或许，那是蠢，最蠢最蠢。

因为天地之间一张纸，那上面清楚印着黑白。

活着，谁也当不了做出蠢事，蠢不是一个坏词，它的意思是，你别傻，你本不该这样，世上还有别人，你要看到左右，你怎么能这样呢……

蠢不可怕，做出蠢事还不认为蠢，认为天下没人能识得你蠢，甚至自认为那是谁也识不得的聪明，那就是蠢上加蠢——真蠢、大蠢、恶蠢了。

我见过众多的大言不惭。

【刘畅荐自《今晚报》2005年12月14日／方　唐图】

慢说“仇富”　作者：雷抒雁

“仇富”二字偶见报端。意思明显，是说国人穷惯了，看到别人致富，便心态扭曲，遂生仇恨之心。

跟随“仇富”一语的是一些事实注脚：某某豪富被绑架，某人华车被划割，云云。作案者，有“穷人”，亦有身份不详者。

窃以为，“仇富”二字慢说为好。

咬文嚼字，“仇富”欠通。俗谚说，谁与钱有仇？想富、爱富，人共此心。几千年来，批判的都是嫌贫爱富。把一些富人落难，概括为穷人“仇富”，难以服人。

或解释“仇”，即为“嫉妒”。嫉妒，俗称“红眼病”，是人性的缺陷之一，普遍存在。岂独富人受妒，美人、有才华的人、仕途顺达的人，都多少领受过，屈原就以“娥眉见嫉”，说自己受小人排斥。

但是嫉妒未必都会转化为仇恨。仇恨一生，往往引以为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富人成了成功人士，让人羡慕以至于嫉妒，实属正常。如将这嫉妒一概视为“仇富”，那么，中国人不光仇富，还仇美、仇官、仇顺利，仇一切无灾无难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民族？再说，世界上何处无嫉妒，人类又是一个什么人类？

富人落难，被害，被绑架勒索，亦不能一概视为“仇富”思想所致。犯罪分子是社会公害，危害社会，危害人类并不分类别，亦无感情色彩。富人目标大，犯罪分子把他们作为对象，是投入小，收益大。再说，加害富人的，也未必都是穷人。富人间为了生意的竞争，斗红了眼，雇凶杀人，买打手害人，也不少见。

说这些是想说社会矛盾复杂，不可单一看问题，把原因都归结到因为富了，必然遭罪；似乎这个社会容不得富人。至于一些富人常常遇到白眼，让左邻右舍心烦，则得另说。

长期以来，因为贫穷，大家对穷则思变想得多，提倡“君子固穷”；但是，突然有了致富的机会，突然间富了，对于迅速到来的富裕生活准备不足，怎样做富人，缺少规范。

财富无罪。影响人际关系的，并非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因财富引起的善恶美丑。财富的品格，显示在开端（即以什么手段取得）和终端（即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两方面显露出的不仁不义，使许多富人日子难过。

先说“致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朱熹注释“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之。”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财富的原始积累时期表现出的穷凶极恶，不择手段，金钱的每个毛孔里都充满着血污，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这种对富人掠夺致富的批判还不始于马克思，《圣经》里就说过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残酷致富，违背人性，难免人神共愤。今天，我们的情况和马克思论述的时代完全不同，鼓励劳动致富、合法致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私人财产，已成法规。许多合法致富的人，受到尊重和奖励，就是证明。但也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富人是依靠了非法手段积累财富的：逃税、造假、残酷压榨工人等等。用老百姓的话讲：“钱不是好来的！”比如矿难。煤的价格在涨，矿工的待遇和福利、煤矿的安全建设却不在矿主眼里。矿工的血汗，为矿主赢得了最大利润。请问，这些住了豪宅，享受着奢侈生活的富人，能期望人们把赞歌和玫瑰花献给他们吗？这些带着罪孽的财富，极大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安静与和谐，它们制造了少数富人和更多穷人。

再说“花钱”。

有了钱，难免滋生些错误的生活哲学：“我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就是花几个钱吗？有的是钱，怕啥！”“大不了花几个钱，怕谁！”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没有摆不平的事；财大气粗，“大肚子”扛人。盖豪宅、修祖坟、玩赌博、包二奶，乃至花钱犯罪，买凶杀人，成为社会祸害。这种富人，能不招人恨吗？

还有些富人，虽不仗势欺人，但是不检点言行。养一条恶犬，咬老人，吓孩子；开一辆豪华车，拦住别人的路，堵住别家的门；有了钱，老婆成了少奶奶，儿子成了纨绔子弟，挥金如土，奢侈无度。这些富人病，难免遭到白眼。人家当面不说你，转过身：“呸！不就有几个臭钱吗！”这算“仇富”吗？我看是对“不仁”行为的蔑视。历史经验应记取，土豪劣绅，吃亏恰在“豪”“劣”二字上。

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人的贫富有差异。但五个指头并不以长欺短，故而和谐相处。富了，更有条件更有信心，提高自己的素质，完善自己的人格；有了钱，更应保留一份爱心，帮更穷困的人脱穷脱困；规范自己的行为，与人平等相处，这样，自然会化解与消除人际间的摩擦。

富人，不只要做物质的富人，更要做精神的富人！

【王新民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5日／李肖杨图】

“吃早饭”与“升国旗”　作者：金　新

想我泱泱华夏巍巍中国，是最明辨事物的重要性的：领导的即兴言谈谓之重要讲话，领导的随意举止谓之重要调研……除了领导内急之余“哪有不放之理”的“肚中之气”，一切的一切，均有重要之政治元素，于是乎，凡事掂量重要性，便成了特色社会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特色的代名词。

当然，重要有隐性与显性之分。一般来说：是隐性的，尚需斟酌；是显性的，无需推敲，想当然可矣。

然而，由于刁民或者说有些人眼里的所谓不安定因素的存在，越是显性之重要，似乎越是容易被钻空子而黑白颠倒，使得原本一唯性者，产生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常识分歧。比如，“吃早饭”与“升国旗”。

某市某校每周一早晨7点40分“升国旗”，校车将城区起早定点等待的师生拉到地处郊外的校园往往是7点35分，一些第一节8点有课的老师就失去了“吃早饭”的所谓“法定”时间（盖因校址偏远，为不影响正常上班，校方提供早餐）。

要“吃早饭”，就不能“升国旗”；要“升国旗”，就不能“吃早饭”。而不“吃早饭”，可以让肚子委屈点忍着，总有可吃时；不“升国旗”，轻则扣钱，重则下岗断炊烟。奈之如何？！

有刁民，必有刁师焉。于是乎，有精神上的流浪汉、思想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似乎极其可笑的问题：“吃早饭”与“升国旗”，孰重要？

说其可笑，是就政治上的幼稚而言的。公民必须爱国家，“升国旗”是爱国，所以必须“升国旗”。这是常识。

问题是，这一常识在时下宽容的环境里，居然遭到另一常识的质疑。早饭与头天晚饭时间相隔约有10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及时补充，大脑处于饥饿状态，以这样的状态去上课会精神不振；早饭没吃，中午就会大量进食，这样会使胃壁一下子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久了易生胃病；大脑不断受到饥饿信号的刺激产生空腹感，中午吃进的食物特别容易被肠胃吸收，容易形成皮下脂肪，食物消化后多余的糖分大量进入血液，容易形成脂肪；空腹的时候，人体内胆囊中的胆固醇饱和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胆结石。长期下去，人体内的平衡系统遭到破坏，容易导致贫血和营养不良。“吃早饭”能避免上述弊端。所以必须“吃早饭”。这也是常识。

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其实，稍加思索则觉不然！

常识的地位和力量应该是毋容置疑的。而一旦常识与常识产生矛盾，绝非常识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此常识与彼常识往往处于事物的阶段性与局部性上。比如，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是真理，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是真理，资本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是真理；这些真理都是相对而言的。

常识被质疑，千万别挥舞着形而上的政治大棒吓唬人，亟应将常识提升，跳出某一局部，站在另一高度，或曰从另一视角来化解常识的对抗性。

“吃早饭”与“升国旗”的矛盾，只要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从人性化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后者只是手段，前者才是目的。理论上讲，某种手段不能达到某种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务虚的“花架子”。我们已经走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极左的红色恐怖时代，千万不能重蹈覆辙。爱国强化凝聚力，凝聚力产生强国之效，强国之效落实民生；民生不保，再响亮的凯歌亦枉然。

手段形式上的极致，必然导致目的内容上的淡化。这每每是非民主化社会“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

值得警惕的是，任何手段都有目的。倘若一种手段在极致中淡化了理之所向的直线型目的，那么其必然在淡化一种目的之际，强化了另一种理之所悖的曲线型目的。常识告诉我们，“吃早饭”与“升国旗”通常情况下讲如此。

当“升国旗”的引申义与“吃早饭”的引申义相脱钩，目标锁定于一种纯意识形态的结构稳固，爱国就背离了人道的宗旨，沦落为一种工具!

【刘阳荐自《语文新圃》2005年第11期】

没有牙齿还叫法律吗？　作者：许博渊

2005年12月2日，25岁的澳大利亚青年阮祥文在新加坡伏法，被“老虎”吃掉了。为了营救阮祥文，澳大利亚总理曾亲自出面说情，达5次之多，外长唐纳更是紧张活动，但一切努力都付与流水。澳大利亚方面眼看赦免无望，最后只要求允许阮母和她儿子最后拥抱一下。这个要求也没有完全满足，阮母只能隔着玻璃用手摸了摸儿子的脸，握了握儿子的手，作最后的告别。倒是阮祥文自己比较清醒，知道没有希望，从容受死。

对此，澳大利亚人非常愤怒，指责新加坡野蛮。他们的理由是，阮祥文没有前科，他携带毒品仅仅396克，不算多，而且是为了帮助他哥哥偿还高利贷，情有可原，况且只是过境，应该得到赦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新加坡坚决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认为法律就是法律，不能拉长，也不能缩短。

其实，外界对新加坡法律的厉害应该有所了解。10多年前，一个美国青年就已经领教过了。1994年，美国青年麦克在别人汽车上涂鸦，被判4个月徒刑，3500新元罚款，笞6鞭。经克林顿说情，当时的总理李光耀给了点面子，减为3鞭。新加坡鞭刑十分了得，三鞭子，屁股就皮开肉绽。当年，美国也是一片哗然，指责新加坡野蛮。

被罚的，被绞死的，当然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法律就其本质来说，应该是一只长牙齿的老虎，守卫道德的底线和一个社会共同约定的行为规则。没有现代的规则，就必然有森林的规则。没有法律的守护，这个社会必定是不公正的、混乱的。一个不公正的、混乱的社会肯定是不文明的，也是难以健康发育的。其实，在法治方面，新加坡正是向西方学来的经验。李光耀是学习西方法律的嘛！他是剑桥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律师出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后受到老师的指责，这是历史性的玩笑。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在世界上确实可谓独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据说，在地上扔一个烟头，罚款1000新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罚到公共场所劳动几个小时，记者拍照，登在报纸上，让他难以见人。李光耀有一个理论，见于他的自传。他说新加坡人文化低，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这里，他强调了法律的教育和教化作用。这是很有道理的。人其实在生理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加以训练和调教，其行为必然表现出许多动物的本性来。怎样调教？法律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人养成了守法的习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都良好。道德水平提高了，物质文明也跟上来了。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美丽的公园，人活得舒心舒服。一个300万人口的小国，每年吸引500万游客，赚取可观的外汇。一切都有序，有规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快。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居然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是什么？要说政治制度，新加坡的制度与西方式议会民主制有差别，相反，它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有人说靠的是儒家理论，更是不着边际。李光耀本人汉语都不甚通，对儒学能有多深的理解？新加坡不过是利用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教条来为其道德建设服务罢了。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条，第一是政府廉洁，第二是法律严明。而法律严明与政治廉洁清明又紧密相连、互为因果。

毋庸讳言，我国目前的经济秩序并不好，社会秩序也并不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律的威慑作用不够强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公众关心的环境保护为例，破坏环境保护罪早在1997年就写入了刑法，但几乎没有得到执行。据环保总局最近公布的正式数字，我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违法案件在２万件左右，而几年来定案的总共只有区区３起。难怪，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正如洪水猛兽一般在全国肆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各地都渴望发展，不惜饮鸩止渴，走自杀式的发展道路，好像只要今天能来钱，明天死了都值得。

不能说我国的法律是纸老虎。老虎确实是真老虎，只是这只老虎的爪子和牙齿都不够尖利，捕捉犯罪分子的时候显得太费劲，气喘吁吁的，难免顾此失彼。比如惩治腐败，老百姓都在说，我国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处罚太轻了。他们看到，贪污受贿几百万都死不了，判个十几年徒刑，最多死缓，能有多少威慑力？腐败分子“前腐后继”，腐败呈集团化、地区化趋势，与处罚太轻、腐败的成本太低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法律这只虎，什么时候能像新加坡的那样呢？

【王翔宇荐自《新华日报》2005年12月6日】

谋官撒手锏之吹而玄则仕　作者：柔　草

吹牛有大吹小吹之分。小吹吹自己，大吹吹领导。二者并用，相得益彰。只吹自己不吹领导，吹得再玄都没有用；只吹领导，不吹自己，又无法达到目的。高明的做法是，先将高帽子戴到领导头上，然后对准自己猛吹。不要怕牛皮吹炸，更不用担心会被拆穿。因为你是“按照某某领导的指示去做的”，是“在某某领导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某某领导当然不会否定你。否定你就是否定他自己；更不会拆穿你。拆穿你，谁还敢来替他吹牛？部下吹当然比自己吹效果强百倍。其他人更不敢非议，非议你就是非议领导；说你吹牛等于说领导吹牛，至少等于说领导默认吹牛，喜欢听部下吹牛；说你说的是假话是牛逼大话，等于说领导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英明没有那么伟大。

要拣领导喜欢听的吹。傻逼才会讲问题，讲失误，发布警世箴言，忧国忧民忧单位忧大家。要讲形势大好，讲成绩，讲进步，讲总体发展。讲好的，是领导有方，自己有功，皆大欢喜。当然，大家都是学过辩证法的，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认识方法有问题。技巧就在于是三七开、四六开，还是九十九分成绩和百分之一不足的关系。领导常对那些捉刀的笔杆子们要求：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有些领导或许开明，多数情况下，倘或当真，那就是十足的书呆子。成绩当然要讲够，但是问题千万不要讲透。讲问题，不可大痛，只能小痒。要害的、主要的，都不能讲，只能讲一些无关大局、与领导能力领导官德无关的小问题。而且，点到为止，不可分析。

讲成绩，要实讲。这个“实讲”的实，不是老实，更不是事实，而是指那些貌似事实的统计数字，似是而非的实例。譬如，有多少多少户人家脱贫致富；发行量突破多少万份大关；产值达到多少多少万；再譬如，改制成功；实现了扭亏为盈；造了多少桥修了多少路。听起来都是铿锵有力的统计数据和事例，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大谬矣。统计数据是可以兑水的，亩产300斤可以说成800斤，发行量20万份可以说成50万份，9户脱贫致富可以说成900户甚至9000户；造桥修路的背后有多少浪费多少猫腻，给生态带来多少破坏，没有人知道，知道了也不会说破；扭亏为盈、改制成功背后有多少计算方法的变通和把戏，有多少廉价劳动力被盘剥，有多少公有资产流失，没有人去说。因为或不知情，或无话语权，或知情而不敢说不能说。

讲问题，则要虚讲。一带而过，笼而统之。可以说大话放狠话，就是没有具体内容。

更绝的是，要善于把教训吹成经验；把失败吹成成功；把无能吹成本事；把丢脸吹成光荣。曾国藩初战长毛，将幕僚写给慈禧的战报臣屡战屡败，改成臣屡败屡战，虽弄文戏字，将耻败变成勇败，总还算是尊重基本事实，没有把败仗说成胜仗。现在的人，又比曾国藩本事大多啦，能把败仗说成胜仗。譬如，工作失误捅了娄子，可说成是他人找碴儿；文章不知所云，可标榜有深度；别人都搞出西瓜自己只能搞豆腐渣，可以吹嘘是独家；出了事故可以总结出十条八条抢救的经验；工程搞砸了可以是交了学费长了宝贵见识；实在没有东西可吹，就吹日常工作，吹流水账。别人做了十件事可能一件也不说，他半件没做成，却可吹成功德无量。

这样的人，不叫他做官，连老天爷都觉得不像话。

【汪庆国荐自《现代快报》2005年11月19日／张一龙图《吹》】

“卖官”四问　作者：汪金友

几乎每个贪官的“出事”，都与卖官有关。大官卖大官，小官卖小官，买官得做官，做官再卖官。查处不谓不严，惩罚不谓不重，打击不谓不狠，可官场交易仍是层出不穷，屡禁不绝。在某些地方，甚至异常地火爆。前边的栽倒了，后边的又站出来。难道卖官，就真的这么有利可图？真值得这么铤而走险？

一问：“利润”几许？有可能卖官是天底下“利润率”最高的买卖。有个现成的例子，最近受审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仅在1999年至2004年5年时间内，卖官的收入中除了人民币1500多万元和美元9万元外，还有轿车2辆、住房3套及其装修、家电等折合人民币1859万余元。

您瞧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而且既不用掏一分钱的本钱，也不用服务和吆喝。只须坐在家里，就会有人赔着笑脸，源源不断地送钱。

二问：“货源”何来？每一个卖官者，手里都举着一摞官帽子。在他的周围，则聚集着一群心急火燎的买主。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捏着一沓钞票。这个说：“给我一顶吧，我到啥时候也忘不了您的恩德。”那个说：“给我一顶吧，这点意思，算我对您的孝敬。”卖帽子的则不停地用眼睛扫视着人群，看谁拿的钱多，就接过钞票，然后扔过去一顶帽子。

那些“官帽子”是从哪里进的“货”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帽子”就是“权力”，“卖帽子”就是“卖权力”。这些权力，本来是属于组织和集体的，但却被个别人垄断了、霸占了、独享了。所以凡是有卖官的地方，什么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纪律监督等，全都走了过场。

三问：“买主”是谁？这还用问吗？凡是去买官的人，肯定都是想做官的人。但买官既要花本钱，又要伤自尊，哪有靠努力工作升官光荣和体面？当然，谁也不傻，买官者自有买官的苦衷，也自有买官的艰难。

一种人是因“无能”而买官。凭他的人品和能耐，再干80年，也升不了官。但他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尚动得，我为什么就动不得？”别人能升官，我为什么就不能升官？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咱舍得花钱，还愁捞不到一个官衔？

一种人是因“无奈”而买官。一个县里，有100个官，如果其中50个人的官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么另外的50人就会坐卧不安。乃至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会翻来覆去地琢磨：“现在就兴这个，别人都在送，要不我也送点？送了才踏实、才安全、才有希望再升官。”

四问：“风险”多大？卖官的风险有多大，这得看卖官者的“暴露率”和“查处率”。如果100个人卖官，100个都被抓住了，不仅卖官所得钱财被没收，而且还丢了公职和党籍，甚至被送到大牢里去，那可能就没有人再敢卖官了。相反，如果100个人卖官，只有20个人被抓住，其余的80人仍然平安无事，仍然坐在领导岗位上，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完的富贵，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去卖。

现在还有多少卖官者逍遥法外？是“20%”还是“80%”？即便还有一个，我们也要穷追不舍。因为这种“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卖官者“无官可卖”，让买官者“无官可买”，让卖官和买官者都及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李鬼荐自《北京晚报》2005年11月23日／李二宝图】

善于倾听（外一篇）　作者：陈四益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是说我们要善于倾听。上面的话，得其要领；下面的话，明其实情。上下的话都听明白了，才能良于行。

现在有两种不好的风气。对上面的话，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常常冠以“重要讲话”，于是层层仿效，只要是上级的讲话，不管讲的是什么，也不管是在什么场合讲的，下级就一概都称重要讲话，好像这是一种不可移易的规矩，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对领导的尊重。其实，对象不同，场合不同，各级领导也会讲些家常话、应酬话、场面话。他也会出于探讨的目的，说些并不确定的意见，与大家商量。这些话同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作为方针性的讲话是不同的。何况重要是相对于非重要而言，什么话都重要，真正重要的讲话反倒显不出重要来了。这样听话，叫做不得要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说“重要讲话”，只是出于讨好，背过脸来却说：“谁知他说了些什么！”因为“重要”说滑了嘴，成为一种应酬，说过也就忘了，所以，如何领会、如何贯彻，是从不下功夫的。对下面的讲话呢，有些人信誓旦旦，说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实际上只是听取赞同的意见。他们也下去，座谈、开会，走家串户，但只是做做样子。捧场的话、颂扬的话，听得津津有味，有如吃了补药，以为“深获我心”；批评的话、反对的话，则听了如坐针毡，怀疑人家居心叵测。因为摸熟了这些领导的脾气，为了图个领导“印象良好”，于是每有上级考察、调研，当下级的总要亲自踩点，精心安排，细到什么人迎接，什么人汇报，什么人座谈，说些什么，不说些什幺，口径如何，调门怎样，甚至还要操练几遍，专拣领导爱看的看，爱听的说。这样一来，考察调研，还能听得到几句真话，看得到多少实情?

上面的话听不懂，下面的话听不到，要想做好工作自然就难了。

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别无他窍儿，还是中央一贯提倡的“三老”，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听上面话的角度来说，做老实人，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听懂了就认真去做，听不懂就好好领会，不要不懂装懂，不要似是而非，不要一知半解，把好好的经念歪了；说老实话，就是不口是心非；不光说不练，不当面奉承，不随口敷衍，不隐恶，不虚美；办老实事，就是对中央的方针认真贯彻，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不做表面文章，不虚耗民财。从听下面话的角度来说，做老实人，就是对群众的意见要真心实意地听，认认真真地听，不虚情假意，不装模作样，把了解民情、遵从民意、为人民谋利益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说老实话，就是不说空话，不说套话，不说废话，不吹牛皮，不放空炮，不文过饰非，不以势压人，言必信，行必果；办老实事，就要民心急需的事急办，民力不足的事缓办，民意反对的事不办。

听上面的话和听下面的话，是统一的，统一于人民的利益，统一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尚如此，况于人乎！

说说记性

旧小说里要夸一个人记性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一类话是常套。但我这一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神人。记性好的朋友有几个，也不过是对他专注的东西，反复重温，印象深刻罢了。

钱锺书先生，据许多回忆或赞颂文章，是十分恭维他的记性的，但据同钱先生捻熟的人说，他的记性虽有天赋，主要仍在勤奋。他有许多读书笔记，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录了他需要的材料，即便是“文革”到“五七干校”，这些笔记也仍然随身带着，时时翻检。管人事的多记人名，搞统计的多背数字，做分析的多熟标准，也是如此。人的记性多半是这样来的。过目不忘云云，夸张而已，当不得真。

然而，记性实在是很重要的。大而言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我想，就因为人有记性，将取得的经验教训，当作后来实践的指导，成功的继续施行，失败的不再重犯。一个民族进步的迟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好坏。德国和日本都是曾经发动侵略战争而又惨遭失败的国家，不仅给被侵略国家，也给本国人民、本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德国记取了惨痛的教训，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不断深深忏悔，日本有些政界人士则遮遮掩掩不肯深自反省。然而历史会证明，只有认真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是前途光明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有修史的传统。修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就是要长点记性。但在过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社会，统治者往往只爱听“过五关”，不愿提“走麦城”，把修史当成了功劳账簿，对“为鉴”倒看得甚轻。所以唐代的杜牧要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怎么才能有记性，也像读书一样，别指望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只有不断地重温教训，才能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陶坚荐自《瞭望新闻周刊》2005第47期】

口碑刍议　作者：何满子

若干年前，报载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曾就某次电影评奖抒感。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话甚隽特，是以今年国庆期间，央视新闻频道王志主持的《面对面》节目中，为了纪念电影百年与谢晋对谈时，这句名言又在荧屏上多次重复。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话确实干脆明快，但只说对了一半。

对于电影评奖乃至各种文艺作品的评奖，先不说评委们的眼光是否够水平，是否能真正鉴别货真价实的佳作，能不被骗骗盲试官的劣作所蒙混；仅就当前颓败的社会风气，黑箱操作，拿好处费，哥儿们卖交情，以及有资格人士努一努嘴，诸如此类花样繁多的情况下，评出来的奖能公平合理洽孚众望么?因此，上头叫好，下头不叫座，受众不买你的账。所以，金杯银杯，不如口碑。

但是，另一面说，风行，畅销，群众对之舔嘴咂舌的东西全是好玩意儿么?须知关键在于，口碑要看是哪些人的口碑。“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子所叹；“阳五《伴侣》，世以为贤”，《北史》所讥。就以电影市场的行情为例，在大群大群（对不起！）愚众的口碑里，金庸的那些胡编滥造专门迎合廉价趣味的武侠片无疑是精品了。当然，也有人鄙恶这种摇头丸文化，但绝对是少数。譬如，网上就有一位妙人对《笑傲江湖》贴出评语：“这种片子完全是上海话说的‘捣糨糊’，《笑傲江湖》应该称它为《笑熬糨糊》！”可惜这样头脑清醒的口碑毕竟是凤毛麟角。

观众踊跃、自然也就验证了口碑极佳的，还有《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鼓吹清王朝“精神复辟”的辫子皇帝片，但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玩意儿呢?说我顽固也好，不是东西也好，我是从来不看这类东西的，但曾被迫看过一集《康熙王朝》，挨受了几十分钟的肉体的痛苦，总算领教了。清初人的谈吐里满口的现代词汇，人物举止的非历史化这些毛病不必提了，编剧、导演、演员连角色规定的基本知识也不具备，连《清史稿》和《清史大纲》这类起码的史料也懒得去翻一翻，演太皇太后的女演员居然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须知“孝庄”这个徽号是她死后多年才由雍正帝给追加的，她竟然未卜先知地会知道她的儿孙将给她加上这样的徽号，岂非天下奇谈?这和“明版《康熙字典》”的笑话可以并入《笑林广记》。

再说，《康熙王朝》、《雍正王朝》这些片子的题名就是不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不论中外，“王朝”一词是指一个家族建立的统治的全过程，从未有把哪一代的皇帝称作某某“王朝”的。比如，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是指1613年迈克尔·罗曼诺夫建立王权起至1917年十月革命把尼古拉第二废黜枪杀为止的整个时期，从没有人称“彼得王朝”、“叶卡特琳娜王朝”、“尼古拉王朝”的。中国也只说李家的“唐王朝”、朱家的“明王朝”，从未有人称李世民御世时为“太宗王朝”、李隆基御世时称“玄宗王朝”的。清朝当然也只能称“清王朝”或“爱新觉罗王朝”，把康熙、雍正称作“王朝”是创造性发明。这种发明，用上海话只能说“谢谢一家门”。

这样的“口碑”能比金杯银杯好到哪里去么?恐怕更糟。

【选自《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6期／叶景文图《描红》】

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作者：龙应台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嘿，这是个国际化多元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但是，黑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哇，真够大!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

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要搞起歧视，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中国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刘可荣荐自《视野》2005年月12月】

“视察”杜甫草堂　作者：张雨生

到成都办事的人，只要能挤出半天空闲，有两处是要去的，—是诸葛武侯祠，一是杜甫草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那时候，武侯祠在郊外。“城里十万户，此处两三家。”草堂也在郊外，看来还很偏僻。如今城区大发展，将它们包到了城区中心，位于成都市一环路的旁边，来去十分方便，不必费力寻找。一祠一堂，终日游人如潮。

领导人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日理万机，但到了成都，也都要抽出时间，到这里来看看。这有草堂专设的照片展厅为证。从建国初期到今天，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身影，照片已经挂满了几大厅。可是，细看下面的文字，有的却赫然写着：“……视察杜甫草堂”。再细看，建国初期的领导人来此，都不用“视察”二字，而上个世纪末的领导人来此，却这么醒目地写着。“视察”用在这里，我总觉得很是别扭。

人们到这里来，或称瞻仰，或称拜谒，因为他们都怀有—颗崇敬的心。两位先贤受到代代悼念，深情崇拜，是当之无愧的。一位是光辉史册的贤相，是后人心目中的智慧化身。一位被称为诗圣，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当年，诗圣走进贤相祠，就充满敬仰而深情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这种敬仰和感叹，代表了代代崇尚先贤者的心情。

领导人视察，是到下面来检查工作。视察武侯祠，视察杜甫草堂，难道要检查诸葛亮的工作，要检查杜甫的诗作不成？这么用词，至少是过分地突出自己，对先贤不恭吧。当然，一祠一堂，也有今人的管理工作，保护工作，但那是旅游和文物部门的事，这些部门的上级人员，来此检查工作，可谓是视察，但他们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照片高挂在这里。来到圣地，丞相在上，诗圣在上，相信他们也不敢自称视察。

领导人即使与众不同，他们的政绩和德行盖过诸葛亮，他们的才华和诗作盖过杜甫，他们在后人心目的位置将更为崇高，到了这里，对先贤不必怀有崇敬之情，不能叫拜谒，不能叫瞻仰，那么自谦一点，用个中性词，叫做参观，也比居高临下的“视察”，让人看了要舒服一点吧。其实，人的贤能，不在于地位的高低。其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要留给历史评定啊。

有人会说，这些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写上的，并非领导人的本意。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说明文字确实是下面的人写的，请没请领导人亲自过目，不得而知。就算没亲自过目，也并非责任全在下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谁喜欢突出自己，谁喜欢别人吹捧，下面的人都看得—清二楚。投上所好的事，难道只有下面投者的责任，而没有上面好者的责任吗？

如今有些词语，胡乱地用到领导人身上，常常会弄巧成拙。就说这个“亲自”，用得过多过滥，已成为群众的笑柄：“亲自吃饭”，“亲自走路”。真正需要领导人亲自的时候，却又不亲自，疏忽了。“视察”也是用得过多过滥的词，只要领导人来了,与检查工作毫无关系，也得叫“视察”。如今,“视察”到了武侯祠，“视察”到了杜甫草堂。不知某—天，他们走到马克思墓前，登上中山陵，走进毛泽东纪念堂，还叫不叫“视察”？

【刘畅荐自《福州晚报》2005年11月13日】

其实我也想消费　作者：彭开来

昨天，一个满院秋风衣袂生凉的日子，我站在大院里看财政部长金人庆11月28日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上的大作，当看到“十一五财政政策重点是刺激消费需求”时，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小孩子的哭声，我移眼看去，原来是同院子里的一个小孩要买一个什么高档的玩具，带他的保姆说，要三四百块钱，他妈妈不肯给他买，他就一直哭到现在回来。听到这里，我心里一笑，这小孩子还懂得用哭声来刺激消费，以实际行动提前响应金部长十一五的消费政策了。看着小孩子一副还在哽噎抽泣受委屈的样子，我真想等会儿把金部长的话念给他妈妈听听，看能不能刺激一下她的消费。刚好，他妈妈来了，可我一看，念给她听的心情一下子就凝住了，我看到，小孩的妈妈眼里闪着泪花，显然又不想让旁人看到，蹲下身子，抱起孩子进屋去了。但还是没忍住，两颗大大的泪珠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十年前，我的孩子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不只一次这样的尴尬。我怀疑这消费是不是真的需要刺激了，尤其是怎么刺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就频频亮相的消费刺激，我们已领教过。那个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就认为，中国人的钱已经非常多了，银行里天文数字般的存款就是证明，无奈他们又太受传统的“勤俭持家”的影响，舍不得花钱，所以要想办法逼老百姓消费。于是，要老百姓掏钱的招数就出来了，并招招都冠之以改革的名义（以至于现在人们要说它的不是就是“否定改革”），“教育要产业化”是改革，“医疗要市场化”是改革，住房完全推向市场更是制度改革。这几招下来，为读书，有筹不起学费自杀的；生了病，老百姓的做法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医院则把付不起住院费的病人悄悄扔出去；买房呢，则更是辛辛苦苦挣一年，不够两脚站地的房钱。

晋惠帝有句名言，说是饥民吃不上饭何不食肉糜？是老百姓不愿花钱吗？这是对老百姓的莫大冤枉，也是对穷人莫大的无知，老百姓手里没几个钱，那天文数字般的存款，80%是属于20%的富人的，富人的消费已经满足了；占大多数穷人的消费没满足，潜力虽然很大，但他们何成消费得起，孩子上学要钱，生老病死要钱，住房要钱，那都是巨额开支。所谓新的三座大山，那绝不是虚夸。纵然手头有几个钱的，看看前面的日子，谁又敢轻易花掉？

为鼓励消费，学者们发挥聪明才智，编了个著名的故事，说一个中国老太太与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会，中国老太太存了一辈子的钱才买到房子就死了，而美国老太太借钱买房子也就享用了一辈子现在也死了，看谁划算？故事的哲理倒是非常清晰，很多学者型官员也在台上洋洋自得地讲给我们听，但也不过就是故事而已。我敢说如果中国的老太太也借钱买房子，说不定她早就死了。孩子上学付不起学费她也许自杀而死，生病无钱住院她也许病死。笔者有一位熟人，私企老板，资产也是几千万了，在我们这地方也算得上是一个十足的富人了，最近准备添一款高档的新车，听说“哈尔滨一患者住院67天，550万元的医疗费还漏掉了130万元未收”，也不得不打消了添新车的念头，他上有6个7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他赡养，谁敢保证他们不生病？一下子就把他给吓住了。

富人都已如此，穷人复何以堪。要说，花钱消费谁不会呢？比如前面说的那位当妈妈的，把三四百元交出去，消费就实现了，还不用为孩子的委屈难过，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现在广州、上海，都出现了不少的“负翁”，可舆论又在谴责他们了。

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拉动，各种产品最终也都是要人来消费的，经济增长还是过分地依赖投资与出口，这的确不是个办法，但大多数人消费不起，你刺激也白搭。消费了他们会有灭顶的后顾之忧，如果孩子上学都交得起学费，病了交得起医疗费，住房付得起住房费，城乡养老社会保障有望，贫富差距缩小，我想谁都会乐于消费的，又何须你来刺激。

【杨孔翔荐自《教师报》2005年12月26日／李二宝图《三座大山》】

请大家互相允许　作者：毛志成

人世间，尤其是多姿多彩且又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之间的相互“允许度”理应大些。如果有人说：“我是个俗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自己活得真实。”我建议听者都应这样回答：“允许”。一个人是俗人而不是小人，是凡人而不是坏人，是小人而不是恶人，我看就不妨允许他存在，不必予以批评。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非但不现实，而且也会使多元化的社会和人生显得单调而乏味。但是指着正人君子以及他们品德高尚的言行说：“虚伪，骗人，假正经”，这样也违背辩证法。世上的人若都是庸俗透了的人，没有任何卓人君子存在，世界便很难维持。有人是君子或是想当君子，非君子式的人也应该发自内心地高喊：“允许。”若是再进一步说：“虽然我本人是庸俗之辈，但我尊敬你这样的真君子！”那就更显得有起码的品位了。

有人一心想做官发财，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心思，但只要不贪污腐败，不搞欺骗、敲诈勾当，人们就不妨说：“允许。”但是遇到毫无官瘾也无财瘾的人，人家确实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并实实在在地发誓说立志做个有真德有实绩的人，人们也应当高呼“允许！我们敬重你！”

同样，有人结了五次婚离了四次婚，只要不违法，又无什么缺德之举，我看也应允许。另有人恪守忠贞不二、从一而终的信条，我的意思是多次再婚者也应齐声对从一而终之人说：“允许，我不反对。”

再比如，年老的丧偶者、离异者希望再婚，或搞些黄昏恋，人们应毫无非议地说“允许，同意。”但另外的老年失偶者毫无再婚意愿，一心以助子、抚孙为乐，我看也应允许，不要天天弄些媒人纠缠或骚扰人家。

有人聚到一起便专谈天下大事，对此外的话题都不感兴趣，要允许。有人则相反，对各类“大事”毫无兴趣，唯喜欢侃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我看也要毫不勉强地允许。有人只乐于写男女之事、枕席之欢，只要不污不秽，就应当允许。允许度的扩大，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这一切，都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倡有益之事，允许无害之事，反对有害之事。

【燕燕荐自《解放日报》2005年12月1日】

靠什么　作者：郑海啸

郑板桥快要死了。他52岁时才生的儿子立在床头，悲痛欲绝。“孩子，我想吃你亲手做的馒头。”郑板桥已是气息奄奄。父命难违，笨拙的儿子请教厨师，好不容易学着做好了馒头，而郑板桥已经咽气了。他给儿子留下一份遗书，上写“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好汉”。

郑板桥的这份遗书，真不知是救了儿子，还是害了他。靠真本事吃饭真是太难了。郑板桥的儿子肯定很孝顺，所以这样籍籍无名。他老爸身怀书画绝艺，名列“扬州八怪”（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炒作），也只勉强混个温饱；而他只是粗通做馒头，日子肯定很艰难，更别提名垂青史了。

艾敬的《我的1997》有两句歌词很让我感动：“凭着一副能唱歌的喉咙啊，日子过得不是那么紧张。”她说是不紧张，我却听出了生活的不易。光凭喉咙，所以艾敬出道多年仍是半红不紫，仍是为生活而满世界乱窜。而那些靠烧香拜佛，靠绯闻炒作的歌星，即使嗓子并不怎么样，却也能日进斗金。

近日坊间流传着浙江余姚的一名小学生智斗绑匪的传奇。面对绑匪，这位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竟然说：“如果杀了我能让其他小朋友平安，你们就杀了我吧！但是你们以后还是要靠双手挣钱，不然会坐吃山空的。”绑匪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们真应该惭愧，见识还比不上一个小孩子！他们也是先靠双手打工，但生活窘迫，于是就想到走捷径，结果走到邪路上去了。毋庸讳言，如今社会上确实有很多靠走邪路而成功的。但是，当他们酒酣耳热时面对自己的孩子，会不会脱口而出：“靠着一身坑蒙拐骗的本事，老爸我混得还不错！”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沧桑的尽头是曙光，是灿烂的晚霞。汪曾祺先生穷困潦倒之时想自杀，沈从文先生劝他：“你怕什么！你手里还有一支笔呢！”汪先生就坚持活了下来。沈先生和汪先生，都是靠真本事吃饭的典范。

【王翔宇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1月10日／李崇武图】

“她是一个奴隶”　作者：张香华

一个饭局的尾声，几位男士围在一起，一面喝茶，一面闲聊，其中一位忽然提起廿年前文化圈一个人尽皆知的掌故：某先生，已婚，服务公职，却有了红颜知己，两情缱绻，难舍难分，而且，女的怀了身孕，可是糟糠之妻不下堂，某先生处在两难之境，偏偏这时被人告发到自己服务的机关去，事情揭开，几乎要被解聘，还好元配夫人挺身而出，为丈夫洗刷，证明家庭和睦，丈夫清白无辜，与别的女人无染，才得保住饭碗。另一方面她送一笔钱，给丈夫的情妇，作为她把孩子生下来，从此离开当地，远赴美国的旅费，自己则承诺把孩子抚养长大，并视若己出。如今，廿年过去，红颜果然一去不复返，妻子幸能再造家业，丈夫则从此按部就班，不再出轨，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孝敬尊亲，顺事长上，像传统章回小说喜剧收场的大团圆，故事到此结束。在座的全体男士听到这里，齐声高呼这位妻子是伟大的女性，并且，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我在一旁听得十分惊奇，并不是惊奇于故事的本身，因为它是传统中国社会，丈夫有外遇，妻子包容一切的典型，所以，我听了不觉得意外，而令我愕然的是在座的男士中，不分年龄老、中、青，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大一统性。

我把故事向几个洋男士重述一遍，结果，他们的反应竟没有一个相同。有人觉得这种事不可思议，有人觉得这个太太真可怜，有人觉得是这个男人做了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也有人表示怀疑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个婚姻。我试问他们，难道这位太太不伟大吗？其中一位竟然说：“我觉得她不是伟大，而是一个奴隶！”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原不足为奇，再次令我愕然的是，同样是西方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情感型、有分析事理型、有情绪型……不像我们社会的男性，众口一词。

这面中国男人称颂的口碑，象征他们对女性一个恒久不变的梦寐。什么时候，他们对女性能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蜕变出多元的看法时，就是他们试着从被女人惯养的男性中心社会的窠臼里，探头出来的时候。

【阿彬荐自《羊城晚报》2005年11月23日／方　成图】

罩与不罩，是个问题　作者：叶兆言

南京几年前曾发生一桩惨案，一位外国人因为小蟊贼入室盗窃，扭打起来，结果导致了一家三口被杀。这个恶性案件引起了广泛议论，大家得出的经验教训有两条。第一，千万不要和蟊贼扭打。蟊贼就是蟊贼，没什么行为规范，你去和他扭打，抓住不放，其实就是邀请，或者干脆是逼他杀自己。第二，最好是把自己罩起来。据说原来有防盗栅栏的，洋人觉得影响审美，不愿意像坐牢一样，自作主张拆了，于是蟊贼乘虚而入。

那几个蟊贼根本也是业余的，是几个准备回家的民工，快过年了，工资被老板扣发，经过风景秀丽的玄武湖，见有门户大开的好机会，便想进去试试运气。都是一念之差，后果却非常严重。蟊贼通常不是身怀绝技的高人，飞檐走壁，那是电影里的故事，是小说中的描写。防盗门防盗栅栏，不管铸铁还是不锈钢，也就是提防小人罢了。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从来都是个错误观点。高人就是君子，用不着去提防，想防也防不了。小人还真是不得不防，小人者，蟊贼也。蟊贼就是那些偶然路过，会突发奇想的小人。蟊贼用不到什么本事，有胆子就行，没脑子就行。

当然也有例外，就在前几天，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小偷，引起了本地媒体的一片哗然。夜深人静之际，他悄悄地光顾了一栋高楼，沿着一根管子，不可思议地爬到了三十层。除了一楼二楼，装了防盗网得以幸免，其他的便是挨家挨户，虽然没被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却到处留下了脚印。由于案子没有破，大家现在还在饭桌上说着这事。

这一阵，因为装修新居，老王正为要不要把自己罩起来感到为难。请教朋友，一位搞美术的从审美出发，坚持认为防盗措施不堪忍受。无论多好的房子，装上这种防盗网或者那种防盗栅栏，一定会大煞风景。他的观点是，宁可撞大运，遭遇蟊贼，也不能自设牢笼，把自己禁锢。另一位一肚子社会经验，懒得和艺术家吵架，他只提醒老王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他所在地段的派出所，从上到下，从一楼到四楼，只要是个窗户，都安装了防盗栅栏。连派出所都这样，要不要把自己罩起来，难道还需要答案。

一般人认为，防盗栅栏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也有很多人持相反观点，譬如去一个城市，如果看到一栋栋大楼完全被防盗网罩住了，你首先得出的印象，就是这个城市绝对不安全。换句话说，防盗措施的有无，与治安好坏并不成正比。老王因此很犹豫，是听画家的话，还是应该相信社会经验。是审美第一，还是心理上的安慰更重要。罩，还是不罩，这真是个问题。

【曹炜明荐自《扬子晚报》2005年11月24日】

人得藐视点什么　作者：陈鲁民

人生在世，你总得藐视点什么东西，或人或物或事。否则，看什么都伟大，见啥子都敬畏，处处低眉顺眼，事事谨小慎微，那就会把自己活得唯唯诺诺，可怜巴巴，说一句狠话：你白活了！

藐视就是轻视、小看。据说牛的眼睛看东西是放大的，所以在比它小得多的牧童面前也俯首贴耳；鹅的眼睛看东西是缩小的，因而敢于向比它大得多的人发起进攻，常被人用来看家。我绝不敢提倡大家都来像鹅那样看东西，但时不时藐视点什么人或物，也是不可或缺的。

曹操藐视天下英雄，在他眼中，袁术、孙策等众多英雄豪杰，或为“冢中枯骨”，或为“守户之犬”，或为“虚名无实”，或为“碌碌小人”，一无可取；谢安藐视苻坚，在他看来，什么百万之众，什么投鞭断流，无非一群“行尸走肉”，消灭尔等如“探囊取物”。我辈或许没有曹、谢那样的博大襟怀，但一样可以藐视社会上那些投机钻营的无耻小人，藐视那些拍马溜须的谄媚之徒，不管他们多有权势，也决不与他们为伍。

列宁藐视帝国主义，嘲笑他们是“泥足巨人”；毛泽东藐视“一切反动派”，断言他们“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我们不可能有革命领袖吞吐宇宙傲睨天下的气魄，但仍然可以藐视那些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藐视那些鱼肉乡民的腐败分子，而且非常自信地“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

阮籍藐视汉高祖刘邦，说他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李白藐视当朝显贵，让宰相杨国忠研墨，宦官头高力士脱靴。我们或许做不到阮、李“世人皆浊我独清”那般清高自傲，但也完全可以特立独行，洁身自好，藐视那些假名士真草包，假公仆真蛀虫，藐视那些登龙有术的“弄潮儿”，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

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藐视同行，傲睨诗坛：“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北宋名士刘少逸恃才傲物，目无余子，有妙联曰：“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我等大可不必像这两位那样狂妄自负，愤世嫉俗，但可于心平气和中藐视那些炒作出来红得发紫的娱乐明星，藐视那些“用身体写作”热闹异常的美女、美男作家。

藐视，除了人，还有物，还有事。那些小恩小惠，蝇头小利，鸡虫得失，别人争得你死我活，用尽浑身解数，我不妨冷眼旁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藐视你！还有评奖晋级，提拔升迁，评定职称，排名先后，别人眼中重如泰山，志在必得，不然就死不瞑目，我则得之淡然，失之泰然，尽可一笑置之，我藐视你！

打铁先得本身硬，藐视，也得有点资本才行。要想“目空天下士”，自己就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视天下英雄如无物，自己就得是那顶天立地的真英雄；要藐视那些蝇营狗苟之辈，自己就得是独善其身的真君子。而且，要藐视点什么，不论对人还是对物，可能会让自己吃点亏，受点冷落，“进步”比别人慢点，“收益”比别人少点，“名气”比别人小点，但却能使我们抬头挺胸昂然平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活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果如此，那就会无所畏惧，不佞鬼神，“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你是世界首富，环球名人，哪怕你好运连连，官升如飞，只要来路不正，沾腥带污，我藐视你！

【潇风荐自《文汇报》2005年11月24日／韦尔乔图】

２００５年语录　作者：猫　眼

一、我要回家，我要工资！

这是民工岳富国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之后，岳富国便因突发脑溢血昏迷。36小时之后，医生宣布岳富国死亡。直到此时，岳富国仍然没有拿到应该属于他的工资。岳富国的遗孀姚玉芳悲愤地问道：他们咋就不给钱呢？（《成都商报》报道）

网友评：当年岳富国的双亲在给他取名时，一定没有想到岳富国首先连自己也富不了。

二、永不放弃我的北大梦

因为高考成绩未达到“一本”录取分数线，17岁的陕西姑娘小倩（化名）从位于五楼的自家阳台纵身一跃，7天之后不治身亡。她死后，记者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永不放弃我的北大梦。然而这纵身一跃却永远断送了她的北大梦。（新华网报道）

网友评：中国的孩子们，你们快乐吗？

三、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凌晨一点多，常霞还在睡梦中。5名警察及一名“线人”搭梯子强行从窗户闯入常霞的住所。常霞被他们惊呆，壮起胆子问他们是什么人。而他们却要常霞交出“和你搞的那个男人”。最终他们发现房子里除了常霞和他们6位不速之客之外，再无别人，于是不无懊恼地说：“可能抓错人了。”目瞪口呆的常霞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而“他们”却扬长而去。透过窗户，常霞看到了他们的车牌号。受此惊吓，常霞患了精神病，只会不停地喃喃自语：“车牌号，我记了；这些人，半夜，从窗户爬上来，要人，搜我房子……”（《沈阳今报》报道）

网友评：泰西有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奈中国无国王何？

四、去了长城却让水给淹死了

郑金寿曾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福建青年，他与女友许珍姐在公园约会时遭联防盘查，因为未带证件并且不愿因此而被罚款，遭到了联防的殴打。郑金寿慌不择路，最终负伤掉入河里淹死了。郑金寿死后，许珍姐说道：“他还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可去了长城却让水给淹死了。”果然是被水淹死的吗？他的哥哥郑金紫说：“我弟弟的水性一直很好，以前还是学校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被打得晕死过去，绝不会溺死。”（多家媒体报道）

网友评：孰知残暴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五、如果不是你逼我，我会志愿上街去扫雪吗？

孙凤梅是一位盲女。一场雪后，社区以取消低保资格相要挟，要求孙凤梅“志愿扫雪”。此事经报道之后，社区换了一副嘴脸，说不参加扫雪也不会取消低保资格呀。与此同时，还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说过不扫雪就取消低保资格。孙凤梅问：如果不是你逼我，我会志愿上街去扫雪吗？（《沈阳今报》报道）

网友评：似乎在很多时候，志愿这个词与其真实含义是相反的。

六、我儿，当你看信时，我已不在人间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辽宁农民孙守军的儿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老父因为无钱供儿子上学，留下遗书后自杀。（新华网报道）

网友评：不要说什么不读大学照样成材；周星驰都知道拿“人人有书念”来骗人。

七、我还能再坚持三天

管传智是一名矿工，发生塌方后，管传智被困井下，苦熬7天。他被救援人员从井下救出重见天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再坚持三天。”（《南京晨报》报道）

网友评：矿工兄弟，好兄弟，你们还要坚持多久？

八、“我凭什么出示证件？”“你个老不死的，你找死啊！”“谁敢关我，我一个电话，明天就叫你下岗！”

阜阳一建筑集团的副总、该集团合肥分公司的老总酒后在街头疯狂撒野，殴打出租车司机、群众、交警、派出所民警。（《安徽市场报》报道）

网友评：一个老总究竟为什么敢于说出这样的大话？我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总的企业管理权力和我们的行政权力互相勾搭。

九、既然是公厕，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工地工人丁永生说。丁永生所说的公厕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崇光百货东南100米处，这个公厕的管理员不让附近的民工进入。（《京华时报》报道）

网友评：公厕的公是什么“公”，我想是给公仆们做样子的罢!

十、我想要那个孩子

在接受采访时，马卫花淡淡地说：“我想要那个孩子”——马卫花因为贩毒而被捕，然而此时马卫花已有身孕。按律，有身孕者不得执行死刑，于是警方在未征得马卫花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全麻，强行人工流产。事后警方说，怀疑马卫花故意怀孕避死。（《南方周末》报道）

网友评：已无话可说。

【选自《凯迪网络》2005年11月25日】

按“职”论价　作者：蒋庆坤

一　稿酬

某市办了一份内部刊物，由四大班子领导人组成编委会，市委秘书长任主编，并拟定出内部稿酬标准：凡市级领导署名的来稿，无论是会议报告、讲话稿还是秘书代写的文章，一律每千字200元，副职150元，部处级正职每千字100元，副职80元，正科级50元，副科级30元。但凡基层来稿，无论何种体裁，文字优劣，一经采用，一律按每千字5元付给稿酬。

此内刊创办三年来，该市各级领导干部来稿率逐年递增。干部用稿比例已从第一年的13.8%提高到现在的98.5%；基层来稿采用比例已猛降到1.5%，常常每期只有一篇。从今年第一期起，该刊已被有职务的干部所独占。主编说：“这是好事嘛。”

二　送年礼

某局每年春节期间，照例要用公款向市四大班子领导以及省主管领部门领导送年礼，以示“意思”。送礼的标准也按职务有所区别，即：正厅级（包括市级）3000元，副厅级2500元；正处级2000元，副处级1500元，正科级1000元，副科级500元。

据说此规定实行多年以来，从省主管部门到市里的领导都十分满意，一位分管市长还表扬该局“办事顾全大局”云云。

三　“分红”

某县为了让城区居民及附近乡镇老百姓都能吃上放心肉，由政府出面在县城办了六七个白肉市场，所赚利润每年都有几十万元。每到年关，这些钱就用来给县直机关干部“分红”。“分红”的标准自然也按职务不同拉开距离，有所区别：正县级5000元，副县级3000元；正科级2000元，副科级1000元；正股级500元，副股级300元；一般干部一律150元。全县所有干部人人有份，“分红”后皆大欢喜。

另外因为县委书记是市委常委，经“分红小组”研究决定，也应体现“职级区别”，所以在正县级基础上，单独给县委书记增加3000元。

【翟明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1月18日】

俺小的时候……　作者：袁淑民

俺今年四十岁了。今天，俺把俺小时候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事，与今天同龄孩子所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事来做个对比，于是就出现下面两种情况：

一、俺小的时候，不想上学，老师来家里做工作，是怕俺学不到文化，学不到知识，才不厌其烦地来劝俺。

【如今，老师同样来家里为孩子做工作，但现在怕的是完不成招生任务、拿不到高额奖金。】

二、俺小的时候，在学校极少看到老师或学生戴着近视眼镜。

【如今，在中学和小学，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戴近视镜的已不稀罕，稀罕的是近视眼已在幼儿园出现。】

三、俺小的时候，曾经走失过，好心人先把俺留下，给吃给喝，最后还把俺送回家。

【如今，邻家一个孩子丢失，同样有人把他送回家，好吃好喝不说，临走时好心人还索要一千元好心费。】

四、俺小的时候在外地上学，因丢了钱包，曾向陌生人借过八块钱。

【如今，家庭、学校、社会都规劝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五、俺小的时候，跟大人进过饭店，点的菜、要的汤绝对能吃完。

【如今，去饭店已成家常便饭，说什么，这不叫改善，那是装脸面，找感觉，吃完后菜和汤能剩一大半。】

六、俺小的时候，跟大人坐公共汽车，有人给大人让座，还有人给俺糖吃，逗俺玩……

【如今，公共汽车上多是冷脸冷面，谁和谁好像都不相干，让个座还想收点钱。】

七、俺小的时候，大人议论最多的话题是生产、劳动、工作，盖房子、结婚、过节过年。

【如今，大人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发财、升迁、奇遇、麻将、争斗、攀比。】

八、俺小的时候，在村里看到的标语多是“一心为公”、“为人民服务”、“节约光荣”、“大干快上”、“多快好省”、“颗粒归仓”。

【如今，乡村的标语多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轻者罚，重者铐”、“禁止焚烧秸杆——见烟就罚，起火就抓”、“酒后开车=拘留15天+罚款1500元”、“破坏庄稼，绳之以法”。】

九、俺小的时候，大人业余生活多是玩扑克、读书、看报、下棋、讲故事、去公园。

【如今，大人的业余生活多是赌博、玩彩票、看电视、游玩、闲聊。】

十、俺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乡邻和睦，亲密无间，张家吃一顿好饭，也要给李家送一碗。

【如今，还是这个村庄，喜的是：电视多了、楼房多了、防盗门多了，悲的是：争吵多了、打架多了、丢东西多了。】

【阿彬荐自《教师报》2005年11月23日／丁　聪图《减肥灵》】

出租屋抓嫖　作者：许　锋

出租屋里住着的都是单身汉子。认识的住一起，一间房子里几张高低床，上上下下挤满了人，有的是老乡，有的是同事。出门在外，认识了就有个照应。再说，住出租屋的，都是蓝领什么的，工资低，几人住一间屋，一人才一百来块。

这里是广州。南方厂子多，打工的人多，所以，一些厂子附近的出租屋就有了规模。这些出租屋是七八层高的楼，一栋接着一栋。每栋楼几十套房子，每套房子里住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租屋是本地人的投资，本地人是不住出租屋的。起先也不是这样，但随着一套接一套房子被出租掉，一个接一个的房东也就不在这里住了。人多手杂，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治安差。

正热的天，从楼道进去，开着的门口躺着赤裸的男人。不是全裸，该遮住的遮着呢。再往深里看，一个接一个的男人光着膀子在喝酒，说话，看电视，甚至粗声地骂娘，抽烟。我已经交了房租，否则，我会重新选择一个相对安静一些的地方。楼道里也不干净，到处是垃圾。我住六楼，我的房子是干净的，也是安静的。关了门，也就关住了楼道的吵闹，也就关住了那些下苦力汉子身上难闻的气味。

我也是单身男人。太太在深圳。她有工作，也很忙。我也有工作，也很忙。我们都有收入，而且，不高也不低。所以，我就有条件住好一点的房子。一室一厅，有卫生间、有厨房，有有线电视，有电话，基本可以说，该有的都有，除了没有女人，它就是一个家。我的窗外还有树，有草，当然树多了，草多了，蚊子也就多了，但这不是问题。并不影响我关了门之后在房子里悠闲地走来走去，或者像楼下的汉子们，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穿。我没有骚扰别人，别人看不到我，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

我上楼下楼，看见那些汉子时，那些汉子也看见了我。我有一些担心，要知道，我一个人住一套房子本身就是一种招摇，那说明什么，说明我有钱。其实我没钱，但给人的感觉是我有钱。那就很容易被人盯上。因为这个考虑，我平时根本就不把笔记本电脑什么的往屋里提，那就更容易引起汉子们的注意，谁知道汉子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没有流窜犯。

太太来了我就不是单身了。太太来时，已经很晚了，周末，她下了班，坐大巴，经广深高速，然后转车，到我这里时，就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把太太接上，摸着黑往楼上爬。出租屋的楼道没灯，也许是没人管，也许是没人愿意掏楼道的电灯费。总之，楼道里是黑的。我们悄悄地上楼，我想，汉子们睡了，耳朵没睡，那些眼睛和耳朵，对女人太敏感。

我和太太洗了澡，我说，想死我了，她也说，想死我了。我们都想死了。正当我们激情洋溢时，有人敲门。敲别人的门呢。我们继续激情洋溢，这时，有人砸门。太太说，是砸我们的门呢。我知道，那门不结实，如果真是砸我们的门，再有几下，门就破了。我对太太说，你别动，我去看一下，马上就来。我穿上内裤，从卧室出来，客厅的灯没关，我还在劲头上，某个部位还没消停下去，就侧着身子把门打开了。两个警察呼啦闯进来，他们亮了一下证件，瞅了一眼我的三角裤，说，有人举报你涉嫌嫖娼，然后就冲进了卧室。太太一声尖叫。警察说，好啊，现行。

当然只是虚惊一场。警察最后鞠108度躬诚挚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送警察出门时，楼道里户户的门还都紧闭着。警察说，只有群策群力，出租屋的治安才能搞好。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说话。

我非常想安慰一下太太。受了这般惊吓，太太的情绪一定完蛋了，而且，我要换房子。太太却说，你还说治安不好，有这么负责的警察，大家都放心。

【陈章荐自《羊城晚报》2005年11月14日】

走样的改革（外一篇）　作者：郑连根

大林对王五说：“北宋时，为了革除财政痼疾，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结果以失败告终。关于失败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碍，最近读了这方面的文章，才发现另有‘隐情’。比如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不但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反倒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这样做可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标准是年息二分，地方上却改为半年一贷，利息也收二分，一年放贷两次，就成了年息四分。结果就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王五说：“王安石做过地方官，是了解下情的，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曾在任上试行，所以不是冲动之举。王安石的道德操守也很过硬，连政敌司马光都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可是，王安石不能指望所有的官员都像他。他一心想的是强国富民，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操守，他们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

“是啊。”大林说，“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各地下达了贷款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就硬性摊派了，摊派的同时再加码，改革也就跟着走样了。结果，改革没有让百姓受益，却帮了腐败的忙。”

王五说：“所以，要实行一项改革措施，仅有理论层面上的推演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野　蛮

吴也对王五说：“最近读了一本介绍古代法律制度的书，才知道过去多么原始，多么血腥。几千年前的古巴比伦法推崇报复，如果房屋倒塌砸死了房屋主人，那么这座房屋的建造者就要被处死；若砸死了主人的长子，那么建造者的长子就要被处死。”

王五说：“那也太野蛮了，如果是现在，出了倒塌事故，我们怎么也得先追查责任，是天灾还是人祸，得分清楚再说，怎么能不分清红皂白就把人处死呢？”

吴也说：“古代法律粗糙，来不及把责任分得那么细。”

王五说：“说到底还是古代人头脑简单，不会制定出现在这么复杂的法律体系。如今别说房屋倒塌，就是室内装修污染都有严格的检测标准。不能说新装修的房屋有气味，就是污染超标，想打官司讨说法，得找专业部门、用专门的仪器检测。另外，还得出检测费，不能人家白跑腿。”

“复杂了才能精确。不过，法律复杂了，讨说法的成本也增加了。”吴也说。

王五说：“有时候一复杂，事情反倒不好办。就拿买房来说吧，现在要验资质，看样本，先交房，再办证。从建房到销售，再到物业服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叫买房人头痛不已。找物业，物业说是建造者的问题，找建造者，又说是售楼小姐说的不清楚。”

吴也说：“所以，野蛮有时也有好处。如果现在的法律规定，产品有了质量问题，就罚得生产商倾家荡产，我想，伪劣产品即使不会绝迹，至少是不再充斥市面了。”

王五说：“也对。野蛮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野蛮中包含的惩罚威力却值得我们借鉴。”

【张颖荐自《济南时报》2005年12月1日／方　唐图】

校园纪事　作者：王　雨

今年不收择校费了

今年不收择校费了，消息传来，市民老王一家三口都很高兴。儿子要上高中了，按正常的“行情”，要上好学校，就得择校；要择校，起码得2万!今年不收择校费了，可以省2万元了！多好，太好了！

因为是好学校，又因为不收择校费了，所以大家蜂拥而至，报考的人简直可以用火车装。多得吓死人。

老王的儿子还算争气，考了个450分，超过分数线25分，但学校规定：不全唯分数，要面试，考察全面能力。

面试下来，情况不妙——据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妙！为什么？学校好呗，人家要求高呗！怎么办？！赶紧托人呗！曲曲折折，辗转反侧，不知转了多少弯，托了多少人情，总算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老王夫妻俩晚上关门一算账，傻了：又托人情又送礼，短短半个月的功夫，竟然整整用掉了2万5！

今年不收择校费，偏又花了大价钱！你说说，这是什么理？！

穷局扶贫

在“一助一”活动中，文化局和青峰岭希望小学结成了帮扶对子。文化局是个穷局，看见其它单位在帮扶活动中又是买电脑，又是送钢琴，锣鼓喧天，兴师动众——结果电视里有影，电台里有声，很是风光，再看看自己：实在是太寒酸、太没面子了。于是局里下定决心：送一批图书和音像制品外加一台VCD给青峰岭希望小学。也千方百计地请来了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同前往。

山区的孩子从没见过这么多图书，更没见过VCD，所以都很高兴。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却见过：这些书和音像制品以及那台VCD，不是文化局春节前“扫黄打非”活动中收缴的“战利品”吗？！

回来路上，记者们拿文化局长开玩笑。局长一脸苦笑：“唉，没办法，我们穷，只好借花献佛了，可我们的一片心意却是真诚的！”

我不要您的钱了

某官近年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且前途继续看涨。为打基础故，欲再树形象，遂令手下代为物色一失学孤儿，以个人名义，每年拿出800元助其上学。当然，钱每次都是手下代出，随后再公款报销。两年有余，官人未曾与孤儿谋面。日前政府换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官人决定亲自去学校看望孤儿。于是手下安排报社、电台、电视台等记者一同前往。

对着镜头，官人把800元钱摊成扇面递到孤儿面前——孤儿伸手想接，官人却攥得很牢。于是孤儿开始说着早已安排好的感激话。“演”了二遍，官人认为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官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孤儿一遍又一遍地重说。说着说着，孤儿哭了，孤儿说：“叔叔，我不要您的钱了，真的，我不要了，你让我回去吧……”

是个好人

周一，勤杂工小李找王校长反映情况，小李说完，王校长很果断，拿起电话，要通了后勤处的处长：“小李这件事你们知道不？怎么拖着不办？我认为挺合理的，你们要抓紧研究，群众利益无小事，我的意见是抓紧研究，按政策给人家办！听见没有？！”

周二，校长的外甥女来找校长，听她说完，王校长很果断，拿起电话，要通了后勤处的处长：“李处啊，我有个外甥女，对，叫秦翠娥，她跟我反映了一个情况，我作为她的亲戚，不便于发表意见，你们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符合规定的话，就给她解决了，如果不符合规定，你们就照章办事，千万不要看我的面子，对，咱们领导要起好带头作用！好，那就这样吧！”

一周之后，秦翠娥的事情解决了。

一月之后、一年之后，勤杂工小李的事情依然没有眉目，但在小李的心里，对王校长仍然充满了感激——小李觉得，王校长说话办事干脆爽快，不拿架子，是个好人！

特殊贡献奖

岁末，某重点中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表彰了28名荣获“特殊贡献奖”的老师。

有一年轻教师不解，问一年老教师：特殊贡献奖？他们有特殊贡献吗？我怎么觉得这受表彰的28位在教学上好像没啥特殊贡献呢？！

年老教师答曰：咱校不是办了几个贵族班嘛，“拉”5名以上学生者，老师便可获“特殊贡献奖”，这几位每人都“拉”了10多个学生，所以……

年轻教师释然。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第1期／李保堂图《也是资源》】

关于做官的思想汇报　作者：叶延滨

叶延滨先生简介

叶延滨，1948年生于哈尔滨。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曾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诗刊》常务副主编。

叶延滨以诗名世，其创作的组诗《干妈》获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诗歌奖”，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其后，叶延滨在杂文、散文、随笔、评论等方面的写作也多有建树：杂文《对号入座》、《心曲》、《说牙》等作品，展示了作家思想的敏锐和很强的文字表现力；随笔《TV时代的文化景观》、《人性的饰物》、《都市的另一种生态》以及散文《魂牵梦绕》、《圣地》、《草色》等篇目，呈示了作家丰厚的人生阅历与学养。迄今正式出版个人专著共有四十部。

想当官的叶延滨在听不想当官的叶延滨训斥。

想当官的是个书生，好读文件，习惯领会上面的精神，读得多了，读出了官瘾。他自以为那些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的话都是冲他说的，于是自我感觉良好了一阵子。不想当官的则嗤之以鼻：“书生!你这自高自大的样子就不配当官。当官的最基本素质是什么？官者，管也!都以为会管人者为官，其实差矣!会当官的最重要一条是会被管。县令上头有州官，州官上头有中书令，只有皇帝不被管，所以皇帝不叫官。自古以来，会服从会邀宠会谄媚者才配去当官。今天？不说今天，就说你，自大多了点儿者，臭也!”

不配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也不配当官的叶延滨教诲。

“你这个人太认死理，这就不能当官。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活了几十年，你见的官不少吧？有几个是认真的？数吧!对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你的缺点就在于你太追求自我人格完善了!国家的事情有时办得尚不完善，哪能先把自己搞得那么完美？”不配当官的叶延滨听了仿佛清楚了又仿佛更糊涂了。他想起一个例子，这些年天天在喊反腐败搞廉政，越喊这事儿越说不清楚，按焦裕禄为标准去衡量吧，那么官场上好像没几个清的；不按标准按他们个个表白的态度去看吧，好像又都在认真学习老焦同志。看来思想方法有问题不假。从前凡是遇到这类难题，离政策近的人总爱说“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话，现在不说这话了，大概即使十个指头全烂掉了，也还要看一只手和整个人的关系吧？想到这里，叶延滨也觉得自己有点“不配”了。

不能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可能当官的叶延滨启蒙。

“何况你还写诗!诗人哪能当官？当官的必定是诗人，但诗人必定不能当官。诗人最优秀的不是李白么，李白也没当成官。为什么，因为优秀，优秀在有情有义有才。当官必然是诗人，官越大，越会写诗，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你搞错了顺序，所以不懂为官之道，当不了官。”不能当官的叶延滨对这番话仿佛听懂了一半，有人曾对他说，写诗写不下去了，就去写散文，散文写不下去了，就去写评论，评论写不下去了，就去当官。又有人对他说，你过去诗写得不错，现在散文比诗写得好，将来一定能当个好官。这些话听多了，也才发现赞扬中的酸味。前年到山东听到一句偈语，人民的好干部就是一句话，“两袖清风一肚皮酒精。”叶某人没有酒量，看来官场已随中心转移，从会议室迁入酒席宴会，没有酒量的确实不能为官。反之，好官们一肚皮酒精，“斗酒诗百篇”，篇篇都是主旋律。

不懂当官的叶延滨继续听自以为懂官的叶延滨神侃。

“你懂当官的诀窍吗？近的不说，说远的，在西方世界当官的被称为政客，我们这里的领导（牛群称为冒号的）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政客们那样没脸没皮地说大话，说假话及其说骂娘的话，你有本事说吗？冒号们说的那些套话、社论话、文件话，永远正确而没用的话，你有耐心操练吗？”说到这里，叶延滨有些不服气了，自以为也会这一套，比如：叶某人从本质上看前途远大，当然目前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弱点，我们希望叶某人继续进步，在改正缺点的同时，不要丢掉了自己的长处，长处要发扬够，短处要不断克服，既要看本质，又要看表现，动机很重要，社会效果和群众反映也要注意。群众总有先进与落后……

说着说着，叶延滨当官的那点念头无影无踪了。

【李鬼荐自《羊城晚报》2005年11月23日】

“退场”规则　作者：叶延滨

在北京的各个机关中，世界级名人最多的单位，要算是国家体委了。我不知道总共在国家体委的大门里，走出了多少个世界冠军？成百上千，恐怕不算过分。在北京的各个机关中，下岗退休转业最多的那个单位，也要算国家体委了。当然那些国家队的队员，也许从来没有进入过国家体委铁饭碗的编制中，但是他们是国家体委“国家队”的一线将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儿算是对上号了。

体委能出这么多世界名人，当然可以找出若干原因，如改革开放了，国力提升了，思想工作深入了，这些都是写在报道和总结中的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家体委统率下的各个“国家队”，都有严格而明确的退场规则：无论你曾经何等风光，只要你不能再出成绩了，请你走人。不仅没有当过冠军的要走人，就是当了冠军的也要走人。流水席才能让新人脱颖而出，换句话说，先有了出，才能有进。

现在说激励机制，多是说上，竞争上岗；说进，公开招聘。其实，没有说的那一面更重要，退场与转场。就是说原先站在这地方的人不再适应事业发展了，或者说这里的事业不能很好地为在场者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了，要让这些人能下，能退，能跳槽。否则，新人挤进场，老人走不了，天下不太平。建立和谐社会这个大题目，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让人心平气和接受的退场规则！

客气地讲，现在退场成为“理所当然”，成为让在场者接受的规则，一是体育界，二是军队。军队要打仗，所以复员转业是年年必办的大事，老兵走了，营房里才有空床让新兵蛋子睡觉。体育更是硬杠子，更高更快更好，谁比谁“更”上了，他就服气认走吧。除了上面所言，一个单位不能适应个人的发展，个人要跳槽，一般说来目前还能正常退场。

不客气地讲，现在许多部门还是没有建立良性退场规则，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良性。何谓不良性？就是在场者对“退场”没有健康的心态，不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之事，把退场与失败、与错误、与丢面子等量齐观。向上走，体面光彩；向下走或者是换个地方，则生气、丧气、怨气甚至于生病得癌也咽不下那一口气！

在场者对于退场没有良好的心态，这是“软件”出了问题，它反映出我们退场规则的硬件设施不健全。说到硬件，当然制度化是重要的。和谐社会需要必要的制度作为基础，特别是在“退场”这一流动环节。我想强调三点——

其一，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才制度，以仕为主，以品级的提升作为激励，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退场是人生失败的标志，退休是事业终结的标志。因此，宁死不退，生死较量，守土如命。使在这种人才环境中，退场机制成为一种人才的绞杀机制，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严重地影响了人才流动，特别是心理上的影响。同时，进退不畅，在每个具体的单位，为进退上下，大量的精力花在人际角力，窝里斗，对人力资源形成巨大浪费。

其二，现代社会的建设观：先搞好出口。搞开发区，三通一平，大楼没起来，排水管先埋好了。一座大楼，不一定有饭铺餐厅，但洗手间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洗手间越气派越漂亮越清洁，说明这座大楼的管理越先进，越人性，越现代。

其三，最优秀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和谐社会讲究的是和谐。和谐者，最适当的搭配也。最有力的例子是婚姻。中国的婚姻法，新中国婚姻自由的第一次实施，是“自由结合”。新凤霞唱评戏唱出大名气，重要的是一句唱词“从此后要自己找婆家呀”，唱到了亿万人心坎上了。改革开放后，婚姻自由的第二次强调，是“离的自由”，离婚不再成为“不光彩”之事，也就让冤家分手，不分手的现存家庭更多地处于真正的和睦状态中。认真想一下，跳槽也罢，分流也罢，退场也罢，都是让一种不和谐的关系中止。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是老祖宗挂在嘴上的话。

建立完善的退场规则，这不仅是一种人才制度，人事管理方针，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退场者或心悦诚服，或心满意足，或心平气和，落实在人心。人心稳，天下安！

【马静荐自《叶延滨文集（四卷）》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方　唐图《恋栈》】

贼惦记　作者：叶延滨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话太有道理了。道理说出了一种心态，一种没有时间、地点、后果的危险。凡是好人，大概都有被贼偷的经历，被偷被盗，让人心疼，然后自认倒霉，重新来过。但是被贼惦记，而且自己又知道，这日子就过不安生了。什么时候来呀？会偷什么呀？光是谋财会不会害命呀？怎么还不露面呀？这东西买回去就是给小偷准备的呀？小到一家人，多到一个国家，哪怕是美国这样牛皮的霸权强国，不也有着一个钻在山洞里的拉登惦记着，惶惶不可终日，就叫恐怖主义。

被贼惦记不是好事，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心里放不下某件东西，也会近似“贼惦记”。只是那贼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那点小心眼。女人光惦记着这张脸叫人多看一下，忘记了自己早过了清水出芙蓉的光景了，于是花大银子上油、抹粉、开刀、拉皮，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把一张脸变成了毛胚房，天天装修，虽然得到了许多回头率，但回头后的眼光都是：“哇塞，又出来个吓人的！”

男人过了光景，也就不太注意自己的脸了，不仅不注意脸面，身体也不注意了，爱穿西装，此西装和彼西装一样，不一样的是身份。身份是身外之物，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排序”。身份是身外之名，是某局长、某部长、某书记。局长部长永远存在，变化的是前头那个姓，惦记的就是刘部长变成自己这个张部长。寝食不安，朝思暮想，惦记的就这个事。像小偷天天惦记着别人的钱包。其实，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老一辈革命家说得好，都是一颗螺丝钉，今天把你拧上去了，总有一天也会拧下来，丢进回收站，最惨的是别人还没想把你拧上去，自己往螺丝眼里钻，弄不好，崩了丝，掉进阴沟里，悔断肠子。

也有志得意满，好像什么也不惦记的主儿。比方说金庸先生，钱有了，名也有了。从俗人那里挣武侠小说的钱，从高等学府浙江大学等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挣文化名流的名。玩够了，又要到国外某大学挣“学位”。真的如此好学上进？我看也是惦记着成为新闻热点，一天不热，就不自在。读学位真的天天坐在教室里听课吗？绝不会。真的需要学习新知识吗？学位不等于新知识。什么都有了的金大侠，大概想来想去缺一件名叫学位的玩意儿，也惦记上了。唉，侠与贼，有时也相通，当都是在惦记着一个物件时！

作家本来是与世无争，拿一支笔写字换钱的人。世界上通称“自由职业者”，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不想睡就写字，自由自在的代表叫陶渊明。只是，叫自由职业偏偏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先是写字要换钱，这是人之常情，谁也要吃饭穿衣睡一张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是惦记了利，又要惦记名，开会坐主席台，评奖要得奖牌，媒体上要露面。本来这名就是个虚得不能再虚的东西了，浪得虚名叫多少人竞折腰？眼下的虚名，还是过眼的烟云，虚得还能有影儿，还是月边晕，水中影，江头虹，山涧云……还有更虚的叫“流传千古”。真的流传下来的就是最好的？我最不信，最不信的就是“经得起历史淘汰”这句话。秦皇阿房宫，最好的东西留下来的就是那几片瓦当？盛唐文化最好的东西就是留下来的乾陵前神道的几尊石兽？劣币淘汰良币，不仅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处处看得到，就是在历史的翻天覆地中，最经不起折腾的也许就是那些美轮美奂的东西。用生命的现实去博取来世的虚名，这真是买最不能兑现的彩票，白日梦。如果真有来世的实惠和来世的虚名，如果有，我何尝不可认为我的前世是李白？你又何尝不可能你的前世是和珅？我又何必羡慕已成了“符号”的虚名？你又何必装作前世干过什么坏事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被人叫做诗人，我也不写古诗，我知道我写不过我的前世。所以，你被人叫做编剧，你把和珅写进了戏说的故事，因为你知道你的前世满肚子装的坏水。笑一笑，说千古流传，真是如大胆的贼，偷完了当下的名与利，还惦记着下辈子的吃喝！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多好的话，大事小事，于人于己，好像都一个道理……

【马静荐自《叶延滨文集（四卷）》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王　青图】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作者：王跃文

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值得说说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有位供职故宫博物馆数十年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

故宫博物馆为了修复那张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象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只怕也抬举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象，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吧！玩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先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呢？我想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丛杉荐自《北京青年报》2005年12月6日／张　滨图】

五十六年前的一次广播找人　作者：狄　马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词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文化人丢下，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我们继续讲吴有训后来的故事。146天的电波召唤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20年前那场持续146天的广播？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5年11月2日】

百年段子　作者：刘琼雄辑

□在胡适晚年，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小贩名叫袁瓞，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想知道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知道袁瓞背景后十分高兴，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胡适还邀请袁瓞到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用一个手巾包了10个黄灿灿的芝麻饼，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送给胡适。胡适拿起一个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响，心情欢愉得很。

□欧阳应霁在饮食中提倡“半饱”。他说，在太满之前止步，让自己有余裕去容纳其他美好；享受恬适的同时，还有动力追求刺激。“半饱，其实更贪心。”他还说：“半饱是一种新时代的良好品德，半饱是一种自我完成，半饱是生活高潮之所在，半饱是一种感觉，真好。”

□多产作家刘墉对人说自己会花两小时细细看鸟，听者却说他矫情，他很委屈，“怎么是矫情呢？我的确会花两小时看鸟啊。”他不仅看鸟，还会收集梦，看花，看蟑螂。刘墉说，“我每天最多写两小时。”

□香港才女作家亦舒对好生活的概括是：“……冰箱大堆啤酒，有洛德·斯蒂沃录音带，一套庚辰本石头记，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个有人看的专栏，哗，夫复何求。”

□丰子恺颇有童心，会问儿童一些奇怪的问题。他曾问他时年四岁的小孩华瞻：“什么事情让你最快乐？”华瞻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逃难！”丰子恺不解：“为什么逃难最快乐呢？”华瞻回答：“因为逃难就是全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记者问苏青：从一个女性来看，是用自己赚来的钱快活呢，还是用别人的钱快活？苏青回答：那我要说，还是用别人的钱快活。记者再问：为什么呢？苏青说：用母亲或是儿子辛苦赚来的钱固然不见得快活，但用丈夫的钱，便似乎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多担任着一种叫做生育的工作。

□李小龙喜欢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乐趣。他有很多“小绝活”，例如可以轻松地把手指插进一罐未开封的可口可乐，或者一个侧踢使一只45公斤的沙袋破裂。美国著名柔术大师威利·杰伊（WellyJay）回忆说，他最后一次看到李小龙是李小龙住在好莱坞时。“那时李刚刚把家从卡佛城搬到洛杉矶贝尔空港。在李小龙新家的院内，悬挂有两只很重的沙袋，大约135公斤重，我几乎都移不动它，然而李对我说，‘嗨，威利，看着！’接着，他就飞起一脚把它踢悠得老高，几乎碰到天花板。”

□金庸曾说中学时代是他最快乐的时期。那时的他记性好，应付考试得心应手，还觉得考试是一件乐事，但他的同学却多有“恐考症”。金庸于是想到拔刀相助，他与两个同学一番策划，鼓捣出了一本叫做《献给投考初中者》的书，专谈应付考试的经验和技巧。结果这本小书在当时出奇地畅销，除了浙江省，连江西、福建、安徽等地都有得卖。

□阿城享受人生，不强求一定要多么富贵，他总认为在俗事里也可以找着人生真滋味，因此他抽烟斗，却不一定要挑剔什么，所以他随身常备的老是最普通的烟丝，抽得却还是呼呼有劲。

□翁帆和杨振宁都喜欢古典音乐，一旦两人有时间坐下来，都会打开音响。卧室里有一张小小的双人布艺沙发，是他们婚后买的第一件家具，杨振宁称之为“loveseat”。当时为了买张合适的沙发逛了很多家居城，因为他们希望沙发不要太大，刚好让两人紧挨着坐下来，逛了几天才找到这张大小合适的沙发。晚餐后，两人经常会偎依着坐在这张沙发上，看碟，听音乐。

□1926年，梁实秋留学归国，在前门东火车站一下车，“乃把行李寄存车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一口气叫了三个爆肚儿，盐爆油爆汤爆，吃得我牙根清酸。然后一个青油饼，一碗烩面鸡丝……”他说，这顿“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

□贾樟柯回忆说，“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我去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便有些烦他。在我的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

□成龙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跑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书一本一本取出来重新摆好。他还特别喜欢下雨天，半夜听见打雷，就会马上穿好衣服出去，在路上把车里的音响开得声音很大，大到盖过雨声，然后开着车就这么在雨里绕着香港兜一个圈，然后再回到家里，一个人躺在那里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一听见预报说台风来了外面有灾情，成龙就会立即穿好衣服出去，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到处找抛锚的车子。他说，“奔驰在狂风暴雨里，路边溅起好大好大的水花，那时候我的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沈从文在给黄永玉的信中讲：“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云云，描述得如诗如画，亲切生动，似乎不是下放，而是在度假、幽居。他还破天荒做起诗来，并试图在“七言说唱文”和《三字经》之间用五言旧体表现新认识，长诗《双溪大雪》至今在鄂南脍炙人口。

□关于快乐，写过《生活的艺术》的林语堂的要求是：“我要有一个好的图书室，几根好的雪茄烟，一个了解我，不扰乱我工作的女人，这是能使我快乐的东西，我将不再要别的什么了。”而林语堂的图书室的标准是：“我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在那里可以工作，一间不很整洁的房间，不用灰布去拂拭它，但又是一间安适、亲切而又熟识的房间（书香和其它无从辨别的气味，满室充满着烟雾）。”

□上大学时，王世襄迷上了欣赏葫芦和收藏葫芦，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后来他又专在北京的朝阳区找了一块20亩的“自留地”专门用来种葫芦。王世襄的厨艺也不同凡响，他在文章中谈到去朋友家做菜的心得时，称“主料、配料、黄酒……都得自己带去”，末一句忽然提到香菜，又说道：“香菜也须在农贸市场上选购，细而长的不如短而茁的好。做一盘炒鳝糊，如果胡椒粉、香菜不合格，未免太煞风景了。”

□康有为晚年在上海辛家花园的游存庐居住期间，对后花园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去经营，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池塘，上面架了两处木桥，池内可以荡舟，挖出的泥土堆成一座大假山，山腰装点有草亭，散落在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其中有应日本小妾鹤子的要求从日本运来的400株樱花，还有产于苏州的数十株红梅，另有桃花400株，还有不多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旁边、屋檐下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园内有500尾大金鱼，还别出心裁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一头驴子。

□沈君山以打桥牌为例表示了对电玩的看法。他说，桥牌通常要二到四个人，面对面边打边聊天才好玩，大家脑力激荡之余，还可联谊交朋友；电脑游戏则不然，它是种疏离的游戏，不用见面，随时开机，随时可玩，很容易废寝忘食沉溺其中，且无法培养人际关系。

【选自《城市画报》2005年11月11日／清河鱼图】

新编《声律启蒙》　作者：苏中杰

一　花发

水对云，池对洼，噪蝉对鸣蛙。假话对真绩，实干对浮夸。雾里影，镜中花，琵琶对喇叭。会海有鱼鳖，文山无桑麻。依样转发因紫莽，照本传达为乌纱。善走过场，高论从不着地面；多搞形式，大名得以到天涯。

其二

山对水，叶对花，暮雨对朝霞。净化对污染，俭朴对奢华。富人宅，贫民家，香酒对苦茶。绣阁醉闲人，枯枝栖倦鸦。柴门数月无肉菜，宾馆常年倒鱼虾。雨雪纷飞，下岗工人寻温饱；觥筹交错，升官干部庆腾达。

二　梭波

云对雨，柳对荷，游玩对吃喝。包厢对套间，曼舞对轻歌。快活楼，安乐窝，野汉对娇娥。为官心有色，饮酒面无酡。寻欢撒出百把钱，做人丧尽一生德。干群会上，为党为民意调少；风月场中，依花依柳情语多。

其二

白对黑，厚对薄，害民对爱国。贪污对盗窃，明抢对暗夺。里头掏，外边剥，回扣对倒割。巨资天外楼，肥水地下河。红包方兴法似泥，黑心一起人如魔。纲纪欠刃，蛇蝎之辈随手弄；国家失血，虎豹之人张口喝。

三　乜斜

直对曲，正对邪，污浊对清洁。先生对小姐，大款对小妾。钱哗哗，声嗲嗲，丢脸对失节。绿帘进野凤，红花招浪蝶。染缸酱水横大路，黑市鱼腥贯长街。长舍贱身，今夜枝秀宠似玉；三陪薄命，明朝花谢弃如鞋。

其二

虚对实，圆对缺，庸才对俊杰。嘴尖对皮厚，腹空对心邪。肝一霉，腿必瘸，浮名对实学。工作不能干，待遇却善攫。败叶随风笑其乐，金豆落泥空自嗟。胡戴头衔，直拿事业当游戏；乱批职称，如助盗贼去打劫。

四　姑苏

近对远，有对无，三江对五湖。地北对天南，星落对日出。雷声大，雨点疏，清楚对模糊。枪鸣鸟未落，兔死狐不孤。民膏被偷猫是贼，国财遭窃鼠成猪。拒绝空谈，倡廉应防掏暗洞；反对高调，肃贪方可展宏图。

五　衣期

鱼对蟹，狗对鸡，腥水对污泥。益众对利己，为公对营私。关系网，人情梯，七舅对八姨。原则两种脸，规章一张皮。狗得金碗年年饱，牛落枯井天天饥。鸦代黄鹂，绝无清韵响幽林；荆替红桃，空有俏蕊落长溪。

其二

彼对此，雄对雌，猿啼对马嘶。抓权对谋利，明打对暗踢。分派别，建嫡系，马屁对牛皮。胡搅无清水，乱击有烂泥。两犬相咬嘴毛同，双鳖互亲气味一。敢论政绩，摘乌纱方可铲也；怕遇裙带，护紫绶必相怜之。

六　怀来

平对仄，正对歪，贵妇对荆钗。一顺对百难，暖阁对寒宅。内务长，外交才，送往对迎来。开门勤纳客，收礼广聚财。丈夫卡人为图利，妻子贪心必成灾。多行不义，苍天未报奇也夫；尽做非为，大地能容怪矣哉！

其二

善对恶，巧对乖，枣裂对瓜歪。贪官对劣吏，畸体对怪胎。天天捣，月月拍，难合对易拆。世间笑中刀，社会身上癌。三个小人府衙站，千位贤才市井埋。不见腿跪，硬将玉杯做细石；只赏头低，便立朽木当良材。

七　灰堆

予对夺，是对非，雾白对云黑。摊派对罚款，流氓对阿飞。心眼歪，手段卑，权大对膘肥。饭馆美酒喂，包厢娇妞陪。不义可得金煌煌，非法能使宅巍巍。治吏不易，自古万民呼海瑞；除奸倍难，而今百姓唤钟馗。

八　遥条

恭对傲，奢对骄，金笛对玉箫。六室对两厅，娥眉对柳腰。耗公款，煮民膏，美酒对佳肴。权高财气重，车华粉黛娇。四菜一汤供人笑，三江五湖任嘴挑。吞我国财，新贵有胆张巨口；乱咱纲纪，老餮无厌成大妖。

其二

海对洲，浪对礁，天远对地遥。巴黎对曼谷，乘机对付钞。个人玩，公家报，神挖对鬼掏。异域奇山秀，他邦仙子娇。新贵渡洋开洋荤，老外嫌土笑土冒。青楼梦中，子已忘兮妻已忘；红灯区里，神更摇也魂更摇。

九　由求

春对夏，种对收，煮茧对纺绸。走私对行商，刮地对榨油。摸行情，探供求，付钱对封侯。摊本不惜送，得权加倍抽。官场山峻钱开路，宦海水阔财作舟。腐败分子，幕后行为罪累累；乌纱商贩，人前作派雄赳赳。

十　言前

藤对蔓，绞对缠，老板对官员。公婆对儿媳，松绑对弄权。道不直，腰须弯，玉碎对瓦全。藏污顾贪欲，纳垢讨欢颜。敬供才能保安达，烧香只为敬神仙。破罐破摔，能捞尽捞遂我心；烂摊烂摆，白占不占为谁廉？

其二

锦对绣，艳对妍，彩旗对花篮。金鼓对铜号，炮鸣对歌欢。客应请，心被牵，手长对嘴馋。人人受厚礼，个个吞盛筵。挥霍公款场面大，讨好上司路子宽。玉女照人，长官威重好精神；银剪生辉，红绫命薄太悲惨。

十一　人辰

兵对将，君对臣，众意对民心。民主对法制，圣德对龙恩。威凛凛，情殷殷，图报对施仁。进庙须烧香，做官要跟人。善于争宠竞媚语，习以仗势赏娇音。届届折腾，只为仕途能升迁；时时改革，岂容愚夫去害民。

其二

软对硬，屈对伸，高官对豪绅。娇蕊对狂蝶，欢送对光临。卡拉请，桑拿瘾，花貌对玉樽。钓竿鳞明亮，舞厅灯暗昏。上司视察意欲明，下级接待内容新。乐于游玩，土洋欢娱百样换；心在酒色，封资腐气千里熏。

十二　江阳

青对绿，紫对黄，染坊对酱缸。作家对鸨母，玉腿对乳房。黑水肚，臭皮囊，挥拳对上床。制黄赚赃款，贩毒丧天良。江郎才尽色情补，商人利重女人帮。文不扬善，灵魂为娼真可耻；笔偏兴邪，人格卖笑太荒唐。

其二

娇对嫩，艳对香，鼻梁对腮帮。星明对眼媚，嗲态对柔腔。露脐衫，亮乳装，三点对四光。名扬傲而骄，义演贪且狂。不怕绯闻上报端，敢叫隐私入文章。雇人写传，专为稻草包锦绣；留世出丑，皆知枕头塞秕糠。

【翟明荐自《凯迪网络》／方　成图《鼻检》】

你真让我比你尴尬　作者：汤世杰

金戒指戴在小指上是未婚，戴在无名指上是订婚，戴在中指上是已婚，戴在食指上是丧偶，戴在大拇指上是独身主义。你手上戴的戒指有三四个，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素面朝天自然清纯的是少女，衣着考究色彩素雅的是少妇，奇装异服娇艳华丽的是浪女，穿金戴银浓妆艳抹的是富婆。你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却一副成人穿戴，涂脂抹粉嗲声浪气，既不像少女、少妇，也不像浪女、富婆。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一个长者去世，哀极而不语的是他的亲人，写悼念文章的是他的挚友，幸灾乐祸的是他的仇敌。你先沉默，然后写悼文称死者是“恩师”，私下又说你早就知道死者不是个好东西。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有话便说是心直口快，有话不说是胸有城府，无话找话是死乞白赖，散布谣言是无耻小人。你一时有话便说，一时又有话不说，一时又无话找话说，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害怕批评的是懦夫，坦然接受的是谦虚，拒绝批评的是傲慢，阳奉阴违的是虚伪。你先让人写批评文章把你骂一顿，再请其他人写篇文章说你敢于让人批评是有胆识，然后再开个会，煞有介事地请了一帮吹鼓手说你是真正的智者。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喋喋不休地宣讲真善美的是牧师，孜孜以求真善美的是理想主义者，宣称世上根本没有真善美的是恶魔。你嘴里讲着真善美，心里想着钱权色，身体力行的是假恶丑。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学有专长醉心创造的是专家，不懂专业却懂得爱护和尊重专家的是好领导，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的是狗屁。你在领导面前声称是专家，在专家面前又摆出一副臭架子装领导。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约定俗成，任何游戏都有规则。从不遵守任何规则的，不是天才就是无赖。你到底是什么呢?你真让我比你还尴尬。

【高远荐自《吴忠日报》2005年11月11日／方　成图】

当今年代　作者：关　月译

当今年代，我们拥有更高的建筑，性格却更急躁；更宽广的高速公路，观点却更狭隘；我们花费得更多，得到的却更少；买得更多，享受得却更少。

我们拥有更大的房子，家庭却更小；更多的交通工具，时间却更少；更多的文凭，见识却更少；更多的知识，判断力却更少；更多的医药，健康却更少。

我们变得太冲动，笑得太少；睡得太迟，起来时太疲倦；电视看得太多，书读得太少。

我们已经能够到达月球，却不愿意穿过马路，去拜访新邻居。

我们增加了财富，却减少了价值；话说得太多，却爱得太少；我们学会如何谋生，却不知道怎样生活。

我们征服了太空，却没有征服内心；我们能做大事情，却不能把小事情做好；我们净化了空气，却污染了灵魂；我们分裂了原子，却没有破除成见。

我们的收入更高，境界却更低；食物更多，满足却更少；熟人更多，朋友却更少；努力更多，成功却更少。

我们制造了更多的计算机，用于贮存更多的信息，交流却更少；我们在量的方面做得很大，在质的方面却很缺乏。结果，快餐与慢消化相对应；高大的身躯与贫乏的个性相对应；不合理的利润与淡薄的人际关系相对应。

当今时代有两份收入，却有更多的离婚；有更别致的房子，也有更多的破裂家庭。

这是一个橱窗里有更多的产品展示，但库房里什么也没有的时代。

不过，选择仍然是我们自己的。

【冯建成荐自《特别关注》2005年第12期／草　草图】

于是乎　作者：应　献

应届毕业生择业，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内部选拔人才，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于是乎，读书的不好好读书，忙于积累工作经验；上班的不好好上班，抢着“恶补”一纸文凭。

家长经常告诫天真无邪的孩子：不要说出“皇帝的新衣”；圆滑世故的大人，却需时时补习诚信课程，誓做“诚实的孩子”。于是乎，孩子们渐渐“成熟”，变乖变怪变狡黠；大人们却总是不听话，四处冒出假话假货假政绩。

城里人生活质量水涨船高，“出无车”迈不开步，“食无鱼”咽不下饭，体态胖过杨贵妃；乡下人忙于田间全身运动，停不下脚步，粗茶淡饭，人人瘦比赵飞燕。于是乎，城里大兴健身器，“富贵病”多发易发；农民渴望休闲时，老寿星大多出自乡村。

大学劲吹并校、升格、建“城”风，花钱如流水，争创世界一流名校；学费成倍增长，有工薪家庭积20余年老本培养出一名大学生，也有农民耗尽17年的收入供养一个孩子读大学。于是乎，学校呼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老百姓盼望孩子读得起书。

专门机关常思“打假”之责，通过媒体不断提醒人们防范骗术，专项整治一年好几次；市井百姓常怀戒备之心，望闻问切辨真伪，上当受骗年年好几回。于是乎，专门机关的“放心”日新月异，市井百姓不放心的事层出不穷。

农民工用血汗挖矿建楼，被人鄙视；矿主包工头用金钱铺路拉网，万人跪拜。于是乎，法律变为软约束，禁令成了墙上纸。住工棚的流血流汗又流泪，为讨欠薪急得要跳楼；安享高楼大厦的或入干股，或吸血暴富。

身处基层的人时常聆听教诲：要敢于反映“实事”；远离社会底层的人不断教诲别人：要学会“求是”。于是乎，清楚“实事”的受教育者，假装糊涂；研究“求是”的诲人者，假装明白。

【刘世佳荐自《北京晚报》2005年11月25日／王　敏图】

戏说官场技巧　作者：走好每一步

技巧一：奇数汇报法

你身在官场，一般都是位居其中：上有上级，下有下属。

当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你必定要陪同，陪同中的汇报一定要得法，就是要用奇数汇报法。

当领导谈到一些与你主管业务无关的话题，比如新建的一座城市雕塑，你最好能快速地作一下目测，然后脱口而出：“此雕塑高3?郾75米，宽2?郾57米，重11?郾45吨，是由……”，后面的话你视情发挥就是了，只是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说奇数，而且一定要用肯定的语气，千万杜绝“大概”、“左右”这些字眼。

这样一来可信度高，二来显得你有水平。反正领导也是随便说说，过后谁也不会较真去核实你说的话，如此这般的几个回合，你在领导心目中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印象：好个干才，可以大用！

技巧二：提意见的艺术

你身在官场，常常会遇到一件比较尴尬的事：上级部门来对你的顶头上司进行考核，让你指出其主要的优缺点。

优点好办，有多少说多少就是了，关键是如何谈领导的缺点？不说又过不了关，一分为二嘛，谁没有缺点呢？说吧，又担心将来没什么好果子吃，真是左右为难呀！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你可以这么说：领导也是人，哪能没缺点？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注意身体，经常加班加点，带头破坏上下班纪律，希望……

技巧三：主动犯点小错误

你身在官场，应该尽可能地少犯错误。但也不是绝对，有时还要主动地犯点小错误才行。

因为你的领导官比你大，自然也就比你觉悟高、要求严，自然也就不会犯什么错误。但领导也是人，也有一些欲望和喜好，要满足这些欲望和喜好未必都违法违纪，但起码也是处于灰色地带上，在群众中影响也不会好。因此，领导一般不会主动地提出，相反他还会作出高姿态，不允许下属为他做这些事情。

这时候你就必须“顶风作案”，主动地帮领导做这方面的事情。事后一定会受到领导非常严厉的批评，你一定要虚心接受，深刻检讨，并表示“下不为例”。

这样的错误多犯几次，你的仕途就顺多了。

技巧四：该生病时就生病

你身在官场，最好不要生病。生病多了虽说有公费医疗，却在关键时候会被人说不够“年富力强”，这损失就大了。

然而，该生病时还是要生病的。

比如你在单位总务部门担任副经理，而经理则是单位一把手的亲信。最近该经理做的一件事比较离谱，一把手专车的一项简单保养竟花了几万公款，对此干部职工议论纷纷。一把手为此专门把你叫去，要你去调查一下这件事，好向大家有个交待。

不用说这是件倒霉的差事，无论调查出个什么结果，你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是傻瓜都知道的。那你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可以拍着胸脯接受这项光荣任务。但在临要出发之前你突然身患急病，高烧39?郾7度。没办法，一把手只好另请高明了。尽管人们都在怀疑你的病，但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至于你怎样生的病，相信你自有办法的，生病总还是比治病简单得多吧？另外平时也要有些准备，不该生病的时候，病了也不能说（最好把养病说成是办其他私事），把“病”留在关键的时候用。

技巧五：巧用匿名信

你身在官场，经常会遇到职务晋升方面的竞争。

比如你担任正科级职务已经多年，终于有机会竞争副处长了。你的主要竞争对手张甲表面依然对你客客气气，却暗中与你较上劲了。一时间有关你的匿名信满天飞，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罪状横加在了你的头上。你怎么办呢？

你也应该充分发挥匿名信的作用。人们往往以为匿名信只能攻击、诬陷他人，却不知匿名信也可以表扬人的。你可以发出相当数量的匿名信，从各个方面表扬张甲，把他说成是活着的孔繁森，焦裕禄转世，能力胜过总理，功劳盖过元勋。总之你能想象多好就把他写多好就是了。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到这个时候，相信你已经胜券在握了。

【李从渊荐自《强国论坛》2005年12月2日／黄随娥图】

继续保密　作者：远　水

局招待所的晓夏人长得漂亮，又爱打扮，难免惹得男人动心，招女人嫉妒。特别是前不久晓夏被任命为招待所的所长，更是引出了不少流言蜚语。

“要不是她那张粉脸勾住了局长，她一个黄毛丫头，有什么资格当所长！”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

“看人家招待所的出纳员小丽，文文静静的，论相貌，凭能力，哪一点不比她强？”

局长似乎并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仍旧三天两头往招待所跑，晓夏却偏偏不知道收敛，有时当着众人的面奚落局长，局长却赔着笑脸，不敢反驳一句。种种迹象表明，局长和晓夏两人之间有这么一手。

没过几天，局里又在传，说晓夏居然要调到局办公室当副主任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局里炸开了锅。大伙似乎一下子抓住了证据，传得更凶了。

小城就这么小，这话题议论得多了，就传到了局长夫人的耳朵里。一天晚上，局长打电话回家说晚上要陪客人，可能很晚，就不回来了，和客人一起住在宾馆。局长夫人嘴上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心里却嘀咕开了。她知道这种事情搞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可现在丈夫常常不回家，要是再发威，恐怕今后自己没好日子过了。局里的招待所她去过几回，晓夏她见过，的确比自己有魅力，她想了一会，决定先去探探虚实，再做打算。

晚上十点多，局长夫人出了门，她直奔局招待所。推开招待所值班室的门，局长夫人看到晓夏正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电视。晓夏看到局长夫人来了，愣了一下，但没站起来，只是冷冷地打了声招呼。

局长夫人站在值班室的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当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值班室的桌子上有一个金属打火机。这打火机她再熟悉不过了，是去年丈夫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在街上挑了半天才选中的。

局长夫人脸色发青，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说道：“你这个狐狸精，看来外面的传说都是真的！”

晓夏似乎早已料到，听到这话也不甘示弱地反问道：“你说谁是狐狸精？”

“还有谁？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

晓夏听到此话大怒，一下子蹦起来，用手指着局长夫人的鼻子，狠狠地骂道：“我清清白白做人，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你给我滚！”

局长夫人一声冷笑：“你要是清白的，那我男人的打火机怎么会在你这儿。废话少说，先把人给我交出来！”

晓夏忍无可忍，她咬了一下嘴唇，杏眼一瞪，说：“好，我也受够了，就让你开开眼界吧。”接着就径自往楼上去了。

局长夫人紧紧地跟着晓夏上到六楼，来到一间僻静的房间门口，当局长夫人把门撞开时，眼前的情景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的，局长赤裸上身躺在床上，身边躺着一个女人，竟然是平日里文文静静，听上一句粗话都会脸红的出纳员小丽。

晓夏对惊惶失措的局长说：“局长，对不起，不是我不守信用，是你老婆硬逼着我交人！自从撞见了你们的好事，我帮你保了两年的密，你用提拔我来堵我的嘴，让我来背黑锅，我真是受够了。”说完转身就要走人。

局长夫人一把把晓夏拉进了屋，亲热地说：“晓夏，你看，你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误会，误会了。晓夏妹妹，看在大姐我的面子上，咱们一家人就别计较了。今晚的事情，到此为止吧，你，你继续保密……”

【皮波荐自《中国民间故事》2005年第12期】

官人之叹　作者：可　然

地图有别

为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某局几位领导决定外出考察，并吩咐新来的秘书小刘制定考察计划和考察路线。小刘花了两天时间，写好送了上去，没想到却被领导驳回，要求重做。无奈，他便找已退休的老秘书取经。老秘书问他参照什么地图。

小刘说：“当然是《中国交通图》了。”

老秘书听了，摇摇头，说：“难怪驳下来!你应该参照《中国旅游图》。”

用人有方

A局司机小C，长得人高马大，平时跟局长到处办公吃喝，养了个大肚子，外加久居领导左右，深受熏陶，颇有领导的风采。

有一次，下乡到某小单位考察，车还没到单位，早有人们列队欢迎了。待车停定，众人纷纷下车。

这单位的领导没见过局长的面，不知谁是局长大人，看小C相貌堂堂，居然直奔过去握住了小C的手，说道：“欢迎，欢迎局长光临考察。”小C顿时傻眼，立即躲回车里驾位。单位领导这才明白过来，看着被冷落一旁的局长大人，尴尬不已。

回去的路上，半路上忽然扑出个人来，趴在局长的车前，扬言要告发某单位领导，请“青天大局长”主持公道。局长只得下车劝导，好不容易才把人给请了回去，让出回局的道来。

回到局里，主任果断行事，立即招了另一名形象朴实点的司机为局长驾车，而小C被调到了接待处负责接待工作，专门接待那些上访的人。

由于小C的大好形象，常被上访者当成大领导，于是感觉备受关怀，原来很尴尬的接待工作从此倒也变得顺利起来。

局长对主任的工作大加赞赏，称其“工作到位，用人有方”!

贪官的肺腑之言

一贪官在因东窗事发而被抓的前一天，还在一次大会上苦口婆心地告诫他的属下们不要贪污受贿。后来有记者采访时问他：“你自己贪污受贿几百万，却要求别人廉洁自律，这不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吗?”

贪官连忙争辩道：“不能这么说，那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你想想，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就完了吗?”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5年12期下／夏清泉图《活动伞》】

怎么把大学办得像衙门一样？　作者：平型关

有人担心政府会“企业化”。我倒担心大学会“政府化”。一不留神，大学的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分工也越来越细。比如，有了党委办公室，也要有校长办公室，还有团委会等。就是一个工会，下面又有宣传部、文艺活动部、维护权益部、人事部等。你看，校园里，最豪华的大楼是行政办公楼。成都的一个著名大学，最有文化气息的宏伟建筑，成了行政楼。可惜，如果是教学楼，该多好。

一个处，正处一个，副处多达三个。比如人事处，又分工资科、劳动保护科、职称科、综合科、办公室等。每个科室，少则一个房间，多则几个房间。工会主席有自己的办公室，工会副主席也有自己的办公室。可是，老师却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各学校都在喊教室不够，有些学校被迫中午上课，晚上上课，以弥补教室的不足。难怪，大学是政府，教学当然要让位于行政了。

职称要跟政府职位挂钩。比如，正教授相当于“正、副厅级”，副教授相当于“正、副处级”。如果是博导，就应该挂个行政职务，比如院长、系主任等，才有地位。光看书，不当官，就是没有能力。

从人的态度看，大学也在政府化。办事机构越来越朝“衙门”发展。师生去办手续，连坐的椅子都没有，得像伺候封建官僚一样，必恭必敬地站在一边听候吩咐。办事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坐姿、语气、用词，都是模仿官僚的。

连学生也开始官僚化了。有的班干部利用手中权利为自己谋取利益，如写鉴定、评奖学金、救济金等。甚至还有班长不上课，只是到下课时来检查别人来了没有。所以，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习腐败的方法。

【李从渊荐自《人民论坛》2005年11月12日】

学习团　作者：耿志刚

某地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某位领导同志在有关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松树风格，树立不怕困难的思想。

某单位执行上级指示最为坚决，立即对领导讲话精神进行了认真传达，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贯彻办法。决定贯彻领导指示不能纸上谈兵，要走出去，请进来，全面了解松树的风格。并且强调，只有对松树的风格有一个客观地、全面地了解，才能真正学好松树风格。

第一是走出去。该单位组织了“松树风格学习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到外地参观学习。第一站去了泰山，泰山顶上不老松，个中精神当然值得好好体味；第二站去了黄山，黄山的迎客松，其精神含意尤其深远；第三站是庐山；第四站是华山；第五站是武夷山……祖国的名山大川，都得去看一看，学习团就不能再怕辛苦了。

第二是请进来。该单位派出专人，采购来十数盆松树盆景，每位单位领导分得两盆，摆放于家中的显要位置，以起到“座右铭”的作用。当然，首先要给那位在会议上指示学习松树风格的上级领导家中送去两盆。

在下一次会议上，由于该单位贯彻领导指示积极、主动，受到了领导同志的表扬。

【刘世佳荐自《今晚报》2005年11月15日／周松生图《桂林会议甲天下》】

某主任迎新讲话　作者：王树国　陈文新

办公室各位同志：

新县长从外县交流到我县，还有几天就要来任职。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必须提前作好迎接准备，给新县长一个好感觉，下面讲讲我们应该做的几项工作：

要把新县长办公室布置好。新县长还在２１８房间办公，这个规矩是不能变，有人说这个屋子位置好，人气高。但房间要重新布置，墙面要粉刷一新。办公桌要换成豪华老板台，玻璃板要用上海的特等钢化玻璃，笔筒笔架要用景德镇的高档瓷器。电脑也换个笔记本的。文件柜要红木的。前任县长坐的沙发要处理掉，要换进口的真皮沙发，还要挂上“为政清廉”的书法条幅为点缀。我们虽然是一个贫困县，但改善县长的办公条件还是能办到的。

要把汇报材料准备好。新县长初来乍到，必然要先听一次全面汇报。所以，这个材料至关重要，秘书科必须把这件事办好。第一次汇报说什么呢？我看，除了介绍全县基本情况，包括各级班子情况，重点介绍我县发展经济，搞好稳定的情况。尽管我们还没有甩掉贫困县的帽子，但我们还是努力干事；尽管我们一年要吃掉千把万元，但比我们吃得多的县还有不少呢！

通过这个汇报，要让新县长感到，前任班子是干事的，是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摆脱贫困的，不能让他看出，我们除了喝酒吹牛别的啥也不会。这个汇报材料还要由政府的“大手笔”亲自润色，保证出手不凡，打个响炮。

要把迎新宴会安排好。第一次见面会开完后，中午的迎新宴会要组织好，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具体负责。参加人员有县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各科长、政府成员即各局局长，还要邀请县委、县人大、县政协的全体领导成员作陪。预备十五六桌，标准每桌四五千元，地点在县宾馆。听说新县长喜欢喝“五粮液”，洋酒爱饮“人头马”，我们就上这两种酒好了。各桌怎么坐，一定要安排好座次，新县长的主桌应由谁陪，更要安排好，不要把好事办糟。机关事务管理局还要和各局局长讲明，第一次和新县长喝酒，说话要得体，敬酒要礼貌，不能像平常那样，酒杯不离手，黄段子不离口。

要把宾馆的总统套房收拾好。原来总统套房一夜3000元，考虑新县长没带家眷，所以要在总统间长期住宿。机关事务管理局还要找宾馆经理，让他们把总统间好好收拾一下。要保持金丝床被、金丝地毯、金丝沙发、金丝窗帘和金色马桶的整洁和卫生，检查一下彩电、冰箱、电话、传真、电脑、灭菌灯、报警器有无故障，把健身房、台球室、游泳室和书房整理好。领导休息好才能工作好。

总之，大家要统一思想，明确意义，各司其职，狠抓落实。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1月17日／许创哲图】

历史在说　作者：何　申

最近读到一本承德籍的河北老作家张峻写的书，书名叫《历史在说》。

历史在说什么呢？它主要说了一段关于热河种大烟的往事。这段往事尘封久矣，先前的文字记载大多既不详细又不生动，甚至还会使人产生一些误解。比如我看到的回忆文章多是这样写：热河省在旧社会有三大害，即鼠疫、大烟和土匪。而关于大烟，又多是说这里气候温差大，大烟的质量怎么怎么的好。至于热河大烟是哪年大规模种起，又是谁搞起的种烟之风，种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说得就不很透彻了。

现在，一个当年从孩童时就看见满地罂粟花的人，终于把这个谜面一层层揭开了。张峻的家乡是塞北的隆化县。这个县后来由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而出了名。但很少人知道，伪满洲国时，这里曾是日本侵略者强行推种大烟的重点地区。在《历史在说》这部书的题记里，作者先引用了溥仪《我的前半生》里的一段话，讲清了日军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日军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

《历史在说》这本书中所展示的画面，则是真实具体，而且有溥仪绝想不到的细节：“正当人们百思不解、胡乱戗戗时，西边上空又传来隆隆的怪叫声。眨眼的工夫，飞机又飞回来。它过庄时，比来时飞得更低，像飞蛾排卵似的撒下一串串小白蛋蛋……怀顺爷毫无顾忌上前拾起一小袋，撕开一看，又是一惊：啊？是大烟籽！有的人从没见过，手捻着烟籽瞧稀罕：呀，比白菜籽还小！”

天哪！只见过听过飞机播种、洒农药。很难想象会有用飞机撒大烟籽这等邪事！但它的确发生过。当年林则徐最终没能禁住的从海上运来的鸦片，这时被日本侵略者从空中播撒下来。细想，那与杀害中国人民的飞机炸弹是一样的，其伤害力甚至比炸弹更厉害，更恶毒。

第二个秘密说来痛心，但又不能不说。我以为这是《历史在说》的又一大看点，即明知道大烟是害人的，但有的人（人还不少）最终还是做了大烟的俘虏。“怀顺爷颤抖着胡须，大声地叫骂：看！狗日的们想得多美，多周到！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让狗日的撒吧，咱都扬它，烧它！”然而，一过清明，塞北的柳树悄悄地绿了。老婆花开，犁耕镐栽。一场细润的春雨透地，最早播下的高粱，一夜之间都冒椎、青垄。当山汉们欣喜地查看自家的苗景时，顺便也看了河南弯垄坝的一片怪苗：这种的是嘛呀？像小菠菜？叶儿又不尖；灰菜？有点儿像，可谁家的大片地种灰菜？见多识广的怀顺爷终于辨认出来：啊！这是大烟苗呀！

当年，除了日本人逼迫种，也有人受不了大烟带来的诱惑。梦想发财者看中它的厚利，意志薄弱的人吸食成瘾无法自拔。张峻先生曾看过大烟鬼面对盛烟浆大缸的情景：有的找残盆破瓦，剜一块就跑，边跑边往嘴里抹烟浆；有的一时找不到盛烟工具，干脆脱下破裤褂，以衣裹浆，赤条条地跑去；更有的急中生智，竟纵身跳下缸内，滚一身黏糊糊的烟浆，欲回家刮洗；个别人则挣扎不出，竟被呛死在烟缸内……

真是触目惊心。历史的眼泪已经淌过了，如今不能再淌了。我想，这必是张峻先生的《历史在说》这部书的黄金价值之所在。

【翟明荐自《今晚报》2005年12月5日／方　唐图】

笑话里的幽默　作者：方　成

我国流行很多笑话，其中有不少讽刺性的，多用比喻方法编成。《解愠编》里有一则，原文是：一官衙见戏猴者衣巾行动俨似人形，命赏以酒，猴即醉，自扯衣巾，依然一猴也。官长惊问其故，左右曰：“此畜牲无酒时还似人，一饮酒后全不似人。”

一看就明白，这是讽刺醉鬼的。这笑话说出来既逗乐，又挖苦，是拐着弯说的。听者明白，说的是猴子，指的是醉鬼。如果当着醉鬼的面说不喝醉还像个人，醉了就不像人了，那醉鬼准生气，甚至骂起来。可是人当他面讲这个笑话，他听了也会笑，甚至多少能接受劝戒酒的意见，不敢在人前耍酒疯。这就显出曲折说法的一种妙处。

《笑林》中也有类似的一个笑话，原文是：一猴死，见冥王，求转人身。王曰：“既欲做人，须将毛尽拔去。”即唤夜叉拔之。方拔一根，猴不胜痛叫。王笑曰：“看你一毛不拔，如何做人？”

“一毛不拔”是俗语极其吝啬的说法。这笑话逗人笑，挖苦十分明显。被挖苦的人听了，也只能跟着苦笑，听了也就忍了。

《笑赞》里记一则笑话：

鹞子追雀，雀投入一僧袖中。僧以手搦定曰：“阿弥陀佛，我今日吃一块肉。”雀闭目不动，僧只说死矣，张开手时，雀即飞去。僧曰：“阿弥陀佛，我放生了你罢。”

也许是讽刺一种和尚，但更清楚的是借以讥讽一种伪善的人。

西方笑话里，这种编笑话的技法更显出色。有一则说的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同乘飞机。半路上飞机出故障，驾驶员说，飞机载重力下降，为保全大家，须牺牲一位。这四个人商量很久，终于德国人先站起来，举手高呼：“德意志万岁！”跳下飞机了。过不久，驾驶员又说：还得再牺牲一位。沉默一阵之后，那美国人站出来，举手高呼：“美利坚万岁！”跳下去了。又过一阵，驾驶员说：“马上到机场了，可飞机还难以承重，还得再牺牲一位！”剩下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那英国人毅然站起来，举手高呼：“大英帝国万岁！”一下子把那法国人扔下去了。

对国际时事有所了解的人，一听就明白，这笑话是讽刺英国政治家的，在政治外交上英国是很有一套手段的。

【倪军军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5日／王　敏图】

豪奴张凤阳　作者：钟叔河

康熙前期，正黄旗出身的索额图、明珠二相掌权，《啸亭杂录》述时谚云：“要做官，问索三（索额图行三）；要讲情，问老明（明珠）；其任之暂且长，问张凤阳。”这张凤阳，却是作者礼亲王（昭梿）府里的一名包衣（家奴），其权势竟可与索、明两位权相相提并论，可谓奇矣。

《杂录》记有张凤阳飞扬跋扈的事例，如某次他闲坐城外大道旁，适逢某省抚台入京路过，卫队呼其起立，他大为生气，骂道：“什么鸟官，敢对我耍威风。”不到一个月，这位抚台就被参了。因为张“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达官贵人都怕得罪他。“纳兰太傅（即明珠）、高江村（得皇帝宠信的大名人高士奇）等款待宾客，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简直跻身最上层了，人皆侧目。

权势大自然得意忘形，弄到后来，张凤阳居然欺到主人的亲家头上，这才闯下大祸，送掉了自己一条命。作者述云：“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家，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先）王，王燕见仁皇帝（康熙）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

皇上刚刚批准惩治，皇太后随即就赶着颁下懿旨予以特赦，这本领真可算是“通天”，而终不免“立毙杖下”。可见豪奴不管多豪，仍然是奴，在社会上横行也许无啥，主子若真是下决心惩治，还是会立马“玩完”的。

【向继东荐自《湘声报》2005年12月2日】

文字与生命　作者：徐怀谦

文字是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就跟农民手中的锄头，工人手下的机床是一个道理。和很多武器一样，文字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善，亦可能为恶。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皇皇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字之功，可谓大矣。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它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它是垃圾，浪费人的生命；它是负担，戕害人的健康。

对很多人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手段。如明嘉靖年间出了好几位“青词宰相”。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热心斋醮，搞斋醮这种仪式就需要写青词，它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严纳、郭朴、袁纬等，都以青词写得好而被提拔重用。更有数不清的御用文人，以文字迎合上意，溜须拍马，或者插科打诨，逗君一笑。

但还有一种人，文字就是生命，是他的生存方式。

王国维说：“一切文章中，余爱以血写成者。”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一代大儒梁启超活了56岁，写了32年，一生著述1400万字，平均每年43万字。数量倒在其次，关键是质量。他以一人抵万军，汪洋恣肆，笔下生风，扫荡尘埃，廓清宇宙，影响一代世风。鲁迅先生的杂文如匕首、投枪，一剑封喉，招招制敌，严于解剖，令人警醒，今日捧读，犹觉如黄钟大吕，声声激越。

较早提出文字——即使是健康的文字——也会给人带来负作用的，是蒙田。他说：“书籍是可爱的伴侣；但是如果它们的接触使我们丧失快乐与康健——我们最宝贵的财产，那就离开它们吧。”“书给人带来乐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后便兴味索然，还要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当代学者陈平原说：“不是为了学问而活着，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作学问。”这类清醒的认识是可贵的，但当文字化为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后，要改也难。

文字能为生命赢得尊严，却也可能以文罹祸，被砍脑袋。从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到“文革”十年，文字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实在这里，文字只是贾祸的借口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专制是独裁是对自由的恐惧和对生命、人权的漠视。

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文字不再那么神圣那么经天纬地，不再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魔力，像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他以文字而发财。这里我们不谈是非，只谈这种现象的意义，我认为倒是对传统文字观念的一大冲击（传统观念中也有“著书皆为稻粱谋”一说，只是声音太弱）。

在我看来，文字走下祭坛之后，它的终极意义并未丧失，它的济世安民的责任并未卸下，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说法并未过时，我们只是期待它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玩文字，制造文字垃圾乃至贩卖精神鸦片，那样的话，不同样是对生命的戕害吗？

古人有句话叫“敬惜字纸”，四个字，说得真精采，文字、生命都在其中了。

【闻哲荐自《市场报》2005年11月23日／卡赞尼夫斯基图】

唤醒麻木的心灵　作者：唐德亮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发表后，震惊了文坛，也震惊了经济学界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把这部作品誉为“左翼文学复兴的标志”，“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北京文学》组织专家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那儿》名列前茅。有位教授读后说：“早就要爆炸了。”

《那儿》描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支配下的工人的命运。一家大型国企工会主席朱卫国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和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几经挣扎反抗，遭到了惨败，最后愤然自杀。

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但何以惟独《那儿》震撼人心？这值得令人深思。

作品令人信服地描写了这家大型国企矿山机械厂的工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沦为弱势群体、最后被抛弃的：领导层腐败——买断工龄——把工人像“吐痰”一样丢弃。朱卫国的初恋情人杜月梅就这样成了“妓女”。她的毁灭，与朱卫国家的狗小罗蒂的被抛弃与自杀，都有非常深刻的寓意，发人深省。而不属于工人阶级（他早已由工人升为副处级的工会主席）的朱卫国，出于正义感与同情心，为挽救这家企业和工人的命运，数番奋斗抗争，最后也走上了绝路，他的悲剧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之痛，更触动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伤痕”。

这部小说使我想起了当下中国小说创作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的缺失。一些作家，热衷于“肉体写作”，大款、大腕，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性描写泛滥成灾，有的甚至把讴歌民族精神的京剧《沙家浜》改写成低俗不堪的色情小说，丧失了一个作家起码的正义感与良知。在中国每年出版的近千部长篇小说、上万部中短篇小说中，难得读到一部像《那儿》这样为工人阶级鼓与呼的作品。有人口头上经常说“深入生活”，“三贴近”，实际上是“深入风花雪月生活”，“贴近”大款与官僚，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遭遇、前途、命运漠不关心，这样脱离工人、农民的作品（不仅仅是小说），工人、农民必然也会和它疏远将它抛弃。为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一些所谓“反映改革”并受到某些领导、评论家叫好的长篇小说是多么虚假、苍白与无力。与《那儿》相比，谁更能代表人民的心声与愿望，谁更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谁更能经受得起历史（包括文学史）的检验，不言自明，抛弃理想与正义、躲避崇高与使命、粉饰与歪曲现实、与下层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的作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从《那儿》我想到了中国“经济学”。去年，“郎咸平旋风”席卷中国经济界之后，人们才蓦然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原来都被权威垄断了，而权威恰恰与新兴的既得利益存在一种共谋关系。经济学家们大都去当“顾问”“董事”“理事”或讲课去了。他们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装扮成公共知识分子。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为什么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就因为“郎旋风”之后，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许多媒体如《科技时报》《人民日报思想理论动态》《中国青年报》《杂文报》）揭穿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画皮。这些经济学家们受到大富豪们的追捧，有高额的年薪（有的达几十万元）、讲课费、咨询费，使他们越发起劲地兜售他们那一套置3000万下岗工人、4000万失地农民死活不顾的“经济观”。就像《那儿》中的“领导”说的：要“确保核心经营者持大股”，全厂几千个工人入股不算“核心”，个别老板才算“核心”，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经济学”！国有资产大量转入少数私人手中才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改革方向。

从《那儿》我想到了工人的话语权问题。《那儿》告诉我们，这家国有大厂，工人们是没说话的份儿的。早先，工人们提出分一部分力量开发冰箱，“可上级就是不批准”；工人们反对卖厂，遭到上级否定；再退一步，工人们用房产作抵押（他们屡经折腾、榨取，再也拿不出钱了），想把工厂变成工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遭到否定；朱卫国上访，为工人说话，没人听。这间工厂的工人们何曾有一点话语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这里成了一句空话。作为“主人”的国企职工就这样沦为连生存权都没法保障的“边缘人”，有的则像杜月梅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靠出卖肉体维生。“那儿”（即英特纳雄耐尔）仿佛离这些工人越来越远了。连工会主席朱卫国都“说了也白说”，更何况普通工人呢？

“郎咸平旋风”之后，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经济学的冬天已经来临”（见《科学时报》2004年12月20日），《那儿》的问世，则可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声惊雷。不知它能否唤醒某些麻木已久的作家、经济学家们的心灵？

【邸笑飞荐自《清江日报》2005年9月16日】

那代人的风采　作者：孙玉祥

现在，因为从中学就文理分科，所以许多理工科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人文知识甚是缺乏——我就曾碰到过中学老师将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第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讲作“这老夫子一天无聊得要死，于是就发出了少年的狂叫”的妙事儿！这实在让人不得不“发出少年的狂叫”：这些大学生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起码的国学知识都没有？

以前可不是这样——譬如数学泰斗华罗庚，他的古典文学知识就非同寻常，我们不妨聊举一二。

1953年，钱三强率科学考察团出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吕叔湘等人。途中闲暇无事，少不得谈今论古。这时华罗庚即景生情，得出上联一则：三强韩魏赵，求对下联。“三强”说的是战国时期韩、魏、赵三个强国，却又隐喻代表团钱三强的名字，因此下联中也应嵌入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上联中的“三强韩魏赵”已用了“三”，那下联就不能再用这数字，但你要对“韩魏赵”不用三，又将用几？因此，华老上联一出，诸人大费踌躇——包括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隔了一阵，见大家都束手无策，华罗庚才不慌不忙地吟出了下联：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这本书首次记载了我国数学家所发现的勾股定理，华罗庚正是通过《九章》一书中有“勾股弦”三者关系的记载，巧妙地躲开了“三”，同时又包含了与三作对。此外，“九章”还是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对得如此之妙，使满座为之倾倒——数学家而有如此的人文修养，索之今日学界，能有一二乎？

除了对对子外，华罗庚对古诗的造诣也不容小觑。唐代诗人卢纶有《塞下曲》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千百年来，此诗广为传诵——读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没有看出这首名作有什么不妥之处。可华罗庚就读出了它的不妥，并且将他的观点写成一首五言诗。诗曰：“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此诗一出，大家再反读卢纶原诗，不得不承认华罗庚的质疑是有力的。后来郭沫若曾这样解释华罗庚的质疑：“深秋雁南飞，懒雁慢未随。忽闻寒流至，奋翅连连追。”意思是有只雁懒，所以没有在大雪来临之前回到南方??这样的解释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他怎么不说有只雁是酒鬼，睡过了头，所以下雪了才匆匆南归的？

早在上初二时，华罗庚就显示出他在语言方面惊人的敏感。当时，他的一位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他在自己写的“读后心得”中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老师看了瞠目结舌之余，也只有拍案叫绝了。

钱定平先生在纪念钱锺书先生的《斯人难再》一文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定理”：中国凡是1890年－1910年出生的学者专家（华罗庚先生生于1910年），大致上文科的也有一些自然科学修养，特别理科的都有很好的国学底子。钱先生还特别感慨：“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人长叹！”我们除了长叹而外，还该做点什么呢？

【邓卉卉荐自《西安日报》2005年11月17日／清河鱼图】

曾卓和他的《有赠》　作者：桂向明

据媒体报道，曾卓的新诗《有赠》已入选新编中学语文教材，程光炜先生写了赏析文字。

在曾卓被列入“另册”的岁月，他对一位年轻文友说：我的名字很可怕，曾国藩的曾，董卓的卓。

在一次诗会上，曾卓用湖北乡音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有赠》，全场静极了，有人小声啜泣。诗里有天高地厚的至爱，也是两颗受难灵魂的碰撞与交融。

对于这样的好诗，大度的编辑肯定不会吝啬宝贵的篇幅，同读者一起阅读欣赏：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我轻轻地叩门，如同心跳。

你为我开门。

你默默地凝望着我

（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

你为我引路，掌着灯。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

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

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

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

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

我眯着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

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

我的行囊很小，

但我背负着的东西却很重，很重。

你看我头发斑白了，背脊佝偻了，

虽然我还年轻。

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

一口酒就使我醉了，

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

那么，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

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

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

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

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

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

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

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

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你的含泪微笑的眼睛是一座炼狱。

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

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

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

1961年11月

《有赠》的对象是薛如茵女士，但何止是薛大姐，也包括所有受难者的妻子。女评论家何向阳认为，曾卓诗中的女友，“在这里已不具体为一个有姓名的女性，而是‘女性’本身，这个词语的背后，有诗意、神性、人性、善良、完美、道义、爱情，有苦难的辉光，有里尔克诸多写女性至灵性、神性境界的每一行诗句，有十二月党人与他们甘愿陪同自己一同流放到西伯利亚严寒中的长长的妻子队伍，有歌德沿着理想路线追寻初衷上下求索直到在‘美’的面前仆倒，有走着漫漫的长路总不放弃诗意真理的屈原吟出的芳冽至纯的‘美人香草’，很难说曾卓受着谁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亲身的处境经历，他的诗终究不会是这个模样，也难以找到源头。”

【选自《黄河文学》2005年第6期/原题为《曾卓，不羁的诗魂》／本刊有删节／庞　彦图】

贪官自白　作者：刘德亮

那天受贿一万九，

全怪中午喝醉酒；

晚上和“她”上了床，

因为外边天儿太凉；

接收美元这事儿真，

因为要去华盛顿；

老板送来润笔费，

那是俺的书法贵；

金银首饰事儿也有，

那是老婆开的口；

公款吃喝标准高，

反正俺又没打包。

总之俺是没有罪，

都怨今年点儿太背。

贪官自白真可笑，

最后还是戴了铐。

【聂勇荐自《新乡日报》2005年12月12日／许创哲图】

这个时代（三首）　作者：徐　润

痛，并快乐着

白岩松：痛，并快乐着；

演员：假唱，并招摇着；

观众：娱乐，并糊涂着；

李宇春：干嚎，并梦想着；

芙蓉姐姐：自恋，并出名着。

美女作家：写着，并露着；

某些作家：抄着，并发着；

某些教授：剽窃，并学术着；

某些专家：胡说，并权威着。

农民：勤劳，并贫困着；

贪官：腐败，并高升着；

企业：亏损，并上市着；

商家：造假，并合法着；

消费者：消费，并心悬着。

我：做起来这么着，

心里想的却是那么着。

从娃娃抓起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围棋要从娃娃抓起；

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自主要从娃娃抓起；

安全要从娃娃抓起；

禁毒要从娃娃抓起；

英语要从娃娃抓起；

健身要从娃娃抓起；

期货要从娃娃抓起；

环保要从娃娃抓起；

消防要从娃娃抓起；

保险要从娃娃抓起；

送礼要从娃娃抓起；

节约要从娃娃抓起；

气象要从娃娃抓起；

抽烟要从娃娃抓起；

…………

学汉语要从娃娃抓起；

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反腐败要从娃娃抓起；

诚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素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公民意识要从娃娃抓起；

普及唐诗要从娃娃抓起；

知识产权要从娃娃抓起；

金融理财要从娃娃抓起；

自我保护要从娃娃抓起；

“领导能力”要从娃娃抓起；

振兴京剧要从娃娃抓起；

自主创新要从娃娃抓起；

牙齿保护要从娃娃抓起；

培养观察力要从娃娃抓起；

预防皮肤癌要从娃娃抓起；

消除乙肝隐患要从娃娃抓起；

心理、视觉健康要从娃娃抓起；

…………

天哪！

还有什么东西该从我抓起？

进行到底

将爱情进行到底

将娱乐进行到底

将搞笑进行到底

将装修进行到底

将免费进行到底

将网恋进行到底

将怀旧进行到底

将优雅进行到底

将感恩进行到底

将讨论进行到底

将野蛮进行到底

将撒娇进行到底

将网络进行到底

将彩信进行到底

将恋物进行到底

将征服进行到底

将偷窥进行到底

将浪漫进行到底

将减肥进行到底

将悬念进行到底

将平凡进行到底

将忧郁进行到底

将MP3进行到底……

看啊！我们如此地有信念！

【刘畅荐自《清远日报》2005年11月16日】

年轻时与年老时　作者：李小磊

年轻时用生命换取金钱；

年老时用金钱挽留生命。

年轻时人找病找都不来；

年老时病找人却挡不住。

年轻时每天睡也睡不醒；

年老时想睡却总睡不着。

年轻时遇到死神都不怕；

年老时却怕死得不得了。

年轻时庆幸自己有儿子；

年老时却常遗憾没女儿。

年轻时总发愁日子难熬；

年老时却发现岁月易逝。

年轻时能张嘴却没有肉；

年老时有肉却张不了嘴。

年轻时常跟父母对着干；

年老时却盼儿女顺着来。

年轻时常常欺负小孩子；

年老时常常被小孩子欺。

年轻时角色犹如演戏的；

年老时位置常在观众席。

年轻时天天盼着过大年；

年老时日日愁着年难过。

年轻时用推车推着别人；

年老时轮椅上坐着自己。

【白淑贤荐自《福州晚报》／郭德鑫图】

“一”与另一个“一”　作者：汪　强

一个人收了我的红包，将我安排到我想蹲的位置上，他就是一个好干部，大好人；一个人收了我的红包，没有把我安排到我想蹲的位置上，他就是一个大贪官，大坏人。

一个孩子说了假话，我说他真聪明，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一个孩子说了假话，我说他不诚实，因为他是别人家的孩子。

一个富人狼吞虎咽地吃饭，有人会说，你看人家连吃饭都讲究效率，难怪人家能发财；一个穷人狼吞虎咽地吃饭，有人会说，你看他那副穷相，八世没吃过饱饭似的。

一个文学家用错了一个词，那叫做词的活用；一个普通人用错了一个词，那就是文化水平太低，连字都不会写。

一个学生骂了教师，这是没教养、没规矩的学生；一个教师骂了学生，那是出于爱心，是恨铁不成钢。

一个当官的挤了一回公共汽车，有人会说，这个当官的不错，能够下来体察民情；一个老百姓天天挤公共汽车，有人会说，现在老百姓的日子不错了，上班都不用走路了。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5年12月2日／毕传国图】

矛盾人生　作者：过　客

□当不幸降临到他人头上时，人们往往都能像智者一样劝慰别人；而当同样的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时，人往往很难同样地开导自己。

□人最大的不智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却迟迟不愿去做，所以平庸却又自怜的人很多。

□别人身上的缺点就像白纸上的黑点，一眼就能看出来；而自己身上的缺点就像眼皮上的痦子，很难发现。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人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扩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

□当别人在公众场所不小心出丑时，我们往往一笑了之；而当同样的情境在自己身上出现时，我们往往好长时间不能从尴尬中走出来。

□父母喜欢用自己的生活阅历教训子女，教师喜欢用自己的求学阅历教育学生，遗憾的是他们的说教往往很少有人听。直到有一天，历史的一幕重演。

□看到他人取得成功时，我们会说，他们的运气好；当他们遭遇失败时，我们会说，他们不够努力。自己取得成功时，我们会说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若遭遇失败，我们会自我解嘲说都是环境的错。

【任法花荐自《思维与智慧》2005年第11期／庞　彦图】

幸福像小猫　作者：陆凌寒

□幸福就像小猫——你哄它叫它，它却躲着你；你专心做自己的事而不管它，它就会过来蹭你的腿，跳到你的膝盖上。

□幸福来源于深刻的体会、简单的享受、自由的思考、刺激的生活和不可或缺的感觉。

□幸福就是当你照镜子的时候，喜欢你看到的那个人。

□只有一种方法能得到幸福——不要为我们控制不了的事而担忧。

□愚蠢的人到远方寻找幸福，聪明的人在脚下种植幸福。

□幸福就像接吻一样——你不付出就无法享受。

□幸福就在于把每一天都当成蜜月的第一天或假期的最后一天。

□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能在自己家里找到安宁，他就是最幸福的人。

【于秋玲荐自《环球时报》2005年12月5日／草　草图】

当官手中的牌　作者：沙　石

当官很难也很容易。

当官很难，主要是说当上官难，实际上官并不是谁都能当上的。很早以前就有“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后台最重要，德才做参考”的说法；后来又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说法；后来又有“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和“背心改乳罩，岗位很重要”等说法。看来，当上官确实难。

当官容易，主要是说当上官之后容易，实际上官又都是谁都可以当的。怎么当官啥招都要有；当上官以后怎么干好工作什么办法措施都无须有；只要手里有了几张牌就行了。什么牌呢？主要是一本画册、两座广场、三条大路、四户企业、五个典型、六处景点……好了，这些牌足够打一阵子了。

如果你是官，手里若没有这些牌那不是蠢货吗？至于本级财政收入如何？至于经济实力和后劲如何？至于几十万、几百万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如何？那是你所需要的牌吗？

如果你不是官，若把这些牌去掉，看看官还有什么牌可打？

【皮波摘自《自由公社》／衣明举图《大鱼》】

公务员考试题选（附答案）　作者：代理村长

一、为什么南极没有熊？

A.熊没有南极暂住证，都被送到北极筛沙去了……

B.他奶奶个熊是什么熊？

C.年创利税达不到200万，落不了户口。

D.熊被吓跑了，因为人类登上了南极，熊怕人类吃熊掌。

答案：选择A的带往街道办事处工作；选B的同学要加强普通话培训，注意规范用语；选C的送往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选D的同学下次陪领导吃饭你带路行吧？

二、鳄鱼为什么见了食物流眼泪？

A.感动的。这年头，能有这样的食物，要感谢政府，感谢领导……

B.送了八斤，比八两大米多了许多，当然要落泪

C.一只煮熟的绝对没有H5N1的鸡摆在了面前

D.恐龙村书记在白垩纪欠我家餐馆的钱终于还清了

答案：选择A的领导发言稿以后你负责编辑；选择B的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安于天命，并不是可造之才；选择C的冷静！但缺乏勇气；选择D的公司有追讨欠款工作，由你负责准办不成！

三、某甲住在东城区，他在西城区违规建房，拆迁办应该到哪个法院起诉？

A.东城区

B.西城区

C.管他哪个区，直接强行拆

D.看哪个区有关系

答案：C。理论上答案是A，但实际一般不这么做；选B的回家连理论带实践统统重新研究一遍。

四、在酒店叫小姐时被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

A.我错了，请党和人民原谅我。

B.我喝多了，还干没干别的记不清了。

C.斩钉截铁：我没干！绝对没干！

D.出示工作证，表明身份，一句话不说。

答案：B。回答A的遇事慌乱，自毁前程；选C的顽固抵抗，绝对不行；选D的不自量力，你有这水平你还用得着来考公务员？

五、矿难频发，你觉得根源是什么？

A.劳动者素质还差很远

B.煤矿领导人不如小煤窑主水平高

C.假新闻太多

D.煤价暴涨

答案：A。答B者，平常注意学习领导讲话，政治觉悟非常高；答C者，头脑冷静，遇事不慌不乱；答D者，有经济头脑，可以做经济“砖”家。

六、英国二战时为什么停止天气预报？

A.天气预报员要求博士学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B.让德国知道你的天气好还不来炸你啊。

C.每天一样，硝烟弥漫（不重复播报）。

D.当时广告费猛涨，把天气预报挤占了。

答案：答案D，绝对的传媒人才！回答A.B.C的哪怕是技校，都回炉再学习。不懂得如何抓商机怎么做好公务员？

七、海水为什么不能喝？

A.省长还没有喝第一口，谁敢喝？

B.海水浴场太多，公厕太少。

C.你不想想苯化合物都流哪里去了。

答案：回答A的绝对是个小市民；选B的是讲卫生的好同学；选C的同学回家再学习地理去！

八、公司有突发事件，你如何处理？

A.赶紧公布，让同事们都做好防备。

B.公司机密，泄露者杀无赦。

C.先封锁消息，实在走了风声再想对策。

答案：C，临危不惧，处事风格大胆，值得表扬。选A的同学太天真幼稚，难当重任；选B的你以为公司是黑社会？没有一点法律意识！

九、你觉得预防艾滋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A.在“小姐”中发展义务防艾大使

B.禁止“厂妹”下班搞兼职

C.严惩嫖客

D.围殴向医院讨说法的艾滋病患者

答案：选择A的同学，你有伟大的理想；选择B的同学，预防艾滋还是从自己做起比较好；选择C的同学，打击面不要太“广”哦；选择D的同学，下次领导外出请你做保镖！

十、如果公司因为员工内讧被迫停工调整，对外发布的公告应该如何写？

A.公司员工造反，要平息。

B.公司网络被全球黑客联合攻击。

C.公司为了奖励员工，全部外出度假。

D.线路检修。

答案：D。答A者，马上清理出考场；答B者，是策划炒作的人才；答C者，说谎本领不够，但是可以多加培养。

十一、公司要裁员，你应该怎样对被裁的员工说？

A.人下岗了思想不能下岗啊

B.东家不打打西家

C.以后有机会再来应聘吧

D.这个公司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答案：A。答B或者D者，录用当天马上裁掉；答C者，就让他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十二、公车改革你认为要怎么改？

A.提倡步行办公，腰围超标者一律开除。

B.公车加油，自己掏腰包。

C.过路费过桥费不予报销。

D.补贴乘坐游艇直升机。

答案：回答A的胜任减肥中心教练；回答B胜任石油公司老总；回答C的当收费站站长好了；回答D送好莱坞培训去。

（本试卷纯属搞笑，切勿当真。）

【选自《社会论坛》2005年12月】

老公，老婆　作者：朱德庸

1、真正能强迫一个女人成为别人老婆的不是父母，而是年龄。

2、为什么求婚都是在昏暗的光线中进行？因为除了需要欺骗对方外，也需要欺骗自己。

3、对女人而言，电话里能说的皆属于琐事，面对面聊天的则属于正事。

4、每个男女印象最深刻，最怀念的是初恋，因为它没有继续下去。

5、结婚并没有什么道理，但事后你会知道许多道理。

6、“我真不敢相信娶了你”这句话男人一生得说上两遍。第一次是新婚之夜，男人喜悦地说；第二次是结婚三十年后，男人感叹着说。

7、男人总是要女人回答一些她们不知道的答案；女人也总是问男人一些他们不想回答的问题。

8、有钱的男人可以拥有一份工作而保有数个女人；穷男人则拥有数份工作而只能保有一个女人。

9、女人耗费一生，为的是要找一个能爱的人，同时也要防止别的女人找到他。

10、岳母是一种智慧型监听器，当她监听不到任何情报时，便自行捏造。

11、化妆品对女人而言，是信心；对男人而言，是幻觉。

12、嫁给历史学家，是一个女人的悲哀，因为他会企图挖掘出你全部不为人知的过去。

13、太太离家出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还会回来。

14、没有女人知道男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大部分的女人都知道男人心里想的一定和她们不一样。

15、男人痛恨那些企图诱拐自己老婆的人，尤其是那些半途而废的。

16、男人愿为爱情拼命，结果却发现婚姻要了他的命。

17、嫁给考古学家，是一个女人的幸福，因为你愈老，他愈有兴趣。

18、老婆值得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老公一样也想不出来。

19、生孩子的目的：制造一个彼此控诉对方的忠实听众。

20、男人和女人一样会犯错误，只不过女人会让这错误错得像是身边那个男人的错。

21、岳母之所以对于挑女婿百般选择，除了是要为女儿找一个归宿，同时也在为自己找个住宿。

22、婚姻就是，别管老公怎么想，只要在乎老婆怎么讲。

23、有钱的老公声音大，没钱的丈夫老婆大。

24、人不甘寂寞，所以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便甘心寂寞了。

25、恋爱时，男人和女人比的是谁比较会骗人；结婚后，比的是谁比较骗得长久。

26、为何高级主管大都在五十岁以上？因为他们已在婚姻生活里磨练到足够的经验。

27、每个男人都希望拥有一个电视广告里的女人，但他们没想到：一旦不喜欢她时，可无法随时关机。

28、上帝迟迟无法动手修改女人的原因是，她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29、夫妻每透过一次争吵，就更加了解对方；当他们足够了解彼此时就不再争吵了，他们分手。

30、别对女人说她讲的都是废话，否则你会为这句话说上半天的好话。

31、当女人有理时，她会骂你；当女人没理时，她会骂得更凶。

32、为什么糕饼店的生日蜡烛都是免费赠送？因为只有人少拿不会有人多要。

33、婚姻的目的就是在告诫你不要太相信你的判断力。

34、当一个女人对你诉说她的梦想时，你就要小心别成为神灯里的精灵。

【刘佳鹏荐自《老公老婆》海南出版社出版／草　草图】

茶客留言　作者：李志远等

李志远（北京）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第11期所载《当代无耻语录排行榜》一文，不失为一篇佳作。然而，小有遗憾：仅是按名次列出了10条无耻语录，而缺了作者的“点睛”式评论。本人不才，拟以“随记”补之。也许“点睛”不成，反成“蛇足”，也说不定。但无论怎样，不吐不快，还是贸然而为之。

【原文】第一名：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先走！（新疆克拉玛依火灾发生时某公仆对惊恐的小学生们如是说）

【随记】在“官本位”的熏染下，“领导优先”成为一种程式。无论在怎样的情势下，这程式总是取代“从实际出发”。结果，只能消解办事成效，败坏公仆形象。

【原文】第二名：不就死了几个孩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沙兰镇洪灾后某公仆对灾民如是说）

【随记】竟将孩子当成了寻常物件！也许，当他的孩子也在其中，亲自感受切腑之痛，方会悟出“以人为本”之真谛。

【原文】第三名：人死了以后再通知我们吧！（衡阳人张衡生冻毙路边前某民政所公仆如是说）

【随记】民政部门的公仆，似乎是专管收尸的，而活人将死，可以不管不问。“防重于治”喊了多年，然而对于他，无异于对牛弹琴。

【原文】第四名：少来这一套，我见得多了！（定州市某公仆对跪下来求他做主的村民如是说）

【随记】这说明，在他的治下，百姓的无奈下跪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虱多不咬，账多不愁”，可以不理不睬！

【原文】第五名：中国很安全，没有ＳＡＲＳ，欢迎来旅游！（卫生部某官员如是说）

【随记】睁着眼说瞎话！此乃搞愚民政策之惯用手法。只是，历史车轮驶入２１世纪，无论国人，还是老外，对此无不嗤之以鼻，不买账了。

【原文】第六名：手术对她们有好处。考虑到是一项公益事业，我们就做了这个手术。（南通儿童福利院将两名弱智少女切除子宫之后如是说）

【随记】一个沉重的话题，却说得如此轻松。足见其目中无人，遑论“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了。

【原文】第七名：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某法院副院长就佘祥林冤案如是说）

【随记】以荒唐逻辑，做自我辩解，只能暴露其无知和可笑。有道是，“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明乎此，方有望维护司法公正。

【原文】第八名：我以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因贪落网后如是说）

【随记】混迹于公仆队伍，身心俱脏。所以，其言辞也不能不散发着霉味儿。

【原文】第九名：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央视励志广告歌词对下岗工人如是说）

【随记】站着说话不腰痛！词作者，无疑是在岗人员，而且，衣食无虞，“少年不知愁滋味”。

【原文】第十名：谁叫你们干活，你们就找谁，政府不欠你们的钱！（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某公仆对为讨要工钱而上访的民工如是说）

【随记】作为政府，吃着百姓的税金，却不为百姓办事，这本身就是欠了百姓的钱——如果他也配代表政府的话。

李宜倩（江苏南京）

透过何方老先生的《党史研究中的反思》（本刊2005年第11期），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特性。“两头真”在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何老说自己：“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

何老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从事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并且尖锐地提出：要谈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十年浩劫”中，上岁数的人都知道，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既迷信又愚昧。我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的悲剧，我实在感到耻辱。因此，我也希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把你们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情写成文章，这会对读者有很大帮助。事实上，只有经过认真总结，通过比较鉴别才能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

陈　章（广东陆丰）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12期《千万不要胡吹》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都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就不可理喻了。”

中医虽有“肝火”一说，但那是另一回事。从这句话表达的意思看，其中的“肝火脾土”应为“肝木脾土”。中医五脏相应于五行为：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

2006年第3期

社会不能让人累得喘不过气来　作者：庄礼伟

从教这么多年，感觉上是越来越累。量化考核、职称评定、申报学科点、迎接评估、讨论文件、开会听报告……现在只要一个行政命令，高校里就掀起一个群众运动；老师们在课堂上可以组织研讨、侃侃而谈，但出了课堂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被管理者。此外，本科生、研究生扩招的结果，是师生比的扩大，这时候如果想做一个负责任的老师的话，确实会累得半死。当然，我们也听到某些研究生为导师做科技童工，而累得半死的消息。

此外，老师们上有老下有小，要跟着上学的孩子一起做功课，生活水平要赶上邻居，乡下的亲属需要接济……

当然，我相信那些英年早逝的老师和科研工作者之所以拼命工作，更主要是为了事业和使命。日前有报道说，中国社科院的萧亮中去世时才32岁——那样一个原本健康开朗的人！

过去被推介的楷模，都提倡人民从休息、闲暇中挤出时间来，用于学习和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人人都爱陈景润”的年代，报纸曾报道过杭州一位刻苦钻研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他曾陪外地来的亲人，在杭州游览了一天，报纸上说，他为这被浪费了的一天时间“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而现在，我们中国人中普遍的一个苦恼，是如何从繁重的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用于休息、休闲。一位也是当老师的老同学在累病之后，满脸倦容地对我说：现在我想通了，每天我要留出90分钟时间给自己，做90分钟的慢速运动，我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家里人想。

而我，是把体育锻炼搞得和工作一样累：高强度地打30分钟羽毛球，认为这就是休闲。休闲完毕，立刻又投入忙忙碌碌中。

许多出门旅游的人，也是在紧张地休闲：紧张地早早出发，生怕路上塞车，到了目的地又紧张地一个接一个地跑景点，然后又匆匆赶往火车站或飞机场，然后歪歪倒倒扶着墙回到家里……休闲完毕。

是社会有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谁在逼你这么累？无论你从事哪一种职业，其实都应该舍得“浪费”一点儿时间，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从激烈的人生赛跑中转身，经常把一些时间奖赏给自己。善待自己不是自私，而是人生第一责任。

可是，我们实在舍不得浪费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原本要和家人、朋友分享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地献给老板；周六到周日原本应当休息的时间，我们要挪用来“充电”。

我们不敢放松，不敢浪费时间，否则，结果就有可能是落伍、失业、受穷、被竞争对手排挤。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赛跑。在写字楼里，职员们在电脑前冲刺；在工厂里，工人们和发出巨大噪音的机器一起在冲刺；在公路上，司机们为了多挣钱，超载、超时、超速驾驶，他们似乎是用命来赛跑。孩子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有的父亲为孩子筹集学费、路费而累倒在夏天里。穷人们敢不冲刺？

我们就是这样在慌慌张张、急急忙忙的冲刺当中，度过这个时代和自己的人生。因为……因为我们心里不踏实，我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和足够的保障，我们面临太残酷的职场拼杀。我们早已失去了传统中国的贵柔、不争、从容、悠游。一个身心疲倦、身心沉重的民族，经历着一个被现实窘境所紧逼、被欲望洪水所驱赶的时代。我们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保命。

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之所以会有恐慌感，除了客观的现实原因，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心理魔障。我们需要有一些健康的理念来调适身心，需要有一些终极的信仰来慰藉心灵。仁者寿，心灵和谐者寿。我们的社会与制度也有责任，我们不能使非人化、身为物役成为制度，休息、休假、休闲是基本权利。一个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心慌、心律不齐、喘不过气来的社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曹炜明荐自《深圳新闻》2005年12月19日】

以教育出名的穷村　作者：张雨生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于农民来说，是好事，是佳音。我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民还是庞大的弱势群体。我们这些农民子弟，通过读书及其它途径，走进了城市，成为城里人，改变了自己及后代的命运。但是，父老乡亲还在农村，那里有忘不了的根。反哺与支持，实实在在做好了，并长期坚持下去，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革。

这项工作刚刚开头。近来就听到有人欢呼：形势大为改观，局面已经扭转。欢呼者的依据是，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正在被免除，部分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获得补贴，教育、卫生、文化向农村倾斜。依我看，这些工作只能表明，反哺与支持，得到了重视，开始启动，并为全社会关注。

多的不说，仅说一点，即教育问题。知识人才的培养与流向，还鲜明地显示着，农村在极力支持城市。为此，一些农民家庭，倾其所有，负债累累。

最近，我去了一个县，县领导人感到自豪的是教育办得好，上上下下重视教育。他们特别强调，农民多么穷，也要想办法送子女读书。全县办有六所高中，每年有一千多名学生考进大学。我问，分配回县的有多少？他们说，一年不足一百人。该县子弟在大学读书的，常年大致有五六千人，一年得有四五千万元经费支持他们。学成之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能回来。其中，多数是农家子弟，上学费用来自农村，取自农民。县领导人说，这笔费用比农民交纳的农业税多得多。

有一个小村，21户人家，出了28个大学生，远近闻名。一户农民依靠种地，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倾其所有还不够，供两个大学生上学，必然债台高筑。学成之后，反哺家庭，也仅是过年过节接济一点。一位做父亲的对我说：“我儿子读书进了城，我在乡下穷死也心甘。”以教育出名的小村，依旧是乡里最穷的村。周围的村子建起了许多小楼，这个小村的房子还都破破烂烂，农民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全部投入了教育。

农村为城市培养人才，如此竭尽全力，算不算是农村支援城市？这种状况，目前正在继续。还要持续多久，不得而知。相当长的时期改变不了吧。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农民都晓得的。从主观上看，农民重视子女教育，让后代获得知识，是要改变他们的命运，摆脱农村的贫困。他们这么想，这么做，无可指责。相反，这被看作是觉悟，受到政府赞誉，为乡邻羡慕。但从客观上看，却是农民倾其全力，在为城市培养人才，输送人才。以读书为重，形成了家风，形成了乡风，当然是好事情。重视的结果，却是从农民身上，从农村土地上，吸取大量财力，投入高等教育，农村农民因此更贫困。知识改变命运，仅是改变子女的命运，而还没有做到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教育改革的得失，说法不一。至少把教育作为产业的做法，为有识之士所否定，为贫困群体所抱怨。受教育者负担愈重，投入成本愈大，对于农村，对于农民，则是从那里吸取的财力愈多。这无疑要加重农民负担，使农村更难脱贫。培养出来的人才，又难得返回，难得为农村和农民脱贫服务。这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不是背道而驰？教育部门难道不应该思索这个问题吗？

【杨松荐自《今晚报》2006年1月7日】

中国人缺少什么　作者：温柔女侠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途羔羊般不知何去何从。

【翟明荐自《燕赵警视》】

“述职报告”成笑话　作者：山海夫

每到年底，各级官员都要面对下级作述职报告，报告的内容重在廉政建设。这些报告我们听起来，无非说明他们都是好干部，除了“学习不够”这条共同的缺点之外，都没有错误。某地一位书记在述职报告中称自己“连一瓶酒都没收受”，成为新闻，很快在全市街头巷尾传开。老百姓对这一述职报告为什么如此感兴趣？这“报告”首先是从官员内部传出来的，被官员内部的人当成新闻、当作笑话。

如果我们对一个权力人物，像这样的地方一把手，假定他清廉，可信度有多大？如果假定他不清廉，可信度又会多大？建立完善监督机制的意义，就是因为后者这个假设！这位掌握一市大权的书记“连一瓶酒都没有收受”，人们不相信。首先是他的内部下属官员把这当成笑话，这说明官场内部并不“清”。他是在党内、在下级官员面前这样述职，不论官场内部的人怎么心知肚明，他都要以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身份述职，述职是官员年终行政工作的一项内容，当然要强调正面形象，书记、一把手怎么述职，是导向，下级官员当然也不离这个谱。所以我们听领导干部年终述职，便都是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了。这样的述职报告，简直叫愚弄群众。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们从这些官员的述职报告中确实也听到了许多敏感问题。比如，我们听到几乎所有的干部在述职中都说自己没有参与房地产活动。为什么他们都要在这个池子里洗清自己？再是通报家庭成员职业情况和收入情况，为什么也要在这方面洗清？还有一个述职的重要内容，所有的述职官员都强调个人作风正派，从来没有到“不该去的地方”，这个不该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也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官员一定要在这个池子里洗清？所有的官员在述职报告中都说自己从没以权谋私，哪怕他在台上喝的茶、抽的烟还是别人送的。难道说以权谋私的官员都在监狱里？下级和群众听领导干部述职报告，难道就是这样的戏剧效果？这样对加强干部自律和实行群众监督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从这样的态度来看，我们就不相信他们有清正廉洁的决心。这样的过场走下去，只能煮“夹生饭”。

假如卖官书记武保安不被抓，他的述职报告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他会说，他从未以权谋私，在用人问题上始终坚持组织原则；老伴退休在家，做家务……云云。结果，从县长升为书记仅八个月的时间，就卖官敛财400万元，成为轰动全国的卖官大案。其夫人王临风（与武同上审判席），退休在家后主要干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二是到银行存款，有时两天存一次，有时一天存两三次。这够戏剧化的吧！

【刘畅荐自《央视论坛》2005年12月31日】

又一个英雄无助　作者：洪巧俊

荣立一等功的彭辉林没想到记者为他写的《我想救儿子，但我不能卖身》未能引起任何爱心关注。于是他不得不搬出自己的“功劳簿”（一等功证书）再一次求助。

又一个英雄无助！曾经救了19条生命的金有树，当他重病没钱医治求助时，却也无人回应，于是他满怀信心地把求助信寄到了开县县政府，却也没有回音。生活之悲，以之为窥。人们难道真的“审美疲劳”了，这些对英雄真实困境的报道就不再能刺激人们的眼球？一个救了19个人的英雄最后因没有钱不得不离开医院而等死；一个荣立了一等功的英雄，生活竟是如此困窘，儿子生病求助于社会却要用噱头来获得同情。

这个社会究竟怎么啦？民工讨薪要怪招，救助要噱头，没有怪招和噱头就难以吸取媒体报道和人们的同情。记得民工卢万福为讨拖欠了5年的工钱，数次往返于河南浙江，却屡讨屡败，绝望之下卢棋出怪招，将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丢在浙江诸暨市法院。经过一番博弈，卢万福用“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怪招，最终拿到了拖欠5年的工钱。而那位说出“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的女大学生，关注的眼光和无私的捐助却是连绵不绝。然而我们的英雄们通过正常的求助方式，却得不到回应。

一个救了19人生命的英雄眼看着无钱看病不得不离我们而去，他的舍己救人行为和生活困境为何激不起我们的一丝同情？一个平凡的父亲19年来不离不弃地救治重病之子，他的舐犊之情和坚如磐石的精神为何激不起我们一丝的感动？救助偏爱于有噱头的对象，这难道不是人性之麻木、人伦之堕落？

13年前的那次清水河大爆炸劫难，事发时，身为笋田派出所治安员的彭辉林冲进火海，救出被困群众。随后，再次发生了爆炸，一个巨浪冲来，他倒在血泊里不省人事。由于孩子治病，债台高筑的彭辉林错过了对自己治疗的机会，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右眼坏了，右耳聋了，自己也下岗了。对于这样一位受过重伤，丧失劳动力的英雄，政府有关部门理应跟踪服务和救助。的确，现在需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对于舍生忘死、舍己救人的英雄，政府都不能救助他们，看多了英雄金有树和彭辉林这样的结局，今后舍己救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

我们的政府在考虑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应为舍生忘死、舍己救人的英雄们建立一个好的救助体系。

【邸笑飞荐自《潮州日报》2006年1月17日】

怀念一万只断臂　作者：唐德亮

有篇关于中国农民的调查报告，曾经热销全国。那天我与一位教授谈起这事儿，教授说：“如果写一本关于中国民工的调查，可能会更加畅销。珠三角一些地区，经常有打工工人累死、中毒死，××市（笔者姑隐其名）天天有工人被机器铰断手臂。安徽一个镇，死去的民工就有几十个。”

“没这么严重吧？”我将信将疑。“不信，你可去一些地方工厂深入调查。”他说。

最近，我终于相信了，2005年9月下旬，媒体曝光了广东20余家“血汗工厂”残酷剥削压榨劳工的劣迹，令世人震惊、舆论大哗；11月7日《南方都市报》又曝光了广州石井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女工何春梅“连续工作24小时”“三天只睡了6小时”被活活累死的事件，令人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深圳劳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本报记者在广东省看到了手外科的发达，劳工NGO（非政府机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估算，在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的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老天！一万只断臂，四万只断指！这是什么概念？说明了什么？

除了断臂、断指，工人们受到的折磨还有：被老板、主管辱骂殴打；被无故或借故拖欠或克扣工资；被非法搜身；住宿条件恶劣，十几甚至几十个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限制工人的出入自由；连续加班；工厂通风、卫生环境差；十几年不涨（或仅涨几十元）工资；不愿为工人买保险，随时（或无故）炒工人“鱿鱼”；民工受伤不愿掏钱为其医治，等等……

老板们何以如此狠心？难道人心不是肉长的吗？错了！有些老板的心已不是人心，早已异化成狼心，贪婪的金钱欲望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只剩下一个血盆大口，疯狂吞噬工人的血肉与生命。农民工嘛，中国多的是，“三条腿的人难找，两条腿的农民工哪儿没有？”

官员们又为何不管呢？老板来本地投资，谁敢得罪？惹得资本家们不高兴，把厂子搬走，岂非“招商引资”的重大损失？因此，他们往往充当了不法老板、“血汗工厂”的保护伞。不久前，深圳不就出现过某厂工人到有关部门投诉上访被置之不理的事件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首有名的诗《为森林般高举和不举的手欢呼》。诗人充满激情地歌颂人民代表敢于在人代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高举自己的手赞同政府的主张，也可不举手（不同意）政府的主张。由此我又想到，这些断了手臂、手指，因工伤残、病死的农民工，有多少个（可能会有？）地方官员、代表为他们的命运鼓与呼呢？

呜呼，一万只断臂（何止一万只）！呜呼，四万只断指（何止四万只）！还有无数被“血汗工厂”残酷榨取血汗而伤残而陨命的工人兄弟、姐妹！

【翟明荐自《清远日报》2006年1月7日】

还有多少公开的秘密　作者：慕毅飞

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载文，说花钱发表论文是大学“公开的秘密”；1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又载文，说在河南许昌，花钱买驾照成了“公开的秘密”。此外呢？1月5日的《新快报》说，“新瓶装旧酒”使药品降价成为“空降”，一直是药品行业“公开的秘密”；1月6日的《解放日报》在分析“宿州眼球事件”的根本原因时说，作为祸根的医生走穴，早就是各大医院“公开的秘密”。真不知偌大个中国，还有多少“公开的秘密”！

既为“秘密”，就需瞒人。事需瞒人，足见非法规、政策所允许。做这样的事，一旦被发觉，很可能是要被查处的。所以，只能瞒着人，偷偷做。然而，“秘密”偏偏又能“公开”；也就是说，本该瞒人的事，却又能堂而皇之地做。这其中就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在。

有些现行的规定，失之过苛，缺乏可行性。结果，逼良为娼，你做我做大家做，法不责众，本需瞒人的事，便也无需瞒人了。譬如花钱发表论文，绝非研究生所心甘情愿，但发表不了就无从毕业。眼下需要发表论文的研究生日渐增多，能发表论文的刊物却依然是那么几本。僧太多，粥太少，要想发表，只有不择手段。对“钱文交易”的刊物，研究生们不仅不恨，还心存感激。这“秘密”尽可“公开”，各得其所，自然也便相安无事。

有些做法药不对症，形同虚设，打的是三岔口，花拳绣腿，招招落空，小家雀也就不在乎稻草人的吓唬了。譬如降低药价，一次次公布药品目录，一次次只见药价飙升。你降什么药的价，医院就从药柜上撤什么药，药厂就将什么药换点配方、改点剂量……新药新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药品降价的次数越多，从病人那里搂得的药钱也就越多。出招、还招都在明处，当然没有“秘密”可言。

牛栏关猫，蛛网囚鹰，看起来这栏与网都是有的，但实际上谁都知道，猫与鹰从来都是自由的。譬如医生走穴，主客医院都得利，医患双方都情愿，所谓“规定”也只是说外出行医要“批准”，每周“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个工作日”……可“批准”能保证什么？“原则上”一个工作日又能制约什么？稍有一技之长的医生，大约没有不走穴的。也许正是这放不像放、禁不像禁的“规定”，才逼得走穴医生“萝卜快了不洗泥”，闹出不幸的“宿州眼球事件”来。

至于花钱买驾照也能成为“公开的秘密”，实在是因为有些规章着眼的就是钱财。驾驶培训的收费，动辄数千元；合格与否的尺度，却全在一念间；再加上技术好的驾驶员不一定不出事，技术不好的驾驶员也不一定马上出事；而且，出了事也没见谁找到发驾照的头上……如果经济有收益，只要驾照卖得出去，不“睁只眼闭只眼”才怪。要是新手上路，一年内出了车祸，真要问责驾校；而且使培训与考核在收益上彻底脱钩，核发驾照亦无利可图——“花钱买驾照”的事，就不会发生。

“公开的秘密”，说白了，也就是阴暗勾当的明目张胆化。所有“公开的秘密”，其实都是对公众良知的挑衅，都是对法规、政策的嘲弄，都是对舆论监督的蔑视，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蹂躏。要构建一个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就须从清理一切“公开的秘密”开始。

【潇风荐自《都市快报》2006年1月9日】

真出乎争　作者：葛剑雄

顾颉刚在总结他与谭其骧的争论时，使用了“真出乎争”四个字。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争鸣的态度，也是探索和争鸣的实际意义。

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根据“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争鸣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存在任何禁区。而且只有经过充分的争鸣，才能明确什么是真理，才能更准确地认识真理，进行宣传时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才能把握好宣传的尺度。

争鸣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哪位导师或伟人的片言只语，或者是他们非普遍意义的、非指导性的论断。以往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时，往往也要从马克思的论著中寻找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懂中文，他能阅读到的中国有关的非中文资料也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有无具体指示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或者拘泥于马克思的具体说法，不仅无益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又如以往研究王安石变法时，经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实际列宁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很有限，他只是偶然知道了王安石，而不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作了全面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近来一些讨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文章引用孙中山的说法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孙中山虽为一代伟人，却并非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他对洪秀全的赞扬和肯定无疑是出于个人感情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学术争鸣中滥用他的话既无必要，亦无补于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争鸣能否正常进行，能否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是否能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会被歪曲，或者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

以往政府或主管人员经常以保守“国家机密”为由，不允许研究人员查阅档案或其他资料，甚至本来是公开的报刊也列为机密。在这种情况下，连真相都不得而知，哪里还谈得上争鸣？例如，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其实根本无法讨论，因为最重要的事实——此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公布。官方从基本否认到1980年代初承认死了1800万，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最高估计超过4000万。如果真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的三年间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比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死伤人数还多！这样的前提不能确定，如何能作出正确评价？又如，我们作为亲身经历者，当时听到的困难之一是“苏修逼债”，即苏联要求我国提前偿还贷款。但据查阅过莫斯科已经全部开放的档案，根本没有发现这样的文件，都是我方按期或主动提前偿还的。要真是如此，难道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就能不顾事实真相吗？即使当时有此需要，40多年后还需要保密吗？

时过境迁，我们有的保密措施已经毫无实际意义，甚至成为笑柄。例如由卫星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在世界上已是自由买卖的商品，或者已成为互连网上的免费软件，由Google发布的卫星遥感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家所在大楼的房顶，但我们继续规定对大比例尺的地图保密，民用地图上不许画等高线。

但对现当代以前的历史研究，一般并不存在资料保密的问题，但有些人也对基本的史实视而不见，在研究或争鸣中固守长期形成的教条，不敢或不愿越雷池一步。所以一些本来不难得出的结论长期停留在片面解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却往往回避若干事实。长此以往，不仅争鸣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误导公众和党政官员。如不久前有关圆明园规划的争论中，却听不到历史学者的声音。又如，对明代的“倭寇”和王直其人，历史学界早已有了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持传统观点的人，往往连一些基本事实都不愿承认。在他们的影响下，公众连“倭寇”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了。

【选自《湘声报》2006年1月15日】

学术　作者：韩少功

一日，一个男人在某公共场所……比方说是一个旅游区僻静的角落，强奸一个女人，被游客或保安人员当场抓住，扭送派出所。这桩案子有目共睹，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简单如我这样的凡人，即便有十个脑袋，恐怕也不会有别的结论。其实，这是我的无知。如若不信，且往下看。

“动机免罪”法：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男人的行为从现象上看确实有过失，但看问题必须看本质，考查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考虑他的动机。他是要杀害这个女人吗？不是。他是要抢夺这个女人的财产吗？也不是。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恶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爱这个女人，不过是以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愿。而爱，无论怎样说也是一种高尚的动机，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医生也有可能出现手术事故的，但医生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信念走进手术室的，你们能依据一次偶然事故，给这位医生无情打击吗？

“主流抵过”法：

同志们，这位男人今天来旅游，没有买门票吗？没有买车票吗？吃饭没有给钱吗？喝酒没有付账吗？违犯了交通规则吗？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他爬山，赏花，洗脸，买香烟，哼小调，上厕所，脱大衣，没有什么行为违法。他对这个女人的行为可以说确实不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对这位女士，他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为她赶走了可怕的狗，为她打开了汽水瓶盖，等等。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要分清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在24小时内的23小时零50分钟里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优秀公民，你们为什么无视主流而偏偏要揪住不过10分钟的小节不放呢？把局部当全部，这是不是有欠公正和宽容？

“比上有理”法：

毫无疑问，我也同你们一样，极端厌恶和反对一切粗暴的行为，视公道和法律为生命。但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就说强奸吧，当然不是好事，不过强奸总比杀人好吧？(杀一个也比杀十个好吧……)我们首先应该分清有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界线。奇怪的是，那么多杀人在逃的罪犯不去抓不去管，你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抓住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大做文章吗？你们放过了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巨资可恶得多的大流氓，这是何等势利!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是不是要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权势集团中的隐身流氓比小人物更有道德感？

“曲解套敌”法：

很明显，这位男人刚才对那位女人亲嘴、摸大腿、解衣扣一类确属不雅动作，但是，这不过是每个成年男人都可能有过的行为。他的所谓举止粗暴，从另一个方面看，正是坦率和真性情的体现，没有伪君子和道学者们的人生假面。诸位先生如此道貌岸然，你们就没有摸过女人的大腿？我就是说你，你不要躲!你刚才慷慨激昂了老半天，你不是也结过婚吗？说不定还搞过婚外恋呢!你不摸女人的腿，你的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你说啊!你到底摸过没有？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是耶稣，不是圣人，那还装什么孙子!你们心里也明白，你们同样一肚子花花肠子，而这位先生不过是有勇气把隐秘的一闪念变成行动。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他给以虚伪的指责？

“假戏真做”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我同意你们把他带走，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不能这样是非不分。刚才是谁说的：以后要禁止单身男人旅游，禁止单身女人抛头露面，起码也要禁止公园里一男一女的可疑接近。这是什么话？你不要狡辩，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你们这一伙的意思!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还有人居然如此无视人权，居然要剥夺单身男人和女人的旅游权以及恋爱权，这种对人性的残暴扼杀，不是比一两件性骚扰案件更可恶更有危险性吗？说这种话的人，到底要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们是在打击强奸吗？不，事实很清楚，他们动不动就要告官的最真实目的，就是要召回专制封建主义的幽灵，重建一个禁锢人性的社会，取消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神圣的自由。我们能答应吗？对，你们说得对：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构陷封口”法：

很有意思的是，这位被你们视为受害者的女人，为什么今天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旅游区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不发生在你们这么多可敬的女士们的头上，就偏偏发生在她的头上？你们看看，她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还长得这么丰满，不，这么性感，这一切还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吗？她几乎天天一个人来这里游荡……这不是我说的，是刚才两位先生说的。她对所有的单身男人都目送秋波，拉拉扯扯……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刚才这两位女士说的。你们不信的话就去问他们，可惜他们已经走了。大家可以对这些事情展开调查和讨论。只有深入调查和讨论才会真相大白。这位女士，你有胆量接受大家的调查吗？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你结婚没有？在你婚前和婚后同多少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一带对所有的男人都……真是奇怪，你做的事大家都一目了然，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你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的话，怎么会回避事实呢？

“君子无争”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真相大白了。我没有袒护谁的意思，我对任何女人和任何男人的一切违法行为都极其反感，包括你们抓住的这个男人。也许他确实无耻、下流，是个十足的小人。不过同小人纠缠有什么劲？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这件事很无聊，掺和无聊的事本身就是无聊。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李叔同先生与小人纠缠呢？什么时候见过沈从文先生与小人纠缠呢？有知识、有教养、有阔大胸怀的人，不会花费工夫去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小人们斤斤计较的。群众的眼晴从来都是雪亮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小人最终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有自信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话，那么就不必依靠派出所，让历史来做出应有的结论吧。

道理还简单得了吗？“共识”和“公论”可以通过大交流、大讨论、大辩论获得吗？即使这个世界上统统文凭赫赫职称闪闪学富五车满嘴格言，即使我们天天夹着精装书学术来学术去的，我们就离真理更近了吗？依我看：难。实在太难。

【司志政荐自《笑话大观》2006年第2期】

交两次钱，受一回教育　作者：刀尔登

还有比这更让人吃惊的事吗?刚公布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说，城镇居民的储蓄目的，第一位是应付意外的急需，排在第二位的才是教育。真的是这样吗?我还一直以为，让孩子受教育，才是人生存钱的第一目标呢。想一想，值此国家欣欣向荣，个人也欣欣向荣之际，GDP年增百分之九，失业率不到百分之五，非典已被战胜，艾滋已被隔离，江河已被拦截，新交法亦已施行，未来中还有什么可怕的事，值得我们储存那么多钱，以致超过了子女教育的预算呢?

谢天谢地，我的孩子还在念小学，即接受义务教育——这不意味我不用给他交学费，只意味我不能逃避交学费。谢天谢地，我只有一个孩子，当学校给教室换窗帘时，我只用掏一份钱；换“桌套”(我始终不知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干什么用的)时，我只用掏一份钱；玻璃被小坏蛋打碎了，我只交一份钱；学生去看展览，我只交一份票钱及一份车钱。我只需要买一顶过马路用的小黄帽；我只需给孩子买一套校服。考虑到儿童生长迅速，为了避免浪费，这些校服都是用易损却非廉价的材料制作的，而且校方要求学生每去学校都得身穿校服，也就是说，即使在冬天，你也得在防寒服外面套上校服。所有这些努力，都使校服磨损得非常快，更新得非常快。

你可曾想象过，只靠教育经费支撑的小学校，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它的教室可能没有玻璃，自然，也没有窗帘；不用交取暖费，所以没有取暖设备。不过不用担心这样的教室会在冬天把学生冻死，因为不再交扫雪费之后，学校可能完全被雪埋住，而用不着开学了。有没有教材我不知道，但班里肯定没有报刊。不交保健费，也就没有校医，如果肚子疼，只好找个同学用拳头捶一捶。取消了电教费、电子琴费、上机费，教育方法又恢复到可靠的老手段。——好处是，现在包围着学校的印刷商、棉布商、玻璃匠、养牛人，各行各业的推销员及种种形迹可疑的人，都会离开。不会再有豆奶中毒一类的事发生。而且，不交水费后，学生也不用因为上课时想去厕所而不敢提出，憋得脸红脖子粗了。

我曾向儿子所在的学校作过一次认真的抗议。校长约我谈话。他是个热情四溅的人，与我交谈了45分钟(他是教师出身)，还送给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希望我认真阅读。我没有读。不用读我也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班级50名学生交的取暖费，加在一起，足能炼出钢铁了，说不定还有剩下的来熔化许多东西，除了我对面这个人以及教育官员们的心肠。

我听说小学只是小巫，中学是中巫，大学是大巫。中国花在学校教育上的钱，来自教育经费的占一半，来自“社会”的占一半。这后一半的钱，有的是厚着脸讨要来的，有的是笑着脸骗来的，有的是黑着脸敲诈来的。——别说我说得不客气，我已经说得非常非常客气了。不过，我不是在批评渐渐失去人们尊重的教师，甚至也不是在批评渐成肥缺的校长。我只是时时提醒自己，别把钱花光，无论如何得储存一点。至于那些无钱可存的人们，去走别的路吧。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2005年12月7日】

喝洗手水的必然性　作者：柔　草

近日有朋友从国外考察归来，说在欧洲许多地方，高速路上的隔离带或隔离桩，都是塑料做的，空心，里面可以注水。好处显而易见：放掉水，易搬运；水则可以冲洗路面，或救不测；注了水，沉重难移，起固定之效；最大的好处是，万一有车撞上，水可起缓冲作用，吸收能量，减轻或避免损伤。而国内高速公路上，那些冰冷坚硬的钢铁水泥隔离桩，全是杀手，一旦擦撞，轻则人车俱损，重则车毁人亡。他纳闷，改革开放以来，出国考察学习的官员如过江之鲫，为什么就没有把这个学回来呢？

没看到。完全有可能。

早先，有一个官员考察团到英国，考察什么主题不详，倒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值得瞻仰。考察团的领导回国后，一次宴毕，嘬着牙花子，摸摸肚皮，打着嗝儿炫耀：俺们在国外，玩了什么什么，吃了什么什么。还喝过一种营养汤，很名贵的。考察团中一位见过世面的哥儿们窃议，什么名贵的汤，那是洗手水！当时他就跟头儿咬耳朵，头儿眼睛一瞪，斥道：“胡说八道！如果是洗手水，主人怎么也都跟着喝了？”其实，人家英国人很绅士，见中国朋友出洋相，为了不使客人难堪，跟着打马虎眼罢了。这样的考察团，你能指望他什么？

今天，国门洞开已有时日，官员出国，比串门还方便，早就比老外还老外啦，国外啥没见过？可是，鲁迅说啦，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官员出国，眼里看见什么，那得看各人。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别墅名车，顶级品牌，当然都在贵眼尊视之列。官员在国外豪赌，购名车豪宅，学会了比外国人更高的高消费，一掷千金，这类消息常见诸报端，就是明证。这样的官员，眼睛太忙太累，当然无暇顾及人性化的隔离桩。

或许有人看到了，不仅看到空心隔离桩，还看到了别的文明。但不屑学，或不愿学，也有可能。在领导看来，这应该是具体部门的事；在具体部门看来，上级没有“指示”，我多此一举作甚？抑或有胸怀宏愿心系人民者，想到要真正从国外学一点对国家建设社会进步有益的东西，却未必有决策权。若建议，轻则被视为多嘴，重则有越权之嫌。且官场惯例，谁建议，谁来做，起草报告、方案，协调各方，都是你的事。做好了，没有人说好，因为那不是他的功劳。更大的可能是，你将遭各种非议，一无是处。

关键是，根据眼下社会普遍崇尚的价值观，多数人都会想，我个人在这件事中有什么好处？所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会被这个念头淹没。

既然不指望个人的觉悟，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机制，或者硬性规定，官员考察归来，必须带回成果（实事而非空洞的论文）？老百姓有没有权力问责：你花了纳税人的钱出国考察，你给社会带来什么益处？

现实是，只有够上什么级别，才有出国“考察”的资格。所以，在许多官员看来，出国不是考察，而是一种待遇，一种公款游山玩水的借口，花的是“皇薪”，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至于什么人的生命意识，车子与钢铁撞也罢，与水泥撞也罢，与他何干？

【曹建明荐自《现代快报》2005年12月8日】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　作者：冯东书

中国历代好心的大臣和儒生都劝君王为社稷着想，要“亲贤臣，远小人”，要“近君子，远小人”。但是，历代君王多会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有些好心的人遇到这种事，总是为君王惋惜，以为是君王没有看清小人的真面目，上了小人的当，用错了人。其实，稍微懂事一点的君王，都懂得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君，都要识人，都要“近君子，远小人”的道理的。

那为什么从古到今，做君王的(不管他叫不叫君王）总是要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呢?这就因为他们有重用小人的需要。

历史上的皇帝，是不可能有民主意识的(现在欧洲的一些君主立宪国王除外)，他们掌握国家权柄，不仅要保持自己的终身统治权，还要把权力传给后代，一直世袭下去。为此，如果他开明的话，自然要用一些品德好、威望高、能力强的贤臣来帮他治理国家。同时，他也必然选拔一些能当打手、心狠手辣的鹰犬放在自己身边，以对付他怀疑对自己有不轨之心的大小臣子，如汉武帝重用酷吏杜周。武则天多聪明!她不知道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坏?索元礼冤杀数千人，人畏之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那个发明“请君入瓮”的人，酷刑逼供，冤杀了一千多人。周兴陷害过数千人。武则天那么聪明的人，能一点都看不出来?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最后又把他们统统处死了?时机成熟了，她就会杀他们的头以平民愤，收人心。时机不成熟，她还要用他们来打击她的反对者，或仅仅是怀疑中的反对者。

特别当一个君王有了大失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反响，而自己又不愿承担责任，不愿认错，他当然知道会有人不满。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会借此机会联合一些人推翻他的统治。于是，“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对他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小人会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去消灭对君王不满的人，或被怀疑为可能对君王不满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曾对社稷有过大功，也不管搞掉这些人有没有证据。这些小人在为君王排忧时，当然要趁机消灭打击他们自己的对手和不喜欢的人，既遂了君王之所好，又达到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一个赞成实事求是，讲究重证据，讲究公正的贤臣，能满足君王的这种特别需要吗?当然不能。

比如宋高宗要推行他的求和路线，能让岳飞这样主战的贤臣强将一个劲向北打吗?他为了自己坐江山的需要，也只能用秦桧这样的小人。秦桧自己怎么敢又怎么能害死岳飞这样威望很高的大臣?而有良心的贤臣又不愿意干。宋高宗也只能用心狠手辣，昧着良心干事的小人去干这种事。

君王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欲望。如唐高宗李治要娶自己父亲的小妾武则天作妃子，这是乱伦的。唐玄宗李隆基要把自己的亲儿媳杨玉环夺过来做自己的老婆，这也是乱伦的。一般知书达理的贤臣君子怎么能帮他们干得了这种缺德事?不仅不会帮他干，还会劝他不要干。这也必须靠阿谀奉承的小人出馊点子，作手脚，才能办成。

君王打天下夺取政权时要依靠一批能人，没有他们难成大事，但成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又是一件难事。他们是能人，打天下需要他们，打完天下，他们高超的才能和威望以及他们都有众多的部下，就会使君王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如何处置这种能量大的功臣呢?这也不能靠贤臣和君子，只能靠小人来做手脚。

唐玄宗用酷吏吉温和罗希奭，他心里明白得很。他也说过他们不好，但还是重用了。唐玄宗欣赏他们的行为，放手让他们屡起大狱，弄得人人自危。正是这样，唐玄宗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君主形象得到了升华，皇位得到巩固。等到唐玄宗的目的达到以后，把吉温处了极刑，罗希奭被发配到蛮荒之地。他对大臣说：“朕受人迷惑，用吉温至此。”“今已将他斥退，卿等可高枕无忧矣。”小人又成了君王的替罪羊。于是，大家又要欢呼皇上圣明，为民除害。皇上在政治上又捞了一把。

君王利用小人做的坏事多了，他就怕有人和他算账，怕人民推翻他，他就越要利用小人来保护自己的统治权。他这样做，当然也怕“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势力因此坐大，危及自己。这时他就会不断用这一茬小人搞掉那一茬小人，然后过些时日，又用下一茬小人搞掉这一茬小人。

这是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现象。

【钟茂昌荐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

鼓励拍桌子砸板凳　作者：师永平

首先声明，我已过了青春冲动期；其次说明，本人菜食清淡、忌酸辣；补充说明，我个小、脚短、手细，没有武二郎的高大形象，也没有阴天跳楼的习俗。作以上说明，主要为了配合下文的展开，也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拍桌子砸板凳的人也是凡人。

十运会自行车赛惊现“暗算”，云南选手杨丽梅拒领奖牌。这是我近来听到最为兴奋的事情，兴奋程度不亚于神州六号的发射成功和安全返航，是啊，有人拍桌子砸板凳了，这一拍，拍出了国人失传的风格，拍出了龙种的隐性基因。

有人说，拒绝领奖不对，应该先领奖，事后反映情况申诉，我想这应该是吃闲饭的人在打咯噔掏牙缝。更有甚者把被强奸时无法反抗就好好享受的话语都搬了出来，都不知道老天为何把人字安在此类动物身上。试想，没有拒绝领奖的风波，怎能有新华社的照片，又怎能有如此反响？国人对遮羞布的应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平心静气地喝功夫茶是不适应市场规律的，而甩辫子走人实属明途妙举。

说到甩辫子就扯到了今天的话题上，国人中小刀小剑的暗算多如牛毛，而大胆甩辫子的角色却少得可怜。多思考，多权衡成了现代人的品行，难怪人家洋人说国人阴，我看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甩辫子是甩出自己的愤怒，而并非甩出乞讨的目光，是甩出人格的尊严，而并非甩出讨好的绣球，是甩出光明正大，而非背后用刀。

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当然不止“文革”了，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一部假话升官发财，真话不得好死的绝佳教材，一部鱼肉人民无罪、充当走狗光荣的家谱），申诉、控告、检举在书本中站酸了腰，分不清南北，打不开回家的那道门。拍桌子砸板凳带来的现实血腥又让人们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面前望而却步。拍桌子砸板凳的绝种有着历史的原因，同时又有国人血性偏淡的缘故。

说国人血性偏淡不是侮辱国人，而是自己夜里的一声轻叹。官场中人曾说，中国的百姓是最听话的民众，这话我信，是的，听话与奴性十足与愚昧无知很是相似，当然境外高人的层次上我是没有想的，充其量也就夹尾巴生存而已。

随着社会的进步，说真话又有了死灰复燃的势头，拍桌子、砸板凳又可出门见人，这是可喜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没有批评、高度一致的环境下生存是困难的，是不现实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促使了死灰复燃，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咄咄逼人让我们提倡拍桌子、砸板凳。古语言：“攘外必先安内”，而安内不是镇压，不是打击报复，而是检讨自己，查缺补漏。要多想想百姓为什么拍桌子、砸板凳，而不是一睁眼就把百姓的申诉、控告、建议和舆论往反动与谬论上推，勇敢面对自己的缺点，真诚地改正了，要求不高的国人是不会得寸进尺的。我想这方面国刊评论员对德国进行二战道歉的赞赏是一样的，可惜我们的地方官员，甚至高层官员只能对人家勇于改正的态度表示赞赏，而对自己的下半身却拼命遮掩，甚至用打击报复的手段来完成冬天里说春天到的谎言，这就是中国的畸形成长，没有亡羊补牢的肚量，却有放烟雾弹的伎俩。

拍桌子、砸板凳不是粗鲁，不是单纯，不是天真，不是初出茅庐，是责任和良知的联姻。巴金把自己文革期间的违心文字公开，没有藏起来，所以他可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同样，郭沫若的观君眼色，弃民疾苦，注定他只能是一个跪着的臣子，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站着的诗人。

说拍桌子、砸板凳没有风险是假话，吃多了都会撑死，而决定是否拍桌子、砸板凳并不在于知识层次的高低，取舍的关键在于骨头的钙性。

【曾文君荐自《羊城晚报》2005年12月13日】

曹参的大智慧　作者：秦德君

西汉的曹参，接任萧何的相国后，万事无所变更，萧规曹随，完全依照萧何以前的规划行事。皇帝刘盈为此批评曹参，曹参问刘盈：“陛下自认在圣明英武方面，比先皇如何？”刘盈表示自己不如。“那么陛下认为我和萧相国，谁较贤能？”刘盈表示曹参不如萧何。曹参就说：正因为如此，“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也只要谨守职位，遵守既定的法令，不就可以了吗？”刘盈幡然醒悟。

曹参这种秉承前人，无所作为，撇开其中的具体历史原因，他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大智慧。既然前人已有较好的规制和大政方针，那为什么还要再折腾呢？按着做就行了。

大智慧与小聪明是不一样的。大智慧行于可行，止于当止，审时度势，尤以不玩那点小聪明为最。小聪明则以不知为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低吴楚，眼高手低，折腾些小玩艺为“大手笔”。《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说，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约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恭敬、端正地坐在朝南面的天子位上罢了。

今天，一些新领导上任，必定要突出“作为”，必定要弄出自己的一套，总要以种种方式弄出些什么，口号、理念、动作，似乎不如此，不能显现自身的存在。即使前任搞得不错，也一定要来个翻江倒海，折腾得厉害。有些新官上任，“三把火”映得满天红，烤得周围发烫。但一任结束，那些“新词”、“政绩”也就荣光不再，萧然淡出。而后任上来，又会折腾他的新玩艺儿。

世事向前，有所作为，想弄些新的东西不能说不好，只是要知民之疾苦，千万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小聪明、与人搞政绩比赛而瞎折腾。有时，尊重前任的既有成果，“无为”而治，比自己的“创新”，更难能可贵。

一切得从实际情形出发。“为赋新诗强说愁”似的硬做，不仅没必要，而且劳民伤财。有时，像曹参一样，照着前人既定的做就行了。守成平实如水，有时却是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

我一直疑惑的一点，是今天我们的某种社会哲学观，似乎今人必定有着超越前人的理性，也必定有着超越前人的智慧，真是这样吗？无论使命还是智慧，新任者一定有超越前任的必然性吗？未必。有些前人我们不仅“超越”不了，甚至接近不了。马克思在谈及古希腊雕塑时曾说：古希腊的雕塑不但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人类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事实上，不仅是希腊的雕塑，在许多社会事物上，前人的很多东西，我们未必超越得了。今人要避免哈耶克曾批判过的“理性的自负”，避免狂妄自大和无知。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领导者都有很高的水准。领导者“没水平”没关系，要紧的是不要把自己的“没水平”展览给社会、殃及给社会——如果是这样，那是真正的“没水平”。

回过头来看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丞相曹参，其人其风，政治长者是也。

【钟雯琪荐自《知识文库》2005年第12期】

说吃　作者：冯景元

吃，口乞。进胃口的许多东西都是索来，要来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乱葬岗吃死人，靠阎王吃小鬼。

吃，谈起来不雅，但谁又能离得开？

人离开娘肚子，眼都不会睁就会吃。一日三餐，饕餮时吃五餐，人一生过来“虚其心实其腹”，得吃掉多少东西？碗摞碗、盘摞盘的大餐不说，光小汤小菜小碗小吃，成百上千种，那又是多少东西？人能吃，牙口好，那是壮。人老了、病了，到了不能吃的时候，也就完了。所以能吃，会吃，是活着的一个征象，一个欲望，一种需要和本领。

饿的时候，遍地找食，碰见什么第一问都是：能吃吗？为找吃食，死过无数人，中华老祖三皇五帝中的神农，就是解决吃的人。

翻过一本叫《语海》的辞书，厚厚两大卷，吃的条目下，竟有上千语。

张嘴是吃，动舌头是吃，脏肺吐纳，胃肠蠕动是吃，进取受挨是吃，等靠要拿是吃，与人有关的大锅小灶、肉蔬鲜干、药酒茶炊都是吃。

不只人，活物都是。一只小小的蚕，一个蚕季，三四个月，能吃掉半棵树的桑叶。闹蝗灾的时候，漫天的蝗虫从地里飞过，只一个时辰，嘎吱嘎吱，就可以把遍野的庄稼吃光。

吃太厉害了，细到支筋拔丝，解肠拉舌；微到剥壳抽汁，敲骨吸髓；势到横空飞雨，风卷残云，无所不至其极。

吃是生存，也是动力，生物链就是吃。人和动物不同在于人的吃，与养与做与造连在一起。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为了糊嘴，为了煎炒烹炸各种各样的吃食，发明了种和养，诞出了育和生，还有保护物种，保护贫弱，保护濒临绝灭的立法和倡言。我延万物，万物延我。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于部落还是于种族，能支撑众人吃饭的人，都是最该奉崇，最该仰尊的。

人正是为了吃，生成了农业，创造了工业，衍生出无数被人们唤做饭碗的职和业，职和责，职和守。任何一种职业的存在，都是一个吃的环节，一种吃的转环。吃洋饭的要守洋规，吃国营的要受公约管，吃私企的要看老板的脸色，吃社会的要被社会所圈囿，没有吃不受受，嘴不拢牙的。

常听一句似是有理实无理的话就是：我也没吃你，我吃的是谁谁或者公家。谁谁或者公家的东西就是自然奉给，天上掉下吗？否。吃官饭不是吃张王李赵哪个权力者，是吃天下，吃百姓。国库一张嘴，遍征天下民。

物业吃业主，司机吃乘客，医院吃病人，教育吃学生，银行吃储户，律师吃法规，必须知道你吃的对象是谁，然后你要真的对人家，禅之若天地，尊之如日月，敬之如父母，不能你吃了人家还摆大，还态度不好，还野蛮耍横，让人看你脸色。

一个社会最应该尊重的，是凭本事吃饭的人。打着各种旗号的恶吃、黑吃、混吃、白吃，都不会是长久的。死吃吃死，穷吃吃穷，海吃有尽，坐吃山空，没造物生物的来源，没合理正当的收入，谁也不能存在。

活着的本分是吃自己，那个口号叫“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你做了，你挣了，挣到手，吃到口，活着硬气，心里最舒服。吃从享受变成一种关系时，与依附伴生；吃从本能变成了一种权利时，是有因果的。

五十多年前共产党进城时，唱过一首歌，叫《谁养活谁》，反对剥削压迫，不劳而吃，不劳而获。社会运行的本义，或者主义，就是解决谁吃，吃谁，谁又吃的。

有时候下棋似的，冷静地想一想，我们是位在吃的哪一链环上，是躺着吃父母，还是跪着吃儿女，是被吃，混吃，还是先吃，后吃，抑或吃中先，吃中后，很有意思。

社会应该保障那些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而不是于中间倒倒，中介，搞泡沫沫的。自古人们崇蚕灭蝗，是因为蚕吃桑后用生命吐丝，蝗吃庄稼后跑了。

【马静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1月16日】

不必为贪官的廉政语录而愤怒　作者：贾永华

马德一不留神，弄出个新中国以来全国最大的卖官案，虽然干的是“吃屎的”勾当，但好歹也算是吃了个“屎尖”，着实露了一脸。马德落马后，好事者整理出他的“廉政语录”，显然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对比，让我们看看一个贪官人前与人后、说话与行事间的反差。不过，我对这样的“语录”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在马德之前，贪官们已经让我们看到过他们的多重面目：言辞凿凿的马克思主义者，肯挑泥吃苦的“老黄牛”，舐犊情深的父亲，爱财如命的索贿者，征逐处女的嫖客……如果有耐心，我们还可以罗列出许多看似矛盾却真实地集中于一人之身的多个角色、多种面具。人是如此复杂，贪官又岂会如白纸般单纯？所以，马德有这样的言行反差，才是正常的；没有这样的反差，反而成了圣人。

认真读读马德的语录，我发现他其实属于笨嘴拙腮之人，语言乏味，既不生动，也不闪光，比起受贿300万、被判15年的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来，其表达能力、穿透能力、蛊惑能力，所差实在太远。“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张常委在大会上声情并茂讲出的话。多么的朴实，多么的真挚，多么的动人！张常委号召大家和他一样把“草鞋穿进心里”，从而赢得了“草鞋部长”的美名。现在，“草鞋部长”虽然像流星一样坠落了，但啥时想起他的话，你必须承认，哎，他嘴巴怎么那么好使呢！

身为一个官员，如果他还不能根据场合、身份的需要，镇定从容地发表一些恰如其分的讲话，这至少说明他还是个“雏儿”，还很嫩，还需要操练和学习。成熟的官员都是会说话的官员。不说话，怎么让下属和百姓知道他的施政方针、工作要求、雄才大略兼个人魅力？官员说话，其中一部分是从上级首长那里克隆来的，另外一部分是秘书们从报章中拼凑的。当然，如果你因此判断官员们只知道鹦鹉学舌，那你实在是太老百姓了。官员之所以成为官员，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对于一些有足够的知识功底同时兼具官场智慧的人来讲，他们往往会把讲台变成舞台，把讲话的技术提升为艺术。因为各自性格不同，他们还会使自己的讲话带上鲜明的自我风格。要质朴，就质朴得像泥土；要热烈，就热烈得像熔炉；要果敢，就果敢得像壮士；要锋利，就锋利得像钢刀。——比较而言，锋利是不可以做为“常规武器”的，因为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当官者必须巧妙掌控环境的平衡。

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官场语言是自成体系的，你要在官场混，就要清楚那套体系，做到纯熟地应用甚至发扬光大。就比如马德，他说那些“廉政语录”时，不是想故意撒谎，只是要顺应官场的需要，顺应“市委书记”这一职务的需要，就像通了电进入自动程序的机器一样，说的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内容。等他下了台，私底下，他才是真实的他，贪婪的他。

马德被判死缓，终结了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他不是第一人，同样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贪官们身前身后的故事，可以看作中国官场现存腐朽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大同意人们整理什么贪官“廉政语录”。因为这很可能使人们在诧异、愤怒、嘲讽的同时，忽视甚至忘记了对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的追问。

而这样的追问才是更重要的。

【选自《人民公安》2005年第11期】

就医记　作者：姚天元

讳疾忌医是我的老毛病，明知不对，要改亦难。奇怪的是，我偏偏有个医学博士的女儿。在我看来，家里有个医生实在是件麻烦事，这回去美国探望女儿，可说是自投罗网了。

女儿工作在麻州波士顿一家医院。到美国没几天，女儿就要领我去体检，好好的体检什么呢？我以美国看病太贵为由拒绝。女儿不依不饶，说已经给我办好了医疗福利卡。原来凡年满65岁，包括前来美国的探亲者，均可享受免费体检和急症治疗，低收入者慢性病治疗也可免费。像我等国家公务员系列工资领取者，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在美国一折算自然都属低收入了。

撒赖无济于事，只好跟着女儿走。医院设备齐全，窗明几净，过道都铺着地毯，像星级宾馆。二十几个项目检查下来，无非是血压有点儿低，血脂有点儿高等，医生祝贺我基本健康。女儿倖倖领我回家，似乎未查出我有什么大毛病，心有所不甘。

一周之后，我于晚间构思一篇拙作导致失眠，起床三次小解。女儿立马惊讶：前列腺炎！次日上午被她拽到医院，领至一位中年医生前，医生起立和我握手，说很高兴认识我。我虽然不高兴认识他，但毕竟说不出口，只能称谢。医生礼貌地让我女儿回避，然后为我宽衣解带，细心检查，事毕召女儿进来商谈，说我的前列腺并不肥大，炎症迹象不明显，不妨先服点药预防。两周后，医生来电探问病情，又说最近已到一种新药，可去免费领取。我早已平安无事，前面的药都懒得吃了，还去领什么新药呢？

过了些日子,女儿又有新发现,说我鼻翼边的痣正在长大。这痣的历史已近十年，一直与我相安无事，近来似乎是有点不甘寂寞。但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你这是晚年得志(痣)，千万莫动。”我也就有了长期拒绝就医的借口。女儿一听，断喝一声：“荒唐！”不由分说就又上了医院。这回是位老年医生接待，确认良性，不过为安全起见，以去掉为好。女儿抢先代我表态。医生退出，护士进来，做好手术的准备。二十分钟后，医生按时返回，左手持麻醉针剂，右手持手术刀，五分钟搞定。并随手取出一面镜子，让我自照尊容，看效果是否满意。

这不是急症手术，出国时我也没带什么收入证明，当属自费。不见女儿付款，我问所以，女儿答：美国医院规矩是先看病治疗，后结账付费。几天后，医院寄来账单，费用50美元。我说如果赖着不付呢？女儿答：确实付不起的，可以申请政府买单。否则，医院告上法庭，那你就活该倒霉了。

常听说在美国有病看不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女儿告诉我，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未满65岁，又不是低收入者，又没参加医疗保险，一旦大病，开支确实惊人。生了大病，还可能失去工作，没了工资，损失当然惨重。比如有个小业主，自我感觉身体健康，又只差两年满65岁，抱侥幸心理不参加医保，结果突发癌症，只好卖了自家商店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但不管怎样，凡送到医院救治的人，医院不得拒绝治疗，否则犯法。女儿这话我信，因为我知道有个收入一般的华人家庭，一家三口外出旅游，驾驶不慎自酿车祸，儿子轻伤，本人两周不省人事，妻子差点成了植物人。几年下来，医疗开支巨大，但都得到悉心治疗，至今仍安然生活在美国。

一日上网，国内正就医疗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卫生部门公开承认以往医改失败。其中一篇文章赫然入目，标题是：《中国医改患了美国病》。这我就犯糊涂了：美国病究竟是个什么病？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

别被学术界自己制造的门槛绊倒　作者：乔新生

即将远行，前来辞别，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谈起种种郁闷，似乎愤愤不平。其实，学术界的浮躁之气、暴戾之气、江湖之气，早已人所共识，不必为此大动肝火。能在这样的氛围中修炼，倒也是一种难得的境遇。如果到处发泄，倒显得不那么大度，做人要厚道，千万不能说三道四，免得到了晚年后悔不已。

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如果总是感觉不得志，郁郁寡欢，孤芳自赏，那么，到头来可能会真的成为孤家寡人。

学会生活，至少学会容忍，不是甘于平庸，而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人生有限，不要陷入是非之中，要学会调适自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搞学术工作，不要企求发财，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学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千万不要自视甚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弄得连饭碗都保不住。学者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提供思想，找出思考的方法，甚至有时候低三下四，到企业兼职，赚取点零花钱，本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作为学者，要诚实劳动，至少应写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要东抄西凑，更不要生编硬造，尤其不要剽窃。现在学术界充满了恶习，把外国的洋垃圾作为宝贝，填充在自己的文章中。写文章绕来绕去，让人不辨东西。这样的东西在评职称的时候偶尔弄一弄似也可以，但千万不要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些年轻学者就是弄假成真，结果贻笑大方。

学术这个东西，就是思想的传递工作。了解别人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用最精炼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学术了。形式的东西固然重要，在学写论文的早期，一定要注意格式，这是学术界自己制造的门槛，注意不要被绊倒。如果自己有了真知灼见，不妨试着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千万不要把精美的思想用恶俗的方式包装起来。现在的学术论文跟现在的产品一样，包装过度。这对于学术的表达和思想的传递，并不是一件好事。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

在学术圈儿，要学会打入学术团体内部，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千万不要争权夺利，不要背后议论人。对那些不可一世的人，千万不要曲意迎合，因为你这样做是自我贬低身份，同时也是助长他的嚣张气焰。对有些确实过分的同行或者同事，不要急于跟他较真，而应该甩手而去。因为学术界的很多争论都属于茶杯里的风波，没有太大的价值。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那一套，那么，不争论是万全之策。一旦争论起来，除了申明自己的观点之外，不要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学术之外。

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一定要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在学术讨论中，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很重要。这种学术鉴赏能力，依靠大量的阅读来实现。千万不要寻找终南捷径，因为只有大量的阅读，才能知道学术作品的真伪。要广泛地阅读，了解前人的思想，然后沉下心来，思考中国当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甚至不妨花费一些时间，到田野进行调查。学者要想自己的学术生命长久，不要看同行的脸色，不要经常性地观察同行的评价，因为这样做，你永远只是落伍者。

社会各个阶层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不同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学者从总体来说还能够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但是，作为学者，在内心深处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就在于努力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要把平等、自由和博爱思想贯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知易行难，现在社会上的诱惑很多，有时不免急于求成。为了养家糊口，搞一点短平快的项目完全可以。但是，夜深人静，还是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治学问题。因为学者不同于其它行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者有自己的思想。如果自己的思想不如工人、农民，或者，故作高深，但是却经不起实践检验，那么，学者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了。

【刘玉峰荐自《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5日】

中国人　美国人　作者：陈　章

在《中华读书报》读了韩进林先生《外国人中国人》一文，觉得很有意思，故不揣浅陋，作《中国人美国人》以续貂，聊博读者一笑。

中国人姓在先，名在后；美国人名在先，姓在后。中国人寄信先写收信人地址，次写寄信人地址；美国人反之。中国人署年、月、日；美国人则署日、月、年。中、美语言习惯中的相反现象更是多不胜数。一般而言，中国人惯于先说主，后言次；美国人惯于先言次，后说主。

美国人送礼是表示友好，故一见面即呈上，受礼者即当面打开，甚至马上就用，以示对送礼者好意的欣赏。中国人送礼总似有行贿之嫌，故一般是临别时悄悄拿出或丢下，受礼者则淡然处之，等送礼者走后才打开检视。如果当面打开，就难免双方尴尬；受礼者一则有贪财之嫌，一则有挑剔之嫌；送礼者则可能因礼物不合适而丢面子。

中国人以龙为祥瑞，认为龙会兴云致雨，风调雨顺会带来好收成；美国人却以之为邪恶，认为龙会吐火，会造成灾祸。中国人爱喜鹊而恶乌鸦，认为喜鹊报喜乌鸦报丧；美国人爱乌鸦而恶喜鹊，认为乌鸦聪明喜鹊饶舌。

中国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书声朗朗，国旗飘飘；美国的学校像战场，我们常可在报上看到：“美国校园枪声又起”。

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往往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美国人不管周围人在干什么，却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中国人讲主义，美国人讲实利；美国人好财，中国人喜功。

中国人重信仰，表扬冒生命危险从车轮下捡起一分钱硬币，避免国徽受污的少年；美国人重生命，朝鲜战场上的美国战俘身上带着印着有十六国文字的投降书。

中国人在街上争吵，开会时很文明；美国人在国会争吵，上街时很文明。

中国人爱夸祖宗；美国人爱夸自己。

中国人教育孩子要知足；美国人教育孩子要不满足。

中国工人最知足，有几个钱趁“五·一”长假到处旅游，搞“假日经济”以拉动内需；美国工人不知足，虽然其收入比中国工人高很多，但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总还要上街游行，嚷着要增加工资什么的。

中国人崇尚“人才学”，人才千呼万唤难出来，至今没有本国籍人士获过诺贝尔奖；美国人的法律是尽量限制人的，但人才奇才怪才层出不穷，诺贝尔奖得主最多。

中国政府爱人民，美国政府怕人民。中国的书报影剧都是教育人民的；美国的书报影剧多是教训政府的。

在中国，人民是政府养活的(“国家拿出钱来给我们长工资”)，政府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美国，政府是靠人民养活的，每笔钱都要向纳税人报账。

中国的报上成就多；美国的报上灾难多。

正因为中美之“道”大异，所以，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以求同。

【选自《同舟共进》2006年第1期】

不忍　作者：吴　非

整理书橱，翻到吴镕的《乐斋闲话》，书中有一页夹着白签，看看内容才想起，去年吴镕赠书，当晚看到这篇，多有所感，曾经以此示人。这则《锻炼三规》很短，我照抄给读者。

体委主任老周邀我学打网球，跟他去了一次。第二次他又邀我，我谢了他。他说，你怎么没长性？我说不然，主要是太烦人：一是路远要车，二要场地，三要有别人陪练，还要别人帮着捡球。后来我悟出自己锻炼有三规：一不劳累，二不竞技，三不烦人。散步、走路、游泳、骑自行车，均属此类。

在写杂文的朋友中，吴镕是做过高官的，做官而喜欢杂文，有意思。我忙于课务，不大参加会议，与他接触不多；但每次会面，都感到吴镕可亲的气度。照说从高位退下来，“待遇”都还在，很多人的官架子一时也卸不下来，可是我见到的吴镕就是个平民。衣着极不讲究，同桌吃饭，酸菜鱼红烧肉，家常蔬菜，吃什么都喊“好吃好吃”。

因为不忍让别人替自己开车，不忍让别人陪自己练球捡球，于是干脆就不打网球了。这件小事可以说明吴镕的为人，也可以体现他为官时的原则。吴镕近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办华夏老年大学上，南京的许多老年朋友都认识“吴校长”。

从吴镕又想到比他年纪长一些的乐秀良。论资历级别，乐秀良也是享受某些待遇的，然我看他除了仗义执言，平素为人极为谦和。10多年前，有一次省里某大报招待晚宴，我和他同席，菜肴丰盛得不可思议，大概有二十多道，完全成了糟蹋，我对乐老说了一句：“有点像土豪了。”乐秀良则早就不动筷子了，脸色冷峻，一言不发，报社某处长慌忙解释。乐秀良愤然说了一句：“党报怎么也弄成这种风气！”就此告退。每次散会看到他在等公交车，问他为什么不向单位要车，乐老说：“为开个会，麻烦人家司机同志，不忍心。”其实当时他身体并不好，已经两次出现脑血栓了。

说来都是小事情，有点这样的小事情想想，觉得无论世风如何，人的心灵还是可以保持一块净土的。我敬重有仁厚之心的人。官位高仍旧能体恤民瘼，每做一事都有所不忍，是为公仆。现在有种“能员”标准其实很糟糕，只要上司满意，不惜怨声载道。近年不断看到小县城为了挣个“形象”，扒毁民房建广场；大城市为创卫生城，赶打小贩，为图虚名弄得民不聊生。凡此种种，哪一点能符合“和谐社会”的？像吴镕和乐秀良那样，因为不忍让别人侍候自己而自我克制的，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我想应当是一种官德。心中真的能放下老百姓的一点利益，社会至于有那么多臭气熏天的迹行吗？

【刘畅荐自《新民晚报》2005年11月18日】

一文钱扯淡　作者：商子雍

商子雍先生简介

商子雍，祖籍河北省广平县，1942年12月25日生于西安。曾在一家报纸任部门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务，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求是斋杂品》（1995年）、四卷本《商子雍文集》（2004年）、《商子雍新作》（2006年）。曾获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不须研究中国货币史，只要看过昆曲名剧《十五贯》，就会知道古时之制钱一枚为一文，一千枚制钱用绳子穿成一串谓之一贯。同时下的一分钱一样，往昔的一文钱是当时货币的最小计量单位。作为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区区一文钱的价值，实在是微不足道。

不过，一文钱的价值虽然微不足道，古往今来却有人对它并不小视。明代有个陈幼学，任湖州知府时，在大堂上书一联明志：“受一文枉法钱，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点亏心事，远在儿孙近在身。”查及史书，终陈幼学一生，此人也果然是自律甚严，从不妄取分毫。另：清人张伯行在任江苏、福建巡抚时，所到之处，地方长官惟恐巴结不上，有的馈赠奇珍异宝，有的奉送名贵特产。张伯行一向厌恶此风，于是撰写《禁止馈赠送檄》晓喻下属：“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遂使得那些妄图通过送礼来讨好上司的小人却步。

当然，陈幼学也好，张伯行也罢，他们都是奉“不义之财，一文莫取”为生活准则的正人君子，其所云“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等，只是道德上极严格的自我规范，而并非法规中违法和犯罪的界定。因为谁也知道，无论是贪污、受贿、盗窃，倘若所得只是一文钱的话，那好像是不会对簿公堂，被绳之以法的。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据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崇阳县衙门里，有个管理钱库的小吏从库里偷了一枚小钱藏在头巾里，被县官张乖厓发现后受到责打。此人不服，声称“我只拿了一枚小钱，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难道你还能杀了我！”张乖厓闻言后挥笔写下“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硬是砍了这个小吏的头。管库小吏的罪行是“一日偷一钱”，但张乖厓却据此计算出”千日偷一千”杀了他，这无疑不够合适。但人死如灯灭，小吏无法复生，张乖厓又系古人，我们无法追究他的量刑太重，惟愿后人能从中总结出公家的钱一文也不能偷的教训。这样，那管库小吏虽则死得有点儿冤，却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相比之下，陈康祺的《郎潜记闻》中所载的另一件一文钱的案子的处理，就显得较为合适。清康熙年间，朝廷曾搞过一次对各地拖欠国家赋税之缙绅的严肃查处，当时苏州昆山名儒叶方霭虽曾在前朝顺治皇帝手里参加科举考试高中探花（即殿试第一甲第三名，仅次于状元、榜眼），这次却因欠赋税折合银子一厘，被革掉了功名。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出人头地的所得，竟因了一厘银子欠税全部丢光，叶方霭自然于心不服，遂上疏陈情道：“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但被康熙驳回，照样从严处理。“探花不值一文钱”，此事乍看似也冤枉，细忖却深感理应如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时代的为官者，都应该是那个时代或国家道德和才能上的出类拔萃者，所以，你有了经济问题，哪怕只是一文钱的问题，即使不必像张乖厓那样杀你的头，却也得请你同官位“拜拜”，如是，才能给整个社会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否则，在上者贪占无人去管，在下者自然起而仿效，那可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会使得“国不国”了呢！

对哪怕只有一文钱经济问题的官员严肃处理这固然好，但倘若能做到根本就不准这样的人登上官位那岂不更好?醰巧得很，前人笔记中也有这样的实例。据沉起凤的《谐铎》载，清代，有个南昌人以监生入选为常熟县县尉，赴任前按例投名帖去谒见江苏巡抚汤斌。不料一连十往，汤斌从不接见，最后还传出话来：“你不必去赴任了。”此人闻言大惊，忙问何故，答曰：“贪钱。”此人心想，我尚未上任，怎么会有贪污事，一定是汤斌搞错了人，故恳求面见申述，结果汤斌再次让人传出话来：“你还记得在书铺里的事吗？当秀才时尚一钱如命，现在侥幸得一地方官，还能不成为戴乌纱的盗贼吗？”原来，数年前此人在京中时偶经一书铺，见一少年购书时掉下一文钱，便赶忙上前将钱踩在脚底，待少年走后拾为己有。当时有一老者坐在一旁，看在眼里，特地向他请教姓名，然后冷笑一声离去，这位老者就是今日的江苏巡抚汤斌。为几年前的只是一文钱的问题，便夺去了人家已经到手、正要享用的官位，似也过于苛刻，但若着眼于严于律官，为民作则，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这种苛刻绝非全无道理呢？

虽则旧时代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操守廉洁者若凤毛麟角，但我不辞辛劳地从古籍的旮旯拐角找出上述一文钱的故事加以介绍，拳拳之心，无非是希望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能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发扬光大。当然，不是说为官者但凡贪污、受贿一分钱就得被枪毙，就得下大狱，就得一辈子不被提拔使用。但起码旧时代少数为官者对不义之财持“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的观念，能为今日绝大多数为官者笃信不疑并身体力行，不是很必要的吗？

希望咀嚼罢我这篇扯淡文章，读者诸君不至于发出花和尚鲁智深那种“口中淡出鸟来”的慨叹。

【闻立摘自《大公报》2005年12月2日】

群众“闹事”和领导“闹事”　作者：商子雍

“闹事”之说，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至于何为闹事，查《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记得1957年，在那场现在被定性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说法，便常常在报端出现，以至于当时还在上中学的我，也在小小年纪之时就懂得了闹事之可恶、之可恨、之不可为。只不过半个世纪过去，从偶尔翻阅的几本记述往昔“扩大化”旧事的著作中得知，当时被定为“闹事”并在报纸上、广播里大遭挞伐的事件中的一些，其实倒是群众为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所进行的并不过分的抗争，“闹事”云云，纯系诬陷不实之词也！

有道是经一事，长一智，历经了前述对1957年所谓闹事事件的认识过程，再有谁说何时何地有群众“闹事”云云，我便不会不加分析地盲目轻信了。并且，通过对近几年来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被人称作“闹事”的事件的思前想后，慢慢地，我还有了自己的一些多少显得有点儿独特的想法。

首先，我以为中国老百姓在不爱（或曰不敢）“闹事”这一点上，可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居民小区，多年前铺设的自来水管道因太过细小，无法为后来大量增加的人口充分供应生活用水，于是居民长年是在一种缺水的煎熬下度日，每逢夏季此种状况愈甚。小区居民一次又一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困难，要求改造自来水管道，却迟迟未有结果。缺水的日子难以忍受，合理的要求长期不被理睬更难忍受，就这，他们也从来不曾“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最后，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居民们欣喜若狂，口口声声地“感谢党，感谢政府”。倒是市长是个明白人，在媒体上表示这么长时间没把该做的事做好，政府应该向居民道歉……目睹此景此情，让人油然想起曾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出现过的一句台词：“多好的群众啊！”并深感此说绝非是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不爱（或不敢）“闹事”，却绝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着不去“闹事”，不是有这么一说吗——兔子急了都咬人！比如，2003年8月，南京有一居民跑到拆迁办自焚，烧死了自己，烧伤了拆迁办的官员；2004年4月，西安小伙刘亮爬上广告牌大呼小叫，一时间搞得彩票销售现场秩序大乱。以上俩人的作为，好像显得是在“闹事”；但究其“闹事”的原因，却不难发现，在他们“闹事”之前，已经有领导搞了一大堆没名堂的事（我们不妨也称其为“闹事”）。具体来讲，南京的那个拆迁办用推土机将后来自焚的那位居民的住房夷为平地，还造成家具、电器、现金等私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家里的人也受到人身攻击；而西安呢，渎职的体彩官员和作恶的不法奸商联手，把刘亮合法获取的宝马轿车非法剥夺，并且还诬刘亮造假。请看，领导“闹事”和群众“闹事”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以我称其为“官逼民闹”；当然，这么说好像不怎么好听，那咱们就换个说法：领导“闹事”在前，群众“闹事”在后。

并且，这样的事例还真是举不胜举。湖南嘉禾的百姓，还有陕西周至的农民，最初也是被一些人视为“闹事”，而挥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予以无情打击的，但他们又“闹”了什么？不过是面对着政府的野蛮拆迁和违法圈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闹事”），合情合理合法地表达了不满（这样做，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结果呢？政府愈发“闹”得肆无忌惮，抓捕、殴打、游街、示众，无所不用其极，嘉禾县政府甚至还大肆张贴如此穷凶极恶的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公开对群众进行恐吓，真是“闹事”“闹”到了极致，对照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稳定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渴盼，是强国富民之必需，所以，对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闹事”，都应该依法予以治理。但必须看到的是，领导“闹事”的危害远远大于群众“闹事”，在很多情况下，前者还往往是后者的诱因，所以，在治理“闹事”这件事关稳定的大事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刘畅荐自《羊城晚报》2004年11月29日】

包工头面面观　作者：商子雍

在民工工钱被拖欠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很多人心目中，位于老板和民工之间的包工头，常常是和一种很不好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浏览各地媒体，表达着这种意思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

时代商报：欠薪包工头不露面，讨薪民工无奈住进冰冷车库

处州晚报：包工头卷款逃跑打工者讨薪无门

广州日报：包工头放倒广东43个干部

温州财经网：包工头每年可赚上百万

京华时报：包工头在总统套房内豪赌赌资少于10万元不能进

现代快报：南京摧毁特大包工头聚赌团伙抓获数名百万富翁

对上贿赂讨好，对下穷凶极恶，自己则巧取豪夺，花天酒地，这样的包工头确实有。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此丑陋，也难怪刊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居然是：大刀向包工头砍去。

但是，把包工头作为一个整体来透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丑陋只是这个群体的一面，还有一面则是可怜。在各种媒体上，能够印证这一点的新闻标题，同样并不罕见。

新安晚报：为追讨开发商欠款包工头爬上吊塔寻短见

南方网：建筑公司拖欠6万元两包工头跳楼轻生讨债

民主与法制：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

人民网：建筑方拖欠民工工资包工头上演自杀悲剧

燕赵都市报：6年讨要无果抑郁辞世包工头跌倒在讨薪路上

正是针对着并存于包工头群体形象上的丑陋和可怜这么两个侧面，《甘肃日报》在一篇题为《包工头欠薪现象透析》的文章中，有两个段落分别是用这样两句话作为开头：包工头心真黑；包工头真难。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走近一个可怜的包工头。

2005年11月27日上午9时许，城固县正在施工的县信用联社办公楼工地上，一名男子纵身从距地面30米的一个窗口跳下当场死亡。后经警方证实，跳楼男子是该县林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六项目部经理云明春。他是负责县信用联社办公楼建设的包工头，今年51岁。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云明春走上了不归路呢？据记者调查：城固县信用联社办公楼工程的总造价是450万元。2003年12月，信用联社通过公开招标与林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而这家公司又以215万元的价格把土建主体工程转包给了云明春。不过，林源公司从信用联社拿到的450万元造价，是按照国家最新版本的《99工程预算定额》计算的，而给云明春215万元工程款的根据，却是已经作废的《93工程预算定额》，比实际应付的工程款少了60多万元，云明春也因此而债台高筑，最终，这个在民工和建材供货商中口碑不错的包工头走上了绝路。

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像云明春这样因债务轻生的事件也曾有发生，各地媒体对此众说纷纭。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对包工头有价值的那一面进行了解读：“实际上，大多数包工头不仅是农民工的职业介绍人，进城务工的领路人，而且充当着农民工经纪人的角色，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工权利的代言人。”

中央电视台在有关节目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容否认，确实有一些包工头在代替农民工领取薪水之后逃之夭夭，但这毕竟是少数现象。实际上，包工头并非个个罪大恶极。试问，农村那些成批出去打工的农民，哪一部分里面没有个替他们主事的包工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才有了保障。”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认为：“导致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真正罪魁祸首，并不单是一些包工头，而是建筑企业，是工程发包方，是一些大搞政绩工程的政府部门。在欠薪这个链条上，包工头往往处于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他们也是欠薪问题的受害者。有的包工头甚至被逼得既要向欠薪单位下跪，又要向农民工下跪，其处境苦不堪言。”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则说：“以往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欠薪是由于建筑企业没有发放工资而造成的，而这些欠薪有相当一部分还跟政府部门有关，或者是政府部门直接拖欠。可以说，欠薪的源头在于企业，而不在于包工头。”

2005年11月27日，在陕西城固，身处债务链条中间部位的包工头云明春，对上，他讨要不来自己被少给了的工程款，对下，他无法面对向他伸手要钱的材料供货商和民工，在上下压力的夹击下，云明春选择了一死了之。针对这一悲剧，《京华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政府在为民工讨要工钱提供保障的同时，替包工头也想一想，从根本上理顺工程款层层拖欠、连环拖欠问题。”《打工》杂志在评论这一类事件时则大声疾呼：“如果理不清欠薪灰色链条中的各方责任，如果不重视导致悲剧发生的各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关部门不尽快解决建筑行业的经济恶性循环现象，或许今后还有更多的包工头选择不归之路，而处于建筑市场最末端的受害者广大民工，其眼巴巴讨薪的视线将永远找不到支撑点。”

【邓卉卉荐自《西安日报》2005年12月22日】

２００５年短语过眼录　作者：李小磊

我基本同意。

——兰州市原副市长杨在溪在其涉嫌受贿一案的庭审中，官味十足地回答公诉人

提出的指控

大家都说弄电脑赚钱，世界首富一直好像是个弄电脑的，但是入了这一行，你就会发现挖煤不比它差。

——一个非法小煤窑主说

吃了咱火锅，能防禽流感！

——宁波中山路，某火锅店挂出的横幅

食物基本有毒，医生基本没用。

——专栏作家连岳在文章中如此概括当下的食品卫生及医疗服务现状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今天下雨了》，我们还没等写呢，水就进来了……

——一名在黑龙江大洪灾中幸存下来的四年级学生说。洪水袭来之前，教师没有及时疏散学生

在北京捐赠遗体者必须是北京户口。

——身患尿毒症决定放弃治疗、专程从河南来京准备捐献遗体的女子王丽香，到同仁医院联系捐赠事宜时，对方这样说

捐了300元以上的同学受到表扬，捐10元以下的被罚站，忘捐钱的要罚补交100元。

——广州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说。该校被投诉强制要求学生向海啸受灾国捐款

没有医保和寿险的，不要在天黑后管闲事。

——网友总结的《广州安全攻略》之一

睡觉比吃饭重要；老婆比睡觉重要；吃饭很重要。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届毕业生朱晓科这样界定自己的欲望。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读研这条路，而且，“实话说，就是为了一张文凭”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

——《南方都市报》评论“超级女声”

我先走一步，给哥几个打地儿去，先把地儿给置好，就是说到了那边咱也有人。

——傅彪临去世前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

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8小时恋爱。

——大美人萧蔷理想中的“三八”生活状态

各位观众，江苏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裁判！

——全运会垒球比赛，现场解说员显得兴奋过度，全运会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段子脱口而出

最高发院。

——安徽滁州某发廊名

年龄他必须比我大，哪怕只大一天；身材他必须比我高，哪怕只高一厘米；能力他必须比我强，哪怕只多赚一分钱。

——广州某38岁未婚女白领说。据统计，目前广东大龄青年女性占70%，有关部门正鼓励姐弟恋以解决婚配难题，他们还说，某些大龄女青年的择偶观念落后是她们至今待字闺中的原因之一

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Google！

——某网友语

20岁的中国青年，从未出过国，但他们知道该用什么东西来点缀自己，让自己看上去像每天都在周游世界。

——研究亚洲奢侈品市场的英国人RadhaChadha描述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年轻化

请狗不要在此大小便，在此大小便的是狗。

——北京某小区物业警示牌

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

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

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歌手黄舒骏的这首老歌描述的图景已经成为SOHO族即婚内分居族的家庭规范。他们选择“五加二”的生活方式，即五个工作日双方各忙各的，周末才相聚

这是一脚一脚往里踩钱啊。

——北京的士司机有感油价上涨，自2003年年底至今油价上涨了30%，一位的士司机平均每年少收入约8000元

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路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摆放着上述减肥广告牌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干扰社会，买点彩

票经济又实惠。

——王兵导演的《铁西区》获法、日等国最佳纪录片奖，片中沈阳老工业区铁西区的一处福利彩票销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向下岗工人推销

10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苦力，5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劳模，而今天的过劳死者是打工妹。

——《中国青年报》刊文，引用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明现代社会的健康危机

我们不能保证聘用你一生，但将努力使你一生被聘用。

——NEC通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曹来京说

领导让练咱们就继续练，要是不让练了，就回家种地，也没啥大不了的。

——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在得知女儿可能面对严厉处罚时表示

你家被我偷了，快点回去收拾。

——广州一小偷将事主家里扫荡一空之后致电事主说

【皮波荐自《新周刊》】

世象四则　作者：流沙河

可笑性很高

1988年北京晤苏叔阳，共嘲当今文风之可笑。苏君朗诵论文长句：“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问我懂不懂。我不懂。苏君曰：“闻花香很愉快，就是这个意思。”我拍案赞叹曰：“有很高的可笑性呀。”苏君大笑，席间喷饭。

包子馅太小

三年大饥，见小食店招牌“肉馅包子”，急买一个，试咬一口，不见肉馅，问营业员。漠然答曰：“馅在中间。”又咬一口，仍不见一点馅，再问。泰然答曰：“大口咬嘛。”遂大咬一口，仍无馅，欲发怒。营业员笑曰：“你太大口了，已经咬过了。”

乘车过五国

重庆街头，目睹乘车之难。友人语予，每乘一站，须过五国。久站等车，“站比亚”；车来，“估爬”；上车，“挤内亚”；下车，“朝掀”；赶下一站，“越难”。近闻出租车有女司机拉乘客，又多一国，“伊拉客”也。

老学究被轰

老学究逛街，见一毛肚店，匾书“伯乐火锅”，欣然入座叫菜：“请来一盘马肉。”店主怒，警告曰：“败坏本店名声，要负法律责任!”吩咐店小二：“给我轰出去!”

【邸笑飞荐自《故园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多年以前　多年以后　作者：辛泊平

多年以前，看到父母生气，会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出，安静得像个懂事的乖孩子，心里却咬牙切齿：长大了一定要狠狠地揍暴躁的父亲一顿、狠狠地数落爱唠叨的母亲一顿，好让他们知道儿子的存在和厉害；多年以后，最害怕看到苍老的父母沉默，一到那时，就渴望他们说话，哪怕是唠叨，哪怕是责骂，只要他们能因此而轻松。

多年以前，干点什么，总是夸张地说累，然后还要仔细说说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多年以后，一身疲倦地回家，面对家人的关怀，只会抱以疲倦的笑容。

多年以前，兄弟姐妹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东西，千方百计要骗到手；多年以后，自己拥有的东西，希望每个人都有。

多年以前，看到喜欢的花草，总想摘下来；多年以后，看到花果满树，更多的是远远地看，希望它们永远挂在枝头。

多年以前，在城里看到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花圃，总是恋恋不舍；多年以后，厌倦了工整的公园，周末愿意去郊外看看随遇而安的野花野草。

多年以前，最仰慕那些为理想毅然把恋人抛在身后的人，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英雄，信奉不能爱就恨的爱情哲学；多年以后，再看保尔和冬妮亚，觉得冬妮亚也很可爱、也很可怜，于是就理解了鲁迅先生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读出了霸王别姬的伤痛，对有关分手的豪言壮语深恶痛绝，开始想对所有的人说，真爱的人就不要听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薄情话，要多想一想珍惜，多想一想宽容——“好马也吃回头草”。

多年以前，最向往的品格是坚定无畏，觉得天不怕地不怕的李逵是世界最可爱、最潇洒的人；多年以后，感觉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背后的无知与可怕，也就理解了些许基督教关于原罪与忏悔的教义，也就懂得了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怕”比无畏更深刻、也更值得尊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爱”与“怕”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多年以前，觉得有一群孩子围着自己转是风光无限的事；多年以后，读懂了苏子的“高处不胜寒”，理解了伟大人物众星捧月背后的孤独与悲凉，觉得小人物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挺有味道。

多年以前，喜欢喧嚣的锣鼓，喜欢在和风细雨、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撒欢儿；多年以后，更喜欢古琴的清幽与凄凉，习惯在黄叶飘零的秋风中品味夕阳西下。

多年以前，把那些咿咿呀呀、感逝伤怀的词曲抄在心爱的日记本上，读“杏花吹满头”也落落寡欢；多年以后，更愿意读荒诞绝望的故事，哭过之后，依然能一脸灿烂地面对生活，因为，生活不会因你的心情而改变，我们能做到的是调节自己的心情。

多年以前，面对理想，经常刻意地谋划和设计死亡，觉得活着太容易，死亡太遥远；多年以后，置身柴米油盐的琐碎，终于觉得活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不好好活，对不起父母给的生命，对不起关心的人。

多年以前，远离故乡的时候，经常被诗中的故乡感动；多年以后，回到故乡，却发现故乡让人心疼的荒凉。

多年以前，相信明天比今天更好，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有通向成功的计划；多年以后，只相信今天过着的一天，不关心明天会怎么样，但每一天都有一个扎实的脚印。

多年以前，最想去的地方是远方，想知道远方究竟有什么有多远；多年以后，走到了远方，终于理解了奥尼尔的《天边外》，但在梦里，依然渴望上路，依然渴望着更远的远方。

多年以前，多年以后，说说就过去。对于肉体，这多年就是苍老的身躯，纵横的皱纹，憔悴的容颜；对于灵魂，这多年就是一次次的丢弃和捡起，就是秘密的遗憾和财富。

【刘述礼荐自《大众阅读报》2005年12月16日】

每一个感动都值得流泪　作者：雪小禅

那天去吃饭，一桌男男女女聊天，后来有人说到《感动中国》，于是有人说，这样吧，我们一人说件感动的事吧，谁能让大家感动哭了其他的人就要喝酒。

这个提法不错。

第一个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说起自己的婆婆，她离婚了，可婆婆依然忘不掉她，总是记得她的生日，还知道她爱吃豆沙包，做了豆沙包会给她送来，不管天多冷多热，有一次当看到婆婆穿过人群嚷着她的名字递给她一包腊肉时，她说自己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那天，她叫了婆婆一声妈。离婚了，婆婆还是她的妈。

在场的六个人全泪湿了，这样的婆媳情，的确让人感动。

第二个人是个男人，他说到的是自己的父母。说得令人感动。又是一饮而尽。

第三个说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平时，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甚至于不说话。因为彼此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竞争力，免不了你踩我我踩你，明争暗斗的局面好几年了，后来他们单位组织旅游，都可以带家属，在玩漂流的时候他们在一个竹筏上，结果到河中间的时候竹筏翻了，他的妻女都不习水性，而同事的妻子也不会水，让他震撼的是，同事第一个救起的人居然是他的女儿！同事说，当时哪管得了那么多，逮着谁就是谁了！

说着，他有些哽咽，他说，你说，这算不算感动人的事情？

所有的人再一次一饮而尽。

最后讲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他是行政干部，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扛着袋大米带着一百块钱去慰问，转几圈，录个像回来，这种镜头，大家看多了。

但这次不一样。他是刚刚从那个贫困县回来的，照样带着几千块钱拉着一车大米。还是按照往年那么送，其中有一户，让他当时就哭了。

一家五口，男人中风了，大儿子在媳妇跑了以后就疯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孙子给老太太，小儿子外出打工受了重伤，再也起不来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靠几亩薄地。

给她送米面的时候，她说，老让党惦记着，别给我们送了，我们还有呢。

他打开她家的盆，那里只有不到十公斤白面，她说，这是我们过年包饺子吃的面，肉也割了，他又去看了肉，不到二斤肉。

还有鞭炮，她欣喜地说着，给小孙子买的，看。是一小挂小红鞭，小孙子抱着，舍不得撒手。

这就是春节所有的东西了？

他掏出二百块钱，本来是一百的，但他自己搭上了一百。她拒绝着，不，不要，有钱呢，给更穷的人家吧。

你有多少钱？

她跑到里屋，掀开炕席，底下，全是一毛两毛的钱，最大的才五块，加起来不过十几块钱！那是她拾破烂拾来的钱，过得去，过得去，她脸上带着微笑说，好像她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他的眼圈子一下就湿了！作为一个官员，他第一次在老百姓面前哭了，放下二百块钱，他站在院子外面对工作人员说，感动人心啊！

他讲的时候，所有的人，泪流满面。

【任法苗荐自《今晚报》2006年1月8日】

原以为　如今看　作者：阮　直

原以为生产队的几个辣椒用一个孩子的生命去捍卫是值得的，当年刘文学这个四川少年就是用生命的代价，同偷生产队辣椒的“老地主”英勇搏斗而献身的。如今看，是我们阶级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理论，让刘文学这个孩子过早地“误入歧途”了。

原以为姥姥说村口那株三百年的老榆树是神树，是姥姥迷信、无知。如今才知道为了证明那树不是神树，而去砍树的人才更无知。树在文革中被村民砍了，树是没有显神，可人都“神经”了。

原以为美国那边是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谁去了谁就会变坏，我庆幸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今才知道，我们有权、有钱的人不怕，他们不光自己去那边旅游观光、考察、接受培训，还把自己的子女弄到那个花花世界里去“学坏”，并且是永久地“学坏”，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他们骨子里并不讨厌，讨厌的倒是我了。

原以为咱们的清华、北大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因为那是我们培养社会主义江山接班人的摇篮。可如今我们一再称要创建像“哈佛”、“剑桥”、“牛津”那样的“一流”大学，原来这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并没有我们呀。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怎么会成为我们眼中的“一流”了呢？现在我都弄不懂。

原以为“末位淘汰制”是一个先进的管理理念，能增强员工的危机感，能激活大家的创造性，可如今看，末位淘汰纯属“权威”们玩弄弱者的一种把戏。合格就是合格，优秀就是优秀，北大末位的教授，也要比我们市里职业学校的首席教授水平高嘛。狮子群中的末位狮子它也是狮子，绵羊群中的头羊，它也是一只羊。若按末位淘汰制的做法，狮子下去了，绵羊倒剩下了。

原以为艰苦奋斗、勤俭作风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会人人抢着继承发扬。如今才知道有些官员真是爱民，时时刻刻想着老百姓，把这优良传统总是让老百姓优先继承，宁愿自己腐败了，也不与老百姓争抢“艰苦奋斗”的生活。

原以为这红颜薄命是个老理儿，如今一看，不是每个红颜都有资格说薄命的，不红颜的女子倒是命途多舛了。女子如今就怕不红颜，红颜不仅是自身的丰厚“资源”，是拉动“眼球经济”的动力，还成了政府官员的城市名片了。

【刘世佳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1月9日】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不赞助的结果

某局长利用职权编书拉赞助，他在召集的下属企业会议上严肃地讲：“以前，你们企业到我这里办事，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大家留足了面子。这次赞助活动，如果你们不参加，今后再找我办事，我一旦严格执行政策，恐怕你们企业就受不了……”

赶快造假

年终，厂长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为没有给工人涨工资作辩解：“我十分愿意给大家提工资，可今年咱企业亏损，又怎么能涨工资呢？”有一工人在下面反驳道：“你不会让会计赶快造假呀！那年你获重奖，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妙计

上级卫生检查团马上就来了，可县城里有一小堆山似的垃圾非常惹眼，想处理掉已经来不及了，县长急得团团转。秘书看到县长的样子，眉头一皱，想出一计：“我有一个主意，咱多买些红地毯，把垃圾全盖起来，伪装成一个假山，并挂上欢迎的标语，一定能蒙混过关！”县长一听，笑逐颜开。

送面锦旗

老王官司打赢了，可应得的赔偿迟迟不能到位，他去法庭问个究竟，执行庭庭长说：“你那事不是办完了吗？”“没有啊！我至今一分钱也没有见到。”庭长提醒道：“先给我们送面锦旗，然后我们马上去给你执行！”

【李子笃荐自《山东工人报》2005年12月7日】

也许历史都是片面的　作者：向继东

在一个饭局上，朱正先生曾随意说出一句很经典的话：“历史是写历史的人写的。”细一想，不禁莞尔，又很无奈。

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几年前，我曾读过高默波先生发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书写历史：〈高家村〉》，谈的是自己写《高家村》一书的一些体会和感想。高先生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这一点，也符合过去流行的一种论断：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高先生说他是农村出生长大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所以他的《高家村》就是站在贫困农民立场上写的。从高先生文章中得知，海外已有不少有关中国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如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写的《一滴泪》和《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阶级立场写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写的《鸿》，等等。也许可以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

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尽管，结果难免片面，但正是这些“片面”的组合，才能窥其“全面”。

我选编的这本《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也决不是什么历史，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也只是历史的某一维度；或者充其量是一点史料的积累，为20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或可参阅的文本。当然还想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写历史的人写的历史”，还是多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人云亦云为好。

本书分为五辑，有口述实录，有亲历往事，有知识分子心史等，相信细心的读者自会找出这样分的理由。文章取舍的标准：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当然还要考虑有更多的人喜欢看——买了这本书，看了不丢，长置于案头，间或拿出来翻翻，引发自己想想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还想说明一点，如今做“年选类”读物的出版社至少有十几家吧，且年选品种越出越多，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随笔、甚至“美文”之类的年选都有了，惟独没有“文史年选”。我编这个选本，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每年除了那些文字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充满智性的文字。

编辑过程中，割爱是痛苦的。初选40多万字，后来压成30多万、分七辑，最后就是大家见到的这个样子了。虽然还适当收了些往年发表的文史作品，但肯定难免有遗珠之憾。

是为序。

【选自《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李宗吾之学　作者：柏　杨

天下有很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柏杨先生之得来《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合订本，便属其中之一。此乃绝版之书，曾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豁然贯通，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接寒爵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借你。”届时驾至，原来他以五百元巨金代价，在书摊购得之也。大喜过度，留吃晚饭，以示谢意。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中国人，一位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的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道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在全部《厚黑学》和传记之中，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读者先生不可不知。

其一，他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一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

这两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现在且介绍一二。此中学问甚大，不可等闲视之也。我们介绍的行情是，尽可能每天一个题目，顶多再分上中下，以求符合《倚梦闲话》的体例。

在全部《厚黑学》中，李宗吾先生以谈三国英雄开始，他曰─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杀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而且善哭，著《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胜。所以俗语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肠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鄙卑不足道，所以曹操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袭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肠之黑，彷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脸皮之厚，彷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俱，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而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能够欺人寡妇孤儿，心肠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巾帼之辱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土寸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以上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部份原文。接着他更追溯而上，举楚汉争霸的事来证明。盖项羽先生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先生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刘邦先生的心肠之黑，是与生俱来，可谓“天纵将圣”：至于脸皮之厚，还需加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先生。张良先生的业师，就是那位圯上老人，衣钵真传，彰彰可考。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是教张良先生脸皮厚也。张良先生拿来传授刘邦先生，一指点即明。试问不厚不黑的项羽先生，怎能是他的敌手乎？韩信先生能受胯下之辱，可说是脸皮很厚，无奈他心肠不黑，偏偏系念着刘邦先生“解衣推食”之恩，下不得毒手。后来长乐宫内，身首异处，夷及三族，都是咎由自取。范增先生千方百计想教项羽先生杀死刘邦先生，可以说心肠很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先生的江山，一齐送掉，活该活该。

【选自《权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夜读说媚　作者：向贤彪

静夜读典籍，常看到许多有关献媚的故事，品种纷繁多样，蔚为大观，生动可触又发人深思。

凡献媚者，必有献媚法。饵巨鱼者，垂其千钓，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得于一目。献媚者，千姿百态，要达目的，必有绝技，最为常见的当数语言献媚。明代大才子解缙一次陪皇帝朱元璋钓鱼，钓了半天，皇帝还是钓不到。此公便给皇帝老儿献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钓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几句媚言不仅给皇帝老儿解了窘，又玉树花开将皇帝老儿捧上了天。

唐代的武则天喜欢附庸风雅，常召翰林学士吟诗作对。一日，武则天脱口念道：“玉女河边敲叭梆，叭梆，叭梆，叭叭梆！”上联即出，众学士搜肠刮肚对下句，一连对了几十句，都不合武则天的意。这时，士子中一乖觉者倏地站起身高声朗诵道：“金銮殿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联，令武则天龙颜大悦，拍手叫好，遂推为举世杰作大加封赏。不久，这无名之辈便青云直上。

献媚者，绝不只以语言取悦之，更有行动侍候。春秋时期，齐桓公身边有三个侍臣，分别是卫开方、竖刁和易牙，史称“桓公三侍臣”。这三人各有献媚的绝技：卫开方为了表示对桓公的忠贞，十五年不回家；竖刁为了能贴身服侍桓公，咬咬牙把自己给阉了；易牙获悉桓公“什么肉都吃过，就没吃过人肉”的重要信息后，当晚就杀了自己三岁的小儿子，将其肉“清蒸”后送到桓公的嘴边。如此献媚实属天下罕见。

献媚者，还应有一副媚骨。其脊梁骨的每一个关节，绝对要有弹性，能屈能伸，游刃有余，经常在丧失尊严的争斗中强颜欢笑，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来取悦于人。北齐时大奸臣和士开，权倾朝野，朝中无耻之徒纷纷拜认他为干爹，一时间干儿子数以百计。一次，和士开患病，医生告之：“王伤寒极重，进药无效，应服黄龙汤。”黄龙汤者，大粪汤是也。这和士开一听说要让他喝大粪汤，顿时紧皱眉头，大有难色。这时，他的一位干儿子挺身而出：“大王不需疑惑，黄龙汤并不难喝，大王如果不信，请让我先喝一碗给大王看看吧。”说罢，端起一碗大粪汤咕咚咕咚便喝光了。这等下作的“献媚法”，真是令人作呕。

有一则故事颇耐人寻味，宋时秦桧的私人办事密室“一得阁”落成，广州守臣送来一卷地毯，大小尺寸竟分毫不差。这个地方官可谓马屁拍到家了。当接到那卷地毯时，聪明而狡猾的秦桧想到，他既然有本事如此精确地刺探到自己密室中的尺寸，刺探自己其他的秘密就不在话下了。没过多久，送地毯的人就被秦桧除掉了。

凡善献媚的人，大多是聪明绝顶的，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闻立荐自《泉州晚报》2005年12月29日】

人生随想　作者：大　仙

□人生，人生，长也一生，短也一生；富也一生，贫也一生；官也一生，民也一生，看你身后留下的是什么?

□人，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人却有三六九等，有高尚的人，有低级趣味的人；有光明正大的人，有卑鄙小人。

□人做官不易，官做人更难。官服易脱，官架难丢。

□人之不孝，大逆不道；人之不俭，有头无脸；人之不真，枉为世人。

□留下清白的一生，是对人间最好的馈赠。

□人才藏在人海里。

□大浪淘沙，留住的是真金。

□粗茶淡饭胜过黄金斗印。

□满腹酒肉毕竟不如满腹经纶。

□清白展示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

□甘于淡泊的人，是天底下的又一种富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相交蜜里调油。

□人在大病一场之后，或在死亡逼近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最深沉的人生感悟。

□多余的表情，多余的语言，多余的朋友，多余的头衔，不是光环，而是累赘。

□金钱，无论是分文还是亿万，都要掷地有声。

□有奶的不一定都是娘。

□人活一世，谁能没错，谁人无过。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戏剧性的人生插曲。

□生命的四季也如春夏秋冬，谁都不能说准哪个季节最好。

□听惯了吹捧的人，往往成为听不进言的人。

□握笔写字的不一定者是作家，电视屏幕上表演的不一定者是艺术，铅字印出来的不一定者是作品。

□人之所以不真实，是因为自己掩饰了自己，自己扭曲了自己。

□人生的价值不一定都在前排。

□人的心灵这片绿洲一旦荒芜，就将失去尊严和良知。

□人生有不同的舞台，每个舞台上都有主角和配角，不一定人人都要挤到华丽的聚光灯下。

□官德的力量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如今的大大小小官员皆称公仆，说得更明白点，都是当了官的公仆。“公仆”的外衣谁都可以穿，“公仆”一词谁都可以用，只有在官场净化、吏治清明、群众监督有序又有效的地方，才能真正分得清真假公仆。

□莫为当官造势，要为百姓造福。

□贪杯者醉，贪权者腐。

□假话，并非人人皆当假；真话，也非人人都当真。

【任法苗荐自《金山》2005年第11期】

随想录　作者：巴特尔

□坏人把自己伪装成“好人”来骗人，谬误把自己包装成“真理”来吓人。

□你被诽谤可能怕你成功，你被嫉妒证明你已成功。

□贪婪和嫉妒一旦投胎，生出的一定是孽种。

□阿谀逢迎是别人设下的陷阱，自吹自擂却是自掘的坟墓。

□阿谀和诽谤，虚情和无情，同出于自私。

□对弱小者的诽谤，说明诽谤者的更加弱小；对渺小者的污蔑，证明污蔑者的更加渺小。

□奴性已属不齿，狗性比奴性还坏十倍。

□虚荣，绽放的花可能很美，但结出的一定是涩果。

□宽厚者宽容，放任者放纵；自尊者尊贵，自贱者无耻。

□连哭都可以装，笑就更值得怀疑。

□仇人有时引发祸端，而伪装的朋友更可能是祸根。

□数字本身永远是诚实的，它只在被人用来游戏时，才成为谎言。

□缺德，一旦身处高位，很快就会成为恶德和败德。

□虽贫，但容易满足；富了，反而难以满足；至于贪心，则永无满足。

□少许的欲念，给人的是甜头；过度的欲望，给人的是苦头。

□情如纸薄和脸比墙厚常集于一人之身。

□一只眼白，专门用来看不如自己的人；一只眼红，专门用来盯比自己强的人。

□面对小利便低头的人，面对大利时则会弯腰，而面对暴利时则必然屈膝。

□好人有时也不得不戴面具，是因为当时面对的不是恶人便是魔鬼。

□欺骗别人，往往不得不自欺。但，别人受骗可能由此变得聪明起来，而自欺的恶果则是自堕的开始。

□非分的奢望，是灵魂的自欺；非分的奢侈，是灵魂的自蚀。

□狂妄者，有时妄想，有时妄言，有时妄为。

□给人穿小鞋，是小人惯用的小伎俩。

□虚荣最容易上虚假的圈套；虚荣心，被阿谀的箭一射就中。

□某些“无私”，其中掩藏着的是更大的私。

□可笑的东西不一定都引人发笑，可憎的东西一定让人憎恶。

□奢侈成了主人，节俭就永远被拒之门外。

□贫，不一定被钱收买；贪，一定是钱的俘虏。

□贪，使一切人与美德远离；欲，使一切人与智慧远离。

□善意的讽刺使人在笑过后思考，深刻的幽默使人在思考后发笑。

□聪明过人无可非议，忌讳的是聪明过头。

□信仰危机还是一个活扣，而一旦丧失了信仰便成为死结。

□闲言碎语是庸人说的，流言蜚语是小人说的，胡言乱语是佞人说的。

□人们的觉悟，有时不在于正在做什么，而首先在于不做什么。

□思想，用自律给自由受孕，最后生出的便是自在和自为这对双胞胎。

□一等傻瓜说自己是傻瓜，二等傻瓜怕说自己是傻瓜，三等傻瓜说别人是傻瓜。

□多数人常常反思，少数人不断忏悔。

□人，没有脚站不稳，没有脊梁站不直，没有头脑干脆就不会站。

□误解好人的可能被好人宽容，轻信坏人的一定被坏人利用。

□指责别人孤芳自赏，其实是自己无芳可赏。

【选自《巴特尔自选集·随想卷》】

有趣而幸运的梁漱溟　作者：侯志川

将近十年以前，我看到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一直忘不了那个虽然又瘸又盲却始终不屈不挠的刚强老人。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连书名都极其相似的另一本：《梁漱溟的最后39年》。

单纯从“学术水平”衡量，实事求是地讲，梁漱溟还算不上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师”。如同本书作者指出：“他没有留下真正开一代风气的巨著。”梁漱溟的杰出在于：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集体失语”或“喳”声连连的情况下，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发出了庄严的“不”，多少挽回了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

当然，在那个时代，说“不”的中国人还有马寅初，还有顾准，还有张志新，还有彭德怀……然而比较起来，说“不”的时间最早、最长，社会影响最大，次数最多，内容最尖锐、大胆，最不怕“犯上”，无论如何也只能属于梁漱溟。马寅初自从五十年代提出“计划生育”受到围攻丢了北大校长职务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都再也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顾准的“不”极有思想深度，但他的远见卓识在当时不敢也不能公开，只能冷藏在自己的“日记”里。张志新的“不”极为勇敢坚强，但她没有与最高领袖见面与之辩论的条件和机会。彭德怀倒是有机会并且也大胆地与最高领袖进行了“直接交锋”，影响也极大，但由于他为自己的“身份”所限制，于是在庐山发出了那一声伟大的“不”以后，跟着又被迫“认错”，并被迫沉默了很多年。

梁漱溟则不同，他从1949年以前就是伟大领袖的私人朋友和座上宾，没有断过往来。其次，由于他的“民主人士”而非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在国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拥有的名声和影响，还由于他的绝不妥协的坚强性格，以及最高领袖“有意放一马”的策略考虑，一直没有“打倒”他。——这最后一个原因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最高领袖面对面进行了关于“雅量”的激烈争论，引发了在那个时代可算是空前绝后的“面折廷争”，惹得领袖当面怒斥他“我看你是个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即使这样，领袖还是当众宣布“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于是，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其例外的“另类角色”，梁漱溟一直有机会不断地公开表达着他的“不同政见”。

尤为惊世骇俗的是1978年2月15日，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的发言：“?菖?菖?菖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菖?菖?菖首先考虑到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

敢于最先公开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露骨”，非这位“梁委员”莫属！须知他如此“放炮”之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主流媒体上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一片颂扬，刘少奇还位于“大坏蛋”之首！不消说，他的这一番“谬论”，又“当即遭到批判”。

这就是梁漱溟的命运。他就像是某个特别合唱团里的一个“不守规矩”的调皮演员，老是唱得比其他人快一拍甚至两拍，不断地挨骂，却又总是很“幸运”地不被“开除”。令人悲愤，也不乏“有趣”。

【选自《济南时报》2005年12月16日】

三个历史“猛人”的神话　作者：张　鸣

鲁迅先生对历史上有权势的名人，有一种特殊的称谓，据说是跟广东人学来的，名之为“猛人”。但凡一个人成了猛人，就难免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总断不了有某种不寻常的传说故事相伴，传着传着，神话就出来了。

关于曾国藩，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有天曾国藩多喝了几杯，上床歇息，侍女为他盖被，猛地发现床上盘着一条巨大的蟒蛇，吓得晕了过去，好像许仙见到喝了雄黄酒现了原形的白蛇。由此，人们传说曾国藩是巨蟒变的。此说不光有说，而且有证据，曾国藩睡过的床上，每天早上都会留下许多皮屑，像是蛇蜕一般。因此，人们传说曾国藩是神蟒入世为人，专为拯救大清江山来的。

前一阵因高阳小说而大大走红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有跟曾国藩类似的传说，说是他未发迹时，在一店铺里做学徒，一天夜里睡在柜台上，忽然觉得有动静，急呼有贼，伙计们起来一看，地上倒着一人，抓起来一问，果然是个入户窃贼，说是刚进得门来，突然红光一现，发现柜台上有一金面神人，由此惊倒。因此，人传胡为财神转世，所以那么有钱。

如果说这两个传说还都属于吹捧性神话，专为抬高猛人身份而造的，而下面一条属于袁世凯的故事就有点不一样了，虽然也是神话，但多少有几分调侃的味道。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有一天内侍端着袁世凯心爱的茶杯（大概是古代名窑的）为他上茶，袁世凯因疲劳已经睡了，但内侍发现床上躺着的却是一只巨大的癞蛤蟆，惊吓之余，把袁世凯的宝贝茶杯摔在地上打碎了；袁世凯被惊醒，恢复了原状，问是怎么回事，内侍急中生智，答曰刚才看见了一条龙盘在床上，故尔惊掉了杯子。袁世凯闻言暗喜，不仅没有追究内侍碎杯之过，反而赏了些钱，嘱咐他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故事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其实袁世凯只是一只癞蛤蟆成精，但误信了内侍的谎话，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就要当皇帝，结果弄砸了事情。

三个传说有点相似，都是主人公因睡觉现了原形，将无意中看见的人惊倒，属于标准的中国式民间故事的类型。三者之中只有曾国藩的故事有一点“根据”：曾的确每天睡觉都要留下一些皮屑，因为此老患牛皮癣，而且非常严重，每晚非得若干婢女为他搔痒方能入睡（当然会有皮屑！）。看来编故事并不需要有根有影，有个模式，往上套就是。故事的来源是哪里估计谁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出于三位的身边人，但更可能是老百姓中的好事之徒瞎编的。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性，都乐意信，更乐意传。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无数类似的传说，人们从不吝啬将各种无稽之谈放在他们关心的猛人身上，借着这种神话和传说，表达着他们的爱憎，也以此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造神，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小小的习惯，只要有人“猛”起来了，就会有神话搭配给他，猛的时间越长，程度越烈，神话就越多，神得越邪乎。袁世凯的神话显然是他倒台之后的产物，所以在肯定其“非常人”的身份之余，还有了一点调侃和嘲弄。如果他老人家称帝成功，那么故事很可能就不是这个面目了。

都说国人背后毁人功夫一流，其实，咱们捧人的功夫也是一流。

【皮波荐自《历史的坏脾气》】

文章大跃进　作者：孙玉祥

历来对写文章写得快的角色都佩服有加：什么倚马可待呀，什么“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呀之类，都是对文章快手的称赞。为什么会这么称赞呢?就是因为写文章很难快——尤其是好文章。因为难，难能可贵，故而人们对那些能很快写出好文章的角色十分佩服崇敬。

可这种情形到了万马奔腾，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就不存在了。在那个火红的岁月里，什么都能跃进，而且都是大的跃进，写文章又焉能例外?在1958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就有这么一篇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大作就这么写道：“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意思是，别人都快了，我们作家也得快；别人一天当二十年，我们也要一天当二十年——那么“二十年(一天)”写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有什么难的？文章最后，还这么中气十足地大声疾呼“同志们，制定计划并马上动手执行计划吧!有困难，克服；要求援助，告诉作家协会。每个作家都有跃进的决心，文学事业才会有真正的繁荣!人民都在忘我地劳动，都期盼得到好的诗歌，好的戏剧，好的散文，好的小说，各种各样的好作品。劳动越积极，越迫切需要文艺。同志们，拿出最大的革命干劲，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写作：多写、快写、写得好、写得生动精炼!我们自己带动并帮助别人写。同志们，除了保守思想和官气、暮气、阔气、骄气与娇气五道邪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大跃进的。”

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这么大声疾呼，作家谁敢坐视不理?当时的文坛祭酒郭沫若闻风而动一马当先，马上写出响应号召的《迎春序曲》云：“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这诗你说是诗也行，你说是顺口溜标语口号甚至狗屁似乎也差不了哪儿去。更搞笑的是：他还觉得那传统的词牌“声声慢”不符合时代要求，就自作主张地将其改为“声声快”——在词前序语中他这么说：“我如今和她(李清照)一首，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因而把词牌名改为‘声声快’。”那么，他快出个什么东西来呢?我们来欣赏欣赏。词曰：“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快板不像快板，口号不像口号，还居然把文件中的“总路线”也削脚适履地写进了他的这“声声快”中!如此快手，如此快词，诗人当然是说不上，宫廷小丑倒是几近之!

也有自尊自爱的学者，譬如朱东润。“大跃进”时期，有一次复旦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系主任朱东润先生“捉”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好在历史公正，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郭沫若那些像拉肚子一样的“快”诗，除了弄历史的人外，谁也不会去领教；倒是朱东润先生的书还有人读。钱锺书说：趋时的代价是过时。

此言得之。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5年12月21日】

一个诗人的反思　作者：刘兴雨

徐放是七月派诗人，因为胡风事件牵连，多年身陷囹圄。我对他的诗没有多深印象，倒是他对胡风事件的反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胡风追悼会第二天，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胡风集团成员及北京的朋友20多人来到胡风家，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相见。在为死去的朋友和受他们牵连的人们凭吊之后，开始了反思。由于胡风集团由最高首脑钦定为反革命集团，将近半个世纪才被平反。陷入共和国第一场文字狱时，许多人还是风流倜傥的青年，几十年后聚首，已成白发老翁，因而，他们的反思显得意味深长。其中，诗人徐放的话尤其让人难忘。

徐放说：“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他提出的问题虽然是以问号的形式，其实，答案是肯定的。他的结论更为意味深长，那就是，他们和很多中国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按常理推断，多年受左的势力迫害，一旦解放，就会天然地被视作反左的英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以英雄自视。谁也不会想到他们身上也会受到左的东西的浸染。让他们来承认自己受到左的东西影响，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人格。

通常，失败的人才去反思，而胜利的人是不会去反思的。

左的东西就像后来的非典病毒，不但传染病人，医生也受传染。尽管医生对此有警惕，并有一定保护措施，依然难逃被传染的命运。因为这病毒太厉害了，不是你痛恨它、躲避它，就能奏效，它几乎防不胜防。它不固定呆在哪一类人身上，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就像我们反封建，可并不敢保证自己身上没有封建的孽根；就像我们反腐败，并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沾上腐败的细菌。

可有意思的是，受迫害、被摧残的人坦然承认自己也受了左的病毒影响，并痛苦地承认，自己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而那些真正中毒很深的人，却总是拒不承认身上中毒，总是把自己说成一贯健康。他们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胜利者。而正确的人，从来用不着检讨，胜利者永远用不着忏悔。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奇怪的现象：真正正确的人，常常被逼着做检讨；被迫害的人，却总是在不停地忏悔。而真正该检讨的，总是在台上作报告；真正该忏悔的，却总是滔滔不绝地教导别人。尽管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左的危害，但这些人从来置若罔闻。

也许有人会说，正确的人不需要反思，胜利的人不需要忏悔。但是，有时所谓正确者更需要反思，胜利者更需要忏悔。比如，我们实行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些改革的方向、方法、步骤，不值得检讨吗？就像我们熟知的教育改革，把教育产业化，使许多贫家子弟上不起学；各个学校不管条件如何，一个劲儿升格，这不值得检讨吗？另外，像国有企业改革，在有些人那里就变成一个卖字，几千万的企业，几万元甚至几百元就给卖了；工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几千块钱就给打发了；弄出那么多下岗工人，让社会背起沉重的包袱；这些不值得检讨吗？当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算得上胜利者了，可他们烧毁了那么辉煌的圆明园，不应该忏悔吗？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也算得上胜利者了，可他们麻烦不穷，又一个劲儿虐囚，不应该忏悔吗？

什么时候，正确者知道反思了，胜利者晓得忏悔了，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进步。

【选自《湘声报》2006年1月6日】

东史郎的母亲　作者：夏立君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在即将离别故土踏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征程之际，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冷静地对儿子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东史郎是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上海、南京、武汉等大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直到日本投降。东史郎是大学肄业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战争期间的经历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计有37万字。出于对战争的反省，东史郎在晚年决定出版战争日记。

《东史郎日记》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右翼攻击他是叛徒、旧军人的耻辱，有人攻击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场面是捏造诬陷，东史郎不得不数次走上法庭，多家法院竟都判东史郎败诉。

我相信，中国读者读这部半个世纪前的侵华日军的日记，一定会有异样的复杂感受。母亲的送别之言给了年轻的东史郎以很深的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和平之神只能与战争之神同行——希特勒说。……正义即力量，惟有力量才是正义。一切无非是弱肉强食。……不管与我国敌对的是释迦还是基督，是孔子还是孟子，或者是穆罕默德，只要处于敌对位置，我们日本人便断然击毁他。”

多么可怕的思维和逻辑！只有日本，只有“大和民族”，没有人类，没有世界。军国主义精神浸透了日本国土，浸透了国民的灵魂，造就了这样“伟大”的母亲和这样“勇敢”的儿子。东史郎的惨忍和勇敢有他母亲的支持，有如他母亲同样心态的大量国民的支持。母亲鼓励儿子去死，必定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东史郎把母亲看作是伟大的，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把这位妇女看作是伟大的。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这样的“榜样”，塑造这样的国民。军国主义需要大量心甘情愿的牺牲品，东史郎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的牺牲品。疯狂的军国主义需要疯狂的人民，需要疯狂的父亲、母亲、儿子。还真应验了一句西方格言：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战争动员是如此彻底，举国狂热，人性被纳入一架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

东史郎与战友在征战途中偶然遇到几位中国青年，连身分都懒得搞明白，就决定杀死他们。一位女青年紧紧抱住一位男青年(大概是她的未婚夫)，日本人强行拉开他们，把男青年刺死了。女青年拍着自己的胸膛，要求也刺死自己，日本人果真就一刀刺死了她。东史郎在日记中感慨：“支那也有如此忠于爱情如此优秀的女人啊！”越是优秀，越要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是“敌人”。

东史郎从狭窄的岛国进入广袤的大陆之国，在日记中他不停地表达他对中国各地自然美景的陶醉之情，他始终保持对美的感受能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支那人不如一头猪，猪还可以杀了吃肉，支那人却什么用处都没有。既能欣赏美又惨无人道，东史郎被军国主义者塑造成了这样的杀人工具。

相信生活中东史郎的母亲也是一位善良的母亲，但她又是残忍的母亲，是被泯灭了正常人性的母亲。这样的母亲的精神状态在战后没有得到清算和反省，军国主义毒素不但没有从全体国民中清除掉，反而有蔓延嚣张之势。小泉之所以敢于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我行我素屡屡拜“鬼”，是因为有“群众基础”，一些右翼分子甚至说：日本政府阁僚应更加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让中国人直到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抗议为止。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习惯，他们的不思悔改我们永远不能原谅。日本民族长期困守海岛，从岛屿看世界，日本是日出之国，天下第一国，由此而形成的民族观、历史观和宗教观，有一种优越的心态和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缺乏人类观念、世界眼光。时至今日，日本国民未能放弃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往往只把自己看成战争受害者，而很少想到自己首先是加害者。二战后的德国，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全民反省，虽然纳粹分子至今并未绝迹，但只要他们一露头，广大民众就群起而攻之，可以说纳粹主义生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德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世界上重新站立了起来。日本则与此截然不同，在不认罪上可说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作为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却是一副暧昧的灰色的乃至令人厌恶的形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可以说日本人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道义上也吃了败仗。

东史郎的母亲被看作是“伟大”的，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被看作是值得后代尊崇的为国捐躯者，这是基于同样的国民精神。这种精神一日不除，军国主义的阴魂就一日不散。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有一位沂蒙山区的母亲，她把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上了抗战杀敌的前线，她嘱咐她的儿子英勇杀敌，但她又盼着他们能活着回来。这才是真正伟大的母亲。中国人民正是靠这样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最终战胜了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侵略者。

【马静荐自《日照日报》2006年1月4日】

１９７９年中国的记忆碎片　作者：穆尼拉

一、霍英东看裸女壁画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二、袁庚的蛇口要小了

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李鸿章曾得意地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手文字。”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年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29任董事长叫袁庚。

袁庚向中央打报告，想在香港边上搞个工业区。1月31日，他在中南海向李先念汇报。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画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蛇口的地要小了，袁庚后悔了一辈子。

三、“傻子”给马克思出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是个文盲，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的瓜子好吃，慢慢地出了名，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一个一个增加，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捅出了大娄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不言自明。

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四、偷渡客振兴珠三角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他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

“很显然，广东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傅高义评述说。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地，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东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任法苗荐自《杭州日报》2005年12月16日】

没有答案的算术题　作者：侯发山

石庙乡龙湾镇第二小学四年级的第三节课是算术，具体内容是复习算术的加减乘除。为了活跃教室沉闷的气氛，开发同学们的思维，提高他们在生活实践中运用算术的能力，上课铃响后，刘老师提议由学生编题学生解答，最后他来评点。同学们感到很新鲜，纷纷响应刘老师这样的教学方法。

侯宇驰站起来后得意洋洋地说：“我爸在帝豪大酒店请客，喝了两瓶茅台酒，每瓶300；拿了红塔山两条，每条100；八盘八碗一火锅是1200块，问：我爸吃这顿饭共花了多少钱?”刘老师点名让黄土地回答。黄土地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吭哧半天才说：“侯宇驰他爸这顿饭吃掉俺家一头牛。”同学们怔了一下，都哄地笑了。刘老师忍不住也乐了，心说黄土地学习不行，就会出洋相。黄土地看了看老师和同学，不服气地说：“俺没说错，为给俺娘看病，俺爹弄不来钱，就把俺家的牛卖了，卖了两千块。”刘老师心里一沉，便敛了笑，点点头，说：“黄土地同学回答的有道理……”谁知他的话音没落，侯宇驰就咧了咧嘴，说：“黄土地没答对。”刘老师说：“怎么不对?”侯宇驰趾高气扬地说：“我爸一分钱没花，他在账单上签了他的名字就算把这顿饭账结了。”刘老师这才恍然明白过来，侯宇驰的爸爸是镇里的副镇长。这时，班里的不少同学都疑惑地瞅着刘老师，意思是让他解释这道题的正确算法。刘老师没法判断是非，忙岔开话题，让黄土地提出他的问题。

黄土地抠了抠鼻孔，然后掰着指头说：“俺爹种一年地打900斤小麦，1000斤玉米，小麦玉米每斤都是六毛；俺家的牛卖了2000块；年关村里给俺家送去扶贫款200块；城里帮俺上学的叔叔一年给俺500块。俺爹买种子90块，买化肥300块，打药20块，拖拉机犁地给人家80块。此外，一年还要上交特产税、屠宰税、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款等费用800块。俺家吃盐烧煤穿衣花去700块，欠村诊所198块。俺娘去城里看病花去2900块。问：俺家一年收入多少钱?”

刘老师鼻子一酸，叹了口气，强装一笑，说：“这道题不好算……谁还有简单一点的问题?”

刘家杰就站起来说：“我爸爸在镇派出所工作，每月工资是1000块。我家六口人就指靠他一个人生活，家里每月的消费是600块，今年家里装修房子花了12000，买一辆外国摩托花了9000块。问：到了年底，我爸的工资卡上还有多少钱?”刘老师说：“这道题出得很好……下面请王玲同学回答这个问题。”王玲扭捏着站了起来，说：“刘家杰的爸爸一年的工资是12000块，他们家一年一共花了27000，刘家杰爸爸的工资卡上应该没有钱了。”王玲的话音刚落，刘家杰就白了她一眼，盛气凌人地说：“告诉你，我爸爸的工资卡上是12000块，他的工资根本就没动。”刘老师想起刘家杰的爸爸是镇派出所所长，也是个当官的，就又急忙叫马富贵站了起来提出他的问题，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绝不会有什么说不清的话题。

马富贵揪了一下鼻子，红头涨脸地说：“我爹在村口开了一个小商店，平均每天卖出的东西有80块钱，本钱是60块，每年上交税及其他杂费1200块。问：我爹一年赚多少钱?”刘老师赞许地说：“这道题编得不错。请李明同学回答。”李明低着头默想了一会儿，说：“一年按360天计算，每天扣去成本，利润是15块，两个数相乘得5400，再减去税金，是4200块。”刘老师刚要点评，只见马富贵摇了摇头，说：“李明答错了。”刘老师皱了一下眉：“错了?”马富贵老老实实地说：“村里人买东西没钱，平时打的都是白条……没到年底我爹的小商店就关门了。”刘老师打了个愣怔，一时没反应过来，心说今天怎么都是这类古怪的题目。

有同学提议说：“别让我们大家算，算算刘老师你自己吧?”

刘老师忍不住说道：“我有什么好算的？每月工资650，去年的才发到十月份……”

忽然下课铃响了。刘老师松了一口气，慌忙宣布下课。

【梁衍军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第2期（上）】

赵姨娘的检举信　作者：侯国平

赵姨娘近来窝了一肚子气，老想骂娘。上个月的月钱，到现在还不发给，以为是凤姐又在给她穿小鞋，问了问，连老太太和太太的也还没发放，方才消些气。又去问为什么，却遭了一顿抢白，凤姐说她倒三不着两的，放着手里的针线活不好好做，倒来管三问四，满府里的人，静悄悄的，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就显得你能耐。

赵姨娘直噎得连连倒气，半晌不吭气，小声嘟哝道，你们整天喊造福于民呀，廉正透明呀，叫百姓当家做主呀，结果连问一声为什么都这样，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平儿在一旁劝道，这几年咱 府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大小事还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办，难免月钱发得不及时，还望姨娘多担待些，看看那满大街的下岗工人，一顿饭不扒拉就饿肚子，也没见谁问个为什么，比比他们，您老就在天堂啦。

月钱没要到，还上了一堂政治课，赵姨娘气不打一处来，回到房中，便骂凤姐，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

彩霞也顺势骂道，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没有不恨她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她。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她，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她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她讨好。估着有好事，她就不等别人去说，她先抓尖，或有了不好事或她自己错了，她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她还在旁边拨火儿。

贾环也在一旁说，学堂里的都在说，上个月的钱，二奶奶早已支了，叫平儿拿去炒股票呢，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在股市里翻腾，还不翻出成千上万来？

赵姨娘如梦初醒道，合着拿着我们的钱，她们一家赚利钱，哄得我们呆呆地等，还要受人抢白。赵姨娘自以为有了理，逢人就摆理，说凤姐挪用公款炒股票，害得底下人，不能按时领月钱，到处打饥荒，影响了贾府的稳定。有听了深表愤恨，连连顿脚的，有听了连连摆手，装着没听见的，有劝赵姨娘别拿着鸡蛋碰石头的，也有劝她给信访办写信，替老百姓出口气的。

周姨娘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虎头上搔痒呢，何苦操这心？天塌砸大家反正有高个顶着，你又不高，咋透这能，人家有头有脸的都做缩头乌龟，就你好事。

周瑞家的也说，这点小事算什么，出府去打听打听，大小管个事的，谁不这样，说出去，叫人笑咱少见多怪。

事情很快传到凤姐那里，不由分说，又把赵姨娘请来数落了一顿，叫她别听风就是雨，跟领导作对。贾府的局面来之不易，破坏团结是违法的。谁不稳定，叫她试试看。

赵姨娘心想：明明是你在搞腐败，却又说俺违了法，拿这大帽子压俺，反正官字两个口，横竖都是你的理。

赵姨娘挨了批，大观园里的人幸灾乐祸起来，平日见了拉两句的，如今都躲着走，周姨娘也不来串门了，五儿来找赵姨娘替了个鞋样，就被点名批评，宣布下岗。彩霞叹道，羊肉没吃一口，倒惹了一身臊。

赵姨娘躲在屋里骂了半天娘，要给信访办写信。贾环说，没有证据咋写信？赵姨娘说，啥事都向咱要证据，还养活那帮人干啥？写，只管写。

赵姨娘许了贾环一两碎银子，叫他连夜写了一封举报信，趁黑投进了大街上的廉政建设意见箱内。

一个月过去了，不见音讯，又过去了半个月，只见《大观园报》在头版发了长篇报道，说凤姐察民情、知民意，和群众心连心，在荣国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卖掉了自己的林肯车，想方设法按时足额发放工作人员的工资，真不愧是时代楷模。

赵姨娘手拿报纸，发了半天愣，使劲骂道：狗日的……

【刘畅荐自《潮州日报》2006年11月29日】

官家八丑　作者：南河水

炮仗真脆

某人去给领导拜年，至领导家门口，忽然飞来一个炮仗，炸得他两耳嗡嗡作响。其人怒问：哪个王八羔子放的炮仗？一小孩答：是我。其人一瞅，马上转怒为笑：哎呀，你放的炮仗真脆！——原来那小孩就是领导的公子。

拜年小趣

某人去给领导拜年，错走到领导的邻居家了。领导的邻居见他拎着礼品，慌忙接住礼品，给予热情招待。该人甚觉尴尬，惟恐贵重礼品难以收回，却又苦于想不出要回的办法。磨蹭良久，突然一拍脑袋说：我真混哪，把给我爹治病的药给你们提来啦。邻居见说，忙将礼品交还给他，连声说：晦气！晦气！该人如出笼之鸟，拎着礼品夺门而逃。

不要东西

某人去给领导拜年，领导从猫眼里看他手拎一个大包，便不予开门。该人久叩不见动静，就躲在楼道观看，见两手空空者皆能叩门而入，甚觉不解。便拉住一出门人讨教：为何你空着手能进门，我拎着东西反而进不了门？被问者对他耳语一番，该人大悟，脱口道：嗨，原来他不要东西，只要买东西的东西啊！

都是副处

某公务员来到一娱乐场所，惟恐小姐不知其官阶，小瞧了他，便对小姐说：我是助调，助调，你知道吗？相当于副处长。见小姐点头认可，又问小姐：你是处女吗？小姐回答：我是半身，半身，你知道吗？相当于副处女。

忘给小费

某官员带醉走出娱乐场所，归家后仍未清醒。进了卫生间，竟在坐便器上睡着了。其妻起夜，打不开卫生间的门，怒吼：你死在里边啦！良久见一张百元老头票从门缝里塞出来，大惑不解。却听丈夫在里边醉意朦胧地说：我忘了给你小费了。

快上主食

某官员离开饭局后，急奔会场，酒力发作，便当众昏昏睡去。多时后，主持人将他叫醒，对他说：该您讲话了。该官员揉着眼睛说：快上主食！会场哗然。

配方搞错

某官员将本地生产的一种壮阳药进献一位来视察的上级官员，并对上级官员说此药如何如何奇效。上级官员服用后，不仅无效，反倒头疼欲裂。便对本地官员大发脾气：这下边不管用，上边倒疼死人！本地官员尴尬道：可能是厂家把配方搞错了。

伟哥之过

某官员下乡视察，掏纸巾时将数粒伟哥带出口袋，落地后被一只大公鸡尽数抢食。不多时，药性发作，大公鸡按捺不住，暴躁疯狂，满村子追逐母鸡。一时屋顶树梢，庭院麦场，鸡声大作，一片恐怖。村民们纷纷找到村委会，义愤填膺地向村委主任状告该公鸡的流氓行为。村委主任当即决定，宰杀该公鸡，招待上边来的官员。官员美餐之后，亦按捺不住，暴躁疯狂，只是没有满村子追逐母鸡，而是命令司机飞速赶回，以解燃眉之急。不几日，便有该官员因嫖娼被撤职的传闻。

【王翔宇荐自《红袖添香》2005年12月17日】

三部分　作者：王树国

儿子也搞起公文来了。

爸爸干这一行已经几十年了，算是真正摸清了写公文的规律。

一天，儿子问爸爸：“我要写一篇单位开展理论学习的汇报，怎么写好？”

爸爸回答：“你最好分三部分。”儿子又问爸爸题目怎么做。爸爸嘱咐他：第一个题目叫“抓认识”，第二个题目叫“抓组织”，第三个题目叫“抓领导”。

儿子一听，觉得这“三抓”确实不错，写完稿子就送办公室主任审阅，主任夸奖写得好。局长照着这份材料去汇报，县长听了也满意。

过了几天，儿子又要写一份单位开展行风建设的简报。儿子又向爸爸请教：“开展行风建设的简报怎么写？还要报县政府呢。”

爸爸一拍大腿，自信地说：“不要犯愁，这个好写。”接着告诉儿子：这份简报还是要分三部分，题目分别为：一是“提高认识”，二是“健全组织”，三是“加强领导”。儿子把这三个小题目记下来，打开电脑认真写了起来。办公室主任看完稿子就签发上报。这份简报送到县政府办公室后，很快刊登在政府工作简报上。

一个月后，儿子拿着政府工作简报又找到爸爸汇报，说他写的那份简报被政府办采用了，还加了编者按呢！爸爸笑了，问：“你还想写啥？”儿子回答：近期局长要在全市大会上发言，介绍开展“三下乡”的经验，您看怎么写？

爸爸不假思索地告诉儿子：这个更好写，还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题目叫“认识到位”；第二部分，题目叫“组织到位”；第三部分，题目叫“领导到位”。

儿子喝了一口纯净水，不解地问：怎么老是离不开“认识”、“组织”、“领导”这几个方面呀？爸爸呷了一口龙井茶，说：“儿子，在咱县县政府办公室写材料就这么写，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啊！”儿子按照爸爸指定的题目写完了发言稿，局长在全县大会上一念又语惊四座。

爸爸把多年做公文题目的“秘诀”传给儿子，儿子在办公室写材料越来越感到得心应手。

【刘名远荐自《检察日报》2005年12月1日】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作者：练洪洋

言论自由时代就是好，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信口雌黄也无妨。

前阵子，国内媒体经常炮轰“医改”，认为“医改不成功”，后来卫生部放话：“医改”并非不成功！媒体不依不饶，部长再次重申：不讨论“医改”成功与否。“教改”也是被炮轰的领域之一，连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持类似观点，今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又强调：教育改革是成功的！（2005年12月23日《东方早报》）

教育部发言人的话我爱听，“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的论调令人鼓舞。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才能让85%的国民自己掏钱，来接受义务教育；才有可能有20%的大学毛入学率，如果教育改革不成功，那我们自己掏钱也接受不了义务教育了，更甭想念大学了；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才有那么多只要掏高价择校费就可以进入的“优质学校”，让父母们掏尽一生的积蓄，打破头将孩子送进名校，如果教育改革不成功，即使我们有钱，也没有名校可读；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大学才可能像雨后春笋般建起来，大学才能超规模扩招，大学入学率才会直线上升，虽然大学生就业率连年走低，至少大学普及率是提高了嘛，要是教育改革不成功，学院能随便升格成为大学吗？抄袭者能当上教授吗？大学城能遍地开花吗？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教育才成为产业化，家长们为了孩子读书节衣缩食，一位农民要用13年的纯收入才能供一个子女读大学，为国家拉动内需、发展经济作贡献，如果教育改革不成功，教育要国家大量投入，国家哪来这么多钱；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才能让现在的小孩子个个背着十几斤重的书包上学，才有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读不完的补习班；要是教育改革不成功，孩子没有那么多的作业，整天想着玩，那怎么得了；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高考才能成为全国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孩子就读什么，千军万马围着高考转，每年两季考得昏天暗地，要是教育改革不成功，没有了指挥棒，学校该怎么教？孩子该怎么读？可怕；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才有机会出外考察，才能在酒桌上畅饮，才能吃教材、基建的回扣，甚至是“吃”学生；要是教育改革不成功，他们吃什么？没有东西吃，谁还愿意来清水衙门当官？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才可能有“希望工程”，才能让不少的穷人的孩子有几年书念，要是教育改革不成功，就不可能有“希望工程”，就有更多的孩子读不起书；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才敢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任法苗荐自《教师报》2006年１月4日】

匪夷所思和意料之中　作者：叶轻痕

是我的

一大群人簇拥着县长到某贫困户家中慰问，只见县长掏出一个红纸包交给贫困户说：“这是我送给你家的慰问金，祝你们过个愉快的节日。”

围观的一个群众说：“县长送给他家的钱真是县长自己的吗?”

旁边一个人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县长的。”

那群众不解道：“为什么?”

那人说：“这钱是国家的，但如果不送给贫困户，县长就会把它拿回自家去，所以可以说是县长自己的。”

特色工作

某局将一名刚进机关半年多的临时工在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时，提拔为中层干部。虽然有人议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该临时工是市委一位副书记刚中专毕业的侄子。

年底，该局上报特色组织工作时，将此事作为特色工作上报上去，并言称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材料报上去后，很快批了下来，并列为该年该市十大特色组织工作。

今天用普通烟

某沿海发达城市组织了一个旅游访问团到某老区“考察”。老区市政府接待用烟是八九块钱一包的普通烟，老区政府负责接待的领导连连打招呼说本市经济落后，招待不周，请来访领导们包涵。

发达城市访问团走后不久便向老区投资了上亿元用于修路、办厂。

在一次老区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点燃一支软中华说道；“注意，以后接待来访的发达地区的人，一定要用普通烟，这样他们才会相信我们是真的穷。”

学习型机关

省组织部领导到某县一评为市先进学习型机关的局视察工作。该局局长汇报道：“我们作为学习型机关，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来没有大专学历的全部参加了大专学历学习，原来大专的参加了本科学历学习，目前我局工作人员全部拥有了大专以上学历；二是因为我们局是事业单位，我们局所有3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公务员考试，先后有8人通过考试，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大部分的人还积极参加了省内外科级及处级干部公开考试，有2位副局级干部通过考试被任命为副处级干部，另有5人提拔到副局级岗位上；三是我们还组织所有工作人员学习英语、计算机、驾驶技术，提高了大家的综合素质。为鼓励大家学习，我们对所有参加学习的工作人员实行学费半额到全额报销。”

“等等。”省组织部领导说道，“我想问一下，你们局的业务水平有了多大提高，开展了哪些形式的学习培训?”

局长愣住了，说道：“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这是我们唯一疏忽的地方。”

省组织部领导冷笑道：“你们这就是所谓的学习型机关吗?干脆改成公费升官俱乐部算了。”

怎么能提拔这样的人

市政府一班人到某镇下访，一个干部主动向带队的副市长反映这个镇一些干部利用企业改制的机会，趁机捞钱，大搞腐败的事。副市长听得很不耐烦，等这个干部走后，他向镇长问道：“这人是谁?”

镇长说道：“这是我们镇的一个中层干部，平时就喜欢愤世嫉俗，老是提你的意见提他的意见。”

副市长沉思了片刻，对镇长说：“看这人也是老干部了，怎么就不知道搞好团结?你们镇是怎么搞干部工作的，怎么能提拔这样的人?”

某人不同年龄喜欢的称呼

23岁，做办事员，喜欢别人叫他主任，并巴巴地希望真做办公室主任；

33岁，做副乡长，喜欢别人叫他乡长，但对叫他的人又不屑一顾；

43岁，做局长，喜欢别人叫他局长，听后很有一种满足感；

53岁，退二线，喜欢别人叫他局长，感到总听不够这称呼；

63岁，退休，喜欢别人叫他乡长，会感叹“还有老百姓记得我啊”，并泪流满面……

看走眼

某市开廉政工作会议，其他人都是坐小轿车来，只有一人骑车来，门卫不让进，不相信他真是A局局长。后来，市长亲自来解围，证实此人确实是A局局长，门卫大跌眼镜，直说自己看走了眼。

哪料过了两个月，市电视台通告，抓获了一名巨贪，门卫一看，竟是A局局长，门卫苦笑两声说，自己终于还是看走了眼。

强强联合

某镇两个濒临破产的小企业重新组合，希望能苟延残喘，把几个职工养下去。为了造新闻，镇长指示通讯员写一则报道：“××镇两家企业强强联合。”

通讯员不解，只是两家快破产的小企业，何来的“强强联合”，这岂不是在造假新闻吗?镇长说：“咱们一个企业不是叫强生，另一个不是叫华强吗，强生、华强的联合，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好歌的局长

A局长好唱歌，而且嗓子还有点基础，所以他最喜欢到歌厅一展歌喉，博得众下属的喝彩。可是后来局里来了个女大学生，歌唱得就和磁带上放的一样，一下子让A局长黯然失色，A局长大为不悦。

可是后来人们却发现女大学生被提为科长，大家大惑不解，跟随A局长一看，发现A局长正和女大学生在歌厅里声情并茂地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纤夫的爱》等歌曲。

后备干部

某市招考了一批科级后备干部，经过一年后，有的如愿做上了科长，有的却被取消后备干部名额。于是有人总结所谓的后备干部时说：“后备干部若是‘厚备干部’，厚厚地备上一份礼，送给关键的领导，就会得到重用，若是不识时务，就可能成为‘后背干部’，走上背运，最后就会在名额上给‘毙’了，成为‘后毙干部’。”

不知法

某市市长被绳之以法，在法庭上，该市长痛哭失声：“都怪我平时不学法，不知法，才有了今天的下场啊!”

这时，有人拿出几本书说：“可是这几本《干部法律读本》、《公务员法律学习指导》的名誉主编都是你啊，你怎么突然变得不知法了?”

称呼

王一是大学生，考公务员分在大仑镇。到大仑镇没几天镇长被调走了，一个副书记被任命为镇长。王一遇到新镇长还是叫他书记，但镇长爱理不理的，王一不解，遂问人。有人告诉他：“虽然听起来书记比镇长大，但正镇长比副书记要大，是二把手，叫镇长才能代表他的身份和地位。”

王一又问：“那人大主席不是三把手吗?怎么不喜欢人家叫他主席，而喜欢人家叫他书记(人大主席兼副书记)呢?”

那人说：“人大主席没实权，副书记才有权，所以他当然愿意人家叫他书记。”

刚毕业的王一才感到官场的复杂，连一个简单的称呼也有这么多讲究。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第1期上】

级别轶事　作者：倪钜林

俺乡虽然小，级别可没少，不信你来瞧，故事还不少。

连升三级

那晚，乡政府食堂摆了三桌宴席，张灯结彩，觥筹交错，大伙儿在这里举杯欢庆，庆祝在政府食堂做饭的张师傅连升三级。

我悄悄问管人事的管副书记：“张师傅连升三级，是不是他提干升为副科级干部了？”

管副书记朗声大笑：“不是，是前阵子金副省长下来检查农村工作，吃饭时，发现张师傅的狗肉煲做得很有特色，就把张师傅上调到省招待所了。乡县市省，这不连升三级了吗？”

提拔使用

过年后，返回乡政府上班的清洁工张香，晚上很是高兴地告诉家人：“年前，我给黄副乡长送了两只鸡，让他提拔我一下，他终于帮忙提拔了我。”

她的家婆不明白：“政府提拔使用你了？不是说你照样做清洁工吗？”

张香乐呵呵回答：“以前，我主要是打扫室外卫生，现在呢，黄副乡长安排我负责副乡级以上领导的办公室的卫生。”

级别待遇

看到自己的误餐补助跟其他的司机一个样，乡里聘用来为李书记开车的司机气势汹汹，逼问新分来的张会计：“我身为书记司机，怎么跟其他一般司机享受同样的级别待遇呢？”

张会计面红耳赤，翻了半天《会计手册》还是摸不着头脑，无奈登门求助于退休的老会计。老会计告诉他：“哎呀，小张，司机们的误餐补助，也要跟他们服务的领导的级别挂钩，分正乡科级、副乡副科级和一般车辆的司机几个级别，给予不同的级别待遇啊！”

因“级”施教

乡里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在教育活动中做到联系实际以身实践，决定组织党员们免费来一次“红色之旅”。

乡领导开会后决定：根据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高低，这次“红色之旅”，乡里的正职领导到北京和上海等革命圣地，缅怀革命领袖昔日的风采；副书记副乡长等副职干部到海口和三亚，追寻红色娘子军昨天的战斗足迹；一般党员则每人发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星期天上午到县里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重温一遍入党誓词。

等级观念

赵老汉在政府门口的街道边摆有一个水果摊，那天，让张乡长的车子给撞了，看着满地的烂果子，赵老汉怒问肇事的乡长司机：“小伙子，你开的什么车啊？”

乡长司机很是无奈：“这不没法子吗？”

赵老汉挺不解：“怎么了？街道这么宽，你还往街道边开，这不专门撞我这小摊子吗？”

乡长司机耐心地解释：“我这刹车突然就不灵了，咋办？正前方是黄副县长的桑塔纳在停着呢，路右边是乡里李书记夫妇在遛狗，他们谁级别不比我那车主高？我只能往你这水果摊开过来。

级别对称

李副乡长陪同县里下来检查的黄副县长吃饭，正喝到开心处，黄副县长那跟着走亲戚的妻子吃饱了饭，要出去走走。政府办王主任悄悄跟李副乡长请示：“你在这陪黄副县长，我去叫我们办公室的打字员小芳来陪他爱人去逛街？”

李副乡长好生不悦：“笨啊你？小芳什么级别？够资格陪黄副县长夫人吗？打电话给乡长的爱人和我老婆，叫她们跟会计多借点钱，陪黄副县长夫人逛街买点好东西，去走亲戚。”

级别不符

乡里的李大明书记正陪同省城来的张老板吃饭，商谈投资开煤矿的事宜，乡政府办王主任匆匆闯了进来，对着大明书记神色慌张地欲言又止。大明书记甚是不悦：“有话就说，张老板也不是外人。”

王主任紧张地解释：“胡老板的煤矿今早出事了，几个下井挖煤的民工一死三伤，县里安检局来了人正在调查呢，我想，您要不要过去陪同他们一下？”

大明书记斜眼瞧了王主任半眼，反问：“没见我现在正忙着吗？前段乡党委开会刚做的决定，你忘了？决定里面说发生多大的事，才要我亲自赶到现场啊？”

王主任尴尬不已：“对不起，我忘了，要死亡两人以上的事故，才需要书记您到现场指挥救灾，我这就通知钱副书记去陪同县里的调查组。”

什么大？

这个乡太小，女孩子在家的也太少，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我吃不到窝边草，就想到外地找个女朋友。从县人事局下来挂职乡长助理的丁宇，介绍我认识了在县城工作的小玉姑娘。

我和小玉先通过电话相互认识，在电话里，小玉问我：“你和丁宇副科长谁大啊？”丁宇和我是校友，可他比我年轻三岁呢，我不容置疑地回答：“我大，我比他大多了。”

我的桃花运真是来了，小玉不断给我来电，我们谈“权”途谈未来很是投机，感情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海上刮来的强台风。没几天，小玉突然给我来电，她到乡里来看我，准备到车站了，让我派乡政府的车去接她，我很为难：“乡政府的车，我派不了。”

小玉质问我：“那丁宇怎么能派？”

我答：“他是乡长助理，肯定能派啊。我一个小干事，派不了车。”

“骗子，露马脚了吧？”小玉恶狠狠地骂我，“那天你怎么骗我？说你比丁宇大多了。丁宇是副科，我还以为你不是处级，也是正科级干部了呢，原来就是个小科员啊。”

我冷汗直冒：“我、我……我以为你问谁年纪大呢？”

“屁话，”小玉冲我嚷，“你年纪再大还能大到哪去？还需要多问吗？我不问职务大小？又不是老人，那么哆嗦问年纪干嘛？”

这场恋爱真的如同强台风，来得快去得更快，我只落了个胡乱抬高级别谋骗芳心的臭名声。

【皮波荐自《喜剧世界》】

平步青云之秘诀　作者：朱贤中

摸象兄：

来信收悉。

得知老兄经过数十载潜心研究学问，已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工作也是有板有眼，可总无出头之日。来信向我倾倒满腹苦水，心中忿忿然：怎么像你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竟能如鱼得水，飞黄腾达？不瞒老兄说，我几十年来专攻一门技术——溜须拍马术。看在你我多年交情的份上，特传授与你，切不外传！！

老兄千万别误以为拍马乃雕虫小技，小人所为——其中学问大得很呢！

拍马要拍得准，不至于拍在马腿上而反被踹一脚，首先要摸准马性：他喜欢钱，你就用美元、人民币、港元喂他；他喜欢美女，你就找一些比西施、赛貂婵的摩登女郎侍奉其左右（哪怕喜欢你的小蜜，你也要忍痛割爱）；他喜欢异国风情，你就邀他到新马泰、欧洲、非洲转一圈；他若是个孝子，你就多在他父母身上花点功夫；他若惧内，你就千方百计地赢得他夫人的芳心，博她一笑；他若恨其公子、小姐不成器，你就把他们送到牛津、剑桥去……即使以上说的都不是罢，而是一个滴水不漏、刀枪不入、刚正不阿的莽夫，那怎么办？你就说他赛过焦裕禄、孔繁森，直追海瑞、包公。

摸透了“马性”，就要讲究策略，要做到无拍马之名而行拍马之实，不显山，不露水，因为他不喜欢被人知道他是一个喜欢被人拍被人吹的“君子”。你要送钱给他，直接给绝对不行，你可先送一盆君子兰之类的花给他，然后派一人装扮成花卉爱好者高价收回；你要送他金条，若直接给，烫手，打成剪刀，请他来剪彩，然后当作纪念品送给他，他一定笑纳；他即使垂青你的夫人，你也要赶紧叫你夫人缝顶绿帽给你戴戴（俗话说：不戴绿帽，哪来乌纱？），引“狼”入室，然后躲到山坡上晒太阳去；他喜欢沽名钓誉，你就把他的大名署在你的著作上，或请他题词，然后再奉上润笔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望仁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定能收到神奇之功效。

老兄信中说，你和你的上司称兄道弟，关系甚“铁”。老兄谬矣！你怎么可以和他以“兄弟”相称呢？要以“爷孙”相称才是，要让他认为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龟孙子”！你想想，他在上司面前当了那么多年孙子，不弄些孙子来，心里能平衡吗？这是态度问题！你即使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也不能丝毫显现出来，要让他觉得你比嫡传孙子还“铁”！记住，千万不能和你的上司称兄道弟了。

摸象兄，我劝你立即改弦易辙，潜心研究“拍马术”，让研究学问见鬼去吧——倘若如此，老兄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绝密技术，不可外传，切切！

愚弟：拍马敬上

×月×日

【选自《世纪中文导报》2005年12月13日】

散曲三首　作者：邓　石

套数【南吕·一枝花】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内心独白

【一枝花】用尽我为国为民心，摇得那唇干舌又苦。只说是为改革谋策，却恁地惹人嫉妒，生憎嫌恶。一锅儿把国有资产卖，这有利于消除贪和腐【注1】。精英们赚钱不可怕，没差距社会咋进步？

【梁州第七】资产流失忒正常，不必大惊又小呼，改制少不得把代价出。“冰棍”变水，“苹果”变成了土【注2】。与其如此，怎如找个好主儿。赔钱转让也不亏，单身改嫁胜寡妇【注3】。不和谐不因富人富，穷人太穷是为主，仇富心理要克服。糊涂？轻浮？冤哉枉也气煞人，殊不知我恨不能把野草都折腾成菽黍，把沉河沙都变做了珍珠，为垃圾股垒建个金屋。只是病深难除。

【尾】说大话不怕离谱，话语权用尽用足。大不的悔不当初。“不做风派，顶住压力”【注4】，端的是为我拥有轿车和别墅【注5】

【注】1、某经济学家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2、经济学家说：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还有人把卖剩下的国企喻为“烂苹果”。3、某经济学家主张以“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有资产，说国家并不吃亏，因为国企有负债和职工负担，并比喻说“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人改嫁”是不一样的。4、某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5、某经济学家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小令【仙吕·寄生草】

野蛮执法者心态

当官儿的发财靠腐败，俺小的们来钱靠手快。不听令的咱拿脚踹，不服管的往车上拽，眼不亮的咱叫他卷铺盖。咱是为整顿市容管理拆迁为民造福祉，管他娘名声好与坏！

小令【中吕·红绣鞋】

某“公仆”夜生活心曲

挨着靠着沙发上坐，搂着抱着席梦思上卧，依着偎着挤着贴着把二步搓。淫浪浪含香唾，情无尽夜如梭，天哪，你把良宵延长一些又怎么？！

【郭兴文荐自《西安晚报》2005年12月26日】

在一起　作者：志　光

罚款和创收在一起

听证和涨价在一起

改制和鲸吞在一起

竞猜和敛财在一起

考察和观光在一起

抢救和押金在一起

冤案和刑讯在一起

研讨和吹捧在一起

义诊和卖药在一起

咨询和推销在一起

讲座和广告在一起

打折和陷阱在一起

返券和圈套在一起

矿难和官股在一起

毁古和仿古在一起

承诺和推诿在一起

…………

【季建民荐自《河北工人报》2006年1月7日／夏清泉图】

某企业改制典礼现场写真　作者：终南一沙

早上八点半场景：

（职工稀稀拉拉鼓噪进场，主席台无一人）

旌旗不整破鼓乱捶，

散兵游勇溃不成军，

面无喜色神情疲惫，

中流砥柱薄衣蔽身。

九点场景：

（退休女职工秧歌进场，主席台无一人）

一群老妪面涂重粉，

逢场必到不老人心，

七扭八扭小心谨慎，

五彩宽裙很不清新。

十点场景：

（学生鼓号队进场，主席台无人）

祖国花朵前来增辉，

天真无邪倒也精神，

厂校停课无奈得很，

无暇排练多有杂音。

十一点场景：

（老总们进场，开会）

几辆黑轿主人精神，

衣冠楚楚步履沉稳，

大腹便便岸然就座，

铿锵有力大发议论。

十二点场景：

（闭会）

目送老总快速车退，

开进宾馆尽欢尽醉，

小民百姓自回家门，

洗菜做饭锅碗瓢盆。

【任法花荐自《红袖添香》2005年12月30日】

年底公关忙　作者：朱铁志

夕闻蜀国有鸟道，虎豹豺狼不敢攀。

如今通衢高速路，转眼就到收费站。

发达地区想跨越，困难群众要吃饭。

全面小康图景好，发展经济需要钱。

争取项目需汇报，想要资金先公关。

无奈领导讲廉政，有话只好晚上谈。

花灯初上景色美，月明星稀酒正酣。

深海鱼鳖天上鸟，高山虫草映雪莲。

古董字画贵宾卡，据说都是土特产。

面皮肌肉松又紧，忽而苦楚忽而甜。

天府之国有绝技，能换腔调能变脸。

人非圣贤非灯草，联络感情不能免。

常跑常要常获益，会哭孩子多吃奶。

门难进来脸难看，层次太低遭白眼。

万般苦楚心中起，老翁硬扮小青年。

气喘吁吁胸发闷，浑身无力腿发软。

受命三军任务重，奋不顾身只等闲。

软磨硬泡忙汇报，燕窝鱼翅当便饭。

桑拿按摩高尔夫，卡拉OK喊破天。

身负使命怕出错，出错回家咋过年。

老婆孩子不理解，只身窝在驻京办。

同事艳羡心中苦，有苦难言往下咽。

饭菜好做客难请，怎为家乡做贡献。

五星饭店春意暖，四合院外北风寒。

反腐千头又万绪，不妨先查驻京办。

掌中乾坤气象大，袖里玄机须细看。

【陈超荐自《讽刺与幽默》2005年12月30日】

领导语录　作者：过　客

情况没有摸清，难免出点事故。

大抵认识问题，原因有点特殊。

工作实在太忙，也会存在疏忽。

关注并未过细，思想分析模糊。

调查可能出错，事实有点出入。

猜想准备不够，显得有点仓促。

大概计划欠周，操作有些马虎。

尚未引起重视，态度不够严肃。

倘使工作到位，何至如此地步。

此事不甚了解，请找某某秘书。

【杨孔翔荐自《华声在线》2005年12月15日】

挖煤者　作者：李兴濂

挖煤者，终日背煤南山坨。

满面炭沫煤黑色，

年纪轻轻背已驼。

深入狭洞井深处，

身材瘦小压重荷。

一根木杖两条腿，

爬出巷道日已落。

待称暂歇对我说，

话未出口泪滂沱：

俺也知，频出事故矿难多，

一年命丧几千个；

俺也晓，官商心黑相勾结，

整治严厉无成果。

俺也想，狠心扔下阴间活，

回家耕田土地薄；

俺也要，外出打工挣点钱，

年末工钱无所得。

可怎奈，孩子无钱去上学，

炕上躺着病老婆；

实无奈，年迈父母需赡养，

狂风怒号吹寒舍。

明知挖煤凶险多，

但得养家解饥渴。

矿工人命值几何？

生死全凭一阎罗！

又闻安全抓得紧，

但愿不是一阵过。

上下齐心动真格，

少点悲痛多点乐！

【马静荐自《凯迪网络》】

精确数字　作者：徐全庆

刘局长刚到局里，徐秘书就拿了一份材料来对他说：“县政府办公室催要我们的工作总结，我已经起草好了，只是有几个数字还没填，你看该怎么填？”

刘局长扫了一眼徐秘书递过来的材料说：“你把我们年初制定的目标找出来，对照年初制定的目标把数字填上去，注意每个数字都比年初目标略微增加一点，填好后再拿给我看。”

徐秘书答应了一声，走了。时间不长，他就把填好数字的材料重新送到刘局长面前，说：“刘局长，数字都填好了，请你审定一下。”

刘局长接过材料，随便翻了翻，指着里面的几个数字说：“你填的这些数字，个个都是整数，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要学会使用精确数字，这样，别人对我们说的数字才会相信。”刘局长说着，对一些数字进行了修改，如把“蔬菜种植面积32000亩，较上年增加15％”改成“蔬菜种植面积32357亩，较上年增加15.3％”，把“小麦总产15万吨，同比增长6％”改成“小麦总产15.12万吨，同比增长6.09％”等等。然后，他指着那些改过的数字对徐秘书说：“你看，我这样一改，是不是具体多了，也可信多了？”

“是具体多了，”徐秘书说，“可是……”“别可是了，赶紧报上去吧。”刘局长打断了他的话说。

总结很快被报了上去，其中有几个数字也很快被传为笑谈，如“新植苹果树5682.4棵”、“帮扶困难群众123.6人”等等。

【兰羽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1月16日】

差生是谁缔造的　作者：郑渊洁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

□电视台如果说真话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说假话就是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

□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优点，告诉他什么地方行；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缺点，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

□差生是差教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

□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孩子是不是真心喜欢上学。

□如果全是老姜，将是一个何等辛辣的社会。

【王翔宇荐自《郑渊洁童话全集》学苑出版社出版】

开心词典　作者：易　明

培养——一个撒谎的人告诫一个诚实的人：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

教师与教授——把复杂问题讲简单的是教师，把简单问题讲复杂的是教授。

汽车站——没有汽车就只好站着的地方。

下棋——想方设法把棋子摆到对方不喜欢的地方。

愚蠢——在智力竞赛时，上司答错了的问题，你竟然答对了。

无效退款——前半句是实话，后半句是谎言。

打击——使人能更好地适应另一个更痛苦的世界而磨炼灵魂的考验。

经验——我们满怀希望迎接的东西，原来只是一个相识已久的讨厌鬼。

失恋——和牙痛一样不是大毛病，可痛起来却要人命。

空欢喜——拿了一张不是你的高分试卷。

时间——是最伟大的治伤者，也是最可怕的美容师。

【潇风荐自《讽刺与幽默》2005年12月9日】

“文革”轶事三则　作者：黎　明

心想事成——“文革”时涌现了一批专门作“忆苦思甜”报告的人，其中出色的频频被各处邀请。有位青年农民做报告很有名，讲起来总是声情并茂，涕泪俱下，全场人跟他一齐伤心、愤怒，口号声震天动地。

报告次数多了，同村好友有点纳闷，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能真哭真流泪。他说：“解放前我还不记事，哪来的苦大仇深好说嘛，上辈子的苦也说不清楚。我的诀窍是，‘嘴上说的解放前，心里想着60年’。”

特大汉奸——老王早年出家当八路，“文革”开始时当一科级单位的头。革命群众开批斗会，逼他交待问题，他就交待某年某月扫了公家树叶当柴烧，某年某月占公家的地种菜度饥荒，某年某月公家伙房给了他几个馒头，等等。人们指责他“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在一片“说大的”怒吼声中，他哆哆嗦嗦地说：“那年，日本鬼子进中国，那是我……我领进来的啊！”

幸亏“老粗”——砖瓦厂的造反队头头张某在同一派人大会上发言，按先“祝愿”后“语录”的固定程序，一开始就让会议组织者出了一身冷汗。

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扯开嗓门喊道：“首先，让我们哀心地祝愿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伟大领袖哼哼地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是吃饭！……”下得台来，有人告诉他，他把“衷心”念成了“哀心”，把“谆谆教导”说成了“哼哼地教导”，还纂改了语录。

张某大吃一惊：“幸亏大家都知道咱是“大老粗”，要不当场就被揪出来了！”

【选自《凯迪网络》】

一位小学校长的座右铭　作者：水边树木

在其位，当思百姓信赖；有困难，当思百折不回。

履公职，当思竭智尽力；出成果，当思他人心力。

行政务，当思正大光明；现纰漏，当思己之责任。

遭误解，当思无怨无悔；遇名利，当思克己让人。

对是非，当思旗帜鲜明；夜寐前，当思一日作为。

【邸笑飞荐自《梦石堂随笔》】

荐稿人语：刚刚看到这篇《座右铭》，现全文抄录下来，荐给你们。俺虽不为官，但其中有很多做人的道理。俺觉得，这样的座右铭应该印发给所有的为官之人！

快乐的学问　作者：爱谁谁

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

你改变不了事实，但你可以改变态度；

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

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把握今天；

你不可能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心；

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

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

【选自《做人的学问》】

天下第一等学问　作者：闵良臣

题目叫得挺大，要说的话题却是小得不能再小。然而，我又觉得这个小话题却与我们如何提高素质，与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有极大关系。

最近，央视午间30分节目开了一个社会公德专栏。我能理解。一个社会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要讲些公德。若是一个社会中大家都不讲公德，这个社会绝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说美好了。所以也就想谈谈公德问题，抛开一些大的话题不说，只说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关门。

现在一幢居民楼都要住着不少户人家，而又因我们对安全问题解决得还不是太令人满意，因此家家都装有铁质甚或是钢质的防盗门。这样做，原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大家都只把自己放在心上，每次或出门或进门后关那防盗门时，都要用力“砰”地一声——仿佛不用那么大的劲，或说听不见那一声震撼人心的声响，这防盗门就没关住一样。说来不信，由于我们的楼房不隔音，有时那响动能让人怦然心跳或是猛地一惊。尤其是这样的响声不只发生在某一个特定时间，而是无论半夜还是清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无早无晚”，你都能“领略”。至于在梦中惊醒，实在是常事。

我们无数人家的关门声像“打枪”，像“放炮”；有时若是赶上自己这幢楼上的几家同时关门，听着就像落下一重磅炸弹，再加之隐隐约约感到整幢楼的晃动。你别说，笔者还真有点害怕，害怕这惊天动地的关门声太整齐了，别发生什么“共振现象”……你说我是在夸张吗，有时确实真是这样想。我们有些新居民楼房，要不了多久，不是这儿的地板有裂缝，就是那个房间的墙壁出现什么问题——这当然首先与建筑质量有关，可是不是与我们那惊天动地的关门声也有关呢?

我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装在门头外面的声控灯在一声声的关门声中不停地亮了、灭了，有时就是对面另一幢楼的关门声也能把它激得不能不“亮起来”。我想，这声控灯若会说话，大约也会开口：你们这些人也实在太不够意思，为何每关一次门，甚至离我80丈远的关门声也要让我跟着“亮”呢?就不能轻一点?

文明是一种生活，文明是一种“习惯”，再往下说，文明就是替别人着想。说到这里，倒是想起一则“天下什么是第一等学问”的小故事：一个12岁的女孩问妈妈为什么在屋里走动时，总像怕踩地雷似的。妈妈笑了，说楼下不是也住着一户人家吗。女孩虽然明白妈妈的意思，但她还是觉得在自己的家里该轻松地生活。妈妈挺认真，她接着说，咱们家的地板是楼下张爷爷家的天棚，走路声音大了，爷爷奶奶受不了。女孩噘着小嘴说，那为什么咱家楼上那家不这样想，他们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响?妈妈说，楼上有一个3岁的小弟弟，他要长大，蹦呀跳呀的需要运动。女孩的小嘴噘得更高：那委屈的就该是咱家了?妈妈这时更认真起来：能为别人着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

可惜，我们大家总是不把这个“天下第一等学问”当学问。

【任法苗荐自《青年时报》2006年1月16日】

倾听女人心　作者：唐僧他娘

□任何时候，不要为一个负心的男人伤心，女子更要懂得，伤心，最终伤的是自己的心。如果那个男人是无情的，你更是伤不到他的心，所以，收拾悲伤，好好生活。

□永远不要无休止地围着你喜欢的那个男人转，尽管你喜欢得他快要掏心掏肺的死掉了，也还是要学着给他空间，否则，你要小心缠得太紧勒死了他。

□不要和男人动手。第一，你动不过他；第二，和你动手的男人一定是个疯子。所以，不如不动。

□宁缺毋滥。不要因为寂寞随手抓一个男人，这对你和他都不公平，而且太缺乏责任感。

□已经错失的好男人不要去后悔，他们不属于你，于是你要睁大眼睛再找一个。

□不要爱上已婚却还对你信誓旦旦说会抛妻弃子迎娶你的男人。如果他们真的没感情，自然会离婚，而不是整日对你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去爱一个男人，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全部都赔进去。没有男人值得你用生命去讨好。你若不爱自己，怎么能让别人爱你？

□别把偶然当必然，别把相逢当相守。

□自己唱歌给自己听，好坏不重要，心情爽朗就可以。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这和性格无关。

□在开始，聪明一点，不要问他想不想你？爱不爱你？他要想你或者爱你，自然会对你说，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他会很骄傲和不在乎你。

□喜欢一个人，就告诉他。也许得不到答案，但至少你努力过，将来不必后悔（也许后悔的是对方，呵呵）。

□决定离开一个人，行动要快一点，快刀斩乱麻；如果决定爱上一个人，时间拉长一点，看清楚是否适合你。

□一个男人对你说他喜欢你，相信他。如果他说不再爱你，也相信他。

□穿有质感的衣服，找有质量的男朋友。

□如果不幸遇上了一个以上床为目的，对你始乱终弃的男人，请先微笑，然后鄙视他：你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龌龊最无能的男人。然后用最美的方式头也不要回地离开。

□以忙为理由，不来探你的病情，不回你的邮件，不关心你的现状，不能和你承担生活的重负，无法给你勇气。勇敢一点，自动离开。没有什么比自己关心自己来得实在。

□别给同一个男人两次伤害你的机会。

□千万别相信一个不准备将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圈子的男人。

□永远不要去做那种午夜背着行李，从一个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个男朋友家的女人。

□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在岁月的拐角处静静的等你。

□别干撕照片、烧信、撕日记这样一类三流爱情电视剧中才有人干的事。相信爱情。相信好男人还存在，还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你。别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使别人误以为你阅人无数。

□命运一直藏匿在我们的思想里。人生中，经常有无数来自外部的打击，但这些打击究竟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中。

□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并不是因为事情难我们不敢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难的。

□追求忘我。不要把自己当做鼠，否则肯定被猫吃。忘我是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人才会超越自身的束缚，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你必须找到除了爱情之外，能够使你用双脚坚强站在大地上的东西。你要找到谋生的方式。现在考虑不晚。

□时不时问问自己，自己在干吗。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脸，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不要揉，否则第二天早上眼睛会肿。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要么是她忠于婚姻，要么是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五十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给自己一个远大的前程和目标。记得常常仰望天空。记住仰望天空的时候也看看脚下。

□做个睿智的女子。学会从容面对生活。积极面对生活，生活定会如你所愿，如同明早，太阳依旧会如时升起。

□最后祝可爱的女人们过得幸福……

【邸笑飞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12月28日】

当代打油诗拾趣　作者：陈思逊

自从中唐民间诗人张打油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问世后，打油诗便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幽默诙谐的格调和易于口头流传的特点，从诗坛走向了民间，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就写过不少打油诗，诸如《我的失恋》、《好东西歌》等，都十分脍炙人口。

解放以后，人们喜闻乐见的打油诗传统得到了延续，而且有所发展，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好的诗作问世。在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有的诗就是反映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误，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痛苦和灾难的。诗人熊鉴《杂咏》写道：一、“亩产粮超十万斤，一时中外说奇闻。丰收捷报年年是，日日新坟压旧坟。”二、“说尽人间假大空，东风总是压西风。西人早作蟾宫客，六亿奄奄饿殍中。”三、“争夸好景胜神仙，赶美超英在眼前；半个窝棚连户住，一条破裤数人穿。”四、“一场谎话大如天，吃饭曾经不要钱。树叶草根都啃尽，南逃港澳北苏联。”诗人朱承义也有一首《闻入狱人谈大跃进》，写于1959年：“干部一群群，如风如霹雳。狼奔豕突来，倒柜挖墙壁。桌椅锅盆瓢，金银铜铁锡。油盐酱醋茶，麦菽稻梁稷。三令五番申，谁家有隐匿；七天八次斗，阖族无宁息。送食堂归仓，交公社入藉。人人讲认真，处处查明白。革命有何难，举头红日赤。”

在十年“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遭到残酷批斗。熊鉴在批斗中饱受皮肉之苦，面对打手，他一笑置之，再笑再打者三，乃高吟：“头顶高冠颈挂牌，横眉一笑对群豺。平生不惯低头活，死后何妨站起埋。”（《挨斗》）表现了作者誓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凛然正气。清华大学教授潘家铮1968年曾作有《杞忧吟》一诗：“客来闭户且登楼，枯眼相观尽楚囚。敢把头颅供斧钺，空余肝胆傲公侯。百般罗织书生罪，一例株连元老愁。身后是非谁管得，腥风血雨遍神州。”这些诗都可以看作受害知识分子对文革的血泪控诉。上干校实际就是蹲牛棚，聂绀弩在劳改之余写了不少趣诗，有人评他这些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确有见地。其代表作《清厕同枚子》诗云：“君自舀来仆自挑，燕赵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一个怪胎，“四人帮”利用青少年学生的幼稚、单纯，煽动其大搞打砸抢，在全国范围内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疯狂的迫害。七十年代在广东一些地区曾流传着两首“红卫兵”打油诗：“花正鲜妍月正圆，突然一夜闹翻天。千秋师道全崩溃，一蹋糊涂大串联。像日初升新一代，如流倒背老三篇。校园革了十年命，几见人才红又专？”其二为：“抄了西家又砸东，军装皮带好威风。顶峰高论谁能辨？头断血流我最忠。敢骂师尊为混蛋，常夸老子是英雄。纷纷两派争何急，都为全球‘一片红’。”六十年代末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下乡知青全部返回城市，当时有首打油诗曰：“在劫难逃一代同，无端投笔去从农。汗落两亩三分地，志在全球‘一片红’。扎根曾夸千岁柏，回城争拥一窝蜂。十年参悟知多少，何止佛家四大空。”文革期间“白卷先生”吃香，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横遭批斗。哲学家、儒学研究者梁漱溟先生深受其害，为此吟打油诗曰：“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八十年代一段时间，“脑体倒挂”现象常成为知识分子非议的话题，如拿手术刀不如拿水果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为此，欧阳世昌曾作过一首打油妙曲《醉太平》：“漫道是知识无价宝，只累得两鬓见霜毛。叹人生怎走了这一遭？悔不去觅一顶乌纱帽。摊头摆卖风流报，街边砌过混沌灶，檐前捉把剃头刀，强胜这学府堂堂穷训导。”某些歌星在媒体和追星族的狂热吹捧下，其出场费高得令人咋舌，动辄几万、几十万。有人为此鸣不平，周绍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打油诗《感时》，道出了万千民众的心声：“建功何必到边庭，管弦强如军号声。一曲恋歌钱十万，英雄谁敢比歌星？”

有些自谦、自贬、自嘲的打油诗，以调侃的笔调写来，谐妙横生，耐人寻味不绝。当代著名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的《沁园春·自叙》，就写得极富情趣：“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著名学者、翻译家杨宪益的《自题》诗，简洁明快，其调侃味儿更浓：“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渐白发，辛苦作黄牛。”北大教授、作家张中行先生也写过一首打油诗，题为《试放牛山之屁》：“无缘飞异域，有幸住中华。路女多重底，山妻欲戴花。风云归你老，世事管他妈。睡醒寻诗兴，爬墙看日斜。”

九十年代初，笔者也写有一首《某公到下层》，报刊上发表后被收入《中华诗魂》一书，兹录以献丑：“驱车列队闹排场，美酒佳肴共举觞。逛水游山情未却，玩牌拥舞乐无疆。参观只见金蝉翼，汇报全瞒败絮霜。索物般般随我去，廉明纲纪管他娘！”

【选自《厚黑论坛》】

与上司善处要则　作者：远行客

□当你认为上司对你不公平时，千万不要去跟上司讲理，你看那个“理”的左边是个啥字，理永远在上司的那一边。

□到上司那里去打同事的小报告，其直接恶果有二：其一，上司一定会从心里把你当成小人看；其二，他将从此一直担心你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上司打他的小报告。

□一次没把工作做好，下一次还可弥补；得罪上司一次，可能永远改变不了上司对你的看法，尤其他对你的偏见。

□上司高兴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上司的话茬，做重复性的附和；上司发怒的时候，你千万要闭嘴：如果骂的正好是你，你除了恭敬、虔诚地接受，任何辩解都是愚蠢的。

□上司想喝水，你可以给他沏好茶；上司的烟灰缸满了，你可以马上给他倒掉；上司不在有人打听他的行踪，你除了说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

□可以替上司对他的父母尽孝心，对他的孩子献爱心，而对他的妻子和女朋友，什么心都不能有。

□上司在办公室开着门跟人大声讲话时，你千万不要去关门，上司的话一定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上司关住门打电话时，你有多大的事也不能去敲门，因为上司一定有什么重要而隐秘的事在处理；上司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发呆时，你千万不要去问他正在想什么，因为上司很讨厌人们知道他的心事。

□上司在会上强调了劳动纪律之后，你千万不要以此为据就去要求上司。如果你发现上司某一天也违反了什么劳动纪律，你只能有一理由解释：那是上司工作的需要。

□上司喝不了的酒，你可以替喝；上司不愿接的电话，你可以替接；上司说不来的话，你绝对不可替说。

□给上司审阅的报告，万万不可写得太完美，哪怕故意造俩错别字，给上司创造一个修改、斧正的机会。

□上司不想见的人来了，你要会挡驾；上司被不想见的人围住了，你要会救驾；上司既要同不想见的人见面，又不能被他们纠缠，你要会护驾。

□不要跟上司点破他的弱点，你若斗胆那么做了，那你就快倒霉了。

□对付上司的杀手锏是抓住他的把柄，但你—有这个念头，就已不能与他善处了，并且已失去了善处的意义。

□当上司表扬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示：自己的表现距上司的要求距离还很远；当上司批评你的时候，你该告诫自己：眼下的这一切正表明了自己的差距。

□不要跟上司阐述自己的什么理论，如果想阐述，就把上司的实绩及思想总结成理论。

□对上司除了忠诚、服从，还要善于从生活和感情上对上司予以关心。

□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的最好时机是，上司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所以当你有一个好的创意，并想马上行动时，实在应该以此自警，然后要忍耐和等待。

□当你有一天也当上了上司的时候，就要理解部下的苦衷、无奈，要从表象中看到真实，从友善中捕捉虚伪。

【杨松荐自《辽宁青年》2005年第24期】

闲话等　作者：佚名

闲 话（天津）

读罢《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1期，有两篇文章印象最深。一篇是冯景元的《药》，一篇是王雨的《人间笔记》。

《药》是当前少见的佳作，文字极洗练，套用宋玉形容东邻美人的句子，“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多一字少一字均不可为，文章写到这个份儿上，冯景元先生的写作功力实在令人叹服，那些炮制大量粗制滥造作品的写手们实在应该自愧；更妙的是文章的意蕴，以“药”字为引，道出如今有关医药的种种丑恶行径：药品广告胡吹瞎炒，医德败坏令人心寒，假药害人像尖刀等等，甚至连信用危机等社会问题也包含其中。短短千把字，说尽世道人心，如此妙文，恐怕已非一个“好”字所能形容。

王雨先生的《人间笔记》则是另外一种风格。篇幅不长，几则百儿八十字的小故事而已，却能于幽默中显深沉，让人在会心一笑中体会出官场的诸多黑暗，诸多潜规则。这种平实、鲜活的文字，我认为比起《“无药可救”的韩桂芝为什么能连连高升》《马德的“伪规则”》这类搬出事实讲大道理的文章要好看得多。大道理文章不是不好，只是平铺直叙地分析道理远不如有情节、有人物、有事件的小故事来得亲切。印象中王雨先生似乎有很多此类精短文章，若非对官场了若指掌，断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陈 章（广东陆丰）

贵刊一月号赵全国先生《血色的百分数》一文，引起了我强烈共鸣。

今年中秋，我被A市一家五星级宾馆请去主持一台灯谜晚会。收场后吃宵夜时，总经理说，麻烦您顺便为谜会活动写篇报道，我交给市报老总，让他们登一下。

经理办公室里，帮我打字的陈小姐运指如飞，还一边与我聊天：我爸与你一样岁数，但看起来比你老多了。我很诧异，在我们这一代回城知青中，我已经算是较为老相的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

姑娘狡黠地说，你名片的电子信箱1956那四个数字应该你的出生年份吧！

“哦，对，对！你真聪明！”我同姑娘聊起来：“你爸现在做什么？”

“他没文化，也做不了什么。”

“家里生活呢，就靠你啦？”

“是，我每月寄1000元回去，比以前好过多了。”

时值中秋，姑娘可能想念起她那千里之外的父亲，碰到我这个她父亲的同龄人，于是亲切地与我聊了下去。

“几年前可惨啦，我读高中，奶奶长年患病，全家六口，就靠父亲挖煤。

“有一回，我们附近一处叫关园口的煤窑发生矿难，死了几个人，由于事件引起上层重视，每位死者得到12万元的赔偿。

“那几天，我爸爸脸色很难看，晚饭时，常一个人喝闷酒。有一次，妈妈劝他说，不会的，菩萨保佑……

“突然，啪的一声，爸爸猛拍了一下桌子，冲我妈妈直吼：‘你以为我怕死呵，我这条命值12万元吗？我是担心煤窑被封呵……’爸爸说着，竟捂着脸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要是能像关园口煤矿那样多好啊！……’”

说到这里，姑娘两行泪水，夺眶而出。突然间，我也鼻头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果然，附近几个煤窑不久都被封了”。

矿难死了人，附近的矿工不是担心自己出事，而是害怕煤窑被封。只要良心未泯，听到这里，谁能不为之动容？

在为谜会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我在宾馆被当做贵宾款待，山珍海味，夜夜笙歌：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

我那本来十分欢快的心情，听完姑娘一番话，渐渐地变得十分沉重起来。

许传海（山西太原）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第11期所载《这就叫公德》一文，作者冯骥才先生在文中说，他“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见到一个从此经过的男子自觉地拣拾地上的废纸放进垃圾桶内。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看到休息室一角摆着几个大烟灰缸，吸烟者无一例外地把烟蒂埋在烟缸里的细沙下面，以免杂乱。因此，冯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文明。”“教育中的‘德’，一个重要成分是公德。”

正当我也随之从内心赞叹美国人讲文明、有公德时，冯先生在下面一段所说的现象却又让我甚感糊涂了！他说：“混乱肮脏的环境败坏人的公德，比如纽约地铁墙壁和车厢内外到处乱涂乱抹，污秽不堪，人们的烟头乱纸也就随手抛了。”纽约也在美国，而且是第一大城市，其地铁的环境竟如此脏乱差，这不是又否定了冯先生前面的正面评价吗？

我的读后感是：美国教育出来的人，其文明程度、公德水平原来同中国人差不多，中国人在长城砖墙上胡刻乱画，美国人在纽约地铁墙壁和车厢内胡涂乱抹，半斤八两！

2006年第4期

全是“发展中的问题”？　作者：刘洪波

我时常听说“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发展不够，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总感到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段经。这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有什么意思呢?然而很多人都这么在说着，使我不能不以为它一定说了些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现在正所谓“各种矛盾汇集”，问题不少。举其大者，有看病、养老、救助、教育、住房、土地、环境、公民权益维护、贪污腐败、违法行政、弄虚作假等。论其小者，就数不胜数了。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有没有“发展后的问题”或者“发展前的问题”呢?至少我没有听说，我所知的，如果说到问题，没有谁不说“这是发展中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所有问题的原因都是“发展不够”，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用发展的办法”。严格地说，我对这每一句都无法不赞同，事情总在发展，发展永无止境，这都是规律。但我对这些话串结在一起所产生的绕口令效果不以为然，对绕口令背后的“精神实质”更不能首肯。说到“发展中的问题”，就好像无足多虑；说到是因为“发展不够”，就好像活该到处漏水；说到“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就好像问题不是问题，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又看到很多人说起“发展不够”来，无非是不发达，落后，不富裕，钱少，办不成事。这种套路见多了，哪怕不觉得它就是真理，至少也容易训练出条件反射，使人碰到问题，立即就把希望寄托于“阔起来”。我就不懂，总在批判“金钱万能论”的地方，何以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不富裕”。

当然我知道，很多地方都说要“加速发展”。我很高兴这举措，只是觉得“加速发展就自然可以解决问题”未必可靠。自然而然，解决得了吗?以前说“共产主义是天堂”，而且可以“跑步进入”，一旦跑进去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大概也是要“加速发展”的，但方法显然不得当。现在方法得当了，发展可期了，所以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能吗?很多问题就不是财力雄厚不雄厚的问题，比如弄虚作假、贪污腐败，再“加速发展”，也无法自然解决得了。

有一种理论说，发展嘛，效率第一，速度是不能不快的，问题越多，越要保持速度，比如一辆自行车，有毛病了，那就快点骑，它会稳稳的，一旦慢下来，它就歪歪斜斜，马上倒下来。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用管车有没有铃铛，有没有刹车，轮胎破没破，钢丝断了几根，你快快骑着走。“发展够了自然就能够解决问题”，好像骑着骑着，连那辆自行车都自然会变好似的。

我对这种理论尤其怀疑，这是一种骑到哪儿算哪儿的态度，反正车垮了，骑车的人早就换了汽车去，后面的人连自行车也没得骑。这些年，听说有资本外逃现象，海外又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阔人挥金如土，移民海外的公子小姐们成群结队，我会想到这是不是自行车骑手们觉得车差不多已经要骑垮了，正纷纷高处筑巢、远走高飞。当然，这也算“发展中的问题”，只是不知他们是不是已经“发展够了”。

【王翔宇荐自《青年时报》2006年1月18日／卡赞尼夫斯基图】

行贿者哪儿去了？　作者：毕诗成

我们自古就有讳名传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如今，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新动向：为行贿者讳!

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法院认为，被告人丁鑫发利用职务便利，为邹某某、张某、秦某某等六人谋取利益，收受上述6人给予的共计折合人民币275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新华网1月10日)

巨额受贿款哪里来?“某”人送到手上来!按最高检规定，对个人行贿1万元以上，对单位行贿20万元以上，即可立案。但我们只看到行贿者被“某某某”替代，却读不到其被立案的文字。如此现象并不鲜见，从马德卖官到韩桂芝受贿，每一个受贿大案的背后，都挂着一串长长的行贿名单，但每一次，多少行贿者是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也难怪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在法庭上发出另类诘问：“向我行贿的人哪里去了?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我们也想借丁鑫发之口问一句：那些行贿的“某”人哪里去了?

中国人好像有宽恕行贿者的传统。看看咱的历史，严嵩、和坤之流，留下了千古骂名，但喂饱他们之人，却未闻大恶者被揪出。尤其是如今，有人很会“哭”：“别人都送，我不敢不送呀!”或者“我可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公家呀!”可怜巴巴的，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在这样一种“同情”心态的纵容之下，行贿者的胆子越来越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像炮弹、导弹一样，攻下一个个高官。

先有行贿还是先有受贿?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作答。如果把受贿者比作猫，一方面，我们重处受贿，拿着枪对猫说：不能吃行贿者送到你面前的鱼，否则就会掉脑袋；另一方面，我们又轻罚行贿，对行贿采取宽宥政策，放纵他们把大量的鱼送在猫的面前。咱们的猫可不是“机器猫”，期待其“不下水”谈何容易?某县委书记不是就发出“诱惑实在太多，难以应付”的感慨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要下决心治乱，就得双拳出击。我们要期待经由法律实现正义与公平，就必须丢掉心底对行贿者那点畸形的同情，对行贿与受贿同样击出重拳。记得看过一篇报道，在香港，有一记者为了进入《2046》电影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想象一下，如果都如此严惩行贿，谁还敢把钱送出手?2006年元旦，全国检察机关启用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的“行贿犯罪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不知道，邹某某等人是否会上黑名单?黑名单上，会否还是某某某而无其大名?

【任法苗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3日】

国人的“聪明”　作者：祁田田

中国人的聪明是有名的，我们的“国粹”麻将牌即是一例。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仅在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

据说老外一直学不会咱们的麻将，原因就在于，人家没有我们这么多花花肠子，这一套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最典型的赌博，就是轮盘赌，全凭运气或概率，最笨的就是，拿一把左轮手枪，里面装颗子弹，大家轮流向太阳穴射击，看谁命大。最最笨的还有，就是那种决斗，两个人直接用剑残杀，或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互相瞄准射击。天底下还有这么笨的人吗?

看看我们的小小麻将，其中蕴含着多少机巧谋算，里面浓缩的可是我几千年的中华智慧啊!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别的文明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但这种文明是一种没有血性的文明，一种自我保存至上的文明，一种苟且偷生的文明，一种算计别人的文明，一种不断进行着“人种逆淘汰”的文明。中国的历史越久远，这种文明越绵延，中国人的质量就越是退化，也就是越活越“滑头”。

大概在几年前吧，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在三军中展开了学习“孙子兵法”热潮。当时看到此消息后一方面深感自豪，看来老荚还是得向中国人借智慧；一方面也觉得疑惑，难道像什么“借刀杀人”、“落井下石”、“偷梁换柱”、“过河拆桥”、“瞒天过海”等等计谋还需要正儿八经去学习吗?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可都是一种遇事时的自然反应而已。在中国人面前，老外有时候的智力不够用，经常被整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

这些年来有些事情颇让人痛心，那就是我们的现实在不断地糟踏好词，比如“同志”。还有一个被毁掉的好词是：“老实”。今天如果谁称赞另外一个人“老实”，那他肯定跟你急，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这怪不得哪个人，只能说现实在悄悄地调整、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

同样，我们今天说一个人“能干”，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会整关系，会玩手段，会下黑手，会搞女人，会捞大钱。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少人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

聪明过头就难免玩些欺骗手段。偶遇一个卖药的人，问他怎么卖的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骗!”东北人骗浙江人，浙江人骗湖南人，湖南人骗四川人，四川人骗广东人，反正都是骗……制造商骗进货商，经销商骗各商场，各商场骗零售商，零售商骗顾客，顾客们谁也骗不了，就在自己行业骗别人……老板骗包工头，包工头骗打工仔，打工仔谁也骗不了，拿不到工钱就只能上演“跳楼秀”，以争取媒体关注，争取公众视线。这是最弱者的行为，是被迫着发出的绝望挣扎。可是到后来可能连这样的“跳楼秀”都将无人在意……今天，那无处不在的假烟假酒假文凭假结婚证假亲戚假避孕药假老鼠药假……在当今中国社会，想不出还有什么是不能假的。只能说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了。

在澳洲，听说这么一件事。澳洲的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人家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会不愿被当成“二百五”、“傻大头”愚弄了。从此，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再说在欧洲的事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有的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点智力的吧，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还有在美国的，一个50岁的美籍华人，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在留学期间，他用批发价花9台的价钱买了10台录音机，而后逐一把9台录音机退回商店，这样他就免费拥有了一台录音机。他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十分自豪。另有位朋友，则贡献了另一则真实的故事：他在英国遇到过一个同胞，此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对警察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结果成功地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便吹嘘：“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我们支付多大的社会成本?澳洲警察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一点小聪明败坏的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的是一个种族的所有人。

【腾云飘荐自《支部生活》2006年第1期】

“半瓶酒”读报法　作者：黄一龙

酒瓶里还有半瓶酒。酒瓶里空着一半了。这两种表述之所指都是一回事，但是它们的意义却相反。前者是好消息：有半瓶酒可喝；后者则不大妙：只能喝半瓶了!

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有类似的两种解读，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的“两点论”。对于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常有“正面报道”“负面新闻”之分，我总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任何正面报道都有它的负面信息，任何负面新闻都有政府仍将从最多达到1亿多名的农村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交纳的“义务教育费”受惠。

前一条说未来，充满无限光明，是“正面”；后一条说现在，好景尚未成真，是“负面”。自然这“正”“负”之分，是从“1亿多名农村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庭”的角度而言。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前一条说将来要出钱使百姓“受惠”，后一条说它自己现在正在“受惠”，意义好像又该倒过来了。总之这条信息的意义是两面，不是一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免上当。

只举此例，不免带有解读“正面导向”的嫌疑。所以还要再举一例：

“据我现在所看到的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它的正面意义。只读其一面，一定片面，两面兼读，乃可概全。

例如手头的这条消息：

“从明年起，一些地方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了。义务教育全面免费有望在未来5年内推及全国农村，这项改革将使1亿多名农村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庭受惠。”(《人民日报》)

应当相信，它所传达的信息是真的。但是它同时传达了以下信息，它也是真的：

自《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全国各地至今尚无孩子享受免费上学。在未来5年以内，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答《法制晚报》记者)

这自然是典型的“负面新闻”了。但它同时给了我们如下的正面信息：

中国政府财力空前雄厚，500亿美元即大约两个三峡水库的投资被贪官“带走”以后，官府不裁员，官员常加薪，预算不降，工程不停，该吃还吃，该庆必庆，真“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也。

这就全面了。

【王行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1月18日】

荐稿人语：我爱读黄一龙的文章，就像在黄山上的旅馆里，推开窗户，每每是令人心动的风景。

让农民“万寿无疆”　作者：阮　直

农民的命是什么?是土地，无论政府还是农民自己都把土地比做农民的命根子。可是这几年断了农民命根子的事，我们真的没少干，建高速、开矿山、挖文物、修水利、建开发区、城市扩张……哪一项“发展”不是要征占农民的土地?

当然政府并非白占，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国家征用的土地，都是有偿的，多的时候一亩地也能得到几万元的补偿，可以买一部农用汽车，跑点运输，或许能养家糊口。可是十年后，车即便跑不坏，按规定也该报废了，这样农民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他儿女的生活怎么办?政府还能再给这些被征地农民的儿女们几万元的补偿吗?农民的儿女还得生农民的子孙吧?总不能让下一代农民的子孙们都考上大学当公务员吧。但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的日子总不能也跟着土地一起失去吧?

广东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了一个新政策，今后政府再征用农民的土地建高速公路，农民就可以用被征的土地作为股份入股，由政府与投资方协调，每年分得到一定的利润。这条政策我看是能让农民“万寿无疆”的惠民政策。

农民有了土地才可以世世代代地繁衍生息下去。一个家庭当农民可以当上祖祖辈辈，从周王朝到新中国，但是当官不行，当名医不行，就连当木匠、当铁匠都不能世代相袭，只有农民可以“万寿无疆”，这样的伟大壮举自然归功于土地。

不要轻视“我们农民的身世太长久”了。正因有了长久的农民身份的人才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无论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时代，农民若一旦断了命根子，麻烦就来了。农民可以养活一代王朝，但任何王朝都养不活啥也不干的农民。

但土地可以，如果能允许失去土地的农民用土地当作资本人股到某一些项目中，分到一部分利益，来补贴一下生活，然后农民们再做一些其它的工作，这样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稳定，永远重复着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的过程。如果今后所有的征地都能允许农民以土地的形式人股，农民就不怕自己是农民了，因为农民的命根子，谁也买不断，收不走了。否则，还按如今的征地政策一次性补偿的做法来对待农民的“命根子”，那真是对农民的不公。土地是国家的，但也是农民的，国家把土地租给、卖给“资本投入者”，投资者就可以用这块土地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却不把“利润”分给一代代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一点儿，这怎么能说得过去?

我们对农民负责，不是要对这一代农民负责，而是要对今后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负责，除非我们把失去土地的农民都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成白领，最差也得让他们成为在“劳动市场”上能够被招聘走的“有用之人”吧，这个培养谁能做到?不能做到，我们就不能断人家的命根子。广东的做法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就是让农民“万寿无疆”的善举。

【马玉良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

如今学者也“赶集”　作者：宋志坚

赶集的“集”指的是集市，也称墟市，又叫圩场，这是乡下定期交易的市场。赶集就是到集市上去做买卖。因为“定期”，过期不候，所以要“赶”，这个“赶”宇，凸现了赶集者的匆忙。赶集也叫赶场，或许也有演员赶场的那层意思，在一个圩场做完交易，还要赶到另一个圩场去。

处在转型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用一则公益广告的话说，叫做“忙啊，都忙”。受人尊敬的学者似乎也不例外。“忙”不是坏事，“忙”的是什么，却很有讲究。徐匡迪提出要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可能这种被称为“院士”的学者，忙的不是科学研究，而是“社会活动”，包括“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评审和评奖活动”，也包括“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温家宝总理说“现在许多学校，教授、名师不上课堂，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可能这种被称为“教授、名师”的学者，忙的也不是教书育人，或许除了上述“社会活动”，还有走穴开讲座编丛书当主编，有时候一天还得赶几场，可谓行迹匆匆，应接不暇。

于是我感慨：如今学者也“赶集”。

把“学者”与“赶集”连在一起，有些发噱，有些滑稽，也有些荒唐。学者是做学问的，赶集却是做买卖搞交易，这是一种不协调；做学问必须静得下心来，潜心于学术研究，赶集的特点却在一个“赶”字，难得静下心来，更不待说“潜心”，这又是一种不协调。所以，学者“赶集”，较之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赶场，更具讽刺意味。那个华威先生毕竟是政客，是党棍，本来就与市侩相距不远。

学者“赶集”会使学问掺水，这是确凿无疑的。比如著书立说，本来得集几年、十几年以至于几十年之研究心得，然而，如今某些学者，几乎每年都能出几部书，东西南北中，都有人在出版他的著作，还不断地与人签订出版协议、出版合同，决不会担心因为赶不上出版日期而违约，他们可以把别的书中的内容抽出来组合成一部新书，可以把别人书里的东西改头换面地抄到自己著作中去，还可以在需要提携的年轻人的著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有些编丛书当主编的，则更像是当包工头。如此等等，用的只是已有的名气以及出名前的那点学问，并非真的文思如涌。学术著作能如此高产，连邻国的同行都感到匪夷所思。

学者“赶集”会使学问变假，这也有事实为证。“参加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评审和评奖活动”，未必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鉴定，未必能使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推崇。“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更会使“学问”成为“利益”的附庸，研究环境的因为受到汽车公司的赞助，可以得出“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的结论；研究医学的因为受烟草商之请，可以发现吸烟具有“保护牙齿”、“防治肝癌”的功能；研究经济学的不知道受着什么样的“利益”趋动，也可以创造出“富人消费多了，穷人就少”的规律。“专家观点”正在失去公信力，可是学者“赶集”获得的另一种社会回报?

在新中国的学术史上，一些学者曾有过不良记录，因为屈服于权势而去论证“高产卫星”的“科学”性，而去论证“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使学问成为权势的附庸。说起这段历史，至今仍使人痛心疾首；说起此类学者，至今仍使人感到窝囊与悲哀。然而，不知被人尊称为“学者”的人们可曾对自己正在谱写的历史予以必要的审视。学者“赶集”，当然是因为有“集”可赶。一些“利益集团”需要利用学者的名气和公信力为自己图谋利益，他们用来做交易的同样是可用金钱计量的丰厚的利益，这才使某些学者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因此而使学问屈从于“利益”，不也一样是学者的耻辱与学界的悲哀?

【杨松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

运动型思维　作者：陈四益

虽然早就说今后不再搞那种劳什子“运动”了，但积渐成习的思维惯性却不是靠一纸文书就能停下来的。“运动”搞惯了，就是没有“运动”的名目，做起事来也会使出“运动”的招数，哪怕并未经过多少“运动”的人也一样。所以，不但自然界发展的过程有遗传，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时代也同样会有逝去时代的基因传承。譬如，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喜欢“造声势”。敲锣打鼓，挂横幅，刷标语，层层发动，层层表态，层层定指标，搞得热热闹闹，然后呢?当然是天天报数宇，月月大检查，年终总算账，最后是披红挂绿、表彰先进。这便是“运动”的招数。这种“运动”式的工作方式热闹固然热闹，效果究竟如何?过去的事离得大远，讲了也恍如隔世，不如说件“新闻”，虽非“运动”典型，却也形相毕具。

话说在首善之区，我家住地附近，有一处集贸市场，借用着一块拆迁的空地，四周有墙，开着两三个门，管理处门户俨然。附近七八个小区的居民大都在这里买菜，倒也品种齐全，所以生意兴隆，从清早到午后，送菜、买菜往来不绝。

忽然有一天，集市门口张挂了大红横幅，道是要“倾全区之力”，建设国家卫生区——大概是这样的词句吧。国家卫生区是什么样子不曾见过，想必环境清洁、居住宜人了——经惯了运动，看腻了横幅，知道挂着的不等于实有的，也不等于将有的，所以也就不曾深究。又过了一天，集市忽然8点多就大门紧闭了。菜贩们推着板车离去，不准在路边停留。管理人员的驱赶声令一句古诗浮上脑际：“被驱不异犬与鸡。”莫非为了卫生，选集市取消了?那么施政当局叫我们这些老百姓到哪里买菜?无处买菜的社区，或许卫生但决不宜人。正想发作，一位推车离去的小贩轻声对我说：“没事儿，过几天就没事儿了。”问他因何，答曰：“上头要来检查。”

我有点儿明白，但又不完全明白：上头是谁?街道?区里?市里?不知道。检查什么?看看横幅，可以猜到，但又不能完全确定。这集市不也是上头认可的吗?小贩们不是租下摊位、照章纳税的吗?怎么为了个上头检查，说赶就赶呢?既然上头要来，下头驱赶，几次三番，足见重视，怎么又会“过几天就没事儿”?心里意犹未决，只好“且听下回分解”。

这“下回”来得也快，就像那小贩所说，过了几天，集市关门特早，市场管理人员催促小贩们快走，且不得在附近停留。不知是城管的还是工商的一辆执法车也在左近巡弋，车载喇叭不断催促小贩离去。我想，那天该是检查大员驾临了。究竟来了些什么人，检查了些什么项目，不得而知，但过了这天，一切依旧却是我看到的。集市依旧全天开放，集市外依旧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集市内卫生并无改进，同头一天检查时的模样全然不同。

我很佩服那位小贩的眼光。他对我们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看得很透、很准。他知道，对于习惯于“运动”的干部，当他们大张旗鼓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哪怕明知不对，最好也不要吭声儿。那时节，锋头正健，逆之者势必倒霉。熬到这阵风刮过，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日子。

一个集市这样折腾一下，虽然带来些骚扰和不便，但决不会影响民生国计。但我也见过一座城市为了建设国家级卫生城市，让市民停下手里活计，都去扫大街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例。不知因此而工者废其工，商者废其商，所受的损失由谁赔补?也不知这种临时抱佛脚显示的成绩能维持几天?更不知连小贩也看得清清楚楚的花样，那些检查大员怎么就真会相信?

我想，他们心里也都门儿清，只不过这种“运动”式的工作方式，必须要有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检查和检查后洋洋洒洒轰轰烈烈的总结来肯定，才能获得继续存在的理由。如果一概取消了这类“检查”、“评比”、“授奖”、“表彰”等形式，或许“运动型”的工作方式也就会失去其生存的内在动力了吧。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杨松荐自《教师报》2006年2月9日】

未完的历史　作者：龙应台

孩子在香港的德国瑞士国际学校上学，每天搭乘印着“德瑞学校”校名的专车上下学。德瑞学校的德语学生其实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奥地利、瑞士、德国。“今天又发生了。”一进门他就说，放下了书包。

他说的是，德瑞校车和一辆英国学校的校车在半山上擦身而过。英国学生在车内一看见德瑞校车，就全体高举起右手，对着德瑞学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后就东歪西倒地大笑。

“为什么，”晚餐桌上，我的小孩问我，“都已经60年了，历史好像还没有过去?”

那是2005年2月13日，星期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谈我们分别读到的文章。当天国际新闻有一个焦点：2月13日是德瑞斯登大轰炸60周年，德国右翼分子将在德瑞斯登举行大游行，纪念被盟军炸死的亡魂，也企图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国是“被害者”的形象，以争取选票。

1941年，英国空军有人建议，要用地毯式轰炸来摧毁德国的城镇，才能真正断折德国的战斗士气。

1945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选中了，在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究竟是35000人还是10万人，历史学家到今天也说不清。

对德瑞斯登的轰炸屠杀，是不是一种“战争罪行”呢?英美盟军是不是该受谴责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没有权利为自己受难的亲人哀伤或愤怒呢?愤怒的对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国自己，还是丢下“火弹”的英美联军呢?如果是对自己，60年的忏悔和自我鞭笞够不够呢?如果是英美，那么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人——苏联就有50万人因德机轰炸而死，又该对谁愤怒?

2月13日当天，德瑞斯登出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别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分子游行，要英美承认错误；左翼分子聚集，反制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历史怎么解释，决定了权力的去处，也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们这一代变成总统和总理的时候，”我的孩子说，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会怎么解释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2045年，小孩55岁的时候。但我已经看见，历史仍没完。

【任法花荐自{视野)2005年第12期】

最可敬的字之一：“非”　作者：毛志成

大约在中国最古老的常用词语中，首推：“然也”和“非也”。用今天的语言来解就是：“是!”和“不是!”，或“对!”和“不对!”。

在这一对反义的词语中，愚人使用频率最多的往往是“是!”，而智者(尤其是有点君子品位的智者)则不拒绝使用“非”字。

其实，立体化的世界、社会、人生，必须有“非”字做系数，才会是丰满的、和谐的。否则，万物万事必将难以摆脱残缺化或虚弱化。

前些时候我参加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证会。单是社会认识到了“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性，起而珍惜、保护、拯救，就是文明素质的真提高、大提高。

读中外报刊时，得知有不少发达国家(或不太发达的国家)的学校教育，坚持“非赢利性”的宗旨。这个“非”字，着实可敬。眼下我们中国的教育，由于经济上的实际情况，向受教育者收取相应费用是对的。但收取相应费用和“赢利”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据某些权威性的调查部门、统计部门披露：在中国的十大暴利产业中，学校教育竟然列在其中。一个是“暴利”，一个是“非赢利”，我还是万分敬重那个“非”字。推而广之，在中国处处都是“商品化”走红走俏的景观中，我们急需去做的大事之一恰恰是：承认“非商品”(也称“非卖品”)、的存在权，而且必须予以特殊尊重甚至崇敬，并尽力保护它，拯救它!

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必须铁一样地认为：有些物品是非卖品，绝不能进行买卖，谁去买去卖谁就会成为举世审判的对象。只有这样，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才是优秀的。不能进行买卖的物品(包括圣品)很多，例如：

一、人的灵魂不能买卖；

二、高尚精神不能买卖；

三、道德原则不能买卖；

四、真正的爱情、亲情、友情不能买卖；

五、信义、道义、仁义不能买卖；

六、良心、良知、良善不能买卖；

七、历史上确有定评的圣人、哲人、卓人不能买卖；

八、代公众行使的权力不能买卖；

九、严格制定的法律不能买卖；

十、民心民意不能买卖……

总之，有些“非”，固然必须鄙弃之、诅咒之，如“非科学”、“非人道”、“非法”等等。但有些“非”，虽然当初我们曾经貌似义愤填膺地“批判”过，如指对方是“非革命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唯物主义的”等等，是否公正却是可以商量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从古到今，唯心主义推出过许多东西，譬如佛、道、儒、伊斯兰和基督，这些虽然是唯心的，或至少有唯心因素，但在一点上是不应亵渎的，这就是：它们都是将“心”作为商品、可卖品的断然反对者和拒绝者。因此我联想到的恰恰是一句很唯物的真理：文明史的真正进步，标志就是也只能是：商品化大潮尽可以把地球上所有的物品变成商品，但最好至少将一种东西定为非商品、非卖品，这就是人心。假如人心可买可卖，人间也就与垃圾堆放场无大区别。

【张成龙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1月20日】

忍住的屁哪去了　作者：柔　草

日本有一著名教授，写有皇皇专著，专门论述屁的问题。屁乃人体之气，并非耻物，可人类偏偏在许多谊羞耻的问题上，缺乏羞耻之心，譬如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拿纳税人的钱去打水漂，声言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什么什么，公款嫖娼，将自己的裸照挂到网上，等等。而放起屁来，却羞羞答答，忍而匿之。

日本教授的问题是：忍住的屁哪去了?根据他老人家的多年研究成果，人忍住的屁，最终会从口腔里出来。听起来有些不雅，但是人家有科研证据：忍住的屁，其中各种成分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然后通过循环，又从肺中交换，变成气体呼出来，用仪器测试，是可以测出其含屁成分诸如氮、氨之类增高。所以，科学家建议，有屁就放。忍，实在是不聪明不卫生。

按说，这本来只是一个肠道生理学命题，不想有位久在官场练摊的老兄，将其引申。他哀叹：人在官场，也常常要忍许多屁啊，比屁还槽!身处下位的官员，碰到那些霸道的上级，或者阴险狡诈的对手，许多时候，是难免要自残人格，忍气吞声的，有再大的怨气冤屈，也要忍住，不然就混不下去。郁闷之气，生之于心，与屁一样，亦有害。忍声吞气者，乃忍有害之气也。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社会生态学命题。

我同他探讨，那么根据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官场郁闷之气，忍到最后，忍到哪里去了呢?研究结果如下，不算学问：

一种是吃了气，当面不敢发作，或不能发作，回家路上看见什么眼都冒火。撞见小猫小狗，或地上的空易拉罐，飞起给它一脚；不然找一个垃圾桶，拳打脚踢头碰。当然要小心，不能碰过火搭上小命；倘若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忍心踢猫踢狗，拳脚又欠佳的，可以回家逮着老婆孩子臭吼。聪明的夫人，深知老公在官场混不易，早在家中备了一些不值钱的破碗破罐，专门留给做官的夫君，摔了发泄。而且都是环保的，能够回收，多次利用。

一种是郑板桥的毒中得大深，闷在心里了。怨恨委屈的毒素渗透血液，进入全身，给人打上一种标记。不信你看，长期压抑郁闷的官员，要么一副苦大怨深的猥琐相，要么满脸褶子未老先衰。再糟糕一点，怨气淤结于心，免疫机制受损，弄不好，就要长瘤子，或者心脑血管崩溃。

还有一种就是被身体吸收，形成宦官性格。对上胁肩谄笑，千种媚态，对下百般呵斥，折磨多端。隐忍在心的怨毒，不仅口出，更从心出。历史上，那些宦官一旦掌权，会以比常人狠毒百倍的手段，疯狂残害他人，就是因为长期身处下位，且行奴才之事，他的心理已经严重霉变，人格扭曲。不仅深度自卑，憎恨别人，且自卑转化为强烈的报复行为，加害于人。

此种忍屁者的症状，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牛逼型。只要管他的人不在身边，便到处炫耀，说自己如何如何吃得开，混得如何人模人样，跟头儿关系如何铁，哪怕他刚被头儿修理过；宣泄型。喜欢当众大骂下属，显示自己权威；报复型。他的报复对象，当然不是给他气受、比他大的官，而是那些更弱的人。诸如没有背景的同僚、属下，或者普通小老百姓。报复的手段，通常是折磨人，譬如一件事，他会让你重复做若干遍，仍然不能使他满意。通过这种折磨，他要找回心理平衡。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忍，将委屈怨愤统统发泄，甚至骂娘，然后，掼乌纱帽，拂袖而去。

【刘世佳荐自《现代快报》2006年2月9日】

成熟就是渐渐庸俗　作者：卢兴波

朋友又叫去吃饭。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说是吃饭，其实更多是为了喝酒；说是喝酒，其实每一次都是打牌到深夜。说不去吧，似乎不给人面子；真去了吧，又觉得对不起自己。

不仅仅是吃饭，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但要做，有时候甚至还必须装作兴高采烈。生活就是忍受，是融入，是适应；是韬光养晦，是深藏不露。从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不醉不归；现在却谦逊得像个君子，明明能喝半斤，不到二两就想装醉。从前到朋友那儿混吃混喝天经地义，临走时不顺人点东西走就是学雷锋、焦裕禄；朋友之间从来不用请客送礼往来应酬，有好事空着手带一张嘴就去了。现在成熟了，稳重了，讲面子了，繁文缛节多了。说话开始讲究“艺术”，习惯拐弯抹角声东击西，说一半留一半在肚子里让别人琢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想到啥就说，处处小心谨慎；说粗话的毛病倒是改掉了，做“文明人”的感觉却不怎么痛快。虽然都不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却装得一个比一个像回事——明明每天上班都看报纸，却总说自己忙得要死。

从前交朋友没多余的心眼，现在交朋友不但要看表现，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表面要看到内心。从前兜里没几个钱，却从没有为吃饭埋单的事操过心；现在吃完饭人人都争着埋单，其实没几个是真心的。从前口袋里有100元生活费也要先给兄弟救急，不会考虑自己一个月的伙食没着落。现在朋友要借1000元，推说早被媳妇接管了，其实兜里就揣着800元。

开始听领导的话了，领导说什么都习惯性地猛点头(听懂了点头，听不懂也点头)，再不去想这话对不对，合不合理。从前听领导在台上作报告，觉得恶心；现在自己饭桌上讲段予，不觉得恶心。思想趋于单一，头脑趋于简单——对利害总是反复权衡，对是非常常无动于衷。

穿西服了，擦皮鞋了，梳得油头粉面了；假装谦卑，逢人就带三分笑，转过身：这人是谁呀?开始迷上打牌了，和领导打一般都会输，和同事打每次都想赢——从前觉得挺无聊，现在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

甲主任又要做寿了，又得出血，先别急，问问别人出多少；乙科长又买了一套房子，哼，凭他那点工资；丙副主任升了主任，空出来的位置是不是……?老丁的老婆又闹到单位上来了，哈哈，总算有人过得比我差……

分不清是庸俗的生活爱上了我，还是我爱上了这庸俗的生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大累，可一到现实面前就立即变得庸俗起来。也许成熟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渐庸俗的过程。

【刘名远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月4日】

酒与智商无关　作者：吴　非

如果问最不容易实现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可能是酒徒做诗人。比如，现在大家一说到李白的豪放，就想到一壶烈酒，一想起曹雪芹清冷，就想起一杯薄酒。某年东北有文士嘲笔者不能饮，问：不饮，何来诗才?可是我看他作的那些诗，只有晕，没有韵。有公款吃喝以来，年年喝掉相当于一个西湖的白酒，作协那边没见有诗人多出来。这足以证明，酒与诗才无关。

但是有些人喝着酒，想起风雅。某单位有块空地，局长说，我们来搞点景观吧，反正钱不花光也要上交。批下来的钱不花光，下次就不能再要。怎么花呢?局长说，垒假山，再挖一条河，弄个九曲流觞，我们坐在水边休闲、开会，作作诗，好吗?其实局长还有个小算盘。有次他随厅长出去玩，听到厅长叹息说，现在人没文化，喝酒只知道猛灌，像王羲之之兰亭，曲水流觞，多雅!局长长了个心眼儿。于是就在单位大院里开挖了，一下子花去几十万。河挖好了，虽然不成样子，小里小气的，但是坐在旁边开会，比家乡的小河小沟“雅”多了。于是请厅长来玩，厅长忙，早已把先前说的兰亭曲水流觞的事忘了。见到这么个土里土气的东西，就骂开了，说，你懂什么九曲流觞，玩什么糟蹋什么!像个土豪似的，你见过什么世面?我要说天安门气派，长城宏伟，你是不是还想造个天安门，弄条长缄围起来呀?哪来的钱?你给我说说清楚!

这是本身心术不正，应当说与喝酒无关。有次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评论，引述某省喝酒留人的故事。有两名博士因对工作环境不满意，决定出走，副省长闻知，立刻带着省委组织部长去找两个博士做工作，平时不会喝酒的副省长和部长为表示“感情留人”，喝得大醉，但是博士还是走了。评论作者就此发感慨，认为应当注意创造工作环境云云。我看了这篇评论不禁失笑。我笑的是那位副省长和组织部长做博士思想工作的方式，怎么看也看不出文明人的样子。那种喝上一大碗酒就为朋友两肋插刀，滴上几滴鸡血就磕头换帖子，结拜为兄弟的做法，哪里有21世纪管理者的风度?用喝醉酒的办法去感动人以示诚意，说不定反而会让有文化的人看到一个地区落后的文化。而如果那两位博士看到高官为自己喝醉，便留下来效力，我看那博士的思想层次也有问题。更令人不解的是，按那样的逻辑推理，喝酒岂不是要成为干部的必修课?无怪公款吃喝禁不了呢!

如果喝酒能长文化长智慧，拿出点酒给官员喝喝，我们中国再穷也出得起这个钱。然而这么多年，那么多酒灌下去了，某些官僚仍旧没有文化，二五眼的事仍旧没有少干，这就逼得人们不得不换个思路了。

什么叫酒文化?酒和文化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我不想去论，但是有一点是不需要争论的：酒与个人智商无关。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2月1日】

作家的写作姿势　作者：梅桑榆

作家写作的姿势，并非坐着一种，据说美国作家海明威为了使作品的文字更简洁，总是站着写作，并且有时作金鸡独立状。俄国作家涅克拉索夫为了舒坦，总是躺在地板上写作。与他有同样习惯的还有卡波特，这位海明威的老乡自称是一个“完全平面的作家”，说是他要不躺下，就什么也写不出来。

无论是坐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都只不过是一种写作的姿势，与作家的精神、思维和写作视角无关。本文所说的“跪着写”，则是用来比喻一种写作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写作视角。可以说，当今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不少是作家、剧作家“跪着写”的产物。

主权专制社会虽然已结束近百年，但当今许多文人，骨子里仍对皇帝与皇权无限崇拜，这种崇拜心理，使他们在写皇帝书或皇帝戏时，精神上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而写作的视角，自然也就如从谷底仰望高山。怀着这种精神状态，以这种视角来写皇帝，自然是极尽赞美讴歌之能事，不敢有半点批判意识，而其作品中的皇帝们，也就个个英明伟大。问鼎天下，他们当然都是雄才大略；治理国家，他们无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所爱的女人，他们情真意浓，对其千般呵护，万般恩爱，甚至忠贞不渝；对于臣僚的功过，他们赏罚分明；对于将帅的辛劳．他们关怀备至；对于百姓的疾苦，他们更是时系于心，一有奏闻，便心焦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至于那不辞劳苦、历尽险阻的微服私访，在远离京城的地方普施恩泽，使贪官恶吏得到惩治，使百姓的沉冤得以昭雪，苦难得以解脱，更是可歌可赞，感人至深。总而言之，他们是正义的代表，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间一切智慧和美德的结晶。而争夺皇位的骨肉相残，扩张版图的血腥杀伐，宫廷生活的荒淫奢侈，对臣民的随意屠戮等等，“跪着写”的作家、剧作家们皆为尊者隐去，即使有所表现，也是为了证明他们超凡的谋略、丰伟的功绩……

“跪着写”所产生的效果，是使众多对历史所知甚少的读者观众，觉得皇帝，只有皇帝，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只有皇帝统治下的百姓才是最幸福的人民。是那场以牺牲千百万生灵为代价的推翻帝制的革命，使这些可爱的人绝了种，使幸福的人民无福再沐浴浩荡的皇恩，真是千古憾事!

这些作家、剧作家们不但写古代的皇帝，也写现当代的伟人。但他们在写这些伟人时，却远不如古代的皇帝丰满生动，他们的感情纠葛、私人生活，无人敢于涉及，他们没有癖好，更无缺点，行动与说话也往往僵硬呆板，毫无生动有趣可言。总之大多是些没有血肉的形象，没有性格的完人，用小说创作的行话来说，他们至多是些“扁平人物”。在小说，特别是在影视剧中，他们的存在，只是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和图解概念的作用。由于这样的传记类作品太多，反而使有些精神上挺立的外国人趁虚而入，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伟人的传记，大多出自老外手笔，便是明证。

作家莫言曾说：“我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我想其意大概是说，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要居高临下，俯视他笔下的人物，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解剖和分析，透过种种伪饰，从人性的角度洞察其本质，而后方可塑造出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的形象。而我认为，作家写作时作为“皇帝”似还不够，其实更应谊是“上帝”，如此方可在写皇帝或伟人时，不至于丧失解剖和洞察的能力。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写作时是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笔下的人物的，一是司马迁，一是蔡东藩。看看《史记》中对流氓皇帝刘邦某些言行的描写，再看看《历代通俗演义》中用于皇帝们的调侃挪揄的笔调，就可看出两人精神的脊梁挺得很直，隐藏于两部巨著背后的，是作者伟大的人格和上帝般俯瞰尘世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和蔡东藩笔下的刘邦和众皇帝们才鲜活生动，真实可信，让读者感到他们虽然黄袍加身，位尊九五，但都是一些行走于尘世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高居云端形同偶像的神。

【刘世佳荐自《文汇报》2006年2月4日】

以前不算事　现在都是事　作者：刘茂胜

昨天我在街上听到了一句大实话，真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当时，不知是自行车抢道，还是开车人本该踩刹车却踩了油门，一辆富康和一辆自行车发生了小碰撞，人没伤着，车也没有撞坏，当然了，富康车上有块几乎是看不见的小擦痕。开车人对骑自行车的说：“是私了，还是公了?”骑自行车的人说：“你撞了我，凭什么要我赔200块钱。”于是，路开始堵塞，有人打了110。一位中年男人转身离去时说：“从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

不错，他说的是大实话。怀旧并不是说从前没有事，而是说从前的人们都有一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本事，活得虽然像“法盲”，但遇到事人人都像绅士。而如今的人们呢?遇到一点屁大的事，随时能把小事升了级，好像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公交车上有人被踩了一脚，踩了别人就应该道一声“对不起”。可有时这人说的是：“瞧，司机是怎么开的车。”而被踩的人，即便听到了一声对不起，有时也会不依不饶。于是，就像火星撞地球，双方最后弄到恶言恶语乃至拳脚相加的地步。邻居养狗，偶尔，两只可爱的狗打起架来，养宠物的人把自己的狗抱走就完事了。但有的养狗人会堵心，一不小心就发了邪火。于是，两家人为这点小事而争吵。为了赌气，一方打了110，这家人之所以打110，因为知道另外一家人没办“狗证”。

从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还有一些升级版本。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被撞伤，一个善良的人把伤者送到医院。可是，往往伤者的家属不是心存感激，而是把侦探一般的目光投在救人者身上，对其动机心存疑虑。更有甚者，好人会被人家告上法庭，弄得一个好人没法当。可有人真碰到事时，又不当回事了。比如，前些日子，报上说一位警察为救一位遭歹徒抢劫的女事主，身上被扎了数刀。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他伤心落了泪，为什么?是因为身上刀口疼吗?不是，是因为那个被救的女事主，从现场溜之大吉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警察受伤又没当事人，是一个警察最窝心的时候，因为无法结案。我相信那位警察不是轻弹泪水之人，他之所以哭，是因为心被一种无情的东西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法制是否健全、人人是否都懂法，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如果人人淡忘了宽容与谅解，没有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本事，也会心态失衡。人人都会说“私了，还是公了”、“你别跟我谈，去找我的律师”或者“你等着，咱们法庭上见”这些非常酷、非常冷的台词。拿法律当保护自身的利器，用这些东西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人人都指望110、警察、律师或者大法官来把事情摆平，一旦真碰到事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所谓文明这个字眼是多么空洞啊!

一个法制社会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就像众鸟高飞得靠一对翅膀，我们现代人既要懂法，又懂得宽容与谅解，既能拿得起，又能放得下，而不是遇到一点事，就大动肝火、没完没了、让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随之升了级。当然，该打的110你打，该打的官司必须打，该上法庭就上法庭，但有些个事根本不必。都说当一个法盲可悲，可“从前不是事，现在都成了事”这样的场景多得像牛毛似的，从某种角度说，我们的社会就不可悲吗?从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一句大实话，可听起来又像警钟。

【刘世佳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月20日】

说不尽的“意思”　作者：曹友琴

“意思”这个词很有意思。

“意思”得最有味道的当数东方男女之间的情事。《红楼梦》里宝哥哥的“意思”全在林妹妹身上，林妹妹心里也有那个“意思”，初恋中常常相互探索对方的“意思”，便少不了发生误解，甚至弄出风波。过后，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便又“笑在一处”了。恋情就“意思”得缠绵悱恻。

然而，官场上的“意思”就不同了，而且大有学问。懂得那种“意思”就官运亨通，没“意思”就原地不动；有“意思”就路路畅通，没“意思”就寸步难行；有“意思”能化险为夷，没“意思”喝凉水也塞牙。不懂不行。

“意思”内涵丰富，有约定俗成的“意思”，也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不明白这些“意思”，你就是呆头鹅，你就是没“意思”的人。娴熟地把握“意思”艺术，还真能弄出大“意思”来。比如想弄个官儿当当，就得当官人有给你当官的“意思”。要让当官的有那个“意思”，首先，你就得表现得够“意思”。要表现出“你是他的人”那层“意思”。其次，在工作上要摸透他的真实“意思”。他好大喜功，你就得跟着他说瞎话猛吹牛；他好做表面文章，你要挖空心思摆花架子；有时候他说的话不一定是要你真去做，没有说出来的你倒要认真去做。你这就够“意思”了。上司生活上的“意思”更要明白，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的“意思”，你要能心领神会，时时处处让他舒服。比如上司对某靓女多看了两眼，你就该明白那是他对她有“意思”了，你就得想方设法为其搭桥。如果要等他明说了就没“意思”了。当然，要想当官，最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请赵公元帅做“公关”。历史上和坤是“意思”的大师，所以乾隆就离不开他，和坤便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能放开胆子捞钱，捞到富可敌国。再说现代的，湖北某县的一个县长，对一位想当副县长的乡长，干脆把“意思”说得清清楚楚，“10万元加一个原装美女”。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也是了得的人物，他也很是“爽直”，凡向他表示了“意思”的就一定有官做。这就让全市260多名想当官要升官的，包括半数以上的处级，无不慷慨解囊，使得这位书记日收入上万的“意思”。他们是把“意思”做出了天下最大的蛋糕了。

办事要有“意思”更是算不上什么秘密。你要是没有“意思”，那当官人便有一副官面孔，什么规定都是对着你来的。你还不好说人家没“意思”不办事，人家是为了“维护”原则，你想说什么也只好咽回去。你有了“意思”，人家面孔就换了，话也变了，过去是“维护”原则，现在是“原则上”不能办，你可以享受个例外。这“意思”就这样有“意思”了。

“意思”多和少是“模糊数学”，“意思”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意思”，你就得要摸清“意思”的行情。一般说来，那“意思”就要看你想得到乌纱的大小，看办事的难度和获利的多少决定。“意思”过了头是冤大头，“意思”得不够份量，那点“意思”就白“意思”，甚至把你的“意思”公之于众，让你落得个腐蚀干部的尴尬，人家倒戴上一顶“清官”帽子好风光。你能不承认“意思”大有学问吗?

有民谣：“五十年代讲清廉，六十年代送酒烟，七十年代土特产，八十年代送家电，九十年代要银钿，‘三陪’威力更无边，大步跨进新世纪，不知什么更新鲜。”看来，这“意思”还“与时俱进”呢。

物欲横流，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实在大多的“意思”了，可这尘世也就太没“意思”了。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2月1日】

又一个外国故事　作者：沈敏特

在和美国朋友的通信中，得到这样一条信息：热爱家庭的男人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男人。其中不仅有真实的统计数字，还有权威的社会学家、性学家的论述。

我不禁联想到一个现象：我们的一些“时尚男女”的一些举止行为，自以为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效仿，在他们以此为傲的时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无知。

譬如挥金如土，有人以为是西方老百姓的习惯。其实恰好相反。美国人有清教徒的传统，生活讲究节俭。平时的衣服与好莱坞大明星在奥斯卡颁奖会的礼服是完全不同的。请人吃饭，拿上桌子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堪称“寒酸”，连白宫的国宴也只有区区的六道菜点。走在大街上西装笔挺、标榜名牌的常常是我们的中国同胞。在赌场上一掷万金面不改色的也常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物。驾着豪华轿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的，是我们的小小年纪的留学生。以至于，我们的暴发户们渐渐生出了一种自鸣得意的对留学生的鄙夷，认为他们在国外学得“衣着有点土气，花钱有点小气，讲起话来有点洋气”。这大概也是一种“新爱国主义”，仿佛在说：你看，咱们多阔气，老美算老几!

我们一些标榜“时尚”的男男女女更把轻视家庭看做“有个性”“有素质”，吃饭在酒店，喝茶在茶坊，娱乐在OK，洗浴在桑拿，晚上不回家，来个一条龙……这都成了男子汉的“潇洒”，大姐大的“甩派”。而那些爱丈夫的妻子、爱妻子的丈夫，希望有个稳定和谐家庭的人物，倒成了落伍于时尚大军的“遗老”。他们对妻子或丈夫的关爱，也成了“不识时务”、干涉“自由”“独立”的“讨嫌”人。

正在这当口，介绍一点发达国家的真实的、主流的生活方式，会是一副清醒剂；尽管拯救不了一意孤行的暴发户们。

美国有过所谓“性开放”“一夜情”之类的喧嚣，这可能是好莱坞的电影和流行书报起的描绘作用，但性学大师布洛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断言：美国实际上仍是非常强调家庭观念的社会，大部分美国人对性的态度根本没有那么开放。大部分男士将“逢场作戏”“一夜风流”的性，与饱含情感关系的性作了严格的区别。而73％的男性与85％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婚姻关系稳定，伴侣间互相信任。美国人仍然把幸福生活和幸福家庭紧密结合，并为营造幸福家庭不懈努力。布洛指出：“拥有一个美好婚姻的秘密就在于是否有共同兴趣。俗话说，能玩到一起的人，才能生活在一起。花时间做两个人都感兴趣的事是对一个美好婚姻最有价值的投资。”

看来，当代暴发户(包括政治暴发户)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继承的还是中国皇帝对物质与性的垄断的传统。皇帝把太监阉割了，而自己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加上后宫佳丽三千人，就是女皇帝(或是掌握皇权的皇后)也拥有大批任意挑拣的精壮貌美的宠臣(面首)。以“风流”著称的克林顿不但望尘莫及，还要受到公开的谴责。至于物质上的穷奢极侈更是罄竹难书。

所以中国当代的某些“时尚男女”其实是很古老的。真正的时尚只能和科学、健康、文明、节俭联系在一起。

【任长秀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1月24日】

空空的书架　作者：余秋雨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1933年5月10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惟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空谷兰荐自《余秋雨文集)】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为了顺口

年终到，写材料，黑白颠倒，整整一周，总算把材料搞好。领导粗略翻了翻，指示道：“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两个主题，捕捉三个亮点，制订四项措施，抓好六项工作——这个工作主线喊起来不顺口，最好是能改成‘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就更琅琅上口了!”

领导眉头紧皱，想了半天，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又把我喊过去：“这样吧，为了顺口，就改成‘一二三四五，，吧，你把‘抓好六项工作’改成‘抓好五项工作’，少一项就少一项，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喊起来要琅琅上口，让上面的领导听了舒服!”

于是，今年局里就改为只抓五项工作了。

文人之治

民营企业家钱大壮爱好写诗并颇有“造诣”，市报上隔三岔五便有大作问世，并有诗集出版，是市里有名的“大诗人”。但钱大壮不满意，他想当官，当市作协副主席。

作家们当然不同意。

四年一次的作代会，在临省风景名胜地豪华酒店举行，规格非常高。作家们吃好、喝好、住好、玩好，每人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礼品。新作协班子选举前夜，代表们终于被告知：会议花费20多万，全是钱大壮出的。

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钱大壮没费口舌，顺利当选!

特殊贡献

年底，省报记者王海荣获某国家级贫困县颁发的“特殊贡献”奖及奖金一万元，大伙纳闷不已：这个王海，不过是个无职无权的省报小记者而已，也没见他为县里写过歌功颂德的稿件啊，怎么会莫名其妙获得“特殊贡献”奖呢?!

数日后，消息传来：王海是因为采写了一篇《国家级贫困县纪实》的长篇通讯，为县里争取继续保持国家级贫困县立了一大功!

倒推法

洼儿沟村困擅自提高扶贫款申报数额，被乡里点名批评：“你们有啥资格将3万元扶贫款增加到6万元?!”

村支书解释道：“去年我们向省里申请了一笔5万元的扶贫款，到了市里变成了4万，到了县里变成了3万，到了乡里就变成了2万，到我们乡里就只剩下1万了——所以，今年我们村会计在中请扶贫款时，考虑到上级领导的需要，采用倒推法，算出了今年申请的扶贫款是6万元!”

签字展腐

年底到了，为加强对全乡领导干部配偶的廉政教育，某乡组织开展了“争当廉内助，树立好家风，过好廉洁年”签字誓廉活动。

签字誓廉仪式后，有位负责现场拍摄的县报记者感慨万千。同来的文字记者颇为不解：“老兄，你这是怎么了?动感情了?!”

摄影记者连连摆手：“可能你没仔细看，我是看到了——那些廉内助们签字时从包里拿出来的笔．不是派克就是万宝龙，哪枝不是几百上千元?一个乡官的婆娘，有多少文化，会自己买这么贵重的钢笔?你说这样的签字誓廉有啥用?与其说是签字誓廉，倒不如说是一场签字展腐的闹剧更为恰当!”

没事了

乡里的矿上老出事，从年头到年尾，断断续续死了十几个人，伤得更多，重伤加轻伤一年有一百多口子。年底到，干部调：满城风雨——都说赵矿长这次要“下去”了。工人们高兴，中层干部和矿级领导却苦了，像一群没头苍蝇，东撞西飞，到处打探消息。关键时刻，都怕站错队，都怕上错船。

都眼巴巴地盼着消息。

终于，上级领导来矿上视察工作了，腆着肚子，背着手，东走西看，一言不发。临走，与中层以上干部见面：“……我看了一看，安全工作确实不行，要加强。我刚才狠狠骂了一通你们的赵矿长．我说，你小子要是再给我死人的话，我对你绝不客气!当然，你们也有责任，要好好配合他工作!”

大小干部听罢，终于算是吃了颗定心丸。打是亲骂是爱，上级领导这么一骂，赵矿长就肯定没事了!

控制论

“一把手”徐乡长和“二把手”赵乡长近来打得火热，但凡吃、喝、玩、乐，徐乡长和赵乡长总是并肩“战斗”，外人眼里几乎成了换颈兄弟。

这天，县里拨来一笔扶贫款，徐乡长指示心腹：先“抠”出5万块，把“好再来”酒店的欠款还上．另外，咱几个一人再买一身好点的羊毛衫。心腹问徐乡长：“要不要给赵乡长也……”“放屁，你没脑子啊?这种事怎么能让他知道?!”徐乡长怒斥心腹。“可是，您和赵乡长不是……”心腹满脸委屈。

“跟他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是拉他下水，一条绳拴俩蚂蚱，是为了控制他；要是让他知道了，那不就成了让他控制咱了，这官场上最简单的控制论原理，你都不懂?!”

【邸笑飞荐自《金山》2005年12月】

哮天犬　作者：金生叹

余厌狗。犹忆儿时，孙姓地主家一条恶狗，对着家人狂吠，吓破其胆，几乎病死。上小学后，读《西游记》，对玉皇大帝外甥二郎神所豢养之哮天犬，余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孙大圣大闹天宫时，与二郎神酣战，却冷不防被哮天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致使大圣被捕，何其歹毒!哮天犬乃玉皇之看家狗也。神话系现实世界曲折之反映。自古及今，人间之哮天犬又何尝少见，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在法庭曾坦承“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可见“四人帮”实系“恶狗村”之四条恶狗，发狂乱咬周恩来等老革命，也乱咬百姓，被咬死——即迫害致死者，达数百万。不久前，四恶狗中最后一名姚文元亦已病死，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再无哮天犬，人间即绝狗吠声。“四人帮”在上海之余党徐景贤在香港出版回忆录，为张春桥涂脂抹粉，不即为哮天犬翻案乎?可见恶狗张之走狗仍在走也，人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清朝人撰《狗咬吕洞宾杂剧》中有骂狗曲多首，现录一首如下：

使煞你狼心狗肺……你便是神獒也遇弥明毙，逞什么狗见识，狗心机，痴迷!(秃厮儿)狗也仗人势，似狐助虎威，笑桀犬将尧乱吠，便是你狗党施为!(麻郎儿)

1月15日于狗年将至时，老牛堂

【刘畅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27日】

如今一些城里娃　作者：王　阳

如今的城里娃，吃讲排场，在家里无肉不食，下馆子敢要龙虾。

如今的城里娃，穿讲名牌，平常的衣服不穿，衣服要“杰克琼斯”鞋要“耐克”。

如今的城里娃，书包是“背背佳”，电脑是液晶“联想”。

如今的城里娃，行讲派头，嫌骑车不好看，只要逛街就“打的”。

如今的城里娃，玩讲刺激，迪厅里玩蹦迪，旅游景点玩枪击。

如今的城里娃，爱养宠物，有的养蜘蛛、蜥蜴，有的养绿毛龟。

如今的城里娃，生性大方，即使没钱，也要装出有钱样儿。

如今的城里娃，虚荣心强，在学校犯了错，老师说几句就找家长。

如今的城里娃，“义气”得很，张三挨了欺负，“小哥儿们”准跟着去算账。

如今的城里娃，营养过剩，班里常见“小胖墩儿”，操场常走“大胖丫”。

如今的城里娃，“补”字缠身，整天补钙、补铁、补脑、补锌……

如今的城里娃，懒得“拧绳”，油瓶倒了喊爹扶。

如今的城里娃，害怕吃苦，刮风了怕吹，下雪了怕冻。

如今的城里娃，缺乏礼貌，见长辈不知喊叔叔伯伯，坐公交不给老年人、孕妇让座。

如今的城里娃，有空泡吧，要么在网吧打游戏，要么在酒吧喝洋酒。

如今的城里娃，都有偶像，不是赵薇、李宇春，就是成龙、周杰伦。

如今的城里娃，也“嫌母丑”，怨娘没当主任，怨爹没升正处。

如今的城里娃，梦想远大，将来不当大官，就当大款、大明星。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1月26日】

不亦愁乎　作者：陈　章

读罢《广州日报》1月12日朱铁志先生妙文《不亦乐乎》，别有一番感慨：茫茫世界，月儿弯弯照九州；芸芸众生，几家欢乐几家愁。乐者乐其所乐，愁者愁不胜愁。爰效其体，作《不亦愁乎》以续貂。

当年下乡，如今下岗，好不容易找份工打，却不料新年伊始大裁员。公司里，年龄我最高，学历我最低，不亦愁乎!

母亲住院，时才数日，家中积蓄已尽，病情仍未好转，不亦愁乎!

向几位亲友借钱，均遭婉拒，不亦愁乎!

大儿子外出打工，数月未寄钱回家。晚上电视报道，某工地不良老板欠薪逃逸；再端详，此处正是儿子打工之地。不亦愁乎!

二儿子读初三，期末考试政治不及格，学校口头通知，为保证中考升学率，有一科不及格者需交五百元参加补习，不亦愁乎!

当年利欲薰心，经不起几位哥儿们怂恿，倾尽家底万元积蓄买股票若干手，如今只在千元徘徊，想下狠心卖掉，但股评专家说股市今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卖，还是不卖，不亦愁乎!

妻子提篮小卖，因“走鬼”不及，八条皮带、十双冬袜、一打文胸全被城管没收。妻子质疑，新规定不是不许没收了吗?城管说，你有本事就去告我。这官司打，还是不打?不亦愁乎!

儿子又一辆自行车被盗，不亦愁乎。

煤气价格暴涨，每瓶已超百元，不亦愁乎。

对门张三父亲逝世。当年家父谢世，张三惠赠奠仪三百，如今再不济，也得回赠二百，不亦愁乎!

编辑来电，告知拙作因格调阴暗，不符主旋律，终审被枪毙。白熬两夜，百十元稿费泡汤，不亦愁乎!

屋前鸟语呢喃，几年相识燕归来，不知今年此燕来于何方，沾染禽流感否?不亦愁乎!

屋旁马路，换罢水管换电缆，近来又开膛破肚，不知安装什么，机声轰鸣，尘埃漫天，通宵达旦，难得安宁，未知几时完工，不亦愁乎!

买辣椒酱怕苏丹红，买咸鱼怕敌敌畏，买豆腐怕调白块，买肉怕瘦肉精，买酒怕工业酒精，买鱼虾怕激素，找钱回来怕假币……不亦愁乎!

母亲在医院，儿子在外地，一年将近夜，两处未归人。年年难过年年过，不知今年怎么过，不亦愁乎!

【刘畅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2月11日】

大学有多远　作者：流　沙

两间平房、三亩薄田、四口人，这是一家人的生活。二丫那年考上了大学，结果全家人都不开心。

二丫想，要是自己没有考上，父母就不必为自己的学费四处筹钱，四处碰壁了。二丫是个聪慧的孩子。她对父母说：大学我不去念了，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毕业了仍旧是失业，还不如现在去打工。

二丫真的去打工了，在镇上的一家皮鞋厂，在胶合岗位。二丫的皮肤嫩，那化学制剂一接触，全身起了红斑，肿得像馒头似的，那厂长吓坏了，给了二丫500块钱，打发二丫回家了。500块钱让全家很高兴。一半还了债，一半给二丫妹妹缴了学费，而二丫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那红肿才慢慢褪下去了。二丫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开始为家庭分忧了，她还感觉到，当她发言的时候，父母开始顺从她。譬如，父亲要在所有田地里种上水稻，二丫说，为何不留出一些田种些经济作物，用来换钱呢?二丫的父亲就种了一亩地的西瓜。

二丫的病好了之后，开始四处托人找单位，但没有一个合适的，二丫就呆在家里干农活。

二丫的父亲有次跑到城里来了，找到我，让我帮二丫找份工作。我面红耳赤，那时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工厂一夜之间成了私人的工厂，我们这些职工正等待私人老板的挑选。我如实向二丫的父亲说了，二丫父亲长叹了一口气走了，他只给我留下了一句话：“那你一个人在城里多保重啊!”

那句话差点让我掉泪。那时候，我在城里呆了5年了，什么也没有，就像一个无业游民。每每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想着明天的日子该怎么办。那状态还不如民工，他们除了赚钱就是赚钱，而像我这样的人，还有理想、还有抱负，还有所谓的读书人的酸

一天傍晚，二丫突然找到我。那时，我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只有10平方左右。二丫的到来让我举足无措，我的穷酸相在她面前暴露无遗。二丫说：“哥，我父亲说过的，要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就来找你。”我才知道，二丫自己到城里找工作来了，她找了整整一天，没有一家单位要她。

二丫是个很靓很靓的女孩，如果她像城里人那样打扮，如果她能读上大学，如果她不天天晒太阳，我想二丫会迷死许多男孩子的。

二丫第二天继续找工作，但仍然一无所获。而我，没有任何力量能帮她。

后来，二丫走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

然后，我结婚了，生子了，慢慢用生命换着不多的生存资本，想把生活继续下去，想把儿子养育成人。不要再像我这样吃那么多的苦。也不要像二丫一样，有一天考上了大学，却读不起书。

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关于二丫的故事。二丫要结婚了，丈夫是位泥水匠。结婚前，二丫说要到上海去，是那位泥水匠陪她去了。那泥水匠回来说：“二丫真是怪啦，对上海熟门熟路的，转了三趟车到了一所大学门口，二丫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大学生，蹲在那里哭了半天……”结果，二丫全家人都哭了。

有一天母亲问我一个问题。早年再穷再苦的孩子考上大学，国家也能出钱让他们上学，现在国家越来越富了，为什么穷孩子反而没学上了呢?

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回答母亲呢?

【刘鹤荐自《科学与文化》2006年第1期】

一个民工和他的日记　作者：三　原

小马是我曾经的房客，一个在这个城市呆了两年的民工。临走的时候，他把日记送给了我，说这上面可能有我用得着的素材。现在，这笔记本就摆在我的桌上。这是那种小学生用的生字本，有半个本子潦草地记录着他的工作和生活。以下是其中几个片段。

收工后我从工地往回走，走到新华十字路口的拐弯时，一不留神和别人相撞了。那人是个留着寸头、满脸邪气的青年。他说我的工作服撞脏了他的衣服，要我赔他100元洗衣费。后来他的同伙来了，我只得从工友那里凑了50元给他，真是倒霉。

昨天是最累的一天，我们3个人给那家面粉厂卸了80吨麦子，累得浑身像散了一样，一回家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今天下午才有了一点精神，好的是那家面粉厂当时就把工钱给了，我们每人分了80元。本来每人能分110元，可每人掏30元合着给介绍活的人买了两条烟。

今天真高兴，我们干了40多天的装修活完工了。那个老板也爽快，当时就付完了全部工钱。我分到了648块。我想花点钱给妈看看病，给儿女就买支笔吧。可过几天要夏收，要雇人，那些地里的活也真够老婆忙的，真累了她。这些钱不知道够不够?

张哥受伤了。他是泥瓦匠，从3楼的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我找到老板，让他把人送到医院。老板不给住院费、医疗费，只答应一天给10块钱的生活费，并且这10块钱的生活费也只供给一个月。这真让人心寒，怎么就有这种狼心狗肺的老板!我们先一起凑钱让张哥住院。

我每天都是走回家的，今天开了一回洋荤，也坐了一回公交车。可我一上车，司机就盯着我看，直到我把那一块钱丢进了自动收款机。可车上的人像躲非典一样躲我。我不就穿得脏一点吗?没有我们民工你们能生活得这么好吗?我要给老婆写信，要她抓紧儿子、女儿的学习，要让他们上大学，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昨夜，我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被人堵住要看身份证，幸好我带着身份证和暂住证，可他们看后说这两个证件都有问题，让我明天到他们办公室去。我的证件都是在政府机关办的，能有什么问题?工友说，他们就是这样敲诈人，明天你带200元就能把证件赎回来。今天早上我去他们办公室，还真是那样。这些人真是可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我已经在床上躺了3天，干了5个多月，出尽牛马力，没想到老板和主家结了账后，没给我们工钱就卷起铺盖失踪了。我们找了大半个城市也没找到他，现在我身上只剩下几块钱。怎么办?我大想家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真想死!

这说“真想死!”的是小马的最后一篇生活记录。

那天晚上，小马敲门进来，我被他苍白的脸吓了一跳，问：“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李哥，我不租房了，我想回家。”我说：“这没什么呀?”他又犹豫了半天说：“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问：“得多少?”“200元，行吗?”他紧张地盯着我说，“回到家我就想办法还你。”我掏出200元给他说：“别那么介意还不还的，说不定我什么时候还要求你呢。”我感觉他眼里的泪花快出来了。毕竟，除了他租用我的房子外，我们再没什么经济来往。他就这么走了。

过了3个多月，他给我寄来了280元，我正不明白怎么还多给了80元，看了汇款留言才明白：“还有80元是我交的最后一个月的房费。”又说：“在城里时我想乡下，回到乡下我又留恋城里的生活。我还想去那里打工。”

【刘世佳荐自《羊械晚报》】

好人的肖像　作者：朱　瑾

好人不疑

怀疑主义者必定做不成好人。好人不会怀疑自己，也不会怀疑他人，更不会怀疑人生。因为怀疑使人内心软弱，裹足不前。当年的大学生张华跳进粪池救老大爷的时候，会不会怀疑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否值得自己这么做?好人不会去想这种问题。

好人有德

好人是社会道德虔诚的信徒。不管社会道德规范是否经得起反思，好人必定是最最虔诚的信徒和实践者。他们将外在的道德转化为内心的需要，道德行为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用道德之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所以，好人一定不是言行不一的伪道学，好人表里如一，克己复礼。就像刘慧芳一样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媳妇、好母亲，至于最后是否因此就成了一个好女人?则见仁见智了。

好人利他

好人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出于对社会道德的信仰，好人在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这种宗教式的满足是一种精神的回报，有益于身心健康。在如今的媒体时代，利他主义者因为他们放弃功利而得到了名声，放弃世界，却得到了一切。

好人太傻

好人有愚人的气质。愚人，按福柯的说法，属于不正常的人。好人因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与周围的现实显得格格不入，反而成了少数。人们对好人先是怀疑，然后放下心来认定好人的脑筋出了问题。所以，郭靖是大好人，黄蓉则必是黄小邪，因为人太聪明了，就成不了好人，好人一定是一根筋的笨蛋。

好人好梦

好人是理想主义者。好人有一个乌托邦的精神世界，希望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人们在里面互帮互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当然，好人做足了“我为人人”，至于人家是否为他着想，好人却很少去想。如同雷锋就有着无可置疑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

好人单纯

追求简单。思想简单、生活简单、穿着简单、行为简单。简单，所以会有力量。好人排斥多元化，好人善于快刀斩乱麻，将那些蔓枝细节纷纷除去，所以，好人肯定不是一个丰富多面的人，他是单维度的人。就像日本电影里的寅次郎，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他的笑容。

好人不真

现代商业文明以人的欲望满足为出发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好人仿佛与此无关。他们在商业社会中显得不那么真实，他们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也违背了经济学的交换行为理论，所以，从人都有欲望这一点看，好人使人费解，也不禁让人怀疑他们作为社会人的身份是否真实。

好人大同

好人普遍缺乏个性。“天下乌鸦一般黑”，一般说的是坏人，其实，天下的好人才是最相似的，而天下的坏人则各有各的不同。 因为从《圣经》上看，坏人起码有“七宗罪”，而好人与人为善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为克己复礼的缘故，连自己都没有了，追论个性?

好人乐天

好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不会悲天悯人，也不会自怜自艾。好人有着极为外向的风格与气质，和崇高的理想，却对个人生活没有大高的理想，所以，物质上比较容易满足，而在精神上他们以助人为乐，这方面的技术含量也不算大高。因此，好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状态，整天可以咧着嘴角笑。

【赵建军荐自《文化艺术报》2006年1月11日】

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作者：李　普

李普先生简介

李普，1918年生，湖南人。抗日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宣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休退。近年来致力于写作杂文、随笔。出版的书有：《光荣归于民主》(1945冬)，《开国前后的信息》(1982)，《记者甘苦谈》(1986)，《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与妻沈容合著，1995)，《刘伯承元帅传》(1997再版，1992初版名《记刘帅》)，《洋女婿土老帽》(2001)等。

耀邦去世十五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可以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据说拿破伦的传记已经有两百种之多。华盛顿的传记，我书架上就有三种，而且我都不十分满意；难道不可以预期，在我们中国也一定还有人会再写吗?

耀邦功勋卓著。我虽然孤陋寡闻，也知道他做了五件大事，每一件都足以彪炳千秋。

一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答叶剑英的那个俗称的“新隆中对”。他说，全国乱了这么多年，现在人心思定。怎样才能定?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那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依然赋闲在家的时候。

二是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排名最后一位副校长任上，领导和策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三是平反全国冤假错案。

四是给“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安排工作。

五是带头开展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开放。

做第三四两件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做第五件他已经在中共中央主政。

我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改革开放之功。首先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了人们的头脑。一时政治思想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环境宽松起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大大进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可惜这种好形势没能持久。

想必大家都记得，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业的改革开放带的头，这也不能忘记胡耀邦。他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使农业和农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死胡同。那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这五件大事各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既艰难又有趣。

耀邦的一生确实多姿多彩，再说两件事。

一是在苏区杀AB团运动中差一点被杀掉了，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念过一年初中，也算得个知识分子，那还不该杀吗?

另一件事是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小年轻经不住多方逼迫，终于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他这个实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才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88岁，而是58或者68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十年时间。

【选自《同舟共进》】

副部长与院士偏要比一比（外一篇）　作者：李　普

《我与石油有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两院院士侯祥麟的自传，他送了我一本。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读过他的原稿。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香港化学会与中国化学学会联合召开关于精细化工的学术报告会，邀请我和唐敖庆做报告，我作了充分准备，会议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举行。我申请赴港，但港澳办不同意我去，他们说副部长级干部去作学术报告，规格是否太高了?”结果两人都没去成。侯氏当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唐氏也担任过副部长级的职务。

包括院士在内的学者专家与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本来各有所司，也各有所长。虽然政治家不可太无知，外行领导内行很难免出错，但是从政与从事学术与科研毕竟是两码事，打锣卖糖各有一行，是不必相提并论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比的。举例来说，50年代发生的两个大错，一个动员全民打麻雀的千古大笑话、和一个人口越多越好的千古大祸害。当政者缺乏有关的专业知识不要紧，不必深责，只要咨询专家并且尊重专家的意见，这两个大错本来都可以避免。

但是，如果偏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偏要比一比的话，我就很赞成侯氏的意见。他接着写道：“这种事我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发生。一个身为副部长的科学家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并应邀作学术报告，应该是一件提高国家声誉的好事。”

候氏这样说很有道理，我想我们还不妨算一笔简单的账。试看新中国建国以来，当过副部长的人有多少，如果再加上全国省部级干部，数量更大；另外统计一下，我国这两院的院士一共有多少。然后拿这两个数字比一比，差距该是很大很大的吧。这差距，是不是可以说，部长副部长人数很多很多，要你当你就当得，可谓人才济济，要多少有多少。相比之下，能取得院士称号的就少之又少，真正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他们不是什么什么官，不是只要有人任命，人人都可以当得的。

这几十年人们越来越看重做官，重视官位。这是我国封建的老传统，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把各行各业都纳入文官系列，有个现代名词，叫做官本位。佛门本应六根清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料而今竞也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之类。我不知道这官本位是不是防碍他们和她们潜心修行?这事无伤大雅，不必多说了。我想着重说的是，如果这种体制和心态不快快改变，驱使着年轻人个个只想当官，大家沿着仕途奔竞而去，不愿下功夫做学问、不愿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科教兴国”的大业可就要落空，在飞速到来的信息时代我国就更要落后了。

从上到下，快快醒醒吧，快快把那早已过时的官本位丢到东洋大海里去吧!

我的光荣历史

(思考使人快乐)

我今年87岁，腰杆笔直，在电话里声音响亮，还常用电脑写文章。人们夸我身体好，精神头足。这使我更来劲。

大概是70岁以前，在同龄人中我的身体属于下等，现在想必升了一级。

但是属于下等的时候也并不防碍我带头，反而因此成了独领风骚的好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那是夏天，在广东。为了懒得多洗一件衣服，有一天我决心打赤膊。没想到这在我们那个群体里是第一个。第二天就有人喊道：“李普都能打赤膊，难道我们不能打吗?”于是乎“走资派”们大家都打起赤膊来。

这段荣光，我当然常常要向人们述说。

最近结交了一位朋友，刚刚80岁，是位大名鼎鼎的西医。听了我的故事，他说：“见了你李老，大大提高了我争取加长寿命的信心。”你看，我又一次带了个头。

我这个故事好像说明了一点什么。

2005年5月25日

写完了，再看看，觉得欠缺很大。原来，我是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而且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论场合、不看对象，这次也不应当例外。

大体上从70岁之前开始，不仅身体渐渐地由弱转强，思想政治方面也是这样。中年以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无以复加，总之是不用自己的脑子，一直到六十多岁。所以幸亏我寿命长、身体好，才有觉悟和反思的机会与可能。这是我应当感谢的，虽然我不知道该感谢谁，也许是上帝?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甚至不以我为限的更多的人，提高对世事和人生的领悟、加深反思，是一个不应当休止的过程。现在我还在继续，这需要阅读和冥思苦想。人们又说李老每天乐呵呵，这也是真的，我想原因在此。思考使人快乐，快乐使人健康。

2005年5月26日

【邸笑飞荐自《洋女婿土老帽》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红色记忆》　作者：李　普

沈容于2004年12月15日逝世，夏五月满了82岁。

我、两个女儿、她自己，全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她住了三个月医院以后被接回家，晚上小女儿亢美陪她。第8天早晨7点10分亢美起床，见妈妈正常，7点20分洗漱回来，发现妈妈已经停止呼吸。我听到亢美喊叫才起床。

她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她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安祥、平静。可以说她没有受很多折磨，这使我稍感安慰。她去世的前一天，12月14日，她附着我的耳朵说：“我说不出话来，我很痛苦!”

奉上《红色记忆》一本，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是怎样走的。她没有认真下功夫做这件事，可以说这是她业余干的活，尽管她从1983年起就不再上班，并没有正业。

她病中看到这本书的清样，说还打算写许多篇，并且随口说出了一串题目。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那些文章了，太遗憾了!啊，遗憾太多了，岂止这一件呢!

虽然她比我小四岁，最后让我来承担这苦痛，应当说的确比较合适，也可见她比我有福气。有朋友安慰我说：这福气是她前世修的。

我多么希望真正有阴间、有前生、有来世。

我有幸遇到了她，相伴六十六年，这福气也是前世修的吧。

可惜我不会做诗。她去世以后勉强做的，有一首想到今后：

“相伴六十六载，

此别何其匆匆；

应恨不曾教我(初稿为“遗憾不曾教我”)，

如何度此余生。李普于2005年1月10～24日改定

后来，这首诗初稿第三句“遗憾”两个字，我越来越觉得太轻。岂仅遗憾而已哉!岂止遗憾而已哉!便改为“应恨”。这样，最后两句便成为：“应恨不曾教我，如何度此余生。”可惜这时候已经送出去了一大批，都是没有改的。后来还有一位朋友很客气地以试探的口气示意，“余生”可不可以考虑改为“残生”。我谢绝了。沈容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她绝不愿意看到我一蹶不振、落拓消沉，不愿意看到我把今后的岁月“余生”叫做“残生”。

沈容，是这样的吧?

我这样想很对吧，沈容?

【选自《红色记忆》北京出版社出版】

苦难的妙用　作者：狄　马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主权专制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筑皇陵?……而且，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车，动力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就会收获得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也许雄伟壮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但作为人类罪恶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赞美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不能因此炫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诺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蓖，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干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褛；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也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劳役。

【翟明荐自《教师报》2006年2月22日】

升官不能发财　作者：钟叔河

升官发财这句话，清朝之前就有了，但在清朝升官却并不能发财，如果只靠拿官俸的话。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人流三十一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文官的官俸了。

清朝不设宰相，一品当朝的大学士便“位极人臣”了。但升官升到大学士，亦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一百八十石)，按全年十二个月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有银三十两、米十五石，这又如何能发财呢?

那时候，随你做好大的官，自己使用的人，上至幕友师爷，下至门房仆役(更不必说姨太太丫环了)，都得自己花钱；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必须自备。何刚德《春明梦录》云：“大臣许坐四人肩舆，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少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二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人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后只做到五晶郎中(司局级)，《春明梦录》云：“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五品官年俸银一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一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京官廉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各部首长)司(部中等司官)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讲到他自己，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何刚德“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

这些都是公开的额外收入，此种收入“以户部为较优”，但即使升官升到户部尚书侍郎，光凭额外收入生活仍然只能是清贫的。何刚德的乡试座师孙诒经为户部侍郎，兼管三库，有次说家里有菜，留何吃饭，六个碗全是肉类，还有一次，“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何刚德于此不禁感慨系之，不过那“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是谁，他的官俸是多少，食鱼翅的银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春明梦录》却没有说。

【李东辉荐自《深圳特区报》】

“退步”的严峻和无奈　作者：友　竹

新世纪的中国，高歌猛进，一路狂奔。建设，发展，“接轨”，GDP……社会的“进步”，大概连最保守、最悲观的人也无法否认。可是，这种进步无疑引发了巨大的困扰。就在此时，我们读到了《退步集》。

书名的拟定似乎有些偶然，作者在序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不过，在阅遭全书之后，便能清晰地体会到“退步”的严峻和无奈。作为通晓东西方美术的知名画家，陈丹青先生所感、所论，分明浸透了人文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思，乃至愤懑。它远远超越了绘画领域，而涉及众多的社会问题。作者谈文化、教育，谈美术、建筑，谈社会变革，史论交织，情理互动，将一册精炼而不拘体例的现代思想文化读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凌，切实地感受到了自身的“落后”，不少人因激愤、痛苦而怀疑乃至否定本土文化的价值。线装书挡不住洋枪洋炮，温良恭俭让只能招致更大的伤害。尽管留过洋的改革派和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在变革道路、方式的选择上大不相同，但其主张的共同点毋庸置疑，按丹青先生的说法，就是所谓“转型，转型，转型”!转到哪里去呢?转成工业化社会，全面推广以西方的知识系统(声、光、电、化之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改变国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这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惟一途径，舍此靡他。在弱肉强食的地球上，当救亡、转型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当中国人不自觉地、必然地失去了平和与从容，那么，由进步而引发的种种退步，以及种种无奈和悲哀，也就如影随形，紧紧地缠绕着你、我、他的身心。

这是历史的宿命吗?这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必然旅程吗?这个世界的样式，必须越来越单一吗?

丹青先生论教育现状，论城市建设，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其实，“皮毛西化”的窘态，邯郸学步、反失其本的尴尬，未必完全不可避免，至少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聪明一点儿。可惜的是，全民逐利和愚妄贪腐等因素，往往导致我们的“转型”转得不伦不类。以城市建设而论，旧庭院、旧园林，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之所以轻易地成了某些开发商和愚妄官员敛财升迁的烧柴，除了体制、利益使然，也是因为民族文化记忆的整体丧失，这可能是深层原因。

楼台亦似佳人老，剩粉残脂信可怜。钟鸣鼎食之家没有了，破落户子弟无所依归，争先恐后地向暴发户看齐。于是，一批批野蛮、丑陋的大块头“建筑”出现在古城，居高临下，虎视眈眈，毫无顾忌地践踏着整体和谐，惟恐(表面上)不像香港、纽约。假如我们历来茹毛饮血，野处穴居，那倒也罢了，学谁、学什么都是学。可偏偏不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有教养，有根基，如今落到这个地步，可惜，可悲。

倒是确实在西方世界长期生活过的丹青先生，当然，还有更早、更著名的梁思成先生，对东西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看法更为冷静、通脱。丹青先生把胡同、四合院的废墟，比喻为文化刑场。即使“穷怕了”，即使要改造，也可以搞得好一点，没必要把一切都仅仅看成“地皮”。那个遍布神州的、恶俗的“拆”字，如今成了中国的标志之一。China，拆呐!

我们的文化品格，价值取向，是在提升，还是在矮化?高扬人文主义旗帜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促进了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而工商文明、高科技文明却日益简化、固化、异化着人的生活，让你别无选择，乖乖就范，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总在艳羡“进步”，追逐得气喘吁吁，急赤白脸，却来不及想想自己曾经拥有什么、正在丢掉而且还将丢掉什么。

一个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的画家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比平庸的历史、政治教科书多得多。丹青先生对美术教育的议论，尽管列举的事例都在专业范围内，其结论却完全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教育门类。因为，违反规律、违反自然的做法实在普遍，其危害绝不限于一个领域。

丹青先生说，全社会突然大谈人文，这绝非好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人文状态出了问题。诚哉斯言!可他并不一味悲观，也没有停留于尖锐的批评。他告诉读者，中国的事情得有人做，得一步步地来。只有大家一起来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和体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退步。可是“做”的前提是抛却私欲，一切以“事情”为重，尽管它有时与“前程”是有矛盾的。

幸好，我们还能读到《退步集》。

【马玉良荐自《青年参考)2006年2月7日】

韦小宝管理学语录　作者：唐僧他娘辑

人与人的利益交割与争夺，就是政治。

有人的地方不一定有政治，但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有政治。

政治就是妥协。

非妥协，不足以双赢。

双赢不是目的，赢才是目的。

管理是赢的方式之一，但未必是双赢的方式。

企业的管理是政治，企业的沟通更是最典型的政治。

所谓管理，是通过他人的劳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决定了管理中的冲突的必然性。

冲突及冲突的解决，向来是依靠政治手腕而非其它。

沟通是化解冲突的必要途径之一。

所谓沟通，不过是在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谋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所谓沟通，不过是向别人的利益妥协。

如果不是寻求妥协，又何必沟通?

如果沟通的结果不是妥协，那么沟通的意义又何在?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分权与制衡，目的只有一个：兼顾到更多人的利益。

所以，在制衡框架之下的冲突与沟通就更为普遍。

所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过是政治游戏的一种新的玩法。

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讲求的是用心的艺术，而不是单纯的用脑。

用脑的艺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自然问题，但在社会问题面前，脑的功能就无能为力了。

用心就意味着运用人性的弱点，用脑则是单纯的技术性操作。

完成一个监事会章程草案，用脑就足够了。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监事会，就必须用心才行。

用心的目的，是要考量到他人的利益与欲求。

如果你能够了解到人类的欲求，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上无往而不胜。

人类的欲求是动态的，但目标指向却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人类的欲求指向只有一个方向：利益。

利他主义与趋利行为并不矛盾，这取决于行为者的经验与智慧。

数学上的无穷大与无穷小是同一个东西，在经济上的利他主义与极端自我也难以区分。

只有自我的，才是利他的。因为，无论你是谁，你都是公司最具价值的资产。

只有你的利益最大化，才会有集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是米囤下老鼠的哲学，也是现实的哲学。

【刘畅荐自《新安晚报》】

读“高祖还乡”的联想　作者：章　明

《史记·高祖本记》中记叙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即位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沛县的经过，是一段极有情趣的文字。短短数百字，既慷慨激昂，又缠绵悱恻；既有帝王气象，又富于人情乡味。太史公的手笔出神入化，令人叹服。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免除税赋劳役)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设帐)饮三日。……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委婉曲折，红火热闹。谁能相信这是二千多年前人写出来的呢?它岂不几乎是明白如话吗?谁又能说“愁苦之情易状，欢愉之辞难工”呢?就看什么人来写了。刘邦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胜利了，得志了，毫无骄矜之态，而是翩翩起舞，慷慨悲歌，当众泣下。他随口唱出的《大风歌》也成了千古绝唱：七百多年之后，它被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人经典性的《昭明文选》之中；二千五百多年之后，它又被新中国的剧作家陈白尘用来作为新编历史剧《大风歌》的剧名和插曲。刘邦和陈涉截然不同，后者取得初步胜利被拥为楚王就骄傲起来，有个老朋友偶然对人说起他的过去，他竟把老朋友杀了。刘邦却不避讳别人说他的并不十分光彩的往事，而且和乡亲们“道旧故为笑乐”，这不仅写了刘邦的气度，也反映出汉初农村经济恢复给人们带来了自信。由高祖还乡联想到项羽的还乡，却不免令人发一浩叹。衣锦还乡，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大人物和常人不同，还乡务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项羽到了关中，先引兵西屠咸阳，把秦宫室烧光，把财宝妇女抢光，把刘邦逼人巴蜀之地，把自己立为“西楚霸王”，然后就火烧屁股一般想要东归故里了。有人给他献策说：“关中西周地势险要，三秦田土肥饶，您将都城设在这里，可以雄霸天下。”假如项羽听从了此项建议，这一段古史可能就要另写了。然而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有人在下面讥讽：“听说楚人就像穿着冠带的猕猴，果真如此!”说这话的人并不是辱骂项羽像猕猴，而只是说天下未定，还乡之事不必那样“猴急”。项羽听不出人家的好心，勃然大怒，烹杀了此人，然后引兵东返。项羽在不该回乡时硬要回乡，一念之差铸成了大错。接下来就是四年的楚汉相争，最后项羽在垓下决战中大败，身负重伤，有人劝他东渡乌江逃脱，他笑道：“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在奋战中自刎而死。这次，项羽在不该回乡时坚决不回，他又做对了。所以宋诗人李清照有诗吊之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大人物回乡，绝不是小事一桩啊!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另一件有关还乡的事情。最近在2005年6月期的《粤海风》杂志上读到彭明道的《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一文，觉得既有精彩透辟的见解，又有鲜为人知的史料，道前人之未能道，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文章在评论毛泽东在1959年6月回到家乡韶山所作的七律时写道：“历代诗人写还乡诗，常把乡音乡情引发的物是人非的情愫加以渲染，而在毛泽东的《回韶山》诗中，是找不到这种情怀的影子的，除了豪情壮志，别无他物。”此说与鄙意不谋而合，我也觉得这首诗就是不回韶山也可以写出来的。文章又谈到：“他请了一次客，请的都是他的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两桌饭，大碗酒。他知道大家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想让乡亲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不一会，桌上就一扫而光了。他想叫华国锋再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在战争年代，数百万敌军都不在话下；在“大跃进”以前，杀十头猪也不成问题，而此时却为两碗红烧肉犯了难。看来，毛泽东回乡也没选好一个适当的时机。这虽是一件小事，恐怕影响也非同小可，因为他老人家只在韶山住了两天，紧接着就是上庐山开会了。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6年1月20日】

乳房两论　作者：王　晖

刚写完题目，兀自先笑出声来：这“劳什子”竞也能拿来作话题，更至于“两论”?

其实，笔者起意撰写这则小品文的初衷十分单纯，仅是偶然忆起了曾经读过的两位文化名人关于乳房的妙论，忍俊不住，思量“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遂援笔缀录成篇，与读者分享。

妙论之一：美国文学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杰作《愤怒的葡萄》，因深刻而艺术地反映了美国农民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所遭受的灾难，被誉为“文学史诗”。这部小说有着一个颇受读者和文艺评论家击节的结尾：为寻找生路而受尽折磨与欺凌的农民约德一家，流浪途中，躲雨走进了一间仓棚，意外地发现一位农夫因患病和连续六日没有进食，已生命垂危。大约是为了让苦难中的人们看到一抹希望的光明吧，危急时刻，斯坦培克“派遣”刚刚分娩的约德女儿罗撒香走到这位陌生农夫身旁，以手托起他无力的头，用乳房为其哺乳……

记得初读到这一段的那一霎时，在我的眼中，罗撒香哪里还是人呀，她分明成了一尊神嘛!可对于这位人间“圣母”的高尚拯救行动，斯坦培克的国内同行海明威却很不以为然，这头“哑巴公牛”挪榆地说： “单靠(罗撒香)那一只乳房，我看无论如何也拯救不了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

细细想来，海明威之言虽语气尖刻，却实是一语破的，欲根本解决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无疑需有清理问题产生基础的实质性变革措施，需要改变因循守旧的社会意识或调整陈腐迁阔的工作思路，需在相关制度和机构的建树、完善方面做上一番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仅仅进行一些善意的表象弥补，那断然是无法奏效的。正是受这一“海氏乳论”的启示吧，此后，每逢再接到要求募捐的通知时，我虽也按章参加，捐款捐物；在街头巷尾或媒体中，再见到人们为某地、某事、某人募捐的场面时，我虽也对募捐组织者的良苦用意和捐献者的崇高爱心产生敬佩之情……但心中还是禁不住打上个问号：这捐赠的功效究竟有多大呢?

妙论之二：文化大革命后期，应茅盾之邀，其妻弟媳金韵琴女士由沪进京，在茅盾家住了将近半年时间。她以日记的形式，对晚年茅盾生活和思想情况作了一段较具体的记录。

据金女士所记，一次，茅盾洗澡后，赤膊坐在起居室内，边休息，边拍打着自己的胸部。金女士见茅盾的两个乳房很发达，就打趣道：“看相的人说，男人乳房大，好做大官。”

你猜茅盾是怎么回答的?“‘是啊，’雁姐夫(茅盾)接嘴说，‘做大官——我做的官可说是大了，可是正像我的乳房一样，大而无奶汁，都是摆摆样子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大、政协之重要，是无庸多言的。

可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产生“严重灾难的内乱”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都遭受了粗暴践踏，已到了徒存形式，实质全无的地步，也难怪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的茅公会有这番感慨之言。察世深邃，应对敏捷，更兼谐言妙譬，勇于自噱，茅公真不愧是满腹经纶的知识精英，仅寥寥数语，已将彼时人大、政协的职能形象描绘殆尽。

顺便说上一句，这一妙论直接有益于我的，则是使我始终贫乏的“语言库”内，从此多了一个词汇：“茅公之大乳。”而稍加留心世事，嘻，我竞诧异地发现，人世间，形形色色的人里，林林总总的事中，诸如“大而无奶汁，都是摆摆样子”的“茅公之大乳”者，还很有那么几只呢。

【邸笑飞荐自《联合日报》】

再谈周扬　作者：何满子

前些年，鉴于许多评论周扬的文章之不能惬心贵当，特别是周扬的若干老部属对他的美化之远离历史真实，我曾作《如何评价周扬》一文(刊于《河北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7月号，后收入拙著《零年零星》)，认为周扬是一个历史人物，关系着一代文运和文学界人的命运；他的是非、顺逆、正负、肯定或否定，应该就他负有重大责任的历史效应的是非、顺逆、正负等作出评价才庶几合理。据此，则将上世纪30年代他以“工头”身份自恃，妄图钤辖鲁迅而损害了人民文学事业这些旧账姑置勿论外，50年代起历次摧残知识分子特别是茶毒文学界的残酷运动，他都是中坚人物，亲手操作的指挥者。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沙化和知识群体的失音，他都是“功”莫大焉的。

在《如何评价周扬》一文中，我除了对人们盛称的晚年周扬“真诚悔悟”略举事实提出了一点质疑外，没有议及周扬的性行和人品，自以为是十分平恕的。这回之所以要涉及这一方面，是由于读了周景雷君《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而引发；且也据事实而发言，自信也不背于知人论世之道。

《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刊载于《书屋》2005年第9期。该文开宗明义就说：“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周扬的经历和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在医院中……撒手而去。”云云。

其实，周扬与法捷耶夫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就以文学上的成就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言，也差异极大。法捷耶夫以小说创作起家，他的代表作《毁灭》虽然还算不上经典作品，却是苏联文学中的代表性著作，流播于世界各国迄今还数得上是那个时期的文化积累的文本，书中描述苏联内战时期的生活有其真实性和艺术吸引力，如美谛克那样的知识分子在动乱中的软弱性格也有其典型性，予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周扬留下了些什么呢?翻译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半部《安娜·卡列尼娜》，编了一本马恩列斯的文学语录。自己的最重要的“创作”成绩只是狠整知识分子的动员令式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之类讨伐令。而且，连这些助“左”为虐的报告也未必全是他的亲笔，而是秘书为他起的草，他须授意并点定一下的官样文件。至于被《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所大肆称颂的“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亦即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的报告，则是邀请王元化、王若水等人起草而成的，有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见《清园自述》)为证。周扬本人那点水平还写不出来。不幸的是，这篇周扬晚年想挣扎着向舆论卖好以图东山再起的文章，偏遭逢打击，倒成了他“抑郁”不起的张本。周扬晚年如有悔恨，此举可能是他最为揪心的痛点。

周扬与法捷耶夫的社会身份也不同。法捷耶夫始终以文学家立身，至死也只担任社团性的作家协会的领导，并未涉身官场。周扬则是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长官，作协、文联之类只是便于控制而担任的兼职。法捷耶夫只是因为斯大林的宠信，其意见足以影响文学家的升沉荣辱；而周扬则是可以发号施令直接掌管实权的领导人物。法捷耶夫一生都踏在“文学船”上，而周扬则从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文学界以后，就是一脚踏在“文学船”而另一脚踏在“革命船”上的两栖人物。当文学人民中心为文学权力中心所取代后，周扬又踏上政治船而拖带“文学船”，直到“文学船”在“文革”中沉沦。而“文革”浩劫，正是周扬所衷心拥护并奋力执行的多年“左”的路线车轮滚滚所导致的结果，周扬是自食其果。

周扬正如鲁迅所说，是天生的“工头”和“奴隶总管”的性格。凡“奴隶总管”势必要抢住一个主子，不管是非好恶，都得绝对认定主子的意旨行事，并以此来统驭和管束下属，打击异己。上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就按照王明路线奋力，乃至“拉大旗作虎皮”去妄图压服鲁迅。到延安后，为路线斗争的需要，义无反顾地唯命是从，可以不顾事情的是非曲直，不管别人的死活，都要恪尽其“奴隶总管”的使命。可举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扬的态度为例。

周扬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究长。“鲁艺”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据说，鲁艺大约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务’，有的系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不是‘特务’了。1943年5月23日，周扬笑着对别人说，他过去是特务学校校长，现在是反省院院长。他还在大会上宣称，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大学出版社版)

就是周扬当时令人震粟的态度，当“抢救运动”被肯定为错误，连毛泽东也向公众敬礼谢罪之后，周扬依然如故。据《延安鲁艺风云录》一书的作者写道：

1996年2月27日晚，严文井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回忆道：“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时，周扬问我对鲁艺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抢救运动不太好，不应该那样搞。周扬居然很吃惊，说，你还有意见!”

那就是说，在周扬心目中，是非曲直，哪怕整死多少人，在他是无介于心的，只要遵从上级的安排就是。难怪后来整胡风，整丁玲，整冯雪峰……都不手软。除了他自己做稳“奴隶总管”之外，什么都毫不在乎。

事实昭彰，没有丝毫虚拟，这便是周扬的品性，周扬的人格。

当然，人是多面体，社会关系的总和。也许在别的场合，别的人际关系中，周扬有可爱的一面，如对于那些听他使唤而很得力的部属之关爱，对于不损害其利权的同僚的和洽，诸如此类。而且，哪怕最恶劣的人，只要不和历史大事搭上关系，也于世于人无害。周扬却偏偏嵌在历史里，是个历史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和知识分子不幸的命运的大账中，就不能不记上他的账项，折算起来不能不是负面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马静荐自《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

神仙·老虎·狗　作者：唐德亮

这标题乍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

这三者原本确无瓜葛，但当它们的某些特性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有故事了。

三国时，东吴有个皇帝叫孙皓，此人吃山珍海味，饮玉液琼浆，住豪华宫殿，身边有数千个姬妾供其享用销魂，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恐怕神仙也不如他哩)；此人又非常凶暴，动辄剥人面皮，凿人的眼睛，嫔妃稍不如意，马上杀戮，用水冲走；大臣濮阳兴、张布向他进谏，他就“虎”性大发，不光杀了濮张二人，还灭了他们三族。活似一只恶虎。可是，当西晋大军兵临城下，眼看皇帝做不成了，活命成了头等大事，于是向刘阿斗学习，自缚其身，带着棺材，投降晋军，遂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条狗。

神仙一老虎一狗的特征在孙皓的身上得到了全面的统一。

当代西北有位叫吴庆山的公安局长，也自觉不自觉地演绎了“神仙一老虎一狗”这三部曲。吴庆山当了局长，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住有别墅，食有山珍，坐有香车，睡有佳人，何等风光快活，活像一个小神仙。但他可没有神仙的超脱，而是常常毒打群众，张开老虎般的血盆大口，成百万地敲诈别人的钱财。一旦被捕，则成了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癞皮狗，跪在司法人员面前，哭着乞求保留自己的性命。可谓狗态十足。

神仙是人人都想当的。像天宫上的蟠桃果，谁不爱吃呢?但人间的神仙却不太好当。你想要“住着富豪华，坐着桑塔纳，喝着人头马，搂着十七八”，家财百万千万，能从天上掉下来吗?不能。只得学老虎，凶狠地索取；或者对下级(或百姓)张牙舞爪，吓得别人服服帖帖，毕恭毕敬，像小鸡见了老鹰，像山羊见了豺狼。如此，威信才能树立起来，工作才好开展。

至于狗嘛，从古到今，许多身居要职的人物，都是“能上能下”，既能当神仙，又能当老虎，更能当狗的。抗日战争时期，从汪伪政府到蒋氏政府都冒出了一批又一批“神仙、老虎、狗”，他们的表演上了年纪的人仍记忆犹新。这些人，倘若被捕，有的甚至是主动投降，充当日本人的走狗汉奸。过去，电影中常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中国人跪在日本军官面前，不住地叫“太君饶命”，就是这类人的活写真。据统计，抗战时，中国的伪军多达120多万人，令人吃惊。

如今的官场，集神仙老虎狗某些特点于一身的官员仍然不少。他们虽不一定真的咬死人，但那颐指气使、粗暴蛮横的架势就与老虎相似。他们总是板着脸孔(也有笑面虎)，总是变着法子整下属和百姓，同时，“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媚上压下，老百姓因此称他们为“狗官”。

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指出：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人主(即神仙与老虎)可怕，而没有骨气、出卖国格人格、向敌人摇尾乞怜、甚至变成乱咬穷人的恶狗、疯狗，则是可恶与可杀了。

【马静荐自(南方经济时报)】

永远的李白　作者：含　笑

“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1300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用他的神来之笔，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向我们描述了一幅绮丽变幻、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卷，使多少代人为之心醉神迷、浮想联翩。李白一生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他的诗中既有流连山水的浅吟低唱，也充满了宏图大志不得施展的怨愤呐喊。他那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确实与稍早一点的孟浩然和同时代的王维等大诗人颇为不同，王维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坐看云卷云舒的恬淡自如，安适自足，李白没有，李白更多地希望得到社会以至朝廷的认可，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然而，天生具有的诗人气质，使他屡受打击，虽应诏入京，终免不了受排挤、遭孤立的命运。直到晚年，他犹抱国世救国思想，等待朝廷的再度召见。一生只得以狂放之态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块垒。

李白的人生际遇跌宕起伏，这也使他的情堵大起大落。得意时的自我张扬，“仰天大荚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与失势时的躁郁不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恰成鲜明对比。他既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积郁，又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洒脱。他既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沉静，又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这样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被朝廷召去，又被赐金放还，对诗人的自信心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其中固然有社会的原因，但与诗人自身狂放不羁的性格不无关系。酒只能作为诗的催化剂，却成不了官场的媒介物。不是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吗?醉酒后的狂思乱想，与政治的中和理性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李白天生缺乏为官的素质，历史注定他不可能在政治的舞台上一展抱负，他是一个被贬谪下凡的“仙人”，更是一个狂诗人。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倘若真的让李白掌控朝廷大权，历史将会怎样演绎?李白真的能济苍生、明大道?也许，朝廷只不过多了一位庸官，而历史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大多数杰作都是在遭到朝廷贬谪后写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雄才大略而不得施展，那是诗歌之神给他插上的一双翅膀，以此让他的诗飞翔得更高更远。正是应了那句“愤怒出诗人”的名言，李白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华光异彩的诗篇。他的想象力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诗充满了非人间的奇思妙想，读他的诗，你的思想会飞升到一种如醉似幻的状态，在自由无碍的探索中，获得精神上的高度超越。他对自然的亲近，他对天地万物相谐而生的理解，他积极进取、永不退缩的人生态度，他将开放的社会现实与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完美结合，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这正是李白的伟大之处，是经过千百年的栉风沐雨，他依然鲜活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视野中的缘故。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用诗歌节这样的方式采纪念李白。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来都走这样，当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反而会出现精神上的回溯现象，亦即对本源的一种关照。李白之于中国，犹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是一种文化的图腾。人类不能仅仅生活在物质的层面上，更需要精神的支撑，来延伸他的内心世界，丰富他的生存价值。很多东西会随着流行、时尚而改变，唯有对传统文化的仰慕、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李白的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们，在诗歌的熏陶里，祛除急功近利的物质欲，增添一份精神上的雍容大度，对人生就有了更高意义上的超越和感悟。

无论历史的长河流淌到何时，李白的文化精神将永远流传!

【马静荐自《燕赵晚报》2006年2月16日】

不要误导孩子！　作者：小　涛

记得曾有人发帖质疑过红军是否真的在长征路上吃过皮鞋，可惜的是作者仅仅是从“皮鞋要在水中煮多久，放哪些调料才能吃下去”这一角度来分析，虽然得出来的结果是不可能，但忽视了人在饥饿的情况下果腹的勇气，并不能真正服众。

但我想说的还是这样的观点：红军吃皮鞋是一种善意的夸张，反映的是中小学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上的苍白，短时期内可以激励学生的斗志，长此以往则全误人子弟。

红军不可能吃皮鞋，并不是因为皮鞋不能吃，而是根本就没有皮鞋可吃。

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穿的是草鞋，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配发的皮鞋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皮鞋，充其量是牛皮和人造革的合成品，在那种年代，想找一双真正的牛皮鞋，在红军脚上恐怕是找不到，有谁能站出来说说，红军能穿上皮鞋?既然连皮鞋都没有，又如何谈得上吃皮鞋?

吃皮带的道理也一样，皮带如果能充饥的话，也必须是动物皮做成的皮带，而据我所知，红军时期，官兵系的并不是皮带，而是布腰带，就算有个别人能系上皮带，也不是动物皮制成的，既然不是动物皮所制，那它就没有任何营养可言，既然没有营养，吃皮带和吃泥土的效果就是一样的，这个道理红军不可能不懂吧?

当然，红军吃过树皮，因为树随处可见，而那个年代并没有禁止剥树皮，但如果为了教育后代，硬要把皮鞋强加在红军的饭碗里，不单单是不尊重历史的问题，而是对教育的一种歪曲和误导，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与此相雷同的是，黄继光堵枪眼。

黄继光确确实实是用自己的身体勇敢地堵住敌人的机枪火力点，这点不假，但书本中的介绍是这样的：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为部队进攻争取了时间。

这样的描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就是不懂军事的人也知道，机枪火力点的火力有多猛，机枪子弹的穿透力有多强!不要说区区一肉体，就是几毫米厚的钢板，也全在瞬间被机枪扫得千疮百孔，一个人面对机枪的扫射，常识结果是，不到几秒钟就会倒下，机枪火力对我军的威胁丝毫不会降低，既然如此，谈何为部队进攻争取时间?黄继光用身体堵敌人的枪眼，这种举动是壮烈的，精神是感人的，但此举本身对战争的态势并没有改观之效。

所以现在的孩子听了黄继光的故事后，都会说“如果堵住枪眼能赢得战役的胜利，那就去堵!”，问题是：用身体堵住机枪眼根本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对机枪火力作用的发挥不能制止分毫!

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敌人的火力点严重阻挡了我军的进攻，在这个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迅速地冲到敌人的火力点前，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还没有真正用胸口顶住机枪眼之前，黄继光就已经壮烈牺牲了，第二种是黄继光确确实实把身体挡在了机枪眼前，但也只是一颗子弹就已经使其丧失了阻挡火力的作用，并迅速倒下，敌人的机枪依旧喷着火焰，我军的攻击一样受阻。

既然如此，黄继光的牺牲，和其他战死在战场上的战士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更谈不上对我军的进攻和胜利具有极大的作用可言。

而在今天，我们可以称颂英雄之举的精神意义，但不可盲目夸大行为本身的作用，战争就是战争，不能因为树立榜样的需要而改变历史和扭曲战争科学。当然，如果因此而说黄继光的牺牲是无谓的，对英雄将全是一种亵渎，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提倡，因为保存自己远比消灭敌人重要。如同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个农民而献身一样，有人说值得，有人说不值得，而我的看法则是：对国家，对集体有利就是值得的，对国家对集体无利就是不值得的，回到黄继光的问题上，对战争全局哪怕是局部确实有利的行为就是值得今天赞赏的行为，反之则不然。

当然，如果从另一方面来分析，又或是另一种结果，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选自《天涯》2006年2月6日】

不要过于无知！　作者：闲　话

无意间读到一篇题为《不要误导孩子!——谈红军吃皮鞋和黄继光堵枪眼》的文章，感到十分震惊。我所震惊的，并不是作者的耸人听闻，而是作者的无知，因此颇想和该文的作者商榷商榷。

凡是对我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红军吃皮鞋本是长征时真实发生过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不是一种善意的夸张，只是由于你的无知(或对历史的隔膜)，所以才有了红军并无皮鞋可吃或皮鞋并不能吃的种种臆测。据我所知，红军吃的皮鞋，并不是你印象里的现代皮鞋。现代皮鞋的皮革是经过糅制的(也即“熟皮”)，它使得皮革更加结实耐磨，也使得皮鞋不易变形，这样的皮鞋别说用火烤，就是放高压锅里炖上几个小时也咬不动(不信你试试)。红军的“皮鞋”都是生皮，也就是把猪、牛、马皮简单晾晒干燥之后进行切割制作的。说是“皮鞋”，实际上是用一块皮做底子，两侧穿孔，再用皮条子系起来，也就像个“生皮做的草鞋”。这样的“皮鞋”样子虽然不大美观，但比草鞋、布鞋要耐穿得多。它因为未经过化学加工和高压糅制，所以经过炖煮、烧烤以后还是可以食用的。虽然谈不上美味，但是那些原本是蛋白质的东西在非常时期委实能够延续人的生命。有一个老红军就亲口说过，长征的时候他就吃过皮带，但是用水煮了很长时间，而且是三天才吃完。你忽略了当时残酷的环境。现在别说让你吃皮带了，就是让你吃树皮草根，恐怕你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困难的时候，那曾经是口粮的一部分。

至于黄继光堵枪眼，这也是事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荒诞。人的躯体虽然不是十分坚硬，但是却很有弹性，可以吸收冲击力，而且厚度达到20～30厘米，里面充满了液体，如果堵住枪眼的话，子弹经过人体就会产生不规则的变向，并且速度降低，其杀伤力自然会大降。并不是硬的东西才能挡住子弹，不然为什么防弹衣都用纤维而不是都做成钢板算了?而且，上甘岭战役美军的工事不是钢筋混凝土碉堡，是用型钢、木材和沙包垒筑的火力壁垒，这种防御工事建筑时间短、着弹面积小(因为矮)。由于火力射口贴近地面，为扩大射界，在射口外需要挖出一个扇形的坑，扇形延伸面以外的地方机枪是打不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射击死角)。历史记录得很清楚，黄继光是先爬到了射口旁边，然后奋起扑向机枪眼的。也就是说，他直接扑到了扇形坑的最前端。这样，无论他是否完全堵了枪口，也无论敌人如何射击，他的身体都将留在坑前遮挡住敌人的射界，这就使得美军的火力点基本失去了作用。即使子弹可以穿透黄继光的身体，但他的身躯在堵住敌人的射击孔同时，也挡住了敌人射手的视线，这样敌人的射击就失去了准确性。在战场上，哪怕是争得了几秒钟的时间也有可能会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在我看来，你之所以会写出这样的文章，主要是你过于无知了，而且还怀疑一切。在你的心中，英雄都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小小的环节超出你现有的知识，你就会根据你的想象力颠覆所有的事实!平心而论，你希望不要虚假夸张愚弄民众的用意是好的，但是着力点完全错了，而且貌似很科学的推论，实际完全站不住脚。

我们知道，历史有被掩盖的时候，也有被歪曲的时候，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我们还知道，历史本是有好多种的，一是印在书上的，二是存在档案里的，三是当事人所经历的，还有一种便是藏在老百姓心里的。对于印在书上(即所谓教材里)的“历史”，我们一概地信从自然不对，但若不加甄别，全盘否定或者统统怀疑，肯定也不对。对于历史，不要仅仅以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揣测，更不要以自己的思想境界去揣度我们的先烈。不然的话，照你的想法，江竹筠烈士在渣滓洞里受尽酷刑都不肯变节的事迹也是假的，因为甫志高这个男人都没能过了皮肉关，她一个女人不可能受得了这种折磨；赵一曼一个南方女人怎么可能在寒冷的北方打游击，而且，被日本人抓住后还宁死不屈，也不可能嘛；冷云等八女投江更是无稽之谈，那条乌斯浑河也是子虚乌有的……告诉你，这些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们，都是真人真事。你不知道的事，和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缺乏信仰，更缺乏对历史的了解。

战士们吃皮鞋堵枪眼的事迹，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理性分析而化为乌有。我相信那是真的，而且大多数人都相信那是真的，并且时时受到鼓舞和激励。

【选自《天涯》2006年2月14日】

思方行圆　作者：冯景元

历史定律：留一只眼睛向后看。

千古定律：日正则斜，月圆则缺。

自然定律：无论就积极意义而言还是就消极意义而言，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动词“吃”的连接。

花朵定律：艳的不会香，香的绝不艳。

流行定律：绝不是最好，最好的都流行不起来。

化妆定律：修饰打扮花费的时间，等于需要掩饰缺点的时间。

距离定律：两性之间感情的距离最近，心的距离最远。

好恶定律：没人喜欢聪明的驴，也没人喜欢笨驴。

聪明定律：不等碰鼻子就拐弯，不在一个地方摔第二个跟头。

愚蠢定律：总是踩着别人的影子走，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办事。

摆脱定律：凡是让你痛苦的事，你就甩掉它；甩不掉，就忽视它；忽视再不行，就藐视。

社会定律：行得通的并不表示正确，有时歪打恰是正着。

能人定律：好命医生医病尾；事情接近十全十美时，站出来提出加以改善。

打牌定律：不在拿到一副好牌，关键是打好坏牌，有时候还要不按牌理出牌。

求是定律：谬论和真理只差一步，事实和真理有时要差两步。

认知定律：空壶最响，假货最真。

挥霍定律：嚼着不疼的牙吃饭，决不花自己挣的钱买单。

打猎定律：枪未上膛时，会看见很多猎物。

衡量定律：尺子都是挂在墙上的。

淘汰定律：当脚下穿的鞋子完全合脚时，试样却过时了。

决策定律：越是逼到头上，越要迟一迟，缓一缓。

胆量定律：胆怯的人在危险前被吓住了，怯懦的人在危险中被吓住了，勇敢的人在危险过后被吓住了。

食品定律：对爱吃的东西尽管去吃，绝不要去了解它的生产过程。

经营定律：最不用担心的是，用别人的钱和别人的耐心。

印象定律：不放过一切可以出面的机会频频出面者，定是心有所虚。

拥有定律：拥有一只表时准确地知道时间，拥有两只表时经常核对时间，拥有三只以上表时绝对放弃时间。

幸福定律：当你全身心放松，根本不再想它的时候，它就降临。

艺术定律：要么精而不多，要么多而不精，永远不会多而又精。

标准定律：从来有两个，内部掌握的和外部执行的；或者，上面的和下面的。

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升迁定律：仕人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升值定律：出口转内销，连舆论都是如此。

游戏定律：无论你保龄球打得多“菜”，每次玩至少都会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得下次再来。

无极定律：是人做的东西一定不完美。

价值定律：未有想有的时候价值最高，一旦拥有开始贬值，拥有越多越不值钱。

人生定律：拼命想得到的，都不是最需要的。

独身定律：寂寞是赶不走的东西。

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的风景再美好的了，所以不要旧地重游。

金钱定律：在一切人手中，但不是一切。

财务定律：支票总是姗姗来迟，而账单总是提前到达。

备份定律：学习用左手剪指甲，因为你的右手未必永远管用。

为人定律：办事要“精”，而非卖力。

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策，都将会在结束或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学科定律：绿色的会动的，是生物学；味道极其难闻的，是化学；屡试不成的，是物理学；情况格外复杂的，是人事学；需要上蹿下跳四处跑动的，是关系学。

思维定律：美好在想象中；太美好的东西，都不是真的。

控制定律：最容易控制的，往往比最难控制的还难控制。

邻居定律：将自己的事掩了，拿别人的事当新闻。

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合作定律：一个人花一小时可以做的东西，两个人做至少得花两小时。

生活定律：不属于你的东西一定会走。

组合定律：不管干什么，总是有你希望的人和与你对立的人同你在一起。

资讯定律：统计学永远是形而上的，无法取代生活常识。

物种定律：绵羊的世界必会招致狼管。

老虎定律：王者风，就在有时残暴，有时慵懒。

孔雀定律：正是开屏的时候，露出光腚眼儿。

坏事定律：关键时刻，每个主管都会杀鸡取卵。

市场定律：没有缺陷，精明的经营者也要制造出缺陷。

【翟明荐自《今晚报》《讽刺与幽默》《广州日报)等报刊】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只有让人们看到和听到昨天已经发生的悲剧，今天或明天才能少发生或不发生悲剧。

中国历史显示，在政坛上常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虽然败了，但虽败犹荣，有的人虽然胜了，但虽胜却输。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金奖银奖不如民意的“夸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矿银矿不如百姓的“智矿”。

在一个国家，倘若人们在公开场合说真话令人景仰显得特别值钱的话，那么，有些本来就特别值钱的如文凭、信誉、承诺、头衔等东西肯定就不会再值钱了。

历史老人不止一次地告诉世人，凡是由强权所设计施工的政治建筑物，肯定会随着强权的坍塌而坍塌。

社会的正义莫高于“自由的平等和平等的自由”。在通向实现这一正义的道路上，倘若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那么，社会正义也就难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因为苏格拉底、布鲁诺和张志新等历史硬汉之死说明，与正义结为连理的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歌德有名言曰：“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当今时代，为了最崇高的幸福，则需众人共同呼唤蔡元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博大和崇高的人格。

正义与自由往往互荣互枯，正如哲人有云：“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

一把刀很难削掉自己的把，一个人很难看到自己脖颈后的灰。

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这就给在人治社会的用人者提供了方便：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很坏的人身上找到他很好的或者可以利用的一面，然后把此人予以使用或重用，或予以肯定。相反，也可以在一个很好的人身上找到他的不足之处，而予以不用或否定。重用不用或肯定否定，全凭用人者自己的需要定夺。因此，坊间才有著名对联应运而生：“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2005年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一句名言却牢牢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一个人要想在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不同流合污，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倘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并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能可贵。

阅读古书，我深深体会到古代之贤者对后人的期望，这就是：老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能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如毛泽东所言：“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国很多地方的选举，候选人从不向选民发表施政演说，选民只能根据他们的相貌、服饰和上级的意图等等不相干的因素进行投票选举。这种选举有什么意义呢?民主选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选举人和候选人之间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思想或政治观点的交流，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选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几乎所有的政治评论都认为我国长期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但为何会长期如此呢?

有些国人看到美国黑人康多莉扎·赖斯成为美国国务卿羡慕不已，可是你知道她的父母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吗?你知道她本人是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吗?那就听听康多莉扎．赖斯自己是怎么说的：“我的父母让我深信，也许(作为黑人)你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到，但是你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在实行种族隔离的伯明翰，常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赶上白人的一半。不过也有人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得以跟白人并驾齐驱。而偶尔，也有人愿意付出八倍的辛劳，得以赶在白人前头。”

谁在闽家团圆之际，还能惦记着那些被天灾人祸打碎家庭的悲伤和痛苦的人，谁就是在坚守人性的底线。

为什么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真理高于一切，也高于亲情呢?亚里斯多德在二千三百多年前就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敬佩不已的箴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看亚里斯多德这句箴言就是答案。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宋朝田登做州官，要老百姓避讳他的名字。因为“登”和“灯”同音，所以老百姓“点灯”只能说“点火”。元宵节放灯时，田登贴出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百姓看了十分气愤，就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后来这句话用来比喻治人者只许自己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却不许被治者有半点自由。当今营造和谐社会，如果还用得着这句话的话，当改为“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为好。因为中国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

【刘畅荐自《中国思维网》2006年2月9日】

让我们继续吹牛　作者：郑贺秀

比起民国那会儿，社会风气好多了；比起1960年，饭里的油水多多了；比起非洲大陆，咱们的生活幸福得很；比起非典那阵子，咱们的身体健壮得跟牛一样……生活这样安逸，精神这样爽朗，天气这样宜人，实在没个做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吹牛”，大家借机比比胆量、气量、肺活量!

现在的人们吃饱喝足了，就变着法子吹，把五毛的吹成一块的，把半瓶子吹成一瓶子，把个人的吹成公家的，把公家的吹成国际的……反正吹得越大越好，吹得越邪越好，不把你吹得目瞪口呆，誓不罢休!

不信，你现在到街上看看，带“亚洲”的、“世界”的、“国际”的这类词的匾牌特多，起个三五层的小楼，就敢叫“大厦”；弄个二指宽的门脸儿，就敢命名叫“商贸中心”；超过两个人的理发室，就敢叫“XX美容机构”；请个把黑人当老师，就骗家长说是“双语学校”……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我去“XX食府”赴宴，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找着迎宾小姐，到跟前才发现，这家“食府”里老板厨师一人兼，只有一个服务员!

咱这城市，靠“堵”才能留住水，靠“人造”才能有“瀑布”，靠洒水车才能清洁马路，这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可近年来，带水的名称却频频“登陆”咱这块旱地，什么“浅水湾”，什么“多瑙河”，什么“鹿儿岛”，什么“海洋”“东海”“南海”“北海”“大西洋”……猛眼一看闪闪烁烁的霓虹灯，还以为咱这是什么海滨城市呢。至于说世界各大名城，在咱这儿都能信手拈来名号，像“巴黎”“东京”“伦敦”“台北”“上海”……应有尽有，只要你胆子大，随便叫，随便“抢注”，没人管。假如你脑子慢了，手慢了，没有抢上，你还可以在名称的前面加上“皇家”“宫廷”“御用”“国王”“王后”什么的。抢不上活的“人”，你还可以抢注些既时髦又唬人的“物”，比如“神五”“神六”“旗舰”“奥运”什么的。再不行，实在赶不上时髦，你可以使劲儿地往“古老”里吹，比如“道光”“乾隆”“路易十八”“彼得大帝”什么的。想不起来了，就说“八十年老窖”“一百年陈酿”……就这么去吹，不要怕，大家都在吹。

以上这些“吹”法，属于民间炒作，炒来炒去，也无伤大雅。可是一些做法，却是国家承认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京华时报》报道：又一批学校升格，成为本科学院、大学……让我想到前些时候的学校改名风潮：学校改成学院，学院改成大学，中专改成大专，大专升成本科，城市名改为省份名，改成“国”字号，很是热闹。难道名字改了，学校教育水平就高了?国民素质就见长了?就和领导们爱上“研究生班”一样，既当公务员，又当硕士生、博士生，不行就弄个“硕博”连读，也许这样，领导们的文化水平就真的提高了。笔者心里实在不明白，也许大家心里明白吧!

还是那句话：反正闲着也没个事儿，大家就继续吹吧!

【钟雯琪荐自《格言》2006年第1期】

王伦出招　作者：侯国平

白衣秀士王伦自从上梁山闹革命，就抱定一个远大理想，要在梁山建一座108层高的大楼。谁知，坐上椅子，当上公仆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事，这真应了一句老话，当家才知柴米贵。

说起来，梁山也是个好去处，八百里水乡，鱼肥水美，光收上来的税银，就能装满八马车。谁知，这八马车的税银，还不够梁山好汉们受用的，年年都是赤字，月月都感手头紧，别说108层的大楼，就是18层的大楼，也没钱盖。王伦问摸着天杜迁，这是咋回事?杜迁还没顾上搭腔，云里金刚宋万就抢着说，咋回事，还不是收的银子少，老百姓的负担大轻，所以，咱们这些当头领的才会没钱花。

摸着天杜迁听了宋万的话，半天摸不着头脑。头领没钱花，是因为纳税人负担太轻，他还是头一回听说这话。梁山的农民累死累活干一年，也就挣它两三千块，而目前人均纳税也就两三千块了。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加税不成?

王伦觉得，梁山财政吃紧，不单单是百姓负担轻，纳税大少造成的。他到金沙滩蹲点时，就听老百姓说，梁山是十羊九牧，官多兵少。他虽然不赞同这话，还是觉得有些道理，千辛万苦收上来的税，都用来养官还不富裕，这真的成了吃饭财政。既然都吃了饭，搞建设就没有钱，所以，想建108层楼，就没个影。这让王伦心里很是着急。

云里金刚宋万说，不用急，俗话说，再穷不能穷山寨，再苦不能苦头领。这一等一的事，是保证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抨分银子，盖不盖楼管它呢?其实宋万只说对了一半，光是吃肉喝酒，分银子，花不了几个钱，还有大头是出国，买车，往花旗银行存私房银子，这就深不可测，大发了。

王伦说，为了108，咱能不能小碗喝酒，小块吃肉，小枰分银子?宋万一听便说，这法不行，弄不好会造成官心不稳。

那怎么办呢?王伦总想弄点名堂，叫大家看看，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道用嘴去吹个大楼不成?刚想出个用小碗喝酒的招数，又被宋万叫停了。

王伦没好气说，洒家费好劲想出个门道来，你又说不中，你有本事，说个中的听听。

宋万抓了半天脑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一会儿说，要去桃花山招商引资，把小霸王周通的银子，招到梁山来盖大楼，一会儿说，要去二龙山招商引资，把花和尚鲁智深的银子引到梁山修公路。

王伦骂道，亏你想得出，那些穷山恶水的烂地方，小霸王和花和尚整天跑来跑去乱招商，你还想引他们的银子，白日做梦罢。

宋万实在想不出好招来，便不吭声了。杜迁便说，大王是个知识分子，一肚子是招，这一招不中，再出一个就是。

王伦高兴了，便说，羊毛不会长在狗身上，纳税人既然纳完了税，再叫他们掏银子，总要给个说法，一说加税，人就会急，就喊负担重，不妨变个花样，弄点好话说说。

宋万又接话说，好听的谁不会说，喊爷叫娘就中。

王伦说，光喊爷娘不中，咱又不是叫化子。

杜迁说，大王别和宋老弟斗嘴，快出招吧。

王伦顿了顿说，那我就喊一个口号，叫做人民梁山人民建，建好梁山为人民。

宋万和杜迁，愣了半天，琢磨了一会儿才鼓起掌来，杜迁说好，宋万也说好。朱贵也从酒店打来电话，坚决拥护这个口号。

杜迁说，快把这口号写成标语，满梁山贴它娘的。宋万说，要让口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朱贵打电话说，有了这一招，咱梁山就不愁没有银子花。

杜，宋，朱这三个头领说的没错，如今到梁山走一走，看一看，到处都是这口号。随着这口号的宣传、发动，王伦主抓的梁山形象工程，108层的好汉大楼已经破土动工。

王伦说，盖完好汉大楼，他还准备弄一条环山高速公路，银子哪里筹呢，当然还用这招数。

【刘世佳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13日】

某官诉状【杜撰曲】　作者：刘　征

引言：一官员花钱买官未果，于是状告受贿者……

【曲一】

法官先生清如水明如镜。下官被人欺诈，海样冤情。法律啊，给被欺者以公平，给欺人者以严惩。因此咱上诉法庭，先生细听。

【曲二】

状告局长，我们顶头上司，他有铁腕，有靠山，呼风唤雨有手段。鞍前马后咱随他转，骂娘瞪眼咱随他便。咱就是他手中揉来揉去的一团面，他脚下踢来踢去的一枚毽。赔多少笑脸，吞多少辛酸，应声虫当了五六年，为的是他成仙，咱作个飞升的鸡犬。千不该万不该，他仗势欺人把咱骗。

【曲三】

这一天，喜讯传。扑通通天上掉下天鹅蛋，明晃晃地下挖出黄金砖。局长平步青云高升迁，谁坐他这把交椅由他推荐。瞧阵势，暗盘算：盯住这位子有几双狼眼，嘀嗒嗒，口流涎。咱必须血淋淋割块肉，才能够击败对手鳌头独占。有朝一日局长的纱帽头上颤，滔滔滚滚来财源。有官才有权，有权才有钱，赚大钱要冒大风险，咱要做一桩大交易——买官。

【曲四】

那一夜，静悄悄，密云罗满天罩，没有星月偷眼瞧。咱把局长家的后门轻轻敲。局长回避，夫人来到。传来一串高跟鞋声，扑来一阵巴黎香，秋娘风韵三分俏。这里啊，脱去官场的伪善，摘掉原则的面罩，一锤定音成交，高价买得纱帽，30万元定期送到。

【曲五】

实指望结局圆满，谁成望月缺花残，猕猴儿爬上高竿，风筝儿飞上青天，他撒手抛却竿和线。金鲤鱼落进他人网，咱赔了鱼饵剩空篮。他这流氓痞、诈骗犯，欺压我忍气吞声不敢言。咱青筋暴，眼发蓝，暗吞黄连心不甘。实心的石头变炸弹，老鼠敢把猫儿舔。咱手捧诉状呼青天——冤啊冤!

【点评】

胡闹胡闹，请君莫笑。

并非此官，气迷心窍。

阴阳两面，搞得多了，

因此弄得，两不分4晓。

如此荒唐，古今难找，

请来贾贵，当堂跪倒，

大声宣读，哀哀上告。

【俞伦芳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2月14日】

雷锋下江南　作者：邓伟志

有些人死了，可是还活着。雷锋就是这样一位。

元旦一过，“雷锋”(以下省去引号)活蹦乱跳地从东北出发去江南执行任务。领导要我随其采访。在南方某市下了火车，还没出站，忽见一男青年从大包里落下一只小包。雷锋一个箭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也许是那男青年感觉到大包变轻了，回头一看雷锋正在弯腰，不禁大喝一声，“不许动!不许抢!”没等雷锋开口，他恶狠狠地把包裹从雷锋手里拿走。周围的人都停下来看他们。我急忙前去解释，指着雷锋对男青年说：“这位先生是好心。”那男青年“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走着走着，又看见一老妇人领着三四岁的小孙子。小孙子哭着要老人抱。老妇人两手拎两个包，怎么可能抱孙子?这事被雷锋注意到了，跑上去把孩子抱在怀里，老妇人还没发现，过路人一把抓住雷锋衣领，吼道：“拐孩子……”老妇人见状大喊“救命”。不容分说，警察把雷锋扭走了，我跟老妇人说：“误会!误会!”可是，警察却对着我说：“走开，与你不相干。”我怎么能走呢?也跟着人流涌进了铁路派出所。警察问我：“你是什么人？”

我掏出记者证，警察顿时缓和了态度。但是，看热闹的人中忽然冒出一句：“他们是同秋，刚才就是他指使那家伙抢包裹。”于是，警察又严肃起来。我说：“他(指雷锋)是模范，我是采访他的。”可是，老妇人还是指着我们说：“人贩子。”到底还是警察有眼力，打量了我的西装革履和雷锋的中山装，冷静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拐孩子的事大多了。今天委屈两位，希望你们能理解。”雷锋脸通红。我连声说：“理解，理解。”

走出铁路派出所，已是晚上11点，我提议就在旁边的四星级宾馆住下来。雷锋不同意。我说：“就住今天一夜，附近找不到别的旅馆。”雷锋不得不跟我走。在宾馆电梯里我遇见了一位朋友。我让雷锋先进房间，我到隔壁朋友房里去了。十分钟后，我回到自己房间。雷锋又气得说不出话来。我莫名其妙：“四星级服务一流，谁又惹你生气?”雷锋说：“服务超一流，我刚坐下，就接到两次电话，问我晚上要按摩不?要陪夜不?”我也火了。我们商定，明天向市长反映。

市长是雷锋的老上级，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以为打个电话去，是很简单的。谁知不简单。市长以为我们是来拉赞助的，不肯接，让秘书档驾。我听出不对劲，便说：“我们找市长没任何要求，就是讲点治安问题。”秘书让我们稍等片刻，不要挂电话，然后说：“明晚市长请二位到五星级宾馆吃便饭。”我征求雷锋意见，雷锋说：“不吃了，也不见市长了。你在火车上不是讲透明度吗：我看你就把这一路见闻在你报上发吧!”我沉思了一会，雷锋又接着说：“我不明白，如今人们的思维怎么都喜欢逆向式?”

三天后，通讯见报。我又用笔名配了篇言论。大意是说：要承认现实，正视现实。男青年、老妇人、市长的思维方式无不是现实的反映。如此严酷的现实，尤其需要活雷锋。活雷锋也尤其需要从如此残酷的现实出发，把人们扭曲了的心态再扭过来，把全民族的素质一步一步地往高里提。

【刘可荣荐自《报告文学)2006年2月下】

戏说房地产　作者：爱谁谁

以前，有个地主有很多地，找了很多长工干活，地主给长工们盖了一批团结楼住着。一天，地主的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住你的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永远住下去，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永远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攒的钱收回来。地主说：不错，那租金怎么办?谋士说：照收不误，起个日本名儿，叫物业费!地主很快实行了，赚了好多钱，长工们那个高兴啊!

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城镇了，有钱人越来越多，没地方住，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钱了，咱们给他们盖新房子，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造，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我们拆了房子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可以多盖一些卖给别人，地主又实行了。这次，有些长工们不高兴了，地主的家丁派上用途了，长工们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地主又赚了好多钱。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大城市了，有钱人更多了，地主的土地更值钱了，谋士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赚一笔。地主说：长工们不干怎么办?谋士说：咱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咱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说：他们钱不够怎么办?谋士说：从咱家的钱庄借钱给他们，一年6分利，咱这钱还能生钱崽，又没风险，地主又实行了，长工们拿到钱，地主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们只好排队等房子，直到现在，还等着呢……

于是，长工们开始闹事了，地主有点慌，忙问谋士怎么办?谋士说：赶紧通知长工们，房子要跌价了，别买了，租房住吧，正好把我们的猪圈租给他们。结果，这么多年后，长工们的钱全没了，还在租房住，直到永远……

【翟明荐自《燕赵警视》2006年2月】

一位浙江大学教授让人发冷汗的演讲　作者：黑　冰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上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种想象。”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有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的是，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你没有那个环境，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读高中、大学、硕士、博士时，我都在学英语，花了我很多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一天到晚考这考那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学生，反而让学生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持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市长爷爷说：我向你报告!”市长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三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考得好的几个人却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不要认为教授、博士都是万能的，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与高科技到底是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杭州若有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一个日本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些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衰?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

“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们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们才会出手。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

【倪早菊荐自《妙语》2005年第12期】

黑猫为啥放走老鼠　作者：张　峰

一

黑猫捕到一只老鼠，可是，黑猫在将这只老鼠把玩了一阵后，把它给放了。黄狗见了，对黑猫说：“辛辛苦苦抓到的老鼠，你干嘛把它给放了呢?”

“你当然不会明白了!”黑猫说，“我是和我的上司一起被派到这里来抓老鼠的。现在，上司连根老鼠毛都没有捞到，我怎么能抢了上司的风头呢?”

二

黑猫捕到了一只老鼠，黑猫在将这只老鼠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它给放了。黄狗见了，对黑猫说：

“辛辛苦苦抓到的老鼠，你干嘛把它给放了呢?”

“你当然不会明白了!”黑猫说，“这只老鼠是我本星期抓到的第15只老鼠。上面给我们这些猫定的指标是每周抓14只老鼠，大伙儿都感到任务大重完不成，我一个人超额完成，以后还怎么在猫群里混?”

三

黑猫捕到了一只老鼠，黑猫在将这只老鼠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它给放了。黄狗见了，对黑猫说：

“辛辛苦苦抓到的老鼠，你干嘛把它给放了呢?”

“你当然不会明白了!”黑猫说，“早在一个月前，我们领导就向外界宣布，经过雷厉风行的严打整治行动，我们这个管区已成了无鼠区。昨天，上级领导组成的检查团还下到我们管区搞了无鼠区建设的验收，对我们管区的工作做出了高度评价。我要是不把这只老鼠放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四

黑猫捕到了一只老鼠，黑猫在将这只老鼠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它给放了。黄狗见了，对黑猫说：

“辛辛苦苦抓到的老鼠，你干嘛把它给放了呢?”

“你当然不会明白了!”黑猫说，“你难道没看出来，这只老鼠已经怀孕了。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捕鼠大行动，我们管区的老鼠已经快绝迹了。没了老鼠，我们这些猫的饭碗就会成问题。为了保住饭碗，我们必须放掉这只老鼠了!”

【李向东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月27日】

文革时代口号选　作者：南方时空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八亿人，不斗行吗?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

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踢开党委闹革命!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不是好东西!

批臭宋江这个投降派!

批林批孔批周公!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这个新生的政权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好!

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选自《春秋潮》】

中国贪官“临终”遗言录　作者：李小磊辑

成克杰：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胡长清：一、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二、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三、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写字。四、现在我花你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千万地赚。五、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六、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贾永祥：50多岁了，不抓紧时间享受享受就没机会了。

王宝森：有人问起，你(司机)不要说我在这里。

陈希同：一、(王宝森)财政收入要有点埋伏。二、不要怕培养了“掘墓人”。三、(何平)千万不要回来。

胡建学：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二、“钱”是什么?“钱”就是两个持“戈”的士兵守着金库，伸手就要被捉。

李 真：一、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好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二、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陈 铭：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李嘉廷：一、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王怀忠：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你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二、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

王雪冰：我比部门老总还拿得少。

刘中山：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薛五辰：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肖作新：一、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二、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

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邢党婴：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肯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

邓以铭：过年过节下属给上级送钱很正常，都成一种风气了，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

褚之田：不知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在犯罪。

李纪周：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坑。

廖邦清：当地群众公认我是一名好领导。

蒲树培：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钱，我收受钱财可能不会被发现，也没有人来追究，如果不收就会吃亏。

刘欣年：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

朱胜文：一、大家一辈子不要做贪官。二、帮人办点事，人家拿东西感谢一下，我想算不得什么受贿，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回事。三、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出来做官。官场没有游戏规则，若能退回20年前，我宁愿还是在学校里教书。至少，做学问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四、(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断会有熟悉的官员落马?我感觉制度上的漏洞还是大多。

陈同庆：给我送钱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对我和家人的关心。

赵甫安：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

李润身：一、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二、你知道烧饼怎么掰，怎么吃?谁分大块，谁分小块?弄不好吃烧饼的问题，当不好经理，不是好经理。

褚时健：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马红妹：我是公仆，是公家的人，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李水明：一、我爱人一直反对我收人家的钱财，一次看到我收下别人的“红包”，哭着叫我退掉，我当时确实追下楼退给了人家，可事后却换了个地方再次收下。二、我有时看报刊杂志上的反腐案例，看的也不是警示和教训，而是别人贪敛钱财的手段。

李国富：如果有健康的光明的八小时之外，我就不至于成为人民的罪人。

张二江：一、不让我回去，天门(市)160万人民怎么办?二、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三、都是女人惹的祸。

蒋艳萍：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二、现在有人告我的黑状，但那是不自量力，不论你告到哪里，都有我的人。三、自己本来是很纯洁的，由于自己没把握住，染上了不应该有的颜色。四、在湖南，只要我愿意，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

矫智仁：一、过去医院诊断我大脑缺氧，小脑萎缩，不是我态度不好，是记忆力差。二、咱们(与妻钟某)在莱州市收了那么多钱，想想心里真后怕，你看胡建学判得多重啊，以后咱别收人家钱了!

陈清泉：想发财，就别到地铁来。

李乘龙：我的权力大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全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孟庆平：一、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二、我在女人面前有魅力，我和她们(情妇)来的都是真感情。三、好人坏人看面相也能看出来，你们看我的面相，像个坏人么?

王泽珠：一、我从小就爱存钱，这是我人生一大爱好。二、勤勤恳恳几十年，为党为民，(我)没有对不起党的事。

戚火贵：一、我从未向人要过一分钱，但有些人老是上门送。二、我在东方(市)这些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三、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四、没想到出事这么快。五、我把钱都交了，你们不能判我死刑。

杜保乾：一、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二、什么是新闻?县委书记说的话就是新闻，县委书记办的事就是新闻。

张穗生：我郑重地起誓，我自认为对得起广州市政府。

张昆桐：要让廉政在全省(河南省)公路上延伸。

郝成学：我这(教育局)局长来得也不容易，你想当校长，总得表示表示吧。

慕绥新：一、给我送过钱的，我都不记得了。没送过钱的，我都记得。二、如再做市长(我)会把钱退回，并希望不要再送了。

田凤山：我日你娘，我收你钱，给你办事了。

郭久嗣：我恨给我送股票的人，恨给我找小姐的人!

石巧玲：如果患者(肿瘤病人)知道我出事了，我觉得他们心里会很难过的，在他们心目中我是非常好的人。

宋新生：你们(检察官)干什么?我是有身份的——是税务局长。

丛福奎：佛不佑我!

程维高：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李铁成：最终还是要看谁送的礼多，我给谁的回报就多，给谁的照顾就大，一句话就是论钱行赏。

宋焕威：我要这么多钱干么?

赵士春：像我这一级(副厅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95个，那里面肯定没有我，要再抓，就不好说了。

徐炳松：我受贿赂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李 雄：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我的悔恨，但愿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趟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而前行!

李长河：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我又不懂法。

【选自《万维读者》2006年1月25日】

易与难　作者：家　云

当官易，做人难；

当庸官易，做清官难；

当情人易，做妻子难；

当外婆易，做婆婆难；

当演员易，做运动员难；

当大学教授易，做小学一年级老师难；

看花易，绣花难；

作报告易，落实报告难。

指责别人易，解剖自己难；

让人听你易，叫人服你难。

【邓卉卉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2月5日】

有些话怎么说　作者：曹宗国

有些话在眼里说，

有些话在心里说，

有些话不想说也得说

有些话想说不能说。

有些话当时说，

有些话过后说，

有些话三十年一说，

有些话到死也不说。

有些话对别人说，

有些话只对一个人说，

有些话对相片说，

有些话对自己说。

有些话低眉说，

有些话抬头说，

有些话拍案而起说，

有些话用沉默来说。

有些话用行动说，

有些话用结果说，

有些话用时间说，

有些话要用生命陈说。

有些话对上天说，

有些话对大地说，

有些话对古人说，

有些话对后人说。

有些话用诗说，

有些话用剑说，

有些话用墓碑说，

有些话由山川日月说。

【高 远荐自《杂谈》2006年第1期】

佛祖与贪官　作者：伏牛山

俺是佛祖坐寺院，

保众苍生得平安。

百姓求俺俺乐意，

贪官求俺心里烦。

贪官手里钱堆山，

功德款捐万万千。

款是民脂与民膏，

本佛不花腌臜钱。

求俺保佑官运通，

卖官跑官无阻拦。

求俺仕道顺如风，

贪污受贿没人管。

求俺多交桃花运，

二奶成群妻不嫌。

求俺活上五百岁，

死了西天成神仙。

神仙当腻再投胎，

转生官家还当官。

众多贪官如此求，

厚颜无耻笑俺憨。

当官不为国与民，

枉食皇粮心怎安!

苦海无边回头岸，

金盆洗手快从廉。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1月22日】

特大事故后某领导内部讲话概要　作者：刘德亮

不怕上级批评，

就怕媒体曝光。

报纸广播电视，

个个都要提防。

任何批评报道，

都损地方形象。

没有上级发话，

不准接受采访。

当然也有例外，

欢迎正面表扬。

组织“灭火”班子，

指挥宣传部长。

专门接待记者，

见面好话多讲。

吃好喝好玩好，

地方特产送上。

如果不能奏效，

公安必须跟上，

严密“保护”记者，

最好不到现场。

如果一意孤行，

办法不再多讲。

如果过了此关，

日后论功行赏。

【张 强荐自《一点地带网》】

反喻　作者：陈思炳

如果有人说你“年轻了”，那说明你已经老了。

如果有人说你“很老练”，那说明你还年轻。

如果有人说你“现在轻松了”，那说明你已经下台了。

如果有人说你“很会打扮”，那说明你不够漂亮。

如果有人说你“夫妻现在真和睦”，那说明你俩曾有过裂痕。

如果有人说你“很有派头”，那说明你不够联系群众。

如果有人说你“很老实”，那说明你缺少魄力。

如果有人说你“脑袋很灵活”，那说明你处事很圆滑。

如果有人说你“朋友真多”，那说明你知音很少。

【钟应平荐自《思维与智慧》2006年第2期】

无中“胜”有　作者：静　绿

阅报栏里无报——贴满性病广告。

影剧院里无剧——黄色录像火爆。

歌舞厅里无歌——包厢之中藏娇。

桑拿浴里无浴——“特殊按摩”周到。

图书馆里无书——电子游戏热闹。

考试场里无考——文凭廉价倾销。

办公室里无公——切磋麻将技巧。

会议室里无会——闲谈沾“荤”笑料。

【聂勇荐自《梅州日报》2006年2月16日】

农村老人谈养老　作者：刘春喜

现在“小人”是老人，老人是佣人。

能干，俺是儿女的劳力；不能干，咱就成了人家的累赘。

这年头，有了儿子咱就成了儿子，有了孙子咱就变成孙子了。

人老了，最靠不住的就是儿女呀，歹心的儿女都赶不上好心的邻居。

我养你们18年，你们养我8年还不行吗?

能动一天就得干，不能干躺下就等死。

穷的富不得，一富就了不得。这儿女有了钱就没了心，除了钱就谁也不认了。

这把老骨头靠谁养，靠自己，靠老天哪!

我养人家(儿女)是本分，是应该，人家养我是麻烦，是负担。

人可别老啊，老了难过呀!

孝，是一辈讲给一辈听，一辈做给一辈看啊，没啥大道理，全凭良心。

两个老的年轻时能养一帮小的，一帮小的长大后却不愿养两个老的。这人哪，还真赶不上兽啊。

老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呢，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草。

现在，除了钱，啥也不值钱了。

老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现在的人自己都当爷爷了，还是不知父母恩。

孝心，孝心，尽孝要凭心。现在的人心坏了，没心了。

城里的老人为长寿忙，农村的老人为肚子忙。都是人啊，我们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过去我们常说：小孩享受的日子在后头呢。现在儿女们却说：小孩成长的时候需要营养，你们老胳膊老腿的，扛劲。

老人就是大酱盘子，儿女们都来蘸，酱蘸完了，盘子也就扔了。

【马玉良荐自《生活报》2006年2月8日】

对承诺的一种逆向思维　作者：康　伟

当肉贩承诺不卖注水猪肉时，我们就知道猪肉已经有注水的了。

当房产商承诺房子面积不缩水时，我们就知道房子面积已经有缩水的了。

当建筑商承诺要保证施工质量时，我们就知道施工质量已经不让人放心了。

当司机承诺决不超载时，我们就知道超载现象已经很普遍了。

当的哥承诺决不宰客时，我们就知道宰客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了。

当中小学承诺不乱收费时，我们就知道中小学已经在乱收费了。

当医生承诺不收红包时，我们就知道医生已经开始收红包了。

当个体老板承诺不拖欠民工的工费时，我们就知道民工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

当记者承诺不搞有偿新闻时，我们就知道原来新闻也是可以用钱去买的。

当警察承诺对老百姓的态度和蔼时，我们就知道他们对老百姓的态度原来不和蔼了。

当城管承诺一定要文明执法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执法已经不文明了。

当法官承诺要公正执法时，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执法不公正了。

当歌星承诺不假唱时，我们就知道原来唱歌也有假的了。

当娱乐场所承诺要杜绝黄赌毒时，我们就知道这些地方的黄赌毒已经严重了。

当权力部门承诺不乱罚款时，我们就知道他们中有人在乱罚款了。

当官员承诺不搞腐败时，我们就知道他们中有人已经腐败了。

当大家都在承诺一定要恪守承诺时，我们就知道承诺这个东西已经靠不住了。

【刘世佳荐自《追梦》】

历史的缩本　作者：周稼骏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曾向当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维特克请教，能否将古今的历史缩成一本简明的小册子。教授含笑答道，不必。他巧妙地用了四句谚语，就概括了古今的历史：

一、当“上帝”要灭亡某人的时候，往往先令其有炙人的权势；

二、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历史的陈渣；

三、蜜蜂盗花，结果反使花荣盛；

四、暗透了便望得见星光。

【任法苗荐自《意林》2006年第1期】

中国怪现象一瞥　作者：颜　真

医生吃回扣、索红包

歌星假唱

保安打人

有奖竞猜短信充斥视屏

看演出不买票，索要赠票

不教书的艺人都被称作老师

骇人的食品“科技发明”

路边收购礼品烟、公费药

职称还有叫“高高工”的

球员炒教练

偷藏汽车牌照敲诈

飞车抢包

官员开会桌上摆吃的

女孩不愿被称作“小姐”

女秘书与“小蜜”成一词

国企转制个人成巨富

手机骗人中奖短信

制作假证、乱涂乱画

医院小病大看

偷盗自行车成风

偷割电线电缆

明星做骗人广告

主持人和明星装港台腔

庸医看起疑难杂症

教育乱收费、高收费

贪官卷巨款轻易外逃

医药媒体广告泛滥

著名景点门票一涨再涨

背着婴儿推销黄碟

少数官员入股黑心企业

假烟假酒屡查屡卖

偷果皮箱和下水道井盖

见面给人敬烟

谈生意谈正事要上饭桌谈

喝酒，以不择手段将对方灌倒为己任

喝酒不喝倒就是感情不深，不会喝的、带病的也要坚持喝，直到喝进医院，出院了还要一边吃药一边喝

贫困“大学生”拿着学生证，脖上挂个牌子，跪在大街上向行人乞讨学费

医院、学校成了纯赚钱的商业部门

“同志”原来是彼此间崇高的称号，如今却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蒋平荐自《民情》2005年第11期】

学领袖人物说话　作者：过　客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我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一件好事，却能让别人记一辈子，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书，不仅战士要读，干部也要读，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读!

我说：吃饭的碗，不仅里面要刷，外面也要刷，尤其是碗沿，更要刷!

附言：我小的时候，是在乡下度过的。当时，毛主席每每有了最新指示，人们都要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记得，当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传出之后，一位大爷对我说：你知道吗，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了，深挖洞，光脊梁，不冷吧!

【选自《合肥晚报》】

终于成了候选人　作者：刘　齐

上周末我正在家中闲坐，忽有朋友来电话道喜，说我已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个喜讯太大，别说我这种轻易沾不上好事的普通家伙，就是奖章累累的泰斗听了，怕也是满腹狐疑，轻易不敢高兴。

我认定是朋友在开玩笑。

朋友说，这是他亲眼所见，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大街上不少人都知道。

几天后，我也亲眼看见了，原来是一本厚厚的盗版书。盗版者气度非凡，把我的3本散文《给洋妞算命》、《小葱大酱》、《球迷日记》一股脑合印在一起，命名为《刘齐文集》。封面赫然两行大字：“最新突起问鼎‘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第一部自己插图散文精品集”。其中“候”字误为“侯”，发“猴”音，可读成“猴选人”。好嘛，让猴子选了一把。

翻开书更精彩，有一个化名“老猫”的人，居然不请自来，主动给我(“老耗子”?)写了篇序言，把我夸得面目全非，说我不但是中国优秀作家，而且对“美学造型和艺术”深有造诣，甚至还，还精通声乐!苍天作证，我可是连卡拉OK都不敢唱的笨人。至于“优秀”云云，更是让人脸红。如果说中国有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我顶多能排到一百零一个。如果有一万个候选人，我就是一万零一个。

书中错字奇多，装帧丑陋，纸张粗糙，轻轻一摸，手感很复杂，心里更复杂——都说书是作者的孩子，可这本“文集”算什么?干儿子?私生子?我连跟谁私生的都不知道，突然就蹦出这么个没脸没皮的家伙，满世界嚷嚷，刘齐那小于是我爹!

我冤!

这哪是好人家的子弟，这分明是个怪胎。盗版者暗取了我一片基因，掺点这个，兑点那个，泡一泡，煮一煮，扑哧吹一口邪气，变!就变出一个“猴选人”。

我浑身燥热，有点坐不住了。尊敬的先生，或者女士，你们安的什么心，为何如此把我往死里捧?即使不考虑我本人的承受能力，也应该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啊，就你能突起，能问鼎，我们只能缩在角落里，眼巴巴地瞅着?看把你能的!

我操起电话，试图跟大家表白一下，洗刷一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情，相反还有让我请客的。

我突然醒悟，我这不是犯傻嘛，讨嫌嘛，变着法儿标榜自己嘛。现在的人都比较谦虚，比较策略，想夸自己有名，就说不敢上街，上街得戴墨镜；想夸自己好看，就说总有人性骚扰；想夸自己提了副处，就说正在参加中层干部培训。如今我唠唠叨叨，逢人便说不好了我被盗版了，显然也是在狡猾地吹嘘，刘齐的著作魅力无比，连坏蛋都着迷。

算了，不解释了，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吧。但经济上怎么办?一本“文集”标价近50元呢。盗版就是偷，就是抢，总得有人管吧?

一位公安朋友说，按说警察可以管，但警察太忙，正经案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抓这个，不是没死人吗?再说即使管，也得有线索呀。

我的线索来自一位退休老人，他是在过街天桥上买的“文集”。

昨天，我特意去那个天桥自行侦察，但见一长溜儿书摊，五花八门摆满了盗版书，可惜没有我那本，书商说卖完了。问从哪儿进的货，书商眯眼看我，笑而不答。

顺着藤，却摸不着瓜，只能怨自己没有搜查证。

那也别白来一趟，于是花6折钱买了另一位作家的盗版书，顶着阵阵汽车尾气，没头没脑地回家了。

【李子木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月20日】

古今贪官哪个更不容易　作者：醉　眼

古今贪官，虽然惊人地相似，但是有心总结一下，会发现，古代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贪官不像现在的贪官，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他们只相信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所以，要他们伸出罪恶的手来贪污，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其二，古代不流行纸币，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现在的存折、支票、股票来，笨重多了，既无法藏到床头的铁栏杆里，也无法匿到烟酒盒里。

其三，古代法律野蛮落后。哪像现在，法律文明，且具有人情味儿，往往是一人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贪污，全家没收不说，弄不好还株连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贪官根本不知华夏之外，尚有其他文明国度，所以他们不会脚踩两只船，不会一家两制，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家人在国外定居，再不济，也要提前办好撤退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贪官，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不知逃向何处，很凄惶的。

其五，古代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无机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清廉魔术。比如说成克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时，一提灾区百姓，他就声泪俱下：“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努力为他们做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这镜头，若让古代贪官看到，他们定会脸红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这功夫咋学的呀!

其六，古代贪官口才不怎么样，也不机灵。一代巨贾兼贪官胡光墉，事发后也只会怅然逝去，既不会糟蹋老百姓——说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好像老百姓都是大贪似的；又不会糟蹋人家资产阶级——说什么自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之，古代贪官要想忏悔，找个堕落的借口，不如现代贪官容易。

【蒋文智荐自《生活文摘报》2006年2月3日】

官场论语　作者：岳　晋

题记：吾观国之官场，腐败之事多也，不忍全录之，特小辑如斯，冠以《官场论语》，意在警示世人，不知可否?

赌而时赢之，不亦说乎?有钱自下属来，不亦乐乎?上司骂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官而可求也，虽溜须拍马，亦乐为之。观言察色，投其所好。

见官如不及，见百姓如探汤。

清官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愚蠢也。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

不患人之不送礼，患不大胆也。

钱远乎哉?官欲钱，斯钱至矣。

胡长清忧语“人皆有二奶，我独亡。”张二江说“尝闻之矣：风流有命，宝贵在官，做官威风体面，与人谋而有钱，四海之内皆二奶也。做官何患乎无二奶也?”

食不厌精，脍不厌贵，不入包厢，饮酒无三陪，不食。菜少，不食。酒贱，不食。窝头，不食。红薯，不食。汤不贵，不食。没有野味，不食。肉虽多，不足以解谗。唯酒无量，天天醉。

惟贪官与娼妓难养也，钱少则不成，多则心痛。

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蠢哉，回也!

智者以钱会友，以友捞钱。

蠢才喻于义，智者喻于利。

【选自《华网文盟》2006年2月9日】

茶客留言　作者：刘曰建等

刘曰建(北京丰台)

我订阅《杂文月刊》多年，老伴也跟着看，老伴看过感叹：现在只有《杂文月刊》还讲真话，还反腐败。这话有点偏激，仔细想想也有点道理。看到《杂文月刊．选刊版》今年第1期选登的《又是一个“五十万”》，我震惊了!“甘肃省渭源县优秀教师李建新，教书20年，其中18年间月工资仅仅40元。”在我们整体进入小康的今天，还有这么贫困的“优秀教师”?城里人很难想象，我也想象不到。我虽出生在贫困的沂蒙山区，1965年从部队下来支援西北到了甘肃省渭源县，一千就是八年，后到兰州到北京。我在渭源是25级小干部，工资42．5元，可当时1角钱在渭源能买两三个鸡蛋啊。谁能想到现在的“优秀教师”的工资还不如40年前的25级小干部!这时的40元相当40年前多少元?

我们老说要缩小城乡差别，现在不是小了而是大了。看到城里看场戏几百元上千元，一桌酒席成千上万，那阵势小康社会已然建成，城里宠物医院、宠物食品大行其道，虽有人感叹人不如狗，但阔人爱好且自己出钱，无可厚非。媒体宣传应实事求是，让国人明白富得流油的，并非大多数。不要一面鼓吹歌星大款的烂事，一面把“仇富”的板子打到穷人头上。《杂文月刊》的这篇文章令我感动、感激，谢谢你们。

侯 杰(山东诸城)

读了贵刊2006年1月选刊版黄一龙先生的《又是一个“五十万”》，心中即生感触。文中说我国西部十二省区五十余万“代课教师”每月工资40元，作者被这"40元”吓得目瞪口呆。我心里想，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五十余万老师，每月40元的工资他们也干，而且一直干了这么多年，说明他们还想干，说明还值得干。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那里的人均收入太低，这40元在他们那里绝对是“钱”。细想，他们还是知识分子，有文化，尚且如此，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收入和处境又是怎样呢?文中还说，2004年国家划定的农村人口贫困线是年收入668元，即每月约56元，由是便断定这五十余万代课教师的生活比中国最穷的穷人还穷，这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明一个事实：668元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晒干以后还剩多少?不知道。

感触之二是由文中“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工作相同而报酬悬殊违反劳动法之“同工同酬”而发。尽管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可这“同工同酬”很难实现。现在我国很多单位的职工都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之分，正式工工资高，待遇好，合同工次之，临时工则工资最低，待遇最差。所以很多单位宁愿要临时工，不肯要大学生，这样一来，大学生就业难也就不奇怪了。

我国的法律其实有软硬之分。有些法律，比如刑法，当属硬类，一般情况下会违法必究；有些法律，像劳动法，自然是软的了，只要不出事，便没人管，像工资问题、劳动时间问题、加班问题、童工问题、就业培训问题等等，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正常也正常了，违法的也不像违法了。都说我国法律尚不健全，我看一是法律条款上的不健全，再一个就是执法上的不健全了。要想让我国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必须从这两方面下功夫，缺一不可。

闲 话(天津)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2期有篇文章叫《俺小的时候……》，读后感触很深，我也照猫画虎，续上几句。

一、我小的时候，天天自己坐公共汽车上下学，车来了就上，到站了就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十几站的路程，每天坐两个来回，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如今，孩子到学校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路，家长也要亲自接送，怕孩子路上被坏人拐走了，怕他不小心被车撞了，怕路太远把他累着了。

二、我小的时候，手机这个东西根本听都没听过，上了初中以后才从香港电视剧里知道一个叫“大哥大”长得像块砖头的家伙。如今，我从小学门口路过，正赶上他们放学，看见几个没我一半高的孩子凑在一起，拿着最新款的手机玩蓝牙。

三、我小的时候，打开电视，播的不是新闻就是《黑猫警长》《葫芦娃》，要不就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没什么别的节目可以看。如今，光是电视台就比以前多了几十个上百个，欧美大片、国产大片拼得热火朝天，日韩电视剧、港台综艺节目让人眼花缭乱，孩子们见了面第一句话往往是：“昨天你看‘我猜’了吗?”

四、我小的时候，一放学就老老实实回家写作业，生怕晚一点儿回去被妈妈训斥。如今，我经常看见中学小女生坐在男生自行车后面，拿着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说今天学校有活动晚饭不回家吃了。

五、我小的时候，得了感冒，医生给开了几毛钱的药，吃了两天就好了。如今，我六岁的表弟得了感冒，吃药、打针、输液，总共花了460元钱，折腾了两个星期才痊愈。

2006年第5期

民生为天　作者：张雨生

“十一五”开局之年，面临一件要事是，正视问题，关注民生。要把心思用在为老百姓排除困难上，用在让农民口袋鼓起来的事情上。民生无小事，聪明才智用在这里，才是用得其所，用得适时。

前些时，中国政府网推出大型调查：2006年你最关心哪些问题?反馈信息是：看病难，看病贵，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的是，教育收费贵，贫富差距大，房价过高，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难等。这些问题，不是个别存在，而是有相当普遍性，有的还在膨胀，愈来愈严重。民生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国之大事，民之大事，不可回避。

具体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还会有自己的突出的民生问题。只要做有心人，并不难发现。

元旦春节，父母官来京慰问，都问我，老家有什么困难。我每次都说有，最希望他们解决的，一是农村的道路，二是农民的吃水。乡亲来京打工，我都要详细问家乡的问题，讲的都是实事。一处乡级公路，不足10公里，修了二三十年，至今没有硬化路面。乡亲们讲，上个世纪末，两次按人头收了农民的修路费，可是，收的费没有用在修路上。前年夏天，我回老家，看见这里的路面，到处大坑小洼，积水成泽。孩子说，像养鱼池。坐车走在上面，像跳迪斯科。农民吃水，还是老习惯，到池塘里去挑。今时的池塘水，已非昔日的池塘水。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镇垃圾和排水污染，已使池塘水含有有害物质。路的问题，水的问题，并非只有家乡有，相信当地领导人比我更了解。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是不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

我讲这两件事，希望家乡的领导人看到了，不要不高兴。没有别的意思。尽快把问题解决了，农民一定高兴，我一定叫好。摆困难，摆问题，要讲实话。连实话都不讲，哪还有勇气去解决。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有记者说，他从上海来，那边的水简直不能喝，是黄的。他尖锐地问：“连民众吃的水都有问题，总理先生，你将来的丰功伟业会不会化为乌有。”温总理听了，很动情，并且说：“‘十一’规划我们大多数指标都基本实现了。但是，坦白地告诉大家，环境指标没有完成。”由此想到，去年底，中央免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职，当时看，是因为吉林发生化工事故，严重污染松花江、黑龙江，主管部门重大失职。现在看，还是这位局长先生没有全面完成他的职责。承认问题要坦诚，处理问题要严肃。一个单位，一个地区，都应该这样。

无论任何问题，只要是群众关心的，就应该主动过问，满腔热情做工作。老百姓企盼的，就是政府关心的。政府要做的，也是老百姓需要的。民生所系，民心所系，国运所系，事事牵动人心，件件影响大业。耳朵听不到群众呼声，眼里没有困难和问题，不是明白人。是清醒还是糊涂，是理智还是盲目，是走向胜利还是导致失误，往往由重视不重视民生问题而见分晓。

老百姓的困难和问题，能不能装进心头，是不是积极去解决，对上是个态度问题，对下是个感情问题。要关注民生，要亲民，要以民众福祉为重。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住行饱暖，生老病死，都不是小事。以人为本，已成为立国之本。对此，有没有听进去，能不能去施行，不是态度问题，不是感情问题。我曾参加过一次汇报会，听讲信访工作，一位县长有埋怨情绪，他说有些群众的问题，与政府无关，也要到县里来上访。市长听了，很反感，问他：“你那里是不是人民政府?人民有了困难，有了问题，不找自己的政府，你让他去找谁?”这话问得好。人民政府的官员，不为人民办事，又为谁办事呢?群众找你是信任你；不信任你，他们找你干吗!作为领导干部，对群众一定要有深厚的感情。“我是人民的儿子。”当得起这个称呼的，是最光彩的，最荣耀的。

民生成为要义，得改变政府职能，改变工作作风。所谓政府职能滞后，主要是没有转到以人为本上来。人民政府为人民，职责所系，天经地义。作风不适应，主要是浮躁心态作怪。一项工作开始了，不是想着为老百姓做些什么，而是盯着自己的政绩，想着出彩，想着一鸣惊人。昨天刚刚开过动员会，今天就准备开庆功会，恨不得把工作结果，立即拉到开头。那个结果，又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幻觉，工作被弄得头脚倒置，虚无飘渺。浮躁心态往往被当作豪情，当作自信。这错得很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是全面建设富民社会。民生为天。

【肖国才荐自《学习月刊》2006年第4期／有删节】

据调查、据统计　作者：蒋子龙

据说现代人已经步入“数字化生活”，时时事事处处离不开数字，玩数字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政绩注水”，实际“注”进去的并不是真正的水，而是数字。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以此类推，“新闻出数字，数字出新闻”，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去年一家安全套公司发布，中国人均性伴侣19．3个，居世界之首。一下子让许多成年人无地自容，感到自己亏得慌，看周围的人不吭不哈、一本正经，原来暗地里竟干了那么多。正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忽然又改口说人均性伴侣其实只有6．1个。原先所说的19．3个是想当然，或者干脆就是“猴拿虱子——瞎掰”。那么这“6．1个”就“准确可信”吗?

这类数字游戏见得一多，就会发现他们的玩法也就是那么几下子。

一，含着一半吐一半。

“据调查，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失眠”。“据统计，90％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器官不满意，46％的成年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76％的女性对她们的性伴侣不满意……”

谁调查的、谁统计的?又是怎么调查、怎么统计出来的?这样的数字谁相信了，谁就要自己对此负责。去年12月26日的《广州日报》有一消息，白领张女士跟丈夫聊天，说看到报上有个统计数字，中国的一半男人有婚外情，所以对男人只能相信一半。不想先生立刻反驳说，他看到的调查统计是广州女性中八成有婚前性行为……一对原本好好的夫妻，随即吵了起来，险些闹得分道扬镳。

二，干脆连“据”字都省掉，云山雾罩地直接告诉你数字。

“有资料证实，中国人2005年吃掉了8806亿。”(这是什么意思?吃的是公款，还是私款?抑或是13亿人一共吃了这么多?)

“由中国赌客流失到境外的赌资达到6000多亿人民币。”

“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每月读一本书的人为51．7％，比5年前(1998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有上网习惯的人数比例为3．7％，2003年的人数比例达到18．3％，年平均增长率78．9％”。

“有专家调研，目前我国40—70岁男子当中，有30％的ED(阳痿)患者，ED男人一半出于纯心理原因。”

“除了高涨的不忠指数(男人47．7％，女人32．4％)，13．5％的男人有固定情人，有固定情人的女人数则为8．40％。”

还有：“有一组数字说明”、“有人计算过”，等等等。

三，故弄玄虚，生造数字。

2005年11月29日的《羊城晚报》发表了一位博客网CEO的话：“互联网的时间尺度是以狗年来计算的，我们的一年相当于普通人的7年。也就是说，我在互联网上奋斗了10年，就相当于已经是70狗岁了。”

他的意思很不错，过去有句老话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狗岁”是什么岁?难道还有鼠岁、马岁、蛇岁?

四，混淆概念，吓你一跳。

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低了5．18岁，更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寿命73岁。”

这还了得，站在大潮前头、无限风光的中关村知识分子，竟比普通人少活20年!于是媒体一阵热炒，全国一片惋惜，很自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指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于是，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织课题组，重新调查。最近公布了调查结果：“中关村知识分子人均寿命70．27岁。”

媒体觉得被糊弄了，别看老百姓被媒体糊弄了一点招儿都没有，媒体若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是要追问一番的。有记者致电国家体委，想重新采访李力研，不想李力研因突发心脏病已经去世，年仅44岁。我看到这条消息时脊背发凉。他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人均寿命”两个不同的概念，让中关村知识分子短命20年。他自己却折寿更多。

数字是马虎不得的，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人命关天!

【曹龙彬荐自《今晚报》2006年3月1日】

领导决策正确凭啥得大奖　作者：刘效仁

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决策和指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近日获得中国环保界的最高奖项“中华环境奖”及50万元奖金。有作者在2月23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撰文予以褒扬，认为“实在是奖归其所”。笔者对此则持否定态度。决策正确和指挥有方当是领导干部的份内职责，如此重奖值得质疑。

首先，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选择路线时绕开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中心区域，实在绕不开迁徙路线的，就采用架桥、建缓坡、修隧道等留出通路的方式与野生动物“和平共存”；保护沿线地区的植被，避免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这已成了世界共识和国际惯例。在青藏铁路建设这样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坚持环保和发展并重的科学发展观，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也仅仅是依法而行，循例而为，算不上什么重大的发明和创新。

其二，实施对重大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并非一人之力，亦非一人之功。尤其是青藏铁路建设这样的特大项目，投资额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为环保就多花了15亿元)，决不是二十几年前长官意志那会儿，个人拍脑袋就能决策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有专家早就指出，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块净土，也是全世界生态条件最脆弱的地区，稍有疏忽就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导致无法挽救的生态灾难。可见，专家学者对于建设决策的意见和建议，亦是相当及时和有益的。可以肯定地说，青藏铁路的建设今天能实现环保和发展的双赢，当是民主决策、专家决策、程序决策、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的结果，非一人之功。

其三，所谓领导，就是领路的人、导向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理当善于尊重和吸纳专家和群众智慧，博采众长，从善如流，严格按照法定决策程序办事，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决策。这既是领导综合素质的体现，亦是份内的职责，谈不上是什么重大的立功表现。

基于此，授予孙永福中国环保界的最高奖项“中华环境奖”就未免太过张扬。而将50万元奖金归于已有，绝非“奖归其所”，而是“谬奖”，奖错了对象。

【王翔宇荐自《中国保险报》2006年3月3日】

咋没有人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　作者：惠铭生

日前，安徽省宿州市灵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爆出敛财“食物链”——交警明目张胆“吃”司机、公安局原领导肆无忌惮“吃”交警、交警内部逐层“吃”，近两三年“罚款”收入有两千多万。2005年12月，高踞“食物链”顶端的原公安局长王建华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当地老百姓放鞭炮庆祝，人们张贴标语表达心情，“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为我县公安清除一害，使我县广大人民得到安宁和谐生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青年报》2月16日报道)

一个腐败分子被查处了，一个荒谬透顶的敛财“食物链”被打断了，于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灵璧县人民放起了鞭炮，张贴标语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但是，笔者想质问的是：咋没有人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

灵璧交警“吃”老百姓“吃”得有多狠?有多凶?我们可以有“实”为证：如2004年，局里两次把全县所有警察包括110巡警、基层派出所分成1叶组，每组每天要完成扣罚100辆车的任务。为了拼命逮车罚款，警察24小时上路，见车就拦、就找毛病、就罚，进行鸡蛋挑骨头般“查找”毛病，车牌照挂歪的、牌照脏的、灯光不全的也照罚款不误，甚至趴到车下数钢板、用皮尺量车高。只要拦下车，就能找出毛病，雁过拔毛。有的大队领导下达罚款任务时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弄，到每个月20号，必须把钱给我弄来，哪怕你去偷、去抢、去借，任务得交齐”。还有一位领导更绝，说“你们下河捞，也得给我捞够这个钱”。为了罚款，该县交警大队到了无比疯狂、无耻的地步。于是，老百姓成了“唐僧肉”，任由交警宰割了!

值得提醒的是，现在，一个王建华被司法机关逮捕了，如此祸害地方百姓的龌龊行为，其责任是否只让王建华来背负呢?我想，不能!毕竟，该县交警大队多年来继续着比偷比抢还要卑鄙、恶劣的乱罚款行为，虽然图的是个人、“小集体”私利，但打的旗号是“公安局”的，代表的是一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是“公权”。因此以笔者的逻辑思维，我认为原公安局长王建华以及部分干警是有罪的!但是，作为灵璧县县委、县政府的个别领导，也难辞其咎，不应该保持沉默，而应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

面对愈演愈烈的灵璧县交警敛财“食物链”，该县个别领导干部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妨从一些“小事”看出一些端倪，譬如交警乱罚款从2000年就开始了，一直蔓延到2005年底，一个小小的灵璧县，对于交警多年的疯狂罚款，路人皆知，领导岂能不知?该县县委一位主要负责人招商引资来的几家企业有特制通行证，“此车为xx厂拉料专用车，请各路面中队执勤岗检不予处罚，特此证明”，盖的是县政府的章。有的一车装了百十吨，把一座桥都压断了，交警也不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恰恰说明地方党委、政府不是不知，而是充耳不闻，甚至形成一种默契，助纣为虐。那么，又该由谁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

一个小小的灵璧县，只是近两三年，交警打着“公权”的名义从司机口袋里强行“抢走”两千多万元，罚得地方司机不敢上街，外地车纷纷绕行。但是，灵璧县的人民还是把掌声与感谢真诚地送给了地方党委和政府，这是怎样的觉悟与境界?这是怎样的气度与信任?但是，面对用人失察、监管无方无力的地方党委政府里的领导干部，面对肆虐多年、祸害百姓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咋没有人有勇气，有胆量地承认过错，担负责任，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这对于受害多年的地方百姓而言，公平公正吗?

在此，笔者纳闷的是：侵犯民意、民权的，往往是一个或多个行政部门打着国家公权的名义实施；但担责的凭什么是一个或几个单个的个体?咋就没有人以政府的名义向受害者谢罪道歉或承担责任?

【王翔宇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17】

零打碎敲　作者：魏得胜

被告只因总理子

前年看一则电视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儿子，因牵扯一起腐败案而被起诉。沙龙之子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被起诉，是因为我父亲是总理。”

嘿!瞧这话说的，给一国总理做儿子，还做出麻烦来了。这要在专制国家，别说是给一国总理做儿子，就是给一小县官做儿子，满天下(县官权杖下的那个天下)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而且他就是犯了什么罪，只要他老子在位一天，谁都不敢说个“不”字，何况更大级别的人物?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事，全是超级绝密，议论尚且犯忌，别说有事追究。在专制国家，父母为官者，子女多翘起尾巴做人，狐假虎威，侵扰城乡；民主国家，父母为官者，子女多夹起尾巴做人，谨小慎微，免遭非议。专制社会的官场多是父赃子黑；民主社会的官场多是父廉子洁。因此说，衡量一个社会的好与坏，不要按个例去说法，看整体、看主流，一切就全明白了。

怀上一颗“革命”心

章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回忆说：“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的位置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同舟共进》2004年第1期)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革命”会让许多正常人变得穷凶极恶起来，如最最自认为革命的范元甄(李锐前妻)，“文革”中，她“骑在女儿(李南央)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书屋》)2001年第6期)，就因为在她看来，女儿是跟爸爸一模一样的、不怎么“革命”的“小李锐”。“文革”中，许多怀上“革命”心的人，不是首先对自己的家人下手的吗?能对手足下黑手的人，革他人之命的时候，能心慈手软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很少把人变成建设家，更多的是把人变成破坏家。

一叶难遮全身羞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延伸开来，思想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是以触想小布什语：学习好的，去当教授；学习差的，去当总统。一笑。然以读书论之，又一思。《纽约时报》载文，美国开国迄今43任总统中，有22位是爱书人。就藏书而言，老罗斯福大约1．5万册，杰斐逊7千册，华盛顿1千册。且征诸美国历史，爱书总统远远较其他总统杰出，极不爱读书的两三位总统则排在最末尾。

爱读书的总统，能没思想吗?所以，小布什的话，也只是调侃、自嘲。位及一国元首能自嘲，说明还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不然那么多有想法的美国人，也不会选一个没想法的人去当总统。进而再发挥：民主政体下——有思想者，才去当选民；有选民所思所想者，才去竞选总统。总统为民，却受制于民，体现的是思想与智慧，胆量与胸怀。乏者，瘪三也!用一叶“思想”遮羞者，超级瘪三也。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2月22日】

文人拍马　作者：柔　草

文人脑门上顶着学问，肚子里揣着远大志向，个个天生就是做官的料。可惜有些人得道成仙，有些人则像孙猴子翻跟头，翻来翻去还是在如来的巴掌心里，闻闻指根上的尿臊味，自己到死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身处官场，不管你是文人武夫，非拍马屁不可。不然混不下去。当然也有不拍马的高人，不过如同圣人一样，属于濒临绝危的稀有动物。满脑子想做官的丈人，不是反对拍马，而是不会拍马。毛病不在拍马本身，而是在拍马之外。关键是内功没有修炼好。

首先是他有心理障碍。文人读过一点书，知道违心地说好话甚至颠倒黑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有个价值选择。所以，他的马屁话还没有说，先就有些难为情。这一犹豫，就失掉了良机。而职业马屁精烦不了那么多，他们视官场拍马为天经地义，就像人要吃饭做爱一样。所以，当一帮人众星拱月的时候，马屁话总是被那些职业马屁精抢先说了。就像那些抢答类的娱乐节目，智商高的，脑子里答案一大堆，反而得不到高分；相反倒是那些不懂多少，连蒙带唬的人，常常胜出。因为他没有选择的顾虑，逮着就说，反正对错的机会均等，蒙对一个算一个。这就是胆大的胜胆小的，拍马也一样。

但是大家都拍，你不拍，你就成了异类。一群秃鹫，互相打量，忽然发现混了只鸭子，鸭子能不恐慌么?所以，咬咬牙，豁出去了，还是要拍。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他就是拍马屁，也得讲究语法修辞逻辑，弄些比喻烘托夸张什么的，搞得文采飞扬。何况人家满腹经纶，可以济世安邦，不仅遣词造句要盖了那些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职业马屁精，还要善于利用拍马展示才华。可是，在被拍者看来，他的马屁变成了炫耀学问，这很让人不舒服。何况马屁不在文采，而在态度，丈人拍在嘴上，心有不甘，常常言不由衷。而被拍者历练多去了，就像验钞机，只要眈一眼，马屁的真伪就全然验个明白。

糟糕的还在后头。丈人书读多了，容易患得患失，疑虑重重。他们拍过马屁之后，常常又后悔，因为内心深处尚有良知，不过迫于当时的场面形势也跟着拍，违心地说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想想毕竟心里有些龌龊，开始不平衡了：大家都是人，我为什么要拍他啊!丈人要面子，一旦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便耿耿于怀，总要想方设法找回来。一种办法是在心里大骂自己不是东西；还有一种则是找碴儿同人家斗嘴吵架。他自己拍了马屁，觉得丢人，却要怪别人，这正是丈人不讨喜的地方。

最要命的是，他为了挽回面子，找回一点心理平衡，会在私下一些场合，讲一些对被拍者(通常是他的老板)不恭的话，甚至大加攻击，以此展示立场，表明自己有种。指望借此洗刷拍马的污点，或者给人感觉干脆根本就没有拍过。这属于阿Q的做派。可是，小报告立即就会到老板那里，而且经过深加工。老板听了，心里立即对他反感，他先前当面说的那些马屁话，不仅烟消云散，更令老板怒从心底生。他会认为此人面是心非，比那些从来不拍马屁的人更可恶。

职业马屁精们，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他们在拍马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自己，必须从骨子里认定，自己说的这些，根本就不是马屁话，而是千真万确，本就如此。所以，他根本不会反悔，更不会去为了什么面子或心理平衡，再去另说一套。

【刘世佳荐自《现代快报》2006年2月23日】

用人当疑　作者：郭振亚

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意思是用人者，要对别人猜疑的话，就不要任用他；既任用了别人，就不要猜疑他。表示用人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过去爱看古书，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而今阅历渐多，反倒觉得“用人要疑”才是“硬道理”。

就拿笔者来说吧，倘若我做了一个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我会是一个清官呢，还是一个贪官?一、我可能是一个清官。小时看小说《包公传》、《大红袍》，读到包公、海瑞为了还普通老百姓一个清白，常常冒着丢官、丢生命的危险，去和朝廷抗争，常常禁不住为古人的高尚行为而感动、而流泪。凭着我对清官的崇拜情结，我若做官，还能不以清官为榜样，做一个好官吗?二、我也可能是个贪官。今天，年龄虽然已经一大把了，但还是禁不住金钱的引诱，有时也会买几张彩票，企图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有时逛街，看到一个靓妹酷姐，也会本能地给对方增加一个或两个三个“回头率”；我若为官，面对金钱、美女，我是否会步严嵩、和珅的后尘?

我连自己都要怀疑，对别人我会100％的信任吗?

承诺、誓言，你不能不相信，但也不能绝对相信，年轻人常常对自己所爱的情侣表忠心：爱你一百年一万年，海枯石烂不变心，还有流传了几千年的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等，这些誓言刚刚发出之时，也可能是心灵的真实写照，但激情一过，又去寻找新的刺激，包二奶、包三奶等不正常现象也都变得“正常”了。对自己所爱的恋人，发过的誓言尚且靠不住，何况对其他人呢?

陈胜在起义之前，曾和朋友们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可他称王之后，那些朋友去看望他，他就因直呼其名而感到有失自己的尊严，因而把一些朋友杀掉。你说，他的誓言能当真吗?

美国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上下左右，都要对总统进行严格的监督。而当年那个“副统帅”口口声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崇拜到盲目的程度”，透过这些热辣辣的语言，你还能对他有所怀疑吗?然而，就是这个高喊“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居然心怀叵测，要夺取最高权力……

今天，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贪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用人不疑”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一条原因。大贪官李乘龙说过，自他当上玉林市委书记后，上级对他很信任，“谁也没有给他打过任何招呼”，“当地公检法有求于他”，谁也不敢说什么，这是他走向罪恶深渊的原因。巨贪胡长清也说，“我就像一只猫，被关在了牛棚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意思是，大家都很信任他，这是他的胡作非为长期不暴露的缘故。这不是“用人不疑”的恶果吗?

倘若“用人要疑”，不管你说得如何动听，上下左右都能“听其言，观其行”，实行全面监督，综合治理，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当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云世娟荐自《三湘都市报》2006年2月15日】

荐稿人语：

此文既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有说服力。

博士为何寻“开心”　作者：阮　直

央视的“开心辞典”自从打出招聘王小丫的“魅力搭档”广告后，应聘者已有4000多人，这其中还不包括30位博士生也去推波助澜。

到底是谁的魅力，让一个岗位4000人去争呢?我想不会是王小丫，开心辞典的主持如果是马大牙了，他在招搭档，应聘者也不会少于4000人。那么是“开心辞典”这个节目的魅力?大概也不是，换成新闻联播招一个搭档，应聘可能会更多。那就是央视了，它巨大的覆盖面像阳光，全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夜之间就灿烂起来。我们这块土地有非常适应名人成长的肥料，只要你一出名，顿时就成宝，十年寒窗读博士，不如央视一年做主持，如今这博士还有的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你的收入、你的待遇，也无法与央视的主持人相比，再不聪明的博士也都知道这个现实吧。如果这博士不是太钟情于自己的专业，嘴巴子又有快频的优势，自然全想当主持人了。

如果一个博士不去拼搏自己的专业，要去央视“开心”，或许人家那个博士有个中的原因，如今是30个博士都要撂荒自己的地，去抢人家的田，这就不是博士们不争气了，而是我们让博士们茁壮成长的那块地儿还有点儿贫瘠。如果一个博士的待遇不低于京郊的一个村长，北大的四位博士为什么会舍弃自己的专业，去竞聘京郊的一个小小村官(新华社3月3日消息)?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如今这博士已不是当年的博士了，博士的学问“不博”了，报专业时就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而是报大家都不喜欢的，读博士不是为了学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要学位，这样的博士，也无非是戴上了一顶博士的帽子，而不会有博士的脑袋。一个不如技工更实用的博士在吃皇粮的机关里还好混事，但在已走向市场的企业里就没人供奉你。

这样的博士是有的，但这样的博士不是多数。博士们的眼睛里总是看着人家那片云彩有雨，其实是博士们精明，如今当上一个央视的节目主持人，要比20个工作在省社科院里研究马克思、研究市场经济的研究员的收入还丰厚。不要笑话我们如今的人怎么都物欲化了，连公务员的等级标志不也是官越大待遇越高吗。

一个社会里高学位人群的择业取向，就是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一张试纸。就像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愿意选择大中型企业去当工程师，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都想进革命委员会去“掺沙子”，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就喜欢进研究所搞科研了，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则向往外资的独资公司，21世纪的高学历者大多集中在党政机关了，自从央视找来那个“世界品牌实验室”的评估机构给央视那个“名脸”李咏定了个4．2亿人民币的身价后，凡是名人的身价都水涨船高了，商家知道自己打造一个名人就不如利用一个名人了。于是当下，凡是有条件能名起来的人，决不会不名。修炼不成名人，先打造出一副名脸、名嘴，也会一鸣惊人，人若一出名，身价准火。就像湖南卫视去年推出的几个“超女”，其“市场价”一个顶几十个博士。

看来是我们社会的价值现让博士的学问贬值了。那么是谁管着一个社会的价值现呢?当然不是央视，不是商家，不是社科院，更不是老百姓。

【王翔宇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3月13日】

作家不能“生活在别处”　作者：向继东

在文坛制造泡沫的时代，我早巳不大读文学了。春节期间，远在南国的林贤治君电话告诉我，他和章德宁主编的《2003文学中国》已给我寄了一本。林君还说，现在“年选”之类的读物很多，但他跟别人选的绝对不一样。他把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随笔等“一锅煮”了，这是没人做过的。他还想把“一锅煮”的选法做大，争取一个季度选一本，但要有销路，出版社才干。因此，他希望我能写一点关于此书的文字。

收到书后，我没有整段的时间来通读，但断断续续读完了。原来我担心自己无话可说，会辜负林君一番雅意，但一读之下，竟然不吐不快了。书中以思想见长的几篇，如连岳的《科学精神》、张鸣的《义和团的药方》、泰晖的《谈死》以及王怡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等，都让我引起共鸣；但这里不表，就说说描写底层人物的几篇诗文吧。

我虽是农民的儿子，但混入这座都市十余年了。十多年来，耳濡目染，看着城市楼房越来越高，街道越来越宽敞漂亮，不知怎的，自己的脾气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曾野心勃勃，试图有所作为，然而却又无能为力。尽管，我也将目光常投向那些睡在街头的民工，睡在夏天里任蚊虫叮咬、冬，天里任寒风刺骨的工棚里他们是都市里真正的最苦最累的人，但我从来没有用文字直接状写他们(因为我试图操用“精英话语”，学着忝列“精英”去了)。读到《2003文学中国》里夏榆、邵燕祥、郁金等人的诗文，对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我是深感愧疚的。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也变得麻木起来?我又说不清。也许，就在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或慷慨漱愤、或转而变得无奈的时候，我真的变了。

中国有多少作家，至少是敷以万计吧。夏榆是不知名的，但夏榆的文字是不可多得的，是歌舞升平的另一面表达。其散文《失踪的生活》写到一个没有姓名的“坏孩子”——在北京的严寒的冬日里，他(或她)从“少管所”接连向“姐姐”发出两张呼救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千万千万。”“姐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冬天更冷，盼姐能寄棉衣给我。千万千万。”(这孩子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他(或她)等“姐姐”“寄棉衣”，可是“姐姐”哪里去了?为何不来领取明信片?待“我骑着自行车”找到明信片上那个地址时，终于得到确凿消息，那个“姐姐”叫“周洁”，可是，“周洁”于两个星期前已割脉自杀了——而这事，就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区旁的西苑乡!北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骄傲，曾出现不少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今天也同样有不少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但“精英”们关注的是上层，一个少管所里的“坏孩子”和“坏孩子”的姐姐“周洁”，自然不会进入他们的视线。“忽然／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眼神／没有了呼吸，只剩下／两三个字的姓名”，“戴着矿灯的生命／是怎样死去”(邵燕祥诗《衷矿难》)，“精英”们压根儿就不想知道。“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郁金诗《狗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但我们的作家又有多少人能正视这种真实?从银幕到荧屏，要么躲在死人堆里津律乐道；要么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叫嚷要让康熙“再活五百年”：要么“装模作样，沾沾自喜，趾高气扬，酷相十足”……

大时代出大作家大作品。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但没有反映“大时代”的文学。作家们仿佛“生活在别处”，或是加入了“吾皇圣明”的大合唱，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悲悯心彻底泯灭了。

有人说，李白和杜甫同样是伟大的诗人，但我更喜欢杜甫，更喜欢白居易。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篇什，每读一次，都能让人良知猛醒。那唐王朝的繁华，其实只是“皇亲国戚们”自家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历史的真实。什么“当家作主”呀，什么“主人翁”呀，其实都是一种说辞啊。长沙网民曾发贴子“致市长”说：“我们看着城市的大楼一座比一座高，一栋比一栋豪华；官员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一辆比一辆豪华；但都不是我们的……”是的，他们必须面对下岗，面对每天的油盐柴米，面对有病无钱住院治疗等等现实的问题。这种底层的艰难的人生，作家们又关注了多少?最近有本关于农民的书引起轰动，我以为并非作家超凡的艺术，而是作家真正深入了最底层，把最底层的希望、痛苦、挣扎、哀伤、无奈、坚韧……写了出来。

朱正先生曾戏说，鲁迅是不能真学的。这话颇耐人寻味，也让人很悲哀。中国会不会有自己的果戈理?有自己的马克．吐温?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要看我们这个民族的造化了。

【选自《向继东文集》】

列车乘务员退休时　作者：薛　涌

在美国，我曾经无意中看到一个美国列车乘务员退休的场面。

那天，我乘火车出去办事，上车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要比预计的再往前坐几站。我找到乘务员，说我行程有变，希望补一下票。不料那位乘务员说：“你就不补了吧，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明天就退休了。这几块钱，算我给你的礼物了。”我一听十分高兴，连声称谢。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家免了我的票，我自然该高兴。可人家干了一辈子，明天就退休，这样的转折点在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而我光是谢人家免票，对人家退休的事情一句话也没有讲，实在太没有人情味了。

火车快到纽约时，广播里突然播送一个通告，说某某某乘务员，在服务了35年后，明天退休，今天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声音未落，全体乘客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我也跟着猛拍了一阵手。

再过一会儿，那位乘务员在到终点站前清点车厢，一路走过来。乘客们又开始一片掌声，纷纷上前跟他握手。我自然也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将双手伸过去。后面几个小伙子，干脆上去跟他拥抱。一时间，这位辛苦一辈子的小小乘务员，在素不相识的乘客中，竟仿佛成了一个NBA的球星。

火车终于到站了，我脑子里还萦绕着刚才的场面。我随着人群走向站台出口，在出口处，我看见许多身穿铁路制服的人等在那里，觉得有些不寻常，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不一会儿，这群人掌声雷动，还有人大声喝彩、尖叫。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回过头去，果不其然，那位乘务员的身影 从人群中显现出来，一缕憨厚的微笑，挂在他的脸上……

我眼圈湿润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看到中国的老百姓这样退休。

【郭晓东荐自《齐鲁晚报》】

“动物福利”与人类福利　作者：李国涛

上海《文汇报》1月31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了《“动物福利”引出新话题》，谈的是生猪“安乐死”屠宰生产线。丈章介绍了生猪屠宰先施以“安乐死”，然后再进行放血、脱毛种种程序。这样可以减少动物死前的痛苦，于我们食其肉者也有好处，好处是猪肉更好吃。所以国外早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要求在宰杀动物之前，先用电击晕，使之“安乐死”。我想，这当然首先考虑的是食用者的健康和好胃口，但对动物也确有“人道”的一面。保护动物免受虐待，在英国是自1809年就有人提出，到1822年形成议案。现在，据说在WTO的规则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了。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落后了许多。早已看到过一些记载，说以前曾有地方，吃活猴的脑子，有的地方把驴捆起，不宰杀，活活用开水烫，然后任意取其“部位肉”食之。前几年上演关于年羹尧的电视剧，就有士兵追着打猪，说是为了给年大将军做菜用，不许屠杀，活活打死，肉更好吃。这都是以不必要的残酷，加之于动物，并不一定为其美味，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据科学家说，其实动物肉最鲜荚的时候不是在活着或刚死之时，而是在宰杀之后两小时左右。食其鲜活，看其痛苦之状，那是另有心理的。鲁迅早年曾说到吃醉虾的事，其实那种做法，也就是吃生虾，味道如何，各有所云。总之，也并不是十分鲜美。这些年生活好了，许多人大谈奇异的菜肴，我看有些莱也有点“不必要的残酷”在里面。比如，红烧大鲤鱼，讲究的是快刀，要求一盘糖醋鱼上桌时，鱼还张口要喘气呢。如果鱼口不动，说明手艺不高明。还有介绍炒鸡丝，说厨师抓过活鸡，并不宰杀，一刀把鸡胸切开，撕去皮，取下两块鸡脯，细切成丝下锅。鸡丝上桌时，食者大赞其美、嫩时，那鸡还在地上扑腾呢。

我就忽然想到，虐待动物有时是为了显示虐待者的勇敢和能力。其实上述关于年羹尧的电视剧里，年对士兵的残酷(如“去手”之刑，斩其两手)也就表现出来。这在文学作品里也有表现。苏联早期作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近来很引人注意，谈论的人也很多。小说写的是1920年间的故事。在《我的第一只鹅》这一篇里，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哥萨克骑兵军里去采访，他受到嘲弄，一再的嘲弄，他根本进不了战士和下层军官的圈子，没有人理他。后来他怎么办?当时住在农家院里，小说写道：“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碎了，里边的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愣。”于是他叫来女主人，叫她去把鹅做成菜。有了这样的行动，他才被哥萨克士兵所认可。小说里写到，那一夜他“做了好多梦”，“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这是小说结尾的一句话。那样踩死一只鹅，显示他可以同哥萨克士兵同样残酷，也即同样勇敢。但实际上的他，对“杀生”，而且使用这样的杀法，是痛苦的。我读到这里，感受到是有一种人性与非人性的斗争。当时，一定要获得非人性，才被那个集体所认可。有时，这种对动物身上施加的残酷，也可以施加于人的同类。这在《骑兵军》一书里表现得更充分，表现得更动人心魄。《小城别列斯捷奇科》里写到哥萨克骑兵军攻占这个小城以后的残杀犹大人的一件事。“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大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谁要是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这里，要是一枪打死逃犯，倒是不怎么怕人。但是，这里却是展示杀人的技巧，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也不流血。这与踩碎鹅头的行为相比，更老练得多，成熟得多，当然也可怕得多。

“动物福利”引出新话题——该是使人对人也更有人性、人情和人类之爱，使人心变得温柔一些。

【任法苗荐自《团结报》2006年2月23日】

画家的愤怒　作者：孙玉祥

画家应该是艺术家中最讲究灵感最追求自由的角色了。庄子在《田子方》中就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解衣盘礴”的故事：说的是宋国国君要张画，于是画家纷纷而至，大家来了接受国君邀请后，一个个磕头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站在一边舐笔和墨，人多得一半都站到屋外去了。这时又来一位，他神态安然，步履悠闲，也不往前凑，接受国君作画邀请后转身就回家。国君派人去侦查他，看他在做什么。那人回来报告，说他正脱光了衣服在家里自由自在呢。国君于是说：“可矣，是真画者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画家你要不给他自由，甚至打光屁股的自由的话，那他是不高兴给你画出传世之作的。那么，碰到些霸王硬上弓的独裁者或有钱人硬要他画，他会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些例子。

有一次，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把画家戈雅找去，说：“你是我国最好的画家，只有你才配给王室贵胄画像。今天找你来，是请你给我全家画一幅像。如果画得好，我一定重重赏你。”这当然是霸王请客，你画也得画，不画也得画!怎么办呢?那就画呗。于是，戈雅很快把画画出来，并把画送给国王。国王一看，全家14人一一俱全，却很多人没有手。“你怎么只画6只手呢?”国王生了气愤怒道，“把这些人的手补上!”戈雅却摇摇头，不吭一声。后来，别人间戈雅不画手的原因，他说：“那些都是白吃饭的人，只有嘴，没有手，这是事实。”也就是说，当你硬要画家画他所不高兴画的作品时，他可以用画来表示他的愤怒。

类似的故事中国也有，不过，风格不一样——有中国特色。郭忠恕善画，但他不高兴别人强要他画，有硬要他画的，他一定大发雷霆。只有兴致来了，才自己动笔。他还爱同那些身分低下的普罗大众在一块儿喝酒，说是“我就喜欢跟你们在一块儿玩!”住在岐下时，有个大款很喜欢他的画，可又知道他的坏脾气，就慢工出细活地每天用好酒招待他，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他吃喝玩乐了好久。这天，看他喝高了，这才拿出一匹长长的素绢，想一口吃个饱地让这小子把这素绢都画满了，弄他一幅大画。郭忠恕一看这小子这么贪心，生了气，怎么办呢?他于是在这长长的素绢上面了一个小孩儿，小孩在放风筝，风筝线拉了几丈长，就这么着把素绢全填满了。大款看了这“大画”气得鼻子都歪了，马上把郭忠恕赶出家门，再不给他吃喝玩乐了。

和上面两个过去的故事相比，下面这个现代画家愤怒的故事可就更有滋有味了：勃列日涅夫访问波兰前，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在豪华的大床上极尽缠绵，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地问。“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男的呢?!”“勃列日涅夫的秘书。”“那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一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所以，千万不要强迫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否则，有你好看。

【闻哲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2月27日】

另一种国情　作者：星　竹

有两句早听说过的话：“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先要把人都看成坏人，防范着，接触中再找出谁是好人。外国人走在大街上，先把人看成好人，接触中，再辨认谁是坏人。”

这看似简单的出发点，却决定了不同国民的生活状况，严重地影响到民众对人生的看法。下面仅举我们出访埃及和土耳其的几个事例。

事例一：埃及街头有许多工艺品店，四门大敞大开，里面常常没有人，金金银银的物品就那么摆着，店老板和伙计有出去聊天的习惯。你要拿了什么，一般没人看到。这让我们中国人十分惊讶和不适。

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家小店买东西，同样先从街上把老板叫回来。谁想老板又找不开钱，去换零钱了，半天不回来。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钱箱走开着的，就放在柜台上，里面少说也有几千美元。我们望着钱箱很不自在，不免生出恐慌，虽然我们不会拿人家的钱，但钱要是少了怎么办?我们吓得一身冷汗，恨不得赶紧走开。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老板回来后，竟然不往钱箱里看一眼，笑着把零钱找给我们，和我们友好地拜拜。我们走出店门，全都呼出一口大气，简直被吓坏了。在埃及，人看人都是好人。人与人如此信任，让我们不好接受。

事例二：一天夜晚，我们坐小公共汽车回宾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上街全凭手势。我们给了钱，售票员却不干，和我们拼命比划。我用手势告诉他，我们已经给了不少钱，可对方还是不干。随着车子的不断前行，他的嗓门越来越大。我想我们是碰到敲竹扛的了。无奈，我又拿出几块钱。对方竟然还不答应。这下我急了，心想如此宰客怎么行。我把钱硬塞到他的手里，他竟急得要哭。半天之后，我们终于从他的手势中看出，他不是在要钱，是要我们宾馆的钥匙牌。我掏出钥匙牌，他看后终于笑了。原来他是怕把我们拉错了地方。车子一直把我们送到宾馆门前，他这才满意地对我们点点头。原来人家是为我们才急成这样，而我们却误认为是宰客。我们在国内的观念，总是让我们曲解别人，把别人当做坏人，一路上误会重重。

事例三：一天，我在尼罗河边迷了路，找不到我坐的游轮了。而游轮要在半小时后开船。埃及的游轮都是一个样，我急得要命，求助路边的一位妇女。我把船上房门的钥匙牌给她看，这是我们在国外迷路时学会的最好方法。妇女看后，跟她的小女孩说了几句，那女孩也就十二三岁。女孩便带着我向相反的路上走去。我很惊讶，在国内，一个母亲绝不会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一个外国人的，更不会让她给一个陌生人带路。这和我们在国内的教育截然相反：小孩子要防备坏人，要留心被坏人拐去。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女孩交给一个陌生人，这是何等不应该而又违背常理的事!

那天小女孩一直把我领到我住的那条船上，那时离开船仅差两分钟，我由衷地感谢小女孩。感谢这个把所有人都看做是好人的国家。

在土耳其的大街上，到处都有兑换货币的小银行。让我们惊讶的是，如此的银行，竟然没有任何保安设施，甚至没有监视镜头。小店里一般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柜台很低，里面的钱箱，外边人伸手就能提走，我们心里都不免为人家捏着一把汗。心说，这要是被坏人抢了怎么办?

然而，大街上，人们的脸上却是那样的坦然，带着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笑。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惭愧，没人抢银行。十几天的行程过去，我们不能不说，在国内那种随时防备别人的心态，把别人当做坏人的习惯，在这里实在是一种负担。

在许多国度里，人看人，看到的都是好人，既然是好人，还用什么防范、担忧和警觉吗?人看人，看到的都是美好，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然而让我们感慨的是这需要怎样的国民素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才能办到?

【聂勇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3日3日／张　滨图《在许多领域中》】

慈禧太后的怕与贪官的不怕　作者：大漠红柳

提起慈禧太后，由于文艺界高频率地传播，在我们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个风骚、歹毒、专权、心狠手辣的妖婆——“老佛爷”，集历代帝王君主最卑劣的政治品质和生活作风之大全，是千夫所指的最后一个太上皇。

然而，学者李敖先生在一篇杂文中指出，慈禧尚有四怕：第一怕“天命”；第二怕“祖宗”；第三怕“鬼神”；第四怕“历史”。因其四怕，“使我们感到：小人毕竟有点忌惮。”我想狗尾续貂，她还怕“洋鬼子”，过了几天仓皇逃难日；又怕“革命和改革”，镇压了“百日维新”，囚禁了光绪残杀了变法六君子；也怕人民起来造反，用义和团对付洋鬼子，一箭双雕。但她却有三点，让人觉得还有点儿知世之明。比如对江南奇冤——“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处理，对贪官、昏官、庸官的严惩，一次就把数十名官员革职查办，下自七品县官上至三品省部级大员，无一幸免；二是在她昏聩的晚年，迫于形势的发展，还打算“预备立宪”。虽然一推二拖，但毕竟还准备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三是终于在她闭目之前，还废除了臭名昭著的科举制度。尽管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她点了头的。

套用李敖先生的笔法，以今日的贪官与昔日的慈禧比，不仅是青出于蓝，而且是与时俱进了。近年媒体披露的腐官、贪官、昏官、庸官，人数之多，心肠之黑，道德之卑下，手段之恶劣，不愧为慈禧的后裔。这些贪官总的特点是不怕。不怕天不怕地，不畏神不畏鬼，祖宗圣人不在话下，口碑历史不屑一顾。他们做起坏事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不怕大体说来，亦有四条：

上不怕领导。虽说“下级服从上级”是我们老祖宗驭吏的铁律，但他们并不害怕。观其手段，一是甜言蜜语，设法讨好上级领导；二是用红包、美色摆平领导；三是以假政绩、假汇报欺骗领导。再加上如今的领导都聪明的了得，多是对部下宽容、保护，相互说好，达到“双赢”。前几年南方数省大案要案频发，任仲夷老说是“大面积塌方”。厦门红楼官员出出进进，光天化日之下，有谁怕过?东北边陲慕马窝案正副市长等及17名正局级一把手腐败都发生在省级大员的跟皮底下竟浑然不知或知之不管。又有边陲某省从县到市到省三级卖官买官成为全国的典型，且有三名正省部级腐败官员是从那里推荐提拔起来的。笔者曾亲闻一地级市委书记对送行的一县级市长好赌的毛病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今后注意点!”这样的领导，谁怕谁是傻子。

下不怕群众。群众的时尚叫法就是弱势群体，正如一位记者到500万元天价治死病人的医院采访时，一位医生愤言：如今有些改革趋向“两化”，即官员帝王化，群众奴隶化。虽言之偏颇，但确是实情。如此精辟的语言是专家文人概括不出来的。如今无论是机关衙门，还是企事业单位，谁当头谁就是金口玉言的帝王，说一不二，无人敢提出异议。如果偶有人质疑，不是下课、下岗，就可能被捕入狱，郭光允、李绿松、高勤荣等人就是这样的下场。时下，贪官对付群众常用的就是三块砖：一日反对改革；二日否定经济发展；三日影响稳定。纵有千万问题，信访也解决不了千分之一(国家信访局高官语)。这样的情与境，贪官还能怕么?

中不怕同事。腐败官员无不都是人精，极善于伪装和作秀。说假话，做假象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既拉又压，拍肩膀封官许愿，唱高调迷惑同事。实在捂不住了，就来个我吃肉，让你也分杯羹，抑或站出来保你过关，结为死党，这就是串案窝案频发的主因。对有些有良知不愿同流合污者，则设法调离或迫你辞职，湖北的李昌平及某县的县委书记则是也!贪官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外不怕法纪。大家都讲以法治国，以纪驭吏。实际上，法纪在贪官心里是蒸熟的红薯、拉动的皮筋，任意拿捏。且不说我们立法是否健全，只看看执法是否严肃就让人悲莫大矣!我见过一位监察局长，官缘极好，数年未处理过一个人，仅拿一沓举报材料在违纪官员面前晃一晃，让你害怕并为他办事。另一个县纪委书记本是由主要领导的秘书、办公室主任提拔上来的，不但自己经常犯纪，而且一旦发现反映举报领导的信函，首先拿去让该领导阅看，商量对策。还有位市纪委书记至今还把“设立廉政账户”奉为圭臬。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贪官怕么?

昔日慈禧的四怕与当今贪官的四不怕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时代发展了，贪官胆壮了，早就把那些怕丢到爪哇国去了!

【任法花荐自《圈城杂文》2006年3月23日】

臆断　作者：张　鑫

齐白石，名璜，湖南湘潭人。他虽已上了年纪，却听从徐悲鸿劝驾，到国立艺术院教画。他脾气很倔，听说有位大官求其刻一枚章，专门遣人进去百两纹银作酬，他接了后立刻赏给来人作酒钱，因此得了一个“狂”名。这是他的故意所为，而有一件事的发生，则是他本人所不知的。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齐白石居住在京城的那段时期。一度关于他家窗外放置的什物到底为何物激起多种猜测，一时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齐白石的家坐落于京城跨车胡同，经常是人来人往，嘉宾云集。去过他府上的人都有印象，大门上永远悬着两个锈迹斑斑的铜环。去拜访的人敲几下门环后，会有一个老妈子用重复了无数遍的沙哑嗓子问“谁?”“来为何事?”于是来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名片，待她报信后方打开五十长的钢锁，迎客进门。客人进入大门甬道、步出植物茂盛的庭院，即可见正房西间窗外的廊子下有一大张防雨的油布遮盖着一样什物，他们背地里猜是年代久远的长案子或大箱子之类，并没有想到其他方面去。

有一天，一位常客实在忍不住要证实那什物是什么，于是字斟句酌了半天，怯怯地问“那窗下的宝贝……”话音未落，齐白石接口道：“我这一口寿材……”客人一听如梦初醒，原先猜的“长案子”“大箱子”之类，全是离谱的。接着客人把新发现告诉了他人，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是越传越神，越说越神。有人讳莫如深地说：“这是齐白石的一种怪癖，是为心灵作某种解脱。”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故意摆“噱头”，给人一个猜不透的谜。也有人挺身而出，表示这是齐老先生的达现，一种做人的境界。

种种说法，哪一种算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呢?

据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启功回忆，说齐白石曾托他的一个远房叔祖订制好木料的寿材，一时因好木料没觅到，寿材没做成。之后颇费周折好不容易觅到好木料，才做好送了去。可齐白石并没放在廊子上，廊上仍放着旧的寿材。直到启功一次赴湖南采风时才了解到这本是齐白石家乡的一种风俗习惯，一般当地人家有老人的，必预先制寿材，一口二口的不等。有的做出板来，有的做成棺材，存放在户外窗下。这样的情形在那儿屡见不鲜，属普遍现象。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没见过乡下的世面，有甚者竟然对此根据自己的臆断作了拔高，冠以“达现”云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有想象力是件好事情，但滥施想象力结果恰恰适得其反。

【邓卉卉荐自《解放日报》2006年3月4日】

穿得随意一点儿　作者：商子雍

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政治挂帅”、“政治压倒一切”的错误口号甚嚣尘上(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口号错误，是因为它所言的政治，实乃“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意)，以至于连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穿衣等极平常的事，也被人为地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说起来已经是将近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一夜之间，绿军装风靡了中国大陆，成为当时风头最劲的“时装”。一身“正宗”的军服是那个时代青少年梦寐之求，以至于诱发了在街头抢军帽的恶劣行径，此种在今日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服饰“政治”化的恶劣风气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些年里依然阴魂不散。改革开放之初西装的大行其市便是一例。当时在不少人的意识或潜意识里，似乎西装往身上一套，便是“咸与维新”了，于是，连打工者也无法免俗地西装加身(尽管用料和做工皆十分低劣；西装竟然可以如此制作和使用，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这种全国上下皆着“西”和当年的祖国山河一片“绿”虽则貌异，实乃神似，同样是不足为训的。对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我却绝不喜欢穿西服。原因则十分简单，嫌其太拘束人，穿上浑身不自在。由于不爱穿西装，所以也不去学打领带，前几年，偶尔因要去某些“正式场合”亮相须“衣冠楚楚”，就得劳驾夫人帮忙；出国访问时行李箱里的几条领带，也皆由夫人事先打好备用。这几年好了，人们的观念有所改变，穿牛仔裤、休闲服也可以出席集会甚或上主席台，所以，我和西装，就更是几乎“一刀两断”了。

早就听说，在美国和西欧，人们最爱穿、最常穿的也是休闲服而不是西装，及至有机会到彼地目睹，发现果然如此。由此可知，即使在西装的“故乡”，人的追求自由、洒脱的天性，也是要冲破“服饰”的“牢笼”的。时下，各类休闲服装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方不约而同地大流行，这说明在服饰问题上，人们已经开始把舒适置于某种礼仪之上，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

我不否认在某些场合，身着西装是一种必须。但我想强调的是，衣冠楚楚是让别人看着舒服，而休闲自在能让自个儿感觉舒服，所以我主张，只要不违背大的礼仪，还是多心疼点儿自个儿，穿得休闲、随意一点儿吧!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6年3月1日】

做人三怕　作者：阿　睿

怕见官

我这人生来胆小，尤怕见官。有人说，官也是人，一个鼻子两只眼，有什么好怕的。你不知道，凡是为官大多有个架子，没架子的，也要拿个架子，一点架子没有的，似乎不太多。像我这种随意惯了的，对人张口见心，不存顾忌，看到那种做上官后，昂扬自得傲然四顾的作派，打心眼里蔑视，看不惯。所以每逢对面有官长过来，我便赶紧绕道走，开会也坐得远远的。

人真是怪物，做平民百姓时，大家都可以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只要一方做了官，架子立马生成，让另一方望而生畏。我的一个平时也爱好舞文弄墨的学生，在某局当办事员时，见我低眉顺眼，躬背佝腰，一副谦恭之态，前不久路上偶遇，只见他腰身直挺，目不斜视，打起招呼也操动鼻音，“哼”啊“哈”啊的，拿起架子来了。我好生奇怪，后来才得知，这位学生新近被破格提拔为该局副局长了。我恍然领悟，下回路上得留点神，可别再碰上他。

说来也有意思，一位高高在上，平日见人谁也不睬的官员，从位子上退下来后没几天，竟然也面带微笑，主动上前跟人打招呼了，可见“官”与“架子”间关系的微妙。

怕发言

面对一大片烁烁目光的聚焦，有的人不用打草稿，也不列提纲，张嘴就来，口若悬河，一气能侃上三四个钟头不歇口，叫人叹羡之至。相比之下，我这人就不行，最害怕在大场合讲话，尤其出席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什么的，要我登台发言，可算是大难临头，即刻脑热心跳，面红耳赤，气急胆怯，实在太难为了。所以一遇到集会，只要安排发言，我就借故推脱，绝不开口。有时候，实在推不掉，也只先写好发言稿，上台后照本宣科，就这仍免不了上面在读，下面两腿却瑟瑟抖颤。

还是一位熟识我的朋友作了令我信服的解释，他说，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平时讲话太少，缺乏锻炼的机会，讲得多了，自然就习惯了。你看人家某些当领导的，经常出入会议场合，官话套话一大堆，也不管台下听进听不进，尽管侃，习以为常了，说话自然不用打草稿而顺口而流了。

想想，怕在大场合发言讲话，失去了多少抛头露面、交友聚会、迎来送往的好机会，极大地约束了自我才华的表现与张扬，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损失，却又毫无办法。生来如此，改不掉，吃多大亏也认了!

怕吃请

凡有人请我下馆子，赴宴会，或单位请客，会议安排就餐，除非实在迫不得已，我都会尽力婉言谢绝，为此也得罪了不少往来的友人。有人说我生性古怪，独善其身，不大合群；有人笑我没有口福或不近人情。人家请你吃饭，是看得起你，多为表达心意，联络感情，你怎么好这样怠慢呢?

所言不错。请客吃饭本是一种礼仪，是相互交往的一种方式，原本不该回绝，只是我每每看到丰盛的一桌宴席，鸡鱼肉蛋，美馔佳肴，七碟子八大碗，摆得满满，有时吃不到一半，有的仅仅是下下筷子，浅尝辄止；还有的甚至几乎未动，就收拾收拾倒进了泔桶，实在可惜，于心不忍。

正因如此，每逢临到我推不掉的吃请，酒席桌上我都会请在座的人多吃菜，想尽量把菜都吃完，不要剩。但有时候吃得太多了，回到家拉肚子，还得花钱上医院。所以一听说有吃请我就紧张，心惊胆战。

【尹邦湖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2月10日】

孩子的心灵谁负责　作者：鲁　人

当然是学校!学校是育人圣地，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孩子们不断出现问题时，学校便成了众箭之靶，透了漏了烂了，众人仍然是愤愤的，祖国的花朵毁了，学校、老师罪不可赦。且慢，我且问：家长呢?社会呢?

不能否认，学校是学生良好德行的重要培养场所，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社会环境对学生有着重要影响。第一任老师把孩子奇形怪状地送进学校，社会对污浊的环境治理不利，只苛求学校成为天下的净土，育出一个个圣洁的灵魂，即使孔圣人再生，也只有仰天长叹了。

现在社会和家长有一个误会，以为随便将一块毛坯交给学校，出来的必定是一个精品，至少是正品。这既是对学校教育功能的夸大，也是对自身责任的推脱，如此，是否病人死，家属都可以向医院索赔；家人受侵害，都可以投诉公安局。其实，家庭是培养孩于良好品德的第一场所，其次是学校和社会。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社会的环境差些，孩子也会高尚地招展于污浊之上；如果家庭环境乌烟瘴气，则要靠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求其一的结果必是微乎其微的。

想是由于教育体制引发的诸多问题，校园成了社会发泄不满的指向，甚至将校园之外的问题也归咎于学校，我觉得这有失公平。如：目前，媒体在报道学生出走的问题时，对学校过多的指责。其实，这不但不利于阻止学生出走，反会使学生觉得只要不痛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跑；使家长以为只要学生跑了，就可以粗声大气地冲向学校讨说法。然而，深层的原因却被忽略了。再说一个受了挫折只会采取回避手段的孩子，将来如何面对生活?

时下，师道已无尊严，有时甚至威风扫地。不久前发生在温州的学生家长因琐事将年仅42岁的校长砍死一事可以佐证，而且事发后，该校竟有学生手持利刃追着老师高喊杀了白杀，此事虽属极端，却反映了社会上某些人对教育的蔑视和亵渎。如今，学校和老师多被束缚了手脚，教育的手段只剩下语言，只能靠苦口婆心地讲道理。但语言对某些学生确实是串皮不入内，毫无收效，重要原因就是家长不配合，社会环境不如人意。如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舔犊过甚，对孩子的毛病视若不见，孩子犯了错极力袒护，孩子吃了亏则不依不饶，使孩子愈发自我中心，目中无人了。社会环境也不如人意。似学生上网吧一类问题，产生了诸多严重后果。国家规定网吧不许收容未成年人，但绝大多少网吧里照样坐满了未成年人，政府行政部门却没有一个令行禁止的手段，任网瘾摧残着许多孩子的心身健康，使学校的管理也难得收效。

近日，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学校改革方案，对在学校恃强凌弱的学生，强制其家长上养育课，并视情况对家长处以最高可达1000英镑的罚款。同时给予学校和老师处分学生的明确权力，可以使用合理的强制手段。在教育中，老师当然要尊重受教育者。但尊重是互相的，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学生应该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他们的家长也应该承受这个后果，这才是对心灵的正确培养。

老师只是一些普通人，他们以自己的良心对待自己的工作，他们不是圣者，没有救世的灵丹妙药。孩子心灵的净化靠得是全社会的力量，向一隅求其功，不但失之偏颇，也于事难成。

【对畅荐自《师道》2006年第2期】

会飞的钱和“保密”的挂失单　作者：王乾荣

前些年读到一则消息，说四川谢小姐在洪雅某储蓄所及眉山某储蓄专柜分别存款4500元和6．338万元。而当谢持存折取钱时，却被告知，她已于两日前一次性取走6．7万元，账上仅剩880元。此后，我便屡屡看到类似报道，如北京一个足不出户的先生银行卡里的50万元，被人从几千里之外的温州某储蓄所提走，而银行说自己没有责任。

我一直认为，这些事属于天方夜谭；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父亲陈老伯也遇到同样麻烦，才让我身临其境。老伯75岁，长春人，于1999年用两张存单在该市工商行某储蓄所存了1．5万元，取钱时却被告知，他的存单被“挂失”，钱被取走。可是，老伯手里还拿着单子呢，他也从来没有挂失过。1．5万元对于每月仅领538元退休金的这位老人来说，不是小数目，于是他向警方报了案。

可这案子是那么好破的吗?警方要求银行方拿出“挂失领款单”做笔迹鉴定，银行拒绝，说他们有“规定”，不能提供原件，只出具了一个复印件。上级有关部门则“鉴定”，复印件笔迹是老伯的。有拿复印件鉴定的道理吗?而即使在似是而非的复印件里，老伯也发现一个“舍”宇的写法，与自己书写习惯完全不同。老伯要求鉴定原件，终是不果。从2003年至2005年，他给市长写了三次信，希望依法鉴定。三封信开头分别写着“我是个72岁的退休工人”、“我是某厂73岁退休工人”、“我是74岁的退休工人”，无奈伤感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他还给市长发誓道，“如我诬告，情愿反坐”。市长爱民，批示有关方面严肃查处。可银行方拒不出示“挂失”原件，谁也没有办法。

这就更怪了。还拿上述谢小姐案件来说。谢将银行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银行方坦然出示了一份证据——眉山市公安局根据银行方申请鉴定了笔迹，认定：存敷凭条和支款(取息)凭条上储户栏内笔迹系同一人书写!银行据此认为，谢小姐称6．7万元被冒领系子虚乌有，谢本人涉嫌诈骗。谢案的发展，我没有看到后续报道，不便评说。我的问题是：四川的银行和吉林的银行，都是国家银行，为什么银行方想摆脱干系之时，就中请鉴定原件，而储户要求鉴定原件，则以“银行规定”为由拒绝提供?

我们知道，银行有责任和义务保密储户信息，不容他人查询。但是老伯的“挂失”已属于刑事案件，则警方有权力、有责任查明真相，并依法惩处犯罪。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于银行拒绝出示原件，公安机关就无所作为了吗?现在银行方以及警方只拿复印件说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他们必须回答：一、如果现在的鉴定属实，则银行方面已被诬告为伪造挂失单而贪污老伯存款，事关银行信誉和名誉，它为什么大度地不予追究呢?二、在警方，如果复印件鉴定算数，则等于已认定挂失单上的字是老伯所写，它为什么不反过来追查老伯的诈骗和诬告行为?这是不是不作为和放纵犯罪?

老伯没有多少文化。他原来的理念是，把钱存在银行里最保险。如今他为这点钱不翼而飞伤透了心。他只认准一个理——实事求是。我劝他上法院，他说：“法院不受理，说是得先有公安的侦查结结果。”这么说，老伯干脆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青天白日，手里攥着存单，钱硬是没了，它会飞啊?当然，老伯仍坚信“当官要为民做主”，说打算继续给市长写信。那么，他今年这封信的开头，就要写“我已经75岁了……”风烛残年，这信，他还要写到什么时候?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2月22日】

一个巴掌拍得响（外一篇）　作者：郑渊洁

最先发明“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的人，八成是坏蛋。这句话，已然成为普天下坏蛋的护身符。

用“一个巴掌拍不响”衡量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罪名立刻被打了五折，另外五折，转移到了同希特勒作战的人们头上。

一个窃贼从他人网站盗取别人享有著作权的文字，张贴在自己的网站上，或者一个大盗夜人民宅盗窃他人财物，也算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罪犯杀人越货，在审判他的法庭上，罪犯为自己辩护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这个人，我能杀他吗?”

商家欺诈消费者，能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消费者买了商家的商品吗?如果你不买，商家就欺诈不成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流传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广泛套用，缘于人们观念中的各打五十大板意识。表面看，各打五十大板是一种公平意识，一碗水要端平。实际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表现，道德评判领域不能吃大锅饭，一碗水不能端平。

“一个巴掌拍不响”貌似公平，实则不公平。由此可见，表面看公平的事，其背后恰恰是不公平。真正不公平的事，大都以公平的面目出现。

一个巴掌拍得响!特别是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竞争激烈的今天，患有道德缺失症的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向善良的人发难，他们觊觎善良人的一切，他们伸出肮脏的手掌，攫取他人利益。

希望我们的人民早日用“一个巴掌拍得响”的道德杀手锏将那些品质恶劣者打入冷宫。

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早起的鸟有虫子吃，这是很多孩子被长辈教诲的话。似乎只要勤奋，不管朝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有虫子吃”。事实上，首先要弄清自已是鸟还是虫子。如果你是鸟，因为早起，可能丰衣足食。但是如果你是虫子，一旦早起，必将引来杀身之祸。作为虫子，还是睡懒觉比较安全。要么干吗有“懒虫”之说?

据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人类语言中，最荒谬的一句大概要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让所有人特别是未成年人按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真理”去走人生的路，其结果必然是无数人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众多虫子由于按照鸟的规则去早起，出师未捷身先死，为他人做嫁衣裳果腹。悲哉。

学校对一个学生施教十几年，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是分清该学生是鸟还是虫子，然后教给他早起或者睡懒觉。如今的学校只怕是把所有学生不论是鸟还是虫子都按鸟的待遇施教。这是教育?说是吞噬差不多。

退一步，就算您是鸟，也应该避开就餐的高峰。所有鸟都早起去找虫子吃，虫子再多，摊到您嘴里能有一只就不错。您晚起，就您自己吃，即便全世界只有五只虫子，也全归了您。您要是吃不了，还可以放在冰箱里防患于未然，万一自然灾害来了，高枕无忧。

再退一步，即便您是鸟，为什么非要吃虫子?老子不和同类竞争，改吃苍蝇了。如果您作为鸟真的靠吃苍蝇维持生命，等待您的是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形容您“一夜成名，震惊世界，人类益友”属于词汇贫乏。

早起没用。关键是要根据自身条件起得恰到好处。

【李东辉摘自{北京晚报)2006年2月15日、23日】

我们需要什么？　作者：李秋生

温饱基本解决，服装讲究款式，住房步入现代，小车驶向家庭，存款逐年增加，除了弱势一群，多数人最需要的已不是衣食住行。但我们的同胞显然存有一种很无奈的不满足感。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宁静。接二连三的宴席，没完没了的会议，城市噪声的喧嚣，不断滋生的欲望，已使我们的内心世界无法保持荷塘月色般的宁静。随着宁静的丧失，人们也失去了充足的睡眠、理想的健康、平和的心态。即使是社会名流、成功人士也不能幸免。

我们需要真诚。利益的竞争，高楼的阻隔，时间的匆忙，使得人们彼此间的亲密不再，距离拉远，无法恢复当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与友谊，欢聚一堂只表现在文艺形式上，心灵上已很难到达这个美好的境界。辨别商品的优劣、钱币的真假、人品的虚实，把现代人的身心搞得相当疲惫。在一些地方，做了坏事居然被认为是有本事，做了好事反而全被人误解。黑白被混淆，是非被扭曲，美丑被颠倒，“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见怪不怪。上个世纪，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句很让人心动的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说得多好!真话无价，真话至高。真话来自于真心、真情和真诚。人们有了真话的交流和慰藉，才会感受到人间的幸福和温馨。

我们需要安全。或许是乐而忘忧的缘故，现代人的安全意识相对淡化，交通事故不断，偷盗现象频发，网上欺骗丛生，艾滋疾病增加，以及饮酒放纵过量，娱乐失控无度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愈来愈多地导致了非正常死亡。很多人在市场购物可能会为几元钱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可对珍贵的生命却十分慷慨，毫不在乎。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幽默。

我们需要知识。拥有学历、文凭、学位并不等于拥有了知识。知识是一种能力、效率与效益。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许多人知识准备不足，而且还安于现状，自以为是，感觉良好，看不到身边的危险。这是最悲哀的事。

有人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物质、机制和文化。由于物质层面的超速现代化，机制、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看来，要使我们非物质性的需要得到满足，就要让现代化平衡发展。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一天离我们不会很远。

【刘世佳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2月23日】

发现难　作者：唐德亮

“发现”，是人类从低级形态迈向高级形态的关键。

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了草木可治病，于是诞生了伟大的中医学；

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新大陆，于是英国人在美洲开辟了新乐园；

伽俐略发现透镜片可将遥远的物体看得很清晰，于是发明了望远镜，进而发现了银河系、新宇宙；

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引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人的进步在于发现，发现自己的潜能、优势、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地方政府、单位……的文明、进步、发展，都离不开“发现”，发现自己的优势、劣势、潜能、目标、道路……

但如今我要说，“发现”，有时是那么的艰难!

就说清远市吧，北江二路的“黑洞”隐患，已存在一两年了，过往的行人何止成千上万?在清远日报报道之前就是没人“发现”。

又如：北江河堤道路中间，竟矗着一块刻着“河福仙”之类迷信符号的石碑，行人一不小心，就会绊个嘴啃泥。河堤修成快二十年了，但这一为封建迷信张目的物件，愣就没被“发现”。

这些“无关大局”的东西，不被领导们发现，或不屑发现，不足为奇。蹊跷的是，有些地方，老百姓生活仍非常困难，村霸横行，当地领导竟也没发现。在那些官员的总结汇报中，总是一派大好形势，遍地歌舞升平，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脱贫奔康，“天天是个好日子”，“逢盛世咱享太平”。

最难“发现”的是腐败。某些贪官，其腐败是“和尚头上的苍蝇”，阿Q头上的癞疮疱，光灿灿，亮闪闪，但有关部门就是没“发现”。一些腐败大案，常常是外地“牵”出来的(像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小偷“偷”出来的(像宝鸡市公安局长范太民)；建筑物“塌”出来的(如重庆綦江桥倒塌砸倒该县县委书记、县长林世元等人)；一些行业单位的不正之风，则多数是媒体揭露出来的。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卫星”不断升空，亩产一万斤、二万斤、三万斤、六万斤甚至十万斤，报纸登了，不少领导同志都没发现其造假、浮夸。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高级动物。能够发现人体内形形色色的病菌，发现基因草图，发现118种化学原素，发现自然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战争规律，但却常常发现不了戴着面具的奸臣、伪君子、腐败分子，发现不了阴风与思想里的虫蛆、扮成美女的毒蛇……

或曰：并非是发现不了，而是佯装没发现。于是想起(皇帝的新装)。王公大臣及市民们并非没发现皇帝一丝不挂，而是不敢说出自己的发现。咱们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不能与安徒生虚构出来的那个童话王国相提并论，但因发现了腐败分子并揭而发之而受打击报复者并不鲜见。

噫吁嘻！发现难，难于上青天！

【刘畅荐自《南方经济日报》2006年2月20日】

三个道德小故事　作者：李欧梵

日前某晚，中大校长刘遵义教授邀宴，在餐桌上听他讲了三个故事，现奉另一位贵宾余范英女士之命，爰记于下。

其一

十九世纪末美国纽约有某大富翁，雇华仆一人，名丁龙。数年后将之辞退，但该翁居室不慎失火，翁幸免予难。丁龙闻讯后即自动返来侍候在侧，翁不胜感动，因问曰：“我早将你辞退，为何自愿重返?”丁龙答曰：“家父早有明训，亲邻有难，必助之。”翁听后又问：“令尊是否读过孔孟圣贤书，有以教之?”龙答曰：“家父乃草莽农夫，不识字。”翁继问曰：“令祖父必读过书?”龙又道：“吾家世代皆未读过书，非书香子弟。”翁闻后惊叹不止。

丁龙在富翁处又工作多年，辛劳致病而死，死前对翁曰：“余多年来所获薪金来尝多用，悉数积存于此，有一万余元之谱，不如奉还。”翁大恸，遂又捐赠十余万美金，加原数总共约廿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丁龙汉学讲座”，以资纪念这位目不识丁，但积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华工。

该讲座最近由王德威教授担任，德威转赴哈佛任教后，不知为何汉学家所得。然而丁龙精神永在。

其二

厦门附近有一个小岛，叫鼓浪屿。1949年前乃西人聚居之地，各国在此皆设有领事馆，这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后，厦门得通商风气之先的结果。内中当然有美国领事馆，在解放前就雇用本地人看门。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西人都撒馆归国，美国领事馆也只剩下空屋一幢，矗立山头。妙的是该馆有一个看门人，在解放后照旧上班，每天看门，夜晚关门，像一个忠实的守门犬一样。(如果用当年流行的革命话语，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帝走狗”!)

然而四十年来竟然也相安无事，直到七十年代中美再度建交。(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竟然没有破坏!?)美国人回来收馆，却面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个守门人多年来欠奉的薪水，到底应该由谁来付?怎么付法?据说此事一路报到华府的美国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经多次争论后，竟然没有人愿意受理。最后只好由鼓浪屿的美国领事馆各同仁自愿捐款，凑成一笔钱，算走这位守门人的薪金，就此了结。

其三

到西安去玩的游客，必经的景点之一就是碑林。这个碑林倒真是中国文化的宝藏。刘遵义教授早在1980年就去过，我终于1985年左右亦曾到访。记得那个时候博物馆还没有盖起来，西安这个古都还是一个“废都”，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在这种满目疮痍的废墟中误闯入“碑林”的，只见在一块破乱不堪的荒地上胡乱摆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石碑。我随着导游人在“林”中漫步，附近却围着一堆堆的本地人，个个衣履不整，蓬头垢面，令我不觉生厌。就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情况下，我竟然碰上一块石碑，原来就是在中学课本上早已读到的“大唐景教碑”!把我看傻了，好像自己在做梦一样，又觉得一千多年前的阴魂依然不散，就在我身边。

以上的印象，是我个人的，与说故事的刘教授无关。但直到当晚才从刘教授的口述故事中得到一个谜底：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些蓬头垢面的西安居民，为了保护这些石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个个埋在地下，大大小小至少也有一千多个!

而这些群众之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碑都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些文物刚刚出土，也许我看来生厌的“无知”群众之中就有不少人是“埋宝”的英雄。

这三个小故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刘教授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不见得完全由书本得来，而是与生俱来，从生活习惯的最基层滋养出来的。那么，这一代和下一代又如何?我当然又可以以此为题写一篇长篇大论的文章，但写了也没有用。

【刘波荐自《中国时报》2006年2月16日】

社会短信　作者：皮　波辑

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不能忘记；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不能忘记；提拔你的人和你提拔的人不能忘记；整过你的人和你整过的人不能忘记。

——四个不能忘记

画画得像照片一样的是美术系学生；画画得像没画完一样的是美术老师；画画得怎么看都不像的是画家；画画得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幅画的是艺术大师。

——画家是这样练出来的

看一个人是不是“大人物”，要看他有没有痴气、傲气、和气，并且不生闷气。

——大人物的气质

有些动物皮值钱，譬如狐狸；有些动物肉值钱，譬如猪；有些动物骨头值钱，譬如人。

——动物身上啥最值钱

学生为什么要当研究生?拿个学历!老师为什么带研究生?找几个帮工的!

——海南博鳌会议上，院士们的幽默问答。

开了一年的叫百年老店；开了两年的叫正宗百年老店；开了三年的叫祖传正宗百年老店。而真正的百年老店门口却写着大大的“拆”字!

——什么店都敢叫“百年老店”

帮别人一百次忙一次忙不帮，别人说你连一次忙都不帮；一百次不帮别人忙帮了别人一次忙，别人说你帮了我忙真谢谢你了。

——不同的结果

从政的希望被称为儒者；从商的希望被称为儒商；从军的希望被称为儒将。

——不是戴个眼镜就可以称“儒”的

没钱的盯着自己的媳妇，生怕被有钱的拐跑了；有钱的盯着别人的媳妇，生怕自己下手晚了。 ——臭男人的心态

辛辛苦苦小学六年，勤勤恳恳初中三年，废寝忘食高中三年，眼看要走进考场却赶上国家扩招，任他猫猫狗狗也能混个大学文凭。

——现在大学文凭算什么啊

四个轮子代表富有，两个轮子则是贫穷。

——北京曾是地球上最热爱自行车的城市。但随着汽车的不断增多，机动车道越来越宽，自行车道越来越窄

只有在大排长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是“龙的传人”。

——生活的瞬间感受

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

——白领与蓝领都应该得到尊重

初一学生书包重量已经达到9．6公斤，而他们颈部所能承受的重量仅为5公斤。

——现在中小学生不但要承受学业的负担，还要承受身体的负担。

钱多的人比钱少的人吃得好；钱少的人比钱多的人睡得香。

——有些快乐怎么也换不来

法律规定：男人22岁可以结婚，但18岁就能当兵。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做人比做事难；二、生活比打仗难；三、对付身边人比对付敌人难。

——法律引发的问题

王先生从来不穿名牌。有人说他不懂“包装”，还有人说他“抠门”，消费观念落后。他却自有道理：“街上穿名牌的至少有一半人连商标都不是真的。” ——拒绝名牌 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分搞乱；关系把程序搞乱；级别把能力搞乱；保安把治安搞乱；金钱把官场搞乱；手机把方位搞乱。 ——当代七乱 明星挣钱是抛头露脸；三陪挣钱是丢人现眼；环卫挣钱是灰头土脸；打工挣钱是愁眉苦脸；律师挣钱是急赤白脸；贪官捞钱是无耻厚颜；小偷偷钱是贼眉鼠眼。

——不同的人捞钱的嘴脸

“给多少钱，干多少活”使你踏步；“干多少活，挣多少钱”使你进步。

——某老板对员工的攻心术

悬挂有“热烈”字样的横幅，就热烈了；贴上“已消毒”的标签，就卫生了；公交车喷上绿色漆，就环保了；重要人物出场讲话，就重视了；领导握一下群众的手，就关怀了。

——中国的事就这么简单

自己说过、做过的伤害别人的事，有可能转眼间就忘得一千二净；而别人说过或做过的伤害自己的事，往往一辈子记得清清楚楚，且无法原谅。

——人的眼睛永远只会盯着别人的错

【刘畅荐自《凯迪网络》／庞 彦图】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正确的意见

公司总经理突发奇想，让办公室主任立即召集民主生活会，征求大家对公司发展的意见，他说：“为了公司的发展，大家要畅所欲言，想到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一番鼓动之后，台下不少人开始大胆起来，议论公司的种种弊端，希望领导以身作则，不要搞特权……总经理越听越不对劲，越听越觉得刺耳，他突然大喝一声：“同志们，不要再挑拨离间了，要顾全大局，多发现公司的亮点，提意见一定要提正确意见!”

服务差劲

W乡长去南方考察，住进五星级大酒店，就餐时服务员让先交钱再上菜。W乡长勃然大怒：“你们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服务竟然不如乡镇饭店，在我们乡镇的饭店，我光签字就十几万元，人家也没有喊着要钱，看来你们的服务真差劲哦!”

正确的错误

大王镇经济工作会议在阳春三月胜利召开了。过去的一年，大王镇拖了全县经济的后腿，镇领导班子为此非常着急。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也没有研究出什么对策，酒足饭饱以后大家继续开会，牛镇长醉眼朦胧，直抒胸臆，不免发起了牢骚：“上面说我们大王镇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犯了决策性的错误。我认为这话不对，改革吗!就是不断地改，不断地试，我们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正确的错误!”

什么年代了

蔬菜专业户老李按乡里指示，跟乡植保站签订了洋葱种植回收合同，他不惜重金从乡植保站购得了10亩种苗。经过精心管理，第二年洋葱获得了大丰收，高兴得老李合不拢嘴，收获后他兴冲冲地送往乡植保站，没有想到，站长一句话让老李透心凉：“什么年代了，现在是市场经济，难道还要政府帮你卖洋葱吗?”

【陈慧君荐自《山东工人报》2006年3月15日】

新买椟还珠　作者：云　弓

1975年，法国，一个超市门前，人们排队等待购买来自中国的咸鸭蛋。终于，人群沸腾，人们争先恐后，将一坛坛咸鸭蛋抢购一空。在超市的旁边有个专供的大水池，许多人将鸭蛋倒入池中，将装鸭蛋的罐子精心清洗干净，然后放在家中最醒目的位置：“先生们，来自中国的，精美的瓷器。”

1979年，老张从药房取出了6瓶“雪梨膏”和公费医疗发票，然后找个水沟，费力地将梨膏倒去，清洗干净：“爸、妈，一人一个水杯，还有一个给孩子他老师留着。”

公元789年，佛塔地宫即将封闭，僧侣们小心地将珍珠捧进地宫，随手撕开几本废书，将珍珠包好，精心放入盒内。公元1981年，地宫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突然考古学家惊呼：“宝贝，宝贝呀!大家来看，失传多年的珍贵典籍。”珍珠散落一地。

2000年，一个加工点。

告示：收购酒瓶：茅台：20元／每个；五粮液：18元／每个……

出售：散装白酒：5元／每斤，各类名酒，价格面议。

【冯建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3月17日／王志华图《抢救》】

一个民工的留守日记　作者：李瑞芳

除夕：妹妹打来电话，说汇的钱已经收到了。她说母亲的哮喘病今年好多了，总是一同发作的心绞痛今年没有犯，让我不要担心。妹妹本来想等我回家让我帮她复习应对即将面临的高考，看来没有希望了。听着爆竹声，看着腾空而起的烟火，我突然有些后悔，我应该从票贩子手里买了那张票，虽然加了一百元，但我总可以见到他们——苦苦盼我回家的亲人!

初一：东子、利民、大山都回家了，房间里只剩下孤独的一个我。今天刘姨为我端来一碗饺子，她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房东，在我连续两个月找不到活，付不起房租的时候，也没有让我搬出去。她把热腾腾的饺子放在小桌上，让我趁热吃。我心里充满了感激，说：“刘姨，家里有什么杂活你一定叫我啊!”

初二：今天我穿上了年前买的新衣服，和另一个项目组没有回家的工友一起上街，城市里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我们的心情也是从未有过的痛快。

初三：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今天是要给死去的亲人烧纸的。看着街头飘舞的爆竹纸灰，我想一定又是妹妹一个人去给父亲烧纸。想起父亲，我的眼角淌下了泪水。如果他活着，肯定不会让我放弃高考，到陌生的城市打工。但是父亲，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呀!

初四：昨天晚上出奇的冷，早上起来发现地上铺着厚厚的雪。地里有个小男孩在堆雪人，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走过去给小男孩做帮手，和他一起堆了个大雪人，我也和他一样咯咯地笑着。后来，他妈妈来了，把他叫走了。临走，他还向我挥着棉手套说：“叔叔，再见。”

初五：今天老齐叫我一起到街上捡炮皮，我才知道，那炮皮比废纸还贵呢!特别是那些放过的烟花，更值钱。一天下来，收获颇丰，每人都捡了一大袋，足有四五十斤。

初六：一早起来就去捡炮皮，没有昨天多，不知是放鞭炮的人少了，还是捡炮皮的人多了。在过街天桥的拐角，又看到那个要饭的老人，裹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寒风里有些哆嗦。我抽出一张一元的票予，蹲下去塞到他手里。我们都是漂泊异乡的人，我比他幸运得多，我健康，年轻，有挣钱的力气，重要的是我有家可回，而他呢?

初七：听负责人说，管理部门定在明天正式上班，像我们这些没回家的民工也就开始干活了。今天被叫到管理大院里打扫卫生，擦楼道的时候见到了同乡小贺，他一边干活一边问我：“新的一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直起身子，将下巴抵在拖布把上，想了好久，什么也没说。让我的愿望藏在心里吧，我怕说出来容易破灭。

【聂勇荐自《杭州日报》2006年2月19日】

这个世界上落满尘埃的感动　作者：马国福

寒冬。正午的大街上尽管阳光灿烂，但天气仍然很冷。从书店出来，一个年纪大约十一二岁的流浪儿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满脸污垢穿着一件宽大得如同麻袋一样的旧衣服，这衣服和他瘦弱的身材极不和谐，看上去十分滑稽。他的头发乱得像冬日原野上枯萎得失去精气神的野草，一撮一撮粘在一起。他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子，停在一家面包店的门口。

面包店门口不规则地停着几辆自行车，在两辆自行车的空档之间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垃圾。面包店的店主坐在门口晒太阳。那个流浪儿怯怯地望着店主，慢慢走到自行车中间，蹲下身子，将那个黑色塑料袋——垃圾捡起来，往里面看了看，然后放进自己手中的蛇皮袋子。

我站在不远处注视着他。其实，那个塑料袋里并没有什么值得他收集的，我以为他会把有用的废纸什么的捡进蛇皮袋子，把没有用的扔在原地，但是他没有。

面包店的店主也看着那个孩子，然后掉头走进店里拿出一块金黄的面包，用纸包了起来，走出门递给他，然后翘起大拇指对他说：你真行!

那个孩子缓缓地接过面包，低下头，傻傻地笑了，很腼腆，憨厚中多了一点可爱。

尽管天很冷，但我感觉因为这小小的一伸手，正午的阳光多了一份金色，街道上多了一份美丽。

还是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有关。有天晚上饭后外出购物。在一家大型商厦门口一对盲人父子坐在地上拉二胡(不忍心称之为卖唱)。地上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上面放着一个生锈的铁盒子。布上面写着他们家庭遭遇的种种磨难：上有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妻子病故，儿子因为贫困上不起学。

那个盲人父亲聚精会神地拉着阿炳的《二泉映月》，儿子紧紧地依偎在父亲身边用胆怯而又期待的眼神打量这个繁华而又浮躁的世界。大街上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熙熙攘攘的人们谈笑风生，与这对父子的落魄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二胡的琴声悠扬起伏，诉说着他们命运的悲凉和生活的艰辛。进出商场的人们有的围观，对白布上歪歪扭扭的介绍指指点点；有的小声嘀咕说：肯定是个骗子，不要上当，这年月这样的例子见多了；有的人将不多的硬币扔进那个铁盒子里。

我听了一曲那个盲人父亲拉的《二泉映月》，往盒子里放了两元钱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路过一个广场，广场上人很多，也有几个身体有缺陷残疾的人爬在地上乞讨。他们讨到的只是不多的零钱和人们的冷漠以及轻声的斥责。

就在我离开广场的时候，我看到了昨晚的那对盲人父子，父子俩牵着手缓慢前行，路过爬在地上的乞讨者时，那个小孩子看见了爬在地上只剩半截下肢的那个乞讨者，径直从自己的铁盒子里取出三个一元的硬币，蹲下来恭敬地放进他手中捧着的饭钵里。

双眸生辉，我为昨晚那些嘀咕盲人父子的人感到悲哀。只要有爱的种子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春天抱以信心。任何一种爱都有它存在的神圣理由，不要以狭隘的心胸揣度这个世界的深浅，也不要被世俗的云烟遮蔽双跟，睁大眼睛吧，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往往开在无人注目的角落。

【云飘荐自《爱情·婚姻·家庭》2006年4月】

荐稿人语：

我相信：世界因爱而改变，人生因爱而美丽。

红尘之中，有一种感动落满尘埃；茫茫人世间，有一种金子沾满泥巴。世界冰冷的时候，只要你心里暖着，拾起尘埃之上的柴禾，点起一堆篝火，去温暖自己也温暖世界。当心灵被浮躁和繁华腐蚀变得坚硬时，请微笑着向那些心存爱意的人翘起大拇指，给他们小小的善举肯定和敬意，我们的点点爱意像黑夜里不起眼的星星之火，必将在爱的吹拂感染下，燃成燎原之势。这样的爱是一种永不消失的融融春意，这样的拇指是一杆永不降落的猎猎旗帜。

《这个世界上落满尘埃的感动》昭示着我，也昭示着每一颗坚硬的心：没有一种冰不被阳光融化，没有一棵草不是花。有爱在，春常留。幸福离我们并不遥远，低下头，转个身，就能触摸……

短论一束　作者：雷钟哲

征婚的亿万富豪眼里，处女值钱；应征的处女眼里，金钱要紧。尽管处女与忠贞无涉，金钱与爱情无关。事物的升值与贬值、坚挺与疲软，形成了社会现念的整体变迁，但说到底，经济地位依然是变化的基础。

每到年关，总能见到一些头头脑脑深入基层嘘寒问暖扶贫帮困的身影，这几乎成了这些年的一个保留节目。有贫当然要扶，有难自然要帮，可建国已经半个世纪，改革也有20多年，还有这么多困难户需要救助，实在想不清楚。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救援仅限于突发公共事件或意外灾害，而不再是给穷人送钱送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能有打鱼的地方，自然更好。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只要容忍特权阶层，只要容忍社会歧视，就全流行多重标准。当然，也就同时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前不久的巴黎骚乱就是镜子。

“标准”不同缘于人的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收入不同。没有金钱，就连阳光空气也难以平等享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一不小心，落入“弱势群体”中去。

所谓平等，就是他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所谓不平等，就是他能够这样而你不能够这样。例如，他和你都可以上路，他开的是宝马，你乘的是公交；他和你都可以进饭店，他点的是鲍鱼，你点的是土豆．仅此而已。

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进步也有个方向问题，向上可以通往天堂，向下可以走到地狱。

在经常吃不上白馍的穷人和经常吃不上黑馍的富人看来，黑馍白馍都是美食。

家庭出身犹如婴儿身上的胎记，虽与成长与健康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世俗的目光里，却还有颜色之分、大小之分、位置之分，进而有美丑之别。但毕竟“胎记”与生俱来，只与遗传基因有关，而与婴儿自身无关。如果社会的价值评估体系把胎记——家庭出身——纳入标准，甚至人为地扩大加深印记，使之成为人的身份贵贱地位高下的烙印，这个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任凯荐自《陕西工人报》2006年21月17日】

打春　作者：金生叹

至迟从北宋开始，朝廷在立春前一日，命有司将牛牵入皇宫，由皇帝鞭打，以示劝农，仪式甚隆重，名曰打春。皇帝打春，民间轰然响应，名目繁多，热闹非凡，明朝时尤甚。打春即迎春也，自是好事。但骗子打着“打春”旗号，冒充府、县打春队，制造春日融和假相，拐米骗钱，完全玷污了春光。打春活动至近代已成绝响，有人曾慨叹曰：“日历官场必用新，东郊不复祀芒神；一盘春柳晨餐荐，始识今朝正立春。”但类似明朝骗子打春队之行骗行径，却不绝如缕。时下组织春游团体多如牛毛，其中一部分坑蒙顾客，变相之打春队也。近日见电视中一长髯飘拂者，介绍葆青春、促长寿之道，被媒体吹捧为“国学大师”；此人更到处标榜，曾因反江青坐牢。年轻人不知底细，尊其为泰山北斗。半月前，余出席一大型招待会，此公亦在场。与余同桌者，皆文坛名流，见此公正与高官谈笑风生，咸曰：“此乃老而不死者，不识耻为何物。六十年代被抓，因流氓罪也，与江青何干?他精通春方，又与国学大师何干?”其实，此人乃打春队之单干户也。明朝幽默大师、作家陈铎有《满庭芳·打春》，揭露骗子嘴脸，抄如下，供今人戒：

东方未转，呼嚎动地，锣鼓喧天，指称该府和该县，拐米诓钱。丑嘴脸逢春未免，歹乡风自古流传。整阵儿沿街串。尽胡诌乱骗，撞见的念一篇。

正月廿一，打“打春队”办公室

【刘畅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2月24日】

怎样写出好报道　作者：舆　骅字体： 【大 中 小】 各位学员：

为了繁荣新闻事业，使新闻工作界能够人才辈出，我们济济一堂。欢迎学员们听我的讲座，现在，我将二十多年新闻报道工作的主要心得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想当时事新闻记者，写新闻报道务必要练就一手咬文嚼字的好笔头。笔杆子强，才让读者叹为观止，这是写报道的硬道理。就拿农民负担这个话题为例吧，如果你要将各级领导的讲话写成报道的话，可千万要讲究方法。如果你是乡政府的宣传员，报道就应该这样写：“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乡实际，今年的农村提留正常交纳。”如果你是县政府的宣传干事，报道就应该这样写：“根据市里相关会议精神，结合本县实际，今年要适当减轻农民负担，早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如果你是市政府宣传部的新闻记者，报道就应该这样写：“根据省委省政府相关重要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实际，今年要减轻农民负担，想方设法让他们增加收入。”如果你是省政府办公室的宣传骨干力量，报道就应该这样写：“根据中央政府的高层决议，结合本省实际，今年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早日实现全面小康。”诸如此类文字的处理是新闻报道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重要规律，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如果你想当新闻评论员，你不但要有好笔头，还要懂得进行词语创新，这样才可以让你始终站在新闻界的最前沿，执牛耳于一方。评论某干部的工作能力，你不要说“不好”，而要说“欠佳”；评论某名人的成功之路，不要说“投机取巧”，而要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评论某企业的经营失败，你不要说“亏损”，而要说“重组”；评论某乡镇的农村提留，你不要说“交钱”，而要说“收费”；评论某山区的群众生活，你不要说“落后”，而要说“正在走向文明”；评论某乡镇的农村建设，你不要说“穷困”，而要说“正在走向富裕”；评论某县城的人事安排，你不要说“下岗”，而要说“人员分流”……诸如此类的词语是新闻评论中非常让人兴奋的字眼，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

如果你想当新闻摄影记者，必须加强心理素质的锻炼，不能说拍照就拍照，应当伺机而动，捕捉富有历史记录意义的镜头。以采访政府官员为例，注意事项主要有：如果在春天，最好等他拿着铁锹在某荒山野林向土坑内填土植树时，才使劲地拍，好让群众叹服于他为民造福的胸怀；如果在夏天，最好等他拿着喇叭在某抗洪救灾场地振臂高呼时，才不停地拍，好让群众感动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果在秋天，最好等他双手捧着金黄色的稻穗时，才使劲地拍，以显示出粮食喜获丰收的国泰民安；如果在冬天，最好等他在厚厚的积雪中用肩扛着半袋小麦去某农村慰问贫困家庭时，才不停地拍，好让群众赞赏于他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风貌……诸如此类的照片是电视新闻中让领导大为高兴的镜头，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

总而言之，请各位学员务必记住写好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否则，咱们搞新闻的笔杆子就要被折断，嘴巴子就要被堵住，摄像机就要被砸烂，最后咱都得被炒鱿鱼。炒鱿鱼，你们懂吗?

【王翔宇荐自《红袖添香》2006年2月25日】

杀羊　作者：于心亮

端坐门诊：来了一病人，诉说鼻塞、流涕，稍有头痛、咳嗽，可能是感冒了。

我问姓名、年龄、职业。病人稍稍一迟疑，说：我是杀羊的。

我说：杀羊?那钱不少吧?

病人说：还行，基本上杀一只能赚一只。

我说：那钱确实不少挣。

我说：杀羊也有诀窍吧?

病人说：那当然，给羊放不放血就有门道呢!放了血，分量就轻了，不放血，把血憋进肉里，分量就轻不了。

我说：噢。心想可怜的羊们啊。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听说杀羊，有的羊会哭?

病人说：是啊，有的确实会哭，有的还会下跪呢!病人的表情显得兴奋。那是一只母羊，很肥，我绾着绳扣靠近它时，它就朝我流泪了。我挺惊疑，但还是把绳扣套上它脖子，这个时候它跪下了。我心一软，放了它。然后我到饭店去催账，钱没到手，反而挨了一顿揍，我那个气呀!回来就把母羊给杀了，一剖开它的肚子，俺的娘啊，它肚子里有3只小羊!我那个后悔呀……

我说：是啊，太可怜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病人说：是啊，我当时恨自己呀，干嘛非杀母羊呢?等它生下3只小羊，我又能另外赚多少钱呀!

我口里说，噢，心里想，狠心的你真的钻进钱眼里了。

我给病人试脉，现舌苔，量体温，测血压，慢慢地我的脸就变得很凝重，我说先查个血，然后拍几张片吧。

病人遵从我的医嘱查了血，验了尿，拍了片，做了心电图，还有B超和CT，然后捧着一摞单子又坐到我面前。我一一验看，眉头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病人的脸皮也跟着一全儿紧，一会儿松。然后我就开始摇头，把病人的脸色摇得青一块紫一块，缓和着口气说：慢慢调养吧，先给你开点药。

病人战战兢兢地捧着一叠处方去划价，交款，取药。我想他回去后可以开药铺了。我洗了手，慢慢地坐回椅中长长地吁气：这个月的任务又超了，等着发奖金吧!

下班时，有同事来问：杀了几只羊?

我说：就杀了一只，羊毛却不少挣。

同事问：那人大款吗?

我说：不，那人是杀羊的。

同事又问：啥病?

我说：感冒。

【邵雷云荐自《中考现代文阅读训练》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戏说股市赚钱秘诀　作者：单正平

一、要买能赚钱的股票。一般说来，绩优股容易赚钱，绩差股也能赚钱，亏损甚至即将破产的股更可以赚钱；但绩优股有时确实也不赚钱，绩差股经常不赚钱，亏损破产股也有可能使你血本无归。总而言之，凡上了市的股票都可能赚钱，否则我们怎么能容忍它呆在股市上。

二、不买亏钱的股票。如果你知道某种股票不赚钱，那你肯定不会买。如果你亏了钱，可以肯定你是买了不赚钱的股票，或者虽然买了可能赚钱的股票，却在赚钱的时候没卖，赔本的时候反倒卖了。所以能不买的时候坚决不买。

三、股市盘整时持观望态度。盘整中的股市，有点像古典爱情故事中被人追求的女子，扭捏起来没完没了，就是没个明确态度。

四、牛市最终要走向熊市，准确把握牛转熊的时机迅速出货，是保赚不赔的关键。如何区别小跌短跌和大跌长跌，这可是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难题。一般说来，我们只能在事后彻底看明白。

五、熊市持续一段时间肯定要变牛市。在熊市底部大举买进，在牛市的顶部坚决卖出，必能发大财。什么时候是熊市的低部呢?这很简单，在底部出现之后，你就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了。

六、在股市震荡期，比较保险的做法是逢高减仓，遇低吸纳。但高点低点在何处，自然要你自己判断。

七、现在的专家说，中国股市绝对不能做长线，因为中国很多上市公司上市之日，也就是它实际破产、股民被骗之时。所以要坚决做短线。据近日某家电视台财经节目介绍，短线高手最辉煌的业绩，是一年内使资金翻十倍。

八、也有专家说，见股票不问青红皂白就买，管它涨破天还是跌入地，都坚决捂住做长线，捂得越久，赚得越多，这样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

九、最明智的办法是长短结合。如何结合，要看具体情况，还得看你的勇气和悟性。

十、要充分尊重、参考、听取股评家的意见，听他们的话绝对没错，要是没人听股评家的，这一行当早就不存在了。股评家的繁荣兴旺，说明他们确实是料事如神的预言家，赢得了广大股民的信任和爱戴。

【李东辉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3月3日】

社会救济金　作者：雅·哈谢克

书记：你来有什么事?

来人：我想请救济会帮点儿忙。

书记：你叫什么名字?干的是哪一行？有多大岁数?

来人：我叫因德尔日赫．迈耶尔，是个木匠，整60啦。

书记：要是你年轻50岁，你就可以去找儿童救济会啦。你坐过牢吗?

来人：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官司。

书记：糟糕。要不然被释犯人救济会就可以收容你啦……我想你该是一个酒鬼吧：

来人：哪儿的话，我滴酒不沾。

书记：我真是替你可惜。要不然我们就可以把你送到酒鬼救济会去啦。咳，你干吗不是一个陷入火坑的小姑娘呢?要是的话，失足少女救济会马上就会来收容你。要不你是一匹受人虐待的马也好，这样你就可以投奔动物保护协会啦。看样子你也不是多神教徒，因此异教徒救济会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哪怕你偷过旁人的东西也好呢，你该是偷过吧?没偷过?这样一束，连小偷习艺所也无法收容你啦。把你送到二流子救济会去吧，可惜你又显得体面了一点，要不然你倒可以在那儿领到一笔救济金。

来人：我不要什么救济金!我只要求干活!干活!

书记：干活?你说得倒轻巧啊，老兄……干活……我们自己在这儿还没活干，闲得发慌呢!

【水云间荐自《格言》2006年3月下】

八戒的感谢　作者：侯国平

唐僧师徒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方佛国。灵山脚下，好一个极乐世界，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别人犹可，八戒先是手舞足蹈，继而热泪满面，他呜咽着说不出话来，于是振臂高呼，喊了半天，只有一句：“感谢，感谢!”

沙和尚说：“二师兄太激动了。”八戒说：“怎能不激动?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我有一肚子话要说，我想写点革命回忆录。”

他说，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除了唐僧独自经历的十一难外，剩下的七十难，他都一个不少地经历过。就在悟空被唐僧宣布下岗，打回老家花果山闹革命时，他仍坚守在取经第一线。

八戒说：“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啊，想起来，心中便涌生感谢。”悟空笑道：“你这个呆子，感谢什么!”

八戒说，感谢天气很好，没有台风，天空中有些白云，它们在太阳周围并不停留。感谢喝酒，他曾经一度贵为天蓬元帅，总管天河水兵，但在蟠桃会上喝醉了酒，拉了拉嫦娥的手，违犯了革命纪律，结果被玉皇大帝赶出天宫，贬到了人间。

沙和尚在一边说：“二师兄，一张嘴就一串感谢，就像得了金鸡奖的男演员，就不会说点别的?”

八戒张口又说：“感谢下岗。”悟空最听不得这两个字。想当年在取经路上，唐僧动不动就拿下岗吓唬他，还念紧箍咒。他骂道：“呆子，再说感谢下岗这样的混帐话，俺老孙就拿金箍棒打你的猪屁股。”

八戒不理这一套，仍然坚持说，感谢下岗。他说，是下岗让他更新了观念，重塑了自我，实现了再就业，从高老庄的一名农民，成为国家干部，能不感谢吗?

八戒说的句句在理，悟空哑口无言。

沙和尚说：“二师兄说的是网络语言，能不能说几句实的?”怪虚的，

八戒分辩说：“这是时尚。若当年是右派，现在张口就要感谢苦难；若当年是知青，现在张口就要感谢下乡。人人都说青春无悔，苦难就是财富。这年头，谁不想弄点财富?所以，为啥不感谢一把哩?”

【刘畅荐自《济南时报》2005年12月21日】

说“盛世修史”　作者：钟叔河

钟叔河先生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读书时的志愿，本是学历史考古，却因偶然在报纸副刊发表小文的关系，1949年9月便以中学生进报社工作了。但个人阅读研究的兴趣一直在文史方面。1957年后离开报社，以劳动维生，1970年又被判刑劳改，仍尽可能坚持读书思考，逐渐集中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范围。1979年平反改正后，到1989年止的10年中，以编书为业，编辑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和曾国藩、周作人的著作。同时陆续刊行了些自己的研究成果，如《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史学论文集：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等。离休后开始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读书随笔、生活琐记之类的文字。

《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司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张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1998年北京出版，却是1938-1939期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1938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余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余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余万字，至1939年秋(仅仅一年时间)，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并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搜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

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敝省省志中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1938-1939年的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前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更放得心，难道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1938-1939年参加过《北京市志稿》的编纂，1988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茎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

【向继东荐自《新民晚报》】

卧碑　作者：钟叔河

《清代科举考试述略》书中有一张府、县学宫(文庙)的平面图，大成殿之东为明伦堂，这是生员(秀才)听讲的地方。堂前立有一块“卧碑”，上刻晓谕生员的文告十三条，明代的六条颁行于洪武十五年，清代补充的七条颁行于顺治九年。明代的头两条是：

“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四书》、《五经》……课令生徒诵习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清朝又加了三条；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谁说古时候没有政治教育，读书人事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呢?“卧碑”不明摆在明伦堂前吗?“一二八”时骂胡适，说他劝学生要安心读书莫上街游行，是帮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其实胡适只不赞成学生“纠众扛帮”，并不反对“言天下利病”也就是批评国家政治，也不曾“黜革”过学生，更不要说将其“治罪”了。比起明清的专制政府来，洋博士还是多了些宽容，讲一点民主的罢。

【向继东荐自《湘声报》】

看笔记和笔记　作者：钟波河

看书消闲，最妙的是看古人的笔记。一则内容五花八门，尽管凭兴趣任意挑着看，二则文字大都简短，看起来也不费工夫；三则随便翻开哪页都可看，不想看了又随时可以放下。这种自由的感觉，对于整天忙碌在现代城市里的现代人来说，的确十分难得。

清朝咸丰皇帝时，浙江人陆以活写了部笔记《冷庐杂识》，卷一中有《秘法》一篇，说的是杭州吴山上出售各种“秘法”，将法句(口诀)写在纸上，外面固封起来，每条收价一百。有人买了三条，一条“发家致富法”，一条“不醉酒秘法”，一条“除虱断根法”；成交时还被嘱咐了一句：“此诀至灵，慎勿浪传人也。”回到家中，小心拆开一看，原来写的是：“勤俭”，“早散”和“勤捉”。

笔记到这里，其实已经“到位”。可是作者还要加上几句，说那位出三百钱买秘法的人“大悔恨，而理不可易，终不能诘难也”。

“理不可易”，就是驳不倒的大道理。本来嘛，“勤俭”必会“发家致富”；酒席“早散”，少饮自然“不醉”；“生虱”只要日夜不停地捉，也有“断根”的时候。吴山上的老神仙一不鬼画符，二不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所宜传的都是“不可易”之“理”，虽不说一句顶一万句，至少一句顶得一句，也的确“不能诘难”，想反对也反对不了。平心而论，比起专供长毛和义和团民天天读的天父天兄圣旨和张天师真言来，至少总有几个毛笔字，不是纯粹空对空。

问题在于，大道理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代替不了具体的勤俭发家的经验，代替不了醒酒石，甚至代替不了一合灭虱膏。“老兄弟”听了东王西王代传的圣旨，可以不顾性命冲上前去“杀妖”；日本“皇军”天天读天皇诏书，读到头脑发昏精神失常，上了战场亦有可能成为不要命的“肉弹三勇士”。但是于家常日用中，空洞的大道理却是一文不值的。此人却花了三百文才买得三条，难怪回家拆开一看，要大呼上当，悔恨不已了。

吴山如今叫作城隍山，山下便是“胡庆馀堂”(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纪念馆)。游人爬上山顶，便能够同时看到西湖和钱塘江。马二先生于此曾经赞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我也兴致勃勃地去登临过，不过马二先生花十二个钱买了吃得相当满意的蓑衣饼，很想也找点来吃吃，却终于没能吃到。

【向继东荐自《湘声报》】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作者：世纪婴儿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那般卧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专制世袭的可歌可泣。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我们的学校也不进行哲学教育，这直接导致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新一代缺乏思想的方法论和自我支撑的思想习惯。于是，除去那些从思想及其相关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外，其他的知识分子在把握思想递进发展的能力上有了先天的缺陷。

具体来说，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我们连文革尚且不能彻底反思，遑论当下与未来。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要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当局，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丈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原因正在于其消遣性，面向的是非具体的大众(读者)。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不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从先贤的榜样来看，历史上不为家国天下、只为真理而行的人物实在寥若晨星，亦自周朝到今日更没有被重视和广泛传扬。于是，那种独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射入到民族的血液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看来，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对民族的进化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总是以民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从而就只能养育出软弱的知识阶层分子来。

【邸笑飞荐自《天涯社区》2006年3月14日】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的话题　作者：子曰者

这是一个很让人无所适从的问题，作者提出的疑问让我的心里有种吞了只苍蝇的感觉。那些人，那些死去了的，和还活着的人们；从先秦的诸子，一直到近、现代的那些先烈们，那是一些我们应该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不愿、也不想再度提到他们。那样不但是对他们，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亵渎!

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是要看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来看待的；因为知识分子(姑且还是这样来称呼)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泾渭分明来限定的阶层，那只是一种泛指。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民族，人们只是从文化知识的层面来划定这样一类人，而不是一个阶级或是集团的层面。他们身上并没有，也不该有着理所当然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明确地说不该是单独只是属于这类人——因为他们拥有这“知识”。

至于文中所说到的“精神”的独立，那更是该从历史和思维定势的角度去看待的问题，谁也无法在几年、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里，就让那溶入骨子里去的行为模式改变!而且事实还并非如此，只是采取的是不一样的方法方式在进行着。并不是只有西方文化里才具有探索和对真理的渴求，也并非就只在中国文化里才有思想的奴性(建议去读一读房龙的《宽容》一书)。更何况将整个中华文明思想、文化史都定论为“奴性文化”，那就更是谬之千里。难道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就是在“万马齐喑”的状态里产生和延续发展而来的吗?将先秦的诸子百家说成说是“媚俗”，那就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了!那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唯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才可以媲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大爆炸的时代!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一个文明的思想、文化的根基。

思想的独立是相对的，而且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独立；常常被人们认为的“独立”，其实往往是并非真正独立。不要简单地把反对和对立就当成是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一个真正的精神、思想独立的社会，该是一个真正宽容和博爱的社会，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至于说到“思想”的麻醉，必须要从一个更高一些的层面上来看待；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的主体。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远东文明的儒家文化就是这种主体。我们的文化里也许有很多已经落伍了的，不适应今天的世界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全部地扬弃它，更不要将它戴上“奴性”的帽子。而把这“奴性”限定到某一类人的身上，就更不该!

要改变，而不是摧毁；要怒其不争，而不是鄙夷。文化，是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的精髓；而文化的人，或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则是每一个社会和文明的承担者，是它的“脊梁”。他们在获得了知识和文化的同时，也就自然肩负起了社会和文明生存、发展的重任。需要的是去认真、深刻的思索，究竟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不能简单地如同一些人，一些善意的和并非善意的人所说的那样，好像给一个“民主”就是能治疗百病的良药。至于说“家国天下”，试问否定了他们，什么还能算是真理?一切的“真理”，无不是有其限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离开了具体能存在的真理。在这里，我想将卡尔·波普的关于真理的本质的论述写在此处：

“一个好的理论应以下面的事实为特征：它做出一些在原则上可以被观察所否定和证伪的预言，每一次观测到和预言相一致的新的实验，则该理论存活，而我们就增大了对它的信赖；但一旦发现和预言不一致，我们就必须抛弃或是修正该理论。”

这一原则在社会思想和政治领域是一样有效的。一个成熟的社会体，是不存在和不该发生革命式的震荡和激变的；那该是一个能去证伪和加以变革的社会，一个能容忍异己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具备着张力和团聚力的社会。

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却不该去消灭有着不同利益的人!和谐是建立在容忍和宽容的基础之上的。或许有人会将我的意图弄混淆，以为我是在赞同“中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观念，那就错了!我是想说明软弱的说法是不准确和不该的，我是想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时间性的，而时间并不是线性，更不是点状的!

【邸笑飞荐自《天涯社区》2006年3月14日】

人间已无骆宾王　作者：巫马期

文艺作品中的佛门岂止不清净，简直是“着了袈裟事更多”。起事失败了或闯了大祸了或不想当皇帝了，往往逃去做和尚，推究起来，这模式恐怕还是初唐才子骆宾王所开创的。

骆宾王是神童，命运却很不济，清人陈熙晋曾用四句很悲惨的话概括他的一生：“少年落魄，薄宦沉沦，始以贡疏被愆，继因草檄亡命。”

骆宾王曾在道王李元庆府中做属员，因生性孤傲，一直坐冷板凳。有一天李元庆忽发奇想，要手下人各写文章说明自己的长处，骆宾王却拒绝“自我表扬”，当然也就没捞着好处。

后来骆宾王看出，不“自我表扬”便没有出路，于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频频给官员们上书自荐，大谈自己品德如何高，学问如何大，“九流百氏，颇总辑其异端；万卷五车，亦精研其奥旨”，昔年深恶痛绝的脂粉，开始往自家脸上大把涂抹，然而前倨后恭、费尽心力，也只弄到长安主簿之类的小官。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逾不惑的骆宾王被提拔为侍御史，当了一生中最大的官。他急欲表现，多次上疏言事，不想触怒上头，结果被安了个罪名下狱，打发到浙江任临海县丞。他很快弃官而去。

接下来的事情很轰动：光宅元年(公元684)9月，徐敬业自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突然现身军营，替徐起草《讨武墨檄)，辞锋警利，气势不凡，极富煽动性。

檄文传到武后手中，她读“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之类句子，还嘻嘻地笑，但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瞿然一惊，问：“这是谁写的?”左右说是骆宾王，武则天不满地说：“宰相怎么能漏掉这种人才!”

檄文虽壮，无奈徐敬业实力不济，不久兵败。徐、骆二人，后来史书有的说他们死了，也有的说其实是逃走了，武则天的部下找了两个长得相像的人斩首献功，后采虽然知道两人没死，也不敢再去捕来自找麻烦，徐、骆两人得以投身僧寺，了却残生。按佛家的说法，出家即等于离开尘世。总之不论是死是活，人间已无骆宾王。

又是若干年过去了，武则天也已经失势，曾在她手下红过的诗人宋之问遭贬谪，后被放还，经过江南，游灵隐寺散心。

这一夜，宋之问月下漫步，望着夜色笼罩的西湖和灵隐寺对面的飞来峰，吟出两句：“鹫岭郁岩蛲，龙宫锁寂寥。”可是后面的怎么也想不出采，徘徊良久。这时，有老僧来点长明灯，问道：“年轻人这么晚还不睡，有什么事呢?”宋之问把做诗的事说出来，老僧微微一笑：“下一联何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听到这样遒丽贴切的佳句，惊愕得说不出话采，再想说什么时，老僧已飘然而退。

第二天天亮，宋之问想再向老僧请教，整个寺院里却再看不见其身影。询问其他寺僧，都推说不知。被他逼问急了，才有一个人悄悄对他说：“这位师父云游四方，俗名好像是骆宾王。”

【刘佳鹏荐自《侨报》2006年3月1日】

尴尬　作者：王　晖

杂览追述“文革”的书籍，令人每每生发可笑、可叹复可悲之感。

著名作家、学者俞平伯著研兴趣广泛，举凡新诗、散文、旧体诗词曲创作和《诗经》、唐宋词、《红楼梦》研究等均曾予涉猎，皆卓有成就。孰料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两位“小人物”发难在先，伟大领袖及时肯定，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批判俞先生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俞先生无法抗拒的“副产品”便是：《红楼梦》研究，遂被人目为他的主业；而他的“红学权威”声名，亦瞬间飙升，至于其他研究成果，反倒被大多数世人给淡忘了。“文革”中，像他这种解放后交过“华盖运”的人，自然又是在劫难逃，挨斗不断。而堪称“批斗经典”的是，一次斗争他时，批斗者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厉声让他交代：“《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确乎是“沧桑易代繁华远”了，一群连中国文化最基本常识都不具备的粗鄙之徒也敢来批斗“红学权威”了，竟然也能来批斗“红学权威”了!面对如此愚妄的诘问，真不知学识渊博的“俞平老”当时是如何作答的——我想，他可能惟有一种对“今夕是何年”百思不得其解后所必然出现的满脸尴尬吧。

无独有偶，原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除以撰著《张居正大传》、《陆游传》等多部人物传记蜚声士林外，平素也酷爱研究古典文学，对《楚辞》一书探索尤存独见，他认为(离骚)这篇作品的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淮南王刘安，并撰写《楚辞探故》论文一组，阐言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有胜于无，学术现点正确与否，总应该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明辨扬弃。可1966年夏天，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朱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时，“造反派”却非要让他承认自己是“草包”，至于原因，那也十分简单而堂皇：“你连《离骚》的作者是屈原都不知道，还不是草包吗?”对于这一判词，据说倔强的朱先生当时还颇不服气，竟文绉绉地试图解释：“那看怎么说了”……但是，不服气归不服气，估计他那时的神情，也只能与“俞平老”一样，唯剩下尴尬一途了。

俚语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说的应当就是俞先生、朱先生的这种遭遇吧。当然，这里所说的“兵”，无疑是指“红小兵”、“红卫兵”了!而如果是遇到后一种“兵”，则两位先生的脸色肯定还将愈益尴尬。因为“红小兵”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是儿童或少年，“娃娃们”瞎胡闹，或许还可用“年幼无知”作搪塞，来求得宽容、谅解。至于“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则大多是青年，甚至是中年人、老年人了——从留存至今的许多“文革”照片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或动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衮衮诸公们，左臂上不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吗?如果这样一大批思维正在走向成熟，或者说应该已经成熟的人，仍然瞎胡闹，则不能不让人思考出现大规模瞎胡闹的这个时代与出现大规模瞎胡闹的这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了。透过俞先生、朱先生这两位智者被批斗时脸上的尴尬，我们难道不能从中折射看到狺狺乱叫的众多无知的批斗者之荒唐与尴尬吗?进而，难道我们不能从中折射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尴尬吗?

假如还有人心存兴趣，欲承袭《今古奇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名，编纂或记写一些反映现当代中国文人或文化命运的文字，我建议他一定不要忽略上述两则逸事。我总固执地认为，在反映一个时代对文化人的漠视与对文化的摒弃上，还有什么文字能比这两则逸事来得更简捷而深刻呢?

【选自《捐城文学》2006年3月】

契诃夫札记　作者：邸志鹰辑

一个人有一个书房，但他老是在外面作客，书房里没有读书人。

结了婚，布置了环境，买了书桌，收拾了房间，但什么也写不出来。

从前一个有志气的人为了获得别人的尊敬，就去当将军，当神父；而现在的人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会去当作家和教授。

一个作家当蝗虫成灾的时候，写过防治蝗虫的文章，引起大家的热烈关注，名利双收；当蝗虫绝迹之后，蝗虫被人忘记了，作家的名字也被人忘记了。

Ｃ君写了一部好戏，但谁也不夸奖，谁也不表示高兴，而是说：让我们看你的下一部作品吧!

蹩脚的诗人有一句是：我像蝗虫一样幽会。

就是很好的孩子，哭起来也不好看，所以有时能在不好的诗里认出很好的诗人。

没有一样东西不被历史神圣化。

一个平庸的文坛老手，其居高临下的神态宛如神坛高手。

一个出版商在创业25周年纪念会上，含着眼泪发表演讲：“我要捐十个卢布作为文学基金，拿它的利息资助经济困难的作者，为了制定资助基金发放规则，还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俄罗斯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

作家格沃兹科夫以为自己很有名，所有人一定都知道自己的大名。他到某市时见到一位军官，军官久久地握着他的手，欣喜地瞧着他的脸。作家很高兴，怀着同样的热情握着对方的手……军官问道：“你是一个乐队指挥吧?你的乐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某五等文官死后人们才知道，他曾经为了一个卢布到剧院学过狗叫。他穷。

【马静荐自《契诃夫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一个执著于自己事业的人，倘若老是原谅自己的弱项短处，那他的事业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所以，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尽量原谅别人，但我绝不原谅自己。”

一位老师想要教出更多的好学生，他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好老师。同理，一位写者想要写出更多的好文章，他就必须要看更多的好书籍。

谀者热衷于美化别人的缺点，是为了诱惑渔利；小人热衷于寻找别人的缺点，是为了攻击取胜；君子热衷于挑剔别人的缺点，是为了治病救人。

教师永葆青春的秘密，在于自己永远拥有一颗不泯的童心。

对于产生荒唐的条分缕析，有时也只有“荒唐”，才可能要言不烦，深中肯綮。

伏尔泰和左拉是颇值得人类永远牢记和怀念的助人英雄。前者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新教徒卡拉呐喊，让人们认识到，不能以宗教的理由来迫害人；后者为与自己素不相识的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累福斯奔走，让人们认识到，不能以爱国的理由来迫害人。两人发出的正义的声音，令统治者胆战心惊。

一本好书对我来说，翻开，就是我呼吸新鲜知识空气的一双肺叶；合上，就是我砌筑人生高尚正直的一块方砖；竖起，就是我航行于社会海洋中的一杆风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成功时不陶醉；失败时不沮丧；困苦时不颓废；危难时不绝望。

在思想上，永远不想走世人未走过的路，在事业上则永远不会走在世人的前头。

梅花的珍贵是，不是在春光里撒下娇娆艳丽，而是在严寒中层示妩媚姿态。

从伪造中走出来的历史，难免早逝；惟有从真实中走出来的历史，才能英姿飒爽，长生不老。从暴力中走出来的稳定，不能健康长寿；惟有从人心中走出来的稳定，才能生机盎然，益寿延年。

扫帚和蚯蚓的人生观都难能可贵。前者每每扫净庭院后，便不声不响地走进旮旯里。而后者则在辛勤耕耘一生后，竟然把自己的身躯也奉献给自己所钟情的土地。

千万不可轻视滴水和软藤。前者能钻穿顽石；而后者则能缠死硬树。

只要心田的上空，始终悬有一轮红日，那么不论走到什么黑暗的地方，心里都是亮堂堂的。

社会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意味着组成社会的个体的自由活动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所扩大，而不是只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美化他人的时候，也是在丑化他人；在拔高自己的时候，也是在矮化自己。

尊重知识才能尊重老师，而尊重老师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浅薄如浅水，常常哗哗作响；深意如深潭，往往无声无息。

别小瞧问号，它每每是打开许多奥秘之门的钥匙。

绿叶衬托红花，相得益彰，都不单调呆板；群星烘托北斗，相映成趣，都不寂寞孤单。

谁的心里装着春天，谁的生活就不会有严寒。

莫道酒盅浅，可古往今来淹死的人却并不少。

轻信书本，往往容易受骗；但不信书本，每每一事无成。

人生的书，每一页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写，因为写出来，就再也没有修改的机会了。

当道德口号喊得震天响时，往往意味着真正的道德面临崩溃的边缘。对此，“文革”可以作证。当时，人人都在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斗私批修”的毛主席的教导，“狠斗私心一闪念”。可是，人人都在为了“利己”而专门整人。所以，不知有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了。

一个不断地能在自己身上“生产”和“加工”出“敌人”的民族，是很难跨人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马静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2月27日】

沧桑话语　作者：陈　仓

茫茫沙海古沧海，浩浩湖泊今桑田；风砺石旁看风雨，古化石上话苍凉。人间富贵花间露，纸上功名水上萍；知事少时烦恼少，阅人多处繁难多；人世热血冷，感时心泪多。

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出生的境遇千差万别，死亡的待遇各有千秋；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聚是偶然的，散是必然的；缘熟则聚，缘尽则散；离无愁，别无恨。上台是偶然的，下台是必然的；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思下场时。

世事如棋，做棋手莫做棋子。棋逢对手，与高手交手，棋爽袖香；与低手交手，棋臭衣脏。判断一个人的优劣，既要看他的朋友，也要参照他的对手；品质高低看朋友，本领大小看对手。

思路决定出路，品质决定品位；能干积蓄能量，有为积累威望。如果感到很痛苦，可能是认识不清；如果感到麻烦，可能是思路不清；如果感到很忙乱，可能是方法不得当；如果感到很失败，可能是谋划不周全。狂躁一生不济，圆融终生幸福；放大心胸天地宽，缩小自我道路长。

公堂不论私，私房不办公。隔人莫求人，托人不传信。没把握的事不去做，不经手的事不许诺。合适的人不要错过，合适的事不要放过。

见人说人话需要学术，见人说神话需要艺术；见人说鬼话叫做“城府”，见鬼说人话叫做“迂腐”。

形式主义是工种严肃的搞笑。形式主义的形式是严肃的，主义是搞笑的；说辞是神圣的，意义是荒谬的；过程是庄严的，结局是荒诞的。换句话说，形式主义也是一种神圣的荒诞不经。

没有知识武装的权力和没有权利保障的知识都是软弱无能的。暴民从政必为酷吏，流氓人仕必成贪官，痞子掌朝终为暴君。顺民做官就是庸官，为君则是昏君，为民则是彻头彻尾的窝囊废。没有知识和德行的人拥有的资源和权力越多，犯错误的程度就可能越严重。

人分四等：人物、人才、人手、人渣。人物改变别人的命运，人才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手被别人改变命运；人渣图财害命，难免死于非命。

做人讲正气，读书讲骨气，经商重和气，做官重客气，从军凭锐气。入乡随俗，可以沾染乡气，但不可有俗气。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贫穷”是没有找到市场的财富，平民是荒废了的人才，“逆境”是没有把握好的顺境，“对头”是得罪了的朋友， “败仗”是打输的胜仗，“乌合之众”是没有练好的铁军。知识、见识、胆识可以改变命运；智商、情商、胆商可以改变局面。

【闻哲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3月6日】

沉思录　作者：马克·奥勒　闲　话辑

如果有人能够使我相信，并向我展示我没有正确地思考和行动，我将愉快地改变自己，因为我寻求真理，而任何人都不会受到真理的伤害。而那些保留错误和无知的人却要因此受到伤害。

对于黄疸病患者来说，蜜尝起来是苦的；对于狂犬病患者来说，水会引起恐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生气呢?你不认为一个错误的意见同黄疸病患者体内的胆汁或狂犬病患者体内的毒素一样有力量吗?

假设在体育竞技中，一个人的指甲抠伤了你的皮肤，或者在冲撞到你的头部时使你受了伤，那好，我们不会有什么神经质的表现，不会以为他要杀我们，我们也不会随后怀疑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们虽然还是防范他，但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个敌人，也不带猜疑。你在你生活的所有别的方面也这样做吧，让我们不要对那些好比是体育场上的对手一样的人们多心吧。因为，正如我所说的，不抱任何猜疑或者仇恨地让开路是在我力量范围之内的。

亲自报复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变成一个像作恶者一样的人。

当我们面前摆着肉类食物时，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是一条鱼死去以后的身体，这是一只鸟和一头猪死去以后的身体。

死亡是感官印象的中止，是欲望系列的中断，是思想的散漫运动的停息，是对肉体服务的结束。

【马静荐自《沉思录》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出版】

语丝语录　作者：李上磊辑

如果你想被别人爱，你首先必须使自己值得别人爱，不是一天，一个星期，而是永远。 ——人生忠告 恨女人、恨行贿人、恨哥儿们、恨大萝卜、恨举报人、恨诉讼掮客；怨环境、怨风气、怨吏治、怨缺乏监督、怨上梁不正、怨政策多变和倒霉。

——北大2006年自主招生的作文题，要考生模拟贪官写一份自白书，这是某考生在“自白书”中罗列的贪官的“六恨七怨”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社会上流行的“三不男人”

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的妙语

。

大力水脚、开往春天的手扶拖拉机、路边的地雷不要踩、冬季到台北来看血、爬上墙头等红杏、农夫三拳有点疼、吃心爱人、猪是的念来过倒。

——网上搞笑昵称

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人喜欢冒着杀头的危险说众所周知的道理，而且，人们喜欢把这样的人叫做勇士，把这样的话叫做思想。

——网络成名速成法

一个富裕人家打算请个厨师，来了厨师就要开工资，于是请来了出纳；人多了、菜多了，于是请来了采购员、司机；开支大了，现金多了，请来了警卫……一个家庭膨胀起来了。

——一个臃肿的行政体制就是这样形成的

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他；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今年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这是他生前为家人定下的十大家规

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

如果一个男生常常趁火打劫，我们就叫他土匪。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她压寨夫人。如果一个男生脸皮太厚，我们就叫他太后。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她皇阿玛。如果一个男生脾气火暴，我们就叫他霹雳雷火弹。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她忍者龟。如果一个男生死气沉沉，我们就叫他敦煌石窟。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她古墓丽影。

——恋爱男女的最新称谓

没有钱，没有权，再不对你好点，你能跟我?

一个平凡老公的经典语录

做人要厚道、顶、沙发、百度一下、汗、弓虽、潜水／像猪一样肥大的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并列)、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偶稀饭、FB/PK(并列)。

——2005互联网十大流行语

我一定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

——舒淇获得金马影后，这句她多年前发下的誓言终于可以实现了。有网友说，“当年不脱该多好，现在就不用穿了” 天鹅绒大锤。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同僚如此评价她绵里藏针的外交手腕

除非你是比尔·盖茨，否则你跟破产之间仅有一场重病之隔。

——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有半数破产者是被猛涨的医药费用所拖累，主持这项调查的一位教授如此感叹

你一定要找个好女人，她不必太聪明，也不要太笨；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记住，这个女人一定要会洗衣和做饭。

——最近出版的美国《GQ》杂志刊发了对5名萨达姆看守人员的访问，这是萨达姆对其中一名卫兵的择偶建议。

【罗耀明荐自《天涯》】

民谣　作者：梁海潮

民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虽没上过几年学，偏有编顺口溜的天赋。有天傍晚，民谣见治安主任海山在麦秸垛后边与人偷情，第二天就编了歌谣：麦秸垛，忽闪闪，俩人藏在垛后边，家花不摘摘野花，瞒过黄土瞒不过天。海山害怕得不行，见民谣像兔子见鹰，老远老远就溜就躲，有时候还给民谣掏支烟讨好民谣。

不几年，海山当了村长，整天用公款与乡干部山吃海喝，贪污腐化，宅基地计划生育，有奶便是娘。当村长一两年，家里盖起了三层楼。见村里谁家姑娘媳妇长得标致，就垂涎三尺，村民敢怒不敢言。民谣又给他编了顺口溜：“海山当村长，胜过刮民党，三天一头猪，荫天一只羊，肥得像头非洲狼，村村还有丈母娘。”“提留款，款提留，村长盖起小洋楼。损公肥私败家子，咋能混在党里头?”歌谣传到海山耳朵里，海山脸都青了，狠狠朝地上呸了一口。从此，民谣莫明其妙就遭人殴打。民谣找海山告状，海山说：谁打你了?民谣说不知道。海山说：不知道你告谁呀?往后把那张臭嘴上把锁。可是，民谣却很受群众欢迎，仍编，“不怕海山心不正，早晚都要落法绳”。这一次，民谣险些送了性命，没法在村里呆了，就到小镇当了乞丐。

地球太小，没多久，海山成了副乡长。海山偶尔在小镇上遇见民谣，把黄牙一咧，对其他干部说：这是俺村一个疯子。乡政府对面有家聚仙酒楼，民谣常在那里讨吃讨喝。民谣不知从哪儿知道海山和一些政府官员都包有小蜜，常以办公为名在小蜜处“办公”，致使许多找他的人找不到。民谣就编了顺口溜，一听很是了然：“找尤牌，电视台(据传尤乡长与漂亮节目主持人有染)；找海山，天外天；找宋宪，大酒店；找怀深，度假村；找刘硕，招待所；找占现，美容院……”还别说，这些顺口溜蛮管用，八九不离十，一找准在。

众怒难犯，海山公开让乡政府门卫打掉了民谣两颗门牙，民谣瞪着血一样的眼睛，把一口口血浆吐在乡政府门口。

民谣像海山的幽魂，时常困扰在海山周围。那年，当了县领导的海山为突出政绩，决定创建绿色县城，天气大旱，夏秋作物急需灌溉，而海山置民情不顾，只抓城区绿化，把奇缺的水资源用来浇灌绿化带和草坪。有顺口溜说：“周海山，领导‘好’，不浇庄稼光浇草。”“不抓农，不抓工，抓住创建不放松。”“不抓经济搞政绩，全县百姓都不依。”海山暗里卖官严重，有顺口溜说：“周海山，想致富，一年两头动干部”；“周海山，想发家，拿着官帽搞批发。”“动一动(指干部)，发几发，周海山把半亿钞票拿回家”。县里前几年投资数百万建起的县标、城区东西牌坊大门，海山以不适合本县县情为由将其拆除，重新塑建了并不比原先“适合”县情的县标和东西大柱(仅是由牌坊大门换成了“柱”而已)，据说这些工程都是有高额回扣的。又传出顺口溜说：“周海山，口朝天，吃了东边吃西边。”“周海山，胃口大，啥样银子都装得下。”“扒扒垒垒，弄俩美美；垒垒扒扒，弄俩花花……”

这天，海山与其他领导在街上闲步，有人指着路边一位蓬头垢面少了两颗门牙还跛着一只脚的乞丐对他说：听说他会编顺口溜。海山像没听见，心里说：这疯子真他妈命大。那人以为海山不信，过去逗那乞丐：你会编顺口溜?那乞丐学着歌星的样子，头发往后一甩，唱着《水浒传》插曲：“爷爷生在天地间呀，不怕皇帝不怕官哪……”一跛一跛扬长而去。

恰这时有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海山不由打了个冷颤。

【王翔宇荐自《金山》2005年10月】

某市统计数字杂抄　作者：汤礼春

一、在年终报表中，市计生委统计出来的全市人口数字为47万，而县公安局统计的人口数字为51万。

二、上级有关部门来检查“普九教育”时，市教委上报的是适龄儿童上学率达99％，而有关部门要下拨“希望小学”款项时，上报的材料称：全市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占适龄儿童的40％。

三、市“绿化委”每年“植树节”后向上级有关部门上报称：“全年共植树XX万棵，全县荒山绿化率已达90％以上。”已连续照此上报十年矣!

四、市文化局申报“全国先进文化县市”时，上报材料称：每年市财政下拔的文化经费比上年增长20％。而每年给市政府打报告“要求增加文化经费”时称：“市财政十年未给文化经费增加一分。”

五、市社会保险局向上中报“失业下岗人员最低生活保障金”时称：全市共有11万下岗失业人员需要“低保”。而市劳动局在向上汇报“下岗再就业工程”时，称：全市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已达11万人，占全市失业下岗人员的90％。

六、市委宣传部在统计“农村人口订党报党刊”时，称：平均每户都订有党报党刊一份。而在“省农村减负小组”下来检查时汇报说：“全市杜绝了强制农民订报的现象，全市农村平均每户才订有0．1份党报党刊。

七、市“水果林场”在向上申报材料时称：今年全市虽受风灾、旱灾影响，水果产量仍比去年增加了三成。而在另一份要求减税的报告中称：“今年受风灾、旱灾影响，水果产量比去年减少了五成。”

八、十年前，国务院第一次提出“精减办公行政人员”时，市政府当年年底上报的材料称：今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全市在原有3800余名吃财政饭的行政办公人员中，精减了百分之三十。五年前，当上级有关部门来调查“行政办公人员过分雍肿”的现象时，市长向其表示：“我市现有吃财政饭的行政办公人员4100人，今年计划精减百分之三十。”今年，当国务院再次提出“精减行政办公人员”时，市政府在上报的材料上称：“我市原有吃财政饭的行政人员为4600人，今年计划精减百分之四十。

九、市残联上报的全市残疾人数为三万，而卫生局上报的全市残疾人数为五千。

十、在今年的市政府报告中，称全市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而市民政局在今年向上申报的“扶贫救济款”中，称：“全市农村需要扶贫的贫困人口为五万。”

十一、在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全市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去年全年无一例恶性案件发生。”在其后召开的“全市治安先进工作表彰全”上，市政法委书记称：“全市去年共破获恶性案件二十余起。”

十二、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在上报的材料中称：“由于措施得力，全市去年的制假贩假的案例降到历年来的最低点，全年只发生7起。”而市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在上报的材料中称：“由于加大了打击力度，全市去年共查处制假贩假的案件达170余起。”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第2期】

禽言兽语　作者：佚名

一、母鸡对公鸡说：“近两年来我发现你报晓的声音不洪亮了，啥原因造成的?”公鸡回答说：“因为，看着一个个报晓洪亮的哥儿们，都被求安静求安宁的主人围剿了。”

二、一个老鼠对身边要出门逛街的小老鼠说：“逛街时注意安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猫。”要逛街的小老鼠毫无恐惧之心地说：“猫们现在顾不上我们了，都在腐败和对付反腐败呢!”

三、老虎遇见了狐狸，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要假借我的威风?”狐狸十分坦然地说：“狡猾的我都要借大王您的威风，谁还敢不怕您?大王，这是我为了让您的威名远扬八方而苦心设计的广告。”

四、茂密的森林中，丙猴子对甲猴子说：“也没见你干什么，为什么你家里有这么多的桃子、苹果、鸭梨?我这么辛苦地奔波忙碌，为什么还是这么贫困?就因为你家里有那么多的帽子可以卖吗?就因为猕猴们喜爱戴帽子吗?”甲猴子不回答却对乙猴子说：“当心仇富心理问题!”

五、狗对苍蝇说：“蝇营狗苟?人类怎么把我这么忠诚的战士和你这个追腥遥臭的东西连在一起了呢!”苍蝇说：“你告诉我，摇尾乞怜说的是谁?你这个狗东西，我为自由而活，绝不被人豢养得旺旺叫。”

六、鸭子看着兔子很关心地问：“兔哥，人家都是两片嘴，您为什么是三瓣的?”兔子沉思了片刻说：“鸭兄，因为前世得罪了玉皇大帝，说出了他的缺点泄露了他的隐私，他就派人把我打成这样。我的子孙也就遗传了。”

七、猫骄傲地对猪说：“人类骂同类笨时爱说成‘蠢猪’，猪哥你知道吗?”猪说：“我们看够了世间的不择手段和血腥残杀，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陷害、坑害同类之事。我们起码的猪性告诉我们不害自己的同类和他类。我们蠢吗?”

八、喜鹊看着正在耕地的老黄牛说：“牛大哥，你们祖祖辈辈都这样任劳任怨地干活，默默地不求回报，难道你们就那么喜欢老黄牛精神?”老黄牛无奈地说：“要活命不干咋办?我们又没别的本事。我们要是长了一张比你们还好的嘴，也就不在地里干活，说不定还全给你们当领导了。”

九、青蛙乞求蛇别吃它，放它一条生路。蛇回答青蛙：“如果我们有爪子爬上能呼风唤雨的龙的地位，就不吃小小的你了。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可谁让你不幸生在了水塘里。”

十、马对骡子说：“孽障，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个畸形儿?”骡子流着眼泪回答：“您不知道您被强奸了?问题不在我这里，我是个无辜者!我是个痛苦者啊!您还是去找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人算账吧，他们不只是对您和我犯了罪啊。”

十一、小麻雀对着咩咩叫的羊说：“羊伯伯，为什么总剪你身上的毛?…‘不剪我身上的毛，剪谁身上毛?哼!敢剪驴身上、马身上、狗身上、虎身上的毛嘛!”

十二、龙愤怒地质问跃进龙门里的秘书鲤鱼：“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为什么把我排在第五位?老鼠居然排在第一位，小小的兔子居然还站在我前面。你说，谁安排的?”鲤鱼说：“回龙王，这次没按照能耐排，是按关系排。老鼠在蟠桃会上，给王母娘娘送了绝世的礼物；黄牛的爸爸牛魔王刚刚和玉帝拜了哥儿们；老虎嘛，您知道是兽中之王，还有他和狮子都属猫科，狮子是太乙救苦天尊的手下；小兔子借了嫦娥的力，嫦娥已成了玉帝的“小蜜”了。这回明白为什么把天蓬元帅贬成猪八戒那模样了吧。”

【刘兴雨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2月27日】

一周实习日记　作者：树　国　文　新

小W即将大学毕业，因学的是文秘，实习安排在某局办公室。经本人同意，将一周实习日记抄录如下：

星期一晴

上午8点半，局办公室主任通知机关全体同志到大会议室开会，我也去旁听。局长讲了本周的主要工作，接着7位副局长又分别讲了一通。光布置一周工作就讲了三个小时。要是布置一年工作还不讲十天半月的啊!

下午我在办公室帮着接电话，快下班时才见主任和局长从休息室里走出来，像醉猫儿似的。

星期二睛

早晨，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后天县委来检查局里包村扶贫工作的事，除了要听局里汇报，还要看脱贫户的一些情况。我接完电话就去找主任汇报。

下午，主任要我和他一起去局里扶贫所包的无名岭村。他对村支书交代，后天上级来人检查包村扶贫工作，汇报材料好编，其它工作还得你们配合。一会儿，村支书把3个贫困户找来了，主任给每户发了200块钱，并叮嘱他们那天分别到三家富户家里，并说这是你的家，等检查团走后再回自己家。主任还教他们背台词：“俺如今也住上了楼房，有了彩电，是包村领导帮俺走上了致富路。”晚上，主任请村支书和村主任在镇酒楼豪饮。

星期三阴

今早刚到办公室，主任就对我说，上午9点钟全县正科级干部要到党校参加普法考试，考试分数还要公布于众，请你代局长考试。我心里一时没了底，自己也没有看多少书，不会答题怎么办?主任见状，说：“你先不要害怕，我已找了一份标准答案，照着抄就行，还得故意答错一两个选择题，要故意不得满分。因为，全对了，人家还以为是抄的呢!”

我提前来到考场，环顾四周，我们实习的十几个同学都在这里，手里也都有一份答案，看来都是替考来了。不到半小时我就交了卷，估计局长可得98分。

星期四晴

今天上午，局领导接待县里包村扶贫检查团，主任也让我随行。从9点开始等，11点多了，上级领导们的车队才来到无名岭村。领导们走马观花，看了两个脱贫致富户，见贫困户住上了楼房，有了彩电、冰箱，称赞包村扶贫工作搞得深入扎实。

中午，我也在招待上级领导的一家星级饭店蹭了一顿饭。酒足饭饱后，领导们的小车径直向白天鹅洗浴中心驶去。

星期五晴

上午是局机关学习日。在大会议室，我先给大家倒满茶水，同志们品着毛尖好不自在。一名副局长念完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后，要求认真开展讨论。哪知沉默了一阵，大家却侃起大山来。什么赵家狗王家猫，什么刘家男人孙家女人，发言还真挺热烈。

下午是机关职工洗澡时间，浴池分男部和女部。男男女女们都先后去洗澡了，主任临走又让我从网上找一篇调研文章，指示我署上局长的名字，报县政府办公室。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2月16日】

水泊梁山大减员　作者：陈果繁

上级有令，要求各机关单位实行减员增效。水泊梁山自然也在此列。

水泊梁山一把手宋江在传达全上说此次减员遵循“优胜劣汰”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先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再由水泊梁山大减员委员会研究研究，对108位首领的德、才、勤、绩等逐个逐项进行考评，最后决定谁去谁留。未了，宋公明言辞严厉地说：此次是动真格的，108位首领非得下去一大批不可，而不像以前几次。希望大家作好思想准备!

会议一结束，水泊梁山便像一口煮沸了水的大鼎，闹闹哄哄乱糟糟。有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有大发牢骚骂娘的，有窃笑不止的，也有叫苦不迭的……但很快也就肃静了，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毕竟这是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马虎不得。

几天过后，谁去谁留已在宋头领心中有数了。

时迁嘛，长得五短身材，獐头鼠目，明显影响我梁山亮丽形象，且这厮又好偷鸡摸狗。时迁自然是难逃厄运喽。还有像解珍、李云、曹正、段景住、丁得孙等人，只有三角猫功夫，当去之。如此能显我梁山庸人不用。当然喽，既然解珍走了，那他的兄弟解宝也当走，否则后患无穷。

吴用迷人，足智多谋，能力强我宋江百倍，当是我的最大威胁。但在每次最后拍板时，他都完全听我的，对我从不敢说半个不字。而且这些年来梁山风光无限，本人无尽荣誉的获得实赖于这个吴用，他仍是我今后继续攀升的阶梯。此人当留!

公孙胜呢，乃一介道人，该与他划清界限，免得说我宋某人不信科学，现如今国家正提倡科教兴国呢。转眼间，公孙胜的名字前便被划了个大大的红“x”。可怜公孙胜虽然被宋江笑纳了铜钱万贯，但仍难逃霉气。

林冲嘛，武艺高强，原本地位比我高，老婆又比我的漂亮，而且对上级一直心存不满。这无疑不利于今后梁山的发展大计，但这小于威信蛮高的，能让他自己死去最好。还有秦明、徐宁、董平、张清等人，身怀绝技，对我威胁甚大，此次若留下他们，必后患无穷。而且，这几个人还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竟不向我这一把手“意思意思”，那就只好“对不起”了。于是不久，林冲给活活气死了；秦明等人也不在梁山了。

当然，宋清乃我兄弟，非留不可，虽然无甚本事，但让他掌管宴席当不成问题，而且这样也便于自己今后的吃喝。想到这里，宋头领不无得意。

此时宋公明想到了花荣、李速、朱全等铁哥儿们，花荣等没的说，留下了。只是铁牛这厮，有时没大没小，竟敢当众顶撞我，着实可恨!但宋江转念一想，留他能显我用人不记个人恩仇，惟以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再说，这黑炭头对我其实是最忠心耿耿的。那就先暂时留下他吧。

至于圣手书生萧让、神算子蒋进、神医安道全，此三人能分别为我写好讲话稿、让我报销各种费用还能作假账以偷税漏税、替我治病消灾(包括我的性病)，当留当留。但最好也能让上司享用享用，当然最后得归还我宋江。如此，一则能显我梁山人才济济，二则能示我大度，第三呢，还能取悦上司。这样的一石三鸟之计岂有不用之理?

其实最让宋公明难以取舍的还是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这三个女人。说实话，三人中，宋公明最喜欢的是妩媚无比的扈三娘和骚动十足的孙二娘。权衡再三，宋公明“挥泪斩马谡”，留了已是人老珠黄的顾大嫂，却让曾被他多次宠幸令他魂牵梦萦的扈三娘和孙二娘“拜拜”了。顺便交代一下，此事后来给宋江赢得了更大的美名，说他能拒美色，而这恰恰是大多数领导干部所缺乏的。当然，这也是宋江意料中的事。至于宋江为啥这么做，除了他想达到上述目的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早已腻了那扈三娘、孙二娘。况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宋公明的床第上已有另外四位绝代佳人侍奉了。当然，知道这事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此次水泊梁山大减员工作，在一把手宋公明的英明领导下，提前超额圆满完成了任务。水泊梁山108位首领中，共有80位“劣者”被精简，仅留下28位“能者”。水泊梁山成为此次全国各级机关实行减员增效工作的典范。

现在，宋头领已成了国宝级人物，他是金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等等等。宋头领也忙得很，忙着坐飞机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介绍水泊梁山减员增效的成功经验。这不，他正在东京大讲什么要任人惟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要增强对金钱和美色的抗腐力呢……

【王翔宇荐自《小小说》2006年3月1日】

虚构与真实　作者：杨　　友

爸爸退休了，终日无事可做，于是便关起门平心静气地写起小说，不到半年竟有几篇作品见报。其实，他年轻时就爱好文学，并有作品发表，后来步入政界，便放弃了这个爱好。现在人虽然老了，但文思不衰，加上几十年丰厚的生活积淀，操起笔来依然妙语连珠，笔下生花。

爸爸的成功感染了小女儿，她便步爸爸的后尘，也悄悄地爬起格子来。夕阳与朝霞相映成趣，白发与红颜各展风采。这天，小女儿写了一篇揭露腐败现象的小小说。初稿，经过字斟句酌的修改后，自我感觉很好，她便拿到爸爸面前征求意见：“爸爸，请您斧正……”

“嗬，行啊!”爸爸见小女儿也搞起创作，非常高兴，把老花镜架到鼻梁上，拿起小女儿的稿子认真地读了起来。

爸爸读的很细，很投入，一篇千把字的小小说竟读了20分钟，仍对着稿子默不作声。

小女儿有些耐不住了，两腿不停地轻轻抖动，高跟鞋几次敲响了地板。

爸爸终于开口了：“这个情节不真实……”

爸爸向来办事不含糊，写文章更不迁就瑕疵。

小女儿两眼随着爸爸的手指在稿子上滑动，心里也一字一句地默读。“局长在大会上讲话，情绪激昂：‘行贿受贿，坑国害民，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这种腐败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局长正讲着话，突然发现台下的小王两眼正望着他，两对目光相撞的那一刻，台上的局长和台下的小王两张脸都刷地红了——小王昨晚刚刚给局长送了‘红包’……”

爸爸说：“就是这个情节不真实，需要修改。”

小女儿很不服气，苦心孤诣地想了这么个好情节，她自以为是全篇最精彩之处，爸爸却说不真实!她撩起嘴儿说：“怎么不真实?”

爸爸笑了：“你还年轻，你不懂——你见过哪个行贿受贿的人红过脸?”

小女儿一听更陷入迷津了，便质问爸爸：“你有什么根据?”

爸爸一愣，脸刷地红了…

【刘可荣荐自《新聊斋》】

旷世诗才旷世人　作者：陈　章

《读者》2006年第五期《洁白的羽毛》(作者桂向明先生)一文中，在歌颂美学家吕荧时，有这么一句话：在领袖一言九鼎和胡风被定为“钦犯”的特殊年代，没有说胡先生坏话的人太少太少。

据我所知，从未说过胡风坏话者，还有一个是聂绀弩。

聂绀弩与胡风这两位湖北同乡自1929年在日本结识，便结下了终生患难情谊。聂绀弩曾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胡风的人。1955年胡风事件中，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他俩什么“共同反党”的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天才与命运》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聂绀弩平生际会风云，历尽坎坷，其人至情至性，天赋诗才，人称“当代诗仙”。

黄埔二期出身的聂绀弩，曾任国民党北伐之“东路讨贼”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张闻天、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谷正纲同学。在新四军军部编辑《抗战》杂志期间，当过陈毅与张茜的“红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香港《文汇报》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北大荒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1976年在其夫人周颖和朋友朱静芳，山西临汾监狱狱长杨孔珍等热心人帮助下，以其“黄埔二期”的身份，移花接木，混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战犯”名单中特赦出狱。

解放初，他与楼适夷同为香港地区的代表上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那天晚上因同胡风、茅盾、丁玲诸友喝了太多的酒，又聊得太晚，第二天睡到窗外日迟迟，将中央首长事先通知的接见一事置之脑后，楼适夷叫醒他，他向楼挥挥手说：我累，要睡，你去吧!说罢翻身又打起呼噜。——正应了李白一句诗“我醉欲眠卿且去”!结果楼一人前去会见首长时，还得为他找个托词。

文革期间，他因口无遮拦，醉骂江青，被判重刑。在山西监狱遇到故人，还作诗相赠兼自嘲曰：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豁达、诙谐至此，令人击节。

1962年初，刚在周恩来帮助下从北大荒回北京的聂绀弩，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胡风夫人梅志，与胡风接上联系。胡风首次入狱出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探望，还请梅志在附近找间房子，想搬家来与胡风作邻居。(见梅志《胡风沉冤录》)不久胡风被送往成都监狱，聂绀弩赶来送行并赠诗。以后两人常有书信来往，诗歌唱酬。当时胡风人人避之唯恐不远，唯聂绀弩敢为知音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

不久，聂绀弩又专程从京城南下广东，八千里路，云月风尘，来到海丰县梅陇山区探访已故战友丘东平80高龄的老母。丘东平是笔者乡贤，早年参加革命。1941年反日寇扫荡时为掩护大队战友安全撤离而壮烈牺牲。解放后，丘东乎的战友冠盖满京华，偏偏就一个刚从北大荒回来、憔悴不堪的聂绀弩在他牺牲20多年后，前来拜访其老母亲，留下《访丘东平烈士故居》七律三首，其中“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等诗句慷慨苍凉，憾人心魄。当代一位著名诗人读《散宜生诗》至此为之动容，掷卷叹曰：唯斯人方有斯行，唯斯人能作斯诗！绀弩好友，原香港文汇报编辑高旅在《散宜生诗·序》中也赞叹绀弩这趟海丰之行：此事即诗。

另有二事，也可见聂绀弩之性情：

一、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散宜生诗》，胡乔木还在即将开印之前匆匆为之作序。但出版社要求抽掉下面一首《赠周婆》：

添煤打水汗干时，人进青梅酒一卮。今世曹刘君与妾，古之粱孟案齐眉。

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岁暮郊山逢此乐，早当腾手助妻炊。

因诗中腹联当时看来尚觉敏感，出版社此举不算离谱。但绀弩得知后极为恼火地说：“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是言我夫妻之事，难道家庭里就不许自由平等、民主集中?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

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平反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惊魂未定，诚惶诚恐。人民文学出版社能为之出书，兼有政治局委员作序，可谓荣幸之至。换成其他人，抽掉一首诗算什么?但聂绀弩铁骨铮铮，傲气凌人：“抽掉此诗，诗集不出!”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真是“唯斯人方有斯语”。

二、说来真令人心酸，1976年10月绀弩出狱回家时并不知道独生女儿海燕已于一个月前自杀身亡。夫人周颖不敢告诉他，编造出各种理由来应付他的询问。绀弩思女心切，马上病倒。住进医院时，他问身边的朋友陈风兮：“海燕到底是死是活?是失去自由还是与爸爸划清界线?你们得让我明白，我的心快要爆炸了。”在绀弩的追问下，陈风兮与舒芜等几位朋友商量后，将海燕自杀的消息告诉了他，绀弩听后眼里含着泪水说：“这有什么必要瞒着我呢，贺帅彭帅不比海燕死得更惨么?”

几天后舒芜去看望聂绀弩，绀弩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录近作一首题为惊海燕之变后又赠周大姐”。

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

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该诗全用口语，苍凉沉郁，辛酸幽默，表现了诗人坚韧、豁达而又凄苦的情怀以及患难夫妻相濡以沫共担不幸的真挚情爱，读者无不动容。侯井天先生在《聂诗全编》中引述不少作者读罢该诗的感叹、评述后，称之为“至情至性之作，为集中绝唱。”

聂绀弩晚年，对李慎之推祟备至，引为知己，有诗赠曰：“风流人物今推李，天下英雄旧姓曹。一酒逢知已千杯少，谈到投机话更多。”

聂翁临终前，还不失豁达、幽默本色。学着《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做法，伸出两个指头，问身边的亲友：你们说中国最可恶的东西是什么?……最后人们依稀听他说出两个字：“祖制”。

今年3月26号是聂绀弩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作为诗词爱好者，我不揣浅陋，作此小文，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聂绀弩其人其诗的兴趣。最后，附习作《悼聂绀弩》一首，祭奠这位当代诗仙(吴祖光尊称他是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文学家、红学家、书法家、杂文大家)的在天之灵。

黄埔英才第二期，奈何军政两无为。饱经尘世千般劫，独树吟坛一面旗。

北大荒原重悟道，南冠①妙笔更生辉。说来还是当官好，没有官阶教不归②。

①聂绀弩“关在牢里还要写”，故部分作品曰《南冠草》。

②聂绀弩七六年被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战犯”特赦出狱。

【翟明荐自《汕尾日报》2006年3月24日】

张奚若与“十六字”诤言　作者：贾巨川

1952年9月，知名学者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57年5月，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见到了张奚若，征询张对党的工作有何意见?张奚若遂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16个字，当面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7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帮助整风。张奚若应邀发言，就自己向毛泽东提出的16字意见逐条作了解析：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一为形式要大，二为组织要大”；急功近利，“一切都要速成，要快”，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人能有所贡献，有些人全变成书呆子，但这不要紧，六亿人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鄙视既往，即：轻视历史的继承性，“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的都打倒，“将来是好，但不是不分青虹皂白，事无巨细，都好。对将来不能有机械的看法”。

未能料到，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曾反批评说：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科，厚今薄古，何罪之有?由此，张奚若切中时弊的发言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他仍无怨言，表现出胸怀的博大和坦荡。1958年2月，他被免去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为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刘明成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

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　作者：马加爵

马加爵，这个曾一度被视为“恶魔”的贫苦青年，读他的心声，不禁为之抹泪。联想民工阿星杀人事件，考虑社会和谐的民声不再沉默：一个和谐社会，应该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平稳安逸的生活。

——编者

春城的春天下着雨，有着一丝凄寒的风，我望着生锈的铁窗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为了供子女读书，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五毛钱一件。那次我的母亲丢了一百块钱，她心疼地说那是烫了两百件衣服赚来的。我把一百块丢到了地上，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母亲露出了一丝苦笑。其实妈妈知道是我丢的。我不怕一个人独自吃苦，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读大学几年我没向家里要一分钱，我总希望父母不要为我操劳，他们年纪大了，辛苦了一辈子，怎么忍心增添他们的负担呢?但学费是高昂的，我必须自己去卖苦力，耽误学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一个人偷偷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冬天其实我更怕冷，因为我是南方人，但是为了节省洗热水澡的几块钱，我整个冬天坚持洗冷水澡，冷得直打哆嗦。我微笑着对同学说，我们年轻人需要锻炼身体。那天我没鞋子穿，我不好意思去上课，直到学校发了点救济，我才买了双便宜的拖鞋走进了教室。我家一直很穷苦，我在穷苦中长大，我从小就体会到了家庭的艰辛，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当父母劳作一天回来后，我说：“爸妈你们辛苦了，我做好了饭，你们快吃吧!”

我一直努力读书，村里的邻居以及学校老师，都知道我是个吃苦好学、斯文老实的学生。我中学拿过全国奥林匹克物理大赛三等奖。我高考的成绩超过我们广西当年重点线50多分，完全可以上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哈工大之类，可是我考虑到那离家远，费用更大，所以选择地域较近并且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云南大学。我充满了希冀。一个农家的孩子，蕴涵着淳朴老实本分，来到了云南大学。当我看到毛主席书写的四个大字“云南大学”时，我的心激起一阵阳光的涟漪，我立志要继续努力，学好专业，找个好工作，可以好好报答父母，也好好用自己的知识，将来为社会为国家努力工作，认真做个受人尊重的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可进人大学以后，我发现大部分人不爱读书，每天晚上谈女孩子，哪个女孩性感漂亮，和哪个女孩子同居更爽；有钱的同学则大胆地找起女朋友来，大摇大摆地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同居。大家都爱玩电脑游戏，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土包子，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于是，我为了和同学搞好关系，也学会了玩电脑游戏，并且由于我的天生智商还可以，玩游戏比他们更厉害，以后我更热衷于玩电脑了，我还用自己打工的钱以及借的部分钱，买了台旧电脑。我很大方，我的电脑同学们随时都可以玩，我很希望和同学们和睦相处。时间过得很快，大学四年，我寒暑假基本都不回家，在昆明做苦工赚钱。我还安慰父母：爸爸妈妈我在云大过得很好，老师还经常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呢。其实我每次说这样的话都很心虚，有时候没钱，我就打一份饭吃上两天，经常一天吃两个馒头就过去了。

我从不怕苦，也不怨恨谁，我更没因为没钱而想到去偷、去抢。我很坚强，我为自己骄傲，我对得起父母，我对得起自己，我对得起同学，我对得起社会。可是总有些同学有意无意地歧视我，有时候说些话很伤我的心，他们总觉得我的穿着打扮很怪。我开始悄悄地打工，我不想被人家看成异类。好在我自以为有几个老乡、好同学，这样我才能不去理会那些同学的歧视。

大学里很多男生都在大胆地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很多男生都谈恋爱了。我在这种氛围下，加上几个同学的怂恿，也大胆地写了一封情书，交给了我暗恋许久的一个女孩子。由于我的模样不好看，加上又没钱，人显得很土气，那个女生毫不留情地当着许多人的面，把我那封用真心诚挚镌刻成的信，撕个粉碎。我只是内心痛苦了一下，也并没有怨恨谁，我只觉得自己确实条件不行配不上她，我对父母也是这么说的。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谈恋爱，况且大学生应以学业为重。时间过得很快，只剩下一个学期就毕业了。最后一个寒假，我依旧没有回家，依旧在昆明做苦力。离开学还有几天，有些同学提前来了学校，大家可能都是为了找工作提前回学校了；我很开心，因为整个寒假我一个人多么孤寂。我不怕吃苦，但是人是害怕寂寞的。当我看到同学们时，我很热情，他们为了打发时间约我打牌。其实无须掩饰，我智商真的比较高，所以打牌经常赢，几个同学都怀疑我作弊，我坚持说没有，谁知道那三个我以为平时稍微好点的同学竟然这样残酷无情地践踏、蹂躏我的人格尊严。原来每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强烈地歧视我、残忍地嘲笑我，我的泪悄悄地落下了。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的生活打败；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我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我的心淌血了，践踏我的竟然还是平时关系稍微好点的同学以及老乡!我在这种氛围下再也难以立足了。是他们残忍地对我，是他们不给我活路。他们没有给我留后路，他们淋漓尽致地侮辱完我后居然那样嚣张与快乐。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他们还有资本去玩女孩子，我伤痛的心找不到归处，总浮现出他们糟蹋我时淋漓尽致的样子，我没有退路了，我决定玉石俱毁，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

……后来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了。

我听到摇曳进来的歌声了，好像是《梦驼铃》，多么熟悉的旋律呀，我想起了经常帮助我家的十四叔、十四婶。我们那个家虽然很穷，但是大家都互相关怀，都感到很快乐，没有歧视和蔑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践踏，我很想像陶渊明那样，就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天天看看清澈的流水，望着袅袅的炊烟，写着清新的诗歌，呵!那多美好呀，可是现在……只好等来生了，爸爸妈妈，对不起了!儿子不孝，儿子来生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警察又来提审我了，我总听到外面摩托车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么飞扬跋扈?我怀念十哥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在我印象里那是很赚钱的，十哥骑摩托车时英姿飒爽，摩托车的声音是那样的婉转清脆!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车上，慢悠悠地行走在我可爱、纯朴、亲切的家乡……

【钱平荐自《青年博览》】

我们及其词汇　作者：余　润字体： 【大 中 小】 我们

为了呼吸一次新鲜空气

我们披星戴月；

为了看到一片蓝天，

我们风尘万里；

为了聆听一声鸟鸣，

我们满怀虚心。

我们拼命地垒高城市，

连同我们的雄心；

我们尽量地把土地变硬

连同我们的心肠；

我们设法把钢铁变软，

连同我们的信念。

上帝说：“瞧啊，这些可怜的人!

词　汇

我们制造一些词汇，与火星为邻，

或去亲吻彗星，送去亚当的消息；

我们制造一些词汇，轻抚地核，

像一位老中医望闻问切：是冷还是热?

我们制造一些词汇，让四季改序，

叫雪花下在鼻尖，它绝不敢下在眉心；

我们制造一些词汇，令石头说话，

让公牛怀孕，使蚂蚁成为大象一样的巨人。

然而，有一些词汇却是不期而至

譬如艾滋、沙尘暴、非典、禽流感…

是它们让我们懂得了更多的词汇

譬如恐惧、脆弱、绝望、恶果……

让我们感到了除了冬天以外

还有一种透心彻骨的寒冷!

【刘畅荐自《清远日报》20005年12月30日】

“名骗”　作者：刘德亮

“国家养兔理事”

“亚洲喂马会员”

“人类发展顾问”

“环球特邀总监”

牌子大得吓人，

统统印上名片。

头衔密密麻麻，

让人岂敢小看。

如此内容名片，

社交场所常见。

其实名不副实，

自封头衔过半。

如此自欺欺人，

名片实为“名骗”。

【聂勇荐自《新乡日报》2006年3月6日】

俺不明白啊！　作者：过　客

总说民主人官是仆，

那仆人自然要比主人苦。

可俺真不明白啊！

为何主人穷来仆人富？

总说政府财力紧张，

有困难合当大家扛。

可俺真不明白啊！

为何官员们吃喝购车那么大方？

九年换了仨乡长，

一个更比一个“强”

一任安排儿和女，

二任亲戚也沾光。

三任鸡犬都升天，

多余职位卖大洋。

一任家里盖瓦屋，

二任建造楼一幢；

三任进城关豪宅，

出手阔绰像港商。

一任出门坐吉普，

二任下乡开富康；

三任换成桑塔纳，

不管经济增或降。

一任离旧结新欢，

二任外面养偏房。

三任四处找小姐，

不要固定丈母娘。

倘若如此换下去，

俺们还有啥希望!

【钟应平荐自《安

徽老年报》2006年2

月28日】

我成功的几点原因　作者：王　选

我能够取得科研成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懂得要为别人考虑，要以身作则。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 二、扎实的数学基础。 三、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这在六十年代是不多见的。

四、长期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

五、六十年代初20多岁时，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这对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和作出正确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六、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

七、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着而不僵化。

八、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要不懂装懂地对他们横加干涉。

【刘明成荐自《文汇报》2006年2月14日】

增收统计范例　作者：周恩革

一、全乡10000亩田，去年种粮食平均每亩收入1000元。今年将其中5000亩改种西瓜，西瓜平均每亩收入1000元。增收统计——今年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全乡增加西瓜种植面积5000亩，种西瓜每亩增收1000元，全乡农民增收5000000元。

二、全乡去年外出打工2000人，打工总收入600万元。今年全乡外出打工也是2000人。增收统计——今年全乡农民外出劳务比去年增收600万元。

三、黄大伯去年养猪10头，尚未出栏，到今年那批猪全部卖掉，总收入5000元。增收统计——黄大伯今年养猪比去年增收5000元。

四、狗仔去年在家种粮食收入3000元，今年荒了地外出打工收入3000。增收统计——狗仔今年外出打工比去年增收3000元。

五、王五家一头黄牛去年卖1000元无人买。今年物价上涨，王五家那头牛卖得2000元。增收统计——王五今年比去年增收1000元。

六、张二毛去年东游西药，靠讨饭过日子，一分钱也没收入。今年他卖血获得500元。增收统计——张二毛今年比去年增收500元。

【刘鹤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2月12日】

戏说四大名著　作者：西河伊人

四大名著，各取一端，各有特色，各逞风采。

三国写了一个大时代，水浒写了一帮大英雄，红楼写了一个大家族，西游写了一伙大妖怪。

三国玩的是心计，水浒玩的是义气，红楼玩的是感情，西游玩的是感性。

三国侧重在国，治国，兴国，安国，丧国。水浒侧重在气，勇气，义气，豪气，霸气。红楼侧重在情，亲情，爱情，宦情，民情。西游侧重在趣，情趣，游趣，野趣，妖趣。

口西河伊人三国是正史，水浒是野史，红楼是家史，西游是妖史。

三国写官，水浒写盗，红楼写人，西游写怪。

三国写了一次变革，水浒写了一次冲动，红楼写了一场恋爱，西游写了一次旅游。

【王英彪荐自《红袖添香》2006年3月14日】

尘世笔记二则　作者：王　雨

安 全

某省规定：一次死亡5人以上(含5人)者，属重大事故，须追究当地领导者责任。A市是安全事故尤其是小煤窑坍塌事故多发、频发市。按此规定，为“安全”起见，A市又发“红头”文件规定：各单位一次死亡5人以上(含5人)者，将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一家私有煤矿老板接此文件，为“安全”起见，命令各生产班组：今后下井采煤，每个生产班组最多只准一次下去4个人……

专 家

赵校长的女儿去美国留学，三个月后，给学校推荐来了三位英语专家。校方经面试，决定高薪聘请三人为本校英语口语教授，月薪8000元人民币，聘期三年。

三年后，赵校长的女儿学成归来，三位英语专家也期满回国。此时大伙才辗转得知：原来，三位所谓英语专家竟是赵校长的女儿在国外留学时房东家的三个孩子。当年，他们在其国家的职业分别是：卡车驾驶员、保姆和超市收银员，均相当于高中毕业。

【潇风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3月17日】

处事法则　作者：屠格涅夫

如果你想很好地得罪、甚至中伤对手——一个狡猾的老家伙对我说——那么，您就把您觉得自己有的那些缺点或者恶劣品行，都用来指责他吧。请您表现得很气愤……请您指责去吧!

第一，这将促使旁人想，您是没有这些恶劣的品行的。

第二，您的气愤也可能是真诚的……您可以利用自己良心上的责备。

比如，您是个叛徒——您就指责对手，说他毫无信仰!

比如，您本人实质上就是个奴才，您就含着责备的意思对他说，他是个奴才……他是文明的奴才!

甚至还可以说：没有奴性的奴才!我说。

也可以这么说——狡猾者接着说。

【刘世佳荐自《屠格涅夫散文诗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碎语三则　作者：李兴濂

怎么说?

官员因功受赏时说：我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

官员因贪落马时说：我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

女排在奥运会上夺冠，国人说：我们为你骄傲自豪!

男足在亚锦赛上什么也没得，国人能说是耻辱吗?

自豪乎?

国人常常以我们有五千年历史而自豪，这让我想起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一只白嘴鸭和一个人论年龄：“年龄大有什么骄傲的，像中国，活得再长，还和一千年以前一样。”

是谁的?

越是世界的就应该越是中国的。可是这句话，现在被说成“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对此，我就不明白了：中国的三寸金莲、科举、八股、童养媳、八卦、风水、算命，也是世界的?

【黄京裕荐自《围城杂文》】

单位魔鬼定律　作者：吴书纯

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的，实际上啥事儿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陈超荐自《湖南工人报》2005年11月9日】

毛泽东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十句话　作者：面对大海字体： 【大 中 小】 面对大海

一、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背信弃义、背叛革命后，在血的教训前，毛主席痛定思痛得出的经验!

二、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当时复杂艰苦的环境下，经过科学的分析，这句话对革命者来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三、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是啊!不管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还是美国的原子弹!或是后来的苏联百万大兵压境，又都算得了什么呢?这句话也同样在鼓舞着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以弱胜强，打败强权的信心!

四、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原来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五、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们渴望和平，但我们从不害怕战争!我们不对任何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能够并敢于说出这句话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我们周围的人在与人争斗时，都爱义正辞严地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七、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八、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

九、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十、令贪官们最为警醒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云飘荐自《泉州晚报》2006年2月28日】

讨人喜欢的２６个原则　作者：吴田伟

1、长相不令人讨厌。如果长得不好，就让自己有才气；如果才气也没有，那就经常微笑。

2、气质是关键。如果时尚学不好，宁愿淳朴。

3、与人握手时，可多握一会儿。真诚是宝。

4、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

5、不要向朋友借钱。

6、不要“逼”客人看你的家庭相册。

7、与人打“的”时，请抢先坐在司机旁。

8、坚持在背后说别人好话，别担心这好话传不到当事人耳朵里。

9、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你只微笑。

10、自己开小车，不要特意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同事打招呼。人家会以为你在炫耀。

11、同事生病时，去探望他，很自然地坐在他病床上，回家再认真洗手。

12、不要把过去的事全让人知道。

13、尊敬不喜欢你的人。

14、对事不对人；或对事无情，对人要有情；或做人第一，做事其次。

15、自我批评总能让人相信，自我表扬则不然。

16、你在表演或者是讲演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听也要用心地继续下去，即使没有人喝采也要演，因为这是你成功的道路，是你成功的摇篮，你不要看别人的成功，而是要你成功。

17、不要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要知道感恩。

18、榕树上的“八哥”在讲，只讲不听，结果乱成一团。学会聆听。

19、尊重传达室里的师傅及搞卫生的阿姨。

20、说话的时候记得常用“我们”开头。

21、为每一位上台唱歌的人鼓掌。

22、有时要明知故问：你的钻戒很贵吧！有时，即使想问也不能问，比如：你多大了?

23、把未出口的“不”改成：“这需要时间”、“我尽力”、“我不确定”、“当我决定后给你打电话”。

24、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

25、当然，自己要喜欢自己。

26、如果你看到一个贴子还值得一看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回复，因为你的回复会给人继续前进的动力，会给人很大的激励。同时也会让人感激你。如果那个帖子你曾经看过，感觉无聊，也不要直接说出来，因为这会让人很难堪。直

【选自《语文天地》2006年3月】

让上句常识你的十要决　作者：六　张

一、让上司看到你的表现。定期将自己的工作进度及所完成的任务上报公司，让上司看到并肯定你的存在及贡献。

二、要求更多的工作与授权。让老板感受你对自己的期望与进取精神，这是他们考虑提拔的重要指标。

三、借机会表现你的领导能力。当有新员工进来时，可自告奋勇地“带”他，以此来表现你的热忱及领导能力。

四、开拓自己在公司内外的人际关系。通过公司内外的人际网络，不仅可以得到最新的信息，也能在换工作、升职位时获得较多的机会。

五、提早完成交付的工作，永远都提前完成上司交给你的工作。

六、胆大，勇于冒险。向上司提出你的新看法，乐于接受新任务、新挑战，让他们看出你是可造之才。

七、热心参加公司活动。借着公司大小活动加深上级主管对你的印象，也可多与其他部门主管及人员交流。

入、向表现优异的同事学习。仔细观察办公室其他表现优异的同事，学习他们身上具有的你所不足的部分。

九、加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学习外语与电脑，选修管理、财会及对未来升级有益的课程。

十、规划好自己的事业。妥善规划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与步骤，记住：这是你自己的事业，得自己掌握。

【翟明荐自《百姓生活》2006年3月8日】

俺们的提案“高薪养贼”　作者：独步天下

前两年，俺们就听到过什么“高薪养廉”之类的论调，气就不打一处来，没想到刚平和了点，这又出来什么“高薪养医”了，还是一位什么政协委员的建议，这是什么逻辑?谁滥就要高薪养谁?要是那样的话，最需要高薪的是我们这些贼们，如果能够“高薪养贼”，俺们敢向全国人民保证“天下无贼”。

俺们也知道，贼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不如公务员、医生、老师们的名字好听。平心而论，我们只不过偷偷你的钱包、摸摸你的手机而已，对你来说这点损失是可以承受的。虽然有的进了你的家门，偷了你的贵重物品，不过你应该知道，那叫盗而不叫偷，我们小偷可不敢那么干。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有病了，不管什么病，进一趟医院，得花多少钱?你们的孩子上学了，不管什么学校，一个学期得多少钱?这里边有没有冤枉钱，这些冤枉钱被谁偷走了?让他们偷走的和让我们偷走的相比，谁偷的更多啊?他们偷你们的钱你心甘情愿，我们偷你们点钱就喊打，这公平吗?

俺们这么说你当然不服，你会说医生大多都是好的，是道德高尚、医术高超的，虽然看病开药是狠了点，可人家是为了给咱治病啊!学校虽然收费乱了点，钱收的多了点，可人家在培养咱孩子，有病谁能不就医，孩子哪能不上学?多花点钱那得认。是啊，你不认也没办法，因为对人家而言，你是弱势，人家是强势，想怎么整你就可以怎么整你。医生给你看病，哪种药贵开哪种，本来半瓶都用不了，一下能给你开两三瓶，这还是好的，你花了钱至少能看到药。有的医生不管你什么病，先去做检查，这一检查就是三四项，什么CT、X光、彩超，反正他医院有的设备都需要你去体验体验，你这一趟下来那要好几百啊，可检查完了，什么病都没有。其实医生早知道你没有什么病，人家是对你身体负责，你明知道这钱花的冤，可你能说人家这是偷吗?不能吧!大家都说学校乱收费，可人家学校收费一点也不乱，每个收费项目都能说出理由来，人家甚至敢在墙上贴出来，你怎么能说乱呢?有的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讲课，非让学生周末到他家里去补课，补的却是课本上的内容，只不过比课堂上的进度早上一周，平时考试按补课的进度考，你不去补课你就考不及格，不及格家长就着急，一着急就得让孩子去补课，一补课学生的成绩就上去了，就能考及格了，你家长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可孩子并没多学到知识，反而多花费了宝贵的时间，还多花了家长的血汗钱，你说这能算偷吗?绝对不能算!至于当官的腐败了、贪污了、受贿了，那是花的国家的钱，跟咱老百姓没啥关系，咱也不用说它。 俺们贼一般下手可没这么狠，没敢把你攒了几年的钱一下都偷走，没敢做到一旦被偷了就要让你穷上半辈子。可你们对贼的态度和对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一旦落入你们的手中，不是一顿胖揍，就是送进派出所，弄不好还要蹲几年大牢，我们多么的不容易啊。

“高薪养廉”，是以高薪来养贪官们别总贪得无厌，“高薪养医”是以高薪来养黑医们别总那么黑。下一次肯定还有“高薪养教”、“高薪养房”什么的。这次“两会”，农民代表也不少，怎么就没人提“高薪养农”呢?全国7亿农民，每人月收入都4000元以上，“三农”问题不就解决了?据俺们调查，俺们的天敌——人民警察们才真正缺钱，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做了案，马上跑掉，他们连异地办案的旅差费都掏不起，就因为这一点，一年不知有多少兄弟可以漏网。如果警察、法官们“高薪”了、有钱了，执法、司法正规、严格了，其他需要“高薪”的也就不用“养”什么“廉”、“养”什么“黑”了。

看来俺们众贼还需继续努力，要在全国闹得欢一点，让那些代表、委员们坐立不安，他们一着急，说不定也会提出“高薪养贼”的议案来，如果是那样，我们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偷什么啊，拿着钱去下馆子、洗桑拿多好啊?直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3月21日】

茶客留言　作者：卜祥奥等

卜祥奥(山东禹城)

读了张雨生先生的《以教育出名的穷村》(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3月)一文，让我做了一次深深的反思。

我也是从穷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我从小受过的教育让我知道，人不能忘本。正是有了众多的父老乡亲的帮助，包括从经济上接济，从精神上的期待和鼓励，才能使我这样一个家中世代务农的农村孩子一步步考上大学，念完研究生。从道义上讲，我最应该回到那个虽然至今还很贫困，但却是生我养我的山区，为家乡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可是，当我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我还是留在了城市。

我在念小学、中学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念书，别像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窝在这个小山沟里。或者是：你看人家谁谁，考上大学后，把他爹都接到城市里去享福了。等我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亲朋好友都松了一口气：终于考出去了。

比我早几年考上大学的，当然也有回到家乡的。他们刚毕业时也曾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可是其中大多数人后来的遭遇却让我害怕。除了个别人通过关系进入政府部门外，大部分都在县城的企业上班，工资没法保障，有时还要靠种地的父母接济。更让人受不了是一些人的风言风语：这人太没本事，肯定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了，才回来的。

在考虑就业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时说，年轻人应该有一股闯劲，只要自己努力，在哪里都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受到这样的鼓舞，我也曾考虑过回家乡去。可是，在我们那个县城，啤酒厂是全县唯一一个像样的企业，还主要是依靠了山泉的水质好。其它的企业就像是走马灯一样，起得快，消失得也快。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要资金没资金，要关系没关系，又能如何呢?当我真的沦落到再依靠父亲种地的收入吃饭、让父亲为我的事担心时，我觉得那将使我父亲大半生的希望都化为泡影，在绝望和惊恐中度过自己的晚年。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不寒而栗。

在生活上，留在我现在的单位，肯定比回到家乡要好得多，在事业上当然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家长面前，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是进取还是逃避?有时我也会因此而自责，可是看到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出国，在异域扎根，我又会有些坦然，毕竟，自己还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作着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陈志云(湖南桃江)

贵刊2006年2月所载孙玉祥《那代人的风采》一文中，关于华罗庚对古诗(塞下曲)的置疑我有不同看法。

唐朝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而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有“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这句注解中讲，鸿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随阳鸟——由此两句可以证明，当时(唐朝)北方大雪时，群雁尚未南归。月黑天高时虽看不到雁飞，却能听得雁鸣，因此可以给人“月黑雁飞高”的印象。我在西北住过一段时间，故以为《塞上曲》并无逻辑上的错误，只不过中原人难以理解罢了。

另外孙玉祥先生把华罗庚对于古诗逻辑的置疑归为对古诗造诣不凡，这一点也不见得合适。很多诗词中都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这种文体也根本不可能像数学一样严谨，华罗庚先生是数学大师，对于古诗词可能会不自觉地运用数学头脑来推敲，当然华先生可能确实对古诗词造诣很深，只是不一定体现在这个故事中。

刘曰建(北京丰台)

饶有兴味地拜读《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3期《当代打油诗拾趣》，这些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名人写的打油诗，表面通俗、轻松、幽默，却把沉重的历史画面浮现出来，看似大白话，细想有深意，你笑出的不是泪水是血泪。没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深刻的思想认识，是决然写不出来的。这些打油诗可称得上大雅若俗，大洋若土，且是雅后之俗，洋后之土。现在有些所谓的诗，既无诗味又少文采，读来味同嚼腊，更难耐那无病呻吟，令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怪里怪气的语句，让人不知所云。只好扔下不读，诗人的“心血”可就糟蹋了。

浅显非浅薄。朱德元帅1961年写的《看西湖茶区》，也可列入打油诗：“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喜悦之情跃然纸上。郭沫若在1963年红薯传入我国370周年时填写的一首《满江红》：“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多。输入者，华侨利。陈振龙，本是福建原籍。挟人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文字看似粗俗，但读来另有味道。可见文学作品，包括杂文不应追求文字的奇巧、怪异，而应重在意境。

2006年第6期

“执法者”还是“执令者”　作者：连　晨

生活中，有些社会角色的称谓其实并不名实相符，人们不过日久天长那样称呼惯了，其称谓便固定下来，以至于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而不觉。比如人们把在政府部门做事的人称为“公仆”，就是一厢情愿的事，这些“坐办公室的”官老爷们哪里是什么“公仆”呀，他们要真是公众之“仆”，面对百姓讲话岂敢那么傲慢，那么无礼，那么言而无信；给公众办事岂敢几十年一贯制推推诿诿漫不经心丢三落四?尤其是他们“收拾”百姓的时候，那种“绝不手软”的架势，像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吗?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都那么叫，大家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公仆”就“公仆”，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太较真了也没什么好处。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称谓，人们也是稀里糊涂随口就叫，但认真想想，称谓与所指之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我说的是“执法者”。

什么叫执法者?通俗点讲，就是依法行事、依法监督法律法规执行情况，依法处治自己职责内之相关事务的人员。这些人在办理自己职责内之事务时，应依照相关法律，或与法律条文法律精神相一致的政策行事。如果一个执法人员在执行日常公务时，遵循的不是相关法律的规定，完全是按“领导”的意图或“上级”的指令行事，而“领导”意图“上级”指令又往往与法律法规相背离，甚至相冲突，那么我们称这样的人为“执法者”就是张冠李戴了，这样依“令”行事而非依法行事的人，应该有一个与实际相符的称呼，我想了半天，认为称他们为“执令者”比较合适。

比如一个地方，黑恶势力猖獗了数年，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那里的“人民警察”不仅明白自己的法定职责，而且也知道是哪些人在胡作非为，但他们就是“按兵不动”，一任那些黑恶势力鱼肉当地百姓。直到有一天，上级来“指示”了，领导下“命令”了：严打开始!于是“公安干警”们迅速出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掉了犯罪团伙”。我说，这样的警察就不能叫“执法者”，他们只配被称作“执令者”。

再比如，一个地方的街道市容脏乱不堪，到处是污迹和人们随手丢下的废弃物，城管人员按相关法律法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他们就是“视而不做”。可是每遇“上面”来检查，或当地要搞什么重大活动了，“领导”一声令下：出动!这时城管人员立即纷纷奔赴“前线”，三下五除二，就把市容打理得干干净净了。我说，这样的“执法者”，也只配被称作“执令者”。

另外，我们知道，法官应该算是一个最正宗最名正言顺的执法者了，法官断案，除了依照法律及原被告(包括见证人)提供的证据，不应再有第三种因素搀杂其间。如果一个身穿法袍、手执法锤、头顶国徽的法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时，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院领导”的指示，或院外某个行政长官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法官怎么能叫“执法者”呢?然而现实情况则是：这样的法官虽然在我们社会任何一级法院都不鲜见，但人们并不因此而称他们为“执令者”，而仍以“执法者”称之。

“执令”不“执法”是人治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国家向世人宣布“依法治国”已有多年，但从总体上看，“执令”不“执法”的情况似乎并无大的改变。即使在今天，各类“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日常工作中，也更多考虑的是上级的“指示”和领导的“意图”，而非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马静荐自《阳泉晚报》2006年3月30日】

2006年第6期

排名的先后　作者：孙贵颂

所谓“排名”，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将某类(人、物等)名字进行排列，其显著特点就是次序的先后。例如以职务大小为序，以年龄长幼为序，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总之凡要成序必分先后。否则就成了体育比赛结束之后的散场——如果主持人没有提前告知大家“让领导先走”的话。

然而在这个社会转型、创新的年代，什么东西都可以被赋予新意。很多年前就有媒体率先喊出“排名不分先后”一说。继而大家饿狗扑食般地群起响应，动不动就来个“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逐渐成了中国特色。其实说归说，做归做。排名哪有不分先后的?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种说法的是是非非，而是它的谬种流传与深入人心。B前去给一位老者送一本杂志，该杂志聘请他担任顾问。这位老者学富五车，德高望重，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黄土已经埋到脖子根了”。我本以为，这样的一个年龄，这样的一种学识，这样的一种身体，对一切都应是看得透透的了。可是令我吃惊的是，当我把杂志递给他后，他首先翻到了有编辑人员名单的那一页，当看到自己的名字是第三位出场时，顿时表情欣喜，似对我又似自语道： “排名还挺靠前，还挺靠前……”那天上午，我确实感到他的情绪很好。

我后来仔细想想，这排名确实很重要。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会议，二是宴会。我曾参与过摆放领导席签的活动——之所以称为活动，乃因此事非同小可。谁前谁后，谁左谁右，不能有半点马虎。一旦摆错，没有将领导该坐的位置弄准，那是一个态度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所以提前就要定好调子，这次会议是以什么主题出现，某位领导是以什么身份出席，然后再参考职务的大小、部门的重要、任职的早晚等等因素，通盘考虑，力求公开场合下的公平与公正。

宴会上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多少年前就效仿西方，在宴会上改方桌为圆桌，以示宾主座次不分高下。可是你只要参加过一次宴会就会明白，那桌子上的讲究才多呢!请客的要分主陪、副陪，甚至三陪、四陪；被请的也分主宾、副宾、三副、四副。可以说，一次宴会就是一次人事安排。大家都按照规矩进入“角色”，不可造次。我从来不愿参加这样的活动，不是不愿意吃香的喝辣的，实在是怵头到那里排名。一旦那个叫做屁股的东西不知好歹地坐错了位置，丢人的不是它，而是我这张老脸!

报纸上常有大幅的开会、开业的广告，通栏标题，套红大字，下面附以祝贺或赞助单位。凡市委、市政府参加的，每次都是由它们打头，这几乎成为了一条铁律。然后才是那些难分伯仲的单位……我从来没有看见把市委和市政府放到中间或最后的，就像现在的集体合影，位于中央的，永远都是官职最高的领导。然而每一次的报尾，都用括号写上那么一句“排名不分先后”。让人窥视出它的无可奈何、不三不四和犹抱琵琶半遮面。它基本上成了一个伪命题。

都说中国人喜欢搞中庸、折中和平衡，其实要把中庸弄得熨帖又不漏出破绽还真不容易。因为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要执行规则和程序，这其中的矛盾几乎难以协调。最后往往协调不成，干脆就来个睁眼说瞎话：“排名不分先后”!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道‘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对着广告上的祝贺与赞助名单上看了半天，也从字缝里读出了两个字：“官位!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3月19日】

早干什么去了　作者：姬建民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该有“后悔事”和“后悔人”。

譬如：“号称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的著名品牌地板德国欧典总部其实根本不存在，存在严重欺诈消费者行为。”呵呵，扬风乍毛地煽乎了长达6年时间，还被评为家居类北京人喜爱的地板品牌，原来是个假玩意儿。

某地治理城市环境从脏乱差入手．下大力拆迁沿街违规搭建的门店房脸，受到广大市民的赞扬，但也有群众反映，沿街搭建的门店房脸等，虽是违规建筑，但建了可不是一年，也不是一家。当时，如果有部门出来制止不让建，人们也不合顶着牛硬建，也不会形成这么大规模。当初不管，现在还是这些部门出来拆违扒房，一建一拆，损失不少钱，有的甚至达几十万元，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就好比公鸡不打鸣、母鸡不下蛋、养只猫不拿耗子一样，社会上有些事还真是别扭人。这些年来．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不断增加设立了许多执法管理部门，纳税人的税金又把这些监管部门养活得很滋润，吃饱了，喝足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为群众办事了吧，然而，不少部门人员却是“当和尚不撞钟”，虚与应付，有的还狗苟蝇营，借机谋财，甚至为虎作伥。

就说那个“德国欧典地板”吧。又打广告，又设广告牌地折腾了6年，居然没有部门发现是个骗局；那地板既无厂家、又无地址和生产日期，地道的“三无”产品，居然没有部门出来跟踪追查；如此“品牌”产品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忽悠过“广告”，还在北京一些地方建立了生产基地，不仅没有被相关部门发现识破．而且居然还被有关部门评上“北京人喜爱的地板品牌”。面对如此境况，群众笑不出来，纳税人心里更多的是愤懑与无奈。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多的相关部门竟然没能发现“欧典”的荒诞骗局?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早都干什么去了?

再说城市拆除违章建筑，实在说，拆除违建、整顿市容非常必要，但相关监管部门早些时不去治理又干什么去了?假如，当初有人违规搭建时，就及时制止并广为宣传，把违规现象消灭在萌芽时期，也不至于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违规局面，也不会给一些不大知情的群众带来不小的损失。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开始该管不管的部门，现在正是拆违的主要部门。一个部门，两个面孔，翻云覆雨，实在不知其可。

不过，有一点完全可以说明白，当初如果不是这些相关监管部门失明、失聪、失察或说就是失职，完全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人民群众的直接损失。事到如今，群众的损失造成了，后悔也没办法了，但完全可以并应该追究那些相关部门和监管人员的失职渎职责任，应该不是现在仅仅干些“收尸”的活还依然往自己脸上贴金。

诚然，手大捂不住天。哪怕是监管部门再尽心尽力，也难免存在个别疏漏。遗憾的是，由于“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疏漏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指头”，而是占到“九个指头”了。所以，就有必要在纠正“九个指头”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追究早在“九个指头”出现前的相关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不然，这种可憎的怪象还会发生重现!

【潇风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4月11日／丁 聪田《工人：“糟糕！我的铁锹给埋进地下了……”组长：“没关系，按一般规律，两个月内这路面肯定还要挖开。”】

尊重弱者生存的城市才文明　作者：毛建国

合肥市创建“文明城市”出奇招，合肥市容局提出，6月底前全部拆除脏破、杂乱店的招牌，9月底彻底迈入“无摊城市”。(4月8日《新京报》)

什么人才会摆地摊?下岗职工、困难群体。无摊城市将置下岗职工、困难群体于何处?是从此之后政府养着他们，还是从此让他们迁出城市?

正如合肥市民所问：“无摊城市”就是“文明城市”吗?人的文明应该主要体现在内在素质上，城市的文明也应该体现在市民的素质及政府的服务意识上。这种“无摊城市”，从外表上看，赶走了摆摊者，城市外观变整洁了。但从内在素质看，却给人以不文明之感。城市不仅仅是精英的城市，还是弱者的城市，不让摆摊，弱者连生存权都没有，这样的城市文明吗?

一个文明的城市，应该是人人和谐相处，个个衣食无忧，城市花容月貌，市民视城如家。这样的城市是令人神往的。但在当前，因为发展的原因，因为改革中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下岗职工和困难群体，对于这部分人，城市的管理者，应该主动担起责任，许他们一个未来、给他们一个保障。但现在，城市的管理者不仅不能给他们保障，当他们为了生存而走上大街去摆地摊去自谋出路时，却连这种努力的机会也不肯给他们，这种不尊重弱者生存的城市不是文明城市。

一个城市的文明，既表现在精英者的文明，又表现在弱者的文明。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文明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仓禀实、衣食足，也就是先保证生存。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论中，也把生存需要放在了首位。当弱者连摆地摊权都没有时，你还怎么指望他“文明”?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创建文明城市，但在实际中，一些“文明城市”已变成最大的形象工程，创建活动也已成为最大的形式主义。为了能让城市美一点，为了能提升城市的档次和晶位，为了吸引投资，不顾城市实际，不顾弱者利益，大拆大建，铁腕之下，挡我者死。往往是建起了一批形象工程，伤了一批民心。这样的文明城市与民何干?对民何用?民又怎能不反对呢?

即使在以文明自居的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也是能容忍摆地摊者存在的。很多人到美国，置办的第一件家私，往往都是从跳蚤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也许摆地摊者给城市管理、城市形象带来了一定影响，但堵莫如疏，引导比叫停好。正如合肥市民所建议的：划定“小摊”的经营点，并加强对其经营卫生、时间、范围和品种的管理。这样，既给了弱者生存空间．又方便了市民，还不影响城市形象，一举三得，岂不比单纯叫停更有智慧?这也同样值得其它城市管理者认真思考。

【王翔宇荐自《甘肃经济日报》2006年4月10日】

谁在诱导学术“盗匪”　作者：赵继成

最近有报道说，论文厚、学历高、官味浓被称为高校三大怪现状。提到论文，我想起几天前老家一位做护士的亲戚打来电话，希望帮她写篇论文，题材、角度不限，而且她已联系好一家杂志社，只要寄过去就一定能刊登。问为什么要发表论文，她说有了这个东西，将来就能拿手术刀了，科室里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着实被这话吓了一大跳，可静下来想想，这么干的又岂止医生行当。

就在几天前，清华大学解聘了涉嫌论文造假的一名教授，社会上一片叫好声。可让人担心的是，在打击的重拳下，论文造假的丑闻仍不断曝出，是打击力度太弱了吗?似乎不是，这几年来，教育部打击学术腐败的声音越来越强，网络上民间揭发论文造假的密度也越来越大，可即便如此，丑闻怎么没有一点减少的迹象?其实，除了用重典外，我们还应该反思一下：扭曲的评估机制以及单一的效益驱动模式，有没有鼓励学术“盗匪”行为?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论文式的评估机制被滥用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甚至在“逼良为娟”。

我始终想不明白，要证明是不是优秀的护士，跟她能不能发表论文、能发表几篇论文有什么关系?而她发表了几篇论文，就证明她能拿手术刀了吗?这是比较典型的“叶公好龙”式的思维。目前在很多领域，人们都在生搬硬套论文评价机制，自以为找到了公平的人才比量标准；殊不知，在无奈之下被成堆制造出来的论文，又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现在论文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少得可怜，更是一种悲哀。

当然，选择现代性的量化评价标准，较之以往的无标准和人治，是一种进步，可如果我们一哄而上地选择一种考量模式，甚至以偏概全，完全不顾专业的特殊性，那么社会的进步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重庆日前出台的一项规定颇耐人寻味：出租车司机除必须具备与公交车司机相同的条件外，还应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否则将被清出市场。试问：不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工作机会本已少得可怜，对于一个以经验积累为主的职业，服务周到与否和学历有什么必然关系呢?

看看高校，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一直到博导，哪一个级别的晋升少得了发表论文?论文可以被制造出来，可是，观点的原创性岂能如此容易地被“制造”出来?就我所知，在美国，很多名牌大学并不把论文发表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业绩的惟一指标。教师在申请晋职时，一般只被要求提供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几篇论文，让同领域的教授进行评议即可。说到底，论文厚、论文滥，是因为有催生论文批量生产的机制存在。这当然和有人生搬论文评价标准有关，可公众的浮躁心理也难辞其咎。想想韩国人黄禹锡的教训吧!大师要耐得住寂寞，社会也要耐得住寂寞。

【王峰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4月3日】

哪行哪业都是爷　作者：武炳新

现如今，给人感觉中国社会就那么一个字：“乱”。似乎行行业业此时都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些垄断行业。另外，大小官员的话，也可能成为某些事存在的依据、基础，并在一些时间段落形成蔓延及弥漫。这种现象的呈现、闪现及频发，究竟体现的是繁荣，还是更多规矩本身的缺失?

我们说，按正常，尤其牵扯到某项政策、制度的出台，首先依据的该是法律、法规，而不是这之外的什么标准，更不是有权者的“一个想法或一句话”。但目前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感觉任何行业、领域，都可依据自己的意志做什么，或重新制订些规矩。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将对日均存款余额不足300元(不含)的人民币小额个人活期存款账户按丰收取账户服务费，收费标准为每季度3元。这里暂且不说此服务收费是否合理，有无歧视，单说此项规定的出台就多少含有强制与垄断意味，就有失公平性原则。

商业银行收费，也许的确天经地义，或者也算国际“惯例”，问题是，规定只对小额账户收费，就多少有点另样的东西在里面。也许有人讲，这只是摸索、探索，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中国特色”。当日的《三秦都市报》也有一则消息，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20日表示，中国不会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户籍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由于很多大城市目前人口压力过大。建议大城市尝试推行绿卡制度。

同样，我们暂且不管此说法是否可行、合理，关键还是这一口武炳新说法的出台背景。这些年，有关户籍管理方面的问题，各省市常常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取消原来实行的农业和非农业的户籍界限，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比如在本市有大投资，有房、有职业，就可中请该城市户口等。在这方面有的省市走得快，有的省市则没有类似这样的声音或意愿。因此，户籍管理到底该如何改革，就少了全国统一的标准。也正固如此，才有了在这个问题上频繁出现的声音，有了上述说不清是学术式探讨，还是政策性指导的话语出现。

有些事害怕缺失，有些事所以出现闪失，同时有些存在所以让人迷失，关键就在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没了标准、统一：没了更权威及刚性的准则，才让人通常不知该听哪方面的好。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一个较快、较大的变化与流动中，很多旧的东西确实需要改，需要适应当前，但有时权威声音的缺失，则容易速成现实及言说方面的混乱．容易形成各种声音的齐响、齐鸣，从而给实施本身造成难度，或造成空隙与漏洞，进而使一些事在操作层面没了依据。

人类社会不怕遇到问题．也不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阻隔、阻碍，就怕有些事最后各唱各的调。学术探讨与政策是两码事，行业举措更该合乎“公平”这一大政。

【任法花荐自《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29日】

可怕的“人人都知道买官”　作者：冯印谱

央视近日播放了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大肆受贿卖官的丑闻，涉及向他行贿买官的人数极多，赃款达到了日进斗金的程度，其妻一日存款竟达几十万元。有这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这些冀望行贿得以提拔的县里中层干部上武保安家送钱时担心被熟人碰见，发觉有人来了，立即躲进卧室或厨房，然后再找机会离去。据办案的检察官说，人人都怕被暴露，其实相互之间人人都知道谁在送钱。

这真是一场比瘟疫更为可怕的事情。人人都知道行贿买官是一桩十分丢人的丑事，而且是要触犯法律的。然而，人人却都按照打听到的买官行情卖官价码，根据自己想买多大官的需求，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不惜血本，非常虔诚又迫不及待地送上数目不等的钱财。说起来这些人也够可怜的，不送吧，别人都在送，自己升官显然就没了指望；送了吧，至少有了一线平调或升迁的希望；送的钱越多，升官的把握就越大。买官卖官机器的强大惯性和磁场，几乎把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裹挟进去。说他们没觉悟，不少人是多年的老党员；说他们没水平，不少人在基层任职多年；说他们不懂法，送钱又为啥躲躲闪闪神出鬼没?黑老鸹不必笑猪黑，大家都心照不宣，大家都彼此彼此嘛。况且，法不责众嘛，卖官的武保安被判刑了，那些个买官的还不是网开一面!

因为有行情，因为人多，不仅法不责众，而且原本羞耻的事情也就不那么丢人了。买官者趋之若骛觉得大家都在这样做；买到官的人看看左右同僚，心想：你当了局长有啥得意的，更甭瞧不起我，你以为你送钱的事我不知道?买到官的对没被提拔者说：你别内心不服气，也别眼馋，更别嫉妒，谁让你不送呢?谁让你送得少呢?呜呼，只剩下没买到官的自认倒霉，也许会接受惨痛的教训，转而把赌注押到下一次提拔上，难说。

有论者把买官卖官之风视为一种社会瘟疫。若是瘟疫，人人都惟恐躲避不及；此“瘟疫”却人人都热衷沾染，可见此风比瘟疫更为可怕。

花钱买官从政治学分析是体制的腐败，从经济学分析则是一次性的前期投资，有投资就渴望得到回报，投资越多渴望回报越多。倘若这类官员越多，百姓无疑越苦。也有官员认为，自己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总得不到提拔会遭他人耻笑，所以才被迫送钱买官。其出发点如此“善良”，但恰恰从另一面证明社会的价值规出现偏差，彻底铲除深埋在人们头脑里的官本位根须尚需花费很大力气。

央视在报道武保安卖官丑闻案时，用了个标题叫《贪官现形记》。有趣的是，翼城县个别买官者出镜时，画面隐去了他们的形象，只能听到口头陈述。假如是他们本人要求这样做，笔者倒深为他们高兴。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买官行为是丢人没面子的事，不想也不愿让观众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尽管这种知耻意识来得太晚了点，但知耻就能摈弃，知耻就能改正，知耻就能奋进。

【任法花荐自《三晋都市报'2006年4月3日】

巴西副总统的落泪让我们沉思　作者：惠铭生

巴西副总统若泽·阿伦卡尔前不久在访问中国期间参观了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据巴西《圣保罗报》报道，阿伦卡尔回国后提到他对史家小学的观感时激动不已，在一次有数百名巴西各市市长参加的会议上潸然落泪；感慨地说，如果巴西能有如此好的教育，怎能不富强。(新华社4月7日)

副总统所以落泪，我想一是被中国日前发达的教育而震撼；二是为巴西的教育现状焦虑。

北京史家小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以至于让巴西副总统羡慕得落泪呢?据报道，史家小学是一所现代化校园，被人们称为“后现代主义式校团”。学校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0％，就连教学楼的屋顶上都披上了绿装。每间教室都配备了液晶电视、投影仪、上网电脑和音响等设备。即使是教室内课桌椅也非同一般，一律木质、深色，古色古香，讲台更是仿清代风格等。

但是，一所“后现代主义式校园”的北京史家小学，能否代表整个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我们的教育真的比巴西发达吗?

据笔者了解，巴西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巴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很大，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预算的18 ％，州政府预算的25％都要用于教育。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凡是公立的都不收费。除大学和部分高中外，从托儿所到初中，政府都免费提供教材、文具和午餐。为保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8年义务教育，每个贫困家庭除了每月免费领取基本食品外，还可以有三个孩子每月享受政府提供的助学金。每个孩子每月的助学金约等于50人民币。进城农民的子女，带原籍学校开具的转学手续，可以在公立学校上学，享受与城里学生同等的待遇。

我们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F的百分比还没有达到4％的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早就立法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名不副实；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等现象愈演愈烈；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教育差距大，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不能事有“市民待遇”等。

北京史家小学，不是中国教育现状的缩影，而仅仅是一个“个别”。甚至可以说，北京史家小学，只是中国教育现状的一个“盆景”，其背后却是杂草丛生。巴西副总统的落泪，应当是一把鞭子，鞭笞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羞愧、让我们汗顔。

【插孔翔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1日】

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作者：屈超耘

在中国的古代乐曲中，唐朝初期的《秦王破阵乐》，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名曲。这首以打击乐为主奏的乐曲，音调铿锵激越，很能鼓舞人的斗志。但是一般人不太知道，此曲还有另外一个文诌诌的名字：《七德舞》。人们更不知道的是，《秦王破阵乐》的名字，在当时也就叫了十多年的时间，太宗贞观六年之后，就被《七德舞》代替。从高宗李治龙朔二年起，《七德舞》就像今天我们逢大事奏唱国歌一样，“郊庙享宴，必先奏之”，一直延续了近三百年。直到唐王朝灭亡后，人们才把它改叫原名《秦王破阵乐》了。

为什么这首乐曲开始叫《秦王破阵乐》后又改名《七德舞》呢?这中间的故事，说起来极为有趣、极有意思，亦极令人深思。

我们的老祖先是十分重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从汉代起，历朝历代都设有管理和创作音乐的专门机构，“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本其风俗之所由。”(《新唐书·礼乐志》)《秦王破阵乐》是唐高祖虽已称帝但尚未统一中国时、秦王李世民在征战中所奏的军乐。据史料记载，其最早创作演奏出现在武德三年(公元620)李世民战胜刘武周时，以庆祝战斗的胜利。之后，每次征战取胜，都要演奏。到了李世民自己当了皇帝他又亲自为之配舞，使之成为贞观初期庆元日、冬至和朝会必奏之乐，一直延续到贞观六年。

就在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底，皇帝率百官赴九成宫(在今陕西麟避县)避暑，适逢当地发现了湧泉，朝野认为是“天降之福”。当乐工按惯例演奏《秦王破阵乐》，众大臣随之手舞足蹈时，只有谋臣魏征“不为动容”。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便问魏何以如此?魏征便说了一段很长时间藏在心底的话：天下既定，当偃武修文，常奏破阵乐，于国不利。因为魏征投唐前有过和地方割据军阀李密、窦建德共事的经历，故他的话引起了李世民的重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贞观七年(公元633)初，他作出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决定，根据《左传》记载帝王应有的“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材为治国标准，命魏征、虞世南把《秦王破阵乐》作很大修改，特别是把黩武部分去掉，下诏把破阵乐更名为《七德舞》。从此，《七德舞》正式取代了《秦王破阵乐》。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模范，把《秦王破阵乐》修改并改名为《七德舞》这种大手笔，充分证明他不但是大政治家，也是大理论家。他的最大特点是思想活跃锐敏，善于审时度势。当初之所以要创作《秦王破阵乐》，是因为他觉得，在群雄未灭、天下尚未统一，用今天的话说在自己尚未执政时，就一定要凭借武力，东荡西杀，并用尚武之乐以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以达到夺取整个国家统治权之目的。而一旦天下统一，自己当了皇上，同样用今天的话说处于执政地位以后，就要及时把整个工作的重点，从武力杀伐转到治理百姓的“和平建设”上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他既懂军事，又很懂文化，知道音乐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在天下统一、和平建设时期，就及时地把《秦王破阵乐》改成《七德舞》，让它适应新时期所面临的新任务。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那些当初以造反起了家后来登上最高宝座的帝王，能像唐太宗李世民这样，根据时局变化，执政后立即把“在野”时所奉行的方针政策作以调整、从而取得国泰民安，简直是太少太少了。依我看，称他为伟大的皇帝，实在是恰如其分的。

以《秦王破阵乐》改名《七德舞》为标志，李世民执政后把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从军事统治转变到和平治理方面来，很快就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但实现了民康物阜、天下太平的目的，也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大胜利，使得到整个贞观年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盛世。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他到了印度，羯若鞠阇国君大剧作家，诗人戒日王充满敬意地给他讲，“尝闻摩诃支那国(中国)皆歌《七德舞》，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矣!”在此之后的中唐诗人白居易，在其诗《七德舞》中更作了赞扬：“二十有九即帝位，(指李世民当上皇帝那年29岁)三十有五致太平。”而“功成理定何神速”。结论是：“速在推心置人腹。”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李世民“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以致”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白居易是位善于揭露时弊的诗人，但他一提起《七德舞》，颂扬之词水溢而出，不能不说唐太宗是位既善于打仗进行武装斗争又善于治国搞建设的人。

音乐作为上层建筑，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精神的东西对现实政治的生动反映。从《秦王破阵乐》被改名为《七德舞》，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改个名字的小事，实质上它标志着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王朝统治集团，从“在野”到“执政”后政策的大调整、大转变。正是有了这个转变和调整，才开创了有唐一代数百年比较长期稳定的繁荣昌盛局面。但是，这种及时的政策转变和调整，后代的一些开国者并不懂，比如元朝，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执政后一味按打江山时的武力镇压行事，结果，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只统治了八十多年就灭亡了。这种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后辈人不能不记取。

【任法花荐自《教师报》2006年3月31日】

一犬得道　作者：陈四益

前年过年，得永厚一猴，仙猿献桃，大吉大利，只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前景固好，但兑现无期，难于征信，故我有“惯嚼苦瓜成好味，此生不信有桃甜”之诗报之；去年过年，得永厚一鸡，高视阔步，睥睨自雄，有自尊心，无奴才气，我曾有《得二鸡说》记其事；今年，永厚又赠一犬，题曰：“一犬得道，举家飞升。”说是贺岁，似别有寄托，同春节晚会那股甜得发腻的味道大有异趣。

中国人的毛病之一就是喜欢讨口彩，明知是虚，也宁愿享受那受骗的甜蜜。狗年了，总得说点好听的，但同狗相联的好话似乎不多。鸡鸣狗盗，不好；狐群狗党，不好；鼠窃狗偷，也不好。不知哪一位福至心灵，想到狗叫的声音与“旺”相近，于是舞台、荧屏、手机“汪汪”之声一片，大有“一犬吠，百犬吠”的架势，但这个“一犬吠”什么的，当然更不好。所幸，永厚画狗，不取此路。那只小狗并不武勇，毛发蓬松，却沉静不躁，似乎还在用一种忧郁的目光看着世界。资源、环境、贫困、道德、文化，有许多令人忧虑。旧年也罢，新年也罢．这些都不是几声“旺旺”就能消弭的。不过，这些题目都太大了．小百姓哪里管得许多?过去说“站在家门口，心怀全世界”。其实，话一句耳!心都想到那广漠之野去了，眼前的忧郁倒丢过了一旁。

但忧郁不属于所有的人，当然也不属于所有的狗。人有得道之人，犬也有得道之犬。杀了犬戎氏，娶了古帝高辛氏女儿那条叫槃瓠的狗，列土封侯，羌女在抱，大概就是得道之犬。一人得道，鸡犬可以沾光飞升；一犬得道，当然举家也可以共沐恩光了。一切有情在得道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但古往今来，狗模狗样的或许比人模人样或人模狗样的更有机会或手段得道呢。譬如，狗的那份忠心就是常人难于模仿的，而忠心从来都是入道的根基。

我们实在不能对得道之狗再有太多的责难，它的付出已是常人难于做到的。对主人，它惟命是从；对职责，它昼夜坚守。无事时，它鞍前马后摇头摆尾；有事时，它吠叫扑咬勇于格斗。如果不是这些优良品德，凭什么它能成为人的宠物!所以永厚在另一张狗年贺岁图中于“一犬得道，举家飞升”之外．加题了“卿不负人”四字，算是对上一句的补充。狗确实无负于人，但也要补充一句，它只是无负于它的主人。相比之下，人对狗，准确些说是主人对狗，却并非都能始终如一的。“狡兔死，走狗烹”。没有利用价值的狗，下场是很悲惨的。

我知道，永厚也养着一只狗。但他并不希望那狗一味地讨好。他在这张贺岁图的另一个版本上题道：“看到你在草地上撒欢，我真高兴。如果你只知道在我脚后跟打转，你想我会多么失望啊!”但是，永厚忘了，如果还带有野性，那狗是很难入道的。翻翻旧书，陆机的狗能来往奔波几百里传递家书，张然的狗能替主捉奸，杨生的狗能灭火救主……但凡见诸载籍的狗——大概均可称得道之狗——都是对主人忠心耿耿，绝无野性也绝无二意的狗。有了这样专一的忠心，才有入道的可能，也才能连带着举家飞升。

其实，真能撒欢，也是一种得道，因为它已经懂得无罣无碍方是自然，像淮南王刘安那样带着鸡犬飞升，怪累赘、怪辛苦的。

【黄京裕荐自《今晚报》2006年4月20日】

纳税纳得人纳闷　作者：逸　名

每个人只要赚取一定数量以上的钱，就要交个税。“纳税光荣”这句话一直在教育着我们。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纳税，希望有一天这些支出能回馈到自身。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往往有差距。

我纳税，想让孩子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

我纳税，期望在生病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一命呜呼；我纳税．盘算着如何在退休前买得起一套住房；

我纳税，希望能畅通无阻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没有一个又一个的收费站；

我纳税，企盼能悠闲地走在人民广场，坐在宏伟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大戏院里；

我纳税，但愿“个别”警察和城管们的脾气别那么横，见啥都是一脚踹；

我纳税，乞求官爷们别再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玩就玩，得搂就搂。

老百姓是最朴实的，他们不但交税，而且支持交税，但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交税没问题，可是税钱上哪里去了?纳税人的钱，每一分都花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吗?

纳闷儿理由一：该花的不花转而由纳税人二次买单

1．义务教育：教育本应在政府的预算之列，但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教育“产业化”，以减少对教育的拨款。包袱是卸掉了，却助长了学校乱收费和教育腐败。今天收这个费，明天收那个费，培养一个孩子多么艰难。

我纳闷：为什么纳了税还有这么多孩子读不起书?我们纳税后还得给希望工程、给穷苦的山里娃们捐款，帮他们圆梦?

2．医疗改革：这年头，有啥别有病。看病贵、看病难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看病全报销近乎是个美好的理想。我们一边纳税，一边还得为没钱看病发愁。

我纳闷：医疗改革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

3．道路交通：“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过，留下买路财。”高速路，立交桥……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设施是花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花了钱建，还得花钱养，什么时候才是头？

我纳闷：纳了税为什么还要交过路费、过桥费?

4．公共设施：物质和精神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城市里由纳税人的钱投资的公共设施，如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等，本应成为人们免费的休闲场所，却还是要纳税人“二次消费”。

我纳闷： 自己掏钱到自己投资的地方去消费?

纳闷儿理由二：不该花的乱花，乱建“形象工程”

1．面子工程：百姓纳税却几十年买不起一套遮挡风雨的房子，可各地的政府大楼却一个比一个气派。大停车场，高台阶，玻璃幕墙，门卫森严。楼好形象就好?

我纳闷：到底是人民公仆为人民还是人民纳税为公仆?

2．豪华公厕：某些地方建立豪华公厕，里面配备电脑、音响、探头、大屏幕彩电等超五星级设施。人有三急，方个便而已，犯得着“设备齐全”吗?

我纳闷：捉襟见肘的地方多的是，比如：下岗工人问题，老人福利问题，在厕所上大搞特搞到底是为了谁?

纳闷儿理由三：花不是自己的钱，个人享受人民理单

1．公款消费：开着公车，拿着公款出入高级娱乐场所，各种巧立名目的公费考察，公费旅游，公费采购……堂而皇之地侵占纳税人的钱，花得一点也不心疼。

我纳闷：为什么我辛辛苦苦赚钱交的税就养着这样一群老爷?

2．贪污受贿：国家的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某些人的腰包，用纳税人的钱做表面文章，经营自己的仕途，他们还脸不红心不跳。

我纳闷：为什么就不公开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如何?

【翁元林荐自《文化博览》2006年第4期】

强词　作者：冯景元

生活里有很多强词，看似很有理，很有据，其实细想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看自行车的涨价，不说他是怎么想多挣点钱，他说冰棍多少钱一根了。这冰棍涨价跟看自行车涨价有什么关系?它是你的卜家还是你的下家?冰棍涨钱你就该涨钱吗?不回答，就是一句话：冰棍能涨我就能涨，不讲理。

国内小贩这样比，可以说，眼盯的就是那几角钱，赚大钱的明星们也这样。

我就是中国最好的，就是一句强词，大言不惭，她通过媒体先喊出来，过了多少年，再一笑了之：我就是那么一说。

强词一大特点是反逻辑，该这样时那样说，该那样时这样讲。夸大一面。

讲坏事要进来，说开窗户就进苍蝇。怎么不说有开窗户没进苍蝇的呢?而且世上也不是开窗户都进苍蝇的呀!对手持蝇拍、杀虫剂的人来说，是你放它苍蝇进，它苍蝇就进，你不放它进，它一个进不来。

前一段时间，许多行政管理部门一出现问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经费。他知道公家口袋紧，所以我一提钱，你先傻。等到把该给的钱给了，不该给的钱也给了，他还那样，该管的还不管，为什么?他说吴三桂有句话：残匪一次都个字，变成绝无任何副作用。然后广告做遍天下。什么大，什么极，说什么，做什么。

少年称神童，象棋讲大师。初生的牛犊，刚刚二十几岁的女孩，赢了几盘棋，讲棋时，棋局以外的话多一句都不敢讲，怎么就成了大师了呢?!当年聂卫平得了棋圣，把老爷子吓了一跳，一再嘱咐圣人不好当。

现在，有个人头就大师，邪乎得让你只能傻站一边，把眼睛瞪圆，嘴张大。

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就是说他无知，不尚学，反倒是理了。老子混不吝，佛爷头上敢撒尿，太岁头上敢动土，任你是谁都敢骂。其实这要当街横站的主儿咱见过，下三烂。

更痞的一句是：无耻者横行，我脸都不要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广告也是强词居多，不在开发产品、提高质量、掌握新技术上下功夫，从哪弄出个水、盗出个件来，就备足金钱做广告，大话说尽，骗平头百姓，盆满罐盈地搂钱。然后短则一年，长则两年，销声匿迹。前几年闹欢忒邪的，这个株那个神尔个霸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今日剩下知多少? 强词，有理没理搅三分，有理没理横三分。

强词，强在一字吃，叫恶吃、横吃、海吃、通吃；要在一夺，夺的就是那个利。

强词时代，大话横行，真实离地，有些事你就根本别想找到影子。

有些强词是睁大眼在那里说瞎话，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说就是了。

有些强词却是披着时髦衫来的，说得云山雾罩，海天海地，让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跟着跑，罪过。

【刘　畅荐自《今晚报》】

贪官与贪民　作者：林思云

黄金周回国探亲，我一个表兄在某大学当副教授，见到我非常高兴，一定要请我到一家颇有名气的高级餐馆吃饭。我想他并不很富裕，让他这么破费心里不安，坚辞不去，这位老兄一急道出了实情：“我这请客的钱都是可以报销的，这是吃公家的，所以不是我个人请你，而是我代表中国政府请你。”饭后，老兄怕我吃了大鱼大肉不消化，又特地到超市给我买了一大篮水果，我要付款，他又对我说：“这能报销，还是我代表中国政府送你的。”回来乘出租丰，老兄问司机要一张发票，跟我说：“回去报销。”

这位老兄请我吃饭送我礼品，自己一分钱没花，他对我说：“现在大学里只要能搞到科研经费，自己的日常花销都可以充当科研费报销。”吃饭、乘车、买食品衣料、家用电器，只要有发票，都可以报销，甚至照相洗像、理发美容的杂费也都可以报销，他一年要报销3、4万元用于个人消费，等于每年增加了3、4万元的工资。当然老兄所在的大学中把个人消费充当科研费报销的，绝非仅他一人，他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其实上面也知道，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国家公共财物占为己有，我们谴责贪官，就是因为他们贪挪公家的财物用于自己的享乐。上面说的那位老兄把个人消费充当科研费报销的行为，其实也是违法的贪污行为，只是数量较少而已。但这位老兄身无半点官职，不能称其为“贪官”，只好称其为“贪民”了。老兄这样的副教授，还是档次比较高的贪民，档次最低的贪民就是农民工。据上海电视台报道，上个月上海市有近2000个下水道井盖被盗，造成3人落入下水道中身亡，数十人受伤，还有不少汽车陷入下水道而损坏。一个铁制井盖价格300元左右，丢失2000个井盖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是60万元，这还不计人员伤亡、车辆损坏的间接损失。盗窃下水道井盖是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的杰作，这种重25公斤价值300元的铁制井盖在废品站收购价格为30元左右，相当于或超过他们一天的工资，所以成为被偷盗的热门货。

农民工把属于国家公物的下水道井盖拿去卖钱，同样是不法侵占国家财产的违法行为，和贪官的贪污公款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贪官?原来是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这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一则去年来自阿根廷的消息，据说阿根廷因为失业严重，人们开始偷盗公共设施的物品卖钱。去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市丢失1200个下水道井盖，13700个铁制街头垃圾桶，20个信号灯，40个信号灯线路护盖，165个青铜塑像和饰物，2000多个公用电话被破坏，150个煤气表(外壳是铝的)被偷，被盗的铜质电话线总重量达400吨，电力公司每个月被盗铜线铝线长达5公里。不知中国人看到这篇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是感到亲切，还是感到意外。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曾这么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我的想法。大家知道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却仍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彻底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仆后继，无止无尽。

【刘波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4月11日】

政老爷怕从何来　作者：理　钊

这几天闲读《红楼梦》，读到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看到荣国府里的头头脑脑们一听到皇帝有请，便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真不免有些感慨，想一想生活在皇权时代里的人们，哪怕是豪门权贵，也真是在提着脑袋过日子的。

皇上的这次召见，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那天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的人都在荣府齐集庆贺，喝酒听戏，热闹非常。这时，忽有门吏来报：太监宣旨来了。一家人“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跪接圣旨。圣旨很简短，就一句话：“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太监宣完了旨就打马回宫了。贾政不敢半刻耽误，赶紧更衣入朝。而在家的“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读到这里我就在想，这皇上的威力真是太大了，一说让人去见他，便把一家人吓得如此惶恐不安。若是有点心脏病、高血压病底子的人，岂不要当场吓死过去。

对皇上的威权，过去的认识是，从理论上讲，他是“上天之子”，来到凡间是“代天牧民”的；在实践上则是因为皇上手里握着枪杆子刀把子，还有一处又一处的天牢。但现在想来，这还不是威权的由来。以今例古罢，现代国家里，哪一国的首脑手里不握着这些硬梆梆的东西，哪一个国家里又没有监狱呢?如果是，那美国总统的威权应该是最大的，他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可在美国，别说官宦们不怕他，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怕。相反，总统出来“视察工作”，发表讲话时，平民还敢向他扔个鸡蛋，搞个示威之类的小动作。

现在说，皇权时代没有法治，是人治社会。但这话如果让皇上听到，他一定会反对，因为那时也有法律。不但皇上会说他治国的法子是法治，而且反过来还要说他那个法治比现在严厉得多。比如说清朝，乾隆皇上就会说他的《大清律》，有厚厚的好几本子，罪条罚则，上边写得一清二楚，这怎能说是人治呢?乍一看，对杀人、放火、抢劫之类的犯罪，也确是如此。可是，再看看清朝时办的那些文字狱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时代，清朝是文字狱案最多的时代，仅“康、雍、乾”的“盛世”里就办了160多起大要案。当然，这些案子的“判决书”，也是很合法义的，述说“事实”之后都落着“依律凌迟处死”、“依律发往某地”之类。依的“律”大多是“欺君罪”、“忤逆罪”和“谋反罪”之类。但是，看看那些依“律”‘说你有罪”的法子，就会知道皇上的威权有多大，多可怕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上责令查办了胡中藻一案。胡是乾隆六年的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为清初重臣鄂尔泰的门生。案子是从查胡的诗文人手的，结果不查不要紧，一查便查出了胡中藻“欺君谋反”的死罪来了。比如，胡诗中有“一世五日月”和“又降一世夏秋冬”之句，这便是“悖逆”之证，因为“我大清”太平盛世景像远超汉唐宋明，胡诗却“又降一世”，岂不是在骂朝廷?又如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竟敢把“浊”字加到“我大清”头上，更是谋反罪证了。就这样，胡中藻被“依律处死”了。后来，据史学家考证，胡氏一案，真正的原因并不在诗文，而是因为他跟鄂尔泰跟得太紧。而鄂尔泰又素与当时的另一重臣张廷玉不和，胡便与张作对，有朋党之嫌，引起了乾隆的不满。这就更让人惊恐了。

如果律条上既写着罪名，又有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触犯了律条，犯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律条上的罪名是有了，可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触犯了律条，却是遮遮掩掩， “神龙见首不见尾”，而那解释权又全在皇上的肚子里。比如上面说的胡中藻案，他的那些诗早就写了，之前一些人甚至还觉得写得新奇好看，但经皇上一解释却是死罪。更可怕的是，跟着皇上过日子，皇上有了说不出来又不好治你罪的不满，便能想个另外法子让你有罪，并抓起来或关或杀。因此，这种“治罪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更难以预防。比如胡中藻到死可能也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见，皇上的威权既不在于他是谁的儿子，也不在于他手里有多大的法器，而在于他在制定律条时，便在罪名的认定上预留了神秘的解释权给自己。如此想来，贾政一听说皇上要召见他便惶惶不安，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要想治贾政的罪真是太简单了，不仅他会写也写过诗作过赋，至于贾宝玉那些歪诗乱词，就更经不住皇上的解释了。何况，他更不知道皇上是不是对他有了不满。

【王翔宇荐自《搜狐博客》2006年3月2日】

骂人　作者：韩　冬

骂人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时时事事处处可见。没骂过人的人，绝对没有，再伟大的人，再不朽的人，他也会骂人，只不过他骂什么，又怎么骂，我们不知道而已。其实，骂人也是一门学问，要畅快淋漓地骂，要不动声色地骂，非有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功夫不可。仅仅就会骂一些诸如“王八蛋”“孬种”“小兔崽子”等，其实只是胡搅蛮缠，犹如泼妇骂街，不上“档次”。

对统治者或当权者的怒斥，是古代骂人的重要内容。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里有《硕鼠》等篇目，奴隶们把那些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比做大老鼠，骂他们白吃饭，不干活，憎恨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只是一般的恨，更深的骂当属于诅咒了。夏朝的最后一个暴君夏桀荒淫无道，狂妄自大，他以太阳自比，不可一世。老百姓诅咒他：“什么时候你这个太阳才灭亡啊，我们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恨一个人竟然恨到要与他同归于尽了，说明了恨的程度多么的深，也间接地说明了他的统治多么的残酷。果然，前1600年，夏亡了。明代严嵩当道，民不聊生，百姓作歌谣诅咒他：“常将冷眼现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后来，抄没严嵩的家产，黄金白银金钱玉器良田宅地无数，这充分说明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骂人同样如此。骂人的方法多种多样，从大的方面来说，可分为“直骂”和“曲骂”。所谓“直骂”，一是一，二是二，非常直白，不绕弯子。如“你这个混蛋!”“笨驴”“衣冠禽兽”“猪狗不如的东西”“色狼”等等都是如此。鸿门宴上．由于项羽优柔寡断，导致丧失了除掉刘邦的大好时机，气得范增破，大骂：“你这个东西真不值得和你共事！”竟然敢骂自己的主人，这一方面显现了范增的勇气，更表明了他的忠心。

“曲骂”则需要艺术和技巧了。有时稍微委婉些，有时则指桑骂槐。但不管怎样，骂得机智，方为上品。晋文公死后，秦晋之间发生战争。战争前夕，蹇叔劝秦穆公不能劳师袭远，那样对秦军不利。秦穆公不但不听，却派人对蹇叔说：“假如你只活到一般老年人的寿命，你墓地上的树木已经合抱了。”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你蹇叔早就应该死了。对老人说这样的话可谓恶毒。明末清初，17岁的抗清英雄夏完淳被已降清的洪承畴抓到，洪承畴爱惜夏完淳的才气，力劝他投降。在公堂上，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不敢再审问下去，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出去了。这样的骂法真令人感到回肠荡气。

现代人的骂人与古人相比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更上一层楼。“小姐”本来是对那些有礼有节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的美称，但今天，如果到一个公共场合，冒昧的称一个年轻姑娘为“小姐”，轻则遭到人家的白眼，重则有可能惹上一场痛骂。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更新，因为“小姐’’的称呼已被特殊行业独占了。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吵架的镜头，那种吵，彬彬有礼，显得文雅而文明。现实中，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往往是吵着吵着就骂开了，因为那种场合，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已失去了理智和尊严，只想把最难听恶毒的话栽在别人头上。有时，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就骂了人家祖宗八代。丢了一只鸡，一件裤杈，邻居们就遭殃的事屡见不鲜，可见，现实生活中的骂人要比艺术作品精彩得多。

骂人既有些深不可测，又老少咸宜；既要深刻独到，又要令人信服，当然，还要以不露痕迹为最佳，但要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3月22日】

一起喝粥　作者：闫　翔

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金。但规定每组只加给一个人，具体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个工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国家。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通知下达后．秘书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

日本组的名单报了上来，老板会心地笑了，正是他心中的人选，工作虽出色的那个。不久越南组和韩国组的名单也报上来了。韩国组的名单报的是一个工作能力不强却人缘好的老好人，老板苦笑着叹了口气。而越南组的名单报的是个家境最困难的可怜虫，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但直到下班也没见到中国组的名单，老板派秘书去催要，得到的回答是中国组意见不统一，无法选出一个人来。老板只好亲自到组里查看究竟，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组的五个人向老板提出要么一人100元平均分配，要么谁也别加。美国老板为这莫明其妙的要求气得下令取消中国组的加薪。中国组的五个人终于心平气和了，因为大家最终一样了。

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地左右着我们社会的公平、效率。

记得许多年前，柏杨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中说过：“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当时在中学读书，因此对柏杨颇多微辞。但后来发现有些事，像粘在地上的口香糖让人烦乱而无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真成了一种祖传的宿命吗?孔子带给中国最大的影响恐怕不是“仁”或“礼”，而是他的“中庸之道”，它透彻到我们的各个角落。你看我们每一次大型活动中的如同刀切过的花束队，彩旗队，就不难看出我们追求的是“大家都一样”“整齐划一”。雅典奥运会上鼓号队的高低不齐胖瘦不一的鼓手们，在我们的眼中已不仅仅是“杂乱无章”，简直就是——有损国体了。

我们把面子看得和性命一般，我们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面对着中国人提出的100元的加薪要求，那个美国老板自然不懂，他不懂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或许在他们看来差距的拉开是一种动力，是对出色的褒奖，而平均主义会养肥懒虫，那简直是践踏公正了。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差距是一种耻辱，这种人为地拉开人和人的差距是种剥削，它不仅否认了我的劳动，更说明我不如别人。于是这种差距成了一根导火索，它可以点燃的东西太多，因此许多时候在一个团队中我们被动或主动地选择一起喝粥，也不让一个人“脱离群众”去吃肉。如果我们不幸在这样一个团队，可能最后连弱都喝不上了。自己倒成了别人碗中的“肉”。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我们一直把平均当成了一种公平，连农民起义也喊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当然对于不公平的社会，公平是人们的理想。可我们有时打着公平的口号在冠冕堂皇地制造另一种不公，它显得更理直气壮，正气凛然，因而也就更难改变，也就更可怕。这种狭隘的心理甚至成了一种不得不推行的社会潜规则，它所折射出的心灵的贫困才是最可怕，即使你腰缠万贯，仍是个穷人。

你会如何选择?一起吃粥，还是让那个最能干的吃肉，或者自己就做那个吃得上肉的人?这是个问题，它决定着我们能成多大的气候。

【刘海英荐自《思维与智慧》2006第4期】

绰号现象的反思　作者：史良高

蝉号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就活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倘若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文化现象又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上中学时正值文革，有个同学身材纤细矮小得像截竹竿，大家管他叫“小瘦子”，做课间操时他总是站在最前排，看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总担心刮风，生怕一阵风把他刮得老远。下放时结识了几位农民兄弟，一个叫“小瘪”，一个叫“瘪萝卜”，都是那种前胸贴着后背瘦骨伶仃的人，一看就知道家境贫寒，缺衣少食。而当时的大队书记则不然，他生得脑满肠肥，人高马大，由于贯彻上级指示雷厉风行，下队工作一带而过．老“社”们背地里就称他“台风”。

绰号，虽然区区几个字，却能抓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十分传神地勾勒出人的形象。像“小瘦子”、“小瘪”、“瘪萝卜”之类就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的极度匮乏，百姓生活穷困潦倒的状况。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绰号又体现了人们对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关注。诚如近些年，百姓对反腐倡廉的呼声较为强烈，人人对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恨之入骨，贪官的绰号在民间也渐渐多了起来。

江西万载县株潭镇曾有个党委书记，平常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他总爱说：“我是株潭人民的父母官，我为人民做了一点事，为企业做了一点事．是应该的……”可老百姓就是不买他的账，送他一个绰号：“土匪”。因为这位书记心忒黑，手忒狠，案发时仅受贿现金就达34万元，他不是土匪谁是土匪?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公安局，提起原副局长刘少亮，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玩车玩狗玩女人的“三玩局长”。身为公安局长却知法犯法，倒卖汽车20余辆，最多时养狗20余条，他不仅长期包养情妇，还在所辖区域内到处嫖娼，人送他一个雅号“飞天铁烙”。

有一句“名言”，叫“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说这话的人叫丁仰宁，福建原政和县委书记。由于敛财有道，在位时他“不见红包不挂弦”。为了办事，人们只得恭恭敬敬地送上红包。天长日久，他就落得个“红包书记”的雅称。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国庆在台上时“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几年间就受贿100多万，人称“三敢书记”。此官还有一大癖好，特好蓝带啤酒．百姓就又“封”他一个“蓝带书记”的称号。

大大小小的贪官中，享有“封号”的还有很多，譬如：“白天念稿子，晚上玩婊子”的“二子市长”王新民；豢养黑恶势力的“黑帮局长”徐建设；雇凶杀人的“蝎子书记”李长河；见了美女就迈不开脚步的“花省长”孟庆平；胡吃、胡吹、胡来的“三胡省长”胡长清；贪污受贿达亿元之多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三亿”(王怀忠)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绰号诙谐、幽默，概括凝练，也不乏戏谑和辛辣，寥寥几字，既蕴含着百姓的智慧，也表达了百姓的心声。它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听便知。因此，笔者以为，只要不是恶意的贬损或毁誉，没有个人的恩怨与过节，绰号的存在也并非一件坏事。尤其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于群众中流传最多，传播最广的某些领导干部的绰号，有关部门就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查查原因，找找问题，这对纯洁干部队伍，端正党风民风，说不定就是廉政建设中一种不可多得的信号。

【鲍合洋荐自《江淮晨报》2006年3月23日】

弯多却让理更直　作者：阮　直

凡是过去香港的人都有体会，那就是香港的街道拐弯太多，大弯儿是左拐右拐，小弯儿是七拐八拐。这与内地的城市街道截然不同，内地的城市大街讲的是笔直、纵横、交叉、十字路口、“井”字布局。一看就知道这城市是经过治理改造后形成的。

香港的路弯儿多，可是堵车现象比起内地城市笔直的大道要少得多。说句抬扛子的话，路要都多出几道弯儿，还多承载一些车辆呢，就像排队时人多了，就来几条曲线一样。当然了，香港的弯路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为了承载更多的东西而有意为之。初到香港，我就问司机，有些路本来可以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儿，完全可以打直吗?不就是差那栋房子吗?司机告诉我：房主不搬，你也没办法，人家的房子是政府批建的，政府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香港的法律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私人财产为根本宗旨，政府是为每个民众服务的。哪怕是一间破屋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用香港市民调侃的话说“风可动，雨可动，国王不可动。”要想挪动，就得用钱来买，如果价格不能让房主满意，他就不卖、不搬。政府也无法使用强制的手段拆迁。所以香港在早年批建房屋时因缺乏长远眼光，对后来城市扩建起到阻碍作用，如今也就随弯就弯了。但是你那间房子，政府是不会再次批准你重建了，到了房子的使用期限，政府便以保护人的生命为由，再强制你迁出，那地又重新归于政府。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所以使得政府在审批用地建房时格外谨慎，反复论证后才敢批建。这就不像内地有些城市，到处在施工，也到处在拆迁。两年前建的豪华大楼，因当初批建时考虑不周，两年后就定向爆破了。

如今一些政府部门，做工作靠文件、靠会议决定，所以就形成了随意化。随意化虽说能办许多好事，可是随意化也能办许多坏事。就像香港政府的文件和会议决定不能规划城市，所以形成了路窄、路弯的现状，这对于香港的城市发展必然有弊，可是从法律限制政府行为的角度看，乱拆乱建比路多点弯更可怕。因为路是多了几道弯，可法理却是笔直的，还有什么比法理是直的更能造福于民吗?

【韦东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3月31日】

搬掉看病难这座“大山”　作者：何　申

我到山里去，看到一些贫困户，发现其中多数是因病返贫的。那真是“辛辛苦苦干几年，一场大病全都完。”不仅把积蓄花光，而且还欠下一身债，日子比先前还难了。村民渴望能有一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能帮他们闯过那个天有不测风云之时。

说来吃五谷杂粮是没有不闹病的。但问题的要害是有了病能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山区种一亩玉米，到秋下收入也不过二三百元。这钱若拿到大医院，面对任何一种检测仪器，都是九牛一毛。我见到个村民，得的是慢性阑尾炎，本来该手术切除，但就因为怵头花费，拖来拖去，用土法抗着，结果穿孔发炎，花了上万也没治彻底。其实，这种小手术，在乡镇卫生院满可以解决。面对现实，如果能让农民也享受医疗保险，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小病扛，大病挨，不行才往医院抬”的尴尬现象。

建设新农村，除了减除农业税，搬掉看病难这座“大山”，亦是农民急切盼望的大事。眼下农村实行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中央、地方和农民(本人)三方筹资，正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难题，开局不错。但在这其中担负重责的乡镇卫生院(在这看病报销的比例高)，面对患者对它倾斜，却一时又有点力不从心了。一是设备老1日。在山区，不少地方还是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有点设备也是多少年前买的旧货。如此一来，检测手段太低下，治不好病不说，万一误诊，还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二是卫生院医务人员素质偏低。我问了两个院长的学历，都没超过中专，更别提大学本科了。当然，实践很重要，这儿的院长可能日后受过培训，能力会提高。但一方面是学医的大学毕业生在城里就业难，一方面乡镇卫生院又奇缺专门人才，这不能不让人在为之着急的同时有所深思。

我写农民，就想了解农民。写新农村，也想弄清这其中的难处。去冬今春，除了看城里医院新建的大楼，我重点看了山里几个乡镇卫生院。那是腊月的傍晚，乡镇街道还有夕阳的光亮，照着摞在店外成箱酒和饮料的包装，就融成一团团花红叶绿的色彩。天冷，又是饭口时分，眼里见不到几个人。在卫生院里，无论门诊还是住院，却是不乏人在。这是村民不愿来但不得不来的地方。几个村民在走廊一头悄悄地在商量什么，是在筹钱，还是说病人病情?我略走近，他们就不说了，但看得出正在犯愁，脚下都是烟头。有几个人说笑着从病房出来，扭着脸说别着急，明天就接你出院回家过年。在药房外，有人仰着脸看贴在墙上的价格表，比看火车时刻表还仔细。厕所在大院的墙角，一位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很艰难的登上冻着冰的石阶。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城里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赛过宾馆高档的病房，还有价格不菲的房价……

城乡差别存在久矣。“两会”期间，赵本山做客电视台，很生动地解读了这个差距：两家相距不过50里，生孩子，叭叽，这个就是城里人，叭叽，那个就是乡下人。其实哪用得着50里，我年轻时住宿舍楼，有人对象是农村户口。同在一个楼出生在一起玩的孩子，就因为“户口随母亲”这一条，城里的小学校就不收他读书。

现在好多了，横在城里人乡下人之间的鸿沟正在往千里填。但真正填平，还有待时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今年提了好几个建议，其中就有希望国家加大对乡镇卫生院(财力、设备、人员)的投入。我和几个作家代表说起此事，他们都赞同，说应该提。

【周军宇荐自《今晚报》2006年4月4日】

常想“一二”　作者：陈鲁民

晋人羊祜说过；“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丸。”他这话还真不是无病呻吟。他立志伐吴，统一天下，建不世之功，可总是不能如意。先是碰上一个硬对手陆抗，让他无计可施；好不容易等到陆抗病死了，他正准备出兵，晋武帝又听信贾充谗言，不愿动武，错过伐昊最好时机；又过了几年，晋武帝终于想明白了，要大动干戈了，羊祜已老得走不动了，不由得发出这千秋遗憾。

宋人辛弃疾也有同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辛弃疾立志抗金，收复失地，但南宋朝廷一帮主和反战君臣，百般阻挠，处处掣肘，让他空有一腔报国志，在等待与无奈中，慢慢老去，加上孩子也不争气，让他很是失望。一生坎坷，壮志难酬，他只有寄情于诗词曲赋中，发发英雄牢骚，出出豪壮怨气。好在“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牢骚怨气竟也有“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气势，无意中又成了一个“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标本。

扪心自问，我们多是些平常人，没有羊祜、辛弃疾那么大的襟怀和抱负，不如意的层次也没他们那么高，但遇到的不如意事却一点不比他们少，虽然都是些家长里短，庸常小事，鸡虫得失，小悲小伤，也常让我们心情郁闷，无法排遣。

其实，细想起来，有很多不如意事都是自找的，譬如，刻意去争一些不该争或意思不大的东西，争位置，争职称，争荣誉，争排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或老是和这个比和那个比，结果越比越不如意；或各种欲望太强，结果力不从心， 白手烦恼。那么，我们不妨适当放弃一些身外之物，减一减大盛的名利之心，不如意事自然就会减少。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少想不如意事如意的事，这是民国元老于右任的人生态度。他曾写过这样一副著名对联：“少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既然“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的大趋势基本无法改变，那何妨索性忘掉或少思那不顺心的“八九”，多想想让人高兴的“一二”。这可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鸵鸟的埋头战术，而是达观者的生活态度。

比如说吧，是楚霸王，你就应常想破釜沉舟，少思霸王别姬；关老爷呢，该常想过五关斩六将，少思走麦城；曹孟德就应常想官渡大捷，少思赤壁惨败；李后主呢，要常想“凤阁龙楼连霄汉”，少思“最是仓皇辞庙e”；盂进士呢，该常想“春风得意马马蹄疾”，少思“昔日龌龊不足夸”；东坡先生，则宜常想“千里共婵娟”，少思“高处不胜寒”；清照女士，当多想“应是绿肥虹瘦”，少思“凄凄惨惨戚戚”；拿破仑元帅呢，应常想奥斯特里茨战役，少思那不幸的滑铁卢。总之，要多想“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高兴事，少思那“将军被擒，宫女失宠”的倒霉事。

不过，“少思八九，常想一二”，也要讲个辩证法，把握好一个度。“常想一二”是为了调整情绪，保持乐观，但绝不能躺在“一二”上睡大觉，自我麻醉，感觉良好，而要积极开拓“一二”的领域，挖掘新的“一二”出来。“少思八九”也不等于不思，一点不思那就成了没肝没肺的糊涂虫，而是要少思、精思加反思，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精思中悟出人生真谛，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闻哲荐《自西安日报》2006年3月23日】

假如重新选择　作者：卞毓方

假设任你选择一种职业，你打算干什么?美国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干一行厌一行。一位军界要人说：“去乡间开一个杂货店。”一位女部长说：“到哥斯达黎加的滨海游览区开一家旅馆。”一位市长说：“改行当摄影记者。”而一位劳工部部长说：“出任一家冰激凌公司的总经理。”

假设有来世，你打算作何选择？日本有一百多位商人接受测试，回答可说是五花八门，尽其想象。其中，表示继续从商的很少，大部分人愿意当艺术家或学者，有男士说想投胎为女子，有人说甘愿退出人的世界化为植物，甚至有人说愿意变为一只狗。

我觉得这试验很有噱头，于是作东施效颦。一日，拜访作家谌容，趁便问：“假设时光侧流，您会不会重新选择？”谌女士其时正在戒烟，她一边嗑瓜子，一边说：“我想这没什么好选择，我就是喜欢写作。”

又一日，看望学者金克木。当着金老的面，我什么也没提，只是漫无边际地闲聊。回家后，给金老拨了个电话。金老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花非花，雾非雾，美国人、日本人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永远当不了真。你要我说么?一定要?我的答复只能是——哈哈哈哈!”

随后，我或用电话直接征询，或借助朋友的帮忙，在周围广为撒网。测验的结果是——

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吴冠中与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皆笑而不答。

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则说：“来世，肯定地说，我还想教书。”

中国市长协会负责人陶斯亮轻盈地一笑：“要有来世，我就学音乐。”

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对今生的选择十分自负：“音乐是一种深入灵魂超越国界的语言，我不想改弦易辙。”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郑君里摇了摇头：“知识分子还是要当的，但不想再搞工程方面的研究，可以搞文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工程方面涉及的人太多，难以出成果。”

作家袁鹰：“继续当编辑，我觉得这差事很美……”

作家蓝翎：“这个问题我如此回答你：我最初的愿望是学英语，我的后辈都是工程技术人员。”

诗人牛汉：“这辈子由于种种原因，没写出大名堂，壮志未酬，遗憾哪遗憾!固此，下一辈子还是要写诗，下两辈子下三辈子也还是要写诗!”

雕塑家郑于鹤：“我是搞造型艺术的，我觉得几十午时间根本不够，若有可能，我想二百年三百年地连续搞，也许能做出点成靖。”

书法家徐楚德：“我嘛，来生还是写字，既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避免外界干扰，又有成就感。”

经济学家厉以中；“还是搞这一行，因为我喜欢。”

经济学家管益，听：“那我就要考虑怎样在陆地和地球之外重建人类的家园了。”

新闻理论专家孙旭培：“谢谢，我下辈子想当检察官，不仅是我，还要动员许多精英人物一起当。”

作家蒋子龙：“下辈子我想做一只鸟。天空多干净，鸟儿多自由，它既可以高飞，也可以享受地面，可以走、跑、停，还可以演唱。”

作家石英：“若有可能，下辈子当个隐士，怎样?”

最后，我又拔通了学者李羡林的电话。不久前曾经登门求教，季老赠了我五本书，我讲了一些读后感，末了小心翼翼地探问：“假设有来世．先生……”李老答：“你别问，我不相信有来世。”我连忙申明：“这仅仅是假设，假设……”李老没吱声，也许是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是觉着不值得回答。

灯下翻阅季老赠我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丈篇尾，不期觅得现成的答案。季老在讲了过去七八十年中的酸甜苦辣后，笔锋一转，说：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相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云飘荐自《京晚报》2006年4月9日】

两眼看“官”　作者：爱谁谁

为官日久不禁对“官”字的造字先生肃然起敬：因为他不仅活生生地画出了一张官场图，也把为官者刻画得既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又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官”，整体上这是个会意字，但上面的宝盖头又是象形字，即上面分明是古代的一顶官帽。寓意官帽正则为正直之官，即是清官、好官；反之，官帽不正就不配为官，即使做了官也是昏官。所以，舞台上的昏官多半是官帽不正乃至衣冠不整。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从戴帽看为人，对歪戴帽之人向来都是持鄙夷态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官帽下面是两个相连的“口”字，寓意口正则人正，人正则官正；口不正则人不正．人不正则官不正。整体上讲，为官之人应该是衣冠举止端正，即是走正道、干正事，不得干邪事；说与自己职位相匹配的正话、“官”话，绝不能胡言乱语。既然当了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应该像正人君子。

篆体的“官”字，官帽下面是两个半圆，即两个变了形的“口”字，分明就是两张歪嘴。因为当官的大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想：当官的如果长了歪嘴，那将是怎样一个结局？更何况是长了两张歪嘴呢?俗话说，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如果天下之官一个个都长了两张歪嘴，那还有老百姓活的门路吗?难怪自古以来民不跟官斗。旧社会不是早就有“屈死不告状”之说吗？《陈三两爬堂》便是例证。因为哪怕你再有理，如果遇到歪嘴之官，这理也就很难说得清了。两张歪嘴左侧又多了一条连接线，寓意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官官相护。试想：如果当官的都是歪嘴和尚，再加上官官相护，上下勾结，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天下？

如果把“官”字竖起来看，那“官帽”下面又分明是两只“眼睛”。观察事物以平视为好。但当官的看事物、看问题总是别出心裁，看的角度不同，看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因为当官的总是把一双眼睛“竖”起来看，十分正常的东西也被当官的看得光怪陆离、千奇百怪了。

“官”，甲骨文写法，上面是上古的房屋之形，其内是“屁股”之形。即当官的坐在屋内只须批阅公文、发号施令，其威严可想而知。

再看“官”字，帽下分明放了一个梯子，即只有顺着梯子不断向上“爬”，才能达到“官”的殿堂。所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一生都在从事“爬”的职业，但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却在爬的过程中摔得粉身碎骨，甚至遗臭万年……也有人说，那官帽下面不正是一个人在面壁思过吗?为官者只有“吾日三省吾身”，才能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从而真正成为人民的“父母官”。

由楷体“官”字看，那官帽下面又俨然是两块“麻将”或一道正在垒的“长城”。难怪有不少当代xxx酒足饭饱之后还要去“娱乐”一番呢!

由“官”字而衍生出的汉字还有：

倌：系指旧社会专门为当官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即是当官的仆人——君不见，时至今日当官的身边还总是离不开“现代仆人”。

棺；专门用来装殓死后的当官者的器物，因为穷人无钱买棺木，只能“软埋”。

馆：一是指接待当官的客房，如宾馆、旅馆；二是指为当官者设立的服务性商店的名称，如饭馆等。意在说明只有当官的才能住得起宾馆，下得起饭馆。当官的如果不去狂吃狂喝，那两张歪嘴不就白长了吗?

琯：只有当官的才能享用的一种乐器。一般老百姓哪里有这种雅兴!

管：当官的用的一种吹奏乐器，后来引申为当官的管理东西。所谓“管家”，不就是为当官的或有钱人管理财物的人吗?

总之，凡是能与“官”字沾上边的，总是或多或少地暗含“官”之不同凡响。

现在想想，远古的造字先生实在是想得太妙了，一个“官”字涵盖了多么丰富的社会内容!

【高海燕荐自《宇趣》2006年第4期】

敬畏“白纸黑字”　作者：唐德亮

人都对“白纸黑字”有一种敬畏感。

特别是历朝封建皇帝，大多是害怕“白纸黑字”的。即使较为贤明的也不例外。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怕史官?就因为他发动“陈桥兵变”，毕竟不太光彩；唐太宗李世民推倒魏征墓碑、惩处史官，也很可能是魏征与史官记下了他的一些丑事；清朝康雍乾三世文字狱大兴，对文字的忌讳禁锢令人恐怖；当代的江青，一面大树自己的“旗手”形象，一面将记有自己三十年代劣行的报刊销毁，近乎疯狂……

文革初期，一伙造反派将在天津日报工作的著名老作家孙犁揪了出来。该社主管“牛鬼蛇神”的小队长喜欢打人，一位叫李夫的报社干部将小队长暗暗叫到一边，提醒道：“打谁，你也不能打孙犁!”小队长瞪大眼睛反问：“孙犁，孙犁怎么啦?”李夫说：“我是为你呀。要不然，你真打了孙犁，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把你写进他的书里，那可是白纸黑字啊，就把你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小队长问：“那会怎样?”李夫说：“就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这位造反派小头目一听，果真不敢打孙犁了。

你看，连造反派也怕“白纸黑字”，怕“遗臭万年”。

对“白纸黑字”的敬畏未偿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是对 孙犁这样中外闻名的大作家! 孙犁先生在《听朗诵》一文中说：“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交往，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即《为了忘却的纪念》)，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它可以使一个人遗臭万年，也可以使一个人流芳千古。

几千年中国历史，忠与奸、廉与贪、好与坏，都记录在“白纸黑字”上。

敬畏白纸黑字，可以使一个官员多想一想“身后留下什么”?是清廉勤政、为百姓造福的政绩，还是贪污腐败，斑斑劣迹?

敬畏白纸黑字，将会促使领导干部重视文字，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

敬畏白纸黑字，会使领导干部制定决策、措施时要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万不可违背客观规律与群众意愿，鲁莽从事，酿成过错，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敬畏白纸黑字，奉劝领导下笔前要三思。有的大人物，违反中央规定，到处题词，而那字又实在不敢恭维，“三讲”之后仍堂而皇之地挂在那里，其效果只能招致路人的议论、嘲讽。

敬畏白纸黑字，也对文字(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假如你是历史工作者，你是否能像董狐、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假如你是一个机关文秘干部，你的总结报告材料有无水份?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假如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你的新闻报道是否客观真实，既符合党性、又具有人民性?假如你是一个作家，你的作品是写真实、讲真话、抒真情，还是写假话、抒伪情(像一家著名文学刊物那篇吹捧贪官胡建学的报告文学)?是教人奋发向上，走向崇高、向善、向美，还是教人消极堕落，走向低级趣味，走向假丑恶乃至腐朽反动?

白纸黑字，真是下笔千钧啊!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孙犁等名家的许多作品为什么能流传千古，具有长久的魅力?我想他们一定也是“敬畏白纸黑字”的。曹雪芹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倘若是“玩文学”、玩弄文字游戏，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好文章、好著作吗?

敬畏“白纸黑字”，将使历史的天空更澄明，使生活更真实，使你的人格高大、丰满，如此才能不辜负创造如此灿烂文明的华夏祖先!

【邸笑飞荐自《南方经济报》2船6年4月4日】

难　作者：顾　土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这个难那个难中度过，有的难，熬的时间一长，还被称为老大难。小的时候，天天喊的是理发难、乘车难、洗澡难，后来又增添了上厕所难、分房难、住旅店难、下饭馆难。至于看病难、买火车票难等等，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好像成了人生必修课，无所谓难与不难了。

有些难，因为僧多粥少；有些难，因为发展需要时间；有些难，因为一时转圜不过来，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也有许多难，却是莫名其妙。

千百年来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农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给自足，养鸡榨油磨豆腐摇车纺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样的理发店建起来并不算难。

在洗个澡都好似如今春运赶火车的年代，澡堂外面的队列犹如买车票，站队、叫号、拿号；更衣室仿佛候车大厅，死等、久候、伫立，人挨人、人挤人；至于洗浴的那片地方，不如叫战场更为贴切，坐席要见缝插针，池子中要拒绝尴尬，莲蓬头下要伺机而动。开始还以为这是人多的结果，可是回头一想，“金鸡来唱汤先热”，泡澡、搓背、修脚、捏足，原本是我们的特产，也无需特别的功夫，为什么年复一年就是死也解决不了。

吃，明明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可是在我记事以后就知道，下饭人口成倍增长，住房却不计划增加，这是为什么?老师笑答：因为我们不讲“生活经济学”，只讲“政治经济学”。我因此明白，难，或许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思维问题。

现在，大家又在讨论各种难．其中看病是最难之一。医护人员不足、病房不够、价格吓人、病人太多，似乎都是难的理由，但有些难，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我看见病号们不停地跑上跑下，挂号、问诊、透视、验血、打针、划价、交费、拿药，总在想，如此之大的肺活量，病人究竟是有病还是没病?当我看见一群亲属推着病床、举着吊瓶、抱着氧气袋东奔西闻，又在想，假如没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本来都是看家的本领，不料，在20多年前的很长一段岁月忽然变难了。当时每遇春节，我都会望着一家一户的二两花生三两瓜于半斤食油一斤豆腐两斤鸡蛋嘀咕。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政策让一切峰回路转，我这才明白，难，也有纯粹自找的。

在理个头都可能望眼欲穿的年代，长辈和教科书最喜欢讲一位名人坚持和群众挤在一起排队理发的感人故事，以提升我们的情操。但也令人不无疑惑，与其年复一年地在那里炫耀匮乏中的平等，为什么不赶紧多建理发的地方?当时的理发称剃头，也就是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一条皮带再搭个剃刀，三下五除二，不过10分钟的时间，况且人人的头型都像是馆是天底下最难堪的事情。你想吃顿饭，不得不加厚脸皮，先是立在别人身后死盯着人家嘴里嚼的碗里剩的，等他的屁股刚刚拍起．自己就一屁股坐定，还没待品出滋味来，背后又仿佛增添了几双饥渴的眼睛。

等到我大学毕业时，理发、洗澡、吃饭已经不怎么难了，以后，不但不难，还开始过剩，现在，百米之内必有洗浴中心，一条街上就可以发现一串的美客美发。当然我们也终于知道，这得益于市场经济。记得在大学里听政治经济学，几位同学向老师请教计划经济如何计划。他们问，既然今年明白短澡堂缺饭馆了，为何明年后早还不计划?老师说，大概计划经济不计划吃喝拉撒。他们又问，病人是否就该坐以待毙?前几日，我们这里一位老人病重，赶紧召唤急救车。谁想，急救站说急救可以但必须派员远迎，并且病人抬上抬下一概自理，还主动建议假如亲属不足不妨当场招呼四邻。可是老人身边仅有一人陪伴，四邻多是老弱病残，既无法让奄奄一息的病人独自一息奄奄，也不便以“同病相怜”去号召。最终，急救车还是没有急救。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想，处于一个连急救都悖情悖理的环境中，难，是不是很难解决。

无论如何，难，最好还是在读阳平时加以解决，一旦念成去声，那可就是灾难了。

【邓卉卉荐自《新民晚报)2006年3月23日】

造神运动中的季羡林　作者：间效仁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中国文化界、学界无疑是位重量级的人物。但说他无所不能，说他行行出彩，说他国际一流，说他国学泰斗等等等等，未免过也。比如说，季老的专业是印度语的研究，却被称为国学泰斗，媒体上曾就此名不副实提出过非议；再如，李老写过诗，但无论是数还是质，都不能算出类拔萃、绝无仅有，只能算玩票而已，却被封为“桂冠诗人”，弄了个由国内评比颁发的国际大奖。季羡林著作的出版也极混乱，是“造神”内容重要的一面。

其实，“造神”来必是手羡林老人的本意。因为，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载文称，“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羊老先生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在审阅由哈尔滨出版隆重推出的最新回忆文集《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的《编者前言》时，不止一次说过：“不要提什么‘国家’‘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

那么，我想，对季老先生的“速神”，一方面应该是学界，而学界中当以季老的后学和追崇者为主。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界的一个通病。后生们对于自己的先生总是五体投地，礼拜有加，却普遍缺乏那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和气象，缺乏追求真理的执著、无私和无畏。所以，总是像众星拱月那样捧着学界的领袖或领军人物，总是只说好不说坏，说好则不顾事实，一好百好，一通百通，好上加好，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之所以如此，既出于对大师的崇敬，更出于一种私心，即“沾光”心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心理。因为，荣耀了先生即便是提升了学生，先生升了仙界，我辈便可“鸡犬升天”了。如此媚态和奴性，总之是一种丑陋的劣根性。

另一方面，则是媒体和出版界。他们之所以“造神”其主旨似乎更加直栽了当，即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发行的需要，为了利益所趋，所谓“拉大旗做虎皮”是也。就说《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包括日记、怀旧文稿、游记以及一些专门记录先生与友人相知相处的文字长达5卷，虽然不乏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也有不少内容与其他出版物是重复的雷同的，是一种资料复制。这样的文集对于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有何益焉?对于读者亦未必不是一种财力和人力的浪费。惟一有好处的即是出版商，借“造神”以推销自己，赚个盆满钵盈。正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应该指出，在已故的文化名人、大师级人物的宣传上，目前存在着一股“造神”倾向。现在，又有向活着的大师漫延的趋势。中国对于政界领袖的“造神”之祸，殷鉴不远。文化学术界的“造神”，只能徒增虚假的繁荣，虚拟的高峰，虚拟的偶像，不仅无助于真正的兴旺发达，无助于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反倒为天下笑焉。

【张家禄荐自《成都晚报》2006年3月26日】

世说新语　作者：流沙河等

“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自弃。”

——作家流沙河回望几十年人生经历给青年人的忠告。

“一黑(择校费的黑洞)，二斜(教育经费向城市、东部倾斜，优质教育向强校倾斜)，三苦(苦了家长、苦了弱校、苦了农村)，四丑(特权、霸道、龚断、腐败)。”

——两会代表、委员这样给“教育不公”画像。

“扶持企业成长就像栽树，没事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摇晃它。”

——在武汉市企业家一次年会上，市委书记苗圩这样说。

“什么叫好人?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根据现实情况，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

——著名科学家王选的“好人”标准。

“在学校，课间最短暂；回到家，厕所最温暖。”

——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们中间最流行的两句话。

“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

——哲学家用国平说自己的最高奢望。

能把好孩子教好的并不一定是好老师(学校)，能把不同的孩子都教好才算是好老师(学校)。只有当所有的学校都做到‘不选择学生’，当所有学校都能：把不同的孩子教好’时，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均衡教育。

——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撰文说。

“他们躲着生，偷着生，逃到国外去生。”

——政协委员提议给富人超生做“结扎”。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3月24日】

艺术的贵贱与少数人的面子　作者：俞伟坚

前天遇到一小资女孩，原本和她聊的是陈凯歌的电影《无极》，却又不经意间扯到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上来。她撇了撇嘴不屑地说，张导演的电影她基本不感兴趣，农民的电影外表再华丽，可骨子里还是农民；她喜欢的是法国导演，香港的王家卫也凑合。

昨天邀请一老板朋友去看某青年画家的画展。朋友说，那画家没一点名气，他的画只配给民工看，咱去了会污了咱的眼。

今天写了篇关于“女子十二乐坊”的乐评。编辑朋友回复说：“我们杂志是高端杂志，专为中产以上的人服务，不要这些低档的东西。如果你对昆曲或交响乐有研究，可以写来看看。”

以上三位朋友，几百天前都曾与我在路边的排档吃过盒饭，现在他们竟然或小资、或中产、或中产以上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显然，这些人的钱袋子的确是迅速地膨胀了，而且是暴发式的。可他们的艺术品位和文化修养也真的能和他们的钱袋子一样在一夜之间膨胀和暴发吗?这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

在北京国家剧院看交响乐的人和在上海大剧院看外国歌，剧的人，大都是有身份又有钱的。但有一点也很令人费解，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打瞌睡的和大声打手机的，也是这些人。

不知道艺术产品在生产时是不是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应该呀!就说梵高的画吧，那可够高档，因为值钱呀，动辄以千万美元计；可创作这画的那个人，却实在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精神病患者，低档得不能再低档。如今这么多高档的人对当年低档人的作品趋之若鹜，是不是有些逻辑不通?又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吧，现在是堂而皇之的经典名著了，是到街头去听评书，说书人唾沫星子乱飞之后，刘关张、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便活灵活现起来。现在成了经典，却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难道百姓也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不然。问题不在百姓，而在于少数有钱或有势之人的故作高雅。

据说在上海大剧院看外国歌剧的人，并没有多少能看懂，能当成享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许多人看的时候打着瞌睡，出来后就骂娘。但过些天后还是要去看，那可是面子啊!其实，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重要的已不是看戏，而是他们在被别人看。

吃过熊掌的人说，那东西不好吃，还比不上猪肉呢。可只要有机会，还得千方百计地吃，宁可视国家法律于不顾，宁可多花N倍的钱。因为不吃，怎能显示出尊贵?

对此，一位富豪朋友的话作了注解：“天天打高尔夫真没意思，可没意思我也得打呀!因为那是贵族运动。其实我原本最喜欢打台球，可现在打台球的人大多，掉价!”

可见，所谓高与低、贵与贱只不过是少数人的“面子工程”而已，而并非高的真高，贵的真贵；亦非低的真低，贱的真贱。我们百姓可不必与他们较真，更不要被他们误导，还是该干嘛干嘛的好!

【张凤祥荐自《涉世之初》2006年第4期】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庆功宴

乡政府“环宇大酒店”总经理赵大壮召集手下开会：“这几天要抓紧组织货源，天上飞的，地上跑得，山珍海味，越高档越好，马上要派大用场!”

手下大喜：“不年不节的也有大鱼上钩?!”

赵大壮说：“比过年过节还重要——咱们今年又评上国家级贫困乡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乡里有指示，要大摆庆功宴!咱们要抓紧准备!”

入乡随俗

年轻的博士被“黄袍加身”，派到某局当了“一把手”。一年后，上级来搞民意测评，结果表明：博士局长不受欢迎。主要表现在：

“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干部群众送礼不收。

“破坏了局里的良好风气”—以前，大家礼尚往来，感情融洽他来了以后，一切全乱了。

“怎么办?!”招待晚宴上，博士局长得到这个消息后，始料未及，望着上级领导，眼里流露出惊惶的神情。上级领导笑而不语，写了张纸条给他：“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创造机会，与民同乐。”

两天之后，博士局长便感冒住进了医院，前来探望者携礼拎物，络绎不绝，博士局长悉数笑纳，抚肩握手，手法老道。自此以后，官民融洽，皆大欢喜。

互相配合

赵君是一大学里的“博导”，他有个遗憾：自己的学生一个个全成了博士，自己却至今还没戴过“博士帽”。去年，一位得意门生也当了博导，两人见面，一拍即合——赵君投到学生门下，两年没到，果然成了博士。

赵君有两位博导朋友，也不是博士，两人做法更绝——互投对方门下，彼此配合，共同进步，没费吹灰之力，也一块成了博士，特爽!

脱身之术

贼中也有专业分工，有擅长车内扒包，有擅长翻窗人户，有的用智取有的靠豪夺。今赃中有一专偷自行车者，从业数年，斩获颇丰。因风险小收获大，故众贼欲学之。偷窥数日，发现他下手颇为挑剔：专偷电动自行车，且对颜色、款式十分讲究。尤让人叹服的是，他每次都能轻易得手，偶有“穿帮”，只见他沉着冷静，不卑不亢，口若悬河，指手划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最终总能从容脱身。

贼中有一小辈，十三四岁，家境不幸，虽为女身，亦无他法。一连数月，跟随身后，苦求前辈指点迷津，给条生路。贼感其诚，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和盘托出：“下手之前，先准备一辆车，将其推至颜色、款式相似的‘货物’附近，然后再动手——此招虽辛苦，却安全，万一失手，旁边有你的样车——故可用误推作托辞，可免皮肉之苦。”女小贼屡试不爽。

苦肉计

年末岁尾，局里爆出一个冷门：正干得好好的局长钱大海突然向市里提出，愿赴大西北接受挂职锻炼。

全局上下议论纷纷，大伙都猜不透，人称“赛诸葛”，又正“行情”看涨的钱局，怎么会突然想去大西北?!

连上级领导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数月之后，风云突变，钱局的“后台老板”赵市长败给了李书记，调往外地。“树倒猢狲散”，赵市长的人．降职的降职，查办的查办，无一幸免。大伙这才恍然大悟：钱局不愧是“赛诸葛”——原来他早已料到“后台”要倒，自己身上不干净，肯定要东窗事发，于是演了场一箭双雕的苦肉计。

冲冲晦气

财务科年底评先进陷入僵局，5位科员个个都不是好惹的——后台都“硬”得很。第一次背靠背民主投票，结果是一人一票——幸亏科长投了弃权票，否则非乱套不可!第二次公开评议，5位科员大眼瞪小眼，没人吱声。

这天一大早，赵大姐垂头丧气走进办公室，原来，她新买的电动车昨晚被贼偷去了。

科长一听，喜上眉梢：这回先进总算可以评出了。

下午开会，科长提议：今年的先进就给赵大姐吧。赵大姐丢了辆电动车，损失三千多，正好可以冲

果然，大伙一致通过。

警告

年底，有几个乡镇领导“进贡”不怎么到位，上级领导很不高兴，决定警告他们一下，于是授意下属搞了个“最受群众欢迎的乡镇领导”评选活动。

不日，评选揭晓：除了那几个乡镇领导外，绝大多数都榜上有名。

果然，榜上无名的那几个乡镇领导很警觉，马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遂连夜亲赴上级领导府上，加大力度，将功补过。

上面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搞了个“年度最佳乡镇领导”评选，上次榜上无名的那几个乡镇领导反败为胜，悉数上榜。一场风波遂圆满解决!

【任法苗荐自《金山》2006年第3期】

疑似多虑　作者：刘　影

最近抽空去旁听西方美学史的课程，讲台上是我高山仰止的教授。工作多年后再回到课堂的喜悦之感毋庸多说，我莫名惊诧的是教室内的气氛是如此冷漠粗糙。应后的学生里有我曾经的法文辅导，我忍不住一再问她：见到教授不要问候吗?迟到不用道歉吗？没有人给教授擦黑板吗？上完课不需要表示感谢吗？她很厚道，没有反问我：你还以为是在给留学生上课吗?

我的同事今年在中文系给硕士们讲小说选读，他说这课他上得忿忿然，原因是：他们真脏。我有上述经验在先，依稀明了他的不平，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粗糙”？他说：对，粗糙加粗鲁。

一个越南学生，在南京从本科读到博士，还是不能入乡随俗，他万分不解地问我：老师，中国学生怎么能在老师说话时随便插话?怎么能在说话时用手指点着老师的鼻子？日本学生去中国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孩子一见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她那么黑，长得丑死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昧着良心教她这是“童言无忌”。李先生是名校的外聘教师，他说给中国学生上课时手机声一惊一乍，此起彼伏。

我与同事的愤怒与困惑，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由留学生营造出来的环境中。每个早晨我走进教室，学生必微笑问好；迟到的学生，总是脸带尴尬不停道歉；老师稍有困倦之色，常有年长的女生送上糖果或咖啡；上完课，学生会说：老师辛苦了!老师谢谢您!周末换成：老师周末快乐!在路上遇见学生，韩日学生鞠躬问好，欧美学生至少跟我说Hi。在教室里开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自觉把所有垃圾清理掉，桌子摆回原先的样子。坐校车旅行回来，学生大多记得谢谢开车的师傅。一起步行去1912，一个学生帮我拿公文包，另一个帮我拿大衣。

可是，我们原应是最懂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最讲究行止有节，崇尚谦谦君子的国度啊。

记得读硕时，下课时总是对老师说：您辛苦了。与我尊敬的老师道别，我必微微鞠躬。而周围的同学脸上先是诧异接着是鄙夷，她们笑说：马屁拍得真好。等红灯时，我一个人站在斑马线的边缘，行人自顾自横行而过。垃圾放在口袋里很久，因为附近都没有见到垃圾筒，而路两边遍布各色塑料袋与饭盒。我原不应该寂寞的，可是我觉得寂寞。

学校门9原有一个乞讨的女孩，以前见她，像孔乙已般跪在一块木板上，靠双手支撑行走。我们中有人会买些吃的给她，而大部分只是投以深切同情的眼光。后来听说她去医院动手术了，她去上学了，费用来自于南京的外教们，他们捐款给她，为她办慈善演出。而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她的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比利时女生。她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不愿意找人援助，因为，“要让孩子永远遗忘被施舍的生活”。

【黄宇舟荐自《金陵晚报)2006年3月28日】

老百姓看“公车私用”　作者：七嘴八舌

A：你说公车私用啊?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如今当官的，哪个不把公家车当成自家车一样?上班坐车，下班坐车。在一十小县城里，即使自己家离单位只有八百米的路程，也要一天到晚车接车送。

B：岂止是上班?你看那些酒店门口、歌厅门口、洗浴城门口，停的有几辆不是公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那么多车，那么多人，难道他们真的都是“为公”而吃、“为公”而喝、“为公”而唱、“为公”而洗吗?

C：在我们住的那个院里，每到双休日，就有几辆高档小轿车。开始我还以为谁家来了客人呢，后来一打听，才知是几个头头脑脑来我们这院的一个局长家里打麻将。而且这些领导都是自己开着车来、自己开着丰去。

D：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我们那栋楼上，首两个月住进了一个年轻的女租客。她一天到晚很少出门，只是到周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开着一辆小轿车把她接走。后来有人发现，那个来接她的是某局局长，她是被他“养”起来了。

E：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单位给局长开车的司机悄悄对我说，从过年放假到正月十五，他“亲自”开车，到上班十几天后也不愿意把钥匙交给司机。

F：这局长还算不错了。我们附近有个书记，他的车不仅老婆开，儿子也开。老婆开着去买菜，儿子开着去看球。我儿子羡慕得不得了，经常给我施加压力：“你看人家谁谁的爸爸，用公家车多方便。”我只能不吭声，有什么办法呢?咱也没有升官的能耐。

G：我们领导的女儿正在外省上大学。无论寒假、暑假、“五一”、“十一”，只要她回来，就必定用单位的公车接送。这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大家也都能够接受了。固为人家是局长的女儿呀，哪能和平民百姓的女儿一样去挤火车?

H：领导吃肉，咱也得喝点汤吧?所以我丈母娘每次来我这儿，我都找单位的车去接。这年头不找也是白不找。春节回家，单位里实在找不到车，我就悄悄地找管财务的哥们要了一百升油票。然后租了一辆车，油票算作租车费。

I：我就不用发这种愁了，因为我小舅子现在正给一位副县长开车。我们用车，都是趁这位副县长开会的时候、田家的时候、喝酒的时候或者打麻将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一两个小时，什么地方都能送到了。

T：有人平就说了，现在的公车使用是“三十三分之一”，单位公用占三分之一，干部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家里人沾点光是小事，有些司机还开着公车跑买卖。最老实的，也会卖点油票，或者在修车时多开上几笔。

K：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数据，说我国每年公车消费在三千亿元以上， 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三，按十三亿人口计算，等于全国每人每年要给公车负担二百三十多元，这太不公平了。(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L：公车私用肯定不合理，但这么多年来好像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我觉得挺正常的。目前，没有什么人能拿出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M：办法还是有的，派出几拔人，专查这件事，抓住公车私用者，一律免职。我敢保证，只要处理个十个八个，在报纸上一公布，用不了半个月，全国公车私用的问题就能解决。

N：别瞎说了，有权力查公车的人，都是有资格坐公车的人。让他们自己去限制自己，可能吗?再说啦，升个官容易吗，图个啥呀?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6年4月2日】

照相　作者：陈绍龙

科室人员挂牌上岗，每人交照片一张。我多事，自报刚买相机，且正自学摄影，免费照相，众人曰：“然”。

不日照片印出。

老王科长：“光线灰暗，好像不清爽……还行。”科长不悦。

会计李大姐：“色彩不行，好像不亮……还行。”会计不悦。

工程师大刘：“角度欠佳，尚可推敲……还行。”刘工不悦。

三日后没一人交出照片。

情急之下，我只得骑车奔城东相馆请出师傅。

师傅除带来相机外，还有服装、剃刀、口红、眼镜。

不日照片印出。众人皆悦。

我迷惑，师傅笑：“老王年纪大了，得把胡须剃尽，让他精神；会计是女的，要漂亮才行，要化妆；大刘的嘴本身就歪，得让他的头侧点，知识分子斯文，戴副眼镜准没错。”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师傅又来安慰我，说我的照片照得不错，错在他们自己老了，可又不愿承认。展示给别人是一回事，展示给自己则又是一回事。

【韩玉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3月31日】

再谈笑话时代　作者：于光远

于光远先生简介

于光远1915年生，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不再做“大物理学家”的梦，在广州某大学物理系执教半年后回到北平，专门从事党的青年运动工作，成为职业的革命家。七十多年来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出有二三千万字的短论、随笔、小品、超短文、本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带文学性的文集，如：《古稀手记》、《窗外的石榴花》、《细雨闲花》等。于光远兴趣广泛，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自称我国的“文坛新秀”。

2002年10月25日浙江《金华日报·浙中周末》发表了我的只有300多字的一篇文章《杂文时代》。其中写道：“时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的。杂文家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有时弊，就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又说：“笑好。塞万提斯用笑送走了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现在我们可以用杂文送走人们厌恶的那些东西。”

2003年我写过一篇《笑话时代》。我的意思是，现在既是“杂文时代”，同时也是“笑话时代”。当今需要鲁迅式的“杂文”来战斗，也需要“笑话”来欢送“我们所厌恶和痛恨的那些东西!”

今天我们不但有开心的笑话，也有悲哀的笑话、痛心的笑话。不过只要是笑话，还是会让人们发笑。开心的笑话，会在饭余茶后给人带来愉快，就是那些悲哀和痛心的笑话，也会跟随着笑不胫而走，起到表达公意的舆论作用。而且由于有一些可笑的对象，似乎用杂文来对待，未免太严肃了一点，用“笑话”来对待，似乎更门当户对。

现在我讲的“笑话时代”的笑话是时代产物，那就让这种笑话坐上“新时代”的交通工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笑话的种类很多。有老笑话，也有能够同当今接轨的新笑话，和从外国进口的笑话。其中有的是原装货，有的是在中国经过改装的，即把外国的内容改成中国的内容。不明底细的人会以为这个笑话是中国人编的，其实不是。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没有完全等同于中文“笑话”一词的词汇。中文中的“笑话”还有指责某种行为十分荒谬的意思。比如，大老爷对他的下属说的话不高兴了，就骂“你真笑话，混账!”这里说的“笑话”就不是讲笑话的“笑话”，不是说些那种让人发笑的话。我查了一下《汉英双解新华字典》，看看汉语词汇里的“笑话”这个条目的英文释文中有没有相当中文“笑话”一词的英文词汇。结果没有，代替它的是“anything said or done to Cause people conused or tolaugh”。译成汉文就是能够引起发笑的事情。我想如果有现成的英文词汇，词典这个条目的执笔者不会费事地、罗哩罗嗦写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外国人还是喜欢“幽默”的。“幽默”一词，不源自中国古代，它是英文humor的音译。《现代汉语词典》“幽默”这一词的释文，都是“有趣或可笑却意味深长”，都含有中文“笑话”的意思。“笑话”可以从它的思想内容和文字水平两方面来说。有的笑话的内容没有多大意思，文字又很低俗，够不上“有趣或可笑却意味深长”的水平。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内容和水平都很不错的笑话，我注意的就是这种。

笑话的社会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中国的老笑话，大多是取笑社会上的各种人各种事，还有不少是属于“黄段子”的，《笑府》中就有“闺风”。政治笑话有，但是不多，因为距今最近的古代——清代，是“文字狱”搞得很厉害的朝代，不是笑话也常常给说话的人带来灾难。比如，考官用“维民所止”为题考学生，雍正皇帝因此就掀起了有名的文字狱(因为“维”、“止”两个字和“雍”、“正”两个字相比，上面各少了一道)。所以那个时代那还有人敢讲什么“政治笑话”。政治笑话大概是近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新品种。现在我在这里讲的笑话，从内容来说，要求是可笑和有点意思的，否则就值不得我们注意，更值不得我们去发表什么议论了。

无论笑话的内容如何，反正只要是笑话，就离不开“笑”这个字。有的笑话意味深长并且有趣，它自己就具有一种“流行力”，一种不胫而走、云游四方的能力。

说说笑话，为的是轻松轻松，可有的政治笑话是指名道姓的，一旦写在纸上，那就不好了。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山东潍坊市委办了一张报纸《潍坊日报》，晚上编者拼版的时候，由于抽出了一条消息，这个空白需要填补。半夜拼版的同志糊里糊涂，就在网上找到一个政治笑话登了出去。这个笑话登出来之后，涉及到的国家领导人很开明、高姿态，说这是编者的疏忽，不要去处理他。可是报社还是把那个编辑“开了”。并且据说当地的市委书记本来要提拔为省级干部的，也因此事受到影响。这是我听到的一件真实的事。

我不想多写了。写了这篇关于笑话的文章之后，我倒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好的笑话应该是文学作品，但它们算不算上品，那就需要大家一个一个地来评论。

【刘 畅荐自《广州日报》】

于光远超短文三篇　作者：于光远

无须争不争斯智也

为了维护真理，我常挺身而出，与错误言论争辩。尤其攻击到本人头上时，更无听之忍之的雅量。我拥护百家争鸣，即争着去争。但不同意见之间并非都有是非曲直之争，常可互相补充、互相启发，争之不当。同时常听到水平很低，荒谬明显的言论，与之争不值。对之用三言两语给以痛斥即可。与愚人纠缠不清地去争，本人也会成为愚人。世上尚有企图挑起争论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者，更不可与之争，切莫上当。无须争而不争，斯智也。

任仲夷点评：

须争而不争，非智也。

民应使知之

这五个字是与另十个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唱反调的。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时代，早就应该让它过去，这种“政策”至少已经会遇到消极的抵抗。因为现在社会上知事明理的人越来越多，愚民政策未必如讲那十个字的人希望的那样，具有在较长时间内的“可行性”。奉劝他们，何苦硬要那样做?还是实行“民应使知之”好。这样大家都高兴，而且长期行得通。

任仲夷点评：

口头上讲“人民是能够辨别是非的”、“通情达理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但做起来却把人民当成阿斗，甚至害怕人民。所以，人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不使人民知之，人民岂能由之。

小大由之

上小学时，我常用的毛笔上刻有“小大由之”四个字。写小楷大楷花一次钱去买笔就行了，用同一枝笔可以写大字也可以写小宇，用同一张嘴也可以说“大话”或者说“小话”。事实上做不到的事，拍着胸脯说“大话”没有好处，对可以做到、应该做到的“大事”，不敢想、也不敢说，不去争取实现远大目标，思想保守，也不可取。

任仲夷点评：

通常说“小话”，意指说别人的“闲话”(短处)，后来又指打“小报告”而言。这里说的“小话”，是另一个意思。

【翟明荐自《任仲夷点评子光远超短文》海天出版社出版】

制迷猜谜·创新创旧　作者：于光远

时间是在本世纪初的一月，地点是在广东的茂名。有一夜半夜醒来睡不着，怕闹醒床上的老伴，我想出一个办法：不开灯闭着眼制作这样的谜语：谜面是从一个字变成另一个字，要求找到四个宇的成语谜底。那晚我作了两个，一个谜面是“‘湍”字变‘而’字”，谜底是“山穷水尽”；一个谜面是“竺’字变‘笑’字”，谜底是“助人为乐”。再作下去瞌睡来了，进入梦乡。第二天觉得这样制作谜语有点意思。几天中作了几十个。路子也放宽了一点，不一定是一个字“变”成另一个字，只要是两个字发生某种说得出来的关系就可以了，谜底还是四字成语。这样几天中一边参观与谈话，一边在脑子空着的时候，进行制作这样的谜语。我制作出来的这样的谜语记在笔记本上的，除了那天晚上想出的那两个外，还有这么一些。

奏变春——偷天换日

波变破——水落石出

杞变休——舍己为人

旭变旦——九死一生

蚕变蚣——天下为公

猷变关——鸡犬升天

慢变曼——心不在焉

别变生——别开生面

赛变塞——塞翁失马

矢变有——有的放矢

忽变吻——有口无心

侠变二——杀人放火

(烟变日也是杀人放火)

保变木——杀人灭口

有变白——一了百了

三变干——偷梁换柱

是变足——一无是处

昊变月——暗无天8

拍变舶——木已成舟

丁和白——一错百错

山和回——出头露面

唱和香——七嘴八舌

手和尤——半推半就

儿和二——四分五裂

丘和寸——损兵折将

五和十——一五一十

你和我——出尔反尔

还有一些我记不起来了。不过制作好一点的我想不会忘记。总的说来我觉得还有一点兴趣。

我记得那几天共编了四十多个。上面记录的有二十九个，还有二十来个丢掉了。编来编去，脑子里头就得到了灵感。我就想制作谜语是发挥我的创造性。那么猜谜语的人又怎么样?什么叫“猜”，那就是制作的人，制作之后，把谜面告诉猜谜的人，不把谜底告诉他们，想让别人来猜。我认为猜谜语就要动脑筋，也就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但是，谜底制作谜语的人早就有了，你把谜底说出来，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创新”，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我想应该叫做“创旧”。

“创新”这个概念，这个名词不是我创造的，对创新这个概念，这个名词，我有一个创造，那就是“创”这个字，在汉语方块字属于“刀”部，“新”这个字，在汉语方块字里属于“斤”部。“斤”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用斧子砍木头。这个“斧”字下面就是“斤”字。本来斤就是斧子，人们觉得斧子用得少，斤用得多，就另外创造了一个“斧”字。上面的“父”是告诉这个字念的声音叫做“斧”。整个说来创新是要动刀动斧子的，是动真格的。对创新这个名词概念我没有创造，但对这个词做这样的解释是我的创造，是我的创新。

“创新”这个概念，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一个哲学概念，因为它是比较普遍适用的。不仅不限于制作和猜谜语。推而广之，在教育工作当中，也有创新的问题，也有创旧的问题。比方说：学校给学生布置数学作业，和对学生给予考试，老师的创造性就表现在按照，学生的具体情况出题目。学生的创造性就表现在动脑筋，算得正确、算得快。至于学生作文，他们创造性就比较多了。

总而言之，“创旧”就是发挥了“创造精神”、从事了“创造行为”，但是没有“创造出”前人没有“创造出来过的新事物”。我与教育界我的老朋友曾经对考核学生政治课成绩时，在可以不可以、该不该采用标准答案的问题上，发生过尖锐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提不提倡学生发挥“创造”精神。说起政治课，我是老资格。建国初期，我是中宣部政治教育处的副处长，我是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教育局的副局长，我是辅导人们学政治课的刊物《学习》杂志的主编，也是政治读物的编辑者之一。如果按照标准答案来考我，我的成靖说不定就不及格。最低限度不会得高分。

在数学这样的领域也要求学生在创旧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马 静荐自《内蒙古商报》】

说法　作者：言守义辑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韩国人就最讲认真。

——高尔夫丑闻难以平息，韩国总理李海瓒引咎辞职

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3月21e，韩国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取消涉嫌各类违法事件的176名经济界人士和政府高官的勋位，并收回颁发给他们的勋章。韩国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也在其中

如果给猫以更多的自由，逮耗子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认为，现在一些科研管理机构不顾科研规律，急于求成，还总把成果和待遇捆在一起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科技人员创造才能的发挥

导师也忙着剽窃呢。

——牛津大学13日首次承认，该学校学生都普遍有剽窃行为，而且他们的导师往往对此毫无察觉

这年头谁还怕装档案!

——科技部计划为学术造假者设立污点档案。有人这样说

都这么判，官司就少了。

——因销售违法添加药品，北京大景堂药店被丰合法院一审判决双倍赔偿消费者共1万余元，并赔偿消费者因打官司而耽误的时间损失7087元

从爹爹抓起，还是从娃娃抓起，这是个问题。

——有关部门开始意识到，尚在求学的青少年对公车｀接送习以为常，相互攀比家境和父母职位权力大小。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敬廉崇洁”观念，已成当务之急

小偷也对GDP有贡献。

——法国每年约有20万辆汽车被盗，其中约有60％可被找回。据估算，法国盗车业每年的规模可达到20亿欧元。在车辆上安装跟踪芯片，大大提高了破案率

城市老人与农村老人精神上没有“剪刀差”。

——一项针对全国10401名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调查显示，45．3％的人与儿女分居，5％的人三餐不保，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人吃不起药，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这些老人的平均年收入为650元，85％的人自己干农活，97％的人自己做家务，85％的人精神状态良好．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致富：第一步，离开你身边的蠢人，如果不能，尽量保持距离——至少50米。

——华尔街投资格言之一

一个处在创造高峰期的科学家是没有时间频繁上电视露脸的。

——最近去世的“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生前曾自嘲：老上电视就说明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生涯快结束了

如背笔记本电脑，请在电脑包上写上“同城速递”；如带中型旅行袋，请写上“管道疏通”；如带大型拉杆行李箱，请写上“专业保洁”；胸挂MP3，请用纸包好，写上“速效救心丸”。

——据说是春运期间在网上流传的防盗秘笈

我是悲剧演员，我是正剧演员。但是你们全认为我适合演农村老太太。

——相隔七年再次合作，宋丹丹与赵本山在今年春晚表演的《说事儿》又成为最受欢迎的小品。作为正剧演员却在小品行当里异常红火，难免会让她感到些许悲哀

是什么力量把脚伤与艾滋病弄到了一起?

——深圳龙岗一工友脚背受伤，当地中心医院则进行了艾滋病等多方面的检测，有网友不禁发出这样的质问

就像面碗里飞进了一只苍蝇，热腾腾的气氛一下子凉了起来。

——沈阳出租汽车司机薛振东患上白血病，众多市民捐款。可是有人一定要等到记者采访再捐款。《沈阳今报》感叹爱心变味，作出如此评论

女儿上了大学以后，要钱就像地主收租。

——湖北张先生的女儿上大学，夫妇俩一个月收入2000元钱，却要给女儿1000元，还给她配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父母不容易，可儿女一点都不体谅，张先生发出了如此感慨

有农民说，即使再便宜，我也不会花钱买一张没有用的纸。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有些农民，对城市户籍并不大感兴趣，原因是办了城市户口没有社会保障

下回就该给秘书定价儿了。

——处长办公桌每套不超过1000元，局长的笔记本电脑不能超过1．4万元，市长办公室1．5万元要全部配齐办公家具。有人如此说

不要让一个傻瓜吻你，也不要让一个吻把你变成傻瓜。

——一位母亲这样告诫女儿

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要嫁的那个人得符合好多条件，比如说他身高得多少，他帅不帅，他是不是有上进心，等等。其实爱情就是你看他一眼，你就觉得喜欢他，是一种气质上的默契，根本和那些条条框框没关系。 ——杨澜

【伟明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4月】

世说金岳霖　作者：杨　虎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与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那时的金岳霖只有32岁。

金岳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m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一日，金岳霖登台演讲，讲到得意处时，忽然停下，对学生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然后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中细看，表情甚为得意。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昆明，人们便要常常“跑警报”。这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恋之情，终身不渝。但因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金只能将这一真情隐藏心中，并与梁、林二人结为终身挚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徐志摩曾说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

【翟 明荐自《人物》2006年4月】

想起古人的一段对话　作者：于成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刘器之和司马光离开人世已近千年了，离我们已是那样的遥远。他们的灵魂也已灰飞烟灭，他们的肉体也早已化为尘埃。但我们活在现在的人们，还没有忘记他们，还在纪念他们。特别是他们俩人生前有一场感人肺腑浸透着“诚”字的对话，至今仍为世人所传播。

公元1085年，即宋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次年(即元佑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副宰相)。有一天，史馆(即官署名，掌监修国史)的刘器之来拜望司马光，谈完公事后，司马光问刘器之道：“器之，你可曾知道，你是怎样进入史馆的吗?”

“当然知道!”刘器之脱口答道，“若不是君实(司马光字君实)兄力荐，69之将依旧是布衣寒士……”还不等刘器之说完感恩图报之类的话，司马光就又问他道：“那你可知我为何要推荐你呢?”刘器之回答说：“这完全是君实兄有念旧之情……”还没等刘器之说完，司马光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这点你就又说错了!我的故友旧交确实很多，但仅因念旧交旧情而荐人，那朝廷里不到处都会有我的旧友吗?”刘器之听后一时茫然，不知说何为好，只好静待司马光继续说下去。

司马光果然接着说下去：“在我赋闲居家时，你经常去我家里。我们在一起谈天道地，说文论史，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嘻嘻，回想起那段生活，还真有些意思有些意义。我当时心境很不好，你常常来宽慰我，鼓励我。说实话，我那时无权无势，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啊!后来我做了官，如今已是宰相。过去那些泛泛之交，甚至仅仅见过一次面、对答过几句话的人，都纷纷给我来信，借叙旧之名，行要官之实。可是，只有你是从不给我来信的人!你并不因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你对我一无所求，依旧读书做学问!对失意人不踩，对得意人不捧，这就是你与其他人的最不同之处。我就是冲着这一点竭力向朝廷推荐你的……”

刘器之听罢深受感动，起身对司马光深深一揖：“君实兄知我，我由此更知君实兄!”

读罢九百多年前这场优美动听的古人对话，笔者不禁思绪起伏，感慨万千。刘器之“对失意人不踩，对得意人不捧”，而司马光“就是冲着这一点竭力向朝廷推荐”刘器之。俩人的思想境界居然达到这种高度，多么难能可贵啊!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啊!反观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官场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已蔚为奇观；“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升职重用”已成升官秘诀，与当年刘器之“尽心行已”做人的品德和司马光“取之以公”荐人的准则形成鲜明的对照，真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那么，刘器之为什么能够做到“尽心行己”的修养功夫呢?司马光说道：“他的秘诀，就只是做到了‘诚’而已矣!而要做到‘诚’的工夫，就必须先要从不妄语开始做起。”而刘器之的一生，居然“能够把‘诚’字做到了颠扑不破的地步啊!”当时的市民田叟说道：“若是经过南京，没见到刘待制(即刘器之)，就如同经过泗州(山东曲阜)，没见到大圣孔子一样的遗憾啊!”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感动人心呢?答案也只是“诚”字而已矣!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能够践行“取之以公”荐人的准则呢?其答案实也是个“诚”字。正如他自己所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对老百姓他更是无所欺，据说他在洛阳居住时，托人出卖他所乘之马，他嘱咐派去的人说：“此马夏天有肺病，对买者要如实相告。”此虽属一件小事，但充分表现了司马光的诚实品格。由此可知，刘器之所谓“君实兄知我，我由此更知君实兄!”，其实所“知”的只是一个“诚”字而已。

纳万千年于方寸之间，其心境必豁然，目万千事于竹册之内，其眼界必洞明。“学而时习”发生在九百多年前司马光与刘器之的一场精彩对话，让我在古人的高山景行中，享受到了“读史使人明智”的“不亦说(悦)乎。”古哲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诚哉斯言。

【马静荐自《当代人》2006年第4期】

蔡元培与“进德会”　作者：黄侯兴

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年后，大概有感于整饬校风之必要，于1918年1月中旬发起组织“进德会”。他认为，“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他提倡“进德”，以与社会之浊流作斗争。

蔡元培将“进德会”的等第分为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戒。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议员。五戒。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八戒。

入会会员注册申报为某种会员，公诸《京大学日刊》，不咎既往。该会成立后公定罚章。

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已；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如自修。”他说：“今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别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

后来，“进德会”还发布了关于八条戒律之界说。

一，不嫖。凡亵视他人之人格，以供玩弄者，皆认为嫖。

二，不赌。凡以钱或钱之代替品为输赢之游戏，皆认为赌。

三，不纳妾。凡有妻再婚者，无论用何名称，皆认为纳妾。

四，不做官吏。凡受政府任命而从事于行政司法者为官吏，但本其学说从事于教育学术实业者，不在此限。

五，不做议员。以国会，省议会，县议会议员为限。

六，不饮酒。中西各酒以及普通药酒皆为酒。

七，不吸烟。中西各种烟及鸦片，与代鸦片之吗啡针，皆以烟论。

八，不食肉。动物材料除乳卵外，皆为肉食。

后三条中，其治病必需之品不在此限。

该会成立三个月，报名者踊跃，会员(含本校教职员与学生)共计461人。其中，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煜瀛等丙种会员24人。此外还有校外会员若干人。

“进德会”成立之消息不胫而走，为海内外时人所传诵。不仅京沪新闻媒体转载该会宣言并作评论，日本东京《日支时论》第4卷第2号也译载该会宣言，并冠以引言，称赞蔡元培先生为“一代硕学及德望家，素为人之所知，今观此趣意书，不特可知中国有识者阶级之社会道德现，及对于社会改良之意见，并亦可借以知中国之一面也。”

日本东京“廓清会”的会刊《廓清》第8卷第3号还介绍了“进德会”甲乙丙三种戒规之内容，称该会为“中国对于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大校长所发起，其意文更深远。”

这“深远”，使我联想起北大人多不愿做官也做不了官，这是否也是传承“进德会”之遗风余韵呢?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4月20日】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　作者：吴　忠

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一句“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话音刚落，立即招来一片指责。

一篇名为《谁在呼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文章说：这不过是“高薪养廉”的老调重弹。文志传先生撰文《公车改革要走出“职务消费货币化”误区》认为：用发放补贴的办法，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不能根治公权私用。“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在于权力消费货币化。补贴三六九等，这样的改革，只能强化官本位，无疑要遭到抨击。曹林先生则把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提高到“财政勒索”的高度，评论曰：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让他们滥用公车呢!他厉声质问：“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精英们，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

笔者不禁要问：“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到底有什么错?

任建明教授的话是有前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任教授的话清清楚楚，“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是在今后，这有什么问题?其道理不是像15年前教授说“在今后步入‘手机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手机”一样浅显么!届时绝大多数家庭都买得起私车也未可知。评论者怎么能断章取义，误认为任教授代表了最广大公务员的根本利益拍案而起呢?

究其实质，评论者反对的主要是为公务员加薪或曰职务消费。担心职务消费货币化会变相增加公务员工资，增加财政支出，引发不公。

事实上，职务消费货币化亦无可指责。众所周知，在中国无论什么消费，大凡一姓“公”，可能就是无底洞，公车亦然。职务消费不刻意厘清公私，实行基数核定，总量包干，规范透明，既有利于监督，算总帐也肯定减少财政支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对“高薪养廉”深恶痛绝。“高薪养廉”本是人类的文明成果，可它在中国多年水土不服，就是“以薪养廉”理论也指责者众。理由主要不外两点：清官不养也廉，贪官养也不廉，所以索性不养。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想贪”事实证明是靠不住的，绝对清官在中国即使存在，也是少数；“不必贪”对养廉有重要作用，若辅以制度约束使之“不敢贪”、“不能贪”，应该是有成效的。南桔北枳不是社会现象——中国国情再特殊也属地球村民，中国公务员再特别也不是外星人。况且客观地看，清官和贪官都不是公务员的主体。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清官和贪官在两头，相对都较少，公务员的大多数是有血有肉有良心也希望改善待遇能体面生活受人尊敬的中间派。政策主要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

“职务消费”的确近乎“权力消费”，强调了官本位，可这不是要遭到抨击的理由。不搞职务消费，公车不是照样有人坐、有人只能看么!职、权、责、利理当一致，不足为奇，元帅与士兵不可能也不必要平等。用“追究法律责任”来治理公车私用、公权私用倒是正确之至，可惜不现实不管用。第一，现行法律尚未见相关条文；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缺乏可操作性。一公务员譬如某市长用公车送大款去宾馆，天知道这是慷国家之慨的私事还是招商引资的公干!中国现在又没有专职克格勃或锦衣卫，谁来监督甄别?若设置相关特务机构，又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具有简明、节约、平衡的优点，虽然作用有限，还有点副作用，但有效，不是最佳却是满意方案。 作为一项单一廉政建设改革措施，职务消费货币化显然不能承受“根治公权私用”之重。“根治公权私用”标准之高，究竟有没有方子能医治也难讲。可说来奇怪，古往今来总有完美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要知道，绝对完美是理想状态，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欲速而不达，曲径可通幽。例如，共同富裕很对，然多年来的事实证明“齐步走”向富裕行不通，后来退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再先富带后富”，结果较好地解决了问题。

片面追求完美、事事求全的老观点，对当今正处于改革创新中的中国十分不利。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当的评论：“我曾向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心底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实事求是，不易也不难。像清华廉政研究专家任建明教授那样，吐真言、出实招，无论屁股坐在哪里都会稳如泰山，令人敬佩。

【闲话荐自《新华网》】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错误很多　作者：陈名重

吴忠先生发表在2月22日新华网上的《“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以下简称吴文)，把任建明教授说的“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个观点捧上了天，并连带为“公车货币化改革”、“高薪养廉”大唱赞歌，还引经据典用鲁迅的话来支持自己论怔的观点。

显然，吴文把“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当成了至理名言，对此笔者实难以苟同。因为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作为评判公务员待遇的标准，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

商榷之一，无论现在还是今后，买不买得起私车都不应该是评价公务员待遇高低的标准。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的待遇标准虽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最基本的是要合理、合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果拿某种具体的消费作为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其依据在哪里?如今任教授提出应“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那么让公务员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让公务员每年出国旅游一次、让公务员买得起红木家具这些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衡量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呢?显然以某一单项消费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是极不科学、不严谨的。

商榷之二，以“今后”二字作为“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借口是说不通的。“吴文”称：“任教授说这句话是以‘今后’二字为前提的，并非指现在，何错之有?”“其道理不是像15年前说在今后步入‘手机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手机一样浅显么!”对吴文的说法笔者不能认同。“今后”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时间概念，明天是今后，十年、五十早、一百年以后也是今后。教授如果指的是遥远的“今后”，就没有现实意义。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不仅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算不了什么，多数百姓想必也将具有买车的能力。那么任教授所说的“今后”，显然是在指前者，即极其靠近现在的将来，他所体现的是强烈的现实要求。其用意就是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在大多数百姓还在为上学难、看病难发愁的时候，让公务员们提前事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笔者要问这合理吗?

商榷之三，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遏制腐败是否可行?吴文认为，要遏制严重的吏治腐败和权力之下的公车腐败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从而失去腐败的欲望。于是，吴文高度赞同公车货币化改革和高薪养廉的思想。那么请问吴忠先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你凭什么断定“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后，那些贪欲无限的赃官会收手不贪?

吴文假鲁迅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把鲁迅批评的过度追求完美和理想的论述，作为遮羞布，掩盖公车货币化改革中的弊端和高薪养廉的虚伪性，缺乏说服力。

【闲话荐自《新华网》】

我以我血荐轩辕　作者：叶治安

我一直想卯足情才二思著一文，以表达对同道前辈邵飘萍的怀念和祟仰之意。但每每碍于笔力孱弱而不敢造次。今适逢邵君殉难整八十载之际，甚感不允再延宕，所以也就顾不得浅陋，斗胆作一“才不足情为添”之篇了。

当年邵飘萍“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如此无畏之肝胆，自华夏开新闻一业始，今昔能有几人堪与比肩?邵氏创办《京报》，亲书“铁肩辣手”高悬报馆，执意作文要让当局“听命于正当民意”，如此凛然之正气，遍数业内人士中，今昔又有几人堪与争锋?想今日吾辈同道或一言指示，或仅一数百纸币红包，便俯首屈就，“大手笔”一挥，阿谀造假之辞即面世愚众，而当年张作霖汇大洋30万，以期邵君搁笔开恩，却遭一口回绝，如此坚贞之操守，今昔竟有几人堪与媲美?

我有时很惊诧，在一个军阀混战，万马齐喑的年代，怎么会有邵飘萍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这是否属于时势造英雄?我有时还难以理解，像邵飘萍这样的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却竟敢在一帮蛮不讲理的兵魁面前贫贱不移，是属于良知所致还是不坠青云之志?我有时还很纳闷，邵飘萍能面对30万大洋和屠刀而不变节，这是属于无欲则刚抑或是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整个地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这样的高风亮节对今天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外来客的作为了。这使我想到我们这儿每年的记者节上总有这样一个“动人的场面”，几个被选上的“新闻从业人员”中的先进或积极分子，在大雅之堂上宣誓，内容是遵守职业道德不收受红包什么的，我想这让九泉之下的邵飘萍肯定是报之一哂了：这样的行为还要通过宣誓来遵守，这岂不是几近荒唐与可笑了嘛?!

今天，由于商业社会的进步，新闻业也得以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由于时代的嬗变，亦赋予“新闻”一词以全新的诠释，只可惜这样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嬗变”和“诠释”，却是产生不了章太炎所期冀的“不务谄媚，不造夸词，正色端容，以存天下之直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了，更产生不了像邵飘萍这样真正的大记者了。今天大多数的“新闻从业人员”，很成熟很理智、很老到很洒脱，很精明也很识时务，但就是鲜见毛泽东所称道的，像邵飘萍那样“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所以老人家当年要经常登门拜访邵并面聆教诲，所以他办《湘江评论》时还要感叹“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恩格斯说十九世纪是一个需要伟人而且产生了伟人的时代，而今天的商业社会，是否可理解为是一个不需要也不会产生真正大记者的时代?所以我们每天让受众接受的新闻，不是风花雪月加“胆怯的爱情”，就是哪个歌星影星要生娃了，要不就是“迅速致富之通道”，当然，还有会议座谈加接见。

八十寒暑等闲度，年轮的更替使得大多数国人早已忘却了邵君献出的生命及其这生命的价值，即便是“业内人士”中，知晓邵飘萍者也是多乎哉，不多也。或许是在喻利不言义的社会形态中，像邵君那样的“铁肩辣手”，“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办报宗旨实在是落伍且不合时宜了。今天，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多地是服从组织安排以保住饭碗，遵循见机行事以捞取实惠，崇尚察言观色以获得晋升，而像邵飘萍那样恪守正义、秉笔直书并以身殉道则成了酒后饭余的谈资和笑料。一言以蔽之：悲乎!

今天，我写下这几行追忆邵飘萍的文字，当然不足以镂述我对这位同道前辈的崇仰之情。另外，此刻不述与邵君齐名的林白水君，不述秉承夫志、前仆后继的汤修慧女士，亦是一种大大地缺憾，但惜乎纸短才尽，所以只好作罢。

逝者已矣，不堪其衰，君子在上，伏维尚飨。愿邵飘萍君在天之灵安息!

【翟明荐自《东方评论》2006年3月16日】

荐稿人语：叶治安先生的文章用心表达了对先辈记者的怀念和崇敬，也对目前记者队伍的现状进行无私的揭露。我推崇这样的好文章。

最是无趣王安石　作者：王一苇

就像通常悼词中常说的，王安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兴趣好像只在施展政治抱负，可惜了他作为诗人的才气和灵性。他很清廉，家里过得清贫，对女色也兴趣缺缺。这两条就非常阻碍了他精神境界的提高，不会享受不会爱的人能做出什么好事?读王安石的诗歌，要注意创作年代，以及此前他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抱负落空时的心情，千万别在他的诗里找爱情的影子。

王安石的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利想得多，弊想得少，缺乏实践经验，还不肯在实践中及时纠正错误。光看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名单就知道他捅了多大的娄子：司马光、欧阳修、程颐、吕公著、富弼、文彦博、范仲淹、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王安国……我喜欢的诗人基本都在这份名单里。

王安石选择的改革合作者就很差劲，不死的几乎全成了日后的奸臣。有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小人吕惠卿等密谈时，王安国竟然在窗外吹箫，吵得王安石没法说话。王安石对着弟弟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回答：“远此佞人如何?”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推广之前没有进行广泛地可行性研究，推广后也没及时修正缺陷。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归纳的王安石变法是我看到的论述中最搞笑的：“王安石变法有九项制度，其中三项国营企业、三种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人随便想也知道王安石改革的结局。他的改革措施中的商业计划是把皇家的东西摆出来卖，让皇帝觉得没面子给否决了。

王安石变法最根本的错误是利用皇权推行新政，而缺少法律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尤其是中国文化历来轻商，使中国商业不发达缺少有效的贸易管理模式，资金流通渠道，也没有经济法，根本不可能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这样一来，改革的结果就是培养出大量官商垄断市场、物资，并控制资金流向。平民百姓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王安石政策水平低可以原谅。可他不应该迫害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司马光这么温和的人，在反对新政无效后还找王安石沟通数次无望，才宣布和他决裂。

王安石的言行成了儿子的好榜样。儿子听说有人反对改革轻描淡写地比划出“杀!”此时他没有管教儿子，却在儿子重病后强令儿子和儿媳分居。儿子思念妻子，又不敢违抗老子的决定，只好写诗遣怀。诗句写得如此哀怨：

眼儿媚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技上，豆蔻梢头。

以前纤秀柔弱如女子的男子满怀思恋写下的《眼儿媚》没能打动亲生父亲，含恨而逝。他死后，妻子改嫁。

今世，外表略粗糙如男子的女诗人舒婷记录丁香般愁怅的诗《丁香花》意外地迷倒众生，包括亲生的，非亲生的或准父亲。可见王安石的心多冷漠，多缺乏人味儿。直至儿子死了，他才后悔辞官。

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时，他也许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或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人和人斗。”

【邸笑飞存自《深巷》】

领导不让窦娥冤　作者：采　风

我妈是个大戏迷，迷京剧迷得一塌糊涂。我也从小耳濡目染，喜欢看京剧。前一段时间看了两出戏，先是我最喜欢的当红青衣李胜素演出的悲剧《谢瑶环》。田汉的这部戏，说的是武则天的女钦差谢瑶环，女扮男装、深入民间、为民除害、忍辱负重、并与侠客产生爱情；最后瑶环为奸人所害，就在女皇亲自赶来救她之前，在酷刑下屈死；侠客不受封赏，浪迹江湖……主角必须身兼青衣和小生两套功夫。以前是杜近芳演得最好。现在，就属李胜素了。

看到最后，我调整好自己的每根儿神经，准备沉浸在悲壮里。结果刑场上武则天突然出现了，把谢瑶环给救了，把坏人当场惩治了，正式批准谢瑶环与侠客结婚。

被这个惊喜的结局搞得天旋地转。散戏，和母亲一起跑到后台，抓住演员问：“这戏怎么改了?”答曰：“领导让改。”正好京剧院的一个管理干部也在场，又问他，答曰：“上边说，现在的大调子，是积极向上，安定团结，不渲染悲剧情绪。”

才明白，原来领导是可以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的，当前的安定团结，是不能让唐朝人破坏的。

李胜素是梅派。而程派的代表作，是那部荡气回肠的《窦娥冤》。凑巧的机会，看了天津的一个剧团的演出。

我坐在戏院里，突然觉得浑身不对劲儿，从演员的情绪里面，看出了一丝不饱满。以往，好演员唱窦娥，自己都会落泪。今天，窦娥的声音依然凄凄惨惨，但哭腔里总有一种对天上掉馅饼的期盼。一种浓重的不祥之感，涌上我心。

果然，窦娥被救了!其冤得雪，大团圆结局。不必问，又是“领导”为了巩固当前形势的一片大好，侠肝义胆地出手。六月雪，白下了。

谢瑶环是廉政干部，就算是一千多年前，也不许蒙冤。窦娥是普通公民，就算是6月份下雪，也不许屈死——当前的大好形势，真是功德无量啊。同为中国古典悲剧人物，杨玉环呢?赎罪性质的为国捐躯，不属于冤，还是死吧，有教育意义。大好形势下，也得鼓励教育意义，那就放《大唐贵妃》一马，还是高抬贵手地让她死了。

毕竟，谢瑶环和窦娥，都只出现在剧本里。而杨玉环，是《二十五史》上了正传的。幸亏，我坚决拥护当前的大好形势。可是，真的让瑶环不死、窦娥不冤，才能安定团结、一片大好么?

以后的小品、电视剧里，谁也不许说那句大俗话：“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啊!”别忘了，在积极的社会情绪里，在大好的形势中，在领导的关怀下，窦娥不冤了!

【张亮荐自《大象参考》2006年3月27日】

考而不死是为神　作者：老　舍

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象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

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中间连一点缝子也没有才行。设若你把X+Y和一八二八弄到一处，或者找唐朝的指数，你的分数恐怕是要在二十上下。你要晓得，状元得来个一百分呀。得这么着：上午，你的一切得是代数，仿佛连你是黄帝的子孙，和姓甚名谁，全根本不晓得。你就像刚由方程式里钻出来，全身的血脉都是X和Y。赶到刚一交卷，你立刻成了历史，向来没听说过代数是什么。亚力山大，秦始皇等就是你的爱人，连他们的生日是某年某月某时都知道。

代数与历史千万别联宗，也别默想二者的有无关系，你是赴考呀，赴考的期间你别自居为人，你是个会吐代数，吐历史的机器。

这样考下去，你把各样功课都吐个不大离，好了，你可以现原形了；睡上一天一夜，醒来一切茫然，代数历史化学诸般武艺通通忘掉，你这才想起“妹妹我爱你”。这是种蛇脱皮的工作，旧皮脱尽才能自由；不然，你这条蛇不曾得到文凭，就是你爱妹妹，妹妹也不爱你，准的。

最难的是考作文。在化学与物理中间，忽然叫你“人生于世”。你的脑子本来已分成若干小块，分得四四方方，清清楚楚，忽然采了个没有准地方的东西，东扑扑个空。西扑扑个空，除了出汗没有合适的办法。你的心已冷两三天，忽然叫你拿出情绪作用，要痛快淋漓，慷慨激昂，假如题目是“爱国论”，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的心要是不跳吧，笔下便无血无泪；跳吧，下午还考物理呢。把定律们都跳出去，或是跳个乱七八糟，爱国是爱了，而定律一乱则没有人替你整理，怎办?幸而不是爱国论，是山中消夏记，心无须跳了。可是，得有诗意呀。仿佛考完代数你更文雅了似的!假如你能选出这一关去，你便大有希望了，够分不够的，反正你死不了了。被“人生于世”憋死，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说回来，考试制度还是最好的制度。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

【闲话荐自《老舍幽默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夏清泉图《“哪个考生晕场了?”“不，是一位家长。”》】

梁山好汉献计献策大奖赛　作者：刘清才

宋江率领众好汉在梁山泊驻扎有些年头了。他们效仿大宋的礼法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官员们养尊处优，乐哉悠哉，每日花天酒地，丑恶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人民苦不堪官，群体上访事件不断。宋江很有些着急，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又苦于没有好办法。经过考虑，决定举办一个献计献策大奖赛，发动梁山好汉们献计献策。

宋江首先问道：“各位兄弟!官员腐败问题如何解决?”

卢俊义抢先答道：“官员们之所以贪污腐败，是因为他们工资太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可参照外邦高薪养廉的办法。外邦为什么廉政建设搞得好?主要是他们的官员工资高，依俺之见，咱们梁山要大幅度提高工资待遇，要上不封顶，不要顾虑兄弟们挣得太多，反正都是自家兄弟，钱又到不了外面去。这样，他们谁还去贪赃纳贿?也可以这么说，要把他们平日贪赃纳贿的那部分钱，当作工资发给他们，让他们挣钱挣在明处，省得偷偷摸摸，还落个坏名声。”

卢俊义一席话引来一阵热烈掌声，好汉们一致赞同，宋江也连连称善，说：不日就给各位涨工资。

接着，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近年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手机话费等挥霍浪费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公仆形象严重受损，请问各位有何限制良策?”

宋江话音刚落，马上有十几个人举手发育。宋江以期待的目光落在林冲身上。只听林冲说道：“在下有三条意见：第一，关于公款吃喝问题，这也不能怪兄弟们嘴馋，主要是不吃不行，上头的领导来了，兄弟单位的同志来了，不能不招待吧?我看，可以发给大家每人每月一定数目的吃喝费，正处级每人每月发3000元，副处级每人每月2500元，正科级每人每月2000元。凡领取吃喝费的人，今后吃喝费用一律不再报销。当然，我们宋寨主为山寨事务迎来送往应酬多，除发给吃喝费外，正式宴请费用照常报销。第二，关于公车私用问题，这也情有可原，谁让咱们工资低，买不起私家车呢?我看，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把现有公车大部卖掉，发给每人每月数目不等的乘车费，一般正处级3000元，副处级2500元，正科级2000元。当然，我们寨主由于工作需要，除发给乘车费外，专车仍予保留。第三，手机话费问题……”

林冲的话还未讲完，又激起一片热烈掌声，宋江点头表示肯定。他又提出第三个问题：“有些人打着外出考察、招商引资的旗号，到处游山玩水，这一问题如何应对?”

燕青起身答道：“兄弟们成年累月呆在山寨，也确实憋闷，想出去开开眼，见识见识，也在情理之中。小弟愚见，除了每年定期组织弟兄们出外学习考察，还要划拨专款，对自行出外学习考察的弟兄们给予补助。”

“好主意!”好汉们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宋江点头表示同意。他蹙起眉头，又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梁山辖区内，黑社会活动十分猖獗，屡打不绝，不仅偷盗抢劫事件屡屡发生，杀人大案也时常发生。这可如何是好?”

时迁答道：“我们可以采取招安的办法，让黑社会的人管理社会治安，以贼制贼，以黑制黑，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宋江点头同意，这一问题因与各位好汉自身利益关系不大，怎么处理无所谓，所以，大家没有像对前几条建议那般热烈反响。宋江又提出最后一个问题：“群体上访事件越来越多，他们甚至越级上访，搞得俺老宋好没面子。这样下去，很可能出乱子。谁有高见请讲。”

杨志答道：“据下面的人汇报，上访并不是因为像他们上访者说的生活困难啦、打工要不到工钱啦、受头目们欺侮啦，而是他们对现实不满，对我们山寨干部的所作所为不满，无理取闹。因此，必须坚决打击，决不能手软。我看，我们要制定一些条文规章，严厉禁止群体上访，特别禁止越级上访，谁参与就把谁抓起来，严肃处理!报纸、电视要加强宣传力度，把上访的危害性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还要在路口挂上红幅，上写‘坚决打击越级上访’。”宋江对杨志的建议十分满意，当下拍板照此办理。接下来，他做了总结，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兄弟们的主意非常好，可以称得上都是金点子。我宋江言而有信，决定对提出金点子的兄弟们给予重奖!”宋江说罢，给卢俊义、林冲、燕青、时迁、杨志等颁奖，各奖现金10万元。全场欢声雷动。梁山好汉献计献策大奖赛圆满结束。

【任法花荐自《泉州晚报)》2006年3月22日】

“你是新来的？”　作者：曹友琴

小王刚毕业就被某市招聘为某县政府办公室公务员，今天是他头一天上班。

机关公勤员一走进办公室：“你是新来的干

“人家一到办公室，总要先泡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再看报纸后聊天。”

一会儿，某私营企业主来办事；“你是新官上

“就凭你起身让座又倒水，还有一张难得的笑脸。”

再一会儿，某农民胆怯怯地走进小王办公室反映问题：“你这位首长是新来的?”

“你没有讨厌咱的眼神，没有用一句‘找有关部门去’，就打发咱走人。”

以后，某舞厅老板大模大样走进小王办公室来拉关系：“你是新来的领导?”

“因为我在咱歌舞厅就从未与您见过面。以后竭诚欢迎您常到我那儿光顾消遣。”

小王一脸迷茫，眼前飞舞着“???……”

【王翔宇荐自《圈墟杂文》2006年4月4日】

越是……越……　作者：姚　祥

“越是道貌岸然的人，越要小心提防。”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先贤的哲言。据此，推而广之(排列不分先后)，敬请看官评判。

越是嘴上大喊民主的人，越可能害怕民主真的成为现实。

越是表明自己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越可能习惯于对人民作威作福。

越是在大会小会上强调自己是廉洁奉公的人，越可能已贪污受贿心虚至极。

越是对外标明阳光操作的工程，越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越是高调奉献的人，越可能嫌社会对其厚爱还不足。

越是善于溜须拍马的人，越可能会在拍过之后翻身骑上，骑不到就要大肆诽谤。

越是对上级毕恭毕敬的人，越可能会对下级颐指气使。

越是认为上级时自己有看法之际，越可能是上级暗中关爱更切之时。

越是不愿意从小事做起的人，越不可能干大事，更不能把大事干得好。

越是大谈无所谓的人，越可能是在心里斤斤计较得出格。

越是宣誓能够见又勇为的人，越可能在关键时刻逃得最快。

越是原来的铁杆盟友，散伙后越可能成为PK的对手。

越是兴趣广泛、无所不能的人，越可能终无一成。

越是疯狂攻击名人的主，越可能妄想也能成为名人。

越是别人眼中的天生一对，越可能不来电；越是别人认为的“拉郎配”，越可能白头到老。

越是来势迅猛的东西，越是去得疾快、无影无踪。

越是在别的男同胞闲谈女色时保持沉默的人，越是敢于去实践话题。

越是在纠纷中扬言要打击报复的人，事后越是难觅其身影。

越是唱出缠绵悱恻爱恋歌曲的明星，越可能是爱情的“杯水主义”者。

越是拥有书籍多的附庸风雅者，翻阅书的速度越快；越是扩版量大的报纸，被浏览的时间越短。

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要面子的人，越是以颜面丧尽而告终。

越是盲目自信的人，越会被自事打击而彻底丧失信心。

越是认为别人好愚弄的人，最终越会遭到人愚弄。

越是认为自己还不幸福的人，越可能是众人眼中的幸福者。

【刘 插荐自《江淮晨报》2006年3月2日】

一位民工的感谢信　作者：李小磊

又快过年了，俺也卷起铺盖回家看娃们去了。前些天，见俺们经理的秘书小刘在忙着写感谢信，小妮子说一年到头了，得向一直关心咱工地建设的领导们表示下“谢意”。俺跟工发们一按计，咱这进城一年来，也受到过不少人“关心”，也应该写封感谢信啥的，工棚里数俺有文化，好歹念到了小学5年级，于是这写感谢信的活就落在了俺头上，咱从来也没写过这玩意，反正俺将就着写，大家伙将就着看吧!

首先，感谢那些不发给俺们工资的老板们，那些小钱在老板们眼里不值一提，但却是俺们家所有的希望，爹娘指着它看病，媳妇指着它过活，娃们指着它上学。老板们一定是担心我们手里有了钱就乱花，所以替俺们“攒”起来，到了年底该发时也一拖再拖，充分让俺们认识到了赚这点钱有多不容易，这样拿到手里后就会非常珍惜，舍不得浪费，所以俺们要谢谢老板的良苦用心(俺学过这个成语，不知道用在这里对不对)。同时，欠薪也让俺们这些穷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懂得了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的重要性，俺们讨薪的手段也开始“与时俱进”了，有的工友爬塔架，爬大楼，有的工友敲锣打鼓，有的工友聚众游行，总之要搞大了动静，引起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关注。老板们教会了俺们大多，所以偶尔扣点工资当学费，俺们也没啥可说的!

其次，感谢那些歧视(刘秘书说应该是“歧视”，可那个“歧”字俺不会写，是她代笔的，俺们农民实在，不是自己写的就承认，不学城里人找什么“枪手”。)俺们的城里人，正因为有了他们，俺们才意识到城市和农村是多么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地方规定，汽车撞死城里人赔十几万，而撞死农民只赔几万块，俺想好了，等俺干不动的那一天，就去那个地方，买个假户口，然后让车撞死，就可以拿到十几万了，足够俺的几个娃读完大学了。俺跟娃们说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当上城里人，留在城里别回乡下，别管什么“建设家乡”的屁话，回来后让车撞死都要少拿钱，太吃亏!感谢城里人，如果没有你们的歧视，如果不是你们把城乡差距搞得这么大，俺们农民可能还会糊里糊涂地世代种地，兴不起进城当城里人的念头呢!谢谢!

再次，感谢那些不见钞票不救人的医院，因为他们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绝不救那些没钱还敢乱生病的穷人，所以俺们从来都不敢乱生病，生病是有钱人的事。俺想好了，等俺几个娃上了大学，以后有钱了，俺和俺媳妇也呆着没事生病玩，过过当有钱人的癌。至于有些工友明明没钱还非得生病，俺得在这里批评他们几句了，你说你们装啥有钱人，早告诉你们穷人不许生病，咋就不听劝呢?有的还非得死在医院里头，你说说，这不是给人家大夫添麻烦吗?这不是给咱和谐社会添堵吗?你们对得起国家人民老婆孩子吗?对得起党对你们的教育吗?话有点扯远了，再次感谢医院，没他们认钱不认人的“规章制度”，俺们就不会不敢生病，俺们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好!

此外，俺还要代表工友们感谢那些把俺们“妖魔化”(这个词也是刘秘书教俺的，俺也不懂啥意思)的新闻报道，比如那些描写俺们农民工如何偷自行车，如何穷疯了去抢劫，如何强奸女大学生的报道，让城里人见到俺们就躲，听见俺们的声就烦，这就避免了俺们犯错误。俺们一年到头跟个和尚似的，有时候见了城里的漂亮姑娘是有点不好的想法，多亏人家现在都防着咱们，要不然真做出啥对不起老婆孩子的事，可就没脸回村里了!有些地方就更为我们着想了，城里的住宅小区、厕所、学校都不让俺们进，这就彻底断了俺们做错事的可能，而那些一见俺们就紧盯不放，大声驱赶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也有很大的功劳，没有他们，也许俺们真会犯点啥错误。

俺知道，社会上有一些好心人误会了以上俺提到的这些人对俺们的“好意”，以为他们是欺负俺们、虐待俺们，俺们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善意，但你们误会了，其实大家对俺们都挺好的，他们也“关心”俺们，就是采取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大家别再为了俺们几个农民工打嘴架了，俺们是贱命一条，实在不想因为俺们而影响了你们的安定团结啥的。

刘秘书给那些领导发感谢信时，都附上了厚厚一沓钱，她说这是“风俗”，要孝敬那些关照俺们工地的人。俺们农村人虽然穷，但也守规矩，讲风俗，所以俺也在这封感谢信里装上一沓冥币，俺们穷，给不起人民币，只能拿冥币代替，就算烧给那些已经去世的“关心”俺们的人用吧!你们活着的时候，不忘“关心’，俺们这些穷人，你们死后，俺们也要让你们当个有钱的鬼，继续“关心”那些穷鬼!要不然你们“关心”他人成习惯了，冷不丁没啥可“关心”的，该水土不服了!

俺们这辈子是穷命，可能没法报答大伙的“关心”了，但俺们都行善积德，等下辈子投胎成富人时，万一“关心”俺们的人们一不留神托生成了穷人，俺们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像你们这辈子“关心”俺们一样去“关心”你们!

【陈超荐自《幽默》2006年3月】

背后有眼　作者：张燕阳

李四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在盯着自己。李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说来话长。

当年，李四跟张三一同分配进一家单位。那时，单位里只有李四和张三两个年轻人，自然两人就走在了一起，成丁一对好朋友。世上的事情往往很难预料，李四和张三这对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最终却会反目成仇。

单位要提拔一位年轻干部，论学历和年龄，自然非李四和张三莫属。局长也私下里向李四和张三透了底。最后，李四当上了副科长，而且也成了局长的心腹。

后来，张三听别人透露，本来局长是要提拔他当副科长的，都是李四在背后捣鬼，说他的坏话，使局长对他产生不满。于是一对好朋友闹翻了脸。张三还扬言，他绝不会放过李四。张三说这话时，目光充满了怨恨和刻毒，如蛇信子一般。一对好朋友从此形同陌路人。

就是从这时起，李四开始觉得张三这种如蛇信子一般阴鸷的眼光无时无刻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让他时不时感觉后脊背一阵冰冷。

一晃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李四当上了单位的一把手，而张三因李四压着便一直是一名小科员。这二十多年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李四都没有出格的行为，他惟恐自己在什么地方出现纰漏，让张三抓住“小辫子”。

一次，是李四当副局长时，有一包工头要承包李四单位一个工程，就跑到他家送了一个鼓鼓的装满票子的信封，李四那时家里正缺钱用，他犹豫再三准备收下。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冷颤，感觉后脊背一阵冰冷，仿佛张三那满是怨恨、刻毒的眼光正在盯着自己。李四吓了一跳，忙将那个信封塞给那个行贿的包工头，并将他撵了出去。后来，在局长的干预下，工程还是给这个包工头拿到手，谁知这包工头做的是个“豆腐渣工程”，不久就东窗事发了，牵连了一大批的官员。知道了此事，李四不禁一阵后怕：幸亏当时没收下那个信封，否则自己也得去蹲大牢了。

李四当上局长后，更多人跑到他家里送钱送礼，但李四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他总感觉到背后有一双如蛇信子一般阴森森的眼光在窥视着自己。

张三病了，是绝症。听了这个消息，李四没觉得一点欣喜，反倒满是愧疚：如果自己当初没有当上了副科长，那么现在的张三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于是，李四决定到医院去探望他。

李四看到病床上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张三时，眼角一酸，差点儿掉下眼泪来。听说张三的儿子大专毕业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李四立即指示手下将张三儿子破格招进单位。儿子的工作一直是张三的一块心病，没想到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张三激动得握着李四的手，哽咽道：“李局长，实在是感谢您!您大人有大量，我真后悔一直跟您过不去，我的良心被狗吃了啊……”

李四说：“您莫这么说，要说感谢，应该是我感谢你，没有你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盯着我，我早就犯错误了，也就没有今日了。”

两双手紧紧握着，两人好似又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亲如兄弟的时候。

【云飘荐自《泉州晚报》2006年4月5日】

荐稿人语：

给自己找个对手吧。有时候，人最怕的不是没有同伴，而是没有对手。因为有了对手，你才会不断进取，才会严于自律。

保护色　作者：星新一

在某个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桌子前，S先生正在认真地工作。他的衣服非常朴素，领带也非常朴素。如同他普通的外表一样，他在公司的地位也非常普通，没有任何职务。

突然，有一位女职员走过来对他说：“S先生，总经理找你。”

S先生满腹狐疑地站了起来，不解地朝总经理办公室走去。

会是什么事情呢?总经理竟然点名要见自己这样的普通职员。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吧。迄今为止，自己没做过什么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啊。不过，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对公司有贡献的事情。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过总经理?还是情况更糟?

S先生摇摇头，想驱散掉脑子里冒出的不良预感。他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满面笑容地对S先生说；“别那么拘谨嘛。快坐下。”

“噢，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是这样的，我想给你发一份任免书。”

“是。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接受您的辞退了，我也知道自己工作并不出色。”

“不，你误解了。不是辞退，是晋升。我想让你做我的秘书。跟我学学经营之道，将来想对你委以重任。”

S先生越发紧张起来，摇着头说：“我恐怕无法胜任这样重要的工作。咱们公司有好几百人，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您大高看我了。”

总经理坚持道：“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点!咱们公司员工确实不少。可是净是些溜须拍马之徒，为了出人头地，不惜损人利己。我调查过了。只有你，本本分分地干自己的工作，从不邀功。听说有一次工作中，本来是你的功劳，你却拱手把荣誉让给了别人。”

“噢，实在对不起，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你这样勤勤恳恳、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员工是最值得珍惜的。比那些爱出风头、自吹自擂的员工强多了。而且，我也调查了你的生活情况。你生活规律、从不酗酒，平e也不多言多语。无论多么重要的公司机密，交给你去办都一百个放心。”

总经理表扬起人来总是滔滔不绝。

S先生还是一个动地推辞：“不过，像秘书这样的重要工作我实在是无法胜任。对于我现在的职位，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

总经理感叹道；“真是太令人钦佩了。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你竟然有这样一份难得的平常心。太伟大了，我的左膀右臂就应该是你这样的人。”

“承蒙您看得起我，可是……”

总经理摆摆手，说：“不许推辞了。这是命令!任命书很快就公布，明天你就来秘书办公室上班。工资就不用说了，肯定会涨。对了，今晚下班后我们去喝一杯庆祝庆祝吧!”

S先生结结巴巴地答应道：“噢，好吧。不过请安排明天晚上喝酒庆祝吧。”

S先生无力地从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心想：“唉呀，糟了。这次又得连夜逃走了。又要重新找工作了。”

几年前，S先生偶然目击了一个黑社会的杀人事件。黑社会的人记住了5先生的长相，一直在追杀他。S先生本想报警，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会暴露自己。虽然警方会保护他，但也难以获得每天24小时的长期保护。于是，从那之后，S先生一心一意地低调生活，避免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可是，他越是想不起眼地生活，就越会得到晋升。如果得到晋升的话，他的交际面就会越来越广，一旦被黑社会的人发现，说不定就会有一颗子弹飞到他的脑袋上。所以，S先生暗暗决定绝对不能升职。为此，他已经从3家公司辞职了。现在又遇到了这个难题。他又不能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否则一旦传出去他可就惨了。唉，做人可真难啊。

难道没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晋升吗?有了!S先生突然开窍了，下次找到工作以后，就像其他人一样，阿谀奉承、欺下瞒上、拉人后腿，为了出人头地不择一切手段往上爬就是了……

【潇风荐自《环球时报》2006年3月31日】

鱼与佛　作者：黄克庭

士俗先生到弘尘潭钓鱼。不到五分钟便钓上来一尾大鲤鱼。

水下的鱼群忽地发现少去了一尾鲤鱼，便不安起来。许多鱼儿都清楚地记得，鲤鱼失踪前是在水上面去的。鲤鱼会去哪儿呢?鱼儿们议论纷纷。

忽有一曾跃出水面见多识广的青鱼说，鲤鱼说不定是成仙了，它可能早巳升到天堂里去下!

经它这么一说，许多鱼儿便想起鲤鱼的许多奇特的东西来。有的说，鲤鱼的廿七代祖宗曾跳过龙门，所以其祖上根基很深，成仙是必然的事；有的说，鲤鱼的名字取得好，“里”字里面不是藏着一个“王”宇吗?它不升天，也必定要称王的；有的说，鲤鱼的相貌也与众不同，不但嘴上有两而且连尾巴都是彩霞

鲫鱼不声不响地认真回忆鲤鱼失踪前的每一个细节，它终于发现，鲤鱼是吃下一个“钩形”的“仙丹”后立地成佛升天的。当它发现士俗又将诱饵放下水时，它就不声不响地悄悄游过去，一口将“仙丹”咬住。

土俗发现鱼儿又咬钩了，连忙将鱼线扯起。由于士俗用力太过，鲫鱼被拉出水面后，嘴唇被扯破而逃生了。鲫鱼跑回水里后，惊恐地警告同类：以后见到“钩形”的东西千万别贪嘴。

谁知，鲢鱼说：“像你这样尖嘴猴腮的，尾巴上也没一点血色，也想成仙成佛?”鳗鱼说：“生就一副贱骨，即使吃上再多的仙丹也是没用的!”

鲢鱼扯了扯鲫鱼的破嘴唇后说：“有运气还不够，狗头不载肉，有缘无福，只能怪你自己命薄了!”

鲫鱼回到家，对子女说，以后见到“钩形”的东西千万别贪嘴——那东西进口后就会钻心地疼痛!

鲫鱼的儿子说，不吃苦中苦，怎成人上人?基督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吗?你呀，有机遇抓不住，原因就是怕痛、怕苦、怕付出!古人不是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么?

士俗又一次将诱饵放入水中时，鲢鱼、鳗鱼都不敢轻易去吃，因为它俩取笑过鲫鱼是“贱骨头”、是“有缘无福”的“小人”，它俩生怕自己平时积德不够难以成佛成仙而遭人耻笑。

这时，鲈鱼看到“仙丹”降临，便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抢食，但结果它还是迟了一步——原来，上次脱钩的鲫鱼抢先吞下“仙丹”而升天了。对于鲫鱼的“非常举动”，鱼儿们当然又有很多话题了。此时鲢鱼、鳗鱼又有些后悔起来，一是怕成佛成仙的鲫鱼报复；二是怨恨自己患得患失，以致坐失良机，发誓以后再见到“仙丹”就要像孙悟空那样，决不口下留情了！

士俗见钓上来一尾破嘴的鲫鱼，便禁不住嘲讽鱼儿笨蛋!

会意老人说，世上只要有天堂存在，就会有的不完的鱼儿。信乎?

【赵兵儒荐自《大众阅读报)2003年3月15日】

《走向共和》台词选　作者：张建伟　盛和煜

(大参案中，御史提前将慈禧要罢免庆王消息给了新闻界，慈禧大骂御史)“这没影儿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训斥光绪)“你这样子对我，放在寻常百姓家，亲友邻居都可出首告官，告你个忤逆不孝，治你的重罪!如今你是皇帝，没人管得了你，可我管得了你!国法不行，我这里还有家法!”“今儿个我就是当庭打死你，也没人敢说我做得不对!”

(外国使节在慈禧面前重申外交只认“光绪”二字)慈禧：“大清的臣于们呢，你们就看着洋人这样欺负我吗?”众臣：“奴才们无能，致使大后受辱，奴才们万死不能辞其咎也。”慈禧：“我要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

(庚子年准备向十一国宣战，许景澄等人死谏)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遭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叁百年天下。”

(战败后《辛丑条约》签定，赔银子四亿五千万两，慈禧终于从八国联军要惩治的名单中划掉)“这份条约，没侵我主权，没割我土地，只要咱的银子，虽说多了些，咱也只好量我中华之物力，给人家就算了。”“连我都杀了，他们找谁要银子去?”“我那件寿礼服，李鸿章给我要回来了吗?”

(慈禧回赛，要求下午两点进北京，分秒不能差，袁世凯找李莲英对表)李莲英：袁大人是以太后的表为准呢，还是以袁大人的表为准呢?袁世凯：当然是大后的表准。普天之下，只有太后的表是准的!李莲英：很好!袁大人这样想，必是前途无量。

(大参案失败后，瞿鸿玑和学生吴毓昌对话)瞿鸿玑：错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顶多再拉上一个你!可是毓昌啊，咱们那点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啊!“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着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李鸿章送给慈禧一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慈禧：难得李中堂于这些小事这样上心。李鸿章：大后之事无小事。慈禧对着光绪：皇帝听见没有?李中堂这话才叫见识!唉，可惜咱中国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大少了!

(慈禧六十大典，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慈禧：“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圃圃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谊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任!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予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令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慈禧准了张之洞关于停“海防捐”的折子)慈禧：“就说这海防捐吧，到今日一共筹到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李鸿章是全部给了颐和园还是只给一部分其余的自己截下来了，你心里有数吗?”奕环：“臣想李鸿章没，没那个胆子。”慈禧：“没那个胆子也得防着点!我所以准了张之洞的折子，一是海防捐确实闹得不像话；二是要捐官的也捐得差不多了，正好就着坡儿下驴；三是给张之洞一个面予；四是给李鸿章提个醒，别让他以为中国的天空就他那片云彩下雨。”

(日本天皇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准备对华战争)陆奥宗光：“国民的共识是太重要了，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恨上面去。”伊藤博史：“外相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 日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便能举国一致。而中国向来是各行其是，他们的人民对于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李鸿章刚想伸一伸胳膊，马上会有七八支胳膊把他拽住。”

(李莲英给慈禧梳头的对话)李莲英：老佛爷这满头青丝，恐怕是王母娘娘给的吧?

慈禧：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的。

李莲英：奴才不是嘴甜，奴才说的是大实话。慈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亭子，这怎么说……

慈禧：水大清了，就养不活鱼；人太明白了，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也就太没意思了。

牵莲英：老佛爷的解释，比孔圣人都高出多少倍了。

慈禧；所以啦，我也不能成天琢磨你们这些奴才背着我干了哪些坏事，就比如李光昭这个案子吧……小李于，你的手别颤抖……你们有些什么猫腻我都不管，我只要修园子的木头，一根也不能少。

(慈禧训庆王)慈禧：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派，那样对你没好处。

【马 静荐自《走向共和》民族出版社出版】

“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作者：昝爱宗

权力是政治老人的青春，又是政治老人延续生命的“救命稻草”。“一旦退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死去。一个人如果无事可做，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1954年12月，80岁的丘吉尔对他的医生洛德·毛里如是说。

1951年10月，77岁的丘吉尔再次出任保守党政府首相，但那时他已力不从心，无法阻止大英殖民帝国的没落。4年后，深刻体会“大势已去”的他辞职退休。退休后，失去权力的丘吉尔却没有在预想中“很快死去”，而是体面、优雅地活着，直至活到90岁高龄告别人世。

温斯顿．丘吉尔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国家需要他献身的时候，他会站出来担当神圣的使命；当国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牺牲自己，回归平常。虽然无奈，虽然痛苦，但他能够做到义不容辞，毫不含糊。

1．945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一段精彩对话，足以说明宪政制度的优越。当时，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落选了，斯大林十分得意地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对此，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人总有一死，这一自然规律是无法超越的。在生前，丘吉尔就很清楚很明白自己生命的各种官能正在逐渐衰弱，不但无力管理好一个国家，就是照顾好自己也很困难，因年迈辞职退休是必然面对的现实。在退休之后，丘吉尔多次强调“永远不要放弃”，其实他所坚持不放弃的是对生命的追求，而不是对权力的无限追求。

【王淑宏荐自《三晋都市报》2006年4月4日】

虽然……但是……　作者：陈晓东

虽然厌烦请客，但是遇请不好推辞回请还挺积极；

虽然讨厌送礼，但是为孩子想方设法给老师送礼物；

虽然口诛胆小鬼，但是面对公车扒手最终还是氢身悄悄转过去；

虽然笔伐贪污犯，但是心想人家咋就有那么多人民币；

虽然瞧不起小人，但是对他们仍旧嘻嘻哈哈称兄道弟；

虽然不齿拾金而昧，但是看到地上一张钱还是毫不犹豫先踩上去；

虽然说二奶坏风气，但是酸溜溜地认为那女的还挺美丽；

虽然对领导不服气，但是人家布置了工作扔尽力让他美丽；

虽然写了这么多，但是说不清咱为啥总口是心非老与自己过不去。

【杨华荐自《中国工会财会》2006年第3期】

子字歌　作者：云　天

有的官们在位子，

手握指挥大棒子，

大小爪牙一帮子，

横行霸道螃蟹子，

公车化为私车子，

公款化为私票子，

公房变成私宅子，

公关小姐变娘子，

二奶小蜜满屋子，

戒指项链手镯子，

花天酒地数老子，

岂料今日过关子，

只好刹车想法子，

自我检讨绕圈子，

隔靴搔痒装样子，

避重就轻变调子，

水过鸭背走场子，

嫁祸于人使绊子，

一心只图保位子，

党纪国法是镜子，

治病救人药方子，

毁我大厦白蚁子，

法律不容大耗子，

与民为敌丢帽子，

廉洁才是命根子，

公仆当是真君子。

【钟应平荐自

《笑林广记》2006年

4月】

请你当“名人”　作者：刘德亮

又是“世界名家”，

又是“华夏奇才”，

名头大得吓人，

帽子请你去戴。

寄上人生简历，

彩照一展风采。

书籍制作精美，

保你名扬四海。

关键最后一条，

赶快把钱寄来。

如此骗人把戏，

索钱如同乞丐。

亦有被骗上当，

亦有愿打愿挨。

花钱买个虚名，

水平依然未改。

土豆还是土豆，

白菜依旧白菜。

纵然罩个光环，

价值还是两块。

【聂勇荐自《新乡日报》2006年4月3日】

沙尘暴二题　作者：徐怀谦

一、沙尘暴进京上访的处理意

兹有来自内蒙古和山西的沙尘暴，在未经当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纠集大批乌合之众，空降进京，私闯各大领导机关和富家别墅，给首都抹黄，为我国连年上升的森林覆盖率和环境保护成果抹黑，属一起特大恶性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建议由当地政府接访离京，对其严加管教，必要时可按最近公布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以严惩。

二、三证

沙尘暴空降进京后，想赖着不走，某领导向下属询问有无退敌良策。一个城管队员主动请缨，上前对沙尘暴低声说了一句话，沙尘暴立刻卷起铺盖，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你道是说了一句什么话?原来这名城管队员问的是：“你有三证吗?”

【马 静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4月19日】

安全检查带来的效果　作者：方　圆

长年紧锁的紧急通道被打开了；

厂房墙壁上刷上了几条巨大、显眼的标语：“生产安全重于一切!…‘生产安全，人人有责!”等；

平日凌乱不堪、空气浑浊的厂房变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工厂门口多了一块“欢迎检查小组的同志前来检查指导”的牌子；

全体员工参加“迎接消防安全检查动员大会”，得到了停工一下午的优待；

厂领导破天荒穿上了跟普通职工一样的工作服；

当地最气派的酒楼大厨们累得腰酸背痛……

【钟应平荐自《安徽老年报》2006年3月30日】

说文解字　作者：李兴濂

说：只“言”，夸夸其谈，而不“兑”现，有谁听你言而有信，言而兑现，此谓“说”也。

噩：帝王张着四张大口，吞噬任之，聒噪任之，天下只有饥馁无告，万马齐喑了，这才是“噩耗”呢!

伪：人为为“伪”，现在很多自然景观人为雕琢比比皆是，失去了自然本色，又怎能不“伪”!而现今假冒伪劣、伪君子，又何为?

歪：汉字中最坦荡的一个字，从不隐藏自己，不阳奉阴违，曲意矫情。不正为歪，可比挂羊头卖狗肉强多了。

苦：不口嚼草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天怎将大任降于斯人也。

会：就是一人在上头云，众人在下头听，又怎能不人云亦云!

坏：不土就是坏。土者本也。草木离开土，就枯死，人忘记了土生土长的爹娘，就会变坏。

众：在众多的人中，总是有人踩着别人往上爬，把众人当垫背，作威作福，凌驾于众人之上。

国与囚：如果把国家的财富“玉”中饱私囊，那只有在围墙中度过囚禁的日子。

短与射：仓颉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你看(箭)对准一豆，才为“射”，而身材才一寸高“短”呢。直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

两夫子　作者：纪伯伦

一座古老的思想城里住着两位夫子，他们互相憎恨，互相贬损着对方的学识；因为一位是有神论者，另一位是无神论者。

有一日两人在市场相遇，当着各自信徒们的面，他们争论起神的有无。好半天他们才偃旗息鼓。

当晚，无神论夫子来到圣殿，俯卧在祭坛之下，祈求众神宽恕他迷妄的过去。

同一时刻，有神论夫子将他的圣书付之一炬，因为他已变成了无神论者。

【刘晓梅荐自《纪伯伦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从没有民主这回事　作者：李郁荪

有人讲，我国古代某某皇帝有民主作风，这完全是误解。纵观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民主这回事。有的君主一点也听不得臣民的意见，甚至连拍君主的马屁也会拍出祸来，于是大家只能三缄其口，如商纣王、周厉王，这就是所谓的昏君。有的君主允许臣民说话，甚至听了逆耳之言也不甚以为忤，如李世民，这就是所谓的明君。不过这样的君主并不多见，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君主，也只不过有兼听的雅量，至于接受与否，最后还是要乾纲独断的，与民主实不搭界。

【曹炜明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4月5日】

“最”的困惑　作者：屈吉平

最不能容忍的是广告词乱改成语，贻误下一代。如：无胃(微)不治(至)、百衣(依)百顺、咳(刻)不容缓、随心所浴(欲)……

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你不认识我老婆，为啥给她让座?”、“给你的红包不收，是不是把我的手术做坏了?”、“你没撞我爹，为啥把他送到了医院?”……

最难懂“沉默是金”的含义。邻居家被盗、自己被抢、少女被辱都能保持沉默，老妈没做好饭、自己没涨工资、儿子没考出好成绩却暴跳如雷。

最“佩服”的是厂长、经理、私企老板成了“某某大赛”的评委；摆摊修车的师傅花钱成了“某某大词典”中的名人。

量难以接受的是半天的会议已接近尾声，某位领导干咳一下，说道：“同志们，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不准备多讲，再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最可悲的是打扮入时的俊男靓女出口成“脏”，举止粗鲁，不羞不臊。

最乏味但非干不可的工作是：陪吃、陪喝、陪玩、陪开会。

【钟应平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3月31日】

内乡县衙楹联赏析　作者：牟玲生

坐落在河南省内乡县城中心东大街，一座独具明清风格，排列有序，古朴典雅的古建筑群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内乡县衙。

内乡县衙始建于公元1304年(元大德八年)，距今有700年的历史，经历元、明、清三代及民国时期。从秦始皇实行郡县距今二千多年，历经沧桑，兴衰更迭，数以千计的县衙，一个一个都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而内乡县衙能遗存至今，在当今中国的大地上可谓弥足珍贵。

步入古县衙，使我最感兴趣的是镌刻悬挂在官吏们活动的重要场所建筑物上的匾额、楹联、官箴，笔法遵劲，对仗工整，含义深远，发人深省。游客多驻足默诵、抄录。这里，随文抄录几副。

县衙大堂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如负国，何忍负之?

上联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就是天，欺负他们就如同欺负苍天；下联说的是：辜负了老百姓就是辜负了国家，怎么能够忍心辜负他们呢?

二堂檐下楹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

意思是说执法不可有亲疏之分，行令不要徇私情；重赏那些为查清疑案有贡献者，一时难以查清的案件，不宜草率处罚，以免铸成错案、冤案，谨慎从事，留有余地。

在刑、钱夫子院，正门内宅门有一副楹联：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自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上联意思：管理好一个地方的政务，不要说空话做表面文章，要克己奉公，从自身做起。

下联是说：作为地方官，务必识大体，做每件事，都要想到国家和老百姓。 三堂楹柱上有一副长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

这里强调的是，当了官不要以为是件光宗耀祖的事，不可一世，即使为了百姓的利益，丢了官职，也没什么耻辱；这个官是百姓养活的，万莫高高在上，欺负老百姓，不要忘记，卸了官帽，自己也是老百姓。

三堂庭院，前檐匾额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出自三国魏司马昭训诫官吏之言： “为官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之者，何患不治乎。”明清皇帝倡此“三字”，多置于衙署，以警戒官吏做到清正廉洁，慎重处事，勤于政务。

与二堂相对的屏门上匾额：“天理、国法、人情”此匾所置之处，是知县进大堂审案时必经之地，抬头即可见到，以警示官吏办案，施政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

【郭兴文荐自《西安日报》2006年4月3日】

名人地产语录新编　作者：郭　良

孔子：三人行，必有购房者。老子：为什么要购房，其道理无法以语言表达。

庄子：那个开发商好快乐啊!

朱熹：我们应该仔细观察购房的业主天下至极之理。

胡适：大胆购房，小心付款。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购房之怪现状。

叶圣陶：多买了三五套。

巴尔扎克：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购房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道万丈深渊。

雷莱：房展会已经开了，购房人还会远吗?

达·芬奇：谁不想购房，谁就把自己摆在下等人的行列。

加缪：人类一购房，上帝就发笑。

尼采：若你一直凝视着售楼处的另一端小姐也要开始注视你了。

萨特：在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应该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用刑的烤架……呵，真是天大的笑话，何必用烤架呢?售楼处就是地狱!

亚当．斯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购房。

施拉普纳：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购房，就向最贵的楼盘里面瞅。

劳伦斯：购房，这就是生活。

达尔文：业主不再栖居在树上之后理的进化方向。购房是合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者1：我们不确定业主购买哪个小区，但业主的确是花钱花得很快。

爱因斯坦：究竟是业主购房，或是房子购业主，取决于你的参考坐标。

卞之琳：业主在路边看楼盘，售楼小姐在楼上看你。

艾青：为什么业主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业主对产权证爱得深沉……

王朔：无知的业主无畏。

张宇：都是购房惹的祸!

至尊宝：曾经有一套很好的房子摆在我的面前，但我没有好好珍惜。当我失去它的时候，才觉得追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将对它说三个字：“我买你!”

唐僧：等你明白了舍生取义，自然会和这些业主一起去购房。

紫霞：业主猜中了这开头但猜不中这结局。

孙悟空：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为购不到房于睡不着，原来你也为购不到房子睡不着。

观音：当你购了房子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孙悟空了。

猪八戒：业主一边购房一边吹一个球，吹一个大球。

韦小宝：业主能购房真是气宇轩昂，闻名不如见面，我对他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通用汽车：有房子就有可能。

摩托罗拉：购房无极限!

【季建民荐自《中外房地产导报》2005年12月21日】

小饭馆的招贴广告　作者：崔文祝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在南市清和街上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饭馆，字号叫“傻子”。因地势不佳，知名度不高，又没有什么特色，因此开业一年来，顾客不多，业务一直不景气。小老板为了吸引顾客，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想法招揽食客。当时各行各业搞抽奖的营销，非常盛行。他也学起奖售的办法来。即在店门口挂起的红布幛子上写“店庆一周年，吃饭不要钱”。还在门前立一块大牌子写着：“酬宾三天，大赠送，莫失良机。凡能用以下十个字(上、下、左、右、前、后、天、地、三、心)把自己的职业和现状，编成有道理、有逻辑的话来，可免费享受两菜一汤的美餐。”牌子刚立出来，招来很多好奇的人围观，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有的跃跃欲试，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突然从人群中先后走出三个人来。

第一位，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他随手拿起笔来写道：“上级机构庞大，下边人浮于事；左边领导不放权，右边部门不办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找天(银行)不给贷款，找地(工人)只等下岗；三个厂长，俩人不安心革不可。”

第二位，是个无精打采的男青年，拾起笔来，迟疑一下便写道：“上有父母，下无子女；左口袋没钱，右口袋没证；前面没熟人，后边没有戳；不知天文，不晓地理；厂子没活干，三月前就下岗，一心要吃您的两菜一汤。”

第三位，是个穿着时髦的妙龄女郎。她抄起笔来写道：“过去上班当职员，现在下海当歌星；左边有伴奏的，右边有伴舞的；前台有追星族，后台有穴头；过去掉我上天，现在摔我落地；三个月没有演出，心已彻底凉了。”

这三个人，都白吃了一顿美餐。从此后，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这小店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邓伟明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3月31日】

2006年第7期

透视“依法搞腐败”　作者：朱蓬蓬

中共陕西榆林市委常务副书记、榆林市常务副市长路志强，他所指出的“行政十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在下以为，“十弊”中，特别深沉的是“依法搞腐败”。

在记者何海宁专访路志强时，路志强是这样解释的，“如法律授权，环保超标可以罚款。可以罚一千，也可以罚一万。如果拿最高额度罚，人家害怕了，赶紧找人，请吃饭，送大礼，于是，罚一万就变成了罚一千。由于许多法律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就造成了依法搞腐败”。

不过，依在下的看法，“法”并不腐败。如果依了法，就不会是腐败，也不可能搞腐败。

但什么是“法”呢?宪法是根本大法，还有婚姻法、合同法、工会法、权益保障法等许多“子法”。除了大法和子法，还有各级政府和人大制定的条例、办法、规定、实施细则等等，都是属于子法产生的“孙法”。实际上“孙法”和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关系更密切，因此比大法更不能忽视。

现实生活证明，依法就不算腐败，因此，依法搞“不算腐败”的人和事，在我们的社会中比比皆是，也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处理。

例如，经济适用房，顾名思义是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也就是说，住经济适用房者，政府是有“法”的规定的。但遗憾的是，据记者张越、李扬的报道，现在有230平米、6台电视、7台空调的经济别墅；有报价115万元的二手经济房；有门前停着大奔宝马、周末才有人影的经济“度假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要追究的话，肯定一切都是“依法”的。

又例如，关于选择学校的“择校费”，本来就是在教育行政部门默许下实行的，人民群众议论颇多，深一步研究，似乎是非法的，应该取消。但最近有消息说，税务部门规定，收了“择校费”就要交纳所得税。这就意味着，如果“择校费”是非法的话，交了所得税，不就是合法了吗?请大家说说，这不是依了法就不腐败了吗?

说到医改，更是一言难尽，无论是挂号、看病、检查、买药，其费用都由物价部门的规定来核定。你说贵了，换个名目，成为新药，价格又可以调整得高许多。依法执行，滴水不漏，国务院明令降价十八次也无可奈何，改变不了局面。

有文章说，现如今，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都是在一定的制度规范和法的规定下进行的，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又能怎样?

特别是，当前，专家、学者大家都喜欢说法，喜欢说制度。其实，法也好，制度也罢，都是需要人来执行来实施的。如果人有腐败的本质，再好的法，再好的制度，都等于零。

【翁元林荐自《摇篮报》2006年4月1日】

“阔人区”由来　作者：王乾荣

一房产大佬扬言，他只给阔人盖豪宅，而且城市里就应该分“阔人区”和“穷人区”。鄙人对此狂言，深表敬佩。作为“穷人”之一员，我想就此话题，从“阔人区由来”方面，再谈点看法。

我太太兄妹几个，在京城黄金地段，有一个他们的爹妈留下的小小院子。太大嫁我，走出小院，但她的兄弟还要在那里栖身。忽然一天，他们被要求搬家，说这里属拆迁范围，并且定了拆迁价码。对这种单向的霸道拆迁要求，他们自知无法抗拒。对开发商私定的少得可怜的拆迁补偿，他们觉得太过吃亏——主要是解决不了搬出后的居住问题，所以还想苦苦讨一番价。开始由政府房地户部门出面“调解”，区干部说：“你们要求增加补偿，是不可能的。”小民与政府打交道，怕啊。后来，区里和开发商——似乎二者是“一头的”——答应稍加一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被拆迁者的要求。

我算是这个问题的间接当事人，被迫了解了一下城市拆迁状况。原来，开发商花极少资金，被有司批准购得黄金地段，把从来于此居住的穷人赶走，而盖了豪华楼盘，却以天价卖给阔人。穷人“回迁”?一是人家不许，二是即便允许，那买房钱八辈子可还得清?而到远郊弄一个中下档次住处，除了全部投进去那点补偿款，还要四处跟亲友借钱，否则住马路去吧。我的穷亲戚，好赖住到了乡下。不管怎样，这一档“阔人区”和“穷人区”，算是鲜明而堂皇地形成了。而房产大佬，也实现了他只给阔人盖豪宅的宣言。

罢罢罢，这种穷富的分区，是无法阻挡了。但是我仍有几个疑惑。

比如上述穷人虽穷，但他们住处地段优质，采购方便，左邻右舍关系密切，亲朋走动不难，上班不远，娃娃能入老牌重点学校，寄望有一个美好前程。这都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阔人把他们逼到遥远的穷人区，环境不佳他们忍了，上下班乘公交就得三四个小时，他们又没钱买小车，仅此一项，就能令他们穷上加穷。他们失去了多年的街坊老友，精神郁闷，又怎么补偿?他们的孩子优秀，可是上城里好学校，路都跑不起——是不是让他们的下一辈，笃定仍当穷人啊?

凭什么，穷人就该为阔人腾出黄金地段，让他们建“阔人区”?是谁，剥夺了穷人原有的城市生存空间?又是谁，令他们遭遇如此之不公?穷人为阔人做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牺牲的根据，在哪里?

亏了咱们还有“经济适用房”政策。可是据报道，早期的这类房子，多让阔佬开着宝马车抢先买下，囤积居奇去了——连“穷人区”，阔人都要染指，并且他们神通广大，颇能得逞!而我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天通苑卖“经济适用房”的情景，真是欲哭无泪——成千上万平头百姓，为得一个买房的“号码”，不惜顶风冒雪，不管白天黑夜，摩肩接踵，拥挤成团，能在露天连着排好几天大队，最后却被告知——消息不实。是哪个哥们儿，如此轻巧地玩弄了穷人?

马来西亚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我在那里亲见，盖得颇为考究的小区，都有“廉租屋”供穷人居住。廉租，即“少花钱、住好房”之谓。那里的人告诉我，政府规定，一个楼盘必须留出一定比例与其他房子质量一样的“廉租屋”，开发商做不到这一点，对不起，出局。我不明白，人家怎么就尽量不分“阔人区”和“穷人区”，至少不人为地扩大这种“分区”呢?我当然不想，而且也不可能去做彼国的一个穷人，但是我羡慕那里的穷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望梅止渴一下，总行吧。

阔人，你不能诬蔑我不爱国。我第一爱国，第二爱房子，第三爱老婆。我希望房子也爱我和一切穷人——居者有其屋，天理也；又，没房子，太太也会跑掉。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4月5日／韦荣尚图】

“贪官免死”的必要条件　作者：鄢烈山

关于大贪官是否应该免死的话题，成了人们近期议论的一个热点。这是由两条新闻引起的。

一是全国人大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承认和满足了死刑犯不引渡的要求。这个开创中外引渡关系先例的条约，无疑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务实的人都明白与其让外逃贪官逍遥法外，不如把他们逮回国关起来。对此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争的。

另一条新闻是武汉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志祥涉案金额达4000多万元，且有“雇凶杀人”之嫌(法庭判定是“故意伤害”)，宜昌中院判其死缓。我看到转载自《民主与法制时报》述评文章题为《暴徒活该处死，贪官就该活命?》，而《中国经济时报》5月16日发表的评论旗帜鲜明地称《“巨贪免死”严重戕害社会公正》。

就刘志祥这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在现在法律框架中，他是否该免死，其实伸缩性很大，说不定检方一抗诉，二审就改判他“斩立决”了。如质疑者指出的，一审法官是充分地运用了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保住刘的命。4000多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中国人谁都明白这么多钱是赃钱黑钱——法官不仅充分利用了现有律条的弊漏只量刑5年，还认定他能“主动交待”以作减刑依据；“雇凶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下手”的事实不否认，定性却大有讲究；光贪污罪就够判了死缓，加上受贿、“故意伤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还是死缓。——用这么个案例来论说“贪官免死”这样一个普遘性的命题，未免有些牵强。

现在让我们撇开刘案，来看“贪官免死”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才能在中国司法走向“慎杀”的同时，不妨害社会公正，且有利于遏制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

从一般的人道的原则出发，我是赞成“贪官免死”的(准确地说是对一切没有“血债”的经济犯罪免死)。一切刑罚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惩罚，不是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报复某个“坏人”，而只是为了消除对社会的现实威胁，乃至为了拯救犯罪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美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美国一些有死刑的州也只保留了对“一级谋杀”罪犯的死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可以创造条件尽早实现对经济犯罪的免死。其实这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才)要用血来还”的古老信条。历代王朝像明大祖那样大杀贪官无非想取得威慑效果，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杀一儆百”，实践证明这是一厢情愿。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老信条，前述质问“暴徒活该处死，贪官就该活命?”的话，就是没有道理的。“砍手党”直接危害和威胁的是人们的生命；贪官贪得再多那也只是“欠债”。

以上讲了“贪官免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即对一切经济犯罪都免于死刑。否则，就是官官相护，就是搞特权，“(死)刑不上大夫”。

“贪官免死”的第二个条件是服刑期限的公正执行。我们知道国外一些免死的罪犯，有判“终身监禁”的，有些还特别加上“不得假释”。可是，我们现在的“死缓”是怎么回事?有些罪犯只要躲过了“生死劫”，就可能花样百出地照享荣华富贵。通常人们想当然以为“死缓”“降级”就是无期徒刑。然而据《中国经济时报》前述文章说，“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和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死缓就意味着20年以内的有期徒刑。”这是多么搞怪的司法实践!至于减免刑、假释、保外就医里的名堂就更多了。监狱系统的“司法腐败”案例已有不少报道，本文不必赘述。如果连服刑的基本规范都不能建立健全，那么社会怎么能容忍“贪官免死”?大贪官必有强大的社会政治资源，与其让他们事实上逍遥法外，人们当然觉得还不如把他们“一刀两断”来得干脆。

“贪官免死”第三令，可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切地落实“依法治国”。不必讳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杀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严打”、“两手都要硬”，采用的一直是“威慑战略”，所谓“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方略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和不纵不枉、罪罚相当的原则事实上是矛盾的，所以有所谓“风头”、“顶风作案”、“抓大放小”之类说法，刑罚畸轻畸重也就在所难免。这并不符合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然而，倘若放弃以杀止贪的“威慑战略”，人们又担心潜在的贪官们更加有恃无恐。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字报”等“四大”理当抛弃，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而畅通的批评揭发渠道取而代之，一些地方和单位便出现了说一不二的“一言堂主”；以有罪推定为思维模式、搞“人人过关”的群众政治运动即“整人运动”伤害了不少好干部，理当抛弃；但是尚无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社会监督机制有效地取而代之，一些领导干部变得有恃无恐，以致串案、窝案、“前腐后继”、“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丑闻层出无穷。这些现实的经验都告诉人们，新旧治理模式之间必须注意衔接，如果仓促弃旧，转换脱节，就会造成更大的弊病，事与愿违。

对于“贪官免死”的前提，我想到的主要就是这三条，也许还有第四第五条。

【聂勇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5月22日／丁 聪图】

“改革”可以，“忽悠”不行　作者：一　风

如今这年头，“改革”一词很吃香。就像当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皮肉没触到，灵魂却是真正触及了。除了乡下的茅坑改建暂时还没有叫“改革”以外，其它无论干什么，不管三七二十几通通都被冠以“改革”的名义。工人下岗叫“改革”，房子涨价叫。改革”，馒头当药品卖叫“改革”，把学生当摇钱树叫“改革”，卖光国企、银行，叫工人滚蛋回家也叫“改革”，反正，一切都叫“改革”。

无论什么事，不管沾不沾边，只要一冠上了这“改革”的美名，秃子变成聪明绝顶了，乌鸡变成凤凰后裔了，东施也成美人了。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因为谁若抬杠，提出点不同意见，便有“反对改革”之嫌，而反对改革，那一定会遭到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因为，凡是“改革”，便是动摇不得的!

“改革”是好事吗?确实是好事，不过那是从前。记得80年代初那阵子，农民有赖于“改革”包产到户吃上了饱饭，工人有赖于。改革”打破大锅饭穿上了新衣，上海深圳有赖于“经济改革”成了东方之珠，马路有赖于“改革”拓宽了，楼房有赖于“改革”长高了，GDP有赖于“改革”接连翻番，路上跑的车子有赖于“改革”越来越漂亮了。于是大家都认为“改革”好，想着“改革”，盼着“改革”，规划着“改革”，高呼“改革”万岁。

后来呢?“改革”的口号越来越响，“改革”越来越“深入”，“改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除了物价翻番，贪官污吏无良商贾钱袋子翻番，GDP跟着翻番，“公仆”工资往上翻了。老乡们的日子呢?“小康”那道坎，却咋地也翻不上去，一不小心，便是纷纷掉了下来。你说，这下岗变成了普遍现象，有些农民变成了“农民工”，门诊部几乎变成了“送终部”，买房简直变成了“恐惶”，孩子读书甚至变成了“都输”。“主人”似乎已变成了弱势群体，往上咋个翻法呢?

虽说这年头不断有经济学家“改革”专家这个家那个家不断居高临下告诫咱们说这叫“阵痛”，过了这阵子，痛过去了，接下来的就会是飘飘欲仙美不胜收大康社会。形势也会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一痛起来就没完没了而且不见尽头呢?为什么痛的总是咱主人而不是台上讲话的那些人呢?你叫咱怎样去“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呢?

现在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权贵惊呼：有人反对改革了!俺在这里要说一句，百姓心里有杆秤，没人反对改革。改革能改善人民生活，改革能消灭腐败带来政治清明，改革能使老百姓把腰杆子直起来，俺们拥护还来不及呢!俺们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忽悠人的那一套。拜托你们不要什么都拿改革来说事，屙屎拉尿涮个马桶也把改革的招牌挂出来，烦不烦?

当然，俺们也知道，你们那套卖拐的功夫是从本山大叔那儿学来的，虽说是忽悠咱，但那本山大叔，只不过是想博得一笑而已。你们那忽悠，却是要完全掏空咱的腰包。

收起那一套吧!本山大叔将自行车改成轮椅卖给人家，难道这也能叫“改革”?这个，有点不地道吧?别以为天下百姓全都是范伟。

【蓝光清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4月28日】

中国式冷漠　作者：朱铁志

北京出租车服务有了很大改进，车内比过去整洁多了，的哥也不像过去那么哆嗦了。代之以喋喋不休贫嘴的，是礼貌周到的服务和让人如沐春风的礼貌用语。遗憾的是，乘客的素质似乎并来随着服务的改进而有所提高。一则有趣的报道表明：面对的哥“您好”的问候，绝大多数乘客没有反应。在记者观察的二十位乘客中，只有一位老人回应“您好”，一位女士报以“谢谢”。其他人要么面无表情毫无反应，要么不耐烦地甩一句去哪哪儿。

总之，人们表现得有点冷漠。时间久了，我试图分析咱们中国人冷漠的特征和原因。我发现：中国式的冷漠大体有如下特征：一是对陌生人冷漠；二是对直接的下级冷漠；三是对明显位卑于自己的人冷漠；四是对晚辈冷漠。

究其原因，我以为表层原因是性格差异和缺乏基本的文明礼貌教养，较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传统，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作祟。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最看重的原则是远近亲疏，推而广之，就是孙隆基先生所说的以人的“生”与“熟”来确定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是“熟人”，自然要笑脸相迎、优待有加；如果是“生”人，对不起，只能漠然处之，甚至冷若冰霜。为什么?因为“熟人”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会产生直接的利益效应，因而不得不笑脸相迎。而“生人”是与自己不搭界的人，他们怎么看自己无关紧要。表面上的“没有礼貌”，其实是以潜在的利益权衡为心理基础的。

而在选民社会中，一个政客即便缺乏教养、内心藐视群众，他也不敢以冷脸面对选民。因为他的政治前途，他的报效国家、报效公众的美好理想，必须先过选民这一关。选民不是傻子，他们断然不会把宝贵的选票投给那些对自己冷眼相向的家伙。所以说，民主制度不仅造就好的国家公职人员，同时也造就良好的教养、真诚的礼貌，造就文质彬彬的人际关系。

不肯回应别人的问候，还是一种等级观念的表现。有一个规律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再傲慢的人见到顶头上司，也没有不点头哈腰的。而且越是对下傲慢无礼的人，对上越是卑躬屈节。给下级作报告哼哼哈哈，总是把话音儿拉得老长，官气十足；可一到了上级那里汇报工作，口齿伶俐，得跟老师面前的小女中学生似的。的哥的问候之所以得不到多数人的回应，是因为在多数人内心深处就有一个顽强的等级观念作祟。

这就是一些人心中的那点儿事儿、那点儿理儿。他们以为摆开架子、扬起鼻子、拉长调子，就有面子，其实对人无礼恰恰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因为礼貌说到底不仅是如何对待别人的事，更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事。显然，那些不肯回应的哥问候的人还没有把文明礼貌当成自己内在的需求。他们不觉得失札首先受损的是自己，而是给别人颜色看。其实别人正是从你那点“颜色”看透了你的底色、你的教养、你的装腔作势也掩饰不住的可悲、可鄙和可笑。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那些在陌生环境、陌生人面前依然保持君子之风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就是文明礼貌不仅施予“熟人”，而且同样施予“生人”，不仅施予“富人”，而且同样施予“穷人”的社会。每一张相对的面孔都向你微笑，每一个相遇的眼神都充满善意，这样的社会谁不向往!

当然，文明礼貌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必需的制度环境来约束甚至强制。让文明礼貌像吃饭穿衣一样，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自然而然的流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软实力。

【聂勇摘自《今晚报)2006年4月24日／庸图《我怎么不认得他们?》】

医药腐败的“食物链”　作者：吴　昊

最近，全国有不少医生因吃回扣被查处。这让我想起了《喜唰唰》那首歌的歌词，很是幽默：“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有报道说，广东江门新会区医院院长带头搞腐败，七成医生吃回扣，形成了一条腐败“食物链”；河北保定顺平县医院九成有“处方权”的医生收取药商回扣，被检察机关用摄像机全程录下；山东蚌埠某医院甚至下指标到科室、到人头，甚至虚设“挂床病人”骗取医保……这些现象令人震惊，令人痛心。许多医生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加入了吃回扣的“食物链”，滑进了违法的深渊。

一名良心未泯的医药代表曾说：“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去抓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每一种药品背后都有回扣跟着。”我不得不质疑：医生究竟是治病的，还是卖药的?医生本该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一，如今不少人却干着“见不得阳光的事情”，这是医学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当开药拿回扣已经成了行业的“潜规则”时，医生也难免随波逐流。有医生说：“处方权”是技术权，医生是“吃技术饭”的，不属于受贿；我们拿着世界上同行中最少的工资，干着世界上最累的工作，拿回扣是一种“合理补偿”。正因此，处方回扣成了一种顽症，久治不愈。但是，既然公民非法获取财富算犯罪，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财物算犯罪，那么医生“吃”患者的“血汗”难道就可以逍遥法外吗?医生滥用“处方权”，是对生命的践踏，因为一纸药方，人命关天。

而一药多名呢，既搞晕医生，又害苦病人。现在，一种药物竟有几十个商品名，同样的疗效，药价却相差太大。单是姓“感”的药品就有好几十个，你弄不清哪个疗效好。其实它们的通用名称就是“复方氨酚烷胺”。那为什么上面竟然“年批万种新药”?仅2004年，受理药品注册报批的10009种新药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新药。药厂为了创收，往往用一药多名来炮制新药，旧药重复上市，价格重复抬高，病人却成了“冤大头”。

肖启伟举报“开江医院回扣案”以后，虽然该医院里再没人拿回扣了，可药价并没有降下来，原来药价是省级卫生厅招标办决定的。如果医院降价，要被投诉。因为医院使用新特药的价格由药厂自己来定，然后通过招标进入医院，在中标时就同时确定药品的价格。所以，医院虽然已经被查出许多招标药品都有回扣，也不能把药价降下来。原本给医生的回扣，现在都进了药贩子的腰包。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上，出在我们的招标环节上，药品的高利润空间，正是回扣形成的根源。靠医院院长的自律挡得住经销商那个“分红”的诱惑吗?既然国家拿不到，患者也得不到，干脆就不如我们医生自己来拿吧。

这么看来，恐怕只有在定价的环节解决虚高的问题，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让利于民，同时保护和挽救医生，告别“灰色收人”，真正体现知识和技术价值，更加有尊严地生活。

【聂勇荐自《重庆晚报》2006年5月16日／蒋跃新图】

从英雄到罪犯路有多远　作者：彭友茂

从英雄到罪犯路有多远?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好回答。因为，英雄和罪犯，二者既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内在演变规律可循，只有具体到一个人，事情才便于讨论。李友灿，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范例。

李友灿，出生在农村，曾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他在担任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月受贿达2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等个人受贿额，几乎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的财政收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友灿2006年4月26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不要说别人，大概就是李友灿本人，他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枪林弹雨中，也不会想到，等战争结束后，立志去做一个贪官，并亲自把自己送到法律的断头台上。然而，“族秦者，秦也”，李友灿死前自白：“受贿4474万元，买来一张地狱通行证。”痛哉斯言!英雄和罪犯，二者原来并非绝缘；从英雄到罪犯，原来可能近在咫尺。

现在，许多人特别看重财富，为它的得失大喜大悲，甚至不惜生命，上山下海寻找财富。经济社会里，财富已经成为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财富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整个人。所以，我们并不一概排斥财富，承认人都有发财过好日子的愿望和要求。问题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厌恶和蔑视的是对个人财富的过分贪婪追求，是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

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告诫人们，不可急于聚敛财富，并断言“凡是匆忙发财的，必难以清白。”英国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培根也曾分析说：“通过正当的手段和正直的劳动所获得的财富，是步伐缓慢的；当财富是来自魔鬼的时候，财富则来得迅速。”李友灿匆忙发财日进斗金，财富来得显然过于“迅速”。十四世纪，在现今比利时一带，有一位名叫雷纳德三世的国王。后来他的弟弟爱德华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爱德华把雷纳德关在一个房间里，并且许诺，只要雷纳德能走出这个房间，就给他自由。这个房间有门有窗，无人把守，而且门窗都是开着的。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出入这些门根本不是问题，但对于雷纳德来说，却比登天还难，因为他患了肥胖症，体形庞大，他的身体无法通过这些正常大小的门窗。雷纳德要走出房间获得自由，办法只有一个：节食减肥。

可爱德华深知雷纳德的弱点，每天送最好的食物给他吃。雷纳德经不起诱惑，来者不拒，他的体重不减反增，体形变得越来越大了。就这样，雷纳德在这个敞开门窗的房间里一直被关了，或者说呆了10年，最后病死。

一古一今，雷纳德和李友灿犯的是一个毛病：纵欲无度，不知收敛，致使欲望成了关押自己的囚笼，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尤其是李友灿，没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想想毛泽东同志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后二中全会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教诲，何其深刻、精警，多么发人深省。

【求实荐自《西安日报》2006年5月15日】

说说“狗日的英语”　作者：刘绍楹

朋友老杨大半辈子干编辑、记者工作，编稿子无数，写文章是家常便饭，书出了若干本也算是著作等身，还常被某大学请去讲新闻写作课。在本职业务领域，可以说是相当的风光。可是，他老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报正高职称时，因为外语不及格，一票否决，让他十分郁闷(报副高的时候还不强调外语)。没办法，只好背单词，念英文，无奈年纪不饶人，记性不争气，又考了两次仍然没过关，直到退休也没拿到正高职称。一气之下，老杨挥笔写了篇《狗日的英语》。有朋友问，怎么没评上正高就骂人?他笑笑回答：出一口闷气吧。刘恒不是写《狗日的粮食》嘛，我跟他学的。

我是同情老杨的。各方面都优秀，就是外语没及格，一棍子给打死了，怪可惜的。我们都是干编辑工作的，整天埋头编稿子，讲话用中文交流，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干好工作用不着这东西。当然，会外语可能更好，但不会丝毫影响工作。单位里有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外语很棒，退休后聊天时人们问他，你的外语一辈子派上了什么用场?他认真回忆后作答：有一次坐飞机和空姐问答过两句。旁边有人笑着说，那次我也在场，也和空姐聊了两句，用的是中文。众人大笑。可是，笑谈归笑谈，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是不能通融的，晋升职称非要外语及格不可，你有什么办法?

当然，这并不能算是别出心裁的整人新招，也算古已有之，前清时代早就用过了。清朝是满族人人主中原，开科取士用汉文，但同时又对汉族官员进入高级机关加了一条额外要求，必须满文及格，也相当于今天的懂一门外语吧。以今测古，那时候有些官员每天早晨起来都要背满文单词吧?也是一票否决。大才子袁枚乾隆三年中举，次年中进士，但因为满文不及格，失去了进翰林院的资格，被外放溧水当了一个县令，袁枚表现得倒是很旷达，他没有写《狗日的满文》一类的文章，在县令任上千了几年，于34岁时申请提前退休，到南京筑随园别墅，专心著书休闲了。

今天的人不可能学习袁枚的样子，辞职了饭碗怎么办?所以只得忍气吞声，明明知道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明明知道一辈子也用不上，但是为了高级职称，说白了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待遇，增加一些工资，拼了命也要过这道关。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弄虚作假、学术腐败的故事上演，演绎着现代的“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

说到底，怎样区别对待职称晋升中的外语要求，是怎样公平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人才的大问题。非要让人学习一种用不上的东西，并且以此作为评价人才的硬杠杠，几乎等于在宣布：哪个厨师不会屠龙，不会爆炒龙肉，就不是合格厨师。滑稽吗?荒唐吗?很滑稽，很荒唐，很多人都像老杨一样满肚子委屈，全国人大会议上若干代表提出意见，有识之士也发表过一针见血的文章，还举出了当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语零分，国文成绩百分被破格录取等例子。文章确实有道理，但钱先生考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些五花八门的规定啊!单通过一门外语考察专业技术能力，学术水平，既不科学，也不公道，挫伤了无数人的积极性。人们意见多，议论纷纷，可惜一律没用，说了也是白说。

过分强调外语的“一票否决”功能，不论对已经就业的人还是对在校生，无形中都起着引导的作用，后果就是重外语而轻专业学习。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用的人才，有些人才必须有外语要求，而有些人才则不必强求。不是天天在讲要实事求是吗?有关领导和机关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兑现一下，来一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呢?

【许扣锁荐自《群宵》2006年第4期／李建文图《“砖化”时代》】

创新思维及精英群体　作者：张雨生

思想工作者与思想家，理论工作者与理论家，哲学工作者与哲学家，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不是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差别，而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差别。后者是从前者中涌现出的精英。前者千千千万万，后者能有几多?

能否称得上家，能否进入精英层次，有着不言自明的标杆，这就是有无创新思维，有无创新成果。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不仅不提倡创新思维，还有意或无意扼杀它，一旦从石缝里顽强地冒出创新萌芽，更要视为异端，称为毒草，小于鸣鼓而攻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那怎么可能产生家，怎么可能形成高层次的精英群体。

我的这点感悟，是受到北大教授汤一介的启发。汤先生祖籍黄梅，我是他的小老乡。一次，有人问他：您的学术成就能不能赶上父辈?(指其父汤用彤，及冯友兰。汤老先生专治佛教史、哲学吏，多有创见，曾任北大副校长。)汤先生的回答，既干脆又肯定：不可能。又问为什么，他说：人的生命最具创造力，在三四十岁前后，也就是三十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年龄段，我们这一代搞哲学的人，只能解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只能称哲学工作者，不能称哲学家。

这番话被说出来，终究是一种觉醒。播放于央视十频道的《大家》专栏，让更多观众看到了，听到了。弄哲学的汤先生有这个觉醒，弄思想的，弄理论的，以及弄意识形态其它门道的，是否也应该有这个觉醒?

“者”与“家”之间，被汤先生划了一条线，跃过这条线，由“者”而成“家”，得有创新思维，得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成果。否则，戴上“家”的帽子，也是徒有虚名。从学术层面讲，只解释别人的思想，不创造自己的思想；只解释别人的理论，不创造自己的理论；只解释别人的哲学，不创造自己的哲学，那不需要创新思维，算不得创新成果。解释得再好，也只能称为xx工作者，甚或称为优秀的xx工作者。学有专长，业有专攻，自创一体，自成一家，关键要看学与业，有无自创，有无自成。

说是奇怪，不如说是惊诧，倏忽间，中国似乎走进了成家的时代。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样的家，那样的家，出了一群又一群，连大师也出了许许多多。不信吗?有那个时代大量出版的名人大词典为据。随意翻翻，便可以看到，大名之后缀满了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及诸如此类。“家”多了，当然是好事，人才辈出，百家蜂起。但能否对得起那个“家”，恐怕也该扪心自问。

扪心自问并不难，翻翻自己的文章，查查自己的大著，一目了然。洋洋几百万言，是不是专门解释别人的思想、理论、哲学?再仔细看看，是不是人家对了的，解释也就对了；人家错了的，解释也就错了?解释对了的，不是自己的创造；解释错了的，也不是自己的创造。对了的曾受表扬，受之有愧；错了的曾挨板子，也挨之有冤。自己的见识在哪里?纵使用纳米技术来寻找，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回味一番，不能说不是人生憾事。不要创新思维的时代，不要创新成果的社会，竟然冒出那么多的“家”，说是形成了庞大的精英群体，那是可能的吗?是算得了数的吗?

是不是走进了弱智时代，大家都缺乏创新思维?当然不是。泱泱中华，大才、奇才、大志者、坚忍不拔者，历代都有，哪会突然间断了代。问题在于，那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创新的需要，没有创新的环境，纵使你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也有很强的创新欲望，也只能徒呼奈何。人生有多长的鼎盛期，有几个最具创造力的三十年?

往事矣已，终于迎来了转变。回味一下转变过程，也颇有价值。

提倡创新，鼓励创新，发刃于科学技术领域，叫响在出生产力的部门。如在第二后全国科学大会上，倡导原创精神，强调原创成果。“原创”二字好得很。原创就是独创。当时，有人敏锐而又小心地提问：这里的科学界，不能只限于自然科学界，而不包括社会科学界吧。第三后全国科学大会，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主题，尽管重点还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产业产品的创新，但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创新。没有众多领域的创新，哪能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条轨迹，明显昭示：我国深层改革，往往以经济为开端，继之延伸到政治。滞后的，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终究也得跟上来。

理论创新，不再仅指最高决策层的理论创新，也包括方方面面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最高决策层提出的新理论，也吸收了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精英群体中众多人士的新思想靳理论，不断汇入到总体决策中。

当然，还需要普及工作者，有大量的普及工作要做，做起来也很辛苦，做好了很不容易。只是，再不能重蹈覆辙，都局限于做解释工作。应该涌现出“家”，形成精英群体，努力思索新的东西，不断有所突破，用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丰富人们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不断创新，创新不断，应该成为新目标，新追求，新风尚。思想家要有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家要有理论家的思想，哲学家要有哲学家的思想，这不是政治家全部能囊括得了的，更不是全部可以代替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少精英群体的创新思维，最高决策层的理论创新也难得有厚实的基础。高原烘托群岭，群岭映衬主峰，那样才会有大气势，大风采。

缺少精英群体，也就是缺少群岭。主峰之外，再没有活跃的思想，丰富的理论，厚实的哲学，也就显示不出大气势，大风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不要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思想必然是贫乏的，理论必然是贫弱的，哲学必然是贫困的，危害性短时间也许显示不出来，放到历史长河中就看得一清二楚。

激发创新思维的氛围正在形成，创新成果的社会需求日见迫切。特别是中青年，创新思维正处在最有爆发力的时期，最有希望拿出创新成果，最有希望成为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形成精英群体。这是理论创新的人才资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厚望。

【肖国才荐自《学习月刊》2006年第5期／卡赞尼夫斯基图】

古老的谎言　作者：宋志坚

上古的事，毕竟相隔太久，说是历史却是传说，说是传说又是历史。在我的故乡，就有不少关于舜和禹的历史传说，禹会诸侯“计功而崩”而有会稽山，舜避丹朱“百官从之”而有百官桥，这会稽与百官的名称便至今犹存，于是也就很难分得清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倘若那禹当真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足迹遍及神州大地，他却娶于涂山葬于会稽，八年治水又在此处三过家门，连舜也偏偏要到这里来避丹朱而让“百官从之”，委实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假如大禹治水仅在河姆渡文化所及一带，那么，在我的故乡有不少关于禹和舜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当然，就像当年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一样，我这也只是一种假说，说说而已。

读到一篇文章，题为《朕意还是民意》，里边说到雍正曾为吕留良一案，通过各省学政在读书人中进行调查，尔后在谕旨中说：“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读后不禁想到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老例，竟然又莫名其妙地想到舜与禹以及鲧。《史记·夏本纪》中有一段话说：“舜登用，摄行天予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我想，雍正所说，如果套用《史记》中的话，也可称为“天下皆以帝之诛为是”，尽管二者尚有诸多不同，以至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何其相似乃尔。

仔细品味《史记·夏本纪》中的这段话，却是感到错绽百出于是也就疑窦丛生。我可以相信舜曾诛鲧荐禹，却绝不相信“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以为这只是古老的谎言。

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工程。对于鲧之功过是非，对于殛鲧之刑的轻重宽严，似也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可能“舆论一律”。比如，有人会说，治水九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落得一个被“殛”的下场，岂不令人寒心；有人会说，鲧之治水有职无权，不像舜那样能“摄行天子之政”，“功用不成”不能归咎于他二人；还有人会说，洪水滔天，下民其忧，治水极需用人，你可罚他到新的主事者帐下效力，岂可动辄就把人家“殛”了?总之，以“天下”之大，对于“殛”鲧之类，应有各种声音以至杂音，怎么可能“皆以舜之诛为是”?

退一步说，即使“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舜又从何得知?那时候交通不便，就算各地都搞了民意测试做了民情普查，也难以汇总了给你；那时候通讯不畅，就算要效忠于你的各路诸侯想发通电给你也没有这样的设施；那时候没有报纸刊物。没有广播电视，更没有因特网伊妹儿，“天下”之人不可能在各种媒体上亮相表态；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文字，就是要像以后的雍正那样让人写出书面材料签名上报也不可得，总之，以那时的文明程度，舜诛鲧的事本身尚且不可能为普天下人所知，说是“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岂不是公然盗用“天下”?

“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就写在《史记》之中，但这事能到司马迁的笔下，却又经历了多少代人的传说。于是还是那句话：说是传说也是历史，说是历史又是传说。

如果说这是历史，那么，这位与唐尧、夏禹一起被孔孟奉为圣人的虞舜，其品行未必就那么神圣，所谓的“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编织的谎言，至少，也是他身边的人投其所好杜撰出来而又为他默许的神话。于是想到，人类本身或许就有“唯我独尊”之劣根性，一旦居尊处优，总想有顺适之快。远在原始共户主义时期的“帝舜”尚且也曾为此作假，更不待说是极端专制的帝王雍正之流。

如果说这是传说，那么，这又是传说者某种观念的映象。恰如“河图”、“洛书”，始作俑者原是“圣人设神道为教”，传说者却总是宁信其有，舜是圣，又是帝，“舜之诛”哪里还会有错?“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也就确定无疑，连司马迁也信以为真。于是又想到，与“唯我独尊”的观念相配套，那种“皇上圣明兮臣罪当诛”的意识，却也早已根深蒂固。

明乎此，则不难想见政治文明的建设，何以就那么的艰难。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6年5月22日／宋德禄图】

社会之断想　作者：唐春翔

一

人类社会本无魔鬼，人把魔鬼创造出来，并把自身交给魔鬼主宰。人类进步之同时，似乎越来越受社会桎梏之禁锢，并时时遭受权力魔鬼之捉弄。进一步，退西步；退一步，进两步，或许发展规律也。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驾驭权力这个魔鬼。人类之悲剧：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之同时，也创造了束缚和统治自身之桎梏，并在这个桎梏下被迫改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不像人。纵观历史，你会看到：这个不受驾驭的魔鬼乃人类社会灾难之最根源。社会的统治者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

二

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人类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乃权力是否变为魔鬼关键之所在。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成为不受驾驭之魔鬼，这个漂浮在人类头顶上的魔鬼随时会给人类制造灾难。

三

人类社会有两个魔鬼，一是权力，二是私欲。对于一个人来说，权力魔鬼是外在的，私欲魔鬼是内在的，最可怕的在于两个魔鬼结合起来造就的那个超越一切的魔鬼。人类的无奈在于：这两个魔鬼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对其加以限制和制约。限制和制约第一个魔鬼，在于社会机制；限制和制约第二个魔鬼，在于道德规范。

四

当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被魔鬼作弄之时，如果有一个人不甘心被作弄而试图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人往往会被当作“神经病”而受到嘲讽，并给这个人走向世界设置障碍。这样，要做自己主人的人就面临着双重阻力：魔鬼的，被魔鬼所作弄的人的。重要的在于：只要他的心不被自身的魔鬼所驾驭，他就不会被外在的任何魔鬼所统治。

五

社会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人类解放最基本的社会条件之一在于：把社会对人的统治变为人对社会的共同管理。若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的那样去做：人民对所有代表和官吏享有毫无例外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少数人把权力变为掌握在自己手中随意挥舞的魔杖，避免让少数特权者决定人民的命运。

六

权力即魔鬼——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应该确立这一基本观念。如何制约这一魔鬼，这是中国社会尚未解决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此非新课题，盖因为权力的魔杖已经不受制约地飞舞了几千年。只有当人民大众真正能驾驭权力之时，这才是中华民族解放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马 静荐自《凯迪批评》】

大度读人　作者：冯骥才

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读人，比读其它文学写就的书更难。我认认真真地读，读了大半辈子，至今还没有读懂这本“人之书”。

有的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而下雨的时候，他却打伞悄悄地先走了。

——你读他时，千万别埋怨他。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被雨淋着(况且是人家的伞)，也不愿意分担别人的困难，你能说什么呢?还是自己常备一把伞吧。

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围着你团团转，而你离职了，或无权无势了，他却躲得远远的。

——你读他时，千万要理解他。因为他过去为了某种需要而赞荚你，现在没有那种动力了，也就没有必要再为你吟唱什么赞美诗了。在此，你需要静下心来，先反思一下自己过去是否太轻信别人呢?

有的人，在面对你倾诉深情的时候，语言的表述像流淌一条清亮、甜美的大河，而在河床的底下，却潜藏着一股污浊的暗流。

——你读他时，千万别憎恨他。因为凡是以虚伪的假面来欺骗别人的人，人前人后活得也挺难的，弄不好还会被同类的虚伪所惩罚，你应该体谅他的这种人生方式，等待他的人性的回归和自省吧。

有的人，在你辛勤播种的时候，他袖手旁观，不肯洒一滴汗水，而当你收获的时候，他却毫无愧色地以各种理由来分享你的果实。

——你读他时，千万别反感他。因为有人肯于分享你丰收的甜蜜，不管他怀着什么样的心理，都应该持欢迎的态度。你做出一点牺牲，却成全了一个人的业绩欲，慢慢地，会让他学会一些自尊和自爱。

有的人，注重外表的修饰，且穿着显示出一种华贵，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空虚，充满了无知和愚昧，那种文化的形态，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在他的言语行动中。

——你读他时，千万别鄙视他。因为他不懂得服装是裁缝师制作的，仅仅是货币的标志，而人的知识、品德和气质，却是一个人的真正的人生价值。对于庸俗的人，你可以反现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

读别人，其实也是在读自己。读真、读善、读美的同时，也读道貌岸然背后的伪善，也读美丽背后的丑恶，也读微笑背后的狡诈……

读人，最重要的是读懂怎样为人。

读人，是为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因此，读人时，要学会宽容，要学会大度，由此才能读到一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才能读出高尚，才能读出欢乐，才能读出幸福。

尽管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人之书”，但我会一直努力从各方面去阅读。

【翁元林荐自《特别关注》2006年第5期／庞 彦图】

不结籽的空花　作者：刘兴雨

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两天，不结籽的空花这句话就一直在我脑海中转悠。跟着这句话，最近几天发生的许多事情也不时在脑海里翻腾。

读者可能会问，不结籽的空花和这些事有什么联系呢?这还真得慢慢道来。

最近刚刚逝去的歌手丛飞，他在自己患了绝症之后，几次拿出钱束，援助一些困难的大学生，让轻易不动情的国人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可当记者问及被他资助过的学生，对他的捐助有什么感想时，有些人的回答简直让人伤心欲绝，有的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有的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们也不想想，他一个眼看要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人，还用得着拿自己的血汗钱买什么名声吗?何况，他还有妻子女儿，他不知道多给她们留些钱好吗?难怪一些人气得直骂，丛飞拿钱养了一群白眼狼，认为丛飞这样做实在不值。

比那些大学生更厉害也更令人心寒的是一位备选“三陪女”。说她备选，是因为她随时会走上那条路，只是由于一位“中关村神童”的无私援助，才没有走上而已，而这女人居然完全依赖于这位“中关村神童”，不思进取，贪得无厌，“神童”不但给她买了房子还供她弟弟念书，她自己整天养尊处优，像个贵夫人，最后，导致那个“神童”入不敷出，最后铤而走险，走上歧途。有人可能怀疑，那个“神童”是否对她有不良的图谋，天地良心，这位“神童”并没有个人的企图，那个女子主动投怀送抱，都遭到他的拒绝。

我们的亚圣孟子曾主张人要有恻隐之心，并认为人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我们的这位“神童”动了恻隐之心，一动就不可收拾，让那位小女子捡尽便宜，不劳而获，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一个人一旦让他觉得不靠自己劳动也可以悠游岁月，很可能就养成他或她懒惰的恶习。就是父母对子女都不能供养一辈子，又怎么能利用人的恻隐之心，让人供养一辈子?没有恻隐之心不行，但把它发扬光大到没边没沿的程度，也不行。那样的结果，可能是因爱成害，既害被救助的人，也害自己。正所谓，给一把米是思，给一斗米是害也。

这些事告诉我们，道德不是万能的，不仅道德不是万能的，许多东西都不是万能的。过去有一个时期，上上下下都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相信阶级斗争万能，结果证明，它并不万能；后来人们吃了没有法治的亏，又以为法治万能，其实，许多东西光靠法治也无能为力。我们的思维中总有一个误区，总想找到一副包医百病的药，其实，这世界上，百病是有的，但包医百病的药却没有的。

有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只是注意一些鸡毛蒜皮是不会解决根本问题的。如果一条船造得千疮百孔，船长、舵手又都不尽职尽贵，却只要求乘客之间互相救助，那是无济于事的。就像前些日子中央台报的一件事，一个男子为解救一个受难女子，自己被打成伤残，而在需要女子出庭作证时，她却不肯露面。不得已，他将那个忘恩负义的女子告上法庭。可那个女子也有苦衷，怕那些黑社会的打手对她报复。这时，我们不解决黑社会的问题，只去埋怨弱女子也是不行的。

有些人以为感化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其实这是幻想。多数人可以被感化，可有些人那根神经已经死掉了，他们是不结籽的空花，尽管你用血汗浇灌它们，它们只是开着而已，不结籽，更不结果。谁不听这份邪，一定要以身伺虎，许多人都可以当前车之鉴。

【闲话荐自《本溪日报》2006年4月30日】

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吗　作者：闵良臣

不久前偶看电视节目，一部武打电视剧中有一武林败类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只要你找着了他的弱点。

近日某省卫视在重播以清朝四大奇案之一为题材拍摄的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我这人平时很少看电视，这天也是巧了，一开机，正在播放的是余杭知县刘锡彤如何向儿女亲家——杭州知府陈鲁行贿的情节。剧中的师爷刘春芳对刘锡彤说：“就是铜墙铁壁，也有薄弱处。”这话简直与上面提到的那个武林败类所言如出一辙。正因是这种思维，对人性又如此通透，同时也是巴结自己的顶头上司，师爷送给刘知县四个宇，要他对陈鲁“投其所好”。后来，刘知县依其师爷计谋，拐弯抹角，以送当朝宫庭画师郎世宁临摹的出于北宋人之手的《清明上河图》为名，将杭州知府(也是儿女亲家)陈鲁“拉下水”，对扬乃武案维持原判，任其沉冤下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陈鲁的书房中挂着一副对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

回过头来说，那个武林败类之所以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是按照他的每一个人都有弱点而只要能找着其弱点的逻辑来推理的。而在笔者看来，一个人是否能被别人收买去，不是他有弱点以及被别人找着了弱点，最主要的是要看他自己是否为弱点所累。说到弱点，我们也许就会想到自私、贪财、争权夺利、任人唯亲、狂妄自大等。其实不尽然。人的一切兴趣、爱好、习惯、感情等都有可能成为自身的弱点，甚至一些为人称道之处也在内。如那位杭州知府的“弱点”，在我们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雅好，但这雅好，一旦被人利用，便成了弱点；而一旦成为弱点，倘又为这弱点所累，就有可能因此而遭受致命的打击。

当然人无完人，况且这兴趣、爱好、习惯、感情，谁个没有?这些东西既然都有可能成为弱点，又很容易被人找着，那我们就不能不想想自己的弱点被人找着之后，怎么能不为这弱点所累。诸葛孔明斩马谡时万分痛心，于心不忍，但感情这个弱点最终还是被他的理智战胜了，仍挥泪将马谡斩首。包拯要铡侄儿包勉，嫂嫂跪在面前声泪俱下地求情，而包大人又十分敬重嫂嫂，这就使那“敬重”很容易变成弱点。然而包拯深知，敬重养育过自己的嫂嫂，这是天理人情；但若不铡侄儿包勉，却神人共愤。这位包大人也没有为弱点所累。

由此可见，人虽难免有弱点，而这弱点也难免不被人找着，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的，关键还是在自己。改革开放近30半，我们有些“公仆”之所以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与其说是被人抓住并利用了某种弱点，不如说是他们为自身的弱点所累。

【张志国荐自《南方日报》2006年4月27日】许建琼图】

谁忽悠了十三亿中国人　作者：如水的月光

曾几何时，国人中悄然流行起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是有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存够了买房子的钱，而那个美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把银行的房贷还清了。寓言不言而喻，当中国人捂紧钱包节衣缩食的时候美国人却在潇洒地借贷消费。这个寓言似乎要教导我们，作为中国人，你别捂紧钱包，放心地去消费吧。往小处说，等你存够了可以潇洒的钱以后你已经老了，没有岁月留给你潇洒了，看看人家美国人，今天花明天的钱多潇洒；往大了说，只有咱老百姓放开钱包和胆量超前消费，国家才能欣欣向荣，瞧瞧人家美国，就是人家老百姓今天敢花明天的钱，所以人家才那么富裕。于是乎，那些经济学家响应号召，纷纷给咱小老百姓免费上起了宏观经济学教程：刺激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第一位的就是消费，只有刺激了内需，经济才能快速增长，那可是有个响当当的学名叫做。消费拉动型增长”。因此百姓们，响应政府号召敞开钱包超前消费吧。

政府的号召、学者的高论、媒体的宣传、再加上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美国老太太拿把小扇子在边上扇几下忽悠的小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们着实有点眼晕了。孔明老先生不是说过俭以养德吗，我们的伟人不也是都告诫我们要艰苦朴素吗，敢情那都是老黄历了啊。中国不是人世了吗，那就得有世界的眼光，看看老外住小楼，开汽车满世界晃悠，我们守了一辈子的一室一厅和。永久牌”，连我们的友好邻邦新马泰都没有去开过眼，想起来简直差点白活了一辈子。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曾经是咱们的一种“思维”。这不，我们国人终于想到了，那就要好好地做得惊天动地一把，怎么着也不能让那个美国的老太太小瞧了中国人吧。打开存折看看还有这么几万，要不先买房子吧。人那儿不是零首付吗，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住进大房子，一家三口四口五口其乐融融。原来天底下最划算的就是借贷消费了，谁说咱国人就得艰苦一辈子，国家都人世了，咱还不得有点世界眼光，否则怎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呢。要保持世界水平首先就得和老外一样消费。打开电视，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原来穿的衣服上有个鳄鱼就开始显摆的人傻眼了，敢情老外们眼中的品牌是范思哲香奈尔，那才叫身份。来人啊，信用卡伺候!国人的力量果然是无穷的，这回轮到老外傻眼了。巴黎埃菲尔铁塔边上的免税店里三位中国农村妇女模样的顾客一次买走了50万欧元商品的故事不得不让法国人惊讶地用手托住下巴。

不到10年的时间中，许多国人开始了自己“负翁”的生活。坐拥着上百万市价的房子也承受着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一月的还款。当然人们渐渐发现他所承受的远不止这几千元一月的房贷，还有高昂的医疗费，高昂的子女教育费，当然还包括增长速度让世界也瞠目结舌的更高昂的房价。而国人的腰包没有鼓出来多少，催款的账单却越来越多。蓦然回首，国人竟然发现自己原本平静的生活竟然被一个美国的老太太给改变了。再看看人家美国的老太太，原来她生病不用自己花钱，养老有政府包办，怪不得人家腰杆这么硬，直嚷嚷要今天花明天的钱。而现在人家却在反思消费主义的泛滥。再看看我们，原来自费的项目是那么的多，却傻乎乎地跟着那个可恶的美国老太太去当负翁，我们的明天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被那个美国老太太给忽悠了，还是根本就是自己造了个莫须有的美国老太太来自己忽悠了自己。

【刘 畅荐自《和讯博客》2006年5月4日／宋德禄圈】

读书人的“负心　作者：阮　直

世人在交朋结友上很是瞧不起知识分子，这也不怪世人，古人早就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是书读得越多，理明得越透，而人情却越薄吗?当然不是，我们指责读书人“负心”，是因为“读书人”看得明白，他心中的“义”不是“义气”，而是道义，不是奴才对主子的忠义。

“忠心侠义”在诸侯割据的动荡时代提倡一下未必不行，可是在当今建设民主和法治的时代还有人重提“负心多是读书人”，以此来贬责知识分子不讲“义气”，这就有点昏头了。

当今，有些官员手中有了点儿权力，提拔了几个进人他势力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就以为这些人今后该是他的人了，对他永远不能“负心”。即便他日后成了“贪官”，也不能和他“决裂”。日前读报，见有位贪官在狱中骂“知识分子”最。负心”，说自己跌倒后，真正不忘“情义”的人都不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反倒是一些不入流、平时连自己都没瞧上眼儿的“粗人”来狱中探望自己。如今的老师们也有这种感叹，说平日里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都是不知感恩的人，反倒是自己批评最多、训斥最狠的学生对老师最感念，一些老师也为“负心多是读书人”找到了注脚。

其实，这是民间道德评判的一桩“冤假错案”，因为我们所用的评判尺度本来就不是直的，而是站在个人间“报恩”的角度来衡量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是有义的，这个义是“正义”，这个道是“正道”，他们“负心”负的是有人首先背离了公允和道义。比如国民党政府后期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无数的读书人开始“离经叛道”，纷纷“负心”，奔赴陕北，投奔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打出的旗帜是“民主和自由”，这岂能算“负心”?如果说“负心”，那也是因为国民党“负心”在先。

中国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虽说还缺少独立的人格，但是在选择“信仰”和“投靠”正义上，有见解的人不少。有人说，在历史的重大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仅仅表现出了沉默。但是这沉默在强权和专制面前也是一种无言的反抗，这与“不负心”的“愚忠”相比，就是人与“奴才”的区别。沉默毕竟比那些动不动就跪在一个强者面前表忠心的做法强多了。

【闻哲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5月12日】

知识分子的骨气　作者：游宇明

闲来读书，翻到一段史事。1940年3月初，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也就成了中研院的一件大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规则是先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投票推荐三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从中遴选任用。学者有院长候选人的推荐权，但无任命权；政府有院长的任命权，却只能在学者推选出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两者彼此制约，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平衡。

当时，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在学界呼声最高，这些人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关系密切。正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总裁”蒋介石突然来了一个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顾盂余曾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顾盂余力劝无效，即坚决脱离汪精卫阵营。蒋介石想让他出任中研院院长，一方面因其曾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算是学界中人；二则要表示自己对“政敌”的宽宏大量，树立个人名望。然而，老蒋这种无视既有游戏规则的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感，1940年3月23日中研院院长的正式选举，翁文灏和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顾孟余仅得1票。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呈报给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到各方矛盾，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直到那年9月才圈定朱家骅。

我对当时的学者深怀敬意!一件事出现某种意外的结果，必有许多原因，针对这批学者对抗蒋介石“钦定”院长的事件，我猜想：其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学者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刺儿头。原因很简单：如果大家都喜欢做顺民，领导下了指示，顾孟余的选票一定会像喷泉一样嘟嘟地往上冒。只有刺儿头比较多，这些人又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出现上述那种结果。其二，中研院评议会的那些学者学术成就肯定非常杰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就是他的底气，是其精神的骨骼，如果一个人是靠依傍权势获得现有地位的，那么他就会下意识地充当权势阶层的奴才。

知识分子的骨气一向是一个话题，古往今来，在非正义面前，知识分子既有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也有奴颜卑膝的。要让知识分子保持骨气，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修养固不可少，社会给骨气一片最低限度的成长土壤也同样重要。

【闻哲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4月21日】

谁入地狱　作者：韩美林

赵州禅师说了一句话：但愿所有人升天，惟希望你沉入苦海。这句话其实是对我而言。

那场“文革”开始不久，与“三家村”有牵连的我掉进了20多年的苦海。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双手被拷，从合肥被押回淮南，路经水家湖转车，这是一个肮脏和混乱的小站。押送我的人饿得下车就找饭店，我虚弱的身体跟着跑得精疲力竭，好歹在一个包子铺前停了下来，他们将手铐解下一只，把我锁在一个自行车架上。其实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哪里跑得动呢?我口袋里只有两分钱，不够买半个包子，押我的人为了与我划清界限，当然也不会给我买。我手铐在车架蹲在地上，以便等他们两人吃完后上路。这时，我旁边的一个农村妇女端着几个包子喂孩子，贪嘴的苍蝇围着他们嗡嗡叫，挑食的孩子只吃馅不吃皮，5个包子皮滚落在地上。尽管这时行人围了一大圈，像是观看动物园新来的动物一样看我，还有些打人都红了眼的陌生行人，不时地给我几脚，我满脑子里是难以忍受的饥饿，这时“自然需要”绝对超过了“社会需要”，我已顾不上什么羞耻，抓起爬满了苍蝇的5个包子皮，连土带沙狼吞虎咽地塞到了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

5年之后当我跨出监狱大门登上公共汽车的台阶时，好像是登上了天堂之门。又一次回到人间，听到“卖冰棍”、孩子哭、车铃响……浑身激动得手足无措……生活中你能听到碗响或讲一个“米”字，就饿得满嘴口水浑身战栗得起鸡皮疙瘩吗?你又知道你饿得跑到路旁去吃人家酒醉以后吐的那堆比大便还臭的呕吐堆且感到比有的人还幸运吗?

这酸甜苦辣的人生，这天堂地狱的世界，才能造就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就是炼狱，这就是苦海!

艺术家不仅仅需要阳光雨露，他更需要的是粪肥沃土。

艺术上的成功，不能说是你已经脱离了苦海；这鲜花与掌声中，不一定你就升了天堂。不少艺术家一看到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即驻足不前，这里有金钱、美女、名誉、地位，有前呼后拥，有马前人后肉麻的吹捧，中了魔一样的陶醉……这里不是天堂，只是堕落，艺术生命在这里已经窒息，这些艺术家就在“此地。落户安家不再前进了。他们按了名，叫“大师”，叫“客户”，叫“葡萄李”“牡丹崔”……他们去了江湖。

但是一个艺术家的全部意义不在这里，他不沉湎于那些名利、美女、上下、高低，他陶醉的是那些无休止和探索不尽的未知数。

六年前，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了韩美林工作室，这个工作室为社会做了大量贡献，但是我们的人却都是平平之辈，没有一个上过大学。一进工作室，每人发一盘“第九交响乐”的磁带，我说：要指挥就要去指挥“第九交响乐”，不要去耍猴的那里敲，同样都是指挥，目标要定得大一些。我们墙上有一副对联：英雄笑忍寒天，上牙打下牙；好汉不怕茹饥，前心贴后心。横联是：上下贴心。寒冬腊月我们工作室的同事们在高空架上做雕塑，就着馒头和汽水，唱着“红高粱”，分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分不出是泥、是汗、是血、是石膏……这就是炼狱，这就是苦海。

我对学生们讲：你们可知道什么是一条汉子吗?我说：一个多么高多么大的男子汉，就要有多么高多么大的支撑架。但这个支撑架全部是由苦难、羞辱、辛酸、失落、空虚与孤独组合起来的，那无数的唾骂、防不胜防的卑鄙的陷害、自己无休的勤奋(不勤奋的话，这条汉子两天就垮)、没完没了的接待，你得踢着石头打着狗，你得忍无可忍地再再忍，难舍难分地再再舍。我有女儿见不到，我有家庭聚不成，七情六欲被夺了个精光，美满完整被中伤得缺腿少胳膊。

你知道当一条男子汉是什么形象吗?就是那只压在床底下垫着床腿睁睁有神而不死的癞蛤蟆!这里是十八层地狱，是锻炼汉子的最高学府。我是从那里来的！

20年后的今天，那5个包子皮在我身上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它成就了我多少事业?壮了我多少胆?它让我成了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它炼就了我一身铮铮铁骨，它让我悟出人生最最深邃的活着的真理，它让我得到了满分的社会大学的文凭……我虽然沉入了这无边的苦海，我却摸到了做人的真谛。

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但记住，所有的幸运不会来到一个人头上。在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上，我愿意为了艺术被打人十八层地狱。

【梁衍军荐自《时文经典·青春的驿站》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式父母，可悲还是可敬　作者：谭小熊

早在来中国之前，中国父母为孩子所做的牺牲就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结识了一位中国女士，为了能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环境，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移民加拿大，她的先生则留在中国。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有一位朋友曾离开妻儿到中国学习，可仅仅两周之后，他就决定打好行李回美国了。他不能忍受隔着整个太平洋来思念家人。等我来到中国之后，所见所闻更让我对中国父母的牺牲精神惊叹不已。有个朋友刚买了新房正在装修，我问他打算怎么处理旧房，他亳不犹豫地说：“留给儿子。”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那年仅3岁的小宝贝，心想：天哪，他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啊!

美国的孩子年满18岁后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父母，对他们来说，离开父母单独居住是证明他已经独立的最重要的标志。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美国人的这个价值观始终不曾发生变化。

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位同事兴奋得不同寻常，这不光因为他即将踏上红地毯，更因为他的父亲将为他的新房理单。据我所知，他的父亲井不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翁，新房对老人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然而老人认为买了房，儿子就能娶到更好的妻子，拥有更美满的婚姻。不仅他们，中国的许多父母都是如此，他们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存下来替儿女交学费、找工作、买房结婚、照顾孙子等等。实际上年老的父母有权享受更好的生活。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他们更应该把钱用于健康和养老-

相比之下，美国的父母更懂得享受生活，而不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我年满18岁可以挣钱支付学费后，我的父母就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在山区买了一片土地，建了自己的小屋。我和哥哥姐姐都常常收到父母寄来的照片，和他们分享居住在山间的快乐。我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的新娘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礼物除了30元钱，就只有一句关于婚姻的忠告：一对愿意向对方说“我爱你”、“对不起”和“请原谅”的夫妻将会白头偕老。我父母40年的婚姻证明，想要拥有一位好太大，房子并不是关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的父母为孩子作了如此多的牺牲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父母们认为必须为孩子奉献一切。

二、中国孩子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竞争很激烈，父母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三、中国父母们经历了太多动荡和不安，他们希望孩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四、在中国，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在父母作了这么多牺牲之后，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真的开心吗？美国父母是否大过自私，只为自己考虑?

根据我的观察，我还是更喜欢美国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他们尊重孩子的选择，他们对孩子的爱是始终不变的，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享受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也很不相同。美国孩子通常会在高中毕业后，自己挣钱交大学学费。而在我所教的一个留学培训班级里，200名学生都是父母给钱来上课。不仅如此，他们当中只有70个人按时上课，其中只有20人在认真学习，其他人不过是拿着父母的钱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在美国，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由自己理单，孩子的决定因此会慎重得多。

在我看来，中国父母这样做不仅浪费了金钱，也扼杀了孩子的梦想。

无论如何，我都对中国父母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表示万分尊敬，这样的美德在西方国家是极受敬重的。但我仍禁不住要想，如果孩子并不需要，那他们这么做是否值得呢?如果孩子将来与他们反目，他们又为自己留下了什么呢?

【王鸣远荐自《上海译报》／王 敏图】

面对乞讨者　作者：孙振华

这是一个伦理难题。

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有一次讲“当代艺术与社会正义”。讨论中，有位女士提问：“经常看到街上一些乞讨者，实在可怜，但又听说其中很多人是在以乞讨骗钱，一些小孩子也是被人操纵的，不知道该不该帮他们?”

当时，主讲人李公明解释了几句。作为主持，我也解释了几句。由于时间的关系，似乎还没有讨论得很清楚，下来以后，我还在想这件事。

如果你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看到有人伸手向你乞讨，而你又有可能，随手给予一定资助，我们把这种选择叫A方案。问题是，有的真有困难，有的确实在利用他人的善意行骗，或者通过背后操纵小孩乞讨来敛财；如果给错了，就可能成为对欺骗的纵容和鼓励，我们把拒绝叫B方案。

经验告诉我们，面对乞讨者，除了特定的情形外，人们选B方案的概率永远要大于A方案，拒绝的总是大多数。

经验还告诉我们，无论古今中外，无论穷国富国，永远都有人会选A方案，要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乞讨的现象几乎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选A的人少，选B的人多，但对每个人，这是一种随机的选择，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变数依赖具体的乞讨情景和每个人面对乞讨者当时的状态。这次不给可能下次会给，年轻的时候不给可能年老了会给……一辈子从不乞讨的，大有人在：但是面对乞讨者一辈子从来没有给过的，可能也不会太多。

从“理性的人”角度看，选B方案有充分的理由：为什么给你，我自己都还嫌钱不够呢!你为什么不去劳动，不去工作，自己努力找饭吃：为什么不去找慈善机构，找救助部门?我捐款了，我纳税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困难，为什么要直接给你钱?

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不从纯理性的角度看待乞讨者。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人要选择A方案。A方案的基础是什么?是人的不忍之心，是一种不必经过理性思考就油然而生的对人的苦难的悲悯和同情；没有理由，只是想这样。

人不可能在调查了乞讨者的身世背景以后才做出A或B的选择，就像在救助站里，不可能先查验身份，确定他是不是骗子，再考虑是不是给他饭吃一样。

有骗子怎么办?有时候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种文明的代价，善意的成本。就算是个骗子，那个时候真饿了，也要管他饭吃。

【高远荐自《随感》2006年第5期】

还给孩子一颗平常心　作者：鲁　人

无意中听说，有一个学生从一座高高的立交桥上跳了下去。后来，又听说他在一所市级重点学校复读。现在，离高考还有不到一百天的时间，他却放弃了一切，将一切留给所有挚爱着他的人，独自走了。

这个消息令我的心很痛楚，感觉要比从媒体上看到同类消息强烈许多。因为，那所学校离我家很近，那座桥就在我家门前的马路上。看到那座桥，我会想到一个娇嫩的生命从上面扑落的情景，近在咫尺的距离让我有种切肤的感受。它让我无言，也让我想呐喊。但是又不知该向谁渲泄，责骂孩子，他已经用最愚蠢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埋怨家长，他们已承受了世间最大的痛苦。于是，只能自责。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在本该绽放的时节，却选择了逃避。我们已无法知道他逃避的理由，我们却可以猜测到他逃避的理由。因为如此，更令我们深深自责。

我们每天用漫长的时间教会了孩子许多知识，却没有挤出哪怕很少的时间，很认真地告诉他：生命是第一重要的，爱是第一重要的。做不了非凡的人，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平凡人；实现不了远大的理想，可以牢牢地把握现实，只要生命在，只要爱在，生活就会充满快乐和幸福。因为，我们过多地看重了名利，所以，我们总是在用语言，用报纸，用电视，用网络，用一切可用的工具，用一切可用的机会，给孩子讲金钱的创造性，讲名所具有的力量，讲生活的绚烂和辉煌。却忽视了生活本该有许多种方式，其中，安谧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我们还忽视了生命可以创造天下的任何奇迹，只要有爱在。我们甚至把浮躁的心态，当成一种进取精神，使生活的目的变成了对浅薄欲望的追求。于是，孩子的心在我们的教诲中迷乱了，失去了对生活的热心和信心。当他们够不到天上的太阳时，坚实的大地也成了令他们生畏的泥沼。

金鱼和老渔夫的故事流传了多少代，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屑于向孩子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变成被贪婪的老太婆驱使的老渔夫，为了难填的欲壑，不断地向金鱼提出索取的要求。结果，耳濡目染之下我们的孩子也变得充满功利。

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曾呐喊：救救孩子!今天我们依然要救救孩子，还给他们一颗平常心，让他们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中。

【翟明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5月18日】

瞧你那点出息　作者：雷抒雁

第一次听这句话是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批评我的一位同桌。那个同学抄别人的作业，老师批评他：瞧你那点出息!当时听不大明白，以为是老师夸他有出息哩。

待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人也长大了，懂些事理了，凡做事稍有差池，便觉得那句话像鞭子在耳边响。后来学着写点文字，就更是谨慎，提醒自己别当“文抄公”，那是没出息的事。上世纪70年代到杂志社当了编辑，屡屡遭遇“文抄公”，或诗或文，常常有人抄得工工整整说是自己花了多少心血创作的。毕竟杂志社里眼界宽，浏览的报刊多，一瞧就发现是抄别人的，一笑，扔字纸篓结了。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发了，排了，三审都被瞒过，待登出来，坏事了。抄袭的!检举信持续半年不断，有读者写来的，也有作者写来的。生气没用，只好在刊物一角作一检讨，声明要向作者追回稿酬，并对抄袭行为进行一番谴责。

当编辑遇到这种事，丢人!满肚子气也只有对着“文抄公”喷，写封信骂两句又不能太过火，便想起小学老师那句话：瞧你那点出息!

其实，文坛也罢、歌坛也罢、影坛也罢，都是名利场，某种意义上讲，干的都是面子上的活儿。干好了，一举成名，叫“名利双获”。过去批判“名利”思想，说写作是“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写作”，似乎与“名”、“利”无关。其实，名利是“里子”的事儿，即使真是“为人民服务”，也有有名的服务，和无名的服务。“服务”得出了名，人也会上个层次，待遇自然有所不同。抄袭之多当然也就断不了。今天的时代，是“干实活”，不要幌子，大鸣大放着说，就是为名为利来的；只要能出名，能得利，手段并不重要。在今天抄袭几乎成了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理直气壮的、无法无天的、合情合理的。

学者抄、教授抄；学生抄老师的、老师抄学生的，合谋抄别人的，集体抄国外的。于是，很显赫、很有分量的论文发表了，很厚重的图书出版了，很权威的职称到手了。在不知底里的人眼里，了不起，有出息。可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多时日，东窗事发，丢人折马，不知此后的日子怎么混。

作家中此类事，时有发生，如今报刊多如牛毛，图书也少人一一关注，很多抄袭之事，都是过了多少时日，朋友中有人相告，才急急去找来对照，一看果然。官司由此而发。原告说自己有多少行，多少字被抄；几个人物、几个故事，被因袭；被告常无理辩理，说汉字就那么几个，你可以这样写，我怎么就不能!有时法官认定不了，还得请几位专家咨询。这类官司几起几伏，又是名人出演，胜过平淡无味的电视剧。老百姓很爱看，遂成街谈巷议。

歌坛近日风波又起，几首唱得“粉丝”们昏天黑地的歌，突然蒙上抄袭阴影，眼看着到手的“优秀歌曲奖杯”，就要化为泡影，让人十分难堪。唱得沉醉其间的歌迷们，竟不辨是非，说：抄袭了有什么了不起，爱唱!这让人想到那些盗车、销赃和买赃的人混成一伙，反让被盗者成了输理者一样，不知是何道理!

抄袭的公开化、合法化还不止这些，如今有网上枪手，专一写出文章让人抄袭。要搞年终总结了，有现成文章在网上供你抄写；要搞某种教育了，有各类学习心得，贴在网上，你不必费多大力，信手牵羊就成。某单位要求员工人人写一份学习笔记，一看，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大同小异，都是抄的。单位领导的要求有形式主义之嫌，网上网下对此也就更有应对之策。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假冒伪劣的商品常让人困扰，好在工商部门抓得紧、管得严、罚得狠，也能杀杀气焰。文字抄袭，实属假冒，是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恶化文化空气，扰乱文化市场，助长弄虚作假，败坏人的德行，却没多少人肯真正地去管一管。

说到这些伤德败俗的事，人们总叹息是为“名利”二字所害。千古以来，是人都困于此二字，谁不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名分美丑，留下丑名，不如无名。

宋人晁说之说：“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也。”这老兄是君子，以为“名”都是“美名”；所以“有所不为”；岂不知许多为“名”者，利在其后也。因名得利，往往比以利求利来得更为快捷，自然也便无所不为了。否则，抄袭仿冒，此等留恶名丑名虚名的行径，何以屡禁不止!

时下，人人谈创新。所谓“创”，就是于无处生有，在旧处布新，比起重复劳动要艰难百倍；无远见、无胆识、无耐心耐力之人，便不可能有创新。一味追求捷径，就难免走进邪径。

人总得常提醒点自己：瞧你那点出息!

【季建民摘自《今晚报》2006年4月21日／唐少仪图】

你还会哭泣吗？　作者：王跃文

关于哭泣，老残先生刘鹗有段千古奇论：“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街。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正逐渐丧失三大本能：出汗、打喷嚏和放屁。看了这个研究结果，有人也许会发笑，可这绝非儿戏。人类若不警醒，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我最近忽发杞人之忧，担心哭泣也许会是人类正在失去的第四大本能。

有年家乡暴发大洪水，良田万顷顿成泽国，无数百姓家园被毁。目睹灾民惨状，县长禁不住辛泪长流。一位当地作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到了这位县长的哭泣，读之叫人无不唏嘘。可是，居然有人嘲笑道：他哭什么?哭有什么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性的真诚和善良被人漠视和责难。我的家乡是屈原曾经长歌当哭的流放地，那里文气很重，浪漫的文化人都愿意相信这是因承了屈于遗风。但屈子之风却绝不是轻飘飘的浪漫二字，我意象中的屈原总是双眼饱含泪水：“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学习班。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痛陈官场腐败种种，竟不能自己，失声痛哭。全场惊愕，面面相觑，似乎这位教授的哭泣好没来由。这个学习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这些人只要学会点着头微笑，过不了几年就会飞黄腾达。我最终躲进书房成一统，多半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笑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泪腺太发达了，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总是想哭。可我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往往仰天摇头，听凭一种酸楚的感觉顺着鼻腔和喉咙落到肚子里去。现实的生存空间其实是容不得你想哭就哭的，别人会说你懦弱、幼稚，或干脆说你有毛病。

我曾经同几位作家朋友去湘西凤凰看望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永远活着的，我不愿说是去拜谒一位作古的人。我们先看了沈先生故居，然后去了他的墓地。在故居，凝视着那些我旱就熟识了的沈先生照片，真的宛如天人。墓志铭是黄永玉先生书写的，选的是沈先生自己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人都只可能有一种命运，昨日是因，今日是果。因因果果，有果有因。正如沈先生所言，“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沈先生无意间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道尽了人生的大悲凉。最后让我想哭泣的是张兆和女士的《后记》碑刻。作为夫人，她懂得沈从文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却并不完全了解他。直到斯人已逝，她说总算了解他了，却一切都晚了。其实，岂止夫人不完全了解沈先生?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曾漠视了他!夫人说沈先生“斯人可贵”，平平实实四个字，叫我感悟良久。作家们凑到一起本是很热闹的，可到了沈先生墓前，大家都沉默了。读着张兆和那些文字，我心头酸楚难禁，可我只得强忍着，直到眼睛发痛。离开墓地，上了车，我才猛然意识到，作家们都没有说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为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感到羞愧?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竞需要掩饰自己纯真的灵性?是否终究有一天，人类不再会哭泣?

【容样权摘自《武汉晨报》2006年4月13日】

谁是天下最敢胡说八道的人　作者：星　竹

西方国家曾有一项关于谁是最敢胡说八道的人的排名，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在各行各业中，排在首位胡说入道的人，竟然是专家。天下大张旗鼓、不管不顾、最敢胡说八道的人，并不是骗子，而是各行各业中的专家。

比如某楼市预测专家，预测房价大跌的狂言，至少说了有七八年，天天叫嚷房价将会暴跌。然而事实不但没有一点跌的意思，反而年年上涨，愈演愈烈。而专家还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叫嚷，楼市明天肯定降价。没有警察去抓他，没有人上法院对他起诉，甚至没有人和他较真，他就靠着楼市即将暴跌的叫喊，稳稳地坐在专家的位子上吃香喝辣。至于楼市为什么一分钱也没跌，他似乎并不操心，因为他是专家。专家说的话，灵与不灵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关系，谁也不会怀疑专家是胡说八道，更不会以为专家是在蒙吃蒙喝。

彩票专家就更敢说了，每期彩票结果出来前，彩票专家都要列出一堆即将命中五百万元的号码。你按此购买后，却回回落空。这没有关系，专家已经又为你开出了下一期的中奖号码，还是五百万元。周而复始。如此可笑的专家，全国各地都有。还排名，还分三教九流，谁是一等，谁是二等。如今这类专家到哪儿还都有饭吃，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专门都有他们说话的地方，设有供他们胡说乱扯的专栏。预测得准不准，侃得灵不灵，那是另一回事。

气象专家，每年年终岁尾，都要对下一年的总体天气有所预测，明年冬天到底是暖冬，还是严寒，这一年是多雪，还是少雨……记得去年一帮予专家出来忽悠，大讲今年一定是严冬。有人甚至说，今年会有冰冻三尺，二十年不遇的奇迹。人们都为寒冬大作准备，结果却又是一个暖冬。去年夏天，专家们又预测将是一个最凉爽的夏季，结果酷热难当，桑拿天几乎占据了整个八月。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出来指责专家。正因为人家是专家，所以说错了也就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一个痞子、一个无赖、一个流氓什么的，这么烂说胡扯肯定不行!不弄个刑事拘留才怪。

更有甚者，某鉴定专家，愣是把清末一位大师的画说成是仿制品，据说因为这位大师的画画了人物。只要有人物，就不是这位大师的真迹。如今人们才发现，这位鉴定专家完全是信口开河，不懂装懂!此清末大师，原来常在风景里画人物。结果，经过这位所谓鉴定专家的胡侃，百幅真迹反被误认为是假货，而假货却都充了真。

某些经济专家早就预测，中国十年内将消灭贫富差距，最少贫富差距将会大大缩小。喊了十年，十年中贫富之差不但没有减少，距离反而越来越大。面对这个事实，某些经济专家依然这样预测，死不改悔，一根筋地与现实对着来——因为人家是专家。

一个病人去医院检查胃，专家说是消化不良，给了几片胃舒平，结果却是癌。此专家把多位癌症患者误诊为胃炎，没人找这位专家算账，因为人家是专家，误了诊也是善意的，只要是善意的，你就不能责怪人家。

在实践中，不少人都感到某类食品可能有毒，专家鉴定后，却宣布无毒，结果全世界的人又食用了这种有毒食品十几年。直至今天，此食品才被证实是有毒。而当初下了无毒结论的专家，却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人家是专家，专家可以说错话、办错事。这是专家的权利。

世界诺贝尔奖，一直由一伙子专家把持着，因为是专家，评啥也就没有对与不对之说。因此要犯错也是大错。这伙子专家，曾将诺贝尔奖发给敌敌畏的发明者。敌敌畏是一种剧毒农药，结果，这次大奖鼓励了全世界大量生产、使用敌敌畏。其后果是造成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牲畜死亡，大面积的植被破坏，数千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全球农业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奖项，成为了诺贝尔评奖历史上的最大错误和耻辱。

生活中，专家的错误往往是最大的错误，为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许多所谓的专家对此却不以为然，依然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久而久之，专家也就成了天下最敢胡说八道的人。

【胡玲玉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5月9日／许建琼图】

一群“陷沙鬼”　作者：唐德亮

人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

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列宁说，俄国某些人，他们“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亦即古人所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一些人原先可能是英雄，勇士，志士，仁人，但后来却成了“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语)。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陷沙鬼”。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经济改革，惩治腐败贪官，可称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还受到万历帝的特殊尊重，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对他的改革予以大力支持。张死时，备享哀荣。但张居正“正人不正己”，本身就是一位大贪官，虽比严嵩逊色，但其财富也迭19．58万两(万历初年国库存银不过10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他生活奢靡，吃饭时莱肴过百品，回乡要坐着32人抬的大轿。张居正死后，他的政敌纷纷向皇帝揭发他，其罪简值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万历皇帝宣布他的罪状为：“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念他生前多年效劳，仅抄家没收财产、将其弟和两个儿子送到烟瘴之地充军。支持张居正改革的人大多跟着倒霉，撤职、查办，甚至自杀。

张居正就这样成了“陷沙鬼”：以改革家、大学士、忠臣良相始，以大贪官、佞臣终。至于万历皇帝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有的属实，有的则夸大其辞。像张居正这样身败名裂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李斯、桑弘羊、杨炎、司马懿、洪承畴、多尔衮、鳌拜、明珠、汪精卫等等。他们的结局都令人扼腕叹息。

他们多是饱读诗书、浸淫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如张居正就是大学士，身为“元辅”，为国家作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儒家思想曾哺育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除了武官，多数是“儒士”。皇帝极力推行孔孟之道，士予们亦信奉那一套。儒家思想无疑有不少进步、合理因素，但也有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统治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能使社会变好，但结果如何?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的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道德”的薰陶下，知识分子一旦为官，往往就会放弃其所谓的理想道德而成为政客、官僚和贪官污吏，甚至成为权奸佞臣。正如学者苏中杰说的：儒家文化“没有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鲁迅在《狂天日记》中，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钭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吃人”不光是“仁义道德”，还有“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所记载的历史、制度，即封建制度及其帝王将相、官僚豪绅统治剥削压迫人民以及统治者互相倾轧、残酷斗争的历史。在这种制度里，“好人”变成坏人，有时是“一念之差”，但也有其必然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无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甚至海瑞、戚继光，以及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延，“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马静荐自《鲁迅世界》2006年第3期／宋德禄图】

到处都有阿Ｑ　作者：爱谁谁

年终奖被扣的人说：破财消灾。

被老板穿小鞋的人说：“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

被同事欺负后忿忿地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被客户欺骗后说：“吃亏是福。”

白领丽人被追求者放弃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白马王子”求爱遭到拒绝后念叨一句话：“天涯何处无芳草。”

老公是个穷光蛋的女同事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怕老婆的男同事说：“有人管着好呀，啥事都不用操心。”

丢了工作的人对别人说：“我把老板炒了。”

这次没被领导提拔的人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卸了任的老总说：“无官一身轻。”

碰到电梯坏了说：“爬爬楼梯也好，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延年益寿。”

电梯修好了说：“坐电梯能节省时间体力，工作时精力更旺盛，工作效率更高。”

办公室装修后地板上处处是把，办公室主任说：“这样防滑，安全!”真

【钟丽荐自《奇思妙想》2006年第4期】

此等疑惑可问谁　作者：汪庆国

是全心全意，还是“权心权意”?

是勤劳致富，还是勤“捞”致富?

是招商引资，还是招商引“鸡”?

是情人节，还是“情人劫”?

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

是开会，还是“开胃”?

是稳定，还是“稳腚”?

是评奖，还是“凭讲”?

是深入，还是“身”入？

是秘书，不审“密”书？

是事故，还是“故事”?

是媒体，还是“媚体”？

是公关，还是“攻官”？

是拓展，还是“脱”展?

是明星，还是“名腥”？

是富翁，还是“负”翁?

是兴趣，还是“性”趣？

是有理，还是有“礼”?

是有才，还是有“财”?

是开放，还是“放开”？

是团结，还是“结团”?

是措施，还是“错”施?

是学费，还是学“废”?

是治污，还是“致”污?

是吃紧，还是“紧吃”?

是剪彩，还是“捡”彩?

是为民，还是“畏”民?

是打假，还是“假打”?

是植树，还是植“数”?

是欠薪，还是欠“心”?

是网恋，还是“枉”恋?

是娱乐，还是“愚乐”?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4月9日／

蒋跃新图】

窗边拾思　作者：魏得胜

不为美食逾清池

昆明黑龙潭有两池水，曰清水池、浑水池。前者深七米，后者深两米。两池并肩，连接处有一小拱桥。两池里的清水与浑水，就在拱桥下亲密无间，朝夕而拥，互不相犯。水如此，各池里的金鱼亦然。我和家人将鱼食丢在拱桥一侧的浅水里，逗引两池里的鱼来吃，浑水池里的鱼来了，见了清水，掉头就走，大有不为美食逾清池的自律精神；清水池里的鱼来了，见了浑水，掉头而去，大有不为物欲趟浑水的自爱精神。我们不必去深究这一自然奇现，倒是可以很好地想一想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在物欲面前，所持为何种精神?大的不说，小的亦如一口吃食，不是有“拼死吃河豚”的大无畏精神吗?这精神用在哪里不好，却派在物欲上?

黑色精神不见底

在大西洋中央的上空，时常出现成千上万的海鸟在空中久久地盘旋，并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许多鸟在耗尽全部力气后，义无反顾地投入茫茫大海，海面上不断激起阵阵水花。过往的船客不解。直到20世纪中期，此谜方解。原来，海鸟们葬身的地方，在很久以前是个小岛，且是海鸟迁徙落脚的地方。一次地震，使该岛沉入海底。在千百年来形成的惯性驱使下，迁徙途中的候鸟们依然一如既往地飞到这里，希望在此能够稍作休整，摆脱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倦，积蓄一下力量，以便开始新的征程。但是，奇迹一次次破灭，候鸟们也一波波在此盘旋、坠亡，其精神远胜精卫填海。但我敢说，不出几代，候鸟在肉体上也就无从记忆它们的祖先了。然而心灵深处的感应，却能逾千百年而不变。这本是上上事，然这上上事却伴随着一个悲剧命题：不计其数的后来者，在不知因由的情况下，却跟着前鸟一波又一波地投身大海。倘若精神有颜色之分，那么这些盲目投身大海的候鸟们，其所持则为黑色精神。正是：精神再可贵，毕竟不知底。

安枕斜坡六十度

在云南的高黎贡山，有一个部落，家家户户设茅屋，星散居住在六十度斜坡上，他们祖祖辈辈，在此耕种，生生不息。一日，这个部落被外界发现，人们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给予关注。不久，关注被落到实处，地方政府拨款，在乡镇以近的平地上，盖一砖瓦新村，将六十度斜坡上的村民集体搬了下来。先前，居住在斜坡上时，每家相距最近的也有数百米，而新居使村民之间的距离彻底消失了。邻里之间，窗对窗，门对门，脸对脸，脚跟对脚跟，突然之间，村民们感到无所适从，寝食不安。虽说砖瓦胜茅屋，但村民们还是陆陆续续搬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六十度斜坡之上。在那里，邻里之间保持着应有的距离，人远了，心又近了，他们从此又可以安枕了。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5月3日】

如此普法培训　作者：黄健生

为期三天的全县普法法宣骨干培训班如期开班，参加培训的人员为各乡、镇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司法调解员，县行政、事业单位分管领导或法宣骨干，部分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日程为：第一天上午领导讲话，第一天下午到第三天上午上课，第三天下午领导总结、布置工作和考试。

第一天上午，到会的有县有关领导、县广播电视台记者、县报记者、司法局全体人员，参加培训人员共一百八十多人。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从战略高度阐述了普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县政府副县长、县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分析了全县普法治理工作形势，并就如何办好这期培训班作了重要指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谈了普法工作的意义，并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作好全民普法的宣传。会场气氛热烈，不时传出阵阵掌声。几个没来参加的单位也在半小时之内被电话催来了。

下午，到会的有司法局一名副局长(会议主持人)，一名一般干部，大约七十名参训人员。会场上，出出进进的、谈天的、看书报、杂志的人不少，手机、小灵通响声不断。

第二天一天与第三天上午到会人数与会场状况跟第一天下午大致相同。

第三天下午，到会人员又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人。县里几名有关领导对这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记者们忙前忙后对会议盛况进行拍摄，之后领导与记者们相继离场。最后一个程序就是参训人员考试，四名工作人员分两行，一边发试卷一边发答案，不到半个小时，考试全部结束。

次日，广播、电视、报纸作了全方位报道，做到了广播里有声、电视中有影、报纸上有名。三天后，普法领导小组下文，通报了参训人员的考试成绩，最高分98分，最低分96分。培训取得了圆满成功。

【刘鹤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9日／毕传国图】

抓紧治好明星的“病”　作者：郭兴文

小女儿是个追星族。追星族最关心的是明星。一天小女突然语出惊人地说，地所崇拜的某某女明星得了大病。我问她怎么得知的，她说电视上说的，吃了什么药才治好了。原来小女看的是电视广告。其实，如果看电视时稍一浏览广告，就发现个个明星都得了病，好多明星。“病”还真不轻!

明星得的那些病，总是三言两语还说不肯，有的得了肝硬化，手捂肝区真让人怜悯；有的得病吓人又紧急?什么心肌梗塞、心绞痛，还有的患了口歪眼斜，半身瘫痪脑中风，这些病虽说不是不治之症，但都是“生命杀手”，看得人心惊肉跣。年轻美貌的女明星思的都是妇科病，那些“难言之隐”，她会告诉你如何“一洗了之”，用过的治疗方法很灵。就说病轻的吧，光光的脸上也要长满痤疮、粉刺、青春痘，不抹某种药绝对不行。年长明星个个都是腰酸背痛、手脚麻木腿抽筋，因为缺钙。当然那些感冒发烧加咳嗽小病天天有，只不过有新药一吃就灵。有的山珍海味吃得大多了，消化不良胃不好，手里随时都举着特效药。还算好!电视上咱们的明星很少得癌症，还没见得那令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

我告诉小女儿，明星做广告就是要明星效应。明星得病也像演戏，只要有那大笔银子，要呲牙就呲牙，要咧嘴就咧嘴，要他们哪里痛，他们就哪里痛，要他们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只要给钱，他们就什么病都敢得，什么药都敢吃，什么“难言之隐”都向广大人民说得出口。明星得病，都用商家经销的新药，而且都有特效，只要肯花钱买，用不着医生，保管你“药到病除”，简直令人震惊。

年年“3．15”打假，打假打的都是具体商品的假，很少打王婆卖瓜吆喝得声嘶力竭的假宣传。比如明星的“病”明知是假的，电视荧屏上却像驱逐不去，赶不开的幽灵，引导着时尚，误导着消费。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把“健”字号的药品撤销，分类为“准”字号和“食”字号，广告法也有严格规定，不准宣传疗效百分比，禁止以治好的病例作宣传。为何明星的假病却能在电视屏幕上横行?“3．15”打假不能光打假商品的假，也应打打明星假“病”的假，医药也是商品，而且是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明星为此做广告会形成某种误导和副作用，有时候比一些假冒伪劣商品更具有危害性。

人们看电视爱的是明星，表演动人的是明星，展现妩媚的是明星，可是谁也不爱看“病”星，看电视看到兴头上，突然广告明星得了病，马上让人感觉到无聊透顶。

衷心祝愿我们的明星们演好戏，当好星，珍惜健康不生病。别为几两臭铜生假病，污染人的视野，破坏人的心情！

【韩玉乐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16日／蒋跃新图】

模糊处理　作者：一　冰

最近出去开了个“国际神经医学交流峰会”，名气听起来大，其实只要掏钱谁都能去，而且还能在单位报销。开完全回来，几位朋友给我接风。饭毕，市报的一个朋友说：“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国际性的会议，明天我给你写个报道。”我连忙摇头，这有啥好写的，抄别人的论文，花公家的钱，怎么好意思上报纸呀?但架不住朋友的一番美意，我还是谈了一点“体会”。最后，朋友问我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说真正发表的，只有一篇，也是掏钱买的。朋友说一篇当然不行，分量大轻。他咬着笔头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模糊处理一下，就不说发表了，说‘撰写’好了——他撰写论文20多篇。”

我吓了一跳，说：“哪有这么胡编乱造的。”朋友不以为然地说：“你不懂，撰写又没说发表，你没有写过文章吗?你不说单位有要求，让每年写两篇论文吗?你工作十几年了，正好是20多篇嘛。”我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半推半就地让他把稿子发了。

报纸出来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找到我，让我想办法给他也弄一篇。我们这位领导的口碑不怎么好，吃喝嫖赌把医院弄得一塌糊涂，我对他的印象当然不好，但碍于面子，我还是把记者朋友介绍给了他。

一个星期后，市报发了领导一个整版的专访，领导一下子变成了个精明强干、清正廉洁的好官，我和同事们看了报纸，都认不出领导了。

我知道，这也是“模糊处理”。

【付昌山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26日／史振亚图】

方圆大观　作者：蒋廷松

“变”胆

村民唐石头带领群众将村主任徐老大的恶行告到了乡长徐老七那里。徐老七看罢控告信，对唐石头说：“我看那徐老大的胆子比老鼠胆还要小，他怎么敢呢?。

唐石头叹着气说：“乡长同志，徐老大在您面前是老鼠胆，在我们面前，就变成老虎胆了!”

怕当乞丐

郭局长开导儿子说：“你要想将来过幸福生活，只有努力读书，争取考上重点大学，别人才会把大把大把的钞票送给你!”

不料，儿子听了却说：“我才不愿意呢!”

郭局长一怔，反问道：“为什么?”

儿子说：“这样的话，我岂不成了乞丐了吗?”

优 秀

表叔被省里评为全省优秀乡镇党委书记，我向他贺喜。表叔却满脸沮丧地说：“明天纪检就要来查我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难道怕他们查?”

表叔说：“好多人与我一样，不查，就是很优秀的，可是一旦查起来，恐怕就优秀不起来了!”

绝不眼红

乡长周老七听说有人告他，不由大怒，便在一次全体乡村干部大会上咆哮：“有人告我贪污受贿，这年头，哪个当官的能一点不贪?能贪，也是别人的本事，也是别人费心血靠实力拼搏出来的，你眼红干啥?有本事你也去贪嘛，告啥鸟状?我可以声明，你们谁有本事贪，我绝不眼红!”

【韩玉乐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4月12日／宋德禄图】

吃“排”饭　作者：冯景元

冯景元先生简介

冯景元，中国作协会员，天津作协理事。曾用笔名非非、一汝、言言、可可，数十个。出书甚少，仅《随笔杂文自选集》和《甲子人语》。16岁开始写诗，20年后司文，45岁时做文学杂志社编辑，个人身份自诩，三分之一军人，三分之一文人，三分之一工人。现居天津市郊一个叫大寺的地方，每日嚼字。

排排坐，吃果果。人生下来就要被编排，幼儿园阿姨就是这样教孩子的，讲的是文明。

小时家里弟兄姐妹多的也是这样，按顺序排：老大，老二，老三；甲乙丙丁，ABCD。那叫排序。

顺序的名次没长幼，但是第一个总是好的。按顺序来，一如街上买东西排队，谁也没得说，谁让人家就是先来的呢，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而且有的顺序是大循环，比如十二生肖，无所谓先后，可以说都在先，也都在后。据说十二生肖原先排第一个的是牛，但是鬼精灵的鼠，在黄帝排肖序时，先伏在牛背上，模棱两可，就要钦定的一刹那，跳到牛前，于是牛前鼠后变成了鼠前牛后，也便就是它了。牛不上诉，大家不反映，黄帝也乐得天下太平。更主要的是这个排序一圈圈转，无所谓谁先谁后。不犯争执。

还有不犯争执的，按成绩排，当场决胜负的武行，体育，棋社都是。甭管平时你多牛，比赛场看，厉害的一枪定胜负，讲究的三棋两胜，连着两招下去，你倒那了。用北京话讲：那没得说，第一让人家拿走，你老实排在后面，得认，得服。

按长幼排，以年龄说的，分场合，一次两次行，长了也有论资排辈嫌。

按姓氏笔划没问题，不过笔划多的总排后头也不是回事，现在就有不管姓什么给孩子起名就叫丁一，方一的。

排名见殷红见血红的是在官场上，那排的是权。这个排位是绝对上下前后，不能有丝毫马虎错位的，“克已复礼，唯此为大”，小了说关系个人仕途荣辱，大里讲维系朝纲生死存亡。文化大革命最厉害，那时每次开会、接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要仔细听排名，那是晴雨表，总是在顺序上微妙出变化，忽一天这人排在前头，又一天那人不知和谁换了个，都是事出有因的，发这个排名表的新华社也决定不了。记得那时总有一个名字放在“还有”的后面，就是余秋里。每次大名单列过，念到最后都是“还有余秋里”，老百姓不是傻子，念来念去就明白了，这位一定是实在离不开又不能划进圈里的能人，否则不能总是另列排在“还有”的名单中。

正因为此，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专门研究起了排名，吃排饭，包括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们，那时叫铁幕，紫禁城不让任何人进，关于中国政局情况的一些重要报道，就是凭着对每次政要出来排名推测研究出的。

再有是旧时人死后人列祖列宗的坟场的排列，那是排尊，也是极严极不能乱序的。谁在前谁在后，包括谁在左谁在右，谁能进祖坟谁不能进祖坟都是有严格说法的。《周礼》春官的司职中，专有“先主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之说，“左为昭，右为穆；父为昭，子为穆”，谁挨谁，“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的排位，是一点不能错乱的。

官场极严，坟场极严，谁也不能加塞，谁也不能乱序。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参加一位英年故去的文友的追悼会，大家都很悲痛，到会场后，无一例外，默默无声的排序签到登记，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让一让，让一让，某某主任来了。届时大家都回头看了看，没一个让的。那位跟班张罗的不死心，还在后面嚷，让一让，让一让。这时一位刺一点儿的，就说：主任有什么，市长来了不也是参加追悼会吗，又不是抢包子，走后门。

这跟尊位无关，人们反感的是乱使特权。

现在生活宽松了许多，影视中许多事情都戏说了，但排名的问题依然很中国。

一张报纸出来，哪个新闻排在前，哪个排在后不是一般学问，而是大学问。因为没排好，就有惹事，出事的，弄不好还有丢帽子的。有个官运很不错的朋友(以前他未做大官时这么说的，现在他官做大了，咱也没去拜见，谁知人家还这样认不认，估且这么称吧)，就是掌“春官”职，在每次开会主席台名单和先后座次上，有着过人的绝非一般的水平，每次开会至少要亲自过目三次，一是开会的头天晚上，二是转天上午，最后是临开会前。什么错了这个次序都不能错，他就是一次在临开会前得悉了一个变化，在极微妙的位置上倒了一个个儿，从此受到垂青，并步步腾达的。

官场如此，文场效官场，也不一般。

总是有人在研究顺序，有人在自排顺序，有人较真顺序。一次不十分重要的活动，私下里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见了报道，名字顺大溜排下可不行，一定要排在谁先谁后。我亲见过几位杀上门来大闹的。其实文人大可不必，包括现在官场也大可不必，文人以文面世，文章写的好，作品叫人，排在末名又如何呢。前几年一段时间里，凡一部戏或一篇文章有几个排名的，摆在第一的大都是虚名实得者。官场也是，官做好了，有百姓口碑，比什么都重要。会议报道你整天往哪跑，见谁不见谁，别人看得真真，有时候越出面越坏。

我做过几年不出名的刊物主编，可以明说，真正的好作品，叫座的东西不在头条，接到兄弟刊物常常倒着看。名人不名，真正好东西，大都出自未名者。

一部水浒，前边七十回英雄好汉出世，轮番精彩，一写到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就没劲了。

排序是商业，是政治，是名，是钱，是权。但事实上有些名次你是无法排，也排不出的。比如，给四大名著排排个，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西游还是水浒还是红楼?再如京剧的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呢?萧邦和门德尔松，贝多芬和舒伯特呢?

有人明明自己不愿意被人编排，但却吃排饭，召集一些人弄这个排行榜，那个排行榜。

什么鸟协会都有，什么鸟行都排，排行榜太多了，据说现行的音乐排行榜，有名的没名的，有来由的没来由的，有说词没说词的，每年多达几百上千。而且排来排去就是那几个人，把谁排错了叫街的、骂娘的、摔话筒的、大打出手的，干什么的都有，以至有的人连奖都不愿去领了。我就听一个大牌主持人说过，什么这天王，那天王，狗屁，不为了混世吃饭，我认得他是谁呀!

有需要排名的，就有当排名官赚排名钱吃排名饭的，就有做排名奴为排名气被排名累的。

汉语排字当挤讲，因为“挤也”，才排。还是人多。

【翟 明荐自《甲子人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哈 笑图《二十年后同学聚会》】

复反之道　作者：冯景元

复，大格，反道，一个生命在它来到之前，就决定了复，决定了返。

反字单独说，十分刺耳，有点翻天，逆违。其实反是动力，反是教员，反字和其它字联在一起，组成的反应、反响、反思、反促、反馈，造成的过程咀嚼，是世上许多事情催熟、催化的成因。

反，就是翻，翻就是复，复就是还。反了又复，复了又反，才复位，归正，不斜。世界就是这样前进的。一如《三国演义》开宗明意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如年年四季轮回，春了秋，冬了夏；天短了长，长了短。一如日复一日，昼夜交替，晨了昏，昏了晨，白了黑，黑了白；太阳升起，月亮落下，月亮升起，太阳落下。

前题是反，然后是复，相反相成，无反不复。反不是结果，最终回到复。复是轨，是大道，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复道行空，不霁何虹?

生活、生命，也都是这样的，落叶蓄根，开花结果，复反，反复，上了岗又下岗，下了岗又上岗；病了好，好了病；站了坐，坐了站。千枝攒万叶，一节复一节，所有树都是这样。

反是出奇、反正；复是行，是走，是然，是又生。

年少时最早识得复字，是背《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一句四个唧字，只当中一个复，好记，一遍就背下了。多少年后，年隔岁久，很多事都忘了，独这“唧唧复唧唧”，记忆牢牢。且少时不谙事，枉以为这《木兰辞》的始句，只是织机的动作或响声，大了才知道，一语双关，指的是岁月穿梭，往复不停。“唧唧复唧唧”，不在唧，在复。

复是自然，不止；兴，活；又活，复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拜他的人们耐心地等了三天，第三日复活，由是有了复活节。

许多讲诗论词者，常把一个复字作虚词带过，只道是“檐前花复地，竹外鸟窥人”；“驱车复驱马，争利亦争名”；“兴亡朝复暮”，“洲尽江复开”，说的是花、地、鸟、人，车马、利名，不知复的要在。其实，花地、鸟人、车马、利名，包括兴亡、朝暮、江洲，都在复中，复是腹，怀着一切。

正是因了万事翻复，“日光月华旦复旦”，才有“朝朝马策与刀环，岁岁金河复玉关”；有了“山重水复”，才会“柳暗花明”；有了前面的“不避险绝”，才出来后面的“复归平正”。

《周易》讲复，说“复为天地之心”。《老子》说复，谓世上万物，“各复归其根”，归根就是复命。《管子》载复，讲“天之道，至则反，盛则衰”，“轮转而无穷”。

复，即天体运行，周遭不止，循环往复。宇宙的根本法则：来就是去，出就是人。一切都是往返的，一切都是来去的，一切都是出入的，无往不去，无去不来，无终不始。原则即是圆则，什么都不出圆轨，地球在银河恒定的轨道上运行，世界都随着地球你日他夜地转，人类再调皮，也只是生活在地球的“复”中。

生活常见的现象是，至近者又远，至远者又近。了解的人，反了最厉；反过目的，复了最亲。男女总往一块凑，分了合，合了分。老少不断交替，生命不断晨昏，敌友关系不断转换。今天你是朋友，他是仇敌，明日他是朋友，和你不共戴天，后天不知为了什么事，又走回到一起。世事无定，总是复了反，反了复的。

道也者，就是复。回复变通，化从中来。不管赢了输了，牌一洗，复归原样，从头再来。

于人的生命也是，出入“腹”我，抱在怀中。有众多的出入，众多的复：吃喝是人，拉撒是出；听是人，说是出；吸是，呼是出；学是人，用是出；感是入，情是出；工资是人，消费是出；得是人，失是出；受是人，施是出；死是人，生是出。生命、生活、生存，到处出入，包括人的来源，爱到极致的性表现，也即出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个在报上以讲疯话著名的老宣，讲过一句至真的妄言就是：人一生办的所有事都是出入。

一出入，一往返，一回复。金木水火土，善恶都有回，后果就是复，一些自以为逞一时，得意于一地的人，做了众多只入不出，或者只想赚不想赔，只想赢不想输的事，最终仍免不了“在这事上欠了到那事上还”的结果。

来——去，往——复，自然法则，宇宙铁律，谁也违逆不得。

天有情天亦老，世事无情事无定，惟复，不死，不灭，久迥，常在。一切都是来了要来，去了要去；来的去去，去的来来。正因为此，我以为，人类最本质的财富，最大的拥有，也便就是规律，就是复。今天过去，明天还来，岁月在不停地走，总是季候冷暖替，花开又一年。

懂得了复，就懂得了其它诸多的牢牢骚骚，斤斤两两，小里小气，都没意义。人生执事知何处，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复是腹，也是怀，襟怀。活着有了这样的襟怀，就可以纵浪大化，气贯日月，心盛天地。

有些年月，把复字铐死，一提复，就是复燃、复古、复辟，把人吓住。

其实复是娘肚子，我们都生在“腹”中。

【选自《甲子人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庞 彦图】

玩　作者：冯景元

玩，随心、快乐。人不能无玩。

马三立说了一辈子相声，高龄走后，给世人留下三个字“逗你玩”，无独有偶，陈省身走后，也留下同样意思的话“好玩”。他是在有人告诉他，天上有一颗小行星用他名字命名时说的。

他说，有意思，好玩。而且跟着又解释了一句：好玩就是，不怎么要紧。

一个在世时被称为相声界的泰斗，一个在世时是数学界的大师。

两个在各自业界独领风骚的人物，在给人们留下不同的一世精华的同时，却给人们留下一种同样心态，活着，有些事情，别太当真，当玩。

人过来以后品玩，和人之初不谙世事的嗜玩，和一生活着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单就是会玩，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生走过后，血过，泪过，名过，利过，苍桑过，荣辱过，沉浮过，进入一种境界，一种诠释，一种了知，抑或也是一种彻、悟、觉。

老了看世界，看世事，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来来去去，起起落落，什么全明白了，澄彻出的一字，是玩，

谈艺论学到一定程度，有一种物我一体，随机而发，一切如花，花如一切的妙极享受，也是玩，

常写文宇的画家黄永玉，和偶写文字的韩美林同样也都说过，好玩。一个讲画画好玩，一个写写文字是玩。其实他们为文画画，画画为文都挺上心的，黄永玉叼着烟斗要构思很久，韩美林枕为之思，行为之味，婚姻都为之变故，但是他们不说费心，说玩，是讲度，讲别太着意。对于创作那叫缘性作为，随机而发。许多事情用心大过别无，艺术趣觉更是源于天发。

好像面上严肃的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两地书·致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的文中就有：“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和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

鲁迅不避讳玩，他的购书是玩，弄烟也是玩，鲁迅许多文中都讲到这个玩字。

玩是初界，也是大界。因玩

废了业的人大有人在，那是荒时，荒岁，荒业，荒人的结果，因玩而成了业的人也大有人在，那是尽心，尽情，尽趣，尽兴之结果。

围棋界有个叫王元的人，经常讲棋，他的棋，在中国下得不是最好，但棋讲得很入道，很清楚，很有意思，常常在谈论一个边角上的厮杀后，合着手说一句“挺好玩”。开始以为这是黑白世界下棋遗兴之语，即使输赢奖金上下几万元，也是玩，后来我才想到其实王元这个名字的组合就是玩。一边是王，一边是元，玩，是人生得温饱后，步入无欲的最高境界，最高的元(原)态。

只是玩和弄在一起，步入人际，是很可怕的。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无论从事哪行，位在哪里，玩人的人，最终不但自己也要被人玩，而且还会被自己玩。

【王坤平荐自《老年时报》2005年1月20日】

话说官僚特征——《问人性》读后感　作者：啸　天

黎鸣先生的《问人性》，我通读了两遍。之所以如此，是我深深感到书中的每一句，每一章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觉得与黎先生心通已久。每次打开《问人性》，我就感到黎先生怒发冲冠地站在我面前，正在一脸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我深深理解黎先生哀中国民众之不幸，又“怒其不争”而急于启迪民智的焦虑心态。这篇读后感，与其说是我的读后心得，不如说是我摘其书中精要。

一

中国自秦以降建立郡县大一统的帝王极权专制社会，实行的是白上而下的任命官员的宝塔型体制。皇帝是最大的官，其他官员均是皇帝直接或间接任命的。官是整个社会运作的轴心，官是整个社会主要统治力量；官代表社会的一切，官管理社会的一切；官的意志就是社会的意志，官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总之，一切全是官说了算。“官本位”体制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一代又一代官吏在这种体制中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口传心教，逐渐形成了官僚们独有的特色。

一、伪善

官僚们上自皇帝，下至县衙，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伪装自己。他们一个个都会装出悲天悯人，深忧民瘼，欲拯民于水火的样子；都会满口仁义道德，冠冕堂皇地表白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都有让民众相信他会为众人的利益甘愿奉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自己一切的本事；都会把自己包装成真理、正义的化身。凡是官府的公堂之上，无一例外都悬挂着“公正廉明”或“光明正大”的横匾，让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后，真的以为一个个都充满了温情。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假相。譬如说，上自皇帝下至县官出巡，无不鸣锣开道，驱散百姓，戒严现场，警备森严，然后才敢胆颤心惊地走出轿门。一个自称“公正廉明”的清官，为什么如此害怕老百姓?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藐视民命如蝼蚁，饕餮民膏如鱼肉，老百姓早已恨之入骨!

二、崇拜权力

中国古代，有权不仅有理，还有金银财宝、荣华富贵，更可把荣华富贵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享用。官僚们为了权力，可以低眉俯首，曲意逢迎，唯唯诺诺，仰人鼻息；可以出卖亲友，出卖人格，出卖自尊，出卖天良；可以甘为鹰犬，助纣为虐，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可以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伤天害理，残害忠良；可以弑父杀子，骨肉相残，相互猜忌，内斗不已；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内部都有过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权力之争。官僚们永不满足自己的现状，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争取做更大的官；盖因越大的权力越能给他们带来得天独厚的既得利益。

三、言行分裂

官僚们大都有一套嘴皮子工夫；说的比唱得还好听，一套接着一套，合辙压韵，有板有眼，有条有理，巧舌如簧；不由你不信他有一腔忧国忧民的忠肝烈胆。但他真要做起事来，却可以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就像没有过那回事一样。对他来说，出尔反尔，不践诺言，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一方面，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一方面心安理得地鱼肉民膏，贪污受贿；一方面发誓诅咒地喊着“解民倒悬、救民水火”，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荼毒百姓，肆虐一方。

四、自骄自贵

官帽不管是跑来的，拍来的，买来的，只要戴上了，立马就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因为“官本位”社会强烈地昭示人们：凡是官，必有高尚的道德，高深的学问，高超的才干。一代又一代误传下来，不但所有的官吏真的认为自己有德有才，连普通百姓都真的误信他们是国家栋梁。所以，官僚们便理所当然地自骄自贵起来。于是，他说的话就成了真理，容不得别人批评；他做的事，即便被实践证明是犯了罪，也要文过饰非，绝不认错更谈不上认罪。在官僚们看来，他们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更重要。他们被自己的自骄自贵、被既得利益蒙昧了心窍，思想僵化而腐朽，顽固地相信自己对世间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而别人的任何形式的建议、批评，都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他们唯己唯上的意志非常强烈，视民意为不屑一顾的粪土。

五、欺压百姓

官僚们都心知肚明，他们的权力是上司给的，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对其上司，则奴颜媚膝、阿谀逢迎、俯首听命，甚或送上金钱、美女；而对百姓，则横眉怒目、呵斥有加、如狼似虎、肆虐一方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凭借老百姓奈何不得的官霸一方的权力，强占民财，随意荼毒百姓而逍遥法外；他们通过苛捐杂税向老百姓巧取豪夺、鱼肉民膏、中饱私囊；他们通过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受贿、一夜暴富；他们与社会上地痞流氓、不法奸商勾结，坐地分赃，致使“三年清知府”，何止“十万雪花银”。

官僚的特征，还有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夸耀政绩、假造盛世等等，篇幅所限，不一一赘叙。

二

官场，是官僚们为保官、升官进行各种活动所形成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场所，它不仅充满了愚不可及的忠君意识，更充满了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相互倾轧、相互勾心斗角的黑暗虚伪之风。在官场厮混得越久，心灵变得越卑污黑暗，为人变得越奸诈狡猾，手段变得越残忍毒辣。

一、做官要有后台

官僚做官，你有没有道德、学问、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后台；所以，自古即有“朝内有人好做官”之说。凡做官者，寻找强大的后台是在官场生存的要务之一。凡是官僚都心知肚明，有了后台自己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为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鱼肉民膏、作威作福。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给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官员，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后台，还提供了间接的更高一级的后台。所以，官僚们视民意如粪土，把百姓当猪狗，因为老百姓奈何他们不得。

二、暗中山头林立

在官场，大官有自己的大山头，中官有自己的中山头，小官有自己的小山头，可谓有官必有山头。何谓山头?即官僚们以某官员为中心结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建立山头目的何在?争权夺势，以保荣华富贵也!在上为官者任命下属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位置，以便自己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谁是自己的人?在上为官者心中自有标准：谁最会揣摩、意会、实践自己的心事，谁最敢为自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忠心不二。在下为官者，为了能做更大的官，捞取更大的既得利益，不惜奴颜媚膝、卖身投靠、投其所好，以博一逞；自己的作为是否有损做人的道德，是否坑害了老百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博得了上司的青睐，上司的欢心，上司的信任。这是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所决定的。

三、表面一团和气

官僚们从表面看去，总是罩着一层和气、谦让、互爱的脉脉温情面纱。这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意在表明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忧国忧民的正义情怀，有廉洁奉公的为官操守。他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谦谦君子的模样。东晋大官僚王导，为表示自己为官清廉，从不言钱，虚伪地把钱叫“阿堵物”。总之，官场从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因为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需要的是奴才，而奴才嫉恨竞争。

四、背后争权夺势

官场虽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暗中却潜藏着激烈的勾心斗角。官僚们之所以治世无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势。因为官场上的幕后“竞争”毫无游戏规则，瞬间万变，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认真对付。官场的这种“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可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金钱纳贿、美女博欢；打小报告、诬陷告密；阿谀奉迎、投其所好；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这种竞争，其实质就是：谁最会口蜜腹剑最会耍阴谋最会说谎最大胆最狡猾最无耻，谁就最后获胜，而胜者，就是正人君子，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

一个人只要做了官，他的思维方式，做人准则，以致言行举止都要与官场上的明暗两种活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官场是一个将官员的心灵彻底染黑的大染缸!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4月26日／罗远明图《孙悟空救》】

赃乱死多门　作者：王春瑜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其中有些人，结局悲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忘记赃乱死多门。他们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改革，一方面自己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而授人以柄，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开了缺口。如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将霍光反对这样干，他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二十四下)。又如唐中叶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伞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走后门，通关节。杨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职权，仗势强压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高价估价，低价结算，从中牟利，当时的御史们认为，杨炎用权力谋来的差价就是赃物。他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就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迫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

教训之一，是张居正固然也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也不干净。

明朝中叶后，政风十分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脂民膏尽人私囊。严嵩垮台被抄家时，竟抄出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它珍宝多得不可胜数。“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的结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嘉靖末年，太仓存银竟不到十万两，真是岌岌乎殆哉。

作为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当然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他在隆庆年间所上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即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极力倡导廉政。同时，它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他建议：。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张太岳集》卷三十六)在他主政后，不仅一再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力整顿吏治。而且还抓了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谋害亲子，与嫂通奸，“视人命如草菅，通夷、占军、谋财、夺产，贻害地方，不止一端”(《明神宗实录》卷四)。对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腐败分子，本当早该逮捕法办，但朝中官员感到他是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后代，不敢下手。张居正断然“驰使缚之”(《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绳之以法。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令人发指。他公然“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活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辉人耳……”(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三)，张居正明知这是皇亲国戚，老虎屁股摸不得，但还是与朱宪进行了斗争，尽管其中情节复杂，后来张居正为此遭来严重祸害，但对朱宪毕竟是沉重的打击。

但是，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色，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佚名：《天水冰山灵》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盲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后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十九点五八万两，另有很多良田。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明·焦：《玉堂丛话》卷八)甚至大吃海狗肾，“竟以此病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一百四十九)。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胡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本传)。守旧派攻击他是作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除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一百四十九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翟明荐自《大公报》2006年4月20日／李二保图】

不要丑化医生形象　作者：白剑峰

近来，一位医生感慨：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这说明，有的患者把医生当成了潜在的起诉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个医生真的太难了!

眼下，医患矛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医生，却很少倾听医生的呼声。事实上，医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虽然医生选择了沉默，但丑化甚至“妖魔化”医生的现象却愈演愈烈，极大地伤害了医务工作者的自尊和感情，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恶化。

一些手机短信是这样描述医生的：“医生分两类，一类是图财，一类是害命”；“强盗只能抢光你身上的财富，医生却能抢光你一生的积蓄”；“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见死不救，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这样的语言，字字如刀，尖刻至极。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在非典时期舍身救人的白衣战士，真的沦为“杀手”、“强盗”了吗?

不可否认，医疗界确实存在很多腐败问题，百姓深恶痛绝。一些医生医德滑坡，利用医药购销、医疗服务、药品处方、检查开单等活动，吃回扣，拿提成，牟取不正当利益。这不仅败坏了医生的形象，而且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贻害无穷，必须坚决遏制和纠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一个行业，否定一支队伍。我国有600多万医务工作者，如果真的都变成了“杀手”，怎么会有13亿人的健康?怎么会有人均期望寿命72岁的成就?事实上，每一位医生都希望“妙手回春”，没有一个人愿意患者丧命于自己的手术刀下，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那些把医生称为“杀手”的说法，既不公正，也不合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极端好和极端坏的部分处于两端，大部分处于中间。对于医生这个群体来说，没有任何特殊性。大多数医生都是平凡人，他们每天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救死扶伤。我们无须忽而把他们奉为“天使”，忽而又视为“魔鬼”。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才是对他们的真正爱护。

当前，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很多。医生固然难辞其咎，但根本问题还在医疗体制上。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看，不能“一边倒”，把责任全推给医生。试想，如果医生整日生活在偏见和指责之中，他们怎能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那样一来，医学如何进步?社会怎样和谐?因此，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惩恶扬善的制度，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宽严相济，惩教结合，使大多数医生知荣明耻，树立正确的价值现、利益现和荣辱现，最终趋善避恶。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任何一个社会，医生都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肩负着维护人类健康的职责。医生当自爱，社会也当尊重和关爱医生。丑化甚至“妖魔化”医生，既是社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耻辱。

【刘 畅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4月13日】

医生形象真的被丑化了吗？　作者：卜祥奥

白剑峰先生在《不要丑化医生形象》(见4月13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认为现在医生的形象被恶意丑化、妖魔化了，以至于“极大地伤害了医务工作者的自尊和感情，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恶化”，并且还举了几条短信作为佐证。可是，读罢该文，笔者对作者的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笔者以为，医生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目前，公众对部分医生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绝不能把这种反映事实真相的言论当成是“丑化、妖魔化”。如果说这些言论揭开了医疗界“丑”的一面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因为这“丑”是确实在那里存在着的，是某些医生用自己的行动换来的，绝不是公众恶意强加到医生头上的。所谓“无风不起浪”，试想，如果医疗卫生系统没有任何污点的话，社会上又何来关于医生的一些负面言论?

其次，作者还混淆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正如大家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但并不会使真正的好官受到伤害一样，大家对部分医生的意见，也绝不能等同于丑化了所有医生的形象。那些调侃的短信，那些被误割了器官的患者发几句牢骚，如果也能让医生的自尊受到伤害，那么这种伤害与患者的痛苦相比，真可谓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而且在事实上，当前大多数人对大多数医生还是很尊重的，试看，人们到医院看病时，谁不是毕恭毕敬地处处陪着小心?可是我们又何尝见过一个医生毕恭毕敬地对待一个普通的患者?当然，如果患者是位大款或高官，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作者认为“丑化”医生形象会“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恶化”，这一观点也颇值得推敲。因为正是先有了医生的道德滑坡，才出现了紧张的医患关系，然后才出现了公众对医生的不满，所以，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虽不能全加于医生一端，可是，针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药价居高不下、红包横飞、恶性医疗事故频发等方面，医生毕竟难辞其咎。可是，按原文作者的意思，好像是呼吁患者对当前卫生系统的弊病都不要说破，医学才能进步，医生才能“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可是，不要忘了，公众以前对医生的态度：什么白衣天使、什么救死扶伤等光辉的字眼全用在了医生的身上，可是，并没有换来医疗行业的风气好转，而是一天天地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笔者以为，如果一个行业没有监督机制，甚至没有一句说“不”的声音，那么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业。文中所举的那几条带有搞笑意味的短信，说不定正可以提醒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业还没有神圣到不允许别人评说的境界，距离“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要求也差的很远很远。

【邸笑飞荐自《德州电视报》2006年5月2日／李二保图《加强锻炼，别进医院》】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姜太公在他著作的《六韬》一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他主张国君要修德行仁，切不可为己而害民。中国古代历史一再证明，惟有如此，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让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每每温习康德留给后世的这句名言，总是感慨万千。人生于世，置身于广阔大地，放眼于幽深昊天，思及寰宇星辰，念及人类社会，只觉奥妙无穷，玄机无限。

□当造假者财源滚滚而来而成为百万富翁事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当官员们因为造假而升了官并且面对人民质疑的目光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时候，谁还有能力拯救这个造假的民族呢?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朝庭重用外戚，王莽之姑姑王政君(前70～13年)系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宣帝时被选为宫女，后为大子刘所幸。刘嗣位为元帝，立政君为皇后，成帝嗣位尊为皇太后，哀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栽。”而王家几乎人人都飞黄腾达飞扬跋扈，骄奢淫逸，可谓“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但惟独这个王莽，仍粗布陋衣，淡茶糙饭，“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因此，广被人们喷喷称赞。王莽后来位极人臣，然其谦恭、俭朴、忠诚、克己等种种美德仍丝毫未减当年。然而，后来王莽“翅膀”逐渐丰满，终于在朝野一片称颂声中露出其庐山真面目。他毒杀了十四岁的平帝，立二岁的孺子婴，自称假皇帝。这还嫌不够，最后干脆自己篡汉，做了十五年的皇帝。由此看来，一个人有时是天使，而有时则是魔鬼。难怪白居易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战国策·燕策》虽然载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用来比喻双方不和，互相争执争斗，结果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占了便宜。但国人似乎永远也不明白：家内相争，外人得利；君子相争，小人得利；国内相争，外国得利的道理。于是，双方吵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打得头破血流血肉横飞，斗得你死我活誓不两立，争得翻天覆地天昏地暗。到头来，自戕民族元气，自刎国家振兴。这就是中国人的愚昧!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就是中国人的悲剧!

□不可逆转的是时间，不可吸用的是毒品，不可凌辱的是人格，不可贩卖的是诚信，不可买卖的是爱情，不可忘却的是亲情，不可毁弃的是承诺，不可聆听的是奉承，不可践踏的是民意，不可抛弃的是孝心。

□诚然，世上假的东西也有美的和实用的。但除了有形的物质方面的假牙、假发、假肢等之类的外，恐怕绝大部分假的东西(包括无形的精神上的)都是为人们所厌恶和唾弃的。然而，在金钱的滋润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如今这假的东西不仅犹如庄周梦蝶的翅膀，纷纷扬扬，飘落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等各个层面，而且还如花似玉地盘开在国人灵魂的深处。君不见，一些国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面前，讲假话已经进到脸不红心不跳的境界，好像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吗?

□在思想的森林里，倘若只有一种鸟的啼声在荡漾，即使动听婉转，那林中的气氛也是寂静无生气的。

□历史老人早就告诉世人，一个乐此不疲地祈盼、制造、崇拜、歌颂伟人的民族，是永远也长不大的。

□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倘若公民本身的公民意识始终处于睡眠状态，即使国家十分强大，其城市市容十分华丽，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本质上来说，一切贪官污吏都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在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物交易”和“权色交易”的时候，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欲望，但首先付出的是自己的人格、良心、道德和灵魂，得不偿失。而做得不偿失的事，难道还不是愚蠢的吗?

□本来对捍卫官场清正廉洁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三令五申”，却早已成了“卧床不起的老娘”。面对“屁股底下一座楼”、“嘴巴一顿一头牛”、“公帑出国遍地游”的“前腐后继”，除了年复一年地有气无力地嚷嚷“严禁、严禁”外，眼睁睁地瞅着腰粗拳头硬的“掌权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不能制止，毫无威信、威风和威力可言。

【邸笑飞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4月24日／庞 彦图】

趣说人之种种　作者：张国学

人体诸多器官的生理特征及其不同功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果运用发散思维对其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联想思考，就会发现它蕴含着某些生活哲理及社会人生的迹象。

发

□剪断100次，就101次再生出来。

□不断地追求出人头地，才居身于人体之巅。

□变白后，或是衰败的秋霜，或是丰收的瑞雪。

头

□不仅是仓库，更应该是车间。

□崇高、尊贵，其价值仅仅代表生命吗?

□有统帅千军万马的才能，才被奉为“上宾”。

眉

□只因居身“脸上”这个好位置，才被人们着意美化。

□就因离眼睛太近，眼睛反而看不见它了。

眼

□自身先黑白分明，才辨得清黑白。

□追求健康有为，关键在于能够一尘不染。

□一旦喜看艳丽的窗帘，就欣赏不到外面美好的景致了。

鼻

□如果自身出了毛病，就分不清香臭了。

□欲洁身自好，非分分秒秒吐故纳新不可。

□为腹地的安宁，才突出地战斗在前沿阵地。

耳

□只有任何声音都听，才能辨清五音。

□虽呈现于两方，但往往只听一面之词。

□要选择美好的语言珍珠，自己首先得是优质的“筛子”。

嘴

□最大的不幸，是租赁给他人。

□能浇灌鲜花芳草，也能滋润毒菌恶藤的奇异泉眼。

□明明是“鹿”，也能发出“马”音的奇特扬声器。

牙

□宁为玉碎，也绝不放一个“沙砾”过关。

□在上上下下精诚协作之后，才显示出生命的伟大意义。

□一旦接过班，就忠于职守，直至退役。

肩

□不论担千斤，还是担八百

□不经重担的压磨，永远是娇嫩的。

□不管在左，还是在右，能起到承担的作用就行。

心

□因为身居要位，才被如此看重。

□健康有为，来自张弛有致的工作。

□是精英一定录用，是糟粕绝不保留。

□在吸收之前，总要有个认认真真的消化过程。

□为遴选精华，甘愿尝遍五味。

腰

□只有那些挺不直的，才需要靠点什么。

□一旦心甘情愿地弯下，就恰好成了“鞍子”。

□只有挺直的，才堪称中流砥柱。

手

□与“爪”的区别，就在于既能接，又能取，更能给。

□收拢，攥紧五指，才能成为有力的拳头。

□美丽的琴声，源于五指和谐有致的工作。

腿

□无论忽视哪条，都会给前进带来不便。

□进步，在于争先恐后的运动。

□是劈波斩浪的舟楫，也是仓皇遁逃的车轮。

脚

□可踏遍最长的道路，可攀登最高的山峰。

□在泥泞中行进，其印迹最深。

□虽地位低下，默默无闻，也甘愿负重。

骨

□不是自己该拥有的，增一分一厘也是病。

□206块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才有健康的整体。

□是否真“硬”，不在于体积的大小。

【钟茂昌荐自《思维与智慧》2006年第5期／李二保图《“挠”的进化》】

碎思录　作者：徐　强

□我对一只猴子说：“快，站起来，你将得到‘人’的待遇。”猴子一脸鄙夷：“你除了能站着，和我并无多大区别。”

□阿克顿说，自由意味着“增加责任”，自由与道德“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没有良知的自由，恰恰是自由的敌人；借自由之名玷污自由，与扼杀自由同等有罪。

□并非每一个高呼“打倒偶像”的人都值得歌颂。有人高呼打倒偶像，乃是出于他自己要充当偶像的目的。一部二十五史写得明明白白：无数偶像倒下去，又有无数偶像被供奉起来。

□为了“面子”，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做出种种不要脸的事情。他们喜欢用丢脸的方式保全自己的脸面。

□当代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声名狼藉，人称“垃圾”。诗人花枪的一句诗“祝福初恋情人／在别人的床上幸福、安全”，却使我很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占有和被占有、奴役与被奴役，还有宽容、尊重和平等。对别人的幸福，非但不妒忌，反而为之送上真诚的祝福——我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

□戴名世在《忧庵集》中说：虫子不停地吞噬树叶，直至树叶枯黄凋零。虫子和树叶一起掉到地上，树叶化人尘土，虫子则成为蚂蚁的美餐。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正做着虫子的事情，而且做得津津有味。

□比尔斯说，婚姻是“一种共体的形式，它包括一个男主人、一个女主人和两个奴隶，但他们加一起也就是两个人”。许多婚姻之所以令人心力交瘁，身心俱疲，因为演员只有两个，而必须扮演的角色却有很多。

□庄子说，相濡以沫。我却看到很多人在相“辱”以沫。当无聊成为时尚，口水便不值一钱。

□`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在一家剧院，碰巧后台起火了。小丑出来告诉观众，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并鼓起掌来。他请大家快离开，他们依然欢闹不止。”我由此而想到端坐在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地发表廉政报告的某些大腹便便的官员。听众的掌声，总是及时地响起，但是谁敢肯定，这些掌声，不是对“一个笑话”的回报呢?

【任法花荐自《视野》2006年第9期／庞 彦图】

契诃夫札记　作者：佚名

邸志鹰辑

□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越老越深入女人的事务，而男人越老越疏离女人的事务。

□某人永远与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就算这天花板是白色的，但就我所知，在光谱里白色由7种色素组成，很有可能，在这里，这7种色素过于暗或者过于亮，这样的话，就不是完全的白色了；因此，在说它是白色以前，我先得想想。”

□他这个人不笨，学习很刻苦，上过大学，但文章写得错误百出。

□N君是个歌唱家，他不与任何人攀谈，把喉咙鲈住，保护嗓子，但谁也没有听过他唱过一次。

□有个人总是抢先申明：我没有梅毒，我是个正派人，我的妻子也是个正派人。

□神父的儿子对女仆发脾气，骂道：“哼，你这头以色列国王的母驴!”而神父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暗自羞愧，因为他不记得《圣经》上什么地方提到这头母驴了。

□X君一辈子说的、写的都是关于仆人的坏处，以及纠正和管制的办法，但是到他死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仆人和厨娘外全都背弃了他。

□真正的男人是丈夫和官员的组合体。

□一个父亲教育自己的孩子，吃饭要细嚼慢咽，一天散步两个小时，洗冷水澡……他的孩子成人之后个个没有本事，生活不律。

□工厂经理N君，年纪轻，有资产，有家室，很幸福，写了篇《x水源之研究》，备受赞赏，应邀当撰稿人，辞去工厂经理的职务，跑到彼得堡，和妻子离了婚，倾家荡产，一命呜呼。

□丈夫和妻子都喜欢有客人来，因为没有客人在场他们就要吵架。

□一个女演员的丈夫在妻子作为头牌演员作纪念演出的时候，神采飞扬地坐在包厢里，站起身向观众鞠躬致意。

□N女士的丈夫先后做过陪审检查官，地方法院法官和高等法庭陪审员。这是个平庸的、乏味的男人，但N女士爱丈夫，一直爱到死。当她知道丈夫犯了错误的时候便给丈夫写些非常感人的信，她在临死的时候，脸上还露出动人的表情。很显然，她爱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某个高尚、美妙、并不存在的男人，而她把爱倾注到了丈夫身上。她死后，在房子里还能听到她的脚步声。

□N君要是拍集体照一定要站在前排的中间，要是有锋记簿，一定第一个签名，要是开会，一定要第一个发言。他总是发出惊叫：噢，多鲜荚的汤!噢，多美味的油炸果子!

□当女人像男人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时，人们便认为这是正常的，迷是可以理解的；而当女人像男人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时，人们反倒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你害怕孤独，你就别结婚。

□聪明人喜欢学习，愚蠢的人喜欢教别人学习。

【闲 推荐自《契诃夫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品味“张伯苓品格”　作者：耿银平

今年4月5日是中国大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1876年～1951年)的130周年诞辰。南开大学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和祭扫活动。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说，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南开精神这笔宝贵财富应该进一步在全社会大力传承和发扬。全市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以张伯苓先生为楷模，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张伯苓不仅属于南开，更属于国家；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代。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觉得当今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张伯苓品格”——

缺乏张伯苓的教育公心和坦荡“教格”。作为南开创始人，张伯苓其实也就是这所私立学校的创建者，南开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都应是张伯苓的私有财产。可看看这位“孔后办学第一人”“中国的富兰克林”如何做的。“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为南开诸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数是个人行为，他若提留若干人私囊，别人根本不会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1951年2月，张伯苓因脑溢血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他至死一贫如洗，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身上只有准备乘电车的几元零钱和两张戏院的门票。”“我用不着攒钱。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吗?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在这位教育家眼里，教育是传道授业的事业，不是谋取私利的职业；是振兴国民精神的加速器，不是发财致富的跳板；是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不是坑蒙拐骗胡乱收费的“学店”。

看看当今教育，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校长，大都将“盈利”当成了首要办学目标，借助于择校费、高学费和各种复杂名目胡乱收费。在江苏省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宋颂康以自己家三代人同上一座高校、但“三代大学生学费涨100倍”的现实，指出教育作为社会公用品的服务职能和惠民职能受到了严重抑制。教育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让人无限痛惜。

乱收费就乱收费吧，只要能将孩子教育好，家长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可在教育方针上，重智轻德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畸形。重点崇拜、精英崇拜、奥林匹克、分数成绩，以及名牌大学等功名利禄成为当今教育主旋律。孩子们的人格生长和快乐要求以及心理发展和服务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品质成为纸上谈兵。其结果是一些孩子成才了，却未能成人；有分数了，却失去了健康人格。这种舍本逐末，在张伯苓时代就已得到了纠正。“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亲自登台主讲。他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和处世之道。张伯苓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特别是他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据报道，“南开中学的教学楼上有一面大穿衣镜，镜子横匾上镌刻着40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让学生一进教学楼，就有整洁的仪容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张伯苓教给学生的不仅有知识，更有品质和骨气，以及坦荡人格。所以，他的学生中才能出现像周恩来、张学良、梅贻琦这样的佼佼者。

还缺乏张伯苓的“朴素情结”。教育是为了给学生提供精神成长，而不是为了让学生享受优质物质生活。可当今教育在软件建设，比如师资力量、名师效应和教育思想上力度不大，而硬件建设却非常奢侈豪华，大学就是要大量圈地，中学就是要豪华教学楼。各地为此还进行了盲目攀比。这种“豪华教育”看起来耀眼光彩，背后却是教育空虚和黑洞，学生在这种“暴发户式的教育”中得到多少真正的文化和灵魂熏陶呢?这种大手大脚与张伯苓的“小气”形成了可怕的反差。据报道，“张伯苓经常去北京、南京办事，为了省钱，他一直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价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于小店卫生条件差，张伯苓不得不随身带着一包臭虫药。当他的名气已经很大时，仍住在平民区简陋的住宅。一次，张学良慕名来访，乘汽车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只好下车，一边步行一边打听，才找到张伯苓。事后张学良感叹地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

当教育具备了更多“张伯苓品格”，具备了公心和公益性，回到了灵魂教育和人格教育本位，回到朴素的教育规律上，教育的春天才能真正来临。

【张家禄荐自《成都晚报》2006年4月16日／苏 凝图】

不自量的韩信　作者：蒋　泥

年轻时韩信受胯下之辱那是人人皆知的。当时韩信还在乡里，贫而无形。屠肉市上一位少年就对他说，他虽然长得高，好带刀剑，心里却没什么胆量，如果你不怕死那就用剑来刺我试试；要是怕死的话，你就从我的裆下爬过去。韩信看了那少年好一会儿，最后匍匐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把当年侮辱他的少年封为中尉。以此见得他大人雅量。

单看这件事其实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地位不一样了，人的表现会发生许多变化，即只有看长期、看一生，把所有变化纵观了，细细考量，一个人的本性才能被看清，不至被曲解、误会。以战积功的韩信，和那位少年的历史地位悬殊过大，斤斤计较于他反见得自己狭隘、小人了。加之如日中天，韩信正走到人生最高点，那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一切都朝顺他，度量和境界自然非比寻常。

但此一时彼一时，不久刘邦怀疑他造反，收回他的军权，将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这时他又怎样表现的呢?还能具备先时的豁达与大度吗?

不能。

当时他很不开心。有一次去樊哙家做客，樊哙口称他大王，跪拜迎送，极尽礼遇，按理韩信应该知足，出门来他却苦笑着，感叹说没想到今生会和从前的部将樊哙等人为伍。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心态呢?

我想它或许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换了其他人，也许要把它深深地埋在心中，韩信不然，他将它说出来。可见他是很自信、很张扬、很自负的，既不知道明哲保身，也不懂得含蓄收敛。随着声望日隆、功高盖主，他的确在“自以为是”，连上司刘邦都觉到了危险，他岂能有什么好下场、好结果呢?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皇权时代的才能之士，一般都是这样的下场吧?

【曹炜明荐自《今晚报》2006年4月28日／郑辛遥图】

新闻和日记　作者：侯发山

一

本报讯：3月11日上午，我县x局局长刘水冒雨率队到腾飞煤矿调研。这是局长刘水年初上任后首次到该矿检查工作。局长刘水在听取了矿长朱全福的汇报后，针对企业面临的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他要求腾飞煤矿尽快拿出整改措施，加大安全投入，消除隐患，力我县经济腾飞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2005年3月12日《W县报》

3月11日 星期五 阴

腾飞煤矿。矿长朱全福，性格豪爽，强烈要求进步且胆大心细。晚上安排我在“醉玫瑰”喝酒……他又通过司机给了我一只金表。此人可交朋友：☆☆☆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二

本报讯：我县X局大胆改革用人制度，对全局的中层干部实行竞聘上岗，一改过去中层干部由局领导任命的陋习……

——摘自2m5年3月29日《W县报》

3月29日 星期二 阴

张、李、王这三个人尽管有水平，却一点表示也没有，不在考虑之列：x

马、刘、冯会办事，特别是马，聪明机灵，脑子活络，宜重用：☆☆☆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三

本报讯：我县石沟村特困户马栓柱在我县x局局长刘水的帮扶下，终于脱贫致富走上小康。几个月来，刘水通过多方奔走，终于给马栓柱找出一个养殖奶牛的项目。他又拿出自己的5万元积蓄，帮助马栓柱购置奶牛。此外，刘水还亲自给马栓柱的女儿马小红安排了工作……

——摘自2005年4月25日《W县报》

4月26日 星期二 阴

我让马小红看了昨天的县报。这小妞还算识相，说月亮代表她的心……有机会给她弄套房子，不能让她再做保姆了，免得外人说闲话。

——摘自局长刘水的《私人日记》

四

本报讯：昨天下午，我县x局局长刘水率队到县陶瓷厂指导工作。据悉，这是局长刘水上任以来首次到该厂调研。在县陶瓷厂厂长牛金的带领下，局长刘水一行深人车间一线，详细询问了该厂前五个月的生产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局长刘水针对企业面临的形势、发展前景作了深刻分析，他希望县陶瓷厂精诚团结，渡过难关，为我县经济腾飞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2005年5月26日《W县报》

5月26日 星期四 阴天

县陶瓷厂，厂长牛金，军人出身，性格耿直。晚上在厂里的职工餐厅吃的便饭。此人应提防，趁机换掉：X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五

本报讯：我县x局局长刘水上任半年多来，十分关心本局离退休职工的生活。今天上午，局长刘水带领班子成员到离退休职工家中进行慰问，亲自把面粉和食用油送到离退休职工手中，让他们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暖……

——摘自2005年7月8日《W县报》

7月8日 星期五 阴天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又到了半年述职的时候，不抓紧折腾几下不行啊。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六

本报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县X局为了招徕四海客商，发展地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投入八十多万元于8月16日上午在县中心广场组织了一台明星演唱会。我国著名歌星牛玉莹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有十二位应邀到会的老板都签定了意向性的合同书……

——摘自2005年8月17日《W县报》

8月16日 星期二 风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话真他娘的是经典。这次赚了12万，开销安到了牛玉莹的出场费里。局里他们几个都多多少少赚了一笔。乡下的舅舅也不傻，发票上是三角钱一个的气球八十万个，事实上只用了两万个，市场上一角钱六个……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七

本报讯：9月16日上午，我县在县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反腐倡廉会议……

——摘自2005年9月17日《W县报》

9月16日 星期五 睛

无风不起浪。今天的会议不同寻常，以后得小心行事，特别是家人及那几个哥儿们。

——摘自刘水的《私人日记》

补记：刘水于2005年10月21日被“双规”。笔者从在检察机关供职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刘水的《私人日记》。“☆”和“x”为日记原有，所指不详。

【任法花荐自《金山》2006年第5期】

机关笔记　作者：王树国　陈文新

司 机

年初，新来的局长走马上任，按照惯例需要配一个专车司机，办公室周主任心想，要给新局长物色一个好的人选。

正巧，前几天周主任的一个老同学来串门，说他儿子在部队给首长开车，刚退伍，身高1．80米，长得很魁梧。周主任也见过这个小伙子，知道他人品好，技术也高，便向新局长推荐。可新局长听了汇报，头摇得像拔浪鼓似的。

周主任又到人才市场去挑选，一下子相中了两个年轻人：一个身高1．78米，长得胖胖乎乎，一个身高1．76米，长得很精神，都有几年驾龄，又都是“大学漏”。于是，周主任又向新局长推荐这两个人，让新局长裁夺。结果，还是不合意。新局长说：“我自己找吧。”

过了几天，新局长自己挑的司机来报到。办公室周主任一见，个子比新局长矮，身体比新局长瘦。

周主任终于明白：新局长精瘦的个儿，没有“官相”，如果挑的司机比新局长有“派头”，下乡时老百姓还不把司机当成领导?新局长考虑周到!

推荐

前些日子，局里要选一名市级劳模。推荐谁呢?局长心里早有了人选，他想报办公室打字员邬媚，可上级工会还要派人参加职工民主推荐会，又怕没有人投她的票。

正当局长为这事儿犯愁时，政工科李科长猜透了局长的心思，低声对局长说：“这个好办，我找几个中层干部忽悠忽悠，事情就解决了。

于是，李科长先跟办公室、宣传科、人事科、财务科、保卫科等主要科室的头头说明了上头的意思。接着，这几个科长又分头做科员们的工作。

结果，在选劳模那天，女打字员邬媚得了800％的票。

报上级工会批准后，一些看不惯的人私下议论：早就内定了，还搞假推荐，还不就是局长看着小邬顺眼?

白 跑

县局的扶贫点在北部偏远山区的杏花岭村，距离局里约有100里路。由于有些贫困户无钱买化肥，县里要求，春耕前要给10个贫困户每家两袋进口尿素。

这天上午10点，局长和书记带队，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随行，开着两辆小轿车和一辆卡车出发了。

山路颠簸难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村头上。

谁知，办公室主任打通了一个电话后，又让司机调转车头，拉着化肥“打道回府”，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电视台记者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谢允芳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4月27日】

可耻的官员“十相”　作者：李小磊

虽为一介平民，但耳闻目睹官员诸相，不吐不快，希望能让某些官员对镜反思，让执法部门惊醒。

之一，会场上，官相。此等官员最爱开会，开会必说，说话必堂皇，耀武扬威，满嘴大话，空话，假话，漂亮话，就是没一句实在话。

之二，读书学习，睡相。开会学习，昏昏欲睡，回来汇报，材料一推，到底什么精神，什么实质，天才知道。

之三，看见漂亮女人，色相。下属不必说，三陪不必说，凡是遇见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子，必垂涎三尺，权力成了玩女人的资本。

之四，务实工作，蠢相。务实工作，胸无一策，愁眉苦脸，造假应付。

之五，对待下属，凶相。只要职位比自己低，就给出一副凶相，好像不凶，不足以显示出高级威风。

之六，公务工作，懒相。能分则分，能推则推，到最后，自己的具体工作几乎没有，偶尔有点，也是懒得很，文字材料秘书代劳，走访工作属员来跑。

之七，个人事情，忙相。跑个关系，弄个特权，找个空缺，大概是每日繁忙之主要内容。

之八，上司面前，媚相。上级领导来了，必然笑脸相迎忙不停，必然喝酒喝得死也行，只要领导高兴，什么都可以奉送。

之九，形象工程，富相。喝酒要喝一流，坐车要坐豪华，住宿要住星级，配备要配名牌，广场要大，楼房要高，活动要规模，好一副大款富豪相，实际上是花公家钱财不心疼。

之十，平民事业，穷相。工资拖欠了，因为穷；教育不投入，因为资金紧张；医疗全卖，甩包袱；等等，只要是涉及平民利益的就是一副穷酸相。

此等“十相”官员在我们的官场现形张扬，我们的官场就难有好气象。

【倪早菊荐自《知识博览报》2006年4月24日／张 滨图】

弼马瘟招标　作者：侯国平

在太白金星的极力举荐下，美猴王到天官当上了国家干部，虽说官不大，毕竟是单位一把手，红头文件里写着官名叫御马监正堂管事，老百姓又叫“弼马瘟”。

弼马瘟就弼马瘟，反正手里有权了，就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弼马瘟想办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在御马监建一座18层的天马馆。他听太白金星说，当官就要搞点政绩和形象，不然的话，就别想往上爬。弼马瘟很想往上爬，至少也要爬个厅级干部当一当，所以他想弄点政绩和形象叫上级领导看一看。什么叫政绩工程，他说不好，反正是领导能看得见的东西，盖个大楼矗在那里，就叫政绩工程吧。

天马馆建设项目，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批下来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找个建筑队，赶快开工建设。

弼马瘟心里打起了小九九，18层的天马馆不算大项目，投资预算只有二个亿，虽说油水不大，比起修高速，建机场差了很多，但这是他当官后经手的第一个工程项目。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打算叫花果山建筑公司来承建这一工程。

当他把这个想法在御马监班子会提出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监丞说，谁干都是干，还是自家人干好。监副说，花果山是大王的根据地，老百姓跟着大王出生入死吃了不少苦，这样的好事，理应想着他们。

就在弼马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时，赤脚大仙带领“天风廉政检查团”来到了御马监。赤脚大仙对弼马瘟走上领导岗位后，认真学习，廉洁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高尚行为给予了肯定。这让弼马瘟一头雾水，不知所以。赤脚大仙说，工程建设是腐败高发区，要严防死守，不可粗心大意，弼马瘟只是点头。

原来，这位光脚神仙听说了御马监要建天马馆。他悄悄对弼马瘟说，建筑队找好了吗?弼马瘟说，没有最后定。赤脚大仙说，他手下有个建工队，不知行不行。弼马瘟说，怕不行。赤脚大仙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塞给他一张百万元的活期存折，叫他考虑考虑，说着扬长而去。

没想到八字没一撇，就有人上门送钱，弼马瘟顺口就把这事告诉了监丞，说这一百万不能要，他想把钱上报到玉皇大帝。监丞说，事情没办成，不要花人家的钱，这叫讲诚信。弼马瘟就说，那就把钱还给那个光脚了的神仙吧。

就在弼马瘟商议已定，准备退钱时，托塔天王李靖来访。那天王一见面也是猛夸弼马瘟，当了神仙不忘本，廉政建设搞的好。接着就直奔主题，说天马馆是一个重点工程，要精心施工，搞个样板，建筑队伍一定要挑好的，哪吒三大子最近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愿意出低价承揽天马管工程，说着也掏出一张金卡，说里面有一百万。

弼马瘟这一回不敢再收了，左推右让，硬是把金卡退给了李天王。托塔天王不知道这猴头葫芦里卖的啥药，就问，工程有主了么?弼马瘟点头说，有主了。天王又说，哪家的?弼马瘟说，花果山的，天王只好收了钱拂袖而去。

不久，玉皇大帝收到群众举报，说弼马瘟违犯天条，在工程承包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玉帝非常重视，便派太白金星前往查处。

弼马瘟连声喊冤，一五一十向金星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退还了赤脚大仙的一百万存折，事情也就拉倒了，太白金星说，建天马馆是个好事，要公开招标，想让花果山建筑公司承包工程也不错，但要走正常程序，别让人家说三道四。

弼马瘟头一回听说公开招标这个词，那就公开招标吧。按照太白金星的指示，首先在《南天门日报》登出了天马馆工程公开招标的启事。结果前来竞标的络绎不绝，三天内就有上百家。

到了“天马馆公开招标”中标大会那天，弼马瘟心不在焉，因为他知道这桩买卖已经定给了大白建筑公司，那是太白金星的烧火童子办的，那烧火童子也塞给他五十万。

只见招标会上，一帮人正襟危坐，一帮人竞相争标，一帮人拍照录相。弼马瘟只是哭笑不得。

第二天，《南天门日报》登出重要消息，天马馆工程昨天公开竞标，这是御马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整个过程，阳光透明……

【刘畅荐自《汕尾日报》2006年4月5日】

官话　作者：张中杰

十年前大学毕业后，我被安排在局机关，当了一个写材料的小秘书。十年后，成了掌管一二百号人的一局之长。其间，娶娇妻生儿子，令人羡慕。

取得如此长足进步，仔细想来，得益于官话。

想当年，我在给老局长写讲话稿和工作报告时，总是按照他的意图去写，将上级称谓改成“我局”，加上一些“结合实际、依托本地优势”之类的话，再推些数字、典型事迹就成了。在讲话和报告中，我常用。加快步伐、上新台阶、重大突破、再创辉煌”等词来提出对目标的要求；用“以身作则、狠抓落实、高效务实、激励机制、绩效挂钩”来形容措施得力；在写到取得1的成绩时，必冠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这些话是断不可以少的，若撇开不讲，就会涉嫌妄自尊大，不尊重领导，不尊重同志，很可能会影响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在结尾处，常写道“让我们紧紧团结在局领导周围，廉洁奉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探索开拓”。这样的写法老局长很满意，很快我也写成了办公室主任。此后，我咋写他就咋念。一次他把我标注的“(此处可能有掌声)”都念上了，弄得哄堂大笑。

不知何时，老局长的宝贝女儿大学毕业后到我局上了班，老局长安排让她跟着我学写材料。没过两年，我们便写进了婚姻的殿堂。几年后，老局长——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称呼的老领导退休了。我也通过努力奋斗登上了局座。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上任后进行了人事调整。我告诉大家：“在单位要以工作为重”，这样谁还会不服从“工作需要”呢?于是，那些“工作需要”者便在晚上或节假日登门“打扰”我一番。这时，我会说：“干得不赖，研究研究……”在调整干部工作的会上，我说：“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人事调整，是上级的要求，我们要严格按照要求，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如果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把皮球踢到上级那里去，看谁有啥办法。

一天，岳父过生日，妻子带去了一箱酒，打开后，一沓纸币露了出来。岳母说：“我这局长女婿就是好，祝寿还上大礼。”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不知是哪个“工作需要”者的。

入席后，众亲友一致推举我作祝酒辞。我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是我的老领导、岳父大人的大寿。借此佳机，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家人，首先对多年来精心培养我、大力支持我工作的岳父大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下面请大家在岳父岳母的领导下，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吧!谢谢大家!”岳母高兴地说：“瞧!我这女婿说话多有水平，从哪儿学的呀?妻子说：“都是跟我父亲学的。”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6年4月27日】

公款吃喝“有益论”　作者：海　纳

20年前，著名作家王蒙写过一篇《诬告有益论》，称“诬告无罪，诬告无害，诬告有理，诬告有益”。自从读了那篇文章，我就想仿作一篇《公款吃喝有益论》，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直到最近有一天，在某市某饭店就餐，听到邻座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公款吃喝，于是赶紧掏出纸笔，伏在一边，详细记录。回家整理，发现几位发言的主题，正是“吃喝无罪，吃喝无害，吃喝有理，吃喝有益”。

甲：公款吃喝有利于对外开放。家里来个客人，还得管顿饭呢，外商来了，能不招待?我们那儿有个项目，和香港的一家公司谈了18轮，光招待费就花了5万多元。可人家最后在我们县投资5000多万元。你说少吃5万元划算，还是引来5000万划算?

乙：公款吃喝有利于上下团结。哪个领导下到基层，不愿意受到热情招待?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既是下级的责任，也是对上级的尊敬。这年头，你领着人家到机关食堂去吃饭，或者炒两个莱当工作餐，保准领导不高兴。坟提拔的提拔不了，该当先进也当不成。

丙：公款吃喝有利于刺激生产。我们那儿有个狗屁文人，写了一篇文章，建议全国人民都戒酒。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全国的酒厂都停产了，国民生产总值、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将会减少多少?又会有多少工人下岗?

丁：公款吃喝有利于拉动消费。从经济学角度看，公款吃喝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很大贡献。比如我们到这个饭店来吃饭，这个饭店就有生意。饭店赚了我们的钱，然后去买酒、买菜、买鱼、 买肉、去发工资、交税，整个市场一下子就活了。

戊：公款吃喝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咱吃的莱也好，饭也好，鱼也好，肉也好，山珍也好，海味也好，不都是农民种植、养殖和捕捞来的吗?咱吃得越多，这些农产品的销路就越好，价钱就越高，这不就是为农民增加收入吗?

己：公款吃喝有利于低薪养廉。谁可怜，还不就是咱当公务员的可怜?看那些大老板，人家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坐什么，玩什么?咱那每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人家一顿饭钱。让咱们吃点儿喝点儿，对低薪是一种补偿，有利于保持廉洁作风。

庚：公款吃喝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酒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无酒不成札，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典，无酒不抒情，无酒不励志，无酒不壮行，无酒不成敬意。举杯才知乾坤大，沉醉方悟人生短。

辛：公款吃喝有利于科技创新。一是在烹饪技术上创新，二是在酿酒配方上创新，三是在饭店管理上创新，四是在接待礼仪上创新，五是在劝酒方法上创新，六是在醒酒药物上创新，七是在利用酒桌研究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上创新，入是在利用酒桌交流经验以处理好干群关系、家庭关系等各种关系上创新。

上述几位的分析还很不够。下一步主要是统一认识，加强领导，消除杂音，扫除障碍，进一步加大力度，一如既往地吃下去、喝下去。

【李从渊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5日／李桂元图】

“聪明人”语录　作者：金　莜

老板永远是对的。如果老板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你最好去和太阳商量，明天可不可以从西边出来。

谁升起，谁就是太阳；谁有权，谁就是真理。

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不讲话同级不高兴，讲笑话上下都高兴。

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

谁沉默，谁安全；谁多嘴，谁艰难；谁装傻，谁光荣；谁举报，谁危险。

吃饭比睡觉重要，老婆比吃饭重要，情人比老婆重要，自己比情人重要；下级比群众重要，同级比下级重要，上级比同级重要，个人比别人重要。

要学坐车的人，不学开车的人。

有钱，你可能不快乐；没钱，你肯定不快乐。

财富是地位，财富是身份，财富是生活质量，财富是实现个人人生目标的资本和工具。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踏进任何一个新地方，踌躇满志的你一定要注意，不仅仅要看到墙上悬挂的、形成文件的那些看得见的明规则，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发现和适应其背后暗藏的潜规则。

没有医保和寿险的人，天黑以后不要出来管闲事。

真话，说起来常常很随意；而假话，说起来一般很认真。

不读完大学并不难，难的是不读完大学之后能不能成为比尔·盖茨。

你吃他也吃，为啥我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白痴才不吃。

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商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对情妇温言软语，对酒友胡言乱语。

当官就要胸怀宽，难题多交副职办，既不揽权又民主，还能赌场打两圈。

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

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

不穷千家，不富一家；发财一家，苦死万家。

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在于：穷人在家看电视，富人在外跑市场；穷人攒钱，富人投资；穷人走亲戚，富人交朋友；穷人专注领薪水，富人考虑发工资；穷人指望被人挑选，富人想到选择别人；穷人学手艺，富人学管理；穷人听消息，富人听演讲。

有钱环境适应你，无钱你须适应环境。

【刘可荣荐自《大公报》2006年5月16日】

买玻璃　作者：赵功彦译

圣诞节前夕，我在打扫卫生时，将客厅的一块装饰玻璃打碎了。这种玻璃很独特，一般市场上很少出售。

于是，我决定到市区走一道，争取买到这种玻璃。

据说，出售这种玻璃的商店在库尔巷的斜坡上。

次日，天刚亮，我就到市区来了。

下了汽车，向一个老头打听卖玻璃的商店。

“库尔巷?”老头愣住了，说：

“这个巷名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时，有个中年妇女经过，老头向她打听起来。

妇女惊诧地说：“我在这儿住了二三十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巷名儿……”

她正要说下去，一抬眼看见有个白胡子老头朝这边走来，立刻话锋一转：“那是卡热老汉，本地老住户，也许老先生知道。”

“库尔巷?”卡热老汉迟疑半天，才说：“好像有那么一条巷子……靠近城吉大街……”

“那儿没巷子，”老头打断卡热老汉的话，“我在城吉大街邮局工作过，那儿根本没有这条巷子。”

这时，一对夫妻过来了。老汉向他们打听起来。

年轻丈夫思忖片刻，随即恍然大悟道：“想起来了!这条巷予在雪原大道的拐弯处。”

“你瞎说什么呀。”妻子瞪了丈夫一眼，“那是哈吉巷。”

“你记错了!是库尔巷!”丈夫责备地看着妻子，又故意提高嗓门，“你今天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老是说胡话，耍酒疯!”

妻子被激怒了，与丈夫争执起来。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谁都在打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了。

不知谁燃起了一堆篝火；一位营业员开始来卖肉包子；靠墙站着的男青年抱着吉他弹起乐曲来；一部分人跳起舞来；一个小秋子站在汽车顶盖上演讲……

夜幕早巳降临了，装饰玻璃商店所在的库尔巷仍然没能打听到。

我心灰意冷，决定打道回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人海里挤了出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家中。

可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去市里了，不知道今天那里发生了什么特大新鲜事儿。晚饭在炉灶上。

【倪早菊荐自《格宵》2006年第5期】

新警世恒言（三则）　作者：刘志民

涉权诉讼难有感

权大法大，争论不下；涉权纠纷，法院就怕；

由此推论，权比法大；这是为啥，传统文化；

法治国家，成为空话；怎能和谐，民族中华!

上访难有感

关键时期要稳控，上访伤害领导情；

坐车住宿无空闲，白白损失大量钱；

冷热饥渴圉又累，自己遭受很多罪；

冷横硬贪耍威风，侮辱人格滥用刑；

解决问题在基层，上级批示不管用；

为民办事天天喊，出现纠纷无人管；

没有解决继续访，到市赴省找中央；

相信组织相信党，上访群众意志强；

上访人都讲真话，心底无私咱怕啥；

公平正义总会到，和谐诚信讲礼貌。

打官司难有感

百姓有冤找法院，评理地方先要钱；

枉法裁判超审限，一个官司打几年；

监督不力事难办，违法违纪谁能管；

赢了官司赔了钱，讨回公道难难难；

依法治国强审判，清除腐败是关键。

【蓝光清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4月28日】

戏说个别干部　作者：小黄瓜

“三管”干部

一管月底领工资，二管安排他儿子，

三管划拳抄碟子，公事撂到一边子。

“三线”干部

了解情况电话线，布置工作广播线，

检查生产公路线，干群永远不见面。

“四能”干部

聊起闲传能说，端起酒盅能喝，

舒服地方能睡，遇到问题能拖。

“蹲点”干部

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内容全面，就是不干。

上午乱转，中午乱灌，下午游魂，晚上乱抡。

“八子”干部

领导面前卖关子，群众面前摆架子，

大吃大喝尽点子，碰到问题没法子，

上班办公哄孩子，下班“垒墙”钻桌子，

小病大养保身子，得过且过混日子。

“懒汉”干部

一坐就是半天工夫，二唠不丢手中茶壶，

三拖不管身外事务，四等不想迈出半步，

五靠公家集体照顾，六见工作就装迷糊，

七叹自家少钱没福，八怨开放改革迅速，

九骂“勤快”占了他路，十成是个懒汉干部。

【冯建成荐自《笑林》2006年第6期】

“奖金来源”　作者：杨翰端

“水利办”、“防洪办”，奖金来自水利款……

“防灾办”、“救灾办”，奖金来自赈灾款……

“扶贫办”、“支农办”，奖金来自扶贫款……

近水楼台先得月，雁过拔毛不手软。

为谋私利巧算计，岂管群众冷与暖。

胆大妄为无顾忌，这“办”那“办”该查办!

【官守义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4月24日】

“大观园”　作者：初　山

某些部门很消闲，就像“大观园”。

湘云梦人花丛间，黛玉美容潇湘馆。

探春习字书案上，宝玉呆坐怡红院。

看网页，织毛线，翻报纸，聊闲天。

茶文化，配香烟，酒文化，伴棋盘……

文化高了才文明，文化低的才流汗。

蓝领白领加灰领，领分几种本自然。

父老乡亲来办事，接待方式很简单——

好话坏话都是理，好听难听事难办。

笑脸苦脸会变脸，好看难看事不办。

大观园里效益好，这样工作照拿钱。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13日】

《聊斋》新唱　作者：新　华

你也反腐败，他也反腐败，

喜怒哀乐——一起都到心头来。

奇也不必奇，怪也不必怪，

五子登科——总比两袖清风更可爱。

台前发宏论，幕后发邪财，

几分庄严、几分虚伪、几分坚定、几分徘徊

此中奥妙，谁能解得开。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23日／唐少仪图《有水喝了》】

一段歌词　作者：吕日周

百姓是天，天大无边。

百姓是地，地大无沿。

有了这个天，才有大小官。

有了这个地，才能有江山。

为民排忧患，天会降甘霖。

为民解难题，地献五谷丰。

官要敬畏天，一步一重天。

官要欺压地，身败又名裂。

是非曲直天下事，街头巷尾闲谈中。

【冯建成荐自《法制博览》2006年第5期／左都建图】

没有……只有……　作者：一雁飞

没有情调只有调情

没有感性只有性感

没有情色只有色情

没有性爱只有爱性

没有人情只有情人

没有感动只有动感

没有计算只有算计

没有称号只有号称

没有打假只有假打

没有法治只有治法

没有定规只有规定

没有法办只有办法

没有教学只有学教

没有民顺只有顺民

没有专著只有砖著

没有陪审员只有陪衬员

没有人溜狗只有狗溜入

【王翔字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4月23日／毕传国图】

“自我批评”　作者：刘德亮

问题成堆甭怕，

咱有应对办法。

来个自我批评，

堵住他的嘴巴。

拳头高高扬起，

手指轻轻落下。

坏事由大化小，

好事由小变大。

贪污说成借款，

渎职说成失察。

只要过了此关，

日后该咋还咋。

【聂勇荐自《新乡日报》2006年4月24日／李桂元图】

民工之歌　作者：冬　缘

盼 活

结队成群倚道旁，

担砂负重抢着扛；

加班劳累还觉幸，

背痛腰酸盼主相。

欠 薪

一年疲惫又一年，

苦辣酸甜主不怜；

老板欠菥无处觅，

农民血汗化云烟。

生 病

风寒感冒尚无妨，

肾痛结核却总扛；

病入膏育怕就医，

缘由可问肚兜囊。

老 小

叟妪留乡耕地田，

儿童学辍住庐檐。

磋砣岁月两鬓角，

告老可知谁顶班?

【冯建成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4月28日／李二保图】

官场怪状　作者：宇智波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喝一杯酒；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拿一盒烟；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嫖一次娼；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贪一宗款；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考一遭“察”；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提一个官；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换一部车；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拜一拜仙；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拍一次马；

宁愿当官的时候，多过一回年；

孝悌忠信、礼义耻廉、马列毛邓、全部靠边；

即使今天被双规，哪怕明天就收监!

【蓝光清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4月28日／王 敏图】

吹牛冠军（外一则）　作者：何满子

甲、乙、丙三人，各夸其吹牛的本领，争吵不能定论，乃各以其经历作佐证：

甲：我曾两次参加国际吹牛比赛，获得金质奖及荣誉奖。

乙：那有什么了不得，比赛有偶然性，而且你可能是在一群低能吹牛者之间获胜，矮子中的长子而已。我曾被七种世界名人大辞典所收录，一致尊为吹牛大师。

丙：兄弟没有二位的成绩，只是当了三年广告设计师，所设计的广告还算风行。

甲、乙两人低首认输。

儿童妙论

报上说，惩罚小孩最有效的手段是不准看电视。只要以“不准看电视”来警告孩子，孩子就会乖乖地听话。

由此想起了友人见告的一段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A：听说从前根本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真想不通，不知那时候的人是怎么活的?

B：噫，那时候的人不是都死掉了么?

【张甫卿荐自《远年的蕾薇》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有目的　作者：赵功清

中介的目的不是帮助就业而是收取费用

导游的目的不是引导旅游而是推介商品

攀高的目的不是锻炼身体而是讨要工钱

获奖的目的不是勇争先进而是脸皮贴金

开会的目的不是研究工作而是游山玩水

出国的目的不是学习考察而是异域赏景

扩招的目的不是多育英才而是广开财源

读书的目的不是掌握知识而是混个文凭

培训的目的不是提高能力而是多拉关系

兼职的目的不是多做工作而是多头领薪

争论的目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刻意炒作

诉讼的目的不是讨回公道而是借此出名

打牌的目的不是休闲娱乐而是输钱行贿

喝酒的目的不是交流感情而是醉后批文

执法的目的不是纠正违章而是罚款创收

义诊的目的不是看病治病而是推销药品

提拔的目的不是知人善任而是卖官敛财

研究的目的不是慎重其事而是等钱上门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2日／夏清泉图】

不要等到……　作者：阿德里安娜·贝略

不要等到想强作优雅时才露出微笑。

不要等到想要得到爱时才付出。

不要等到孤单时才想起朋友。

不要等到有了最好的职位才去努力工作。

不要等到兵败时才记起他人的忠告。

不要等到生病时才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不要等到完美的对象出现时才恋爱。

不要等到有人赞赏时才相信自己。

不要等到要分离时才后悔没有珍惜感情。

不要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自己错了。

不要等到腰缠万贯才准备帮助穷人。

不要等到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热爱过生活。

【冯建成荐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30日／庞 彦圈】

权利与权力　作者：王　凯

你有上访的权利，我有围追堵截，甚至送你进班房的权力。

你有劳动得报酬的权利，我有无限期拖欠工资的权力。

你有曝光的权利，我有砸你相机、打你记者的权力。

你有刚正不阿的权利，我有不用你、不提拔你，甚至排挤你的权力。

你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有收费高得让家长吐血的权力。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4月9日／黄随娥图】

送礼　作者：王　纯

民给官送礼，那是溜须拍马；官给民送礼，那是关心群众。

民给官送礼，至少是名烟佳酿；官给民送礼，顶多是白面香油。

民给官送礼，掏的是个人腰包；官给民送礼，花的是公家钞票。

民给官送礼，背后不会再有第三只眼；官给民送礼，背后肯定还有一大群人。

民给官送礼，是绝不希望登报的；官给民送礼，是绝不容许不登报的。

民给官送礼，官总是爱搭不理；官给民送礼，民经常磕头感激。

民给官送礼，一半无奈一半憋屈；官给民送礼，五分满意五分得意。

民看着旨送来的礼，常常想吃完之后怎么办?官看着民送来的礼，常常想用不完怎么处理?

无论官或民，送礼的也许并不想送；无论民或官，收礼的也许并不想收。

只是送或收的人多了，时间久了，便渐渐成了习惯，成了规矩。

【唐占杰荐自《文学天地》2006年5月下／陆贞琴图】

原先　作者：刘　鹤

原先的削价销售，后来叫处理。

原先的新闻机构，后来叫媒体。

原先的移动电话，后来叫手机。

原先的电影男明星，后来叫影帝。

原先的个性特色，后来叫酷毙。

原先的超短裙，后来叫迷你裙。

原先的点子，后来叫创意。

原先的辞退解雇，后来叫“炒鱿鱼”。

原先的亲密无间，后来叫零距离。

【牟大裕荐自《好故事》2006年第5期／毕传国图】

一种畸形的心理与逻辑　作者：梁谢成

没有得到的

才最宝贵

已经失去的

才更值钱

身边已有的

皆属下贱

眼前存在的

都很平凡

自家的珍珠

视同鱼目

他人的铜币

当作金元

得了幅名画

不置一词

丢了张废纸

惋惜三天

人活时，没想到

多给温暖

人死了，才想起

猛送花圈

【韩玉乐荐自《山西妇女报·家庭周末》2006年4月30日／王敏图】

小孩的逻辑　作者：水中行

如果我喜欢，那这就是我的；

如果看着像我的，那肯定就是我的；

如果我认为是我的，那就一定是我的。

如果现在在我手里，那这就是我的；

如果刚才曾经在我手里，那肯定也是我的；

如果我从你手里拿过来，那就一定是我的。

如果是我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你的。

如果这东西不好玩，那就是你的吧!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4月26日／董建义图】

不亦哀哉　作者：李兴濂

某农夫丢牛一头，价值二千，报警。警数名，往返数次，月余得牛。然此农夫宴警已去三千矣，不亦哀哉!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收受贿赂22万余元，不是用来包二奶、购豪车、买别墅，而用于济贫。但法律无情，不管你用受贿钱干什么，你终究是受贿。可怜余斌用赃款办好事而照样被判刑，不亦哀哉!

一少妇在医院做结扎手术，一年后，腹部鼓胀，疼痛不已，疑结扎失败又怀孕矣。至医院，开腹一看，乃手术刀在腹中作怪也。不亦哀哉!

轿车飞驰，撞倒一老者，扬长而去。一好心青年见状急送不亦哀哉老者去医院，抢救后，老者醒对青年大吼：“是你驾车撞伤我!”救人反被诬，不亦衷哉!

一个救了19个人的英雄金有树，因为有病无钱医治，求救政府没有回音，不得不离开医院，病死家中。金有树临死前叹曰：“我救19命，无人救我命!”社会冷漠，良知沦丧，不亦哀哉!

温州大南门鸿大厦第18层被标识为“17.1”，此为18易让人想到“十八层地狱”之故，不吉利。文明总是不能与经济同步，21世纪的现代人，其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不亦哀哉!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5月18日】

范伟经典语录　作者：钟　祥

□人跟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大哥，你要砸就砸我吧!

□谢谢啊!

□这是病人与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瞎搀和啥呀你!

□大哥，我真抽了!

□拐一年卖一年，缘分啊!吃一堑长一智，谢谢啊!横批是：自学成才!

□你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忽海无涯，回头是岸。

□小样我整不死你!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忽悠，接着忽悠!

□苍天啊!大地啊!哪位天使大姐给我出的这口气啊!

□IC、IP、IQ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等……等会儿……我……我要劫个色。

□你也不理我，我成狗不理了。

□啥也不说了，全在酒里边了。

□唉，就……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有意思吗?

□弃的从教。

□戴功立罪。

□这个人站的高度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

□愚昧，太愚昧，你老愚昧了!知道不?

□智商是什么东西，给……给我拿来!

□婚姻是人的第二次投胎，你老舅我就没投好!

□一生就看一个女人是不科学的，容易看出病来。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啊!

□这孩子太有心眼了，赶……赶紧打个倒骑驴。这孩子哪能干这小本生意，人家得干大生意!

□好歹我也是个戴眼镜的，怎么能干这事呢?

□得不到女同志的青睐，得到了都是伤害。

□我吃胡萝卜素，这老有营养了!刚才我不是没看见苹果吗?

□这话挺霸道的啊?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大不了……从头再……再来……

□要想生活过得去，不怕身上背点绿。横批：忍者神龟!

□是你爸大还是城市大啊?

□钱是王八蛋，没了再去赚!

□你们敬我一尺，我敬你们一丈，尊重他人人格，树立模范形象!

□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

□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胃下垂……

□走自己的路，让前妻后悔去吧!

□咋地?我……我就是……开元市维……维多利亚娱乐……广场总经理的保镖!

□床前明月光，粒粒皆辛苦；举头望明月，更上一层楼。

□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宵守义荐自《大河报》2006年4月26日】

谨慎　作者：刘　齐

我有一个看法，可是，我吧，我拿不准，跟在大家的帖子后面，这么公开地说出来，好不好?

别人的帖子已经说了ABCD，我再补充个E，大家全不会说我是：窝头翻个儿——显大眼儿?不好，这个歇后语不雅，应该说，水仙不开花，愣充大辫蒜。也不好，不严肃。你就朴朴实实地说，怕大家说你逞才就得了。逞才，这词不大通俗吧?再说了，你有才吗，值得一逞?

算了，暂不说这些，还是想想我的那个看法，究竟应谊怎么说，才能说圆满了，从而为大家所欣然接受。我想说的吧，是泽雄关于“谨慎。的这个词条，写得太好了。

不行，不能光说“泽雄”，显得太亲切，大拿自己不当外人，让大家觉得我是在“上赶子，套近乎。

那，就全称他为“周泽雄”。也不妥，太硬，像提审犯人。

叫周泽雄先生怎样?外道。

老师?俗。

师傅?你当人家是修理工呀?

阁下呢，有讽刺意味。

同志?咳!人是异性恋。

算了，我再好好学学“谨慎”这个词条，然后再说。

【韦东摘自《新民晚报》2006年4月24日／清河鱼圈】

老黑闲话　作者：张兮兮

老黑言语精辟而不失幽默，我常和老黑在一起唠闲磕儿，现摘录部分如下，以博各位一笑。

什么是爱情?

老黑问我，何为爱情?我一口气说出了数个答案，老黑均摇头。

老黑说，爱情是一种历程。譬如有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男的管女的叫李红娟；关系进一步了叫红娟；接过吻了改叫娟；上了床叫娟娟；蜜月时娟娟心肝儿宝贝儿肉肉儿的混叫；生过孩子又还原为娟；人老珠黄叫红娟；闹离婚时指名点姓叫李红娟；法院判完后干脆叫李红娟同志。这就是爱情的历程。 我连连点头。

什么是懒惰?

常被女友骂是懒惰，于是我问老黑究竟怎样才算懒惰。

老黑说，所有人其实都懒惰。正因为懒得洗衣服才发明了洗衣机，懒得走路才发明了车，懒得擀面条发明了轧面机，懒得自己做饭才使餐饮业繁荣。相反，如果人人都勤快，那工业、商业可能都不存在了，现代文明可能就无处可谈了，因此可以说是懒人促成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我对女友说，我们要懒下去，要变成懒鬼……没等说完，她转身离去，半个月没搭理我，于是我变得特别勤快。

什么是城乡?

我是山里的孩子进了城，老感觉还是乡下人，回乡下又感觉自己是城里人，很矛盾。

老黑说，现在农村又包围了城市，形成了民工潮和保姆热，但老遭城里人的骂。过年过节乡下人一撤，就把城里人晃一个跟头。因此城里人又希望乡下人永远憨厚老实，怕乡下人死绝了，一是没人干活，二是断了粮食蔬菜和猪肉。乡下人想进城当城里人，城里人不想去乡下当乡下人。城里人下乡是旅游玩耍，乡下人能进城是祖坟冒了一股小屁烟。乡下人一进城就改了乡音，改了包装，想当真正的城里人。城里人都是乡下人变的，但一张嘴骂人却是：乡巴佬!

【曹炜明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4月14日／草 草图】

茶客留言　作者：桂向明等

桂向明(江西玉山)

陈章先生说聂公从未说过胡风坏话(参见陈章《旷世诗才旷世人——聂绀弩廿年祭》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5期)，并非事实。2006年第2期《三联贵阳通讯》有何满子文《扭曲心灵的记录——读《聂绀弩全集》第十卷》，其中有这样的话：“他(指聂绀弩)一面违心地谴责胡风，比官方的声讨斥责得更到位，也似乎恳挚得出自内心，但人所共知，他根本不相信胡风有罪，交情始终未变，胡风被囚禁时他频频作诗致意，彼此唱和。人到了这份上，也不得不当两面派。”语极沉痛。

李志远(北京)

2006年第5期《杂文月刊·选刊版》，所载李秋生先生《我们需要什么?》一文开头说：“温饱基本解决，服装讲究款式，住房步入现代，小车驶向家庭，存款逐年增加，除了弱势一群，多数人最需要的已不是衣食住行。但我们的同胞显然存有一种很无奈的不满足感。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接下来，文章便分层展开，做出如下四项回答：我们需要宁静；我们需要真诚；我们需要安全；我们需要知识。

此文读罢，觉得好是好，但又总感言犹未尽。是的，我们所需要的，难道仅此而已?于是，很想狗尾续貂一番。

我们还需要知荣明耻。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之后，何以在举国上下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正是因为知荣明耻的缺乏。而缺乏，也就说明需要。有些官员贪污受贿“包二奶”，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自己是。有本事、有能力。有些商人以假冒伪劣赚取“黑心钱”，却夸耀自己是“经营有方”，等等。而且，这些荣辱颠倒的霉菌，还在蔓延，严重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能不堪忧?

我们还需要良心发现。有些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大半个，因此损人利己、见死不救、无恶不作。待到他们撞到南墙、甚至落人班房时，才良心发现，痛哭流涕，说些“悔不当初”的话。只是，晚矣!我常想，如果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能良心发现，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坏事的发生，而更好地张扬人性中天使的那一面?自然不言而喻。

我们还需要公平竞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上，有些人付出同样的努力、甚至更大的努力，却总不能得到与另一些人同等的回报。为什么?就是因为竞争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或来自于竞争标准本身的不科学，或来自于各界“黑哨”的阴沟作祟，或来自于有些竞争者的“暗做手脚”。但无论怎样，吃亏的总是靠诚实劳动吃饭的老实人、正派人。因此，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归来吧，公平的竞争!

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可能还有很多。然而，限于本人所想范围，只能到此打住。

蒋 珍(广东江门)

中国人玩数字真可称世界之最，《据调查、据统计……》(《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5期)一文讲了四种玩法，其实还有许多种，不妨先补其一。

六年前某县人代会上，代表对县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年的粮食产量提出疑问，县长十分坦荡又面不改色地说：“这个数字是上级分摊给我们的。”粮食的实际生产量不是一秤一秤计量再逐级相加出来，而是由省里先“统”出来，再层层分摊到各市、区县、乡、村的。或者说粮食不是一颗一粒生产出来的，而是坐在豪华的政府大楼里，在茶水的浇灌中议定出采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统计。统者统一口径、统一部署、统一下达、统一数据、统一报表。计者计算也，层层倒求计算，又简单、又精确、又统一、又快捷、又好看。统计者，统一计算也。

刘德金(重庆)

2006年第5期《杂文月刊·选刊版》的《毛泽东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十句话》，撼人心魄，催人奋进!鄙人不揣浅陋，很想续上几句，不知是否画蛇添足，贻笑大方。

一、最沉痛而又发人深省的一句话!——要讨论失败原因……

二、最自信、最气吞山河的一句话!——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文韬武略的毛泽东，深谙宣传工作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这正是他作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的高明之处。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

三、最脚踏实地不畏艰险的一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四、最催人发奋的一句话!——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五、留给世人最珍贵的一句人生箴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六、令造假者却步的一句话!——实事求是!

七、最能告慰先烈在天之灵的一句话!——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八、最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句话!——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应该影响!

九、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十、最能展示美好前景的一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06年第8期

能把悲痛化什么？　作者：汪庆国

假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遭遇到天灾人祸等不幸之后，我们该化悲痛为什么?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明知故问，当然是“化悲痛为力量”呗。是的，我们对“化悲痛为力量”涵盖的内容耳熟能详。凭着“化悲痛为力量”这句话，有多少人从逆境、劫难等不幸中走出来，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和生活的勇气，医治、抚慰了多少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告慰了无数的在天之灵。诸如，身边的战友和同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们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激励了多少人为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踏着英雄的血迹，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然而，令人伤感的是，世事发展到今天，并非所有的悲痛都能化为力量。如今，有一种悲痛隔三差五地上演，很难说清楚人们能化悲痛为什么?比如，面对此起彼伏的矿难，那些失去丈夫、父亲、儿子的罹难家属们，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别离之后，他们能把悲痛化为什么样的力量呢?为了生存，为了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为了医治病倒在床上的老人，想必能让他们使出力量的地方还是那深不见底、危机四伏的矿井。明知那黑咕隆咚的洞口是吃人的大嘴，仍旧会万般无奈、义无返顾地选择它。有人抱怨“炸不醒的民工”。在我看来，不是“炸不醒”，而是他们“化悲痛为力量”的力量极其有限，更多的是把悲痛化作了无奈!

民工兄弟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身无分文，被诸多的周扒皮、南霸天逼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纵身一跳……从此阴阳两隔，白发人送黑发人，其亲人的悲痛自不待言。你能让他们化悲痛成什么力量呢?除了悲痛还是悲痛。是的，你可以教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问题是，假使他们消受得起法律这个奢侈品，又具备了马拉松的体能，有足够的耐力和体力花在打官司上，他们又何必要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呢?因此，对他们的家人而言，多半只能化悲痛为悲痛，而对有良心的旁人而言只能将悲痛化为一时的愤怒!仅此而已。

反观每次发生矿难，目睹罹难亲人那种悲痛欲绝，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总能在电视里、报纸上见到当地的一些政要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地含着眼泪自责，以至于感化了善良的民众，打从心底原谅了他们的失职、渎职。那么，悲痛的官员“把悲痛化为力量”了吗?他们身居要职，按说是完全有能力“把悲痛化为力量”去减少或杜绝事故发生的呀。然而，频繁的矿难，重复的悲剧，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他们“化悲痛(有限的悲痛)为力量”的力量也是那么的微乎其微。能看到他们“化悲痛为力量”的力量多半用在开会、发文、检讨和廉价的道歉上，甚至用在了应付上级检查，弄虚作假上去了。如果他们真有切肤之痛进而“化悲痛为力量”，拿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整治黑矿，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法办的法办，同样的矿难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吗?如果他们真的“化悲痛为力量”了，还会麻木不仁，一级糊弄一级吗?如果他们真的“化悲痛为力量”了，还会风声一过，让黑心的矿主卷土重来吗?如果他们真的“化悲痛为力量”了，还至于让国人患上可怕的“审丑疲劳”症闻难不惊……

这个社会让人悲痛的事情实在是多之又多。面对贪官污吏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只能化悲痛为麻木，生出懒得搞倒的念头；遇到不作为的懒汉警察，有人只能“化悲痛为力量”，自己去抓凶手(痛失一只羊，要么忍痛节哀，自认倒霉，要么“化悲痛为力量”立马报案，准备再搭进去一头牛)；反腐斗士遭到贪官的打击报复后，只能化“悲痛为力量”，作好从黑发告到白发的准备；因为贫穷，有学生考上大学而上不了大学导致自杀，做父母的恐怕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再生一个；面对草管人命的医生，不是拔错了牙就是忘了取出钳子和纱布，你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去锻炼身体确保今生今世不进医院；如果不幸蒙冤，被误抓、误判，你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地在牢房里呆着，相信总有一天被害人会出现死而复生的奇迹，抑或真凶落网，碰巧供出实情，为你洗清不白之冤。而你的家人是万万不能为悲痛为力量去为你申冤的，否则不但你没有出来，连同他们也一起进去……

“化悲痛为力量”这句陈年老调是否已经过时，我不知道。反观现实，耳闻目睹的倒是化悲痛为麻木，化悲痛为悲痛，化悲痛为无奈的事实一个接一个!

【任法苗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5月23日／李二保图《按下葫芦漂起瓢》】

看了“工人万岁”　心里不是滋味　作者：郭根群

一提起“万岁”大家自然会想起我国古时的皇帝，在那个年代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万岁”，因为“万岁”是神圣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再一个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那个年代也只有领袖一个人才能被呼为“万岁”，所以说这个“万岁”是不能随便呼喊的。就在今年“五·一”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组织文娱节目慰问工人时，在舞台上写了一幅醒目的标语，叫“工人万岁，劳动光荣”。这后一句“劳动光荣”倒也没啥，但笔者对“工人万岁”的前一句越听越不对劲，不但没有神圣起来，反而想哭。并不是说这幅标语不对，也不是说咱们的工人不能或不配被称为“万岁”。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人民高呼领袖万岁的时候，领袖不也呼出了“人民万岁”的心声吗。工人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是完全可以称为“万岁”的。笔者的意思是说，当今我国产业工人阶级(以下统称工人阶级)的现状与“万岁”相差的太远了，甚至没有一点“万岁”的意思。

过去一提起工人阶级，大家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老大哥。当工人光荣，还真有些“万岁”的意思。现在一提起工人，大家自然会想到这是一个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的阶级，是一个仅高于农民的阶级，除了不当农民，最好也别当工人。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呢?是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现在的工人阶级和过去不一样，不如过去地位高了。如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就有许多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参政议政，用庄严和神圣的投票表决方式行使任免国家乃至地方行政领导人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但是，在现在的人大和政协的界别设置中，虽然还有工人这个界别，但是在这个界别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企业的老板和其它社会阶层的人士，很少有真正的工人。你工人阶级不能当家作主，甚至有些工人熬到了退休年龄还得自己先掏钱补交企业拖欠的养老保险金才能给你办退休，你算什么领导阶级，还叫什么国家的主人，还有什么社会地位?还能被称为“万岁”吗?

目前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统计，当前我国80％的财富都集中在20％的人手里，现在工人的财富最少、住房最小、其子女就业率最低。除了在省城以上大城市(含少数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市级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人的经济状况较好外，在其它县(市)区的中小企业工人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十分艰难。因为这些企业国家管不着，地方政府又无力管。特别是一些已经具备并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因为没有破产成本(资金)等原因无法破产，这部分工人下了岗长期拿不到工资，虽然他们的困难已经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但是因为企业没有破产，他们还属于“企业的人”，所以政府又不管。这种企业无力管，政府又不管的状况，受害的当然是广大工人，他们下了岗只能靠打工、做小生意度日，生活非常艰难，不，严格地说，这叫“生存”非常艰难。难道这也叫“万岁”吗?

现在工人阶级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当前医药费高得离谱，不但农民朋友看不起病，工人也承受不了虚高的医药费。他们得了病只能到药店买点药吃或者到小医院诊治，还有一些工人无钱看病，得了病也只能是小病扛着、大病等着，因为他们所在的企业压根儿就没给其办理医疗保险。还有一些企业开始为工人办了医保，但是过后一些老板以企业困难为由停止为工人交纳医保费，所以工人看病只能自掏腰包。长此以往，现在工人的身体素质不如以前，部分工人由于有病无钱医治，他们的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这其中有一点“万岁”的意思吗?

要让我说，这绝对不是什么“万岁”，应该叫万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咱们的工人阶级还有两只手，他们虽然有怨，但是无悔，没有涌上社会(在各级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他们坚信“劳动光荣”的道理，通过自己的勤奋，还是维持了生存。这才使我们的社会比较和谐和稳定，难道说这不是万幸吗?这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万幸，也是我们国家的万幸。这是一个多么可靠又多么可爱的阶级啊！如果谁能再把咱们工人阶级给弄“万岁”了，我非呼他三声“万岁”不可。

【桶孔翔荐自《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黑老大”帮政府“做群众工作”？　作者：唐德亮

近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曝出这么一件荒唐离奇的事：吉林省榆树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征用某住宅区地皮，因补偿问题没协调好，部分群众不愿拆迁，政府工作人员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无奈群众“花岗岩脑袋”不开窍，硬是不肯迁。有关部门无计可施，最后请来该市“黑老大”徐伟。徐伟一出马，对群众一番吆喝，几次威吓，没两天，群众就乖乖同意拆迁了。有人说：“这‘黑老大’，真比政府还厉害啊!”虽然徐伟摆平了这些群众，也为当地政府部门做了“好事”，但不少人都觉得有点滑稽。

说起徐伟，可不是个简单人物。提起他和其弟徐鹏，榆树市的老百姓无不谈虎色变，胆颤心惊。几年间，以徐伟为首的这个黑社会团伙，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霸人妻子、强迫交易，涉案金颇达几千万元，简直无恶不作，罪恶累累。他们之所以横行无忌，皆因徐伟有一把大“保护伞”——榆树市副市长(后为市人大副主任)徐凤山。

如今，这一黑帮被摧毁了，徐凤山也落马了，但当地的老百姓仍心有余悸。

笔者此处要说的是，缘何政府机关做群众思想工作做不道，“黑老大”一出马，群众就通了呢?是国家公务员无能吗?是群众思想落后吗?显然不是。余猜测可能是拆迁补偿费不合理、不合政策，或补偿费虽合理虽合政策，而干部不会做思想工作。但为何后来又“通”了呢?慑于“黑老大”淫威也。不搬迁?不识马王爷几只眼?等着瞧，有你的好果子吃!于是，服也罢，不服也罢，迁吧!谁不怕被打、被砸，死了还不知怎样死呢?!

要说“黑帮”为政府做工作，乍一听以为是个新鲜事儿，其实在解放前可是多如牛毛。1927年4月5日，国民党与黑社会勾结，谋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即系著名一例。先由青帮头子杜月笙请汪吃饭，“杜公馆里，人影幢幢，埋伏重重”，汪寿华一脚跨过门槛，便被杜的四大金刚“做掉”(见《杜月笙传》)。后来国民党与各种帮会合作对抗共产党、解放军的事例汗牛充栋。国民竞选到台湾后，这些国民党黑社会分子便怀念过去的“光荣”历史，抖出了他们当年的种种暗杀、绑架、爆炸的“业绩”。

当然，像榆树市这样黑帮为政府做群众工作的事是极个别的案例，但它的出现却令人震惊与深思。据报道，徐凤山曾“摆平”过不少干部，但卸摆不平这些“群众”，真有点匪夷所思。此外，当地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徐凤山这把“保护伞”撑得那么久?

但愿这确实是魁无仅有的例子。

【苏棱荐自《清远日报》2006年5月27日】

改革不是个“筐”　作者：曹友琴

这是发生在笔者身边的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新举措”。

前两年有个口号叫得挺响亮，“减员增效”。其结果是企业效益没增，大幅亏损依旧，“减员”雷厉风行，却新添了一个数量不大不小的贫困群体，增加了新的不和谐因素。近两年“减员增效”口号不见了，“下岗”又有政府的严格政策，也就少闻其声了。但却出现一个“下岗”新品种——“内退”(企业内部退休)——“提前退休”。笔者身边这个特大型企业就正在轰轰烈烈展开。

这个企业的“内退”是作为改革新举措来实施的，它“新”在何处?

首先是“内退”的年轻化，而且是“一刀切”。女职工38岁、男职工48岁，对他们说明利害，动员提前“内退”；女职3242岁、男职3252岁则是硬杠杠，非退不可。

正是年富力强又是技术熟练能干的的年龄段，便加入退休老龄的行列，实在有些让人感到不伦不类。某车间按照这个“标准”内退，生产便无法运转。老总头脑灵，“一刀切”下来的职工，可以返聘回原岗位继续干活。据说，这就是额外招收的临时工，就不算企业职工编制人数了，向上就能有个交待。好个变戏法!

其次是坚持在内退待遇方面拉开“差距”。这个企业的管理干部数量多，职工原就有个顺口溜，“老总级别排成行，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他们的年薪和奖金早就实行过“改革”，同外国老板“接轨”，就是普通职工的10-20倍。这回在内退这个问题上，倒也“铁面无私”，管理岗上的“公仆”到年龄也“内退”。可在待遇上则是“主仆有别”：对待“公仆”，在岗工资100％照拿，一分钱不少；“内退”在家的奖金按在职在岗时85％领取。“仆人”得到安抚，自然就安心在家颐养天年了。职工“内退”，别说是奖金，工资也得打折。不公吗?“主人”嘛。

去年第11期《特别关注》刊载，德国裁员也搞“一刀切”。它们“切”得有顺序：培训期的员工→单身员工→结了婚没孩子的员工→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的员工→结了婚有两个和两个以上孩子的员工。执行起来很“机械”，谁“下岗”，没有什么好说的。德国人认为，“社会由家庭组成，若不保护家庭，如何让社会和谐?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若不保护孩子，将来，我们怎么拿养老金?”这种裁员，人情味也是浓浓的。

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过，“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或许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伴随国企改革，衍生出新的贫困群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企业的职工对于这项“改革新举措”很有抵触情绪是不奇怪的。

类似的“新举措”不是无独有偶，比如学校的乱收费、医院抬高医疗医药价格，银行、旅游、铁路等等紧贴百姓生活的行业不断提价等等，也都在“改革”的口号声中，理直气壮地去实施它们的“新举措”。把改革看成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边装，实在是在败坏、糟蹋改革的名声!我们能指责百姓“反对”如此“改革”吗?

嘴上都会说，以人为本。一切能称得上改革的新举措，都应该真正体现人本思想。否则，谈和谐社会就必然是虚伪的了。

【王翔宇荐自《红辣椒评论》2006年5月16日】

抓蝎子的小女孩　作者：毛志成

某县出了一个被记者发现随后被媒体表彰的初中女孩，而且这女孩的事迹是真实的。她生在穷困山村，家里非常困难。为了上学，也为了养活家里除她之外的唯一成员(她那年老多病的祖母)，只好利用课余时间到山野中捉蝎子，将那种有特殊药性的蝎子卖给中药厂，将一般性的蝎子卖给饭店。特殊的蝎子每只三角钱，一般性的蝎子每只一角钱。为了找蝎子，她不知挨了多少次蜇。如果她的事没有被记者偶然发现，她永远是无名的人。这件事被媒体表扬之后，县里(特别是县教育局)为了树立“优秀少年典型”，也为了给本县增光，县教育局便基于这个女孩的事迹搞了个颇隆重、颇有规格的表彰会。为了开好这个会，除了请来了县里的各部门领导，还请来了市里的有关领导。此外，还约请了县内县外的中学校长来“受教育”。开会时，台上台下的人拥来了不少。这个表彰会是在该县最高档的饭店里举行的，店内店外都堆满了人和车。

大会的程序是模式化的：先是市级领导、县级领导、校级领导讲话，讲的无非是如下几点，如教育的重要性，如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如德育必须摆在首位，如艰苦奋斗是荚德等等。

继之是邻校校长的祝贺，和他们自己受到的教育和启发之类，以及由该校教师(班主任)代那个女孩起草的“感谢各级领导”式的发言。

最后的一道程序是不能省略的，这就是所有领导、嘉宾、来宾一起步入餐厅，大吃大喝一番。当然，也免不了为与会者发些“劳务费”，即“红包”。这场活动的总开销，至少不低于两万元。

有幸到此饭店吃了一顿饭的女孩，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有“炸蝎子”，每盘只有十来只。她偷偷问餐厅的服务员：“一盘炸蝎子多少钱?”服务员说：“五十元!这是名品蝎子!又都是领导同志特意点的莱。人家领导同志一再强调：今天的会议与你这个捉蝎子的小女孩的事迹有关。领导同志认为大家吃了炸蝎子，就等于加深了对你这个小女孩艰苦朴素美德的认识。”

大会“圆满结束”了。有人认为小女孩太穷困了，应该给予适当救济或补助。但也有人反对，理由是：“这女孩的美好品格之一就是不忘艰苦奋斗。这是她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把本来有价值的事搞庸俗了，更不能对她进行利益诱惑，从而影响她的各方面进步。”

事后，小女孩还在穷困着，还在继续捉蝎子。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很多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我们的许多会议，是否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少?我就目睹过这样的事：某次为几位模范教师开表彰会，台上坐了十几位领导，或与教育毫不沾边的“贵宾”、“嘉宾”。而那几位被表彰的模范教师，却坐在台下。散会后就餐时，模范教师和许多与会者一样，都吃的是盒饭。而那一伙子领导、嘉宾，却都走进了“小餐厅”，大享其“高消费”，据说其规格是每位200元。而包括被表彰的模范教师在内，所有的与会教师享有的盒饭，其价格只有8元。谁说模范教师不受尊重?毕竟发给了你一个纸做的奖状嘛!

【杨孔翔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9日／徐传盛图】

晁若冰　遗书遗诗　作者：晁若冰

建华同志：

读了《叩问良知与正义》(载2006年2月15日《当代杂文》)，颇多感慨。现在奇谈怪论多，“名人”也不例外，可惜提出“商榷”的文章太少了。见怪不怪，不怪才怪，如此下去就太可怕了。

改了两首旧作，寄上一阅。“统计先生”喜欢采用“平均计算法”，诸如“人均收入”、“人均储蓄”、“人均住房面积”等等。但这种“计算法”掩盖不了两极分化贫富差别的客观现实。“统计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再者，翻开某些报刊看看，满眼“文化新闻”。在某些记者的笔下，所谓“文化”新闻，只剩下“明星”的“隐私”了。制造文化垃圾，污染社会环境，一天到晚地炒，炒，炒!“文化”“艺术”栏目，不谈“文化”不谈“艺术”，满眼瞅着“明星”的“下半截”人生，可叹，可悲，可恨!如此种种，不说也罢，否则又有人说你“不满现实”了。

信口开河，不知以为然否?近好!

晁若冰抄

2006年3月10日

打油两首

均富

张家有财一千万，

九个邻居穷光蛋；

平均起来算一算，

家家都是张百万。

“数字先生”不简单

算盘打得溜溜转!

“文化”新闻

当红影后婚外恋，

情场名导结新欢，

伟哥遇刺惊天下，

伊妹出家上了山。

追风记者多高手，

热炒“文化”每一天!

注：仿广告用语“享受每一天”。

【邵建华荐自《当代杂文》2006年6月10日】

荐稿人语：

著名诗人、杂家晁若冰先生去世了!他那追求真理、叩问苍穹、讴歌正义、挞伐鬼魁的大量诗文，恰如涛涛江水永远冲刷大地，振撼人心……

5月12日，我收到晁先生家属寄来的“讣告”称：若冰同志于5月6日上午55分去世，终年88岁。他1919年生于山东荷泽。1939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因国民党特务追捕，他离川奔赴解放区。1949年随军解放青岛，接管学校。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被关押一年。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文革中又被打咸“叛徒”、“特务”。1979年平反后离休。

像若冰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的革命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共产党人，怎么也想不到在“东方虹、太阳升”的新中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连遭受冤狱。

晁若冰自身就在这血与火的炼狱中拍案而起了。他继续以手中的笔，遵循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顽强地战斗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旗下，继续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而鼓与呼!为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的宪政而呐喊了。

他不怕把自己变作《木鱼》；敲白了头发／敲老了黄昏!他狠狠鞭挞《异化》：学叫，学咬，学爬／人虫，人兽，人渣!他在《鲁迅像前》得到启迪：鲁迅坦然一笑／历史总是这样／如果不被人骂／那就不是我了!

晁若冰的诗文，正是学习鲁迅先生愤然而前行的革命文学的结晶，必然昭示后来人。

“晁若冰”是一本大书。我读“晁若冰”，亦将愤然而前行!“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不能丢。虽然有人妄图抹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精神!

走出礼宾府　作者：曾荫权

各位市民：

今天是我宣誓就任行政长官一周年，我想借这个机会与各位市民分享我一年来的经历和感受。

自从搬进礼宾府之后，地方大了很多，但人相对显得渺小了，正如当上行政长官一样，权力大了，却越觉得需要战战兢兢。

前港督麦理浩勋爵退休前，有记者问他的管治心得，他说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决策能走出港督府。

一个人的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容易困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越容易与市民的生活脱节，所以我真正感受到走出礼宾府的重要性。自己大半生都任职公务员，而且长时间在财经金融政策范畴工作，这是一个理性的训练过程，因为财经政策属于相当专门的知识，例如市场行为预测、经济理论、数据分析及谈判策略等。这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论证过程强调理性。作为一个技术官员，这些训练可算足够。但当了行政长官之后，我明白到理性只是决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需要用心去感受，对社会民情要有感性的认识。这种感性认识是要自己尽量以市民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叫做“同理心”(empathy)。以同理心去感受市民的需要，然后以理性去寻求解决方法，决策时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和符合长远目标。但究竟这种与市民的同理心可以怎样去建立呢?过去公务员的严谨训练令我对科学及理性决策有一定掌握，但用心去感受民意却不是坐在礼宾府多开两次会，多看两份文件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决定多走出去，一有空便到街上走，有时是正式的区访，有时是自己随意到街上吃碗云吞面，去街市逛逛，与市民闲谈和与的士司机打招呼。虽然时间短，很难深入倾谈，但从他们的语气、眼神及动作，却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绪、他们所关注和喜恶的事情。这份亲身接触的感觉，是文件及统计数字不能替代的。起初我不太明白甚么叫做“放下身段”，但经过这一年来的工作，令我体会到个中真意，就是当权者不应高高在上，绝不能以一种精英的傲慢，由上而下看待平民百姓。

过去一年来与市民的接触，我感受到大家都乐观了，自信心也回来了，因为市民都愿意和我说笑，也不再吝啬他们的笑容。

在我眼中，香港人很有趣。我们有滑头、实际的一面，有时对很多事情看不顾眼，很多牢骚；但我们又会为好像霍金教授一样，正面积极、坚毅不屈的人而喝彩。出现危机时，我们更会展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例如“沙土”肆虐时期，大家团结抗疫，舍身救人，到今天我仍清楚记得几位长埋“浩园”的医护人员的面貌；在南亚海啸灾难中，我们也会为素未谋面的灾民出一分力。所以我热爱香港人，我更加喜欢走到人群中和大家在一起。

未来一年，我会花更多时间走到区内与你们见面，记住你们的面孔。当大家见到我在茶餐厅吃牛腩面时，不要心里怀疑“这个是否就是煲呔曾(曾荫权)”?大家打个招呼吧!

【鄢烈山荐自《香港家书》】

实话实说　作者：梁晓声

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令说真话的人似乎悬不可及，说假话者当然显得聪明可爱了。

真实剥下谎言的陋皮，不过像抚去一层灰尘而已。谎言之下所暴露的，每是丑的灵魂。

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之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一生没说过假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的吧。

某些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和说假话的悲衷。仿佛现实非要把我教唆成一个“说假话的孩子”不可。

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可悲的是对方。应该感到羞耻的也是对方。对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你几乎也就犯不着跟他说真话了……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伟人和名人。包括有缺点的，甚至有污点和有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故，历史也是势利的……

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

人类“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

“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为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的原则之一。千万年来，蚁类们一向是这样生存的。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

历史向穷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它最终告知穷人——消灭富人并不等于消灭了贫困，也不一定就能使穷人得到拯救。

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有些时候，仅仅有钱就够了。

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许多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心理素质方面成为优等民族，那么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类将是优秀的。反之，又将如何?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

从前，许多“新闻”都足以使中国人街谈巷议一阵子。而现在，几乎任何一条“新闻”都不再有“新闻性”可言，于是有了“炒新闻”这一词和现象。

“文革”十年，中国之文学和艺术几乎一片空白，不是由于当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幸福得不愿创作了，而是恰恰相反。

在从前的年代，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报复。

现在的大学，一后一后一批一批地向社会输送着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而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活动于社会的行状将无疑是墒单功利的。其人生也每因那简单功利而磕磕衅衅，或伤别人，或损自己。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但是须知，世界的逻辑是辩证的，而“白不怎样”违背辩证法……

有很多东西将会少起来，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逸去，比如“精神乐团”；有很多东西将会多起来，比如精神病院。

荣誉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当它达到或快要达到巅峰的时候它绝不会停驻在那儿，正如喷泉的水流绝不会凝止在顶尖的高度。普追的人们对于成功者们的得意容忍到什么程度，决定着那一过程的短长。几乎每一种荣誉都有不当之点。当它像泡沫一样膨胀得大迅速，它的不当之点也便很快地凸显出来了……

【马玉良荐自《齐鲁晚报》2006年5月6日】

商道　作者：雷抒雁

经商也讲“道”吗?对，得讲“道”，叫“商道”。

政有政道，兵有兵道，文有文道，商有商道。宇宙万物，各有其道。

说个笑话。古人讲盗亦有“道”，称有道之盗为“义盗”。义盗有五不盗：遇人家有喜事不盗，不化喜为悲；遇人家有悲事不盗，不雪上加霜；盗过一次的人家不再盗；盗财不贪色；盗财不伤命。

“五不盗”是“义盗”的行为准则。当然，也许这是好心人替盗贼设想的，其中隐含了许多人性和人道的色彩。把这称为盗贼之“道”，可见“道”同样具有一种对“恶”行，控制和束缚的力量。

咬文嚼字，说起“道”字也颇有意思。“首”字坐在“车”上，那意思是要你坐在车上不时伸出头来看看路。路，“道”也。不看路，不问道，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就会走上歧途；就会南辕北辙，远离你的目标。

经商的最高目标，是取利。最大限度地谋取商业利益。“利益”，是商业的“引擎”，是商业行为的推动力。从商而不为“利”，是假话。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叫商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溯源到孔子。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贪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朱熹注释这话时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之。”

何为道?古人解释说：“正当的方法。”我以为除方法之外，还有个最高的准则。前边说的“义盗”之“道”，就是“准则”，不是“方法”。

民间流传，“无商不奸”，就是只把商道理解为“方法”，是机巧，心计，甚至阴谋、陷阱，以为都是损人利己。确实，奸商之道，就是不择手段，损人利已，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缺斤短两、以伪当真，乘人之危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粮商希望荒年，以便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杀贫成富；玻璃商希望天下冰雹，窗户玻璃全都打碎，以便销路畅通；行医的希望疾病流行；修车的希望车辆爆胎；凡此种种，都属于违背商道之行为，是人性之恶在商业上的反映。

说到商道，应包含三个意思：

一是，商业道德。

二是，商业规律。

三是，商业方法。

商业道德，讲的是商业的人本思想，就是把“义”字放在首位，这是取利的底线，不谋不义之财。所谓“义”，当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性，把“人”放在第一位。

开药店，先是为治病，后是为谋利。颠倒了关系，就会成“虎狼医”、“江湖医”，用假医假药，延误病情。病人是病急乱投医，卖房卖地，舍得花钱；如以为此时正是赚钱之良机，置人生死于不顾，只为赚钱，与趁火打劫，谋财害命何异?

盖房子，首先是为解决人们住房之需，其次才是盈利、如果颠倒了关系，一心只为赚钱，偷工减料，造出些“豆腐渣"212程，置业主安危于不顾，岂非坑人钱财，轻薄人命?

说起“钱财”二字，倒引出一段故事。

曾有甲乙二人因这“钱”字，争起古人造字来。

某甲说，钱财之事，自然是争来的。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必要时，就得动起干戈。这叫只有争得的江山，没有让来的社稷。“钱”字创造之时，就体现了这个意思，看那“金”字旁，不正是两个“戈”么?“戈”者，刀也，枪也。你来我往争这一“金”，难免伤情，难免流血。

某乙听罢一笑，说，不然。钱财是要争，要谋，但大可不必动起干戈。虽说古人以“金”旁双“戈”，造出“钱”字；却又以“贝”字旁双“戈”造出“贱”字。“贝”者，是古代的货币。你看有了“贝”，加上“才”，便是“财”富；“富贵”的“贵”也离不了“贝”。人们争财，为“富”为“贵”。倘若动起干戈，伤了情感，不只“钱”未得到反落得下“贱”。试想想，那些拦路劫财的，谋财害命的，哪里会有富贵之人，不都是沦为下贱么！

道德，道德，商道自然包含了商德。

从商而讲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德，老道良心，以人为本，亦是德。

二是商业的规律。

很久以来，我们总是在批判“投机取巧”，以为是不道德。

庄子还编出一个寓言，汉阴老汉，宁可凿一隧道，抱瓮下井取水，也不愿省力省事用机械取水。机械取水，用的是吊杆，属于杠杆原理，事半功倍。但这犟老汉不用，还有一番歪理，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纯正就不纯，神志就不定，道也就不载了。老汉说自己为了载道，羞于用机械。

这类故事还很多，夸的都是愚人。

其实，经商，首要是寻找商机。商机者，盈利的机会也。用现代话说，就是发现、培养和扩大市场。

人的欲望构成了市场需求，商家就是在满足市场需求中寻找利益。以有济无，以多补缺，以优胜劣，以新替旧，凡此种种，都是商家常用之术。不问市场与需求，盲目经营，无“机”亦无“巧”，必然有背商道，注定要亏损。

三是正确的经营方法。

为商者，先得弄清商道，至为重要。孔子重于道，说：“朝闻道，夕死而可也!”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死了都可以。意志是坚定的，不过太悲伤了些。明白了“道”，要产生效益才行。

改一改，说：“朝闻道，夕经商可也!”

查查看，那些经商破产者，亏损者，失败者，没有不违商道者；或非法无道，或离经叛道，或歪门邪道，或断崖绝道，总之，都是远离商道者。一部商法，首说“商道”，原因正是这里。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5月28日／王 敏图】

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　作者：邵燕祥

一个是，人头落地，还连称“好快刀”；一个是，临刑画押，只顾惋惜圈儿画得不够圃。这都是小说家言，却不失生活的根据。后者糊里糊涂地挨了刀，前者挨了刀还照样糊涂着。

死得不明不白，是因为无法无天，草管人命；糊里糊涂就死，是因为活着时压根儿没明白过。

拿我自己说，肉体生命，苟延至今，政治生命，处决者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经回首，这才有点儿恍然，倘在反右派运动里死去，念念“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心态，何异于连称“好快刀”的人头；倘在“文革”中“为革命牺牲”，斤斤于定案材料上枝枝节节字字句句，岂不又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阿Q!

于是从不知不觉而达到后知后觉，深知有些历史，有些现实，有些道理和有些没道理都需要弄清，认为只有如此，才不致糊里糊涂地死去，而能死得明白。

二十年来，如果说我又有所进步，就是认为不光是图个死时明明白白不糊涂就算了，而且是活着，要明明白白地活着，做个活得明明白白的人。

但实践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多不容易!

世界之大，之复杂，或者说中国之大，之复杂，不是想弄明白就能明白的。以你个人，能够占有多少材料，且是真实可靠的材料，你能洞察多少幽微，包括预见到若干变数?认识是伴随着实践过程的一个歧异纷出的过程。即使你轻易地克服了自己的偏见和成见，你还得经历诸多认识上的困境与穷途，迷茫与困惑，才可能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也许真的，到最后一息你还发现了近期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但你对此是自觉的，则庶凡是个力求明白的明白人，甚至可以说达到或接近大彻大悟了。

知彼和知已，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是没有穷尽的。认识有深浅，不安于醉生梦死就好。戏剧大师曹禺年轻时写的话剧《北京人》，有一个最年轻的角色瑞贞，可能是剧作家寄予厚望者，说了一句话：“多少痛苦，才换来一个明白!”由于认识的不可穷尽性，也许我们自以为明白了，其实还在糊涂着，但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之后，若没有这一点力求明白的自觉和努力，不是连自己都对不起吗?

远的不说，我们当代中国的思想者，我们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众多朋友们，二十年来主要就是干着这样一件事：为了大多数人能够活着，并且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写文章，写书，发表意见，帮助我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说不定我还圃于“坐井之观”，蜷曲在井中、笼中、瓮中、茧中。而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启蒙，我才像在一首诗中所说：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我在中国的位置”，即使如有人说的是在“边缘”，只是十三亿人口中的一人，千百万脑力劳动者的一员，在生活中我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和牲灵!

向继东是我的年轻朋友，他的写作，就属于在自己变明白的同时也帮助人变明白的事业。从懵懂到明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明天在那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就没白吃饭，没白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敢以明白人自居，但不愿意糊涂下去，让人蒙在鼓里，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样积小明白为大明白，倘再有人妄图施小位俩，掩我耳目，扯谎骗人，欺压相加，我就可以从容地讥之以一句北京土话，曰：“谁比谁傻呀!?”

【陈章荐自《生活没有旁观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为前人讳　作者：理　钊

贾雨村开始时很不明白林黛玉每写到“敏”字时，为何总是要缺上一笔的，待听了“冷子兴演说宁国府”之后，才知道黛玉的母亲叫贾敏，颦儿写字缺笔是在“为亲者讳”。一般说来，“讳”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隐而不言，就是明明知道也不说；其二是改变说法或写法。黛玉写到其母的名字时缺笔，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写字时故意缺上一笔，在写字的人是明白的，而在读者看来便有些莫名其妙，那简直就是故意地在写错别字，可儒家的礼仪文化就是这样地独特。

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已是很久没有读主流的历史书了。近来读到一篇文章和一本历史方面的小册子，舒芜的《哀妇人》，谈的是历史上关于中国女人命运的杂记之类。读过之后感觉便很有些特别。

读书时只知道张献忠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反封建的英雄；但读过那篇记述张献忠“事迹”的考证文章后，才知道张献忠于明末自陕西起事后，不但杀官军，更杀平民。此文引用了许多史料，比如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据史料记载，当时四川有800万人口，但到清朝打败张献忠后，经过两面的杀掳，四川只剩下了不到50万人。当时欧洲传教士利雷斯和安文思合写的《圣教人川记》中称，张每日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清代彭遵所写的《蜀碧》中，对张的屠蜀也有详细的记载，鲁迅先生便曾谈及过此书。从这篇文章看，张献忠是有些以杀人为乐的，杀起人来是他不喜欢的人杀，喜欢的人也杀。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得一状元，十分喜欢，但很快就将其杀掉了。他对随从说：我很喜欢这个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了他，免得为他牵肠挂肚。

在《哀妇人》中，舒芜提到了张巡。在一般的史书上，张巡是后世推许的舍家保国的爱国英雄，安史之乱时，他率兵镇守睢阳，直至阵亡。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张巡的另一面，也是他在睢阳被困数月，粮草殆尽，最后他竟然默许士卒屠杀城中妇女以充军粮，所食人口二三万人。

读过这两则“野闻”后，吃惊是自然而然，一是没想到我们的历史上竟有这样嗜杀成性的人和以人肉为食的事；二是这些早已过去了数百上千年的史实，我们普通的历史书上竟从来没有写过。儒文化中确是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王者讳”的戒条，但严格起来，从后代治史者的角度上说，上述的二张都算不上是治史者的亲、尊、王罢。但治史者们还是把他们做过的一些事“讳”掉了。

作家王跃文在一篇《权杖与华表》的杂文中讲了一段趣闻：在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以便于让贵族们方便地看出谁是农奴。但这个提议被沙皇否决了，因为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的农奴们穿了统一的制服，农奴们会发现原来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很大。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景象就是这样的不同。一个“制服问题”，贵族们想的是可以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农奴，哪个农奴还敢对贵族无礼；皇帝看到的则是农奴们可能会因此而联合起来制造动乱，坏了他的江山；而农奴们呢，依照皇帝的担心，则可能是由此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真理。

如用这样想事的方法来想一想我们的“讳”的历史，可能也会有异样的景象。比如张献忠，“讳”过之后他是造反的领袖，反封建的英豪，后人莫不钦仰。可倘是把他的真实写出来呢?读到的人便会看到他草菅人命的一面。而在编修历史的人呢?原本原样地把历史呈现出来，则又会担心读了历史的百姓们联想到现在的“肉食者”身上来。因为中国人都明白“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是既可以照见别人，又能够照出自己来的。

按照中国修史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是后一朝代的人为前一朝代治史。后一朝代的人在抢坐前朝的王位时，是很有些决绝的气概的，一般的，都要将前朝的王室子孙斩尽杀绝，比如清朝，便把明朝的王孙们赶得跳了大海。可在治前朝的历史时，却又小心地为其修饰，左“讳”右“讳”起来，其心态大概也和沙皇否决贵族所提的“让农奴们穿上统一制服”建议时差不多吧。

【闻立摘自《湘声报》2006年5月18日／宋德禄图】

选人难　作者：陈四益

选人重要，谁都知道。一段时间，报刊上大讲伯乐，就是希望选出千里马来。于是，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成了争相引用的名句。但是，韩愈也说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靠不常有的伯乐来选常有的千里马，实在很不可靠。所以大讲一通之后，又发现，干部的选拔，不能单靠选拔者的明智，而要靠好的制度保障。这当然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不过，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由于人治的惯性，特别是在权力制约机制尚未健全的时候，执掌主要权力的人依旧是选人的主导，这个情况不改变，往往会使制度徒具虚名。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一个很能干的人才，个子不高，本事不小。但他治理东阿三年，差点没被齐景公砍了脑袋，因为景公听说，他在东阿三年，把东阿越治越乱。由于晏晏的恳请，景公才答应再看他三年，算是留职察看吧。不料这三年他的声名鹊起，一片叫好，回到都城，景公亲自欢迎并向他道贺。同是一人，两个三年，评价迥异。什么原因?晏娶说了实话。他说：前三年，我在东阿，公事公办，不讲关系，不卖人情，不送钱送礼，发展生产，照顾贫民。那个时候，东阿的老百姓没有饿肚子的，但是您要判我的罪；后来的三年，我卖人情，送贿赂，乱收费，国库的东西拿来打点上下左右，生产的产品都进了权豪势要的腰包。东阿的老百姓多半不得温饱，可是您却亲自迎接并向我道贺。

齐景公怎么会听了一脑袋不实之词?原因就在一切权势者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企图分享权力的人。分享之道，就是包围权势者，让他听他们想让他听的话，看他们想让他看的事，从而影响权势者，使他作出符合他们利益的决断。不卖人情，不讲关系，不送贿赂的晏娶碍他们的事，所以在齐景公面前，他们大讲坏话；改弦更张的晏婴给他们带来好处，于是齐景公耳边就颂声一片了。齐景公被这样一些人包围了，怎么能得到实情?怎么能选好干部?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包围”便存在，权力越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手中，“包围”就越加厉害。

怎么才能突破“包围”?古往今来，想了很多办法。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是一种办法，但实行起来很难。真是百分之百拥护，其中或恐有诈。魏徽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也是一种方法，但如果兼听只是依靠权势者个人的品德与明智，那么，不能确保权势者的品德，“兼听”便依旧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定出了许多选拔干部的制度，这是突围的办法，但需要防止人治的惯性把制度虚化。表面的制度化和实际的一个人说了算，齐景公式的选人就在所难免。选人的难题，只能靠民主政治的建设来解决。我们应当推动这个进程。

【兰小英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6月6日／王全大图】

寻找消失的“声音”　作者：傅一河

近日，几个重庆人满大街小巷地搜集散落在民间各个角落的声音，用手机、MP3记录，复制到电脑上，刻成光碟，行之于世：解放碑钟声，朝天门码头汽笛声，修锑锅、磨剪刀、凉粉、凉面、酸辣粉的吆喝声，青蛙、蟋蟀大合唱，“关好门窗、防火防盗”的喊话声……这些熟悉的声音，串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带来一种属于老重庆的乡愁。

我认为，有些声音消失了可以找回来；而有的声音带给人无尽的悲哀，血与生命的代价不能化作有益的思考，这样的声音还能找回来，还能复制与再现吗?

张志新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喉管被割断了。

诗人控诉：“啤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马夤初的“声音”被扼杀，人口爆炸炸出13亿人。今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之有关系。货多掉价，人多命贱，劳动力优势拿不着最低工资，穷人进了医院无钱会被扔出来。

举世公认的名著《随想录》，行世时居然删除了最辉煌的一篇“文革博物馆”。百岁老人想死而不得，想留文字不得在人间。这是什么事啊?

丑恶的声音令人切齿。

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燃起时一个声音高喊“让领导先走”，花朵般的学生及老师被烧死了。

“把穷人赶出市中心!”

“学费高了穷人的孩子才读得起书。”

“房奴活该!”

有贪官大言不惭：“你让我弄两提包白纸我不知道咋弄，让我弄两提包钱那可容易。”

有庸吏杀气腾腾：“要坚决打击恶意讨薪。”——没有“恶意欠薪”，哪有“恶意讨薪”?不打击前者，却要严厉打击后者，这个官员的良心叫狗吃了?这种“声音”找骂，甚至欠揍。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吗?为了饭碗忍气吞声。

灾难降临时，往往听不到“报警”声。

强权肆虐时，甚至没有沉默权——你必须表态，必须与领导保持一致。

闻一多当年有一首诗：“有一个字能点得着火，有一个字说出就是祸。那就是咱们的——中国!”声音存于民间，兴于民间。“不信东风唤不回。”

【王翔宇荐自《精英博客》2006年5月16日】

别输在后劲上　作者：徐怀谦

有很多年轻的家长对这样一句广告词不会陌生：“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为各类少儿特长班的招生用语，这话曾经打动过很多家长的心，他们的孩子因此在剑桥英语、奥数、钢琴、舞蹈、绘画等各式各样的特长班之间来回穿梭，成为最忙碌的群体之一。

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的骄人战绩，获奖学生可以免试升人大学的高规格待遇，直接刺激了奥数的升温。升学时这个特长加分、那个特长加分的政策，也直接主导了孩子的发展兴趣。单从起跑线上来看，可以说，这些年中国孩子没有输给欧美。

可是不管是百米赛还是千米、万米，冠军不是产生在起跑线上，而是诞生在终点。奥运会冠军刘翔的起跑并不占优势，他的特长在后半程的冲刺，换句话说，他比别人更有后劲，所以他赢了。

我们那些特长孩子的后劲如何呢?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吴建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欧美国家的小学生比中国轻松很多，而他们的后劲却比我们强，对一个学科的兴趣可以持续很久。而中国孩子虽然智商很高，却没有很强的耐力和持久性。不少专家都担心小学生过早、过多地参与奥数班，会使他们逐渐丧失对数学的兴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急功近利无异于揠苗助长，会最终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而据《环球时报》报道，在德国，奥数竞赛的奖牌不足以作为一流大学免试入学的理由。他们认为，奥数竞赛总体来说“利多于弊”，但是它无法测试一个人的全面能力。学术竞赛跟学术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要求学生有好的记忆力，而在观察力、想象力等方面的要求，则不比学术研究来得高。

再拿读书来说，有媒体报道，现在中国很少有人愿意上哲学系。2005年报考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半以上是第二或第三志愿。有些学校的哲学系新生90％是第二或第三志愿。一所大学哲学系的主任甚至建议取消本科阶段的哲学专业。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愿意念什么专业?当然是热门专业，是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这无可厚非。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固然需要大量实用人才，可是如果我们这个国度没有诞生过老子、孔子、孙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今天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腰杆能挺这么直吗?

我有个朋友，俄罗斯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在莫斯科呆过几年，回国后他感慨地说，俄罗斯虽然有人吃不饱，可是歌剧、芭蕾舞剧天天都在上演，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绝对高雅，他们的气质绝对高贵。他由此断定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复苏。他言中了。他看到了俄罗斯人的后劲。

回到我们自己，教育上急功近利，学术造假现象屡见不鲜；经济上过于追求GDP的增长，“吃祖宗饭，砸子孙碗”。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后劲在哪里?没有后劲，是不可能笑到最后的。那么为了子孙，让我们储蓄一点后劲吧，从现在开始，或许还不太晚。

【周军宇荐自《今晚报》2006年6月2日／夏清泉图《“童墨”闪闪》】

改革的幸福与怀旧的幸福　作者：阮　直

无论官与民，无论是下岗的还是在位的，与20年前比，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但是，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年代里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享受国家、集体的各种福利，好像没什么贫富差别，说那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

其实，这不是实事的真相，平民百姓在那个年代是不知道富人怎样生活的，那时的富人、官员比如今还有隐私权，与平民的差别比如今还大。连乘火车软卧、住宾馆、坐飞机、看西方电影、订阅《参考消息》都要凭县以上机关办公室的介绍信，证明你的单位或个人够了那个级别才行。否则，你再有钱，也没资格享受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等级尊严的差别不比贫富尊卑的差别更能伤害人吗?无非是我们被教育成了现代愚民，拿着躁躏当按摩了，以为只有自己的日子比蜜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知平民怀旧能怀来快乐，还是怀来伤感?

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钱，在1965年时就想安一部电话，给邮电局了打3次申请报告，又托了好多关系，最后还是没有搞定，原因就是他级别不够。如果级别一旦够了，你就有了打开藏宝山洞大门的咒语，那时你不用中请什么待遇，一切自有组织来安排，都无需你破费一个铜板。

计划经济年代的副食供应紧张，家家买肉乳蛋禽糖奶都要凭票，但是13级的干部就有“特供证”了，不受指标的限制。购物时在金钱面前都没有人与人的等价原则，那么在政治上你就更找不到平等了。

那个如今还有人念好、怀旧的年代，有近百分之九的人头顶还戴着形形色色的“政治高帽”，只要有风吹苹动，这些人夹着尾巴都藏不住，随时都会被组织、被一些政治流氓呼来唤去，批斗一番，批判一把，一部分人的苦难膨胀大了另一部分人的快乐。无数的冤假错案其实是波及到了每一个人，即便不是你本人，可你的亲属、师长、朋友不会个个都是只整别人而没被别人整过吧?一夜之间就会牵连到你，让你由正常的人变成牛鬼蛇神，沦为被打倒的对象。

特别是那些能享受“特供证”阶层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人变鬼的炼狱，感受到了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一个人的尊严有时禁不住几句口号，瞬间就被打倒在地，随意就被踩上了一只脚，不知这些人中有无怀旧的情结?

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说，起码如今的人在人格和尊严上是平等了，只要有钱，屠夫与县长可以混坐在一个软卧的包厢里，金钱淡化我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社会角色，市场化的见钱眼开比官本位的尊卑贵贱毕竞是一次进步。如今多好，只要有钱，你可以住一套别墅，买两台轿车，用三个手机，没人问你是什么级别。虽然级别不同，弄钱难易有别，但级别已不直接享受“特供”了，要先把级别兑换成钞票才行，多了这一道手续就是接近一点公平，当人人都感受到了公平在滋长的时候这不比什么都幸福吗。

一个社会存在着贫富差别，不会让穷人失望，让穷人失望的是没有平等的机遇，我们的改革就是在限制、革除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虽还不够尽如人意，但是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努力地在做，这与我们有些人怀旧的那个年代有本质的区别。

幸福还是在今天，怀旧是怀不来的。

【聂勇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6月2日】

悲悯的月光　作者：于　怡

有人问托尔斯泰，如果你看见一个坏人，正举起一个小孩，要往地上摔，唯有对那个家伙射击才能挽救小孩的无辜生命。这时，你射击还是不射击?这个命题集中体现了人类在伦理和精神上的矛盾。俄罗斯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以实际行为给出了答案，并且慷慨陈述了选择的理由。

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遭到毒刑拷打。薇拉愤慨至极，她朝那个灭绝人性的暴徒射出了一颗子弹，并当场被捕。审判席上，薇拉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苔和酷刑，这是多么惨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如果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会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我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薇拉射击并非出于私心和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毅然决然地弯下食指，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的食指，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在辩护律师据理力争下，薇拉幸运地得以释放。

薇拉的行为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和决绝的信念。她是真理和道义的承载者。她对犯罪个体的射击表达了她对人类苦难最大的悲悯和承担。我的目光抚摸着“悲悯”一词，品味着它的质感、硬度和光亮。

德国的舒和兄妹——汉斯和索菲，为了阻止希特勒的暴行，散发反纳粹传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场时说：“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么我们虽死何憾?”哥哥汉斯在临死的一刹那，高呼“自由万岁!”青春而高贵的头颅随着黑亮的铡刀落下，定格成为一种永恒的背景。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洒向历史深处。一股血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升腾，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是一首闪耀着人性之光的诗，这是一支响彻行云震撼人寰的歌，永远在人类历史的上空回响。

人类之所以浸泡在连绵不绝的战争、迫害、屠杀、腐败的血海与黑暗中，还能焕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为我们有薇拉和舒和兄妹，还有那个“流血请自嗣同始”的人等。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大多数人是这么做的。但是铁肩担道义的他们却永远也不会这么去想，明知以卵击石，却依然奋勇出击替天行道。他们甘愿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和平幸福的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不分肤色不分种族。

月光静静地悄悄地走来，洗礼着不洁的凡尘，慰藉着苦涩的心灵。薇拉们奔涌的血性和不屈的灵魂就像这洒满人间的月光。他们吞咽着人间的苦难和罪孽，让生命洒下无边无际亘古如斯的悲悯之光。上帝把月光交给少数平凡而又真正伟大的人，像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望着滴落的鲜血，仍用悲悯的目光眷顾尘世。有了悲悯之光的照耀，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份黑暗和凄凉，多了一份慰藉和希望。

【杨碧珍荐自《石狮日报》2006年5月29日／王 青图】

留连金凤　作者：王　晖

这标题源自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掌故，说的是国学大师黄侃的父亲黄云鹄，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一次，他往四川雅安公干，雅安城附近山中有一座金凤寺，寺里有一位能诗的和尚，黄云鹄与其一见如故，便把公事弃置一旁，长住庙中，跟和尚唱酬起来。省里面的主管与黄云鹄有隙，借此参了他一本，执笔幕僚在奏折中提到这件事时，只用了“留连金凤”四个字。奏折发出后，上面看的人没有想到“金凤”是座寺名，误认为是个妓女，而清朝官吏狎妓是厉禁的，黄云鹄几遭严谴，后经多方解释，才弄清楚。据说，一直到黄云鹄辞世已四十多年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留连金风”这则轶事还在四川的许多老先生中流传，可见它的“经典”性。

在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叫“刑名师爷”。他们一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而时人又将“刑名师爷”称作“绍兴师爷”。这名执笔撰写参黄云鹄奏折的幕僚是否为绍兴籍，不得而知；但他孤诣曲笔为文，苦心搜罗罪名的手段，却完全是人们平素指斥的“绍兴师爷”风格。

“鸳鸯蝴蝶派”作家徐哲身是个有心人，于撰写“两个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小说的余叹，复编了一本《绍兴师爷轶事》，收集了许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错乱阴阳的奇闻，读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如那则屡屡为人举证的“绍兴师爷”昭彰恶举，便见诸其中：曾文正的爱将鲍春建与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战于南昌，连败数阵，江西抚台蛤曾上公文，贵鲍屡战屡败，请曾转奏皇上。曾文正既不敢欺瞒皇上，又欲保全爱将，只得召幕下“绍兴师爷”急议。这位“绍兴师爷”接过公文，仅挥笔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即使曾文正一脸愁云尽散。原来依清朝定例，大凡将士屡战屡败者，必得军前正法；而屡败屡战者，则是忠勇可嘉，非但无罪，且要陛赏——辑入此书内的“绍兴师爷”事迹，大率如此。

“留连金凤”这则掌故未被录入《绍兴师爷轶事》中，但平心而论，较之这部书里记载的“绍兴师爷”诸般劣举恶技，起草参黄云鹄奏折的这位幕僚之行径，一点也不逊色。黄云鹄的过失简单明了，就是毫不节制嗜好吟风味月的个性，而闲置了本职工作。但在中国这个将“诗酒风流”视作文人优美风采的国度，若是遇到一位风雅上司，这一失误说不定还全被视作一大优点，虽然谈不上褒奖，处理起来估计也不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果而终。因此，仅想凭这点过失就扳倒黄云鹄，显然是不够的。而省里面那位主管的意图无疑又是希冀扳倒黄云鹄的。于是，这位幕僚在遭遇一道难题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充分展示恶才的契机。从奏折起到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位幕僚的努力确实成功了。他那可恶可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巧妙地运用语焉不详，将一个人的性格失误轻松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道德失误，而对于后一个失误，在我们这个民族，是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要肤浅地认为“绍兴师爷”们的成功之处，仅在于耍弄笔杆、游戏文字。我们还应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是先把准了所处那个时代道德或律令的脉搏，再借用文字这个载体，为我所用地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丝毫不顾及基本事实与起码道德。这，才是他们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绍兴师爷”这个名词，早已从我们的日常言语交流中淡出了；可与“绍兴师爷”行径相似的做派，却至今仍未在世间绝迹。于报刊、杂志或公文里时常可以读到的诸如“事出有固，查无实据”之类的文字，不就仍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绍兴师爷”的身影吗?

【邸笑飞荐自《西安日报》／宋德禄图】

是谁制造了不和谐的音籁　作者：杨良敏

“和谐”现在出现的频率很高。它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和理想。而面对理想，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别样的景象经常浮现在眼前，让人忧心而难以形容，最近一段时间，几个关键词总在脑际萦绕：

【清退】3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教育部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国城镇和农村中小学尚余的44．8万代课教师予以清退。面对在场一位记者的担心和质疑时，这位发言人反问记者对代课老师的情况做过什么调查?是否知道具体的情况?还特别强调，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原则还是两个字“清退”，并解释，“清退就是清理和退出的意思”。说话时，这位发言人歪着脖子，偏着脑袋斜视提问的记者，我看后半晌无语。

【查抄】进城务工，各找路子。烤红薯、卖水果也是一种选择。而一天在路边亲见城管将一个卖红薯的农民逮个正着，当即查扣，并拿出专业工具粗暴地将烤炉肢解后扔上执法车。卖水果的农民被查抄的我也多次见识。望着这些农民兄弟无助的目光，一时无语。

【接轨】3月底，国家发改委宣布，油价将进行上调。给出的理由是，石油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和成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生产难以为继，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解决好国内石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老百姓说，都谈接轨，还有什么没有接轨?话在嘴边而无语。

【听证】油价上调，很多人急了。出租车师傅的运营成本随之上升，着急了；出租车公司也跟着急，喊油补补不起了；北京市运管部门也出来发话：出租车租价不调，出租车公司是扛不住了。于是听证会开了。尽管此前多数意见是反对涨价，但听证会开过之后，涨价是没有什么悬念了。“为什么油价上涨的风险都要司机和消费者来承担，而出租车公司却稳坐钓鱼台?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对此诘问，还是无语。

一连串的关键词，一连串的疑问和无语，一连串的不和谐。这不禁让人想起徐志摩的一句诗，“……是谁制造了不和谐的音籁?”

和谐，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追求和谐，就是让矛盾的对立向统一发展，让统一成为一个稳态。实际上，在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和谐，但在一个浮动的区间内，可以出现相对的动态和谐。不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靠政府提出的“和谐大事”——几对和谐关系——的目标就能自动实现，不是靠喊口号就能获得的。“和谐细节”显得非常重要，也更能触摸到。细节成大事。

而萦绕脑际的那些关键词和现象恰恰与和谐的本意背道而驰。比如，清退代课教师，查抄红薯烤炉、水果摊，让人感受到的是一张张缺乏人情味的冰冷的脸。

应该说，代课教师是一个时代的特殊群体，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年代，这些代课教师为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山区的义务教育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一人校”在很多地方成为一个令人心酸而欣慰的风景。而今用一个冰冷的“清退”来打发他们，原本脆弱的和谐可能在不经意中被打破，重建和谐或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查抄烤红薯的烤炉、水果摊，人们感受到的有同情，还有遗憾。烤红薯、卖水果，都是小本生意，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靠诚实劳动在一分一分地攒着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而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无照经营的小贩，甚至被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作为城管，查抄是他们的工作，本没有办法指责，但也应看到，在指责他们“影响市容”的同时，粗暴的执法本身也在影响市容，尤其是首善之区的市容。

而对于接轨、听证也让人有很多不一样的滋味泛上心头。油价接轨，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定价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需要应对，但问题是，人们发出的疑问也不能忽视：油价接轨了，那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接轨了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不久发布的报告就称，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2年只涨了68元。

出租车租价上涨听证会也备受诟病。听证是民意实现的重要渠道，也是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此次听证会受到诟病，并不见得是涨价的本身，更多的原因在于，听证的结果可能无法真正体现民意，因为出租车运营成本无法透明，出租车运营的公司制普遍受到质疑，同时，低速运行下大排量车的使用，本身也是一个增加负担的安排，浙江豪华出租车暴露的问题，已经给出了一个“面子工程反丢了面子”的失败教训。

总之，和谐在大事中，也在细节里，更在看不见的社会肌理中。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构建和谐需要清除不和谐的音籁，更要铲除产生不和谐音籁的根源。改革的目标和路径的选择需要统筹安排，系列措施的配套进行，是改革的应有之义，否则，单向改革，和谐难以实现。

【李书清荐自《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5期】

你干净吗？　作者：叶延滨

最早听到的表扬之一就是“干净”，如同另一个词，“听话”。“干净”比“听话”要用得多。“这孩子收拾得真干净。一这孩子真爱干净。”都说你干净，夸的却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我们最初对汉语中的微妙差别，就从这不同的干净里找到。

读董桥文章，说：“人和文都一样，要干净，像屠格涅夫，像初恋。”这句话也说出了董桥文章的风格，干净。放给另一位，一提笔，就来个人品与文晶，然后人品如何，文品如何，一致又如何，不一致又如何，如孙二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也就干净不了。

爱干净的文人，一张稿纸也是干干净净。看以前科举的状元卷，千言长文，字迹清秀，没有点滴黑污。叹曰，真干净。这个干净里包含的是学问，是功底。现在用电脑打出的文章，也是字迹整齐，字黑纸白。有人说，真干净。这个干净，说的就是机器好，与文章无关。

干净的打印文章，作者方便，编辑方便，最后读者也方便。只是从此没有了手稿。手稿对于大作家，是个宝贝，可以拍卖，还能收藏。只是为了留下手稿，不用电脑，也对不起这个科技时代。没有手稿也一样会有好文章，而且图书馆里也干净得多，一排排光碟，一尘不染，闻不到旧纸堆里的霉味。没味了，好还是不好?

干净的另一类是文字干净，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好的杂文就该有这水平。有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引文，上至孔圣人，下至本单位的现任首长，一堆古今中外的唾沫星子，就是没有文章作者的点滴见解，这也是干净的一种。别小看脏字，脏字有时比不脏的字值钱。比方说，干净的字从文章中删去了，删就删了，不留痕迹。不干净的字删去了，常是让人打上几个口口，表示这里曾有脏字来过，就好像名胜古迹上刻“一游”。

还有另一类文字，今天少多了，也难见一回，那是“运动”中的汇报和小报告材料。现在读一些当过“右派”和各种“分子”之人所写的回忆文章，说到自己的冤枉和半生蹉跎，不少都是由某些人的小报告和汇报信引起。这些小报告和汇报信，文字大多干净，且爱从伟大而崇高的理论出发，因此还有光芒。这种干净，如同杀人不见血。读回忆文字，处处可见被害者的不平，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读到那些运动中“口诛笔伐”的冲锋者的忏悔文章，可见自欺欺人的干净，也是一块发霉良心的遮丑布。

前几天，有位先生正大口大口地吐出“道德……原则……”这些干净字眼，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低声说：“别信他，那年就是他带着造反派抄了我的家!”啊，以为干净的文字也可以当水，冲干净不洁的手，洗干净不洁的嘴脸，那么，良心呢?

【任法花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5月31日】

如果重复一万遍　作者：潘国本

自从有了白居易的“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慈鸟夜啼》)，就有了欧阳修(《蝶恋花》)和李清照(《临江仙》)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也就有了墨藏介诗抄的“柳色青，柳色青青青满城”，也就有了琼瑶的“看那庭院深深深几许，听那寒鸦夜夜夜半啼”(《深深庭院》)。

好东西是容易被人不断去重复的。小时候，第一次听到列宁说的“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时，觉得特新鲜，写进作文，写上日记，取作赠言，传来传去。后来看到拿破仑也说“战争嘛，有三件事最重要，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再后来，当然不会忘记李敖在讲到中国白话文谁写得最好时的“第一是李敖，第二是李敖，第三还是李敖”，还有“如果我有来生，我第一愿意再为李敖，第二愿意再为李敖。第三还是愿意再为李敖”。稍稍注意你就会发现，这“第一，第二，第三还是”已成为搞企业的、搞政治的、吃演讲饭的、做广告生意的“常规武器”，撞着前额碰痛鼻子已是常有的事。

重复，精彩、简单、省力，特别容易引起公众共鸣，也特别能被市场看好。所以杂志喜欢专辟言论、语丝栏目，书摊也总少不了名人名言一类书籍出售。

然而，与任何时尚一样，一成时尚，毛病也就开始了。世上并不是每句好话都经得起重复的，像谎言重复一万遍会变成真理那样，很多正确的话，重复多了以后也会变得不正确的。相传明末张献忠为起义拟了个碑文：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个著名的“七杀碑”，前两句慧思独到，今人再读仍有启示，若后边只留一个“杀”，奇峰突起以明志，也不失一则煽情檄文，但当他一连写上7个，就只留下穷凶和残忍了。

好话也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经得起重复的。有人给爱情保鲜出了条主意，说每天早上给对方来一句“我爱你”，包能流得出蜜。我想了，“我爱你”虽然是一切向往最甜蜜的人口，所有冰霜消融的第一缕春风，但，早上刷牙洗脸上厕所，时间那么紧，蒙蒙每天老调重弹，就只会有小学生写错了字被罚抄50遍100遍那种感觉了，一天两天还行，十天半月下来，势必由心钝到心烦。今人都讲实惠，活络些的，才不在乎那种画饼充饥呢，心想，糊弄些什么啦，你自己傻乎乎的还把我也当傻瓜?

如果你认为我在戏谑，那我还想起由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演化来的那句“人定胜天”。在那个人只是自然的奴婢的时代，这话鼓人土气树人尊严，是句难得警言，是面旗帜，但当这句话经先人一再传播以及人类战天斗地的一次次胜利，虽然体验在逐次加深，但也开始有了怀疑：人真定能胜天吗?作为代表自然的天，它有着自身的规律，我们发现每胜一次，也都相应地带来自然对我们的加倍惩罚，我们最多只是去顺应和驾驭，要彻底去“胜”，那是口出狂言，所以现在这句话的使用频率正在一天天减少。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列子·说符》)。科学前进的真正动力是怀疑和证伪，我想，格言也应该是。没有什么是值得重复一万遍的，大家都在那样当真的时候，就该想想它究竟对不对了。世上根本不存在永远正确的东西，哪怕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哪怕是1+1等于2。

好的东西都特别推崇创新，也特别忌讳重复。

“有一个智者，就有一千个愚者；有一句妙语，就有一千句蠢话”(契诃夫)。这个愚者当然包括只会跟在智者后面的那个，这句蠢话也应该包括只会重复那句妙语的那句。

【闻立荐自《扬州日报》2006年6月1日／庞 彦图】

廉洁的力量　作者：杨述伟

蒋介石1949年败逃台湾，在阳明山大会堂召开高级干部全上总结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时，曾经痛哭流涕地说：“共产党不是靠飞机大炮取得的江山，是他们以廉政换来的人心夺取的政权。”可见廉洁的力量，它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生死存亡。

古往今来，廉洁备受人推崇，尤其是那些匡扶正义，为政清廉，洁身自好，两袖清风的“父母官”，世人景仰。清人张聪贤曾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能欺，公生明，廉生威。”李瑞环同志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做好党的工作，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这人格中不知蕴含了多少廉洁的成分。

自古天下兴亡多少事，自身腐败遭厄运。王宝森、胡建学、闫宏健便是最好的例证。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不除腐败，无以立身；一个国家，不除腐败，无以立国；一个政党，不除腐败，无以立信。而国家政党的腐败正与我们每个人清廉与否休戚相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正是这个道理，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们更应以身作则，自觉对照《廉政准则》检查自己，敢于自我解剖，做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起好榜样作用，发挥好廉政效应。正如年近九秩的福州市老劳模郑依拇投书市委书记赵学敏时，大声疾呼：“党风建设，要反腐倡廉，还要反腐倡俭，不廉不俭，成什么共产党员，成什么干部?”

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但愿我们领导干部能鉴于往事，穷不忘操，富不忘道，克勤克俭，凛然亮节，勤政为民，慎独洁身，激浊扬清，牢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的古训，不要被蝇头苟利和“糖衣炮弹”所俘虏，丢了名节。

【邸笑飞荐自《党的建设》2006年第5期／郑辛遥图】

世界论　作者：吴若增

世界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世界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从个人来说，当你用简单的眼睛去看世界时，世界就是简单的；当你用复杂的眼睛去看世界时，世界就是复杂的。

从社会来说，如果人们都用简单的眼睛去看世界，世界就将十分简单；如果人们都用复杂的眼睛去看世界，世界就将变得十分复杂。

而其实呢，世界上有简单的眼睛，也有复杂的眼睛；且简单的眼睛也有时复杂，复杂的眼睛也有时简单。于是，这世界就既简单也复杂了……

世界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

世界是良善的也是邪恶的。

从个人来说，当你用良善的心灵去感受世界时，世界就是良善的；当你用邪恶的心思去揣摩世界时，世界就是邪恶的。

从社会来说，如果人们都用良善的心灵去感受世界，世界就将十分良善；如果人们都用邪恶的心思去揣摩世界，世界就将变得十分邪恶。

而其实呢，世界上有良善的心灵，也有邪恶的心思；且良善的心灵也有时邪恶，邪恶的心思也有时良善。于是，这世界就既良善也邪恶了……

这样说来，我们的眼睛是简单些好呢，还是复杂些好?

从个人来说，太简单了不好，大复杂了也不好；还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时就简单、复杂时就复杂才好，因为世界就是既简单又复杂的。当然，也因为太简单了不适应世界，太复杂了不适合世界。

从社会来说，当然是简单些才好，因为简单的世界才美丽……

那么，我们的心理是良善些好呢，还是邪恶些好?

从个人来说，当然是良善些好。因为良善的结果是美化自己也美化别人，邪恶的结局是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

从社会来说，抑恶扬善是它的责任，也是它的义务。社会应该像是一个清道夫，不断地扫除邪恶，以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只是这样说来，那眼睛简单而心灵良善的人就容易吃亏，怎么办呢?我看眼睛简单不妨学点儿复杂，只是永远不要学习邪恶。比较起来，有一双能够看懂复杂的眼睛，又有一颗坚持良善的心灵，于个人于社全都较有益……

其实世界原本倒是简单的，是复杂了起来的人们把它搞得复杂了。而人们之所以复杂了起来，乃是因为种种不平等关系的出现与持续。这种种不平等关系的出现与持续，就生出了邪恶。

不过，从世界演变史的角度去看，世界必将复归简单，并走向良善。

我确信。

【张志国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5月23日／宋德禄圈】

老天公不公　作者：秦　海

中国不信任何教的老百姓在冥冥中却信奉老天，当自认为遭受不幸、不公的时候，便会呼唤老天(苍天)主持公道，或向老天表示不满和抗议。元代戏剧大家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娥，在被冤绑赴刑场杀头时就发出这样的呐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真是感天动地，但窦娥这里所责难的老天已经不是我们头顶这自然的老天，而是指社会的、人间的恶势力了。现代一些人在自认为遭受不幸、不公时也会发出“老天不公”的抱怨。

笔者不幸于2004年6月底被确诊为肺癌，而且已到晚期，从此便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座专治肺部疾病的医院，因而病友们也多是肺癌患者。许多病友对目前还被称为“绝症”的癌症“既来之，则安之”，心平气和，处危不惊，积极配合治疗。但同时也很有一些患者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抱怨“老天不公”。一次，当一位病友又一次发出这样的抱怨时，我笑着问他：“你说你得了癌症是老天不公，那你说谁得了癌症老天是公的?”他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当遇到不幸时像这位病友这样发出“老天不公”抱怨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可以听到。电视上看到，有个青年，刚刚大学毕业，还来不及报效社会，报效父母，却得了癌症。生前他在日记里就几次写道“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对他发出这样的抱怨完全可以理解，但抱怨老天不公却大可不必，也冤枉了老天了。

有没有所谓的“老天”?如果你认为有，那老天就不会不公道。老天是干什么的?不就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吗。如果你认为没有老天，那又无所谓公道不公道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又怎么会公不公呢?

不过这只是说笑话，我真正要说的是，当你遇到像得癌症这样的不幸的时候，抱怨老天不公不但不会丝毫减轻你的不幸，反会使你的不幸加重，反会增加你的痛苦。以我自己的经验，以我差不多两年里住院的所见所闻，乐观的情绪、乐观的心态当然还不至于对疾病的治疗起决定性作用，但确实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天到晚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精神一垮，人就会马上垮了下来。而那些乐观者，常常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坚持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

人生在世，无论活长活短，其生命都是由一天一天延续起来的。活好每一天，就可活好整个一生。

人吃五谷杂粮得百病。一生不得病的人也有，但少之又少。所以某种病找上你，虽然都不会没有来由，但绝对与老天无关，当然也不必抱怨老天。重要的是，保持乐观的心态。有些东西，自己想有不一定就能有，如钱、如权、如名、如健康，但乐观却掌握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竟不好好享用，那不是太傻了吗?您说呢?

【桶兴文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6月12日／庞 彦田】

有人生气了　作者：王跃文

我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中国老百姓手中最大的权力就是按电视机遥控器。有人在电视新闻里夸夸其谈，老百姓就按遥控器换台，让他自个儿鼓唇摇舌唾沫横飞去!有些黄金时间的电视剧假得让人犯腻，老百姓照样按遥控器换台，让那戏中人自个儿双手叉腰大气磅礴去!老百姓看什么去?看超级女声!去年全国几亿观众看那些小女孩唱念做打，其乐融融。这是中国电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事。可是，有人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一位文化官员列举了超女诸宗罪，说超女和看超女的人都受到了毒害。老百姓好不容易自己做了回主，却受毒害了。幸得这位官员目光如炬，否则多么危险!

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自己无力做主的事，谁替他们做主呢?日前，北京某建筑工地11位民工发现他们菜里混有包工头吃过的剩菜，便诉诸媒体曝光。但是新闻见报当日，这11位民工的工作就丢了。记者就此事采访卫生防疫部门，却被告知中国食品卫生法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吃剩菜呀!

又据媒体报道，目前各地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低于国家标准，各地最低工资实际水平又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各地最低工资增长水平低于当地GDP增长水平，也低于当地消费增长水平。也就是说，拿最低工资的百姓正走向绝对贫困。可是，有人又说了，政府采取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就是干预劳动力市场价格，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房产价格满城争说，但谁也说不清房产商到底暴利几何。有人说房产利润率仅仅7.7％，够低的了；有个叫潘石屹的人说房产利润不过26．6％，并不是暴利，暴利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些可恶的地主和资本家才干的事情。但是，有人却有根有据地揭露说，个别房产的利润率达到了100％!可是，有些负责的地方政府给住宅开发定的利润率却是不得超过3％!面对房产商的暴利合谋，百姓们能怎样呢?他们无奈之下，掀起了“不买房运动”。却又有人在旁边说闲话了，说“不买房运动”不过就是网络起哄，顶不了什么用。

也许老百姓自己想做些什么，的确很难。但一旦自己做了点什么或还想依自己的想法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有人生气了。有人生气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你的“生气”是不是有违老百姓的意愿和利益，如果是，那你这个“气”生得就不值得。而且，即使老百姓有不一定是正确的地方惹你生气了，而你又不想方设法为老百姓的需要拿出办法和行动来，反过来老百姓对你也会“生气”的!譬如我，现在就生了点小气，说了这些废话和气话。打住。

【刘可荣荐自《时代邮刊》2006年6月】

机关油子　作者：丁　一

机关油于是非常典型的一类小爬虫。其实人在机关，绝大多数都难免有点油，但一般人也只是偶尔油之，油子却是无时不油，无处不油，油得理直气壮，无法无天，谁都拿他没辙；当面还得给他留三分情，这种油子简直可以称之为混混。

即使是上班时间，油子也是身在曾营心在汉，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挖鼻孔掏耳朵，或者几个油子开小全聊大天，熬到吃饭时间准时聚餐赴宴，完了回到办公室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如此神仙生活真是爽歪歪。现在的油子也与时俱进了，人在电脑前，喊喊喳喳，不知道的以为在勤奋工作，拼命打字，其实是在玩电脑游戏，或者是和满世界的狐朋狗友在QQ、MSN上侃大山，下载一些半黄不晕的段子自娱。一般领导如何知道其中玄机?

油子是不服从工作安排的。你安排他工作，他一句话就推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我的事，不要找我!”或者：“领导安排搞，就搞嘛!只是我水平低，搞不好不要怪我!”领导懂味的，知道靠不住，赶紧另行安排，认死理的，则会顺着讲：“搞不好不要紧，有问题大家商量解决。”油子一听，眉头一皱，又生一计：“我这阵子家里好多事好多事，房子装修，老婆坐月子，若把工作交给我，忙不过来，影响工作进度不好。”总之就是，工作的事，与我卵相干，不要交给我。

油子溜号，也有一套。有位油子老兄，上班点个卯，找个由头：“科长，我去政府办送文件啊!”一送就是一个上午。下午再找个由头：“科长，你交待的这件事，我要和某某局的衔接一下，我去了啊!”这一衔接，又是一个下午，至于衔没衔接，科长也懒得去问。领导若非特别有事，是不会找油子来办的，因为油子办事效率之低，存心不想办成，巴不得你别再找他。

更有甚者，索性不找任何由头，从不上班。他搞什么去了，鬼晓得。只有在吃吃喝喝、签领补助、分发红包的时候，单位才会记起有这么一号人。如今的领导都很务实，知道若去约束这种人，摆明了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约束不成，麻烦事还要惹一大堆，少惹为妙。

机关油子，所在多有，见惯不怪，其产生原由究竟何在?圣人曰：“贤未必举，庸未必让，谋人至上，其油子应运而生之由乎?”

苦乐不均向来是机关的积弊。什么人最辛苦?老老实实的人最辛苦。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任何一个单位的头儿，总会把任务分派给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部下，这些人真的是不计名利，服从分配，领导不断地把工作交办下来，他就一年到头忙不停。干得久了，这种人也全有所怨，但是抱怨归抱怨，头儿交下工作来，照样还是好好干。头儿在需要这种人的时候，总是会晓以大殳，把他鼓动得热血沸腾，觉得似乎领导最看重的就是我了，士为知己者死，拼了!

跟老实干事的相反，有一种人过得非常舒服，尽量不干活或少干活，但是领导也不会骂他，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精乖得很，他一看到领导来了，赶紧又是敲电脑又是翻文件，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还有就是这种人蛮横得很，老子就不干，没能力干，有能力也不干，你当领导的能把我怎么样?对这种机关油子，头是很知趣的，强按牛头喝水，不是个事，由他去吧!

【彭玉英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6月9日／沈同衡田《谁说我长年不翻书》】

擒贼先擒王　作者：陈　然

关系巷

官员某某，住x路x巷X号楼，出入仅一小弄，仰头不见青天，两人迎面，非侧身不能过。十数年未易其居，报道称之曰俭，而民间则不然。时人谓说此巷妙处有三：关键时节，下级官员送礼，自觉排队，鱼贯而人有条不紊，免插队之忧，一也；巷深光暗，行贿者皆不明彼此底细，竞争之意大增，二也；一来二去，彼此都熟了，既纵向拉了关系，又横向发展了友谊，三也。故民间呼之为“关系巷”。

验钞

吾友李建，于某地经营录像业，为招徕看客，偶以“毛片”伺之，自然，就被某主管部门知觉了。某日，该领导驱车径至其处。李建惶恐，然见对方便衣一人，便知其是欲作那天知地知我知事也。让至后室，待其冠冕堂皇毕，李建奉上老人头两张，领导不屑一顾。双方讨价半日，以再加两张告一段落。然领导不立走，拽李建上银行。李建忐忑，不知领导欲何为。至，领导将四张老人头递于一苗条雀斑小姐，曰，验。小姐验毕，曰，无假。领导方释其手。

高速公路

话说小地方官宴请大地方官，大地方官忽然掷杯长叹：若有蛇肉便好。时已初冬，本地蛇不可得，小地方官忙派人差专车速往南方省城调运，一个时辰便回，举箸尚温，皆曰：高速公路真好啊!

擒贼先擒王

某地强行养老保险制，凡新婚者，必先办保险，方可登记。一对青年交费毕，乡干意犹未尽，忽曰：腹中胎儿尚未办理。对方愕然曰：未孕。乡干曰：迟早会孕的，这是客观规律。

乡干背后笑曰：此乃擒贼先擒王之法也。

政绩

前两年，某县连发大水，城如威尼斯，乡如太平洋，飞鸟一时绝迹。然而各种动员会表彰会热火朝天，大小干事屁颠屁颠，新闻报道一篇一篇。今年，眼看汛期已过，百姓长吁了一口气，干部们却愁眉不展。问之，答曰：如此，怎显得出政绩?不说年终总结无从下手，就是一般办事人员，也少许多奖金。

透支

一位在政府某部门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县的财政已超支到了2010年。我惊问如何是好，他却嗤笑我大惊小怪，说：这有什么，就好像30岁的人可讨到20岁的人做老婆，这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性别失调的危机。

吃醋

某村长，去县城美容店潇洒。一描眉露胸女子正为其搓头，忽一泼皮进来，与她调戏有声，干扰了正常工作。村长怒叱曰：怎不尊重人权?泼皮嘻而揍之。村长捂痛而呼：我要告你!

村长忿懑不休，找到在县里做秘书的堂弟，告之以事。堂弟不待语毕，急捂其嘴：若办案者问你缘何去了美容店，你怎样答来？村长说：怕什么，我是出公差!

权力

某官对人发火：我要撤掉你的职务!对方说：我不是干部。某官手一挥：那我就开除你的党籍!对方说：我也不是党员。某官火愈大：你到底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个种田的。某官仍不依不饶：我要撤掉你这个种田的!

家的感觉

一日，吾随一同学去某机关。只见同学进门，先朝一秃顶人喊爸爸，转而朝旁边的办公室喊舅舅，接着到里间叫了一声大姨，刚好勤杂工送开水来了，他又叫了一声表叔，然后他指了指那张空着的办公桌问，我堂姐今天没上班吗?

换了城建局长

某日去城东办事，但见烟尘滚滚，树仰石翻，道几不可行。好好一条街，修了不到半年，怎又要如此折腾?一在政界混的朋友说，肯定是换了城建局长。后一打听，果然。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第6期下／王 敏图】

飞机上遇到的一件心酸事　作者：过　客

我是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普通的空姐，由于参加工作没几年，所以没有遇到一件叫人难忘的大事，天天都是在端茶倒水的小事中度过。没有工作的激情，很平淡。

可是今天遇到的一件事情却叫我改变了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

今天我们执行上海一北京航班时，旅客很多，满满的一飞机。

上飞机的人群中就有一位很不起眼的农村老伯伯，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上还有一股农村特有的土炕味。当时站在机门迎客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现在的社会还真发达了，连农村老伯伯都有钱坐飞机，真奢侈。

当飞机平飞时，我们开始加水，加到20多排时，看到了这位老伯伯，他很拘谨地坐在座位上，直挺挺的，一动不动，麻袋也不放在行李架上，老伯伯抱着大麻袋，乍一看像是个支着地球的地球仪，直挺挺像个雕塑。

问他喝什么，他很惊慌地连连摆手说不要。要帮他把麻袋放在架子上，他也拒绝。只好由着他抱着了。

过一会，开始发餐了，我们发现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感觉好像很紧张的样子，给他饭他还是连连摆手不要。于是乘务长过去亲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很小声地说他要上厕所，但是不知道飞机上能不能乱跑，怕碰坏了飞机上的东西。

我们告诉他没关系的，并叫一个男空保带他去了厕所。等我们第二次加水的时候，发现他看着别的客人喝水，在舔嘴，于是没有问他就帮他倒了一杯热茶水给他放在桌子上。谁知，这样一个动作却惊吓住了他，他蹦一下跳起来连连说不用不用，我们对他说您渴了，就喝点吧。这时他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动作，从怀里掏出一把钱，都是一块一毛的，要塞给我们。我们告诉他说这是不要钱的，他不相信，说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进去要水喝别人都从来没给过他，都是很厌恶地赶他走。我们这才知道，他为了节约钱，一路上能不坐车就不坐，硬是从郊区走到机场附近才坐的车到了机场，他身上没多少钱，只能问路上的餐厅要水，可惜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赶出来，别人以为他是要饭的。

我们劝了好一阵子，他才相信了我们，坐下，慢慢地喝着茶。我们问他饿不饿，要不要吃饭，他还是连连说不要。他说他有两个儿子，都很争气，考了大学，小儿子在上大三，大儿子已经工作了。这次他来北京看他上大学的小儿子，由于大儿子已经工作了，想把他们两口子接到城里来跟自己住，可是老两口不习惯，住了一阵又回乡下了。这次是大儿子不想让老爹周车劳顿特意买的飞机票，本来想陪老爹一起去，因为老爹没坐过飞机怕他不认识路，可是老爹嫌飞机票太浪费死活不坐。后来劝通了，老爹怎么也不肯叫儿子再买一张票浪费钱，坚持自己一个人来。

他背了一麻袋红薯干，要给小儿子吃。上飞机前安检时，工作人员说麻袋太大叫拖运，可是他死活不肯，说怕弄碎了小儿子不喜欢吃了。我们告诉他说放在架子上很安全的，他警惕地站起来看了半天才小心地放上去。

在航班期间我们一直很勤地给他加水，他都很有礼貌地谢谢我们。可是他还是一直坚持不吃饭。尽管我们看出来他已经饿得咕咕叫。到飞机快落地的时候，他很小心地问我们有没有袋子，给他一个，并要求我们把他自己的那份饭装好提给他。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要带给他的小儿子。我们都惊住了。

对于我们来说，天天见的饭菜，在一个农村老人眼里是这样的珍贵。

他自己舍不得吃，饿着，要留给他的儿子。于是我们把剩余没有发的餐都装好了准备给他，可是他很惊慌地拒绝了，他说他只要属于他自己的那份，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们都被这样的一个老人感动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却深刻地教育了我。本来以为事情结束了，谁知道在别的客人下完以后，他最后下飞机，我们帮助他把麻袋提到了出口，正准备帮他背上，他做出了一个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动作：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老泪纵横地给我们磕头，一边磕一边说“你们真是大好人，我们农村人一天只吃一顿饭，从来没喝过这样甜的水，见过这样好的饭，今天你们不嫌弃我，这么热情地对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样赶紧(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好人有好报。”

一边跪一边说一边哭，我们大家慌忙扶起他，连连劝他，并交代一个地面服务员将他安顿好，我们才回飞机上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

说实在话，工作了5年，飞机上什么样的客人都见过了，野蛮的，打人的，无理取闹的，就是没见过给我们下跪的，说实在的我们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就是给他老人家多倒了两杯水，竟要这个70多岁的老伯伯跪下谢我们，再加上看这他背着一麻袋红薯干，自己不肯吃宁愿饿着把飞机上的饭带下去给儿子，还不肯多要别人的饭贪便宜，我真为我自己感到愧疚，我以后要学会感恩学会报答别人。是这个老伯伯教会我怎么去善良正直地活着。

【黄一龙荐自《空姐日记》】

荐稿人语：

小妹妹的感想是她应该学老伯伯的善良正直。我比她年长好几倍，觉得除了还应向她的善良正直学习以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老伯伯感动的)，还应该再向自己也向社全“多问一个为什么”：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辛勤劳作一辈子，居然一辈子“一天只吃一顿饭，从来没喝过这样甜的水，”他是生活在什么地方?依他的年龄计算，他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那是命也。可是以后的大半辈子却是在“新社会”里度过的，在这里，“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怎么他竞几十年间向它讨不到一口水喝?几十年间他周围有那么多“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怎么一点也看不到“服务”及他的痕迹?从这件事情里面应该受到“深刻教育”的，难道只该是这位小妹妹吗？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点歌道歉

派出所拉网检查，一脚踹开了正在嫖娼的外商房门。

县长闻讯，雷霆震怒，将公安局长喊来训斥一通，命令立即放人，并率公安局长亲自为外商设宴压惊。

吃好喝好，卡拉OK，县长又令公安局长：去唱支歌，再给人家认个错。公安局长满脸尴尬，硬着头皮点了首《永远是朋友》。

县长说：不行，力度不够，你必须唱《都是我的错》，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的认错态度!

黑社会管用

乡下表弟被人打了，头上缝了20多针。母亲希望我这个当记者的表哥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我连夜赶了过去。只见舅舅家里一屋子人，其中有几个眼戴墨镜，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怎么看怎么觉得像黑社会的人。一问，果然是舅舅请来主持公道的。

我大吃一惊：“请黑社会主持公道?怎么不去派出所?!”舅舅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黑社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比派出所管用!”“怎么管用?!”我问舅舅。舅舅掰着手指说道：“第一，黑社会的人讲规矩，收了钱肯定帮你办事，不用再托人送礼；第二，黑社会的人办事快，像我这样的事，两天之内就能解决，不像派出所要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要拖上三五个月；第三，黑社会人办事不拖泥带水，说赔多少，就赔多少，不像派出所有执行难的问题!”

免费实习

钱市长的儿子大学毕业，学的是企业管理，儿子想让老爸筹集个几百万让自己去开公司，办实体。钱市长老婆也赞成儿子自己创业。

钱市长不同章。钱市长说：你先找一家国企去锻炼锻炼。

儿子坚决不同意。

老婆也不同意。钱市长好言相劝，娘儿俩愣是不开窍。

无奈，钱市长只好把话说透：“去国企干上两三年，先弄个副总，一年稳赚几十万，如果你想创业，有我在，大把大把的资金任你使用，亏了，企业埋单；赚了，全是你的，如果锻炼得可以了，再跳出采自己开公司嘛，这种免费实习的机会，你到哪找去?!”

老婆一听，喜上眉梢：“你个死东西，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平说!”

都是改革

针对领导的改革：国企老总工资改成年薪制，一年40—500万元不等；政府官员公车改革，每月按职务高低拿500—3000元不等的车补现金(另，“工作需要”时仍然有公车备用!)

针对老百姓的改革：竞争上岗；减员增效；下岗待业；买断工龄……

同样的改革却蛄出了不一样的“果”。

【翟明选自《雨花》2006年5期／宵 午图】

隐者之城等　作者：韩少功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大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大多太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渠道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间或机房，还可发现他们物理本质不过是电磁信号或纸媒信号，由一些专业人员编辑着，复制着，日夜向外传榆着，这样，我们就像地老鼠，藏在十分安全的暗层，与远方的符号产品打着交道，对一些遥远的机器流水线产生着感情。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他们(亦即它们)的伤害。我们就是做了好事或坏事，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少量的目标必是被过多关注的目标。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长久曝光状态。我们无法隐名更无法逃脱，身上肩负着大多来自乡亲们肉眼的目光。这样，即便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长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人们为什么进入城市?到底是为了渴求邻居还是为了摆脱邻居?是为了进入群体还是为了逃避群体?

【杨松荐自《散文》2006年第5期／夏清泉图】

农村老人的告白

王发财

掰指头算算，俺一个孤老头子在这个穷山旮旯里住了也有些年头了。往年还能下田种种地、跑个山儿、喂个牲口啥的，可如今，甭说让俺侍弄庄稼了，就是下地活动活动，俺也懒得动弹了。

每天，俺一个人坐在炕上，一寻思起往后的日子，俺就有些提心吊胆，就难受。娃儿们两年前就都一个一个地上城里挣大钱、奔事业去了，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就是回来，也就呆那么两天就赶紧走了。俺整天就守着三间破瓦房和老伴的遗像，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出去串串门，也没个人扶着，村里的道儿坑坑凹凹的，要是摔上一跤，那还了得!要说吃个营养啥的，那对俺可是天大的念想。谁不想吃好的喝好的?那个口福，俺可没有!你想想，娃儿们一年也寄不了几个钱回来，自个又没啥收入，手头就那么百十块钱，能维持个吃饱就不错了；平时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能挺就挺，药是千万买不得的。就是手上有余钱，如今这药也忒贵了些，一盒止痛药就得八九块钱，而且吃了也不见得有效。

其实这些对俺来说都是小事儿，俺最担心的就是，要是哪天俺得了什么病，不能动弹那就麻烦了。城里的医院俺是住不起的，可就是请村里的医生给俺看病，那也得用钱不是?娃儿们各有各的难处，是指望不上了；村里就更别想了，人家村干部躲还躲不及，咋会没事儿往自个儿身上揽事儿呢?哎!一想到这儿，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要是到了那个地步，俺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算了，干干净净的!省得到那时候屎呀尿呀拉得满裤档都是，连个给换换的人都没有!

俺总听戏匣子里说，城里的老人有这个保那个保，这个鸡(机)那个狗(构)的；既有玩儿的地方，又有乐的地儿，啥都有人管。要说俺心里不羡慕、不嫉妒那是假的，哪个老人不希望自个儿老了有人照管，活得滋润些?可俺不明白的是，同样都是一个天底下的人，俺怎么就比人家矮半截呢?

其实，俺也不要求政府给俺像人家那么多优待和福气，俺只念想着要是哪天娃儿们不管不顾俺了，俺不用去要饭也能填饱肚子；有个大病小灾的，政府能管管能给免费治治，不用干躺着等死，俺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别的，俺一个穷山沟里的老农民就不敢再奢望了……

【钟应平荐自《故事家》2006年第6期】

远年的蔷薇　作者：何满子

掺水现象

甲：现在市场上的奸商真可恶，昨天我买一只鸡，看看很肥，买回来一杀，肉层中滴出大量清水，内行人说是鸡贩子给鸡注射进了水，你看，她几两水骗去了我块把钱。

乙：你不过块把钱罢了，我前天买了一只甲鱼，也是注射了清水的，这回可是几十块钱给他骗了去，可恶之至!

丙：不光是小商小贩，现在掺水现象到处都有。你读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其中支支吾吾、颠来倒去地尽是些废话，不也是掺了大量的水么!

各执一词

四人读《新民晚报》，见报上有记一妇人在公交车上瞥见一乘客掉落一块多钱而本人不察觉，此妇人乃将脚移动金钱，踏于脚下；复佯作缚鞋带状，拾取了金钱。于是四个读者展开了议论：

A：这女人真不要脸，贪图别人的钱!

B：她不公然拾取，变了点法儿掩饰，可见其人还有点羞耻之心。

C：一点小钱都这样贪，这种人什么事做不出，可鄙!

D：她究竟没有做大坏事，又没有去偷，不能过分责备。

又有两评论家议论以上人等的议论：

评论家甲：AC贵人大苛，有欠厚道；BD则专讲可恕之道，又失之姑恶。——对双方都否定。

评论家乙：AC是嫉恶如仇，不为过甚；BD是宽容待人，也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双方都肯定。

录此可觇见人间批评的一种色相。

洋文店名

商品、市招盛行用洋文为时髦的风气，瓜有伊丽莎白瓜，未必没有维多利亚果，这也许是引进的品种，且不说它。奶油酥有“拿破仑”，看来也将有“希特勒”或“威廉大帝”。冷饮食品名色之多，令人昏头昏脑，其实不过是些寻常的冰糕、冰淇淋之类。

据电台广播，有一店家名叫“奇士荚”，原来是KISS ME(吻我)的音译；更妙不可言是一家叫“黑格饭店”的，记者问其命名之意，店主答道：“请看洋丈”，一看竟是HUNC2R(饥饿)。真亏他想得出来，饭店是出卖饥饿的。

我倒给某些个体户小饭馆想了一个恰当的洋文店名：“海鲜特”(fIATCHET即斧头)。

名片大观

一友人系新闻记者，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极多，近年来收得大量初交者的名片，名片上职衔繁多，展示各种身份，有的颇为稀奇，友人曾单数则相告，录之以广读者见闻：

一张名片上单印“自学成才”四字；一张在各种密密麻麻的街头中，有“国家特别津贴享受者”一行；一张则在“同学会总干事”、“研究会理事”等街头以外，印有“托福考试及格”一行；最妙的一张，印有“两后区人民代表竞选人”一行。

由此可观世风，但尚未见有“中国公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领有者”的衔头列上名片，可见尚未挖足潜能也。

美好世界

倘若您精神抑郁，对现实不满时，请您千万要多看看广告。多看广告能增长乐观情绪，觉得世界前途光明，尽是些好人。他们处处为别人着想，牺牲自己，大蚀本、大出血来满足别人，为别人尽心服务。看了“免费赠送致富良方”的广告标题，你就不能不感动。须知登广告是要花钱的，他花了广告费，又免费帮人家致富。您得承认，世界上“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好人是有的。世界真是一片美好!

天公地道

报栽：有一卖金条者，自谓掘之于古墓，因亟需用钱，愿以市价之七折出售。一人以现钞万元买进两锭。回家后一验，始知是假金于；而卖金条者骗得万元后，大喜过望，归视钞票，则全系假钞票云。

世上即使法网森严，不法之徒仍能违法做坏事；但偶尔亦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巧事，彼此行骗，彼此上当，如假钞票抉假金条即是。俗称“羔吃黑”，双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愚弄人者人亦愚弄之，可谓天公地道。但更多的是彼此假来假去，互相唬弄，而双方均习假以为常，心安理得，这又是一种世相。

【张甫卿荐自《远年的蔷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丁 聪图《我也有名片》】

铁窗华宴（杜撰曲）等　作者：刘　征

钱神咏叹

你呀你，你能把青面獠牙的母夜叉变成雪肤花貌的玉环，你能把肮脏破旧的瓜皮帽变成珠光宝气的王冠，你能把对付鸡眼的修脚刀变成龙光射斗的尚方宝剑，你能把无上尊严的法律变成任意揉搓的面团。你呀你，你姓钱名钱别号钱，一切权上的权，一切官上的官，一切鬼上的鬼，一切仙上的仙。不信，请看——

监狱变奏

别看那隔绝内外的有十丈高墙，别看那墙上有层层电网，别看那高耸的岗楼监视四方，别看那从里到外重重设岗，别看那狱警紧握电棍手枪，别看那冷冰冰铁窗，吹不透风，飞不进鸟，月儿探头也惊慌。别看咱是罪犯，咱手眼通天，法力无边，抛出一座金山，喝一声变，一所黑地狱应声儿变成玉软香温的大饭店。

铁窗华宴

推开牢房门，猛地吃一惊，拍拍天灵，揉揉眼睛，莫不是走进豪华的餐厅。但则见，挂宫灯四壁通明，放光盘唧唧哼哼，摆餐桌正在当中，香喷喷煎炒炸烹，热腾腾红烧清蒸，鳜鱼白着眼睛，龙虾翘着尾棱，鲍汁滴滴香浓，燕窝丝丝透明，酒香喷出玉瓶。一把老板椅上坐着罪犯正服刑。他打着饱嗝，撒着酒疯：“真他妈笨蛋，没手段弄来咱的心肝宝贝，小狐狸小妖精，想得咱心疼!有她陪酒，服刑才有人性。”

难得糊涂

天荒荒，地荒荒，云茫茫，月茫茫，沉沉夜雾锁高墙，摇摇花影遮铁窗，就这样，就这样，不声张，天晓得有鬼内中藏。狱警懒洋洋，装模作样；狱犬卧屋角，闭目静养；狱长巧回避，住进病房。连狱神也借口巡察，足踏祥云，云游四方，要参进此中的玄机，难坏了南阳卧龙诸葛亮。

西江新月

此曲并非杜撰，是以事实为源。稍加渲染即成篇，演出好戏一段。切莫眉头紧锁，无须怒发冲冠，客来闲话夕阳天，权当苦茶半盏。

【俞伦芳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6月6日】

喜讯(外二则)

黄　山

每逢节日，喜讯就多起来。这不，自来水已经安装一个月了，就是不给水，为什么呢?等领导，剪彩。

节日这天，李家镇的老百姓在领导剪彩之后终于喝上了自来水。

其实岂止是自来水，节日期间，各种喜讯伴随着领导，扑面而来……

公开的谎言

主持人在电视里说：轿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教师工资已经“超过白领”。

我在文章里说：我认识的寻常百姓家没有一辆轿车，我认识的教师没有一个工资已经“超过白领”。

我和电视，总有一个是在说谎，而且是公开的谎言。

民情与股情

记者上午到某地采访，发现那里十分之九的群众对当地某些领导干部不满意，指责当地一些干部有腐败嫌疑。

记者觉得有必要深入采访，下午又去。结果令记者大吃一惊：这回有十分之九的群众纷纷表态，他们对当地干部百分之百满意。

到了晚上，记者获悉，剩下的那十分之一的群众最后也表白，自己没有说过当地干部什么。

报社总编苦笑：民情有时也似股市行情，一日三变也。

【韩玉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9日／李肖扬图】

并非调侃　作者：闲　话

□让人失去理智的，是外界的诱惑；最终耗尽一个人精力的，往往是自己的欲望。——内外有别

□一种人，官职不大，特能办事；一种人，挣钱不多，特能花钱；一种人，面不太熟，特能套近乎。——官最好别和这些人来往

□金钱是个好仆人，但绝对是个坏主人。——要摆正位置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并非胡说八道

□医院是一个使人终于把命看得比钱更重的地方。——所以，有的医院向患者多收钱

□老板赚票子，农民死儿子，地方出乱子，政府当孝子，干部掉帽子。——流传于煤矿安全监督部门的顺口溜

□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城市；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也是城里人的乡村。——民工的见解

□有希望，有事做，能爱人。——这就是幸福啊

□日剧点头哈腰；韩剧絮絮叨叨；港剧胡编乱造；大陆剧好的真好，糟的更糟。——单田芳总结出的四句顺口溜

□“房价让人昏呀，小桥流水人家，房贷压垮瘦马，高价不下，没房人在天涯。”——网上正流行的Q版诗词

□今天培养孩子如此之难的理由之一是，你刚教会他说话，又不得不开始教他闭嘴了。——家长们的感叹

□脸皮犹如鞋底，总是厚的比薄的更有优势。——妙论脸皮

□“你让大学才毕业的年轻人就去买房，这无异于让幼儿园的小男孩找媳妇”。——对于近期出现的新名词“房奴”，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这样看待。

【皮波摘自《特别关注》】

临终之言　作者：邸志鹰

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的名而行!——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女作家，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的指导者。后来受雅各宾党敌视，被捕死于断头台。这是她受刑之前，望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呼喊的话。

唉，烦死了！——邱吉尔(1874~1965)，英国政治家，这是对随侍于他身旁的妹夫说的话。

撕了，撕了！……呵!呵!——彭德怀(1898～1974)，中国军事家。在临终前，他挥动着干柴似的手臂、指着糊在窗户上的黑纸，高叫“撕了……!”表示对光明的渴求。

啊!所有爱我的人，请别忘了我下面的话：一切诞生的东西，都有死亡的一天，为了解脱自己，务必努力，不得休止。——释迦牟尼(公元前566～公元前485)，即度王子，佛教创始者。

克利顿，我还欠阿斯克勒比奥斯一只鸡，请别忘了还他。——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希腊哲学家。这是他被宣告死刑后，喝下毒药之首向他的好友克利顿说的话。

上帝啊!我把灵魂交给你了!——哥伦布(1441~1506)，意大利航海家。他的功绩至为辉煌，却遭受妒嫉。三探美洲回去之后，西班牙王室与朝臣均置之不理，在失意中病死。

味道真美——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康德临死之时，他的学生为他斟了一杯葡萄酒，他喝完后，心满意足地说了这句话才死去。

嗯，嗯……死亡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呀，真是的!——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

笑剧已经演完，是该闭幕的时候了。——拉伯雷(1496～1553)，法国作家。这是他将死时对来探望他的朋友说的话。

我把第二个最好的床留给太太——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学家。这是他的临终遗言。

我只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冯狄尼鲁(1657~1757)，法国文学家。

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歌德(1749~1832)，德国文学家。人们听见他说出上面最后一句话时，看见他的右手还在空中书写，直到静静地死去。

翻到了!——但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他在病床上翻莎士比亚全集，当翻到《辛白林》最后一场的对白时，突然叫了一声，接着溘然长逝。

让我睡到地板上。——狄更斯(1812~1879)，英国小说家。他的妹妹想扶他躺到沙发上时，他对她说了这句话，接着就意识不明，昏睡不醒。

味道可真不赖!谢谢。——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临死时护士正要倒一杯葡萄酒给他，他却伸手亲自倒酒，一饮而尽后，向在场的年轻医师说了这句话。

再见，我们还会相逢呀!——马克·吐温(1835~1910)，荚国文学家。临死时，他的病床旁聚集了很多人，他向那些人说出这句诀别的话。

妈妈，妈妈……——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法朗士固动脉硬化症而死。病症发作时，状至痛苦，他就像幼童那样，呼唤着妈妈而死。

好久没喝过香槟酒了!——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患结核病快死的时候，他的大太受医师之命，给他一杯香槟酒，他喜形于色地说了这句最后的话。

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一一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作家。这是他在自杀后被进往急救途中，对司机说的话。

【一厘米荐自《名人临终之言》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王 青图】

花生·语录　作者：皮　波

如果时代越来越自由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继续退步。——著名画家陈丹青归国五年来的所思所感成就《退步集》，省思和追问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城种种“进步现”

上帝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公平的，女人天生脆弱爱哭，但是哭可以给她们带来很多东西，男人天生坚强不哭，但往往却为了“不哭”失去很多东西。——新浪读书论坛

不要忘记饥饿的感觉。——这是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在一次会议上说的。他认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在营养过剩的同时，不能忘了那2365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人

我挣的钱有的是，花都花不完，要你那破书有啥用?——长春的张天平老人有个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上书，于是坚持12年在大街上免费送书给陌生人，不少人收到张大爷的赠书，心存感激，当然也有不领情的一位大款就口出此言

不正确、不正常、不健康、不孝!——28岁甘肃女子林鹃倾家荡产苦追刘德华，父亲甚至卖肾为她圃梦。刘德华得知后批其“不孝”，强调他“最憎恶”不孝的歌迷，并呼吁停止这种无理行为，其他歌迷也勿学习

人在说谎时必须比平时更努力地思考，当我们陷入这种思考时往往倾向于减少身体动作，以保持精神的专注集中。——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研究证明人在说谎时更倾向于静止

这一搜不要紧，她的男友竟然出现在某可疑女子的博客中……——“满纸燕岚”在博客中调侃搜索引擎的发展将使人毫无隐私可言

现在年轻人似乎缺乏恐惧感和罪恶感，做了错事后也没有表现出羞耻感。——著名作家海岩在谈到花儿乐队抄袭问题时感叹说

请千万不要忘记，在航天飞机发射和落地的关键时刻，给母亲吃点儿镇静药……——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宇航员查尔斯·卡马尔达在今年7月登上大空时，最担心80岁的老母担惊受怕，于是这样嘱咐家人。这句话被媒体誉为“最令母亲感动的话”

高雅的人，看背影就知道；奋进的人，听脚步声就知道；和善的人，看笑容就知道；优秀的人，看你就知道!——一条备受青昧的贺岁短信

少食肉，晒太阳，雨中行，常唱歌，饭后息，挺起胸，静坐思，天伦乐，步当车，行善事——当今流行的十种健康生活方式

英国人宁愿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当中国人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时，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莎士比亚。——《新周刊》刊登的《软中国——一个国家和它的文化软件》一文引言中的话

经常性对别人阿谀奉承、献殷勤有损身心健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心理学家们的一项研究

在看电视4小时后立即测定视力，一般视力会下降3帆左右。——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研究发现，看电视后马上驾车，容易诱发车祸，应该至少休息30分钟后再上路

不是我太人世，是我太超前。——释永信如是说。在“CEO”释永信治理下的嵩山少林寺，一改藏诸名山的千年风格，转而与现代文明有了一系列亲密接触：少林武僧团巡演全球60多个国家；少林寺在国内寺院中第一个建立网站；少林功夫以舞台剧的形式加以包装，并准备与好莱坞合作，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推出少林功夫剧目

非做不可的事，聪明人一开始就做，傻瓜却要等到最后才做。——哈谢克

其一，心宽似海；其二，心静如水；其三，心明如月；共四，心坚如钢。——成功秘诀的“四心”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是每个人都符合你的胃口；站在人的立场上，你又何尝符合所有人的胃口?——认准了的就认真去做，不要瞻前顾后

人生病没有想死的，人参加比赛没有想输的——有时候，死亡和失败是一回事

直达男人心底的最好路径就是扑到他的怀里——令人瞠目的“秘籍”

如果你有说俏皮话的才智，那么用它来取悦而不是伤害。——切斯特菲尔德

沉默有三种：一是不讲话，二是无欲望，三是无思想。——朗费罗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一个学者呼吁世人应对穷人怀有悲悯之心

如果目前的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员都是1966年那支队伍的孩子，你能想象会有什么结果吗?他们哪支队伍都赢不了。——英国研究者解释为何家族企业表现平平

精神：好；体温：正常——吉林省通化市中医院一病人死亡两天后病历上的回访记录

我见到谁都问心无愧。很多人都揣测说我指的是朱军，但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他，我只是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表述了这件事情。我身边这样的主持人有的是，根本不是一个人。——央视主持人崔永元

我是惦念你们的。——这是温总理写给一名矿难遇难者家属回信中的一句话

(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根据两全期间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回复，在民众间引起强烈反响

注意自己的嘴巴。——王救警告日本“大嘴”外相麻生太郎

专家是“跑部钱进”的科研老板——中国工程院院士道出中国式科研真谛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挑战中国。——铁道部部长称中国铁路效率举世无敌

我演小品，他说相声，完全是两个行当，不能比。其实我个人倒希望有人站起来，把我撂倒，这样我就不是一面旗帜，老是被人拿来当靶子。——赵本山不忌讳新人郭德纲会比他红

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杨振宁日前在广州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宣称

有时一个男人不想重婚的原因，不是不想讨两个老婆，而是不想看到两个丈母娘——有人这样说男女

男人给女人的诺言，就像是80岁老太太的牙，很少是真的，不过找到几颗金牙也不错——小心把铜当金

教堂里在举行结婚仪式，为什么新郎和新娘要手牵手，因为这是习惯，就像拳击手开战之前要握手一样。——结婚原来还是体育运动

【马 静荐自《羊城晚报》／庞 彦图】

一部红楼饭碗多　作者：流沙河

流沙河先生简介

生于1931年，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50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郜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不久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70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想起五十年前，连续七日七夜，我读完直排本《红楼梦》，沉溺书中，若痴若醉。随后找来脂砚斋批八十回影印本，又一头栽下去，以福尔摩斯探案的目光，推敲那些朱批墨批，非要给“自传说”找出证据不可。下大包围，不但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诸家的红学著作都研读了，曹雪芹的友人敦诚、敦敏、张宜泉诸人的影印稿本也都翻遍了。记得还有个被判管制的曹雪芹“粉丝”，名叫明义，他著的《绿窗锁烟集》也找来读了。真是一迷何深，看那贾宝玉，就像曹雪芹；看那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猜想就在什刹海。书中提到一家当铺在鼓楼西大街，很靠近呢。当时觉得自己也有“发现”，笔记若干条秘藏之，人前未免沾沾自喜。我最佩服胡适说书中写后半夜壁钟报时，不写寅时而写敲了四点，正是作者曹雪芹避祖讳(曹寅)。还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查出李煦被抄家的档案，惊其用功之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也好看，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座次尤其有趣，但终觉得浅了。

当年说不清楚为啥如此迷红。现在回头反省，岁月距离远了，也就容易看清楚了。一是少年的我身处顺境，多愁善感，加以旧学略有根柢，刚够欣赏书中大量浅显诗词(连对偶的回目都能过眼成诵)。二是书中那一大群少女，无论小姐丫环，看来个个生动灵活，实在太可爱了。那时与人谈论宝钗和黛玉之比较，口头总说黛玉可爱，心头其实觉得薛宝钗、薛宝琴、史湘云、贾探春、贾惜春也都可爱。推而广之，便是晴雯、袭人、紫鹃、香菱、芳官、龄官、小红，乃至妙玉、鸳鸯、平儿，仔细想想，又何尝不可爱。爱诸女子，从而迷红，那是必然。三是书中人物居然不见“典型塑造”斧凿痕迹，例皆平实自然，着墨不多，活鲜鲜的，不露“描写”加工，绝非“创作”所致。他们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阿Q，甲地找脸貌，乙地找短衫，丙地找毡帽。他们似乎都是自己走进荣宁二府和大观园来的，不需要曹雪芹给他们一一化妆。难怪王国维或别的先贤说本书是“自然主义”之作。这和我们规定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亦即木偶化妆之术，大不相同，所以我感兴趣。纵然有曹雪芹的朋辈活到今日，告诉我们书中人物是虚构的，我也坚决不信。他们太真实太平常，仿佛至今还活在另一度空间内，常常诱唤我们通过时空隧道寻找他们。以上三原因，使我那时做了红迷。若不是撞上1957年的诗祸，戴帽弄去劳役，我也会顺水混入红学的圣池，到今日也“资深”了吧。

今日红学家愈采愈多，研究也愈来愈细，愈来愈奇，愈来愈精。成绩喜人，大有助于对《红楼梦》的解读和领悟。今日红学盛况，堪追莎士比亚作品研究。莎翁身上拔一根毛，都可以做学术论文，得个博士学位。曹侯略逊一筹，不过红学发展空间宽绰，矿脉富蕴，可能愈挖愈多。真该感谢雪芹老哥，功德无量，他在书中埋藏数不清的饭碗，供我们挖。饭碗二字不含讽刺。某些文人如鄙人者不算公务员了，所以挣钱吃饭天经地义，何必讳言饭碗二字。那些数不清的饭碗在《红楼梦》中埋藏得太深，不是空间的深以尺为单位计，而是时间的深以年为单位计，须待二百年后，方才大量出土，被我们挖到手。两百年之前，乃至一百年之前，曾有个别红迷在书中看出了点点矿脉，也算有所发现，还写入笔记内，但终构不成饭碗的意义，因为不能拿去安身立业，只能聊供谈助而已，不像今日，只要挖到碗瓷一片，都算红学家了。

世间最无奈的事情就是荣誉不能预支，伟人生前贫病潦倒，不能申请把身后的铜像折合成油盐柴米，提前付给本人，以纾穷困。遥想二百五十年前，雪芹老哥住在北京西郊香山正白旗营，敦诚所称“黄叶村”中，门前“满径蓬蒿”，他和新妇幼子共三口人“举家食粥”，常常贷粮赊酒。他若真有那么多饭碗，何不自家享用，倒拿去埋藏着留给后世。他在写书时绝对不察觉是在纸上埋藏饭碗，只是心想着“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罢了。然而这句话我觉得仍是托辞，当不得真。真实的原因是雪芹老哥人到中年自思，“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感到来日茫茫，加之眼前“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寒暑难熬，赛飧未继，使他烦闷不堪，只好回避现实，投身人《红楼梦》的写作，追想那失去的富贵乐园，咀嚼当初那些男男女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以及种种可喜可爱可悲可叹之事，这样他才快活。做“白日梦”追求快活，优秀作家莫不如此。说白了，这样写起来才过瘟，不然就烦。说这位老哥写书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目的是要批判什么弘扬什么，我不相信。一部书中是是非非当然会有，但非下笔前的动机，乃是书成后的效果。当然，有些作家例外，他们思想先行，正心诚意，批判敌方，弘扬主义，清清醒醒地写，既不做梦，亦非过癌。不过曹雪芹不是那一类作家。就是伟大二字，也是我们加给他的，他不可能想过。他只是一头栽进去，似傻若狂地写。正是这种非功非利的写作态度，忆旧述实的写作思路，遣愁追欢的写作动机，“难耐凄凉”的写作环境，以及天资优越的写作才具，产生了《红楼梦》，而许多饭碗亦在其中矣。试想想，自己不下泪，怎使人哭泣?自己不冁颜，怎使人欢笑?自己不沉到笔下，怎使人溺于书中?

饭碗是无意之间埋藏下去的。曹雪芹若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慈善事业，思路一被干扰，好梦就弄醒了，还写什么。泉下无知，恐怕更好些吧。他若有知，闻说二百五十年后挖碗打架，定要哭笑不得。

【选自《文汇报》2006年5月2日】

九句话　作者：流沙河

一、六十年前，我3岁，住在四川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晾衣巷)，一日悄悄溜出大门，跑到巷口，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舔手指，流唾液。不知不觉跟随着糖果担子向前走，愈走愈远，涎而忘返。害得家中母亲惊惶，领人四出追寻，跑遍十几条街巷，以为我长相乖，被拐子偷走了。最后，谢天谢地，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还在呆看糖果担子，舔手指，流唾液。

二、五十年前，我13岁，住在四川金堂县城槐树街，读初中一年级。春季同本班同学由老师领队去广汉县三水镇修筑飞机场半个月，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远炸日寇东京去也。秋季哭闻国军血战衡阳，牺牲惨痛，不得不大撤退，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虽虫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之威胁，遂读文天祥《正气歌》而很快能背诵。

三、四十年前，我23岁，住在成都市布后街四川省文联，做《四川群众》月刊编辑，写些短篇小说，读契诃夫，读马克．吐温，读莫泊桑，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崇拜斯大林，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杜“深入生活”，赞荚农业集体化，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梦见共户主义明天，要好左有好左。

四、三十年前，我33岁，住在成都市北郊四川省文联农场。戴右派铁帽子已有八年，恶名远播，人避我如瘟疫，我避人如芒刺。昼则炊饭养猪，按季节种油莱植棉花，夜则深钻《说文解字》兼读天文学的初级著作，闲造便抄《声律启蒙》自娱。现星辰，伴猫狗，看报刊而惊心，逢棍棒而丧胆，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不要读你那些古书，争取早日摘帽要紧，人一辈子有几个三十三啊!”

五、二十年前，我43岁，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九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搜，写不尽的有罪自谴，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田天堂，落到今日绝境，便是身陷地狱。

六、十年首，我53岁，被召田省文联《星星》编辑郜继续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五年，得了奖，出了国，张了脸，翘了尾，说些捧插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的事务，抱病工作，胃疼似乎是他人的溃痞，著文随抛新名词，发言乱骂老棍子，可笑可笑，该换该挨。

七、今年，我63岁，住在四川省作协宿舍楼，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淡淡的悲伤，深深的饲帐，仿东方朔，著Y先生，提篮去买菜，写字来卖钱，还敢怎样，能说什么。

八、每一个首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遣就，皆是时势促成。

九、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庄自傲：你可以白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庄自弃。

【选自《文汇报》】

张三李四说起　作者：流沙河

中央电视台白岩松采访余光中，是在《名人面对面》节目，虽只一瞥，甚觉有趣。余光中讲汉语的音韵平仄，以“张三李四”为例，说这就是“平平仄仄”，具音乐性，悦耳可听，顺口可念。写新诗不讲平仄，念起来就不顺口，听起来就不悦耳。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且愿敷衍其义，丰富其说，草此拙文。

“张三李四”不但是音韵上的平平仄仄，也是词性上的一双对偶。张三对李四，对得很工整。“张三李四”类的词组结构，既是平平仄仄，又是一双对偶，在汉语中极为常见。读书人，非读书人，上层人，普通百姓，超阶级超地域超职界都兴这样结构词组，无论笔之成文或者讲之成语。我敢说，平仄与对偶乃汉语之特长，为当今世界上各大语种中之仅见。这是汉语独具的“语情”。吾人日用之而不察，成习惯而不知。必待高明点醒，方才发现这是平平仄仄对偶结构，中有道理存焉。

我今仿照“张三李四”随手写出以下词组：

天高地厚 龙飞凤舞

铜墙铁壁 深宫大院

金枝玉叶 娇生惯养

兴风作浪 扬长避短

男欢女爱 花言巧语

眉来眼去 爬灰养汉

拉帮结派 投桃报李

吹牛拍马 招降纳叛

攀龙附凤 抛砖引玉

贪污受贿 狼吞虎咽

生编硬造 明偷暗抢

人欢马叫 山崩路断

狐群狗党 呼幺喝六

谋财害命 心惊胆战

花街柳巷 涂脂抹粉

先奸后杀 横眉瞪眼

乌猫皂狗 南来北往

消痰化食 挑葱卖蒜

慈眉善目 冰肌玉骨

修桥补路 爬坡上坎

痴男怨女 三心二意

猪拉狗扯 家长里短

昏天黑地 漂洋过海

连爬带滚 墙高路险

穷家小户 妻娼予盗

捐肝卖血 穿衣吃饭

伤寒中暑 翻肠倒胃

求医问药 倾家荡产

吟诗作赋 搜肠刮肚

捞名获奖 招嫌惹怨

红花紫草 生精活血

追风除湿 消炎发汗

歪瓜裂枣 吞金吐火

狼心狗肺 纠缠扯蚌

年高德劭 流汤滴水

腰酸背痛 千呼万唤

寒来暑往 勤耙苦耨

栽秧挞谷 防洪抗旱

残山剩水 千疮百孔

清污治瘴 真来实干

不小心就写出这么多。不刹车还可以写下去。此皆吾人日用，没有一条是鄙人生编硬造的。原来我你他她天天都在平平仄仄(或者仄仄平平)双双对偶，挂在嘴上，落在笔下，而不自知。少年闻诸师长，老年庭训子孙，言词之间多嵌有这一套平仄对偶。这就是汉语的一条脉络，是为传统。近体格律诗崛起于唐代，讲究平仄对偶，其木本植于汉语之特长，其水源出于民众之爱好。平仄对偶，一套修辞技法而已，本无绝对优劣可言。能人用之而句式活泼，笨人用之而句式僵死。点缀用之而文章生色，泛滥用之而文章碍义。这套修辞技法，写旧体诗非用不可，写新体诗亦可偶用。徐志摩、闻一多、钟鼎文、余光中等人都偶用过，效果不错。不过，革命诗人不愿戴镣铐跳舞，便斥之为“文字游戏”，先锋诗人不愿穿旧鞋回头，亦斥之为“封建余毒”。这两派人互为冰炭，彼此难容，而在抵制这套修辞技法方面，大方向却一致。

今日中国新诗面临困难，现状堪忧。这就好比元宵灯火，闹到正月十七，忽地阑珊寂灭，辉煌不再。惟余三五盏灯，摇曳着风中的残梦。情形如此严重，想靠“张三李四”那点雕虫小技，根本无力回天。虽然这样，我想也不妨对“张三李四”作一些研究，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彻底弄清吾国“语情”，回头查明新诗来路，看看能否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或有助于新诗创作克服前进中的困难。

【选自《文汇报》2006年5月2日／庞彦图】

吴宓轶事　作者：达　灿

“吴宓与团鱼”

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杜钢百，是吴宓(字雨僧)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第一后研究生，又与吴宓共事多年。杜先生常说，“雨僧一生轶事甚多，日后定成典故。”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亲友反目的“文革”中，吴先生就有个曾遭到多次批斗的“典故”，那便是“吴宓与团鱼”。在20世纪70年代末，吴先生和我谈到了这个典故的由来。

原来，他曾和一个同事私下讲过南宋《程史》中的一个故事，孰料某同事后来为争功竟将此作为吴先生的新“罪证”而向造反派检举了。故事原文如下：

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釜水百沸，横莜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汝活。”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我渡一道，我欲观之。”

故事大意是：有个人得到了一只鳖，想煮着把它吃了，但又不忍心担当杀生的罪名。于是就用炽烈的火将大锅中的水烧得滚开，又用一根小竹棍横在锅上当做桥，这个人对鳖说：“能从这里渡过去，就让你活下来。”鳖知道这人在用计取他的命，但还是尽力往前爬，终于勉强渡过去了。这人说：“你能渡桥，很好。再为我渡一次，我还想看看。”

对此事，有造反派批斗说：“吴宓说他写交代材料勉强过了关，不愿像团鱼那样再爬了。”还有造反派批斗说：“吴宓说造反派要把他煮熟了吃，其用语何其毒也!”

对此事，吴先生曾多次感叹说：“有些知识分子只要一碰到当今所谓运动，就毫无知识可言了。”

“不齿”二字是何含义

1974年，有人说是吴宓最“不识时务”的一年。这一年，他公开竖起了反对批孔的靶子，发出了“宁可杀头，也不批孔”的誓言，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批林批孔”中，批斗吴先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吴宓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次批斗时，吴先生躬身请教一个造反派：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含义?答曰：“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狗屎堆!”吴先生一听，连呼：“大谬矣!大谬!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当时，在场的几个好心人悄悄说：“事已至此，还去咬文嚼字，确是自找苦吃。”对此，我亦曾大惑不解。

吴先生后来对我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纵使吃点眼前亏，也不可让这‘不齿’字谬种流传。”

“今人只见周骂人，尚未见到人骂周”

1974年的一个冬夜，吴先生和我谈到了他主编11年的《学衡》；谈到了鲁迅先生的《估学衡》。鲁迅针对《学衡》创刊号上一些文章在用词造句方面的“硬伤”，提出了严正尖锐的批评。我曾问：“你们究竟打过笔仗没有?”答曰：“没有!”面对鲁迅的批评，吴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另有理由二条，亦可证明吴宓并未和鲁迅“交手”。吴宓虽为《学衡》主编，但在该刊的初创几期中，并没为杂志写过文章。鲁迅的批评，实际上并未直接涉及吴宓，此其一；《学衡》出刊79期，吴宓没有在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鲁迅先生，此其二。20世纪70年代，吴先生曾对这流行甚广，啼笑皆非的“笔仗”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虽后患无穷，却非周先生本意，亦非周先生所能料及的。”他还说：“可叹者，是今人只见周骂人，尚未见到人骂周，因而多谓周先生偏激、刻薄，这对周先生是有失公允的。”

【闲话荐自《重庆文艺》2006年第1期】

励什么样的志（外四篇）　作者：周国平

现在书店里充斥着所谓励志类书籍，其中也许有好的，但许多是垃圾。这些垃圾书的内容无非是两类，一是教人如何在名利场上拼搏，发财致富，出人头地，二是教人如何精明地处理人际关系，讨上司或老板欢心，在社会上吃得开。偏是这类东西似平十分畅销，每次在书店看到它们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满眼是“经营自我”、“人生策略”、“致富圣经”之类庸俗不堪的书名，我就为这个时代感到悲哀。

“自我”原是代表每一个人最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认识和实现“自我”一直被视为人生的目的，现在它竞成了一个要经营的对象，亦即谋利的手段。说到“人生”，历来强调的是人生理想，现在“策略”取而代之，把人生由心灵旅程变成了功利战场。“圣经”一词象征最高真理，现在居然明目张胆地把致富宣布为最高真理了。这些语词的搭配本身已是一种亵渎，表明我们的时代急功近利到了何等地步。

励志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励什么样的志。完全没有精神目标，一味追逐世俗的功利，运算什么“志”，恰恰是胸无大志。

成功是优秀的副产品

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成功”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人人都向往成功，没有人愿意自己一生事业无成，碌碌无为，这无可非议。但是，把成功作为首选，却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优秀，其次才是成功。

所谓优秀，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有高尚的人格和真实的才学。一个优秀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不成功，他仍能有充实的心灵生活，他的人生仍是充满意义的。相反，一个平庸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风光十足，他也只是在混日子，至多是混得好一些罢了。

事实上，一个人倘若真正优秀，而时代又不是非常糟，他获得成功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即使生不逢时，或者运气不佳，也多能在身后得到承认。优秀者的成功往往是大成功，远非那些追名遥利之辈的渺小成功可比。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出自精神上优秀的人之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城，包括创造财富的领域，做成伟大事业的决非钻营之徒，而必是拥有伟大人格和智慧的人。

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能否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则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运气。所以，应该把成功看做优秀的副产品，不妨在优秀的基础上争取它，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没有什么。在根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优秀就已经是成功。

幸福和运气

无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间的遭遇，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因为偶然性的不同，运气分出好坏。有的人运气特别好，有的人运气特别坏，大多数人则介于其间，不大好也不大坏。谁都不愿意运气特别坏，但是，运气特别好，大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是否就一定好?恐怕未必。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但也许因此失去了虽然看不见却更宝贵的东西。天下幸运儿大抵浅薄，便是证明。我所说的幸运儿与成功者是两回事。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经历过苦难、挫折和逆境，决不是只靠运气好。

运气好与幸福也是两田事。一个人唯有经历过磨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灵魂才全变得丰富，而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源泉。如此看来，我们一生中既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恰恰是最利于幸福的情形。现实中的幸福，应是幸运与不幸按适当比例的结合。

在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方案时，人们不妨海阅天空地退想。可是，倘若你是一个智者，你就全知道，最荚妙的好运也不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色含缺憾的。最后你发现，上帝为每个人设计的方案无须更改，重要的是能够体悟其中的意蕴。

及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我相信，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的禀赋和能力的基本性质是早已确定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一种最适合他的事业，一个最适合他的领域。当然，在实践中，他能否找到这个领域，从事这种事业，不免会受客观情势的制约。但是，自己应该有一种自觉，尽量缩短寻找的过程。在人生的一定阶段上，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到底想要什么。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但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你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的诱惑。

“三十而立”解

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对此话的理解是：一个人在进入中年的时候，应谊确立起生活的基本信念了。所谓生活信念，第一是做人的原则，第二是做事的方向。也就是说，应该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怎样的人，想做怎样的事了。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

当然，“三十”不是一个硬指标，孔子毕竟是圣人，一般人也许晚一些。但是，“立”与不“立”是硬道理，无人能够回避。一个人有了“立”，才真正成了自己人生的主人。那些永远不“立”之人诚然也在生活，不过，对于他们的生活，可用一个现成的词形容，叫做“混”。这样的人不该再学孔子的口气说“三十而立”，最好改说“三十而混”。

【一厘米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6月13日／王 青图】

《半半歌》乱弹　作者：杨洪立

在古书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警世喻人、讲人生哲学的。除了一些作为幼儿启蒙用的教科书外，流传甚广的有《菜根谭》、《小窗萤记》、《围炉夜话》等等。这里向诸位介绍的是一首《半半歌》，我以为是很有意思、大有意味的。

《半半歌》为李密庵所作。李的生平事迹查了不少资料未能查到，请教了一些专家教授也未知其详。只知大约是明清之际人，名讳不彰，著作不丰。好在所谈者乃《半半歌》本身，并由此生发乱谈，有关作者情况若查证出来，当另行行文了。

《半半歌》文不长，且录之于下：

看破红尘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幽闲，半里乾坤展宽。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闱半经尘，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丰半俭。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思闹罗怎见。

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

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显然，这首歌诀是作者从生活的阅历中总结出来的，极富哲理和人生智慧。虽然个别词句显得消极一点，但总体上是教世人活得宽松、宽容、大度、豁达一些，要知明知暗、知进知退、知盈知亏、知得知足，这样才能活得有安乐、有情趣、有境界、有始终。仔细阅读品味，大可省人喻世。

在汉语中，与“半”有关的词语甚多。如半百、半世、半截、半价、半天、半年、半音、半影，半边天、半截话、半成品、半封建、半瓶子，半壁江山、半途而废、半信半疑、半路出家、半斤八两、事半功倍、一知半解、一鳞半爪、喜忧参半，“半部论语治天下”、“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些词多是概括和反映了某些世情、人情和心情，与《半半歌》无关。但有的也充满了哲理，如“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战国策》中的名句，两千年来就一直风行于世，激励人们做事有恒，善始善终，坚持到底。

世上有些人不懂“半”的哲学，干什么都要拉满弓、求满盈。名要最高，势要最大，官要最显，钱要最多。凡是好事他都要钻，凡是好处他都要得。势必使尽，欲必求尽，便宜占尽。这些人往往是泰极否来，盈极亏来，处高险来，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黄泉近，结果都不怎么美妙。

也有人误读误解“半半”，把“半半”当作一种消极的人生和处世哲学。以为“半半”就是出工不出力，就是消极不求进，就是马虎不负责，就是模棱无是非。在这种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下，有些人有十分力只使一半，而有半分功却又虚报十分。而其主要精力则用在了迎来送往、接待应酬上，每天喝得醉眼朦胧，“早晨像相公，中午变关公，晚上成济公”。由是，我曾多次批评某些人是“半实半虚做工作，半真半假报情况，半醒半醉过日子”。这种情况就是十分要不得的“半半”哲学了。

仿李密庵先生《半半歌》，我也新编了两首《新半半歌》，一为“自嘲篇”，一为“喻世篇”，且不揣粗陋，录之于下，聊博诸公一哂。

《新半半歌》(自嘲篇)

晚睛初至人生半，思前瞻后说半半——

幼年家贫半饥半饱，一路求学半苦半甜。

携笔从戎半武半文，笔底风云半歌半弹。

小有所成半矜半愧，名讳不尊半隐半显。

四十军旅半北半南，退出现役半忙半闲。

喜藏书半今半古，乐读文半深半浅。

衣食足半精半粗，果蔬全半鲜半干。

交朋友半老半少，待宾客半热半蔫。

阅世事半喜半忧，处人际半宽半严。

怡性情半儒半佛，定行止半凡半仙。

笑一生不曾虚度，且画好世生半圆。

《新半半歌》(喻世篇)

人生在世苦乐半，参破“半”字益无边。

立志有恒防半废，向学有持莫半满。

路行有半防倒退，人生半百警翻船。

享乐有度当半止，名利可求当半减。

势之所使当半敛，财之所聚当半散。

饮酒有味在半醺，赏花有时在半妍。

半俗半雅养真趣，半俭半丰度百年。

一世但得功过半，快快乐乐胜半仙。

【司志政荐自《江南时报》2006年5月26日】

胡处长的述职报告　作者：思想之者

每到年底，我们单位都要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由各处宣领导将这一年的工作情况在大会上向全体公务员汇报。会议结束时，由与全人员按“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级别打“V”。当然，这是不记名打“V”，大家离开会场时，投进主席台边带锁的红木箱子里。其实从内心里，我们倒想听听局领导们的述职，给他们打打“V”；不过，领导仿佛看透我们的心思，在述职大会上讲，他们要向上级领导述职。这意思很明白，职工听不到领导的述职了。也好，那就听听我们处胡处长的述职吧。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仁：上午好!”胡处长坐在发言席上，形态谦恭不傲，语气胸有成竹，声音通过麦克风而若洪钟。

“2005年是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非常关键的冲刺之年。我们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后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十后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年初制订的各项工作目标……”

“一、以‘活动’为契机，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我们的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竖定，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上了新台阶，行动步伐更加协调统一……”

“二、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为突破口，做好《法》的贯彻落实工作。过去的一年，我们先后利用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进行《法》的宣传，大力宣讲《法》的重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意识有了极大提高，使XX的工作有法可依，XX的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

“三、以人员培训为手段，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过去的一年，我们共举办各类培训班5期，全省有近1000人参加培训，使我省工作人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为今后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四、以调查研究为重点，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为领导决策提供一手数据。……我们在局领导的带领下先后到市县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五、以做好日常工作为基点，努力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全年召开行业会议3次，制发公文40件，均较上年减少20％以上，有力遏制了丈山全海的泛滥……”

“尊敬的领导、同仁们，成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局领导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全处同志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归功于……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唯有继续努力，才能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我们的重托……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十一五’规划全面完成开好头，起好步!我的述职完了，谢谢大家。”

胡处长的述职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我郑重地在“称职”一栏上打上“√”。

【任法花荐自《凯迪中途岛》2006年5月18日／衣明举图】

如今的“老师”　作者：木林森

那天走在街上，一个小伙子被汽车蹭了一下。另一个便出招，说：你怎么不倒在地上呀，你倒在地上，最少他得赔你二百元钱，真是傻子!被车蹭了的小伙子立刻醒悟，恭敬道：“你真是老师啊。往后再有这事，我一准倒在地上。他给二百，我分老师一半红利。”

一个煤厂卖煤，掺很多土，却没有被人发现。于是大家都去学，讨教经验，还主动提出要交一些学费，还称往煤里掺土的人为老师。大家轮流请老师客，希望老师能把歪招教给大家。

一个杀猪的，发现可以往生猪肉里灌水，于是邻近的杀猪人便都来拜他为师，恭敬着，虚心着。从此，这个往猪肉里最先灌水的恶人成了大家的老师。一传十，十传百，桃李满天下，杀猪的都是他的学生。

一个街头骗子，以一套戏法到处骗钱，边上人看得眼红，追上他，口口声声地叫他老师，死活求对方教会自己这套骗人的把戏。老师就让学生交钱，学一步，交一步的钱，学生没有二话。

一个卖菜的，在秤杆、秤盘上发明了许多花招坑人。其他卖菜的都跟他学。为了自己发财，他还不想教，于是大家便偷学。边学还边向他请教，问自己学得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破绽，特别虚心。你看，此人又成了大家的老师。

一个人没上过学，却是大学毕业。于是邻近的人就向他请教。他把如何去买文凭的方法告诉大家，他不但成了老师，卖假文凭的人也成了行业里的老师。

古时候，关于老师的定义，是相当严格的。老师是圣人，是把人引上正道，让人成为一个好人的人。说白了，也只有教人走正道的人才能被称为老师。老师是教人学好的。过去叫圣人，所以老师是不能乱叫乱当的。古人要做别人的老师，不知自己得付出多少代价。作为老师的人，更是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误人子弟。所以言行举止，都是教人学好向上——孔老夫子那号的。

如今所谓的老师，有些是教人歪道，教人如何投机取巧，争名夺利。这样的人，别人才肯称他为老师。而教别人学好的人，却不那么吃香。因为学好往往象征着吃苦，吃亏。现在谁还愿意吃亏呢。教人吃亏的人，谁还愿意称他为老师呢!

如今社会，对老师的定义似乎变了很多，老师教学生的内容也变了许多。

过去的老师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诚实。现在的老师是教人一些实用手段。比如，如何取利，如何挣钱，如何向上爬。就连投机取巧，耍滑骗人的招数，也在老师教人的范围里。

甚至就连堂堂正正学校里的老师，不少也在教孩子们怎样出人头地，怎样做大官，挣大钱，露大脸，出大名。这样的老师被大家视为最好的老师。

现在的许多老师，教大家的，尽是一些危险的东西。教人好好做人，诚实活着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高远荐自《杂谈》2006年第6期／张 滨图《青出于蓝》】

笑出来了等　作者：顾万胜

扛着摄像机，我随县领导下乡送温暖。台里刘主任也出马了，他说我们摄像记者过去拍的镜头老是不入戏，像是温吞水。

小车“嘎”地一声在一间歪歪斜斜的土屋门前停下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颤巍巍地从屋里迎出来。县领导将早已准备好的二百元钱红包递上去，并抓住老人一双枯瘦的手紧握着，说着一些慰问的话语。乡村干部轮流出镜了，有的拎着食油，有的扛起大米，一路小跑着直奔屋内，我将眼前场景抓拍下来。

在众人的簇拥下，县领导又来到土屋旁边的村部办公楼闲聊。我将刚才拍摄的镜头回放了一遍，一旁的刘主任瞅了一眼，脸拉下来，“不行，老人的喜悦成分不够!”事实上，镜头上老人神情麻木，苦瓜一样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笑容，不像是接受捐赠的，倒像是被逼走投无路的。

经过一番商量后，我们又把老人从屋里找出来。按照刘主任的想法，接过红包的一刹那，老人应该说几句感激话，脸上堆满了笑容。这么复杂的要求，对于一个乡下老婆子来说有些为难。台词很简短，感谢政府送来米送来油，还有钱花，这个年过得不愁了!老人倒是记熟了台词，可是面对炮筒一样的镜头，老人就是笑不出来，嘴唇像鱼一样翕动着，嘴角往上一撇，勉强挤出来的笑很难看。

戴着鸭舌帽的刘主任像大导演一样，作出一个“卡”的手势，我只好停机。

刘主任贴到老人身边，想用具体事例将老人脸上的笑容诱出来。他让老人回忆丰收的光景，老人没笑，围观的人群中不知谁说，哪有什么丰收，先是天干，接着稻子又让野猪啃了不少。刘主任不死心，让老人回忆儿子结婚的场景，谁料老人眼圈发红，竞抹起泪。旁观的群众说，老人的儿子三十多岁还没成家，几年首外出打工，至今不知去向。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局面，刘主任急得直跺脚。终究还是他老道，呆了半晌，刘主任讲了个笑话，他说：“老人家，村里发生一件新鲜事，听说过没有，村里有户人家的食盐让老鼠偷吃了……”没想到，话一出口，豁了牙的老人竟“扑哧”一下笑出来了，“鬼话，我活这么一把年纪，还没听说过老鼠偷吃盐的……”老人干枣皮似的皱纹里漾满了笑容，像一朵开放在阳光下的老葵花。

刘主任双手向下一劈：“大好了，大好了，这镜头准保出彩!”

晚上，我正准备上床时，刘主任打来电话，说节目播出后，县领导很满意，称赞那位豁了牙的老人笑容真实、生动，有强烈的感染力，起到烘云托月的效果!听了刘主任的话，我也笑出来了。

【曹龙彬荐自《安徽日报》2006年5月19日／徐 进图《领导千里迢迢送来温暖……》】

反腐证文

潇　然

某局搞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反腐警示教育，活动高潮是征文比赛：根据一幅漫画写一篇文章。画上画的是两只苍蝇和一只鸡蛋，苍蝇正在蛋壳上忙碌着。下面就是获奖的八篇征文：

李局长：《论苍蝇的无耻》；

孙书记：《论消灭“四害”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薛副局长：《关于利用基因技术灭蝇的思考》；

林副局长：《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过时了吗》；

毕处长：《苍蝇为什么能把鸡蛋搞臭》；

沈处长：《苍蝇的第十一大危害》；

林科长：《是可忍，孰不可忍》；

机关食堂大李：《苍蝇上“菜谱”并非为其平反》；

机关大楼的保洁工刘阿姨看了看获奖征文公告栏，摇摇头说：鸡蛋要是没缝，苍蝇来干啥啊?

【韩玉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2日】

沙僧要当二把手　作者：侯国平

说沙和尚有啥欲望，很多人会不相信，那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就会挑着行李闷头走，叫走多远就走多远，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你别忘了，现在是人人追逐金钱和权力的社会，取经团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谁又能保证老实人的心里不泛一点波澜，有点啥想法呢?

事情的由头是观音菩萨到取经团视查工作，说要加强唐僧的领导，决定从取经团里选拔一名副团长，协助唐僧处理日常工作。经过唐僧提名推荐，沙和尚进入了第三梯队的行列。

啥叫第三梯队，沙和尚也弄不明白，反正就是要当官了。人了第三梯队，还只是西行取经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自从唐僧和沙和尚进行了一次组织谈话后，沙和尚就像变了一个人，一个劲说，取经团里的那一副行李有点轻，走起路来轻飘飘，不带劲，最好再加点分量才好。

沙和尚这个人在取经团里有口皆碑的，脏活累活抢着干，拐弯抹角的事也少，从没想着要和谁争个啥。当他知道自己成了第三梯队时，有点不敢相信。他问唐僧，大师兄和二师兄是第三梯队么?唐僧说，不是的。沙僧又问，他们是第几梯队。唐僧说，几也不几，不吃档。沙和尚顿时受宠若惊，他脸也红了，话也结巴了。他说，大、大师兄，二、二师兄都比他武艺好，连个第三梯队也进不了，他又不会七十二变，饭量也不大，怎么的超过两个师兄呢?唐僧说，这是领导考虑的事，你不要管，只要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了。

本职工作就是牵马挑行李，当了第三梯队还要牵马挑行李吗?这个问题开始困扰沙和尚了。取经团里只有一匹马，那是师父的专骑，当了第三梯队，能不能和师父转换骑那匹马呢?这个念头只是在他心里一闪就过去，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沙和尚当了第三梯队成了取经团里的热点新闻。悟空握住沙和尚的手说，祝贺，祝贺。一边说，一边拍着肩膀，满脸的真诚，让沙和尚好感动。

八戒一口一个沙团副地叫起来，这让沙和尚红头涨脸，不知所措，他连连摆手说，快不要喊了。八戒说，为什么不能喊。沙僧说，八字没一撇，连个红头文件还没有呢!

这话也是。组织方面的人员任命，都是以红头文件为准的，这是个依据，连个文字依据也没有，喊个什么劲呢。这不是开玩笑吗?但八戒还是要喊，不但喊在嘴上，而且已经表现在行动上了。

过去，沙和尚挑着行李跟在队伍后边，总是满头大汗，八戒总是不理不睬，有时还要埋怨沙和尚走得太慢，耽误了大部队行军速度。现在就不一样了。看见沙和尚脸上冒出了汗，八戒连忙扯起自己的蓝布衫，去帮沙和尚擦。有时还顺势抢过沙僧肩上的担子，挑上走一程，嘴里还说，挨千刀的弼马瘟也不来帮一帮忙，再评劳动模范，沙团副就不要投他票。沙和尚哭笑不得，只有胡乱点头。

红头文件还没有呢，就尝了当团副的好处。取经团路过车迟国时，八戒指着沙僧向人介绍说，这是俺的二领导，沙团副。话音刚落，一千人就把沙和尚围个密不透风，有端茶的，有递烟的，还有打扇的，吃饭的时候更是一帮美眉围着沙僧团副、团副地叫个不停。沙和尚顿时有了一种当官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可是到了夜深人静时，他还是有一点不满足，什么时候，这红头文件才能下来呢?

悟空对他说，红头文件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要靠自己去争取，该想什么办法就想什么办法。沙僧说，要想什么办法呢?不是已经是第三梯队了么?悟空说，这只是给你提个醒，这年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副乡长升个乡长就要打点十几万。你凭空搞个副团长，没个四五十万，怕下不来。沙僧一听顿时变了脸色，嚷道当个屁团副，还要花钱去买，老子不当了，不当了。

沙僧不当的原因，还是手头没钱，在取经团里就那点工资，到哪里去弄几十万哟，这事，悟空最清楚。

寒来暑往又一年，沙僧当团副的事一直没有下文。观音菩萨也一直没有来，沙和尚还是挑着行李慢慢走，只是不再说挑子太轻的话，渐渐地人们都把这事抛在脑后了。

【司志政荐自《新聊斋》2006年第7期】

给当今某些人画像等　作者：金　池

给一些歌星

嗓门尖尖，

话筒圆圆。

台下的观众千千万，

出场的费儿万万千。

搞过义演吗?

没有!

给一些医务工作者

术刀尖尖，

吊瓶圆圆。

看过的病号千千万，

收过的红包万万千。

发扬过人道主义吗?

没有!

给一些硕鼠

嘴巴尖尖，

肚儿圆圆。

吃过的酒席千千万，

泡过的美色万万千。

自己掏过腰包吗?

没有!

给一些官乞

头脑尖尖，

“贿”眼圆圆。

进出的札金千千万，

奉承的谗言万万千。

尝到过白眼吗?

没有!

给一壁会计

手指尖尖，

算珠圆圆。

速过的假账千千万，

偷漏的税款万万千。

坚持过原则吗?

没有!

给一些吹牛者

舌头尖尖，

口儿圆圆。

无边的大话千千万，

失信的诺言万万千。

脸红过没有?

没有!

给某些诈骗者

吊钩尖尖，

圈套圆圆。

美妙的谎言千千万，

骗过的良民万万千。

心里有过愧疚吗?

没有!

给一些村干部

筷子尖尖，

酒盅圆圆。

暗加的提留千千万，

截留的资金万万千。

想到过百姓吗?

没有!

给某些制假售假者

贼眼尖尖，

鬼点圆圆。

坑过的“上帝”千千万，

艨到的黑钱万万千。

受到过处罚吗?

没有!

给一些撑保护伞的人

头顶尖尖，

伞面圆圆。

提供的保护千千万，

捞到的田报万万千。

心中有一点党性吗?

没有!

【李子笃荐自《山

东工人报》2006年3月

29日／李祟武图】

戏说某些医生

一、胆大：什么病都敢治，什么病都有药。

二、技术好：你得了一年的病，他的诊断也许只要一分钟。

三、对病人高度重视：没病的说成有病，小病的说成重病，重病的说成就要死，死了的说成早该死。

四、有个性：你得的是一种病，1叶医生可能弄出10不同的病名。

五、因材施药：有时病人的职业对诊断和下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六、舍得下猛药、下细工夫：病人常常是药一大把一大把地吃，水一大瓶一大瓶地吊，检查一个接一个。

七、能虚心听取病人意见：病人说要吃什么药就开什么药，病人说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

八、大智大慧：诊病而目中无病，治人而目中无人。在内心深处，从理论高度，他把所有的病都诊断为钱。

九、淡看一切，笑对苦难：治病如治猪，处变从不惊，一切疑难杂症都付笑谈中。

十、字是天书：……

【张其清荐自《重庆商报》2006年6月6日／蒋跃新图】

习惯了　作者：一点儿墨

刘局长刚当局长的时候处处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慢慢就放松了。他经常中午喝酒，喝了酒便全出洋相，开会讲话颠三倒四，明明是自己的手机在响，他却冲台下吼，谁的手机没关?开会不关手机，大不自觉了。当发现是他的手机在响，就问坐在他左右的副局长们，我刚把手机关了，是谁又给我打开了?弄得副局长们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有一次会上，他拿错了讲话稿，照着念了起来。群众说，局长应酬多，参加宴会多，遇到这种场合，不喝酒不行，光叫人家喝自己不喝更不行，喝了酒，出点小错也正常。

刘局长爱迟剥，常常比同志们上班晚，特别是开会，老比大家晚到十分八分。就是重要会议也很少正点到，往往把办公室主任急得抓耳挠腮。群众说，局长工作忙事情多，管那么多人，不定谁找他说个事，哪能正常上班按时开会。

刘局长爱玩，经常在上班时间游山玩水、打保龄球、洗温泉澡。群众说局长的身体要紧，身体不锻炼好怎么能好好工作。

刘局长爱打牌，经常会找人赌上一把。有时牌癌上来了，正上着班也全喊几个牌灰去宾馆开房间玩半天。群众说，局长家又不在这里，平时寂寞，玩玩牌也是应该的。

刘局长和办公室的一名女青年有染。他经常带她外出参观旅游。群众说，局长年轻力壮，身体健康。长期和妻子不在一起，找个女人解解闷也不难理解。

刘局长全开车，他平时不开，一旦喝酒喝高了，非开车不可。有一次他开车撞伤了人，对外却说是司机出的事。过了一阵才真相大白。群众说，为了局长的声誉，冤枉司机一次也没啥大不了。

刘局长的儿子出国留学，后来又在国外定居，接着娶妻生子。儿子儿媳和孙子回来探亲时，刘局长又为儿子补办了一场婚礼，一下清了40多桌客。群众说，一般人结婚还要请客，何况是局长的儿子。尽管晚了一点，也是人之常情。

刘局长在庆祝建局三十周年的时候，请了几位全省著名书画寒首来助兴。名家现场写字作画，为三十周年大庆增色不少。庆祝活动过后，刘局长把大部分书画收为已有。财务室的同志悄悄对别人说，一幅字画两千块。群众说，全局谁也没有刘局长的欣赏水平高，这么好的东西他不收藏谁收藏。

尽管刘局长毛病一大堆，可群众见怪不怪，原因是早已看习惯了。

【钟应平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5月12日】

邵飘萍、林白水遇害８０周年　作者：肖复兴

烈士肝肠名士胆

如今，铺天盖地的报纸很多，知道林白水的人不多，作为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其实即使到现在每一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影子。辛女革命之后，北京城一份《京报》，一份《社会日报》，是非常有名的。(京报)的老总是邵飘萍，林白水就是《社会日报》的老总。两家老总寓得这样近，只要走上几步道就能够走到对方的报馆，彼此一定常常会有一番志同道合的交流吧?那时候的虎坊桥一带是很繁华的，居住在这一带的文人很多，鲁迅、孙伏园等都住在附近。文气相投，便把周围的氛围，熏陶得有几分报纸刚刚印刷完后飘散的墨香。

引起我对邵飘萍、林白水他们两位前辈景仰的，是他们一样尊祟“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办报主张与人生信条；他们一样因此而为当时军阀所不容，乃至最后惨遭残杀。

说人话，不说鬼话

不说鬼话和假话，要说人话和真话，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无情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却一再证明着，这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得付出昂贵代价的。

所以，有人曾对刚刚故去的巴金先生晚年提倡的“说真话”的主张不以为然，以为真话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说真话没什么了不起。哪里知道对于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一般平民百姓，还是文人乃至更高层人士，说真话，谈何容易!因为，说真话，除了勇气，还要有巴金先生那样自我解剖的精神。

巴金曾经说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步步高升。”巴金先生真的是林白水先生的知音，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如他们两位一样呢?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别谈勇气了。

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那样，说假话谎话可以步步高升，而说真话，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就是因为说真话，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被杀，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被杀，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如此的萍水相逢，可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却一样的胜似人间无数，只是已经渐渐地被我们遗忘了。

寂寞身后事

林白水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报人，也是一个潇洒幽默的名士，记得他创办的《新社会报》得罪了军阀吴佩孚，被勒令停办三个月。三个月后，报纸重新开张，更名为《社会日报》，他在致读者词中说：“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宇，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据说，将林白水从北京棉花头条(报馆旧址)这里逮走的时候，他很从容。这里的房子，前一院是报社，后一院是他的住宅。站在空荡荡的林白水故居遗址前，我想起这位中国报界前辈的同时，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巴金先生说过，“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几天之后，路过天桥商场，不禁想起，今年是邵飘萍和林白水80周年祭。我知道天桥商场这块地方是民国时期的刑场，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不过，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够知道邵飘萍和林白水的名字呢?“萍水相逢百日间”，现在说起“萍水相逢”这个成语，都让我觉得沉重。

一街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闻立荐自《湘声报》2006年6月1日】

落叶片片　作者：杜渐坤

唐乐宫

大唐被椎推操操地弄醒

不在废墟，在熙熙攘攘的

都市

这很好

肉艳的贵妃与胡姬很好

编钟与龟兹乐很好

击鼓吹萧的君王很好

还有御膳及酒很好

看满座皆醉耶

满座皆醉而不知今夕何年耶

满座皆醉的看客与食客

独恨不能人人抱得荚人归

惟李白与杜甫不见

李白太狂，杜甫又过执拗

他们

一个到江边捉月去了

一个老泪纵横，在蜀中唱他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过街隧道

有弱女在唱歌

断臂老人用手肘拉胡琴

失学的少年为学费跪地乞讨

小偷勤快地穿梭

病者蜷卧成垃圾

瘦的画家在进口的这端或

出口的那端为人画像

——隧道里没有阳光

阳光正泼洒在街面

灿烂如凡高爱用的

柠黄

然而，凡高已死，在上上世纪

地球遥远的那一边

绝望的子弹把他和他橙亮的

《麦田》染得深红

因此，画家不再用柠黄而用

花青

花青皴出一纸岑寂

我读不懂他眼中的空洞

读不懂时间

也许有一天我读默默

向乞讨者扔一枚硬币

只听破碗里溅起的

脆响丁当

也许我谊以另一种姿势

在阳光下大步走

然而我呵我是谁，为何

在这喧闹的城市

独自彷徨

【马 静荐自《北海日报》2006年6月9日】

调寄民谣《三句半》　作者：王乾荣

懒官为政

教育部发出通知，中小学生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私自游泳。这种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贯彻落实，主要可能还是在于“好看”。

福建省安溪县叫停所有银行自动取款机，是为了打击短信诈骗所出的“怪招”，这使老百姓取钱极不方便。

为了城市脸蛋好看，合肥市提出创建“无摊城市”，瓜农不能在“街头”卖瓜。

一、因噎废食

为了防止被诈骗，

限制柜机取现钱，

储户急用怎么办?

——借钱!

二、徒有其表

打扮城市好脸蛋，

卖瓜不许摆地摊，

百姓吃瓜腿跑断，

——真烦!

三、男女有别

似乎女身能抗寒，

只给男工取暖钱，

女人冻得没法办，

——抱怨!

四、官样文章

露天营业限时段，

学生玩水家长伴，

样样规定挺新鲜，

——空喊!

【任法苗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23日／徐宝铭图】

北京的符号（２００６年高考零分作文选）　作者：爱谁谁

今日高考 学生不少

语文结束 或喜或恼

北京试题 京城符号

三千余载 不太好找

历史似海 烟波浩渺

北京猿人 头骨难找

当年渔阳 史不可考

定鼎大都 年头太少

燕王扫北 政变谋朝

三保大监 下洋七遭

鼓楼故宫 北海琼岛

几处名胜 明清代表

胡同四合 豆汁火烧

说书唱戏 杂耍天桥

打躬作揖 当横掼跤

茶馆酒肆 提笼架鸟

瓜皮小帽 金壳怀表

张嘴洋车 车夫小跑

正阳螃蟹 华清泡澡

便宜烧鸭 面酱小料

什刹海边 游泳垂钓

小心谨慎 城管来到

西单大街 A货不少

更有残疾 沿街乞讨

张口大哥 闭口大嫂

希望支援 无多有少

外国友人 尾随快跑

看紧钱包 哈了不哨

燕莎东面 也是热闹

白天关门 夜晚通宵

进出发廊 头发不少

光顾多次 男多女少

其中奥妙 我不知晓

北京站前 大包小包

南来北往 好不热闹

警察私访 便衣盯梢

天下无贼 全卖发票

中关村里 村长难找

不建猪圈 大楼挺高

I P I T 大小广告

硬件软件 批发直销

买到水货 别想质保

昆明湖畔 风动柳梢

不见西宫 莲英开道

脚踏游船 价码挺高

进门要钱 出门收票

全都如此 除了尿尿

北京公交 新改月票

刷卡乘车 机器无效

早晚高峰 不如慢跑

人多车多 人少车少

车站一里 车牌难找

仔细一看 招聘广告

工薪月票 难觅空调

一身臭汗 如何开销

举世瞩目 北京申奥

全民关心 福娃鸟巢

五个福娃 都是胖小

国家专利 价格大高

鸟巢设计 外国供稿

种种原因 顶盖取消

要问原因 我来相告

通风换气 预防感冒

责任难究 层层转包

以点带面 共同提高

各种价格一路狂飚

白糖石油 接近脱销

牵动人心 住房紧俏

小道消息 还得上调

平民百姓 暗道糟糕

莫谈国事 团结重要

谨言慎行 跟随领导

消息外泄 通知街道

街道来人 红箍小脚

耄耋之人 防火防盗

杯赛临近 时差快调

劳逸结合 锁定频道

传球接球 配合精妙

裁判红牌 大声吹哨

越位在先 抗议无效

反看国安 闲话不少

在此不提 我嫌害臊

有点跑题 北京符号

到此结束 试卷快交

写清姓名 准考证号

老师阅卷 喝彩叫好

笑不可支 鼻涕冒泡

举手动笔 零分一道

糊涂审题诗歌无效!

【翟明荐自《搜狐新闻》2006年6月9日／白善诚图】

新千年《三字经》　作者：苏中杰

一

人之初，善恶潜。两相抑，本性兼。

善失守，恶占先。善为主，德乃贤。

好苗木，要修剪。养贤德，由后天。

家与校，力共肩。总责任，国家担：

世风佳，齐向善。制度好，换人间：

教之本，育人格。贵独立，不附和：

我之思，为我有；无疆界，最自由：

我之口，言我心；不尚虚，只求真，

我之行，随真理；不趋势，树正气，

我之为，正且端；不弯腰，有尊严，

我做人，讲宽容；存异议，敬批评：

我做事，守公正；不损人，求共荣：

亲情重，友情贵；尚平等，无尊卑，

有上级，有下级；论人格，无高低，

人格立，人自强。国民强，国兴旺，

国兴旺，服务好。世态美，民有道。

二

人之权，天所赋。不可夺，不可侮！

天是谁?造物主!生万姓，无异殊，

天生你，天降我；天赐恩，无厚薄，

敬苍生，顺天意。保人权，行天理，

生命权，在其首。全世界，当护佑，

说蚁民，论王侯：命同贵，无劣优，

精神权，最可贵。主灵魂，当守卫，

存思想，维自尊。若毁之，千重罪。

财产权，养命权：保生存，谋发展，

争丰裕，不贫寒。求幸福，建明天，

隐私权，不一般：护个体，保尊严。

公领域，私空间，两分开，不相干。

公民权：主人权。问国是，能管官。

安命宝，防身剑。富之道，福之源。

人权失，人如鸡；人权在，如山立!

三

马奋蹄，鹰击空。花怒放，风欢鸣。

天行道，育生命；行自由，是天性。

人行道，争自由；世行道，统治休。

有裁判，无黑手；有规则，无铁庐。

心与身，为我有。我做主，我左右。

随你讲，随你说。我不信，你无错。

我也讲，我也说。此权利，你莫夺。

听什么，信什么。不由你，而由我。

你也过，我也过。互不碍，都快活。

不平等，如地陷。彼与此，难幸免。

以己欲，制人求，尘世间，无自由。

人自由，我自由。自由国，都自由：

是花枝，都绽苞。是鸟儿，都鸣叫。

是鱼儿，都欢跳。是马儿，都奔跑。

空中星，齐闪耀；地上路，万千条!

四

争自由，选何途?好制度，曰民主。

安天下，定沉浮：民为主，官为仆。

公务员，民选雇。优与劣，众监督。

打工好，就留住；干活差，就解雇。

旧制度，全废除；新世界，如日出：

官有劳，得收入；官有责，无特殊。

纳税人，买服务。如花钱，雇保姆。

家内外，吃和住。我发话，才算数。

你办事，听指挥。我动嘴，你跑腿。

我身痒，你挠背；我口渴，你倒水。

你敢懒，我敢罚；你敢偷，我敢抓。

你说谎，我揭发；你使鬼，我使法。

旧官僚，被摧垮。官怕民，民怕啥?

民之手，转乾坤。不为奴，做真人。

展鸿图，舒身心。好光景，日日新。

五

民主好，要落实。如何办?搞法治。

靠仁慈?盼恩赐?仰鼻息，受人制。

人世间，无救星。法制好，才安命。

好法制，何特征?限权力，主平等。

虎无笼，众人躲；浪无想，房屋没；

门无锁，财被掠；权无防，千重恶!

纵权力，如纵魔。殃社会，酿灾祸。

全人类，教训多。控权力，织天罗。

大总统，难相信。发誓言，别当真。

权恶恋，善退隐。暗转换，害国民。

政治经，防贼论：信法治，不信人。

法严密，权有轨；法有隙，要当心!

法制严，成体系。权力间，设天敌：

虫与棒，虎与鸡。食相链，必相制。

有法律，不制权。可题曰：空话篇!

六

人治国，官是天。法治国，性质变：

以民主，制大宪。保公器，反私专。

以人权，统国权。人至上，民制官。

为民享，受民监。民所用，民所管。

民渡海，国是船；民骑马，国是鞍；

民遮雨，国是伞；民收割，国是镰；

民拉琴，国是弦；民狩猎，国是箭。

万能工，任民遣。大服务，小机关。

千万事，第一端：搞廉政，先反贪。

司法权，无干扰。守公正，最重要。

建军队，国所有。守国防，外无忧。

兴教育，启民智；兴科卫，强民力。

保环境，益万代。救灾区，减灾害。

反垄断，反暴利。扶弱小，济残疾。

反封锁，通信息。畅言路，达民意。

民之福，国所系。国尽责。益万世。

七

受专制，做贱臣；享法治，做公民。

公民权：主人权。其核心，政治权。

无性别，无族限；无高低，无贵贱。

参政事，能发言。可选举，可被选。　

好公民，有义胆。敢维权，敢责官。

懂法律，明是非。挺身出，无所畏。

对权贵，立横眉；对邪恶，身不退。

罗莎女，不让坐。在美国，成楷模。

废隔离，保人权。新时代，大发展。

好公民，善明辨。不上当，不受骗。

仔细想，仔细看：谓人民，是空言。

有大话，无证验。以此说，侵个权。

大群体，灭个体。所有人，都悲戚。

搞监督，要认真：说服务，为个人。

好公民，促进步。善培养，好政府。

八

我中华，五千年。搞专制，夜如磐。

箝言论，囚思想。灭异见，立帝王。

尚暴力，崇高官。国有姓，民无权。

官本位，科举制。网人才，毁民智。

久积贫，久积弱。全社会，吞苦果。

官愈逼，民愈反。乱而治，治而乱。

治乱史，恶循环。落人后，两百年。

久闭国，常锁关。腐而固，朽而顽。

夜漫漫，无出路。一代代，志士愁。

鸦片战，开国门。西风进，思想新。

自由歌，响天外，民主潮，动地来。

孙中山，举义旗。建民国，废帝制。

到五四，起风雷。德与赛，立丰碑。

百家兴，绽百卉。看未来，放光辉。

日本鬼，侵中国。引历史，入血火。

搞文革，兴大恶。民遭殃，国遭祸。

发展梦，被打破；史之轮，被久拖。

几十年，勤探索。改革好，困难多。

九

新时代，真伟大。大目标，现代化。

经济上，市场化；政治上，民主化。

地球村，一体化。讲惯例，国际化。

大势逼，共同化。不想化，也得化。

新思想，满天下。自由花，年年发。

枝叶茂，香万家。压不住，摧不垮。

看世贸，讲平等。催政治，立新宗。

为史页，写公正；为自由，播火种。

看民运，风云激。荡五洲，改天地。

争人权，有斗志。旧制度，正解体。

现代化，顺天理。不可挡，不可逆。

逆则亡，顺则起；旧的灭，新的立。

明大体，识大义。顺潮流，莫迟疑。

做公民，晓此理。世之变，我先知。

言与行，本大义。为改革，添活力。

【刘 畅荐自《写作世界》2006年6月／王 青图】

五官不正　作者：闻雪思

昏官

案何须壹

枉断就行

冤何必察

维持最灵

用律不准

审理不明

稀泥一抹

糊涂透顶

懦官

酒杯一端

政策放宽

礼物一送

制度松动

明眸一笑

原则丢掉

熟人拜托

好说好说

混官

读书读个皮儿

看报看个题儿

文件画个圈儿

开会打个盹儿

逢人挤个哈儿

遇事闭个眼儿

上班做个样儿

下班搓个牌儿

庸官

峨冠正容终日坐

文山会海荡轻波

因循守旧无建树

优柔寡断诸事拖

横眉冷对百姓苦

俯首甘为小陀螺

人言亦言和为贵

闭目哪管阴阳错

贪官

蛇蝎王八不够味

觥筹交错不够醉

三级黄片不够窥

二奶小蜜不够睡

赌局舞场不够累

白粉鸦片不够吹

钱财滚滚不够昧

无期徒刑不够兑

【张强荐自《一点地带》】

一个真正英雄的十七个“但是”　作者：苏沃罗夫

有一次，有人问俄国杰出的军事家亚·瓦·苏沃罗夫(1730～1800)，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英雄应该具有哪些品质。苏沃罗夫回答说：

“一个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要勇敢，但是不能急躁；要行动迅速，但是不能轻举妄动；要机灵，但是要有决断；要服从，但是不能卑躬屈膝；要能统帅，但是不要盛气凌人；要做胜利者，但是不能贪图虚荣；要气度高雅，但是不能骄傲自负；要亲切和气，但是不能虚情假意；要坚定，但是不能固执己见；要谦虚，但是不能言过其实；要招人欢喜，但是不能举止轻浮；要博得别人赏识，但是不能施展权术；要善于洞察，但是不能诡计多端；要坦率，但是不能疏忽大意；要和蔼可亲，但是不能转弯抹角；要为人效劳，但是不能图谋私利；要坚决果断，但是不能顽固不化。”

【张志国荐自《浙江日报》2006年6月7日／王 青图】

妙用……　作者：张　明

妙用“目标责任制”——当我想把你拿下时，你恰好没有完成目标，那这目标责任制就派上用场了。只要我决定让你接着干，你没有完成任务也完全没有关系，我可以装作早已把那责任状忘记了。

妙用“民主集中制”——当你们的意见符合我意时，我就发扬民主。你们的意见不合我意时，我就实行集中。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5月28日】

感谢最不该感谢的人　作者：卫冰涛

感谢那些偷我钱的小偷，让我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感谢那些骗我的骗子，让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感谢借我的钱不还的“朋友”，让我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感谢那些酒肉朋友，是他们让我知道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感谢和我吵架的那个女孩，让我知道女孩子居然有那么可怕的一面。

感谢在背后说我坏话的人，让我知道自己离完美还差一定距离。

感谢让我看到就恶心并还要面对甚至要向其微笑问好的人，让我知道世界很无奈。

感谢让我不知所措的人，让我知道翻脸的确比翻书快。

感谢让我心烦意乱讨厌至极的人，让我知道要适度的容忍和回避。

感谢我在困难时还踹我几脚的人，让我知道面对雪上加霜时何去何从。

感谢酒后驾车的司机，让我知道自己随时会受伤或死亡，并提高警惕。

感谢黑心医生，让我知道运动是多么可贵。

感谢贪污受贿的高官，让我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冯建成荐自《格言》2006年第6期下／蒋跃新图《一针就“零”》】

某地的“一面”　作者：王　阳

教育：一面提倡素质教育，一面片面追求升学率。

事故：一面坚决严肃处理，一面又要“保护”干部。

部门：一面大搞人才引进，一面又将人才闲置。

网络：一面标榜文明，一面黄流泛滥。

三农：一面倡导为农民减负，一面巧立名目增加税费。

土地：一面保护耕地坚持50年不变，一面跑马占圈，滥批、乱占耕地。

财政：一面在高级消费场所“签单”，一面拖欠工资。

政企：一面让企业经营者放开手脚，一面又巧置“绊马索”。

打假：一面高喊深入打假，一面举起地方保护大旗。

【韩玉乐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6月6日／言午图】

你不知道的偶然　作者：苏文洋

有一位领导讲了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某年某月某一天，某部门要任命一位副职，组织部门把5位同志的材料，每个人厚厚一叠，送给“一把手”从中选择一位。

5位同志条件都很好，或者说大家都差不多，而“一把手”又工作忙碌，累了一天之后也没有耐心审读材料，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不知道这位公子看完这堆材料后，最后根据什么选出了那位副职。可以肯定的是，人不会选错，因为组织部门已经把关。即使不看材料，随便抽出一个也不会错。

很多时候，一个职位有很多人都能胜任，这是一种常态。偶然性就存在于常态之中，假如恰巧5个备选者有一人与公子认识，或5人中有人跑官送礼，或5人都跑官送礼而其中1人跑得勤、送大礼，结果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在外人看来，结果还是一样。

【马玉良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6月7日】

幸福的底线　作者：史铁生

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

咳嗽了，才体会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

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得天昏地暗。后来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是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张志国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5月23日】

辩证法　作者：春　蕾

一边是“神丹妙药”铺天盖地，一边是假药有禁不止、泛滥成灾。

一边是减负口号锣鼓震天，一边是辅导班补习班遭地开花。

一边是治沙取得重大进展，一边是沙漠化面积逐年扩大。

一边是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一边是工伤事故频频发生。

一边是银行存款直线上升，一边是企业资金短缺。

一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二等公民无处诉冤。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5月21日／李二保图《禁而不止》】

男女之三七分　作者：李　凤

七画是“男”，三画是“女”，七加三才是十全十美。于是，男人拿走七分权利，女人只有三分!

体力上男人是七，女人是三。但耐力上女人是七，男人是三。所以面对情敌，男人们通常是短兵相接，武力解决；女人则更喜欢明争暗斗的拉锯战!

男人们聊天，七分谈理想，三分谈女人；女人则七分谈男人，三分谈理想。于是，男人征服世界赢得女人；女人征服男人赢得世界。

男人的誓言，七分是假，三分是真。于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的外貌，三分靠长相，七分靠打拎，于是，男人胆大去经商，女人胆大不化妆。

女人把自己的七分给了家，剩下三分给父母；男人的七分给事业，妻子、儿女、父母、情人分剩下的三分。

男人希望女人三分妩媚，七分苗条；女人则希望男人三顶乌纱，七根金条。于是，男人常赞叹：“她真美!”女人常感慨：“他可真有钱!”男人对感情三分情七分性，而女人则相反!

男人不喜欢七分精明的女人，就像女人不喜欢七分老实的男人一样。

男人一生，七分的时间用来思考，三分的时间去表达，女人则相反!所以，有些话男人想想就不说了，女人不想就说!

其实最甜美的爱情是三分得到，七分想要；而最稳固的婚姻是七分得到，三分想要。所以，婚姻不甜蜜是因为女人让男人得到的大多了!

【王建廷荐自《家庭百科报》2006年4月14日／李二保图】

生活的定律　作者：住在雨中

痛苦定律：死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更痛苦的东西，那就是等死。

幸福定律：如果你不再总是想着自己是否幸福，你就获得幸福了。

错误定律：人人都会有过失，但是，只有重复这些过失时，你才犯了错误。

沉默定律：在辩论时，沉默是一种最难驳倒的观点。

动力定律：动力往往只是起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绝望。

受辱定律：受辱时的唯一办法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时就藐视它；如果连藐视它也不能，那么你就只能受辱了。

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是在手脚或舌头运转得比大脑还快的时候产生的。

化妆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也就有多少。

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就必须要学会说“不”。

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顶上，有人站在山脚下，虽然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在两者的眼中所看到的对方，却是同样大小的。

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与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去拥有新的时间与生命了。

谈话定律：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从来不停下来想想；或者，从来也不想停下来。

误解定律：被某个人误解，麻烦并不大；被许多人误解，那麻烦就大了。

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不上没有任何结局可怕。

【黄京裕荐自《墨期九》2000年第6期／王 青图】

人生六问　作者：痖　弦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对青年文友有关人生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你奋斗的经验和秘诀是什么?

少年时攻学业，青年时闯事业，老年时修德业。

二、你喜欢读什么书?

我什么书都读，多读书不求甚解也没什么不好，即使无法全知全解，半知半解也行，总比不知不解好。

三、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不怕烦恼，消除烦恼的最佳方法是面对烦恼，把烦恼当成文学的肥料。新诗既成，烦恼远扬。

四、你是如何处理周围人际关系的?

我曾央人以子敏送林海音的祝寿语刻了一方闲章：“这里拉人一把那里拉人一把，这里放人一马那里放人一马。”没能力做伟大诗人，愿做伟大朋友。

五、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宋朝杨万里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六、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异性相处?

我羡慕张继高“交禁人，游禁地，不食禁果”的洒脱，也佩服杨子“立功、立德、立言、立情四不朽”的执著。坐六望七之年，我的故事早已完成。

【云飘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6年第5期／庞 彦图】

一生中应该做的９９件事　作者：李小磊

1、重回童年居住的地方

2、珍藏一件凝聚情感的物品

3、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4、拜访你的恩师

5、大声说出你的爱

6、凭吊古战场，感受苍凉与悲壮

7、每3至5年写一个小自传

8、亲手播种、收割一次

9、找到真正的友谊

10、追寻你生命中的导师

11、体验另一种生活——在乡间居住数日

12、为自己种一棵树——让生命在树中延续

13、寻找失落的童心

14、向自己的极限进行一次挑战

15、在长城上回眸历史

16、深情热烈地爱一次

17、一个人去旅行——真正享受独处之乐

18、参加一次游行狂欢活动——感受激情与狂野

19、见一个你心中景仰的名人

20、利用21天时间改掉一个不好的习惯

21、到施工工地等地方与普通劳动者生活一天

22、每天阅读15分钟

23、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24、培养某种个人爱好

25、学会一种乐器

26、观察众生百态，品味生之乐趣

27、常回家看看父母

28、为往事干杯——参加一次同学聚会

29、到你所心仪的地方去旅行

30、在陌生环境中用自己的谋生技艺生存一段时

31、保持美满婚姻

32、为父母按摩、擦身

33、独自在远离人烟的旷野露宿

34、到天安门广场现看一次升旗仪式

35、尊重你的对手

36、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慢生活步调

37、倾听婴儿的一声啼哭

38、寻找久已失去联系的旧日朋友

39、从心底宽恕那个曾有负于你的人

40、给孩子做出榜样

41、为自己录个像，看看在别人眼中的你

42、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职业

43、从日常生活的小处着手，做个环保者

44、与一个陌生人攀谈

45、将心中的感漱之情表达出来

46、做个“白日梦”

47、到互联网上“冲浪”

48、亲手卖出一件商品

49、订立每周计划、每年计划或更长期的计划

50、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或演讲——树立自信心

51、给亲人或朋友送件体贴的礼物

52、购买令人赏心悦目的衣服——注重自我形象

53、精心地守护好你的尊严

54、做动物们的朋友，真心地爱护它们

55、信守一个诺言

56、做一次赚钱的生意；或进行一项有所收益的投资

57、按受并珍惜生活赐予你的一切

58、制怒；并向自己所伤害过的人致歉

59、试着做一次、把自己的荣誉让给别人

60、重整人生的行囊——清扫生命；掌握取舍的艺术

61、到最艰苦的职业现场去打一次工

62、给予他人切实的帮助——去做真正对他有用的事

63、看一次日出日落的壮丽景现

64、到站台上送别——体验离愁别堵、思念之痛

65、尝尽美食

66、交一个异地或异国的朋友

67、衷心赞美你的朋友和家人

68、把你所能想到的一件浪漫的事变为现实

的、给足他人“面子”——不伤害别人的自尊

70、给自己颁发一个“奖”——自我激励

71、接蚋困境，并试着与之周旋

72、做一名志愿者或无偿为弱者服务

73、为灾区及慈善福利机构募捐

74、学会在各种压力下生活

75、以难以忘怀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76、按照自己设计的样式装饰你的家

77、为自己许一个愿，并为实现愿望孜孜以求

78、把你的猜疑藏起来——勇于信人

79、体验一次失败的经历，学习承受失败

80、认真聆听别人的谈话——学习沟通之道

81、与他人合作完成一项工作

82、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

83、对最难以拒绝的人说“不”

84、全力以赴做好手边的事——凡事尽力而为

85、为健康投资——懂得照顾自己

86、到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家中做客

87、体验一次军旅生活——强化律己与责任意识

88、利用一切机会汲取知识的营养

89、至少换一次工作——勇于改变现状

90、参加一次体能或智力竞赛——赢人先赢已

91、投稿，并在自己最喜欢的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92、换个角度看世界

93、学会做几样拿手莱

94、寻找适合你的娱乐及健身方式

95、保持宜人的微笑——不让烦恼光临你的世界

96、创一次业，无论成功与否

g7、有机会的话到西藏现一次天葬——感悟生死

98、到每年的岁末，检视自己一年来的行为

99、写下遗嘱，死后捐献“有用的器官”

【丁跃忠荐自《一生中应该做的99件事》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生有时很搞笑　作者：蓝　田

在搞笑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实实在在的严肃命题：生活的下一步永远屑于未知——珍惜眼下，是一件幸福的事。

□凌晨5时许，25岁的盏某潜至某机械厂，看见一批医用废旧氧气瓶堆放在仓库外。他见四周无人，把氧气瓶一个个扔出了院墙，自己站在墙外扶着氧气瓶大模大样地招手打的，但一直未拦住车。过了一会，派出所一辆巡逻车驶来，盛某一挥手，警车朝他开了过来。结果盏某当场被民警抓获。

□吉姆斯在加利福尼亚长滩市实行打劫计划，当他把点38左轮对准受害人开枪时，枪卡壳了。这时他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举动——把眼睛对准枪口仔细瞄了一眼，同时扣动了扳机——这次枪没有卡壳。

□一个瑞士酒店的厨师被一台切肉机夺去了一根手指，他愤然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保险公司怀疑是他操作失误，于是派了一个代表来检查机器。这个代表自己尝试操作了切肉机，他也失去了一根手指——于是，这个厨子的赔偿要求得到了批准。

□由于在一个非法酒吧停车喝酒，津巴布韦的一个司机发现自己巴士上的20名精神病患者全部逃跑了，而他应该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的。由于害怕他的粗心大意被领导批评，这个司机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允诺免费搭乘每个乘客。他把这些乘客送到了精神病院，并且告诉医院工作人员这些“病人”非常容易激动而且胡言乱语充满幻觉——这个诡计直到三天后才被识破。

□一个美国少年因为头部被开来的列车严重擅伤而送进了医院。当警察问他怎么受伤时，他说他只是想试试看自己能够把头伸到行进中的列车多近的地方——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一个男人走进路易斯安那州某个便利店，拿出20元纸币要求破开，当职员打开收款机时，他亮出自己的手枪并要求职员把收款机里所有的现金给他。职员很快照做了，他拿了钱迅速消失，但把自己的20元钞票留在了柜台上——他一共拿走了15元。

□一个阿肯色小伙子似乎想喝啤酒想得要命，于是他朝一个卖酒商店的橱窗扔了一个空心砖，打算砸破玻璃，抢几瓶酒逃之夭夭——他没有注意到橱窗是树脂玻璃做的，空心砖反弹回来，把他砸得失去了知觉。整个过程被录了下来。

□一名妇女回到家中，看到丈夫在厨房疯狂摇晃着身体，似乎腰间有根电线直连电热壶。为了救他于危难之中，她就近从后门边上抄起一块厚木板朝他劈去，把他的胳膊劈成两段，其实此前他一直快乐地听着随身听。

□纽约市有个窃贼想从超级市场的天窗爬进去偷东西，发现窗口太小，于是把厚衣服脱掉扔到下面，再钻窗口，不料仍然钻不进去。晚上凉风飕飕，他在屋顶上近两个小时，冷得浑身发抖，终于支持不住，急得向下面路过的两名警察呼救。警察替他捡起衣服，然后把他捉起来了。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企图抢劫银行的歹徒，因怯懦而失手。这个胆怯的家伙，不敢大声喊出“打劫”二字，只写张纸条递给银行出纳员：“我要打劫，我有枪，把钱放在纸袋里。”出纳员也在纸条写上：“我没有纸袋。”递给他，匪徒一见竟然转身逃走。

□巴黎一个窃贼企图到某古董商家里下手。他为了使自己的打扮与古董商家里的陈设混成一片，特地穿了一套15世纪的盔甲。这个倒霉贼进入古董商家里才几分钟，叮当叮当的金属声已吵醒了古董商。他起来察看，赫然看见一具盔甲在爬楼梯，马上把窃贼击倒，还用餐具柜压住他，然后打电话报警。这个窃贼更倒霉的是，沉重的餐具柜把他的盔甲卡住了，花了24小时才能脱下盔甲，这段时间内还得由人从口罩里喂他吃东西。

□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一批罪犯要算墨西哥北部萨尔蒂约监狱里的75名囚犯了。他们花了6个月工夫暗地里挖了一条地道通往狱外，没想到那条地道直挖到附近一法庭里。这些越狱犯钻出来时，惊愕的法官立刻下令把他们押回监狱。

□今年5月底，日本大阪市一名小偷川端潜入一座未锁大门的房间，准备大肆洗劫一番。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间屋里睡着20个相扑选手。川端刚一进屋，就立即被一名相扑选手发现。这名相扑选手大喊有贼，其他睡着的相扑选手纷纷惊醒，跑过来将川端围了个水泄不通。川端眨眼间发现身边多了这么多膀大腰圆的相扑选手，惊得目瞪口呆，直到警方赶到后才回过神来。

【赵鸳燕摘自《深圳膏年》2006年7月上】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刘文发(河北清苑)

(“执法者”还是“执令者”)(《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6期)一文从人们常见却不常思的社会概念人手，指出我们社会中很多名不副实的称谓，引人思考。看了这篇文章，我想顺着作者的思路想下去，就是试着回答一下作者的疑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领导决定着自己的一切，而法律只是领导者口中的条文。我们先举个例子，在一个单位，职工最怕的是自己的老板，还是国家法律。不言而喻，因为自己端的是老板给的饭碗。在这个处处都是一把手负责的社会，顶头上司真的决定着你的身家性命。5·18左云矿难中，矿工们知道井下已经开始透水，不愿意下去，可是黑心的煤矿老板却以开除相威胁，在暂时的危险与长久的养家糊口之间，矿工还是选择了后者。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寒暑假我们都要补课，可是有哪个老师敢去依法责问校长，你给了我3倍的加班费吗?这种没有法律保障而只能靠职工好好干赢得老板喜欢的劳动关系，已经决定了劳动者没有话语权。

二、国家法律对执法犯法，随意扭曲法律的做法软弱无力造成“权”比法大，部门利益大于法的现象。我们离法治社会还很远，一些单位或领导凭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变规则，以权代法，以部门利益代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可是国家法律对此却显得那么无力。《今日说法》栏目曾经对怀孕女性做过一个调查，很多女性怀孕后被单位辞退，很多正式单位的女性不能享受国家规定的6个月的产假。我所在的地区已经很多年实行女性产假56天的规定。可是那些法律部门有哪一个站出来维护职工的利益呢?

法律在普通人眼中也许仅仅是一个漂亮的说辞而已，它离我们比老板离我们要远得多啊!

李宜情(江苏南京)

我是一个古稀老人，平时很少激动。可是这一次，看完《令人震惊的心痛》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2期)一文，忍不住流下眼泪。想不到，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贫困“死角”——他们与自己养的猪同住一间屋、11岁的孩子外出给人家做保姆挣钱养活老人、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睡觉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小洞。而他们的最大愿望，竟然是能吃上一顿有油盐的菜、能见几次亲人……这确实让人揪心。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难道不应该无地自容吗?尤其是那些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吃掉了劳动人民8800亿血汗钱的腐败者，难道不该感到耻辱吗?

如上的感受之外，我希望贵刊不吝版面多刊登这样的文章。这样对政府部门研究扶贫问题是大有益处的，同时作为年轻一代的基本道德教育和感恩教育也是有好处的。

刘曰建(北京)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5期，可谓异彩纷呈，但最能打动我的却是那篇《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如果不看马加爵的署名，谁能说它不是一篇文笔不错的作品?在马加爵案件中我们不能仅仅充当“看客”，须直面现实、痛定思痛、理性对待。马加爵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我下面说的话绝不是为他辩护、辩解、开脱罪责。

马加爵有自尊并有获得尊重的“资本”，他曾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三等奖”(有说二等奖的)、高考高分。可惜时下某些人价值观倒置、荣辱异化，穿名牌、用高档、谈恋爱、在校同居，时髦起来，有的学校还出台政策为之保驾护航。这些都和穷学生无关，马加爵的“资本”就不堪一击了。在教育大员高唱“教育改革基本成功”，经济学家大谈高校高收费对穷人有好处的时候，马加爵的悲剧却证明学校高收费对穷学生不仅没好处，简直就是灾难，他穷得没鞋穿、一天只吃两个馒头、他穿的最好的衣服竟然是囚衣!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人们对马加爵经济上给予帮助，人格上给予尊重，如果学校能对马加爵心理上给予矫正，如果学校树立艰苦朴素为荣，以学习成绩、人品论英雄，如果学校少一点铜臭味、多一点爱的温馨，会怎样呢?无奈历史不相信“如果”。

本期有篇文章标题一语中的： 《孩子的心灵谁负责》。

另外，本期有“荐稿人语”说得极好：“世界因爱而改变，人生因爱而美丽。”“没有一种冰不被阳光融化，没有一棵草不是花。有爱在，春常留。”不是说只要人人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吗?那就让我们以宽容的心态，无私地献出一点爱心。正如冰心说的：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2006年第9期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作者：冯雪梅

医疗系统的商业贿赂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估计没有几家医院敢说自己跟医药代理商、回扣之类毫无瓜葛。广东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的140名医务人员集体受贿，不过是一潭浑水中泛起的一点水花，给公众因太多愤怒而变得麻木的神经一些轻微的刺激。谁都知道，这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在你走进医院之时，依然得面对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大处方、高价药费甚至使用假药旧药的惶惑不安。

新会医院只是一家有100多张床位的二甲医院，但两年内三任院长竟然都因受贿被捕。其中一任院长，两个月内收受贿赂134万元。互联网上，此条新闻下面有着这样的链接：江苏江阴第三医院原院长受贿上百万元，四川达州中心医院原院长受贿122万元被判刑，安徽宁国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受贿被判刑，四川36名医院正副院长因吃回扣受贿落马……

仅看这些标题，就知道受贿之风在医疗系统是如何地盛行。如果将这个系统比作一个水池的话，池水已遭污染，那么水中的鱼(医务工作者)，又有几个能幸免?新会医院的集体受贿，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

再往下深究，就会发现，从监管部门，到医院，再到院长、医生，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利。看一看新药审批中的权钱交易，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医院和医药商的秋波暗送、利益共享，医务人员的拿回扣、要红包、开大方，就知道鱼有鱼的招数，虾有虾的活法，但凡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病，大有流行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石化等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前些日子，北京进行执法检查，查出42家学校和医院少报工资收入7．5亿元，以致将全市的人均工资水平降低了159元。而电力、电信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早就人所共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但在目前，要对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进行限制，困难重重，设置最高工资上限尚无时间表。(《中国证券报》6月27日)。说白了，所谓的困难，实际就是利益之争。当某些单位组织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想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和改革就会变得困难，加之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想要“开刀动手术”，只会难上加难。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觉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此时，要保持鹤立鸡群的良知和清醒，代价太大。

我们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遭遇权力失衡病毒侵蚀的病态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拿来寻租，并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心安理得地揣进口袋。

于是，列车乘务员可以在“春运”高峰拿出千金难求的火车票送人情；小学老师可以接受家长的礼物让某个学生坐在教室前排；司机可以开着公车带家人在路上横冲直撞；连楼下的停车收费管理员，也凭着手里的那点小权力，不撕发票贪污停车费呢。

大家都病了。

【杨孔翔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9日】

为何靠暴力讨公道　作者：鄢烈山

在《医师法》颁布实施七周年座谈会上，医生代表纷纷“大吐苦水”，称目前“暴力索赔”方式已严重影响医院正常秩序，甚至还衍生出一种专门帮患者家属“讨钱”的新职业。

我看了该报道不禁哑然失笑：围堵医院殴打医护人员会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这还用说吗?然而哪是因哪是果，这话却是倒着说的，不痴不呆的人都明白正是医患关系很不和谐了才出现“暴力索赔”的现象。

病患家属向医院“讨钱”，并非院方“明码实价”欠他们多少钱，他们讨的实际上是“公道”，索要的是院方的“赔偿”；双方的争执就在于，患者医疗效果不好或者死在医院，医院该不该负责，或该负多大的责任。这可不是一目了然的。从前，人们一般相信院方的结论，因为他们比较信任医生的医德，也比较相信刷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标语的医院的公正。如今，有的医生拿回扣、收红包早已不是新闻；把手术钳或纱布留在病人体内亦非海外奇谈；至于医院的所谓“产业化”向钱看更是尽人皆知的生活现实。在这种情势下，还要患者及家属五条件信服医生与医院是一派仁心仁术，那自然跟缘木求鱼差不多同样困难。

广州市儿童医院的负责人说，现在医院的停尸房、出院处周围，经常有人出没，一看到有患者家属哭着出来，就上前“拉生意”，询问要不要帮忙“索赔”；他们负责“召集”人手，每天以50至100元的价格雇用一些所谓的“家属”，在医院静坐、派传单、甚至围攻医生。这套搞法显然是跟“讨债公司”学的，或者说“讨债公司”投胎转世。“经营者”固然是以歪门邪道谋财，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有“市场眼光”，看到“商机”的存在。我们知道“讨债公司”走的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道路”，轻易不用绑架人质的绝对犯罪手段，而是与债主达成委托与受托关系，通常用“只说不练”的威慑手段达到逼欠债人屈服的目的。“讨债公司”不能合法存在，那些人或洗手不干，或干脆做了绑匪、杀手。现在他们从医患紧张关系中闻到了新“商机”。

不必讳言，农民工被迫以所谓的“跳楼秀”等方式讨薪，是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的耻辱；“讨债公司”的应运而生，是不是某些法院的耻辱?人们发生了债务纠纷，本来该上法院求公道，可是一些法院的判决往往“打白条”，债主(即苦主)才不得不以大比例分成的方式求助于原始的“讨债公司”。

那么，患者家属出钱雇人冒充“家属”仰仗暴力讨公道，是谁之耻?我想，经营假冒“家属”讨钱的那些人是可耻的，病人及家属若想借机敲诈也很可鄙，这都是不言自明的；而从根本上说，这需要医院与法院自省。道理很简单，院方要自省，为何医生与医院如今的社会信用度那么低；法院要自省，医患之间若争执不下，本来应该以听从法庭裁判为最后解决途径，可是患者及家属却不屑诉诸法院，这能用一句他们“法律意识”不强就一推二六五了吗?

试想，你若怀疑你的亲友没有得到尽责的治疗，你去询问主治大夫或院方负责人，他们欺你没有专业知识，生硬地用几句话打发你，或者傲慢地推三阻四迟迟不给答复，乃至仗势欺人请你“去告吧”，你会作何感想?他知道你是以一己之力对一家财力远大过你的医院，你知道告到法院还得请他们的医道同行来做鉴定，而且某些法院又通常偏向姓“公”的……在这样的强弱之势下，你若坚持要讨“公道”，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博弈手段，还会没有一丝犹豫吗?

针对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疗纠纷防范知识教育，院方积极寻求公安部门的配合维持医院正常秩序、制止“搞事”，都是必需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进公立医院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重新取得广大民众对医院与医生的信任(再说一遍，“搞事”者的放肆是看准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医生的不信任不同情)，并使医疗纠纷司法裁判制度有更高社会信任度。

【英超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30日／苏 凝图】

关于中国学术的“假如”　作者：毛志成

我说的这个“假如”，听来有点残酷。但我却铁定地认为：倘若中国的学术果真尊重这样的“假如”，并想出积极的应对办法，我看受益的首先是学术，而且不只限于学术。

我要说的这些“假如”是：

假如有什么权威部门发起，要求所有写“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人都停笔三年，不追求任何发表，将精力和兴趣都用于广读、细读、精读古代和前代的中外名著，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假如读的时候只是读，只是想，只是悟，而不发挥，不讨论，不卖弄，不贩卖，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易言之就是：假如中国只有广大的、专心的、品位很高的“大读者”，几年中都没有人当“作者”，尤其是没有人争当学术上的“作家”、“大作家”，你觉得会怎样?

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中国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一定会呈现出实实在在的大提高、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

我的这种看法，当然首先指高社会科学类的人。至于搞自然科学的，暂时不在此列。假如中国的文科教授、专家，在首先读多、读懂、读通的基础上，将主要精力用之于教，用之于授，而不急于出书，不忙于争职称，我看学术就更像学术、学者就更像学者了。道理很简单，学术连“学”都不达标，哪里会有像样的“术”?学者连“学”都稀松，那是什么样的“者”?

假如中国的高级职称评审机构，不看重申报者写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只看重他是否有实实在在的发现，而且那发现是否对社会现状的改善有实效、实益。如果有，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写文章时只用了三句话，出版的专著只有十几页，我看就不妨授予他学者、专家称号。反过来，专门靠写了长文、出了厚书去捞高级职称的人，卖弄出的“学问”又属于九分多余而一分无用的那一类，这样的人就应当将“教授”、“专家”、“名人”之类的名词视为贬义词，视为一种带有嘲笑意味的绰号。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中国学术首先需要的是去读，辅之以沉默式的思考，而不是允许滥写、滥发表、滥出版。

只需有三两年的沉默期，中国学术就注定会越来越趋于货真价实。

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世世代代的中外思想家及其发现的“理”，弄出的“学”，推出的“文”，堆出的“书”，已经太多太多了，足可以把地球覆盖数十层!这里头无疑有奢物、赘物、伪物、废物，但经过数千年的过滤、淘汰之后，存留下来的真正的精品也不少。难道古代或前代的人，用了几千年，弄出的真见识、真发现、真提炼的总和，还不如今天由几个书生、几十年、一代人弄出的“真理”、“悟性”更高明吗?笑话。反倒是今天的人在学术上常犯三种致命性的错误：一是对前代的精神食品虽然囤积了一些但倦于咀嚼和反刍；二是吸取一点之后急于排泄；三是为吞吃而吞吃，为吸收而吸收，“知而不行”，致使自己在实际的身高体重和健康度上没有多大的提高，甚而走向病态的臃肿化、肥硕化。

沉默下来!闭闭嘴和停停笔!用上三年五年专门读前代名著，只读不写，或“述而不作”，大有益也。莫说去读百家之书，即使钻进去只读一家书(如中国的孔孟之学、老庄之学，外国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基督文化，近现代的马、恩、列、毛、邓之书)，只要做到真读深读，读通读透，悟而不语，且知且行，就算是扒到了真学术的边儿。

读少写多，知一卖十，辞肥意瘦，以伪高深掩饰真浅薄，任何贴了金的“学术”都会殃及社会，包括文化本身。假如反其道而行之，我敢说，一个默然静坐的寡语之人未必不具备很高的学术品位。

【陈文涛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7月7B／唐少仪图】

“当工人”何以成人生失败的代名词　作者：刘洪波

据《羊城晚报》报道，一种“怪”现象正在引起人们关注，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则是“技工荒”。在高技能工人行情看涨的今天，是什么在阻碍人们成为一名工人?这不是一个故作惊人的问题，人们在为职业生涯作准备时，很少把当一名工人作为未来的目标。除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自觉选择做一名工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某种程度上，“工人”这个称号不仅丧失了意识形态曾经赋予过的光荣感，而且正在被当成人生失败的镜鉴。如同阻止孩子啼哭时大人们的恐吓一样，现在，一个希望子女茁壮成长的家长，往往会以“不努力学习，今后当一个工人”作为鞭策上进的说法。

今天，工人意味着职业和收入的不够稳定。仍有许多工人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之下，即使工作在很好的环境里，即使可以获得可观的报酬，工人的社会体面也在减弱，良好的社会评价只属于“工人阶级”这个整体，而且更多地是纸面上的符号。

“工人阶级”由很多的社会阶层所组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会得到尊重和重视；管理人员也是劳动者，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同样也是先进的生产力，责权利高度统一，得到了比知识分子更多的尊重和利益。蓝领工人，即产业工人，在一般社会意识中，则是单纯的被管理对象。

社会舆论的兴趣过多地转到精英身上。知识精英、管理精英和娱乐精英共同占据了各种媒体，他们的态度、感受、要求以及生活方式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工人、农民最多只是被他们代言的一群人，而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代言者首先会讲自己的话，只有他们的同情心起作用时，工人、农民才会进入视野，工人已经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而且这种同情也只有良知得以起作用时才会发生，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社会精英习惯于认为“失败者”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结果，一个人落于不利处境应当由自己缺乏竞争能力负责。这样的社会氛围，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和谐。

在一定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条件可以改善，劳动报酬可以提高，职业稳定性可以增强，但工人在社会层级上的位置需要得到重视和提升。在一个注重社会层级几乎达到畸形的环境下，人人都寻求“上升空间”，没有上升空间的岗位，就是没有希望与前景的岗位，这就足以成为人们不想做工人的全部理由。人们无法为自己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而自安，无法为平凡的人生而骄傲，一种近乎资本崇拜的社会意识在左右人们的社会评价，大家都在仰望财富榜、权力榜、名望榜上的英雄，除了崇敬英雄，寻常生活并不受尊重，平凡的人生等于“无价值的人生”。现实的变化、观念的变化相互促发，不仅正在使工人以及其他寻常人感到失败，更重要的，它也剥夺了工人自身的荣誉感。

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剥夺，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否定。只要平凡的生活不能获得价值上的认同，芸芸众生的生活意义无从建立，日常生活就会成为失败的标记，平凡职业就会成为被逃离的身份。作为个人，所有希望改善境遇的努力都是可理解的，但一个社会，只有人上人和人下人，没有人的位置，在否定寻常人生基础之上形成“成功崇拜”是病态的。

【王翔宇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6月22日】

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　作者：赵州茶

对当下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到制度建设的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总想到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强监督等等。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

街上安了摄像头，拍摄违规车辆。这就阻止违规了吗?有的司机就知道哪里有摄像头，于是在这种地方就很乖。可是一过摄像头，立刻恢复原状。你能在街上每隔三米安排一个摄像头吗?

我们有没有矿山安全法规?法规也够完备了吧?可是矿难为什么还是那么多?连监督安全的部门也被收买了。你再安排人监督监督安全的人吗?这些人又被收买了怎么办?

几年前，曾经跟德国的一个环保专家谈到中国的环保问题。他说，中国的环保应该搞得很好啊，因为中国的环保立法已经很完备了。他是以德国的经验这么说的。因为德国的立法都会得到民众认真的遵守。他不知道，这在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说的意思是，法律法规多了，反倒更多违法的人。人如内心失去道德，他就不怕犯法，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令愈严，相应盗贼愈多。一个社会，如果怀着歪曲邪佞之心的人太多，法律有多大用?并且，当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监督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法律有什么用?

看当下的很多时评，也有强烈的“制度崇拜”的毛病。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制度有那么灵吗?

法律是显形的道德。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最初并没有法律的。法律是人创造的。因为一些人不自觉，所以有了法制。

法制不是灵丹妙药。所有的法律都会有漏洞。何况对于“聪明”的中国人，什么样的法律不能被绕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独有的中国情况。这是对“制度崇拜”的最好讽刺。况且，法律的执行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北京曾经用机器上街监督随地吐痰的人，后来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能继续。

我们对制度的崇拜，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源自对西方的肤浅的认识。欧美的社会秩序比较好，并非真的是法律本身有那么大的威力。法律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如果以为仅凭法律就能构建有秩序的社会，是主观臆想。

欧美的良好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因为有基督教的伦理作为基础。他们的法制文明，是建立在这种道德基础上的。人们有“信望爱”，有对上帝的忠诚，这都体现在生活的处处。为什么他们对工作那么敬业，为什么企业都比较讲诚信，是因为面对着对上帝的信仰。虽然今天上帝的观念在欧美很多人心中不再那么强烈，但是基督教文化毕竟影响了几百年，已经深入了社会。

中国不需要上帝，我们有自己的优秀文化。这种文化曾经也让我们注重礼仪，注重信用，注重道德。但是“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孩子和洗澡水一齐都泼掉了。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底蕴，失去了精神，希望只靠法制来强行扶正，是办不到的。

不是不需要法制的完善。法制文明极其重要。法制的完善也一定会推动秩序的建立。但是，当相当多数人都缺乏重视法律的道德的时候，只靠法制是无力的。这不是所谓的“人治”和“法治”的争论。

我们要知道中国社会当下最欠缺的是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素质，中国人缺“德”。“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现在的中国，就是暴戾之气胜过了有修养的文化气氛。我们需要法治，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和素质做基础，缺少尊重法制的人，法制会成为摆设。

提倡道德，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灌输，不是说教。提倡是一回事，如何有效地提倡是另外一回事。道德的提倡，需要好的文化来涵养。所谓“文而化之”。

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根。重新振兴民族之魂，最需要的就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复兴和现代化。这是我们在注重法制完善之外，需要认真讨论和研究的。

【王翔宇荐自《人民网》2006年7月3日／李桂元图】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　作者：韩美林

古人说，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因此，在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具体的形象。

我们的一位体操队员李月久，团体比赛的第一个项目单杠，一上场抓杠的时候，就磕掉了四颗牙齿，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整套动作，落地时纹丝不动，9．9分，满嘴鲜血啊。我们国家的教练都跑过来安慰这个孩子，美国的医生过来急救。伤口刚清理一下，第二轮双杠又开始了，一位运动员受伤，五个人少了一个，冠军肯定是没了，领队急得不得了。受了伤的李月久不能讲话，只能用手势示意让自己上场。谁也没想到这孩子又上了双杠，动作干净、漂亮，落地又是纹丝不动。底下的观众拼命鼓掌，鼓着鼓着掌声没了，大家都哭了，原来，看到这个孩子的脸都让血给糊住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具体的中华民族!

这样一个1．50米的孩子，就这么带着一股冲劲上场。这时候，你看着他不再是1．50米的孩子，他就是个1．80米的铁骨铮铮的汉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们现在常常提到——全球化。在全球化下，美国大片、日本动漫把孩子们整得都不认识中国漫画是什么了，都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底蕴在哪里了。

这次我们设计了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有人给我提意见了，说韩美林不时尚。不时尚就是不“日本动漫”，不“美国动漫”，因为我们天天在看他们的动漫。中国的布老虎、中国人自己的动画片、中国人自己的电影，都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大片，怎么出洋相怎么给外国人看，在外面还得大奖，回来还成了英雄。文化都到这个程度了，难道我们还不反思吗?这个和我们的制度和体制都有关系。用“没有文化”来干涉艺术，很可怕。

再说说我们美术界吧。以前真正的海归派，都是文化精英，包括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傅抱石……都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现在的有些海归派，不一样了，一回来就大呼小叫地要让外国的东西进来，否定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甚至不让学生用毛笔。你怎么这么厉害?你不就是出了几天国嘛，怎么不学学那些真正精英的海归派呢!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用得着你来救吗?靠批评家来捧，还说来成就中国文化。这是艺术吗?这是吓唬我们老百姓。

学术界也这样。上了美术学院一年级，就留着长头发，留着小胡子，那个丑就甭提了!难怪有人说我们搞美术的，“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再看是个检破烂的，仔细一看是美术学院的。”

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魅力，艺术素养的魅力是相当大的。大家都知道卡拉扬，他双手一举起来，一头银白头发抖动，荚啊，都能让人鼻子冒汗。为什么?那个真是一位大家，是逼人的气质。

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一个8岁的孩子，父母生下她以后把她丢弃在草丛里，被好心人收养。这个孩子很聪明，四五岁就自己拆钟表、拆机器，拆完还能安起来。隔壁邻居的收音机怎么也装不好，她看了看说，“缺一个电阻”，结果还真让她说准了。这么聪明的孩子8岁得了白血病，大家都很疼爱她，可惜救不了她。大家问这个才活了8年的小孩予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怎么理解这个社会。她就说了六个字：我来过，我很乖。

想想，我们还不如一个孩子啊!活80岁又怎么样?

想想地球上和我们共同生存的动物、植物，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都被伤害得那么惨烈。人类在最近一百年里砍伐的森林，是过去几千年来采伐总和的许多倍。人类已经不知足到这种地步了!

我们作为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思想，就应该对我们世界有点责任，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在我的眼中，世界是美好的。我的一万件作品，没有一件是悲观的，没有一件是叫苦的。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罪，但在艺术创作中，我就不悲观，就不叫苦，踩不扁、踢不烂，就是这么一条好汉。

希望大家时常想想那个孩子，想想她说的那句话：我来过，我很乖。

谢谢!

【郝国英荐自《Q版格言》2006年7月／方 成图《电视剧本在创作中》】

学术腐败，你认识吗？　作者：张雨生

学术腐败是个新名词，包括实验作伪、论文造假、抄袭剽窃、捉刀代笔、强行署名等等。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发生的领域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就腐败而言，却没有本质差别，否则就不叫腐败。不存在哪一种腐败，可以谅解，可以开脱。目前的状况是，提到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到学术腐败，不以为耻。这种现象是不是对学术腐败不认识的表现?

与发达国家比较，如何认识学术腐败，国人落后了一大截。一所高校搞了个《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其中规定：平时论文中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50％的，毕业论文超过30％的，即视为抄袭，学生将会被除名。条例出台，中国师生抱怨太严，外籍教师大叹不可思议。一位说：“抄袭像怀孕，只有怀孕或没怀孕，没有怀孕百分之几。”同一规定，中国人说太严，外国人说太松，认识差距有多大呀。说抄袭百分之几才算抄袭，如同说怀孕百分之几才算怀孕，岂不是笑话。

此校此规，到底是严还是松?不妨参照哈佛大学的同类规定：“较之整篇大面积照搬，抄袭更多情况是拼接。学生常常将原文中的词句和观点糅合起来，并用自己的语言和观点来说明；或者是从不同的资料来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不注明来源，拼接成自己的东西；或者将注明引用的和未作注明引用的糅合在一起。”一旦发现抄袭，“必须离开学校。在规定的时间里，以任何方式回校都是对退学的违背。”谁严?谁松?比较着看，一目了然。别人的观点和材料，连拼接、糅合、掺杂都不允许，即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也统统认定为抄袭。仅从界定抄袭来看，国人的认识和做法，是不是刚刚触及一点儿皮毛?触及皮毛，就让许多人觉得太严啊。

这所高校的师生，显然不是与哈佛比较，而是与国情比较。中国国情实在有别。高校不是忙着扩招吗，“社会力量”不是忙着办学吗，有人不是忙着大搞在职读硕读博吗。质量如何?无力评说。学风如何?恰遇妙事一件。一家党校邀我审读毕业论文，一下送来24份，是抄30％，还是抄50％，我无能界定，但官话、套话、废话、空话太多，看不到作者的见识。不让及格，学校说不行，人家交了高额学费呀。正作难，胆囊炎恶性发作，我紧急住院摘除胆囊。谢天谢地，文稿奉还。据说，有权的，有钱的，连抄也懒得抄，全由他人代笔。政坛风气更奇。领导人的论文和大著，有能力自己动笔的，不晓得有几位。代表组织做报告，做总结，属于公务性质，组织班子代写讲话稿，还可以理解。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写论文，写专著，还能这么干吗?与这等国情比较，那个高校搞那个规定，岂不是有点苛求。

这等国情，不需要深深反思吗?不清醒认识学术腐败，不惩罚和遏制这类行为，我国科学技术要赶上发达国家，可能性微乎其微。提倡原创精神，鼓励创新成果，好得很。又如何原创?又如何创新?像过江过河，要快速到达彼岸，就得建桥。哈佛那样严格的规定，才是真正追求原创和创新的大桥。我们那个30％、500％，如果说也是桥，恐怕只能算是简易桥、劣质桥。綦江那样的“彩虹桥事件”，不时出现于高校及其它科技领地，也就难免了。

学术腐败是病毒，阻碍科学技术发展，侵蚀创新型国家建设。再麻木不仁，再态度暧昧，再模棱两可，害国之大毒，必误国之大业。

【潇风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6月26日／苏》】

贪污　作者：严笏心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从周秦到明清，官场上的贪污分子象割也割不完的毒瘤，又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成为中国官场上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有史作证：

唐代巨贪元载，代宗李豫抄他的家，竟查出调味品胡椒800石，总量约合60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谁也弄不懂他收藏这吃不完、用不尽、卖不出、无它用的香料干什么?最后死时，他连一粒胡椒也带不到阴间去。

宋代巨贪蔡京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贪官，抄家时发现其家有三间大屋子，从地下一直堆到房梁，装满了他爱吃的黄雀酢，即使他转世投胎二百次也食用不尽。

明代是一个出贪官的朝代，尽管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的朱皇帝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但还是出了刘瑾、严嵩、严世蕃等大贪官。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25万公斤。《明史》称：从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家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它珍宝所值又数百万”。

清代巨贪当推“和砷跌到，嘉庆吃饱”的那个和砷，他贪污八亿两银子，相当于朝廷十年的收入。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砷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

从这些贪官的兴亡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他们一有权，二有保护伞，三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四有愈陷愈深的侥幸投机心理，五有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王朝体制，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臭名昭著的贪污犯。

我记得柏杨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了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在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

王文元在《变与不变——中国历史之所命》一文中，对统治者容忍贪污的论述更为精辟：贪污是中国历史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治是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唯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恨都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

两人说出了同样一个道理：专制体制是官吏贪污的根源，专制体制不除，贪污现象便不会绝迹。

然而，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后的新中国，贪污受贿的官员并没有绝迹，如刘青山、张子善、胡建学、慕绥新、李真、成克杰、胡长清等等，大有“欲与古人试比高”，前仆后继，“踏着先人的血迹”前进的“凛然之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真应了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的那句话：久握权力，必至腐化!

我真不敢再往下想。

【黄海荐自《精美短文阅读》／子昌伟图《雪花飘飘年来到)】

从鲁迅的“职级”说起　作者：张　扬

关于鲁迅的书籍，凡多少有些价值的，无论多么昂贵，我都要买下来。

朱正先生的《周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就是这样的“关于鲁迅的书籍”。书中所述很多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总有我所不知道的内容吧，特别是那些图片，相当一部分我没见过，起码这就是它的特殊价值嘛。

于是有一天便翻到第65页，上方是一张照片，许多长袍马褂的男子分三排正襟危坐。长袍马褂是当时有身份男人的“常服”，可能也是当时公职人员的“礼服”；此外，这种男人似乎多喜欢蓄八字胡须(这从李大钊那副胡须上可以看出来)，而眼前照片上的男人们就多数蓄着这种胡须。这些人的后面，两面很大的五色旗交叉，这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华民国国旗；两面五色旗掩映着一座新式建筑的楼门。照片看来摄于冬季，因为那些长袍马褂都很厚，一律丝绵皮毛，质料考究，第一排的人们还都脚蹬皮靴……我想，这么一张照片既然出现在一本“关于鲁迅的书籍”里，则画面上多半会有鲁迅；而且我知道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过官，则画面多半会跟教育部有关。于是我就在画面上寻找鲁迅，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喏，第二排右起第四人(或左起第五人)，那位也蓄着八字胡须的矮个子。

照片下方文字说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曾经参与筹办和扩展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工作。这是1917年1月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开馆时的纪念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鲁迅。”——就是说，我没看错。

为什么我能一眼认出来?就因为他是鲁迅!我相信，在中国，凡是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其他那些人，第一排正襟危坐和后两排站着的许多男子呢，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不知道，“有点文化”乃至很有文化的中国人恐怕也都不知道。但是，无疑，那三排人多是官员；而且大体上可以推断，第一排端坐着的十人都是比鲁迅官阶(现在叫“级别”或“职级”)高的官员，第二排站着的八人是与鲁迅官阶相同或相近的官员，第三排即最后一排站着的六人则多是比鲁迅官阶(地位)低的官员或职员。显然，在“官本位”沿袭数千年，“官本位情结”和“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只能是这样；直到今天，这一点在中国仍然没有变化，华君武为此还曾作过一幅漫画《排排坐，吃果果》。我们每个人都经常看到或多次参加几十人乃至几百人的合影，照片上仍然是这样排座次的，第一排肯定是地位最高的官员，而且越靠中间位置“职级”越高。

那么，第二排站着的鲁迅是什么“职级”呢?

鲁迅于1909年(这时是晚清末年)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绍兴等地的学校里当过校长，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教务主任。但那时的“官本位”远不及今天这样“普及”，这样泛滥成灾。清朝只有“朝廷命官”才算官，民国只有“文官”才算官，学校里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教务长)之类都是教职，不能“折合”(今天叫“套改”)成某种级别的官职，即不算官的。鲁迅一生中真正当过的官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2年5月任命)和佥事(1912年8月任命)。“科长”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佥事”是什么呢?《辞海》“佥事”条：“北洋政府时为中央官署中荐任级官员”。这“荐任级官员”有多大呢?《辞海》“荐任官”条：“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文官第三级官阶。由各主管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如中央各部、局的科长、各省的县长。”——说来说去，鲁迅还是个科长。

仍据《辞海》：“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文官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科长是“荐任官”，显然，“委任官”只能是比科长更小的官了。不知道那时什么样的官比科长更小，依今天之例推想，只能是科员、股长之类了吧。

就是说，鲁迅一生最高的“职级”是科长，连今天常说的“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就算“中央各部、局的科长”比地方上的科长官大吧，参照“各省的县长”一语看，顶多也就相当于“县官”，就是今天常说的“七品芝麻官”。

看起来，照片上第一排应该是当时教育部的总长(部长)、次长(副部长)和相当于“司局级”的官员；第二排则应该是与鲁迅官级相当或相近的佥事和科长辈了，第三排大概是比科长更小的科员、股长或一般职员吧。然而，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应该还加上那个时代除孙中山之外的几乎所有当过“大总统”、“国务总理”、“陆海军大元帅”乃至“洪宪皇帝”的大人物)都“尔曹身与名俱灭”了，唯独鲁迅“光焰万丈长”!历史有另一种“排座次”方式。

我的一位朋友，已经是“正厅(局)级”了，又给自己弄了，个“政协常委”，以便到65岁再退休。但还剩下两件忧心事：一是怎样混个“副省级”，二是怎样才可“青史留名” “流芳百世”?为了这后一个目的，正使劲“树碑立传”甚至建起了“纪念馆”和“碑林”……

今天这种“职级”的官员，几乎就听不见任何不同意见了。但我俩毕竟是朋友，我就成了唯一的例外。于是，最近我在又一次翻阅《周氏三兄弟》，又一次细看该书第65页上那幅照片，又一次深思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写道：“鲁迅的遗嘱是‘埋掉，拉倒’!他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科长’，连七品都不算，比你低得多；他更没有‘政府津贴’，也不是‘优秀专家’；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吸劣质香烟，生活紧巴巴的。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爱他还是恨他的人，都不能无视他。时至今日，发现鲁迅一封信或一首诗都如获至宝，大加研究和宣传。鲁迅研究始终是‘显学’。他‘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了，但凭的并不是‘树碑立传’，而是作品和人品，是他对祖国负责，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6月15日】

君子与小人　作者：徐怀谦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现实生活中固然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况，即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不容于君子，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君子的身旁总有小人陪伴，有些君子最终被小人算计。比如王安石与吕惠卿、鲁迅与高长虹、胡风与舒芜，都演出过一段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君子欲成就一番事业，头等大事就是选人。选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决定了事业的成败。王安石为了变法，当然要有自己的左膀右臂，他的左膀右臂是谁呢?一个是吕惠卿，另一个是韩绛。这吕惠卿一开始很得王安石赏识，“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后来王安石受陷害被贬，还力荐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以保障新法的继续实施。吕惠卿大权独揽以后，郑侠、冯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上疏指责吕惠卿任用朋奸，上下壅蔽，结果都被吕惠卿治了罪。史书上说：“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这就有点过了，王安国和你过不去，你治王安国的罪也就是了，凭什么和王安石这一大家子过不去?王安石再度出相，不愧是君子，居然和吕惠卿继续共事。此时的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终于使出了小人伎俩——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呈给了皇上，并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王安石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曾经写下“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这是有欺君之嫌的，结果王安石再度辞职，退到金陵做他的半山老人去了。直到此时，他才深悔自己被吕惠卿所误，经常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聪明如王安石，为什么还会被吕惠卿这样的小人蒙蔽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君子不仅爱才，也爱听好话，一旦遇到有才而又会逢迎拍马的小人，他们往往就会失去判断，以至于看走了眼，等到后悔时已经晚了。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吕惠卿官运并不顾，也是被贬来贬去，即使在章惇、曾布、蔡京等人当权的时候，也没人敢起用他。看来，不光是君子怕小人，连小人也怕小人。其实道理很简单，谁不怕被出卖呢?

鲁迅先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识人很准，但偶尔也会看走眼，所以他周围绝大多数是真正的朋友，只有少数小人在短时间内围拢过他，有的竞沦落为汉奸。这一方面在于小人大多会伪装，在鲁迅面前，他们只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另一个原因在于人会变，此时还像个君子，后来随情势的变化而竟变成了小人；第三个原因是君子都善良，虽然鲁迅说自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其实他与人交往时，更多的是看取别人好的一面。和对待所有青年一样，鲁迅先生对高长虹也是奖掖有加，他为这名山西青年编校《心的探险》一书时，夜间竞累得吐了血。可是后来，因为《莽原》编辑韦素园不登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因为开明书店拒绝出版他编的期刊，他就疑心是鲁迅先生说了坏话，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暗恋许广平却被鲁迅先生“抢走”，高长虹一下子撕破脸皮，大骂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是精神堕落的“世故老人”。在《鲁迅梦为皇太子》一文中，他写下了如此恶毒的文字：“鲁迅梦为皇太子，醒了时，笑了，却仍假装在梦中。天才曰：糊涂虫!鲁迅梦为思想界权威者，醒了时，则然‘狗’也。于是而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有权威者。”

能写下这等文字的人，会是一个君子吗?所以我们实在要感谢白纸黑字，它们在无意间为后人留下了评判的依据。

至于胡风与舒芜之间的书信事件，到现在还有人在辩来辩去，好像冤枉了舒芜似的。舒芜本人的说法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他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题目，叶遥为了核实文章中所引用胡风信件的原文，向舒芜借信去校对，他就借出去了。他认为，“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词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晓风、晓谷、晓山整理辑注的《胡风致舒芜书信选》的注文中，有如下一段：“应该指出，舒芜要利用胡风这些信件，是存心已久的。据梅志回忆，195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聂绀弩和何剑熏曾带着舒芜来胡风家。出于对舒芜所作所为的愤慨，胡风大声喝斥说：‘老聂，我这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的!’弄得聂很尴尬地带舒芜离去了。过了几天，聂绀弩夫人周颍来胡风家，告诉胡风和梅志，事后舒芜曾悻悻地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聂绀弩吓了一跳，连忙劝解，试图让舒芜打消此念。”

首先，我承认舒芜是“借出去”而不是“交上去”，但有几点他难以自圆其说：一、有必要借出去一百多封信吗?二、此前，他对聂绀弩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这仅仅是气头上的话吗?三、在借出信的那一刻，他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卖友求荣的意思?

更早以前，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吕荧和路翎的名字。在第一篇文章中，他一开头这样写道：“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府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的最后一章，当做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地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做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

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舒芜的这一系列表演够厚道吗?称其为小人而不称刽子手，难道不是对他的抬举吗?

在这三个案例中，我注意到王安石和胡风都中箭落马，而鲁迅先生却可以在小说《奔月》中把逢蒙写成高长虹，调笑耍弄一番。这让我看到了对待小人的唯一对策：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否则，如果这世上永远是小人得志，我们对得起谁呢?

【马静荐自《教师报》2006年5月10日／苏】

纸上功夫　作者：郭　棣

有一个新闻调查，过去快两年了，我至今不忘。

调查讲外地某县是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也是所在省“血防”工作的先进县。记者实地采访时，在该县血防办公室看到各种统计表填得有鼻子有眼，像什么普查了多少人口，查出多少病人，灭了多少亩丁螺等相关数字，一清二楚。包括被救治的村民患者，也一一登记造册，有案可查。可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户一了解，老乡却反映：根本没那回事儿，有几年了，县里既没人来查病，也无人来灭螺，也未见到一分钱经费。记者回过头再追问相关工作人员，那人吞吞吐吐道出真情：统计表是坐在屋里编出来的。

编数字、编情况、编成绩，这已是一些坐办公室的人的“独家功夫”。多少年来，媒体也不厌其烦地披露过地方上的“编造故事”。像计划生育，普及教育，征地拆迁，植树造林……“编造”的魔影几乎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虽然我们有统计法，但真正受到法律制裁或行政处分的，寥寥无几，仍属“新闻”范围。原因是许多人习惯成自然，总觉得不编点，成绩说不够，上下不好交待，何况还有领导默许。妙笔生花，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编造”所以屡禁不止，还在于“保险系数”较高。你说人家编造，拿证据来。查计划生育，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数人头；查征地拆迁，你不可能一尺一尺去丈量；查植树造林，你不可能一棵一棵去数数。不少人对下情的了解，其主要途径仍是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纸上功夫”能够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平心而论，就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言，毫无顾忌地编造假数字、假情况、假成绩的终归还属“个案”，不能以“普遍”概之。倒是另一种“纸上功夫”，更值得引起人们警惕。

一位大学生头年利用假期深入到某地搞社会调查，写就一篇乡村记事，登在了报纸上。其中一段，不避“文抄公”之嫌，照录如下：在一个被称做“青椒之乡”的村子里，村委会的办公地位于村小学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悬挂了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宣传板，介绍了村党建工作、村子概况、村规村改、村委工作、精神文明、政法制度等。此外，各种规章条例令人炫目。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锦旗。该村是县里树的典型，必然要接受大大小小的视察参观。这种宣传栏是上面要求做的。支书说村委会至今欠着上千元的制作费……

照我们的习惯看法，这个村有了“青椒之乡”的名号，一定是有特色产业，并在市场上打出了品牌，收入颇丰；那么多上了墙的规章制度，一定是管理到位，机制创新；一面面红锦旗一张张奖状，一定是成绩斐然，应该是个文明富裕村了。但“至今欠着上千元的制作费”却露了馅。不应该呀!可这是事实，纸上的功夫，墙上的东西，与实际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应当说不属“个案”了。前不久，一家知名市场因为出售假名牌产品，售假商户及市场管理部门均被法院判定罚款。事后没听到商户辩解什么，倒听到市场管理者喊冤。负责人辩称，他们在市场管理上有许多“设计与创新”，定了不少制度，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商户售假计出多端，防不胜防，因此管理方不应当挨罚。笔者认为在这里市场负责人于认识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把纸上的东西同实际结果有意无意隔裂开了。制度定了，不等于管理就到位了，管理者的责任就完成了。我们看电视，那些矿难现场，“安全重于泰山”的标语不都赫然在目吗?矿长办公室里满墙不都是规章制度吗?

问题的关键还在抓落实，讲实效。纸上有功夫，落实更需下力气。

【刘畅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6月12日／苏 凝图】

李光耀说得在理　作者：沈　栖

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一是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治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二是它不是少数人的沉疴，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人们稍对社会作一个粗略的观察，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穿马路、破坏绿化等陋习并不鲜见。

笔者有位朋友从澳大利亚讲学归来，谈见闻时说了一则令国人汗颜的轶事：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立着垃圾桶，桶分两层，下面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中国人现在来澳大利亚旅游的很多，但中国人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习惯地一“呸”，就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了，而且吐得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主人于是写了中文标牌赫然贴到墙上：“请不要往里吐痰!”外国人不是不吐痰，但他们吐在纸上，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面一层，如此而已。这样的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忽视了。为什么只用中文书写而不用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书写这样的标牌?是特意针对中国人的吗?是的!这不是有意贬损中国人吗?那倒未必。人家回答得很有道理：是啊，就你们一些中国游客不懂最起码的公共道德，随便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呀!其实，这并不是人家有意要鄙视中国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大不自重，是国人的陋习无形中将自己降到了让人瞧不起的地步，这不仅贬损了国人的人格，也使一个国家的形象多少受到了点影响。

在国内的公共场所，针对国人的陋习，善意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等等。这些善意的提醒也许有些警世劝诫的意义，但它的作用却极其有限。不是吗?在“禁止吸烟”的标牌旁照样有烟民在过瘾；在垃圾桶四周依然散落着易拉罐、香蕉皮、废纸屑；厕所内尽管有“便后请冲水”的告示，但仍是粪便横流，臭气熏天……由此可见，力除国人的陋习，提升国人的素质不能止于善意的提醒。

那么，治理陋习，我们还有什么高招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在世界上确实可谓独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据说，在地上扔一个烟头，罚款一千新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罚到公共场所劳动几个小时，记者拍照，登在报纸上，让其难以见人。笔者近读李光耀自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讲他主政时如何治理国人陋习的。他说，新加坡人文化低，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这里，他强调了法律的教育和教化作用。李光耀说得在理!人其实在生理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加以训练和调整，其行为必然表现出许多动物的本性来。怎样调教?法律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人养成了守法的习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都良好。道德水平提高了，物质文明也跟上来了。

近日媒体披露消息，包括“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破坏绿化”在内的“七不”规范终于进入了上海市人大的立法程序。有人主张治理陋习应靠道德教化，声称为“七不”规范立法是“现代文明的悲哀”。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古人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不拘小节，行为中常有陋习，势必会累及自己的品行。其实，“七不”的每一条固然是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是每个人从懂事开始就应该像吃饭睡觉一样养成的自然习惯。时下，既然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把公共道德置之脑后，随意损害全体公民的生存环境，那就应该施重典加以制止和约束。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两个支撑点，不可或缺。重要的是法律制订后，一定要切实执行，有关部门应克服“法不责众”的思想，通过严格执法，来营造良好的市民习惯和社会风气。以法律为主导，再辅以道德教育，那么，那些城市交通、公共卫生、旅游景点等公共领域的常见陋习才会日渐敛迹，直至根除。

【选自《上海法治报》2006年6月14日／刘《呸呸呸，不让在外面吐，我在家里吐个够！！》】

这样的经才算完整　作者：姜龙飞

当诚信终于成为举国关切的话题，当对于失信的道义挞伐和行政禁止一再奏效甚微，很自然的，我们便像神话中的唐僧师徒那般，把求取真经的视野投向了海外。于是，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在媒体上反复亮相。

故事的主人公姓甚名谁并不重要，但身份必须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学历起码应当是硕士，最好为博士或博士后；学业肯定极其出色。故事发生的地点可以是欧洲某国，或德国、或法国；亦不妨为北美大陆，美国的自由氛围似乎更适合讲述者发挥想象。

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位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毕业，正面临求职的艰辛历程。凭着出色的学业，某生当然把简历投向一流的跨国大公司。但很快，他就遭到了拒绝。于是自惭形秽，深责不已。退而求其次，第二轮求职他把简历投向了中等规模的公司。然而，他仍然遭到拒绝。某生痛定思痛，再次降格以求。却不料，当他第三次把简历送往以前他连一眼都不曾睃过的小公司时，遭遇依旧。忍无可忍的某生终于爆发了，当着小公司的人事主管暴跳如雷，扬言投诉。小公司的人事主管见其狼狈不堪的懵懂相，不免侧隐之心大动，于是兜出了底牌：据该国的信用档案记载，某生在留学期间，曾经有过三次乘坐公交车逃票被查获的记录。据测算，该国的逃票查获率为万分之一，被查获三次，便意味着某生曾经有过三万次以上的逃票经历，个人品质极其糟糕，求职遭拒乃顺理成章，无论向哪里投诉，都将无济于事。

犹如醍醐灌顶，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用品质，对于成就其事业是何等的重要啊!而维护一国的信用水准，不能寄望于人的自律，必须要靠制度，尤其离不开严格的罚则。

故事的本意很好，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很到位。然而，惊世骇俗的讲述还是给我留下了颇多疑惑：既然某生的信用记录如此不堪，各大小公司均能迅速获知，从而中止其对职位的觊觎，但为什么他求学的那所大学却始终木知木觉，没有在其初犯时发出警告?此疑惑之一。之二，仅凭几次逃票的记录便将一个人的前程一棍子闷死，这样的信用档案是不是已经迹近于老一辈中国人曾经终生难以摆脱的人事档案，稍有污点便桎梏一生，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或者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的冉阿让，偷了一次东西就背一辈子黑锅，永远被警察追逐?

带着这样的疑惑，后来我又读到了一则有关美国的报道。据介绍，美国人的一档信用记录，不涉人品秉性，也无得失评价，只录下个人自然情况、信贷记录、交易行为、法院判决等四大类公开记录，不仅社会上的公私机构可以索取，也对本人完全公开。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记了些什么，他该如何改善自己，又该如何进步呢?改过自新者，污点记载将被去除。所有的负面信息超过一定的年限必须删除，其中拖欠付款等不良记录最多保存7年，破产记录稍长，但也不超过10年。10年之后，这种被视为最严重的负面信息必须从消费者的信用档案中删除。美国信用档案的建设理念自始至终贯穿着抑恶扬善的原则，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一个女人即使当过妓女，也还可以从良，而其丈夫甚至不知道她以前的经历(原载《环球》杂志，见2006年2月9日《中国档案报》)。

读到后一则报道我有豁然开朗之慨，也许，这样的海外真经才算完整，才值得今天的唐僧师徒们取来为鉴。

【沈栖荐自《文汇报》2006年7月8日】

话说名利船　作者：曹敏之

我藏有清末现生画于粤秀画堂的一幅画，画的是山水之间，多名牵夫拖着一条大船在江上航行。牵夫拖得十分吃力，画面上题了这样的诗句——

舟中人为名利牵

岸上被牵名利船

江水悠悠浑不尽

问君辛苦到何年

画家是有感于世人争夺名利之途而画此以警世吧?他的诗情寄寓于最后一句。

说来是巧合，我从一篇题为《名利辨》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说的是乾隆皇帝游江南，登上镇江金山寺，远望长江有点点风帆，就问金山寺长老；“江上有多少只船?”长老回答：“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回答已是很有佛家的偈语味了。可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提到，胡雪岩认为，“江中其实只有一艘，既为名，也为利”。

细想起来，胡雪岩的“合二为一”之论，与现生的题画诗中的“舟中人为名利牵”，可说是毫无二致。

但也有分析研究的疑问，就是名利两争，是争名于前欤?争利于后欤?

按照世俗的话是：“名咸利就”。似乎名在先而利在后，证之曾雪芹《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他就是先取得名，然后敛财，腰缠万贯，遨游天下名山胜水而与冷子兴相遇，畅谈了荣宁二府的历史变迁，终于构成《红楼梦》故事的来龙去脉。

从古代名利史的发展来看，自从秦始皇四年因蝗灾大疫，需钱赈灾而开例捐资纳粟可以得官以来，历代都有效法之举。到了清朝中叶，捐纳成风，只要有所捐纳，乌纱帽就可戴上。做了官，他们不会放过贪污以求取回捐纳之数，更加倍趋贪以填欲壑，因而形成贪污腐败的大弊政。

自古以来，读书人想飞黄腾达，大批寄望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十载寒窗，一朝考取了功名，进入仕途，什么金什么玉就有把握到手了。这样的追求，毕竟是苦事，试看《儒林外史》，吴敬梓写周进和范进为功名所困扰而演出的悲喜剧，就可知道科举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读书人。而聪明的人就不一定靠读书，却是靠投机取巧，诈骗经营，利用商业手段以达致富求名的目的。在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似乎可举吕不韦为典型，他长袖善舞以从商，有了财富，不仅介入了秦朝政治，也介入了文史领域。司马迁的《史记》描述他，使其门客各著所闻，集论成书，于是编成了《吕氏春秋》。此书既有儒家之言，又有道家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之言，保存了先秦旧说及古代史料，全书二十六卷、十二纪、八览、六论。吕不韦后来因宫廷政治关系，下场不好。在文化史上，他却名利双收，他的行径是争利在先，猎名于后的。

看来，名利两争，孰先孰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利就而求名，也是“终南捷径”。

也许受到吕不韦行事的启发，西汉时代的刘安，以淮南王的身份，却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名誉地位，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为他编写了《淮南鸿烈》，亦即《淮南子》一书。这部著作是以哲学为内容的，综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以立论，受到汉武帝的尊重，刘安也因此享誉于后世。他是以名位加上金钱才有可能招至八方宾客、术士来为他塑造形象，可见他是双管齐下获取到文名的。司马迁有感而发出这样的评论——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此人皆意有所结郁，不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刘安步吕不韦的后尘，正是“倜傥非常之人”而争名行事的。

关于名利之途可说是不分古今中外，没有不趋奔竞之徒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写的代表作《名利场》，反映的是英国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中上层社会生活、现实情景，描写极端利己主义及道德腐化，就是以争名利的淋漓尽致而传诸后世的，那种争名逐利的虚伪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的悲喜形色，用以现照当今“向钱看”的社会涌现的现状，是值得反思古训的。

说到古训，就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警语，其中涵义是对文化价值的取向。可是当今之世，有人所谋之道是不择手段以利求名，他们的文化取向是“捐官”以谋私利，以利塑造“大款”的“传记”、“报告文学”而欺世盗名。真令人慨叹道德之“江河日下”，“义利之辨”之沉沦也!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6年6月19日／宋德禄图】

谁来关心农村的养老问题　作者：影子葭

端午节的那天下午，部队的顺路车把我送到了一个中转城市的长途车站，我要在那里乘车到另一个城市。驾车的小战士帮我拿着行李，一直等我买好了车票后他才离去。我看了看时间，离我要乘坐的班车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走进了车站边的一家快餐店，要了一碗面。小城市里的物价比成都低，满满的一大碗面在车站这样的高价区也才3元钱。我正吃着，外面走进一位老人，他进门后向服务员说要一碗稀饭。稀饭的价格是一元一碗，但是已经卖完了。老人就问面的价格，听说要3元一碗，老人连连道：贵了贵了，我只要素面可不可以只收两元?卖面的服务员说：大爷，我不敢卖，老板要骂。素面也是3元。老人听了叹道：我今天连一床席子都没有卖出，还要赶车回去，吃不起啊。说完老人就转身出了门。我转身看看老人：满头的白发，背着一个很旧的，在六七十年代曾经很流行的军用水壶，衣衫破旧。于是我叫过了服务员对她说道：你去把那个大爷叫进来，卖一碗面给他，只收他1元，那两元我来给。说完我就拿出两元钱交给她。服务员是一个小女孩，她听我说完看看我又看看我给她的钱，木木地立在那里不动，我又再次对她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并叮嘱她不要对老人说是我给的钱。小女孩终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连地点头去门外喊回了大爷。大爷进来坐下了，因为当时小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大爷就坐到了我旁边。坐下后大爷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开始念道他的家事。我听了好一阵终于听明白了他的话：老人已经79了，子女们和他分了家。他和老伴一起过。他有空闲时就编竹席。可是现在的城里人都不喜欢那种老式的篾条编织的竹席了，他们都喜欢麻将凉席，于是老人今天背来的几张竹席一张也没有卖出。我听着老人的讲述，看看老人的白发，想说点什么但又无从说起。79岁，应该是颐养天年的岁数了，但他还需要自己动手劳作，要不就没有了衣食来源……我匆匆吃完了碗里的面，然后拉开手袋的拉链，拿出50元钱递给老人。我对他讲：大爷，吃完了就早点回去吧，免得你的老伴挂念。老人有些吃惊，但还是收下了我的钱。然后他对我说：大姐，我怎么当得起啊，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气，要不我送你一床凉席嘛……我说：“大爷，我不要，我没法拿，我还要出差。席子你就留着卖钱吧。”说完我疾步离开了小店。我不宽裕，我的肩上有沉重的担子，我也就只能这样帮助这位老人，那一点点钱于老人而言其实连杯水都谈不上啊。

走出了小店我的心却不能平静：农村的老人是没有退休养老这一说的，他们要一直劳作到他们生命终止的那一刻。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方，老人的晚年就更是艰辛。记得有一次出差路经射洪的山区，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太婆，背着满满一背篓的杂物在前面行走，那个背篓的体积是她瘦小的身体的两倍。她在前面慢慢地走着，我在后面慢慢地滑行，车里的同事看着我，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正急着赶路。但是我没法去按喇叭，山区里汽车少，行走在山区的汽车大部分都很霸道，山里的老人都怕汽车，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喇叭就会惊慌地躲避。我怕我的喇叭的响声会使太婆受到惊吓。于是我一直悄悄地跟在后面，整个过程可能有10多分钟吧。直到太婆后来累了把背篓靠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气，我才提了速度。经过太婆身边时我看了看她：非常苍老，应该有80岁了，已经是应该在家里休息的年纪了，她怎么还能这样背负重物，怎么还能这样在外劳作!虽然那已经是快一年前的事，但是那位老太婆的背影我一直难忘。

在中国农村养老的负担都是由下一代来承担。经常可见有很多的报道说有某地的某人不孝，不尽赡养的义务……然后就是社会舆论的声音，结论总是一样的：谴责那些不孝的子女，强制他们必须养老。其实在他们不能尽到养老义务的背后一定有着许多的具体问题，有着他们的难处。的确，身为子女应该尽孝心，应该让晚年的父母们愉快和安心。但公民的养老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应该由国家来考虑和承担的问题，是国家和政府对纳税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一个应由家庭解决和承担问题。应该由社会建立相应的农村养老机制。哪怕只是能解决最低的生活，农村的老人就能有相对稳定的晚年。我经常出差，行走于山区的道路，因而经常看到农村的白发老人在晚年里依旧颤颤巍巍地劳作。几十年来，社会在前进，社会的文明在更新，物质丰富的速度和程度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农村的老人问题却是依旧。难道是农村里没人关心老人?或是有关人士看不到这个问题?

【王翔宇荐自《央视论坛》2006年6月22日】

看不懂的中国人　作者：易中天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老祖宗留下了不少的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应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还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哪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中国人的事，实在是麻烦得很。

就说吃饭。中国人是最爱请客吃饭的。南方北方都一样。但如何吃，吃什么，却不大相同。北方人请客吃饭，总是整一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碗摞碗。那些菜，往往也都很实在，整只的鸡整只的鸭，整只的猪腿或羊腿，总之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南方的盘子就要小得多，菜的分量也少得多，几乎一筷子就可以夹完，但花色品种则比较丰富，一只鸡可以做好几种菜，一鱼也可以两吃或三吃。于是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了，认为他们小气；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认为他们傻气。最好玩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虚伪。北方人说，弄那么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这是请的哪门子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么!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南方北方就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不是很难说得清?

【丁文祥荐自《上海采风》2006年第7期／范立夫图《自扫门前雪》】

人生之断想　作者：唐春翔

一

一般来说，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沿着坎坷道路而到达的；而在科学的入口处，诚如马克思所说，正如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犹豫和怯弱。人生之辉煌，离开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难以铸就；让犹豫缠身，以怯弱代步，永远无法登人科学殿堂。勇敢，只有勇敢的思想者才有可能达到或接近真理之彼岸。怯弱者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可能拼得一个安乐窝，但永远不会领略生命那无限美妙之极致。

二

迄今为止的一生，我经历了不少的苦难与不幸；幸运的是，苦难与不幸虽然使我丢失了人生中某些美好的东西，却始终没有摧毁我之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所有的苦难与不幸转化为人生的营养与动力，并培育生命的蓬勃，和开辟生活道路的顽强意志。苦难的人生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思想在那里萌发，成长，壮大；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是我最好的课堂——知识从那里获得。

三

人生有着无数之希望，能够实现的希望通常很少；原来的希望破灭了，新的希望从失望中诞生出来，于是新一轮的人生追求又开始了。希望与失望构成生命链条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之环节，生命历程便是二者之循环往复，而人生之路就是由希望和失望的每一块砖石所铺成的。失望的价值在于能够孕育新的更高层次的希望，但这有赖于对希望破灭的洞察与思考，以便发现希望破灭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由一定的具体的条件构成的，而认识生活乃创造生活之前提，分析失望乃铸造希望之必要条件。人之追求，就是充满喜悦满怀信心地向着一个希望走去；自强不息，就是不达目标不止的坚决精神，以及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顽强气概。

四

不幸可能成为沉沦的深渊，也可能成为攀登的阶梯，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信念以及由信念产生的意志，和意志与不幸抗争的程度，当然还有笑傲人生坦然自若的气概和心态。当你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前进的时候，一定要有迎接不幸与灾难的思想准备，因为伟大的事业绝不会一帆风顺，总会充满困难与艰险。只有这样，当厄运到来之时，你的心才会是坦然的，才会避免或减少精神之伤害。

五

倘若平安，等待即可；前进要冒风险的，先前得到的东西可能失去。置众人的不解与非议于不顾，等于自绝退路，非明智选择也。然而，如此也就少了激动与向往，和探索的冲动。选择即放弃，惟其放弃才能选择。人生有限，双臂拥抱的东西亦有限，丢掉一部分才可以拥抱新事物。人生的迷惘与困惑多现于放弃与选择之过程中；人生的光明与动力也在于大胆地放弃与勇敢的选择之中。心，应该少一些压抑和重负，多一些开朗和蓬勃。

六

强者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始终含笑面对生活，从不断变幻的生活浪涛中去开辟自己的路。

【刘畅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7月17日】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作者：孙少山

偶然谈起一位我们都很尊敬的北大教授，有人提起他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他打扑克很紧张，有时轮到出牌手直哆嗦。我也记起，有一次他输了牌脸都白了。现在想来，他终年坐在书斋里作学问，很少玩儿，从不与人争执，偶然玩儿一次扑克，这样与人当面争输赢，对他来说无异于上战场，如何不紧张?有一次，谈起某诗人，大家都说跟他下棋没意思，他输了棋从来不在意，你把他杀得多惨他都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无论打扑克还是下棋，只要对方对输赢无关痛痒，你也就会顿失兴趣。他为什么输了棋不在乎呢?我忽然想起来，这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大赌徒!人家在赌桌上经常上千元的输赢，对棋盘上这种一分钱都没有的输赢怎么会在意?所以是赢了无所谓，输了也无所谓。你可以看一看身边，所有的赌徒对棋盘上的输赢都从不在意，对没钱的扑克输赢都很大度，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说起来，我也是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一个朋友问我，你下煤矿受过伤吗?流过血吗?我淡淡地说，在井下干活儿哪有不受伤流血的。我的态度让他吃一惊。他后来跟别人谈起我说，他对受伤流血怎么会那个样子?我倒是对他的这样大惊小怪很诧异，我应该哪个样子?在井下，我们常常是碰破了皮包都不包一下照样干活儿。我还告诉你一个经验，煤矿里看上去乌黑肮脏，但伤口却不容易发炎，因为那么深的地下细菌很少。

从矿井里上来的人，看到那些修路的、盖房子的、采油的工地上挂着“安全第一”的大标语都会心里发笑，这有什么不安全的?现在，干了这一行，我最为难的是每当有某个老作家去世就会有人让写悼念文章，别人都说什么无比怀念无限悲痛之类的话，可是我心里却在想，都八十多岁了还不该死吗?我那些伙计可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不该死的年龄就死了啊。

弟弟打电话让我回去，说，父亲病了。我回去后，第一件事是斥责弟弟：叫我回来干什么?我又不是医生。在我的感觉中，父亲八十多岁了，死也是很正常的。我发觉我对父亲很冷漠。并且，我对所有的死亡都很麻木。“曾经沧海难为水”是说一个人经过大风大浪之后对一些人生的事情不在意了，是一种阅历丰富，是一个人的优势，是好事。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麻木，经过了多种刺激之后的精神麻木。

曾经沧海能使人麻木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天下最悲惨的莫过于女人失去自己的孩子，但是，若是死的孩子多了也能不以为然。我记起童年时的一个场景，一个年轻女人因为死了孩子，放声大哭。她的婆婆出来训斥她说，嚎什么嚎?谁家不死个孩子!她说的是实话，那时候的农村既没有节育的手段也没有医疗的措施，孩子只有大量地出生大量地死亡。母亲那一代，没死过孩子的女人很少，绝大多数都不只死一个。确实是很多女人死了孩子是连哭一声都不哭的，叫人扔出去就完事。现在来想那女人麻木的表情会让人毛骨悚然。

【闻立荐自《温州晚报》2006年6月29日】

又装孙子又当爷　作者：阮　直

这样的标题，会让人想起当年文艺理论界所提出的“性格组合论”。把孙子的撒娇、低怜、媚态与爷的傲气、蛮霸、威仪组装到一个肉体的灵魂中，这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课题。但在我们古老的传统中就有高人把它“突破”了，我们祖宗的实践要早于文艺理论家几千年。

若选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我首推的就是刘备了，我总觉得他人生演义最精彩的部分不是打造了汉之后乱世纷争的三国鼎立之势，而是为谋大事的大人物们“又装孙子又当爷”树立了不再脸红的标杆。你若是皇权，我就是奴才，你若是豪强，我就是马仔。在富人脚下我就苦穷，在穷人头顶我就摆阔；处江湖之远，则装孙子、装草包；谋皇权之位，就装卑谦、装皇上的“二大爷”；居庙堂之高，则装糊涂、装仁厚、装圣君明主。连当今奥斯卡奖的最佳男主角也未必能在现实中把刘备这样的两极性格演好，但在帝王将相们走台的这个官场，人们学会这个演技却又不难，不用拜师，只要你有了上场的机会，你就有了娴熟的“演技”。

明代曾一度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本姓谈，原本一个无赖的孙子，因为在市面上实在混不下去了，便请人阉割了自己，并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认作义父，改了姓氏，叫做刘瑾，从此就登上官场，开始了装孙予的起步阶段。后来，刘瑾逐渐积蓄力量，私结党朋，与宦官马永成、高凤、罗样、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人结成死党，号称“入虎”，在宫中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武宗继位后，刘瑾凭着当“孝子贤孙”侍奉皇上十几年的功劳、苦劳，深得宠爱，一再加官晋爵，完成了由装孙子到爷的蜕变，开始干预朝政了。

《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是伺候大太监“九千岁”刘瑾的一名小太监。太监，本身就是皇帝的奴才，贾桂则是奴才的奴才，地位实是孙子的孙子了。但是，就是这位“重孙子”的小人物，却仗着主子的主子——皇太后的威严，在地方上大大地当了一次爷，竟然稀里糊涂地纠正了一桩错案，还通过纳点小贿，帮助错案制造者大大地升了官，从而成为“名垂千古”的角色。但弄权归弄权，在眉邬县县太爷(错案制造者)给他让座时的那句台词“您甭客气，我站惯了”，一下子又现出孙子的“原生态”，因为他的爷爷威风是借来的，贾桂的聪明就在于他始终不忘他自己孙子的地位。

当然，在人类社会没有真正实现平等之前，有人就会时而装孙子，时而装爷，就连号称完全“民主化”了的台湾官场，也有爷爷辈分的人在权利面前装孙子的。数日前，陈水扁“褒扬”台湾义工对台湾的贡献极大时说，真是“罄竹难书”啊!全世界华人中不知有多少人笑掉了假牙，可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宁愿自己装孙子，也要为陈水扁涂脂抹粉，想挽回他丢的面子，坚称这四个字用得没错，因为“罄竹难书”翻成白话文就是“用尽所有的纸也写不完”。看来我们也只好送杜正胜一句了：你对教育的贡献真是“罄竹难书”啊!

这个放着爷爷不当，非要抢着当孙子的家伙，不知当台湾的小学生也有用错了成语的时候，他能不能也豁出脸皮装孙子，去故纸堆里求索考证，给孩子们抹一把粉?

【沈栖荐自《文汇报》2006年6月25日】

叫我说“紊乱”　作者：阿　成

紊乱，在医学上是怎样的说词，我并不十分的知道。但是，紊乱有怎样的含义，我倒是清楚的。

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发生了紊乱，固可怜之。另外，神经系统不紊乱的亲朋之类，还要日日夜夜受“紊乱患者”古怪的提问与变形行为的折磨与蹂躏，哭笑不得，也苦不堪言。“紊乱”之疾真是生活的大敌。好在，神经系统紊乱的患者便是有，终是不多，并不是一家一位，每姓必摊。所以，绝大多数人仍然可以优哉游哉，安居乐业，不受其累。

然而，还有另一种颇为普遍的“神经性紊乱”，不仅没有给当事者连同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什么苦果，反而让旁观者觉得“紊乱者”的一切言行都很正常，很自然，不怪异亦不变形。不仅见怪不怪，彼此相安无事，处之泰然，而且还可以若爱可爱，若朋可朋，若伙可伙，成为一件滋润的事。

这类神经性紊乱患者的主要特征有10条：1、一面高呼勤俭节约，一面却用公款大吃大喝。2、一面夸夸其谈奉公守法，清正廉洁，一面贪污受贿，以谋私利。3、一面大讲卫生，渴望卫生，一面随地吐痰，乱倒垃圾。4、一面鄙夷、排斥知识，一面却不顾一切地培养儿女上大学。5、一面呼唤语言美，一面污言秽语满口。6、一面呼吁实话实说，一面假话满口，谎话连篇。7、一面高谈任人唯贤，一面处处任人唯亲，唯我是用。8、一面呼吁遵守交通规则，一面不顾一切地开车争道抢行，制造堵塞。9、一面崇尚淡泊名利，做闲人野鹤，一面唯利是图，处处钻营。10、一面提倡职业道德，称消费者为上帝，一面为所欲为，态度蛮横，制假贩劣。等等，等等。

当然绝不只这些。还有像巧言粉世，欺世盗名，道貌岸然，唯唯诺诺之类，都是令人咋舌的。那么，这些算不算是一种社会上颇为普遍的“神经性紊乱”呢?

我认为当然算。

这种特别的神经系统的紊乱，似乎是社会的一大顽症，甚有传染性的危险。不过，我还是这样看，这些患者只要肯于治疗，统一自己的言行，做一个诚实的、有爱心的人，还是能很快恢复健康的。设若所有的“患者”都能主动地配合社会，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疗，不仅对个人，对家庭是件好事，就是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昌盛，也是大有裨益的啊。

【陈文涛荐自《光明日报》2006年5月12日／蒋跃新图《台前幕后》】

教育，需要惩罚　作者：鲁　人

近年，关于教育，许多事情常令我实难思议。某次，听一位老师讲述了两件事，困惑益深。

一件事，发生在他的同事身上。一天上课时，老师一走进教室便发现以国旗为背景的黑板上，被画了很龌龊的图案。老师很气愤，大声质问，是谁画的?连问几遍，全班无一人应声。他便气冲冲地出了教室，去向学校汇报。可待他和德育处的老师一起回到教室时，黑板已经被擦干净了。当跟来的老师询问事情经过时，大部分学生都一言不发，有几个学生却起哄地说从来没看见黑板上有画，是老师诬陷他们。直到被气得脸色铁青的老师，坚持一定要找出乱画的人，一个在班里一向很霸道的男生，才满不在乎地站起来，说是他画的。

另一件事，是那位老师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天，他正上课，一名女生举手说要上厕所。谁知起身后，她却将一卷卫生纸的一头夹在教室后面学生专用柜的门上，然后边走边将纸卷展开，在教室里拉来拉去，惹得全班学生前仰后合，那位老师厉声制止了几次，她全然充耳不闻。直到老师发怒拍了桌子，她才不情愿地住了手。

令我想不到是两件事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前一件事，学校本来说要让家长先将孩子领回家反省、写检查，再视认识程度决定何时回校上课。谁知学生家长一到学校，便是一番胡搅蛮缠的吵闹，并威胁要到上级部门和媒体投诉。学校难以招架，更没有有效的措施，也就稀里糊涂地让学生回到了教室。只是从此以后，那学生更不知收敛。对那名女生更只是不疼不痒地批评教育一番就算了事了。

过去，教育讲“服从”，讲“无我”；如今，讲激励，讲尊重学生的个性，讲“自我”。而由于独生子女的社会现实，许多家庭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则干脆是“唯我”。“唯我”是从的家长对学校教育毫不配合，此时，对于极个别学生仅有的说服教育，被这些学生视为软弱可欺，觉得学校和老师奈何不了他，于是，越发地肆无忌惮。仅以上述第一件事为例，亵渎国旗本是很严肃的事情，对那样的家长和学生讲激励，显然，有些找错了对象；处分对这类学生也毫无威慑力。学校也无其它有效手段，只能处于尴尬境地了。此时，不但学校的教育收效极微，甚至毫无收效。而且这种状况还给其他学生带来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使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我很赞成激励教育，也不反感学生们各个充满个性。只是我想知道是否人的个性可以凌驾于道德之上?我们所要培养的是否是缺乏起码公德的个性?

对学生的惩罚，被视为是对学生心身及个性的压制，是违背教育宗旨的行为。将激励教育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其结果必然产生后患。因为总会有个别学生并不为激励所动，那么此时我们怎么办?许多老师为此苦恼困惑，曾经有教师激烈地说：“没有惩罚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确实，学校教育除了激励，还应该有惩罚。激励和惩罚应该是教育的两条腿，缺其一的教育必然会变成跛子。其实，惩罚于教育，就如法律于社会，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条底线。当然，惩罚是在公正的基础上对学生行为的约束，而不是教师随心所欲地对学生进行污辱，公正的惩罚要使被惩罚者心悦诚服，至少无可狡辩。如果学校失去惩罚，只会将惩罚留给社会。那时，对社会和被惩罚者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闲话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7月19日】

走运与倒霉　作者：季羡林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绝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铄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赵莺燕荐自《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由鲁本斯卖画想到的……　作者：王　晖

以创作巨幅画作《吕西普斯的女儿被抢劫》、《甘尔迈斯》、《农民舞蹈》等闻名于世的比利时大画家鲁本斯，是欧洲油画史上开创绘画新风格的一代宗师，但国内外一些艺术评论家对其却多所诟病，指责处不外有二：他既是卑躬屈膝的廷臣，又是惯于讨价还价的商人。

艺术家或为谋求艺术事业的发展，或为赢得世俗的地位与荣誉，或为获取金钱与享受，托庇于权贵财阀门下，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正像鲁本斯把自己奉献给了欧洲宫廷的外交活动，将大量宝贵的时间消耗于旅行和游历，去完成一些与自己从事的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微妙使命一样。生于鲁氏之前的达·芬奇，也从不吝惜时间，以满足显贵们的怪癖，为盛大节日发明一些稀奇古怪、赏心悦目的玩意儿，有时甚至发明用于进行战争的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而生于鲁氏之后的歌德，则不仅长久任职于魏玛宫廷，甚至还直接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监督毛织品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状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等世俗事务。人们今天在赏读达·芬奇、鲁本斯、歌德的作品时，想到他们生前竟做了那么多与自己一生主流事业不谐和的事情，难免会禁不住喟叹，如果他们在人生之途中能始终并力一向，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或许会更加辉煌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这些人类精神巨子为世界文明业已作出的惊人贡献，我们又怎能向他们再过多地要求什么呢?

至于听人指斥鲁本斯是惯于讨价还价的商人，过去由于没有见到例证，未敢妄作评议。近日，读到鲁氏给自己艺术保护人的一封谈画作的信，据举证者说，从中可窥见鲁氏生产和出卖画作的“生意经”，特将此信引述如下，让事实说话：

《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上面有一只神鹰在啄食他的肝脏。我的原作，神鹰是助手辛德斯所画，价500弗洛冷。《丹尼尔在群狮中》，我的原作，600弗洛冷。《豹》，写生画，森林之神及仙女，我的原作，由一位工于风景的艺术家补景，600弗洛冷。《最后的审判》，由我的一位学生起稿，由于此画尚未完成，我得亲手润色，故亦可视为我的原作，价1200弗洛冷。《男扮女装的阿基里斯神》，由我最好的学生绘制，经我亲自润色全画，十分悦目动人，画上有很多风姿卓越的妙龄女郎，600弗洛冷。

平心而论，读过这封信后，我的总体感觉是：鲁氏于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取客观描述性态度的，尤其是介绍作品合作部分的文字十分细致，对于买画者来说，这是极其公平的。愚钝如我者，实在从中看不出透过指斥者鄙夷口吻而令人必然想象出的奸商行径，所见到的只是一位深谙如何通过向社会公正地推介自己的艺术成果，以更好地维护自己艺术权益的聪慧艺术家的形象。

由此，我不禁想到曾读过的中国大画家张大干1929年制于上海的一张鬻卖书画的“润笔单”来。张大干的润格，只有对尺幅与银两关系的枯燥展示，而丝毫没有涉及画面内容的说明。与上述的鲁氏那封信相比较，用一句目下流行的话语来评论，则是：这份“润笔单”“实在缺乏一种以诚待人的亲和力。”在大干画师的故乡四川，有则谚语说得很形象：“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不知当年循此《画例》前去订画者，交银取画后，是否生发过这种“买白猫、得黑猫”的感慨?

顺便说上一句，此公还是一位乐此不疲的赝品制作者，据对张大干研究颇为用心的包立民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张大干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还不是靠鬻自己的画，而是靠卖假画。他当时的名气，也主要在卖假画上。”至于谈到张氏成名后为什么还要做假画的问题，包立民坦言：“主要怕还是为了钱。众所周知，张大干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的人，经常寅支卯粮，身无分文，有时或为了收藏，或为了购置山石花木园林房屋急需用钱。只得做大名头的假画。”并且，他的禀性中还有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缺陷，即当人家买到他的赝品，误作古代名家真迹而兴奋地邀集友朋赏玩时，他常常还要赶去，在稠人广众面前，指出这幅假画是他造的，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却根本不管将买主置于如何尴尬的地步。

即从这一点来看，我对鲁本斯又平添了一层好感。最起码，他没有像张大干那样，极无职业道德地售给你一张赝品后，还理直气壮地指责你太缺乏眼力。

【选自《合肥晚报》2006年7月8日】

杂感八则　作者：李　冬

镜头艺术

面对镜头——

追悼会上，声泪俱下；

表彰会上，满面春风；

反贪会上，慷慨陈词；

总结会上，踌躇满志；

调研会上，振臂高呼；

纪检会上，危坐肃容；

芸芸众生的尴尬

去看病，头痛脑热的小病医生要你住院；

坐出租，司机载你拐弯抹角走曲线；

乘公交车，老弱病残座上多见壮汉；

进饭店，服务小姐极力把高价菜推荐；

住旅社，半夜里小姐自我推销吵得心烦意乱；

买房子，广告中的承诺售房人不兑现；

要征婚，中介所雇来婚托和你见面；

看广告，商家的夸张艺术边缘无限。

不问马

厩焚，(孔)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评三好学生，校长审查，曰：“成绩好乎?”不问德。

建桥竞标，投票者曰：“回扣多少?”不问质。

求职面试，考官曰：“何等文凭?”不问能。

提职，领导讨论曰：“关系硬乎？”不问成绩。

灾难发生，领导齐声曰：“损失多少厂不问人。

命令

命令士兵：给我攻下X高地!攻不下别回来见我!

命令下级：这事给我摆平!办不好自己走人!

命令孩子：必须考上90分!考不上就别读书!

命令民工：走开走开!再来要工资打断你的腿!

命令病人：先交住院费!没钱?你是脑子有病？！

看电视剧有感

皇上最勤政，皇上最刻苦。

皇上最爱民，皇上最民主。

皇上最多情，皇上最英武。

皇上最有才，皇上即大儒。

皇上最寂寞，皇上最痛苦。

皇上最寡欲，皇上最简朴。

皇上最可怜，皇上最没福。

皇上最无私，皇上真圣主。

教化奴儿们，别长脊梁骨!

棋

我喜欢围棋，只因为所有的棋子都是平等的，并且爱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

讨厌下象棋，因为小卒子不能回头，相却不用过河，将帅更不用出营，而且还要弃卒保车。

听说国际象棋中王和后都要冲锋陷阵，并且威力巨大。

同样是棋，我们能看到什么?

农民工的。五不起”

一是城里医院接生一个孩子动辄上千，咱“生不起”；

二是一个适龄入学的孩子仅赞助费就数千元，咱“上不起”；

三是没有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更是个天文数字，咱“病不起”；

四是火葬费、整容费、场地费、骨灰存放费一个劲儿地涨，咱“死不起”；

五是给政府添了这么多麻烦，咱实在有些“对不起”!

但愿

但愿警察不把身上的制服当做虎皮，但愿医生不把病人当做砧板上的鱼，但愿商人不把信誉当儿戏，但愿工头儿不把民工当做牛马，但愿……但愿人们不把灵魂当做商品。

【钟应平荐自《贵州老年报)2006年6月2日】

喻世明言　作者：闲　话

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杨小凯《后发劣势》

应当鼓励更多的优秀学者站起来，把不好的经济学者从课堂上赶出去，抢夺他们的讲坛，把他们从学术刊物到大众媒体所有的阵地赶出去，把他们从政府决策部门当中赶出去。由比现在更优秀的学者逐渐占据经济学家这个舞台。

——钟伟《摇摆、符号化人物与公共决策》

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

——孙立平《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十六到十九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二十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

——陈志武《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改革近30年的解构与重构，已经使我们面对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的重心已不再是速度，而是均衡。

——高昱《是否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

——秦晖《赢家不能通吃——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判断、看法与见解，更多的是一种一时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统、理性、战略的思考。

——王志纲《中国的经济学家成了游走四方的托钵僧》

当施光南创造歌曲的收入不再是十几元，当原创发明人得到尊重，不再穷困潦倒……我国到那时，将真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任正非《鼓励自主创新更要保护知识产权》

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中产阶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经济状态。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生活预期、健康状态、子女教育等等，这些统统都是(讨论中产阶级)不能回避的指标。

——夏业良《中产阶级的辨析》

目前独生子女代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对独生子女代的责备与不满，都是因为我们“看他们的方式”导致的。一旦我们改变评价“独生子女一代”的方式，同样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那么所谓的“问题一代”的问题会统统消失，他们这一代人也许会成为中国新经济的支柱。

——姜汝祥《新新人类，浩浩荡荡》

中国人民二十多年来胼手抵足地奋斗和争取，其中最为关键的梦想就是实现自己的住房梦。看看当年的电影电视剧，住房常常是我们生活的核心的焦虑。

——涨颐武《住房梦和中国梦》

传统的知识只能提升个人的教养，现在的知识却能通过有效率的企业系统扩张成为对全人类有益的经济商品；知识终于直接和经济联结，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化的时代。

——胡泳《下一个社会知识为王》

【任法花荐自《中国思维)2006年6月1813／庞 彦图】

只剩下一种态度　作者：邵燕祥

七十年前，朱光潜先生谈美，提出“我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他举例说，一个木商看一棵古松，想的只是做什么用，值多少钱，架屋还是制器，怎么买它，砍它，运它；若是植物学家，就注意它的枝叶花果，生态特征，以便分类；画家不管这些，只欣赏它的颜色线条，气概神韵。

七十年后，如果又来到一棵古松前面，国有企业、经营木材的私商不用说了，就是职在营林造林的部门，职在护林的人，当地有关的官员、干部，眼睛盯着这棵树，想的竟也是怎么卖出高价来。最怕的是环保部门也陷入这种态度。

画家呢，也总有一部分人，拿着画笔，盘算着画出来能标多少价码。

植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在这棵古松前，有几位能不屈于长官意志和红包，坚持科学态度，就值得我们举手敬礼了。

一棵古松，只是临时取来打个比方，它可以读作一片原始森林，一片湖泊，一个城市中的贫民区，或是古城郊外的一片废墟……现在通称为资源，而成了一些人借以“创收”的“财源”，要变着法地竭泽而渔，把子孙几代的那一份也抢来透支了。

不知从何时起，三种态度并作了一种眼光，就是能卖多少钱，连科学和美感的价值也已经以金钱为量化的标准时，还奢谈三种态度，谈美，谈科学，无乃过迂乎。

【黄胜利荐自《中国校园文学》2006年第8期】

人名战争　作者：金生叹

近日电视台播出新编连续剧《沙家浜》，收视率甚高，主要演员均有上乘演技，许晴更以其所扮妩媚之阿庆嫂，吸引广大观众注目(按：有人著文对此批评，其实不通之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开茶馆之年轻女老板，多半均妩媚动人。寒家一婶妈，亦开过多年茶馆，年轻时远比许晴俏丽)，观此剧，甚感愉悦。但此剧亦有颇倒人胃口者：每集片头，职员名单一串又一串，俨然一个又一个长蛇阵，包围观众眼睛，太烦人!仅策划即达24人之多，监制亦有24人，遑论尚有顾问者流。尽管《沙家浜》改了几十集，什么策划、监制者等观众不会记住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原本无名之辈，以为一上电视屏幕，就能闻名全国，幻想而已。此剧职员名单为何如此之多，大有发动人名战争之势?其幕后猫腻，可想而知：趁机捞名而已。平心而论，电视剧片头列名如此之滥，固属罕见。但纵观文化界，削尖脑袋，耍尽花招，大出风头，浪得虚名者，亦何其多也!尤堪注意者，某些人曾位居要津，政绩平平，甚至很差，退休后，利用权势，大出其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令人作呕。正是：

无名之辈列片头，

“我为无名抵死求”(注)；

高官荣休频出书，

问君身居第几流?

(注：北宋落第举子诗句)

6月20日于大观园

【马 静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30日】

没有档案的人　作者：于　坚

我外祖母不识字。1966年，城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世界瞬息万变，我外祖母坐在院子里的批杷树下，闭目养神，喂鸡，做饭。她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没有档案的人，1949年以后，所有的人都建立了档案，包括儿童。但她不在册，因为解放前就是家庭主妇，并且文盲，学不会普通话。如果一定要搞的话，就太浪费表格什么的了，只有几行字，任玉珍，大约70岁。她偶尔去居民委员会听报告，瞌睡一个小时，完了去吃午饭。我们住的大院是机关大院，都是革命知识分子，许多人读过大学。但1966年，这些人摇身一变，好像都不是人了，经常在大院里暴打妇女、病人、老人、壮年男子、老师、医生、看门人、店员、官员等等，谁在政治上不正确，路线不对，就暴力对付。我外祖母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知识，在她眼里，这些人都是邻居啊。在她的心目里，邻居是个天大的词。于是我经常看到，那些革命积极分子集体殴打别人时，外祖母老迈其步上去劝说，别打啦，人家60岁的人啦，人家怀着娃娃呢，人家身体不好之类的，声音不大，软软的昆明方言，革命者听着很不舒服，说这个老太婆怎么一点是非都不懂。但也奈何不了她，她没有档案，造反派不知道她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外祖母是我们大院唯一一个像儿童一样坚持着良知的人，我最近在医院里碰到过去的一个邻居，已经九十多岁了，她说到我外祖母，依然非常感激，只是说，你外婆是好人啊!她在1966年是右派分子，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外祖母居然软加干涉，煨药送饭。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现在说起异端，都是与什么时髦的理论主义有关，其实就这么简单，我外祖母就是一个。

良知是什么?良知亘古不变，小孩就有。为什么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看见婴儿溺水，你必然要救，而不会去思考这个是左派的婴儿还是右派的婴儿。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良知。从愚夫愚妇到圣人也就是一步之遥，但并不容易。我外祖母在1966年那些残酷的日子里可谓圣人，整个世界看着父老乡亲姐妹邻居溺于井，鬼哭狼嚎，却只是在关心他们是否路线正确。夫人者，天地之心。人无恻隐，与禽兽无异。只讲理，不管这个理是否致良知，是20世纪的风气。20世纪的许多理论、主义良知泯灭，却大行其道，比如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比如9·11、比如最近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惨酷，为了什么理想、宗教、制度、民族性、阶级利益、小团体的政治正确就可以杀害儿童、妇女。别说无辜，有辜的也不能随便整哪。良知是超越一切的，用理论来遮蔽良知，为某些彼一时此一时的真理，伤天害理，是20世纪的“政治正确”之一。

中国有个行为艺术家，表演吃婴儿。他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说这是艺术创造。中国有无数工厂、企业每天在污染大地，制造了无数的癌，他们的说法是，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是的，人可以创造一切，人其实也创造了一切，从原子弹到复制人类基因，不都是人创造的。但有个底线，离开了起码的良知，无心之人就是禽兽。人与野兽不同，就在于人是有心的，有良知的。但良知也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东西，它没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和种种说法来支撑，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世界上，任何理论，任何知识都可以轻易地强奸良知。当然啦，良知是个老掉牙的东西，从孔盂、程来到王阳明，已经唠叨了几千年。它也许早就过时了，现在衡量事情的标准不是良知，而是政治正确、主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汉字输入系统，连“良知”这个词都敲不出来。我是个古人，像我外祖母一样迷信良知。这世界新人已经滔滔天下，麻木不仁是一种时髦，是后现代、新浪潮、博士论文、精装读本、现代艺术……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闻立荐自《三峡文学》2006年第6期】

司马迁的稿费　作者：卞毓方

卞毓方先生简介

卞毓方：先习外文，转事新闻，中年皈依文化。文化者，先文后化，亦文亦化，全身心与文俱化也；一笔在手，犹如乾坤圈在握，唯觉文能补气，文能丰神，文能御侮，文能敌贼，而不忧其他。每思欲与我中华文化而化，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真正文化。

在这个“万般皆等闲，唯有金钱高”的社会转型期，站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院的高台上，冷不丁想到了司马迁的稿费。

司马迁留下一部《史记》，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假设按千字百元论价，应得五万二千六百五十元稿费。这笔款项，可以供他在韩城(古夏阳)老家添置一所农家小院，或在当年的京城、今日的西安购买一辆面包车。单从这一次性的稿酬来说，自然是“多乎哉，不多也”的了。不过，倘若把历朝历代的发行量计算在内，把译成世界多国文字的版税计算在内，就变得十分可观，恐怕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能够打得住的。

司马迁为了写作《史记》，不惜含羞忍辱，承受宫刑。因此，我们今天在落实政策、支付超时限稿费的同时，还应追加健康损失费和精神抚慰金，对比相应的国际赔偿条例，这也是一笔为数不菲的金额。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两千多年来，哺育了中华民族多少杰出的铮铮铁骨、磊磊奇才。为此，我们还应增加一份特别贡献奖——相信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拍手赞成。

当今世界最最牛皮的文学奖项，为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那家伙高屋建瓴，一网把天下的“灵魂工程师”打尽。可惜，该奖只颁给在世的作家，已逝者不在其中。这是诺贝尔的短见，也是他的不公。我说，为体现公平，咱们莫如另外设立一项文学大奖，奖励从屈原、荷马到鲁迅、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别的千古文人。该奖的第一个对象，我建议，就锁定太史公司马迁。

这个奖不能小气，无论如何要比诺贝尔奖来得更气派，更隆重。资料显示，诺贝尔奖单项金额大约在一百万美元，我们呢，不妨扩大十倍，提高到一千万美元。

把以上各项相加，司马迁名下所得，无疑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然而，司马迁已死，无法享受这笔巨款，根据财产继承法，只能由他的后人领取。

谁是司马迁的后人?

史料称，司马迁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假若不是他在鼎盛之秋出了事，其后人有望像孔盂两家那样瓜瓞绵延，克绍箕裘。遗憾的是，公元前99年，北抗匈奴的李陵兵败被俘，不得已作了降将，司马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孤军奋战、弹尽粮绝的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锒铛入狱，判处死刑。消息传到他的老家夏阳高门原，族人害怕株连，星夜改姓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举族从聚居的村庄蒸发，逃往荒山野岭的老牛坡。

“日月无穷穷日月，江山不老老江山。”朝代更迭，沧海桑田。如今，要在老牛坡一带以及散居华夏乃至世界各地的“冯、同”二姓中，考证出究竟谁是司马迁的嫡系传人，实在勉为其难。

那么怎么办?

也好办。既然司马迁的嫡系传人难以落实，我就斗胆建议——说到这儿，我本能地挺直了腰杆，凭栏远眺，气涌如山——咱索性把司马迁名下种种所得单列出来，创立一项司马迁文化基金，专门奖励那些有司马先生之风骨、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当代硕彦鸿儒。

诚如是，则司马迁幸甚，当今文坛史苑幸甚!

姑妄之言，极目浮云，披襟当风，莞尔一笑。

【选自《北京晚报》2005年6月4日】

西施，你美得好苦　作者：卞毓方

假如西施在天国遇见海伦?——恍兮惚兮的一刹那，我曾设想西施与海伦竞美。我认为，她俩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比较的，譬如：都是出生在公元前若干世纪，都是所在国的维纳斯级佳人，都有惊天动地的战争作为背景，魅力辐射千古，于今尤烈。

但是，中国不比希腊，西施不比海伦，她俩的命运又有云泥之别——

先说海伦。海伦一出场，就笼罩着一圈光环：她的生父是宙斯，天上的众神之王，生母是丽迭，埃托利亚风姿绰约的公主，这当然是神话，是对于海伦之美的强调和夸张。海伦成为斯巴达的王后，深受老百姓爱戴，是希腊境内各城邦的偶像，公众的梦中情人。即便她背弃丈夫，跟了特洛伊的王子私奔，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谴责，而是原谅，认为她是被诱拐，属于天真无知，上当受骗。“冲冠一怒为红颜”，希腊各城邦怒吼了，他们组成一支十万人马、一千多艘战船的联军，浩浩荡荡向特洛伊杀去。这场仗打了整整十年，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也都卷了进去，天上人间闹得一塌糊涂。最终，希腊获胜。美女海伦完璧归赵，与丈夫破镜重圆。

再说西施。西施是村姑；虽然也有神话，说她的母亲吞了一颗天上落下的珍珠，因而怀孕，生下一女，面如月宫明珠……但她仍然是村姑。父亲伐木砍柴，母亲纺纱织布，她的经典造型，就是在溪边浣纱。如果没有昊越之战，她也许就这样过一辈子，直到老，直到死。

战争来了。越国被吴国打败了。败者向胜者乞降。为了取信，越王勾践亲至吴都，给吴王夫差当马夫。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大臣文种给勾践献灭吴九术，其中有一条美人计。大夫范蠡主动四处寻找美人。在若邪溪边的苎萝村，他发现了西施。

范蠡对西施一见钟情，她实在是太美了啊。但他有觉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施于是被带到越都会稽，说明任务：到美国当地下党，当间谍；然后，进行礼仪、歌舞等必要的特工训练。三年毕业，上路。

西施的天香国色毋庸置疑，据说毛泽东也钦点她是“天下第一美人”。她的牺牲精神和演技也属一流，自她入宫，吴王夫差就被枕头风吹得晕头转向，政治上军事上铸下一系列的大错，造成忠良见嫉，奸佞当道，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元气大损。与之同时，勾践那里却在“卧薪尝胆”，大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此一消一长，一损一增，两国的实力之比完全颠倒，越国又反过来消灭了吴国。

西施临危授命，忍辱负重，以身饲虎，越国最终取胜，自有其一份功劳，她的芳名应上得了凌烟阁。正如明朝人在她祠堂前作的那副对联：“越锦何须衣义士?黄金只合铸娇姿!”但是，越国当时的男人(我认定是男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西施是狐狸精，既然能惑乱敌国，也一样能毁坏家邦，留之不祥，于是，就在举国欢庆的锣鼓声中，把她沉了江。

“西子之美，其沉也。”这是她的同代人墨子的总结。——她丧就丧在太漂亮!请问：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文明?人家海伦女士，丢下丈夫跟一个外国帅哥跑了，引得两国干了十年仗，双方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说：“为了这样一位永生的女神，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再打上十年也值!”而西施女士肩负重任深入敌宫，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少凌辱!“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唐皮日休《馆娃宫怀古》)然而，到头来却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吴国恨她是间谍，越国骂她是祸水。你说这道理向谁去讲?关汉卿先生只看见窦娥冤，岂知西施比窦娥更冤!

中国男人的趣味实在令人发指，他们杀了西施，他们还要拿西施血肉下酒。那天我去杭州，在一家有名的酒楼用餐，服务小姐端上一盘菜，说是西施舌。陪同的朋友给我讲菜名的来历：“西施被淹死后，她的舌头化作蛤蜊，从此，浙江福建沿海就多了一道又软又嫩的美味……”呸!还又软又嫩，亏你吃得下去!我当即停杯投箸，向吃人的饮食文化表示抗议。

朋友哈哈一乐：“这不过是传说，你何必当真。关于西施之死，民间还有另外一种版本：越国胜利后，西施改嫁了大夫范蠡，跟他一起归隐太湖。后来，范蠡化名经商，发了大财，人称陶朱公，西施自然也就成了陶朱太太。”

范蠡弃官经商，也许确有其事，我说。西施成了范蠡的太太，这肯定不是史实。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把自己心爱的女子送给敌人蹂躏，若干年后，再收回为妻?倘是那样，中国岂不演变成了希腊?西施岂不演变成了海伦?不，即便海伦女士，也不是她老公主动送给别人为妃的，而是属于浪漫冲昏头脑，一时坠入情网。

退一步讲，就算范蠡先生不改初衷，不咎既往，仍旧接纳西施，你西施敢跟他走?他一个大男人，战场上打不过人家，山穷水尽了，一筹莫展了，转而打起弱女子的主意，而且是自己心仪的姑娘，运算得什么男子汉!这算得什么鸟大夫!既然他当初为了一个“堂皇”的理由，把西施你推入火炕，焉知他将来不会为了另一个“堂皇”的理由，再次置你于死地!

朋友又说：“近来还流传第三个版本，西施假戏真做，爱上了吴王夫差。姑苏城破，夫差拔剑自杀，西施也跟着自刎。”

这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我说。为了强调所谓爱情，所谓人性。不过，这爱情，这人性，实在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你想，男人争霸失败，兵临城下，走投无路，只好一死了之，而女人呢，难道非得自刎?难道自刎才是最真情的爱?依我看，倘若按照故事的情节，西施果真自刎，八成是夫差下的令。你看霸王别姬，项羽兵败乌江，没路逃了，没戏唱了，他老先生要自杀，自杀之前，又担心虞姬落入敌人之手，被他人受用，于是就来了一出“逼姬”。你听他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死到临头还不忘吹嘘当年勇，哀叹大势已去，身边只剩了鸟骓马和虞姬，马儿我可以让它逃生，虞姬你呢，你留在世上，我可是大大地不放心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虞姬自然别无选择，她只有自刎。

离开杭州已有多日了，今晚灯下，忽然又想起西施的话题。我翻出几段亦真亦假的史料看了看，愈看愈为西施抱屈。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什么位列“四大美人”之首?这沉，是沉的咱中国人心!这羞，也是羞的咱中国人心!西施压根儿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一个美丽而苍白的符号，无血，无肉，无情感，无意志；活着，为人火中取栗；死后，犹被人当作佐餐的菜肴。还有一件令我寒心的：仅仅数分钟前，我一边思索，一边上网查资料，西施名下，赫然见一条“西施犬”。打开看了看，是一种原产西藏的长毛狮子狗，不仅国内有名，国外也鼎鼎大名!西施啊，难怪你的另一经典造型，就是经常双手捧心，眉头紧皱——心口在隐隐地疼啊!生活在那个混沌龌龊的世界，你是早有预感：你的全部美丽，也许就抵得一条狗。

西施，你美得好苦!

【皮波荐自《潮州日报》2006年4月28日】

观光路上　作者：卞毓万

逝去的年代留下许多美仑美奂的大院，我有幸一睹的，有：北京恭王府，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山东曲阜孔府，云南建水朱家花园，江苏周庄沈厅、张厅，同里退思园等等。可是这回来到山西祁县，发现乔家大院才是认识上的“后起之秀”，它无疑是沾了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风头得很，排场得很，盛况骄人，简直可以说“如火如荼”。

谁知，乔家身后更有灵石的王家大院，远远望去，山坡上巍峨峨的一片，赫然一座“城外城”。

有谁知，王家身后更有榆次的常家庄园，站在常家庄园的内街，一切可比的有形民居都消失了，似乎它独立于意识之外，独立于青史之外。

这是晋商的丰碑，也是封建文化的固化。

真想会会常家庄园的主人——不是指当初的创业者，那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物，谁也活不到今天——我是说常家的后人，向导游打听，竟是风流云散，不知所踪。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想，如果有谁追踪常氏后人的下落，用有穿透力、感染力的笔调写出来，一定十分耐读、好看。

那天——2005年5月4日——俯仰在常家庄园，突然想起了比尔·盖茨的豪宅。

也不是突然，是联想，因为我挎包里揣着一叠《文摘报》，那上面有关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介绍。材料说，盖茨先生一掷亿金，为自己打造了一座豪华的宅第。很大，很漂亮，完全电子化、网络化，是当今智能建筑的典范。

这是小意思的啦。以盖茨先生目前五百亿美元上下的财力，他要是有兴趣，即使在大西洋底修建龙宫，在月球修建广寒宫，也不是梦想。

盖茨先生当然不会这么做，这是他的聪明。

那么，赚那么多钱又干什么用呢?

这你就不用担心；有报道说，盖茨先生热心于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活动，仅2000年至2004年期间，捐出的款额就高达一百多亿美元。

这是他的明智。资产阶级脑瓜比起封建脑瓜，毕竟有高明之处。

比尔．盖茨更有惊人之语，他说，他赚得的巨额财富，死后，只会留给儿女很少的一部分——譬如说，区区几百万美元——其余的，统统回馈社会。

说句丑话：盖茨先生即使想把财富全部留给孩子，也不可能——人家有遗产税等一系列制度卡着。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二次分配。

“你说有多遗憾”，在离开常家庄园返回京城的高速公路上，夫人从一册杂志上抬起头来，冲我说，“徐志摩的儿子，根本不会写诗。”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告诉她，“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后，儿子徐积锴一直是由张幼仪抚养，积锴年轻时到美国留学，以后就定居在那里。所以，徐志摩的第三、第四代子孙，已经夷化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佬，不仅不会写汉诗，连汉语也基本不会说了”。

是晚，我向自己的日记袒露观感：

一、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上苍都不会让某一个家族长久独享，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洗牌，促成社会板块的激烈移位；

二、人生在个人的尺度之外，更有社会的尺度、历史的尺度，眼光再放大放远一点，还有一个宇宙的尺度；

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最富有者拥有自己。

【选自《常州晚报)2006年4月24日】

一语道破天机　作者：张远冰

时尚是一只奔跑的兔子：

有的人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有的人本身就是那只兔子；

有的人把兔子装在口袋里。

第一种是追逐者；

第二种是制造者；

第三种是领导者。

对娱乐圈而言，

第一种是追星族；

第二种是大明星；

第三种是策划人。

一流企业做势；

二流企业做市；

三流企业做事。

大道无术；

中道有形；

小道若巧。

书籍、电影是文化产品。

有人把它只看成文化；

有人把它只看成产品。

前者是读者、观众；

后者是书商、制片人。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不熟悉的地方有陷阱。

熟悉的人只看到缺点；

不熟悉的人全是优点。

对于有求于你的人，

至少应该给他点希望；

而且让他一再有希望。

四十岁前，明白自己能干什么；四十岁后，才明白自己不能干什么。

四十岁前，读书本；四十岁后，读社会。

四十岁前，学习书中道理；四十岁后，颠覆书中道理。

这，即所谓“四十而不惑”。

与其脚底下老是磕磕绊绊，

倒不如痛痛快快摔上一跤。

承受不了大悲伤，也享受不了大欢乐；

享受不了大欢乐，也承受不了大磨难；

承受不了大磨难，也享受不了大成功。

有人留下脚印；

有人描述脚印；

有人解释脚印。

前者是企业家；

中者是作家；

后者是经济学家。

引人进步的是欲望；

让人毁灭的是贪欲。

贫穷而快乐，是卑贱中的欢乐；

富有而烦恼，是高贵中的痛苦。

前者是贫穷的健康人；

后者是富有的病痛者。

以德报德是正常现象；

以怨报怨是平常现象；

以怨报德是反常现象；

以德报怨是超常现象。

胸怀能有多大，

事业就有多大。

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如同天气预报，永远都有例外或失误。

自然科学只有一种答案、一个标准；社会科学却有多种答案、多个标准。

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是举世公认的；一位超群的文学家只一半人认可。

不少的事，

理论上是正确的；

实际上是荒谬的。

有的又恰好相反。

这是困惑人类的根本原因之一。

只能教孩子做事；

不能娇孩子做事；

不要替孩子做事。

把游戏当人生，太累；

把人生当游戏，太浮。

人生如游戏；

游戏无人生。

有的人总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乐趣，

找得自己欣赏乐趣的本事都没了。

有些人之所以认真调查事实，

是为了更巧更快地颠倒事实。

一个人所宣扬的和他所做的，

恰好构成了他的道德的两面。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真实的不一定会被看到。

握手不一定是友谊；

指责不一定是敌对。

口袋里没钱，心里也没钱的人，不痛苦；

口袋里没钱，心里却有钱的人，最痛苦；

口袋里有钱，心里也有钱的人，最烦恼；

口袋里有钱，心里却没钱的人，最幸福。

富翁穿破鞋是一种美德；

穷人穿破鞋是一种落魄。

好人身上的缺失也是亮点；

坏人身上的亮点也是缺点。

对乎?错乎?

意气风发时，勇进高歌，能算半个英雄；

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

沧海横流间，宠辱不惊，才是一个英雄。

【杨新生荐自《畅销书摘》2006年第7期】

片语惊心　作者：爱谁谁

现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很多，到哪个单位审计，说这个单位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几乎找不到。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是因为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不能把博士生带到领域前沿去，这很麻烦。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

为什么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宽松的环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溢滔说，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十几二十年研究一个问题。而我们的科学家往往沉不下心来，一旦三两年出不了成果，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上海很多高层建筑并不理想，其设计就像大学毕业生的作品。

——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出席“创新与责任”青浦新城大师讲坛时坦率地表示

成功企业家应该明白，去任何一所知名商学院弄个MBA文凭，不是你们沾了知名商学院的光，而是知名商学院沾了你们的光。

——有媒体指出，成功企业家不必去凑MBA的热闹

四月比信息，五月比孩子，六月比家长，七月比钱袋。

——北京无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小升初”的孩子家长，对潜规则有如此感触

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

——一名矿工如是说

房地产企业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仅是投资者、参与者，还应当是建设者，我们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日前国内10位地产巨头，与美、日等国的10位地产商在上海召开会议，会后公布的《上海共识》如此强调。这是幡然悔悟还是另有所图?没有人明白

好处都让市县两级教育局得了。

——安徽一位中学校长抱怨，在教材教辅图书征订中，教育主管部门得到的回扣比学校多

家长苦供、教师苦教、学生苦学。

——甘肃省会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了900％。会宁人用“三苦”精神来解释当地的高考神话

你放心，交钱就有推磨的鬼。

——北京一驾校交钱就能给驾驶证，不知油门也过关

有人向北京举报我的经济问题，没有用，信转到我手里来了，我红道黑道都有人，你们举报到哪里都没有用!

——曾先后任湖北省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刘志祥，曾肆无忌惮地在大会上把举报他的信拿给大家看。日前因涉嫌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他终于被传上了被告席。

原来检察院还能管公安，我一直以为公安就是老大。

——山西蒲县公安局治安科负责人代文彬因涉嫌滥用职权被蒲县人民检察院刑拘并逮捕。在逮捕决定书上签字时，代文彬如此“感慨”

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

——一位丈夫在网上发表了一封五千宇的长信，慷慨激昂地痛斥了一位怀疑与他妻子有染的学生，随即有数百人加入攻击的行列，其中一人如此建议。短短几天内，人数发展到数万人，这些陌生人组队搜寻那名学生的身份和地址，不仅把学生逼出大学，更令其家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救。

——湖南衡山一农民在水库救出6名落水者后遇难，岂料落水者不领情

老板不给我工资，所以我报复老板。杀了阿生后就没有人帮老板干活了，这样厂子就会垮，老板就会痛苦……

——讨薪不成锤死工友继而将老板打伤，谢忠南向法庭这样解释他的杀人动机

我就是想杀死他!

——儿子要去北方读书，父亲却要他出国留学“光耀门庭”，广州大学学生董某将父亲乱刀砍死。他在法庭上反复说着这句话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专业在“滞销榜”中位居前列，但它们依然是今年高考考生的报考热点。

——调查显示

我好累……

——四川一名女教师广州打工猝死出租屋。最后四天工作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在给老板打工，专业知识学得一塌糊涂

——提起3年的读研经历，北京某高校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小雁感慨万千。许多高校，“教授摇身变老板，研究生转眼成雇工”，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那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你想想，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就完了吗?

——一贪官东窗事发的前一天，还在大会上告诫属下们不要贪污受贿。后来记者问他：“你自己贪污受贿几千万，却要求别人廉洁自律，这不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吗?”贪官如此争辩

受益的是老百姓。

——宽阔的广场，庞大的人工湖、假山以及豪华气派的6座办公大楼，总共占地500亩的郑州市惠济区政府被形容为“世界第一区政府”。该区政府有关官员如此回应有关批评

那天真热闹啊，教育局门口挤满了送礼的人，放礼金的桌子上摆满了100元的钞票。

——湖南省衡南县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描述该县教育局搬迁时的热闹景象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一个大学毕业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时说

是“多收费”，而不是“乱收费”

——深圳市二人民医院医治2名工伤患者违规收费161万，院方如此辩称

一件标有“全国统一零售价”309元的服装，实际出厂价仅为30-40元。超市、商场内，此类“建议零售价”的标注，均和实际销售价格相差不少。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幸福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调查显示

看来以后税务局来查账，我们也要收一下查询费。

——有人对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的新闻发表的评论

有车就不能让它闲着，宁愿堵在路上也要开出去!

——有车一族的心理

抄袭你的是因为你写得好，是看得起你!

——一个高考作文满分得主，被原作者发现抄袭，原作者维权，竟然招致无数人的网络“围殴”

新闻学每年增加101个专业点，这种速度太不正常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梓华在新闻传播院长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新闻学超常规发展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据统计，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有66个，2006年已达661个

“看不起学校!”

——重庆某高校一名大三学生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在退学理由一栏，只写下了这5个字

高校本科评估就是一场闹剧，面对本科教学评估，中国教育界大脑集体注水。

——有评论者称，为了评估过关，在中国社会的良心地带，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高校轮番上演了一场场有组织、有计划的、轰轰烈烈、名正言顺的造假运动

跟许多高校的教师们一样，我正在为学校的“生存发展”奉献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因为国家教育部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将于明年莅临我校。而我们已经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各种造假行动。

——一名高校教师

所谓的公司文化，即是当老板不在时公司员工们的行为表现。

——宝罗斯电脑公司詹姆士恩鲁

事实上，自制力不够是因为“自治”的机会不够，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有人在生活上“抱着走”，有老师赶着他们学习。

——一家报纸的评论

在对80代人的评价上，媒体充当了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角色。他们乐于报道这一代人的叛逆与越轨，他们乐于以偏概全，乐于将极有限的个案无限放大，从而波及整个一代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代人就是这个样。

——一篇评论指出。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人的班，然后又来批评下一代人

你不要哭，千万不要哭。

——一高二女生当街抽交警耳光还调侃交警

高考前父母、老师都告诉我，考上了大学一切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发现，自从考上了大学，一切问题就都来了。——

一名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困惑。近年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研究发现，很多学生在高考制度下被压抑或者掩盖的问题通常都会在进入大学之后爆发

【闻立荐自《济南日报》2006年7月5日律二保图《步步赶不上》】

非刺也非花　作者：大漠红柳

□阶级斗争，扼杀人性，使人变得越来越残暴；金钱第一，扭曲灵魂，使人变得越来越无耻。

□“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柏杨说：“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李敖说：“一个真正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马克思说：“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中国是一个长久的人治社会，其特点王就是国，国就是王。治国方略，无不都是王的金口玉言，“圣旨治国”、“指示治国”、“批示治国”，以权代法。

□南非年迈的总统曼德拉面对苦苦挽留的民众说：“我老了，我要回家。”而没说：“人民需要我，不让我离岗。”他有当年美国之父华盛顿的遗风。

□吴敬琏说，改革必须提防和扼制“权贵资本主义”。又说，差距拉大源自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天价医院某医生说，某些改革出现“两化”，即官员帝王化，群众奴隶化。

□某杂文家说，中国领导人到美国的第一站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先生的“微软王国”。美国领导人到中国首先参观的是祖先留下的秦兵马俑博物馆。我们期待有朝一日的改变。

□中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工人实行日八小时工作制和不准使用童工。如今睁眼看一下，超八小时的强劳动和使用童工比比皆是。工人的命运操持在企业老总和老板手中，成了现代“包身工”。是法律失效还是政府失职?抑或是工会缺位?

□短期内暴富的中国富人中，有多少“第一桶金”没有血腥味?官方说不清；经济学家说不清；老百姓却心知肚明。

□“影帝”、“歌王”、“足球皇帝”、“皇城酒店”、“帝王宾馆”、“宫廷秘方”、“皇家餐饮”遍及全国各地。最令人吃惊的是官员“帝王化”，不少地方单位大大小小的一把手都成了皇帝，说话就是圣旨，行为无法五天。某乡镇书记竟称“红太阳”，某镇政府建成天安门，某区政府修得像白宫，竟连文人书法家也公然称作“某皇帝”，实在叫人懵懂，不知今夕何年?这仅仅是皇帝情结么?

□一位在某报时有豆腐块的先生说，“任何一个社会都给有真才实学的人留着充足的位置”——这就是他对待负面“消毒”的人生结论。由此想起二十多年前一位小有名气的某市作协副主席对青年的教导：“要微笑看生活”，后来，他十年磨一剑，写出来的书却滞销，便牢骚满腹，脸阴阴的，没有微笑。前几年，某市报社长对写稿的年轻人说：“要乐观地看世界，写正面新闻。”后来换届离职时，却很不乐观，满嘴的风凉话。要想做教师爷，就得全面深入地体味人生，把真实情况告诉青年，决不可自欺欺人。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6月29日／王 青图】

思想絮语　作者：董　永

□我们鼓励车来车往的浪费空间——加宽马路；我们提倡人来人往的浪费时间——考察学习；我们允许钱来钱往的浪费生命——打小麻将；我们容忍你讲我讲的浪费一切——开大会。

□我最怀疑的成语：同心同德；我最怀疑的词语：经验；我最怀疑的字：真；我最怀疑的行为：鼓掌；我最怀疑的人：自己；我最怀疑的真理：怀疑。

□一提“文革”，都说是“四人帮”惹的祸；一说抗日，必想起“地道战”“地雷战”：这该是历史教科书灌输的结果。一提康熙，便是勤政爱民、德比尧舜；一说乾隆，便是风流倜傥、严父慈君：这该是影视剧戏说的功劳。

□一会儿神医大师多，一会儿神童美女多；一会儿隐私日记多，一会儿官司黑幕多；一会儿宝贝多，一会儿先锋多；《废都》省略多，《兄弟》屁股多：凡此种种，足见当代文学的格调。

□对思想家来说，万马齐喑究可哀；对当权者来说，万马齐鸣终可怕。只要有几匹不安分的马，当权者便喝之，鞭之，逐之，残之，杀之，或者用点青草哄之。

□写历史作假有两法：一是“以假乱真”，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是只讲部分真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赏风玩月，必被讥为酸腐作态病恹无力的旧文人；声色犬马，方被当作合于时宜识于时务之新青年。

□中国城市里只见工程而不见建筑。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比比皆是；比大比阔，不比和谐不比美。

口中国人喜欢看的无非是热闹，所以影视剧、刊物书籍只要能热炒大闹即可吸引众人；看的人越多，只是他们闹得更凶炒得更爆而已。

□以历史作材料者，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如写某朝史，《戏说某朝历史》《正说某朝历史》《某朝皇帝》《某朝几百年》《某朝后妃》《某朝秘史》《某朝人物》《某朝十大秘闻》《某朝野史》《某朝艳史》……或者还有一些漂亮的、堂皇的名字，但一样是抄袭。

□美容院的老板说：我的女顾客是两类人，一是自己任了官职，一是自己靠了官职。

□官方哲学并非官方承认它是真理，而是认为它有用。有时它是奉为真理的“主义”，有时它是李逵手里的板斧。

□老师说学生的不是，是老师无能；老师说工资低，是老师无德；老师惩罚学生，是老师变态——这是社会最一致的看法。

□有贫有富是必然，有穷人有富人是必然；但是穷人多而共有财产少不是必然，富人少而共有财产多不是必然。如果穷人穷不是因为必然，富人富不是因为必然，则社会必然有问题。

□对付不平则鸣者，最好的话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对付平了还鸣者，最好的话是吃饱了撑的。于是，未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者往往一致沉默。

□当不得真：官员又正辞严的报告，领导忧民心切的呐喊，学者有板有眼的讲演，教师仁义道德的教诲，情人你死我从的誓言。

□标准化考试，标准化信封，标准化生产……当标准的东西越来越多，有个性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求同去异的过程。

□春秋时代，君子和小人：三国时代，英雄和奸雄；魏晋时代，雅士和俗人；唐宋时代，诗人和妓女；明清时代，官僚和草民；民国时代，政客和军阀；如今这时代，太复杂了，无法概括。

□旁观有两种，一是袖手旁观，手热而心冷；一是冷眼旁观，眼冷而心热。前者是为瞧一下热闹的场面，后者是为找一个出击的机会。

【高鸿魏荐自《红袖添香)2006年6月15日／庞 彦图】

“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德　作者：秋　风

环球在线消息：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一名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去世。华为公司一员工将胡新宇的死讯公布到网络论坛，并说明死因是“加班累死”。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猝死在出租屋。此前4天，她的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

大体可以肯定，这两位人士的死亡，属于典型的“过劳死”：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过大，人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导致死亡。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似乎都有“过劳死”现象。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描述的恐怕就是过劳死。不过，在古人那里，这却是一个褒义词，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清官、好官如果是过劳死，可以得到人们格外的尊敬。若干年前的媒体，也总喜欢报道劳动模范或英雄人物是如何为科技攻关、为服务公众而苦干几天几夜，或者某某领导人房间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媒体宣传这些，为的是让所有劳动者都学习这些模范事迹。

然而今天，舆论却似乎变了。过劳死突然成了一个令人愤怒或悲愤的社会问题。推测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今天的过劳死者，不再是为国家工作，而是为私人或外商企业工作。一个人为国家鞠躬尽瘁，人们会觉得，这些人是值得表彰的；而供职于私人或外商企业的员工，因为长期加班或超负荷劳动而导致过劳死，人们立刻会谴责，这些企业主在残酷剥削员工。

进一步推测，人们的情感之所以如此不同，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个人为国家鞠躬尽瘁，应当是出于自愿的，是高尚的道德促使那个人那样做的。相反，当一个人供职于私人、外商企业的时候，是绝不会有这样高尚的道德水准——在私人企业中，员工都是消极的、尽可能地逃避工作。然而，现在某个员工竟然那么拼命工作，加班加点，那他肯定是被强迫的。强迫他人为自己的利润劳动当然是贪婪的、无耻的。

这种想法可能有道理，但至少未必普遍适用。假如你去问从上个世纪50～70年代过来的日本人，他们未必承认自己是被老板逼迫的。同样，人们普通承认，陈逸飞是过劳死，但恐怕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逼迫陈逸飞。在这之前，一位家财过亿的民营企业家王均瑶也因为劳累而英年早逝，他又是谁强迫的呢?

去年陈逸飞去世之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等实施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218人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则超过200％。而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劳死”的人表示理解。不少人说，只要奖金足够高，可以选择每天工作15个小时。很多人的信念是，趁着年轻多挣点钱。

应当说，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工作伦理”，这种伦理在中国源远流长，祖祖辈辈的家庭与公共教育就包括勤奋工作。中国人在方方面面的成就，包括这2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端赖这种工作伦理。日本战后的发展奇迹，也是日本人玩命工作的成果。而欧洲经济之所以丧失竞争力，与其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人们缺乏工作热情有极大关系。

或许可以说，过劳死的根源，也许是我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美德。很多人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选择。他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些员工也清楚知道这对健康有害，但经过权衡，他们宁可承担这种风险。对此，医疗专业人士当然可以从健康角度提出劝告，但这种工作伦理本身却是无可指责的。毕竟，健康与收入究竟哪个重要，这是个人选择范围内的事情。有些人重视健康，有些人重视当下的收入，似乎是无所谓高下的。毕竟，活着本身并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当然，某些私人和外商企业不合理的用工制度，确实可能给员工带来不正常的压力。比如，企业把员工的基本工资定得很低，员工为了多挣一点钱而被迫“主动”要求加班。防止这种自我强制的最有效办法是，政府尊重员工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并在员工自认为权益遭到侵害而寻求救助的时候，行政和司法机构能够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助。政府必须相信，只有员工自己才能最准确地在加班压力与收入或个人前程之间进行取舍，只有他自己能够判断怎样的企业劳动制度才算不正常的压力。

【王翔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13日】

过劳死并非美德　作者：郭松民

今天拜读了秋风先生的一篇大作，题目竟然叫做《“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德》(6月13日南方都市报)!

秋风先生在文章中，一上来就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似乎都有‘过劳死’现象”，好像“过劳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应该明白：一个时代和社会有没有个别“过劳死”是一回事，是不是大部分人都长期地、普遍地感到“过劳”则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以秋风先生的博学，他应该知道，中国的改革，正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理由就是“大锅饭，养懒汉”。毫无疑问，在一个被认为是大规模地“养懒汉”的体制下，即便是有个别的领导和劳模“过劳死”，但却绝无可能出现普遍“过劳”的现象，否则的话改革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过劳死”，无疑是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所特有的，并不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共有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问题，秋风先生是真不懂呢还是假糊涂?

秋风先生论证“‘过劳死’是一种美德”的核心论点是“很多人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选择，他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在我看来，却不仅隐含了那些“过劳死”的人是“自作自受”的判断，构成了对他们的一种羞辱，而且也回避了他们之所以“自愿”“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的真正原因：对失业的巨大恐惧!

劳动人口的严重过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每个就业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随时准备顶替他。今天就有这样一篇报道《30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大学生成南漂一族》(6月14日《广州日报》)，文章披露，一些长期失业的大学生已经靠在“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了。而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人，到2005年就猛增到79万人(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幸运”的就业者，如不久前猝死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女工甘红英，除了按老板的意志“拼命工作，连续加班”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他们的“过劳”有多少自愿的成分，有多少被迫的成分，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对他们来说，生命之花都已经凋谢了，还谈什么“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马克思的比喻最形象：他们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在，市场出卖自己的皮”，因此也“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过劳死”不过是“鞣”到了极致的一种结果罢了。

当然，仅仅是失业的威胁，也还不足以迫使他们如此“过劳”——如果《劳动法》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如果员工有足够的权利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话。但这两点也付之阙如，“过劳死”就几乎成了一种必然了。

至于秋风先生在文中以陈逸飞和亿万富豪王均瑶的“过劳死”为例，来证明“过劳”可以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愿”，我倒是同意的。正如秋风先生所言，“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包括“大锅饭”时代，都有人自愿“过劳”，所以不足为奇。只有胡新宇、甘红英们的“过劳死”，以及大量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员工们，虽然未死，却普遍地处于“过劳”的状态，才能够真正说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本质。

社会出了问题，是严肃地分析原因，提出补救的办法，还是曲意掩饰，把不得已的被奴役状态说成是一种值得弘扬的“美德”?在我看来，这是衡量一个学者是不是具备基本良知的起码标准。秋风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这次他何以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让我很费解。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的健将，也许是因为他真的笃信“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有做奴隶的自由”吧?恭读着秋风先生的大作，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鲁迅先生曾经描述过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意象——一个像绅士或善公一样的头羊，项佩铃铛，昂首阔步地将羊群般温驯的老百姓引向屠宰场去!

【王翔宇荐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17日】

中国式话语习惯　作者：万里独行客乡

无疑，每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特色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话语习惯，比如：

是鹿吗?

不，是马!

是马吗?

不，是白马!

是牛奶吗?

不，是特仑苏!

是富人太富吗?

不，是穷人太穷!

是反对不合理分配吗?

不，是“仇富”!

是民工讨工资吗?

不，是“跳楼秀”!

是加班过劳死吗?

不，是敬业，是奉献精神，是新时代的偶像!

是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吗?

不，是考察，记住，是考察!

是中国新贵在国内外奢侈地赌博购物挥霍吗?

不，是促进市场需求，是物质生活提高、超英赶美的体现!

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吗?

不，是展示中国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

是豆腐渣工程，是贪污、渎职、腐败吗?

不，是“改革必要成本”，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

是户籍制度设置了城乡屏障吗?

不，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是教育改革失败吗?

不，是大学收费太低!

是矿主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吗?

不，是矿工素质低导致矿难!

是房价太高吗?

不，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行业!

是电信垄断巧立名目乱收费吗?

不，是新的服务品种、套餐!

是银行收费不合理吗?

不，这是国际惯例!

劳动保障、福利不是“国际惯例”吗?

不，中国劳动力太多!

遗产税不是“国际惯例”吗?

不，中国财产收入很难调查!

反垄断法不是“国际惯例”吗?

不，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

…………

【杨金会荐自《天涯》】

没有领导骂的日子很难过　作者：汪庆国

身为领导，要表现出自已有很高的涵养，一般是不会轻意开口骂人的(有人把领导的批评视为骂人，就算是吧)。但，也有例外。

比如，我的老领导就没少骂过我，不过他老人家是要看时间、场合、地点、对象的。若是我把什么事情办砸了，通常都是单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辟头盖脸地痛骂一顿：“你小子怎么搞的，老给我捅娄子。再这样下去，看我怎么收拾你?”耳闻领导的骂声，我总是嘿嘿一笑。虽然骂我是“小子”，但话里透着亲切感，没把我当外人看。领导骂我，分明是恨铁不成钢啊！

又比如，我用单位的公车去接领导的孩子上学，领导知道后，当着其他领导的面，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再这样下去，我要扣你的奖金、撤你的职。为此，很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个别心地善良的副职还在一边为我说情。表面上我装出很委屈的样子，其实心里在偷偷地乐。我既给领导家送了温暖，又给领导提供了一次展示清廉的机会。领导骂我只是做做样子，并不动真。接下来事情该咋办?在这里我只能向范厨师学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再比如，在酒桌上，领导常常当着众人的面骂我：“酒瓶不如水平，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当的不称职!”我也总是“嘿嘿嘿”一个劲地傻笑，承认自己无能。不知道的人以为我的处境不妙，想打我的主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悟出其中暗藏着丰富的含义，解读出与其说领导是在骂我，不如说是在表扬我。

当然，有时候领导偶尔也会在公开场合莫名其妙地骂我，但我从来不计较。我知道，一定是领导的领导骂了领导，或者是有其他什么人惹怒了领导，让领导憋了一肚子气，又不便对其发作，所以才拿我当“出气筒”，指桑骂槐，敲山震虎。我如果没有这点忍辱负重的精神，还算什么领导的人?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宋江动辄骂李逵：“你这黑厮，休得无礼。”可谁都知道，宋江的骂里可是大有学问的，其间透露出来的是一股浓浓的亲切感，是别人根本享受不到的一种“殊荣”。啥时候，他们的关系都是最铁的。

犯了同样的错误，领导为什么骂我，不骂别人?领导说了，打是亲，骂是爱。我明白，不分亲疏厚薄，见什么人骂什么人，不是领导的风格。再说不合己意的就骂，领导心中自有顾虑，弄不好别人会因此背上思想包袱、闹情绪，消极怠工，甚至留下隔阂，跟他对着干，平空多出一个对立面。为了消除负面影响，事后领导还得给他擦屁股，好生安抚，麻烦的善后一大堆。不像我，领导想骂就痛痛快快地骂，不必讲究批评的艺术，骂完了啥事没有，见了面拍拍肩膀，彼此哈哈一笑，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再说了，领导日理万机，闹心的事情一个接一个，面对刁民上访，桥塌、矿漏、民工跳楼，整天窝着一肚子气，你不让领导骂人，还不得让领导郁闷死。心理学表明，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痛痛快快地骂一阵，能缓解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我心甘情愿接受领导的骂，就是为了放松领导的心情，让领导能够愉快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挨这样的骂，我觉得值。

事实证明，领导喜欢骂人，也不是逮谁骂谁的，必须是他认为对方是可骂之人才会骂。碰到那些小肚鸡肠或不知根不知底的主儿他是懒得骂的，宁愿秋后算账，让你哭都找不到坟。因此，你做了错事，领导不骂你，不是一个好兆头。骂人，虽然不雅，但却能显示出领导的威风。为了让领导能够隔三差五地骂骂人，没事的时候我就主动邀几个人去陪领导打牌。眼看赢牌无望的时候，我就索性故意出错牌，把输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让领导骂，他一开骂，心情立马就会好起来。由于我经受得住骂，惭惭地被领导喜欢上了，领导只要一打牌，必定要通知我去跟他配对。

虽然，我经常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从来没有吃过亏、倒过霉，有什么好事领导都会首先想到我。譬如，吃饭喝酒、休闲娱乐、外出考察，什么时候都不会落下我。倒是那些平时自我感觉不错，没被领导骂过的人到头来没落什么好处。

我是在领导的骂声中成长起来的。现在，骂我的领导突然调走了，新来的领导对我彬彬有礼，客气有加，这使我很不习惯，感到浑身不自在，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领导不骂我，说明我跟领导的关系还不铁。

【季建民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6月12日】

话又说回来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赌博虽然破坏家庭团结，影响社会安定，是一种犯罪行为。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政府做庄家，那赌博就成为合法的事情了。

“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的文字出自于鲁迅之手，那叫大手笔。但话又说全来了，如果您也要写这样的文字，那就是狗屁不通或者画蛇添足的病句了。

裸体是有伤风化，败坏民风的丑陋之事，是被人们所谴责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在众多名人、记者、艺术家面前裸体，那您也就成为了名人了。因为这样的裸体叫艺术。

有很多比较正派的人说：“假如我登上了仕途，我一定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这样的想法是值得夸赞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您真是这样的正派人，您有可能登上仕途吗?

央视青歌赛的那位“羊倌歌王”，虽然来自贫困山区，但据说还是咱们二炮的军人，却居然不识国旗，这也大不应该了。但话又说回来了，那个“羊倌歌王”打小就与羊羔生活在一起，估计没有受过义务教育，更不用提爱国主义教育了，不识国旗倒也在情理之中。在这里俺想问一句：我们的教育真是成功的吗?二炮的文工团把“羊倌歌王”拉来后单纯就是为了给他们挣票子?

人们抱怨很多报纸专门涉猎他人隐私，刊登一些哗众取宠、鸡毛蒜皮的小事，却不去关心国计民生大事；还有很多电视台节目粗俗，轻浮，把孩子教唆坏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假如这些报纸、电视台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假话、套话，您还喜欢这样的报纸、电视台吗?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要求我们“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这样的做法虽然有失教授水准，而且被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但话又说回来了，假如张颐武教授按常规贬低章子怡，夸奖咱们的孔老二，老孔会给他银子吗?有几个人知道北大还有个张教授?

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寓意深刻，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的可能。但话又说会来了，如果您真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落到您的头上，那您这一辈子怕是就要被累死了。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浩坤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规劝无房户：“三年后再买房。”这话说的看上去的确有点不厚道。但话又说回来了，比起古代的那个说“灾民没有了粮食吃，他们怎么不吃肉?”的傻皇帝那可是强多了。

【高鸿魏荐自《网易论坛》2006年6月6日／王 青图】

政府上网　作者：邬凤英

局里最近投入了近200万资金，采购了一批戴尔电脑，人手1台。有人说电脑很娇贵，房间的温度一定要适宜，于是又投入20多万配空调；又有人说，干脆装个木地板，这才协调，也算改善办公条件，于是又一个十几万。

一切就绪，这才发现懂电脑的人不多。于是，局领导班子决定，对全体人员进行轮训。局长在动员大会上说，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效率，排除干扰，培训拟采取封闭形式，地点选在哈尔滨，为期7天，分三批进行。最后还特别强调，尽管机关办公经费紧张，工作繁重，但为了与国际接轨，局领导想方设法，四处化缘，还抽出时间搞培训，希望大家珍惜等等。

此时，北京正酷暑难耐，哈尔滨无疑是避暑的好去处，当时就有人喊局长万岁，局长很有成就感地挥了挥手，动员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主讲老师据说是办公厅主任的一拐着弯的亲戚，大学教授。也许是教授把大家的水平估计得过高了，也许是他教惯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以至许多人听不懂他自认为很简单的东西。办公厅主任及时出面，说讲讲如何开机、关机、上网、玩游戏就行了，30岁以下的人再学点打字。好在大家智商还是挺高的，这点东西两天就拿下了，剩下的时间顺便去了趟牡丹江。

效应立马就出来了，机关里经常找不到人的情况少多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趴在电脑前。一开始，大家也就是挖地雷、打麻将、拱猪、上网聊天、看盗版光碟。随着学习的不断提高，实践机会的不断增加，许多人自学成才，学会了网上炒股，单位附近的那个证券交易所立马冷清了许多。

机关的人很喜欢出差，公费旅游外加土特产，好处多多。原先还不觉得什么，现在就有感觉了，没有电脑真是不方便。于是又有人提议，把手里的这批台式电脑淘汰给下面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全部换成笔记本电脑。

就在大家热情地谋划未来的时候，传来机构改革的消息，我们局属于要改掉的单位，只留一小部分人并到其他单位去。大家心情很沉重，炒股的心思都淡了许多，少数不炒股的人干脆给电脑罩上了防尘罩。出勤率又开始下降，据说四处活动去了。

单位的办公自动化改造告一阶段。至于这些电脑会何去何从，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有人提议搬回家。

【杨碧珍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7月27日】

精简谁　作者：石　童

五年前，XX局在城郊新拓了20亩地，圈起围墙，盖起厂房，拉电接水，准备招商引资。五年过去了，只见园中杂草疯长，没见一个客商进驻。周围农民见没人管理，就有人进去顺手牵羊偷拿一些砖头石料。一日，新上任的一把手黄局到此检查，看到这破烂不堪的园子，很不高兴，要求随行的分管丁副局长立即找一个门卫，把园子看护起采。于是，丁副局就在附近村里找了一个临时工，一个月三百块钱。

一年过去了，这门卫也尽心尽责，闲时除草整地，园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日，丁副局把他的外甥安排进这园子来，职务为联络员，意思是园中如有情况及时汇报上级领导。小伙子每月八九百元工资，个把星期才来园中逛一逛。紧接着，时间不长，又有局领导班子的两位成员通过丁副局把他们的亲戚安排进了园子。这时丁副局想，园子现在有四个人，该有个办公场地，于是打报告请示黄局，在园中盖起了四间平房，置办了办公桌椅。

本来黄局是对丁副局有看法的，怎能不顾影响就把亲戚照顾进局里。但后来，自己心中也有了小九九。近来，自己的老婆可能对一天到晚搓麻感到厌倦，非要他给她找个事做做。黄局可有点犯难，她虽大字不识一个，可到底是局长的老婆，不能去做服侍人的工作。他把想法跟丁副局商量了一下，丁副局立即表示这事好办。立刻，那个四间平房前挂起了园区管理办公室的牌子，黄局老婆成为办公室主任，丁副局外甥成为副主任。还办起食堂，招聘了两个人专职烧饭。

又过了两年，黄局的老婆还真干出了一番成绩，一幢漂亮的两层办公小楼在园中拔地而起，已七八个人的办公室，还配备了一部小车。但最近上级部门下文要求精简机构，而且来势汹汹，非精简不可。黄局老婆便与丁副局外甥考虑起精简谁。

这样吧，那个门卫一直不在编制，就精简他吧。

【倪早菊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8月上】

大学之死　作者：胡赳赳

行政力把关

现在，随便拉一个人来都能痛斥教育尤其是学院教育的通病：以行政偷换学术；以学术偷换创造力；以有益掩盖无趣；以无趣故作高深。与科举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度能实现学术与行政的大循环：学而优则仕。现代性大学是不会为此而妥协的，但中国学术教育却在行政学术共同体内，饱受行政对学术的指挥之苦，各受行政对教育的僵化范式之优。“体制外”教授陈丹青，指出大学教育正在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新一轮的大学合并、扩招、扩建运动，不亚于又一场灾难，大学“高大全”了，但行政指令却使大学强行成为校际比拼场。

群抄公当道

网上买卖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抄袭；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这是大学的现状，从学生到老师，从学士论文到教授职称评定，无一例外地都发生过抄袭事件。是什么使得人格变得不再重要?答案自然是群抄公当道的外部环境：要毕业、要升迁、要福利待遇、要出人头地、要跑步进入新天地。学术成为一种信息级差下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创造性萎缩

现存，读书无用论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从经济学来看，昂贵学费背后可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底线；从社会学来看，虽读书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接受到的教育方式却千篇一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批量化的标准件”，还是生态多样的有创造力的人?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退学，很大原因是他觉得大学、老师及他眼中的学界，把写论文发表论文当作唯一目的。有人分析中国全球竞争力无法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大学本是国家创新的动力火车，却成了学术腐败的重灾地。

唯利益是图

大学不是开商场，不是卖东西。所以，大学凭什么“产业化”?教育凭什么要变成“消费”?大学资源凭什么要一一“变现”?大学盛行与公司合作培训模式：由公司招生、教学，由学校盖结业章。每年暑假一过，各大城市的报纸分类广告上，份额颇大的就是各大学的各研究生班招生及培训广告。热门专业的大学老师，正像明星一样忙于走穴授课，公共领域的教授，正奔忙于各地的研讨会、考察活动和商业合作。有研究生感叹说，一年难得与导师见一次面，这等实情实景，委实令人心痛。大学最大的命门和死敌，就是在不可调和的商业利益面前，弯下了腰。

都说读不起

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大学一年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我国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有些事实触目惊心：女儿考取大学，母亲因无力承担学费而愤然自杀；一个胸前挂着“卖身契”的小伙子出现在街头，胸前挂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卖身契”3个大字，上面还有一小行空心字：“大一新生筹学费，自愿卖身贵公司，学成回报。”二八律同样在这里有效：20％的人享受的是80％的高等教育机会。到现在为止，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了115万大学生，实际贷出的数额大概是95个亿，但这只是表象。一方面国家在资助贴补想办法，一方面大学在扩招、增加热门专业收费标准。

精神之缺失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大学之为大学，太多人作过论述，但现在的大学，只能称之为高四年级或高十一年级。

青春集中营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从上大学的那一刻起，学生们便获罪了，与青春赌明天的罪，拿知识当赌注博未来，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死读书活受罪。清华退学博士王垠因此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像他这样洒脱呢，前思后虑一番：想想家人、想想未来、想想前途。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那好，还是继续服刑吧。

【皮波荐自《书摘》2006年第4期】

遭遇公仆　作者：水向东去

我是一小包工头，就是那种承包住宅小区其中一幢楼房的小工头。知道你们会笑，一个说老板不是老板，说小贩不是小贩的人也敢在这胡咧咧。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我文化知识不多，但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社会里却有感慨万千。

别的咱不说，单就说与各种各样的公仆们打交道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伤心的总是我》。工商、税务、城建、电力等等等等，没有咱遇不到的人和事。您要是以为在现在的社会，做个守法公民，能够本分做生意，依法及时纳税，就能畅通无阻了，那您可就错了!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结果被我们某些可爱的公仆们狠狠地教训了一把，于是，我学乖了，知道要时刻上香，知道看人下菜(红包的厚度)，也知道了做生意人的无奈。

这不那天，供电所来通知了，要停电一个星期。这我这可耽误不起啊，于是揣着红包恭恭敬敬的送给了供电所所长，眼瞧着这公仆没有一点脸热心跳的感觉就收到了抽屉，我这个心疼的肝颤啊!带着多少的郁闷心情回到工地。谁知刚到工地，来了一小交警，可能是刚参加工作，年轻气盛地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说：明天给我家送一车红砖，两袋水泥。

事不算大，东西也不多，可我这个气啊，凭什么你们就能对我指手划脚，我就得天天跟在你后面点头哈腰啊，一想到我平时也不开车，能犯着你交警哪门子事，我就胆壮了。当然，现在的事情都是需要讲方式方法的。于是我和风细雨地对警察同志这样说：同志啊，您辛苦了，按说这点事不算什么事，可我还得向我们领导请示，领导呢，今天不在，等过几天他回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再者说了，我们领导说了：‘谁来要东西都能给，就是不能给公务员，主要是因为，给公务员送东西那是行贿，而公务员接受，那可就是受贿，咱虽然帮不了人家广大公务员的忙，但也不能居心不良地害人家啊’。您看，我们领导说得多好啊，为了我们的公务员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不能这样对你们的。

我边说边看小交警的脸色，他的脸忽红忽白的，想来是听着大不好受了，等我说完已是脸皮发青了，怒气冲冲地对着我说了句：走着瞧。

看着他气呼呼地摔门而去，我这心里就有了一种报复后的快感，我就不信你一个小交警能把我怎么样。可没出三天，就让我尝到了直接的后果，先是我的拉料车司机的驾驶证无故被扣，接着就是被通知，我的所有拉料车白天不得通过主街道运货，只能晚上运送，但没过三天又说晚上不可以拉货了，影响居民休息。我就这样疲于奔命，被搞得焦头烂额，经过多方打听，才明白，只为那一天那场小小的报复，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形。

接下来的事，你们可能用脚趾头想也能想出来，我是怎么样低三下四地求人，托关系，找到当时这位“爷”，请客喝酒地陪礼，哭着喊着拜托人家有什么事一定来找我，亲自派人送去了那点水泥和砖。最后还被朋友嘲笑了好久，都说：不就是点水泥和砖吗，瞧你那点肚量，给了不就没这事了吗?人家那可是国家公务员啊，是我们的公仆啊，是为咱服务的人，哪天人家不想为你服务了，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样的仆人，你惹得起吗?

是啊，谁让咱不是官来着，谁让咱不是官还要不听话来着，谁让咱不是官还要往人家那刀口上撞来着，唉!自寻死，就别说是天要命，认了吧。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小包工头偶然遭遇公仆的其中一种经历，更多的种种，大同小异，当然随着我经验的逐步积累，现在已不会再有这样的尴尬事了。现在的我，一见了这种为我服务的仆人，脸上自然而然就堆上了笑，低三下四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竖着耳朵听吩咐，临了还得悄悄地装个红包故意让瞪上两眼，塞到人家口袋里，喜滋滋地听着下不违例的教训，客客气气地将我这仆人进出门。

真想说句粗话，然后告诉大家：这样的仆人我也想当。

注：请勿对号入座

【汪庆国荐自《有所思》2006年7月3日／于昌伟图《上班设卡，回家数卡》】

世上已无真狂徒　作者：徐百柯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1889～1958)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赢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蒋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倪早菊荐自《教师博览》2006年第7期】

《缺德学》发凡　作者：胡星斗

我考察了缺德的源流，如文化学源流。春秋时老子(老聃)主张退一步进两步，权变谋私，他说：“不是要表现出无私的样子吗?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想废掉对方，就先捧起他；想剥夺对方，就先假装满足他”(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同时代的孙子(孙武)主张“诡道”、“伐谋”、“用间”。战国时鬼谷子主张“钓人”，“揣摩”，“谋之于阴”，伺候见涧” (窥视别人的漏洞、错误)，记录别人的言行失误，“动以忌讳，示以时禁”，“采色以事之” (以女色伺候)等。韩非子主张监视、告发、连坐、诛杀知识分子、投毒暗害、深藏不露、严刑峻法、使用酷刑、霹雳手段等法家暴政理论。到明朝时，有人将中国人的缺德手法加以总结，写出了《三十六计》。

我还对缺德的社会现实源流进行了考察。例如楚国大臣费无极向争权的郄宛建议安排阅兵仪式招待宰相，然后它又对宰相说：“危险!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宰相大为恐慌，于是调来部队，把郄宛杀个片甲不留；鲁穆公欲用吴起为将，抗击齐军，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人而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后，竟回家取了妻子的人头，献给穆公；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

秦国宰相张仪骗楚国国君说：“大王若能与齐国断交，我们秦国愿献上‘商、于’六百里地作补偿”，楚君与齐绝交后，张仪不承认当初的诺言。而且，秦与齐联合，大败了楚国；秦始皇的母亲与大臣私通，秦始皇知道后，将该大臣夷灭三族，并将两个私生子装在袋子里摔死了；有一年，天降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抓不到刻字者，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部处死；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皇位，杀兄弟姊妹26人；楚汉相争时，刘邦一次被项羽杀得驱车而逃，路上遇到自己的儿女公子孝惠(即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拉上车，一块逃命。可是，项羽的骑兵越追越近，眼看逃不掉了，刘邦为减轻车子载重，同时让敌军分散精力去捉自己的家人，竟四次将儿女推下车；刘邦宠爱戚氏，吕后将她砍足挖眼，变成“人猪”；杨广骗取父亲隋文帝的信任，成为太子。后欲强奸庶母陈夫人不成，干脆杀死父亲，夺得帝位；武则天发动告密，酷吏竟使用向脑中打人木楔、锅煮等酷刑；武则天还杀死自己的儿女，把皇后和淑妃砍去手足，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而死；明朝“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朱元璋大施酷刑，在全国设“剥皮亭”；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抓到了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要他投降，否则灭九族，方孝孺说：“别说九族，就是灭我十族也不怕!”朱棣恼羞成怒，亲自持刀割方孝孺的嘴，然后除九族之外，把他的门生故旧一并抓来，充为十族问斩，史称“瓜蔓抄”；清兵攻打扬州，屠城十日，杀老百姓80万；清兵攻打江阴，杀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康梁，从支持维新转而卖身求荣。……中国历史上缺德之事例举不胜举!

我还研究了缺德的表现、手法及技巧：忘恩负义，阴谋诡计，残忍狠毒，荒淫无耻，中饱私囊，见死不救，破坏公物，及36计等。

缺德有何定律和理论?

有上行下效定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缺德则下面的人学着缺德。

加速扩散定律：当世风日下，缺德的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缺德的现象和事件会以几何级数迅速蔓延开来。

互动定律：缺德现象会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并且人与人之间会变得以坏对坏，以缺德对缺德。

减弱定律：当缺德的现象在人们身边越来越多时，它对人们心理的震撼力会减弱。

加强定律：当缺德会带来好处和利益时，缺德的手段和风气会加强。

理论还有道德法律理论：缺德只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未触及法律，所以无所谓。缺德者以此来为自己开脱。

肉体灵魂理论，也可叫小偷大盗理论：小的缺德犹如小偷，虽然不好，但总比当官的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做窃国大盗好。妓女说：“我出卖肉体总比某类人出卖灵魂好。”

目的手段理论：只要目的正确，运用缺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可以。

另外，还有缺德政治学：搞政治是不能讲道德的。谁能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谁就能控制舆论、书写历史，从而把自己描绘成正确的化身。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慈善家，可以不择手段。

缺德社会学：社会竞争的激烈促使人们以缺德来谋求生存。社会竞争越激烈，缺德的人越多；社会制度、法制越不完善，缺德的现象就越不受人们的谴责；缺德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松弛、解体，因此，缺德社会学也是缺德文化学。

缺德心理学：缺德者总是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辩护：只怪别人缺德，自己不得不还手；我不是缺德整人，而是他不好；当今能有几个不缺德的人?我缺小德，有能耐的人缺大德；什么缺德?我是看破红尘!缺德怎样?总没犯法吧!道德往往都是陈腐的、约束人的，缺一点也无所谓；我的文化素质不高，做不了那么好。……缺德者心理可谓五花八门。

缺德学，又一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园中的又一奇葩!

【苏中杰荐自《文化散论》2006年7月／张 滨图《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讽刺诗，辛辣可口的快餐　作者：蒋益文

我国最早的讽刺诗，可能出自《诗经》。诸如其中的《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此后，写讽刺诗的高手，代不乏人。

无名氏：“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成为成语俗话，流传至今，可见其生命之强，流传之广。

魏曹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巧用豆和萁作比，把皇帝兄长的“亲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原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描述，士族官僚世家子弟，各据要津；出身寒微的有才之土，屈居下僚升官无望，颇含深意。

诗仙李白也是写讽刺诗的高手，他的《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让死读书、读书死的“鲁儒”，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诗圣杜甫的《绝句》：“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诗句简炼，讽刺辛辣。

白居易的《红线毯》：“红线毯，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宜州。宜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宜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一边是天不知寒人要暖，一边是强夺犬衣作地衣，讽刺意味，尽在不言之中。

宋代苏轼生性诙谐，喜笑谈，其讽刺诗也总是意在言外，如其《洗儿》：“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令人警省。

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用曲牌写成的讽刺诗，读来也别有风味。如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你身须姓刘，三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把汉高祖市井无赖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清代诗人徐大椿的《时文叹》：“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的晦气。”把功利型教育和受教育的弊端，斥陈得痛快淋漓。

中国现代讽刺诗更是名家辈出，佳作纷呈。

鲁迅的讽刺诗有如他的杂文，犀利泼辣，辞近旨远。诸如他的《好东西歌》：“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去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袁水拍的《马凡驼山歌》中，也不乏讽刺诗的佳作，诸如他的《主人要辞职》：“我关爱的公仆大人，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极大人惶恐，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你发命令，我来拼命。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我住马棚，你住厅堂，我吃骨头，你吃路蹄膀。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把我出气，遍体鳞伤!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把我叫主人更不敢当。你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我也不愿再干这一行。我想辞职，你看怎样?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我给你骑，理所应当；我给踢，理所应当。我给你打，驴子之相!我亲爱的大人!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标语口号概请节省，民主，民主，何必再唱!”

现代诗坛泰斗艾青的讽刺诗《假如》，描形画像，淋漓尽致：“假如死了的能活过来／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重新看一看周围的变化／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他活着的时候你曾骂他／恨不得把他整死才痛快／他死了却成了生前友好／站在遗像前面表示默哀。”

讽刺诗贵在言之有物，辛辣嘲讽，入木三分，像重庆火锅，越辣越有味。讽刺诗拒绝无聊平淡，贵在精巧别致，意味深长。

诗人写讽刺诗是明智的选择，走出精神贵族沙龙，关注民众，关注社会，关注热点，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说出大众心声，让大众喜闻乐见。读者读讽刺诗是一种高雅的享受，启迪智慧，认识世态人情，开阔视野，给人以享受和乐趣，是难得的精神美餐。

【闲话荐自《人民网》2006年7月17日／张 滨图】

让你震惊的外逃者　作者：于津涛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宫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贪官及资金外逃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了中国较腐败、人权状况差的不良印象，并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加大了追捕外逃贪官的成本。

“中国应走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之路。”反腐专家王明高说。

对于王明高以及他的反腐败研究团队来说，2006年是一个重要拐点：经过持续三年的反腐败制度设计研究，一个有效预防并惩治腐败及贪官外逃的法律制度设计已经初具模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建立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民法打击贪官外逃；废除贪贿犯罪死刑；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外逃贪官——这是五个撒手锏，一个也不能少。”王明高说。

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作者：邸笑飞

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生活中去，党派我做什么都行。——朱德1922年

当我弄清楚，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时，我就要求参加党。党为了考验我，培养我，整整有三个年头，一直到八一起义后，党才批准我参加。由此可见，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而且参加党之后更要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决不是一参加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不再要党的考验了。——贺龙1942年

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达到什么个人目的，不是为个人地位、报酬和享受。如果是胜利则来，困难则去，有利则来，不利则去，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这还叫什么革命者?更谈不到加入共产党。这种人离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门远得很，说得确切些，他们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门都还没有看到哩。——徐特立1927年

参加共产党是为了给民众办好事，给老百姓谋福利。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如果为了谋私利，升官发财，那是不能加入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员，做事处处都要像个共产党员。——刘志丹1925年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珍贵的名称。我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光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了!——方志敏1923年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叶挺1946年

搞共产主义是一番大事业。这番事业的成功，总要有开路的人，我已认准了这条路，就坚决走到底，哪怕成为半路的牺牲者，也是很光荣的。——陈毅1923年

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吉鸿昌1934年

【翟明荐自《中国老年报》2006年7月19日】

国企改制变奏曲　作者：佚名

第一幕

冼某：哎，都说发财难，难于上青天，辛苦劳碌半辈子，仍与豪富不沾边。看人家，住别墅，携美眷，坐宝马，赛神仙；生生羡煞俺。

赵公元帅(上，微笑地)：笨!笨!笨!看你一个聪明汉，也会糊涂脑发昏。

冼某(见赵公元帅到，忙下跪叩头)：踏遍了东西南北，寻遍了九州方圆，今日终于见到了你，我的好财神!劳您驾，快指点，如何暴富千万贯?

赵公元帅：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阵，躺在金山不识金，当今时兴卖国企，你怎不打打这算盘?

冼某(一拍脑袋，如梦方醒，再下跪)：多谢赵元帅，黑夜里头明灯点；再谢赵财神，拨云驱雾见晴天。

第二幕

冼某：管什么工人有意见，怕什么上访去闹事！173万买下6000万国企，堪称改制成功范例。哈哈哈，老子占股八成六，大捞一把是硬道理。

工人：工人血喝肥了你肚皮，卖良心你成了周扒皮。往日满口团结奉献，原来披的是美丽画皮。

冼某：莫发怒，莫生气，改革难免有阵痛，莫与潮流相悖逆。(背向工人，暗暗地)谁叫你们是贱工人，嗤!嗤!嗤!

工人(气愤地)：这些人，真邪门。狼变虎，狐变狮。胃口大过天，牙齿比刀利!

第三幕

冼某(带手铐上)：本已成千万富翁，哪成想摔了个嘴啃屎。绞尽了多少脑汁，布下了多少玄机，原想套住别人，不料却锁住自己。赵元帅呀赵元帅，你帮人咋不帮到底?

赵公元帅：(暗笑着上)可笑，可讥，又一信徒中了计。(自鸣得意地)看我多么本事，昨天让人富又贵，今儿叫他魂儿丧，泪儿漓，名儿裂，威扫地；千人唾，万夫指。

冼某(一脸悲伤沮丧)：按你神爷去行事，没料一下掉河里。假若爷能拉起我，下辈子当牛作马孝敬你。

赵公元帅(奸笑)：谁叫你被孔方兄迷心窍，欲壑难填抛法纪。我这神，岂有推人又救人之理。监狱时间特充裕，慢慢反省仍未迟!

冼某(落泪，气、恨、悔交织，跺足)：悔不该拜倒你脚下，悔不该被你花言迷。风流大款梦破灭，别墅名车成泡影。铁窗里苦度残生，泪水儿把心灵淘洗。苍天啊，我这罪人，有何面目再见党，再见共患难的职工兄弟?呜呼哀哉，噫嘻吁嘻啊噫嘻吁嘻!

(报载：佛山某国 6000万资产以173万无贱卖，其负责人冼某持股竞选82．6％，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

【翟明荐自《清远日报》2006年7月15日】

接待四字经　作者：李小磊

组织人员，环境打扫；

时间一到，前出布哨；

封锁路口，警车开道；

常委列队，主官报告；

引上楼室，瓜果梨桃；

某长介绍，开始汇报；

讲到成绩，话语滔滔；

涉及问题，淡写轻描；

新闻干事，上窜下跳；

傻瓜相机，一通乱照，

临近午时，引到小灶；

酒水倒满，土特佳肴；

书记发言，头头是道；

代表常委，感谢领导；

机关同志，工作辛劳；

同起三杯，谁也别少；

酒足饭饱，领到小招；

下午工作，同样照套；

晚上安排，细致周到；

卡拉OK，桑拿足疗；

工作到位，大事化小；

逐一摆平，小事化了；

有关部门，礼品备好；

所需经费，公款报销；

列队送行，点头哈腰；

公务人员，开门提包；

握手告别，面带微笑；

欢迎再来，多多指导；

心中默道，少来骚扰!

【钟应平荐自《安徽老年报》2006年4月30日】

我还感谢他个啥？　作者：刘炳垠

春天种了两亩瓜，脱贫致富全靠它。

盼到瓜熟行情好，没有车运抓了瞎!

好歹借辆农用车，装满就往城里拉。

不料走到检查站，连车带瓜被扣押。

说车不该跑运输，站长要罚一千八。

好不容易凑够钱，西瓜成了烂泥巴。

日前县里送温暖，那位站长到我家。

给我现金两百块，一副模样像菩萨。

记者赶忙走过来，让我说句感谢话。

因他我成贫困户，我还感谢他个啥?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6月25日／蒋跃新图】

高，实在是高……　作者：杨翰端

国内知名地位高，

校园宽阔大楼高，

扩招滥收劲头高，

学生交费逐年高，

员工薪水奖金高，

教授走穴收入高，

考试作弊技巧高，

枪手上阵索价高，

论文剽窃水平高，

学术腐败手段高，

争创一流调子高，

文凭贬值怨声高……

【刘畅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6月26日／李二保图】

寒冷之一种　作者：戎国强

据《东南快报》等报道：福建省福州市连日高温。7月4日，福州长隆纺织厂女工刘运芳晕倒在车间内。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说，这是中暑病症中最严重的一种——热射病。

在暑热中

我被寒流击中——

刘运芳，一个纺织女工

在流水线上，中暑而死

超过38℃，头晕、无力

超过40℃，大脑就要烧坏

而体温41．6℃

是什么感觉?

医生只能理性地描述：

血压很低，呼吸衰竭。

身体的感受

你已不能告诉我们

你只能用沉默来诉说

在太平间里

你终于逃脱了暑热

谁能诊断

我们的社会

哪一个器官烧坏了?

有多少功能衰竭了?

竟然允许一个女工

被暑热劫持

绑架在流水线上

用生命换取生产报表上的数字

“纺织女工”——五十多年前

你从彩色宣传画上

向我们微笑

传递民族新生的消息

昭示一种幸福

唤起无数遐想……

“纺织女工”

什么时候

你变成了“打工妹”

打工妹——

可以用同情的语气说你

可以用鄙夷的语气说你

惟独没有羡慕

而你自己

也不复前辈的荣光和自豪

当你请病假被拒绝时

《劳动法》在空调房里

打着瞌睡

在庞大的GDP里

你卑微得可以忽略不计

我不敢说请你安息

你的眼睛一定睁着

要将太阳的烈焰

熄灭在你的瞳仁里——

在车间里在脚手架上

有你牵挂的兄弟姐妹……

【陈文涛荐自《钱塘晚报》2006年7月9日】

只言片语　作者：吴公小

过高的期望，带来孩子的无望；过度的保护，带来孩子的无能；过分的溺爱，带来孩子的无情；过多的干涉，带来孩子的无奈；过多的指责，带来孩子的无措。

——“知心姐姐”卢勤分析家庭教育的“五大冲突”

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年的我们给了社会，把老年的我们还给了我们自己。

——作家王鼎钧

关于人生的内涵，中国的词典上大多是这样解释的：“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美国的教科书则这样表述：“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

——也算中西文化的差异

伟大的人讨论思想，中等的人讨论事件，小人物讨论人。

——一句印度谚语

没扩招时比升学率，扩招后比重点上线率，现在比上清华、北大的人数。

——成都某中学一位副校长说，现在的教育越来越畸形

【曹龙彬荐自《南方农村报》2006年7月10日／庞 彦图】

把……当成……　作者：赵书杰

把贪污腐败当成世界观问题

把出售官职当成一夜暴富的生意

把—年六千亿的“三公”消费当成中国特色

把提高工资当成公务员廉洁的前提

把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当成公仆

把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当成政绩

把刑讯逼供当成结案的手段

把制假售假当成发展了地方经济

把义务教育当成一种产业

把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当成敛财的契机

把老百姓有病硬抗当成无知愚昧

把白衣天使拿红包当成行业福利

把包二奶养情人当成时尚

把出口成脏当成个人魅力

把贿选村干部当成已经民主

把黑社会保护伞当成天经地义

…………

【马静荐自《开发报》2006年7月13日】

乡下人眼里的新闻　作者：魏剑美

一、有人买的化肥中没有发现石块。

二、张三买到了能毒死老鼠的老鼠药。

三、瞧，乡党委书记跟农民说话了!

四、新来的乡长开会不骂娘。

五、那个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的女同志当上了妇联主任。

六、某语文教师竟然会说普通话!

七、乡教育办主任的大专文凭据说是真的。

八、某村小学在迎接学生流失情况检查时没有弄虚作假。

九、乡派出所把人抓了去竟然没有罚款。

十、农民终于看到了一场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

十一、离任时某乡长竟然还没吃成“蝈蝈肚”。

十二、某乡长作报告才念了3个错别字。

【曹龙彬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7月7日】

碎思录　作者：李兴濂

□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那些平生从来就没有拿过屠刀的人，就成不了佛吗?难怪贪官戚继贵痛哭流涕地说：我贪来的钱都交公了，还判我有罪吗?

□狗咬狗，窝里斗，也有好处。君不见那些窝案，如果不是狗咬狗、窝里斗，那黑幕后一桩桩腐败案能浮出水面吗?又怎能轻易地一窝端呢!

□杜甫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没有成为反唐的罪证，反而成了传诵一时而千古流传的名句；彭德怀在庐山上不过引用民间的“谷撤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却被打咸反党集团!此一时彼一时也平?

□有人问我：为什么忧心忡忡偏爱写鸡蛋里挑刺的杂文?我说，只因为我有福不会享，偏要生闲气，倘若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献上，早就大福大贵了。有人说，你写杂文抨击腐败分子，他们连法律之剑都不怕，还怕你纸上谈兵的“匕首”吗?我说，好官你自做之，杂文我自写之。不能让他们识羞、知罪、脸红、罢手，能让他们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沙纳眼内也好!

【成金凤荐自《围城杂文》2005年6月28日／庞 彦图】

拆字趣谈　作者：陈　章

在《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6期读到李兴濂先生《说文解字》一文，觉得十分有趣，故作此文以续貂，聊博读者一笑。

中国的方块字，或象形象声，或蕴含玄机哲理，妙不可言。你看：天力一大，地乃土也。白水为泉，止戈为武。不正就歪，人为即伪。有水可为河，无木不成林。官字两个口，兵字两条腿。此木是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江鸟为鸿只只双(后三字繁体)，江洋湖海三点水，忍字心头一把刀，利字身旁一把刀，色字当头也有一把刀……

贪贫相近，祸福同旁。劳动必须用力，思想必得劳心。三人相聚叠成众，三车相碰一声“轰”。“富”字一半是福，一半是灾。一个“人”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人与人必须互相倚仗、支撑。飘飘乎而遗世独立，那就只能“羽化而登仙” (苏东坡《前赤壁赋》)。所谓“仙”者，自然不食人间烟火，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人，无需做大官，只要能做个小吏，如今之科、股长之类，便可“使”唤人了。若两人同事一工，一个跳大神，一个当“发言人”代为传话收钱(北方话叫做“托儿”)，就是巫字。近来又有人考证：“走”“关”系就是送，咬耳根授机宜即为邪，某些看上去很有“威”望的男人，暗地里藏有一个女人。

正因为汉字如此奇妙，故历来拆字故事不少。《岳传》说，赵构因被岳飞主战，秦桧主和搅得六神无主，微服出街解闷，遇一拆字先生，便据当时的季节随手写一“春”字给他拆解。先生看罢纳头便拜。赵构大惊，问其究竟，先生说，客官你看：一夫旁边一轮红日，岂是等闲之辈。赵构听了，觉得在理，便继续追问此字玄机。拆字者一边收摊，一边向赵构耳语一句：春字“秦”头太重，压“日”无光，便赶紧开溜了。很明显，该故事的导向是讽刺秦桧的。明末崇祯也有个拆字故事。说他向拆字先生说了个“友”字，先生听了说，不好，“反”王出头了。崇祯改口说，不是朋友的友，是有无的有。先生说，也不妙，“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崇祯改口又说：是辛酉戌亥的酉字。先生说，完了，至“尊”被砍头去足了。以上两故事，显然是后人杜撰的。下面，我再向诸位讲个真实的故事。四人帮时期，我下乡的地方，有一回，一位农民缴完公粮以后缴余粮时发牢骚说，饭都吃不饱，还需交余粮。知青中有人告诉他：繁体字的余字有个食字旁，如今简化汉字，缺食也得余了……最令我叹服的是：民主这个词儿，是近百年前才出现的。而几千年前仓颉老先生造字时早就察觉，预感到了：民主这东西，既然要讲究，实行，就一点都不能少，少一点就是“民王”了。

还有，《论语》说，政者，正也。其实纯属扯淡。正不加“文”，能为政吗?如果有谁认为孔圣人之言亵渎不得，那么，让我告诉你：《厚黑学》的“厚”字，就半遮半掩地包藏着“子曰”二字。

【胡玲玉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6月21日】

谁解中国足球之谜　作者：木　风

边看世界杯，边聊边想中国足球。可是越说越觉得中国足球是个不解之谜。中国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中国人为破解这个难题，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献出了多少智能?看看这些年走过的“足球振兴”之路吧。

刚开始大家说，是由于中国运动员体质不行，饮食结构不好。于是，就搞营养配餐，喝牛奶吃牛肉。

后来又说后备力量——青少年不行，于是，就决心“从娃娃抓起”，往南美洲送小球员。

接着又说，教练不行，中国教练水平低，于是，又高薪聘请外国教练。

接下来，据说中国球员素质低，于是又去请外国球员加盟。还鼓励中国球员到外国踢球。

后来，“发现”中国球员与外国同行的报酬相差太大，于是紧忙着拉钱。不久，国脚们的钱就多得可以个人开公司做买卖了。

再往后又“找”到体制问题、赛制问题，于是又搞俱乐部制搞联赛。

不久又发现了“黑哨”“赌球”，于是干脆动用司法手段。当然也有不少人指责，中国足球队的症结是队员缺爱国精神、拼搏精神。

最近几年，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球迷没有“执著的爱和有力的支持”。还说足球普及不够，于是有条件的地方就开始修足球场，办足球学校。当然，再普及也做不到把农村的每个打麦场晒谷场都改成足球场。

在寻找足球振兴之路的全民献计献策的过程中，思想家们也没闲著。最初是提出“国势足球”，意思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足球就能搞上去。结果“发现”，这种结论用在中国，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用在非洲国家，就纯属歪理，因为人家比咱们穷多了。有个非洲国家规定，打进世界杯，每个球员给的奖励折合人民币不到3000元!现如今，思想家们又有了更“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人的肌肉骨胳内脏可能压根儿就不适合这种剧烈的有身体对抗的运动。这几天，这种想法又前进了一步，央视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和新闻节目主持人都说：整个亚洲足球的总体观念都与欧洲相差得很远，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是不是在暗示：不但中国足球不行，整个亚洲的足球都令人失望，中国足球的惨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可怎么办?为什么从上到下出了那么多的招数还是无济于事，中国足球真的成了不解之谜甚至是谜中之谜了吗?有个朋友对我说：足球里是气，如果装满了钞票，甚至灌满了金子，谁也踢不动。这话说得虽有道理，但是不是太“政治思想挂帅”了?中国可以在短短的28年里产生出让世界都吃惊的经济大变化生活大变化，为什么却改变不了足球的命运?

谜，真是谜……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6年6月26日／邓金龙图】

茶客留言　作者：子　铎等

子　铎(甘肃兰州)

几天前才找到不慎丢失已久的《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第9期》，赶紧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发现其中《卖出的官帽“召回”了多少?》一文，令我拍案叫绝，深深折服。此文道出了人所未道，把目前反腐工作中的一大漏洞揭示了出来，读之大快人心!

卖官者、买官者，都是人民的罪人。我们不能只抓卖官者，而对买官者网开一面。因为花钱买官的，本来就是行贿者。我国自古对行贿受贿行为就有“与受同科”的律条，现行法律对行贿罪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何况官帽乃是国中最紧俏的物资，利益无比巨大，所以买官的钱绝不会是小钱，动不动就是多少万，那“数额巨大”是毫无疑义的；更何况，现在“公款行贿”大行其道，有统计说公款占了整个行贿总额的80％!用以行贿的公款，按制度绝对不能正常走账。正道走不通，就只能走歪道了：贪污!先窃取了公款(这之间还应追究资金管理者的渎职责任)，再拿这赃款去行贿买官。买官者都是行贿者，而其中的公款买官者，则必然是既贪污公款在先，又行贿买官于后，他们都是双料的罪犯!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姑息或默认他们的罪行和恶果(买得的官)。因为“对犯罪分子的姑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我们应该依法先“召回”他们的官帽，同时再针对其贪污公款罪和行贿罪，两罪并罚，予以严惩，方能彰显法制，狠狠刹住公款买官的恶劣风气，还社会以公道。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不知当前对行贿罪中的公款行贿罪是怎么判的?我认为，对于后者，尤其应该罪加一等，才算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因为被贪污的是公款，是人民的血汗，“国家”的钱。而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官谋利益，比之掏自个儿腰包行贿买官的，要更加卑劣和可恨，对社会危害更大!

刺维晶(北京)

刘绍楹的文章《说说“狗日的英语”》(《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7月)，我同意文章对用人、评职称的公式化、教条化规定的抨击，但其中有一个重要例证极不准确，即：“有识之士也发表过一针见血的文章，还举出了当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语零分，国文成绩百分被破格录取等例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的数学成绩15分，国文优，英语满分，被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这是经钱钟书本人和杨绛先生回忆证实了的。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语，还精通多种西语。解放初期，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1972年，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他的《管锥篇》所引文字，或古文，或西文，包括英、法、意、德、拉丁等原文，融会贯通。没有深厚的古文、外文文化修养功底，不易看懂。1979年钱钟书访美，他纯正的英语口语语惊四座。

做学问，批评，发牢骚，能做到准确无误最好。不能，也不能差距太大，甚至南辕北辙。否则，用什么证明你的思维是严谨的?又用什么服人?我曾在某大报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古文观止》里的名篇”，说明这位记者，肯定没看过《古文观止》，起码在写报道时没核对一下。如此不学无术，写出来的报道是否凭主观臆断，就很难说了。这样的人，初级职称恐怕都难称其职。

李志远(北京)

《到处都有阿Q》一文(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7期)，揭露批评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使人在对照中受到些启发教育。然而，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文中所列举的14种表现，并非都是阿Q。

当然，有些表现，确与阿Q那小子惟妙惟肖。但其中也很有几种表现，与阿Q不沾边，而明显是其它性质的事。有的属于诙谐调侃。例如，“老公是个穷光蛋的女同事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再如，“怕老婆的男同事说：‘有人管着好呀，啥事都不用操心。”’这样一说，哈哈一笑，可以冲淡心中的压力和不快。不然，又能怎样?总不该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吃不好睡不着，或吵吵闹闹、离婚散伙吧!有的属于自我激励。例如，“‘白马王子’求爱遭到拒绝后念叨一句话：‘天涯何处无芳草。”’遇到挫折而能正确对待，不灰心，不却步，方向明，意志坚，无疑会为今后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有什么不好?也有的属于辩证地看问题。例如，“这次没被领导提拔的人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难道不是吗?有的贪官，刚提拔了一批自己的“圈里人”，不久就东窗事发，致使被提拔者不得不作“猢狲散”状，被群众指着鼻子唾骂不止。如此看，没被提拔的人，显然不是祸，而是福。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处于奴隶地位，面对欺凌压榨，不作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和反抗，却在幻想中自欺、自傲和自足，自我麻醉，消极而没有意义。而上述诙谐调侃、自我激励以及辩证地看问题，都带有积极进取色彩，怎能与刚的精神胜利法相提并论呢?

2006年第10期

失衡的社会，没有人是幸运者　作者：冯雪梅

好像许多人都觉得不快乐。这不，新闻报道里，处处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垄断企业的员工郁闷。他们的高薪高福利屡遭声讨，国资委开始着手对垄断收入进行改革。国家电网公司已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一律不得在工资总额以外发放工资性收入。听到要降工资的消息后，电力系统职工“气得想骂娘”。(《21世纪经济报道》7月19日)

富人提心吊胆。对国内顶尖富豪的调查显示，多数富豪认为，财富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中国青年报》7月19日)

公务员烦恼。杭州市的一个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杭州日报》7月17日)

知识分子压力大。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中国人才浪费严重，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人民网7月17日)

年轻人心理问题严重。大学生心理行为障碍率占16％—25．4％，并且有上升趋势(《新华社》7月16日)。另有不断的大学生、硕士甚至博士自杀的消息传来。

更不要说下岗职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靠天吃饭的农民了。他们恐怕连基本的物质需求都难获得满足，别说其他更高层次的要求。而面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难题的其他小百姓，要说毫无生活压力，怕也不太可能。

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本月初，世界银行公布了其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多年前“超英赶美”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半。

应该说，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人们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或者幸福感，却没有像经济指标的提升速度那样，快速上升。原本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诸如生存、教育、社会保障、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现在看来，远不是这样简单。

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点而言，人人都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与此同时，人人心中似乎都有抱怨。

一桩桩买官卖官丑闻，一件件行贿受贿大案，一个个倒在腐败上的官员，导致了老百姓对公务员这一群体的不满。不是每个公务员都贪赃枉法，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肯定会有人感觉委屈和不解。他们不过是替罪羊，代人受过。“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的调查一公布，不就遭遇舆论的“板儿砖”和口水吗?

当公众把对一个群体的不满，强加给这个群体中的具体个体时，难免有失公允，深受其害者，自然也就苦不堪言。

屡屡发生的宝马撞人，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原罪”，获得财富的不择手段和为富不仁，使得富人成为一个被仇视的群体。尽管有人说富人的“不安全感”是故作矫情，自作自受，谁叫他们的钱来得不干不净?但实事求是地讲，作为利益既得者，富人也并不快乐幸福。如果他们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的，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的财富，将有可能面临被不正当掠夺的危险。

还有大学生，还有知识分子。就业、职场、前途、科研的种种压力，已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淡定从容，更不要说坚守什么良知和操守了。

这个社会怎么了?似乎人人都变成了受害者。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人的福利最大化吗?可现在，为什么人人都有不满，人人都在抱怨呢?

不错，社会的快速运转，会给人带来焦虑感，置身于一台滚滚向前的庞大机器中，每个人都像穿着红舞鞋，必须不停地旋转。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个人福利，财富增长与公平分配，利益之争与权利均衡，是必须有一个平衡点的。一旦失衡，当经济发展成为冰冷的GDP数字而不是个人福利的增长，当财富蛋糕被权力之刀随意切割而不是公平分配，当少数人掌握话语霸权多数人只能沉默之时，没有人是幸运者。

公民与公仆　作者：吴若增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它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日联合体，将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它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他俩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的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于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十分不同的。它的十分不同，似无须由我在这里多说。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十分不同的。它的十分不同，也似无须由我在这里多说。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它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罢，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爱民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应该说现在更多，但很遗憾，包拯和海瑞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为了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

“儒治质疑”　作者：唐德亮

我们国家历“神治”“帝治”“人治”阶段，经几十年努力，好不容易迈进“法治”社会，可有人似觉不妥，他要呼唤“儒治”。一位姓毛的知名杂文家在今年的一家杂志上抛出了一篇《最是儒学能治世》。

当然，呼唤“儒治”的绝非毛先生一人。去年儒学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要推行儒教，此前还有人建议将“儒教”定为“国教”，全国推而广之。“教”本身就是造神运动的产物，难道他们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吗?不知咱们是提倡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国家吗?

过去有一段时期，把孔子彻底砸烂，把儒学批倒批臭，甚至把儒学称作“干粪”“粪学”。五四先驱钱玄同、陈大齐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固然是走了极端，但今人欲把儒学及其创始人尊为神，顶礼膜拜，则又走了另一极端。

孔子是伟大的，不朽的，值得尊敬；儒学有许多合理与优秀成份，如“仁爱”“诚信”“有教无类”等观念，值得弘扬。但也有不少糟粕，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名言，成了官僚政治的千古信条，是愚民政策的思想根源。“唯上智下愚不移”，皇帝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具有无上的智慧，老百姓只能安心做“愚民”。正如鲁迅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而已。由于儒家强调“礼乐”，皇帝与官僚们便制造各种礼节，皇宫阴森可怖，官僚衙门等级森严，衙役兵丁罗列两旁，如狼似虎。臣民见皇帝要跪拜，百姓见官亦要跪拜。这就是“儒学”培养出的“跪拜制度”。“儒治”的最大特色，是“人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到了宋明时代，则与理学结合，“存天理，灭人欲”，制造了无数的“节妇烈女”。历史上信奉“儒学”“儒治”的帝王将军，杀人也不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少。不过是披着“儒”的外衣罢了。试问，有哪一位被称为“儒将”的不杀人呢?哪一位封建皇帝(短命鬼除外)不手沾无辜者鲜血呢?如明成祖朱棣，推翻其兄惠帝朱允炊，一登基，就把自己打扮成“温文儒雅”模样，对群臣说：“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惟欲兴贤才，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在《谕胡广等》文中说：“朕问因闲暇，乘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报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并聚众编了《古今烈女传》、《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以及《永乐大典》等，好一副“儒帝”模样。但就是这“儒帝”，竟然亲自开创了自古以来的诛连十族的酷刑，连坐被处死者的名士文人及亲戚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计其数，对大臣、名士割鼻、耳、舌，凌迟，凶残至极。被他下令秘密杀害的更不可胜数。其爱妃权氏之死，朱棣亲自审问结婢，后宫连坐者达二千八百多人，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一一被剐死。何曾有半点“儒”的影子?民国初年，四川有位李宗吾(《厚黑学》作者)，写了一篇《我对圣人之怀疑》，文中说：“圣人不仰仗君王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真可谓一语揭穿了“儒治”的实质。

咱们中国儒学兴盛了两千多年，“儒治”治了两千多年了。“治”出了民主了吗?没有。“治”出繁荣的科学了吗?没有。“治”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了吗?没有。“治”出了现代化的强大中国吗?没有!儒学与儒治没能抵住1840年英国的炮火；没能抵住八国联军的铁蹄；没能抵住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那位崇儒却又残暴的蒋某人也没能抵住日寇的大举入侵。

真是可爱的“儒学”，可怕的“儒治”与“儒教”。

贪官的诚信　作者：得已斋主

可气、可恨、面目狰狞……我们听惯了、见惯了那些脸谱化的贪官，殊不知，贪官也有“诚信”的一面。

看官如有兴趣，不妨用“贪官的诚信”这一关键词到网上搜搜，一定会大开眼界，相关词条成千上万，找几百个案例不费吹灰之力，选几个代表人物易如反掌。只是，要评当今谁是第一巨贪委实有点难度。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贪个百儿八十万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但是若要评比哪位贪官最讲诚信，陕西女贪张改萍或许暂时领先。

张改萍，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因相继卖出27顶官帽，售价人民币106．9万元，被当地老百姓“誉”为“官帽批发商”。

之所以拿她说事，实在是因为这个女人“不寻常”。

张改萍卖官有三大抓手：

第一抓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还退钱。比起那些光要钱不办事、拿大钱办小事的贪官，近乎抢钱、讹诈的贪官，她是不是还有点“高尚”?难怪东窗事发后，还有人替她惋惜，说什么此人虽然贪婪，但还是替人办了不少事。

第二抓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她会根据送钱数目的大小衡量，何人跳级提拔，何人“正常”升迁，何人从清水衙门“平调”到肥缺部门，何人从基层进机关，确保交易等值、增值。虽未明码标价，却是心知肚明。跑官要官者觉得这笔交易划得来，就不，隋重金投资，有的甚至借来贷款，以期上任后连本带利得到回报。

第三抓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讨论、任用，都要走“正常”程序，够“民主”的。只不过，只要她不点头，谁也别想挪位置，更是够“集中”的。看懂了这一潜规则，只要想当官，谁敢不孝敬她。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就有捐官先例。其本意是让有钱的出钱，按照官位的品级提供虚职、闲差，以卖官所得充实亏空的国库，结果演化为大小官员层层进贡，卖出个腐败无能、亡国殃民的清朝政府。

贪官诚信的恶果比前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卖官所得悉数进了贪官腰包，哪怕是象征性的碎银子，都不会进入国库。而买家所需的投资成本，则需靠侵吞国家、集体财产、搜刮民脂民膏来填补；想做更大的官，又需从这部分“利润”中拿出来去做更大规模的投资。于是，越腐败，越升官，越升官，越腐败；边升官，边腐败，边腐败，边升官的事屡见不鲜，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按需论价的权权交易，以潜规则颠覆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划上了等号。

贪官的诚信，是诚信中国的奇耻大辱，它扭曲了人们的荣辱观念。在交易过程中，卖方和买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兑现，他们已经构成了贪婪的利益共同体，你能指望他们相互监督、相互举报吗?除非有人栽了跟头，拔出萝卜带出泥，但大多数人还会心存侥幸。而且诚信的贪官，往往也有讲人性的一面，也会经常做些唯恐人不知的善事，善于用耀眼的光环来包装自己，保护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个贪官倒台了，虽然涉案数目很大，却与民愤之大不成正比，这是一个荣辱不分的极其危险而可怕的信号。

正因为贪官的诚信有其温和的一面，比起贪官背信弃义、凶神恶煞来，它的杀伤力更大，它的传播会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和复制。诸如商业贿赂的诚信，打假者对于打击对象假打的诚信，执法者对于违法犯罪者网开一面的诚信……就是贪官的诚信的狐朋狗友。

张改萍其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但在官场的角角落落，张改萍们我们又似曾相识。他们虽未失信于官，但失信于党，失信于国，失信于民。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是从掌握实权开始的。贪官们之所以能以“诚信”把权钱变现，无非是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应对此类“诚信”的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的买卖因为无法兑现信用而做不成。“搅局”的方法其实早已有之，进一步健全监督、约束机制，把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进行到底，让一把手做不成“一霸手”，让心存侥幸、热衷“风险投资”者偷鸡不着蚀把米，直至蚀光成本、权钱两空!

你为什么比我贵？　作者：韩　寒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同一辆车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两人，赔偿金额相差了一倍多。一个是四十万，一个二十万不到。类似的新闻看到很多，全是死在同一辆车中，但赔偿金额天差地别五花八门，原因是因为农村和城镇户口。

中国这几年出台的很多法律正朝着以人为本的美好愿望发展，比如最近的消费税，虽然某些细则稍显幽默。俺从很小时候就听说，必须得有城镇户口啊，上学或者混饭都要容易很多。户口本身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我文化程度比较低，不大明白为什么在户口本上一定要表明你是住在镇上的，他是住在村里的。从俺们这种低文凭的人的最简单理解上，这就是给恋爱婚姻制造麻烦。后来俺因为搞文化产业，骗城里人钱，暴发了，不少人问俺借钱，说要去买城镇的户口，因为无论看病，就业，社会保障，骗外地打工妹，勾引城郊结合部姑娘，被车撞死，被雷劈死等都占很大的便宜，总之，虽然投资大，但收益也很大。

后来俺回老家的时候，一个老乡被车撞死了(不是俺撞的)，很正常的，一家人非常悲伤，但比较奇怪的是，这家人尤其悲伤，打听了才知道，原来正办城镇户口呢，还没办下来，先走一步，真是想想就悲，悲上加悲。

俺小时侯农村长大，凭借农民的体力优势，体育特招进了市重点高中，但因为终究根子和城里人不能比，退学了。我手里唯一的文凭是初中毕业。后来眼瞅着赛车不用文凭，就凭借早年开手扶拖拉机的经验，开始赛车。俺回老家的时候经常看见俺以前偷过西瓜的田地被镇里卖了(领导需要桑拿，小化工厂需要土地)，俺以前伙伴的房子被镇上拆了(折合几百块人民币一米，但好处是给你换成城镇户口)，都纷纷成为城里人了，为以后预备撞死作好准备。

农民很难偷税漏税，土地和收成摆在那儿。如今取消了农业税，相当好，当然，在俺周围，就算不取消，也快没人种地了。或者就算想种地也没地了。一亩粮食值多少钱啊，把地卖了多爽快，咱圈个开发区，拉一批小破厂，围绕一条河，以毒死鱼虾为原则，以周围的地长不出粮食为底限，业绩和公款吃喝都是要钱的。

俺们现在附近镇上的发展趋势是，一年圈一片地，两年吃一个亿，三年全农转籍，四年全换奥迪，五年物种变异。

相当的科学啊，比如俺老家旁边的小河，一周就有七个颜色，基本上看一眼就知道今天礼拜几。周围某些植物，相当有特色，没有叶子或者不长果实，为以后发展盆景业建立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就盼着河里能快点变异出澳洲大龙虾了。

俺觉得，撞死人不同价钱是合理的，世上就没有公平，很多人想创造公平，因为很多人本身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你撞死一个流氓混混和撞死一个演艺明星(这两者有区别吗?)自然效果不一样，但撞死城里人撞死乡下人价钱不一样就只能证明我们这方面的制度太不合理，户籍制度只能作为社会平稳过渡期间的一种产物，希望它能早日取消，实现看上去很美，听上去很平等的效果。人要靠一张纸分三六九等，如何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大家一样贵。

贪一块钱也不行　作者：陈鲁民

三十多年前，在香港，腐败已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十多年过去，2003年，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香港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1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如果论功行赏，反腐败主力军香港廉政公署居功至伟。香港媒体评价廉署说，“如明矾，澄清了香港一池混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以下引用口号同上)

香港廉政公署有很多成功经验和成熟理念，从他们的口号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口号之一：“贪一块钱也不行。”这个口号当初还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若“一块钱也要调查的话，廉署岂不忙死了”。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大贪小贪都是贪，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继而纵容贪得无厌，那时，调查的成本会增加几十倍、上百倍。”的确，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反腐败就是要从细微做起，许多大案要案都是从贪一块钱开始的。这个口号主要起的是防微杜渐、敲山震虎的作用，对我们不无启发。

口号之二：“零度容忍。”意思是对贪污不能有丝毫的姑息。零度容忍的对象既是廉署也包含香港民众。廉署对任何腐败都要一抓到底，而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何背景、有何靠山，也不怕投鼠忌器；民众对腐败现象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群起而攻之。如今，“零度容忍”几乎成了香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腐败现象是全民共诛之。在初期举报人中，匿名占了60％、70％，现在，具实名举报的人已多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试想，如果大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同仇敌忾，腐败分子就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腐败哪还有什么市场?

口号之三：“防腐重于反腐。”反腐重要，防腐更重要，如果说反腐是事后补救，防腐则是未雨绸缪。无数事实证明，成功的防腐可以挽救许多官员，减少很多损失。所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要注重防患于未然，通过建立严密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使警惕的眼光无所不在，从而堵住各种漏洞，同时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让官员们想贪不敢贪，想贪无法贪。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远比抓出几个蛀虫追回一批赃款更重要。

口号之四：“反贪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得好!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对矛盾，此消彼长，你强我弱，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眼下，腐败分子的“魄力”越来越大，涉案赃款动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手腕也越来越多，腐败与反腐败正在赛跑、拔河。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不能有一点松劲，相反，反贪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对腐败分子保持高压态势，这样，才能遏制腐败的蔓延，并步步进逼，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反腐败的全面胜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是中国人，香港能做到的事，内地也应该能做到。其实，要论口号，内地的反腐败口号并不比香港少，嗓门也不见得比香港小，关键在实践上有差距。我国内地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尚不到位，腐败高发期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如何有效遏制腐败，香港廉署不啻为内地借鉴的经典范本。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而是要学习其面对腐败毫不妥协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态度、严肃认真的做法、一丝不苟的作风，从而为我所用，推动内地反腐败工作更上层楼。

三十多年来，香港因廉署的震慑力和拥有不容含沙的眼睛，才拥有了繁荣稳定和清廉的国际声誉，那么，内地百姓还需要多少年，才能看到同样的廉政建设成效呢?我们在翘首以待，但更需共同努力。

时间咏叹调　作者：舒　展

一

不管你信仰什么，崇拜什么，诸如：金钱，名位，美女，偶像，明星，皇上，圣贤，救世主……这些似乎永恒的东西，在有一尊主宰者面前，一个个都成了过眼云烟。那么，这位宇宙和人类的主宰者是何方神圣呢?是时间。这是一匹在宇宙间展翅翱翔绝不驯服的天马，人类只能尊重它，才有可能驾驭它。人与天的关系，其症结点就在时间。

二

根据牛津英语语料库(2000年建立，所收词条10亿以上)统计，当今人类最常用的前一百名名词当中，“人”排在第二位，“年”排第三，“天”排第五，“男人”排第七，“女人”排第十四，“战争”排第四十九……“和平”嘛，对不起，没有人围。那么，谁排第一呢?时间。——这是一个既惊人又精彩的伟大发现。时间确实高于一切!

三

“时间就是金钱”?不，金钱可以储蓄，您能储蓄时间吗?金钱可以借贷，你能借贷时间吗?“喔，朋友，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比喻最早出自英国十九世纪一位多产小说家布尔沃·利顿。深圳人拿过这一口号，遭到某些人激烈反对，认为它姓“资”；经邓小平肯定，它才准于入境落户。其实，时间比金钱更珍贵。钱：赔了，你可以再去挣；赚了，你可能还会亏。时间却是一只青春小鸟，一旦飞走，就永远不回来了。但它会使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的精神产品像长城金字塔那样永远驻留，它也可以从你手指缝中悄然蒸发，成为乌有，在一切资源浪费中，它是最不可原谅的浪费。

四

有这么一个流传于世的谜语：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长又最短?最快又最慢(如“文革”中蹲牛棚或被挂起来)?最可分割而又广袤无垠没法分割?最无情——使红得发紫的人成为昙花，最讲诚信——使伟人不朽?

人之死的价值：泰山与鸿毛，靠什么来区别鉴定?谁是最高而公正的法官?谁驾驶着时代的列车?谁掌握着超乎人类的客观性真理?他——是——谁?谜底您已经猜到了。

五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劈头就提出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人类这三个基本问题，早在1897至1898年象征主义艺术大师高更以大型画幅，用梦幻记忆的形式，在标题上就震心摇魄地向人们厉声叩问了。科学家、哲学家与文艺家探求真理和美的方式各异，但在大家追求的目标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抽象与具体、感性与理性，它们二者之间，有对立一面的同时，更有互补、统一、相得益彰的一面。爱因斯坦说：“学习，不断地追求真理和美，是我们能永葆青春的活动范围。”(《爱因斯坦通信选》，第62页)真理为啥不可能被歪曲也无法掩饰?因为时间最终会揭示真相。真相披露之日，正是真理的曙光闪耀之时。

六

真理是否要通过人类来实现呢?1931年爱因斯坦与泰戈尔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泰翁认为：真理要通过人类来实现；但爱因斯坦却坚持：科学的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1939年当他得知希特勒们已经发现核裂变有可能研制核武器的消息后，毅然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美国加快研制原子弹，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完成，使美国士兵进攻日本本土的伤亡减少了数十万，无辜的日本人民也免遭毁灭之灾。爱因斯坦为二战的结束时间提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帮助人类赢得了和平的时间。爱翁有一句名言：“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他绝无恶意。”我认为，这个上帝就是时间。爱因斯坦对空间、时间和引力所赋予的崭新概念引起了物理学和哲学的一场伟大革命。物质粒子可以转变为巨大能量的学说，已经由原子弹和氢弹的威力得到证实。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爱因斯坦告诫政府说：“你们不能真用啊!吓唬吓唬日本人就行了!如果真要用，可别伤害妇孺。”与其说爱翁呆得可爱，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好人坏在哪里　作者：李　敖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做好人、被训练做好人，长大以后，有的自信是好人，有的自诩是好人，有的自命是好人。他们从少到老，从老到咽气，一直如此自信、自诩或自命，从来不疑有他。但是，他们真是好人吗?深究起来，可不见得。

事实上，世间所谓的好人，其实他们坏得真够瞧的。好人怎么会坏呢?会坏，我举出三点主要的，证明给你看：

好人的第一坏处是，他们怕坏人，因为怕，所以不敢与坏人争。

1965年，吴相湘因反对黑暗势力辞去台大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这回‘退让贤路’了!”我回答他说：“吴老师，你错了，你退让的不是贤路；而是道道地地的‘恶路’!”什么叫“退让恶路”?退让恶路是好人用消极而退缩的办法，自承斗恶人不过，最后下台鞠躬，关门叹气，听任坏蛋们昏天黑地地乱搞。最后如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所说的：“这个年头儿，就是因为‘坏人都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屋里叹气’，才越来越糟糕!”

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另外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结果呢?有能力或可能有能力的好人，在有机会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放弃了打击坏人、阻止坏人作恶的行动。于是天下的坏事，也就一件一件地蔓延起来了。

所以，不客气地说，坏事不全是坏人做出来的，其实好人也有份。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乃是使坏事功德圆满的最后一道手续。好人之罪，岂能免哉?

好人的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好人最大的毛病，乃在消极有余，积极不足；叹气很多，悍气大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已，绝不是“普渡众生”的好汉。但是最后，坏人并不因为好人消极叹气就饶了他们，坏人们还是要欺负好人，使他们连最起码的“独善其身”也善不好，连佛教中最低级的“自了汉”也做不成。最后只得与坏人委蛇，相当程度地出卖灵魂，帮着坏人“张其恶”或“扶同为恶”。这真是好人的悲哀!

好人所以“独善其身”，其实是一种相当成分的自欺。这种自欺，原因在好人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人格的完成，其实，这一完成，还差得远呢!

为什么?因为好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顾炎武说他不敢领教置四海穷困而不吭气，反倒终日讲道德教条；林肯说他无法认同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长久存在，都在说明了道德上的向外性。老罗斯福打击“财阀”，推动反托拉斯政策，坚信如果不能使个个都过得好，单独哪个也过不好，就是这种向外性的伟大实证。

以“独善其身”自欺的好人，他们自欺到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坏人是向外性的。好坏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互斥关系，自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的，就好像踩在粪坑里面高叫自己不臭一样，是不可能的。

好人的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

当“独善其身”大行其道以后，伦理学上的“动机派”便成了好人的护身符。“动机派”的走火入魔，判断一件事，不看事的本身，反倒追踪虚无缥缈的动机，用动机来决定一切。认为动机就是事实，一切要看你存心如何：存心好，哪怕是为了恶，也“虽恶不罚”；存心不好，即使是为了善，也“虽善不赏”。这样不看后果，全凭究其心迹的测量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就会变得舍不该舍之末，而逐不该逐之本，以为人在这种本上下工夫，就可得到正果。这真是胡扯!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17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可怜的是，好人在“独善其身”之余，竟自欺到以为只要“心存善念”，便是行善了，就问心无愧了，其实这是不够的。问心无愧算什么!要问的是行动。没有行动同步作业，空有一颗好心，只是自欺而已!

耻于整人　作者：余秋雨

中国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个片断，颇可玩味。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人室强暴民女。镇民忿恨，请教镇中两位道学儒生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道学儒土笃信“丽服诲淫，艳容引奸”，闻之反叹民女不守妇德。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他们必定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咎由自取。镇民粗鄙无文，遂信之而息声，唯儒土之夫人不服，时有挑衅口角。半年后，恶棍暴行更其嚣张，镇民迁出逾半，未能迁出者唯有逆来顺受。某夜一道学儒士之夫人察觉夫君行止有异，跟踪相随，方知夫君早已与恶棍混成一体，另一位道学儒士亦在其内。

时评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道学儒士历来只责受害民女丽服艳容，现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如此伪君子，迟早必成施害者。

疑惑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辞严，岂能尽假?

时评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参与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于从众；参与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于嫉妒；参与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于炫耀；参与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于乐趣；参与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于本能。

——五步既毕，被整者倒下满地，而整人者也不复为人焉。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问题”；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两性问题”；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历史问题”；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经济问题”；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学术问题”；整人的最后借口，大多是“态度问题”。

——一轮既毕，片甲不留，整人者浅笑一声，搓手寻取新的对象，开始又一度轮盘转。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在以下五项上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贴身的行业，一般不以远距离批判为满足，而是非要逼得对方亲自检讨、亲自认罪、亲自忏悔不可。如有可能，最好是自己掌嘴，或当面下跪。被整者的直接表情，永远是决定整人者行动的主要图谱；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坦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魔幻的行业，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实关系，而是让一块黑布永远遮盖着，让私人恩怨永远躲藏着，只需一个人站出来摆出整人架势，他立即成为刀枪不入的魔术师，而他的奇幻想象力也不再有人怀疑和验证。从此，由他张罗，真假可以互换，生死可以颠倒，绝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踪，众人明知其假却能给予全场掌声；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安全的行业，一般从不惩罚整人者，即便被他们伤害的人已获平反。从不揭穿他们的诬陷伎俩，从不嘲笑他们的自露马脚，尽管他们羞辱了那么多人，却从来没有人把“可耻”两字交还给他们。中国法治对于整人者，历来表现出最大的模糊和宽大。中国文化对于整人者，更是表现出举世罕见的容忍和理解。他们永远受到媒体的宠爱，永远受到青年的崇拜……

由于以上五项优势，整人在中国，“坏事变成了好事”。

王小波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怎么才能不让别人做事呢，最有效的方法，整他们。因此，整人的人，和不让别人做事的人，是同一拨人。有时，对人群的简单划分，比长篇大论更加重要。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边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了，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得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我在追事，他们在追我，为的是不让我做事。——这场赛跑具有永恒的价值。

野牧　作者：符　号

墨尔本通往菲利浦岛的高速公路两边，是连绵起伏的牧场。奇怪的是300公里的行程中竟没有见到一位牧羊人。问导游，人呢?导游说到镇上喝酒享受生活去了。牧场难道不住人?答，牧羊人一般都不住在牧场。那么谁来照管这些牲畜?答，平日里羊群根本无人照管，也无须照管。问，不担心被野兽叼走?答，澳大利亚没有狼虎一类凶猛的肉食动物，不必担心。问，没有人将羊盗走吗?答，良好的社会秩序，让所有的牧场主从来不担心会丢失一只羊羔。那么如何让羊群早出晚归呢?答，在这里没有“早出晚归’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它们都露天地生活在野外，无所谓“出”“归”。于是我用“野牧”两个字概括了澳人牧羊的方式——牧场上圈有栅栏、备有水池外，羊就几百上千只地“丢”在牧场上；让它们像野生动物一般生活着，生长着；让它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渴了饮，饿了吃，乐了奔，乏了卧，自主作息，自由自在。不会受到主人的“关爱”与干预，当然也必须因此靠自己去面对刮风下雨、日晒夜露、盛夏严寒的适应。

我的传统的牧羊观念在异域被整个儿“颠覆”了。我从小熟悉的是“鞭儿打在你的身上”式的牧歌，是《诗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画面，是苏武于冰天雪地里与羊群亲密相拥的场景，是班彪“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王维“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诗句……然而在地球的南半端，我面对的是畜牧大国另一种原始而先进的牧放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地崇信人的力量人为的因素包括权势的力量，以为无论社会抑或自然，从来都可以任由人说了算，人定胜天，大地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澳洲的“野牧”却昭示我们，遵循、尊重生物乃至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生活规律，发挥其自身的能量，调动其内在的优势，才是我们赢得更主动更裕如更强大的关键之所在。

认真的闹笑话　作者：徐　强

有一个关于赫鲁晓夫和猪的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赫鲁晓夫在某地视察养猪场，当地报纸的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准备发表了，编辑们却为照片说明大伤脑筋。“就写和猪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同志吧。”一个编辑说。总编一听，批评道：“怎么能把我们党的领袖写成和猪在一起呢?不礼貌!”大家绞尽脑汁，继续商量。又有一个编辑提议：“那就写和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的猪，总该行了吧?”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这么写，猪显然成了主角，赫鲁晓夫同志倒成了猪的陪衬。跟着又有很多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建议，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说明如下：“左起第三个是赫鲁晓夫同志。”

这个笑话流传很广，而且经常张冠李戴，被加在不同的苏联领导人身上，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等等。我是在一本书上读到这个笑话的，书名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副题为“日本留苏学生座谈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况”，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12月版，书名页之后，有一页用四号黑体字印着一大段“毛主席语录”。赫鲁晓夫和猪的笑话，是作为“补白”印在书中的。也就是说，我是通过“严肃”的渠道“亲自”看到这个政治笑话的，当然它的真实性我也不大拿得准，但至少我清楚它的可靠的“出处”。这个笑话可笑的地方在于，一群非常认真的人，非常认真地闹了一个非常认真的笑话。原本很简单的一句照片说明，直接写“赫鲁晓夫同志视察养猪场”就行了，编辑们却如临大敌，商量来商量去，结果认真过了头，脑细胞大面积坏死，江郎才尽，弄出了“左起第三个是赫鲁晓夫同志”这么一句永垂不朽的名言来。记得某位伟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言外之意是，认真是一种美德。听起来很有道理，稍一琢磨则不大对劲。以赛亚·伯林说，重要的只是真理，而不是真诚，因为真诚地相信错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当然也可以这么套用一下：重要的只是认理，而不是认真，因为认真地闹笑话，那是相当可笑的。也许赫鲁晓夫和猪的笑话还暗含有别的深意，比如苏联的新闻制度、苏联的宣传纪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但以我的智商，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认真的笑话，这一点，倒也不妨坦白承认。

认真地闹笑话这种事情，自然不仅是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才有。随手举个例子：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短句——“X姐姐瘫痪了”、“X姐姐顽强地学习”、“X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X姐姐学会了针灸”，要求学生用关联词把这四句单句组成复合句。老师的标准答案是：“X姐姐虽然瘫痪了，但是她顽强地学习，不但学会了多门外语，而且还学会了针灸。”顺便交代一下，这位“X姐姐”是个身残志坚的典型，老师出这道题目。用意很明显，就是引导学生向榜样学习。孩子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写道：“X姐姐虽然学会了针灸，但她还是瘫痪了。”有的别写道：“X姐姐不但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她那么顽强地学习，终于瘫痪了!”

在这件事情中，所有的人都很认真。老师认真地出题目，学生也认真地作答。如果我们感到里边有可笑的地方，那是因为老师预先设定了一个带有“道德意图”的“标准答案”，并且期望学生们会整齐划一地向“标准答案”和“道德意图”靠拢，结果有的孩子偏离了方向，于是就似乎显得可笑了。当然，可笑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预先设定“标准答案”这么一种特定的行为。人的思想总是多姿多彩的，不可能按照一定的“模式”，把思想格式化。笑话里为赫鲁晓夫写照片说明的编辑们，也许就是因为习惯了某种特定的“格式”，导致思维僵化，所以才那么认真地闹出了低智商的笑柄。对于天真烂漫、不懂得利益计算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思想就更是难以“高度一致”。如果强迫他们“统一思想”，事事都要交出一份“标准答案”，那就等于剥夺了思想的自由，扼杀了人的个性。这不但是闹笑话，而且简直就是犯罪了。——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认真考虑考虑，来不得半点儿戏。

做局与搅局　作者：孙玉祥

所谓做局，就是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造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来，然后以此获利；而所谓搅局，当然就是把人家精心设计的局面打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皇帝的新衣》了。两个骗子结伙去骗那喜爱好看的新衣服胜过一切的皇帝。他们告诉皇帝，“我们织出的布美丽得无法形容。用我们织的布做成的衣服，那些与自己的职位不相称的人以及愚蠢的人是看不见的。”于是皇帝将他们要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他们就赤手空拳地在皇宫中玩起了空手道。那些奉命去查看进度的大臣，虽然什么也没看见，可都去告诉皇帝那衣服做得如何如何美丽。最后，皇帝自己去看，自然是什么也看不到，“难道我是蠢人?难道我没有资格当皇帝?”这么一想，他马上表态：“我非常满意。”局做到这种程度，可谓天衣无缝。问题是，皇上的部下趁热打铁，说：“过几天举行游行大典的时候，殿下务必要穿用这个布做的衣服。”在游行的时候，搅局的人出现了。一个小孩子突然叫道：“皇帝什么也没穿呀!”

故事没有讲这个小孩后来的结局，不过，另一个故事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当年，为了驳斥西方对苏联集中营索罗维茨中犯人得到非人道待遇的“无耻谣言”，苏联当局决定让文学大师高尔基亲自到集中营视察，得出结论。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索罗维茨岛，犯人们似乎在黑暗的深渊中看到了一丝微微的亮光。然而，在克格勃的精心安排和导演下，集中营呈现出一种“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安乐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做局”。可是，很快“搅局”的人出现了：在大师去儿童教养院参观的那个下午，一位14岁的男孩子突然冲出了人群，他来到了大师的眼前，说：“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而后他和高尔基密谈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大师老泪纵横地从教养院中踉跄而出。第二天，大师离开了惴惴不安的索罗维茨岛。第三天，说真话的男孩子被枪毙了——这就是“搅局”者的下场。

当年，我在中学教书时，经常有上面的人下来听“公开课”。上课的老师为了给上面一个“好老师”的印象，一般都会先“做局”。怎么做呢?老师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老师提问时都要举手。如果你没思考或不能回答，那你手就举得低一点；如果你思考了，并觉得自己有把握回答，你就举得高点。可是，这样的“好局”还是给一个“坏学生”搅了。举手时，他举得最高，叫他回答时，他却一脸傻笑，说自己“不知道”。当老师问他“你不知道为什么举手?”时，他实话实说：“不是你叫我们知道不知道都要举手的吗?”当然，结果是这个搅局的家伙后来“因故辍学”了。

做局，一般会获得信任奖金什么的，而搅局者却常常受惩罚甚至被枪毙，这实在是一大悲剧。

生命　作者：张中行

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据说这是本能，生来如此，似乎就可以不求甚解了。

生命乐生，表现为种种活动以遂其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却不容易理解。从生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复杂构造限定要如此如彼；从心理方面说，有内在的强烈欲望引导要如此如彼。所以能如此如彼，所以要如此如彼，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目的?

小羊，糊里糊涂地生下来，也许是“之后”，甚至也许是“之前”，有了觉知，感到有个“我”在。于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生存，为了传种(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求乳，求草，求所需要的一切。相应的是生长，度过若干日日夜夜，终于被抬上屠案，横颈一刀，肉为人食，皮为人寝，糊里糊涂地了结了生命。

人养羊，食羊之肉，寝羊之皮。人是主宰，羊是受宰制者，人与羊的地位像是有天渊之别。据人自己说，人为万物之灵。生活中的花样也确是多得多。穿衣，火食，住房屋，乘车马，行有余力，还要绣履罗裙，粉白黛绿，弄月吟风，斗鸡走狗，甚至开府专城，钟鸣鼎食，立德立言，名垂百代，这都是羊之类所不能的。不过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很远。也是糊里糊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糊里糊涂地了结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地球以外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单是在地球上所见，生命现象就千差万别，死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老衰大概是少数。自然环境变化，不能适应，以致死灭，如风高蝉绝，水涸鱼亡，这是一种方式。螳螂捕蝉，雀捕螳螂，为异类所食而死，这又是一种方式。可以统名为“天杀”。乐生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证涅槃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糊里糊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历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得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发展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向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谓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古人有所谓“畏天命”的说法。如果畏是因为感到自然力过大，人力过小，定命之难于改易，则这种生活态度的底里是悲观的。古今思想家里，讲悲观哲学的不多。叔本华认为，生活不过是为盲目意志所支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写文章宣扬自杀，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意思是你强制我求生；哉偏不听从)，可是他自己却相当长寿，可见还是不得已而顺从了。世俗所谓悲观，绝大多数是某种强烈欲望受到挫折，一时感到痛苦难忍，其底里还是乐生的。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应该为生命现象之被限定而绵延、无量龌龊苦难之不能改易而忧心，应该是怀疑并否定“大有”的价值，主张与其“长有”，毋宁“彻底无”。

彻底无，可能吗?无论如何，“大有”中的一个小小生命总是无能为力的。孟德斯鸠临死时候说：“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畏天命正是不得不如此的事。不过，受命有知，作《天问》总还是可以的，这也算是对于自然的一个小小责难吧。

应该让谁瞧得起　作者：刘兴雨

偶到饭店小吃，恰逢邻桌有几位青年人觥筹交错，原来是一个老犯刚从监狱里出来，那帮弟兄们在给他接风。酒酣耳热之际，只听那个被迎接的人高声说道：“俺们那个李管教最叫我瞧不起。”一个犯人，对管教他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听管的份，怎么还敢瞧不起人家?我不由来了兴趣，竖起耳朵听他讲瞧不起管教的理由。那位喝得有点高，语句不够连贯，听了半天，总算听明白了，原来犯人家属给犯人送的烟和吃的，他总是从中克扣，打包拿回家。

人活在世上，无论他地位多么卑微，都有一套衡量是非的标准，尤其对一些特殊行业，这个标准几乎惊人地统一，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者越过这个行当的底线，人们就全瞧不起你。

比如你是医生，你不仅应该让同行瞧得起，也应让病人瞧得起，病人虽然不会看“B超”什么的，但你是不是用他的账号为别人开药，是不是他手上只破个小口，你让他做全身检查，一花就是上千元，这他心里肯定知道。在他被推进手术室后，你不给人打麻药，相反暗示人家给红包，这病人更知道。他虽然把红包给了你，但在他心里你不过就是个穿白大褂的乞丐。当老师理所当然应该让学生瞧得起，可现在的学生常常瞧不起老师。学生不指望你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但在专业上，怎么也得说得过去。如果你眼睛里只有干部子弟，或者该讲的知识不在课堂上讲，而是让人到你开办的补习班上再讲，就更让他们瞧不起。

当干部的一般都自我感觉良好，不大在乎人们的看法，别人在他们跟前都要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在他们心里，只要顶头上司认可了，别人就是天天戳他们脊梁骨也无所谓。可如果你决策一再失误，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比贪污造成的损失还大，整天说大话，喝大酒，坐小车，泡小妞，只知往兜里捞钱，不肯为百姓谋利，人们心里能不骂吗?

有些人被人瞧不起，不是由于水平低，而是做人有问题。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正常的秩序、正常的心理，内心要有敬畏。内心毫无敬畏，就会出现做人危机，这比什么危机都可怕。医生要让病人瞧得起，老师要让学生瞧得起，领导要让部下瞧得起，父母要让儿女瞧得起，人要让所有自己不在乎的人瞧得起，这才好。

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活下去　作者：舒圣祥

城管与小贩，我们时代这场由来已久的猫鼠对峙，以最残忍最极端的方式上演：小贩崔英杰将一柄尖刀刺入了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一次城管执法行动，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面临法律的制裁。当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来到李志强父母家，向李志强同志遗像鞠躬致哀时，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再次提出了那个已经多次被提起的沉重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是啊，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北京的宣传是：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而“宜居”与“和谐”几乎也是所有城市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宜居”之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和谐”之“和”由“禾”与“口”组成，意即每一张“口”都有饭吃；“和谐”之“谐”由“言”和“皆”构筑，人人皆能言，也就是谁都有主张权利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主张权利并能自由表达。

从理想走入现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也正是城管与小贩之间没完没了的猫鼠对峙之源。一边是城管队员屡遭暴力抗法，被打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另一边是城管暴力执法的消息不断传出，百度一下“城管打人”出来的信息有27万多条——城管与小贩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们不惜频繁暴力相向?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某些制度断绝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和谐”可能，“饭碗之争”把他们分裂成了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小商小贩保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城管队员端稳了“饭碗”，小商贩的生存就面临着困难。

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本质上是不容许城管与小贩在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存的。似乎城管的本职就是要消灭小贩，而小贩的生存前提是必须对付城管。面对生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时刻有被激化的可能。

这说明我们的手段和目标实际发生了背离：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创建“一尘不染”城市的手段，只会距离“宜居”与“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远。既然“宜居”与“和谐”，不容许我们把城市变成富人的天堂，而把穷人全部赶出城市；那么，在穷人的生存权利与城市的整洁形象之间，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前者的“真宜居”与“真和谐”，还是选择后者的“伪宜居”与“伪和谐”?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显然是对人之生存权的一种尊重，而这种尊重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头脑里却被“城市形象第一”取而代之了。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天性，不让人吃饭必然是要出问题的。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宜居”与“和谐”。

经济学家与伤心女孩的对话　作者：许昌生

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年轻女孩在火车上相遇。

这个女孩和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她大学毕业后，找到了理想工作。男朋友的工作不大好，女孩鼓励他考研，也供了他3年。没想到，如今，男朋友快毕业了，居然提出要和女孩分手。原来，他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对此，女孩感觉到很痛苦。

以下是女孩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

女孩：为什么男人总是那么花心?

经济学家：套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说，那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就是说，一样东西，当你拥有得越多的时候，对你的作用就越小。比方说，你饿了，吃第一个包子特香，第二个很香，第三个还可以，第四个饱了，第五个吃不下，第六个看见都烦。也就是说，第六个包子的作用为零，甚至为负。从恋爱的角度看，你就是那第六个包子，而那个刚毕业的女孩却是第1个包子。这也是许多男人为什么家有美貌如花的妻子，却要在茶座酒吧去找小姐的经济学原则。

女孩：既然边际效用递减是公理，那么，为什么花心的女人比较少?

经济学家：已婚男人花心，相对于已婚女人来说，其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最多是花几个小钱，很少有妻子因为丈夫花心而坚决要离婚的。已婚女子红杏出墙的成本太大，尽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公理存在，但是，她们仍然会作出忠于婚姻的理性选择。

女孩很愤怒：可是他也太不讲道德了。毕业之前，他吃我的、用我的，现在，快毕业了，却和我分手，是不是太市侩?他要是三年前提出分手，我不会像现在这么难过，现在我是人财两空。

经济学家：经济学一般并不研究道德问题，因为道德要求的是多为他人着想，而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自利的。经济学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学时期与你谈恋爱，那时追求激情，就是恋爱利益的最大化；三年读研之中，你们之间已经没有激情了，但是，此时他心中最大利益是获取文凭，以便日后能找个好工作，此时，如果和你一刀两断，经济来源就没有了。现在，他临近毕业了，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不像当初那样急切地等钱用，于是，追求年轻漂亮而充满激情的女友，便成了他恋爱利益的最大化。

女孩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我当初只是想，如果他能读个研究生毕业，我们今后一家人的生活会更好些，没想到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

经济学家：这说明你在决定供他读研之前，忘记了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收益越多，风险越大。你当时只看到了供他读研毕业后的收益，却没有看到他读研毕业后的风险。一般来说，收益越多的事情，就意味着风险也越大。

女孩急切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风险呢？

经济学家：有啊，领取结婚证啊。结婚证就是婚姻当事人中弱者的护身符。如果你们领了结婚证，他现在要分手，成本就大得多。

女孩：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现在还在犹豫，而且他家人也在给他施加压力，可是我不想勉强他，万一他勉强和我结婚，婚后却对我不好，我岂不是更痛苦?

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还是应该再去找找他。假如你给老板做完一份设计，报酬是10万，付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付10万，另一种是分15年付你15万，你选哪一种?

女：我选第一种。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经济学家：同理，你现在的痛苦，就比未来的痛苦更真切。

女孩顿悟。

中美小学生守则对比　作者：楼　兰

中美两国的小学都有小学生守则，但两国教育的指导理念、纪律观和规章制度却各自不同。现特抄一下各自的守则，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以及教育理念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美国小学生守则：

1、总是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

2、按时或稍提前到课堂。

3、提问时举手。

4、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与老师讲话。

5、缺席时必须补上所缺课业。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6、如果因紧急事情离开学校，事先告诉你的老师并索取耽误的功课。

7、所有作业必须是你自己完成的。

8、考试不许作弊。

9、如果你听课有困难，可以约见老师寻求帮助，老师会高兴地帮助你。

10、任何缺勤或迟到，需要出示家长写的请假条。

11、惟一可以允许的缺勤理由是个人生病、家人亡故或宗教节日。其它原因呆在家里不上学都违规。

12、当老师提问且没有指定某一学生回答时，知道答案的都应该举手。

中国小学生守则：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2、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

3、热爱科学，努力学习，勤思好问，乐于探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有益的活动。

4、珍爱生命，注意安全，锻炼身体，讲究卫生。

5、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生活习惯文明健康。

6、积极参加劳动，勤俭朴素，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7、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貌待人。

8、热爱集体，团结同学，互相帮助，关心他人。

9、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知错就改，有责任心。

10、热爱大自然，爱护生活环境。

相比之下，美国的守则很具体，每一条款孩子们都可以遵照执行。看起来琐碎，却是维护学校纪律的最基本要求。孩子们就在执行这些细致规矩时，不知不觉地学会了遵守纪律。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比较宏观，一些条款缺乏具体实施方式，还有一些条款似乎不适合小学生的年龄，执行起来也会不得要领。

如何制定规章制度，体现了国家的法制观念和教育理念。这些大的理念虽有差异，但是制定在小学校里实施的规则，则不能脱离教育心理学和儿童行为发展理论。年龄越小的学生，越需要具体细微的行为指令，而不能给出太抽象笼统的规则，那会使他们在实施时感到困惑。美国采取的就是这种具体化法则，受这种影响长大的美国人，也习惯于行为规范化，善于遵守具体的规则。而中国的少儿教育在这一点上就显得空泛，偏爱讲大道理喊口号，看起来是教育新一代有远大目标，但不制定实现教育目标的具体步骤，起不到有效约束学生的作用。

“唱龙眼”与“净身”　作者：王　晖

清初文化名人周亮工根据在福建为官八载的见闻，写了一部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著作《闽小纪》，着重记录闽地风土、物产、风俗、人物。

其中有一则《唱龙眼》，甚为有趣，现录文于后：

龙眼枝甚柔脆，熟时赁惯手登采。恐其恣啖，与约曰：歌勿辍，辍则弗给值。树叶扶疏，人坐绿荫中，高低断续，喁喁弗已。远听之，颇足娱耳。土人谓之“唱龙眼”。

龙眼是我国南方一味特产美果，福建虽为国内龙眼主要产区，但过去可能种植少，产量有限，也显得颇珍贵。而龙眼树的枝条又特别柔脆，非攀枝能手不易上树采撷果实。于是，雇工摘果又惧其偷食的龙眼树主遂想出一绝招，要求雇工在树上采果时，需不停地歌唱，如果息声停唱，则不偿付工钱。至于原因，也极易明晓，若摘果者在偷嘴时歌唱，那圆圆的龙眼极有可能连肉带核滚过喉头，掉入气管，后果是很不妙的。正是有了这样一重契约，逢龙眼成熟季节，闽地龙眼产区就出现了如此景象——从一株株绿荫婆娑的龙眼树中，总不断飘出一串串时高时低、欲停还续的歌声，彼唱此应，“喁喁弗已”。当地人都明白这是树上的摘果者在遵约行事，并把这种现象称作“唱龙眼”。估计这摘果能手哼唱的一定是地方小调吧，遥想在那旷野山冈，凡有龙眼树的地方，都流播着这蛮声蛮韵的村腔野调，那是多么奇特的场面呀!所以，极擅从平凡生活小事中发现人生情趣的周亮工，给这种现象下了一个评语：“远听之，颇足娱耳。”

许是胸间缺乏风雅底蕴，于“唱龙眼”这样的习俗里，我感觉不到丝毫可爱、有趣的内容，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极残忍的宦官制度来。如众所知，宦官系被阉割去势，即所谓“净身”后，专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人；亦称寺人、阉(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或内监。因明代最高一级宦官为太监，故明清泛称宦官为太监，今日俗称多沿袭之。据说，男人一朝去势，再没有性欲。于是，后宫中这些可怜的特殊佣人们虽然时时面对着皇家成群扎堆的如花美眷，却心如止水，只能孜孜执役，于水流花谢中消度年华，而无法做出点滴有损皇家尊严的不尴不尬事来。

“唱龙眼”的意图，是让人身处美果丛中而难动食念；“净身”之目的，则是要人置身脂粉堆里而不生情心。稍加留意，由人类挖空心思设计的诸如此类的治人方式，不胜枚举。

感怀十章　作者：斜出斋

近几年国家改革开放；成就卓著，CDP持续增长，令人欢欣鼓舞。按理，国人日子应该好过。但诸多社会问题，却令人忧虑。因择其要者，略仿元曲《天香引》句格，草成十章，以记余怀。韵律之稳协、词章之工巧与否，不计也。

一、感怀矿难治理

问去年矿工安全，

东也矿难，

西也矿难。

问今年矿工安全，

南也矿难，

北也矿难。

总理挥泪人命事关天，

官股难撒难于上青天!

去年贪官，

今年官贪。

贪官依然，

矿难年年!

二、感怀环境污染

问去年环境安全，

东也污染，

西也污染。

问今年环境安全，

南也污染，

北也污染。

谁都知环境人命关天，

却为何利己害人伤天。

人性亏残，

体制弊端。

堂堂大员，

尸位素餐!

三、感怀房价治理

问去年房价怎样?

东也飞涨，

西也飞涨。

问今年房价怎样?

南也暗涨，

北也暗涨。

七部委发红文制暴惩奸商，

逐利者施手段结权豪抗中央。

富豪洋洋，

百姓惶惶。

利在官商，

险在银行!

四、感怀基本建设

问基本建设何如?

东争项目，

西争项目。

问重视程度何如?

党管项目，

政管项目。

举国上下大兴土木，

超高超前超大规模。

厂房重复，

楼馆荒芜。

多少民夫，

尚无破屋。

五、感怀教育发展

问教育发展何如?

上忙评估，

下忙评估。

问实际情况何如?

你也对付，

我也对付。

孤灯下有几人为学术著述?

寒窗里有几个为学问读书?

传道学府，

道亡学腐。

可怜生徒，

敢问前途?

六、感怀学科建设

问学科建设何如?

学位凑数，

职称凑数。

问成绩大小何如?

课题凑数，

论文凑数。

国家级省部级趋之若骛，

权威刊核心刊个个追逐。

学术仕途，

仕途学术。

学在官府，

术在干禄。

七、感怀毕业生就业

问去年就业如何?

岗位无多，

职位无多。

问今年就业如何?

硕士也多，

博士也多。

招聘会到处走人旋涡，

男攀亲女整容无奈何。

无用专科，

危机本科。

即便硕博，

身价几何?

八、感怀医疗改革

问医疗改革如何?

医院也多，

医师也多。

问医疗技术如何?

仪器也多，

设备也多。

望闻问切已嫌罗嗦，

检验查照颇多收获。

红包收着，

回扣拿着。

医德消磨，

病家怎活?

九、感怀出国考察

问对外交流如何?

官也出国，

吏也出国。

问收获见闻如何?

人权美国，

人妖泰国。

异国风情亲眼见着，

他山之石道听途说。

排场几多，

糜费几多。

去也摆阔，

回也摆阔。

十、感怀贫富悬殊

问贫富住居怎样?

富者洋房，

贫者无房。

问贫富收入怎样?

富者暴涨，

贫者倒涨。

一边是贫家儿无正规学堂，

一边是富家子有贵族学堂。

富者赌场，

贫者矿场。

如此景象，

早该收场!

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作者：曾智成

下岗十几年后，年近五十的我，被朋友介绍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库管员。这让我有机会了解来这个城市的建筑民工。

这是一栋地下3层、地上26层的在建大厦。每天早晨上班时间还没到，升降机前就等候着争先上高楼去施工的人。

工地全年无休，即使春节期间也有人留守着，忙活着。到楼房竣工之时，楼房内的强电、弱电、消防、给排风、幕墙等都要同步完成。但是我们这个巨大的施工工地却没有想象的脏乱，材料码放整齐、到位；而且为了配合文明城市建设，进出工地的汽车都要用水细心地冲洗轮胎，直到黑色橡胶光可照人。

建筑工每天在大体力的劳动中度过，在又做完一层楼还剩几层楼的计算中度过。但是有一天，一个突发事件将这汗水浇出的计算搅得一团糟：施工期间，可恶的贼将两部升降机的价值两万余元的电缆偷了去，工地一片哗然!然而工程不能停，因为工期不敢拖。升降机不能用，沉重的钢管、阀门，就由肉做的肩膀扛上10楼、20楼，直至屋顶花园。那天，一位前来参观工地并意欲购买楼盘的顾主当即签下购买合同：“有这样的工人修的楼，我们买!”

工地也是枯燥寂寞甚至令人窒息的地方，这里几乎都是“公”的。只要有女人出现在工地，一双双“贼眼”就会迎接她的出现、目送她的消失，之后一片评论、一阵狂笑。这样一来，这个下午似乎就要愉快许多。平常，人们形容生活简单是“三点一线”，工地上的农民工却差不多只剩了“一点”：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干在工地!工地上的民工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十几岁到古稀。他们中有的是初次“探营”，有的则已在各大城市辗转数年。民工的工资按天数计，高的一天60元，低的30元，结算有按月的，也有按年的。按年结算的民工老板一月发300元生活费，民工的吃喝拉撒睡就都在这300元中。我们工地上的民工，早上大多都花一元钱买两根油条一袋豆浆，中午晚上吃3．5元一盒的盒饭，剩两元钱喝酒还是买烟各人拿主意。他们生病了不知医院该怎么走，衣服拉链坏了不知去哪里换。

我是成都本地人，能为他们做的我都替他们做了。是这些民工的付出让我动容!有一位新婚妻子无法忍受与丈夫分别半年的煎熬，她赶来成都与丈夫相会。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播下爱情的种子。然而短暂鱼水事倍功半，妻子离去数月后，民工得到确切消息：“没得搞。”但民工与他的妻子却没有一丝丝悔意，他们毕竟借这个事由见面了，又因此过上了几天凡人的日子。

现在，大楼修建己接近尾声。我们很快就会离去，因为另一栋34层的大楼已在等着我们。工程永远有，民工就会永远干!

成都在日新月异，我们是建设者。

生活百态　作者：杨孔翔辑

井

夜里我掉进一口井，还好水很浅，但仍使我感到恐慌，慌乱之时发现有一丝光亮，便仰头望天，我惊呆了!那星空是如此的美丽，忽然间我羡慕起那只井底之蛙。世人只知道批判它目光短浅，却不知在这一口洞天之中，可以看到常人难以看到的美丽景象。

爷爷相亲记

爷爷20岁时，有人为他说亲。他想亲自相亲，可在当时的社会，这不太可能。一天，他按照地址找到女方的家。院门敞着，院子里，一位大姑娘侧身对着院门，正在择菜。爷爷转身就跑到介绍人家，说：“就算另外半边脸是瞎的残的，我也认了!”那位姑娘就是我奶奶。

见识

儿子在省城上大学，放假回到老家，同父亲谈起求学见闻，言语间连连感慨家乡的落后，道窄楼矮，恨自个生错了地方，要家乡也发展成大都市派头就好，干净又整洁。父亲见儿子出门在外长了见识很高兴，对儿子说发展是好，不过也别太快了。儿子不解问为什么，父亲说天天摆摊那条街改扩建，往后不让摆了，得挪地方，怕今后生意更差没钱供你上学。儿子无语。

年龄

年龄是一种盼望，“什么时候我才能……”

年龄是一项权利，“我都XX岁了，我可以……”

年龄是一个藉口，“我还不到XX岁，我不能……”，“我已经XX岁了，我不能再……”

年龄是一道谜语，“你猜猜看?”

年龄是一种经历，“我过的桥……”

年龄是一个秘密，“对不起，这是我的秘密。”

年龄是一种炫耀，“年轻，是我最大的不足。”

年龄是一声叹息，“我这一辈子。”

楼道的灯坏了

楼道的灯坏了

我摸黑走到七楼

打开家门

我发现

我的家竟然

那么亮堂

多少年视而不见的东西

也在闪闪发光

山里的母亲

母亲这辈子只识三个宇，那是她的名字。母亲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劳动。母亲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三个孩子走出这山。母亲这辈子唯一的欣慰，那就是她的孩子秉承了她的执着和坚韧。

巴黎的墓地

初识巴黎最令我震撼的是星星点点散落在巴黎市区的墓地。它们或在写字楼下或在住宅区中或在林荫道旁，占地或大或小墓碑样式各异，但同样都整洁肃穆。想来墓地的主人们睡的会很安详，因为他们不必担心由于城市建设的缘故而搬迁；想来墓地的主人们睡的会很坦然，因为巴黎市民不会由于与墓地为邻而感到恐惧。他们是那块土地真正的主人。在我这个东方人眼里，最能代表法兰西精神的正是这些散落在巴黎市区的普通百姓的墓地。

竖笛

新学期，全市中小学生每人分得一支竖笛，教育局布置收费。教师纷纷议论：素质教育多种多样，为什么要一刀切，全学竖笛?知情者道破天机：局长女婿就是竖笛生产者。教师们怨气冲天。校长却喜形于色：好事，好事!你想想，若是他生产钢琴，那还了得!

永远的小孙

在小孙退休欢送会上，局长高度评价了小孙的工作，然后说：“小孙，退休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小孙犹豫良久，说：“我……有一个请求。”局长笑道：“你说吧。”小孙鼓足勇气，说：“请领导能否……叫我老孙!“局长呵呵笑道：“你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嘛，小孙。”

有趣的差别　作者：出　鞘

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差别。

领导和群众的差别

群众说的话，不管错对领导可以全盘否认，领导说的话，不管错对群众要坚决执行。

群众有意见叫发牢骚，领导有意见叫有主见；群众骂人叫没教养，领导骂人叫有个性。

开会时，群众要提前半小时进场等领导，而领导要在会开前五分钟进会场，如果要是上级领导，一定要等会开了一会儿才风尘仆仆、旁若无人地进入会场。

群众在领导面前一定要一知半解，领导在群众面前永远是专家教授。

群众很少有应酬，领导总是很忙；群众爱好有限，领导什么都懂，书画、收藏、文艺、健身、桑拿、上网……无所不通。

群众给领导说话时要满脸堆笑点头哈腰低声下气，领导给群众说话时板起面孔盛气凌人理直气壮。

群众的工作没有人抢着干，领导的办公室总是有人争着打扫。

群众干活，领导闲坐，这是习惯。如果哪天领导要是突然想干活，群众发现一定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地抢过来干，而且神情很不自然……

上班族和打工族的差别

打工族很羡慕上班族，上班族永远瞧不起打工族。

打工族工作起来很卖力，三天的工作恨不得一天干完；上班族一个人干的工作三个人干，一天的活想干三天。一个字：混。

打工族担心讨不到工钱，上班族担心少拿了奖金。

打工族很关注外面的世界，一旦发现有待遇更好的工作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上班族随时观察单位的变化，一有风吹草动第一反应就是想方设法保住饭碗。

打工族不怕下岗，调换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再找工作也容易，因为他们精明能干能吃苦耐劳要求低，只要能挣钱什么都肯干；上班族最怕下岗，下岗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下岗后再找工作更难，因为他们养成眼高手低嘴馋身懒的习惯，对工作左思右想挑三拣四，既要干净卫生又要轻松体面。

打工族兜里有钱但吃穿很随便，行色匆匆步履维艰，因为他们前途渺茫，缺乏保障；上班族即使工资不够花也气定神闲风度翩翩，因为他们自信、安逸，有良好的社会保障……

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

城里人说乡下空气好，真山真水，却不愿在乡下长期居住；乡下人羡慕城里的高楼大厦宾馆超市，但知道东西太贵消费不起。

城里人热爱健身锻炼但不爱体力劳动；乡下人成天劳作却很少体育锻炼。

城里人怕这也不干净那也不卫生洗了又洗，但有不是这样高就是那样高的各种富贵痛，而且大多反应迟钝神经衰弱；乡下人不干不净地吃却反应敏捷身体康健。

城里人在街道或者公交车上受了气会理直气壮、不依不饶，非辩个谁是谁非；乡下人受了气只有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城里人见面互相客气嘘寒问暖礼貌有加，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只是逢场作戏，应酬而已，其实距离很远；乡下人见面互相笑骂、开玩笑甚至用黄色段子取笑，但越是这样越是心无杂念，没有隔阂。

城里人去乡下走亲戚如果不认识路，乡下人会热情地指引，舍得到像领导下基层一样的热情款待；乡下人去城里走亲戚如果不知道亲戚住哪一户，敲门问时会得到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的“不知道”的回答，甚至享受像看小偷一样的白眼……

城里有乡下人的梦想，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

厕所与级别　作者：邬凤英

人少好办事。机关的分流工作暂告一段落，某部门就开始装修办公楼。

装修是件皆大欢喜的事。问题出在厕所。

朋友小梅属待分流人员，关系还挂在该部委。

一天，小梅来电话邀请我去参观他们单位的厕所。在确定我的耳朵没事她的大脑也没问题后，我说参现哪不好干嘛非要去看什么厕所。小梅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参现时间定在晚上，小梅说那时候“观摩”方便。想想也是，大白天让人撞见我们在厕所里溜达，多不好意思。

“一层会议宣、外宾接待宣，不说它，先从二层看起。”

小梅在前面做向导。

二层是部长、秘书及办公厅主任办公的地方。在小梅的带领下，我走进了女士洗手间，这里整体色调为粉色，墙上挂着艺术画，还有空调，音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中，有一整面墙的镜子，镶嵌着一个半球型的洗手池，旁边有洗手液、香水、护手霜、抽纸等。柔和的黄色灯光打在镜子上面，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三个厕所门，无需上锁，只需轻轻一推一合，外部的台阶上的显示等自动感应发出亮光显示：有人(Somebody)，而自动感应的冲水设施也会在如厕前后两次冲水。

其中一个厕所门里装的是遥控马桶。这个遥控马桶是在马桶旁设置一个遥控器，“身上”装满了按钮，可以控制马桶自动开盖、关盖、冲水、觉得“座椅”冰冷，还可以调节温度，小梅介绍说，这一方面高温可以消毒，另一方面，每有人使用过一次，还有专人负责将“座椅”上的消毒纸垫更换，避免人体与马桶直接接触。

“这个厕所白天上班时有专人负责，不能离开岗位的。”小梅撇着嘴说。

三层、四层是有关司局的办公所在。与二楼的厕所相比，少了浮华，去掉了护手霜、香水等奢侈品，镜子也不是整面墙的，但也相当大，厕所设施也一应俱全，全自动感应冲洗设施、烘手器、抽纸、洗手液等。

五层、六层都是部属企事业单位，这里的厕所很“大路”，没有烘手器、大理石，也没有抽纸、洗手液等小东西，镜子很小，冲水器也不是全自动的，卫生也不那么好。

部里有人戏言：要想享受到好的如厕条件，就得争取升官。乖乖!没想到这厕所还能教人向上、催人奋进呢!难怪小梅这些人不愿意离开机关呢。

是真？是假？　作者：吴营洲

有位身高体胖，其貌不扬，但英语、汉语说得都倍儿溜的人，主持着一个与旅游有关的电视节目。该节目介绍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并请来一拨俊男靓女做嘉宾，其中有一闯关游戏，他给你播一段录像，由嘉宾判断其讲得“是真是假”。猜对了，则是闯关成功；猜错了，便遭淘汰。

下面，我也讲几个故事，由读者判断一下，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有个人，一时想不开，喝了一瓶敌敌畏，结果，敌敌畏是假的，他白捡了一条命。于是，他很高兴，遂开怀畅饮起来，没想到，酒是假的，掺了工业酒精，致使他一命呜呼。

有位缉毒人员，逮住了一个毒贩，缴获毒品若干克。当地有关部门又是请功，又是庆贺，委实热闹了一番。没想到，时隔不久，却宣布缴获的毒品全是假的，于是，该毒犯被无罪释放，缉毒人员还公开向其赔礼道歉。

有位卖米的，每卖一斤米，总要搭上半两砂。他对顾客说：别人卖米，总是事先把砂子掺进米里；俺不掺，那样太缺德。可是，谁不掺谁吃亏，俺又不想吃这个亏，所以，你买俺一斤米，也得按米价买俺半两砂。要不，俺也事先掺进去，等你买回家后再一粒一粒地往外拣。你想想，咋合适?有位大夫，每有病人就诊，就对病人说：你的病，我一望闻问切，就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不然的话，我这么多年吃的饭就算喂了狗。可是，你想从我这儿拿走处方，先得给我100元钱。不然的话，你得按医院里的规定，去做各种检查，比如说CT呀，B超呀，心电图脑电图核磁共振呀什么的，这样你得花八九百元，而我的提成也就八九十元，那样，你费时费力不说，还得多花钱，等你检查回来，我还是给你开这个方。你想想，咋合适?

有个人向某官送了一尊金佛，谋得了一开发项目。后来，该官犯了事，金佛遂成赃物。该金佛经有关部门鉴定，折合人民币若干，因其价值不菲，使该官罪加了一等。然而，临判决时，又经有关部门鉴定，称谊金佛是假的，只不过镀了一层金粉，于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坏人，遂将该官从轻发落了。既然金佛是假的，不值钱，自然就没人再拿它当回事儿了，而且放哪儿哪碍事儿，后来则被一位办案人员拿去，放在家里当了案头清供。时隔不久，该办案人员又接手了一桩腐败案，调查工作还没展开，便有一老同学带着位陌生人前来造访。尚未落座，陌生人就看到了那尊金佛，霎时忍不住痛哭失声，说他父亲病入膏育将不久于人世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请尊金佛，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下子他可尽孝予之心了。闲言少叙吧，最后，那陌生人还是将金佛请走了，出的是真金佛的价，还一个劲儿地说那办案人员是他的再生父母。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作者：沙叶新

沙叶新先生简介

我，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本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过少十斤，又可见我无足轻重，一共只有20斤。我于1939年出品，因是回族，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南京。本人体形矮胖，属三等残废，但我身残志不残，立志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忝为回族作家。1957年我侥幸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我又意外地被选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深造。1985年我身不由已地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1年我又己不由身地挂名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话剧剧本为主，兼写小说、散文、杂文、评论。作品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换过批。编剧以前又叫作剧，我指九天为证，我决不是恶作剧，是善作剧。

有一则笑话，说的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与地狱的人员组成：如果是组建天堂，应该是英国人当警察，法国人做厨师，德国人当机械师，意大利人做情侣，瑞士人做总管；如果是组建地狱，则应该是德国人做警察，英国人做大厨，法国人做机械师，意大利人做总管……诸如此类的笑话，反映了西方各个国家或民族的不同性格特征。

虽然我去德国之前对德国知之甚少，可有两则关于德国人的笑话，却令我记忆甚深。

一则是说，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英国人决不惊慌，至多耸一下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美国人则很可能唤来警察，报案之后留下电话，然后嚼着口香糖扬长而去。日本人一定很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回到家中反复检讨，决不让自己再遗失第二次。惟独德国人与众不同，会立即在遗失地点的100平方米之内，划上坐标和方格，一格一格地用放大镜去寻找。

还有一则笑话是说，如果啤酒里有一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不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则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郑重其事地化验啤酒里是否已经有了细菌。我本以为在这两则笑话中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态度和科学求实精神被大大地漫画化了，可我到了德国之后，以我的所见所闻相印证，才觉得两则笑话对德国人的性格刻画虽然有所夸张，但并不太失真，而且还很传神。

我这次是作为剧作者，随《东京的月亮》剧组到德国去参加演出的。演出的地点是在汉堡的塔丽雅剧院，这是汉堡的三大剧院之一。装台期间，我们的灯光设计师和德国技师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国际冲突”。我们的灯光设计师在爬吊杆装吊灯时，用的是从国内带去的人字梯，可德国技师认为它不安全，坚持要用德国制造的有调节平衡装置的人字梯。他们架好了 “MADE IN GER-MANY"的人字梯后，精细地调节四只梯脚，使之不差分毫地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以保证梯子的绝对垂直和平稳。调试过后，德国技师还不放心，又用手反复摇试，使之无一点晃动，经过这样严格的检验，确信它达到百分之百的平稳后，才允许我们的灯光设计师爬上去。其实我们带去的梯子，也十分坚固，使用十多年，爬上爬下数千次，也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人字梯并不高，即使有些晃动也不致有危险。可德国技师硬是要用他们的梯子，似乎过于较真，过于刻板；其实细思之，这其中却体现出日耳曼民族的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

首先是对劳动者极大的尊重和保护。德国不但有条目繁多、内容广泛的《劳动安全法》，而且还有非常细致和独特的《工作场所法》。比如该法规定工作场所的室内高度不得低于2．75米，室内必须有窗可以看见室外，严禁在封闭的工作场所劳作，必须提供每个工作岗位足够的空间，不得在拥挤的环境中工作等。最令人感动的是，它甚至还规定工作场所必须有新鲜清洁的空气，必须有与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正常温度，否则便是违法，工作人员可以据此控告业主。连对工作场所中的空气和温度都有严格规定，更何况是梯子呢?

有法就必须严格遵守，这又体现了德国民族的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中国驻汉堡的副总领事曾对我讲过他刚来汉堡时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限速的公路上超速了几秒钟，为的是越过前面德国人开的一辆车去转弯。转弯后，他发现被越过的这辆德国人开的车在他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总领事馆下车后，他问这个德国人为何一直跟着他。这个德国人说，我追了你一个半小时，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超速?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今年是东西德统一五周年，在这短短的五年里，这两个政治实体并没有因为原有的血型不同而产生“异体排斥”，发生社会动乱，相反原东西德地区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已达到9％，居整个欧洲之冠，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奇迹的产生，大概与德国是个认真的民族不无关系吧!

这次我去柏林旅游时，花了7马克买了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为纪念。带回上海后，我拿给朋友们观看。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问过一个问题：这块花了近40元人民币从德国买来的水泥块，是真的柏林墙上的一块吗?会不会是假的?我感到悲哀。悲哀的是，只有我的同胞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被席卷全国的无孔不入的造假吓坏了。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你想买假的东西却很难很难。知假买假的“刁民”王海，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应运而生，四川技术监督局为打假居然成为造假者的被告，这大概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些极具戏剧性的事情，在德国决无可能发生。德国人认真，中国人认假。虽然不可一概而论。

假如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本文开头讲的两则笑话中会是什么态度呢?其实在原笑话中是有我们中国人的角色的，但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故意隐去了。可是将真事隐去也是一种假，为了打假，我……我就将它说出来吧。在第一则笑话中，是这么挖苦咱们中国人的：咱中国人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不会像英国人那样若无其事，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唤来警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自我反省，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认真寻找，而是狠狠地在地上吐口唾沫，然后大骂一句：“哼，谁拾到谁就去买药吃!”于是心理上就平衡了。这种阿Q主义曾被鲁迅先生深刻地批判过，但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人，不算丑化。在第二则笑话中，对啤酒里出现苍蝇一事，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找律师，不会像法国人那样拒不付钱，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幽默几句，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进行化验，而是……而是将苍蝇从啤酒里捞起，喝它一半，要求赔偿，并且再到第二家啤酒店，如法炮制，将苍蝇偷偷放在啤酒里，继续要求赔偿。这不是太损我们中国人了吗?可遗憾的是，我在前年访问日本时确实听说有的中国就读生将蟑螂故意放在面条里要求日本老板赔偿的事。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个别的。

可在有的国家就硬是没有我们这种个别！

不是说要提高国民的素质吗?我看就先从最简单也最难的认真做起，如何?就是打假也不要假打，更不要假人来打假，而要真人真打，如何?

我曾是个结巴　作者：沙叶新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预备——你唱!”于是这青年沪剧演员立即唱道：“哎格隆咚哟，阿拉屋里天火烧!”终于向父亲报了火警。还有一则说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同事的弟弟，也是口吃，他到王炼家去还照相机。别人敲门“笃、笃、笃”，每一记都应是同样的节拍，可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门来却是“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连敲门也结巴。王炼开门，问：“你找谁……谁……谁呀?”同事的弟弟说：“王……王……”王炼一听，明白了，连忙替他说下句：“……炼。”同事的弟弟点点头。王炼说：“请……请……”同事的弟弟也连忙帮王炼说下句：“……进!”这下该王炼点头了。于是两个口吃的人一同进屋。同事的弟弟说：“我……我……我哥哥叫我……叫我……来还……还……还……还照相……照相……照相……”王炼不失时机地接道：“……机。”王炼又说：“请……”同事的弟弟说：“……坐。”最后告别时，同事的弟弟说：“再……再……再……”王炼仍然及时地补上：“……见!”这两个结巴子可算是“结”拜兄弟，能“结”二连三，“结”得天衣无缝。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王炼是个极忠厚的人，听了也只是笑笑，最多再骂上一句：“滚你的蛋……蛋……蛋……蛋噢!”此时王炼显得越发的可爱。

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开玩笑，这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过口吃患者也无需自卑。口吃只是习惯性的语言障碍，并非心智或品格上的缺陷，况且如今已有不少医院可以矫正这种语言障碍。还有一点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为荣的是一些伟人也口吃，如战国的大哲学家韩非、汉代的御史大夫周昌、三国的镇西将军邓艾等，他们或有文名，或有武功，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发挥才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些口吃。

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脚下采访女将军李贞时，她就曾对我说过：“胡耀邦善于鼓动，很会演讲，就是手势多，动作大，为什么?他有点结巴，手不挥动就说不出话。”这和我跺脚是一样的道理，情同手足。后来我随《陈毅市长》剧组到中南海演出，胡耀邦上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见他说话时果然有些期期艾艾。像胡耀邦这么伟大的人物，有那么一点口吃，反而觉得伟大得真实，伟大得平易，丝毫无损他的形象。一个领导人，如果硬要掩饰自己的缺陷，竭力要把自己装扮成个完人、圣人，在镜头前始终像演戏似的，那反而显得生硬、造作，不及胡耀邦的口吃来得那么亲切可爱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又逐渐恢复了自信，我的口吃也拨乱反正，彻底根治了。所以就我而言，口吃是种社会病。假如政治环境宽松，社会气氛祥和，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领导者能广开言路并尊重异见，那么像我这类社会性的口吃患者就会越来越少，说起来和表达思想时就能畅所欲言，再也不会结结巴巴了。

艺术家的笑话　作者：沙叶新

在美国，住女儿家。每天早晨慢跑，能经常碰到一些也在晨练或在溜狗的美国人；美国人很客气，一见到我总是很主动地打招呼：“HOW DOYOU DO?”或者“GOOD MORNING．”我当然也向他们问好。可这样的情境会话，总使我抑制不住地噗嗤一笑，总让我想起黄佐临先生对我说过的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说的是大指挥家李德伦。李德伦有一次去日本，住在日本友人家。清晨，李德伦在主人家的花园慢跑，一个日本老花匠在扫地，见到李德伦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用日语向他问好：“哦哈哟，咯咂依嘛丝!”这句日语是“早晨好”的意思。李德伦来日本之前曾死记硬背了几句日语的日常用语。可他记错了，以为“哦哈哟，咯咂依嘛丝”是“贵姓”的意思，把人家向他问好误认为是向他请教尊姓大名，于是他连忙用《地道战》里的那种日本腔调回答说：“我的，李德伦!”第二天清晨，李德伦又在花园里慢跑，又遇到这个日本老花匠，老花匠是90度的一鞠躬，又用日语向他问好：“哦哈哟，咯咂依嘛丝!”李德伦心想，昨天我不是告拆过你我姓甚名谁了吗?怎么忘了?好，再说一连：“我的，李德伦!”第三天，李德伦还是在老地方慢跑，还是遇到了这个老花匠，老花匠仍然向他深深一鞠躬，仍然恭敬地向他问好：“哦哈哟，咯咂依嘛丝!”李德伦笑了，心想这个老花匠真的是老了，没记性了，于是放大喉咙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的，李一德一伦!”到了第四天，在老地方又遇到了老花匠，李德伦想，不能总是让他老花匠问我，我也要主动地问问他尊姓大名，于是还没等老花匠开口，李德伦就赶紧用日语说：“哦哈哟，咯咂依嘛丝!”日本老花匠毕躬毕敬地一鞠躬，笑嘻嘻地说：“我的，李德伦!”

由此还想到另一艺术家WAN的笑话，也是听之于佐临大师。WAN从小生活在外国，英语说得比汉语好。有一年在农村参加土改，腿上被狗咬了一口，来到卫生站就诊。医生问怎么回事，WAN的汉语不够用，结结巴巴说了半天，又辅之动作和手势，也没把意思完全表达清楚。她说：“一个……大大的……汪汪(她学狗叫)”，医生明白了，知道她说的是狗，就问：“狗怎么了？”WAN继续说：“YES,YES，狗，我的中文不好，请你不要客气。”医生笑了，说：“我不客气，也不生气。”WAN说：“YES，YES，不是客气，是生气。”医生问：“狗究竟怎么了?”WAN指了指自己的腿，说：“狗没有粮食了，狗把我这里当做了午餐!”医生终于明白了，她的腿给狗咬伤了。

这两则笑话也不知是真是假，想必是事出有因，壹无实据，如今佐临大师已归道山，也死无对证了。其实佐临大师自己也有很多笑话，也很有趣，他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幽默大师。有关艺术家的笑话不论是真是假，即便是编造的，也大都是友善的，无损于他们的形象，反而使这些老辈艺术家益发可爱。

政治家就不一样了。政治家也有很多笑话，哪个国家都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一是这类笑话中的政治家形象大都不可爱，比如有关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笑话。二是这类笑在有些国家不宜公开说，所以我也就不说了。

世说新语　作者：闲　话辑

“我敢说句大话，在成都没几个人的办证手艺能超过我!”——已被抓获归案的成都“假证大王”王喜龙对自己办假证的“专业技艺”由衷地感到“自豪”

“要拯救地球得消灭大部分人口，疾病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美国生物学教授皮安卡声称。这样的“语出惊人”真令人咋舌

“过分好强，后代遭殃。”——深圳著名男科专家陈德宁指出，许多人事业心大强，没日没夜地工作，有病不去治，最终酿成大病，在不孕不育的患者中，这类人占了很大比例

“能歌能舞，能吃能宿，能荤能素，能雅能俗。”——这是一个乡村小饭店用红油漆刷在其白墙上的话。不知道你看了以后是否还有勇气进去吃饭或住宿

“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小孩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额的营养费。这听起来很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时确实有这种事。”——陕西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学术腐败

“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中出现令人不安的趋向

“对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要购买一部宝马汽车是力不从心的，但他可以先购买一件宝马服饰，从中感受到宝马的生活方式。”——《人民日报》一文章说

“在深圳这个地方，不做事会很快衰老下去。”——深圳市主动请退的最年轻正局级干部、深圳旅游局局长池雄标谈自己休整一两年后会考虑重新出来做事

“装聋作哑(1节)；装疯卖傻(2节)；假痴扮呆(2节)；色诱镇恶(3节)；终极无间(5节)。”——广州某影视表演艺训班推出的面向普通市民的“防劫表演速成班”部分课程

“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的意见是什么；请；非常感谢：咱们。”——人．际关系中看似不起眼的6个最佳用语

“在此乱抛垃圾者将遭恶运缠身：行街摔死；赌钱输光；生意失败；百病缠身；老婆走人；老公失踪；家宅不宁；人畜不安。”——深圳皇岗上围二村屋墙上的诅咒标语。对屡禁不止的乱扔垃圾者，屋主无奈出此下策进行诅咒，奇的是此“咒语”一贴，垃圾从此无影无踪

“我坦白告诉你们，其实前200名学生都没有差别，前200名和前10名没有什么差别。你要换一套卷子，排序就变了。是偶然性造成的。所以我并不相信高考状元什么的。我们能招前200名的学生就行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坦言

“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CDP。这个‘一定条件’，是指不科学的发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说，以牺牲环境代价来换取的繁荣是表面的、虚弱的，只是推迟了灾难的发生

“我觉得生活失去了方向感，每天除了考试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位患嗜考症的孩子说。“嗜考症”是去年才被发觉的一种心理强迫症，患病的孩子从小就对校内校外的各类考试上瘾

“低头看报全是病，抬头广告都是性。”——群众对报纸广告、户外广告的批评

“药品从出厂到卖给老百姓，只要有一个部门真负责，药价就不会这么离谱。”——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某药成本只有3元钱，市价应该为22元，但在医院的价格却是36．8元

“不要把你的钱投在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在必败的领域里和人竞争。”——有人这样告诫创业者

“人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器官，这种善待不仅仅是在人活的时候，就是在死后也要善待自己的器官，不能让器官随人生命的逝去而终止生命。”——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吕良伟，在器官捐献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教育从来就是被当做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手段，而从来没有人喊出过：教育什么也不为，教育就是目的，是为培养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合格公民。”——《公民常识》的编者关澜的呼吁

“提到诺贝尔，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为人类做过的巨大贡献，而是诺贝尔奖金；提到盖茨，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在计算机事业上的辉煌成就，而是亿万资产；提到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鲁迅、曹雪芹，而是琼瑶、金庸；提到音乐，人们首先想起的不是聂耳、冼星海，而是刘德华、谢霆锋。”——有文章说

郑连根短文一束　作者：郑连根

主题先行

王五跟吴也说：“我最近看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一书，其中提到的‘诏狱系统’令人耳目一新。柏杨先生解读司马迁的冤狱，说司马迁遭遇的就是典型的‘诏狱’。汉武帝已决心屠戮李陵的全族，而司马迁还‘不识时务’地赞扬李陵。司马迁的见解和汉武帝的心思发生了抵牾，司马迁就要被下狱治罪。诏狱的特征就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唯一的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造一个符合上级旨意的判决书。”

吴也说：“你这一说，倒叫我想起了一个文艺术语‘主题先行’。‘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先有主题思想，然后再到生活中去选择人物，寻找故事，以表现既定的主题。在这种理论的毒害下，当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从概念出发、图解概念的作品。我看柏杨所说的‘诏狱系统’与‘主题先行’十分相似。诏狱是先定罪，再用法律条文编造符合上级意图的判决书；‘主题先行，是先定主题，再运用文艺手法去传达领导意图。”

王五说：“对。可以说，‘诏狱’就司法领域的‘主题先行’。”

吴也说：“‘主题先行’的作品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使文艺失去了独立性，违反了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

王五说：“‘诏狱’多是冤狱，因为在上司‘圣旨’的压力下，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也被破坏殆尽了。”

百姓的失望

吴也跟王五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其中讲到了安史之乱时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李隆基从长安仓皇出逃，平定平乱的任务就落在了太子李亨的身上。李亨手中没有多少军队，就向回纥求救，请回纥帮忙收复长安，条件是：收复长安时，所有的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军队奸淫掳掠。后来，回纥军队果然帮助政府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时，长安和洛阳的老百姓才发现，原来日夜盼望着的平叛部队居然比叛军还可怕!你说，在战乱年代，老百姓多么倒霉!倒霉的老百姓对所谓的‘政府军’又该是多么失望呀!”

王五说：“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百姓也有过类似的失望。当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可是，国民党接管了当年的沦陷区之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让老百姓大失所望。”

吴也说：“结果国民党不就被共产党给打败了吗?”

王五说：“那是。历史学家已经总结了，老百姓如果对一个政权连续失望过两次，那么这个政权就会因失去民心而结束。第一次，老百姓会因为政府不能保境安民而失望，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能还会支持政府收复失地；第二次，收复失地的政府虐待百姓，这时，老百姓就会彻底失望，至此，这个政权就离灭亡不远了，因为它的民意资源已然耗尽。”

成功密码

王五和妻子一块看电影《达·芬奇密码》，看完之后妻子感慨道：“你看人家这电影拍得多好，情节吸引人不说，里面还有很多知识。表面看上去是一个解密码的故事，可实际上却是在讲西方的宗教史——另类的宗教史。”

王五说：“是呀，拿它跟国产的商业片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差距了。人家的片子以密码命名，由小到大，解密码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带出宗教、信仰、善恶等思想命题，最后给人的是一个开阔的思考空间；我们的片子上来就说‘无极中有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一看是在搞宏大叙事，可是弄到最后，仅仅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妻子说：“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从密码到宗教，这是一个越来越开阔越来越丰富的过程，而从无极到馒头，却是一个越来越逼仄越来越萎缩的过程。这其中的差别还真是不小。”

王五说：“我觉得，是否拥有越来越开阔的境界不仅是电影成败的密码，而且也是成功人生的一个密码。一个人，活动的空间从母亲的子宫到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这其实就是一个从狭小走向开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眼界也该越来越开阔才对。可是，有那么一批人，当他们走向社会正需要开阔视野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却萎缩了。他们的眼界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单位，局限于自己所在的科室，甚至干脆就退回到家庭，局限于自家的孩子、厨房和卧室，弄到最后，他(她)生活的领地缩小成了一个馒头——为了吃饭活着，活着为了吃饭，仅此而已。这样的人生当然是失败的。”

浪而不漫

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了，吴也熬夜看球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本次世界杯，吴也并不满意，他跟王五抱怨：“这届世界杯精彩的比赛不够多。现在的足球商业色彩越来越重，功利性越来越强，受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可是，比赛本身反倒少了早些年的那种浪漫情怀了。”

王五说：“浪漫情怀和功利性往往是成反比的，功利性越强，浪漫情怀就会越少。足球如此，其它事情也如此，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吴也说：“请举例说明。”

王五说：“例子太多了。就说写作吧，中国古人没有版权意识，也不怎么计较稿费，写作的目的一般说来比较单纯，‘诗言志’而已，结果写出了很多好作品。现在，在稿费和版税的刺激下，不少作家写作也很勤奋，可是就是写不出好作品。不能说是写作本身出了问题，只能说是写作的人出了问题——他们没有浪漫情怀，把本来的浪漫事搞砸了，这就叫浪而不漫。”

吴也说：“浪而不漫，这个词倒挺有意思。”

王五说：“再比如说爱情吧，当年，卓文君不顾家庭的反对，也不嫌司马相如贫穷，简单地背个包就私奔了，多浪漫!可是现在，相亲会上男女双方谈的多是彼此的职业、收入、房子、轿车……被这些功利性的指标一卡，爱情还能保留几许浪漫，剩下的那一点，只能叫浪而不漫。”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一

虽然二号“圣人”盂柯先生说过：“食、色，性也。”经书里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话，但这只是说了一切动物的本能，并没有揭示人之为人的特质。猫狗也要饮食，猫狗也有男女——我们称之为公母或雄雌。如果仅以食、色为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还有多少呢，以身体写作者，视人为猫狗。

二

佛家讲“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身；受、想、行、识，是心。照顾到人的身心即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说得比较完全。但它以为这都是“苦”，要摆脱，干净到“五蕴皆空”。倘若真个“五蕴皆空”，或许可以成“佛”，但决不能成人。

三

人能够同时拥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在是一种幸运。可惜，并非人人都能珍惜，往往偏于前者而怠慢了后者。

四

物质生活的欲望大强烈，会荒废了精神生活。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没有精神生活的世界，可以是喧嚣的、浓烈的，但不会是理智的、久远的。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没有理智与久远，喧嚣、浓烈转瞬即逝，此所谓瞬息繁华。

五

色欲不就是情爱，买唱不就是知音。绝色、佳音，只有懂得，才能尊重，只有尊重，才能欣赏。欣赏是一种精神活动。伯牙琴，子期听。有了这样的精神互动，才有高山流水的故事传颂千古。杜丽娘、柳梦梅，两情相悦，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有了这样的精神互动，才有传唱至今的《牡丹亭》。

六

书籍真是人类的一大发明。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记录。有了书，我们才知道过去、现在的人们，想过些什么、正在想什么。说书籍是精神食粮，大体是对的。说大体，是因为这些精神生活的记录，未必都可以当作“食粮”。或许，说它们是今人精神活动的原料更为贴切。没有这些原料，无法生产出精致的精神产品。

七

“读书无禁区。”有人坚决反对。换一个说法：“开卷有益”，反对的人就少一些。人们喜欢平和，其实，两句话的意思是相近的。如果读书有禁区，那么谁有资格划定与监管禁区?结论：必须是读书无禁区的人，否则，他怎样知道什么书当列入禁区；然而，又有谁能、根据什么特许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读书无禁区”呢?

八

精神生活可以有指导，不能有监管，因为无法监管。秦始皇想监管，把一切他以为应当列入禁区的书都付之一炬，结果人们把它藏在墙壁里、头脑中。待到泰王朝一灭，这些划入禁区的书籍反成了汉王朝的国家指导思想。蒋介石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划入禁区，结果，蒋家王朝覆灭了，禁区书籍也成了国家指导思想。禁的结果，是加速其流播。与其徒劳无益地东堵西禁，不如花气力培养人们思想的能力。

九

神农尝百草，才知道百草的性味。精神活动，也是如此。“五四”那一代人，打破了思想禁锢，遍尝了中外思想的性味，这才出现了思想界群星灿烂的局面。在精神生活中横加干预、设置禁区，看似安全，其实危险，它会降低民族的精神体质，使精神园地凋零。

十

我们激赏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界异彩纷呈、百家争鸣，并不担心它的混乱，因为它离我们遥远，含英咀华，听任我们吸收与别除。我们担心今天不同学说与观点的存在，只是表明还不善于汲取各种思想中的养分。一个无力辨别、吸收各种思想精华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强壮的民族。

十一

培养民族的精神辨别力，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这比禁止、封杀要困难得多，却有效得多，也有益得多。

十二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读书是重要的一环。读了，还要想。不然，就是白读。想它是否真有道理，想它是否还有疏漏，想它有无谬误、有无不周。书上的道理并不都对，尽信书不如无书。头号圣人孔丘先生说过不少昏话，也说过不少聪明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一句很聪明的话。养成思考的习惯，培养思考的能力，是自立为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过目不忘　作者：启　静辑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网络论坛上最酷的一句话之一

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美国著名社会教育家卡耐基的名言

郭沫若参加高考也难上大学。——一位大学校长批评高考招生制度扼杀人才

现在什么都不用干，等着看奥运会。——某期刊编辑称手上的论文已排到2008年

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高。——新“三高时代”

再富不能富孩子。——巴菲特和盖茨都相信的教育原则

在所有的主任中，权力最小的是班主任。在所有的主任中，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是班主任。——一位校长的感言

不求是贵，少病是寿，够用是富，无欲是福，感激是喜。——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格言

有些人像我一样天生有点傻，但更多人是后天变傻的。——《阿甘正传》中阿甘的一句话

腾不出时间娱乐的人，迟早会腾出时间来生病。——一家娱乐中心的广告语

成功者懂得怎样调节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失败者只认识两种节奏：歇斯底里和无精打采。——成功与失败如此分明

天灾你预测，人祸能预测不?——日本拟用计算机预测今后30年间天灾

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富兰克林．罗斯福70多年前对变革中的美国的理解

钱够用和钱不够用之间的区别很大，而钱够用和钱用不了之间的区别很小。——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解“巨富”

高雅的人，看背影就知道；奋进的人，听脚步声就知道；和善的人，看笑容就知道；优秀的人，看您就知道。——一条备受青睐的贺岁短信

一些人对公平的理解不够全面，其实公平并不等于平均。“奔奔族”需要的公平是通过制度的建立体现出来的公平竞争环境，没有权力优势，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机会。——一位“奔奔族”这样说。“奔奔族”(1975～1985牟出生的人)是现在网上流行的新名词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许多美国富豪认同的卡内基名言，他们都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

八小时工作，二十四小时思考。——一位IT人的座右铭

养猫不抓耗子，要这样的环保局长干啥?——投资6亿元的高污染项目未审批就开建，一位副省长痛斥地方环保部门

我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如果这样，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李嘉诚这样说

毕业生要找的只是一个工作，而不是职业，更不是事业。——在北京召开的首后中国大学生就业高峰论坛上，专家们均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时应当放低自身期望值，做好从蓝领、灰领干起的心理准备

八分人才，九分使用，十分待遇。——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谈民营企业的留人之道

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英国文学家哈伯特说的一句厚道而又精明的话

一个在职攻读学位的党政干部，如果他的确是一个好学生，很可能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而他要真正地履行领导职能，就很难做一个好学生。——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如是说

搞科研最重要就是为了发现，我乐意把结果告诉大家。为了赚钱而不告诉别人，这不是科学家。比如可口可乐的配方，谁也不知道，那与科学完全是两码事。——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谈科学精神

吸毒的人，警察可能永远也抓不着他。但是，他无法逃避生物和化学定律的惩罚。——英国某健康机构告诫国民切不可对毒品心存侥幸

“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科长则被差遣打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痛陈高校中的弊端

“十几年前，大学生还是买书的重要群体，现在，大学生已经很少买书了。书店的顾客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研究人员，一种是党政官员，一种是企业家、经理。这几类人中，买书多的往往有公费报销。”——一家民营学术书店的经理说

“全球前20名顶级富豪中有9人是连锁零售商；六成以上的首富常年生活在一些不知名的小乡村和小城市；八成以上的首富只有一次婚姻。”——数学首富

“去年我国获得的公益慈善资金总数为110多亿元，而这笔款项还没有去年我国有钱人饲养宠物花掉的钱多。”——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邹韬痛陈目前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尴尬

“我国人才浪费情况触目惊心，仅2005年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己超过9000亿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

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有必然联系吗　作者：王彬彬

最近这些年，每当高考结束、分数线公布，总会传出几起消息：孩子的考分上线了，但家长却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于是便自杀了。

中国每年自杀者数十万人，都是默默地死去。但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却颇有“轰动效应”，媒体总是闻死而动，极尽渲染之能事。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表达满腔同情的同时，则是对高校的“高收费”表达满腔的义愤。不久则会有后续消息出现：一些好心人为这个孩子捐足了学费，这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却能迈进大学的门槛了——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学被置于极为不义的境地。

高校的收费怎样才合理，应该是一个并不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不敢瞎说。但我敢肯定地说，如今的大学，问题成山，每当听到那种“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语，我就想笑。而在这成山的问题中，收费即使成为了“问题”，也决不是那种足以令人发笑的问题。

那么，那些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家长，就不值得同情么?当然值得同情。但我想斗胆说一句，他们不仅仅应该被同情，还多少应该受到谴责。人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起有些困境来，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就一死了之，不能不说是过于不负责任的。至于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当然可惜。但家长和社会应该帮助他们懂得，人生的路不只一条，人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既然有能力考上大学，就也有能力做好别的事情。在别的人生之路上，也有鲜花和欢笑，也有成功和幸福。说到底，在任何时代，都有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在校期间的吃、穿、住、用，也是不小的开支，也一定有承受不起的家庭。

去年，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特意了解了日本的大学收费情况。日本大学的收费，按照两国的收入比例，决不比中国的大学低。于是我问学生，是否也有那种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庭。学生的回答是：当然有，而且不少。我又问，他们不因为上不起大学而心理失衡，而痛不欲生吗?学生回答道：不，他们不会的。上不起大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成为怎样的问题。高中毕业了，上不起大学就去谋一份工作，照样可以享受人生，照样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什么日本人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上不起大学这一问题，而中国人却不能?我想，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贫富差别的不同心态。造成这种心态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如果把这类家长自杀的悲剧仅仅归咎于大学的所谓“高收费”，恐怕是很短视的。

平等与公正，并非同一回事。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让孩子能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应该成为父母奋斗的一种重要动力。当所有的父母都为此而奋斗时，社会就改善着、进步着。当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大者的子女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时，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小者的子女也应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仅仅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便自杀，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决不像许多媒体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时，如果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同情和对大学倾泻义愤，那在唤起一些人捐款的同时，很可能也预约了明年同样的新闻素材。

王彬极，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作者：云帆001

8月3日的《南方周末》“众议”版刊登了王彬彬的一篇文章：《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有必然联系吗》。

恕本人孤陋寡闻，对王彬彬不大了解。不过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位大学的工作人员。在此，本人姑且称之为王老师。诚然，作为一位高校工作人员，王老师可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高校收费的委屈与无奈。但王老师一，同情高校；二，怒及媒体；三，怒家长之不争。本人对这些现点不敢苟同。

首先说高校值得同情吗?或许有人说这学费也不是人家学校自己定的。再说，这收的学费还不一定留到学校手里呢!本人眼瞅就毕业的人了，知道大学的学费是由物价部门批准的。但对于这笔款项的去处一点也不清楚。并且我们给学校缴费时，学校从未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式的票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可得而知!现在国内的大学已经远远背离了大学的宗旨，各种问题缠身，矛盾暗流涌动。在这些成山的问题中，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学生，为求学而奋斗不止的莘莘学子!为什么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甚至还比不过中专、高职的学生?难道我们亲爱的王老师就不应该思考思考吗?教师不是光讲究自己的课上内容就可以的，王老师身为高校工作人员，难道你听到“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时，只有暗自窃笑吗?难道大学种种原因就只和学校的领导相关吗?难道只有老师们才“坦荡荡”吗?不要认为现在高校的问题与自己无关。其实，正是这种心理的存在，才令高校的困境“变本加厉”。

同时不要认为所谓的高校是委屈的。在此，我敢狂言：高校收费与家长的自杀有必然联系!而且还是故意谋杀!原因就在于为什么高校在寄录取通知书时不把教育部三令五申的“助学办法”也一并寄出呢?假如家长知道孩子没钱也是可以进入大学的，他还会自杀吗，王老师?

其次，当今媒体新闻报道的浅薄也是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孩子考上大学家长不该自杀，应该高兴才对。但是王老师说我们的媒体“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同情和对大学倾泻义愤”。若不这样，难道让我们的媒体都背离自己的职业良心，“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义愤和对大学倾泻同情”吗?试想，要这样的媒体意义何在?退一步讲，媒体虽然控制着社会舆论，这些事儿也是自身赚个噱头。这些无可否认。但是谁不想把问题解决了呢?王老师不想想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只是说“原因绝不像许多媒体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空口无凭，拿出理由说明呀?如果只想摆出一个哗众取宠的观点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未言明，这不正是一个教师良心的失职吗?

第三，“怒家长不争”。对家长的同情是每个有良知的公民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王老师在这里也不例外。但王老师说“父母都应该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同时也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呵呵，试问天下父母哪个不想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模范?悲观地讲，家长的奋斗有成效吗?君不见，农民讨薪要跳楼；君不见，社会普遍低工资。就连前任教育部副部长都承认以自己和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何况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四十年的积蓄！40年是什么概念?或许王老师一年的收入就能供养一个孩子读完四年大学。殊不知，为什么会有王粲描写的“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人间悲剧呢?为什么杜甫会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愤慨呢?为什么医院会将患者扔到大门口，任由其自生自灭呢?弱势群体的存在不容忽视，岂能简单“奋斗”二字就能解决得了的?还是让我们少怒其不争，多哀其不幸吧!不要再犯历史上某位皇帝“这院子里的树叶不是长的好好的吗?”之类的错误了!

第四，王老师提出要改变国人非大学不上的错误心态。这点本人同意，因为现在的大学上与不上没什么区别。但作者还拿中日两国大学的收费作比较，说“按照两国的收入比例，决不比中国的大学低”。这或许可能。但本人不知这个“按比例”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也不知日本的是否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是否收取学杂费、择校费?更不知日本大学的奖学金是否跟香港同样丰厚?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加拿大籍的外教Russ曾留学日本。当我问他日本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时，就连这个国际友人也不无感慨地说道：“日本人，很富有!”(注：他说的是英语)

改变国人错误心态不假，可关键是现在国人的错误观念不是还没改过来吗?家长眼睁睁看着考上大学的优秀孩子不能上学，他不自杀干吗?况且，农村如此贫乏的教育资源，好不容易出一个好苗苗，耽误了不可惜吗?

最后，为什么王老师说任何时代都会有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既然说了他们上不起，还让他们奋斗个啥?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王彬彬，别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某机关人物志　作者：如此无奈

一把手

脚踩大地头顶天，腰别大印手握权。

言出必是金科律，同意二字重若山。

服务人民挑重担，不该花钱也花钱。

考察观摩再调研，交点学费很自然。

自言自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官一任，造福一时。我嘛，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二把手

纱帽虽小亦为官，身坐偏衙心难安。

难得糊涂且糊涂，睁眼闭眼俱罔然。

枪打林中出头鸟，雨淋屋顶过檐椽。

有朝一日气象转，管教天地换新颜。

自言自语：虽无众星捧绕，却也不乏精彩，上边的吃香肉，我也能喝口汤。副即是福，副职即是福祉。

办公室主任

察颜色，观眼色，领导心思得预测。关键要配合。

中午喝，晚上喝，红白啤酒汇成河。难得不陪客。

自言自语：要协调好上上下下的关系，欺上瞒下在所难免；要解决好里里外外的问题，里应外合自然而然。

秘书

总结汇报，论文调研，挥笔万语千言。奈何领导要求高，也难免东抄西抄。

或公或私，或苦或累，一切由他指使。奈何领导事务繁，真难得一时清闲。

自言自语：材料要写好，把握领导口味是关键；工作要干好，争取领导家人是重点。

司机

手握方向轮盘，脚踏生死机关，叫我上东上东，让咱上天上天。

左眼看前，右眼看官，一耳朵听声，一耳朵听音，上嘴唇说人话，下嘴唇说鬼话。

关键时装聋作哑睁眼瞎，关键是能吃能喝能要能拿。

自言自语：无职无权，因为自己是司机；有头有脸，因为自己是领导的司机。

官话之余　作者：王　雨

时下的官人都有一手“绝活”：讲话。无论何时何地，张嘴即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上三五个小时，绝对小莱一碟。但是，如果你认为官人们只会讲水话、套话、大路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官话之余，他们也常能口出惊人主语——而且，有些“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经典”!

笔者将自己在酒桌之上、旅途之中听来的一些惊人官话，记录于兹，以飨读者诸君——

阴阳关系

“辣哥”是吴书记一手“拉扯”大的，如今，羽翼已丰，势如中天，渐渐地，开始不按规矩出牌，由着性子乱来了，甚至大白天也敢在闹市区舞枪弄棒，更有甚者，竟敢跟警察街头对峙。看得市民是目瞪口呆。

吴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个电话把“强哥”召来，话不多，就一句：“你也算是个明白人，我警告你，你要冷静地给我认识‘阴’与‘阳’的关系，否则，你永远也甭想做大!”

翌日便见效果。“强哥”开始做善事，当即捐给市孤老院50万元，一个月后，又捐给了市残疾人协会100万。之后，“强哥”每做成一笔大生意，必同时做一件善事。年底，“强哥”已经成了全省有名的大善人。

吴书记眼露赞许之色，曾特意在家里请他吃了一顿饭。

政治素质

厂里要对几个后勤辅体部门进行改制。说是改制，其实就是一次性买断工龄，中止劳动合同，让工人跟厂里断绝关系，自找“东家”，自己养活自己。部分职工情绪异常激动。为了妥善平息职工的不满情绪，厂里准备成立改制工作小组。厂长发话了；“改制小组的成员，首先要政治素质高，其次才是要能说会道!”

一周之内，改制工作组的成员名单便报到了厂长手里，厂长从头至尾仔细审看了一遍，指着赵东风的名字问厂办主任：“怎么把他放进去了?给你们说过几遍了，不要光看能力，能力再强也是第二位的，关键要看他的政治素质!”

主任没敢多问，只是连声检讨。回去后，翻来覆去地想，总算想出来了赵东风的政治素质究竟差在哪儿了——上个月几位厂领导去美国“考察”，其中有一项“考察”娱乐场所，为了保险起见，厂长规定全要去，后来只有老赵装病没去。回来后厂长曾说过：老赵这家伙，紧要关头，不上战场，素质大差!

我们的原则

纪委书记拿着一叠举报材料来找赵书记——工商局的孙局，税务局的钱局，他们的肚子已经越来越大了，书记，您看看，该咋办?赵书记扫了一眼，然后把材料轻轻推开，指示道；这么点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给他们打声招呼，就算了吧!

纪委书记吞吞吐吐，意思是恐怕不好就这么算了，群众的反映很强烈。

赵书记心里很火，但又不好发出来，只好跟他讲“道理”：我虽不敢说“无官不贪”，但我希望你能好好地理解一下“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老话，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认为，下面小贪一点没什么，只要他能认认真真干好工作，干出成绩，那么，多多少少地贪一点，可能就是他干好工作的最大动力，人没动力怎么行呢?所以，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如果他贪大了，还不好好工作，那么我们就决不客气了!钱局和赵局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点，明显功大于过嘛，根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严重嘛!

碗破7只

市里出了一桩腐败案，闹得很大，把市长也给“捎”上了，还有可能要“牵”上书记。正在为难之际，省里有关领导突然“杀”到，找来书记、市长后，请他们立即通知相关领导来常委楼开会。弄得大伙措手不及。纪委刘书记更是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

会议开到一半，市长去了趟卫生间，旋即，刘书记便收到了市长发来的短信：“敲碗保锅，碗破7只!”

数月后，腐败案审结，共“进去”7个“小喽罗”，书记、市长毫发无损。

一加一

张局的豪宅总算装修好了。望着金碧辉煌的新居，局长夫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催促张局长道：“当家的，咱赶紧搬吧，正好又要过年了，咱也这是双喜临门啊!”

张局未置可否，抽身忙别的去了。

离过年不到一个礼拜了，局长夫人真的急了，又催局长：“你还想不想双喜临门?再不搬可就来不及了!”

张局说：“咱暂且不搬，过完年以后再说!”

局长夫人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欲河东狮吼。

张局见状，小声解释：“过年了，下面的人肯定要来拜年，过完年咱们再搬新居，他们肯定还得来；如果弄一个双喜临门，他们正好一石双鸟，一箭双雕，搂草逮兔子!你想想，来两次跟来一次一样吗?一加一那是肯定要大于一的，我的夫人同志!”

应该这样想

前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如今的囚犯老昊——吴大发被喊去“现身说法”，给几十位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一场“特殊的康政洗礼”。“洗礼”罢，回到牢内，有人问：昔日威风凛凛，如今斯文扫地，站在台前，给部下们“上课”，尴尬不尴尬?

老吴一脸严肃：有什么好尴尬的?摆正了心态一点也不尴尬!你应该这样想——咱在上面讲是做秀，他们在下面听何尝不是做秀?!再说了，大家都是官场中人，哪个不晓得官场上的规矩?咱只不过是一不小心弄砸了才落得如此下场，他们谁敢保证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谁敢保证我今天的下场不是他们“明天”的结局?!他们应该惺惺相惜才是，想笑我?他们这群官场小雏，还不够那个资格!

经济实在太发达了

一专家去沿海某地搞调研。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达乡镇党员干部犯罪现象探析”。专家耗时数月，走道了几十个乡镇，调研到了几十个党员干部的犯罪案例，最后来到市里，采访主管领导，欲请他就“经济发达乡镇党员干部犯罪现象”来一个概括和总结。

主管领导旁征博引，侃侃而谈，采访整整持续了2个多小时，专家笔记记了小半本，非常满意。晚上，主管领导宴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瓶茅台下肚，彼此便成了换颈兄弟，领导说了句实话：“不瞒您老兄，咱们这个地方，经济实在太发达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说干部们能不违法乱纪吗?肯定不能!”

实质性内容

某国企领导班子正在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所有议程完成以后，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发表重要讲话：“好了，上级的文件咱们也学习过了，大道理咱们也都宣传了，下面咱们关起门来，讲一点实质性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我们这个班子成为一个既团结而又有战斗力的班子——我觉得目前我们有一项工作，迫切需要抓而且必须要抓好，最近我看了一份材料，据统计，目前国企的职务犯罪，7成以上是因为窝里斗而案发的!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咱们领导班子内部必须实行均贫富的政策，必须坚决遏制内部出现内讧等问题，防止堡垒内部不攻自破!咱们必须做到：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如果真的哪天闯了祸，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大家一个也不准跑，要一起扛!”

会后的酒宴上，大伙向“老大”提议，说以后的民主生活会就应该像今天这样开，要多来点真的，少来点虚的，这样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效率。

金玉其外

某领导，为官多年，口碑极佳。上个月，领导赴国外考察，秘书私下做主，将其办公室里的两台国产旧空调换成新式进口空调。

领导归来，责问秘书：“你进入这个圈子也有三年了，你懂不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句话?”

秘书低头不敢吭声。

领导说：“我最讨厌‘金玉其外’!”

秘书低头不语，但恍然大悟——领导办公室是个大套间，外间简单朴素，里间却别有洞天：有独立的卧室和卫生间，卧室光一张床就值好几万，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四季恒温还可以量血压，浴缸是进口带按摩功能的，值好几万……难怪领导要讨厌‘金玉其外’，原来领导是喜欢‘金玉其内’!

成语歪解　作者：王功彬

杯水车薪：每天到办公室喝上一杯水，月底就可领到一车工资。

知足常乐：看到自己的脚(轿车)经常长一截，乐了。

有机可乘：出门“考察”有飞机可坐。

空中楼阁：太空“考察”时居住的宾馆。

度日如年：日子好过得不得了，每天像过年一样。

不学无术：没有用的技术(业务)不要学。

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一衣带水：雨中没带雨具的人(指毛毛雨中领导视察的电视新闻)。

人面兽心：做过动物脏器移植手术的人(穷人做不起)。

千夫所指：女人很漂亮，有一千个男人在指着看(泛指某些领导的表现)。

见异思迁：看到漂亮的异性，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夫唱妇随：丈夫进了歌厅，媳妇后面尾随(指夫妻间的信任危机)。

一不做，二不休：虽然包二奶，但表面上一不做负心郎，二不休结发妻。

语重心长：听了句刺耳的忠告，心里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把这个人开除了)。

拔苗助长：拔掉监督自己的人(苗)，以帮助亲信更好地成长。

不三不四：七除以二的答案(指接受调查时财产来源不明的汇报数字)。

曲高和寡：大曲酒的度数高了，一块儿喝酒的人也就少了(形容有权朋友特别多，无权朋友个个躲)。

“听话干部”的苦恼　作者：卡涅夫斯基

我生来就听话。“喝粥!”我就埋头把一锅粥喝完。“大人不发话，不许乱走!”

我连做作业也得征得父母同意。“彼佳是坏孩子，别跟他好!”我伸手就把彼佳的皮球从他怀里抢过来。“开展运动，增强体质!”我举不动杠铃就推着它满地滚。“开展文娱活动，丰富课余生活!”尽管我生就一副公鸭嗓，也挤进了校合唱队使劲嚎。我长大后当了领导，但照吩咐和指示办事的优秀品质不变。

看见街上贴着标语：“把钱存银行，支援国家建设!”我连给孩子买冰淇淋的钱也都存了银行。银行门口有一幅宣传画：“请坐苏联民航飞机!”我忙不迭地把刚存进的钱全取了出来，跑到民航售票处买机票。到高加索下飞机，一看机场上的广牌：旅行是最好的休息!赶紧买了背囊踏上山道。山村里有广告：“别忘了财产保险!”我一拍脑门，对呀，我怎么忘了保险呢!我连滚带爬下了山，登上飞机，回家就把房屋、家具、衣服外加背囊全都投了保。“欢迎光临我们餐厅!”我推门就进，点了双份套餐，撑得衬衣扣绷掉了仨，只剩一片面包实在吃不下。抬头一看大标语：“粮食是宝中宝!”赶紧把这片面包塞进了钱包。“顾客和服务员要以礼相待!”我同服务员又握手又亲吻，还塞给他两个卢布。“送小费是资产阶级旧习!”看到门口这块标语牌，我转身就把两卢布要回来。“请勿抽烟!”我赶紧把没抽完的烟扔了。“请勿抛废物！”我顺手捡起烟头揣到口袋里。“我们要赶超世界水平!”我在街上开着老破车猛踩油门追“奔驰”车。“争取超额完成XX!”我就给部下多发一倍的指示，向上级多报一倍产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此后我挑干部只认一条：模样和个头跟我一样，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同我无异。本人一贯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

这两年情况有变化，要求发挥主动性，上级指示一天比一天少。这下可难为了我：干什么，如何干，往哪儿迈腿!

领导啊，发发慈悲吧!快下指示，告诉我，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如何工作?

乡间笔记　作者：一雁飞

做主

乡下大伯看电视每次看到“县新闻”时，总是将手里的遥控器不厌其烦地按来按去，尤其是遇到县长的镜头更甚。我不解，这不是故意损坏电视么?问其故。

大伯答曰：咱这做主人的也就是运时候才能做得了他这个“仆人”的主，让他张嘴就张嘴，让他闭嘴就闭嘴。要是现在再不抓紧机会尝尝当家做主的滋味，哪里还有机会?

换县长了

二叔这几年养羊发了大财，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羊专家”。离村半里就能听到二叔的羊叫得欢。发了羊财的二叔便牛气地想联合乡亲们扩大养羊规模。

可这次回家，二叔羊圈里一只羊也没有了，变成了鸡圈。我戏谑二叔：“怎么，‘养羊专家’变成‘养鸡专家’啦?”

二叔叹曰：“新来的县长要建‘全国专业养鸡基地’，全县每家农户都要养鸡，不准养别的。”

东海

李老汉到城里儿子住的高档小区里享受了几天。回来后，便在自家大门东面的小水坑旁插了一块牌子：“东海”；在大门上也挂一大木牌：“邻龙苑”；院里小菜园的篱笆上也挂一块牌子：“玉菜园”；巴掌大的小院也改叫为“罗马广场”；通往堂屋的路叫什么“世纪大道”。

缴费

张三的儿子在县城上学。每个月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生活费和其它学校临时收取的费用。上个月儿子在要了生活费后又要了55元的校服费。后来，张三在和邻居的闲聊中得知校服费是40元，张三大怒。儿子这个月回来，张三狠一顿巴掌加鞋底：“你个小畜生以为我离县城远，就不知道校服费是多少啦?我让你小小年纪就学那些贪官给老子层层加码要钱!看我不打死你!你说那钱是吃了喝了还是交女朋友啦?”

村村通

春节回老家过年，一场大雪过后，村中的那条土路又变成了“泥浆路”，一时人来陷人，车来陷车。家家门口站着几个人随时准备着帮陷车的人推车。不自觉地问：报纸上不是说咱们这里早已实现村村通公路了么?一人接口就骂娘：钱是早就年年收了，路是年年这样的“泥浆路”。要说报纸上的话，那都是哄鬼的，哪怕只有一个村子修了公路，也敢说村村通公路啊，反正上面一来人，只要领着去那个村里站站、看看、拍张照就行了。

女娃好

村子里这几年生的几乎全是女娃，只有几个男娃。奇怪的是生女娃的人家倒比生男娃的人家还扬眉吐气。我以为是计划生育在年轻一代中起了作用。不料一打听，连奶奶辈的也把女娃当成了宝：还是女娃好啊，将来大了好早点到南方打工挣钱，比男娃还强。

想起杜甫的诗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无语；想起报纸上常常报道打工妹被迫沦为“小姐”或者自愿做“小姐”挣钱为父母看病为弟弟妹妹缴学费，更无语。我想大概是我的心底太灰暗了。

狗倌

一人养肉狗，村人皆戏称其为“狗官”。此人极认真地纠正道：“大错特错啊，我是‘狗倌’，不是‘狗官’。不信你看看我身上的人味多浓；没有一点人味的，那才叫‘狗官’!”

县长的政绩

全年共拒贿8人次，上缴烟12条，酒20瓶，折合人民币8888．88元。

将“大众”换成了“奥迪”，全年节约维修经费5万元。

妥善处理矿难善后事宜2起，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建造了高50层的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中国县政府第一楼。

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首后狗尾草观赏节”。

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出女娲是本县人民，并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首后祭祀大典。

批评　作者：阿·阿杰伊什维里

午休时分。办公室的门“吱扭”一下被推开了，工会主席走了进来。“今天有一个会议。”他对我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决定由你发表批评意见。”

“好的，”我一口答应，“早该说说我们的厂长了……”

“你疯啦!”工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那么，我就讲讲总工程师……”

“你呀……”工会主席赶忙堵住我的口，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

“好吧，不过关于我们的总会计师，总该……”

“不行!”他又打断了我的话头。

我顿时陷入了沉思。“有了!”稍停片刻，我接着说，“我们这里的电梯司机有时把大伙困在电梯里下不来。还有清洁女工，她一拖地，就把地板弄得湿漉漉的，可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同志都有关节炎。”

“这太好了!”工会主席给我鼓了鼓劲，“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办公室的电茶壶坏了。古拉姆就是不送去修理。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午休时没有茶喝，只好干坐着。”

“行，行，这足够了!”工会主席兴高采烈地说，“不要顾情面，要毫无保留地全讲出来……”他得意地搓了搓手，在记事本上记下了我将要发表的意见。

第二天，电梯司机没有让我乘电梯，擦着我的鼻子把门关上了。

清洁女工没有抹去我办公桌上的灰尘。我整整一天就象是一个害了肺结核的病人，不住地咳嗽。

古拉姆则坐在办公室的另一个墙角，翻阅着新来的《少年技工》杂志。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还不时向我投来凶狠的目光。

天黑下来以后，各个办公桌上的台灯都亮了，唯独我的桌上不见灯光……

两次演说　作者：郭光豹

他的两次演说，时空跨越凡30载。

30年前。河东。大讲堂主讲人SS先生。年方28。

斯时也，他言词滔滔：“……‘德’加‘才’这个恒等式，是党几十年来不变的人事政策，今天变了，听，‘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响亮出台，恰似惊蛰春雷，一声震得龙凤起，新的人才观，终于浮出水面了，依我理解，年轻化，应是这个口号的新亮点……领导人如果永远是老面孔，今天这面孔，明天还是这面孔；今天交椅上坐的是这个屁股，明天坐的还是这个屁股，那么，年年高校毕业生怎么办?……人们如何理解‘小荷才露尖尖角’、‘雏凤清于老凤声’、‘芳林新叶催陈叶，江水前波推后波’……一个人代表的时代，还是留给那个时代吧……这不叫抢班，叫接班；这不叫代替，叫代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志，最不可或缺的便是这种人梯精神，这种绿叶精神，这种尧舜精神……不是强调‘老’‘中’‘青’吗，偏偏这个‘青’字最容易被人忽略……‘扶上马，送一程’此说听起来多别扭，本来嘛，扶都不必了，遑论送?不送也罢，让青年人自己上马，扬蹄驰骋吧!……我想这是放不放心的问题，让不让贤的问题，归根结蒂，是执不执行党的新政策问题……”

30年后。河西。大讲堂主讲人还是这位SS先生。是年已58岁了。

此刻，他激情未减，亢奋依然：“……年轻化，毋庸置疑是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链环，然而，要具体人具体分析，比如，军事指挥员，无可争议要选拔年轻体健者，老胳膊老腿，怎么能够适应行军、演习和打仗?!又比如，体育明星，上了30岁这个坎，人们就会不客气地称他为‘高龄’；还有吃‘嫩’饭的星儿、第一线的蓝领、一切体力劳动者……叫他们去拼体力，当然力不从心，因此，让他们按时退乃至提前退，天经地义，他们也全自量，赖不得。可是，从事机关工作、科技工作、教育工作以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到了60岁，也搞一刀切，不看学位职称和身体状况，说退就退，算不算浪费人才呢?这些人才，曾经沧海，历练了几十年的摸爬滚打，备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积累到社会生活南北西东、秋冬春夏、悲欢离合、五颜六色的经验，好不容易熬至如今的‘干练成熟老到’，刚到钟就要立马下课，进‘老人间’，搞‘孙子疗法’，成闲云野鹤，跑医院，逛公园，领退休金，过早把他们玩成老古董……我断定，这政策，这偏颇，迟早全得到纠正，不信，咱们走着瞧……”

30年前河东的大讲堂里，约有50％的听讲人报以热烈掌声；30年后河西的大讲堂里，也约有50％的听讲人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必调查，无需考证，答案大概是：取己之所需吧!

双规　作者：刘国芳

她做女孩的时候，有两个人同时对她好。相比之下，他对女孩要更好一些。为此，女孩选择了他，和他结了婚。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这很多年里，他在事业上毫无进展，可以说一事无成。而被她放弃的那位却年年进步，开始当股长，后来当局长，再后来当副县长，当县长，可以说一帆风顺，事业辉煌。

他知道当时有两个人对她好，她是放弃了另一个选择他的。他很感动，结婚后一直对她很好。但她不仅需要他对自己好，她更希望他进步。说直白一些，她更希望他当官。但他却不争气，一直没有动静。她的怨言慢慢产生了，也就是说，她对他不满了。

来听听她的怨言吧。

那位当了股长时，她骂着他说：“我怎么嫁了根木头，你看看人家，已经是他们单位的主任了。”

那位当了局长时，她骂着他说：“我瞎了眼，嫁了你这么个没有用的东西，你看看人家，小车进小车出，你却骑辆破自行车，你不觉得窝囊，我都觉得窝囊。”

那位当了副县长时，她骂着他说：“你怎么有脸活在世上呀，你看看人家，都做到副县长了，我这辈子真倒霉呀，嫁了你这么一个废物。”

好多年好多年，她都这样骂他。他一般都不做声，忍着，让她骂。偶尔，他也会发作一下，比如回几句嘴或脸红耳赤骂她几句。这个时候她一定会跳起来，还扔东西，一边扔着一边骂着他说：“你吼什么吼呀，有本事你也去弄个官来当当，我骂你废物你还不服气，你就是废物。”

他们住在一幢平房里，那幢楼里还住着好多人。几乎每天，大家都听得到她骂老公，有时候三更半夜也骂。这时候外面就会有人叫起来，说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外面有人干预了，她才停下来，但恨恨不平。

一天她在家里看电视，忽然看到那位了。其实她经常在电视里看得到那位，作为副县长，人家经常有机会在电视里露面。但这次不同，她清清楚楚听明白了，电视里说那位当选为县长了。看完，她当即将手里的杯子扔了，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起来：“我怎么这么命苦呀，人家都当县长了。”说着，她哭起来，泪流满面。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动不动就发作，而且任何事情都可以触动她，让她发作。他在她发作的时候从来都不做声，只木着一张脸，让她骂。好长一段时间了，或者说自从那位当县长后，他的脸上从来就没笑过。每天每天，他都低着头，木着脸，随时等待她发作。

但有一天，他忽然笑了。

她当然看见他笑，她立即拉下脸，凶着他说：“你这样的人会有什么值得好笑的事?”

他说：“当然有。”

她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说来听听，有什么事值得你笑?”

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县长双规了。”

她有一阵子没反应过来，后来明白了。但明白后她仍拉着脸，她说：“这也值得你笑吗，人家当官的，才有资格双规。你这样的人，连双规的资格也没有。”

那时候是晚上，她的声音很大，一幢楼里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觉得，这声音就像一把刀子，挖得大家心里很难受。

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作者：余世存

如果要在20世纪的中国推选一名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层知名，又对社会和民间文化有着持久影响，人选可能非李宗吾莫属。李宗吾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明或说发现了“厚黑学”，揭穿了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秘密，无非是脸厚心黑。

当然，在正经的知识人或正人君子看来，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禅，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话略为加工罢了。何况，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罩在西学的阴影下，师承流派、知识谱系、逻辑理性、学术架构，等等，成为人们审视文化人是否合法正当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识不具有这些正当性，但他是有效的。

李宗吾说：“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他的父亲一辈子只读三本书。李宗吾读书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阅读也是“六经注我”式的。至于学术，蔡元培、梁启超们的学问虽然为他所不及，但他从另外一个方面颠覆了他们，他认为他们做的是小道。只有从教主的意义做学问才是大道，而在现代中国，只有他堪称教主。

这种知识在现代中国当然为体制化的知识所笑，但体制化知识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们的影响，说明西学、官学等远不能满足国人对知识的渴慕。事实上，厚黑教主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实践弟子何止千千万万，他的精神从属也代不乏人，如当代的柏杨、吴思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从个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适、鲁迅这样的正经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鲁迅等人因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种与时代齐平的人格，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终生端着生活，没有摆脱跟时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摆脱一种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虽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说过：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

从这个角度讲，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写《异行传》的张默生为李写了传记，但张默生显然没有意识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实属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样的人似乎也不会入当代成功人士的眼。因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独立、真正有个性的人一样，总会让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让正经之人笑倒。举例言之，他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到晚年亦然。他有时一边啃包谷，一边抠脚了，还要一边看书。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葫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莱，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临终前倒在地上时，老妻抱怨说：“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竞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似乎处处可见；都被我们的正统知识斥为野狐禅。只可惜大多数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样认真对待自己，从而成就不了真正独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今人律师赏析　作者：陈　章

在世界球迷“我为波狂”之际，朋友给我邮来一首清新雅丽，字字珠玑的五言律诗。末联“独怜今夜月，不照汉家营”，以边塞诗的意境，道出中国几亿球迷的心声。真的是“不减唐人高处”。这篇脍灸人口之作，把我近日的思绪，从“世界杯”中俘虏过去，完全沉浸在传统诗词的美感之中。

由此也觉得，鲁迅先生“好诗已被唐人做完”之谓，不无偏颇。其实，宋元明清乃至当代，佳作精彩纷呈，丝毫不逊唐人。正如赵翼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借此机会，我且介绍一些今人佳作，供大家欣赏，为省篇幅，仅举诗中一句或一联，读者窥斑足见全豹。

今年4月29日，是林昭被害38周年纪念。有诗人悼曰：全汝清操千载愿，还他弹费五分文。上联歌颂林昭圣洁之灵，下联愤书“五分钱子弹费”之事，对仗工雅，举重若轻，“还他”两字，境界全出。略知林昭事迹者，读后能不血脉贲张?

世事敢言也敢怒，喉咙能割不能封!此诗写张志新，字字千钧，撼人心魄。

赖家惊醒红梦楼，犹说昌星是好人。该诗咏有关远华案某歌星，若隐若现，知者自知，如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孤舟白雪常怀柳，匹马蓝关每忆韩。此联字字相对，浑然天成，虚实相间，清新雅丽。略知柳宗元“孤舟钓雪”和韩愈“雪拥蓝关”诗意者，无不叹为观止。

“秦皇汉武有何哉!……权将功过七三开”；“不知丰泽园中乐，可比杨家岭上多”?头两句是一首律诗中的头尾两句，后两句是另一首律诗末联，两诗同咏一位曾经在杨家岭上“军民团结扭秧歌”的伟人。“冢上已深三宿草，人间始重万言书”；“人心自有丰碑在，胜似煌煌纪念堂”。这两诗咏彭德怀。如此诗笔，知人善咏，无出其右!

高僧建塔无回扣，不是官家豆腐渣。此诗写的是历时800年、至今“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六和塔。作于朱镕基总理在九江大堤大骂“豆腐渣工程”之时，无心插柳，旅游妙诗成了反庸佳作。上诗作者，另有一首剥贾岛“松下问童子”诗曰：门口问传达，言官开会去，只在此楼中，酒熏不知处。诗人对官场腐败，公款吃喝，深恶痛绝，故诗以“怨”之，一浇块垒。

何如早向西天去，家破人亡两不闻。该诗题为“咏贾母”，贾老太太若能于荣宁两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际撒手西归，将是备极哀荣。诗发“红楼梦系列人物咏”凡数十首，我对此诗情有独钟，是因为推而广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人物，若能归天及早，于人于己，都未尝不是好事。

盘无兼味非关远，诗不能工负此穷。杜甫诗云：盘飧市远无兼味；欧阳修曰：诗穷而后工。此乃一下岗工人“自题小像”之作。重燃蜡炬将灰焰，再吐春蚕来尽丝。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满腔激情，跃然纸上，这是一退休干部抒怀之诗。上述两联，对仗难度很大，但诗人对得十分轻松，百炼钢化绕指柔，没有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难以为之。

平生未有凌云志，不与庸人做佣人!——我平生虽没有什么远大抱负，但决不与这位庸人打工!读罢这位工友的“辞职抒怀”，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老板，家大业大，虽然说话偶有寒碜人之处，但“赵大爷说的会错?他田就有五百亩啊!”我辈打工一族，居然敢说他是庸人!这位工友，平生并不做诗，如此惊人一鸣，使我平生三百诗，黯然失色，从此不敢做诗。

收入犹堪奉老亲，立锥有地未全贫。人生一世，纵然有广厦千间，也不过夜眠七尺。三餐温饱，斗室容身，足矣!此诗恢谐有趣，韵味无穷。

梦里不知身是客，床前犹见月如霜。——活用李后主、李白之句浑然自成妙对：苍凉沉郁，令人铭心刻骨；文词雅丽，读罢齿颊留香。

乡土有情残梦里，祖坟无语夕阳中。这是台湾诗人思乡之作，全联无一虚字，情境交融，意境深邃。与余光中新诗名作《乡愁》异曲同工。

无缘做得乔家婿，寄恨人生朝露中。曾操名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面是“辟如朝露，去日苦多。”此诗咏曹，略带调侃。措词幽默，令人解颐。

三天医院频输液，半月工资已泡汤。“输液”对“泡汤”，妙极!——这位诗人还算有幸，若在哈尔滨“天价医院”，输三天液不知得要你几年工资。

正是卧薪尝胆日，香车赛罢竞时装。这是开放改革初期某市一诗人观罢时装、车赛之后“有感而作”。国家百废待兴，国民本应卧薪尝胆，兜里刚有几个钱，便奢华铺张，难怪诗人不满。

羞经土谷祠前屋，径上秋风秋雨楼。土谷祠是鲁迅笔下阿Q打工栖身之所，秋风秋雨楼是为纪念鉴湖女侠所筑之亭。诗人游绍兴，留下如此诗句。20多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后至尽记忆犹新，其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

令人佳作，举不胜举，限于篇幅，暂且搁笔。最后告诉读者，被人尊为当代诗仙与诗圣的聂绀弩和熊鉴二位的作品，在此有意避开不谈。

“水浒”中的官场与江湖　作者：理　钊

我们的文学很有中国特色，在文字构成的世界中，作家们不但写出了一个官场，而且还写出了一个他国很少见到的江湖。在这一方面，除了武侠小说，《水浒传》尤为典型。一部“水浒”，人物众多，好汉云集，但总起来看，无非官场把一个又一个的好汉推向江湖，后来好汉们又想尽了法子要回到官场。

中国人是很喜欢读《水浒传》的，原因在于书中的好汉们动辄喜欢高喊“杀了那个狗官”，这足以借他人之酒杯浇一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了。其实，如果统计一下好汉们杀掉的“狗官”，那是远远少于他们所杀掉的平民的。在劫法场一节，李逵的大板斧一路抡下去，掉脑袋的又有几个官员?大多数还不是平民?

“水浒”中的官场与江湖被描绘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二者各有其“规则”。官场的规则应该是很明确的，因为它是社会管理机构，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运用权力的目的等都有“明文规定”，设立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有序地存在和发展。但是，看一看“水浒”中官场的运作，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按“明文规定”的办。以武松被发配到孟州城为例，犯人一到孟州牢城，要打一百“杀威棒”，但给牢头一点银子，便被免掉或打得轻。小管营施恩没打武松，看中的是他能替自己报仇，帮自己夺回“一月二三百银子利钱”的快活林。蒋门神被武松打败后，便暗中找到张团练，张团练又托了张督监，最后设计把武松做成了“小偷”，又托了知府要他性命。而施恩则托了人把武松判了个再次发配恩州牢城。这个“连环案”一路办下来，其运作的动力靠的全是“孔方兄”，使得越多动力越大，使得越准办得越快，好一个官场，忙忙碌碌皆为一个“钱”字，而所谓的法律、道德、正义都无影无踪了，而“人性”之光更是无从谈起。

再来看一看江湖。水浒中的江湖是要“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表面上看是这个“大义”把好汉们联络在一起，“团结”在水泊梁山的。但其实呢，靠的不过是惺惺相惜、趣味相投的哥儿们义气。武松第一次路过十字坡，孙二娘本来是要活剥他做成包子的，但一听是“打虎武松”，接着便成了弟兄。第二次进十字坡则是被“收购”来的，多亏了孙二娘眼尖，一眼认了出来，不然也变成了包子馅。武松两次化险为夷是因为武松在江湖上有名气，如果只是普通的行人呢?一定成了孙二娘所售商品的原料了。

这就是“水浒”中的官场与江湖，一个在谋利，一个为结义，而做成其“利”和“义”的，却都是他人无辜的性命。

可爱的奸雄　作者：易中天

曹操最可爱之处，在于他爱讲真话。

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但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他就讲真话，因为真话是最好的武器。这不但因为真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真话，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怎么样呢?只好下台。

日常生活中的曹操，其实是一个很洒脱很随和的人。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曾，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殉私情的东曾棣毛珍。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也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又比如阎行投靠韩遂，父亲却在曹操手里做人质。曹操便给阎行写信说：令尊大人现在平安无事。不过，牢狱之中，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再说国家也不能老是替别人赡养父亲呀!

曹操的这种性格，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搞政治的人，大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大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毛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地爱戴和拥护。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

曹操虽然洒脱随和，却并不轻浮，他其实是个很深沉的人。曹操的深沉，表现在他识人之准，用心之深。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术那么气焰嚣张，袁绍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却另眼相看。尽管刘备在他手下时一再韬光养晦，装聋作哑，曹操还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刘备)与操耳!”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也许曹操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比谁更傻。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说，放走刘备，是曹操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疏忽，那么，他收拾其它人，应该说都是步步为营，相当缜密的。为了杀荀或，他先是请荀或到前线劳军，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使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派人给荀或送去一个食盒。荀或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于是自杀。这样的手段，是轻浮的人使得出的么?在曹操的手下，谁要当真以为他轻浮，那么，自己的脑袋只怕离搬家也就不远了。

刘备和孙权确实比曹操更狡猾(他们势力较弱，也不能不狡猾些)。尤其是刘备，最会装。他在曹操跟前装窝囊，在诸葛亮面前装弱智，在手下人面前装仁慈、装厚道，连老百姓都知道：“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当然，他们两人的狡猾或者说聪明之处，还在于政治上的低调。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露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孙权甚至还居心不良地怂恿曹操当出头鸟。幸而被曹操一眼看穿，没有上当。但曹丕沉不住气。曹操刚一去世，他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这下子刘备和孙权高兴坏了：有人带头，不上白不上。于是也都人模狗样堂而皇之地当起皇帝来。结果，没当皇帝的曹操被骂成“奸”，当了皇帝的刘备和孙权却无人斥之为“篡”。

曹操虽然被指为奸雄，背了上千年的骂名，但他实在是一个坦荡、极有个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鲜活的人，不是政治符号或政治僵尸，更不是那种整天阴着张脸、一门心思只想整人的王八蛋!

嫉妒的化学反应　作者：何　顿

嫉妒这个东西在人身上历史悠久，历史上被嫉妒所害的大臣太多了。能征善战的军事天才白起，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一生也没打过一次败仗。他曾命令众将士一夜之间屠杀了45万俘虏，那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白起是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将军，我统记过，《史记》上所写的数字加起来就有89万，还有一些他指挥的战役，杀敌的数字不详，司马迁就没记载。白起的功劳太大了，大到人人都接受不了，于是就诬陷他。白起因功劳过大，难免不骄傲，加上又有一大群爱嫉妒的大臣诋毁白起，让秦昭王很不高兴，最后赐剑让他自裁。

你功劳太大了，谁不嫉妒你?唐朝的郭子仪，很了不起，安史之乱之所以没推翻唐朝，完全是郭子仪的功绩，倘若没有郭子仪力挽狂澜，唐朝恐怕只有百多年历史就结束了。当年安禄山率众造反，带领叛军南下进攻中原时，中原已有百来年没打过仗了，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于是纷纷逃跑或投降，安禄山率领叛军一路杀到了长安，很快就攻陷了长安。皇帝和太子，一个逃往蜀地，一个逃往灵武。郭子仪在灵武，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这便是继唐玄宗后的唐肃宗。郭子仪有谋略且能征善战，大败叛贼史思明于河北，后又与回纥兵配合，收复长安、洛阳及河西、河东、河南等州县。唐肃宗的近臣鱼朝恩十分嫉妒郭子仪，在肃宗面前讲郭子仪的怪话，说郭子仪有反心，肃宗就派什么都不懂的鱼朝恩坐镇指挥，结果唐军大败，鱼朝恩把大败的原因归于郭子仪，肃宗便收了郭子仪的兵权。后来安史叛军又闹大了，唐肃宗又把兵权还给郭子仪，郭子仪又把叛军打败，收复了叛军占领的失地。

郭子仪内心坦荡，无私，是历史上很少几个功高震主，却有善终的大臣。他是唐德宗年代病死的，享年85岁。像宋朝的岳飞、明朝的袁崇焕等忠臣，都是被嫉妒的小人进谗言所杀。

翻阅史书，我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良臣被杀，虽然有小人进谗言，但文字的背后，我总觉得皇帝也在嫉妒他的才华。皇帝也是人，是人就有嫉妒心。唐宪宗就有点嫉妒韩愈。韩愈才华横溢，又很耿直，敢挑重担，唐宪宗看见他就不舒服，一有人说韩愈的坏话，他就把韩愈贬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去。所以韩愈屡次遭贬，就跟郭子仪的兵权屡次被剥夺一样。皇帝很嫉妒郭子仪的军事才能，既担心他，害怕他像刘裕(灭东晋建宋)、萧道成(灭宋建齐)、萧衍(灭齐建梁)和陈霸先(灭梁建陈)一般拥兵自立，然而又不得不用他，因为有些事情非他莫属。既然天子都嫉妒人，何况芸芸众生?嫉妒心人皆有之，说自己不嫉妒的人是讲假话，没有人不嫉妒。嫉妒是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心理反应，属于一种比较和对照反应。只是有的人嫉妒人就想把对方往火坑里推，想借别人的力量铲除他，而另一些人虽嫉妒人却能调整心态，把“嫉妒”变成鞭策自己奋起直追的动力。嫉妒心在一个有良知的人身上会转换成动力，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却变成了憎恨。嫉妒心在人脑里是一种化学反应，那种反应在心胸狭隘的人身上变成了毒素，使人想把对方踩下去。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历史是朝前发展的，这个社会总是把不学习不进取的人抛在后面。上天从来不鄙薄那些努力的人。你听说过上天偏爱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么?我想人只是在好吃懒做中才会嫉妒，人只是在失去什么或觉得“我不如他”时嫉妒才会猛增。如果一味嫉妒，嫉妒心就会变成一剂毒药，使你丧失良知，失去爱心，变成一只披着人皮的狼。

近代中国社会一瞥　作者：阳信生

如此“竞争”

近代中国人崇尚“和为贵”，但也不是不争。不过，西方国家的竞争是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你追我赶、争做第一，是积极的、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竞争；但许多国人不是进行积极的、公平的竞争，而是搞明争暗斗式的消极“竞争”，搞窝里斗。这不是竞争，而是内耗；不是共同进步，而是共同落后。

有些人最崇尚的竞争莫过于纸上的竞争，嘴巴的竞争，往往通过游戏中的一决雌雄，来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愿望。他们特别希望自己家的鞭炮比别人家的放得响、自己的风筝比别人的飞得高、自己在麻将桌上技压群雄，“名利双收”。正所谓：“明镜风筝，见戏称雄。竞争中外，毕竟不同。”

中国堪称是“游戏大国”。为了满足“竞争”心理的需要，国人“发明”了各种“游戏”，真让人过足了瘾。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中一败涂地，但中国人的“纸上谈兵”的“比拼”功夫，堪称世界第一。斗蟋蟀、斗鸡、斗鸭等五花八门的“竞争”，乃中国之“国粹”，是中国人“尚武”精神的具体体现。谁能说中国人的“文治武功”比西方人差吗?这可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绝活”!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国民对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的态度。四大发明传到西方之后，造纸术、活字印刷成为传播科学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指南针则成为探索新大陆的工具，火药亦成为开发、改造大自然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在中国，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用于造纸钱和印刷儒家典籍，指南针被广泛用于看风水，火药则大量用于制造鞭炮。这就是新发明的用场。中国拿什么与西方竞争呢?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代中西方的差距何以如此之大了。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国人依旧妄自尊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仍然不切实际、闭门造车、想入非非。虽然已经被西方的大炮轰出了中世纪，但国人的头脑和身子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死抱“国粹”不放，对西方的先进事物连正眼都不愿看；即使学习西方，亦是怀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头来无异于“水中捞月”，毫无成效。近代中国犹如“屋内骑木马”，纹丝不动，远远落后于世界，就不足为怪了。

官本位

封建社会“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土为尊，农工商卑”。那些学而优则仕者更是尊贵有加，中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社会。封建统治者希望“让天下英雄尽人毂中”，通过科举考试网罗一大批忠实的奴才；对那些屡试不中者，亦通过开放“捐纳”、奖励等途径，让他们美梦成真。当然，国人对官位的顶礼膜拜，不仅是尊崇官位本身，更多的是出于对官位背后的荣耀和利益的尊崇。官帽很诱人，做官乃是一条“光明大道”，许多“精英”掉进了“官”眼里，拜倒在官服下，为金钱、权力争啊斗啊；各位“俊杰”一心一意地忙着投机、吹牛拍马、谋缺、钻营、升官发财。

传统士子信奉“学而优则仕”，“官”念强烈。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学生、“洋学生”亦不例外。虽然他们的打扮亦中亦西，十足的洋派头，有时还动不动来几句“洋鬼子话”，好像很时髦、很新潮；还经常以民主、自由、独立相标榜，新名词常挂嘴边，思想观念似乎也够现代，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没有任何新的思想，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狂热追求，接受新式教育只不过是他们实现人生飞黄腾达的一条捷径而已。为了梦寐以求的官位，这些学界精英早已把所谓的“独立”大旗摔倒在地上了，抱腿的抱腿，飞升的飞升，向着官界的顶子进军。顶子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他们不是新思想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也不是新社会的创造者，不过只是一群顶子下的奴隶而已!

官本位无疑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整个社会对官位的盲目追逐、对官员身份的疯狂崇拜之风，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恶果，是封建传统价值观的产物，也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奴性意识

旧中国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强的特权社会。所谓人分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一作“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等级森严，贵贱有别，尊卑有序。

高居金字塔顶端的是皇帝。皇帝乃天子，即上天之子，神圣不可侵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在皇帝面前都要称“奴才遵命”。接着便是贵族。封建社会乃“家天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公贵族享受各种特权，尊贵无比，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天经地义。再次便是“代圣上行事”的各级官员，地方督抚大员自然显赫，就是一般官吏(哪怕七品芝麻官)，也是朝廷命官，神气得很。那些退职官员或者有功名职衔却无官可做者，便做地方绅士，亦是民间社会的统治者。处在最底层的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老百姓。

经过千百年的奴役与驯化，许多人已甘心认命，死心塌地地服从上天的安排，听任他人宰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语)。国人的奴性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从排外到媚外

受闭关政策的影响，传统中国人有一种盲目的“天朝上国”心态和“夷夏之防”观念。他们思想保守，难以接受新生事物，对外国人一律斥之为“夷人”、“洋鬼子”，大加排斥。自从五口通商以来，国人就进行过多次反对洋人人城的斗争。虽然，此举不无反抗列强侵略的积极意义，但其中也不无盲目排外之陋见。其中长沙的士风民气之强悍、保守排外思想之严重，全国罕见。到1880年为止，没有一个外国人访问过长沙；直到1886年为止，也没有外国人进入过长沙。长沙因之被外国人称为“铁门之城”、“顽固的堡垒”。

1897年5月，有一德国文人鹤尔富到湖南游历，想进长沙城看看此地风景。不料，民众一片哗然，群起而欲将其驱逐出境，并聚众请愿，向官府施加压力。鹤尔富以过而不得入城为耻辱，派人致电北京总署，诘问不准入城之理由。湖南按察使为此伤透脑筋，踌躇再三，决定于深夜开门私相接纳以满足鹤尔富的愿望。不料，又因守城军队拒绝开门而未成。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严词斥责，湖南地方官迫于压力，便乘湘人熟睡时，派兵从侧门迎接鹤尔富到巡抚衙门东侧的又一村款接，旋即护送出城。湘人民气之嚣张、排外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面前，有些人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心态而跌进“我们事事不如人”盲目崇洋的深渊。清末民初，整个社会都以使用洋货为时髦，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有明显的西化色彩，特别是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庭更是几乎无一不与“洋”字有“染”。

我们的国务员无疑是最有条件、最有权力享受的，他们是典型的洋派：“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登(灯)、毡毯、面盆、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独惜其身非外国产。”其他上层人士也是“器必洋式，食必西餐”。许多乐于赶时髦的都市青年和受外面世界影响较多的农村青年，也亦步亦趋，乐此不疲。20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所谓的“三克主义”，以用三克为时髦，即目戴“克罗克”(一种进口眼镜)，手拿“司的克”(西人常用的一种抒手棒)，口衔“茄的克(一种洋烟)。他们对洋货和外国事物的艳羡已经到了一种盲目的地步：“中国之缎甚好，偏爱穿外国缎”；“中国戏甚好，偏爱外国戏”；“中国菜甚好，偏爱吃外国大餐”；“中国之学堂甚好，偏爱进外国学堂；中国之女人甚好，偏爱娶外国老婆”。在当时，被视为前途远大的青年无不具有一些特定的标志：受过西式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出国留学；暂时留在国内的，也被送到有名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或是苏州的东吴大学。在一些家庭里，父亲爱吃英国烟酒，母亲喜欢法国饰品，儿子则要去美国留学，小女儿钟爱日本玩具，样样都不离一个“洋”字。学习西方与崇洋媚外绝不是一回事，崇洋媚外不但不能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相反会使我们丧失前进的根本。

正常的怪事　作者：王嘉礼

楼房越盖越多

离谱的平米价格

马路越铺越多

早晚儿还是堵车

广告越播越多

是真是假难说

敲键盘的越敲越多

写起字来阴差阳错

减肥的越减越多

苦练不吃不喝

离异的越离越多

一个不如一个

财富越聚越多

少了知足常乐

梦想越梦越多

忘了好事多磨

怪事越写越多

正常五味生活

是赞助费，还是保护费？　作者：王乾荣

衙不在高，有权则灵；

权不在大，实惠就成。

管啥吃啥，名正言顺。

生杀在我手，谁敢不进贡?

盘剥名声臭，咱念“赞助”经。

市场要监管，执法钱生情。

教育要办好，择校钱开门。

箴言须牢记，金钱能通神。

有钱好办事，没钱干眼儿瞪。

不算搞腐败，此乃老传统。

人家都搂钱，唯我装“正经”?

您“自愿”掏钱，我干吗脸红?

衙门小金库，大而深。

有私分之方便，无被查之忧心。

吃喝小意思，景点路路通。

逍遥复潇洒，行行重行行。

喜你我之心领神会，愁传统之一时失灵。

自云：敛钱须抓紧!

矿妇泪　作者：沈宗佑

雄鸡啼拂晓，送夫煤矿行。

井下采煤险，安全再叮咛。

忍泪强笑别，顾影自怜俜。

挑秧闪腰痛，栽插比邻迟。

床头鸳枕空，冷热有谁知。

矗耗轰头顶，矿难夫横殁。

矿野认夫尸，哀号诉心瘼。

夫妻阴阳隔，孤雁不成双。

小儿失父爱，嫩苗遭严霜。

婆母百年后，无子扶殡輬。

我夫死得苦，我夫死得冤。

矿主心贪婪，人命当草菅。

官商权钱易，狼狈饕餮餐。

矿妇唯祈求，整治矿痼疾。

生活中的大小多少　作者：红尘素梦

有些领导，权力不大，派头不小；

有些歌星，经典不多，绯闻不少；

有些作家，出书很多，实话太少；

有些球星，进球不多，代言不少；

有些医生，经验不多，开药不少；

有些教师，学问不大，办班不小；

有些农民，家里田多，长草不少；

有些大款，挥霍太多，施舍很少；

有些父母，爱幼过多，尊老太少；

有些闲人，路子很多，正事大少；

有些女士，脂肪不多，吃饭很少；

有些学生，作业嚷多，上网不少；

有些高校，扩招很多，收费不少；

有些政策，口号声大，做事力小；

有些教育，八股太多，创新大少；

有些收费，名目很多，票证太少；

有些电台，精品不多，广告不少；

有些论坛，美文不多，呻吟不少；

有些文章，字数很多，废话不少；

有些晚会，场面很大，掌声很小；

有些证书，本本够大，含金量小；

过个节日，短信很多，原创太少；

此类现象，看似不大，影响不小。

以上所说，纯属虚构，如有雷同，

呵呵呵，欢迎对号入座!

习惯　作者：爱谁谁

隐藏的都是失误，公开的都是经验。

表白的都是支持，保留的都是意见。

悼念的都是好人，诅咒的都是混蛋。

讲理的都是傻瓜，蛮横的都是好汉。

冷落的都是小民，巴结的都是大款。

显示的都是正直，掩饰的都是邪念。

读说的都是实话，出口的都是谎言。

宣传的都是清官，曝光的都是巨贪。

人生三定律　作者：李以渝

不对称律

环顾四周，树木、房屋、家电、动物、人体都有对称性，我们习惯认为世界是对称的。其实，人生、世事大多不对称：成功需100％的努力，失败只需1％的破绽；千里之堤，成须处处牢固，毁则只要一穴；人生，退步容易，进步难；婚姻，离婚容易，结婚难；身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生活，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

守恒律

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守恒律，人生世事也大体如此，如常见一些残疾人，眼睛失明，耳朵灵；身体残了，大脑灵；人长得漂亮可能水平低。

常言道：天地之间一杆秤，世间得失、成败、荣辱、祸福，有个守恒。或说世事像一副扑克牌，无论怎么玩，总是54张。拥有之中便有失去，缺乏当中又有获取。

递减律

“边际收益递减律”是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意思是“人从获得一单位物品中所得到的追加的满足，会随着所获得的物品的增多而减少”。干渴时，第一杯水给你带来满足和幸福，喝第二杯水这种感觉就减少了，第三杯、第四杯会依次递减。生活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得到的越多会越满足、越幸福，递减律说的其实不过如此。得到越多，玩得越多，吃得越多，往往越不满足。

一般规律　作者：小二黑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

“办公”就是休闲，“检查”就是喝醉，

“研究”就是扯皮，“协调”就是“勾兑”，

“实事”就是摊派，“政绩”就是神吹，

“数字”就是瞎编，“汇报”就是掺水，

…………

庸俗十态　作者：兆　子

庸俗，生活中司空见惯之态。查词典，上载“庸俗，平庸粗俗，不高尚”。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已对庸俗有活灵活现的描绘。古书中有庸俗十态：其一，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其二，每与人言，必谈及责成；其三，遇美人则急索登床；其四，见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其五，与友人相聚便高吟其酸腐诗文；其六，头已花白却喜喝艳曲；其七，施人一小惠便广布于众；其八，与人言谈便刁言以逞其才；其九，借钱时其脸如丐，被人索债时其态如王；其十，人前常多蜜语，人后必揭人短。

以上十种，可谓一览无余的世相扫描，道尽了人间庸俗之态。可笑的是，这庸俗之态，虽常为人不齿，却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细观今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其庸俗之态绝非十种、八种，为省笔墨，试举二三：

腰包鼓胀，便大耍富人派头，穿名牌，坐名车，居豪宅，吃高档，手上钻戒晃眼，脖上金饰招摇，一副夸富显摆的架势，整个为富不仁的嘴脸。一旦乌纱到顶，便觉身价倍增，常以睥睨之态傲视他人；见上司则逢迎有加，遇百姓则官腔十足；走路常迈着八字步，讲话常伴有“哼哼、哈哈、啊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老爷习气弥漫在全身。遇美人则色相毕露，热衷献媚取宠，急欲讨好求欢，常以“婚外情”为美，以包“二奶”为荣，将“不爱江山爱美人”挂在嘴上。

“最”字说　作者：华　子字体： 【大 中 小】 最大的手——一把手；最好的帽子——乌纱帽；最有害的虫——蛀虫；最有钱的官——贪官；最拿手的戏——独角戏；最开心的谈——一言堂；最难穿的鞋——小鞋；最难得的碑——口碑；最难立的碑——丰碑；最难说的话——真话；最难分的数——一分为二；最难抗拒的风——枕边风。

官语词典　作者：李小磊

工作需要　职务更换的必用语，升迁可用，贬谪也一样。

高度重视　往往出现在事情发生之后，句式多为“引起高度重视”。

有效措施　有效的无效措施，事情发生之前可讲：采取有效措施。

负增长　下降的代名词，妙在是增长而非下降，足见造词者功底深厚。

有关部门　出现频率颇高，妙就妙在既可概括一切，又可遮掩一切。

严肃处理　不涉及刑事责任的处分，小到批评检查，大到撤职除籍。

力度　物理和哲学名词的巧妙结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力度是难以衡量的。

不尽如人意　听起来似乎不好，实则自我感觉很好，世界上什么事能尽如人意呢?

基本上　略同于一定的，但比一定的更具妙用。无论谁从什么角度挑剔，均可以基本上应付。

阶段性成果　到啥山砍啥柴，到啥地步说啥话，几乎天衣无缝，比之基本上、一定的又进了一步。

一定的同一句话，作用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谦虚状，虽然成绩斐然也是一定的；一种是文过饰非，虽然问题不少也是一定的。

犹豫大王　作者：刘　齐

装修是个令人困惑的过程，因为你是主人，你得不断决定各种事情。从前被别人(比如说各级领导)决定惯了，一旦轮到自己决定，还真有点儿不敢下手。

决定就是选择，选择就是挑一样合适的。

问题是可供挑选的东西太多，利弊纠缠不清，你很难判断哪一样最合适。比如说那个灯吧，就有好多类：吊灯，壁灯，台灯、筒灯、射灯、牛眼灯、四爪灯、飞碟灯、镜前灯、吸顶灯、落地灯……每一类还有五花八门好多种，哪一种也不是省油的灯，省脑子的灯，统统摆在那里，闪着诱惑的光芒，让你无比闹心。

好不容易买下来，安装时又让你举棋不定。比如那个筒灯，多大距离安一个?30厘米?40厘米?55厘米?66厘米?

哪个距离都有现实性，合理性。也有局限性，片面性，辩证性，不好办性。我家装修装了好几个月，还磨磨蹭蹭没弄利索，除去别的因素，我的优柔寡断要负相当的责任。但我也不是孤零零的个案，我问过左邻右舍，他们装修时比我还犹豫。

遥想当年，咱们先人那时该是何等痛快，关于照明问题，要么你就黑着，要么你就点蜡，顶多点一个黄乎乎的小灯泡，齐了。

犹豫大王哈姆雷特有句名言：生存，还是死亡，是个问题。

现代人看了发笑：这算啥难题，二者选其一，百分之五十的命中率。我们现在难多了，连小孩子解题，都是ABCD四种答案。

梅林写《马克思传》，有一段描写挺让人感到安慰。他说马克思构思文章，总是迟迟拿不准主意。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马克思贫乏，文思枯窘，恰恰因为他老人家太渊博了，脑子里同时有好几种方案在那儿打转转。

一想，我们现在不也这样嘛，从一元时代到多元时代，从短缺经济到剩余经济，从视野里空空如也，到无尽的信息拼命涌来，我们已然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如今，谁脑子里不是塞了一大堆东西?

人活在现代，也好也不好，不让你选择你难受，让你选择你更难受。有时想想，那些一言堂的领导人，你不佩服还真就不行，人家说一不二。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不过是小菜一碟，即使选错了也不认错，嘴硬，心也硬。

现代人不敢硬，现代人想得太全面，心太软，太活，需要自己决定的事情太多。现代人才是真正的犹豫大王。

酒场须知　作者：老　杜

一、酒桌上虽然“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但喝酒的时候决不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二、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

三、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四、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五、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手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六、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七、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八、端起酒杯(啤酒杯)，右手扼杯，左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自己如果是领导，知趣点，不要放太低，不然怎么叫下面的做人?

九、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十、碰杯，敬酒，要有说词。

十一、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十二、不要装歪，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十三、假如，纯粹是假如，遇到酒不够的情况，酒瓶放在桌子中间，让人自己添，不要傻不啦叽地去一个一个倒酒，不然后面的人没酒怎么办?

十四、最后一定还有一个闷杯酒，所以，不要让自己的酒杯空着。跑不了的!

十五、注意酒后不要失言，不要说大话，不要失态，不要唾沫横飞，筷子乱甩，不要手指乱指，喝汤噗噗响，不要放屁打嗝，憋不住上厕所去，没人拦你。

十六、不要把“我不会喝酒”挂在嘴上(如果你喝的话)，免得别人骂你虚伪，不管你信不信，人能不能喝酒还真能看出来。

十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脸，不管领导要你喝多少，自己先干为敬，记着啊，双手，杯子要低。

十八、保持清醒的头脑，酒后嘘寒问暖是少不了的，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都显得你关怀备至。

茶客留言　作者：殷国生等

殷国生《江苏盐城》

东方航空公司空姐写的《飞机上遇到的一件辛酸事》(见《杂文月刊·选刊版》第8期)让我泪流满面!

荐稿人的话语很中肯，这里，我还想透过朦胧的泪眼罗嗦几句。那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发生在飞机上的故事，使多数读者有恍如隔世的惶惑。中央体恤农民疾苦，陆续提出“全体人民共享现代文明发展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不少偏远落后地区，国家前进一大步，它们挪动一小步，有的甚至是停滞不前外加环境不断恶化!从这些地方走出的父老乡亲，怀着对城市莫大的恐惧和自卑心理，虽谨言慎行但仍然动辄得咎的遭遇，使得他们出现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显得寒酸和凄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加以重点扶持帮助，这些极其贫困地区的人民，将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孤民”，缺医少药缺吃少穿，实在比水深火热好不到哪里去!翻开民族解放史，这些地区的人民又曾经作出过巨大的牺牲，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当初作出的巨大牺牲换来了什么?坐飞机连餐饮免费也不知道?

这篇文章其实真的算不上杂文，但是，感谢《杂文月刊·选刊版》编辑，是你，使我们懂得了这样的一个中国农民、一个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老人、一个类似我们父亲的中国老人，本身就是一篇绝佳的杂文!

刘曰建(北京)

读罢香港特首曾荫权的《走出礼宾府》(见《杂文月刊·选刊版》第8期)，为之一惊，领导原来还可以这样讲话!这和我心目中领导的“重要讲话”大相径庭，于是拜读再三，好在仅千余字，不足一页，比某些领导“说两句”还短，且文字平易。笔者混迹官场多年，见识领导讲话无算，对某些领导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篇幅冗长、空洞无物、假话罗列、废话连篇、套话成套，看过或听过，脑子空空如也。在位时，拿到厚厚一本领导讲话，前边几页翻过不看，后边几页也不看，只在中间找需要执行的东西。有人调侃，领导的讲话需用甩干机甩过，才见“干货”。可谁要是像曾特首在任职一周年的重要时刻不说几个钟头，不来万把字的大块文章，会让人觉得没水准。讲话必有几个“必要”、几个“一定”、几个“　做到”、几个“不许”……反正说大话不上税。

曾特首有“权力大了，却越觉得需要战战兢兢”的感慨。这使我想到我们政府的决策能否走出北京、省会?现在的种种腐败，都在中央禁止之列，频频发生的矿难，哪个不是和中央对着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决策走不出什么“府”的祸根。

曾特首的“放下身段”更值得当权者仿效，他生怕市民认不出自己，希望在他吃牛腩面时“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某些官员是出有车食有鱼，前呼后拥呼啸而过，生怕市民认出自己。在网上有时看到某某官员被杀被炸的新闻，总会看到网民的欢呼雀跃，让人不寒而栗。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扩大化”到所有官员，是谁的悲哀?对群众的“偏见”公仆们将做何表示?虽然香港和内地情况有所不同，还是建议官员们读读《走出礼宾府》，或许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

王海银(山西太原)

读了陈四益先生《选人难》一文(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8期)，笔者感触颇多，憋不住也想说几句。

论及选人问题，首先当把人才划分为管理、领导型人才和技术、业务型人才两类。我想，陈先生谈到的选人难，主要是指前一类人才的选拔，目下后一类人才的选拔并不存在太大问题。陈先生在文中把主要笔墨用在了如何鉴别人才问题上，然而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现在更大的问题是：许多单位或部门的领导者根本就对人才不感兴趣!你就是把现成的人才放到在他眼皮底下，他都懒得看抬一下眼皮，更何谈劳神费力去发现呢!因此，现在最缺乏的不是鉴别人才的方法和机制，而是激发领导者对人才的兴趣的方法和机制。

最根本的办法是找到一种体制，使领导人和他所领导的单位或部门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惟如此，领导者才可能像当年的刘备一样求贤若渴。其次，要像封建社会把能否做到“野无遗贤”看作君王圣明与否的标记一样，把人才的培养、发现、选拔和充分利用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称职与否的重要指标。人才是第一资源，浪费人才比浪费资金、能源、原材料等性质更为严重，因此，一个单位如果存在严重的人才浪费现象，理应追究领导者的责任。第三，如果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不妨借鉴一下过去的科举制度或现在的高考制度。这两种制度虽然有重书本知识轻实际才干的弊端，但却能够最大限度地绕开人为因素，只要经过适当的改造，也可以用于当代人才的选拨。两害相衡取其轻嘛。

2006年第11期

很想说：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者：孙贵颂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多少人都在这么说着、重复着。我在互联网上“谷歌”一下．天哪。竟然蹦出了123万个符合查询结果的条目!那里面牵涉到的人物，有明星(如吴若甫、刘晓庆)，有大腕(如姚明)，有平民(如普通的购房户、人民教师)。而其内容则更为复杂。可谓千差万别。不一而足。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我相信法律”或“法律是公正的”口号。由此可见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而神圣。

然而我却要说．我很想说法律是公正的。但我不敢完全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它的条文在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应该是死的、刚的、不变的。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应当用同一的条文标准来衡量、处罚其罪其刑。然而我发现有的时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以《刑法》为例。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这几年眼看着逮捕了一个大贪官，贪污数额达到了几百万元；又逮捕了一个大贪官。贪污数额达到了几千万元．可是却没有一个被“咔嚓”或“嘎崩”了的，连安乐死都看不到了。一致的说法是他们的认罪态度好，有立功表现。更多的民间说法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肯定是法律的量刑尺码松了，放宽了，从轻发落了。前些日子我在报上看到安徽有一个镇的财政所会计朱某某。贪污了11万元，结果被判了11年。我就不信。这个朱某某就是一块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而那些大贪官却个个表现积极且有减刑情节。

法律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正如俗话说得好：“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看到的法律条文是很公正的。但我也看到了坐在法庭上的法官是不公正的(顺便加一个小插曲：8月17日。湖南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时。一位审判员竟当庭睡着了)；站在马路上的警察是不公正的，查到司机违章时，同样的内容，有的坚决而严格地罚款，有的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就走人：具有监督和执法双重职能的检察官是不公正的——我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全部。全部不公正的司法队伍连法律本身也肯定不公正。我只是指其中一部分人．而且是极少的一部分人。然而这极少的一部分人就已经很可怕和很令人忧虑。因为有他们在，一部好经就能念歪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们的法律队伍的光辉形象足以使人猜疑。他们所办的假案、错案、冤案。给共和国的公正色彩抹了黑、丢了丑。

我目前还没有打过官司。也就是说没有与公检法打过多少交道，但在我认识的圈子里，也有惹上官司的亲朋好友。印象最深的，一旦与法律沾上边，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得找找”。找什么?找人呗。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都这么说。也这么做。所谓“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大都是在处于无奈和被动的情况下发出的呼吁和感叹。但凡有别的办法。他们决不愿意与法律、与司法人员打交道。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惹不起躲得起”的味道。

由于上述的几个原因，我对法律能否认真执行不能不有所怀疑，尤其是对某些执法者产生了怀疑。很显然，再科学合理的法律条文一旦被歪曲地使用和利用，后果不是错误就是荒谬。就如解数学题时，如果把算式列错了。这个结论还能是正确的么?

当然，我的怀疑只是暂时的、局部的。随着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法制建设的完善。总有一天我也会由衷地喊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但在目前。我还只能来一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王翔宇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9月4日／苏凝图《会审陈世美》】

衙门化生存的大学　作者：张　鸣

自从薛涌先生在大学问题上扬香港抑内地的议论一出，举国哗然。平心而论，薛先生的话，有点不厚道，出身北大的他不应该不知道，中国的大学跟西方的大学，其实不存在可比的平台，我们的大学，就其软件部分而言，其实更像衙门。不像学校。

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分数线，都要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不仅如此。大学系统还有学科研究基地，重点学科，一级学科种种名堂，都要评。而且都由教育行政部门来主导。还有没完没了的评估、评比，明知道下面的大学都在造假应付，但却评估依旧，甚至发现了造假的证据，也当作没看见。上面要的只是自上而下的“评”，只有年年“评”。才可以逼迫大学“跑步前进”，确保大学成为大衙门下面的小衙门。

说大学衙门化生存，不仅是因为它拥有全套的党政部门，从纪检委到宣传部。从统战部到工青妇。也不仅是因为它所特有的业务机关，诸如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等权力特大。无时无日不发文发指令派人员指导监督、或者说折腾着教师。即使是作为基本教学单位的院系，也已经衙门化了。

学院分办公室。讲师四人一间，副教授二人一间，教授一人一间，副院长也一人一间，但面积要比教授大得多，至于院长，当然要占一个最大的房间。房分三六九等，其实跟“工作需要”关系并不大，因为在学校里生活的人都知道。其实教授和院长的办公室多数时间都空着，反倒是住房紧张的讲师。在办公室的时间要多些。

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从来都只是衙门的表象。每年职称评定。学院都要组成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有变化。委员是怎么产生呢?院办公会议决定的。院办公会议的正式成员，就是院长和副院长。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不由院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会告诉你说。因为评职称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其实，这样问，在大学的语境里本来就是多余，因为所谓的院学术委员会，也是院办公会钦定的。

有人说。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对你侧目而视。开会时只要校长或者副校长说了话，下面的教授们发言，都会自觉地引述校长的“指示”，好像不这样引证一下，自己的话就说不出来似的。校长到自己学校的院系来检查工作，按道理，本是分内之义，但是有的学院，却要求所有的系所负责人和办公室人员早早恭候，还挂上了大横幅：“欢迎某某校长前来检查指导!”教师们甘为奴才，也有自身的不得已，现在大学的领导。说是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能有点过分，但普通教师收入高低、职称评定。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体制内的所有资源。全掌握在领导的手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可以给你所有的好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没有份。学校和学院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有教授的头衔，有自己的专业，但无论什么专业的领导，对于中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不仅懂得借刀杀人，懂得分而治之，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位。在上级面前，领导永远都是温婉可亲的样子，但对待下级的时候，则会有金刚怒目、厉声呵斥的威风。在这样的衙门里，听话是最重要的美德。教师如果既有学术造诣(主要是成果量和征引率)又听话，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学术，只听话，也行，如果有学术不听话，哪怕你水平再高，也不行。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大学像衙门，学生像什么呢?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说过，大学里的学生，更像是交粮纳赋的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当然，他们还要上课。其实上课更像是教师的良心活。本质上，衙门是不管课程质量的，要管的话，也是越程序化、教条化越好(教学评估就是这样的标准)，恨不得把学生都变成标准化的桶。让他们把标准化的知识或者另外叫什么东西灌进去。完事大吉。

【杨松荐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2期】

中国人的“面子工程”　作者：朱铁志

咱们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平时不管多么邋遢的人，出门在外总要捯饬一下，尽量显得光鲜一点，否则就觉得没有面子；日常生活中不论多么脏乱的家庭。来客时总要突击收拾一番。营造出窗明几净的效果，否则也觉得不体面。如果没有“别人”和“客人”，一些人可以几天不洗澡、长期不打扫家庭卫生。说句刻薄一点的话，他们就可以像猪一样怡然自得地活着。如果没有卫生条件固然情有可缘，但有了条件以后，依然按照老习惯过活，身上经常发出令人厌恶的怪味。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面子”有过深刻的论述，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然后把外国人从角门送出去，于是以为保全了自己的面子。这种只重外表、不重内里，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低劣的做法。至今还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于中国人的“面子观”，外国人是很不理解的。因为那确实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东西。像前面说的，一个人不讲卫生不觉得没面子，只有面对别人时才觉得没面子：一个家庭不讲整洁也不觉得没面子。只有让客人看见了才觉得没面子。“面子”虽然保全在自己脸上。其实是做给外人看的，决定权操在别人手上。如果没有外人看见，即便像猪那样生活，也不算没面子。

一个人的文明教养是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临时突击一下固然可以伪装出假象。但话语不出三句、举止不过三招。便会露出马脚，装是装不像的。最近一位叫做北村丰的日本人游览了我的家乡东北，除了盛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一些人随地吐痰、用手擤鼻涕、露肚皮、剃光头等不良习惯。其实。如果不意气用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理智地承认，北村丰的“揭露”实在有限。我们自己所见所闻何止上述几端!针对国人旅游中的不文明举止，最近中央文明委发出通知，其中就明确列举了“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明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因此专门发出通知，希望借此“提升中国公民旅游的文明素质”。

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文明委”?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经常自我标榜为“礼仪之邦”?在过去长期闭关锁国的年代，我们关起门来自我陶醉、自我吹嘘。怎么讲怎么有理，反正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清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睁开眼看世界，世界也有机会睁开眼看中国。于是乎，我们知道了，人家那里也不是“蛮夷之地”。绝大多数国家公民的文明素养并不在中国人之下，甚至很多国家的文明礼貌水平在我们之上。2001年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意大利，在比萨斜塔下，就清楚地看到用中文书写的“请勿随地吐痰”的提示牌。当时有一种莫大的受辱感涌上心头。使馆的同志劝我不必那么愤愤不平，并提醒我注意一下除了我们的同胞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随地吐痰?我真的那样做了，结果很不乐观：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外国人随地吐痰。倒是有不少炎黄子孙对提示牌视若无睹。照样“天女散花”。这件事让我的游兴全没了，我的中国人所固有的“面子感”受到莫大伤害——虽然在国内无数次见识过随处飞溅的痰迹，但置身异国他乡，却感到格外受伤，而最受不了的。还不是那块提示牌，不是谁的“妖魔化”。而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同胞！

2008年我国要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于是大家觉得有必要以一个文明的形象面向各国宾客，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想说的是，中国即便不举办奥运会，我们的日子也得过。也得努力改善自己的环境卫生、提升公民的文明素质。说到底文明不是一项表演。而是自己的事情。做出来的文明虽然比不文明要好。但终归不是本相。所以，还是要从基本的教育做起，从日常文明习惯的养成做起，从自身和自家做起。真正的面子工程。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内化”过程，一个养成了文明习惯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不会行为让人侧目、举止叫人鄙视。

当然，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比如：我们能不能降低说话分贝。不要动辄粗声大气、唯恐人家听不到?能不能随身携带纸巾，把非吐不可的痰吐在纸上?能不能稍微辛苦一下，把垃圾丢进垃圾箱?能不能养成排队习惯，不要脸不红、心不跳、旁若无人地夹塞?能不能忍耐一下。不把自己的尊姓大名刻在文物上?能不能经常洗个澡。不散发出让人不愉快的气味?能不能用完洗澡间随手清理一下掉落的头发、冲洗洁具，不要一片狼藉仿佛遭到打劫?能不能不要不论地点、不分场合、呼啸着照相留念?能不能在接受别人服务和好意的时候顺口说声“谢谢”?能不能遇到别人的目光时面带微笑问声“你好”?能不能不要一坐下就翘起二郎腿乱抖、嘴上叼着烟卷吞云吐雾?能不能穿好自己的鞋子，不要动不动亮出脚丫让全世界瞻仰……

也许我们的教育普及程度还不高、不少人甚至还缺乏起码的文明礼貌概念：也许我们的生活状态并不尽如人意，很多人还“顾不上”文明习惯的养成。但我想说的是：文明素养虽然与物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却不是绝对成正比的关系。也不是随着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提高的。君不见浑身名牌的款爷常常举止粗鲁、言语粗鄙?又不见珠光宝气的富婆常常忸怩作态、俗不可耐?而一个人哪怕并不富有，但旧衣服干净整洁、举止得体、谈吐不俗。照样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可以说，只有那些缺乏“内功”的人，才格外需要外在的名牌包装自己。而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本身就是名牌。从容的眼神、淡定的态度，自有一种装不出的大气，明眼人一看便知。

中国的面子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中，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中国的面子”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只有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个人的文明素质当成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才是最为可靠的。一个不懂得自重的人，不论向他讲多少大道理、小道理。都是没用的。只有使文明的养成变为一种“内化”的“自我立法”，才能真正起作用。到了那个层次，你让他随手乱丢东西他也不会再丢一因为那不仅是破坏环境，更是公然败坏自己的形象。在茫茫人海当中，完全不顾自身形象的无耻之徒，毕竟是个别的。

【冯国伟荐自《光明日报》2006年9月4日／苏　凝图】

惊闻博士论文答辩让学生花费过万　作者：葛剑雄

读到国际在线网上《新商报》记者的报道，大连某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花费超过万元，甚至有高达3万的。并且是由研究生自己承担。这些开支包括：论文评阅费、答辩费、外请老师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谢师宴、赠送老师的礼品费等。我实在是寡闻陋见，从自己当研究生答辩至今已25年，指导研究生至今近20年，当博导至今13年，这样的事还闻所未闻，简直不能想象。

记得1983年8月周振鹤与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那是全国文科首次，由教育部特批，外地的答辩委员请的都是学部委员(院士)、副校长、名教授，但食宿都在校内安排。那时一般都是两个人住一间房，只有一位老教授事先提出，因睡眠不佳，要求安排一个单间。条件不论。先师谭其骧生前我不止一次陪他去外地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以他院士和历史地理权威之尊。从未住过星级宾馆，我都是与他合住一间，正常的答辩费以外，从未收到过任何来自研究生的礼品。四川大学历史系曾请先师去参加答辩，日程都已确定，忽然飞机票涨价，先师怕对方开销过大，主动提出取消。我也参加过很多答辩，包括去外地。至今也没有报道中的经历。我担任所长的研究所是全国首批博士点，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位博士生答辩，所需经费都是由我们拨发的研究生培养经费中开支的。

博士论文答辩本来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正常环节，也是高校或学术界的正常活动。但某些有权有钱的党政官员、企业家或特殊人物故意要搞得格外隆重和豪华。从会场布置、答辩委员会阵容、评审费答辩费标准、住宿宴请、新闻报道都要超出常规，或许还有出手宽绰的馈赠。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显示他们的身价与答辩不同凡响外。其实也是为了掩盖他们论文的先天不足，用权势与利益堵答辩委员的口，以便能顺利过关。此风一开，逼得其他博士生仿效攀比，或者接待不周会引起答辩委员刁难，或者自己的论文质量太差只能“以情动人”。个别导师或同样心虚，或慷他人之慨，趁机结交同行，推波助澜，以图投桃报李。现在多数专业或方向已经有足够的博导，答辩委员大多可以就地或就近聘请，外地专家完全可以只担任评审人，但有的单位或个人一味追求豪华阵容，非要请院士或权威不可。甚至以答辩为名行拉拢之实。

再说，研究生培养经费虽然不足。三年累计也有数千上万，如果学校、院系和导师都用之于研究生本身。正常的评审费、答辩费、交通费、食宿费是可以支付的。即使不足，也应该由培养单位或导师从其他科研或教学经费中筹措，不必也不应让研究生自己掏钱。我们研究所历来都将校研究生院拨发的经费。分发至每位研究生，至多只扣除一些集体活动的费用，也是向大家公开的。所以研究生都能根据经费总额，量入为出，合理安排，留足论文打印、答辩的费用。当然我们也没有在答辩等环节额外花钱。包括已经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4篇论文，都是按常规安排答辩，支付酬金。如果像有些单位或导师那样，将研究生的经费占为己有，或者将使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研究生就难免不自己掏钱。

但研究生经费不足，各项标准定得太低，相关制度长期不加改革，也是造成此类不正之风的原因。如按规定，每篇论文的评审费不过一二百元。但文科的博士论文，一般都有一二十万字。就是看一遍也得花很多时间，如果认真评审，难道只值这点钱?送审方实在不好意思，但经费中又无法报销。往往只能由导师或学生补充。交通费、食宿费已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加。而经费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实际开支。更有甚者，有些单位盲目扩招，经费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要改变这种现象，还需要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生的培养经费，或者量力而行。不要盲目扩招。对委培和自费生，也要事先落实经费。对答辩等环节的各项开支，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支付标准。当然，也要抵制来自官场和社会上的腐败行为，不要让权力和金钱污染本来应该纯洁的博士论文答辩。

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那么在此之前，还得靠导师和答辩委员们洁身自好。毕竟我们没有衣食之忧，如果让穷学生举债孝敬，于心何忍?如果让富学生施舍，尊严何在?

【向继东荐自《湘声报》2006年7月20日】

是否所有的苦难都必须独自扛起　作者：杨耕身

湖南娄底双峰县的左云和熊爱国遗弃了同一个人：左喜军。她是左云的妹妹，熊爱国的妻子。据8月16日《潇湘晨报》报道，5个月前的一场车祸，造成左喜军颅脑严重损伤。目前，她在湖南省脑科医院的治疗阶段已终结，医院多次建议家属将其接回疗养。但遭到拒绝。在8月14日早上。左云和熊爱国将左喜军偷偷带出医院，送到交警大队，随后两人便离开了。身体不能动弹的左喜军被重新送回医院。此后。左云和熊爱国再没出现。

“我们实在没办法。”左云说，左喜军有两个儿女，因为母亲出了车祸，已辍学在家。而左喜军出事5个月来，已花费11万元。“我们四姐妹为她凑了几万。又借了几万，现在还欠医院两万多。”左喜军已把“全家人拖入死胡同”。这是家人“抛弃”左喜军的直接原因。

我们可能说，这是又一个因病返贫或医药费拆散一个家庭的新鲜案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左喜军那样。在一次死而复生之后去体味一种失落与无奈，更需要像将她“遗弃”的她的姐姐以及丈夫那样，在一次骨肉相弃之后去体味一种锥心泣血之痛，以及不可避免的“良心拷问”。除此之外。我们难道能指责亲人的无情吗?本着人性以及亲情的名义。谁会相信有人愿意抛下自己的妹妹或妻子而不顾?换言之，如果不是遭遇最极端的生存压力，谁会做出同样极端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案例，绝不能成为人性泯灭、亲情凋敝的一个佐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或者说是置身于困苦中的人对于困苦的承受力，而只是因为我们确信，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必须让我们独自面对。让我们独自扛起。固然，我们可以向人性索要承担，向亲情索要责任。但是。一个脆弱的家庭能够承担多大的苦难?因此。也必须向制度索要分担，向社会索要关怀。

是的，即便是被亲人遗弃的。也必须有人将其收受。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遗弃谁。但是国家不能够，政府也不能够抛弃任何一个，因为这是政府或国家的责任之所在。我并不以恶意或者某种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去揣测，这其实正是左云以及熊爱国骨肉相弃真正的动机，但如果他们坚定地相信，这个社会永远不会置一个公民的生命于不顾，所表达的不正是对于政府以及国家责任的一种笃信与期待吗?

但是现在看来，政府及国家在责任承担的机制方面可能还并不十分灵敏。左喜军受伤于车祸，肇事车已逃选。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明确规定：“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基金至今都没有建立起来，交警在处理这类事故时也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左云与熊爱国选择遗弃左喜军的地点。正是交警大队。

同时，众所周知。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很多地方已经在农村推行了大病医疗救助机制。《湖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显示。在“十五”期间已累计直接救助1134万人。惠及困难群众100多万人。但至少在左喜军身上，这样一种机制未能及时得到体现。这里面固然有着交通事故纠纷未定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在交通救助基金乏力之下，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救助机制应该体现出它的以人为本来。

人性之外还有政府，亲情之外还有国家。我们祈愿，不论是左云、熊爱国，还是依旧躺在病床上的左喜军，他们“并非独自一人”。

【任法花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8月17日／赵国品图《医不自治》】

贪官不缺钱为何还那么贪　作者：罗瑞明

2006年6月22日，在中国唢呐之乡——四川省丹棱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黎岭因涉嫌受贿150余万元及15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押上了庄严的法庭。黎岭，这个昔日在眉山市和丹棱县被人称为“清官”的人。家中却被发现有400余万元财产。

请看黎岭怎么说：“收受巨额贿赂后，心里确实不安，那一捆捆钱。就像一颗颗埋在脚下的地雷。我不缺钱。我也知道受贿是犯罪。可是，每当看到老板们送来的还系着银行封条的钞票。就会有一种占有欲，加上‘不要白不要，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侥幸心理。就把党纪国法扔到脑后……”(8月24日人民网)

贪官并不是天生的贪婪。为官之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想为人民办点事，在生活上、工作上、交友上慎之又慎，因此而得到众人的好评。得以相应的提升。当初包工头请黎岭吃饭。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招待三菜一汤，黎还觉得太“奢侈”，且非要自掏腰包交费。黎岭担任局长后。仍然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解放鞋。但是人的思想不是一尘不变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加大，人的思想也有不同的变化。

贪官们由清变浊，由小贪变大贪，由故作姿态的推拒到公开伸手索要。他们为什么对钱如此的感兴趣，为什么冒着摘取桂冠，关入铁窗，以致处以极刑的风险死要钱，是他们生活太窘迫吗?不是，是他们太需要钱吗?也不是。如原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涉嫌受贿人民币1118，5万元。受贿的钱多得连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家中保险柜放不下，又不敢存入银行，还特地租用他人的房子来堆放；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在狱中悔恨交加地表示，他和家人的收入吃用都绰绰有余，再要200万元不义之财又有何用?某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章爱民利用职务之便一次受贿7万元。她在狱中懊悔地说：“我收那7万元干什么?我又不缺钱用。”类似的话在贪官的悔过书中屡见不鲜。贪官为生活所迫真正缺钱的几乎没有，那为什么贪官们又显得那样的贪婪?究其原因：

一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是一已私利，认为我的贡献大、功劳大理应得到更多的回报；如管学仲辩解说：“我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项目赚钱了，奖金当然是要奖励给有功的人”：二是平时的监督不到位使其贪婪之心得以膨胀，原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三是看到别人受贿生怕自己吃亏，贪官蒲树培：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钱。我收受钱财可能不会被发现，也没有人来追究，如果不收就会吃亏。四是存在侥幸心理，黎岭所说：“不要白不要，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五是攀比觉得自己“寒酸”，贪官王文学为正厅级干部。按理说应该很知足了，但是，对金钱、物质的无限欲望以及与他人的攀比心理。使得王文学在企业老板面前感到“很寒酸”。六是跑官要官，贪官赵甫安：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七是为其后路作准备：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的杨秀珠也突然出走美国。媒体披露，杨秀珠早已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至少5处高级房产。八是置房买屋、养情妇过奢侈生活。如：非法敛财近亿元的泸州市原市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经理文成弟，“好几条街上都有他的铺面，串成串能连成好长一片”。如今查出的贪官95％有包养情妇的劣迹，其中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刷新了国内贪官包养情妇吉尼斯纪录。九是临近退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退休之前大捞一把，像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等。

缺钱和不缺钱只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时期，无数领导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没有被金钱所冲垮。他们的第一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而现在的一些贪官已经丰衣足食，很多两夫妇的工资也相当厚实却欲望难填。在他们的心目中能捞则捞，能索则索，钱无止境。根本就没有钱够用的时候。有的贪官捞的钱足以让几代人过上幸福生活。贪官贪污受贿是一种私欲的本性，是一种腐朽的欲念在作祟。

贪官在罪恶念头萌发之初如果能够醒悟：“家有豪宅一座，人睡觉只占床大的地方；家有财富万贯，人只吃一日三餐。”想得开，看得远。拒腐蚀、防腐败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没有为民的思想，没有纯洁的心态，你就是俸禄再高，家庭合法收入再多，日子过得再红火也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也照样忘乎所以贪污受贿。

贪官的悔言给人以警示：身居要职的时候要想到当普通百姓的时候；贪小便宜的时候要想到失去俸禄的时候：贪污受贿的时候要想到受法律处罚的时候。居安思危。才能真正领悟到廉政的重要，自由的珍贵。不然面对法律，面对铁窗悔之晚矣。不义之财敛到那么多又有何用。

【李学敏荐自《浙江新闻》2006年8月25日／王益生图《靶子的理由：是他们冲着我，叫我有啥办法呢?》】

满街圣人　作者：余世存

刘新平从商20多年。用她的话说，在中国做生意，要取之有道，“就只能挣点儿小钱过日子”。20多年的小钱累积让她也早已小康，她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在这样的世道里，她的人格还算纯净。但有一天。她忍不住跟朋友们说起了自己在欧洲旅行的事。

她们一行七八人在德国莱城市旅游。坐地铁时。刘的一个旅行包忘在车座下面了。她们一行出了地铁时才发现，只好认倒霉。大家一面劝她宽心，一面去逛当地最热闹的街。当她们走过几个街区，到了目的地时，一个法国人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上她们，送上了刘的旅行包。大家感动不已。刘新平更是心里受了极强的震撼。

原来这个法国人在地铁里很快发现了刘的旅行包，他追了出去，没有看到中国人，就向当地人打听。还打听中国游客爱逛的街道。一路追赶。居然赶上。旅行包里有刘的几千美元现金、一件衣服。刘新平说。她自认为在中国人里是道德高尚之人。但在法国人面前。她的内心似乎显得脆弱了。那件衣服，从此挂在她的衣柜里。她不敢穿。她说，绝非矫情，跟欧洲人比，她的心灵是否纯净。绝对是一个问题。

这些话在朋友们中间引起了反响。很多人举例进行对比。有时候。问题不得不通过对比来说明。大量的事例说明。我们的心地是粗鄙的、幼稚的。我们的铁路官员坐车买票就会是新闻，我们的地铁家属坐车买票也会是新闻，我们的厅局长当街宣誓还是新闻……新闻要强烈暗示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在好起来。有人举例在丽江旅行的时候，泡温泉遇到一个泡温泉的老外没有洗面奶。就好意地把自己的洗面奶给她用，结果，老外一看洗面奶的牌子。就批评她说，你为什么用这么贵的牌子，这要花费一千多元。这笔钱可以使这个地方的贫民子弟交几年学费，你不觉得你应该帮你的同胞做点儿事吗?这个朋友说，她当时身心都赤裸得羞愧死了。

满街都是圣人，是宋明理学心向往之的境界。从朱熹到王阳明，都以为人心可以改变。但对怎么改变，他们的努力似乎失败了。

圣贤。传统中国最高的人性典范，其实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人格。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这是圣人用心。早已在文明社会由制度设计和公民行动得到了双重的保证。

【冯国伟荐自《今晚报》2006年9月19日】

夜读抄二则　作者：邵燕祥

日光之下无新事

近来只读了两本外国小说，偏偏都是苏俄的。一是《骑兵军》，一是《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后者是普拉东诺夫小说的选集，徐振亚译。许多读者可能跟我一样。对这位生卒于1899年－1951年的苏联作家感到陌生。这不奇怪。他在1929年写的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被人怀疑为影射最高领袖而受到严厉批判，其后，真实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的《立此存照(贫农纪事)》，更招致斯大林破口大骂作者是“混蛋”、“畜牲”。刊登作品的杂志主编法捷耶夫也遭到训斥。在大清洗的年代。普拉东诺夫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他幸免于监禁、流放、枪毙的厄运。但他的独生子、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却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受尽折磨而夭折，作家心里明白这是代他受过。那时他的作品根本不能出版。断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纳粹入侵后。他得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前线。以他的勇敢行动和手中的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获得胜利奖章。战后的1946年，他发表了小说《伊凡诺夫的家庭》(后来改名《回归》)，最早触及战争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比另一战争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一个人的遭遇》早发了十年；然而作者和读者都没料到的是。这篇小说居然遭到围剿。被说成是“厚颜无耻的人”对苏联家庭和苏联人民的“诬蔑”。从此。这位大作家只能靠搞点小改编勉强糊口了。

小说集共收了七篇中短篇小说，包括他的代表作《基坑》，《回归》，还有写爱情的经典之作《弗罗》(拍了电影，还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等。而有关作家本人的事情。是看了译后记才知道的。编辑手记引用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逝世前一年即1967年说过的话：“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而封杀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正是当时当地的权力者愚民的需要。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珠玑之作，竟冰封又尘封了几十年。中译者徐振亚先生不胜痛心地宣告：“1951年1月5日，普拉东诺夫这位忧国忧民、为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增添了奇异光彩的作家，在贫病交加中。在文学院扫院子工人的岗位上。凄凉地走完了自己艰难崎岖的人生道路。” 普拉东诺夫写作，挨批，受处罚，再写作，再挨批，再受处罚……这样的经历。对于中国文学界的过来人。绝大多数都是亲历亲经。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群。至少也是看到听到过的。从一个模式出来。大同小异而已。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早在上世纪加年代后期，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院是作协的下属机构，——竟已开让作家从事扫地劳动的先河。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暴风骤雨”中。勒令作家、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医生、教师和机关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们投笔而扫地，扫街扫楼道扫厕所。我曾经以为是“我们”独有的“新生事物”。却原来仍是步“老大哥”的后尘罢了。

忽然想起，1934年，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就曾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不知道当时鲁迅是否从什么渠道(也许就是曹靖华的介绍)。了解到苏联有过命“另册”人物扫地的前例。但也许只是鲁迅灵机一动，竟一语成谶了。

考证谁是把“扫地”作为惩罚手段的始作俑者，似乎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我想起也是从鲁迅那时代就常有人念叨的一句西谚，日：“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一个国度里固然。若以世界眼光观之。恐怕许多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口号”。“新举措”，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比如我们这里有过的“工宣队”，“军宣队”，跟这以前历次运动中的“工作组”，“工作队”，是不是一脉相承?而早年的例如“土改工作队”，“统购统销工作队”……跟俄国十月革命后主要以工人党员为骨干的“余粮征集队”之类，在构成、功能乃至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各方面，就没有借鉴关系吗?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既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没有任何变化。一代代人都要强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不过“天不变，道亦不变”，翻译成辩证唯物论的习惯用语。就是“本质不变”。至于枝枝节节的表现。则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或说，各有工拙不同就是了。

希特勒的伎俩

从晚报上读到新华社专稿，赵卓昀先生报道了希特勒的一件旧事：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设立了所谓神学研究中心，篡改《圣经》，不但把所有关于犹太人的内容大砍大删，把“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更抹去耶稣的犹太人身份。篡改为跟德国人一样的“优等民族”雅利安人。

这本纳粹版《圣经》改名《德国与主同在》，跟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并列为当时德国人必读的两本书。这还不够。1941年又送往当时纳粹统治下欧洲各地的教会，推进教会的纳粹化。

在希特勒以纳粹意识形态进行精神控制的进程中。连在教堂里吟唱的赞美诗也难以幸免，因而在顶替《摩西十诫》的不伦不类的《纳粹十二诫》中，塞进了“尊敬你的元首和主人”和“快乐地为人民工作和牺牲”就不奇怪了，前者是要你做“元首和主人”的恭顺的奴才。后者是进一步要你去为“人民”(应读为元首和主人)作“牺牲”。并且是“快乐地”!

读到这则报道，感到似曾相识。原来这并非希特勒的首创。早在十四世纪中国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这么干过。古代中国的孔孟之书，就是当时的圣经贤传。而朱元璋看不惯孟子书中的一些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便充分动用他手中的皇权，加以大砍大删，不能禁绝之，乃以《孟子节文》行世。我读古书不多，这件轶闻。是二十年前从高旅先生文中得知的。

难道希特勒读过中国野史、清人笔记。从那里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吗?当然不是。仅由这一件看似雷同的小事。就见出古今中外大权在握的独夫寡头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这些权力者相信自己掌握的权力。要用这份权力控制人们的心理、思想、感情等全部精神世界。他们想望的，是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万众臣服，众口一词。希特勒觉得《圣经》妨碍他消灭犹太人的大计，朱元璋觉得《孟子》有些话挑战他的权威；他们不是不想从根本上把《圣经》、《孟子》消灭，但大独裁者的希特勒也无法在一夜间改变德国人以至全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心毒手辣的朱元璋也无法完全消除“亚圣”盂轲在读书人以至老百姓中的影响，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个是不能消灭就“纳粹化”，一个是不能消灭就加以删节，总之是篡改吧。那些统治者最怕的是遭遇异己者的“篡权”，但他们对形诸文字的异己思想。却又动用“篡改”的刀斧。一个“篡”字，几重意义，因人而异，功能不同。

然而，这样由上而下雷厉风行的篡改，收效怎么样呢?据说这本1941年由德国魏玛一家出版公司印刷送往欧洲各国的纳粹版《圣经》，战后多半已被销毁。引起这一话题的。是最近偶然发现了其中的一本。至于明版的《孟子节文》，世上不知还有存货否也。

寄语当下热心收藏的朋友们，请留心中外古今篡改历史、篡改历史性经典的各类版本。大多数人会嫌恶而唾弃之。但它们作为文物。肯定是会在收藏品市场上不断升值的。

【陈文涛荐自《温州晚报》2006年9月2日、9日／云　哲图】

城市应有厚重感　作者：张雨生

城市的厚重感在哪里?在沉积于那里的历史文化。以及由这种历史文化铸造的人文精神。高楼美厦，宽街大道，激光霓虹，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倘若缺少历史文化。缺少人文精神，其厚重感要差得多。再高的楼，再宽的街，再闪耀的霓虹，也无能弥补文化厚重的缺失。

这算不算一点感悟?反正我走到湖北秭归，四川自贡，这些古城保护文化遗产的现状，便这么实实在在地点化我。开悟我。

那天看过三峡大坝，我决意去看秭归新城。25年前。我看过老城。如今旧地淹没在库区水下了。还未走进新街，望见江边平缓的山坡上。崛起一片古建筑群。灰瓦白墙，分外醒目。近看。知是屈原祠。祠居中，居顶，周围是多家大祠堂，还有江渎庙等。施工没有完，工地上堆着木料和砖瓦，都是旧的，编有号。一问，又知这些古建筑群，皆为旧物搬迁，用原材料复建。坡下是个大峪口，水淹后，成了一片平静的水域。离端午节还有半个月。武汉几所大学的龙舟队，擂鼓呐喊，群情激奋，在这里加紧操练。

留连多时。同行人催我去看新街。我说，屈原是秭归的魂魄，看到屈原祠、龙舟赛，就看到了秭归历史文脉的搏动。新街那边，坐车过一趟就行了。不是吗，若没有屈原祠，那还是秭归吗?屈原不从这里走出来。恐怕秭归只能是没多大名气的小城，哪能让世人情意深深地仰望几千年。

走到井盐之都自贡。却别有一番感慨涌上心头。

八百多年前，陆游来到荣州(今自贡荣县)，看到烧制井盐，惊诧了。“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傍。”诗人抛却浪漫，平实写真，洗练地勾勒出汲卤和煮盐，笔墨间刻画逼真。可是，我驱车行进在城乡间，汲卤和煮盐的影子也没见到。寻问当地人。他们笑了：“那都藏进了历史博物馆呀。”

一种独特的资源。形成一种独特的产业，出现一处繁华集市。带动一方地域经济。中国许多城镇就是这么形成的。所谓井盐之都，以及全国各地的陶瓷之都。丝绸之都，茶叶之都，泥壶之都，竹编之都，起因皆同，发展亦同。这一类，可称之为资源产业型城市。那资源，那产业，就衍化为那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成为它的文脉之源。

让人惋惜的是。古城的历史文化，展现历史文化的风貌，许多许多，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无意、有意、甚或恶意地毁去了。这显然不应该发生。历史文化是古城的脉，古城的根，发展能以斩根断脉作代价吗?即使像秭归那样。全城淹没了。搬迁了。也应该千方百计延伸自己的历史文脉。

如今，走进海口，走进哈尔滨，走进乌鲁木齐，东西南北，市容市貌，几乎没有差别。幸亏自然之神的创造不可更移。市树街花摇曳多姿，还在各呈异彩。否则，准无法知道你置身于哪座城市。城市的社会功能也无二致。当这种雷同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不能容忍。忍无可忍，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呼吁：关注城市的个性发展!那时候，在这种呼吁声中，人们醒悟过来，会惊讶地说：“所谓城市的个性。不就是当年推土机推去的那些吗?”是的，没错!看看北京人今日花大力气，大价钱，郑重地修复古老四合院，就会明白许多。

我又想到了长江岸边的另一座小城。我在那里客居过一些日子，小城风情让人难于忘怀。

传说屈原流放途中，曾在小城醉过酒，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先秦。历尽沧桑，几度兴废，如今进入了鼎盛期。小城急剧扩大，分出了老区和新区。老区保护得很好。逼窄的小巷，木板的门市，斑驳的廨宇，破落的府第，一处比一处老相。城墙和城壕还在。依旧充当着小城卫士。老区居民也老，祖籍老，上溯先辈。七代八宗都是城里人。如同老妇人身旁站出了美少女，这就是新区。高楼超过了二十层，街道宽过了足球场。商场、饭店、歌舞厅，公司、企业、大广场，好些带上了洋名，似乎要与国际都市接轨。领导机关也搬出了老区，毫无疑义，新区成了这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可是奇怪得很，在小城居民的心目中。老区还是城里，新区总在城外。并非老区居民固执，亦非敢于藐视新区。这是全城居民的共同感觉。新区人到老区去，叫进城。老区人到新区来，叫出城。我住在新区的时候。周围人都自认为住在城外。节假日，呼朋唤友：“进不进城去?”

为什么会这样?我苦苦思索，终于有所醒悟。历史文化中心没有转移过来，小城的厚重感还在老区啊。美少女虽然靓丽。传统刻痕却在祖母身上。

现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实在应该从诸多古城的变迁中，悟出一点什么。

新建城市，以及城市新区，应该抓紧文化建设，打造人文精神，迅速提高新城或新区的文化品位。高明的城市文化建设，还应该突出个性，使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地域风情。山南海北的城市，如同一个陶范里拓出来的机械产品，看不见各自的文化风韵，寻不到独特的人文精神，那该多么乏味。缺少文化品位。那样的城市会有厚重感吗?

【肖国才荐自《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哈笑图《宾临城上》】

猪八戒　作者：方　成

我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古时人物。大都是小说里传下来的，如《三国》里的诸葛亮和关羽，《水浒传》里的武松，《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猪八戒。在这些人物之中，老百姓记得最牢、也最常提到的。恐怕无过于猪八戒了，连儿歌里也有：

猪八戒的妈，猴儿拉差。洗脚水，熬倭瓜。干窝头，一嘴儿仨。干咸菜，大把儿抓。

“拉差”不知何意，估计是为谐音哄孩子唱的。小孩子对一身毛病的猪八戒会觉得有趣，哄孩子当保姆的乡下人也很熟悉。容易上口编出这种儿歌来。

猪八戒一身毛病：好吃懒做。好色。又贪小便宜，可有好人拉他一把，他还是乖乖地跟上去的，所以不招人讨厌。

招人讨厌的却是小说里写的曹操。在政治上他是能人，文武全才。但小说里所写的他的奸诈。那是最招人恨的。他表面一套，心里一套，靠近他就得提防。对这种两面人物觉得可怕。怕的是会上当吃大亏。小亏我是常吃的。现在每天用的毛巾，买时看标明是全棉的，用时却和混纺一样不大吸水。几年前在大连喝过1元多一斤的“茅台”酒。那时真货200多元1斤，不久前吸过几十元1包的“中华”烟，味道和7元一包的一样。造假都是两面人物干的。这种两面人物之多，可以用“充斥”二字形容。

曾从报刊上看到一则消息：河南灵宝地税局副局长姓卫，一年内受贿达300多万元。他曾以想象的自己为“原型”编写一出小话剧，命宣传队到处表演。这话剧名为《铁面局长》，演的是税务局副局长家里极穷，自己又病重。女儿勤工俭学挣了几十元要给他补补身体，他说：给希望工程吧，他们比我更需要。

不是也曾有人作报告，宣讲反腐倡廉的道理。讲过后抱着上千万的公款和赃款跑到外国买别墅享福去了吗?如果他会写剧本、写小说。也一定会创造出这种突出的可敬人物来的。

这种两面人还不如猪八戒那么讨人喜欢呢。

【李子笃荐自《齐鲁晚报》2006年7月30日】

画里话外三则　作者：陈四益

皇家

中国人把皇帝赶下龙椅已经80多年了。没料到，想过皇帝瘾的人依然不少。点心，要叫宫廷糕点；酒菜，要叫御膳；化妆品，标榜着“宫廷秘方”。连淫秽小说，也宣称是“皇室孤本”。这还没有说多得难以记住的各种同皇室攀亲眷的旅店、酒家、家具店、服装店……好像沾上一点“皇亲”。便无上荣光。

我不知道起这些名目的人究竟对皇家有多少了解?知不知道一个皇帝要谋多少财、害多少命；知不知道，历来的皇帝短命的多、长命的少：知不知道宫廷里的化妆品，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劣质货；知不知道宫廷里的早点，其实也是从宫外点心铺里买的，并无什么特制秘方?

我也不知道这些想同皇家攀亲的人究竟是怀着什么心理，是自己想过把皇帝瘾呢，还是想让人家过把皇帝瘾?若是自己想过瘾。那么先应当想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和被赶出紫禁城的宣统：若是想让人家过把瘾。那也得先掂量掂量。有没有自称“奴才”并在皇上要砍他头时说得出“谢主隆恩”的雅量。

诗曰：

无端逝水洗铅华，难洗宫中怨与嗟。

痴汉不知皇帝恶，死乞白赖恋皇家。

忘却

人实在是很容易忘却的，无论多么刻骨铭心的悲痛，随着时光流逝，也会淡忘，有时那忘却的速度令人惊异。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那或许是因为事不关己。那么。事若关己便不会忘却么?也未必。满洲人人关之初，对汉人是惟恐杀不服的，所以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才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象，所以有那许多近乎疯狂的文字狱。那时被杀的人数十分可观，然而，墓木未拱，子孙亲友亦已做官的做官，应考的应考，成了大清的顺民，杀亲之痛是早已忘却的了。时至今日。有人说如果他活在那时。宁肯做大清的顺民；而乾隆的文化统治，也被许多人大歌大颂，这大概也可算做忘却的例证。

还有一个例证，便是吸毒。鸦片战争过去不过150多年，许多人已不记得洋枪洋炮庇护下“送”来的毒品。曾给中国人造成过怎样的灾难。龚定庵将吸食鸦片称为“食妖”。以为造者、贩者、食者皆应诛戮，是深知其害的痛切之言。后来，洋人不再能强运鸦片到中国来了，倒是他们自己开始饱尝了毒品之害，不料再后来，我们中国人——不争气的中国人又自己去买、去贩、去种起鸦片来了。

人们乐于忘却的，不是往昔的荣光，而是身受的羞耻。

忘却或可暂时麻木恐惧的灵魂，但它却会招致新的灵魂的恐惧。

诗曰：

曾记鬼灯磷火莹，病夫东亚骨伶仃。

何期血雨腥风后。又见疯魔海洛因。

读经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引得关心世道的君子开出了疗世神方。方中的奇药，便是“读经”。

中华文化，灿烂悠久；经书煌煌。孰堪与俦。青年人若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读经穷理，岂不天下大治?

真是妙语解惑。我们自古便有《春秋》决狱，《孝经》退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高论，看来又有了当代传人。

不过，我有些疑惑。姑不说这些无人能全部读懂的经书，是否能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就是举国读经。又怎样呢?两千多年了，不是一直在读吗?多少人皓首穷经，老死牖下。中国是越读越好呢，还是越读越糟?若是这些经书真能治国平天下。中国早已不是今天这副样子了!

至于说到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我劝提倡读经的时贤，先去看几部并不难读的书：《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海上花列传》。

那不是尽写贪官污吏、淫娼赌棍的么?不错。但书中所写的时代，正是读经的时代。

诗云：

忽闻海上有仙方，能合长生不老汤。

汉武秦皇寻未得。痴人犹自梦黄梁。

【马静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8月30日／丁　聪图】

说敏感　作者：吴立昌

阿Q头上几处癞疮疤不过是以前什么时候生过病或受过伤留下的痕迹。至少现在已不属过敏性皮炎那样的皮肤病了。可是对于这个旧疮疤，阿Q特别敏感。“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

那么是否算因神经系统感觉机能异常敏锐而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神经过敏”症呢?也不像。在接近于“完人”的阿Q看来，旧疮疤毕竟是他体质上的缺点，他的痛处，他的“软肋”。所以对别人触及其疮疤就特别敏感，特别忌讳。

推而广之，在社会生活领域，阿Q式的敏感和忌讳也随处可见。个人的缺点错误怕别人提及，无关宏旨，可是，那些因人为因素造成的矛盾冲突、灾难悲剧，也老怕别人提及。就值得深思了，至少对反思历史汲取教训没有任何好处。正因为怕触旧疮疤。也就无法杜绝新疮疤。

于是，历史和现实纠结在一起，敏感问题有增无已。凡与这类问题有牵连或容易使人联想到这类问题的什么人、什么事件、什么日子、什么场合……。便成了敏感人物、敏感事件、敏感时间、敏感地带……

对于别人的“犯忌”。力量不济的阿Q再怎样敏感，最多也就是“怒目而视”。如果阿Q力大无比，甚至有权有势，谁还敢碰他的敏感点?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主义而触犯众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是他的痛处。他的“软肋”。因而他对此就特别敏感。当年的报刊。迫于政府的高压。凡有日本的“日”字出现，就只能以“×”替代，于是。“日军”就成了“×军”，“抗日”就成了“抗×”，余类推。然而，仅靠阿Q式的字面上言论上的避讳。能阻挡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吗?

一个社会的敏感点多，就表明它的矛盾多，病痛多，“软肋”多。而权势者只知一味地避讳，这也不能动，那也不准碰。让说话的三缄其口，动笔的躲躲闪闪。如此一来，是否万事大吉?非也，这只能光鲜于表面，平静于一时。

【向继东荐自《湘声报》2006年8月3日】

关于现代富人　作者：沈敏特

美国微软的当家人比尔·盖茨前不久宣布。将逐步退出微软的日常工作。把主要精力转到慈善事业中去，和夫人联手全力运作慈善基金会。他将更多地关注非洲的艾滋病和肺结核的治疗与救助。当天，微软的股票上涨19美分。

我立刻联想到不久之前，安徽合肥一家名气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有做一项文化活动的意图。与我初步交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管此事的经理。很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的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我们关注的是经济效益。”

关注经济效益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可微软股票的上涨却告诉我们另一条道理，慈善事业的深远意义与经济效益并不冲突。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眼光和魄力：在于你是目光短浅的小商人，还是视野开阔的大企业家。

大企业家绝不会把慈善事业看成是与企业利益相对立的负面因素。其实，在中国古代，有头脑的大商人已经看到成规模、有影响的慈善事业，最终必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更大的空间。孤立地看。是付出，综合地看，是更大的获得。这在不久前播放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已有淋漓尽致的展示。而当代世界排名前列的企业家。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大慈善家。在世界上只有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企业。没有因做慈善事业而破产的企业：而现代企业从来都把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看成是企业运作一个不可排除的组成部分：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的背后大部分是企业。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健康、文明、均衡、和谐的社会的经济分配。主要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通过市场的分配。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能力、资源、机遇，获得自已的那一份；二是通过政府依靠税收组织的公共事业，如教育、卫生、社保等，使社会成员享受社会财富：三就是由富人挑头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使富人多余的财富造福社会。这三个层面的财富分配缺一不可：而聪明的富人懂得，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既不是贫民、中产者的福地，也绝不是富人的天堂。

最近我看到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说的是中国面临“两大危机”：一是富人“没有远见”，二是知识分子“没有良知”。我当即作文指出：这个结论覆盖全体是“诬蔑”。专指部分则“属实”。不过我在此要作一个重要补充的是，这“属实”的部分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小的部分。有两个反差令人吃惊的统计。一个是豪华消费的投入，中国富人在世界上已占“领先地位”，且不说豪华的宴席、美酒、名烟的消费。令外国富豪瞠目结舌。就是外国富人少有问津的豪华轿车。如800多万元一辆的豪华宾利轿车。中国也成了世界的主要销售地：国外一掷千万的大赌场的赌客。中国富人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慈善公益事业的付出呢。也有一个典型的数字。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8倍。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却是中国的7300倍。这就牵涉到道德素质的问题了。

于是，我联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流行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可以让公民按同速同量富裕起来，总是有先后，有大小。可哪一部分的人先富裕起来。用什么方法、走什么路子先富裕起来。是更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是先进文化的载体，靠的又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贿赂、逃税、走私、造假，而先富了起来，这部分人聚集起来的财富。很难造福社会、优化社会，肯定成为奢靡、腐化的物质基础。从而强有力地败坏道德、搅乱法制。并影响几代人的健康成长。我还看到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富人除了吃和性，穷得只剩下钱了!》，我的反应还是那句话：覆盖全体是“诬蔑”，专指部分则“属实”。

【杨兴文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9月19日】

干净，一个极高的评价　作者：刘文宁

说一个人干净，如今，是个极高的评价。

说一个男人干净，是说他为人坦荡，对家人、对朋友、对同事，各自担当理该担当的责任，没有阴暗，算计，背叛，欺瞒，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曲意逢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家里。他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单位，他是好部下、好同事、好上司；朋友圈里。他是可以交心、患难中出手相助的挚友。这样的男人往往并非社会名流、商贾富豪、达官显贵。可能只是公交车上一手拉着扶手、一手掏钱买票的男士，是上班途中自行车大军中的一员，是风里来雨里去送孩子上学下学的为人父者。走入人群。他们会立刻消失。但无数个这样的男人组合起来的家及社会，真实而平静。

说一个女人干净，并非指外在衣着，而是指内在品性。安守本分，不招惹是非。

所谓安守本分。不是古来三从四德，而是指不以美貌、女色等做交换，“守多大碗吃多大饭”。这一点，对于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不易。毕竟，美貌是与生俱来的资源。且周围的诱惑越来越多。远的。凭一张漂亮脸蛋而一夜成名的女艺人一个接一个：近的。同一单位中本事不大却深得领导宠爱的红颜同胞常常得风得水。不时掠走旁人既三分羡慕又三分意味深长的眼光。尽管这样的女人比起拿手中的权力换来几百万几千万、坑民祸众的贪官污吏来。其品格不知高出多少。但她们离干净总有些距离。

干净的女人心中也有所向往，但她们不走捷径。不去巴结权贵，也不委屈自己行违心之事。走到哪儿。她们都可以直视任何人的眼光。笑起来，也是透着从内底升起的自信。多年过后。她们不会留下任何不堪回首的心结。她们的日子平静如水。清澈见底。

不招惹是非也是一种干净。这样的女人，从不以东家长李家短为乐事。做自己的差事。过自己的日子。哪怕是清洁工，也以把卫生间打扫得可鉴人影为乐。而不是指指点点“对面街口卖报纸的男人又跟谁家的女人好了”之类。

说一个人干净，与其社会地位无关，与其贫富无关，与其学识无关。北京香山门前。一对盲人夫妇长年卖唱乞讨。每次。夫妇俩总是身着简朴而干净的布衣衫。轮流唱着一首首传统歌曲，声音不大，但每首歌都是从头至尾。完完整整。轮到唱的那个，一定是站起来唱，休息的那个，坐在一旁守着乞讨用的铁盒。每次有路人放进一两块钱，总会说上一句：谢谢。祝好人一生平安!次次如此，声音低低的。比起其他乞讨者。这对夫妇得的钱总是多些。

说一个官员干净，是说其公正清廉，办事公道，坚守原则，不出卖权力，不与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之类的事有任何瓜葛。这样的官员可能官职不大，也极少置于前呼后拥的风光中。但当他下台时，周围人会送他一句这样的评价：是个好人。

一位官职不大不小的干部，因谢绝任何礼尚往来，被好心人提醒：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可他一如继往，只回了一句：图个睡觉踏实——这是我身边亲眼所见的一位官员。退下来已有近10年了，不知若放在今天。他还能不能坚持已见。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干净的人多了，这个地方、这个单位的环境会更为清朗。清爽。因为大家行事各守本分，各司其责。光明磊落，规规矩矩，该办的事一定办，不该办的事一定不办。自然民风淳厚，人心平和。风调雨顺。

干干净净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理应是条底线。有了这条底线，才能托起为人的更多的本真。才能远离更多的虚浮。

守住这样的底线。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任法花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8月21日／李桂元图《“老公，出来吧，是消防车!”》】

也谈学者上电视　作者：陈丹青

今年5月看过一集易中天的《品三国》节目，我很佩服！30分钟谈话节目容量很大，话一出口不能改，比写文章难多了，何况是专栏，连续讲，非常难。易先生高度专业，没有废话，可听性甚高。惟一的缺点是语速慢了一点，并仍有报告腔的残余。学生告诉我这档节目大受欢迎。我很高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

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啊!

说个更极端的例子吧。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未必知道，每期《花花公子》都有顶级水准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栏目，好几任美国总统会有高端严肃的访谈刊出。也有重要的学者、文人、诗人、演员、策划者的深度访谈，内容涉及中东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创作问题。这些访谈出现在杂志的彩色乳房和臀部的精引照片中间。未被邀请的知识分子。还嫉妒那些人呢。

想想看，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会怎样?“什么?我?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我的言论和女人的屁股印在同一本杂志中?”是的。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约还在前媒体时代吧。

有人批评易中天演说风格过于评书化。评书怎么啦?中国人素有“渔樵闲话”的悠久传统．一部大历史，在中国民间就是靠一代代说书人。今日中国学者教授密密麻麻，哪里去找一位柳敬亭?

看电视不是上史论课，大众不是史学学生。历史早该从我们的陈腔滥调中解放出来．历史可以有一百种被叙述的方式。没有人可以说谁的历史叙述是100％准确而又正确的历史。西方严肃的知识分子从来都在质疑媒体．但没有人会指责一个教授上电视。专家也许会跳出来纠错，观众可以厌恶哪位做秀者。但“上电视”本身绝不会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当然，庞德当年在纳粹电台发表演说成为他的历史污点。但那不是媒体问题。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易中天演讲时脱了鞋子不雅．记得吗。伟大的赫鲁晓夫同志还在联合国大会当众脱了皮鞋拍桌子。成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美谈”。电视这玩意儿，你讨厌，转台，关闭，不看就是了；你不服，那就自己弄个“王中天”、“李中天”来品三国、讲水浒嘛。

学者讲得如何?节目制作如何?哪里没做好?怎样可以做得更好?都是问题。但如果上电视本身就是问题。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缺乏媒体时代的常识。不如电视机前的老百姓。老百姓在乎的是节目好看不好看。现在不是讲收视率么?易先生节目收视率高。有观众。在没有更高更好的人物和节目出现之前。他就有说服力。

去年李敖来大陆，知识分子群起嘲骂，说他堕落为做秀者。这是文化检测，测出大陆知识分子的水准和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实在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我们这里一旦成个所谓“知识分子”，上焉者，也不过是玩儿些似是而非的“雅”。可是你比雅，比得过伯林或萨特么?萨特弹一辈子钢琴呢。

我倒是想。讨厌电视学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电视吧?而中国民众未必不喜欢高深的内容．未必听不懂——人民还没被启蒙。但谁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呀!

中国知识分子动不动玩儿“清高”，其实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这才琢磨出来的花招，骂骂别人，骗骗自己。真清高的雅人，哪会去骂易先生，他家里可能根本不安电视机——想想孔夫子吧。道路颠簸，风尘仆仆，他老人家还俩手扶着车杠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以易先生为代表的几个家伙，和春秋战国时代拿着竹简坐个牛车到处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当然，前提是勇敢，有关怀，有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

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杨秀廷荐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漫话权钱闲　作者：杨银华

人近五十，将知天命。闲来无事忽生一语，正好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定位”：可以没有权，多少有点钱，有情有趣会休闲。

有必要为自己的“语录”做一下“导读”。

可以没有权——只要你本职工作干得称职，干得优秀，干得自认为有价值。有兴趣，那么，权力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你也就可以随“遇”而安吧。

多少有点钱——人总是要生存的，物质基础必不可少。所以，不求一生大富大贵。但求活得有情有趣。钱吗，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足矣。“多少”之间。只有内心自定了。

有情有趣会休闲——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落实在一个“闲”字上。而这个“闲”，最重要的是以“有情有趣”为根本、为基础的。

有情，就是应“闲有”对大自然的亲情，对健康生活的热情，对真善美事物的激情；有趣，就是要“闲有”业余爱好的雅趣，人生审美的志趣，永葆童心的乐趣。如此情趣相伴。定能培育出多彩的生命之花。

依仗职权、花着公款游山玩水，却对山川风物一知半解。走马观花稀里糊涂还直嚷“没劲”。除了显示自己权力的作用外。只能叫“腐败闲”。

仗着自己有的是钱，成天肉山酒海显财斗富、赌场色场彻夜腾烟驾雾。到头来虽干得都是“闲事”，也只能叫“粗土闲”。

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没有责任感地混天过日子。“闲”是闲了。但也只能叫“穷懒闲”。

其实，“穷懒闲”是没有尺度地、消极地以自觉不自觉的态度降低自己人生标准的一种“闲法”，到头来面对生活的压力，同样要疲于奔命。内心未必能“闲”得下来。而那些为了官位争权夺势、互相倾轧。为了钱财尔虞我诈、工于心计的人，一定是更会“不得闲”，同时也就“不德贤”了。

说到底，人的一生该忙的要忙，该闲时也得闲。忙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闲。但有权有钱未必就有情有趣，未必就能“闲”出滋味来。真正的“闲”，窃以为闲得要有品位。要有德行，要有文化。要有……具体怎么个“闲法儿”。比如说：散散步，爬爬山；喝喝茶，下下棋；看看书，养养花；遛遛鸟，钓钓鱼；游游泳，练练球；唱唱歌，听听戏……“闲事”如此多多，意下如何。咱就一起“闲下来”想想吧!

【钟应平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7月21日／于昌伟图】

钱的极点　作者：毕淑敏

小时候猜一道智力题。问：从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出发，无论往哪里走，都是朝向南?

答案是：北极。

现在无论同谁聊天，无论从哪说起。都会很快谈到钱。钱成了当今社会的极点。

钱给人的好处是太多了，而且有许多人由于钱不多。而享受不到钱的好处。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就需要想象，想象的规律一般是将真实的事物美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大眼睛戴口罩的女士。就会想她若摘了口罩，一定是更美丽动人。其实不然，口罩里很可能是一对龅牙齿。人家原是为了遮丑的。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虽是无钱之人，却凭医疗常识，想象钱的功能是有限的，理由从人的生理结构而来。

钱能买来山珍海味。可再有钱的富豪也只有一个胃。一个胃的容积就那么大，至多装上两三斤的食物。外加一罐扎啤。也就物满为患了。你要是愣往里揣，轻则是慢性胃炎。重了就是急性胃扩张，后者有生命危险呢。更不消说，长期的膏粱厚味，引起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等。所以说那些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得了肥胖症，真是要算工伤的。

钱能买来绫罗绸缎。可再娇美的妇人也只有一副身段。一次只能向世人展现套在身体最外层的那套衣服。穿得太多了，就会捂出痱子。要是一天老换衣服，变成工作，就是时装模特，和有钱人的初衷不符了。

再说人类延续种族愉悦自身的那个器官吧，更是严格遵循造物的规律，无论科学怎样进步，都不可能增补一套设备。假如无所节制，连原装的这一份都进入“绝对不应期”，且不用说那种种的秽病了。电线杆子上的那些招贴纸，是救不了命的。

人和动物在结构上实在是大同小异。从翩飞的蝴蝶到一只最小的蚂蚁。都有腹腔和眼睛。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想，而恰恰在这一面钢铁盾牌面前。金钱折断了蜡做的矛头。

比如理想，比如爱情。比如自由……都是金钱的盲点。它们可以因了金钱而卖出，却不会因了金钱而被买进。金钱只是单向的低矮的闸门，永远无法积聚起情感的洪峰。

造物给予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作为补偿。造物还人以无垠的精神。人的躯体的每一个细微之部，都是很容易满足的。你主观上想不满足，造物也不允许你。造物以此来制约人的物质的欲望。鼓励思想的飞翔。于是人类在有了果腹的兽肉和蔽体的树叶之后，就开始创造语言绘画和音乐……积蓄了一代又一代的精华，于是我们有了文学，有了艺术。有了哲学的探讨和对宇宙的访问……那都是永无穷尽的奥妙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上天入地披肝沥胆地寻找与提炼。

我们现在是站在钱的极点上。但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它，人们在新的一轮物质需要满足之后。回过头来仍然要皈依精神。

精神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在远没有金钱之前，人类就开始了精神的求索。人类最终也许将消灭金钱，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的精神永存。

【兰欣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9月14日／苏　凝图】

“另类”医疗民谣背后是民生多艰　作者：王石川

“天天用便宜药”的肝癌患者已经花掉20万元，还有相当多的癌症患者因为恐惧于昂贵的药价而放弃了治疗。难怪有医生戏言：“癌症患者：一半是被病本身吓死的。一半是被天价的治疗费吓死的。”(9月13日《北京商报》)

在天价医疗费此起彼伏的语境下，“肝癌患者已经花掉20万元”，应该说并不具备震撼人心的新闻价值。使笔者注意的倒是医生的戏言：癌症患者：一半是被病本身吓死的，一半是被天价的治疗费吓死的。这句戏言实在耐人寻味。倘若思维延展开来。可以发现，仅仅针对医疗领域，我们周遭就遍布着太多类似的戏言、民谣和顺口溜。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不怕穷，就怕病”。这应该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了。早在10多年前，在笔者的记忆里，就常听见有人像说口头禅似的说这句顺口溜。

“救护车一响，两条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这两句顺口溜形象多了。又是养猪又是耕田。所指对象显然是农民。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别小看了两条猪，那可是家庭开销的主要来源。

“病袭如灾来”，“住院一次，破产一次”；“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一个学生让你家徒四壁，一个病人让你四壁漏风”；“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兢兢业业五十年，一场病回到解放前”。渐渐的，医疗成本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了。看病难、看病贵、看病没钱成了真实写照。

再到后来，畸高药价让人望而却步。老百姓索性不去看病了。“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拖，大病挨，到死还不能往医院抬”……

必须承认，这些民谣一定程度上具有可信度。是老百姓真实心理的客观反映。作家史铁生在开始接受透析后，就不止一次慨叹：“享受到这项治疗后才知道，有钱。人就还能活着；没钱，人就只有去死。”就连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诸如民谣、戏言、顺口溜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态的东西，尽管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其背后都凝结着民之所思、民之所想。都代表着浓厚的民意基础。都寄托着深深的民意期待。曾几何时，有人建议，循着民谣去反腐，因为“贪官未倒，民谣先行”。既然如此。要让医改的制度设计者知道民谣，不妨循着民谣去设计医改。惟有真正的医改惠至百姓时，惟有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医改的福祉时。这些民谣才会消隐。

【王翔宇荐自《华商报》2006年月14日／李二保图《父：“儿子、爹是被高额医疗费害死的，你一定要为我报……”儿：“爹、儿一定为你报仇!”父：“不是报仇，是报销。”》】

显富与掖穷　作者：高　深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北方一个贫困县任职。有一年冬天，省里要摘掉我们县的“贫困帽子”，并约定来县视察。

按说摘“穷帽子”是件好事，可这件好事竟然震动了全县上上下下，且议论纷纷。有的人赞成，说摘掉“穷帽子”名声好听，有利于吸引投资。有的人不赞成。认为“穷帽子”名声虽不雅，却有实惠，可以享受诸多优惠政策。

到底摘还是不摘?一时众说纷纭。

说实话，按照上级的意图，本来是想摘掉我们的“穷帽子”，这关系到上上下下的发展和政绩。但从县里的实际情况看，不论生产与生活，离真正的“脱贫”，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发奋努力，付出艰辛的劳动。

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献计说：若是想摘“穷帽子”，就让省里看东部乡镇。东部有乡镇企业的“第一锤”，有产品远销几个省的啤酒厂。有初具规模的蔬菜大棚，有养殖大户。若是不想摘“穷帽子”，就让省里看西部乡镇，西山十年九旱，农业连年歉收，林牧副渔几乎是一张白纸，乡镇企业就是几个小煤窑。生产和生活都面临一些困难。

县委从实际出发。不贪图脱贫“政绩”。以对全县人民负责的态度。向视察的领导如实汇报了东部的变化和发展前景。并陪同视察了西部山区。领导看了几个西部乡镇，走访了若干贫困户，认为我们县经济发展不平衡，暂时不能摘“贫困帽子”。并表示省市两级要给予一定的扶持。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曾遭到后任者的谴责，为了招商引资，并一度主动放弃了“贫困县”的帽子。但事实胜于雄辩。两年后，他们不得不重新戴帽，再次定为省级“贫困县”。

哭穷要不得。装富同样要不得。判断“穷”与“富”，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穷有利，就哭穷，富有利，就装富。要上对组织负责，下对群众负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切不可掺杂私念。

听经常出国的同志说，有些外国友人。不大认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经济实力强大。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特别是来过中国的外国人，觉得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城市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发达国家的都市，中国已经相当富裕了。

为什么会给外国友人这种印象呢?一位了解些情况的人士说。这和我们某些人的“显富”思想有一定关系。外国政要也好。国际名流也好，旅游团体也好，凡是来中国的外国人，我们总是喜欢把最辉煌的一面拿给人家看。凡有外国人参加的活动，总爱搞得排场气派，地方上也总是让外国人看最能证明自己成就和业绩的东西。这就难怪外国人产生某些错觉。

试想，哪个外国人看过我们的贫困山区?看过我们的“老少边穷”地区?比如连吃水都困难的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等地。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而中国有多少外债，他们知道吗?他们只了解中国老百姓有天文数字的储蓄。却不一定了解那些储蓄由多少人占有，即使是有储蓄的人。又有多少人是为了养老、供子女上学和预防天灾人祸?这不正是我们既有巨额储蓄。又千呼万唤始终拉不动内需的原因所在吗?

我们没有必要“哭穷”。更没有必要“显富”。不论对内对外，总是实事求是的好，尤其不可为了张扬业绩而“显富掖穷”。

【陈文涛荐自《文汇报》2006年8月9日／蒋跃新图】

读韩美林的《谁入地狱》　作者：朱蓬蓬

近日读韩美林的《谁入地狱》(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7期)，才知道他因为与“三家村”有牵连，掉进了20多年的苦海。他动情地写到两天没有吃饭，在行人围观动物那样的情况下。抓起别人丢在地上爬满苍蝇的5个包子皮，连土带沙狼吞虎咽地塞到了饥肠辘辘的肚子里……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我的已经考上大学的孙子好奇地问：“爷爷。这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党报发表的一篇文字中提到了胡风，尽管我和胡风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因为《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称：“胡风反革命分子已经渗透到我党政军各个部门。”需要按比例抓。由此而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在集训、劳教、劳改中度过了20多年。一次，在西南边陲的甘洛彝族自治县的劳改农场，奉命出差挑米。就在县城的一个饭馆门口。我饿得不行了，坐在地上，那几个服务员知道我们是劳改犯。就有意把啃过的大块羊肉骨头丢到地下。让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的犯人，在行人的围观下从泥地里争夺。

的确是那样。不是在那个条件下的过来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不要说我的孙子不相信，就是在落实政策以后。一位组织部门的干部听到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甚至认为我还在污蔑社会主义……

韩美林是一位高大的男子汉，他说，他的支撑架“全部是由苦难、羞辱、辛酸、失落、空虚与孤独组合起来的。那无数的唾骂、防不胜防的卑鄙的陷害……你得忍无可忍地再再忍……我有女儿见不到，我有家庭聚不成……”

字字血，句句泪。你没有经历过。你能读得懂吗?

韩美林，据我所知。还有许多像韩美林一样。从苦难中活出来的人。都是意志最坚强的人。诸多如老舍那样写过“龙须沟”、“西望长安”、真情实意地赞美社会主义的人，因无法忍受羞辱而告别了人世。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活下来并继续创造出业绩是更不容易的。

读《谁入地狱》，我流泪了。不但流泪。还有点心惊肉跳，因为韩美林说：“这酸甜苦辣的人生，这天堂地狱的世界。才能造就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也许。中国人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学得够透的。酸甜要配苦辣。天堂要配地狱。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矛盾才能有造就。其实，马克思那点“辨证”，中国古代就有。老子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事情总有两面。即使一时没有两面，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矛盾呢?没有苦辣。没有地狱。就不能造就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吗?于是，我想起曾警告过的话，再过十多年要再来一次文化革命。于是我就心惊肉跳……

哇!有人说历史是经常要重复演出的。也有人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吗?

但在新的21世纪，先知先觉的人士，已经意识到“公正”、“公平”、“和谐”的重要，即使有种种的矛盾。但愿都能心平气和地调解，在和谐的气氛中。建设和复兴中华。不要再在炼狱中搞得心惊肉跳。能行吗?

【邸笑飞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7月16日／云　哲图】

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作者：刘　齐

剪头时，听理发师和洗头小姐议论店里买的矿泉水，说现在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矿泉水。拿个空桶，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满，就能卖了。我笑说是啊，你们要给洗发膏造假就比较难。好歹也得弄点香味、黏稠度什么的。理发师马上正色道，先生您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店的香波都是原装的，相信我好了。

我暗想。你都不相信别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现在我们中国，难的就是相互信任，官员鉴别一个干部。老板培养一个亲信。多不容易啊。恨不得考验八百辈子。造假的人、撒谎的人太多，一个裁判，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吹黑哨。他得需要多么无耻才不至于脸红啊?

机关枪都打不透的厚脸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长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脸皮厚，别人的都薄，刚想撒谎就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得不行。黑哨也好，造假也好，一是有遗传基因，二是有“群众基础”，三是有领导责任。

西方社会那么那什么，也没听说有哪个裁判吃完主队吃客队，吃完这轮吃下轮。他就是不想活了。他也得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告别人世，比如跳楼。比如摸电门。在美国，商业发票弄得很简单。通常也就是在小纸条上写几个数字签一个名。但一经签名。他的信誉就签上去了。永远要负责的。不像我们，又是大戳儿，又是小戳儿。还得是带编号的专用纸张。即便这样。保不齐也得出假发票。一个西方人，你可以骂他八辈祖宗，却不可以说他撒谎。撒谎是最大的恶名。一旦扣到头上，便无法立足于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市场经济，他得有来有往，讲求信用，遵守契约。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法治、宗教等因素，综合制约着造假现象的产生。

中国就不同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大家好像都不怎么重视诚信。孔夫子规定的人生准则是：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一位。而且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政治任务”。这个“信”随时可以牺牲掉，比如说“为尊者讳”，等等。一部《三国演义》，讲的也是钩心斗角。骗来骗去。刘备摔孩子，他并不真摔，他是假摔，他是刁买人心。我们那些假摔的球员，应该沐浴焚香，拜刘皇叔为祖师爷。

到了近现代，不守信的风气更甚。久而久之，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假话听假话了，小学生也会写假话作文——天天拾钱上交。扶老奶奶过街。如果哪个说惯谎话的人冷不丁说一句真话。可能还会脸红。怕大家说他发育不良。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冒出几个假球黑哨，太正常不过了。

假球和黑哨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阴暗面的缩影。我们怎么办?舆论监督?司法介入?上级发文?时间疗法?道德自律?假如说。有一个吹黑哨的是我刘齐的亲儿子。我能不能狠狠给他一个大耳贴子，然后拎着黑钱，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2006年9月7日／苏　凝图】

读“民间标语”　作者：王乾荣

咱国是一个文字国家——既有几千年的官方文献。也有延绵不绝的社会书写，屋里屋外，满世界充满文字。不管读什么样的文字，都叫人不无获益，也令人开心解颐。更是一种享受。我近日在一名为《咔嚓》的摄影书上，读到现代社会的一些民间标语。这些标语多写在各类建筑之上，也有活人举着的。反映社会万象。大家不妨一起欣赏一番。

文化类：

“沈殿霞进去。林青霞出来!”沈是肥嫂，林为瘦娘。这是写在美容店门口的，其作者肯定毕业于戏剧文学系，所以它不是一则减肥广告，简直是一句构思绝妙的台词。

婚恋类：

“我找女人结婚!”一个大大的硬纸牌。挎在一位哥们前胸。他腰板挺直，看穿着像个民工。就这么直通通地闹着“找女人”。你说他如此招摇过市不雅?贪官们“找小姐”、“包二奶”，倒是“文雅”得很，可他们敢在身上挂一块类似的牌子表白吗?

卫生类：

“在此大便小便者，现要他断子绝孙，本人已下毒咒。违者后果自负!!!”这里的“现”，大概是“斩立决”的意思。不随地大小便，是讲究卫生。让别人“断子绝孙”，是使之失掉生育能力。相当于“灭九族”吧?看来还是“卫生”事小，“卫道”事大!

经济类：

一、“告示：此路段经常有卖淫女以低价引诱至敦和鹭江等出租屋实施抢劫，敬告好色男士洁身自爱以免人财两空!派出所示”；二、“越南新娘介绍：来回6天完成，只要20万。四大保证：一、保证处女：二、三个月内娶回；三、决不加价；四、一年内跑掉赔一位。意洽：08—8324361……”

这两条所示，关乎交易，所以这类事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次才是治安问题。对于卖淫劫财，派出所虽然没说“打击”，好歹奉劝了好色者须自爱。可买卖新娘，中间商连电话都公布了。归谁管啊?而第一条把“士”写成“仕”，似乎不妥——受“低价引诱”者。不会是官儿吧。

政治类：

“严禁党员干部参与集体上访!”这里无疑是一个上访频繁之地。连党员干部都参与了嘛。头头们没本事解决问题。但是有权力“严禁”，一派铁腕风采。当然比起搞强行拆迁的嘉禾县政府“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那条标语所示，“严禁”还是温和了许多。

法制类：

“小孩放火，父亲坐牢!”有人说这条以改做“小孩别玩火，爹妈常提醒”为好。但就怕人家“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还是干脆明白点儿。可如果这孩子没有父亲怎么办?

“共和上村被搬迁，村民住牛棚。惨灾!惨灾!”共和上村的老农不会写文绉绉的“哉”，即以“灾”字代之，倒也贴切——没有“灾”。何来“惨”?

惨灾!惨灾!

【翁元林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9月8日／蒋跃新图】

同事　作者：梅桑榆

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事们可以一起开会、出差或公费旅游。但却很少串门。同事们可以海吹神聊，相互调侃，但很少谈心，而一涉及领导的是非，便会立刻噤声。异性的同事朝夕相处，也许会产生爱情，甚至结为夫妻；同性的同事虽然朝夕相处几年、几十年，却很难成为朋友。我曾供职于多个单位。对此深有同感，并且多少窥出其中的某些原因：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竞技场。那么一个单位的同事就是同场竞技的运动员。这个竞技场上的比赛项目当然不是什么短跑跳高游泳体操之类。而是提拔加薪评先进评职称等等。一个人若想得到奖牌，他就要技压群雄或群雌，就要凭真本事淘汰一些人。而这些人正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按照“比赛规则”，凭自己实力夺得“奖牌”的人当然是有的，但是在一些“竞技场”上。所谓“比赛规则”往往形同虚设。有些“运动员”平时松松垮垮，吊儿郎当，一听说要举行某个项目的“比赛”，他就会立马进入一级战备，磨刀擦枪，准备夺金得银。他们置“比赛规则”于不顾。纷纷使出绝招、怪招，东奔西走。上蹿下跳，最终照样登上“领奖台”。而工资、住房等待遇上的差别，很能激励一些人的竞争意识，一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横下心。拉下脸。怀着志在必得的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平时待人一团和气者。此时可能变得一脸杀气；平时能和平共处的人，此时可能反目成仇：平时有“好好先生”美誉者，此时可能最不怕得罪人……有的人谙于成事，不声不响便达到了目的；有的人有勇无谋，直闹得山摇地动却最终一事无成；有的人书呆子气十足。以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过得硬。只等着领导颁“奖”，不料那“奖”却被只配给他系鞋带的人领去。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得“奖”。都极可能引起同事们的妒嫉，而利益之争，总会给争夺双方的心头留下阴影，在失败者的心里埋下怨恨的种子。无序而又无规则竞争的结果。便是干事最多的人可能工资最少，干事最少的人却可能拿钱最多：才能最低的人可能职务最高。才能最高的人却可能职务最低。而这种不公，最能使同事之间心存芥蒂。

一个单位从办事员到领导之间的诸多等级，好比一级级阶梯。除了有一飞冲天之才的人，绝大部分人要想求进步。只有靠自己的才能或领导的提携一级一级往上登。由于人多梯窄。同事们在争先恐后地攀登那阶梯时，也就难免出现掣肘绊腿，你推我搡的“犯规”现象。古代不乏奸臣当道的朝廷，而今也不乏奸小当道的单位：现代奸小与古代奸臣，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且在级别上相差很大，但其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邀宠的手段也大同小异。这些好小，不仅靠阿谀谄媚以博得上级的宠信。而且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告同事的黑状以求得提升。他们既是领导的弄臣和鹰犬。又是领导安插在下级中间的密探，大家身边有了这样的同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谁若是不知密探的厉害，竟敢在单位直言领导的是非长短，恐怕栽了跟头，跌掉了门牙。还不知脚下是谁使的绊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奸小，同事之间必然是互存戒心，貌合神离。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家庭。同事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单位是一支军队。同事便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如果说单位是一台机器。同事便是这台机器的一个个部件。家庭成员不和睦，日子就别想过得安稳；战友之间不团结，必然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机器的某个部件出了毛病，整台机器便无法正常运转。这个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偏偏有一些人只顾自己争名夺利。而不顾同事、不顾大局，致使同事之间鸡争狗斗，那个单位自然也被此等人闹得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8月30日／哈　笑图】

抱烟囱　作者：金生叹

儿时乡居，每见小伙伴打架，一方不克，即蹓回家门口，跳脚发狠日：“你敢过来，让你立刻四脚朝天!”又有邻人孙四姐，以能说会道誉闻庄上。某日邻里吵架，她偏袒一方，走告乡长，不料见乡长后，竟吓得双腿发抖，无一言，村妪咸笑曰：“她与小把戏(按：小孩)一样，是抱住自家大烟囱发狠的!”意即离开自己家门，便毫无用处也。余后负笈复旦大学，知上海亦有此语，足见“抱住自家大烟囱发狠”者，实繁有徒。其实，此辈并非仅见于乡曲小民、胡同草民之间，堂堂学界，又何尝少见?近年科学家周光召、丘成桐等不断揭露两院院士选评中弄虚作假等黑幕，某些院士，凭官本位、走后门、甚至花钱在媒体上炒作自家，当上院士，却学问平平，离开本单位，谁肯买账?此辈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又如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本应在全国社会科学界遴选，却关门大吉。基本上成了各所在台上、已下台头头的互相标榜、抚摸，以至名单公布，北京《新京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著文批评，是“官本位颂歌”、形同“关门评劳模”云云。委员中，固然确有真才实学者在。但人品、学品皆次，及学问平平者，亦厕身其间，此辈若走出该院、尤其不当头头后，还有何用?显然，也属仅能“抱住自家大烟囱发狠”者流也。正是：

起苹之末起邪风，

堂堂学界当其冲，

若问学问有多大?

仅抱自家大烟囱！

8月21日于求实斋

【翟明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1日】

三个穷人　作者：孙　勇

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和生活在最底层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看到的，听到的，每年都要记录上几大本。每次记录完后，便根据记录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便很少再翻看了。一次闲着无事，偶然拿出了一本，发现其中记录了3个穷人的故事。巧合的是，他们分别来自农民、工人和学生3个不同的社会群体。

先说第一个。记得那天我在一家医院采访。内容是院方如何减轻患者负担。在一间狭小的挤了6张病床的病室，一名患者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位老农，皮肤黝黑，手掌皲裂。吸引我目光的，是老人床头的一只用来装农用化肥的简易编织袋和他手中拿着的蒸红薯。老人吃着蒸红薯，目光坦然。编织袋摊在床头的柜子上。上面还堆着七八个蒸红薯。看到我走向老人，院方介绍道：老人家住100多里外的西南山区，患有严重的痔疮，今年把家里喂的一头猪卖掉后。加上去年的卖猪钱。终于凑齐了几百元的治疗费，走进了这家医院。为了尽量减少开支，老人上手术台前。预先在家里蒸了一大锅红薯带着。这些红薯，就是他每天的伙食。在城里，老人举目无亲，没有人来探望他。更没有人送什么鲜花、水果、营养品。多年的难忍之痛得到了治疗，老人的脸上露出了释掉重负后的轻松。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不知道院方还说了些什么，但老人躺在病床上吃蒸红薯的镜头，却从此在我脑海中定格。我知道老人要完全治好他的病还得花掉很多钱。即使那样也未必能真正治好。我在多年的采访中，见过太多像这样的农民艰忍的镜头。心中总是有一股难言的隐痛。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家工厂。厂子停产多年，工人生活无着。终于有一天，有人看中了厂房设备，把它租赁来，一部分工人也终于可以上岗了，他们的工资都很低。有天中午，门卫发现一名女工提着一个袋子想混出大门。便截住了她。一检查，发现袋子里全是废编织袋。这些东西虽是破烂，但仍然属于公家。再一细问，才知道这名女工每天的中午饭。就靠着在车间收集几个废袋子，拿到外面的废品收购站换上几角块把钱。在街上买两个馒头吃。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女工每月来例假后，连廉价的卫生纸也买不起。竟然多次用捡到的废报纸代替。这个真实的事让我一直记在心里。

第三个故事是听来的，被我随手记录在我的采访本上。这个故事虽然后来被证实是个“伪事件”，但我仍然固执地相信其中有很大的真实性。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具体发生着，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我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见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关于贫困大学生的故事。一位贫困大学生。家里再也无法为他寄来一分钱的生活费了。窘迫之中。他总是在别人都吃完饭后才来到餐厅，偷偷捡拾剩饭剩菜充饥。直到有一天。被同学们发觉了，并由此引发了校团委的捐助活动。我相信类似这样的苦难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记录下这3个故事。我只是想告诉我自己：不要忘记这个世上虽然有许多有钱的人。但也有太多太多的穷人。

【张凤祥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8月3日／宋德禄圈】

“流水线”上看行风　作者：陈春宝

“流水线”这个通常在生产流程中的一种加工形式。现在似乎被某些医疗机构套用，病人就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你要看病吗?就得听从“流水线”的摆布，检查单子一大沓，没病也把你吓出病来。

邢台市有一位杨先生。一天夜里。儿子突然肚子痛，又吐又泻，杨先生背着儿子跑了七八家医院就诊。不管到哪家医院，都是按程序一律在“流水线”上滚动：检查、化验、透视、拍片、输液。结果病情仍未好转。眼看儿子不吃不喝15天了，杨先生急得泪流满面，便狠下决心在出院证明上写下“后果自负”四个字，背起儿子又去找另一家医院。结果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科研究所查出是过敏性紫癫。前面的几家医院都是以肠胃病误诊的。

某企业一位陈先生，患了原发性肝癌，带了CT片去一家医院就诊。医生在荧光屏上把片子倒过来、横过去看了好半天。显出惊讶状态：“病灶呢?病灶在哪?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被绝症折磨得万念俱灰的陈先生。这真如沙漠中见到了绿洲，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不想医生接着说：“B超也做过了，CT也做过了，你就再做一次磁共振吧!磁共振比任何设备都先进。”于是陈先生花了上千元钱，进了磁共振检测宣。后来遇到几位病友，在谈到就诊过程时。几乎异口同声，都说：“医生说了，看不出病灶，所以……”可见医生为了效益创收用心良苦。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位老汉。从乡下到省城看病。为防不测，把看病的钱缝进了衣服夹层里。结果车上逢到歹徒抢劫。他的钱安全无恙。可到了医院。医生要他住院检查。抽血、尿检、照x光，在“流水线”上滚动三天。检查完了。医生叫他住院观察，床尾牌子上写着“黄疸查因”。从此不见有人来过问。待到第五天，老汉如实告诉医生：“再住下去钱不够用了。”医生说：“既然这样，给你开点药，回去多休息。”坐在回乡的车上，老汉挺委屈的：开药才用了几十块钱，检查倒花去七八百块。钱没给歹徒劫去，却装进了医院的口袋里。老汉想。不过这也好。现在就算有人来打劫。俺也犯不着提心吊胆了。

造成行风不正的原因。明显是医生被经济利益驱使。你想，闲置设备放在仓库里能产生效益吗?于是不问病人是否需要。一律在“流水线”上“过筛”。

记得以前医院开展“承诺”、“诚信”的宣传活动。力图把形象工程搞好，在医疗市场上创出品牌。以优化与病人的医患关系。但遗憾的是，有些医疗单位缺乏人性化服务的基本理念。“承诺”、“诚信”只是一种贴在墙上的标语口号而已，经济效益和以人为本两者之间的统筹关系没有摆正。更谈何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呢?

【薛桂坤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8月11日／李崇武图】

当降价有了“第十九次”之多　作者：阮　直

管卖药价格的国家经贸委9月1日又宣布：药品已第19次降价了。真的能把药品的价格降到吃药人的口中吗?我不太相信了。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说“狼来了”的那个孩子仅仅说了3次，就被定性为是“说谎的孩子”了。最后孩子被狼吃了。都没有多少人同情，那时国人的心有点狠。

如果吃药的人已吃了第18个疗程还不见效，医生说，你再吃第19个疗程，吃药的人一定会怀疑那医生是那个卖假药的托儿。打老婆的人第19次说：“我再不会和你动粗了。”他老婆还会相信他的话吗?

19次，无论什么事，当不见明显效果时，那么有一个效果最明显——疲劳效应。

药品的价格是在降。可是降的成果不知让哪路神仙们享受了。一种药从药厂出来，最少要经过五六个环节才能转到吃药者的手中。就不要说各个环节加多少钱了，就是这转来转去的费用就翻了几倍。更何况有权力转来转去的部门又都有权力加价、提成、拿回扣呢。你药品降的幅度越多，这些中间转手部门的利益就越大。

所以你是降了19次价，可在医院里就医的患者却感觉不到这药品降了多少价。特别是那些注射之类的药，医药商店的价格是降了。可谁敢自己买药，往自己的静脉里注射呢?你自己拿着药店买来的药去医院里注射，医生们又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万一你的药是假的怎么办。医院就这规定，不是本院药房的药，医生一概不准用。医院里的药是降还是不降，那就是它自己说了算。

当降价总是在切下生产厂家的利益时，那么切下那块肉它是不会掉进老百姓的碗里的。我们医药的改革为什么就不能切除“医药代表”的利益呢?我就弄不懂他们算干什么的?如果医药用代表。那么卖汽油可不可也产生代表?卖水泥的可不可产生代表?卖化肥、种子的可不可以也来个代表，咱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实行代表制怎么样?

切下了医药代表的利益后。我们再切医院的利益。医疗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公民的根本福利，国家应该对公立医院加大投入同时不容许它们牟利，它如有利润就定为违法犯罪，医疗费用、药品费用还会高吗?如今的医院、医生都市场化了，成为一个地区创收、创利的大户，这利润不都是患者的奉献吗?

【马玉良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

我的选择很无奈　作者：笑　佬

当说真话容易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如果领导非要表态的话。只能违背意愿。选择一些半实半虚的话。

当同情心萌发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与其说是为别人悲伤叹息。不如说是担心那些糟糕的不幸落到自己的头上。

当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对手时。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多了起来。不回击或懒得去理的结果，就是最终以自己走人完事。

当见义勇为的英雄落难，又不见周围有正义群体支持的时候，我往往站到看客的位置上冷漠看世界。尽管内心满是羞愧。

当吃的是草产的是奶反而多挨鞭子的时候。我真害怕老老实实做人，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傻子一个。

当走在河边的人都湿鞋，而媒体张扬有人滴水不沾鞋的时候，即便存在，我也选择眼睛的视感，而放弃耳朵得来的信息。

当逐利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士农工商学，三百六十行，每个人都在做买卖赚钱，我想不做随时算计的商人也不成。

当自食其力靠本事吃饭的信念屡屡碰壁的时候。依附人类生存的阿猫阿狗。成了我生活中学习的好榜样。

当谎言一本正经流行的时候，为了正确地理解现代汉语。我不得不常从反义词剖析其内在涵义，以掌握其话语表达的真实意思。

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时候。说明摆在眼前的路太少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太多的艰难和风险。

当我凸现美好的一面，而耻于暴露不良隐私的时候。真实的我消失了。我的行善。成了一种伪善；我的做美，成了一种作秀。

当我失败的时候。总有一万条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偶然得来的一点点成功，则恰恰相反，只谈成功，不讲理由。

当正派、廉洁、老实、本分等字眼被嘲笑的时候，褒义词成了贬义词。如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就和美好的道德情操疏远了。

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小腐败。又不能不办的时候。就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哲理来抚慰良心的不安。

当我为别人的大腐败愤怒。又为自己的小腐败得逞庆幸的时候，我的人格逐渐分裂成两面，腐败成了爱恨交加的东西。

我选择故我在!缅怀过去的美好，梦想将来的灿烂，唯独今天是无奈，似乎在参加一场永不及格又必须参加的社会考试。

【杨孔翔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8月26日】

“爱帮不帮”之说　作者：李俊民

“有件事你爱信不信，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这原是报章上的一则副题，不过我把它省略了四个字：爱帮不帮。之所以把它们省略了。是想拿出来换个说法：要不要帮?

爱帮不帮，是江西理工大学教师费冰消情急之中说出的话，话是说给著名电影导演张纪中的。费冰消为了救助一名患白血病学生，收罗了四百多名各界名人的电话号码。名头都显赫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仅局限于国内的，还包括国外的。然而费冰消的“按图索骥”，遭到的是四面碰壁。尽管费冰消设计了一些妥帖的话题，但终究“猴”不过那些秘书、保镖、经纪人，想闻“天籁之音”吗。先去爬爬蜀道吧。

不过，张纪中倒是一个例外。尽管费冰消在心力疲惫的状态下说出了“爱帮不帮”的话来。但是张纪中在了解情况后还是给予五万多元的捐助，这使费冰消喜出望外。这是她奔波两个多月最大的收获。也许，这会使她的心灵稍稍得到些许的安慰。

其实，如此的一点安慰是难以释化费冰消心中的困惑的。走求助名人的路，是在她“穷尽了一切能想到的社会救助方式之后的选择”。“穷尽”后面。无疑藏了太多的东西，显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求助名人是她无奈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同样使她无奈。甚至。她以佛教俗家弟子的身份走进庙堂。得到的依然只有失望，“打转的泪水一下子滚出眼眶”。

这时候的费冰消“书包里有一张佛教皈依证和一张孔子协会的会员证，除此之外，她还是耶稣和庄子的信徒。佛教的慈悲心，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基督教的‘生命树和智慧树’的隐喻，道家的自由不羁奇妙地混合在她的身上。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费冰消的书包里装着中西古老的经典文化，里面有道义，有礼教，有仁爱，有人本精神，有慈悲为怀，有人性修为的准则。然而，费冰消在这些文化的包围中却哭了，好在还被这些文化促动着，没有望而却步。

费冰消的哭是耐人寻味的。

费冰消的走同样是耐人寻味的。

有人把费冰消称为“傻根”。说到“傻根”。自然会使人想到《天下无贼》，想到刘德华和刘若英扮演的那对“义贼夫妇”，为了维护一种心灵的纯真，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用血把社会装饰得平安无事，保持了“傻根”心地的洁净，致使他有了这样的反诘：哪里有贼?

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事实，天下实在是有贼的。

把费冰消称之为“傻根”。也许意味着她的心灵纯真与不谙世故，她正以一种纯真的心态去呼唤去寻找社会的关爱，然后去抚慰一个年轻危难的心灵。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她深深认识到的并不是“天下无贼”。也许给予她的这种称谓是一种不屑和蔑视。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与社会的存在还有更好的意义吗?

爱帮不帮，这是个个人主权问题。帮不帮人完全在于个人的态度。似乎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放在社会的背景下。又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屡屡听到一些见死不救的事情：人在河里挣扎。生命垂危，而那边还在谈着拿多少钱才救人。人性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一大悲哀。所以，面对类似的情况，帮不帮人。实在不仅仅是个个人道德水准问题。而是一个人性问题。在这类事情事上嗅一嗅，可以闻出某些人的身上究竟还有没有人味。

费冰消经历过一次车祸。一个处在弥留之际的罹难者告诉她：人总有落难的时候。这句话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许这正是她助人热情产生的一个燃点。有人说费冰消是个“过于热情”的人，这种热情正是社会所急需的东西。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有了这种热情，社会才不至于冷漠，落难者才不至于悲凉。如果彼此都冷冰冰地面面相对。每个人都活得不会舒服。

老作家钱理群说过这样的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搀扶着，这就够了。这是一幅和谐的人生旅行图，蕴涵着丰富而珍贵的人生哲理和做人准则。人在旅途中。任何人都没有趾高气昂的资本和理由。面对生活的无状。仅靠个人的努力常常是不够的。失去他人的搀扶，谁都可能遇到无法逾越的沟沟坎坎。所以，伸出手去搀扶一下别人，这不仅对他人，包括对自己，都一样的需要，一样的重要。

费冰消正在“搀扶”着一个患病的学子，尽管她努力的结果不尽人意，尽管她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让患病的小姑娘明白“死的尊严”。可是，我们应该相信她的“过分热情”一定会释化冷漠的社会因子，正如她的化名：冰消。

有热的存在，冰一定有溶解的时候。

【邸笑飞荐自《都市晨报》2006年9月14日】

北京“天方夜谭”　作者：从维熙

从维熙先生简介

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山村代官屯。年轻时曾任教师，后任北京日报记者、编辑。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反右期间，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后重返北京文坛。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远去的白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死亡游戏》、《牵骆驼的人》；同时作者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短论等作品。1995年《从维熙八卷文集》问世，2000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作者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一个并非虚构的奇闻。它发生在北京某个饭店里。初听这件奇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但是经过与饭店医生核实之后，才算确信它并非“天方夜谭”。某日，一位仪态端庄的小姐。走进饭店医务室看病。医生拿出体温计来让她试表前，先用手背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凭她多年的医疗经验。这位小姐确实在发烧。医生是更尊重科学的，她拿出体温计来为患者试表，奇怪的是两次试表的结果。患者的体温都显示正常。

医生最初是怀疑是不是体温计出了问题，当她证明体温计一切正常时，便又为这位小姐第三次测量体温。为了察明原因，这次医生亲自为那位小姐拔出她腋下的体温计。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是：原来那位小姐在夹体温计时水银头的方向朝外，所以三次试表等于都白试了。

经过医生与患者的思想交流，才知道她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妈妈。她过去看病都是妈妈陪着，读大学时是走读生。也是在妈妈的羽翼之下生活。这件奇闻在该饭店里流传了好长一段日子，宦，留给人们一个不解的X，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孩，独立生活能力接近于零。表面看起来是这位小姐的生活扭曲，但是更深层次的渊源所在，还是那位娇惯女儿的妈妈。她苦心营造了一个“小皇帝”的活标本。

与此同时遥相对映的，是另一则京城里的“天方夜谭”：在北京学院路的路侧，出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男孩，他在马路上摆了个小木箱，坐在地上为路人擦皮鞋。据北京晚报报导，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只因为孩子想在假期之内买一双旱冰鞋。可父亲的回答是：你自己去挣钱买吧!于是在学院路边出现了这个洋孩为路人擦皮鞋的奇观。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当然不是出于对孩子的苛刻。而舍不得给孩子买一双旱冰鞋，他与那位中国母亲不同的是，这位父亲从小锻炼孩子的生存能力。便为孩子设计了这个锻造“工程”。

一个是中国的母亲。一个是外国的父亲。他们都在培养自己的后代，差距却有着霄壤之别。其实并非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是由于这位母亲的溺爱，人为地把后代教育成为一个生活“残疾”。这两则反差极大的事例，使我记起了青年时代读过的一篇俄罗斯作家的小说，由于年代久远，我已然记不起那篇东西的名字，小说描写一个外科医生，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地带行医，可是在行程中，他自己的阑尾炎犯了，那儿没有医院，更没有为他动手术的医生。可是这位医生，就以冰雪就是病床，自己为自己开刀。其情其景，令人心魄为之久久地震撼。

我想：我们的后代应该是这样的勇士，而不是一颗颗经不起风雪的温室花草。中国古代有一句铭言：“磨砺出青锋。”这就是两则不同并非“天方夜谭”的奇闻，留给我们思考的一道育人课题。

【翟明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9月11日／刘庆涛图《饭来张口》】

“煤黑子”话矿难　作者：从维熙

我在地壳之下挖过4年煤，因而本能地关注“煤黑子”的命运。因为在2004年。中国矿难夺去了6000多下井挖煤人的生命；在2005年一年中。国家矿山安全部门虽然竭尽努力，加强了许多安全措施。但矿难仍然频发不断。截至年底统计，又有6000多个挖煤汉死于矿难。两年之内。竟然有1万2千多名挖煤人的鲜活生命折命于大山之腹，矿难俨然成了中国驱之不去的大惠，

大自然不知什么时候变脸。人类常常遭遇难以抗拒的灾难，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直到去年印度洋的海啸……每一次大自然变脸。都会夺去数以数十万计的生灵。但矿难不同于天灾人祸的是，它原本是可以控制的。只是由于黑心的地方官员和贪欲成性的煤老板相互勾结，才在世界采矿史上演绎出这石破天惊的死亡纪录。据有关媒体披露：中国矿难之高，是当今世界矿难平均数字的100倍。而在这些骇人听闻的矿难中，瓦斯杀人居于透水、塌方事故中的首位，瓦斯成了头号杀手，就更让笔者找不到北了。

笔者在劳改年代。有缘在一座超级瓦斯煤矿井不仅挖过几年煤，还一度当过与瓦斯打交道的瓦斯检查员，因而对瓦斯知之一二。何谓瓦斯。即蕴生于煤层中间毒气也。瓦斯虽毒。但它是人能控制的“野兽”；即使在昔日的劳改单位，挖煤人都属于“另册”公民，矿山都把瓦斯视若虎狼。而严加防范管理。当时我的肩上背着“瓦斯眼”，每天例行的工作是在挖煤矿工下井之前，把采煤巷道的瓦斯浓度。清楚地标写在挖煤的巷道之前，以防瓦斯杀人：即使瓦斯浓度在安全范畴之内。在采煤放炮之前和放炮之后，我都要再次检查瓦斯数据，以防瓦斯爆炸事故的突发。凡是瓦斯超标的挖煤巷道，都必须先封闭巷道。经过通风处理，直到瓦斯下降到安全系数之内，才可以重新进行采煤。那时。矿山安全管理条例远没有今天这么完善。而这些采煤人又都属于“专政对象”。矿山领导尚能做到关爱每个生灵。在我4年的“煤黑子”生涯中。这座超级瓦斯煤矿没发生过一次瓦斯事故，井下没有死过一个工人。以此来对比一下我国不断发生的矿难事故，从北国黑龙江七台河，到南方的广东梅州的大兴……在2005年一年之中，如同连环爆炸一般从北方响到南方，重大矿难事故共发生了67起，煤黑血红的场景令人心灵颤栗。

笔者在思考中国的频发的矿难时，顺藤摸瓜探寻其成因，没有更多的原因，只是由于一个“钱”字作怪。笔者在青年时代，曾读过一则《猫鼠相亲》的寓言，其寓言说的是公猫和母鼠从相克蜕变到相亲，最后成为结发夫妇的荒诞故事。此故事虽然荒诞，但两年来让1万多名挖煤人葬身井下的事实，却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延伸。那些玩命地钻进钱眼的煤矿老板，可以视为一只只硕鼠。一些黑了心肠的地方官员，就是与鼠结为表姻的肥猫。据一些矿难调查资料显示，凡是发生重大矿难的矿山，都有官人黑股为其撑腰。比如：在2005年8月7日发生的121人罹难事故的广东梅州大兴煤矿。背后就有当地国土资源局多名官员的股份。他们头戴为人民服务的红冠，不但同样扮演了钻进钱眼的角色，还为其保驾护航——怎了得一个“钱”字，竟让那么多有头有脸的官员自揭面纱！

2006年初，笔者与几位昔日同在山西挖过煤的友人一起欢庆新年，因为大家都当过“煤黑子”之故，话锋自然而然聚焦到惊人的矿难问题上。北京的友人说，山西的煤老板一掷千金地大买北京的豪宅。来自上海的友人说。一些煤老板购买5000万的别墅，还嫌门槛太低。但是今天那些来自农村的挖煤人，部分生存保证还不如当年的劳改犯。实在有悖于改革开放后“以人为本”的国策国情。这是我们几个“煤黑子”的一致认知。当天。我们还谈及到了一直关注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温家宝总理，于2005年亲赴发生重大矿难的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与死难矿工家属见面时，曾为此而流下悲愤的泪水。之后，他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表示：将张扬法律之剑，严惩那些贪心官员与黑心老板。

【曹龙彬荐自《北京青年报》2006年1月21日／李保堂圈】

有感状告“八哥”　作者：从维熙

据电视传媒报道：不久前北京某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件闻所未闻的案件。一个居民把邻居鸟笼里的“八哥”。告上法庭。读者可以想象得到，笼子里的鸟不具备法人资格。张三起诉“八哥”的目的。是起诉“八哥”的主人李四。笔者有幸从电视台法制节目中，全须全尾地观看了这一审理过程，觉得其内涵丰富。颇值得品味咀嚼，特行文于此供读者品味。

具体情节是这样的：待以拆除的简易的筒子楼楼道上，设有一个自来水管，楼内居民每天要到这个自来水管打水。别的居民来打水时。八哥都没有什么反应，惟独张三去打水时，那只八哥就开口骂人：“张某坏——张某坏。”因而张某认定八哥所以骂他，都是主人调唆之故——因为张某与李某，在楼内曾有过过节。李某是故意教那只八哥骂他。事情闹到派出所和街道。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张某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了法庭。其理由是，李某教唆八哥侵犯了他的姓氏权。

在法院接受了这宗民事案件后，法官与记者为了深入了解内情，不得不亲临那个筒子楼内进行调查。有意思的是，那只八哥见了法院工作人员后，嘴巴变得甜甜的，叫出来的声音是：“你好——你好——91。这可让法院调查人员，陷入了五里迷雾之中，不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了。

原告张三说：“那是李四调换了八哥。”

被告李四说：“还是原来的八哥。”

笔者看了这一奇异的民事官司之后，第一个感觉是，这是时代新的“拍案惊奇”。虽然它标志着百姓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真够难为法官们的了，不是包公再生，面对这样难以取证的官司，该如何审处?第二个感知是，我忽然记起了几年前。剧作家中杰英曾写了一个题为《北京大爷》多幕话剧，在北京剧场上演了一段时间。由于北京历史上长期是帝王的京都——特别是刚刚谢幕不久满清王朝的皇城。受地域文化的长期影响，京城确实孕生了一些“北京大爷”式的人物，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手提着鸟笼四处闲逛，专门爱搞一些招猫逗狗之事。有人评说。这些人是当年“八旗”子弟的遗老遗少；也有人评说，这是古代帝王京都留下的泼皮、混混，在新时代借尸还魂。不管怎么评说。大家有一点认知是一致的：这些北京大爷，没给日新月异的北京添彩，反而在新北京的悦耳的乐章中，增加了刺耳的杂音。

当然。就事论事而言。笔者不排除八哥主人李四，因与张三有过节，教唆八哥骂张三之可能。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京城首都，他们居然有那么多的闲心，又耗费那么多的精力，不断扩大事态，步步紧逼地走向法庭，真可谓难舍北京大爷的遗风之最，让众多的北京人为之汗颜。之所以如此，因为那八哥原本为林中之鸟，美丽的森林才是它的故乡。人类将其网入竹笼，已经不是善举，再以人性之恶，将其豢养成挑唆事非之徒，不是自供出一些北京大爷生活之苍白无聊，还能说明什么呢?

当然，这只是京城浓郁暖色图画中的几滴冷色，但它却大煞首都风景。笔者写在这里，以供国人当作明镜自照自省……

【阿紫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9月12日】

如是我闻　作者：闲　话

为增强体质，专家建议多喝牛奶：最新研究发现牛奶中某些激素会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病几率，专家建议多吃西红柿；为消除西红柿残留农药的危害。专家建议口服阿托品；阿托品有生物硷中毒的可能。专家建议用毒扁豆硷缓解；为稀释及中和其毒性，专家建议多喝牛奶……

——专家建议

女人最欣赏男人有才气，最讨厌男人太小气。最怕的是男人不争气。

——男人就怕女人老生气

有文凭不一定有知识；有朋友不一定有友谊：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有金钱不一定有幸福；有工作不一定有事业；有子女不一定有依靠：有肉体不一定有灵魂……

——顺口溜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并非胡说八道

去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32808元。61％的职工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大学生的身价等同于农民。

——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值得警示

老百姓缴了税．纳税人已经把你的劳务购买，你得给他提供服务，你凭什么做百姓的父母。

——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说．中国当官的有一种父母情绪

只有文化和历史活着．一个国家才活着。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大门上的横幅

下品：一辈子损人利己的人；中品：一辈子偶尔损人利己的人；上品：一辈子都不损人利己的人。

——人分三品

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

——人才是利润最多的商品

20岁时，我担心别人如何看我；40岁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60岁时。我发现他们根本不看我。

——一杰克·福克森为自传取的副标题

学者看文凭；作家看字数；小姐看三围；大款看车子；领导看肚子；导演看胡子；球迷看你掌握多少外国球星的名字。

——不论多复杂的事物．中国人都能迅速把它简洁化、外在化、等级化

举重若轻，显示的是能耐；举重若重，表达的是心情。

——生活箴言

没有人是故意要变心的。他爱你的时候出于真心，可是，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是出于真心。

——从自身找原因

骆驼背上有两个高耸的驼峰．可骆驼并不觉得沉重；人的背上没有高耸的驼峰。却没有谁觉得轻松。

——庸人多自扰

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

——成功的^需具备的三种素贡

如今，男人向女人求爱时必须考虑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你真的爱我吗?二是你有足够的钱吗?

——其实两个问题顺序往往是颠倒的

我们登山流三种眼泪．一种是成功的，一种是失败的，一种是失败后活着回来庆幸可以接着再来的。

4：那：登山家的三种眼泪

把漂亮当资本那是愚蠢。把漂亮当能源那是智慧。

一位美女的“美丽”新概念

没有比手更大的天。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心更宽的海。

——渺小之中见伟大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一位培养过数住院士的老教师如是说

富人怕得“劳碌命”；穷人怕得“富贵病”。

——网友论当今穷富怪现象

香港是追赶，台湾是开放，北--京是叫整理，上海是吸收。

——凤凰卫视时尚节目主持人李辉这样总结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的时尚　—　—如果在事业、爱情之间选择其一，我会选择爱情，与其说它重要。不如说我需要。

——刘若英坦然自若．承认自己期待爱情的到来

好男人是本博大精深的书。越看越着迷：好女人是汪清澈见底的泉。越品越有味。男人是辆车，不仅要会开，还要会修；女人是杯茶。不仅要会喝，还要会品。

——BBS语录

人的高尚或人的卑鄙，都能够在一桩婚姻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婚姻有试金石的效用

需要撒谎的时候，尽量沉默；不得不撒谎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对方。

——诚实和善良同样重要

大隐隐于婚。小隐隐于床。

——一已婚人士自嘲

爱情是一种脑力劳动。婚姻是一种体力劳动。爱情仿佛打桥牌，全靠算计；婚姻仿佛打麻将，全靠运气。

——爱情和婚姻有本质的不同

他们不光发育得好，知道得更多。最明显的是越来越懂得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上海一名即将退休的中学老师说，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与早期独生子女已有很大的不同

看不起病的民族不会强大。上不起学的民族则素质不会提高。

——人们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现状的预言

现在一些教授既不教也不授。

——网友评论中国教育

从爹爹抓起还是从娃娃抓起，这是个问题。

——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敬廉崇洁的观念。是当务之急

多尊贵的臀部啊!

《燕赵都市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公车开支3000个亿．超过教育、医疗经费之和

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要认真做。认真的事情要重复作。重复的事情要创造性地做。

——流传甚广的励志短信

【钟应平荐自《现代女报》2006年9月1日／云　哲图】

呓语杂辑　作者：玄　同

■聂绀弩的诗、齐白石的篆刻、八大山人的画和郑板桥的书法。奇异强烈的个性是他们的共性。这是一曲雄壮的悲歌，可观、可赏、可叹但不可学，因为学习者达不到更超不出大师既有的高度，这与他们特定的人生经历、才情和天赋有关。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一句。大体意思是。真正的艺术家离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真是至理名言。凡高、徐渭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翻开其斑驳的血泪人生不由让人悱恻、感慨。这些“疯子”是社会扭曲的折射。而非神经系统的病变，当“疯子”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一槌敲下天价时。也不是对作者的尊重和肯定而是对艺术的讽刺。

■高雅的诗词文学“泰极否来”，如今非但一文不值。还要遭人讥笑。但也有不少人迷恋这种没落文化。不知其命运是否也如四时般循环更替?为幻想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我愿等它一千年。

■记得有位不谙世事的老兄初次见一姑娘打招呼尊称为“小姐”，没想到却遭白眼，自己还摸不着头脑。这也是困扰我的一个命题，即“小姐”和“妓女”、“主”和“仆”的变迁问题。古时候能得人尊声“小姐”或“主人”者是上等阶级，有多少人为改变阶级属性而头破血流，如今“小姐”满街布阵，其地位比之“士农工商”排老二的兄弟要派头。

■再说革了命的今天，“公仆”的风光毋庸赘言。“公仆”欺压“主人”的事也不绝于眼耳，不少手段还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还不足为外人道，不足为天下知，这许是俗语所谓“风水轮流转”吧!佛说“因果”、“轮回”吾深信之。或者以唯物主义发展观观之其理亦同。

■古之戏子即今之明星。戏子的社会地位极其卑贱。但却不乏品性高沽者，至今仍让人荡气回肠。放眼今日的明星。头顶炫目的光环处处高人一等，可大部分都是一丘之貉，即败德急先锋，而且还要在媒体上广为传诵。称之为贱人可也。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某些事物和观念也是瞬息万变，有时还真无所适从、是非黑白也犯迷糊。本该是清净世界的空门。可某些出家人的行径着实令人惊诧，经济发展了，宝马香车、豪宅盛宴也许无可厚非。但当佛门充斥满光头的奸商、财迷和皮条客或以沙门为终南捷径，那佛祖是否也会流泪?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信，包括在下，但是如果说科技发展是人类在慢性自杀，肯定有99，99％的人嗤之以鼻，可是我还是深信不疑。

■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能锻炼人的脑细胞的工具，能开发人的各种潜能。包括制造阴谋和撒谎的能力。政治家都是保姆，可以给你糖吃也可以给你鞭子吃，其形式不外乎先吃糖再吃鞭子、先吃鞭子再吃糖或者边吃鞭子边吃糖，但是你别妄想永远只吃糖而不吃鞭子。因为二者相辅相成辨证统一，这也是政治保姆和家庭保姆的区别。

■都说“民以食为天”。但你看：猪肉含有瘦肉精、蔬菜农残超标、面粉里掺增白剂和滑石粉、小米染黄颜料……我们还能吃什么?买了就吃，吃了就死，那还可以拨110，如果是日积月累的“慢性谋杀”，那你到阴曹地府告谁?

■新华网文章《癌症高发村：百姓们不能承受的污染之痛》中，有个村支书对记者说：“我们已经习惯得癌症，习惯死亡!”看来我们对维持基本生命的空气和水都不要有过分奢求了。

■弘一大师的书法风格变化最能体现其一生的经历变迁，从早期的碑味浓郁、棱角分明，俨然翩翩佳公子到洗尽铅华、平易祥和的慈悲形象，及至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已然返朴归真，不见一切有为法了。艺术和人生的高度统一，其变化出乎世俗的意料之外，却在艺术的情理之中。

■李后主、宋徽宗都是文艺天才，但偏偏位居九五之尊，这种错位注定是国家的不幸。而乾隆大帝的附庸风雅也是一种错位，这种错位却是艺术的不幸。且不说他在书画文物上如雨打秋荷般胡乱盖章，就其广罗天下艺术珍品，无形中为后来洋鬼子洗劫、摧毁民族财富提供便利就是罪过。瑰宝和权力一样，过分集中就有灾难。

■人生或历史还有许多错位，因为错位才有“造化弄人”这个词。才有断肠人和失意客，当然也由此催产了许多璀璨夺目的名篇佳作。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刑不上大夫”是封建毒瘤。泥腿子私生、超生有关部门动辄抓人、拆房，前见某歌星无证生子却荣登各媒体。更有甚者其男朋友(未婚称呼)另有私生子等候滴血认爹。不知是否也有官爷拘其父母(或泰山泰水)、拆其别墅?愚意以为尊卑有别才是社会常态。吾等蚁民能明此理者方不愧为良民。

■警匪片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三个字是“不许动”，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户籍制度的精神领会。泥腿子跨村镇上学要交纳“借读费”、多住几天要办“暂住证”，如果到城里打工则是被当作骂人用语的“民工”了，一辈子脸上都刺着“农”的金印，近似梁山好汉般风光。当然。也有洗去烙印的方法(也是唯一方法)那就是读书，若能挤过这座独木桥就能改变阶级属性，从此高人一等，此时再摆上几十桌酒席宴请全村。风光毋庸讳言，这也是国人比洋人更多庆祝事项的其中一项。

■交友之道最难得者乃“坦诚”二字，再进一步就是“志同道合”。最悲哀的莫过于原本的密友蜕变为酒肉朋友，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是交友的一种理想境界。但现实往往相反。知心、刎颈之类对目前现实来说。那是一种美丽的神话。

■纵观诗史未见有以“马屁”流芳者，或有流传亦为笑柄，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不外乎真情与真理。总归一个字：真，不明此理者非真诗人也，虽然横观文坛“北门学士”光芒四射。

■在众口传诵的诗篇中。“牢骚”倒是占了很不小的一席，因为共鸣才得以流传。虽然毛主席教导“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但人间就是人间，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天堂。

■看看儿时的同学，每每被老师看不上眼或者头疼的学生，如今都已腰缠万贯，而所谓的“三好生”或乖孩子，不是紧掖铁饭碗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碌碌无为，是教育错误还是社会进步?“老实”一词遂成“无能”的隐语。

■冷清、湿滑的青石古巷中，一袭破旧的长衫外拥着一把抚摩光亮的二胡。伴着缠绵的弦乐，一个消瘦的身影向我们蹒跚走来，这就是我意想中的阿炳，一阕必须用心去聆听的，名为《二泉印月》的曲子的作者。要感悟《二泉印月》的精髓，最好是阿炳的原奏遗音。录音历经岁月的洗刷有些沙哑、断续和朦胧，增添了几许凄凉与沧桑。好比书画的古色、篆刻的残破。本来艺术都是相通的。

■婚姻是上帝设下的陷阱，而他或她就是诱饵，爱情则是迷魂汤。婚姻又是一场豪赌，赢者上天。输者人地，喝过迷魂汤后不分东西南北的大有人在，拿得起放 1 【2】

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作者：朵　渔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日：“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作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归”：“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匐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个以表谢意。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一厘米荐自《领导文萃》2006年第8期／庞　彦图】

精短杂文一束　作者：李小磊

工作规律

先是下级听上级的：上级给下级布置工作。通知检查项目及检查时间。下级做准备。

再是上级听下级的：下级叫上级到哪里检查，安排检查顺序及检查内容，大家吃好喝好玩好。然后送给上级“纪念品”。

最后下级受表扬，上级出政绩，皆大欢喜。

失算

新学期第一天，班主任钱老师把全班学生父母工作单位、职务做一详细统计，以便日后办事方便。B同学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钱老师对其便非常冷淡。还将其调到最后一排就坐。B家长找了几次，都被钱老师拒绝了。

开班主任会议时。因为B的事。钱老师被校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原来B的叔叔是教育局的副局长。钱叹道：以后再统计时。得全面些。

看电视

某商场所有电视都在播放当地某领导的“重要讲话”。电视前站满了观众，不时还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该领导恰好在这里“视察工作”，见此盛况，笑逐颜开，就主动和一位观众套近乎：“看这个电视，有什么心得体会吗?”观众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图像不错。就是价钱贵了点!”

我们生活在天堂

某贫困乡某特贫村开年终总结会，村党支部书记总结说：“别看咱们连电灯都用不起，可最起码有粮食吃，有衣服穿，这么多年来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已经够不错的了。比起旧社会。我们生活在天堂!

如此医术

患者：大夫，我有点胃胀。

大夫：先做个胃镜吧!

患者：大夫，我脚崴了。

大夫：先拍个(X光)片子吧!

患者：大夫，我有点头晕。

大夫：先做个脑电图。再做个心电图，之后再做个CT!

患者：瞧瞧，这现代化的医术就是高明呀……

某些人的为人民服务

吃着人民生产的粮食．喝着人民酿制的好酒。住着人民建造的楼房，拿着人民的血汗钱，让人民办人民自己的事情。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指挥人民，还站在人民头上批评人民的觉悟太低．并且心安理得地称自己为人民公仆。这就叫为人民服务。

芸芸众生的尴尬

去看病，头痛脑热的小病医生要你住院：

坐出租，司机载你拐弯抹角走曲线：

乘公交车，老弱病残座上多见壮汉：

进饭店，服务小姐极力把高价菜推荐：

住旅社，半夜里小姐自我推销吵得心烦意乱：

买房子，广告中的承诺售房人不兑现：

要征婚。中介所雇来婚托和你见面：

看广告，商家的夸张艺术边缘无限。

不问马

厩焚，(孔)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

评三好学生，校长审查，日：“成绩好乎?”不问德。

建桥竞标，投标者日：“回扣多少?”不问质。

求职面试，考官日：“何等文凭?”不问能。

提职，领导讨论，日：“关系硬乎?”不问成绩。

灾难发生，领导齐聚，日：“损失多少?”不问人。

高校=高收费学校?

每年七月都要出几桩优秀高考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新闻，还要出几桩社会各界解囊资助贫困学子的感人事迹．其原因是因为成绩好家境贫困的学生交不起几千乃至上万的学费。

因贫困而辍学是令人痛心的，因同情或正义而慷慨解囊者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可是。人们不解的是难道高校真是“高收费学校”的简称?

作风好转

某村党支部书记在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过去村组干部开会没人愿来，现在都很积极，我村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会后，他向邻村支书密传经验：“兄弟。既要重经济效益，又要重工作效率呀!每人发80元，开会20分钟，哪个不愿来?”

获奖规律

王君喜欢参加各种文学大奖赛，总结出一些规律，现公之于众。

特等奖：德高望重之名家——招牌。

一等奖：较有影响的作家——装饰。

二等奖：圈内熟识的写手——捧场。

三等奖：出资助销量大者——自愿。

优秀奖：参赛且能缴费者——垫底。

假如大停电发生在某市

埋怨声、“国骂”声将不绝于耳；

蜡烛将卖到10元一支，手电筒将100元一支：

有的街道将充满臭味，因为有人为发泄不满，把冰箱里腐臭的鱼肉抛向大街……

而有的地方将依旧灯火通明．占用着有限的电力备用资源，但这决不可能发生在平头百姓家或是贫困山村。

都为吃饭愁

工人：唉!我妻子下了岗，我上有老下有小。天天都为吃饭发愁。

领导：唉!彼此彼此，我也天天为吃饭发愁呢，你想想，每顿饭都有几处邀请我，我吃哪家好?不吃哪家好?

视察

爸爸说：“四十年前，周总理到咱这儿来视察。只带了一个随身警卫。外加一名地方官员陪同。在一小山村中。恰逢一农家办喜事。总理欣然喝下新娘奉上的迎客茶后．悄悄在杯子下面压了5块钱作为贺礼。”

昨天早晨，我去上班，碰上一上层领导来视察，于是道路封锁，警笛轰鸣，公汽改道。结果我上班迟到了半小时，被扣半天工资，全勤奖也泡汤了。

【韩玉乐荐自《健康生活报》2006年8月／哈　笑图《耻辱柱》】

考察交流材料　作者：陈伟民

为了加大改革的力度，拓宽发展的思路。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组织一部分企业领导和乡长书记到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外经济发达国家考察访问。共分两个考察访问小组，国内一个组，国外一个组。考察访问时间共一个月。

一个月后，两个考察访问小组终于考察结束，县领导要求各小组写一篇考察访问的交流材料。

国内考察访问小组主要去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国外考察访问小组主要考察访问了日本、美国、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

国内考察访问小组的交流材料主要内容是：一、上海的东方明珠塔真高。站在上面能看到整个上海的全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真高档，深圳的高楼大厦真多；二、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人的消费水平真高，四个人吃顿早饭。有时一千块钱还不够呢；三、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没有什么古迹可游玩。但各种新型娱乐场所真多；四、……

【韩玉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8月4日／蒋跃新图《痛下决心》】

牛魔王的“反侦查”　作者：侯国平

牛魔王被双规了。这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很多年前。人们都私下里叫他牛百万。他在积雷山摩云洞包二奶的事，也是人所尽知。但不知为什么。有人就是装作不知道。人们都说反腐败就像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这下好啦，砸住了牛魔王。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事纯属偶然，要不是唐僧师徒要过那个火焰山，必须借牛魔王老婆的芭蕉扇，一借就借到了摩云洞，那玉面公主哭哭啼啼闹个不休，这事八辈子也没人理。

原以为这牛魔王会牛气哄哄大谈政绩，拒不认错。谁知这家伙，一见负责侦查此案的哪吒就痛哭失声，说自己政治学习抓得不紧。拒腐防变的基础打得不牢，没有自觉接受老百姓的监督，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所以就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对不起玉皇大帝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太上老君的无比关心，更对不起铁扇公主和红孩儿。说得哪吒心也有点软了。贫官毕竟也是人呀。

接下来。不等哪吒审问，牛魔王就交待了十几起贪污受贿行为。某年某月。他批了一块地，收了开发商五十万：某年某月。他卖了一家国有企业；收了私营业主一百万。最后还交待了他给唐僧师徒四人行贿的事实，为了让唐僧能在观音菩萨面前为他说句好话，他送给唐僧一百万活动经费：花果山旅游景区开放时，他前往剪彩。收了悟空送的劳务费十万元：高老庄农业开发区建成时，他题了“高老庄”三个字，八戒送他润笔费三十万；他到流沙河参观考察，沙和尚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给他十万元。

哪吒三太子听了牛魔王的供述，十分震惊。他马上向托塔李天王作了汇报。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哪吒亲自带领二十八星宿，前往取经团调查处理此事。李天王批示。不管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谁知孙悟空指着哪吒的鼻子说。你这毛头小子，中了贪官的奸计。哪吒惊问，中的何计。悟空说，苦内计。

哪吒哪里肯相信。硬起头皮在取经团内部展开了内查外调，几经反复，最终认定，唐僧师徒四人清清白白，牛魔王的供述全是虚构的。

这下，哪吒三太子傻眼了。怎么会这样呢?接照南天门反腐败的规律，犯罪嫌疑人受审时，就像挤牙膏，你不挤，他就不讲，尽量隐瞒犯罪事实，能少说就少说。最后都变成来源不明的财产。

为什么牛魔王会一反常态，故意编造虚假事实加重自己的罪行呢?哪吒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悟空凭着火眼金睛早就看穿了这把戏，他对哪吒说。这其中自有玄机。就像三国时的黄盖，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骗取曹操信任，以便借机行事，这就叫苦肉计。牛魔王玩的就是这一套。

哪吒问，那牛魔王干嘛来这一套?悟空说。第一是制造假象，一方面让外界认为他没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他的“双规”错了，以稳住阵脚，防止墙倒众人推。另一方面，给办案人员造成混乱。让案件难以继续审理。不了了之。

哪吒听得很认真。表情严肃。悟空又说，第二是干扰办案工作。找许多无牵连的人去调查取证，费时费力，负面影响很大。许多人会认为办案人员是吃饱了撑的，哪不瘁往哪里挠，难怪会越反越腐败。

第三是为找关系，透消息。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物证赢得时间上的主动。

哪吒问，还有第四条么。悟空说，有，第四是借机打击对手，保护同类。把自己仇恨的人借机牵扯进去，抹它一裤裆黄胶泥，叫它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一来败坏其名声。二来增加他们也被双规的可能性。同时暗示同伙，他牛魔王没有出卖朋友。

第五是为日后翻供平反埋下伏笔，若有深谙此计的人与其唱合，在调查时满口承认。到了法庭上再指责办案人员诱供、逼供，那结果就很好看了。

哪吒三太子听得一身冷汗，他说，这牛魔王真太狡猾。竟然使出了这毒计，幸亏被大圣识破，这一回一定不能叫这厮蒙混过关。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马静荐自《汕尾日报》2006年7月19日】

俺领导说了　作者：安子昕

说啥呢?悄悄点。

俺领导说了：要好好建设社会主义。好事尽量多干点，坏事可不能瞎干。没举报啥事没有，一举报肯定查办。

俺领导说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不流行的不一定是坏东西。比如请客送礼这样的东西，说不清是什么样的东西。

俺领导说了：千万不能绝后路，搞整顿一定要看清套路。整谁看上头，咋整看关系，不整要记牢，不行整下级。说啥也不能整自己。

俺领导说了：拍马屁不失身份，爱挑刺有失传统。刚来时看谁都是爹，高升后看谁都是孙子。

俺领导说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事拼着命做好，不是自己的就当不知道，啥事吵吵欢，肯定他完蛋。

俺领导说了：上班要签到，扑克准备好，请假说下乡，没事就看报。

俺领导说了：一天到晚饭局忙，几个饱来几个倒。要说看谁是大官，瞧他有没有几棵毛。

俺领导说了：脑满肠肥是上级，跑前跑后是提级。满脸堆笑是下级，讽刺挖苦是留级。

俺领导说了：国外大事他不管，中央决策他得看。眼睛盯着保险箱，就怕运动搞没完。神经一天绷得紧，当官真比百姓难。

俺领导说了：头三年别抠门，再三年别死门，过几年别歪门。到头来开油门。

俺领导说了：啥事都要想开点，没事总要风光点。大事总要顶着点，出事就是倒霉点。

俺领导说了：看电视专看新闻，搞电脑总搞黄站，闲着时发发短信，愁着时逗逗小秘。

俺领导说了：荣华富贵是枝花，是人都得想着她。现在不捞待何时，过后想捞已惋惜。

俺领导说了：当官就要当大官，不想当大官的官不是好官。做人就要做小人，不想做小人的人不是人。

俺领导还说了，笑啥呢?俺还没说完呢。

【高鸿魏荐自《网易论坛》2006年8月21日】

能……不一定能　作者：陈思炳

你能把一月工资寄到希望工程办公室，不一定能在车站广场给乞讨的孩子一枚硬币；

你能不厌其烦地为领导撰写一篇又一篇洋洋万言的讲话稿．不一定能在邮政大厅为一位不识字的老者填写一张包裹邮寄单；

你能在情人节为情人送去9999朵玫瑰，不一定能给妻子送去一句“爱”的慰语；

你能耐心回答孩子一道又一道作业上的难题，不一定能乐于听完老人几句无关紧要的唠叨话；

你能在背后大谈领导的过错，不一定能当面给领导进一句逆耳忠言；

你能数小时在网上闲聊。不一定能耐心听完上访群众哪怕十分钟的申诉；

你能为孩子上学辞掉工作陪读几年，不一定能为伺候有病父母请假几天；

你能把家中地板拖得一尘不染，不一定能在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

你能在商场购买合意的高档衣服不还价，不一定能在菜市场想买小贩篮中的一把青菜不还一分钱；

你能熟悉千里之外的很多网友，不一定能知道你对门住的邻家姓甚名谁；

你能辨认市场上不少假货。不一定能识别有人恭维你的很多假话；

你能挡住行贿者一次千金贿赂，不一定能拒绝有求者每次一条香烟；

你能痛恨一切欺骗人的人，不一定能自己一辈子不骗人；

你能在崎岖山路上不跌一次跤，不一定能在平坦大道上不被一块石头所绊倒。

【钟应平荐自《安徽老年报》2006年8月20日／李二保图】

机关夜话　作者：王　雨

所谓机关夜话，是说机关里的有些奇闻怪事最好是搁在夜里说，大白天说了，朗朗乾坤之下，总觉有些荒唐，夜里就不一样了。借了漆黑夜色，心里总能稍安一些。

谨慎驾驶

某市交通局五任局长“前仆后继”，一个接着一个全倒在了位子上。第六任上台后。其后台老板——省里的一位高官，专程驱车赶来为他撑腰。酒足饭饱，局长邀高官题字留墨以示诚勉。

局长研墨，高官提笔，沉思良久，欣然写下：“事故多发地段，务必谨慎驾驶。”殷殷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跟我玩虚的

局计算机中心来了位不要任何报酬的本科实习生。这个本科实习生确实不错：人乖，嘴甜。腿勤，工作能力强，办事效率高。一个人可以顶好几个人用!计算机中心赵主任很是赏识，向局长强烈推荐，请求把他招进来。

一而再，再而三，来回往复，如同拉大锯，局长一脸笑眯眯，就是不松口。没辙。赵主任只好说谎——晚上。拎了两瓶高档葡萄酒，进了局长家，低了头，寻了腰，唯唯诺诺，说，是请局长帮帮忙：那个实习的大学生是俺的一个远房亲戚。局长您看能不能……

局长哈哈大笑。手一挥：“你小子，早说，不早解决了。还跟我玩虚的，说什么人才难得。工作需要……记住了。下次不要跟我提什么工作需要、工作需要的。我一律按原则办，急死你!行了。这个月就让他在这儿开工资吧!”

红头文件的背后

某日从废纸堆里翻出两份红头文件，细细阅后，觉得个中透露出的信息，玄机无穷，让人浮想联篇。

第一份文件：《关于各级领导干部不得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宅的通知》，其中有一段原话：“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掌握标准。严禁超标!”这是不是告诉领导干部，是不是用公款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超过标准？

第二份文件：《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在娱乐场所签单的通知》，其中有一段原话：“领导干部严禁在娱乐场所签单。必要时可委派秘书或其他工作人员代为办理结账。”这是不是告诉领导干部。谁消费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当场签单。这样会有损领导形象?

做工作

计财处的赵士俊处长因工作时间饮酒。被市里的督察部门当场抓住。市里要求严肃处理。没办法，局里只好将其免职。免职后。赵士俊无精打采，情绪低落。局长指示相关部门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做了好几回，没有效果。赵士俊仍然松松垮垮，提不起精神。

局长只好亲自上阵。本来，像赵处长这样的机关“老油条”，应该是有点数的，无需领导亲自上阵，无奈，赵士俊不开窍，只好点破——局长的话很少。但句句都在点子上：“你这件事。应该说是不幸的，但听话听音。看戏看门道，你虽然被免职，那是杀鸡骇猴，媒体有没有对这件事公开报道?没有!没有。就说明组织上是留了一手的，就说明你还是有希望的!只要过了这个风头。还是可以挽回的!”

还甭说，局长的思想工作做得确实到位。这不。赵士俊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抖擞和容光焕发，干起工作来。特别带劲!

与时俱进

某作者数年前写了篇文章。一时疏忽，遗失床下，新年伊始。打扫卫生，发现此文。于是投给一家刊物。不日，编辑来电，告知：构思巧妙，文笔老辣。拟用!但文中有一组数字，似有脱离现实之嫌，需改。

作者问：哪一组数字?

编辑说：就是你文中所说的“贪官受贿曲线图”里的数字——当副市长三年。贪污受贿9万元；当市长二年。贪污受贿28万元；当市委书记半年，贪污受贿100万元。

作者问：如何修改?

编辑说：我不知道你这篇文章是何时写的，我总觉得你这三组数字与现在的行情不甚相符。我觉得必须在每组数字后面添上一个“0”才行，变成——当副市长三年。贪污受贿90万元；当市长二年，贪污受贿280万元；当市委书记半年。贪污受贿1000万元。

作者暗自惊叹编辑眼光毒辣。

这次是动真的了

上级领导这次下了决心了：凡在矿上持有股份的领导必须在月底之前撤股。否则就地免职。官人们个个都是老江湖。任凭你说破了嘴。跑断了腿。绝大多数领导只当是“狼来了”，有的甚至还跟在后面一边乱喊一边偷偷地笑，和以往一样。根本没把禁令当回事。

上级领导火了。召集头头脑脑开会。会很短。但话很重：“这次上面动真的了!你们也不想想，你们哪个屁股底下是干净的?哪个底下没屎?!组织上难道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是不愿多管!但这次不同了，是上面来真的了，我相信你们都是懂得游戏规则的，平时咱们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希望你们要严肃起来。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给领导惹麻烦。往枪口上撞。否则咱们新账老账一块算!好了，散会!”

官人们终于明白了。这次确实是来真的了!一日之内，撤股问题全部解决。

窥斑知豹

山洼乡私企老板赵大壮的儿子聚众赌博被县公安局给抓去了。赵大壮急得鸡飞狗跳，想去送礼。又听说最近公安局在搞“百日廉政竞赛”，搞得动静很大。赵大壮怕撞到枪口上，被抓了典型。弄个鸡飞蛋打。怎么办?赵大壮决定投石问路，于是去了一个在公安局当户籍警的远方亲戚家。

问：“你们平常发福利吗?”

答：“发。怎么不发？”

问：“经常发？”

答：“经常发!”

问：“都发些什么?”

答：“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发，肥皂、洗衣粉、电饭煲、火锅、保暖内衣、衬衫、色拉油、啤酒……”

问：“最近这两个月还发？”

答：“发!怎么不发!”

赵大壮听到这，放心了。去银行取了钱。立马动身去了公安局长家。第二天一大早，儿子便回来了。

有人问他，你不是担心鸡飞蛋打吗？怎么又突然敢去送了？赵大壮狡黠一笑，不说话。

政策是这样出台的

某领导系当地“一把手”，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年初，公子娶亲，媳妇年轻俊秀，举止娴淑，深得领导赞许。年底，领导又抱上了大胖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俱开怀!只是有一点。儿媳对居所四周的环境颇有怨言：空气质量不大好。尤其是缺水，少树。不够绿色环保!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久。市里便出台了在部分生活小区兴建园林景点的文件。有关部门闻风而动，一年之后，春暖花开，领导抱着孙子推窗远眺。外面楼台亭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阵阵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

减负

某市为进一步做好“减轻基层负担”。特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基层负担”工作座谈会，会期六天。

第一天：会场设在自来水公司；

第二天：会场设在交通运输公司：

第三天：会场设在供电公司：

第四天：会场设在电信公司：

第五天：会场设在移动公司：

第六天：会场设在房屋开发总公司。

(备注：为切实减轻基层负担，会议采用轮流坐庄的形式，中午的工作餐以及晚上的工作酒宴由会场提供方友情提供。)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10月上／于昌伟图】

尴尬二十四　作者：流沙河

50年代初，参加革命，不懂规矩，犯了错误，当众宣读自我检查，心头紧，舌头笨，竟将表态句：“回到人民立场”误读成“回到国民立场”。听见周围哗笑，急改口，殊不知又错误说成“民国立场”。立刻招来痛斥，乃自掴其脸焉。

乡村诊所设备简陋，病员趴在长凳，不论男女，暴露白臀于众目睽睽下，接受注射。

戴上右派帽子，剥夺同志称呼，适逢国庆，机关食堂设宴聚餐，幸蒙管理人员叫去恭陪末座。方窃喜也，正欲进攻麻辣鸡块，忽听首长厉声宣布：“在座各位，凡属革命同志，请起立，干一杯!”起呢，还是不起?干呢，还是不干?T0 be or not t0 be，恰似汉姆雷特。

初邀女友饮聚于西餐厅，叫菜阔绰。餐毕付账，天哪，出门忘带钱包!

刚刚被撤职，党外尚不知，仍以官衔高声敬称，恰恰又被夙敌听见。

剽窃他人作品，改头换面，荣获地区好评，应邀赴会登台介绍创作经验，谈得舌现莲花之际，惊见被剽窃者闯入会场，昂头阔步，直向讲台走来。

右派分子拉粪一车，遇女友陪股长在桥上看风景。

衣锦荣归，宴飨亲友，门庭若市，忽有髫年伙伴，今蓬头垢面已划成坏分子矣，跑上门来大声嚷嚷：“哈!你哥子就认不出老弟啦!我们一起偷过王癞子的烧饼呀!”

低头挨斗，详细交代“乱搞男女关系”具体操作过程。

收到国宴请柬，心情过于激动，错看“下午九点”为“上午九点”，提前赴宴入座，被宾馆保卫科逮去审查，由本单位行政首长前来取保开释。

长官大讲笑话。宾客皆僚属也，莫不承欢凑趣。其妻扯袖耳语：“他们听你讲过多少次啦!”

独坐公园长椅，闭目深挖鼻洞。因舒畅而歪嘴皱眉。事毕正欲弹掉指尖秽垢，睁眼发现女友站在近前，白绢掩红樱，且作呕吐状。

再婚宴飨造反弟兄，前妻跑来百般嘲谑，轰动酒楼。

写给江青的效忠信“文革”后被夙敌弄到手，油印散发。

陪诗人观光团逛书店。惊见自己前几年出版的得意之作堆放在廉价部，五折处理，脸遂为之赧矣。团长与人为善，慷慨买了，分赠团员。人手十册。营业员喜，乃试探日：“您老如果还要，我去库房搬来，三折优惠。”

重读自己“文革”时期亲笔写的检举揭发。

貌似某影星，被要求签名，身陷重围。

骗外行的虚职一长串被介绍于大庭广众。且冠以“全国著名的”云云，又补充说：“相当于副厅级!”然后宣布，“大家鼓掌，热烈欢迎!”不敢不站起来，三鞠躬谢盛情。随即听见小声议论：“他很谦虚!”此时汗颜。恨地无洞。

独子待业在家。怨詈其父：“你为啥不早骟!”

年届半百，落实政策，重操文学编辑旧业。竟获得“东郭先生奖”。被呼为“养狼专业户”。

行贿欠艺术。触怒受贿人，当场被警告，礼品踢出门。

沿街讲演文明礼貌，忽被舞女揪住不放，追讨夜合钱。

作客富贵人家，错用脚巾洗脸，被女仆窃笑。

白丁标榜清流，不取非义之财，而家境日困矣。犹去宣讲良心，提倡德育。遂有听众递上纸条：“贫贱而语仁义，甚可羞也!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先生，你羞不羞?”

【牟大裕荐自《达州晚报》2006年8月7日／庞　彦图】

我的辞呈　作者：刘世佳

我正式提出辞职，要求不再做大人，而决心再次做个8岁的孩子：

我想去麦当劳，把它当成是四星级的饭店；

我想在新积起的泥水坑边玩耍，将小木棍从一头漂到另一头，用石块在水面上打起层层涟漪；

我想把巧克力豆看得比钱好，因为它能吃；

我想在炎热的夏日里躺在大橡树下。和朋友一起摆个柠檬汽水摊儿：

我想重新回到生活简简单单的时代。那时我所知道的只有色彩、乘法表和童谣，但我不觉得缺什么——我不知道我所不了解的，所以也不会去在乎；

我所知道的只是开心快乐，因为我对一切令人忧虑、沮丧的事物都浑然不觉，而这正是一种幸福；

我想重新认为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都诚实善良；

我想重新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想忽视生活中的错综复杂。而让自己为一点点小事就兴奋不已：

我想重新过上这种单纯的生活。我不想组成生活的都是些什么电脑失灵、工作成堆、听到令人沮丧的消息、盘算如何维持生计、支付医生的账单、听各种闲言碎语、患上可怕的疾病或是失去所爱的人；

我想重新坚信：微笑、拥抱、善良、真理、正义、和平、梦想、想象和人类都拥有不凡的力量，我想重新相信用雪可以堆出天使。

因此，我交上我的车钥匙、信用卡和各种计划书，郑重声明我将不再做大人。

如果要就此深入探讨。就得像孩子们玩抓人游戏一样先抓住我。

“一，二，三，开始……”

【黄胜利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9月8日／庞　彦图】

杂感三则　作者：陈中夫

一、“超级”世说

超级呕像：事发后忏悔的贪官，“执法”时砸摊的城管，奢靡中欠薪的老板。

超级幻想：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高尚人士就是物质富有情操高尚的人士。老婆老公就是爱人。

超级恐怖：争权力内行整内行，耍威风警察煽警察，搞传销穷人骗穷人。

超级诅咒：对穷人，恭喜令郎(令爱)金榜题名；对小资，恭喜乔迁新居；对百万富翁，恭喜手术成功。

超级折磨：等待广告中插播电视剧的开演，欣赏各类节目里主持人的演唱，聆听舞台上歌星演唱前的“演说”。

二、试问

股评家：你们都炒股了吗?炒股都赚大钱了吗?

彩票测号专家：你们都买彩票了吗?买彩票都中大奖了吗?

信息公司：你们都靠自己的致富秘籍合法致富了吗?你们的致富秘籍是因为多得自己无法消受才出售的吗?

对此种种疑问，几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几人却又不为之动心?

三、障眼法

1、一个面包标价2元，无人问津；将之一分为四，标价1元2个，抢购者众。

2、一个千万元户加百个万元户，户平均储蓄10万余元。小康者众。

3、虽然2个月索贿受贿近300万元，但某公仆依然全年拒贿lO余次，拒贿财物折款近3万元，盛赞者众。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9月8日／清河鱼图】

当官“十难”　作者：罗宗华

本来，当官是公仆，身负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然而，由于现行干部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漏洞，官职上依附着巨大福利和特权。官迷们便看中了当官的“好处”，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但辩证法告诉我们，风险和利益是同在的。于是，有庸官感叹：官道难，无处不风险!

一是“暗箭难防”。做了领导，求你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一些人就会挖空心思。寻找突破口。你喜欢喝酒。他就送你名酒；你喜欢金钱，他就送你金钱；你喜欢古玩字画，他就送古玩字画。目的就是让你出卖原则。 二是“吉言难衷”。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下级会看着你的脸色说话，都是好听的温暖人心的有按摩作用的好话，你说的话即使错误百出，也被恭为正确指示，被人捧得晕晕乎乎，难以听到诤言实话，难以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

三是“挚友难交”。大款和大官总是标榜互相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但是事实证明。只要他们进行了违纪违法的勾当。只要这种所谓友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非精神基础上，最后只能落个“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命运。

四是“圈套难破”。赖昌星就有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他特地建了一幢后来“声名远播”的“红楼”。使得一些“官”们在那个“销魂窟”里乐不思蜀，使之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所谓“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五是“情感难纯”。做了领导，往往更受女人欢迎。女人喜欢领导，因为可以借此获得很多好处。但想得到好处的女人。一定会设法套你的心，得到你的钱。只要你“怜香惜玉”，情感的天平就不容易摆平。

六是“假戏难做”。做官而不做事，如何显其政绩?诀窍在于会“做戏”，装样子。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大肆索贿受贿。却标榜自己从来不谋私利、不图享乐，还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型领导”。但终归是“假的真不了”，这也算是一门学问。

七是“庸官难当”。工作就是开会，协调就是喝醉；管理就是罚款，服务就是收费；报告秘书捉刀，办事部下代劳；数字可以搀假。政绩可以虚报。以上虽也不亦乐乎，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群众一句“官不如木头”，恐怕心里也不会好受。

八是“欲望难挡”。“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把有权、有钱、有势力，能够为所欲为，任由其吃喝嫖赌。看成是一种享受。这种人把名利看得很重。成天盘算着往上爬，冒着风险地敛财。丢尽人格地跑官，反腐风声一紧，怕纪委查怕群众告，甚至怕警车从身边过。成天活得心惊肉跳。

九是“情面难碍”。光宗耀祖了，出人头地了，老同学、老部下、七大姑、八大姨，“求”到你门下。不高抬贵手，情面难碍。开了绿灯，又要承担风险，左右为难，莫衷一是。

十是“糖弹难躲”。做了领导。采购东西的商人会塞给你“回扣”，下级求你时会给你送礼。职务升高了，监督的人少了，接触的面宽了，求你办事的人多了。被腐蚀的危险性也大了。

不过。再大的风险也是可以规避的。权力是柄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说一个人抗风险能力差，是因为他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杨松荐自《廉政瞭望》2006年第8期／苏　凝图《这次基层没白来，发现了你小子这个人才!》】

小吏的勒索　作者：李换运

自古而今，官吏的勒索不曾绝迹，勒索的方式也无大变化。实为痼疾陈弊。高官勒索。借了买官鬻爵、划拨款项、审批项目、调理诉讼，乃至袒护包庇的方式，稍加点拨暗示，乃至丢个眼色，想得到的便得到了。这样的勒索便有几分雅。小吏因为位卑权弱，做不成大事情，还要满足私欲，便雅不起来，其行为几近泼皮无赖。

读书读到这样一则故事：雍正初年，有个叫涂天相的小京官奉差去广东。过去，上级官吏经过各州县，州县便按照惯例给些银两，称为公送“程仪”。雍正皇帝认为这陋习加重了地方负担。也伤及百姓的利益，多次叮嘱地方官员不要在这方面太奢侈。涂天相到广东的时候，地方官府按照新规定给他和家人送去1300两银子。涂天相知道过去的“程仪”情景，便恼羞成怒，训斥地方官员说，你们过去送3000，现在送1000多，分明是看不起我!他拒不收礼。地方官员不想得罪他，就托他老乡把银子转给他。那位老乡倒是多情，在转送公银的时候，备了40两银子的私礼送上。他万万没想到涂天相收了公银，又呵斥老乡给他那么点银子，是轻视他，根本没有给他面子。涂天相心里窝了火，在后来的巡查中。借口有的县供应不好，竟要以刑具惩罚官吏的家人。吓得家人躲着不敢出来。官吏害怕了，只得亲自把家人和刑具送到涂天相住的公馆，听其发落。

这等丑陋的表演尚未休止。没有满足勒索欲望的涂天相离开广东时，当地的官员送其上船，在船驶离码头那一刻，他居然指使家人把伺候他的轿子砸了个粉碎。这可是勒索不成就怒火中烧，身份、脸面、关系、后果什么都无所顾及了。可见这勒索者的心是极窄小的。只容得“利”之一字，别的什么也容不下，或许也不思容下别的。

小吏的勒索不只有泼皮无赖样，还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敲骨吸髓，舔脂吮膏。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是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船由南而北。直至到粮食入库，船家所受的盘剥勒索。可谓自始至终。有人概括说，雍正年间，一般情况下。一条船从江南来，到达通州的粮仓，沿途的文武官员借查船之名，勒索的银子约五六两，相当五六百斤大米的价钱。那些官员强行勒索，可是抗拒不得。若所索不遂，竟不放行，以至漕船迟滞。其绵延几里或几十里的盛状，或许跟公路上塞车差不多。一路上被勒索，到了卸粮的时候继续被勒索。收粮的官吏借口粮食不干净或潮湿，不给卸船。船上的人只好使些银两通关。因为官吏作梗，粮食卸得慢。竟致霉烂变质，更使运粮人叫苦不迭。

勒索运粮的船，也勒索别的船。有的民船到了关口，官吏勒索羁延，拖上好久不放行：遇上有的妇女在船上，还要以搜查为名，肆行侮辱。就连那些小民孤船，只带些自己用的布匹。或是自己的一两件新衣，一两双新鞋，并不应该像商贩那样纳税，官吏却借口他们应该纳税而勒索，且以一罚十，所罚的银两高出物品价值许多。

河边的贪吏如此。海边的贪吏酷似。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按大清的戒律管理很严格。只准朝出暮归，以防渔民在海上为非作歹。那些管理船只的小吏，时常向船家勒索，一年一只船不下数十两。这些得了银子的不肖小吏便越发不肖，该稽查的也不再稽查，渔船作奸通盗则视而不见。甚至为其庇护。不肖小吏不光勒索国人，外商也不放过。洋船商人“携带重资，冲锋破浪，冒险贸易”，精神实在可嘉。但是，码头的衙役却大加勒索。或许是知道洋商富有，每只船索要银子竟达百余两。让人家十分不悦。

近水的一帮官吏勒索。别处的官吏同样勒索。官府不准人们上山挖参，官吏偷偷放行，少不得勒索挖参人几两银子；有了灾情，官府督办赈灾，便有官吏借赈灾之名向绅士富豪勒索；那些分管收税的官吏。让缴税人把银子封好了放在指定的柜子里，过后由他们来称。这本是设计敲诈，所称十有八九不足数；于是。派人去催交缺额，缴税人还得按陋规给催税人“酒饭之费”；北京南边的卢沟桥乃多省通会之衢，车辆马迹相望。这么个车水马龙的地方，反给了贪吏勒索之便。他们假借检查客商货物之名，分外勒索，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索要的“饭钱”二三钱至一二两不等。若是不给，则扣留不放；有些偏僻地方的老百姓，一年到头见不到个官，且是愚昧了一些，见了官就心惊胆战。有小吏抓住老百姓这个弱点，想勒索钱财了，就巧立名目，到乡下挨家挨户催要银子。老百姓害怕伤及身家性命，便极不情愿地出些银子。

小吏的勒索，可谓罄竹难书。所以便有廉吏纷纷上书皇帝。呼吁刹一刹这不正之风。有人出了个自以为不错的主意：勒碑永禁。也就是把勒索者的行为镌刻于碑，使勒索者臭名昭著，以警世人。不知道这个主意有没有被采纳，却因杀鸡给猴看，猴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也无所畏惧，勒索之风就由古刮到今了。

【刘畅荐自《共产党员》2006年第7期】

读史九札　作者：耿　法

一

常见有人称赞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

什么叫雄才大略?一味能打仗、会杀人是不能称之为雄才大略的。我去过宁夏，知道西夏的历史，知道党项族被灭绝的惨史。以民族征服和灭绝为目的的铁蹄下的一统帝国——哪怕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有什么可赞誉的。凶残野蛮的征服者决不是解放者，不配“雄才大略”的桂冠。

然而，历来歌颂征服者的言辞和典籍多矣!因为征服就是胜利，而据说“历史是从来不会惩罚胜利者的”，所以征服者的历史总是光芒万丈。这也就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观。

二

德国纳粹集团的二号元凶戈林，酷爱狩猎，却对野生动物保持脉脉温情。他在发现德国的野生动物受到随意捕杀，鹰、熊、野牛等几乎绝迹时，于1934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狩猎法》。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条警示的标语：“谁折磨动物，谁就是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在戈林心目中。几只野兽远比几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宝贵。因此，对前者必须精心保护，对后者必须大规模屠杀，务必斩尽杀绝。这才符合戈林的“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三

奥斯威辛集中营在1940年6月至1945年1月存在期间。关押了大量犹太人和被侵略国家的战俘等，囚犯来自30多个国家。我注意到一则史料说。这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还关押过1名中国人，编号是181292。但其他进一步的材料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有没有哪位中国历史学家或具备出国条件的有心人去奥斯威辛认真调查、发掘一下所有的资料，让国人更多地了解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这位唯一的中国囚犯，就像犹太人对他们死于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同胞一样呢?

四

最近，小泉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使国人极其愤怒。

别忘记最早去日本靖国神社拜鬼的中国人，是60多年前的汉奸文人周作人。1941年初。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督办。不久。4月即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还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这种种丑行中包含着多少无耻、荒诞与邪恶!

每想到周氏的这些丑行，他的所谓恬淡闲适的美文成了一堆粪土，要想把周作人的文字和做人完全分开来看，其实是做不到的。

五

有一些细小的回忆却叫人刻骨铭心。

抗战时，南京中央大学内迁，因缺乏交通运输工具。农学院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不便转移，校长罗家伦特意给牧场员工发放了安置费，告诉他们如果日军逼近南京，有些良种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学校不会责怪大家。但是牧场员工在技师王酋亭的精心组织下，千方百计将这些从欧美引进的良种牲畜和一些实验用的小动物，不怕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跨越苏皖豫鄂四省。用整整一年时间，于1938年11月带到重庆。一路上，他们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慢慢行进。创造了奇迹。在农学院牧场员工的组织与率领下，大动物驮着小动物，默默行进在荒山野岭中。艰难地跋山涉水，这一幕情景永远镌刻在我心中。这是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到日本拜鬼的周作人之流岂能和这些牲畜相比，他们实在连牲畜都不如啊!

六

人的乳名起得都很俗。譬如阿狗阿猫之类。大人物小时也一样。这是符合古训的。

譬如秦汉时起乳名就是越鄙俗越好，曹操的乳名叫阿瞒，刘禅的乳名叫阿斗。全是中原一带的取名习俗。

可是一旦成了大人物，乳名就成了禁忌，颇像“文革”中所谓“防扩散材料”。任何人是不能私下传说的。否则试试看，谁敢在曹操面前叫一声“曹阿瞒”，不让你脑袋立时三刻搬家算你天大的运气。

然而大人物一旦归了天。再鄙俗的乳名也任由老百姓称呼了。如今，“刘阿斗”、“曹阿瞒”的称呼已经极普遍。

七

从乳名不由想到化名。

读一些人物传记。知悉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病逝火化时只能用化名“刘卫黄”；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死后火化时只能用化名“李三”；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也一样。即使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我党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潘汉年在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改中病逝后。坟前简陋的墓碑上不许刻上潘汉年三字。只许写化名肖淑安。

既然这些所谓“走资派”、“特务”、“反革命”如此罪孽深重，那为什么对他们死后的名字还视若炸弹。闻之变色呢?原来林彪、“四人帮”及其帮凶们心里明白，人民群众心里记挂着这些人的英名，一旦暴露他们的真姓实名，无论实施什么高压手段。他们的墓碑前一定会如同鲁迅《药》中的烈士夏瑜墓前一样出现纪念花圈的。地火在岩石下奔涌，终将爆发。

八

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今开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家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有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

想想当时严密的思想和政治控制，想想当时文坛遍布的罗网和陷阱，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惊诧和感动。巴金晚年《随想录》中显示的勇气和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的勇气是一脉相承的。那些说巴金老人缺乏勇气，只是讲了些普通的大实话的人，实在不了解巴金所处的时代。

九

居里夫人的朋友一次惊讶地发现，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竟把自己的诺贝尔奖奖牌给孩子当了玩具。居里夫人平静地对感到惊奇的友人说：“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这是多么轻松而睿智的话语。可是，世上有多少人(包括一些相当优秀的人)为荣誉所累啊!怪不得爱因斯坦这样称赞居里夫人：“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荣耀颠倒的人。”

【王翔宇荐自《大河报》2006年8月29日／庞　彦图】

宋江的品牌战略　作者：狄　马

宋江是个自卑感极强的人，但与一般混日子的小吏不同，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他有强烈的欲望超越自卑。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官员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这意味着，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他利用手中的闲钱，广结善缘，脚踩黑白两道，心存朝野之间。借助官方身份，大搞权力寻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设计。《水浒传》中是这样记载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包装过程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令人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法院刑侦，寻常人一看。就知道老宋有“灰色收入”，犯的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种立足本单位扶危济困，或者叫“岗位学雷锋”的做法，为宋江本人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从而也为梁山准备了一批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三陪女阎婆惜的出现，我们可以想像，宋江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以等待历史的风云际会。但最终是这个美少女的执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营销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时的宋江虽然对梁山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落草为寇，也不过是个小喽哕。后因老父诓骗，回家奔丧，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与以往金钱开道，黑社会暗中助力的手段一致，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酒后失言，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大宋能吏黄文炳告发，不得已才上了梁山。

一上梁山，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日：“替天行道”。以至于人人都为他这些外在包装迷惑，以为宋江真是至忠至义之人。实际上宋江对大宋从来就没有忠过。他要真忠，还能替晁盖通风报信，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要真义，还能一俟招安就向当年的同道兄弟方腊动刀兵?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江本人的价值世界。

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他想象不出，一个人除了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更高的升迁外，还能有什么价值空间可供一个人的灵魂栖居?也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骄人的业绩和成功如果经不住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拷问，从而引来众人以至于后人的交口称誉。还能有什么意义?可以想象，在这种单一信念支配下的宋江不可能真的造反。在跻身于体制的初期，他一定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过无数玫瑰色的梦想。可当一切通过正常途径光宗耀祖的门路被堵死以后，他只能改变思路徐图大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入关”谈判中，一切行动、业务都得服务于整体目标。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一旦和宏伟的招安大计相违，立即连贪官也不反了。且不说贪官太多。反不胜反，按梁山的标准，高俅不是最大的贪官吗?而“捉放俅”的闹剧恰好说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都不过是一时的统战口号。也就是说。在这场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就攫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用来支配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的目的而言，双方可以说异曲同工。宋头领长期深入基层，混迹于各式公人、听差、媒婆、地保、更夫、商贩、江湖混混、引车卖浆者流之间，并没有可能获得比当时的统治集团多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自发生出比当时的文官集团先进的制度理念。即使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劫法场，杀害公务员，目的也不是要改变或颠覆现存的权力格局，而是要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换句话说，他只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重新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在砸烂国家机器和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只是宋江不想。独立于朝廷，“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借用萨特的话，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如果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自外于国家纲常，宋江完全有可能自立于梁山。但问题是。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活得自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他看来，只有荣耀在史书里的荣耀。才是真的荣耀；成功在别人目光里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他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谁来奖惩他的功过?谁来记录他的操行?没有国家眼睛的注视，他手足无措。

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且不说梁山的武器、装备无法和赵宋集团抗衡，即使在精神上，梁山就首先输给了朝廷。

【陈仓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8月29日】

美丽的野狐禅　作者：王　晖

说来惭愧。虽然从未耐心看过几部完整的舞剧——包括舞剧片。却并不妨碍我时舞剧心存这样一种观念：为了保持形体完美。女舞蹈演员不应结婚：退一万步说。纵使结婚。亦断乎不可生育——如若不然。肯定损害形体；而损害形体。则势必危及事业。严密的推论，环环紧扣，卯榫契合，绝无半点通融斡旋余地。这是文革中。少年的我坐在影院内，看着银幕上由薛菁华饰演的吴清华在万泉河畔英姿飒爽地腾跃旋转时。从邻座两位素昧平生的女士窃议中获知的识见。

佛教内，对一些非真正坐禅办道而妄称开悟者。称为野狐禅。随着年龄增长。阅读增加。黑暗影池内旁听得来的这番理论越来越让我感到不确切，直觉告之我。大约，这也是一则野狐禅吧。

读《邓肯自传》和邓肯挚友玛利·台斯蒂撰述邓肯生前最后几年历史的《没有讲完的故事》，可知这位“现代舞之母”虽然只在玉殒香消前数载和俄国诗人叶赛宁有过一次短暂婚姻。此前却先后与数位男性有过长期的情爱生活：生育过，而且是三次……尽管做了这一切。却并未损毁她如日中天的事业。那蜚声艺坛的女子独舞《马赛曲》，就是她生了一女二子后编舞并表演的，照样激情荡漾，倾倒欧美万万千千名舞蹈迷。似乎是专为回应这种偏颇观点。前不久，有舞迷为杨丽萍痴迷舞蹈，耽误了“个人问题”而抱憾时，这位“肢体语言的巫女”直抒胸臆：“我要在这里证实一下，我其实结过婚。事实上。结婚对于舞蹈或者事业没有影响。这是生命历程的必经阶段。只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可以把婚姻和事业等方方面面都协调好的；一种是处理不好的。这是个能力问题，我们可以运用智慧去处理。另外。我有家庭却没有孩子，但也不是要为艺术献身。那种以‘艺术的名义’为舞蹈献身，这种精神太狭隘。”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条虚妄讹传的野狐禅却被许许多多的国人接受，甚至不乏艺坛大腕。

赵丹，这位曾塑造了近百个身份各别、性格迥异的舞台、银幕形象的“百变神狐”。就是这则野狐禅的忠诚信奉者和热忱传播者。据他那舞蹈家的女儿赵青回忆。在其十岁学舞伊始，“爹地”赵丹就不断向其心田播撒“为艺术做牺牲”的种子。一次，“爹地”带她去看英国影片《红菱艳》后，握住她的小手说：“要搞艺术。必须有鲜血染红舞鞋的精神。想在事业上有辉煌成功。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准备牺牲一切。阿囡，你能做到吗?”并叫来弟弟赵冲做旁证，责令女儿写下“我长大不嫁人!”的保证。当然。写过保证的赵青后来并没有恪守留在纸条上的诺言，不仅结了婚，而且生了子，同时也担纲主演了许多部舞剧，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舞蹈语汇。看来。不是乖巧的女儿存心违背父训，而是“爹地”传授的观念实在不科学。

如果说，从信服野狐禅的慈爱“爹地”之谆谆嘱咐中。赵青在明晓习艺不可或缺的谨严态度和奉献精神之外。并没有丝毫人生损害的话。一名舞蹈迷因服膺这条野狐禅。并利用自身工作便利，擅自将错误理念在戴爱莲身上作了实践，则根本改变了这位著名舞蹈家的生活轨迹。

那是抗战时期。戴爱莲与叶浅予在香港结为连理不久。整日忙于演出。生活毫无规律，不幸患了急性阑尾炎。叶浅予当时随演剧队去了贵州，朋友们忙送戴爱莲进医院。外科主刀大夫是个舞蹈“发烧友”。且与戴爱莲稔知，他责无旁贷地为戴爱莲施行了阑尾手术，同时考虑她献身舞蹈无比神圣，又自作主张地顺带为其作了子宫摘除术。就这样，戴爱莲永远失去了生育机会。

最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年以后。每当人们问戴爱莲是否恨这位外科医生时，满头银发的戴爱莲总是淡淡一笑：“不。我们一直是好朋友!那位医生是我终生的舞迷。”

一则谬种广播的野狐禅。导致一名易于轻信的外科医生贸然为患者提供了职分之外的医疗服务：而纯洁的被伤害者。不仅宽容地谅解了这名冒失鬼的卤莽举动。还善解人意地从中发现了他对艺术的挚爱之心和对艺术家的眷注之情——哦。这是一段多么感人的佳话呀，它发生在追星族与明星之间!

因为这则故事的出现。关于舞蹈家不应合卺生息的野狐禅变得浪漫而美丽。

【翟明荐自《光明日报》2006年9月14日】

含血煤　作者：华以德

晨鸡泣晓云　矿工提心行

糊口铤走险　进洞战兢兢

声声喊整顿 日日丧壮丁

生离做死别 魔影逐无形

双老忍病痛 惟恐误农时

膝下幼孙哭　饥肠难学知

噩运轰然降　十八元生机

荒郊灭尸迹　煤血殷若炙

孩儿失抚养　妻子何悲怆

父母无依靠　全家多凄凉

发黑已成赭　土窖啼冤魂

贪官猛于虎　胜过豺狼心

祸首任逃逸　照开黑窑门

黑窑难关闭　生命值几文

法令连三下　矿难埋冤魂

保险业林立　何不问矿山

外资引累亿　何不规模采

自古矿属国 何可擅自开

资源不再生　何使琴乱弹

古罕鸡血石 今盛民血煤

【钟应平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8月25日／李崇武图】

金钱图　作者：小二黑

钱钱钱，命相连，黄童白叟口流涎。

读什么书，参什么禅，屈膝低头望周全。

得了十数又想百，一百到手复求千。

聋瞽痴哑日奔波，士农工商夜无眠。

舔铜臭，啼铜边，多般丑态世称贤。

山僧百炼舍利子，钱中说法互牵缠。

有钱四海皆兄弟，无钱骨肉亦徒然。

英雄钱尽归故里，妻下妊娠欲绝弦。

庸富施财骄妻妾，步步相随侉宿缘。

无钱徒嗟经满腹，有钱能制生杀权。

相争相夺无它事，为钱钻弄颠倒颠。

我曰多钱终多累，画破钱世别有天。

【韩玉乐荐自《山西妇女报·家庭周末》2006年9月3日／徐铁军图

台上台下　作者：杨翰端

在台上鬼画桃符也是“墨宝”，

下台后写了白送也没人愿要。

在台上说假话也有人“深刻领会”，

下台后说真话也没人理会。

在台上不想开会也要去居高临下，

下台后想开会也只有“春节茶话”。

在台上去哪儿都是“感谢光临”，

下台后回家里都不受欢迎。

在台上不想办的闲事有人抢办，

下台后急需办的急事没人愿管。

台上台下如此“泾渭分明”。

难怪多少“公仆”怕当“主人”。

【言守义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8月28日／李二保圈】

看病难　作者：池北偶

看病太艰难，

老百姓心烦．

医药费昂贵，

让人难负担。

挂号分等级，

检验没个完。

查血验小便。

扫描拍胸片，

B超照胃镜。

CT做活检……

样样都收费，

一分不能减。

开药拿回扣，

有人挣大钱。

要想疗效好。

红包屡奉献。

小病百把块。

大病好几千，

住院动手术。

数万也等闲。

倘若患顽症，

注定要破产。

【陈文涛荐自《文汇报》2006年8月13日／于昌伟图】

饭局是一种学问　作者：北　信

在日常生活中，饭局是聚会时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门艺术，简简单单的一顿饭，里面就有很多学问和讲究。

如果一个人一天有一个饭局，那他肯定是个喜欢和别人交往的人；如果他一天有两个饭局，那他没准是个地道的商人；如果他一天有三个饭局，那说明他是个有某种地位的人：如果他一天有N个饭局，那他没准儿是某个餐厅的服务员。

同学请的饭局，可以随随便便的。像个家里人!朋友请的饭局，可以大大方方的，像个主人!领导请的饭局，肯定会有些拘束，小心翼翼的，像个陌生人!你请领导的饭局，一定要毕恭毕敬的，还要手勤眼快，像个仆人!

结婚了，有饭局，名曰“婚宴”；生小孩，有饭局，名曰“喜宴”；过生日，有饭局，名曰“寿宴”；人去世了，有饭局，名曰“丧宴”；考上好学校了，有饭局，名曰“谢师宴”；没考上，也有饭局，名曰“辞师宴”；友人远行，有饭局，名曰“送行宴”；从远方回来，有饭局，名曰“洗尘宴”；分手了，有饭局，名曰“散伙饭”……高升了、调动工作了、退休了、搬家了等等，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享受饭局!

家人亲友相聚的饭局，经济实惠最重要；同学朋友聚会的饭局，吃好喝好最重要；同事聚会的饭局，气氛融洽最重要；宴请领导的饭局，察言观色最重要；应付应酬的饭局，左右逢源最重要；求人办事的饭局，人家满意最重要。

有饭局了，如果你喝酒喝得很少，通常是和家里人或亲友在一起；如果你喝酒喝得正好。通常是和同学或朋友在一起；如果你会喝酒却没有喝酒，说明你心里有烦恼；如果你喝酒喝得醉倒，准是碰上了能喝酒的女人或者领导!

不好意思推托的饭局，是同学或朋友请的饭局；想经常参加却又不太可能的饭局，是和家里人或亲戚在一起的饭局；想推托却硬着头皮参加的饭局，是忙于应酬的饭局；受别人邀请还要自己“出血”的饭局，是随份子的饭局；能推托却不敢推托的饭局，是领导或上司“召唤”的饭局。

古代人的生活节奏是从一顿饭到另一顿饭，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是从一个饭局到另一个饭局!有些人玩命地寻找饭局，有些人疯狂地躲避饭局!有些时候饭局是一种享受，当饭局变成一种应酬后，享受也变成忍受!真正的饭局以饭为主。应酬的饭局以酒为主，不得已的饭局以拼命为主!

【千里马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9月6日】

关于妈妈　作者：罗伯特·格鲁斯

赵海平编译

下面每一个问题，都是由马歇尔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们回答的。

上帝为什么创造妈妈?

1．因为她是唯一知道我的《恐龙》光盘放在哪里的人。

2．可能是因为她会打扫房间。

3．因为只有她能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上帝为什么把你给了你的妈妈，而没给其他人的妈妈?

1．因为我们有联系。

2．因为上帝知道她比其他人的妈妈更喜欢我。

你妈妈以前是什么类型的小女孩?

1．我的妈妈一直是我的妈妈，不是小女孩。

2．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没和她一起玩过。不过我猜她应该属于很专横的那一类吧。

3．他们说她以前很漂亮。

在你的妈妈嫁给你的爸爸以前，她需要知道他的什么情况？

1，他的名字。

2．她必须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比如他是不是一个骗子?他喝酒时会不会喝醉？

3．她肯定问他，你一年最少赚多少美元呀?

在你们家里谁是老板?

1，妈妈本来不想当老板，但是她不得不当。因为我爸爸不会扫地也不会做饭，他实在很笨。

2．是妈妈。她每天都要巡视一遍房间，还去床底下捡出一些东西来。

3．我猜妈妈是，不过，那也只是因为她比我爸爸多干一些家务活。

你的妈妈和爸爸相比有什么不同？

1．妈妈去外面工作，也在家里工作。而爸爸只在外面工作。

2．妈妈知道怎样和老师说话不惹他们生气。

3．爸爸比较高大，比较强壮。但是妈妈才真正有力量。我做什么她都能知道。

4．妈妈有魔法，有时你痛了。她能让你不用吃药就感觉很舒服。

你的妈妈业余时间做什么?

1．妈妈没有业余时间。

2．她说她闲下来就看家里的账单。

假如你可以改变你妈妈身上的一件事。你希望是什么?

1．我很烦恼，因为妈妈总命令我保持房间整洁，我希望她取消这个要求。

2．让妈妈变得更聪明。这样她就知道那个花瓶是我妹妹摔碎的，而不是我干的。

3．我感觉妈妈的头后面长着一双我看不见的眼睛，我希望它们赶紧消失。

【二虎子摘自《环球时报》2006年8月28日】

茶客留言　作者：李兴濂等

李兴濂(辽宁本溪)

韩美林先生在《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一文中，讲述受了伤的李月久坚持上场比赛，并夺取了冠军。作者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显然，韩先生是赞扬这个体操运动员的。对此，我不敢苟同。

一个1，50米高的孩子，在比赛中不幸磕掉了四颗牙齿，满嘴是血，为了夺取冠军，第二轮还让他忍着伤痛继续比赛，虽然取得了好成绩，“底下的观众拼命鼓掌，鼓着鼓着掌声没了，大家都哭了。原来，看到这孩子的脸都让血给糊住了”。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12年前的1994年2月冬奥会上的叶乔波左腿刚刚动手术忍着伤痛取得速滑冠军之时，为了祖国的五星红旗升起在冬奥会场上，人们高呼：叶乔波伟大，了不起!可是，当她拿下金牌之时，也就是她永别健康人行列之日。

现在，党和国家提倡以人为本，关爱人。比赛场上，我希望夺金，但更希望人民的健康，而不是用一个公民的健康去换取一块金牌。如果为了给国家夺取金牌而不顾运动员的伤痛，或者像叶乔波那样将自己的身体弄残废，那么，这块金牌又有何意义可言?让一个运动员带着伤痛去为国争金牌。这是不人道的，也是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更是违背以人为本的宗旨。体育是为了增进人类健康，如果体育比赛导致运动员失去健康，则是人类的悲哀。尽管李月久不能讲话。只能用手势示意让自己上场。但我们的体育官员们应当爱护他，道理很简单，爱民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准则，一切在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的所谓国家荣誉的“金牌”，都应毫不留情地抛弃。人的生命和健康第一。运动员带伤病参赛的怪现象由来已久，并捧为什么精神，应该结束了。这样的“民族精神”，不值得赞扬。这样的“文化”宁肯没有!

刘曰建(北京丰台)

笔者阅读文章，有的毫无印象，有的有点印象，有的乏味之极不能卒读，岁数大了，麻木不仁。也有例外，韩美林的《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让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觉得有一种力量，冲击、震撼我长满茧子的心灵，那是一种浩然正气。韩文恣肆汪洋，涉及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李月久磕掉四颗牙齿，仍顽强拼搏，赢得观众的长久掌声和泪水，这是阳刚之气、浩然之气，那高分和奖牌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我国文化现状的描绘，恰到好处，结尾处更意味深长，那个生来命苦的女孩，被遗弃、被收养、患白血病，短短八年的生命，她却满足了，因为“我来过，我很乖”，同样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

纵观我国文化现状，追新求洋，浮躁成为社会通病。不甘寂寞。又创作不出有分量的东西，便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大不敬，像舞台上的小丑，大话、水煮、戏说经典，赢得放浪的笑声、粗俗的喝彩。还有浪得虚名和白花花的银子。这使我想到陈四益先生多年前写的打油诗：名高未必学问多。羊头狗肉也疯魔。请君试上灵山望，若个佛陀吹法螺(凭记忆)。有学者提出，现在中华民族已成迷失自我的民族，这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检讨过去在反封建时，是不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现在国学大行其道。意在捡孩子，弄得不好，把脏水也如数照收了。有识之士，不可不察。

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文化和伦理的发展之间存有较大差距。冯骥才先生有段话很精到：“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却直接关联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此话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没有文化是可怕的，没有文化的文化更可怕。多少年后会不会弄不清“我是谁”“谁是我”?海外游子炎黄子孙，千辛万苦来寻根。那根是什么，那根就是文化。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根，数典忘祖，将凭什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国是文明古国，历史遗产极其丰富。不少让外国拿去当宝贝。我们自己却不珍惜，大不该。有些生活习俗、服饰我国已经没有了，日本却保留着，日本皇家子女命名，要到四书五经找字，新加坡一教授送我一本书《仁者无敌》，活学活用孔孟之道。古时讲礼失求诸野，现在还要礼失求诸洋吗?

李查德(云南昆明)

读贵刊2006年第7期《知识分子的骨气》一文后，想起一外国人对蒋介石的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从该文记述的结果看，蒋某人还是有几分雅量的，就算是被逼出来的。

所谓“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平衡”，不是单凭知识分子骨气或“相当数量的刺儿头”就能保持的，诚如文中所言：“社会给骨气一片最低限度成长土壤也同样重要。”这个“最低限度”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对民主的态度。

2006年第12期

警惕腐败黑帮化　作者：沙叶新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5000／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扬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6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原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公安局原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事，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作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马静荐自《“腐败”文化》】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一

经济学家几年前讲的话，记得的人似乎不多，偏巧我还记得一点儿，但也不真切了。那大意是说，什么是小康?就是一个人有两套住房。这标准从何而来?两套房子派什么用场?我没弄清。模模糊糊觉得大概一套自己住，一套可以出租吧。但如果人人都有了两套，又租给谁呢?

二

老百姓的购房欲虽不能说是经济学家忽悠起来的，但也不无干系。可是，两套住房的梦还没圆，经济学家又改口了，说中国私人住房拥有率已经超过了哪些发达国家。不但两套住房不行，连一套好像也是不现实的。你看，许多人成了“房奴”，怪谁?不自量力嘛。

三

没有人再出来对先前的两套住房小康论表示坚持或是放弃。在中国，当某种经济学家同当某种政治家一样容易，因为说什么都无需负责，也无人间责。而且中国人也健忘，谁允诺过什么，谁鼓吹过什么，不大会去记它。这可能同过去一百年间各种思潮、各种政党、各种口号都是来得快、去得快，潮起潮落，没有一样认真实行过有关系。若问我们到底始终坚持过什么?谁能说得清楚?

四

中国私人住房拥有率，不知怎么计算。在中国农村，几乎百分之百是私有住房。过去说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那么早在“文革”之前，中国人私有住房拥有率大概就已经相当高了。在城市不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私有住房拥有率几乎是零，因为差不多所有私房都以种种方式“改造”成了公房。但是，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房改，又把几乎所有公有住房都变成了私房。这样“提高”的私有住房拥有率，不知在经济学上的价值怎样?

五

因为房价高得吓人，所以经济学家改口说，不一定要买房，租房可能更合算。但是，中国住房的租金也同房价一样在飙升。买不起，就租得起?如果租金和房贷的利息所差无几，干吗要租呢?买房好歹最后还落下一套房呢——老百姓的经济学，不知专家以为如何？

六

中央政府要控制房价，这当然是替老百姓着想，也是为社会的安定着想。但是不是上下左右都这么想呢？

开发商赚钱不会嫌多。不愿多赚钱的商人，此生未见。慈善家的捐助是在赚钱之后，而且也因为这种捐助可以令他减少纳税——这是政府的鼓励。所以要开发商自动把房价降下来，多半是一种幻想。

炒房的人自然恨不得房价直线飙升。

地方政府当然要听中央政府的，所以控制房价的姿态不会不做。但如果统计一下地方政府每年从批售土地及房地产业得到多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多大，就可以估计出它降低房价的决心有多大了。

房产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着银行的资金，似乎不必多说。有消息披露了房贷资金占银行全部信贷的比例。楼市兴旺，银行大赚；楼市出问题，最倒霉的恐怕也是银行。从银行的利益出发，它真希望楼市走低吗？

最希望房价降下来的是想买房住的老百姓。但老百姓是最没有手段控制房价的，除非实在受不了，大家罢手不买，但真要到那一步，娄子可就捅大了，恐怕是几败俱伤。这个话利益诸方现在都是听不进的。

七

现在都在观望。因为去年的调控在涨幅短期略降后无疾而终。今年怎样?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喊的人多，看的人多，顶的人多，当然是软顶居多，讨价还价的人也多。到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收到多少效果，多数人还是在看。

八

建廉租房或廉价房，得要政府动手，开发商靠不住。廉租房或廉价房必得达到一个相当的量才能影响整个房市。少量“样板工程”，供宣传可以，要解决实际问题，怕是无效。

九

各种限制措施有效，但也有限。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利益冲动，会寻找机会冲决束缚自己的条条，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是多年的积习。调控部门真要调控，就要准备长期奋斗，要防患在前，不要灭火在后。

十

房地产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同房地产相关的产业甚多。调控力度甚难掌握。力度不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力度过头，殃及池鱼，授人以柄。这样，今年的调控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政府执政能力的象征了。

【邓伟明荐自《世界》2006年第9期】

老无人养，经济与道德的双重缺失　作者：许博渊

生病住院，有机会与各色人等交谈，听到许多让人惊讶的事情，因此不能自已，有些话不吐不快，就又坐到电脑前敲打起来。其中一个问题是：政治教育要贴近生活，要讲求实效。

病房里有一个护工，是一位中年妇女，来自川北的剑阁县。她告诉我，她们那个队(当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103人，近两三年自杀死亡的老人已经有十二三个，原因都是小辈不孝顺，受到种种虐待、刁难和呵斥，有的连饭都吃不饱。自杀的方式一般是喝农药、上吊。还有亲生儿子掐死老父亲的。不孝的子女一般是多子女家庭的，或者是受过学校教育的，而独子或者领养的孩子，或者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倒反而好一些。对于虐待老人的行为，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是民不告官不究。若有老人告到政府，乡政府或者派出所就把不孝子女抓去打一顿了事。但这样一来，那老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因为那不孝子女既然名声坏了，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她们那里的许多老人对晚年生活十分悲观，总是说：“怎么办?两毛钱一包老鼠药，拖出去就完了!”据说，虐待老人的情况不仅经济落后的农村有，大都市也有。人类有过“杀老记忆”，那是因为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剩余的社会财富供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时间到了21世纪，都已经是信息时代了，难道我们又将回到人类的幼年时代去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一个是道德。在社会和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老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即我国古人所理想的“老有所养”。他们有的以房养老，有的依靠养老基金，有的依靠政府补贴，所以不必养儿防老。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这样的养老方式还难以全面实现，在此之前只能加强道德教育，用道德的力量来弥补这个空白。古时候，我国把孝道当作第一道德加以强调，所谓“百善孝为先”，教育的“教”字就是从“孝”从“文”，就是孝文化。那时候，不孝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将受到严惩。现在，旧文化破坏了，而普世之爱的新道德尚未建立起来。这又是一段空白。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的道德教育，特别是社会和学校的政治教育并不很成功，不能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许多干部在各种场合都讲党的最高目标和宗旨，学校政治课也把政治大道理作为重点，却不能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和道理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没有被生动活泼、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政治工作所填补。

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封建时代。“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那一套已经过时。我们应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例如提倡爱心，把尊老爱幼当作一条道德准则大力教育和推广，而且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奖惩制度，用硬约束辅助软约束，刚柔相兼，恩威并施，反过来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理论。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好好学习并照此要求和约束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每个士兵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对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歌里没有讲共产党的最高理想，讲的是日常生活和作战中的一些细小事情，如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之类。谁能说这些细小事情与党的最高理想之间没有联系，不是服务于党的宗旨和目标?

再往深里想，就是对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高远的目标也不能代替日常的教育。必须有一套与党的宗旨相一致并为其服务的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它们必须是紧扣实际工作的，可以检验的。否则，任何好的理论都可能变成和尚念的经。既然离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有距离，而且不可检验检测，人们就可能“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边唱着高调，一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贪污受贿、侵吞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把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当作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台词。

平常，人们一般都知道做事情要讲求效果，比如扫地，效果就是把地上的脏东西扫掉，谁也不会拿着笤帚当作京剧舞台上的尘拂在空中优美地挥舞。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却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边唱高调，一边干蠢事，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法宝之一，丢掉了这个法宝，党的事业将遭受巨大损失。我们曾经吃过这个亏，吃了亏而不知道吸取教训，那就可悲了。

【王翔宇荐自《新华网》2006年10月8日】

中国知识分子是“缩头乌龟”吗？　作者：连　岳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缩头乌龟气质，顺风顺水时，你看他顾盼自雄，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倏”地一声把乌龟头藏回安全的龟壳当中。所以钟南山手提电脑一被抢——哪怕是警方火速破案，完璧归赵——他老人家也感叹起收容制度的好处来了。近来李银河女士的一些性学观点不被大众接受，在网上被骂了几句，忽然就开始诉苦，指责大众不懂事，明明是为你们说话，你们却要为难我。我实在想不通，一个在相对保守的中国搞性学研究的人，如果不被骂，能有什么作为。这些人，都有敢言美名，好像也有自由之风，可是为什么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甚至只是言语上的不合)，马上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要么觉得应该限制公民的自由，要么觉得大众是应该收声的愚民。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脖子硬，用李银河死去的丈夫王小波爱用的词语来形容，就是“特立独行”，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会坚守公民自由的权利，就算是全世界都反对，也应该知道言论表述设限越少、空间越大，是越有利于学术进步的。

政府管理部门禁这禁那，可能还只会让人哭笑不得，毕竟这是它一贯的思维与行事方式。可是知识分子生气起来喊的那一声，也是一个禁字，也是对大众意见的恐惧，那可能就会让人冷从脚起了。既然大家都欣赏同一种解决方法，那么时不时将大众污名化——在众声喧哗中，找几个反面例子，那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吗?——再将大众封口去势的做法，就怪不得会成为一些偷懒官员的不二法门了。

有个更恰当的例子是，在法治的名号之下，有些套话是大家都喜欢的，比如媒体的人也常常会挂在嘴上说：既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们就应该收声，不再影响法官的判断了。我一直认为，这是最貌似有法律精神的中国式蠢话。正是因为事情到了法治社会的最重要的判决者手中，大家才更要尽量发声，用我们自己坚信的观点去影响法官。到了关键时候，你突然失了声，觉得自己话多坏事，这种自轻自贱，才没有一点法治社会的公民精神。事实上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受到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接近判决，越是议论的热点，公众的热情与法律的理性不协调的例子多的是，如果法官的意志被他人左右，屈从于公众的压力作了枉法判决，罪在法官而不在大众。如果大众的热情符合法律精神，那么功劳就是大众的。大众把一个人放在法官这样重要的位置上，他当然得具有甄别资讯的能力，也得具有为了坚持法律而不惧怕得罪大众的勇气。法官一审案，全社会就得肃静，这样只会让法官越来越成为不敢负责的孱头，他人的一个眼神，一声咳嗽可能就会让他六神无主，方寸大乱。

知识分子也罢，法官也罢，他们的看法和判决，当然得在大众的讨论声中完成，这才是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常态，大众是社会的主体，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事物发表看法。一到关键时刻就觉得大众嘴杂碍事，又扰乱了知识分子的书房，还干涉了神圣的法庭，那无论知识分子的著作里有什么美妙叙事，法律条文里开列什么堂皇规条，都是一个虚伪、虚弱、虚无的三虚社会。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我坚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影响法官、影响知识分子、影响可以影响的一切人。

【张志国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15日】

沉重的话题　作者：吴　非

近年来，有关教育的话题总是让人感到沉重。在上海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的列车上，看会上发的新一期《教育参考》，心情却又沉重起来。从这本杂志上，能知道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可贵的是多数文章能作冷静而有价值的思考，寻找建设性的对策。可是，我喜欢看它，也怕看它。之所以会怕，是因为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你会觉得，它提出的问题你躲不开，让人魂牵梦绕，无处藏身。

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于人的素质差，而素质差的具体表现，如决策能力不强，劳动力技能差，公民法制观念淡薄，文明水平低下，等等，也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可是一谈到发展教育，全力投资教育，马上就响起一片哭穷声。而全国每年三项公款消费(吃喝招待、公车和旅游考察)数额之巨，加上投资决策错误而损失的数目，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那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吃不消的事。

有关方面宣布，若干年后，九年义务教育将实行免费，这将是使中国教育在世界上免除耻辱的举措之一。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承诺，而很多识者尚未等来这个承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和同行说到这一承诺时想到，我们中国，许多事不是没有条件办好，实在是社会认识不一致，众口纷纭。一说到办教育，不独官员喊没钱，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喊没钱。各色人等都考虑自己阶层、集团的利益，就连教育界本身，反对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也大有人在。而从世界发展形势看，中国的教育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如果把教育落后的责任全归于教育界，实在打错了板子。农村少年儿童辍学率高，刘海洋硫酸泼熊，马加爵杀人，家长交不起学费自杀，全被说成是学校的责任，社会因素却被忽略了。比如现今一说到教育乱收费及教育腐败，就把教师说得很不堪。可是现在广大教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到过一些还不算贫困的地区，看到不少教师的基本生活保障已经出了问题，在当地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有的生了病只能等死。由此想到，现在需要对中国教育状况作出全面的正确的判断，否则就无从改革。

同样，兴教育需要全民族全社会的关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国民作出一定的牺牲。这就牵涉到教育观念的转变，仅仅空喊重视教育而无实际举措，只会令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蒙受羞耻。对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价及其国际地位的评定，是要考虑这个国家教育发展状况的。以今天的国力，中国人已经做了许多前人不敢想象的事，这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可以形成这样的实力。如果不关注民族教育的进步，往下几十年中国的进步将会减速。

当然，中国教育界的腐败确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不铲除教育腐败，再多的投入也无济于事。教育界有许多以前无法想象的腐败现象。几年前，我到江西参加一次支教活动，遇到一教育干部，级别大概算是科级，他抱怨政府教育投资太少，他深情地谈到山区教师收入太低；他认为目前社会的腐败影响了教育环境，他说机关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后来他说得高兴了，就谈起自己走遍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并六次出访到过十几个国家考察，只遗憾没到过非洲云云。两天时间里，我发现他从不谈业务，而除了业务，他样样精通，特别是唱歌跳舞。——所以要论发展教育，可能不完全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教育界也该打扫打扫，讲点卫生了。

【皮波荐自《唯实》2006年第9期】

攀比特权　作者：王乾荣

有一个西方人采访上帝，问上帝很多问题，其中一题是：“您有什么告诫您的子民吗?”上帝答了许多，其中一条是：“希望他们能懂得，和他人攀比没什么益处。”

上帝这个话挺对。咱们中国人深得其道，留下教训说：“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说，不能跟别人攀比，比来比去，定将自己比死。

话是这么说，人却总爱跟别人比——当然是攀比。攀，是抓住或蹬着一个牢固的东西往上爬的意思。所谓攀比，自然是跟高于自己的东西比，比如有比富的，却很少比穷的。如果比穷，那不叫攀比，叫“坠比”——谁没事愿意往下坠呀!

其实上帝的话和中国的俗语，也不全面。攀比，如果不是出于妒忌和仇恨，有励志作用——你好，我力争跟你一般好，或者好过你再拉你一把。为什么说“力争”?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争取。可是攀比往往用的是歪门邪道，拿不该比的东西相比，甚至拿坏的东西当好的比，企图不劳而获超过比自己“好”的。所以攀比这个本来中性的词，后来都带着贬义色彩。

我最近看到一则关于攀比的报道，挺有趣。这事我头一次听说：高校可以对本校职工子弟降分录取，有的能降100多分。局外人一定觉着新鲜、怪异，其实据说这在高校已是“不成文法”。但这事毕竟荒唐吧?所以某省的教育厅不知怎的有了觉悟，作规定说，“高校职工子弟不再享受照顾”。这下子，有的高校职工气不忿了。他们给上级“上书”说：“各行各业都有对自己的福利和对子女的照顾。石油部门烧气不要钱，电力部门用电不要钱，金融部门全家老少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享受的待遇是其他行业望尘莫及的。我们高校没有什么其他福利可言，惟一有的就是可以挖掘教育资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见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但是“高校先生”的这些话，“石油”听着一定不舒服——你争你的利益，饶上我干吗?让我跟你一样放弃特权?这不是害我吗!“金融”更不爱听这个话。报道说建行的领导正为自己职工的8万年薪抱不平，说要给他们涨工资呢——他也是往上比，别的银行员工收入高于自己，那哪行!涨。而另一些人听了“高校”和“金融”们的话，也许气更欠——比如清洁工的“特权”是拿扫帚，他们的子弟也只有扫马路了：“年薪”仅五六千(还往往被拖欠)的农民工的“特权”是搬砖头，他们的子弟也只有“扛大个”了。数以亿计的处于社会最低层(“低层”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得出的，不是我分的——作者)的这些公民，对于任何优越特权，才真正全面望尘莫及呢!你高校对“烧气不要钱”等等望尘莫及，至少对“降分”望尘有及呀。对了，你“高校先生”的子弟降分上大学，不至于囊中羞涩，连学费都交不起吧?农民子弟考个状元上大学，却为几千元学费愁个贼死呢，他们向谁要“照顾”去?

“高校先生”们真不必过于激愤。你们毕竟已经享受了多年降分特权，虽说今年那个省有了个规定，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而且别的省并未规定。不是有先生说了嘛——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要跳槽到其他能降分录取他们子女的高校去。你说清洁工和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条件“跳”到哪个“槽”里，才能得到一点儿实惠呢?去开出租车?别看出租车公司老板月薪两万，司机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也不比搬砖挣的多多少。弄个文凭去当公务员?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说了，“公务员也是弱势群体”，即没有石油、金融、高校等行业的特权，谁干那个!罢罢，还是搬砖头吧，每月挣600元，总比没有分文进项强吧!

“高校先生”们，不妨向农民工学习学习，怒气至少减半。瞧人家，只埋头给子弟挣学费，就从来不跟什么“石油”、“金融”之类比。此即韩非子所说“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也。但是他们也许希望消灭一切特权。

【聂 勇荐自《联谊报》2006年9月23日】

农民工的“情人节”　作者：符　号

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性权利的演讲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她对于性自由、“性解放”持相当前卫的观点。不过，我更关心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最基本的性权利，不怕您笑话我思想“后卫”。

接触到不少长年在外的打工族，和他们交谈时，常流露出夫妻常年不得相聚的苦楚，有的夫妻在一地打工，由于租不起住房，想多省些钱供家里的小孩读书，不得不各自住在集体宿舍，过着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这事让我感慨不已，也让我想起前一阵炒得很火的中国“情人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充满凄情的诗意。然而将它定位为“中国的情人节”，却未必符合实际。你想牛郎织女恩爱夫妻一年只见上一次面，未免太残酷，太有违人性、人情。虽然秦少游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过这种爱情模式，称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是不知少游先生本人，是否很乐意同他的夫人一年只见一次面?

今日数以亿万计的农民打工族，其实就是当今数以亿万计的牛郎织女。为了生存与富裕，不得不长年离家别乡、离妻(夫)别子(女)，到城里去建楼、修路、卖菜、送货、当保安、作保姆、挖下水道、做计件工……他们只能在春节回乡回家去团聚一回；甚至不能如传说中的牛郎那样，将小孩带在身边，而是丢在老家由老人照料。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上学要多交不少的钱。歧视加上各种名目的收费，让收入本来就接近生存底线的他们难以承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如王母娘娘手中的簪子，给他们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银河。岂止七夕不得相会，就是五一、十一这些法定的节假日，于他们也形同虚设；一百多年前世界劳工组织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一百多年后依然徒有其名。

看城市的路灯下，三五成群头发蓬松肤如铜色身强力壮的男子，或者簇在一块发育饱满略带土气的女子，各自闲聊，打闹，逛马路、“斗地主”，或者以饥饿的眼神茫然投向路过的异性，不可抗拒地被地摊上印有性感女郎的书刊吸引。低质廉价的录相厅是他们惟一光顾得起的娱乐场所，防空洞改造成的录相厅里，是清一色的“快乐单身汉”。当城里人住在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高楼大厦享受男欢女爱时，住在低矮潮湿工棚里的他们，顶多也就发发短讯寄托相思，或者伏在灰暗灯光下写信，却无法享受电话的“高消费”。夫妻的长期分居，性生活的缺失，使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可承受的经济条件，他们无力将家属接到城里。有的夫妻同处一地，却不得不住集体工棚。长期的心神不宁，焦躁，疲劳，亢奋，为小事而大动肝火，也极易造成潜在的工程质量和产品质量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隐患。

只有在不可阻挡的传统节日春节，那个把星期、十天半个月内，他们才能享受夫妻儿女团聚的快乐，释放一年劳苦的辛酸。用他们中的“粗话”说，叫做“饿的时候饿死，撑的时候撑死”。

为了轮上这个久盼的“情人节”，一年的辛苦不说，还得在春运的“鹊桥”上疲惫奔波受尽艰辛。为买到一张坐票或者站票，要顶风冒雪彻夜地排队；要忍受车票涨价的打劫、黄牛党的敲诈、小偷的欺侮乃至监管人员的呵斥；十几个小时无水供应、没法上厕所的尴尬，也不算稀奇。当半个多月甚至个把星期过去，他们又得为生计上路，重新去过那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牛郎变牛叔，牛叔变牛翁；织女成织婶，织婶成织婆，是痛楚的宿命的轮回。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灭人欲”正是“天理”所不容的。撇开民工的生存状态、自然需求，一味进行所谓道德教化、观念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乏力的，全社会理应关心他们的境况，多一些生命的关怀。起码为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哪怕是解决平时一起打工的夫妇用房这样的“小事”。

从大范围讲，确保公民享受法定节假日的权利；打破城乡壁垒，尽快出台更为人性化、和谐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势在必然。从长远讲，让农民工与其他的职工平等地享有休假探亲制度，也应逐步建立，并最后成为劳动保障法的条文。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保障每个成员的基本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故此，窃以为农民工的“情人节”，不在七夕而在春节。

【刘畅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9月22日】

无所谓一族更可虑　作者：张　鸣

教了大半辈子的书，自我感觉，对学生还是有一套的。无论多么顽劣不上进的学生，只要本人肯花功夫，三寸舌下，对方多少都会有点触动，可是近来，我的自信动摇了。已经有些日子了，总能碰到这样的学生，自打入学起，所有课都不上，图书馆也没有他的影子。如果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倒是情有可原，可是有些人其实也不迷电子游戏，网上逛逛，网下晃晃，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挨老师批评，无所谓，考试不及格，无所谓，学校要他退学，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学，是父母要他上的。

这样的学生，令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最头痛之处是没法劝。临之以师威没有用，人家脑子里根本没有师道这根弦；动之以情也不灵，人家根本就不跟你讲交情，好像这些人没有交朋友的欲望；晓之以理更没门，无论是大道理，小道理，一概滴水不进。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不必说了，就说他自己，连个大学文凭都混不下来，以后怎么办?能否对得起辛辛苦苦把自己养大的爹娘?没有用。连比较自私的激励方式，告诉他不学习就不能超过别人出人头地，都没用。最后老师求他了：你好歹把大学上完行不行?他还是无动于衷。

开始，我以为是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之间出现了代沟，两代人的价值观不同，后来发现不是，这些学生，根本没有价值观，他们已经麻木了。

在我们这些“只生一个好”的家庭里，父母、连带着父母的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从一开始心理就多少有点不正常。因为他们折损不起，失败不起，甚至连点挫折都经不起，仿佛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我们的独生子女，就变成了我们某些家长的试验田，拼命地投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只求孩子学习好，别的什么就都不在乎。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事业、金钱、爱情，甚至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他们为孩子做一切事情，但就是不让孩子自己做一点事情，他们为孩子安排一切，就是不让孩子哪怕为自己做一次主。

我们相信，家长都是爱孩子的，爱得无以复加，催人泪下。但是我们家长，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当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是有自己大脑，有自我意识，有自我意志的人，似乎孩子的意志根本不需要尊重，也不需要考虑。仿佛大人替他们安排了一切，做好了一切，他们只消按照大人安排的道路走就是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于是，在我们的孩子心里，责任没有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只知道别人为他们做事，却从不想自己也需要为别人做点什么。而且这一切是那么的天经地义。如果一旦有一天父母做的稍微少了一点，那就是大逆不道。更严重的是，这样培养大的孩子，有些人的大脑，除了还能考试，已经不会思考，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除学习之外的任何问题，怎样做事，怎样生活，怎样跟人交往，这一切，几乎都成了空白。

非常“可贵”的是，我们的学校，对家长的动作，也相当配合。全然忘却了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职责，从学生入学那天起，就瞄准着高考前进，日复一日地将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这样做，一对得起家长，二对得起学校，三可以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教育行政部门的指标。

就这样，我们社会，首先冒出了连起码的初中教育都完成不了的“啃老族”，这些人属于“觉悟”比较早的无所谓分子，没教育，没技能，没工作，吃爹啃妈，都无所谓。那些还算听话，在爹妈的看护督促下上了大学的，一旦没了爹妈的照看和督促，没有了中学接二连三的阶段性考试和排名，于是就自己给自己放羊了。

现在我们的大学，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应付这样的无所谓一族。对学校来说，那些心理有问题，动辄跳楼的学生，要更令人担忧些，因为每出一个自杀学生，学校都会平添很多麻烦。其实，那些能自杀的人，虽然心理有问题，但至少还有点羞耻心，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尽早做工作，他们很可能最终能成为有用之才。那些无所谓一族倒更可虑些，因为他们油盐不进，批评也罢，激励也罢，都不起作用，教育者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这样的学生却越来越多。

怎么办?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们!

【任法花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22日】

什么是现代城市文化的试金石　作者：顾　土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最扣动心弦并且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城市的阅读状态。当我身处地铁车厢，满目都是正在阅读的男女老少，尽管车速飞快，尽管乘坐的时间短暂，但他们永远手捧一本书，专心致志，聚精会神。

在美国大都市小城镇，最让我留恋的是遍布各个角落的书店。这里的书店，不像是赢利的场所，看不出交易的动机，找不到焦躁的气息，因为厚厚的地毯、悠闲的咖啡角、宽大的沙发、舒展的空间，甚至整洁清香近在咫尺的厕所，都使你觉得不能不坐下来静静地阅读一整天。

看一座现代城市的文化高低，看一个居住群体的现代文明程度，标准是什么呢?——阅读。只有通过阅读状态，才足以洞彻一切。

诗书传家久，虽说是我们历来信奉的传统，但在过去的时代，多数人是文盲，绝大多数人胼手胝足，终年忙于劳作，诗书阅读只属于少数人。而现代的社会，义务教育是基本，所有人都可以阅读是标志，所以，现代城市文化，人人阅读就是基础，大家都爱阅读也就成了起码的标准。

当一个城市所有人都可以识文断字后，当一个群体拥有了大量闲暇时间后，除了工作需要、赚钱需要、生存需要而简单阅览外，多数人对宽泛阅读、情趣阅读、知识阅读，依然毫无兴致，将阅读还只是停留在简单致用的层面上，这个城市的文化实在说不上是现代城市的文化。现代城市的文化，已经不再是基本生存状况的反映，不再是少数人的酬唱、抒怀、记事，也不再是“言之不足，歌之舞之咏之蹈之”，更不是信息传布、文件传达、景物解说、聊天交友，而是多数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解读，对知识的由衷渴求，对思维本身的好奇和介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乘飞机和火车，周围的人不是聊天、打牌，就是吃吃喝喝；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养神、睡觉、翻阅新闻纸，成了普遍的景致，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所谓进步，是因为不再干扰别人，也不再以打发肚皮作为无聊时的乐趣。但是寻找信息式的浏览，与读书这样的阅读仍然不属于一个层次。读书是深层的阅读，这种阅读需要沉浸和静心，需要事受和领略，需要心灵的愉悦和满足，带有审美的因素与文化的意义。今天，当我们登上飞机与火车，由多数人阅读不阅读以及阅读的内容就可以发觉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品位。

一个城市、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的普遭阅读状态，显露了风气是否浮躁，认知是否浅显，心态是否焦灼，思索是否深入。在花园长椅上、建筑台阶前、公共汽车里、地铁车厢内，是阅读的人多，还是闲聊、发呆的人多；在家里，是傻盯着电视、上网胡扯的时间长，还是阅读的时间长；在所有公共图书馆，每天的阅读者的流量究竟占当地人口的多少，这些都是检验现代城市文化最为真切的方式。

有一个地方，一直是我们阅读的空白或者说是盲点，这就是档案馆，甚至最近兴起的文化遗产热，似乎也将档案遗落不提。其实，档案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档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了珍贵的记载，而本身又是极其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存有明清档案一千多万卷，更不用说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浩繁的民国档案、全国从上到下各档案馆内难以计数的各类档案。这些档案的利用率很低，阅读者非常狭窄，阅读人数也不多。而在世界上的许多现代城市中，公共档案馆每天的阅读量并不亚于公共图书馆，阅读目的已经不只是学术研究和具体工作的需要，有相当多的阅读仅仅在于情趣——对自己祖先的情趣、对城市建筑历史的情趣、对往昔岁月的情趣——吸引许多人在余暇里走进了档案馆。

在公共图书馆阅读，如果多数人为的是考试，出于生存的迫切需求，表现的就不是现代城市的品貌。一周只有40小时甚至30小时工作，每年还有各种节庆加假期，如此充裕的休憩时间形成了现代城市的基本风貌，而在休憩时间里，大量精力也只有享用到文化的广泛乐趣中，才具备了现代人的品质。

电脑在城市人口的拥有率，不一定体现城市的文化水平。是利用网络阅读，还是为了聊天交友查取信息，结果截然不同。并且，网络有可能让未经任何阅读思考、知识储备、纵横比较的轻言狂议变得畅行起来。从前，没有相关阅读经历的议论因为害怕露怯而不敢贸然出场，今天，由于网络在身份、名称、来源上的含混与虚拟，正在促使阅读的分量在许多人的话语中日渐微薄。

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通过电视剧、访谈节目、相关链接、时事讨论，还是通过阅读，这不是一个喜好或习惯，而是表明了一种层次：人们对知识对问题，是在乎结论、情绪、爆料、猎奇，还是注重思维过程、文化情趣?是浮光掠影还是沉静思索?是打发时光还是探讨究竟?尤其是，大量阅读可以多元地并且正负面地观察问题，让人们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知识。近些年，每看到一部电视剧热播，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此欣喜若狂，好像由此才明白了历史的真相，我总会悲哀不已；每当一档节目收尾，于是一帮不属于文盲的人兴高采烈，似乎刚刚才得到了思想的启蒙，我也会禁不住叹息。

书店，不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我们阅读的日常场所，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静谧港湾。这里最好不像店，也不像肆，更不可以像集市，不能逼得你赶紧流动，不应该熙熙攘攘，不需促销，不用大张旗鼓，迎风招展，也不宜密密麻麻，除了门口的小小柜台，看不见伙计，碰不到保安，没有人盯梢，多数人经常沉浸其中，自愿、自主、自助，这才是现代文化的阅读风范。

多数人的阅读状态，正是现代城市文化的试金石!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6年10月1日】

人民还会像当年那样吗？　作者：苏文洋

一位刚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将军，驱车数千里，来到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大行山深处，寻找他的老房东。看到步履蹒跚、满头白发的老大娘，老将军急忙上前，搀着她的胳膊，叫了声“大嫂”。“大嫂”望着将军身边前呼后拥的卫兵和陪同人员，轻轻问了声：“是不是又要打仗了，想起了我们山里人?”老将军哭了。这是《人民日报》10月17日《人民论坛》一篇评论的开头，中间说的当然都是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感人话语，作者在结尾写道：“千万，不要等到打仗的时候才想起老房东。”

读罢沉思，意犹未尽。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也想到一个问题：老房东还会像当年那样吗?沂蒙山的红嫂还会将自己的乳汁给战士们喝吗?阿庆嫂还会将自己的水缸让同志们藏吗?

历史没有如果，现实却可以找到答案。

《瞭望》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姑且不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定义是否准确，先请看记者提供的例证。

——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和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江苏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

骆局长和张副书记讲的也许是实情，但却缺乏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记得周总理的秘书张佐良写过一本书，回忆十年动乱中的总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了一碗与平时一样的鸡蛋炒饭对他发怒，半夜回到西花厅，总理向他道歉，并解释自己的“迁怒”。后来，张秘书知道，总理是在会上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无法公开反对，实在憋不住了，就拿蛋炒饭借题发挥。总理是为大事“迁怒”，老百姓没有那么多大事，也就是为个交通事故、摔个筋斗而“迁怒”。问题是我们的警民关系平时很好的话，马路也没有那么多豆腐渣工程的话，至少“迁怒”的程度会大大降低，不至于出现死人的事情。

北京有句老话：好汉子赖自己。有了问题，多从自身找原因，才算个爷们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等问题，不能总是从老百姓身上找原因，不能总是让老百姓自嘲“倒霉”、拍灰走路。

联想到大行山的老房东“大嫂”，假如她的先生进城卖桃、卖枣被扣押了，假如她的儿子和城管发生争执被拘留了，假如她的孙子上个打工子弟学校还被清除了，假如她进城去探望他们又“不小心摔一跤”骨折伤残无人理睬，她会对老将军说什么?她会不会“迁怒”老将军?她还会像当年那样吗?

【聂勇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0月19日】

中国式想象　作者：雷抒雁

清朝才子袁枚在《子不语》第十三卷中记录了一位婺源秀才江永喜搞发明创造的故事，颇为有趣。

江秀才“能制奇器”。他取一个猪尿脬(尿泡)内置黄豆，以气吹满，然后，缚住口，见黄豆浮在正中，便以此证明地球是悬在空气中的，其道理如鸡蛋黄悬在蛋清中。这比起古老传说中鳌鱼支撑大地更接近科学了。

江秀才也耕田，用的是木牛、木驴代劳。“不食不鸣”。江秀才说这是用“武侯成法”，即诸葛亮木牛流马之法。这或许可被认为是最早的拖拉机。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江秀才置一竹筒，以玻璃为盖，可用钥匙开启；打开后，向筒里说数千言，言毕闭盖锁住。千里之内传给别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清晰如同面谈。不过，传千里之外，声音就渐渐消散不全。

看看，这神奇的竹筒录音，怕是中国古籍中有关传送声音的第一记载。江秀才的竹筒录音机应是中国最早的，或者也是世界最早的关于录音机的想象和记录。

竹筒如何设置，如何录音，书中惜无记载。《子不语》多记“怪力乱神”之事，为圣人所不思不道。袁枚所记这位江秀才，有名有姓，人极敏捷、聪颖，尚有许多轶事，但因归于“子不语”，也难免神话其事，有所夸张。

袁枚生于1716年，系康熙55年，历雍正、乾隆，到嘉庆3年去世，即亡于1798年。《子不语》成书刻于乾隆53年，即1788年。这是18世纪晚期，似乎此时还未见国外有录音机器的记载。

就所记文字看，记得粗略，且夸饰奇异，难说是否实有其人其事。但是，却真实记录下一个录音传送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古人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农耕经济，但是许多被归之神话传说类的故事，却闪射着美丽的想象之光。后来，借助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有许多想象已被付诸实践，变为现实。

“千里眼”、“顺风耳”、“奔月”、“追日”，这些都不用说了。在一本《封神演义》里，姜子牙经常祭起宝剑，与敌人的武器在空中相斗，这多像现在研制出的导弹与导弹防御系统的相搏杀。那位申公豹被砍了头之后，还能重新接上，虽说前后接反了，但这了不起的想象，将为医学界的换头术提供多么大胆的思路。

在《聊斋志异》里，蒲松龄还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善于“画皮”的恶鬼，她能画一张美女的皮来遮掩自己丑陋凶恶的容颜。这是小说，自有政治和社会的寓意在其间。但这想象力却充满了智慧和前瞻。医学科技发展到今天，美容已远甚于画皮。人造美女，不只换皮，还可以整形，削骨，改头换面已非难事。近来，国内外屡传“换脸”术成功的消息，让人更惊异于蒲留仙几百年前的神异想象。

中国人不乏想象力，尤其是在古代，古代的知识分子、古代的文学家，经常有一些奇丽的想象。但是，在封建理念的禁锢下，这些有想象的人常被视为“妖人”；那些富有想象的制作，也被当成“淫技奇巧”。婺源江秀才的发明，就被指以为“妖”，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富于“想象”，常被指为“异端”，为正人君子不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超乎常规的想象也会因其“怪”，不入儒生们的思想。

西方人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想象，是行为的前导。所谓“行，成于思”，也应包含这个意思。

电视电影应该是当代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我们的银幕屏幕，至今仍然处在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之间。这是百年来，舞台上耍烂了的玩意儿。制片商们，加上电光石火，利用现代手段，让侠士们空中飞行，叶上站立，涉水而过，似乎很有想象力，却不过是些无意义的小把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电影，一幕幕未来战争，有与外星人作战的，也有与恐怖分子作战的；许多武器超乎想象，让人耳目一新。海湾战争期间，据说美国军方时时向好莱坞的制片商要“想象力”，用以研制新型的尖端武器。

我绝无就中外影视的优劣作比较的意思，只是在谈想象力。我们的历史悠久，我们的想象永远在过去，企图完善古人的残余想象；美国的历史短，他们的想象则向着未来，总在开辟不曾有又可能有的想象。

如今，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创新”。一切领域都在说“创新”。“创新”就是创造新鲜的、前所未有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但，说易，行难。难在我们首先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的建立，则先要破除误区。长期以来，我们把没有想象力的工作，誉之为“务实”；把没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称之为“现实主义”。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错觉，错得就像我们过去把贫穷叫“朴素”；把“因循守旧”叫“不忘本”，叫“继承传统”。

当然，有了想象之后，如何实践，如何将可行的想象变成现实，则另是一篇文章。

【郭晓东荐自《今晚报》2006年10月11日】

纪念长征：让现实告诉过去　作者：孙贵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到来了。全国各地都在准备庆祝和纪念。今天中午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他们早已开始行动了，专题节目叫《让历史告诉未来》。

告诉未来什么呢?无疑是长征经历和长征精神。艰苦奋斗历来是我们的传家宝，但再艰苦的奋斗也莫过于万里长征。把它作为我们的一根精神支柱，激励后来人建设祖国、成就希望，是最理想的。

但我想，与其告诉未来，不如告诉现在。过去的已然过去，未来还不知深浅和远近。立足于现实，更有意义。而将未来与现实拉近的最好办法，是用现实的状况，去与过去对接和对比，即我们常说的“纵向比较”。这一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到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量化一下，具体一下，今天的进步，离过去所制定或向往的目标是否一致呢?如果一致的话，那么先人们肯定含笑九泉；如果离当初的设想还差得很远，那么，先人们也会抱怨和不满的——虽然他们早已作古，那就让我们替他们抱怨一下吧。

话说到这儿，就应当打开回忆的闸门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进步和胜利与先烈们的理想境界，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作家池莉曾经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访过当年参加暴动的队员。已经老得缺了牙齿的暴动队员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激动不已。他们都还记得毛泽东动员他们暴动的时候说的话：打到城里去，我保证人人有饭吃，人人都娶一个城市姑娘做老婆。美好的目标使得穷小伙子们热血沸腾，于是就参军，就打仗(《不是谈享乐》)。一晃70年过去了，有多少农村人娶得了城市的姑娘?又有多少农民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城乡差别仍然惊人。农民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等等问题依然如故。他们只不过是由原来的“盲流”进步成了现在的“农民工”(更进步的称呼叫“新市民”)，可以扛着铺盖卷到城里找工作而已。

我们大家都知道重庆有个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她们牺牲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江姐还在监狱里绣了五星红旗。2001年夏天，我与儿子曾自费去“红色旅游”，专门去看过那面五星红旗。由于江姐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式样，所以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有一个小星。后来，江姐等人在国民党最后的疯狂中被杀害了。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有迎来新中国。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然而刘亚洲将军却说：“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的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们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信念与道德》)我觉得刘将军说的真是深刻极了。

说到长征，我想起了耿飙。长征时，他担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指挥了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天险腊子口等生死攸关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战功卓著。20世纪后期，90高龄的老将军耿飙回到老革命根据地作调研，夜宿当年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小河会议”的小河村。第二天早上，耿飙的住处黑压压围满了群众，都来向当年这位129师副师长反映干部的腐败情况。耿飙亲自出来接了状子，他给陪同的省、地、县干部讲了一件事：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军的一个战士犯了纪律，必须枪毙，可是那天早上也来了黑压压的老百姓，他们说八路军共产党是好人，老百姓全部跪在地上，给那个战士求情，请求枪下留人。耿飙又问那些在场的干部：换到今天，老百姓还会为你们求情吗?敌人来了，老百姓还会掩护你们吗?看看你们这副模样吧!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了?

纪念历史，也是向历史汇报，与历史对话。我们在回忆历史，历史老人也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有审视的作用、警世的力量，那么我们就会在庆祝胜利、展示成果的时候，顺便反思一下，找一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原因；这样，我们的进步或许会更快些。这样做，对于纪念长征或许意义更大些。

【马静荐自《新浪博客》2006年10月18日】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季羡林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静。

那么，长寿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也不是的。至少对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会有一些好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趟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了这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是日子还能过得过去，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缚于名缰、被困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这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谈起呢?

我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并不比别人高一丝一毫。如果想勉强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也是有的：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战火纷飞、物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处在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人类大同之城绝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装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话说到这里，我想把上面说的意思简短扼要的归纳一下：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周伟佳荐自《季羡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

在中国当官的感觉真是好　作者：汪华斌

我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山村，从小就经常看到母亲焦急地从鸡屁股处筹款(用鸡蛋去换钱)：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饱穿暖的感觉，更不用说知道什么叫“吃喝玩乐”了；在大学食堂里，最后去的肯定是我：那是希望能求师傅把那些剩菜水给我，而我就能节余菜钱；所以一直到出国前，我还没有很好地吃过一餐好菜。

出国学习后，因费用充足等原因，使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毕业后，该校所属的研究所要我去，于是就留在了那里。虽然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副所长的职位在变，但我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

然而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子中了状元：不仅高的福利待遇一步到位，而且自己的身份也如同镀金了。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前呼后拥，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受别人请示报告的多了。不干事却还要对干事的决策，刚开始也使我很犯难：因为国外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计划，当时是各实验室自报自己的计划，而汇总审核与编制所的综合计划就是我自己的事了。办公室的人只负责打印，决不会帮助你编制新的计划。而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只有正式文件才送到当领导的手上。

以财务为例，在国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发生者自己控制，领导并不需要签字审核，可在中国却是财务一只笔，任何报销单都要由一把手签名。我开始还找专业人员核对，结果吃力不讨好。后来任何报销都是来者签字，因为这只是一个权力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制度环节。有时对一些很少报销的人故作姿态，更是使人敬佩不已。因为财务人员全把关的，而且如何应付审计他们更是精通。所以我的笔只是表示别人报销，必须要到你这里来敬仰你。当然你同样也可以故意作弄一些对你不敬的人。

是啊!当官以后，我才知道：住房按职位，小车按职位，就连分东西同样也是有区别的，这才真的是职位与一切挂钩。所以当第一把手的感觉那真是好板了。开会，你不到谁敢宣布开始?提拔干部，哪怕所有程序全部到位了，你不签字，依然还是白搭。在任何抛头露面的时候，镜头绝对是对着你。就是酒席上，你不动筷子，谁敢动手?参加送温暖工程时，那接收温暖的人简直把你当成了观世音!这种用公众的钱，为自己速势的感觉真的是好极了，仿佛这一切是自己出的钱物。

中国一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语，我自己在中国当官后也有这种感受。以前我家贫穷时，找领导办事不知多难。即使后来我上了大学，领导依然是公事公办的高姿态。再后来出国，领导只是客气了。可当我当了领导后，竟然家里的父母亲也有领导经常去慰问，更不用说我每次探亲，竟然成了如同组织活动一样，使我都不好意思回乡探亲了。

有人说“中国的官不腐败难”，这话的确有道理。到舞场，最漂亮而且最会跳舞的女孩子肯定是专陪你的；在酒桌上，同样是漂亮而又艳丽的媚娘绝对也是专陪你的；而当你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办了一点实事后，他们绝对会感谢你一辈子；至于那些政策规定内的事，同样得到好处的人也一样不会忘记对你的感谢或表示(送礼)。所有这些，你说腐败也行，你说是礼尚往来也行。反正当官后，并不一定非要以权谋私才腐败，正常履行职责，一样很容易腐败。因为你当官了，想不腐败都难。

小时候读《大禹治水》很感慨，知道当官就是付出。后来在国外也是如此，有时职位提升待遇没变，但责任却增加了。现在国外有很多官是零工资，因为他们完全是为了付出。不是有位演员还自己贴钱当官吗?那就是自己花钱找责任。可在中国一当官，才知道福利待遇全部挂钩。工作责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轻的，因为责任目标太空，与自己的能力无关，倒有很多指标是运气：如意外事故与安全等。当然也有烦恼的事，那就是担心上级领导个人对你的满意度。因为这才是决定你前途的主线。而单位内部下面所有人全部是以你为中心。难怪前些年国有企业各级一把手，全部自称或被员工敬称为老板。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叫全民当老板。当政府退出管理后，所以他们当然也就成了老板。更可笑的是国有企业成立董事会时，竟然全部是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真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说在中国当官真好。只有当官后，才知道什么叫“享受人生”!君不见一些腐败分子的子女，用腐败分子的钱财在国外受教育，结果还是要回来做官。

呵呵，在中国当官的感觉真好!

【邢艳梅荐自《看世界》2006年第10期】

“谎言”琐议　作者：任　蒙

一

世界著名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在接受我们中央电视台访谈时，当着亿万观众说过：魔术就是骗局。

可是，许多高明的魔术表演却“真实”得让人无法相信它是骗局。

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明明在表演着骗局，但总在强调它是真实的，总是希望人们将其当作真实的。

——世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某些人的愚蠢。

二

文革时期，城市的许多工厂都在闹革命，搞武斗，搞运动，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农民闹不起那种革命，只好一如既往地在地里种粮栽果。于是，报社的记者们不得不到地头或果园，导演几个镜头反映革命路线的伟大成果。他们不管那里的收成好不好，让一脸辛劳的老农捧起稻谷，让妇女端着果筐，然后逗得他们一笑，趁机按下快门。

于是，报纸上新闻图片中便出现了某地“贫下中农笑逐颜开，喜获丰收”的说词。

显然，这是在用照相机制造谎言。

三

谎话与“大话”虽然有区别，但往往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因而，说谎话也好，说大话也好，都需要一定的“艺术”。

“我把地球当球踢”，是大跃进时期民歌运动的一份成果。那种年代，在领袖号召下创造出来的民歌，都是这类表现建设豪情的调子，口气越大越好。只是这句“民歌”的调门高得有些离谱，以致被别人质问道：你自己站在哪里?

国外也有人早吹过这种牛皮，他说只要有人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捅动地球!

同样是大话，意思也极相近，可他讲得“艺术”一点。虽然人们也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但他用“支点”引开了人们的视线，话也说得比较文气，所以成了名言。

四

论自私、贪欲、专制、残暴、生活糜烂，当今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过罪恶的萨达姆，可他的女儿却认为他是一个好父亲，并公然为其歌功颂德。

某腐败分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能无德，人们早已心知肚明，但得到他提拔的人和一些由于在其身边工作而得了许多不当利益的人，不但认为他对人好，而且很有水平，很有能力。

从个人角度看，萨达姆之女和某些被腐败分子重用的庸人说的是真话，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恩人看去总那么亲切。

但从公众角度看，他们的赞美等于在说谎。

【邵建华荐自《当代杂文》2006年10月13日】

恐怖的精致　作者：徐　强

“精致”习惯上被用作褒义词。某件东西或事物，耗费了人的不少心血和工夫，虽细微之处也十分周详，一丝不苟，人们就会叹之为“精致”。

国画中的工笔画，是一门精致的艺术。比如唐代画家边鸾，人们从他的《牡丹图》能看出他画的是中午的牡丹，因为画中的猫眼里有“竖线”，由此也可见他作画之精微细致。《宣和画谱》说，边鸾“精于设色，如良工之无斧凿痕”，想来并非虚言。

中国的刺绣，也是异常精致的工艺品，著名者有苏、粤、湘、蜀“四大名绣”。据明人董其昌《筠清轩秘录》，“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刺绣讲究选线，讲究针法，讲究布局谋思，讲究色彩铺陈，金石、书画、诗词诸艺融于一体，其技巧之繁复，普通人穷毕生精力恐怕也未必能悉数掌握。据说湘绣的针法即有七十多种，绣线的颜色则多达百余种，如此精细繁琐的工作，非娇娥丽娘不能胜任，所以刺绣又名“女红”。

中国人口众庶，填饱肚皮历来被视为天大的事情，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也往往和吃饭有关。假设以“肚量”为标准，那么所谓“治世”，就是暂时吃饱了饭的时代，所谓“乱世”，则是欲求饱饭而不得的时代。历史上的山河变易，王朝更替，说穿了无非是饭碗之争，治国者一不小心，就会打翻饭碗，或者被饭碗打翻。吃饭问题既然如此重要，自然马虎不得，人们在这方面花费的精神更是不少，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开篇第一章即大谈饮食之道，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逸仙此论，实乃精当。试举一例以证之。张伯驹《春游纪梦》说，捐班出身的湖北汉阳知府裘行恕，曾经自制一菜，名为“火腿豆芽”，作法是“拣肥嫩绿豆芽、选上等云南及金华火腿，蒸熟切成细丝，以针线引火腿丝贯于豆芽内煮之”。我读书读到这里，不禁对这位知府大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话，但是再给他们十个脑袋，估计也想象不出在豆芽上穿火腿丝这么精致的佳肴来。

明代徐用理《杨妃妙舞图咏》诗云：“凌波步小弓三寸，倾国貌娇花一团。”一写三寸金莲，一写花容月貌，小脚佳人，相得益彰。旧时男人在女人脚上殚思极虑，绞尽脑汁，不知磨死了多少脑细胞。清人方绚曾撰女人小脚“学术专著”一卷，美其名曰《香莲品藻》，内有“香莲五式”、“香莲九品”、“香莲十友”、“香莲三十六格”等等，名目繁杂，分类极细。根据长短状貌之不同，女人小脚又有“四照莲”、“锦边莲”、“钗头莲”、“单叶莲”、“穿心莲”、“并蒂莲”、“缠枝莲”、“倒垂莲”、“玉井莲”诸等式样，计十八种，号称“香莲十八名”。女人小脚名称繁多，恰好证明其缠法之精致，遍观宇内，举世无双。只不过这种“殊荣”乃是建基于对女性身体的极度摧残，俗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男人的嗜欲，要靠女人的血泪来满足，因此有人写诗骂道：“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泱泱华夏，历史悠久，精致之事物实在不胜枚举，即使对犯人的刑罚，也有设计得很精致的。封建时代有“凌迟”之刑，俗称“千刀万剐”，行刑刀数各代不同，少则数十百余刀，多则数千刀。瞿兑之《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有关于凌迟刘瑾的记载：“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人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凌迟之刑不但刀数众多，而且每一刀皆有讲究，先割何处，后割何处，次序分明，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堪称“鲜血淋漓的精致”。

百科全书派学者孔多塞(Condoreet)指出，人类精神的进步，有赖于“有利的闲暇”。中国人闲则闲矣，却常常闲非其所。每每想起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凌迟的发明者，把闲暇倾注在如何整人上，乃至创造了一门精致的杀人艺术，我的头皮就不由得阵阵发麻。

【刘畅荐自《北海日报》2006年9月13日】

不要动辄拿大师说事　作者：方舟子

前段时间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批评：现在的教育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

他举了郭沫若中学时的两张成绩单为例，“从两张成绩单上的成绩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成绩79分，包括国文、图画在内的3门功课不及格，最差的仅35分。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如几何、代数、生理等比较优秀……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棵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郭沫若有的科目成绩低，是有原因的，比如他的“修身”课只得35分，就与他桀骜不驯、不服管教有关，他曾因“纠众罢课”被开除。不过，假如郭沫若的这份学习成绩单能够体现出他的高考水平的话，我倒觉得他要在今天考上大学甚至考上名牌大学亦非难事，因为他成绩比较差的几门功课(图画、习字、修身等)都不是高考的内容，而他的理科和英语成绩又非常好，有的还是满分，主要科目的平均成绩完全算得上优秀，不知朱校长为何断言这样的成绩在今天难以考进大学?

郭沫若后来读的的确是理科，是不是家长和学校一定要他上的就不知道了。他在1913年7月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到日本东京考入一高预备班医科，1918年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3年3月毕业，获得了医学士学位。但是这棵大师苗子并没有因为上了理科而被扼杀。正是在留日学医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发起成立创造社，诗集《女神》也是那个时期出版的(1921年)。所以我实在不明白朱校长举郭沫若为例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从郭沫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代文学宗师的理科成绩也可以是非常好的，也可以是学理科出身的。文学大师并不需要大学来培养。

当然，文学大师也可能理科成绩非常糟糕，比如朱校长所说的“考清华时，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则得0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其实高考招生对有专长的学生向来是网开一面的，例如在重大竞赛中得过奖的就可以加分甚至保送，钱钟书、吴晗在今天未必就上不了好大学。朱校长以此为例是为了批评高考“迫使学生集中全力应付要考试的那几门课程，全面素质教育无法实行”。但钱钟书、吴晗的数学成绩如此之差，岂能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典范?难道全面素质教育是不包括数学素质的?难道想要鼓励现在的学生向钱钟书、吴晗学习，数学是可以不学的?

朱校长本身也是理科出身，应当知道科学研究重统计而不重特例，何况举出的特例还是个反例。大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师们的成长之路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子举得再多也只是特例。有的大师还是自学成才，连学都没有上过呢，恐怕不会有人因此认为教育是可有可无的吧。

如果真的想要实行全面素质教育，就不应该以培养大师作为诉求。教育面向的应该是广大学生，不是为了培养几名大师。把“我国近几十年来未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作为教育失败的体现是错误的。教育界急功近利、风气浮躁必然导致未来公民的道德水平、科学素质的滑坡，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比少出几个大师要严重得多。

当然，对有天赋的学生可以实行特殊培养，但是那不是教育的重点。大师往往不是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学大师。

我并不是为现在的高考制度、教育体制辩护。我只是希望，在检讨高考制度、教育体制的弊端时，能够更理性一些、更严谨一些。

【紫檀木难荐自《同舟共进》2006年第9期】

“留点柿子在枝头”　作者：朱国良

有一则见闻很新鲜：韩国北部有一个柿子园，也是喜鹊的栖息地，农民们往往会留点“饭菜”给这些精灵：总会在枝头留下一些熟透的柿子。一些游人经过这里时说，这些又大又好的柿子，不摘真可惜。农民们则回答，这是留给喜鹊的食物。留在树上的柿子吸引了许多来这里过冬的喜鹊，它们直到春天也不肯飞走，整天忙着捕捉果树上的虫子，从而保证了这一年柿子的丰收。在收获的季节，在有实惠的时候，不忘留一些“柿子”在树上，因为给别人留有余地，懂得报谢他人，哪怕是动物，往往也给人类自己留下了生机和希望。

在我小时候几个“留物”的记忆，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情感世界上烙上深深的印记。小时候，我常在水乡渔港的亲戚家过暑假，亲戚家养着一条大花狗，即使在那样吃不饱、瓜菜代的岁月，每到傍晚，主人也不忘留点剩饭残菜喂狗。表舅常说，我们可以睡觉了，总不能让狗饿着肚皮给我们看家啊。而在渔乡，往往养着鱼鹰，学名叫鸬鹚，是一种训练捉鱼的鸟，虽说它捕了大鱼吞不下，但主人也常常解开它的脖子，给它喂点小鱼，鼓励它的积极性。还有，在吃饭时母亲常会对我说：留点儿给别人吧。她指的是留点菜给未归的家人。留菜是一种最朴实最直接的关怀，是平常人家最真诚贴心的“想到别人”，在那个年代，是最可表达对亲人的疼爱，对他人的关怀的行为方式。

如今，“留菜留饭”这一淡淡的记忆，甜甜的回忆，常伴随着我待人处世。

留一点给别人，是一份温暖，是一种境界，虽然谈不上“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但让人深深地感到：两人分担痛苦，变成了半个痛苦，两人分享欢乐，变成了两个欢乐的道理。在“吃了骨头留点汤”，留点东西给别人的这个理儿上，做人总是少一些霸气、痞气和蛮气为好，为人总要多一些义气、和气和文气才好。人与人之相处，所求的不正是留一点给别人的那份关爱与疼惜吗?

现在，生活中的“菜”是越来越丰厚了，这些实惠的“菜肴”，总有着千荤万素的诱惑，如奖金、福利和合理合法创收等，但留点或多留点给别人却是一个恒远的题目。

“留”，其实就是一种境界，一种气度，也是一份宽容，一份厚重。“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种留，包括给人留点余地，留些面子，让人三尺，放人一马，这不是为了日后要别人报恩，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做人的襟怀。这相见之下，就不会难为情，就没有内疚感，甚至负罪感，有的只是尊重、敬重和情义重。因为你无愧于别人，对得起良心。

“留一点”山高水长，“留一点”天地广阔。这个时代，应该重提报恩。不要小看留一点的力量，往往就是得到他人回报的核心关键。漂母留一点饭团给韩信，王宝钏送一件寒衣给薛平贵，这都是中华传统美德放射的光华。如今，或许你不在乎留一点，甚至全然不留，但是你敢保证你需要别人留一点给你的时候，别人会留一点给你吗?对于那些大象也收，小鼠也要；西瓜要抱，芝麻不舍的人，留下的虽是金钱和利益，失去的却是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道义、信用、名节、情感种种。

【刘畅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8月14日】

卖奶不如卖水　作者：阮　直

在内蒙古兴安盟一瓶一斤装的矿泉水卖2．50元，可农牧民卖一斤牛奶才0．87元，这牛奶怎么就不如水金贵了呢?

但卖奶的与卖水的就在这如此不公平的“市场经济”交易中其乐融融地彼此生产着、生活着。卖水的从不觉得占了便宜，卖奶的也不说自己吃了大亏。

难道这一斤水与一斤奶之间真的没有不公平吗?

当地的矿泉水资源极为丰富，不打井地下的矿泉水都往出冒，打一口井若封不严，就会造成矿泉水的井喷，生产矿泉水就是弄一口有开采权的水井，上一套装瓶的生产线。一条生产线的寿命等于一头牛，但产水量一口井能等于80万头牛。矿泉水没有怀孕期，产奶期，休养期，不舍昼夜地往出喷水，真的就像往出喷票子。

可是农牧民生产的牛奶就麻烦了。要先借贷款买牛，仅这一项工作若没有个富人做担保，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弄不来一分钱，弄到钱还未必买得到好奶牛。要培育一头好一点儿的奶牛，从生下到能产奶，要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喂养的食料钱大概又值半头牛了。因为如今都封山禁牧了，当地政府是不允许农牧民再到草场去放养牲畜了。这样算下来，一头奶牛从小到大起码要投入一万左右。一万元的资本投入，一天卖奶的纯收入不过15元，一个养殖户有三头奶牛一天的纯收入不过45元，这还不算一个整劳力的全部投入。再去掉不是产奶期的2个月，三头奶牛一年的产奶纯收入不过是15000元钱。

靠养奶牛真能发财的农牧民养殖户并没有几家。但农牧民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坚持着，等待着牛奶有朝一日能提个一分两分的价格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从2000年到2006年，这期间牛奶的最高价格一市斤也没超过0．9元钱。

我就弄不明白，这一斤牛奶怎么就不如一斤水值钱了呢?而且这水又不是张三、李四家的私家资源，那是共和国土地上冒出的，是每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共同资源，为什么有了一家公司注册了一个商标，圈上了一块地就成他的?而且这个打井卖水的还成了当地的投资商，享受着各种优厚的待遇，连大街上交警立的警示牌都写着对外来投资者车辆“不罚款、不扣车、不上学习班”等条款。而养牛的农用车就不准进城、不准上主干道。

这样的“市场经济”能让市场繁荣吗?这样的“富民政策”能让农牧民富起来吗。

一家一户的投入就不算“投资”，不算招来的商，集中资金的大投入，就成了时代的宠儿。乳业老板把低价收来的牛奶经过流水线消毒、调味、包装，价格就翻了三倍。乳业老板知道拿出利润来做慈善事业，为啥就舍不出一点钱来反哺农牧民?反哺那些产奶的老牛?

“原生态”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就不如“原生态”的音乐唱法值钱呢?一个阶层的辛勤劳动就不如另一个阶层的辛勤劳动，这样的政策性倾斜是勤劳所改变不了的。就像玉米加芸豆就不值钱，可上了工业化的流水线变成了“八宝粥”，就等于装进了“金屋子”，身价就如丫环变成小姐，盒子真的比珠子贵重吗?

【王翔宇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我的八字人生　作者：于光远

我1915年出生，今年满91岁，自己那个奋斗目标：“愿寿长80万小时”，很快就要达到了，我之所以把寿长80万小时作为目标，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自己的年龄达到80万小时， 自己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可以说是很理想的了。

我是个不以忙为苦，而以忙为乐的人，闲来无事的时候连手脚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问题，我愿意高度评价“忙”：忙是运动，而生命在于运动；也高度评价“闲”：闲是相对静止，闲有利于冷静思考。正确处理忙闲之道，应该是善于把忙和闲结合起来，能够在忙中保持一点闲的心情。但我怕闲苦、闲烦、闲闷。

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我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勤、正、坦、深、创、韧、情、喜。

勤——爱劳动。眼勤、耳勤、手勤、脑勤，五官四肢都勤。一个人只有勤劳，才能有所作为。

正——正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聪明，也是大道德。

坦——率真；说真话，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诚。

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质。

创——有创新的强烈欲望和兴趣。要独立思考，反对陈腐，勇于冲破旧事物的罗网。

韧——孜孜不倦，坚韧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须继之以韧性的战斗。目的尚未达到，“我就跟你没完”。

情——对人对事要有热情。心肠要热，不论看人看问题，头脑要冷静，同时要有人情味，在人与人之间，应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爱。

喜——快乐。不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什么病痛，都要想得开，自找快乐，不要自寻烦恼。

【王峰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9月19日】

细看闲章　作者：王春瑜

闲章不知始于何时?未遑考证。倘蒙博雅君子见教，则再好不过，省得我在书海里像虻虫似的瞎撞了。

据管窥所及，最风流倜傥的闲章，莫过于明朝苏州的大画家、诗人唐寅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章。他的绘画艺术，特别是人物画，栩栩如生，高超脱俗，是“吴门画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诗，直抒胸臆，不矫揉造作，诗如其人：他浪漫、放诞，以致后人编出《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显然，唐寅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当之无愧的。前辈风流，后人多难以企及，倘硬要模仿，只能是东施效颦，徒增笑柄。我曾在一清人文集上，见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闲章，又曾在民国年间出版的一部闲书中，看到“江南第九才子”的押书章，比起唐寅来，只能说是小打小闹，甚至有点猥琐之感了。

当代有几位名人的闲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结束后，已被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出党的康生，曾经有枚闲章，上刻四字：左比右好。不必因人废字，康生的书法是不错的，而且是左手握笔。但如果有人认为他的闲章，仅仅是表明左手写字比右手写得好，未免小看了此人。康生惯搞极左，在延安的所谓“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把很多干部打成国民党特务；在1958年的“左”风大炽时，他视察复旦大学，居然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基础上瞎胡搞”，难怪当时天天“捷报”频传，无数“卫星”升天，实际上是牛皮而已；在十年动乱中，他是“四人帮”的忠实帮凶，祸国殃民，人们更是记忆犹新。应当说，“左比右好”这枚闲章，是其极左嘴脸的自然暴露。联系党史，我们通过康生这个反面教员，总结教训，发人深思的是，现在不是仍有一些人，始终觉得左比右好吗?这是历史的盲点。

于光远在“文革”中受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平反后，又有人说他“离经叛道”。他刻了一枚闲章，印文长达十一个字：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是于老对两顶帽子的庄严回敬，正气凛然，也很有点杂文味道。

已故园林史专家、散文家陈从周教授，是绍兴人。他常在其画作上，钤上“我与阿Q同乡”的闲章，令人忍俊不禁。这也反映了他对阿Q的评价。漫画大师方成先生是广东中山人，他刻了一枚闲章“中山郎”，显然是对“中山狼”典故的妙用，颇幽默。

闲章，当于不闲处细看之。

【闲话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

文字趣味　作者：冯　唐

传说中，苍颉造字之后，有鬼夜哭。文字在诞生伊始，便蕴含着被泄漏的天机，饱蘸着地府的神秘。文字之于笔墨中讨生涯的书生，仿佛五味之于厨匠，在日日的蒸文煮句中，多少能体会并表达出一些神秘天机下的文字趣味。

稍稍抽象些的文字仿佛名山胜水。山水无尽，风里雾里秋日春日，都有不同的样子。文字无穷，得意失意少时老时，“爱”、“痴”、“宽容”、“生命”、“幸福”……都有不同的含义。“老僧初参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得些智识，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现如今，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读文字亦如参山水。野史里曾载一山僧在僧房的四壁画满了《西厢》故事，来客问他缘由，山僧讲：“我悟‘崔莺莺临去时秋波那一转’。”文字每用一次，便多一层意思，数千年文字史下来，每个字汇里都凝聚了无数先人智慧，够你穷尽一生。多少巨著，只是略略谈了一个字汇：《红与黑》只谈了野心，《人性枷锁》只谈了欲望，《大白鲸》只谈了勇气……

即使被用烂了的文字也仿佛日日见惯的姑娘，如果你静心仔细体会，绝对不乏美感。比如在宋词里被超高频使用的“销魂”：不用“破”，不用“损”，而用“销”，那缓慢、隐秘，却一刻不停、不堪细思量的刻骨铭心!不是“骨”，不是“肉”，而是“魂”，魂没了，还剩什么?剩下的那些还有什么意义?还有词牌。这些被词人用来用去、不稍稍留意的三字字汇，细细想来都是有情有景有境的绝妙好词：荷叶杯，梧桐影，点绛唇，如梦令……

五经易通，一味难得。人常说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李白绝对有才，随手捻来二十字：“叶叟天台里，还应酿老春。黄泉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注：“老春”是种美酒。)当时我念到第三遍的时候，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几百年来，多少人被这二十个字感动过?之后的几百年，又会有多少人会泪流?这是怎样的二十个字呀! 日本人于唐人中首推白居易。也是二十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的题目是《致友人》。红泥，绿酒，阴天，白雪。酒是水做的火，泥是火中的土，屋外是冷冷的天气。心中有个能相邀共饮的朋友，不就如同在人间能有一处生了火的屋子安身吗?——白居易绝对有才。

文字的趣味不独中文有。中国人看“笑”字觉得可喜，西方人看“Laugh”也会觉得愉快。中文强于表形，西文强于表音，西方文字亦有独到的趣处。比如“Plum”这个单词：“pl”——牙齿咬破薄而韧的果皮，“um”——咀嚼多汁的果肉，味道在嘴里回旋：“嗯，好吃。”还记得一首西文小诗，讲“雾”。最后一句 ：“Then it move soon，”M—O—V—E S—O—O—N，你慢些读，在浓重的鼻音中，可以触摸到雾的缓缓移动。

古时候，没有纸，中国用龟甲兽骨，西方用羊皮，一本《圣经》要用去三十只小羊。那时候，青灯下的史官、僧侣面对黄卷，心里是种圣洁的虔诚。他们如果走在今天的街头，看着满街的错字，书摊上满是“酥胸大腿”报刊，会觉得是对文字的一种怎样的亵渎呀!

【倪早菊荐自《猪与蝴蝶》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也“感动未遂”　作者：唐德亮

不久前，某电视台播放北京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某某被商贩崔英杰用刀捅死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新闻，不知何故，看完这条消息，我总也感动不起来，或如人言，是“感动未遂”。

是这位烈士事迹虚假?非也。“烈士”李某某是在执行公务时被捅死的，电视新闻中还出现了采访杀人者及目击者的镜头，言之凿凿，铁证如山，大概不会像余祥林那样是一桩冤假错案。

是我心如铁石，麻木不仁?非也。每每从屏幕中看到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如丛飞，如焦裕禄、雷锋、王选，如“两兰”、任长霞……的光辉事迹，我总是热泪横流。

是我的爱憎立场出现了错位?难道我爱上了杀人犯崔英杰，讨厌乃至憎恨“革命烈士”李某某?更加不是，这一点政治觉悟自感还是有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城监整治商贩乱摆乱卖，这是天经地又的。他们工作也是值得尊重的。没有城监，便没有一个道路通畅、秩序井然的市容。但不知从何时起，城监与商贩、走鬼，竟成了互相对立乃至水火不容的两个阶层。笔者就多次见过城监人员与商贩争吵，城监将小贩的小贩车及货物丢上车，小商贩哭喊着前去抢夺，城监将车开走扬长而去的场景。特别是女商贩“那是我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呀”之类撕心裂肺的哭喊，令我心头颤栗，久久无法平静。

小商贩属被人管理的社会最底层，是弱势群体，而城监是管人的，属强势群体。不知“管人的”有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的”想一下，作个换位思考?可不可以多来点“文明执法”、“和谐执法”，以理服人，以礼服人，以情动人?可否多点同情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仁爱之心?可否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做活，做到“走鬼”们的心坎里去?可否也树立一个“以文明执法为荣，以粗暴执法为耻”的理念?“走鬼”小贩产生冲动出现过激乃至犯罪捅人行为，城监亦应反思(或曰自我批评)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态度过于粗暴?是不是我们的言语失当、工作没做到家?须知，一个小贩，到了要拿刀子“与你拼个你死我活”的地步，肯定是被气疯了，气坏了，丧失了理智。我绝非同情崔英杰，崔英杰杀人犯法，罪不容赦。

最近，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小贩“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国际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跳蚤市场。小商小贩的分布反而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在国外，很多大城市，到了周六周日，在许多大街上，对小商小贩都完全处于不管不制的状态。”还说这种做法在国内“应该能够推广”。城监队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任务不是制造矛盾冲突而是营造和谐，创造和谐，任务真可谓光荣艰巨。而要营造、创造和谐，靠简单粗暴不行，靠板着脸孔训人不行，靠打骂更不行，“治标须治本”，从心理入手，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入手，方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些人与事，本想感动，但终究“未遂”，有些事与人，不经意，却被深深感动了。这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奈何?!

【邸笑飞荐自《清远日报》2006年10月14日】

伪作　作者：兴　辉　白深荣

低劣的纸张，错别字连篇的书籍，我们称之为盗版书，亦可称为“伪书”。当然，“伪书”的广义还包括那种的的确确是真书，但却是东拼西凑在一起形成的书籍，书的内容自是好不到哪去，然而，这样的书，却大行于市，比如营销或成功学之类的书籍，正是这样的书。这样的伪书着实害人不浅，必须铲除这种现象。

伪书的害处自不用说，在此想聊聊与此相近的一个话题——伪作。何为“伪作”，有何危害?我把它暂且分为两种：

一是所作的文章是伪的。我们经常见到有这样的开头：“经不住XXX的多次催促，只得答应作下此文”，或是“早答应XXX要给他写篇文章，但工作繁忙，实在没时间来写，只好随便找些素材，凑成此文”，也有“说实在的，我对XXX方面真的一窍不通，XXX几番约稿，不得已勉强为之”……像这样类似的开头，相信每个人都见过不少。但是我想，这除了个别是作者的谦虚外，更多的是在作秀，以突出自己多么地受到重视，多么地伟大，好像非要让他写不可，实际上编辑早对他这种拖沓的作风不满，只是碍着面子不好说罢了。对于写文章的人，你可以认为自己不懂，怕说错，那就别硬撑着说出来让人笑。我总觉得，这类人之所以这么去写，多半是虚荣心在作怪，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其实又是想露露面的，于是假借别人邀稿的名义。对于那种不写就觉得欠别人一个人情的人，写文章时就很难用心，是一种任务式的写法，这样做亦是为了提高知名度，但巧妙地在借感情说话。不论是其本来肚里就没“料”，还是有“料”未使出来、或未用心去使，都是对读者和约稿人的不尊重。因为这样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即知，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起的更多是反作用。

像上面这样的情况，在这个社会中比比皆是，“超女”李宇春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杯如火如荼的那段日子，李宇春在多家媒体的邀请下开专栏、开博客，谈的正是热点——足球。可是，抛开那小学生式的文笔不说，记流水帐也就罢了，却非得要在自己并不在行的足球上谈经论道，这可难为了读者和媒体。看着那文字，比听韩大嘴的足球解说还难受，别人好歹能不时蹦出来一两句经典语录，可在李宇春的专栏里，跳出那么一两句精彩的语句，却被曝出是从别处“抄”来的。这种“借法”，也马上遭来网友的痛骂：“不会足球也就算了，‘忽悠’起大家就不太好了。”实际上，名人有这样的败笔，而身边这样的实例就还少吗?只不过，我们的关注度没那么高而已。

形成文字的，我们可以称为“伪作”。同样，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不作准备，也没用心，却来个长篇大论，亦可说是“伪作”。这就是第二种“伪作”，这种比起第一种来，危害更大，因为这些能上台讲话的人，大凡不是领导即是专家，颇具影响力。

我们常常会在会议上遭遇这样的现象：某领导，往往是当次会议“最大的领导”，轮到他发言时，他来一句“今天没有作准备，就随便讲几句吧”，谁知却像泄了洪的大堤一样，“滔滔江水，源源不绝”，让在场的听众“云里雾里”。不免嘀咕：不是说好了只讲几句吗?实际上，要是这位领导真的只讲了几句话而已，那么这算是真诚的。如果他是长篇大论地说，那么就难脱“伪作”的嫌疑。因为话说多了，就与自己之前所说的话相悖——食了言。要是说出来的话有实际意义倒好，要不就还毁他在听众心中的形象，还落个“伪作”的结果。

再如，一些会议上的专家，因为请的人多了，有些会议因“重要性不够”，而没做准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专家们”就操起了“小径”，走人了会场，倒是给了组织者面子，但却“忽悠”了在场的听众，实际上也“忽悠”了组织者。在陶瓷行业中，大大小小的论坛不断，但有些专家的作为真令主办方失望。记得有次参加行业内一个规格较高的论坛，有位演讲嘉宾，显然没作好准备就上台演讲。其实，走上讲坛，与他的专业、特长倒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位演讲嘉宾是设计出身的，让他讲陶瓷，也没有不对的。只不过，这位嘉宾却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讲了一大堆过时的“内行话”；然而，在场的每位都在陶瓷界呆了一段时间，这种启蒙教育，自是轮不着他来做。如果，他能换个思路，好好准备，将陶瓷与设计结合起来，讲出令人觉得新鲜、有听头的东西，那也不至于令人觉得烦躁。而他现场摆弄的资料，一看就知是网上下载的，“不懂装懂”算是小事，还来糊弄人就不对了。

类似的“伪作”，多得满大街都是，这样子混下去，能长久吗?不能。不论是藏得多么的深，话说多了，总会漏出马脚的。人，出来混，还是诚实点好，虚伪的东西来多了，于人于己都是有愧的。“做人要厚道”，就是最好的忠告。

【倪早菊荐自《陶城报》2006年9月1日】

那些举着吊液的老人　作者：钱红莉

她们一律六七十岁的模样，着大花睡裤，化纤的；罩褂也是花的，小碎花，密密实实，也是化纤的。匆匆穿行在医院的走廊，一阵风来，衣服抖抖索索，倏忽紧贴于身。

她们做护工，24小时伺候着城里的老年病人。都是耄耋之人，她和她，一个睡在绵软的床上，一个在医院楼梯拐角处铺几张报纸，和衣躺下，眯几眼，或许刚刚人了梦，就被人叫醒，快来，快来……她一骨碌爬起，来不及抿一下额上乱发，就冲到特护病房，迅速拿面巾纸，给那个她接痰，一张纸一张纸丢在痰盂里……再低首，在床下找面盆，去水房打水给她擦身。若遇到心善的，还好些；若遇到骄横的，就更尴尬了。

生着病的她，躺在床上，由于疼痛，看见白大褂来扎针，身体本能地缩作一团，一遍遍嚷着回家，家人不依，于是把所有怒气骄蛮地撒在伺候自己的她身上——甚至，她向她吐口水，嚷着——滚!你滚!她始终微笑，仿佛原谅。这笑里是万千寒凉，尴尬又忍辱，帮那个让自己滚的人小心翼翼揩去嘴边残留的痰迹……

一天黄昏，水房里轰隆一声。护士小姐飞快跑过去，别的护工也跟过去。路滑，她去水房洗主人毛巾跌倒，双臂被工友们高高举起，一小步，一小步，往病房挪……我伸头望，她的眼里有懊恼、恨悔、自责，这些都是凄凉的。胳臂可能脱臼。护士小姐几次欲通知她的家人，她死活不依。还是结伴同来的邻居告知联系方式，护士小姐电话通知她的儿子：你妈跌倒了，她不让我们通知你，但你最好来一下医院，带她去拍个片子……

还有位妇女，人到中年，来自定远。偶尔有空闲，便跑来我们病房，搬只小凳，与曾经护理过的主人絮话。她讲，自己多么不舍得回去，因为车费很贵，40元。她伸出手指比划着。她无比憧憬，等把孩子的学费攒够了，就回去一趟。40元，还不够我的住得远的同事们每天上下班的打的费，而她，却说，那么贵啊!你知道吗?回去要40元哎。重大得好比我们攒一张国外航班的机票钱。

做这份护工，所得的报酬，在她们，已很满足。一月千余元，这是比起在家种地要高无数倍的收入了。她们把这都当作一份难得的高薪金工作，想方设法托人介绍。一旦成功，就要支付相当比例的佣金给介绍人。介绍人一般是医院里看门的老头，他们乐颠颠频繁穿梭在病区，帮助联系、洽谈具体事宜。

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乡下母亲们，自己走起路来都颤巍巍，却偏强撑着，不要人搀，自己还要做起别人的拐杖，一手高高举起吊瓶，一手牵着与自己年岁相若的老人，进出洗手间。实在累了，倦了，在病人家属的首肯下，拿几张报纸，去楼梯拐角，躺倒于冰凉的大理石上，有一个短暂的甜美的梦……

到什么时候，我对不想看见的事情，做到有本事看不见?

【运宏荐自《汕头特区晚报》2006年9月15日】

让我不解的三种异行　作者：刀尔登

第一种是对饭店的无限热情。我曾在一个乡里扶贫，乡政府穷到两手空空，便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干部们每周数次到国道边的一家饭店去聚餐，带着鸡去，可以省些菜钱。

要说是社交的需要，这些人本天天混在一起，要说是为改善饮食，我去过他们家里做客，晚饭的内容比那家饭店可强多了。乡长也承认，乡干部提着大呼小叫的公鸡走向饭店，并不雅观。但没办法呀，他说，大家都喜欢。

我刚到的时候，院里还长着好些大树，后来被砍掉了——换钱付饭账。林业局来人要罚款，但没有罚成，自己反被灌醉，白白多给了乡干部们一次吃饭的机会。

此风浸染全民。刚就业的年轻人，往往把收入的一半花在饭店里；踏入“高收入群体”的人，不如此便不能表达成功的喜悦；脑子的一半用途，是用来照料肚子；晚上去哪里吃饭则是白天的永恒话题。我们用嘴来探索这个世界，用舌头格物，用肚腹来保存对宇宙的知识，而宇宙万物显然是分为两类：一类是煮得熟的，一类是煮不熟的。

但与另一种怪异行为——看足球相比，它又不算什么了。踢足球是种美德，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爱看甲A、中超之类比赛的人。以前，还可以解释为由盼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热情驱使，但后来不是已经“冲出”、“走向”过了吗，还想干什么？

职业联赛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一处溃疡?在那里，新闻都是丑闻，诺言就是谎言，肮脏的交易层出不穷，公开的欺骗轮番上演。社会容忍这样一种现象长期存在，已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而且，还有那么多球迷心甘情愿地殉以激情，实在不可思议。受虐癖?斯德哥尔摩症?这么说可能太严重了，但我每次在马路上碰到浩浩荡荡的球迷涌出体育场，兴奋地四散而去时，都要停下来看上一会儿——这是宇宙间的异象，不是在哪里都能见到的。

看足球毕竟只带来智力的损失，而炒股票的损失可是双重的，精神物质都歉收。大户我不认得，不敢妄谈，我认得的一些散户，每个人都能举出一百个例子，证明中国确曾有散户炒股发财，就是谁也不肯介绍我结识一位那样的高人，让我握一握幸运的金手。这些炒股的朋友，个个精神饱满、智力出众，却甘蹈死地而不悔。就在前天，其中的一位，宣布他要再次大举入市，理由是：“跌破了一千点呀!”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的话。另一位，某日在电影院前，与熟人攀谈，然后附耳告诉我：“这家伙最近炒好了。”你怎么知道?我问。他说：“你看他老婆，穿了双新鞋。”——我的这位朋友，一向连自己有几只脚趾头都不甚了然，居然关心到别人的鞋子上，令我悲痛不已。

我对股票一窍不通，没资格评论，但对炒股的人多少还能看懂一点。我去交易所参观过，能感觉出那种又紧张、又神秘的气氛，确实令人兴奋，像是和平年代的战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将军。人们想挣钱，我理解，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炒股的办法。在我看来，把钱丢到天上去，落回自己衣袋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前面提到的要“大举入市”的朋友，卖过几年衣服，然后在股市输到身无寸缕。跑到日本去，鬼知道他在那边干了些什么，带回钱来，又输掉。辛苦工作了几年，现在又要入市，我估计他不日又将东渡了。我劝他说，如果喜欢赌博，可以打打麻将，输也输得明白，让对面的胖子赢了钱去，还可以做个人情。他说，你不懂，炒股不是赌博。我想了想，还真不是。

【倪早菊荐自《智慧》2006年第10期】

副手　作者：毛集文

对于县一级的官场来讲，一辈子能够迈上正科的台阶，祖坟一定会冒烟的，毕竟僧多粥少。在一个科级单位，副科若想晋升为“正手”，不仅需要“仰手接飞猱”的能力，而且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定力：因为副手仿佛旧时的姨娘或者填房，一般是难以展开眉眼的，何况有些单位还站着一溜副职。话高了，一把手不悦，“声高盖主”怎么行?话低了，部下权当耳旁风，“啰个啥?还没到你一锤定音的时候。”一把手开明的话，还可以抡抡胳膊、甩甩腿；不开明，只能屏声敛气地行事。如果想依法转正，在即将高升或者行将退隐的一把手面前更须“温良恭俭让”。否则，不但进不了“正房”，而且有被打入冷宫之虞。

一清水衙门的一把手即将告老还乡，机遇到了，两位各有几招的副手不免骚动起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同时，分管行政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分管业务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举重若轻、步步为营。双方暗中较劲，工作日趋红火，亮点频频闪烁。推谁呢?一把手犯难了：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且各有春秋，一碗水横竖端不平。荐谁呢?张三老成干练，李四年轻气盛，众人手中的笔尖摇晃不已。平分秋色的结局为：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两位副手却原地踏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帅台近在咫尺，且有50％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施展才干的概率，不料却被外来者“入侵”。一时间两位副手难免心理失衡。老成的尚能坚守灵泉，一招一式却不再丝丝入扣。气盛的却难以把持心弦。一日，平时从不出入风月场所的他，几杯骚酒入肠，竟鬼使神差地摸进了红灯闪烁之处……

“沙场秋点兵呢”?一般的地方大抵是拿副职溜阵，摆个架式而已。科局的第一把座椅，按着官场桌下的考证，其缰绳基本上在一方诸侯的手中坚强地攥着，一下子松开有个渐进过程。有走不出名利场者，不惜委身于旁门左道；走火入魔的，甚至走向买凶弑正的极端。

本人忝列副阵，在一沙场鞍前马后地搏杀了几个春秋，颇有几缕战功，声誉也日渐隆盛。年事渐高的一把手坐不住了，生怕大权旁落，不是冷冷地坐在高处，东边挑挑刺，西边抠抠缝，就是在角落偷偷地猫着，一口一口地喷着又咸又辣的唾沫。搅得书生意气的我，干也干不利索，做也做不舒坦，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落花飘零流他处。好在阳光依旧，春风依旧。副就副吧，只要能在沙场上弯弓搭箭。何况“当官要当副，吃菜要吃素”，沾不上三高，长寿。

【南宫仁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10月20日】

挖马路负责人　作者：蒋子龙

蒋：辛苦，又挖开了。

挖：不辛苦，我们挖马路挖熟了，很容易，再说我们挣的就是这碗饭，不挖吃什么?

蒋：又是下管子?

挖：不，是换管子。

蒋：这马路底下到底有多少管子?

挖：哎哟，那可多了，地沟排脏水的大管子、专门排放雨水的管子、煤气管子、供热的管子、包电话线的管子、包宽带网的管子、自来水管子。

蒋：管子再多也可以在修路的时候一次性都埋好哇。

挖：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一个头头一个主意，一个老板一个干法，比如宽带网、电话线，公司不一样，有几个公司就得有几条线，谁给钱了就先给谁挖。谁的头大，叫我们怎么挖，我们就得怎么挖。再加上现在的管子质量不好，刚埋下去说不定就坏了，又得挖开重新换管子，所以马路上不能没有我们!

蒋：难怪马路从来就没有消停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计划不周的问题，原来是把马路当市场，专门吃马路啊!

挖：对呀，修马路的挣钱，他们前面修好了我们在后面挖，照样挣钱。马路消停了，你们走着舒服了，我们可吃什么呢?

【曹炜明荐自《求是》2006年第16期】

世象扫描五则　作者：杨孔翔

现在流行这个

新任秘书小王很神秘地向局长汇报：“不好了，有人冒充您讲话!”“他是怎么讲的呢?”小王：“今天我到城关镇检查工作，马镇长讲起话来，和您一样，也是‘十件大事，一个重点，两个突出，三个典型，四个样板……’这不是侵权吗!”局长苦笑了一声：“你刚来，还不懂，现在就流行这个。”

第二个家

老李在单位里受到领导的训斥，回到家里喝起了闷酒，不一会就醉了，他就在客厅里敲打自己家的防盗门，并大声喊道：“快给我开门，我要回家!”妻子说：“看你醉成那样，你不是在家里吗?”老李借酒壮胆：“难道我就不能有第二个家吗!”

称呼不对

老同学十年聚会，大家畅所欲言，场面好不热闹，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一起学习的时光。推杯换盏之际，唯李强显得很不高兴，大家以为他有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意。这时，张华来了一句：“李局长，我敬你一杯!”李强顿时眉开眼笑，大家立即明白了，原来同学之中，数李强职位最高，没人称呼他，感到了冷落。

拉选票

村里选举，老王晚上挨家拉选票，刚进入第一家，就遭到了拒绝：“人家老刘来过我家了，我不能再选你了”，“你选我，我现在就给你十元钱”，“哈哈，老刘给了我二十元，我只能选老刘”，老王急了：“不管谁给你多少钱，我都加倍付给你，先给你三十元，以后再补怎么样?”

招数

村里每次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总是到不齐，这令村主任大伤脑筋，村书记说：“要来齐人，这也很简单”，于是让村会计在大喇叭上喊起来：“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请抓紧时间到村东头大酒店就餐，然后领取开会补贴!”这一喊，开会的人果然很快到齐了。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0月7日】

俺家的账本及其他　作者：李　冬

俺家的账本

那时，俺初当局长，不懂规矩，所以俺家的账本只“进”不“出”。

后来，俺因工作不力，被贬为科长。打那时起，俺深明大“义”，所以，俺家的账本就有“出”无“进”。

如今，俺因为既关心群众，办事又得力，官复原职。自此，俺家的账本就是“进进出出”了。

“扩”与“阔”

中国的汉字不少是形声字，既表音，亦表义。如手伸得很广，就叫“扩”。学校扩招，加大了创收；报刊扩版，增发了广告；城市扩建，多有了受贿；展馆扩展，多售了门票……只要扩，就有钱，有钱就更阔……

现在流行“重要讲话”

时下，比较流行的除“盗版”、“酷毙”外，大概要算“重要讲话”了。君不见，凡是上了点级别的，在下级面前均可发表所谓的重要讲话。事实上，这讲话又有多“重要”呢?上有哗众之意，下有取宠之心，仅此而已。

专利申请书

专利局：

我欲申请三项专利，请予以审批。

一、给为官者安装天平，使其能准确测量法律与欲望之间孰重孰轻。

二、为政府安装警钟，使其时刻关心人民疾苦。

三、批量“克隆”良心，为丢失良心者随时补上。

多亏有了……

商店老板：“多亏有了‘3·15’，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平时才得以上柜台。”

企业主：“多亏有了‘环境日’”，我们才知道了哪天不可以随便排放污水。

学校教师：“多亏有了‘教师节’，政府拖欠我们的工资才可以拿到一点点。”

新“官”念

安排工作：对着稿子念念；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群众上访：糊弄类型劝劝；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下乡扶贫：月末下去转转；主要精力：麻将桌上练练。

【韩玉乐荐自《健康生活报》2006年9月】

世象三议　作者：真不牛

只有……才……

只有上级检查街头才见干净

只有重大活动路面才会平整

只有引起轰动才有点滴行动

只有3．15才会保护消费利益

只有等到黄金周才发展经济

只有反复投诉才能解决问题

只有大事故才萌发安全意识

只有常开会才证明日理万机

只有数字造假才有惊人政绩

只有领导指示才显重视程度

只有出国考察才能取来真经

只有炒作绯闻才能成为名人

……

因为……所以……

因为领导一句话所以大家紧忙活

因为文化搭了台经济不得不唱戏

因为攀比心理所以盲目建设场馆

因为总结汇报所以才会弄虚作假

因为财政缺钱所以就敢贱卖国企

因为招商迫切所以会上当受骗

因为急需政绩所以上污染项目

因为成绩太小所以更炒作造势

因为百姓上访所以就围追堵截

……

不但……而且……

不但招商引资而且上当受骗

不但取长补短而且滥竽充数

不但出国考察而且走马观花

不但吃喝玩乐而且互相攀比

不但地方垄断而且假冒伪劣

不但风度翩翩而且官样十足

不但长篇大论而且空洞无物

不但信誓旦旦而且阳奉阴违

不但用足权力而且追求效益

不但齐抓共管而且瞄准罚款

…………

【任法花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0月15日】

教育公平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端木青

据《江海晚报》8月29日报道，今年暑假过后，沈阳城区的250多所中小学的师资已通过换岗完成了一次全新整合。1977名中小学教师告别原学校，到新学校报到。其中“人走关系走”的实质性交流，占到总数的95％。沈阳中小学教师“人换岗”，其目的是为了让在薄弱学校就读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读罢，颇有感慨。

沈阳的这一做法，无疑值得称道。因为他们通过校际间师资的重新配置，实现了教育资源均衡化。唯有教育资源均衡化了，家长也就没有了择校的必要。其意义不仅在于它给老百姓的孩子提供了公平入学的机会、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且还在于它促进了社会公平。

先哲孔子曾说过：“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教育公平正是最大的社会公平。而要保证教育公平，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保持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意味着每个学生不仅有机会，而且有着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意味着他们每个人占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不管他是穷是富，智商是高是低，学习刻苦不刻苦，能不能成才，政府都应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公平的竞争机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如果教育的公平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显然与“有教无类”相距甚远。由于我们长期把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省重点”“市重点”学校，进而造成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择校大战愈演愈烈。处处受优待的“重点”学校人满为患，而非重点学校处处受冷落。这种倾其所有打造出来的“重点”学校，最后是以非重点学校“断奶”作为代价的，“重点”学校其实常常是在牺牲甚至剥夺非重点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中诞生的。现在应该是我们对重点学校制度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在发展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是否要更加鲜明地确立教育公平的理念，减少锦上添花，多想想雪中送炭。在实践上，当前应该加快建立基础教育办学标准，并严格按照同一标准促进非重点学校快速发展，扶弱促强，办好每一所学校，应该成为政府当前的重点之一。

写到此，倒使我想起了一年前的秀秀之死，一个只有13岁的小女孩，面对10万元择校费的压力，竟然选择了死。一个小学生的死，不仅需要我们警醒，更需要我们有所行动——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再容忍择校风吞噬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公平；不论有什么样的借口，我们都不能对这种现状无动于衷。

可喜的是，沈阳市在行动了，笔者希望此举能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在任何一所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机会、权利是相同的或相等的，真正做到还教育以公平，还社会以公平，这才是最重要的。

【克凡荐自《南通日报》2006年9月5日】

梅兰芳的“粉丝”　作者：舒　展

舒展先生简介

舒展，1931年生于武汉市。1949年初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195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52年至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编辑、记者、副刊组组长。1957年被错划，发配到农村修理地球和做基层工作。十一后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春返京，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星期刊主编。1983年调《人民日报》社，任文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1992年离休。杂文著作有《当代杂文选粹·舒展之卷》、《辣味集》(获1989年第一后全国优秀杂文集奖)、《牛不驯集》、《调侃集》、(有戏没戏)和《舒展杂文自选集》等。还有《钱钟书论学文选》(钱钟书著舒展选编)行世。

“Fans”一词已成时尚语。意译为：狂热者、崇拜者、追星者或什么“迷”之类；音译为“粉丝”。那么，敢问大杂家——黄裳老兄：您是谁的“粉丝”呢?

1935年，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和欧洲，赢得了戏剧电影大师斯坦尼、布莱希特(德人，时正在苏联)和爱森斯坦的热烈赞扬，高尔基也亲临观赏。随后，梅先生又赴欧洲考察，结识了萧伯纳和罗伯逊等大家。次年，梅兰芳即将到天津南开参观。校方宣布：任何人不得上前握手或请签名。梅先生莅临前一刻，中学生容鼎昌(即黄裳)钻到大礼堂的后台幕布中躲藏着，当梅先生在张伯苓校长陪同下走上舞台时，黄裳突然出现，伸出小本找他签字。梅先生用清脆的京白问这位小朋友，“你让我竖写呢，还是横写”?这位红遍半个地球的大名角儿，对这个幼稚的“粉丝”，是何等谦恭，何等亲切!事后张伯苓校长并未对这一回精致的淘气进行责备。七十年前这段珍闻，今日回眸，不亦乐乎!

十年后，裳兄在上海《文汇报》编《浮世绘》，看梅先生莅沪的临别演出《汾河湾》，兴奋感慨不已，挤到台前近观谢幕，跟随众人热烈鼓掌。回到报社，灵感进发，挥笔写下了那篇名文《饯梅兰芳》。他对梅先生每句唱腔每个动作的大家风范，人物刻画的精湛的自然之美，赞不绝口，句句说到点子上。但梅先生为了同仁的生存，不得不垂老卖艺，不禁使裳兄生出无奈的伤感：“一曲伊州泪千行”。只有对梅先生爱得深沉又视为知音的忠实观众，才会有如此难能可贵的同情、感悟和共鸣。梅先生看了文章，能不为之动容乎?

这时的裳兄已远远超越“粉丝”了。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这本老版大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趁至沪采访之便，到裳兄府上请他为之题签，至今仍是我的珍藏。我被划为右派的1957年秋，写完检查枯坐时，此书成了鄙人唯一遣兴自娱的宝典。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黄裳自沪来京，梅先生请裳兄在恩成居吃饭，有阿英、谢蔚明作陪。黄裳把他的老哥儿们黄宗江也带去了，宗江说：“我今儿个是闯宴!”梅先生浅笑轻答：“您说的，要请还请不来哪!”如此谦虚，如此高抬，如此诚挚，真是梅先生独有的语言风貌；这是宗江事后的感叹赞语。

我们从1962年裳兄与吴震修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大艺术家是如何珍视良师益友为自己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努力的。齐如山原作《霸王别姬》，是须两天演完的上下集，经过吴震修的压缩修改，才精炼为一台整戏，裳兄对此备加赞赏。他还透露吴先生对梅1959年入党后，勤奋工作，过度劳累，以致早逝，惋惜不已。吴又对田汉的“梅被封建士大夫包围”之说有不同看法。吴认为梅的成长成熟，都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当然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当年编写梅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时，梅郑重地对裳兄说：“要仔细把关，什么梅郎梅郎的，不要再提了。”可见梅先生对来自消极方面的影响，态度是清醒的；然而他对高人学者的栽培呵护则是渴求吸收的。依我看，积极的一面似乎更大。侯宝林如果不结识罗常培、老舍和吴晓铃等大家，其作品未必有如此高雅的品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数十位小演员，如无懂得封建社会的专家速成培训，能有今日之精品模样吗?

人在年轻时都难免会把自己心目中崇敬(拜)的人物，当作巨星来追求。但是星有多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恒星，其数寥寥。较多的则是流星、扫帚星。追星者也不是一辈子只追一颗星。例如裳兄对钱锤书的赏识崇敬，就更是慧眼独具。他与钱锺书相识较早，他说：“听钱先生谈天，是一种极好的享受。那真是咳唾珠玉，充满机锋”；解放后他还多次赴京专程趋府拜访。他说：“天才作家和学术大师二者可以兼备者，历来绝少，而钱锺书是个例外。”裳兄曾来函示我：“钱先生的谈吐，望你多加留意，勿使清音妙语随风俱逝”。裳兄追星历程，证明了钱锤书的一个主张：“转移多师是吾师。”只追一颗星，容易流于偏枯。像裳兄这样对梅的赏识，由感性——知性——理性，从少年追星，中年知音，到老年知己，二者的关系经过各自的生活历练，素质提高，反复地良性循环互动，从而不断上升而成为挚友的，弥足珍贵。

对于报考艺术院校趋之若鹜，梦想一朝成为“大腕儿”——正在拼搏充电的青年朋友们，从黄裳的往事珍闻中，从梅先生的人品素质中，从钱先生的从师主张中，是否可以得到一点儿启示呢?

【邸笑飞荐自《同舟共进》2006年9月号】

时间咏叹调　作者：舒　展

一、人类日常生活、科学研究、导航系统和测绘方式等都离不开时间。时间是无法测量的但又是必须测量的。中国古代的计时单位，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一时辰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到了近代，将地球表面按经线等分为24个时区，这是由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制定的。乘客机远航，人需要倒时差。如果只有昼夜，没有钟点，人类将返回到原始社会。

二、计算时间涉及两个量：1．历史；2．时间间隔——上一段文字说的就是间隔。至于历法，古代各个民族进入文明期，都有自己的创造。历法分三类：年和日依据天象叫阴历。希腊历和回历采用阴历，中国人发明了年月日都依据天象，天文学称之为阴阳历(即农历)。公元前46年，罗马人创造了阳历，年的长短等于回归线，月则是人为规定，与月相盈亏无关。

三、公元前140年，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期，从汉武帝刘彻开始建元到1911年封建末期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统三年，都是以皇帝在位而命名的。直到1912年，孙中山建立民国，才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用传说中的耶稣生年的第一年)。清王朝垮台，正是中国干支年——辛女，所以又名“辛女革命”。地质年是根据生物在地球上出现和进化的顺序而划分的，如寒武纪延续了8000万年，侏罗纪延续了3000万年。时间老人比寒武、侏罗资格老多了。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我觉得标志着地球上农业社会的成熟，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天文学和农学的伟大贡献。

四、中国人对时间的体验，既具有发现发明的真理性，又富于生动的形象性和美感。孔子只用了两句话把时间说得形象朴实而道理深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个“逝”字，可以训为：往、去、流、飞、速、死等六种意思。主要是说，时间的不可逆性、无法分割、飞速向前!打个浅显比方，只有美少女变成老太婆，而老太婆绝不可变回美少女。这种向前流动不可倒退的巨变特征，与希腊赫拉克利特关于时间的俏皮思辩不谋而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五、庄子说得更妙：“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约·昆·亚当斯在《沙漏》中唱道：“一曲未终，白驹已过千里，童年、青春和壮年都已过去，岁月在额头上犁下了深沟；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未来的时间还会来临。干了这一杯吧!可现在的时间，又在哪里呢?”波兰诗人乔·赫伯特有一句形容时间慢而韧的言简意赅的比喻，他说“时间是一把无声的锉刀”。呜呼——现实总是不完美的，所以普希金曾经为一位小女孩的纪念册题诗写道：“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了，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宙兮，何其匆匆!宇兮，何其悠悠!古人将天地六合叫作宇，古往今来称作宙。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不禁发出慷慨壮烈的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仅仅四句，千古绝唱!不知感动多少共鸣的先觉者。

六、我曾经长期自问：为什么世界上的诗歌爱好者最喜爱的中国诗人是李白?从他对时间的天才感受，我似平找到了答案的端倪。他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春夜宴桃李园·序》)“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赠王汉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抽刀断水水更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透彻而达观、神奇而可爱，形象多么生动、丰富、鲜活、深邃而又充满活力!面对疾驰的时间、窘迫的处境、愁苦的心绪，古今中外的诗人，有谁像李白这样活得如此潇洒、瑰丽、自信而浪漫!

七、汉文化源远流长．既古老又年轻，5000多年从未中断，这与中国人对时间认知的智慧和对时间把握的珍爱有直接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约在尧时中国就产生了阴阳历，用以取代落后的火历，完成了由神所主宰的天，向大自然主宰之天的伟大转变。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人就探索到了天与人的辩证关系。以后，他们对时间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形象性，不断深化丰富。汉文化这座灿烂宝库的光辉．使外国的有识之士由艳羡倾慕到学习、消化，从而运用和发展，搞得中国人也来不及骄傲了。

【选自《文汇报》2006年7月28日】

手表的功能　作者：舒　展

一看这题目，八成儿是在制造废话吧?手表的功能?不过俩字：计时。但细究起来，功能的学问大矣哉!手表属于耐用消费品，它不像衣服，一个人一生需要消费数十、数百件(套)。它也不同于消费者对电视、洗衣机的需求，是按户计算的；在城市，时间观念强了，手表几乎是人手一块。除了富豪收藏家，谁会集攒一大堆名贵手表呢?有!且听我说。

据物源学考证，造手表这个主意的原创者是拿破仑。1804年，他当上了法国皇帝，为了讨皇后约瑟芬的欢心，命令工匠打造了一只可以像手镯那样小的“钟”，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块手表。我国的乾隆皇帝认为，洋人只有两样东西比中国强，一是洋枪，一是洋钟。故宫珍宝馆至今还收藏着洋人向清廷“进贡”的珍奇多样的钟。民国初年，孙中山戴的手表，那是外国人送的。

解放初，告别供给制，实行薪金制，任何干部压根儿没有买房子、买车的念头，那时时兴的是奔“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奢望也!如果能给未婚妻送一块洋表，那您可真赶上拿破仑了。您看，手表这小玩意儿居然标志着时代的脚印，更是一个国家科技、国力、百姓生活水准的侧面反映。贫困地区能戴上手表的，恐怕只有乡、村以上的干部吧。

表，随着消费者的需求而多样化。有怀表、手镯表、项链表、别针表、戒指表，打火机表、笔表等；按照使用对象，又分秒表、天文表、航空表、潜水表、盲人表等。从功能上论，有普通表、三防表、日历表、自动表。按照使用的能源和结构特点，又可分为机械表和电子表。后者出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结构迅速变换了四代。第一代——摆轮游丝式电子表。第二代——音叉式电子表。第三代——指针式石英电子表。第四代——数字式石英电子表。这种电子表具有七个计时功能。此外又有秒表、闹表、乐曲、收音、口语报时、信息储存、手机和计算器……其功能越发展越多样化和个性化。

名贵手表还有一种特殊功能，显示身份、地位、财富和权力，它常常以礼品的面目，出现在嗜欲旺盛的高官面前。人的嗜好大不相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花人各眼。权力和嗜欲，对没有监督又不能自律的官员来说，往往成正比。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王雪冰就有爱表这个嗜好。他不像某歌星那样喜爱别墅，也不像某电视台大导演那样喜爱名车和高级音响，这些个玩意儿多扎眼哪!像南朝刘邕有“嗜痂之癖”(《南史·刘穆之传》)的，那属于病态。王雪冰的趣味高多了。凡是有求于这位握有数以亿计的资产调配权的财神爷的大款们，您一定要摸清他的雅趣所在。

1993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应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的请求，由中行纽约分行向他提供295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向该公司控股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1993年秋，王雪冰在香港参加国际金融会议期间，笑纳了仰融献上的价值21万元港币的一块“百达翡丽”手表。1996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由中国银行向南方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7800万美元。该笔贷款到期，应用户要求，王雪冰同意对该笔贷款延长还款期限。1998年，王雪冰同意将宣传中国银行的广告片在某媒体播放，为此支付了大笔广告费。这家媒体负责人先后多次孝敬王雪冰“积家”台钟一座，“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诸多名贵手表。

中国建设银行决定为南方某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贷款8600余万美元，并提供3、4亿余美元的担保。在1999年和2000年，这家航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先后送给王雪冰一块价值10万元的“伯爵”手表和价值20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2001年上半年，福建实达电脑公司董事长景某企图向王雪冰打听招标结果，王雪冰指示秘书过问办理，遂将内幕透露。景某为了报答，敬奉王雪冰价值15万元的“卡地亚”手表一块。王雪冰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将其部下吴小安推荐给仰融，吴上任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后，向恩师馈赠价值25万元的一块“宝玑”表。谁料，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弄到的一大堆好表，竟然换来12年徒刑。王行长，您是智耶，亦或愚耶?

【翟明荐自《雨花》总第468期】

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作者：余　杰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数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又远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是底层的世界。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车，农家少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的中学生亮出刀子群殴。麻木与疯狂混杂的动物性的生存，使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发生之地。然而，在当代文化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名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名曰“怀旧”。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请客送礼不艰难?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不艰难?

走到这一步，当代文学便丧失了悲剧性，走向了粉饰。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

而粉饰，消除了底层体验的残酷性，有如鸦片毒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90年代文学比十七年文学还要不堪入目，90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我所在的中国最高学府里，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

泡沫学术、泡沫文化的泛滥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禁顾影自喜。

他们的心灵已近冰点。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世纪之交，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分化也尽显残酷。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

《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新型的社会改革家》的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从事济困扶贫、振兴衰败社区的工作。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享受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

可以说，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

【蓝光清荐自《摇篮报》2006年9月23日】

也说“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作者：高　波

读余杰的《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一文，让人想起他写起文章来大致总是这样：一脸伤时忧民的神情，大胆地批判现实，大胆地对现象作判断。就拿这篇文章来说，那副拯世济物的姿态颇为矫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给出的结论也大而无当。

从行文来看，余杰所谈论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指作家，至多也只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余杰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要显出活力，避免“雪崩”，作家及人文知识分子们就应当注意“体验底层”，这本来是不错的，但余杰所说的注意体验底层，主要的却只是要人们同情或批判此类来自底层的生态：“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是底层的世界。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车，农家少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的中学生亮出刀子群殴。”余杰表示，他出身于中国的底层，那些底层的体验总是让他难以释怀。他又说，对底层生态的同情和批判，是由鲁迅等杰出作家开创的现代文学的不可背弃的传统。以此为准绳，在他看来，那些“没有底层体验又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的知识分子自然是“良知泯灭”，而那些提出“分享艰难”的作家，则是“有底层体验的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在“粉饰”现实了。

余杰所推崇的由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体现出来的底层体验，确实是现代文学的可贵传统，这些关注社会不平、以社会良知作为价值评判依据的作品，不仅艺术水准不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现实功用。但即便就是仅从文学的角度说，某一时代的哪怕是辉煌的文学形态，并非就是文学所必须仿效的最高、永恒且唯一的典范。如果以为只有关注社会的阴暗面、批判现实不公的作品才是令人“从心底感动”的作品，那也把文学的性质及功能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言，也并非只有富于同情心地体验底层、“文化精英”式地抨击批判现实，才显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

中国当下的问题，向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也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可能的广阔天地。当下的中国现实，要求知识分子应以“创新的智慧和实践的品格”投入其中。如果还只是如余杰所说的那样，注意体验底层，秉承同情底层批判现实的现代文学传统，于文学而言，就只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模仿，模仿的文学是不会有大出息的。如果说鲁迅时代的杰出作家们以笔为旗“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已经尽到了知识分子的“本分”的话，那么，在另一次世纪交替、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还只是要求批判现实“引起疗救的注意”，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言，这一缺乏原创性和当代性的路子也过于讨巧了。缺乏原创性的效颦总是难免矫情的，如果还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有“良知”和“硬骨头”、“世人皆醉我独醒”，那就还不仅只是矫情的问题了。

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从道德和理想上评判现实生态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结合当下国情，以创新智慧和实践品格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并为此“少说话、多做事”地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在我看来，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当致力的方向。只会富于同情心地体验底层，是多情的书生；老是忧心忡忡地评判现实这不合理，那不应该，是爱发牢骚的文人。从“良心”或“良知”出发，同情或批判现实并将此视为知识分子的“本分”和使命的人，至多也只是“半个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下结论，不过读了余杰的文章后，某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我心中却有数了。

【闲话荐自《中华读书报》】

今人今语　作者：佚名

闲　话／辑

知识分子不占领网络，其影响力必定没落。

——李欧梵呼吁广大知识分子上网发表言论

少年的时候想逃家，青年的时候想成家，中年的时候想离家，老年的时候想回家!

——台湾作家隐地在《人性三书》中说

只有假货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消费者抱怨假冒伪劣商品的无处不在

假牙本来就是假货，你们查啥?

——河南郑州查获一生产假牙的地下作坊，执法人员没收其工具时，老板振振有词地辩解道

意料之中的事往往不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却经常出现。

——澳大利亚瑞利保险公司的广告词

友谊就是一切。友谊比才能更重要，比政府更重要，它和家庭几乎是可画等号的。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浓缩名著《教父》的名言

不懂爱自己；迷信爱情；太怕老；最喜欢自怜；缺乏风情；热衷攀比；过分敏感；贪慕虚荣；容易自贵；好论人是非。

——中国女人十大硬伤

有些人什么都说，就是不说理；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什么都学，就是不学好；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生活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夹着尾巴受苦受累，摸爬滚打终日疲惫，急难险重必须到位，一日三餐家人难会，屁大点事反复开会，逢年过节还得行贿。

——某些中层干部的烦恼

有钱的人，要克服有钱的麻烦；没钱的人，要找出没钱的快乐。

——社会学家李光天先生说，转型期心理调遣，应是全社会全方位的

领导的高级“坐骑”是真的，挂的公安牌号是假的；领导的文凭是真的，领导的学历是假的；领导尊重、吹捧上级是真的，领导关心爱护下级是假的；领导有一颗跳动的心是真的，说领导有一颗红心百分之百是假的。

——某些领导的真与假

成功企业家的素质固然包括胆识、眼光、勤奋与果断，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我曾向企业家朋友推荐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的《中的精神》，并不是围棋之道与经营企业有什么关系，而是要学习吴清源先生如何做人。

——经济学家梁小民说

逢年过节探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时无求的铺垫一下。

——腐蚀干部的手法

一个富人死的时候还很有钱的话，是一种羞耻。

——比尔．盖茨以“以经营企业的巧智和勤奋很有实效地经营他那天文数字的慈善基金全”而获选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

上课是不听的，下课是消失的，考好是意外的，重修是常在的，恋爱是随地的，分手是随时的，成绩是心寒的，毕业是迟早的。

——河北某大学留言板上的顺口溜“人在大学”

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祥，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陈丹青说鲁迅长得好看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上大学就是把父母的血汗钱给糟蹋了!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供我上学，可我念出来之后，不但养活不了他们，连自己都养不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8777人参与)，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人家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53岁的雷渊利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被判处死缓。雷在东窗事发后，如此评价自己

诸葛亮唱空城计，你非得说他唱卡拉OK；诸葛亮在那儿隐居，你非得说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易中天热”席卷全国之际，某些历史学家坐不住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李治亭在一次公开场合用相当激动的口吻批判易中天，称其“缺乏常识，品位低下”

一张文凭、二国语言(精通英文)、三房一厅、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六六(落落)大方、七千月薪，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老实。

——都市女孩的择偶标准

重工业——砸石头；轻工业——弹棉花；娱乐业——耍猴；高科技产业——仿真；环保业——捡破烂；旅游业——要饭。

——某贫困村的六大支柱产业

【杨孔翔荐自《羊城晚报》《文化快报》等】

沉思录　作者：李兴濂

种植善良不一定会收获美好，而种下仇恨却注定会收获不幸。

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名言，但是人们还是把过多的鲜花、笑脸、掌声给了成功者，而把过多的轻视、冷眼、淡漠给了失败者。

风雨使人清醒，坎坷使人深刻，失去使人丰厚，压抑使人亢奋，遐想使人天真，天真使人美妙。

大义凛然地立世，大气磅礴地做事，大度宽宏地待人，大智若愚地求知，大心无外地体物，大公无私地修德。

如果你站在别人的前面，你得提防来自后面的危险，因为，小人的优势在背后。

不仅钱财可以积少成多，世间的许多东西都可以积少成多——爱恨、恩怨、情仇……

原始社会，人与大自然搏斗，要得到一头野猪，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大自然是残酷的。现在，当人类灭绝了上千个物种，几乎殆尽了大自然所有的宝藏后，才知道人是残酷的。

常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恭维是最容易使人失去理智的蒙汗药，抬轿子是为了坐轿子。

天地间，人世间，本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只有烦恼的心。只要心态能静，心胸能宽，静观豁达，宽心以待，心神不乱，心地从容，任何风来雨往，雪打霜凌，都可以从容面对，达观超越。

住在花园别墅，开着宝马香车，是一种生活。站在农家小院，看着月朗星空，也是一种生活。面对人生岁月，无论以什么生存方式生活，只要活得潇洒自然，过得轻松愉快，就能寻找到生活的意趣和生命的真谛。

人，注定是要在经受磨练与砺志中成熟而亮丽起来。惟有如此，思想的刀锋才会熠熠闪光，行为的步履才会铿锵有力，人生的过程才会独有心帆，风尘的旅痕才会成为永久的记忆。

有人总是疑惑统治者为什么不进行彻底改革呢?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思考，哪一个统治者能革自己的命呢!上帝说过：如果撒旦驱赶自己的鬼，他的王国还能继续存在吗?

专制国家的宪法总是有民主色彩的条文，如果你认为他会实施，那就错了，那只是为了让人观赏，向世界炫耀：谁说我们不民主!谁说我们没有自由!

在一个思想定为于一尊，政治权力定为于一尊的社会里，所有的文章尽是八股，所有的议论都是经解，所有的文人都是经生，所有的学问都是抄袭。你必须紧跟一尊，出卖良心和自尊。这样的社会怎能不死气沉沉呢!

杜甫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没有成为反唐的罪证，反而成了传诵一时而千古流传的名句；彭德怀在庐山上不过引用民间的“谷撤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却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一时彼一时乎?

有人问我：为什么当今清水衙门少了?我说：你不见苍蝇逐臭吗?凡有污的地方，就有苍蝇，倘若到处都是洁的地方，自然就廉洁了。

为什么一味地要向前呢?前边不一定都是鲜花，有时后退一步，也许就海阔天空；有时停下来，想一想，歇口气，调整一下，也许就会发现新的世界。

有两句名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就琢磨不透。磨砺宝剑，如果没有好的磨砺技术、好的磨石，不但刀刃磨不锋利，反而磨成豁口，成为一块废铁。梅花如果不给它阳光、水分、养料，放在三九严寒下，它也会枯萎冻死。岂不知宝剑锋从好技术出，梅花香自精心培育出啊!瘠土难长参天树，人才的成长也需要阳光雨露和沃土呀!

有人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实现，而在于不懈的追求。我说，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慰，不计获得的努力是一种徒劳。

造物者也懂得限制言论。三寸簧舌，虽无利刃，却能斩物。因此，舌头被牢牢幽禁齿间。

当一个官员仅仅是因为他不受贿就登报表扬，就捧为先进的时候，可想而知更多的官员的所作所为了。

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那就是自觉关注公共事务，关怀人类命运，担当社会的良知。如果对这种神圣的使命漠然置之，尽管你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也没有资格袭取知识分子的称号。

乌纱的有无，与一个人的知识、道德关系极大。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去中央展览馆参观画展。看到抽象艺术大厅的作品时，他愤怒了：“这是淫秽作品，不是艺术。一头毛驴用它的尾巴可以画得比这更好。”他让人找来作者说：“你制造出的是些粪便!”画家恩斯特回答说：“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懂美学，你对艺术一窍不通。”赫鲁晓夫反驳说：“当我是一个矿工时，我不懂；当我在提升的各级阶梯时，我也会不懂；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吗!”有乌纱时，你就是满腹经纶、世之楷模，出口便是重要指示；无乌纱时，你就是胸无点墨、草包无赖、狗屎一堆、世之败类。郑板桥说：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请看那些在台上大讲重要指示的，下台后怎么屁也不是了呢?

【刘畅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0月13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在人类社会中，为了避免侵犯别人权益，必须对人们的不良欲望进行限制。道德就是对人们不良欲望的一种自觉限制，而法律则是一种强制限制。

讨教也许一时感到羞耻难堪，但天长日久，持之以恒，则使自己不断进步，日新月异。

胸中唯拥有溪流似的寻路前行的情怀，脚步才有推开堆在路上障碍的力量。

确立让所有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竞争的游戏规则，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现在有些纸质媒体，供给读者诸如塑料花之类的东西已经堆积如山了，如果还要不厌其烦地继续大量供应，不啻于开门驱赶读者赶快走吧!

当一个国家，当一个民族，当一个经历过多次苦难的这个人群，最后能够从心灵中寻找到解救、解脱和解除自己苦难的这样一种力量的时候，就是这个民族告别苦难的开始。

诸葛亮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一段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箴言，可谓快意人心。康德说过：“崇高的东西使我们激动，美好的东西使我们爱慕。崇高的东西永远应该是宏大的，而优美的东西则可能是微小的。”似乎与诸葛亮上述的箴言有着血缘关系．原来平凡淡泊就是一种崇高深远的智慧，是哲理，当然也是人世间最深刻的美感。

古语云：“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社会道德领域，只有注意文明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得到公民的自觉维护，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的文明与进步。否则，如果不以每一个细节上的不文明为耻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态，只能说明我们正面临着一场随社会发展而带来的、日益明显的“文明危机”。

人们的诸多苦恼，其实皆源自于想要尝到贪婪中的那一味儿。

据《韩非子》记载：子夏遇见了曾于，曾子问子夏说：“你最近怎么胖起来了?”子夏回答说：“因为斗争取得了胜利，所以变胖了。”曾子问：“这话怎么说?”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了先王的做人处世的道理，就觉得无比的光荣；但见到外面富贵荣华的欢乐又觉得羡慕，于是两者就在我心中打了起来，谁胜谁负，还没有见到分晓，所以人也就瘦了。最近先王的道义终于战胜了一己的私欲，所以人也就胖了起来。”这正是心宽体胖的真实写照。而老子所谓“自胜之谓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绿叶红花连理枝，美化环境，让人赏心悦目；信心教力并蒂莲，创造心境，让人功成名就。

在被大一统所笼罩着的时代，整个社会大都整齐划一而缺乏生气。人们的语言也往往言不由衷、吞吞吐吐。甚至民间也像官场那样流行缺乏个性、口号标语似的语言，整个社会都陷在陈词滥调之中。从而看不到生命真实活动乃至挣扎的痕迹。反之，社会越多元开放、越发展进取，流行语就越多、越丰富多彩，人们也越容易从陈词滥调之中得到拯救。正如川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所言，有解放之人才有解放之语言，而后才有解放之思想，解放之行为。

有人问：“什么人不可救药?”西谚云：“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两次的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人。”

一个人一旦失落了失落感，心情就会好起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因为我没有那种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遗憾的物品。”

背叛别人的人，也常常背叛自己。正如伊索所说：“那些背叛同伴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也一起消灭。”

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时候，但不能有居功自傲的思想；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但不能有颓败不振的情绪。

【翟明荐自《日照日报》2006年9月1日】

声声断断　作者：陈　染

聪明者

假装什么也不清楚，也不要试图弄清楚，否则你将失去，这就是生活。

勇敢者

献身不见得比负责任地献计更勇敢。

说谎者与听谎人

说谎者的内心积蓄的矛盾与痛苦比听到谎言的人更甚。人们很少关注这一点。

常识

生活最终教会我们的无非是——如何学会闭上一只眼睛、如何学会只说出半句话——这个简单又艰难的事情。

掩饰的人

一个过于自我掩饰的人，往往会感叹没有真正的朋友，其实正是他自己把别人推开的，因为谁也不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摸不到底的人。

活在脸孔后边的人

一个特定位置上说惯假话的人，假话就已经成为他的真话了。他所掩饰或守护的大大超出了他所建议的。他往往先是用假话装备自己以对付别人，久而久之这种装备就与他融为一体。人到这一步，就听不到真话了，任何真话都会使他闻风丧胆，恼羞成怒。

假话是他的“护肤霜”，他活在他的脸孔后边。

人类的耳朵

人类的耳朵是谎言中形成的免疫力并且是逐渐发育成熟的，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凡·高割下耳朵这件事，虽然游离了历史的真实，但这是多么精彩而富于哲学的行为艺术啊——拒绝谎言。

同在一个羊群里的羊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你只能让自己加上一个“更”字，才能跟上和领先于你身边的人。

有时候，两个人谁胜谁败，或者一群人角逐输赢，是看谁更无耻。

强者是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有一位诗人曾说，我们是一群羊，一群疯狂的羊，你争我夺——忘记了我们在同一个羊群中。

阻力与动力

记得蒙田说过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风力若没有树叶的阻挡，本来显不出那样的强度。

我是想说，生活也不过如此，若没有那么多磕绊和难度，也许就显不出那么多的滋味。

【紫檀木难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9月27日】

信马由缰　作者：耿　法

一

法国诗人缪塞说过：“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借用这句话：我的笔很秃，但我用我的笔书写心语。

二

柏拉图很伟大。

但他说：“伟大的东西，是个危险的东西。”

三

罗兰说：“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

无论社会之光强或弱，都一定不能丢失个人的心之光。

四

真正的高傲永远在内心。

以心为圃，以血为泉，不使自己的生命错过一次美丽的花期。

五

生活中，往往后怕才是真正的恐惧。

因为后怕中加入了种种联想。

六

即使失败的经历也比没有痕迹的白纸要精彩得多。

人生贵在经历。

七

一株小草和小草边一块巨石，小草只活一个春秋，巨石存在了几百万年。

可我宁愿做小苹，那是鲜活的生命。

八

真实往往是沉重而陌生的，有时甚至一点都不可爱。

谎言才总是轻盈而熟悉的，甚至颇为妩媚。

九

坚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告诉孩子。

其实，往往只是说一些常识就做到了。

十

一旦常识成了“大不韪”，社会便畸变。

常识丢了，灾难就会接踵而来……

【王翔宇荐自《大河报》2006年9月28日】

清末监狱的腐败　作者：李国涛

清未有能力的外交人才，要数得上张荫桓。这个人在戊戌政变时与六君子同时被捕，同居狱中多日，后来杀了六个，留下他一个。他也吓得半死吧。再以后，充军新疆。这是1898年的事。然而，又过两年，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将至，还是降旨到新疆，砍了他的脑袋。有说是西太后不饶他二年前变法之罪，有说是西太后也不知道，是另外的人要杀他。学者们也没弄清楚，我们没法说。我要说的是，高阳著《同光大老》一书(此书是学术笔记，考证文章，不是书封面上所写的“历史小说”)所引资料，说“侍郎虽身受重戮，而未尝革职，故临刑时犹被二品官服。”据考，真是如此。

我感兴趣的是，当年张荫桓被罪充军，一路上十分风光。我们曾在戏里或小说里看到，充军之徒，都受尽狱卒差官的欺压。但张荫桓没有。相反，他很威风，很舒服。我有一册《张荫桓日记》，书后附《驿舍探幽录》，作者就是两位县官大人，他们奉命临时充当押解任务。后来他们记下一路上张荫桓的吃酒、写诗，会客。两个小县官还要小心伺候呢。这大约可以证明他真的没有“革职”。但也不单为此。他有重要的手段是：贿赂。押解一路之上，张与押解官也熟悉了，简直无话不谈。张同他们谈话时问到一位叶军门由外地被押解入都时的情况，他们说，“叶进刑部时，实需费八千金。”也就是八千两银子。张即问，“何以曙卿告我仅费六千四百金?”他们答曰：“惟无二八扣头耳。”也就是说，六千四百两那是没有算上二成的“手续费”。请算一下，二成的手续费是一千六，加上岂不就是八千了?这些账，都是明明确确，童叟无欺的买卖。有了这些银子作贿赂，你到监狱里或走到充军路上，也过大爷般的生活。张荫桓一算，说：“余坐一日监，费一万一千有奇，可谓贵矣。”他们说，这就是你一路上“春风和煦”的原因了。说得真有趣极了。

再有一条资料，是高阳著《清末四公子》里引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记。说的是一位龚志超和一位叶照琪，原为淮军将领，因甲午之战入狱，一人被斩，一人留狱中，至八国联军入京时才逃走。我疑心此中一人就是张荫桓所问及的“叶军门”。那就是说，他们与张荫桓入狱、充军是前后不差几年的事。《摭忆》曰：龚照璵“初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犹可骇者，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挞。……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这打姨太太的当然就是龚志超了。

这就是晚清监狱的腐败情况。龚志超如果没有那万两白银贿赂狱中上下，他不但不能肉山酒海地吃喝，从家中叫来姨太大陪夜，恐怕他自己还会挨狱卒的鞭子。近来读小说家高阳的两本关于晚清的学术笔记，看到相关的事，抄在这里，供读者茶余饭后解闷。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6年9月18日】

史例三论　作者：叶治安

鄙者钱谦益

明末钱谦益诗文均负盛名，平时喜论道德文章，爱唱节义高调。崇祯吊死煤山，其妾柳如是拉他跳湖共赴国难以明志，他却用手试了试西湖水，说了声“湖水太凉”而掉转船头上岸了。

此是野史，正史无据，所以只能是故妄听之。

不过有一例却是正野史皆有载录，钱早先属东林党人，谓清流之辈，可谄事阉党阮大铖后，却又与阮密谋如何诛尽东林党人，再后又伪称头皮痒，“薤发”做了大清顺民。难怪乾隆要把钱贬得一无是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遂命史官列钱人《贰臣传》乙编，连与同屑贰臣的洪承畴并列的资格也没有。

读史明智，以史作鉴，话是不错，可生活中有许多事我们还是看不准，所以时常要让奸诈小人得势或得志!

狡猾数吾彦

西晋司马炎登基做了皇上，有一次问侍从官薛莹：东吴孙皓为何会覆亡?薛莹直言回道：“孙皓亲小人，刑罚又太滥，手下文官武将人人自危，当然要亡。”过几日司马炎又问吾彦同样的问题。吾彦却说孙皓英俊，宰相贤明。“如果是这样，孙皓怎么会灭亡呢?”司马炎问。吾彦答曰：“上天的眷顾，到此为止。天道运转，已另有托付，所以(孙皓)被陛下所擒矣。”龙颜大悦。

不知诸位有没有看出吾彦是怎样一个狡猾到家的官僚，拍出这样水准的马屁，真算得上是天下第一高手。别忘了，吾彦可是个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拍马屁，市井草民是难以比肩的。

士大夫之耻，国耻矣。

“犹大一吻”辩

说了两个中国的，再说一个外国的。

知不知道“犹大一吻”?大多数人知道。拿了祭司长30块银元的犹大出卖了耶稣，他与祭司长约了暗号：我上去和他接吻的那个人就是耶稣，你们就抓住他。结果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从此，犹大和“犹大一吻”同时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可许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犹大虽然出卖了耶稣，可当他看到耶稣如此受难时，他痛悔自己的恶行，就把30块银元还给了祭司长，说：“我出卖了一个无罪人的血，我有罪。”说罢扔下钱走出殿堂，出去上吊自裁了。

遗憾的是，犹大那顶叛徒的帽子是永远也摘不掉了。

但我还是很钦佩犹大，因为犹大演绎了人性中最本质的阴阳两面。试问，除了上帝和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之类，有谁见过这个世界上里外都是阳光的人?

我想卢梭也许是受了犹大的影响才写了《忏悔录》的。

【马静荐自《城市导报》2006年10月20日】

惊人的“历史事件”　作者：爱谁谁

历史上唯一向全世界宣战的是中国的慈禧太后；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1；

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明末张献忠屠杀四川人达千万，清朝不得不移湖南、湖北人填充四川；

明末代皇帝崇祯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打李自成，大家都哭穷，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

和坤在位10多年，家产有2亿，相当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赔款；

三国后的南北朝时代有个皇帝的书僮领8000兵，从现在的南京出发，一路打下长安、洛阳70座城市，击败当时北魏的50多万大军，他叫陈庆之；

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中山国；

李自成之所以反叛是因为政府让他失业(他原来是驿卒，类似邮递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隋末文佳皇帝陈硕贞而非武则天；

逼死楚霸王的韩信死时被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蒙上布，然后一群女人用竹枪捅死了他；

民主斗士秋瑾被处决前唯一的要求是不脱衣服；

安禄山在杨贵妃面前最常见的扮相就是襁褓里的婴儿；

李自成曾被明总督陈奇渝困在车厢峡谷，但后者竟然接受他们的投降请求，结果李自成一被放出峡谷马上就又反叛了；

秦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对峙于广武涧时，项羽用箭射刘邦，一箭正中胸口，刘忍痛拔箭，反唇讥笑项羽只射中他脚后跟，结果项羽羞而退兵，继鸿门宴后再次错过除掉刘邦的难得时机；

金熙宗完颜亮曾引兵50万攻打南宋，宋军望风而逃，然而金兵却在采石矾被一个书生虞允文打败，金国陷入内乱，完颜亮被杀，南宋至少多维系了100年；

大风改变历史：元军10万在日本九州登陆后与日军激战于海滩，大风过后元海军覆灭；

当吴三桂与李白成大战于山海关外时，大风过后清军突然出现在吴一方，李大败；

秦朝人口有2000万，西汉武帝时升到5000万，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3／4，中国大地只剩1100万人口；

北宋清明上河图有人物1600多人，比四大名著中任何一部出现的人物都多(三国也才1200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首先抢劫圆明园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中国人；

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在10年内净增一倍，人口从康熙末年的7千万增加到乾隆初年的1亿5千万；

道光皇帝首创“四菜一汤”，他为人十分节俭，勤政爱民，但就是由于签了一份《中英南京条约》被历史学家唾弃。

【李学敏荐自《华兴时报》2006年9月21日】

“文学爱好者”斯大林　作者：侯志川

我是文革前读的小学和初中。我们那时候学习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只是苏联文学。记得苏联作家中的“夫”特别多，什么吉洪诺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一大堆。《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时候是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篇课文的开头我现在还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勒那河从上游流到这，河身特别宽，靠左岸的一边是沙滩，水很浅……”只是不记得这篇课文的题目和内容了。人到中年以后，看的东西多了，这才觉得以前奉若神明的“苏联文学”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它们的内容大都是狂热歌颂斯大林，歌颂引来巨大灾难的“农业集体化”或是疯狂的“肃反”。艺术水平也很平庸，有的简直就是粗制滥造。

但不能说苏联时代就没有杰出的伟大作家。事实上也不少，很奇怪的是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夫”，例如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他们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些天才作家直面斯大林时代的残酷现实，大都遭遇坎坷，受尽了磨难，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关入集中营。

独有一个带“夫”的肖洛霍夫，他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红军的黑暗面，与歌功颂德的苏联“主旋律”完全背道而驰，按说也应该打入阿鼻地狱，却意外地得到了斯大林的保护，使它成了苏联文学的“名著”。我一直对这个“反常”的事实疑惑不解，直到读了蓝英牟先生新近出版的《历史的喘息》一书，才算找到了答案。“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写成的《静静的顿河》便记录了1919年1至3月红军在顿河地区滥杀无辜、挑唆外来居民同当地土著哥萨克冲突以至大批消灭哥萨克的罪行。”

这样一部“恶毒攻击”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斯大林的格外青睐，并不是斯大林特别欣赏肖洛霍夫的才华，欣赏小说的“艺术水平”，而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为了“揭露”和打倒他的死敌托洛茨基。因为红军在顿河地区的行动恰恰是托洛茨基领导和指挥的——“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于是斯大林就选中了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在创作和出版这部小说时冒了很大的风险，有人甚至“检举”到了斯大林那里去。

但最后的结果完全出乎检举者的预料，肖洛霍夫有惊无险，反而从此进了“保险箱”，谁也把他没奈何了。于是就成了“歪打正着”的一个少有的典型。

现在经常在文献中读到“斯大林关心文学”的例子。比如他批准文学杂志增加页码，又比如他亲自操作“斯大林文学奖”的颁发。他一方面忙于签发对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死刑判决书，同时又真的是在“百忙中”抽时间读了大量的小说、诗歌、剧本，说他是“文学爱好者”确实不算夸张。遗憾的是这位独掌大权的“文学爱好者”并非真正“热爱文学”，而是把文学当作了在他手中任意摆弄的政治工具。正如蓝英年先生所指出：“斯大林文学作品读得很多，但艺术品位不高，总是从政治角度看文艺作品。”

有时候他需要这个“工具”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就奖赏一大批平庸的作家，对任何“不听话”的作家则予以残酷打击直至关监枪毙。有时候需要“工具”去打杀他过去的同志和战友，他又可以大胆地批准放行一点真正的杰作。文学作品被他看中绝不是因为“杰出”，而是“有用”。对平庸者而言，“有用”当然是一种梦寐以求的崇高“荣誉”。但对于真正的天才，这种“有用”难道不是一种无比的亵渎?

如果说斯大林是世界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文学爱好者”，应该不是夸张。

【邵建华荐自《当代杂文》2006年10月13日】

蔡元培的另一面　作者：陈　宁

在许多介绍蔡元培先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提到他是一位雍容大度的长者，表面看上去他好像是无可无不可，谦谦君子加好好先生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不过，他只将其限定在个人观点的范围内，决不强求别人思想上的统一。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议论，蔡元培先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学术只有在相互争鸣中才能发展，定孔学为一尊，实行思想专制，是会适得其反的。他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就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1920年，邓中夏等19人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先生也表示支持，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拨给办公室，并出席成立大会，发表简短讲话。

正是经过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在北大校园内新思想新潮流应运而生。它不仅成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也就首先在北大爆发出来。被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对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曾公允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有些学者主张应大力推广白话文，将文言文斥之为僵死的东西，但蔡元培先生则既肯定白话文的实用性，又主张不要忽视文言文的特殊功能，公允平和，令人信服。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存在派系，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可有门户的领袖”，只要是言之成理，于国有益，什么样的人都可容得下。因此，有人评价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多次提出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袁世凯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先生则义正词严地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出卖山东的消息所激怒。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而无实际行动，蔡先生则卓尔不群，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当晚他就一人坐火车南下了。所以，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原则，不分是非。林语堂先生说得好：“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林还认为“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在《蔡元培传》(唐振常著)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描述蔡元培先生力主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的动人事迹：“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他一次去南京，时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饭。他和汪精卫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所行相反，他对于汪精卫的亲日行为早已不满，席间，他苦劝汪精卫改变态度，抵抗日本侵略行为，他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一面两行热泪落了下来，滴进了汤盘之中，他和汤一起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蔡元培先生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和易不轻喜怒’，而面临此大节，感情汹涌，七十老人流下了沉痛的眼泪。”

蔡元培先生一生清廉正直，为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操劳不息，到晚年连一所住房也没有，书籍分散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1936年他70岁生日时，他原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同事在北大校友范围内发起为他购屋祝寿，先生的几百位朋友和学生热烈响应，资金集成后又因抗战而未实现。现在位于华山路303弄16号的这幢房屋是蔡先生在上海最后租来的寓所。它虽陈旧而简朴，却见证着蔡先生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走出蔡先生故居陈列馆，先生的名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为尽义务而来”，久久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

【南宫仁荐自《中国精选》2006年10月16日】

作男夏桀　作者：陈家萍

夏亡过错让桀一个人扛着，多少有点儿冤。

追溯至上四代，孔甲打开淫乱的闸门，夏终如秋草一路衰败。到桀这里，夏朝已是死尚不僵的百足之虫，苟延残喘着，而桀没有疗救，反鞭役它驮着自己一味寻欢，能不死翘翘!

桀荣任历代暴君首席，有着难言生理苦衷。桀力大无穷，能空手拉直铁钩，可以想象他的肱二头肌之类如何发达。桀体内男性荷尔蒙过盛，便有点作。

史书言之凿凿：“率遏众力”，“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他仗着这股蛮力，无端杀戮奴隶摧残‘劳动力，破坏农业生产；他为政残暴，对外滥施征伐，勒索小邦。

桀即位33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部体力不支脑子却好使，以软克刚：进贡美女妹喜。这株异域女人花稍施雕虫小技便俘获桀。据说，妹喜扮男装佩兵器，端的飒爽英姿。阴柔与阳刚打成一片，辣妹，正合赳赳武夫桀的胃口，堪称配套作女。两人在一起，以作为能事。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欢饮达旦。妹喜想必海量，因为桀把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商纣的“酒池”是对桀的抄袭，也是最隆重的赞美。

晚年的桀仍生机勃勃，他作得更离谱：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带一大群男女池内厮混，三旬不上朝。

太史令终古进谏，动情处眼泪鼻涕一齐下，桀不耐：我乐我的，干卿何事!终古将眼泪一抹，奔商汤而去。桀毫不在意，抬头望着太阳，他很乐观：天上有太阳，我有百姓；太阳不灭，我岂独亡!关龙逄告密，说老百姓背下都指着太阳赌咒：“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桀火之，我怎么没听到?一定是你编排的，你以为我弱智啊!下令将他杀死。

桀即位后的第37年，商汤将德才兼备的贤人伊尹引见给桀。当初，伊尹苦于无亲近汤的由头，不惜作有华氏陪嫁的家臣。扛着锅啊砧板啊来见汤，由色香味一直说到王道。伊尹自谓舌下有软斧，放倒几个人没问题，遂带着三寸不烂之舌兴冲冲而来，一路盘算如何让桀在他舌根下脱胎换骨。他以尧、舜的仁政来劝说桀，希望桀体谅百姓的苦难。桀一开始还抱着理论的敬意，勉强听着，到最后桀只看伊尹的长舌动来动去，鼓噪如乌鸦，桀将不耐烦挑上眉梢。伊尹只得灰溜溜打道回府。

此时，商部落异军突起。桀借故将首领汤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省禹县境内)，不久，Jb血来潮又释放汤。

汤如归山之虎，声势大振，对桀失望的诸侯纷纷归顺汤。汤在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桀兵败如山倒，桀逃难鸣条，后被汤放逐。自诩不落太阳的作男桀悔青了肠子：当年若将汤杀死在夏台，我也不致于此啊!自作孽，干汤何事。

【翟明荐自《潇湘晨报》2006年10月12日】

东乡平八郎的目光　作者：戴　平

在威海湾畔的南码头，停着一艘经严谨考证、依据历史资料复制建造的“定远”号纪念舰。它是在2005年4月16日以“定远”舰为原型一比一建成的。它讲述了中国海军史上一段悲壮的往事。

晚清洋务运动的骄傲和李鸿章的劳绩之一是建立了一支西方式的海军——强大的北洋舰队。其中有一艘铁甲舰是“定远”舰。它是中华民族试图富国强兵的标志，也是历史之魂、炎黄之魂。“定远”舰的建造和毁灭，记录了一段令中国人难以忘却的屈辱而悲壮的历史。这是目前东半球惟一可见的19世纪铁甲舰，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巨舰”，也是中国最早的战列舰。1880年由清政府向德国订造，排水量达7335吨，舰身长91米，有22门火炮，305mm克虏伯钢炮4门。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航空母舰。“定远”舰曾随北洋舰队两次访问日本。当它停泊在日本港口时，引起了许多日本民众的围观。巨大的船体，厚重的装甲，威力强大的火炮，使日本从皇室到平民举国上下敬畏有加，惊呼日本没有一支舰队能够打败北洋舰队。但有一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海军大佐却不动声色。他两次上舰参观之后，对旁人说：“此舰的战斗力有限，若一旦开战，必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定远”舰上的主炮没有洗刷干净，而且在炮筒上还晾晒着北洋水兵的衣裤!而且，当大清君臣沾沾自喜于“定远”舰的不可一世的强大威力时，日本海军已针对“定远”舰的弱点，悄悄地加强了自己炮舰的进攻威力。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东乡平八郎不幸而言中。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中日同时出兵协助朝鲜政府镇压，日本乘此机会发动了甲午战争，侵吞了朝鲜，并对中国发动袭击。当时日本的国力比中国还弱。但是，“遍地球一等之铁甲舰”并不能挽救腐败的晚清政府。讲解员告诉我，在甲午海战中，“定远”舰的火炮是10分钟一发，只能远程射击，而日本鱼雷艇射出的鱼雷却是1分钟数发。1895年2月5日凌晨，“定远舰”被偷袭入港的日本“第九号”鱼雷艇击中受重创，虽“受弹百发而未沉”，并英勇地击毁日本来袭的鱼雷舰，但终因进水过多而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当水炮台使用。随着局势的恶化，2月10日午后．为防止“定远”舰落入敌乎，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引爆炸药库，将它自行炸毁，他自己也在刘公岛上自尽。同日晚上，与“定远”舰共存亡的管带刘步蟾自杀，实践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随后不久，甲午战争在失败中结束。这艘一度带领中国海军创造过亚洲第一辉煌的战舰，和爱国的将士们一起壮烈殉国，从此消逝在中国人的视线中。康乾盛世一去不复返，大清王朝的没落似乎已成定局，光绪皇帝忧愁的目光注视着黄海。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再无重振之时。

东乡平八郎的目光是厉害的。细节可以看出成败。他善于见微而知著，从北洋舰队没有洗刷干净的大炮，从晾晒在大炮上的衣裤，看到了当时中国水兵的精神状态之不足，由此断定中国海军骄傲轻敌，纪律不严，训练不够，准备不足。强大的外表掩盖着虚浮的内涵。庞然大物的“定远舰”难以应对小而灵活的日本鱼雷艇，外强中干的病狮终于不敌黄海里凶恶的鳄鱼。一旦面临生死存亡的战斗考验，无论官兵们基于民族大义如何英勇抗击入侵者，也不能挽回海战的一败涂地。

威海是甲午海战的古战场，留存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而悲壮的一页。如今，我们踏上重造的“定远”舰，仰望蓝天白云下飘扬着的大清黄龙旗，瞻仰舰艇内陈列着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英烈照片的纪念堂，向这些远年的英烈们祭奠。尽管甲午海战的硝烟已散去一百多年，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今天，谁也不敢再欺负我们了，但回眸百年，定而思远。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波涛滚滚的黄海并不太平。仍有人对中国虎视眈眈，日本的“自卫队”已派到了海外。今天，我们岂能居安而不思危乎?尤其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熙攘的人群之中，可能正掩藏着东乡平八郎的目光。

【沈栖荐自《文汇报》2006年9月20日】

八卦大学精英学院ＭＢＡ扩招简章　作者：陈　仓

八卦大学是享誉世界的六千年名校，校史上溯至伏羲创立八卦管理哲学的远古时代，初创校址在渭河源头鸟鼠山麓。目前，八卦大学精英商学院是国内著名管理学院，以提供国际水准的管理教育为己任。精英商学院院训：学员就是资源，书包就是钱包!MBA就是MONEY(金钱)!院徽：麻钱(别号“孔方兄”，与著名民办教育大师孔子同姓)。精英商学院MBA培养目标：让爸爸成为富爸爸，让女士成为富婆，让孩子成为您的财富，让贫穷落后变成您的资本，让穷山恶水变成您的资源!让稀奇古怪变成您的优势!

精英商学院MBA培养方式灵活机动，脱产与否，学员自选，有全脱、半脱、不脱、名脱实不脱、脱与不脱两便等学习方式；设疑似全日制MBA班、名誉国际MBA班和名义脱产MBA班；同时，接受外籍学生以及外国留学生报考。国际MBA项目一年在国内玩，一年在国外玩。目前，精英商学院与夜郎国立大学、子虚国乌有精英商学院合作，共同培养国际化精英MBA。该项目首届毕业生已于去年获得两校的双硕士学位，得到工商业界的广泛赞誉，学院收到表扬信和喜报若干。精英商学院还与五大洲十大最著名商学院分别签订了学生交流项目协议。只要付费，所有MBA学生都有机会去国外精英商学院从事活期的学习与交流，建立海外关系。我们的教育服务产业化广告口号是：一切为了学生(成功人士优先)，为了一切学生(不含贫困生)，为了学生一切(不包括就业)!什么最重要?谁是我的客户!

精英商学院拥有许多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理论经济学大师杨子(名誉教授)、游说与广告学大师苏秦教授(特聘教授)、说服与策划学大师张仪教授(讲座教授)、投机倒把与营销学大师西门庆教授(特聘实践课导师)、厚黑成功学大师李宗吾教授(兼职教授)、公共关系学与“风派经济学”大师韦小宝教授(客座教授)、官商团结与互动学大师胡雪岩教授(兼任实习基地主任)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精英商学院拥有“土鳖”博士后学位的著名教授、“海龟”博士学位的杰出导师比例在全球遥遥领先，特聘实践课程教授都是国内外知名的成功人士。教授们的共同心愿：名徒出高师!星光灿烂!萤火虫忽闪!什么最重要?谁是我的学生!

精英商学院拥有杰出的校友网络、同学人脉。MBA学员大部分来自权威机构、知名公司的管理阶层，平均入学工龄9年，以35岁左右的成功人土为主体。毕业生主要集中在“油水衙门”、“清水衙门”重要岗位、特大企业、垄断企业、暴利行业、风险投资企业等行业领域。八卦大学，特别是精英商学院，高水平的讲座丰富多彩，独特的第二课堂以及定期举办的联谊会，给MBA学员提供广泛交流的机会。同学们的共识：同学就是资源，关系就是金钱，重要关系就是核心竞争力!“月亮走，我也走!”同学强，我就强!什么最重要?谁是我的同学。

为挑战“新读书无用论”，适应人才市场新的需要，本院隆重推出MBA名优特新教育产品如下：

1．MBAlove(人力资源三级学科“情妇管理方向”)，学位课程：人力资源管理基础、情妇管理学原理、情妇行为学、情妇心理学、情妇公关学、情妇营销学。导师：著名成功人士、经营大师西门庆教授。

2．MBAkill(管理工程四级学科“屠宰学方向”)，学位课程：经营管理基础、切割原理、刀具学、烧水学、放血学、脱毛学、洗肉学。导师：著名屠夫状元、胡三教授。

3．MBAknife(经营管理五级学科“肉店经营学方向”)，学位课程：经营管理基础、解剖学、磨刀学、切肉学、剔骨学。导师：著名“一刀准”大师镇关西教授。

4．MBAccf(企业管理六级学科“做假账方向”)，学位课程：假账学原理、偷税漏税实务、防范审计教程、涂改学、保密学、接待学。导师：防伪专家、公共关系学大师韦小宝教授。

5．MBAfee(项目管理七级学科“高速公路收费方向”)，学位课程(暂定)：小学数学、小学语文、刷卡实务、打扫卫生实务、小学生守则。导师：无(录像教学)。

上述专业系本院自主扩招，名额各1000名，学费16万元(相当于大城市大老板一桌饭钱)，硕博连读，授予双证，文凭上网，经济实惠，短信报名，考察录取，费到入学，包教包会，无效退款，勿失良机!

【运宏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9月25日】

听某处长聊天　作者：付文斌

在同窗好友中，数他最有出息，十几年前，他就被提拔到某机关当上了处长。

一次同学聚会，几盅酒进肚，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说了很多令我们这些圈外人惊诧不已的话——

“说实在的，像今天这样的吃喝场面，各位可能一年也碰不上几回。但我就不同了，下面的同志请我吃饭喝酒，送土特产，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甚至成了负担了。要我说，党风和社会风气，这些年可是越来越成问题了。例如，过去我们出差，下面的同志请我们吃!现在好了，你坐在机关里人家就主动上门来请你‘聚一聚’。在哪儿聚呢?当然是饭店。吃饱喝足了，还要去桑拿按摩，跳舞唱卡拉OK，最后谁结账?当然是下面来的同志。”

“这座城市的大饭店；这几年我几乎是吃遍了。吃就吃吧，唯独这个钱，是我心中最后的防线了。可现在，我感到越来越难办了。你要是把钱退了，别人可能会说，怎么，嫌少啊!想出风头，想露一手啊?要是真廉洁，饭也别吃酒也别喝啊?你抽的红塔山，是自己买的吗?有能耐你就一尘不染啊?”

“不错，我手里是有点权。但项目应该在哪里上，钱应该在哪里投，却不是由请客或送礼多少来决定的。可现在就这么个社会风气，下面来的同志害怕没烧香就请不来佛，所以不论是收礼的佛还是不收礼的佛，反正是见庙就烧香，见佛就送礼。事情办成了，他们以为是送礼的结果，以后自然送得更勤了；事情没办成，他以为没送礼或礼送得少了，于是以后更来劲儿了。”

“说心里话，过去我特别厌恶拉关系、请客送礼的庸俗作风。可现在一看，大家都在这么搞。但我有一个原则，太违法的事我不干。可如果‘世人皆醉我独醒’，不仅吃不开，也行不通。我承认自己在一天天学坏，我不甘心，又没什么办法。”

“这两年，收受礼金的不正之风越刮越凶，不光是下面的人给我们送，我们也给上面送。至于我自己，给别人送钱的事我干过，但收钱的事，还没干过。碰到几次人家送钱，我都坚决退回去了。但是，土特产我收，饭我也吃。你问我的心态?跟着顶头上司出差，领导如果收了，我也别独出心裁，随大流就是了。如果这次出差我就是最大的官，我带队，我也没办法不收，和我一起去的同志会骂：你是头儿，路子广，这点东西看不上眼，肯定是想拿更好的，可我们这些兵，这点好处你也不让拿，也大黑了。我们机关有位处长过去很廉洁，坚决不收礼品，东西送来推不掉，就留在招待所。结果传来传去，竟然传成礼品太多拿不了。下面的同志意见也很大，后来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我到底有点自不量力，还是把处长的一席话用我这支无力的笔写了下来。但好长时间，我都把它放在抽屉里，不愿再看，怕徒增心中的忧思；也不敢把老同学的聊天发表出去，怕有人对号入座影响老同学的前程。不过近来我想，现在拿出来公布于世，也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的同学日前已被免去处长职务。至于原因嘛，据说是他们单位查出一起多人贪污受贿的窝案，我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

【杨孔翔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0月8日】

冤狱　作者：廖清秀

在澳洲，费力与他的合伙人佐治在墨尔本做进出口生意，赚了很多钱。有一天，费力发觉银行户头的帐目不对劲，一大笔应收款项不但没有存进去，剩余的钱反而被取走了，他在吃惊之余，急忙寻找佐治，佐治却失踪了。

正当他忧惧不安时，佐治的妻带来警察，将费力带回查问，说他有杀害佐治的嫌疑。这桩谋杀案经过长期审讯后判费力有罪，因为找不到尸体而判以误杀，刑期20年。

费力坐了20年牢之后，终于被放出来。他出狱后，用尽一切办法寻找佐治，终于，他找到了。原来佐治一直躲在南非。佐治当年失踪，原是带着情人卷款潜逃，他背叛了事业上的合伙人，又趁机甩掉了不肯离婚的妻，与情人在南非过起了新生活，即使明知费力含冤入狱，他也闷不吭声。

费力找到佐治后，花了一番功夫将佐治带回墨尔本，带到当初起诉他的警察面前，说：“看，这就是那位你们证实我杀了的佐治。”说罢，他突然拔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射杀佐治。

“这个人反正是我杀死的，只不过我预先服了刑，现在才实现我的罪行。”当全世界的传媒去给费力做访问时，他述说他的心态：“我受冤枉20年，当年警方为了证实他们英勇破案而举证我，佐治之妻为了掩饰她的被遗弃而证实丈夫已死，保险公司为了怕赔偿而制造舆论，法庭内的法官、陪审员和律师，为了显示他们的英明神武而判我有罪，每个人都有他们私人的原因而不曾给予我是无罪的疑窦。我相信，就算我今天把佐治寻了出来，证实了我的冤屈，对这些人来说，充其量是一两天的歉疚便烟消云散了。唯有让我彻底成全他们的错误判断，才能让他们嗅到自己手上因冤枉别人而染上的血腥味，才会终身自责。”

费力又笑着说：“我牺牲了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犹在其次，精神上所受的冤屈不是政府和法庭向我认错，传媒十天八天的报导，群众的几声叹息就可以补偿回来的。我终于杀了佐治，是最能将冤狱平反的，因为从今天起，我没有被冤枉的感觉，我那20年的判刑是罪有应得的。”

这个故事是不是让你觉得毛骨悚然呢?我们不也常犯下相同的罪吗?

当我们听到有人被批评、被论断时，我们会做甚么举动呢?

如果被评断的是我们所喜爱的人，十有八九会为他挺身而出，为他辩解。但若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那时从口里说出的，恐怕更加不堪。

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不一定吧!而我们附和伤人的言语，真的是因为正义感吗?还是因为他曾触犯我?他不来讨好我?他碍着我，挡住我的路?或是说他坏话的人是我的朋友，为表忠心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的理由不给他公正的评断。

他会因此受伤吗?谁在乎?为他辩解对我们又没好处，反正我们只是顺口在嘴上说说，又不是拿刀子砍他。

于是这微小的，不值一哂的罪，就在我们不经意间越积越多。

有一天，我们也许就像故事中的人，以累积的私心之罪，换来双手的血腥。这世上若有比伤害他人更重的罪，就是伤人之后，却完全不觉得他伤害了对方。一个完全不能反省的灵魂，就是神看了也只能摇头叹息吧!

也许今天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认为某人有罪，请别忘了我们心中有一千个不为己所知的私心，正在迷惑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伤人于无形。

【胡玲玉荐自《时报》2006年10月5日】

盲人坐车　作者：魏剑美

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在站牌边停了下来，上来两个戴墨镜、拄探棍的盲人，他们在人群中跌撞、摸索着向售票员靠近，同时开始在已开动起来的车上费力地掏钱买票。

这时，坐在他们旁边的胖胖的中年妇女心想：车上如此拥挤，这两个可怜的人怎么不“打的”呢?

中年妇女邻座的小伙子不屑地看了两个盲人一眼，心想：你们别装，这种方法早不管用了。都什么年代了，自强不息吧，伙计们。

另一排的老汉看了身后的妙龄女郎一眼，心想：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有义务让座吗，平时谁给我让过座位?哼，要让也该是小青年们让!

妙龄女郎心里有火：你糟老头儿瞪什么瞪，谁规定就该我让座位!我偏不让，你怎么着?

女郎身边的小学生想道：我倒是很想让盲人伯伯坐，可是，身边的小姨会骂我的，她最讨厌同这些人坐一块儿了，为这，上次我还被小姨扯过耳朵。

一位坐着的知识分子心想：如果车厢不是太挤的话，如果我的行李不是太重的话，如果只有一个盲人而不是两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让座的，可是……

他旁边的大学生犹豫着：我站起来让座，别人不会笑话我吧?

售票员则边点人头边想：OK，上来这两个刚好凑足80人，比上一趟整整多了8个。

而两个盲人也正想道：谢天谢地，今天总算碰上了好人。咱俩这碴来碰去的，竟然没遭到喝斥。上次挤车一不小心碰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姐的酥胸，还挨了她男朋友的两记耳光哩!

【黄胜利荐自《讽刺与幽默》第675期】

时代的多与少　作者：豪尔赫·卡林

我们的时代矛盾重重。

我们的楼房越盖越高，气候却越变越差；我们的公路越来越宽，视野却越来越窄。

我们花钱越来越多，拥有的却越来越少；我们买的东西越买越多，享受它们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家庭却越来越小；我们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感情却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有学问，判断是非的能力却越来越差；我们的专家越来越多，问题却也不断增加；我们的药品越来越多，健康却每况愈下。

我们吃得很多、抽烟大凶、花钱浪费，我们笑得大少、车开得太快、容易发怒，我们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很少阅读、总看电视。

我们的财产越来越多，人生价值却越来越少。

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但心中的爱越来越少。

我们学会了赚钱，却不懂得怎样生活。

我们登上了月球，却不能穿过马路了解对面的邻居。

我们探索到了宇宙空间，却无法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净化了空气，却无法拂去心灵的尘埃。

我们分割了原子，却去除不了心中的偏见。

我们的计划越来越多，能够实现的却越来越少。

我们学着加快生活的节奏，耐心却越来越少。

我们电脑越用越好，交流却越来越少。

这是个快餐的时代，消化起来却很慢。

这个时代娱乐方式很多，乐趣却越来越少；食品种类很多，营养价值却不高。

这个时代一个家庭通常有两份收入，离婚率却越来越高。

快醒醒，行动起来吧!你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

【潇风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9月25日】

开会　作者：李小磊

开会再开会，

不开怎么会，

本来有点会，

开了变不会。

有事要开会，

没事也开会，

好事大家追，

出事大家推。

上班没干啥，

一直忙开会，

大会接小会，

神经快崩溃。

销售我不会，

企划又没学，

问我啥本领，

专长是开会。

上午有早会，

午后有午会，

下班不能走，

还要开晚会。

每周开周会，

每月有月会，

随时检讨会，

年底是年会。

赴会要及时，

小心选座位，

最好靠边边，

以免遭口水。

虽然在开会，

谁也不理谁，

有人忙协调，

有人无所谓。

主席一上台，

自称大掌柜，

扯东又拉西，

全凭一张嘴。

内容没准备，

听来活受罪，

差了十万八，

大家还说对。

台上说什么，

没人去领会，

手机不时响，

怎还不散会。

牛皮拼命吹，

发言不干脆，

时间过好久，

不知轮到谁。

有人穷训话，

有人打瞌睡，

有人瞎附和，

有人掉眼泪。

小声像催眠，

令人真陶醉，

大声不必怕，

就当狗在吠。

打盹有技巧，

脑袋不能垂，

不然被逮到，

就要倒大霉。

会开一下午，

实在是够累，

没听两三句，

水喝好几杯。

说来真惭愧，

开会千万回，

快要退休了，

还是不太会。

唱了大半天，

到底会不会，

你若还不懂，

就要多开会。

【王建廷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10月9日】

会议“礼品”　作者：刘德亮

如今单位开会，

纪念礼品必备。

根据会议规格，

来宾属于哪类。

礼品因人而异，

价钱有贱有贵。

大到手提电脑，

小至腰带香水。

各种票证金卡，

可以变相消费。

也有送个信封，

现金简单实惠。

大伙儿心照不宣，

彼此心领神会。

名曰会议纪念，

其实早已变味。

【聂勇荐自《新乡日报》2006年9月4日】

“买官”无厘头　作者：闻　博

赚买官掏小钱换个大权十万另八千不够了贷些款政治投资要超前不舍孩子套狼大难种庄稼也得深翻漫灌干指头咋能蘸上细面盐要坐真皮软沙发鸡蛋难换一顶官帽有时能顶一座矿山羊毛出在羊身上要用剪刀来剪剥一层地皮犁铧必须得又利又尖学那传销关键是发展下线层层贡献积流成河水涨船高渡咱到那幸福彼岸秋后算个账仓实囤满收回投资余下百担如此高效率三年五年还不弄他个千千万万

【皮 波荐自《闻博幽默网》2006年10月13日】

世象竞猜　作者：郭立河

一

本来互不相识，

一见如胶似漆：

唱歌搂腰抱背，

跳舞融为一体。

相拥卿卿我我，

俨然一对情侣。

“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逢场作戏?

二

消费钟情极品，

自己不掏分文。

开口言必廉洁，

反腐他最“痴心”。

“模范”、“优秀”、“先

进”……

光环笼罩此君。

不料东窗事发，

能否“息事宁人”?

三

集资购得“皇冠”，

引起沸沸民怨。

“公仆”坦然潇洒，

“主人”枉自喟叹!

数月工资未发，

他却泡在酒店……

举报泥牛入海，

缘何无人查办?

四

素质确实太差，

张嘴就是“他妈”……

干啥啥都不会，

却擅吹牛拍马!

肥缺“非他莫属”，

留下警世“佳话”……

此等“优秀人才”，

是谁赐的乌纱?

【冯建成荐自《山西家庭报》2006年9月11日】

“闲官”的自白　作者：杨玉辰

有人当官累得喘，日理万机还出偏。

有人当官好清闲，轻松自在美名传。

要问其中啥诀窍，请听“闲官”一席谈：

当官就要襟怀宽，难题多交副职办。

既不揽权又民主，还能赌场打两圈。

当官就要敢放权，累活多给秘书干。

干好有份干砸推，余暇湖边搞“钓”研。

当官就要多让贤，好事多给夫人管。

枕风轻吹好入眠，肥水不流外人田。

为官一任光阴短，吃喝玩乐尽占全。

得潇洒时且潇洒，纵是罢官也心甘!

【倪早菊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9月17日】

如果你……　作者：刘　蕊

如果你痛恨贪污腐败，那么你首先不要行贿受贿，因为你在行贿受贿时在某些方面也损害了别人的利益。

如果你憎恶偷税漏税，那么你每次在消费后不要忘记索要发票，同时你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财富。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那么就请你不要欺负比你软弱的人，更不要鄙视他们。

如果你仇恨一些非法暴利者的所得财富，那么你一定要遵纪守法，不要贪图不义之财。

如果你是城市人，请你不要看不起乡下人，更不要鄙视他们，因为他们才是城市的建设者，也许你的祖先曾经也是乡下人。

如果你认为交通秩序混乱，请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正因为你的遵守交通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才改善了交通秩序。

如果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请你一定要伸出你温暖的手，给他们温暖和帮助，正因为有了你的帮助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如果你真的爱你父母，请记得在他们有生之年，好好地善待他们，因为你永远是他们的牵挂。

如果你真的不愿看到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污点，那么就请你不要乱扔垃圾，而且要保持这个习惯。

如果你真的讨厌乞丐向你乞讨，那么就请你不要把钱给他们，而是经常把钱捐给慈善机构，由他们去安置这些乞丐。

如果你痛恨那些不求进取、沉迷于网络中的孩子，那么请你多一些耐心，少一些责骂，多给他们一些温暖，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想在虚幻的世界里得到。

如果你是有志之士，那么就请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请你尝试着改变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杨孔翔荐自《北匕京娱乐信报》2006年10月19日】

简单和复杂　作者：卜祥奥

有些事看起来很复杂，简化后实质上就两个字：收钱，比如：函授、发表专业论文、办假证……

有许多事本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很复杂，比如：讨薪、受害后站出来做证人、感冒了看医生……

所以人们现在避重就轻，宁可交钱抢着做简单的事，宁可吃亏也不愿做复杂的事。

【言守义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8月28日】

某君姓名知多少　作者：李树发

上班的时候，他姓赵，名叫“照面”；

在困难面前，他姓陶，名叫“逃避”；

玩耍的时候，他姓麻，名叫“麻将”；

打麻将时候，他姓杜，名叫“赌博”；

在钱财面前，他姓谭，名叫“贪心”；

在领导面前，他姓冯，名叫“奉承”；

在群众面前，他姓邓，名叫“瞪眼”；

遇到棘手事，他姓庄，名叫“装聋”；

在成绩面前，他姓詹，名叫“沾光”；

在错误面前，他姓邸，名叫“抵赖”……

【薛桂坤荐自《老年日报》2006年8月11日】

我们的辩证法　作者：冒学勇

我们整天忙碌地无所事事着

真诚地虚与委蛇着

充实地空虚着

冷静地狂热着

深刻地肤浅着

明白地湖涂着

诚实地欺骗着

货真价实地造

【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2006年9月5日】

打油诗趣话　作者：王树人

1906年，13岁的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偷看《水浒》被塾师发现后，遂被塾师拖到天井罚站，并让毛泽东以“天井”为题作诗。毛泽东面对天井里的积水、卵石和小鱼，吟成了如下一首“打油诗”：“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塾师见毛泽东文思敏捷，便让他回到了座位上。

1927年，鲁迅先生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客谒陵时表面严肃内心肮脏的丑态，曾写了一时题为《南京民谣》的“打油诗”。诗曰：“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著名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中有不少“打油诗”。有一首讽刺旧中国通货膨胀的诗为：“跑上茅房去拉屎，突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万钞，擦擦屁股满合适。”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军阀吴佩孚战败后乘火车从武汉逃到洛阳，声称将以饮酒赏花为乐事度过余生。当时主编《湖南民报》的谢觉哉就此事遂改唐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写成一道“打油诗”：“青天白日竟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雄心在酒壶。”

1932年10月12日，鲁迅先生在书赠柳亚子的《自嘲》诗条幅上写道：“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鲁迅。”这首鲁迅自称为“打油诗”的《自嘲》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常开玩笑，以调节气氛。一次行军时，张闻天骑马打瞌睡，跌了下来，出了点洋相。毛泽东闻讯，凑趣作了一首打油诗：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萨保佑你平安。

1937年2月1日，是革命老人徐特立的60寿辰。时在延安的著名作家丁玲在为徐老祝寿的宴会上，即席赋“打油诗”一首以贺寿。诗曰：“长征二万五，衣服自己补。马儿跟着跑，生活最艰苦。闲暇爱读书，年老心不古。遵纪是模范，谦逊与人处。革命主义真，名利当粪土。大家贺徐老，共撰英雄谱。”

1959年，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在参加第25届世乒赛时，因发挥不理想，所以在单打失败后，曾当场写了一首“打油诗”进行自责。诗曰：“单打输给美国人，双打领先不敢胜，十九十六手发软，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时，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兴奋不已。欢庆之际，他吟了一首为《咏原子弹》的“打油诗”。诗曰：“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此诗在风趣中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7年，著名作家廖沫沙和吴晗被关押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矿区时，一次被批斗后，廖沫沙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想到他们每天弯着腰被批斗的现实，曾乐观地写了一首题为《嘲吴晗并自嘲》的“打油诗”。诗曰：“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1971年9月13日下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后，曾当场仿唐代诗人卢纶的《出塞曲》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表示自己当时的心情。诗曰：“月黑雁飞高，林贼夜遁逃。不用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其中“贼”后被乔改为“彪”。

“文革”时期，“四人帮”污蔑陷害邓小平时，许世友上将愤怒至极，曾吟两首“打油诗”斥之。一曰：“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起三落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还他三百枪。”二曰：“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1977年，大文豪郭沫若在参加曾受到“四人帮”迫害的著名作家阿英的追悼会时，因感慨万端，就当场吟成“打油诗”一首：“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久’。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此诗诗意幽默，感情深沉。

据1980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载，某领导在看完《白蛇传》的演出后，委婉地批评剧团的负责人说：“这个戏可以演，不过，你们应考虑，雷锋塔倒了，今后还要不要学雷锋?”有人作“打油诗”曰：“不懂就不懂，千万别装懂。戏中雷峰塔，如何比雷锋?”

【闲话荐自《趣味语文》2006年10月16日】

短章奇趣　作者：夏俊山

古今中外有不少精妙短章，令人百读不厌。

短信：一位大学生，在校花销吃紧，写信给在乡下种地的父亲要钱，信中写到：“弹尽粮绝!”不几日，收到老父回信，拆开一看，信中只有两个字：“顶住!”

短新闻：1986年，法国里昂市举行过一次体育报道比赛，头等奖获得者纽隆的报道仅5个字：“嘟嘟——零比零。”

短社论：1966年4月，美国《星晚报》刊登了一篇评约翰逊竞选总统失败的社论《约翰逊承认失败》。有趣的是，整篇社论只有一句话：“好极了!”

短广告：《水浒传》中景阳冈下那个小酒铺的广告词是：“三碗不过冈。”仅仅5个字。

短诗：有一首题为《生活》的诗，通篇只有一个字：“网。”

短影评：奥地利的《快报》曾发表过一位影评家评论美国影片《戴斯蒙医生的13个牺牲品》的影评，全文是：“我是第14个。”

短判词：古时有一妇女丧夫之后想改嫁，其公公竭力阻拦，该妇向县官递一诉状：“夫死，无嗣，翁鳏，叔壮。”县官接状核实后，写下只有一个字的判决书：“嫁。”

短社论：1968年4月，美国的《明星日报》发表了题为《约翰逊认输》的社论，全文只有一个字：“妙。”

短杂文：1946年6月，南京发生“下关血案”，杂文家拾风在《南京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仅6个字：“今日无话可说!”

短书评：作家老舍评论《聊斋》时，只用了10个字：“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短故事：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某大学文科系举办了一次短故事比赛，内容涉及宗教、皇室、性、神秘。一位女学生挥笔写下如下故事：“我的上帝!女王怀孕了，谁干的？”

短墓志铭：美国作家海明威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只有6个字：“恕我不起来了。”

短祭文：北宋欧阳修母亲逝世，清江知县李观写了一篇祭文：“孟子亚圣，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何，无遗憾矣。呜呼尚飨!”只有22个字，语言精炼，颂扬得体，胜过千言万语多矣。

短提案：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汪精卫等投降派正在进行所谓“和谈”活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十前，言和即汉奸”。这一提案引起全国极大反响。邹韬奋说：“寥寥11字，乃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短剧本：法国剧作家、小说家特里斯坦·勃纳德于1932年写过一部微型戏剧《流亡者》，全剧只有两句台词——

流亡者：不管您是谁，请可怜可怜一个被追捕的人吧!他们在悬赏捉拿我呢!

山里人：悬赏多少?(流亡者马上离开了。幕落)

短童话：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组织过一次“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征文”比赛，一篇题为《一枝燃烧着的烟》的34个字的童话获得了第一名：“一枝冒着袅袅青烟的香烟，指着自己说：‘我是最好的直观教具，证明抽烟会缩短生命。’”

短笑话：明朝有一个叫陈全的人，此人以谐谑取笑为人皆知。一次他误入宫廷禁地被一太监抓住，太监限他只说一个字，能使之发笑就放他走。于是陈全就说道：“屁!”太监不解其意，陈全说：“放也由你，不放也由你。”太监听后大笑，便把陈全放了。

短笔记小说：陶渊明的《陨盗》：“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陶渊明的这篇短文，恐非上乘之作。首先是前面的“二偷儿”和后文的“二盗”重复，因此有人认为可删改为：“蔡裔勇，声若雷震。有二盗入室，裔拊床一呼，盗俱陨。”20个字就够了。)

短科幻小说：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布朗曾经写过一部只有两句话的科幻小说，即：“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

【小程荐自《乡土文学》】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李志远(北京)

《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一文(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堪称振聋发聩之作。该文说，对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到制度建设问题，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实际上，“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底蕴，失去了精神，希望只靠法制来强行扶正，是办不到的”。还说，“看当下的很多时评，也有强烈的‘制度崇拜’的毛病。”说得多好!

我读该文有感，想说几句，但肯定说不出一朵花来，只是敲敲边鼓、呐喊壮威一番而已。记得，前两年，杂文家储瑞耕先生就曾著文说及“制度崇拜”问题，但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故我，看来对沉疴固疾需要反复诊治。

法制建设并非不重要，然而强调得不适当，以至淹没了对道德建设的关注，则不免有失偏颇。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除了少数制度应继续建立健全外，可以说，方方面面的制度已经很多，且较为健全。这是不争的事实。各类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流于形式，不能很好执行：有些人不依法行事，或知法犯法，或钻法制的空子，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而这些，显然都是缺“德”的表现。

好制度，能张扬人的“天使”一面；坏制度，能助长人的“魔鬼”一面。而好制度，不仅其执行离不开高尚道德，其制定同样需要高尚道德。君不见，有些垄断企业的制度是为垄断者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却对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害无益。对这样的制度，如果不加分析地叫喊要建立呀健全呀，其后果可想而知。概言之，失去高尚道德，好制度的执行和制定就都无从谈起。足见道德是法制之基础。而头痛医“脚”，才是辩证施治，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我也注意到，时下确有不少时评(包括杂文)都有个时髦的尾巴——点子敲在制度的建立健全上。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予以否定，但有些，不能不说忘记了著文立论的主旨精神。我们写文章，褒也好，贬也罢，无非是引导人心向善，亦即提高人的素质，增强道德涵养，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如果舍此而热衷于制度建设，那倒不如向各级“人大”写点“建议书”好了，还劳神费力写文章做什么!

该文末尾的点睛之笔说：“重新振兴民族之魂，最需要的就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复兴和现代化。”此言诚哉，理应形成共识，引起重视。时评、杂文亦应以此作为主要用武之地才好。

李炎锠(江苏常熟)

读了《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的《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人最缺的还应该是“法制”。当然，这个法制，并不是印在纸上的一些条文、条例，而是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办事的那种“法制”。文中所说的车辆违规行驶，矿山收买安全监督机关违法开采等，这些都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后果，说到底还是法制不健全，如果把这些完全归结到“道德”问题上去，怕是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想，如果车辆违规行驶，矿山违法开采，真正按照法律规定严惩(当然，现在有些法律惩治得还不够严)的话，步后尘者也就不会多。现在社会不和谐的根于是：法律虽然制定了，可是宣传教育远远不够(大多是走走过场)；在执法上也有很多不认真依法办事的案例存在，因此违法不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当然，现今中国人的道德也不是不缺，但细究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形成、实行，大多也是从社会实践而来。社会没有法，哪儿来好的道德?而守法也是从不自觉变自觉，从被动变主动的。所以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也离不开好的法制。

鸣 弓(甘肃兰州)

《杂文月刊·选刊版》第10期一篇批评“儒治”的文章，有例证称，“哪一位封建皇帝(短命鬼除外)不手沾无辜者鲜血呢?如明成祖朱棣，推翻其兄惠帝朱允炊，一登基，就把自己打扮成‘温文儒雅’模样”云云。作者所引史事，则是明初那次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役”。其实，此次战争是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进行的搏杀。稽古说事，自是常用的杂文作法，说古道今，曲径通幽，好处多多。但须将基本史实搞准确，像上述引文，错把叔侄作兄弟，就不应该了。另外，“哪一位封建皇帝”一句中的“位”字，亦属用词不当。盖作为称人的量词“位”，辞书明确强调含有敬意，而“手沽无辜者鲜血”的屠夫当然不配称“位”。

钱家良(浙江杭州)

读贵刊今年第9期《让你震惊的外逃者》，惊诧之余，不禁愤然，特仿鲁翁手法，剥崔颗之《黄鹤楼》诗以斥群丑。诗曰：

赃款已随逃官去，

此地空余逃官楼。

逃官一去不复返，

始知国资早外流。

黑钱累累硕鼠乐，

赤字重重百姓忧。

海外案犯何处是，

二奶怀里没人愁!

2007年第1期

有多少“世界第一”让我们汗颜　作者：彭兴庭

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中国民生投入占GDP比例全球倒数第一”，又是一个“世界第一”，尽管是倒数，但还是一个第一。

这样的世界第一，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汗颜，这些年来，物价看涨，税负越来越重，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飙升，何以社会保障偏偏就健全不起来，医院收费就降不下来呢？中国在基本民生投入占GDP比例世界倒数第一，或许，这正是拜一个个这样“世界第一”所赐。类似的“世界第一”不止一个。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是什么样的“世界第一”企图把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拖入苦难的深渊。

有媒体报道，重庆市丰都县将在被淹没的原老城旧址上，用5年时间打造一个全新的鬼城。据当地官员介绍，将把现有的“玉皇大帝”写意雕像改造为世界上最大的“阎罗王”像。这种不求成本、但求最“大”的精神是多么的“豪气”。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劳民伤财的举措，到底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地方政府的“世界第一”情结，病得不轻。

若说以上“世界第一”还有些旅游价值的话，那么，以下这个世界第一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世界第一区政府》，说的是×市×区区政府。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区政府不可谓不豪华，大型护城河，人工湖，36000平方米的草皮广场，以及各种珍贵树木，奇山怪石，再加上雄伟的办公楼，可真是气派非凡。至于这个“世界第一区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钱，到现在为止仍还是一笔糊涂账。

在《财经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我也找到了“世界第一区政府”产生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前段时间，三峡大坝浇筑完成，“世界第一大坝”的美名着实让国人兴奋了一阵。然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指出，在长江上建成、拟建或在建的水坝有46座，长江是世界上水坝最多的河流。由于水坝威胁淡水生态系统，全球有21条河流及其流域生态严重退化，长江流域排名第一。“生态退化长江排名世界第一”，这与“世界第一大坝”形成鲜明对比。这有着深刻的警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三峡工程的认识、理解和检验，或许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教育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到现在为止，世界一流大学尚没建成，但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学费。“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这样的“世界第一”，令人沮丧。

还有一类世界第一，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其实经不起推敲。铁道部曾发布消息，“我国铁路运输效率和铁路能力利用率居世界第一”。铁路的这个运输效率“世界第一”是怎么来的，是凭借垄断优势和赤裸裸的行政霸权得来的。何况，效率是第一了，服务呢？铁路运输价不廉、“物”也不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春运史，据说就是国民的一部苦难史，如此挤出来的世界第一，如此浸泡在苦难中的世界第一，也那么值得骄傲吗？

此外，我们还有“世界第一金玉佛”，还有世界最高的“城乡收入差距”，矿难死亡人数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还在争建“世界第一高楼”、“世界第一喷泉”。当这些世界第一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正是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第一？

【李富平荐自《廉政瞭望》2006年第8期】

我不再恨贪官　作者：石　飞

一位编辑朋友两天前给我发来两条新闻，约我写一篇抨击贪官污吏的文章。其中一个说，安徽灵璧县公安局下辖21个派出所（或公安分局），有14个所长或分局局长的官衔是向县公安局长王建华买来的。王建华的用人路线是：谁给够了钱，就提拔谁。为此，王建华80余次受贿、索贿24万余元（11月14日《新华日报》）。另一个是说，深圳中级法院发生腐败串案，5名法官（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退休法官）先后被“双规”或逮捕（11月7日新华网）。

一个县三分之二派出所所长的乌纱帽都是行贿受贿的结果，一个中院出5个腐败法官，这还了得！若是在过去，我肯定会热血沸腾，怒发冲冠，掷“标枪”，抡“匕首”。可是现在，我只有谢绝，因为我已经不再恨贪官。为什么呢？

首先，社会现实教育了我。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声势日渐高涨，反腐败斗争的成绩一年比一年斐然。然而，党风政风民风总体上却未见根本好转。吏制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大案、腐败窝案、腐败串案……从省部级到地市级、县处级、乡镇级，层层前腐后继，犹如“烧不尽的野草”，贪官污吏的“生命力”让人“审丑疲劳”，徒叹奈何。看来，百姓诅咒的唾沫水是淹不死贪官的，文人愤怒的“标枪匕首”是“杀”不绝贪官的，任凭反腐风暴横扫，贪官该怎么滋生蔓延还怎么滋生蔓延。既然如此，咱老百姓再“恨”、再“骂”、再“写”又有什么用呢？

其次，一则生活故事启迪了我。邻居请客，烧了条鱼，待到上菜时却发现鱼不见了，被猫偷吃了。于是，女主人抓住猫狠狠地掌嘴：“打死你个馋嘴的东西！”男主人则把猫放了，反倒怒斥女主人：“贪腥馋嘴是猫的本性，怪不得猫，全怪你没把鱼收好！”

反腐败斗争何尝不是这个理？权欲、利欲、色欲皆人之本性，如果没有强力的卓有成效的监督和制约，只要大权在握，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不管是谁，人人都保不准有可能沦为贪官，去搞权权交易，去搞权钱交易，去搞权色交易。在“人性恶”下，教育、信仰、道德、自律、誓言、承诺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纵观万千倒台的腐败官员，哪个不都曾经信誓旦旦过，立志廉政勤政，鞠躬尽瘁为民？

所以，我不恨贪官，我只怨我们的制度在管束权力方面乏力，制约不住贪官的“贼心”、“贼手”。

所以，我认为，如何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制度，让当权者的“人性恶”得逞不了，想贪不成，这才是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和根本。

【李从渊荐自《江苏工人报》2006年11月24日】

“痛感神经”是怎样麻木的？　作者：宋志坚

这个叫“痛感神经”的概念，取自《检察风云》的一篇文章。此文列举的大量事实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例如：“发现证券市场体制问题时，市场已亏空了1万多亿元；发现欠薪问题，已经欠了数千亿元民工工资；发现汇率问题，中国外汇储蓄已经达到了6000亿元；发现环保污染，中国人已有3亿人口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等等，作者将这一切归结于“发现问题的机制”以及“媒体监督功能”缺失，于是呼吁“社会不可丧失痛感神经”。我想接着这个话题再说几句。

首先想说的是这种“痛感神经”的分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容易有这种“痛感”的是什么人？套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古诗，应该是直接生活在某种“水”中的平民百姓。证券市场的体制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那些被虚假业绩坑害的股民；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被无端拖欠血汗钱的民工；环保污染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那些污水流经的水域两岸的生灵，如此等等，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神经末梢”，遍布整个社会的肌体。就像一个人，无论是人体的哪一个部位的神经末梢有了痛感，反射到神经中枢，及时采取措施，大致是不至于使这种病痛无限扩展的。

“社会”是一个相当具体却又相当抽象，相当实在却又相当空泛的概念——它本身不会有言也不会有行，于是就冒出第二个问题，即被“神经末梢”反射的“中枢神经”的现实状况——平民百姓有了痛感，对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负有责任的各级领导是否能及时感知并采取相应措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有两种论调比较典型。一种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论。往往认为一个指头出了问题，九个指头却是好的，于是就对这一个指头的问题掉以轻心。其实谁都懂得十指连心，无论是哪个指头出了毛病，都会痛入心扉，千方百计地去消除这种病痛。还有一种叫“阵痛”论，认为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难免会有“阵痛”，难免要付出代价，难免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也叫“难免”论或“代价”论，却没有尽力去避免或减轻这种“阵痛”与“代价”。从思维方式说，这叫不懂得在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防止另一种可能掩盖着的倾向；从思想感情说，则用得上“隔膜”二字——当“神经末梢”已有“痛感”之时，他们并没有这种“痛感”。因此，即使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及时传递这种“痛感”，也未必能引起关注。

比这更为糟糕的，乃是由利益冲突造成的“痛感”与“快感”的错位。李大伦案得到查处之后，郴州市的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暴富的老板背后，一定有暴发的官员，它几乎成了郴州的一条‘铁律’。”在这些“暴富的老板”中，大概不乏房地产商。当他们哄抬房价或强行拆迁之时，平民百姓会有“痛感”，但那些“暴发的官员”例如李大伦之类却只有“快感”，于是就为那些“暴富的老板”歌功颂德，说“他们带来了投资，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提升了政绩”。对于此类官员来说，如果“神经末梢”没有了那种“痛感”，他们就会失去某种“快感”；如果“神经末梢”有了“快感”，他们就会有“痛感”。在此类“神经中枢”控制的地方，能让“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正常发挥作用么？

“痛感神经”是一个系统，其中包括“神经末梢”、“神经中枢”以及能使此二者得到有机联系的“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这些环节又互为因果——“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会使“神经中枢”出现故障；“神经中枢”不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又足以使“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减弱、失效以至于完全废弃。“痛感神经”就是这样丧失的。

刚从报上看到，河南叶县的几名农民工为讨6000多元的工资，七上县城九进法院，此事被当地媒体披露之后，引起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媒体能将“神经末梢”的感觉及时传达到“中枢神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中枢神经”能痛百姓之痛，为未能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感到“愧疚和伤感”，而且举一反三，对解决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相信在近期之内，河南境内的这一顽症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一个基本健全的“痛感神经”系统，起码也得有这样的功效。

【林纪平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11月9日】

为何中国无人为民众买不起房辞职？　作者：唐　昊

韩国总统府日前宣布，建设交通部长官秋秉直、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经济辅佐官丁文秀向卢武铉总统呈递了辞呈。请辞原因是最近韩国房地产炒得相当火热，房价被炒得非常高。此次请辞是为了对房地产政策失败产生的争议负责。

这场来自异国的辞职风波却出乎意料地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又一轮关于政府问责的讨论热潮，网络、媒体上对此感慨不断、指桑骂槐，无非都暗示我们国家房地产政策的制定者也应像韩国部长一样要对高房价负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现象，是因为当下人们普遍把房价高涨的原因归结于地方政府。

事实上，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房地产市场中，政府责任是客观存在的:由各地政府掌握资源，并决定谁可以进入房地产市场，这必然会产生暴利和价格失控。其结果就是，中国经济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楼大厦遮蔽了城市的天空，但结果却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居住权无法得到保障，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必须有人要为此负责。

如果无人对公共政策的失误负责，其后果不但是官僚队伍无法得到进步，而且也意味着既定的不当公共政策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人们要继续忍受这些不当政策所带来的危害。其实，去年国务院已经规定了对楼价上涨过高过快地区的官员实行问责，但一年多了，各大城市房价依然急速上涨，国务院虽连续发文表示不满，但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为调控不力而受到处罚。这样一来，房价的上涨更加肆无忌惮。

相比之下，当年非典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解职，随之防治非典的各种举措才能雷厉风行地贯彻下去，政府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局面。这说明，我们还是有问责官员的勇气和能力的。但在非典以后的政府工作中，却又鲜见这种举措了。只要政府官员不违法，其政策失误总是难以得到惩罚。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之所以无法将这种问责形成为一种连续性的传统，是因为我们国家既缺乏问责文化，更缺乏问责机制。行政意义上的问责有三种：上级问责、自我问责和民众问责。香港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以及自由运作的传媒。问责制的设计就是要所有主要官员接受立法会、传媒和市民大众的监督。内地在这方面明显缺乏，因此所谓问责，更多的是上级问责，重庆市所实行的获得了政府创新奖的“问责”就是此种类型：市长可以问责所有人，但所有人却无法问责市长，如果市长不想问责某个人，其他人也无权问责这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来自民众的直接压力，所谓上级问责、自我问责都无法落到实处。

在这里，我理解许多国人为什么会赞赏韩国人的做法，毕竟他们还是有血性、有担当的，做错了事情，或者无法尽到职责，就不要干了，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在政府工作中也不例外。做错了要负责，用东北话来讲，这才像个“爷儿们”。更深一个层次来说，在东亚的儒家文化中，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通过官员的知耻而能使民众知耻。如若不然，“民免而无耻”，则整个社会的伦理根基便无法维系了。

在制度乏力的时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勇于担当的个人，但话说回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之所以会担当，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我们还可清晰地回忆起韩国农民为反对WTO农业政策、韩国青年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惜自残身体，种种手段极富有冲击力。当然，这些表达愤怒的方式我们可以不认同甚至反感，但试问一句：这样的人民有谁不怕？有谁胆敢欺骗他们却妄想不用付出代价？

【张天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7日】

美国诚信与中国式离婚　作者：柯云路

不久前，在美国工作的儿子谈起一件趣事。

因为汽油涨价，近来只要不是下大雨，他开始坐公交车上班。儿子的住处与公司距离二三公里，道路通畅时，大约半小时车程。如遇堵车，时间就难说了。好在他上班的时间相对自由，每天早晨，他通常会上网查查路况，尽可能避开拥堵高峰。

为了节约能源，美国政府一向鼓励人们乘坐公交车，儿子所在的公司亦为每个员工办理了免费的公交车年卡。

出于对儿子安全的关心，我一直建议他尽可能乘公交车上班。儿子对这种劝告“置若罔闻”，还说出许多理由，如下了班要去健身，要去购物，要和朋友聚会，等等，等等。总之，还是开车来得方便。

现在，知道儿子愿意乘公交车上班，我自然高兴，接下来也要问问为什么。

汽油涨价是首当其冲的理由。还有一点，他所在的公司和城市不久前出台了一项新政。公司规定，员工在两个月内累计乘公交车上班十五次以上，可获得五十美元奖励。而公交公司也规定，市民累计乘坐公交车四十五次以上，同样可获得五十美元奖励。

既节省汽油，又能获奖励，不少年轻人开始加入乘坐公交车的行列。

我很好奇怎样统计乘车次数。

我问：公司是否设刷卡机，比如你骑车或步行进入的时候？

儿子笑了，说根本不可能操作。他就职的是一家大公司，开放的庭院里许多独立的小楼，每个楼的地下一层即为四通八达的车库。多个方向的进出口，车来车往十分自由，没有人监督也不可能监督。

那怎样统计？

儿子说，自己统计。将乘公交车的时间依次统计下来，达到十五次，就可上报公司领取奖金。

公交车又该怎样统计呢？

我见过儿子的公交年卡，只能用作出示，无刷卡功能。那么，怎样让公交公司了解到你何时和已经乘坐了45次以上呢？

美国人的办法又是“自己统计”。乘车人可随时登录公交网，将自己的乘车记录登记在案，够了45次，就可领取奖金。

这就是美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人虚报冒领？

儿子想了一下，说，理论上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美国有非常完善的信用体系，一个人的信用记录将伴随终生，几乎没有人愿意为这区区50美元留下信用污点。而一个人的信用值在美国非常重要，买房买车、贷款保险等等，都要据此进行评估。一次违规将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如果在这样的小事上撒谎，占了50美元的“小便宜”，被发现后他的信用等级就会下降。曾有的不良信用记录，会使这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增加许多困难。他不那么容易得到银行的信任。即使勉强贷到款，也会付出比别人高得多的利息。而这多付出的部分，可能高达几万美金。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被媒体大量报道的一件事。据重庆市人和镇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统计，2005年，该镇共有732对再婚婚姻。离婚的就更多了，1795对夫妻在这一年“劳燕分飞”。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但是更奇的是这些离婚大多是假离婚。

这种怪现象据说源于1999年颁布的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有几种情况可以得到“优惠”。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说得更明白些，离婚后再找个城里人结婚，分配的房子可以从一室一厅增加为两室一厅。人和镇的百姓们就是在此政策的诱惑下上演了这场轰动全国的假离婚闹剧。时至今日，有些夫妻离婚后仍生活在一起。而有些假意离婚者竟成了真离婚。原来的和睦家庭已经破碎，无法复合。

这些年，我们看了有关欺骗的太多的报道，行骗领域之广简直可以说无边无际，而行骗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每每看到这些，我在震惊之余常有悲悯之感。

我们伟大的民族曾经以文化与道德的深厚雄视四海，但当下呈现出来的种种却使一些西方朋友困惑不已：中国怎么了？

将儿子乘车获奖与人和镇的离再婚闹剧放在一起，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我并不想说，美国人就比中国的百姓更诚信。

我在电视上看过对人和镇事件的报道，面对镜头，那是一些朴实善良的百姓。他们甚至承认，自己做了“不体面”的事。但他们为什么会不体面，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妻离子散、90岁老婆婆离婚又再婚的“丑事”？

看到某些官员面对媒体的采访，堂堂正正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说是村民们“钻了政策的空子”。

那么，是谁制定了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政策？

什么要制定一个让百姓“钻空子”的政策？

一个政策的提出与实施，针对的永远是很多人。而政策实施与制度的完善标准之一，应当是绝大多数人乐于并且必须遵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伦理标尺。家和万事兴，更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浅显道理。但在今天的中国，以“人和”命名的小镇却发生了明显违背人伦的闹剧。

它其实更是一个悲剧。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曹炜明荐自《今晚报》2006年10月27日】

我是教授吗？　作者：林少华

又有矿难发生了，我的心往下一沉。

我不由想起冬天一次搭出租车时司机对我讲的话。那天从市中心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致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倪早菊荐自《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于昌伟图】

荐稿人语：看着这篇文字，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体力劳动者，这些和死贴得那么近的人们，我真要向他们致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正常生活，而当我们幸福生活时，谁又会想到他们？

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的矿工走了，家里人哭天喊地，可是又有谁知道。

林先生说的太好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挂出来”又怎么样？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其博客上，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为“二流学者”；直斥社科院的评选像“游戏”，要求向社会详述学部委员产生的程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郑先生指出：“学术单位不是私人作坊”，学部委员的评选“不能在桌面下”进行。“我的目标就是把景天魁的论文挂出来，然后社科院的学部委员都挂出来，以后有学术争论就都挂出来，让学术机构之间互相透明……比较长远的目标是希望各单位评教授、博士生答辩，把论文都挂出来。”

一连几个“挂出来”，让人领教了郑先生的直言风格。社会学所谁一流二流咱不知实情，论文迄今也没有如郑先生所愿“挂”将出来，这里暂且不议。不过对郑先生“挂出来”的主张，窃以为倒是算得一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有没有论文，有多少论文，论文的分量如何，是真知灼见，不同凡响；还是一般二般，人云亦云，甚至抄袭拼凑，一“挂”将出来，是容易一目了然不好玩假的。虽说“路边打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毕竟人眼是秤，对于那种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或者靠走上层路线、靠虚造声势者，无疑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大坎，容易穿帮败露的。所以有些人老不赞成实施“挂出来”方略，累累回避拖延，诋毁抵制，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以贯之的“暗箱操作”，至少也是形“明”实“暗”，虚“明”真“暗”。

然而郑先生“挂出来”的办法未必就那么灵验。郑先生显然过于乐观了。要知道在一些人那里，挂出“下三滥”的东西，向来也是不惧怕的，一样可以让手下人喝彩；更有一些“长”字号角色，别看成天出入于各种会议、宴会，熬夜打麻将、泡桑拿浴，照样可以“挂”出真东西好东西。不知情者以为他本事超群，人才珍稀，知情者则清楚个中奥秘：原来他们“挂出来”的并不需本人呕心沥血，而是由一帮秀才捉刀代笔，为他专“作嫁衣裳”，本人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划过一笔一字，是地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然而他们却可以毫无愧色堂而皇之地亮出大名，视为己出，其心理素质是相当过硬的。不少地方披露，一些带“长”字号的硕士、博士生，在攻读过程中论文是不必自己动手的，而是由政研室一类的手下“班子”代劳。由此可知，郑先生的“挂出来”主张，对于他们是起不到检验作用的。

身为某报理论版编辑的文友曾经说起一件怪事，一天他接到某“长”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头儿已经高升，他的即将见报的文章就不必发了，请将作者改换成现任的领导。文友听罢哭笑不得，原来文章“挂”在谁的名下，是可以如此“灵活机动”的！另一位编辑说，他的好友评职称为没有论文伤透了脑筋，特央求他助一臂之力，可否打打商量在某篇论文作者的后面“附”上他的名字——这种“冒充”，是相当低级的，高明者的冒充何至是这样的水准？有的人堂而皇之地将别人为他写的文章结集公开出版，署以大名，精装平装、亲自签名，四处赠书，正是大“挂”而特“挂”。相类似的则是官员“风雅”水平的“见风长”，什么诗集、书画集、论文集、摄影集、日记、传记接二连三“挂出”；各种“家”的桂冠接踵而至，是国中的又一道风景。

于是先校长，后教授；先医院院长、后主任医师；先局长、部长、老总，后硕士、博士——先“长”后“家”，司空见惯，概率极高，正成为眼下官场学界日见流行的“潜规则”、“显游戏”。

相应地是某些人的生财之道，什么《21世纪文典》、《新时代经典》、《学术大典》，《文丛新典》、《党政干部论文集》之类的征订单纷至沓来，公款付费，官员出名，出书者获利，是“配套成龙”的应运而生。

恕笔者直言，只有到了不仅论文可以“挂出”，论文的形成过程、论文的实际作者也可以一一“挂出”，民主法制的阳光才可能钻出云层，普照大地，国中学人距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距离，庶几会大大缩短吧。

【翟明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11月10日】

告别神话与走出鬼话　作者：毛志成

中国对神话的盲信与推崇远至数千年，近至数十年。中国对鬼话的误听和误传也颇长久。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不能淡化甚而哂笑神话，如果不能哂笑甚而厌恶鬼话，最终很难称之为正常的社会和人生，尤其不能称之为优质的时代。

对古代的神话之所以不必过分嘲笑和否定（甚而还应当做一点赞美），只是源于人类的幼稚和蒙昧，如创造了盘古、女娲、伏羲、神农、西王母等等。无论如何也算是向远古人类提供了一点“精神母乳”，但接下来若干年的一大串神话，如各式各样的“真龙天子”、“得道之仙”以及“精通法术”的能人、奇人，就有了骗子之嫌。偏偏无知无识的大量愚氓非但迷信始终，而且很有兴趣地参与抹釉镀金、加工润色。甚而将当初朴朴实实、真真切切的活人，后来也升格为神。例如孔子，他本人都曾承认过“吾少也贱”，因此干了不少“鄙事”（即下贱之业），此外他还不信“怪、力、乱、神”那样的鬼话。但后来人们还是把他加工成了“圣”、“神”。

至于鬼话，中国的创造者和迷信者也颇多。当年大多数想造反、想称王的人（从陈胜开始），无不干些装神弄鬼的事（如陈胜学狐狸叫，高喊“陈胜王”之类）。连别无其他法术的孔明先生，也被《三国演义》夸张成了“通阴阳，晓八卦”兼之善搞法术的仙人。鲁迅评《三国演义》时说过：写的虽是孔明之智，但却近于妖。

离不开对神话的盲信，对鬼话的盲听，是民族素质较低、亟待提高的标志。

几十年前，典型的神话是“战无不胜”、“形势永远一片大好”、“一句顶一万句”之类。而带头鼓动这样神话的野心家们却同时抛出了不少鬼话，如“在阶级斗争中，没有任何超阶级的诚实可言”（张春桥语）之类，以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

神话误政、愚世，鬼话坑国、害民。这些，都已被历史验证。

如许许多多的漂亮话，包括贪官污吏曾坐在台上大讲的各式“廉政报告”，伪学者、假教授（甚而院士）用剽窃他人、洋人的成果而搞出“自己”的专著论文，越是获奖、越是吹牛就越是近于鬼话。另如一些唯利是图的歌星、笑星、诗人去唱去说去写的“曲”，其实都是鬼话！

总之，真正有质量、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话只能是有较高德智含量的正经人话，而极需告别的却是神话和鬼话。

【大鹏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1月3日】

议论在秦中飞诗案边上　作者：邵燕祥

读了重庆彭水市民秦中飞因短信发送打油诗被捕的报道，触动了我的远期记忆。

先是想起了26年前的1980年春，我写过一首《续“泥鳅调”》，是我在云南听说，剑川县的白族老歌手张明德，曾演唱民歌《泥鳅调》，表现了穷苦人对压迫者的愤懑和诅咒，在当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革”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之不足，又从文化馆开除，赶下乡劳动。他和老伴没钱治病，家具什物全部卖光，终在1973年冬，73岁的老歌手含冤而死，仍长期不得平反。我就以他《泥鳅调》的格律，续写了几段，以为悼念。谁知道此诗在《边疆文艺》刊出后，开罪了剑川县里应对老人的冤案负责的当权者，这个可能从来不读文学作品的官员竟怒问：“邵燕祥是哪个公社的？”

假如我当时籍隶剑川，怕就难逃今天秦中飞的厄运。不过幸免于难也不全是因为我有北京户口，而是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等支持下正在克服重重阻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虽说法制还不健全，但继续整人一时吃不开了，以言治罪、以诗治罪的文字狱似乎已成历史。

而由那个刚开始的“新时期”回溯二三十年，情况可就两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就抓了我的讽刺诗(还有讽刺性而不是歌颂性的杂文)，罪名跟今天的秦中飞类似，说是“诽谤”党组织“诽谤”干部。按照当时区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据此定我为资产阶级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重翻历史旧账，又加上些新的鸡毛蒜皮，定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了。这些旧案在1979年推翻，显示了历史确实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可以含笑跟“旧时期”告别了。

我们党在这二三十年间不断告诫，让我们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因此，除了总结历史经验的特定时空，我们，包括我，似乎也确实把“旧时期”的事情淡忘不少。随着年龄渐老，小脑软化，不但对近事麻木，连远期记忆也快抛到脑后去了。谁知竟是重庆彭水县的部分当权者这次之所为，重新激发并强化了我们的记忆。倒不仅是像我这样的“老右派”在这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请秦中飞先生原谅，我没有借此诬您为新右派或反革命——现在叫颠覆政权危害国家的恶意)，看来是没有经过“文革”或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中青年朋友，对此更加不能容忍。我们过来人只是诧异，怎么历史倒转，“旧时期”的“振振有词”重见于今天；中青年朋友则是从普世价值的人权、法治、民主诸方面立论，对这一个案的产生探讨其制度和理念上的根源。

那些中青年朋友谈的都是大问题，涉及深广，非我所能插嘴。我只是在诧异之后，不免产生疑问，像彭水县这样的事情，是仅仅发生在偏僻落后的四川一角吗？类似的人权状况、法治状况，应该由哪一级的哪一部门来监管和检查？“普法教育”难道只是教育一般民众“守法”，而在例如彭水县政法书记一级干部那里就是死角了吗？在“文革”中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只是一张废纸，事后痛定思痛，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改变这一可悲的历史？由公检法部门来制造冤案，比起过去由各级党政部门制造冤案，有什么异同，是否只要经过公检法部门的过场，非法行为也可能合法化了？想到在“文革”中有些错误判处死刑的案件，看来也是经过法院审判，还把判决意见提交“全民”征求意见哩，不禁不寒而栗。

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不在乎彭水县的某些干部会依他们的思维惯性，把这些小议论蔑之为“右派翻天”。的确，“老右派”在50年前号称达数十万，半世纪来死的死，残的残，即使有“翻天”之论，无权无势，无拳无勇，顶多说三道四，亦不足畏矣。而这次事件的曝光，其实都缘于当地有正义感的知情人的网上传播，以及一些有责任感的纸质传媒坚持舆论监督。你彭水县的某些官员，可以一时一手遮天——也只是彭水一带的一片天吧，你可以在彭水掩人耳目——也只是一时得手吧。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力号召声中，是互联网和报刊把你们那里的不和谐加以披露(官民的不和谐是最根本的不和谐，总不能说彭水的那些负面现象是由一首打油诗“骚搞”出来的吧)，这就使彭水一方宝地有可能得到转机。个别人可以把舆论监督恨得牙痒痒的，但加强舆论监督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你们执迷不悟，抵制批评，也只能是阳奉阴违了吧？

附带说一句，秦中飞先生的《沁园春·彭水》一词，严格说来，不合格律，从艺术上看，在打油诗也犹嫌不足；但当地抓他起诉他，显然并非从艺术着眼，我在这里也只为他的立意辩护，“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不但对彭水是苦口良言，谁敢说它没有普遍意义？

大家看看这首打油诗，是不是比什么“梨花派”有劲多了？

【倪早菊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

良知是金——法捷耶夫谢世５０年祭　作者：从维熙

从1956年法捷耶夫离世，到今天的2006年，已经50个年头了。中国有逢5排10祭奠逝者的沿袭，便想起写下这篇文章，以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半世纪前法捷耶夫人文良知的祭奠。

法捷耶夫是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刚刚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报道为是酒后自杀的，其内在含义不外是酒精作孽，让法捷耶夫走上了西归路。当时我刚刚涉猎中国文坛，当真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并在一家报纸上写下过悼念这位作家的短文，以抒惋惜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读书》杂志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法捷耶夫之死的真相，并非死于酗酒，而是饮弹自毙。之所以他选择了如是的西归路，源于他自我忏悔，是良知上自我回归的一枪。天哪！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俄罗斯有关的文史资料披露：始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近20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苏联的作家中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流放；而当时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升腾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尽管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坨，无可逃避地成为“文字狱”的导电体——尽管当时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群体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

具体的例证如下：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被法捷耶夫陷害的；后来在作协俱乐部，她和他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之所以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蓝英年先生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不禁百感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书，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而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

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漩涡之中，还是不失为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比如，始自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直到十年“文革”，许多文化人的命运之灾，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功。但是，他们与法捷耶夫并不雷同之处，在于没有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这能不能说是中国人道的残缺？我们并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那是血性文人才有的刚烈——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似也不能被视为正常。倒是有过唯一的一位自悟者周杨，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当众向萧军道歉，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憾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谊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其中，谈及到了某位文官长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此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煮豆燃豆萁”时的火种，但是不知何故，他公开声言拒绝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说一句平复其人伤口的话语。当然，道歉与否完全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与法捷耶夫的崇高精神相比，此位长老的人文良知不是与法捷耶夫存在着霄壤的距离吗？

作家的职业，是以剖析人为本源的职业，其中不容忽略的一点，解析人当中也包括剖析自身。值此法捷耶夫谢世50年的时日，笔者又偶然在报刊上，读到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的一篇题为《忏悔与感恩——中国人双重的缺失》的文章，便写此一纸对法捷耶夫的祭文，以抒心绪的同时，期盼着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文良知的苏醒和复归……

【杨孔翔荐自《北京青年报》2006年11月11日】

“戴盆何以望天”　作者：徐迅雷

“1970年10月23日，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逝世。”新华社10月22日的电讯在“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简介说，“范长江，四川内江人，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他在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现在仍被视为经典之作。”

还好有个在1990年设立“范长江新闻奖”，让人依稀记得范长江的名字。但今人与范长江似乎已相当隔膜，当范长江成为“新闻文化”的时候，我们大抵已变成了新闻无晓和文化无知。譬如，如果要问：范长江是怎么逝世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清晰回答。新华社的电讯就没有给出答案。范长江是跳井自杀的，那年他刚过六旬；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后不久，范长江从1967年起被长期关押，备受折磨和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1978年12月才获得平反——那曾经的时代，太愧对范长江。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得起最早记述报道红军长征的范长江。1935年7月中旬，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大西北采访，他翻雪山、过草地，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跋山涉水上千里，历时10个月；其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或重叠、或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既有真切见闻，又有深切议论，既有广博知识，又有人间情怀，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随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

年轻的范长江是才华横溢的，一则范长江对对子的逸闻，就是很好的例证：1937年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游览时弄了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被称为“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灵感突来对出了“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的下联；陈毅赞曰：“范长江果然才子也！”然而，自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之后，他的“事业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成了“从政人生”，作为新闻人的范长江渐行渐远。夏衍先生就曾发问：“许多熟悉的人都知道，范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但是解放以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

与范长江有着相似命运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报人王芸生。王芸生主持《大公报》8年之久，是“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家”；《大公报》有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而王芸生则喜欢引用司马迁的名句“戴盆何以望天”以明志，表示自己愿戴一辈子新闻记者的“盆子”，心无旁骛、不去望天。但我在多种书籍中读到王芸生所说的“戴盆何以望天”之后，总让我感到他的“盆子”并非指“记者”，而是指“官职”，戴了官职之“盆”，才是望不见“天”的。或者说，一位新闻人，当他成为高官之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事业使命也就到此为止、看不见了。王芸生、范长江的优秀作品都诞生在他们的“前半生”，这大约就是造化弄人吧。王芸生后来任全国政协的常委，与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的“级别”也不相上下。现在回首两位同出于《大公报》的新闻大家的人生命运，不能不说曾经的时代是愧对范长江、愧对王芸生的。

范长江、王芸生都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今天我们在以一种新的形式愧对他们。王芸生似乎鲜有人提起，而一个“范长江新闻奖”，则让范长江“标识化”了，得奖的“业内人士”大抵是不会去想什么“范长江之死”这样的沉重话题的，新华社电讯也不会去说自己的老总编为何在1970年10月23日投井自杀；至于边缘人士，更是不会去关心范长江是何方大侠。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说到招聘编采人员时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大笑话：有一笔试题目是要求写出若干著名人物的身份，其中就有“范长江”，结果答卷里就有“范长江是小品演员”，潘长江听后一定乐得满地找牙。

“戴盆何以望天”是一个历史宿命。今日，种种人士“戴”上种种“盆子”之后，不要说“望天”望不见，就是望望“范长江”也望不见啊！

【王翔宇荐自《潇湘晨报》2006年10月24日】

为良心叫魂　作者：闲机生

还是老早的过去了，我们家乡有为人（一般是孩子）叫魂的习俗。就是孩子有病了，大人便会问他去过什么地方，认为是魂丢在那里了。于是黄昏的时候，两个大人去到孩子丢了魂的那个地方。前面一个人叫着孩子的名字并高叫“回来吧，回来吧”，后面一个人应道“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叫着一直回到家门口，据说孩子的魂就叫回来了，病也就好了。当然这都是迷信了。

不过我今天却想叫魂，但不是为某个病人叫魂，而是为我们一些人的良心叫魂。

这个动机是从一个人的命运引起的。这人叫张启秀，曾是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唱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深入人心，她也因而誉满全国。可就是这样一个有天赋的歌唱家，文革中也同众多的文艺家一样遭受残酷的迫害。她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她临产的时候，她的爱人被派往外地，她生的双胞胎双双夭折，最残酷的是，被掩埋的孩子竟被野狗叼回来，在她当面撕吃。6年后她从下放地回到昆明，文工团不收她，没有收入又怀有身孕的她只能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靠朋友度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当年她多么光彩照人，可如今已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完全是被文革折磨成这样的啊。有个叫王云龙的导演，有感张启秀的命运，把她的遭遇编成一部纪录片，题名《歌者》。此时张启秀已经过世了。但当王云龙采访那些曾经伤害过张启秀的人时，他们有的逃得远远的，有的推说不知道，有的则在电话里来一句“不要来问我，与我没关系”，便挂断了电话。真正愿意反思的人几乎没有，一切都往政策上推。王云龙失望地说：“一大批人都不作良心上的自我谴责。”

这真叫人感到悲哀。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缺乏这种“良心上的自我谴责”的人何止是那些曾经伤害过张启秀的人。在“阶级斗争”年代那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人蒙受过灾难，其中不少人死于非命。不错，那都是当时政策的罪过，不能让下面的执行者负什么责任，而且有一些人是违心地执行这些政策的，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当那些政策被证明是错的时候，当那些受害者被证明是被整错了的时候，当初的加害者、整人者很少有人出来向被他们加害的人道歉，很少有人从良心上自我反思，很少有人从良心上自我谴责。胡风反革命案证明是冤案，当年把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交出去从而成为胡风反革命罪证的那个人，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他对自己这种出卖朋友的行为有过任何良心反省。老舍是投太平湖自杀的，在此之前他受到残酷的折磨。他也是无法忍受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走了这条路。但当年参与折磨老舍的人，他也是当年老舍所在单位的革命头头因而能够摆布老舍命运的人，不但没有过丝毫的良心谴责，连他所知道的老舍被整的真相也不肯说出。再说大一点，当年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的可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可曾有几个人就自己当年的不良行为作过良心上的自我反省、自我谴责呢？

行文至此，不能不想到已经过世的巴金。巴金老在其晚年写了《随想录》一书，其中对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自己在这些运动中一些伤害他人的过失做了坦率的诚恳的自我谴责。老实说，巴金老人更多的时候是挨整的，他参与整人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是被动的，也是相当温和的。但他仍然深刻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谴责自己。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他高山仰止。巴金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洋洋数百万言的文学精品，还有高尚的人品。他是一个有着高尚良心的人。

良心是一个人品德的底线，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良心都没有了，都丧失了，都不讲了，他还当得起人这个称号吗？良心又是一个人品德的高线，所以不是想有就可以有。只有本分做人才做得到。作了有损良心的事情，却不做良心的自我反思和谴责，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还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

不消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对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不应过多纠缠，但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弯路，以后的路未必走得好，走得稳，一个不想、不敢对自己做错的事进行良心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的人，以后保不准还会干出有损良心、不讲良心的事。先行者不对自己做错的事从良心上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后来者就可能犯同样有失良心的错误。而当你不对你所伤害的人进行良心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你不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所以，为了以后，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并勇于为自己的过失从良心上作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那不会降低你，只会使你高大。

【闲话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8月1日】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一

培养民族的精神辨别力，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精神领域也是开放的环境。各种各样的思潮、理论、学说，涌进人们的生活，无法抗拒也无法阻挡。封闭式的环境不复存在。

二

开放的环境带来思想的多元，中国自汉代以后独尊一种思想，排斥一切思想的局面又一次被打破。多元的思想不是坏事，得其反倒是给了人们一个比较鉴别的机会。有了比较，才有鉴别，有了鉴别力，才懂得吸收与拒斥。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需要建立在个体辨别力上。多数人被动地接受少数人提供的思想是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低下的产物。个体辨别力的养成，要靠自己，越俎代疱，效果不好。

三

1971年，周恩来在回答美国乒乓球员柯恩关于如何看待“嬉皮士”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这是通达之论。通达，在于符合实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

四

由青年走向老年的人，有些只自恋已有的成熟，而忘掉了曾有的幼稚，因此期望下一代越过幼稚而早熟。五四那一代，大家辈出。后来成熟的，当初都曾有从这个主义撞到那个思想的历程，经过了反复的比较才有了最后的选择，臻于成熟。没有咀嚼过比较、反复的“早熟”，是人工催熟，性味既差，也经不住风雨。周恩来是过来人，他懂。

五

如果只准青年人吃成年人规定的“配方饮食”，未必有益于健康。即便取法乎上，也仅得其中。如此传承，智力将逐代递减，这有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证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饮食起居、思想言动都由精神保姆按规定的格式安排，不许越雷池一步，哪里会有思想的激情与活力。因循守成，此所以一蟹不如一蟹也。

六

在不同思潮共存的多元状况下，一种思潮要能够立得住，就要接受挑战。应对不同思潮的挑战，只能靠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讲得充分，道理摆得明白，就能得到公众的信任。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为无人挑战或不许挑战，长期失去思想上的对手，会使一种思潮失语。失语，就是失去论辩的能力。这不是思潮的胜利，而是衰败的开端。

七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一个原因，就是思想上的失语。由于长期实行思想统制，御用的笔杆子，如鲁迅所言，只会“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这是些知道不会遇到抵抗因而万分英勇的“英雄”。一遇抵抗，立即败下阵来。“文化围剿”的失败，端由在此。

八

民族的精神要健康，每个人就要有健康的精神。所谓健康，就是不迷信既往，不丧失将来，不盲从，不自私，有自信，不自欺，有决断，善创新，兼收并蓄，择善而从。遇成功而不自满，遭挫折而不气馁，百折不挠，为民奋斗。

九

对新的思想创造，不必责其完美。求全责备是扼杀新思想最为巧妙的办法。

十

每个人的思考未必都正确，但是，每个人都有思考的权利。提供生动的事实，和对于这事实的各种不同评判，让人们自己判断谁是谁非，是锻炼思辨能力的好办法。简单地灌输结论，大抵无效。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6年10月25日】

怎样进行品德教育　作者：薛　涌

最近，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联合举办“道德建设知识竞赛”。同时各地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毫无疑问，任何社会都必须有道德基础。重视道德教育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不过，道德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知识？靠知识竞赛是否能够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这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以下是“道德建设知识竞赛”的两道多项选择考题：

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 ），威武不能（ ）”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

A淫、移、屈；B移、屈、淫；C屈、淫、移。

二、我们主张家庭（ ），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A和睦；B富裕；C人丁兴旺。

老实说，看了这样的考题，我惶惶不知所以然。一个厚道的农民，很可能把这两道题答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骗子，很容易把两题都答对。你出门做生意，怕上当受骗，会拿出这两道题来检验生意伙伴的道德水准吗？三十年前自我懂事起，就不停地接受类似的道德教育。可是，三十多年下来，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抱怨世风日下。所以，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这样的道德教育是否有效？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法？

在我看来，道德教育的基础在家庭，在邻里社区。我们家有位七岁的女儿。从她一出生起，我们就关心她的品德的成长。我们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缺乏经验。不过，生活在异国他乡，吸取人家的经验，获益甚多。女儿天赋如何，以后事业是否成功，现在还不敢说。但是，如果相信“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古训的话，目前她的品德成长几乎到了完美的境地。所以，作为一个骄傲的父亲，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

在美国养孩子，常常会碰到怎么看待财富的问题。我曾听到两个华人的经验。一个说，他女儿中学时第一次请同学到家里玩儿。同学问她：“你们家怎么这么小？”她很尴尬，事后问父母为什么。父亲告诉她：“我们没有把钱用来买房子，而是留给你读书。”孩子听了似乎满意了，不过以后再不请同学来玩了。另一位则说他儿子觉得家里的房子小，怕同学看不起，每次校车来接，都从后门出去，绕道走向校车，不让同学知道哪栋是他家的房子。

我女儿出生时，我们夫妇都在读博士，而且奖学金也用完了，不用说买不起房，连旧车也买不起，买日用消费品都要推着孩子来回走一个小时。孩子会不会因为穷而承受一些社会压力？

我们对应的办法很简单：首先要为这种穷困感到骄傲和幸运。这不仅是我们事业追求的代价，而且对孩子也有好处。等家庭境况改观了，这种贫困的记忆对她的成长将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所以，她到店里看见喜欢的东西要买，我们就大大方方告诉她家里没有钱。每买一件东西，也要让她知道父母为此付出的努力。同时，在街上碰到无家可归者，就向她讲这些人的不幸。结果，她三岁时宣称长大要开“餐馆”请穷人免费来吃饭。

穷困不仅没有让她自卑，而且强化了她对他人的责任。由此我们学到一条重要的经验：坦然面对贫困，强调对他人的责任。这不仅是利他，也是利己。女儿长到现在，知道自己穷，但非常自信。因为有自信的人更会有对他人的责任，而对他人的责任也会反过来强化自己的信心。

不久前一位同学来家里玩时问她：“你们家是穷是富？”她大大方方地说：“我们家偏穷。”而那个同学自豪地说自己家很富。这种贫穷意识，不断塑造着女儿的责任感。

我们每个月给她一块钱零花钱，并给她一百块存在银行里，告诉她那会生利息，培养她基本的经济责任。她玩时弄坏了窗帘，我们花三块钱修好。她又弄坏了。我们立即告诉她：“下次再弄坏，拿你的零花钱修理。”她从此再也没有把窗帘弄坏。她的零花钱，已经攒了十几块，银行存款的利息也有二十几分。她说这些钱她一分也不会动，要留着上大学；不过，如果家里有意外困难，她可以把她的钱拿出来。这后一句话，让我这个当父亲的异常感动。她知道家里只有爸爸工作，而且有时要干“两份工作”，很辛苦，曾问妈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爸爸？”她还说她偷偷看了我们的钱包，知道家里没有太多钱，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不过，自始至终她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街上的无家可归者。

所谓道德，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人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从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培养起的。我们不会向孩子讲什么“贫贱不能（?摇）。”但每一次进超级市场，对她都是一堂道德课。美国的家长们，也常常聚在一起交流这些经验，比如怎么通过给孩子零花钱来培养责任感。甚至《华尔街日报》上建议从三岁就开始给零花钱。我们过去常常说这反映了金钱万能的社会。其实，钱下面有一套道德准则。看看人家有多少人捐款给慈善事业！这种精神，就是家庭从儿时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培养出来的。

我们的相关部门，与其组织什么“道德建设知识竞赛”，还不如建立一些家庭咨询服务，或者鼓励邻里社区在教育上的自治，让更多的家长多花时间亲身投入孩子的教育中。

【郭晓东荐自《今晚报》2006年10月23日】

做一个能正常说话的人　作者：吴　非

电视台录制一次谈话节目，主持人问一位中学生名人：“高考作文说假话往往能得高分，说真话的反而会打不及格，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中学生回答说：“说真话不行，说假话我也不愿意，所以我只说目前能说的真话。”——他的回答老练，全场喝彩。可是，一个学生娃娃，竟然这样老于世故，却又让人心寒。

不过我丝毫也没有责备青年的意思。要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土地上，吸什么样的空气，就会呼出什么样的气味。中国自古以来喜欢说“树人”，换句话说，栽什么样的苗，就长出什么样的树。

幼儿园时，听老师说故事。大意是，母亲对孩子说，不要说谎，说谎的孩子胆子会变小的……我成年后，特别是从教的经历告诉我：说谎的孩子一开始都会赧颜，但是经常说谎，脸也就不红了；倒是说真话的孩子胆子小，而说谎的孩子一般都敢乱来的；再后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说真话的恐惧超过了说谎的恐惧。

我懂事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叫“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三年困难时期”是“谎祸”。当人们饿着肚子，想着自己刚刚说过的谎，可能体会特别深。特别是1958年那些连篇的谎话。1958年江苏农业大跃进成果展览（地点在现在的江苏美术陈列馆），我有幸成为开幕那天的第一名观众，因为我到得太早。讲解员们大概拿我这个小观众演练，她们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个展厅接一个展厅地把我传下去，从头到尾热情地讲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了句“粮食多了堆放在哪儿呢？毛主席相当着急”。第二天是星期一，课间我把“毛主席相当着急”告诉了同学们，同学们一个个也“相当着急”。然而才过了一年，当我们饥肠辘辘，疑惑那些多得没处放的粮食究竟在哪里时，却又被宣传告知，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没过两年，又告诉我们是老毛子逼债。又过了几年，我在插队劳动期间，农民给我的“再教育”完全颠覆了正统宣传，戳穿了自欺欺人的谎言。

巴金写了《说真话》，多年来广受赞誉，我也非常敬仰。近年我开始从另一角度思考，我想说说的是：巴金是一位能够正常说话的人。

不敢想，是因为不准说、不能说、不敢说，从指鹿为马的时代开始，就有了能不能说真话的问题。想来西方亦然，否则不可能有“皇帝的新装”那种故事。这就是说，只要专制主义存在一天，说真话就得需要勇气。多年以来，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经常表扬一个人能说真话，我们经常听到称赞某人“敢说真话”，而民间也把“我对你说句真话”当作是对知己的优待……然而，这些话语在头脑清醒者看来，会不会成为无法理解的事？如果我们民族能把那些说真话的人称为“一个能正常说话的人”，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

朋友常说，还是同学之间说话直率。两位同学，当年在大学为人就有差距：一个有心眼儿，胆小谨慎，从来不肯多说一句话；另一个快人快语，目无领导，从来不说一句假话。二十多年过去，同窗重逢，“快人”仍然是普通办事员，“谨慎”却当了局长。局长看到布衣同窗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形容苍老，一家人还住在两室一厅里，叹息道：“你混成这样，就是没管好自己的一张嘴，对不起老婆儿女，你看你，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太没有涵养了。”办事员听了不高兴了，说，你说我没管住一张嘴，可是我的嘴说的是人话，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骂谁我就能骂谁；依我看，你那张嘴就没说过人话，你看看你，先是想说什么不敢说，后来是不会说，现在是连想都不会想了；你见到领导说的全是假话，满脸赔笑，吹牛拍马；见到下属和老百姓，你没说过一句人话；每天汇报，说的全是废话；连你那张脸也不像人脸，看见上司陪起笑来像个太监似的，见到老百姓就虚情假意，像个戏子！

是啊，一个人过着这种日子不感到耻辱，还有什么可说的！人怎么可以把说假话当作职业？怎么可以把假笑作为人生的表情？人怎么可以把有城府和精于世故当作优点？怎么可以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就该等同黑暗城市的大街小巷？……

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人与人能坦诚交流而不生芥蒂，如果人们可以直率发表见解而无所顾忌，那才真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正常的社会。

【任法花荐自《凯迪网络》2006年10月8日】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快乐　作者：甘　臻

曾经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一位县官，在酒桌上，县官大谈他的幸福观。他说他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他女儿在美国留学，夫人贤达持家，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感到很幸福。他是应该感到幸福的，可是他并不幸福，他现在痛苦得很！他和他老婆都“进去”了，他女儿从美国回来，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与他相聚，那肯定不是幸福的团聚。县官在与我交谈的时候是幸福的，那时他捞够了，感到心满意足，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结果还是东窗事发。他现在哪里还有快乐可言。我还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女人，每天说话嗲声嗲气，与一百个人说话，就要说一百遍自己很快乐，似乎幸福就挂在脸上。其实她并不快乐，她家的“战争”不断，她的婚外情除了她老公不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为了面子，她抱着那个残缺不全的家和所谓的幸福，她快乐吗？！

我们这个城市，开着宝马车横冲直撞者有之，昨天高调反腐今天就被“双规”者有之，远离慈善事业在小姐面前一掷千金者有之，踩着别人的肩膀升官者有之，榨取别人的钱财发财者有之，溜须拍马阿谀逢迎者有之，虚伪小生人前一张脸人后一张皮者有之，传播谣言东家长西家短者有之，对别人说三道四惟恐天下不乱者有之……很多人已是非人，精神极度空虚，欲望却很强烈，他们快乐吗？！我们这个城市确实有不少看似快乐，其实并不快乐的人。虚伪的快乐不可取，强装的快乐是自欺欺人，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一些人另一面的可悲之处。快乐的人是相对的，不快乐的人却是真实的。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关注我们这个城市那些并不快乐的人。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单位的领导，他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想干一番事业，但他的做法让一小部分人很不舒服，他主导的改革触动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于是他的阻力就来了。有几个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击他上了，唱反调，流言和诽谤一齐射向他，结果我的朋友中箭落马，而伤害他的那几个人，每天仍然过着悠闲而平庸的生活。我的朋友非常郁闷，他觉得很不公平，他一点也不快乐。经常在一起喝酒，他的情绪也带给了我，我为他愤愤不平，我也快乐不起来。

我还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位男青年，他是我的同乡。他进城打工，甚是辛苦，还在自修法律，准备考律师。突然有一天，他得了胰腺炎，在我的护送下进了医院。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只好提前出院。他现在身体虚弱得很，只能在老家休养，恋人也离他而去。他接我的电话时，一点也没有了先前的那种底气。他有进取之心，但是命运总是在与他开玩笑。他痛苦得很，他哪里还有快乐可言！

就在一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的是个上中学的小女孩，她父母在外打工已经有一年没回家了，杳无音信。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经常陷入困境，她没有心思上学了，只好投书报社。这个小女孩，她并不快乐，她奶奶也不会快乐。

这个城市还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因为情感的困惑和挫折，因为外力的介入，因为环境的制约，因为种种原因，心愿不从，而伤感着，痛苦着。

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得不到幸福和快乐的人呢，为什么有那么大阻碍幸福的力量呢?一个人改变世界很难，一个人改变一座城市也很难，一个人甚至想改变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痛苦不是天生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痛苦着呢?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发展，我们这个城市确确实实还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如果我们都行动起来，我想是会改变的。

【杨兴文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11月7日】

村里到底谁怕谁　作者：刘洪波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有60来户人家，200多口人。

上100人，形形色色，所以村里就各种性格的人都有。有的漫不经心，有的性情急躁，有的见人带笑，有的不露声色，当然也免不了有的逞勇赌狠，有的泼皮无状，把整个村子弄得有声有色。

逞勇赌狠与泼皮无状，听起来差不多，其实并不相同。逞勇赌狠，是倚仗力气大、块头壮行事，道理一旦说不通，总是拳头行事，或者讲道理的后面总是靠着拳头在打底。泼皮无状，靠的是一股浑不愣的劲头，不见得孔武有力，也未必讲道理，或者讲的道理不可理喻，但与人相争，总归是拿出鱼死网破、永不罢休的架式。

平常的日子里，村里是宁静的，虽然并没有显出人民群众之间应有的高度团结，但哪怕有意见的人也只是存在心里，无碍于炊烟袅袅的景象。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生了争吵，那么几乎不用出门去看，就可以大致上知道是哪些人在吵架，因为村里人之间的关系，本与国际关系类似，虽然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无非以利而合”，但有些人家之间是“世代友好”，有些人家之间是水火不容，一旦吵起架来，必然发生在平时就水火不容的人之间。

大多数情况下，吵架并不会发展到打架的程度，吵过也就罢了，动手的情况是很少的。如果吵架发展到动了手，更是不问而知是哪几家之间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像现在听国际新闻，如果说发生了交火或者绑架，哪怕没有听到地点，大致上也可以猜到八九不离十，无非那几个总是热闹的地方罢了。

村长必定会是一个有一点逞勇赌狠性格的人，这样，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可以“拿得下来”，把秩序给维持住。村长当然也基本被认可为“文明之师”，但相比之下，“威武之师”的色彩更重一些。村长的威武，既有自身的“煞气”作本钱，还有出身于村里的大姓人家为后盾。自己有实力，搞事情有同姓弟兄来护围，就够格当村长了。隋炀帝说，不要说因为我是隋文帝的儿子，就是比诗歌，皇帝也得我来做。我想，因为同姓兄弟多，村长大致也会自豪地说，不要说比“煞气”，就是凭选举，也得我来做村长。

村里多数人顺其自然，因为犯不着非要与村长对着干不可，所以在自身利益不被侵犯的情况下，无妨做自己的事去了。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村长的“战略伙伴”吧，不会与村长“对着干”的，村长对他们不凡事出来帮衬着有点不满意，总希望这些人向他的同姓弟兄们看齐，踊跃参加公共活动，做“负责任的村民”。

村长不就没什么事搞不定了吗？非也。事情到了泼皮那里，就基本不能搞定了。按村里人的话说，“村长该是狠吧，但他也怕”，某某者，村中泼皮也，人人畏之。举个简单的例子，村里有一块菜地，本来是轮流耕作的，轮到了泼皮手中，就不肯让与他人了，村长说还是要照规矩来，泼皮就放蛮，“看哪个敢拿去”，办法之一是整天到村长家里去坐着，让村长没办法去做别的事，村长好歹算是干部，既然泼皮没有先动手，他也不能随便先动手。办法之二，是在村里放风，谁要种这块地，我保他没有菜可收，大家都知道泼皮是做得这等事的，也就没法管他。但村长是懂道理的人，泼皮是不讲道理的人，所以大家都向村长讲道理，而对泼皮多少有些迁就，说这事情也不能老僵在那里，就让他种吧，提高一点上交的费用就行了。这相当于国际事务中的外交斡旋，最后那块地就一直让他种下去了，而上交的费用却是不会增加的，所谓提高费用，不过是当时化解僵局的说法罢了。

类此，泼皮就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只要他蛮劲上来，谁也挡不住。谁能挡他呢？你要挡，他就在你家里要死要活，反正他是拉得下面皮的，你却不想乱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么股泼皮劲，索性也就不跟他计较，也尽量避免跟他往来。这样，泼皮在村里就很有些“光荣孤立”的味道，人人畏而远之。他是一个可怕的人，但人们对他只是恐惧，而不含有半点尊敬。

如今地球也是一个村，是所谓“地球村”。我想，地球村里的事务，可能与我生活过的村子多少有些类似。

【高鸿魏荐自《看世界》2006年第10期】

善良的回报　作者：高中梅

女人的丈夫身上长了许多的火疖子，疼痛难忍，中医的说法是吞吃毒蛇的蛇胆可医治火疖子，这叫以毒攻毒。于是，身为外科医生的女人特意托人弄来一条蛇。

女人战战兢兢地提着装蛇的袋子回到家。刚走进厨房，突然从门后闪出来一个人，用匕首顶住了她的喉咙：“别叫，敢叫我送你上西天！”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一哆嗦，手一松，蛇袋滚落在地上，她被小偷挟着往客厅里移动。突然，小偷惨烈地号叫一声后把她松开，她回头一看，只见从蛇袋里爬出的蛇正死死地缠咬住小偷的脚腕。说时迟那时快，女人回过身从刀架上操起一把菜刀，“咣、咣、咣”连砍几刀，小偷被女人的举动惊呆了，低头看那地上的蛇已成了几节。

女人丢下手中的菜刀，一把掐住小偷的伤口命令道：“快使劲掐住脚腕，别让毒液在血管里循环，我马上给你处理伤口。”说完跑到客厅，快速地翻找纱布和消毒用具。小偷怔怔地看着眼前手忙脚乱的女人，感觉像是在做梦，当女人蹲在地上一口一口地吸着伤口的毒液时，那小偷才跌回到现实中来，他由惊恐到疑惑，再到惭愧。他不由自主地从怀里掏出金首饰、信用卡、手机，然后放在了女人的身边。

这时，女人抬起头打量了眼前的“病人”一眼，没有去接小偷递上来的东西，而是轻声说道：“你必须马上到医院进行治疗，我给你叫车去。”那小偷突然跪倒在女人的脚边，万分感激和不解地问道：“大姐，我刚才差点儿要了你的命，你为什么不报警，而且还这样抢救我？”女人说：“我是个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救人性命。”她打量了小偷一眼说：“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干这个？”她的声音很轻很轻，但对小偷的震撼却很大很大。

120急救车来了，小偷被送进了医院。

几周后的一天，女人下班回家，发现厨房的门上贴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大姐：因为防盗门反锁着，我再次从窗而入替您修好了窗户，以后不会再有人从这里进来。我对天发誓，以后决不做见不得人的事，要像您一样做善良人。”

女人摸着坚固的窗户，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手艺不错！”

【洪湘云荐自《中国审计报》2006年10月28日】

人生全是一点点　作者：吕　游

生命，是一点一点形成的。显微镜下看到的受精卵，其实就已经是生命了。后来，它开始一点点分裂，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三十二变六十四……一点一点逐渐变成了拥有千万亿个细胞的生命胚胎。

婴儿，是一点一点长高的。两个月会笑，三个月会翻身，四个月会爬，七个月会坐，十个月会站，一岁会走路……在你不知不觉中，孩子已经一点一点长高了。直到有一天孩子的个头超过你时，你才发现岁月也一点一点地消逝了。

幸福，是一点一点聚成的。进门的一声问候，饭间的一个微笑，寒夜的一杯热茶，雨中的一柄小伞，旅途的一次牵手，离别的一个电话，生日的一盒蛋糕，归来的一束鲜花，相互的一丝温馨，无意间的一点体贴，跌倒后的一把搀扶，沮丧时的一句安慰，甚至一个道歉、承诺、谦让、谅解都是对幸福的一点点添加。

时间，是一点一点流失的。一点点的分分秒秒谁也不在乎，可前天一点点，昨天一点点，今天一点点，明天一点点，后天一点点，一点点“滴答”，谁也没想到只“滴答”了二十多亿下便“滴答”完了一个人的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一点一点的时间，可铸造你的人生，也可糟蹋你的人生。

衰老，是一点一点开始的。一根白发、一条皱纹，谁也不会说你老。可白发一点点生，皱纹一点点刻，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是白发满头、皱纹满脸时，你才感到你真的是老了。但你是从什么时候、是从哪一天哪一刻开始老的？你也说不清。“老”是不知不觉、偷偷摸摸、一点一点前来找上你的。

死亡，是一点一点到来的。有的人是先从肉体上一点一点的死，如：头全秃了——头发死了；牙掉光了——牙齿死了；听不着了——耳朵死了；看不见了——眼睛死了；说不出话了——声带死了；手残废了——手死了；坐轮椅了——腿脚死了；瘫痪了——身子死了；胃切掉一半——半个胃死了；换了别人的肾——自己的肾死了；失去记忆——部分大脑死了。也有的人是先从精神上一点一点的死：心灰意冷、丧失进取心——信念死了；混一天算一天——理想死了；再无寄托期盼——希望死了；感情大门永锁——爱情死了；终日哀叹——快乐死了；看破红尘——思想死了；精神颓废——心死了……

好人，是一点一点塑造的：一点点热情，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帮助，一点点关怀，一点点美德，一点点善行，一点点义举，一点点爱心，一点点奉献，最终让你美名远扬；坏人，是一点一点当上的：一点点冷酷，一点点不轨，一点点欺骗，一点点霸道，一点点贪心，一点点邪念，一点点恶意，一点点丑行，一点点黑心，最终自己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

字，是一个个写的，一笔写不成长篇巨著；山，是一步步爬的，一脚登不上珠穆朗玛；知识，是一点点汲取的，一天难成科学家；财富，是一点点积累的，瞬间当不上大富翁。世界上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点”：种子，一点点发芽；树苗，一点点长高；江河，一点点汇聚；人类，一点点进化……有了这一点点，大海也会有；没有这一点点，滴水也难存。一座水库很大，若一点点漏，也能漏干；一棵幼苗很小，若一点点长，也能染绿地球。可让你成也可让你败、可让你富也可让你穷、可让你高也可让你低、可让你芬芳也可让你腐臭、可让你成为世界最大也可将你化作世界最小的全是这“一点点”。

一点点感染，可能积大伤；一点点细菌，可能成大患；一点点火星，可能酿大灾；一点点缝隙，可能毁大堤；一点点失误，可能致大祸；一点点小错，可能铸大恶；一点点偷摸，可能变大盗；一点点贪污，国库也会空；一点点浪费，大海也会干。反之，一点点节约，可能汇大河；一点点储蓄，可能聚大山；一点点睿智，可能展大志；一点点钻研，可能成大事；一点点改变，可能变大样；一点点进步，可能创大业；一点点冒险，可能有大发现；一点点失败，可能离成功更近；一点点抓紧，可能一生多出十年；一点点爱心，可能感动整个世界……

常常有这种情况：悬崖比山道只多一点点，陷阱比平地只多一点点，出轨比行车只多一点点，火灾比玩火只多一点点，次品比合格只多一点点；成功比失败只多一点点，进球比擦边只多一点点，金牌比末尾只多一点点，获奖比提名只多一点点，当选比落榜只多一点点，录取比淘汰只多一点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多这一点点警觉，多这一点点奋争，结果、收获却天壤之别。

月牙儿一点点变圆，满月一点点变缺，幼儿一点点长大，岁月一点点流逝……生命的征程虽然漫长，可人生全由这一点点组成。走好你的每一点，写好你的每一点，珍惜你的每一点，充实你的每一点，你的人生便会一点点变得精彩；反之，虚度你的每一点，浪费你的每一点，丢弃你的每一点，糟蹋你的每一点，你的生命便会一点点黯淡。

【吕民民荐自《思维与智慧》2006年第11期】

让号声不再哀伤　作者：史铁生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文童话：

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了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至极，便离开了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派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听。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

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我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

妻子说不，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

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生机勃勃了。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

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已经结束了的时候，突然间我热泪盈眶。

【乡下人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10月27日】

与领导关系密切的花荣　作者：谈　歌

花荣绰号小李广。射箭射得好，属于有特殊技能的人才。

读《水浒传》，花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跟宋江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之一，是宋江核心圈子里的人。以至于他陪宋江陪到最后（小说的作者大概也不愿意让他提前死去）。花荣这个人物写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特色。观点有二。

其一，读罢《水浒传》，感觉作者还是非常注重花荣这个人物的，很是注意用了一些笔墨。自他一冒头儿，场场戏大概都离不开他，到处撒胡椒面，足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是用足了心思。可是花荣这个人物的表现还是平常稀松。读者看啊，一百二十回本，花荣从清风寨出头露面，一直到最后，紧跟宋江屁股后头上吊，他几乎没有什么大戏啊。读到这里，总觉得花荣这个人物可有可无。

其二，他与宋江的关系亲密非常，他如何就成为了宋江的心腹，这里边有什么内情？书上没有讲啊，我们也不好硬猜。书中只是交待了一句，讲花荣与宋江是旧相识，“上次见面后，分外想念”。什么时候见面了？花荣在起事前，是一个知寨。什么是知寨？是宋代管理基层村庄的治安部门。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乡里的派出所，花荣就是一个派出所所长，基层干部。论本事，他就会射箭。枪法的本领不及林冲一干人出色。他怎么能这样受到宋江重用呢？

读者一定注意到了，花荣上梁山之后，简直成了麻将桌上的混子，什么事情他都能掺和进去。举凡梁山泊重要重大的军事活动，都少不了花荣的参与，而且常常被放在中军或者先锋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三打祝家庄，打江州，攻打高唐州，花荣总是在其中。后来的对辽作战，讨王庆，征方腊，也都少不了花荣在军中的重要位置。可是这里边就有了一些很尴尬的现象，花荣很少冲在第一线，即使他挂了先锋的虚名，也是别人向前冲。他的任务似乎就是躲在后边放放冷箭，负伤挂彩的事儿当然轮不上他了，但每次论功行赏，他肯定要拿第一线的奖金。这是毫无疑问的。以致晁盖死后，宋江重新安排干部，即排座次，花荣的位置（即级别）也非常靠前，第九位。这当然是宋江的安排。读者要问，这是为什么？

谈歌试着分析一下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对干部的使用情况吧。

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干部的使用是由晁盖一个人说了算的，梁山的干部安排基本上是按照上山前后来安排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论资格，按先来后到，按参加工作年限。这样的用人制度，势必压制一些年轻的后来的工龄短的能干的人才。晁盖这样做，自然有晁盖的难处。中国是一个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家，晁盖也不容易走出这个怪圈。

宋江当了第一把手之后，干部政策随之改变。对晁盖的老班底，宋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他留下了吴用，这是一个技术型人才。梁山上的一些经济政治布局，离不开他的谋划。还有一个公孙胜，排座次之前，他就告过一段长假，说是去看他师傅，打高唐州的时候李逵和戴宗费大劲才把他请回来。公孙胜这是闹情绪，其中原因一定是人事上的。如果按照一个聪明人的心态来分析，公孙胜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掺和过多，矛盾会更加深了。所以他不管事，想请假就请假，落得一个自在。如此分析，公孙胜是有大聪明的。宋江也乐得这位道爷不管事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余下的晁盖班底，如阮氏兄弟，就没有安排高级别，但是也不太低。总归他们弟兄三人，人多，不好都得罪。

而这场权力重新分配中，花荣的位置是第九位，明显是进入了核心领导班子了。这是宋江的刻意安排。我们现在可以试着将水泊梁山比作一个企业，按照座次，花荣排在第九位，进入了最高领导层，放在政府机关里，这应该是常委级别的位置；放在公司企业里，他这应该算是常务董事。依他的作为与贡献，他是不应该坐到这个位置的。可是这是宋领导的安排啊。别人能怎么着？你能说宋领导任人唯亲？宋领导说了，你莫非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

我们日常生活中，花荣这样的干部不少。其实他们并不用干什么，他们的待遇总是很好。一些出头露面的事情，他们也都能赶上。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与第一把手，或者董事长关系密切。你绝不能眼气这些人，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屁精不同。他们大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比一般人的能力强，他们的人格也不低下。提拔他们这类人，只是领导的意愿。

这似乎就是花荣现象。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10月20日】

“革命”不该仅仅是待遇　作者：阮　直

毛泽东曾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老人家说这话时一定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把革命当做了请客吃饭，否则毛泽东那样的思想家不会凭空冒出这么一句很生气的话吧。

如今这“革命”虽不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确实已成了工作的重要一部分了。吃的不够档次，甚至陪着吃饭的人身份低了，都会给革命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广西合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因下乡送扶贫物资，就因为接待人员降低了规格还没等到吃饭的阶段就拂袖而去了，陪吃饭的人若降低了规格，再好吃的山珍海味也都少了味道，如今这官员缺的不是填肚子的食物了，而是装点面子的“威风”。

比如我就认识一位政协的副主席，在他被任命后第一次领导找他谈话的内容不是“参政、议政”，不是多为市委、市政府做好调研，搞好政治协商，而是“老曾啊！你还需辛苦一段时间，咱们市财政吃紧，一时还不能按待遇给你配上车，明年1月马上解决，我亲自过问。”好在那个副主席是从基层上来的，虽然也知道职务与待遇是人与影子的关系，但他还不至于“立等可取”地要待遇。啥职务有啥待遇这是世界官场的共同规则，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官员们的待遇优厚（当然专制国家除外），我们的不少待遇原本是政策和上级文件上没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已有了“优待官员”的意识。

比如著名旅游城市的景点，每年都要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门票，送给他们的主管单位和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供他们的关系户、亲属、朋友享用。这种“待遇”已经是“职务”享受中的重要一部分了。

记得曾有一个段子说，某殡葬管理所从柳州购进一批用上等木料精制的骨灰盒，殡葬所的头头平时也没个讨好领导的机会。这回有了，便拟定了个文件，凡要购买柳州上等木料骨灰盒者，遗属必须出具单位的职务级别证明，但现任的副处级以上在职干部可提前预定。本想给副处以上干部一个特殊的“待遇”，可这个马屁拍到了痔疮上，挨了一顿臭骂。

一个官不用贪，不用占，仅名正言顺的“待遇”就能达到他所处周边人群中的贵族的生活水准。比如一个乡长在全乡的富人排行榜中，除去那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和搞歪门邪道“致富”的“老板”们，乡长绝对可进入前5名。

一个县的县长，在全县的数千名公务员中，论合法收入，合法待遇，他却能进入三甲。因为仅“待遇”这一项给予他的就是一个城市低保标准的几十倍。某市在公车改革后给官员的车补费高的每月达6500元，是低保收入者三年的保命钱，在“我命不如你屁股”的“待遇”面前，你还能为我怎样服务呢？

我们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了，人人都承认差别，当这差别不是自己干出来，都是组织给出来的，而且还能称之为待遇，这能让没有待遇的人心顺吗？别说低层的百姓，连享受着“待遇”的人也在骂娘，因为他的车补待遇每月是200元，可他要打车的开销却比享受2000元的还要多，这样的“待遇”若不招骂，那招骂的待遇就不会再有了。

按职务级别定工资待遇，定住房待遇，定坐车待遇，这是有文件和条例的，但没有文件和条例规定的待遇，各地如今也都会参照执行了。比如去革命老区、红色景点观光的都是一般职员；到名胜风景区、度假区去调研的多为科长、副处长；到欧美接受培训的大多为处长、副厅级干部；到拉美、非洲去考察、访问的，大多为厅长以上干部（欧美前一轮已走过）。这样的“待遇”上边是没文件的，但我们总能心领神会“创造性”地执行。

一切待遇都按级别和职务执行，这工作不就是个“待遇”了吗？

【李二宝荐自《湛江日报》2006年11月5日】

穷人的胸怀　作者：海　波

穷人可能有许多缺点：文化素质低、说话粗鲁冲动、随地吐痰丢果皮、在电线杆上乱写乱画、动不动当“超生游击队”……但穷人的缺点只在于他们缺乏现代文明的熏陶，从本质上说，穷人往往是非常可爱的一群。

前段时间去单位参加法制培训，行到中途，单车的后胎突然变得软塌塌的，于是就近走进路边一家修理摊。摊主一边修车，一边与我攀谈，见我的后外胎很新，问我这外胎是从哪儿买的，我说从一个修车的那儿。摊主对这个新外胎赞不绝口，说它比一般的外胎厚实些。这很出乎我的意外，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摊主怎么反替别人做广告呢？我把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摊主笑了：“这有什么，我们都凭技术吃饭，他干他的，我做我的。”这位摊主使我见识了穷人的胸怀。

几天后从报上看到一则故事。一个青年农民驾着手扶拖拉机进城，因为超速行车，在路上撞倒一中年男子。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中年男子还是合上了双眼。青年农民一下子呆了，要知道，为了买这辆手扶拖拉机，他欠了大量外债，现在撞了人，又需付出大笔赔偿金，自己在经济上永无出头之日了。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得知他家境贫寒，中年男子的妻子主动放弃了赔偿。事后，他才知道那户人家其实生计非常艰难，夫妻都已下岗，男的本是想出去找点事做，不想第一次出门就碰上了车祸。中年男子的妻子也是穷人，在她身上，同样体现了一种让人敬佩的胸怀。

穷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知道一个人谋生的不易、奔波的艰难，于是天生能体谅别人，这种体谅有时甚至演变为惺惺相惜的意味，于是便有了我们称之为“胸怀”的东西。火车上一些新人类可以因为别人碰了一下自己新做的头发而大喊大叫，但穷人却能够在被别人碰了脸撞了腰踩了脚痛得呲牙咧嘴的时候一笑置之。他们说自己的牙齿还有与舌头相撞的时候，人与人挤在一起，哪能没有一点磕磕碰碰呢？穷人不想作秀，他们的胸怀是真胸怀，付出是真付出，不像某些人一样，要通过所谓的“胸怀”和“付出”谋取加倍的回报。穷人也不需要作秀。从消极的意义说，穷人固然要事事求人，但从积极的意义讲，穷人也可以谁都不理，不就是一穷人吗？你还能开除人家的“穷”籍？

我们看多了富人和有闲阶级的所谓胸怀，那种胸怀无非是别人骂了我，我不理睬；同事当了官，我不嫉妒；文友出了书，我帮着吃喝；爱人有了异性朋友，我学会了理解之类。富人和有闲阶级的胸怀自然也可爱，起码比生怕好了别人的心态可爱一万倍，但与穷人的胸怀一比，高下立即现出来了。因为前者不过是有“锦”的时候不再要求添“花”，而后者却实实在在是在下“雪”的时候放弃了“炭”的。

生活中四处充满对穷人的歧视，穷人贫寒，于是我们想象他们惟利是图；穷人粗鲁，我们轻蔑他们不讲道德；穷人讲话谦卑，我们觉得他们没有骨气；穷人善良，我们认为他们不讲原则……“三无人员”、“盲流”这一类带鄙夷气息的称呼，几乎全部是针对穷人的。穷人默默地接受了我们的偏见，于是我们更觉得穷人可有可无，其实，这种对偏见的不予计较，何尝不是穷人另一种胸怀呢？

发现和欣赏穷人的胸怀也是需要胸怀的。

【倪早菊荐自《新法制报》2006年10月28日】

《水浒》气　作者：金生叹

当前社会弥漫着《水浒》气，实在是历史的悲哀。择其要者言之:当年梁山泊好汉聚首，以弟兄相称，似颇平等、民主，其实凡大事皆大头领独断。王伦那厮在世时，一切是王伦说了算；后晁盖夺权，晁盖说了算；晁盖中毒箭死后，是黑三郎宋江说了算。时下之多数单位，只要跻身大“头领”即一把手位置，哪怕仅是所长、科长，绝对是他说了算，不受监督，腐败油然而生，谁说此辈与王伦、宋江非一脉相承？

《水浒》中山头林立，小霸王周通堪称代表，客从山下过，留下买路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理由呢？“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化国家资产为小团体所有。类似现象，时下举不胜举。笔者近日在首都、山西、江苏、上海访求善本书。夫善本书乃老祖宗留下之文化遗产也，理应国人共阅，增长知识。大约从90年代起，首都某些著名图书馆，首开先例:复制善本书，明刻本一页收费50元，清刻本一页40元，且只准复印该书三分之一，善本顿成残本！山西某大图书馆，竟提价至60元、50元。清贫学者，只能望而却步。尤有甚者，某些图书馆负责人视善本书为自家祖传珍宝，秘不示人，盐城市图书馆馆长堪称典型。该馆藏有道光时刻残本《射州文存》，80年代我曾阅过，今春再去，却被严拒。另二本不过是民国时期邑人之日记、史料汇编，亦同样拒阅。夏天南京媒体揭露，正是此馆长指使，该馆将解放后完整之报刊，竟用大卡车装载，当废纸出售，真乃实足之败家子也！此类至悬之馆长，比起前述以奇货可居、索要高价之馆头，更等而下之矣。正是：

梁山本已似云烟，

孰料余波惹人嫌。

请君试看《水浒》气，

漫卷邪风到眼前！

10月20日于老牛堂

【倪早菊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1月3日】

当代中国　作者：闲　话辑

我们特别喜欢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开车堵车似的，其实本来也没走在坑里，就是见不得别人快，旁边多过去一车头，立刻觉得排错队了，掰出去并进来，就瞧他那儿忙跟马路上编筐呢。——王朔在《中国电影从没这么媚外过》一文中如此评价中国电影人的思维习惯

做人要做加数，不要做减数。加数就是为百姓谋利除弊。即使做不到加数，可以做个零。我对零也唱赞歌。只要不做减数，不害他人，不贻害社会，也行！——2006年9月22日，著名漫画家廖冰兄走完了自己91年的人生历程。几十年来，他以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加法，扶贫助学60多万元

很多地方都喊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把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这是不懂文化的表现。文化不是标签，不能随便乱贴。——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三年前首推“旅游预约制”，令很多旅行社不解。她认为，不能片面地理解发展的观念

现在，中国青少年体质可以概括为“硬、软、笨”。硬，即关节硬；软，即肌肉软；笨，即长期不活动造成的动作不协调。——北师大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概括说。调查显示，最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

一些临床医师过分依赖新仪器检查，对常规体检及病史采集重视不够，可能是由于某些医生变懒了，导致误诊。——一位从医40多年的医生说

其实失去健康也是一种失败，和创业失败是一样的。所以能力强的人，身体和事业两样都做好才是成功。——一位董事长的健康悟语

“我国一本书的价钱差不多相当于一包好一点的香烟的价格，但精神产品和香烟两者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又相差多少呢？关键是我国的社会发展似乎还没有整体进入消费精神产品的层面，这就是大多数人觉得书贵而不抱怨香烟贵的原因。”——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感叹

“‘中国一流’，不过是不敢承认自己在世界上属于‘二流’的一个婉语。”——徐小平就北大清华是不是二流大学在博客上撰文

姚明是中国最大的单个出口产品。——中国外经贸部跨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宇经过计算后如此认定

我进北大的时候，校园里面有好多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园里，却没有多少老先生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即将成为老先生的人，按照规定63岁退休。校园里面没有63岁以上的人，那是很可怕的现象

从导师的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语。据查，内地的高校六成教师毕业于本校

云南梁河县开人代会，153名人大代表中，有100名牵入贿选案中。有的为几十元，有的为多一点化肥，有的就为几包烟。神圣一票如此不值钱，那么多人失节，能否看出目前选举制度的缺陷？——《河南商报》如此担忧

目前我国有5部环境保护法律、9部资源管理法律、2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近百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300多条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但这么多法律、规章怎么就管不住一个冒黑烟的烟囱、管不住一个排污的管口？——针对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有媒体撰文质疑

我们要躲开两种人，浅薄的哲学家和深刻的女人。前者大谈幸福，后者大谈痛苦。——BBS经典语录

他们以为MBA就是一个美容院，读完MBA，出来就会容光焕发，脱胎换骨。——MBA在中国已被简化为高薪加升职，令有关专家担忧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前途、下一代的未来没有踏实的预期，任何一场变故（比如大病）、子女上学及随时潜在的失业威胁就能将其从半空拉到地狱，当基本的机会公平都不能保证的时候，中产阶级不过是空中楼阁。——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援引一位中国人的看法，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中产阶级

当你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潮里睡着了都不会跌倒时，当导游小姐像军训教官一样早上6点把你赶到购物市场时，你还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吗？——“黄金周”里生态游的悲哀

市长不应只考虑去改善30％有车族的生活，而是要为占人口70％的无车市民做些什么。——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力倡中国城市走紧凑型道路，反对走美国的城镇化模式，倡议大城市恢复自行车道

养一个儿子是养一个豺狼，养一个孙子是养一个蚂蟥，养一个媳妇是养一个娘娘。——流行于武汉的一个说法

刷卡成为年轻人消费的首选方式，这让他们的财富观念失去了更多的概念与控制。——有媒体说，中国奢侈消费群体比欧美地区年轻5岁

【苏振朝荐自《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

花洒　作者：刘　齐

第一次看见“花洒”，是在建材大厦的墙上。

当时我以为写的是“花酒”。

那两个字极大，下面还画了一个更大的俏佳人，搔首弄姿那么一笑，我平静的心中就不由得一颤。

揉揉眼睛再一瞅，才发现那不是花酒，是花洒，心中则更加狐疑。

现在，我已知道了什么是花洒，但每每想起，还忍不住合计，那玩艺儿真这么叫?这么叫人民能答应吗?

人民都洗澡，不愿意泡澡塘子，就站起来淋浴，淋了多少年突然被告知，那个沙沙喷水的圆东西就叫花洒。人民再老实，他也有权问一声：“那不是叫喷头，叫莲蓬头吗?怎么说改就改了?”

我问过好几家卖花洒的店铺，为什么这么叫，店员们都摇头。

我说：“是不是把名字一改，你们就可以多收钱?”

“先生，您不能这么说。”有个店员不乐意了，“花洒贵点儿是不假，但一般喷头有这么多功能吗?”

他随即演示了一下，只见那花洒果然不凡，喷出水来或急或缓，或疏或密，或温柔如按摩的小手，或凶猛如揍人的老拳。

刹那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事物，但凡有点儿变化，有点儿出息，就不爱叫原来那个名了。

幼儿园跟台湾合了资，就叫幼稚园。

家具城跟香港攀了亲，就叫家私城——那个“私”字写出来还得加个单立人儿，显得特有学问，辞海上都查不着，也不知是谁发明的。

大马哈鱼配上日本绿芥末，就叫刺身或三文鱼。

刘小二一上学，就叫刘齐。

原以为，知道花洒的人不会很多，可是一问，许多年轻人都听说过。

我认识一个娃娃脸小民工，他特让我惊讶，他不知道韩信是谁，但他知道花洒。这小家伙张口PVC(一种新材料)，闭口107(一种新胶水)，说得特亲切，比说镰刀和土坯亲切多了。于是我就有点儿着急，甚至有点儿恐慌，怕被咱那时代列车落得太远。

幸而像我这样的人还是有一定百分比的，大家做个伴儿，不致于太孤单。昨晚，一位离休老大爷从街上回来，愤愤不平地对我说：“现在这腐败真是没治了，喝花酒的大牌子他都敢往外挂!”

【黄胜利荐自《讽剌与幽默》2006年11月10日】

世象微观　作者：杨孔翔

果断决策

某单位小金库被盗走了近40万元，该单位却没有立即报案，而是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中，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相当于被偷走了一辆豪华奥迪车，不论是否暴露小金库的秘密，都应当报案。”另一派认为：“报案影响单位的形象，就当提前公款吃喝算了，没有必要搞得满城风雨。”最后，单位领导作了总结：“这次虽然损失了几十万元，表面看起来是坏事，但是，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好小金库的信心，案子就不要报了，一会儿大家到饭店聚一聚，压压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简单致富法

老王当上局长后并没有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巨大变化，老婆成天唠叨：“你看对门的老李，人家也是局长，家里吃的喝的用的多上档次，你这个局长，怎么就不利用职权想点发财的门路呢？”“我们是个清水衙门，哪有什么发财的路子？”“你真笨，你在家装病几天，看看有没有人给咱送礼？”老王于是打电话给秘书，说自己感冒了，要在家休两天。果然晚上下属各自带着礼物探望来了。之后，老王非常激动地对老婆说：“原来致富这么简单！”

最高境界

乡经济工作会议后，乡领导一班人到饭店喝酒庆贺，推杯换盏之中，分管工业的副乡长酒后吐真言：“像我们这样，成天吃吃喝喝，不干一点实事，靠数字造假实现了工业强乡，永远也没有发展的希望啊！”乡副书记端起酒杯严肃地说：“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这可是我们的工作方式，要知道，无为才能有为，这正说明了我们乡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

我也被骗了

刘镇长亲自挂帅抓速生林建设，制定了“以林兴镇”的目标，并出台了“交上1000元，投资一亩田，不用操心不用管，每年净挣2000元”的优惠政策。如此好事吸引了很多村民参加。年终，乡里请来的搞速生林项目的李总携投资巨款逃得无影无踪，村民们找刘镇长索要投资款，刘镇长哭丧着脸央求村民：“大家饶了我吧，我自己也被骗走了两万多元哪！”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0月19日】

说“变”种种　作者：陈鲁民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是一个变幻无常的年代，人人思变，万物皆变，有的越变越好，化腐朽为神奇，有的越变越糟，化神奇为腐朽。凡此种种，采撷剔梳，褒贬点评，可见世道人心，可识众生面目，亦可一逞口舌，不亦快哉？

二甘醇变成丙二醇。“齐二药”这一变不要紧，救命药变成了杀人药，奸商每吨多赚了7000元，却把广东9名患者送去了极乐世界。人命关天，法律无情，奸商是死有余辜，“齐二药”也难逃干系。唉，都是让钱闹的！

屈原变成了歌唱家。端午节前，南京某中学有老师问众学子：屈原系何人？有学生答曰：著名歌星，曾唱过《离骚》。时下，诗人无限贬值，乏人问津，歌星极度辉煌，吃香喝辣的，恭喜屈大夫，你高升了，要请客呀！

下雨变成了下土。北京今春旱得厉害，盼下雨却盼来“下土”，沙尘暴来得格外凶猛，先后有八次之多，其中一次一夜之间就降土30万吨，“满城尽带黄金甲”。原因何在，罪魁是谁，不要都推给老天！人类有几分责任？要深刻反思。

澳大利亚国旗变成中国国旗。在今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有歌手答题时硬把澳大利亚国旗变成中国国旗，评委余秋雨对此感到“很痛苦”，我们也感到很痛苦。无文化者注定行之不远，综合素质差的歌手也难成大器。

网络变成了厕所。网络很热闹，但也很无奈；博客很时髦，但也有些脏、乱、差。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网殴”的骂手们，把网络变成了厕所，随意发泄，乱写乱画，想骂就骂，口不忌言，在平时讲不出口的脏话，在这里一套一套、一串一串的。打开网络，有时便觉秽气扑面，令人掩鼻。长此以往，网将不网啊！

《无极》拍摄地变成了垃圾场。电影《无极》爆得大名，赚了个盆满钵溢，可是，云南香格里拉《无极》拍摄地却留下一大堆垃圾，现场一片狼藉，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假如拍一部电影就糟蹋一处美景，今后谁还敢请你去拍电影？毕竟，自然的美景比人工的电影价值要大得多，倘若不能两全其美，宁要香格里拉，也不要《无极》。

潼关变成“鬼门关”。去岁以来，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利用交通要道──潼关，大发横财。他们多次对入境的货车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且不出具任何凭证，不少车主把潼关戏称为“鬼门关”。（5月22日《河南商报》）虽然工商局挣了不少外快，但却坏了潼关乃至陕西的名声，孰大孰小，孰重孰轻，智者自知。

孔夫子变成章子怡。近日，北大教授张颐武在《新周刊》突发惊人之语：“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张颐武此言差矣！孔子和章子怡一个是千秋圣人，一个是热闹一时的名伶，再过十年、二十年，试问谁还记得章子怡；而再过一千年、两千年，孔圣人还是孔圣人。中国文化的代表永远不可能由孔夫子变成了章子怡。

局长变成工人。4月21日，河南省濮阳市对劳动模范候选人进行公示。大家发现：有不少领导干部摇身一变，以工人、农民或科技人员的虚假身份参加了劳模评选：交通局长变成筑路工人，邮政局长变成邮递员，国税局长变成征税员等等。（4月29日《新华网》）这一变，捞到了桂冠，失掉了民心；得到了荣誉，失掉了人格。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世界处处在变，花样人人会变，孙猴有七十二变，川剧有变脸绝技。但不论怎么变，都应尽量变得合理、适度，变得科学、进步；因而，但愿世间多一些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美丽之变，少一些小白兔变狼外婆的丑恶之变。

【陈章推荐自《大公报》2006年11月4日】

颠倒看世象　作者：杨　建

世上有些事，真真假假是是非非，错综复杂玄乎又玄，奥妙得难以捉摸，玄乎得难辩真幻。然而若将它们颠倒来看，则山显水露雾去形现，能看出许多妙处来。

某位领导干部，平时目中无人高高在上。忽然间变得平易近人，相逢与你点头，相遇与你拉手。这时日，不是他官运到头要下台，就是他仕途亨通要更上一层楼。

某小姐研究生毕业，在报上登征婚广告。一个月过去后竟无一人应征，她改成本科毕业，终于盼得稀稀拉拉的来鸿，后来她又改成专科生，求婚书便如雪花似地纷至沓来，着实令她挑花了眼。

某位老太太，不慎将钥匙锁进屋里头，她心急如焚地请人帮忙解难。有位邻居想法子替她开了门锁，老太太在千恩万谢之后，又顿生疑窦：他怎能打开我家门锁？从此对这位邻居戒备三分。

某人出差时多买一张火车票，想低价处理掉，可众多的要票者就是不敢接票掏钱。他灵机一动混进票贩子队伍，将票价提高两倍，结果马上被抢购。

某团员学雷锋做好事，在街头摆起修自行车的摊位，并挂出“免费服务”的牌子。可一天下来，竟没人愿意接受他的服务，而他身边的一修车摊子，生意却出奇地好。

某作家出版了一部书，他请人在报上发表了大量充满溢美之辞的评论文章，可是书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后来他又组织了几篇说该书是淫秽之作的骂文，结果两万册书销售一空。

某电影院购进一部大片，海报贴得满街都是，观看者却寥寥无几。经理看看事情不妙，一拍脑瓜子，让人在海报上写进“儿童不宜”四个加花边的大字。于是，电影场场爆满。电影院狠赚一把。

某服装店老板，新进来一批新款秋装，每件标价100元。但总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老板急中生智，在每件标价后随手添上一个零，奇了，所有存货告罄，问津者还络绎不绝，乐得老板做梦都在笑。

世上某些现象，要看透它，说难其实也不难，说易其实也不易。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10月25日】

“学费”说寻踪　作者：乐　朋

乐朋先生简介

乐朋，本名杨岳鹏，武进人，江苏省作协会员，退休前在江苏省政协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杂文，作品遍及蓉、穗、沪、津、汉、豫各地。已出版杂文集《西窗听雨》、《白鹭秋枫》、《随笔百题》、《飞絮集》、《乐朋杂文》等，计约120万字。

上学交费，自古皆然。“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夫子说的“束修”，十条干肉，就是学费。在现代，教育日渐成了一种智力投资，交学费也当然是天经地义。近期高考发榜，一些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和家长，又为高额学费而愁眉苦脸，学费问题真叫穷人头疼。

好像还有另一种“学费”。前些日子的“龙马大战”令中国球迷兴奋了一阵子，但有人批评花大价钱邀请皇马六大巨星来华是“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经济学家王则柯就辩护说，“龙马大战”这样的商业性比赛的盈亏是企业的事，就算通盘核算下来亏了，“也是企业商海拼搏的学费，照样有它的价值”，不需外人操心。经济学家的“学费”说，倒使我生出一点雅兴，想去寻找这个“学费”说的踪迹，来龙去脉……

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从这个意义说，要干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难免有代价，包括付出某些“学费”。无本生意，一本万利，或一帆风顺，节节胜利之类，是不切实际的奢望。由此观之，交“学费”之说倒也合乎情理。但是，“学费”说在许多场合被做了掩饰错误、推卸责任的遁词，“学费”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不完，怕就要另当别论。

“学费”说的来头不小。我见到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上世纪的庐山会议。1959年7月10日晚，毛泽东主席就形势和任务讲话，在谈到“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问题时，他强调：“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此时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毛紧接着说，“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59页)这是否“学费”说的原始版本，不好妄断；但中国最具权威的一、二把手的“学费”说，在后来的谬种流传，则是毋庸置疑的。

检讨这个“学费”说，可以明白两点：其一，它的提出者认为，大办钢铁虽有所失，但积累了经验，学会了本领，值得；其二，“大跃进”的路线是正确的，不容否定，要继续坚持。由此，我们现在不难得出结论：“学费”说完全是为决策者的“左”的错误开脱、辩解的，并为延续错误、加剧损失制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后来的“持续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一方面说明了“学费”说的遗害无穷，另一方面又证明，以“学费”来说项的人并没有从挫折和失误中真正汲取教训，他们的“学费”多半是白交了，浪费了。当然，刘少奇做梦也想不到，“运动”会搞到自己头上，要他付出生命，交这样昂贵的“学费”。

而今某些人念念有词的“学费”说，也一再表现了它的掩饰错误的厚颜和推卸责任的可鄙。把事情办砸了，党和人民蒙受损失，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连声道歉都不想说，抬腿走路，好官任我为之!只消一句交“学费”，就什么都“摆平”了，万事大吉了。这个“学费”说，尽叫党和人民买单，承受风险，而相关责任者竟毫发未损，不太便宜了么!

漫无边际，了又未了的“学费”说，让中国的一些庸官过得很舒坦，不用担心要为自己的失策、失误付出代价。不过，说来坍台，他们虽有“学费”说罩着、护着，好像免费的午餐永远都吃不完，但他们如同《红楼梦》里的花花太岁薛蟠上学，“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点儿进益”。

叫人民做冤大头的“学费”说，早该休矣。

【闲话荐自《乐朋杂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撒谎种种　作者：乐　朋

一切不真实的、骗人的话都叫谎话。说谎话即是撒谎。

黄口小儿过家家，随口撒个谎，蒙蒙玩伴，无伤大雅；职业撒谎家就不一般了，他要把谎撒得煞有介事，让别人相信，并且长久地信以为真，就得深思熟虑，计较利害。撒谎大师的见功力处，不在第一个谎要撒得像，尤在撒完一个弥天大谎以后，还要记住这谎言，不断修补、增添，能延续谎话的寿命。就是说，给谎话打圆场的圆谎功夫，才是撒谎高手的绝招。

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是职业撒谎家的信条与名言，其撒谎和圆谎功夫非常人所可企及，其心可诛。人类不能容忍这些职业撒谎家。

官场谎言多，扯谎者甚众，盖因仕途险恶，争斗剧烈，乃环境使然。野史中载有一则剖白，官场“要紧处不过两条而已，一须朝中有人，二须自己不是人，缺一难成大事”。“不是人”一条，即谓要心黑，脸皮厚，更兼巧言令色，擅长撒谎。“伴君如伴虎”，为说一句真话、实话而断送前程，掉脑袋，当然是不划算的买卖，傻瓜才会干。现今的“形象工程”、“注水政绩”之类，不也是由于恶性竞争而某些为官者利欲熏心所致么！《墨庄漫录》载，宋代昭州知府梅挚说，当官的瘴气有四：横征暴敛刮民媚上，是租赋中的瘴气；罗织罪名，不分好人坏人，是刑狱中的瘴气；侵夺百姓钱财自肥，是货财中的瘴气；热衷于挑选许多小老婆，是家庭的瘴气。只要沾了其中的一样，即使健康的官员也会得病。依我看，官场瘴气四样，样样脱不了撒谎。官场潜规则通行，官员私德不佳，或许才是官场谎话聚集的症结所在。

撒谎亦有善意的，如对身患绝症的亲友，谎称其得的是小毛病，以减缓心理负担。但善意的谎言并不一定产生善果。譬如改革开放之初，一个访问团曾赴美国考察基础教育，回国后的考察报告称，美国基础教育已“病入膏肓”，美国学生的品德和文化知识比中国学生差得多，并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赶过这个所谓“超级大国”。漂亮的结论，美国的预言，让国人颇为自信、自豪！可20多年过去了，预言竟作泡影。“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培养了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造就出近200名知识型亿万富豪。中国呢，还没有涌现一个这样的世界级顶尖人才和大企业家！回想起来考察报告其实是大言炎炎的谎话，虽然它是善意的撒谎，但不中用，反倒像麻醉剂把自己闹昏了。在科技与文化的国际竞争中落于人后而又夜郎自大，不思进取，多可怕的善意谎言！

谎话有大小之分，撒谎术有高下之别，但谎言终究走不远。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骗得了一些人，骗不了所有人；在事实和时间的试金石面前，一切谎言都将拖出尾巴而去。无中生有也罢，将有化无也罢，甜言蜜语也罢，高压威逼也罢，最高超的撒谎家亦不免失败、出丑！

撒谎者多的地方，诚信必受挤兑；谎话多的地方，真相少、信任少。越是封闭，越好暗箱操作，撒谎者越是如鱼得水，翻云覆雨没个完了。所以，医治撒谎症的良药，并不在道德教育——虽然它有某些治疗功能，而在于切实建构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唯有民主能拯救沉溺于谎海的人们！当然，做正直、诚实的人，要如巴金先生所说，尽量说真话，决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说骗人的谎话、害人的鬼话。万不得已时，可以缄口，保持沉默，也不给某些撒谎家推波助澜。

识别种种谎言，谨防被欺，对现今的国人来说依然是个并不轻松的问题。

【闲话荐自《乐朋杂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关羽的悲剧和闹剧　作者：乐　朋

中国有两个圣人，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关羽。在老百姓眼里，文圣人有些高不可攀，而对武圣人则稔熟得多。这要归功于小说《三国演义》和遍布寰中的几万座关帝庙，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兵败走麦城等故事，在中国差不多是妇孺皆知、老少乐道的。关羽在国人中的普及程度远在孔子之上。

其实，关羽生前死后历经了不同的旅程，在生前是一场悲剧，在死后是一场接连不断的闹剧。集悲剧和闹剧于一身，实为关羽之不幸。而在某种意义说，兴许也是国人之不幸。

关羽生前的悲剧，表现在他对义兄刘备的愚忠，以及由于骄傲自大的性格弱点，为一介书生、黄口小儿的陆逊所蒙蔽，被几顶高帽子弄得昏头涨脑，致使荆州失守，父子被俘、身首异处，且他的头颅与身躯一在当阳、一在洛阳。作为一员蜀中大将，关羽实际上是个失败者。而他死后的形象，起初也是一个阴森的厉鬼，只因他惨死敌手，有太多的怨愤、怒气。

可是，到关羽死后300多年的隋朝，佛教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独具法眼，点化关羽，使关羽由厉鬼而一跃成了皈依佛门的护法神。关羽的闹剧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大幕。

中唐时期，关羽踏进朝廷庙堂，与张飞、周瑜一起，作为中国第一位武圣人姜尚(即在渭水边用直钩子钓鱼的姜太公)的从祀，享用皇家的香火。这时候的他，与相传孔子所写的儒家经典《春秋》结缘，手里多了这本书，夜读《春秋》、文武兼备的关羽新形象出炉了。他俨然成了皇家正统和风雅儒将的代表。叹惜好景不常，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因自己是策动兵变上台、不屑于皇家正统，所以竟把关羽、张飞逐出姜太公的武圣庙。但是，从公元1104年宋徽宗赵佶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之后，关羽就发达起来，高踞于神坛之上。徽宗先后三次追封，最后一次的封号是“义勇武安王”。此时金兵南下，汴梁告急，徽宗加封关羽是想捞根救命稻草，关羽的“义勇”激励宋军忠勇救主!明初朱元璋也曾贬斥关羽，而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关羽重回庙祀，并让宋朝忠臣岳飞、陆秀夫从祀。万历时又数度晋封，关羽升至帝位。到明末，干脆由关羽取代姜太公，做了中国的第二任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一起，充当儒家伦理文化，即仁义礼智信美德的形象代表。

生前为汉寿亭侯的关羽，死后官运亨通，由王而帝，至神至圣，无以复加矣。他与孔子一样，是权势者的圣人，是被皇帝和官府捧红的。权势者对关羽的不断造神，无非把他当作政治的文化的工具来利用罢了。只要权势者有某种需要，就给关羽抹上不同的油彩，上演各种闹剧。开国皇帝大抵出身草莽，要反前朝的正统，故对代表正统的武圣人不感兴趣；而当政权运作几代，后继的皇帝们又要打正统牌，就往往与时俱进地找上关羽，要为之立传竖碑，晋爵加封了。关羽就这样地被他们玩弄于股掌，岂非莫大的悲哀!

不过，与孔夫子的同民众不大相干大相径庭，关羽的民间基础牢固之极。“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便是关羽神化之后的社会写实。自清朝中叶始，关羽成为众多行业的祖师和保护神：因关羽年轻时贩卖过豆腐，逐为豆腐业之祖师；又相传关羽早年曾以打铁为业，即成了铁匠的业祖；做灯笼香烛生意的，抓住关羽秉烛读《春秋》；而关羽所持的青龙偃月刀，又让他做了理发、屠宰、刀剪等行业的神祗。一些民间帮会，也纷纷奉关羽为神主。相沿至今，不少民众在居所设关帝神位，又把他当财神爷来顶礼膜拜。关羽死后，与民众的生活发生如此紧密联系和情感寄托，一方面归结于《三国演义》的广泛流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宋、明后统治者不断升温的造神运动。如果说权贵们的造神，是欲用关羽自肥、自利的话，那么老百姓的傍神，就显示了他们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无助。实际上，关羽活着的时候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他死了以后又怎能去保百姓的平安、护百业的兴旺!在神化关羽的闹剧背后，所反映的不过是国人的某些精神慰籍而已。

据说全世界三大宗教名下的教徒多达十七八亿。其中，佛教徒2亿，伊斯兰教徒5亿，基督教徒10亿。中国的教徒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似能肯定，国人的世俗化时间早，历史长，土生土长的只有一个道教，其余宗教均是泊来品。国人中少有真正的宗教信徒，多的是傍神、吃教者。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大抵在沾神灵的光，托宗教的福，给自己捞些好处，或竟为一种生存方式。可我担心，一个热衷于造神、拜神、傍神的民族，总不免蒙昧、愚顽的灾祸，定会演出各种“史无前例”的悲剧和闹剧。殷鉴不远，请勿健忘。

【马静荐自《乐朋杂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商标命名自由的边界　作者：河　伯

据报道，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罹难地——湖南岳阳生产了一种“屈原”牌猪饲料，并在内地大量销售。得知此事后，湖北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代表屈乡民众向厂家发函，对这种“亵渎先贤”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的瘦肉型猪每日都在如此品味、消化着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并通过能量转化过程，让屈原骚赋的千古余韵萦绕于万千家庭的饭桌与唇齿之间。这当然不是我们可资赞美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但既然没有法律禁止这种行为，我们也似乎只有接受。

法律不禁止即为合法，这一原则与意识，绝对是中国法律、社会乃至文化领域的一种进步，它必将且正在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文化体系与个体选择自由的进程，它使得社会与个体生活更为丰富、更有价值。

但是不是说，法律没有禁止、屈原也没有说得上的嫡系后代可以主张权益，我们就可以生产屈原牌猪饲料、农药甚至春药呢？如果这样，怎么感觉都会觉得不舒服。

在品牌注册上，最极端的例证是互联网域名的注册，它一直忠实执行着“谁先注册谁先获得”的原则，这种完全开放的思维竞技场极大促进了人类的想象力与自主性，即便如此，在一些关键性的名称与概念上，域名注册还是设置了某些保留与底线。当然，我们也还会记得北京等地推行的完全无限制的个性车牌注册，记得那些FBI-911、DSB-250之类的号码。

“法律禁止”之外，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片恣意妄为的“无限”。笔者认为，在法律之外的空间内，我们必须意识并思考那些新的界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与美学的底线。确实，拿破仑作为影视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历史人物，其后代是无法主张其权益了，巴赫的后人甚至可以接受陈美或者马克希姆那样的演绎，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是拿破仑痔疮膏(据传他晚期患有严重的痔疮)或者贝多芬夜壶(据传贝多芬大部分方便都在卧室内)。因为我们会认为，如此利用我们社会传承、崇敬、缅怀的这些历史文化人物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美的。

因此，我们如何在“法不禁止即自由”之外的无垠疆域，对待我们的文化资源，也考验着我们的伦理与美学。毕竟，我们的法律原则，实际上也源于道德与审美的历史考量。换言之，如果“法律禁止”之外出现了我们伦理不齿、审美不屑的事物且愈演愈烈，那我们必须考虑重新描画自由的疆界。

由此，值得法律制定者考虑的是，并不是屈原没有后人，他的名义就可以随便使用，因为屈原作为端午节传统的文化源头之一，他是属于全国家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我们固然要质疑那种以“标准像”等的名义垄断历史文化资源的做法，我们也同时要关注我们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创造性保护。

因此，如果端午节作为节日习俗，因为我们文化传承工作的疏忽，甚至可能无法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如果我们听任屈原猪饲料的泛滥，我们也无法证明自己具备足够能力去保护、传承这些属于全人类的精神遗产。

【邸笑飞荐自《南都周刊》2006年10月20日】

屈原代言猪饲料会感到委屈吗？　作者：鄢烈山

东晋桓温将军有句名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此言可以解释为誓做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可以解释为——借用一位学者的观点——“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有青史留名的情结。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人生信念。但是，中国人重名声，也有出于谋略，也就是说出于商业广告目的的。比如明初有个叫孙潼的儒生，抄了一本千字文请巡抚周忱代呈御览以图“引拔”，宣德皇帝批示：“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孙潼不以为耻，反以为资本，为人写字，必署“钦命再习小楷孙潼”。皇上的贬词也成了他的好广告。

在我们这个以“恶搞”和“解构”为时尚的“注意力经济”时代，人们更不在乎美丑和褒贬了，只在乎与利相随的名，所以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搏出位”的人一个接一个。

言归正传。却说，先是看到湖南岳阳有人将猪饲料命名为“屈原”牌，而湖北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代表”屈原故乡人发函对此表示强烈义愤，我一笑了之。心想，我的湖北老乡八成是让别人占了先机，抢先注册了“屈原”的品牌，恼羞成怒。这与湖北人与河南人争诸葛亮隐居地，全国好几个地方争炎帝故乡差不多是一路吧，差异只在于这回是出生地与归魂地在抢占屈原的名声资源。

然而，看了《南都周刊》上“社会学研究者”河伯同志的文章《商标命名自由的边界》，始觉自己太小人之心了。相信河伯跟我一样不是“湖北利益”的代言人，他是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非议这个猪饲料命名的。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以致呼吁在“法不禁止”之外“考虑重新描画自由的疆界”。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在我看来，命名(者)只在乎名字本身的传播效果，与被命名物事的属性、“美丑善恶”并不相关。众所周知，一些细菌、病毒是以著名科学家来命名的。比如，可引发食物中毒的沙门氏细菌，感染者死亡率很高的查格斯氏病毒，还有什么雅克氏病毒、拉氏病毒等等(细菌还有“好”“坏”之分、正负作用之别，病毒则几乎没一个“好”东西)。以这些科学家命名细菌、病毒绝无“亵渎先贤”之意，反而是承认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表达的是后人对前贤的感激和尊敬。这在伦理和审美上有问题吗？

以“屈原”来命名猪饲料，我看很贴切嘛。屈原不是“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吗？让他为农民的猪饲料“代言”，他一定很乐意吧！从传播效果看，接受人不知“屈原”何解的，会发问为什么要用这么个品名。这一来，不是达到宣传屈原的目的了吗？说不定，一深问，还由此知道了屈原的故乡不是湖南汨罗而是湖北秭归，替秭归也做了广告呢。

河伯同志不习惯伟大诗人屈原与猪饲料这样的俗物相关联。他打比方说，好比法国人不能接受拿破仑与痔疮“相提并论”。不对啦，法国人如何且不管，我知道武汉就有一个中药名牌叫“马应龙痔疮膏”行销全中国。我自己常用，亲朋好友手上受了伤、脸上长了疮，我也劝他们擦。或曰马应龙这样的小人物怎能跟拿破仑、屈原这样的大人物比？这就是个观念问题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可以成为国民调侃的对象，没人以为是“大不敬”和“亵渎”，人家上上下下都习惯了。相信中国人也会慢慢习惯这种情形的。先行一步的是，这些年奇奇怪怪的网名我们已见怪不怪了；中国女性曾经的“笑不露齿，行不露趾”已成了古董，我们都接受露脐装、比基尼了！总之，伦理呀审美呀都是会变的嘛。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特别向被封为“爱国诗人”的屈原致敬的是，他的胸怀可能比我们当代许多人想像的更开阔更“现代”，他居然在《涉江》一篇中将率吴兵灭楚国的伍子胥引为同调，为忠而见疑、贤而不用者鸣不平。

【李从渊荐自《长江商报》2006年11月6日】

国人　作者：梁晓声

□中国人从前的怀旧人性是很受压抑的。1949年以后中国人不太敢怀旧了，那可能会从政治上被斥为“怀念旧社会”。1978年以后中国人对怀旧二字也是心里暖昧的，那可能被讽为对极左年代情有独钟。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词。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是大遭白眼。须知，一个民族很容易由此而变得心理低贱。

□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民族。但是丧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将是不可爱的。

□在国外，痞子不必假文人之名而活着，文人也不必非靠痞的技巧而存在。也许只有在中国，“文痞”才活得比文人和痞子两者都潇洒，都滋润，都如鱼得水。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中国人民与中国，好比森林与山地的关系。倘山地的土壤缺少水分又缺少有机化合物质，森林是茂盛不起来的。

□如今，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

□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这个时代“生产”出太多太多除了文凭和学历其他一切方面太差太差的男女。

□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了的。

□就中国的当下而言，认真之人，比之持极现实人生哲学之人，比之持圆滑人生哲学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认真是需要文化培养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级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级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摆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当代人变得过分复杂的一个佐证，便是通俗歌曲的歌词越来越简明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的话，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是堪忧的。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的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痕。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提出了迫切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中国知识分子们（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公民”者，国家共有者也。

□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言，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

□中国人的目光也许是世界上最为捉摸不透的。中国人的心思往往太需要自己的同胞费心思去猜。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

□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抬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尴尬。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杞人忧天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

□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

□处于贫穷之境无望无助的一部分人类，需要比克服灾难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冲动。不冲动，亦可贵。

□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几十年内，中国肯定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肯定仍是农民最多的国家，但却不见得会是农民成功地转化为城镇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为城镇难以成功地“消化”那么多丧失了土地的农民。

□我个人认为，中国早就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建国初期却没有及时地实行之，与一个民族企图以人口众多的表面强大威慑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敌人的潜意识有关。

□时代的转折点始于中国农村，今天受到猛烈冲击和震荡的却是中国城市……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不知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大谈特谈“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太多太久了，谈“改革开放”最终的普惠原则太少太不够了。

【邸笑飞荐自《梁晓声随笔杂文》】

民心断想　作者：李兴濂

一

何为民心？所谓民心，就是民所想，民所思，民所盼，民所愿，民所拥，民所怨，民所安，民所乐。

二

“难莫过于知民心，大莫过于聚民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朝廷就设专职官吏收集民间歌谣，以了解黎民呼声、百姓疾苦。《汉书·艺文志》中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知民心，就要知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怕什么。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求医看病、柴米油盐、冷暖安危，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都要想在心上，“政之所要，在乎民心”。老百姓比天还大，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对于领导者来说，知民心是篇大文章。

三

知民心的愿望发自“以百姓心为心”的真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无爱民之心则不知惜民之力。《聊斋志异·梦狼》中有个官儿讲他为官逻辑曰：“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得官心而失民心。

四

知民心才能顺民意。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以为贵？”曰：“贵天。”桓公仰而望天，管仲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故此，“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作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是走向“逆民心”的开始，不知民情则漠视民愿，不顾民意则不惜民力。

五

干事是凝聚人心的磁场。有的干部讲空话侃侃而谈，干实事则一无所能。在他那里要规划有规划，要措施有措施，就是没成效、没变化。只说不干，或只会说不会干，说的次数多了，老百姓就摇头。一次实事赛过一百次空话。说实在话，办实在事，最能与老百姓交心。为政之道，就要谋富民之策，兴安民之举，倡乐民之道，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实惠。

六

独断是对民心的最大伤害。古人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视听都来自于民，为官者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难道可以不听群众意见，不看群众情绪吗？“凡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坚信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力量，做到常怀为民之心，常听为民之言，常思为民之策，常兴为民之举。民心齐而民力举，事可成而业可兴。

七

“治国在于治吏，安邦在于安民”，民心稳才有社会稳。安民在于执政为民，心里装着民，凡事想着民，工作依靠民，一切为了民。

八

公道自在民心。领导者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纳为理顺民心、凝聚民心、赢得民心的过程。干部的能力如何、作风怎样、实绩大小，都写在群众的心里。

九

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大到治国，小到管理一个地方，道理无大出入，富裕、和谐、繁荣的基础都在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0月26日】

匪类不绝之谜　作者：李换运

太湖是我国南方有名的大湖，以美著称。清朝年间，因为这里并不属一个州府管辖，各方都疏于管理，便成为劫匪盗匪时常出没作恶的地方。有些人，白天以捕鱼为生，到了晚上则以劫盗为事。这中间最恶的一类是，坐一种遮盖严实的小船，往来于太湖之上，专门拐骗人口。他们十分残忍，躲在幽僻处，不顾他人哭天喊地，也无视他人苦苦哀求，把拐骗来的男女做成残疾，然后把这些男女驱赶到集市上去讨钱，供他们享用。还有一类劫匪，在南方的水域漂泊，诱使一些商旅在某处停泊休息，故意打得火热。待商旅的船只启航，“扬帆中流，四顾无人，暗置蒙汗药于茶饭中。”被害者昏晕了，他们就将其勒死，抛尸水中，然后劫掠钱物。

劫与盗的情景在南方屡见不鲜。劫匪盗匪的踪迹海上有，陆上也有；平原有，山区也有；汉民居住的地方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也有，可谓无处不在。所以，地方大臣给朝廷的奏折中时见“盗匪猖獗”、“官匪勾结”、“匪事暂息”、“匪首已获”之类的言辞。劫匪盗匪年复一年存在着，成为朝廷的心病。虽然多次下旨巢杀，终不见彻底铲除，其原因如今也该记取。

最普遍的原因是百姓怕报复，怕遭受更大的伤害，便忍气吞声，知情不报。劫匪盗匪扰民害民，非一日两日，受伤害者也非一家两家，但大多数人家都把苦水咽到了肚里，并不去告发，甚至官府来追查时也不如实反映情况，更不会尽心尽力协助官府办案。有些劫匪盗匪做了案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藏身，街坊邻居也是知道的，却视而不见。被劫被盗而不告官，知道劫匪盗匪的根底而不揭发，就助长了匪类的气焰，他们行凶作恶，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当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根子在官不在民。民担心遭报复，是因为他们吃过报复的亏，官吏没有给他们撑腰，“利未兴而害先行，冤未伸而家已破”，哪里还敢出声呢？

较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官吏在作祟。他们知情不报，知匪不缉。在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讳盗之弊”，也就是对出现盗匪不敢说不愿说，从骨子里就根本不想说，隐瞒了一时说一时，最好别在自己的任期内让上级说这一方土地不安宁，别让上级认为自己没有本事治服盗匪，因此毁了自己的升迁之路。所以，在有的地方，一旦发生了抢劫之类的案件，官吏都会给失去钱财的人家施加压力，让人家把遭抢劫说成被盗窃，案件的性质就改变了；把损失的钱财由多说少，案情就显得轻了。一些明眼的官吏分析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担心报了抢劫案，说明地方不安宁，影响自己的政绩；也担心报得数额大了，该缉捕的劫匪盗匪抓不到也会影响官吏的声誉。他们惟独不担心劫匪盗匪不绝，老百姓会常受劫盗之害。

最深一层的原因则是黑吃黑，官匪勾结。这就像种了一棵果树，虽然这棵果树大大影响着周围的生态环境，但是总有人想摘取果实以饱口福，哪里舍得把这棵树砍掉呢？不仅不砍，说不定还施肥喷药哩！果树在他们的呵护下日渐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享用者呢，也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大饱口福，越发不想砍去那棵树了。对这黑吃黑或官匪勾结之类，有人做了这样的描绘：“捕役与盗贼声气相通，坐地分贼利。”更为严重的是，盗贼劫匪人赃俱获了，“捕役反为教导”，给匪人出主意，并从中帮忙，让匪人把赃物花销掉或藏匿起来，审讯的时候就难定罪了。与这种现象相近的还有，捕役抓住了匪徒，投进了监狱，却不去立即审讯，或不认真审讯，一个案子“拖攒时日，数年不得完结。”虽不完结，却也免不了拷打一番，让你受一受皮肉之苦。为何呢？捕役或狱官“未饱贪欲”，哪里会轻松放了你呢？当然，捕役或狱官也不想置匪徒于死地，匪徒死了，他们的摇钱树倒了，日子就凄惨了。为了使自己总有好日子过，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即对匪首避重就轻。出现劫盗事件后，若是有人逃跑了，有人被抓住了，当地负责缉捕的官吏便称，那些逃跑的是首犯，抓住的是从犯。实际上，首犯就在被抓住的人当中，却按从犯而从轻发落，逃过了斩杀，逍遥法外，为害更甚。

黑吃黑危害不浅，官匪勾结就更加可怕了。正是由于官与匪的勾结，才使得匪由弱而强，羽翼日渐丰满，扰民更加严重。也正是官匪勾结，才使得匪类在被缉捕时得以庇护，化险为夷，久除而不绝。雍正元年，在云南境内有一匪首普有才，残忍歹毒，劫掠成性，不光敢杀人，还敢与官兵交战。这样的匪首，屡捕屡逃，横行无忌。原因何在呢？因为有地方的知州撑腰！当时威远知州刀光焕认普有才为干儿子，自己的儿子与普有才结为兄弟。有了这层亲密无间的关系，普有才犯事，刀光焕便“任意藏匿，不肯查拿。”刀光焕的上司发现他与匪徒沆瀣一气之后，曾经开导劝说，让他与匪徒划清界限，他却置若罔闻，对普有才“暗暗供应食米，透漏信息。令其深匿远遁，代为隐饰。”刀光焕不仅对普有才这样的匪首如此照顾，对其他匪徒也网开一面，那些匪徒抢劫杀人，畏罪潜逃的时候路经刀光焕的辖地，要么“即行藏匿”，要么“从此路逃出”。有了这等认贼作父或视为手足的官吏，匪类能不发展壮大，贻害一方么？

匪类不绝之谜，令人玩味遐想。

【马静荐自《共产党员》2006年第11期／徐铁军图《高高在上》】

超现实主义大师周厉王　作者：陈家萍

几乎每一个暴君后都站着位绝色女人。周厉王没有。他是唯一不沾女人光而出名的暴君。他极具个性化的行暴方式是：欲将人口贴封条。

周厉王一改前代夏桀与商纣耽于女色的浪漫主义作派，他走现实主义路线，爱好更为结实：好利。

周厉王手下有个叫荣夷公的大臣，此人唯利是图，恨不能将脑袋削尖一头扎到钱眼里。物以类聚，厉王和荣夷公一拍即合，打得火热。厉荣联手，垄断山林川泽等原生态。

厉王将好处都捞到自家口袋里，那些暂时顾不上打捞的山林川泽贴上封条，严禁平民们上山下河，这下，大家不干了，一时间怨声载道。召公谏道：你管得了平民的手不进河泽足不迈山林，可你管不了他们的口啊。他们都在发牢骚呢！厉王也不是吃干饭的，对付“诽谤者”，他自有奇招：派卫巫监视国人，“莫谈国事”，违者开除地球球籍。这些卫巫应是最初的特务组织，比明朝东厂西厂锦衣卫还要了得吧。卫巫果然不辱使命，自他们一出马，那些鼓噪如蛙蝉蟋蟀乌鸦的高分贝谤声果然销声匿迹。厉王的耳根恢复清净。

不能说，不能说，一说皆是错。到最后，国人连话都不敢说了，在路上遇见，用眼睛看看，走人——偌大一个国家，单厉王及荣夷公一干人等在开口，余下皆沉默，真恐怖啊。厉王真乃超现实主义大师。我想，周厉王时代的人眼睛定都磨砺得如烽如炬，四目交错，定有电花咝咝爆出。关闭嘴巴，开通眼睛说话功能，定打造成真正的火眼金睛。眼里藏着太丰富的语言信息，在擦肩的一瞬送出，并被对方准确破译，堪称最早的电子密码。也是最原始的哑语、肢体语言。

厉王一脸得色地对召公道：我能止息诽谤。召公遂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套人皆知之的理论狠敲厉王警钟。正在云端上的厉王哪里听得进去。

沉默复沉默，沉默中眼睛语言渐成系统，国人发现不用嘴巴也好，眼睛完全可以代替嘴巴说话，而且还能巧妙地瞒过卫巫。大家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沉默。沉默3年后，爆发了“国人暴动”。

【邸笑飞荐自《潇湘晨报》2006年8月19日】

巴金留给我们什么　作者：狄　马

文学巨匠巴金去世以后，各种溢美之词充斥报刊：有称他是“最后一个文学大师”的，也有称他是“20世纪的良知符号”的，不一而足。这真应了鲁迅的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说起巴金的文学成就，“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开蒙必读物，高觉慧的果敢行动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封建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经典动作。抗战以后写下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画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运方面，都达到了其后许多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但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但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给定的标高线。因此，要说巴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学大师，也只能是腰斩的大师。

自由主义者看中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认为巴金从一个腐败专断的国家现实出发，曾经把自由演绎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顶峰。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1958年以后更是对自己文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删除惟恐不净，直到晚年还对自己的信仰讳莫如深。如果早年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值得纪念，那么，后来又对自己的信仰挥刀自宫该如何纪念？难道要我们纪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苟活者。

对于一个创造了实绩并且已经交付历史的人来说，任何过头的赞誉都不过是为了活人的分肥。大凡一个人或一个事件值得纪念，无非是因为两种情况：一、这个人或这个事件在其所在领域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二、这个人或这个事件尽管没有特殊贡献，却可给后人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善良而懦弱的巴金除了早年的文学实践，更多的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值得后人铭记。

巴金见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政治史，如果我们不能从他那里汲取有意义的历史养料，以避免耻辱，开创未来，那么，葬礼规格再高，场面再隆重，纪念文集再卷帙浩繁，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弄清巴金的真正价值，比纪念本身更重要。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像早些时候的某些人那样把他说成“伪君子”和“忏悔痞子”，也不要有意拔高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就作品和个人性格而言，巴金始终是一个天真的感情宣泄者，而不是一个深沉的思想者，他的理论思辨力、社会洞察力都极有限，因而，我们不要夸大《家》的艺术高度，也不要抓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狠挖深挖，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写出《家》这样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语），为什么后来会写出《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这类东西？这中间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巴金个人应该负责多少？对于他的反思和自忏，也有太多的人执着于他的反思的高度不足，认为把一场导致无数生灵炭的灾难归结为“四人帮”和“封建主义流毒”太过浅表。但比这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的人一步步弄成一个精神残疾和思想侍从的。对于巴金来说，如果他生性就是恶的，从他跨入文学之门的第一天起就会显出他的平庸无奇，人们就不会对他半生的无所作为痛心疾首。但实际并非如此，巴金的善良和文思敏捷是有目共睹的，而正因为这样，这场悲剧的意义才显得触目惊心。

【王行荐自《同舟共进》2006年第11期】

汉明帝的用人之道　作者：孙贵颂

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他从30岁年富力强的时候开始，坐了18年的皇位。《后汉书·章帝纪》中对其工作做了总结，特别肯定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原则。有两件事最值得一记：一是他的妹妹馆陶公主向他说情，求他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刘庄的外甥放一个郎官当当。明帝没有同意。理由是：郎官虽小，但也是天上的星宿(郎位星)，到了外面，起码也是个一县之长，要管一百里地的百姓，外甥如果不是那么一块料，人民就要遭殃。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不能办。最后赏了外甥一千万钱了事。大臣阎章，精通典章和制度沿革，工作成绩突出，按说早就应当提升要职，但阎章有两个妹妹是贵人(嫔妃)，这样一来，阎章就成了后宫的亲属，刘庄为了不破皇后妃子之家不得封侯参政的规矩，硬是不提拔阎章。

刘庄的做法，很令人佩服和感动。虽说现在与刘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但仍让人作某些联想和思考。我把刘庄的故事说给一位朋友听，他感叹道：“‘朕即国家’。国家是刘庄自己的，他得对自己负责。倘若弄个纨绔子弟去治理地方，办砸了，是自家的事，他哪能不谨慎呢？”我觉得朋友说得在理。过去我们说起“家天下”，只顾批判封建时代的“任人唯亲”，而闭口不提那时也有讲不讲原则之分，有的则还是能够举贤避亲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制度力求公开、公正，但在一些程序上，却又存在着缺陷和漏洞。这种缺陷和漏洞一旦被有些人利用，就会安排自己的人去分一杯羹，将大“公”转化为小私或小我。在仕途者，如果跋涉得顺风顺水，手拍胸膛想一想，有“背景”可以依靠的不乏其人。恰似登山，不是每一步都有人搀扶拉扯，但在关键时刻，便有仙人指路或助一臂之力。当然，如果正在登山的人物也是一个优秀靓丽的人物的话，社会和民众一般也能接受。怕的是，如果在考虑要提拔的人选时，思维只局限于小圈子，就像舞台上演出一样，灯光只罩在主要人物的身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如此这般，其他合适的人就只有等待的份了。从整体上看，时代确在进步。但从个体上考量，从某一事件上分析，还是有不少问题值得深思的。

从书上看到过一个基辛格给人做媒的虚构故事。基辛格对一个老农说：“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位最好的儿媳。”老农回答说：“我从来不干涉我儿子的事。”基辛格说：“可这姑娘是罗斯切尔德伯爵(欧洲最有名望的银行家)的女儿。”老农一听，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辛格又找到罗斯切尔德伯爵：“我为你女儿找了一个万里挑一的好丈夫。”伯爵连忙婉拒：“可我的女儿太年轻了。”基辛格说：“可这位年轻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嗯……如果是这样……”

基辛格又去找到世界银行行长，道：“我给你找了位副行长。”“可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增加一位副行长。”基辛格说：“可你知道吗，这位年轻人是罗斯切尔德伯爵的女婿。”

接下来，世界银行行长欣然同意。基辛格促成了这桩不可思议的婚姻，让农夫的穷儿子摇身一变，成了金融巨头的乘龙快婿。

从这个相当“八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领教两点，一是传说中的基辛格的三寸不烂之舌何其厉害；二是背景、关系在号称文明的西方也是如此重要！但是，基辛格要是碰上了汉明帝，他这一套看来也要泡汤。所以说，在汉明帝的用人之道中，还是有值得今人记取的东西的。

【王坤平荐自《文汇报》2006年10月27日】

“王府”与“内有新衣”　作者：彭友茂

每天看报、上网，都能读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社会新闻，这不，最近，中原某地一王姓局长给自己的住宅起名“王府”一事，被媒体传得沸沸扬扬。

人，大都有一种炫耀心理：当了官，掌了权，入了党，提了干，抑或获奖、中奖，出了名发了财，总之，有了好事喜事令人兴奋的事，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扩大一点影响。记得当年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尽管考中的是一所很一般很没名气的学校，可因为我是全村诞生的第一个大学生（附近村里也不多），所以还是颇为自豪，恨不得让“彭家老三（我兄弟仨，排行老三）考上大学”的消息，插上翅膀，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让全村人“幸福着我的幸福”。

由己推人，想必王副局长也有这种炫耀心理，且远甚于活了大半辈子连个蠓虫蛋大小的官也没混上的我辈。在他看来，自己姓王，自己的住宅当然就是王宅。王，既是《百家姓》里的一个普通姓氏，同时也是人文环境里极不普通的国王之王，帝王之王，王权之王，王位之王，王储之王，王朝之王，王法之王，王子之王，王侯之王，王公之王，王爷之王，王孙之王，王牌之王，占山为王之王，打一擦边球，幽上一默，效仿一下古代官吏、贵族，将自己的住处名之曰“王府”，风光上一把，一没犯法，二没违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甚至还会想，那些不姓王的干部，骨子里也未必没把自己的住宅当成“府”，只不过，他们行事过于谨慎，没敢公开把“府”的名号打出来而已。

再说，上天毕竟没恩赐给他们这么一个上好的，绝佳的，通俗易懂又博大精深的“王”姓，所以，就是他们想打擦边球把自己的住宅称“王府”也办不到。

站在王副局长的角度看问题，倒也是：打一下擦边球，就能让自己的住宅蓬荜生辉，就能使蓬荜生辉的住宅的主人于无声处美美地沾了一下自己姓氏的光，顺风顺水，何其惬意。再说，住宅大门上有了“王府”这一醒目的标识，本部门、本土人士也好，外地人士也好，若是有需要登门拜访的，需要和领导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联络感情的，前往的话，不就省却“众里寻它千百度”，一目了然一步到位了吗？若没有这一醒目的标识，自己的住宅泯然众“宅”矣。那样的话，要给前往者增添多少麻烦，带来几多不便呀。相比之下，还是有这一标识好。王副局长的这一做法，让我想起了一则笑话。过去有个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破落地主，平时难得有体面的新衣服作为外出的行头。这一天，他终于有了一件新衣服。可面对这件新衣，他很是矛盾：有心穿在外面显露一下，怕弄脏了；穿在里面倒弄不脏，他又生怕别人不知道。于是，他出门时把新衣服穿在里头，请人写了一张“内有新衣一件”的纸条别在外衣上，觉得这样两全其美。他走出家门不久，身上的纸条被风刮走了。这如何是好？正在他焦急的时候，他发现不远的墙角处，正有一张写着字的纸条躺在地上。喜不自禁，他赶快从地上捡起来别在身上。谁知，他所捡拾的这张纸条，不是他原来那张，这张上面写的是：行路人不得在此大小便。

结果，所有看到这张纸条的人，都笑弯了腰。

笑话归笑话。那位王副局长给自己的住宅起名叫“王府”，此举虽含有一定的笑料，但它并不是笑话，或者说它是一则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对于王副局长本人来说，他尽可以如上面本文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想，以为这样做只是好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们劝他静下心来好生想一想，想想自己这一举动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妨挖挖自己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乃至“帝王情结”，也不妨问问自己朝思暮想的，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呢，还是心之某一角落，只围着自己和小家庭只围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打转转？对众多读到、听到这则社会新闻的“受众”来说，我劝大家不可浪费了这一资源，即不可读完听完了就一笑了之。不妨睁大眼睛看一看，让大脑多想一想；看看、想想，附近，周围，还有没有，还有多少孙科长、李局长、赵县长、钱处长等“长”字号人物，像“王副局长”一样，夸官亮职很在意，摆谱造势很在行，一要他们拿出点踏踏实实干工作的真本事，任劳任怨为民造福的“实绩”来，对不起，“无可奉告”。

【于慧中荐自《西安日报》2006年11月20日】

某人为官笔记　作者：云　弓

莎士比亚：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

心得：脆弱啊，比女人更脆弱的叫防线。

鲁迅：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心得：世界上本来没有门路，钻营得久了自然就有了门路。

但丁：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心得：升你的官，让群众去举报吧。

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

心得：给我一个价钱，我能卖掉整个宇宙。

罗丹：世界上并不缺乏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心得：做官的并不缺乏金钱，缺乏的是不见钱眼开的眼睛。

黑格尔：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心得：凡是行贿的都是我该得的。

莎士比亚：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心得：是现在就发财还是先廉洁一阵子，等做了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这是个让人非常痛苦的问题。

奥斯托洛夫斯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心得：做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阵子，权力过期作废。

爱因斯坦：所谓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天分。

心得：所谓官运，其实就是99%的门路加上1%的能力。

陶铸：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心得：活动是更高权利的开端。

拜伦：连祖国都不爱的人，是什么都不会爱的。

心得：一个什么都爱的人，肯定是最爱权力的。

莎士比亚：信任少数人，不伤害任何人，爱所有的人。

心得：巴结少数有权力的人，不得罪任何相关的人，欺骗所有的人。

【薛桂坤荐自《领导科学报》2006年8月31日】

某公司的一张告全体员工书　作者：尹玉生编译

一、关于如厕

过去，由于“如厕”这一特殊情形浪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鉴于此，从即日起，员工如厕将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进行，比如，姓氏第一字母为“A”的员工如厕时间为8:30~8:35，姓氏第一字母为“B”的员工如厕时间为8：35~8:40，依此类推。

二、关于生病

从即日起，医生证明不再作为请病假的凭据。管理层认为，既然你可以前去看医生，那么你自然也可以前来上班。

三、关于住院

在任何情况下，公司员工都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既然公司聘用你在这里工作，你的一切就应当属于公司。尽管公司管理层认为员工住院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负影响，但公司出于对员工的关爱，将不对住院员工进行惩罚性罚款，但在员工住院期间也不再发放任何费用。

四、关于重大人身事故

过去一些员工对这类情况一直颇有微辞。自即日起，我们将严格按照如下程序办事。凡在本公司发生的重大人身事故，应及时将受害人转移至不影响公司其他员工正常工作的地方，由工头负责探查受害人是否仍然存活，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迅速取出受害人在银行的薪水单并在受害人耳边用力甩摆，如受害人无任何反应，则应尽快在其薪水单上打上“已故”印戳，并即刻停发其薪水。如受害人有所反应（这种情况在本公司极少出现），可暂缓盖印。

五、关于死亡（他人）

因他人死亡而告假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管理层认为，置工作于不顾而前去死者家中吊唁对于死者而言无丝毫作用，由此影响工作就更为不值。

六、关于死亡（自己）

此项作为缺席工作的理由应被接受，但请尽可能在十四天内通知管理层，以便我们安排合适人员替代你的职位。

七、关于工作数量

无论你做了多少，你都做得远远不够。

八、关于工作质量

最低标准为完美。

九、关于薪水

我们知道生活的花费在逐渐增大，但是我们也希望你们理解公司的难处。我们不会考虑为任何员工加薪的问题，除非哪位员工家中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都在做两份工作，并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比如电冰箱，孩子的书籍等。

十、凡对上述条款有不同意见的员工，即被视为对公司不忠诚的员工，对公司不忠诚的员工，根据本公司有关条例，应即刻予以开除。

【刘可荣荐自《百姓故事》2006年12月上】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当不成法官当院长

市长公子，大学毕业，市府办副主任。忽一日，想当法官了。自告奋勇，参加统考，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打消念头。

但，公子当法官之志未消。数年后，市长公子以副处级干部身份，按照正常程序调到法院当了副院长。

法官都考不上的人还能当副院长？不服者遍查法律文件，终知难而退——《法官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组织上曾对市长公子进行了严格考察，结论是：“完全具备法官条件！”

所以，当不成法官却可以当法院副院长，这完全合法，无可厚非！

加钱打官司

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村民赵大壮和田小满两家混战一场，双方各有5人住进了乡医院，赵大壮家的人伤重些，有2个至今还没有脱离危险。赵大壮想打官司，便托在乡里开车的本家侄子去找乡司法助理给自己“撑腰”。侄子当晚便去了，怀里揣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800块钱，两只手也没闲着，右手好烟，左手好酒，也值好几百块。只有一袋烟的功夫，侄子便回来了，一进屋就冲赵大壮喊：“叔，这回麻烦了，麻烦大了！”

赵大壮忙问：“慢点说，慢点说，咋的了？究竟咋的了？！”

侄子说：“我去了司法助理家，他坚决不收，钱不收，烟酒也不收，态度非常坚决。司法助理贪心重是全乡有名的，如今他不收，说明田小满家肯定去送过了，而且肯定比咱们送的重！”

赵大壮大手一挥：“娘的，咱们加钱，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项庄舞剑

新官上任半年多，赵市长虽然收了不少礼——却几乎没有过万的！赵市长对当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不开窍非常恼火，却又一时找不到发火的渠道。

一次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突然就来了灵感，想起了项庄舞剑这个词。于是，话锋陡转，就转到了反腐倡廉上，他说：

“一次，有个乡长到我家，给我送了6千块钱，当场我就批评他了，我说我就值你这6千块钱？你给我马上拿走！”

“还有一次，有位县里的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送给我9千块钱，当场就让我给骂走了……”

下面的人听着听着，全开窍了——原来赵市长在骂咱们送钱送得太少了！

【翟明荐自《金山》2006年11月】

在人类行将灭亡的那一年　作者：苏中杰

这地球不知为什么犯病了。下的雨是酸雨，吹的风是臭风，地上冒的气是毒气，河面上飘的味是硫磺味。云是黑的，水是黑的，天是黑的。要热，就是零上四十度；要冷，就是零下四十度。这还比较好对付，而最难过的鬼门关，一是没有可吃的东西：果蔬粮食不能入口，因为一吃下去肚子变大，如同得了血吸虫病，要不了几天就一命呜呼；二是空气不能呼吸，因为又辣又呛，又臭又酸，刺激得人肺叶子疼痛，要不了多久就烂肺而亡。

地球进入其非常时期，人类要灭亡了。上帝急忙派遣使者分批探访地球。第一批使者回报说：地球上灾难空前，人类全灭绝了！上帝不信，使者回报说，现在的地球环境，不可能适合任何低等生物生存了，何况人类？所以，地球上已没有一个人了。

上帝陷入极度痛苦，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啊——我没有及时挽救人类！

正在上帝极度痛苦之时，第二批使者回报：地球上并非没有一个人，我经实地考察，别的国家是不见人的影子了，而大多数中国人还都活着。

真的？

一点没错！使者坚定地回答上帝。

那就快些考察研究，找出大多数中国人还能活着的原因，也许还可能挽救一些生命。于是，派科学院的科学家组成调研团，奔赴地球。

调研团很快拿回调研成果。结论是：大多数中国会之所以还能存活下来，是因为中国人的抗毒药素质，在全人类中是第一流的，当前还能经得起地球上的毒质侵害。

上帝不信，科学家就向上帝解释说，中国人的抗毒能力，是经过世世代代的锻炼和考验的，所以不会在当前的毒灾之中大批死亡。

经过世世代代的锻炼和考验？这可能吗？

科学家就把一大堆调查资料摆在上帝面前，说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要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饮食和环境方面如何锻炼自己。

一、他们让大地变成全球最大的垃圾场，他们让毒水毒气污染江河湖海，搞沙化毒化，先让植物动物死光。

二、他们的毒化食物无处不有：1、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2、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有铅、砷、黄曲霉毒素；3、敌敌畏泡鱼干；4、在掺入甲醛的浸泡液中加工的各类水发食品；5、含有甲醛的有毒蜜枣；6、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水果（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螨特、噻螨酮、三唑锡、杀螟硫磷等）7、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8、用加丽素红喂养的鸡所产的红心鸡蛋；9、用猪大粪浸泡制作的臭豆腐；10、用人尿浸泡的鲜海虾；11、黑心月饼和掺加化肥的月饼；12、变质豆奶；13、添加增加剂的馒头、花卷；14、用硫磺熏白的银耳、红辣椒、花椒；15、用激素催熟的草莓、猕猴桃；16、用石蜡做凝固剂的火锅底料；17、用色素染制的绿茶；18、用违禁的“工业盐”腌制的泡菜；19、用硫磺熏制的土豆；20、硫磺熏药水泡的“卫生”筷；21、多得难以记数的假药；22、糖精水和色素勾兑的“葡萄酒”；23、用吊白块、色素加工出的红薯粉条；……

这样的资料好厚，上帝看不完，感叹不已：中国人毅力强，聪明度高，也下大功夫了。可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死完了，如何推广这些抗毒经验呢？

正当此时，第三批使者回报：别的国家的人并没有死，他们早转移到没有毒气的星球上去了。

上帝一喜：这真太好了。可是……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转移呢？在没有毒气的环境中生活总比每天抗毒要好过多了？

使者说：那是要高度的科学和文明的，中国早已金钱化了，黑利益化了，所以社会毒化了，道德毒化了。而越是这样，越是看不到希望；而越是看不到希望，便越是毒化自己。最后害了自己，做不到。

有救吗？上帝问。

人都被异化，变得矮小丑陋，发生智障，在地球上撑得了一时，撑不了长久。

那如何办呢？是我失职，还是因为……上帝在发问。

【季建民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1月11日】

采访部长　作者：武俊浩

泥水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泥水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和稀泥的本领；第二，要有抹稀泥的本领；第三，要会在‘表面’做文章；第四，站在‘高处’也不头昏!”

木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木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曲中取直的本领；第二，要懂得‘斧打凿，凿入木’的道理；第三，要学会做脊梁；第四，要会识别材料。”

铁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铁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趁热打铁的本领；第二，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三，火烧眉毛时，也要沉着冷静；第四，要有‘锻造’的功夫。”

篾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篾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大会讲话要有势如破竹的气势；第二，在领导面前讲话要像丝竹般委婉；第三，要有把直的弯成曲的本领。第四，时刻要胸有成竹。”

瓦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瓦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上蹿下跳的本领；第二，要有高屋建瓴的气魄；第三，不露水是起码的原则；第四，‘沥水’是最高的追求。”

骟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骟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手脚要麻利；第二，要抓住关键部位；第三，办事要干净彻底；第四，不留后遗症。”

画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画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照猫画虎的本领；第二，要有以假乱真的本事；第三，要会看脸色，不能当色盲；第四，要会辨别真品和赝品。”

石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石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对下属要有敲打本领；第二，对上司要有曲意逢迎的本领；第三，要分清铺路石、垫脚石、绊路石；第四，要给每个石头寻找恰当的位置。”

铜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铜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把铜扮成金子的本领；第二，也要有把金子说成铜的本领；第三，要有冶炼的技术；第四，要有锻造的功夫。”

金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金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会打金耳环的本领，会听；第二，要会打金戒指，时刻告诫自己；第三，要会打金项链，学会链接；第四，要学会镀金。”

银匠出身的部长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当部长和当银匠有什么相似之处?”

部长答道：“第一，要有打银锁的本领；第二，要有开银锁的本领；第三，心中要有把银锁，要在银子面前不动心；第四，要有造银子的本领。”

【司志政荐自《喜剧世界》2006年12月上】

断指　作者：赵文斌

八岁那年，母亲让他制止弟弟玩刀，他夺过来，觉得一刀砍在树上树就流泪很好玩，结果砍断了自己的左食指，他痛得哇哇大哭。

十八岁那年，他和一帮陌生人打架，他怒喊:老子去年打架断了一根手指，大不了今天再断一根，那群人不战而退。

二十八岁那年，他对女朋友悠悠地说：我原本可以成为飞行员，但一次事故使我断了一根手指，也破灭我的梦想。那一刻女朋友心疼又敬佩，当时就决定嫁给他。

三十八岁那年，他对儿子语重心长地说：这手指就是一天上山砍柴砍断的，那时家里穷，没钱读书。调皮的孩子懂事地捧起了书。

四十八岁那年，他对朋友们激昂地说：朋友是手足，虽然为了朋友打架，我断了一根手指，但我决不后悔。朋友们站起来双手端起满满一杯酒敬他。

五十八岁那年，他对领导激动地说：为了保护国家林木，我断了一根手指，对国家是有过贡献的，是流过血的。临退休他又涨了一级工资。

六十八岁那年，他给学生作报告，声情并茂地说：因为家贫付不起手术费，这根断手指再也没能接上，你们应该珍惜现在幸福的生活啊。下面掌声雷动。

七十八岁那年，他对孙子严肃地说：别玩刀，爷爷小时候玩刀，砍断手指，痛苦了一辈子。看着孙子乖乖放下刀，他为自己善意的谎言得意地笑了。

现实苍白时，想象便变得丰富。一个丰富的人生总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甚至某些缺陷也会粉饰成一种有滋有味的经历。说多了，连自己都说不清是遗憾的缺陷还是丰富的经历。

【王庆绪荐自《精选故事会》2006年第7期】

不忍心提拔　作者：李其祥

胡局长心里很矛盾，要不要把小杨提拔起来呢？领导班子马上就要调整了，经人事部门推荐，又召开群众座谈会进行民意测验，上边也来人进行过考查，都认为小杨是个优秀干部，符合提拔条件，但胡局长还是顾虑重重，怕万一……

胡局长主持局里工作以来，第一个被他重用的是副局长赵亦龙。当时赵是局长助理，党员，思想进步，头脑清醒。那年局里主管后勤的钱副局长退休后，胡局长便提拔赵亦龙接了班。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缓解职工住房的压力，赵亦龙主动打报告，积极跑资金，很快，一座七层高的宿舍楼便展现在全局职工面前。为此，赵亦龙在局里一下子变成了英雄！可是不久，有人举报，说赵亦龙在盖楼过程中，收受了承建单位的贿赂，一查，属实，１３万元！职工们说赵局长怎么能这样？胡局长也很意外……

赵亦龙进了班房，接替他的是财务科长郑一兵。郑一兵上任后，胡局长让他到广州给单位采购一批办公机具。没想到一不留神，郑一兵去了澳门，把用以采购的几十万元公款扔进了赌场……

再一个是孙科长。由于孙科长的努力，局里收获了不少锦旗、奖杯和奖状，小孙也由此当上了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胡局长觉得小孙是个人才，竭力向党委和上级推荐。很快，小孙当上了副局长。旋即，上级又选派他到边远山区的一个贫困县里挂职锻炼，任主管文教卫生的副书记、副县长。也许是山区太寂寞了，无法消受漫漫长夜，于是就有了桃色新闻……丑闻一出，小孙被召回，接受处理。

胡局长又一次困惑了，原本认为阳光灿烂的接班人，为何接二连三地出问题？胡局长为自己这个伯乐的失察深为内疚，为此他向上级作了检讨，上级安慰他，说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胡局长也不是开保险公司的，管得了那么多！

话虽这么说，胡局长还是心有余悸。小杨的的确确是个好干部、好苗子，但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胡局长还是不忍心再提拔他！

【周元元荐自《今日安报》2006年11月3日】

词语新解　作者：陈川尧

稻草人：它头顶上的鸟粪是对一切装模作样者最辛辣的讽刺。

花圈：圆圆的像个句号，点断了多彩的人生。

镜子：即使被砸成碎片，也不肯改变诚实的本性。

伞：开合自如，全靠着那根主心骨的支撑。

哈哈镜：歪曲别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正。

鹅卵石：选择了圆滑，归宿就只能交给这河里的流水了。

开关：说是掌握了别人的命运，而它的命运又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眼泪：假的，往往有毒。

风筝：风的奴隶，线的走卒。

火柴盒：满载着火热的理想，却最怕别人向它泼冷水。

体温表：你能量出人心的冷暖吗？

铜钱：正中那个不起眼的小孔，卡住过古往今来多少豪杰英雄。

单簧管：一种由一个耳朵里塞了棉花的人演奏的乐器。

行家：一种专家，他对某种事物了如指掌，却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

热诚：这是一种打交道的特殊方式，专门用于应付那些我们即将超过的人。

技巧：傻瓜用它来取代大脑的作用。

狡猾：一种能力，它把懦弱的动物或人与强悍的动物或人区别开来。它能给它的拥有者带来许多的精神满足，同时也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

批评家：一个自称不那么容易讨好的人，其实是因为谁都不想讨好他。

协商：征求别人的意见，其实自己早已作了决定。

千里眼：有超常视力的人，通常是女人。她能清楚地看到她的男保护人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他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

诽谤者：造谣学院的毕业生。

丢脸：一个非常谨慎的人面对一个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时所产生的感情。

硬心肠的：内心坚强，能冷眼旁观别人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糖果：一种点心，其构成成分是石膏粉、葡萄糖、面粉和过早死亡。

和解：让步的同义词。

对话：对话就是展览各种琐碎的精神商品，每一个参展的人都热衷于摆弄自己的坛坛罐罐，却对别人的货色不加理睬。

【吴存君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10月29日】

教育先知之非常语　作者：夜行者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向全世界发问：“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陶行知曾对常见的教育家进行过分类：“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者。”

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在康生指示下，《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说：“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三十一岁就当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孔子曰：“有教无类。”

黄炎培先生1945年到延安访问，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当时提出解决办法是走民主之路。

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需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

有人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陈独秀说：“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建议应该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去担任浙大校长，并推荐了留美回国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蒋介石让陈布雷去找竺可桢谈，竺可桢说：要我担任浙大校长必须依我三个条件：1，校政由我全权负责，外人不得干预；2，所需经费必须保证供给；3，只担任一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高鸿魏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1月9日】

一位老板的谢罪状　作者：吴克敬

韩国有位经营速冻饺子的老板，用不洁的萝卜下脚料做馅儿，经检验，馅儿里竟然还存在着可怕的大肠杆菌。媒体披露了事实真相后，民众愤怒了，纷纷谴责这种非道德行为，并且串联一起，举办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踩踏劣质饺子”活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韩国做速冻饺子的商家，全都受到连累，消费者不约而同地拒绝购买饺子。为了挽回一落千丈的行业声誉，食品公司又不惜血本，大搞“免费品尝饺子”活动。而市民还是不为所动，见了饺子扭头就走，强烈的社会压力和市场压力，让出售过劣质速冻饺子的老板，再也无颜硬顶下去了，在网上向民众发布了一份谢罪状，然后别妻离子，投江自杀了!

这位自杀的老板名叫申生先，生前为韩国景象食品公司总经理。

初听这个消息，俗人克敬感慨颇多，抱怨那位老板：至于吗?有自杀的心，你到中国内地来嘛，在这里，劣质食品比比皆是，而且都是质检部门定了性的，媒体上曝了光的。有人用工业矿物油打磨霉烂的陈米，充作晶莹光洁的新米出售；有人把米染上色素，愣是标上绿色大米的牌子；馒头里掺进了漂白粉，枸杞子染上深红色，果脯里面撒农药，猪肉里面注水……四川省的保宁是座古城，以古城名命的“保宁醋”，是一个有着千年声誉的老牌子，可是到了今天，破天荒地有人大出馊主意，往醋里掺入了敌百虫和敌敌畏，还美其名曰：一来不生虫子，二来，提高醋的品质。还有个安徽省的阜阳市，不会说话的婴儿，吃的是绝少营养的劣质奶粉，致使许多“未来的希望”，饱受苦难，有的成了“大头娃娃”，有的已命丧黄泉。总之，假冒伪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今日抓住几个，明日又生发出一批，见惯不怪，也没见民众有所义愤，更没见老板自杀谢罪。

缺德啊！我们不能缺德！

人家景象食品公司的老板，因为一次缺德，便以自杀自己的生命，向社会、向消费者谢罪，以树立公司的道德形象。俗人克敬在这里再一再二地重申这个悲剧事件，并不是提倡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人，缺德了，就去毁灭自己的生命，而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缺德，谢罪是应该的，因为大到一个企业，小到一个人，其事业的成功，不仅要看成绩，更要看道德。你缺德了，别人都看得见，你骗不了人，你只有悬崖勒马，痛改前非，这就有可能使自己重新沐浴道德的雨露，获得道德光焰的温暖。

【陈超荐自《散文百家》2006年第7期】

数字魔术师　作者：张拥军

中国对神话的盲信与推崇远至数千年，近至数十年。中国对鬼话的误听和误传也颇长久。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不能淡化甚而哂笑神话，如果不能哂笑甚而厌恶鬼话，最终很难称之为正常的社会和人生，尤其不能称之为优质的时代。

对古代的神话之所以不必过分嘲笑和否定（甚而还应当做一点赞美），只是源于人类的幼稚和蒙昧，如创造了盘古、女娲、伏羲、神农、西王母等等。无论如何也算是向远古人类提供了一点“精神母乳”，但接下来若干年的一大串神话，如各式各样的“真龙天子”、“得道之仙”以及“精通法术”的能人、奇人，就有了骗子之嫌。偏偏无知无识的大量愚氓非但迷信始终，而且很有兴趣地参与抹釉镀金、加工润色。甚而将当初朴朴实实、真真切切的活人，后来也升格为神。例如孔子，他本人都曾承认过“吾少也贱”，因此干了不少“鄙事”（即下贱之业），此外他还不信“怪、力、乱、神”那样的鬼话。但后来人们还是把他加工成了“圣”、“神”。

至于鬼话，中国的创造者和迷信者也颇多。当年大多数想造反、想称王的人（从陈胜开始），无不干些装神弄鬼的事（如陈胜学狐狸叫，高喊“陈胜王”之类）。连别无其他法术的孔明先生，也被《三国演义》夸张成了“通阴阳，晓八卦”兼之善搞法术的仙人。鲁迅评《三国演义》时说过：写的虽是孔明之智，但却近于妖。

离不开对神话的盲信，对鬼话的盲听，是民族素质较低、亟待提高的标志。

几十年前，典型的神话是“战无不胜”、“形势永远一片大好”、“一句顶一万句”之类。而带头鼓动这样神话的野心家们却同时抛出了不少鬼话，如“在阶级斗争中，没有任何超阶级的诚实可言”（张春桥语）之类，以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

神话误政、愚世，鬼话坑国、害民。这些，都已被历史验证。

如许许多多的漂亮话，包括贪官污吏曾坐在台上大讲的各式“廉政报告”，伪学者、假教授（甚而院士）用剽窃他人、洋人的成果而搞出“自己”的专著论文，越是获奖、越是吹牛就越是近于鬼话。另如一些唯利是图的歌星、笑星、诗人去唱去说去写的“曲”，其实都是鬼话！

总之，真正有质量、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话只能是有较高德智含量的正经人话，而极需告别的却是神话和鬼话。

【大鹏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1月3日】

别让公益成幌子　作者：王乾荣

某地出怪事，公益成商机。

宣称叫“利民”，原来是儿戏。

商机无限多，公益算一席。

政府公权力，变成“赚钱机”。

行政懒作为，见钱笑眯眯。

犹如去“赈灾”，红包题中义。

教育是公益，却收七千七。

殡葬本公益，平民“死不起”。

交通重安全，罚款数第一。

电视竞猜多，短信把钱吸。

请吃绿色食，神爽体无疾。

啥是“菜放心”？花钱买信息。

高考查分数，先交一块一。

电话听天气，传来广告语。

迷途问个路，付钱才答你。

公厕也敛钱，哪管你内急！

小事当计较，大事尤迷离。

大小公益事，没钱一边去！

嘛玩都要钱，包括好空气。

哎呀我的娘，叫俺说啥呢！

欲学阿Q哥，喊声“妈妈的”。

想想欠文明，只有暗抽泣。

社会要进步，公益不缺席。

但愿公益事，叫人笑嘻嘻。

社会要和谐，公益不可离。

公益为百姓，百姓多敬意。

【董凤望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1月3日】

警示教育　作者：左克平

市里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组织县处级领导干部“三参观”：一是参观监狱，想让领导们体会自由的可贵；二是参观天文台，想让领导们认识到人的渺小；三是参观火葬场，想让领导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

朱局长随着县处级干部队伍一道去参观，在参观监狱时，他心里想：我以前从没想到还有法律，还有监狱，今后我贪污受贿时还真得小心些；参观天文台时，他想：人类在宇宙面前真是太渺小了，我在位时要不多捞点，就更渺小了；参观火葬场时，他又想：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趁着现在还活着，我得及时享乐啊！

“三参观”结束后，朱局长在总结报告中写道：这次警示教育让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啊！

【刘可荣荐自《新安晚报》2006年11月9日】

不知所云——某公讲话“精彩”选段　作者：郭立河

今天，啊！

这个……这个……啊！

我只强调一点，啊！

这个……这个……啊！

一定要，啊！

构筑一个格局，啊！

完善两个机制，啊！

强化三个意识，啊！

树立四个观念，啊！

牢牢把握，啊！

一个中心，啊！

两个职责，啊！

三个关键，啊！

四个重点，啊！

争取实现，啊！

一个确保，啊！

两个突破，啊！

三个结合，啊！

四个转变，啊！

外加，啊！

五个巩固，啊！

六个提高，啊！

七个推进，啊！

八个空前，啊！……

【冯建成荐自《山西家庭报》2006年10月9日】

恶性循环　作者：郝国中

党纪、政风不正，买官卖官的越来越多……

买官卖官的越来越多，收费要钱的越来越多……

收费要钱的越来越多，贪污腐败的越来越多……

贪污腐败的越来越多，企业破产、农村失去耕地的越来越多……

企业破产、农村失去耕地的越来越多，下岗失业、失学的越来越多……

下岗失业、失学的越来越多，摆小滩、擦皮鞋、卖淫、偷盗、抢劫的越来越多……

摆小滩、擦皮鞋、卖淫、偷盗、抢劫的越来越多，城管、公安执法的越来越多……

城管、公安执法的越来越多，粗暴行政、刑讯逼供的越来越多……

粗暴行政、刑讯逼供的越来越多，上访闹事的越来越多……

上访闹事的越来越多，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职能机构越设越多……

职能机构越设越多，收费要钱的越来越多……

收费要钱的越来越多，贪污腐败越来越多……

贪污腐败的越来越多，买官卖官的越来越多……

【任法花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1月2日】

凡人偶得　作者：刘　征

□人最高尚的行为：一是传播真理，二是放弃错误；人最卑鄙的行径：一是卖国求荣，二是背信弃义。

□有时因为一个人记住了一句话；有时因为一句话记住了一个人。

□遇顺境，处之淡然为雅士；遇逆境，处之泰然乃高人。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痛苦并非得到的少，而是在意的多。

□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人之所以幸福，在于享受世间的真情。

□蓄意改变自己，是自救；美德影响别人，是救人。

□处事不必强争功，有时无过便是功；为人勿须硬感德，有时无怨即是德。

□不怕世间杂事多，好事总多磨；就怕周围人多事，多事爱添乱。

□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愿帮社会忙是第一大善举。

□与生人相交，要学会尊重生人；与熟人相处，应理当宽容熟人。

□信是摇钱树，为人处事要讲信用；礼是聚宝盆，待人接物应重礼节。

□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刘德民荐自《家庭百科报》】

２００６年高考作文爆笑集锦　作者：爱谁谁

□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一次又一次？)

□有人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恨我忘了，不过我想，第三恨应该是：三恨愿景泡汤。(虽然很押韵，但我告诉你这话是张爱玲说的，最后一恨是：红楼梦是个大坑……)

□我的爸爸就像亲人一样爱我。(敢情您老是您爸爸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太阳离我们越来越近，像一个金黄的油饼。(这位同学……你是没吃早饭就来考试的？)

□我希望有一条健康的双腿，一个智慧的大脑……

□有一种自卑叫自信，有一种跌倒叫爬起。(这位同学是新时代的哲学家)

□没有自尊的脖子，无法支撑自信的头颅。(我想知道怎样的脖子叫做“有自尊的脖子”！)

□没有背景，就奔前景。(乍一看不知道在说什么，仔细一想似乎有点针砭时弊的意思……但再想又不知道他确切要说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押韵？！)

□眼睛为什么长在两边，因为它是用来向前看的。(同学你的逻辑是超越我的理性范围之外的……)

□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的；但又像一杯加了糖的白开水，甜甜的；也像一杯加了盐的白开水，咸咸的。(这……还是白开水么？！)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和瞎大妈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过谁。(同学，您是郭德纲老师的儿子？)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世家，虽然从小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看着天空变化的云，突然做了一个震惊历史的决定——那就是投身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中去。(原来孟老师夜观天象忽然大彻大悟……)

□人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死故，两者皆可抛。(你不能因为人家裴多菲过了50年的著作权保护期就这样糟践人家……)

□进入高三，我就过上了“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日子。虽然我吃的比猪好多了，但我干的确实比牛还多。此刻，我的愿景就是……(可怜的孩子……同情地抚摸之，对高玉宝：你看到了伐！周扒皮对你们那其实是很有人文精神的！)

□上帝给了我们七情六欲，我们却把它们变成了色情和暴力。(深刻！)

□我的愿景是考上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样以后才有能力让我的儿子也考上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为什么我想到了政治书里那个记者采访放羊娃的那段？！)

□我的很多同学为了能考上军校或警校，不惜把眼睛给做了。(做？！抖……怎么就给做了？！)

□海子说：我想找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您老省省吧！如今海边花园别墅贵着呢，您找到了也买不起啊！)

□泰戈尔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你信不信顾城会拿着斧头半夜来找你？)

□汨罗江边，项羽手持利剑于颈间，他高呼……(他高呼：屈原小亲亲你怎么那么早就舍下我去了啊！！！)

□醉翁深知：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苏轼TO欧阳修：大家熟归熟，你这样我一样告你剽窃！)

□在桃花源过着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好吧……我承认……其实我也不敢保证林逋老先生就一定不是陶渊明的邻居。)

□当俞平伯为钟子期摔琴之时，他所寻找的是高山流水，琴声是他的愿景。

□韩愈跟着刘邦去打仗，一天，……

□居里夫人发明了鱼镭，她的愿景实现了……(居里夫人您死得真冤枉……谁晓得这鱼雷它竟然也是有辐射的！)

□司马迁在受到残酷的宫刑之后，忍辱苟活，因为他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所以……怎么样？！)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不得不忍受断腿之苦，……(我求求你们了！司马爷爷“一次次”的受了宫刑已经够惨的了！你们别再虐他了！)

□司马迁在被施行腐刑之后，不顾身体的腐烂，写出了千古绝唱《史记》……(令人发指啊！我已经彻底无语了……)

□我看到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的伟大成就和伟大愿景，不由感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笑，是啊！敢情太监这行也能出状元！)

□一代男儿司马迁自愿接受宫刑，就是因为他心中的伟大愿景——那就是大唐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史书，于是他忍辱负重为大唐完成了《史记》。(掀桌！司马迁究竟招谁惹谁了？都被折腾成这样了居然你们还不肯让他得到解脱！还一直把他从汉朝虐到了唐朝——求求莘莘学子们，你们就可怜可怜这位老人家吧，他已经受够了……)

□因为，猪＝吃饭＋睡觉，我＝吃饭＋睡觉＋学习；所以，我＝猪＋学习(真的……我很感动，这就是劳动人民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

□时间就像一杯浓硫酸，可以腐蚀一切东西……(同学，你在学校是化学课代表吧？)

□母鸡生小鸡要生好几天。(原来如此，可怜的母鸡——我终于明白相比于你的痛苦，鸡蛋2.8元一斤是多么便宜了！)

□我们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姐姐。(敢问——你是谁？)

□远远地，走来一位女姑娘。(我想见识下男姑娘……)

□什么是举一反三？就是举一个例子反对三个例子(你的语文老师会自杀……)

□三人成虎就是三个人的力量加起来像老虎一样有力，所以我们要团结。(上面那位语文老师，你不介意复活过来再自杀一次吧……)

【翟明荐自《中学生作文》2006年第10期】

活跃在当下的成语　作者：一雁飞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盗窃五百元便可以被判盗窃罪，而贪污受贿五千元以上的才有机会被判刑，更悲哀的是在“马德案”中那些贪污受贿5万元的竟没被追究。

卖官鬻爵：这个词，似乎更应该大面积地冲击人们的眼球，可被一个“卖官买官”取代了，不知道是怕人们不认识那个“鬻”字，还是因为这个词带着清朝末期官场制度腐败的烙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乎村长以下全国跑，镇长以上满世界飞，以至于连人家外国的母牛都认识了咱们的官员。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所以贪官们一提起贪污便会说，我是万不得已啊，不贪，我实在是混不下去啊。

鸡栖凤巢：连看厕所的都要通过英语四级，应该说是凤栖鸡巢才是；可看看连三陪女都做了法官，民政局长竟说农民不是纳税人，你说到底是谁占了谁的巢啊？！

宰相肚里能撑船：只从体形来看的话，现在的官员大概要泊个航母了，毕竟是两千年后了嘛。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每每看到那些举报上司的人被抓被打甚至被杀，我都想到了这句话。可这些人想拉下的却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而已。

事后诸葛亮：在每一场矿难火灾等等灾难的背后，此辈们在聒噪着“挥斥方遒”。

纸上谈兵：我倒真的希望一些官员学者只在“纸上”“谈兵”，咱老百姓也便少受了许多的折腾。

举一反三：时下一遇事故，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从此次事故中吸取教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可惜经验教训的“举一反三”永远跟不上事故的“举一反三”。

三令五申：这是个悲哀的成语。一项政策一项制度一项规章要是十遍百遍地强调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们是印在纸上的。

衣不蔽体：现在衣不蔽体的倒不是穷人们，而是富甲一方的名流们美女们。

爱莫能助：那些街上的乞丐，我想给他们一个家；那些失学的孩子，我想资助他们上学；你说的那件事，我是很想帮你办的，可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我们常常这样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在外不要借给陌生人手机；在车上不要喝人家的饮料吸人家的烟，不要和人闲聊。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坚持贯彻这种精神的当然不是养鸡养狗的农村人，而是不养鸡只养狗的城市人。

店大欺客：客人都已经升级到上帝版了，依然是挨宰的份。

【清风荐自《黄河晨报》2006年10月11日】

茶客留言　作者：李查德等

刺维晶（北京）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11月有篇文章《贪官不缺钱，为何还那么贪》，看了以后，觉得的确值得思考。想了半天，忽然想到了毒瘾。吸毒有害身体，弄得妻离子散，人人厌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后悔，为什么戒了还吸，自己管不住自己？

毒瘾有两种，生理的和心理的。生理毒瘾，指戒断症状。如果成瘾了，不吸，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流泪、出冷汗、发抖；重的全身难受，像万蚁钻心，弄得满地打滚，此时，只要有人给他毒品，让他干什么都行。心理依赖，指在戒除毒瘾以后，稍有引诱，就会再吸，经不起一点诱惑。所以，戒毒成功以后，复吸的特别多，“一次吸毒，终身戒毒”的说法，完全是实际情况。

贪瘾和毒瘾，有相似之处。贪官见了钱，无论需不需要，总能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兴奋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抑制了。兴奋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次数多了，就成了需要。如果不兴奋，也会出现戒断症状：失落感，浑身难受。

有什么方法能抑制贪瘾？有。办一切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质询制，权力和责任平衡，根除一切暗箱操作，发现贪腐，从严惩治，让无论什么人没有机会贪，没有胆量贪，贪了首先对自己不利，贪腐顽症，不是不能根除的。当然，在贪腐已成气候，尾大不掉、关系盘根错节的今天，根治此顽症，也不会像说话那样容易。

李查德（云南昆明）

不久前看到一文摘报载《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文章，阅后很是想发一番感慨，刚好又读到贵刊2006年11期《衙门化生存的大学》一文，觉得正是己欲所言。结合二文内容想在此再多说几句。

报中文章言道：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认为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决不能存极权主义的作风。

可见，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早有其说。本来，只要是国立大学，可以说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延伸部分，沾染上一点衙门气息不足为怪，只是彻头彻尾地变成“五脏俱全”的衙门就不能不让人奇怪了。这恐怕和什么人办学、什么时代办学有极大的关系。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再说当年，北大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教育”的事例甚多，但从蔡元培到胡适，按照傅斯年的观点，确实保障了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促进了学术空气。“无时无日不发文发指令派人员指导监督、或者说折腾着教师”的状况鲜有所闻。教授头衔绝不会有“假冒伪劣”，是否“对中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倒是不甚清楚，他们评定职称时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学术这一点却是绝对肯定的。

如果说中国的大学跟西方的大学不存在可比的平台，那是否也可以说，今日的大学与昔日的大学也无可比的平台。很是钦佩陈丹青敢于以实际的言行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说“不”，但他的呐喊或许注定只会是孤雁哀鸣罢了。

王海银（山西太原）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易中天《看不懂的中国人》一文，列举了中国人许多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言行，乍看起来令人费解，细想起来却也顺理成章——它们都统一于中国人的某些国民性，比如无社会责任感、实用主义、因循守旧、随大溜等。

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国人之所以将这两条明显冲突的“准则”兼收并蓄，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妙用。前一条是说给他人听的，后一条则是说给自己及家人听的。假如他人都按照前一条去做，天下就少了许多不平事，这符合自身利益；自己及家人按照后一条去做，就不至于惹麻烦，也符合自身利益。比如，“爱抱团却又好窝里斗”这一条，也并不矛盾，因为国人之“抱团”是小人之“党”而非君子之“群”，“窝里斗”是争取个人利益之需要，“抱团”是为了更好地“窝里斗”（大窝里斗），也是争取个人利益之需要……个人利益需要随时随地而化，其“生活准则”也就跟着随时随地而变，这样，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就在实用主义之下“完美”地统一起来。

再比如请客。请客是为了润滑人际关系，自然首先得让宾客吃饱喝足。从前人们难得吃顿好饭，上了宴席总是敞开肚皮撑，饭菜少了不行。问题在于国人做什么事都是按惯例、随大溜，不懂得变通，以至于在人们肚里有了积蓄、食量大减的今天，宴席仍是“盘子叠盘子碗摞碗”。假如国人的脑筋稍稍灵活一下，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饭菜的量缩减几成，同时提高饭菜的质，就可以让客人吃得更好。这等容易且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竟然都没人去做！

过去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别人和自己的情形不一样，一味地因循守旧随大溜，岂能不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呢？

2007年第2期

尊重国情比“与世界接轨”更重要（外一篇）　作者：江　迅

“我儿子进学校读书了，老师要求家长为他取个英文名字，说是要‘与国际接轨’。我们翻了好一阵儿字典，拿不定主意，求助高手帮忙。我希望孩子的英文名含有快乐、向上的意思……”

当下，在中国大陆一些网上家长论坛常常能读到这样的帖子，他们大都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给孩子起个英文名，原本也没什么，即使是跟风取个洋名。但说成是“与国际接轨”，就让人不能理解了。

现在的女孩“衣服越穿越少，妆越化越浓，身体越来越瘦，胸部越挺越大”。女人的衣服越买越多，却穿的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让人适应了她们的露背装，又冒出低胸、低腰、露脐装，还有热裤、丁字裤、透明吊带。就是不懂，女人那么喜欢衣服，却不愿多穿一点，一个个露出按以前的标准不该露、不敢露的地方。以前要欣赏穿的少的女人要到海边沙滩，现在满街遍巷都是，出外逛街穿的比去游泳还少，难怪在街上随时随地看见女人在抹防晒油。女人说，看看那些洋女人，中国女人就得“与国际接轨”。

时下，“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成了极为时髦的话语。艺术品拍卖市场监督要与国际接轨，国内股价要与国际接轨，高校本科教育要与国际接轨，项目管理要与国际接轨，整合验证机制要与国际接轨，护理要与国际接轨，电子商务要与国际接轨……小品明星赵本山的小品中有句台词：以前我们是在家接神，现在人们都到国际上接鬼（轨）了。

与国际接轨，有的是真接，有的是假接，有的是半真半假的接，有的是徒具形式的接，有的是忽悠着接，有的是该接的不接而不该接的乱接。

一段日子来，汽油、水、电、煤气、景点门票的涨价消息不断。涨幅各有高低，涨价的原因多样，有一条却是相同的，要“与国际接轨”，说人家外国的都很贵，中国的油价水价电价太便宜了，所以应该涨价，连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也都称“与国际接轨”了。

但说到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劳动保障制度，就不提出“与国际接轨”，而强调“中国国情”了。这些日常生活遇到的涨价，深层次的背后原因却被掩盖了：企业亏损，维护费用不足，营运成本过高等。

这是内部经营的问题，却要全社会的人为他买单。近日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中国大陆油价为什么又“脱轨”，不立即“与国际接轨”而下跌了呢？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又强调“中国国情”了，说财力不堪重负，那么多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怎么中国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

当局手中不外乎两个法宝，一是“与国际接轨”，一是“中国国情”。什么时候要强调“与国际接轨”，什么时候要强调“中国国情”，完全是政府说了算。一些蛮不讲理的事却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所谓“国际惯例”往往会镇住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在中国，即使货真价实的“与国际接轨”，也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洋规矩不一定完完全全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扶贫基金会要举行一场“慈善国宴”。“慈善国宴”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扶贫方式。不过，慈善晚宴在中国遭遇到民意障碍，人们纷纷在媒体和网上提出置疑，认为此举不符合中国国情：慈善晚宴虽能给穷人带来福利，但这种交钱就能和高官共进晚餐，有权钱交易之嫌，一餐饭抵穷人一年粮的救济方式，必定伤害穷人的感情，最终这场“慈善国宴”被迫叫停。

有学者对此反思说：“西方人的思维直观，行为模式简单，通常只注重结果；中国人则看重过程、动机和行为模式，更注重其中蕴涵的道德伦理。对慈善晚宴的不同看法，暴露出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中国的穷人更需要温情救济，而不是上对下的恩赐。”

在这一点上，尊重“中国国情”比“与世界接轨”似乎更重要些。

盘中餐由谁把关？

红心蛋和黄心蛋每斤差价只是两毛钱，却酿成震惊海内外的“苏丹红”毒鸭蛋事件。毒鸭蛋事件尚未平息，又出现“毒多宝鱼”事件。

食品质量安全危机，在中国大陆早就不再是新闻。陈化粮、劣质奶粉、“瘦肉精”猪肉……当中国人解决了温饱、讲究卫生需求时，却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

在人们消费词典里，继“假”“冒”“伪”“劣”之后，如今又多了“黑”“毒”。百姓已经不怕脏，而是怕毒；不怕假，而是怕害，惊心之余，似乎也只好无奈接受，每天吃的食品中，还有什么不黑不毒的呢？该吃的就吃，只要不是即吃即发病，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有人说，比“黑猪油”“毒白菜”“垃圾茶”“注水鸡”“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苏丹红”更恐怖的，还有消费者始终搞不明白的“转基因食品”，那些贴有“绿色食品”“QS”(质量安全)标志的产品和食品，个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靓，味道却越来越怪。

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由媒体率先揭露的。如此明显违法违规的事，因缺乏监督而长期存在，只是事情经媒体曝光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采取行动。

各地几乎都有什么“肉菜放心工程协调小组”“食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食品却事先一无所知。从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纳税人纳税后，公共管理部门有责任保障纳税人的消费安全。媒体曝光之前，这些部门都干什么去了？职责缺位，疏忽怠惰！

有群众认为，从河北到湖北，红心鸭蛋的生产者用含有苏丹红的饲料喂鸭，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政府部门不可能“一无所知”。知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惰政，那背后必定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由于媒体曝光，有关部门才“痛定思痛”狠下心来采取行动，给人“马后炮”的感觉。

更令人不理解的是，毒蛋事件曝光后，质量监督部门说，至今中国蛋制品尚没有相关检测标准；食品部门说，社会不用恐慌，一个人每天吃1200个红心鸭蛋才会诱发癌症；工商部门说，已经吃下毒蛋的消费者很难索赔，至少需要医院明确证明是吃了红心鸭蛋后才致病的，这种证明几乎不可能。

听信“官话”是中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理念，毒蛋对人体究竟有没有害，信息不透明，不及时，不准确。当然，说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完全不作为也非实情。

两个月前，北京有关部门发布消息称，今后可透过追溯条形码，消费者用电话、手机短信、互联网或安装在超市的触摸屏，查询所购买的农产品的生产信息和质量安全信息。有消费者打电话欲对刚买的食品“验明正身”，不料，电话那头是没完没了的“你好，这里是……如果……请拨……如果……请拨……”极其漫长的声讯服务电话，在慢条斯理的提示下，一个电话5分钟，月末的电话账单多了10多元。消费者当然要问：难道买了菜还要买安全信息？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一而再，再而三，月月接连发生，非要媒体曝光才亡羊补牢。那些监管食品安全不力而渎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负些什么责任呢？

【张国光荐自《参考消息》2006年10月24日、11月22日】

“接触不良”论　作者：邵燕祥

某月某日，我到漫画家丁聪先生家探望，那时他刚刚跌了一跤，在家养伤。不记得怎么说起家用电器有故障，他脱口而出说：“什么都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这四个字，似是不经意说出的，却涵盖甚广，他的骨折，不也是肢体跟地面接触不良所致么？不过我没说破。

其实我无意拿一位长者的病痛开玩笑。我从他家出来后，一直在想老人说出的这四个字，觉得仿佛大有深意存焉。他说“什么都是接触不良”，显然不是讲的一时一事，而基于长期的观察和体会，才做出这一概括。

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不良”，固然主要是发生在家用电器上，电灯不亮了，电脑启动不了，往往是线路接触不良，电流受阻的缘故。再严重些，就是短路，如电路中电势不同的两点直接碰接或被阻抗形成短路，这时电流强度很大，可能损坏电气设备甚至引起火灾。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许多灾害，从大的方面看是人与自然接触不良的后果，微观地看，是人工、人力、人的智能跟特定的物质对象接触不良，其过程和后果便通过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显示出来。豆腐渣堤坝跟江河水接触不良，洪水便冲决堤坝；大片森林被人乱砍滥伐，是刀斧跟林木接触不良：其深层的原因都是人的思想和作为跟客观世界接触不良。昨天从报上看到2000年“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的调查，最初竟是“不良焊接”的焊缝开裂导致过氧化氢从练习鱼雷中外泄，也可以说是焊接工跟焊接物接触不良，这是酿成人死艇亡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社会生活中的接触不良，从日常口角到现在人们委婉言之的“肢体冲突”，从家庭暴力到现在人们常说的“群体事件”，几乎无不是双方(或按法律用语叫两造)接触不良的缘故。现成的一个例子，是今天我从报上看到的一件袭警案，这回却不是常见的歹徒或平民所为，而是一个县委书记用手机唤来县武装部的部下，并且坐看他们暴打因公执法的县交警们——交警正在对挂军车车牌的过境车进行例行检查。在这场全武行中，连警察队伍里的交警也沦为现在人们惯说的弱势群体。社会上的不谐和音，总是在强势跟弱势之间因接触不良而发出的警号。最近《瞭望》杂志提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在各样“接触不良”中的弱势者，在另一些情况下卷入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不良接触中。如果不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化解社会矛盾，那么日积月累、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接触不良，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就会引向灾难性的境地。

在社会生活中，抓紧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接触不良”现象，既是治标的入手处，也是治本的长治久安之策。

九十高寿的丁聪老人，从自己的感性印象出发，通过联想和悟性，提出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命题，对我是个很大的启示，特表而出之。如果我的阐述有误，由我负责，而“什么都是接触不良”即“什么(问题，纰漏，事故，纠纷，差错，摩擦，对抗)都是(由)接触不良(引起或表现为接触不良)”，这应该没有疑义。

冒昧地把“小丁”这句话题为“接触不良论”，不知当否？

【马玉良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

农民写在心坎上的总结　作者：洪巧俊

随着年终脚步的临近，又要开始一年一度的年终工作总结了。年终写总结，历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作为对干部、职工年终考核的一种方式，似乎与农民扯不上关系。其实农民也写总结，只是老农大多识字不多，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心坎上。

农民到了年终就要算算细帐，今年打粮食多少，收获农产品多少，是不是丰年？他们总是琢磨着那个“得”字，想想来年能不能再多“得”点；同时还要明白“失”在什么地方，明年能不能失而复得；种什么？怎么种？养什么？如何养？心里要有个谱。也就是我们写总结时常说的回顾、总结与展望。其实，农民写在心坎上的总结，那才叫总结，实打实的，不像机关写总结喜欢唱高调，农民唱不起高调，他们不实打实地“写”，就会影响来年的收成，一家人怎么过日子？

有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自然灾害，农民就是再打精细算也无法抗拒，只有认天认命。今年的干旱、洪涝、台风都让农民蒙受巨大损失，农民没有什么怨言，但人为的灾难却让农民痛心疾首，痛哭无泪。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比如最近炒得很热的红心鸭蛋、多宝鱼，这是人为的灾难。当我看到把一箱箱的“红心鸭蛋”丢进坑，把成千上万的鸭子扔进深土坑内然后淋上汽油焚烧的镜头，我的心是陡然作冷。

“昨晚陪着鸭子坐了很久，给它们喂了最后一次谷子……”“自己受害了，不能再去坑害别人。”面对记者，一位鸭农重复地说着一句话。他表情忧郁，古铜色的脸上几道皱纹特别显眼，眼眶里闪着泪光。“家里人都很难过，我昨晚也哭了几次，但没有办法，总不能让这些鸭子害人吧。”自己拿着木棍，亲手将鸭棚内的1200只鸭子一只只打死（2006年11月15日《法制晚报》）。其实，这哪里是用木棍打鸭子，每一棍都打在自己的心坎上啊！我想，这位农民在他写今年的总结上，一定会浓墨一笔写在心坎上。

这是一位叫来年的老农写上心坎上的总结，我整理如下：

今年亏了，亏大了。1000多只鸭子是去年养的，投入的3万多元成本都是从亲戚和朋友那里凑来的，我们家还指望着这群鸭子脱贫致富呢。没想到屋破又遭连夜雨，去年因为禽流感赔了钱，今年又闹出个‘红心鸭蛋’。唉……

养了一亩二分田鱼，一场“珍珠”台风把鱼全“刮”走了。这还得感谢政府，台风过后免费送来了鱼苗。原是年底取鱼，落空了，后放的鱼苗至少要到来年夏天取鱼。

种了11?郾3亩水稻，全丰收了，平均每亩双季打了900公斤，除去一切开支，获纯收入1852元。这要感谢党中央国务院免了我们的农业税，前几年种田不要说赚钱，不亏就喊万岁，因为粮价的一点涨，总是跑不过人家农资涨价的腿。

今年有几件事没算计好，一是应该多种些大豆，今年大豆涨价我却只种了一分田，去年种了3亩多田价格又下跌，不知道明年咋样？……真是不该把余粮全卖了，这不，粮价大涨了。可想想，那时不卖行吗？老娘病在床上，八十多岁的老娘看病花了6000多元，卖了粮、卖了女儿准备结婚的嫁妆。老娘说：“傻儿子，我一把老骨头，就别再折腾了，就让娘去吧！”我知道娘是心疼钱，心疼自己的儿挣钱难啊！

女儿在外打工，准备年底回来结婚，原打算那塘鱼取了，原打算卖几个月的鸭蛋就可重新置女儿嫁妆，可……，女儿的婚事只有延迟半年再说，可那读大学的儿子回来要学费是延迟不得的，总不能说：“儿子，爹没钱交学费，你等下学期再去读吧！”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不知吃了多少“堑”，就是没有“长一智”。明年要不要种大豆，种多少亩好？还要不要养鸭？

种是一定要种，养是一定养，种多少，养多少？谁能告诉农民兄弟？这个农民总结里的“展望”，是他们最难“写”的。于是老农感叹：

“种田不知老，不知哪年好！”

【闲话荐自《江南都市报》2006年12月8日】

谁剥夺了王明娟微笑的权利　作者：笑　蜀

早些年看时装表演，感触很深。看看人家的模特儿，那样随意挥洒，那样自由奔放，那样意气风发，而那样的气质显然不可能装得出来，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没有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开放，没有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那样的气质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日常生活的紧张和压抑必然反映到人的潜意识里，必然反映到人的本能上，必然反映到人的细微举止中。装是装不了的，非要装的话，也肯定装得僵硬，装得别扭，装得破绽百出。

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很容易发现我们跟人家的本质落差。我们的时装模特儿，是从十几个亿的人口基数中选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数，注定了我们选出来的模特儿，硬件条件绝不比别人的差，身材、皮肤、五官，往往都是一流，可以说是光彩夺目。但其一举一动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气质，却难以让人恭维，往往显得局促，往往显得刻板。生活的不自由造就的内心的不自由和不自信，不待当事人自己说一个字，马上就可以一眼洞穿。

中国人活得累，太累。举重首金得主王明娟最近遭领导批评的故事，是对这种累的最新印证。王明娟最后一次抓举失败。这本来没什么，胜败本来是兵家常事，竞技舞台上谁能担保自己一点闪失没有呢？何况王明娟的这次失败，是在两次成功的抓举之后，基本不影响比赛成绩，已经注定了金牌到手，所以失败得无足轻重。但纵然如此，她仍要被领导“刮胡子”。原因无他，“失败”时她居然显得很轻松，甚至敢当众微笑，而不是装出一副很沉痛，很惶恐，很自责的样子。从这桩小事或许不难看出，王明娟潜意识里何等自我，何等个性，而太自我、太个性肯定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兵，也就难怪领导要勃然大怒，而且要上升到意志甚至是品质的高度了。

赢了应该是什么表情，输了应该是什么表情，应该哭还是应该笑，哭应该怎样哭笑应该怎样笑，原来都是有标准的——至少是不成文的规矩，所谓约定俗成。一直以来，我们都过着这种标准照式的生活，或者说是队列操练式的生活、团体操式的生活。日子久了，即便是只有一个人的场合，内心里也总有一个声音，时时提醒你坐正坐直做颔首微笑状或做抬头深思状。总之，有一个看不见的“政委”如影随形，支配着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所谓个性的充分展现，所谓灵魂的自由飞扬，一切无从谈起。

人家是把舞台当生活，我们是把生活当舞台，我们的一招一式都带有舞台味，我们的一颦一笑都带有广播腔，生怕不符合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标准。这样活，怎能不累。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我们的模特儿像人家那样挥洒自如，那样自由奔放。用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来看，王明娟本来是一个不脱稚气，一个天真不世故的良善之辈，应该受到赞赏才对。但事实恰好相反，她得到的是批评，是惩戒。清新淳朴的人性不被看做优点，反而制度性地鼓励作伪，甚至鼓励伪善。如果这种风气不幸衍为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的浸泡之下，人性没有不变形的，不扭曲的，社会没有能够走向正常的。

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人性化。那什么叫人性化呢？人性化最根本的意味只在于一点，那就是回到人本身，回到自我本身。从细节上保证每个人都有独立于世的空间，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总之，个性的才是人性的，这早就是普世法则了。我们不应该自绝于这样的法则。那种目不斜视的生活，那种标准化的、队列操练式的、团体操式的生活，总之，那种无时不在罗网之中、让人动辄得咎的生活，是早该结束了。什么时候，王明娟能够在面对全世界的赛场上自由洒脱，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飞吻就飞吻，什么时候，我们的国际形象就真的改善了。在国际大赛中夺金牌固然重要，但向世界展示我们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因为，世界评价中国，主要不是看我们拿了多少金牌，主要还是看我们的生存状态，看我们自由不自由、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

【王翔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6日】

“看病方便”　作者：张　扬

十来年前，我到一个“县级市”去。那里的市委是“县处级”，市委办公室是“正科级”；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相当于副科长。陪我吃饭的那个官儿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副科长，但他送给我的名片上紧接在“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头衔之后的括号内却印着三个字：“副处级”。其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跟他打交道就因为他当着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与他是什么“级”毫不相干。名片印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了炫耀吗？

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曾经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受了党纪处分，丢了副局长职务。在那个县混不下去了，通过省城某单位“第一把手”，居然调到省城来了……

文学作品总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上述这篇小说也不例外。那个“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并“受了党纪处分撤销副局长职务”的家伙，生活中确有其人（术语叫作“有生活原型”），只是“事发”时他的职务是“局长”，而不是“副局长”。按照规定，党员嫖娼一律开除党籍。但那家伙不知又买通了谁，把“嫖娼”改成了“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而“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是否应开除党籍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于是虽然受了处分却得以逃脱开除党籍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位“生活原型”来找作者了。大家以为这家伙恼羞成怒，会来找麻烦乃至寻衅的。不料他非常客气，赔着笑脸连声道：“我当时是县局局长，您却写成了副局长。希望您在出单行本时更正过来，嘿嘿。”据知，此人一下子买了几十本载有这部作品的刊物，到处送人，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曾经贵为“局长”——哪怕这“局长”只是个科级，连前文戏言的“从七品”都算不上；哪怕人们同时知道了他还当过嫖客！

谈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胡长清。记不清这家伙是哪一年被判死刑的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媒体的有关报道。一审宣判后，胡长清的口气中甚至带点不屑：“一个（小小的）中级法院，也能判我这副省级的死刑？”终审宣判后，在绑赴刑场途中他跟法警有一段对话。据知，作为死囚是只能坐在刑车地板上的；荷枪实弹的法警们大概是环坐或环立于他的四周，对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胡长清仍然喋喋不休，说判他的死刑不公平。法警驳斥：刘青山、张子善不早被判处死刑了吗？胡长清争辩：“他们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而我是副省级！”

此时的胡长清是“副省级”吗？根本不是！对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者也都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政治权利”包括曾经享有过的一切身份、级别、待遇和荣誉。可这个胡长清，直到坐在刑车的地板上了居然还“我是副省级”！

十来年前吧，我曾经认识一个当官的文人。有一次他问：“你是局级吗？”我瞥他一眼：“问这干什么？”他想了想，嗫嚅道：“看病方便呀……”我笑笑：“我不会病。”

从他的话听来，当官似乎更容易得病，因此，当官和“向上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看病方便”——当时觉得这说法简直可笑。但多少年过去，环顾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实，发现他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当官岂止是容易得病呢，如果禁不住诱惑，还更容易犯罪！

回过头来再谈“看病方便”——确实，“官本位”已经是一种“病”，甚至是一种恶疾。然而，它却又是今天中国任何一家医院都看不好的。它腐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不动声色而又从不停顿地实现着某种畸变，把最为丑恶有害的东西畸变为某种强大而顽固的习惯势力……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12月4日】

害怕感动　作者：徐怀谦

一个六十多岁的北京老太太天天骑着小三轮车给别人送桶装水。体重只有八十斤的她，抱着约五十斤重的水桶，爬坡上楼地把桶装水送到用户家中。她的腿上、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是送水时从楼上连人带桶滚下来摔伤所致。有些用户不忍心让老太太送水就要求退订，老太太哀求说不要这样，因为大家都不订她的水，她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也就会失去每月五百元的活命钱。

老太太之所以如此卖命，是因为一家的重担都在她肩上——老伴患重病，两个儿子，大儿子因车祸撞伤肾脏，小儿子是残障，孙子是弱智。老两口虽有退休金，但远远不够支付一家的生活及治疗费用。

事迹在电视台播出后，很多好心人给老太太送钱送物，说他们不是可怜老人，而是被她自强不息、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所感动。

其实，这样的感动每天都在上演，只是这位老太太碰巧上了电视而已。同样幸运的还有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扶贫助教的歌手丛飞等，因为媒体的报道，他们的命运多少有所好转。生活中还有更多的故事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去年初冬的一天，寒风已经有些刺骨了，我在单位阅报栏的玻璃橱窗前读到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说一位在北京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外地农民于日前走失，希望见到者与工地方面联系。我看了一眼附在上面的身份证复印件，一算年龄，这位农民工已经71岁了。七十多岁的老农为了生计，还要背井离乡来打工，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我在想：他有怎样一个家庭，是儿女不孝还是生活所迫？他的走失是一时迷路还是精神有问题？带着种种疑问，有好几天我都觉得失魂落魄。

无可否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有贫有富，这些都可以理解，可是，要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要让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总有点说不过去吧？“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如此古老的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那么渺茫？所幸，领导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让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很好，就先从城乡医改做起，从最低生活保障做起，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够健康而有尊严地活着吧！

收到刚寄来的一本杂志，上面一篇文章写一个中国人在国外遇到车祸，拨打交通事故电话后，不出3分钟警察就过来了，随后就是救护车。因为车子要送到维修厂去，警察当场指派给他一辆车，在自己的车子修好前，可以一直开这部车。后来医生发现咱们这位同胞需去医院作检查，还是那位警察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忙前忙后地给他挂号，还帮他垫付了钱——当然这钱以后保险公司会赔。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很感动。这是纯粹的感动，没有任何附加因素的感动，让人幸福的感动。

【杨松荐自《今晚报》2006年11月27日】

日本人的对不起　作者：陈希我

前一阵，日本旅游部门告诫出国的日本游客，不要随便向人家说“对不起”。确实，日本人有说“对不起”的习惯，“对不起”，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有时候确实是自己做了错事，当然应该道歉；有时候是给对方添了麻烦，比如问路，向对方说个“对不起，打搅了”，也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平常的互相来往，也彼此“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未免婆婆妈妈，甚至虚情假意了；更有甚者，明明是我踩了你的脚，你却居然向我说：“对不起！”那是一种高姿态？让我更觉惶惑了。倒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传统那套不以为然，反问我：“为什么要道歉？你做错了什么了吗？”

日本旅行社忠告出国旅行者的原因，据说是不要让人家理解成你真的做错了什么，需要负有责任了。有责任，就要承担，这种承担，在日本文化中属于“义理（ぎり）”范畴。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将日本人的“义理”跟“义务”做了比较。同样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指的是对其近亲骨肉或者对代表其祖国、生活方式、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责任，是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的；而“义理”则不同，承担“义理”上的责任，并非出于心愿，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接受了太多人家的好处。

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总会有日本人小气的印象，送的礼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父亲曾接待过来访的日本客人，礼物送上来，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层，是包装纸，再打开一层，还是包装纸，打开了若干层，才终见庐山真面目：一把扇子。虽然那扇子做工无比精巧，但毕竟只是一把扇子。可真是礼轻情意重啊！“礼轻情意重”这词虽然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但并没在我们这里落实到行动上，甚至当我们这么说时，往往含有调侃的意味。我们习惯于送厚礼。而日本人是极忌讳的，对方会感到不堪重负，认为你给他添了麻烦。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回恩于对方，也不超出受恩的程度。假如超出了，会被认为让对方承担了“赚礼”的责任。

这么说，日本人是对责任很看重了？又未尽然。因为不愿意，倒生出了躲避。比如战争责任就是例证。实际上，日本人的道歉并不是表明他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一种礼貌，一种客套，甚至把“对不起”置换成“谢谢”，也未尝不可。但是这在外国人是不明白的，他们以为，道歉就是你做错了什么。所以也才有了上面旅行社的忠告。

日本的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暧昧，看似说着这回事，实际上指的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揣测（当然未必对），为什么一些日本人对那场战争，一边道歉（据我的印象，近二十年来，几乎所有上任的日本首相，都曾对战争表示过谢罪；英国人则统计：日本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向中国道歉了17次），一边又推卸责任，原来彼道歉非此道歉。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彼此好相处，甚至为了蒙混过关。日本人有一种习惯，跟中国人形成鲜明反差，就是不争辩，所谓“只靠道理是讲不通的”。而中国人是受不了委屈的，是错是对，要争个水落石出，斗个泾渭分明。所以，明明是日本人对不起我们,他们为什么不承认战争罪行？

忽然想起一件老事情。曾经，我跟我的日本上司吵架。也因为我禀性难移吧，非要争个是非曲直，即使你是老板。日本人一般是不争的，挨了巴掌也自认倒霉。所以那上司对我的争辩，分外惊怒。他居然冲我深鞠躬，那奋力的程度，好像要把自己身体拗断。他恶狠狠道：“对不起哦！对不起！我向你说‘对不起’可以吧？”这道歉，毋宁是一种威慑和要挟了。

【梁衍军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2月5日】

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　作者：朱学勤

“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

【王翔宇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2月6日】

陈四益杂文三则　作者：陈四益

监督的监督

设置机构是为了替老百姓办事，要办事就要赋予一定的权力。

但是，权力可以用来替老百姓办事，也可以用来为自己或自己的亲友、哥们儿办事——说得俗点儿叫以权谋私或权钱交易，说得带点儿学术气就叫权力寻租：把人民给他为老百姓办事的权力租给别人用了，自己从中捞取好处(租金)。租金的多少，一要看你租出去的权力有多大；二要看租借权力的人从中能捞多少好处；三要看出租权力的主儿心有多黑、手段有多辣。替老百姓办事的权力变成了替自己或一家一族一个圈子一个集团办事的工具，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防止权力异化，要靠监督。监督就需要设立机构。监督机构要实施监督，就要赋予一定的权力，而这份权力也同样可能异化。于是又需要对监督机构实施监督。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所谓法治，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使任何人、任何权力都受到制约和监督，使天下无事不受制约，无人不受监督。习惯于无制约无监督的人会感到束手束脚，做事不痛快，但无制约无监督的痛快，只利于产生专制与腐败。

诗曰：

权力寻租事未奇，

能将糠稗变珠玑。

只因监督成虚话，

歧路纷纷不觉迷。

检讨的秘诀

检讨这词儿，古代的时候，似乎不是什么贬词，不过是说检查核对而已。翰林院设官，在翰林之下有检讨一职，也不是干“代写检讨，保证深刻”之事的。检讨一词成为反省总结，回顾探讨，是近代的事，那意思也并无贬义。检讨变成坦白错误，说得难听点成为“认罪书”的同义语，是咱们自己闹的。

翻来覆去的运动，形成了翻来覆去的检讨，有因为检讨而过关的，有因为检讨而倒霉的，有因为检讨成为先进典型的，有因为检讨变成罪魁祸首的。祸福由之，岂可轻忽，潜心研究，竟使检讨变成了一门“艺术”。在运动中，会不会检讨大有讲究。我虽并不精于此道，但见闻所及，也大体看出了点门道。据我浅见，秘诀大致有三：

一曰“吾从众”，随大流。人家怎么检讨，你也怎么检讨。既不要做出头椽子，也不要做缩头乌龟。

二曰无关痛痒。检讨觉悟不高，一定归于学习不够，检查思想作风，最好谈抵制不力。人人皆有，我岂独无的事，检讨检讨，无关痛痒。

三曰避实就虚，主动上纲。检查的问题无关痛痒，分析起来就不能不痛不痒。主动上纲，方显得要求严格；分析透彻，才显出思想升华。

当然，这一切的必要前提是你还没有内定为运动的对象。否则，任你奸似鬼，也难逃挨批挨斗的命运。

检讨秘诀是运动的产物。掌握秘诀的人越多，运动就越归于无效。检讨的回归本义，当在消灭运动之后。

诗曰：

连番运动泪沾裳，

渐摸清鬼名堂。

无关痛痒何妨讲，

地拔高会上纲。

套话的由来

说套话源于专制，有一半的道理。到了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的份儿上，不说套话还有什么话可说？先王之法言固然也需要解释，但解释之权在后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即便阐述先王之法言，也是非后王之诠释不敢道的。一个社会，只敢说或是只准说先王后王说过的话，套话能不连篇吗？

那么，在非专制的时代便没有套话了？不然，一来非专制的时代里还有一些专制的脑袋，如果他们掌管了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在他们控制的范围里大体仍是套话连篇的，因为他们欣赏这一套，喜欢这一套；二来，专制虽然压抑了肯思考的人，但却使懒汉乐得其所，懒汉们乐得靠不断重复那些套话来猎取权力或者御用学者的桂冠。因此，即便到了非专制时代，只要懒汉们依旧存在，他们就会苦恋着套话，希冀它继续带给他们权势与尊荣。

专制与懒汉，这是套话之渊薮。

诗曰：

言必先王久成风，

纷纷懒汉竞称雄。

何当痛扫陈词调，

不尽新思气吐虹。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历下亭随笔》2006年11月24日、11月29日、12月1日】

正视历史与开创未来　作者：向继东

去年编“文史精华年选”时，我自定的标准是：不要“戏说”，不要“故事新编”；要么有新的史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这种选法读者接受吗？没有把握。新书上市不久，本书责编海帆收到上海读者虞先生的来信说，“我在淮海路书城很高兴买到《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回家后花了三四天时间，应该说精读得认真而细心，感觉到其思想意义和文史价值远在‘散文或随笔文选’之上。这样令人深长思之的文史选本今年总算荣幸买到，因此我要向您及其他编辑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虞先生还说，本书“所编选的40篇文章，恰切而精当，涉及到中共党内外及国际共运与苏联东欧国家诸多方面，其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应使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青年人反思再反思。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读懂马克思？读懂列宁？读懂毛泽东？读懂邓小平？我虽然从中学语文教师岗位退下来了，但我能为21世纪中国真正实现小康和谐的社会贡献些什么……”说实话，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能碰上虞先生这样的知音，心里自然感到一丝安慰。

今年选稿标准一样，只是方方面面重视了，所选文章，反复斟酌调整。我不敢说，这个选本一定比去年的好，可能它会让喜欢故事的读者有点遗憾，但对愿意思考问题的读者来说，它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所谓“可读”，并不是说书里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内幕揭密，它只是尊重常识，或者说提供了一种价值参照。

正视历史是每个民族崛起的条件之一，如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

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看法，这不足怪。以本书所收关于蒋介石的两篇文章为例，梁漱溟对蒋介石的“印象很坏”，说蒋“很虚伪”、“神气”、“做作”。近年来一直潜心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史学家杨天石先生说，蒋介石其实是一个温和而又软弱的民族主义者。蒋早年在日记里说，“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这后半句，大家可能觉得不像蒋介石说的，但这恰恰又是他日记里的话。当时英国侵略中国，蒋对英国帝国主义很仇恨。并在日记里还写道：“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骂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蒋性格上有许多坏毛病，如好色、暴躁、多疑、任性、孤僻等等，但他又是一个很有自醒意识的人。早年他找妓女、找女孩子陪酒陪宿，但陪过之后，他又自我反省，在日记里说“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年轻时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女孩，挺漂亮，他心动了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他在当天日记里就检讨：“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总而言之，蒋是个有大功大过的人。蒋的大功就是领导了两次北伐战争，还领导了抗日战争。在抗战中，曾经有人劝他利用“汪逆伪组织”跟日本人谈和。他很反感，说，谁如再提此事，将“以汉奸论罪，杀无赦”。蒋的大过有哪些？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和剿共，二是发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反共内战。说实话，对蒋介石的评价，今天40岁以上的人对蒋的印象，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概念化的，漫画式的，没有血肉的。读了杨天石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还真让人长了点见识。

近年来口述历史走红，究其原因，也许它更接近真实吧。前不久，读到叶永烈谈如何做口述历史的文章。叶说他至今“保存着一千多盘录音磁带”，这让人很羡慕的。如果他愿意，把这些录音老老实实整理出来，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因为他采访的那些人物太重要了，大都是中国当代史的知情者。那些原生态的东西，肯定是片面的，但片面也是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远胜于那些宏大叙事。假若来年叶先生真的这样做了，那将不再仅仅是写“纪实文学”的那个叶永烈了，同时也是治当代史者的一件幸事。

编辑这本年选时，正是我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2006年10月26日母亲走了，她一字不识，却说过一句让我不得忘记的话：“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其实，岂止是“成人”？成人成事都一样啊。也许，自由自在永远是可求而不可得的。呜呼！

2006年11月24日

【翟明荐自《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中国作家的“硬伤”　作者：蒋元明

中国现在缺乏文学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好象在宣布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他是在101岁高龄走的，在他病重和走之后，谁来执掌中国作家协会帅旗，竟成了一个焦点。

关于文学大师，在刚刚开过的文联、作协盛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在他的报告中还特别关注：“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想想看，够这个格的文学家今天能有几个？

所以，继茅盾、巴金之后新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说：这之前的主席是文学丰碑，我和文学丰碑没有可比性。有的作家说得更明白：“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平民时代到来了。”丰碑也好，巨人也罢，都可以看成是大师的另一种说法。“文学大师”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唤了。

关于文学大师缺乏的原因，中国作家圈里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原因，最有力的证据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师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后来活着的大师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更别说出什么新的大师了。这种说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场。然而，现在却有老外出来挑战这种说法。

顾宾，波恩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最近又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当代中国作家的“硬伤”，一不懂外语，二瞧不起自己，因此难出大师。

顾宾教授分析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的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基本上找不到一个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从另一个语言系统审视自己的作品。另外，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结果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他举例说，他接触的中国作家到外国来，完全依赖他们这些汉学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以前的中国作家认为，学外语会丰富自己的写作，而现在的却说，学外语会破坏他的母语创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没有产生伟大作家、为什么现在这些作家比不上以前的作家的重要原因。

更让顾宾教授不可思议的是，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不给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地位。他举例说，他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内，听到他写这么一个东西，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他怀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文学也能相应发展。

如果顾宾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贬低俺们作家，我说不定想抽他，可他是一个老外，远了够不着不说，人家还是个汉学家，而且辛辛苦苦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已经很仗义了。平心静气想一想，德国老外说的两条不难求证：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语，会用外语写作，一调查就清楚了。至于“垃圾说”就根本不用查，这是相当一个时间以来的相当普遍的流行观点，只要在大大小的作家圈子里都有能听到这种宏论。“文革帮”否定了17年，说是黑线统治下“毒草”丛生；“现代生帮”则否定五十年，说文学“垃圾”遍野。今天缺少文学大师也就罢了，却还拿过世的文学大师开涮。比如，说鲁迅有什么，没有写过长篇，几个短篇，一堆杂文，怎么能撑起来？自然郭沫若、茅盾也不行，郭沫若简直就不值一提，就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茅盾早就排挤出“十大大师”排行榜了。今天的作家可了不得，全国一年出版五六百部长篇巨著，有的作家一年能炮制出几部长篇，年纪轻轻就著作等天（不止等身），之所以还不是大师，就因为有那些老家伙挡着，搬掉他们，大师交椅就该哥们几个坐坐了，皇帝轮流做。当然也有客气办法，讲民主，海选大师，一选就出来“十大”。山中无老虎，猴子也充数。这选大师跟选“超女”是一个套路。“文学超女”，是靠造势造出来的，属于选秀活动，要写进文学史就有点难，德国顾宾教授肯定就不认这个账。当然，顾宾毕竟是个外国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作家圈里，有瞧不起自个儿的，也有自命不凡的、互相吹捧的。一会排行南张三，北李四，一会又变成东赵四西王五，版本太多，变化也太快，“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本就没个准儿。浮澡加浅薄，能出大师只有活见鬼！

关于中国文学大师的缺乏，中国相当多的作家与顾宾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客观，后者看重作家主观。客观不是作家就能改变的，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未必就是和谐社会，鲁迅到死还背着“通缉令”。主观却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就要勇于担当，要解剖自己，比较痛苦。这就是文学大师鲁迅永远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敬重的原因。

【翟明荐自《环球时报》2006年11月29日】

乌克兰纪念大饥荒的意义　作者：林　达

这个星期，在乌克兰各地，人们聚集在一起，纪念73年前的一场灾难。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都会被全世界看作是人类共同的事情而记入历史。例如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几次黑死病瘟疫流行，造成人口骤降；又如19世纪爱尔兰由于土豆病毒引发减产而造成大饥荒，这是美国突然增加了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原因。这些灾难是局部的，却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读到。这是人类悲剧遗产的一部分，放在教科书里，然后一代代传下来，作为一种警示，也是一个纪念。

可是，还有一些大灾难却没有写入教科书，那是因为这些地区曾经封闭在铁幕之后，里面出了再大的事情，外部世界的人是不知道的。

比如，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乌克兰人就有整整73年，对这段历史转过头去。

乌克兰曾经是前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权力却集中在莫斯科的中央手里。

农民是不是必须组成集体农庄，必须上交国家多少粮食，这样的大事都是高层说了算，下面的加盟国没有还嘴余地。由于强制交粮的数额太大，一向被称为粮仓的乌克兰农民竟无粮可吃。农民如不能满足规定缴纳谷物，将被充公全部粮食，没有了粮食的农民还不许离开农村。如此苛政，导致饿殍遍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学者研究，有可能高达一千万。如今在乌克兰公开纪念这场大饥荒，也和前苏联的一大批历史档案解密有关。解密文件里赫然有斯大林以红笔亲自签署的命令，凡大饥荒中的偷食者，一律当场击毙。

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现政权和俄罗斯有着政治冲突，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对这段历史提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定义，把乌克兰大饥荒定性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有预谋的种族大屠杀。在乌克兰国会中，一些议员支持他的说法，也有一些议员反对这样的定义。于是，引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否认。普京否认这是一场种族屠杀，理由是当时除乌克兰之外，还有大量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被饿死。普京希望乌克兰人不要把这一事件“政治化”。我想，他的意思也许应该是不要把此事件作为民族之间的矛盾来处理。粮仓乌克兰一千万人被饿死，和爱尔兰的土豆病毒导致的饥荒，显然性质不同。这是一场人为灾难。这是所有政治家必须正视的事情。

对大多数乌克兰民众来说，纪念这场灾难是纪念悲剧本身，不管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悲剧不能遗忘。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的教堂里，人们是聚集在这样的横幅之下举行纪念仪式，“但愿你的屋子里，总是有够吃的面包”。

教堂的主持人说，对他来说，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曾经有过怎样可怕的经历。这些事件在提醒我们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

乌克兰人民在灾难被隐藏多年之后，大规模地公开纪念，应该被看做一个历史观的进步。如何对待曾经发生的灾难，确实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历史观。如乌克兰总统所说，以前在乌克兰，“我们从来就承受不了讨论七十多年前大饥荒所带来的羞耻感。”现在，在乌克兰，人们终于超越了这种历史观。纪念活动中公开展示了大量历史文件和历史照片。乌克兰人以自己的纪念活动在告诉世人：纪念是后辈幸存者对前辈所遭遇苦难的尊重，对他们生命的尊重。同时，这样的纪念也在提醒人们反省发生灾难的原因，重视前辈用生命给子孙留下的警告：既然它曾经发生，它也就可能再次发生。这是人类避免下一次灾难的惟一有效方式。

【任法花荐自《新京报》2006年12月2日】

常存恐惧　作者：吴若增

若干年前，拜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一本美学大作。在这本大作中，他用了许多篇幅论述“恐惧”，认为“恐惧”乃是人的七情六欲之中最为基本的情感，于人生的意义最大，因此尤须关注。记得当时读了，还觉得他有点儿小题大做，及至渐渐年长，所见所闻累积，才发现这个“恐惧”的意义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据报载，某国有一个小男孩儿，六岁。奇怪的是，他天生就没有能够感受痛苦的神经，因此，无论是开水烫，刀子砍，还是脑袋破了鲜血直流，胳膊断了在袖口那里耷拉着……他都没有感觉，更不觉疼痛。记得我读到这里，新奇之外，还觉得这有多好，一辈子不知道疼痛不知道痛苦，岂非上帝特别眷顾？谁知接下来却读到，这正是他的父母还有医生们特别为难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痛苦，他就会无所顾忌。他无所顾忌，他就会乱爬乱撞乱踢乱打，甚至高兴起来把手伸进壁炉，欣赏炉火烧烤他那小胳膊时的奇妙景象……那岂不是太过恐怖了？为此，他的父母和医生们研究了多次，才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放进一个大玻璃罩子里，永远不让他接触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样，他才得以活了下来。而我也才得以认识到——一个人，倘若不知道恐惧，该是多么的不幸。

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认为灵魂不死，并认为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是久远的，因此，灵魂的意义要大于生命，来世的意义要大于现世。既如此，他们便主张以良善、慈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与生命，以赎罪，以积德，以备来世登上天堂。否则，活得肆无忌惮，乃至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那就只好是下地狱了。人生几十年，地狱无绝期，何去何从，你可要想好了，勿谓言之不预也。这样一来，那真正虔诚的信徒，在行为时就必会有所顾忌。有意思的是，即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例，其戒律的主要内容竟然差不太多。比方说佛教的基本戒律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而基督教呢，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说，不可干坏事。

宗教所说的灵魂的有无，地狱的有无，这里暂不去管它，只说他们所讲的不可干坏事，要有所恐惧，否则要遭到报应，对于信徒来说当然是具有警戒作用的。

戏剧里边，有喜剧，有悲剧。奇怪的是，虽然好的喜剧可令人愉悦，但要说到心灵的震撼，却必须是悲剧。悲剧为了什么天然地具有震撼力？无他，就是因了只有悲剧才能够深入人的最最基本的情感——恐惧。而恐惧，当然也只有恐惧——包括对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恐惧，对于人世间的邪恶势力的恐惧，对于自身命运的不可知的恐惧，对于权力、财富、名望、爱情、亲情、友情的难以掌控的恐惧等等——才能令人的心灵发生悸动，从而爆发出超出平常的力量、智慧与感悟来。

想起咱们的先民，风餐露宿，茹毛饮血，活得何其艰难？幸而有了恐惧，学会了制衣以御寒，造屋以防兽，狩猎以果腹，征战以自强……这才有了存在和发展。同时呢，就也正是因了这恐惧，才有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多神崇拜、一神崇拜……乃至产生了伦理序列、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后呢，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展开，哲学、社会科学才有了蓬勃的发展，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才有了革命性的进步。而在这期间，为了弥补教化之不足，法律也就渐渐地完善了起来。

法律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法律就是让人恐惧的！

我们知道，维护社会的公正和运转，有两个最最基本的利器，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道德的优势是可深入人心，劣势是看起来较软。这个较软，就要由法律去给以补足了，就是所谓“不听不行”。这就形成了人对于社会规范的两个恐惧——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有了这两个恐惧，人们的思想才能够有所遵循，行为才能够有所约束，社会公正才能够得以实现，社会运转才能够得以进行。因此，凡社会人都必须心存这两个恐惧。否则，一任社会上的某些坏人无所忌惮，想干啥就干啥，而好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采取某些极端之手段去应对，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说了这么多，诸君或以为我是在这里提倡胆怯，号召人人都做胆小鬼。非也。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民族，虽然也有宗教和信徒的存在，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因此，我们就没有对于来世的宗教恐惧。没有这种恐惧，我们就可能迷醉于现世的追求，而少了一个顾忌。当然，没有宗教恐惧也没大关系，因为我们还有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在我们的唯物主义社会里，这两个恐惧，能够使令我们注意品行纯正，遵法守纪。因此，这样的两个恐惧理应在我们的心中常存。

问题是，从时下里种种现象来看，许多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两个恐惧，竟然是活得百无禁忌，乃至不讲道德，甚而无法无天。

比方说造假制假，买官卖官，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我想他们在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少了顾忌的。是权是钱是利益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从而忘记了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否则，他们干坏事的时候，怎么会那样的肆无忌惮？之后一旦被捉，又悔恨不已。怎么又悔恨了？还不是又感到了恐惧么？

仅以“河北第一贪”李真为例。那小子先前何等猖狂，他坐的那车违犯了交通规则，交警上前处理，他竟把一口痰啐到了交警的脸上。这事虽小，却颇能反映出此人对于道德和法律的蔑视。等到事发入狱，他又悔恨了。怎么又悔恨了？是良知复苏么？非也。他是怕死啦。倘若他先前念念不忘的是对于道德和法律的恐惧，而不是所谓封疆大吏的权势与荣华，至于年纪轻轻的就下了地狱么？

常存恐惧吧，人们。

【潇风荐自《人民公安报》2006年21期】

“卑怯性格”种种　作者：毛志成

英雄也有卑怯的时候，只因为他正视自己的卑怯，并为之羞愧，就最终不失为英雄。懦夫也有值得谅解的时候，因为他承认自己是懦夫，从不以勇士自居。怕就怕明明是卑怯者流，偏偏时时“作勇士态”，整日里挺胸昂首、鼻意如虹，兼之说些傲气凌人的狂言。例如：某高官作“廉政报告”时，显得大气凛然、义正辞严，台下的人且又时时报以掌声。偏巧在该高官讲到激动时，台下第—排的某人出于“生理失控”，臀下发出了不雅之声，近于“下气如雷”。在场者也随之嘻笑，且有低声小议者。那位发出不雅之声的人绝无特殊恶意，无非是生理反应而已。但那位高官却想得很多很多，非但认为那位当事人是故意的，而且是—种带有恶意性的抗议。继之，这位高官顿时索然，再无激情，勉勉强强地讲了几分钟之后便借口“我还有别的急事”，草草离席走了。事后，他千方百计地查寻此人名姓，以及工作单位、担任何职，发誓一定要将该单位、该人的“腐败行为”查清。其实，这是怯懦。

卑怯之事，官界有之，民界也有之。某位草民式的人，天天、处处暗中骂官，喊些惊人之言，诸如：“十官九贪!我到什么时候都敢说!我见了贪官本人也敢当面说!”时值某官员来到某基层单位体察民情，来到此人之家。问寒问暖一番之后，又与此人亲切握手，并与之合影。此人后来接到照片后，随之到照相馆将照片放大，回家后镶以镜框敬悬于壁。每有人来，都向人炫耀说：“我与那位领导同志是好朋友啦!以后有什么难事，找我就成!”

仅此虚名，后来他在一方就成了“有路子的人”，渐渐盛气凌人起来。

某位欺压平民、鱼肉乡里的恶徒，很多人深受其害。好多良民不堪其扰，向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诉苦。地方官员、派出所警察闻之也很生气，发誓一定要严办此种流氓恶棍。但这个流氓恶棍匪气十足，凶相毕露，大发狂言：“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谁!我奉劝那些想治我的人小心点!惹急了我，不论什么官，什么警察，留心他一家的生命安全!反正我的命不值钱，谁认为他自己的命、他一家人的命值钱，就放聪明点!”

别以为此歹徒的话不管用，恰恰相反。自从此歹徒说了狂言之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改了口，侧重于劝良民“好汉不吃眼前亏。尽量少惹这样的亡命徒。我说这样的话，是关心你们呀!要理解我的好心。”

在某次有关文学的会议开会之前，报到之后吃午饭时，与会者彼此不识姓名，每位都可随意而坐，随意吃东西。此时有位“青年作家”大发傲众之论，他说他最看不起一大串“名作家”，认为那些人水平极低，“根本就不配当作家!”此时他也点了我的名字，幸亏他不认识我。对这样的狂士，我非但不讨厌，还有一点尊重，因为他敢直言。谁想他百般问我的名字而我又自报家门之后，他顿时卑怯了，改口说：“是我刚才喝了几口酒，说走了嘴。您和我刚才议论的那几位名家不同，您确实有水平，与众不同……”这也是卑怯!倘若他始终不改口，始终瞧不起我，我对他只有崇敬。

我到一个社区医院定期输液时，身边坐着一位与我一起输液的贵妇人。很快她就成了中心发言人，别人都成了她的听众。她炫耀的无非都是其夫级别如何之高，其家如何之阔，其社会关系如何之硬，其子女到外国如何“学有所成”，以及其本人的“生活质量”如何之优。我只是坐在她对面微笑着，目不转睛，始终不发—语。三四日后，她的话不仅少了，而且进门之后一见我在场就退出，说“这里人多，过一两个小时我再来。”她怯懦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猜。

某次我参加评奖会时，是七名评委之一。有位参赛者的作品水平很低，但竟然有六位评委百般赞扬其人其作。我的口气很坚决，认为该人该作没有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并说那位参赛者事前也曾将“辛苦费”交到我家，我拒绝了。等到我做了此番发言之后，我发现那六位评委的脸都有些红了。我认为这也是卑怯。

【陈文涛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11月10日】

人生三条路　作者：姬乃甫

经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装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样子告诉他：人生三条路，当官、赚钱、做学问，任你挑来任你走。

其实人生不止这三条路。这三条路是少数人走的，多数人走的是一条养家糊口、居家过日子的路，即所谓的芸芸众生之路。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芸芸众生之路，单说说少数人走的那三条路。

从积极的意义讲，想走当官、赚钱、做学问这三条路的少数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应当受到鼓励。

如果没有人想当官，国家无人管理，岂不天下大乱？如果没有人想赚钱，经济就不能发展。如果没有人做学问，就没有文明，就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可喜的是，我们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们所有人开辟了走这三条路的广阔前景。我们迎来了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好时代，切莫错过。

从长短讲，这三条路当中，财路和学问之路是最长的。这两条路长到什么程度呢？长到没有尽头。

就拿赚钱之路来说吧，钱总是多多益善，富了还想富，人心哪有够？世界上可能找不出一个抱怨钱太多的人。就拿当今世界首富，美国的那位比尔·盖茨来说，他不是还在日谋夜算地想赚钱吗？

至于学问之路就不用多说了，学无止境是公认的真理。如果那些已经逝去的世界顶级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泰斗人物，假如今天还活着，他们一定还在这条永无止境的科学之路上奔跑着，决不会停止。

相比之下，这三条路当中官路最短。官路是有尽头的，过去到皇帝，现在到总统，你还能再大到哪里去？但正因为官路最短，所以见效也最快、最多、最大，自然想要走的人就最多。特别在我们国家，尤为盛行走官路，自古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美誉。

从宽窄来讲，这三条路当中官路是最窄的，而且越走越窄，到皇帝和总统的宝座，只一屁股宽。为了调动积极性，弥补官路太窄太短的不足，国家又想出了用级别、军衔、职称等名堂来鼓励那些没有当官的人，但那也是有尽头的。我国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只有27级，虽说从27级爬到1级有如登天，但也是有头的。从班长到大将、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可以一眼看到头的。

至于赚钱和学问之路，则其宽无比。卖飞机的可以同时卖裤衩，研究导弹的也能同时研究儿童玩具。

要分优劣，这三条路走好了都好，走不好都糟。

当个清官好官，大能强国富民，小能一方受益。好官百姓爱戴，万民传颂，说不定还能流芳百世。当个昏官贪官，则害国害民，遭万人骂，挨百姓唾，乃至遗臭万年，没准还要身陷囹圄，乃至于被人家砍了头。

赚钱赚多了，可以泽及子孙，可以扶贫济困，可以修桥补路，做许多许多好事善事，更可以吃喝玩乐享人生；但赚钱也有风险，赔光了要当乞丐，欠了债没准要逼你跳搂。

相比之下，走做学问这条路最为稳妥，不但没那么大的风险，相反可以做出惊天动地、惠及全人类的大事好事来，即使做不出名堂来也死不了人，顶多是个穷酸。

我们中国不但不缺人，更不缺官迷。他们勇敢无比，专拣最短最窄最不保险的官路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官就有了一切，重利之下必有勇夫。一个人当了官，他们家连鸡犬都能上天，更别说老婆孩子了。

当官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不说能有“黄金屋”，能有“颜如玉”，太俗，太一般，而且人人都知道。我们说说别的：首先，一当官你学问就大了，大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各行各业、各种疑难杂症，你都懂。什么事情只要你一发话，一批示，都能解决，哪怕你胡说胡批，人家也得说你正确，也得执行；其次，你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而且可以说得振振有辞，和真的一样；第三，你可以当众是人、背后是鬼，雅俗共赏、人模狗样；第四，你可以好事不干、坏事做绝，没人敢说你，还能备受颂扬。

行了，光这四大好处，就足够那些官迷们风魔的了。

假如你正好大小是个官，看到这里千万别上火，我说的是坏官，没说你，别吃腥。

读者阁下，看完以上的这些话，你一定明白当官、赚钱、做学问这三条路该怎么走才好。当官要为国为民，赚钱要取之有道，做学问要为天下谋福利。

【一厘米荐自《记者观察》2006年第11期】

说书背后的故事　作者：单田芳

我差点被生在说书台上。我母亲是说书的，眼看要生我了，还要上台呢。那天，她说着说着书，突然肚子一阵绞疼，这才赶紧下台。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大伙儿把母亲送家里就生了。我母亲不想让我继承她的手艺，认为干这行没地位，是人家欣赏的一个“玩物”。所以那会儿我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到了新社会,艺人的地位高了，到底我还是干了这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家庭和个人的原因，我成了“运动健将”。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背心都脱不下来。我由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降到“四类分子”，人人可以监督、管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这种心灵的伤害太大了。挨批斗时很难熬，我就想起说书里面的古人和英雄人物，一生难免磕磕碰碰。就鼓励自己不要悲观失望，一蹶不振，应当挺住！人就是要坚强！

那时候，我一边劳动，一边心里念着书。这不是说我已经看出来迟早会重返舞台，而是为了消磨时光，不想别的事。一下地，咱就边干活、边背书，一点一点想我当初怎么说的，不觉得一天就过去了，也不觉得太苦恼了。平反后，我立马上了台，有人说：这么多年不说书都没忘，你这脑袋太好使了！我说：我脑袋并非好使，这些年我一直捣鼓着这些事，所以才没忘。

“世上行当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说评书，看着容易，做着难。小小的书台不高，登上这个台说古论今，底下的听众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随着故事，你让他悲就悲，让他乐就乐，得下很多功夫。

我从小在说书世家长大，家来的客人不是说书的，就是搞快板的，他们坐在一起除了说说笑笑之外，更多的是探讨艺术。经过这样的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脑子里头有了很厚的积淀，等后来我下决心干这一行，就差着那么一层窗户纸没有捅开。只要登台了，把这张脸拉下来，肚子里有什么货就可以倒出来，这一层窗户纸就捅开了。

我一辈子，人间的苦，大部分都受过，脏活累活也都干过。我经常跟女儿讲，我现在什么苦都不怕。因为我经历过磨难。落实政策以后，我也四十好几了，过了不惑之年，所以特别高兴以至失控的事，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淡然处之。我现在年近七旬，劲儿还有的是，要继续趁热打铁，更上一层楼，晚年再多做点贡献。

【翟明荐自《北京广播电视报》】

荐稿人语：单田芳自1954年从事评书艺术至今整整50年了。他演播的评书在全国上千家电视台、电台播出,每天大约有两亿听众。他的作品既有《白眉大侠》、《隋唐演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书目，还有给人启示的现代作品。单田芳的这篇文章，虽短，却醇厚绵长。

谁人不曾走错门　作者：十年砍柴

我曾听过一个极度让我反感的笑话，一位生长在北京的老兄讲的。说的是一位农民进城，看到几十层的高楼，惊讶得不得了，就仰头一层层往上数。过来一名警察，大喝一声：“干吗呢？”农民说：“在数楼层。”警察再问：“数到多少层了？”农民十分谦卑地回答：“数到十八层了。”警察走后，这人得意地对同伴说：“其实我数到二十八层了，瞒报了十层。”

这个笑话似乎要说明农民的愚蠢、可笑和爱小便宜，可我没笑出来，讲笑话的人很是尴尬，因为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只觉得这是城里人编出来故意损农民的。

现实中有些新闻比这类笑话让我更不舒服。《新京报》报道说河南一个农村老汉，喜滋滋送孙子来北京上大学，坐47路车不知道从中门上车，而走前门被售票员训斥，引起争执挨了一顿打。

这个性子火爆的售票员在一个农民面前，牛气的资本是什么？无非他在这个城市工作，他更熟悉这个城市的种种规则，而农民不熟悉，难道理应受到训斥和奚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说过这类事情，农民进城不明白红绿灯干什么用的，不是因为他比城里人笨，而是因为他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就没有这类知识。他还举例说自己的孩子在乡下，捕蝴蝶就远不如乡下孩子灵活。我小时候，村里还住着几位知青，农民经常拿他们取笑，因为他们对乡下生活不熟悉，常闹出将韭菜当小麦的笑话，难道是因为他们笨吗？那是因为在乡下，农耕文化是主流，他们在学校了解的东西没多大用处，变成了被人笑话的边缘人，和农民进城被笑话一个道理。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电灯时，真觉得稀奇，忍不住来来回回拉了十几次开关，看电灯亮了又灭了，灭了又亮了。那个原生态歌手“羊倌歌王”，青歌赛上错将他国国旗当成自己国家的，惊呼痛苦者有之，谴责其知识贫乏者有之，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如此？人家能用歌声折服台下人，说明他的天赋很好，不识国旗有错，但责任不在他，而在那些不能让他接受起码教育的人。

从前门上车或者从中门上车，本来就没什么区别，城里人定下了规矩便有了区别，外地来的农民凭什么就一定知道，应走中门而不是前门？知晓这样的知识有什么困难的，下回这位大爷就不会犯这类错误了，只是挨一顿揍的代价太大了。每个人包括那位售票员，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中，不会犯走错车门之类的错误？

能养大一个来北京读大学的孙子，说明那位老农不笨，也许还是乡里的能人，进城却被人视为没见识的“笨蛋”。我们现如今住在城里的人，都和这位老农的孙子一样，本人或者自己的祖辈，并不遥远的从前就是个乡下人。

【乃源荐自《聊吧》2006年第11期】

人生不过三味　作者：君紫玉

近日读一篇文章，是说人生不过三味。文章说，这“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并进而解释说，“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

我很欣赏作者对人生的感悟。至于作者是谁，我倒没有太在意。我读书向来如此，从来不管作者姓字名谁，也不论性别是男是女，还是年龄是长是幼，单单只看他（她）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借鉴之处，也不再议论他（她）别的文章的好坏。只要一篇有精妙言论，我就立即拿来享用，细细品味，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给我贫瘠的大脑充充电，润滑润滑。我非常赞成鲁迅先生说的话，他大意是说读书应该像蜜蜂采花粉那样，飞遍百花丛，只为觅酿蜜的原料，才好奉献出甜美的琼浆。我认为读书的做法也应该像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不能单单注重精品细粮，而应注意博采众长，所得营养才能较为全面，身体才能健康强壮。

我们得感谢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他们不停地像蜜蜂一样采集各种各样的新闻，才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见识，知道了在这浮华时代，有人追名逐利，贪婪吞象之心膨胀，却也更多的是看到平常百姓乐得衣食无忧，知天知命。是啊，布衣虽无权钱名利，但是衣食饱暖，不必担心今天之命运，明日之乌纱，也不必担心今日之利润，明日之花息；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畅所欲言，也可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想吃就吃。哎呀，说实在话，乐为布衣平民，每日怡然自得，吃得饱，睡得足，虽不说是神仙也不羡慕，倒也是经常有事没事偷着乐。

我平素对一日三餐要求不高，只求填饱肚皮。大概跟工作比较忙有很大关系，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捉摸如何吃有营养，也不专拣“有营养”的来吃。对此，妻子说我是穷命，说我一到周末就肚里长蛔虫——馋猫一个。我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人要先吃饱，再追求吃得好。”其实，对妻子每次或是每逢周末精心烹饪的菜肴，我也只是每样吃上一点，并不挑肥拣瘦，仍持填饱肚皮的理论。每当一家三口聚在一起吃饭时，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菜帮、菜根之类。每次饭菜端上桌案，总是先下手为强，乐此不疲。面对妻子奇怪的眼神，我一语应之：“这才是生活的原滋原味呀。”在我看来，菜根最接近大地，是一棵菜蔬立足的根基，也是其生长所需营养的供应站，属菜蔬安身立命之物，因而是其精华所在，因而也是最值得咀嚼品味的。菜根初尝时，虽有时可能会有一种淡淡的苦涩，但细嚼之后却回味悠长，留得满齿清香。

作为布衣之人，每日茶余饭后，捧一本书报期刊，搬一个小凳马扎，泡一杯清茗酽茶，或蹲于树阴下，或坐于书桌前，或立于阳台处，或是随心所欲，有心无心地读上一两句或是一两篇，更是人生一大快事——于沉默中，平静地解读生命的来来往往，坦然地面对植物的花开花谢，悄然地笑看世间的沉沉浮浮，静观风起云涌，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布衣之人，得衣食暖，尝菜根香，品书滋味，快哉快哉。人生得此三味，足矣。

【景晓静荐自《华商报》2006年11月22日】

能强迫读书吗？　作者：阮　直

我们民间有俗语谓之“牛不喝水强按头”，嘲笑的就是好心办蠢事的人，可读书好像不是牛喝水，谁能说我的知识就像一头牛喝足了水，再也吸不进去了？但如今这读书就是牛喝水，人家眼下不渴，你总不能强迫按头吧。

报上的那个调查报告说：当今国人不爱读书，2006年识字的人中有一半是不读书的。我继续说：这一半读书的人中又有一半是读武侠的，另一半的一半是读那些报纸上“娱乐”文字的。其实什么调查都不用搞，当今中国一部长篇小说若有8000册的订户，准能付梓，许多有点思想、有点文化含量的书若能印上5000册，就算发行量较大了。多亏我们有13亿人口的基数，杂七杂八的书，凑上个五千六千的订户就可以出版印刷了，所以出版界并不太显得萧条。

国人不读书，文化人着急了，担心长此以往，国民素质会下降，可是这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强迫人家读书吧。再立个“普及读书法”，那就有点像强迫他人谈恋爱一样荒唐了。人家不谈恋爱，只谈对象，谈完了条件，觉得组合起来能双赢了，于是登记结婚，别人管得着吗。让人读书，就像让人谈恋爱一样，都是强迫不得的。

如今国人不读书，自有不读书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论的是考试成绩，看的是试卷上的分数。除了做题，还是做题，读书加分吗？考北大中文专业的考生不读《红楼梦》减分吗？考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的考生不读康德减分吗？考南京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考生，不读达尔文减分吗？别说考大学了，就是上述大学里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读这些书，不也一样拿文凭？

如今这社会需要的是证，医生要医师证，导游要导游证，记者要职称证，烧锅炉、开汽车、理发、美容、大厨，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资格证”。没有哪一行说要“读书证”的，人们凭什么放着有用的证书不去考，要去读那些没用的书。

书是读不完的，“证”却可以通过考试拿到手。一个工程监理证，出租一年就得五六千元，你就是有10个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读书证，也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吧。

不要总怨国人不读书，那是因为没用，如果有用，聪明的中国人谁会放弃。连给死人做美容的事儿如今都竞争上岗了，读书这么斯文、体面的事我们却愿意放弃它，这自然不会没道理。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首先就让“读书的人”没用了。你说你拿什么去拯救他们——不读书的人。

读书是需要条件的，首先的前提是温饱，我们不能要求三亩水田旱了一个月，天天靠车水去浇灌的农民去读“沈从文”吧；想当翻译的小女孩，外语四级还不过关，总不能有空不去背题，而先读余华吧；一个县长每晚要赶三个饭局，迎来送往，他能推辞说，旅游城市考评团我就不陪了，我已经半年没读一本书了。

毛泽东过去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今这工作天天要请客吃饭，但真的不用天天读书。就像那份权威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的那样：在图书的阅读者中，每人平均每年读4?郾5本书。足够了，13亿人口中就算有5亿是文盲，那么8亿人识字，4亿人每人读书4?郾5册书，哇！好大的阅读量了！这在读书无用的社会里，我们还要求人们读多少书是多呢？读书毕竟不像看电视、唱歌，欣赏晚会那样舒服吧。别再强迫别人读书了，一旦读书的人压烦了，仔细一想，为什么当官的不读让我读？我也不读了，那就真的无法拯救了。

【邸笑飞荐自《郑州日报》2006年11月29日】

所谓“单位”　作者：易中天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曾经重要过。改革开放以前，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便几乎一定要问这句话。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了；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无庸顾虑“没有饭吃”。

单位又是“面子”。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单位”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单位，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有“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关系”“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则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由于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诸如分配工作、安排学习、保证生活、组织娱乐、操办婚丧、照顾子女、保存档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无分男女，事无分巨细，都由单位负责。比方说，夫妻吵架，是可以闹到单位上去的；邻里纠纷，也是要由单位来调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单位出面才能“领回”；当然，受上级表彰的获奖者，也应由单位派车或出资送他去领奖。总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都“承包”了，正所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皮波荐自《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耳顺”与“顺耳”　作者：郭振亚

“耳顺”，是孔夫子的名言。何谓“耳顺”？南怀瑾先生是这样诠释的：“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做到心里平静”（见《论证别裁》一书）……看来，“耳顺”是很高的精神境界，既要能听得进“顺耳”的话，也要能听得进“逆耳”的话。

怎样才能达到“耳顺”这一精神境界呢？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由此可见，“耳顺”是由“学”进入“不惑”，由“不惑”进入“知天命”（“知天命”，就是阅尽人间百态，懂得了人间的道理），由“知天命”进入了“耳顺”。也可以这样说，“耳顺”，是长期修养的结果。

或曰，“耳顺”一定要等到六十岁即退休的年龄，才能做到吗？我说，非也。孔子生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非常落后的时代，他的“耳顺”完全是靠个人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经验积累，才好不容易地达到了这一境界。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异常发达，特别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许多人，特别是做领导的干部，在三十岁、四十岁，都可以提前进入“耳顺”的精神境界。他们凭着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坚持党性原则，听取“逆耳”之言，特别是听取批评和建议之言，与自己意见相左之言，及时纠正自己不正确的言行，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更优秀，这方面的例子，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举不胜举，有的成了“永久的丰碑”，有的是“时代的先锋”，历史永远铭记着他们，人民永远热爱他们。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的某些领导班子里，特别是某些“一把手”，他们的耳朵，只听“顺耳”的，不听“逆耳”的，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于是，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这样的领导，出现工作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是必然的结果。

还有一些所谓的领导干部，他们钻了我们用人机制尚有的漏洞，混进了领导队伍。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拜金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为了金钱、美色、权力，他们拉帮结伙，排斥异己，大搞“一言堂”。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势必遭到排斥与打击，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徐鸿武教授所说：“有的地方，‘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还有的地方，‘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一把手”失去了制约和监督，想不腐败都不可能。哪里行贿受贿盛行，哪里买官卖官成风，哪里的“一把手”，一定在大搞“一言堂”。这样的“一言堂”堂主，你要他“耳顺”吗？他只能做到“顺耳”，也就是说，他只能听那些讨好的“顺耳”之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发扬民主，让领导班子里的成员，都能畅所欲言，然后，集中正确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从决策和用人的层面，杜绝不正之风；才能出现领导班子团结、干群关系融洽的和谐局面。

【孙剑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12月4日】

小贩无过　城管有错　作者：周德文

家门口有个自由市场，有些年头了，多次清理不见成效，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其存在下去。也有例外，每当市里大检查或有什么活动，城管人员提前通知一声，小商小贩也知趣，也挺给城管人员面子，在那一天，或那个钟点，小贩们便暂时回避一下。这一来，平时嘈杂拥挤的大街一下子冷清下来，还让人有些不适应了。

多年前，最早在这里摆摊的是一个卖果仁的，就他一个人，“文革”时被轰下乡，“文革”结束又返回城里，口袋户口，居无定所，暂住在河边闲置多年的炮楼里。

那个年代，街上没有做买卖的，就他一个人，又是能入嘴的大果仁，每当下午时分，他的摊前还有不少下班人排队，一毛一包，下酒哄孩子挺受欢迎。

这个市场真正成规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先是一帮大西北回来的，没工作无事由只好摆摊卖菜卖水果卖水产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停薪留职的人员不甘于挣那有数的工资，也加入其中；再以后企业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也涌进来了。

一条街道，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市场。

有市场就有管理人员。无规矩不成方圆嘛！于是矛盾就出来了。

若是光敛点儿管理费倒也罢了，后来又收什么卫生费或其它的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费用，小贩便承受不了了。

人所共知，城里的小商贩都是弱势群体，之所以干这个也是生活所逼。下岗时岁数已老大不小了，找工作有岁数卡着，不找工作吃什么？本来就是小本生意，起早贪黑，风里雨里，一天也挣不了仨瓜俩枣，赶上个有同情心的城管，算是烧了高香了，若赶上个愣小伙，仗势欺人不说，还要没收人家吃饭的家伙，矛盾能不激化？

同是城市人，生活水平不一样，有的人就去超市买菜买东西，为什么？那里干净卫生，而大多数人则喜欢去自由市场，图个便宜方便。

为什么自由市场一次次取缔，一次次又死灰复燃？因为有人需要它。

市里对拆迁户，不但盖商品房，还要盖经济适用房，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有钱的尽可以买大面积的漂亮商品房，没钱的也能保证你家家有房住，只不过是小户型小面积罢了。

对待小商小贩，也应该以人为本，他要吃饭，你就给他提供一个生活空间，他自己能自食其力，总要比国家养着他强吧？

小贩与城管的矛盾，小贩无过，城管有错。面对五花八门、日益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靠“查抄”，只能了犹未了。何不单独给小贩辟出一个地方来，如同现在的超市，不是还便于集中管理了吗？

【钟应平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11月10日】

一个女大学生在垃圾村　作者：缘梦解语

放暑假了，今天去火车站送同学回家。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成百上千互不相识的人神奇地汇聚到了一起，然后又各奔东西。

送走了同学，我和朋友背着摄像机四处闲逛。“小妹……”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我转头一看，一位婆婆眼巴巴地盯着我手里的饮料杯。看着她的背篓和手上的编制袋，我明白了。

饮料还有一半没喝完，婆婆就一直在我身旁守着，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我心里暗自叹息，加快了吸吮的速度。

把饮料杯给她后，反正没什么事，于是我开始帮她捡垃圾。感谢我们国人的“素质”，我很快就在地上捡了满满一袋的瓶瓶罐罐，婆婆的脸上笑开了花。

相比之下，这位“垃圾守望者”就太不明国情了，在垃圾箱旁空等半天也没什么收获。

婆婆今天大丰收，坚决贯彻“两手都要抓”的精神，一个都不能少！虽然负担沉重，可是压不住她内心的喜悦。看到她这么高兴，我也很开心。

看到婆婆实在背不下了，我索性帮她拿回家。路上，婆婆说她有3个儿子，为了帮大儿子还赌债和给小儿子凑钱结婚，她才出来捡垃圾的。听了这话，我瞬时觉得手上的垃圾袋变得很沉重……

婆婆住的地方很远，也很偏，很旧。我现在才知道，繁华的都市里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走过这条沿途都是垃圾的小巷子，虽然只花了半分钟，但我感觉却恍如隔世。

终于到了婆婆居住的小区。冗长的小巷里，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曾经以为《功夫》里的猪笼城寨是完全虚构的地方；然而比起这里，那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是此地居民普遍使用的灶台，里面的燃料除了煤渣还有就是捡来的碎木片和一些可燃物。

巷子口遇上的大婶热情地请我参观她的住宅。站在满屋的垃圾旁，她笑得非常自豪。据婆婆介绍，她是这里最富有的人了。对着这些淳朴的人，我依旧保持着微笑，然而，心里却很想哭……

再看一眼这座最“富裕”的小屋吧，连架子床的下铺都堆满了“财产”。然而我想，即便是最吝啬的守财奴也很难枕着这满屋的财富安然入眠。

路过一门口，里面那位正在整理垃圾的大婶笑问婆婆今天的收成。

得知我的身份（大学生）后，大婶与我的距离瞬间拉近了，因为她的孩子目前也正在上大学，而这些垃圾换来的每一张人民币，则化为天之骄子那昂贵的学费。大婶活得很精神，在她的心目中，孩子一毕业便可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了。我不敢告诉她，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已经大不如前，前方的路途也许还很遥远。

巷子里，一个四处留痕的小男孩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唯一一位男子汉。

走惯了水泥，瓷砖和大理石铺就的道路，看惯了城里的高楼大厦和绿树，喷泉，如今走在垃圾山之间，我不禁百感交集……

我们的到来搅乱了此地的宁静，热情的大妈们带我去拜访一位居民。

一个漆黑的小屋门口，我见到了此地年龄最大的主人。太婆颤巍巍地扶着门来欢迎我，然而深度佝偻的她，已经无法抬起头。

太婆今年80岁，一个儿子残疾，一个儿子结了婚就丢下她走了。残疾儿子现在骑三轮车挣钱，婆婆就捡垃圾，但是年龄大了，腿脚行动不便，只能在附近的垃圾堆里捡些塑料袋之类的垃圾，一个月只能捡几十块钱，而且她犯有肺气肿，但是没钱看病，只能拖一天算一天……

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我心里好痛，无法再呆下去了。逃离之时，我把妈妈早上给的零花钱转赠给老人家。迄今为止，她那让人心碎的眼神依旧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

要走了，回头再望一眼，我黯然地发现，这个巷子的“地裂”很浅，但是它跟外部的鸿沟却很深，很深……

走上闹市街头，触眼一派繁华景象，五彩缤纷的灯火将都市装扮得宛如全身镶满了金银首饰的贵妇。放在以前，我也是深深地沉醉其中，被她高贵典雅的气息迷住，时常在高档商场和专卖店间流连忘返。然而今天，我不再有心情，试问，我们大家醉心于这位贵妇的迷人丰采时，还有多少人牵挂着养大她的老娘亲？

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发觉这里依然是那么的温馨，舒适，但心情却难以平静。我希望，今天看到的一切，不仅将成为我个人的记忆，也能令众多的读者深思。

是的，贫穷与落后，痛苦与磨难，他们确确实实还存在着，就在一个个被我们很多人遗忘的角落里，只要你有心，就能发现。但是，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彭德林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0月21日】

书记、教师和医生　作者：黄宏宣

我家东边大院，曾经住过三户有意思的人家：县委书记、中学教师和外科医生，他们是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平日里，邻里关系很融洽，但也有些说不清楚的微妙。

早晨，三人从来不同时上班，中学教师总是骑着那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先行一步；而后是外科医生骑着崭新的金城摩托；九点左右，书记的专车来接他了。

书记人很和蔼、亲切，见到另外两位总是主动上前握手打招呼，只是在家的时间奇少，偶尔见到他，不是家里门庭若市，就是手提公文包匆匆上车。

中学教师教化学，为人很厚道，可他不善于社交，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在离县城十公里以外的一所镇级高中上班，他的教学质量特别好，在当地乃至省里也都小有名气，可是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机会调到县城来。眼看着那些不如他的教师纷纷上调，他坐不住了，和爱人一商量，便买了些烟酒茶送到既是邻居又是老同学的书记家。谁知道，工作没调成，却被书记上了一节思想品德课，东西也是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外科医生人很豪爽，只要书记在家，他就会立刻去菜场买菜，邀请书记和老师去他家喝酒聊天。因为他们在同一大院，又是同学，喝酒时很放松，除了工作和官场之事，什么天南海北、流言蜚语都侃，开心爽朗的笑声往往穿透了整个大院。不久，外科医生“奇怪”地当上了副院长，书记儿子的学习成绩特别是理科成绩也意外地比以前好了许多。但是，他们喝酒的次数却少多了。

十多年后，三人光荣退休，在一起的时间反而更加减少。书记的门口一下子冷落起来，以前那种前呼后拥的场面早已烟消云散。老书记没有什么爱好，以前也就是唱个歌、跳个舞，什么下棋、书画、钓鱼、养花、养鸟一样都不会，现在整天只知道去旁边的小公园闲逛，日子久了，大人小孩都认识他，私下惊讶道：“原来退休的老书记这样生活？”外科医生比以前更忙碌了，他和儿子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凭借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精湛的医术，生意特别好，家里还买了两辆汽车，到哪儿都是喇叭按个不停。化学老师一直也没有调上来，但是退休后，他却被市里一家私立学校以高于别人好几倍的薪水聘请过去，而且每天上下班都配有专车接送，整天也忙得不亦乐乎。

忽一周末的傍晚，寂寞难耐的老书记亲自买了菜，又买了两瓶好酒，挨门去请两位老同学加邻居到他家喝酒叙旧。

两人都没去，他们的推辞竟然是相同的七个字：太忙了，哪有时间？

【马树强荐自《现代快报》2006年11月27日】

饿一下又不会死人　作者：姜钦峰

在郊区的一家小工厂里，我见到了那名女大学生，半年前她刚从大学毕业。来采访之前，我多少了解一些她的情况。

她的家境本来不错，父亲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是，当她念到大二时，忽然家道中落，因为父亲生意失败，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再也无力供她念书。面临休学的窘境，她想到了去申请助学金，那是一位企业家捐资建立的助学基金。几年前，企业家找到当地一家报社，提出愿意每年拿出一百万元，用以资助贫困大学生，并委托报社帮助操作此事。企业家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受助的学生毕业后经济状况好转了，希望他们能归还这笔钱，用于继续资助其他贫困学生，把爱心传递下去。

她顺利申请到了助学金，每月可以领到四百块钱。为此，她和基金会签了一份特殊的“道义契约”，大致内容是：她承诺把这笔钱用于勤俭求学，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就把这笔钱还回去，用以帮助更多的人。在协议书的最后，还有一条特别声明：“本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受助学生将来是否履约全凭良心，即使不还钱也没有法律责任。

有了这笔助学金，她的学业得以继续。大学毕业后，她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但是月薪只有800元，在目前的城市消费水准，她的生活状况不难想象。可即便如此，她每月依然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钱归还助学金，成了还款最快的受助大学生。为了还款，她每天的生活费保持在五块钱以内——早上只吃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青菜和大米饭，每顿一块钱，还有交通费两块钱。可想而知，她还款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看着眼前这个衣着朴素，面容清瘦的女孩子，我的心有点沉重。我极力想避免触及某些沉重的话题，于是跟她开起玩笑：“别的女孩子为了减肥，大多不吃早餐的，而你每天早上竟吃两个馒头，真能吃啊。”我当然明白，如果一日三餐吃得太素，人的食量会大增。她忽然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每天上午不到11点，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作响了。”说完她自己先笑了，浅浅的笑，双眸澄澈如水，有些腼腆。我为她的质朴感染，也笑了，接下来的交谈变得轻松而愉快……

采访快要结束，面对如此纯朴的心灵，我想，自己有义务引导她升华主题，也好拿着稿子回去交差。我问她，“以你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暂时不还款，再说也没人要求你马上还钱啊，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持你这样做呢？”她忽然止住了笑，十个手指绞在一起，似乎感觉有些意外，“饿一下又不会死人？”她的语调不高，轻轻地，表情依然平静。出乎意料，想要的答案没有出现，我一下子哽住了，目光不敢与她对视，扭过头偷偷地擦了擦眼睛，那种感觉无地自容。

我不敢想当然地为她设计什么豪言壮语，那是对一颗纯洁心灵最无耻的亵渎。可是，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饿一下又不会死人”，朴实无华，却足以撼人心魄。在她看来，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不需要任何理由。想必，那位企业家可以欣慰了。佛说：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既然你被点燃了，就应该去点燃更多的人；你点燃了更多的人，自己并不会燃烧得更快，世界却因此变得更加光明。为什么不呢？

【司志政荐自《家长里短》2007年1月】

“那什么”与加码效应　作者：刘　齐

刘齐先生简介

刘齐，辽宁沈阳人，作家，文艺学硕士，现居北京。主要作品集有《给洋妞算命》、《小葱大酱》、《球迷日记》、《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一年签一次婚约》、《形而上下》、《幻乡魔迹》等。

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做旅游，接待过不少自家大陆来的同胞。其中有些人，一圈逛下来，脸上爬满疑云：这美国，也不像……“那什么呀”？语气间，多少还有点失望，仿佛美国不“称职”，在某些方面，挺对不起他们的想象。我笑而不言，心知肚明，他们所谓的“那什么”，究竟是什么。

老实说，我刚到美国时，也产生过类似念头。我们都是文明古国出来的，知道赤裸的种种不便，身体赤裸不便，说话赤裸也不便，所以喜欢遮掩。但我们毕竟是人，身上有激素，心中有欲望（含人人爱听的求知欲望），在家里不得施展，出来了，来的又是美国这种地方，就要趁机满足一下——说“顺便”满足，也许更中听。

“那什么”的含义很活，很广。我是一个谨慎的读书人，我的满足，主要靠读物。当年，国内发行“口口口”的洁本《金瓶梅》，只有够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借鉴、批判。现在好了，我们大家都可以批判了。孰料，走了一些书店、超市、图书馆，却很难遇见想象中的那种读物，不论新书还是旧书，英文书还是中文书，都可以堂而皇之地“雅读”，无须心怀鬼胎，东张西望，“贼读”。我所在的城市，位于相对保守的南方，人们闲来无事，总爱上教堂。后来我去北部、中部和西部的许多城镇，发现当地的主流图书市场，仍然不像我在国内臆想的那般“开放”。

美国“那什么”的书刊，究竟躲到哪里去了？时间一久，终于逮住。原来，这类读物，连同影视录像带（当时尚无光盘），被三下五除二，统统归了堆儿，放在成人商店一类的地方，与成人特用的其他物件一起销售。为何美国看上去挺“干净”，无人随地“便溺”，敢情都给拘到“公厕”来了。

我接待的国内人士中，有个公务员小老弟，也是爱书之人，独自摸到“公厕”，买了两本“那什么”的刊物，于酒店认真研读。碰巧，被我窥见，彼此会意一笑，诚挚友好，就差喊“理解万岁”了。我比较自以为是，且兼有接待方的责任心，就多了句嘴：可别带回去，小心抓你现行。小老弟笑说：这算啥？国内比这儿“那什么”多了！见我迷惑，又同情地找补一句：你完了，大哥，你算在美国呆傻了。

后来我回了国，一看，风气果然大变：满大街都是洗头，洗脚，洗全身；二奶、小蜜、一夜情成了高频词；广大男女空前亲热，打情骂俏，互称美女、帅哥，如叫大刚、小兰般寻常；“保健”用品大行其道，繁殖迅猛；“保”不了“健”染了病，有繁殖更猛的小广告嘘寒问暖，荐医荐药。小姐，多古雅的称谓啊，全民硬是集体不认可了，另赋新义了。

作为现实生活的精神兄弟、观念姐妹，各类文化产品（中的不少部分），更是红杏疯长，春意无限，争奇斗艳，比肾赛胆。影视、歌曲、图画、手机段子和盗版光盘等等暂且不论，单是文学出版物中的“那什么”，就五光十色，层出不穷。书名浓描重抹，一个比一个生猛。内容不缺胳膊不缺腿，也不肯示弱。当然，写家不同，路数也不同。有的循循善诱，讲究荤素搭配，以素养荤，先垫点“青菜”，然后重点上“肉”。有的性子急，一开头就咣咣给你整那个事，到了结尾，不依不饶，仍是相同话题。“技术”也不甚高新，抓住人身上的若干字眼，漓漓拉拉，反复折腾，几百个单词就能铺陈出一大本。这样做起码有一个好处：初学汉语的儿童或老外读起来省事，而且不用去“公厕”，随便哪个地方，譬如颇具本土色彩的书摊，都不难寻觅。

总之，我发现，那个访美的小老弟，并未夸大其词，国内的“那什么”，明晃晃，密麻麻，的确比美国更胜一筹。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就这么着，还嫌不够，还要变本加厉，锦上添花，三天出一个妖蛾子，五天出一个新招法。知我从异域归，人们常常命作比较，说说谁家更甚。说完，不信——我们自己都不在乎了，你还要替人家隐瞒？谈笑间，旧日之羞涩感灰飞烟灭。

“那什么”如此之盛，是好是孬？是社会进步还是历史倒退？是伦理更新还是道德沦丧？抑或是各种因素犬牙交错，兼而有之？该问题比较难缠，敬请别的论家见仁见智，本文“避重就轻”，只想说几条缘由。

一是压抑久了，能势积蓄太多，一旦开了口子，良田也浇，荒地也灌，房屋也毁。人家细水长流多少年，都有点不爱玩了，这边厢才放闸，以至于轰隆隆一泻千里，沟满壕平，淹了呛了也不住手。

二是哄骗久了，怀疑，逆反，你说啥都跟你拧着来。骗人容易，但不能白骗，得付出代价。骗人的效果比较短，代价的偿还期比较长。这个代价，从古代到昨天，从现在到将来，恐怕要持续付出很长一段时间。

三是当学生久了，专挑大个子看齐，擒贼先擒王，拜师当拜强。美国别的方面发达，“那什么”一定也发达。取法乎上，得其中。咱这才哪儿到哪儿？人家比咱厉害多了，还有更高级的玩意儿没掏出来呢。补课，往死里补。

以上几条，把脑子里的脑子外的，社会的文化的，生产的消费的，混起来说了。没法不混，有些事互相走得太近，还真掰不开镊子。以下几条单纯些。

四，“那什么的经济”短缺久了，求大于供，投入少，收益高，大家看着眼红，都想添一瓢水，分一杯羹，七弄八弄，快淤锅了，还不甘心，还使劲“努”，盼着获取更大的超额利润。

五，人类本身想象力的作用。想象力是一条人脑制造的神奇大道，宽无边，长无头，没有红绿灯，没有摄像头，可以任意驰骋，一条道跑到黑。加之中国人在“那什么”方面的具体情况，终于形成了一种特异的精神景观，恰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小杂感》）

六，宗教等因素。原有的意识形态束缚松动后，新的精神约束机制付诸阙如，或形同虚设。美国不搞政治学习，但美国有基督教等宗教力量管着大家。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老百姓中也不乏善男信女，但人们烧香礼佛，多是为了谋取俗世利益。明清禁毁统治者不满的小说戏曲，用因果轮回、地狱油锅、断子绝孙等恐吓黎民，尚且不灵，何况现在是新世纪，大家无绳一身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七，文化产品的“渲染”、“放大”、“示范”作用。有一句老话，叫做：典型引路，骨干先行。面对“典型”，尤其面对“那什么”的“典型”，一些受众很容易以点当面，以一当十，以假当真，以虚当实。我无意说中国乱套，而美国无辜。事实上，美国并非省油的灯，山姆大叔的某些东西，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从“公厕”或别的地方流入中国，潜移默化，影响大众。譬如，国人的不少幻象，就是好莱坞电影给闹的。好莱坞不光闹我们，他们自己的一些百姓，也被闹得目迷五色，晕头转向。报载，美国有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婚外恋的比率和风月场所的涉足率，低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于是，大家倍感欣慰——原以为，左邻右舍像电影里那样，出轨的出轨，快活的快活，只我一人憋着，这下好了，心理平衡了。

八，有些文化生产者惟利是图，或者麻木，熟视无睹。有些文化管理者、规章制定者，立法滞后，管理不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要么是不作为，放任自流；要么是作为过度，或作为不到地方。

一定还有第九条、第十条……囿于水平，先说这么多，欢迎大家补充，指谬。

把所有这些合聚拢来，一个整体性的、全民族的矫枉过正局面，就呈现在眼前。对此，似乎可以称为：泛滥效应，也可以叫：加码效应。

【杨松荐自《海上文坛》2006年第11期】

我的幽默师父　作者：刘　齐

刚到美国那几年，有时我跟老美打趣，用囫囵半片的英语略抖咱们国家的一个小包袱——常见的、妇孺皆知的小包袱，诸如：胸前别一管钢笔是小学生，两管是中学生，三管是大学生，四管是修理钢笔的，等等。

老美听了，居然嘎嘎笑个不停。然后问我，中国人都像你一样爱开玩笑吗？

我说，我是最孬的一个，但凡好一点儿的都不敢派出来。

为啥？老美不解。

我说，怕把你们一州又一州的人都笑岔了气，于心不忍。

说这话时，知青出身的我，往往想起苦中作乐、笑口常开的辽西绕阳河的父老乡亲。

美国是既富裕又幽默的国家，但有些老美却据此认为，清贫的民族像缺钱一样缺少幽默。他们忘了，幽默是全人类的天性。幽默与资金截然相反，是谁也不能垄断的。

绕阳河的人勤劳朴实，诙谐爱闹，喜欢聚堆儿。

诙谐这种东西，和妙龄少女一样，最耐不得寂寞。少女思春，诙谐思群。天下这么大，还没听说有谁关起门来一个人孤孤零零偷偷摸摸诙谐的。单人牢房里的乐天派如果想幽上一默，也得趁狱卒送饭时抓紧进行。

那时绕阳河还在人民公社治下。作为一种废黜多年的生产方式，人民公社纵然有一千条缺点一万条错误，但至少有一条让人怀念的好处，就是给生来爱热闹爱开玩笑的绕阳河人，提供了天天聚集在一起的良机。春种秋收，夏锄冬储，田间地头，场院队部——绕阳河叫“队窝子”，不时就能听到一阵又一阵笑声。一根高粱垄长得一天铲不完，即使铲完了明天还有一根更长更荒的。一顿饭俩大饼子一疙瘩咸菜，顶多还有两根筷子。大米干看(干饭)，粉条留着(溜子)，鸡蛋搁着(膏子)，猪肉走着(肘子)，人再不逗个乐子解解乏顺顺气，人跟牲口还有什么区别，吃草与否?打响鼻与否?

不知为什么，绕阳河往往用“屁”和“泡”这两个字来形容与开玩笑有关的事情。“这小子挺屁”，“那家伙挺能泡”，所指的都是嘻嘻哈哈能开玩笑，没有什么贬义夹在里边。如果愣说有贬义，也是一种亲昵的、笑骂型的贬义。

能“泡”的人是红花，经得起“泡”的人是绿叶。有了这两种人，人群才更像人群。我比较幸运，在知青时代，以及后来在工厂、在大学、在机关、在海外，总能适时遇到红花和绿叶，从中得到无穷的欢乐和慰籍。

回国后，我写了几本书，也得到不少热心人的评论。看到一些评论文章说我的作品不失幽默，我先是偷偷乐，后来忍不住了，就上街观察动向。

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大家该干啥干啥，没谁对我有特殊表示。只有一个背书包的小伙儿，向我微笑走来，微笑中似乎还含着钦佩。

我心中暗喜，留步，谁知小伙儿却悄悄地发问：“大哥，要不要毛片？”

我吃了一惊，有点失望，又有点讪，估计脸上的表情不能太好看。为了掩饰，就混进一群退休老头儿队伍，看他们打扑克。

这些老头儿，反了，个个是幽默家，妙语连珠，挥洒自如，比我强多了。可惜他们不动笔，他们只是自娱自乐，简朴而富足，忧伤而欢快，卑微而尊严，高明而不显摆，硕果累累而不要版权。我还说什么啊，惟有脸红，惟有出汗。人家说你两句好话，那是鼓励，是希望，你还当真了不成？你有什么呀？想想绕阳河，想想街头那些可爱的老人，想想你周围层出不穷的幽默高手，哪个不是你的师父，你的榜样？

这几年，从港台那边传来一个词：“搞笑”。该词比病毒传染得还快，没几天功夫，弄得人人耳熟能详。

我却有点犯糊涂，笑，怎么是“搞”出来的？那个“搞”，带个提手，是用手胳肢人吧？“搞”出来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吗？反正我的师父，我的榜样，我数不清的幽默师友们，他们从不胳肢人，他们带来的笑，相当精彩，有的天真纯净，有的“阴险狡猾”，有的让你笑得甜，有的让你笑得傻，还有一些，简直让你笑得心酸，痛楚，掉泪。

笑完了，擦擦眼窝，觉得，能到世上走一遭，做个人，值。

【马静荐自《幽默是水》京华出版社出版】

神州处处有明星　作者：刘　齐

近闻北京市公交系统设立明星乘客奖，凡主动给老弱病残让座的乘客，均有望获得奖励。此举甚佳，对提升全民素质，意义甚大。美中不足者，由于是单方设奖，其影响力相对有限。为扩大成果，深化效应，特建议有关部门，以此类推，积极发现其他明星人物，予以命名和奖励。例如：

不随地吐痰的明星行人；

不加塞儿、不踩三米线的明星排队者；

不在古迹上刻字、甚至连粉笔字也不肯写的明星游客；

公众场合不爱喧哗吵闹的明星市民；

不摘花折柳，不在公用草坪上横躺竖卧的明星情侣；

用官方认定的真车牌闯红灯、肇事后不逃逸的明星司机；

免费为陌生人指路、不故意指错路的明星社会闲杂人员；

对踩狗屎者不嘲笑，对被狗咬伤者不说“活该”的明星狗主人；

货真价实、货不真价也实的明星小贩；

不乱开药，没有把手术刀或纱布或不可降解的餐盒留在患者体内的明星医生；

不用假钞洗桑拿的明星消费者；

写作文诚信，有两人以上证明，确实扶过老奶奶上天桥的明星儿童；

努力克制自己，不再乱插一脚的明星第三者；

发誓不跟演员在非婚状态下睡觉的明星导演（含副导演）；

不赌球，不耍大牌或用红牌祸害整体的明星球员；

善于向群众微笑的明星警察；

连续十二个月不克扣民工薪酬的明星包工头；

开会不故意最后到场，不拿红包，不作掺假报告的明星要员；

不贪财、不贪色、不贪杯、不贪权的四不贪明星干部……

相信以上各类明星的成批涌现，必将在全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如若仍嫌不足，还可因势利导，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更多的明星人物，例如：

能把飞机开上天的明星飞行员；

能把潜水艇沉到海底还能再浮上来的明星船长；

能用嘴而不是用鼻子进食的明星吃饭者；

睡眠与否均能正常呼吸的明星喘气者……

【陈超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1月24日】

世说新语　作者：闲　话辑

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的女记者法拉奇生前曾如此感慨

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目睹北京的旧城改造，意味深长地说

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为什么不给我合理的报酬？

——由于对退休返聘的待遇不满，退休老教授邓建中将西安交通大学告上了法庭

目前的教育体制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学费太高。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重庆报告会上，中科院院士夏建白炮轰高校学费太高，涨得太快

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语

这几年的所谓大片就像中秋的月饼，过度包装而缺乏内涵。

——影评人撰文揶揄时下国内的大片热潮

我们是一帮摇摆在钢丝绳上的人，合法和非法就差这么一点儿！

——一位表面身份是“调查员”，地下身份是“讨债人”的从业者说

“卡丹”到处有，“袋鼠”满街走，“鳄鱼”全国游，“金利来”愁愁愁。

——一首流行在服装界的打油诗。不少消费者不但不打假，还对假名牌的热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打假就难在这

艾滋病治疗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疫苗与药物研制尚无重大突破。目前在中国对艾滋病患者只能短程干预，改善病情，延长生命。所谓能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神医”，纯属无稽之谈。

——高耀洁教授的提醒

穿高跟鞋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瑞典研究发现，女性经常穿高跟鞋容易造成精神紊乱。因为高跟鞋会使小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从而阻止多巴胺（一种有助于缓解脑神经的物质）的分泌

说话一副忧伤的样子；消费一副朴素的样子；上班一副廉政的样子；吃喝一副过年的样子；回家一副瘪三的样子。

——网上流传的“最讨厌的男人”尊容

不打的不“血拼”，不下馆子不剩饭，家务坚持自己干，上班记得爬楼梯。

——南京出现一群“酷抠族”，他们追求简单的生活、自然的幸福，摒弃过度的奢侈和烦琐。坚持“一分钱掰两半儿花”，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名言是“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你认为老师都有两桶不同的水，给本科生浇一桶，给硕士生浇另外一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目前硕士生的培养方式和本科生大同小异，很多学生在重复听自己在本科时就已了解的知识

早上喝酒不能多，今天还有好几桌；中午喝酒不能醉，等到下午还开会；晚上喝酒不能倒，免得老婆到处找。

——某些人的喝酒原则

山外青山楼外楼，公款吃喝几时休？靡风熏得公仆醉，直把神州作汴州。

——贝殿秋《仿宋诗》

有的地方“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还有的地方“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徐鸿武坦言

什么是组织？你遇到困难时它说：我们无能为力。你遭遇不公时它说：要正确对待。你权益受到侵害时它说：要顾全大局。你受到诬陷时它说：要相信组织。

——一个段子这么说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读MBA！

——上海推出学费2年2万的儿童MBA教育项目，700余幼儿争读，某白领有此自豪之语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网友新编的房地产商版《游击队队歌》如此调侃

别胡思乱想就是禅。

——少林方丈释永信称佛教可为和谐社会服务

我们现在就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看奥运会了。

——由于高校论文与学位的挂钩制度，一家学术期刊的编辑称，他们手上的论文，已经排到了2008年

就像“酒鬼”的儿子对酒感兴趣一样，家庭中“精神垃圾”多了，孩子自然深受污染。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生活在父母喜欢吹牛、撒谎，且自私、爱占小便宜、爱看色情书刊的家庭里，孩子未来发生犯罪的几率超过半数

我每次看到一个法国人在会上用英语发言都感到惊愕，我们不能让未来的世界只剩下一种语言。

——希拉克在参加欧洲能源会议时听到一法国商人用英语发言后退场

所谓成年人，就是过了保鲜期的人。

——让我们的童心永远年轻

我有上网聊天五年的经验。

——应征打字员的理由

所谓浪漫，就是把时间慢慢浪费掉。

——一位高校老师劝告那些沉迷在风花雪月中的学子珍惜时间

我们已经充分地挖掘了学生的时间，确保每一分钟都被利用起来了，而且都用在了学习上，保证没时间去学坏。

——面对家长说自己的孩子经常做作业到零点，一位中学校长这样自豪地解释

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行为上瘾，他必须先于其他行为实施这种行为，先于吃饭、喝水、睡觉。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喜欢，而是欲罢不能。

——格鲁塞尔·西诺波利如此解释上瘾。一些医学定义认为上瘾是一种疾病，因为它劫持了大脑中正常的“奖赏”信号

政府组织你来这里学雷锋，你才能来；没组织就不能来。学雷锋也不是想啥时候学就啥时候学的。

——焦作市一技校的20多名学生到市人民公园摆摊义务为市民理发，遭到公园管理人员“清理”，市园林局执法人员如此对学生说

说他们连《本草纲目》的序都读不懂一点也不夸张。现在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都是1/3时间学西医，1/4时间学英语，而西医院校的学生只有1/250的时间学中医。

——中国发展研究院自然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于文说

我奶奶现在还在农村。自打我考上清华以后，每次回去奶奶总对我说：“家里那几块地，还有这些鸡啊猪啊的，都给你留着。”看到今年的就业形势，我才终于体会到了奶奶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一清华学生感言

手擀面永远比电脑压制面好吃。

——曾写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等作品的著名作家二月河，至今仍坚持用笔写作，不用电脑。他说，用笔写稿，才会抓到感觉

社会和谐远比GDP的增长更重要。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参加暨南大学校庆时谈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他们似乎看不懂交通信号，总期望路上的其他人有超自然的能力。

——英国一项调查发现，宝马车的车主因其傲慢无礼的态度被人们认为是最糟糕的司机

1644年6月6日，满族人攻入北京，为以后中国电视剧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位上海诗人这样评价时下清剧的泛滥

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欠银行100块钱。

——一名毕业三年的大学生，成为有房一族之后，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爱白、爱瘦、爱老公。

——一个外国女人对中国女人的印象

垄断滋生腐败，垄断诱发腐败，垄断侵占百姓利益。垄断发展到最后，不仅有暴利、腐败，让百姓利益受损，更是公然抢劫公民财物。

——广东某镇的一家自来水公司，凭借垄断权力，竟然调快自来水表多收水费，有的居民的水表被调快5%以上。媒体这样评说

在西欧，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消费主力，而在中国，25岁到40岁的一代引领着消费潮流。

——韩国经济学家韩禹德号召企业认真研究中国“月光族”这一大有可为的消费市场

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广东省南海市盐步镇某内衣厂将这样的广告语刷到了镇政府的围墙上，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过分注意、特殊待遇、轻易满足、生活懒散、祈求央告、包办代替、剥夺独立、害怕哭闹、当面袒护、大惊小怪。

——我国著名早教专家、武汉大学“零岁方案”创始人冯德全教授列举了“十种溺爱”现象，提醒家长当戒

全球最富裕的500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亿1千6百万人的总收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

一进公司，两眼无神，三更半夜，四肢无力，五脏六腑，七零八落，久而久之，十分痛苦。百般无奈，又要加班。

——一公司职员收藏的手机短信

这就和劝两口子离婚一样，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劝离的，就得反复劝。第二还得诱，告诉你们两口子过没前途，你看我推荐的这个姑娘多水灵、多有文化。

——一著名策划人叶茂中谈广告

有些人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而对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却关心得要命。

——火星探索热遍全球时，一位网友如此抱怨

【曹龙彬、皮波、杨孔翔、苏振朝荐自《中国青年》《羊城晚报》《南方农村报》】

活着　作者：毕淑敏

□一个孩子，就像一颗渐渐长大的珍珠，润泽明媚。人们不是以一位老人的逝世当作新的开端，不是偶然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婴儿的降临，总是会以最美好的心态祝福他比以往的任何一代，都更幸运和强大。

□生命只是幸福感得以附丽的温床，生命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存在。它是既可以涂写痛苦也可以泼洒快乐的一幅白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寻找安全，是集体无意识的顽强表现。

□生命存活的三大基本要素是什么？

城里孩子说，这还不简单吗，就是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呗！

乡下孩子说，……俺只知道人要活着，最要紧的是要有水、火柴和粮食！

□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和比你年迈的老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它是一宗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宝。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就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的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

□坎坷和顺利，似乎是反义词，其实都是生命的相对状态。……我们可以在顺利的时候愁容惨淡，也可以在苦难的时候欢颜一笑，关键在于我们把握命运的定力。

□生命正是因为种种的不知道和种种的可能性，才变得绚烂多姿和魅力无穷。

□生命是美丽的，它无所谓高贵也无所谓谦卑。人类和所有的物种都是自然之子，我们有一座共同的花园。人类自身昌硕的同时应该也能够容下万物欣荣生长。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上苍仅此一次的馈赠。女人要格外珍惜生存的机遇，因为她们的一生更多艰难。

□我渴望衰老，因为生命的苦难。

□我知道我生存一天，就要不懈地努力一天。取消所有责任的正当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死亡。

□衰老靠近死亡，所以我无所畏惧。

□生命最宝贵之处，并不在它的长度，而在它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能很精彩地过好每一分钟，那么这些分钟的总和，也必定精彩。

□生命线不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它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你自己。无论你的生命线是长是短，每一笔都由你来涂画。

□痛苦的人生，没有权利悲哀。苍茫的人生，没有权利渺小。

□生命是朴素的，它让女人领略了风光之后，回归到原始的平静。在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探讨中，女人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的价值。

□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

□人的一生犹如长河，出生童年成长结婚生育事业……所有码头事无巨细都一一被摄影机关照，惟有入海口的情形，那卷底片好像被锐物洞穿，遗下一个窟窿。

□生命一定有一个终结，正常的终结都在一天天迫近，何况还有许多意外的终结。我很想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生命是个人的一种缘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开拓它的自由。年轻时谋生的压力可能比较大，选择时会有所勉强，中年往往就不必为生计所累，倒更有可能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

□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愈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更勇敢地凝视它。

□你若看着钟表思索生命的长度，常感力不从心。好比用一把文具小尺去丈量喜马拉雅，用一柄水果刀雕刻南极。

□我喜欢未雨绸缪，在我还能微笑和努力的时候，就把心上的坠累一一摘掉。我不希图来世的天堂，只期待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朝着愉悦和幸福的方向前进。天堂不是目的地，只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快乐自信的地方。

□一个人就像是一粒种子，天生就有发芽的欲望。只要是一颗健康的种子，哪怕是在地下埋藏千年，哪怕是到太空遨游过一圈，哪怕被冰雪封盖，哪怕经过了鸟禽消化液的浸泡，哪怕被风剑霜刀连续宰杀，只要那宝贵的胚芽还在，一到时机成熟，它就会在阳光下探出头来，绽开勃勃的生机。

□无助无望无用，是人生的大悲凉。

□语言有多少空白和盲点啊。

□单单一个肉体上的感觉，我们就面临描述上的荒芜。彷徨在心灵的荒原，谁知还有多少极地。

□有的疼痛，哪怕痛入骨髓，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有的疼痛，哪怕翩若惊鸿，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命运是我怯懦时的盾牌，当我叫嚷命运不公最响的时候，正是我预备逃遁的前奏。命运像一只筐，我把对自己的姑息、原谅以及所有的延宕都一古脑地塞进去，然后蒙一块宿命的轻纱。我背着它慢慢地向前走，心中有一份心安理得的坦然。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类的光明大于暗影。哪怕是只多一个百分点呢，也是希望永恒在前。

□一种令人怅然以致走入恐惧的想像，像雾霭一般不可避免地缓缓升起，模糊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令人不得不断然打住思绪。

□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

□你的身体，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懂不爱，你何谈洞察世事，爱他人爱世界？

□你的身体是跟随你终身的好朋友，在它那里，居住着你自己的灵魂。如果它粉碎了，你所有的理想都成飘萍。

□身体是会报复每一个不爱惜不尊重它的人的。如果你浑浑噩噩地摧残它，它就会冷峻地给你一点颜色看。一旦它衰微了，你将丧失聪慧的智力和充沛的体力，难以自强自立于世。

□做人是一门长久的功课，当我们刚刚学会了最初的运算，教科书就被合上。卷子才答了一半，抢卷的铃声就响了，岂不遗憾？

□有很多东西，不是因为它的价值高或是身世奇特我们才珍视它，是因为它其中蕴含了我们太多的心意和太久的眷恋。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血液和骨髓捐献出来帮助别人，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超越了自我，被放大成人类最美丽的故事，成为一种充满勇敢和友爱的慈悲。

□我们有幸成为这颗星球上最高等智慧的人类当中的一员，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利用起来。这些是什么人告诉我的？如果一定要说是谁告诉我的，那我想是严酷的自然告诉我的，对生命的一份短暂的珍贵。

【冯国伟荐自《阅读》2006年第11期】

思想碎片拾零 □于成玉

□将生命过程浸泡于权和钱中的人，当权失钱尽人生的曲子快要终了的时候，才愕然发现自己的头发白白了，而两手却是空空的。原来过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可怕的并不在于外敌的入侵，而是存在于内部的内斗，而这种内斗往往就是由于争权夺利或社会公平没有得到认同而发生的。

□在民主的权利体系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拥有批判或讽刺当权派的权利。

□一个一听到歧见异议就会发抖发怒的执政者，肯定是一个失去民众支持的执政者；一个一听到民主自由就会发冷发烧的当权派，肯定是一个被社会唾弃的当权派。

□“君授之权为君所用，权授之权为权所用，民授之权为民所用”，这是无法改变的定理，获得权力的人更是谙熟其中的奥妙。不是“民授之权”，官员们的心里怎么能装有老百姓的利益呢？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别的，而是人们在尽情享受由“钱”带来的种种实惠的时候，如何理性应对由“钱”带来的种种灾难。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小说的世代相传，其后果是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方面是权力的顺民，具有强烈的权力崇拜情结；另一方面又是不懂“权利”而只知道“造反”的暴民。然而，无论是权力的顺民，还是“造反”的暴民，无不把仇恨视作正当的权利，把报仇雪恨视为天经地义，而把屠杀作为泄愤的工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竟把中国人的暴虐发挥到了极致。

□在洋人的心目中，智慧的人物是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类的思想家、发明家、创造家、科学家。在国人的心目中，知慧的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诸葛亮视为最有智慧的人物呢？答案是：因为诸葛亮会玩计谋、权谋、诈术，老于世故，精于城府，其水平居中国古今第一名。

□在当下中国如何辨别穷人富人？来自坊间的一首段子回答道：“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段子接着答道：“贫人养猪，富人养狗；贫人种稻，富人种草；贫人想娶老婆，富人想找情人；贫人老婆兼秘书，富人秘书兼老婆。”段子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捞钱进入市场，换钱出入官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越发使我们看到腐败现象与拜金主义之间赤裸裸、公开化的“血缘”关系。

【刘畅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11月27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将生命过程浸泡于权和钱中的人，当权失钱尽人生的曲子快要终了的时候，才愕然发现自己的头发白白了，而两手却是空空的。原来过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可怕的并不在于外敌的入侵，而是存在于内部的内斗，而这种内斗往往就是由于争权夺利或社会公平没有得到认同而发生的。

□在民主的权利体系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拥有批判或讽刺当权派的权利。

□一个一听到歧见异议就会发抖发怒的执政者，肯定是一个失去民众支持的执政者；一个一听到民主自由就会发冷发烧的当权派，肯定是一个被社会唾弃的当权派。

□“君授之权为君所用，权授之权为权所用，民授之权为民所用”，这是无法改变的定理，获得权力的人更是谙熟其中的奥妙。不是“民授之权”，官员们的心里怎么能装有老百姓的利益呢？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别的，而是人们在尽情享受由“钱”带来的种种实惠的时候，如何理性应对由“钱”带来的种种灾难。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小说的世代相传，其后果是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方面是权力的顺民，具有强烈的权力崇拜情结；另一方面又是不懂“权利”而只知道“造反”的暴民。然而，无论是权力的顺民，还是“造反”的暴民，无不把仇恨视作正当的权利，把报仇雪恨视为天经地义，而把屠杀作为泄愤的工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竟把中国人的暴虐发挥到了极致。

□在洋人的心目中，智慧的人物是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类的思想家、发明家、创造家、科学家。在国人的心目中，知慧的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诸葛亮视为最有智慧的人物呢？答案是：因为诸葛亮会玩计谋、权谋、诈术，老于世故，精于城府，其水平居中国古今第一名。

□在当下中国如何辨别穷人富人？来自坊间的一首段子回答道：“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段子接着答道：“贫人养猪，富人养狗；贫人种稻，富人种草；贫人想娶老婆，富人想找情人；贫人老婆兼秘书，富人秘书兼老婆。”段子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捞钱进入市场，换钱出入官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越发使我们看到腐败现象与拜金主义之间赤裸裸、公开化的“血缘”关系。

【刘畅荐自《贵港日报》2006年11月27日】

旧报纸·老话题·新思考　作者：吴　非

清理杂物，翻出一摞旧报纸，不知是哪年哪月塞在这里的。当年一些晚报刚刚开办，多是8开4版，不像现在，一天的晚报能有一斤重。因为版面少，当年的新闻也很短。如，有报道一会计贪污6000元“巨款”被判刑的消息，有演员唱一首歌索价3000元的新闻，还有批评某县某局一个月公款吃喝几千元的报道，都是几百字。我看了恍若隔世。这些当年引发公愤的报道，其腐败水平放在现在，哪里有登报的资格！才十多年的时间，就高速发展到现在。如果当年的读者知道以后还会有“官杀官”、“买凶杀人”、“吃垮饭店”、“不明财产几千万元”、“亿元公款豪赌”、“高官卖官”的丑剧，只怕舌头伸出来缩不回去。

在一张12年前的日报头版上，还看到几个人名，其中有一个叫王武龙，当过南京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后来又升为省官。今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因严重违纪，收受贿赂，并干扰纪检部门办案，已涉嫌犯罪。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王武龙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武龙的代表资格终止。”但是在那些旧报纸上，王武龙一直神气活现，而且一直神气活现到被请进去“协助调查”的前一天。

记得今年7月传闻王武龙被“双规”时，南京市民都很平静，听到的最多一句话是“这个人早就该进去了”。王武龙“严重违纪，收受贿赂，并干扰纪检部门办案”的具体情节，需要结案后才会发布，我们不必妄加猜测；但如果不听街谈巷议，又何以知“民情”？当年南京市民喊王武龙“王疯子”、“砍树王”，是因为他为了搞所谓“亮化工程”，砍行道树砍得太多，南京人几十年来引以为豪的林阴道被这个外乡人毁了不少。到了炎夏，女性出门不得不披一种新式的防晒衫，这种防晒衫遂被命名为“武龙衫”。此外他主政期间又掘鼓楼隧道，因为工程质量太差，市民称之为“武龙洞”。得知他是林学院的毕业生，市民遂戏称他是“林业大学伐木系隧道专业”毕业的。这个王武龙政声不佳，老百姓奈何不了他，而有关他的各种恶谥不但传响在街巷，甚至机关干部私下发牢骚，也会骂上几句。

老百姓骂王武龙是“王疯子”，主要指他无能的一面，更糟糕的是从他到任起，就有关于他腐败的种种传闻，这类传闻几乎一直与他的仕途进程缠绕在一起，然而却没有影响他的升迁。当年在他的治下，南京没有一家媒体敢对大砍行道树及“武龙洞”做任何负面报道，而他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讲话，多年来却连篇累牍地占据着版面。——值得深思的是：十多年前有关他腐败的主要传闻，现在已经被一些公开报道证明是事实。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王武龙此番被调查，“与江苏省政界数位高层人士实名举报有关”。王武龙终于“进去”了，但是迟了一些。如果能有些舆论监督，能有些民意体现，王武龙可能未必能走到如今这一步，他即使无能，也不至于给一座城市造成这样大的损失。

看报上的反腐报道，总是说那些腐败分子曾经如何年轻有为，作风干练，如何的有政绩，等等。从王武龙的经历来看，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他的主要能耐，至多是媚上和拍马。

许多腐败分子不但无能，也没有面对法律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不但没有勇气，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起码道德。他们总是在事发后呜呜地哭，说自己“不懂法治，疏于学习”或“没有人提醒”。看到那些已经做到封疆大吏或九卿之一的人物忏悔说“法治观念淡漠”、“疏于学习”，我就会想到那些旧报纸上登出的大话誓词，想到他们在大会上的慷慨陈说。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竟然称自己是“法盲”，这简直是对法盲的侮辱，因为法盲仅仅是不熟悉不了解法律，未必没有道德底线。王武龙会做什么样的忏悔，目前不知道，只是一个早在十几年前就被群众识破了的人，他的忏悔可能不会有什么价值。

我由此想到，各级图书馆保留着大量的报纸，这些报纸刊载了各级干部的讲话，包括王武龙这样腐败分子，他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都将留给未来，永远成为历史，这倒是一件既有趣又让人感慨的事。

【小匝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

有感于我们对历史的态度　作者：崔永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学得不错。我的历史李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教学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笔来表现历史进程，红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红色是进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红色是扬眉吐气的，黑色是灰头土脸的。除此之外，还有位置记忆，具体方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高考前夕我班同学可以随口告诉你正确答案在某页的什么位置。当时，我发挥了一下，把关于巴黎公社的答案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顶上，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一遍。卷子发下来，我一眼就能发现有没有这道题。不管怎么说，中外历史格式化以后，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

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突然不见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应试教育是专管考试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课。历史课上的历史因简练而具有实用性，易背好记。比如，你记住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李自成等人的名字，你就知道社会由哪朝换到哪代，而“井田制”“安史之乱”“天朝田亩制度”不是故事而是名词解释，你不用娓娓道来，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记硬背的，条约背诵时也无需添加感情，开放多少港口，割让多少土地只是个先后的技术问题。

除去历史课，国人还有学习和熟悉历史的另一捷径——看电视剧。

实践证明，电视剧在使大众对历史饶有趣味方面是有奇效的，那些在史书上沉寂成百上千年的人与事，一经成为时下电视剧的主题便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被谈得昏天黑地。史学家坐不住了，指责如此这般会混淆视听，以讹传讹。艺术家回应史学家不懂艺术，过于保守。

争论不休时，总会有中间人站出来调停：不能以历史研究者眼光去看艺术创作，那样太过认真；也不能用纯艺术的手法去描述历史，那样过于随意。跟没说一样。

我注意到，诸多的“黄金周”也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好机会，学术上叫“田野考察”。可惜了这考察，被“上车睡觉，下车撒尿，互相拍照”代替了，导游、讲解员也修炼得猴精，去伪存真，直奔主题，什么景点都归纳到“求签生子，升官发财”上，实实在在，广受欢迎。在烧香磕头的氛围中，历史灰飞烟灭。

斥责公民对历史的漠然态度实在是一件言之有物的事情，有理有据，解恨解气，但又实在是一件缺乏公平的事情。一来因山河变幻，历史从没站稳过。历史教材又被某些人根据需要加进了过多的政治派别色彩，与客观历史事实有了缝隙。实实在在的历史，一经涂抹，便成了传奇与演义，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因为它失去了历史本该有的严谨与严肃。

视一些教材中标准答案为真历史的书生，一旦进入独立思考的状态，眼界大开，回头望去，发觉不对了。他们的感觉传播开来，影响了周边更多的人对历史的态度。

时下盛行的庸俗的历史剧正在毒害着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在他们历史知识结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离奇的情节吊着他们的口味，也改变着他们的态度。崇拜皇帝和喜爱格格，也许会从一种好奇好玩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观。

【黄胜利荐自《深圳晚报》2006年12月5日】

正史与野史　作者：韩三洲

读过几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让我这等不看戏的人忍不住买了一本新出版的伶人自传《粉墨生涯六十年》来看。作者赵荣琛（1916~1996），原出身于四代翰林的官宦簪缨门第，因为酷爱京剧艺术，便毅然弃学从艺，身入梨园，成为传承程派艺术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这部记载自己六十年亲历往事的回忆录，不仅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艺坛往事和政要遗闻，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时代变迁的历史痕迹。作者18岁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济南的生活状况记之甚详，其中有“关于韩复榘”一节，颇有意思，值得复述。因为一说到韩复榘，就让人想到侯宝林先生的那段著名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还有那他曾下令给运动员每人发一个篮球、省得在场上再争抢的笑话。于是，一个颟顸昏庸、粗俗霸道的军阀形象便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

传主记载，他是见过韩复榘的，当年可称为一跺脚齐鲁大地就乱颤的人物，但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传闻佚事，其实都是安不到韩复榘头上的。因为韩复榘出身于一个穷秀才家庭，幼年读过诗书，有文化而且字也写得很好。韩是河北人，很喜欢京剧，是山东省立剧院的支持者，为此，他还在济南专门修建了集健身与娱乐为一体的“进德会”，里面有设备完善的演艺剧场和室内游泳池，这在当时算是一件新鲜事。当年，省立剧院曾排练话剧《林则徐》，韩复榘虽不喜话剧，拘于面子不好不去，开始是心不在焉，纯是应付，但后来越看越入戏，演到林则徐烧鸦片一场，他带头热烈鼓掌。以后，在济南的群众聚会上，他曾将历次收缴的鸦片当众付之一炬，并邀请各国领事观看，造成很大影响。这也许是他看了《林则徐》后，有感而发的一次行动。赵荣琛在书中说，韩以前当团长时，组织的一个球队很有名，每次比赛他都亲自参赛。后来他主鲁数年，虽年逾四十，但仍喜欢多种体育运动，尤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并向儿子传教压球、顶球等技艺。从这一点来说，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

书中记述，韩是西北军行伍出身，也受冯玉祥先生的平民布衣思想影响，从来不坐人力车和轿子，认为人拉人和人抬人是最不平等的。作者就亲眼见过韩复榘乘火车一路“坐堂审案”的场景，火车一停，这位韩主席就步下车来，在站台空地上摆开审案桌“受理民讼”，那些含冤告状的，经他问明究竟，当场立时判决，该监禁的监禁，该枪毙的枪毙，根本不讲什么司法程序和刑法规定，全凭一人的好恶来评判是非，而且谁也不许有异议，立马下令执行。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不敢说，但也有老百姓欢迎他的这种为民作主的审案方式，真有当场给他叩头口呼“韩青天”的。韩复榘则是面有得色，登车再行，下一站又如法炮制。今天看来，这样的“青天”断案方式，除去传统的平民布衣愿望之外，多少还有些电视剧《包青天》里的人治思想在里面。

其实，当年有关韩复榘的笑话种种，举不胜举，林语堂所编的《论语》与《人间世》，所载这方面的笑料甚多，而且流布很广，一般老百姓都耳熟能详。不过，如果作为文艺典型，将这些野史虚指某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军阀，倒也可以，但将具体事例作为正史安放到韩复榘头上，就不太合适了。可眼下的历史评判，却是将野史作为正史来看待来套用的，每天耳濡目染的野史多多，不知凡几。以《三国演义》来讲，对于正史来说，已经是“三分史实，七分演义”了，可还有专家学者将《三国演义》再加工演绎卖与读者观众的。长此以往，不仅“关公战秦琼”的笑话难以匡谬，那正史又安在焉？

【邸笑飞荐自《湘声报》2006年12月7日】

丘成桐呼唤大学生做学问的热情　作者：傅国涌

在陈省身之后，丘成桐大概是最有成就的华人数学家了，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终身教授，二十多年前就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身居海外,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十分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关注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的发展。更为难得的，他还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对中国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名牌大学的惟利是图倾向、基础教育的弊端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

有媒体曾经报道，去年高考成绩公布后不久，丘成桐兴冲冲地赶到杭州，和一批在高考中得高分的数学尖子会面，结果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习题的机器。”他一方面感叹“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一方面他也对国内大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深表遗憾。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过中国一些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水平，而近两年来，“能够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国的学生智商不够、聪明不够，也不是中国在数学方面的缺少投入，缺少的是“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这位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国际数学大师为此向莘莘学子大声疾呼，要有做学问的热情。

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所以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跟我们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要找到做学问的乐趣，怀抱做学问的热情确实有些困难。同时，我们流行的世俗价值观也注定了很少有人把研究学问当作生命本身的目标，自科举时代以来主导的读书入仕、官本位传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丘成桐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学生缺乏钻研科学的精神、没有做学问的热情，除了整个世俗化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问题，只有物质层面的利益追求，没有能提供另外一种足以支撑人们仰望星空、寻找精神世界的价值尺度，教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原本被视为精神圣地、学术堡垒，独立于世俗的浮华与喧嚣之外的大学校园本身也面临着精神失落的危机，丘成桐教授尖锐地批评某些名牌大学竟然也是唯利是图，有一家名牌大学的代表曾和官员一起到哈佛大学取经，但他们问的问题却让丘成桐失望至极，“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当丘成桐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现在，有些大学好大喜功，只追求表面化的数字，以为大学之大就是有大楼、就是面积大、规模大、人数多，这和有的教授居以一人带30个博士生为荣，以为学生多就是“大教授”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多数学生在迈进大学的门槛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职业前途考虑了，在选择院校、专业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都是这方面的精心计算，哪里还会有什么做学问的热情？对此有人还振振有辞地辩解说，现在子女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相当之高，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付出的教育投资（哪怕仅仅是货币投资）相当昂贵，而投资就要有回报，他们能不考虑“职业”和“饭碗”吗？无论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以“职业”、“饭碗”为求学目的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功利”，那也是人们冷静权衡成本收益后作出的理性抉择。

诚然，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收费猛涨，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大学生求学成本畸形攀高已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大学生可以回避求真知、只把大学当作谋饭碗、求职业的理由。关键是不能把寻求职业、饭碗当作求学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目的，这样的人生未免太可怜了，其实“谋道”与“谋食”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一定要放弃其中之一。人当然要求温饱、求小康，只有吃饱了，只有衣食无忧，才能更好地钻研学问。但是毫无疑问，在“谋食”即解决生计的同时，照样也是可以追求学问，追求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理想，这两者决不是矛盾的，毕竟人在世俗生活的污泥浊水中可以时常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不知道，在21世纪初的天空下，丘成桐教授的呼唤是否注定了回音空荡?

【刘畅荐自《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梁启超割肾的启示　作者：郑连根

1926年3月，著名的政论家、国学大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肾肿瘤，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中国人对手术很是恐惧，梁启超的好多朋友也反对“割肾”。但是梁启超不顾亲朋的反对，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梁启超是社会名流，协和医院对他的手术自不敢懈怠，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瑞恒为梁启超做手术，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值班护士在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弄错了，本来该切除的是左肾她却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就将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与此同时，协和医院也发现了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作“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更有趣的是梁启超的态度。对于这起手术，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可是梁启超本人却还在替协和医院辩护，他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言之有据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事实是，手术之后，梁启超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医院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医、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以此来倡导西医乃至西学。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主要的用意还是替西医、西学辩护，他怕说出真相会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这种将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置于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是可敬的。可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一位如此倡导西医、西学的人却最终死在了西医的手术刀下。

更为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医院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去世，时年只有56岁。人们在纪念梁启超的同时，再次提起了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怀疑那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说，直到1970年，梁思成先生后来住进了协和医院，他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到了父亲早逝的真相。

现在，西医早已被国人普遍接受了，这证明梁启超当年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如今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很多，并且，在医疗事故中，患者维权十分艰难。我不禁想，今日患者维权之艰难是不是也与梁启超当年放弃医疗维权、医院拒不承认“医疗事故”有关呢？我们不能不说，就如何处理医疗事故而言，梁启超的做法不好。他那种为了“宏大叙事”而放弃追索个人权利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如果为了西医的发展就不惜用谎言掩盖真相，为了医院的“名声”就不敢承担责任，那么，所谓的“发展”，所谓的“名声”又是为了什么呢？

进一步说，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没有什么值得用谎言去维系。不论你的用心多么良苦。梁启超虽然是思想大师，可是他至死都没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明白，他也没勇气去彻底实践。

实践这一理念的任务落在了今人身上。

【潇风荐自《湘声报》2006年11月23日】

对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帮教会　作者：草长鹰飞

近日G城内外一片欢呼，大家对于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都非常支持，但是还有一些人思想落后人士有些不通，所以把我城一些相关部门领导请来，发表一些想法意见。

公交公司经理：天气凉了，坐公交挤挤还暖和。

市政府秘书A：满街都跑电动自行车太浪费国家电力资源，节约型社会怎么建设？自行车好——只需用腿，都下岗了，闲着也是闲着，力气不是有的是嘛？

体育局局长：不要对“禁电”有意见，多走路对于个人来说是锻炼身体，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增强了人民体质。

招商局局长：“禁电”以后，那些有钱而装穷的，就可以去买汽车，帮助政府的公共政策更向汽车产业倾斜，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些没钱的可以选择骑单车、步行、坐公交、坐地铁、搭出租，可以骑马、骑驴，谁说我们的政府不给你们自由，让那种叫嚣的言论不攻自破罢。

G大学教授：学术问题不一定只服从真理，也一定要服从领导职务。“禁电”以后可以督促我国更快的自主研发汽车、坦克，给笑话、仇视我们民族的那些西方国家的脸上来一耳刮子。知识产权本来就是列强强加给我们的观念哟。

某中学体育老师：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的见识简直就是放屁，学过运动营养学没有？

农业局局长：没收的电动车可以拍卖给农村，帮助农民兄弟种地，农民真苦，加油站也少，又没技术，修个自行车都要大老远的推到我们的城市里边来，麻烦那些下了岗从头再来的老大哥。

教育局局长：“罚款”可以弥补我市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加我们对《大城市人类运动规律研究》课题组的投入！

公安局局长：苦口婆心劝说都不管用，好，你就等着15天拘留罢！

交管局局长：电动车会加剧城市交通道路拥堵，而走着和自行车不会，汽车更不会。

化工协会会长：电动车使用铅酸电池会造成二次污染，大家知道铅这个东西很厉害，让酸再那么一泡，别提多恶心啦。

派出所所长：我城飞车抢包非常厉害，如今贼人都是大学扩了招以后的，学历满高，往往总是打电动自行车的主意，还是早点儿禁了好。

环卫局局长：不符合我国传统美观大气的要求，与大城市的身份严重不符，有损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税务局局长：虽然经济实惠，但势必会引起买家众多，给偷税漏税的不法奸商提供更大的偷漏空间，剥夺那些最低收入者做为国家纳税人的荣誉。

环保局局长：昨天某大学提交了一份报告，“禁电”之后，人类走长路会产生更多的有害气体，申请科研经费，研究更先进的尾气净化装置，经我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批准。预祝某大学尽早研究成功，争取在2008年底以前给广大市民安装完毕。瞅瞅，人家科学家们的敬业精神，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嚷嚷叫唤之徒，不觉得自己寒碜嘛？啊～～

卫生局局长：电动自行车速度太快，骑乘者容易晕车。为什么不能产生些骑着单车去看海，步行到郊外去听风的浪漫情怀呐。

某宾馆厨师长：用刀切菜的时候，切伤了手指，菜刀就没有责任？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一年之中出了5起交通事故，死了3人，伤了6人？

动物园园长：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以人的两条腿为本，不走路，不骑自行车，要两条腿还干什么，还不退化喽？

工业局局长：在当前形式下，忽视对电动自行车的禁行，就是对中国工业化过程的乱搞，就是强奸我们要重新振兴国企的决心！

我小儿子说：噩梦的“噩”字就是一幢楼，住着几户人家，等他们的灯都灭了，就是那几户人家搬走了，我们的梦才能真正松软香甜起来。

我大儿子说：把不幸和伤痛装进瓶子扔进大海，再去抚摸一下被你打哭的同学，老师就不会一节课总瞪你了！

我说：快跑，快跑，妈妈来了！

【马静荐自《文化寻根》2006年12月】

精短杂文一箩筐　作者：李小磊辑

对比

某县，地方上最穷的事业是教育，最富的单位是教育局；最危险的是农业，但最清闲的差事却是在农业局工作；县城建设破旧不堪，县里最漂亮的办公楼却当属城建局……

时钟

看时钟，惊觉其与世相人生竟是如此相像。

瘦长的秒针应是我们下层劳动者。它不知疲倦，一刻不停地奔跑忙碌，转了那么多圈儿，也仅仅是几分钟而已。

而肥胖的时针恰如领导干部，从来都是从容不迫、四平八稳的样子，但其臂膀轻轻一挥，可能就是大半个小时。它不动声色地把我们的时间和青春耗着。

某些“公仆”的“代名词”

“考察”的“代名词”是游山玩水；

“下乡”的“代名词”是豪吃暴饮；

“研究”的“代名词”是大发横财；

“上班”的“代名词”是消磨时光……

我真不知道某些“公仆”的“代名词”又是什么?

没钱与有钱

孩子上学没钱，修庙敬神有钱；

孝敬活人没钱，为死人送葬有钱；

公司账上没钱，老总家里有钱；

慰问职工没钱，给上级送礼有钱；

解决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没钱，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有钱!

自愿

小儿这学期从学校带回数份“自愿书”；

一、自愿捐款500元办学。

二、自愿缴纳延长课时费400元。

三、自愿参保人身意外险300元。

四、自愿参加周末旅游300元。

十、自愿集资聘请外籍教师授课400元。

“自愿书”后附方：如不缴纳，后果自负!

贪官的准则

好多贪官也常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挂在嘴上，心里却并不相信。那是因为他们明白，在人治社会，经常起作用的不是民心，而是强权。他们讲民心好比妓女往脸上擦粉，为了面子上光鲜一些罢了。“得官心者得官位，得官位者得实惠”才是他们不挂在嘴上，但却铭记于心的准则。

百步笑负百步

五十步笑百步，并不可怕：甚至五十步笑五十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百步竟笑负百步。就是说，敌军发起进攻时，狼狈逃跑一百步的军士，回转身耻笑那些迎战敌军前进一百步的军士。

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笑真不笑假，笑诚不笑诈等等，不都是百步笑负百步吗?

这是远比经济落后更可怕的人性堕落!

今年是什么年

今年已被某地党委、政府重复命名好几次了：“改进干部作风年”“公民道德建设年”“计划生育工作年”“调查研究年”“组织工作落实宣传年”。在这一连串“年”里面，今年究竟属于哪个“年”?这其中的奥妙在于：或是为了强化自身权威，或是为了向上表明贯彻力度，如此而已。

厂长被拘留后

主管局长想：得告诉这小子嘴严点儿。

本厂职工想：该!早就该进去了!

电台记者想：该不该报道呢?还是向上级请示一下吧。

两个副厂长想：该到局里走动一下了。

老百姓想：才十几万就进去了，真窝囊!

“牺牲”品

小赵和小胡可谓缘分多多：毕业于同一所高等院校，一同分配到A局工作，又一同列为此次领导干部提拔对象。小胡是县长的至亲，与县长矛盾很深的县委书记自然从中找茬作梗，只同意任用小赵。县长气极：他俩还年轻，要拿就两人一起拿下来。结果，两个人都没有得到提拔。成了牺牲品的小赵倒是心安理得：有靠山的都如此，咱没靠山的还有啥说的!

看大清戏的困惑

大清戏的热播有两点让我困惑：其一，皇帝那么英明，怎么会丢了江山?皇朝那么令人神往，我们还推翻帝制干什么?其二，都21世纪了，有人怎么还觉得几百年前的封建王朝那么可人?是封建王朝太好呢，还是今日生活太令人丧气?

再读《阿凡提的故事》

再读《阿凡提的故事》，窃以为巴依老爷真算是个有仁有义的地主了。他遭到阿凡提多番戏弄，也只是“自觉理亏”或“目瞪口呆”或“悄悄溜走”也就完了。干吗不放狗咬人呢?干吗不调动黑道白道的朋友治治他呢?干吗不雇杀手宰了他呢?干吗不割了他的舌头呢?干吗不把他逼得掉进河里淹死呢?要知道，巴依老爷在当地也同样是有钱有势一手遮天的人物呀!

如今的巴依老爷们就能干多喽……

【韩玉乐荐自《健康生活报》2006年11月11日】

邮寄的烦恼　作者：方　成

光阴似箭。屈指算来，我离职休养至今恰好二十年，职已离，虽养着，但从来没休过。如今己达八二年华，儿孙都己长大，我可以休息几年吧。然而不行!有话在心里，不说出来、写山来，可真堵得慌。我家离邮局不远，经常去寄信寄书。就说我们的邮局吧，寄信须买信封，但和早先不一样，必须买邮局山品、按一定格式制成的信封，只此一家。据说这是向先进国家学来，与国际接轨的。我家多年来早就存有很多人小不等的信封，以前能用，此后都成了废品。我是常用信封的，只好从邮局买问另一批备川。不料过了几年，这批信封又不能用了，必须用2005年邮局另外出的信封。我把两种信封对比细看，才发现信封上为写邮政编码印的六个小方格子的人小，有微小的差别，如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再看背面，两者片的区别是出厂日期不同，一种是2002年，另一种是2005年。我前次买的一大批2002年出的信封又作废了!

我的亲友从美国寄信来，信封什么样的都有，人小并不一致。我在美国也曾白己买过信封，是在街上买的，什么样的都有，非常方便。不知那里现在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必须大小规格全都一律，也必须买邮局的出品?我还常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书和信，寄来的书里都夹有写的信，可在我们的邮局寄书，邮局规定一件件都必须拆开，发现有书以外的信或文稿，都必须取山来。我每年出版两本书，经常要寄给各方亲友。几十年米，从我家附近的邮局寄山的书，数量就很不少。包装好的书，到邮局多半必须拆开，把书以外的信或文稿统统搜出来。我寄书是挂号寄的，最近挂号寄一本书，寄费应和前次寄的同样的书一样，是4元9角；只因为在书之外有不到一千字的文稿，必须再加一份挂号邮资，共付山8元7角。由此我得到的印象是：邮局真会做生意。看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邮局精明得多。他们的邮局就写“邮局”二字。我们的邮局写的是：“人民邮政”，多两个字。墒上还贴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呢，唉。

对西方国家，坏的事应该批，好的则应该学。资本主义思想坏，我们已经批了儿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山的汽车、飞机、电脑、手表、指甲刀、圆珠笔等，都是好东西，我们都学了，也都制出来了，使我们生活上便利了。那么，在邮政工作上，如果见到还有什么比我们好些的，对人比更便利些的，也该学学吧?

【陈文涛荐白(文汇报》2006年11月19日】

升官二三事　作者：邱士冰

发财由命，当官靠运。在机关单位工作，不管你能力有多强，业务有多精，如果没人提拔你，你在基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呕心沥血累死累活一二十年也是白搭。而机缘巧合，遇上一贵人，升官之事便轻而易举，反掌之间即可连升三级。

一

A君是电视台一名普通记者，老实木讷，工作勤恳。但台里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其工作快10年了，也未捞到一官半职。

一日公派采访任务，他跟市委副书记外出招商引资。重任在身，他使出浑身解数，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成稿后还要出门遍地找网吧，把稿件及时传回台里编辑播出，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切被副书记看在眼里，便询问他为何要找网吧传稿？他诚实地把自己的工作流程、台里的采访设备等现状向副书记详细汇报，副书记说：“你们的工作真辛苦。”

工作完成后回到市里。一日，广电局领导接到副书记电话，副书记对电视台记者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认真的工作态度予以充分肯定，并点名对A君予以表扬。广电局领导也十分高兴，在台里传达了副书记的肯定和表扬。

隔了一段时间，副书记的秘书专程来到局里，详细了解A君的一些情况，并询问他现在在台里是什么职务？广电局领导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领导的表扬不仅仅是表扬，还有另一层意思。

不久后，A君被提拔了。从普通记者一跃而成台长助理，跳过了部室副主任、主任两级。而今，他已是排名靠前的副台长，已俨然有了一副领导的模样。

二

B君在某单位一副科级任上已6年了，始终没能提拔。在市里的一项中心工作中，他有幸分在与市长一个工作组，下乡相处了多日。但市长是大忙人，沿途迎来送往阿谄之人不绝于路，他没有机会给市长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后的一天，B君应朋友之约到某酒店吃饭，中途上了一趟厕所。迎面看见市长正从一包厢急冲冲出来，走进厕所。他忙跟市长打声招呼，还不忘幽默一把：“市长，您好！您亲自上厕所啊？”

市长见其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讪讪地问：“啊，啊，你现在在哪工作啦？”他见状赶紧自我介绍：“我是呀！……6年的副科长！”“噢，噢……”

回到餐桌，市长即对组织部门的同志说：“B同志不错啊，6年的副科级干部。”不久，他被提拔了。

三

有一位退休的老市长（县级市）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你们总说我任人唯亲，可我就认识这么些人，不任他任谁？”

想想也有道理，再大的领导认识的人也有限，在任用干部时，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认识的、信任的人。而那些自恃满腹才华之人，不屑于在领导面前晃，当然不能纳入领导的视线，要提拔就难了。

正因如此，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那些一心想往上爬者，不安心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而是千方百计要接近上级领导，或请示或汇报，混个脸熟。为加深领导对自己的印象，送礼行贿也就随行了。

在这种官场游戏中，最得益的恐怕是领导身边的秘书和司机了。君不见，领导身边的秘书三五年一换，都去哪了？下边当领导去了。市长的秘书当县长、县长的秘书当乡长的比比皆是！最可笑的是领导的司机当官，有的司机大字不识几个，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却因沾了领导的光被安排得妥妥当当。干不了大事的，就到一些单位的办公室任个把副主任，闲差一个，平时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也蛮风光。

靠真才实学走上领导岗位的，近年来越来越多，但大多在基层，且不跑不要，背后没有靠山，升迁机会不大。

“出门遇贵人”是老百姓良好的愿望，能遇这样的好事的人少之又少。而要以这种方式当上官，也让人觉得挺悲哀的。

【蓝光清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11月24日】

来了一群帮忙的　作者：魏剑美

王二狗的单车铃子被盗了，邻居老黄最先发现，便大呼小叫地喊来王二狗：“你瞧瞧，你瞧瞧，现在的小偷真是不像话。幸好我已经帮你报了案，我说二狗啊，客气的话你不要说，谁叫咱是邻居呢，谁不需要相互帮忙帮忙呢！”

王二狗心里有点感动：到底远亲不如近邻啊！他一边道谢一边说：“其实一个破车铃也不值什么钱，惊动人家不好意思啊。”

这时闻讯赶来的大刘说话了：“什么惊动不惊动的，小区的保安是我三姨的表妹夫，等会我和他说说，都是亲戚，他能不尽心查查吗？”

保安听大刘打了招呼后果然很认真，仔仔细细问了关于买车前后和丢车铃前后的情况，然后很讲义气地说：“这样的事情，换别人我们是不会登记备案的，但既然是熟人，帮忙帮到底，我和派出所朱警官说一下，让他帮忙调查个水落石出。”

去派出所还有一点路程，热心的小李于是给开小四轮的黑子打了个电话，要他来帮忙将王二狗的单车以及连同去报案的几个人一起拉到派出所去。谁知道，小四轮开出没多远就熄火了，黑子左弄右弄没办法，这时丁大妈想了起来：八栋杨奶奶的外孙不是在高桥汽配厂做修理工吗？

一旁的热心人早拨通了杨奶奶的电话。20分钟后，杨奶奶的外孙骑着摩托来了。到底是专业修理的，三两下就查出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坏了一个火花塞。一直没帮上忙的小狗子这下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自己去买。陈爹赶忙写了一个字条让他去找赵经理，说是可以打八折。谁知道小狗子在返回的路上碰倒了人家一盆花，人家开口就要200元，幸好吴大爷有个亲戚在街道居委会，这才花15元摆平。

一行人终于赶到派出所，值班的朱警官得知王二狗的车铃才值五块二毛钱时犯难了：“你这再怎么也够不上立案条件啊！”来都来了，不立案怎么行？也不知哪个熟人七弯八拐找到了市政府的秦秘书，秦秘书当即给派出所张所长打了招呼。张所长便摇摇晃晃地进来叮嘱朱警官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把案件放在“确保小区安全，打击群体盗窃”的高度上来。朱警官便问小区最近发生别的案件没有，老黄回忆起半年前马经理家被盗过一次。朱警官一边按系列盗窃案登记立案，一边对王二狗说：“你小子神通蛮大啊，我们所长可真是给你帮忙了，前几天人家丢了一辆桑塔纳都还没给他立案呢！”

王二狗更加难为情了，只好咬咬牙出去买了几包高档烟，见人就发，大伙一个个都用责备的口气说：“你这是干吗，都是几个熟人帮忙，你这样就太见外了不是？何况就是要感谢，也等你的车铃子找到再说嘛！”话虽然这么说，烟还是很快散完了。

到底是有人帮忙打了招呼的，当天下午朱警官一行就来勘察现场，人家这拍那照，很是煞有介事。没想到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居然就在不远的草丛中找到了车铃，安上去一试，嘿，还真就是了！

这下子皆大欢喜，有人开始暗示王二狗请客。王二狗想想也是，为了自己一个车铃这么多人都来帮了忙，不请客还怎么做人啊？于是决定去“洪福来”酒店请客吃饭，数了数帮忙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还有熟人的熟人的熟人，整整108个。王二狗的钱包一阵阵发紧，好在同一栋楼的满伢子出来说他有个朋友认识“洪福来”酒店的老板，可以打八折。

满伢子一个电话过去，他的朋友立马赶了过来，打折的事情就算搞定了。加上满伢子和他的朋友，刚好凑足11桌。王二狗心想：这下也好，免得空着两个位子，浪费！

【马静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1月20日】

魏延的人生悲剧　作者：陈　仓

魏延以谋反的罪名被诸葛亮设计，借杨仪马岱之手除掉，事实上，魏延谋反案证据不足，魏延死得不明不白，历代史家均存疑惑。《三国演义》里说的最多，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这句话的原创人就是半人半神、半仙半妖的诸葛亮。试想，“总经理”诸葛亮妖言诽谤部下于前，密谋策划于后，“部门经理”魏延自然难得好活，不得好死。

高鸟栖良木，英雄事明主；就业要找好单位，工作要跟好领导。

魏延不会找单位，不会挑领导，他先后应聘的三个“单位”都是三国时期不景气的“公司”。他“参加革命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刘表把公事和家事弄得一团糟，被曹操骂作猪狗。第二个领导韩玄是个没文化的粗人，水平和能力比魏延低得多，不出人才、效益的单位有什么奔头？第三个领导刘备是个面善心恶的枭雄，刘“董事长”用其勇猛，但基本政策是“限制、利用、改造、防范”，所以，魏延进不了“桃园三结义”的“常委会”，也进不了“五虎上将”的“全体委员会”。原因很简单，魏延爱跳槽，不安心工作。蜀汉大将军们的资历与能力差不多，赵云为什么以“委员”身份享受“常委”待遇呢？赵云历史清白、业绩突出，人缘好，上下左右关系和谐，魏延恰恰相反。刘董事长能容他这个“犯过错误的好同志”，诸葛亮从魏延“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反感他，连模样都讨厌，到处诽谤“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神仙军师”诸葛亮看相算卦，装神弄鬼的杀伤力是致命的，流言所及，妇孺皆信。诸葛亮以看相诽谤部下，给魏延的悲剧埋下致命的祸根。

性格决定命运。魏延面恶心善，脾气粗暴，虽然有“善养士卒”的美名，有一定“群众基础”，但他艺高胆大，心高气傲，目中无人，遇事比较情绪化，动不动就翻脸，人际关系十分紧张。他不善于与领导班子成员沟通，不善于与同僚协作，经常对抗上级，顶撞同僚，多次拔剑威胁杨仪，杨仪和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诸葛亮死前对他爱跳槽，爱翻脸的毛病非常忧虑，姜维几次借故要杀魏延，杨仪主持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魏延，而这一切尽在诸葛亮的借刀杀人的周密部署之中。

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趣者不受辱。明白人与人相处必先读懂众人对你的心态和态度，做人要旁观自己，弄清自己的角色，做事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魏延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但他工作热情很高，积极谋求立功晋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多年不减退。作为非嫡系“侯”级干部，魏延不懂得高层政治生活中的“含蓄、稳健、严谨、平和、避嫌、客气、客观、自留余地”等基本原则，经常给不信任他的上级领导提合理化建议，不注意方式地批驳与自己关系不和睦的同僚发表的意见，不顾场合地伤同僚的面子，犯下了高级干部不应该犯的错误。魏延做事粗疏，把“直来直去”（实为简单急躁）当优点，不注意细节，在上级面前没大没小，又如随意擅自闯入中军大帐，不小心踏灭老总“命灯”之类犯领导忌讳的事。他的言行经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让人家怀疑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有多种活法，立功做官仅为出路之一。魏延如果不实施第四次跳槽，论智慧谋略，他应申请在前线做个不带长的高级参谋，像徐庶一样混日子；论个性，应主动申请转业到非军事机关，到地方工作可以善始善终；论政治背景、历史渊源和人际关系，应以退求安，以年纪大为由申请回后方享受已有的“侯”级待遇，写诗填词，练字绘画，钓鱼登山，养鸟遛狗，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自得其乐。“总经理”诸葛亮一直怀疑并防备他跳槽，魏延既不趁早走人，也不低调自保，悲剧便毫无悬念地发生了！

【闲话荐自《华商报》2006年12月12日】

求您了，俺的“公仆”老爷们　作者：西域诗韵

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但是每次看了心情都很沉重。

河南某地生产的面粉，掺假；山东某地的食用油，掺假；江浙某地的肉松，掺假；四川某地的袋装小食品，掺假；大名鼎鼎的重庆火锅，有的底料也有问题；闻名世界的肯德基，配料之中，竟有化工产品……

俺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俺们还能吃什么？俺们还敢吃什么？

俺们现在去买面粉，已经不敢买特白粉，怕里面加了增白剂或者刷墙的涂料！

俺们现在去买食用油，已经不敢买精炼油，怕里面含有添加剂或有避孕药成分！

俺们现在去买菜，已经不敢买太光滑溜的了，听说用的杀虫剂太多；我们改买有虫眼的，虫子都吃了，肯定没打农药，俺们正在为自己小聪明洋洋得意；刚从乡下来的表弟说，傻呀！那是因为虫子有了抗药性！哎呀，那俺们买什么？最好买菜叶上溜着大粪的，那是用了农家肥的，肯定没农药！

老天！俺们还能吃什么？俺们还敢吃什么？

为了俺和儿孙们的安全，俺就天天看《每周质量报告》，看上面专家们的分析，瞅技术人员的检验、学上面内行们辨劣识假的方法，可是俺学习了三百六十五天，总是学不完！俺只有小学文化，俺只是一个普通小市民，俺不是专家，不是技术员，不是内行；俺就是学会了，也没有他们那些精密的仪器，没有化验设备，没有实验室，俺买不起，俺弄不懂，俺也玩不转！

俺想了半天，也没有想通！俺不是专家，俺干吗要懂那么多？俺不是技术员，俺干吗要学习那些专业知识；俺不是化验员，俺干吗要摆弄那些仪器？俺不是孙悟空，俺没有“火眼金睛”！俺弄不懂那么多东西的真假优劣！

俺不是工商局的，俺干吗要去打假？俺不是质检局的；俺为啥要天天去识别产品质量真伪？俺不是药品监督局的，俺怎么知道药品、食品的优劣？俺想不通！

俺想了又想，最终还是想不通！俺幻想着，俺啥都学会了，啥都弄懂了，啥都去做了；俺买全了所有的仪器设备，俺天天穿着白大褂去四处检验化验；俺担着被暗害的风险四处去查假打假！那俺不就是“万能公务员”了吗？

俺想了又想，最后终于明白了一点：俺啥都会了，啥都买了，啥都做了，还要你们做什么？俺没有“火眼金睛”，俺辨别不了这样、那样的东西！

俺是纳税人，俺是普通老百姓，俺不是孙悟空，俺没有“火眼金睛”，俺凭啥替你们做这些？俺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奖金；俺没有公章，没有文件，没有罚款单；俺没有设备，没有大盖帽，没有强制手段；俺怎么替你们做这些！

俺没有别的要求，俺只想过安稳的日子，俺只想吃上放心安全的菜米油盐，五谷杂粮，俺没有太高的要求！有关部门呵，俺求求你们了，快去尽尽你们的责任吧！你们的妻子儿女，难道不吃饭？！你们的父母亲友，难道不生活吗？！

求求您了！俺的“公仆”老爷们！

【倪早菊荐自《家长里短》2006年12月下】

“段子”希特勒　作者：葛叶龙

政治笑话不是一种反抗形式

最近，一本讲述纳粹时期政治幽默的新书在德国上市。该书从另一个侧面，对所谓“第三帝国”时期的生活进行了趣味诠释，而它的重要社会意义，则是打破了德国在医治战争创伤过程中的又一禁忌。

该书作者说，那个时期流行的笑话，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为一般老百姓减压的作用。譬如下面这个笑话：

希特勒参观一个疯人院。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向他行纳粹礼。只有一个人没有向他行礼。

“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向我敬礼?”希特勒咆哮着。

“尊敬的元首，我是个护士，我没疯!”那个人回答说。

到了二战末期，这种段子由公开走向地下，否则一有不慎，就可能出人命。譬如，柏林一个名叫玛丽安·伊莉斯的军需厂女工，就因为一个笑话，而于1944年被纳粹处死。她“创作”的笑话是：

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柏林的广播塔顶上。希特勒说，他想做点让柏林市民开心的事儿。“那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呢?”戈林建议说。

玛丽安当时讲这个笑话时，被一个同事听到，然后密报了纳粹当局。随后，纳粹以“‘通过恶意言论’破坏战争”的罪名，将这个无辜的女工判处死刑。

该书作者是电影导演兼剧作家鲁道夫·赫尔佐格，他说他的本意不是想逗人笑，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纳粹时期的那段历史。而书中那些当代笑话，则是表现当时平民真实感受的好方式。

“这些笑话反映了人们真实的感受快乐和仇恨。它们提供了一个更深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经常忽略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存在，而这些真实是在其他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的。”33岁的赫尔佐格说。他把书名取作“嗨希特勒，猪死了”，取材于另一个有关希特勒的笑话。他说：“政治笑话不是一种反抗形式，而是一个公众怒火的解压阀或灭火器。它们流行于酒吧和大街上，通常会在发牢骚之余让人会心一笑。这很适合死气沉沉的纳粹政权。”

有助于释放怨气

许多德国人痛恨那些在政府和工业部门占据高位的纳粹“肥猫”，但他们又敢怒不敢言，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笑话：

一个纳粹高官造访某工厂，然后问经理他的车间里是否还有社会民主党人。

“是的，80%。”经理回答说。

“你们工厂是否还有天主教中心党成员?”

“是的，20%。”经理回答。

“难道你们这儿就没有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吗?”

“是的，我们现在都是纳粹党人了!”

对一些纳粹高官来说，他们的“空虚”往往会成为笑柄。但赫尔佐格说，这些玩笑对纳粹来说并没有损害，也并不意味着“反抗”。上世纪30年代及随后的二战时期，德国犹太人展现了他们在绝望和恐惧之外的幽默。

“两个犹太人即将被枪决。突然有命令下来说要将他们吊死。于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他们的子弹用光了。’”

类似来自犹太人的幽默，是他们互相鼓励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强烈的求生欲的体现。“即使那些最愤怒的犹太幽默也表达了一种反抗的意志，就像讲笑话的人想说：‘我在笑，那么我还活着。’”赫尔佐格说。

最后，他的书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很清楚纳粹政权的残忍野蛮。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这个国家既没有所谓的“邪恶精神”，也没有被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所催眠。赫尔佐格说，被催眠的人是不会有高明的幽默的。

希特勒没有催眠德国?

因为，“一个人一旦能嘲笑希特勒，他就不会被希特勒所谓的‘超自然的恶魔般的能力’所吸引。”于是，赫尔佐格得出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纳粹的空洞的魔法”，导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说，普通德国人决不是宣传的牺牲品，他们中的许多人看穿了GOEBBEL导演的丑剧。

一个关于DACHAU集中营(1933年建立)的笑话表明，德国人很早就知道：如果不小心说出异见，就会被当局关进集中营。

两个人相遇了。“很高兴看到你又恢复了自由。集中营怎么样?”

“太棒了!早餐在床上吃，还可以选咖啡或巧克力，中午饭有汤肉和甜点。用完咖啡和蛋糕后我们下午就玩游戏。然后睡一会儿，晚饭后我们会看电影。”

听的人很吃惊：“这真是太棒了!我最近跟同样被关过的MEYER聊起来，他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嘛。”

那个人严肃地点点头说：“是啊，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又把他关进去的原因。”

打破禁忌

赫尔佐格的书是最近几年德国在医治战争创伤过程中出现的最新力作。当二战时期的一代逐渐逝去，他们的儿孙及其后辈正在以一个一分为二的视角看待过去，许多禁忌也随之被打破。

2004年，关于希特勒末日的电影《毁灭》(DOWNFALL)展示了这个独裁者的人性一面。今年年初，在德国第一部关于希特勒的喜剧电影上映期间，柏林破天荒挂起了绘有纳粹十字记号的大横幅——所有这些，在几年前的德国还是闻所未闻的。

“新的一代德国人不得不在认真地对待过去的历史。”赫尔佐格说，“许多禁忌都已被打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看到这个政权的荒谬的一面，但不会忘记它邪恶的一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离它太近。”

当年在纳粹取得政权后，德国社会迅速军事化。新的组织不断成立，而且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一套制服。其中一个笑话就说：

未来真正的军队将不得不穿上平民服装，这样他们才能被认出来。

很多德国人发现伸出胳膊行纳粹礼非常荒谬，于是一个马戏团导演，后来证实是社会民主党人(纳粹的反对党)，就训练他的黑猩猩一看见穿制服的就举右手行礼，甚至见到邮差也不忘行礼。

另一个笑话形象地展现了纳粹统治下的生活。

“我爸爸在SA(救世军)，我大哥在SS(纳粹党卫军)，我二哥在HJ(希特勒青年军)，我妈妈是纳粹妇女组织成员，而我在BDM(纳粹少女团)。”

“你们互相见过面吗?”女孩的朋友问道。

“当然了，我们每年在纽伦堡的党代会上见面!”

纳粹于1933年和1934年通过禁令，禁止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但具体在法庭上，往往会给当事人一个警告或罚款了事。当然，那时候反犹太的笑话很受欢迎，这从侧面反映出上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犹太情绪。

自豪和挖苦

上世纪30年代德国重整军备，再加上经济复苏和希特勒最初的几场胜利，给德国人带来了一波民族自豪的浪潮。

“天空变黑意味着什么?天上飞机太多了，鸟类不得不改为步行。”

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经历一战失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之后，一些德国人相信希特勒能恢复德国的荣耀。战争期间，纳粹政权试图通过更多喜剧电影和歌舞表演的方式，来娱乐部队和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下面是一个讽刺意大利军队组织混乱的笑话：

德军总部收到消息，说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已经参战。

“我们得用10个师来对付它!”一个将军说。

“不，他是我们这边的。”另一个将军说。

“哦，这样的话我们得需要20个师。”

当德国败局已定且盟军的轰炸已开始荡平德国城市时，这个国家又开始挖苦了：

“战后你想干什么?”

“我终于可以去度假了，而且要在‘德意志帝国’逛一圈!”

“那你下午还要做什么?”

但是，讲类似的笑话往往会很危险，“失败主义”论调很容易就会让一个人走向死亡。“随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以及盟军开始对德国城市进行第一波轰炸，政治幽默变成了惊恐幽默。

赫尔佐格说，德国的幽默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犹太人的幽默以尖锐著称，但在今天，面对着广博的犹太文化，我们却失掉了它。”

【张成龙荐自《新民周刊》2006年第44期】

世态素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某君365天

一杯浓茶品不完

一张报纸最耐看

东长西短聊得欢

天昏地暗若等闲

争名夺利费心机

钩心斗角不一般

无所事事一天天

混天聊日又一年

三百六十零五天

劳民伤财荒废完

年末总结定乾坤

妙笔生花好感人

任劳任怨乐奉献

起早贪黑都上班

克己奉公有功劳

团结同志风格高

好事成筐数不清

风流人物我英雄

争先恐后抢先进

荣誉称号来镀金

某领导素描

发号施令真老道

嘴上功夫莫小瞧

发展经济形式化

弄虚作假真不差

长篇大论伴会议

慷慨激昂诉衷肠

讲起方法一套套

说起措施有丁卯

工作尽开空头票

政绩都在纸上描

遇事推诿又扯皮

百姓疾苦从不理

公费旅游是考察

公款吃喝最潇洒

深入基层有办法

走遍海角和天涯

为官一年未造福

哪如回家买红薯

某企业观相

以人为本挂在墙

诚信立企口号响

衣食父母是客户

发展依靠是员工

谁知说做两张皮

言行不一耍诡计

制假造假减工料

企业员工成奴隶

草菅人命坑顾客

蔑视法律整员工

国有资产渐萎缩

领导快速肥自己

吃光分净不稀奇

摇身一变成私企

员工敢怒不敢言

忍辱负重每一天

呼唤法律金箍棒

治贪惩恶顺民意

某街头录相

路边水果小贩

突遇综合执法

马上收摊逃避

果然速度慢了

掀翻人力三轮

一顿恐吓臭骂

谁知争辩一句

引火烧身成真

瓜果踩成稀巴

车子不经一砸

严重警告老头

不听对你重罚

若不赶快离开

立即把你抓了

全家殷切希望

转瞬之间没了

只好自认倒霉

唉声叹气回家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2月3日】

某官“头”的罗列　作者：熊健荪

八面方圆使劲头，终于混个小头头。

小头不满思大头，顾了这头抓那头。

上司光临尽点头，下级面前高昂头。

买官卖官搞多头，承诺兑现尽空头。

豪言壮语挂口头，面对困难又缩头。

利益分配盼甜头，挑精拣肥避苦头。

捞取资本强带头，媒体宣传出风头。

形象工程抢镜头，为民忘在脑后头。

哗众取宠摆噱头，群众谁见谁摇头。

行贿受贿在手头，违法乱纪昏了头。

群众举报皱眉头，东窗事发汗满头。

一纸判决低下头，字字句句敲心头。

警笛囚车响街头，高墙铁窗无尽头。

【薛桂坤荐自《党建文汇》2006年11月上】

不孕的桃花等　作者：刘　征

前奏曲

彩云天，桃花地。蜜蜂嗡，蝴蝶飞。把山村盖上几床绣花被，把山坡装成几处锦绣堆，把小河变成落英缤纷的桃花水，把姑娘变成簪花满头的桃花妹，把老爷爷乐得年轻三十岁。笑呵呵，全村老幼欢天喜地。

桃园惊梦

小山村，转运气，山坡上开桃园，盼到三年结果期。说不尽投资剜却心头肉，说不尽一把汗水一把泪，说不尽跋山涉水学科技，说不尽治虫防旱跑断腿。梦儿里花开了花谢了，缀满枝头果儿肥。梦儿里桃子熟了，果香飘十里。梦儿里签订单，忙送货，梦儿里眼看着腰包鼓胀起。哎呀呀，不料想晴天霹雳，好梦成灰！

不孕的桃花

花开了，花谢了，绿叶满枝条。问桃儿结了多少？拨开绿叶仔细瞧，怪道，一个毛桃也找不到。莫不是神偷鬼盗，或不然一夜狂风扫？只落得，竹篮打水剩空篮，水中捞月空欢笑。山妹子紧锁眉梢，小伙子哇哇直叫，老大娘唉声叹气，村干部急把病根找。专家来察看，梦也没想到：原来是骗子在捣鬼，用不结果的桃树苗偷换了王母宴上的大蟠桃。

斥骗

气煞陶潜，才要记桃花源，却爆出个轰雷上笔端。来呀，沸扬扬，舆论谠言，红彤彤领导批件，沉甸甸道德之鞭，明晃晃法律之剑，忽隆隆怒浪排山，哗啦啦霹天立闪，蝴蝶翅膀扇风暴，蜜蜂毒刺万万千，来呀来，一齐来！一齐扑向那欺农诈农坑农害农、丧尽天良的黑心骗！

【杨孔翔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8日】

颠倒的镜头　作者：王嘉礼

女人变得有几分猛男派头，

男人出息得比伊人温柔。

孙子宠得像爷爷，

爷爷是孙子的奴仆。

排着队往银行里存款，

愣说现在不如吃大锅饭的时候。

领着孩子天天“照顾”父母，

其实这三口子是啃老一族。

有不少楼房空着没人住，

有许多人挤着住不上楼。

公交车上坐着的年轻人都在养神，

惟有一位老人家站着晃悠。

拿电视剧当猪肉往里注水，

把新闻鼓捣成小说瞎编虚构。

颠倒是不和谐音符，

这里面有没有您的镜头？

【潇风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1月30日】

老百姓心目中的和谐社会　作者：自　群

住房买得起，生病看得起；

上学供得起，老了养得起；

就业无难题，安全没问题；

物质挺丰富，精神乐无比；

办事按程序，无须拉关系；

人人讲诚信，个个懂礼仪；

公检法办案，公正又合理；

官员不腐败，为民谋利益；

人类与自然，相处很亲密；

和谐社会好，暖到咱心里！

【蓝光清荐自《文化快报》2006年11月24日】

丘吉尔请叶延滨替他向元首们说的几句话　作者：叶延滨

昨日夜读二战史，梦中丘吉尔对我说，听说你喜欢我，那么这几句话你替我向正在当元首的人说吧……

不要为自己树什么雕像

雕像也是一类

种下也会收割的庄稼——

你亲自看到雕像树起来

一般地讲，你的儿子会看它倒下……

不要对年轻人说年轻多好

也不要说什么前程远大的废话

他们爬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会对下一拨年轻人

发放不用兑现的幸福支票……

多向你周围的人真心地弯下腰

你看，在爷爷和孙子发生争吵时——

弯腰的总是爷爷而且还说

“是爷爷不对，爷爷向你道歉！”

而无理的孙子总是挺胸昂首像个公鸡……

不要害怕垃圾箱和废纸篓

它们存在证明生活正常进行——

不要希望人们给你的只是掌声和鲜花

只在躺进了坟墓里的人

才有权利要求只接收鲜花和赞颂……

【潇风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2月5日】

雨丝风片　作者：邹海鹏

□世间若有后悔药买的话，必定供不应求。

□上帝只活在他的信徒当中。

□生气时说的话，冷静时自己也感到惊讶。

□伟大的人物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爱，不应只是一个字，而应是一种行动。

□废物，那只是被放错了地方的东西而已。

□原想擦去白纸上的一滴墨水，结果弄脏了整张白纸。

□贪婪像辆受惊失控的马车，驮着人驶向灭亡。

□借口是个很好找的朋友，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它。

□道歉其实并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收获。

【刘德民荐自《家庭百科报》】

大学里要做的２０件事　作者：薛　涌

《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一条新闻，综述了许多专家给大学新生的建议，题目叫《为了找到好工作现在要做的20件事》。不妨边抄录边评论，看看美国大学教育的理念和我们是怎么不同。

1、走出图书馆。你可以拿到学位，有很高的平均分，但仍然没有为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大学是4年人生经验，不是120个学分。在美国的大学，课外活动常常和功课一样重要。

2、在你的宿舍里开始做生意。记住，雅虎、Google都会争先恐后地买你弄出来的网站。这也许是和中国大学最不同的。

3、别债务缠身。在普通的州立大学和名牌但昂贵的私立大学之间，最好选择前者。因为目前州立大学质量很好。从个人前途上看，无债一身轻比花钱买个名牌要有利得多。

4、积极参加校园的活动。比如有个二年级的学生去年给新生当校园导游，今年成了导游部的主任。通过这种活动，她学会了怎么理解、帮助别人和别人沟通。这在美国文化中，是所谓“领袖素质”的基础，找工作时会让别人另眼相看。

5、不要读文科博士，除非你离了学术不能活。美国的文科博士，培养出来只能去大学教书，除此之外几乎别无出路。我写博士论文时叫苦：“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出租车司机。”同事听了笑着说：“你知道吗?那些出租车司机，很多人有博士学位。”

6、别上法学院。前几天看报道，纽约律师事务所的起薪已经涨到14万多美元，难怪法学院挤破门。但律师总是代表别人去争利，压力奇大，律师自杀成为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原因。

7、参加体育运动。调查表明，大学从事体育的人，毕业后比那些不沾体育的同学明显收入高。美国人从事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而且是在培养竞争的才能和领袖素质。

8、别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9、干一些你并不擅长的新事物。你对自己未必了解，所以请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敢和现在的大学生打赌，你们中许多人，20年后会生活在自己完全没有设想过的现实中。

10、以自己为中心来定义成功，别以外在的东西(比如金钱)来定义成功。

11、好工作要自己去找，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

12、选修关于“幸福”的心理课程。在哈佛，这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

15、上表演课。美国社会整个就是个舞台，从教授、政治家、企业总裁，到律师、将军、记者，不会表演就很难出头。

14、学会赞美别人。在生活中，既要当好演员，也要当好观众。

15、使用职业咨询服务机构。美国大学一个重要部门就是求职咨询机构。专业人员帮助你分析自己的长短，以及就业市场，帮助你准备面试，修改申请信。

16、被拒后应该坦然以对。我有一位朋友，当年没有考上清华，后来对我说：高考给人一种自卑心理。因为清华那个分数，我发挥多好也到不了，所以，见了清华的学生就自觉低人一头。其实，他事业远比许多清华学生成功。一句话，要自己定义自己，不要用外在指标定义自己。

17、从上一点延伸下来，就是要傲视名校，别觉得上了哈佛有多么了不起。

18、不要过分追求完美，不要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

19、要靠打工读完大学，积累工作经验。

20、把你的目标列成表，因为你没有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这20件事就是一张表，凝聚着许多在哈佛等校长期执教的教授的经验。这20件事，没有谈课堂，没有谈读书。其实，美国学生阅读量很大。但是，上课读书，只是大学生活的一角。大学生从走进校门那一天起，就要想到并且不断练习怎么走出来。我并不认为美国这一套完全都好，但是，对比一下，总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在大学应该干什么。

【云飘荐自《新京报》2006年11月28日】

字中的机智　作者：余惕君

钞“钞”票的“钞”，是“金”“少”。

钞用纸做没有含金量，因此也叫“钞票”；如果是金多，那就不是“票”，而是“条”，叫“金条”。

钞票是一张纸，但就是这薄薄一张纸，折射人间多少世态炎凉，导致人世多少悲欢离合。

真是：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钞票”忘不了。

炒热“炒”的“炒”，是“火”“少”，“火”多，那就成了“爆”。

生活中有不少商业炒作是用大火恶炒、爆炒。多炒还真能成热点，但恶炒、爆炒就炒成了焦点，一成“焦点新闻”，就可能被曝光。

烟“火”与“因”。

“因”“火”而起，无“火”不成“烟”。

气得七窍冒烟，那也是因为怒火中烧。

臭“自”“大”多—点。

人要有自信，但不要自大。

不要学鹅，鹅眼看起来，人都比它小，那是过低地估计了别人。

其实，自大之人只是自以为大，你的能耐究竟有多大，要由别人来评判。而且，因为你太“大”，因此就装不进别人的眼里，别人自然也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赌“贝”与“者”。“贝”者，钱也。

赌来赌去，就是为了一个字：钱。

一语道破天机。

夯“大”与“力”。

“夯”实根基，一定要出大力。

无论是造房子、搞学问，还是做人。

合“人”、“一”、“口”。

人生如一本账，既要算自己的账，也要算别人的账。诚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言：“要上半夜想想别人，下半夜想想自己。”如果下半夜睡着了呢?那就多想想别人吧。

人都是自私的，别人为什么要满足你，因为你先满足了他，正如你的到鱼，是因为鱼先吃了你下的饵。每个人利益的满足都是建立在别人利益满足的基础上的。传说地狱里的鬼个个面黄肌瘦，天堂里的神仙个个白白胖胖，吃的东西者一样，用的工具也一样，一把长勺。但吃的方法不一样，地狱里的鬼自私，只顾自己吃，但手臂短、勺太长，吃不到；天堂里的神仙互助，相互喂着吃，大家都有吃，因此个个白白胖胖。

贺“加”和“贝”。

“贝”就是“钱”。“加”“贝”就是涨工资、发奖金，那当然是可喜可“贺”。

睡“目”“垂”，垂目而睡。

庙里的菩萨个个低眉垂目，但那不是“睡觉”而是“目”“垂”“觉”(觉悟之“觉”)。

抱“手”与“包”，用手包。

对朋友要友善，拥抱朋友，你才会从朋友处得到关爱和帮助；对生活要热爱，拥抱生活，笑迎每一个日出，才能使阳光充满你每一天的心灵。

【倪早菊荐自《上海新书报》2006年12月2日】

2007年第3期

行政语言的中国特色　作者：李　彬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其计划经济色彩还相当浓，存在不少与市场经济和依法行政理念不相称、甚至相悖的地方。下列８个方面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值得各层级政府反思。

要原则，还是要灵活？

《现代汉语词典》上，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指总的方面，大体上。”试问如何解读“市政府会议原则通过”？“原则通过”就是指总的方面通过，大体上通过。既然原则同意，那么至少还存在一些细节上值得修改的地方。那为什么不等把这些细节修改完善后再全部通过呢？

又如：“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获得原则通过后，鉴于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修建的标准应因地制宜，适当灵活掌握。”既原则通过，又要求灵活掌握，那通过有什么用？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特色”。在各层级政府中，有多少文件是原则上通过的，又有多少决定是原则上通过的，那么如何执行呢？这就要求行政主体把握灵活性了。那么如何把握呢？这就决定于行政主体的思想修养和政策水平。

要批示，还是要法规？

批示的效力是很大的，这无需赘言。在现实中，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靠什么途径解决呢？往往是批示推动执法。这个程序常常是：先由媒体报道，然后是某某领导批示，最后由执法机关解决问题。可见，法律的执行不是自动的，是靠媒体的报道，尤其是领导的批示，最终才促使执法机关启动执法程序。批示的效力由此可见一斑。

行政文件的效力很多时候也比法规大。用政府的文件保障法规的贯彻落实，是当前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人们会问：文件大还是法规制度大？这和问“按照批示办还是依法办”没有两样。尽管加入ＷＴＯ和《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级政府审查并废除了大量不符规范的红头文件，但不可否认，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还有相当多的红头文件“霸王条款”。在一些行政执法行为中，这类红头文件甚至还享有特别的“司法豁免权”，依法行政仍然要让位于依文件行政。

要真话，还是要废话？

文山会海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是，细细品味一下会议的语言，你会更加感慨万千。

会议主持人的陈词滥调。一是各类会议开始时“亲自”泛滥成灾，如：今天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会议，某某领导亲自讲话，某某领导由于有外事活动不能亲自出席等等。二是多余的总结：简述前面发言内容，惟恐听众没有听懂，最后提出落实要求。往往是前面的领导讲完，后面的领导还要“我再强调几点”。

充斥“正确的废话和空话”的领导讲话。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就有敢言之士针对风靡全国的空话、套话、大话，态度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正确的废话”的主张。直到今天，会议上的废话、套话仍声声入耳，领导讲话中处处充斥着正确而无用的语言，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如总结成绩总离不开说“在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的带领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之类的话。类似这样的表述太多了，但是大家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要有关，还是要无关？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根据有关法规制定”等等，大量存在于领导讲话和文件中。如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拆迁、征地补偿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某地政府为此出台的文件中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没有规定的，适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规定。

我们不禁要问，假如你的地被征了，你知道这“国家有关规定”是什么规定吗？你去哪里找国家有关规定？解释权还是在执行机关。广义上说，国家规定应当包括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等，但在老百姓看来，“国家有关规定”就是红头文件，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根据的是哪一项规定呢？

要缺点，还是要优点？

细细琢磨领导的年终或考核总结中的缺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其缺点多为虚化、空泛的东西，如：政治学习不够，业务学习抓得不紧，下基层调研不够等等。乍—看，是缺点，再—听，缺点似乎也是优点，如：对人批评不留情面，有时做事太过认真，不太善于团结女同志。这是多好的领导啊！这是多么坚持原则的同志啊！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部下们发现，领导就是领导，缺点也属于“更高”层次的缺点，如某领导这样总结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学习不够系统。尽管一贯注重学习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理论学习，但有时由于工作忙而对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不够。二是有的工作发展不够平衡。由于改革涉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推动起来难度较大，有些改革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有一些薄弱环节还没有很好解决。三是对基层工作的指导不够。”你说他讲的是假话吗？那这假话不真吗？

记得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明同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很难听到真话，主要表现为讲成绩多、问题少，一些人即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也当作成绩讲。要知道，中央巡视组巡视的对象是省部级干部，那基层干部会怎样说话呢？但是不少干部反映，如果你的考核中写实了一个缺点，那有时这个小缺点可能会成为致命的缺点，特别是在讨论干部人事的时候，这平时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缺点也许会成为阻碍你升迁的借口。

要老板，还是要同志？

同志还是老板？这是个问题。有人说，这是个“老板”的世界。似乎不假，商界到处是“老板”声，而政界的“老板”声也此起彼伏。商界本来就称呼老板，这本来就很正常，而在政府部门，称呼“一把手”为“老板”，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同志”曾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而现在似乎已经遥远了。

我的一位在基层担任书记的朋友到老区去扶贫，在参观一贫困村时一位老大娘问他：同志是从哪来的？听惯“老板”称呼的他一时感慨万千，心灵深处受到很大的震荡。但不得不承认，当前称呼“一把手”为“老板”在党政部门已经普遍得使不这样称呼的人感到自己“庸俗”了。“老板”本来相对于“打工仔”，反映更多的似乎是雇佣和经济依附关系。难怪老百姓很反感，领导怎么就成了老板，因为老板在很多老百姓眼中是靠剥削工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要宣传，还是要战争？

这类语言常见于领导讲话或者是宣传语言中，特别是在组织完成上级部署的突击性任务或行动之时，命令的成分很重，火药味很浓，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如某自治区下发了区领导的《全区动员，全民参与——打一场广泛深入持久的禁毒人民战争》的报告，该报告要求全力以赴，组织开展“五大战役”。又如某地文件《群防群挖，打一场防治疫病的战争》，要求各职能部门要通力协作，制定相关计划，全员发动，打一场歼灭战。

“战争式”语言表现在宣传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计生宣传。计划生育是国策，各地都把宣传工作做在前面，抓得很紧。如苏北一些地方的宣传车上有这样的标语：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个人头；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个。

要动手，还是要动口？

语言是一回事，而行为又是一回事。老百姓反映，地方贯彻中央最快的行动体现在语言上，即落实在口头上。这不，中央作出了某个决定，提出了某个目标，地方领导马上就落实在报纸上、电视上、文件上。比如搞市场经济，必须在各方面与国际惯例相适应，于是，“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马上成了各地政府挂在嘴边的语言，但一边是国际惯例，一边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我行我素。

又如每当节日来临，党委、政府下发文件，语言义正词严，三令五申，满是“不准”、“严禁”之类的字眼。文件发了就发了，语言表达也到位了，至于能否起作用就不深究了。事实上，当前以文件贯彻文件，以语言粉饰行动，已是各层级政府的普遍做法。

老百姓还反映，当前领导的“口头责任”是粉饰性语言的又—个典型表现。如当前各地安全事故不少，事后总会有领导出来说，事故的发生我有责任，负领导责任。听起来，这位领导还是负责任的领导，但老百姓看得明白，这“口头责任”没有实质意义，说过就过去了，该升迁还是升迁。什么是领导责任？道义上的责任，还是政治责任，抑或是其他方面的责任？目前似乎还没看到有哪份文件对此作出解释。

总之，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行政，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使用问题，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文风”问题，实质上它反映的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大问题。

【牟大裕荐自《廉政瞭望》2006年第12期】

群众议贪官　八九不离十！　作者：李德民

谁是清官，谁是贪官，谁将来是什么结局，人民群众心知肚明，在下面多有议论，说得往往八九不离十。对河南省原人大副主任王有杰的腐败行为和可耻下场，在他当漯河市委书记时，当地群众早有议论：“他早晚要出事！”

虽说他在漯河没有出事，后来当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时也没出事，但恶有恶报，到了他当省人大副主任时终于出事了，先被“双规”，后被移送司法机关。事实表明，当年群众的议论并非捕风捉影，预言也很准确。落马之后，他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日前在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法院受审，他涉案1500多万元。

像王有杰这样的贪官包括正在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准贪官”，虽说善于伪装，善于“做秀”，但在人民群众面前不可能不露马脚，原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的一身名牌，曾引发新闻记者的议论：“他有这个消费能力吗？”原郴州市那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副市长雷渊利，群众议论“他早就没有共产党干部的味道了！”

日前，中央决定免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职务并立案检查，也是根据举报和巡视工作中发现了他有严重违纪行为。从这种意义上看，贪官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在众说纷纭之中，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百姓辨忠奸、识真伪，一眼就看得穿的，也要指指点点议论一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化大革命”时，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妄图用“追查政治谣言”、“抓反革命”的专政手段堵老百姓的嘴，封锁反对“四人帮”的强烈呼声，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谁还有本事堵得住老百姓的嘴？老百姓不但在下面大胆议论，还积极向上面直至中央举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不少贪官正是栽在老百姓手里。为什么有些贪官不怕上级，但怕下级特别怕老百姓？因为，有的上级被他们糊弄往了，被他们“买”了，而老百姓是糊弄不了，更是“买”不了的。

按说，既然群众有纷纷议论，有关领导包括组织、纪检部门的领导对王有杰、慕绥新、雷渊利等贪官就要打个大大的“？”了，可是，他们仍旧“带病工作”甚至“带病升迁”，而且他们所带之“病”并非头痛脑热的“小毛病”，而是病入膏肓，是“顽症”、“绝症”。若要追究用人之责，似乎谁都可以推个一干二净，打板子还不知该打到谁的屁股上，谁都可以找到逃避责任的一大堆“理由”。

依笔者看，“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些贪官都是经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并经上级领导集体研究批准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单说群众推荐，恐怕未必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只是有选择地听了少数“群众”隐恶扬善、涂脂抹粉有利于贪官的偏见，这样的“群众推荐”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坦率地说，这是某些领导的推荐。

另一个“理由”是，人变坏有个过程，当年他们并不是贪官，甚至还是德才兼备的好官。确实有这种情况，有些官是后来才变坏的，但有些人本来就坏，骨子里就坏，而且越坏越升官，官越大干的坏事越大，捞的赃款越多。好官是怎样变成贪官的？贪官是怎样当上并步步高升的？应该查查其中的原因，包括失察、失职的责任。

群众眼睛雪亮，群众实事求是。事实表明，凡是被群众指指点点的官，一般是贪官，也是早晚要被“拿下”的官。所以，在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中，强调发扬民主，强调群众拥护。这方面有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王有杰案敲响了又一记警钟！

【韩玉乐荐自《家庭百科报》2006年12月29日】

看中公务员什么　作者：闵良臣

公务员是干什么的？按照马克思的话说，也就是“人民公仆”！做个社会大众的仆人，不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也一定应该是忙里忙外、忙上忙下，对“主人”们笑脸相迎要有求必应要殷勤侍候——你说这有什么可争抢的呢？难道说现在真的已经到了“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美好时代了吗？不说打死我都不会承认的话，反正怎么看，眼下的情形还不大像。

可毕竟现实是无情的。近年来，一个内地公务员的岗位能让几百个怀揣着高学历者竞争的报道，已在报端上屡见不鲜。到了2006年10月，不想，这方面的数字又攀“新高”，中央政府某个部门只有两个“空缺”，却有近万人报名。近万人竞争两个岗位，这对外国人而言，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就是对我们来说，也称得上是亘古奇闻吧。或有人说，大家竞争不好吗，总比过去只要有个管用的爹娘，不用竞争就直接跑到那令人艳羡的岗位上去要进步吧。话是这么说，可这几千人争一个“仆人”的岗位，总让人觉得有点“那个”——哪里个呢？不正常。不然，同样也称作“公务员”的有些岗位，又为何报名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呢？

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有心人自可去探个究竟，这里咱还是只说咱的。

读者诸公大概已经看出，上面说公务员是“公仆”，很有点“油嘴滑舌”的意味。因为一来那是革命领袖的理想，二来也有着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老实一点，用农民的话说，那就是：当干部。这几天中午看央视火爆节目《百家讲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正在那讲公元前的一位大名人：吕不韦。此人颇有心机，两千多年前就明白，经商只能挣钱只能致富，却未必能受人尊敬。而从政就不一样，既可有钱还能受人拥戴。故此人在经商挣了钱之后，就去大搞经济贿赂，进行“政治投资”了。

所谓公务员，说好听点，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说白了，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办事员，原本也只是一个“差事”，一个饭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现在社会上只要你看到某种差事，吸引着一些“年轻有为”的人趋之若鹜、有不少高知人才也争抢着去做，就应该想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肯定是个不坏的差事不坏的“饭碗”，或说那差事那饭碗中一定有什么“甜头”、“油水”。

如此说来，做公务员有什么”甜头”、”油水”？一些人又看中了它什么？

企业下岗，不是一个新名词了，内地因企业下岗而失业的现象已很普遍，而失业人口的数字更是令一些有责任感的政府官员头疼。可与企业相比，政府公务员就优越得多。虽然也有微乎其微（与企业下岗人员的数字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下岗”人员，好像因犯了什么“纪”或违了什么“规”，没有听说哪里里有一批公务员工作做得如何优秀，却让他们下了岗。而企业就不是这样，有些人兢兢业业干了大半辈子，简直就是以所在的企业为家，结果呢，不是因市场经济“无情”就是因那什么“当家人”管理不善，厂子垮了；厂子垮了，饭碗也就没了。对于有些企业的职工来说，你干得再好，只要那个别当家人“干坏”，你还是要下岗，你还是没有饭吃。有时简直就可以说，一个厂子的人干得再好，只要“当家人”心怀鬼胎，喜欢化公为私，同样还是会砸掉大家的饭碗。这样的事，政府部门有吗？我们听说政府中有哪里个部门因市场经济无情或因“一把手”管理不善而这个部门也垮了的事吗？既然“部门”没有垮，“衙门”还在，这公务员“只要好好干”，绝无下岗待业之忧。

仅上面说的这一点，在今天来讲，就已经是天大的诱惑。而况，当上了有些部门的公务员，还有着万千“主人”简直没法比的甚多“好处”哩。这些人享受着不大不小的特权不说，甚至一当上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公务员，还会一夜之间从原来的“弱势群体”而一跃为“强势群体”，并且紧跟着也就又有了“随意执法”、“粗暴执法”、“以言代法”的资格，有了“吃拿卡要”的资格，有了让别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资格。别看这些“资格”考证起来都是“伪资格”，可对有些人来讲，那“感觉”可是好得很哩。近来媒体上又刊出统计数字，说是仅2004年一年，政府公务员公款吃喝消费就达3700亿元。3700亿啊，你把这事说给一个普通纳税人听，我想他就是再怎么用劲想，大约也还是想不出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

当上公务员有如此多好处，你叫人们又如何能不奋勇拚搏、去争抢呢？

公开的秘密　作者：廖保平

公开了就不成其为秘密，既是秘密则尚未公开，“公开的秘密”是个病句。但这个病句在中国却十分健康地存活滋长着，说者和听者都不以为然，甚至以能够有点“公开的秘密”为自豪。

外国人不懂，觉得纳闷。一个留学生曾跟我说，你们中国人的思维是混乱的、荒唐的，公开就是公开，秘密就是秘密，不可以混在一起的。我懒得跟他争论，他太小瞧了中国人的智商，难道中国人连公开与秘密的道理都不懂？不是的，不是国人的脑子有多混乱，有多荒唐，而是有些事情非如此表达不准确，非如此表达不形象，非如此表达不到位，非如此表达不行。因此，与其说讲这话的人思维混乱荒唐，不如说这话反映的事情混乱荒唐。比如医生开药拿回扣、公开招标搞内定、考分不够送赞助、干部调整跑关系……当事人做这些事时绝不会主动公开，是为秘密，事实上又人人皆知，是为公开，它把矛盾的对立面集于一身，不好说它是秘密还是公开，矛盾地概括为“公开的秘密”最好。

老外不懂这话实属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那里，开药就开药，招标就招标，公事公办，大抵不存在医生开药还拿回扣，公开招标还搞内定的事。如果有人走旁门左道，没准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有那心思去“秘密活动”，还不如正面强攻的好。这样，就公开得很。又或者说当事人确有私底下的交易，但极其隐蔽，绝对保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然就是货真价实的秘密。当然，如果被揭发出来，就成了公开，没有中间地带，不会弄个“公开的秘密”这样的夹生饭来。

在中国就不太一样了，“公开”也不是没有，但“公开”总是办不成或是办不好事，而“秘密”却容易办事且办得漂亮。为了好办事、办好事，就得“秘密”一下。你“秘密”一下，他也跟着“秘密”一下，“秘密”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想要藏着掖着怎么可能！

公开的秘密看似半开半闭，但绝不同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笔下的情形是羞答答的，又不想让你看见，又有点想让你看见，那半遮主要是诱你看个全面，或者说半遮，是为了下一步露出真面目，说到底是一种吊胃口的把戏。但是“公开的秘密”不是，当事人是不愿意主动露真面的，哪怕是半遮半掩也不愿意，最好是让你觉得他跟你毫无区别，有点像人家南宗派的修炼，讲究“大隐隐于市”。

那么，既要死死地严守秘密，却被人看得一清二白，终究是属于秘密曝光，为何还要叫作“公开的秘密”呢？细想，也有道理，这种秘密看似公开了，其实不然。因为观者虽然心明肚知，却装痴卖傻，作并不清楚状。有时只是打哈哈，哦啊嗯唉一番，就是不捅破那一层纸。于是乎，这秘密虽然明了得很，却被故意地罩一层朦胧和神秘来，也就不那么透明了。

观者何以就不一个指头捅破那层纸呢？因为观者说不准也是某个秘密的交易者呢，他揭别人的底，等于揭自己的底，何苦！由是我们会发现，少有人站出来揭发“公开的秘密”，彼此保持一种暧昧的默契。那些敢于把“公开的秘密”揭发出来的，往往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秘密”一下的人，他们就成了那个说皇帝光着屁股的孩子，但是他们往往又“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他们既然没有“秘密”过，对于“秘密”只能道听途说；又因为没有能力“秘密”，属于没有话语权的一族。

估计说这些，即便不是“说了等于白说”，也会被斥为“出卖”。作为混在媒体的人，也有自己的“秘密”，比如采访拿红包，比如广告做得像新闻，新闻做得像广告，不都是“公开的秘密”吗？

【杨孔翔荐自《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月5日／蒋跃新图《“款款”而来》】

怎一个“化”字了得　作者：曹友琴

虽然一生在同文字打交道，至今我也吃不透“化”这个字的意思，可它大概又是我一生中听到和看到最频繁的一个字。其中酸甜苦辣，百味俱全，也一时说不清。

最早生根在我头脑里的“化”，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学校老师传授“共产主义”知识的时候，给我们那些同学少年培植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具体形象就是“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榜样就是苏联老大哥。

以后，社会就“化”得天翻地覆了。先是“合作化”，马上又是“公社化”。接着吃饭是砸了一家一户小锅小灶的“食堂化”，都到公共食堂去喝大锅汤；统一行动听指挥的“军事化”，没日没夜干活；挖河挖沟的“水利化”，今天挖了明天填。

到了“文革”，就有无处不在的“革命化”。人的“神化”更是登峰造极。一个“化”字“化”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直“化”得昏天黑地。老百姓穿衣也“化”成了一律的“灰蚂蚁、蓝蚂蚁”，一种色彩；讲话，张口必“最高指示”，“化”成一种思维；唱歌，开口就是“造反有理”，“化”成硝烟弥漫的武斗；跳舞，全民齐跳“忠字舞”，“化”成一种手势和表情；演戏，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化”成一个版本；就是吃饭前不念一段“语录”，不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也别想进餐厅。更有那么多人“化”进了牛棚，“化”成了牛鬼蛇神，“化”作无数冤魂躲到地下去哭泣。国家也“化”到崩溃的边缘。

“化”，真有着无穷的威力，谁也不敢逆“化”而动，尽管老百姓被“化”得吃尽了苦头。如果你不想被戴上一顶什么帽子遭受斗争、打倒的话，就得着跟着“化”。

如此之“化”的深化，最后把一切都“化”成了“概念化”、“庸俗化”，“化”成了空话、套话、大话、废话，直到今天依然一不在意就会碰上“化”的影子。

改革开放，邓小平登高一呼，废止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力，一心向现代化迈进，这才让人尝到“化”字的甜头，迎来神州大地勃勃生机。然而，传统之“化”的阴云并不因此而随之消散，当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便有人祭起“资本主义化”、“异化”、“蜕化”之类的帽子来吓唬我们。可见，极“左”时代的“化”字，阴魂是不易轻易散去的。

在现代化建设中，那个被扭曲的“化”字依旧不时出来表演。大拆古城建高楼，就是“城市现代化”；一窝蜂搞开发区，就是实现“工业化”；图热闹，搞“群众运动”，就自谓“群众化和民主化”；在荒山上涂上绿漆，就宣称实现了“绿化”；教育乱收费收得百姓怨声载道，就是实现了“教育产业化”；医药乱涨价，就宣称是“市场化”；一些干部转眼之间全都有了硕士、博士文凭，就是实现了“干部知识化”。“政绩工程”、“脸面工程”，大做“表面化”文章；独断专行——自称强化“一元化”领导。于是有人把什么都能拿出来出卖了，买卖权力，出卖灵魂……一个“化”字，实在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无奈和悲哀。

“化”字本无邪。邪恶之“化”，一窝蜂之“化”，赶时髦之“化”，急功近利之“化”，非“化”之邪，乃人之邪，准确地说，乃人务虚之邪——还是踏踏实实干一番事业吧。

【李学敏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1月5日】

中国政治生态面面观　作者：朱蓬蓬

2006年12月6日，流沙在《今晚报》写了一个故事说，在西部某县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电子显示屏上，打着这样一段文字：“热烈欢迎某局长从上海考察归来，并祝某局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依笔者看，欢迎局长，虽然有拍马之嫌，却也反映了当今“和谐”的潮流。见仁见智，说好说孬，任君评议，而且，民意思想活跃，似乎也无关大局。但流沙先生说：“一个县的局长，竟然可以得到如此礼遇，这不由得令人担心这里的政治生态。”

什么叫“政治生态”？笔者理解不透，但仅从字面看，大概是政治生存的状态。如果依此思想的脉络考察，我们竟可以在同一张文摘报纸上发现许多非常有趣的政治生态。

——末代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在出版时，被删除了16万字。其中包括溥仪将婉容私生子扔进锅炉烧化等等。现在，群众出版社将在元旦期间重新出版该书。此乃当时的政治生态与现今的政治生态略有微妙的区别。

——《中国青年报》发表高山的文章说，山西吕梁假记者横行，敲诈勒索，100天内查获80名。其实，假记者的背后都有真记者支持。记者站下再设记者站，记者站又招假记者，当假记者被移送司法机关时，44名假记者都有真的记者证。哇！新闻事业闹到如此地步，已经不仅是新闻生态，而是政治生态了。

——北京佟喜跑运输的车坏在了路上，被拖车公司拖到了停车场，收费1.4万元。他那辆小货车是2万元买来的，要这么多拖车费，不如干脆“打劫”。但北京交管局的说法是依照惯例；物价局的说法是收费由企业自定。12月10日《广州日报》提问：“如此天价拖车费的依据是什么？”看来，本来的经济问题，涉及到政府部门，也已经是政治生态问题了。

——《瞭望》2006年第50期发表李松的文章，质疑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电力等央企的“盛宴”。文中说，这些央企亏了要国家补，赚了由自己用，老总的收入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一些单位职工为报销任务犯愁。每月1500元的超市购物还好办，但家里没有小车，每月1000元的汽车油票到哪里去弄呢？当大批失业者在寻找饭碗时，国企是政府企业，反差太大，不能不说是政治生态之不平衡了。至于改革中造成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是一种险情。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在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学校要像学校，而不是像宾馆。校长要像校长，而不是像老板。”教育生态实际上关系到下一代，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而当温家宝焦虑中国产生大师的事情时，众多专家学者答非所问，莫名其妙，但德国波恩大学顾宾教授却一语道破，中国难出大师是因为人不对，环境不对。怎么不对？顾宾写了一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他的所有中国朋友看了后，都说是垃圾，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局面令他吃惊。

——据报道，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收回行使死刑核准权。慎重和严格使用死刑这很正常，无可非议。但有权威人士指出：“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也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但结果是，我们曾经历了许多滥杀、冤杀、误杀、错杀、逼杀、斗杀以及自杀的种种情景。现在，在一些著名的法学家眼里，“保留死刑”与“严格控制死刑”，在法理上并不冲突。老百姓不懂法理，但既然有了法律，是法治国家。那么，犯了罪该杀的就要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怎么可以用“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的模糊语言呢？是依人的意志呢？还是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废除死刑，对罪犯进行终身监禁改造，但不能在有法律条文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废除死刑后如有特殊需要，也可以组织特别法庭，判“四人帮”就是例子。

中国现时代的种种政治生态，是比较活跃的，议论纷纷是好事。但有人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侏儒的发育，不利于巨人的成长。

但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首先让我们的政治生态多一份舒畅，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真实，少一份虚假；多一份快乐，少一份悲苦；多一份透明，少一份糊涂；多一份自主，少一份逐流；多一份独立，少一份奴性。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2月20日／李二保图】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一、中国一年花费于吃喝的公款有多少？说不清。报上有的说一千亿，有的说两千亿，也有说三千亿，还有更多的。其说不一，可见未有精确统计，不便援引。但政府并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只好姑妄听之。大道不畅，小道飞扬，这是规律。如果国家统计局能每年公布一次全国政府部门的接待费用，以正视听，或许就不会言人人殊了。

二、但这恐怕难于做到。因为这本是一笔糊涂账。公款开支于吃喝的，或许是出自别的账项，而有办法的官员，大吃大喝往往是由一位同他莫逆的老板付账。你很难看出用于吃喝的银帛不过是公款的“转移支付”。

三、制定制度吧，制度不过挂在墙上。如果有人统计，在官员吃喝问题上，或许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制度最为细密的国家，但也可能是最不把制度当回事的国家。“四菜一汤”应当是二十年前订下的规矩，至今没有听说撤销，但至今好像也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

四、制定法律吧，我们又好像是最不把法律当回事的民族。只要手里有点权，就可以藐视法律，除非比他权力更大的人说要查处。但如果事事都要权力更大的人说话，那么法律还有什么效用？

五、八十年代，一位县级干部说：“咱基层干部能闹个啥？不就混个肚儿圆嘛。”我听着觉得很形象。现在“基层干部能闹个啥”早已要刮目相看了，但没想到的是这样吃了二十多年，竟然肚儿犹尚未圆。有洋人说：中国是一个吃的国度。莫非被他不幸而言中？我们国人对此似也颇为自豪，所谓饮食文化，现在是越说越邪乎了。一边说得尽善尽美，一边便吃得尽美尽善。

六、然而你说各色人等都是老饕？也未见得。耳边厢听得的大多是关于吃喝的苦经：你当我喜欢吃啊？头疼死了。这儿宴请，那儿宴请，一个晚上要赶几个场。过去唱戏的赶场也没那么累。不去吧，人家说你架子大；去吧，实在难以消受。如果到下面去，跟人家说“随便吃点”，可一到桌上就是七荤八素。你能“罢宴”？咱算老几！陪您吃的级别还比您高呢。敢不吃？——这是被请的官员说的。

七、“四菜一汤”，好啊！省了多少开支。如果下来的官员都吃工作餐，更省事儿。可你能吗？人家到别处去，山珍海味、洋货土产，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到你这儿可好，机关食堂的对付。人家嘴里不说，心里咋想？有什么项目，有什么好处，人家能想到你吗？咱不为自己打算，也得为百姓黎民着想啊。——这是请人的官员说的。

八、吃有啥好！高血脂，脂肪肝，肥胖症，人说现在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我要能活到六十就算天保佑。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应付饭局。回到家，老婆孩子都睡着了，早晨酒醒，老婆孩子都出门了。这叫什么日子。领导喝不了的酒咱得代喝；一敬酒就得“打通关”，不然没气氛不是？报上时不时有倒在酒桌上的报道，不能算“因公”，也评不上“烈士”，牺牲了是为党还是为国？还让人戳着脊梁说是“腐败分子”，冤不冤呀！——这是酒席上主宾之外陪酒者的苦经。

九、当官的喝酒我会钞，凭什么呀！我有钱，那是我挣的。你当我愿意？咱是惹不起呀。人家官大，但花钱不痛快，限制多。不过说到工程、采购，人家一句话，咱花出去的也就什么都回来了。别看什么招标，都是样子活儿，给谁不给谁，底下早捏咕好了。他手里要没这把米，能叫鸡鸡就应吗？都要公平了，谁还巴结他？所以别看什么“职能转变”叫得凶，到啥时候也变不了，利益搁那儿呢。上头要变，下头还不干呢。我这做大生意的还好办，把几个大官儿伺候好就得。那些做小生意的，七所八所谁来了不得陪笑脸？不然，找茬儿罚你，挣的还不够罚呢。吃点儿喝点儿，就算喂狗吧。这可是咱们底下说的话，别透露。——这是付钱者言。

十、听来听去，似乎都不想吃，都是一肚皮无奈。无奈地吃，无奈地请吃，无奈地陪吃，无奈地付账。大家都无奈，何以又吃之不休、无有尽时？我想不通。或许这就叫相互制约，相互勾连，谁也不肯、谁也不敢跨出这一步吧。吁请改革家们，都来提供高见如何？

【邓伟明荐自《文汇报》2006年12月30日／曹开翔图】

俄罗斯人怀的什么旧　作者：张心阳

许多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不免让人产生一些怀想。一眨眼工夫，苏联解体就十五六年了，于是近来我们的报刊上就有不少关于俄罗斯人怀旧的消息和文章。

俄国人怀了什么旧？有报刊介绍道：“他们正在后悔当年为什么参与‘8·19’事件或对事件表现出如此的冷漠”，“俄国人觉得没有什么比苏联时代更让人有荣誉感、幸福感”。有文章还以“51％的人认为苏共有可取之处”来佐证这些观点。

看了这样的文章，我不能不想，既然一切都还是过去的好，那就可以借用一位网友的评论来反诘：对于拥有选择执政者的权利和自由的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为什么不呼吁当年的执政者重新上台？为什么不回到当年的制度、体制上去？然而，即使怀旧的情绪如潮水一般涌来，也没有人作这样的呼吁。相反，很长一段时间来，不少人更高的热情是关注是否可以更改宪法中关于总统任期的条款，希望现任总统普京在任满两届之后继续连任，在广播电视和街头喇叭里高唱的是《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

自本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这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极少有的经济增速，而且其物产丰富，科技基础雄厚，以这样的速度增长，谁也不能否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再度成为世界强国。把时间推至变革前，俄罗斯有什么？说经济产值，说精神生活，皆乏善可陈。笔者对苏联这一时期作了点研究，不想以太多的事实和数据来解释，仅以两个小段子也许就能说明一点问题。

有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烤鱼！”“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半圈，跃出水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万岁！”

另一则是：莫斯科一位市民丢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很紧张：天知道它会在外面乱说些什么？要是引起克格勃的注意就糟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特地在一家大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遗失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特此郑重声明：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这是当年俄罗斯人自己编的段子，无疑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某种写照。俄罗斯人真的爱那个年代？真的愿意回到那个年代里去？

怀旧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杜甫在《秦赠萧二十使君》诗中曰：“结欢随过隙，怀旧益沾巾”。怀旧就是追思古昔、怀念旧情。2005年5月，莫斯科举办了一个以“苏联是我们强大的时代”为主题的大型活动展览，专门用来满足人们怀旧之情，而且当地媒体还展开了《什么使您怀念苏联时代？》的征文，许多社会名流名士一吐怀念苏联时代的感慨和情怀。在咱们改革进行到10多年后，何尝不曾出现怀旧风潮：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大江南北，毛主席的像章挂上人们的胸膛，“革命样板戏”被重新制成光碟，“忆苦思甜饭”再度摆上人们的餐桌……可我们是否就由此认为，中国人都想回到“文革”时代去呢？怀旧，只不过是思念过去那个年代某些值得追忆的事情，但恐怕并不等于人们还希望回到那个年代里生存。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混淆的。

俄罗斯人到底怀的什么旧？我特意让懂俄文的朋友从近期俄国报刊上进行了查找并作了部分翻译，他们中有人说：“我怀念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是一个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有人说：“我最怀念的是当时社会拥有的秩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也有人说：“作为一个强大的联邦共和国被解体是令人沉痛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们怀旧更多的是不愿意看到苏维埃联邦这样一个大国的分崩离析，等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几乎无人提及，如果借此断言“现在的俄国人都想回到苏联的时代去”，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即使有51％的人认为过去的当政者有可取之处，那也只是“有可取之处”而已，和“全盘接受”、“甘受其治”尚有很大的差距。

我始终相信，俄罗斯人不会像鲁迅先生说的因为吃多了甜食而反胃，也不会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不识时务地要与发展的时代作对。如此，我们的某些秀才们为何偏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其目的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闲话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用心讲话　作者：张雨生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些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

上面这段话，引自温家宝同志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这是开场白。我写文章，极少引用别人的话，几乎不引用领导人的话。这回，不仅引用了，还突出地放到文章的开头。引用之后，再认真地琢磨了一番。不是因为这段话出自总理之口，而是它自身包含的情感，挥发的力量，让人感慨。多年来，很难听到这种能讲进心里去的话。念稿子的报告，唱高调的报告，听得太多，反了胃口，忽然听到这样随意出口的真心话，还真的有点动情。

对于讲话的内容，这里不去涉及。只是由这个开场白，我想到了领导人讲话的习惯和作风。

什么习惯？什么作风？最常见的是：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管内容，端着领导人的架势，掏出讲话稿，慷慨激昂地照念一通。念得唾沫横飞，举手乱舞，俨然一个蹩脚的播音员。这样的报告，人们见惯了，听惯了，也似乎麻木了，厌倦了。你念你的，我干我的。会场上，聊天的，睡觉的，看报刊的，打手机的，上厕所就不回来的，应有尽有。台上的念完拉倒，台下的听完了事。不念稿子，用心讲话，与听众平等交流的，几乎凤毛麟角。

少念讲稿多谈心，领导人也并非认为不好，只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多谈心，得有心可谈，有心可交，把真心话掏出来，才能以心交心。功夫不在讲话上，而在讲话外，不是会不会讲，而是胸中有无东西可讲。平时，对群众有实情，有真爱，老为群众分忧，老为群众谋事，深厚的情意，众多的矛盾，复杂的感慨，积淀在胸中，便有话可说，会滔滔不绝。相反，无心可谈，无心可交，又没有讲稿，不是乱讲一气，就是无话可说。连话都不会讲的，连心都不能交的，也许有，但那至少是缺乏能力，做领导工作不称职。也可能事情太忙，会议太多，来不及准备，只能由他人写出讲稿。既然如此，又何必有会必到，到会必讲呢？想到多少讲多少，无话可说就不讲，至少对改进会风有好处吧。

并非笼统反对任何念稿的讲话。有些会议，有些讲话，还非得有讲稿不可。比如，一级政府发布决议，一届党委做工作报告，一个单位搞年终总结，都要在会前形成文字稿，而且要经过集体讨论，征求下级意见，请专家学者出主意，力求全面、准确、深刻。讲稿经大会通过后，还要形成文件，下发执行。领导人做这样的讲话，不属于个人行为，而属于组织行为，不是代表个人谈意见，而是代表组织作总结，作指示，布置任务。这样的讲话不能有随意性，不能自我发挥，没有讲稿当然不可以。

但是，更多的场合，更多的情况，包括许多会议，领导人讲话，应该用心去讲，大可不必念稿。有什么讲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掏心窝子，动真感情，与听众实实在在交流，那该多好。没有讲稿，说错了，改正就是，不会有人挑剔，更不会有人扣帽子。一旦端起架子，大念稿子，情况就不同了。比如，元旦春节期间，领导人慰问灾区群众，慰问养老院老人，慰问过节坚守岗位的职工，到一处，也要拉上横标，摆出台子，掏出稿子，照念一通，那就不仅没有必要，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本来是了解社情，听取群众意见的好机会，弄得台上台下分离，稿子一念，感情反而难交流。

群众没有人不明白，领导人念的那个讲稿，没有多少是自己写的，没有多少他的心里话，更不会带有实在的感情。那不过是秘书代劳，秀才代笔，领导出嘴，谁也不动脑子。职业写手们，为了保险，为了正确，也为了省事，抄文件，抄报纸，剪刀加浆糊，弄出的一推文字，尽是大话、空话、套话、官话，没有什么错处，也没有什么用处。讲了与没讲一样，听了与没听也一样。写的，念的，都不过是应付差事。

邻家的小三子，在某机关做文字工作，他告诉我，如今现代化了，给领导人弄一篇讲稿，再也不用抄。我不解，他说，一些网站专门供应各种类型的讲话稿。上网检索，对上号，下载下来，加几句联系实际的话，充实几个本地的例子，三五千字的讲稿，个把小时就能加工完毕。

倘若这也叫与时俱进，那就进得让人仰天大叹啊！

深入群众，亲近群众，与民交心，为民解忧，已经成为领导人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追求。不管是真情行动，还是做表面文章，这种追求总是公众性的，人们都看得见。用心讲话，是真情行动。怀揣讲稿到处念，就有做表面文章之嫌。这不仅是工作方法不同，深层的动因，则是有没有真情实感，有没有人格力量。

【周军宇荐自《学习月刊》2007年第1期／白 石图《赶场》】

臣记者与臣教授　作者：张　鸣

洪宪帝制的时候，北京有位记者表现积极，对袁世凯自称“臣记者”，被媒体传为笑谈，帝制还没有结束，臣记者就已经混不下去了，只好夹起皮包走人。后来历史的大势所趋，任谁也做不成皇帝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诸如记者、律师、作家之类，庶几得以幸免加盖“臣”的印记。

然而皇帝这个东西，废除其名号容易，要真的将之从国人的心里和文化里消灭，却难上加难。在没有皇帝的天地里，很可能皇帝更多了，遍地都是。一些人因为自己大小是个头，感觉上就觉得自己像皇帝，像皇帝一样做事。于是有人惊呼：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在这“两化”的浪潮里，媒体的“臣记者”是否重出江湖我不知道，但教授像“臣”或者说像奴才的却委实不少。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现在的大学像衙门，其实我说错了，大学本来就是衙门，不是“像”!而大多大学衙门的表征不仅仅是它的机关多、官多，而且教授争官做。虽是教学和科研单位，也完全按行政级别分三六九等，所有事情，包括学术上的事情，大多行政领导说了算，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多是漂亮的摆设。跟别的衙门一样，大学衙门也有一套官场文化，它跟别个衙门也没有两样，一言以蔽之，两个字：听话。

听话两个字里面有学问，是木然地听，还是积极主动地听，甚至带着服从的满足感去听，效果是不同的。有幸的是，我们的教授，经过多年的训练和考验之后，基本上都能很自觉地认同这种文化，上之所是必是之，所非必非之。开会的时候，无论这种会是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只要领导讲了话，大家后来的发言，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必然要征引领导的话——正如某某领导所说。开会时，大领导讲话占最多的时间，其次二领导，三领导……先虚后实，布置任务，点名这个做那个，那个做这个，所有的人，哪怕你是再大牌的教授，只有听喝的份。无论要做的事情关系到谁，大家只有做的义务，至于建议，基本上没有安排提的机会，如果有哪个不识相的还想发表点不同意见，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听话有什么不好?至少这样的教授不会胡来，守规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眼下，仅就揭露出来的事实而言，我们的教授们已经没有不敢做的坏事了，贪污受贿的有，做奸商的有，欺诈的有，嫖娼的有，至于抄袭作假，更是一些教授们的专利事业，别的人想干，还干不了那么专业。以至于大众过去对这个职业的那点期待，已经变成了失望乃至绝望，网上在排列五大或者十大恶心职业的时候，教授都赫然在列。没有操守，不讲廉耻，我们的领导和大众一起摇头叹息，在学校里，教授讲课有人监督、巡查，考试出题要圈禁，判卷要有人看着，还别说这是对教授不尊重，就这么看着，研究生招生贿赂性贿赂还层出不穷呢。

既然教授早就成了臣教授或者奴才教授，不仅没有尊严，而且没有人格，怎么会有羞恶之心?人要是没有了起码的羞恶之心，那么什么恶心事不能做呢?这些听话的教授，现在越来越令他们的领导感到头痛了，领导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教授的胡来，原本就是他们自己所提倡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恶之花，当他们在面对这些令他们头痛的恶果时，他们只有进一步强化这种官场文化，让教授们听话些，再听话些，殊不知，越是这些身段柔软、面容温顺、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教授们，才更容易出事，一出就出大事。

当年，某记者称臣的时候，同行都笑，现在，遍地都是臣教授，同行没人笑了，但是网民在笑，大众在笑，我们自己的学生也在笑。其实，做教授的，如果还有人味的话，还是偷偷地哭一次吧。

【王翔宇荐自《领导文萃》2006年第11期／王成喜图】

铁腕下的稳定注定无法长久　作者：林　达

最近，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突然去世，使得这个神秘小国家引起了世界的关心，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揭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原苏联15个加盟国中的这个小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过着封闭生活。外国人要进去访问困难重重，里面的国民也在新闻封锁的环境中生活。人们称这位总统的统治，是铁腕下的稳定。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是够铁的，他说不能看芭蕾舞，大家就没芭蕾舞看；他说在汽车里不准听音乐，大家就听不成。假如土库曼人民自己决定不要什么，那是另一回事。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这位总统还算英年早逝，就这样还整整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里，土库曼人就只能按照他一个人的口味趣味过日子。也许我们可以说，不管怎么说，他仗着天然气资源，能让老百姓吃饱了还免交水电费，有种种高补贴。这是资源型的高福利。可是，说句冒犯的话，人不是猪，除了吃饱之外，人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有最基本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有听音乐看芭蕾舞唱流行歌曲的权利。再说，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季建民荐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7日】

解密种种　作者：黄　裳

首先想到的是，新时期以来，国家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建设，如大项目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下至地方建设，工业新区扩建，都不能不进行土木工程，揭开了沉睡千百年的大地，随之发现了大量的古遗址、古墓，与大量文献遗存。虽然抢救发掘所得丰简不同，有些是盗墓者挑剩的残余，但收获还是可观的。《考古》、《文物》两种专业刊物，尽全力报道也来不及。发掘所得，都是国家、人民的财富，不能不使人高兴。但随之引起了某些人的欣羡之心，为旅游利益所趋动，提出发掘秦始皇陵、武则天墓的倡议，其强烈的“揭密”之心，人们心里也都明白。

且将时代拉近来。自从俄国政府解密了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一些秘密档案以来，全世界的史学家和非史学家一起忙碌起来，大量揭密的研究书刊纷纷问世，成了一派耀眼的风景。既推动了历史研究，也满足了一些读者的好奇心。人们在大吃一惊之余，不免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国政府也循国际惯例，有限度地解密了部分国家档案，给历史、党史研究者以相当的便利。虽然解密了，但仍作为珍重历史文献，好好地保存着。此风一开，影响所及，全国的情况没有调查不敢说，仅就京沪两地而论，也确实引起了一些回响。只是文化机构就努力跟风，处理了一些“不值得保存”的档案、文件、重要会议记录、书刊……这些废弃物一旦落入小贩之手，立即成为“奇货”，一时造成了“潘家园”一类文化市场的非凡兴盛。机关之外，去世文化名人的后裔也有不能善保先人遗藏者，纷纷处理遗物，因而像茅盾、俞平伯的遗墨、藏书，每每现身于拍卖市场，为爱好、珍重名人翰墨者所得，一时传为佳话。其尤为著目的，如买得某作家的全部档案，经本人整理成完整的书籍出版问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历史文献。至于巴金老人捐赠国家的大量藏书竟自流落摊头，至今还弄不清流散踪迹，更是言之痛心。

某些文化机构对待这些“遗弃物”之冷漠无情，更是惊心动魄。它们用处理没有保存价值的理由，论斤斥售，扫地出门，或因大扫除，或因搬迁，竟将珍贵的手稿以及曾经视为“绝密”的档案材料，弃如敝屣。作家陈村就在出版的《日记》中记下他用手推车收得处理后的某翻译家全部译稿，闻之可惊。

此外，从小贩手中得来“珍品”的“藏书家”和“文献收藏家”，还珍藏着一些见不得天日的东西，是“宝贝”，又是“烫手的山芋”，不知如何处置方好。如作家的手稿、交代，认罪书，有关的外调材料……这些都是不能公然摆上拍卖场的。只好偷偷摸摸地向人兜售，层层加码，直至天价，但好像很难找到买主。因为这里有着一道很难迈过的门槛——知识产权。

交代也罢，认罪书也罢，无论在怎样政治环境之下，本人是否情愿，到底是亲笔手书，也即“作品”。“文革”十年，大小作家所写的这类文件，其数量之多，怕要占他们“全集”的大部分甚或倍之。自然，也有人不肯写这样的东西，但为数极少，有人也已成为烈士，如张志新。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应归为作者本人，即使本人已死，还有五十年版权保留期，应由后裔继承，不是鸡鸣狗盗之徒所能窃据，或用为攻击个人的材料。其他文件情况类此。

前些时，广州的《收藏·拍卖》发表了有关陈寅恪先生遗物的消息。读了令人亦惊亦喜。陈先生身后的遗物终于露面了。可惜的是“行不由径”，没有透露流传轨迹。关于寅恪先生的遗稿遗物，人们是很关切的。二十七年前我曾写过两篇小文，《陈寅恪》与《寒柳堂的消息》（收《榆下说书》），在《柳如是别传》之外，我说，“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遗稿，则前后遭到抄家劫掠，至今下落还在若明若昧之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后来经陈先生弟子蒋天枢的努力经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又后，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集》，是差强人意的明知不全的遗集。最近又听说北京拍卖陈寅恪的遗书遗物，悬价高奇，未能成交。陈先生不是藏书家，平常所读所用大抵是通常版本。其论价之高，显然是由于先生的文章操守，即如何高价亦未能体现其手泽之真价。如以知识产权论，则此种遗物，理应为流求姊妹所有，不是任何捣卖家所能窜夺。而来路未明，经何种不明不白途径到手，这在我始终是一个谜。就像陈先生在写《柳如是别传》时，只引翁同和一诗与邓之诚《骨董琐记》一节作结，说“此俱钱柳死后有关考证之材料”。殊不知此后之事正多，斗争亦殊未已。其惨酷有非常人所能意料者。这在我都是“谜”，深望能有了解之日。这许多理应追根寻底，以告世之读陈先生书者。也是有关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沈栖荐自《文汇报》2007年1月5日】

陋习二论　作者：徐　强

陋习的心理根源

人们对自己的房子总是爱护有加，勤于打理，使之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而一到公共场所，则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假设法律上真有类似于“凡随地大小便者一律没收工具”这么严厉的条文，恐怕短期内也很难奏效，无法将种种陋习一扫而光。

有研究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人们在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表现迥然不同，乃是因为个人私心在作怪；私心的膨胀减弱了人们对公共环境的“认同感”，导致了公共精神的缺失。1872年来华传教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如此写道：“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若防范不严，便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形，明恩溥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江山只是“当今皇上”的私产，与平民无关。老百姓不但对清政府没有“认同感”，时不时还会“搞破坏”。当然，现在早已不是“皇权时代”了，但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现象，难免会使公众产生错觉，觉得自己并非国家的主人，公共事务只是“官方事务”，公共建设只是官方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公民个人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参与的热情并不高。

以上是基于个体心理的考察而得出的解释。如果从群体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将会获得另外一种解释。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个人在面对单个陌生人的时候，会产生恐惧感，而当他身处群体之中，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的时候，非但不会畏惧，反而能感受到群体的力量。卡内提的描述与群体犯罪心理学的道理是相通的。在一起案件中，共犯越多，个人的犯罪感就越轻。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的人越多，个人的羞耻感就越轻。此外，群体成员之间往往容易互相“感染”和“模仿”，形成“共性”与“相似性”。弗洛伊德说：“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个人在群体之中的行动受“情绪”的支配大于受“理性”的支配。这个原理很好地解释了如下现象：每个人在独立思考的时候，都很清楚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行为，一旦到了公共场所，有些人却又常常不假思索，做出和自己的道德判断不一致的举动。这种举动对他人产生心理上的“暗示”作用，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感染”和“模仿”，最终形成陋习的“集体无意识”，使群体表现出“陋习多发症”的特征。

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想减少乃至根除陋习，当务之急是发展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最好的素质教育”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随着公民个体素质的提高，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染”和“模仿”也将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即使群体的平均素质仍然有可能低于某一部分人的个体素质，但至少在整体上会趋于一个良好的方向——这正是文明社会的前提。

陋习的文化根源

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论著中，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无疑是独辟蹊径、别具只眼的著作。全书以对“人”的定义作为切入点，围绕儒家文化中的“仁”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获益良多。

孔子和孟子都说过“仁者，人也”的话，孙先生指出，“仁”字由“人”和“二”组成，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个体”的人，其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只有在“二人”对应的关系中，比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才找到明确的定位，具有清晰的定义。事实上，品格独立、个性鲜明、“自我”色彩浓厚的特立独行者，常常被传统社会视为“另类”和“异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摆脱“二人”对应的关系，逃离外力的制约，从而获得“自我调配”的能力。换言之，作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二人”对应关系，使传统中国人养成了一种接受外部约束的习惯，一旦外在的强制力消失，人们反而拿不定主意，无所适从，失去自控。

那么，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和乱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等等陋习，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孙先生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此进行了生动、深刻的阐释。

弗洛伊德把儿童的肉体生命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分为“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和“生殖器阶段”四个时期。孙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人在成年以后，更多地保留了口腔期和肛门期的痕迹。比如，找工作称为“找饭吃”；事业有成称为“吃得开”；把人分为“生人”与“熟人”；靠“请客吃饭”联络感情；将公共财产当作私人财物，可以任意“侵吞”甚至“独吃”……这些都是口腔化倾向的表现。又如，儿童时期的排泄行为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穿着“开裆裤”随时随地大小便，无法养成有规律的排泄习惯，此外，儿童在大小便的时候，往往要由父母或者保姆发出“嘘嘘”的催促口令，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生理需要自然排泄，这无形中强化了肛门期的特征：一方面，自控、自律能力差；另一方面，习惯于遵从别人的命令、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办事，即使是很隐私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种种自小养成的习惯直到成年也难以改变，于是，陋习就产生了。闯红灯、不尊重别人、排队时喜欢插队、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等不文明行为，都可以视作对公共环境的“排泄”和“污染”，如果没有公权的管理、交警的管制、他人的反对等等来自外部的压力，个人很难自觉地管住自己。一般来说，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儿童人格的形成，都会经历弗洛伊德所说的四个阶段，但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二人”对应关系的影响，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征，相对偏向于“口腔化”和“肛门化”，这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倒也无须讳言。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不妨可以为消除陋习开列这么一条药方：改造传统文化不合理的深层结构，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用新文化培养出既享受自由又担负责任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新公民。

【闲话荐自《北海日报》2006年12月9日、16日】

最为沉痛的几句话　作者：韩石山

日前，与几位朋友在一家饭店小酌，喝的差不多了，话就有些稠，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都是五十大几奔六十的人了，说来说去就说到今生的成败得失，一个比一个慷慨，一个比一个激昂。有位老友一边说一边拍桌子，震得茶碗都跳了起来。另一位朋友说，你还差不多吧，这老兄竟指着对方大吼：

“你当然得意啦，都当了处长啦！”

“得意个屁！”那位朋友手在脸前一挥，高声言道，“当了这么个弼马温，受了半辈子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着不顾服务员站在一边，竟流下泪来。

我扫了一眼，马上就明白今天的情绪为什么这么反常，这么慷慨激昂了。一是退休在即，人生已成定局，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再就是，都还有点才学，有点抱负，却难说有多大的建树。几个朋友中，除了一位是某厅局级单位的工会主席外，其余都不过是处级或副处级的闲职。就是这位工会主席，也不能说怎样的得意，本是文科的尖子生，却在一个科研单位当了这么个尴尬官儿。这儿还数我的名头大些，是一家刊物的主编，而我们这个刊物又是最没有名分的，连个科级都不是。十多年了从没有定过级。

“人家聚会是比谁的官大，谁的情人多，我们这些穷酸，却是比谁最不得意，谁最穷困潦倒。”我笑着说。“叫下岗工人见了，还不一人揍一顿。”

“这有什么，我们机关运动会上，有项比赛就是自行车比慢，人家比得意，比幸福，我们就该比失意，比沉痛嘛。”工会主席说。“别的不说，至少说明你没有钻营嘛。”

“穷与达，都是相对而言，幸福是一种感觉，痛苦也是一种感觉，穷困也罢，屈辱也罢，全在自己的感受。咱们一人用一句话说说，谁说的在理，我们就说谁最失意最沉痛。”另一位朋友立马响应。

“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刚才还背诗行令，现在要说自己的沉痛，也得用古诗文说。要不有人哭起来怎么办？”这老兄真够尖刻的，不忘报复一下。

“说就说吧，不信比不过你！”流过泪的那位老兄怒目而视。

“嗨，咱们就学孔门弟子各言尔志——各言沉痛吧！”工会主席说。

都这个年纪了，百无聊赖也百无顾忌，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胡侃起来。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老兄原籍南京，大学毕业后即来到太原，倒也贴切。

“居则忽忽若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老兄“文革”中遭人诬陷坐过监狱，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这句话，真是够沉痛的了。

“你们都是自咏自叹，我觉得最为沉痛的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唱词，李玉和唱的。‘文革’那几年我常唱的：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受煎熬仇恨难消！”这老兄一边说一边就唱了起来。那激昂的唱腔里，分明有几分哭音。他也是在“文革”中受尽了磨难。

“中学课本上有柳宗元的一篇《送薛存义序》，有句话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想哭：吾贱且辱，不得与闻考绩幽明之说……”工会主席说。这老兄在副厅局级任上干了近十年，前些时候想弄个正厅级的巡视员都没弄上。

“唉，最沉痛的莫过于：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这老兄一表人才，博学多识，年轻时曾因作风问题受过一点处分，现在身边仍不时能见到追慕他的女子的身影。

“老韩你呢？你可是作家呀，写了那么多的书。”

我正在想说句什么，还没想好，有人催促了。这句话提醒了我，遂缓缓言道：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大概是我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我一生最为沉痛的事了。”

不早了，散伙。出来都吃了一惊，已是午夜时分，却漫天皆白，——就在我们酒酣耳热，胡侃乱聊的时候，太原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倪早菊荐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期】

不能劳动者要得食　作者：刘洪波

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卖一种名叫“老来难”的单页印刷品。在报纸那么大的纸面上，一些文字绕来绕去，绕成一幅拄杖而立的老人图，述说着老年的辛酸。

不知道《老来难》是哪一时代的作品，从图画的样式与文字内容来看，显然不属于现代作品。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个作品在很多地方都有。从这件作品，大约可见传统中国虽然“尊老爱幼”，老年人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好。

这几年，“老年社会”正在变成热烈的社会话题。按照“一胎化”政策来推测，也根据社会发展逐渐会降低人的生育意愿的规律，老年人占有相当大比例的时代必然要来临，事实上，到2004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96％，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了7％，已超过国际通行的老龄化社会评判标准。

过去，我总听说老年社会是资本主义没落的征象之一，论者曰：西方社会道德沦丧，耽于享乐，以至于连孩子都不想生，社会进入老龄化，必然走向衰败。现在，我们当然是不再做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了，而且要办老年大学，办“夕阳红”的电视节目，更要办起老干部活动中心，以便他们“发挥余热”。

“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目标呢，还是现实呢?

我时常在电视上看到老人的现身说法，总是由穿戴光鲜、精神矍铄的老同志对着镜头幸福得合不拢嘴地说“六十小弟弟，七十不稀奇”，接着镜头便转向他们的“所为”与“所乐”，下棋的下棋，打拳的打拳，当然还要上老年大学书画有成，进写真楼补拍结婚照片，合唱歌曲加上T型台走猫步。这似乎表明老了“有养、有为、有乐”是现实。

不过，我又时常在媒体上看到老人的控诉。不用说，进行控诉的多是农村的老年人，控诉的对象总是他们的逆子孽孙，如何地不肯养老，如何地殴打辱骂，将老人赶出家门，流浪在外。这显示老了“有养、有为、有乐”还是一个目标。但为什么子孙不孝了，老年人就只能去流浪呢?他们在有劳动能力时所奉献的“剪刀差”，现在不能返还一点给他们吗?

农村老年人被不孝子孙欺压，往往又被用作批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的材料。然而，细想一下，如果不养儿同样不能防老，你能叫他树立起怎样的新观念呢?世上毕竟更多是“养老”的儿子，养儿防老有实现与落空两种可能性，而不多养儿孙则必然无法防老。

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老年社会”，并不包括农村在内的，所以“夕阳红”的电视中总是城市老汉和老太太就不奇怪了。我看到好消息，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4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当期无拖欠，有16个省市实现了无历史拖欠。我也从不同渠道看到不好的消息，退休人员逐年递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到2005年这一数字预计达到8000多亿元；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好消息表明，问题在逐渐解决之中；不好的消息表明，城市养老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面对“不得其养”的老人，面对老年社会的到来，我记起“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老话，它总跟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之后。这是谁的创造，我无法考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乃至“不劳不得”，在一个企业里，在一个生产单位里，大概都是可以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不见得如此。例如，个别垄断企业的从业人员“多得”，未必就一定是比非垄断企业的从业人员“多劳”。

从整个社会来讲，更多问题的是“不劳不得”。首先，一个人“不劳”，基本设想是他的劳动权没有得到实现，没有实现就业，他的基本生存就不予保证。其次，“不劳动者”中既有“不愿劳动者”，也有“不能劳动者”。“不愿劳动者”，让他不得其食，或者还有一点效率主义的初衷；而“不能劳动者”，例如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再也无法劳动的老年人，叫他“不得食”，这是人类社会还是丛林社会?

人类基因图公布以后，科学家说人类有望活到120岁，多少人因长生有望而鼓舞，多少人又为难以面对相应的社会状况而惆怅。然而大喜巨忧都暂且搁置吧，我们得先保证平均寿命70来岁的人们可以“不劳而食”，才有余兴去畅想120岁怎样度过的问题。

【阿紫荐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17期】

最可怕的是穷而无助　作者：笑　蜀

据12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数十名巴黎人搬出舒适的公寓，露天搭起帐篷，在寒冷、肮脏、吵闹和危险的街头生活中亲身体会无家可归者的艰辛。

这则寥寥数百字的报道，背后蕴涵的意味，却极为悠长。就在不久前，我们的一些城市政府，比如北京、武汉、成都、常州的城市政府，也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街头体验活动，但其主旨却与人家相反，不是让人体验无家可归者的艰辛，而是让部分大学生和市民上街当临时城管，体验“城管执法的艰辛和不易”。

任何社会都有失败者、失意者、弱者。即便发达如法兰西，街头也不乏流浪汉。至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底层人群就更所在多有。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承受着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阵痛，被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列车逐次抛弃的底层人群更为庞大，这不可怪。可怪的只是我们对底层人群的态度和立场。

一般来说，底层人群虽然穷，但如果基本权利有保障，有迁徙的自由，有选择贫民窟的自由，有流浪乞讨的自由；而且有选票，可以借助选票迫使城市政府为自己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从而保障其生存底线，在贫富之间求得一个起码的平衡；穷不可怕，只要有一个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为宗旨的社会秩序，穷而有助，那么穷就不会是死地，不至于令人绝望。

把穷变成死地，还需要在穷之外增加一个元素，那就是无助。穷而无助，穷即万劫不复，这种情况下，穷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折磨了。因穷的摧折而趋于变态和极端，最终因穷而疯，也就往往不可避免。

穷，但依然有关怀，有温馨，有希望。而且这种关怀、温馨和希望有坚实的文化依托和制度基础。这是许多国家社会依然长期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见穷未必致乱，社会秩序不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为宗旨，穷而无助，这才是真正的致乱之源。

不仅没有悲悯，没有同情，没有救助，而且连自谋生路的机会也不给人家，把人家追得走投无路，把人家整得鸡飞蛋打。道德不道德就不讲了，这么做起码是没有生存智慧。是个人就要吃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寇勿追”。穷人不是寇，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穷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权利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注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庞大的底层人群，将一直存在下去。那么贫富之间如何和谐相处，也就是如何对待穷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救助穷人、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成为关系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了。

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惯例已经非常丰富，譬如巴黎市民换位体验流浪者生活，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不能不与穷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而且风水轮流转，说不准哪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沦落到穷人的行列中。既然如此，体验一把做穷人的滋味，了解穷人的需求，给穷人更多关怀、温馨和希望，让即便是最穷的人，也有基本保障，也有基本尊严，这实在不是多此一举。

归根结底，穷人也是人，也要有活路。不给穷人生存空间的某些城管执法，是无法让人理解和包容的，这个问题上，让人怎么体验也没用。把城管武装起来，配备上钢盔和防刺背心，或者如广州市正在酝酿的，组建城管公安机构，扩大城管的合法伤害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管制的力量永远大不过求生的力量。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解，那就是互助，那就是共存。至于做得到做不到，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王翔宇荐自《新京报》2006年12月22日】

读书人的幸福　作者：流沙河

这是别人给我出的题目。

曾任苏联共产党领袖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先生逝世于今四十二年了。他的是非功过，可留给俄国人慢慢谈。我至今还能想起他，是因为他聪明好辩，言语诙谐。他曾有名言说：“感受生活的好坏，有人用胃囊，有人用脑袋。”说得太好了。身处成都这样的生活环境，谈幸福的程度，我想也可以这样二分之。用胃囊和感官去感受，那是一回事；用脑袋和良心去感受，那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可能相去不远，但也可能南辕北辙。这种二分法，因具有警策作用，所以赫鲁晓夫此言使我铭记至今。不过也易陷入思辩游戏之坑，须慎用之。读书人也是人，是人就免不了用胃囊和感官去感觉生活是丰是歉，是苦是甜。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既然读了书，就该明理，不能盲目接受胃囊和感官的引导，而应动动脑袋，问问良心，再作判断。不如此，书便白读了。

成都这个生活环境，如果你的库银充实，地位优越，派胃囊和感官去投票，肯定YES，十分赞成。食色二字，锦城领先，自古已然，于今更甚。如果你置身于低收入阶层，上了年纪，乐天认命，也会点头称好。哪些好？一是本城小菜比别的大城市便宜，糊口尚易；二是茶馆多，几元钱坐半天；三是面条一碗才三元钱，也可饱肚；四是凭老年证能逛公园。当然，如果你的性情暴烈，耳朵里又塞满外界五缺八糟之事，那就会骂三字经了。顺便解释，五伦缺，八德糟，谓之五缺八糟。俗作污七八糟，误。

读书人又不同。他会说，本城书店多，这不错。读书的朋友多，这也不错。是否要用幸福二字，还可商量。读书的钻研不同于官场的进取和商场的谋算，不靠幸运，非lucky也。读书又是苦中找乐，非世俗所说的福气也。本文也就勉强使用幸福二字，算是随俗，和光同尘，免得讨骂。

读书人还会说，现今贫富剪刀张口太大，幸运者享洪福，摆阔炫财，罔知收敛。媒体锦上添花，助吹助擂。这样下去，教人忧从中来，哪有幸福可言。但愿国家革除贪腐之弊，以民主法制之方监督之；社会缩小贫富之差，以抽肥补瘦之法调节之。如此之后，才可期望全民幸福。到有一天，读书人完全忘记了幸福与不幸福，也没有人再出这个题目做文章，那才叫真幸福。庄子有言：“忘脚，履之适也。”就是这个意思。

【马树强荐自《文汇报》2007年1月1日】

一次尴尬的旅行　作者：贺雄飞

一

从2004年开始，我就和“哲学乌鸦”黎鸣先生开始了在全国60所大学巡回演讲的“思想文化两万五千里长征”。2005年，由于在家写作《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一书，长征停顿了一年多。2006年11月21日，值参加南京大学黛安/杰尔福特·格来泽犹太文化研究所落成典礼之际，我们又出发了。我先去南京大学，黎鸣先生去湖南，然后在昆明会合。

典礼仪式很隆重，南京大学的领导也很重视，许多犹太人操着流利的汉语发言。由于本人不是主要嘉宾，所以没有发言的机会，但是趁下电梯之际，我还是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几位犹太朋友请教。我说：“我刚刚写完一本名叫《犹太人为什么聪明》的专著，你们作为犹太人，认为犹太人聪明吗？”一位年轻人回答：“我们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否则怎么会两千多年流离失所呢？”在旁边的高乔克教授则自豪地回答：“我们犹太人当然很聪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汉语了！”

二

参加完南京大学的活动后，我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春光明媚”、海鸥满滇池的昆明。

由于我在南京大学结识了肖宪教授，再加上我个人过去的知名度，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瞿健文教授隆重地接待了我们。在接风午宴上，云大研究生院主任林文勋教授也出席了，据同来的另两位教授介绍，林教授是国家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导，目前他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重新化分的理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便向林教授请教说，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他回答说：“核心观点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表面是烂，实质是变。”这一理论不仅赢得了崇拜林教授的另两位教授的再次鼓掌，而且也赢得了在坐的“北大才女”张曼菱女士的大加赞赏，她激动地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对此观点我却不以为然，我开始向林教授提问了，您说的“表面”是什么意思？“烂”又是什么意思？“变”又是什么意思？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还未等我提问完，另两位教授便开始讥笑我，于是我被迫反驳：“众所周知，主宰一个社会的三大支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我分析您说的是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肯定是说变好了。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代价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变化吗？中国的文化有变化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按您和张曼菱大姐刚才的观点，在古代中国的农村中，从乡绅身上还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那么从现在中国农村的富人身上能看到什么？还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成分吗？目前中国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可怕的道德沦陷您又做何解释？有位犹太的经济学家名叫贝克尔，写了一部著作叫《家庭论》，主要观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家庭的好处，认为结婚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节省开销，而事实上组成家庭的主要因素是感情，经济问题是第二个位的。因此，若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未免过于简单。”这下可好，捅了马蜂窝，不仅那两位教授再次围攻我，连张曼菱大姐也开始批驳我，更加激动，更加手舞足蹈，更加口若悬河。我说，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好吗？给一直沉默不语的黎先生10分钟的发言时间好吗？可惜的是，黎先生的发言刚开始了两分钟便被粗暴地打断了，气得黎先生把高脚杯的腿都拍断了，午宴不欢而散。

三

下一站是贵阳。

贵阳大学的讲坛很气派，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四面通风，正中挂着孔子的像。但寒冷挡不住莘莘学子的热情，我和黎先生下午、晚上各讲一场，讲堂被围得水泄不通。书店送来我和黎先生的专著被抢购一空。

四

最后一站是梦寐以求的河南大学，犹太史专家张倩红教授接待了我们。

经过扩招以后，许多大学被建设得非常气派，甚至连厕所也被修得和四星级宾馆的厕所差不多，但唯独缺少大师。河南大学有没有大师我不知道，但河大的围墙却非同寻常，远远望去，和长城差不多。

演讲终于开始了，在一个上下二层的大讲堂开讲，我在二楼讲犹太学，黎先生在一楼讲哲学，真有“世外桃源”和“民主社会”之感。人很多，气氛非常热烈，许多孩子站起来和我辩论，有一个孩子甚至问我：“你在这里批中国传统文化，您觉得您比孔子如何？”另一个孩子则一口气向我提了19个问题，还用韩寒的观点批驳我；也有的学生站起来当面表扬我。

演讲和辩论进行了3个多小时还结束不了，张倩红教授就提醒我，还要“签名售书”呢。于是，张教授就对同学们说，有问题的请举起手来，结果，全场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举起手来。这使我很感动：“中国人终于开始思考了，在河南大学同学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于是，我觉得签名售书很无聊，便一激动将书店送来的几十本书改成“签名送书”。没想到的是，同学们一拥而上，差点发生了踩踏事故，让人后悔不迭啊！

我对和我交流的同学们说：“如果我拿出1万元钱来送给你们，还不发生人命事故？如果你们能够排着队让我签名那该多好哇！这不正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吗？我们刚才还在讲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在哪呢？”

五

我和黎先生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劳累，终于回到了北京。分手时，黎先生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第一，你做事过于激动，不应该将“签名售书”改为“签名送书”，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你在演讲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分析”时，过多宣传上帝，像个传教士。在中国过多宣传基督教信仰，会造成很大负面效应。

我对黎先生提出的第一条批评意见表示接受，但对第二条意见不同意。我认为，连黎先生这样的哲学家都认识不了“上帝”，可见“认识上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尤其是在信仰迷失的今天。

六

旅行结束几天后，我又应邀参加了“第二届商界精英论道擂台”，并做了“犹太人为什么聪明”的主题发言，结果再次引发了争论和围攻。

在答辩时，我作了总结：“我现在才对犹太人的那两句格言有了深切感悟。第一句是剧作家拉斐尔的话，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是，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句是维特根斯坦的话，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我在云南大学批云南大学的教授，在河南大学说传统文化的‘坏话’，在哲学家面前讲神学，在基督徒面前讲哲学，这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啊！”究竟是犹太人聪明还是中国人聪明？这将是我下一个攻克的目标。

有趣的是，参加完这个论坛后，又有人邀请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七彩集团的答谢年会。我决定回家开上我的车，发现轮胎却瘪了，我趴在地上修了半天，把崭新的一套西装弄得很脏。让修理工来修吧，对方却要乘人之危敲竹杠，讨价还价半天未果。修车着什么急，去一趟人民大会堂不容易，还是挤公共汽车去吧。

七彩集团的答谢年会果然很气派，军队的少将和国家机关的高官去了不少，三流歌星去了不少，让人大饱眼福。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吃过饭的地方喝茶，每一个人都显得彬彬有礼。

晚会结束后，搭《三农中国》和《农村农业农民》总编张自显先生的顺车也不坏。一路聊天很投机，结果却走过了站。耽误别人的时间很不好，赶紧下车吧，于是便孤身一人走在高速公路高架桥的人行横道上。看见自己家的灯光却回不了家，还要绕很远的路。

旁边迅疾的汽车呼啸而过，让我很害怕，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万一有一个醉鬼酒后驾车怎么办？在中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人生如此荒诞。寒风中，我是最弱小、最孤单的那一个人。

【姚育明荐自《大众阅读报》2006年12月22日】

“裸”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刘绍楹

真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盘点2006年出现的种种引人发笑或遭人唾骂的闹剧，令人称奇的是有不少都和“裸”字有关。除了偶尔听说过的裸奔、裸演之外，居然陆续出现了裸颂、裸替、裸闹、裸聊、裸教、裸画、裸逛、裸写、裸吃、裸秀……等等，一大堆孪生兄弟姐妹。一向被认为传统、保守的中国人里，却出了这样一帮以“裸”为招牌的家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性压抑症”的表现。但从社会文明的角度讲，恐怕其中还另有玄机。

打出“裸”的招牌，目的无非是吸引眼球，想用这种反常规的手法获得舆论的关注，进而获名、获利。以演员邵小珊为例，虽然不过是在一部电影中为章子怡作背面“裸替”，但却因此名声大震，观众知道了电影界还有吃“裸体替身”这碗饭的，诸多导演发现了能为艺术献身的优秀人才，据说还有出版商千方百计约她写书，报酬自然不会低。可以说，这一“裸”，邵的演艺生涯变得“钱”途无量。还有“好男儿”选秀冠军蒲巴甲在一部电影中全裸出镜，进行“原生态裸演”；某市引进“体盛宴”，发展成“色情餐饮一条街”的“裸吃”；利用网络搞“体验式性写作”的木子美，等等，都是“裸”过之后则大赚其钱、名利双收的例证。

当然，如果笼统地说“裸”是为了赚钱，也未免太武断。有些“裸”把出名放在了首位，赚不赚钱倒是次要的。为了力挺“诗坛芙蓉”赵丽华的“废话诗”，一伙诗人组织了一场名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会上，一个叫苏菲舒的诗人在女诗人花子的帮助下，一层层脱下穿来的十多层衣服，最终一丝不挂地走向讲台朗诵，一时间会场大哗。这场闹剧虽被制止，但苏的名字却迅速登上了各种报纸、网站。费心费力地写了若干诗歌，一点名气都没捞到，见报更困难；现在这么一脱，名满天下，真是终南捷径啊！与此相匹配的，是那个所谓“80后作家”张一一。此人究竟写过什么而被称为作家，大概没几个人知道。可是最近他可曝得大名了，当然不是靠作品，靠的也是“裸”。原来，此人听到李湘离婚的消息后，马上向李湘求婚，并声称如果遭拒，将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裸奔。请注意，他只是计划裸一下，就马上走红了。多快呀！

有的“裸”，写在这里未免有点沉重，那就是“裸闹”。笔者不止一次从媒体上得到这样的新闻：某地民工因拿不到应得的工资，跑到老板办公室脱光衣服讨薪。应该说，干活拿薪水是理所应当的事，而企业欠薪又是一些单位存在的问题。可是，用“裸闹”的办法能否有效，还要画一个问号。一是这种做法太离谱，二是还没听说用了这个办法就拿到钱的。

自从类人猿进化成人类，随着文明意识的不断进步，人们一直为自己的裸体而烦恼，甚至感到羞耻。于是，一些聪明的先人就用树叶编衣遮体。后来，人们学会了织布、做衣服，使人类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着装如何，也是人的廉耻之心的表现。这些表演“裸”的人，难道真的非裸不可吗？

【高善斌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12月22日】

都谁能代表知识分子　作者：阮　直

时评人连岳先生在《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12期上撰文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缩头乌龟气质，顺风顺水时，你看他顾盼自雄，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倏’地一声把头藏回安全的龟壳当中”。所以钟南山手提电脑一被抢——哪怕是警方火速破案——完璧归赵——他老人家也感叹起收容制度的好处来了。

所以在连岳的眼中，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在坚守公民自由权利时都不够坚决、彻底。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连岳还举了个他认为“最恰当”的例子：“在法制的名号下，有些套话是大家喜欢的，比如媒体的人也常常会挂在嘴上说：既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们就应该收声，不再影响法官的判断了。”

我觉得国人在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判断上，不够准确，就比如说钟南山吧，我觉得就他是一名医学专家，若说成是传染病医学教授更准确，若仅仅说他是知识分子，许多不知道钟南山的人还以为他是研究卫星的呢。更何况把凡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统称为知识分子，这就像把所有公务员都称为领导一样是不准确的。

我们家乡的村子里的一个农民是研究屎壳郎子滚粪球的专家，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还被澳大利亚邀请去做清理草场的工作，他算不算知识分子？可他对于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事也一窍不通的。

人类社会在自然领域里有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只关注自己研究的那一亩三分地，除此之外的四海风云都不关我的事，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在中国，在世界还少吗？

知识分子这个外来的词在译到中国的那一天就不够准确，它的含义不是一伙有知识的人。风水先生也是有知识的，易经研究者，武侠作品的写手们，他们哪个没有知识，可他们哪个算知识分子呢？他们都有自己的“高帽子”戴，足可以高耸入云了，我们就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头衔乱授予每一个人。否则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如今哪个人没个学历，没个职称，没个自己的专业。

既然连岳一再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伸出头的勇气，那么你就该知道，这知识分子绝不是好当的。别说在咱们这块土地上了，连在西方的社会里，也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都能划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永远站在对社会主流文化批判的立场上，他们有着超越人类文化发展的过激、空想，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他们在不懈地质疑着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社会体制，不停地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呼唤。比如像连岳这样的时评人可算知识分子，他批判钟南山，批判李银河都体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有正义、有良知的声音，即便李银河不代表主流文化，但她不能承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忍受的“孤独”和“不理解”，就值得“批判”。

但连岳说的“媒体人”，在“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就不再发声了，这事儿连岳应该知道原因，“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走向、结果是媒体最关心的，那才是新闻的“热点”呢。这是媒体人说“我们应该收声”了，这个我们难道不包括你连岳本人吗？否则的话，媒体绝对会抢在你连岳的前边“发声”。

我相信连岳心里也明白，我们到底有多少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该算知识分子，或许连岳就是拿“知识分子”在说事儿呢，人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我就是揣着糊涂装明白了。

【闲话荐自《大众阅读报》2007年1月15日】

有的放矢　作者：唐德亮

一

越是喊要重视的，往往是越不被重视的。比如某县长在会上大叫要高度重视教育，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可多年过去，该县中小学教师工资在他那个县的公职人员中仍是最低。有的老师说：“教师工资待遇涨在媒体上，机关官员的工资涨在荷包中。”

二

有人说：“屁股指挥脑袋”，我说：“屁股指挥嘴巴”。顾雏军把一个国营大企业当作私家财产，狂吞乱占，在与郎咸平论战时，他的嘴巴自然是受其屁股（位置）指挥的，你想让他为广大工人说话，可能吗？近日，顾因贪污受贿受审，人们才认清了他的真容。其实，当初与郎论战时，顾心里未必就不明白真理不在自己手上而在郎的一边，但他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言不由衷，也要为自己说话呵！那些每年有十几万乃至几十万顾问费、讲课费的“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也是这样“屁股指挥嘴巴”的。

过去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如今是“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操纵嘴巴。”

三

“屙屎不出怨地硬”。这是家乡土话，即自己办事不行却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自然条件。过去电影上有国民党军官吃了败仗时辩解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同上面一句俗语可谓“异曲同工”。这种“屙（拉）屎不出怨地硬”的事儿我们见多了。明明是人祸，却归咎于天灾；明明是自身思想、灵魂已腐败、腐朽，却归咎于行贿者“糖衣炮弹”太过厉害，如有的腐败分子受审、判刑后所云：“都是×××害了我。”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己刚正，“×××”害得了你吗？（冤案不在此论）

某文友多年没作品问世，问之何故，曰：“公务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搞创作呀！”我曰：“你忙得过长沙市长谭仲池？人家日理万机，近几年每年都有文学专著问世，有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文论。上十本都有了。”对方哑然。

九十年代有一留学生卢刚，枪杀了他的导师、系主任、副校长等六人，重创了爱荷华大学天体物理系，西方人竟归咎于文革遗风。这种事，没有文革也可能在世界各地发生，像2005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了四位同学，难道也是“文革遗风”？美国大学的连环杀人案也是“文革遗风”？这让我想起，粉碎“四人帮”头几年，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一样滑稽。

四

好龙的叶公多矣！

但这“好”经常假“好”。譬如有的人好说“民主法制”，可一旦大权在握，却常常只准自己“民主”，不让下属与群众民主，假若提几条尖锐意见让他难堪，那就离“下课”、“下岗”、“分流”的日子恐不太远了。某些执法人员，似乎最“好法”，却又最好违法。某地警察对卖淫嫖娼人员予以游街示众，明明违法，却被他们说成是“执法”，还振振有辞，令民众愤慨。某些地方领导好把“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挂在嘴边，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挂在嘴边，但正是这些似乎很“好”法，很爱工人阶级的人，却几个人说了算，将国企低价出卖“改制”，工人说：这不是明显违反国家《宪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企业法》、《公司法》中职工代表大会权利的规定嘛！

叶公“好龙”还是“惧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五

不久前见大名鼎鼎的蒋庆先生在电视上“布道”，宣称用“王道”来治理中国最为理想。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见《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药，当然不是治病的良药。

在现代化大潮滚滚向前的21世纪今天，竟想以“王道”治国、“统制”天下，闻之，真有“不知今夕何年”、听“白发老人说天宝”之慨！

六

“钉子户”者，顽固不化也。

“六个市长拔不掉一个钉子户，是法制的进步。”（见《南方都市报》）诚哉斯言！

把本没有违法的居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除之而后快，能构建和谐社会吗？湖南嘉禾县委书记（最近揭出是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提出的“著名”口号“谁影响嘉禾一阵子，嘉禾就影响他一辈子。”其效果如何已众所周知，不用我赘言。

曾遇一被拔之“钉子”对我言：“房子被强拆多年，补助至今未落实，找了各级领导都没用。我好歹还是政府部门退休的干部，其他人就更难办了。”

我当然相信，百分之九十几的广大群众是有觉悟的，是听从有关部门命令的，只有百分之几是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我只是疑问：拔除这百分之几的“钉子户”，有没有依法行事？有无落实有关政策？况且，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拆而除之？像十几天前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常州市某开发商竟把明清古建筑群摧毁建什么商业区？

请慎待“钉子”！

【邸笑飞荐自《清远日报》2007年1月6日】

我们穷！我们不配做中国的盟友！　作者：拉丝桑贾内法尔

我们是中国人的盟友与朋友，我们自认为是中国人最亲密的伙伴。但是，我在中国看到的诸多现象，我认为我们可能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我在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秘密的跟随采访。我的几个同胞，来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它们的繁华与现代化使我们惊讶！也更加使我们自豪！因为这就是巴基斯坦的盟国！永远强盛的中国！但是，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伤心，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利益凸显的特征。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决然的变化。

在上海一家大型日用品销售商场内，我们随行几人在选购东西，一位中国女销售人员，在同时分批接待我们与前面一批西方游客，大概看似是美国来的。她在接待西方客人的时候，表现出的态度是那么热情与真挚，介绍得是那么详细与细致。直到对方漫步离开，她的脸上还充满着笑容。

接下来在面对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带有西亚地区的民族特征的人士，她的表情马上开始变了，态度生硬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我要求她拿出一枚镶嵌有蓝色宝石的戒指来观看的时候，她却先以流利的英文回答：1200美元。而这枚戒指就是刚才西方游客看到的那枚。我们只好离去，但是，背后那女士依旧在低声说：穷！老巴，还看！

我们到达了中国首都北京，在我们乘坐的一辆通往区县的旅行汽车上，我们故意在行李安排上作了调整。与我们同行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游客，他们大约7人，我们是4人。导游对于两个团的表现十分不同。作为巴基斯坦人，我们学过中国语言，很多人至少可以听懂一些中文，而英文我们虽然也是作为官方语言，但是不是最流行的语言。但是，中国对外都是使用并且据称是中国官方要求使用英文与外界对话。

这位女士对于我们的行李感到十分不满，她希望我们不要把“肮脏”的行李摆放在靠近美国客人的行李架边上。而我们也被刻意安排在远离美国人的后排座椅上。我的一位同胞问她我们为何不能坐前面空的座位？她回答说：那是留给可能前来的几名英国游客的。我质问道：是预定吗？她说：不是预定，但是你们坐在后面不是很好吗？

在中国西藏新疆通往西亚的长途道路上，我们的巴基斯坦农民遭受了与中国农民一样的待遇，甚至更加糟糕。中国司机竟然称他们是：巴鬼！穷巴！小巴！这与我们国内尊重中国人与中国的情况是相反的。在贾拉贾那德军事基地，是巴基斯坦军方严格禁止进入的机密级军事基地。西方记者很多被阻止。但是，唯一可以豁免的只有中国。在斯堪拉奇县，我们那里有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中国国文教师，张。她几乎成为了那里的女神。任何胆敢冒犯与不恭敬她的人，都将被严厉惩罚。一次，一名英国籍记者在这里采访，他以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指责中国张，是传播中共瘟疫。这引起了整个村民的极大不满，如果不是警察出面，并且英国人道歉，恐怕他会被我们的村民打死在那里！

一名首都附近的警察，曾经在2004年扣押了一名中国籍游客，怀疑他非法携带武器。事后，遭到我国警示部门的惩罚。而事实上那名中国游客携带的只是1把模拟枪。因此，这名游客获得了3000美元赔偿，还可以在我国几个旅游景区进行免费参观。

中国在我们看来，是亲近的，几乎是神圣的。我们在危难之中，帮助我们的总是伟大的中国。这些作为巴基斯坦人，都是会牢记的。但是，中国衡量我们的价值，却是以金钱为首。这与中国目前的国内现况十分雷同。

我的国家目前十分贫困，因此，我们更希望得到世界尊重。看不起我们的，嘲笑我们的，在我们看来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中国！我怎么来把你区分？

【廖锋辉荐自《环球新闻参考》2007年第1期】

２００６年的中国老百姓　作者：鲁　宁

2006年老百姓的日子有喜有忧，我选取若干个点梳理一遍。

吃低保的、从社保渠道领养老金的，好歹加了点钱，平均大抵在每月每人百元以内。比起公务员们平均每人300元以上的增资标准，虽说少了点，好在中国老百姓厚道，特容易知足，加钱不计多少，加总比不加要好。譬如我母亲就是这么想（讲）的。

股市活泛了，特别是下半年，上证指数连续创出历史新高。多半散户解了套或正在解套，一部分散户开始有所斩获。对有点余钱炒股的百姓，股市变暖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低收入者虽增了点收入，但下半年粮油肉禽蛋涨价了，部分大宗农副产品和粮油制成品的价格跟着看涨。水电煤气等公共用品价格一直悄悄上涨，理由说是“价格不能长期倒挂”。因为这类涨价直接影响低收入家庭的生计，媒体报道时总如履薄冰，通常王顾左右而言它。

找工作越来越难，文化低的、技能差的首当其冲。广州等许多大城市迫于治安持续恶化，打起了限制“低素质”入城的主意。文化高的，甚至高学历如硕士博士之类，找饭碗也不容易，至于本科生，已不如20年前的高中生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市场准入制度并未明显松动，相反，行政垄断继续强化。小企业尤其是“微型私企”仍在大批死亡，相应的就业岗位随之化为乌有。

本年度对百姓利益攸关的宏观调控其实就是楼市调控，政府隔三差五出台调控举措，月月都有楼市新政颁行，百姓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回回破灭房价下降的念想。房价不光大城市继续涨，二三线城市也你追我赶，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家庭境况一般以下的，都从牙缝里省钱用于“教育投资”，指望子女有个好前途，别落个如父母辈下岗分流受穷苦，低收入家庭借贷也要供子女读书跳“龙门”。可是，优质教育资源依然向高收入者和权贵阶层倾斜，反过来，如上世纪初“福特流水线”般生产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们，却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廉价商品”，不要说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连偿还助学贷款都挺难的。当然，有家庭背景的人们依然不担心找不到好职位，又是一种马太效应吧。

看病难、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困惑仍在加剧，百姓望穿秋水，医改咋个改法仍云山雾罩。反商业贿赂，出现多起“红包医生”集体“罢医”，令有关方面投鼠忌器不知所以。

这一年，中国经济继续“大红大紫”，媒体欢庆连续第四年2位数增长。可本周一公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在回顾2006年时承认：贫富悬殊仍趋扩大，城乡居民组群的收入差别居然扩大至18倍，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层级越往下，对改革直至对整个社会的认同度越低。

宏观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有些家庭的微观经济形势却与此脱节，低收入家庭甚至连“小好”都谈不上，就是“中收入”家庭也不敢轻言“小好”。作为“不好”的反映，最直观的就是内需还是挺不起来。于是，媒体反复劝导百姓扩大消费——就差把消费说成“爱国”了。可是，“新三座大山”越来越沉，不但压得低收入家庭直不起腰，就是写字楼里的所谓白领阶层，住房按揭也压得他(她)们气喘吁吁哩!

明年的经济一定又呈“艳阳高照”，但“蛋糕”的分享依然是个问题，明年这时候，咱们再议2007年的中国老百姓。

【陈文涛荐自《中国保险报》2006年12月27日】

２００６经典语录大盘点　作者：佚名

十大惊世语录

“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

点评：厉以宁教授的名气自然很大，学问也颇为了得，但这话你们听着有道理吗？记得吴敬琏教授曾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全民低保。同样是经济学家，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药品不能当馒头卖！药价不贵，不同意降价。”——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在“中国医药风云榜”颁奖典礼上抛出“馒头论”

点评：药品不能当馒头卖，但也不能蘸上人血当“人血馒头”卖，幸亏药品降不降价不是这人说了算，否则，老百姓还真是没有活路了。

“矿难与矿工素质不高有关。”——黑龙江七台河矿难矿方领导接受采访时表示

点评：地球人都知道挖煤是“老板赚票子，农民死儿子”，按这说法，若是矿工下井前把业务素质都提高到硕士以上，那些官商勾结产生的黑煤窑是不是就不塌了？

“房产就该暴利！将暴利进行到底！”——北京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发言

点评：这就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这些房地产商无所顾忌什么都敢说，就怕他们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敢做。

“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经济学家钟伟说

点评：经济学家就像演员，根据给的“出场费”来选择代言的商家。如今利益分化、群体分层，沦为强势群体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惦记百姓利益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众所周知，钟伟先生的名言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这一回，总算把这话的深刻含义又用大白话表达得更加清晰。恕不多言，人家自己都说这么清楚了我们还不明白吗？人家压根儿就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记者会上这样说

点评：请问李主任，“人民”包括这几个行当外的广大群众吗？此“人民”可没获得彼“人民”那么离谱的利益啊。

“我们是在隔门谈工作。”——某电视台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家中的床上，而关于播音员的死亡，副市长这样说

点评：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说哪里人说什么哪里人笑了，此言一出，也许全国人民没有都笑，但肯定一多半人笑了。

“出现‘警匪勾结’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警察待遇过低。”——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表示

点评：这种逻辑盘绕在心中，出现“勾结”就不奇怪了。只是不明白，若按这种逻辑推断，民工工资最低是否可以上街劫财？教师工资不高是否可以抢劫学生家长？

“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说

点评：农民的农业税减免了，农民就是最失去荣誉的人啦？

“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社会学家李银河说

点评：真的吗？我只知道一夫一妻制是合法的，“换妻”似乎指的不是永久性交换(那样倒还是一夫一妻)，而是指换妻游戏换完还得再换回来吧？即使那两对都没有意见，即使没有违法，也不能称得上“合法权利”。李教授是社会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但在性理论方面她已经走得太远了。

十大“牛”人语录

“外地人进京应该实行准入制度，不能让13亿人都往北京跑。”——1月13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作客“首都之窗”时表示

点评：北京是谁的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被分为三六九等，生在北京的是上等人，其余的“外省青年”都是次等的？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首都的发展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目光短浅头脑又不清楚的人，这位委员应该首先迁出北京。

“地铁员工家属免费是为反恐。”——广州地铁公司老总在广州地铁票价听证会上陈述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点评：这真叫没有不敢说的，只有想不到的。

“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针对白烨对80后的评论，韩寒做出如上回应

点评：韩寒小帅哥这句骂声还没落地，就在“作家豪富排行榜”上位列探花，以950万的身家屈居余秋雨、二月河之下，比贾平凹、王蒙、苏童、余华这些文坛大腕还牛，难道他还不承认身在文坛，愣是觉得自己是在咸菜坛子里？

“我基本同意。”——兰州市原副市长杨在溪在其涉嫌受贿一案的庭审中，这样官味十足地回答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点评：充分理解。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晌的不好改过来。

“各位观众，江苏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裁判！”——在南京举办的全运会垒球比赛中，现场解说员显得兴奋过度，全运会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段子脱口而出

点评：如果偏巧主场，偏巧对手不服，偏巧观众都看出裁判不公，偏巧当地的解说员说出了以上的话，这效果是不是格外幽默？

“我听到‘娱乐记者’四个字就想呕吐，看到娱乐版就犯恶心，娱乐新闻简直就是大粪坑。”——崔永元对现在的娱乐记者和娱乐新闻保持着一惯的可恶态度

点评：我看小崔不但有抑郁症，还有偏执症、狂躁症和强迫症，病得不轻啊。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读MBA。”——上海推出学费2年2万的儿童MBA教育项目，700余幼儿争读，某白领有了上述自豪之语

点评：只要敢骗就有人上钩，这种天方夜谭不仅仅上海有。

“意大利万岁！”——感谢2006年的世界杯，这个没有中国队的世界集会上，黄健翔的惊世一嚎让举国震惊，也让他自己处在了风头浪尖上

点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特容易嘴上把不住门。虽然给他带来麻烦多多，但这一嗓也有好处，就是在众多的体育盲那里也混了个脸熟。比如本人，一嗓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是哪碟菜，一嗓之后就不同了，一看，长得还蛮帅的嘛。

“我像一颗水蜜桃，而王家卫是榨汁机。”——章子怡语录

点评：小章很机灵，比喻也很恰当。

“我吹蜡烛时许的愿是买彩票中500万大奖，然后去周游世界，最后剩下的钱买个官来当当。”——据媒体报道，一个中国孩子过11岁生日时这样说

点评：说实在的，我被这孩子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话从一个想入非非的中年男人口里说出来，哪怕再加上一条要泡天下最漂亮的女人，都可以理解。11岁本该是热爱童话、迷恋科技、喜爱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和小伙伴们打闹淘气的年龄，是谁让他有了这么一颗苍老而世故的心？孩子的心灵装着的不是童年、少年应有的故事，这是多么可怕可悲啊。

雪　岑/点评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6年12月27日】

取消农业税之前　作者：韩少功

农业税取消，让乡干部们一下闲了许多。以前每到端午前和中秋前，他们就得上户催粮征税，前后忙上两三个月。现在他们不用讨账，有时候还去发放种粮补贴，不是收钱反是给钱，变得非常有面子。

一胎户和无儿户的养老津贴也开始发放。年满六旬以上的老人，只要符合条件，可每月得50元现金。有的老人点票子时喜不自禁，说哪个崽能孝敬我这么多钱？能给口饭吃也就不错了。看来看去，还是政府好。

他们没什么事的时候，常来我家坐一坐。说起以前收税时的磨难和苦恼，说起山峒里几个有名的刺头，一个个都是感慨良多。其中有些小事，这里不妨录下一二。

例一：有一家农户坚决不交税，理由是他家的猪婆没阉好，刚从兽医站回来，马上就“返了草”（即发情和受孕）。实在太不像话！干部们不明白，他家猪婆返草与交税有何关系？农户的回答是：兽医站不是你们国家办的么？兽医站收钱不就是你们国家收钱么？你们收了钱又没阉好猪，我凭什么要给你们交税？你们做了初一，我就要做十五。

例二：有两家坚决不交税，理由是上次抗洪救灾，上面送来了救灾物资，其中有八瓶矿泉水，分到了他们所在的生产小组。组上一共十三户，矿泉水不够分，组长只好摆上十三只碗，给每只碗里匀一点。刚好他们两户只拿到小碗，分到的水明明少了一截，实在太不公平，太欺侮人。他们当时给干部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答复和处理。“好吧，我找你们的时候，你们耳朵聋。现在你们要找我了，我的耳朵就不能聋一回？你们先把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他们就这样把干部轰出了家门。

例三：某户主一见干部上了门，先让大家围观他脚上的伤疤。说来话长，这脚伤是怎么来的？是他家猪崽咬的。他家猪崽怎么会咬人？是野猪来他家无聊，强奸了他家的母猪，搞得一窝猪崽变了种，长得一个比一个恶。那么野猪为什么能来他家无聊？是因为公安局去年收走了猎枪，说是“保一方平安”，野猪就多起来了。你看看，到底是保谁的平安……道理说到这里，他没有找公安局要医药费，就已经是客气啦！

接下来，他细说一窝小杂种的种种罪恶：一个个长得奇形怪状，斜眉吊眼，面容狰狞，表情丑陋，好几次啃裂了槽盆，啃断了栏杆，土匪一样地暴动，把主人一头就顶翻在地上，冲出猪圈时比狗还跑得快。但要说它们是野猪吧，它们又同家猪一样懒，并不上山去刨红薯和翻笋子，到外面只是疯玩一阵。玩饿了，就成家猪了，就成少爷了，照样赖回家来吵吃吵喝，否则就要大闹天宫，把帐子、被子、衣服等等全都撕咬成碎片。它们的贼眼珠滴溜溜地转，很有信心地盯着你，看你到底怕不怕。

这一说，没个完，说得干部们只好悻悻而返。

综上所述，前些年刺头们抗税的手法层出不穷，常常让干部们狼狈。就算他们读了硕士博士也难以应付。这些乡干部虽然也大多来自农村，对任职八溪峒还是不能不怯。他们说，在这里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八溪峒是出“粮子（士兵）”的地方，民性刁滑而且蛮横，不是吃铳药长大的，做事总是“不服周”。

“不服周”需要解释一下：这是流行于湖南、湖北一带的俗语，意思是不服强，不服官，不服权威。“周”指周天子。当年战国列强当中，唯有楚国未得周天子赐封，也不要周天子赐封，属于自立旗号闹革命的那种，是之谓“不服周”。

【刘述礼荐自《今晚报》2006年12月13日】

说瞎话　作者：李兴濂

记得孩提时，妈妈教我一首顺口溜，名字就叫《说瞎话》：“说瞎话，道瞎话，一根羊毛擀了一双毡袜，他爹穿了八冬，他儿穿了八夏。锅台上种了二亩大西瓜，好驴好马驮不了仨。仨月大的小孩去偷瓜，抻抻肚皮装了二十三，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哑巴一喊，瘸子就撵……”当时就觉得奇怪，瞎子怎么能够看得见，聋子怎么能够听得见？妈妈说：“这叫睁着眼睛说瞎话。”

长大了，听到一些“瞎话”，才知道这瞎话是民间歌谣的一种，瞎话就是胡诌、颠倒、反说，也叫作“胡诌歌”、“颠倒歌”、“反说歌”等。比如，“瞎胡诌，诌瞎胡，拾起镰来就一锄，一锄耪在枣树上，桑葚落了一糊糊，张起兜来拾马包，拾了茄子两嘟噜，家里切的是瓜菜，熬在锅里小豆腐，端起碗来吃干饭，出溜出溜喝糊涂，张三吃了李四饱，撑得王二直啼哭。说俺诌，俺就诌，大年五更立了秋，正月十五下雹子，打了荞麦和绿豆，二月十五发黄水，冲了一河秫秫头，捞了个小的一石二，捞了个大的打八斗，连着捞了七八个，打了还没一烟袋头！”“反唱歌，倒起头，我家园里菜吃牛，芦花公鸡咬毛狗，姐在房中头梳手，老鼠叼着狸猫走。”这些瞎话，虽说是声声瞎话，句句胡诌，与常理悖谬的反语，把事物反说，但正是这种可笑的组合，横生的趣味，却含而不露地讽刺了当时社会是非颠倒、胡说八道的现象，发人深思。民间的瞎话，品格真诚，开宗明义就告诉人胡诌就是胡诌，瞎话就是瞎话，不像有些人拿着瞎话当真话说，不脸红。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亩产万斤粮”的年代里，人人头脑发热，说瞎话。“土高炉，放红光，乡乡社社明亮亮。昼夜不停流铁水，五湖四海也难装。”“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垮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这些瞎话，比比皆是，不说也罢。

老夫活了多半辈子，虽然也说过一些瞎话，但多是心跳加速，半闭着眼睛说的，一直不敢“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现在社会上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多着哪！倒闭说成“改制”，罚款说成“执法”，停滞说成“零增长”，下降说成“负增加”，涨价说成“调价”，贫困说成“不富裕”，渎职叫“失误”，重大损失叫“交学费”，出国旅游说是“考察参观”，跑官要官说成“要求进步”，官老爷说成是“公仆”……好一个说瞎话的世界！又怎个瞎话了得！

去年，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境内连降暴雨，导致该县7个乡镇65个村4.1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7.5万亩，倒塌房屋907间，死亡5人。据悉，此次突降暴雨是“千年一遇”。对此老夫不明白了，“千年一遇”的暴雨，是哪个专家提供的长达1000年水文气象资料和如此肯定的水情报告？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真不敢想象今后是不是还会有“两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的暴雨？民间的说瞎话，那是逗趣的儿歌，逗逗小孩开怀捧腹，读了“千年一遇”的瞎话，我却笑不起来。天灾掩盖不了人祸，欲盖弥彰，瞎话编得再好，还是瞎话，骗得了小孩，（其实，小孩也骗不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就没有被骗）何况大人乎！只是不说穿而已！

【李学敏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2月18日】

扪虱的气度　作者：梅桑榆

早年读周恩来诗句“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似懂非懂。持螯下酒，那形象倒是不俗，且有几分豪放之气，然而有众人在侧之时，一面用指甲掐着虱子，一面与人交谈，即使大放高论，语惊四座，其形象毕竟不雅。

我对周诗的不理解，自有原因，当时我从农村初到县城工作，已经9年未读过什么书，不知那是用典。

加之当时无论城乡，均有虱子横行，虽人人憎其可恶，但却屡杀而不绝。特别在乡村，人因不常洗澡浣衣，成了虱子的乐园，男女老少，衣裤之内，发丛之中，都是虱子繁殖生长、做逍遥游的天地。人被虱子叮咬后，皮肤发痒，当然要抓之挠之，捕之杀之，而对虱子就地正法的手段有两种，一是扪杀，二是嚼杀。捕虱的常见图景是：妇女或坐或站，俯身在孩子的头发里从容搜索，每捕获一虱，即用左右两拇指的指甲一合，只听“叭”的一声脆响，虱子体中的人血便被挤出，只剩下一副白色的空皮囊。三五人于墙根晒太阳，忽觉体痒，便伸手在衣襟内抓摸，一有所获，即当众“处决”，其法如上。若遇风和日暖，便索性脱下棉袄，大张旗鼓地进行捕杀。不多时便两指沾满鲜血，指掌间虱尸狼藉。至于那嚼杀法，则是捉住一虱，像嗑瓜子般把虱子往嘴里扔之嗑之，而后吐出。持此法杀虱者的理由是“两斗米一滴血”，代价如此高昂，当然要向虱子讨还血债。这种扪虱或嚼虱的图景，哪里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

后来我迷恋文学，读书渐多，方知“扪虱倾谈”，典出《晋书·载记第十四·王猛传》，前秦丞相王猛，早年胸怀佐世之志，“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隐居于华阴山，“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军数万，北伐前秦，及入关，王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桓温大为吃惊，知其有雄才大略，还师时欲邀其同返晋都，被王猛谢绝。后来王猛终于得以大展其才，辅佐前秦皇帝苻坚，扫平江北，威服诸国，与东晋隔江相峙。

桓温权倾朝野，威震天下，连皇帝也惧他几分。当时只是一介寒士的王猛，披着粗布衣服，前往造访，旁若无人，以指扪虱，侃侃而谈，视一世枭雄为等闲之辈，这种气度，非满腹韬略，胸怀天下者所能有。自此，我才知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扪虱倾谈”，并且可以“惊四座”者，需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气度。否则见了枭雄权贵，只能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即使身上虱子乱爬，其痒钻心，也不敢乱抓乱挠，更不敢把那可恨的小爬虫押将出来，当场处以“极刑”。

而今，百姓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人们有条件讲究卫生，虱子也就成了珍稀动物，而当众扪虱，不误谈笑的图景也渐趋绝迹。但古人王猛仍令我敬佩，我当然不是敬佩他在枭雄面前敢于扪虱，而是敬佩他会见大人物时坦然自若的精神气度，今人有了这种气度，就不会因自己地位卑微，服饰不华，而在位高款大者面前畏畏缩缩，战战兢兢，未曾开言，就让人看矮了几分。

【杨孔翔荐自《广州日报》2006年12月16日】

连狗的目光都变了　作者：肖复兴

如今，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目光，和以前大不一样。低头匆匆忙忙赶路的，他们的目光只停留在眼前的路上，那目光几乎是呆滞的。拇指一族打手机或发送短信的，他们的目光只停留在小小的手机上，那目光有时可以是旁若无人的，却几乎是隐晦的。也有一脸官司的，让你不敢和他那恼怒的目光相遇。也有满面狐疑的，让你看着他的目光感到恍惚。也有不少目光散失了焦点，如同没有缰绳的野马四处散逛。但是，看风景的很少，不少目光却是鬼鬼祟祟的，让你遇到他的目光，赶紧捂住自己的腰包，加快了自己的脚步。所以，前不久北京的公安部门提醒市民，当有人向你问路的时候，一定要和问路的陌生人保持距离，以防意外。

不管是宽阔的大街，还是偏僻而人少的小街，人们的目光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惶惑，越来越可疑。哪怕是最天真的孩子，遇到陌生人的目光，即使不像惊飞的小鸟一样立刻避开这样的目光，也会警惕地紧紧地拉住父母的手。

当然，大街上也常会看到热辣辣的目光，一般是男人投射到漂亮的女人身上，或者是女人投射在帅小伙或所谓成功人士的身上，但那更多的并不是真正爱情意义的目光，更多的则是欲望毫无遮拦的宣泄。含羞半敛眉，眼媚双波溜，是千载难逢，难得一遇了。彼此可以金是衣裳玉是身，却难是眼如秋水目如霜了。

在夜晚，由于城市的污染和高楼的林立，已经很难看到瓦蓝色的夜空和夜空中的星星了。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种和夜色一样清澈的目光，也很难看到了。灿烂的霓虹灯和街灯，以及一街扑朔迷离的车灯闪烁，彻底替代了夜空的银河，我们的目光可以在书上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星座，却再也看不到北斗七星倒转斗柄的奇迹了。我们的目光便如一盏酒杯，只盛下了满眼扑来的灯红酒绿。

在书中，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近视，乃至猥琐，甚至攫取式的贪婪。我们的目光已经很难和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相遇，也很难和莎士比亚或易卜生的戏剧相遇。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大概也不会和我们的唐诗宋词握手言欢；如果不是为了选秀，大概也不会和《红楼梦》相见甚欢。我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了考试的辅导教材，投入到怎么学开车、怎么玩股票、怎么发财、怎么升官、怎么应对老板的书的上面。我们渴望捷径、渴望暴发、渴望一夜成名，我们的目光便很难再相信童话会出现在眼前，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被我们改造成了《夜宴》式的欲望的淋漓尽致的展示。

在交往中，我们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矜持，越来越彬彬有礼，越来越有日本味儿和西洋范儿，却也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甚至透着虚伪。就像罗大佑在歌里唱的：“人们变得越来越有礼貌，可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苹果的价钱卖得比以前高，可味道没有以前好。”

缺少了天真和真诚，连街上的狗的目光，也变得小心翼翼，格外警惕的样子。

【杨孔翔荐自《齐鲁晚报》2007年1月5日】

哲学家的文化预言　作者：宋志坚

宋志坚先生简介

宋志坚，原名宋百兴，1948年3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宋家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曾任《文明大观》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随笔集《自豪与创新》、《大圣落选记》、《不伦不类集》、《鉴湖情书》、《打杂人语》、《老宋炒古》、《天下乱弹》、《老宋杂文》（上、下卷）、《老宋杂文续编》（上、下卷），学术专著《杂文学初论》、《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杂文学概论》。

央视《大家》与哲学家任继愈对话的节目《穿越古今的旅行》，上了《报刊文摘》就只剩下几百字，且用任继愈先生的一句预言做了标题，曰：“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在后面”。其中有一段话说：“向来国家的文化发展是经济在前，文化后来跟上去的，是不会太超前。经济是基础。所以你看乾嘉盛世，那是清朝百年了，才有后来那个盛世。唐朝是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政治上上了轨道，统一了。唐朝的繁荣，实际的作品创作是开元时代。开元时代也是近百年了，传了好几代才有这个结果。汉朝的汉武帝，最盛了，武功、文治都很好。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他前面那几代做准备才有了高潮。”简言之，一个朝代建立百年之后才会有太平盛世，有了太平盛世就会有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于是，任继愈先生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二十年左右”。不知道此“摘编”能否体现任老先生的本意，仅就这几百字看，我还真有点不以为然。

“文化”这个词汇，其内涵相当丰富，粗略地分类，就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习俗文化。在诸多文化史的专著中，不仅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各个门类的艺术理所当然地属于“文化”，吃喝玩乐也都在“文化”之中，也有吃喝玩乐的各类文化专著，诸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据此说“经济在前，文化后来跟上去的”当然也无可非议，毕竟，这一切都需有物质的基础。倘说这“文化繁荣”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与文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情况恐怕就要复杂得多。换一句话说，“经济在前”，“文化”未必就会“跟上去”的，跟着“太平盛世”出现的未必就是“文化繁荣”，这种精神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汉武帝的时代可算是西汉最强盛的时代，但汉儒注经成风，怕是与他的“独尊儒术”有关；汉朝之后，“言论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这恐怕不能说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清朝百年”后的“乾嘉盛世”，“朴学”令人瞩目，成为一道文化景观，还有了“乾嘉学派”，但这“朴学”却又与“文字狱”相连：“避席畏闻文学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学者都去考证、训诂，忙着研究错字，争论生日了，大概也不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应有的气象。李(白)诗与杜(甫)诗历来被称为盛唐诗歌的并峙双峰，属于唐代文化最耀眼的成果之列，倘若仔细斟别，杜诗其实倒是天宝之后乱离之世的悲歌，李白倘若一直都在开元盛世之中飘飘欲仙，恐怕也会像贺知章那样在自己的笔下频频出现“枯朽沾皇泽”或“千载舞皇风”这样的诗句。总之，就以任继愈先生所说的几个朝代为例，便可知“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水涨船高或形影相随。如果再宕开一笔，那么，诸子百家出现于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并非出现于此后无论哪一个朝代的“太平盛世”；屈原的《离骚》并非因为天下太平却分明出于内心不平；曹雪芹虽然生存于康乾盛世，他的《红楼梦》似乎与康熙乾隆的文治武功也并无太大的关联。

以上所述，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容易让人陶醉；“太平盛世”必有“明君”，容易让人迷信；在“太平盛世”，各种思想禁锢的措施最容易奏效，各种廉价的歌功颂德和浮躁的急功近利也最容易出现。而且，综观中国的历史，“太平盛世”总是“大一统”的。它的优越性在于一个“统”字：天下统一，没有战乱，社会方能稳定发展，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它的劣根性也在于一个“统”字：高度集权，统得太死，士节与思想都会受到遏制，这大概也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怪圈。“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往往不能同一，就与这个怪圈密切相关。因为“太平盛世”尚未出现，“文化高潮”还在后面，任继愈先生要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我的想法却与此有些不同。“积累资料”的工作，自然也要有人去做，因为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而去整理古籍或专事考证尔后成为一代大家的确有其人，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统统都去“积累资料”却终究不妥。在我看来，摆脱以上所说的历史的怪圈，使“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趋向同一，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使命。因此，有一个尽可能宽松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有一批能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学者与作家，才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出现的必要前提。没有实力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学家的，不要将此归咎于“真正的文化高潮”尚未出现；有实力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学家的，也不必等到几十年后再去现身。

【邸笑飞荐自《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

宋徽宗时的“经济”　作者：宋志坚

人口须要节制，这是现代的事，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说。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多少，乃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左右。

从王春瑜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2000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５倍之多，按每户四五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在１亿左右，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或唐的人口的两倍。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汉、唐。由此可见，宋徽宗时的经济并不坏。

宋徽宗其实也还算重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就是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建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这在历代帝王之中并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的手中。其个中原因，即从《中国文化小通史》宋代卷所提供的史料看，大致也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极大冲击，商人的社会地位急剧升高。几乎与此同时，商人同皇室、贵戚和官员联姻，商人向官府交钱纳款为自己谋取官职，以及官员兼营经商甚至公开贩卖由官府专卖的茶、盐来谋取暴利也成了普遍现象，连军队经商都成为时髦。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其萌芽阶段，就显出了这种官商勾结的畸形病态。

宋代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早在宋真宗的时候，宰相王旦就说过，在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10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到了宋徽宗时，富商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同样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官人”也同步增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受到层层盘剥，自是穷的更穷，两极分化严重。北宋末年，朝廷又发行了大铜钱和劣质的夹锡钱，并硬性规定大铜钱当10文使用，夹锡钱当２文使用，致使原先通用铁钱大幅贬值，甚至弄到20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底层的广大劳动者，更是一种剥夺。

宋徽宗时的上层腐败也很突出。所谓“上层”，首先就是宋徽宗。史家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这个风流皇帝通过地下秘密通道找李师师寻欢作乐，恐怕未必仅是《水浒传》中的小说家言，没完没了的花石纲也是由他的“大兴土木”所引出来的。当然也不仅是宋徽宗，朱缅之流可以借着采办花石纲中饱私囊，蔡京之流还可以弄出什么生辰纲，如此层层盘剥，方才搞得“天变民怨”，使得宋江方腊揭竿而起。

对于政局乃至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非常重要，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社会无序的例子也不算太少，但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矛盾就都跟着缓和化解，恐怕也有其极大的片面性。北宋之亡，就不亡于经济，倒与上述“子丑寅卯”密切相关，所谓“土崩之势”，就是这“子丑寅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今天仍当引以为鉴。

【翟明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8月22日】

鲁迅眼里没有偶像　作者：宋志坚

人的思想是否鲜活，不能只看他所处的年代。王充的思想，恐怕有许多生活在现代的人还望尘莫及。他对孔圣人的态度，我以为就很“现代”。王充认为，即使是圣贤，也会有过失。圣贤经过反复思考写下的文章，“尚未可谓尽得实”，何况“仓猝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圣贤说的都对，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又怎么能知道对在哪里？因此，他责问那些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而“不知难问”的“世儒学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也因此，便一直有人以为王充是“离经叛道”的反孔派，其实，王充反对的只是那种“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的学风，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而这，恰恰正是至今尚须大力提倡的“学问之法”。

似乎也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以为鲁迅与孔夫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势不两立。鲁迅还是孔子，乃是一个两难抉择：选择了鲁迅，就势必反孔；选择了孔子，也就必定要排斥鲁迅。这两种倾向，尤其在祭孔、读经业已成为新的时尚的今天，还表现得格外明显。然而，倘能平心静气地检视鲁迅的所有著述，则不难发现，鲁迅的“反孔”，只在这样两个层面。其一，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你越是要把孔子说成是句句是真理的圣人，他才越要找出孔子的破绽；其二，他反对把孔子当作“敲门砖”，借尊孔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孔子所倡导的却未必真想去实行。也就是说，鲁迅反对的，只是出于权势者的目的而被挂满了各种光环的那一个令人厌恶的偶像，以及被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儒家教条与戒律，对于作为一个古代学者的孔子本身以及儒家的思想，他从未一概否定。比如说，鲁迅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尽管也顺便指出了孔子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的狡黠；鲁迅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此中即含有对儒家价值取向的某种认同，他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记载的先贤，有不少还是当时的大儒，《会稽记》的作者贺循就是东晋时的一代儒宗。

回头再说说鲁迅与王充。我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其一，鲁迅早年校辑虞预《会稽典录》，遇到“上虞孟英三世死义”，即引王充的《论衡·齐世篇》所云为之作注，可见他对《论衡》之熟悉；其二，鲁迅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共计１２种书中就有王充的《论衡》，可见他对《论衡》之推崇。至于本文以上所述，则更可见鲁迅与王充在思想上大有相似相通甚至是一脉相承之处。然而，鲁迅并未言必称王充。读遍《鲁迅全集》，能看到他提到王充的恐怕只有《女吊》中的一处，说是“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鲁迅很可能从王充那边吸取过思想的养分，但他只想把王充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资料，不想把自己的大脑变成王充及其《论衡》的跑马场，更没有以王充的是非为是非，或把王充当作自己的敲门砖。从这一点上说，他对孔子和敢于“问孔”的王充可谓一视同仁。王充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反对偶像崇拜的一个先驱，但鲁迅没有把他当作新的偶像。

鲁迅也讨厌别人把他当作偶像。生前把他当作偶像的，例如所谓“思想界的权威”云云，他早已敬谢不敏；至于在他身后可能把他当偶像的，他也预选了一个相当合适的字眼，叫做“谬托知己”。

鲁迅还是孔子，这是一个伪命题。鲁迅眼里没有偶像，也才是问题的本质。

【马静荐自《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7日】

国人的陋习　作者：梁晓声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创收”取代“发财”，其实还是“发财”的那点儿意思，但听着比“发财”就现代多了。而且，还格外体现出了“靠诚实的劳动”赚取金钱的庄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私自利和个性独立，像劣酒和酒醇一样常被混为一谈，这真可耻。

□“娱记”们将记者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让人有那么点儿鄙视的地步。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

□“离婚”二字，以往的年代，惯是男人威胁妻子的话，现在她们听了往往不再惧怕了。“离就离！”——一句话就把丈夫们顶得哑口无言。

□竞争同一职业，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的；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

□不知从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

□有些弱点有些缺点改正起来真是很难。难在你明明知道是弱点是缺点，但因它对人起保护作用，你便渐渐习惯了把它当成你的铠甲。好比秃头和假发的关系。很难说是假发伪装了秃头，还是秃头使假发变得重要……

□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

□娱乐本身也是分高低俗雅的。打麻将小赌小博是一种娱乐，打台球也是一种娱乐。好比满汉全席可以是一种讲究，青菜豆腐别有风味也可以是一种讲究。

□公开的下流也是一种快感。目前一部分人都巴不得有公开下流的权力和获得公开下流的快感呢！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倒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嘁！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她们的“示爱”无异于娼妓的卖俏。会被吸引的则往往是类似嫖客的男人。

□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

□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

□人类真是绝顶聪明的动物——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的关系变了，却只要发明一个暧昧的词，似乎也就掩盖起了关系嬗变的实质，也就都不觉着难堪了……

□情爱之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着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

□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命令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爱心”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到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倪早菊荐自《文化博览》2007年第1期】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何谓境界？《现代汉语词典》有两项解释。一项是指土地的边界；另一项则是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所表现的情况。倘若从第二项释义来看，很显然，从头燃到脚，“成灰泪始干”，这是蜡烛的境界。一生忙奉献，“至死丝方尽”，这是春蚕的境界。安排到哪里，都安心工作，这是补钉的境界。总爱挑毛病，从来不改悔，这是听诊器的境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小草的境界。“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青松的境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是红梅的境界。“树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这是桐树的境界。身虽历炎凉，脊梁却不弯，这是温度计的境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李清照的境界。“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这是秋瑾的境界。“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这是郑观应的境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的境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的境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境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这是吉鸿昌的境界。“愿以我血换厚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的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的境界。“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是胡耀邦的境界。“为政治文明推波助澜，为广交朋友牵线搭桥。”这是萧蔚彬的境界。“好好写，将生命化作文字。”这是吴营洲的境界。“我主持《百姓》期间，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这是黄良天的境界。其实，每一种事物都有境界，而不同的事物则有着不同的境界。人作为万物之灵，理当拥有最高的境界，并且应当不断地去追求最高的境界。

□人们经常用“做大饼、分大饼”来比喻经济发展与二次分配的关系。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必须先把大饼做得足够大，然后才有可能公平分配。然而，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背景下，做出来的饼不论大小，负责保管和分配大饼的特权阶层，必然会在老百姓忙着把饼做大的时候偷吃大饼。人们已经看到，中国改革成果这个大饼恐怕等不到它做得足够大的那一天，就已经被保管分配大饼的那帮人分得差不多了。结果到了应该分大饼的时候，不仅已经无饼可分，而且掌管分配大权的那帮人，甚至还会反过来要求人们把已经吃进嘴里的大饼再吐出来。当下弱势群体所切身感受到的生存困境，难道不就是佐证吗？

□正确的决策到底来自何方呢？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先生的决策方式颇发人深思。有一次，斯隆先生主持经理人员会议，讨论一项决策，会上没有任何争议。这时，斯隆先生站起来严肃地说：“现在宣布休会，这个问题延期到我们听到剧烈的不同意见时，再开会决策，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由此，我联想到，为了避免“我们常走‘物极必反’之路”而“行‘防微杜渐’之途”，让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灿烂辉煌，决策机制必须远离“家长制”，尽早与“异见”结为“连理”，共商国是。而每遇事，都要多问问“异见”的不同看法，多听听“异见”的不同声音。等“异见”“横挑鼻子竖挑眼”后，再行定夺。诚如是，何愁决策机制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呢？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四书·中庸》）诚哉斯言。因为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临财不贪，临难不屈；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谦和退让，取舍有度；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自省自勉，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进而改正错误，战胜自我。而这也就接近“勇敢”了。由此看来，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民族气节，知耻都是“勇敢”的先导。

□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盛世，除了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主要是指社会相对公平，官吏清正廉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成员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社会运行，井然有序，道德风范，淳朴良好。而这些条件又是相辅相成的，缺其一社会就不会和谐圆满，也就不能称之为盛世。比如说，“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左传·桓公》），民众就难于安居乐业。道德风范沦丧肮脏，社会就难于和谐文明。以这样的条件作参照系来看盛世，综观中国历史，能称得上盛世的恐怕仅有唐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之治”了。其他所谓的盛世都名不副实言过其实。如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大兴文字狱，能称得上盛世吗？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道德经·第二章》）其意思是说，当天下人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的时候，人们的恶习自然就会越来越少；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的时候，不善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斗争哲学”，其实仅就一个“斗”字而言，其内涵就不美，也不善。

□一个民族，连说真话都成了问题，尽管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地提倡，人们讲真话还是提心吊胆，前怕狼后怕虎。如此这般，遑论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和新一代的健康成长？

【翟明荐自《人文观察》2007年1月8日】

世象点评　作者：大漠红柳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以为是专指江湖与庙堂，百姓与官员之间的搏弈。身入官场，其实大都是官员之间的玩法，时髦的说法是“潜规则”。古时如此，今人尤精。不信，睁了眼看。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世俗规则，古今雷同。但也有例外，就是权势者杀人，不予偿命。官府欠债不还，官员还说，“看谁还敢把县府的大门封了！”讨债人无奈，上访、流浪，甚至以死相对，也感动不了官人一片麻木冰冷的心。

□“卖官鬻爵，汉灵帝名臭青史。”等而下之，历代或公开或隐蔽的卖官买官之风日盛，直到那个腐朽的封建王朝终结之后，卖官买官依然存在。时至现代文明的今天，其猖獗之势不减，这就让人有些悲观了。官商勾结的实质是有些官本就是商，他们与战国时吕不韦一样，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科技发展，社会进步，轿子进化为轿车。既益于世，更利于官。公车私用，既方便又气魄，纳税人每年为此买单4000余亿。看看官员换新车的热劲，这个数还会继续疯长。老百姓心疼得叫苦不迭，官员却感觉良好，十分轻蔑地说，“不让你们抬轿了，还瞎嚷嚷什么？”

□“车改、房改”。越改越对官员有利，纳税人负担越重。原来副省级都不享有专车，如今小科长人手一车。县、市官员换车之快，旧车坐垫未热，新坐骑已经买到。既坐公车，又拿车补，官员个个高兴。哪管你财政赤字，拖欠工资，百姓贫困，养老、医疗资金无着，孩子上学困难，教育经费拮据……只要本大人坐上奥迪、霸道、宝马、大奔……

□实物制分配住房，官员以权多占两套三套。而今改为货币制住房了，有权官员的房子，除儿孙外，连情妇、二奶都惠及了。更有甚者，多占房赚钱存钱，特别是有权批卖国土的贪官，鬼知道他占有多少套高级住宅呢？

官员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执行改革，必然要将改革引入歧途。

□为什么官员特别钟情房地产开发，热心于旧城区改造？并为此而不惜动用警力、财力，拆民房，毁古迹。还说“谁让我难堪一阵子，我叫他难过一辈子！”与慈禧老妖婆语出一辙。又敢顶风作案，违法批地。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政绩形象工程，传媒吹捧热炒，上司青睐提拔；二是获取巨大利益，捞个盆满钵满，又相对隐蔽安全。所以，哪管你政策、纪律、法令，哪管它洪水滔天、房倒屋塌、流离失所，无处安身的百姓。

□记得媒体上说过，“世界上有的国家衡量官员是否清廉，方法是用秤测量体重定夺。”虽有点戏剧性，但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看我们诸多官员，大都是腰肥肚圆，营养过剩，脂肪肝患者多多。每年3000多亿银子都装进官员的肚子，还能不发福么？光吃尚且罢了，吃后无所事事，又不愿作为。人命关天的事，他可以推。百姓的疾苦，他可以拖。就连“狗患”小事，你就是找了乡府找区府，找了区府找市府，若干个部门，都没有人真管。官员食饷不做事，他还能不发胖么？还能清廉么？

□“重复收费，夺利于民。”原先只电信一家，初装费、座机费、通话计时费、手机双收费等等。较真者呐喊了数年，如今天然气入户费、设备维修费、使用计量费等；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均加养路建设费；就连金融行业也出台多项收费。凡是垄断行业为了先富一步，都千方百计地把手伸进民众口袋里掏钱。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重复收费大都有上司的红头文件，有些还是国家发改委认可批准的。

□西部某县乡镇公安派出所新招：普查所辖农村户口，对户口册上无名者，重新补记，每人罚款400元。许多老人无钱，宁作“黑人黑户”。而对青少年，即使卖粮借债，必缴罚款无疑。因为读书升学、服役当兵、进城打工，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只此一项，派出所就能收得库满仓溢。

【李学敏荐自《平民杂文》2006年12月27日】

灯灭了　作者：叶延滨

灯灭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先讲一个古代包公破案的故事。说是包大人抓到了几个疑犯，无法断定在这几个疑犯中，谁是真凶。于是，在这一天，包公将几个疑犯上衣脱去，光着上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关进去后，对疑犯宣布：“尔等将双手放到这张桌子上，不准乱动，上苍受包公之托，在灯灭了之后，会在你们中间一个人的背上，留下犯罪的证据。”说罢，转身离去，牢头吹熄了灯，关上了门，一片漆黑。过了半个时辰，包公带着牢头，打开牢门，高举灯火，对着其中一人说：“你是真凶，给我拿下！”众牢头一看，那人背上留下了许多黑色斑迹。原来，包公将桌上抹了一层黑灰，几位疑犯手放上去，便沾了黑灰，真凶心虚，用手遮掩自己的背，于是留下了证据。

这是一种游戏，它的心理依据就是“做贼心虚”。

灯灭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的真实。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运动”，要讲“运动”很难讲清楚，于是我想用“灯灭了”再讲一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影响下，每个单位隔不了多久就要搞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抓出几个阶级敌人。于是情形就有点像这样一个场景：一群人被带进一间屋子，包公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长，而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前途。组长开始讲话：“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抓出一小撮坏人，我们相信大家，会大胆揭发这些藏在我们中间的……”于是，这群人每人都发给一支饱蘸墨水的笔。灯灭了，一片寂静。再打开灯的时候，有那么些人的身上，便被人涂满了黑色的墨迹。这是另一种游戏，它的心理依据就是：你不是坏人吗？那么你必须找出一个坏人。你不下地狱吗？那么你推一个下去！这是对人性恶的公开煽动。只是在公开场合运动的主持者冠冕堂皇宣扬的是“勇于与坏人作斗争”。这种游戏潜在的依托是大多数人的自私、软弱与冷漠！

一次又一次，灯灭了（文件说是“运动”开始了）。上一次是发一支笔给你（文件语言是“发动和依靠”你），下一次就是让你把手放在桌子上（文件语言说是向你“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事情当然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但是事情确实如我说的如此荒诞。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演，引起轰动。也许，今天再次上演，不会轰动。那是因为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也刚刚走出被“运动”追捕的心理阴影。电影中，被关进疯人院的主人公被人诱导跳楼：“跳啊，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向前走你就会化入蓝天白云……”这是影片的经典片断，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记住这组镜头。别人为什么记住，我不清楚，我知道我为什么记住，是因为我生活中有另一组真实的画面——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武斗和造反派闹得最厉害的秋天，在四川成都，当时的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支左”的军事代表，将正在被批斗的厅局级以上的干部集中在锦江宾馆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造反派批斗的牛棚进到宾馆，也许让这些人有喘口气的日子。我父亲当时和一些大学校长们都住在宾馆七层。我借住在父母一个老战友家，走十分钟路就到宾馆门口。不让见面，但却能传出消息。消息说与父亲同室的四川医学院院长写着写着检讨，一步跨上桌子，开窗就从七楼跳下去。消息还说另一位成都大学的副校长，从七楼走到楼顶从顶楼跳了下去！我不知道这个“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事。锦江是四川最好的酒店，却让在这里“读书学习”的人选择了跳楼！我不知道怎么办，从那以后，我每天没有事，就围着锦江大楼，在马路上“散步”。不知道父亲能不能看到我，我想他万一，在推开窗的时候看到我，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希望他活着……

灯灭了，黑暗中的人会因为懦弱，做出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的事情。但毕竟许多人都挺过来了，挺过来的原因很多，有一点很重要，心中的灯没有灭。这灯，也许是自信，也许是良知，也许只是亲情，只是黑暗中的温暖的手甚至只是亲人远远的身影——灯就亮着！

【赵莺燕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25日】

明白人如诸葛亮　作者：曾敏之

近来捡拾书箧，得见邓小平过去的谈话，其中他提出了“明白人还是胡涂人”当领导的问题，说是用以衡量开放政策成败的关键。

这句话虽然通俗易懂，却包含了用人行政的一条基本规律，就是用得其人事业则兴，反之则败。

明白人当领导的标准是什么？要概括出几条也不容易，但是明白人与胡涂人是相对而言的，前者精明能干，有高瞻远瞩的襟怀，有明察秋毫的本领，有运筹帷幄的头脑，因而能担重任，作出成绩；后者庸懦颟顸，有因循苟且之风，多自私自利之念，用人唯亲，用权为己，于是坏事误了全局。

在历史上，明白人的形象，可以举出诸葛亮作为典型来考察。他之成为明白人，是因为他身在隆中，胸怀天下，精研形势，慎虑世局，待到后来建立蜀汉政权，律己很严，赏罚必信，特别表现在能用人方面，他有一句名言：“忠益者莫大于进人”，其意是指最重要在于推荐有用的人才。根据这种精神，所以他能在蜀汉立国不过数十年之间，选拔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文臣武将，他们一直恪守并实践诸葛亮的方针路线、政策。例如荐用贤能，诸葛亮破格提拔荆州小吏蒋琬担当重任，说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提拔凉州一个低级军官姜维为统军将领，认为他“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至于对庞统的荐用，也显示了诸葛亮唯才是重的美德。而对于不称职的官吏，对那些造谣惑众，弄虚作假，争名夺位，不择手段的人物如李平、廖立等则予以罢官，削职为民，藉以整肃吏治。直到诸葛亮于五丈原病危之时，还上表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付琬”。由此可见他对用人的重视。虽然他对马谡的“言过其实”未尝没有觉察，只因想要马谡有所作为，仍然予以信任，后来街亭失守，诸葛亮承担责任，请求后主降级处分。

从诸葛亮的生平行事，可以说是一个明白人的领导作风。及至蜀汉后期，因蒋琬病死，姜维孤立无援，在强敌压境之下，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地主集团公开主张投降，于是蜀汉政权就宣告灭亡了。

有人也曾批评过诸葛亮“事必躬亲”的缺点，因为“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种批评不能说不当，诸葛亮不是完人，总会有缺点的。而“事必躬亲”，其实是责任心太重之故，如果他也懂得“退居第二线”，好整以暇作决策，也许他可以稍延寿命罢。然而他却欲退不能，只有“鞠躬尽瘁”了。由此可见“身系安危”的人物，既要懂得用人之术，也要懂得养身之道才好。

【冯国伟荐自《羊城晚报》2007年1月26日】

为什么出不了季羡林第二？　作者：卞毓方

在季羡林的旗帜下，若干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参加几次活动，那基本上是东语系的同学、师友的盛宴。会场内，放眼一望，皆是我熟悉的老面孔矣！老面孔看多了，一个感慨禁不住油然而生:季羡林之后怎么办？或者说，东语系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季羡林？

在笔者出席的东语系盛宴上，主持者最为自豪的话题，就是在北大各系中，东语系培养的官员最多。有数字为证，譬如说外交部门，截至1996年，出身于东语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12位之多，曾出使世界25个国家。这是很骄人的业绩。他们之中，或许有成就超过叶公超(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后弃教从政，当到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但是我敢断定，没有一个成得了季羡林。

据统计，季羡林在东语系执教逾半个世纪，有弟子五千，堪谓桃李满天下，内中跻身专家、学者行列的，比比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哪一位的学术成就，能与季先生相比，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是弟子们先天不足？有这方面的因素。东语系自1946年创建，至1949年扩大，普遍招生，也就从扩大时起。那时候的考生，像季羡林当年，小学就奠定古文和英文基础，高中国语和英文出类拔萃，此外还忙里偷闲地学了半年德文的，天下能有几人？

即使有那么几个新生，天资、勤奋完全可以和季羡林媲美，他们进了东语系之后，立刻就被卷进政治的漩涡。无休无止的运动，排山倒海而来，惊涛拍岸而去，消耗了你大部分的精力。对此，你只能随波逐流，不能有丝毫抵触。否则，轻者，定为“落后分子”、“白专”，毕业分配从次；重者，打成“右派”、开除、劳改。

再退一步，就算有那么几个天资出众，才华过人，大学期间又没有被政治淹没，毕业后，他们能像季羡林当年那样留学海外吗？既去海外，又能像季羡林那样甘于寂寞，不避冷门，在已经掌握了英文、德文的基础上，还拼命学习梵文、巴利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乃至吐火罗文吗？那是整整十年啊，十年！历史学家翦伯赞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能坐得住吗？

就算坐住了，学成回国，当初，季羡林是得到陈寅恪的提携，把他推荐给北大的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当今之世，你到哪儿去找陈寅恪这样的伯乐？又到哪儿去找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样的校级领导？说实话，仗着你“海归”的身份，博士的头衔，弄个副教授就了不得了，又哪里能不经考察，不经评选，一个礼拜后就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且荣升系主任？

就算天降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你能既与政治共进，又不为它扭曲吗？遥想上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在广州，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发觉独独缺少季羡林的发言，其快意又是如何？胡适在大洋彼岸，翻阅旧邦大陆数百万字的檄文，查不到季羡林的片言只语，其欣慰又是如何？进入上世纪60年代，纵使身逢“文革”，陷入蹲“牛棚”的灾难，你能不坠青云之志，写出一本空前绝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奇书吗？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能摈弃物欲的诱惑和生理的衰老，以惊人的毅力，七十岁开始学问大业的途中跑，八十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吗？

就算你能，等等，这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人脉、名望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譬如说，糖，发明于印度，是棕黑色的，传入中国，俗称红糖、黑糖。据刘献庭《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啊，这太难了，概率实在太小了。

【杨孔翔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2月8日】

吴佩孚“三批”有感　作者：陈鲁民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官至直鲁豫巡阅使，时称吴大帅，历史上曾干过不少坏事，譬如镇压过二七大罢工等，但他晚年却能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与日寇合作，不当汉奸，最后画出一个人生亮点，晚节可嘉。另外，吴佩孚为官清廉，处事干练，风趣幽默，文采飞扬，也可圈可点，从他的公文批示中就可略见一斑。

某官贪赃枉法，名声很臭，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便托关系欲到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吴佩孚也不用什么研究研究、待机酌办之类官话套话敷衍，直接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俺河南百姓有什么过错，要忍受你这样的贪官来祸害。

吴佩孚早年一同学，别无他长，唯种树有术，获悉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出缺，乃写信给吴，先是大谈理想抱负志向然后言归正传，最后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

第三件实际上不是公文。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依例挥毫批示：“老妻尚在！”这事要是放在当今那些贪官身上，金发碧眼的洋妞主动投怀送抱，那可是求之不得的美事。

吴佩孚熟读四书五经，可从不卖弄，不掉书袋，批文直白清爽，一目了然，准确无误。

历史上，宋仁宗给诗人柳永批示：“且填词去。”柳永一下子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天皇巨星”，似可与吴佩孚相媲美。反之，啰嗦、冗长的批示，文字繁杂，不得要领，不仅自己写得辛苦，看的人也跟着受累，雍正皇帝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批示的文字竟然多达上千万字，几乎是著作等身——如果批示也能叫著作的话，比一个畅销书作家的字还多，也怪不得他寿短。

吴佩孚的批示还有诙谐幽默的一面，让人读了忍俊不禁。其实，虽是公文批示，不一定都要板着面孔，适当地幽上一默，也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观一叶而知秋。看来，吴佩孚号称儒将，还不是浪得虚名，他的秀才文凭，无疑也是硬碰硬考出来的，而不像今天那些“水货博士”是花银子买来的。

【王德彰荐自《解放日报》2006年12月28日】

人间笔记　作者：佚名

获奖

县府通知王镇长速进城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王镇长接通知后暗暗叫苦。他知道自己镇里赌博成风，卖淫嫖娼的也不少……与表彰二字毫不沾边。此番赴会定是当“反面教员”，上台亮相出丑。谁知几天后王镇长竟手捧一张金灿灿的奖状得意而归。奖状上写道：“奖给××乡——上交罚款先进单位”。（李香敏）

功夫

华乡长苦干三年，终于使全乡脱贫致富，受到上级高度表扬——华乡长还是华乡长！

夏乡长努力三年，终于同县长拉成了“哥儿们”，乡里半年多发不出工资——夏乡长成了夏副县长。（张永军）

困惑

三十年前，吴老师师大毕业，领导教育他：要甘于清贫。

三十年间，吴老师桃李满天下。

吴老师演绎了甘于清贫的高贵……

三十年后，吴老师积劳成疾。弥留之际，望着赶来探视的领导，被感动的吴老师坚持着咽下了那个困惑：为啥只想要我们甘于清贫，却不去想办法让我们摆脱清贫？！（张永军）

无题

吴局长爱才。

吴局长亲自驱车赶到省城，把四个大学生感动了回来。

来到后，这四个大学生一个被安置进传达室，一个被安置进保卫科，一个被安置进接待处，一个被安置进后勤办。（张永军）

谁说某长没文化

某长文化水平不高，凡讲话必用秘书写讲稿。有一次不太重要的会议，秘书没准备讲稿，结果，某长的讲话一塌糊涂，毫无逻辑性。人们背后批评某长没文化。但机关办公室的大李却不同意人们人们对某长的批评。他说：“谁说某长没文化？他聊起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滔滔不绝，对这几种文化有很深的造诣。”（王志广）

谁说我腐败

某公，实权人物也。权钱交易游刃有余。有人说他太腐败。他反驳说：“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玩起麻将一天一夜不合眼也不觉得疲倦。我吃得饱，谁得香。我的消化、神经、呼吸、血液循环等各个系统运转正常，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十分健康。你们怎么说我腐败了呢？（王志广）

姓公与姓私

某公任局长四年，公款吃得体态臃肿，大腹便便。一日，某公在酒席宴上酒足饭饱之时不无得意地说：“国家对咱们不错。我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制服，脚下蹬的皮鞋都姓‘公’，是公家发的。就是身体姓‘私’，是爹妈给的。”此刻，“活宝”小刘说：“局长，您说的不完全对。您身上的骨和肉姓‘私’是爹妈给的。但是，”他拍了拍局长那高高隆起的啤酒肚，说：“您这身厚厚的脂肪层也姓‘公’。”（王志广）

攒多了一块干

老张头是街道的保洁工，负责清运本居委会内十多个垃圾桶的垃圾。垃圾桶满了之后他将垃圾装到人力车上，送到垃圾转运站。

一天，他从一张废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市开展‘打假’专项整治工作，一周内破获大案、要案××起，摧毁造假工厂××个，抓捕犯罪嫌疑人××名……”老张头看后，笑了：“原来这打假跟我清运垃圾一样，都是攒多了一块干呀。”（王志广）

你还嫩着点

有居民到派出所举报卖淫嫖娼。P所长总是一副严肃面孔：“好，我们将侦查严厉打击。”可其后从不见行动。刚从警校毕业到这个派出所工作的小王终于忍不住问其故。P所长换上一副老于公务的长者面孔答曰：“现在不是打非扫黄月，干吗没事找事？再说，你真去查去抓吗？查到不能查的人，抓到抓不得的人咋办？吃不了兜着走！小王呀，你还年轻，还嫩着点，先学着点。”

小王一脸迷茫。（曹友琴）

哄堂大笑

开职代会。会议将要通过一项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议案。

会议在安排职工“代表”发言，说出“心声”、表示完全赞同之后，就大家举手表决了。会议主席扫视了一下会场，用喜事临门的兴奋语调提高音量宣布：“让我们用热烈掌声祝贺一致通过！”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会场，只听到无力而稀稀落落的掌声，还是从主席台上发出的。这让台上居高临下带头击掌人显得尴尬，台下人竟又不约而同地发出长时间的哄堂大笑。（曹友琴）

儿子切蛋糕

最近儿子生日，家里买了一只蛋糕，儿子拿着刀反复比划，给自己切下一大块以后，把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刚下岗的老婆说：咱的小子真是当领导的料，今年年终分配时我们的领导也是这样“切蛋糕”的。（葛子泉）

村长家办了个养猪场

县里下来一批扶贫款，村长说，这笔钱来的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争取用这笔钱使大家伙都能过上好日子。村长又说，怎么用这笔钱呢？我们村委会的全体成员商量了一下，我们应该办企业。可办企业是要担风险的，谁先来担这个风险呢？只能是我，没办法啊，谁让我是村长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我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模范带头作用，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替你们趟出一条致富路来。

于是，村长用这笔款子办了个仔猪繁殖基地。

第二年，村里家家养起了仔猪，原来喂母猪的卖掉了母猪喂起了仔猪；原来不喂猪的也家家砌了猪圈喂仔猪。村长说，我们要把咱们村办成全国最大的养猪村，搞规模经营，所以，我们务必家家都要养猪。

村长富了，富了的村长常常对前来买猪的村民说：还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你看看，现在你们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仔猪啦！（一雁飞）

增长率

十五年前，村子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梧桐林。一天，村长通知：伐树种地。并带领人将在规定时间里未伐倒的树刮掉了树皮。那一年，村里上报耕地增长1%。

三年前，乡亲们开始陆陆续续在各自的地里栽上了杨树。现在，碗口粗的杨树已蔚然成林。村子里上报林地增长1%。（一雁飞）

一条公路的大事记

2005年5月1日：向劳动人民献礼，县长剪彩奠基：为群众修好致富路。

2005年6月20日：施工队入住工地，开始施工铺路。

2005年7月1日：向党的84周年献礼，县长一行慰问在一线参加修路的党员同志。

2005年9月10日：工程竣工。

2005年10月1日：向国庆56周年献礼，县长剪彩通车：改革大道真宽阔。

2005年12月9日：多处路基坍塌。（一雁飞）

【韩玉乐、王翔宇、李学敏、钟应平荐自《金山》、《讽刺与幽默》、《辽宁老年报》】

闲　话辑

只为领导看一眼　作者：星　竹

某二十几人的小单位，却花费了30多万元改建楼前通道，粉刷楼内墙壁，工程之大，让大家既惊讶又闹不明白。改建之后，上级领导到此单位开会，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为了上级领导看一眼。看一眼就花掉了该单位的30多万元，群众无不暗暗叫苦，背地里都骂。

如此讨巧又让人不解的事在我国好像已经成了传统，从古时至今，这类事一直也没断过。大江南北，为了让领导看一眼，付出如此代价的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某穷困乡村，为迎接领导来参观，改造了20亩稻田，建造了会议室，添置了新的桌椅，加宽了村中的道路，一共花费27万元。领导来时，在稻田边上站了不足三分钟，在会议室里落坐不到十分钟，27万元就这么不见了。27万元，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乡村而言，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只为领导看一眼，竟花去了村里所有劳动力的三年所得！领导走后，农民们个个伤心，都说这次领导参观，是来要咱命的！

某水库开闸放水之际，领导要来剪彩。为了在山坡地上开辟出一块领导讲话的台子，开山搭台子共花去33万元。当日领导走上台，只讲了一句话:祝贺某某水库开闸放水，然后就走下台。讲了不到10个字，每字价值33000元以上，真是金口玉言！

更有甚者，为了某位领导参观山寨，竟然花费百万元，特地修了一条柏油路，让领导的车子通过时不颠簸。

某企业得知省级领导要来企业参观，花费高达800万元，把道路、车间等翻修一新，绿化美化，仅摆放鲜花就花去40多万元。

某市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来访，事先将所有参观景点装饰一新，花费高达3000多万元。而上级领导来时，由于时间紧张，每个地方只能看一眼，全为走马观花。群众讲话，领导这次下来，每走一步，脚下都是踩着百元大票哩！

上行下效，不少领导的这种表面文章真是做得太多了。一级看着一级来，每个省市，每个区县，每个乡村几乎都做过这样劳民伤财的事情。为迎接某位领导的到来，总是不惜花费巨资，而领导就是真的到场，往往也只是看一眼。

因为浪费，人们反对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一次性水杯。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每一寸资源，人们做尽了努力。但“只为领导看一眼”的工程，至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

如今已经形成风气，只要上级领导下来，下属必定就要折腾，就要使劲花钱。目的全是“只为领导看一眼”。

放眼去看，我们的面子工程、马屁工程真是太多了，浪费之惊人，绝对超过国人的想象，绝对属于世界之冠。

【尤福贵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2月20日】

捐赠留言摘选　作者：草长鹰飞

山区某地发生大规模泥石流，致使当地人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我校的联谊学校老瓦屯中学在这次灾难也受到了巨大影响，为了帮助我们的兄弟学校尽快从灾难中站立起来，经我校申请教委批准，现发起“同撑一片蓝天”的捐赠活动，希望同学们踊跃参加，奉献出我们的爱心，这次活动的相关事迹要记入各班级、各位同学的考评当中，并作为评选优秀团员、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的参考依据。捐赠物品请在星期六之前上缴到学校小食堂郭师傅和卖饭票的吴老师处，由二位老师清点登记后上缴学校，学校将派专人送达老瓦屯中学。本次捐赠只收实物不收现金，另希望各位同学在捐赠同时写一封信或者写一句话给收到捐赠的老瓦屯中学的同学们，信可以与捐赠物放在一起，在精神上给我们的兄弟学校的同学们以支持和鼓励。——某县大喇叭中学校长葛优

这件衣服我没有穿过，真是新的，不知道藕荷色你喜不喜欢？——县商场艾经理之女艾丽丽

我让我爸爸给买的新耐克，1200一双，穿着打篮球多威风，祝你能在校队里打上主力中锋，做个中国的乔丹。——公安局蔡局长儿子蔡向阳

送你一套餐具，是我去年香港五日游时从香港买的，祝吃好，喝好。——大款李根彪之子李根

送给你一册书，精装本，没开过封，另送光盘一套，祝你战胜困难，摆脱贫穷，学习进步，早日考上名牌大学，书名《论共产党的修养》，光盘是《参观革命圣地与保先教育》——李县长儿子李寰宇

本来想送你一辆山地车，可老师不让，说只限于衣服物品类，所以就在街上随手买了一个背包，注意啊，背包后面的暗兜里有800块钱，你拿出来自己去买一辆吧，真是羡慕你们山里的孩子，每天上学能骑着山地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不用像我们似的到处找台阶、栏杆，多酷哇！！——房地产刘董事长儿子刘流

本来想送一本书给你，可我讨厌读书。“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所以我买了一对哑铃送给你锻炼身体用，我爸爸说上了北大也得卖猪肉，身体不好，逮猪的时候吃亏，祝你有个好身体，加油哦！！——屠夫王二喜之子王冠华

送你一张安七炫的海报，上面可有他的亲笔签名，是我在大雨里苦等了三个多小时才得到的，你要珍惜哟。——县小百花剧团韦团长之女韦林子

送你一对陶瓷小人，是我爷爷单位老想让我爷爷早些退休他好当馆长的姜叔叔送我，让我摆在床头玩的，虽然姜叔叔不久前被我爷爷开除了，大人的事咱们管不了，这对小瓷人还是很可爱的，我一直没舍得拿出来摆，给你吧。——县殡仪馆胡馆长之孙胡有才

李阳说：成功没有电梯，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楼梯。送你一本英语词典，祝你努力学习英语，早日考上大学，出国。——尚老师之女尚碧华

为了送你一盒我们当地产的最好牌子的香烟，害得我不得不去买一本书，抠了一个下午才把香烟装进去不被老师看出来，买一本破书45块，香烟才87元一盒，MD，真不值。咱们中国是全球第一的烟草大国，每三个吸烟的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咱中国人，自豪吧，可别给咱中国人丢脸啊！！另外，吸的时候千万别被老师发现噢！！——县税务局巴局长之孙巴小乐

我没有钱，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我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开学的时候已经交过学费，我不好意思再开口跟他们要钱。昨天我没有吃午饭和晚饭，拿省下来的钱到街上买了一块手绢，又跟校工阿姨借针线绣了一朵小花在上面，希望你能够喜欢。——打工者冯大宝之女冯桂枝

【翟明荐自《文化寻根》2007年1月10日】

“原则”与“办法”　作者：朱铁志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场风景总有几分神秘、几分怪异，几分令人向往、几分深不可测。不入豪门固然难明就里，不知“深似海”为何物，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路，长年在“公仆”的服务之下，对官员行止、官场规则的堂奥，也多少有一点体会。一位深谙官场规则的腐败分子在身陷囹圄后就说过：其实做官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看会不会做。此公先后在三个单位任过书记、主任，每到一处都不见什么政绩，但每隔一两年就要升迁一次。若不是索贿受贿的丑行败露，没准儿还会继续“进步”的。

笔者就如何“固位”请教这位不倒翁似的“三级跳干部”，答之曰：其实简单得很，只讲原则，不讲具体办法，保你官运亨通，万事大吉!

笔者虽然愚钝，但听了“公仆”的实话实说，但还是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无怪乎群众在各种会议报告中多闻原则思路，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

相对来说，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对象，都不妨来上几句：一要热爱祖国；二要坚持党的领导；三要高举旗帜；四要围绕中心；五要服务大局……这样的大话无需动脑子，张口就来，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你能说热爱祖国不好?你敢说坚持党的领导不对?如果连这样的大话套话都不会说，那真是应验了李鸿章的指责——笨得连官也不会当了。

讲原则保险，讲办法担风险。一般情况下，原则都是经过千锤百炼、高度浓缩的经验，通常不会有错。但是把原则的作用无限泛化，随时随地套用，就无异于废话了。具体谈到办法往往要求新、求变，要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尝试别人没有用过的办法，这就不免担风险、捅娄子。原则是大家讲滥了的话，要错大家一起错，而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是独特的，独特的就要标新立异，就要出人其右，就难免出现疏漏、授人以柄。

讲原则可以藏拙，讲办法要有真才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则人人会讲，戏法个个会变，只要常看报纸、常看电视，原则性的话每天都能学会一箩筐。如果你是平头百姓，讲原则不免遭人耻笑，因为原则通常需要下属来落实，而老百姓的事只能靠自己来办。如果你恰好是一位官员，那就大大的不同了，讲原则会给人莫测高深的感觉，似乎官员口中的原则总有深意存焉，即便你是酒囊饭袋也不要紧，中国的老百姓最厚道，总认为领导的话即便平常，也一定是深入浅出，不是人家肚子里没货。所以，“公仆”尽管放心讲原则，又显得高屋建瓴，又可以巧妙藏拙，何乐而不为?

讲原则只需嘴上功夫，讲办法要有脑子、有见识。原则人人会说，差别只在于爱不爱说，是否屑于说。只要想说、爱说，差不多人人都能侃出几条。而要谈出一点真正管用的办法，非得有脑子、有见识、有群众观点才行。否则的话，你的大话好听倒是好听，就是美观大方不耐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操作性，说了等于没说，听了等了没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岂不是拿群众开涮吗?

其实，一个好的干部未必不懂原则，但他从来不屑于把原则挂在嘴上，表演给群众看。事实上，一个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具体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才是真正按原则办事的好干部。而那些“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唱着“原则”的高调，只等别人将“原则”具体化为措施办法，而自己收获政绩的干部，十有八九不是人民公仆。谓予不信，不妨看看大家周围的情形。

【马静荐自《汕尾日报》2006年12月18日】

改稿子　作者：刘红旗

刚刚入冬的时候，到一个小县城出差，又恰逢天气不好，旅馆里没开暖气也没有空调，感觉有点冷，就让老板弄来一个煤火炉子取暖。

然而，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个煤火炉，让我和老板两人在这一夜都没睡好。

他说，怕我煤气中毒，所以每隔两个小时就叫我一次，并且一直把我喊醒出了声答应为止。

为此，我很感动，写了一篇稿子《冷与暖》，结尾是这样一句:房间里虽然冷了点，一夜也没睡好，但心里却是暖暖的。

写好之后，感觉不错，从网上发给了一个熟悉的编辑朋友。

很快地，他给我回电话了，说不够真实，现在哪有这样的事，让我再改一下。

我说，这就是真实的事，一点也没加工。

他说，不行，即使真事也没人相信，必须改，改成反面的，还是一篇不错的稿子。

他又说，你不见现在的报纸，反面的讽刺类作品，无论如何地夸张，即使没边没沿地瞎说，甚至到了离谱的地步，也让人感到真实，编辑也爱发，读者也爱读。而正面的则不行了，别说夸大，就是原汁原味的也没人信，更没人喜欢读。

想一想，还真是这样，铺天盖地的报纸上，人生世相啊，众生百态啊，各种段子啊等等，全是人性丑恶的大杂烩大展览，而不见有半点的美好。

我说，我不改了，我不能把那个老板写成坏人。

他接着说，听这意思你还不信，咱试试，原稿你投一下，我再在你这个稿子后边加一句话，看哪个能发表，当然我也不在我这个报纸上发。

好在现在都不太忌讳一稿多投，我分别投了一些城市的报纸，有几个回复，竟然都和我朋友说的一样:不真实，当然也没有地方用。

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说，他改的已经发表了，并且有的报纸还要转载。

我看了看他改过的稿子，题目和前面的内容一个字没动，只在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

就在我万分感激走出旅馆大门的时候，听到老板那熟悉的声音:“这个傻瓜，还以为我真是为他好呢，就不想想，如果他死在我的店里，我还能干下去不能？”

——我的心一阵阵地发酸，究竟是世界颠倒了我们，还是我们颠倒了世界？

【潇风荐自《北京晚报》2006年12月23日】

一封感人的遗书　作者：ｃｏｆｆｅｅｌｕ

可爱的女儿：

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来。

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

你先不要找，等你十四岁（还要吃完十次生日蛋糕）的时候，再问妈妈，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

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

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了。

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会变魔法出现。

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不犯规，爸爸不算输。

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的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时，爸爸也在偷偷地看着你……

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你已经是四岁的大姐姐了。

爸爸要拜托你一件事，要你照顾和孝顺爷爷，奶奶和妈妈，看你是不是比爸爸以前做得好？有多好，妈妈会告诉你的。

爸爸猜想，我们这次玩捉迷藏要玩这么久，爷爷、奶奶和妈妈有时候看不见爸爸，他们一定会偷哭。

偷哭就是犯规，就是失败。

他们偷哭，你就要逗他们笑，不然游戏输了以后，他们一定哭得更厉害了。

好不好，宝贝?我们是同一国的，来比赛看你厉害，还是爸爸厉害?

准备好了吗?比赛就要开始了!

你亲爱的爸爸

【于少双荐自《榕树下》2007年1月19日】

现在的人怎么了　作者：马　光

王翠花是王家庄人，她天生命苦，年轻守寡。上有婆母，下有孩子，生活异常拮据。

春天里，一场大雨，她那年久失修的房屋轰然倒塌。她准备动工翻修之时，邻居刘二虎找了来，无理取闹，不让盖房。为了息事宁人，她要依理依法办事。

当天，她找到了村主任：“俺的事咋办？”村主任作难地说道：“现在村一级干部权力小，管不住恶人，你可到乡里去告。”此时，她面带怨气。

几天后，她又出现在乡里：“俺要翻盖房，刘二虎霸道，不让俺盖，乡长可要替俺做主。”“这么点芝麻小事也值得找我？按程序回村开信去！”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她便不厌其烦地穿梭于村与乡之间。此时，她面带怒气。

夏天里，她又出现在国土局，经过多次地叙述请求，最终换来了一句：“我们已发的证受法律保护，你可到法院去告。”此时，她面带恶气。

冬天里，她又频繁出现在法院内。并且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打赢了官司。当她拿着一纸胜诉的裁决盖房时，却在刘二虎那里一点儿效力也没有。当她无奈地去找法院院长时，“官司出了裁决就完了。难道还得让我替你去盖房？”一句话噎得她喘不过气来。此时，她面带凶气。

她无助地去找公安人员。“没有打架情节，不在我们管理范畴内！”她被挡在了门外。此时，她面带杀气。

年底，滴水成冰。夜晚，她一家蜷缩在临时窝棚内，孩子哭，大人愁，盖房的事让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呆呆地坐在那里，觉得天地如此之小，小得甚至没自己立锥之地。她像一尊雕像一样长久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突然，她的牙一咬，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她为全家做好了饭，又打发婆婆与孩子睡下，怀揣一把菜刀，悄悄地溜进了刘二虎的家……

后来的公审大会上，她的脖子上斜插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杀人犯！”

那些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在与会的人群中，他们都在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迷惘地议论着：“现在的人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杀人啊……”

【马树强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2日】

杨孔翔讽刺短诗选　作者：杨孔翔

流行发展观

不问行动，只求轰动

不问结果，只看花朵

不问唱戏，只管搭台

不问收获，只要虚荣

不问市场，只听市长

不问后果，只图效果

不问长远，只顾眼前

不问发展，只为好看

不问实效，只凑数字

不问产出，只讲投入

不问真假，只有浮夸

不问规律，只追盲目

不问根本，只护外表

不问环境，只想名声

不问细节，只取硕果

不问人才，只拉关系

不问人民，只保官位

不问诚信，只喊承诺

不问事业，只树政绩

…………

检查团

指手划脚外行话

慷慨陈词出笑话

官样十足太滑稽

官话连篇乱弹琴

走马观花无痛痒

问题困难全推挡

大话假话一箩筐

百无一用净官腔

这样检查啥意义

没有效果无奇迹

领导来了

警车轰鸣喇叭急

道路突然全封闭

百姓靠边干着急

上级领导过此地

本来道路畅通行

顿时塞车几公里

只为避让领导车

红绿灯闪无意义

其实交通应正常

并非路上遇强敌

公仆特权招摇过

百姓怎不心生疑

为人民服务宗旨

难道如此来定义

新观念

官是跑出来的

病是吓出来的

泪是挤出来的

笑是装出来的

爱是演出来的

牛是吹出来的

情是喊出来的

歌是读出来的

哭是忍出来的

金是镀出来的

山是垒出来的

水是放出来的

肥是减出来的

马是画出来的

路是拼出来的

名是炒出来的

…………

人生方向

就是金钱第一

就是唯我独尊

就是不择手段

就是坑蒙拐骗

就是弄虚作假

就是招摇撞骗

就是为所欲为

就是醉生梦死

就是行尸走肉

就是无所事事

就是口是心非

就是八面玲珑

就是溜须拍马

就是神秘莫测

就是故弄玄虚

就是走火入魔

就是偏听偏信

就是以权谋私

就是吃喝玩乐

就是走马观花

就是游山玩水

就是指手划脚

就是功不可没

就是作威作福

就是为富不仁

…………

怀疑

肉是注水的

鸡是催长的

人是整容的

话是骗人的

菜是有毒的

水是污染的

钱是仿造的

情是虚伪的

名是假冒的

酒是伪劣的

路是不平的

秤是短两的

赛是作弊的

公是谋私的

看是取笑的

干是惜力的

美是包装的

跑是慢走的

…………

新新观念

发展就靠招商

繁荣就靠引资

品牌就靠广告

出名就靠炒作

总结就靠妙笔

政绩就靠拼凑

卫生就靠突击

检查就靠应付

成功就靠造假

开会就靠讲话

考察就靠风景

典型就靠塑造

效益就靠数字

建设就靠贷款

创收就靠罚钱

管理就靠命令

做事就靠务虚

问题就靠掩盖

错误就靠美化

思想就靠大胆

办事就靠公关

发财就靠冒险

…………

公之最

公款消费最慷慨

公款吃喝最潇洒

公费旅游最开心

公车私用最有派

公物私拿最痛快

公而忘私最难全

公报私仇最拿手

公共设施最易损

公事公办最困难

公有资产最贬值

公用道路最拥挤

公益事业最难搞

公共场所最丑陋

公园风景最收费

公关手段最神奇

公众利益最受损

公正公平最难找

公开透明最稀奇

【高鸿魏、王银峰荐自《围城杂文》】

文艺“秘诀”　作者：杨翰端

影视要会炒作术——

先弄“新闻”引关注。

不是剧组惹官司，

就是绯闻又暴露……

小说要有“可读性”——

通篇都可读到“性”。

一页恋人才相识，

三页女方已怀孕……

诗歌“功夫在诗外”——

只需出版筹资快。

诗集平庸无所谓，

“自作自售”慢慢卖。

歌舞要有“透明度”——

衣服要透体要露。

秦汉普及“三点式”

半裸美女翩翩舞……

书法出名需“怪招”——

不用手写用嘴叼……

只要写法有“创意”，

岂管书艺高不高。

美术全靠瞎起哄——

滥画当作“名画”捧。

自导自演“拍高价”

欺骗大众“宰”富翁……

【杨兴文荐自《北京日报》2006年12月25日】

别说穿　作者：黄永玉

上帝让人

用爱的方式解决人的繁殖。

嘘！别说穿，

说穿就不美了。

山的坍方造成雄伟，

花的发情出现美丽，

嘘！别说穿，

说穿就俗了。

历史是用血写的，

嘘！别说穿，

说穿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水云间荐自《羊城晚报》2006年12月7日】

官场练气功　作者：李景树

学兄吴×器，身栖浮滑地；落笔难正字，张口吐俗气。然则公仆二十年，却得步步踩青气。人未见浩空有石陛，眼瞅着步履腾无隙。故旧心难解，新交更诧异。一日与吾酌，袒露升官迹：你呀你呀我呀我，你我原本差不离，缘何几年没通气，我已高官你书吏？告诉你呀个中秘——迁升倚仗是人气，人气说穿即关系。关系软硬与高低，全看自己咋运气。

是非面前多闭气，原则问题装呆气。工作难繁常岔气，开拓创新看贯气。反腐倡廉随风气，道德修养扮老气。理论学习挂云气，实践锻炼踏轻气。能力水平放蒸气，总结汇报喷雾气。事业损益在天气，百姓贫富归地气。莫言为官一任费力气，唯求短线快升多紫气。

对上要低气，对下捧笑气。大面亮和气，重点显义气。圆通展活气，市惠赚声气。手眼通天垫底气，秘密管道传时气。兄弟哥们添胆气，朋友老乡壮士气。请客送礼需大气，借威拉旗生虎气。高调造势炒名气，合力哄抬蒸热气。拆解对手刮阴气，烧香拜票甘下气。阴阳两手遮狂气，黑白两道掩霸气。四面八方来旺气，天地六合呈瑞气。

说什么、志气骨气与真气，正应着、短气晦气并废气；说什么、浊气流气与邪气，恰成了、官气福气并财气。土老帽呀你听仔细：莫傻气、莫外气，官场不容书生气，成侯败寇丈夫气；能受气、能忍气，三年炼成浑圆气，一朝成功英雄气。愚兄的话呀你切记，若要觍面官场不憋气，务须活用这经诀休客气！

呜乎！夺席谈经一口气，巧施妙用贼牛气。吾听罢、跃身起，筋骨经络透爽气，心窍脑缝窜灵气。倏忽间，飘然起舞现神气，遨游太虚凌仙气！别了，什么守元气、讲正气，干嘛还要这误我半生的窝囊气？

【李兴濂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1月13日】

忽悠的Ｎ种版本　作者：姜郁苍

大伯说，忽悠就是空话

大妈说，忽悠就是眼泪

工仔说，忽悠就是酒会

少妇说，忽悠就是免费

外商说，忽悠就是优惠

富翁说，忽悠就是排位

矿工说，忽悠就是安检

农民说，忽悠就是誓言

家长说，忽悠就是扩招

学生说，忽悠就是大赛

教授说，忽悠就是职称

教师说，忽悠就是答辩

独身说，忽悠就是婚介

女孩说，忽悠就是海选

菜农说，忽悠就是谎花

读者说，忽悠就是炒作

观众说，忽悠就是竞猜

市民说，忽悠就是剪彩

股民说，忽悠就是股评

工人说，忽悠就是研究

职员说，忽悠就是变通

网友说，忽悠就是禁入

患者说，忽悠就是医托

学者说，忽悠就是泡沫

游客说，忽悠就是组团

妓女说，忽悠就是扫黄

盗贼说，忽悠就是严打

监犯说，忽悠就是表现

土匪说，忽悠就是黑话

农民工说，忽悠就是承诺

下岗工说，忽悠就是安慰

毕业生说，忽悠就是招聘

企业家说，忽悠就是策划

史学家说，忽悠就是编剧

动迁户说，忽悠就是协议

劳动者说，忽悠就是长假

消费者说，忽悠就是打假

开发商说，忽悠就是招标

买房人说，忽悠就是按揭

购物族说，忽悠就是打折

夜行者说，忽悠就是鬼火

【刘畅荐自《广西电视报》2007年1月12日】

某派出所所长的“多”与“少”　作者：李　冬

对小偷，要多罚款少拘留少教训；

对农民，要多打骂多吓唬多拘留；

对卖淫女，要多罚款少打击少收容；

对干部，要多联系多合作多帮助；

对个体户，要多吃多拿多卡多要；

对上级，要多巴结多报喜少报忧……

【钟应平荐自《辽宁老年报》2006年12月14日】

领导专用词小解　作者：刘志军

近期：一个不确定的词，也许是在今天、也许是在明天、或许是遥遥无期。

研究：说是这么说，其实领导根本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给你一个充满幻想的答复。

开会：每个领导都会开会，不会开会的领导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开会可以下达任务，可以施展权术……

报销：可以这么说，不会报销的人当不了领导，当领导的哪个不会报销。

剪彩：做个领导不创出点业绩来说不过去，于是领导就拿着剪刀到处剪彩。一剪子下去业绩有了，电视也上了，何乐而不为。

责任：有功绩理应是领导的，犯了错当然是下属的。领导不是领导的时候背了多少黑锅，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了。

汇报：领导所听的汇报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喊口号表忠心，一种是呈材料显才能。

同意：作为一个领导用得最多的是“同意”，写得最多的也是“同意”。可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里面的“学问”大了。

签字：同样的一张纸，你签字那就是一张废纸，领导签了字价值陡增。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6年12月4日】

“狗”的用处　作者：王玉北

前苏联艺术家法沃尔斯基每当给一本书画完插图后，总是在其中一幅画上不伦不类地画上一只狗。毫无疑问，美术编辑一定要把狗去掉，而法沃尔斯基却固执己见，与编辑争论不休，非要保留这只狗。当争论达到白热化程度，法沃尔斯基就做出让步，把画面上的狗涂掉。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编辑的愤怒就烟消云散了，绝不会再提出什么别的要求。

因为编辑的自尊心得到了维护，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更满意的是法沃尔斯基本人，他的巧计成功了。如果没有编辑所诅咒的那条画蛇添足的狗，编辑还不定要在画上改什么呢。

【陈颖荐自《追梦》2006年第3期】

谁信谁呀？　作者：傅宗英

医生：患者塞我衣袋里的红包有没有假钞呢

患者：医生嫌钱少是否将药棉缝进我伤口里

妻子：他十天半月出差在外肯定包养有情人

丈夫：她三天两头跳舞到深夜定是出墙红杏

下级：上级收我巨款买官会不会去纪委告发

上级：下级送钱时可否藏有针孔摄相机取证

小偷：警察要我将到手贼货平分真不拘我吗

警察：怀疑小偷义气真比领导封官许愿逗硬

旅伴甲：旅伴乙递我的云烟里掺没掺迷魂药

旅伴乙：旅伴甲送我的饮料里有没有毒鼠强

【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2006年12月17日】

抹“正”第一天　作者：汪庆国

□天刚蒙蒙亮，老婆就起床哼着小曲，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是结婚以来老婆头一次比我起得早。不仅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临出门还给了我一个久违的吻。这真是“夫贵妻荣”。

□今天到单位去上班，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跟平时明显不一样了，见了我就象见到他们的大爷似的，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客气有加。抹“正”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心情特别地爽！

□刚进办公室就接到老领导的电话，嘱咐我要好好干，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其实，他不说我心里也清楚，我这次之所以能抹“正”，全靠他暗中帮忙。放心，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以后逢年过节，我自然会感谢领导的栽培。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赵钱孙李四个副职排着队要向我汇报工作，在这次竞争“一把手”中，他们都败在我的手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显然，汇报工作是借口，表明姿态是真，此举说明他们还比较知趣。否则谁要是不服气，不把我这个“一把手”当回事，看我日后怎么治他。

□刘胖子的消息特灵，在电话里祝贺我升官发财，说什么当了“一把手”就可以呼风唤雨，大小事情一个人说了算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后遇到什么好事，要拉兄弟一把，有公款吃喝的机会别忘了带上他这个老同学。这家伙就是素质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办公室主任笑容可掬地来找我，说要把办公室重新装潢一遍，再把桑塔那换成奥迪。我说这事不急，可他说这是为了维护本局的形象，那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醉仙楼的女老板，不知从哪里得到我抹“正”的消息，抱着电话不放，嗲声嗲气，左一声干爹右一声干爸，要我以后多多关照她的生意，说什么官当大了不能看不起她这个昔日的干女儿。

□财务科的牛科长，以前在他那里报销发票，总是左挑挑右看看，很不放心似的。今天居然诚惶诚恐地主动上门做检查，说以前有做的不到的地方请我原谅，以后只认我一个人的签字什么的。这家伙还算个明白人。

□工程队的王老板的鼻子真比狗还灵，约我晚上到三星级酒店去坐坐，找一帮弟兄好好庆贺一下，来个一条龙服务，放松放松，兴奋度比我还要高，好像他当了什么官似的。

□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托夫人给我传话，叫我想想办法，把他大学毕业的儿子安排在我单位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烧，就这样干是不是太明显了。连“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在酒桌上接到姗姗的电话，这个当年的校花不知从哪打探到我的手机号码，居然还好意思情意绵绵地重提我们俩的往事，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后悔了吧！

□深更半夜回家，老婆喜滋滋地告诉我，今天晚上来了好几拨人，有的她以前见过面，有的没有见过。我说，这还才刚开始，以后逢年过节，来的人可多了，你可不要嫌烦。老婆说，我才不呢。

【杨孔翔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1月8日】

你不是城管　作者：王道庄

二强在大学读的是城市管理专业，他哥是小城的城管。这年暑假的一天，二强喝了点酒突发奇想：何不利用假期把自己的专业实习一番?便悄悄拿着哥哥的红袖章和罚款单，上路演练了。

刚刚走到小城大道的道口。发现一个占道摆摊的老汉，二强来到跟前：“大伯，我是城管，你占道经营了。”

一连说了几遍，老汉头也没有抬，二强纳闷，指着自己的红袖章，又说了声：“大伯，我是城管，你占道经营了。”

老汉抬起头来。“嘿嘿”一笑：“你不是城管!”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城管?”老汉没有回答，反问道：“如果是城管，说话会这么客气吗?”

向前走了一段，又发现一个占道的，二强恶狠狠喝道：“我是城管，你占道了!”喝斥了好几声，只见摆摊的脸一仰：“你不是城管!”看二强纳闷，解释说：“如果是城管，就该掏出罚款单了。”

前面又有一个占道的，二强扬言罚款后便掏出单子，假装填写日期和签名，然而，摆摊的毫不在乎：“你不是城管!是城管，罚款哪有给票的?”

接着又遇到一个，二强拿出罚款单，在他面前晃了又晃，可是。那人熟视无睹：“你不是城管!是城管，不交罚款早就该夺我的秤了。”

这下二强彻底明白了。来到一个占道摆摊者面前，二强执行了前边的程序后，便夺过了对方手中的秤。意想不到的是，回答与前几个一样：“你不是城管!城管夺了秤，会当面给折断的。”

一连几次都说自己不是城管，酒劲上来的二强有些恼怒了。不远处又发现个占道的，二强一把夺了秤，一手秤头一手秤尾，要把它给折断：看你们还说我不是城管!

让二强大跌眼镜的是。那人又是一句：“你不是城管!”并且讥讽说：“本城的城管，不是谁都能冒充的。”

强大惑不解。追问了半天，摆摊的看着二强手中的秤，这才说出了原因：“嗨!你如果是城管，你这么大的个子，一杆小小的木秤，还能一下子折不断吗?”

【红孩儿荐自《南叶》2007年第1期】

成语重组　作者：陈长林

狐损虎威

某女，姑隐其名，因其父供职于市公安系统，出入高档洗浴中心，如履平地。洗浴金卡在手，餐饮只须签单，一向自我感觉良好。一日到顶级洗浴中心夜来香洗浴，忽遇上级派员带队来店查涉黄涉赌涉毒，要求浴客逐一说明情况然后分别处理。

某女逢此怠慢不由火冒三丈，马上给老爹打去电话，似乎贞操遭损，受了天大委屈，要老爹速来为她出气。有其女必有其父：太岁头上动土，分明没把处座放在眼里。立马赶赴现场，欲查是何方神圣，竟敢如此无礼。

可惜此人职业敏感已经钝化，只觉执法者面孔有些陌生，未察出现场气氛与往日殊异。咆哮一阵无人理睬，直到有人请他跟着走一趟方觉不妙，结果因妨碍执行公务，职务一撸到底。消息传出，其女追悔莫及，亲朋扼腕叹息，百姓拍手称喜。

近水楼台先得月，狐假虎威，已成人间常态；反误了卿卿性命，狐损虎威，不过马失前蹄。如何不让老虎发威，如何不给狐狸机会，才是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扬短避长

俗语常常能反映出人们爱憎好恶，是非分明。以武大郎为主人公者如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免进，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武大郎卖烧饼——人熊货囊，没一个褒词。只因《水浒传》将武大郎描绘成五短身材，任凭武氏后人如何力辩武大郎也是堂堂七尺男儿，且有考古资料为证，百姓就是不买账。可见文学形象先入为主，足以使真实人物面目全非。

2006年8月2日，重庆万州大郎饮食文化公司打出招聘启事：招聘身高1.4米以下身残志不残员工，男女不限，侏儒、佝偻病患者亦可。意在引入“武大郎炊饼”这一文化概念，着力打造“中国第一炊饼”品牌。

俗话早就劝告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大郎公司专招小矮人卖“大郎烧饼”，看似高招实为损招。既然想为身残志不残者提供就业岗位，何必非得往这些人伤口上撒盐？小矮人本来平日里被人们歧视、鄙夷目光缠个半死，现在却要集中起来当猴耍给人看。就算心想事成日后果真把炊饼卖成“中国第一”，也不该扬短避长，越过人间道德底线，肆意践踏人与法律尊严。

成都有三个小矮人全力呵护一个18岁“白雪公主”，上演了安徒生童话现实版；重庆大郎公司偏要利用小矮人打造“第一炊饼”；两地空间距离不远，做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鼠目尺光

提起黑社会，人们往往会想到旧社会、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专家却提醒说，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已在悄然扩大，不能不对此提高警惕。

通常以为黑社会组织为非作歹，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其实未必。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向外界披露：警方在吕梁地区中阳县成功破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燕子帮”。“燕子帮”歃血为盟，街头火并，暴力敛财，官黑结合，无恶不作，被警方打掉并不稀奇；奇就奇在“燕子帮”共有15名骨干和外围成员，居然考进了警校。电影《无间道》在警校上演真实版，不能不令人惊出一身汗。

为防止“黑社会”最终演变为“社会黑”，善良的人们再不可掉以轻心了。当黑社会组织鼠目已具有尺光，开始在警察学校安排“卧底”了，人们还不懂得严加防范，到头来，你不吃亏谁吃亏？

【陈文涛荐自《文汇报》2006年12月19日】

2007年第4期

同日同报同网的信息　作者：沈敏特

这是习惯，晚饭后我翻开当天的报纸，打开电脑，浏览一下各种新闻标题，然后根据我的感觉立即作出筛选，引起注意和兴趣的新闻我会细读细品。也就在前两天，在同一张报纸和同一个新闻网站，有四条新闻在我的眼前定格。

第一条报道，某市评选“慈善人物”面临难产，举行的“慈善一日捐”，捐款“主力”竟是工薪阶层。

第二条报道，一种用黄金做的麻将牌正在推出，据说是“发行火爆”，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关注”，“商界、文化界以及社会各界名流赞不绝口”。

第三条是一组新闻图片，标题是“山区孩子的鞋子”，图片展示的是山区的孩子穿着破烂的胶鞋、球鞋、布鞋，站在雪后的寒风中簌簌发抖。

第四条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夫人美琳达的主业是慈善事业，她最关注两个领域，一是少儿医疗，一是教育，认为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家庭中，她不允许孩子随便花钱，并且要担当家务劳动。

这四条新闻各自独立，本不相干，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滚动，连成一片，让我想起很多也许相关也许无关的其他新闻和事情；它们就像五光十色的碎片，闪烁着，跳动着，我想从中抓住些由头，抓住些线索，抓住些思路……

几百万一辆的“悍马轿车”，某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有个煤矿主一下子就买了20辆。豪华轿车“宾利”的销售商已把中国大陆作为主要销售地区。

有一个称为“中国房地产慈善之夜”的活动最近举行，据说是云集了顶级的中国房地产商和文体明星。这个活动为贫困母亲共捐赠200万元。看来这个数字由顶级人物捐出，自然也就是个顶级的数字了。

房地产业是个众所周知的高利润行业。据中华慈善总会调查，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慈善形象的满意度居于末位。

有一个房地产商在广州获得“十大慈善之星”的美誉，并获得“中华慈善奖”，他一家企业的捐款是那个200万的40倍。不过他是个香港人。

中国某大城市举办“豪华商品展销会”，据报道说是旗开得胜，第一天就创造了惊人的销售额。

最近教育部一个发言人告诉大家，教育就像逛市场，有人钱多，就买10000元的衣服；有人钱少，就买100元的衣服，所以清华、北大不是大家都能上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是富人的高消费领域。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读者》上发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新生，因成绩优秀，加上出色的社会服务记录，获全额奖学金。上学时，向父亲借了500美元，一路上搭便车，边做社会调查，边打工，那500美元竟一分也没花掉，原数还给了父亲，打工挣的钱作为路上的花费，也没用完，还有余额100美元。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不错。因为富裕起来总是有先有后，这是规律。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哪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怎么富起来的？富起来之后，又打算做什么？富起来之后，是推动现代文明的发展，还是相反？这更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有一篇研究中国富人离现代公民素质有多远的文章告诉我们，西方2000年前的城邦开始了公民意识的萌芽，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更是大大推动了公民观念的成长和发展。我们常讲“跨越式的发展”，那么这个问题是否能够纳入“跨越式发展”的轨道？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杨兴文荐自《新安晚报》2007年1月21日】

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作者：曹　林

反腐专家王明高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以5000元为起刑点，而普通公民的盗窃罪则以500元为起刑点。贪污受贿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但令其入罪的起刑点却比盗窃罪高出许多，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显示出刑法面前“官民不平等”的倾向。

专家谈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前人人平等原则”，我觉得还有一种老百姓朴素的“常识比较理性”：一笔公款锁在钱柜中，某个平民偷偷撬开钱柜拿走钱，这是盗窃；而某个官员凭借着权力用钥匙打开钱柜把公款贪为己有，这是贪污——两种行为的危害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拿钱者的身份和形式不同。法律应符合人们这种朴素的正义感觉，官员贪污的起刑点起码不能比平民盗窃的起刑点高。

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普通公民干车匪路霸的活儿，利用暴力抢劫他人财产，所犯的抢劫罪在刑法中那是非常重的罪，轻则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则得掉脑袋——比照着看的话，比如前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江西上栗警方，对来往运输烟花爆竹的合法车辆疯狂地进行罚款，如此利用公权暴力以乱罚款强占民财，不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吗？而且这种公权抢劫比普通抢劫的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大多了。可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这种行为非常宽容，一般都轻飘飘地定位为“执法不规范”，称为“不正之风”，至多称“严重违纪”；处罚也轻，无非党内警告，至多降级、撤职。

常有专家说中国的反腐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我想，如果能拿出哪怕治民一半的严苛和智慧去治官反腐的话，腐败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问题是，正如前面两对例子显示的那样，我们的法律和制度有一种官民区别对等的严重歧视：如果一种制度的治理对象是普通公民，要求普通公民承担某种义务，制度规范就会非常完备、缜密和严苛，处罚会非常严厉；而如果规范的是官员，要求官员承担某种义务，制度就会非常不完备、粗糙和漏洞百出，语气明显非常虚，甚至缺少“不遵守会受什么惩罚”的起码罚则。

再随手拈来一个官员对比。司法部前几天宣称将实行“领导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制”，这个制度如能得到执行当然非常好，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但这个规定实际上缺乏严苛、完备的规定，容易沦为“想登记就登记、不登记也拉倒”。

治官时是如此松垮，而治民时呢？就拿年收入过12万者自行申报个税来说，这跟“领导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一样，也是要求自行申报。看，为了让公民老老实实地自行申报个税，制度安排是多么完备！首先规定了申报期限，必须在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过期就违法了；然后规定了法律责任和惩罚条款，不按规定自行申报个税的话会被罚多少款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再就是税务部门已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许多高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以此约束高收入者的侥幸逃税念想——如果针对官员的“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也像针对百姓的“收入过12万自行申报个税”一样细密和严苛，有几个官员敢虚报、漏报或者干脆不报？

对于低保福利的享受，许多地方都设计了非常严密、苛刻、繁多的资格限制，比如规定买电脑、戴首饰、超生、养宠物者不得享受低保，绞尽脑汁地限制低保者的权利——可把这种“限制逻辑”指向官员时，法律和制度从语气、规范和力度上立即萎了下来。应该说，官员吃喝腐败比平民低保腐败的危害不知要重多少倍，可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的约束，何时有像对小老百姓低保资格限制那么严格过？

【王翔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9日】

你敢回答吗？　作者：龙应台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书，在地摊上乱七八糟叠成一堆让人家挑的那种。书里头的人物，就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哈、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者一组名字，那么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而且，天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可以说，好，我觉得“披头士”很了不起，但是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哈，就没有披头士！那么如果我选巴哈，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 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哈！

MM，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卷标和光谱，都是相对的吧。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60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40％上下。

问题出在哪里？我支持自由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立场，简化来说，就是在经济上我赞成自由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我支持小政府，大民间，公民权利至上。但是，我又强烈不认同自由党派对很多社会议题的态度，譬如妇女的堕胎权、死刑，甚至于环保政策──这些议题在自由主义者的清单上没什么重量，我却觉得很重要。所以看起来，我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但是在社会议题上，又有点激进。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保守，甚至于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批评我，说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参与”和“关心”应该是公民基本态度吧。

问题三：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端分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匹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屏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5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粘满了黑麻麻的苍蝇（这样描述非洲的饥童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你知道我对“政治正确”没兴趣），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匹萨吗？可怕的景象、你心里反胃的罪恶感……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在这么多邪恶、这么多痛苦的世界里，还能保持同情的纯度，那可是一种天分呢！

【冯国伟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1月31日】

只羡贪官不羡仙？　作者：肃　文

眼下，不少人对贪官是既恨且羡多无奈。此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事实就是这样。

说到贪官，一般人第一反应是深恶痛绝，愤愤不平。贪官喝的茅台、五粮液里有我的血汗，贪官的钱包里有我的税金，贪官的得意里有我的失落。不怪老百姓咬牙切齿这么想，换个位置，贪官可能牙咬得更紧。贪，损害社会公平公正，损害公众的尊严，人们痛恨贪污很正常。

众人想看“贪官他盖豪宅、贪官他宴宾客、贪官他楼塌了”，可事实偏偏是“贪官他吃香喝辣、贪官他房大车靓、贪官他香艳风光、贪官他儿孙享福”。恨，有一部分会变成妒、变成羡。有人甚至慨叹“只羡贪官不羡仙”，只恨自己捞不到、贪不着！

说恨说妒说羡，也许太简单了。人们对贪官的心态其实是百味交集，无比复杂！从恨死贪官，到羡煞贪官，到奈贪不得“干卿底事”，这中间，社会正义、社会和谐正经受着痛苦的煎熬、撕裂。

贪污滋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背景，产生和剿除都非一朝一夕事。贪，不仅充满诱惑，而且密布潜规则。笔者有位朋友，初为小吏很想清廉，结果却事与愿违、终陷污淖。你想清吗？想托你办事的、分你权力一杯羹的人找别人不找你了；你想廉吗？众人皆污你独清，同僚难容！他知道再清下去，怕是连立足之地也没了。

和笑贫不笑娼一样，现在多有人笑廉不笑贪。贪，在许多人眼里是能耐、是本事！你要是为官不贪，世人不仅不夸你，反而可能笑你傻，笑你呆，笑你不谙为官之道。在一个“亲情网络”状的社会里，一个官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方乡亲的依傍。假如你手中有了点小权，亲朋好友都沾不到光，你这人怎么做？仅此一点，足以让为官者犯难。

有人戏称反腐已是“隔墙扔砖头，扔到触霉头”，这话虽过了，但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贪者众。贪官不仅成群，而且成窝。动一个贪官，往往就掀动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

现在也真是怪了，贪官被逮，许多人不是拍手称快，而是同情叹息：叹其贪得不高明、不得法，叹其没把握好度，甚至叹其面对审查是个“软蛋”。倘贪官侥幸逃脱惩罚，有人会称羡称庆，尤其是那些在审查中咬紧牙关、顽抗到底者，更俨然是英雄好汉。此类扭曲心态透示出社会反腐免疫力严重下降。

当贪污成为世风、成为蔓草、成为难于对付的病毒、成为低风险的利得时，要反要肃，难度真是超乎想象。但无论有多难，这个社会不能放弃对社会清廉、公正的追求、维护；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丧失反腐的信心、斗志。要相信：贪官不足羡，世风终会清。

反腐肃贪，需要制度的力量、文化的功夫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像香港廉政公署得力于体制的震慑力。哪怕是小得一点点的贪渎，只要被逮住，就绝不轻饶！你只要贪，就让你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秦国贞荐自《海门日报》2007年1月24日】

谁听得见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　作者：冯雪梅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博弈时代。既然社会有贫富差异，有阶层之分，那么，存在利益纷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倒觉得，在不同的权利要求、利益诉求面前，大家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争端，这恐怕就是民主。

所以，不管是博弈，还是民主，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尽管“有理不在声高”，可那些声高声大的人（群体），往往能掌握话语霸权，并因此为自己争得好处。而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被“大声喧哗”所淹没，所忽视，渐渐就成了“沉默的螺旋”，更不要说那些无处发声、无权发声的人了。

理论上讲，表达自己的声音，是人人都有的平等权利。可由于表达能力的强弱、表达渠道的通塞、表达威望的大小，在“为自己发言”上，存在着天生的不平等。一个市长说的话，显然要比普通市民管用；一个专家的声音，当然比老百姓更权威。正因为如此，民众才希望专家学者、委员代表、政府官员等等，能替百姓说话，主张公众利益。遗憾的是，每个人都有私利，屁股决定脑袋。于是，利益博弈的天平明显就向有话语霸权的一方倾斜，并因此而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

我们来看看，在住房、医疗这两个饱受百姓诟病的领域，话语霸权是如何导致利益倾斜的。

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日前说，房价涨得不可开交，很多公职人员凭正常收入很难供房，自己就是无房一族。现实中是不是大多数公务员都无房住，大家心知肚明。但就在副区长哭穷的第二天，广州市政协委员黄秉雄就算了一笔账：按目前广州市给公务的房补，一家有两个市级工作人员，25年的房补都不够买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于是乎，政府要尽快完善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政策。（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就事论事，黄委员的建议并不错，如果他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他理所应当替他们说话。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政协委员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还是为某个特殊群体说话；二，与享受房补的公务员相比，老百姓买房更是苦不堪言，而黄委员只看到了公务员的难处。

在黄委员替公务员鸣不平的同时，参加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医卫界委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分组讨论会开成了“诉苦大会”。痛斥“医闹”，抱怨医疗人员被妖魔化。医卫界有这些“苦”不假，可诉苦之时，别有意无意遮掩问题的另一方。天价医疗费怎么不说，医疗事故怎么不提，草菅人命怎么不讲，媒体曝光的种种丑闻怎么视而不见？

是啊，我们不是官员，不是委员，不是代表，不是专家，不是学者，我们仅仅是有着一己私利的小百姓，可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利益，怎么就没人听得见看得见？

中石化政策性亏损了，他们大声嚷嚷，于是又得到了50亿财政补贴的大红包；要清算土地增值税了，房地商不干了，联合上书，要求减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在抢着发言，据理力争，可“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呢，怎么没有他们的声音？按理，他们应该最强大，说话最有分量啊。

利益失衡背后，必然是权利的失衡。如果有合理充分的表达渠道，谁愿意做“医闹”，谁愿意当“刁民”？当大多数公众无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所谓的博弈，只能是少数人分享盛宴的游戏。

【王翔宇荐自《潇湘晨报》2007年1月25日】

汉英可两立　作者：雷　颐

从“文革”时鼓吹“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到现在的“英语热”，不能不使人大发“恍如隔世”之慨。对当前的“英语热”，颇有不满、质疑、甚至愤怒声讨之声，担心汉语因此受到排挤，进而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将汉(语)、英(语)对立起来，则明显偏矣。

语言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工具，随着交往的增加，不同方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必须承认，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软力量”的强弱。例如，我们今天称之为“东亚”的地方，古代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彰显出汉语的优势。再如，东晋时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而轻视吴语。“洛阳话”作为身份高贵的标志，是当时中原经济、文化发达的体现，与现在将“吴侬软语”视为高雅，而河南话被看做“土得掉渣”的表现正好相反。英文现在是强势语言，但英文中的音乐词汇，大多来自意大利文，反映了意大利在音乐方面的“强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英语受到空前的重视，不必否认，这是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结果。但事实却说明，汉英并非对立，相反，近现代中国却出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都是中外文俱佳。一提起王世襄，人们就会想起中国明代家具、文物，想起他对老北京鸽哨、蝈蝈笼、葫芦、养鹰等等的研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英语也是顶呱呱的，许多中国特有的“文”“物”，只有他才能找到最贴切的译文。对北京史地的研究，侯仁之是公认的权威，但他的英语也是一流的。附带提一下，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中英文都相当不错，而且，“理工知识分子”普遍都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其中不乏填词赋诗的高手。

现在的问题是，莘莘学子在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外语时，不仅“影响”了汉语学习，而外语也并未真正学好。许多人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在实践中仍无法胜任对英语的应用。我之所以把前面的“影响”加上引号，因为问题其实并不在英语的冲击，而在汉语、英语都学不好的教育体制。在“不学ABC”的年代，汉语就学好了吗？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担心在全球化时代由语言的变异可能导致自身的文化特性被埋没也并非杞人之忧。在一种文化已无法孤立独存，而不能不互相交流、互相竞争、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化时代，要使自己的“声音”不被掩盖殊为不易，但决非孤芳自赏即能成功。

现在“韩流”正如日中天，不仅在中国大有影响，连在素来颇有些瞧不起韩国的日本民众中，也大有影响。然而，在“韩流”起码是席卷东亚的同时，韩国国内持续已久的“英语热”温度却越来越高，掀起了更高的轰轰烈烈学英语的热潮。为实现“全球化中的韩国人”目标，政府提供巨额财政支持。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其实却是“辩证统一”的。韩国在全球化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出现“英语热”，“英语热”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而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现在“韩流”滚滚，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条件。

对国内“英语热”忧心忡忡者，对国外现在的“汉语热”定会心感宽慰，殊不知二者也正相辅相成。没有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就不会有现在国外的“汉语热”。在“不学ABC”的年代，哪会有“汉语热”？现在国外的“汉语热”恰恰不是国内“弘扬传统”的结果，而是敞开大门的结果。

历史与现实表明，将“汉”、“英”对立起来，实在是过于简单了。

【倪早菊荐自《现代教育导报》2007年1月8日】

“贪生怕死”的权利　作者：鄢烈山

在现代汉语里，“贪生怕死”是个贬义词。大概是常与“贪污”、“贪婪”一类贬辞相连的“贪”字给害的；倘若改为“恋生怕死”，语感如何呢？

其实，“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呀。而“本能”只能升华或超越；若与人的“本能”作对，企图抹杀它，比如否定人的利已本能搞“斗私批修”或“大公无私”注定是建乌托邦，是要失败的。

古语说“蝼蚁尚且贪生”，这种修辞隐含的不言自喻的意思是：何况人呢！“贪生怕死”既然是人的本能，那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将基本人权排序，安全肯定位列第一。

另有一个无骨气却坦白的大俗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与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作品），分别讲了死亡的威慑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摧残。前者有个场景是男主角“葛优”在镇压地主的枪声中吓得尿了裤子；后者是不惧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痞的京剧大腕“张丰毅”，“建国”后经一连串“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运动，在“文革”中变得“老老实实”。作者当然不是要嘲笑“葛优”和“张丰毅”贪生怕死的怯懦，而是试图追问是什么力量把人变得这么卑怯。

本来，最美好的生死状态，应当如庄子所说：“适来，时也；适去，顺也。”庄子的顺生论即顺其自然，享受天赋寿命。可是，纵观上下五千年，中国人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历朝历代中国人死于非命的太多了！

粗略梳理一下，严重“逆生”（基本人权不保，专制极权的酷虐使人做出违背“贪生怕死”本能的选择）的情形大约有四种。

其一，严刑之下，但求速死。

严刑逼供是中国“司法”的传统。连中国人理想中的“包青天”也是这一套，不是抬出龙虎狗三种铡刀威慑当事人，就是动辄喊“大刑伺侯”。这种“司法”模式的价值预设是视人命如草芥和“有罪推定”。可耻的是这种前现代的野蛮的“司法”传统，在今日的中国仍然强势存在，“重刑之下，何求不得”仍被一些公安人员视为办案的传家宝。最近，安徽省亳州市又曝出一起“佘祥林式错案”：青年农民赵新建被冤杀人奸尸，真凶偶然落网才使他得以洗清罪名。办案人员严刑逼供，赵新建难以忍受，只求速死以解脱，便按警察的提示有什么“招”什么。

天下有几人能做“江姐”，竹签贯指不动摇？京剧《玉堂春》里刘潘两位大老爷重审苏三“谋杀”亲夫案时说：你不该招供呀！苏三道：“无情的拶子，我难受刑。”我想，假如我被上了拶刑，不会比苏三更坚强。美国大兵上战场身上带着多国语言的“护身符”，军方和道德舆论不仅将抵抗无效时的投降视为当然，而且容许在被俘受刑时招供，就是对“贪生怕死”权利的尊重。连麦克阿瑟那样强悍的人，对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来的将士也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敬重和歉疚。

最野蛮的统治者，往往连“敌人”但求速死的愿望也不予满足，反而故意折磨之以增加临死的痛苦。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和周实的短篇小说集《刀俎之间》，对凌迟等反人性的杀人“艺术”有惊心动魄的描绘。“文革”中和之前，将死刑犯先大会批斗、汽车游街再枪毙，这种精神上的“凌迟”算是20世纪的创造吧？

其二，峻法之下，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有两种。一种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去感动掌握生杀大权者反而保全了生命。《蒙田随笔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都有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形要求“司杀者”有惺惺相惜的品格或刘备、宋江那样的揽才之心。

另一种，俗话叫“死里求生”、“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吴等900人被征戍渔阳，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不能按期赶到，依法皆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现在我们失期当斩,逃亡也是死罪，“举大计”造反也不过是死罪，同样是个死，何不赌它一把，兴许还死不了有好日子过？

这种严峻到不近人情、逼人拼死一搏的效果，是秦王、李斯当初订律时没有想到的吗？不得而知。

其三，暴政虐民，厌生轻死。

对此，老子有最透彻的表述。《道德经》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5章解释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所谓“民不畏死”，就是说，苛政猛于虎，会搞得人民“生不如死”；若搞得人民生不如死，你再用死刑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文革”中有句黑色幽默道：“中国人连活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几个“铁姑娘”相约同时上吊或投河的，不是一起两起。更不论老舍、范长江等挨整而自杀的文化人。

今天还有这种“轻死”的情形吗？有，肯定有。被久欠薄薪的农民工，上街以自杀示弱搏取怜悯来讨薪被称为“跳楼秀”，甚至被诬为“恶意讨薪”，这里姑且不谈。走投无路之下，身怀利刃或炸药讨薪，宁肯与老板同归于尽的案例所在多有。他们的不怕死实在是逼出来的。若嫌屁股坐在不良老板一边、不为被欠薪的农民工作主这样的政府行为叫“暴政”刺耳，那就叫“恶政”好了。

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如果能够使人民常怀恋生畏死之心，而对那些越轨作恶者，我们能够把他们逮住消灭，谁还敢犯法？有人说这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其中隐含的两点前提确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让人民觉得活着还有一点生趣，生命值得珍惜；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像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大落能大起？饥民太多，与其老老实实等死，当然不如跟闯王闯一闯。此外，朝廷剿抚不定的机会主义，使“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一条晋身之路，自然也是鼓舞投机冒险的原因之一。今天仍然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是否这种遗绪？

其四，以理杀人。

提到“以理杀人”，人们想到的往往只是男权社会的妇女贞操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以理杀人”的“理学”的经典表述“存天理，灭人欲”，所杀所灭不仅是妇女，也包括被程朱理学洗脑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男性士大夫。明朝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明初的方孝孺，他忠君忠到不怕自己杀头也罢，还要放出不怕“灭十族”的狠话，让他的师门一“族”也受了株连——虽然主要的罪责在极其残忍的明成祖朱棣，但他的偏执与“大义凛然”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另一个是嘉靖皇帝时期的状元、大学者杨慎（升庵），因所谓“大礼议”（关于以旁支入继大宝的明世宗的生父与叔父的称谓之争），与大臣们一再哭谏于宫门，等于向皇上示威抗议其不守礼制，致使旬日之间两被廷杖，流放云南烟瘴地面直到老死。他自以为是存天理，实为于民生无所谓损益的政治自杀。

以理杀人在近现代，最多用最凶险的就是“洗脑”。关于这一点谈论起来颇为费辞而多有不便。我们知道纳粹靠洗脑，在人文底蕴不薄的德国煽动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本军国主义者靠洗脑，训练了“神风特攻队”之类“人机合一的炸弹”；当代的恐怖头子本·拉登一伙也是靠洗脑来培训“人肉炸弹”。这种种“以理杀人”，其实也不是纯粹靠“精神原子弹”，同时兼有威胁和利诱。今年有人采访过日本幸存的“神风特攻队员”，受访者说当年自己的同伴们临阵也怕死，也思亲，但没有回头路可走。而我们知道恐怖组织培养的“人弹”想的是，死后可以上天堂，那里有数个美女在等着英雄的到来，或者家族因自己的死而荣耀，家人因而得到优恤摆脱生活困境——这是以理杀人兼以利杀人。

还是说“贪生怕死”的权利。既然是个人的权利，个人就有处置的自由。换句话说，我可以“贪生怕死”，也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死不屈。

至于“杀身成仁”的“仁”是否真的仁，值得杀身以成之，那由个人的信仰来决定。至于舍生取义的那个“义”，也多是由本人来感知取舍，并非全无疑义的。

然而，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上总有许多超越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英雄。不然，我们没法解释像沙俄时代贵族出身的“十二月党人”那样一批志士仁人的存在。信仰、信念的力量确实很伟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为万物之灵长的缘由和理由。

“乱曰”（总结我的观点是）：

“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要让人民安居乐业珍惜生命。

要独立思考，警惕那些唱“牺牲谟”、要别人为他火中取粟的骗子，警惕那些反人性反人类鼓吹恐怖主义的政治疯子，不要做枉送了卿卿性命的炮灰和罪人，还自以为很悲壮。衷心崇敬那些忠于信念、有献身精神、舍生忘死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志士和烈士——自己做不到也罢，万不能以诋毁他们来消除自惭。

你有选择是否“贪生怕死”的权利和自由，但权利和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选择是要负责的——

你可以为竞技冒生命危险，你可以为探险而冒生命危险，甚至找刺激为冒险而冒险，但无权捎上别人，也要尽量顾及家人的感受，理性地采取减少风险的措施；你自愿参加了某个组织，就得遵守该组织“冲锋在前”或“保守秘密”之类的规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既然应征入伍，上战场就不能临阵脱逃而要英勇杀敌；既然当了警察，就不能临危退避，该出手就要出手；既然当了医生，就要跟病人打交道救死扶伤，不能扔下传染病人逃走；既然当了记者，要就不遗余力追寻真相，不能怕被揭露者威胁而放手……诸如此类，依此类推，这原是本分，做到了不算崇高，做不到则是耻辱。

【王炳振荐自《随笔》2007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

混——可怕的瘟疫　作者：赵锁山

偶遇一位十多年前的学生。我问：“忙吗？”他说：“不忙，瞎混哩！”好像怕我说教，他即刻补充道：“现在大家都这样。”

下班路上，问一位好久不见的老乡：“单位效益如何？”她居然忿忿然说：“现在是干活的不拿钱，拿钱的不干活，谁还干呢？瞎混呗！”

一位远方同学天赋过人很有抱负，他的来信每每荡气回肠催人奋进。最近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打电话对我说：“原来别说混过一天，听有人说‘混’，心里就老大看不起，每天只知道玩命地往前冲，可结果怎么样？什么也不是，那些每天拍马溜须不求进取的人，一个个倒青云直上……呵呵，今后咱也加入‘混世族’了。”一个曾经追求卓越的生命这样说，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作家梁晓声曾痛心疾首地说：“现在不是嫉恶如仇，而是嫉才如仇。”诗人公刘也曾说：“可悲的是：有本事、高等级的人才在低层次、低级别的位置上运行，有劲使不出，只能凑合着干；没本事、低等级的庸才放置于高层次、高等级的职位上转动，即使想干好也因胸无点墨只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中国人民一向以“勤劳”著称于世，而今天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些不想混的人也得混日子，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混”已经成为中国人当下的流行语，它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在各色人等的嘴里。“怎么舒服怎么来”、“凑合着干吧”这样的消极劝慰语已经十分流行。老的在混，干了快一辈子，也没有干出个长短来，不如抓紧时间混几天，也求个“老来不糊涂”。壮的在混，生活告诉他们：干的不如混的发达，干有何用？混两个钱完事。年轻人在混，没有背景作后盾，没有金钱作铺垫，干了也白干，不混白不混……

最近，有条手机短信很是流行，说的是：“副职的工作原则：不干工作没有意思，干点工作意思意思，干得多了没啥意思，干得太好什么意思？！”

混，像一股污泥浊水在泛滥，肆虐着社会的肌体和内脏；混，像一种可怕的瘟疫在蔓延，吞噬着人们的骨髓与灵魂。满眼是“混”的镜头，满耳朵“不过混口饭吃而已”，人人谈“混”，个个在“混”。某某某出人头地，不是说他干得不错，而是说他“混得可以”。闻之，头皮发麻；观之，心寒齿冷。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机电部副部长沈鸿到工厂考察，与工人的几句对话发人深省。问：“情况怎么样？”答：“不好，开不了工资。”问：“为什么？”答：“产品销不了。”又问：“为什么销不了？”答：“质量不好，卖不出去。”再问：“是做不好还是不做好？”工人想了想说：“应该叫不做好。”做不好，条件、能力不许可，那是没法，而能做好而不做好就再也没救了！

有人说：西方人是辛辛苦苦过舒舒服服的日子，中国人是舒舒服服过辛辛苦苦的日子。既不想辛辛苦苦付出，又想舒舒服服过日子，大概天下没有这等好事吧？

【王翔宇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1月12日】

长话短说　作者：大漠红柳

一

“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这是诸多时弊的症结，也是时弊产生的重要原因。比如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层层下达任务，指标量化到人。市县党政工团、部局委办均忙乎其中，走出去，请进来，全国、全世界的招商，也就是全国、全世界的旅游；又比如旧城区改造、房地产开发的形象政绩工程，党委政府不是政策宏观指导和管理，而是官员深入进去，直接插手招标、定项、选址、拆迁……再比如成立什么公路办、筑桥办、采矿办、煤办、水办、拆迁办、馒头办等等，都是官员直接干，越俎代庖，市场规律被市长权力所代替，依旧彰显的是计划经济的影子。稍有不同的是，官商勾结，同步致富，使你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商？损了国家，贫了百姓。从而，每上一项工程，就倒下一批官吏。

政府忙招商、忙工程、忙开发，党务政务、社情民情统统边儿站、边儿等。一个阶段一个中心，中心来了，人人围着中心转，还是上世纪“全民大炼钢铁，各业都学大寨，大跃进，大运动”的翻版或继续。原先是以政治代经济、压经济、挤经济。如今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做经济工作，丢却本职业务。据说，“当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是要会弄钱。”不管是跑来的，要来的，骗来的，收来的，赚来的——能弄来钱就是好校长。呜呼！这就是我们精英的一句经典，也是中华现代文明的耻辱。

由此而出现的法纪松驰，道德失范，腐败滋生，公正缺失，贫富悬殊，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匡正，就应严格按照总设计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大社会，小政府”。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必先从种好自己的地开始，除去“荒草”，引进“良种”，规范道德，培育公正、公平，健全民主和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

对恶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冷酷，对小人的宽容就是对公德的诋毁，对贪官的宽容就是对廉洁的亵渎。有篇《宽容泛滥》的杂文，切中时弊。有人一味地宣扬“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大有为贪官、奸商、恶棍、窃贼开脱罪责之嫌，起到软化舆论监督的作用。我们决不可从唯斗争的极端走向是非不分宽容的极端。

有法学家提出，为了便于引渡外逃的贪官，取消经济犯罪死刑。在经济犯罪非常猖獗的时下，实在是对法治的误导，也是某些既得利益精英的刻意庇护。有人高调太平盛世，倡导“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佛哲学，起到了麻醉民心，弱化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效果。我们的宽容应该是有原则性的，不能和稀泥，做好好先生，给一切心怀叵测者以可乘之机。

三

官员每年要填写一份“廉政自律表”，“个人财产申报单”，半年一次“党员领导干部自我检查书”，纪检部门设立“官员个人廉政账户”，银行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等等。乍一看，对反腐大大有益。但一实践，效果却很不佳。既未损贪官一根毫毛，也未遏制住腐败的蔓延之势。

还是老百姓说的好，至今没见到一个腐败分子是自律、自查、自报出来的。而大量的却是群众举报、中纪委查办、反贪局侦察，或者是腐败分子后院起火，情妇、二奶、小偷曝光，或者是同伙案发牵涉所致。何哉？因为这些自律自查只是内部作为，百姓无权过问，少了实质性的监督，能不成为走过场、摆设么？

四

从媒体上看到不少高官是“在职研究生学历”。这当然让人高兴，我们的官员都高文凭了，犹如科举时代的“进士”出身。然而，仔细一想，那些七品以上的官员大都处在日理万机的职位上，一处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社会、外事……上司要开会汇报，下层需视察调研。主要领导无不高度集权，财政一支笔，人事一支笔。凡大事都要一把手说了算。此情此景，非神非仙，焉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考取高等文凭？

不是我恶意猜想，耳闻目睹官员的文凭秀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就有一批官员读在职研究生，可三年来课未听一次，试未考一回，只是多缴了几万官银，研究生文凭就拿到了。不久，高升一级的官帽就戴上了。既然德才兼备，又何在乎那个做假的“在职研究生”硕士、博士帽呢？这对于执政为民又能有多大的含金量呢？还可能由此产生一种不良的导向呢！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1月10日】

思想史·“全民”癖　作者：陈四益

思想史

人长了一个大脑，就要思考；长了一张嘴，就要说话，以表达思考的结果。说的话落在文字上，就是文章。哲学家说，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语言。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失去了思想和语言的功能，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禁止人思考，禁止人说话，其实与谋杀无异。可惜，历来的法律没有这项规定。那原因，我想，是因为在专制主义的社会中，统治者不想让被统治者思考，也不允许被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意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是，思想终究不能扼杀。思想着的人可以死去，思想的成果却或多或少地流传于后世。有些不容于本土的思想，却在异土大放光芒；有些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当初的涓滴细流，最终成为埋葬专制主义的精神力量。扼杀思想的专制主义时代的结束，总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而非专制主义时代到来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们确认了思考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专制主义时代扼杀思想的一大理由，是这些思想的悖逆与不轨，要求每一个人、每一句话都不能错，都要符合钦定的要求，即所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但是，要说话，就会有对有错，任何人，即使是作为典范的“先王”，也都有说错话的时候。要求不说一句错话，说错一句话就加棒杀，其结果就是不许人说话。

诗曰：

罡风吹折精神树，

人世飘零思想花。

半落黄埃归后土，

半随绿水到天涯。

“全民”癖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动员的人越多越好。中国固然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民谚，但也有“人多盖塌了房”的俗语。

我是经过了“全民”时代的。炼钢铁要“全民”，打麻雀要“全民”，办农业要“全民”，写诗要“全民”，“大批判”也是“全民”。但是，“全民”的结果却大抵不好。深耕三尺三，农民不以为然，但架不住“全民”来挖，结果把生土翻了上来，熟土压了下去，不仅产量未曾翻，还大大低于平年；大炼钢铁，工人不以为然，但挡不住“全民”把弄堂的铁门也弄来丢进高炉；至于全民轰赶麻雀的壮观浩荡，全民大批判的慷慨激昂，全民写诗的如痴如狂，如今也已不堪回首，只留得几丝苦涩、几许笑谈。

现在，全国性的“全民”这样、“全民”那样，已经成为陈迹，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动辄“全民”的惯性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依然遗风犹存。一说发展商品经济，就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潮流；一说要申办奥运，就有人人学外语的动议。经商的热潮终因流弊甚多而降温，人人学外语的动议，想必也会因无法实行而搁置。

“全民”这样，“全民”那样，其实都是图个好看、热闹，而重热闹、轻实效，正是我们旧有的病灶。

诗曰：

动辄全民意气豪，

红旗万杆顺风飘。

曾经沧海知深浅，

望勿轻心弄大潮。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1月22日】

面对大人们的说谎　作者：沈　栖

据说，二百年前，丹麦有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写了一篇题为《皇帝的新装》的童话，说的是一个穷奢极侈、爱好虚荣的皇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两个骗子利用其愚蠢无知，对他大加捉弄。皇帝穿上骗子所吹嘘的“华美的、精致的、无双的”根本不存在的“新衣”，参加游行大典，引起了全场的哄笑。这篇到此为止的童话被安徒生“拿来”，添上了精彩的结尾：大臣和随从们逢迎皇帝，曲意谄媚，同声称好，只有一个天真的小孩道出了真情：“可是他什么也没穿啊！”这一句话戳穿了统治者虚伪的外衣，剥下了他们自欺欺人的画皮，显示了他们愚蠢可笑、谄上骄下的本来面目。安徒生的结尾使这篇童话立意升华，题旨鲜明，富有艺术的魅力。

围观皇帝赤身裸体的游行，全城人都“集体失语”。大臣和随从出于巴结的心态，不愿说出真相以出丑主子；看客虽说哄笑一番，但也不愿当“最愚蠢的人”，甘愿被两个骗子愚弄，三缄其口。这种“集体失语”其实是有悖良心、有碍理智地在说谎。面对大人们的说谎，只有一个孩子喊出真话。虽说他嫩声稚气，但振聋发聩；虽说他言语简洁，但富有哲理！

《皇帝的新装》结尾自有寓意，安徒生将说真话的责任放在天真、单纯、无邪的孩子身上，寄人类希望于未来。当年安徒生慧识一个“讲真话的孩子”，如今，我们欣然地看到了一群“讲真话的孩子”。

去年岁末，《人民日报》刊发了广西南丹县高中学生的集体来信，反映当地县政府为搞“面子工程”，组织“万人治理刁江污染大行动”，沿河十多公里到处挂着标语，兴师动众，铲车从河左边把矿石推到右边，又从右边推到左边，还把河里的石头、沙子捞起来又放下去……县领导还让电视台以大家假装劳动为背景，拍了很多画面以扩大“治理刁江”的舆论宣传。刁江污染确实需要治理。沿江许多老百姓都患上了奇怪的病久治不愈，不明而亡，沿江两边数以万亩计的良田颗粒无收。一群孩子怀着一颗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赤诚之心去参加“治理刁江”行动，殊不知，这是一场骗局！

这场骗局是由成千上万的大人们共同营造的。从开会商议到作出决定，从布置任务到下达指标，从组织人员到实施行动，县政府、机关、乡镇、学校，多少个部门，多少个环节，都是那般畅通，那般顺利。这其间，不免有人表示过异议，表示过不满，但是最后大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或是老于世故，或是精于作态，或是盲于从众。大人们对县政府的“治污秀”“集体失语”，无疑是对人民说谎，是对社会说谎。面对大人们的说谎，一群“讲真话的孩子”大声说“不”！这需要勇气，需要理智，更需要胆识。

“童言无忌”，是因为孩子心底纯洁、天真无邪，倘若他们周围都是一些《皇帝的新装》中的“大臣和随从”式的人物和一群围观者，他们时常遇到像“治污秀”的骗局和谎言，那么，孩子们也许会在洁白的心里染上污渍，从此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的信任，对成人世界的信任，会颠覆他们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关于诚信、正直、善良、美好的信念，甚至会扭曲人生、步入歧途，最终混入“围观者”之流。安徒生的那篇童话并没有写到那个“讲真话的孩子”的结局如何。我真的很担心，他在脱口而出说出真相之后被大人们侧目、怒斥、嘲讽，甚至殴打，也“改口”了，继而顺从、沉默、跟着起哄。——但愿这是一种杞虑。

我曾在五年前写过一篇《假若大人说谎》的短文，文末云：“小人说谎危及个人，大人们（尤其是当官的）说谎呢，则成了一种公害，一种流行病，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谎言的污染、愚弄和戕害，它危及什么？明人不必细言罢。”我十分敬佩安徒生为人类塑造了一个“讲真话的孩子”，然而，讲真话的不应该仅仅是孩子，告别“社会病态说谎”首先应该是大人们的事。

【马树强荐自《上海法制报》2007年1月12日】

印象骗人，还是说“印象骗人”者骗人？　作者：王乾荣

一位叫黄铁鹰的先生作文《别让印象骗了你》，其中说：“人的印象很容易出错，特别在归纳问题时，当人们试图把个体特征抽象为整体特征时很容易以偏概全。”这话说的是一般常识，没错儿。然而黄先生是怎样用了特别有意思的例证来诠释这个道理的，又怎样使他所举之事与所阐之理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步，咱们且赏析一番吧。

黄先生说，他在北京大学的两个ＭＢＡ班做过测验，曾问同学：你们是否同意“中国房地产是暴利行业”这个观点？结果95％以上的学生同意。他又追问：暴利的标准是什么？是利润总额，利润率，营业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年利润率，还是项目利润率？这下子，立马把众学子窘得目瞪口呆，全发蒙啦！黄教授又得意地继续他的“测验”：仍然认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的请举手！结果只有不到10％的人举了手。

瞧瞧，这黄教授真可谓一问拨其乱，二问反其正，轻轻两问，便一举廓清了当今中国人的一个愚蠢认识误区——ＭＢＡ们都如此不经问，老百姓就更不堪一问啦。

而95％以上的中国人（包括ＭＢＡ）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观点呢？黄教授剖析道，是人们的“印象”骗了自己。这印象是怎么来的？教授借用一个学生的话说：“反正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就是暴利。”这句被教授斥为“有违经济学基本常识的话”，引来一番哄笑。另几位同学又支支吾吾地说：“反正报纸、电视、专家和官员都这么说，再一看认识和不认识的房地产商都很有钱，我们也就觉得是这么回事。”这帮高智商的ＭＢＡ，在黄教授眼里，似乎都弱智得十分可笑，只会说什么“反正”。教授于是严厉批评学生：“连知识分子都放弃了专业思考！”教授的结论是，凭印象下判断，“才是”错认房地产是暴利行业的“真正原因”。

老夫我没有沾过高雅经济学的边，也不知洋里洋气的ＭＢＡ是个啥，更没有钻研和比较过黄教授一口气罗列的那么一大堆令人犯晕的“率”，就只好像他批评的那样，死受“印象”之“骗”啦。可我对教授的高论，还是有点儿不大服气：他眼里的“经济学基本常识”，能把明显的暴利美化成常利或微利吗？

教授对于老百姓的“印象”十分不屑，足见他的居高临下。而所谓印象，虽然仍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但毕竟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里留下的迹象。这样的“迹象”多了，老百姓按常理分析一番，自然会得较为理性的结论。即说房地产之利，老百姓知道开发商普遍廉价购得了大量土地，知道建房子的砖头瓦块值不了几个小钱，更知道盖房子的民工拿了多么可怜的工资，而房价却持续呈现出越来越高的天文数字。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摸摸自己口袋里换成美元只能以两位数计的人民币，再将咱们的房价与人均收入以美元五位数计的国家房价稍作对比，老百姓即使再傻，也不会把中国的房地产视为一个只获取正常利润的行业吧！黄教授用来唬人的那么多劳什子“率”，其中哪一个的“暴”不算“暴”？还要老百姓去查房地产商的账，一笔一笔算出来不成？有舆论要求公布账目，商人们敢吗？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里说：“总括与普通所谓综合不同。综合是把不同的事物或观念，合而为一；总括是把相同的事物，即事物之有同性者，作为一类而观之。综合是一种工作，一种手续；总括是一种看法。”中国老百姓正是瞻仰了无数的天价楼盘，看到了一个个暴富的房地产商，将这些“事物之有同性者，作为一类而观之”，才“总括”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这个结论的。这既是“一种看法”，也是一个事实，绝非“以偏概全”。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1月3日】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作者：林　奇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更不习惯排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的时候买电影票。那时候文化生活贫瘠，看场电影就算是高档次的娱乐活动了，可是城里又没几家电影院，电影票就常常显得紧张。人们买电影票是从来不排队的，那几乎就是身强力壮者的一场角斗。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小得刚好伸进一只手，可拥挤在它前面的却是人山人海。经常是没买到票的挤不进去，买到票的挤不出来。如果遇到新电影首次上映，单独一个人想买到票几乎是休想，于是一些聪明人想出个办法，几个人组合在一起，挑出一个身体结实灵活的人来，把他抬起来直接抛到人群的头上，根本不顾下边人的哭叫。等买到票从众大腿下爬出时，往往是气喘吁吁，衣冠破碎，手中的票已经成了一个湿乎乎的纸团儿。

现在，社会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不排队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尤其是现在的节假日，我看到虽然国内一些旅游区人满为患，但遇事排队的场面竟然难得一见，劝导游客排队已经成了景区工作人员的“艰巨任务”。有时候即使不得不排队，也经常是乱哄哄一片。大家在队伍里也互相拥挤，你扳着我的肩膀，我抱着你的腰，生怕别人“加塞”。一语不合大打出手的事儿也常有。

经常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无论购物买票还是乘车，都在静静地排队，甚至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那队排的也文明，松松散散，有时候甚至看不出是在排队，但秩序不乱。

记得苏联在解体的那段时期社会动荡，经济极度萧条，商店货架经常是空空荡荡。甚至有些地方连面包都供应不足，去晚了就会因买不到面包而挨饿。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在排着队，后面的没有买到也只是在失望中默默地离去。对此我在心底不免暗暗敬佩。

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呢？对此有人恨铁不成钢地说，不排队是我们国民素质差的表现，是一个改变不了的民族习惯。梁实秋先生就并不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认为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记得早年他在文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地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地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对此事他感想复杂，既对日本人的行为极为愤恨，又对国人的不争感到痛心，不禁叹道：“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排不排队，如何排队，看似小事，但它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风俗文化等等，蕴涵很大。

排队实际上是正义与公平的象征，是对规则和秩序的认可。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排队”，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往往是一种被许多人推崇的成功哲学。这点从民间流传的俗语中就可以看出，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英雄不论出处”，“脸皮厚吃个够”，“规矩都是人定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

排队状况如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状况的反映。比如提拔干部的排队方式应该是考察一个人的德能勤纪；一个工程项目让哪个企业去做的排队方式应该是看这个企业的能力和工程质量如何。如果不去“跑官”就得不到提拔，不去“操作”就得不到项目，谁还会去排队呢？如果不按规则做事，就处处碰壁，按规则做事则处处顺利，那么，谁还能不去排队呢？有形的不排队其实是隐藏在社会生活后面无形不排队的反映而已。

这么说来，让中国人喜欢排队习惯排队，还真是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呢。

【刘述礼荐自《看世界》2007年1月B版】

看客的嬗变与进化　作者：陈鲁民

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曾着力讽刺过的“看客”现象，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大有“进化”，让人感叹不已，看来，鲁迅杂文、鲁迅精神想过时也不行。

元月2日上午9点，一年轻女子独坐在成都市三圣街某酒店6楼的窗台上，试图跳楼轻生。楼下顿时看客云集，谈笑声一片，围观者中有人起哄“哦哦，快跳”，有人拿出手机来拍照摄像，还有人甚至打电话要朋友“快点过来看热闹”。围观者中，不时有人发出这样的议论：“她怎么还不跳啊？”几名骑车路过的男子在观望几分钟后，竟冲楼上大吼：“跳噻，跳嘛！”警方好几次干预，起哄声才停了下来。在街对面的一栋民房的5楼上，一年轻男子还坐在窗边弹起了吉他，边唱边看。

平心而论，围观跳楼这样的事情已经实在不算新鲜了，可成都这些看客这次的表现却更典型、更生动，颇有“新闻价值”。到底是21世纪了，这群“新看客”和鲁迅先生当年描写的“老看客”来比，不仅明显嬗变，也大有“进化”。

鲁迅笔下的“老看客”，是麻木的，呆呆的，只知道张着大嘴傻看；而今天的“新看客”们则表情生动，满面春风，谈笑风生，热闹非凡，心理承受力超强。

鲁迅笔下的“老看客”们多面黄肌瘦，衣衫褴缕，无精打采，强打精神；“新看客”们从报纸配发照片上来看则满面红光，营养过剩，且西装革履，名牌时装，锦帽貂裘，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鲁迅笔下的“老看客”们都是空手上阵，最多不过是瞎起哄，喊两嗓子；“新看客”们则装备齐全，有用于呼朋唤友的手机，有留下“永恒瞬间”的摄像机，有明察秋毫的望远镜，甚至还有悠扬的吉他伴奏。

当然也有毫无变化的地方，鲁迅先生在《药》里曾经这样形容看客——“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今天还是这样，街头巷尾每有“稀罕事”发生，一个个看客便伸长了脖子向前拥挤，趋之若鹜，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还有依然如故的幸灾乐祸，毫无同情心的冷漠残忍，爱凑热闹的低级趣味，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无非是当年看日本人杀替俄国人做间谍的中国同胞，看被官府砍脑袋的阿Q，看单四嫂的儿子宝儿“出大刑”，如今看的是轻生女子跳楼，看讨薪民工跳塔吊，依旧的兴高采烈，依旧的人山人海，依旧的无肝无肺。

快一个世纪过去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可是，某些国人国民性的进步却微乎其微，还是那样的麻木不仁，习惯于拿别人的痛苦当笑料，看人跳楼就像过节一样；还是那样浓郁的“好奇心”，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太好奇了，即使你在马路上吐一口痰，然后蹲下来，也能引来一大群兴致盎然的观众。

前不久有学者呼吁，中国眼下最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以提高全民族的艺术素养。这固然也重要，但我以为，如果我们民族仍旧看客成群，脑子里还是充满了冷漠与麻木，即使艺术素养怎样的高明，也是残缺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良知，没有同情心，艺术素养反倒可能成为他作贱人的工具，就像二战时那些一边熟练地弹着钢琴一边签署大屠杀命令的纳粹军官，就像那位一边看跳楼一边弹吉他的成都青年。

因而，倘若说当务之急，我倒是觉得，时下来一场深入扎实的人性、人道的启蒙教育，以唤醒人们的良知、良心，提高全民族的知耻意识，要更有意义得多。教育的切入点，不妨就从号召大家都不当看客、拒绝看客心理、告别看客现象做起。

想想那位用吉他给轻生女伴奏的青年，想想那一群翘首仰望急不可耐的看客，顿时觉得鲁迅离我们特别的近。

【马静荐自《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1月11日】

从诏书到条子　作者：王跃文

粗读些史书，便知道皇帝金口玉言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就是圣旨的。

自汉至明,所谓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外族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又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殚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工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主，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明白国情的人都知道，官员批示往往比法律、文件之类更管用。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瘼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有些官员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作数，竖着批示的不作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有的官员面对某些重大事件，他们心里清楚很可能给自己历史留下污点的，居然用铅笔签字，随时可以擦掉。

古代的单身女人，总是在暗夜里，把半升豆子倒在地上，然后再一粒一粒地捡起。待捡完了，天也就亮了。夜夜如此，可怜至极。

【紫檀木难荐自《时代邮刊》2006年第10期】

忏悔　作者：孙少山

忏悔是后悔的表示，都是为某种行为而“悔不当初”，两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后悔大都是对自己所受的损失或伤害，而“忏悔”却是针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我曾为两个人的忏悔深深地震撼过。

一次是在县里挂职时，滥竽充数为县领导接受过一个日本老人山田久雄的忏悔。他是二战时的老兵，侵华时他就在有名的“东宁要塞”驻扎过。他专程到那个县里表示谢罪，我代表县政府接待了他。在报纸上读过，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这种忏悔，但当一个人当面向你垂下白发苍苍的头颅，由于悔恨而泪流满面，真诚地说“对不起”时，你还是不能不感到震撼。那次我真正认识了什么叫忏悔。

还有一次是因为一本书。书名是《现在想成为一个女人》。作者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的美丽可不是一般，她是因为美貌而被挑选为特工的。真正是“万里挑一”。1987年11月29日，一架民航客机在空中爆炸，115名乘客全部遇难，就是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在飞机上安放的炸弹。本书的作者就是她。

逮捕她的时候，她说要吸一支烟，刚把香烟往嘴里一放，一个眼明手快的警察一把给她打掉了。而她的男同伙就因为及时咬破了香烟过滤嘴里的剧毒氰化物当即死亡。服毒不成她又想咬断自己的舌头自杀。所以给她嘴里必须塞上泡沫。当时她认为她所从事的是一桩事业，为了祖国，她准备从容赴死。

而当她在庭审时看到了遇难者的亲人，知道了他们仅仅是一些出国打工的普通老百姓，挣了点钱要回家过年却死在了自己手上时，她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她的忏悔疼彻心肺也就理所当然了。在法庭上她哀求法官说：“别再审理了，赶紧把我杀了吧!只有我死了，才对得起被我害死的人们！”面对遇难者的亲人，她的痛苦甚至比他们的痛苦还要深。只有死去才能解脱。

偏偏她后来又被总统特赦了。所以，她这本书忏悔的真诚度，是任何一本忏悔的书都无法相比的。

山田久雄在东宁要塞当兵时只有20岁，这个女孩子炸飞机时只有22岁，回想我的孩子们20岁时我还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孩子对待。这不是刑事犯罪，这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政治事件中，20岁的年轻人确实还是不懂事的孩子，让他们这样只有20岁的孩子来负这个责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今天来忏悔的却是他们。而那些策划罪恶的，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大人物，我们却很难听到他们的忏悔。

据动物学家们说，高级动物喜、怒、哀、乐等情绪跟人类一样，也都具有。但我相信忏悔的情绪是所有别的动物都不能有的，只能是人类所特有。忏悔，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于少双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16日】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作者：苏文洋

个别政府部门最近添了一个毛病：动辄拿出某一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表面上看起来，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特有说服力。然而，稍加分析，推敲一下，不仅缺乏说服力，甚至还有负面的效果。上周二的公安部门新闻发布会，一位官员就犯了这种简单类比的毛病。

这位官员说，今后在某些非执法岗位，公安机关可以聘请一些辅助人员，如帮助维持交通的人员、文秘人员等，通俗的叫法是“辅警”。他指出，按国家公务员行政编制标准统计，现在全国只有140多万人民警察，警力不足非常突出。“美国现在基本是267人中有一个警察，英国是288人，加拿大大概是400人，日本是434人，而我们国家928人中才有一个警察。”

从绝对数字上说，我们的警察人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人数显得少了许多。警力不足也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估计，就某一单项数字比较，我们可能比美国还有大把的差距：法官人数肯定是少的，检察官人数也是少的，律师肯定也少，教师恐怕也少，科研人员可能也少，很多方面都比人家人数少。当然，官员人数比人家多多了，每个层级都有几套班子，包括警察队伍也不例外。

仅仅是以中美警力相比，简单的人数类比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题，在正面报道中国崛起的时候，也披露了一组数据：2005年，美国人均GDP的数字是4.2万美元，中国人均为1700美元。这就是说，我们比人家的零头还相差300美元。

记得我上学时，老师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师还说，警察、军队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不管怎么与时俱进，我现在还没有听人倒过来说呢。请大家算一笔账：人均4.2万的美国人，267人养一个警察，与人均1700的中国人，928人养一个警察，谁的经济负担更重一些呢？我计算的结果是，美国1121万才养一个警察，中国157万就要养一个警察，中美老百姓负担相差7倍以上。假如中国也像美国一样，267人养一个警察，咱们老百姓负担得起吗？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有一个道理，似乎许多公务员并不明白：公务员是要由纳税人掏钱养活的，国家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一个国家可以养活多少公务员，也就是老百姓可以购买多少公共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事情，不是行政编制和哪个部门过不去。“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公务员人数太少，影响社会和谐。但老百姓的负担超过极限，社会也同样不能和谐。即使是“辅警”，不纳入公务员序列，也是要花纳税人的钱养活的，用多少人也要精打细算。

再说句不算题外的话，美国警察人数多点，也有美国的国情。3亿人口，民间有1亿多支枪，不多配备点警察，不早给打没了？咱们老百姓多好啊，为了公共安全，连打鸟的气枪都上缴了，咱们当然也不必按照美国的标准配备警力。

很多事情，放在一个点上看似合理，而放在全局看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现在，一些部门的一些官员，头脑里缺少大局意识、全局意识，过于主观片面，缺乏综合判断与分析能力，我怀疑是和现代考试制度有关系，二选一、三选一的题目做得太多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余。问题是由这些“只知其一”的同志来当新闻发言人回答问题，顶多也就是越解释越糊涂，如果制定政策的人也是“只知其一”，麻烦真就大了。

【马玉良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1月29日】

世界观是人生总开关　作者：洪昭光

“倒霉”的办公室主任

任何时候你倒霉，都有比你更倒霉的，有比你更不行的。你绝对不是最倒霉的人，看你怎么比。你要想攀比，谁都会气死。你要学会对比，跟以前比，要理性地对比。有人说这好像说大话。这一点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如此。有个老同志，红军，离休以后，心态不好。他参加革命资历很长，但没有文化，所以提得很慢。比他后参加革命的，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在部队里的都是军区司令、副司令，就他到离休，局办公室主任。为这他特生气，每次一生气就得病，住院，气管炎，肺气肿，一住院花3万4万，自己也受罪。出来后脾气更差，见谁都敢骂，连局长也敢骂。最后怎么办呢?谁都不能治好他，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他，最后是他自己治好的。现在全都好了，见谁都高兴，逢人就笑，到办公室还主动搞搞卫生，见谁都好，病也好了。他的病是他自己治好的。因为他的级别，国家有规定，可以回家探亲，路费报销。所以他就到东北老家看看。到老家一看，老乡对他挺热情，说你可回来了，俺村里前前后后参加革命24个人，已经死了21个，现在就3个人活着。那两个人怎么样？回到村里当农民，苦得要命，就你一个人在北京当大干部。这一比啊，他全明白了。我原来尽跟部长、局长比，越比越生气。原来俺村里24个人出来，死了21个啦。我活着就很幸运。还有两个当农民，我是最好的啦。这样一想就特高兴，观念一变，一切就变了。所以说，世界观是人生总开关。

解放自己，常看三座山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就要求我们学会自我调节、自我解压、自己解放自己。

要心理平衡，我推荐大家去看三座山，看过这三座山，心理就平衡了，什么气也没有了。现在你说不给我涨工资，我也不再生气了，因为我见到那三座山以后什么气也没有了。

第一座山，井冈山。井冈山给人的教育太深刻了，中国革命了不起的伟大，了不起的困难。前前后后牺牲2000万人，还有很多人是冤枉死的。和他们比，我们活着就是极大的幸福了。到井冈山一看，当年革命的艰难困苦，血雨腥风，真让人受到教育。

第二座山，普陀山。看看佛的大智慧，大胸怀，大慈悲，这样一比，我们太渺小了，生命太短暂了，还有什么可争的。

第三座山，八宝山。每次我参加遗体告别，心灵就净化一次。一个钟头以后，谁都一样，一把灰了，还争什么啊?很多事根本不值得计较。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中科院在北京为他举行70岁生日庆祝会时，他讲了两句话，他说：“我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仔细地推敲世界上的万物道理，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必为了一些空名而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

高风亮节，常饮“四君子汤”

我们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无数的养生瑰宝，“四君子汤”是其中一朵小花。“四君子汤”组方为：“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君子不争，小人不让；君子和气，小人斗气；君子助人，小人伤人。”本方中，君子的品德有8个字：量大、不争、和气、助人。有着极丰富的底蕴和哲理。

量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研究认为：在成功者中，非智力因素，意志、品德、度量等占80％以上，而智力因素不足20％。不会做人者，就不会做成事。不争，这是一种高尚的心灵境界。老子说：对不争者，人莫能与之争。属于自己的，不必争，自然会属于你；不属于自己的，争也争不来，争来了，将来会失去更多；对别人的成绩要由衷地赞赏、发自真心地祝贺，不要嫉妒，因为嫉妒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的开始。和气，当然要发自真诚，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和气生财。处世要智圆，外圆内方。助人是精神的至高至美境界，助人是快乐之本，要学会与人同享快乐。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漫漫人生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个人都要面对挑战，面对困难，面对变化。这时由性格、人格形成的心理承受力就是至关重要的。成功使人欣喜，但失败却是成功之母；生活五彩斑斓，但苦难却是生活的老师。所以在风风雨雨人生路上，成败得失是寻常事，要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心态坦然面对，心情不要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更不能一时冲动，造成千古恨。本来，生活不会都是阳光鲜花，会有斜风细雨或狂风暴雨，但雨后还是蓝天，一帆风顺是风景，逆水行舟也是风景，这样就会有平和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人一生的健康和事业实际上都取决于世界观。世界观是个总开关，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有了健康的性格、健康的人格，他看到的世界是健康的，他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相反，由病态的性格、病态的人格看到的一定是扭曲的世界，一定是悲观主义者，他的前途一定是暗淡的，古今中外都一样。

马寅初老人，50年代提出人口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6亿人口正好，不能太多，多了以后，森林不够，土地不够，水资源也不够，粮食也不够。观点非常好，结果挨批判，教育部长撤职，北大校长撤职,人大、政协纷纷撤职。这么大打击还不气死了?本来理论很科学，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这还不跳楼，死了算了？结果人家什么事也没有，回家后写了副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最后活到102岁，终于为他平反了。看看这样的度量啊，这么大的打击，都能坦然面对。

冰心，坎坷一生，99岁，梁启超曾给她题了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世事沧桑变化，天天折腾，但我心事定，无论你怎么变化，我心里有数，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冰心老人说得好：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常喝“四君子汤”，让你一生都健康。

【冯国伟荐自《60岁登上健康之路》漓江出版社出版】

上与下　作者：柳再义

上与下不光只是方向不同，方位不同，它们还有地位和荣誉的区别。

上天堂，下地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上是光荣的，下是耻辱的。

人上人是成功的，令人羡慕。而下人一般是被使唤的，难免要受气。捧在手上当然金贵，摔到地下就会破碎。成绩上升是好事，下降是坏事。

上是阳，下是阴。上是炫耀，下是压抑。七上八下，本是形容心情忐忑不安，举棋不定如猫爪抓心。可是人们在买房时，顾不得那八有发的谐音，还是选了七。为什么呢？七要上八要下。只有乘电梯，有上有下难回避，广告就叫上上下下的享受。

上和下不同于左和右。左手和右手是平等的兄弟。与上下类似的还有高低，与左右类似的还有粗细，左右粗细不带感情，而上下高低却包含评价褒贬。

上，绝大多数是好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三个上不好：一个是上火，一个是上当，还有一个是上瘾。上火只是嘴唇皮起泡泡，上当则意味着要吃亏，上瘾恐怕很难戒除，否则就不叫瘾了。

其实上与下是相对的，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上，就无所谓下。如果失去了下，也就不存在上。上面是船，下面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上面是叶，下面是根，叶的营养总是要靠根来输送。所以，在上面要知道下面的苦处，在下面要体谅上面的难处。

有机会就要上，给台阶就要下。上去了，不要翻脸不认人，下来了不要埋怨伤身体。谁都会退出历史舞台，最好还是拿得起，放得下。一个人能上能下，能屈能伸，方为真英雄。上得官场，下得厨房，是一介好丈夫。

上经常被下恭维，不能昏头。下无辜被上批评，莫要灰心。分了上下就要懂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下绞在一起，就是卡。卡住了，上不来下不得，难受。

国人有中庸哲学，既不做上，也不做下，就居中。中是大多数。不管你刮什么风，偏就是不倒。事实上，人类血脉传承，上有老，下有小，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谁又不是在中间？

【石智增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1月21日】

怀旧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秋　风

各个城市都已经并正在拆迁，乡村建设也让农村旧貌换新颜，这个过程伴随着很多叹息。人们叹息，古城风貌遭到了破坏，人们也叹息，乡村美丽的建筑遭到了破坏。不过，对此，总是有人反驳：那些房子住着可并不舒服，为了改善居住在那些房屋中人们的福利，那些旧房子就该拆。

双方似乎都有道理。说起来，当代人的生活是最为粗鄙了，盖房子完全就是为了居住。不过，在古代，甚至就在几十年前，人们建造房屋并不完全是为了居住。尤其是中人之上的家庭，在房屋上面赋予了很多其他价值。于是，人们就在建造房屋上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古老的建筑上，或多或少总是有很多精致的东西，哪怕就是穷乡僻壤的一处不起眼的房屋里，也总有某个东西可以让人作为艺术欣赏，一片砖雕，一扇窗户，或者一只门墩石。

经历时间的打磨之后，这些建筑及其中的种种装饰，就越发地呈现出一种让人留恋、让人珍惜之美。很多人呼吁保护古城风貌、保护古镇风貌，就是被这种美所吸引，并且希望永远留住这种美。这是一种怀旧心理。

但是，说实在话，论其最基本的实用功能——生活起居来，那些古旧房屋，相对于现代的公寓楼房，确实不能说舒服。尤其是由于这几十年来，在城市，由于产权不清，导致这些房屋长期不能得到修缮、翻建，所以普遍地破旧。生活于其中的人，确实有改善居住条件的欲望，因而政府进行旧城改造，似乎能够得到这些居民的支持。这些住户跟政府争论的不是该不该拆除这些房屋，而是补偿标准应当是多少的问题。

然而，外人、尤其是从具有一定文化情怀的人看来，问题却在于，该不该拆。他们普遍的想法是不该拆，因为，拆除这些房屋，就是在拆毁一个城市、一个市镇的历史、文脉，就毁灭一种美。

有些天真的经济学家相信，功能是第一位的，他们就反驳说，如果让人文知识分子天天住在那里，他们也会忍受不了。经济学家们因此而指责人文知识分子不顾原生态文化中个人的福利，而试图将其博物馆化，让别人为了自己的享受而做出牺牲。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经济学家的心灵总是偏狭的，他们把实用价值当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如果让他们主宰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美可言了。美的东西就是美的，这是客观的，但只有那有能力欣赏美的人才可以发现它。

什么东西是美的，判断者不是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普通民众。更何况，对于古旧之美的欣赏，更是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旧建筑是不是美的，恐怕就不应当去问居住于那房屋的人，应当去问那些对于古典有一定同情的了解的美学家和艺术家，问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和鉴赏品位的人士——连那些过分时髦的艺术家都不要去问。

因此，通常情况下，古旧之美注定了是一种因为距离而被发现的美。这就意味着，发现了它的美的人，与当下享用着其实用功能的占用者，通常是分立的。这是具有古旧之美的东西经常遭到破坏的根源所在。尤其是在中国，由于产权制度的严重缺陷，具有鉴赏力的人士与实际占用者之间难以自由交易，乃是古城风貌、古镇风貌遭遇毁灭性破坏的根源所在。

【杨兴文荐自《深圳商报》2007年1月19日】

新门第主义　作者：廖增湖

从去年到现在，几部婚姻伦理电视连续剧热播，越来越强烈地制造了一种新的门第主义观念。

“门第”观念古已有之，中外无异。从前是贵族和官员在规划着等级：豪门、士大夫与贫门、下里巴人的差别，看得见，摸得着。那时候特别讲究门第的对等，平民女子嫁入豪门，鲜有幸福。熬得住，命大的，最后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继承了婆婆的等级，继续压迫新的媳妇。古代戏曲中的很多矛盾冲突，都依靠这种模式来营造气氛。当今优人，多在走红后选择有钱人一嫁了之，有大团圆结局的却似乎不多。

“门第”的观念意味着双方家庭的实力对等，婚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修养与趣味有可比性，有共通性。门第对等虽然并不总是意味着幸福，但是幸福指数高多了。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等级观念、门第观念被人们正儿八经地提出来。而且，还抛弃了旧时代的文化、教育指数，简而言之，化为经济尺度了。

城市人，高级人的崭新后代，抛弃了父辈们的道德负担，在网上赤裸裸地高呼再怎么也不能嫁给农民了。正方和反方对这种新的门第观念争议激烈，无数的垃圾信息把网络管线撑成猪大肠。城市和乡村越拉越宽的政治和经济的鸿沟，导致了这种新门第主义的蓬勃生长。城市贵女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嫁给一个农民，就等于嫁给了他的整个家族。负担着拯救、赡养乡村父老重大责任的农民子弟，即便是十年寒窗上了大学，几经折腾留了城，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下、在狭窄的街道上、在飞速而逝的汽车后，遭遇到的是更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在这个越来越讲究物质价值的时代，结婚需要房子，房子在飞速涨价；享乐需要车子，车子供养困难；喜宴需要铺张，铺张意味着浪费和压力。有调查声称，上海的结婚费用已经一举超越了香港，达18万多元，成为“第一”了。这还不包括这几年很流行的一句结婚行情话：房子、车子和票子的额外费用——房子要三室两厅以上，还不能有贷款欠款，在上海外环线以内，这意味着100万元以上。另外两项，这里从简。

这样一来，一个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10年之内，如果是循规蹈矩地只拿薪水而没有其他额外的收入，那么，即便是人家上海贵女愿意跟你产生感情，愿意跟你结婚，你也结不起这个婚，你也只能望婚兴叹，转身昏倒。

新门第主义把旧时代的门第观念彻底简化了，也量化了。城市和乡村也再度分化了，那些自命才子的乡村青年在城市的迷宫中，被房子、车子、票子和城市女子彻底打垮。“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新门第主义的重压下，寿终正寝了。

【倪早菊荐自《现代生活报》2007年1月15日】

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　作者：摩　罗

从杨支柱的博客上读到一句很喜欢的话，复制在这里：“不能认为城市孩子的素质比农村孩子高。实际上农村孩子在心理健康、身体耐受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爱心、公平观念等方面都因为不是独生子女而强于城市孩子，他们较弱者无非文化素质而已。”

这是很好的见解。我作为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工作的人，很长时间一直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较好的教育而感到遗憾。近几年才认识到，我在乡村自然环境中和较为淳朴的村民文化环境中所受到的熏陶，是比较正面、比较舒展的，比城市环境更有利于养成较好的价值观和精神个性。

至于“较弱者无非文化素质而已”，表述未必准确。应该改为“较弱者无非对于精英文化的了解而已”。因为我们的教育所教者，全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所谓教育，就是用这种意识形态教化全社会，以便造成全社会对精英群体的认同、服从和追随。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只是文化的一种，而不是全部。精英群体规定了这种文化是正统，别的东西就好像不是文化似的。实际上在乡村自然环境中和较为淳朴的村民群体中受到的熏陶，才是一种真正具有草根性的文化。我们在那个环境中所养成的生命状态和人格状态，应该说比精英文化的教化更加纯正，更加自然化人性化。可是村民们在社会结构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他们的文化没有地位，于是就被精英群体判决为没有文化。这是极不公平的。

有时候我想，城里的这些孩子，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只是社会化的资源享受得多一点，比如教育投资啊，公共汽车啊，剧院啊，艺术展览啊之类，可是那些对生命来说更加根本的东西他们却享受不到。他们没有小溪，没有山峦和原野，他们吃不上野山楂，见不到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看不见蚂蚁搬家和大雁南飞，见识不到野狗做爱、猪婆下崽、乌鸦洗澡和小鸡出壳，以及蜘蛛结网和萤火飞舞，他们双脚踩不着泥土，身体沐浴不到植物的香气和火粪的烟气。他们甚至难于见到河流与波浪，有的城里孩子竟然把江河理解为卡通画片上的三根波浪线。这样的贫乏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造成的伤害与残缺，肯定不比乡村儿童因为资源匮乏、无书可读所受到的伤害小。

此外，乡村还有山歌、民谚、传说、神仙鬼怪故事。村民们一代代地在这些灵性丰沛的氛围中展开他们充满想象力的生命。真正的文化孕育在生命的活动之中，乡村孩子参与和见识着如此丰富的生命活动，所以他们具有更加自然更加辽阔更加健康的文化修养。而城里的孩子离生命甚远，他们的文化是从书中学来的死知识，跟自然跟生命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如果说乡村孩子拥有着自然的文化和神灵的文化，城里孩子只是拥有着社会的知识和机器的知识，说穿了就是没文化。有知识没文化正是这个时代的致命病症之一。

要是能够把乡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那就更加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长。这种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乡村父母和城市父母可以结成联谊家庭，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城市父母可以带孩子到乡村生活一段时间，让孩子跑遍乡村的山野，流一身汗滚一身泥，还可以看看小麦和水稻的生长与收割。乡村父母也可以在另一个合适的时候带孩子到城里来住一段，让孩子看看少年宫、科技馆，逛逛书店、博物馆、超市、庙会和各种各样的展览会。这种交流对城里的孩子更加重要，他们太需要了解山野和乡村。希望城里的父母不要光是带孩子去风景区游山玩水；仅仅在山水之间走一趟、拍几张照片是不够的，孩子很难因此就将自己的生命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只有在青山绿水之间生活过，在那里跌跤、流汗、淋雨、哭泣、欢笑，在高粱地里捉迷藏、在稻草堆里翻跟斗，等等等等，心灵才会真正受到一丝丝养育和滋润。

自然之书与圣贤之书，谁更根本？谁更纯正？谁更生命化？谁更人性化？答案不言而喻。一种是乡村自然环境中养成的生命化的文化，一种是社会主流势力所灌输的精英文化，这两种文化未必完全是对立的，但二者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个人如果能够兼有这不同的两种文化，比只有一种文化的人肯定更加具有优势。

【大鹏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

对“你几岁”的当代忧虑　作者：韩小蕙

假如有人问：“你几岁？”如果他不是恶意的，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这个人缺少起码的礼貌和修养。

前天，我感冒发烧，来到北京某大医院看急诊。接诊大夫是个20多岁的姑娘，人长得很秀气，大大的眼睛从口罩上面望着你。说话是标准的北京腔，细声细气的挺文雅，一听就知道是在京城长大的。各项检查做得都很仔细，一切皆好。可是突然间，就听她大咧咧问道：“你几岁?”我心里“格登”一下，真替她惋惜，因为我知道她肯定是不知礼。

这个“你几岁”，让人多了几分忧虑。为什么?因为这已不只是个人行为，而带上了某种时代的病症。

这种事，在我的母校南开大学中文系曾发生过，引为笑谈。著名学者李何林先生任系主任时，在一个新学期的“迎新会”上，一位福建籍新生突然向白发苍苍的李先生问道：“你几岁?”引得众师生侧目而视。这个学生初到北方，不懂得在北方话中，只有成人向孩子才能这样发问，因而这样的问话是极不礼貌的。后来，这件事成为老师们年年教育新生的活教材。

现在看来，这种事不是偶发，而且带有普遍性。据这家大医院的老大夫们告诉我，眼下这批年轻医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话的。这是他们的学养和教养决定的，他们只会这样说汉语，不懂得传统的礼貌和规矩了，因为他们在学校时，只拼命学英语，而忽视学中文。所以他们说英语都滚瓜烂熟的，运用得比汉语还要好。有些年轻医生，写个病历、实验报告什么的，经常是一团浆糊，错字、别字、残句、病句……就像少男少女脸上的青春痘，严重得都能连成片。你要是让他们拿出点时间来补习一下自己的母语，简直会让他们莫名其妙，比脱了他们的白大褂还不可能。

唉!悲哀。

最让人悲哀的是，这种现象又何止医学领域?它已渗透到我们的各个行业。更有甚者，听说七八十年代去海外的不少中国留学生，已经把他们的孩子不会讲中文当成一种炫耀，而国内的许多年轻人对此还心向往之。不少学生、老师、家长，都有重洋文轻汉语的倾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和文明礼仪，人们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在有些人看来，反正它不是招工择业的硬指标，也不关涉到考分、升级，所以根本就被他们丢到爪哇国去了。这种视外语为金盆，而把自己的母语当作破碗的行为，实在不能让人接受!

我这么说，绝不是只提倡念中国经，反对学习外国文化。相反，WTO大门已进，奥运盛会在即，我国掀起全民学习外语的热潮，这是从未有过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想说的是，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那么，它是以各民族的母语为基础的，它不只是“说话”，而是与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等息息相关的。你不学好本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成了无根之木，要想长成参天大树，可能吗?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做“学贯中西”，谁都知道这是赞扬中华民族中有学问的人，这样大师级的学者在20世纪出了不少，比如胡适、梁启超、林语堂、顾准、陈寅恪、张中行等等，而先“中”后“西”的排序，也正是一个绝妙的科学公理。

说来我也犯了一个大傻：几年前，北京市曾推出五个文明用语，用以引导和教化市民，有“您”、“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当时我很不以为然，以为这太小儿科了，难道谁还在这么低的水平线以下?真想不到，如今就连从大学门里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懂得本民族最基本的礼貌了。问题的确有点严重，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该认真反思一下了?

【牟大裕荐自《做人与处世》2007年2月】

从退休待遇看分配失衡　作者：叶径元

我在一家老年报任编辑时，常收到一些退休老职工的来信，在信中，他们叙述了工资的微薄及生活的艰难。有位74岁的老先生苦诉，不足500元的退休金，既要吃饭又要看病，难煞他也。还有一位老职工来信透露，与他同时退休的一位“公务员”同学，其退休金竟是他的3倍，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便有心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退休待遇天上地下五花八门，确使我眼界大开：

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是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工龄40年，退休金为1008元；其妻原是农村户口，进城后被安排到卫生局当勤杂工，由于女职工退休早，工龄仅12年，退休金为1300元。工龄长职务高的丈夫，退休金比工龄短职务低的妻子还少了300元！为何？盖因丈夫是企业单位，妻子是事业单位。

有这么一对兄弟。兄名牌大学毕业，从一家大型机床厂退休，退休金为900元；弟高中毕业，从一家烟草公司退休，退休金1800元。两人退休金为何有一倍之差？盖因兄是普通国企，而弟是垄断企业。

有这么一对同学，同是“老三届”，下放同一个点。不同的是：一位是66届高中，一位是68届初中。高中生回城后，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搞管理工作直至退休，退休金810元；初中生回城后，先在一家街办集体小厂，后进入街道办事处做一般工作直至退休(未到年龄提前退养)，退休金为2200元，并一次性获得“让位补偿”3万元。两者“结局”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盖因一是国企职工，一是公务员。

如此种种，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一列举对比了。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假如上列的那位丈夫想不开的话，很可能一头就栽进了长江。如此“窝囊”，还活着干吗？但话又说回来，40年的工程师不如12年的勤杂工，这到哪里都是说不过去的。这说明我们的退休分配制度确实出现了问题。不谈业绩，不谈贡献，不分青红皂白，一条杠杠人为地将“事业”和“企业”分开，划出条鸿沟，厚此薄彼，这哪里又有“公平”可言？

都是“企业”，可垄断企业和普通国企又不一样。垄断企业如铁路、民航、电力、电信、石油、烟草等，都是利用国家(全民)的公共资源，发自己的财。其垄断性质又往往使这些行业部门(包括医院学校)很容易获取暴利。而政府作为市场调控这样一个裁判角色又往往没有到位。于是，不公平的分配政策又再度出现，其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那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兄长退休收入不如高中毕业的兄弟，便是这种不公政策的体现。

我不知道退休制度的制定者是怎样设计的，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没有体现社会的公平原则，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于慧中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

噢！　作者：姚育明

有一次坐地铁，正打瞌睡，有人撞了我的头。原来是位乡下老头撞的。

我想让位置给他，他死活不肯。这倒很少见。

边上站着一个小伙子好像是他的亲戚。说老人80岁了，在上海打工，帮亲眷烧饭，现在烧不动了，要回家了。

老人衣着简陋，黑黄瘦弱，右手抱着一个红颜色的旧的塑料热水瓶，像抱宝贝一样。大概是别人送他的吧？有的上海人挺喜欢做这种没脑子的事的，我就知道有人捐衣物时竟然把高跟鞋寄到寺院里去呢。

不过，也许老人不要钱偏要别人扔掉的塑料热水瓶呢？也难说的。

有人呵斥老人，嫌他挡了道。他跌跌撞撞的站立不稳，后来听小伙子安排坐到了行李上，便两只手抱着水瓶。

这时一个年轻人撞到了老人，年轻人不道歉，反而呵斥起来。老人的亲戚就和他吵起来，他说：“你凶什么？他90岁了，你叫他怎么让你？！”

那人一愣，随即怀疑地说：“他有90了？！”

天晓得我怎么突然帮着撒谎：“是啊，他90岁了，不容易的！”

一场争吵平息了。

快下车时，我鼓足了勇气，对老人说“老伯伯，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出来打工了，在家做得动就种种小菜，闲时一定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照顾你的。”

他朝我微笑着，很用力很大声的“噢”了一下。这声回答很像爸爸最后日子里的腔调，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周围的人奇怪地看着我，可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好像看到了父亲的赞许。

爸爸啊，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时会顾着面子。因为，在一切老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你，他们身上都有你的痛苦、艰辛、快乐，以及希望，也都有着对小辈的疼爱。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陌生老人对我用力的那声回答：

噢！

【邸笑飞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2月2日】

“粉丝”妙玉　作者：蒋元明

蒋元明先生简介

蒋元明，生于重庆，197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职于人民日报社，现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文艺部副主任。业余爱好以杂文、随笔、散文、小品创作为主。近年来，在报刊上开过“股市茶座”、“老话说”、“一味斋”、“环球漫笔”等杂文随笔专栏；在人民网、东方网有个人时评专栏。先后出版了《嫩姜集》、《人生小品》、《黎明风景》、《怪味品书》、《人生有缘》等近二十部著作；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是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冬天了，下雪之后，一片银白世界，突然红梅出墙，一枝独秀，吸引眼球。大观园里众姐妹喝酒吟诗，说要是摘一枝来插在瓶子里，以梅为题，那该多有情趣呀。但这红梅是从栊翠庵里伸出来的，那里的当家尼姑妙玉，可是凡人不理，根本别指望。有人提议派“男模”宝玉出马。果然，宝二爷“寻春问腊到蓬莱”，就高擎红梅“绕场一周”！

林黛玉小姐天天吃醋，第一个醋对头就是薛宝钗。宝钗有个金锁，挂在脖子，说是有个和尚说了，要配一个挂玉的男人才能成对。不久又冒出一个挂金麒麟的史湘云，也是同样的说法，林妹妹能不成天生气吗？所以她一逮住机会就攻击“锁”和“麒麟”。然而，聪明绝顶的林小姐却忽略了栊翠庵那个小尼姑。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妙玉的才貌不在大观园众花之下，但她不像黛玉、湘云那样与贾府沾亲，也没有宝钗那样的家庭后盾，按正常途径她根本就没有靠近宝玉的可能。但佛缘帮了她的大忙。贾府的最高领袖贾母和最有实权的女人王夫人信佛，经常去栊翠庵烧香喝茶，也常请女菩萨到府上做法事，这就给妙玉创造了条件，她因此得以和宝玉相识相知，关系不一般，还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这种职业掩护真是天衣无缝。

但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贾母率领众人并刘姥姥游园之后顺便到栊翠庵喝茶。妙玉安排停当之后，特暗示钗、黛二小姐到雅间去品上等香茶。宝玉尾随而去，妙玉故意问他，你来干什么，想跟着沾光？其实，谁沾谁的光宝玉心中有数，但嘴上却说，我只领她们二位的情就是了，妙玉说“这话明白”。两人之间心照不宣，嘴里却说反话。妙玉殷勤招待，给二位小姐各拿一只名贵的杯子，而给宝玉的则是自己平时用的，亲疏有别，还不露行迹。道婆将外边的人喝过的成窑茶杯收进来，妙玉制止了。宝玉马上就明白是因为讨厌乡下刘姥姥，嫌她脏，她喝过的杯子妙玉是要砸碎的。嫌贫爱富，分三六九等，可见人出家，心仍在凡尘。临别时，宝玉对妙玉说，砸了多可惜，不如干脆送给穷老太太，人家还可以卖俩钱贴补家用。妙玉同意了，说幸亏那杯子我没用过，不然非砸不可；好吧，看你面上，由你处理。整个过程，黛玉只说了一句话，还遭到妙玉“大俗人”的嘲讽。宝钗知道她“生性怪僻”，干脆一言不发。只有宝玉无拘无束，贫嘴没完。钗、黛二小姐做梦也没想到，妙玉其实跟她们一样，都是狂追贾宝玉的“粉丝”！

“粉丝”妙玉深知宝玉的佛缘身世。在她看来，宝钗的“金玉良缘”不过是门当户对的俗配，黛玉的“木石前盟”也不过是情感伙伴，只有她与宝玉才是“佛缘一线”，是最高层次的精神绝配！

红梅出墙，不可能掩所有人的眼目。连强盗也看出点什么。尼姑庵里有什么好抢的，几个香火钱也犯不上呀。但这里有块“玉”，有块思凡的“玉”。结果“无瑕白玉遭泥陷”，“王孙公子叹无缘”。

身在佛门，吃斋念经，信仰主义，却只不过是做“粉丝”的旗号和手段。尘世间这样的“粉丝”又何其多也！一些人台上讲先进性，台下搞权钱交易，一边腐败一边升官。大贪官马德墙上挂的是“反腐约法三章”。被判刑的韩桂芝从省委组织副部长升到部长再到省政协副主席，受贿说是一千万、最后查实七百多万。成克杰从地方调中央，是带着情人背着上亿元的案子的。识别官场“粉丝”，实乃一门大学问。

【张健荐自《讽刺与幽默》】

解读现代“地主理论”　作者：蒋元明

“这不是斗地主吗？”一家股份制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对当前的股改大为不满，说：“凭什么自己辛苦多年，还要送给别人？与其这样送给别人，不如当初去海外上市。”

所谓股改，简单说，就是大股东为了换取流通的权利，用送股折价的方式对流通的中小股东作补偿。中国股市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是一大特色，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当初，中小股民是按溢价买的流通股，每股比非流通股高几倍几十倍价钱。而大股东手握超过一半的股权，不流通，却掌握公司的制控权，股市走低时他不分红或只下点毛毛雨，股价上涨时，他来配股圈钱，只赚不赔。流通的中小股东就惨了，享受不到企业的胜利果实，却要随时准备配股捐钱，还要经受股市涨跌的煎熬，而股市又常常被大股东与黑庄联手搅浑谋利。结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中国股市却“熊”了五年，股指从二千多点跌破一千点，几千万股民损失惨重，遍地哀鸿。中国股市被这流通与不流通快要逼到绝境了。

股改的举措，是让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捆在一起，共谋发展，志在解决困扰股市的症结问题。一般的公司都推出“十送三”的送股方案，有的则比较吝啬，比如前边的那家公司的预案是十送一，当然难过关，所以才有“斗地主”的感觉。

中国经济走市场化二十年，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提高，贫富差距也大拉开，“富人”“穷人”的说法已经很普遍。这回竟然有人跳出来以“地主”自居，真是妙极了。如果这个封号是别人加的，那就有搞“阶级斗争”的嫌疑。中国过去的地主，一般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的努力，才能聚集起相当的土地和财富，过上剥削生活。现代“地主”就快多了，先搞个公司，包装一下，再弄个上市指标，溢价发行圈他几个亿，一上市，就变成了身价亿万的“地主”。现在让他送几股给那些出钱买股的“贫下中农”，他不干了，说是他“辛苦多年”，凭什么要“送给别人”？这就是现代“地主理论”。

现代“地主理论”的核心就是：圈钱有理，送股没门！这比土改时的地主要蛮横多了。那时的地主虽然不愿意，但有人民政府撑腰，开个斗争会，不怕他不低头。现在，股改也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有股东大会，不合理的方案就难通过。而且，这回的中小股民齐心了，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著名作家周梅森就出头串联中小股民，楞是在股东大会上把大股东的方案给颠覆了。看来，“地主”就得斗一下。现在的富人太牛了，根本不讲规则。名为股份制，实际许多还是换汤不换药，体制没有变，观念没有变，一股独大，分不分红，送不送股，老总们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全由“地主”说了算。按说，中小股民花钱买股票，也就是投资了，成股东了，大小也是“东家”，怎么就变成“别人”了呢？这种“地主”理论在中国股份公司里相当普遍，轻蔑视中小股东的权利，把上市公司当成大股东的“提款机”，这就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不少企业因此而亏损、破产。

现在不少富人怕“斗地主”，怕政策变，一方面大肆挥霍，一方面大量转移财产到国外。原因就是钱来路不大正，来得太容易，心里发虚。比如搞房地产的，搞煤窑的，搞工程承包的，还有走私的，贩毒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能不怕吗？去年中国城乡存款突破14万亿元，据查，少数人的存款占了绝大部分比例。为了减轻“斗地主”的思想压力，方式有两种，一是加强和完善各种政策，遏制非法掠夺财富，加强税收监管，使之尽可能“生财有道”。另一方面，富人要多一些仁心爱心，多做些善事，济贫助困，回报社会。在国外就有捐赠慈善排行榜，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多年来都是名列前茅，名利双收。帮助别人，其实也在帮助自己。如果中国富人总是抱着“地主”心态，铁公鸡一个，一毛不拔，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那么，“斗地主”的恶梦就可能天天做，特别是过年关的时候。

【邸笑飞荐自《劳动报》2006年7月24日】

干部“空降部队”的威力　作者：蒋元明

中央出台了三个有关领导干部的文件，第一个就是《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主要内容就是“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

别以为这没什么要紧，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现在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三两年一换很平常，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屁股还没坐热，又挪地儿了；更有甚者，刚一到任，就忙着活动何时升迁离开。河北有一个市，10年换了7任主要领导，平均一人呆了一年多一点，有的就几个月，然后大多是荣升。在这么点时间里，他就是天才、全才，也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个市十年面貌变化虽然不大，但官却出了不少——只是跳板作用而已。有个省部级领导，三年换了三个地方的一把手，三年三大步，跑步上“台阶”。如今，在一些地方流行一种说法，叫干部“空降部队”，所有的干部考核、民意测试、张榜公示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于是，现在有了“任期5年”的规定，你说重要不重要？

按说，干部任职，干部升迁早就有明文条例，有程序，特别是提升，你总得有个说法，是能力强，是水平高，政绩突出？总得占一样吧？问题是谁来裁决？当然最有发言权的是上级领导了，行不行他说了算。于是乎才有跑官要官现象，在领导身边围了一圈人，有的还冠上“后备干部”名号，随时准备“空降”到某地去占位置。有的地方，那里的干部干得不错，有魄力，有成绩，但没有位置，好不容易有一个年龄到了退休，干部群众以为这回有地儿了，不料突然“空降”来一位，让你大失所望。你能说什么？上级有权决定干部，“党管干部”、“干部交流”都是现成的借口，你敢不服？如今许多人才不管你影响不影响，原则不原则，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人民的事业，党的威信，执政基础，关我屁事，我先捞着再说。“空降部队”的最大好处，一是当地人不了解他的过去，只要不是白痴，又没有恩怨，容易被接受。二是“空降”的，有来头，有背景，能唬人，当地干部要么敬而远之，要么主动去靠近以求发展。胡长清就是“空降”到地方，变得无法无天，成了巨贪的。

现在好了，中央洞察干情，有了三个条例，可以对“空降部队”有所遏制。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虽说有“任期5年”的硬杠杠，但条文中又有一条“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不受此限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空子就钻。中国的许多事很难说就在这里。

【马静荐自《东方》2007年2月14日】

“英雄”更容易遍体鳞伤　作者：星　竹

在一组对天下人“谁更难渡过生活难关”的调查中，加拿大学者发现，生活中，原来像英雄式的人物最难渡过难关。面对失败，具有英雄心理的人，会更加沮丧和失落，也就更容易被打败。这一研究曾使许多人惊诧，但事实就是这样。

同样，在对一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显示，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具有英雄人物的性格。他们争强好胜，占有欲极强，内心树立起来的自我高大形象完美无缺。他们在一次次打击中，就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往往在第一批枪弹中就会倒下。

而生活中那些看似软弱、无能的人，却不大在乎失败。失败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要比英雄式的人物轻了许多，甚至是零。

加拿大学者在对具有英雄性格的人和其他人做同等测验时发现，前者身上所产生的荷尔蒙和消耗的热量，是其他人群的两倍以上，这是由于他们的某种微妙心理。而他们的占有欲是其他人群的五倍。因此，在许多看似平常的事物中，英雄式的人物却会生出许多不满，甚至感到不幸。

在生活中，一个顽强的人，有时反而遍体鳞伤，而其他人群却感觉不到事物中埋藏的那些挫折。像英雄式的人物，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也会时时感到潜在的风暴，生活得很不幸。因此，当他们一旦处于某种漩涡时，就会感到压力巨大，难以承受，总是企图以几倍的力量占胜困境，取得成就，从本质上与自然平和的生活相悖。他们总是不能客观地估计自己，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一旦被打败就会懊恼沮丧，对损失的程度深感负担。

而软弱的人，却总是有意无意中，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失去什么，面对什么，感觉都不是很强烈。因此，他们反而更能适应和接受现实生活。

英雄式的人物，内在的筋骨往往已经被生活的重锤敲打得四分五裂，而软弱的人因为不去磕碰，反而保持着健全的身心。从一些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身上看，这一点相当明显。精神上受打击的人，多数是那些英雄式的人物，而少有软弱者。

研究者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你受伤的程度取决于你是“狼”还是“羊”。如果你是“狼”，那么你的受伤程度就会更重；如果你是“羊”，那么你就相对安全了许多。而英雄式的人物，则更像“狼”。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提倡的是英雄式的人物，即像“狼”一样的人，而很少提倡像“羊”一样的人。但在潜移默化中，人们在危险、挫折、失败中，又提倡的是“羊”的策略，以安慰和调节受了伤的内心。

从人生的大致方向来看，提倡的是勇于奋斗，不怕牺牲，也就是具有英雄性格的人。在这同时也就提倡了另一面：面对失败和打击所要承受更多的创痛。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到底还有多大的力气去把握生活？

我们知道狼在失败之后，会非常苍凉，它们会自残，还会失望地离开群体，从此生活在孤独的世界里。研究发现，许多狼正是因为悲哀而死。而软弱的羊却不会，羊就是在面对死亡，它的痛苦感受也要小于狼。

英雄式的人物正像狼，往往很难渡过那些所谓的人生关口。许多对生活彻底失望的人，许多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不是羊，而恰恰是像狼一样的英雄人物。

怎样生活是一门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含糊。把握自己，过快乐人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总是一味地像英雄一样活着，往往正是我们跌入陷阱，走入迷途而不知的原因所在。

【刘畅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11月14日】

英雄的“伤口”与凡人的“疤瘌”　作者：星　竹

北京作家星竹根据加拿大学者的发现，在11月14日的《北京晚报》上又进一步论证出了这世界上“英雄式的人物最难渡过难关，面对失败，具有英雄心理的人，会更加沮丧和失落，也更容易被打败。同样，在对一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显示，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具有英雄人物的性格，他们争强好胜，占有欲极强，内心树立起的自我高大形象完美无缺，他们在一次次打击中，就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往往在第一批枪弹中就会倒下”。其实倒下的“英雄”大多无名，在掩护中，甚至在大后方，甚至不会甩手榴弹、拼刺刀的“将军”们才是大英雄。

这世界不公平我早就知道，但没想到在历数“受伤”的份儿上也轮不到凡人。我们关注英雄胸前的勋章，我们好奇英雄成长的土壤，我们窥探英雄的隐私。英雄“受伤”之后，有学者、作家关注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并还加入了“精神按摩”的元素，凡人别说“受伤”了，就是牺牲，也无非是在“无名英雄”的总数上再增加一位个位数，有时还会被“个位数”忽略。

若论伤口，凡人永远比英雄的多，可是英雄的伤口是一处光荣之花，凡人的伤口就是一处疤瘌；英雄的伤口可以展示一段光荣的历史，凡人的伤口就是一处避人的隐私；将军独臂了是英雄，凡人少了胳膊是残疾；英雄进了大牢是“受难”，凡人进了监狱是“劳改”；英雄出了车祸，擦破了屁股都能上报纸，成为热点新闻，凡人出了车祸毁了容都博不来同情。一个奥运金牌获得者退役后自谋生路去卖肉，媒体的记者、政府的官员都出来为他说话，说这是让英雄伤心的事。1000个农民去卖肉，就反倒是“走出土地，走上致富之路”的成果。洪峰一个人街头作秀似地讨了一会儿饭，全国的作家好像都受到伤害，可全国的乞丐常年都在讨饭，也没哪一个预感到流浪街头的下一个人该是我了。谁不“受伤”？难道“伤口”流出的血还有区别吗？

英雄因为居功自傲，受伤之后，自然更委屈又难受。但那是你个人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可英雄的“伤口”仅仅是少了一双鞋吧，凡人的伤口可是少了一双脚。英雄遭打击的多是“精神”层面，凡人受伤了，那可是生存的危机。余秋雨“受伤”无非是有人对他“说三道四”了，可老百姓受的伤则是土地被侵占，老窝被拆迁，失业了，没钱治病，在家等死呢。到底哪个更“遍体鳞伤”？生存权不应该大于“荣誉感”吗？

英雄式的人物心理脆弱，承受力没有凡人强，那是因为英雄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英雄不能因为你个人脆弱，让所有的人都为你当“支架”吧。英雄承受不了长久的寂寞，也不能让凡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天天为你鼓掌吧。你有成为英雄的壮举，为什么就不具备变为凡人的本事。

这个世界并没亏待过英雄，星竹说：英雄有“狼”一样的品格，失败之后是会非常苍凉的。老夫我说：无论是苍凉还是痛苦，狼还是吃肉，羊失败之后，那可是任人宰杀的，连小命都没了。朱铁志说：就是偶尔有几只好斗的山羊能爬上屋顶，可也不会成屋子的主人，下来之后不还是吃草吗。

凡是成为英雄的人就已经具有博得大众仰视的资本，这资本中如果你自己再不加入点“受伤”之后的自我抚慰的云南白药，却时时感到“委屈”，感到社会、他人对你不公，你就别当那个英雄嘛。像我一样，压根儿就当一只羊，也没觉得吃草就比吃肉的味道差多少。

我们的学者、作家们若有能力研究点问题，有激情抒发一点感悟，为什么就不能关注、关心一下那些凡人，那些弱势人群的伤口呢？他们在遍体鳞伤之后，有时连一点儿“二百二”的红药水都没人给擦，而是他们用自己的舌头来抚慰那滴血的“伤口”，遍体鳞伤的永远是弱者而不是英雄。无非是因为他们无名，他们的痛苦被遗忘了。

【闲话荐自《商务时报》2007年1月5日】

名人之语和民间之语　作者：蒋子龙

一年刚过，国内外便有各种版本的“流行语排行榜”出笼。但多是“政治流行语”或“灾难流行语”，有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并未上榜，而有些上了榜的却并不觉得曾经很流行。于是我将去年积存的近二百条流行语进行筛选，从中归纳出五类：名人之语、恶搞之语、草根之语、广告之语、惊人之语，每一类都选出几条，略加评点，搞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民间流行语排行榜。看读者是否认可？

名人之语——评2006流行语之一

名人多不甘寂寞，名人寂寞世界就寂寞了。这个商品消费社会之所以需要名人，是因为名人既可以被视为偶像，又可以像商品一样被大众消费。那么2006年有哪些名人说出了哪些有味道的话语呢？

1．“我这儿不是公共厕所，不能让他们随地大小便。”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这样解释关闭博客留言功能的缘由。这句话传达了一个确实的信息，有人到李博士的博客上排泄粪便。这还道出了一个现实，天下比马桶还多的博客确有厕所化的倾向，然而谁把博客弄成公厕，先被弄脏搞臭的是他自己。

2．“我曾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遇到抗议，这正是民主的真义。”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师生抗议学校向美国国务卿赖斯颁授荣誉学位，而赖斯却用上面的话评论对她的抗议。好智慧，好口才，好风度。斯人不赖。

3．美国总统布什以口无遮拦说话不得体、甚至说错话著称。但2006年说了两句大实话，颇受世人好评。一句是7月6日在庆祝他60岁生日的聚会上说：“你们认为我有白头发是因为我是总统？其实不是，我有白头发是因为我有两个年轻的女儿。”

——何其坦白，一层意思是说他当总统的事，另一层意思是说他的两个女儿让他操碎了心，当个美国总统女儿的父亲要比当美国总统难多了。

他还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一生中的五个转折点：信奉耶稣基督，娶老婆，养孩子，竞选州长，听我妈的话。”

——所谓“五个转折点”其实只有两步：这个公子哥的命运改变，首先得益于有了信仰，然后又有了家庭并热爱家庭，并得到家庭的支持，于是从政一路顺风，直至坐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他道出了一种有规律性的东西。

4．“让我讲创业的故事，就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一样，讲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大陆首富丁磊在母校讲演时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成功者大多都沾染了这种祥林嫂式的毛病，一遍又一遍地通过媒体操办的论坛、对话等节目向公众重复自己发财的故事，因为当今社会“财迷”、“钱丝”多，媒体正可利用重复这些发财的故事赚自己的钱。

5．香港口碑最好、成就最大的女影星大概就数张曼玉了，不仅是众多男影迷的偶像，也征服了无数女人。去年她有名言：“最让人回味的爱情就是还没有爱够，就戛然而止了。”

——这话貌似精辟，却难以成立。真正美好的爱情，正爱得死去活来的会自动戛然而止吗？除非遭到外力的摧毁，如战争、海啸等，那回味的就不再是爱情的美好，而是痛苦。

6．“另外一个应该到意大利投资的理由是，这里有美丽的秘书。”

——贝卢斯科尼在担任意大利总理时，以这样的话游说美国商人到意投资，其口吻有点像拉皮条的。不久他就下台了，不知跟兜售意大利“美丽的秘书”有没有关系？

民间之语——评2006年流行语之二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根据民间传得最多的话语，可了解2006年的一部分社会情态。比如，有女愁嫁人、有儿愁就业……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1．“37度的男人正走俏。”

——现代挑剔的女人们挑来挑去挑了个37度，36度太冷，38度太热，37度属于“低烧”，比正常体温多一点温暖，又不至于太热情做作。不冷不热，不死不活，不帅不丑，平平淡淡，总之“男人无才便是德”，正好给女人以安全感。我猜测，下一步该男性机器人吃香了。

2．一方面出嫁难，一方面少女堕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前的说法是：请把你的第一次留给你的丈夫；现在的说法是：请把你的第一胎留给你的丈夫。”

——结婚生子，繁衍不息，本来是人类的本能，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谁知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达，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变得不容易、不自然了：先是不一定结婚，结了婚不一定有孩子，有了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是自己的不一定能保证健康成人，健康成人了不一定能在竞争激烈的竞争中找到适宜自己的生存位置。或许有一天人类该把回归本真、保持自然视为头等大事。

3．“诸葛亮出山前，没带过兵；女性头回临盆前，也没生过孩子——为什么用人单位都要求我们有‘工作经验’？”

——大学生质问得有理，然而有理不等于有工作。甚至呼天抢地地质问越多的学生，越容易成为“三霸生”：“面霸、会霸、拒无霸”，即参加面试最多，参加招聘会最多，被拒绝的次数最多。用人单位不会理会大学生的质问，大学生应该去质问自己的大学，你没有工作经验可以理解，可有真才实学吗？大学教育本该与社会需求协调一致，为什么大学生会过剩？现在是社会在修理大学，大学毕业并不是真正地毕业，还要重读“社会大学”。

4．那么有了工作的又如何呢？“一进公司，两眼无神，三更半夜，四肢无力，五脏六腑，七零八落，久而久之，十分痛苦。”

——现在讲究拿多少钱干多少事，而不讲“三老四严”、“主人翁精神”，所以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并不珍惜就业的机会，好高骛远，拈轻怕重。那就借鉴美国一家工厂大门上的标语吧：“如果你爱自己的工作，你就是它的主人；如果你恨它，它就会成为你的主人。”

【曹龙彬荐自《解放日报》2007年2月26日】

新世说二则　作者：金生叹

抄袭史

有对中国史学博大精深者乎？请写一部《抄袭史》，当功德无量。不学如我，愿提供一点史料线索：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8“窃书”条指出，汉朝学人喜欢将自己著作“托为古人”作(按：此经今文盛行，托古改制使然)，而晋朝以后，无耻学人每将他人著作，窃为己有，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即为著名案例。唐朝张怀庆，乃文章扒手，时人以“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嘲之。明中叶后，经济繁荣，学风浮躁，盗版书泛滥。文坛宵小，以抄袭为能事。顾炎武曾愤然曰：“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钱大昕评此语谓：“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清承明制”，抄袭者亦不乏其人。清初王鸿绪剽窃、窜改万斯同《明史稿》，最令人切齿，梁启超认为“其罪与杀人灭尸者同科也！”

但抄袭虽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凭抄袭当博士、教授有之，当校长、高官亦有之，并呈年轻化、集团化趋势。正是：

校内抄到校外，学界抄到政界，

国内抄到国外，学风越来越坏！

元月二十一日于时迁庙

寻头记

十几年前，余因考证明代“头脑酒”，翻阅《古汉语常用字典》，查“头”字，竟踪影皆无，颇纳闷：难道编者认为古汉语不常用“头”乎？显属厚诬古人，违背常识。后看本书说明，始恍然大悟：书虽版于1979年，却始编于1974年，其时“文革”如火如荼，“四人帮”大搞愚民政策，不需要、也不允许人们用头脑思考，正如文坛前辈陈虞孙在名文《“还我头来！”》中所言，当时很多人“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一部字典中竟无“头”字，正是十年动乱践踏思想灵魂之铁证。感叹之余，乃撰《寻“头”有感》，刊于拙著《牛屋杂俎》上。笔者近日在旧书店买到1995年修订版《古汉语常用字典》，心生欢喜，以为修订后，当刮目相看。可查阅“头”字，依然杳如黄鹤！余大惑不解：夫头者，除系吃饭家伙外，乃具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陈寅恪语)功能之载体也，莫非时下仍无需头乎？呜呼！正是：

又是阴霾布满天，无奈再书寻“头”篇。

文章教训岂能忘？莫将血泪付云烟！

12月20日于“吃饱了撑的”斋

【翟明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月27日】

随感录　作者：李兴濂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好多事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干得有板有眼，如果不认真，有些事还不至于那么荒唐和遭糕。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常常被一些人当作一种自辩。如果苦劳是一种无用的行为，那么这种苦劳还值得炫耀吗？

□我发现中国人最善于美化苦难，把苦难说成天将大任于斯、大器晚成、好事多磨、是财富……其结果是苦难也变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

□中国人最可悲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在一次会议就决定了。

□思想怪异而独立的天才，为社会所不容，并非他们的羞耻，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羞耻。

□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说成是因为他们软弱，不如说成是他们奉行民主的结果。倘若他们像封建专制独裁者那样强硬，民主也不成其民主了。

□中国历来标榜是“礼义之邦”，称外国是“蛮夷之地”。为什么礼义之邦连吐痰、便溺、丢垃圾，也要下文规定呢？

□“交学费”在中国是个特殊的词。一方面，官员几千万、几十亿大把大把地“交学费”，买来的却是教训；一方面，学生几千元的学费交不起而失学，而买不到知识。这就是交学费的“二律背反”。

□每逢年根，领导们在摄像机前，带着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来到贫困户家送温暖，让贫困户感激涕零。这时，我才知道“瓜子不饱暖人心”这句话的真谛。

□马克·吐温说，用一整篓形容词来宣传一种东西的美丽之日，就是需要对它怀疑之时。当我们把世界都看作一片光明时，我们还相信都是光明吗？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是，那些身着名牌华服、吃着山珍海味者，哪个不是“衣食足”？他们有的包养二奶、口吐脏话、贪污腐化……衣食不足不知荣辱，衣食足也不知荣辱。

□工程，是指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可是现在这个词很走红，什么“民心工程”、“文化工程”、“先进性工程”、“致富小康工程”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知道“工程”，是不是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啊！

□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鸣一声就会掉脑袋。钱钟书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字默存，保持沉默才能生存下来。所以他一头扎在古书斋中。

□“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以拿破仑这句话引以自豪。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大煞风景的尾巴：“谢天谢地，它至今仍然沉睡！”喜听好听的是国人嗜好。

□我们常常引用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来鼓励我们奋发向上，我们每一个人再笨也应该有百分之一的灵感吧，我们之所以没有爱迪生那样的业绩，只是我们不努力而已。但爱迪生还接着说一句话：“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恰恰是忘了这句话。

□张雨生先生有篇叫《毛泽东敢说自己“放空炮”》（《杂文月刊·原创版》2006年第11期）的文章，说的是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和基辛格时，说：“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现在，有的官员，开口一个“打造”，闭口一个“创建”，其实一个打造一个创建也没有，不知敢不敢承认自己是唱高调，放空炮？

□“全国一盘棋”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口号，可是这盘棋，若是由千万只手来下，那都难以下得赢。不要说那些争执落子权力的手中，有很多是不懂规则也不愿按规则进行游戏的，纵然是聂卫平这样的高手，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也是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付。如此说来，纵有一盘好的棋局，也抵不过七手八脚。

□有一种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论，认为一个指头出了问题，九个指头都是好的，于是对这一个指头的问题无关大局，掉以轻心或大肆赞美九个指头，掩盖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实，十指连心，哪个指头都是身上的肉，无论哪一个指头出了问题，都会痛人心扉，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去消除这种病痛。

□我们常常拒绝废话和谎言，然而我们的“思想”正是从无数废话和谎言中诞生的。

□良心，只有正视不安宁的世界时，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

□庸人不是没野心，只不过没实现而已；伟人不是没挫败，只不过不甘心而己。因此，庸人或许不难体会到伟人为什么快乐，伟人却总是无法体会到庸人凭什么也能快乐。

□功高盖主了不行，你盖了主，还能显出主子的英明伟大吗？太聪明了不行，你太聪明了，不就显出主子傻了吗？所以，历史上那些功高盖主者、自作聪明者，大都死于非命，这也应了那句“机关算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故尔也就明白了郑板桥那个“难得糊涂”的条幅，为什么深入人心，一直挂到如今的道理了。

□为官不只是要清廉，更重要的是要公正，要有为民干好事实事的作为。诚如胡适所言：若是清官只局限于不贪，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贪钱吗？

□一桩事业，看有多少人为这桩事业而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事业而生。

□为官者作秀，总有人津津乐道。其实，作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作秀者津津乐道。

□当问题发生时，就会听到有人说：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把问题的原因推给社会，以此逃避自己的责任，仿佛这个社会不包括他自己似的，岂不知社会乃由你我他每个成员组成的。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意思是说做不成英雄就去当坏蛋。从这句话来看，遗臭万年要比流芳百世容易。所以，翻开中国历史，不是英雄，就是坏蛋。有些人就是想做英雄不成才去做坏蛋的。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2月1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异己”。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厦得以矗立的奠基石，甚至是我国思想界焕发勃勃生机的原动力。舍此，上哪儿去找真经？

□当下中国贪官最大的劣迹是什么呢？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巧言令色，即：好话说在前头，说在面上；坏事做在后头，做在暗地。

□邵飘萍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京报》的创始人。由于追求社会进步，同情民主革命，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而被张作霖杀害。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为追求社会进步而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脚踏实地的办报办刊精神。而办报人只有以邵飘萍为楷模，报刊才能办出水平，办出学识，办出品位，办出品牌，办出风采，办出形象，办出正气，办出真理，办出淳朴，办出真诚，办出友善，办出正义，办出人气的兴旺发达，办出社会的美好未来。

□作家写的多也未必就好。如马丁·塔波尔（1810~1889）没有一天不动笔的，一生共写了四十多部书，可谓著作等身。但都平淡无味，空洞无物。所以，马克思揶揄他是“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畏惧自己的错误是自己致命的缺点。因为与罗素合着《数学基本原理》的英国著名作家怀特黑德曾经说过：“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是《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之后，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对《共产党宣言》做出的评价。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很明白：“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但是《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同上）由此可见，马克斯、恩格斯对自己的学说从来不作教条化地解释，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460页）

□人的伟大不在自己的自吹自擂中，也不在别人的歌功颂德中，而在世人的口碑载道中。

□敢于抨击时弊的人，并不一定有一支金光闪闪的笔，但肯定有一颗金光闪闪的心。

□在人治社会，怎样保持大臣对君王忠贞不渝的关系呢？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回答道：“要让大臣知道，是君王给了他们所有的财富、地位和荣誉，除此之外，大臣不应该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了。因此，当君王和大臣们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相敬如宾了。”

【马静荐自《贵港日报》2007年1月15日】

一言为官为政　作者：梁晓声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这样一类大书——一部部极其厚重的“经典”。

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老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

“公仆”或“领导”与“统治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为所欲为，而前者必须接受监督。故中国的从前民间有句话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现在全世界的“州官”都害怕同一件事，那就是揭发检举。

“吏”是官的“实习生”。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王”这个字，与“领袖”、“首脑”是有区别的。“领袖”和“首脑”，是因号召力和业绩而获拥戴的。但“王”非是这样，“王”的地位是征服的结果。

一个阶层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个国家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

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腐败”在中国已不止是一个政治词。它已开始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是精神。明天是性和爱。

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于正当行为的根据。

民主使人类的全部政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在目前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也不再能产生什么政治思想家了。

退化了的动物不再向往笼子外面的世界，正如精神退化了的人类不再追求民主和自由……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政治一旦被娱乐化，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自建国以来，举凡同胞，无论男女，倘问其最理想的求职愿望，直言相告的也罢，讳莫如深的也罢，心思大抵是——进政府机关。

“机关”和“暗道”连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险恶的意味儿。“机关”在此处指具有机械性的置人于绝境甚至置人于死地的特殊构造。大抵凶器四布，陷阱多多。

身在“机关”，多年过去，升或未升的原因，又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有时也是欠公平的。“机关”人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机关”人也往往不敢过分地表示不满。牢骚多多，也许会连下一次晋升的机会都提前断送了……

“跑官”无非就是四处托朋友，找关系，探后门儿，傍权势，为自己当官走捷径的勾当。

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穷摆布的人。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汪新才荐自《梁晓声语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关于“陶片放逐法”的思考　作者：徐　强

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克利斯梯尼改革”（TheReformofCleisthenes）的一项重要内容。1989年版《辞海》的相关辞条是这么说的——

“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一作‘贝壳放逐法’。古雅典民众大会中的一种特殊投票法。约创始于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梯尼当政期间。每年初召开民众大会，公民将其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记于陶片（ostrakon）上；某人票逾半数（通常认为是六千票），则被放逐国外十年。期满可回国，或提前召之回国，归还其财产并恢复其公民权。古希腊其他城邦也有施行此项制度者。”

关于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大同小异的表述，比如放逐期的长短、被放逐者是否同时被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参加投票的人数是否法定人数，等等，说法不一，但对这项制度的初衷，也就是防止暴政，却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克利斯梯尼是在希庇亚斯（Hippias）的僭主政治被推翻之后上台执政的，他创立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民主制度，“防止阴谋夺取政权的僭主政变”（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当然，那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和现代的民主理念相距甚远，但这并非本文的主旨，故此略去不论。

在陶片放逐法的赞赏者之中，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是比较显著的一位。他指出：“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导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论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陶片放逐法恰好体现了这个观念。雅典公民们认为，个人权威是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能力越强、威望越高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越有可能施行暴政，因此对这些人需要采取放逐的办法，事先加以防范。在波普尔看来，这种放逐实际上并不是惩罚，而是对受人爱戴的杰出公民的称赞和肯定，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和波普尔完全相反，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对陶片放逐法进行了措辞严厉的谴责。毫无疑问，贡斯当也是反对暴政的，他关于专制与僭主政治的论述，堪称振聋发聩。比如他说，“僭主政治先用一只手打击人民，压制他们的真实意见，再用另一只手打击他们，强迫他们违心地表达合乎需要的意见”；又说：“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蔽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贡斯当也承认，陶片放逐法防范权威、防止暴政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它恰恰也变成了一种暴政，因为它滥用了政治权力，是集体意志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侵犯。民主制度应当保障公民个人的独立和尊严，而不应对公民随便施加政治压制，以粗暴的手段使个人屈从于集体意志，“所有由议会以公共安全为由而宣布的流放，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波普尔和贡斯当的看法之所以截然不同，原因之一是他们对陶片放逐法的认识在细节上出现了分歧。波普尔认为，陶片放逐法并没有剥夺公民的财产以及其它权利，贡斯当则持相反的观点。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都是暴政的反对者，只不过一方侧重于反对“少数人的暴政”，另一方则侧重于反对“多数人的暴政”，而要反对暴政，就必须限制权力，不管权力是掌握在少数人之手，还是为大多数人所操纵。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民主永远是空谈。尽管波普尔和贡斯当各执一端，但他们对陶片放逐法的思考，无疑使人们对“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单从这一点来说，窃以为他们就应当获得人们同等的尊敬和赞美。

【刘畅荐自《北海日报》2007年1月17日】

私人的信史　作者：傅国涌

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二十几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2年5月5日晚上，当他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虽然，他暗自庆幸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所以运动降临，并未将他拉出受审。但作为一个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很难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红楼梦》两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备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时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许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陈寅恪去世两年以后，当他得到迟到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交的经历，想起1961年的广州一别，竟成永诀。他为老友的死，也为自身的身世，“异恒悲痛！”接连几天，他挺着残躯写出《陈寅恪先生家谱》。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内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样学贯中西，守护着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没有比陈寅恪之死让他更为伤心的事了。经历动乱、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做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闲话荐自《追寻传统》】

柳丝长玉骢难系　作者：王　晖

伴随寒流而来的连日冷雨过后，天光重开，日色分外明媚，气温亦升高些许，竟酿出一个“小阳春”天气来。

时逢周末，小女在家岑寂难耐，嚷着要外出，遂带她赴城南包河公园游玩。毕竟节气已逾“大雪”，园内一派萧瑟景象：盈池枯荷，早就莲房瘪裂，残蓬垂倚；塘畔乌桕，梢端仅残留数粒惨白桕籽；道旁水杉满树锈黄；园角美人蕉丛丛萎蔫……惟有包河环岸那一株株垂柳，依然柔条轻飏，婆娑多姿，在西风中漾着生机盎然的绿浪。

柳，又名垂杨、水柳、吊柳、青丝柳，是原产我国的古老树种之一。从初春点点鹅黄新绽，到寒冬片片翠绿尽落，柳叶在枝头保存时间极长。读古诗，吟咏柳树四季秀逸的诗句很多。因此，稍具生活与文化常识者，对深秋垂杨依然绿丝袅娜的特性应当不会陌生。

以柳来寓意离愁别恨，更是古文人常用修辞手法。在《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哭宴》里，崔莺莺唱有一段优美情深的曲词——

【正宫】【端正好】?摇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摇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柳丝长玉骢难系”，便是借柳起兴，诉离赋愁的名句。可上世纪60年代初，宝重传统文艺的康生却颇为自得地说，由校勘《西厢记》悟出“柳丝长玉骢难系”的不通，“西风紧”的时节如何还能有绿色垂杨。过去搞《西厢记》的人都没有指出这一点，可见权威之不足信。

注重生活体验，原是文艺家苦炼修仙不可或缺的步骤。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强调生活实践与观察，更成了内地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臬。孰料一位缱绻文艺且长期执掌意识形态领域的显宦，竟吐出这般悖逆常识之言！难怪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闻听康生这一创见后，不无揶揄地语人曰：“如果他的住处没有垂杨，那就请他秋天到燕东园来看一看。”

公允地说，撇开政治功过不论，仅以日常休闲喜好观之，康生实在很富书卷气，嗜爱绘画、练书法、观赏戏曲，溺情古籍校勘、注释，醉心收藏并欣赏艺术古玩，在在俱显文人习性。其实，学海无涯，谁无谬误？口无遮拦地漫夸文化研究心得的康生，令人生厌处不只在持论浅陋，尚扬扬自得，更多还在其“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时流露的惟我独尊意识。这种粗暴而专断的观念一旦在高层文化管理者思维中坐胎，于文艺繁荣、学术昌明无疑是有害的。可一袭乌纱罩顶，便自认为无所不晓，时时处处显摆出教头模样，又恰是身居要津而不谙谦和者的通病。

好在如同“西风紧”却并不妨碍秋柳“叶叶含烟树树垂”一般，“柳丝长玉骢难系”状摹离愁的经典魅力，也终不会因康生否定便失却纤毫。做学问是一项艰苦细致工作，立论新颖固令人一新耳目，小心求证更务须详实周全。论及书虫资质，许地山执言需具备五项条件：身体健康，家道丰裕，事业清闲，志趣淡泊，宿慧超越。既思官场位尊一品，复愿文坛风流千古的康生，志趣从未淡泊，事业自断难清闲，以至仓促下结论前，竟没能拨冗略作考察，于世间徒遗下一段笑柄。

【闲话荐自《新民晚报》2007年2月9日】

狗眼看世界　作者：李　波

法官：这个先生长着一副铁面具，所以由他来承担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良心，但如果他的铁面经不起锈蚀，他也会辜负这个称号。比如，他让贼的儿子永远做贼，让他的儿子接了自己的班。

律师：因为只有这位聪明绝顶的书生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逻辑上的把柄和字眼上的漏洞，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嫉妒只有他才能够如此潇洒：才饮原告酒，又食被告鱼，再喝法官茶。

警察：他们绝大多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而战，有一个却仅仅为了饭碗，于是偷偷和当事人订了秘密协议：大罪少犯，小罪不断，抓住就放，放了再犯，只要闲着，立马就办。

城管队员：他们以形象工程的名义，剥夺了贱民的生存。如果城市里什么地方突然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呼天抢地，你就知道是他们大驾光临了。他们的职责是消灭城市里的视觉污染，却造成了新的视觉污染。

上班族：世界上有一类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柿油党”(参阅《阿Q正传》)的惟一出路：打工打成长工，炒股炒成股东，加班加成主人翁。

门卫：他们让柴火狗丢了饭碗，却一点也不如它们敬业，只有一点是一样的：看见老板就摇摆，看见员工就狂吠。

保安：这只柴火狗，因为嗅觉只对骨头有反映，只好凭借感觉和暴力看家护院。所以他们每捉十个坏蛋，九个都是他们的同伙。

策划总监：一个地上全知道，天上知道一半，介于天才、骗子和废物之间的人物。

总经理助理：在公司里最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关于狐狸和老虎的成语的物种。

秘书：一只职场泥鳅，有以下习性：1．回答老板问题时通常不用：“嗯”、“哎”或“yes”，而是用：“喳!”2．开会时，老板得意忘形，一不留神放个响屁，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此刻，如果立即有人使用以下几个关键词中的两个以上：“……喷薄而出、高屋建瓴、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香气四溢、余音萦绕、有益身心、获益匪浅、嘹亮、振奋、健康、福分、经典、意义、伟大、战略、指导、新发展、新高度……”——非阁下莫属了。一旦这样，这只泥鳅就可以只往上爬，而不往下滑。

推销员：一只黄鼠狼，它可以在你去买房子的路上截住素昧平生的你，然后在几分钟之内，让你改变主意：用买房子的钱，去买它的一个喷嚏。所以为了确保安全，你一秒钟也不要给他。

法人：不是物质上的自然人，而是一个无形的人，通过这种居心叵测的法律设置，虚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却能通过为非作歹让自然人脑满肥肠。

富豪：一个人间尤物，这个尤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良心卖给魔鬼，穷人们则不擅此道。

企业家：叫“老板”显得太俗，有时候跟骂人似的，还是“企业家”有档次。无非是皮囊周正点，头发弄亮点，行头弄齐点，气魄豪迈点，讲话斯文点，最好还弄副金边眼镜什么的戴上。

儒商：以前骗你用蒙汗药，现在改用“四书五经”了。它的好处不言而喻，如果被抓住了，他们就来一番“之乎者也”。你也就没有理由不原谅他。毕竟是书生，即使做流氓，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人面兽心的才子流氓。

老板：1、种属不祥，据传为龋齿类哺乳动物，也有认为系狼、獾和狐狸的近亲。繁殖力旺盛，嗜血，性凶猛，但由于可直立行走，且善于伪装，常混迹于灵长类，嗜其血而寄生。2、一种两足禽兽，良心被狗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已经发炎，通过一种叫“公司”的设置，先用员工的血汗来增收（但他们自诩为员工的衣食父母），再用偷税来节支（但他们标榜为社会的栋梁）。

红顶商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扒手，他将偷来的宝贝捐给官府，换来一顶红缨官帽，这样他就可以既扒你的钱包，又打你的屁股。

民营企业家：这是一副中国特产的、正义而华美的面具，戴上它，我就可以勇敢地榨出你的每一滴血汗，从容地流进自己的腰包，昂头走上领奖台。

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一些曾经和我们一样穷的家伙和我们订了个合同，说只要我们献出我们的一根骨头，等他熬出一锅汤，就请我们的客，可是我们等得肚皮都贴后背上了，除了听到他们打嗝，我们就只听到他们在破坏空气。

职场：一种由生计、利益、技能、大量的谋略、少量的友谊和数量不定的不明物质形成的磁场，人一旦进入有效区域，就会因为磁波辐射影响产生神经系统紊乱和内分泌系统失调现象，心理和生理上产生种种诡异的现象和后遗症。在重灾区，会造成行为错乱、人格缺失甚至心理癌变。

有限责任公司：这个东西泛滥成灾的原因在于：犯无限的罪孽，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比如，注册一家一元钱的公司，骗了一个亿，它的责任是只赔一元钱。

保险：这是一种博彩业，以爱心的名义，以幸福为赌注，以愿者为客户，以概率为胜负，以合同为战术，所以包赢不输。

证券公司：一个狐狸俱乐部，主要工作是研究如何将羊羔诱进狼群，它们就可以从狼那里得到奖励。

股市：一台高效率的绞肉机，它保证进去时是一头肥头大耳的活猪，而出来时则变成了一堆罐装火腿。

中介：它从买主兜里扒了钱包，在卖主那里再扒一次。所以，律师、大盖帽和中国移动都从它那里获得了灵感。

学生会：官僚主义从娃娃抓起，这样无论清官还是贪官，都不用担心没有接班人。

美容：以爱美的名义扒你的钱包。如果你是个肥猪猡，他就将你弄成贵妃；如果你的皮囊包不住你的骨头，他将你加工成“骨感美人”；如果你是个侏儒，他就将你浓缩成精品；即使你是个残肢人，也可以将你捣鼓成“断臂维纳斯”。

媒体：事件和社会之间的媒介，他们常常自诩为社会的良心，可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良心卖不出去，为此他们不惜兴风作浪：有时候粉饰太平，有时候主持公道，有时候狐假虎威，有时候敲诈勒索……总的原则是：不能闲着。他们还自我标榜为社会的守望者，的确，他们就像猎狗守望猎物一样，哪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来个饿狗捕食。

黑社会：一对孪生子，老大因为火力威猛，霸占了地盘，绑架了人质，赶走了老二，颁布了规矩。老二不服气，常常骚扰老大，抢走人质。老大念在本是同根生，一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间自己忙不过来的，还要老弟帮忙。但如果老二有过多的野心，老大立即出手。

旅游：一次短暂的流放，和罪犯相比，他们没有枷锁，但被一个叫导游的家伙押解，结果在放风的时候，被这个扒手扒了钱包。

教育：一种系统庞杂的工程，目的是将一个凶猛的幼兽在成年之前变成沉默的羔羊，以利于控制可宰杀。

房地产：这是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怪兽。如果你哪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捆绑着睡在大街上，眼睛蒙着布条，嘴里塞着臭袜子，家园满目废墟，你就明白它的厉害了。

拍卖：因为这是典型的“一锤子买卖”，所以很像“屠宰式交易”，特点有三：1、交易前，所有人都吃了酒、火药和摇头丸；2、交易时，开始发作，卖的疯狂，买的更疯狂；3、交易后，卖的疯狂，买的却已经清醒。

【司志政荐自《狗眼看世界》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不妨五百年　作者：方英文

一个首长，算是朋友吧，每每交谈时，总要提醒我：要抓大事啊。他的好心我领情，无非嫌我的舞文弄墨没意思。这个，我其实比他更清楚。实际上，我也时常瞄着抓大事的机会呢。问题是所谓大事，那就一定包裹着大的荣誉、大的利润，谁又乐意放弃掉让我去抓呢。首长关心我的次数多了，我终于憋不住给他发去一条短信：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提醒世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迟早，要么被小行星撞破，要么被人类亲手制造的核武器毁灭。在这两种可怕的灾难发生之前，人类必须在太阳系之外，找到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随之进行宇宙移民。我准备抓这个事，大不？

首长颇有雅量，也不乏幽默感。所以后来见面时，不再号召我抓大事了。“给你一个问题思考思考，”他从欧洲回来后，垂询道，“我们中国，除了少数的宗教建筑外，为什么少有可以让人连续居住的，三五百年的老房子？许多西方人，还住在那样的老房子里！”我无言以答，因为祖上德浅，我无福公款浪游。不过在我看来，那些并没有去过希腊罗马的人，却开言希腊闭嘴罗马，那真叫一个勇敢，我恰好缺乏那样的勇敢。

中国存世的老房子少，是由改朝换代的暴力方式所决定的。这个很恶劣的头，是项羽开的。秦暴政罪该推翻，推翻了就是。阿房宫何罪之有，非得一炬才解恨！你住进阿房宫，不再老让百姓建造政府大楼，有什么不好？就想起儿时听大人说，附近原来有个恶霸地主的院子，很好的。将恶霸地主撵出去住草房，也罢了。可是后来竟将那院子拆了，让那木料大炼了钢铁。拆院子的心理无非是：只要院子存在，大家一看见它，便想起恶霸地主的凶残。所以房子被毁，根本原因在于房子的原住户过分可恶。爱屋当然及乌，恨人便要烧房，道理就这么简单，中国的老房子少也有这方面原因。当然土木结构不耐久则是另一个原因。

前几年购房，拿到房产证，见上面写着只可居住七十年，心里就不爽了。我固然不会脸厚到还要赖活七十年，可我希望我的后人继续居住，一直居住到后人的后人。至于后人本事大了，另弄好房子住，那与我无干。

经过请教才明白：所谓七十年，是指土地使用年限，而非房产拥有时间。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盖房的人，你想过没有，你建造的房子，打算存世多久？

这几十年盖的房子，数量之多史无前例。至于它们的质量度、观赏度、对于所在城市的独特个性的彰显度，以及真正建筑物所应有的文化内涵度，那我，是毫无资格评判的。我要妄言的是，地产商与建筑师，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每盖一幢房子前，不妨先来个想像中的设问：五百年后，人们会怎样评点我们的作品呢？为了提升所有建筑物的文化品格，我有一个奖励性的倡导——每一个业已落成的建筑物，在其醒目的位置上，请都镌刻上设计师与地产商的名字，让他们永享光荣吧。反之，耻辱了，也永远挂钩着他们。

【兰小英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22日】

记者长　作者：高红十

某日，笔者的同事出差回来，一脸坏笑对众人说，此次出门捡了个“官”。

什么官？

话说同事到某县采访，在县委招待所办理住宿登记。管登记的女同志——那会儿还不兴叫小姐叫同志——递过本子，指点同事一一填满上边的格子，无外乎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有何贵干云云。同事把填好的本子递回去。女同志眉头微皱看了片刻，问，你是什么级？

同事一愣，记者，什么级？不知道。同事的确只是记者，没有职务，那会儿还没开始大规模评定职称，什么级？真的不知道。

女同志很敬业，思谋片刻，在本子横格“记者”两字后边添了一个“长”字，表情由是变得沉实。一个闻所未闻的职务“记者长”从此诞生。

之前之后，笔者数次出差，也遇到接待方不明你的职级，不知如何拿捏你的尴尬。记者是科股级？还是县处级？好歹报一个上来，接待方也好对等接待，比如陪吃陪酒陪采访。如不对等，就包含极大“得罪”风险——接待方很可能吃过无意中“得罪”的亏。今年不是还有媒体报：某地忙于救灾，没能认真接待一位女镇长，该女镇长放下狠话，拂袖而去么？于是笔者每遇人问“什么级”时，只有脸红心跳、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身份换算成接待方能明白的级：主任是县处级，正高职称相当于副局级……直到从接待方脸上看出“知道了”的心安。

一个笑话，某公向来人出示的名片上写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某某省委某某县、国营集体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李二旦（正股靠副科）。讲述者一再强调那个括弧里的内容“正股靠副科”。

此笑话只可在“丢一个可乐瓶子下来，能砸三个处级”的单位讲，到了大量“正股靠副科”的基层千万别讲，不可笑，还伤人。如果一定要说可笑，也是形成这种根深蒂固官本位观念的社会文化。后来笔者再从来人手中接过上面印有“（正处级调研员）、（副局级调研员）”字样的名片，心中涌起的是理解和包容。这也许是一种尊严的表达，尽管表达得有点扭曲。

尽管人们都认“长”，但笔者更中意另一类称呼：学长和前辈。前辈可算“老师”。从“走过的桥比路多，吃过的盐比米多”衡量，前辈可为师。

老师总比记者长好。

【倪早菊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8日】

两份名单　作者：刘诚龙

我曾经把两份名单给十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为什么熟悉，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十个人对第一份名单一个都不知道的有7人。

十个人对第二份名单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

我敢说，熟悉第二份名单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的肯定多得多。

可是，在当时，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是多么辉煌与显赫啊!他们被众星拱月，万人景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把他们捧在手心里；而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呢？曾经是那样寂寞孤独，郁郁寡欢，门庭冷落，默默无闻。

为什么？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里的呢？全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清朝数百年间，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运动会”其中会有一人脱颖而出，共出了一百多名状元，我从其中“随机”抽出十人，大多数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即使从首开科举之时算起来，把状元们列在我们面前，对他们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又有几个？不是说所有的状元都一事无成，有些凭借天赋，也干出了成绩，比如文天祥，就不只凭状元名号垂诸丹青。但是，那么多的状元乏善可陈也是事实。相反的，有许多曾经落第而落寞的秀才，不甘沉沦，敢于创业，数百年以后，名声卓著，千古流芳。

曾经那么夺目璀璨的大多已经是湮然无闻，曾经那么灰暗惨淡的却有那么多人与日争光，这其中原因何在？从状元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科举本身不是真正选才或者说科举考不出真正的素质？是不是地位越高优越感越强，因而不思进取，或者说“学而优则仕”，官场扼杀人才？从落第者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特意“苦其心志”？是勤能补拙，成就不会与起点完全成比例？是无知者无畏，生活在“体制”外的人更有“创造力”？

也许，对其中因由进行探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研究难度的课题，可以写出一部皇皇大作来，而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耗尽心智，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赢在起点不能保证赢到终点，一时的光辉并不能保证终生的辉煌，这就是说，起点高的人应该警醒：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傲；起点低的人应该自信：小时不了了，大时未必不佳，由此要懂得不要气馁。

【许扣锁荐自《人生与伴侣》2007年2月上】

脸皮出租公司　作者：朱雅娟

宝二爷的权力问题

这话要问茗烟，他会眼一瞪，脖子一拧说，你脑子进水了吧，连二爷的权力是谁给的都不知道么?

要是问袭人呢，她—定会轻声轻气说，咱当丫环的，干好本职工作，侍候好二爷就行了，何苦要操这心呢，谁当官，咱不还是当老百姓呢。

那就不问了，但晴雯不知高低深浅，偏要问。原来，晴雯近日参加了《大观园报》举办的业余通讯员培训班，亲耳聆听了老祖宗的重要讲话。老祖宗语重心长地说，荣国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要时刻明白为谁服务、想方设法为谁办好事。晴雯听得热血沸腾，连连喊好，就像京票听到了《苏三起解》。

只顾激动，忘了记录，回到怡红院就想不起来老祖宗都说了些啥。晴雯想，宝二爷是怡红院的一把手，也算荣国府里重要领导干部，宝二爷的权力是谁给的呢?宝二爷自己知道么?她想问一问，但又不敢贸然去问，所以就把这事先说给了袭人。

袭人听了，怔了一下，摸了摸晴雯的额头说，你这丫头该不是得了鸡感冒罢，好端端地咋说这种话，二爷的权力是谁给的，难道是咱丫头们该操心的事么?好好地做你的绣花鞋罢，把雀儿喂得饱饱的，别让它乱扑腾乱叫就行了，何苦要操这种心。

晴雯一点也不灰心，也不听袭人劝，反而说袭人一点儿也不与时俱进。老祖宗开大会都讲了，当干部的要牢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咱当丫头的就不能问一问么?袭人说，问也白搭，人家当爷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要你问么?

晴雯气得偷偷地骂了一句，真是个花点子巴儿狗，就会尾巴摇啊摇，连句正话也不敢问。

也许是袭人听见了晴雯的骂，先是红了脸，装着没听见，然后说，问罢，你去问二爷一声罢。

怎么问呢?总不能张口便问，二爷，说说你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不成了知识竞赛。

晴雯脑子不笨，她想了想，决定以《大观园报》通讯员的名义，对宝二爷进行—次采访，看看宝二爷是咋说的。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宝二爷说，权力这东西，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这样，他爱那样，各自特色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地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

晴雯见宝二爷玩顾左右而言它，急得脸也红了，她说，二爷别扯那老远，就说你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吧。

宝玉说，我哪里会知道呢?住在这怡红院里，就像雀儿关在笼子里，哪会有啥子权力哟。

晴雯说，爷别逗了，快回答吧。问了几遍，宝玉都说不知道，晴雯的眼泪就要下来了，宝玉还说不知道。晴雯恼了，一气之下，写了一篇访谈录《宝二爷不知权力是谁给的》，寄给《大观园报》，文章见报后，在园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

老祖宗看了报道后，非常重视，马上把宝玉找去谈了一次话。老祖宗情真意切地说，当领导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要当马虎爷。

宝玉说，我知道，是老祖宗给的。

老祖宗笑道，错了。宝玉便说，是父亲、母亲给的。老祖宗又笑道，又错了，宝玉忙说，那是园子里的姐姐妹妹给的。老祖宗正色道，不许混说，记住是丫环、小厮们给的。宝玉怔了一下说，记住了。

宝玉回到怡红院，先把晴雯找来痛斥一顿，叫她小心侍候，不许在报纸上胡写一通，不然就叫她下岗，晴雯知道闯了祸，哭着求二爷饶她这一回。

见晴雯哭得像个泪人，宝玉又笑说，你以为二爷真不知道权力是谁给的么?告诉你，记住啰，就是你们和茗烟给的。

晴雯含泪说，二爷又在打趣，俺啥时给了爷权力。袭人一把捂住晴雯的嘴巴说，你这蹄子，别再混说。

不久，晴雯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观园报》上，题目是《宝二爷的权力是丫环小厮给的》。

【翟明荐自《汕尾日报》2006年12月20日】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明智之举

县里召开“螃蟹节”歌咏大赛，邀请老王担任评委。默默无闻教了几十年音乐的老王受宠若惊，当场便应承下来。一周后，老王得到消息，县里吴书记的女儿、赵县长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次歌咏大赛。

一周后，老王坚辞评委一职。妻子不解，说难得有个露脸机会，没准还会一举成名，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怎么能放弃呢?

老王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记住，小不忍乱大谋!”

后来，老王的同事小李去当了评委。

领导子女同台竞技，果然是龙虎相争，评委左右为难。

小李回来懊恼不已：“他妈的，早知道是这样，龟孙子才去当这个评委，人不人，鬼不鬼，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深入田头

今年，刘老根的庄稼长势最为喜人，绿油油地一眼望不到边，拔全乡头筹。乡长电话打到村上，让村长转告刘老根，后天省里有领导来深入田头视察工作，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刘老根死活不愿意。

村长问他：“长脸的好事，咋个不愿意?”

刘老根一脸的惊恐：“村长，可万万使不得，去年市领导到俺田头视察秋情，结果来了一大帮子记者，有的拿话筒，有的扛摄像机，还有好多跟班的，站了一地，把我的庄稼压坏了一大片!如今省领导要来，那得跟多少记者，来多少随从……村长你就行行好吧，千万别把他们领到俺的田里来视察!”

治病抢钱

如果出一道题：当今什么行当可确保有500％的利润?

我想你马上会说出来：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制假售假……

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当您去大医院做心电图时，5元钱不到的成本，人家眼睛都不眨，要收您30元!利润同样是500％!

当您知道了这个事实后，您可能会想到一个新行当：治病抢钱!

领导不会乱收费

年底了，赵县长的秘书跟几个小煤矿老板收“保险费”。

赵县长的秘书说：“今年县长的意思是多提8％!”

老板们大吃一惊：“多提8％?太多了吧!”

赵县长的秘书说：“领导是不会空穴来风乱收费的，是有根据的——第一，县长今年是上任第一年，最起码还有两年可以保护你们；第二，最关键的，如今上级发文件了，领导的乌纱帽和你们的安全风险直接挂钩，你们出问题，领导肯定倒霉，每年多8％，多吗?

老板们不吱声了。

咳嗽

为了“进步”，小李给局长送了礼，随后给人事处长也送了一份。人事处张处是小李的老乡，所以就问他：“局长那儿你去过了?”小李说：“去过了!”张处问：“局长有没有咳嗽?”小李纳闷：“咳嗽?我记不得了。”张处又问：“那局长他有没有拍你的肩膀?”小李想了想，实在想不起来了，只好摇头：“我记不得了。”

张处不吱声了。送走小李，妻子问他：“你干吗要问局长有没有咳嗽?有没有拍肩膀?”

张处说：“局长是只老狐狸，当场收钱，当场告诉你结果——满意了，他会拍你肩膀，不满意，他会咳嗽!让你想办法补救。”

赞助商

某报举办“市民最喜爱的楼盘”评比活动。报社人人皆知，这其实是财大气粗者的聚会，是“排钱榜”。榜单发布的头晚，主编值班，审看大样，看了榜单，大吃一惊，忙打电话给广告部主任：这名列榜首的“世纪豪庭”我怎么没听说过?他赞助了多少?怎么会名列榜首?!

广告部主任说是社长定下来的，自己也不知情。

主编又打电话给社长，社长说：“世纪豪庭”是没给咱们什么赞助，但人家后面也有“赞助商”!你知道是谁?主编忙问，是谁?

社长说，是咱们的市委书记!

主编一声不吭，麻溜签字。

罚他当民警

近日从媒体看到一则“笑话”：某省某市一公安局局长的小车司机暴打群众，引来市民大哗，局长闻讯，震怒，要求严肃处理。处理结果是：让司机去下面的派出所当了名民警。

抬轿子

赵小川，国内名牌大学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低就某市市委机关报《××日报》。新人上岗，委以重任，担纲头版见习编辑。坐班月余，苦恼异常，忍耐不住，向老舅（报社总编）倾诉：群众屡有反映头版含金量不够，有注水之嫌，咋办?

老舅摆摆手——不去管它，减少会议报道，减少含官量，不让一版成为领导的“起居动态”，这只是咱们的改革方向，但是，咱们市委机关报的首要任务仍是确保市领导的“出镜率”，你以为咱们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咱们都是“抬轿子”的，你们一版不单是抬轿子，而且是“头抬”，责任更为重大，这是咱们的国情!

好事成双

赵老板费时三个月，“放血”200万，上上下下“放倒”大大小小26位领导，终于拿到了城中路地段的修筑权。赵老板欣喜若狂：这回又能稳赚600万！

人心不足蛇吞象。回到家，赵老板左想右想，精心计算，一咬牙，一跺脚，趁天黑又摸到了徐副市长的家里，包里摸出一个档案袋：“徐哥，这20万是点小意思。”

徐副市长很诧异：“是什么意思？”

赵老板双手一抱拳：“徐哥，我想请您再帮个忙，俗话说，好事成双，徐哥能不能把这个路段的重修权也交给我？”

徐副市长听罢，先是一愣，随后朗声大笑，拍着赵老板的肩膀：“好你个赵‘全包’，眼光看得很远嘛，果然名不虚传，有进步，嗯，大有进步！”

从根本上解决

赵局长的爱人也是局长，夫妻俩都很忙，根本没时间处理琐碎小事。所以，赵局将家里交水费、电费、煤气费、物管费的“任务”全交给了办公室的小吴。

小吴是前两年才分来的大学生。为了进来，费了不少劲，局长家没少去。进来后，对局长一直心存感激，虽然每次都要自掏腰包，但一直干得挺欢。

说着说着，小吴为局长已交了三年多的费了。一天早晨，局长夫人突然想起来，如今水电费什么的全涨价了，就问：“老赵，如今水电费什么的全涨了，小吴的收入你有没有给人家涨啊？咱们家杂七杂八的加起来一年也要四五千的！”

虽然赵局每年都要给小王一些额外的好处，想想夫人说的也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小吴的收支平衡——一周之后，小吴便升了办公室副主任。

太书生气

徐乡长是转业军人，当了二十多年的兵，在部队干的是副团长。上任伊始，徐乡长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一定要当一个有良心对得起乡亲的好乡长。

干了一年，累得不行，工作处处不顺，上挤下压，左右为难。徐乡长觉得自己是牯牛掉进枯井里，有劲使不出。徐乡长觉得自己累，乡里的大小干部觉得跟他“共事”也累——年底，县里组织领导干部评议，徐乡长是全乡唯一的一个不合格干部。

徐乡长有点摸不着头脑：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兵，怎么到了地方反而变成“太书生气”了呢？真他妈的活见鬼了！

说实话

一个具名举报单位领导的上访者，十余年来，先后经历了下岗、开除公职、妻子离婚、女儿病死等等人间惨剧，虽已是家破人亡，但上访者仍然矢志不移，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上访到底，不把他告倒，我死不瞑目！”

所以，他一直没有停下上访的脚步，后来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一位记者。记者是位“老江湖”了，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所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上访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记者诉苦喊冤，记者烦不胜烦，只好躲了起来，避而不见。上访者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又托熟人找他，记者无计可施，只好给熟人说了实话：“不是我不想帮他，说句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我已经写了十几篇内参了，这种新闻太多了，根本就不具有冲击力，不能引起人们的眼球，如果他要是跳楼自杀，或者制造更为轰动的事件，我倒是可以报道报道的……”

完全市场经济

老同学在政府办工作，想托他的关系，让儿子跨学区进一所“省重点”读书。打了几次电话，晚上也到他家送了点礼。老同学满口答应，就是不见行动。

把情况给一个私交甚好的朋友说了，朋友大吃一惊，看我仿佛是在看外星人：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21世纪了，老兄，什么同学不同学的，全是扯淡，你不送礼怎么能行呢？肯定不行的，我跟你说，老兄，现在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完全市场经济”！其它都是扯淡！抓紧去送礼！

这信不是上告信

10年前，赵老汉的儿子被一位局长酒后驾车撞成“植物人”，赵老汉为了讨说法，在医院、政府、司法机关之间跑了整整10年，借了9种高利贷，花费10万元，儿媳离家出走，老母伤心而逝，孙女因无钱缴费辍学在家……

赵老汉几乎尝遍了人间所有艰辛，却没有讨到任何说法。

春节前夕，赵老汉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打工回来，晚上去看赵老汉，教了他一招，让他给上级写信。

赵老汉说：“没用的，我写了快10年的上告信了，都快成写信专业户了！”

远房侄子说：“这信不是一般的上告信，让我来教你写！”

在远房侄子的帮助下，赵老汉的“信”终于写好了，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整整10年了，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可我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公民，我不想去超市往牛奶里注射氰化钾，我不愿去车站引爆炸药……可现实让我动摇了，我不明白，难道只有学坏人那样，做出惊天大案来，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这封信，赵老汉复印了几十份，寄给了省、市领导和一些新闻媒体。第二天一大早，赵老汉便被接走了，不是警车，是上级领导派来的专车！

一月之后，赵老汉就拿到了10万元的赔偿，说是先用着，不够再说。

【杨松荐自《金山》2007年第1期】

我在怀旧吗　作者：郭怡安

下班回家后发现背包被人拉开过，幸亏损失不大，只丢了一点零钱而已。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遇到扒手了，虽然时刻保持警惕，可还是防不胜防。每回遭遇这种事之后，我都忍不住怀念过去那个时代，仅仅在十几年前，那时的人们同现在相比，都还很单纯，热心，诚实，不唯利是图，比如：

以前有年轻姑娘一时想不开要跳楼的时候，人们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会上前劝阻，苦口婆心告诉她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宝贵，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围观起哄，搬来小板凳，拿着望远镜，掏出手机呼朋唤友，还不耐烦地冲姑娘大喊：“你怎么还不跳啊！”

以前的人们远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成名，并且那会儿成名的方式一般是努力工作，力求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或者刻苦钻研以求在学术上能有所成，而现在人们的成名方式千奇百怪，最初有人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裸照，一举成名；之后有人在网上发布大量自己骚首弄姿的照片，宣称自己冰清玉洁天下无双，招来无数人唾骂，结果她马上就成了名人；有教授抛出完全有悖于常理的“学术观点”，比如称孔子不如章子怡，立刻就从默默无名变成全国皆知了；有作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在闹市里裸奔，他的作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这个人是马上出名了。

以前我们吃饭基本上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注水肉和毒大米，不法商贩们还不似如今这样狡猾，顶多是缺斤短两，或者在一箱水果的最上层摆上个儿大饱满的，下层放上干瘪皱巴的；现在他们的手段就先进多了，面粉里面添上增白剂和溴酸钾，这是两种强致癌物，能让面粉看起来更白；有人炸油条用的是从饭店下水道捞出来的残渣剩饭中提炼出来的地沟油；有些速冻饺子里的肉馅用的是布满淋巴结的“血脖肉”；给水果喷剧毒农药来防止病虫害，喷催熟剂和甜蜜素让水果变大变甜；给鱼喂避孕药以便鱼多长肉少产卵；近来竟然还发明了根本不能食用的假鸡蛋。看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智慧已经登峰造极了。

以前的官员贪污几万元就能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贪污十几万元可能就要判处死刑了。可是现在，贪污一百万也构不成话题，贪污一千万也判不了死刑，人们对于贪污百八十万的官员甚至抱有同情了，“才贪污这么点儿就抓起来了，真是倒霉啊。”这是贪官被捕后常有的理论，放在十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的学术腐败充其量就是抄袭别人论文，伪造几个数据而已，现在的手段可就多了。知名教授抄袭论文的事件对大众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有的是买卖论文，有的把国外学者公开发布的论文拿来署上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更干脆，从国外买回芯片，磨掉人家原有的标志冒充自己的研究成果，骗取了国家上亿元的研究经费，其手段之多变，花样之繁多，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于教授们兼职赚外快，研究生们给导师“打工”，本科生们抄袭毕业论文，实在不算什么新闻了。

同以前大不一样的事情太多，我常常想，难道是这时代退步了吗？似乎又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时代像一个还没发育好的孩子，身体已经渐渐成熟，但头脑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需要良好的引导。我们都是时代身上的细胞，理应努力做些什么，帮助它完成头脑的发展。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2月28日】

做官前后等等等　作者：李　平

做官前后

有些人，因为有本事所以做了官。有些人，因为做了官所以有本事。也有一些人，没有本事也做了官，但做了官之后也没见有啥本事。还有一些人，做平民之前有本事，结果做官之后反而把本事做没了。究其原因，答曰：有官做，要啥本事?

朋友

童年：有好吃好玩的要想着对方噢!

青年：苟富贵，毋相忘。

中年：咦，你是谁，记不起来了。唉呀你看我这记性!

老年：唉，快入土了。在场面上混了这么多年，连个真心朋友都没有。还是以前好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

历年不变的生产报告

第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第二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20％。

第三季度：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第四季度：再创历史新高。

提倡拜年

年假前，镇里开了全镇干部会议。党委书记又把清正廉明的话题讲了遍，最后说：“送礼，不但增加各村负担，而且影响干部形象，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觉得从感情上过不去，可以拜嘛，空着手总比提肉拿酒好看吧?……

结果，书记的儿子得了8000元压岁钱。

命运

一个县官，一个农民，30年前是同班同学。一日相遇，谈及往事，当农民的感叹：

“一起出校的学生，好像一块儿出炉的砖，同被运往工作由瓦工安排。他把这块垒在高楼上，这块就永远高高在上；他把那块砌在厕所洞上，那块就永远被踩在脚下。”

假货与报纸

某日上街，见一商贩摆卖节能灯，妻子甚是中意。我仔细看看，发现未标明厂家，于是问：“这是不是假货?”商贩答：“假货?难道能假过报纸?你看我这灯还发光。”我哑然。

值班羊

某局长到一偏僻山乡了解畜牧业发展情况，乡里只有一个秘书在家值班。时近中午，局长要返回县城，可是乡秘书却非要挽留吃饭，并说要杀一只羊好好招待。局长说乡领导都不在家，羊也都到野外放牧去了，今天就免了吧。乡秘书拉着局长向后窗的小树林里指了指说：“局长您千万别客气，我们房后拴着一只值班羊呢！”

村干部卖春联

除夕，某老农家里已写好春联并且贴好，可村干部突然登门兜售春联。老农推却不过，只得买下一副。上联是“光荣门第春常在”，下联是“先进人家乐事多”。老家思之再三，贴在哪里都不合适，弃之又可惜，遂贴在猪圈上，另加一副横批曰：“惟我独肥”。

图啥?

有这样一种人：治病花大价钱请名医，还专门奉上一份不菲的红包，就图个心里踏实；请家教千方百计请名师，就图个面子上有光；吃顿饭不惜开车到十几里以外的农村小饭馆，就图个吃着放心；买菜专挑有虫眼的，就图吃个绿色食品；买东西专拣进口的，国产的不闻不问，还口口声声说买国产的丢不起那人。我说你图啥呀?

姓名排序规则

1、按姓氏笔画排序，

2、按重要性排序，

3、按拼音顺序排序，

4、按先后顺序排序，

别看这些排序规则简单，可用到具体事上的时候比什么都难。不信你试试!

【钟应平、韩玉乐、冯建成荐自《健康生活报》《老人报》／夏清泉图《离心效应》】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作者：胡文辉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夹边沟，甘为小丑，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20世纪50年代，赵与童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赵回忆：“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赵妻在家和衣而卧，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原来，“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童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

又一次，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忧心如焚，无法自制，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沦为笑柄。

当然，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更是登峰造极。

俞平伯被抄家时，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剪径者讨利息，可谓迂不可及。

陈四益忆述，文革初期，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还是贪玩，总之，他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于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此事非我亲见，但听说之后，心中惨然，并隐约感到，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不论如何，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他回忆：“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仅假装打鼾，又假装说“万岁”的梦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其处境可怜，其情状则可笑。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但也因此，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连知识分子，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如此可怜可笑，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于是，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

所以，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

归根结底，童书业、俞平伯、赵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怜可笑，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们是人，是普通人。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更是人的可怜可笑；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杨松荐自《人文随笔》2006·夏之卷／清河鱼图】

某官行迹　作者：李小磊

在权与钱中游游荡荡 在虚与假中跑跑颠颠

在名与利中来来往往 在丑与恶中窜窜跳跳

在吃与喝中玩玩乐乐 在荣与辱中徘徘徊徊

在索与拿中忙忙碌碌 在是与非中糊糊涂涂

在醉与梦中昏昏沉沉 在正与邪中摇摇摆摆

在蒙与骗中鬼鬼祟祟 在罪与法中跌跌撞撞

【钟应平荐自《山西妇女报》2006年11月19日】

流行词定义（三则）　作者：杨孔翔

诚信的定义

喊在嘴上的口号

写在纸上的决心

挂在墙上的标语

用来承诺的誓言

听着悦耳的乐曲

看着诱人的图画

觉得美好的前景

实际没有的保证

永远向往的美景

…………

检查的定义

无聊的行动

吃饭的借口

重视的程序

务虚的写真

张扬的炒作

寂寞的惊喜

吃喝的热情

索要的技巧

经常的行动

…………

关系的定义

应聘的敲门砖

事业的润滑剂

利益的共同体

成才的新奇迹

能够简化程序

可以改变法律

也能丢弃原则

有了关系发愁

没有关系头疼

关系因为关系

创造新的关系

因为有了关系

处处春风得意

…………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网》2007年1月20日】

梦想的中国　作者：林语堂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李兴濂荐自《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出版】

荐稿人语：上个世纪30年代，100位中国知识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林语堂先生时任《论语》半月刊主编，也参与了对未来的展望。他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未来的中国。今天，他的预见哪些已成现实？哪些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被历史进程所抛弃？对于读者，这也许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思考。

一下一下一下　作者：爱谁谁

逢年过节探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时无求的铺垫一下。

【韩玉乐荐自《现代女报》2006年9月29日】

贪官之“失”　作者：王友元

脑袋失重：昏昏沉沉，不知自己是谁。

眼睛失明：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

鼻子失味：不知香臭，不知好坏。

嘴巴失言：一套套假大空的废话。

耳朵失聪：听不见老百姓的呼声。

骨头失钙：在上司和大款面前，脖子不直，腰不硬。

双手失控：收受贿赂，决不手软。

心理失衡：既要与更大的贪官比，又时时担惊受怕。

脸上失态：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情感失常：缺乏正常的夫妻关系。

最后失足：东窗事发时的最后感言。

【王永生荐自《三晋都市报》2007年1月23日】

保姆的居室　作者：王得后

一次，我去参观朋友买的新房，环境好，房子漂亮，够大，亮丽得很。朋友又推开一扇门，指给我看，说：这是保姆的居室。我脱口而出：这怎么住人呀！这间“保姆居室”，五六平方米，没有窗户，连个出气口都没有。说是一间储藏室，实至名归；硬要叫它“保姆居室”，就大有把人不当人的嫌疑了。

我想，这不单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问题。试看人人生存所必须的“吃、穿、住、用”，从古到今，为达官贵人所设计的，和平民百姓所享用的“公共设施”，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再看街头巷尾平民百姓的体育设施，何其“因陋就简”啊！比之达官贵人的“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又如何！还有那“劳动保护”用品，倘是棉的，一定是用“再生棉”做就的。公仆主政的如此，商人能不“效尤”！

【冯国伟荐自《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是我多想吗　作者：王文思

朋友事情没办成，我想是与送礼太少有关；

主任昨天被“双规”，我想是与其主抓的刚刚竣工的建筑工程有关；

丈夫求人办事去洗桑拿，我想是与那里的按摩女有关；

局长新近闹离婚，我想是与单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有关；

医生近期搬入豪华别墅，我想是与收受药品回扣和“红包”等有关；

明星一夜暴富，大款挥金如土，我想是与偷税漏税有关；

副局长升任局长，我想是与其同学调任县委组织部长有关；

科长被降职使用，我想是与其被怀疑举报局长问题有关；

打字员被解雇，我想是与领导的外甥女到机关上班有关；

……对事情不调查研究，就作如此猜想，希望这是与我脑子进水有关。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7年1月20日】

领导的司机守则　作者：汪庆国

狗年，托老舅的洪福（在省城机关工作），本人在县城总算谋到了一份美差——给局长大人开车。

报到的当天，办公室主任语重心长地对我谆谆教导了一番，提了一箩筐的要求。我觉得主任提的要求，是对我提的，也是对广大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提的。想到还有那么多为领导把方向的同行不一定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遇到一位热心的好主任，事先就把一切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免得以后一不小心都不知道是怎么把饭碗给弄丢的。有鉴于此，出于对同行的爱护，本人不妨将主任的教导摘录在此，供各位同仁共勉。

主任说：给领导开车，第一，嘴巴要严实。因工作需要，领导在外面接触的人多。八小时以外去了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是男是女，说了什么话，办了什么事，这些都是秘密。司机要做到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传的不传，一门心思地开好自己的车，确保领导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记住“祸从口出”这句古话，说话太多的司机不招领导喜欢。

第二，腿脚要勤快。主任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司机，不但要守时准点，随叫随到，还要勤洗、勤擦，保证车里车外整洁如镜，熠熠生辉；还要顶领导家里的半个保姆，比如帮领导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接送孩子上学等，眼里要有活，不能偷懒。千万要记住，给领导开车，不但要让领导满意，还要让领导的家人满意。让领导的家人满意有时比让领导本人满意更重要。

第三，脑袋瓜要活。主任说：这年头，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下面的人见到上级领导都特别客气，有时免不了要表示一下，这是正常现象，想挡都挡不住。作为司机，什么人送的什么东西该收，什么人送的什么东西不该收，心里要有数，不能见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假思索地替领导代收。尤其是有人想跟你套近乎，给你单独送东西时，你要学会婉言谢绝，告诉他：“我的领导对我的要求很严，不能随随便便收人家的东西。”当然，领导遇到什么难处，作为司机应该设身处地为领导排忧解难。比如，遇到不好处理的费用，要学会动脑筋，不能增加领导的负担。

第四，位置要摆正。主任说：在领导面前要小心谨慎，在同事面前不能口大气粗，但在外面不能低三下四的像个小媳妇，做到内外有别。遇到个别不长眼的交警和哪个刁民找麻烦，该老太太抹口红——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的，就要毫不客气地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要知道这是领导的专车，要一点一滴地树立领导的威风。另外，要搞好和副职司机的关系，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什么人要及时汇报。记住喽，这不是打小报告，是向组织汇报情况。

第五，要析事明理。主任说：重要场合吃饭，司机不能上桌，要正确对待。自己点菜时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不能多开发票、多拿烟。偶尔上桌，要选择最不起眼的地方坐下来快吃、快喝（注意是喝饮料），完了赶紧下去在车里等着。要有耐心，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流露出半点不耐烦的情绪。给领导开车，晚上加班比较多。据说你至今还是单身汉一个，这就好，没有什么牵挂。否则就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不到半夜不回家。

第六，要注意细节。领导女朋友比较多，遇到领导和女朋友坐在后排时，司机要屏住呼吸，两眼向前看，不能朝两边看，更不能回头看。此时此刻，要切记把反光镜翻上去，以免看到不该看到的镜头。停车后，司机下车的动作要麻利，以最快的速度帮领导打开车门，同时把手举起来，护住领导的头颅，以免发生流血事件。

第七，要勇于承担责任。主任说：领导日理万机，外出应酬比较多，带着你去不方便是小事，主要是为了让你休息好。因此，领导经常要亲自开车。领导开车是业余的，车技显然不如你，加上没日没夜地工作很疲劳，又免不了喝点小酒什么的，一旦发生违章和交通事故，身为领导的司机不能胆小怕事往后缩，应当挺身而出，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有人说这是“舍卒保车”，这是不对的。就算是，那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让领导更好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主任还说：总之，作为领导的司机，一定要把好方向盘，虽然平时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多少自由，但干好了，有什么好事情，领导自然会想到你，不会亏待你。另外，还特别要提醒一句，现在外面的人老是盯着你们这些给领导开车的司机，说什么公务用车占三分之一，办私事三分之一，司机用车三分之一，话很难听。为此，你作为司机，有时个人用一下车情有可原，但要适可而止，控制好频率，总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实际行动来回击那三个三分之一。

最后，主任好像对我矮胖的体形有点不太放心，说我的年龄看上去和领导差不多，尤其是肚子看上去比领导的肚子还要大，提醒我以后要注意加强瘦身锻炼。我知道主任是啥意思，所以每次跟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下车后我都故意磨磨蹭蹭，放慢脚步，保持一段距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有可能发生的误会，以为我是领导，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慌不迭地先跟我握起手来，把真正的领导晾在一边。

【杨孔翔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1月28日】

我的医生朋友　作者：【保加利亚】雅森·安东

黎　宇/编译

我的心脏突然犯了病，于是去看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他给我做了一番认真仔细的检查之后，给我开了一种药：“服用这种药，可能会出现头疼。不过，你不必大惊小怪。”

果然，我的头疼得要命。医生十分得意。

“我事先提醒过你，”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曾多次发现过这种症状。”

说着他给我开了一种止疼药。吃过之后，头疼消失了。可胃却开始疼起来。

“太好啦！止疼药用过了量，就会使消化系统紊乱。好吧，我给你开一种对症的药。”

服了这药后，我的手上出现过敏反应。

“这种现象我倒是不曾料到。”我的医生朋友承认道，“不过没有关系，我给开一点抗组胺血片。”

服过药后，过了两个星期，过敏反应是消失了，可我的右眼肿了起来。

“太有意思了！”医生说，“我是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会反应到眼睛上去。”

他给我开了眼药膏后我的左耳听不见了。

“这绝对不是因为眼药膏的缘故。”医生朋友企图说服我，“我还未发现任何一个病人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只好给你打一针了。”

打过针后，我的牙剧烈地疼起来。

“我知道会这样的。”我的朋友高兴地说，“毫无疑问，这种针药会对牙齿有影响。”

牙疼得这样厉害，我不得不采用一种普通的、尽人皆知的办法——一瓶烈性酒——去治它。可喝完最后一杯后，我渐渐失去了平衡的感觉，两腿一软，重重地跌倒下去，摔断了一条腿。

“太出人意料了！”医生看着我打上石膏的腿，惊叹道，“牙疼竟会导致腿瘸！医学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阵，又说：“你的病太独特了！你想想，一切都是从心脏发病开始的。而最后的结果……你也看见了……如果不把这一切详细地写下来，我将会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于是，他一字不漏地把治疗过程记录下来，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结果，他获得了教授专业职称。

【刘鹤荐自《幽默与笑话》2007年第1期／蒋跃新图】

俗话说得好，人活脸，树活皮。可见脸在人的生活中还是相当重要的。要不然骂人的时候，怎么听得最多的还是跟脸有关系的呢？什么丢脸啦、不要脸啦、死皮赖脸啦、脸不变色心不跳啦，等等等等。

求人办事，最怕的就是看人脸色啦，那当儿，如果能把脸皮揭下来放到兜里，办完事再把脸贴回去，多好！

出门洗个头泡个吧什么的，如果能换上一张脸，想多疯就多疯，想多爽就多爽，多棒！

如今，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这不，我的脸皮出租公司开张了。要去参加宴会或是拜会领导？容易，租一张笑脸吧，让您从头笑到尾。要去参加追悼会或是视察重大事故现场？简单，租一张哭脸吧，让您的一脸戚容令遗属都自叹弗如。

无论您是活得有头有脸的明星或是有滋有味的大亨或是有权有势的高官，只要您租一张我公司为您提供的人皮面具，保管您为所欲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公司生产出租的人皮面具，透气性好，不伤皮肤，使用方便，持久耐用，无毒无味，环保健康，价钱公道，童叟无欺。

什么？担心有人会用我公司出租的脸皮去抢银行？我说老兄，您多虑了。长筒袜是女士的生活用品吧？歹徒还不是蒙了它去抢劫犯罪？关键要看您把它用到什么途径上去。

什么？担心老公老婆有外遇还抓不了现行？想有外遇的，再怎么拦也是没用的。话又说回来，您自己找情人不是也更安全可靠了吗？凡事都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嘛！

什么？担心有人假扮亲人或是冒充您自己，做一些不利于社会公众安全的事？您只要把您的写真照片存储到我们公司，我公司将保证不会制造和出租与您的面孔完全相同的脸皮。当然，您交纳的存储费要高点。

什么？要让工商、税务甚至公安来查封我公司？别费心思了，老兄，我们早就换了他们顶头上司的脸皮给他们一一打了招呼，我公司证照齐全。

什么？工商、税务、公安的联合执法队已经到我公司门口啦？那暂时对不起，我先换张脸皮躲一阵子吧！哼哼，我还真不相信谁能禁得了我脸皮出租公司！

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市场。如果您想找我，请来信来电与我联系。我将不断将联系地址喷写到繁华地段的街头巷尾。

好了，咱们后会有期，拜拜。

【潇风荐自《洛阳晚报》2007年2月12日】

2007年第5期

“好大喜功”又一景　作者：吴立昌

友人从网上发来十组照片，每组两张。先是中国某市、县或某省城某区的政府办公楼，多在十层左右，甚至更高，占地广阔，气势磅礴；接着便是远比中国发达富有的美国某个相当城市的市政厅，多为面积不大的二三层楼，甚至平房。

记得“反右”前夕张奚若在一次座谈会上，批评党的工作有四种偏差，第一就是“好大喜功”。稍后毛泽东将此语“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说是“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9、782页)遗憾的是，当“新的解释”付诸实践时，偏偏忘了“合乎实际”这个关键。于是随后就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就有了要在一二十年间“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过二三年，“好大喜功”的结果证明，还是张奚若提醒得对，反其意用之，则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人忧虑的是，“好大喜功”之流风余韵竟绵延至今。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近十几年来，借改革开放之名，完全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的盲目贪“大”之风，亦劲吹各地。先是拼命圈地搞开发区，接着是热衷于建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大学城……据报载，某省一小城，也学大城市造了个大剧院，占地9900平方米，有3636个高档软椅座位，每个座位下面都配备空调出风口，剧院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开启闭合功能。但是，每年除了“五一”、“十一”有几场文艺演出，平时也就是租给什么单位开开会，平均使用率大约每月三次左右。

这股做“大”风中，政府搬家，竞造新办公楼，便是又一道“靓丽”风景线。中科院陆大道院士，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又是三个国家重要区域规划的专家组组长，近年来奔波于全国许多省市。前些时候他在答《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记者问时痛心地说，“某贫困县新政府办公楼，面积达五万平方米。该县国土局大楼就有几千平方米。在我的调查中，没有这样做的地、县级城市属于少数。”新办公楼拔地而起，虽然花钱换来了气派，但于国计民生究竟有多少好处?看来主持其事者并未将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口上，依我说，发达富有如上海，也不应忘掉节约，更甭说捉襟见肘的贫困地区了。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办公楼与世界各国同等级的政府办公楼相比，名列前茅，甚至第一，也毫不值得夸耀。因为在其他方面，例如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以及土地利用、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煤矿安全、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廉政建设等等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领域，与世界各国相较，排名滞后，甚至处于倒数位置多年不变。就拿对教育的投入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4％是发展中国家早已实现的平均水平，我们在数年前就曾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是至今仍在3％内踟蹰不前。一面好大喜功，力争“先进”，一面无视民瘼，安于落后，这是怎样的可悲!

对于各地竞造办公楼问题，中央不能说不重视，媒体也经常予以曝光，为何屡禁不止?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今竞造新办公楼的各级决策者主持者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排除某些人的“好心办坏事”，但也不能排除他们的“好心”中掺有杂质；更多的情况恐怕是：不纯动机与有害效果相统一。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好，“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同上)对于“这样的心”，老百姓却洞若观火，就是：打造形象工程、维护部门利益和追求享受。干部们也清楚，现有体制内，要升迁主要靠上级赏识。上级对下级政绩考核，又只注意其所辖区域GDP的增长，因而将主要财力用于建设大工程，便能立竿见影，更易得到上级青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各地“下级”纷纷去投各自“上级”之所“好”时，竞造包括办公楼在内的形象工程之风，必然愈演愈烈，对于中央的三申五令自然就置若罔闻了。

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号召，既是全局性的，也是遏制政府造楼之风的两帖良药。“好心办坏事”，表明思想、工作方法有问题，“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倘若动机又不纯，那就更要追问一句：你“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执政”为“民”还是为“官”?良药苦口坚决不喝，咋办?好办。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与民主，双管齐下；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一起上，这两帖良药看你喝不喝。

“无证经营”是与政府ＰＫ　作者：阮　直

如今政府的一大职能，就是为“商业行为”的合法化发放许可证。允许与不允许可就是“法规”的一道底线。

如果谁敢经商、办厂、采矿不事先到政府的职能部门去办好相关的“许可证”，就敢于擅自行事，那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大舞台上公开地与政府PK了。按我的逻辑无论思维怎么展开，都不信有敢与政府叫板的大老板，长胆不长心的人可抢银行，不可经商。

可如今这世道真的有了蹊跷事，一个小市民用围裙兜几个茄子站在路边卖，就会被城管的行政执法部门撵得屁滚尿流的，非逼着你去办好“三证”，然后到指定的地段去经营，可是一个按四星级标准建设、装修的大酒店，在啥证也没有的情况下，竟然能红红火火地经营3个月。这可不是天方夜谈，是新华网2月25日首页的一条重点新闻。

是哪路神仙能如此“佛法无边”，在我们这个“民主与法制”国度的大舞台上与政府PK而又能旗开得胜呢？

是四川省大竹县西区派出所所长徐达群阁下，老夫按中国官场的级别给这小子套了一下，此君应该是“股级”“职务人”。股级也就是部队中的连长吧，乡镇干部中的助理员。绝对称不上是哪一路的“神仙”。但别忘了中国有句名言：“庙小妖风大，河浅王八多。”徐达群级别虽说小，但本事不弱，人家不仅有钱买下这家大酒楼，还有本事在没有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承接2006年9月10月间达州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的“主要接待任务”。而此时，这家号称莱仕德的酒店还未完成装修，本事大不大？

就这样公然地与当地政府“叫板”、“PK”。竟然没有一家政府的执法部门敢出来与之“打擂”。一个四星级大酒店开业，起码要经过工商、税务、旅游、卫生、公安、消防、商务、人防办等多家政府部门发放的各种证件才可营业。可是轮到了一个小小派出所长成了主要的经营者之后，怎么就都免了呢？这个非法经营者经营的内容又都是与社会文明背道而驰的。若不是祸起萧墙，发生了女员工遭强奸后舌头被咬断，乳房被挖掉，而凶手又是三名当地官员，从而爆发的员工与酒店的暴力PK，这家无证的酒店不知还要经营到什么时候。

流氓歹徒横行霸道不足为怪，贪官污吏横行乡里，靠强权敛财也并非不可思议。令人失望的是：当地政府那么多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就没一家敢出来与这个“公然”与政府“PK”的小所长过上两招。一个有枪的所长真的这么可怕吗？我不信，我身边的所长多了，他们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他们也更怕他们的领导，他们没有几个敢公然与政府PK的。

那么大竹县西区派出所的这个小所长，看来是有“背景”的，所长不大，但“背景”若大了，你就该怕了，就像趴在老虎头上的那个苍蝇，你敢拍它吗?苍蝇说了：“小样，量你们也不敢。”

以人命的代价，以无数年轻人在那家酒店里吞下大量的摇头丸的代价，以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了四框的代价，小所长没有PK过“以毒攻毒”的暴力PK，“双输”之后才水落石出了。

代价太大了，当地的政府部门还要继续“输”下去。

可如今敢与政府PK的小业主、小老板又何止是四川大竹那里才有呢。

如今政府的一大职能，就是为“商业行为”的合法化发放许可证。允许与不允许可就是“法规”的一道底线。

如果谁敢经商、办厂、采矿不事先到政府的职能部门去办好相关的“许可证”，就敢于擅自行事，那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大舞台上公开地与政府PK了。按我的逻辑无论思维怎么展开，都不信有敢与政府叫板的大老板，长胆不长心的人可抢银行，不可经商。

可如今这世道真的有了蹊跷事，一个小市民用围裙兜几个茄子站在路边卖，就会被城管的行政执法部门撵得屁滚尿流的，非逼着你去办好“三证”，然后到指定的地段去经营，可是一个按四星级标准建设、装修的大酒店，在啥证也没有的情况下，竟然能红红火火地经营3个月。这可不是天方夜谈，是新华网2月25日首页的一条重点新闻。

是哪路神仙能如此“佛法无边”，在我们这个“民主与法制”国度的大舞台上与政府PK而又能旗开得胜呢？

是四川省大竹县西区派出所所长徐达群阁下，老夫按中国官场的级别给这小子套了一下，此君应该是“股级”“职务人”。股级也就是部队中的连长吧，乡镇干部中的助理员。绝对称不上是哪一路的“神仙”。但别忘了中国有句名言：“庙小妖风大，河浅王八多。”徐达群级别虽说小，但本事不弱，人家不仅有钱买下这家大酒楼，还有本事在没有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承接2006年9月10月间达州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的“主要接待任务”。而此时，这家号称莱仕德的酒店还未完成装修，本事大不大？

就这样公然地与当地政府“叫板”、“PK”。竟然没有一家政府的执法部门敢出来与之“打擂”。一个四星级大酒店开业，起码要经过工商、税务、旅游、卫生、公安、消防、商务、人防办等多家政府部门发放的各种证件才可营业。可是轮到了一个小小派出所长成了主要的经营者之后，怎么就都免了呢？这个非法经营者经营的内容又都是与社会文明背道而驰的。若不是祸起萧墙，发生了女员工遭强奸后舌头被咬断，乳房被挖掉，而凶手又是三名当地官员，从而爆发的员工与酒店的暴力PK，这家无证的酒店不知还要经营到什么时候。

流氓歹徒横行霸道不足为怪，贪官污吏横行乡里，靠强权敛财也并非不可思议。令人失望的是：当地政府那么多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就没一家敢出来与这个“公然”与政府“PK”的小所长过上两招。一个有枪的所长真的这么可怕吗？我不信，我身边的所长多了，他们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他们也更怕他们的领导，他们没有几个敢公然与政府PK的。

那么大竹县西区派出所的这个小所长，看来是有“背景”的，所长不大，但“背景”若大了，你就该怕了，就像趴在老虎头上的那个苍蝇，你敢拍它吗?苍蝇说了：“小样，量你们也不敢。”

以人命的代价，以无数年轻人在那家酒店里吞下大量的摇头丸的代价，以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了四框的代价，小所长没有PK过“以毒攻毒”的暴力PK，“双输”之后才水落石出了。

代价太大了，当地的政府部门还要继续“输”下去。

可如今敢与政府PK的小业主、小老板又何止是四川大竹那里才有呢。

【马静荐自《衢州日报》2007年3月5日】

政治用语也需要现代化　作者：佚名

斯大林有一本关于语言学的著作，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此话不假。但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在具体的时空使用的语言是包含着具体的社会内涵的。譬如，对毛主席我们喊“万岁”，对邓小平则用“你好”表达敬意。“万岁”与“你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内涵。从“万岁”到“你好”，是认识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但，循此细想，我们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语言，尤其是一些政治生活中的语言，并没有彻底更新，反映了我们观念的陈旧。有人说：“某某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愧是一县的父母官啊！”这“父母官”的称谓听来很不是味儿。你想，邓小平自称是“人民的儿子”，而某某居然是人民的“父母”，完全扭曲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又譬如，当某个领导要讲话时，会议主持人先是请大家拍手欢迎，紧接着会说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感谢某某领导在百忙之中亲临会议，现在我们欢迎某某给我们作指示！”（又是一通鼓掌）细想又是很不对味儿。领导参加会议是他的工作，再忙也是履行本职，这和清洁工该扫地、司机该驾车一样，无须格外嘉奖。有谁赞美过清洁工和司机“在百忙之中”“亲临现场”扫了地、开了车？至于领导讲话，不外传达法规、政策、决定或表达个人意见，不具指令性，决不是什么个人的“指示”。

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三个词儿：一是“重视”，二是“关心”，三是“照顾”。如某某领导如何如何“重视”什么事什么人，对什么事什么人如何如何“关心”，又怎样怎样给予了“照顾”。这三个词儿都是对上的仰视、求助和感恩，离民主、法治甚远。

先说“重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重视自己的本职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另加赞美。清洁工重视自己工作，不懈怠、不失职，司机重视交通法规、驾驶技术、车辆保养、行驶安全，不应另加表扬。为什么领导重视自己的工作就要百般说好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把领导看作公仆，仍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救星。

二说“关心”。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都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心，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的、和谐的、美好的关系的表现，你的“关心”价值连城，我的“关心”也非不值一文。一个民主国家，最需要关注和提高的首先是普通公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再说“照顾”。领导对待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只有一个原则：依法办事。反过来，公民也只能要求领导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涉及自己的事。如果领导喜欢施行厚此薄彼的“照顾”，轻则属办事不公，重则属违章违纪。额外的照顾是“乱套”的同义词，骨子里是“人治”。

实践证明，今天太需要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了。因为只有符合现代政治精神的法规和规章，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过分宣扬“照顾”，麻痹了人们对法治的追求，压抑了公民意识的成长。在“反右”时，有几个大人物利用自己的威望照顾了几个人免戴“右派”帽子，但我们还是反出50万“右派分子”；“文革”时也有好心的大人物照顾了几个人免遭迫害，但冤假错案依然遍及华夏。“照顾”只在微小的局部完成了某些人的道德义务，却挡住了人们总览全局的眼睛。“照顾”一词应从现代政治生活中驱除，代之以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人民不需要某某大人物开恩“照顾”，需要的是坚持法制和规章的公仆。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大量的帝王影视。戏中对“明君”的赞美和臣民的贱视，大大地恶化了现实的政治空气，就是一些反映现代生活的影视，也不自觉地套用着臣民和奴才的语言，污染着当代的民主和平等。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观念的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用语的现代化。用语的守旧恰是观念守旧的反映，只有观念更新、用语更新，方能造就大写的“人”——现代公民。

背编织袋返乡的人们　作者：符　号

一队队背着塑料编织袋的人们急匆匆地打街市走过。南方淋过雨的如镜路面映出他们的身影。身体前倾，步频快捷，他们像候鸟一般赶在春节前回家。只要见着背编织袋的几乎可以认定就是农民工。编织袋是他们的“身份证”。

编织袋又称蛇皮袋，一种白底蓝红相间的大塑料袋。跟主人一样，它们结实、廉价、不起眼，管用着呢。年初它为主人带走打工的衣物、亲人的牵挂，此时则为他们带回给亲人买下的打折的毛衣、糖果、乡下稀罕的日用品。至于用血汗挣来的现金，那是要装在贴胸口袋最保险的地方的。

说不清是谁的规定从哪年肇始，春节就成了中国团聚的节日。千里来归，风雪无阻，要赶在大年三十前，隔了团年饭味道似乎就淡了许多。于是他们顾不得老板最后一个月工资的拖欠，顾不得买票彻夜排队、车上硬座、站票的劳顿困乏，顾不得票贩子的盘剥、小偷的袭扰，终于背着编织袋匆匆上路。

曾经面对面地听一位歌唱家用鄙夷的语调痛斥一首叫《一封家书》的歌，以为它玷污了神圣的艺术；同样是我，亲眼见到一群农民工听着这首歌而泪流满面……一年里，他们不可能“常回家看看”，也不可能“有事没事打个电话”，他们只能在春节这样的时刻，用赶回家的方式来补偿对留守的老人，对孩子的歉疚，同时为自己筹到了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药费、修整房子的费用而庆幸欣慰。

春节是农民工的情人节，在这样的日子里，牛郎织女才可能一年一度地倾诉衷肠、“让你亲个够”。此时，只有在此时，一年里遭受的辛劳、辛酸、辛苦才可能消融化解。

当半月二十天匆匆过去，他们又将匆匆上路，再到城里开始那种天各一方的生活。那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格式化”了的家庭结构模式。“好男儿志在四方”，农民工跟当兵的人一样，正是这样的男儿。

几亿人的队伍二十多年来长盛不衰，成不可遏阻的潮流，嗤他们为“盲流”也罢，被某些人当作苦力、粗俗、低文化、低素养代名词也罢，被投以鄙夷、冷漠、戒备、训责的目光也罢，被某些地方定为清查对象、年终严打内定对象也罢，把社会秩序的混乱、铁路汽车的紧张归罪于他们也罢，他们把青春、体力、梦想，全都给了城市。从摩天大厦到下水道，从菜摊到餐馆，从搬运站到发廊，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们都一一承担。不能让他们天天去向别人“感恩”，他们才真正是值得全社会感恩的人。

他们不懂得经济学深奥的名词，不会说豪言壮语，讲不出整套的政治术语，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行事，凭自己的吃苦硬干养家糊口，改变现状，他们凭借乡邻亲戚朋友的“传帮带”来闯世界，即使像无头苍蝇碰个头破血流，也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他们是高危行业的主力军，是身兼农民工人两种“成分”的新人，是城市不断扩大、农村不断向城市靠拢大潮中的弄潮儿。计划经济、城乡分治的户籍政策，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政策，城乡的巨大差距，增加了中国农民工的复杂程度。他们则以自己的行动为农村的丰裕、城市的繁荣，城乡的活力，在闯新路。

二十多年的演变，他们背的提的已经出现了双肩旅行包、漂亮的密码箱包之类的“族群”。手机乃至电脑、也开始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由单纯的养家糊口到去城里创业，少量甚至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由小本到中本、大本，成为老板的预备军。

如今，有的部门总算“醒悟”过来，从不早不迟专拣他们返乡的日期车票涨价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如今北京开始设有农民工火车专列，有深圳老板花百万之巨在四星级酒店宴请农民工——不管是否属于作“秀”，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尊重有一份温情。曾几何时，权威部门规定不许使用“农民工”的词语、不允许有“弱势群体”的提法，随后却庄严郑重地写入了总理的工作报告，地方政府开展有“农民工权益维护年”活动，有的媒体开辟农民工讨薪热线，你多少可以感受到人性关怀的加重。

其实包括如春晚这样的节日传统大餐，也是不应置农民工于舞台之外的，更不应在反复审查的节目里，将其作为奚落的对象。因为拥有几亿数量的大军，理当成为政治、经济、文艺生活中的主人。

【马树强荐自《工人日报》2007年2月16日】

能从电视剧里学历史吗？　作者：顾　土

文艺与历史的关系一向比较尴尬，有时貌似密切，实则扭曲在一起，从来没有理顺过。以电视剧述说历史、解释历史、重塑历史，这是近些年的风气。电视历史剧先从历史名人起步，可是，早一点的历史人不断遭到历史学家的非议，认为人物本来并非如此；晚一些的历史人物又经常受到亲属或者后代的责难，直至对簿公堂，以为歪曲、误解了人物的原貌。接着，历史名人演变成皇帝的大展播。但奇怪的是，歌功颂德并没有从三皇五帝肇始，也不是以秦皇汉武起头，而是将焦点落在了入主中原的清廷。

在记忆中，自清帝逊位后，除了一出饱经磨难的《清宫秘史》对光绪帝一洒同情之泪外，好像敢于力捧清廷的艺术作品几近于无。只在一些武侠、言情、公案中，才将清帝摆在戏娱或是陪衬的位置。这大概是辛亥鼎革不远，张勋复辟未忘，康德伪朝事敌的缘故，毕竟都和他们的龙子龙孙有关。并且光复也是那个时代的话语基调，假如清帝是那般的英明伟大，光复何苦来哉？

当代电视家们纷纷瞄准清朝，还一致中意于嘉庆以前的皇帝，大概这几位特别适合他们心目中的君主形象，对内如何如何，对外怎样怎样，样样似乎都拿得出手。其实，如果纯粹以艺术的眼光看，咸丰以后更具人物的可塑性。就像北宋徽钦二帝身上暗含的戏剧因素远远大于威风八面的赵匡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引用尼采的话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他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这是指他们的词，他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在君主高峰之后，历代王朝也变成了电视剧的领地，所有的王朝还一概加个“大”字，大这大那，泛滥一时。不知是受厨娘“大长今”的启发，还是导演、编剧原本在生活中就是以大小为审视标准，什么东西大概都是越大越好，而且一窝蜂。可是，即便古人偏爱这个“大”字，今天的我们终究不再是臣民，也没必要“大”字不离口。

在王朝系列，或者叫“大”字系列的浪潮中，历史上凡是称王称霸的人物大有悉数登场之势。个个还都是名角主演，全是瞪大眼睛，大喊大叫，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时间，屏幕上养成一批帝王专业户，养出了习惯，再看别人演皇帝，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了。

电视历史剧演到如今，又出现了一股潮流，叫做“真实反映历史”、“为历史正名”，据说还有编剧和导演为此去多方考证。考证是我们的国学传统，有人今天还想起考证，自然求之不得，但是，将考证与电视剧放在一起，未免不伦不类。

电视剧以历史为题材，当然十分正常，犹如小说、戏剧、电影那样，历史内容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文艺不能当历史来看，尤其不能当真历史来读，应该也是个常识。任何历史，只要进入文艺创作，便无历史真实可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君主确有其人，但不是历史，也没人认为这是历史。剧本创作不是历史研究，等到剧本登上了舞台，演员、导演、舞美设计更将历史事实再度异化。演员演得越好，导演意图表现得越准确，舞美设计越精彩，兴许离历史越远。观众看到的确实是一出好戏，但决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好像福楼拜所说，只是一部“真实的作品”。

文艺家应该有责任告诉观众，这不是历史，如果一部文艺作品足以廓清历史的话，历史学家早该让位了，即使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历史人物的简明勾勒，也会深受艺术的左右，否则，还不如不叫文艺。遗憾的是，现今的文艺家惟恐别人说他们的创造不是历史。

文艺就是文艺，历史就是历史。我在一些国家问过一些观众，他们指着电视说，那只是电视剧，但这样的认识在我们这里相当难产，观众死活认定这是历史，有对号入座的，有史实商榷的，更多的是这个像不像，那个有没有。只有一位张中行老先生例外，他曾说假如《青春之歌》里用的是真名，也还是小说。我近来常遇见一些从来没有史学训练的人大肆评点历史，初听起来，还对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说得绘声绘色，细一追究，原来都来自电视。电视造就历史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被彻底解构，将来，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评书艺人恐怕比历史学家更像历史学家，熟看电视剧的人恐怕对“历代史实”更能如数家珍。

外来的一些电视剧也说历史，但基本是男女感情纠葛的扩充，皇帝好像永远纠缠在后宫，最多也是以人与人的具体关系透露出时代风云。我们现在的电视剧历史似乎是文治武功系年和宫廷派系斗争举要，人物大多只是解释政治的一个符号。这是不是与我们过去常年沉浸于政治有关？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是不是观众也认定历史就是政治斗争史，加上宫闱秘闻史？曾经有几位靠电视增长知识的年轻一代，在和我争论康有为、梁启超时，居然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名人也是学富五车，著述等身，只把他们当成了浅薄无知的过去的“愤青”。

从电视剧中竟可以学历史，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目前社会的阅读状况：有多少人从学校出来后还在读书？有多少人读书不是为了考试升级？有多少人天天盯着电视不读书？电视是不是正在成为知识的惟一来源？看过电视就敢于评说历史，这也告诉我们，当年的“评法批儒”、“人人学哲学用哲学”、“敢想敢说敢干”，其遗风余韵，正绵延不绝！

【杨兴文荐自《文汇报》2007年2月5日】

两种“环境”　作者：黄一龙

因为在长治市实行“变法”而成为新闻人物、后来当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日前又上了新闻。他年前致信海南省领导，叙述他在三亚市一天之内连续被扒窃被敲诈的经历，批评三亚的管理太差。海南方面反应积极，三亚市立即成立“天网行动”领导小组，市长当组长，公、检、法头头当组员，“对影响到旅游环境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同时，三亚市委还约见记者，希望媒体予以披露，“通过这一典型事例，自揭家丑，让游客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致力于改善旅游环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海南日报》）

吕日周是名人，不过他在三亚下机伊始的三大奇遇却并非专门针对名人的。到市场买30个水果缺了6斤；正与店老板理论间，口袋里2000元不翼而飞；走出市场被小孩扶了一把得付“搀扶费”。除了这最后一项略带新意似乎也只能对付老年人以外，缺斤短两掏包抢包都是传统节目，吕氏一时之间三祸齐遇，自然说明那里“管理太差”，同时也说明各地游客乃至本地居民罹难的几率特别高，被骗被偷被敲诈者绝非个别甚至绝非少数。海南省和三亚市闻过则警惕则披露则行动则打击，应该是明智而敏捷之举，值得赞扬。

赞扬之余还剩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上述三祸不是专门针对吕日周的，既然施行已非一日，受害者已经不少，为何海南本地的领导，包括那些现在主持“天网行动”的市长和公检法头头们，都浑然无觉呢？该消息说“小偷比老百姓厉害，老百姓看见也不敢说。”那么来到海南视察的旅游的参观学习的高官们，和吕氏同级的以及比他们高得多的，为何也没有一人有此奇遇因而没有一人向海南的同志们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呢？

答案碰巧也在《海南日报》的同篇报道里，它说：“去年12月18日，吕日周没有麻烦任何人来到三亚。”问题就出在“没有麻烦任何人”七个字上了。假使这位省部级干部来前先令秘书向这里的政协、政府或者党委的办公厅接待机构打个电话，这边自然会按有关接待制度仔细照料，他自然用不着自己去市场买水果（宾馆房间里应已备好），自然也不会有短斤少两的体会，自然也不会和店主理论，自然也就不会被掏包，下街沿上汽车也轮不上诈钱的小孩来搀扶，自然也不会有被追讨搀扶费的经验。总之，假使他此行“麻烦”了当地党政机关的“任何人”，他所看到的“旅游环境”一定是另外样子的，他所看到的“管理”也一定是井井有条的。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在他以前来到海南的千百领导同志，绝不比他少了敏锐性少了责任感受了气忍着有意见不提，海南本地的领导同志也绝非安于“管理太差”的现状不思改进，他们都因没有像吕氏一样“没有麻烦任何人”自己混进百姓堆去生活一把；他们是生活在官员的“环境”之中，不明百姓那边的“环境”啊！

生活在与民间隔绝的环境里，最聪明的伟人和最傻冒的白痴都会犯同样的错误。诸如白痴皇帝西晋惠帝在“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时问饥民“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我看首先得求高官的社会和平民的社会的和谐，至少两者应该沟通不得隔绝。吕日周不“麻烦任何人”到民间社会走走，值得仿效。

贪官坐牢还分三六九等　作者：孙晓兵

笔者听说按惯例省部级以上干部服刑，一般都在京城的秦城监狱，近日网上查询，发现果真如此：去年落马的大贪官王昭耀（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有杰（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被判刑之后，都是押解到秦城监狱，在那里正式开始服刑生活的。（见近日《新华网》）

据说，王有杰在秦城监狱羁押期间，要求律师给他带来宣纸练习书法，他说“在位时每天仅有半小时练书法，而狱中每天可腾出四五个小时”，还说“现在的字大有长进，肯定比以前值钱多了”。

试想：如果王昭耀、王有杰等省部级以上干部，一般都在京城的监狱服刑，那么厅级、县级以上干部，一般又都该在哪些地方的监狱服刑呢？中国人有着上行下效的习惯，你可以在京城的监狱里作威作福，我怎就不能在省级、市级的监狱里为非作歹呢！事实正是如此，一些贪官被“收监”后仍然气焰嚣张，把监狱当作“世外桃源”，继续过着糜烂的生活。如，大连的贪官“老大”邹显卫，监室内冰箱、彩电、电话一应俱全，还有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全程服务。可谓是：坐牢恰似度假，服刑胜似休闲。

其实，在一些地方，贪官坐牢分为三六九等的情况并不奇怪。一些官员对贪官法外施恩，关心有加，实际上是官官相护，同病相怜的表现，说白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贪官压根儿就没有真正恨起来，他们中见多不怪的有之——现在贪赃枉法的官员多着呢，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麻木不仁的有之——“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丢官坐牢是他们运气不好；三是感恩戴德的有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享受特殊待遇理所当然；四是兔死狐悲的有之——这些人当中极有可能自己就是贪官、准贪官，对同类网开一面，予人方便予己方便。正是这些腐烂变质的心理，使得一些官员对付百姓心狠手辣，而对待贪官则是无微不至。

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人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是同罪、平等，贪官犯法与百姓犯法就要一视同仁，一样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决不能有什么“等级”之分。监狱是关押罪犯、改造罪犯的地方，也是惩治犯罪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再分为三六九等，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势必大打折扣。

【秦国贞荐自《南京晨报》2007年3月3日】

这样的“民主评议”能体现民主吗？　作者：傅国涌

“民主评议”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现在有些学校给教师评定职称实行的就是“民主评议”，谁来进行评议?由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这些领导加上一、二个教师代表组成评审小组，或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职称的教师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学校的名额，决定谁能上，谁不能上。

前不久，我回故乡温州一个县级市过春节，听说这样一件事，一所中学在职称评审时，共有12人申报一级教师，而行政部门给的名额只有10个，经过学校评审委员会的“民主评议”，有两个人被刷下来。按规定教师晋升高一级的职称，必须要符合推荐评审条件，有一些甚至是作为硬杠子规定的，比如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年限等，结果通过的10个人中竟然有人连这个硬杠子都没有达到，可见这个“民主评议”是有问题的。未通过的两个人，分数排第11位的A，有7年教龄，排在最后的B，只有5年教龄，平时的教学方面也不如A，这是众所周知的。随后发生的事让人费解，校长告诉A，如果能让教育局增加一个指标，就可以给你评，你先起草一份报告送到教育局。报告写好了，校长看后又让A修改一下，申请多要两个指标。追加的指标终于下来了，不过只有一个，校长让A、B两人都重新准备材料，再次申报，然后进行“民主评议”，结果是，原先落后的B以四票获得晋升资格(评议小组由七人组成)，这四票来自校长和三个副校长，A再次黯然落选。

这件事，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滴水不漏，校长可以在桌子上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民主评议”的结果，是多数决定，四个校长就是四票，加上工会主席就是五票，在评审委员会中是绝对多数，他们的选择都是按照既定的“民主评议”程序进行的，无可挑剔。A尝到了“民主评议”的苦果，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个“民主评议”本身就是有水分的。仔细分析这其中的奥妙，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民主评议，不过一个幌子，难有公正可言。

先来看这个评审小组的构成情况，7、8个人的小组，其中正副校长等领导占去5人，是大多数，在这个小组中，普通教师的民主权利、利益诉求实际上不可能得到伸张，因为领导层作为一个具有最大共同利益的小圈子，已经先天拥有了绝对多数权。

再追问一下这个所谓的评审小组的产生方式，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吗?为什么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天然便是评审小组的成员?如果这个评审小组不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缺乏程序正义可言，那么，这个所谓的“民主评议”，实际上还是单位领导说了算的一个变种，而非真正的民主。

因此，当追加的指标下来，A天真地认为自己够条件，守株待兔的时候，他不曾想到，这中间，很可能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猫腻。伪民主催生假公正，他的落选出乎自己的预料，而在我们旁观者的眼里，却是可以想见的。

这个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使我有了一点感想。类似的“民主评议”不仅在这所学校或其他学校存在，不仅在教育这个行业存在，在其他不同的领域也一样存在，实际上还是单位、领导说了算。这样的“民主评议”，实质上还是家长制的一个变种，不可能体现真正的民主。

在披上“民主”的外衣之后，领导的主导权、选择权毫发无损，而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说起理由来堂而皇之，即使发现其中的猫腻还不能指责，因为他们是“民主”决定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这种弹性极大、伸缩自如、同一时段可以对同一个人得出不同结论的“民主评议”，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领导决定、领导直接负责的“非民主评议”，是好是坏，所有的一切责任都要由领导个人来承担，他没有一个挡箭牌可以闪避，不能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程序正义，以及其他监督程序缺席的情况下，“民主评议”之类很容易成为某些领导玩权弄权、作伪耍巧的道具，评议小组或评审委员会既然不是选举产生的，又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约束，全凭他们自己的个人道德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当然是很脆弱的，这样的“民主评议”又如何能体现出民主。

【静绿荐自《笔底波澜》】

潇洒的腐败学者　作者：王乾荣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1月23日一篇文章说，现今中国有一个“腐败铁三角”，腐败官员、奸商和腐败学者，各居其一。我想生活在中国的广大百姓，对此感受更深。这个“铁三角”缺少了哪一角，腐败都不会嚣张、泛滥。

举一个例子：房产开发商要地盖房，还须是特别便宜的土地，能使他获取巨额暴利的地。如此，腐败便发生了。

这地从哪里来？从农民或城市居民手里来。农民和居民的地算啥？第一，他们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哪怕那地曾是他们祖先花大洋购得的。这个是法律规定，且不去说。但是第二，这样的地卖不卖，卖多少钱，卖给谁，几乎都是管“地”的各类官儿说了算，雁过拔毛不提，所谓“强占”、“强拆”恐怕只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吧。管理部门的官儿为房老板服务、效劳，是做无用功吗？否，这就催生了受贿几百上千万元，甚至亿万元人民币的大小贪官。

开发商购买土地的钱，又从哪里来？从银行来。银行的钱算啥？银行是垄断的。这个钱贷给谁，贷多少，有什么优惠条件，以及贷款期限长短，当然是银行的官儿说了算。至于钱贷出去干什么，能不能收回，银行的官却可以当甩手掌柜，概不负责。你说那些空手套白狼，把巨额贷款揣进腰包的商人，能不对银行的官儿感激涕零吗？光“涕零”当然不行，一边凉快擦鼻涕去！现在哪个傻帽商人不知道“意思意思”？而这“意思”，便往往是天文数字！

如此强占土地，挥洒公帑，盖了很多豪宅，很多人却住不起，只有贪官和奸商双双大发不义之财，大啖民脂民膏。这事实，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尽人皆知。然而，它却是“合理”的。这个“理”，便是一帮具有极大话语权的摩登“经济学家”或其他相关时髦“学者”编造出来的。

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论道：“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某些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甚至有‘学者’鼓吹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乃是大势所趋，咱们今后可就吃这碗饭啦，你敢反对？你遏制得了吗？

现且引中国“学者”几段关于房地产的妙言。甲学者：“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乙学者：“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丙学者：“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说。”瞧瞧，中国的房地产业，简直圣洁纯情得像一个处女。可在中国老百姓，甚至外国旁观者眼里，它怎么着也像一个强奸犯。请问把强奸犯打扮成处女的人，给谁代言？他们是见义勇为，还是收取了那个“谁”的好处？这些，老百姓一时无法知悉。

而英国《金融时报》为什么将腐败官员、奸商和一些“学者”说成“腐败铁三角”呢？真有所谓腐败学者吗？如果没有，那些为腐败辩解、开脱、歌功颂德的话是谁说的？如果有，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一丝惩罚？想想这后一问，真是一个大谜。因为：咱们的执法者抓住的腐败官员，已经数以几十万计了；行贿奸商虽然受到惩处的不多，也颇有几个典型被曝光；唯独没听说腐败的另一“角”即学者，哪怕被稍稍触动一下。

看来，还是满腹经纶、丰仪儒雅的“学者”最占便宜，他们既能牢牢撑起腐败之一“角”，又可安居于保险箱里，比那些孜孜矻矻，有时甚至要涎着老脸搞腐败的官儿和顶礼行贿的奸商潇洒、高雅和舒服多了。此正所谓善读书者皆“君子”也。

【潇风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3月9日】

尊重文化多元化　作者：张雨生

有了先进文化之说，也就也了后进文化之说，先进与后进相对立而存在。自以为掌握了先逬文化，也就难免鄙视他人只懂得后进文化，独领风骚是惯有的心态。既然要提倡先进文化，也就要排斥后进文化，扬清激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然而，这种观念，这种心态，这种做法，一旦用来对待民族文化，危害性就显现出来了。

空说无凭，这里讲一件事情，颇让人尴尬——

桂、湘、黔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聚居着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那里有一个叫龙脊的地方，山土肥沃，雨量充沛，从元代开始，这些少数民族的先人，就在这里修造梯田。几百年间，从山脚修造到山顶，从这座山延伸到那座山。世世代代，他们只晓得依靠这些梯田谋生。没想到进入21世纪，外来的人们忽然发现，龙脊梯田是农耕文化的艺术杰作，是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旅游资源。站在山顶观望，春天的白亮水田，夏天的碧绿秧禾，秋天的金黄稻谷，冬天的平展雪原，一层层，一圈圈，从山脚盘绕到山顶，从这山蔓延到那山，流畅的曲线，舒展的坡面，飘逸的山峦，确实壮观极了。龙脊梯田经过媒体广泛传播，如今知名度很高，游客终日摩肩接踵。

我走近梯田，走进寨子，却见路旁插有好些牌子，醒目的标识：请尊重民族文化。我奇怪，问当地武警的一位连长，他说，游人不尊重民族文化呗。我又问为什么，他回答：他们卑视和指责少数民族文化是落后文化。我听了，心里一咯噔，暗暗觉得很苦涩。警示牌啊，你凿到了人们的心头！

大山深处还很封闭，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活也比较贫困。这是客观条件的制约。梯田这么高，这么窄，无法使用机械。耕田耙地，只能用牛拉。窄得走不过牛的条田，还得用人拉。小得放不下犁耙的地块，再用锹翻。但无论如何，不能将这里的民族文化认作落后文化，更不能不尊重。

文化与经济不等同，文化与富裕也不等同。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并非就是先进文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也并非就是落后文化。如果将二者等同看待，那么，经济总是在不断发展，富裕程度总是在不断提高，在今人的眼里，前人的文化岂不都是落后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眼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岂不也都是落后文化？这么一来，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愈古老愈落后，不是因古老而自豪，反而因落后而自卑。这样看待文化，显然都是荒谬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不能以经济发展的程度为依据，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分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也不能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把某个地域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视为落后文化。歧视和排斥它们，那就更不对。从富裕地区走到山里的游人，特别是走进少数民族居地的游人，若有不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言行，那是不应该的，也是不道德的。

如今，提倡经济一体化，却不可提倡文化一体化。就像因提倡经济全球化，若有人进而提倡文化全球化，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是全世界各民族都能够答应的吗？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尊严。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根脉。文化要提倡多样性，不可提倡单一性。文化要突出创新精神，不可推行趋同倾向。文化要呈现千姿百态，不可弄得千篇一律。提倡单一性，趋同性，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弄成单调同一的文化，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做不到的。一种文化发展到今天，属于创造它的那个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一种文化都有资格高呼：我有生命力！我有生存权！我能独树一帜！我能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经济发展的快慢会有不同，生活富裕的程度会有不同，但民族文化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能说某个民族文化是落后文化，更不能歧视少数民族文化。天赋人权，天赋文脉，民族是平等的，文化是多元的。

不是有“腐朽文化”之说吗？其实，这一说法缺少科学性、严谨性、客观性，仅是服务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所谓“腐朽文化”所指的对象，如果不是带政治色彩的贬伐对象，那就原本并非属于文化。什么是文化？辞书的权威解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将文化作狭义看，即去掉物质财富，单指精神财富。如果认同这种解释，那么，文化就有两个重要而鲜明的特质，一是人类创造的，二是财富。同时具备这两个特质的，就属于文化。不具备这两个特质的，或者只具备一个特质的，则不属于文化。文化在创造中要排污，在发展中要扬弃，排出和扬弃的，不能称作财富，不具备财富的特质，也就不应该纳入文化的范畴。以“腐朽文化”冠名，泛指污垢，并将其认作文化的一类，有违文化的含义。文化既然是人类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存在腐朽财富之说，不存在先进财富与落后财富之分。

对于不同的文化，得有包容的雅量。理念的偏颇，情感的固执，心胸的狭隘，都不适宜，应该纠正。用大眼光，高姿态，宽胸怀，来对待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含有信仰的不同，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信仰应该是自由的，文明应该是多种并存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多方位的。不能用一种信仰取代多种信仰，不能用一种文明取代多种文明，不能用一种价值取向取代多种价值取向。面对不同的文化，多尊重，多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不能抬高谁，打击谁，捧着谁，踩下谁。正确态度是兼收并蓄，让各种文化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和谐发展。

说自己的文化是先进文化，说兄弟民族的文化是落后文化，这是对文化的无知。尊重文化多元化，尊重文明多元化，是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观念和素质。愿来龙脊的游客增强这种观念和素质，以使这里的少数民族兄弟把那种警示牌早日拔掉。

【翟明荐自《唯实》2007年第2期】

关于调侃的识辨　作者：毛志成

调侃成习、成风，可能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为此，很值得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舍此便无足以了解很多很多的中国之事。

什么是调侃？

调侃的表层特征，就是喜欢说些有滑稽意味、冷嘲意味、尖刻意味或吹牛意味的话，而且又常常有喋喋不休、唠唠叨叨模样。当年有“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讽，足见“侃”是一种世风、甚而是一种国风。

但调侃的深层特征，人们尚未入实地认识。我的看法是：

调侃有时是软骨的正义，是佯作裸体的坦诚，是浊化了的透彻，是松松垮垮的善良。

但它毕竟是正义、是坦诚、是透彻、是善良。

正义而不疾呼，坦诚而不直言，透彻而不道破，善良而不勇敢，是畏于时、慑于势所致。至少，当年就是如此。当年时如洪水，势如猛兽，趋时者往往堂堂皇皇助纣为虐，附势者往往公开地表演卑琐，到处是辉煌的愚昧，举目是神圣的迂腐。那时，于高压的薄弱处，于坚冰的缝隙中，弯弯曲曲、战战兢兢、带血带泪地滋生出几根调侃的青藤，伸展出几片幽默的绿叶，绽开出几朵戏谑的小花，至少能在空气中弥漫起一种半真半假的春意。只要在坚冰中偷割出一种断裂，在寒风中暗播着一种宣言，就预示着严冬不会太久！

在这种情况下，调侃真有它的可爱处。

但是调侃的可爱度毕竟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调侃也同时是正义的软骨化，坦诚的懦弱化，透彻的浑浊化，善良的卑怯化。这就使它必将陷入不可摆脱的错觉——以为一切正义都必须在爬行中胆怯地前行，一切坦诚都是公开地裸出丑陋，一切深沉都是将浅薄搅成浑浊，一切善良都只是狡黠地逃避丑恶。不过，它毕竟还有一颗趋善的心。尽管调侃的美是弱者的美，是卑贱的美，是呻吟的美，但有别于各式各样的丑恶，如有别于弱者的趋炎附势，有别于卑贱者的卖身求荣。

而且，调侃有时也是一种才气，包括认知的才气和表现的才气。无论表现为口头语言还是表现为书面语言，有时都可能有某些可观处。至少，要比赤裸裸的粗野行为或粗野语言在品位上显得高些。

调侃若是变成一种威风，它的美学标格也随即蜕化、消失。调侃的类别中确有一种恶性调侃，它的丑恶之处往往在于：它由嘲讽伪神圣、伪严肃、伪正经转向了嘲讽各种果真神圣的事物，果真严肃的事物，果真正经的事物。它的调侃内容由怯生生地戏弄丑恶转向了大咧咧地凌辱美好，它的调侃方式也由借调侃以言志而变成了为调侃而调侃。

世界变成了“正经一元化”、“严肃一元化”的板结世界固然不成，会使任何有生命力的真理和美学被憋死。但世界变成了“调侃一元化”、“戏谑一元化”的混沌空间也不成，会使任何有脊柱的精神和文化蜕化成苔藓和杂草。

无论如何，当社会道德达标、思想正派、语言健康时，高品位的幽默必将活跃；而低品位的调侃则必将大大减弱，甚而消亡。

这正是我们的期盼。

【姜晓岚荐自《解放日报》2007年3月12日】

贫富差距与上升管道　作者：张　鸣

眼下，社会上的戾气似乎越来越浓，仇富的情绪在蔓延。开宝马车的人，一不留神与人发生纠纷，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弄得不好，还会招来网上声讨，甚至追杀。有人说这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声讨民营资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张杀富济贫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

当然，贫富差距的加大，特别是加大的幅度比较快的时候，的确会对社会产生冲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权力所致的“贵”和财产所致的“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果这些富且贵之人再富贵骄人，甚至为富不仁，那么，底层社会难免会要有压不住的火往上蹿。

不过我不相信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大得多，为什么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仇富？就算宝马车在那里不算什么，但好像也没听说那里的穷人朝豪华游艇扔石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财产是一种境界。而承认贫富差距，维持上升管道的畅通，又是一个境界。两种境界都可以导致稳定，不过显然后者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无论有多少议论追念中国曾经有过的平均的“好日子”，谁都知道，那种日子回不来了，已经走到今天的中国，只能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保持发展。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社会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畅通与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发家致富，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们争相致富的斗志。这对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是好事。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不至于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无论如何挣扎，也上不去，永远沉沦。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见得直径很大，关键要通畅，不能有干扰。中国王朝政治的时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时宽时窄，明清两代，三年取士一次，录取进士不过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谓不窄，但由于国家刻意遏制科场舞弊，基本上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据吴晗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科举取士，还是以来自中下层的士人居多，贵胄子弟，从来无法垄断和控制科举。因此，这个制度，大体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

前者，由于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扩招，高校基本上难以维持既有水准，无法使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素质，加上公务员考试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最后关头的面试又难以避免权力和人情的干扰，因此，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后者，找不到国家正式工作的学生，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个体户的数量，一直在逐年减少。至于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想从摆小摊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国，最诱人最持久的传说，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穷小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大人物的故事。这个梦，已经是种文化了，有这样文化的国度，无论存在多少问题，上升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梦，不是梦见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马桶(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梦)，也不是梦见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妇(这是多数中国男人的梦)，而是梦见自己经过奋斗，终于有了美好富足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管道畅通无阻。

【王翔宇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7期】

不完满才是人生　作者：季羡林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御上宾”这种神话，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仍然是“龙御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赵武三荐自《心灵世界》2007年第2期】

糊涂得难得　作者：孙焕英

芝麻官儿、大才子郑板桥写过一句名言：“难得糊涂”。有人评说：这是经验之谈，为官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上；有人解读：这是调侃反语，此处糊涂是清醒的代词。

郑板桥是封建社会的官儿，所以有“难得糊涂”之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干部，就不同了。如今的官场，一个亮点，是糊涂得难得。

那位看官说啦：你提出“糊涂得难得”这个命题，有什么实践支持么?

当然有!您别忙，让我来点文学笔法，倒叙起来——

最近，我们建设新农村了。什么是新农村?新农村什么样?新农村的硬指标、软指标、弹性指标、机动指标有哪些?这些，大概是建设新农村所必须的，绝不可糊涂的。如果新农村没有个尺度标准，没有个A、B、C、D，那么，新农村也就成了个X。你说土豆烧牛肉是新农村，他说小米南瓜粥是新农村，这岂不乱了套?就在建设新农村这个大政方针、基本国策、奋斗目标上，依我看，如今的官场，就有些人糊涂得难得。有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邀请几位直接管农村的基层干部做嘉宾，要他们谈谈心目中的新农村，也就是新农村的标准是什么。官员们侃侃而谈，我在下侧耳而听。结果是：越听越糊涂。有的官员甚至说，建设新农村，就是让农民出去打工挣钱!天哪！这是建设新农村、还是实现无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官员都说不出个新农村的子丑寅卯来，他们还能建设哪门子“新农村”？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再往前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亦即中国的失业、就业问题，也不年轻了。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仅我一个人，同一时期就在媒体上见到过四个数字：一千四百万、一亿、一亿二千万、二亿——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十四倍!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其数字该由谁来提出?当然是统计部门。上面我所见到的四个数字(当然不止我个人所见的四个数字)，肯定也是由统计而来。统计部门连个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权威数字都统计不出来，你说，这些统计官员不是糊涂得难得么?劳动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某人的恩赐，这是《宪法》规定了的。决策层需要对失业、就业问题作出决策。缺少剩余劳动力的准确数字，决策层凭什么决策?能决出什么策?不确定的剩余劳动力数字，只能误导决策层的决策。见报道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接连免职，有的上任还不到一年。看来，他们是应当离开这个交椅的。

倒叙得更远些。中国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对此，有文章指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子虚乌有。文章列举一些天文指数比较，这三年尚属风调雨顺时期。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提了，改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不过，这个提法，亦似欠科学和形象。“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使中国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老百姓挨饿!看来，有个“三年百姓挨饿时期”说法也未尝不可。实际上不是饿死一个人两个人，而是饿死了很多很多人。那么，当时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在一家文摘报上的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就列出了好几个数字。人命关天，连饿死了多少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样的糊涂是不是实在难得、非常少见，连个饿死多少人都是糊涂状态，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对“七分人祸”清醒反思?

…………

本文开始说过，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有两解。而今，“糊涂得难得”的解读恐怕就复杂得多了：真糊涂、假糊涂、佯糊涂、装糊涂、玩糊涂、弄糊涂、造糊涂、卖糊涂……，看官自己去审读配对吧!最后，别忘了对如此这般问一个“为什么”。

【陈文涛荐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

随录讲人　作者：冯景元

人是一撇一捺支撑起的，每个生命活着都有支点，只是支点的位置不同，有人在头，有人在脚；有人在肩上，有人在腋下；有人在上半身，有人在下半身。

小孩子病一次，聪明一回，中年往后病一场，明白世事一场。病是人生的老师。

人活在天地之间，一半属天，一半属地。举目头上三尺是天，脚下寸步是地，人却都是在病痛来的那一瞬间，才知道天知道地，活明白了自己，其他身体好的时候，不管天高地厚，经常是糊涂的。

健康的游戏，不在于手里拿到一副好牌，而在于甩掉多余、没用的牌。

人只有不仅仅是作为人的活体存在的时候，才是完美和强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欢乐不伴随忧虑，没有任何平和不连着纠纷，没有任何爱情不埋下猜忌，没有任何安宁不隐伏恐惧，没有任何光明不留下阴影，没有任何满足不带有缺陷。

生之河流，走向一样，水岸不同：有的上下起伏，中间拐弯；有的左平右狭，前窄后宽；有的起步跌宕，先急后缓；有的始终柔弱，缓步悠长；有的先清后浊，中途变身；有的风雨裂岸，遭障转向；有的水苦涩，有的水酸咸，还有的有情殇，有的有财殇，只是没有从头到尾都平直，都通畅，都达顺的。

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与外界有接触的身体六种器官，经常反作用：口、手、足在控制下，人却往往控制不了，口去读书的学会说脏话，手去助人的却害了人，本想往上走的变成向下滑；眼、耳、鼻，人控制不了，不愿看到的事情也得看，不愿听到的声音也得听，不愿闻到的气味也得闻，人却能活在对它们的严肃控制之中。

想活得随意些，就只能活得平凡些；想活得辉煌些，就只能活得痛苦些；想活得长久些，就只能活得简单些。没有上上活法，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要脸，演正戏，少部分人光顾；不要脸，演八卦，十万人看你。没有双赢。

任何人都有三个自己：骨子里的，表现出来的，和别人眼睛里的。第一个是最难的，第二是最假的，第三个是最累的。

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身体；人的内里，决定人各有其味。

生活里，有三个问题令人关注：一是吸引人吗？二是令人愉快吗？三是知道自己的所在地位吗？能经常想第一个问题的，是女人；能经常想第三个问题的，是男人；盲目徘徊在第二个问题里的，男女一样多。

生命是排着队来的，总是，头一个出生于地，第二个出生于天，出生于地的往上长，出生于天的要落地，光在地上走的没灵气，光在天上行的没血气，所以圣经上说，先有血气的后有灵气，先有灵气的后有血气，这就是人。

世上很多人都适用这句话：远看像什么似的，近看什么都不是。

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心，人活着只有冥悟出心眼，即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到肉体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生存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强”字分不开，活着就意味着“健”在。

所谓生命就是一种力量，它时刻都在征服着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的菌、病、欲、兽。

只有标明地位、身份不同的象棋，才有求和一说。所有棋子都一样，取道天象的围棋，从来有输赢，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子。

只有向前看才能生活，只有向后看才懂生活。

光往上看，发飘，光朝下瞅，腿沉，不往上看不往下看，又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人生最不好把握的就是视力。

父亲告诉我：无论倾听到什么，获悉到什么，都应该记住这是凡界，要使一把大于手，一抱大于臂，一步远于自己腿所能及，不借助什么，是不可能的。

人的伟大和光荣的杰作，就是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生活。

确切的人生是：保持一种适宜状态。

不要被最字累，最好永远是好的敌人。

所有的第一都应感谢第二，正是有了第二才使第一变得真实可靠。

【兰小英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3月12日／庞彦图】

人生好比住店

平白君引丰子恺先生《车厢社会》中语，说人生好比乘车，很是贴切：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迟上迟下，

有的早上迟下，

有的迟上早下。

上了车纷争座位，

下了车各自回家。

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

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丰文写于1935年，一花甲有余了。但我相信再过一花甲，世事也仍然如是。这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大车厢上了。果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车厢。这是以宇航员的眼光看地球的。

我从中国古人说的“人生如寄”，把人生天地间，想象为住店，其实也近似李白所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而李白也是居高鸟瞰的。我却还是站在地面上，且如小农经济的眼界，看各样人的人生之不同，只不过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所住的店不同而已。

有人一辈子住的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样的环境，写进诗里的很不错，但还难免有“屋漏偏逢连夜雨”，“全家都在风声里”的一面，一个“窗破鼠窥灯”就够消受了，若再碰上十字坡式的黑店，白天黑夜都要提防有人闯进来勒索，直至逼出人命。

这怕是李顺大造起新屋前之所难免。

陈奂生进城就住有沙发的店了。现在许多旅店，以前多是招待所，也分三六九等。

最普通的招待所，没有隐私，服务员随时有权破门而入，更不用说夜里来查房了。还有的文明一些，只在门上设一小窗孔，就无须哐哐地砸门了。服务员除了给你送开水，还关心你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多么令人感激呀!

有人一辈子就住普通招待所。有人随着岁月流转而不断由大通铺而三人间或单间而套房，此之谓升迁。

有人长期住“小招待所”，从计划经济转轨向市场经济以后，它就改名叫什么宾馆、别墅，或仍如过去叫什么园，庭院深深深几许，或叫花园而无园叫广场而无场，摩天矗立于闹市之中。

有人从鸡毛小店住进朱门“王府大酒店”。

有人住过总统套房尔后又腾出让给别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小小悦来店，迎送南来北往的客。

小店有小店的规矩，大店有大店的章程。小店住住罢了，要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大酒店则不然，服务周到，吃喝玩乐一条龙，且不断完善，加上各种时髦服务。

但很少见有一旅客或一家旅客长期在一个店、一个房间几十年如一日地住下去。

人生只有一次，不知道有几个人当他晚年回首往事，历数他住过的旅店时，能够为他曾经用店里的枕巾擦鞋，为他长期拖欠了巨额宿费，为他粗鲁地侮辱邻居或向窗外吐痰，乃至为他用公款嫖娼而脸红，而悔恨?

有多少人生旅途中的旅客，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而无一例外的是，最后谁也不能不离开旅店：退房。

然后，后来的客又住进来了，一切周而复始。

有些客走了，人们还有时念叨他。还有一些，则谁提起来都会骂上几句。然后，时过境迁，终于都被忘却了，一切化为旅店流水账上的一个数字：多少“人次”。

【冯国伟荐自《阅读与鉴赏(高中)》2006年第12期】

在乎不在乎　作者：孙玉祥

同一个名称或头衔，有的人很在乎，也有的人毫不在乎——这就好像做官，“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弃官归故里”一样。比如“教授”一名，就有人非常在乎，也有人非常不在乎。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

抗战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光顾昆明上空投弹。于是，飞机来时，正在上课的人们起身跑进防空洞躲空袭就成了联大师生的必修课。著名学者陈寅恪因此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子。据说，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陈寅恪正在思接千载，没来得及跑。昆明城里的市民们都乱成一团。这时，只见联大另一个教授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地佩服的陈寅恪，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不便。于是，便带了几个学生折回来。一看，陈寅恪还真在发呆，刘文典马上叫那几个学生，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刘文典自己却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还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他的意思当然是陈寅恪乃不折不扣的国粹，自己死活不要紧，国粹要出点什么问题，那可就国将不国啦。正当刘文典用尽吃奶的劲跟在后面跑空袭时，碰到也在急匆匆跑空袭的新文学作家，也在联大做教授的沈从文从他老人家身边一跑而过。沈从文比他年轻，手脚也自然麻利许多。这下，刘文典不干了，他不顾自己气喘如牛，一把抓住对方就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啊！你凭什么跑啊！”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又惊讶又气愤，抬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他也就懒得反驳了。原来刘文典一门心思扑在国学上，加上他乃狷介之人，因此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当沈从文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曾勃然大怒，放出这样的狠话：“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可见，“教授”这头衔，在刘文典心目中，分量还是挺重的——重到就连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大家，都不配这两字儿。真正配这两个字的，只有陈寅恪这样的“国粹”！

而在有些人心目中，“教授”二字却不足轻重：学者李零在介绍自己履历时，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新书《花间一壶酒》前面有个简历，基本上也就是那些了。但我得声明，我不喜欢出版社加在它前面的三句话。第一，我没有多大名气，有也不够大，绝不属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这么讲，人家真正有名的人不答应（这让人想起刘文典所谓“他要是教授，那我算什么”的名言）。第二，‘北大教授’是我谋生混饭的职业，在这里出现是蛇足。第三，我印名片，从来不印‘博导’，我在集中已说，这是国际丑闻，讨厌之极。我说过，我喜欢的头衔是‘读书人’，更准确地说，是喜欢读野书的人。很多学者都认为，读野书不属于学术。既然如此，我也不想戴‘学者’的帽子。”看，在李先生眼中，教授不过“谋生混饭”不值一提的“蛇足”！前不久，还有报道：南京一个学者当别人称他“教授”时，他老人家的反应是勃然大怒：“别叫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可以买几个！”

其实，这种在乎与不在乎，关键在于这种名称或头衔“值不值钱”：刘文典时代，教授地位甚高，可谓“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代师”——区区刘文典，也敢跟蒋总司令叫板，甚至骂他军阀。如此，教授能不是个让人肃然起敬十分在乎的名称头衔？而在今天，阿猫阿狗都可以做教授——有的高校连后勤科长都是教授，而在高校中，一个门卫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训斥“教授”，票子多了不值钱，教授多了也一样，这般，又有什么人在乎这个称号头衔呢？

【冯国伟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2月12日】

“成功男士”小心被人笑话　作者：自　烁

中国社会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汇是“成功人士”。对男人来说，既希望自己攀上“成功”的台阶，也高兴被人贴上“成功”的标签。但“成功人士”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个顺口溜说，“成功人士就是家里有老婆做饭，外面有女人喜欢，吃饭有美女陪着，远处有姑娘想着。”德国的《柏林日报》近期刊登文章讽刺这种现象说，对中国某些富翁来说，养情妇同拥有豪华轿车、镶钻名表或巴洛克风格的别墅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并不隐瞒自己有情妇。在西方，社会顶多宽待私通者，但绝不认可他们的行为，忠于家庭仍是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教育大臣布伦基特、英国前首相梅杰、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皆因情路混乱或经历弹劾痛苦，或被迫辞职，或在卸任后被媒体和大众秋后算账。高官或者富翁，哪个敢明目张胆地带情人出入公共场所？

被老外笑话的还有中国男人振振有辞地无知，一副百科全书的姿态，从不说“对不起，对这一点我确实不知道”。英国一杂志说，要和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打交道，你要抬举他们博学、有文化。文章还讽刺说，这个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古训的国度的男人们，已习惯于“什么都知道”。比如问他们对英国怎么看，会脱口而出“绅士”、“保守”、“雾都”、“贝克汉姆”，实际上前三个词汇都基本过时。但你一定不要提醒，他们不太喜欢被别人“教导”。如果你问怎么看待养情妇、包二奶，甚至有人会自豪地告诉你“我们可能比西方更开放”。

中国“成功男士”对自己的权威极为敏感。有位美国长大的华人告诉笔者，他在大陆的两家公司就过职，工资不菲，待遇很好，但就是不习惯老板的成功感而最终选择到芬兰求职。他们可以随便骂人训人，像对待孙子一样对待雇员。而那些雇员似乎觉得不被挨骂就不受老板重视，把挨骂当成向同事炫耀的资本。说来也怪，那些挨骂最多的人往往升迁最快，“打是亲，骂是爱”看来也适合成年男人。这其实是一种粗暴，一种无礼，但往往被视为“豪放”、“率真”、“自然”而被人称道。不信你看，挨骂的人上去了会发扬光大“骂风”，威风凛凛。另外，这位美籍华人对衣着上的“角色颠倒”也颇感好笑：到国外考察的人员中穿着随便的人往往是大官富翁，而西装革履的往往是提包的秘书随从，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

老外笑话中国男人的另一方面是“走捷径获成功”。过去人们在嘲笑年轻女子“傍大款”，现在青年男子流行“依富婆”，这里的“依”是“依偎在她身边”。有位在上海工作过的美国人说，中国有些青年男子的自我牺牲精神真强，不仅会给年长的富婆当情人，还敢于和他们结婚，目标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钱，为走捷径获得成功。

我有一位美国佬朋友的中文很好，网聊中编出“女人嫁人出国，男人嫁人发财”的顺口溜让笔者“斧正”，后一个“嫁人”似乎不妥，可说不出替换词。就在想来想去怎么教育他一番时，他来了一句英语，“Money Makes Man not Man Makes Money”。翻译成中文，应该是“钱造就男人而非男人造钱”。这句话令人深思，会让那些“成功男士”脸红！

【倪早菊荐自《环球时报》2007年3月8日】

挣多少算够　作者：冯　唐

开始挣钱之后，不能再把父母家当食堂，不能睡到“自然醒”。于是常想，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把楼口的川菜馆子当一辈子的食堂，天天睡到大天亮。

先不考虑能挣多少。领导说，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村民说，要想富挖古墓，要想富扒铁路。然后村干部在村民的院墙上写标语：私造枪支是违法的，武装抗税可耻，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字色惨白，斗大。

“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挣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明确之后，量出为入，应该挣多少？

挣钱的目的可以简单概括成三种：一，为了近期衣食无忧。二，为了有生之年衣食无忧。三，为了金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权力感。

如果目的是前两种，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衣食无忧？穿老头衫、懒汉鞋，喝普通燕京啤酒，住大杂院，蹬自行车，想念胡同口四十出头的李寡妇，是一种衣食无忧。飞到意大利量身定制穿绣了自己名字缩写的衬衫，喝上好年份的波尔多红酒，住前卫艺术家设计的水景豪宅，开兰勃基尼的跑车，想念穿红裙子的金喜善，是另一种衣食无忧。

即使现在选定了生活方式，还要能保证将来的想法和现在基本一致，才能保证计算基本准确。“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习惯鲍鱼，退休后不一定能习惯鲫鱼。还要考虑意外，天有不测风云，比如婚外恋、宫外孕等，所以计算要用风险系数调整。

如果是第三种目的，你希望呼风唤雨，管辖无数的人，每次上厕所用无数个马桶。你没救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成社会精英，上富豪榜或是进班房。

生活方式确定，衣食住行，吃喝嫖赌，每年的花销基本可以算出，就算你活到七十五吧，然后用现金流折算法算到今天，算出该挣到的数。挣到这个数，你就该够了。挣到这个数后，按你预定的生活方式花，到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剩啥钱，也不欠啥钱，死神不找你，你就放煤气割手腕，确保预测准确，功德圆满。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想起年轻时造的阴孽和未来医学可能的进展，我估计我应该比常遇春长寿，比如活到六十。进而我又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该挣多少。

生活上，太俭，我受不了。大昭寺的导游说，那个面目古怪的佛像生前是个苦行僧，十三年在一个山洞里修佛，喝水，不动，皮肤上长出绿毛来。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不想当绿毛圣人，也不想太早死。太奢，我不敢，畏天怒。吃龙肝凤髓，可能得非典。请西施陪唱卡拉OK，我听不懂杭州土话。

我喜欢质量好的棉布和皮革。好棉布吸汗，好皮革摸上去舒服。自己一天比一天皮糙肉厚，十四五的小姑娘又不让随便乱摸，所以好皮衣很重要。我喜欢吃肉吃辣，哪种都不贵。住的地方小点儿无所谓，过去上学时我们六个人睡了八年十平方米的宿舍。但是一定要靠近城市中心，挑起窗帘，就能感到物欲横流。对车不感兴趣，但是对通过开好车泡好看姑娘这件事并不反感，想过的最贵的车是BMWX5。我不需要金喜善，看金喜善觉得漂亮不是本事。我想像力丰富，金百万洗洗脸，我也能把她想像成金喜善。我喜欢各种奇巧电子物件，手机要能偷拍，PDA要能放电影带Wi-Fi，数码相机要1100万像素，用通用的光学镜头，隔150米，能照出北海对岸练太极的老头的鼻毛。如此如此，再用现金流折算法算一下，大概需要一千来万。

我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是撅着屁股使劲儿挣呢，还是调低对生活的预期？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说这话的不知道是先贤还是阿Q。

【马树强摘自《北方人》2007年1期】

民工子女拿什么与城里孩子比明天　作者：朱述古

今年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可能算是诗朗诵《心里话》。30个据说是从3800名外来务工者子女中挑选出来的孩子，用质朴而稚嫩的童声诉说着民工子女的今天和未来。随着诗句“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的铿锵上扬，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也不禁潸然落泪。

这一刻，我的感受是欣慰与忧心交集。欣慰的是，民工子女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雄心壮志；忧心的是，这些孩子是否真正懂得，他们能拿什么“和别人比明天”呢？

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和别人比明天的自信，无疑应建立在今天相对优越的竞争条件上。但是，民工子女的真实处境，是“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民工子女学校，其实比农村学校并没有多少进步，师资水平和教学设施，也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提并论。城市学校的学生总体成绩，肯定会比民工子女学校优秀。无视巨大的办学水平差距，让幼稚童声喊出“我们的成绩不差”，不是有些自欺欺人吗？

事实上，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女一样，他们都是纯洁无瑕的。尽管生活条件和就学条件比民工子女优越得多，但城里孩子并没有刻意要和民工子女“比父母”。与其说城里孩子因为父母的庇荫过得比民工子女幸福，倒不如说是长期形成的不合理制度，让城里孩子享受到了更多的公共福利。具体到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因为政府厚此薄彼，方才使城市学校占有了绝对多数的优质教育资源。

民工子女学校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工子女入学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蜗居于城市边缘的民工子女学校，依然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代表性符号。民工子女学校的诞生过程艰难，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待遇难以保证，生源无法相对固定，学生成绩自然在城市学校之下。民工子女学校“另册”化生存状态，实际上可以视为民工“二等公民”化生存状态的一种缩影。

更为关键的是，不要以为兴建了民工子女学校，就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其实，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没有能力让孩子到城市来读书的。即便想尽办法把孩子带进城里，在照顾上也颇为不便。

幼小的民工子女可能还不懂得什么叫平等的受教育权，不懂得自己栖身的条件恶劣的学校，本身是歧视的产物。民工子女当然应该拥有美好的理想，包括和城市孩子“比明天”的信心，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毕竟不是宏志班；民工子女的成长，不能建立在缺乏现实支撑的豪言壮语上。

【彭楠荐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27日】

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　作者：赵小走

爸、妈、弟、妹：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二老别哭，是我自己想死的，您都不要难过，尤其俺妈你，更不能哭。我觉得俺爹的腰疼病真该治了，俺弟上学也要钱，主要是俺妹的病，不能再拖了，再拖就太受罪了。光靠攒钱看病，不定什么时候攒够。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不受罪，我死的也就值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个死法，要是一次死的多，矿主瞒不住，上级来查，死的人每人可以赔20万。如果就死我一个两个，你们就和矿主私了，您问他要25万。半月前砸死的那个人就是赔25万私了的。爸妈，你俩一定不要来，路太远，又太难走，可不能受这个罪。你让俺明起、明发哥谁的来，他们见过世面，能说出话，个子又大，有派头，再让西院俺三婶谁的，也来，她们泼辣，能哭能闹。对他们说，先开口30万，矿主肯定不给，就给他们闹，就说要找报纸、电台，把矿上出人命的事说出去，矿主就害怕这个。但也别真说，咱就是吓唬吓唬他，咱好多要两个钱，最低25万，当然能多要一万两万的更好。你们可得咬死口，不要顾惜他们，他们挣钱厉害了，哪天不挣个十万八万的？只是他们不想给，怕开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着要。所以您对明起哥他们说，该闹就闹，软的硬的都得使，能多要一万，俺妹就多活年把，但是您可不能让明起哥他们勒的太紧，逼急了，这些矿主黑道上都有人，可别让明起哥他们吃亏。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落下个身子，如果找不着就算了，有的话，你千万不要往回运，雇个车去咱家一趟得一万多呢，咱不花这个冤枉钱。你让明起哥在这里把我烧了，带骨灰回去就行。我腰里的零花钱伍的，都放在抽屉里。那个小收音机，就给我带走吧。

爸妈，有了这25万，爸你别去当壮工了，你的腰不得劲，可不能再爬高上低。妈你也别包人家的地种了，你俩可得好好歇一歇了。先给俺妹治病，可真要是花十五六万也看不好，你也别硬往里砸钱了。您二老得留些养老钱，再给俺弟留点，他上学这几年的学费得个五六万吧？还不知好不好找工作，娶媳妇伍的，花钱的事多着呢。我没上出来学，可得好好供俺弟上学，只有上出学，才能不出力，走出咱这穷山窝。再把借大姑、二姑、俺姨、俺舅、叔叔大爷的钱都还上，他们家里都有一大摊子事，都是该用钱的时候。还有，俺姑家的表弟前一阵子也想上这里来干，你对他们说，在家挣300百也别上这里挣3000，这里苦累不说，真是太危险了，你可不能让他们来啊。

爸妈，我不能给您二老打影旗摔老盆了，让俺弟给您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吧，在这里，您的不孝儿子大光给您磕头了，祝二老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祝俺妹快看好病，祝俺弟事事如意。

还有：咱家的老屋明年也该翻盖了，要不又漏雨又受水的，对爸的腰妈的腿俺妹的病都不好。还有就是天冷了，您每人都得买几件新衣裳，再买一个电视，一定要买彩电，让俺妹也看看彩电，给俺妹买个面包服，给俺弟买个皮鞋，一定得买，回家就买。别怕人家说什么闲话，这是咱不偷不抢挣来的钱谁能笑话？您都吃好了穿好了，我也就死的安心了。

儿：大光

2006年10月8号

注：2006年12月4日，贵州省矿工李大光在下煤窑时被冒顶砸死。此信是李大光遇难后，其工友按他的身前约定带回他家的。笔者给本文修改了标点，改了8个错别字。另据了解，李家最后获赔25万。

【刘鹤荐自《中年读者》2007年第2期】

包工头小曹　作者：陈　新

包工头形象不雅口碑欠佳：手掂老板包，眼戴蛤蟆镜，怀揣大哥大，挺个啤酒肚，一副暴发户的模样，更可恨的是，他们往往克扣农民工的血汗钱。故而，对包工头我历来鲜有好感。其实也不尽然，包工头中多数还是守法尽责、心地善良的，而且他们的苦衷和无奈也很是令人同情。最近，我就遇到了一位包工头，30多岁，大专学历，学建筑的，不粗俗，倒还有几分文雅，人们都叫他小曹。

三年前，小曹和某市一个私立学校签订了承建合同，按照合同条款，小曹和百余名农民工挥洒汗水，保质保量如期建成了教室、宿舍、食堂等学校建筑，并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投入使用。校方招进了近2000名学生，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办学人也财源滚滚，每年净赚200万元许。然而，包工头小曹却迟迟拿不到承包款，因而百余名农民工也迟迟拿不到打工款。其根本原因是，小曹碰上了一个“老赖”。“老赖”有权有势，是该市财政局长，他凭借手中权势，一而再、再而三恶意拖欠农民工款，并公开扬言：“学校有钱，但是我和另一个股东的账还没算清，承包款就是不给，看他几个农民工能把我怎么样？”局长大人拖欠农民工款一年之久的理由，如此匪夷所思！这不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吗？

面对如此一个不讲法理的“老赖”，身为包工头的小曹，一年来的境遇如何呢？当然很糟：一是用于承建学校工程前期投入的银行贷款已经到期，贷款是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的，如果住房被银行收走，小曹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二是百余名农民工终日围着他这个包工头讨要血汗钱，并扣压了他的汽车，还有人抛出狠话：“如果再拿不到工钱，就砸断你的狗腿！”总之，小曹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身处窘境，小曹急得想跳楼，他也曾找过媒体，无奈此类事情太多，媒体呼吁多次，这样的事还时有发生。他也试图诉诸法律，可他打不起官司，起诉费、立案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等还有好多他叫不上名堂的这费那费，心里想一想就害怕，他的一位同行去年打赢了官司，至今都没能执行。

小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其心中之苦可想而知，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几位因亲人住院和孩子开学都要用钱的农民工又找上门来了……

都说农民工讨薪难，其实像小曹这样的包工头讨“薪”也难，主要是有那些“老赖”。然而，谁来管管“老赖”们呢？难道就让这些“老赖”逍遥法外吗？难道就让小曹这些善良的包工头毫无指望吗？看看城市里宽阔的街道和如林的高楼，人们不能忽略，其中既有农民工汗水的浇注，也有发包商和农民工之间的“中人”——包工头的一份不可或缺的艰辛。

【阮志友荐自《散文百家》2007年1月】

压寨夫人　作者：舒　芜

《往事》是老同学张伟（张辅纬）教授的第二本回忆录，59页薄薄一本。书中回忆到不少女性，祖母、母亲、姐姐、妹妹、女同学，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这里只说一个小插曲，第八节《记三个女性》里的史咏梅故事。史咏梅是辅纬的小学同学，上学那天女扮男装，头戴礼帽，长袍马褂，坐轿子而来，惊动全校，辅纬虽未曾与她通一语而留下深刻印象。五十年后重见，她已经成了个刑满释放的残疾老妇，腰都直不起来。她有一本《咏梅吟草》拿给辅纬看，记载着她苦命的一生。

原来，史咏梅父亲早逝，家中只有母女二人。抗战期间，她高中毕业，正在准备升大学考试，被当地一个胡传魁式的乱世英雄抢去，说她暗通新四军，罪该沉江，除非顺从做压寨夫人。母亲哭着劝她:“你死了，我怎么活得下去呀！你暂时从了吧，以后找机会逃回来。”史咏梅从此陷入魔窟。临解放前，乱世英雄逃去台湾，史咏梅庆幸获得新生，不久，被逮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十五年，自杀未遂，加判三年，十八年劳改刑满，无家可归，留农场就业二年。辅纬从《咏梅吟草》中摘抄了七首诗，我现在又从这七首中摘抄二首：

初入农场春耕筑坝

脚浸水底身先抖，担压肩头腰自倾。

最是标筹如未满，收工晚上饭低评。

诗人自注：“标筹记挑土担数，竹片做成，标筹未满，不准收工或晚饭少吃。”

解镣

今日欣然昔不同，解镣机场干劳工。

心惊疑是刑场赴，都在当今不意中。

诗人自注：“全体女犯去飞机场挑沙填机场，集合时，我认为去执刑。”

这个压寨夫人的故事，现在叫我惊心动魄。但是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听说有这么一个土匪婆判处劳改，肯定没有同情，肯定站在她的迫害者一边。她已经于两年前去世，我只有把她的事介绍出来，稍表我对这同年辈姐妹负疚之心。

【翟明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2月9日】

市井偶拾　作者：叶炳昌

制服

似晴天刮来一阵狂风，街头小贩们以绝对的军事化动作，收拾起各式食用杂品，一溜烟地撤向旁边的深巷。几位卖蛇后生看来是新手，来不及撤走，身着制服、腰别钢珠手枪、头戴大盖帽的“城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这些低素质的“游击队员”（广州人称之为“走鬼”），继而是求饶、争吵，最终逃脱不了罚款。

细细观之，罚款似无统一标准，全看穿制服的“城管”的情绪和“走鬼”的态度。敢顶撞者，重罚；伸手要收据者，加罚；诚惶诚恐者，象征性地罚；偶有上烟并敬好话外加求饶者，免……

“风暴”过后，一切如常。“走鬼”们重新占领街头，顺畅了若干分钟的街道重归于爆挤。穿制服的“城管”一撤，“走鬼”们“立竿见影”恢复原形！

正当我在拥挤的人流中移动，盼望穿制服的“城管”再次降临时，惊喜地发现，刚才见到的“城管”也推车挤拥在人流里，只是制服已然置于车篮之中。

我内心狂喜，深为他们这种“微服杀你个回马枪”的铁腕壮举叫绝！然而，奇迹没有发生。微服的“城管”们与常人一样采购，神气依旧浩然，且不必像一般人那样讨价还价，原来“制服们”下班了，我恍然大悟。

无言

街头旮旯，一人挥舞双刀，时而互砍，时而丢下一把刀，用另一把来剁铁丝、切头发、划绸缎……

围观者看了半天，才弄清原来是个哑巴在卖刀。

无言的事实，令人信服，买者络绎不绝。

与当今充斥广播、电视、杂志、街头、巷尾乃至以车队形式招摇过市的广告相映衬的，是种种假冒伪劣商品，每虑及此，都不免使人感慨万千……

事实胜于雄辩，无言常常优于吹牛。既然难以表达，就学学那聋哑人，不说也罢。

【李向东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2月1日】

他的孩子还要砌砖吗　作者：戎国强

昨天《钱江晚报》人文版上的一个标题，读了让人辛酸：“给儿子买一本课外书，我要砌600块砖”！

钱江晚报发起“贺年书香——让苦孩子拥有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活动，准备乘车回安徽阜南过年的民工邓金国，在车站得到三本课外书时，这样对记者说。

可是，更叫人辛酸的话在后面。邓金国很羡慕城里孩子能说会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说话能溜就喜庆了，以后到城里打个工什么的，老板也看得中！”

以前听过一个段子，是一个农村孩子回答别人的问话——

长大想干什么？

放牛。

为什么要放牛？

挣钱。

挣钱干什么？

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娃。

生娃干什么？

长大了放牛……

总以为这个段子是编出来的，现在读了这篇报道，才知道是真的。

邓金国出来打工已经10年了。10年之前，出来打工是他自己的理想；10年之后，他对儿子的期望，还是出来打工。他在建筑工地上砌砖，一天干10小时，能砌2000块砖，刨去吃住费用，一天能攒30块钱，理论上够给儿子买两本课外书。

人活着，一要温饱，二要发展，儿子总要比老子活得好一点。显然，邓金国的打工经历，没有让他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对儿子的期望比自己更高一点。

当然，通过进城打工而提升生活质量，甚至自己当了老板的民工是有的，民工和民工也有个人能力的区别。但是，像邓金国那样的民工毕竟是绝大多数。在他们(包括他们的后代)的命运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是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

让我们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吧，比如送一本书，比如像成都一个老板那样请几千个民工一起吃团圆饭，比如为他们讨还工资……直至“农民工”这个称呼消失。

为他们做，其实是为我们自己做，为我们自己的后代做。1936年，病中的鲁迅在一个深夜里醒来。后来他记下当时的思绪：“……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两个月后，鲁迅逝世。

这几天，网上看到有人责备鲁迅缺乏“幸福感”，并说看了鲁迅的书，一天心情都不会好。其实在我看来，鲁迅也是有着他自己的“幸福感”的；然而，若读鲁迅而心情大好，这个人还正常吗？就好像面对邓金国而心情大好，这个人还有心肝吗？

【陈文涛荐自《钱江晚报》2007年2月29日】

“卖房比卖毒品来钱还快”是和谐之痛　作者：吴兴人

吴兴人先生简介

本名邵传烈，笔名吴兴人、王涵等，杂文作家。1960年4月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系毕业后，开始从事向往已久的新闻工作。曾任文汇报评论员、新民晚报评论员、中宣部网络局阅评员。现任东方网特约评论员。著有《中国杂文史》，杂文集《昨日论语》、《走近焦点》、《求索集》等，另著有《人体艺术史》、《模特儿的文化史》、《和施耐庵的对话》等三十余部著作，主编《名人名言录》。

一位涉足房地产的家电企业老总开玩笑地说：“卖房子赚钱快过卖毒品。”这虽是一句玩笑话，话也说得有点重，却有一点可取：经营房地产业的暴利实在是惊人的。经营房地产获得的超额利润，已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卖毒品是要判刑的，而房地产商获取暴利，却很少有人获得法律的严惩。

房地产业的暴利从何而来？偷漏税是一个重要手段。据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材料显示：检查的39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郾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郾79%，隐瞒利润超过一半。

这个数字并不出乎意料之外。但仍至少说明两点：房地产的老板的口袋里钞票在滚滚而来，隐瞒利润的数字是惊人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看，房价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里仍居高不下，房价涨幅减缓的情况，与百姓的期望仍相距甚远。人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房地产商的暴利到哪里去了？据悉，房地产商的暴利，有相当一部分钱是用于打通关节，许多领导干部都从房地产的暴利中分得一大碗鱼翅羹。社会财富是一个常数，有人多得，必有人大失。有人大发，必有人大亏。吃亏的，是那些沦为“房奴”、“负翁”的城市居民们。更多急需购房者，因买不起住房，只能望房兴叹，在出租车上、在饭桌上，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人们的牢骚和叹息。对一个有责任心的市政官员来说，再也不能对这些牢骚和叹息充耳不闻了。

衣食住行，住位居于第三位。实际上，在城市中，在衣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之后，住房问题更为突现，许多人买不起房，已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问题。因动迁、土地批租、造房、买房、还贷而引出的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新华社记者张建高说，房地产暴利是社会和谐之痛。这的确不失为有识之见。

因此，解决房地产的暴利问题已成燃眉之急。行政乏力，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伤害。当然，要把房价降下来，好比要把一头放出笼子的老虎重新关进去，涉及到反腐败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要解决好，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行政乏力，措施不当，成效不大，对一个城市的市长、区长们来说，那是一种情无可原的失职。居者无其屋，大批百姓买不起房，上访不断，怨声载道，你这个当市长、区长的，还有什么脸面奢谈“三个代表”，奢谈什么构建和谐社会。

再回到房地产商的偷税漏税问题上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要问：对查明有据的减少当期收入、虚增营业费用、虚增管理费用的房地产商，特别是对已查出有隐瞒利润超过一半的上述39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什么不能依法处以经济重罚？我们的经济法庭为什么不能伸出铁拳？我们的媒体为什么只是大登房地产的广告，而不能抓出一两个违法的房地产商的典型，予以剖析示众？对其暴利的流向，为什么不再从房地产的“亲密朋友”中，挖出几只大老虎来，切断官商勾结的这条黑色链条，敲山震虎，杀一儆百。这样一来，也许能稍微减轻一点社会和谐之痛，也许能对制约房地产的暴利，起一点作用。

你这样说，有根据吗？有的。上海近期房价的略降，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李从渊荐自《深圳商报》2007年2月17日】

从折像的广散金帛论及巴菲特捐赠３７０亿美元　作者：吴兴人

初四深夜，月明星稀。刚过12时，窗外突然鞭炮声大作，焰火冲天。此时放鞭炮、焰火者的心情，乃希望早点恭迎侯财神爷进门。恭喜发财，乃人同此心。但是，我又忽生一想：一旦你把财神爷请进了门，真的发了大财，当如何处置你的大笔家产？于是，我想起了折像。

折像是东汉的一位学者，对《易经》、《老子》颇有研究。他又是一位官家子弟，其先人因有功于东汉，被封为折侯。折像的父亲折国，曾任郁林太守。此公在任官期间，很会敛财，身后遗下一笔可观的家产，计有二亿，家僮八百，是当地的巨富。折像接受了其父的巨额遗产后，一反常人的做法，立即广散金帛，周济亲友。

有人对折像之举不以为然。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益增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折像以斗之文的事迹作答：“昔斗之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

折像提及的斗之文，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一位大夫。此人以廉洁奉公称道于世。他对楚成王付给他的厚禄甚为不安，在领俸禄的那天，必借口逃避。《国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从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旷者，而我取富，死无日矣。我逃死，不逃富。’”旷者，荒废之意。斗之文的意思是说，对一位从政的官员来说，应以庇护老百姓为己任，而不妄取厚禄和不义之财。现在，许多人不得温饱，我假如妄取不义之财，那就离死日不远了。他不取楚成王的厚禄，并不是逃富，而是“逃死”。

《国语》并没有记载楚成王给他多少厚禄。其实，斗之文做官食禄，并不为过，但是，斗子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眼看当时穷苦的百姓太多，估计是楚成王付给他的俸禄太高，他不接受“高薪养廉”的观点，反而认为利用他人之旷而妄取不当之财，“死无日矣”。“我逃死，不逃富”，说明斗之文不是害怕富裕，而是担心多取不义之财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就这一点而论，斗之文要比现在许多大贪、小贪要高明得多。在两千多年前，斗之文这位不很出名的官员，对厚禄有如此充分的警惕，委实是很难得的。

折像的头脑更是很清醒的。他对道家的“盈满之咎”理解得很透辟。他借斗之文的故事来为自己的广散金帛之举作解释，但他比斗之文的行动更合情合理。因为折像之富，还不是来自皇家的俸禄，而是其父所敛。因为财富是不仁所得，来得容易，必定去得轻快，在挥霍的过程中，往往会滋生出许多坏事来。墙高又有隙，其崩溃之势是必然的。自古以来，子孙从吃祖宗变成浪荡子弟者，可谓是屡见不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三世而斩者，也为数不少。折像看到自己“今世将衰”，儿子又不肖，与其让大笔遗产成为制造新的不仁的温床，倒不如趁自己活着时，用这笔金帛来周济亲朋、穷人，散尽为止，以免贻害子孙。

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的富人对这一点，竟然有相同的认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目前的财产总额为500亿美元，盖茨早已表示，他会在去世之前将90％的财产捐献出去。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现有资金近300亿美元，巴菲特最近再捐370多亿美元。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他们一个正是“知天命”之年，一个已是75岁高龄，却是最合拍的忘年交。共同的金钱观使这两位世界上最有钱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盖茨则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把财富回馈给社会方面巴菲特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一致认为，不要把全部财富留给孩子。《财富》杂志曾对巴菲特作过一次专访，发表了《是否应该把全部财富留给孩子》的一文。巴菲特回答《财富》杂志的提问说：“我的子女们并没有对我的决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更看重积极奋斗，白手起家，经历失败和成功。”“如果给子女留下巨额财产，对他们而言并非是件好事。人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处理财富，以避免剥夺孩子们享受成就感的机会。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几十万美元的遗产就足够了。”

从折像到巴菲特的广散金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仁而富者来说，则不必谈富色变，也不必把富与祸等同起来。先富起来总是一件好事。对他们来说，读一读古今中外这些富人处置巨大家产的故事，济危扶困，帮助穷人，回报社会，散掉一部分金钱，对于构筑和谐社会，也是大有好处的。

【司志政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

狗患咏叹调　作者：佚名

城市养狗，养狗成患，狗伤人，狗扰民，已成社会一大公害，于是作狗患咏叹调。

多多多！城市人多，人多狗多。养狗炫富，宠物益多。街头巷尾，招摇过市，大狗小狗，家狗野狗，饿狗饱狗，洋狗草狗，不计其数。人多狗多，不亦乐乎！乐极生悲，狗多成祸。电梯上下，人狗与共；街上遛狗，危险重重；隨地便溺，臭又龌龊；半夜汪汪，日子难过；宠物买卖，生意兴隆。

怕怕怕！怕半夜狗叫，怕踩着狗粪，怕恶狗伤人，怕不幸“中标”——患上狂犬病，走上死路一条；北京今年有七人确诊为狂犬病；狗咬一人不是新闻，成千上万人被狗咬，就成了新闻。据上海市卫生局最新统计，今年上海市上半年共处理各类被宠物咬伤人员高达45738人次，同比去年上升了40?郾04%。预计全年被狗咬伤者将首次突破１０万人大关。今年上海已确诊四例狂犬病例，病人全部死亡。在卫生部公布的6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中，狂犬病已经连续三月成为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仅7月份，就有237人因狂犬病死亡。

烦烦烦！烦生活空间太狭小,烦城市宁静被破坏，烦正常生活受影响，烦老人小孩受惊吓，烦社会矛盾大增加，烦自家狗儿翻脸不认主人，烦买来一条狗等于买进负担，烦万一咬死人要大出血赔偿；狗是人类的朋友，“朋友”有时也会伤害人类；狗本身不是祸患，祸患源自人类对待狗的行为。市民啧有烦言：狗患实是人患。先做一个合格的狗主人，才能训练出一条有素质的狗。

难难难！养狗容易，管狗烦难；随地便溺，破坏环境卫生，又成一“老大难”；公安工商、城管卫生，政出多门，多曰可管，实际管难；报上说，北京五个“大盖帽”，管不好一只狗。大家都管，大家都推说管难，五个和尚没水喝。市民深恶痛绝，呼声与日俱增：“这是城市的耻辱，不应该继续放纵这种恶习了！”管狗其实不难，只要大家重视，各方齐心协力，难可以变为不难。

管管管！该出手时就出手，该设防时就设防；狗的吃喝拉撒，狗主不可不管；俗话说：“狗仗人势”，人要管狗，狗听人管；该管不管，人受其乱；有章可循，执法必严。《上海市犬类管理办法》，要不折不扣执行。公安、畜牧兽医和卫生部门共同负责犬类管理。养狗不是一家私事，狗主也要改变观念。有媒体采访某区一位未按要求征询邻居意见而养犬的居民时，这位养犬者竟然说：“养狗是我家的事，为何要别人签字。”此论错了。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养犬文明，两者不可或缺。制订《文明饲养宠犬自律公约》，建立义务督导队伍，自家养狗自家管，“三管齐下”，人狗有望和谐共处。借鉴国外经验，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是管理的一贴“良方”；狗耳植入电子芯片，不痛不痒，无排异反应，流浪狗即可查出狗主，也是管理妙法。

罚罚罚！违章养狗，必施重罚；重罚也是上策，重罚立竿见影，重罚罚一儆百；在国外，遗弃宠物者，最高将被课以一万欧元重罚；发现违章养狗者可以举报,举报将得到政府奖励；无证狗上街，罚你没商量；私养德国牧羊犬、藏獒，罚你没商量；恶狗伤人，更是罚你没商量。

管管管，罚罚罚，齐抓共管，文明养狗，狗患可治也。

【选自《检察风云》2006年第10期】

李嘉诚自白　作者：李嘉诚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前，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不敢说一定没有命运，但假如一件事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皆相背时，那肯定不会成功。若我们贸然去做，至失败时便埋怨命运，这是不对的。

□我17岁开始做批发的推销员，就更加体会到挣钱的不易、生活的艰辛了。人家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

□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

□在逆境的时候，你要自己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应对。当我自己逆境的时候，我认为我够！因为我勤奋、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及肯建立一个信誉。

□我认为勤奋是个人成功的要素，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人所获得的报酬和成果，与他所付出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运气只是一个小因素，个人的努力才是创造事业的最基本条件。

□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让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

□那些私下忠告我们，指出我们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与新老朋友相交时，都要诚实可靠，避免说大话。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做不到的宁可不说。

□你要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做生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创新，二是改进，三是跟风。创新吃的就是“一招鲜”，虽然不易，一旦使出来，却费力少而收获大；改进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得更好，虽不易造成轰动，后劲却很足；跟风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样做起来较容易，风险也较小，但跟吃人的残羹冷饭差不多，收获有限。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创新，加强能力，居安思危，无论你发展得多好，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一般而言，我对那些默默无闻，但做一些对人类有实际贡献的事情的人，都心存景仰，我很喜欢看关于那些人物的书。无论在医疗、政治、教育、福利哪一方面，对全人类有所帮助的人，我都很佩服。

□从前经商，只要有些计谋，敏捷迅速，就可以成功；可现在的企业家，还必须要有相当丰富的资本、资产，对于国内外的地理、风俗、人情、市场调查、会计统计等都非常熟悉不可。

□下一个世纪的企业家将和我完全不同，因新世纪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科技知识，而不是钱。

□我从不间断阅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致因为不了解新信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是很自然的，世界上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

□我做生意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就是不投机取巧和要以诚待人。

□在我心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

□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

□要公司运作得好，靠组织靠制衡和固定的会议，会议先听他们说，然后在正式时逐一讲出他们的看法及数据，他们讲后我又向他们发问最后的结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反过来说，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公司应该多谢他们才对。

□只有拥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本人，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

□工商管理方面要学西方的科学管理知识，但在个人为人处世方面，则要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不断修身养性，以谦虚的态度为人处世，以勤劳、忍耐和永恒的意志作为进取人生的战略。

□对一个职工，如果他平时工作马马虎虎，我会十分生气，一定会批评，但他有时做错事，应该给他机会去改正。

□风水这个东西，你要信也可以，但是最终还是事在人为，重要的是自我充实，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很多本来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转变为可能，眼光放大放远，发展中不忘记稳健，这是我做人的哲学。

□彻底了解市场的需求，才能百战百胜。

□衡量一位商人的能耐有多大，不仅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资本的钞票，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否调动他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他有多大实力，有多大的号召力，要看他能调动的资本量有多大。

□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勇往直前去做。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做生意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个就会输。就好比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在剧烈的竞争当中多付出一点，更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第一的胜出第二及第三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

□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

□人生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一份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有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一点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

□做人要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以免树大招风。如果你始终注意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苦难的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明白了不少事理。所有这些，是我今天10亿100亿也买不到的。

□我表面谦虚，其实很骄傲，别人天天保持现状，而自己就老想着一直爬上去，所以当我做生意时，就提醒自己，如果继续有骄傲的心，迟早一定碰壁。

□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高调。”这个真是很无奈的过失。

□注重自己的名声，努力工作、与人为善、遵守诺言，这样对你们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要在商场上获得成功，首先要学会处理自己的金钱，明白金钱得来不易，非要好好地爱惜它、保管它，切忌花天酒地，花个精光。因为金钱本身也好像有灵性似的，你不理会、不爱惜它时，它会无情地和你分手。

□我觉得一家幸福最紧要，生意起跌是小事，今日起，明日跌，一家人开心最紧要。

□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

□在事业上谋求成功，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式。但如果能依赖某些原则的话，能将成功的希望提高很多。

□我这棵小树是从沙石风雨中长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山上试试，由沙石长出来的小树，要拔去是多么费力啊！但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小树，则更富有生命力。

□人们赞誉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得还可以，我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才领会一些经营的要诀的。

□一直到我差不多三十几四十岁，我未曾赌过一个钱。

【紫遥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3月7日】

朱德庸趣谈男女　作者：闲　话辑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创造了婚姻。

恋爱是一种神话，婚姻是一种谎话，别人的恋爱和婚姻只是一种闲话。

没结婚的女人，只能算得上半个女人，当你跟她结婚后，你就完全失去她了。

世界上折扣率最高的东西是爱情，淘汰率最低的游戏是婚姻。

男人在母亲手中长大，在老婆手中毁灭，孩子又在自己老婆手中成长，然后也在他太太的手中毁灭，这就是循环不止的生命定律。

婚姻如同上吊，别以为绳索一拉，双脚蹬空，就很快结束。事实上你还得经历一段挣扎，窒息，才能到达平静的阶段。

男人和女人之间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男人要的是女人，而女人要的是仆人。

叫一个女人说“我错了”比叫男人说整套绕口令还困难。

爱情像双翼蝴蝶，婚姻是它孵出来的毛毛虫。

婚姻是让两个人共同生活，问题是他的生活还是她的生活。

使离婚率降低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结婚率。

婚姻是一座危楼，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垮，当你意识到时它已经垮了。

当爱情出现第三者时，笨女人想办法解决女人，聪明女人想办法解决男人。

人生就像迷宫，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用下半生找寻出口。

爱情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闭着眼睛的游戏，如果有一个人睁开了眼睛，游戏就结束了。

只有让自己的身材成S型，才能让男人成直线走来。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情人总是会分手，只不过变成夫妻后会慢一点。

男人婚前不可能搞懂女人，等婚后搞懂也已经来不及了。

夫妻之间一定要保持百分之二十的欺骗，才能维系住百分之百的婚姻。

女人为了了解男人，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当女人了解男人后，就会发现男人其实不值得那个代价。

暂时的迷恋，有时会成为永久的伤痛。

恋爱很冒险，结婚很危险。

没有永久的快乐，所以，没有永远的爱情。

已婚的女人敌视单身女人，是因为她们太会作怪；已婚的男人鄙视单身男人，是因为他们太快乐了。

友情和爱情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只是一张床的差别。

男人有千万种，女人只讨厌一种，就是对自己没兴趣的那种。

男人的字典里最重要的一个字：性；女人的字典里最重要的一个字：美。当这两本字典合在一起以后，你什么字也查不到。

每个男人都希望一生中能拥有一个情妇，因为他们需要有再活一次的感觉。

你的人生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单身，一个是结婚。选择完之后，就让命运选择你了。

已婚女人威胁老公，单身女人威胁已婚女人。

单身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有美丽的单身女郎和不美丽的单身女郎的问题。

男人在事业失败后萌生结婚的念头，女人在男人事业有成时萌生和他结婚的念头。

美丽的女人恋爱故事多，不美的女人听来的恋爱故事多。

看起来漂亮的女人不一定真的漂亮。不漂亮的女人看久了会变得比较漂亮。漂亮的女人总有一天会变得不漂亮，不漂亮的女人则否。

如果男人是汽车，那么爱情是油门，婚姻是刹车，外遇是重新烤漆。

聪明的女人会买下足够的商品，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商品，然后等着男人上门采购。

人生就是悲观的男人遇见一个乐观的女人，男人悲观地不想结婚，而女人乐观地认为非结不可。

悲观主义的人得到爱情；乐观主义的人得到婚姻；实际主义的人得到赡养费。

结婚久了最大的坏处就是：有时躺在床上，你分不出老婆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差别。

【马树强荐自《北方人》2007年1期】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开凿京杭大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昼夜开掘，急如星火。”当京杭大运河竣工之际，有多少生灵埋骨于运河两岸？有多少父母失其骨肉？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其目的不是为了沟通漕运和便利物流，竟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树琼花、酒池肉林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让后人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在兵荒马乱岁月，能够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在和平时期，肉体活着虽然并不困难，可是灵魂要活出个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贫穷的人，希望获得财富的满足；富有的人，进而追求健康长寿；当年秦始皇已富有天下，还要派徐福领三千童男童女到海外蓬莱仙岛去寻访那长生不老的仙药。人们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因为它的膨胀没有止境。

□仔细想想，其实革命无非就是：一些人得到了……另一种人则失去了……或者说，革命就是：任由持暴力者说话，而无暴力者则跪下听话。

□在生活上渴望别人能带给你快乐，那是不明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掌握自己，不被外人所影响，也唯有如此，才能活得自然快乐。

□人类的本性是崇尚质朴纯真而简单的生活的。因此创新，必须落实在善良的人性和人类的福祉的基点上，如果是短视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那么，受害的不仅仅是当代人，因为生态的破坏、人心的污染、疾病的遗传和道德的败坏，势将带给子孙后代难以估计的长久祸害。

□中国历代王朝的荣枯盛衰和兴亡交替，可以说都是由始皇帝作为总导演，演出了一幕幕你杀我、我杀你的“争天下坐天下”的历史剧来。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暴君是不能长久“坐天下”的，且都没有好下场——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算是一个例外。

□随手翻阅一下中国的历史书并不难发现，讲真话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他们搞得相当清楚。为何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搞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反而连讲真话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了呢？为什么古人认为是人就必须讲真话的看法，到当代中国却成了人们要冒很大风险才可能做到的英雄行为呢？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定是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拥有深谋远虑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执着于理想的憧憬实现、淡泊于世俗的名利追求、抱定于“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语）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语）的牺牲与献身精神的时代巨人。

□但丁在《神曲》中总结人类有七大原罪，分别是：“骄，妒，怒，惰，贪财，贪吃，贪色”。其中“骄”为首，而人类始祖的最初堕落，大概就是因为太“骄”了吧。

□当年王熙凤曾经说过：“大有大的难处。”其实，贪官又何尝没有难处呢！正如坊间一则段子所言：“藏着金砖不敢花钱充老大，家里巨款被盗只好当哑巴，忍气吞声小姐情夫长期暗敲诈，生了儿女万般无奈挂在别人名字下。”

□在改革开放前，有粮票、布票、糖票、肉票、油票、豆腐票、粉条票、手表票、缝纫机票……。改革开放后，票逐渐少了，以致都进博物馆了。但取而代之的各种“证”又出来了。诸如什么再就业优惠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许可证、暂住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军官证、警官证、物价检查证、烟草专卖证、食盐经营许可证、捕捞证、停车证、学生证、死亡证、出生证、计划生育证、未婚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驾驶证、行驶证、报关员证、排污许可证……在“票”时代，多一样票，能多买一些东西。在“证”时代，多一个证，得多交一些钱。送走这票那票，几千万农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送走暂住证，孙志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历史老人告诉世人，“政府”一旦变成了“证府”，可就很难享受幸福了。

【闲话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2月21日】

北大生活记惑　作者：孙绍振

最难以实现的

“反右”进入第二高潮，吾与一新闻专业同学常常相聚，坚信胡风不是反革命。运动进入“深挖”暗藏之人民敌人阶段，遂忧惧日甚，不知何日沦为“右派分子”。约定每日于小饭厅（今日之所谓“三角地”也）边相见，通报祸福。一日姗姗来迟面色阴沉，云：“吾已成分子”矣。为双方之安全，约定不再见面。该同学临别赠言为：

让我们学会自私吧。

积数十年之经验，坚信此言之甚易，行之甚难。王阳明先生知易行难之说，于此又一明也。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一捆毛线。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乃热爱党之表现也。然而，北大小资产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忘记党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跳下。全场感动莫名，我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于小组坦言，读《史记》，怀疑刘邦人品。此等思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二十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乐。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两年后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四十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份，不敢索赔也。

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也。

最难得一见的

不是校长马寅初，而是班主任，开学时于班会上亮相，嘴上没毛，白面小书生也。四川口音颇重。自此以后，杳如黄鹤，待到毕业典礼，方得第二次相见，书生风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难忘的报告

系主任杨晦讲北大五四时期，本校正式学生无法入住北大宿舍，而外来旁听生却傲然占据。经多方辩论，旁听生方认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大爷回家住。一时遂成北大民谣。惜未为北大民谣研究会注意，未能载入当时之民谣周刊。

最难懂的报告

陈伯达先生演讲。其福建闽南口音之重，无人可意会其任何一句。本人于数周后阅陈主编之《红旗》，方知题目为《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

最可怕的笑声

康生作报告突然提及，有人于北大岛亭邮箱投寄恐吓信，信中有语曰：杀，杀，杀，杀尽一切力量！康生曰：此人可能在座，杀尽一切力量，你先把在座的杀了，不是也杀了你自己了吗？

说罢冷笑，声虽未震屋宇，然梁尘已落。

最可同情的

一民主德国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民主德国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Ｑ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留学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Ｑ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八十五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

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

最浪漫的情节

一男同学与班花谈朋友，多年未能明确关系。团支部乃研究决定，派遣此男同学之密友，作思想工作，极言其思想作风之纯，学业品格之高。同为团员，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相同，解放全人类之志相同，理应同情同意，同心同德。该女同学良久不言。追问其故，曰：我不喜欢他。问曰：如此杰出的同志不喜欢，喜欢什么人？答曰：我喜欢你。

此男同学几乎醉倒，然而遵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拉赫美托夫之逻辑，虽未伪装自杀，但，从此避免与之单独见面。

该班花和原来的男友终成眷属。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于一室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判其道德堕落，其检讨有“就地取材”之语。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议，开除团籍。

嗣后，学校方面作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讨之声四起。其怪之三乃：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漫不经心。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班长姓吴。

最尴尬的

时常走错课堂，一旦铃响，发现误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脱身之难难于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阶梯大教室，待发现所来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仅戴一蓝色遮阳帽檐。所讲之题目为：一加一不等于二。四座学子，如坐春风，秩序井然，奋笔捷记，沙沙有声。虽然似懂非懂，为不致贻笑大方，乃作深为希腊古典哲学迷醉之状。

多年后，每与学人谈及哲学，此一经历成为吹牛之资本：有幸亲耳聆听大哲学家金岳霖之课程者，于今世尚有几人耶？

最瞧不起的

四楼一同学，独居一室，多年来，独来独往，无人为伴。细问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报到者。不服从祖国需要之人，不配为新中国之大学生，理应为我等所不齿。全体同学自觉与其划清界限，理所当然。

【倪早菊荐自《美女危险论》作家出版社出版】

断章　作者：黑马白浪

人生一辈子吃的苦是逃不掉的，30岁以前不去吃，30岁以后得加倍吃。

坦率地表真情，可以打动人心；坦率地讲真理，可以征服人心；坦率地泄私愤，必然伤害人心。

有所仰视，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有所平视，能够友好地与人交流；有所俯视，则要警惕自己糊涂。

优势，可能是通向困境的小径；成功，可能是落入失败的陷阱。

吃饭七分饱，留给下顿三分香。

仇恨别人，其实在伤害自己。

要帮助别人，首先自己要强大。

低调做人，使自己站得更稳；低头做事，使自己的事做得更实。

山不言其高，照样耸立；有大才学和真本事而不张扬，则显示其做人的高境界。

高兴不过5分钟，难过不过5分钟，5分钟之后则是一个新天地；遇事三思5分钟，坚持最后5分钟，5分钟之内是一个大境界。

阳光下看清楚，夜深人静时想明白。

给路的远方一个梦想，脚步才会轻快。

背负压力，才不敢优哉游哉地散步；心怀大志，才不会犬马声色地逍遥。

心静，智慧的大门才会打开；心净，美德的芬芳才会绽开。

埋怨，是个强硬地借口，只是成功老人懒得去听他的嘟囔和啰唆。

不要等到需要沟通时才去谈话，不要等到需要亲近是才去微笑。每一天都需要用自己美德为未来铺路。

说真话要冒不被理解地危险，说假话要冒被揭穿地危险。

因为善良而对错误作了妥协，恰恰是对错误的纵容。

失去了平等的尊重，那只不过是华丽的欺骗；离开了尊重的关爱，那只不过是虚伪的表演。

教训是启迪，伤害是礼物，失败是财富，谁愉快而清醒地接受了这三样宝贝，谁定会在日后变得聪明，宽厚和坚韧。

懒惰，不仅会错过许多的好机会，还会丢失许多本来应该得到的收获，更可怕的是它还滋生了诸如狂妾，虚伪，苟且等恶习。

冷静，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冷漠，却使人变得心胸狭隘外加心肠坚硬。

谈判时可以妥协，但不可乞求。

容下别人的优点，叫欣赏；容下别人的缺点，叫忍耐。

与其把生日搞得特别奢华，不如把每一天充实得有滋有味；与其把婚礼搞得特别奢华，不如把每一天滋润地有情有义。

自卑是为了引人注目，才会大喊大叫；没有底气的人因为害怕被人冷遇，才会虚张声势。

一辈子老实的人，可能会吃亏，上当，但他每天睡得安稳，过得踏实，心里亮堂，没有愧疚。

【赵兵儒荐自《思维与智慧》2007年第2期】

吹牛的资本　作者：郑连根

中国传统的道德是推崇谦逊、反对骄傲的，附带着，也就反感吹牛。可是，无论翻看史书，还是观察身边现象，爱吹牛的人还是很多。而且，不少大名鼎鼎的人也爱吹牛。若不信，我可举例说明。

司马迁，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道德文章堪称后人典范，可他吹牛的口气也不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岂敢让焉？”意思是说，五百年而圣人出，周公死后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到今天，孔子死了又五百年了，面对着“继承”圣人的事业的重任，我司马迁怎么敢让给别人呢？看看，直接拿自己与周公、孔子之类的圣人相比，这哪里有一点谦虚的影子？当然，司马迁说到做到，他写出了《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足以让他跻身文化巨人的行列，所以，后人会把司马迁的吹牛说成是当仁不让！

大名鼎鼎的苏轼也爱吹牛，他说：“我本不擅书，知书莫若我。”意思是说：我老苏本来不擅长写书法(或许这是与他的诗、词、文相比)，可是，若论对书法的理解没有人能超过我。这话以自谦之辞道出自负的心理，自得自信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我老苏写书法，不能把纸全部写满，要留下足够长的空白，以便让五百年内的后人在上面写下赞美我的话。谁能说这话不带有吹牛的色彩？可是，苏轼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十项全能”(柏杨语)，他的诗、词、文、书法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对他的赞美岂止“五百年”？

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欧阳修身上，他写了一首吟咏庐山的诗，便说当时的人谁也写不出来，只有唐朝的李白能行；又写了一首《明妃曲》，就说这首诗的后篇就连李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行，至于这首诗的前篇，就连杜甫也写不出来，只有我欧阳修才成。这样的话，如果出自常人之口，他非被众人的吐沫淹死不可。可是，说这话的人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顶尖的散文大师，他吹牛有资本，别人也不好反驳，只好说他这是真性情。

而且，吹牛这事还有传染性，前人吹牛的思路、语气、方法，常常被后人模仿，借以说明我就是吹牛也是有学问有“师承”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就借鉴了欧阳修吹牛的思路，他画了一幅《青城山景》，效仿欧阳修的方式自赞，说自己的这幅画“宋人有其雄奇而无其温润，元人有其气韵无其博大，明清以来毋论矣”。这算不算吹牛？当然算。不过，人们可以从张大千的自夸中看到他的艺术自信和“挑战意识”。如果没有艺术自信，没有敢于挑战前人、挑战权威的创新意识，那张大千还能是张大千吗？

李敖更善于吹牛，他曾说，五十年以来和五百年之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有人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便举出前文提到的司马迁、苏轼等人的例子进行反驳，说如果你们要骂我吹牛，请先骂司马迁、苏东坡等人——我这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由此看来，吹牛还是不吹牛，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和才能高下的标准。吹牛本身不是什么大错，错就错在有些人爱吹牛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嘴上说的是“亩产万斤粮”，可实际上连亩产千斤都做不到，这样的吹牛害国害民。所以，奉劝爱吹牛的人，在大话出口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本钱，说出去的话到底能落实几分？

另外，我还觉得，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吹吹牛是可以理解的——夸张变形本来就是一种艺术手法，他们用惯了，话里话外难免会有职业特点；可是政府官员就不应吹牛，因为他们讲的是实事求是，职业特点要求他们不能像文学家、艺术家们那样惯于使用夸张的手法。可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一些政府官员惯于把成绩夸大，再夸大，把缺点缩小，再缩小。

不该吹牛的乱吹牛，这算不算是一种可怕的错位？

【秦国贞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3月9日】

纱帽底下无穷汉　作者：王春瑜

乌纱帽原是官帽的代名词，演变至今，已成了官的同义语了。区区乌纱帽，何至于如此闪闪发光，浸透衙门气息?这自然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首《答友人赠乌纱帽》诗，谓：“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罱。山人不照镜，稚子道相宜。”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据薛天纬先生考证，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明朝官服，皆损益前代之制，仔细考察，变化不小。洪武三年规定：“凡文武官员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同时又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服饰与百姓一样，不允许再戴乌纱帽。显然，明朝将乌纱帽与官紧紧地束缚在一起，加以制度化，这就使乌纱帽与封建特权画上了等号，从此也就与蚩蚩小民无缘，见戴乌纱帽者，只能惶惶然仰视，不敢随便平视了。

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无法根治的一个重要弊端，便是冗官之滥，宋、明尤甚。明中叶后，官僚政治机构日益膨胀，官多如毛，乌纱帽也就滔滔天下皆是，并越来越高。万历时有人见到南京留守中卫指挥解元先祖解道画像，“年二十许，乌纱矮冠”，按解道是洪武时人，可见明初乌纱帽尚未高耸，而至中叶，则风气大变。如正德时兵部尚书王敞，“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打，人呼为‘三高先生’”(《客座赘语》卷1)。乌纱帽如此考究，需要量又如此之大，这就使冠帽铺生意兴隆，应接不暇。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緌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慢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中宜用轻胎。账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所谓“壮观人才”，恐怕多数——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名不副实。诚然，有明一代将近三百年间，头戴乌纱帽者，固然也有国家栋梁、风流绝代者在。但中叶以后，选举、考课制度松弛，弊病丛生，博得乌纱者，往往一不知典章因革，二不知钱谷兵农；刘瑾、魏忠贤之流宦官专政时，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拍马有术者拔据要津，持异议者，行直道者，则丢乌纱，遭迫害。晚明势如水火、沸沸扬扬的党争，就争权夺势而言，实际上也就是争夺乌纱帽的斗争。嘉靖时的著名词人冯惟敏谓：“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同一时期的文学家薛论道，也愤然曰：“软脓包气豪，矮汉子位高，恶少年活神道。爷羹娘外小儿曹，广有些鸦青钞。银铸冰山，金垂钓，今日车明朝轿。村头脑紫貂，瘦身躯绿袍，说起来教人笑。”显然，是非颠倒，不讲贤愚的结果，只能是抢到乌纱头上戴，管他人才不人才!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古老的民谚，道出了封建社会几乎无官不贪的本质。清朝人说得更直白：“纱帽底下无穷汉……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一言以蔽之：一顶乌纱帽，庇荫无数人。唯其如此，有些人对乌纱帽奉若神明，“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二刻拍案惊奇》卷15)。有的人甚至偷偷地弄一顶假乌纱帽戴在头上，过一过画饼充饥式的官瘾。明朝有首民歌，对此作了生动的刻画：“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挂枝儿》谑部卷9)这种社会风气，只能导致乌纱帽更加特权化，使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烈。

但是，物极必反。至明末，官场已是腐败透顶，乌纱帽简直成了黑暗的象征。明人小说中有个盗魁曾尖锐地呼号：“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哪里去叫屈?况且模糊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西湖二集》卷34)随着明朝的灭亡，一顶顶乌纱帽落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官服，乌纱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画上了句号。

“纱帽底下无穷汉”，这一古老的提法，今日已从民间口语中消失。但是，今日社会，官本位仍然不时可见。一朝权在手，应有尽有。我曾到过崇山峻岭中的贫困县，区区科级干部，照样坐着桑塔纳车，家中装修水平，不亚于大都市。“穷庙富方丈”，是此类戴乌纱帽者的真实写照。

【钟应平荐自《天津老年时报》2007年1月24日】

愤怒不能当饭吃　作者：梁　子

毫无疑问，《愤青史记》是我最近几年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书之一。

历史多悲剧，尤其是历史上的愤青。《愤青史记》从历史取材，选取了陈亮、严蕊、汲黯、王安石、傅青主、韩信、张籍、吴起、朱彝尊、庄子、屈原等16位人物，用庖丁解牛般的酣畅笔法，把他们的精彩快意或恨意人生呈现在读者面前。时空流转，沧海桑田，我们虽然不能以当下的价值观来揣测他们当时的喜怒哀乐，但却能从作者精彩的文字中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的愤懑之气，穿越历史的烟尘，扑面而来。在汗牛充栋的正史和野史文献中，这些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愤青，使历史变得生动、有趣。

《愤青史记》中所述史上之愤青，实际上都是一些狂狷之士、性情中人。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以就有宣称“生不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的狂人，也有洞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德之至也”的智者。在作者看来，愤青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愤青，另一种是文化愤青。作者认为，汲黯和豫让可以看作是行为愤青，前者一生特立独行、不服天子政令，且敢作敢为、不假掩饰，始终保持愤青本色，甚至老而弥坚；后者则以武犯禁、忍辱负重，为报知己之恩，不惜“斩衣三跃”、士为知己者死。陈亮与王安石可以看作是文化愤青，前者固然豪情万丈、文采斐然，颇具大敌当前、纹枰论道之风采，但此人太多空谈、不知实务，最终还是“空留高咏满江山”；后者固然指点江山、激扬古今，提出并推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为人执拗、不知通融，终于还是因为“自视过高”而功亏一篑……

从我的阅读感觉上看，书中描写的16个人物中，有好几个算作愤青多少有些勉强，比如严蕊。她只是一个被朱熹无端公报私仇而鞭笞的有文才的女青年，虽然内心不爽，但她并无多少愤世嫉俗之言行；给武则天办事的来俊臣，“造案”手段再高明，也只能算是爪牙、酷吏；而李克用和李存勖都是一介勇夫，虽郁闷非常，但并不是所有郁闷的人都能成为愤青——就像本书作者缥缈在书中说的一样，愤青应当是“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李克用、李存勖等人和这个定义显然还有一些距离。

但不管怎样，《愤青史记》里所散发出的那股“愤青气”还是让我们这些“愤青”感觉非常受用。古时的“愤青气”，其实就是古代文人的一股倔强之气。而现在，这种愤青气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相反“流氓气”却越来越浓了。如作者在前言里所说：现在当个愤青，“成本很低”，以至于人人皆可以愤一把。以愤青的身份，在江湖中混饭吃，没有本领，好像也没有关系似的。那些真正有本领、真正可以“愤”的人，反倒转为青衣小帽，优哉游哉，只管闷声不语地品茶打牌。

确实，愤怒不能当饭吃。但我们心中那一团火都各自压着，世界当如何豁亮？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马静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1月30日】

炒作大师　作者：梅桑榆

于报刊图书铺天盖地、影视剧满坑满谷之今日，作品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怎样才能造成一书出版万众争购、一剧播出万人空巷的哄动效果，便成了一些作家、编剧、导演挖空心思，精心研究的课题。而少数智商奇高者，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之后，便成了名震神州的炒作大师。

炒作大师横空出世之前，也有过一段模仿摸索的成长过程，其招数没啥出奇之处，比如出一本小册子，求爷爷拜奶奶，请名人或官老爷写个序夸赞一番，或是把那些被他用茅台五粮液灌得晕头糊脑的名家或准名家信口开河的美言谀辞，诸如赞他是天才、鬼才、奇才、怪才，称他是文坛领袖、剧坛魁首，夸他是李白再生，东坡转世……等等，一股脑儿冠于书前，或罗列书后，以惑弄读者。后来他发现，这么干固然可为自己的大著贴金镀银，但却像女人簪花，只有莲足所到之处，方可显其美，缺乏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于是他另出高招，把所能请到的名家方家专家全部请到，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或曰作品研讨会，并广邀记者参加。他先是向与会者遍发红包，盛宴款待，然后请他们即席发言，会后撰文，并评论他的大作。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各路大仙于又吃又拿之后，怎能不写一篇热情洋溢、一赞三叹的吹捧文章？而这些文章一经媒体发表，自然会吸引众多的眼球。

然而，这些年来，由于把种种伪劣产品吹成精品、极品的广告层出不穷，大众对那些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玩艺儿渐渐产生怀疑，并由怀疑产生逆反心理。而自吹自擂的宣传，也就很难达到预想的哄动效果。于是炒作大师与时俱进，又出高招，他于大著出笼之后，暗中约请一帮哥儿们姐儿们，精心策划，各派任务：张一刀负责撰文点明大著如何神妙；李三炮负责撰文反驳，指出此作问题很多，并且特别点明书中的色情描写过于细腻、过于露骨，比《金瓶梅》还过火，比《肉蒲团》还刺激；王辣椒则负责撰文反驳李三炮文学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于是乎，一场围绕大师作品的孰优孰劣的论战在几大媒体隆重展开，有赞扬、有批评，有批评之批评，几个哥儿们姐儿们又各化数名，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以造成作品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假像，从而吊足大众的胃口。于是乎，作者红矣，大著红矣，读者的银子哗哗流进大师腰包矣。

他既为大师，其高招当然不断翻新，令大众眼花缭乱，难辨真假。他编一部电视剧，会在媒体发布一则8万元征集主题歌词的广告，其实歌词他自己早已写好。他或是发布一则关于剧中某女主角失踪的寻人启事，其实这位女主角正在剧组拍戏。他在一本大著未出版之前，接二连三地在报上发消息，说是他又在写一部经典著作，为防泄露大著的内容，他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经常悄悄变换写作地点，其实他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他或是宣称由于电脑受病毒侵袭，文件全部被毁，而巨著的备份软盘又不慎遗失，要出价10万元寻回遗失的软盘，其实他的电脑一直正常运转。总之，于一部大著出版之前，他要把此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描绘得起伏跌宕、辛苦异常，以猛吊读者的胃口。他还会像卖俏货的商人一样，突然宣布“封笔”，然后指使人撰文评论他的惊人之举，说大师如果封笔，将会给中国文学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云云。使一些读者信以为真，纷纷呼吁：“大师啊，你千万不能封笔！”其实用不着读者呼吁，隔不多久，他又有大著出矣。

他对打官司兴趣奇高，批评他作品的人稍有不慎，或用词不当，他都要掀起一场诉讼，连撰文指出他大著的硬伤、语病、错别字的作者，他也要将其告上法庭。每起诉讼，他都要向作者索赔十几或几十万的精神损失费，以示大师不但肉身价格不菲，其精神更为昂贵。而每打一次官司，都会产生轰动效应，使他的书销量大增。

【杨松荐自《人民日报》2007年2月6日】

痛恨十七则　作者：刘　齐

1、物业收费积极，换灯泡不积极。晚间，在楼道，被视为上帝的业主说，要有光，却没有光。啧有烦言，痛恨，痛恨完了就完了，不投诉。

2、保安戴大盖帽，站阴凉地儿，任由生人出入，形同虚设。痛恨，但不去指责。

3、邻居遛的狗，随地便溺，而且不拴，凶，逮谁吠谁。痛恨，天天痛恨，天天联想到狂犬病和火葬场，但不去提意见。市政府召开狗问题听证会，不去参加。

4、商店的大牌子，彩色喷绘，鲜艳夺目，只是把“家具”写成“家俱”，“青菜”写成“青才”，儿子也跟着写，侄女也跟着写，说他们，还犟嘴。痛恨，但不去找店家纠正。

5、银行一米线，说是文明线，其实是给睁眼瞎预备的线，十个人排队，十个人踩。痛恨，并化痛恨为力量，也去踩，往死里踩。

6、卖海鲜的小贩变戏法，用一只活蟹障眼，夹带出三只死蟹。痛恨，在厨房历数奸商的种种诡计，但懒得回菜场退货、索赔。蟹上屉，多蒸十分钟。猛喝烈酒，吃姜蒜，吃黄连素。

7、偶然发现，家门口的小饭馆进了几桶地沟油，恍然大悟，怪不得炸鸡炸鱼那么贱。拼命回忆，自己在这家，一共吃了多少顿，能否吃出癌细胞。痛恨，后怕，但不去举报，只是咬牙切齿，诅咒，让老板娘生小孩没屁眼儿。

8、某人欲跳楼自尽，楼下一群市民仰脸，兴致勃勃观看。有人趁机兜售望远镜和小板凳，更有人狂呼：磨蹭什么？快跳啊，再不跳我就上班去了。反感，痛恨，悲哀，慨叹国民素质，但不去制止。

9、机场，一旅客抗议航空公司不公。痛恨，同情，同命相怜，但不去声援。

10、汽车与行人争路，司机伸出脑袋，骂行人找死。痛恨，认为人车平等，都有道路使用权，人是弱势，理应更优先。想把这道理说给司机，话到嘴边，咽回去了。

11、暑天打的，司机不给冷风，摇下玻璃说，还是自然风舒服。岂有此理！命其开空调，推说氟利昂不足。不悦，甚至痛恨，却不让司机按开关，验真伪，也不另换一辆有冷气的坐，就那么气鼓鼓地、汗淋淋地忍受。

12、高速路上，不少小车超速，大巴和卡车也超速，而且超重。好不容易盼来一辆警车，呜呜拉警笛，暗喜，以为有好戏瞧。谁知警车里装的竟是五颜六色的男女，五颜六色的泳具。痛恨，远距离批判，说是要记下车号，曝他一光。说完找笔，没找着，想用手机拍照，电不足，算了，开脱自己说即使反映上去，也有人护着。

13、在海滩晒太阳，见一家老小吃野餐，肉骨头、饮料瓶和包装纸随处乱扔，或者埋在沙子里。痛恨，把脑袋转到另一侧，不愿再见到他们。

14、电影院，邻座男女调笑，喧哗，嗑瓜子。烦，痛恨，但不去相劝。

15、评选十佳员工、形象大使、超级小妞儿、特质小伙儿，统计票数的人马虎，或者故意马虎，把少说成多，多说成少。痛恨，撇嘴，瞪起正义的眼睛，但不去揭露。

16、荧屏上，总有一小丑模样的人主持节目，一身痞气，一脸坏笑，油腔滑调，俗不可耐。讨厌，痛恨，见该人如见苍蝇，马上换台。但除了腹诽，从未想过，要行使一个观众的权利，运用各种现代手段，给有关方面比如电视台打电话，发短信，寄电子邮件，大大方方地，义正辞严地，表达个人看法。

17、开会作报告，说中国是熟人社会，是怕惹事的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还有相当距离。自家以外，本单位以外，门前雪以外，过去是麻木不仁，爱谁谁。现在知道关心了，痛恨了，固然是个进步，但远远不够。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较高的公共道德水准。那里的老外，非常奇怪，似乎人人都“爱管闲事”。不论你是谁，只要损害了公众利益，事无分大小，人人有责，都可能主动地、自发地管你。我们呢，好像只有到了“国家兴亡”的生死关头，才会呼喊一声“匹夫有责”。问苍天，几时才能唤醒我民众，以一个公民的姿态，行动起来？说到这里，全场掌声如雷。开完会，报告人和听众蜂拥而出，迎面碰到一人，在墙上贴小广告，众皆视而不见，散沙般离去。

【曹祈东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不说人话的语文教育　作者：李承鹏

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花12年时间训练小孩怎么才能不正经说话的教育。也就是说，当一个学生高三毕业时，他基本上就不会说人话了，很庆幸韩寒能够辍学，否则中国会少一个有趣的写字的人，多一个屁话连篇的人。

要是读到文学硕士学位，就只能像鄂南、黄冈中学出题的老师那样去超强纠错，分析一篇口水文章里到底哪些是酶，哪些是水，哪些是二氧化碳……中国的语文老师一直致力于教学生把一切文章都写成“说明文”，而且是家用电器说明文，准确无误，但极其无趣，我一直看不懂电器说明文，所以我一直到中学的作文得分都很低。

我的中学作文得分低是有原因的，我觉得那些范文实在太滥，包括茅盾、郭沫若、杨朔……

比如说《白杨礼赞》，各位看官请收看——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文章还是口号？还真以为排比就能杀死人！通篇废话，毫无具象意境可言，而且茅盾先生超喜欢倒置词汇，把“折磨”写成“磨折”，把“质朴”写成“朴质”，还好，他老人家没有在文中把“坚强”写成“强坚”。偏偏中学大纲里将此奉为象征主义散文经典。

肯定有鄂南（对不起，因使用全拼差点打成“恶男”）老师愤然批评我，“作为战斗檄文当然可以多用排比及口号”，但排比不等于叽叽歪歪，请看——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

您老能不能直接写“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从干到枝甚至到柔软的叶一律笔直向上，这就是一种民族的力量”，喊口号也讲究言简意赅，短则凝聚人气，句子太长就没耐心听，往往念了三分之一群众就跑光了，而且当时又没有电脑，像您这样好废纸张。

再请看郭沫若大师的《女神》——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切的一，恍惚呀！一的一切，恍惚呀！一切的一，神秘呀！一的一切，神秘呀！一切的一，悠久呀！一的一切，悠久呀！

郭大师是我的老乡，他真幽默，我怀疑他是不是把川江号子当现代诗歌了，不是不可以把川江号子引入诗歌，而是不能通篇充满了一惊一乍的“呀，啊，哟”这样的象声词，加上脑筋急转弯式的“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知道的就理解郭大师是感情充沛犹如脱缰野马收拾不住，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在练气功呢。

相当扰民，不信，你晚上拿这诗篇到一楼去念两三段，不被楼上泼洗脚水甚至拨打110才怪！

至于杨朔和他的《茶花赋》，很难培养出真正有好语感的学生，倒可以影响出一代又一代给供销社大门口写春联的高手。

读这样的大师文章长大的学生怎么能写出好文章，你还别拿“应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说事儿，既然时代不同了，能不能换点现在时代的文章，那些文白夹杂甚至掺和了不少革命“山药蛋”土话的文章读起来真的很恐怖，至少，也不利于推广普通话。

语文就是说话，语文教育就是说话教育，就这么简单，但中国语文教育却成为八股文训练，考据癖训练，有点类似练《葵花宝典》，欲练此功，挥刀自宫，先把人性给阉了，所以说不出人话来。

韩寒的错误其实有五处，哪里止四处，看来老师们不仅语文教不好，数学上也要误人子弟。但这只是一段口水文章，明白就行，好玩就行，韩寒有点像当年调皮捣蛋却意趣横生的韦小宝，是一个侥幸逃脱应试教育阉割的幸运儿，你非得学海公公琢磨着把他拖回去再割一刀，谁来充满想像力地写出“高处不胜韩”以及“陈余落雁”这样牛逼的字。

打倒中国语文教育，打倒“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中国语文老师现在天天干的事情就是帮作者揣测创作意图，由裹脚布想到孔子曾有胃病，由雎鸠的关关叫声分析出当时环保搞得不错……一切文章皆无想像力，一切文章皆成说明文，或者口号。

不仅写不出什么好文章，而且也读不出什么是好文章，这道理和长期看不到猪跑，也就吃不到猪肉一个道理，在经过茅盾郭沫若杨朔等人的一惊一乍式熏陶后，现在又居然有那么多人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好的文字，哦，我的王道士啊，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没问题，当你足够肉麻，怎能不流血？

【倪早菊荐自《视野》2007年3月B】

一座桥的故事　作者：逸　名

两个村庄之间横亘着一条河，给村民的出入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况且发大水时还曾吞没过一船过河的人。一个有点积蓄的好心人决定捐资修建一座桥。

于是，围绕这座桥可能发生如下故事：

故事一：消息传出后，立马招来一大批人，有请好心人给母校捐款的，有要他对灾区献爱心的，有为他拍电视登报纸同时开价若干元的，还有请他吃喝桑拿、观光后求他投资办项目的。

一番折腾之后，好心人两手空空，修桥之事只好作罢。

故事二：桥动工时，当地政府坚持要举办动工奠基仪式，请若干领导出席，并有若干明星“义演”，场面壮观宏伟，然而仪式花费巨大，开工之后即告停工。

故事三：为修桥工程承包的事，两村村长闹翻了，最后相互扯皮，修桥的事一拖再拖。

故事四：摆渡为生的人想到修桥之后自己会失业，当即举行游行示威，并于半夜用石头袭击好心人的窗户，好心人为求息事宁人只好改变计划。

故事五：桥修好后，人践马踏，桥路面慢慢坎坷不平起来。一次有老人路过不慎摔了一跤，其家属十数人围攻好心人住宅，要他赔偿数千元方才干休。

故事六：为保养桥面，好心人雇了一个人日常护理。为了给守桥人开工资，又雇一出纳。既有出纳，必设会计。出纳、会计齐全，怎可没有主管?此后又增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秘书、厨师、司机，人数骤增至10余人，好心人财政上不堪开支，于是责成主管裁员，主管当即请来若干专家、学者进行调查分析，并成立“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经一番商量考虑之后，决定裁员一名：裁掉守桥人。

故事七：桥修好后由当地政府接管，为了“以桥养桥”，过桥每人次收费1角。此后涨为2角、5角、1元。最后乡政府又规定：没交款、没缴费的人一律先缴清方可过桥。慢慢地，过桥人日渐稀少，摆渡的生意日益红火。最后，桥上再无人迹，遂成废桥。守桥者天天搓麻将度日，倒也悠哉乐哉。

故事八：因收费过高，过桥人日少。为吸引村民过桥，乡政府决定举办“爱心杯有奖过桥活动”，中奖者可获奖金若干。结果书记、乡长均有亲戚中大奖。

【燕燕荐自《文化博览》2007年第2期】

平静　作者：朱立生

半山小学有9个老师,天天吃饭,上课,晒太阳,端着水杯聊天,日子本来过得很是平静。

上级见半山小学9个老师教5个班，心血来潮让他们请个代课老师，每月只有300块钱，寒暑假不拿工资。

300块钱一个月，鬼才来。9个老师月月八九百块都不够用。但却真有人来，叫阿梅，她家里穷，还带着孩子。9个人都笑。据说阿梅只读到初二，9个人又笑。看这教育局弄的，300块钱，不如每人多教两节课，分了。但想归想，谁也没有明说。谁肯为300元钱折腰？分到脚下，也只抵个烟钱。300块的阿梅，说来就来了，也正儿八经地上课、改作业、管学生，和八九百块的老师平起平坐。

日子开始不平静。因为只读初二的阿梅教书仿佛是博士后，300块像拿了3000块。学生们都围着阿梅转，一个个笑得小太阳似的，成绩呼啦啦地长。9个科班出身的老师彼此照面，都是说不出的尴尬。

日子真是不平静，高谈阔论忽然少了很多味道。阿梅只得300块钱，还是教育局发的，但9个老师都像阿梅抢了自己的钱似的，都冷冷在躲着阿梅。

好在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上面一不小心分来了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一脚戳在这山旮旯里，生生把个阿梅给戳走了。学生们昏天黑地地哭，9个老师莫明其妙地笑。什么世道，还是硬本本吃的饭长。

平静又开始了回来了，太阳又晒得有趣起来。

大学生每月工资一千多块，却不满意，天天阴着脸上课，有时干脆不上。学生听他的课如听天书，都想着阿梅老师，成绩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地倒。

9个老师却奈何不了他，他的本本硬，工资高，不像300块的阿梅。真误人子弟，但那是教育局的事，不是老师的事。9个老师只是气，凭什么混日子也得一千多？这日子真是没法平静！

大学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不知怎么找到阿梅，让阿梅替他上课，把工资都给她。他自己，却跑到广东去了。阿梅不要一千多，她只要有课上就很高兴，学生们也很高兴。这比什么都值。阿梅最后只得700块，还是大学生坚持给的。剩下的，都归了学校的小金库。说好了，小金库只9个老师分，阿梅不分。

走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课没多上一节，工资却平白无故长了，真是好事。9个老师照样吃饭，晒太阳，喝水，聊天儿，心里隐隐地笑，盼着年终来临。

钱，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可是这样平和的心情没有持续很久。一个消息打破了半山小学的平静——那个连小学生都教不好的大学生进了一家公司，据说一个月工资就五千多。

9个老师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傻——人家在外面发财，自己还傻乎乎地帮他守着“铁饭碗”，真是傻得不能再傻。

于是大家愤然，连夜联名写信，反映大学生擅自离岗事件，强烈要求教育局作出处理，否则也要让自己的老婆孩子代课云云。9个老师以为教育局出面，大学生一定得回来和自己同甘共苦。可是他们很失望，大学生根本不想回来，教育局只好将他除名了事。

发生了这样的事，教育局对半山小学大为恼火，认为花300块钱请一个代课老师根本没有必要，所以阿梅只好第二次离开了她所喜欢的讲台。

1000块没了，小金库没了，阿梅走了，9个老师又回到了先前的日子。但奇怪的是，9个老师的心情却出奇地好。半山小学又恢复了日薄西山的平静。

【刘鹤荐自《中年读者》2007年第3期】

托塔李天王喊冤　作者：侯国平

托塔李天王出事了。花果山的小猴子，举报他花十万块为夫人买个钻戒，用公款报销了。

玉帝很生气，派太上老君查办这事，一查就查出了购买钻戒的发票，是李天王签字同意报销的。李靖解释说，公家的钱他一分也没有装进私人口袋里。为啥用买钻戒的发票报销呢?因为平日办公事的花销都是小额的，买份报纸呀，吃个面包呀，零零碎碎一大堆，报销起来，很费事，所以，贪图省事，就用一张大额发票顶替一下，方法上有些不妥，但一分钱也没有多给。

听了托塔李天王的解释，玉帝有点不满意，他为王母娘娘买了个铂金戒指，只花了一万块，还是自家掏腰包，那李老倌胆敢花公家银子，讨老婆欢心，不管咋说，这事要查一查。

这一查不要紧，李天王还真有点事。在他把守南天门的九年时间里，受贿和非法收受他人钱物1000余万元。他和老婆还以挂职、兼职为名，在三太子公司和巨力神工程队及多处工地领取工资和津贴200余万元。

玉帝吓了一跳，这个思想上和他保持一致，一贯标榜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李老倌，平时里没少受到表扬。他所以派太上老君去查这事，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想给李老倌敲一下警钟，没想到还没敲呢，就出了这么多事。早知今日，当初就应该想一想，不敢贸然去敲了。

玉帝想听一听，李靖自己怎么说，没想到这李天王一肚子不服气。他说，那么多人搞腐败，你不查，偏要查我，出生入死跟着你闹革命，落个这，真倒霉!面对一千多万来源不明的财产，李靖说，收下级的钱物是收红包，属于人情往来，只能算灰色收入，再多也不能算受贿。收老板和包工头的钱，才算受贿，是要坐牢的。他从来就不收私企老板和包工头的钱。

原来，在托塔李天王的床头柜上，枕头下，办公桌上，都放着《天界神仙内部监督条例》和《各界神仙纪律处分条例》，李天王日读夜诵，已经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李天王学习文件，并不是为了提高认识，丰富知识，而是要讲给别人听。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利用。李天王坚持认为，自己只是有点灰色收入，当官的都有，没有就活不下去。这种行为违纪不违法，最多只能在天界内部受点批评教育，如果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就太不应该。

玉帝一下子糊涂了，说实话，那些条例呀，规定呀，都是太上老君他们弄出来的，玉帝说不出个小老鼠爬灯台。李靖说他只是灰色收入，玉帝便问太上老君，这事怎么办？

怎么办呢？太白金星说，那李老倌委屈得要命拍着胸脯说，我犯这点事，都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咱们和尚别骂秃子，都是顶上明白，心里也别装糊涂。

玉帝认为这不是装糊涂的事，托塔李天王毕竟是个高干，不会不知道过节收下级的红包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他埋怨自己运气不好，一定是羡慕人家运气好，但他又不屑多说，一定是想掩盖什么。

太上老君说，没有什么好掩盖的，只要是出了事，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不喊冤叫屈的。就像抓阄分福利房，抓到了六楼西晒的一样。说自己犯罪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那花果山的小猴子咋没有犯罪呢?其实你有理由做选择，问题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榜样，你要和人间的陈希同、陈良宇比，当然要喊冤叫屈。

玉帝又问太上老君，那李老倌口口声声说自己运气不好，是什么意思?金星说，这是歪理，难道查住了赤脚大仙，就算你的运气好么?

不管咋说，事已经出了，尽管李天王还在叫屈喊冤，说自己没有大错，如今手中有点权的都是这样，不信可以查一查。但谁会去查呢?

玉帝觉得这个李老倌思想上还是和自己保持一致的，虽然经济上有点不清廉，也不能一棍子把他打死，万一花果山有点啥事，还要靠他领兵出征，所以经研究，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这事已经拉倒了。

太上老君认为，是李老倌喊冤叫屈，救了他自己。

【翟明荐自《汕尾日报》2007年1月3日】

区别　作者：韦如辉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

比如领导与群众?熏领导考虑的是大事，群众考虑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再比如老板与员工，老板挣的是大钱，员工挣的是小钱。

老安经常给我灌输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理论。老安每当发表高见的时候，还悠闲自得地呷上一两口茶；我呢，则慌忙拿来暖水瓶，把老安茶杯里腾出来的空间填满。这就是我和老安之间的区别。

老安是科长，我是科员，唯一的科员。我和老安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续茶等小事，还有其他一切的大小事。我冲茶，扫地，拿报纸；老安则喝茶，看报纸，随地吐痰。

一开始到科里，我很不习惯，心想，我冲两次茶，你老安也该冲一次吧？我扫两天的地，老安你也该扫一天吧。老安是个精明人，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所以他才自创了一套区别理论给我洗脑。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也就是说心理平衡了。这些活儿就是该我干的，老安他得考虑科里的大事儿。

年底，局里发给科里一张奖状外加1000元奖金。老安兴冲冲地到财务科领回了奖金，乐哈哈地夸我干得不错。我心里也乐开了花，毕竟自己的辛苦领导给予了肯定；况且，最近我正在恋爱，需要向对方投资，手头正有点儿紧。1000元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心想，工作都是我干的，老安会很大方地把奖金甩给我，同时还会补上一句，明年还要好好地干啊！

但是老安却当着我的面把1000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接着像以往一样，又给我上了区别的教育课。

我由怨变恨，由牢骚变诅咒。老安，你去死吧，病死！不！最好是汽车撞死。可是老安依然壮实地活着，每天还悠闲自得地喝茶，看报，随地吐痰。后来，我急中生智，把老安给搞了下来，我当上了科长。

一天，老安哭丧着脸俯在我耳朵上说：“科长，我在任的时候，还有一顿饭的账，你帮我给解决了吧。”接着，他把茶又给我续上。我心里想，老安啊，这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吗？

不久，局里考虑到科里的工作一个人不好开展，把小王调进科里当科员。我喝茶，看报，随地吐痰；小王冲茶，拿报纸，打扫卫生，整天忙个不停。在小王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在得意的同时，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子，因为我又想到了我和老安之间的关系。从此，我争着与小王干活儿，争着与小王干工作，还给小王较多的奖金。渐渐地我的口碑、人气儿不断上升。两年后，我当上了副局长；熬过了两年，我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大伙儿在背后议论我，我也听到了：“咱们的局长啊，还得升。”

【李向东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1月25日】

一个买官者的辩白　作者：莫清华

酸文人莫测写了篇《玩味卖官者的法庭辩解》，鞭鞑卖官者的同时，也狠狠地抽了买官者一鞭。不瞒你说，我就是一名买官者。

这个莫测，真是坐着不知站着的腰酸。不知什么年头了，还说这样的话。我的“妇科病”（副科级）得了将近二十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我在这近二十年，地方、位置倒是“动”了又“动”，但级别总还是副科。准确地说，应该是“不跑不送，原级不动”。你看，一个个水平比我低的庸才都“蹿”得比我高，你心里能平衡吗？我不送，能去掉“妇（副）科病”吗？而当年，我这个副科是县里哪个领导提名荐举的，我至今还不清楚呢！可如今，形势不同了，你不送，就不与时俱进了。

在当今，只要你有了官帽，人家就对你服服帖帖，尽管人家就是明知你这官帽是买来的，因为它多少能决定你的命运。尽管工作上没多少本事，只要买到官，能爬上来的，就是有本事。

曾有报道说某国一个职位极高的人到下面视察，下级官员该做什么还照样做什么，而不去陪同。在我们本土，能行吗？人家的官员是选民选的，他害怕的是得罪选民，而不怕开罪上级（请原谅我隐去具体国家和职位，我连这点写实勇气都不能有，害怕让编辑“出事”）。可你的官是上级领导给的。要是我们的官升降权操纵在选民手中，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能得到提拔重用，我愿花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去送礼？

像我这样，花自己的钱买官的，是窝囊废。但也不算花冤枉钱，那是有红利的。人家手中有实权的，那是用公款。还有，那些被看好的官位，还有人赞助你，为你集资去买呢！当然，那些出资者是为了控股，也是由于看好这个股份的红利。至于有些人为啥贷款买官？我说到这里，你也应明白了吧？

有些人吵吵嚷嚷要追究买官者，真是书生气十足，你看，东北那些向马德买官的，人家行贿10万元以下的，只是批评教育了事。向安徽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买官的，就有110名，全县37个乡镇，都向他买官。如果要处分买官者，那不是等于全县政权都改组了吗？自古以来，都是“当官不打送礼的”，你都不懂。卖官者落马了，那些有权处理我们这些买官者的，如把我们也处理了，谁还敢给他们送礼轻情义重的东西？

【邹秋英荐自《羊城晚报》2007年1月25日】

我梦想的中国　作者：李小磊辑

30年代，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未来的中国。今天，他们的预见哪些已成现实？哪些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被历史进程所抛弃？对于读者这也许是一次饶有兴味的阅读与思考。

朱自清(清华大学教授)

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我相信。这不是少数人凭着大众的名字，是真的大众。但这个梦实现之前，还得做一个梦。全国里到处在组织着训练着生活的队伍。像一个早晨，大家浴在新的太阳里。新生活一点一滴从一手一足里造出来，谁都有份儿。整个的队伍有一定的步伐，可不只是东一点西一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队伍向前进，不断地；跟不上，不愿跟，去他们的。前头有阻挡的，两边有拉扯的，飞起脚，撒开手！阵势，自然不能十二分整齐，但这时候也许不会乱。

我们如今就站在这个梦的边儿上。

郁达夫(小说家)

我只想中国人个个都不要钱，而只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到发明、生产、互助与有意义的牺牲上去。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至于无可奈何的特殊天才，也必须使它能成为公共的享有物，而不致于对大众没有裨益。譬如天生的声学家，可以以他的歌唱，天生的画家，以他的美的制作，天生的美人，以他或她的美貌，等等，来公诸大众，而不致于辜负他或她们的天才。

俞平伯(清华大学教授)

对不起，“和梦也新来不做”。假如定要做的，恐怕也是妖梦吧。有一个人无端被邻居切了一只胳膊去，自然都嚷嚷要找去。而据那邻居说，“你们不要只管来闹了，你们回去看看吧”。这真损得利害，但我觉得不可以人废言。原来那个巨人被切去胳膊以后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所以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只胳膊的恢复，而是一条生命会不会再活。不要胳膊，是岂有此理的大量，而不要生命，是大量得岂有此理。

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以中国之大，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国际关系之错综，更不容易。况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所以，假使我有了梦，也还只是大大小小的恶梦。

这明明与我自来怀抱着的理想相反。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至于谁来干这桩大事情，反正不会是我们，我们不配说话。谚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又曰：“左右做人难”。此之谓也。

顾颉刚(燕京大学教授)

第一，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

第二，打破旧家庭制度。许多恶习的改不过来(如贪赃)，许多人的颓废(如因婚姻)，都是家庭制度的作梗。

第三，奖励移民。西北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富的生产，如能有大批人民移住，既开发了富源，也挽救了中原的没落。

第四，知识分子肯到民间去，使全国民众都能受到教育，不要只管自己享乐，也不要只管喊口号。

第五，每个人都有职业，无不劳而获的人。

施蛰存(现代杂志主编)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却与每一个小百姓所梦想着的一样，完全一样！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说一句古话：“熙熙然如登春台。”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写到此，一个朋友在旁边问：“那么你以为这时候是个什么政府呢？”我说：“随便。……一切都好。总之，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这样一来，又未免近于发挥政见了，这是破了夙戒。我不免学一句时髦人高尔华绥的话：“横竖我的政治意见是无足重轻的。”

章乃器(上海浙江实业银行)

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决不怕没有出路。不独中国民族会有出路，连印度、朝鲜、安南的民族，都会有一天走上了光明的大道。

倘使我们认定中国必然要革命，我们就要想到一个更进一层的问题：中国最近的将来的革命，究竟是右倾的民族斗争的革命，还是左倾的社会革命？右倾思想和右倾行动在中国不可能发展，屈服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的中国上层阶级，在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化，自身基础正在动摇的时候，不能领导任何的民族斗争。所以，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当然，这样的一个革命，是要和遍满世界的革命潮流互相呼应一致行动的。所以，这个革命成功的日子，就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同时解放的日子，也就是帝国主义整个崩溃的日子。

茅盾(小说家)

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在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滕白也(燕京大学教授)

未来的中国：一、国人人人能拿枪；二、国人人人有饭吃，有事做；三、没有烟鬼游民和土匪兵；四、有制造，无过剩，而进出口货物的价值能互相抵消；五、教育专制，男女平等，而做官不得致富；六、无资本主义侵掠小民。

章克标(时代画报编辑)

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一定是没有什么中国不中国的，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樊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因之中国如何是很难说了，恐怕是没有中国，也没有外国的吧。

谢六逸(复旦大学教授)

未来的中国，应该像现在我的一个友人的家庭，他们没有阶级不分彼此，互不“揩油”；有人欺负他们之中的一个，就得和别人拼命，至于互相亲爱，还是小事。

卫聚贤(暨南大学教授)

一、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70%，学社会科学的占29%，学国学的占1%。

二、军事内战发生，掘战壕时，小心古物。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式，一县人民好了，县政府就不敢为恶；各县的人民好了，省政府就不敢为恶；各省人民好了，中央政府就不敢为恶；从下层一层一层的建筑上去，如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不要成了倒塔式如根基太小，自然会倒，若遇着大风，当然是立不稳的，在那里动摇。

叶圣陶(中学生杂志编辑)

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描写起来只须简单的几条线条：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岂只是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不应该这样么？中国地方什么时候会涌现这一幅图画呢？恐怕很遥远吧，遥远到不能“梦想”吧。

韦丛芜(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

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戴蔼庐(银行周报主笔)

中国未来是怎样的一个问题，我从现状的观察，却有一种理想的梦。便是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各种行为，应该处处能照着一定的秩序去做。譬如拿大的来讲，政治上将来决不可再有各种不能公开的作用，做一种背景，一方面说是维持秩序，他方面却破坏规则，不遗余力。又拿小的来说，上火车、上电车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不惜将人家挤开，这也是不守秩序的习惯，所以我的梦想，是要人人能守秩序，不论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如此才好。这种梦想，人家说是教育程度的关系。然而我以为如果大家有决心的话，非用一种坚强的力量去制裁不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力量，充分的培养，或者要比教育来得容易见效。因为现在的教育根本上是没有秩序的。

穆藕初(实业家)

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李青崖(著作家)

梦想未来的中国智识阶级，重实验，重理智，不以耳为目，不以部分测度全体，不以近功忽略远虑；以为创造新的局面的根基。

徐调孚(本志文艺栏编辑)

我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臣、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

章衣萍(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

这个中国是太老，太旧，太腐败了。中国恐怕还该有长期的混乱。怎么好？要做梦也很难。我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我们不要像甘肃一带人民一样，吃草皮树根，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便好。这个简单的梦，也不知哪一年可以实现。

夏丏尊(开明书店编译所长)

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我所做的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梦不止一次，姑且把它拉杂写记如下，但愿这景象不致实现，永远是梦境。

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

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

我梦见中国要人都生病。

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卷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犯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

【翟明荐自《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一些让人沉痛的世界排名　作者：郭　柯

1.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2.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

让我们看看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及其他各项开支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上。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行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作者注)，而且没有学费减免。其次是新西兰。英国的学生平均一年支出为6763英镑，这个数字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而且扣除学费减免，这是由于当地学费减免少、生活指数高，而且大部分学生居住在全球生活指数最昂贵的伦敦。

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每人每年，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3.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作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4.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

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

5.中国“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71位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是全球著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他们从1995年起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全球腐败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每年都会调查世界各地商界及公众对当地贪污情况的观感，总结出“清廉指数”。2004年中国内地得分为3.4分，排名全球第71位。

6.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

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7.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公开披露，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烟尘排放量140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1300万吨，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8.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9.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比这还要高。在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10.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

11.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979年刑法分则中,有7个条文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之后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29个条款规定了40个死刑罪名，共计有36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

12.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数量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负担是将长期困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沉重负担。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

【刘畅荐自《新闻观察》2007年3月9日】

钱多也不够“老爷”花！　作者：旭　林

某单位眼看就要垮，

主任怨上又怨下。

群众说，莫要怨，

照照“镜子”再说话。

“主任室”好像“金銮殿”，

地毯、空调、皮沙发。

几部电话随便拨，

手里又抓“大哥大”。

官儿不大坐“专车”，

肥吃海喝在“酒家”。

豪华宾馆时时住，

名药补品常常拿。

忽如一夜游兴来，

跳上飞机看樱花……

莫说国家财力紧，

钱多也不够“老爷”花！

【冯建成荐自《山西家庭报》2006年10月9日】

话吹牛（外一首）　作者：杨孔翔

出牛技术是在妙，

轻轻一吹万般好，

吹的个人身份高，

吹出自己能力俏，

吹得单位不得了，

吹得政绩呱呱叫，

瞎吹弄假能成真，

猛吹速度特别高，

常吹风景迷煞人，

巧吹能使百病好。

吹牛堪称奇异术，

省力省功效果好，

单位一吹扬美名，

个人一处步步升，

地方一吹成热点，

经济靠吹上卫星，

弄修作假吹牛风，

劳民伤财腐败中，

吹牛何时能绝迹，

事实求实乃真宝。

角度不同

重大失误等同于敢想敢干

上当受骗等同于宝贵经验

红头文件等同于重视非凡

会议不断等同于大干实干

参观游览等同于联系实际

文化搭台等同于经济唱戏

走马观花等同于现场办公

炒作造势等同于快速发展

牺牲政策等同于解放思想

全民招商等同于发展捷径

建筑火热等同于形势大好

…………

【李德福荐自《山东工人报》2007年2月28日】

劝君莫　作者：英　英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醉花前月。

前路何处不登山？

此时不搏几时搏！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记他人过。

世间情谊何其多，

诸事还得细琢磨。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采野花果。

野花野果或有毒，

伤身败俗了不得。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嫌黄脸婆。

好花尚无百日红，

青春年华能几何！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学成克杰。

休论腐败已成风，

当知伸手必被捉。

劝君莫，劝君莫，

劝君莫做大老爷。

等闲树倒猢狲散，

孝子贤孙侍候着？

【韩玉乐荐自《家庭百科报》2007年1月26日】

某官写真　作者：杨宏潮

一 稳当

知对错不言 见是非不语

闻善恶不议 遇矛盾不决

虽说非包公 却也心如镜

人人都有理 和气才相宜

稀泥抹光墙 我做钓鱼郎

二 风光

电视上露脸 小报上头版

风光又耀眼 金光身上闪

虽说政绩少 却有妙笔炒

黑白纸上说 百姓奈我何

有权即是娘 好官我自当

三 有望

台上慷慨激昂 台下绞断肝肠

跑送找准对象 拍马针对上方

虽说颜面受损 却能日后放光

如今说行就行 不服就是不行

只要上官夸奖 他日升迁有望

四 直上

寻得梧桐树 去和凤凰住

飞到高枝上 百鸟朝拜忙

虽说无闲日 却感周身爽

酒色财气旺 风吹官身长

过关又斩将 福禄似水长

五 晃荡

圈子越绕越圆 权利愈掌愈大

昔日送人钱财 今日翻番回来

虽说贪占违法 却无贿者揭发

权钱公平交易 老少童妇不欺

偶尔酒后失言 竟然翻板入监

六 忏悔

坐牢不怕坐穿 只要性命保全

交待坦白交待 深挖思想根源

虽说受党培养 却失高尚情操

今日落此下场 方悔交易荒唐

奉劝诸位官长 莫学我这模样

【王翔宇荐自《中国杂文》2007年3月3日】

草根眼里的和谐社会　作者：魏　青

公务员上班嘴里没有酒气就是和谐。一些公务员经常接受吃请，满嘴酒气地和去办事的老百姓讲话，老百姓心里很不舒服。

大酒店门前的公车少了就是和谐。越高级的酒店，每到吃饭时间越是公车云集，路过的老百姓总要指点和议论，心里憋屈得很。

官员不爱作秀就是和谐。一些官员给老百姓办了一点好事，就喜欢拉上记者，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宣传，老百姓觉得这样做很不厚道。

干部的诽闻少了就是和谐。一些腐败的官员，在民间总会流传很多的绯闻段子，这些段子的广泛传播，影响了老百姓的社会情绪，心态自然就不平和了。

偏僻小巷环境优美就是和谐。繁华闹市的宽大街道往往路平、灯亮、干净、整洁，鲜花盛开，绿草茵茵，但是，偏僻的小巷往往脏、乱、差，老百姓很郁闷。

弱势群体得到关注就是和谐。下岗工人、低保户、特困户，养老院以及城市乞讨流浪者等弱势群体得到了足够的关爱，老百姓身同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对和谐就有了天然的亲近感。

物价不飞涨就是和谐。一些物价由于缺少科学的监管，涨得老百姓心痛。

小偷少了就是和谐。出门总怕小偷偷钱，以至于懒得出门，老百姓体验不到社会治安怎么好了，难有好心情。

公交车多了就是和谐。上班公交车十分拥挤，甚至等一辆公交车要半个小时，烦躁的情绪油然而生，心里堵得慌。

妇女、儿童和老人有保障就是和谐。邻家的媳妇不挨丈夫暴力了，张家无依靠的孩子有学上了，李老汉老有所养了，小区的老百姓感觉就和谐了。

每个人对和谐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我在这里只是希望社会的管理者在构建社会的过程中，能够体现草根性、公平性和呵护性。

【刘鹤荐自《中年读者》2007年第2期】

学者的“奇谈怪论”　作者：魏剑美

人类智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学者和思想家们的理论突破有关。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很多卓有建树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却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举动，甚至提出一些有关基本常识的“奇谈怪论”，即便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

曾经有不少学者一辈子痴迷于制造“永动机”，幻想这种机械装置不消耗任何燃料和动力却能源源不断提供有用的功。早在13世纪，法国人亨内考就着手制造了这样一个“永动机”，但仅仅运转了几圈就宣告失败。达·芬奇也作过尝试，同样遭遇失败。此后又有很多人试图攻克这一课题，在17世纪的法国，曾经有不少人宣称研制成功，乃至于申请鉴定的人多得让科学院都忙不过来。

柏拉图一辈子都瞧不起诗人，他曾经将人分为九等，诗人排在第六等。他认为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美的诗歌是因为神灵附体，诗人不过是“神的代言人”，就像巫婆一样。

自然主义作家左拉一直致力于将文学变成一门科学，他说：“既然医学是门艺术而又正成为一门科学，那么文学本身借助实验方法为何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在他之前，泰纳曾试图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文艺领域。他们都强调运用“实验方法”，把小说视为科学的一种。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笃信进化论的钱玄同认为人一变老就容易保守，阻碍社会发展，因此人一到40岁就应该枪毙。结果他自己到40岁生日那天，鲁迅送上一首诗嘲笑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马树强荐自《今晚报》2007年3月3日】

国人擅长干大事　作者：古清生

近几年走过许多城市，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城市都是大街建得好，豪华、整洁、漂亮，小街就破烂、杂乱、简陋。

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小事往往干得比较糟糕，近乎成了一个规律。比如明代的大型军事工程万里长城，我从山海关看到嘉峪关，巍峨壮观，绵延万里，但是明代的步兵单兵作战兵器却不怎么样。

时下，中国的作家特别能写长篇小说，新长篇小说年出版千部以上，可是书市上很难找到精美的小品短章。中国的大学盖得豪华气派，然而与此对应的是农村小学的危房。中国的科学家能产生世界上最多的论文，却没能写出PC机上的小小的操作系统。我们将老虎豹子打没了，苍蝇蚊子还不少。

中国人擅长干大事的特点被西方人洞察，所以开放之初，先进来的不是希尔顿大酒店，而是麦当劳的小薯条，肯德基的小鸡翅。

【倪早菊荐自《哲思》200年第3期】

众生三怕　作者：刘志军

农民三怕：一怕收成不好，二怕占地建楼，三怕领导慰问；

民工三怕：一怕打工挣不到钱，二怕挣钱要不到钱，三怕要到钱买不上回家的车票；

当官三怕：一怕下属不合作，二怕领导不重视，三怕提升没着落；

工人三怕：一怕工友有后台，二怕工资发不下来，三怕裁员被开；

老师三怕：一怕学生早恋，二怕教科书改编，三怕教育部下达文件；

学生打工三怕：一怕没钱交不起学费，二怕打工专业不对，三怕吃苦太累孤单乏味；

女明星三怕：一怕大众不关注，二怕媒体不炒作，三怕人老珠黄没饭吃；

现代人三怕：一怕整天开会，二怕填表太多太累，三怕密码太长难记。

【刘雨生荐自《山西青年报》2006年12月18日】

男人这辈子挺难的　作者：大　旗

找个漂亮女人吧，太操心；找个不漂亮的吧，又不甘心。光顾事业了，人家说你没责任感；光顾家了，人家又说你没本事。专一点吧，人家说你不成熟；花心点吧，人家说你是禽兽。有钱，说你是坏人；没有钱，人家骂你窝囊废。自己奋斗吧，等有钱了女友也老了；让女人养吧，不如自练葵花宝典算了。不去应酬，怕被老板废了；去应酬吧，怕被老婆废了。

哎！这年月做男人真难。

女人可以等嫁，俺们等啥呀？女人还有个三八节，俺们有啥呀？

男人这辈子挺难的：活泼点吧，说你太油；不出声吧，说你太闷。穿西装吧，说你太严肃；穿随便一点吧，说你乡巴佬。会挣钱吧，怕你包二奶；不挣钱吧，又怕孩子断奶。结婚吧，怕自己后悔；不结婚吧，怕她后悔。要个孩子吧，怕出来没钱养；不要孩子吧，怕老了没人养。

这年头做女人难，做男人更难。男人，就要对自己好点。

【秦国贞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3月13日】

匹夫无责论　作者：施蛰存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

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

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

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

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

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

【一厘米荐自《古文名句赏析》】

中年百态　作者：邵俊源编译

中年是当你第一次怀疑你的身体背叛你的时候；

中年是当周围的人突然变得年轻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拒绝老年折扣的时候，因为你觉得自己还不够老；

中年是当你宁愿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外出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看到的东西比你想要看的东西更多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发觉印刷物上的字体太小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做完一件事，却记不起自己是否享受到了乐趣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承认自己也是一个凡人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决定趁早买那辆红色跑车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常常找不到眼镜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想恋爱，却没有时间或精力的时候；

中年是当脊椎指压治疗者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的时候；

中年是当你确定浴室里的镜子是一个说谎者的时候。

【牟大裕荐自《环球时报》2007年2月1日】

中层干部必读　作者：锐　圆

所谓中层干部，就是只小小鸟。其实，做只小小鸟也没什么，关键是鸟命能长一点，不要随时被猎枪灭掉就很开心。当然，做好小小鸟也不容易。以下几条，仅供鸟们参考。

第1条，也是总纲，那就是读老板的书(没书讲话稿也成)，听老板的话，照老板的指示办事，做老板的好战士。

第2条，古往今来，做官的第一要诀是“揣摩上意”，紧跟老板的思路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在执行中加速理解。凡是认为自己的思路比老板高明或者干脆跟不上老板思路的，统统完蛋。几乎所有的老板在表面上都喜欢部下有思路，都自称有民主作风，要求下面提意见和建议，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变相地在做民意测验，调查自己的支持度。这时，如果你想显摆自己有头脑，是意见领袖，那你肯定将会是一只死鸟。

第3条，即使有真知灼见，那也一定要讲究发表的场合、语气以及和老板之间的沟通程度：特别提示：第一，你的思路一定是在老板的启发下产生的，是老板战略思路的一种小小的补充；第二，老板采纳后一定要把知识产权不留痕迹地转让给老板，让老板化为是他自己的创意，老板对别人讲你的思路时，要显示出如雷贯耳的神态来。老板都愿意做精神领袖，宁可和老板争点小实惠，绝不和老板争思路的首创权。

第4条，如果你是只笨鸟，从来没有思路，没关系，很多老板在很多情况下喜欢像你这样的笨鸟。关键就是听老板的话。现在书店里关于“执行力”的书卖得很火，为什么?因为革命事业需要一大批听老板招呼、不问所以然只管奋勇向前的笨鸟。

第5条，所有的建议里面，老板最爱听的是省钱的建议。

第6条，听老板的话也有学问。老板说话的重要程度与具体与否成正比，与听众多少成反比。老板对王二一只鸟说把桌子擦擦干净，王二正确的做法是：马上擦；老板对全体员工说要努力工作创造效益，王二只要脸上露出奋勇争先的神态就行了，可以什么也不用干。

第7条，老板骂你的上司，能躲多远躲多远，把喜悦深深地埋在心里；老板骂你的下属，一定要冲出来承担责任。你的兵喜欢有担戴的领导，你的老板也会喜欢。

第8条，在公司，事情没有大小，关键看谁吩咐。如果顶头上司和老板同时安排你做事情，要记住，顶头上司安排的事情没做，可以请求通融谅解，老板安排的事情没做，你只有死翘翘了。

第9条，老板越过你的领导安排你做事，最好还是想办法知会领导一声，即使明天你就可能取他而代之。

第10条，上帝让谁灭亡，就让谁先疯狂；老板让谁下岗，就让谁得意忘形。

第11条，老板离不开两类部下，一类是忠诚型的，此为忠狗；一类是业绩型的，此为恶狼。没有狗不稳定，没有狼难发展，做狗还是做狼抑或做狼狗，你的定位很重要。

第12条，如果你是狼，狗出没请注意。

第13条，如果你是狗，不要从正面攻击狼，通过老板收拾他。很多老板从骨子里是防备狼的，你恰当的谗言可以让狼永远得不到信任。有句成语一定要懂：疏不间亲。一般忠狗不要随便离间超级忠狗和老板的关系，超级忠狗不要离间老板和小舅子的关系，世界上有一种超级傻鸟，居然敢向老板说老板娘的坏话，结果是死得很惨。

第14条，不要在外面抱怨自己的老板，尤其不要在新老板面前攻击旧老板。天下乌鸦一般黑。

第15条，对自己的部下要关照，对老板抱怨部下无能等于说自己无能。

第16条，对自己的部下要严格，部下对你的敬畏是你统驭才能的一种外在表现。

第17条，老板称赞你的时候，要留心同事的表情；老板骂你的时候，只需留心老板的表情。

第18条，陪老板和客户喝酒，可以倒下，但不能跳起来。喝高了就搞笑耍宝出洋相，这是不堪重任的表现。

第19条，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公司和官场一样，要进步就要学会钻营，要学会瞒、学会骗，偶尔搞点阴谋，但注意不能露馅。要记住，卑劣的手段只能救急，不能当饭天天吃。

话到此处暂且打住。职场刀光剑影，厚黑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小小鸟是上有严管，下有骄兵，旁边还有人竞争；没有财权，没有人事权，只有做事权，所以最重要的还是：

第20条，做事要勤勉。

第21条，做人要厚道。

【杨松荐自《商界》2007年第1期】

我不是针对你　作者：付　芒

农贸市场上，一个女人来到一个猪肉摊前。

“大姐，买肉啊？瞧我这肉新鲜！”肉摊老板招揽顾客。

“就怕买到注水肉。”女人说：“半斤猪肉里能炒出二两水来。”老板提起猪肉，露出案板让女人看，“注水肉搁着就往外流血水，你瞧我着案板上有水没水？”

“师傅。”女人说：“要不你把猪肉开个口子，我瞧瞧里头的色儿。我这不是针对你，可要不这么着，咱老百姓吃不起这亏。”

老板提起刀给肉开了个口子，女人掏出一张吸水纸贴上去试，仔细观察谈妥了价格。老板给排骨扔到台秤上要称。

“你这称准吗？”女人换下排骨，把手里的一袋油菜搁在称上，“这油菜我刚在公平称上称过，用你这称试试有多重。我这不是针对你，可就怕碰上有些商贩缺斤短两的。”

女人看着老板称了油菜，核准了斤两后才搁上排骨称了重，“行了，”女人说，“师傅，麻烦你帮我把骨头砍开吧。”

“大姐，”老板说，“你能不能把钱先付了，我这不是针对你，可就怕遇上有些顾客，你帮他把骨头砍开了，到时候他又不要了，搞得我们很为难。”

女人递过一张一百元钞票，老板拿着钞票，左摸摸，右看看，说：“大姐，我这也没有验钞机，你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把钞票拿到那边水果摊上验验。我这不是针对你，可万一收到的是假钞，我这几天的生意就白干了。”

“行，”女人说，“可是师傅，你过去验钞之前能不能先让我把钞票的号码记下来，我这不是针对你，可是你知道，有些人趁着验钞的机会把真钞票给换了，那就有嘴说不清了。”女人拿出纸笔记下了钞票上的号码。

老板去验钞之前打了个电话回家，叫他的儿子帮忙暂时看着摊子。老板对女人说：“大姐，我这不是针对你，可是菜市里人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摊子放在这儿没个人看着到底不放心。”

老板验钞回来，跟女人清了账，把排骨拿到木墩上砍开了递给女人。

“师傅，”女人说，“能不能麻烦你把排骨复复称，你那木墩子搁在肉案后面，我从外面看过去根本看不见，我这不是针对你，可要是两斤排骨砍开了之后就变成一斤半了，那也让人怪闹心的！”

【文如荐自《知音智慧》2007年第3期】

假如俺是村代表　作者：爱谁谁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所医院，请专科护士，招本科门诊，邀专家主刀。医院廉价收费，生个孩子不再贵；俺村农民种田累，不用看病再受罪。等俺村医院建起来，看谁还敢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要卖国债券。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所学校，请博士校长，招硕士主任，聘本科老师。学校廉价收费，孩子上学不再贵；俺村农民种田累，害怕负担教育费。等俺村学校建起来，看谁还敢说：小书包一背，化肥费就吹；孩子一上学，全家就卖血。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家饭店，请一级厨师，烹山珍海味，做满汉全席。饭店廉价收费，农民吃饭不再贵；俺村农民种田累，只想吃饱好好睡。等俺村饭店建起来，看谁还敢说：进城吃一餐，一年心不安；结婚摆回酒，失眠好几宿。

富村版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座球场，用进口草皮，请外籍教练，邀国脚加盟。等俺村球场建起来，城里的人早已审美累，世界杯也没你们的位；不如到俺村组个乡下队，俺们不嫌脚臭哨黑窝囊废。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座影院，安豪华座椅，装中央空调，放进口大片。等俺村影院建起来，子怡的性感海报门口挂，老谋子亲自来发宣传画，葛优签名售票不戴假发，到时候谁敢笑俺们没文化。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座机场，选黄金地段，飞国际航班，聘漂亮空姐。等俺村机场建起来，只要是俺村的，想飞哪儿就飞哪儿，想上哪个国家就上哪个国家；只要是村代表，想骂空姐就骂空姐，想揍空警就揍空警。

假如俺是村代表，俺一定要求在俺村建一座宾馆，选风景最优美的地段，按国际五星级的装修，招名牌大学毕业的服务员。等俺村宾馆建起来，往后俺村再开村委会，打死也不去国宾馆消费；被人曝光难免心有愧，自家宾馆安全又实惠。

【韩玉乐荐自《家庭百科报》2007年2月2日】

2007年第6期

从希拉里唱错国歌说起　作者：黄一龙

准备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拉票活动中自铸一错：当众唱国歌时居然忘词走调，闹得舆论大哗，粉丝大恸，对手大喜。这是一月间的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到了我们这里，也可证明“美国民主”体制下竞选人的素质，也未必很高。

由此想到我们的国歌。有过很长时期，在正式场合，她是只兴“奏”的：奏而不唱，恭敬肃立，不言不动，倾听如仪。那样做的好处，至少是不会出希拉里事件，有利于大家保持尊严。后来不知何时又唱了起来，我私自揣想，可能和干部年轻化的形势有关。开会的人年轻了，记忆力和对于记忆力的自信都相应增高，几句歌词，没有什么对付不了的。执行以来，甚为顺利，全国大大小小的正式会议每年月日总有若干起，唱得虽非人人字正腔圆，但是尚未听说出过希拉里。说明至少在唱国歌上，我们的人比她高明。

可是近年来又听到一些议论，和国歌的歌词有些出入。议论大半是有资格参加正式会议唱国歌的人议出来的，先是说“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世”来了，继之以各种崛起的态势相标榜，然后就是这大国那大国了，总之我们已经告别了阿Q先生以“我们先前”如何如何自慰的年代，庆贺我们现在如何如何了。面对这些议论，我就怀疑论者是否真正赞成他们唱得一字不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我说的是国歌的这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是强盛的时候崛起的时候泱泱大国的时候或（谦虚一点说）和泱泱大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吗？“危险”？“最危险”？还存在吗？要是不存在，那就虽然口唱“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最强盛最辉煌最安乐最了不起的时候。从对于国歌的态度来说，说他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并不过分。比起大洋彼岸的希拉里把“那星条旗”唱成“我们的星条旗”，我们这边的问题显然更离谱了。

其实不赞成这句歌词的意见，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时候，就已有了。那时正是她的词作者田汉本人发表意见，说新中国即将成立，帝国主义反动派被赶跑，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法过时，应该改掉。此见受到一些知名人士的赞同，且由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修改稿。而由于周恩来等的力主维持原词，才没有改。不改理由大致是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新华社答读者问，对此有所说明：“《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建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从这段史实看来，当初保留“最危险的时候”，为的是其“历史意义”，为的是“唤起人民回想”，除此以外，还因为“今后还可能有战争”即外敌入侵的“危险”。可是从那时以来积几十年之经验，却说明“最危险的时候”除外敌捣乱以外，我们自己稍不小心，也会险起萧墙，成为现实。当然，每一次“最危险”都在全民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了。可是每一次转危为安以后，在忙着高唱“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却总有人忘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国力空前，经济总量列世界前茅；民力也空前，先富起来的人们大摇大摆游遍全球。在这样的时候，有多少人还时时悬想着下一次“危险的时候”？

不说下一次，摆在我们眼前的“危险”就有一堆，并且总是和“繁荣富强”搅在一起，如影随形。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产品覆盖全球，可是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污染，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财富大增，可是分配不公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政绩工程到处落成，可是公权滥用，公权私用，公权腐用，到了什么时候？这是就全局而言，至于落实到具体的群体具体的个人，看不起病的，上不起学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每天不知有多少。所以，我们没有理由陶醉于最辉煌的时候最安乐的时候，而不去想想“最危险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不仅用嘴，而且用心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且不唱错的理由。我以为。

【杨兴文荐自《文汇报》2007年4月9日】

“政治意识”的时代感受　作者：邵显亭

“政治意识”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复杂”的词语。

在上世纪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词语在不少时间和场合是一个让人战战兢兢、让人感到生硬冰冷的词语。那时的“政治意识”从一个侧面来说，更接近于一种“斗争意识”，“政治意识”在火爆的运动中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很多时候只剩下“斗争”两字在指挥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阶级专政”，就像“砸烂狗头”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刺眼的词语，就是当时的现实写照。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另一种回忆录》中，通过收信这一平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对此曾有这样的细致描述：“大家也许认为，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我这‘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除了在‘文革’初期收到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以外，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我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信后不知所措了。”

先生的话很形象，不是个中人，难解其中味。的确，在那时，没有人愿意在“政治意识”方面显示自己天生弱智，“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简单而又简单的判断，非常流行。人人都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意识只是止于狂热而非理性的时候，常常意味着它的贬值和虚无。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对“政治意识”恐惧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现在这个词语，反而成了人们比较爱说和爱听的东西。比如，有贪官落马的时候，人们会说他政治意识不强，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被腐蚀了；某人行政不作为的时候，人们同样会说他政治意识有问题，不够自律，是惰政表现。现在是一个逐步学会从民生的现实角度观察问题的时代，深得民心的“和谐”两字甚至被解读出了汉字的象形意义——“禾”、“口”即人人有饭吃，“皆”、“言”即人人有话说。这时候，政治意识依然是一种评价标准，只是它身处讲究“和谐”的时代，没有了冷箭冰霜。

比如房价是当前最热议的话题，但问题是，这种争论大多是“学术”名义下“有关人士”的争论，他们有着滔滔不绝的术语，他们善于运用精确的数字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争论之激烈，常常还上升到对人品的“探讨”。但“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有“原则”的“放炮”，更常常沦落到单纯的口舌之争。当老百姓对“专业人士”的争论已经心有疲惫的时候，他们更希望听到一些政府的声音，因为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能失语。

所以，当因劝告老百姓暂缓买房而“出名”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最近再次直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这种政治意识迅速博得了许多人的敬佩。“责任型”政府和其主政者，就应该学会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和不足，而非一沾“市场”两字就撒手不管。

看来，同一个词语随着时代的不同，会给人不同的感受，恨之或爱之，皆有理由。大概，这就是词语的功能之一，也是汉语的魅力之所在吧。一位诗人说过：“再过几百年，如果在纸堆中，挑出一行诗，就可以使这个时代再现！”诗是如此，词语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4月11日】

在两个极端之间　作者：资中筠

《文汇报》1月24日有一则报道，标题是“‘我愤怒’不如‘我思考’”。说的是有一个外国流氓在网上吹嘘他玩弄中国女性的经验，引起网民一片愤怒声讨、谩骂，既骂洋人又骂中国女人，一下子又提高到了民族尊严问题。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据此提出：“我愤怒”不如“我思考”，并举了国人只重视海外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中土学者的著作。在这点上我与张教授深有同感，例子不少，不再赘言。另外还想借此多发挥几句。

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没有哪国国民对“大国”、“强国”有那样普遍而强烈的向往。同时，在许多人心里又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心态，既自大又自卑，在排外和崇洋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神经极易受刺激，动不动就提高到侮辱国格，常有非理性之举；一方面，深层次的崇洋也达到盲目、非理性的程度。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人格与国格孰先？”那是有感于一则新闻：有一名外国老板罚全体员工下跪，只有一人宁肯丢掉工作也坚决不跪，媒体对这名工人大加赞扬，作为维护国格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如果老板是中国人如何呢？跪与不跪就无关紧要了吗？这么多人的人格受到侮辱，就不值得媒体关注了吗？同样的，就当前的例子而言，那个津津乐道其玩弄女性的流氓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男人这样侮辱中国女人就可以容忍了吗？或者，中国女人自轻自贱甘为中国男人玩弄就没有那么不堪了吗？在这件事上国籍是关键吗？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只是一个心地龌龊的无耻之徒编造出来的，那这也与民族大义无关。

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近刚从电视“焦点访谈”中见到，某上海淮海路的“地主”（或“房主”，恕我不知道行为人的准确的身份）为提高“档次”，要挤走明明市场效益很好，经济回报很高的国产名牌专卖店，将店面租给洋商，甚至不一定是名牌，只要产地是外国，只认“洋”，不认“牌”——当然不是任何外洋，而是美、英、法、德等国。只见镜头上一名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圆脸男子，对记者提出的关于经济效益、收入、公平等问题一概不理，只一味地重复：“我们就是要提高档次，档次呀！”在他心目中，国产牌子必然比洋牌子（注意，不是国货比洋货，也不是名牌与非名牌）档次低。在这里，商人的“惟利是图”也让位给崇洋的虚荣心了，即使租给洋商少赚钱，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知加非理性的行为，很可能上当受骗，招来许多假洋鬼子，这该是闹剧呢还是悲剧？好在此事既然已在“焦点访谈”曝光，想来定会引起有关方面关注，这就有望妥善解决。此处举例主要是为说明一种心态。

本人有亲身经历也可作为例证：大约二十年前，出差到上海，那时住宿条件远不如现在，接待单位的招待所只有一间房间是带卫生间的，承蒙优待，事先把那间打扫出来给我住。在服务台登记时，那位女服务员直面我睁大眼睛用标准上海话说：“我当是外（a音拖长）国人，哪晓得是中国人！”陪同我的朋友十分尴尬，只好不断说：“格末蛮好！格末蛮好！”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好一点的房间一般供接待外宾用，那服务员的反应不算稀奇。不过善于鉴貌辨色的服务员敢于当面这样说，也说明一定的问题。二十年后情况大变，高级宾馆如云，中国人出入其中已不稀奇，一概享受微笑服务。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接话员、餐厅服务员不管对象，都先讲英语。宾馆“档次”越高，越是如此。一次应邀在一家宾馆的餐厅就餐，一桌全是中国人，七嘴八舌聊天正起劲，服务员在一旁耐心等了一阵子，当然完全听见我们都是讲的中国话，但是等插空问要什么饮料时，却还是“Excuse me，sir……”那一次老伴发作起来说，你没看见我们都是中国人吗？他说“不好意思，这是酒店的规定！”在外国客人多的地方服务人员要求会说英语是工作需要，为了方便。但不管对象一律先说英语，以显示“档次”，恐怕还是那种潜意识在作怪。

我举的例子都是上海的，希望不会开罪上海人。诚然，盲目崇洋到处都有，决非上海独有，那种把国产品牌赶走为洋商让路的做法，报道中也提到了别的省市，还有新建小区冠以洋地名可见于许多城市。但恕我直言，在上海体验到的，有其独特的微妙之处，深入到本能，为他处所无。再举一例：我坐出租车路途较长时，常喜与司机聊天，可以了解不少世情。司机是寂寞的职业，也很愿意有人说说话，聊得高兴时，往往表示友好，恭维一下。北京的司机最常说的是，看来您是文化人（或教书的，或搞科学的，或离休老干部）吧。而在上海，同样的情况下，司机说，阿姨，你气质很好，是海外来的吧。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恭维对方，很说明心态。不过应该承认，在上海遇到这种情况是少数，因为上海司机远不如北京司机爱“侃”。因此从调研意义上，这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是个人感受而已。

其实，小市民的崇洋心理还是小焉者，更高层次的偏信洋人、耗资亿万的事，也是不少的。此类例子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的了，那就甘落刺小不刺大之讥吧。

【马树强荐自《文汇报》2007年4月11日】

告别道德神话　作者：王跃文

中国人道德理想国的梦想，似乎早在孔圣人时代就破灭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这话岂止是对周代道德神话的向往？实在也是对道德失落的无奈叹惋。从此以后，世世代代都有人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可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这么活过来了，而且只要不碰着太混蛋的皇帝，或是不遇上战乱、河患或蝗灾，总是一代比一代活得好。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总听上辈人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延安时期如何的好，50年代如何的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晓世事，只是懵懵懂懂感觉这话好没道理。且不说延安时期或50年代到底如何，其实80年代初，主导社会风气的正是人们向而往之的那两个时代的人物。年长者批评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正之风最厉害的是年轻人。我想即便如此，年轻人也是上一辈人教导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们国家可是没有一天放松过思想道德教育啊！可是，就在“道德滑坡”这句时髦牢骚诞生的80年代，中国老百姓感觉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坦多了。

到了90年代，人们的道德惶恐再度加剧。惯看官场腐败、商场欺诈、人情沦落、公德失范等等道德悲剧之后，人们几乎麻木起来，甚至懒得激愤了。可是，日子还是照样过着。人心并没有自新，因腐败而栽倒的官员，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赃款一个比一个多。官场腐败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道德灾难，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道德状况发生奇迹，但中国的经济绝不会因此停滞不前。

我自然是崇尚道德理想的，只是觉得虚构道德神话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某位高官因受贿几千万元而倒台，据电视新闻报道，此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等。说了一大堆，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改造”云云，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自律。只要官员们做到道德自律，就政风廉洁，天下清平了。何其天真！

过于沉溺道德神话，会让人们忽略法治。道德是最高形态的社会约束，却也是软约束。而最基础、最根本的社会约束是法律。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确保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维护良心和正义，也才能最终维系道德理想。否则，我们民族永远走不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噩梦冲突的千年怪圈。

【汪新才荐自《今晚报》2007年3月26日】

“摆平”、“搞定”及其他　作者：吴　非

几个小学生在公交车上叽叽喳喳，有个小姑娘是个“两道杠”，一副大姐大的派头，说：“这件事你们不要再说了，我去打个招呼，就能摆平他。”

听小姑娘说“打招呼”和“摆平”，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不愉快的情绪持续了很多天。虽然这种流里流气的话语流行多年，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进入社会话语系统，但无论如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一个有点文明向往的人，应当对这些话语有本能的抵触。这个“摆平”和常用的“搞定”乃至近年的“封口”，本非市井良民语言，而是地道的流氓土匪语，记得“文革”时期好像还没有这些话语的，不知何时起，连孩子们也会说这样的话了。

请读者原谅，这里不得不说些不堪回首的“文革”旧事。“文革”前已有不良文风，名之为“党八股”及“假大空”。发展到“文革”，更多粗野的话语见诸官方报纸，“帮八股”、“匪八股”也都出来了。比如，“文革”初期流行的“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曾令人费解：把人打翻在地上，已经够残忍的了，何必再用脚踏上去呢?哪知后面还有一句跟着——“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什么“砸烂狗头”，一直流行到1969年，直到“最高统帅”说了一句“哪有什么狗头，我看全是人头嘛”，才作罢。刘少奇被称作“刘贼”，林彪被称作“林贼”，这些，哪里像文明社会的政治语言?常用的群众语言如“俺们贫下中农气炸了肺”，直到1975年，报上还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文革”结束，当年惨遭“打翻”和“踏上一只脚”的虽然翻了身，但是不少红卫英雄和“文革”暴徒也混得不错(有些相当不错)，因其辈绝口不提当年勇，部分“文革”语言就此失传，今天解释一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就要说上这么些废话。

“文革”结束，语言学者教授终于敢说话了。有次周定一先生做学术讲座，提出要清理“文革”中的“流氓土匪语”。他具体提到不少话语，说全是“文革”中发明并流行的，经他一剖析，大家都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那些词语，当时还在报刊上使用，话语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的成为政治语言，有的已经找不到替代的词，怎么办?比如，什么叫“过得硬”?根本不通的话，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竟然一下子用了40多年，至今不衰。

回到现实。如今让人恐惧的当然不再是“帮八股”，而是“匪八股”、“黑八股”。今天的社会有了讲文明讲法治的大环境，但是由于没有倡导文明语言的要求，也由于政治基本素质的低下，大量的“黑恶”词语不但渗入社会语言系统，甚至进入了行政语言。“摆平”、“搞定”、“封口”这样的语词一般出现在什么语境下?它是不是依法行政的词语?只要稍作比较，就不难想到，这是带有邪恶、令文明人反感的话语，通常出现在流氓犯罪团伙中。谁能想到一个领导干部嘴里也会“摆平”、“搞定”、“封口”呢?“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如果政治用语、行政用语也是这样不明不白、流里流气的，社会能文明、和谐吗?

“黑恶”词语的流行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既然办事不经过正常途径及合法程序，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甚至非法手段而实现，那么，配上些帮会洪门的切口不也很正常吗?

如今的社会流行语中，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就是这样一些词，我也无法从母语工具书中找到它们的准确定义。“摆平”、“搞定”、“封口”……如果每天把这些词语说上几遍，你就有可能找到某种特殊感觉，觉得阳光太刺眼；如果某个场合你的耳朵不断地灌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以为置身青洪帮、袍哥会的兄弟聚会中。秘密社会没有明文章程，但组织严密，以几句切口接关系，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开始重大行动，不用发文开会，就能“摆平”、：‘搞定”、“封口”。予生也晚，即使早生几十年，因为胸无猛志，未必敢入帮入会，不图今日于清平世界每天能听到“天王盖地虎”式的吆喝。

作为一种文化痕迹，秘密社会话语系统有研究价值；但是它的不胫而走，成为社会用语，则可能昭示社会政治文明水平的低下。这种现状确实映射着时下官风。那种劣迹斑斑的人物，通过“摸爬滚打”混入仕途，在一片丑闻中继续升宫，因而他不会、也不屑了解文明政治知识，他会觉得，他的发迹，正是“摆平”、“搞定”，他有权，就能让公民“封口”的。

缺少文明的话语体系，没有对文明政治的追求，会让有文明向往的人感到羞耻；流氓语言盛行，形成政治上的猥琐粗鄙，社会文化的进步也会因之变得有限。

【郝英子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

３０００亿与３７００亿　作者：梁　荫

欲写此文，是在去年末看了几则报道和相关材料后，只是因为忙，总没得动笔。直到最近又看了新华社“新华视点”的一篇述评文章，一种难以抹去的悲痛促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完成了它。

这篇题为“一人患病全家贫没钱难进医院门老汉请土医生为妻锯腿”的述评，讲的是一件颇令人心酸的事。山西省平遥县五金厂职工雷普贵的妻子梁淑芳，1996年以来先后患上了脑瘤、风湿性心脏病。以后病情不断恶化，到2005年，左小腿全部坏死，“腿上的肉一点一点地向上烂，家里臭得都没法进人了”。2003年，雷普贵曾带妻子到太原某医院住院就诊，花了多方筹措的两万多元，但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在无力继续支付医药费的情况下，雷普贵只好把老伴接回家里自己照料。几年来，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家成为远近皆知的贫困户，几个孩子先后辍学，连最小的孩子雷红星，当时仅15岁，正读初一，也不得不到太原打工，挣钱、借款给母亲买药。妻子腿坏死后，雷普贵也曾想带她到医院截肢，但得知仅截肢手术一项就需花费5000元，自己根本无法筹措，便央求当地一位没有行医执照的“土医生”把老伴的残腿“锯掉”。为了保护这位没有行医执照的“土医生”，雷普贵对外一直说是自己锯掉的。锯腿后伤口一直愈合不良，“一部分骨头在外面露着，平时总是流水，每隔一天要清洗一次”，但因买不起医用药水，就自己用食盐对水代替；为省钱，又把规定每天服用10丸的复方丹参滴丸（每盒21元，一盒可服用5天），减到不能再少的8丸……直到政府发现后采取措施进行救治。

知道了这件事，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心情都不会平静的。然而，翻开报纸，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因贫难以就医的消息：有的是病人含泪离开医院，有的是媒体记者得知后，呼吁社会给予救助……

看病难，看病贵，贵得让人难以承受。于是，中国社科院在去年的一份医疗卫生调查报告中提出一种说法：“每年全国人民的总医疗费用约6600亿元，其中住院费用占不到一半。就是说，政府只要每年拿出3000亿元，就可以报销全国人民的住院费用。”报告还说：“3000亿元，只占2005年GDP18万亿元的1?郾66％，财政收入的10％，我们政府负担不起吗？”（见2006年12月1日《现代保健报》二版）

政府要不要每年拿出3000亿元，报销全国人民的住院费用？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再改革考虑的事，本文不想涉及，倒是想起前一阵子在权威的《瞭望》杂志上一篇谈及公务接待改革文章中看到的一组数字：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于是天真地突发奇想，一些人能否少吃几口，把这3700亿元省下来用于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救死扶伤”。

说到公款吃喝，就会想起流传于民间的一些“顺口溜”：“宴会桌上一座楼，筷子下面一头牛”；“公款一顿饭，百姓几年粮”；“山珍海味酒喝醉，吃坏了党风吃坏了胃”……为禁止公款吃喝，这些年来中央可谓三令五申，每年都要下发好几个文件；有关方面和一些地方还推出不少的“治嘴新招”，如规定公务接待只能“四菜一汤”，如征收宴席税、奖励举报者等等，对于那位一年吃掉50万元的天津市河东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甚至还判了死缓。但一些人置若罔闻，该吃的还在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记得在上世纪末，曾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的公款吃喝已超过了1000亿元，想不到短短几年时间，竟膨胀到了3700亿元，增速之快，令人咋舌！

于是，有人或撰文、或议论感慨：这嘴真难管得住啊！

于是，就觉得这个“奇想”，既非“天真”亦非“突发”，甚至可说是并非无的放矢的什么“奇想”——确实，公款吃喝，虽然吃香的、喝辣的，吃得满嘴流油，喝得满嘴喷香，可吃丢的是民心，是党的优良传统。因此，一些人可真该嘴下留情，清醒清醒，动嘴之前，先想想我们还处在“初级阶级”，想想我们还没有富得“遍地是金”，想想像雷普贵这样的一些人的令人辛酸的事儿，从而少吃点，省一点，或者更“公仆”一点，不去吃它。因为这3700亿比那3000亿还多出了700个亿呢！

【王翔宇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3月26日】

大国之“大”　作者：张　鸣

中国是个大国，因此，某些中国人酷爱“大”，以及跟大有关的所有东西。

写文章要大气，用大词，排比句，重修辞，黄钟大吕，鼓乐齐鸣，有时候还要配上惊叹号，一口气读下去，换气都没工夫，气短的要给憋死。

在某些历史场合，只能在大喇叭里头放，听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那就只有缴械投降的份了。

上荧屏的玩意自然要大，据说是要大气。纪录片来不来就航拍，长江，黄河，长城，高山大川，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小黑点。

电影电视剧，尤其是战争片，上百门大炮，成千上万的士兵，成片的火海，震耳欲聋的炮声，一开演就吓煞个人。

现在则变成了万马奔腾，野牛纵横，上万的群众演员，铠甲鲜明，颜色不是红得刺目，就是黄得耀眼。

盖楼房也要大，每个城市，都比着美国的纽约来，摩天大楼，钢架结构，大玻璃，明晃晃一片。害得无论哪个地方，在大街上都找不着北。

照张相，谁也猜不出是哪儿，反正都是摩天大楼，都是大玻璃，连霓虹灯广告都一模一样。

老房子，老建筑，就是一个字：拆！管它是否文物，有无历史价值，盖楼的和拆楼的，一样的大手笔，大气魄。

大学必须大，几个中专和进修学院，合起来就是大学，原来的大学则要合并，块头越大越好，恨不得一个城市，就一个大学的巨无霸。

学生见面，只问是哪个校区的，是个大学，就要硕士点，博士点，要上档次。

搞工程绝对大，从前是人多，成千上万，彩旗飞舞，口号震天，移山倒海，现在换了，成群的人变成成群的钱，动辄几十亿，上百亿，

“给长城装瓷砖，给喜马拉雅山镶金边”的民间歌谣，就工程的“大”而言，并不是笑话。

更有意思的是，工程已经不仅仅限于破土动工，什么都是工程，治安工程，道德工程，诚信工程，关心下一代工程。

凡是人能想得出来的事，都有工程，而且相互攀比，规模巨大。

学界也不甘落后，所有爬格子的事，都能变成工程，动辄上百万，千万，几个亿。

全国社会科学所有一百五十个学科，从前编的教材全不算数，重新编写，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教材，一百万编写费，

讨论一个千把字的提纲，要花去四十万，真是一字千金，大手笔，不服怎么行。

前一阵子出来个政论片《大国崛起》，一下子撞到了不少人的痒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大国之民，

跟随电视一起崛起了，兴奋得看不够，说不够，网上铺天盖地，光盘卖到脱销，弄得老外神经兮兮，草木皆兵。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曾经是老大帝国的中国，近代以来，虽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却总是被人当作弱小国家来看。

在清末，所有国家，甚至包括拉美的秘鲁，设在中国的常驻使节，都是公使衔的（苏俄十月革命后，才派来第一个大使）。

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连同西方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全部享有依赖裁判权。

上海的租界，虽然居民多数是华人，也靠华人来养活，但几十年华人一丁点权力都没有。

四万万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没有哪怕一点点大国的尊严，连国人一直以来感到有点安慰的有关拿破仑“睡狮”的神话，仔细查一查，发现人家也没说过。

终于，中国人手里有了些可以骄傲的东西了，某些先富起来的国人，也可以一窝一窝拥到巴黎，一打一打买名牌手表和XO了。

刚刚体验到站起来感觉的人们，马上就急匆匆地想要拉出一个大的架势来，表现自己的“大”，

好象某些动物一样，碰到敌手的时候，就把浑身的毛直竖起来，看起来好象膨胀得很大。其实，这种“大”只能是上海人所说的“大兴”。

这样的“大”，骨子里毕竟透着虚，内容不实在。真的大，真的大国，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在于内涵。

大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自豪，赢来实实在在的尊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

急不得呀，也么哥!

【倪早菊荐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11期】

让庙里没有屈死的鬼　作者：刘兴雨

有时候，小学生的作文也能给人警惕。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说假话，因而我们能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所谓童言无忌。长大后，吃的亏多了，受的教训多了，还能不能继续无忌就难说了。

记得前两天看一个小学生的作文，写他受的一场冤屈。说是两位同学打架，他去拉架，结果，老师放过了打架的学生，罚他站了一节课。那个孩子在作文中说，我真比窦娥还冤。

一个孩子被冤，气性小的回家诉一顿苦，赚得一两声同情的叹息，也许就没事了；气性大心路窄的，极有可能一时想不开选择跳楼或是投河。这不是吓唬当老师的，前些日子，电视上不就播过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当老师的在批评学生的时候还真得留点神，别无意中断送一条青春的生命。真出点什么事，后悔药上哪弄去？

彭德怀一生南北驰骋、叱咤风云，几曾流过泪？可当他听说文件中竟然说他里通外国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竟然痛哭失声。他因为上书惹出了天大的麻烦，一下子从一个堂堂的元帅成了一个务农的老乡，那时，他没有哭。可当他受了无中生有想不到的冤屈，却禁不住老泪纵横。谁能说，他的死和这冤屈没有关系呢？

十年浩劫所以遭到彻底否定，也许不仅仅在于它是一场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党集团利用的运动，而是它冤案太多，所以后来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才大得人心。也许可以这样说，不管什么运动，冤案多了都不得人心，都不是什么好运动。

元帅如此，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教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诬强奸了女学生，被抓进了监狱，丢了公职，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四十多年他一直在冤屈中受着煎熬，青丝变成白发，名誉虽然给恢复了，可青春的时光却永不再来。

过去，人们为了开导受了冤屈的人，常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言外之意是，冤枉人的现象是到处存在的，不是就你一个人倒霉，想开点吧。作为一句劝人的话，有时，它可能会起点麻醉作用。但一时麻醉容易，谁能让自己永远麻醉呢？这也许就是过了几十年，依然有人为自己的清白不息奔波、不停上访的根源。

一个人平白无故遭受冤枉固然令人怒从心头起，做好事被人误解更是有苦说不出。难怪现在的人看到有人被车碰倒或在冰上摔倒连搀扶一下都不敢，足见无故冤枉人多么可怕。它就像毒气的气源，污染了人心，败坏了社会空气。

其实，冤屈人的事的确是经常发生的，但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所以发生，一是由于沟通不利，另外就是法制不备。不能设想大量的冤案会出现在法制完备的社会。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辛普森案，说一个球星辛普森杀了妻子，作案的手套、鞋都找到了，可他硬不承认，最后，在法庭上折腾了不知多少个来回，把法官和陪审团的人都弄得疲劳不堪，结果，还是判了那小子无罪。那小子真他妈幸运。

法制不完备是产生冤案的温床，要想减少冤案就要真正实行法治。不管一个人有多大的权力，也不能随便给人安个罪名。当然，有权势的人冤枉人比较方便，哪个冤案背后不牵涉几个权势者。

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准里，一定有这样的内容，那就是，保证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不受冤屈。

【王翔宇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3月20日】

“似曾相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作者：周　彪

对南亚那块神秘的次大陆，我过去所有的认知均来自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及报刊上零零星星的介绍，印象最深的是那片土地曾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产生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其次就是它的等级制度了，后来还知道其人口密度之大等。

近几年里，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崛起，大篇大篇介绍印度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涌入眼帘，那片模糊的大陆次第显现了其清晰轮廓：先进的高科技、崛起的民族工业、快速增长的GDP，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快速发展的背后，有一批具有高贵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尊，有自信，不自私，不自欺，不自虐，为民族的崛起不懈地奋斗。

坦率地说，我不曾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机会到印度去“实地考察”，但我每次翻阅那些长长短短的篇什却总觉得他们的面孔是那样的亲切，他们的背影是那样的熟悉，可又无法和我身边的人真切地联结起来。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我这种感觉源于一种时空的错位，他们确实无法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真切地挂起钩来，却和我们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相似。

固守独立的人格，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关注底层，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等等高贵品质，就是当今印度知识精英的写照。过去，我们有鲁迅、胡适、傅斯年之类具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今天，他们也有在公共场合不给官员留面子的知识分子。《印度时报》的一名编辑曾在一个庆典会上对一位政府部长关于中国为何比印度发展快的原因是在于中国是全国一盘棋印度是一盘散沙的观点当场作了反驳，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的与会人员大为惊讶。为何？因为这种情况在当下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咱这儿才不会有这样的“傻瓜”！不过傅斯年上世纪40年代就做过这样的“蠢事”，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过“行政院长”宋子文，而且让宋院长灰溜溜地下了台。人家是“当众反驳”，傅斯年是当面“炮轰”，虽然力度有差别，但不唯上，不媚官，敢直言的精神和品质却是一致的。

过去，我们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之类的平民教育家，他们办平民职业学校，办乡村师范，搞乡村建设，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民众，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乡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今印度也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带头深入农村扫盲，下农村做调研，搞实验；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家禽，真心真意地帮农民脱贫；有的人不仅不要报酬和补贴，而且自己掏钱给贫困者治病。我们现在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帮农民脱贫致富，但有多少是自觉自发的行为呢？恕我直言，恐怕有不少是由于“有任务”或者是“做课题”。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公平正义的担当者，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是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共识。我们的先辈曾经用良知去实践，用生命去恪守。出自内心的使命感、责任感是当今印度知识分子和我们当年的梁漱溟们的共同点。

过去，我们有陈寅恪、陈省身、华罗庚之类的学术大师，更有钱学森们冲破重重阻力，放弃优越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报效国家的典范。他们不图名、不图利、甘坐冷板凳，为祖国的学术事业和科学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当今印度的知识分子对工作的最大特点也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无浮躁之风，研究课题从不挑肥拣瘦，脑子里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在知名高校里，也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更没有厅级、处级官员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没有人去傍大款，也没有哪所高校为了创收去办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培养官员之所，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当年蔡元培、梅贻琦们的办学宗旨就是如此啊！可观照现实，我们的大学早成了商业公司，成了产业机构，学而官，官而学，早成为通行无阻的潜规则。和人家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啊。

6年前读余秋雨先生《千年一叹》有关印度章节之《人口爆炸》和《我拒绝说它美丽》，我也为印度的人口爆炸、穷人之多、贫富落差之大、生存环境之劣而惊讶，为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和国度而欣慰。虽然近年来我也知道我们的南面邻居正在迅速崛起，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强劲，但因有余秋雨先生的素材铺垫，我以为大象腾飞尚需时日。但近来读袁南生《感受印度》之类文章时，印度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震撼了我。一个国家或族群里有一批富于担当精神的知识精英，就等于给这个民族灌注了一种奋发向上不断开拓进取的内在驱动力。西方曾有人预测不久的将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从近年其GDP增长直追我们的势头并结合其潜在的软实力考察，决非凭空杜撰啊。

【文史荐自《湘声报》2007年3月9日】

君子与小人　作者：熊召政

终明一代，文人中的君子与小人都有代表人物。但两百六十多年的官场，却是以小人居多，这是一个悲剧。在历史上，大凡国有昏君，就必然小人得宠。文人无行，若仅仅只是行为放浪，言语不检，倒也罢了，若放弃操守，又作用于政治，便会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文人，是士人的一部分，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古代，读书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有学问、有出息的人都在官场里头。

因此，官场是否清明，与读书人的操守有直接的联系。读书人究竟应该如何入世，前人评价甚多。明隆庆年间的进士冯时可在其《雨航杂录》中也说过一段：

文章，士人之冠冕是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僮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础也。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评价一个读书人，应该说从学养到品行各方面都兼顾到了。考诸明代官场的士人，若按君子与小人来区别，则是君子少而小人多；若按官员的品行来观察，则是清流多。清流一多，则满官场都是“纪检干部”，缺乏实干精神；小人一多，则官场正气不张，冤案错案就多。

前面说过，明代昏君很多。昏君的第一个特点是宠幸太监，像武宗皇帝之于刘瑾，熹宗之于魏忠贤。后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两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胸无点墨；二是贪财无度。

单是两人使坏，朝政也不至于溃败，坏就坏在官场中的小人一味迎合他们，为虎作伥。

刘瑾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初，虽然威风八面，但没到“九千岁”的地步。

有一天，他的轿队出来，有一个名叫张彩的大理寺评事，居然当街跪了下来。刘瑾感到好奇，遂下轿盘问，张彩居然伏地不起。明朝有规矩，内官的级别再高，资历再老，外廷官员也不得向他磕头行跪拜大礼。张彩这么做，明明是违反官场制度。刘瑾感到惊讶，问张彩：“你不知道朝廷的规矩吗？怎敢向我磕头？”张彩回答：“我不是以外廷官员的身份对老公公磕头，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磕头。如老公公不弃，小人就认你做干爹。”张彩的无耻博得刘瑾的欢心，他真的就认下这干儿子。两年后，区区六品官的张彩就骤升为正二品的吏部尚书，成为天下文官之首。无独有偶，大约一百年后，到了熹宗，魏忠贤篡掌国柄，进士出身的崔呈秀以同样的方式卖身投靠，最终也当上了吏部尚书。

随着刘瑾与魏忠贤的倒台，张彩与崔呈秀也都被判了死罪。这两人，可作为明代读书人中的小人的代表。至于君子的代表，张居正算一个。

青史留名的，毕竟是君子比小人多。但实际上，明朝官场中，君子凤毛麟角，而小人则多如过江之鲫。

【黄竹淋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4月11日】

政府给群众送礼包？　作者：孙焕英

年年开“两会”。年年新说法。

今年宣传媒体对“两会”的新说法是：政府向群众送礼包，而且是大礼包,大到四千多亿！

这真是：不听不明白，听了更糊涂。

政府，礼堂不种高粱，食堂不开铁矿，它哪里来的巨款，并且还要送人？政府的每一个钢蹦儿，实际上，都是取自老百姓，都是收自纳税人。政府不过是个过路财神，其手里的钱，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这怎么成了政府对老百姓的施舍、对纳税人的恩惠？本来，是群众养活着政府，而今，却成了政府恩赐群众，闹反啦！

政府，在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中，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各级政府，不过是一些大管家、二管家之类，不过是一些“周瑞家的”、王妈李嫂之类。在社会大家庭当中，天赋主人是人民群众。管家的可以支配主人的钱财，但这并不表明管家的是钱财的主人，主人是那些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纳税人。一个保姆拿着主人的钞票买了柴米油盐，保姆却成了开放饭粥棚的大善人，又闹反啦！

所谓政府给群众送礼包云云，这种宣传，带有极其强烈的“救世主”观念色彩。《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中国的宣传，总是犯其道而行之，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过去的“大救星”，到现在的“大施主”，可谓惯性思维，一脉相承，一根筋。时至今日，在这个问题上，只是花样翻新，万变不离其宗，从未曾正本清源，从来没有什么拨乱反正。“救世主”情结，成了一碗坚硬的稀粥。

重视宣传，这并没有错。问题是，第一，要看宣传是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动机和什么样的效果。像这样的政府给群众送礼包之类的宣传，恐怕是把真经给念歪了、把真理给颠倒了，其动机和效果，只能是培养草民；第二，要看被宣传者如何对待对自己的宣传。对政府给群众送礼包之类的宣传，政府是应当出来说“不”呢，还是予以默认？第三，对于这样的宣传，那些“两会”当事人即代表和委员们，又是如何认识的？“保持一致”，还是“投反对票”？

据说，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他是美国挨骂最多的人。如果确有其言，我看，此话虽有点儿调侃，却值得人们思考。

【闲话荐自《中国军法》2007年2月／本刊有删节】

行政与学术，谁大　作者：阮　直

虽说个头大，都吃草，但骆驼却不能给山羊当头羊。骆驼有骆驼的征途，山羊有山羊的草地。

香港某大学邀请笔者所在市的一所大学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我方电传过去的名单是一大串官员，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都是“大个的骆驼”。港方复电：怎么没有教授？

其实这些行政官员都是教授、副教授。在我们的思维中，都当主任了怎么还能不是教授。标明行政职务是想表明我们对这次学术交流的高度重视，没想到把“小个”的教授忘了。

如今有些大学里对有了成就的教授，都给戴上一顶行政职务的帽子，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尊重知识分子了。

在封建社会里，国人历来视官为本，所谓“学而优则仕”。“士”不“入仕”就缺少了“人样”，就不算主流社会的成员，最好的文人当宰相，作翰林，最好的医生为御医，最好的兽医都是给皇帝看马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套不上“皇家”这条线，都不算“大个的骆驼”。

大学里虽有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出状元郎，但无论你为何郎，都要纳入我的行政管理圈儿。这一“纳入”的优势倒是满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入仕”价值观，但致命的要害是在给传统知识分子媚权的劣根施肥了，总是抱着套上人家级别的心态，其独立的人文精神也只能是一根萎缩了功能的“盲肠”。

大学明明是做学问、搞学术的，如今却几乎套在了行政化的管理体系之中，搅进了各种非学术的是非，这大学自然难以和谐发展。教授，教师们为了评职称、立课题、申请科研经费必然要和管理他们的行政人员争来吵去，因住房、配车、出国考察等物质方面待遇，更要向管理他们的行政人员“温柔”地请示、汇报，甚至是“明争暗斗”。大学少了大学意义上的学术，多了行政意义上的是是非非。大学还能“大”到哪里呢？

或许我们的管理者好心，以为大个的骆驼都能当头羊，以为狮子领队的山羊就一定威武，但山羊有了狮子的入伙它还会和谐、安宁吗？

学校的正常管理是必要的，但大学里的主角是教授，大学的“主页”是学术，大学里的管理者也应该是和教授们一样的山羊，而不该是大个的骆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路途中，高校的作用日益重要，而没有学术的常青，创新只不过是蜡做的银枪，好看不管用。让学术变得独立、自主也许才更明智。

【杨孔翔荐自《讽刺与幽默》2007年4月6日】

朱元璋的“政治交代”　作者：郑连根

“读史使人明智”，此话当然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时读史也会让人心生悲凉。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历史的发展会出现一种“逆淘汰”现象：前人好的传统、做法往往会中断，而前人的“坏脾气”和“臭毛病”却会被放大。在读明朝历史时，我的上述感受尤其强烈。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整个明朝历史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从大的方面讲，他废除丞相，大权独揽，直接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推向了一个极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王朝的政治走向；从小的方面看，他的一些无赖做法(比如“廷杖”大臣、把犯人的妻女发配到“教坊”做妓女等)也被他的子孙们所沿用。可是，朱元璋身上的一些优点却没有被他的后人继承下去。

朱元璋的勤政是很有名的。史书记载，他曾在8天之内批阅了1660份奏折，处理政事3291件，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他一天要处理200多份奏折，一刻不停地工作也需要十四五个小时，比现在的公务员累多了。可是到了后来，朱元璋的子孙们越来越贪图安逸，明英宗时期，大臣们怕皇帝累着(当时皇帝年幼)，规定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再到后来，嘉靖和万历均有持续20多年不去上朝的纪录。本来，大权就已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上了，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皇帝却带头“罢工”，这国家怎么能搞好?!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一步一步地当上皇帝的，他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在当了皇帝之后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很少喝酒，伙食也很普通。称帝之前，他还特意带着长子朱标去看农民的茅草屋，并告诫道：“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这段话记载在《明太祖实录》中，应该算是朱元璋的一个用心良苦的“政治交代”。可是后来的明朝皇帝哪里还记得老祖宗的谆谆教诲?正德皇帝不是在“豹房”中吃喝玩乐，就是秘密出宫，演一出游龙戏凤的风流戏；万历皇帝更耗费巨资修建自己的寝陵。

不仅如此，就连朱元璋生前作出的硬性的“政治交代”，也被他的后人抛弃了。总结历代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对宦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认为，宦官中难有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所以，他立下规矩，禁止宦官读书，即便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也只许他们达到刚刚认字的初级水平，目的就是断绝宦官干预政事的可能。同时，他还在宫中立了一块铁牌，上书：“严禁内官干预政事，预者斩。”这样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可是，朱元璋死后没几年，他的这些规定就形同废纸了。朱棣当上皇帝后，很快便派太监统领军队，随后又派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出海。从此以后，太监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出现了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大太监，而且发展成了“阉党”。当魏忠贤之流把明朝的政局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若朱元璋地下有知，他该多么失望!朱元璋当年对太监的防范是那么严密，可是，他一手开创的大明王朝还是成了中国历史上宦官擅权极其严重的一个朝代。

历史给明太祖朱元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朱元璋无疑是少有的政治强人，可政治强人再强，也只能在活着的时候控制政局。当他死了之后，当他的血肉之躯变成一个牌位的时候，后继者们是否还拿他的“政治交代”当回事，是否还愿意把他的“政治交代”落到实处，那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朱元璋：“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贴、天衣无缝时，偏偏忘记了自己的那些子孙，他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时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都演变得面目全非。”此言甚是。

关键就在于体制本身。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说，在废除丞相之后，朱元璋“把他自己的个人作用制度化了”，“自此皇帝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既然皇帝“完全可以为所欲为”，那他就既可以勤政、简朴，也可以奢侈、胡闹，甚至是“罢工”。所以，在朱元璋之后，明朝出现那么多的荒唐皇帝也实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总之，好的“政治交代”需要有好的体制支持才能得到落实。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是个坏制度，只要这个制度还是坚硬的，不论朱元璋本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多么优良，也不论他的“政治交代”多么英明、周密，历史的实际发展都会走向他最初设计的反面。这几乎是专制体制下所有政治强人的悲剧。

【文史荐自《湘声报》2007年3月9日】

可怕的“真理”　作者：梅桑榆

崇拜帝王是国人几千年来不解的情结。而今，虽然皇权专制制度已被消灭近百年，皇帝这玩艺儿也早已绝了种，但这些年来，由于一帮崇拜皇权的作家、编剧、史学家跪伏在地，如痴如狂地猛写歌颂皇帝的作品，颂皇的书籍铺天盖地，颂皇的影视剧充斥荧屏，致使国人崇拜帝王的热情有增无减。

对帝王经久不衰的狂热歌颂，不但使当代人认为专制制度无比美好，皇帝非常英明,非常伟大、非常可亲可爱，而且向人们反复印证和广泛传播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靠阴谋诡计也好，靠血腥屠杀也罢，总之不管靠什么手段，只要能登上龙椅，就可以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可以享有人间的一切，就是千古不朽、永被歌颂、令举世崇拜的伟人。龙椅，或相当于龙椅的高位，距百姓或一般官吏的距离太远，故做帝王梦者极少，但这一伟大“真理”也可小而化之，即一般官民，无论以何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可以享受成功，并且令人羡慕、令人尊敬：

——既然帝王可以靠杀戮扫清通往皇位的障碍，可以靠阴谋诡计击败皇位的竞争者，其武功和谋略被后世无休无止地歌颂，我等官民为何不可将这些伟大成功者的经验拿来？一般小官小民，虽然不具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武力，但为了干上单位一把手，雇人除去个把挡道的家伙，还是不大费事的。而采取告密、诬陷、诋毁等等手段将对手搞臭，使其不为上级所用，更是不需要具有争夺皇权者那样的势力或能力，只要心黑嘴利便可为之。而不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会令众人尊敬，令下级畏服。

——既然帝王可以为扩大疆域、征服异族而穷兵黩武，大肆屠杀，并且被史家当作丰功伟绩载入史册，为何不可仿而效之？我们虽然没有调动千军万马东征西战、占领异国、掠夺财宝、剿灭抵抗者的能力，但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家族、帮派势力，占人土地、霸人房屋、夺人财产，还是可以得手的。自己活着时能够靠夺取他人土地财产而致富，死后还可传给子孙，让后代永远铭记先人的功劳，感怀先人的恩德，岂不乐哉！

——既然帝王可以广选天下美女，壮大自己的老婆群，闹他个后宫爆满，大小老婆多得数不清，并且被后人当作风流韵事，说个没完没了，羡慕得口水直流，我们何不以帝王老爷为榜样，潇洒过一生？我们虽然没有下一道诏书，令全国的妙龄少女任我挑选的权力，也不敢像皇帝老爷那样公然强夺他人妻女，以供自己淫乐，但凭着手中的权力或金钱，闹他个二奶成队，情妇成群，也不在话下。身边美女如云，不但是身份和身价的标志，而且可以满足色欲，多生贵子，岂不美哉！

——既然帝王可以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随心所欲地惩罚或诛杀反对自己或向自己提意见的人，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并且令后人狂热歌颂，无限崇拜，我们为何不能以帝王老爷为楷模？我们虽然不能像帝王那样可以随意治人以罪，夺人性命，但利用手中的权力，叫那些让我们不顺眼、不顺心、不快活的人没有好日子过，也可谓轻而易举。而能够掌握别人的命运，赏罚黜陟，任我决定，也可以显示自己的威权，让属下知道我的厉害！

歌颂帝王、宣传帝王，不仅仅是歪曲历史、美化专制制度，误导读者或观众，其最大的危害，乃是向国民宣传了上述可怕的“真理”。假如全国官民都向皇帝学习，实践这一“真理”，美丑善恶将失去标准，法律将无人遵守，道德将荡然无存，而种种法制与道德教育，也都将被人当作耳旁风。

【黄竹淋荐自《唯实》2007年第2期】

“公”字浅说　作者：雷抒雁

“公”字好写。一、二、三、四划，上“八”下“厶”。“厶”，读“私”，音义相同。“公”中有“私”，“公”字就难解了。

从字源上讲，“公”字始于远古之“井田制”。一块田，依“井”字划成九份，叫“井”田。周围之八块，农夫自种，中间一块，归属诸侯王公。八家农夫种完自己那一块之后，合伙将中间的一块田从种、管，到收、打，经营起来，缴给诸侯王公。这一切劳动都是无偿的。“公”字由此而生。要是咬文嚼字，“公”字便是从八个私田，共营一块“公”田而来。

那“公”田，是“诸侯王公”的私产，是“官”字的。这一来，“公”字其实从胎里就带了毛病，和“官”字又混在一起。

我家乡的人，许多时候，“公”与“官”并不区分。比如“公路”，先前就叫“官路”；“公共厕所”，也叫“官茅子”；以前的祖坟、庙宇有公共地产，叫做“官田”；大家搭伙干活、吃饭、游戏，也有叫“官伙”的；农村“五保户”无儿无女，大家管，戏称“官老子”。

如此称呼，也并非乡下人无知，古人郑玄有注：“公，犹官也。”封建社会里，公家的，也就是官家的了。官阶的分封：公、侯、伯、子、男。“公”已算一级了。“王公”自然是“官家”、贵族了。

但是，古代有民主思想的先贤大哲，都以“公”为理想社会，追求世界“大同”。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最爱写这四个字，这是他领导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极力倡导的口号。我们看电影、电视，只要是孙先生那个时代的，墙上总少不了他的这幅题字。

说到“公”，人们所处地位不同，理解也难免各有不同。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事。楚悼王有一次去打猎，把十分心爱的一张弓丢失了。左右随从十分着急，要为他去找。楚悼王却十分大度，说了一句名言：“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叫左右不要着急。想想看，楚悼王不以私物为私，认为楚人丢失，又被楚人得到了，这是“公”心。大家很是称道。这事让孔夫子知道了，孔子说，何必要一“楚”字。去了“楚”字，便是“人失之，人得之”。这一比较，了不得，都说孔子胸襟更宽阔，“人失之，人得之”足矣，何必一定是“楚”人呢。这更是“公”心了，用现在的话说，颇有点“国际主义”的意思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这话传到老子的耳朵里，老子摇摇头说，何必要一“人”字。去了“人”字，便是“失之，得之”。这境界似乎更大。老子的意思，一张弓，失之，得之，尽在“天下”，何必计较。这老先生说事儿总是放眼“天下”。他的一部《道德经》不过五千言，我数了数，用“天下”一词凡54处之多。此正应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理。

上层社会，总以为“私”字模糊一些，或隐蔽一些，就是“公”字了。以为“公”字多一些，喊声大一些，也就会自然而然地照顾到“私”字了。

有一句话叫“大河里无水小河干”。意思是说，公家穷了，老百姓自然就穷了。但这些年搞环保，搞生态，人们慢慢懂了，原来这个词可以翻过来看，却是：“小河里无水大河干”。大河的水是小河注入进去的，“源”和“流”自然不可颠倒。

“人民公社”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课堂上考试，总有一道题问“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标准答案四个字：“一大二公”。“大”不用说，土地连成片，人口并一起，地大人多；说到“公”，形式上看“无私”：土地、牲畜、农具都是集体的，姓“公”；吃饭，有公共食堂，不许家家冒烟，户户点火。自己的铁锅也砸了，献出去“炼钢”。一家人除了老、弱，都上“阵”去，筑大坝、炼钢铁，“放卫星”。上了“阵”也是军事化，男女分班，夫妻异处，似乎也归了“公”。

后来，形式上归了“公”还不成，说你心里还有“私”，搞“运动”要你“斗私批修”，甚至“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要使“私”字无藏身之地，要使社会和每个人都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公”起来。

可事实上，那“公”字除了形式主义之外，坏处是谎言更多了。在会上，口吐莲花，一概是“公”，好像“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私下里，却见到“私”欲横行。那时，我在村子里，就看到公社社员们干活出工不出力，干部们多吃多占，群众下地见玉米偷玉米，见棉花盗棉花。生产队的饲养室也有顺口溜：“牛哭哩，驴叫哩，饲养员偷料哩！”“公社”成了“官茅子”，有人拉屎无人打扫；成了“官老子”，有人伸手无人供养。

论根源，一个字：“穷”。“小河没水大河干！”老百姓穷，生产队穷，公社穷，国家自然也穷。改革开放之风，呼啦一下将这一页就掀过去了。改革开放把准了社会脉象，不说“公”、“私”，先治穷。“公社”解了体，农民的生产力解放了，小河里开始蓄满了水。

说到“公”与“私”，口头上还是很分明的。以个人对集体、对单位，前者是“私”，后者是“公”。个人的事，“私事”；个人的钱，“私款”。单位的事，“公事”；为单位办事，“公差”；单位的钱“公款”；单位的财产，“公物”。有些地方把国家干部叫“公家人”。“公”字的意思十分明确。可实际上，“公”“私”又难免混杂。比如出“公差”，用“公款”，顺便会有些私人旅游；私人的胃里又常常有些“公款”买的吃喝。

有些东西永远是“公有”的。国家的，就是“公有”的。所谓“国有资产”当然就是“公有资产”。产权是国家的，“人民当家做主了”，就是“人民的了”；人民中有你、有我、有他；于是也可以说你、我、他都有份了。可是，尽管如此，具体到你、我、他，都不可能去管。谁来管？权力！权力是什么？老百姓眼里就是“官”！在这里，“公”与“官”又容易暗合到原始点上。

“公共”的东西，裁决权，自然在有权的官员手里。土地是国家的，给哪个开发商用，当地有权的官员说了算。给多少钱，也是他说了算。他是国家的代表，更像国家的主人。修高速公路，工程大，预算高，给哪一家工程队干；有权的官员说了算。还有水利啊，建筑呀，购买呀，凡是用公权的地方，多是一两位部门官员拍板。这种事，问不得，干涉不得，一概都说是为“公”，出以“公心”云云。事后一审计，东窗事发，才发现不少说“公”的人，不过是借“公”字遮掩些“私”名堂，锒铛入狱的有之，杀头枪毙的亦有之。

“公家”缺了民主监督就容易成为“官家”，“官家”缺了制度约束，就容易变成“自家”。贪赃枉法，假公济私，古人称之“官邪”。《左传·恒公二年》有话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可见为官不正危害之大！两千年前之智者已看出其间的祸患，今人虽愚，也不至于昏昧得不懂这些道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话肯定没错！只是不可过于看高了我们的素质，以为人心已经“大公无私”了。许多事的实现，大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邓小平语）的努力。现在，我们时时得注意的，是对那些顶着“公”字，掌着“官”权的人，多做些法纪类的提醒。对那些以麒麟面目出现的瑞兽，要细看看它们的腹下，会不会有马脚露出。这不是多疑，而是不愚。

【张成龙荐自《答问》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有些人的几怕　作者：李　冬

有些人的几怕

家长见老师，就像儿子见了严父般孝顺，怕的是自己的子女会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受到老师的不公正待遇；

司机见交警，不如做缩头乌龟，因为不知不觉便得挨上一刀；

职工见领导，就像是哈巴狗见了主人，为的是保住工作岗位；

经营商见到大盖帽一等公仆，就像老鼠见到了猫，生怕惹出无处讲理的麻烦。

农民之苦

曾有一段时间，买了假种子颗粒无收还要交农业税，用了假农药伤果遍地还要交特产税。

拉了手拉犁牛一般耕作还笑谈省力，交了爱国粮领到现金竟感动得流泪。

雨少了浇地交水费，雨多了受灾吃芽麦。

“研究研究”功能

既可显示权势，又可掩盖无知；既让人莫测高深，又可实际上一概不管；既让入心存希冀，而又一再落空；既貌似公事公办，又暗示“世路难行钱作马”。

教导

母亲教导孩子道：“不准动手打人!”可母亲的手总喜欢高高扬起，对准孩子的屁股重重落下。孩子问：“那你怎么打我?”母亲结巴了半天，掷地有声地说：“我是你妈！”

怕

打工怕不开钱，开了钱怕逢佳节车票价翻番；上精品屋买物品怕听咱是外地口音，给他百元票子不找钱；坐上车还怕“钳工”把咱的钱转移点……

下车总算到了家，以为可以舒坦舒坦。忽听喇叭里要这费、要那费高过往年。浮想联翩，难入眠，吃点安眠药，又怕买着假药白花钱!

心态

某教授想了解一下大学生们的学习心态，问：这门主修课多讲一些好还是少讲一些好?

答：少讲一些好。

问：这门课不考试了，都让你们及格好吗?

大学生们高兴地答：好。

教授再问：你们都不用学了，到时来拿毕业证好吗?

大学生们欢呼起来。

人民公仆

镇长的统计报表连递了三次都被县长给熊了回来：“你们的产量咋恁低?人均收入咋恁少?你们的老百姓咋恁穷?你这个镇长还想不想干了?”

第四次，县长接过去一看就笑了：“这才像话嘛，人民的生活过到这个水平，我也就放心了。”

扭曲的标准

献出了生命的被称为烈士；受伤的叫做见义勇为；以举手之劳，救人于危难的，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对于好人好事的评价，常常不是以事件本身，而是以助人者受到伤害的程度为标准?

难道我们想看的，正是别人的痛苦?

广告语新用

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美金。(某领导夫人语录)

车子、票子、女子，一个都不能少。(某领导宣言)

相信我，会离的。(某大款对付“二奶”绝招)

全心全意，造假货。(某商人论生财之道)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某新无能厂长上任后)

我当官，我享受。(某高官心得)

什么是卫生

上街闲逛，见一青年丢一香蕉皮于路上，心中顿生厌恶，正准备捡起扔进垃圾箱，一清洁工走过来。她绿衣绿帽，使吾心为之一亮，跟前似乎出现一个青青世界。谁料她的扫帚接触香蕉皮的刹那，就不停地发牢骚：是哪个狗日的龟儿子王八蛋，这么不讲卫生，真是有娘生无老子教，怎么不扔到他妈怀里去……

没听完，我就掩耳走开，青青世界瞬间混沌，心里千万次地问：卫生!什么是卫生?

正常与崇高

当一个社会把崇高看作正常，说明这个社会正常；当—个社会把正常看作崇高，说明了这个社会不正常!

商店里把“不缺斤少两”作为广告与口号，不贪污受贿就是好干部，对乘客态度和蔼就成为乘务员的榜样，做一件应该做的事就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社会是否正常?

官员·官场·机制

有人企图搞明白那些坏官是本来就坏还是好人做了官后才变坏的。以我观之，两种情况皆有。“适者生存”亦可应用于此。故，应该努力创造一种坏人做不了官和好人做官不致变坏的机制和环境。

困惑

当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的婆娘生第二胎被抓被罚时，抓我的年轻村长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罚我的年轻镇计生办主任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当我赌博被抓，关进镇派出所的留置室时，我夜不能寐——派出所办公室彻夜的搓麻将声吵得我无法人眠。

许多时候，面对掌权的，我困惑!

亲自“××”

有什么行动，加上“亲自”二字，就会有逼真感，顿添十分份量。

如一则报道说：某官员“亲自”到山高路陡、坑凹不平的山上农家访贫问苦。孰不知，这山上被访的老农“亲自”上山下山劳动了一辈子，也许他到老死都得“亲自”呢。

点击媒体宣传

会议“凡是”：凡是开会都隆重，凡是讲话都重要，凡是发言都热烈，凡是表决都一致，凡是闭幕都胜利，凡是意义都深远。

领导的“总是”：领导的外表总是“神采奕奕”，领导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领导的行动总是“亲自”，领导的工作总是“日理万机”，领导的生活总是“百忙之中”。

模范的“都是”：品质都是“无私奉献”，行为都是“任劳任怨”，工作都是“夜以继日”，感人都是“带病工作”，缺憾都是“不顾家庭”。

谁变谁?

《西游记》中一段内容，观音帮助行者降服黑熊怪，观音变为蛇精。行者云：不知是菩萨变蛇精，还是蛇精变菩萨!看看某些农村干部，对待无力缴纳税费的农民轻则扒房拉东西，重则拘留审讯，甚至拳脚相加。不知道是干部变土匪，还是土匪变干部！

【钟应平荐自《健康生活报》2007年4月】

民谣的幽默　作者：方　成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强压之下，是不许随便说话的。老百姓总有不少话要说的，憋不住，就得想办法找个空子，不受约束地说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民谣，多是像顺口溜那样唱出来的。古时流传下来的：“县里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民谣就传了很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但对共产党却不断压制和攻击，防止它声势壮大。我在四川就听过一曲讽刺国民党的传谣：“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民党政府一直退到四川，以重庆作陪都。虽然在前线紧张作战，而那些政府军政人员依然腐败，投机倒把，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这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句话到处流传，引起群众的愤恨。民谣大多是带讽刺性的。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诱发幽默语言的广为流行，人们也就善于运用讽刺。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制度的建设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以及领导的失误，以致一时的动乱，引起群众的不满，就会出现讽刺的民谣。我们的行政制度很不完善，到处都会有拖拖拉拉的各种现象。在办公室上班的，就有：“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在选用人才以至判断是非上，就有不正常现象，引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话传得很广。我常到广东，就听过：“北京人敢说，上海人敢穿，广东人敢吃，东北人敢干。”

在农村，体制上的变动不断，先由单干转互助组，再组成生产队，合作社，然后又变人民公社，之后又从人民公社解散出来，变来变去，有明的，有暗的，很是复杂。人间关系同样复杂，议论纷纷，传谣多得很。在几次政治运动中，城乡各地谣传都不少。那时农民都是集体干活，结果流行的是：“下地一阵风，干不干活都记工。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农民和干部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如：“队长用钱一句话，出纳用钱随便拿，会计用钱纸上画，社员用钱求菩萨。”对干部的工作作风说的是：“小队干部田里干，大队干部地头站，公社干部骑车转，县里干部隔着车窗往外看。”挖苦村干部有时很可笑，传的是：“前面走来个大干部，身上穿的抖抖裤，当面是日产，后面是尿素。”“日产”“尿素”是装化肥布袋上印着的字。村干部得到这些白色布袋，染成深色的，做成裤子穿。但袋上的字还能隐约显出来。

许多农村干部经常要到县里去开会，听传达。很多情况从传谣中可见。如：“省里开会半个月，县里传达三五天，乡里贯彻一顿饭，村里落实一袋烟。”也有正面的劝导，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那时，因为农业政策时常变，造成损失。这就传出：“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说是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还有：“有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不仅农民，市民里总有向各级政府官员求助的事，会遇到各种官僚作风的阻碍。

从报刊报道就见到这样的传谣：“门难进，人难见，口难开，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对那些贪污腐败现象的传谣，在报刊上也常见，如：“烟搭桥，酒铺路，甭看你公章大，顶不住熟人一句话。”这还是几十年前的话，现在用烟酒铺路就不够了！一般说的还有：“滋溜一响，有话好讲；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嘴巴一抹，事情办妥。”“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拿，要啥批啥。”讽刺某些领导的有：“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地位低，收入不及体力劳动者。传谣就有：“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还有：“工人农民拍手笑，二道贩子哈哈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记得是在1993年，我的月工资补贴共500元，而代人卖服装的，不识字的女子的月收入是800元。我的哥哥是一家很大的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前几年去世，他的最高月收入只有1100元，比我的工资少得多。

有一段期间很不正常，工厂很乱。我就听过这样的传谣：“党是我的妈，工厂是我家，没钱向妈要，缺啥家里拿。”在“文革”期间的传谣滑稽可笑：“青年男女新婚配，买回枕头红一对，新郎是造反有理，新娘是革命无罪。”其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都是印在枕头上的字。

那时候能看的戏只有八个“样板戏”。电影也都是一般化的情节。这时流传的电影是：“老队长带错路，小青年犯错误，支部书记是个女干部，最后抓个大特务。”

“文革”终于结束，“四人帮”倒台，民谣就传开了：“江干了，桥断了，乌龟王八完蛋了，造谣公司解散了。”人都明白，其中的“江”、“桥”、“王”、“谣”指的是“四人帮”这四个家伙。“谣”是“姚”的谐音。

现在流行的有讽刺执法犯法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许多商品弄虚作假乱提价。于是流行：“哪个牌子名气大，换了商标就提价。”许多药品越来越贵，则是“换个名字就提价”了。

朋友间开玩笑也有流行的话，如在宴会上就有：“老婆有交代：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吃不完，往家带。”

【汪新才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4月9日／宋德禄图】

出了国才知道

□冷今

在国内时，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难，然而，认识的误区只有在国外住久了，慢慢地体会才能逐渐消除。下面十个方面如果不出国，我是不会知道得很清楚的……

一、英语不努力学，是掌握不了的。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然而，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欲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侨，其英语程度还属初级。

二、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在国内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里见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的，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

三、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的。国内人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内，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是在华人社区。

四、频繁变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本人粗略计算，来加拿大六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十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员，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员，从送晨报的到送比萨饼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地转换身份，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了。

五、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章经常报道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归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

六、上电视上报纸，没什么了不起。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明天你中了六合彩，后天大小报纸都有你的照片。

七、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痛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才发现西方人的一口白牙，似排珠，赛玉贝，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

八、西方政要，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见过加国总督伍冰枝，除了有两个粗壮男子5米之外相随，人家伍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与市长、省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并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会有许多吹牛的资料。

九、与西人交往，并非想象得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西人朋友，其实不然，与西人较深层地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务的关心程度甚于外域，普通西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

十、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不新鲜。“龙陷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在肉联厂杀猪……人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

【杨松荐自《看世界》2007年第4期】

出了国才知道　作者：冷　今

在国内时，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难，然而，认识的误区只有在国外住久了，慢慢地体会才能逐渐消除。下面十个方面如果不出国，我是不会知道得很清楚的……

一、英语不努力学，是掌握不了的。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然而，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欲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侨，其英语程度还属初级。

二、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在国内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里见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的，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

三、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的。国内人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内，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是在华人社区。

四、频繁变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本人粗略计算，来加拿大六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十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员，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员，从送晨报的到送比萨饼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地转换身份，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了。

五、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章经常报道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归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

六、上电视上报纸，没什么了不起。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明天你中了六合彩，后天大小报纸都有你的照片。

七、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痛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才发现西方人的一口白牙，似排珠，赛玉贝，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

八、西方政要，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见过加国总督伍冰枝，除了有两个粗壮男子5米之外相随，人家伍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与市长、省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并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会有许多吹牛的资料。

九、与西人交往，并非想象得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西人朋友，其实不然，与西人较深层地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务的关心程度甚于外域，普通西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

十、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不新鲜。“龙陷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在肉联厂杀猪……人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

【杨松荐自《看世界》2007年第4期】

对“６１９９部队”的关注　作者：符　号

他们都有父母，父母却不在身边，他们的父母长年在外边打工。他们由留守的爷爷奶奶照料，他们叫“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由“留守老人”照料，过“六一”儿童节的和过“九九”重阳节的“隔代组合”，有人戏称为“6199部队”。

父母打工不足半年或者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农民工，子女无法跨进城市学校的大门。而父母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和最低标准的生活，使他们无力承担城市学校高昂的学费。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回乡当“留守儿童”。把“留守儿童”交给“留守老人”，有人雅称为“把‘未来’交给了‘过去’”。那是反复盘算后的无奈选择、咬牙决定。

无忧无虑的天性并未使“留守儿童”因父母的缺位而泯灭，他们从小学会自己穿衣、叠被、整理书包，年纪稍大一点的自己做早餐、干家务活、农活，甚至反过来照应家里的“留守老人”。比起城市的同龄小孩，他们要能干得多懂事得多。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知道父母在哪里打工、打什么工；父母呢，顶多也就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半月一次，每次一两分钟。三四年、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过去，渐渐地他们由挂念、盼望，到失望、到淡漠，到后来只剩下相片中父母模糊的身影。长年亲情的缺位，少有了日常的抚慰，当他们由“留守儿童”变成“留守少年”，他们中不少人就变得焦虑、自卑、自闭、逆反，暴躁，不愿与人交往，成天生活在窄小的自我空间里。当嘴上茸毛渐渐变粗，身体各个部件发育迅速，他们开始对“隔代监护人”没完没了的唠叨与言不及义的教诲而感到厌烦，“6199”之间常常“话不投机”。他们的成长是寂寞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少了心灵倾诉的对象，他们成了精神的孤儿。于是旷课、辍学、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和社会上不良成人厮混，不良习惯习气，蛇一样纠缠着他们。无论身体、智力、成绩、心理、品行，都往往明显落后于其他孩子。农民工父母创造着今天的财富，而孩子的毁弃又可能流失未来更大的财富。当初，他们想以暂时的“骨肉分离”为代价，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到头来，他们没有料到在收入增加境况改善的同时，贫穷的命运有可能继续留给他们的儿女。无奈辛酸的两难选择的背后，反映出在现代化冲击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呵护与家庭生存境遇间的直接矛盾，也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折射。

权威部门统计，眼下我国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多达两千多万，相当于世界好几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其实城市化是世界性的大潮流大趋势，由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也是不可逆转的。发达的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仅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只是眼下中国的城乡壁垒，不该让数以千万计的乡村“留守儿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巨大代价的付出者。很难想象，这种状况的延续会不会反作用于未来的社会。

制度的优越不仅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而且要“上好学”，这乃是我们张扬正义与平等旗帜的钢性指标。然而单靠农民工自身的搏击是无法改变的。尽快打破城乡壁障，改革户籍制度，改变二元模式，切实保障农民子女的教育平等权益，为困难家庭的留守儿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尽快建立农村中小学校留守儿童有效机制，已成为关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一切有志之士面对的课题。如何让“6199留守部队”有效减员缩编，如何让流入城市的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社会权益，提高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实际困难，为农村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生活环境，已非未雨绸缪，而属亡羊补牢。从根本上讲，这乃是滋润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民族的人文“环保”工程。

【韩玉乐荐自《工人日报》2007年3月23日】

待安，官场的新现象　作者：洪巧俊

这是一个《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的词，却是官场里十分流行的词。为官者喜欢这个词的做法，也怕这个词的做法，对别人他们都喜欢，别人对自己就是他最难熬的日子。这个词两个字：待安。释文是：等待上级领导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安排职位。

我有个朋友是位局长，他局下有二十多个单位。他曾告诉我，对付手下不听话的，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待安。有一位下级不懂事，背着他搞小动作，我这位朋友就“修整”他，召开班子会议后，把他的职免了。人家没犯错误，当然不能撤销职务，免职待安就叫你无法可说，组织上安排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等待组织另外安排。这种待安，可以让你待一个月，也可以让你待个一年半载，总之领导让你待你就得待下去。你要是不想待，你就得找领导，让领导高兴，领导高兴了，自然就不让你待，安排你的职位了。

有句话叫作：“最难熬的日子是等待”。我有位朋友没有尝过待安的滋味，这次让他尝了。他感觉到这种待安的日子是度日如年。他告诉我，春节前半个月县委召开了常委会，一下子免了20多名正副职领导，他是其中之一。免了也没有任命他们新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要他们等待安排。用他的话说是领导连过年也让他们不得好过。

不管让他等多久，一般都会安排他一个正职，当然，也有安排副职的先例，副职后面带个拖斗(正科级)。他并不担心领导会给他一个拖斗，正职是少不了。问题是正职里有肥瘦之分，单位与单位有质的区别，有的是无法相比。比如财政局、公安局、土管局、教育局不仅办公条好、福利好，还有专车，而信访办、档案局、农经委连电话费都成问题，同是局一把手，一个坐小车上班，一个骑自行车上班。如今有几个领导的车不像私家车？不要算其它，算算车的消费就知道。

“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套用这句话用在当今官场上的职位安排上，再也没有这样恰如其分的句子了。好职位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你，差职位也不会无缘无故不给你。这就看你的造化。这造化当然不是你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而是你和领导的亲疏，你的进贡到位了没有？据说待安的早与快，也与之成正比。有位亲戚在老干局当局长多年，想挪动一下位子当财政局长，他找了县主要领导后，把他老干局局长的职务免了，却没有让他去财政局任职，而是让他待安。他等了一天又一天，实在等不住，就找圈内的人问了一下情况，圈内人问他送了多少，圈内人听了他说的数目，摇摇头说：“那是老皇历，如今行情涨了。”可他已经把家里的积蓄全送了，于是他决定去借。借这种钱是要密不透风的，必须找可靠的人，于是他上我家找我父亲了，我父亲一时又没有那么多钱，他还得去筹，等他筹集到那个数目送给县主要领导时，县领导是再也不肯收，并告诉他来晚了，已允诺他人。果然没过多久，新财政局长走马上任了。

我那位朋友度日如年，忧虑的是他的进贡是不是到位了，如果少了，显然就不能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再说一下这么多待安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人要竞争这个位子，如果有人先知道这个位子有多人竞争，行情就变了，首先知道的人就会再次进贡，加码得到这个位子。之后的人如果要加码，就必须比之前的人分量要多。可是多少才比前一个人多呢？如果判断错了，就会像我那位亲戚一样，领导就会告诉你一声，你来晚了！我想，这就是那些待安的人坐卧不安，最头痛的事了。当然，待安的人巴不得早到位早好，而掌握你政治命运的人并不是这样想，时间越久，他的收获就更大。

【钟应平荐自《成都晚报》2007年3月25日】

工会也“弱势”　作者：唐德亮

工会过去可是一个非常响亮、辉煌的名词。

上世纪20年代的那次由全国总工会组织领导的“二七”大罢工，使工会这一组织名震全国乃至世界，工会从此也成了工人阶级权益的代表。工会的号召力影响力几乎与共产党接近。

可是，不知打何时起，有些工会渐渐被弱化、边缘化了。不久前《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花都区一企业辞退18名员工竟不通知工会，显然严重违反了《工会法》规定的程序。”因此，该报记者认为，工会已成“弱势工会”。像这种不经工会就随便辞退员工的事可谓多如恒河沙数。某地一位民工被工头打成脑震荡，求助于该县工会、劳动局，不被理睬；再求助于该市工会，无果；再求助于该省总工会，仍无音讯。那伤一年多过去仍未能治好，还被老板炒了鱿鱼。

企业里的工会，不仅无法维护工人的权益，甚至连工会领导成员自己的权益也难保。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唐晓冬，因举报公司生活用水问题就被公司炒了鱿鱼。后唐晓冬上诉法院，折腾两年多，终于由北京市顺义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公司解除同唐晓冬劳动合同的决定，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公司给付唐晓冬工资收入性损失6万多元。（见《人民日报》4月4日）早几年，《工人日报》报道，江南某厂由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牵头签名上书反对将该厂（国企）低价贱卖给私人老板，厂领导获悉后，立即采取“继然措施”，将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及100多名工人辞退，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至于工资低下、不办社保、限制人身自由、拖欠工薪、延长工时……就更是屡见不鲜了。工会主席是领老板工资的，寄人篱下，大气不敢出一声，谁若乱说乱动，唐晓冬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至于工人，那就更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了。工会、工人“弱势”至此，怎不令人沮丧伤感！

按理，《工会法》颁布多年了，《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也颁布了，但效果如何？工会成了“老板式工会”“老板工会”，（即老板兼会主席）让老板去维护工人的权益，岂不过于天真？甚至有大量外企、私企连工会组织也懒得建立。

我们天天说“依法治国”，这《工会法》实际上被不少领导官员搁置一边，成了一纸空文。欲想工会不“弱”不“软”，没有强有力措施不行。首先是企业工会主席应由上级委派或从工人中产生，不领老板的工资而领国家工资；同时，人大与政府也要硬起来，对违反或拒不落实、执行《工会法》及其有关条例、损害工人权益的企业予以铁腕整治、处罚。如此，工会才能重树威信，工人才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信赖、可依靠的组织。

【邸笑飞荐自《清远日报》2007年4月8日】

餐车主任　作者：刘　齐

不久前，我乘K45次列车从北京去福州。吃晚饭时，得知餐车主任曾在福建插过队，我就用庄严口吻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餐车主任眼一亮，马上看我像看同志，一个接对了暗号的自己人。

我说的这段话不简单，它是最高指示，是多年前毛泽东写给福建一个知青家长的短信，曾作为中央红头文件，郑重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兵种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也下发给我们基层人民。我们那儿的支书握着大茶缸子为我们宣读文件，宣读到文件衔头，也就是上述各受文单位的名称时，他的语调顿挫有力，非常大气，至今我记忆犹新。这封信太重要了，它表明，领袖不但让广大知青上山下乡，而且还支援了一笔钱财。如果有人自称知青却不知道这封信，那他十有八九是冒牌货。

餐车主任姓许，瘦，精干，是那种眼里有活，一刻也闲不住的人，当年种庄稼一定是把好手，镰刀磨得飞快，稻捆扎得结实。评工分时群众会说，给小许高分吧，小许利索。刘齐那小子不行，回回落后，别人在地头都抽上烟了，他还在地当间闷哧闷哧瞎忙。

接下来我和许主任相谈甚欢，言语中频频出现四类分子、五七战士这种陈年老词，旁边擦桌子的女孩听得雾迷山罩，一愣一愣的。我和许主任眼目相对，不自豪，也不自卑。许主任聊天不耽误干活，账本、饭票和钱匣儿归置得井井有条。

餐车已经停止营业，服务员打扫完卫生准备吃工作餐，威严的乘警和列车长也坐了下来。只有我一个外人。许主任说没事你坐你的，一会我请你喝啤酒吃鱼丸。我很高兴，有一种混到内部来了的感觉，心想如果许主任官再大点，我肯定会更借光。又一想也未必，人一当大官警惕性就高，哪里会随便和生人搭话？想搭话手下人也得善意劝阻，或者提前侦察一下。

许主任请喝啤酒时我坚持付款，并给他倒了一杯。他不喝，沫儿都洒出来了也不喝，说车上有纪律，不准沾酒精。

车到蚌埠时，有人砰砰敲玻璃。拉下车窗一看，是一个老年妇女，就着站台昏黄的灯光，推销一种瘦小的活鸡。

许主任买了一只，放在青菜筐旁边的空纸箱里。见我诧异，就说这是土鸡、柴鸡，比关在鸡场的鸡好吃，而且不贵。

我说，我们东北管这个叫笨鸡，或者遛达鸡，叫自由鸡也行。

许主任一笑，说笨鸡才准许自由，聪明点的就关在笼子里了。

我说你老婆真有口福，许主任说她病了。

我问她是干什么的？许主任说是下岗工人。

我有点难堪，试图安慰几句。许主任说没关系，早已习惯了。

又谈一会，我起身告辞。

许主任邀我明早再来，说那时车已进入福建，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水，风景特别美，他会告诉我当年他在哪儿插队。

又说，毛主席那三百元当时挺值钱，现在买不了几样东西了。

【踏浪寻贝荐自《海南日报》2007年4月15日】

超短杂文集锦　作者：一雁飞

收藏界黑马

近来收藏界悄然出现了一些新的收藏热点，因而也出现了一批收藏界的黑马，譬如：假证收藏家（包括真假证和假真证）、文凭收藏家、通知收藏家、禁令收藏家、道歉收藏家、白条收藏家……

建议有心者不妨也加入这支大军。

一道算术题

题目：下岗工人张大妈人下岗心不下岗，不等不靠不要，自力更生开了一家饺子店。每小时可包饺子15碗，一碗饺子可售3元，每天营业8小时。问张大妈一个月收入多少元，一年收入多少元？

标准答案：15×8×3×30=10800（元）；15×8×3×365=131400（元）

结果：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算对了这道题升入了四年级；县长算对了这道题高升为市长。

一绳多能

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体魄，学校特举办了首届“人人杯”拔河大赛。

“文化活动月”期间，我校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特别是由26个社团联合举办的“拔河大赛”则将本次“文化活动月”推向了高潮。

为创建一个和谐的校园，融洽师生关系，我校特举办了首届“师生杯”拔河大赛。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校长在25周年校庆上的讲话精神，全体教职工参加了“校庆杯”拔河大赛，以便更好地交流心得体会。

原因

王县长要到市里上任去了，临行前对秘书说：“想到下面哪个镇去‘锻炼锻炼’，尽管说。”

秘书选了一个最落后的穷镇，很是出乎王县长的意料。王县长调侃道：“没想到我带出来的秘书还真准备大干一场，‘为人民服务’了。”

秘书受宠若惊：“咱们县现在只有那个镇没搞‘政绩工程’了，去那里容易出成绩。”

房地产词典

黄金地段，交通枢纽；商铺林立，高校云集；繁华中心，城市坐标；巅峰钜作，绝版典藏；精英会所，领袖府邸；上流生活，至尊享受；顶端品质，低端价格；倾情回馈，限时抢购；价格有限，升值无限；欧洲风情，国际格调；贵族气质，国际潮流；核心社区，极品住宅；盛世豪宅，傲世名门；楼市狂潮，火爆热销；倾城魅力，格调生活；盛世经典，传载百世。

一张照片的留档说明

×年×月×日，省长×××一行视察我社区，社区群众自发组织秧歌队热烈欢迎领导的到来。

我区老龄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图为社区“老年秧歌队”为群众表演节目。

我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图为社区的秧歌队在表演自创节目。

社区工作人员组织“秧歌队”向群众宣传“创建和谐社区，争做文明市民”的好政策。

百米飞人

某市为迎接“2008奥运会”的到来，特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万人百米短跑大赛”，不拘男女老幼，不限职业，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可报名参赛。比赛结果出来后，整个城市却为之哗然，因为冠军是位干干瘦瘦的摆地摊的小老头。而且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进入前十名的除了一名职业运动员外，其余的全是夜间打游击的小摊贩。

有好事者甚至据此认为如果有关部门能从全国的小摊贩中遴选百米短跑的种子选手，2008年的奥运会，中国一定会再次“杀”出一位“飞人”来。

善意提醒

医生：感冒不是小病，严重者可诱发肺炎、肾炎、心肌炎、精神病等重大疾病，提醒广大患者一旦感冒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做全面检查治疗。

牙医：牙痛无小事，重者可引起心脏病、败血症等，希望广大患者牙痛时及早就医。

公安部门：此处为抢劫多发地段，请保护好你的钱包和贵重物品。

金融部门：钱票请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

食品质量监督所：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危害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提醒广大消费者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请提高购物技能。

文章是怎样发表的

一、起了一个笔名，和目前一个正红火的作家的名字一模一样。

二、俺一不小心也跻身“名”作家行列了。

三、俺做了本地区的一把手了。

四、编辑是俺哥们儿，他的烂文章也经常在俺这里发表的。

五、我的名字前面加了个外国人名儿，后面加了“编译”两字。

羊毛与羊毛套

寒冷的冬天到了，牧羊人剪光了羊身上的羊毛，做了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

牧羊人又用剩下的一点羊毛做了一只羊毛套，套在了羊的一只蹄子上，并对瑟瑟发抖的羊说：“你看我对你多好啊，怕你冻着，专为你做了只羊毛套。”

大伙都很忙

领导们都很忙，忙着开会剪彩汇报视察会餐出国，没有时间听小民说句话。

教授们都很忙，忙着出书做报告写论文走穴当董事，没有时间给学生上课。

作家们都很忙，忙着一月一本甚至半月一本的出厚书，没有时间精雕细琢。

名人们都很忙，忙着捧场出席Party卖卖“秀”弄点绯闻，没有时间道歉。

老百姓都很忙，忙着工作应酬养家糊口挣点钱，没有时间陪陪老人和孩子。

行人们都很忙，忙着上班下班赴约购物逛街买菜，没有时间看什么红绿灯。

造句

自愿：办公室李主任向各科室下达了自愿向灾区群众捐款的指标。

自发：区长指示居委会主任务必组织好“老年人秧歌队”自发欢迎领导视察的各项事宜。

宣誓：一年级的男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宣誓：“讲文明树新风绝不进女厕所。”

慰问：今天下午班长在两位副班长的陪同下慰问了久病卧床在家的赵蒙蒙同学。

征询：老虎向山羊征询了一下“是先吃前腿还是先吃后腿”的意见。

城市名片

全国卫生示范城；全国文明模范城；“亲商、稳商、富商”城；中国的纽约；全国信息城；全国最大商品城；人文旅游城；自然生态旅游城；古遗址旅游城；孙悟空故里旅游城；美女城；中国第十大古城；全国无小广告城；全国无小摊小贩城；全国无乞丐城；全国富人城。

民主选举

绵羊县县长换届选举，上级领导指定金钱豹和大灰狼两位同志为最终候选人。

全体绵羊代表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选举大灰狼同志为绵羊县新任县长。

为了

为了让市民能买到放心肉，市质检部门精心印制了《购肉小窍门》宣传手册免费向市民发放。

为了刹住公款吃喝风，春节前夕纪检部门再次印发了《关于严禁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通知》。

为了抵制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县长在自家大门上贴上了“跑官要官者勿进”的提示。

为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暑假前夕，教育部门再次印发了《关于明令禁止中小学暑期补课的通知》。

为了真正减轻农民负担，有关人员再次重申：农民有权拒交“乱收费”、“乱摊派”。

国际大都市定义

一、足够大的面积，没有五环至少也得有四环。

二、巍峨挺拔的高楼大厦，几十层上百层的越多越好。

三、宽阔的道路；辽阔的广场。

四、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

五、庞大的城市人口，人数不够周边农民凑。

六、最关键一条，要有一个无知无畏的领导。

一斤白菜一百元

2007年，白菜价格与银行、电信收费接轨，经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一斤白菜一百元。

土地成本费50.0元+种子费0.3元+播种费1.0元+肥料费1.0元+施肥费1.0元+农药费1.0元+打药费1.0元+打药中毒风险费10.0元+锄草费1.0元+浇水费1.5元+捉虫费1.0元+看护费1.0元+收割费1.0元+装车费2.0元+运输费3.0元+燃油费1.5元+市场营业税2.0元+成本涨价费20.0元=100.0元（不足一元部分按一元计）

另一种幸运

买到只是注了水的猪肉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吃垃圾长大的猪。

买到只是牌子假的“假酒”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兑了甲醛的假酒。

买到只是掺了沙子的大米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掺了毒的大米。

被偷的钱包在小偷留下钱后又被寄了回来是幸运的，因为很多钱包都被扔进了垃圾箱。

能请客送礼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好多人连请客送礼的机会也没有。

没有给老师送礼，老师让你的孩子坐最后一排是幸运的，因为还有老师将孩子扔下了楼。

被车撞倒后司机只是逃逸了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倒车回来再轧你。

拆迁队在推倒房子之前将你“绑架”出房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推倒房子砸死你。

如此节约

为响应中央号召，厉行节约，打造节约型政府，并为民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某地政府在年末时举行了盛大的“节约大评比”活动，前四名分别是——

城管办：处理无主没收物品，节约经费105000元。

接待科：处理废酒瓶，节约经费11001元。

秘书科：处理废纸，节约经费8522元。

信访办：变卖废纸，节约办公经费5000元。

【杨孔翔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3月25日】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作者：黄广明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

“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古装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

看了这些文字，你肯定以为是眼下哪位有识之士在忧国忧民吧，殊不知，这是20多年前龙应台笔下的台湾社会，不久前刚读到时，我不禁失神——今天的大陆，与20年前的台湾咋就这么像呢？

仔细想想，21世纪的今天，中国虽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但社会却一直乱象丛生，普通民众平时会遭遇多少堵心的事：乱收费，乱罚款，短斤少两偷工减料还强买强卖，假烟假酒，甚至有假药毒食害死人，而政府官员却监管缺位；被迫吸二手烟，被偷被抢找不着歹徒找不到警察还找不到地方抗议，物业管家反过头来胁迫敲诈业主主人，违法拆迁，违法征地，房价教育医疗，官员商家恶人……

于是便有了大哉一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这一问，正是龙应台当年问向台湾人的。20多年前，30出头的大学教师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痛陈，“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文中指出，正是台湾人懦弱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似乎是中国人传统的国民性），面对强权恶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生气”，导致了社会无法进步，不公不义横行。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权利从来都是争取得来，而这争取的举动，都始于对不公不义的生气。52年前的一天，42岁的黑人妇女、裁缝女工帕克斯因拒绝在公共汽车上站起来为白人让座而被捕，理由是蔑视当地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规。由此引发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潮，开启了一个整个种族为争取人权而抗争的时代。这最终导致了1964年《联邦民权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禁止公共场合的种族歧视。帕克斯在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帮助下，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地方法院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使金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帕克斯被尊称为“民权运动之母”。

拒绝给白人让座，52年前一位平凡黑人妇女的一次生气，成就国家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生气虽然有害于身体健康，却有益于社会进步。80多年前，胡适曾告诫青年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在为国家争自由”。中国这些年的进步，与王海、秦兵这样一批维权者的生气是分不开的。面对不公不义的生气，是一种权利意识的张扬，是权利对权力的驯服。

龙应台当年在《中国时报》上发表的包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内的一系列杂文，后来集纳成《野火集》一书。1985年底，这本书一个月内再版24次，之后几年，台湾蔚为“野火时代”。她本人鼓呼的“生气运动”风行岛内，光是1987到1989年间，台湾就发生了17个社会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反污染自立救济运动、生态保育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

所有这些“生气”，这些权益保护运动，大大提升了台湾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民众的生活品质。

生气有害健康，不生气却阻碍社会进步，社会不进步，长远来看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健康，所以，让我们牺牲一下当前的健康，为了长远的健康，生气吧！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经由多年的宣传鼓动，其中消费者权利的意识已经逐渐深入人心，随着消费权利深入人心的，还有其他方面的权利意识。

今年“3·15”，让我们鼓呼一场中国人的生气自救运动！下面，就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50个细节开始。

健康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形同虚设，你为什么不生气？！

农产品安全标准日本高出中国许多，你为什么不生气？！

当电脑病史与病人自述病史不一致，你为什么不生气？！

医院“摊派”给你输液器材，你自己无权选择，你为什么不生气？！

医生要求你输液，却不讲解输液的具体危害与风险，你为什么不生气？！

医生给你做检查，却不讲解检查的目的与注意事项，你为什么不生气？！

同一种药，因为生产商家和产地的不同，价格也有不同，给你最低价的药，却按最昂贵的药收钱，你为什么不生气？！

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却看病难、看病贵，你为什么不生气？！

形形色色的过度诊疗，你为什么不生气？！

医生不做最基本的“视、触、叩、听”，就开出一堆器械检查单，你为什么不生气？！

挂水的时候你发现挂入的是中药制剂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住房

开发商的物业管理费和物业维修基金你来买单，你为什么不生气？！

开发商不守承诺，你为什么不生气？！

开发商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你为什么不生气？！

入住十余年，迟迟不能成立业委会，你为什么不生气？！

物业公司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收益不冲抵物业费，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买了房，却发现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产权，你为什么不生气？!

物业公司只花钱，不报账，不审计，你为什么不生气？!

按揭律师费由购房者独自承担，你为什么不生气？!

测量制度设计保护商品房面积欺诈，你为什么不生气？！

物业管理定义错误，你为什么不生气？！

出行

客运部门延误或取消航班、车次，往往不给消费者支付违约金，但老百姓退票却要强行收取高额退票费，你为什么不生气？！

当你在公共汽车上睡觉，却被车厢内的视频广告吵醒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当你在火车站、汽车站上厕所遭遇收费，你为什么不生气？！

人行横道被挤占，你为什么不生气？！

当你买了机票去机场却被告知座位已满，你为什么不生气？！

面对机场建设费，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的收费公路里程领先全球，你为什么不生气？！

公交公司无理收取IC卡押金，你为什么不生气？！

消费

当你没说买保险（保价）却被收取了保险（保价）费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当邮局不将包裹送上门，让你自己到邮局去领取，你为什么不生气？！

饭店强收“开瓶费”，或者拒绝自带酒水，你为什么不生气？！

评选中国名牌涉嫌违法和欺骗消费者，你为什么不生气？！

面对收费1元的湿纸巾和筷子，你为什么不生气？！

银行卡存款在网上被盗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汽车车主税费沉重，而中国汽车制造商利润远高于国外，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颁布的汽车国家标准却看不起中国消费者，你为什么不生气？！

教育

当你的孩子被学校收取了电脑费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教学生，却将课堂上应该完成的教学任务放到课外教授，借此创收，你为什么不生气？！

名牌大学占尽了教育资源，但其成果却与巨额国家投入极不相称，你为什么不生气？！

义务教育中分快班、慢班，你为什么不生气？！

择校费违反教育法，你为什么不生气？！

高考分数线地域差别巨大，你为什么不生气？！

社会

面对就业中的身高歧视、相貌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你为什么不生气？！

政府主管部门拍卖吉祥号码，你为什么不生气？！

立法机关收到意见和建议却不反馈，你为什么不生气？！

公安机关禁止男女同房，随意查房，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公民往往只有纳税义务，而没有纳税人的权利，你为什么不生气？！

城乡居民赔偿“同命不同价”，你为什么不生气？！

垄断行业吞食垄断红利，其员工的工资福利大大高过普通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倪早菊荐自《华兴时报》2007年3月14日】

面子　作者：韩少功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绝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是“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的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是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伴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古有“乡原”一说，多年来解释不一。其实，因“乡”而“原”之，意通原谅和原宥，差不多也是因“乡”而“圆”之：圆滑、圆顺、圆通，圆融，是乡民们必要的处世之法。做人即使“内方”，在乡邻圈里不能没有“外圆”。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瞭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徒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有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子说成聋哑，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斥，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哪还有希望？

【高善斌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3月29日】

那些租房户　作者：陈凤莲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经商，只有春节期间才回家小住，便委托我把他们住的那幢二间三层的楼房对外出租。租房的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让房子有个人照应，所以开出的租房价很低，并且同一时间段内只租一户。

每个月月初，我都会过去收租金，顺便了解一下住房的情况。那些租房户，大多是从农村来的，有刚结婚不久，暂时买不起房子的年轻夫妇；有为了方便孩子在城里读书，顺便做点小生意的中年人。这些人，住的时间一般都不长，有了固定的住处便会搬家。几年下来，换了不少租房户。

刚开始，我挺瞧不起这些农村人。穿着不讲究不说，生活方面也极其简单，有时候一个废弃的大油桶，竖起来，上面平放一块木板，便是他们的餐桌。用以养家糊口的方式，要么修鞋、摆地摊，要么在集贸市场租个不起眼的门面，经营些廉价的衣服、鞋子。

但他们后来退房的理由，却不得不让我刮目相看。比如前几年住的那个小伙子，刚来时，还是个单身汉，每天早出晚归的当挑土司机，整天灰头灰脑的，忙得连收拾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后来转行开了家小吃店，生意越做越好，还按揭在闹市区买下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娶了一位城里的姑娘。再比如修鞋匠老张，夫妻两人，在菜场拐角处用布扯了一个篷，用修鞋赚的钱来供养在外读书的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退房的那天，喜滋滋地对我说，他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找了一份工作，不需要他们再负担了，他们打算回乡下去住。

现在住的这对夫妻，更是颠覆了以往农村人给我留下的大老粗的印象，男的写得一手好字，女的不单会剪纸，还会做字画装裱。平日里，除了照顾孩子吃饭上学，夫妻便是写写画画，跟本市一些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画家都有些往来。有次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每天的收入都在两百元以上，远远高出我们这些工薪阶层。

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些城里人在某些方面的优越感，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因为区域上的得天独厚，或者是说上辈们给我们留下的财富，让我们拥有了比农村人更多的机会。其实不管是从吃苦耐劳，还是从竞争意识上来讲，我们都不及这些来城里租房打拼的农村人。他们从迈出农村那片土地起，便肩负着他们的期望和梦想，直至完完全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甚至成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李振荐自《郑州日报》2007年3月23日】

从考生“烧香拜佛”　作者：说　起

考试前拜佛，近几年似有方兴未艾之势。随着网络的普及，如今佛祖又被供上了“网”坛。众多学子在网上大举“烧香拜佛”，网上专用于此的帖子，每条下都有大量的回复。热衷于此的考生几乎囊括了各个年龄，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

于是，有人惊呼这种迷信行为忒也的愚昧了。我初也有同感，看得多了，看法却大为改变。其实，考生们临时抱佛脚，真的与佛无大关系，其寻求心理安慰的因素，消极从众的因素，管不管用先占着再说的因素，随便嬉戏一下的因素，和等等等等的因素都要大大多于迷信的因素。我以为，这些考生追求的并非宗教的精神，而只是宗教的形式。他们考上了不会去给佛镀金身，考不上也不会去拆庙门；更不会因为烧了几炷香，拜了几遍佛，就横陈软榻之上，等着佛光普照，而一定还在“电”光下“宵衣旰食”地玩命。他们不会将命运完全托付给佛，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还是清楚的。

我觉得当下应该注意的倒是，这种将一切功利化、低俗化的行为。这种行为比迷信的有害程度更甚。当社会急近于功利时，就会变得浮躁起来。当社会浮躁起来时，自然又会变得浅薄，不会耐着寂寞去锤炼自己。

前些时间，一个屡屡行骗的少年，通过当地各种媒体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向社会道歉。但屡屡道歉之后，又继续屡屡行骗。最后，他竟给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打电话，说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向社会道歉。于是，通过记者的镜头，我们了解到这个少年通过屡屡的道歉，使自己成为当地的“名人”。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通过媒体让更多人认识自己，而这可以成为他行骗的资本。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也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行为。更荒谬的是少年面对媒体镜头那兴高采烈的神色，以及当地不少人对他这种荒谬的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有人心甘情愿地成全他的荒谬。其实，想想这种荒谬已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用太多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经典故事，毒害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

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可以宽容多元的观念和行为。但是，社会的多元化应该是多元思想的碰撞，而不应该表现为各色浅薄的流行和时尚，以及将精神庸俗化的游戏心态。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树立明确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就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人种”尚且如此，个体又何在话下。

【闲话荐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7日】

杜牧的苦衷　作者：郑海啸

风流俊赏的杜牧和“苦”字是连不到一起的。在讲究门第的唐朝，杜牧刚好出身名门，他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又是大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世家的出身，杜牧一直引以为豪：我家公相家，剑珮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虽是名门世家，但二傻子也有的是，而杜牧却是才华横溢，又胸怀大志，特别关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

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往往运气不好，而杜牧却福星高照。他26岁那年第一次去考进士，就有一帮人争先恐后和他攀交情，一个太学博士吴武陵更是直截了当地找到主考官崔郾，要求崔郾答应给杜牧第一名，可崔郾早已把一至四名走了后门，所以只好约定为第五名。后来杜牧果然以第五名及第。

杜牧的好运气还不止于此。中进士五年后，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到扬州任节度府推官。杜牧爱出入歌楼妓院。幸运的是，杜牧摊上了一个好领导。每当他去猎艳，牛僧孺不放心，就派士卒穿便服暗中保护，如无事便写一份“平安帖子”。这样的“平安帖子”有上百封，杜牧离开扬州时看到后心里非常感动。

虽然杜牧对牛僧孺满怀感激之情，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和“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李德裕相近。846年，唐宣宗即位，重用“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贬斥李德裕。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杜牧的面前：究竟是坚持自己原来偏向于李德裕的政治主张而失去升迁的机会，还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以求新得势的当权者青睐？

杜牧选择了后者，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机会，以求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才。可悲的是，杜牧付出了人格的代价，却没换来机会，最终志气消磨殆尽。那么，我们应该嘲笑杜牧吗？不能。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文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能依附在一棵“大树”上，不然一点机会也没有。比杜牧小10岁的李商隐倒是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在“牛党”得势的时候还给李德裕唱赞歌，结果呢，“一生襟抱未曾开”，郁郁而终。

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嘲笑杜牧的资格。近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某些基层党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和制约党的健康发展、败坏领导干部作风的党内潜规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认为，潜规则是中国封建政治传统文化对执政党影响的表现。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了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人身依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等带有封建色彩的现象，我们党应该努力清除封建主义。他指出：我们党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我们没能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并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人身依附现象没解决，杜牧只能继续苦恼，尽管他才华盖世。

【潇风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3月22日】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吴　昊

吴昊先生简介

吴昊本名吴元富，北京昌平（就是埋明朝皇帝的那个地方）人。生于1934年，一生三件事：上学读书，当右派，做新闻工作。写杂文是副业，所以总也没有高出“业余的水平”。出过《求全集》《搔痒集》《司晨集》《小心你的鼻子》《吴昊杂文集》《谁说夫子不风流》《台上台下》《台下文存》等八本书，都没有大影响。聊以自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了十几年新闻官，是高级编辑，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退休了，又受托分管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

在中国，不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贵比千金？有些人逝世以后，可以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但就是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章程上明明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又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不管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马列主义”都是必修课，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是最为普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亦应是最为普及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有六千多万党员，什么样的人物都不缺，就是缺“马克思主义者”，更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不妨回忆一下，已故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人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几个是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可以说是极少，极少。对于一个党员去世以后，给不给“马克思主义者”称号，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很难说得清楚。一个多年执政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党，竟然谁都不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活着的自己不敢说，死了的别人不能说。这种情况该对广大党员怎么说呢，是不是要这样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当英雄，当先进，当模范，当各级党政领导人，但就是不能当‘马克思主义者’；你们不要不服气，连敬爱的周总理死后都没有得到这个称号！”

说到此，才算明白了，为什么那一年的《辞海》关于“毛泽东”词条的修改，不见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字样，有些人就像发生了强烈地震一样，群起而喊之，原来他们对这几个字太在乎了。在他们的脑子里，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发展，无所谓，中国能否强大，无所谓，“入世”，无所谓，“申奥”，无所谓，只有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所谓的，最有所谓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连毛泽东都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们不仅活着的时候失去了方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找不到报到的地方；如果连毛泽东都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们这些把毛泽东奉若神明的人，还怎么能总是在众人面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呢？假若连这点本钱都没有了，不是哭都没地方哭了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说：“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是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我们党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初衷和归宿，中国能有今天，党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邓小平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党和国家一、二两代领导集体核心，原因也在于此。江泽民同志同样如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集中广大群众智慧、继续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国家才有如此高速快捷的发展。

思想僵化，导致行为僵化；行为僵化，导致机体死亡。历史上各种新生事物，由发生、发展，最后走向灭亡，无一不是遵循这一规律。一个人一旦思想僵化，是很难治愈的；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治愈思想僵化的良药。

附记：1989年4月15日晚，笔者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团结报》上，题目是：“掉了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中的这样一段话：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传来了耀邦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不少人在电视机前失声痛哭，因为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些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实惠。称他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忠诚战士”是绝不过分的。

“六四”以后，一些长了火眼金睛的人，找出了这篇文章，向“清查小组”举报，说我“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说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上起了很坏的做用，要我“说清楚”。后来，多亏文章的后面注明写作日期是1989年4月15日，正是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天，我还没有看到中央发的讣告，才没有再追究下去。

直到现在，我仍不解，为什么不能说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大逆不道？若耀邦同志这样的红小鬼出身、戎马倥偬、身经百战，解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都不能称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在中国，还有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邸笑飞荐自《台下文存》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哪是曹营？哪是汉？　作者：吴　昊

“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兵败下邳，刘备张飞等被打散，关羽护卫着二位嫂夫人实际上成了曹营的俘虏，曹操看重关羽的人品和武功，待其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对于曹操的款待，关羽动情不动心，他感谢曹操，但一有刘备消息，立马就不辞而别，奔刘备而去。因此留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段历史佳话，也就成了后来人在此种情况下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

关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心里哪是曹营哪是汉是清楚的，坚定的。曹营再好，钱再多，草再青，天再蓝，皮肤再白，鼻子再大，也是曹营，替代不了汉。曹操就是曹操，刘备就是刘备，大哥就是大哥，敌人就是敌人。不能因为人家给点好吃的、好喝的，睡了人家的女人，就投降变节，当汉奸。身在曹营是出于无奈，心在汉才是真格的。八年抗日战争，有人感叹中国汉奸多；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在惩治汉奸上，又感叹咱们不像人家韩国人惩治韩奸那样有力度，所以就更增加了对关羽这个不当“汉奸”的英雄的尊敬和折服。

如今有些人，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演艺界的那些星啦，腕啦，后啦，帝啦，他（她）们凭着演过几出戏，唱过几首歌，或者脸蛋子长的白，奶子比别人的大，又有几个钱，于是就变成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瑞士人、荷兰人、泰国人、韩国人、加拿大人……这也没什么，愿打愿挨，人家要你，你就去呗，这个地球上，如今哪儿不能去？问题是他（她）们走了又回来了，或者从来就没走，只是改了个国籍，西装不会穿，领带不会打，鼻子没长高，外语不会说，甚至连刀子叉子也不会用，咖啡也不会喝，可他就是洋人了。那为什么不走或者又回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她）们那两下子在人家老外那儿吃不开，人家那里没有人拿他（她）当星追，没有那么多廉价“粉丝”，唱个歌没那么多人鼓掌，走回穴也没人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当个再大的超女一年也挣不了一千多万买别墅，没别的，就是咱们这儿的钱特好挣，咱们国家冤大头特多，二杆子傻×官儿也特多，不管老百姓有没有饭吃，反正是照样能给歌星几万、十几万的开出场费。其实这也没什么，凭本事挣钱，也纳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问题是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老外”，一边大把大把的捞钱，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真的很爱咱们这个国家，真的很爱咱们的家乡，真的很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但他（她）们又是真的在大把大把地捞钱。让人不明白的只是在他（她）们的心里究竟哪是曹营？哪是汉？

如果是身在汉心在曹营，也没什么，说清楚就是了，别老是欺骗父老乡亲，让人哭了半天，还不知是谁死了呢。

【马静荐自《上海滩》2006年第11期】

胃工伤　作者：吴　昊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11月选登了毕淑敏发表在《广州日报》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钱的极点》，其中有这样一段：“钱能买来山珍海味，可再有钱的富豪也只有一个胃。一个胃的容积就那么大，至多装上两三斤食物，外加一罐扎啤，也就物满为患了。你要是硬往里揣，轻则是慢性胃炎，重了就是急性胃扩张，后者有生命危险呢。更不消说，长期的膏粱厚味，引起的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等。所以说那些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得了肥胖症，真是要算工伤的。”

长见识，很长见识！工伤过去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竟不知有这样的工伤！本人牵强附会，就称其为“胃工伤”吧。

这胃工伤，现实生活中还真的不少见。前些年，好像是西南某省某县的一个小单位，领导叫一个女职工去陪酒，因为饮的过量，女职工醉死了。女职工的家人当然有一番闹腾，要求厚葬，追认“烈士”，不少媒体做了报道。不知结果如何，好像“烈士”没有追认，只是钱多给了一些。事隔不久，还是西南某省某县的一个小单位，领导叫一个职工去陪酒，也是喝过了量，不过这一回更惨，没有死在酒桌上，而是去厕所的时候，掉在茅坑里，溺死了。这一个也没追认“烈士”，也是多给了一些钱。很遗憾，当时就没有一个好的说法，叫什么“因工而死”，不是很顺口。现在看来，就是属于胃工伤。

不管什么工伤，最严重的就是死亡，像上面的那两位，当场死亡，该属于最严重的工伤。

作家毕淑敏对胃工伤者有所界定，就是：“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应该说，基本准确。只是“长期”二字不能概括全部，像上面的那两位，就不属于长期，而是短期。看来不管是长期、短期，凡是因公大吃大喝而使胃受伤的，皆可称为胃工伤。

如果因此而患了高胆固醇糖尿病的人也算胃工伤，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公款大吃大喝据说每年要耗掉几百亿元，也有人说是几千亿元，对此，媒体与百姓都非常关注，并且多有评论。但由此而引发的胃工伤却没有人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胃工伤作为一个问题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就比较复杂，什么叫“因公而需”？多少年月叫“长期”？什么叫“大吃”？什么叫“大喝”？现在有很多说法，而同样是“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乡镇级，不一样，就是同一个级别，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山区平原，沿海内地，也不一样，男人女人，青年老年，更不一样，你认为是大吃大喝，人家认为是小吃小喝，或者连吃喝都算不上，真地统计起来还是很难的。统计因此而患胃工伤的，恐怕更难。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坏胃”，是这个“老段子”了，人们早就知道，醉酒伤人，多喝伤胃。但说归说，做归做，时至今天，仍有的企业招工把酒量大小作为录取条件之一。这样的事，谁身边没有？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6年12月20日】

随感录　作者：李兴濂

□人们对晋炎帝“何不食肉糜”这句话笑他愚蠢，如果我们生活在“大跃进”年代，我们也会相信亩产十几万斤；如果我们生活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也会跳“忠字舞”、做“五首先”。我们在看前人的笑话，我们却不知后人将会看到我们的什么笑话，我们只看到他人的可笑，而不知我们在他人眼里有多么可笑。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无知也有排山倒海的威力，一种不能使卫星上天却可以使人头落地的力量。

□言论自由作为权利，绝不是只有满口真理金口玉牙者才有的自由，它不以言论正确与否为尺度来为人做压舌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实践是和人的主观判断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需要通过人来表达实践检验的结果。问题是由谁的实践来检验，是权势者还是无势者?况且一个人的判断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说，面对超额利润的利诱，只要需要，人们就可以把牛顿定律扔到一旁。

□常常官员为民办一件好事，老百姓就感恩不尽，而官员把自己应该履行的职务和义务当成对小民百姓的恩赐，结果将自己本份应做的事情当成了为官的政绩和升迁的资本，这无疑是对公仆的嘲笑。

□皇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随着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个日子，6岁的末代皇帝离开那把衰老的龙椅。可这些年皇帝又好像回到我们中间，时下一些文艺作品对皇帝老儿歌之赞之，好像自己的祖辈作为皇帝治下的臣民还没当够奴才，还要决心要继续当下去似的，电影、电视、报刊，经常看到皇帝的影子，商店、药店、饭店、游乐场，经常看到皇帝吃的用的玩的东西，真是“皇帝来哉”！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熟知诸葛亮、关公、赵云、吴用、狄仁杰这些名字，他们代表着足智多谋、英勇无畏和忠孝节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可是我们所讴歌的豪杰不过是自相残杀的豪杰，我们推崇的忠义不过是自相残杀的忠义，我们津津乐道的智谋不过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智谋。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两千五百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谈得上正义呢？日复一日的彼此算计，年复一年的相互征战，说是为了正义，实为一霸天下，不见根本改变，只见改朝换代，没有神圣信仰，只有操弄权术。于是我们看到，多少次天翻地覆，多少次你死我活，到头来胜王败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依旧是一手遮天的一块活顽石。

□宋太祖最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为当初他是睡在他人卧榻之侧起家的，一举掀翻卧榻上的主人，怎能不令他“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呢。于是对觊觎、威胁“卧榻”的人，就要斩尽杀绝。不过这个赵匡胤玩得最妙，一杯酒便解除了众将的兵权。赵匡胤宁肯军中无将，屡战屡败，向匈奴巨额进贡也不让国中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后主这首词分明是在唱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能从这如诉如泣中，发现古老中国深深的感伤与无奈。从春秋到民国八十几个朝代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奄奄一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不是自虐便是受虐，不是恐惧便是仇恨，不是投降便是民族主义，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不是没有改革者，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杨业、岳飞、于谦，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中国不是没有革命者，陈胜、朱元璋、李自成，没有一个不像自己的敌人一样走向独裁；中国不是没有思想者，孔子、朱熹、王阳明，没有一个不像彩气球一样被吹来吹去不能自己；中国不是没有权威者，前后六百多真龙天子，有一半被赶下台，有一半不得好死。中国什么都有，更不缺少智慧，唯一缺少的，那就是科学和民主！

□读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寻觅和文化自救，变成了文化痉挛和文化嚎哭。孔子倾注毕生精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到头来竟被扭曲成了专制主义的装璜粉饰。孟子宣扬天然本性，荀子说背弃人们天然本性合乎逻辑发展；韩非子不相信孔孟那一套，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道理。历史竟然如此不幸而无情，哪一朝天下不是靠刀枪剑戟杀出来，用专政淫威来维系，以仁义道德作粉饰呢？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4月3日】

“社会痼疾”杂俎　作者：梁晓声

□官场上，一往一来，若动辄送乌纱帽，中国以后的问题就大了。对老百姓实行“计划生育”，当官的却多多益善，那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看来，中国官场上也须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啊！

□“能人”的意思，在北方，意味着社会关系多，别人办不成的事，“能人”出马，马到成功，一办就妥。

□时代对于“人”和“钱”的关系已似乎是这样的了——要么都是干净的；要么，都他妈的不干净！

□时代的文明使男人的角色多起来。若取一种笼统的划分法，无非也就这么几类：只能当官的，也能当官的，不能当官的，不愿当官的。如今“只能”当官的男人，那真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你不让他当了，他便几乎就是废人一个了。也能当官的男人显然应该比只能当官的男人活得从容些，活得踏实些。

□“小蜜”是老板的时尚；“傍款”是靓妹倩女的时尚；考“托福”是大学生的时尚；“炒”新闻是记者的时尚；签名售书是作家的时尚；“跑官”是“公仆”们的时尚……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是老唱本儿中的一句唱词。“机关”二字此处又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损人利己的狡诈。

□且看“哲学”中国：高消费乃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存在决定意识；权钱交易——对立统一；贫富悬殊——“一分为二”；“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合二而一”；一切向钱看——物质是第一性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被幽默地甚至黑色幽默地对待了，真要使中国人格外严肃起来倒是不太容易了。好比在马戏场上演出的熊，一旦它玩上瘾了，它就一味儿地那么玩，根本不将驯兽师的口令当成一回事了！

□目前“谈”而不“恳”的会很多，很流行；“座”而不“做”的会也很多，也很流行。

□常常是，哪些时候哪些方面有困难有问题，你说了假话，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说了真话，困难就更是困难，问题就更是问题了。

□一个以富为荣的时代正咄咄地逼近着人们。

□言论自由的妙处在于——当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似乎便无话可说了……

□在聚餐点菜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民主的负面……

□对马，“伯乐”是“伯乐”；对人，“伯乐”今天包含有“靠山”和“保护人”的意思……

□所谓“正统”的思想之于我的某些同代人们，诚如旧童装之于长大了的少女；有时容忍不了别人将它们贬为“过时货”，乃是因为自己穿着它们确曾可爱过。

□当代中国人一般只比“爸”而不怎么比“爷”。因为一比祖父，现今的许多达官显贵，才子精英，文人学士，名媛淑女，则也许统统都只不过是农民的孙儿孙女了。

□捧同党、同类、亲爱者、铁哥们儿，不吝香水，左喷右喷；倘与人有无名私怨，则在自己把持的版面，大泼墨汁，诽谤诬蔑，肆意攻击，并堂而皇之地打出“批评”的旗号。此某些小报嘴脸也。

□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是一种快感，心里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些。

□有些假话只许帮着去说，不许一语戳穿。有些假话，仍被铁幕罩着，暂且还分辨不出究竟假到什么地步。有些假话是人人都乐意说的。正应了那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那些挥霍无度的男人和那些终日沉湎于享乐的女人——当他们和她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人生便显得癫狂又迷醉。但，仅此而已。

□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中国人的嘴，又是这世界上最凶恶的嘴。它几乎每天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发动着规模大大小小的战斗、战役和战争。

□“他的眼睛告诉了我”或“她的眼睛在说”一类话，在人类大约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在中国尤其靠不住。

□人做什么事都是能找出堂皇的理由的。

□被推推搡搡，应是我们中国人很习以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察之类的人推搡，更应表现得习以为常。

□“文痞”一词，可理解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杂种”非指物种学方面的后代，乃指文人与痞子二者人格特征的合成。凡“文痞”，身上既有投机文人的见风使舵，火中取栗，又有痞子那一种天生的刁滑性和无赖性。只不过其“痞”由“文”包装了，后天“合成”为一种邪劣的假正经而已。“文人相轻”之不争事实，使“文痞”们早已深知，无论自己怎么干，总可以获得一部分文人暗地里的喝彩和幸灾乐祸。文痞行径是文痞们假文学之名而公开手淫的现象，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文痞存在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在劳务过剩的今天，文痞是一种“劳务市场”。这个“市场”没有公开的竞争，但有背地里的自荐。攻击不需要多么高的水平，所以文痞们的“专业能力”其实很差。花钱雇他们的人内心里是很轻蔑他们的，给他们钱像抛给野狗骨头，而且开价很低。一篇两三千字的攻击性的文章，据我所知，一般也就千儿八百元。

□狡猾也真的可以算是一种“智”么？勉强可以算之，却能算是什么“大智”么？

□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

□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甚至指责。

□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使人有时候连动物也不如的，而人尤其卑劣之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

□数千年来，人类在人性的原则方面究竟有多大可引以为荣的进步呢？

□这世界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与贫富问题相关。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只是一件事——社会公平；公平社会。人类生活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困。这是很明白的，贫困使一切穷人对生活产生共同的恐怖和疑惧……贫穷是人类最大的丑恶现象。如果我们已知人类有百种丑恶，那么三分之二源于贫穷，三分之一源于贪婪。穷人的心理意识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如果你穷，那主要是你自己的过错。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穷人对社会和时代发出的警告。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当我在稿纸上写下“人民”两个字的时候，我认为我也就是写下了“安定”两个字。不悯百姓，无以安定。

【汪新才荐自《梁晓声语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有多少人性的空间“被执法挤压”　作者：何三畏

看到重庆市检察机关推行“人性化执法”的消息，其中包括在侦查活动中，如犯罪嫌疑人家中有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可暂不执行抓捕、搜查任务；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款物时，要为其赡养、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等等，我很感动。

如果说这样的做法可以称为“人性化”，那么，以前没有这样做，当是“挤占了人性的空间”的。执法是硬性的，人性是柔软的，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性的一边挤一挤，人性便只好退一退。如果我们真的本着以人为本的立场，是很容易清理出一堆在“人性与执法”之间进退的事例的。这里我想以我的一次遭遇为例。

这是我2006年里的伤痛。8月2日晚9时过，我正在家里写稿。这是暑假里，我把母亲、女儿和她的小表弟小姐姐都招到这里，一时营造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小气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住到这里以来，从来没没听到过有这样急的敲门声。我把门打开，看到3个不认识的人，他们一边声称查户口的，前面的一个就直往屋里挤。我站在门口，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但他直逼过来，跟我脸逼得很近，我恶心跟陌生人之间这样的距离，本能地往后退，他又往前挤。他站到了屋中央。我告诉他：“这是民宅！”他回答：“噫，你还有点怪耶！”分明是威胁的口吻。

当时，我不能分出心去看一眼我的将近七十的母亲，还有刚才还在欢乐的孩子们，他们的笑声凝固了。这个五十来岁的人，事后证明真的是警察，用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威逼我，同时一句一句地盘问我。我始终认为他没有权利在夜里，在非紧急的情况下，闯进家里来盘查。为了保护我的母亲和孩子，我尽量地克制。警察同时盘问我的母亲和孩子们。可怜我的女儿，她只有10岁，她在家里跟我从来是平等相处的，她完全不能接受有人突然到家里来，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家人。她抢着回答警察的问题，明显表示反感。当警察把我逼到一边，冲向我的卧室时，我已经知道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听之任之了，但女儿愤怒地冲过去，当警察喝问家里“为什么这么多床”时(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第二句最荒谬的话)，女儿大声回答道：“跟你说过了，你看我们家里好多人嘛！”

警察走了，我沦陷在从未有过的价值崩塌之中。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在出生前告诉我，在人生的中年，会出现这一幕，我可能不会同意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有工夫伤心啊，屋子里一群老小，我是一个男子汉，我必须挺住，必须力求为了母亲和孩子们挽回点什么，以支持他们的信念。为他们，我打电话“找关系”。“关系”真的找到了。11点，又响起了敲门声，明显，是友好的试探性的敲击，但家里所有的人一阵紧张，我伸手开门，母亲赶紧制止！

派出所的领导来“道歉”了。我接受道歉，拿烟倒茶，一派警民一家的和谐气氛。这位领导感叹道，“你这个记者还有点资深呢！”我惊问其故，他说的是，我居然搬动了“上头”的人(叫他来道歉)。我把这个遭遇记录到我的博客日记里，有人评论说我“利用了记者的特权”！又因为博客日记流传开去，“帮我证明了我的资深”的朋友，虽然没有跟我说，但听另外的朋友转告，他老兄也感到难堪，因为人家的领导都来道歉了，你就不要写了嘛。

从此以后，母亲总是担心我在外面“有事”，我出差到哪里，她的心就追到哪里，弄得我隔一天不打长途电话去报平安就不行。

人性化人性化，一次不人性的遭遇会“化”掉多少人性啊！在我们这个千百年来，以“示众”和“威慑”为“执法传统”的国家，某些执法人员的笑脸也是很宝贵的。在执法的时候，考虑到尽量不伤害无辜的亲人，这的确是人性化的一步。而要做到这一步，还要执法的心灵有人性化的软件。对他们，应该像重庆市检察院这样，做出相应的要求，以帮他们进行人性启蒙。

【闲话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

也谈“人性化”　作者：王乾荣

读3月1日《南方周末》载何三畏先生《有多少人性的空间“被执法挤压”》一文，生出一点感慨。何先生说，警察夜闯他的住宅，要查他家里“为什么这么多床”，态度粗暴蛮横，使他母亲和女儿深受伤害。警方此举，显然属于执法犯法。可从何文标题到何先生文末所说“在执法的时候，考虑到尽量不伤害无辜的亲人，这的确是人性化的一步”看，他似乎认为应该“人性化”执法。

近来“人性化”一词被广为提倡和使用。执法，要人性化；做生意，要人性化；教学生，要人性化……干什么事，都要人性化。这是否就是老百姓说的，做人要有个“人样儿”呢？咱们不是经常批评(或曰“骂”)做了缺德之事的人“不是人”，或教育孩子“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吗？这便是老百姓心中的“人性化”。人不“人性化”，难道还让他们“非人性化”，或者说得难听一些，“禽兽化”吗？“人性化”乃是道德范畴之事。有一些缺乏道德修养之人，虽然号称“人”，却做出了人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似乎不管什么时候，提倡“人性化”都有道理。何谓“化”呢？即纯粹。然而纯粹的“化”又何其难啊！人谁无瑕疵？有，不怕，朝“人性化”努力就是了。比如做生意，别坑骗老实人；教学生，别让他们为名利所羁绊。这都是一个生意人或一个为人师表者应该做的，所以强调一下“人性化”也无不可。然而我还是觉得，将“人性化”常挂口头，有点儿不大自然。难道作为一个人，他做任何事情，不应该“人性化”吗？其实具体的一个个行为准则，人更便于实行。

《现代汉语词典》“人性”词条的一个义项，是“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性”；“人情”的一个义项，是“人的感情、人之常情”。故人性者，人情也。关于人情真谛，著名作家巴人先生有一妙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尽管巴人因此高论而被批判，受迫害，但是他的这个“人性论”终是至理，打而不倒。尤其他引鲁迅“一要、二要、三要”那话，谁能否认？谁如果阻挠咱们的“人性三要”，如鲁迅所教导，咱们就要“踏倒”他。

至于执法者，我认为他执法的唯一标准，便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不要强调“人性化”呢？如果要，这个“化”的标准何在？是和蔼一些吗？可面对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你最好的态度，便是威武凛然。是严肃冷酷一些吗？可面对受害者，你最好温情一些。而这凛然、严肃或者温情，就是“人性化”吗？我认为不能如此概括。我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请问“禁止”这类“破坏”之时，不凛然严肃行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对经营者交易行为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请问执行这里的“应当”，难道该横眉竖目吗？我的意思是：谁说“法律无情”？法律其实已经“规定”了执法者的“态度”，何必再提什么“人性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里说：“(无产阶级)在被唾弃的状况下愤恨这种状况，这种愤恨是由这个阶级的人类本性和它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必然地引起的。”这里说的是旧社会。“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人成了非人，当然要以呼唤“人性”来警醒大众，向压迫阶级讨还“人性”。如今是新社会，理论上咱们已经没有了马恩所说的那种“矛盾”，咱们所做的一切，体现的正是“人性”，倒不太有必要把“人性化”常挂嘴边。难道咱们作为一个新社会之人，就那么不自信，一定要在胸前挂一块写有“我是人”字样的牌子，才能证明自己是人吗？

【秦国贞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

“大师”要诀与当下“范进”　作者：傅光明

在文学界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即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此反着想，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也必是伟大的时代。那几乎同时产生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古典名著的乾隆时代，是否可以堪称伟大的时代？现在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红楼梦》热得高烧不退，而且已成为商家与媒体的炒作噱头。而与《红楼梦》同时代产生的另一部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却连儒林之士都对它冷落了似的。

从吴敬梓与曹雪芹的生平，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来看，有其相似的地方。倒可以从中归结出成为文学大师须具备的五大要素，觉得挺好玩，聊备一格。

第一，要有天赋的文学才华。这自不待言，没有这一条，后边的四要素根本就没有意义。一个作家关键是语言，语言都不过关，还谈什么写作。现在有些作家写手，语言就像白开水，把水分挤出去，也就没干货了。

第二，得高考落榜。中了举，一帆风顺志得意满，作品中当然不会有失落的读书人那种对世态人情的愤世嫉俗。亦即“八股中举者”很难成为大师。

第三，得家道中落。若没有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经历，便难深刻体会世态炎凉。

第四，还得有时间不能太短的江南生活，最好是在南京，可以感受六朝故都的熏染。

第五，性情上得有股我行我素的魏晋风骨。没有这股疯癫劲，写出东西也会钙流失。

其实，即便在今天，做一个我行我素，具有魏晋风骨的人，都会时常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有病。因为我们已养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定式，我把它归结为“我最好型”思维逻辑，即第一，我是最好的；第二，因为我已经是最好的，别人再不能说我不好；第三，既然我是最好的，如果有谁说我不好，那只能是你不好。这样的思维逻辑是可怕的！现在被媒体炒作起来的一些人与事，不常常如此吗？谁被说得多么好了以后，你就不能说他不好了。你说人家不好，人家的“粉丝”就会不讲道理地运用网络垃圾语言把你骂死。一点不懂得“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道理。像这些，需要吴敬梓撕开假面，进行直面的讽刺！

让吴敬梓讽刺的素材，来自日常生活。据说，北京一所名牌大学附近有“考研一条街”，那里打造着层出不穷的“范进”。“范进”已经太多了，而且扩招又使“范进”面临着“中举”之后的困境。一路折腾下来，考上或考不上，估计都快疯了。

我看到一条对《儒林外史》的带有既定模式的评价：“《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试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一个成为媒体炒作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种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病了！

【杨孔翔荐自《青岛日报》2007年3月23日／夏清泉图《“疯狂的石头”》】

多么……　作者：秦泽忠

50岁以上的中老年，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等这些快炙人口的前苏联歌曲都不陌生。但是，我们对其译配者薛范却并不甚了解。在2006年12月4日出版的第49期《人物》周刊上读到记述这位目前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外国歌曲译配专家的文章《跪在床边译歌的音乐使者》后，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从何写起。

1952年夏天，18岁的薛范高中毕业了，他想到更高一级的学校去学习无线电专业；在征求老师意见时，老师考虑到他因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的身体状况，建议他去学习俄语，以便将来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就这样，薛范考进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多么好的老师！）然而，在去学校报到时，学校发现他下肢严重瘫痪，拒绝他入校学习。因为，国家有规定：残疾人不能进高等学府。（歧视——多么残酷的现实！）

薛范想在“俄罗斯年”把自己译击的作品出个全集，联系了一些出版社，都遭到了拒绝，因为出版社更看重经济效益。薛范翻译了那么多俄罗斯歌曲，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了却心愿。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这句话，薛范不是一般说说的，而是融在血液里，刻在心尖上，埋在骨子里的。有人建议他跟残疾人联合会联系，或许能得到些许补助，他却道：“一个人应该以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受人尊敬，而不是因为残疾人才被看重。”“我希望，不要把我的成就与残疾联系起来。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某天一位熟人打电话给他，说在电视中的“送温暖”活动里看到他了，觉得很奇怪，别人看到领导上门慰问，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也不激动，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激动?”（多么令人崇敬的骨气！让那些体魄健壮却靠乞讨、行骗、挂上“作家”标签发出“希望被人包养”的乞求、贪污受贿等所有企图不劳而获者、让那些见了领导就像太监似的直不起腰者汗颜去吧——在薛范这种自尊自爱自强者面前，他们是多么的卑微、猥琐、可怜、渺小！）

尽管薛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专门从事外国歌曲译配的翻译家，尽管他译配的苏联歌曲900多首，其他近100个国家的歌曲900多首，共有1800多首，并因此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作家协会、翻译家协会的会员，然而，却只因身体残疾，就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的老母在病重时关照他，给他买了个塑料碗。母亲以为，自己走了后，重残的儿子只能靠乞讨生活了，而塑料碗不易打碎呀。（多么艰辛，多么悲惨！多么令人费解！多么让人心酸！）

原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对薛范有如下的专业性评价：“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据此，1995年11月30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向他授予“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苏歌曲的巨大贡献”。“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1997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借访华之机亲自向他授予了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他还于1996年名列伦敦剑桥的《国际名人辞典》、1998年名列印度新德里的《亚太名人录》、2000年名列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虽然曾有很多人为薛范的境遇奔走呼吁过，但他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却始终都没得到解决。直到1997年，叶利钦为他授勋后，“上海突然认识到了他的价值”，才得决定每月发给他1000元补贴，看病报销70%。（多么不可思议——原本开在国内的“花”，为什么非要得到国外的人肯定之后，其价值才能在国内“突然”被承认呢？）

这一切，多么多么值得反思——不只就薛范这一“个案”！

【刘畅荐自《同人》2007年第2期】

落马贪官“七笔账”　账账惊心笔笔泪　作者：谭　浩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前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局局长赵大荣(化名)今年54岁，本该在事业上大展拳脚的她却因腐败不得不呆在徐州市看守所。

近几年，她在徐州市开发区和建设局任职期间，在提拔任用干部，给企业借款，返还退税款，减免工程开发配套费，违规操作工程招投标，减少、缓交、返还土地出让金以及为亲属和他人安排工程、协调项目开工等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违纪违法数额达400余万元。

日前，记者在徐州市看守所采访了这位曾在徐州市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女“贪官”，她给自己算的“七笔账”，对那些仍在执迷不悟中的“腐败”干部们是一个深深的警示。

一算“政治账”，我自毁前程

我先后担任设计院主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局局长等职务，同时还是市人大代表，是徐州市少有的几个令人羡慕的正处级女干部之一，但从我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起，就宣判了我政治生涯的终结。

去年7月1日，我在看守所里迎来了党的生日，那一天，我躲在监舍的角落整整哭了一天。不是我最敬爱的党抛弃了我，而是我脱离了党的怀抱。

二算“经济账”，我倾家荡产

我曾经聚敛了那么多钱财，而现在却身无分文，恰恰是我曾经向往的“钱”蛀空了我的灵魂，带给了我牢狱之灾。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把“钱”看的很淡很淡，等待我的是漫漫刑期和铁窗生涯，再多的财富又有何用？生不带来，死也不可能带走。

如果没有对钱的贪欲，靠合法的收入，我住，有宽敞的房屋；行，有专车接送；吃、穿更是不用操心；工资收入也足以让我过上富有的生活，营造一个幸福家庭……但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化为乌有，想得到更多反而失去得更惨。

三算“名誉账”，我身败名裂

我的名字曾经是女强人的代名词，我从未想到“劳改犯”会有一天能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我曾经拥有过鲜花、掌声，在享有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我曾是家里的光荣和骄傲，是父母最大的安慰，是女儿引以为荣的母亲和她人生值得信赖的第一位老师、引路人，也是丈夫愿为之放弃事业的妻子。

但今天，这一切荣耀竟成为人所唾弃的耻辱；今后，我的名字将和贪污受贿这个词连在一起，也给我女儿和家人的名誉和前程带来无可挽回的打击，这是用生命都无法挽回的，一旦失去就将永远不会再回来，这种损失太惨、这种代价太大。我的脸上将永远刻下“女贪官”的烙印，我也无法再面对我的亲朋，更无颜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四算“家庭账”，我夫“离”女散

在看守所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孤独的丈夫和离娘的女儿，想着他们是如何度过这难熬的每一天的，每次不得不出门时，是否有意识躲开熟人；想着他们谁去买菜，谁在做饭，怎么吃的，还能否吃下去；想着他们是不是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身体也如我日渐消瘦。当我听说丈夫曾几次想跳湖自杀后，我彻夜未眠，几乎哭瞎了眼睛。

我已经有8个多月没有和我的家人见面了，但夜里经常做梦，只有那时才能等到一家人团聚和欢声笑语的时刻，而醒来后回味这短暂的甜蜜，只能让我更加悔恨自己。

我的家庭本来和睦幸福，这都因我的贪婪而葬送，我不知道刚走向社会的女儿怎样面对残酷的现实和世人的冷眼，如何去承受这巨大的落差，我酿的苦酒不得不让我的孩子品尝，也不知道丈夫以后如何独自支撑起这个残破的家。我愧为人母、没有给孩子带来健康向上的人生表率；愧为人妻，没有给丈夫带来平安幸福的家！

五算“亲情账”，我众叛亲离

现在，我的周围都是些以往我所不齿的“社会渣子”──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听到的只是叮当响的镣铐声，我不敢、也不愿和她们交流，只能躲在囚室的角落里暗暗垂泪。

想从前，家人以我为荣，亲友亲近我，群众仰慕我，下属敬畏我。多少人主动上门和我攀亲戚、套近乎、恭维我，围绕着我的是一张张笑脸、一声声溢美之辞。

而今，我走进了监狱高墙内，听说那些平素和我家交往密切的亲朋好友再也没有到我家去过，那些曾和我同窗共读的同学也不再炫耀和我的浓情厚意。谁愿意和一个腐败分子有牵连和瓜葛，是我的行为让他们远离了我，我愧对曾经关心我的亲朋好友、同事同乡。失去了亲情，也失去了友情，脱离了社会，我从此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无依无靠，只能在漆黑中飘摇。

六算“自由账”，我身陷牢笼

没有自由将失去生命的精彩，失去自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渴望自由的感觉也许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到。

现在我和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二十多人合关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在这里，我不敢说自己从前是个当官的，也不敢说自己是因为腐败进来的，怕她们的嘲弄和殴打。

我睡在一个死刑犯的身边，她身上的脚镣手铐的哐铛声时时让我心惊肉跳，刚开始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即使后来偶尔入睡也是恶梦连连，经常吓醒。

在这里，我看不到日出日落，眼前的天是方的、地是方的，周围只有高墙铁网和荷枪实弹的武警以及偶尔从铁窗外飘过的几朵白云，我将在铁窗高墙下度过余生。

我甚至天天盼望检察机关来提审我，盼望纪委的同志来和我谈心，因为这样可以暂时脱离囚室带来的恐惧和郁闷，享受一丝新鲜空气和自由。

反思我的前半生，我将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毁在了自己的贪欲之中，悔恨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自责的痛苦时时吞噬着我的心，那味道真是生不如死。

七算“健康账”，我身心交瘁

现在我是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蹲监坐牢”了。在这里要遵守监规，所有的行动都要听号头的吆喝和驱使，一日三餐也只有稀饭、馒头和咸菜，很少能见到荤腥。我有时能在脑海中浮现在职时的情景，那时什么都吃腻了，现在偶尔见到菜汤里一块小肥肉，也要放在嘴里品尝半天。以前我是一头秀发，现在几乎都变成灰白色的野草，成缕成缕地往下掉。以前我打网球、练太极，有着良好的医疗保障和就医条件，而现在天冷了能有一个热水袋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我不知道能否经受住监狱的煎熬。

【黄胜利荐自《是与非》2007年第3期】

莫将“俗气”当“神气”　作者：陈鲁民

当年古人有“十大俗气”之论，这十大俗气是：一，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二，每与人言必谈及贵戚；三，遇美人急索登床；四，见到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五，与朋友相聚便喋喋高吟其酸腐诗文；六，头已花白却喜唱艳曲；七，施人一小惠便广布于众；八，与人交谈便借刁言以逞才；九，借人之债时其脸如丐而被人索偿时则其态如王；十，见人常多蜜语而背地必揭人短处。

而今眼下，虽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然俗气之人，俗气之事，依旧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稍加归拢梳理，依葫芦画瓢，也不难列出当代十大俗气：

其一，头已花白却喜说黄段子，越有女宾在场，劲头越大，声音越高，词句越骚，眼神越飘。骨子里本是薛蟠之类流氓无赖，偏硬以为自己是多情种子贾宝玉。

其二，每与人言必谈及博士学历，烫金证书随身携带，话不过三句必拿出炫耀，说话必夹几句半生不熟洋泾浜外语。倘见人露羡慕之情，如喝二斤杜康，不知天高地厚。

其三，与朋友相聚便大吹自家豪宅、名车，价钱如何惊人，性能怎样高档，享用何等舒适，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夸耀之态令人作呕，活生生一副暴发户嘴脸。

其四，遇明星急索签名，死乞白赖，软磨硬缠，遂意则喜不自胜，如获至宝，到处吹嘘；被拒则破口大骂：什么东西，有啥了不起？如有合影，回家后立马放大，挂在客厅，傲睨四邻。

其五，有上峰驾到必鞍前马后伺候周到，前呼后拥，一脸妩媚，吹牛拍马，胁肩谄笑，全程陪同，“一条龙”服务。众人越看他不起，他越是自鸣得意，以为有粗腿可抱，大树可荫。

其六，上卡拉OK歌厅必拉小姐大唱艳歌。一把胡子者最喜唱《迟到的爱》，不怕跑调，如同牛吼；两鬓挂雪者尤钟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脉脉含情，想入非非。

其七，无论生熟见面必交流发财经验。你在哪里发财，我在何处高就；你月薪奖金能拿多少，我工资补贴能得几何；有无外快，红包厚薄；可有致富捷径，可识发财横途？

其八，恨人有笑人无小人嘴脸。见人比自己富必咬牙切齿，骂其为富不仁，咒其不得好死；遇人比自己穷则一脸瞧不起，得意洋洋，一脸鄙夷。

其九，酷爱打探明星轶闻，谁跟谁上床，谁与谁情变，津津乐道；谁另结新欢，谁红杏出墙，如数家珍。直说得唾沫星子乱飞，俩眼珠子亢奋发红，心向往之，不胜羡慕。

其十，酷爱珠光宝气，追求一身名牌，偏偏胸无点墨，满腹米糠，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一张嘴便俗不可耐，粗言秽语，令人顿觉面目可憎。

大千世界，众生百态，人食五谷，谁能不俗？虽然难以免俗，但也要尽量远离俗气，提升素质，亲近高雅。千万不要以俗气为时髦，把俗气当神气，结果自以为得意，别人却笑你情趣低下，俗不可耐，如同沐猴而冠。

【秦国贞荐自《今晚报》2007年3月15日】

悟察另类“共生”　作者：高　低

年末岁初，鄙人两次收到诈骗信。

一次在2006年12月，以“热烈庆祝三星品牌商务调查活动隆重举行”为名，“发放广告彩票”。刮开区显示，本收信人中了二等奖，奖品是“价值16.8万的丰田威驰”。明眼人一下子就可看出破绽：领奖地点标明在北京丰台区，而信却是从山西临猗寄出的；所谓的“查询兑奖专线”，分明是一个手机号码，却故意分割成四位数与八位数两部分（外地手机号码前头加0），教人误以为是一个带区号的固定电话号码。此外还有很多疑点。谁若天真地轻信这“特大的惊喜”而去联系兑奖事宜，对方便会让你将所谓的“个人所得税，委托公证费和手续费”打进其账户。第二次在2007年1月，名目是“艾美珠宝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精品供货会暨昆明分公司十周年庆典广告有奖活动”，赠送刮刮卡一张。而这次居然中一等奖：“奖金28万现金支票一张。”“艾美”总公司在香港，兑奖的分公司在昆明，可信封上却是广西梧州的邮戳，而且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姓名，只有“内详”两字。要真有如此大张旗鼓的“庆典”和“好事”，又何必鬼鬼祟祟？据了解，这么拙劣的骗术，竟还有不少人上当受骗。在下虽未掉入陷阱，但愚见以为一个人仅仅就事论事地停留于不上当受骗是不够的，还应当思考并弄明白一点什么，否则对不起这两封远道而来的诈骗信。

笔者始而诧异，继而愤怒。这两封信分别邮自不同的省份，我的住址骗子是怎么知道的？众多收信人的住址骗子是怎么知道的？是谁泄露了我们的个人信息？我无法查证是哪个部门哪些人员出卖了我们的个人资料，但我由此悟察到：这一伙躲在暗角专事出卖别人（个人信息）的家伙已与骗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互靠互利的“共生现象”。关于“共生”，辞书上注释：

“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共生。如白蚁肠内的鞭毛虫帮助白蚁消化木材纤维，白蚁给鞭毛虫提供养料，如果分离，二者都不能独立生存。”

现实社会种种狼狈为奸的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可比白蚁与鞭毛虫的相依生存要“成气候”得多：

滑头股评家与劣质上市公司形成“共生”；

婚姻介绍所与“婚托”形成“共生”；

铁路售票处与“黄牛”形成“共生”；

卖出文凭的高校与层层镀金的官员形成“共生”；

无良医院与假药生产厂家形成“共生”；

利欲熏心的书商与炮制垃圾读物的“枪手”形成“共生”；

繁荣“娼”盛的色情场所与热衷于“创收”的当地衙门形成“共生”；

黑社会势力与腐败的地方政府形成“共生”；

…………

生物学上的“共生”，同活的时间长。社会学上的这种“共生”，同死的概率高。因其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人一旦堕落，连白蚁、鞭毛虫都不如。

【翟明荐自《文汇报》笔会2007年4月9日】

当生活遭遇专家　作者：大　卫

我对专家印象一直很好，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专家，可以说是专家指导了我的生活。这个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专家，没有专家的生活——哦，能叫生活吗——至少是不完美的生活。别的不说，仅说心理问题吧，倘没有那些心理专家的苦口婆心，不知多少人要像讨薪的民工一样，从高楼往下蹦。倘没有妇科专家，不知多少女性要活在身体的地狱里。同样的道理，要是没有性学专家，不知多少男人要威风扫地。如此说来，我对现在生活的这个专家时代除了幸甚至哉还是幸甚至哉。别说ED了，哪怕失眠了也有专家指导：婚外恋了，专家也会教你怎么办；肥胖了，专家会教你减肥——且是魔鬼瘦身术。专家的身份也万紫千红，什么理财专家、风水专家、营养专家、健身专家、书画鉴定专家，甚至还有针对公务员考试的所谓命题专家、押题专家。有棉花专家，也有水稻专家。当然，如果说某人是糖尿病专家，并不是说他比别人更擅长于尿糖，而且说他擅长于治糖尿病。

但是，专家这词也被用滥了，且有了更多的外延，比如说照明专家，绝不是对灯具行业某个权威的尊称，而是某种灯具的煽动性广告。而制冷专家，则是某种品牌的空调……这么说吧，只要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没有不专家的。哪怕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有胎教专家电话打上门来（你怀疑那些专家百忙之中怎么会查到你的电话？）。有一段时间，报纸上说，头南脚北睡最好，因为这样与地球磁场一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你刚把床铺调整过来，又有专家站出来说了，还是头东脚西睡好，这样地球磁场才不会干扰心脏；你正在为要不要把床再调回来的时候，又有专家公布随时随地新研究成果：向右侧身睡，最好，对心脏有利，嗨，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某某专家又有更前沿成果了，说还是向左侧睡好，因为不会压迫肝脏，对胃也有利。晕，我担心再研究下去，人就不能躺着睡了，只能像马那样站着睡——倘或真站着睡，又会有人说了，人怎么可以站着睡？那会得关节炎的——当然，这话也是专家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专家不如无专家。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地都在搞城市建设，常常邀请一批专家去考察，集腋成裘，专家意见会成为政府决策重要参考，有时候，甚至到了专家意见就是政府意见的地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前任走了，后任到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来说，第一把火是在城市形象上下功夫，可是这形象已经被前任搞过了，不怕，请一批专家重新规划。于是，新的专家团又浩浩荡荡地开到这个城市，这一批专家的任务就是批判与纠偏——当然是对前任专家。如果在签名册上你发现前任专家团的专家又再次现身，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专家也是人，与红包无家仇更无国恨。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哪怕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事实也正是如此，后任专家都比前任专家要正确一些，如此说来，后任专家似乎就是为了否定前任专家，而前任专家存在的惟一价值似乎也是为了被后任专家否定。如果大家都想做后一任专家，那谁来做前任专家？同样的道理，后任专家，也是后后任专家的前任。依此类推，可以得出一个最浅显的结论，那就是只有最后一任专家才是最光荣最正确的专家。

前些时候，苏丹红闹得人心惶惶的，马上有专家出来安慰我们说：体重60公斤的成人每天食用1200多个“涉红鸭蛋”，才有可能达到诱发肿瘤的剂量。这句话的潜台词无疑是，苏丹红鸭蛋不但可以吃，而且很安全。然而这个专家忘了，人体有蓄积量的问题，慢性中毒的结果只能再次证明一个道理：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人。这样的狗屁专家，不要也罢。我建议以后在专家这两个字前面，倘要加定语，除了“著名的”、“有突出贡献的”之外，也可以加上“有良心的”、“负责任的”。

我不否认有很多专家不仅优秀而且相当优秀，他们有真才实学，他们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良心，也正是因为这些良心的存在，我们对于专家才无条件地信赖（甚至依赖）。但，我最怕这种信赖，像扶贫基金一样，都敢被挪作他用。专家如果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托”，是很恐怖的，所以最后我想说一句得罪人的话，专家就像砖头——真正的专家，无疑会把这个社会筑成一座漂亮而坚固的摩天大厦，而冒牌专家，或者说那些昧了良心的专家，如果搁地上了，会像砖头一样，冷不丁地绊你一脚，如果抛起来了，也会像砖头一样，把我们的生活砸得头破血流——如果生活有头的话。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7年3月14日】

官场标新竞异花样多　作者：丁　一

语云：新官上任三把火。小爬虫履新，绝不会萧规曹随，率由旧章，定会开动脑筋，搞些新名堂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搞些新名堂？很简单，如果前任老大怎么做，新任老大就照着做，做得再好，功劳也是前任的，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创新精神？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突出政绩？没有创新精神，没有突出政绩，对继续高升，显然不利。是故新官一上任，思路是新的，措施是新的，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打破旧框框，开创新局面。官场思维、官场习性使然也。

标新的路子有：

圈地。前任老大或因条件不具备，在市政建设上仅满足于旧城改造，新任老大来了，学历读过博，经历留过洋，举措大手笔，说老是在旧城里折腾来折腾去，这种市政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嘛！这是眼光狭隘的表现！为了证明其眼界开阔，新任老大大搞圈地运动，把城市周遭的地都给征下来，搞大规划，东边工业区，西边住宅区，南边行政区，北边商贸区。走进规划局一看示意图，包你心潮澎湃，由衷赞叹：这把火硬是烧得好啊！

挖坑。地是圈了一大片，奈何丘陵连绵，草木丰茂，水电未通，还不像是工业区、行政区、住宅区、商贸区，怎么办？调来挖土机，轰隆轰隆，全面开花，日夜施工，一时之间，小城处处吹响了市政建设的号角。若干时日之后，丘陵去帽，草木尽摧，沟壑纵横，江山不可复识矣！或一日，风和日丽，老大携若干文化人士，巡视大坑，指着一条新辟的沟壑曰：“各位爱卿，此路当命名为什么路？”众清客唧唧喳喳，商议一番，曰：“此路贯通新城，风水甚佳，可名顺风路，寓我县建设顺风，兼老大仕途顺风之意。”老大龙颜大悦，点头同意。然后依次将若干沟壑命名为“贤达路”、“金光路”、“龙门路”，等等。老大挖坑之举，动作之大，前所未有，写进总结，掷地有声，没多久就升了官，果然仕途顺风。可是若干年过去了，钱花了一大把，坑还是那个坑，路还是那条路，稀稀拉拉，也建了几栋楼，但人气不旺，财源不茂，商贸区、工业区、行政区、住宅区，俱在若有若无间焉。

治水。老大履新未久，苦思造福人民之策，或一日也，于沐浴之际，灵光一闪，猛拍大腿曰：“得之矣，得之矣！”立即着手部署治水大事，动员全县人民曰：我县自某某年以来，还没有建设一个中型水库以装天水，吃老本造成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皆缺，为今之计，唯有举全县之力，兴修水利。根据专家论证，在某乡修一中型水库，于全县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焉！老大激情燃烧，全场掌声雷动。高人曰：“兴修水利、建造水库，并非不好，然而移民已迁，大坝将半，突然资金花光，工程停摆，问题成堆，则不如不修。”标新的老大于问题即将暴露之际，已然荣升，新任老大另有标新之方，怎么肯接烂摊子，替前任揩屁股？正是：大坑依旧在，百姓梦成空。

休闲。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张三当老大，喜欢动土，李四当老大，喜欢治水，轮到王五上台，发现土已动完，水不好治，乃召集众谋臣，另谋标新之方，突出重围。谋士曰：“老大，我县史无名人，吃不得老祖宗，地无矿藏，建不起大工业，路无国道，通不起大物流，先天有限，发展困难。为百姓计，莫如多建休闲山庄、文化广场，广纳靓女，多开发廊，有关部门，保驾护航。如此则八方客源纷至，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国库增收，立竿见影焉。”老大微笑点头曰：“思路正确。请有关部门拿出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总的思路是未来两年之内，加大投入，各方合力，将我县建成区域性休闲之都！”于是县城之内，大富豪夜总会、红太阳休闲中心等纷纷冒出，入夜但见灯红酒绿，处处歌舞，休闲之都，隐然成形矣。

标新复标新，标新何其多。若为百姓计，请勿拍脑袋！

【汪新才荐自《羊城晚报》2007年3月24日】

郭震海杂文二篇　作者：郭震海

“吃”的学问

官要吃饭，民也要吃饭，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见吃饭对于人的重要性。民吃饭是为了饱肚子，而官吃饭却也能吃出学问来。

有一日，县领导某公到某村调研，乡里领导很重视，提前一天就安排乡里最好的一家饭店专门忙乎准备。结果就在中午吃饭的那一刻，某公突然提出要到村里的农民家吃便饭，乡领导很是为难，小声说：“乡里的饭店已经准备好了，还是回乡里吧！”结果被某公狠狠地瞪了一眼，某公小声训说：“你啊，只配当一个乡干部，一点也不讲学习，没有一点政治眼光。”几句话说得乡领导莫名其妙，他不明白某公的意思，又不敢多问，只好跟在县领导某公的身后进了一户农民的家。

农户见县领导要到自己家吃饭，十分感动、十分激动，也十分荣幸。随行的报社、电视台记者也眼前一亮，纷纷把镜头对准了某公，在吃饭过程中，某公和农户谈笑风生，还不时往老农碗里夹菜，期间，某公不小心将几粒米掉到了桌子上，老农要收拾，某公不让，用筷子从桌子上夹起来放到嘴里边嚼边说：“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啊！我们怎能去浪费呢？”一句话说得语重心长，感动得老农流出了眼泪说：“您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当时聚光等频频闪烁，报社、电视台的记者都抓住了这最精彩的瞬间。

晚上，乡领导把某公一路送到了县城，临别时乡领导提出要在县城的一家很上档次的酒店请某公吃饭，某公十分乐意。几杯美酒下肚后，某公微醉，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手下的乡领导说：“今后可得学着点，别小看这吃饭，里面也有大学问、大讲究，吃饭也是一项‘政治’。有些干部下基层只知道逮住公款大吃大喝，那是不讲政治的表现，面对农民还去奢侈，不是明摆着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吗？老百姓最痛恨什么？就是公款大吃大喝。所以今天下乡，就是再盛情我也要到农民家里吃饭，你没看到现场的那些记者吗？说白了就是吃给他们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吃给老百姓看的，什么与民同乐，什么体察民情，什么与群众打成一片，只要你‘吃’到位了，就有人帮你总结。要知道有时候一顿饭也能吃出形象、吃出前程、吃出轰轰烈烈来……”

果然，第二天报纸电视台纷纷用大篇幅报道了某公下乡在农户家吃饭的详情，尤其是某公捡米粒吃的情景，报纸用了很夸张的特写照并配发了评论，电视台用了特写镜头，“每一粒粮食都是农人用汗水换来的啊！我们怎能去浪费粮食呢？”“您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一时间在该县广为流传，某公也因为这一顿饭，在全县吃出了好形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乡领导这时才彻底明白，不由竖起了大拇指：“领导就是领导！”

村民与乡长的对话

“乡长，政府大楼都竣工了，俺的青苗补助金也该给俺了吧？”

“再等等吧，乡里没有钱，刚刚修成办公大楼，空调都没有钱安装呢，哪来的钱给你发青苗补助金啊！”

“乡长，俺确实缺钱，孩子他妈病了，一袋最便宜的感冒药都买不起啊！”

“谁不缺钱？这么大一个乡里缺钱的又不是你一户，你着什么急，你看我这当乡长的原来抽的是二十多块钱的烟，现在都削成十几块钱了，这不都是为了乡里的工作吗，再等等吧！”

“俺不管你抽多少钱的烟，俺知道孩他妈在炕上躺着等着俺买药呢，俺真的是缺钱啊！”

“我说了，再等等，你没有听见吗？”

“乡长，俺真的等不及了，再说，你当初不是答应说等大楼一竣工，就发青苗补助金的吗？好端端的玉茭都要抽穗了，你们急着开工盖大楼，硬是用推土机把俺的二亩玉茭给铲平了，俺不是没吭一声吗，你说要俺舍小家顾大家、服务大局，俺听你的。如今，俺小家也舍了，大局都服务了，青苗补助金也该发了吧，你要当时说不给补助，俺绝对不会让你们铲掉俺的玉茭的。”

“我当时说了等大楼一竣工就发青苗补助金吗？我说了吗？”

“你是没有亲口说，可你们的李秘书传你的话了啊！”

“这不就对了吗，李秘书说了，你找李秘书要去！”

“你是一把手，李秘书不也得听你的吗？”

“你快给我出去，一会儿我还有个会要开，过几天我会派人去给你结算的。”

“乡长，俺真的是急需要钱啊，孩子拖欠学费都一个学期了，就等着你结算青苗补助金呢！”

“我说你这老汉怎么这么难缠，我不是给你说了吗，乡里没有钱。”

“前几天你不是刚换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吗？换小轿车有钱，俺那几百块钱的青苗补助金就没有了？”

“我说，你是不是有意来乡里闹事啊？我告诉你换车那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你懂吗？”

“乡长，你就是工作需要换个飞机俺也不管，俺想要的就是青苗补助金，一共还不到500块钱呢。”

“我已经告诉你多遍了，再等等，你没有长耳朵吗，全乡的老百姓都像你这样，我这当乡长的还怎么开展工作，你们这些老百姓素质咋就这么低？”

“乡长，你误会俺了，俺不是来闹事的，俺真的很需要钱！算俺求你了，行不？”

“乡里没有钱，一分也没有，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给我出去，我要开会！”

“乡长，孩他妈病……”

“出去……，你要是再妨碍我工作，我就让派出所的人来把你弄走！”

“乡长，俺真的是缺钱啊！”

“喂！李秘书！你去通知派出所的人来，把这个刁民给我弄出去，如今这些老百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

【翟明荐自《三晋都市报》2007年4月10日】

荐稿人语：鲁迅先生曾说过：“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今天的杂文虽然没有了当年的硝烟味，但它针砭时弊、启迪民智的作用仍受到百姓的关注和喜爱。山西籍的杂文作者郭震海，常立足基层，贴近百姓生活，其杂文讽刺辛辣，言辞犀利，针对性强。他用独到眼光透视生活，用诙谐的语言讽喻社会，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对上司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作者：邓　刚

这是个简单得都无法回答、幼稚得还有点滑稽的问题。最佳的答案当然是笑的表情了。但细细琢磨，对上司经常笑也并非保险之举。一般而言，下级见到上级，往往有些紧张，所以笑得就不太自然和标准，你以为你是在微笑，可上司也许感到你是在冷笑，嘲笑，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那可就麻烦了。在人的表情大餐中，微笑是甜食，但最容易吃腻的就是甜食。就算你是一丝不苟的微笑，可面对上司老是一副微笑的面孔，上司也会厌烦，他可能认为你是在巴结，是在献媚，是在讨好，进而，上司会觉得你老实。俗话说：人老实被人欺，马老实被人骑。老实是个尴尬的优点，这会让上司觉得你无能和软弱，于是，有些吃亏的活儿，就会毫无障碍地分配到你头上。

看起来，你在上司面前还是少笑为妙，你的表情要严谨而严厉，甚至做愤怒状。这会令上司感到你不是好惹的，不是随意可欺的平庸之辈。肯定地说，上司尽管不会喜欢你，但却会重视你的存在，而且不敢轻易地得罪你。也许上司还会先客气地对你微笑，对你点头打招呼。然而，细细琢磨，这可能不是件好事，因为你的严厉表情使上司对你产生恐惧，那不是件要命的事吗？

你想，上级怕下级，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倘若上司真的对你产生了恐惧，那你绝对完蛋。因为你和上司对阵只能是明的，可上司却可以来暗的，他笑嘻嘻地就能让你倒大霉。说不定你就是倒了八辈子霉，还得感谢他呢。所以，一些人在酒桌上经常开玩笑说，上司要是频频地表扬你，你可就不妙了！

聪明人说，我不对上司笑也不对上司怒，我表情平静，平静得没有任何表情，上司还能挑我什么毛病？我想，这也许更麻烦。没有表情的脸会让人感到麻木，感到冷漠，感到不可捉摸。上司也是人，他当然也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上司就揣测你的心理，麻木往往是与工作没有积极性联系在一起的，冷漠更是与骄傲自大相关，不可捉摸就是深不可测。当你的上司认为你不积极工作，认为你目空一切不把上司放在眼里，认为你老谋深算，难以控制，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掌握权力的上司就像站在梯子中间，随时会上去也随时会下来的。说句公道话，上司活得也不太容易，有时心理要比下级还紧张，还疑神疑鬼，如果你的表情使用不当，让上司产生怀疑，确实是个大麻烦。

也许有人质疑，笑也不行，怒也不行，不笑不怒还不行，我们这不是无法活了吗？当然有法活下去，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大事，却总是在一丝不苟地前进。最关键最绝妙的方法其实也最简单，那就是现场发挥，灵活运用。也就是说要将所有的表情变换使用。

你有时微笑，有时愤怒，有时可以活跃得像浪花飞腾，有时又平衡得像一张铁板。这要看上司的情绪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表情。上司对你微笑时，你要做惭愧状，这会使上司觉得你是腼腆和谦虚；上司对你愤怒时，你要苦笑讪笑，这会使上司的愤怒时间缩短；但上司要是平静下来，你一定要做出点愤怒恼怒和愠怒状，这会使他感到你确实是受了委屈。总之，人类的表情很丰富，你一定要丰富多彩地表现。不过，对真正有学问、有水平、有真知灼见的上司，你就别玩弄你那张可怜的脸了，干不好工作，你就是把脸皮扭成麻花也白搭。

【水云间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3月13日】

除了……　作者：刘昌宏

官场篇

除了官职小点

肚子、架子还有房子都挺大的

除了酒量惊人

胆略、能力还有心胸都挺小的

除了溜须拍马

文的、武的都很差的

工作篇

除了工作最少

工资奖金、评优当先、上级表扬

都是单位最高的

除了脸蛋领导喜欢

擦油抹粉、行为作风、妖里妖气

都是周围职工骂的

除了业务不精通

喝茶、读报、打扑克、玩电脑

休闲娱乐样样高明

社会篇

除了工资不涨

煤水电气、肉米油盐、学费医药费

尤其是房价，都涨个不停

除了贫富差距是真的

药品、保健品、生活用品

甚至连最放心的保险都是假的

除了收费勤快

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治安很乱

而管理力度却是不够的

【清风荐自《三晋都市报》2007年3月20日】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某人

某人买彩中奖成了经济顾问

某人精通造假成了致富典型

某人助人为乐落得官司缠身

某人勤奋苦干依旧没有脱贫

某人假话连篇成了广告代言

某人上蹿下跳成了后备人才

某人不择手段成了做人楷模

某人坑蒙拐骗成了引资对象

某人信口开河成了理论大师

…………

一说

一说汇报总结就热血沸腾

一说转变观念就无拘无束

一说与时俱进就盲目攀比

一说招商引资就财源滚滚

一说真抓实干就苦不堪言

一说迎接检查就精神振奋

一说快速发展就大兴土木

一说参观学习就争先恐后

一说年度计划就十件实事

一说办公落后就上网游戏

一说取长补短就出国考察

一说政策优惠就牺牲法规

一说基层锻炼就曲线提升

一说公平公正就怨言纷纷

一说人民公仆就名不副实

一说会议报告就千言万语

…………

一研究

一研究起来就非常复杂

一研究起来就没完没了

一研究起来就会议不断

一研究起来就神秘莫测

一研究起来就更加困惑

一研究起来就充满权威

一研究起来就万事大吉

一研究起来就好事多磨

一研究起来就累累硕果

一研究起来就鸡毛蒜皮

一研究起来就慷慨陈辞

一研究起来就忘乎所以

一研究起来就特别轰动

…………

活用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使用起来很灵活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执行起来可变通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不同人不同对待

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可遵守可不遵守

广告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无所谓虚假欺骗

承诺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兑现也可以打折

检查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以想通过是不难的

…………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3月31日】

有良心　作者：刘　蕃

菜农有良心，刚喷药的蔬菜上市时，不忘叮嘱买菜人将菜久泡一会儿；

扒手有良心，掏光钱夹内的现钞后，还将票据和证件留在打眼的地方；

劫匪有良心，虽然搜走值钱的东西，却抛下离开荒郊回家的五元路费；

票贩有良心，卖的高价车票是真的，让一票难求归心似箭者如愿团圆；

工头有良心，悄悄领到工程款之后，只过了两年就发全了民工的工钱；

矿主有良心，没有不管重伤的矿工，反而送到医院救治还足额赔了偿；

司机有良心，不慎将行人撞成重伤，逃逸的路上不忘用公用电话报警；

掮客有良心，收下巨额活动经费后，践诺让没上线的孩子入了大学门；

医生有良心，给他打的红包并不大，做的胆囊切除手术却非常的成功；

领导有良心，仅仅按照行情送了钱，没让当工商局长却让当税务局长。

【徐承旭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13日】

美国人教子十二法则　作者：王海雷

1.归属法则：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2.希望法则：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

3.力量法则：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

4.管理法则：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是父母的责任。

5.声言法则：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6.榜样法则：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榜样是巨大的。

7.求同存异法则：尊重孩子对世界的看法，并尽量理解他们。

8.惩罚法则：这一法则容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和报复心理，慎用。

9.后果法则：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10.结构法则：教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11.二十码法则：尊重孩子的独立倾向，与其至少保持二十码的距离。

12.四W法则：任何时候都要了解孩子跟谁在一起，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回家。

【冯国伟荐自《世界经理人》】

聪明与愚蠢　作者：马长山

1、有一个脑袋并不值得夸耀。大头针也有一个脑袋，其作用只是让人捏住它。

2、人没有脚站不稳，没有脑袋也是站不稳的。

3、有理智的人通常都很勇敢，他们甚至扬言敢在沙漠里和鲨鱼摔跤。

4、经常同傻瓜争论要冒很大的风险：你虽然一次次获胜，但智商却可能每况愈下。

5、和一个傻瓜在一起，你可能也是个傻瓜，和一个聪明人在一起，你肯定是个傻瓜。

6、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生活在烦恼中；当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烦恼生活在我们当中。

7、傻瓜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不能为世界解决问题，二是不能对世界提出问题。

8、喋喋不休对社会是有益的：如果他们和天才都保持沉默，我们又如何分辨出谁是傻瓜？

9、为决策面苦恼的通常是聪明人而不是傻瓜。因为聪明人常常有更多的办法需要选择。

10、如果别人说我机灵，我会把这当作耻辱。有出息的人大多呆头呆脑，或者装作呆头呆脑。

【朱和树荐自《贵港日报》2007年3月20日】

父母之爱亦有限　作者：伊　然编译

我能够给你生命，却不能代你生活；

我能够传你知识，却不能保证你学业优秀；

我能够给你指明方向，却不能领你到达那里；

我允许你有自由，却不能为你的自由负责；

我可以教你分辨是与非，却不能为你做出决定。

我可以给你买来美丽的衣服，却不能保证你有一颗爱美的心；

我可以给你提出建议，却不能保证你能接受它；

我可以给你爱，却不能保证你能感受到它；

我可以教你如何分享，却不能保证你不自私；

我可以教你如何尊重他人，却不能保证你能以礼待人；

我可以教你如何交友，却不能为你选择朋友；

我可以教你性的知识，却不能保证你的纯洁；

我可以教你方方面面的生活知识，却不能为你营造名声；

我可以告诉你酒的危害，却不能让你在它面前说“不”；

我可以告诉你烟的危害，却不能保证你能远离它；

我可以教你树立远大的目标，却不能帮你实现它；

我可以教你善良和关爱，却不能保证你宽容仁善；

我可以告诫你何谓丑与恶，却不能保证你道德高尚；

我希望你开心快乐，却不能保证你能时时快乐。

【冯建成荐自《讽刺与幽默》2007年3月30日】

人生的十个差不多　作者：爱谁谁

傻协科研委员会围绕人的一生作了多年研究，认为从十几岁到一百岁有十个差不多。报告如下：

十几岁，吃得好坏差不多(还不懂美食，吃饱就行)。

二十岁，有家没家差不多(还没家庭责任，家的概念不强)。

三十岁，白天晚上差不多(年富力强，家庭事业都忙)。

四十岁，学历高低差不多(这年龄该各就各位了，补学历来不及了)。

五十岁，长相好坏差不多(哈哈，不说自明)。

六十岁，有车没车差不多(快到不准开车的年龄了)。

七十岁，男的女的差不多(哈哈，不说自明)。

八十岁，工资多少差不多(有钱花不出去了)。

九十岁，房子大小差不多(离不开床了)。

一百岁，活着死了差不多。

【韩雨卿荐自《笑话幽默》2006年4月4日】

官场魔鬼定律　作者：吴书纯

正确定律：官场上，权力越大的人就越正确。

熟悉定律：原本特别熟悉的人，他官当得越大，你越对他感到陌生。

能人定律：官场上的能人，并不是有很大权势的人，而是会使用权力的人。

对错定律：无论什么事儿，若是领导喜欢，错也是对；若是领导不喜欢，对也是错。

能力定律：在官场上，你有没有能力取决于领导对你怎么看。也就是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学问定律：在官场上，学问和官职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说，官职越大的人学问越高。

害怕定律：当官的人不怕人骂、不怕人告，最怕失去权力。

赌博定律：当官的无论牌技多差，可总是赢的时候多。

民主定律：所谓民主就是把大家的看法集中统一到领导的观点上来。

胆识定律：在官场上，胆子越大就越有见识，而越有见识，胆子就越小。

信息定律：当官者最喜欢的信息就是下边人所打的小报告。

挨骂定律：当官没有不被人骂的，有时骂他的人越多，他反倒升迁得越快。

牛B定律：当官的人什么时候自己感觉最牛B?滥用权力的时候!

吹牛定律：在官场上，越是会吹牛的人越是容易得到重用。

心理定律：哪个单位的一把手都不希望部下把他当一把手看，而是希望大家都把他当皇上看。

距离定律：越是脱离群众的官，越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发言定律：开会时最后发言的总是说了最算的领导。

合作定律：在官场上，会装傻的人才容易合作，不会装傻的人无法合作。

治人定律：当官的治人手段越狠，他的官位就越稳定。

承诺定律：反复承诺的多是不容易兑现的，容易兑现的用不着反复承诺。

座位定律：因为知道自己不是高人，才特别喜欢坐比别人高一些的座位。

下场定律：当官时整人越狠的，倒台后的下场越惨。

脸面定律：当官别下台，下台头难抬。

【水云间荐自《喜剧世界》2007年5月上半月】

秘籍：老板速成大法　作者：笑笑生

1、少读书

生意场如战场，讲究应变，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书是最害人的东西，里面尽是条条框框。任一条把你框住了，别说发财，逃命都难！

2、敢冒险

经济学有条最基本的原理:投资风险与利润成正比。有位巨富的大哥反复同我说过一句话，你要五百万赔了都眨眼，怎么挣一千万？看官说了，我没有五百万呀。不要紧，去银行拿嘛。赔光了怎么办？简单，跳楼喽，多大点事！跳楼都眨眼，还想做富人？

3、勤吹牛

可别小看此条方法，之所以吹牛前加个勤字，当知其有多重要！吹牛内容可以无所不包，这里只拣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举例说明。例1:哦，你说王部长呀？那是我大哥。什么？林处，那我发小，这小子小时候我罩的。例2:你们这个项目的投资这点钱，在我们看来是小钱，小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会计核算时都忽略不计！我们是国际化多元化集团，世界500强企业，和我们合作是你们的机会，你居然还不放心？

4、善忍耐

古人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心理素质不好，受不得气的，把别人流言往心里去的，当老板的念头，趁早打消。

5、多打点

古人还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所谓聚人气，就要懂得散财气。曾国藩说，人要想发达，要会让别人也发达。李白说，财散了还会来，有诗为证，千金散尽还复来。我的一位小富大哥说，做大老板是为别人挣钱，为自己挣钱的一定是小老板。乡长不打点拿不到批条，公安不打点小心砸场子，记者不打点小心揭老底，小蜜不打点……

6、常来事

现在是注意力经济时代，常常来点事是必要的。君不见超女小S潘兄等人有多火？流行的术语叫事件营销。此法警记四字密决：没事找事。

7、强体魄

这点容易理解，那么多的活动酒局和算计，没有个好身体哪行？随时都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危险。即便是成了，若活不过四十，也是可惜。杰出的君瑶大哥请诸位当铭记此法。

8、拜菩萨

不是我迷信，多位老板讲到他的这点爱好。球为什么能一杆进洞？那趟航班为什么堵车没赶上登机？世事无常，冥冥中真有天意。信也好不信也好，朋友，你如果发了，我劝你多捐点钱，行行善，菩萨会保佑你的。

【马树强荐自《南国都市报》2007年4月9日】

知识ＰＫ知识刘诚龙　作者：孙诚龙

经常使用一种牙膏，可以保洁固齿，永葆效力——品牌牙膏知识。

牙膏要经常更换，长期使用一种牙膏会使细菌产生抗药性——杂牌牙膏知识

味精不能多吃，多吃有损记忆力——鸡精企业知识

味精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可以放心吃——味精货柜知识

盐不能多吃，多吃易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如果原先口味一直很重，一下子改变不了，可以尝试其他如醋类调料——食用醋行业知识

盐可按自己的口味吃，轻易改变习惯，可能引起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盐中的纳离子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吃得咸，霸得蛮——盐业公司知识

尽量少吃猪油，猪油含热量太高，让人发胖，人一胖百病生——植物油公司知识

植物油吃多了也不行，只吃植物油，更容易引发脑血栓与脑溢血，如花生、玉米油易混杂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菜油中的芥酸不利于高血压、心脏病人的健康——养殖业知识

一杯牛奶壮大一个民族，牛奶有百利而无一害，人必须终生不断奶——乳业公司知识

牛奶也会中毒，牛奶含有太多的乳糖等，人体不能直接吸收，吃奶的人易发胖——豆浆厂家知识

鲜奶是真正意义的绿色产品，它没有经过加工，保存了牛奶中的全部营养价值，在所有奶中，其价值最高——鲜奶公司知识

酸奶好过鲜奶，酸奶经过发酵，使蛋白质更易为人体吸收，可使人体肠道呈微酸环境，可抑制有害病菌的繁殖——酸奶公司知识

冰箱可能成为细菌的繁殖地。冰箱里的温度通常为4℃，在这种温度下，细菌完全可以适应并能快速繁衍，由于我们把食物放在冰箱里一两天甚至更久，细菌繁衍犹为惊人，因此，买超市菜最好——蔬菜超市知识。

冷藏蔬菜更有益健康。一些看上去很新鲜的蔬菜，经过“长途跋涉”后会流失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冷藏蔬菜保存了其营养成分，另外，新鲜蔬菜含铅、镉、农药含量都比冷藏蔬菜高——冰箱制造业知识

衣服干洗是最佳的洗衣方法，干洗的衣服不变形，不改变质地，使衣服保持挺刮与美观——干洗店知识

衣服尽量不要干洗。干洗剂中含有甲醛和四氯乙烯，对人体都有一定程度的有害作用——洗衣机厂与洗衣粉厂联合知识

家庭养花有保健与美化作用，它不仅能净化室内空气，而且有益健康，如花香能祛病强身，花色能安神疗疾——花卉业知识

室内养花有害健康。养花增加细菌在室内的含量，花草在夜间不进行光合作用，它同人一样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如要美化与香化住室，最好选择绘画作品，适当洒些香露——美术业与制香业联合知识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可保持青春活力，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现代人不太锻炼，喜欢泡茶馆泡歌厅泡舞厅，很不利于养生，只有健身厅是百无一害的——健身厅知识

过度锻炼也有害，人在高强度的锻炼后，免疫功能处于抑制状态；剧烈运动可能减少白细胞生成，使人容易患病；现代人压力大，适当的娱乐能调剂精神，陶冶情操——娱乐业知识

【曹龙彬荐自《重庆晚报》2007年4月5日】

2007年第7期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作者：庞　旸

在与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退了休，才能(才敢?)畅所欲言，说真话。比如——

董乐山。翻译过《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名作，获得过“中美文化交流奖”的翻译家，虽然年轻时代就显露出写作的才华，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靠有选择的翻译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晚年，退休前后，他才开辟了一个相对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用杂文、随笔来直舒胸臆。他以锐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揭露了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无情地嘲讽了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他的《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集子，一时成为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一面旗帜。

严文井早年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延安整风后知趣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避风的小港湾。后来他担任文艺界领导，讷言谨行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洗尽铅华，回到书斋，开始对灵魂进行严格的反思与拷问，开始了求“真”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用他的传记作者巢扬的话说：“晚年的严文井成为了一个勇者。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他这一生，被政治折腾得七荤八素，当从怪圈中冲出来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声呐喊真理。”他写真话，甚至不惮得罪人，就是“希望今后人人讲真话。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过去的灾难。”

尽管在大难过后的“新时期”，韦君宜领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但她真正写自己想写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还是在1985年退休以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以“杜鹃啼血”般的无畏精神写出《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部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一场震动。《思痛录》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一连印了好几次，被誉为“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真正讲真话而方显品位的书”。洁泯先生说：“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袁鹰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是文艺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是温厚长者。他和《人民日报》副刊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尽可能求真求善求美而默默耕耘，其间自有种种坎坷与无奈。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反思亲历的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笔再现时代风云，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一个更加科学与民主，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社会。最近出版了一本讲真话抒真情的书。书中追忆新中国办报史上件件令人扼腕的往事。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史鉴”式的作品。

随便想到上面几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萧乾说：“要尽可能地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在退休后：

赵丹说出“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真言，不但是在退休后，而且是在临终前；

舒展、牧惠等老作家，写出辛辣大胆，带“刺”的杂文，是在退休后：

张中行写《怀疑与信仰》《月是异邦明》《刚直与明哲》《吃皇粮与颂皇权》等颇有见地的散文名篇，也是在退休后：

就连大半辈子研究戏曲，并未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多说什么的章诒和。也是在退休后写了本书。这本书虽有争议，但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参照与记录。

这就让人不能不想，为什么这些“说真话”的文字，都是写于或发表于作者退休以后?

固然，退休后，他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思考，总结，疏理，感悟，并把结果见诸文字。

但一个事实是，他们退休前，大多也是从事文字和写作工作。只是那时的写作与发表，自觉不自觉地多了一些禁忌。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早已教会人们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不如此不足以自保。

更重要的是，退休前，他们都有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职务。他们是单位人，职务人。这就使他们的写作与发表，不能仅仅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在“单位”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就是在单位以外，在媒体、社会上发表与出版，也要谨小慎微。这就像唐僧给孙猴子套上了紧箍咒，立地画了一道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稍有逾越，就会尝到苦头。

而退了休，虽然那个单位还在，但职务已卸。无官一身轻，他们与单位的联系已很松散，这时他们的写作与发表，才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才能想过去所不敢想，写过去所不敢写。就像孙猴子搞下紧箍咒，迈出师父画的圈，还了个自由身。许多“说真话”的文章，只有在这种心态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呼之欲出。

退休，使他们脱离了职务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

平心而论，能在退休后相对地畅所欲言，说真，话，已经是历史了不起的进步——曾几何时。管你是什么人，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因言获罪已成为可笑可悲的历史。尽管你的书或文章可能会招来物议，被一些人所诟病，有权的人也可能会限制和禁止它的发表、出版或发行，但你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还不至于受到侵犯，也不至于因此领不到退休金。

但我们还是有疑问：这个进步难道就够了吗?为什么只有在退休后，人们才能获得这种身心的释放与自由?如果是凭着良心说出的真话(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不能在退休前就得到一个自由发表的环境?

人们在谈到“宽容”这个词时常爱引用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的“师父”——单位以及单位的单位的领导们真正意识并奉行?

【钟茂昌荐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王成喜图】

国家的责任和希望在哪里？　作者：赵健雄

这次温家宝总理访问韩国日本。内容丰富，日程安排紧凑，亲民作风与个性毕现。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在首尔，他照例接见了中国驻韩使馆和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是和同胞拉家常，没有预先准备的文稿。心态也是放松的，由此说出来的，当是总理存在心头的话。据凤凰网报道，那天当着境外记者的面，他就国内事务说到如下一些观点：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单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速经济增长。是一时的，而人的智慧、创造力、聪明是长久的”。

“国家的责任在于创造一个良好、自由、公平、创新的环境，让人民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才是国家最大的希望。”

“制度好，使坏人办坏事难以得逞：制度不好，好人也不能充分办好事情，甚至会走向反面。”

“民主、法制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道的，也是不会持久的，社会也不会稳定。”中国的整个制度要体现正义，“所以要进行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体制改革”。

这里牵涉到发展观、社会正义、制度建设和改革及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评判等重大问题，言简意赅，读罢不禁心生欢喜。因为所有这些。也是民间人士日思夜虑的，总理和我们想到了一起。

从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底层与高层的这种高度的共识与契合是不那么容易达到的。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倡导民主。并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从国统区奔向根据地。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就曾对毛泽东说过，他最终之所以下决心起义，不仅仅是因为怕北京这个文化古城被战火摧毁而成为千古罪人，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搞民主政治让他心服口服。他同时也给毛泽东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50年后共产党搞民主政治搞得还像今天这么好。他就真的折服了。

可惜的是，在其后大部分岁月中，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方式的“大民主”。“运动”群众。终于导致“文革”的大动乱：而真正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逐渐淡出社会生活。仅仅成为一种说辞。甚至干脆把“民主”归于“资产阶级”，认为是一种坏的物事。乃至几十年后需要由一位学者官员出来正名，称它还是“好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诸多不平衡、不和谐的隐患正把社会推向一种可能很危险的境地。由温总理的这番讲话，知道上层对此不但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与现代文明合拍的。虽然从言说到真正推进改革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面临的不止是认识问题，还有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体制本身也有顽强的惯性，道路会很长。但言说本身就是启动改革的宣告，而这种上下达成的共识。其影响与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已经形成的格局。无疑成为推动民主发展的有利契机。

一个人，即使身为总理。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历史是无数人活动轨迹的总和，一旦普通老百姓拥有以民主的方式来干预和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无限的。

虽然旧体制由来已久，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早已坐大，不会甘心轻易让出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我对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前途还是充满了信心。

【祖丁远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4月19日／曹开翔图】

严治官　善待民　作者：大漠红柳

行政管理学院汪玉凯教授在《人民论坛》撰文，提出“严治官，善待民”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趋势。读后，不由人不拍手叫好。

“严治官，善待民”本是共产党人立党、革命、治国的初衷，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用一个蹩脚的比喻，前者可看作是手段，后者则可为目的。没有严治官，就难于善待民。封建王朝兴衰换代是如此，国民党胜败逃亡亦是如此。我们还可把此看作当年“窑洞对”的通俗注脚。

50多年风风雨雨地过去了，中国大踏步的向现代化迈进，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然而，无庸讳言，我们的另一面，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越来越突出，比如人浮于事，官员不仅数量激增，而且素质明显下降，不仅道德下滑，而且执政能力不高。其贪污腐败、麻木不仁、敷衍塞责的现象比较普遍。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心知肚明的，都在殷殷地等待期盼中央有新的举措和严厉治官政策出台并能有效落实。事实上，近些年中央在大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官员的教育和惩治，中纪委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由于极为复杂的原因，中下层监督缺位，官员腐败、懒惰、低能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治理。而且，近年来明显发生了地方对中央政令执行的不力、不畅。借故推拖、变通、欺骗。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对善待民政策的执行上。

近年来。中央无论从执政理念到具体政策举措，都不断地提及和涉及到善待民的方方面面，比如“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又比如，总书记深入抗非典前线，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债，深入井下，为死难矿工掉泪。再比如从去年以来。采取一系列举措对低收入者分配利益调整。对高收入抑制平衡。这些善待民之言之行，国人看在眼里。刻在心里。

但是，由于多年来的积弊，高层领导人的言行未必真的打动了各级大大小小的执政官员。从对救灾、扶贫款的贪污挪用、拖欠到对社保基金的挪用占有，而且大都发生在省市一级高官身上，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悲观。“某些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虽系夸大之词，但决不是虚说。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省部级机关，一个小小的科长、处长、司长，竟敢拖压、变更或贪污挪用党的惠民、利民、善待民政策的实施。贪官、庸官之多，廉吏、循吏之缺是令人十分惊叹的。

如果我们不从思想深处清理无原则的“和为贵”、无是非的“宽容”观念，总以为腐败官员与清廉官员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比，干部中95％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看干部的成绩、主流，不能以少数官员的腐败而否定大多数。不能一棍子打倒一船人云云。这种极其腐朽的护官误国言论和意识必然会导致量变到质变(不少本还清廉的官员看到贪官不但没受到惩治，反而得到提拔重用而心寒，从而也难守底线)，必然会影响我们“严治官”政策和策略的有效施行。那么，“善待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不只会发生于过去，“亡党亡国”也不只是危言耸听的警告。

“严治官，善待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是切中时弊的高论，亦是对中央“善待民”政策的解读、贯彻与体制改革，是可操作性“改善民生”之举措。还是提高官员执政理念的有效途径．又是实现我们社会和谐、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方略。

尽管“严治官，善待民”还仅仅只是学者们的学术言论，虽然其在十多年前已经提出来了，今日重提，仍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关心国运民生、有社会良知的观点是否能融会贯通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是否能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和认识上的同一?当然需待时日，也必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我还是由衷地为其拍手叫好!

【翟明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4月29日／王成喜图】

发张表，给官员　作者：王乾容

世间大道理就那么几条，事实却是无限丰富且千奇百怪的。事实也最具说服力。所以我写评论，很多时候多谈事实而少讲道理。比如下面这个事。

北京市给本地一些单位每个“非京籍员工”发了一张《流动人员登记表》，让他们填。其中一些要填的项目特别有趣。如：有无“违法可疑行为”?“绰号”叫什么?“被打击处理情况”如何?是否“散发过小广告”和“非法行医”?等等。

这是说，凡在京“非京籍人员”，首先得把自己当成“犯罪嫌疑人”。可就算弄这个表是为了打击坏人、维护治安，叫人家怎么填呢?如果填表人干过你列的某些违法事，干脆发一通《敦促违法者坦白书》，命他去公安机关自首得了。可如果人家没做过你列的这些事。为什么要填你这个表?尤其是“绰号”，你管人家叫什么呢!就算你要管。人家昨天叫“白劳”，今天叫“气筒子”，明天没准儿是“小狗”呢——名曰“外号”，就都是别人起的，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你管得过来吗?

人家还会问：京籍人员(包括制表者自己)为什么不填这样的表?他们天生不会犯罪吗?如果他们之中也有人干过你列的这些事，你不让他们填表，是不是想包庇他们?而包庇了他们。他们就会捣乱，治安还是好不了!

所以，这个表发得荒唐。

既然你患“表格癖”，我建议。不妨给掌权官员每人发一张表。其中选项大约如此：现任之官衔是买来的吗?如果是买的。向谁买的，花多少钱?卖过官吗?如果卖过，卖了几个。卖给了什么人，共收多少钱?有没有渎职和不作为现象?干过任人唯亲之事吗?欺压过老百姓吗?受过商人的贿赂吗?收了多少人的多少人民币，多少美元?包有“二奶”吗?包了几个?有劳民伤财行为吗?比如，整了什么“形象工程”，花了多少钱请了多少明星给本地涂脂抹粉?公款吃喝旅游共花多少公帑?辖下有多少冤假错案，有没有压制“上访”事件发生?有没有充当恶势力“保护伞”?有无绰号。比如“霸王”、“脂粉队长”之类?

这样列。很不全面。还可以举出多项。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媒体报道上得来的，比如京籍大官王宝森、刘志华腐败的事，尽人皆知。我哪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呢?

我为什么把给官员的这个表看得比《流动人员登记表》重要呢?因为他们一旦枉法弄权或不作为，即关涉大局。比如他们贪污受贿。往往数以亿计；他们搞“形象工程”。糟蹋民脂民膏，多以十亿百亿计；他们制造冤案。受害者的小命或许就没有了；他们挪用教育经费，成百上千孩子的学习环境或学业便没有保障：他们保护恶势力，当地社会就不得安宁。而恶势力主要成员，往往是本地人。“流动人员”最多充当打手而已……

我建议让官员填表，还因为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官员的腐败，有“越来越严重”趋势。肖扬院长在人大所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国法院仅去年即审结官员贪污受贿、渎职犯罪案件23733件。中纪委秘书长干以胜还透露，去年受到纪检监察机关党纪处分的党员近10万人。我认为，很多腐败者并没有被查处、被曝光。

结论：一个地方只要负责官员出以公心，依法办事、清廉、有作为，当地社会就能安定和谐。如此环境之下，“流动人员”也会对本地建设有所贡献。即使少数人(包括“流动人员”和“非流动人员”)不大安分，干一些违法之事，你依法处理就行了。掀不起大浪。所以，你那个高妙的“表”，还是免了吧。当然，让官员填我设计的表也有难度。同样免啦。

【马树强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4月18日／曹开翔图】

另类的“其他”　作者：耿　法

“其他”，就是别的，而且这别的必是位居主要事项之后的别的，因此在各种报告、文件、总结中“其他”总是唱配角，放在最后才提及。不提及当然不行，人家这也是一项或几项事，虽然重要性、紧迫性差了点，领导要学会弹钢琴，要兼顾，这是工作艺术嘛。

但现实生活总是比概念要走在前面，“其他”已今非昔比，洋洋得意，鹤立鸡群，喧宾夺主。比主角还主角三分，比重要还重要十倍。君若不信，请看事实：

单位年终财务结算报告，工资、奖金、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各项开支总计达××万元，而“其他”一项开支竟高达××万元，是以上各项开支的总和。群众问“其他”包括了什么内容?领导答“其他”就是“其他”，不能说详尽，如能说得详尽，就不用人“其他”项了。看，人家“其他”多牛气!

公务员录用，国家有严格规定。要先参加统一考试，且有学历、年龄、健康各项标准和要求。不合格者不能录取。然而，再严的要求、标准也不可能包括一切，毕竟还有“其他”一项啊!这“其他”项的解释可就名堂大去喽。报上不是披露某县机关进了30多名公务员，凭的就是“其他91——县委书记本人的批条签字，人事部门便一路绿灯予以录取。可是后来捅出娄子了，原来那县委书记的签字是伪造的，于是已录取的30多名公务员统统被清退。问题出在骗子身上，而绝不是出在“其他”方面，如果县委书记的签字是真的，“其他”当然决定一切了。如果那骗子不那么贪得无厌，见好就收。弄个三个五个就歇手，那不就天衣无缝了吗?谁会狗胆包天到县委书记那儿去核对呢?这就显示出了“其他”的威力，哪怕假冒伪劣也管用，只是别穿棚。

领导干部须每年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身为国家干部，主要收入自然是工资和奖金。此外还有一些福利补贴。可是查查那些贪官的财产收入。工资、奖金、福利补贴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零头。而“其他”项收入则是大头，当然“其他”项的具体内容属于绝密级，不可透露丝毫风声，直至东窗事发，才暴露于光天化日下。

【汪新才荐自《今晚报》2007年4月30日/李二保图】

中央政令“出了中南海”又如何？　作者：徐久刚

年前，免职后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大胆放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此言一出，立马引发了传媒的轰动效应。句中的勇于自揭疮疤、敢讲实话精神，引来一片叫好声。

笔者在忆及叫好之余忽然想到，中央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其实只是形象之语。“中南海”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司令部，在中南海内有谁会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有谁敢、有谁能阻挡中央政令下传?我揣摸，张保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指中南海的政令在中央各主管部门那里就被卡住了。但我们知道，中央的部、委、局、署、办，并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这就是说，张保庆其实说的是中南海的政令有时“出不了北京”。当然，这是旧话重提。笔者从张保庆的话进而想到的是：中央政令“出了中南海”又如何?

本文前述张保庆所言令人叫好的话，是针对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解决高校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规定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时近半年，全国仍有8个省没有动静。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即使有，也极其个别。而诸如助学贷款之类出了“中南海”、出了北京的政令，下面在贯彻中走形变样、大打折扣，甚至顶住不办者，屡见不鲜。因此。解决政令不通问题，关注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后一方面。

关于依法治国、反腐倡廉这些方面的“政令”都是以数百计了。执行的结果几乎尽人皆知，这就不说了，就举几个极具体、极易行的例子吧。

比如统计，《统计法》规定很具体，不难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就是了。可现在不少地方却是“数字就在人脑袋，县市领导往下派，想要多少是多少。全由上级去安排”。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决策依据，不可当作儿戏，可这方面的统计大有问题，2000年以来，省级统计竟然连年高于国家统计数百亿。近两年已高出上千亿。信谁?

比如干部用车，这方面的规定也很具体。虽然相关规定的严重等级色彩还可斟酌，但很便于执行。可结果怎样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数年前，国家下大力气整顿公车。对超标车、超编制车作了处理。某省一年后复查。又查出超标车近百辆。虽说都规定一般副厅(地市)级干部只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可事实上有专车的副厅级干部绝非一二。现在厅级、县级用车的价格据说分别有25万、20万的“坎”，可就是有人变着法儿将高过“坎”的车的发票开成“坎”内，超过部分另开一张名为附件的发票，如此者笔者亲见的就有数起。

再论近几年人们特别关注的矿难。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局长义愤填膺地说：“我们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各种法律、法规、条例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多部，为什么矿难频繁发生?”有识之士指出，我国现在所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治。因为几乎是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官商勾结的黑影。200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从形式看，各省(市、区)纷纷出台相关规定，确是“紧急”行动起来了，可“大限”到期之时，勉强应付者有之。纹丝不动者亦有之。

中央政令如此这般被一些人不当回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已成为党和国家生活中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古人云：“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纵恣，善良吞泣。”故对此，万不可等闲视之。

“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中央政令不够畅通，根本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某些人的利益不和。中央政令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局部的乃至个人的利益。中央政令体现的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地方的一些人想的往往只是眼前的利益。虽说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二者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一些矛盾在所难免。当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中央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不一致时。这些地方的官员对中央政令的态度很可能就会出问题，更何况中央的某些政令就是直接限制地方各级官员的个人利益的。反腐的政令为何难于贯彻?因为这些政令限制了官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为何统计虚报?因为数字可以出官。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不无幽默的说法是统计数据已经“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了”：为何超标用车?超标车坐着更舒适、更气派：为何国家干部不从煤矿撤资?为了个人挣大钱!

中央政令不够畅通。还源于地方官员和中央思想认识“不和”，即不一致。他们或因为水平或因为觉悟，使自己的认识达不到中央的要求，不能从全局看问题，缺少服从上级、服从中央的自觉性。市场经济使人们无需讳言物质利益。但是。如果能有坚强的党性。不忘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可正确处理利益上的各种矛盾。不受个人或小团体物质利益的羁绊，坚决执行中央的政令。否则。中央政令受阻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而著称。政令不通，表明纪律方面有问题，必须严肃党纪、政纪。有人强调加大对违令者的惩罚力度。这固然有必要。但这不应作为解决政令不通的基本点。恩格斯说得好。权威要以服从为前提。我们要树立中央政令的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的刚性，“执令必严，违令必究”。不过。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增强人们执行中央政令的自觉性。

此外，政令不宜过多，变动不宜过繁，政令的本质必须是“善”，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令必须切实可行，处罚规定明确具体可操作，监督措施要到位。特别是上级要做下级的表率，令先行，禁先止，这些，对于保证政令畅通也是不可或缺的。

【杨松荐自《党史文汇》2007年第4期】

还有多少政府“密道”需要废掉　作者：惠铭生

陕西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在任市长期间，有两次在情非得已之下(马上要赶到省城开会和迎接上级领导视察工作)躲避上访群众而从“密道”脱身的经历。所谓“密道”，是通往一个偏门的楼道，由于知道者少。就成了一些干部情急时离开机关大楼的通道。张立勇觉得，这两次“密道”走得很郁闷，实在不像一位市长的样子。不久，张立勇当众宣布，他今后绝不再走“密道”，“我是堂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要堂堂正正走大门!”于是，这条“密道”被废弃了(5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张立勇废掉“密道”、拆掉政府的围墙，直面群众。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襟怀。也说明他心底无私，想为民办实事、办真事。

如今，某些官员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而是“划清界限”，在感情上讨厌群众，在工作上脱离群众，把上访群众骂为“刁民”，有的官员甚至在群众的上访信中“批示”：请找联合国秘书长解决此问题。请到宇宙银河系办公室解决……凡此种种，说明个别地方官民关系紧张，官民间的距离拉大了。

但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其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官员，有什么资格与权利躲避人民，甚至讨厌人民?而且，我们的党始终坚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所以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所以，在民权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忽视群众、排斥群众。在一些法治国家，大大小小的官员无论是平时还是竞选时。都经常深入“民间”。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呼吁、争取公众的支持。在欧洲很多国家，即使国家总统府也无围墙，不设岗哨。但在我国，不仅许多地方政府有高高的围墙、森严的门卫，而且某些领导出行经常是警车开道。让百姓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更有甚者，有些政府里面竟设有“密道”。专供领导躲避群众之用。

现在，咸阳市政府的“密道”被废掉了。当地领导堂堂正正走大门，勇于去面对群众、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但笔者想大声质问的是：当今，还有多少政府“密道”需要废掉?还有多少官员在想方设法躲避群众，冷漠对待群众?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5月11日】

历史有什么用处　作者：高超群

历史有什么用处?这个轻佻的责难常常令号称智慧的历史学家感到气恼，因为回答这个责难并不容易。现代历史学被限定为只能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抵制。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真实”的标准要求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就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

对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何在?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找到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狠、忍这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打气鼓劲；女人们和辛苦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寻求精神抚慰。用他们来稍稍舒缓一下残酷的职场生涯积累的紧张情绪。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大饥荒期间，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与古代相比，现代史书的撰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德性和作为。如勇敢、荣誉、智能、节制等。而且，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们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讲“理”的。正是在他们的撰述中我们懂得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也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何为经世?习礼而已。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

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我们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史识。我们的宗教将何以延续?

【杨松荐自《南风窗》2007年4月1日】

都是谁呼喊了“滚下去！”　作者：冯印谱

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和一个个人物串联起来的，读历史，当然就避不开这些事件和人物。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两个实在算不上很大的事件，事件涉及到两个实在也算不上很大的人物，然而其结局竟是那样天衣无缝地巧合。

一件发生在1953年9月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期间，会上，毛泽东和政协委员梁漱溟发生了一场气氛紧张唇枪舌剑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众所周知，在此就不赘述了。我颇感兴趣的是，当梁漱溟上台发言向毛主席要求给他解释的“雅量”时，台下的代表纷纷喊道：“粱漱溟，你不要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梁漱溟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台!”

另一件发生在1955年5月，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作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赢得了七百多参会者(惟独一人没有鼓掌)的热烈掌声；会议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惟独一人没有举手)开除撤销胡风各项职务的决议：然后有二十多名代表上台发言表态“拥护”“赞成”。这时。那个既没有鼓掌又没有举手的名叫吕荧的作家，突然跑到主席台上站在周扬和郭沫若中间发言：“……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接下来的情景跟政协会上何等相似：台下的参会者开始大叫：“滚下去，叫他滚下去!”

就在众人理直气壮、义愤填膺、嘈杂喧闹的“滚下台”和“滚下去”的呼声中，梁漱溟没有了申辩的机会，吕荧失去了发言的资格。那么，他俩是如何“滚下去”的呢?前一个场景看起来还比较“文明”，参会者用举手表决方式决定允许不允许梁漱溟继续讲话。“看到台下森林般竖起的反对的手，他终于绝望了，他亦不再坚持，灰溜溜地被轰下了台。”后一个场景上演的则是全武行。“有人冲上了主席台，想一把将他拉下去。吕荧不肯离开，手握话筒。还在不停地讲。这时又上来几个人，一起连推带拉将他拽了下去。”

历史早已证明，梁漱溟的发言并没有错，而毛泽东当场说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却显然错了。吕荧也没有错，而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牵连众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却显然错了。事后梁漱溟脱离政治二十多年，闭门思过；吕荧则因自己“跳”出来被划为胡风集团分子。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值得一问的是。当场呼喊“滚下台”“滚下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前者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当时全国人大还没有成立，参加会议的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后者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参会的都是文艺界的精英。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感情的真诚，丝毫不怀疑他们心灵的纯净，丝毫不怀疑他们呼喊的动机，但是他们却不判断是非，或者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迷信，盲从，人云亦云。实践证明他们的呼喊是逆天行道，正是这压倒一切的呼喊剥夺了梁漱溟和吕荧的民主权利。民主是多么的宝贵啊!当时呼喊“滚下去”的精英，转眼到了“反右”，不少人也像梁漱溟和吕荧一样失去了讲话和申辩的权利；转眼到了“文革”，更有不少人包括周扬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像梁漱溟和吕荧一样失去了讲话和申辩的权利。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当然，今天来追究当时谁都喊了“滚下去”显然没有多大必要，但反思那段“众人皆醉他独醒”的历史，对今天建设民主和法制就有着相当的意义。中国最缺少像梁漱溟、吕荧、顾准、张志新、陈少敏这样的耿直之士了：最多的是瞻前顾后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了。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提出了“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提案，还有许多代表委员的提案犹如暮鼓晨钟切中时弊。在今天，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充分尊重你讲话的权利。我们为如此宽松的民主氛围深感庆幸，同时我们也热切地期盼民主的步伐越来越大。

【王永生荐自《三晋都市报》2007年4月24日／张 滨图】

莫把“容腐”当“和谐”　作者：张继仲

和谐，古人解释：“和”是“以他平他”。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和谐。“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常说的“和为贵”、“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等等，这是人文精神的具体表述。其实，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所处的社会而言，无一不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的存在，离开矛盾的统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可能进步。和谐就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它标志着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因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共同发展。和谐勃发生机力量，人类社会呼唤和谐。但也毋庸讳言，时下一些人把人与人和谐相处曲解为不讲党性原则，不分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一团和气，甚至容忍腐败，任其发展。其表现大致如下：

其一、见腐不怪，麻木不仁。他们对腐败行为习以为常，见腐不怪。认为“人家腐败咱管不了，咱不腐败就行”：试图洁身自好，对身边的“贪一点”、“捞一点”、“色一点”，睁只眼，闭只眼，“和谐”共处。久而久之，“小腐”变成了“大腐”，跌入了腐败的罪恶深渊。显然，这是容腐所致。

其二、自身腐败，反腐怕引火烧身。别人腐败，同自己相比，“小腐”见“大腐”。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嫌谁黑。这些人往往身居领导岗位，“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也正是为了台上反腐败的“严厉”，才石了台下搞腐败的“严重”。这些腐败贪官“聪明过人”、“有经济头脑”，善于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万贯家财。这些人台上喊反腐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如若动真，岂不引火烧身?为了“蒸发”其腐败。只好空喊几句反腐罢了。冷观近年来一批批贪官纷纷落马，正是容己之腐的结果。

其三、怕得罪人，给自己留后路。这些人八面玲珑，处事圆滑；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他们心知肚明。但知而不言。“如今以和为贵，何必死心眼去得罪人呢}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贪的是公家的。又没贪到自己头上；反腐是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事儿，谁出了问题。谁倒霉，犯不着咱跟他伤和气”。面对垃圾在旁，也不愿主动去清扫。如是。腐败便一路绿灯了。

其四、你好我好。相安无事。他们认为同在一个单位部门，同是领导成员，天天打交道，抬头不见低头见，弄不好还丢了私利。你吃肉我喝汤。何乐而不为?

之所以出现上述容腐的怪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动摇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抛弃了党的根本宗旨，失去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作支撑。手握领导权力的领导干部，抵挡不住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而为己贪图享受错用了权力。他们忘掉了共产党人的“觉悟”二字，放弃了思想斗争的武器：管不住自己，自然管不了下级。为了一时的“腐败享乐”。招致了身败名裂；自毁了前程，也毁了家庭。唐朝吴兢在《贞观政要》里云：“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公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对于为官腐败与清廉的认识，封建官吏尚且如此，今天，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有明智之识。时刻凛然警觉，从小事做起，不失一足，不妄取一物。郑培民固守节操，眼里不容半点腐败，坚持做到了“不给别人一点送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一身正气，令人敬佩。牛玉儒的家不接待亲属以外的客人，不允许下属干部到家里谈工作，更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他对家里人及秘书、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要求。在外边不管参加任何活动。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一律挡住。他不仅管住了自己。也管住了下属，管出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主动为营造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腐败是社会的腐蚀剂，污染社会。“啃”噬良心，严重伤害社会和谐。容腐。恰恰说明这些人道德水准下降，自己正在被物欲、金钱、权势蒙垢。是党性原则的丧失，公平正义的缺失，疏离人民群众，让自私和贪婪的腐朽没落沉渣泛起，让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重演。容腐。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绊脚石，不搬掉它，和谐社会就不能顺利建设。

诚然，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追求和谐，促进和谐，实现和谐，还必须坚持斗争。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的冲突和斗争，是推进和谐的一种手段、一种动力。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尊严。失去了同邪恶势力斗争的气节。失去了公平正义感。何来和谐?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坚持党性原则，对越轨行为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惩恶扬善，诚信友爱，这样才能求得团结。实现社会和谐。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把和谐社会建设与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和谐尽责。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住下属，不发生腐败。关键时刻站出来，平常时候看出来。对党的信仰忠贞不渝，对腐败行为嫉恶如仇，敢于碰硬。坚持反腐败斗争。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和谐力量，积极营造共同富裕的和谐家园。腐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天敌。莫把“容腐”当“和谐”。

【杨松荐自《党史文汇》2007年第4期／李二保图】

以祭祖的名义　作者：徐怀谦

最近，有两件文化盛事在全国闹出了很大的动静：一个是高106米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河南新郑建成，并举行超豪华拜祖大典；一个是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湖北襄樊举行了包括唐国强现场诵读《隆中对》，易中天开讲“三国源头品孔明”等在内的大型庆典。

这两件盛事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一、都找到机遇论作为理论基石——一个说要通过拜祖大典展现新郑深厚的文化底蕴，把拜祖大典办成炎黄子孙的团圆盛典，以此打响新郑黄帝品牌，吸引更多的炎黄子孙到新郑寻根拜祖。旅游观光，投资兴业；一个说利用诸葛亮这一文化品牌，扩大襄樊影响力，提升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二、都是政府埋单，具体预算市民不得而知。

在中国，敬天法祖，寻根认祖是一种极其严肃、极其隆重的文化传统，你要反对这两件盛事。就会被扣上数典忘祖的大帽子。我当然也不敢提反对意见。我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与有关方面商榷。在商榷之前。我想先引用唐太宗的一个例子：

贞观之初，朝中有些大臣为了讨好太宗，表奏封禅，以谢天地。这一建议遭到了魏征的极力反对。他认为自隋代以来。天下大乱。泰山附近州县遭受的灾难最为严重，如今皇帝要封禅泰山，一定会加重那里人民的负担，而招致百姓的反对。太宗当时虽也有意封禅，但他听魏征讲的确有道理，就打消了封禅的念头。到了贞观六年，文武百官又以初平突厥、连年丰收为由，重提封禅泰山之事。这时唐太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对侍臣说：“文武百官皆以封禅泰山为盛事。劝我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确实有悖于我的真心。我只想天下太平，老百姓能丰衣足食，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举行封禅之礼，也可以与尧舜比德。”唐太宗力排众议，没有到泰山封禅。

引这个例子。是因为唐太宗把我要说的意思已经全部说出来了。秦始皇封禅泰山。只传了两代；汉武帝在位54年，封禅泰山8次，劳民伤财，国力大减。

拜一下老祖宗炎黄。纪念一下贤相诸葛亮，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犯得着动用这么大规模，耗费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吗?拿这笔数额不菲的资金用于改善当地百姓生活，解决他们在医疗保险、教育投资不足等方面的燃眉之急，不是比投到那些衣食无忧的明星身上、大腹便便的文化经纪人身上、脑满肠肥的个别官员身上更有价值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在岑寂数年之后。何以又在神州大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呢?每个人都知道是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所担心的是，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每个地方又有那么多重量级的历史名人，如此一个个祭奠下去、纪念开来，就像牛群相声说的那样，巴甫洛夫也可以吃一顿的话，我们的祭奠只会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于民族凝聚力、于和谐好像都没什么好处。我的建议是，如果政府执意埋单。那么请把明细账列出来给老百姓听听；如果是一笔糊涂账，则不如交给公司市场化运作，这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嘛。否则，炎黄会很生气，诸葛亮会很着急。

【汪新才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14日】

文化是个啥东西　作者：西风瘦竹

身为愚陋之夫，本来就不知道文化是个啥东西。一个不知其形、难言其状的东西。经过传统和时尚的碰撞，本土和外来的挤压，严肃和恶搞的夹击，俨然天外来客，似乎是一个东西，又不像一个东西，好看却看不懂，好玩却玩不会。于是四下请教，得答案十数，谨记于斯，日后消化。

官员和百姓：官员说，文化就是仿古一条街，就是街头立雕塑，就是雕塑不穿衣服——裸体美：文化还是市中心的豪华广场，广场上的精美灯饰，灯光下的彩色喷泉。百姓说，文化就是城市的景观工程，官员的政绩工程，大把大把的钞票砸下去，一条街美了，两条街亮了，市民也就文化起来了。

老板和秘书：老板说，文化就是穿名牌服装，坐名牌轿车。抽名烟，喝名酒，吃名菜，拿腔拿调学斯文，装模作样表儒雅，在墙上挂两幅字画，在书柜里摆两套名著，到高尔夫球场去喝茶，到音乐厅的贵宾席去打磕睡。秘书说，文化就是帮老板挑选合身的衣服。替老板拼凑狗屁不通的文章，夸老板真像一个文化人，哄老板开心，骗老板加薪，好去酒吧夜总会小资，遇到一个文化人，来他个今晚有事不回家。

记者和读者：记者说，文化就是媒体的娱乐节目。在文化的旗帜下娱乐，在娱乐的尖叫中文化，像跑江湖的一样扯场子，像耍猴戏的一样扎圈子，哪里热闹往哪钻。瞎起哄。乱吆喝，惹来众人无数，围个里三层外三层。读者说，文化就是大餐前的开胃菜，饱餐后的消食片，就是王菲生孩子、蒋雯丽“乱伦”、孙悦怀孕，就是孔子的标准像不标准，超女的纪念碑不纪念，就是教授脱了裤子上课，诗人脱了裤子念诗。

导游和游客：导游说，文化就是自然景区的人造景观，就是人文景点的现代建筑。就是编造离谱的传说，炎黄尧舜是俺老乡，悟空八戒是俺邻居，唐皇宋帝是俺街坊。游客说，文化就是拿钱买罪受，就是听导游讲黄段子，就是导游牵着你的鼻子走，吃猪狗菜饭，住三星黑店，购物上当受骗，回家连连抱怨。

海归和土鳖：海归说，文化就是英国人的绅士、法国人的浪漫、美国人的民主、日本人的精明，就是好莱坞的影星、达拉斯的赌徒、威尼斯的水、莱茵河的岸、巴黎的时装、东京的动漫。就是洋鬼子的一举手一投足、洋小妞的一转身一回眸、洋老头的一哀一叹、洋小孩的一啼一哭，洋人的皮肤是文化的皮肤，洋人的毛发是文化的毛发。土鳖说，文化就是孔子孟子老庄子、诗经易经道德经，就是儒学玄学程朱理学、骈文诗文八股文，就是古人日圣贤云、李白醉卧杜甫苦吟，就是赵明诚的金石学、章学诚的方志学。

男人和女人：男人说，文化就是女人的旗袍，开叉越高越耐人寻味；就是别人的老婆，越是放荡越令人神往：是影视剧里的无边欲海，网络文学中的男欢女爱，都市里的一夜情，手机里的暧昧短信；文化姓“野”，“野蛮”的“野”；文化姓“冶”，“妖冶”的“冶”。女人说，文化就是嫁个有钱的老公，跑步进入小资社会；就是做个有教养的职业二奶，不图虚名，只求实惠；就是看好自己的老公。警惕情人文化、小姐文化对他的伤害：文化姓“钱”。“钱包”的“钱”：文化姓“包”，“钱包”的“包”。

小姐和先生：小姐说，我的身体就是文化，上面是乳房文化。下面是大腿文化，过去是腐朽文化，现在是时尚文化，没有我的身体文化。就没有你们喜欢的都市文化。先生说。我的行为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没有我的参与。文化市场就会萧条下去，文化产业就会一蹶不振。

市民和村民：市民说，文化就是看电影，逛公园，吃麻辣烫，看歪录像，打小麻将。村民说，同意，把“逛公园”改成“逛田坝”。

爷爷和孙子：爷爷说，文化就是，就是……屁的文化哦，啥东西，咋没见过呢?孙子说，我爷爷说了。文化是个屁，没见过，臭的!

【言守义荐自《时代邮刊》2007年3期／王成喜图】

说垄断　作者：阮　直

靠垄断能养膘，但不能养壮。若这个世界允许“垄断”，谁也不愿意竞争；若一个市场允许独霸，谁也不愿意共享。可是“垄断”、“独霸”的“好日子”，是谁也扎不紧的篱笆墙。“垄断”已没了“垄”，就只剩下“断”了。

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这匹“狼”，是世贸组织的“宠物”，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得宁愿“招商”有“遭伤”的风险，也要拆掉篱笆墙。

其实，打破垄断，让狼进来，并不可怕。如今，这都再野的狼都要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就像拳击，你可以把对手打倒，但绝不允许再踏上一只脚。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国家森林公园里引进的野狼是按鹿群总数的比例配置的，不会是一比一的“拉狼配”。以牺牲那些“老弱病残”的鹿。来换取整个鹿群的兴奋、机敏、强壮，有狼与无狼相比。有狼才是鹿的福分。

就像渔民在大海中捞鱼后便在鱼箱中放入一两条鲶鱼，目的并不是让大鱼吃掉小鱼，而是以牺牲一些懒惰的沙丁鱼的小小代价，换回大多数沙丁鱼能活着回到码头。

我们金融业长久以来过着扎紧篱笆、“占山为王”的“好日子”。城市里最好的大楼多是金融大厦，收入待遇居前列的是金融员工，最“冷面”的机构中也含有银行。是啊，如今借啥都比借钱难。人家银行就是借你钱或帮你保管钱的人，那自然不会再向你闪着恋人式的微笑了。

可如今，这金融行业从外边引来了“狼”，这“狼”很面善，很温柔，服务很周全，无论你是存钱还是借钱，人家起码不会给你“冷面”。

几日前，老夫在本市一家银行取钱出来，正巧来了押钞车取钱，两个手提冲锋枪的保安，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先回避，别动。“我是取钱的。”吓得老夫我的脚当时就软了。那保安说：“少废话，先回避。”我只好又返回大厅，找一个旯旮待着，一直看着押钞员抬走了两大箱子钱，才敢出门。

若不是垄断的行业，谁有这么大的威风。外资银行这匹“狼”虽说不是那个“郎”，但我也盼着你来。让我们的垄断早点“断”了。我们的金融需要的是竞争，否则我们的客户就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温暖。

金融业在几十年的垄断中早就“人高马大”了，还能怕竞争吗?如今，竞争最烈的是老百姓开的那个小餐馆、美发厅。一个城市里进来的“狼”是成群结队的，可是也没见到“血淋淋”的惨状，反倒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享受服务人员们恋人一样的微笑了。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4月25日／李二保图】

点　作者：冯景元

一

儿时的歌。“点点，点牛眼，七个碟子八个碗”，不知什么意思，瞎唱。一生过来，始知生之要，在点。

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点是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

你是点，别人也是点，你点别人，别人也在点你。无思不点。无时不点，无视不点，无事不点。

史的概念。数的概念，理的概念，识的概念，都从这里出。

早是点。午是点，晚是点，学校是点，功课是点，悟性是点，生活就是点点经过，点点体验、点点积累，点点完善。

让我重新写歌，我想我会这样道来：艰也点点，难也点点。点点在地，点点在天；苦也点点，累也点点。点点般若，点点如来。

二

我喜欢那个名字：点子。别具意味，两个字，如诗，寓哲。

点是诞生。生命最初就源于点。每个人说起来，都是点子。是最初由一点孕育而生的，最小的时候就叫小不点儿。

没有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孔孟老庄，尧舜禹，秦汉唐。你我他，都是点子。

近现代，被称为亚洲糖王，欧罗巴工业巨头，美国幸运之星，世界原子之父的人，包括为当今学子羡慕推崇的比尔·盖茨，都是点子。

每个成功。都是生命执着于一个点上，由一个点辉煌灿烂而至其它的。

事业也是点生的。所有事情的开端，都是从一点起步，不管曾是多么大张旗鼓，又多么不可一世，闹腾到最后，落在长卷上，也就一个点，星星火。

魂的东西，灵的东西，都是极精，极短的。

三

思想也是初始于点。

在茫然之间，蓦然之间，猛然之间，一个思点闪现，带着亮光，你抓住了它，让它在你脑海间停留幻化。细索长味。慢慢构成漫向空间的飞。

人生的大智慧，大顿悟。都是这样获得的。

正是在无边的地方，一星的闪光，成就了诗、艺术、科学、发明的不朽。

点是核。天地之间，世界之上，所有物，不管多么繁复，多么庞然，处于关键的，只是一点，两点。

点很美，“红云点于太清，紫烟矗于遥海”(李白)；点很帅，“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白居易)；点很神，俗语说：可以点凡为圣，点木为透，点石成金。

我喜欢那样的复语：点点水滴，点点人生，点点星火，点点着痕。

一个在沙场上出生入死回来的将军，给他女儿起的名字。就叫点点。

四

什么都点，点悟，点化，点拨，点委，点派，点将，点说，“十三初学擘箜篌，弟子名中练点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盘点，清点。查点，从点上走的，还要从点上找到，有“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的，有“廉能州吏从新点，贪滥军官自减除”的，还有“点检箧中裘葛具，预知别后寄衣难”的。

点是休憩处，也是立脚地。安点，据点是点，营点，城点也是点。

六十年代，有个工作方法叫蹲点。从上边秉着旨意下来的人，都叫到点上去。点无量，多大也是点。对中央，省市是点；对省市，区县是点；对区县，乡镇是点。一个乡镇上万人，在权力者的大布局上，是个很小很小的点。

优点是点。特点是点，支点是点，观点也是点。焦点是点。热点是点，盲点也是点。被一个时期重视的起来很多。忽略的，忘掉的，视而不见的，也很多，好坏就看你在不在那个点上了。

五

点是度。冰有点，燃有点，沸也有点。

人的目光视力所及，房屋，城市，树木，山川，都是点。

古语：一点所失。若疾一目。点太重要了，点是眼，生活眼。生命眼，诗眼、画眼、艺术眼，也是新闻眼。

当今海内外媒体中，所有滚动的新闻，着眼的，无不是一个个点。

点即子。点即目，点即手应心。在围棋上，下好的一子棋，价值30目。

点大无计，于天地。山河是点，于世界，国家、地区是点。生活在东丽的诗友许向诚说：地球，不过是环宇的一滴眼泪。

点小无内。生命在时间中度过，也叫被岁月一点点蚕食。蚕食多大?最大的桑叶一指长，一只桑叶上，伏小蚕五六只。蠕动身子，一口一口地吃着桑叶，肉眼难见。

蚕食，小小的一口就是一点。

六

点，也叫燃，人的智慧，就是在般般点上。燃出照亮天宇的雄雄大火的。

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就是世界属于点的。没有一个成为存在的一。不是点，没有一个平面构图，立体几何。不是由点而生，不开始于一个点。

数学上，点生一切。平面几何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拓展出众多的角。生出无数的线。

地理是由位置组成的，每个位置在地理上，也都是点，地点。

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事件就是点。影视舞台上，所有重演的剧，都不过是点的放大，点的展开。作为历史的人，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点。就相当可观了。

时间，瞬间是点，瞬间出永恒。牛顿的定律，瓦特的蒸气机，就产生在瞬间。

七

至高无上是点。那是一个米粒。

精彩之至，也是点，是一刹那出现的，对已有高度，生命极限的突破和跨越。

所有用巨资耗费搭建的东西。其实也都是点。叫海粟。

生一生二是慧，经八经九是觉。累千累万是乘。

许多事件。当时说起来，好大好大，好玄好玄。实际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整个历史，只是一个点。有的甚至点也算不上。模糊一下就过去了。

点是生灭的。有上有下，有轻有重，有明有暗。

点是单独的存在。点出来，不发展。不成线。不落在面上，就慢慢消失。星光也殒落。

点是著的，有点在就有生命，就有内涵。人生著点须磊落，用在要处方成辉，生命的每一步。不是字点，就是标点。

八

点在哪里，意在哪里。从一点起步。到一点终止。又一点再发。

唯从点中才能更好的认知和把握世界和宇宙。

点如布局，点是子，点是棋步，贵精贵细，贵稳贵妙，贵新贵要，贵险贵绝，贵天然，贵朴实，贵奇正。

点是万事万物之始，万事万物之核，也是万事万物之结，万事万物之终。

至今，许多获诺贝尔奖的物理生物学家。都还在研究点，从物质的分子、原子构成，研究到分子、原子中的电子、原子核；从原子核研究到质子、中子；而后又由质子、中子步入到夸克，再往深里走。还会有。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应用形式。会不断创新，不断发生变化，但所有的发明发现，皆出于人对点的认知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欧洲最早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临死时不得不叹说：帝力之大，如吾力之微。对于宇宙来说，谁都是小的。点子。

九

点是事基，可以不觉，不见。但不能亵。点子公司、推牌九的赌场。就是玩点子的，所有玩点子的人，不管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最终玩的都是自己。

点是观，点是典，点是祖。数点“望”祖。

人生的点很多，有些事情，只能点到为止。有些事情，却要执着一点蹲下去，点出针砭，点出奇绝。点出不凡来。

吴冠中有幅著名的画，《点、线迎春》，就是用点线的疏密组合，构成人世空间盎然、簇新变化的。点线面，点是根，有点才有线，有线才有面。

人是渺小的，因为人常常事前不料，事后方知，许多当时看似不得了，了不得的东西，包括所有的感，所有的痛，所有的闹，究竟多大?过后始知，指甲盖，点点般。

点是是，也是疑，不疑是疑，生疑不疑。

如若有人设题问：世界上最难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我答：是点。

【闲话荐自《思方行圆》／庞彦图】

安排　作者：陈四益

好像官做到了一定“高度”，退休之后就要“安排”。安排什么?安排一个虽不是官，也近于官的位置，比如到什么协会、学会去当个会长、副会长之类。这好像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通例。这些所谓“民间团体”或日“非政府组织”，于是成了退役官员安置所。

按说，政府官员和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不过是职业的区别。在职时岗位不同。退休后都是退休金领取者。他人不必安排，何独官员、而且是较高级别的官员就要“安排”?

或许是觉得当过一阵子官，深谙官场套路，可以轻车熟路地保持高度一致?或许觉得既然官都当得，学会协会岂不更是小菜一碟?又或许因为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自然退休的官员就应当有点特殊的优惠，把“安排”当作一种安抚和照顾。但把退役官员成批地“安排”到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其结果多半是把这些民间组织变成了“二政府”，因为官员们大多(说的是‘大多’)会把政府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原封不动搬到民间组织，从而使民间组织平白地多了许多官气、衙门气，包括目前政府部门的那些不良风气。而非政府组织所以能够担负政府部门不能担负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非政府”——它的工作内容和运作方式不应也不能混同于政府。

永厚画了一堆鸭蛋，题款却作“衙蛋”。“鸭”、“衙”，一音之转，但破壳而出的却大为不同，从“衙蛋”里出来的，只能是一堆“二政府”——许多新事物，经过我们的程序孵化，结果都是老面孔。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7年4月11日】

宣传部长的另一种称谓　作者：郝斌生

宣传部长的另一种称谓，叫“灭火队长”。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说还是几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的偏门。我的一个老乡在某县当宣传部长，多年没有见面，顶多在电话上彼此聊几句，想不到那一天突然在央视门前遇上了。

这位部长告诉我，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忠心护驾者，笃志灭火者。一年四季，和老百姓打交道少，往新闻单位跑的多。他能说出某报分工搞舆论监督的记者是谁，负责舆论监督的总编是谁，甚至知道我们编辑部一个月有多少舆论监督的版面。他好似我们的一个编委什么的。他不用翻本本也不用多想就能说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电话号码，说出几个从地方到中央与民生有关的栏目负责人的姓名和手机。他说一个称职的宣传部长，就是能保证县里新闻报道上的艳阳天，能把好事夸大，能把坏事化了，能让新闻单位给面子，能让记者听指挥。

宣传部长一般都不是拙口钝腮的料，要让一篇批评报道胎死腹中，也并非一件易事，其间少不了诸如洗浴总汇或欢乐中心什么的温良的招待，少不了传统上常说的“糖衣炮弹”，他相信市场经济条件下记者队伍不是铁板一块，不都是柳下惠，不都是唐僧。谁能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哩?当然也少不了与记者斗法，少不了像孙行者一样到编辑部去“借芭蕉扇”。或翻几个筋斗云去记者的总部求助“西海龙王”，或跑到主管新闻口的天庭上去找“玉帝”帮忙，或如刘姥姥一样派人拿上家乡的土特产去新闻的大观园里攀亲结贵，无所不用其极。

灭火队长们的本领也有高低之分，有人能把本来丁卯年的火捂住，让子丑年再作报道，能让大火报成小火。三处火报成两处火，能把卯时出现的事情。按寅时发布，这都是出于一种方方面面的考虑。宣传部长也常参与审改稿子，以显其能。比如一个记者写了A县一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报道，当地宣传部长在审读之后，说稿子不形象，都是干巴巴的数字，他就建议记者这样改：在一个秋冬的傍晚，记者在秋树坪乡老鹆沟的羊肠道上，能不断看到猎人们高挑的枪管上，挂着山鸠、野兔和黄鼠狼。生态这边独好。记者在某县写了一篇社会新闻，某县百草洼一青年妇女生下四胞胎。宣传部长说，我们书记不会赞成这样的喧嚷，就让她悄悄生吧，毕竟是计划生育的年代，你又不能少报，如果是三胞胎也就好一点。

有花花肠子的宣传部长建起了记者档案，建记者档案的目的据说是为搞好接待，有效利用宣传资源，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把记者甄别开来，常来歌功颂德的分一类，常来煽风点火的分一类。让不受县委欢迎的记者处于被掌控状态，此时灭火队长就成了锄奸科长或公安局长。有一个以写监督报道为其能的记者，在几年之内帮某市上了四五个焦点访谈，那里的宣传部长急了，他给各对口单位下达不成文的指示令，此记者一旦出现在那个单位或部门，半个小时内必须上报，饭店不能接待他，宾馆不能收留他。

灭火队长实话实说的时候，也对我们大报和正牌记者心存感激。他说最难缠最不好打发的是那些小报记者，是那些没有正式单位或招聘或雇佣人员，那些人神出鬼没刀枪不入软硬不吃，没有大报大记者那样好对付。这位部长的话，也不知是我们新闻事业的忧呢还是喜呢?

【闲话荐自《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5期／韦启美图】

容忍　作者：季羡林

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的。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在旧社会，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

但是容忍也并不容易。1935年，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车经前苏联赴德国，车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四小时。由前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是无可厚非的，入国必须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我们这一帮人，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没有好人，必须严查，以防万一。检查其他行李，我决无意见。但是，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壶。却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这里敲敲，那里敲敲。薄薄的一层铁皮决藏不下一颗炸弹的，然而他却敲打不止。我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我身旁有一位年老的老外，是与我们同车的，看到我的神态，在我耳旁悄悄地说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trtue (容忍是很大的美德)。我对他微笑，表示致谢。我立即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看来容忍确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但是，我认为，也必须有一个界限。我们到了德国以后，就碰到这个问题。旧时欧洲流行决斗之风，谁污辱了谁，特别是谁的女情人，被污辱者一定要提出决斗。或用手枪，或用剑。普希金就是在决斗中被枪打死的。我们到了的时候，此风已息，但仍发生。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度形势，主要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污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命，决不容忍。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舞笔弄墨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吵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怎么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容忍兮，归来!

【刘德民荐自《重庆晚报》2007年4月27日／庞彦图】

话里有话　作者：方　成

早年曾听过一个笑话：一个读书人开了个小店，当老板。一天，有人来打酒，老板把酒瓶拿到里边去了。老板娘在柜台上向里边小声问：“君子之交淡如何?”老板在里边说：“北方壬癸已调和。”来打酒的人也是念过书的，听了说：“有钱不买金生丽。”便要把空瓶子拿回去，想到旁边另一家小店去买酒。老板娘赶紧说：“哎，回来吧，隔壁青山绿更多。”

这三人说那四句诗样的话，都是含蓄的说法，说的就是“水”。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北方壬癸水”。“青山绿水”，“金生丽水”。

这类的笑话常用作讽刺。如土耳其的一个笑话：

商店门前排着长队，只见头不见尾，监督员来回巡视着。

“请您站好队!”

“好兄弟。这是排什么队?”

“喂!难道你是外地人吗?有队给你排就算不错了，还问什么!”

一想便会明白，这是对物资贫乏的讥讽。法国有个笑话：

女仆卡洛尔对太太说：“老爷发来电报说，他在出差期间得到消息，夜夜有个年轻男人来我们家。他很快就回来。”

太太怕她的风流事暴露，赶紧对女仆说：“好卡洛尔，你帮帮我吧，就说那男人是来找你的，好吗?”

“太太，可千万使不得!要是这么说，老爷就更生气了!”

老爷为什么更生气，一想也会明白。有的对话很有趣，如：

“对一个歌唱家来说，知道自己再不能放声歌唱了，这一定很可怕。”

“对，可是如果永远不明白这一点就更可怕了!”

这话中含义也很明白。有的对话还很深刻：

矿工的儿子：“为什么不生火啊?太冷了。”

妈妈：“因为没有煤。”

儿子：“为什么没有煤?”

妈妈：“因为你爸爸失业，我们没有钱买煤。”

儿子：“为什么爸爸失业了?”

妈妈：“因为煤太多了。”

【陈文涛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日】

鸡毛与令箭　作者：王国华

宋仁宗出游，屡屡回头找饮水的器具，没找到，但也不吱声。回到宫里，他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瓢水，看来是渴坏了。旁边的人问：皇上，你渴成这样，干嘛刚才不说话呢?仁宗回答：如果我说了，一定会有人因此获罪啊!

瞧，既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又怀有仁慈之心，皇帝当到这份儿上，真是不容易。宋仁宗的老祖宗赵匡胤也有过如此佳话。赵匡胤半夜起来，非常想吃羊胆，可是犹豫着不肯下令。左右问：皇帝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赵匡胤回答：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赵氏祖孙明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不经意的一个小指令，到了下边，常常兴师动众，搞得沸沸扬扬，此所谓“拿着鸡毛当令箭”是也。一些下属就愿意用这种夸张其事的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不过，这种忠心常有令人怀疑之处。

明朝的正德皇帝在宫中偶然得到一根葱，揪下葱叶吹了几下。觉得很好玩。孰料，宦官们此后每天一车一车地把葱拉进宫里。葱价陡然上升了数倍。隆庆皇帝想吃果仁馅饼，告诉了下人。某日，他去御膳房视察，见里面无数人在忙活着做果仁馅饼。一问开支，有人回答说：不多。一个月才五千两白银。皇帝笑道：哼，只需五钱银子，我在东华门就可以买一大盒馅饼!原来，隆庆在未当皇帝之前，经常下去体验民情，早已知道价格。这样看来，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实际上是在拿上司当冤大头，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用你的钱，满足你的私欲，再让你背上“昏庸”的骂名。但是，通过透支上司的钱财和声誉。手持鸡毛的下属却谋得了自己的私利，升迁的升迁，获封赏的获封赏。

事实上，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只是在小事上把鸡毛当成令箭，而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也会拿令箭当鸡毛。上司指令：不许贪污受贿!下属还不是照样能贪就贪，能搂就搂!他才不在乎上司的话呢!隋炀帝到甘泉宫巡游，责怪里面没有荧火，第二天，就有五百车萤火虫被拉来，照得宫内如同白昼。可是，在隋炀帝腹背受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来勤王。隋炀帝在驾崩的那一刻，不知道心中作何感想。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4月25日】

有钱更要有样儿　作者：一柳萌

只要不心存偏见，我想谁都无法否认，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现在都不再愁吃愁穿，更有一部分人有了富余钱，可以到国外旅游了。据北京一家报纸报道，2006年出境旅游公民。大约是3200万人次。这样美好的事情，这样巨大的数字，这样壮观的景象，在二三十年以前，大概连想都不敢想。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多数中国人有点钱了。

有钱，当然是好事。过去标榜的“越穷越革命”，只能关起门来说说，只要你走出国门，就会体会到穷光蛋，是多么被人瞧不起。1985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奥地利时有两件事，让我非常受刺激也非常恼怒，一件事是所有的景点，印发的文字说明书，除了英语、德语、法语等，还特意为日本旅客设日语，根本没有中文的说明，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常常被误认为日本人，请翻译向导游询问原因，回答非常干脆：“未见过中国旅客，来的都是日本旅游者。”另一件事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等了好久没有人理睬，我们连声唤了多次，那位台湾老板才走过来，弯指敲桌怒气冲冲地斥问：“你们大陆客只能吃快餐，这儿的饭你们吃得起吗?”把身份说得好听点，我们还算是作家，竟然被人如此瞧不起，想起来真觉得窝囊。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因为穷，没有更多中国人出境旅游；因为穷，景点自然就没有中文说明；因为穷，人家才把我们误认成日本旅客；因为穷，我们才被台湾老板训斥……总之一句话，因为我们那时穷啊，这个世界才没有我们的地位。虽然古话说“人穷志不短”，我们在气度上做法上，绝对不会给国家丢脸，但是内心深处的滋味，却依然是酸酸的涩涩的，许多天都浑身不是劲儿。完全应了那句话了：无钱寸步难行。真正意识到只有“富国强民”才是根本，否则再说什么都无用。这也正是“发展是硬道理”之所在。

现在终于不同了，我们经济上开始富了，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渐渐到国外旅游了。这说明什么呢?一是说明这部分人会享受生活了，一是说明这部分人成了国人的“脸面”。正是因为如此，有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毫不含糊地没商量地，摆在了这部分人面前：富了，有钱了，可以周游世界了，那么，你的举止表现如何呢?“富而好礼”是中国的传统，有了钱在各方面都有条件讲究了，就更应该懂得礼貌、礼节、礼仪，就更应该有文化教养和高尚操守，只有这样才算高雅之士文明之人，走到哪里别人才会由衷地尊敬。

那么，这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有更多机会出国旅游了，礼貌上究竟做得如何呢?相信大多数人是好样的，是响当当的中国旅游者。不过细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各种媒体同样有所报道。有少数出国旅游的同胞，由于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守规矩，等等，等等，很让外国人讨厌和看不起，在景点用中文挂牌提示。尽管让外国人赚了大钱，却也招致人家的不满，头脚走了后脚就开骂。这不能不说是丢人现眼。这样出去充当国人“脸面”，我看后觉得，非常的难过。有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生活，有钱却不见得能买来尊敬热爱，这个道理那些所谓富裕的人应该懂的，否则你只能永远是个被鄙视的“钱奴”，或者叫做金钱的高人精神的矮者。

有次去外地参加文学笔会，乘坐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车，这位老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竟然脱去鞋子架起双脚，高放在明晃晃的车窗前，我们坐在后边的客人，觉得十分扫兴和煞风景。同样是在这次文学笔会上，有位年轻人身着高档西装，领带不是紧系在挨脖子的衣领，而是松晃着，简直是在糟蹋这套洋装，这种不懂规矩的随意着装，这若是出国旅游依旧如此，恐怕得让外国人笑掉大牙。至于其他方面无礼无貌的事也不少。

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有个非常好的行动口号：“对内宾我们代表北京，对外宾我们代表中国”。这不妨借来赠送给那些不拘小节的旅游者，你们出国旅游哪怕有一点不检点，人家绝对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王五，而是统称“中国人”如何如何，这就需要认真地想想看啦，你的仪表，你的举止，你的语言，绝对不光是属于你个人行为，而是负载着13亿国人的名声啊。朋友，请给同胞留点情面好吗。

【王行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2日／苏凝图】

淡阔　作者：李国文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夫子庙的笑话，说一个没落户子弟，虽不到家徒四壁，也够寒酸不堪的了。可他放不下原来的阔架子，他讳言穷，更怕人家说他穷，所以，出门会客，用家中仅有的一块猪油，先把嘴唇涂得油光水滑，表示他刚刚吃过大鱼大肉。在中国，鱼和肉是富人的食品，糠和菜才是穷人的半年之粮，他能吃鱼吃肉，那就表明他是个阔佬。刚在茶楼里坐稳，女儿忽然跑来，直说不好了，不好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块擦嘴唇的猪油，让老鼠叼走了。

这大概是清末民初的坊间笑谈，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一部分人没落的同时，一部分人兴起。体现在财富的分配上，便是有人穷下去，有人富起来。但遗憾那时不提倡“越穷越光荣”，而是一穷便坍台，便掉价，便失去社会地位，在那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甚至“笑贫不笑娼”的旧社会里，更有无地自容之感。

于是，那些暴富和徒穷的人们，形成两个极端，刚刚富起来的人。由于早先穷过，甚至穷得叮当响过，现在发财了，唯恐别人不知其富，便拼命摆阔。而才不久穷下去的人。尽管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建筑。过去曾经富过的精神状态，还来不及变化，特别羞于承认一个穷字。于是努力装阔。

摆阔是有的可摆，装阔却是无的可装，因而装阔比摆阔还要痛苦。孔乙己宁肯挨打，也不愿脱下他那身长衫，其心态怕也是彻底的穷。因为一旦穿上短衫，便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无疑。他穿长衫，未必说明他在装阔，但他害怕被人看作是穷汉，一定要“之乎者也”，偏要做一个读书人，也是讳言一个穷字。旧社会，穷人是读不起书的，读得起书，就不是穷人。《红楼梦》里的荣国府，王熙风串通鸳鸯，把贾母成箱的铜锡器皿押到当铺里去，表面上还在那儿轰轰烈烈，可大家心里明白，早是一匹“瘦死了的骆驼”，那种装阔的情景当然很具讽刺意味的。

摆阔又何尝是件快乐的事呢?因为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品德素养、精神面貌，并不会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而马上发生变化的。外省有钱人在巴黎人的眼里，不过是有钱的土老帽而已，巴尔扎克在这方面有过精彩的描绘。此公政治上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很痛心那辉煌岁月的逝去。他惋惜过，不经过三代以上的熏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贵族。所以他笔下的这些资本主义暴发户，尽管穿上了燕尾服，戴上了大礼帽，进入上流社会，但行为举止，仍旧无法摆脱昨天的小市民、乡巴佬的本色，出洋相，闹笑话，而被世家子弟、贵妇名媛在背后窃笑不已。

中国也不例外，就在那位没落户用猪油抹嘴装阔的同时，有钱摆阔的暴发户，娶姨太太，认干女儿，捧女戏子，狎交际花。盖不中不西的房子，买不古不今的玩意儿。当绅董，打桌球，结名流，吃大菜，酸文假醋，附庸风雅，恨不能扯住所有人的耳朵，告诉说：“我有钱，我是富翁!”这两者的表现，都是和一个穷字联系着的。

其实，你发你的财好了，完全用不着满世界叫嚷的。因此这类穷过的富了，要摆阔；富过的穷了，要装阔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很奇怪的穷人心理。所以，每当在大街上，在商场里，在电影院，在公共场合，看到那些手持大哥大的款爷或者款妞，一定要招摇过市。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他(她)有这个玩意儿，便不禁记起那个往嘴上抹猪油的笑话。

笑话是很古老了，但却能使人产生很多联想。

【岳定勇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5月16日／张滨图《精品男士》】

流风余韵　作者：王　晖

吴敬梓下笔尖刻。小说中人物多不可爱，唯有那位在春暮夏初，天气渐暖时节，着莺背色夹纱直裰，手摇诗扇，脚踏丝履，面如傅粉，眼若点漆。温恭尔雅，飘然有神仙之概的天长杜十七老爷杜慎卿身上，尚能见到些许风流儒雅的士人形象。

《儒林外史》里凡与他有关的文字，读来都赏心悦目，当然，最堪咀嚼神往的还推杜慎卿乘金陵客寓佛寺牡丹盛开之机，邀请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来寺中宴谈一幕——

那天的下酒菜虽只摆了清清疏疏几个盘子，盛的却是正当时令的江南鲥鱼与樱、笋；饮的酒。则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杜慎卿和客人传杯换盏，吃到午后。接着，上了猪油饺饵、鸭肉烧卖、鹅油酥和软香糕四款点心。众人吃了，又喝了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再继续饮酒，边听家佣吹笛子，唱李太白《清平调》。这一次，直吃到月上时分。月光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又有一树大绣球，好像一堆白雪。三个人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按说酒饮到这辰光，就此散去，亦无不可，孰料，文中又陡然升起一个优美而令人难忘的小高潮：

“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仗，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焊焊叭叭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硝黄的烟气还缭绕酒席左右……”初读这一段。只当是吴敬梓运动神来之笔，为杜慎卿这风流才子出场而特意铺排的烘云托月场面。及至读扫叶山房本《西厢记》，见金圣叹在《拷艳》一章开篇处，追索旧时霖雨之日，与友客住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竟然如排山倒海般历数出人生三十三个至乐之时刻来，其一日：“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人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方明晓这场面并非是作家苦心孤诣的创造，而是明末清初聚宴中确实存在的一种醒酒助兴之娱乐方式。

选择何种娱乐方式。固然与个人性情、习惯与文化教养有关。其中也极易窥见社会的时风流俗。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的文化随着经济一起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西风东渐。一些洋娱乐方式被世人视为追崇的时尚，日渐普及，许多古老而优美的传统娱乐方式反而委顿不振了。驾着私家车去上班、乘着飞机去谈生意、坐着磁悬浮列车去观光的现代人，休闲时更愿选择到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上挥杆击球，在四季恒温的空调室内结对打桥牌，沿着静谧的公园林间小道漫步遛狗……却很少会选择于深宅幽院围桌而坐拍昆曲，适适然陶醉于哼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种蕴蓄丰厚古文化修养的娱乐方式：或品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般清淡闲适的人生真趣了。在酒酣食饱之后，他们也更多是去卡拉OK包间曼歌一曲。是进彩灯闪烁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或是坐在铺着绒地毯和装置人造喷泉的茶楼里，边用手机谈商务，边灌上一肚子甜咸酸辣混杂的茶水以消醺祛酡。却再不会想到去享受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之时，焊焊叭叭地燃放一串祁门小炮仗来醒酒的这种充满世俗热闹。于铺张中尽显生命元气的乐趣了。而那大大小小的城市于环保、防火起见。——实行“不准随时随地燃放鞭炮烟花”的“禁放”政策。无疑也是对这种娱乐方式传承延续的一种客观遏抑。

自然，凡事皆有例外，记得那年初夏。和安徽省一些版画家去大别山中始营初建的风景区天堂寨观摩版画创作草图，抵达当晚，雨微风酥，风景区管委会在我们人住的宾松大酒店设宴接风。豪爽的主人为了彰显人气。一桌桌酒席就在大厅排开，上的是皖西著名的“十大海”——由大海碗满盛大块的红烧猪肉、红烧鱼、红烧鸡、红烧鸭、炒时蔬等十道菜组成的宴席，系当地最隆重的待客程式。临到上第四道菜红烧肉圆子时。餐厅门口忽然响起了劈劈叭叭的鞭炮声，随之，无数碎红纸屑夹杂着盈鼻硫磺之香飘进大厅，原来。依地方习俗。伴随着这碗红烧肉圆子上桌，必须燃放鞭炮——一俟主人说破，满屋诧异的客人都大笑起来，厅内欢悦气氛瞬间升至极顶。

坦率地说，那晚的菜肴味道，委实难让人恭维；可那晚的鞭炮声，确是好听极了，至今。还时常在我耳边回响。真美，这残留在荒村野寨的流风余韵。

【马 静荐自《合肥晚报》2007年4月2日／云哲图】

天价三题　作者：朽　木

一盒月饼上万元，一件衬衫几万元。一朵玫瑰几千元……这几年，随着价格放开，一些天价消费应运而生。你敢漫天要价，我敢攀比跟进。东边日出西边雨。商品世界混沌沌。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这天价可张狂了。你不是非要掏钱消费吗。你不是难得一百年不遇呜，你不是照顾脸面照顾排场吗，好，“呼哧”一刀砍将上来，快得有时你连脖子都来不及缩一下眼睛都来不及眨巴一下，钱袋就瘪了。

天价坑人。自不待言，一如过街老鼠。这些年，媒体上总见曝光，物价、市场、消费等监管部门也狠抓典型维权。可以相信。随着人们的商品知识愈益丰富，市场机制愈益健全，这类“宰客快刀”会渐失市场。

怕就怕大宗的天价，怕就怕要命的天价!比如这药。人食五谷杂粮，便有七病八灾。生病寻医吃药，人之常情，人之常识。但这年头，人们越来越怕看医生进医院了。悬壶济世者还有多少?或者准确地说，手中持“刀”去宰病人的有多少?真是说不清。

不久前的消息：有个地方搞了一回“阳光采购”药品，网上限价并聘药品专家做“主谈判官”。这么一搞，弄出蹊跷：竟有千余“新药”97％是变脸而来。而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药价虚高得让人晕透，“同一药品价格竟相差253倍”!

当然要考虑这是报价因素。报价者，仅仅是报出唱出价钱也。漫天要价，还有个就地还钱呢。253倍只是理论上“要”的，不代表实价。但要得离谱，总算天价一路吧。

有暗的天价。有明的天价，有的天价姓私(私营业主所为)，有的天价姓公(国有商家所为)。还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天价。能宰得你彻底没脾气。举手投降，能恨得你牙痒但无处发泄。只好打碎门牙肚里咽。

这便是垄断行业的天价。有的是明显的，秃头上的虱子：有的是暗里的。让你算不清账。大多数消费者因为外行，还真的说不出人家天价的子丑寅卯。有的因其垄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总之也赚了个天价。比如这些年的手机双向收费问题，比如电话座机的月租费问题，比如这电费到底成本多少问题。比如这人民币银行卡境内跨行查询费问题，摊到每人每户头上，不多，但一户一户加起来。就海了去了。全国有好几亿手机用户，攒起来。就是一个人家赚了天价的大窟窿。好在老百姓虽不知内幕算不清楚。但有些情况是藏也藏不住的。这便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照我看，那“明火执仗”的，那“单打独斗”的中小散户之类的天价，好办。有关部门一声令下，便可秋风扫落叶，打得他落花流水；怕就怕，那些打着“公办”、“官方”旗号的这“老虎”那“老虎”的天价，要治他们，那可要费神了，但办法总会有的，只要你肯用心去办。

【兰小英荐自《江南时报》2007年5月15日／李崇武图】

官员整容为哪般　作者：潘多拉

据《羊城晚报》2007年4月20日报道，一名著名的整容医生透露，“为塑造更亲民的形象，内地官员整容成风”。他们多数进行割眼袋、除皱纹等手术。这名医生认为，官员整容数量增加是好事，这说明他们的个人形象意识正在逐步增加，“内地官场讲究人脉和背景，但拥有年轻或英俊的脸庞，对其仕途也有帮助。”

几年前，媒体曾报道过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取悦情妇而割双眼皮的故事。那时官员整容之事十分罕见。所以很多人对成克杰割双眼皮感到很不理解，觉得一个快60岁的男人跑到医院去整容，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大可不必。而今，仅仅几年之后，官员整容就“蔚然成风”了，而且其目的一是为了“塑造更亲民的形象”，二是为了“对仕途有帮助”。如此时尚流转，意味着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呢?

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说，医生希望病人多。律师希望官司多，建筑商希望火灾多，棺材商希望死人多，那么对整容医生而言，“内地官员整容成风”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由于官员整容之风与整容医生的利益紧密相关，所以，“为塑造更亲民的形象”云云，更像是一则整容医疗广告，当不得真。《广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得好：“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他能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算他黑如包公，老百姓也会打心眼里喜欢他：相反，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他心贪无比，四处伸手捞钱，凡事先把自己的碗舀足，就算他貌若潘安，老百姓也会把他当瘟神看。”

至于官员整容“对仕途有帮助”，我看也是要打个问号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官员大多相貌堂堂、气宇轩昂，但他们究竟是原本就生得一副“官相”，因而在仕途上走得更快更顺呢，还是当官之后因环境浸润而养成了一副“官相”，不能一概而论。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宁夏考察时指出，抓好换届工作要全面贯彻德才兼备的原则，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总书记强调要“格外关注”、“多加留意”和“不能亏待”的三种干部，并不包括那些为了追求个人的光鲜形象而“不惜挨刀”的干部，如果严格按照上述三个标准选任干部，某些官员脸上、眼袋上的刀恐怕算是白挨了……

要言之，官员整容如果成风，其危害有二。第一。整容是典型的高消费，据说香港著名影星刘某某、张某某为使青春永驻。每年打“羊胎盘素”要花58万元，官员如果整容成风、成瘾。则无异于掉进了一个高消费的无底洞，凭他们的正常收入势必无法支撑。鉴于很多贪官都有从购置豪宅、打高尔夫球、包养情妇等高消费开始走向腐败的经历，那么整容也可能成为一些官员步入腐败邪路的起点，成为他们从小腐败走向大腐败的催化剂。

第二。官员整容有违诚信道德。在西方国家。公共官员一般连头发都不敢染黑，更别说去整容了。几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被怀疑将自己灰色的鬓角染成了深褐色，其“可信度”随之遭到质疑，舆论认为，“一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了证明自己的鬓角没有染过，专门打了一场官司。他的美容师到法庭作证，说总理从不染发。反观我们这里，官员改小年龄、“攻读”博士、数字造假、虚假宣传、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早已不是新闻。那么更有理由担心，一个官员既然可以通过整容手术把自己“变”得更年轻英俊，那么，只要能把自己“变”得英明伟大、光彩照人，他还有什么手段不惮于使用呢?

在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官员整容可谓有百弊而罕有一利。此风断不可长，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对此应当予以足够的警惕。

【冯国伟荐自《济南时报》2007年4月27日／张滨图】

一目了然　作者：李　冬

嘱　咐

家长在高考前对孩子的嘱咐可谓异彩纷呈：

农民：争取跳出农门，为祖宗争光。

工人：上个名牌，以后出国自己当老板。

商人：放心，我不信考不上还买不上。

领导：给我离分数线近点，托人时我好说话。

……

“力度”是什么?

报纸、电视上经常看到、听到某某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力度的概念如何解释和界定呢?窃以为，出现“执法力度”的部门或单位，要么是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要么就是失职。显然，有加大力度，就有力度不到位的现实。力度其实是在“逗法律玩儿”。

弱势群体

如今“弱势群体”一词频见于报刊。这一“群体”有些便是工人、农民。

解放前，他们曾经是“弱势群体”。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工会、农会，跟一切压迫他们的强势力做斗争，他们由弱势群体变成了强势群体。

我呼吁：让他们不再成为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柱石。

哪里出了毛病?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法院是维护正义的地方，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这些都是非赢利性机构。可随便翻翻报纸、看看电视，读不起书、打不起官司、看不起病的新闻屡见不鲜。这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两则启事

在同一墙上贴着两则启事

一、寻人启事……提供线索者，重谢500元，将其送回者，重谢千元。

二、寻狗启事……(附5幅狗的彩照)提供线索者，酬金1000元，将其送回者，酬金5000元。

恫吓的变异

解放前，大人说：“鬼子来了!”小孩就不哭了；解放后。妈妈说：“老虎来了!”小孩就不闹了；现在说：“警察来了!”小孩立刻噤声。“文革”时说：“不老实拉你批斗!”对方立马低头认罪；现在领导说“不好好干活就下岗!”职工顿时无话可说；村干部说：“不交钱就抓你去政府!”不服的农民都乖乖地交了钱。

“炒”的妙用

瓜子靠炒有了诱人味道；股市靠炒有了股民欢笑；明星靠炒有了绯闻小报；产品靠炒有了名优称号：电影靠炒有了票房钞票；招商靠炒有了开发热潮：公仆靠炒有了廉政风暴；工厂靠炒有了减员增效：农民被炒，有了没地的烦恼……

第一感觉

看到体育明星的第一感觉：浑身是伤的人。

看到男歌星的第一感觉：口袋里有很多钱的男人。

看到女歌星的第一感觉：拥有众多男朋友的女人。

看到政府官员的第一感觉：他难道不是贪官吗?

看到商人的第一感觉：奸诈的人。

看到学生的第一感觉：被摧残的人。

晏子车夫新论

一日，晏子车夫之妻看到车内的晏子神情谦和，而丈夫却神情很骄横。车夫回到家里，妻子劝道：“晏子。一国之相，平易近人；君，相之车夫，令人畏惧。您还是改改吧!”车夫道：“你懂啥，晏相整天面对国君。所以神情谦和；我整天面对着求晏相办事的人。当然骄横啦。再说，我要改了，谁还给咱送钱送物呢?笨女人!”

呐喊—沉默—效仿

对坏人坏事。通常有三种态度。

呐喊——不平则鸣，恨不得诛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无济于事。

沉默——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效仿——上行下效，你能做，我就不能做吗?没抓住是英雄。被抓住是狗熊。

最可怕的是一个人经历这三种演变。

新　闻

很多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没做看起来很正常、很普通，可是一旦把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成了新闻。

浮　夸

方——揉就圆。

圆——捏就扁。

嘴巴——比钢铁硬，

事实——比面团软。

成绩——刻意虚构。

经验——潜心杜撰。

报忧——轻描淡写，

报喜——浓抹重染……

招工广告解读

一、月薪300—1000元。(肯定是300元)

二、不加班。(12小时工作制)

三、有提成。(12小时外的计件工资)

四、有假期。(没有订单，全厂放假，工钱暂扣)

抓　赌

夜深，四治安民警从围城撤出，忽闻民宅中仍有麻将之声。“这么晚了，我都熬不住了，还在赌。”

翌日，《晨报》刊出最新快报：某所冶安民警不畏辛苦。昨深夜巡逻抓获赌徒若干。为净化社会空气做出了贡献云云。

就这么简单

悬挂有“热烈”字样的横幅，就热烈了。

贴上“已消毒”的标签，就卫生了。

公交车喷上绿色漆。就环保了。

重要人物出场讲话，就重视了。

领导握一下群众的手，就关怀了。

如此解放思想

某贫困县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县委书记带领一批乡镇党委书记去发达地区取经。到达目的地后。县委书记为选择什么样的宾馆住宿而犹豫不决。一党委书记见状，积极献言：“还是住高档宾馆好，虽然咱们穷，但要穷得有志气，别让发达地区的人看不起我们。”县委书记一听，很是高兴，笑道：“对，对，这才是真的解放思想。”

说　明

看了一场晚会。说明提高了文化生活。

演了一部戏，说明成了艺术家。

爬了一座高山，说明征服了世界。

听了一回报告。说明提高了政治素质。

逮住一个贪官。说明反腐力度很大。

举办一次运动会。说明我们国力增强了。

写下了这篇小文，说明我已成了作家。

位　子

过去，一般人当不了官却十分看重酒席上的位子，倘若被排错了位子，轻则拂袖而去，重则掀桌子闹事。现在人们在酒场上都很谦虚，有位子你推我让，没坐定就拉扯得出了汗。而在官场只要有个空位子，不论平时多“铁”，也要明争暗斗，闹个你死我活。

【钟应平荐自《健康生活报》2007年3月／苏凝图】

他们何尝愿意安分守己　作者：林贤治

与其在故乡贫困地活着。不如抛弃故乡而赢得自由、幸福的生存——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最实际的道理。

我不禁暗自吃惊于这个结论。然而，不管如何深爱着故乡，也无法推翻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好在农民们都是生活的忠实儿女，无须恪守任何教条。只要周围有一个缺口。他们就会充满幻想。充满活力，邀呼着聚集着喧哗着从故乡出发。向陌生的都市前进。

看一眼矗立乡野的大风车。或是盘挂悬崖的行人道。可以知道农民所具有的非凡的想象和冒险精神。所谓“保守”、“狭隘”之说，实际上是历代统治者用绳索将他们束缚了以后所强加的结论。

他们何尝愿意安分守己?知识分子往往以“安贫乐道”称指“小农”的文化心理，殊不知。这正是封建时代他们自身在分得权门一杯羹以后，对劳力者的道德说教，与挣扎着生活的农民是不相干的。农民即使“安贫”，乃系不得已；“乐道”也是自嘲。

在他们的名字中。除了阿狗阿猫，尚有不少叫作阿福阿运阿改阿变之类，便可窥知他们意欲扭转命运而不能的世代相传的痛苦情结。

农民以和平的方式改变命运的历史性尝试已经开始，这实在是很应该鼓舞祝贺的。然而。我们所见的是：农民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最后仍不免潮水般地退返乡村，在不断地潮汐往返之间，于是。乡村中最精锐的力量，最强壮的血液补给了城市，城市愈发年轻。而农村愈发贫瘠。

纠缠的社会问题，如何是我可以述说明白的呢?以我的能力。实在是只配弄风月一类文字的。比如故乡。便是很好的题材。只是即今写来。笔底总得沾带一些耳目所及的不如意的事情，不复有“静夜思”般的清怨。我已经自觉。“精神还乡”是一种奢侈：而表示同情于“离乡”。也不过“忏悔贵族”的心情罢了。

【黄竹淋荐自《平民的信使》作家出版社出版】

当权力在手　作者：龙应台

龙应台女士简介

龙应台，湖南衡江人，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堪萨斯州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执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著有《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人在欧洲》《孩子你慢慢来》《魂牵》《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百年思索》等二十余种。

我是一个有笔的人。笔，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针砭时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诱引，定夺毁誉。做为政务官的三年三个月三天期间。我封笔不作，停止评论。不是因为行程太忙，而是对权力另有思索。开始整顿二二八纪念馆的管理制度时，像打翻了一个蜂窝一样。攻诘与批斗铺天盖地而来，语言激烈，声势凶猛，社论、评论、专栏、投书，在特定的报刊上一篇接着一篇出现，甚至结集出书。充满了政治的党同伐异。

这种斗争的语言使我想起当年《野火集》所引来的国民党报刊的集中围剿，唯一的差异是，当年被国民党指控为“独派”，现在则被另一群人指控为“统派”。我不作声，闷头做事。但是当“龙应台是文化希特勒”这样的大字标题出现时，我开始问自己：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文明社会应容忍的底线?龙应台，你是不是应该把笔从“鞘”中拿出。把是非说个清楚?

精疲力尽回到官舍，总是午夜时分；打开电视，又是唇枪舌战烟硝滚滚。媒体记者臧否政治人物，学者专家论断行政官员，行政官员反驳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评天下事物，每一个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权力。关掉。这样张牙舞爪的权力。使我不安。

权力可生可死

每一种权力都有它本来的目的。政务官负责政策的擘划，事务官负责政策的执行，民意代表负责审查。媒体记者负责监督，知识分子用知识和笔作时代的眼光。这五种人手里都掌握了一个东西，叫做权力，但是每一种权力作用不一。

政务官的权力在于理念的实践，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为手中拥有权杖，全部都可以变成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总统和县市长都是政务官。他说。河边应该有一个音乐厅，河边就有一个音乐厅；他说，古迹应该全面保存，古迹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说，锁国开始，国家的大门就哑然关闭；他说，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烟尘中轰然倒下。这种“点石成金”的权力是任何建树的必要条件。但同时蕴藏着破坏和毁灭的能量。海珊(萨达姆)把国家带到灭亡的深渊，布什把国家拓展成武装的世界警长。都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它可载可覆。可生可死。

事务官的权力在于执法，政策和法规透过事务官的实际操作才发生效力。手中握着法规，他决定发不发给建筑执照，通不通过环境评估；他起草的公文、盖下的印章，决定他所服务的社会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是否聪慧，能活泼解释死板的条文?他是否具执行力，能贯彻政策的初衷?要窥探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测量这个国家事务官聪慧和执行力的程度。事务官手中的权力行使适当，国家机器运转顺畅，就是国泰民安。事务官滥用权力，就成为荼毒生灵的恶吏。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质把关者

司马迁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约之势”践踏折磨。以至于读书人“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吏”治清明与否。其实是国家祸福的指标。民意代表的权力，透过预算以及法案的审查。体现在对于官吏施政的监督。预算编列符合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预算执行符合不符合预算的编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现实，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没有远见。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须定夺的地方。他的权力不在于空谈国是。漫天批判。而锁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焦点领域：检验政务官提出的施政蓝图。秋毫明察，锱铢必较。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质的把关者。民意代表如果失职，推出的法规制度可以祸国殃民。通过的施政预算可以劳民伤财；民意代表如果滥权。官商可以需索无度。国事可以空转虚耗。民意代表的权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务官不敢无识，事务官不敢无能，法规不容偏颇。施政不许懈怠。这样的权力是为智者设计的。如果民意代表的监督权力限制在_二个小而关键的焦点——预算和法案。那么媒体的权力领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谈国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实的根据。

一个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体权力可以大到左右国家前途，形塑社会价值。决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就一个英雄或者毁掉一个偶像。这种权力被扭曲、被操纵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开始腐蚀的时候。真和假，是与非，崇高或可耻的标准一旦颠倒混淆，几代人的努力都可能变成虚无，又要从零开始，可是谁不知道：不断地从零开始是绝不可能累积成文明的。

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和见识取得指点江山的权力。知识使他懂得多。见识使他想得深看得远，下笔如千军万马，人们屏息倾听。国家有难、局势有变的时候，他的言论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灯，他的行为可以做为人们仰望的典范。在乱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与当权者抗衡较劲。比春秋长短。知识分子手中有笔，笔就是权力。当他的笔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乱世危邦的客观环境不许。还是自己的无知无能与堕落?

权大责小与责大权小

权大责小，造就虚伪怠惰的政务官；责大权小，培养推诿避过的事务官。

相较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记者、知识分子都是掌有权力的人。细究之下，每一种权力都很可怕，它可以兴邦，可以覆邦，影响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来。掌权的人对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权力——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界限、权力的责任——是否深思过呢?

谁有权力，谁就要负责任；谁的权力越大。谁就要负越大的责任。权大责小，造就虚伪怠惰的政务官：责大权小，培养推诿避过的事务官。

博物馆馆长可不可以开古董店?

民意代表该不该行使媒体的权力——经营媒体，或者在媒体主持政治节目?不可以。问题有两重，一是球员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体的监督对象，自己怎么监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禄得自人民，所占的位子是谓公器，自己的工作时间、所搜集的资料、所得来的讯息、所聘用的人员。所过手的一张纸一枝笔一枚针。都应该百分之百用在预算和法案的审查上。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因为媒体而得来的用在与媒体无关的事情上，都是一种公器的私用与滥用。

博物馆馆长不能开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回避，是权力行使的前提。政务官该不该使用知识分子——作家的权力?不应该。一旦“下海”成为政务官，就应该是各方检验批评的对象。政务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辩护应该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实践的权力，被批评时又想同时拥有知识分子的言论利器，岂不等于既是驰骋场上的球员。又要做吹哨子论断成败的裁判?

施政者掌有知识分子没有的权力，就是使理念成真；知识分子拥有施政者没有的权力，就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知识分子可以进入官场取得实践权。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场后行使言论权，但是同时要拥有两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权力。是不诚实的。民主是责任政治，掌什么权力就负什么责任。政务官事务官有职责，民意代表、媒体、知识分子有言责，两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我的笔，不能出鞘。

【王坤平荐自《龙应台杂文精品》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洪琥图】

人真的很脏　作者：艺应台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景绘形的异色想象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盘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蒙蒙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做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i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做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值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斐尔·威拉出的钱!拉斐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 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工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28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里，拉米雷斯不曾“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养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惟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罗焕祺荐自《我的不安》海南出版社出版】

幸福就是……　作者：龙应台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瞻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惶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丁丁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15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晶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4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采薇荐自《大学人文·第3辑》／庞彦图】

《红楼梦》是直面人生的泣血之作　作者：桂向明

不久前，我从《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8期读到流沙河先生的《一部红楼饭碗多》，此公试图探讨《红楼梦》的写作旨趣，最后结语是，“他在写书时绝对不察觉是在纸上埋藏饭碗，只是心想着‘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罢了。然而这句话我觉得仍是托词。当不得真。真实的原因是雪芹老哥人到中年自思，‘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感到来日茫茫，加之眼前‘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寒暑难熬，饔殆未继，使他烦闷不堪，只好回避现实，投身人《红楼梦》的写作，追思那失去的富贵乐园，咀嚼当初那些男男女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以及种种可喜可爱可悲可叹之事，这样他才快活。”“说这位老哥写书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目的是批判什么弘扬什么，我不相信。一部书中是是非非当然会有，但非下笔前的动机，乃是书成后的效果。”把话说白了，曹公写《红楼梦》无非是消愁解闷，跟着感觉走，过把瘾而已。

其实，小说第一回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日《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敦敏作诗赠他：“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一代奇才用“满纸荒唐言”和“一把辛酸泪”惊醒我辈凡夫俗子。期待读者透过儿女情正视十二钗们一个个进了“薄命司”，能不怒火中烧。为千红一哭。与万艳同悲!

两百多年来。只有鲁迅先生回应了曹公：“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他又说宝玉“爱博而心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大凡真正的作家无一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因为“创作根源于爱”。如果仅仅咀嚼一己的小小悲欢，也不是全无意义，但不成格局，无大作为。

曹雪芹立意通过贾府由兴而衰揭示封建末世颓败的结局，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脂砚斋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接连写了三条批语，触目惊心：

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

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

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

而最见锋芒的乃是柳湘莲对宝玉评说宁国府的一句话：“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宁国府如此，荣国府又怎样呢?贾蓉自揭家丑，他对众丫头发话：“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账。那一件瞒了我!”他侃侃而谈。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老实说，写到这些过节，雪芹老哥还能“快活”起来吗?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忘不了宝玉执笔的《芙蓉女儿诔》，王蒙曾说雪芹借此一吐胸中愤懑不平之气。在写诔文前。宝玉已经有一番考虑：“诔文挽词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可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这篇《芙蓉诔》是献给女奴隶晴雯的，从晴雯被撵病故到毁棺，秉性柔弱的宝二爷怒发冲冠，在祭文中矛头直指告密者袭人和连害两条人命的生身母亲，这是何等大胆的叛逆宣言!是回避现实，还是直面人生，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宝玉把天恩和祖德抛在一边，与封建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决裂，撒手而去。鲁迅奚落高鹗：“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高鹗毕竟不是曹雪芹。

早在乾嘉年间，有一位学人深刻指出：“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时一把辛酸泪也。”不知流沙河前辈以为如何?

【马静荐自《大公报》2007年1月12日】

平和　作者：王　蒙

□　生活不是单一的，情绪也不是单一的。欢乐和痛苦，压抑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常常交织在一起。

□　喜悦。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它是翅膀，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

□　高兴，这是一种具体的，被看得到摸得到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是容易来也容易去的，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别人不高兴的事。让我们说一件最容易做也最令人高兴的事吧，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我还要说这是每个人的义务。

□　欢欣，这是一种青春、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是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弥漫的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又是大雨以后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远久得多的回味……

□　笑也是一种生命力。

□　快乐。这是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它几乎是先验的，它来自生命本身的活力，来自宇宙、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丰富、绚丽、阅大、悠久的体现。快乐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掉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

□　善良与爱心便是一个健全的人格的重要表现。而恶的泛滥，多半是一种病态、变态，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既折磨自身也扰乱旁人扰乱社会的疾患，是一种病变细胞。

□　一个人能承认自己精神上有某些毛病，这说明他的病正在好转，有了大好转，因为自省与自我批判乃是健康心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　身心健康的时候，容易作出正确的选择，比较有效率，做任何事情容易到位，尤其是比较能看到自己的失误并随时加以调整。

□　健康是生命本身的最自然最本初的状态和趋向。一株草，一只鸟，一条鱼，都要求自身的健康而不是病态。不是歪曲，不是过早的破灭。

□　心理健康的标准第一是基本的善良。第二是明朗，第三是理性与自我控制。

□　痴人多烦恼，妄人多烦恼，野心家多烦恼。

□　完全没有理想是可悲的，但要执著于某种先天就带有缺陷，至少是比较幼稚的理想。然后变得偏执，甚至把理想当成一种自我欣赏，一种自恋，一种膨胀以至疯狂，那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后果。

□　对寂寞的敏感有时也许是一种软弱。

□　对父母尽心最满足，给孩子服务最甘甜。给老伴尽心最福气，给朋友帮忙最得意。

□　珍惜你的有生之年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事、每一次说话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流汗的机会。

□　文以清心。

□　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少一点斗狠使气。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

□　善良是一种智慧，一种远见，一种自信，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精神的平安。一种以逸待劳的沉稳。一种文化，一种快乐，一种乐观。

□　善良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人的。它属于人，它属于历史属于文明属于理性属于科学。它属于更文明更高尚更发展的良好的人。它属于更文明更民主更发展更富强的社会。

□　小孩子是善良的，真正参透了人生与世界的强大的人也是善良的，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不善良。

□　凶恶是无所不为的。凶恶因而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善良是有所不为的。善良的武器比凶恶少得多。善良常常败在凶恶手下。

□　凶恶每“战胜”一次善良就把自己压缩了一次，因为它宣告了自己的丑恶。善良每败于凶恶一次，就把自己弘扬一次，因为它宣扬了自己的光明。

【水云间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5月1日／庞彦图】

早茶闲话　作者：闲　话

“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

——有人这样调侃某些领导班子成员

“没能力危害祖国，没理由背离人民。没资本好逸恶劳，没本事损人利己，没机会见利忘义，没胆量违法乱纪，没钞票骄奢淫逸，只好愚昧无知了!”

——有人这样说百姓愚昧

“满城散发小广告，游商小贩胡乱叫，宠物随地大小便，小车停泊盲人道，人家悲哀他大笑，打听问道没礼貌。”

——城市人的“眼中钉”

“不读书不看报，上了舞台瞎胡闹，下了舞台数钞票，数完钞票睡大觉，睡完大觉把绯闻造，造了绯闻再辟谣，辟不了谣就把娱记告。”

——有人对娱乐圈里走红的“星”总结出的特点

“替百姓做事不贪钱的：替百姓做事贪钱的；不做事也不贪钱的；不做事而贪钱的。”

——百姓对干部的好坏以此序排

“做官是一张纸。做人是一辈子；金钱是一张纸，健康是一辈子；夫妻是一张纸，感情是一辈子；荣誉是一张纸。朋友是一辈子。”

——孰轻孰重，自己掂量

早上喝酒不能多，今天还有好几桌；中午喝酒不能醉，因为下午要开会；晚上喝酒不能倒。免得老婆到处找。

——某人谈喝酒的原则

实际上养路费并非用来养路，而是养人。

一位记者撰文披露“养路费”的实质

“民以食为天”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问题了。

——现代人吃饭花上百元不嫌贵，但买书花十几元就觉得很心疼 84％的老人不会使用手机接发短信息。55％不会使用电脑上网，72％不会使用街头提款机提取小额钞票。

——一项针对5万名65岁老人的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急需“科技关怀”

“我想如果把看到的那些楼盘名称好好罗列一下，我一定能拼出一幅大概的美国地图来。”

——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谈国内楼盘名称的取法时说

“习惯后，就到二版找我吧。”

——重庆在全国首开先例，腾出党报一版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引起反响。市委书记汪洋不无幽默地说

“仅有1％的人愿做工人。”

——一项对4000户居民入户调查结果显示

“医院是一个使人终于把命看得比钱更重要的地方。”

——所以有些医院趁机向患者多收钱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把学生当成了生物，让生物生长：别的大学似乎把学生当成了矿物，让矿物定型。”

——英国人如此解释牛津和剑桥让他们自豪的原因

“当我们透过经济适用房的镜子来看中国房市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适用房是不是只是和穷人幽默了一把而已?谁来称称这个一点不好笑的玩笑的技术含量和责任含量呢?”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既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隐语与誓言，又流淌着巫术意味的谩骂和诅咒，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无论民意沸腾还是官调铿锵，房地产市场依然我行我素，“涨”声不断。一位市民如此评价

“这费那费，该废都要废。”

——某报纸一篇文章标题

“怀揣两块，胸怀500万!”

——彩民的愿景

“男人像包子，好东西在里面；女人像汉堡包，好东西都露在外面。但现在汉堡包可比包子贵多了!”

——时人如此比喻男人和女人

“中文很难，但是很酷，人们会因为你会说中文而觉得你很厉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对中文产生兴趣，一位10岁的小学生詹姆斯表示

“男人总是美化别人的老婆来折磨自己；女人总用永不停歇的保养来欺骗自己；少年总是故作叛逆来作践自己。”

——人这一辈子

“真是死不起人了!”

——南京殡仪馆骨灰盒最高卖7.8万元，很多普通市民反映殡葬用品价格太高了，特别是骨灰盒和墓地价格昂贵，有市民甚至表示墓价远超房价

“30岁以前，我们积累学历：60岁以前，我们积累经历：90岁以前，我们积累病历。”

——人生三部曲

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某些地区的官僚作风

五十年代“五大三粗”的男人是：饭量大，力气大，嗓门大，拳头大，脚板大；胳膊粗，声音粗，肉皮儿粗。七十年代“五大三粗”的男人是：脑袋大，贡献大，脾气大，年纪大，牢骚大；感情粗，心思粗，做事粗。九十年代“五大三粗”的男人是：排场大，胆子大，面子大，房子大，大哥大；语言粗，品位粗，链子粗。二十一世纪“五大三粗”的男人是：学问大，架子大，规矩大，门路大，精神头大；腰腹粗，脖子粗，喘气粗。

——各年代对“五大三粗”的诠释

大学毕业生要找的只是一个工作，而不是职业，更不是事业。

——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大学生就业高峰论坛上。专家们均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时应当放低自身期望值，做好从蓝领、灰领干起的心理准备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没有天才，美国的天才只不过是喜欢退学而已。也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天才，中国的有些天才除了考分高，基本上什么都不会。

——一个留学生在看到中国人在拼命上哈佛时说

中国人太多了，13亿人。你藏在这么多人里头，怎样才能引起别人注意?一个老板要请人，两个应聘者能力差不多。那他一定会选那个长得比较好看的。

——一位整容师如此解释为何中国流行整容热。

铁饭碗的真正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

——一个网络上流传的帖子

只要有人对你说他忙，就等于向你宣布你对他不重要。

——一位大哥这样告诉小妹

有些华人连买菜也要开名贵轿车，打扮得像贵妇，实在没有必要，皮包内更不应放太多现金。

——美国核桃市议员林恩成表示，“炫耀财富”使海外华人成为匪徒眼中的“大肥羊”

女人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只抱着嫁个好男人然后靠着他的念头，年老色衰的时候。必然要为怎样拴住他而努力。

——这与“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的道理一样

20岁的男人什么都没有；20岁的女孩什么都有：40岁的男人什么都有；40岁的女人什么都没有了。

——男女未必平等

“效益好就涨工资，效益不好就涨价。”

——垄断行业的经营之道

“如果你的邻居总是扒着你家的门缝往里窥视，还总在喊： 1 【2】

“恬笔伦纸”辨　作者：钟叔河

《千字文》说“恬笔伦纸”，蒙恬造笔和蔡伦造纸从此得到普遍承认，秦始皇的将军和东汉时的太监也从此登上了文化名人的宝座。《千字文》成书于宋，其实宋时便有位马永成，著了部笔记《懒真子》，对此提出了质疑：“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

这一问问得好。本来嘛，蒙恬是秦时人，如果笔到秦时才造出来，秦以前经史百家的文字又怎能书之竹帛，流传至秦，焚都焚不尽呢?

《懒真子》还举出了不少先秦时的证据，如《尔雅》曰“不律谓之笔”，《曲礼》曰“史栽笔”，孔子“绝笔于获麟”，庄子描写“舐笔和墨”……结论是“古非无笔”，毛笔非蒙恬所造。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接下去又说，蒙恬虽然不是笔的发明人，用兔毛制笔却是从蒙恬开始的，理由是“《毛颖传》备载之”，这就明显不时了。

蔡伦造纸之说出于《后汉书》，其实《后汉书》也只说，蔡伦由小黄门(小太监)做到尚方令(总管太监)后，监督管理过宫中应用器物(包括纸)的制造事务。所云“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者，只能是专业造纸的工匠，决不可能是自幼即被阉割如今身居高位的蔡伦。事实不过是由蔡伦呈进的一批纸张特别好，“帝善其能”，予以奖励。“蔡侯纸”就这样出名了。

至于蒙恬造笔，根本就于史无据。《史记》历述蒙氏三世为秦将。始皇命恬破齐国，逐戎狄，筑长城，修驰道，都言之凿凿，而无一语言及造笔，只说“恬尝书狱典文学”。不过是少年时的一种历练。而秦法繁苛，书狱者众，难道都得等这位将门之子造出笔再来“书”么?

蒙恬后五百多年，张华写《博物志》，才说“蒙恬造笔”，《志》中其他内容，如说“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则化为青真珠”之类，多不可信。但因为蒙恬是名人。蔡伦也是名人(太监中名人不少，赵高、郑和、刘瑾、魏忠贤、李莲英皆是也)，后人便将笔和纸的发明权归之于他们，此皆“名人效应”。去事实甚远。

《懒真子》不信蒙恬后五百年张华的《博物志》，坚持“古非无笔”，却相信蒙恬后一千年韩愈的《毛颖传》。但《毛颖传》压根儿就是一篇寓言体的游戏文章，“毛颖”就是一只毛笔头。文章假托秦始皇命蒙恬伐楚。军过中山(历史上并无其事。只因中山之地多兔，兔毛制笔，故如此写)，“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于章毫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聚而束缚”意思便是扎紧兔毛制成笔头)。秦始皇遂封毛颖为管城子，命其掌书记，常侍左右，呼为中书君。后颖年老发秃，始皇嬉笑日：“吾尝谓君中书君，而今不中书耶?”(“不中书”即“写不出好字了”之意。)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是大名人，《毛颖传》亦是篇好作品，此文一出，“管城子”和“中书君”便成了毛笔的别名，直至如今。但游戏文章毕竟不能充历史文献，《懒真子》作者却奉假为真，对之五体投地。居然将《毛颖传》“备载”的当成史实，将自己原有的一点质疑精神完全缴了械。

民智未开之时，群众惯于吹捧名人，膜拜偶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他们。总希望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人间的业绩也总往他们名下挂。小炉匠奉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都不过是偶像制造和膜拜的表现罢了。

轮车、舟楫和锄犁，都是追求文明进步的多少代人不断创改的成果，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伟大人物灵机一动“造”出来的。笔和纸也一样，也决不会是谁和谁的发明。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中发现的毛笔。杆用竹管，一寸多长的笔头全用兔毫，西汉时的麻纸，近年来也多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这都是蒙恬和蔡伦之前的制成品，是否定“恬笔伦纸”的铁证。

话虽如此说，但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膜拜偶像上了瘾也难以戒除。如果有人硬要相信“恬笔伦纸”，正如硬要相信三宝太监用木头造得出比巡洋舰还大的船，比哥伦布还先发现美洲，也只能由他吧。

【杨兴文荐自《文汇报》2007年4月23日／宋德禄图】

官癖　作者：吴　昊

明朝时候，一位太守，死在任上。阴魂不散，每日黎明，衙门点卯，他必乌纱束带，打扮整齐，坐在堂上。吏役叩头，微笑点头，接受礼拜。太阳一出，就消失了。到了雍正年间，一位姓乔的太守来此上任。衙门里的人将此事告诉他，乔太守说：“此有官癖者也，身虽死，不知其死故尔。”第二天，不等死鬼来，乔太守就坐在了大堂上。死鬼远远而来，一见大堂上已经有人，于是非常沮丧，长吁一声，悄然而去，从此不再来。

上述故事，出自清袁枚《新齐谐》一书。有人评论说，这个故事，对于那些禄位已失而又恋恋不舍的官癖来说。是个辛辣的讽刺。

诚然，死后仍然留恋官位，固然可以称其为官癖，引人发笑。但比起那些为了争官、跑官、买官、保官而不择手段、不惜一切的活人来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算得了什么呢?而且这个死鬼官癖尚有几分可爱，他不过是要南面而坐，享受一下差役们的礼拜，不干其他坏事。而且当他见到真的太守一来，即隐身而去，而为了争官保官。更有过之者，却可举出一大串：易牙烹子，邓通吮痈，吴起杀妻，董贤献身，王佑认父，严嵩媚上，袁世凯钻营……其中还有两个人，读者大多不理会，其实是很值得一提的：

一个是武则天时的庐江人郭弘霸，此人是个书生，在御史衙门当差。御史大夫魏元忠生病了，许多官员都去看望，众人离去时，郭弘霸托故留下来，对一脸病容的顶头上司魏元忠说：看一看便液，即知病之轻重。魏元忠不肯，无奈郭弘霸再三请求，魏只好撒了一泡尿。郭弘霸端着尿，看了半天，仍说不出究竟，于是提出要喝上一口尝尝滋味。魏元忠见此，疑窦顿生。极力劝阻，可是郭弘霸已经把尿喝入口。品味再三，徐徐咽下，兴高采烈地说：“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当愈。”(《新唐书》5911页)郭弘霸本想以此博取上司的欢心。谁知魏元忠早已看透了郭弘霸的用心。非但不领他的情，反而在朝臣中揭露了他的丑态，让众人耻笑、鄙薄。

另一个是唐中宗李显时的窦怀贞。陕西西安人，也是个书生。中宗继位之初。朝中由韦皇后专权。一次过年的时候，中宗在宫中设宴招待近臣，窦怀贞即在其中，酒酣之际，中宗突然对窦怀贞说：“闻卿久无伉俪。朕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窦怀贞一时间被这突如其来的“恩宠”弄得不知所以，“但唯唯拜谢”。片刻之后，宫中的内侍引出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却以扇子遮面的妇人，窦怀贞面对“新人”，一面与她互相行礼。一面猜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没等他弄明白，大礼已完，新人换下衣服。从屏后款款走出，众人一看。哄堂大笑：原来是韦皇后的“蛮婢”出身。又老又丑的奶妈，窦怀贞抬头看着这个老太太，一种被捉弄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满堂的哄笑声又使他顿时清醒过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韦皇后对自己的青睐。立刻作出欣欣然、乐陶陶的欢喜相。接受了这个“老伴”。从此以后，窦怀贞和韦皇后攀上了亲戚，十分得意。当时人们都把老妻少夫的人称为“阿”，窦怀贞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和韦皇后的这种特殊关系，每次朝见或进奉奏章时，总要自作多情地自称为“皇后阿”，时人见其如此无耻，皆戏称他为“国”。窦怀贞竟“欣欣然有自负之色”。后，韦失势，窦怀贞立刻“斩妻献首”，宣布与韦皇后断绝关系。窦怀贞同时还是太平公主的“傍肩”，后太平公主谋反失败。贞“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新唐书》4100页)。这个官癖的下场，十分可悲。

袁枚笔下的死鬼官癖，比起郭弘霸、窦怀贞之流，比起邓通、易牙、袁世凯之类，比起现如今的某些活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厘米荐自《记者观察》2007年第9期／付强圈】

史家胸襟　作者：李恩柱

现在人们提及陈寅恪教授的时候，称他为国学大师或史学大师，对其广博的学问称颂不已，尤其对那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感怀至极。人们有时还思考能不能超越这位史上很少见的“教授的教授”。实际上。这种思索没有多大用处。“超越”云云。坐在书房里发些空洞的议论，是很轻松的事，真正实行起来，就绝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手头有一则表现陈寅恪教授风骨的材料，是一个日本人对陈寅恪教授治学精神的感怀。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那本书中。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温说：“日本之于陈先生，固为祖国之仇敌，亦父亲之大仇。然而先生战中著述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几次言及日人论著，于兹已可确知先生并不以种族弃学，不以入仇岐视文字。近代科学之本质存于学术之普遍性，不以人种、信条有差别。又存于其独立性，虽有如政治、宗教之绝大权威亦不得干犯。先生体验得此种近代学术精神而服膺实行，终身不替，尤使人景仰。”池田温所说的“日本之于陈先生，固为祖国之仇敌，亦父亲之大仇”，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寅恪教授的父亲陈三立先生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此事就散原老人而言。自然表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对后辈来说，这种家仇国恨是刻骨铭心的。陈寅恪本人自此也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到处漂泊。

从来空谈易，实处难。所谓空谈，满嘴大话，夸夸其谈，口出狂言为其一；事不干己，放言高论，瓜葛相连则患得患失为其二。夸夸其谈之类的空谈自然可以祸国害民。言必他人之类的空谈则可以使世风奇诡，虚假崇高盛行，倘若波及学术，则会为各种研究注入低俗之气。北齐的魏收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这种治学态度，哪里谈得上客观公正?人称《魏书》为“秽史”未必公正，周一良先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学年论文，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可惜魏收的名字仍然不怎么响亮。“秽史”一说，直至于今。个中的许多缘由，世人不妨思忖一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句子，人们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政治胸怀，实际上很多事都应如此。假如学术研究以个人心情为准绳，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是客观的呢?内心的羁绊不挣脱，怎么会有独立精神呢!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7年5月10日】

绚美的落霞　作者：彦　火

冰心紧跟她的小老弟萧乾走了，为世纪末的中国大地留下了一个大写的感叹号!套王蒙的话说：“她在九十九岁的高龄仙去了。此前不久，钱钟书与萧乾也相继去世。依靠旧中国出来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壮门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今天和今后，谁能与这些大家相比拟，谁是我们新中国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大文人呢?”

王蒙从新旧中国的划分看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不妨从新1日文化来看看老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风格。记得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在挽联中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就会承认20世纪的中国，确实产生了一群承继中国传统美德而又创造了新文化山河的大知识分子。冰心、钱钟书、萧乾都属于这种知识分子。20世纪的中国，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文化生态环境相当恶劣，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冰心、钱钟书、萧乾等老一代知识分子，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高洁，不卖身求荣或为虎作伥，不充当整人的器具或愚弄百姓的傀儡：世道艰难。不管是压力还是诱惑，都不能改变他们对同胞人类的爱心和对文学文化的真诚。他们从不称霸，从不嫉贤妒能，从无“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今天的许多年轻学人大不相同。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们无论身处顺境或是逆境，总是不忘人间关怀，仁爱之心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名声之增大而消失。他们是一代有文化成就的人，更是一代有道德有正义感的人。我期望他们所代表的品学兼优的文化时代永远不会终结。

我们说“冰心的风范”，所以用“风范”二字，也正是冰心这一名字充分反映品学兼优、文品人品双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与精神创造境界。冰心的才华过人，十九岁步入文坛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并创造出女性诗歌散文的极致。她的散文影响了这个世纪近八十个年头，其文字的优美典雅少有人可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天赋之才，却格外谦卑仁厚，她永远像孩子那样纯真，对入永远那么信赖、那么关爱，

有人把冰心比作这个世纪的净土。并非虚言。作为这一云谲波诡的世纪，在中国大地更是翻江倒海、沙尘滚滚、泥沙俱下，有谁不沾上不同程度的血腥味和风尘味?可是冰心却遇混浊而不合流，始终洁身自爱并爱他人，独立不移，“质本洁来还洁去”。中国人的文品与人品本是两码事，冰心是这两者永恒的结晶品，她与她的作品都传达一个共同的信息：一切只为着爱。在这个人格分裂的冷漠年代，她却保持了人格的完整，并终身不倦地播放爱的芬芳，以抚慰无数受伤的心灵。饱经苦难的中国是需要这种芬芳和这块净土的。

冰心后期写的一篇散文：《霞》，可视为冰心晚年心境的写照。其中有一段冰心对“生命完结”的看法，令人寻思：“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她的人品诗品文品，就像炫丽绚美的霞彩，也将永不止息地在今世与后世的人们心中闪烁。

【闲话荐自《美文》2007年第蝴／庞 彦图】

某“资深编辑”审稿意见选　作者：陈　超

《诗经》，编者孔丘

此诗歌选集中的部分作品内容健康。技艺精纯。特别是“雅”、“颂”二编。歌颂了祖国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记述了老一辈志士仁人建功立业的风云历史。上口易记，适合青少年搞集体庆祝活动时朗诵。

但细读全书。我们也发现了重大问题：“国风”一编。多系各地土风民谣。虽局部反映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及情感，但语多偏激，缺乏认识生活本质的辨证眼光。如《硕鼠》、《伐檀》、《七月》等诗，充满嫉富妒财的陈腐观念，或是将社会中的支流放大成主流。只看见黑暗，看不见光明和信心，不明白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此外，《式微》《击鼓》《陟岵》等，宣扬了个人主义思想，忽视了一个公民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这些民谣，在粥桌上说说倒也罢了，若编成书出版，还要名日“诗歌总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对青少年形成误导。

“国风”中有许多情歌，情思浓烈，直率大胆，但手法陈旧。清贫者之间的爱情，恐不合眼下图书主要购买者白领们的趣味。

我们曾电传编者孔丘一份目录，建议只出版“雅”“颂”二辑。改名为《神州颂》。他回件是“去他妈”。故原稿退奉之。

《逍遥游及其他》，作者庄周

在近年的自然来稿中。此书的作者是颇有才华的。但可惜他缺乏货真价实的思想，天上地下，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也不知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行文逻辑混乱，说理不清，都是绕脖子话。这样的稿子，若投一家文艺出版社还可理解，可作者偏偏要投我社之哲学编辑室。这不是拿我们开涮么?

我们已去信鼓励庄周，他有才华。今后可多写散文诗。哲学岂是外行能弄的?书稿另邮退奉。

《离骚》，作者屈平

这部长诗之作者是一被放逐的高层干部。长诗文采斐然、情真意切。但谁能说情真意切就一定是好作品?国家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允许摸索、允许失误，买双鞋还得试试哩。作者犯了急躁病，满腔怨言；别人都不明白，就他屈平门儿清?长诗还充满个人主义情绪，反复表达自己的情操的高洁，对祖国对老百姓的热爱。这是一种激进的道德理想主义，膨胀的自我标榜。全诗还夹枪带棒，将反对过他的领导干部视为腐败的群小。

全诗隐喻成系统。意象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可惜立意不正确。浪掷了才华。考虑到屈平的名气。建议由总编亲自写信婉退。

《史记》，作者司马子长

必须承认。此书作者有广博的学问修养。在“本纪”、“世家”、“列传”中涉及的人物。个个神采飞扬，呼之欲出。但慎重考虑，毛病就出在“呼之欲出”上。历史著作要求作者对历史、文化、经济有高度的概括力，要有可靠的论据。正确的历史观，冷静客观的笔法。按此要求，《史记》是失败的著作。失败在混淆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据说作者是“发愤著书”，历史书可是“发愤”著出来的?再说，个人撰写历史著作也不合规矩，应由国家组织政治上可靠的学人搭班子才成。

此书中充满行为细节和对话。作者怎么知道先人怎做怎说?分明是小说的笔法。本社曾建议作者将改编权卖与香港片商。拍成打斗片、宫廷剧。我们可代为联系。不意丫惊得差点丢翻，喃喃低语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记得这就是“货殖列传”上的词儿，气煞俺们了。稿件不退，通知丫的自己来取!

《李太白文集》，作者李白

李太白其人无论在官方诗坛还是民间诗界均威名赫赫，对其诗集要及时发排，好赶上第×届全国书市。但审阅中发现问题不少。先是看到几首歌赞自个儿昏饮逃世，放浪纵酒的诗，精神颓废，有一种“爱谁谁”的“新新人类”意识。接下去又发现了许多正面肯定地描绘刺客、悍侠等恐怖分子的作品。又又发现了一些宣扬求仙学道之玄说的迷信作品。又又又发现了一些教导人功名事业上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的消极作品。又又又又发现了一些盲目否定战争。分不清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区别的糊涂思想的作品……又又又又又发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盛名赫赫的诗人，竟写过如此多携妓游乐的低级趣味作品!我们不禁要问：李白，你究竟能不能为伟大的时代而歌唱?!

以上这些内容。不是不能写，而是你以什么眼光来写。我们不反对真实地反映生活(况且，这些内容确实是许多读者爱看的)，但生活分为正极生活和负极生活，诗人应以批判的眼光写生活与生命状态的消极面。应痛惜自己的堕落，无情地解剖自己，以为后来者戒。

我建议，这部诗集中积极向上的部分作品编入一本多人合集。作者占头栏头题。余下部分诗篇，拟请作者来社与编辑共同商议删改加工，补上“浪子回头，痛定思痛”的内容后，专出一集名日《惊回首，金不换》，改为参加全国社教普法类书展。

《红楼梦》，作者曹霑

此书无疑是部精英前卫的文学作品，但对多数读者亦有可感性。虽内容驳杂，但立意较为深远。诸般好处，无须俺置喙。书中有多处性事描写，但主要人物的性事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当然也有一些对鸡鸣狗盗之徒的性描写。但用笔减省，尚未出圈。考虑到作品需要味精，可以保留。

为精益求精打出我社之拳头产品，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其一，全书叙述语型模式不够统一，一会儿新写实主义，一会儿象征主义，一会儿跨文体写作，一会儿后现代拼贴……干脆删掉后三种类型的书写，一根筋新写实主义贯穿到底。其二，全书前八十回叙述节奏拖沓缓慢。影响了主题的突出，情节也不够跌宕起伏。后四十回倒紧凑多了，悬念、扣子一嘟噜一嘟噜的，且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据说是一叫高兰墅的人续写的，待调查)。故建议压缩前八十回。如作者不同意就让他一边凉快去，我们找高兰墅重写。要知道，眼下读者要的是一看就懂的写实休闲体，要的是快节奏。

【刘畅荐自《美文》2007年第4期／毕克官图《自残》】

与某君书　作者：刘大枫

某君：

恭喜你!只因为一句话，你一下子就成名人了!

知道吗?关于你的事，好多报纸都登了。说你们县里那一百多名农民工。讨要工资两年无结果，最后跑到市里去反映：为劝解农民工回县，你作为副县长，便立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但时隔一年有余，工钱的事却仍然没有影，记者采访你，你回答：“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副县长老弟(估计你小我几岁，料想能接受这个称呼)，你可知道，你不经意的一句“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绝对堪称经典，足以“感动中国”啊!信誓旦旦，权当儿戏，蒙骗之中，又见坦白，你呀你呀叫人说你什么好?你我素昧平生，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实在是因为心潮汹涌，不吐不快啊!

老弟你太可爱了!可爱就可爱在坦白。你未必不知，如今有的人，正是所谓“乡愿”，外表忠厚谨慎，实为欺世盗名，应该当真却偏不当真，本不当真却又像很当真，蒙骗他人。忽悠百姓，包括许下各种“承诺”，其态度万般诚恳，其言词掷地有声，能把人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甚至流眼泪，但一转脸，就给你来个不认账，或用慢功夫，把人拖得终于泄了气，这轻诺寡信食言自肥的一手，玩得熟极了。不过，这其中也有“潜规则”，即有些事情“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如用承诺来蒙骗，就属于可做不可说。你看那些惯于蒙骗忽悠者，有哪个会承认当初就是要蒙骗忽悠人呢?面对质问，哪怕发毒誓，他们也还会说当初实实在在地是真心，至于何以说了不算数，自然又会有一大堆客观原因和理由。可是副县长老弟，你呢，竟如此坦白，居然承认当初就是假承诺。承认对承诺根本没当真。好比无赖说“我就是无赖”，流氓说“我就是流氓”，相对那种始终伪装的正人君子，这不就是可爱吗?再想到那些假承诺，尽管有时也令人生疑。但毕竟蒙着一层伪善的面纱，叫人仍存一丝温馨的幻想。而你，如今终于捅破了这层纸，公开承认承诺就是为骗人，不啻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蒙骗防忽悠教育课。你的功劳大大，因而也就更加可爱了!

但是，从另一面说，老弟你又太可恨了!可恨就可恨在蒙骗。其实你本无权从县财政为企业支付欠款，这且不说；只说你不想解决问题。却又郑重承诺，代表政府形象，却似不良商家，如此翻云覆雨，忽悠百姓。可还有一点为官之德，可还讲一点天地良心?承诺即如誓言。说了就得兑现，依普世价值，此乃必须信守的做人标准，我们的老祖宗，就讲“一诺千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你可好，别说口头，就连白纸黑字，都敢视同儿戏，公然说不必当真，如此突破道德操守的底线。你也忒大胆了!我要是法官，就判你个“煽动缺德罪”。狠狠打上几十板!试想人皆若汝，还有啥事情能够当真，还有何神圣不可亵渎?诚信荡然，人际之间还怎么打交道，整个社会还是否能运转?就说你自己，既然书面承诺都不当真，说话没法让人信，那么别说当官面对老百姓，就是在老婆孩子眼里，你还算个啥?

话再说回来，副县长老弟，我其实也挺同情你。以承诺为权宜之计，或许也有你的苦衷：不作承诺吧，没法把农民工哄回去，上级面前，更交代不了；践诺守信吧，又不是你一个副县长就能说了算。而且承诺不当真，你也非始作俑者，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年有些人的好多“承诺”，什么不贪污不作弊不乱收费不卖假货等等，都是只见开花儿不见果儿，有的人也许比你更可恨。可是，谁叫你为了乌纱。竟大包大揽，乱拍胸脯呢?谁叫你面对记者，竟心安理得，一语惊人呢?如果说当时迫不得已，那么后来的“祸从口出”，可就全怪你自己，已经不把蒙骗忽悠当回事了。现在你名扬遐迩，成为众矢之的，还说什么呢?别怨天尤人，“正确对待群众”吧，蒙骗忽悠，终非正路，记住这个教训。

止笔。恭请

好自为之

你的不曾谋面的朋友

2007年3月某日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7年4月14日】

人云龙的研究成果　作者：侯国平

公孙胜，号一清先生，蓟州人氏，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大郎。又因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都称他为入云龙。

就是这么个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上了梁山后。很快得到宋大哥的提拔重用，让他当了掌管机密军师，负责梁山大寨的思想理论工作。入云龙不负重望。潜心研究，很快就硕果累累。一年下来，他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其中一篇《为下岗叫一声好》，还得了大奖。文章中说，要改革，就会有牺牲。这个牺牲就是下岗工人，任何人也无法取代，这是下岗工人的集体光荣和历史使命。

宋大哥说，入云龙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前沿，为千百万下岗工人寻找到了光荣。比那个胖头歌星瞎哼哼重头再来要好多啦。智多星吴用也说，入云龙的理论研究。为上级领导制订规划、出台政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比黑旋风李逵那两把板斧强多了。

这不，众好汉自打聚义梁山后，人也多了，车也多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好局面。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修了大马路取名为好汉路，金沙滩上盖了一百零八层的梁山大厦，还修了个占地千亩的大广场取名叫招安广场，比郑州市新城区的政府广场还气派。

问题接着也来了，什么问题呢?阮小二说，梁山的天也不蓝了，水也有点浑了。过去一网能打一百斤鱼，现在连十斤也打不了，还都是小家伙。阮小五说，这都是环境污染造成的。渐渐地。环境污染成了梁山好汉口中最热门的话题。

公孙胜从好汉们最关心的问题人手。紧紧围绕环保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他走遍了梁山的每一个村落。召开座谈会上百次，搜集意见二十多本。然后苦思冥想。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梁山的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自行车造成的。

公孙胜的理论文章在《梁山快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玉麒麟卢俊义说，公孙大郎从理论上厘清了梁山环境污染的根源，为梁山泊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打下了坚实基础。

梁山大寨很快就出台了治理环境污染的红头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开始征收污染治理费，为了鼓励头领们上下班乘坐小汽车。决定给头领们发乘车补贴。并严格规定，以后的城市建设道路，只修机动车道路，越宽越好，不再修自行车道。

公孙胜一下子成名了，人们都说他是理论家。梁山电视台请他去做专访，记者问他，公孙先生最近在忙什么?公孙胜说，他正在写一篇反腐败的理论文章。记者又问，能不能像春晚那样，先爆点料。公孙胜说。他研究反腐败工作已经几十年了，题目就是《要理性地看待腐败问题》。

公孙胜说。梁山好汉有腐败现象，这不奇怪，东京高像那厮比咱更腐败，大名府的梁中书也腐败。这叫大哥不说三哥，都是这模样。由此可见，腐败到处都有，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难题。记者问，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公孙胜说。根据本人几十年精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腐败这东西是个癌细胞，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并不会因为你是梁山好汉。就不找你的事。一旦得了这种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治好的，要吃药，要打针，要化疗。所以我们对待腐败要像对待病人一样，要多呵护、少责备，多关心、少批评。更不能打骂，要理性地对待腐败问题。

公孙胜的电话谈话，同样在梁山大地激起强烈反响，及时雨宋江对此高度重视，给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公孙大郎的理论研究，又上了新台阶。为梁山的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

过去梁山好汉，提起腐败都痛心痰首。现在要说起腐败都十分平静。阮小二说，公孙大郎叮咛咱要理性地看待腐败，咱还有啥好说的呢?

【马静荐自《汕尾日报》2007年3月28日】

祸心五条　作者：苏中杰

有些谚语，是劝人避祸的。而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揭露他人害人之心的。我们可称这类谚语为祸心谚语。偶得五条，依次记之如下。

1、与人不好，劝人娶小

对有些小暴发户，要想让其破家败业的话，不是找强盗偷他抢他。那太费事，而且犯法。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娶小老婆。说你现在不得了，家业兴盛，有房有财有车，日子过得那么甜，应该甜上加甜才好呀。你看某某女子，年轻漂亮，对你有意，干脆娶过来得了。人生在世，图了个啥呀。哪个小暴发户面对女色不上套的?于是便金屋藏娇或纳妾。这要大笔钱财，况且小妾的开销不菲，几乎是个难填满的洞。而要是不用钱填，哪来的欢快?这是败家之始。更要命的是，妻妾不合，常有纷争，往往闹得鸡犬不宁，弄不好还暗害你，让你破财后又伤心烦心又提着心，没有多少精力创业。要不了几年，就家破业败了。

这是对小暴发户而言的，大暴发户，特别是官商一体的暴发户养二奶三奶是个什么结果。则一句话说不清了。

2、要人破产，诱人抽烟(大烟) 这个问题谁都看得透，再说几句可能都是废话。可是，问题在于能不能挡得住，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很有理性的人都被摧垮了。人总是有好奇心、尝试欲和享受欲的，经不住诱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人的鼓动下。在享受欲的扩张下，实在憋不住了。就试一次。但只要试一次，就会试两次。当在飘飘欲仙中进入另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之后，三次四次。无数次地试下去。此时要想止住烟瘾，别说用十二头牛来拉，鬼神来了都没用。有多少钱。就往里填吧，把银行里的银子取光后，就卖地卖房，没地没房，最后卖老婆。唉，全是人性之弱点所致。

3、与人有仇，劝人装修

近些年，要是恨哪个人，报复他的办法不是找哥儿们揍他，打得让他脱层皮。而是让他为自家搞装修。哎，我说大哥，你这套房子真好啊，可惜装修差了些。你听兄弟的话，略花几个钱重新装修一下，我敢说那个新的生活环境能让你和你媳妇活得更年轻。让孩子更聪明。钱?我给你设计一下，最多两万就拿下来了。当你动了心进入施工后，他的报复就成功了。你就进入没有任何诚信的黑市，享受颇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价格迷宫、材质迷宫、等次迷宫，工艺迷宫，其诡千端，其诈万般，让你防不胜防。先是任商家宰割，多花几倍的钱买各种材料。规格、质量，品牌你不懂，商家想如何忽悠你，就如何忽悠你。原计划2万，最后花4万!而且让你忙得睡不好，吃不好，费尽心，跑断腿，累断腰。而装修工还偷工减料。倒卖你的材料。你被商家当成笨蛋来欺骗，剥下几层皮，而施工质量让你一看就伤心，而又不忍心扒掉。这要烦你多少年啊，比让他人打一次还难受。

4、废人才华，劝戴乌纱

小说家，诗人，学者，有的人很有才华，根据其创造潜能。从现在看以后，可以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有人嫉妒他，最好有效的办法不是贬低和压制他的才华，更不是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些只能使他争气，以顽强的拼搏迈向辉煌。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当官。在中国，官，是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吸引力多大啊，所谓淡泊以明志。多半是假的。所以，只要引诱或纵容，没有几个不上钩的，而且使足手段往上爬。只要一心想当官。暂且不管能不能当上，才华就毁去一半。如果当上官，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当上官，那可就要全毁了。为保住官，为再升官，肚子里就要灌满黑水，腰骨就要断。眼睛就要偏，心智就要浑。灵魂就要阴。这样的人，能写出好小说吗?能写出好诗吗?能研究出什么成果吗?只是让中国多个庸官或贪官，而少个文化人才和科学人才。

5、要人灭亡，教人疯狂

权者势者，不可一世之时，最容易无限地自我膨胀，怀着邪恶，肆无忌惮地践踏任何促进人类进步的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和社会规则。从而让自己坠入万丈深渊。远的，如商纣始皇。墨索里尼希特勒不是这样吗?其臣下劝其作恶的言论几乎都是一个内容：陛下如何伟大，陛下如何功高盖世，陛下如何受万民拥戴，陛下如何所向无敌，世界是您的，乾坤由您定，谁敢不归顺!近的如萨达姆，其臣下献给他的颂歌最多，什么“巴比伦雄狮”，“千古一帝”，“伊拉克人民的救星”，“伟大的民族英雄”，“阿拉伯世界的希望”。“中东的轴心”，“所向无敌的军事家”，等等。这样的颂歌，是萨达姆最爱听的，而他的宣传部长——博古通今的萨哈夫未必不知道这是把萨达姆往死路上送，但为了换取个人地位。也就投其所好，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唱给他听。萨达姆就越听越疯狂了，于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乱抓滥押，血腥镇压，完全不明白自己已让仇恨的怒火燃遍天下，自己已为自己准备好了绞索。所以说，灭萨达姆的人不是联军，而是教他疯狂的人!

【王翔字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5月4日／黎 青图】

一个秘书的诞生　作者：吴宝三

省里一个最大的厅局。新任一把手魏书记走马上任。他一个工作人员也没带。于是。许多人都瞄准秘书这个位子，这个推荐，那个说情。魏书记明确表态，许多大事等着办，秘书的事缓几个月再说。

魏书记能力水平是上上下下所公认的，他又是有名的大笔杆子。上任伊始，他没有急于听汇报，让人把办公室起草的工作会议文件，送到他那里。第二天，他将这些材料退回去，签批了意见：错别字太多，这样的文字材料实在看不下眼去，办公室应写一个书面检查。办公室主任看了批示，大惊失色，赶紧让综合科长起草一份检讨，以办公室的名义上报。魏书记批阅。检讨不错。但仍有错别字。主任坐不住了。让主管文秘的副主任又改写一遍。魏书记看后，没有签批，只是在一行文字的下面，画了一道粗杠。原来文中把公司“总经理”写成了“总理”。主任火了，召开办公室全体会，商议还得重写一份检讨。由谁来执笔?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推到了一个新毕业的李晓身上。这个大学生左右一看。官数他小，没法再推了。总不能推给清扫员吧?只好领命。李晓写得十分用心，打字后，从后往前一个字一个字校对。魏书记看后。在这个检讨上做了批示：写得很好。每项工作都应该有这样严谨的作风。至此，大家这才理解领导抓错别字的用意。

过了一阵子，组织部门研究配备秘书问题，魏书记说，我建议让检讨写得最好的那个大学生试试。消息不胫而走。不啻一声春雷炸响。春天里。一个秘书就这样诞生了。

【王行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2日／孙万帅图】

疑似良心缺失症　作者：吴书纯

最近，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反正我遇见什么事情时的第一反应总是跟过去不大一样。比如，过去我面对一个新提拔的干部。首先想的总是这个人一定很有才干：可现在面对一个新提拔的干部，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他的这个官说不准是拿钱买来的。

过去看影视剧的时候，一发现有新的女主角出现，我总是想她是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可如今面对影视剧里面孔陌生的女主角，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她可能是跟这部片的导演上过床。

过去在风景区看见年龄大的男人带着年轻漂亮的女子一起游玩。我一定会把他俩的关系看作是父女；可现在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个男的不是大款就是贪官，那个女人不是大款的小蜜就是贪官包养的二奶。

过去在网吧前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仗，我常常想的是，小孩子们真有意思，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可如今再看见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快跑。这里可能就会有命案发生。

过去上街的时候见到有人跪在路边乞讨，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八成是遭遇了天灾人祸，特值得同情；如今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个人准是乞讨专业户，说不定他的经济条件比我都好。

过去一听说某某领导有硕士或博士文凭，我立马就会肃然起敬；可如今一听说这事儿。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他的文凭十有八九是假的!

过去一听说单位领导要出国考察。我最先想到的是等领导出国回来。一定能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带回来；可如今一听说单位领导又要出国考察，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公款旅游!

过去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央视春节晚会。当听到有掌声在里边响起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可如今看央视春节晚会，见里边动不动就掌声如雷，这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这掌声准是事先录制好的。

过去看足球赛的时候，见到一个必进之球没进，这时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球员真没运气!可如今见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假球!

过去乘公交车上班，见着在车上掏钱包的小偷，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把小偷抓住；前几天我乘公交车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一个小偷在掏一位女士的钱包，可当小偷将钱包转移后被便衣警察抓住，便衣警察请我作证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没看见。

过去见着有人往高耸入云的大烟筒上爬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大烟筒堵了；可现在一见着有人爬大烟筒，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他多半是个干了一年活却没拿到工钱的农民工。

过去一见着有女孩被人称为小姐。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孩的出身一定很高贵；现在一见着有女孩被人称为小姐，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她不是按摩女就是个当“三陪”的。

过去到农贸市场上买白条鸡。我总是捡那又肥又大的买；可现在一见着又肥又大的白条鸡，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些鸡注水了!

过去一听到老婆在我耳边说我爱你，我总是激动不已；可就在昨天晚上，一听到老婆在我耳边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刚到手的工资怕是一分也保不住了!

也是在昨天晚上，老婆见我的反应不太对头，便不容分说就将我送进了医院。说实话，过去我患病看大夫，头脑中第一个闪过的词就是“救死扶伤”；这次我被送到医院后，当医生让我又是验血、又是验尿、又是拍片、又是做CT……没完没了地进行检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他们想“宰”我!于是，趁着老婆为我办理住院手续的工夫。我抬腿就想往出跑。谁知没跑出几步，就被大夫、护士和医院里的保安把我给按在了病床上。并强行为我注射了镇静剂。待药性发作、我也老实下来之后。一个天使般的女医生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根据科学仪器显示与专家会诊，你患的病叫疑似良心缺失症……”听到这儿，我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从此我的感觉便彻底麻木了……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7年第6期上半月／李二保图】

中国人，假文明！　作者：李　文

中国人没有梦，没有理想。最高理想是买间大房子、买辆漂亮车子，而非个人价值理想的实现。中国人的梦在于外在东西的实现。

中国人的忍耐性其实是个人极端自私的一种表现。为了保护自己，彻底做到明哲保身而不顾正义。缺乏爱心、仁义精神，好人与正义感在中国被认为是没有用、笨蛋或多管闲事。不会被表扬。反而为人耻笑。这是一种病态，所以好与坏在中国没有一定的标准。视对自己是否有利，随时浮动。

中国人重视头衔(也是虚荣的表现)，而西方重视个人的信誉。

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情绪化的，为了照顾他们脆弱和自卑的心灵，常常要自我调侃。自我贬低以寻求宽慰。

中国人做事时的连续性不够。没有激情，没有艺术家的想象力，没劲，如果别人做了有想象力的事，他们嗤之以“搞怪”。

大部分中国人墨守成规，缺少创造性，应变的能力差，做事非常死板，不讲效率，喜欢办公时间穷聊天，认为做多了会“吃亏”，所以“不吃亏”的哲学在中国非常普遍。

现在中国人是假文明，穿着西方名牌衣服、皮鞋，但脑子里是自私、冷漠、势利、贪婪、短视。请问这不是丑陋的中国人吗?究竟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什么?精神出路在哪里?令人深思!艺术可以代替宗教，艺术可以陶冶你，让你拥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只有多接触艺术，才是最佳药方。

中国的男人缺乏男子气概，很少有真正的男子汉和英雄，小男人多，缺乏理想、胆识和叛逆精神。青年人大多把好莱坞电影中的硬汉形象作为自己的偶像崇拜。而中国的男性演员，却没有真正的硬汉形象，要么是一群中年男人在演给以家庭作为工作地点的人们看的社会市井类的戏，要么是一群帅哥演着古装、爱情为一体的青春剧。

中国女性表面上经济独立了。但精神上还是希望依靠男人。西方人的婚姻要有爱作基础，但中国人的婚姻多数是只顾面子，向别人作交代，面子有了才开始慢慢培养爱。

在中国没有所谓的情人，只有情妇，情人是精神上的、柏拉图式的，就像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一辈子只是擦肩而过一次。却默默为对方付出一切。情人有高尚的情操，是有人格的。但在目前的中国，情人只是利用性来换取一切她想要的权利和物质。有性无爱，在精神上是完全被动的。提供肉体。无须精神上的爱。

【黄竹淋荐自《李文说理》法律出版社出版】

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作者：王东京

记得牛顿说过：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可以发现新定律。若把缤纷复杂的官场现象，化繁就简。做一些归纳与提炼，就会看到中国官场存在着三个带规律性的现象。笔者称其为“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先从现象观察，有个事实容易看得到：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经济人的本性所致。

所谓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可他对列车长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资产我统统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没虎豹之胆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挤官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年轻时实权越大升官越难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三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作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 1 【2】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　作者：李　辉

不知《时代》在1923年，为何没有把一代枭雄曹锟率先选为封面中国人物。

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国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入选未尝不可。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1923年6月6日。支持曹锟的四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率先向总统黎元洪发难，几天后，士兵、教员、警察也开始了向政府索要拖欠薪水的示威活动，本来就被内政外交诸多难题纠缠得焦头烂额的黎元洪，再次陷入了曹锟设置的困境之中。

黎元洪被威逼下台，逃离北京，曹锟自己则处心积虑想实现总统梦。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时代》上，并配发了他的照片。令人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与“贿选”丑闻联系一起的。该消息标题是《仍无总统》：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在背后积极活动。据说，他答应贿选，每个议员从5000至10000元不等。一家中国报纸报道说，决定接受这些贿赂的议员，是因为他们拿不到薪金，另外200名正派的议员则没有被收买。

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动荡，在1923年10月5日终于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戒备森严，在每票5000至1万元的诱惑下，议员们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幅充满希望的样子。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三个月前到天津)。他比应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5000大洋。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10月10日，早上7时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被装点得快乐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前醒目地竖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好奇。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但随即招致一片讨伐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在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之名却传至久远。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林纪平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4月27日／付 强图】

拉大剧　扯大剧　作者：英　英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戏曲《沙家浜》、《秦香莲》、《杨三姐告状》等等，纷纷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原本一两个小时的故事，如今能演好几个月了。这大概就叫“拉大剧”吧?如此一来，再加上胡编乱造、又臭又长。更有热闹可看了。这不，《燕赵都市报》裁文说，杨三姐后人要告新版电视剧侮辱先人人格了。你想啊。本来没多少故事，硬拉成几十集的大制作。凡此种种。不添油加醋搞点噱头，不让秦始皇之类的猛男成情种。不让杨三姐之类的名伶当妓女，能吸引人吗!感而作之。

拉大剧，扯大剧，你拉来，我扯去。

你拉情色秦始皇，我扯哭笑孟姜女。

你拉神探谒亡灵，我扯大爹泡小蜜。

拉大剧，扯大剧，古董里边觅新意。

不是戏而优则改。就是影而优则视。

小兵张嘎秦香莲，哪个不是老故事!

拉大剧，扯大剧。先拉正本再扯续。

一集拉成一百集，几米扯成几公里。

唱本不够好解决，西游西厢接着记!

拉大剧，扯大剧，你装腔来我作势。

男女老少皆有情，你亲我呀我抱你。

阿哥阿妹色迷迷，少爷少奶哭涕涕。

拉大剧，扯大剧。电视台里唱大戏。

今天唱的哪一出?慈禧改嫁汉武帝!

【韩玉乐荐自《家庭百科报》2007年4月27日／蒋跃新图】

房价之上　作者：吕志强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

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

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的路上

房价已被牵引

质落价涨

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

呕也，呕也，呕也

谁在呼唤。行情多长

挣钱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喂狼

一摞摞的钞票

就送到了银行

在房价沧桑中

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让房价降降!

【郝英子荐自《发展论坛》2007年4月20日摩二保图】

世象杂议（四则）　作者：杨孔翔

快中之快

规划没有变化快

建设没有拆迁快

修路没有毁路快

落实没有文件快

检查没有迎接快

务实没有造假快

做事没有汇报快

总结没有炒作快

事实没有谣言快

发展没有吹牛快

实干没有务虚快

学习没有攀比快

取经没有旅游快

问题没有掩饰快

行动没有口号快

成绩没有奖励快

环保没有污染快

治理没有罚款快

批评没有表扬快

执行没有扯皮快

时间没有浪费快

…………

广告之妙

精通运作广告

平凡立见奇效

顿时立竿见影

凡人瞬间出名

产品摇身名优

皆大欢喜创收

广告威力无比

屡屡创造奇迹

假冒伪劣出马

财源滚滚到家

广告分外轻松

只需金钱出笼

抛弃务实功夫

顷刻马到成功

广告不可思议

腐朽化作神奇

金钱魔力巨大

群星争相出马

逾越规矩造假

信马由缰发家

信口开河胡说

百姓尝尽苦果

…………

规则之潜

规则是盘好棋

人人平等博弈

规则如同天平

称出世事轻重

规则是片祥云

飘来吉祥声音

规则基因变异

潜规力大无比

规则做人做事

哪知违反常理

规则勇往直前

条条框框作难

规则思考计议

总是四处碰壁

规则处理问题

戏言不懂情理

规则遵守程序

孰知犯了大忌

规则胜算在握

竟然一败涂地

原因今非昔比

规则潜出魔力

…………

做事乱侃

干的好说不好

一切只会徒劳

干不好说的好

当然值得骄傲

没有干只会编

显示能力不凡

真干了没有说

蛮干没有收获

悠着干勤汇报

成绩绝对不小

不会干会总结

证明头脑灵活

假装干会圆滑

收获一定不差

很听话不用干

人才早日发现

干的好不听话

说再多也白搭

能汇报又听话

后备人才成了

一只猫说成虎

那是太有才了

…………

【王翔宇荐自《平民杂文》2007年4月15日】

感受“官场”　作者：王　蒙

1986年上任(任文化部长)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

有一次我去广东看望黄秋耘，黄秋耘毫不含糊地向我进言，说是“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人道主义与知我爱我友我如秋耘者也已经把我当成了爱身胜过(至少是可能胜过)爱理想爱人民的“位尊”者，岂不痛哉!我表示谨受教矣。想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到小羊宜宾胡同他的家，听他讲文坛各种难处，彼此说悄悄话，涸辙之鲫、相濡以沫，其可能性已经一去不复返啦。从黄的赠诗中，你已经感到了凉意。

张贤亮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说得确实粗鄙，但又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后来在写《季节》系列的时候，我调侃地说官欲如同性欲，你有，你想，并不特别地寒碜，但是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至少在我国)含蓄化。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那些粗俗的，不知羞耻的，肆无忌惮的，只考虑一己的满足而不考虑对公众的责任与自律的不择手段的跑官追官者，我觉得是太恶心了。

有一位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政协委员日：有三个三七开要明白，第一，个人努力与出现机遇；第二，个人能力资质与是否被承认；第三，为领导服务与为人民服务，都是三七开。前二者大多是事实，了解这一点有利于谦虚谨慎。第三句话，不太好听，更不准确，但有警示作用，有则注意改之，无则加勉。

【汪新才荐自《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出版】

事·理·法·情　作者：蔡铭泽

予曾为文，人生三种境界，所求各不相同。“世俗利禄”型，俯仰皆见，不难为也。“四大皆空”型，众人难企及，不必为也。唯“事业创新”型，人人可为而难为，最难将息，然不得不为也。

大抵“事业创新”者，或负责一单位。或开拓一事业，或带领一团队，常常处于公与私、上与下、内与外、长与短的矛盾中。审慎处理好这些矛盾，方能团结一致、事业成功。

处此境地，吾以为应依“事”、“理”、“法”、“隋”四字方针及顺序待人处事为佳。事者，客观存在之事实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这样，才能“一碗水端平”，不致亲疏轩轾、顾此失彼。如果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实为不智。理者，客观事实存在和发展之条理和规律也。循事辨理，以理服人，顺理成章，事半功倍。如果只办事，不辨理，意气用事，就会陷入“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窘境。法者，人们根据客观事物发展之常理所定法律规章也。有法必依，有章可循，依法办事，才能既遵国家法律，又守单位规章，事业必定成功。如果没有原则，独断专行，朝令夕改，就会众无依归，事业必致涣散无疑。情者，同事朋友之真情也。共同创业，真情难得，遵守法规，辅之以情。这样。才能凝聚人心，不致斤斤计较、离心离德。但情不可滥，如果只讲友情，以情惑法，就会任人唯亲，无法无天。

事、理、法、情，四者之中，依法办事，最为关键。依此而行，天地人和，风调雨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必然兴旺发达。

【汪新才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4月25日／姚金才图】

四十岁前该弄清的十件事　作者：卓　卓

1、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消灭”要当伟大人物的梦想。这种梦想有两大危害：一是让你无法心甘情愿地去做好手边的小事；二是让你总是对自己失望。

2、要认清一个事实：所谓生活，就是频繁与身边有限的几个人接触——上司、同事、伴侣、子女和邻居。你要集中精力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复杂不复杂与你无关。

3、不应该再为身边的问题而苦恼，不要再追问“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即使喝醉了也不要问1

4、不要再以幻想的方式排解暂时无法克服的坏情绪。记住，最佳选择是尽快遗忘。

5、要有勇气承认自己不勇敢、不聪明。这样面对别人的勇敢和聪明，你就能心平气和地欣赏。

6、自己肯定干不了的事，要学会有礼貌地说“不”。拖来拖去的结果是得罪别人，折磨自己。

7、人睡前不该对当天没有干好的事表示懊悔．而是要想着明天能把什么事干好。

8、默默地做一些好事，比如捐助失学儿童。无私奉献所造成的心理暗示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9、要养成每天获取新闻的习惯。不关心世界变化的人，很难真正地关心自己。

10、如果帮不了父母什么忙，要善于给他们承诺。大多数时候，承诺也足够让他们感到幸福了。

【岳定勇荐自《智慧城》2007年5月】

莫唱反调　作者：王嘉礼

莫让物欲把人心搞乱，莫让假货把名牌搞乱；

莫让红包把医德搞乱，莫让二奶把夫妻搞乱。

莫让短信把家庭搞乱，莫让明星把广告搞乱；

莫让暴利把楼市搞乱，莫让违章把交通搞乱。

莫让京骂把球场搞乱，莫让学校把收费搞乱；

莫让追星把神经搞乱，莫让对策把政策搞乱。

莫让溺爱把辈分搞乱，莫让关系把规程搞乱；

莫让文凭把能力搞乱，莫让陋习把市容搞乱。

莫让私利把诚信搞乱，莫让网络把童真搞乱；

莫让浮躁把生活搞乱，莫让垄断把竞争搞乱。

莫让作弊把优劣搞乱，莫让人祸把生态搞乱；

莫让收入把差别搞乱，莫让权钱把官场稿乱。

莫让这些乱坑民祸国，腐朽的世风岂容重现；

莫让这些乱破坏和谐，和谐的中国民心向善。

【周军字荐自《北京京晚报》2007年5月20日／商海春图】

马季的人生体会　作者：鲁晓纾　刘元东

马季65岁那年，谈到他对人生的体会，可以浓缩为“1、2、3、4、5”这五个数字。

一是一个中心。健康是人生的中心。人就好比是竖着写的“1”，你的才华、财富、家庭等等其他东西都是站在这个“1”后面的，如果“1”一倒，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二是两个基本点。生活中要活得糊涂一点．活得潇洒一点，遇事儿不能太认真，不能想不开。

三是三个忘记。一是要忘记年龄。自己年龄大了，不要老想着。二是要忘记疾病。老年人带点病是必然的，别老过分地惦记着，成了自个儿的负担。三是忘掉积怨。人工作了一辈子，和同事、朋友之间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年纪大了就应该把这些忘掉。

四是要有四个“老”。一个是要有个老伴儿。还要有一个老友。人到老年了，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朋友，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跟他讲，不在心里憋着。第三，要有“老底儿”。我们一定要从日常收入当中攒一点“老底儿”。第四，就是要有个“老窝儿”。“老窝儿”，就是自个儿的家。

五是五个做到。第一个要“笑”。第二要“跳”。第三要“唠”。第四要“俏”。穿衣服是给自己看的，自己舒服，觉得好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别在乎别人的评论。最后一点是要“掉”。有些干部退了下来，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儿。这就是架子没掉下来，如果把自己掉在老百姓这个水平上，再看什么，心里都会平衡……

【冯国伟荐自《北方时报》2007年4月11日／清河鱼图】

最高境界　作者：一雁飞

存钱的最高境界存公家的钱拿自己的利息；

上学的最高境界不进考场便能上名牌大学；

教学的最高境界让学生读课本自己拿工资；

摆小摊的最高境界十来年未被踢过摊砸过摊；

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只须在作者的名字前签署自己的名字：

做官的最高境界读秘书的稿子盖公家的章让副手担责自己升官；

喝酒的最高境界有人敬酒有人代喝自己滴酒不沾：

吸烟的最高境界只吸别人送的；

城管的最高境界做了“烈士”；

做三陪的最高境界坐上法院院长的宝座；

文盲的最高境界做了教育局的一把手；

植树的最高境界年年植年年死年年死年年植；

火化的最高境界年年指标翻番；

办公司的最高境界先搞垮国企再“借”点银行的钱买下：

养情人的最高境界运用MBA理论管理使伊们各尽所能：

演员的最高境界文替武替裸替胸替是替……；

作家的最高境界抄别人的书发自己的财死不道歉：

吃饭的最高境界从不在家吃饭也从不自掏腰包吃“宴”：

房地产开发商的最高境界政府开路银行贷款吸房奴的钱：

小偷的最高境界给警察发“补贴”，

妓女的最高境界做警察的“梧桐树”引“嫖客的资”：

保护动物的最高境界“以打(猎)促保”；

唱歌的最高境界唱出一个将军；

跑步的最高境界跑出一顶博士帽；

书法的最高境界写成密码；

求职的最高境界求成“拒无霸”；

出书的最高境界他人捉刀而“著作等身”；

生存的最高境界让人既活不起又死不起；

…………

【王翔宇荐自《围城杂文》2007年4月18日】

傻瓜们的定律　作者：翟　明辑

□　别的行业都比所在行业发展快，一旦改行，那么原来所在行业就飞速发展了。

□　任何事件只要发生过就会让老资格的历史学家说成是不可避免的。

□　遭到失败是件麻烦事，但获得成功时，真正的祸患就开始了。

□　存着的报纸一张都用不着，真到要处理时又哪张都不能扔。

□　当设计图纸的重量等于飞机时，飞机就能飞行了。

□　赛跑时不一定快的赢，打架时不一定弱的输。

□　没有必要作出决定时就有必要不作决定。

□　在拿到第二个以前，千万别扔掉第一个。

□　你最感合适最喜欢的商品仅供陈列。

□　你得到最多的是你最不需要的东西。

□　任何事物只能了解到它的1／3。

【张志国荐自《青年博览》2007年第4期／清河鱼图】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作者：刘佳莹

“拉小提琴我是专业水平，物理学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爱因斯坦如是说。

无独有偶，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篆刻第三，绘画第四”，彻底颠倒了世人的认知结论。

类似的名家逆向自许，还可以开列一些。

刘炳森：自认才能“第一是音乐，第二是书法”。

黄永玉：“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

启功：“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

吴冠中：“我感觉以后我散文的读者肯定比欣赏我的画的人要多。”

这好似一种习惯，且源远流长。明代有个文学家、画家叫徐渭，袁宏道读其文“欣喜若狂”，推他为明代第一。他却硬是说“吾书第一，诗第二，文三、画四。”

一路看过去，简直就是一道风景!不过，人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在有意效法，倒像是无心插柳。

插柳虽则无心，而心态必在。有通达者认为，此乃古来中国文人的惯技，通过贬抑所长，凸显自家的多才多艺。这算得一类心态。把不能第一的排在第一，原本第一的不排第一也是第一。以此表明自己的才艺均为一流。陈平原则认为，“这是一个创作心态。即，不断超越自己，是从事创作的一种理想境界。一种乐趣所在。”

这里说的，若是希望自我超越，还算是一类心态，哪怕是揠苗助长呢。若是已然超越的呢，那就任何心态也无来由。因为既已超越，序列自然排就，无需自己出面调整次序，还谈得上什么心态么?

然而，这种情况，却常常是创作者自己也未必真就认可已然完成了自我超越，只是硬着头皮在跟你“犟”。正是这“犟”，或许才是需要揭开的创作者的“心态”之谜试析之，

怜小护短，孩子在父母面前，或因其小，招人怜惜：或因其“短”。(如弱智、残障)惹人疼爱。乖巧伶俐的，常遭贬抑，因为他有能力占先：窝囊脓包的，总被呵护，因为他抢不上槽子。孙悟空背地里委屈地埋怨师父“护短”，说的就是唐僧遇事偏袒猪八戒。这是一种正常心态。作为创作者，公众越是关注他的辉煌一面，他就越是要提升自己的“最小”这应是“护短”心态的表露。他逆反常人的审美习惯，有意将自己技艺的长短倒序排列，是出于在特定条件下浮现的某种异样心性，搞一下心理平衡，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那颠倒过来的顺序就意味着等而下之。

以抑为扬。学人自抑，被国人视为高雅的谦恭美德，堪称精神国粹。孰不知，“自抑”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得意的自矜、某学人称赞几位同仁都是“专门家”，惟独自已是个“杂货摊”，说着像自抑，听起来感觉却异样。(当然，并不使人反感)因为不杂不成家，古今的大家都是以“杂”垫底的，如曹雪芹、鲁迅等，都是好大的“杂家”。欲盖弥彰，说的是手法拙劣，招来麻烦。被高手拿去换个方式使用，就是以抑为扬，效果也变得柳暗花明了。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一路对宝玉训斥加责骂，贬他为“畜生”、“蠢物”，简直就一无是处。但他的初衷却是要在众清客面前展其才。以抑为扬，明贬暗褒，是智者的明智之举、抑是从反面扬，贬是变相的褒。

戏说自娱。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在晚清有如明灯。鲁迅则认为他的革命精神更胜过他的学术。而他自己却认为他是“医学第一”，自诩“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常为人诊脉开方。我总感觉这像是在疲劳的时候说着玩玩的，以此来活跃气氛，稍事休息。世人谑称“章疯子”，他的药方。有谁敢用。爱因斯坦的小提琴的演奏水平究竟如何，应该在赛场中由专家们评判，自己说的不算。要说他的相对论，是在小提琴演奏之余推导出来的，鬼才相信。此类排序，犹如闲云晴雾，诗意淋漓：美则美矣，但嫌飘忽，当不得真的。

前些年某杂志编辑向某作家电话约稿，敬请将最精彩的篇章见赐云云，不想惹得作家无名火起，厉声宣称咱家的作品“篇篇都精彩”，吓得女编辑几乎哭出声来。篇篇精彩，就是篇篇都第一，无序可排。这是情急之下。护“犊子”忘了原则，又自当别论。

【陈颖摘自《今晚报》2007年5月10日】

贪官的钱都藏哪儿　作者：爱谁谁

□　赃款专房：河北竹外经贸厅原副厅长、省机电办原主任李友灿，受贿4700余万元。李友灿专门向下属机关索取了一辆高尔夫轿车当作运钞车，最多时分成16个行李箱，用这辆“运钞车”拉了三趟，为保存这笔巨款，他花50万元在北京某花园小区买了一套很不显眼的房子，作为“金库”。

□　一米高保险柜：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当检查机关对其两处藏匿赃款的隐秘地点搜查时，看到1米多高的保险柜，全是大叠大叠的钞票，力案人员动用了两辆专用运钞车，银行的5名工作人员用了整整5个小时，才把钞票点清，其中一部点钞机竟然因连续使用时间过长“光荣牺牲”。

□　分存各地银行：创下“沂蒙第一贪”的蒙阴县原副县长、沂南县政协原副主席袁锋剑，贪污公款558万多元。他先是以妻子、孩子和亲戚的名义分100多次分别存入济南、日照、临沂、沂南、蒙阴等地的37家银行，再将存折、首饰、金条、金块、账本本等物品放入一个茶叶罐里，埋在家中的花池里。

□　“十面埋伏”：辽宁省北票市粮食局原局长胡宪林的钱藏得到处都是，办案人员在其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6万元的存折：床铺底下找到54万元的存折、现金2万元：住宅的地下室里找到10万元的现金：厨房的天花板内找到9.99万美金：阳台上：的铁管内找到40多万元存折：厨房房内找到30余万元的存折：卧窄内30万元；门厅里30万元。

□　垃圾堆下：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将内装280万元的一个密码箱埋到了山区农村他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又将数百万元藏到了改装后的煤气罐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竟然还能正常使用。

□　皮带里：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原局长胡方瑜，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的皮带内，结果皮带连同裤子被盗。小偷扔掉导致东窗事发。

□　女厕所：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晋陆，受贿39万元，在同伙案发后，他为了保住不义之财，形象、面子统统不要了，竟然亲自把存折藏到了自己办公室对面女厕所的排气扇里。

□　树洞、粪坑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受贿近400万元，为不让办案人员找到罪证，将家中的钱财一部分转移到他在北京的妻妹处，一部分转移到妻子在徐州的老家，这些钱有的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则藏于粪坑中，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左右不妥：南京新联机械厂原副厂长吴锦贤(剐厅级)的贪污罪行败露后，他为200多万元钱财和一块贵重的劳力士手表的存放确实伤透了脑筋，他先足把100多万元分为几扎，有的藏在米缸哩，有的藏在穿衣镜的夹层里；劳力卜手表藏在空调后面。后来他感觉还是不保险，就将几十万人民币和几万美元转移到小舅予家，分成小包分圳藏在冰箱、米袋、月饼盒、面条箱和床底下，另有100多万元现金和存单及劳力手表放在存放粉丝的库房里。

【杨松荐自《廉政瞭望》2007年第4期／苏凝图《惊弓之鸟》】

茶客留言　作者：韩秀岩等

韩秀岩(河北石家庄)

读《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见本刊2007年第5期)，心情很是沉痛，有一种哭的冲动，好几天，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个健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慢慢地被钱压倒，压倒……

有些农民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像李大光这样的家庭，父母年迈多病，没有了劳动能力，没退休金，看病没医保；弟、妹还小，不能挣钱养家。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他稚嫩的肩头。一亩地约有千元粮食的收成，除去化肥、浇地电费等及一年的吃喝，也就所剩无几了。医药费很高，不是几亩地所能承受的了的。讲责任、尽孝道的李大光们又没技术，只好出卖苦力甚至生命了。

李大光意识到只要在矿上千活就存在生命危险。矿难总是一拨接着一拨，矿主的安全保护设施却没跟上节拍。怎样才能保证矿工的生命安全?谁想过这个问题?怎样安得广厦温暖如春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生命如柏俱欢颜呢?矿工的生命可以用钱换取，这有点像交易，也就20多万元吧。冒着危险赴死的矿工也竟像战士赴战场一般“前赴后继”。矿主的利润有多高，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算过账，除去死几个人的“成本”后，仍有高额利润，否则他们就不会做了。战士赴战场是为保家护国，而李大光们冒着危险赴死是为家庭的责任。

李大光认为家人的幸福与健康是他这个当长子的应负的责任，那么谁应对所有矿工及其家人的健康与幸福负责任呢?李大光们甘心赴死，只是缓解了家庭的一时困难，那日后呢?是不是弟、妹们也重覆他的前辙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杂文月刊·选刊版》刊登了这样一篇用生命谱写的挚情挚爱的好文章。它给我们这个社会敲响了一面警钟。

燕赵客(河北玉田)

叶径元先生《从退休待遇看分配失衡》(见本刊2007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真正替民说话，为民请命的好杂文，看后颇有同感。我想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政府对退休待遇上出现的“两极分化”。不能视而不见。从近几年职工退休金发放上看，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差距确实太大了。在一般的地区。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龄在30年以上的月退休金一般为一千五六百元，工龄在40年以上的两千一二百元。而企业退休人员，工龄在30年以上的月退休金也就是六七百元，而且又占半数以上，工龄在40年以上的才800多元，即使是省级以上劳模，也不过900多元。尤其是女职工因退休比男职工早，养老金在500元左右的占大多数。基本上，在同工龄、同学历的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养老金，比企业退休人员高1.5倍左右。差距如此之大，实在是分配不公。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退休人员，靠微薄的养老金已经难以保障“老有所养”，因为去养老院每月得交600元的托老费，自己每月才五六百元，去得起吗?“老有所医”。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么丁点退休金患感冒输次液就光了：至于“老有所乐”，更无从谈起，不用问，每到长假，去外地自费旅游戴着“小红帽”和“小黄帽”的，不是从行政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就是从事业单位退下来的医生、教师。企业退休人员谁有钱能自费旅游呢?

第二。政府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重新考虑、研究、制定退休分配政策。当然，除了要考虑个人工龄、保险、职务、职称，还要考虑贡献、业绩。谈到贡献和业绩，平心而论，工人阶级的贡献还小吗。业绩还小吗?建国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一直支撑着共和国建设的大厦。可以说功不可没。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少工人又遭到下岗失业的厄运，在没了单位、没了岗位、没了收入的情况下，他们每年还要想办法向劳动部门交纳个人应缴部分和由单位应缴部分的养老保险，一年要交3000多元，而且逐年增加。这对他们已经是很不公的了。而到该领退休金时，却比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低的可怜，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只认为当官的贡献大，业绩多，当工人的就贡献小，业绩少，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逻辑。因此，政府在制定职工退休分配制度时，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大多数退休人员的利益：而不要“以官为本”，只想到少数退休者的利益。“我国职工退休后的待遇可有差别，但差别不能过大”，这应该成为政府制定退休分配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三，政府应从现在起。在退休待遇上努力向企业退休人员倾斜。为了照顾到大多数退休人员的利益，为了实现分配上的大体公平，从现在起，政府应在退休待遇上努力向企业退休人员倾斜。不要以为，近两三年对企业退休人员涨过几次工资，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增幅太小。再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刚涨一点，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接着就会涨一大截。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差距越来越大。应该力争在三两年内，最迟不超过四五年，把行政、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拉平。这样，才能打破退休分配上的不公，从根本上保持社会和谐和稳定。

2007年第8期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许家祥

我们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就业问题？不是；是看病问题？不是；是腐败问题？也不是。当今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这不是鄙人的高见，是李瑞环同志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他今年4月份新版的《辩证法随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牢记。”这段话发人深省。

长期以来，有些国人总有那么一种“天朝老大”的优越感。封建时代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就是“天子”，是天下人都要顶礼膜拜的。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才稍微清醒一些，但也认为是“儿子打老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时有那么一种危机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可时间一长，老祖宗的“精神胜利法”又开始滋长蔓延，慢慢产生了洋洋自得的心态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文革”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些人还认为“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时至今日，只愿意讲成绩，不愿意讲问题的老毛病仍然存在。在许多地方和单位，无论汇报还是总结，论起成绩来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罗列得详详细细，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讲到问题，便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把问题当成绩讲，用放大镜放大后大肆宣扬，用虚假的成绩把真实的问题掩盖起来。比如科学技术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科协副主席、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我国在地质学、机械工程、冶金工程技术和航空产品、航空技术、航空科研能力四大学科领域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使是新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歼10战斗机，与美国的F—22、F—35相比，在技术水平上也相差一代（见2007年3月21日《人民日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称，根据他的判断，实际上在很多核心技术上中国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中国的芯片、计算机等（见2007年4月17日《羊城晚报》）。可现在的新闻媒体，不但不报道科学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反而抓住一点点成绩大做文章，歼10飞机问世，连篇累牍宣传其性能如何先进，给人的感觉是世界领先、全球第一，把全国全世界都给“忽悠”了！

夸大成绩，掩盖问题，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已成为当前一些单位、部门和地方的一种通病，“批评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光是汇报、总结不讲问题，领导作报告不讲问题，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会也不讲问题了。似乎说问题就有问题，不谈问题就没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辩证法认为，问题是客观存在，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有问题是正常的，没问题才不正常。有问题不可怕，有矛就有盾，“办法总比困难多”。可怕的是有问题却不正视问题，躺在“问题”上盲目乐观，固步自封，对问题引起的危机浑然不觉，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四伏。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对问题保持高度警觉，实际上是在激烈竞争中防范最不利可能，争取最有利结果的一种科学态度、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新加坡地小人少，没有资源，其崛起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就是忧患意识。新加坡在宣布独立时，只是一个破渔村、贸易站和海军基地，困难重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新加坡政府领导全体国民在夹缝中求生存，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和东南亚的工业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交通中心，拥有世界第一大货柜码头、第二大电子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忧患意识是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一学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未雨绸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和发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反之，如果对问题总是缺乏警觉，熟视无睹，当问题慢慢积聚，然后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时，那你还捂得住么？

【汪新才荐自《长沙晚报》2007年6月4日】

我怎么就不“震惊”？　作者：鄢烈山

对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6月18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用“十分愤慨和震惊”等字眼来表达全总的态度，并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虽说是工会开的新闻发布会，并没有采用此前央视报道的定性“非法用工”，而称“黑砖窑案为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这么说，下回该由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山西黑砖窑事件或称山西奴工事件，从6月7日网络上出现《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至今，事情的真相被不断揭露和证实。媒体上有许多“令人震惊”和“高层震怒”之类的说法。我的良心也不断受到拷问：对此惨无人道的案情，我怎么就不震惊呢？

我承认，我的阅历非常有限，虽然出身贫苦农家，18岁以前一直忍饥受冻，但朋友描绘的贵州甘肃某些地方赤贫到没裤子穿的景象我还真没见过。初到广州，杨箕村迷宫般“握手楼”的乱象大大超出我的想像力，大体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我的瞠目以对。

然而，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道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还有，前几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假人血白蛋白，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事。七八年前我需要输白蛋白，医护人员都劝我别输国产的，又怕假冒进口的，后来干脆不输听天由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最怕血源有问题，感染艾滋病。如今有报道说，“梅西镇生猪大量病死流入市场”。这期《瞭望东方周刊》封面文章是“癌症爆炸”，重点讲了淮河边的一个癌症村，作为“GPD至上主义的样本”。诸如此类，不都是突破文明底线、谋财害命的事吗？

至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说到有警察阻止寻子家长解救别人的孩子，有劳动监察人员转卖脱离虎口的民工，我更谈不上震惊。上期《南方周末》报道“鬼妻”案，写到一个“鬼妻媒婆”赚了1?郾7万元，警察罚她4万元放人；买“鬼妻”的一家花了1?郾4万元，警察罚收1万元了事。如今有一更威风的例子，河北唐山市一有政协委员头衔、“副团职”的涉黑集团“老大”，竟用装甲车敲诈他人财产达8亿多元……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我愤慨、“愤世嫉俗”是真的，但要说震惊，那只能是“假震惊”：天天一惊一乍，我早就心肌梗死了！

早就有人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更早耶稣就有了回答：“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太福音》第24章)。”

难道我们只有忍受，只有望天祈祷吗？当然不是。

有海外观察者讥笑说，如果中国记者想什么都能揭露出来，黑砖窑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新闻就会天天有；国内曾有网友说，如果死几十个平民就降半旗，我们的国旗就升不起了。我的结论相反：如果中国的付振中们有娱乐记者(狗仔队)享受的追踪挖料权利，如果死了10个以上平民就降国旗志哀，那么，这类丑事惨事就会日渐减少，直至变得稀罕。

自然，还要有别的制度和办法配合。如果曹生村砖窑被解救的民工得到的不是3倍最低月工资和1000元慰问金(被打残的另有1000元治病费)，而是数百万元的惩罚性赔偿(虽然远低于英美标准)；如果渎职的官员受到的是真正“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追究，谁敢草菅人命绝无好下场，我相信中国的局面定会有大改观。

总之，我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是一句空话，“人性”是不会这般变态的。

【紫檀木难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20日】

改革亦如逆水行舟　作者：张雨生

我不敢说改革有回潮现象，说回潮似乎言重了。作为一种提醒，一种警示，我想说的是，改革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退的吗？先说一件具体事情，再看看是进还是退。

我到一个地区去，得知那里“公开推荐选拔副厅级县委书记”，甚以为奇。当地的一位朋友用挖苦口吻说：“乌龟倒立——上面有龟腚（规定）。”我不信。他立即找出一张当地的报纸给我看。果然，上面登有这种选拔的报道，省委的一位负责人还在大会上宣布：我省未来还可能会出现正厅级、副部级的县委书记。文末加有一句：“在选择副厅级县委书记的同时，各地正在配套进行副处级镇委书记、镇长的选拔工作。”

我原先只晓得，县委书记若是上一级党委常委，便是副厅级。如今这里亮出了新“龟腚”，县官不移位，可以就地升职，将来还可以升到正厅级、副部级。加之上上下下，大力“配套进行”，倏忽间，此地可谓官帽多多，官帽高高。

中国政体改革的重要方向，是要建立制度，理顺关系，减少官员，避免重复领导。有识之士还在动议，逐步创造条件，减少领导层次。去年和今年，各地党委班子换届，中央有个要求，一个班子一般只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加上省长、市长、县长及乡镇长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也只有两名。多的，换届时减掉，特殊情况暂且保留，但也要尽快消化掉。到了下面，还提倡兼职，如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乡镇长，副书记到人大任职等。较之过去，副书记一个班，常委一个排，官位相对减少了。这是政体改革的前进。特别是县乡镇领导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巩固农村改革成果，政策性很强，极为重要。

然而，这也形成了一个矛盾。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甚至是相当突出的矛盾。要官位的人那么多，欲望那么强，到了换届，上级官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提的提不上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别出心裁，在无法挪位的情况下，层层加高官帽。

加高官帽得冠冕堂皇。该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出面讲述，“县官行政级别突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强调说：“行政级别与实际工作不对等，导致县委书记心理严重失衡。”这就怪了，管理一个县的“实际工作”，取得正县级的“行政级别”，怎么就“不对等”？当着县官，戴顶厅级省级的帽子，反而就对等了？这逻辑让正常人无法理解。

所谓“心理严重失衡”，其实说得遮遮掩掩。手边有一张旧报，200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登有南京的一张广告牌照片，上面有广告语：“至尊××，厅局级的享受”。登这张照片是批评这句广告语。其实，“厅局级的享受”客观存在，在上面看来算不上“至尊”，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尊”。“心理严重失衡”，是不是失衡在这个“至尊”上？若是为着工作，为着百姓，何至于“严重失衡”？要把南京的这个广告牌，竖到那个省里去，就明明白白了。

中国政体改革的一大忧虑，是“一把手”难于接受同级组织的监督。上级监督隔一层，下级监督够不着，最能发挥作用的是同级监督。可是，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权力太大，同级监督往往形同虚设。由此引发过严重教训，而且有经典总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成为腐败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有识之士反复论证，各地也在想办法解决。但总是进展不大，政体改革的这个难点至今还没有突破。

加高“一把手”的官帽，实际上是加大“一把手”的权力，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县委书记的官帽加高到厅级，乃至部级，别说同级组织监督不了，上一级组织也难于监督。“一把手”的官階与班子成员相差悬殊，要克服“一言堂”，形成民主作风，实施集体领导，也就更加困难。这种不升职而加冕的办法，与政体改革目标背道而驰，是进是退，一目了然。

改革必然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经济体制改革触及最多的普通劳动者，如造成了不少职工下岗，这个阵痛正在过去。政治体制改革触及最多的是官员，由于政体改革滞后，受到触及的官员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深入，“至尊”之类的享受，越触及恐怕会越多。凡是触及个人利益，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难免要遭遇反弹。官员的反弹力，比普通职工的反弹力大得多。面对各式各样的反弹，诸如越级加冤之类，改革必然是逆水行舟。但改革认准了方向，就只能进不能退，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解决“心理失衡”，不是搞什么错位乱戴官帽，而是要靠政体改革，不断破除“官本位”，不断清理“至尊享受”。否则，像一块池塘里长满了浮萍，投石进去，浪一浪，开了一块天地，但浪头一过，浮萍很快又恢复了。深层的矛盾，长期在旧的轨道上滑行，具有强大的惯性。改革力量不够，不可能触动它。改革不持之以恒，更不可能改变它。此处减少官帽，彼处卖力加冕，就是旧体制惯性的使然。

我国政体改革了进入新的重要历史时期。可以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深层矛盾，是横亘在改革者面前的一座“王屋山”。打通这座“王屋山”，要有愚公精神，要挖山不止，要只进不退。

【闲话荐自《学习月刊》2007年第3期】

我所经历的扶贫：受助的并不是穷人　作者：李红义

两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双千扶贫”工程。“双千扶贫”，意即为千名机关干部扶助千户贫困农民。市委要求，市区的每一个行政及事业单位，都要下乡包扶一个贫困村，机关中的每一个干部，都要在这个贫困村子里“承包”一个贫困户，上项目，送资金，送技术，出谋划策，尽力帮助这个村子、这户人家脱贫致富。

市委的出发点是毋容置疑的，思路也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我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同事们，总感到这样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中却蕴藏着几多猫儿腻，几多玄机，几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感慨与思考。

比如说，我所在的机关“承包”的那个距市区30多公里的山区小村吧。和许多贫困乡村一样，这个村子里肯定有一些相对贫困确实需要“输血”的人家。但事实上，一些家徒四壁、穷愁潦倒、真正需要我们去扶持的人家，往往得不到扶助，而那些家境殷实堪称小康的人家，却会在不经意间被指定为我们的扶贫对象。因为，当初将该村指定为我们的扶贫村时，我们并不知道村子里谁穷谁富，哪些人家需要扶持，全由村干部们说了算。村干部们开出需要扶助的名单，由我们单位实施扶助计划。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那些与村干部们走得近私交好的人家，哪怕你是村里的首富，也会得到关照，成为我们扶贫的目标；而一些不会拍马屁与村干部关系疏远的人家，即便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也往往与扶贫无缘。

就说被指定为我的扶贫对象的这户人家吧。这家的男主人与人合伙，在当地开了家小煤窑，每年都有10多万元的收益，家里还有台价值七八万元的联合收割机，每年麦收，便能进账两万元。应该说，这样的人家，比大多数的城里人的日子都过得滋润。但因其与村支书是铁哥儿们，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扶贫对象。进村扶贫时，我问那男主人想上什么项目。他说：“我什么项目也不上，你就给我点钱吧。”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下，两年来，我先后给了这个收入比我这个有着两个公务员的三口之家还高得多的农民上千元钱。因为，我们单位要求，我们每个干部的扶贫业绩如何，得由自己的扶助对象说了算，我不敢开罪与他。

这个村子里，还有户人家，家里买了两辆“东风”搞运输，每年收入不会低于10万元。但因其与村主任是干亲家，也被指定为我们的扶贫对象。

相反，村里有户人家，男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孩子还在城里读高中，一家几口靠女主人每年养几头猪一群鸡，靠亲友接济过日子，真正的一贫如洗举步维艰。但因为村干部“不待见”，只能与我们的“双千扶贫”无缘。

去年春上，我们单位多方筹集了10多万元资金，为这个村子建起了能容纳200头猪的养猪场，并购买了120头仔猪和相应的饲料交给了村里。我们满指望这些猪养大了能为村里的贫困户增加些收入，办些实事。但前几天，我和同事们回访，村民们偷偷地告诉我：那养猪场，成了几名村干部的摇钱树。村干部们雇请外村农民喂养，在数月前，那120头猪全部长成出售，所得本利共近10万元，全被村干部们给瓜分了，村民们一分钱也没见着。我和同事们听了，不由地郁闷而又愤慨：扶贫，扶贫，我们到底在扶谁？

回来后，见了一些在其他部门任职、也参与了“双千扶贫”工程的朋友、同学，大家的扶贫经历，大多与我相似。

由此想到了我们神州大地到处如火如荼的扶贫运动，便不由地担忧：各处的扶贫，是不是也像我们经历的这般，流于形式，事倍而功半？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陈文涛荐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1月16日】

究竟哪些人住不起房　作者：冯雪梅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日前说，中国将“人人享有适当住房”。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判断，也是绝对真理。他的这一说法，也让舆论再度关注住房问题。讨论的核心，直接指向政府责任，指向对现有高房价的调控和住房保障机制的缺陷。

让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是政府的责任；对房价高企、房地产经营中的卖地经济、钱权勾结要出重拳打击；要尽快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都没错，谁都不会反对。可政府责任如何落实？大而化之、无的放矢的论述，起不了太大作用。

究竟谁住不起房？看似好回答：老百姓，穷人，中低收入者。可进一步问：什么样的老百姓，收入多少的穷人？房价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合理？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没房住，经廉房建多少合适？谁能给出一个权威数字？政府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做过统计分析，媒体有没有调查追踪过，评论者有没有真实可信的研究？

说一句不能让老百姓没房住，要让人人享用住房不难，可怎么保障呢？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舆论，仅做真理式的价值判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保障百姓住房，不是一种政治表态，需要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在住房问题上，舆论有意无意地进行了选择性认知。它将注意的焦点放在了房价高，老百姓买不起房上——这是实情。但另外一部分实情是，在房价短时间内翻倍的情况下，购房需求并没有降低。

我住在北京，我知道北京的房价涨势惊人，四环以内的房子都在万元以上了。可周围的人，好像没谁没房住。当然，很多人是“房奴”，每个月背着几千元的房贷。可“房奴”们不见得只有一套房子，不少人都在出租房屋，用租金贴补房贷。大家也会惊叫房价太高，可“惊呼”者中，不见得真没房住要买房。

这么一说，肯定要被人骂。认为我是以“有钱人”的趾高气扬在说话。如果骂人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话，我可能比你骂得还凶，可这有什么用？我们要讨论的是住房问题，如果想要对目前的住房情况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就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任何的视而不见有意回避，都可能使政策的制定、观点的表达陷入偏颇。

确实有买不起房的人。比如，刚毕业两三年的同事，漂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目前的收入不足以供房，只能租房住。中国人的观念是“居者有其屋”，这个“有”，就是要有产权。实际上，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让人人都有产权房。这话说出来又要被人“扔砖”，不过这是大实话。

那到底有多少人没房住，多少人租房住，其相应比例有多大，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政府部门或权威媒体的统计数字。大家给出的都是一个笼统的“老百姓”，或者“中低收入者”的概念。

去年，建设部的调查说，2005年，北京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郾86平方米(新华网2006年7月4日)；而《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说，到2010年，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左右（《北京青年报》2006年10月8日）。

两个调查，两个截然不同的数字。而且，谁都没有北京无房户或者住房不达标户的准确数字，结构分布。也就是说，你根本弄不清有多少户需要在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住房问题。

那政府关于每年建多少平方米经廉房的数字是如何计算的？我咨询过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他跟我说，其实就是一个拍脑袋想出来的数字。而这个数字，表态的意义要大于现实效果。由此想到一位官员朋友总结的官场潜规则：“情况不明决心大，问题不清办法多。”

连情况都没弄清楚，怎么就敢定规划？

再有，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两限”房，比如北京，每平方米限价6000元左右。这个价位又是如何定的，依据是什么？假想的购买人是中等收入者，以北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元算，所谓的“中等收入”，根本买不起名义上建给他们的“限价房”。

因为房价过高，就有人寄希望政府限制房价，或者建一定面积的经廉租房来平抑房价。我看有些一厢情愿。有数据说，廉租房提高5％，房价会降低3％~4％。可有资格住经廉房的人，并不是商品房市场上的“买方”，他们不对供需关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在廉租房的冲击下，房价有所下降，原先买不起房的人照样“望房兴叹”。

在阻止房价攀升方面，政府能做的是清除卖地经济中的黑幕和钱权交易，它不可能对房屋的最后价格进行限制。我相信，如果土地交易中的一些黑洞补上了，房价会有所控制。可绝对不会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房价一下子降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再说，政府的强行干预措施，到头来受益的未必是老百姓。政府的责任不是强行限价，而是对居民的住房情况、购房力，包括价格承受力有一个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切实给那些需要保障的人提供有效的住房保障。

该补的黑洞补上了，该保障的保障到位了，其余的问题就可以交给市场解决。

【杨孔翔荐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24日】

到农村去干什么？　作者：魏得胜

近悉一件有趣的事，说今春某地推出一项“新农村五年计划”，就是每年向全省农村派驻1?郾5万名公务员，五年共计7?郾5万人。这些公务员来自省属、市属、县属各党政机关，一年轮换一批。该项计划的推行者要求，所有下乡干部，一律自带被褥等生活用具，并直接走入农民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期达到一个共建新农村的和谐局面。

我不是一个敏于时事的人，但对这件事却抱以兴趣。因为这使我想起1970年代，那时不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连干部也是乘此东风，莅临乡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衣着体面的城里干部，学着老农的样子，背起粪筐去拣粪，当他把满满一筐粪倒在生产队的地里时，小小的我却生出一股莫名的感动。另一件事是，饭时我去大队部找个什么人，无意发现大队干部们陪着一位城里来的蹲点干部，正在那里推杯换盏，酒桌上的美味佳肴，让时时饿肚子的小小的我生出一股有名的嫉妒。

上面这样的情景不是想象，而是一个时代的写真。当我们今天身居都市说起过去的乡下生活时，总有种时过境迁的感觉。不过，就我而言，我乘车出城，往往不出半天，心情就坏了起来，因为那里对比出巨大的城乡差别。而且越往远乡走，心情就越坏，仿佛我们置身另一个世界——甚至不敢相信，在中国怎么还有这么穷困潦倒的农村！正因此，国家提出一个“新农村”理念；正因此，某省推出一个“新农村五年计划”。毫无疑问，这都是积极的，但就后者而言，却未必是恰当的。我们有必要就此而问，何谓新农村？公务员到农村去干什么？

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何谓新农村？抱歉，这再次勾起我对过去的回忆。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1970年代，当时也曾经出现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但有个区别。比方说，凡是靠近国道的村庄，一律被圈定到“新农村”的范围内。除外，不在此例。这个新农村怎么个建法呢？就是上面的干部蹲点到农村，监督、指导农民怎样修整田地。田垄的尺寸，严格规划；田垄的曲直，以绳相度。走在公路上，你看那些农田，可谓整齐划一、一丝不乱。上面的领导坐在车里一晃而过，是否有过只言片语的评价，农民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来蹲点的干部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后面他们依旧过穷苦的日子，而且经过一番形式主义的折腾，农民的日子就更苦了。今天的一些“新农村”建设又注入了新内容，就是在临近国道的农村，无论穷富、是否需要，都必须建盖统一的新住宅楼。一个新概念，一个新负担，这样的“新农村”，不建也罢。

回到本题，最后再说说公务员到农村去干什么？按照某省“新农村五年计划”推行者的说法，公务员到农村，就是去帮着农民建设新农村的。还是那句话，用意虽好，但不实际。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公务员的办公室与农民的田地，业务上相隔“千山万水”，你不懂农业、不懂农副业，你去干什么？你去了，什么也不懂，但农民尤其县乡镇官员，还得把你们这些来自上级机关的公务员当神供着。省城里的公务员还没下去，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说省里的某某被分派到某县农村，该县领导私下保证，说某某到了我县，是联络省县感情的最佳时机，我们就在县城最好的宾馆给他安排一个房间，他下乡这一年，一定要让他在本县吃好、玩好、喝好！至于说去农村嘛，上级干部又不懂农村的事，就免了。这就是说，某省的“新农村五年计划”，无形中等于给县乡镇送去7?郾5万尊神，这农民哪受得了啊？

新农村不是新花样，而是实实在在可执行、可操作的惠民好政策。你说是吧？

【陈文涛荐自《教师报》2007年5月16日】

一袋面包与一条生命的背后　作者：洪巧俊

这是一条读后让人痛心疾首的新闻：5月18日，沈阳一16岁少女因太饿，在便民店内偷面包被抓获。店主称要把此事告发至学校后，她觉得无脸面对他人，遂选择了自杀来终了一切。(5月21日《时代商报》)

16岁的少女，花季般的女孩，在她的生命之花刚刚吐露芬芳之际,却选择了自杀这种决然的方式结束了如花的生命,留给挚爱她的亲人是无限悲伤。有一首诗曾这样写道：“16岁的花季只开一次”。当我们走过青春，回首岁月，常常会感叹16岁的青葱岁月是那样地令人留恋。但这位叫黄娟的16岁少女，花蕾才刚刚绽开，却被无情的岁月、冷漠的环境所摧残凋谢。

“死了就死了呗，我们抓小偷还犯法了不成，她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一自称是店内负责人的女子说出了这样的话。一位目击者这样告诉记者，当时黄娟在便民店内虽没有遭到暴力，但她一直被要求站在便民店一角，店主则在一旁不停地数落着黄娟。随着店主嗓门越来越大，屋内也聚集来了越来越多的人。黄娟几次赔礼认错，店主均熟视无睹，一副轻蔑的模样。这种冷漠的现实叫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怎么承受得了？这个长期处在饥饿中的少女，没能禁受住面包的诱惑，而伸出了偷窃的手。假如那位店主能发一点善心，让她悄悄地拿走，或者轻轻地告诫她今后不能这样做；假如我们的政府部门能顾及到这些衣食无着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群体；假如我们都能节俭一点，伸出温暖之手救济他们一点，悲剧还能发生吗？

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应该有阳光般的笑容，但黄娟没有，她连肚子都填不饱，整天为饿肚子发愁，她还能笑得起来吗？“就是一袋面包，葬送了孩子的命。”黄娟家的一位邻居说：“就连走路她都是贴着墙根，好像很害怕的模样，无精打采，好像吃不饱饭似的。”其实，这是一种饥饿症的表现，只有贴着墙根走，她才不会倒下。尽管她再饿，也还是坚持着，但她没有想到自己最终还是禁不住那酥香可口的面包诱惑，倒在一包仅2元钱的面包下。所以黄娟在遗书中就说，她犯下了大错。“其实她是特懂事理的孩子，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也不会做出让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举动。”她的亲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他记下的遗书内容：“我当时真的很饿，我也知道不好，但是我真的很饿。”这样的呐喊，难道不让人心如刀绞，痛定思痛？

《读者》中曾讲了这样一个异国他乡的故事：一位母亲因贫穷在超市偷了食物给她的孩子们吃，结果被超市保安抓到起诉到法院。经审理，法官是这样宣判的：“这个女人因盗窃有罪，判罚10美金，而我们社会里还有这样一个母亲需要靠偷窃来养活儿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冷漠而有罪，每人判罚1美金。”法官说完，第一个站了起来，掏出1美金放在桌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惊了，人们排起长队，缴出了每人终生难忘的一笔罚金。

一位花季少女就这样在现代文明教育的社会中永远地走了，谁该为她的死负责？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一边却是饥饿的人们。我们的社会让一个花季少女饥饿得要偷吃，不也是因为我们的冷漠？面对黄娟的死，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应该说，我们都罪责难逃。只要有一个人饿着肚子，或者站在我们的面前乞讨，或者无法忍受饥饿而偷，我们的道德感就要追问。

这是一种社会产生的悲剧，没有培养起自爱与爱人的基本感情，正是这个悲剧的根源！如果不铲除这种病态的习气，不深挖这场悲剧的劣根，这样的悲剧就会重演。

【马静荐自《观察与思考》2007年6月1日】

最好的秩序是自治　作者：笑　蜀

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主经营的权利，又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成都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

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30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企业负担的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13000亿。如果2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6500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就不应该进入，就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这样才会使社会管理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

【大鹏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视角转换后的“柳暗花明”　作者：符　号

不止一次地见过小摊贩跟“大盖帽”捉迷藏的场面。熙熙攘攘的马路边，不知谁一声“城管来了”，摊贩们立刻风一样地提起篮子拉着车子卷起塑料布没命地跑，仿佛每一分钟都绷紧着神经。疏忽大意或者行动迟缓者，自然要面临秤杆被折、炉子被砸、三轮被扔上大卡车拖走的遭遇。这种“猫鼠斗”的市井短剧不厌其烦地上演了几十年，有的还酿成暴力抗法的悲剧。然而旁观者，情感的天平则多偏于小本买卖者，对“大盖帽”们则多有微辞，有的还相当难听。“大盖帽”们其实也多有苦水，叫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公安管坏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穷人”，是他们的自嘲。法理与人情，让他们常处于两难境地。居民呢，一面不情愿自己的周围脏乱差，一面又不希望为找不到整鞋修伞配钥匙买针线的地方而伤脑筋。

前不久，上海市一改多年来“堵”“禁”为主的城管模式，决定尊重摆摊路段附近市民的意见，对摊贩加以有序设置。消息传出，好评如潮。重庆、成都、郑州、石家庄等城市也纷纷效法，要医治这多年来绕之不开驱之不散的“城市之痛”。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本属正当职业。战国年代即有“车声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场面，那是“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标志。《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边熙熙攘攘游客云集，街道两旁空地上集满张着大伞的商贩，那“商”机盎然的画面已定格于历史的档案之中。老舍、张爱玲的作品里那走街串巷悠长的叫卖声，令人留连回味；至今成都的好吃街、乌鲁木齐的羊肉摊，仍成为那些城市的独特风景。

地球上的都市似乎都没有拒绝过乞丐，又何况这些不抢偷不乞不讨的马路求生者。新加坡、韩国、香港都允许占路商贩在规定地点和时间内出摊；德国、瑞士的跳蚤市场，就设在城市规定的空地马路边；欧美许多城市大街小巷经常可见到小商小贩和街头卖艺者，无人鄙视不见有人来驱赶他们。纽约市议会曾提出“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要对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损害。

“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毛泽东当年的描述，八十多年后并未消失。城市的“形象”不能以剥夺这类人的生存机会为代价去营造“文明景观”。看起来不太“雅观”的马路摊点，其实在为居民服务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着低保、就业的机会。正是减少社会动荡、增强和谐氛围的“消化器”、“稳定器”。当和谐成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尊重民意，变堵为疏，并非对商贩群体的某种施舍，而应视为公平与正义的回归，属于人情人性的理性转身与执政善意，是既关注城市的“形象”，更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形象”，又有利于官员自己的“形象”，属于“多赢”。

“横看成岭侧成峰”，摊还是过去的摊，人还是过去的人，只消改换一下视角，建立新的“繁华观”、“文明观”，就可能柳暗花明，别有洞天。解禁路边摊之所以令人欣慰，其意义已远大于事情的本身。它与今年春节火车票的不涨价、即将出台的手机单向收费、一些城市新建改建公厕增加女蹲位一样，表明“以人为本”的视角转换。视角一变，非法的成合法，不合理变合理。就像当年“三自一包”责任制，地还是从前的地，人还是从前的人，观念一变，效果全然不同。视角一变，邓丽君的歌，不再是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不再视为不健康歌曲；视角一变，王郅治回国——中国篮球、篮球迷、篮协、八一球队、王本人，08奥运、皆大受益，是真正难得的“多赢”。

有的官员似乎与生俱来有一种好“鲧”情结，对禁与堵的“治水”思维由衷喜爱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老马识途；而对于禹的疏与导方针，则明显地疏远、惧怕、笨拙、弱智。赢得的则是怨声载道甚至天怨人怒，是既不利己更不利人的“多损”。

据说国外有建筑师为楼群间大块绿地设计人行路径时，先不急于设计图上勾勒线路，而是种上小草任人践踏。当草地被踩出了几条清晰的小径时，建筑师的设计方案也就瓜熟蒂落。这种独特的“民意调查”基础上最大限度考虑人们行走的需要的设计，赢得广泛赞誉。上海等城市为马路摊点开禁，也许近于这样的一种设计吧。

【刘畅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4月30日】

“人多了”别议　作者：黄一龙

过去批判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结果是“精神变物质”，变出了人口膨胀，再伟大的政绩一旦“人均”，就渺乎其小了，所以令后来的为政者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还是要言，官员们凡是提起为政之难，少有不说“人多了”的。

听多了这样的诉苦，我渐听出它有扩大化的倾向，其实“人多了”只有在与某些消极因素迭加即共同作用，才是缺点。相反则未必。

现在一提人多，大家多皱眉头，可是有一种人不皱，那就是商人。中外商人盯着我国有个巨大的市场，连眼睛都不眨，何敢皱眉！我国的市场大在何处？大在人多。13亿人口，每人每天买一个馒头用一张手纸，就可造就若干世界级的馒头大王手纸大王，遑论买手机电脑汽车了。不过现在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有头有脸地能和大佬们排排坐，而且“总体”进入小康，只是有个可恨的“基尼系数”不帮忙，贫富差距也居世界前列，“总体”的财富多在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士口袋里，“小康”不过停留在“人均”水平，甚多的人还如把宫中的太监伙同皇上一起计算“人均”拥有老婆若干个一样，一点光也沾不上的。原来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达到共同富裕”，话的前一半倒狠狠地落实了，“之后”之后的消息就渐行渐远，渺茫了起来。就拿应该比一般农民生活水平高点的“知识分子”来说，至今甚至还存在月薪40元的“代课教师”群体。这样的收入水平买馒头手纸都不得不忍了又忍，那少数富人力量再雄厚本事再高强，即使周身穿银戴金顿顿吞金嚼银，也难搅出多大的动静来。所以我们的“巨大市场”还是潜在的东西，造就这样那样大王的功能也就尚待发挥。不过它已说明，就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论，缺点不在人多，而在人穷。假使人多而兼富，连造就什么大王都易如反掌，更无须说多年来当局孜孜不倦地“拉动内需”，当绝不至于费尽移山之力大拉特拉而巍然难动了。

或曰人多必然穷，因为土地不会变多资源只会变少，人一变多，人均就少，哪有不穷之理。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如何，只要比较一下我们的东邻日本，就可明白。和我国相比，日本的人口为1/10，而国土面积仅为1/25，我们容纳一个人的地方，它那里要挤两个半人；资源就更不用说了，几近于无；它的石油的99?郾7%，铁矿石的100%，盐的86%，以及几乎所有资源的绝大部分，都须依靠进口。然而他们穷吗？那么何以别人人多而变富，我们人多而“固穷”？上述“基尼系数”的不同是个原因，有统计表明，上世纪末它在中日两国分别为（贫富差距大到危险境地的）0?郾4以上和（分配比较平均的）0?郾3以下。不过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产技能经营本领比我们高强。为何如此呢？

日本不仅文盲率为零，而且做到了100%的初中入学率，也就是说，他们任何一个就业的人，至少具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的文盲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15%，也就是两亿，为日本全国人口的一倍半。几年以前有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也落后80年。即使此说未必精确或者这几年我们大有进步，至少也表明两种教育环境确有高下之不同。我们早有“义务教育法”，可惜多年来解读为家长恪尽“义务”。而本应培养在科学前沿探索未知人才的一流大学，学术水平未见长进，“伪学术”却频频现形；去年又有北京大学首长宣布他们那里只教“得到实践检验，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知识”，看来是生怕他的学生向任何未知的领域探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在各自环境下面培养出来的人，谁能以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是很明显吗！我们固然以“勤劳勇敢”傲视天下，可奈别人“聪明能干”何！当我们高兴于“中国制造”的商品摆满外国货架的时候，却不能不为它们多为“外国创造”为忧。即以“制造”而论，我们在人力投入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别人；唯一可以对人夸口的，只是“劳动力便宜”即我们的不值钱，真是不好意思！以更少投入创造更多财富，用理论语言说，就是创造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而创造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正是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半个世纪了，居然还在慨叹于人多财富少即劳动生产率低下，这应当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在疏于教育出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其简单地抱怨我们的人多了，无宁准确地指出我们高素质的人少了。

以上分析，说明“人多了”之成为问题是相对的即有条件的。不过有一种人多的弊端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是官多了。一般地说，百姓再多，伸手依靠社会救济维生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总是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子女的；所谓政府养活人民是世界上最无知的臆语之一，没有哪个政府有能赖“养活”自己的人民。相反政府亦即大小官吏倒真要靠人民养活。当然官吏也不白吃饭，他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过这不包括冗官；官而至于冗，则只会吃饭并不干事，只是社会的负担。

中国的官究竟冗不冗冗多少，目前流行的一个算法是算多少百姓养一个官，算来算去算不明白。其实这种算法在两个方向上都靠不住：一方面，它把真正提供社会服务的官员也算进被“供养”之列，其实他的工作是创造社会财富所必须的，说他们被“供养”和说工农兵学商被供养一样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它计算多少百姓养一个官，隐含的前提是官员的消耗和百姓处于同一水平，而事实上前者高于后者多少个数量级，一个官的消耗胜过多少个百姓！有统计说，全国公车年开支3000亿元，按我国农民每年收入超过668元就可以过活计算，相当于4?郾5亿农民的全年生活费。要看官冗不冗，其实可以另寻一法，即比较之法，不和它国比，只和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地区比。同一件事，别人只用一个机构管的，我们至少也得用两个；同一种机关，别人由机关首长—部门主管—经办人员负责的，我们在机关首长和部门主管之间，必有一群副首长作“分管领导”，这些副首长就是流沙河先生在他的《Y先生语录》里面揶揄的“副男人”。我国机关“副男人”之多，可以傲视全球。一个机关首长，本来就该对治下进行“全面”管理，却要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更多的“副男人”来“分”管，表明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冗官，或者“副男人”里大有冗官。多年来一再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本意就在精简冗官；奈何精简一次膨胀一次，似乎所有机构都患了“膨胀综合症”，远不如农村计划生育说扎就扎说流就流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所以说冗官问题大于人口问题，决非危言耸听。所以说如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么“计划生官”该是基本国策的基本国策。

我们已知，冗官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只消耗不创造，是真正的“不劳而获”分子。不过平心而论，他们却远非对社会最有害的分子。后一桂冠，应由贪官来戴，因为贪官不仅白吃饭，而且干坏事。他们自然是“少数”，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们贪欲和贪绩却与日俱增，毫无节制，百千万倍超过人口增加的消费了。日前商务部公布的近几年外逃贪官的数字就极有启发意义：外逃贪官人数四千，偷走赃款500亿美元即人民币4000亿元，“人均”一亿！按前述农民最低收入线计算，一个贪官背走了约15万个农民的生活费，如果挡住了这4000贪官并且没收其赃款，等于十年之内每年减少6000万人的消费，却依然保存了6000万兄弟姊妹茁壮成长！这是任何“计划生育”运动也做不出来的的成绩啊！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中国的人口膨胀究竟还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那么我们且再作一问：成天抱怨人多，究竟多了谁呢？多了超生的吗？要查明张三李四算不算超生的人，从技术上说，倒不费事。例如假定我们以马寅初先生发表《新人口论》的时间为界，认定从那时起实行每对夫妇生育两胎是最合适的人口选择，那么查查户口簿，所有从次年起出生的老三以及四五六七诸位，都是有名有姓的多“生”出来的人口。那么他们真是多“余”的人口吗？我听官员抱怨人多了时，总难免联想他究竟在家庭里面属老几，如果不幸处于老三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他是否也抱怨自己多余了准备随时自裁报国？而我认为这样的抱怨和准备都极滑稽，并且相信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想。不过不怨自己也就不该怨别人，不能说你这个老三命该问世而人家的老三却属多余人口。准此，尽管“人多了”确系当代中国的国情，它却绝对不可坐实于任何个人身上，把人家划成“多余分子”而加以歧视。因为我们的政府绝不只是老大老二的政府，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政府，所谓“执政能力”首先就是指为全体中国人服务的能力，而不仅是为老大老二服务的能力。何况未来为国家民族增光的大师大家大人物，未必就不出在老三及四五六七们中间呢。所以抱怨“人多了”是毫无用处甚至甚有害处的，还是用心使如此众多的人民富起来聪明起来为要。这事当然难办，也只好辛苦从政的人们了。被老百姓的血汗养着却不为百姓办事，还成天抱怨养他的人多了的人，我看才真正“多了”。

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于深圳

【李兴濂荐自《随笔》2007年第3期】

中国人的制度迷恋症　作者：许知远

“这是制度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10分钟的谈话，你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它可能是在谈论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可能关于自己工作的组织，或仅仅是日常生活。

他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因为制度问题，因为在旧体制下，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他们说官员为何表现不佳，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他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缺席了，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想；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黑暗，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银行服务人员时，都是制度问题，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

他们说的全对，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到最底层的农村，一切似乎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整个社会又被包围于一种强烈的惰性情绪中，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细微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它可能是一家公司，一份报纸，或是一所大学，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谈论“制度建设”，每个人却不付诸个人行动，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个人的作用渺小、不值得信赖，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改变，才是有意义的。

于是，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却不相信个人创造性。举例而言，在中国公司中一种普遍心理是这样的，如果一家公司非常成功，人们对于那位杰出领导人首先的反应不是你是如何获取成功的，而是某种习惯性的不信任——你如此成功，但你的成功肯定缺乏对应的制度保证。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人单调地把社会仅仅视作几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它是技术的作用，全球化的作用，传统社会的作用，或是共产党组织演变规律，等等不同力量的合力的结果。人在这种分析中彻底缺席了，似乎人仅仅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他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是因为我们，尤其是知识精英，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过分迷恋制度，更多是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一批真正的精英分子宣称自己敢于改变现状，致力于为这个社会提供新鲜的思想与行动，他们相信自己在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前，至少会激起足够的涟漪。

【冯国伟荐自《青年参考》2007年6月6日】

齐宣王之囿　作者：李国文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平民百姓的价值超过了帝王君主。提倡这种“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封建时代里，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没想到，相隔数千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很看不惯他不把皇帝当回事的语句，耿耿于怀。下令全国，把《孟子》这本书取缔，另出了一本《孟子节文》，把其中一些对皇帝不敬的章句都删掉。这种简直是笑谈的删节本，早绝迹了，如今只有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还有收藏。

有一次，孟子到齐国去，和齐宣王有这样一段对话——齐宣王说道：周文王的豢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应该说是不小了，老百姓却还以为小。而他齐宣王的园子，只有四十里见方那么大小，比周文王的园子差得很多，可老百姓却还嫌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觉得奇怪，向这位来访者请教。

孟子的回答，可谓精彩之极：“周文王的园子，七十里见方，但割饲料和打柴草的人，可以到里边去，打野鸡、猎兔子的人，也可以到里边去；文王和老百姓一同享有园子的利益。那么，老百姓认为这个园子小了，岂不是很正常吗？我一开始踏上贵国的边境，就先打听有些什么重大的禁令，然后方敢入境。我听说在首都的郊外，有一个属于陛下的园子，谁要是射杀了里面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这不是就在国土上，挖了一个坑，等人掉进去吗？而且这是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那该怎样坑害老百姓呀？所以，老百姓嫌它大，难道不应该吗？”

我想，听了这番话的齐宣王，那张脸肯定像蔫茄子一样的难看。

看起来，我们今天称之为“特权”的行为，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的。上至国君，下至里正，都有可能给自己搞一块自留地的。哪怕他没有四十里见方或四里见方的园子，可在他手里握着的巴掌大的关防，豆腐干大的公章，只有一个厘米或几个厘米见方，那也可能成为老百姓的陷阱。权力这东西，像酒，好喝，上瘾，很能让那些当公仆的人，晕晕乎乎产生出一种老爷的感觉。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于是，倚仗官位，作威作福；于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于是，飞扬跋扈，大搞特权。像齐宣王那样，圈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园子，独自享受，以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其实，这些把自己和老百姓区分开来的统治者，实际上也就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对立面上，很有可能像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老百姓自然也就不买你的账。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管理一方的人，负责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人，能够像周文王一样，贯彻“与民同之”的方针，有权也不特殊，有权也不摆谱，如孟子所说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意思就是说，与老百姓的心情相通，意气相投，快乐在一起，忧患也在一起的话，那么，用通俗的话说，如果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心的事情，是不会有也不会发生的。

遗憾的是，搞特殊化的官员，一直不绝如缕，不到双规，不到下台，不到坐在被告席里，是不会醒悟那四十里见方的“寡人之囿”，其实正是葬送自己的陷阱。因为从古至今，老百姓对于“特权”的态度，从来是反感、厌恶和不能容忍的。

【吴银萍摘自《北京晚报》2007年6月3日】

“要掌”　作者：王乾荣

张雨生写过《“领掌”是什么？》，说他看了一场演出，“作品平平，演艺淡淡，台下却掌声爆响”，颇纳闷，后来得知，是“领掌作祟”。他看完那个演出，心里很不痛快，说：“掌声也要打假，首先打的应该是‘领掌’。”

人有一种下意识“从众”心理，或者“但怕自己被落下”的“凑热闹”习气，在某些场合，会不自觉地跟着别人做同样的事。比如像鲁迅所说，一个人在马路上看一口痰，说不定一会儿引来一大帮人围观。这或许正是“领掌”容易得逞的心理因素。

同是欺骗，更令人受不了的是“领掌”的升级版——“要掌”。“要掌”是我发明的一个新词。话说有一回，我一位朋友参加一家电视台的活动。他和同去的同事一帮人，事先被要求穿清一色服装，心里就别扭，有一种当“道具”的感觉。到了那儿，他们红衣服被安排在中心位置，来回看，相邻的还有蓝衣组和黄衣组两个“方队”。节目开始前，有一个大约是导演的大胡子，双手高举再下压，叫大家安静，说：“咱们先练练鼓掌。”鼓掌谁不会呀，有啥“练”的？可人家叫练，就练吧。“来，预备——开始！”于是跟着大胡子鼓起掌来。没几下，叫停。大胡子戏谑地说：“没吃饭啊？重来，使劲儿！”他夸张地挥动胳膊，把两只巴掌拍得山响。众人紧跟着狂拍。终于掌声雷动，如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拍得鼻子上微汗渗出。如此“练习”多遍方休。而这节目，无非是几个明星“嘉宾”漫无边际地瞎聊，调侃，搞笑，没什么意义，却不无肉麻。间或，漂亮女主持仿佛深受感动，说：“太好啦！来点掌声好吗？”大胡子也在边上挤眉弄眼，示意大家鼓掌。无奈众人提不起精神，只有傻笑，掌声稀稀落落，有气无力。可节目在电视上放出，您猜怎么着？每当一位“嘉宾”说完，便有掌声狂风暴雨般响起，还配合着众人使劲拍巴掌和明星搔首弄姿画面。朋友方知他们的“练习”当时被录了音像，这下子派上用场啦！人家的这个“要掌”，要得特别“艺术”，诓得你没脾气。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纳闷：就那些“嘉宾”的庸俗表现，怎会有如此热烈反响呢？莫非组成节目“方阵”的那些红黄蓝，都是特别好糊弄的智障者？朋友说起此事，如同受了一肚子腌臜气，直叹息，正像赛勒斯说的，“受欺骗比受拒绝更叫人难受”。这个行径，一欺现场参与者，二欺更多观众，凡知情者，心里都不会舒坦。这玩法大约并非一家电视台所独有，我听了，发一个愿：死也不参加那样的活动。我也有了一个关于“要”的感悟——

乞丐“要饭”，为了果腹，是没有办法之事。生意人“要价”，虽属正当，但不能太离谱，一块钱进的货要一百块，也是欺诈。强盗打家劫舍，取了财，不一定“要命”，此之谓“盗亦有道”。

如今干部有“要官”者，要了官，再卖官，如马德，搞的是歪门邪道，行贿受贿，一项不落，令人愤慨。英人切斯特菲尔德说：“虚伪和装傻常出现在官场，但是哪里没有虚伪和装傻？草屋和宫廷一样，不过手法更差。”文人、艺术家不在“宫廷”，要点儿“面子”，爱个虚荣，可以理解，但是“手法更差”了。他们把作品写好，提高节目质量，才是真正“撑面子”的事，掌声自来，对吧？

【司志政荐自《人民日报》2007年6月5日

公务员热　作者：陈四益

一

公务员考试，门庭若市。有人说是因为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有人说是因为公务员工作稳定。有人说是因为都想报效祖国。或许是吧，也或许未必。

二

找工作难，莫非考公务员就不难?据报道，许多地方报考公务员都是几百挑一，比企业招聘更要艰难。

三

按常理，青年人未必把工作的稳定放在前面，因为他们青春正富，有的是选择机会，对收入的高低恐怕比稳定更加看重，因为他们正是用钱的时候。20年前我曾问过香港一些青年找工作的取向。回答是：年轻时想到企业，因为工资比较丰厚，发展天地大；中年以后，想做公务员，因为生活稳定。这符合常理。

四

我们这里的情况有些不同。

要说工资，公务员不比企业差，而且不会有欠薪。工资之外所谓“灰色收入”，随级别的提升、因部门的差异，更是难以说清。除了少数垄断行业，企业职员的薪俸未必可与公务员比肩。

五

要说发展，公务员更是天地无限。

先前，老板吃香的时候，可以留职停薪，利用官场人脉下海闯荡。发了，不妨做大；栽了，可以上岸当他的公务员。

近来，学位吃香的时候，老板们要个学位装点门面还要用钱去买。若有一官半职，取学位如拾草芥耳。何以这般容易?人人心知肚明。

教授、专家可以走穴讲课，当上了处长、司长，一样到处开讲，报酬比教授还高。

出版学术著作已非专家教授的“专利”，倒是教授专家要恭请官员领衔主编，其中奥妙也是行内尽知。

六

出行，公务员有公车可用，自来如此。虽说有级别限制，但也并不妨碍办法变通。从下属单位或“关系户”“借车”，把车挂在下属单位名下，种种花样，都是知者不言。出差，虽说住宿有标准，但挡不住下级出钱超标住房。伙食补助有限，但招待均如上宾，哪里用得到自己掏钱。至于临别礼赆也断无或缺。

七

公务员的吃香，在于手中有权且用权的弹性极大。历次“放权”的改革，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涉及利益的权限是从来不肯放的，而这些随权而来的利益，只要不过于贪婪，也为不成文法所默认——古代叫做“陋规”，今世称为“不正之风”。

滥用权力的贪贿之徒太多，面广人众的不正之风，也便无力查究。这也算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处处都能利益均沾的公务员成为激烈竞争的岗位，也就毫不足奇了。

八

公务员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事务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公务员除去国家付给他的工资外，在公务活动中，应当一毫私利也不容得，这在法制完善的国家乃是通例。然而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又使他最有条件以权谋私。为了限制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事后的查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事先的防范。防范的要义就在于限制权力，尤其是独断的权力。

九

老一辈革命者中，有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那时参加革命并无切近的利益，反有性命之虞。等到“咸与革命”之际，投机者便大大增加，因为这时的“革命”，利益获取的机会远远高于风险。在公务员获利机会甚高的时候涌入公务员队伍的，未必都是诚心报效之人。那些抱着获利动机加入的人，扩大获利的欲望冲动，只会更加败坏本已脆弱的政纪堤防。所以，报考公务员“热”，未必值得欢欣鼓舞。

十

缩小公务员手中的权限，使权力的使用公开透明，得到有效制约，受到强化的监督，都是限制。这已是多年来公开宣布的目标，但收效并不明显，那原因恐怕是因为这方面的努力，从设计到施行，都是公务部门自己在做。利益的刚性阻碍了事情的进展，已有的一点进展又在执行中大大打了折扣。

【紫檀木难荐自《世界》2007年第3期】

德先生更像“丧家狗”　作者：章立凡

狗是人类驯化的产物。如果不幸成为“丧家狗”，它的第一追求，绝不是继续“丧家”，而是赶快找个新主子成为“家狗”。获得“家狗”身份之后，就可以幸福地偎依在主子身旁，对着其他狗或人狺狺狂吠，这才是最光荣最快意的……

最近，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刚一露头，就被“新儒家”们鸣鼓而攻之，这场气壮山河的“孔子保卫战”，据称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年梁漱溟先生反对批孔，被指为逆历史潮流而遭围攻；如今潮流反转，李教授又成孤家寡人——善于观测流向者才能永保正确。

有朋友劝我发表点看法，我说：拜托了！在“儒学热”流行期间，我必须像躲避“非典”一样躲避孔子，以免像流浪汉一样被围追撕咬。在我的话题范围中，“孔子与狗”不得入内！倘有卫道士因这句话来兴师问罪，我也没兴致跟他嬲。

若要问，孔子到底是不是“丧家狗”？我决不说是，以免侮辱圣人；若要问，知识分子算不算“丧家狗”？我也决不说算，以免斯文伐我。但我想弱弱地问一句：民主(德先生)这东西，是否有点像丧家狗？……

我像尊重孔子一样尊重民主，决不侮辱德先生。我说他有点像丧家狗，但决不说他就是，因为一旦说他是丧家狗，难免会有人找我的麻烦。找麻烦者未必是愤青，所有打着德先生旗号的人都有可能。尽管这些人内心未必热爱德先生，但绝不允许你说三道四，以免玷污了他们的光辉形象。

这位德先生是个外国人，洋名德谟克拉西，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舍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撞大运，并入境随俗，起了个汉名叫民主。这是什么精神？是最高贵的丧家狗精神，而且还是国际性的。

德先生和孔子，在中国都算是“圣之时者”。孔子风光了两千年，较大的霉头似乎只触过三次：公元前3世纪被始皇帝烧了著作，19世纪被洪天王砸掉偶像牌位，20世纪被伟大统帅再砸一回，并指定与前副统帅并列为批判对象，有点像关公陪秦琼挨军棍。21世纪复古大潮风起云涌，他老人家又咸鱼翻身了。德先生来华才百余年，知名度不如孔子。无非隔段时间被抬出来当一下开路神，鸣锣开道完毕，就像破笤帚一样被扔到路边。本来么，笤帚只是工具，扫平道路走上顶峰才是目的。

每年5月4日，人们照例会祭奠一下德先生，尽管他还健在，但活得像个牌位，跟“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差不多。别看德先生一直不走运，冒充他作弊为恶的还真不少。不少假冒伪劣的“德先生”，打着他的主义旗号，干着破坏他理念的糗事。这种情况也与孔子有点类似，纵然三千弟子中出了七十二贤人，但后世靠他混饭吃的腐儒和假道学，是这个数字的千百万倍。

孔子在遭冷落后曾激愤地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他在海外连一个亲友都高攀不上，既无从投靠，更掀不起大浪，无非说句气话而已。德先生这厮就不同了，有不少洋亲戚高坐列国庙堂，“海外关系”复杂，难免包藏亡我之心。德先生门下的徒众，数量比孔子要多得多，也不像是什么好事，容易酿成群体事件，只有用稳定才能压倒他们。

德先生不是被当做工具或手段，就是被视为需要内控的东西。比较幸运的是，最近他首度当选为“好东西”。比较不幸的是，很多人至今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更加不幸的是，他不时被画成商标，贴到“人民”、“主义”、“社会”、“国家”等各种美好的物件上；但市场行情不一，有人看好，有人说糟，有人认为虽好不合国情。

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即便没追随时贤们讨伐李零，也不好赞同他对孔子的判断了。因为在这个国度中，随着土著圣贤的复兴，洋夷肯定更像丧家狗。中国圣人孔老夫子好歹是有家室的，而国际友人德老先生在街头流浪了个把世纪，至今还没找到收容他的所在，境况比孔老夫子惨得多……

孔夫子VS德先生，后者更像丧家狗，你能说不是吗？

【麦惠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3日】

何谓素质教育——忆母校耀华中学　作者：资中筠

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的摇篮——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首先是校风。耀华的校训是由第三任校长赵君达先生提出的“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的传言，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画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８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因公事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耀华的一大特点。例如耀华的体育全市闻名，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作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所传承。英文程度也比较高，聘有外籍教师。抗战中日本当局强迫学校取消英文课开设日文课，遭到学校拒绝，校方想办法在其他课上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１９３８年6月的一天，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

【司志政荐自《今晚报》2007年6月1日】

孩子教育传统文化　作者：闵良臣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如何教育下一代”。但活了几十年，从所读到的一些文字中，已经明白了教育，尤其是对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该有多重要：一个人如果小时候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好，吸入的“毒素”太重，实则也就等于害了这人一辈子。

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好不好呢？

我不敢说没有好的，但不好的多。特别是当你把中国的孩子与中国的教育联系在一起时，这种不好就尤为明显了。曾在旧报纸上读到过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孩子画完画，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的孩子则是问“好不好？”可别小瞧了这点差别，从这差别中似乎就能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人生走向。那么，中国的孩子为何是这样问，美国的孩子又为何是那样问呢？这就与他们各自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同有关了。作者讲了自己移民到美国的所见所闻。先是他5岁的儿子进了当地一所美术学校，上绘画班。可没想到，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说不想去了。孩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画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叫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后来，这位移民通过亲临孩子班里观察，发现“那些美国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的笔法都没有。”然而，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本、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地去“构图”，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全是一种“创作”。正因是这样，这些美国孩子自然也就不会问“像不像”了。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创性的人才。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把“像”作为自己最高的追求，中国的老师对他们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这样要求的。

我们为何会是这样的老师，又为何要这样教孩子呢？有次在柜中翻检资料时，读到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作者用对比法讲了孔子的观念和哈佛的做法。孔子是什么观念呢？——容我就不再照抄《论语·子路》中那段话的原文而只说其大意吧：有人认为父亲偷了羊，儿子应该去告发，这才是正直。而孔子竟相反，认为父亲偷了羊，儿子应该替父亲隐瞒，这样才体现正直。乍一看，你不能说孔子讲的不对——中国人不就是讲究亲情吗？连亲情都不讲了，用孟子骂“无君无父”的话，这人岂不是要“连禽兽也不如”了？

再来看哈佛是如何做的。先说曾有一个名字叫哈佛的来自英格兰的牧师，在自己的遗嘱中，将其拥有的一块地皮和250本书赠给了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发展到后来，就成为现在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这所大学一直将那有纪念意义的250本书珍藏在学院的一个图书馆内，并规定，学生只能在馆内阅读，不允许将书私自携出馆外。1764年的一个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图书馆，那250本珍贵的哈佛遗赠，只有一本侥幸地保存下来。因为那本书被一名学生私自带出了图书馆，打算在宿舍里仔细阅读。火灾发生后，这位学生立刻意识到，手头的这本书，已是惟一幸存的稀世珍品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还是将书交还给学校。收到书的校长，先是深深地感谢这位学生，但感谢之后立即下令将其开除出校。校长的理由很简单：这名学生违反了校规。

对比之后，似乎自然就会让人生出疑问：一位被后世尤其是被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尊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怎么会是那样的见识？原来，只有这样，才符合孔子的道德观，符合孔子的思想。而哈佛大学校长那“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做法，却恰恰体现了哈佛人所一贯珍视的理念：法理第一。将‘规章与制度’而不是‘血缘与人情’来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石，是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

我有时想，中国若是让那位告发父亲偷羊的“正直观”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并从而成为“传统文化”，今天的教育还会是这样吗？我们还会那样教孩子吗？

【麦惠文荐自《湘声报》2007年6月4日】

闲话有益论　作者：苏叔阳

我之所谓有益的闲话，一般来讲是剔除了诲淫诲盗、教人设陷阱、探隐私，怎样断人家胳膊、截人家腿之类。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闲话，而成了正儿八经的“生意”，这样的小广告雪片似的贴满墙、铺满地，真真地胆大包天。还有一种闲话我也有疑惑，例如全国大话《红楼梦》，又是海选又是脱口秀，仿佛偌大个中国再没有别的题目好谈。我愿俯身在伟大的曹先生脚下，但不知他老人家，怎样料得今朝路，点破万千梦中人。

我说的有益的闲话，是在心情松弛的状态，让见识、所得、难忘的往事、内心深处的唏嘘……悠悠地从口中吐出。不必有什么固定的题目，起承转合的规矩，严肃的厅堂，和正襟危坐的听客。三五好友，清茶淡酒，宇宙洪荒、细菌粒子、千年往事、眼前周折，事无巨细有感而发，足矣夫！作为一介书生，为官、经商、做工、务农，我样样稀松平常，唯一开心之事就是与好友聚而闲谈。我向往那些日子。记得与李凖、鲁彦周（愿他们在天国快乐）、黄宗江、梁信等诸兄散坐闲谈，同乔羽“老爷”扯东谈西，其快乐难以言表。闲话中的材料往往会构成一篇动人的篇什。说实话从闲话中窥得出一个人的学养、素养、修养和涵养的。我曾说我有两位好师兄，学历不高学问不浅，可为人师。这就是李凖和乔羽。至于黄宗江大兄，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心地公平，不怕献丑，广交四海宾朋，又难为他天赐的好记性，犄角旮旯的事他都记得，说起来眉飞色舞、南腔北调，虽略有结巴也如一曲天歌。

听这样的闲话长学问、增乐观、促友谊、益健康，何乐不为呢。认真说来现在这路闲话少了，时间、地点、刊物都成了天上的星星。我们喜爱星星，也想在一个可以盘下身子泡壶清茶或者温壶老酒的时候，说说闲话，浇心中之块垒，抒胸中之悃忱。此亦为建设和谐社会之必须也。

【杨孔翔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29日】

性格的夸张　作者：方　成

滑稽常出于夸张，《笑林广记》一则教象棋的笑话就属此类：两人对弈象棋，旁观者教不止口。其一大怒，挥拳击之，痛极却步。右手摸脸，左手遥指曰：“还不支士！”

下象棋的人很讨厌别人出主意，替他支招儿。在旁教他的那个人脸上挨了他一拳，还不肯住口，忍着痛接着教他动那个“士”。情节写得虽然很夸张，却也合乎实情。

还有两个笑话与此相类。其一是：有个胖子看医生，他想减肥。医生为他安排个一日三餐的食谱，写在纸上。大体是限吃少量主食，少量的鱼，吃较多蔬菜。他看了问医生：“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另一个是：有个人吸烟瘾很大，身体明显受到危害。朋友劝他戒烟，他说，吸烟已经成了毛病，嘴停不住。朋友说，现在正是夏天，嘴停不住，别吸烟，改吃冰棍儿吧，你试试看。过了一个星期，朋友问他试得怎样，改吃冰棍儿，能行吗？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点不着！”

这笑话显然编得俏皮，谁也不会用火柴去点冰棍儿，但这样大幅度的夸张，人也会理解。

写吝啬的人也有笑话。如《笑林广记》里的《下饭》：二子午餐，问父用何物下饭，父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将壁上挂的腌鱼望一望，吃一口，这就是下饭了。”二子依法行之。忽小者叫云：“阿哥多看了一眼。”父曰：“咸杀了他。”

因为工作造成的性格特性，也有夸张描写的笑话，比如作家、科学家之类的人，就常有心不在焉的性格：

一位科学家有一次乘火车，列车员来查票时，他找遍了自己的口袋也没找到车票。这时，列车员认出了他是有名的大科学家，说：“不要紧，您回来时给我们看看就行了。”“怎么不要紧？必须找到这张车票，否则，我怎么知道我要上哪儿去呀？”

一位经理问他的秘书：“我的铅笔在哪儿？”秘书：“夹在您的耳朵上呢。”经理：“你没看见我很忙吗？快告诉我，夹在哪只耳朵上？”

【汪新才荐自《北京晚报》2007年6月3日】

打捞谦虚　作者：毛志成

眼下，想找到谦虚的人，听到谦虚的话，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了。自从那句俏皮话——“要善于推销自己”——晋升为正式格言之后，许多场合都有了“自我推销”式的叫卖声。既然是叫卖，当然要有一点厚着脸皮的吹牛意味。

例如申报各种职称，在被评委会正式评定之前，一般都有两个必备程序：一是由申报人填写“成就”材料，借以证实自己的申报资格；二是要召开那么一个“亮相”会，由申报人当众讲述自己的著作质量、工作业绩。我发现在这两种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谦虚的词儿。仅仅不谦虚倒也罢了，更醒目的是赤裸裸地自我吹嘘，坦然地给自己戴高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些不符合实际的大话。

例如填写、介绍自己的“著作情况”时，表面看去是一大堆、一大串，但那内容和那杂志、那出版社的级别往往被“马虎”过去了。有的论文、书册，只是讲了些或凑了些低等常识，发表此文的杂志很可能是“山沟”性的，出版此书的出版社也很可能是根本不对口的，例如一部讲文学的“专著”却由什么畜牧出版社、气象出版社出版。但是你听听作者对自己这些“大作”的评价吧，那真是当得起奇文、绝书。即使是一部讲述标点符号用法的小册子，自评起来也能上升到“是书面语言表现形式的一次革命”，“填补了语言形式发展史的一大空白”。随后便读上十几封、几十封读者来信，内容当然都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我就见过这样的大学教师，他一上课学生就打哈欠，或纷纷请假，但在他做“教学成就”自介时，一连读了七八封“毕业生来信”，夸他的讲课多么有水平，多么生动。

知识分子曾经是“脸皮儿最薄”的一族，现在都已如此习惯于“推销（叫卖）自己”，有人说这是“观念更新”、“活得坦诚”，我总认为这风气没有那么崇高。无论如何，耻感淡化也是一种“世风浊化”。

究其原因，无非三条：

商品经济的初期阶段（或曰低级阶段）中，物欲性的躁动感是社会的必然现象和普遍现象，文化空间也不例外。

公正而客观的价值衡定尚未形成健全机制，也未形成严格标准，老实君子、真正学子若是不进行一点自我膨胀、自我吹牛，坐在那里规规矩矩等待被“评”、被“选”，往往吃亏。

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化标格尚未十分够格儿，对自己的“资格”不甚信赖，因之也就不敢做老实人。吹牛，自我标榜，往往正是“货质”不怎么样的标志。

假如真有什么“风俗学”，真有人将“风气”、“时尚”当成有关国脉民命的大事来研究的话，眼下我们的最可忧的“风俗”就是谦虚日趋泯灭。几十年来，我们先是“全民皆喊”，假大空的口号满天飞；后是“全民皆侃”，对于任何不懂也不想学的事都敢拿出行家架势、专家神气去喋喋一番；现在是“全民皆吹”，十个人有八个印了名片，上面印的“头衔”成堆成串，虚的比实的多。各种场合都能看到吹牛者，有人吹“财”，有人吹“才”。

这是不是另一种无形的假冒伪劣？很可疑。

【杨兴文荐自《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5月29日】

做小人也有大风险　作者：春日迟迟

中国的小人多，实际上外国的小人也多，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小人和大人、高人和下人、崇高的人和卑鄙的人的区分。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做一个崇高的人，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古今中外这类楷模多得数不胜数，但是似乎这些浩然正气长存人间的千古英雄人物，在生前大多惨遭小人暗算，比如说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杨家将差一点被奸臣潘仁美搞得断子绝孙。

以岳家军和杨家将的实力，怎么能被手无寸铁的奸臣搞得那么惨？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有一个“昏君”。历史上出昏君的年代一般就容易出小人，而小人得志的时候一定就有一批仁人志士“甘洒热血写春秋”，因为对于仁人志士来说，他们除了杀身成仁以外，没有第二条路选择，除非他们愿意做“小人”。

再说“小人”也不是谁想做谁就做得的，小人也有小人的风险，因为在“昏君”当道的时候，为官是没有选择的，要么就是“狗官”要么就是“好官”，“好官”一般做不长，因为有“狗官”跟昏君那里进谗言使绊儿。所以说中国有句古话——乱世莫做官。为什么呢？乱世的官不好做，不曲意逢迎就可能被贬官，如果再不搜刮民脂民膏巴结皇帝老儿开心，还一味直言犯谏，那就是寿星老上吊——活腻歪了。

鲁迅先生在《药》中描写了一位革命志士在狱中宣扬革命道理，结果被红眼睛阿义揍了一顿，因为阿义认为他说的是混账话“他说大清江山是咱们大家的，这不是混账话吗？”所以说揭竿而起必须要有广泛的认同，必须要有很多黎民百姓愿意为此前赴后继牺牲生命，因此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么揭竿而起不成，又不想跟着昏君一起鱼肉百姓，怎么办呢？那么只好去做“小人”了，因为你不做小人，自有别人做小人，与其让别人做了小人，还不如自己牺牲了人格做小人，没准儿还能少害一些人。这就是小人哲学。

据说周作人当日伪教育部长，就是这样——乱世也是要有教育的，与其让别人做，还不如我来做。平心而论，还真有些我不下地狱谁来下地狱的精神。

周作人的小人哲学当然无论怎么有道理还是不能替他自己开脱汉奸罪名的，无论他做汉奸的时候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做了汉奸就是对不起全国人民，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

还是说小人的风险。举个例子吧，在所谓的乱世，即使皇上用了小人，也没有人治皇上的罪，最多也就是一个鞭打龙袍。但对于小人来说，不管他平常干那些坏事是不是出于对皇上的耿耿忠心，但到了需要抵罪的时候，小人肯定是被拉出去砍了。

所以对于皇上来说，他是需要小人的，小人比忠臣让人舒服多了，万一遇上乱世，就把小人拉出去既平了民愤又收回民心。所以我觉得那些昏君其实不傻。

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是一个问题。我更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在不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选择的年代，我不希望因为做好人而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讨厌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活，就像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愿意把土撒在脑袋上的可以活下去，否则只有去死。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悲惨的就是他们当时没有选择，除了苟且偷生就是英勇就义。

【冯国伟荐自《北京娱乐信报》2007年5月21日】

苏东坡为什么作弊　作者：李静媛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二十岁参加科举，殿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在文章里引经据典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杀他有三个理由），尧曰宥之三（赦免他有三个理由），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并借这两位名人的话来议论赏罚宽严的问题。发榜后高中榜眼（第二名。主考官欧阳修本想给第一名，但因怀疑那是他的好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而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引用的典故出自何书，自己好像没读过。苏东坡竟然笑着回答那是他自己杜撰的，但他辩解说：“圣君一定会这样做这样说的，对不对？”

显然，苏东坡在年纪轻轻时不仅艺高人胆大，而且还洞悉人性，知道将自己想说的话冠上“古圣先贤曰”，既可以增加那句话的分量，而且显示自己的博学，一举两得，作文得高分。当然，你可以说苏东坡这样做形同“作弊”，但谁叫欧阳修、梅尧臣这些考官要迷信古圣先贤、子曰诗云，而着了他的道儿？

不管是写文章或卖计算机，你都是在自我推销，都是想说服他人或社会喜欢、认可、支持你的见解、你推销的东西。一般说来，想要说服别人有两个途径：一是呈现东西实质内涵的中心途径，一是提供其他相关线索的周边途径。中心途径虽然较为实在，但因为它需要有较多的学识和经验去做判断、花较长的时间去理解，一般人往往没有那种能力和耐心，所以通常会先仰赖周边途径，譬如听一句话，先听是谁说的；看一篇文章，先看作者是谁，再决定要不要阅读、说得好不好，这就是周边途径。

1951年，心理学家霍夫兰等人做了一个实验：要一群美国民众阅读一篇探讨“核子潜艇”可行性的文章（当时还没有核子潜艇），有半数民众看到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在美国是鼎鼎大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另半数看到的署名作者是“真理报”（当时苏联的一份官方报纸）。文章内容完全一样，看到作者是“奥本海默”的读者，认为该篇文章讲得很有道理，他们被作者说服了；但看到作者是“真理报”的读者，却认为该篇文章大部分是胡扯，他们相当怀疑。

有人也许会说，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不懂什么是核子潜艇，所以只能靠作者的名气和他们对作者的情绪来判断文章的水平甚至对错。

你会这样做，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点，大肆经营他的周边条件，而成为说服你、让你拍案叫好、感激涕零的“捷径”。苏东坡还没有名气时，会借助尧与皋陶来替自己撑腰；等他有名了，又有人借助他的名字来出书（譬如《艾子杂说》署名的作者就是苏轼，但一般认为那是伪作）。这种向名人“借光”的做法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难怪前一阵子“伪书”会大行其道，而且本本畅销了。

【马树强荐自《北京娱乐信报》2007年5月25日】

文化很私人，文化更奢侈　作者：阮　直

现在一些有文化的人在哀叹世风日下，斯文扫地，所以时常怀念起自己当年的文化氛围和气息，说那时的文化土壤很肥沃，状态很私人。

作家顾土近日在《文汇报》著文讲述了自己的文化环境：“经常看见父亲持箫，母亲吹笛，在月光下打发闲暇，舒解心怀。我也见到许多长辈，或琴或筝，一艺在手，不时吹拉弹拨。记得邻居中有一位是曾国藩的后人，父执中有一位在旗，擅胡琴，他们二人每周必填词唱和，你来我往，一概楷书。那位姓曾的邻居曾经让我欣赏过她的词作，大约有好几千首。”“而如今的文化人呢，凡是会一门技艺的，都在拼命考级，而且个个喜欢比赛，人人爱好出头，曝光似乎才是最终的目的。艺术不再是私人的文化享受和情绪排遣，却成了炫耀、上镜、晋升的工具。”

顾土说的属实，可这事怨得了谁呢？文化当然私人化了一点好，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化确实私人不了，因为文化也更奢侈，与顾土父辈同龄的中国老百姓，在月光下干农活的总是比吹铜管笛箫的多，富人家的少爷、小姐可以，穷人家的孩子抓来个蝈蝈听它叫，就算有点儿闲情了。哪有资格像顾土那样与曾国藩的后人为邻，我的邻居只是一个掌鞋的，别说看邻居“填词唱和”了，就是过年讨一副对联也要拎上半斤腊肉，跑到八里半地的中心村去求那个贾秀才。

那些有资格把文化私人化了的文化人，哪个不是有钱、有闲的人，老百姓就别说弄一间画室，置办一间书房了，就是买几张宣纸，装裱一幅画，也得要花掉一只老母鸡下三年蛋挣来的钱吧。就是如今不愁吃穿的城里人吧，还愁找不到工作呢，有了工作又愁考级、晋职称，稍不努力就被淘汰。如今的年轻人，哪个不是“按揭族”，还贷期要比工龄长，这么大的负担，不想法子多挣点儿钱，还有心事去“填词唱和”，“吹管弄箫”，我看那就是缺心少肺了。

不要不知“今夕是何年”，如今干啥不要钱，文化已划入产业化，没有投入就别沾边。比钱还奢侈的是“闲”，这几乎成了有钱有权人的专利了。吃皇粮的有休假，打工族的有加班，没有闲情的人，不会有雅兴，缺少雅兴的人，还能把文化“私人化”吗？

人从本质上说都是爱享受的，特别是精神层面的享受，连一个大字不识，常年与黄土打交道的人，也喜欢看乡村舞台的大戏，听土炕上的说书，如今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一台小电视，如果有条件受到一点文化的熏陶，谁不愿意一壶香茶明月下，三五好友对笛箫，即便我不能加入人家的自娱自乐，咱就是一边看着听着，不也舒心吗，谁不知道那玩意儿要比听蝈蝈叫、蛐蛐鸣有品位，可是得有那个命才行。

如今的人累呀，40年前的服装设计师设计一个上衣的新款式，10年不用再创新，如今一年推出八个新款，还是不如时尚的脚丫子快，人的闲情都被竞争挤占光了，50年前，一部长篇小说的稿酬在北京就能买一个四合院，如今一年出版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还买不来一间房。

当人都被“物化”、“物累”之后，就不再被“文”所“化”了，还谈什么“文化的私人化”。

【杨孔翔荐自《青岛晚报》2007年6月8日】

别把国学变成厚黑学　作者：张晓晖

有些电视历史剧，让人觉得不是味儿，把贞观之治演成了宫廷官场的勾心斗角，当然勾心斗角历朝历代都少不了，但为什么贞观时期能成为历史上的大治时代？成为历史上最清明的时期？能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础？从电视剧里看不出来。如此热衷于写官场的你争我夺，显然是为了收视率，可怕的恰恰是收视率，它正反映了国人的心理偏好！

再看看描写大清的电视剧，从康乾盛世的正剧到儿女情长的戏说，满口“奴才主子”，动不动就屈膝盖，大清就这点玩意儿么？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看不到。

小时候读《三国》，很尊敬刘备而鄙夷曹操，后来大些了，认识也就深刻了些，唔，曹操是大英雄，看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大气！再回头看看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裹挟着老百姓东躲西逃，动不动就哇哇大哭，恶心！渐渐明白了，曹操是英雄，就是做小人的时候也是真小人，刘备是枭雄，他倒总想扮君子，伪君子。

所以说“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越看三国越狡猾，心眼儿越多。

“枭”的意思是勇猛、强悍，但据笔者推测，枭雄的“枭”还有“奸诈”、“诡变”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英雄总是比较傻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很傻，还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都冒傻气，山是能移走的？海是能填的？头都被砍掉了，还不服气地挥舞戈矛，傻不傻？

而枭雄则总比较聪明，成为枭雄的入门教材当推《三十六计》，什么“借刀杀人、暗渡陈仓、隔岸观火、李代桃僵”，黑着呐！

人们内心还是偷偷崇拜枭雄，这种心理映射在生活中，留下了很多非常猥琐的格言，比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按照对仗的考证，本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结果度量的“度”变成了“毒”，这句话每每也成为下黑手、捅刀子的依据。还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显得极晦暗。比如有些地方的风俗，生病吃药以后要把药渣倒在路上，踩上的人就会把病带走，生病的人也就痊愈了。

英雄是供在牌位上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写在碑上的；枭雄则深深扎根在人心里，连带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乱七八糟的江湖黑道儿。

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读来令人沮丧，有时候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畸形的文化偏好塑造了人的卑微人格，缺乏公德、诚信、正义感、勇气。

国学热是好事儿，但千万别走了味儿，把国学弄成厚黑学。真那样，可就是恶搞了。

【老匝荐自《上海证券报》2007年5月21日／江有生图《奴才不敢说》】

中国应该有家长学院　作者：张　鸣

孩子的心理问题，首先来源于家长的问题，是到该正视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再晚，我们将耽误不止一代人。

报载，英国政府计划设立国家家长学院，教授父母如何管教孩子。此计划在英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适当与否，我们无从判断，但是我感觉，中国倒是真该建至少一所这样的学院。

随着只生一个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繁育后代的主流，也随着相当一部分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家长们，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和养育孩子了。跟从前比较起来，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无论在时间精力还是在金钱上，都无疑要多得多。但是高投入换来的，却往往是低产出，在大学扩招，上学相当容易的情况下，考不上大学，也不愿意工作，在家啃老者有之；上了大学，毕不了业者有之，毕了业，不肯找工作，还回来啃老者亦有之，即使在大家看来还算是正常的孩子，其中有心理问题者，也不在少数。大人们比较普遍的感觉是，这一代独生子女，比较多的缺乏责任感，不善于沟通，不懂礼貌，甚至缺乏爱心，一句话，不懂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多数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处于自然主义的放任状态，家长们或忙于生计，或忙于“革命工作”，比如没完没了地开会，或者家长两地分居，很少有时间和心情管孩子，其实就是管，也没有什么好管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校连考试都没有，孩子的成绩好坏无从谈起，如果管的话，多半是邻居和老师找上门来了，所谓管就是一顿狠揍。好在那个时代，社会比较简单，城市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没有形成，各种名目的“不良场所”也没有，孩子堕落为问题少年的机会相对少，而且，一个家庭，多半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按概率讲，有不好的，总会有相对好一点的，一句话，家长还输得起。

然而，现在我们的家长，有钱也有闲来应付孩子的教育了，但是，家长的心境变了，因为每个人都变得输不起了，只要一次失败，似乎就意味着全盘皆输，而且此生此世，不能翻身。不仅家长心理扭曲，孩子的状况也不见佳，在缺乏同龄伴侣的环境里，孩子往往在早熟和晚熟两个极端游走，既呈现早熟，又晚熟的两极性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家长的心气却很高，鉴于自己幼年失学的经历，在社会上追捧贵族风气的影响下，自己内心深处的贵族、大家情结死灰复燃，拼了命地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将自己过去的损失抢回来。于是，此阶段中国孩子的教育，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呈现出人类教育史上奇特的面貌，深度有各种奥林匹克学校，教授小学、中学的孩子学那些连大学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都算不出来的题，广度则全面发展，中国孩子好像个个都琴棋书画再加外语都应该精通，有的家长还要加上马术和高尔夫。

那些没有条件安排如此“精英教育”的家长，在给孩子加压的方面，其实一点也不差，中小学的各种假期和业余辅导班遍地开花，背后不仅有老师挣钱的冲动，也有家长们的推动。当然，如果高压（也有哄诱）不成，那么家长在束手无策之余，就只好放任了，于是，社会上，“啃老”一族兴旺发达，问题少年，也不见减少。

其实，即使那些在家长高压下成功的孩子，也不见得真的是成功，这些孩子中，有各种心理问题的比例，逐年在增加，高压过程积累的问题，如果不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消化的话，在日后成才的路上，终究会成为障碍。

孩子的心理问题，首先来源于家长的问题，是到该正视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再晚，我们将耽误不止一代人。

【刘超荐自《新京报》2007年5月12日】

非法之法　作者：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

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翁元林荐自《文化博览》2007年第6期】

人家欧洲　作者：董玉洁

朋友游历欧洲16天回来，照例，我约上八九好友在一家星级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朋友一跨进饭店就脱下西服外套递给服务生，随同递过去的还有一张崭新的五毛钱小费。只可惜，朋友的绅士风度吓得服务员手足无措，不敢接纳。朋友尚未落座就语重心长地开讲：“我先申明，欧洲无尘可洗!人家那叫一尘不染，一件白衬衣穿了一个星期，脱下来，上帝啊，比在国内刚穿上去还干净!”

他讲：“人家那福利，瑞典、芬兰，生老病死上学读书一分钱不要，还管吃管喝管……”

他讲：“人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城里乡下跑的全是世界顶级名车……”

他讲：“人家那文明、人家那素质!卢浮宫，人家那么多人进去了，跟没人一样；中国一个旅行团进去了，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进去了，人家特意用中文告示‘不要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上帝啊，作为中国人我的脸都没处搁……”

他讲：“人家卢森堡大公国，个个能讲五六种外语……”

他讲：“人家德意志人那个守时守信守规矩，三更半夜，一没车二没人，过马路还自觉地等红灯……”

他讲：“人家荷兰，应该叫荷兰王国，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你就想不出来有什么是禁止的……”

他讲：“人家英格兰，吃面条都是用叉子卷起来送进嘴里，人家喝汤都是用汤匙一下一下地舀，哪像中国人端起碗来就灌，灌牛灌驴……”

火锅底的酒精燃尽了又添满，添满了又燃尽，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鲜鱼汤结成了冻鱼糕，红烧狮子头摆成了陈年大力丸，朋友仍遗憾着、感慨着、痛绝着、愤恨着、面露红光着、唾沫四溅着、青筋暴跳着、振臂疾呼着、掩面而叹着、拍案而起着、捶胸顿足着……

“哎，人家那才叫发达、才叫先进、才叫文明……”

我鼓足勇气壮起胆，找缝插针，举起手里捏得差不多已经够穿过整个欧洲近现代史的酒杯，小心翼翼地提议：“我看……我看我们是不是边喝边讲吧……”

朋友一拳擂下去，满桌的杯盘碗筷吓得瑟瑟发抖，俨然当年清政府见了洋枪洋炮。一个酒杯吓晕了，趔趄着倒下，我眼疾手快一把救住了小半杯“五粮液”。

朋友义愤填膺：“酒!最能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落后、窝里斗、自相残杀、毫无自尊自重自爱意识的就算这酒了!我在欧洲参观学习14天，合计331个小时，吃了4l餐饭，中餐15顿，西餐26顿，人家每餐都是酒水放旁边，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愿意喝多少就取多少，人家从来不劝酒，从来不劝!更没有灌酒一说，绝对没有!我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朋友，英格兰人约翰·莱斯先生，人家那风度，吃饭只要小半杯红葡萄酒，礼节性地表示一下，那个得体、那个健康、那个文明啊!告别时，我们在一家大陆人开的中餐馆里答谢人家，我们劝人家喝酒，人家大惑不解，目睹几个中国人拼酒，人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摇头……上帝啊，人家那叫一个文明……”

酒宴在悲愤、肃杀中草草了结，十条壮汉只喝了一瓶“五粮液”，我们还为自己的酒风不雅、纵欲无度而自愧、自责、自省。

一个星期后，朋友来找我，托我请人将他写的一封中文吊唁信翻译成英文。原来，他的那位在法兰西的英格兰朋友约翰·莱斯先生不幸去世了，英年43岁。

“人家、怎么、怎么英年早逝啦?!约翰·莱斯先生那么优雅、那么文明、那么……”我谨慎地措辞，发自内心地哀悼，我的哀悼不仅出自国际人道主义情谊，更发自对人家文明程度虔诚的敬仰和渴慕。

朋友犹豫了一下，低低地说：“喝酒、醉死的。”

“上、上帝啊，你不是说人家不喝酒吗?人家只礼节性地表示半杯红葡萄酒吗?”

朋友的声音忽地抬到比帝国大厦还高半层：“是啊，人家吃饭时绝对不喝烈性酒，人家是在酒吧里喝的!”

【司志政荐自《百花园·中外读点》2007年7月／庄锡龙图《真棒》】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张秘书来局十余年，文采十分了得：调研报告、总结材料、领导讲话、经验交流，张秘书统统一挥而就，要短要长随你挑。领导身边，日日浸染，做领导的好处，张秘书一清二楚。但，张秘书山下求索，左右腾挪，却“十谒朱门九不开”——想“进步”，就是进步不了。

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从领导那里讨来“真经”——确实是个人才，遗憾的是，性格决定，张秘书有个致命缺点：缺少奴性，只能是个人才！

紧急通知

又到年底，县委县政府又要成立送温暖小分队了。县委县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送温暖工作，积极报名参加送温暖小分队，无故不得请假。

局长吴大胖子得知消息后，积极响应，为了确保“出镜”，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三天之后，名单公布，却榜上无名。吴大胖子脊梁骨直冒冷气，以为自己出了问题，被“冷冻”了。忙去打探，才知虚惊一场：原来是市里发了紧急通知，根据送温暖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从今年开始大腹便便者一律不得参加送温暖小分队。

官场署名

秘书小王今天心情格外好，兴之所至，大笔一挥，一篇文章便出“笼”了，左看右看，欣然认定，此乃一篇佳作：一高兴，随手署上主任的名字，用EMAIL发了出去。不日，文章见报，主任大怒——小王恍然大悟，自己惹祸了，杂文上面竟署了主任的名字！

主任找来小王劈头盖脸一顿骂。小王很委屈：“我是习惯了，以前不都是……”

主任听了，更火：“不要狡辩，以前你遵守规则，是对的，现在，你不遵守规则，是错的！”

【闲话荐自《翠苑》2007年8月】

离我们很近　作者：李佩甫

那是中午的时候，在一个聚会上，朋友来迟了，很惭愧的样子，一进门就试探说：我能不能喝一点酒？我想喝点酒。

他说，砰的一声，巨响。

阳光照在窗玻璃上，照出一片灿烂的暖意。他背对着窗子，神色迷离，说，就在我眼前，扣子都崩飞了，打烂了一扇玻璃。

我问，刚刚么？他说就刚才，就那栋楼，离我们很近。

他抿了一口酒，说我想不明白，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丈夫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她人很好。个高高的，长得很漂亮，人也很能干，处处要强。她才搬家不久，住160平米的房子，装修豪华，家里不缺吃不缺穿的。就在不久前，她还刚升了职，是副总，单位还奖励了她一辆车，沃尔沃，高高兴兴的。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一点征兆，一切都很正常。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早年呢？我说。

早年也没什么，早年是一阳光女孩。那时候她父母都是地一级的干部，幼儿园长大，上的都是重点学校，后来上大学，一路顺风顺水……你没见过她，很好一人儿，很有品位。我就纳了闷了，她什么都不缺，你说，她还想什么？

是不是夫妻感情？我说。

他说，没有啊。两人很好啊。都大学毕业……谁知道呢？前一天，有人还见他两口拉着手逛商场呢，亲亲密密的，昵昵的，笑着跟人打招呼。转过脸来，就成了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说。

他说：谁知道呢。问遍了，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他又抿了一口酒，喃喃说，单一的年代吧，我们渴望丰富。如今社会生活多元了，我们又向往纯粹。可单一了，必然纯粹，却又容易导致极端；多元了，必然丰富，却又容易走向混乱。怎么好呢？

我说，没准，她是有病吧？

他说，谁有病？也许都有病，可你看不出来。在出事的前一分钟，她还好好的。上班了，打了开水，泡了一杯茶，抿了两口……谁能想得到，她会突然跑上九楼，噗一声，跳下去，碎成了一摊地图。

他又说，如果说有病，那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经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之后，我们也开始“享受”心理疾病了。看来，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当我们走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当我们开始享受精神生活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他说，到了一个坎上了，好好活吧，保重。尔后他又说，吃饭吧。吃饭。

于是，我们大口吃肉、吃米……吃着，他喃喃说：就那栋楼，离我们很近。

【罗焕祺荐自《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3期】

广场　作者：蒋子龙

蒋子龙先生简介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0年中技校毕业，同年应征入伍并考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1965年复员后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过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次年又以《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再获此奖；1982年的《拜年》，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同时，以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4年的《燕赵悲歌》，共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共80余种。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

此外还获得过天津鲁迅文艺大奖等多种奖励。

拥挤的当代中国，到处都在建大广场。空阔的广场和高大的建筑物相衬，成了富裕的象征、政绩的标志，乃至是“文化”的符号。于是许多城市便有了大致相同的模式：一座堂皇的政府大楼，前面一个大广场，最好还要连接着中轴线，水池、喷泉也是少不了的……

城市如此，乡镇也如此，有些地方镇有镇广场，村有村广场，广东最大的一个镇广场竟占地14万平方米，有些村的广场也有4万多平方米……人们不禁要问，要这么多广场干什么用呢？占用了无数好土地建起来的一个个大广场，究竟有多少实际利用价值？

为了显示豪华，这些广场多用大理石铺面儿，顶不济也得铺上洋灰板儿，不吸热，却反热，夏天太阳一出来，大广场就变成烤箱，人在上面根本待不住。这些大广场只会为城市的“热岛效应”再添一把火。到冬天，空旷的大广场成了风口，扬土搅沙，奇冷无比。又因过于阔大与华丽，使广场显露出一种霸气，将人衬托得渺小而局促。何况广场上面也的确立了许多牌牌，这儿禁止入内，那儿不许踩踏……老百姓走上去心里怯怯的，谁还会去找那份不自在？或许广场修建者要追求的正是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霸气”，这似乎已经变成一种时尚。在某市的豪华体育场里，就悬挂着这样的口号：“志在最高，充满霸气，坚信自己，创造奇迹！”无论这是鼓励体育场的建设者，还是让运动员当座右铭，都活画出当今社会的一种典型情态：急功近利，千方百计追求一鸣惊人、不同寻常，结果却是稀松平常，乃至令人作呕。

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心地段，矗立着由多座摩天大楼群组成的洛克菲勒中心，在某些人眼里这已经足够“霸气”了吧？可是当年世界顶级的财阀洛克菲勒，担心的正是这种摩天大厦群的霸气会惹人讨厌，使它跟市民拉开距离。于是在摩天大楼群的前面搞了个下沉广场，夏季流水淙淙，有音乐和休闲茶座，冬季则变成火爆的滑冰场，气氛总是轻松活跃，热热闹闹。使得洛克菲勒大厦群一年四季都被旺盛的人气托扶着，包裹着，有效地调节了摩天大楼本身的冷峻和傲慢。以至于一百多年过去了，洛克菲勒中心早已经不再属于洛克菲勒家族，可后来的主人却依然保留着“洛克菲勒中心”的名称。

这就是理念的差异，越是真正地发达和富有，越知道平常的重要。只有不自信的暴富，才会追求霸气，并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换个样儿，惯称“一步到位”……伦敦、巴黎、纽约，都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建成了今天这样的世界级大都市。它们也都有自己著名的广场，但并不以奇大和豪华为荣，而是用广场凝聚历史、储存记忆、亲和民众、彰显民族文化。

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说：“我们建设了那么多新城，哪一个可以和元大都（老北京）比？我很清楚很多人认为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这只证明了我们这一代人想像力的退化——尽管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有钱了。如果我们准备花几百年的时间建设一个伟大的首都，就等于是告诉人民我们对这个国家有多坚定的信心。”当年的“元大都”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天安门广场，如今已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图腾”。

而现在某些城镇的建设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城镇的生命力在哪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只是一窝蜂地看见人家干什么就跟在后边学，以至于到处都是巴洛克、罗马柱、大广场，很快又将“广场热”弄成了“广场病”。

【曹龙彬荐自《今晚报》2007年6月8日

“终生领导”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作者：蒋子龙

每个企业、每种产品以及每个人，都面临“被替换”的巨大压力和实际问题。如果你要成为领导者，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追随。

我意外地读到一本关于“情境领导”的小册子，知道中国还有一所“终生领导艺术管理学院”。单是这名称就很特别，难道是专门培养“终生领导者”的？莫不是想复辟终身制？世界上真的有“终生领导”这样一种“艺术”？其实，“终生领导”就是“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终生职业就是当企业的领导者，或者说这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终生追求。目前全球已经有一千多万职业经理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职能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并不是一种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

那什么是“情境领导”呢？其定义为：“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可以解决他们被替换的问题”。请注意，“被替换”这个词说得非常准确，简直是触目惊心！“被替换”就是被淘汰！市场体制下的竞争中人，谁不怕被淘汰？对“被替换”的恐惧就像一根鞭子，把现代商品社会驱赶得剑拔弩张、鸡飞狗跳，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在充满激烈竞争以及公司间频频并购重组的时代中，每个企业、每种产品以及每个人，都面临“被替换”的巨大压力和实际问题。所以，“情境领导”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方法教会领导者可以在多种不同的情况下，正面对追随者施加影响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情境领导”最大特点是关注追随者的行为，同时以具体任务为基本要素，充分体现了组织行为学的特点。追随者的状态是动态的，随时可以改变。这种动态，一方面是指在不同的任务面前，追随者的状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采取何种领导风格，也会引起追随者的状态变化，或者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或者向负面的方向衰退。还有一个因素，人是社会动物，其情绪会随着外比事件而波动，如股市下跌、配偶有了外遇、孩子没有考上重点学校……

因此，领导者是否使用了最合适的领导风格至关重要。正确的领导风格会促使追随者的状态提升，而不合适的领导风格则会造成追随者状态的下滑。可以说，“情境领导”的根本宗旨，就是有意识地变换领导风格来适应和激发追随者不同的准备状态，提醒领导者该何时介入，何时不介入，以及如何正确有效地介入。从而在管理过程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进入崭新的领导境界，使追随者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有能力，有信心和有意愿。并最终实现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共同发展，提高组织的绩效，创造和谐人性的企业文化。

“情境领导”告诫企业领导者要善于挑选和组织那些赞成、支持、笃信他们所确定的方向而又能发挥作用的伙伴，具备那种赋予人们力量、鼓励人们实干的能力。世界500强之一的强生集团总裁拉尔夫·拉森说：“一个人所能行使的权力是有限度的，除非你能想方设法使人们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否则便算不上什么领导艺术。”人的心理以及人性化的认知和表现都有许多共通之处。老子也说过：“欲上民，必以言之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如果你要成为领导者，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追随。这与“情境领导”的内涵不谋而合。或者干脆说“情境领导”的倡导者抄袭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才是世界上第一个管理咨询大师！

简单一句话：“情境领导”就是为了提高领导力。而领导力，就是影响他人的能力，能够影响他人做本来可能不会做或做不好的事情。目前，领导力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需求最高而供应最短缺的品质。企业的工作是从最上层的领导开始的，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为整个公司定下基调，他们工作的力度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企业的工作力度，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和与下级的沟通，能获得成百上千倍的效益。

【李从渊荐自《人民论坛》2007年6月2日】

文人何以称“穷酸”？　作者：蒋子龙

相当长的时间来，媒体一直兴趣不减地关注着文人们的“酸事”：重庆富姐作家红艳，以每月不超过一万元的费用包养湖南落魄诗人黄辉，被包养者答应在一年内写出传世之作；另有一作家为吸引消费者，制造点市场轰动效应，竟牵着一头毛驴进书店签名售书；几位诗人在北京一酒吧脱光衣服开朗诵会，被警察及时制止；沈阳一曾经很先锋的作家在火车站设摊讨饭，意在臭一臭停发他工资的单位；趁个千儿八百万在一般富翁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文人眼里就是了不得的财富啦，于是便搞出个作家富豪榜……

这些事若不是出在文人身上，媒体可能没有这么话好说，即便有人想评点一番，也会就事论事，给一个具体而恰当的说法。天下包养的事情多了，讨饭的人就更是数不胜数，现代人为了推销，什么招儿不能使？别说牵着驴进店，就是赶着羊群进城、现挤现卖羊奶的不都有了吗？动不动就脱光衣服的人就更多了……却没有人拿他们跟“穷酸”两个字挂钩，唯独文人，一干这种事，这个老祖宗留下的现成词儿早就等在那儿了。

为什么文人总是难以摆脱，鬼魅般的“穷酸”呢？

《现代汉语词典》堂而皇之地解释这个词，就是专用来“讥讽文人”的“穷而迂腐”。范成大的《次韵和宗伟阅番乐》中也有这样的话：“洗净书生气味酸”。陈继儒在《李公子传》里说：“如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你看看，古人们只要一提到文人，就离不开一个“酸”字。韩愈在《赴江陵途中》说得更狠：“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文人们的“穷酸”，还是他们惹事生非或遭人非议的根源。

为什么“穷酸”的都是文人，而文人又确实多“穷酸”呢？看《名人轶事》，朱自清当年也曾查找过这个词的来历，可惜未果。某晚我闲翻《世说新语》，却发现一些跟“穷酸”有关的知识。原来这个词最早是先在江南流行开来，古代读书的学子要到外地求师，需自带饭钵，而江南鱼多，读书人的饭钵中除了鱼再无其他奢华之物。鱼的做法又多是醋烧，简单、便宜又去腥——这就是“穷”而“酸”。因穷就不能不酸，酸还能解点穷，穷出点味道。用好了谁都得承认，“酸”也是一种有益的健康的味道。

其实这就是拿着穷书生寻开心，富人做鱼就不放醋吗？为什么不叫“富酸”？说不定“穷酸”这个词还就是文人们自己把它叫响的，而且越传越广。它毕竟比较准确而生动地概括了旧时读书人在未发迹前的境况。

有一贫困书生，需不得不向别人送礼，却又送不起好礼，怕被人家瞧不起，于是“酸”劲儿就又上来了，在礼盒里再加上一副对联，算是白饶的。好在写对联是书生的长项，“秀才人情纸半张”，反正也费不了多大事：

醋泡曹公一坛

汤烧右军两只

当年曹操曾“望梅止渴”，也够“酸”的吧？而“书圣”王羲之落魄时养过鹅，也算够“穷”的了。如此看来，“穷”和“酸”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我的礼物虽然不重，但把曹操和王羲之也一并都捎带上，谁还敢说轻？

时下“传统文化”正热，许多旧习气反成时髦，文人们一窝蜂地“穷酸”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静荐自《晶报》2007年5月18日】

反反为正　作者：冯景元

学者定律：总是用一己的认知和标准去衡量他人。

世俗定律：受看不见的影响，被看得见的迷惑。

生存定律：在各种旋转的棋盘上，找一个活角或相对稳定、能够发展的点。

礼节定律：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尽人可为可做的最微妙的东西。

时间定律：风来雨去，积日为年地走着，让老年人觉得日长年短，年轻人觉得日短年长。

成长定律：不管走出多少步，没走好的那步，返回来还得重走。

吃苦定律：少时不吃老来吃，30岁以前没吃，30岁以后加倍吃。

规定定律：都知道挂墙上的，会上说；都不知道潜行在生活里的，通用。

黑白定律：自然的两种颜色，合在一起组成社会，反差最大，势不两立，又互相转化，谁也离不开谁。

长短定律：长长为短，短短反长。缺点是优点的延伸，优点是缺点放对了地方。

胆小定律：与势力结缘。

权力定律：没有百分之百，好的七三开，差的三七开，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延误、受贿、用人不当、蛮横欺人和被瞒被欺。

称赞定律：把最廉价的东西放在口头上。

勇敢定律：高端品行，常常发生在对危险的无知阶段。

从者定律：永远窥视被从者的隐私。

驾驭定律：紧持缰绳，少打鞭子。

偶然定律：常常影响人一生的不期而至。

生物世界定律：细菌无处不在无物不畏；恐龙灭苍蝇生，从来以小治大。

学问定律：被不了解的人当垃圾扔的。

忍耐定律：变化之纲，功名之舟，成事之旅，大匠之绳。

智者定律：不做绝事，不夸耀自己成功，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意义定律：名利之外讲尊严，保留一点值得自傲的东西。

儒雅定律：稳步踏靴，宠辱不惊，好的时候不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觉得太坏。

债务定律：天公地平，不饶恕任何一个人，有欠就要还，今天不还明天还，这代没还下代还。

【李晓薇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22日

大道无术　作者：王　蒙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的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的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日拙地搞各种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自行其道，自得其乐，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舒卷自如，用藏随意，不骄不躁，不黏不滞，富而有德，贫而乐道，乃大智无谋也。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我喜欢说大道无术，是说合乎大道、接近于掌握大道的人士不必整天动心眼儿。

□术与道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高明技巧的掌握，与掌握技巧者的投入、敬业、勤奋、追求完美、心无旁骛、脚踏实地、服务社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不要相信天花乱坠的大话。凡把纷繁复杂的难题分析得一清二白如数家珍者，凡嘲笑世人皆无常识、只要按他说的办就可势如破竹迎刃而解者，凡一张口便给你极高妙美好的应许者，皆不可轻信。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一百条蹩脚的计谋，不如一条真诚。一百条计谋的花哨，不如一样自身的本色。一百条计谋的大观，不如一副高屋建瓴的境界与博大宽广的胸襟，特别是不如大智的远见与深思。

□鬼机灵毕竟是小机灵。小手段只能收效于一时。小团体只能鼓噪一阵。只有大道，客观规律之道，历史发展之道，为文为人之道，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靠小术占小利，最终贻笑大方。

□仅仅有口才有技巧是不够的，更要有一种品质，进入一种化境，化成一种本能一种心境一种风范。

【陈颖荐自《广州日报》2007年6月7日】

过耳不忘　作者：佚名

要我们降价，就出公文来吧！

——汤臣集团称“汤臣一品”天价洋房不怕调查，也不降价

在美国，很多人学习数学就是源自兴趣；而在中国，很多人学数学，更是为了生存。

——农家孩子袁新意凭借一路“奥赛”佳绩走进大学，并获2万元奖金解决了上大学的费用。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他如是说

自己考一遍真的不一样！比如今天下午的数学卷子，留给考生解题的地方太小了，根本就写不下。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提醒学生书写问题。

——北京38岁的高中教师管卫东，为体验学生的考场感觉而参加高考

延误时间怎么这么巧，还差10分钟就4个小时？

——深圳航空公司晚点起飞3小时50分钟。按照规定，航空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导致航班延误4个小时以上时，应给乘客补偿。部分候机的乘客认为“航空公司在钻法律空子”

韩国是豆浆的发源地。

——韩国一企业编造豆浆起源于韩国的说法。

我要把《西游记》拍得和《指环王》、《哈利·波特》一样。

——正在筹拍新版《西游记》的张纪中信心十足

我以前参加作文大赛时大唱颂歌，感觉很假。谁知道有人比我唱得还要厉害，所以我每次都只能拿第二名。

——韩寒“炮轰”高考作文题目太蠢，在施行愚民教育

选择离开是因为恐惧，因为命运不在自己掌握中。感觉自己首先得站稳脚跟，不要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所以去寻找成长，去读书。

——杨澜在厦门大学透露当年为何“弃”央视而走

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真的成为中国一个社会现实的话，这是一个悲剧。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谈大学生失业问题

目前中国总额在4000亿元左右的社保基金有三分之一在股市。

——中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高西庆透露说

我们试验田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与几个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院士描述曾经做的一个梦和他的人生目标

名正言顺很重要。

——“雅虎中国”日前改名叫“中国雅虎”，目的在于强调自己是一家“血统纯正”的本土公司

设若中国网民人数再多一点，参与者更广泛一点，别说长城，你拿一段长江的防洪堤候选，说不准也是得票领先。

——对于网上票选新世界七大奇迹，有网友如是说

今天，你不得不假定读者比你知道得更多。

——美国加西亚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马里奥·加西亚说报纸必须涉足互联网领域和手机领域

我挺不高兴，但挣人家的钱，没办法呀。

——小学生挣100元为同学当跟班，不听指令就要被“扣工资”

我出20万元，你别哭别闹，与丈夫和平离婚。

——大连一富婆自恃经济实力超人，欲花20万买走他人丈夫

50年代离婚，多为包办婚姻；60年代离婚，多为阶级成分；70年代离婚，多为路线原因；80年代离婚，因为搞不清结婚原因。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看来，不少“80后”的婚姻茫然不知所措，没有安全感，但由于大多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子女抚养的问题，属于注重自我享受、婚姻的“自由行”一族——他们的单身现象是这个时代的投影

好坏看书名儿，优劣看书皮儿。

——时下出版商在书的外表下工夫的原因

自己是爸爸妈妈的宠物，每天就是在房子、车子、教室3个大笼子里养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被“放生”。

——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在日记中无奈地说

其实，我不是很爱喝酒。我爱的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喝酒时的朋友。

——古龙生前曾这样解释自己嗜酒的原因

开心开到恶心，搞笑搞到可笑，娱乐娱到愚乐，名流名到下流。

——有人评价娱乐圈之怪现状

他们都中规中矩，端着火锅做节目，既怕烫着别人，也怕烫着自己。

——吴宗宪评价内地主持人

该治理这些“垃圾作家”了。

——网络写手“全裸上阵”露骨写作，网民呼吁抵制

好消息是，与乒乓有关的金牌，大多跑不了；坏消息是，陪你玩的人越来越少。

——第4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大获全胜，白岩松却认为喜忧参半

千万别相信一个轻易就能把烟戒掉的人，因为那人对自己都那么绝了，对付别人还会手软？

——台湾导演侯孝贤这样说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一把锤子，把你的理想坛子一个个击碎。

——腾讯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

对待人生应如同对待冰箱一样——装满，是为了掏空，不是为了保存。

——蔡康永

男人的胸怀是用冤枉撑大的。

——在《赢在中国》节目中，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对一个自述脾气不好的选手进言

人是平凡的，生活不能平凡。

——一位老校长的话

恋爱就是无数个饭局，结婚就是一个饭局。

——量变与质变

人生有一半的麻烦都是由于说“行”太快，或说“不行”太慢造成的。

——人生经验之谈

爱国爱家爱师妹，防火防盗防师兄。

——北京大学书桌文化“恋爱对联”

有所得是低级快乐，无所求是高级快乐。

——都市白领谈快乐

如果你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但都花完了，你并不会变得富有，你只是生活水平高而已。财富是靠你所积累的，而不是靠你所花费的。

——《邻家的百万富翁》的作者斯坦利如是说

情人总嫌你买的东西便宜；妻子总嫌你买的东西太贵。

——老婆和情人之间的区别

出外靠朋友，买房靠父母！

——某些年轻人的新口号

记忆力不等于智商，智商不等于智慧，智慧不等于EQ。

——作家刘墉语

养育子女，三分教，七分等。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多的应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示范，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孩子就像树一样，长慢一点，说不定质地更紧密细致。

——针对当下逐渐受到追捧的儿童早期智力开发，作家洁尘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生恪守量入为出，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专注一种投资，不梦想一夜暴富，一个节省的习惯。

——理财专家刘彦斌关于理财的“五个一工程”

现在要判断谁家是不是真有钱，就看他家孩子读什么专业，如果是MBA、法律之类超实用的，那就不是真有钱，如果其家公子专攻八股文研究，那叫牛！

——金融时报某专栏文章说，在国外，真正的富家子弟并不愿意去读MBA、法律之类的实用商法学专业，而更青睐地理学、人类社会学、哲学等文科专业

对付小人，就像对付没有烧透的炭，碰碰，才会燃烧；晾着，自然就熄了。

——职场箴言

建高尔夫球场减少了当地的扬沙扬尘。

——北京六郎庄建起高尔夫球场，一工程负责人辩解道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南京一男子竟在自家楼下租房3年包“二奶”

既然学校有规定，学生就应该遵守。

——郑州一学校收缴11部学生手机当众摔毁惹争议，校方解释说

等我将欠账全部要回来，得活到100多岁。

——河南开封一村民承包政府职工食堂，13年来乡政府签单打欠条，共计1公斤，至今仍未兑现。债主无奈地说

现在我连厕所都没法上。

——上海一雇主在家中安了9个摄像头，保姆不堪忍受辞职

花3000万建个铜像，这是在烧钱啊。

——河南永城耗巨资建刘邦塑像引争议

许多作文老师都是在误人子弟。

郑洁带伤参赛是个人意志屈从于集体利益的表现。

——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谈郑洁带伤参加法网比赛，认为中国体育界这种牺牲个人为集体的现象，作为一种理念已经根植于中国竞技体育中

当别人在繁华的都市享受生活的时候，我选择在贫瘠的农村挑灯备课，是因为我心中常存着一份感激。

——海归女硕士沈吟放弃月薪万元的工作，自愿无偿到山区支教。今年六一节前夕，她倡议“为贫困山区儿童送上一份节日礼物”得到广泛回应

我是从演死人开始，靠实力才走到今天。

——成龙话成功

中央机关公务员是“金碗”，直辖市省级公务员是“银碗”，地市级是“铜碗”，镇街道一级最起码也是“铁饭碗”。

——不少大学应届毕业生为公务员的岗位拼搏，他们有了一个很新鲜的称谓———“考碗一族”

每个单项收费的套餐，都在考验老百姓的数学水平！

——一位手机用户的感叹

去太空确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去，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4月19日在回答清华大学的学生提问时说。时下，太空游正受到全球富豪的追捧

让纪检干部变身便衣神探去暗访秘拍，去根治“嘴上腐败”，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治本之策，偶尔用用无妨，千万别当成济世良方。

——河南汝南县纪委“便衣”用DV查公务员工作日公款吃喝，众多宾馆、酒店生意顿时一落千丈。百姓如此评论

飞车抢劫，当场击毙。

——河南荥阳市公安局豫龙镇的警车挂起这样的红色条幅。法律专家认为，警察无权判定罪犯生死，这样的“特色标语”，正暴露了警察法制观念的落后

现在的媒体神经兮兮的，搞得大家像刑警大队似的，见谁都觉得是犯罪嫌疑人。建议你们干的时间长了，换个职业干干。

——易中天对媒体“多管闲事”颇有微词

减肥瘦身类广告已成为虚假、夸大宣传的重灾区，消费者不可轻信。

——上海工商部门根据最新监测结果表示

这哪是手机，这是手雷！

——温州一公司手机定位监控员工行踪，员工抱怨道

每个节目的上下场都要热烈欢迎、鼓掌。

——安徽和县举办博览会发文要求观众鼓掌

副部级以上才能进屋打吊针。

——某公立医院的规定

我能改变学历，却不能改变残疾。

——北大残疾女博士求职屡遭拒

不就是三个字吗？

——丈夫婚后不再说“我爱你”，妻子出走

再不炒股都不够时尚了。

——成都大学生沉迷炒股

我救的都是生命。

——儿子与伙伴同时落水，男子舍子救人

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是散文；忽然被推到水里——就成了小说；从大地上被弹射到月亮里——那就是诗歌。

——冯骥才妙论散文、小说和诗歌

【杨孔翔、紫遥、马树强、李晓薇荐自《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济南时报》2007年6月】

三　宝/辑

国学与“国学热”　作者：来新夏

梦溪先生文席：

您好！

《中国文化》已于日前拜领，所刊大作《论国学》一文，正应时所需。因视力甚差，历时一周，始将全文读毕，获益滋多。总感觉当前之“国学热”似不正常，但亦说不出所以然来，加以高年目眊未能广览诸贤谠论，难以著文论述。谨陈愚者一得，奉请指教！

1、最近“国学热”甚嚣尘上，有提倡读经的，有开办私塾的，有上书在中小学课本中多加诗词曲赋内容的，有办国学讲座的，有大学设国学院的，甚至某大报也专设国学专版，国学大师的帽子到处乱飞……这些都使我有点头晕目眩，好像又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似的。读了大作，脑中有了点条理，总算领我走出了迷雾。

2、我不敢反对国学，但我不赞成“国学热”。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珍惜、继承、弘扬，但不能一哄而起。“跟风”是我们的“国病”。千万不要把所谓国学当做补废救弊之灵丹妙药。

3、究竟什么是国学？我请教过几位俊才硕彦，也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可能谁也说不清。有人说国学就是“中国学”，听起来像是外国人说的话。有人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学是二十世纪初与国粹学相对的词语，比较有道理，也有人用作书名的，如《国故论衡》、《国故学讨论集》等等。有人说国学指儒学，似乎狭隘了点，至少国学中有儒、道、墨、佛……诸子百家。有人说国学指中学，与西学对称，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据。但亦不尽然，《四库全书提要》应说是国学的经典，但其中史部地理类所收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子部天文算法类收有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和阳玛诺的《天问略》等西人说西学的书，不仅只有中学。

4、猛然想起宋儒朱熹曾经有两句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探求转深沉”。话说得很准确，不愧为一代大儒。朱氏所说的旧学，指的是在他以前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学），而正在随时代吸收的则是新知。旧学对新知，畛域分明，比更多对国学的解释都简明。清代大学者汪中深明此义，所以将他读前此传统学问的心得之书，名为《旧学蓄疑》，亦是一证。旧学之名，覆盖广，界定明。

5、大作对国学作了明确的诠释说：“盖国学有宽窄两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亦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说得已很明白。

6、大作对国学的诠释说“中国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十分精当简要，避免了“广泛笼统”之弊。有人把读三、百、千、千都划入国学范围之内，未免亵渎了国学。

7、大作有些盛世危言，值得鼓掌。如说：“如今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笼统广泛’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有时亦可不必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旨哉斯言！

8、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中国学术（即所谓国学）之主要载体，舍此旁求，无异缘木求鱼。四部之学历千余年而使学术条理化。中国是条理学术文献最早的国家，《尚书》有典、谟、誓、诰之分，《左传》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孔子教育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孟子分学术为儒、道、墨三家。庄子分天下学术为七派，荀子则概括条理学术文献原则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和“以类行杂，以一行万”。韩非认为只有儒、墨两家，但其下又云：“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至于学术典籍之条理，则始于刘中垒父子，其《别录》称：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魏晋时代由于典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如社会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以致典籍散佚，史部典籍因数量的剧增而脱离经部独立。于是西晋荀勖将典籍条理为甲乙丙丁四部，编成《中经簿》，以备参稽，惟其次序为经子史集，此为中国学术的初设架构。东晋李充再编《中经新簿》，将乙丙位置掉换，于是经史子集之次序始定，而犹未以经史子集为名。直至唐初为前朝编史，学术诸端，并入《隋书经籍志》，而以经史子集冠名四部，成为学术条理之定名，直至清编《四库》、近年编《善本目录》时，仍加沿用，是中国学术之为四部之学，定矣！乾嘉史学重镇钱大昕有《经史子集何昉》一文，收《潜研堂集》中，可供参阅。

9、大作之“一点设想”有云：“建议中小学生的课程设置增加国学一科名称就叫做《国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就是孔门之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使我想起六十年前的往事，1947年，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应聘到天津新学书院（相当于中学）去教书，除了教高初中的史地外，校长还要我为高二开“中国文学史”和为高三开“国学概论”两课。当时按教时发实物工资，为了稻粱之谋，硬了头皮接下来，于是利用暑假积极备课，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国学大纲课用的是汪震等编的《国学大纲》（钱穆等人的书太深，不适于中学生），教了一年，效果很好，不仅学生得到国学轮廓，知道孔孟之道，诗经楚辞；对我亦至今尚在受用。这点实践，比之于瞎起哄，乱炒乱刮风，似乎有实效得多，是否可供参考？

10、去年底天津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中学老师举办国学系列讲座，要我作第一讲。我答应，但提出两条件：一是讲座名称应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座”，二是第一讲的题目是《论经史子集之学》，并为题“师之道”三字于入场券，以示这是为师之道的基础知识。不意此举与大作主张不谋而合，甚快！琐语拉杂，呈教

大方专此顺颂

年厘

来新夏拜上

2007年1月21日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15日】

宋代冗官成灾的史鉴　作者：耿　法

中国历史上，自宋代之后官员冗滥现象愈演愈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成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状况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竟然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代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

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又十分松弛疲软。英国人帕金森在《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指出，官僚制度必定会不断增设机构，增加官员人数，以至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人员越来越冗滥，行政越来越没有效率。宋代的官僚机构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典型，官吏多必定衙门多，衙门多又必需官吏多，并在正式机构外设立名目繁多的编外机构，人浮于事，恶性循环，效率低下，日甚一日。

官吏的冗滥，为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官商勾结并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公害，如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官员数量尽管如此臃肿不堪，大小职位却还是不够分配，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等有识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官员应当一律裁汰，并就此下了好几道诏令。庆历三年十月，为整顿吏治，淘汰冗官，朝廷决定逐路选拔转运使，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在审核名单时，范仲淹将那些庸碌无能的转运使名字毫不留情地一笔勾掉，与范仲淹一同审核名单的富弼心有不忍，劝告道：“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接着新政还颁布了关于“厚农桑”和“减徭役”的诏令。但是这些法令都触犯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范仲淹、韩琦等人终被排挤出中央政权，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废黜。后来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官僚集团的利益，加之变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到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全部被废除。有宋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连对辽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灭亡。

历史的教训值得高度关注。前不久，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张全景同志这番忧心如焚的话表明了当今冗官现象之严重。据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历史上哪个朝代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官员队伍！这种体制为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空子，加上对主要领导缺乏有效监督，卖官买官遂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

现在，中央已正式部署全面“减副”，严格限定副职的职数，各领导机构的副职大大减少，一场机关领导“瘦身”运动正在铺开。臃肿的官员体制必须釜底抽薪，这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确保党和国家的肌体活力，坚决防治腐败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改革。因此，重温宋代冗官成灾的历史教训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紫檀木难荐自《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历史逻辑　作者：王跃文

孟子被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迹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问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搅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的。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

【杨孔翔荐自《今晚报》2007年6月9日】

谁人不识李爱珍　作者：鲁　宁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闭性，间接导致中国人同名者众多。譬如李爱珍，随便找个城市，一抓就是一大把。

本文所涉的李爱珍是个老太，退休多年，定居上海。前不久刚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门槛高企、条件苛刻、程序严谨、拒绝照顾、不玩猫腻，李爱珍能当选说明李院士“货真价实”。当选理由：“李爱珍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终身贡献，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完全达到国际水准。”

李爱珍供职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从1958年起一直干到退休。

她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国防建设价值重大。照说，她该是国家的宝贝。

“李爱珍是谁？咋没听说过呀！”闻李老太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不少专跑科技线的“大记”们一头雾水。

难怪啊，李爱珍是个低调做人做事的女科学家（她自视只是个科研工作者），没有耀眼的光环和头衔。势利加浮华——很多媒体自不会将其列为科技典型贴上“高大全”的标签。

美国有科学院，中国也有。有科学院自然要有院士。既然都谓院士，院士之间（包括总体和同学科同研究领域的个体）就必有彼此学术水平高低的比较。在中美之间作此对比，可能没有哪家国内机构比过，但答案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中国科学院建院于1949年，美国科学院建院于1863年，早于中国86年。我知道，这不能说明二者的学术水平差距。不过，还有另一个数字：美国科学院387名外籍院士，诺奖得主超过上百名。够了，这足以说明李爱珍在半导体研究领域（当代国际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含金量”。

谁人不识李爱珍——因为李爱珍选不上中科院的院士。一位推荐李爱珍做中科院院士的现任中科院院士直言：“我不便评价李爱珍为何未能当选中科院院士。”这看似又一个疑问，但答案却同样“铸”在我们心里。

呵呵，大约2年前，中科院有过一次增选院士，曝出少数央企掌门人、部委行政首长的大名也赫然列入推荐名单之中。瞧，凡有好事，这类人都得插一杠。李爱珍无官衔无代表委员头衔、非统战对象或民主党派背景，咋能轮上她。

科学院啊科学院，在绝大多数国家，你是个纯粹的科学机构；在个别国家，你被誉为“科学殿堂”，但你首先是座“官衙”。

院士啊院士，在绝大多数国家，你只是个荣誉称谓；在个别国家，你通常代表着“车子、房子、票子、身价”，代表着学术课题和科研经费的优先占有权。

一个国家总体科学水平的提升，没有钱是不能的，可光有钱，也未必就能登上国际前沿科学的高峰位置。发展一国的科技实力，钱所买不到的是孕育科学精神和培育一流科学大师的文化土壤。科学发展的基础不是钱的堆砌，创新型国家的创建不是口号喊得震山响，而是千金难换的人文环境——摒弃官本位文化，重拾（回归）学本位文明。

对当不当中科院院士，李爱珍看得很淡。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您做了这么多出色工作，没评上中国的院士，不难过么？”李答：“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正是这段发自内心的淡然打动了我，使我放弃另外3个备选题材，“介绍”这个值得我们从内心深处敬重的李老太。

补充几句。两年一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今年元月已启动，按计划年底前公布增选结果。如今，闻李爱珍“出口转内销”，很有可能也不管李爱珍是否乐意再当中国的院士，有关方面十有八九会找上门去……谓予不信，不妨替李爱珍静候“佳音”。

【陈文涛荐自《中国保险报》2007年5月25日】

我为什么不喜欢诸葛亮　作者：谈　歌

读《三国演义》好几遍了，说心里话，我就是不大喜欢诸葛亮这个人物，这个人太聪明太能干，脑子太好使，眼睛一眨巴就是一个主意，眉头一皱就是一个计策。鲁迅先生说诸葛亮聪明得近乎“妖”，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对权谋家，我一向抱定敬而远之的态度。我这个感觉是很生活的。我相信许多读者也跟我一样感同身受。想想看，如果你的同事邻居还有你的兄弟姐妹都一个个的特别诸葛亮，你承受得了吗？你和他天天在一起上班，坐在一个办公室里，您张嘴说上第一句，人家就能猜着您第二句想说什么。您还敢张嘴说第三句吗？聪明点的人可爱，太聪明的人让人害怕，这是俗人的理儿，自然有俗人的道理。讲一个生活中的道理，人们对聪明人，大都是小心翼翼的心态。如果说得现实一些，人们欣赏电影里的聪明人，喜欢书里的聪明人，却害怕生活里的聪明人。就算是您妻子或者丈夫，算是最亲近的人了吧。天天都能猜到你心里去，说句糟改人的话，你一撅屁股，人家就知道你会拉什么。你说实话，你能不含糊吗？

诸葛亮在刘备的公司就业之后，还真是努力工作，出谋划策帮着刘备跟曹操对着干。这也说得过去，谁让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呢。这里边没有双赢的空间。可是诸葛亮鼓动着刘备跟东吴闹事，就真有点说不过去了。你处心积虑地借了人家的荆州住着，到期赖着不还。每月的租金也不交，这不是欺侮人家老孙家里人老实吗。把人家的大管家周瑜先生还给活活气死了。后人都说周先生气量狭窄，这事不搭在谁头上谁不说难受。让人家赖账不还，还不许生气，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刘备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一个劲跟诸葛亮哭着说，咱谁跟谁啊，如果刘禅的能力不行，你老兄就干脆把他免职了，你自己就当一把手算了。有人猜测说，那老刘是试探诸葛亮呢。看你诸葛亮怎么表态。其实帐后面藏着刀斧手呢。我不相信这种猜测，刘备跟诸葛亮相处多年，已经考察他多少年了，早把诸葛亮看得通通透透的了。给你几句好话，是为了让你保着我儿子，别跳槽，也别扔挑子。

可是刘备千算万算还是失算，他就是没有考虑好问题的另一方面，诸葛亮不是一把手（宰相相当于总经理，董事长是刘禅），可大权都他一个人拿着。他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刘禅当了几十年的皇上，屁本事没有。说好听点，都是让诸葛亮给宠的惯的，说难听点，刘禅一接班儿就让诸葛亮控制起来了，没有实践的机会嘛。后人猜测，刘禅董事长也肯定跟诸葛亮谈过这个问题，丞相啊，您看啊，我还年轻，得长本事啊。您看有什么工作，也让我亲自处理一下，长长工作经验么。诸葛亮会怎么说？他肯定会说，您啊，就是皇上，您还想干什么啊？吃喝玩乐享福得了，剩下的事儿我来做，您就不用费心了。这话听着受用。可是真害人。诸葛亮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书上说他是事必躬亲，这话得分析，其实就是小事儿他都得做主儿，下边来人吃个客饭，食堂想雇个临时工，估计也得他批条子。这刘禅还有什么戏唱啊。

再说诸葛亮伐魏这事儿，怎么听着都悬，且不说魏蜀吴这三家，蜀国是最弱的一家。而且刘备伐吴这一仗，倾国而出，已经被烧了一个连营七百里（一说八百里），这得多少钱啊，不说倾家荡产吧，国库也差不多都空了，财政不定出现多少赤字呢。总得休养生息些年头啊？也就是说，得缓缓劲啊，得发展生产啊。可诸葛亮不管不顾，一个劲地穷兵黩武，哭着闹着要伐魏。就蜀国那点家底子，老百姓还不够吃不够喝呢，没闹出农民起义来就不错了，诸葛亮还弄了个六出祁山。这得多少军费开支啊？我的天。如果不是诸葛亮这么一通折腾，就蜀国那个富裕地方，也不会闹得国民经济滑坡，让典午氏早早收拾了。这伐魏的事儿真是误国误民啊。

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实在不少。作为掌权者本人，魅力无限，神采飞扬，风度翩翩，要谈吐有谈吐，有威仪有威仪，他可以不贪不占，艰苦朴素，吃次的，穿旧的。可是他们每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都会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诸葛亮实在是一个可让后人臧否的人物啊。

【郝英子荐自《今晚报》2007年6月8日】

下岗“原声态”　作者：吉　大

在2005年7月20日至8月20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南风窗》大学生社会调查入选团队之一吉林大学大学生调查小组，对抚顺、吉林、长春、伊春4个城市的近230名工人进行了走访，完成深度访谈个案82个。

面对大学生的提问，工人们回答说……

“现在最困难的就是钱难挣”

一名抚顺某钢厂的锻压工这样介绍他的劳动技能情况：

“就我这活，你到那，一天就会，一瞅就会，啥技术也没有，现在(下岗了)谁还要你，……学别的劳动技能？那个时代不可能。学了人家也不用你。要学也得是单位让你学，要提拔你啊，给你调动啥的，不然学他干啥，你也走不了，那时候就得在这干，别处都不要你。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学，没别的门子，就是干这活，一天上班，到号就开工资，啥愁事也没有，那时候谁能想到下岗啊，都老天真了，就寻思国企好了，下岗？那不能啊，就跟你们这么单纯。”

抚顺某矿下岗的爆破工说：“咱这技术没说的，可离开煤矿哪还用放炮的，我估计除了拉丹那里哪都不缺咱这技术！我们厂有的设备都是日本时期留下的，全国就我们这还使，那帮人(用那些设备的人)回了家哪都没有要你的，就在市场上蹲着。”

吉林市某合金厂一名冶炼工人对自己今后的就业前景很有信心：“我们厂子拿我这个证(冶炼行业中级技术等级证)的人也不多呀，有这个我就比他们能多100块钱。要是现在厂子黄了，下岗，我就去民营企业，现在外面民营企业高薪聘请，像我这个工作，一个月能三五千。”

在长春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一名下岗女工说：“在这培训的都有用，家政服务、月嫂、厨师、按摩、面点……想自己找点啥干挺有帮助。培训也不用自己拿钱……”

抚顺某厂的下岗工人认为再就业帮扶机构对他们作用不大：“培训班啥的，我去过几次，都是家政服务，家庭护理者方面的，咱一个男同志，这方面你干？就算你能干有人用你吗？再一个主要还是培训以后安排工作效果不好，挣400到500元，还解决不了家里的生活，真都不如低保，采暖费啥的还能免了。农民工干这活行，他不用考虑(采暖费，水电费等)……现在老板太黑，人有的是，400元一个月你干不干？你不干，农民工干。就这价，农民工在农村活不下去了，300元就能干。”

一名在天津开小吃部的抚顺某钢厂下岗职工说：“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些人(指40以上)，你就得自己干点啥，开个买卖。老婆、孩子能吃饱，就是养家糊口呗，还能咋的？就是靠自己，不靠自己谁管你。

“把税给免了这事好，就这事我举双手拥护政府。过去我刚下岗的时候上过夜市，他们(城管部门)天天来撵你，不让做买卖，还罚款，都不让你活啦。”

“现在钱难挣，最好别打工，怎么也要自己干。这样生计才有保障。”一名下岗工人一再重复，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1989年政策鼓励经商的时候，自己开了一家汽车配件的小店。虽然现在下岗了，买卖也没以前好赚钱了，但比起其他下岗同事要好得多。他解释说：“现在最困难就是钱难挣，现在人就寻思我怎么找个工作给别人打工，就没寻思自己干嘛，自己干咋的都比给别人打工强。现在从外地来的那么多，人家都能干，咋就咱不能干呢。你咋还比农民强吧，咱家在这，农民到这又吃又住，怎么能让人家挣的都比你多呢？你干啥不能干。”

“我们也相信政策是有益于大局的”

对于国企改革，抚顺某厂一名下岗职工是这样看的：“国企应该好好改一改，主要在管理者。当官的好才行，现在我们这，当官的拉出去崩一崩，绝对不冤枉他，搂得太厉害了。谁监督谁啊，当官的拿钱当的官，当上了就得搂钱，工人知道啥啊，满足于生存状况，给工资就行了，别的啥也不知道。

抚顺某建筑公司职工谈到他失业的原因：“为啥下岗？就是因为老实。我们原来多少人？将近1万人，现在还剩多少？不到1000人，越老实，干活越好越下岗。看着没有，这些下岗的都是劳模。知道啥叫改革不？从国企变到公司，公司底下是工区，是队，都是个人承包，一夜之间，国有资产，都没啦，流失啦。等公司明白过来，一盘结的时候，亏损老钱啦。为啥？原来你是队长，一承包你是项目经理了，就得充实自己，原来各车间库里什么都有，一承包全归个人了。企业都没人管了，有权的都捞东西去了，看看库里有什么，整个车就去拉，那边还国有呢，这边就私人的了。公对私的时候，这东西自然而然就没了，就对不上账了，就这么企业就完了。企业一承包，用你的时候就给你开支，不用，就回家。揽不着活了，工人就全回家了。”

在抚顺市望花区街头的零工市场，一名原在某厂机关工作的文秘干部说：“我们厂归××局管，××局有个局长，让我们厂给他买套房子，300万，我们厂没给他买，就把我们厂长给下课了。不给我买，不用你当了，重新调个人当厂长，从外单位调来的，啥也不懂啥也不是，管理不了，但他可以管钱啊，他可以给你买套商品房。这厂长来了，我在机关的，我都没看到过他。光听说，工厂没人干活了，产品没人推销了，市场就没了，没有市场工厂还怎么生存……原来厂子挺大面积，现在卖剩不一点了，卖多少钱没人知道，工人全下岗了。”

本应由企业、个人、社会三方共同负担的养老保险在个别单位竟然完全由个人承担，而且如果不交这笔钱，就不允许职工退休。抚顺某矿工人说：“俺们都50来岁了，就是等到退休，还拿不起这个保险金……到50周岁退休就得拿1万多的保险金，现在这10来年，单位一分钱保险不给你交，全得你自己拿。不交保险钱能给你退休吗？我们这退休还真没有不交的，有的哭着喊着借钱，有的退了就借你钱，我把‘折’(发放退休金的存折)借给你，你就去办吧，把你那钱开出来，再还给我。现在退休……等两年你才能缓过来，才拿到属于自己的钱……没法交，老了都不知道咋活呀。”

另一个工人说：“我们也相信上面政策是有益于大局的，但是不能一点不管我们这些下岗的啊，毕竟我们是作了牺牲的！起码我这养老保险你(企业)应该给交啊，当初让我下来是这么答应的。”

“改革改得我懵头转向了，我退休时工资也不知道为啥就被拿下去108元，到现在没人给我们解释，我们去找，人家说‘给你点钱就知足吧’，可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啊！”

“部长郑斯林当时都哭了”

在东北一些地方，上访对工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敏感的词语，“上访常态化”几乎成为一大特色。

高某和妻子都是抚顺某矿的工人，双下岗。高某今年44岁，已经下岗5年。这5年中，他和他的同伴们走了一条艰辛的上访之路。

高某说，我是属于停薪留职的工人，但是我还没有期满就强迫着下岗了，而且我家是双下岗，下岗之后养老保险单位也不给交了，个人实在负担不起。我最开始时找单位领导，但总是得不到解决。有一次我从领导那出来，一个同事说“跟我们去上访吧，上访之后没准就能管你”，我觉得也是，不访就一点希望都没有。诉诸法律？有文件规定：法院不予受理国企改革中的职工劳动纠纷问题。

我们都是拿着文件、拿着本本去上访的。你看我手里的文件，从中央到省市全都有。我们这么多次的上访，都是控制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合法权益之内，我们没打文字幅，没有扰乱机关的公共秩序，没阻碍交通，更没影响到什么人办公，也没给社会带来危害。都是合法的。

我们主要是针对矿上在并轨、买断期间执行的辽宁省发的试行报告，因为当时辽宁是一个试点，既然是试点，不是正式文件，那我们老百姓认为不妥就有理由上访，而且在辽宁执行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就得提出，省得到别的省去实行。

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发〔1998〕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编者注)明确规定“为保障职工家庭的基本生活，夫妻双方在同一企业的，不要安排双方同时下岗”，而且矿上也有这个文件。但是我们家两口子同时下岗……一年矿里欠一个工人422?郾76元，矿务局下岗1?郾1万多人，你算算啊，我们能不告吗？

最要命的是，我们下岗之后养老和医疗保险单位都不管了，说没钱……我们这一代人啊，“出生就挨饿，上学又停课，毕业就下乡，而今没工作，今后无着落”！

这些是跟我自己的利益最相关的。其他人上访还有的因为工伤、下岗了单位没给任何措施；有的因为是军人在企业还有生产任务的条件下让下岗了；还有的买断时候签字盖章都是别人替他签的，还有把他章骗去了的，很多。矿务局的领导有一次在会上说了良心话，“现在是用下岗工人的牺牲换来咱们的稳定”。牺牲不能光给评价吧，我们还得生活啊，得让我们活啊！

2004年11月23日，早晨7点多我们一共50多人在劳动保障部的大门口跪着，快8点了，部长郑斯林上班正好碰见了，他当时都哭了，说工人们受苦了，大伙就跟他反映情况。他给省长联系，把我们的上访信转到省里了，还跟我们说如果再有截访的、打人的都找他，他给解决。这是我们最受重视的一次。后来郑部长派的两个人，还有省市的人来调查，开(调查)会之前领导威逼利诱，工人们也没能把真话递上去。上面来人说对政策上规定的关于养老、医疗保险，再就业签合同什么的矿里应该执行。但是人一走了，就拖，从12月份拖到1月，到3月也没解决，现在还撂着呢。上面政策是好的，但是下面有时候执行得不行。

我们上访有时候半道就给截回来了，单位去车，回来之后有的把车票给报了、有的在路上吃啊喝啊的……以后要是有个啥中央精神了、会议了，就来看着你，这段时间你说啥要求他们都说行，等这阵风过去就拉倒……

【刘畅荐自《南风窗》2007年5月5日】

民营企业倒闭之怪象　作者：厉以宁

“死法”之一：“病死”。这类企业要么是先天不足——内部机制不健全；要么是机制老化——按部就班，诸如论资排辈、荣辱难共、毁誉相争、权益不公；要么是高层分裂，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结果轻而易举地被对手各个击破。总的来说是由于肌体内部产生了病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久疾而终，是为病死。

“死法”之二：“拖死”。有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由于各种原因，企业始终未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不善，导致成本上升；分配不公，导致士气低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导致企业产品积压；职业经理人玩过程，导致企业资产流失严重。例如，有一家全国性的集团公司，子公司老总一多半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很厉害，一上手就把投资人套牢，钱他们挣着花着，客户资源紧紧地攥在他们自己手中。他需要多少你都得投入，他掌握资源，你不能轻易换他，否则你的损失会更大。本来投资到位后，我就问你要回报，你经理人做不下去了，我就得咬着牙斩仓，割肉。但是投资人一般做不到，民营企业多半是讲感情的，他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又要照顾自己的社会影响，又要照顾什么兄弟感情，结果人家觉得是你非要他做，你老板只要还愿意给钱，他当然去玩了。最后是老板也被“拖死”。

“死法”之三：“找死”。当一个公司对项目的决策犯了一些常识性错误的时候，这叫做自己“找死”。比如说，自己所选的项目与人才结构不匹配，与自己的实力不匹配，与自身的能力不匹配，与自己的文化不匹配，特别是再犯一些已经犯过的错误，犯一些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没有人要你这么做，也没有谁命令你一定要干这个项目，这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不仅对项目判断不了，对自己也判断不了，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这叫做“找死”。

“死法”之四：“压死”。在民营企业里面这种现象很多：盲目地扩张，贪多求大，不注重基础建设，不练内功，内部管理混乱。虽自知效益低下，却敢去大笔贷款，甚至不怕高息贷款，宣称利润等于贷款减掉利息。自己找来巨额负债，结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孰不知贷款终归是要连本带利归还的，最后，企业就被自己找来的巨额负债活活压死。

“死法”之五：“憋死”。现金流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现金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利润更重要。在国外，尤其是资本市场，对现金流是格外重视的。而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往往忽视这一点，故而导致因为现金流中断，而使企业在对外经营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内部财务却难以为继。现金流状况的好坏是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另一口气，虽然你还有资产，还有库存，一旦现金流中断，到头来你还得宣布破产。

“死法”之六：“猝死”。由于企业过分依赖个人能力，可供使用的资源往往又高度集中，一旦个人的判断力出现偏差，或是个人出了意外，必然使企业遭受重创，结果导致企业突然死亡。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带来的后果。一个成熟的企业，不论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还是从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角度，都不应该去冒企业可能毁于一旦的风险。

“死法”之七：“冤死”。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到政府调整，导致企业没法干了，因为你这个行业政策性太强了，一旦国家政策做出不利于企业的调整，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死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政企关系过于密切。

“死法”之八：“挤死”。市场经济讲的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是前有封堵，后有追兵，企业不堪挤压，市场份额越做越小，人才越走越少，效益越来越差。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挤压迫使你不得不退出某个行业，结果被“挤死”了。

“死法”之九：“老死”。有不少企业由于当家人的素质不高，眼光短浅，小富即安，缺乏远大目标和长远的眼光，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人才结构，那么这种企业的寿命肯定是不长的。但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慢慢地消亡，它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已经开始衰老了。发生老死现象最多的就是过去第一批和第二批下海的人，他们也挣了钱，但大都历史很短；他们可能尽了力，但决不会想到要做世界500强。由于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寿命就这么短促。

“死法”之十：“捅死”。这是由于企业管理不规范，处处违法，毛病诸多，授人以柄。一旦东窗事发，要么委曲求全，息事宁人，要么被人到处告状，此起彼伏，结果三告两告就被告垮台了。这样的企业即使再有远大目标、宏伟抱负，由于自身不规范，也只能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闲话荐自《北京日报》2007年5月23日】

真正的幽默　作者：狄　马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怕出名的又何止人猪二兄？名烟上市之后，我执法人员每年都得捣毁许多制假窝点；硕乳一经提倡，女人们的乳房便不再“纯天然”，常常塞进许多硅胶和塑膜板。幽默也一样，自从西风东渐、国人又大倡轻松以来，我们走路都得带上放大镜，以免踩着了幽默的主儿；睡觉时除了看好老婆，其次就得把住幽默的出口，以免它们从我们的梦中走失。

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而不懂幽默，就像名列官场而不会蛇行匍匐，坐拥包厢而不知眉目传情，你注定要寸步难行。于是幽默，逼得我们“幽”也得“幽”，“不幽”也得“幽”。

所以，我们的影视名字都改成了“戏说”和“调侃”，报纸上每天都登载漫画和幽默小段，每份杂志的主编和编辑，每月都约好时刻，要我们站在书摊前，跟着他们成群结党地笑个不断。

然而，真的幽默产生了吗？没有。就像羊毛太贱，牧主就往里面渗清油；辣面畅销，买主就发现一些用红水染成的麸子。同理，对幽默的大肆宣扬，并没有产生幽默家，只是多了无数的二丑和小花脸。

因为真正的幽默得之于天然，它的本质是讽刺，是对世相人生中一些无价值事物的热嘲和规劝，目的在于改善。用鲁迅的话说，是“恰如父母对于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而我们今天无数的打着幽默的招牌，大做其调情生意的幽默家，之所以使我们头晕、恶心、胃里的东西往上涌，并伴有轻微房颤，原因正在于这些主儿缺乏知人论事的脑袋、洞晓人生的眼睛和拷问死神的勇气和神经。

我曾经见了两则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事。

一个说，在沙皇专政时期，有路人掉进了冰河。他就大喊：“救命啊，救命。”可岸上的警察却充耳不闻，仍旧吃他从摊上抢来的果子。最后，落水人心生一计，改口大喊：“打倒沙皇，打倒沙皇！”警察遂转身向他奔来，将他从水底捞出，并判了刑。

又一则说，在文革时期，有一人被指控为特务，革委会就用烙铁刺面，在脸上写了“特务”两个字。后经调查，发现其人不是特务，然而烙字不是铅笔画，橡皮擦不掉，于是在“特务”二字前再烙上“不是”二字，以正视听。后又有证据证明他还是特务，革委会主任想来想去，就在“不”字上加了一个“辶”字旁。

我理解的幽默不是一切靠在舞台上扭模特步、翘兰花指、捏着鼻子学鸡叫狗咬的所谓相声和小品。它是庄子的箕踞傲生，是阮籍的放浪游吟；是萧伯纳对着自己的墓碑写下的“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得多么久，这一天总会来到”；是哈姆莱特在墓地里捡起几根宫廷小丑的朽骨，打趣似地反问：“还挖苦人吗？你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干嘛不留下来笑笑自己？”

这些所谓的“幽默”都令人一千次地读下去，就有一千次地泪流滚滚。然而，他们都是些生前没有提倡幽默的人。

【李宜倩荐自《讽刺与幽默》2007年5月25日】

非常对话　作者：一雁飞

某甲：“又上广告的当了，这药我都吃了十几个疗程了，病一点也不见好。”

某乙：“广告你也信，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某甲：“听说这家医院从不收红包！”

某乙：“真的假的？！忽悠人的吧？”

某甲：“哈，又一批贪官被抓了。”

某乙：“吓，又一批倒霉蛋。”

某甲：“乖乖，这家伙竟贪污了8000万。”

某乙：“鬼才知道他到底贪了多少呢。”

群众甲：“同志，我的低保申请行不行啊？”

办事员：“我们正在研究。”

夫人甲：“我们家老头子，两个月没在家吃饭了。”

夫人乙：“我们家那位，上次在家吃饭，我都记不清是啥时候了。”

某甲：“下午帮我开个会吧。”

某乙：“我也有个会要开呢；你找小李吧，听说就他下午没会。”

某甲：“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您老笑纳。”

某乙：“我说小李啊，我们××可不能搞这一套……下不为例啊！”

某长：“我代表×和×慰问你。”

贫困户：“感谢某，感谢某，感谢某长。”

记者：“请问，为什么一直出现这种事故呢？”

某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我们正在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分析研究。”

学生：“妈，我们明天要缴考试费。”

家长：“怎么？前两天不是刚缴过么？又要缴？”

某甲：“快呀，快去抢购呀，真货超市又进了一批真货。”

某乙：“真的？我这就去。”

母亲：“看见那跪着的乞丐婆了么？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就会像她一样。”

女儿：“你要是和小云的妈妈一样当了大官，我还会要饭？”

食客：“小姐，结帐。”

收银员：“要不要发票？”

酗酒的父亲：“小子，今天老子发慈悲，不揍你了，你看你老子我对你多好。”

儿子：“……”

妻子：“在哪呢？”

丈夫：“正陪一个客户。”

孩子：“妈妈，这些人为什么都看那位叔叔啊？”

妈妈：“那傻冒在等绿灯呢。”

某甲：“看到刚才那小子了么？听说是从‘前门’进来的。”

某乙：“我说怎么看着他怪怪的呢。”

患者：“大夫，请给我开点感冒药。”

大夫：“报不报销？”

某甲：“同志，请问去西大街怎么走？”

某乙：“去西大街啊，先交５元咨询费。”

妻子：“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丈夫：“我怕路上又堵车，将车丢在单位，走着回来的。”

儿子：“妈，又没钱了，快给我寄点钱过来。”

妈：“哎，好的，我这就去给你寄。”

【冯建成荐自《喜剧世界》2007年第6期下】

电视是这样教育俺的　作者：乱　弹

一

各位观众，这里是“法治纵横”节目。近期，××警方成功地破获了一起重大地下赌球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警方提醒大家，任何形式的赌球都是违法的，非法赌博者最终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半个小时后）

各位观众，“我爱世界杯”节目又跟您见面了，欢迎拨打我们的声讯热线电话、或发送短信参加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这里有万元大奖等你拿！

二

各位观众，这里是“天网恢恢”节目，我是主持人恢恢。今年5月警方破获了一起因索要拖欠工资而发生的命案，这是一起发人深省的案件，警方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要追逃被拖欠的工资，一定要依靠正当的法律途径……

（半个小时后）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好剧连播”，请收看“夺命七剑”、“夺命飞刀”、“夺命大侠”和“夺命江湖”等电视连续剧，它们讲述的都是老百姓为了争取公道而大开杀戒的故事。

三

各位观众，这里是“今日说法”栏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公共场所乱打广告的现象越演越烈，有的打在公交车上、有的打在报纸刊物上，有的打在闹市区路牌上、有的甚至打在学校旁边的墙上。有的广告用词暧昧、非常不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管一管这些随处张贴的广告，坚决制止他们这种为了经济利益、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请别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广告1——中国女人：“×××洗液，消除白带、炎症，3天远离阴道炎……”

广告2——外国娘们：“我们都用妇×洁……”

四

各位观众，这里是“社会观察”节目，本节目由移动、联通特约播映。近来，农村的农民生活提高了，但封建迷信活动随之也死灰复燃、大行其道。我们的记者在某村采访时，看到有不少看相算命、抽签算卦的地下摊档。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些骗人的把戏……

（半个小时后）

广告：观众朋友，您想知道您的前世、来世吗？您想知道您的今世姻缘吗？请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短信，移动用户发送到12345、联通用户发送到54321，您就会知道天意和命运。

五

各位观众，这里是“天天315”栏目。众所周知，消费者是上帝，但在××商店，消费者却成了强买强卖的牺牲品……

（半个小时后）

通知：近期我台将推出数字电视，请各位用户在三日内带齐所有资料到我台办理申请，申请自愿多交钱。逾期不办理申请的以后只能收看六个台，一切后果自负。

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目前，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学习“八荣八耻”的高潮，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实践“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10分钟后）

昨天，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李愚春等艺员深入农村，亲切看望劳作一辈子、穷得叮当响的赵大爷、钱大妈、孙大叔、李大婶等贫农，向他们捐赠了牙膏、可乐、零食等物品，并给他们签名留念。

赵大爷羞愧地说：“我们劳作了一辈子，还不如你们一分钟挣得多啊！”

孙大叔感激地拉着李愚春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这些光荣的艺人！”

李大婶含着热泪说：“李愚春这小伙子真帅，要不是个子矮了点，我还以为打篮球的姚明来了呢！”

【陆瑞宝荐自《奇虎》2007年6月】

哲人老李　作者：胡　弦

哲人老李其实是个鞋匠。——巷口一片天，撑一把伞，伞下就是老李的鞋摊儿。

日光流年，有许多东西却一直没变，比如这巷子，比如这鞋摊。但人已大变，白发取代了黑发，一代人口中的小李也换成了老李。

君子远庖厨，哲人轻钱财，老李亦然。他是赖修鞋糊口的，但小孩子不带钱，他是断不会撵回家去取的，还惯让小媳妇老太太占点小便宜，老李赚钱不多落个好名声。我们见到的老李常是低着头的，噼噼啪啪丁丁当当，面前是一堆五颜六色的鞋子。

身为鞋匠，对鞋子自然研究颇多。据说从前（大概是15、25年前吧）修鞋业生意清淡，原因是那时的鞋子好像不易穿坏，坏了人也舍不得修，逼得许多鞋匠改行。老李却悄没声地坚持了下来。现在生意好了，他的抱怨却一天多似一天（这也符合哲人的毛病）。他说眼下，鞋子的款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造鞋的人好像专跟人的脚过不去。他的论断得到了证明，有一次，我给新买的鞋子钉掌时，他枯树根一样的手指在鞋窝里摸来摸去，问，这地方是不是垫脚，我说是，他说你看，新鞋子不敲打都没法穿了。

老李修鞋无数阅人无数，习惯是边干边说。他说，有的人穿好鞋走斜路……他说，有的人专拿小鞋往别人脚上套……他说，人不怕鞋臭，就怕心里也臭……这些话大都是一个故事的开场白或结束语。故事挺好，摊前就总聚了几个人在那儿听。有一次，他还冲着一个人的背影“呸”了一声道：仗着鞋底硬，就什么梯子都敢爬、什么窟窿都敢钻，早晚怕会掉了鞋底儿。

果然，过了不久，那个人跑不动了——犯了事蹲进了号子。众人皆叹老李有先见之明。

老李确乎是个哲人，坐着不动便知天下故事，于一双鞋上能数说人间至理。不过顺便说一句，老李自己不穿鞋，他是个残疾人，没有脚。

可大伙都说，老李积德行善，一辈子干的都是帮人走道的事儿。

【黄竹淋荐自《讽刺与幽默》2007年6月8日】

假如都是真的　等　作者：佚名

假如都是真的

假如保健品广告都是真的，那么人人都筋骨强健、寿比南山了；假如药品广告都是真的，那么众多疑难杂症都要绝迹，再无患病之虞了；假如化妆品广告都是真的，那么人人都要参加选美比赛了。如此一来，我们的国民岂不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就……

一当官，就找不到自己了：一见到上级就点头哈腰，一遇到下级就趾高气昂；一开口就是玉言；一讲话就是指示；一唱歌就有人说你赛过歌唱家；一题字就有人把你捧成书法家。可一旦下台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人拿你当人了……

台上与台下

台上他骂人，台下人骂他；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台上说官话，台下说胡话；台上新闻，台下绯闻；台上讲道理，台下不讲理；台上念稿子，台下搞婊子；台上是政客，台下是嫖客；台上人模人样，台下鼠模狗样；台上是公仆，台下是不公；台上讲正气，台下吹邪气；台上讲话一二三四，台下做事不三不四。

订报

长期订报终于摸索出一点经验：要想了解本地好事、外地丑闻，得订本地出版的报纸；要想了解外地好事、本地丑闻，得订外地的报纸；要想了解中国好事、外国丑闻，得订中国报纸；要想既了解外国的又了解中国的丑闻，得订外国的报纸。

别忘了提拔我

儿子12岁，五年级。星期天中乍，儿子命我设便宴招待几个来家玩的同学。其中一小子语出惊人：“咱几个都是铁哥们儿，将来谁做了大官，别忘了提拔我，我做了大官就提拔你们!”举座热烈响应。

乖乖!这比“苟富贵，毋相忘”更直截了当，真是现代思维。

大领导视察咱老区

一个村的百姓家家摆上了新电视机；两个村的鹅鸭游进了同一口池塘；三个村的牛爬上了同一片山坡；四个粮站的粮装进了同一个仓库；乡长戴上斗笠成了农民，又恰好与大领导搭上话，大领导说：“老区人民不但富了，从谈话也看得出政治觉悟还蛮高。”

电视剧看不得

不是大辫子三拜九叩死人味，就是黑社会杀人越货鬼难拿；等到现代戏，除了香车美女，就是别墅夜总会；隆重推出的现代军事题材，愣是被演绎成一个军官与N个女人的感情纠葛。I服了you。看来拍电视剧确是个好行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正没人管。

工龄与农龄

在国企改制中，一些企业对职工采用“买断工龄”的做法，即根据职工工龄付给其一些补偿费(金额在几千至几万元之间)后，该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关系。

我跟年已六十、现还务农的老夫聊起此事，他说：职工有工龄，农民也该有农龄吧，我的农龄四十多年，卖两万元总值吧。

可他的农龄卖给谁?谁来付补偿费给他?

新版“望、闻、问、切”

如今有的中医临床：已推陈出新，名曰新版“望、闻、问、切”。

“望”：患者职业及对病情的关注程度，为开药埋下伏笔。

“闻”：患者单位效益、公私费，以定推销药物数量。

“问”：患者是否做核磁共振或全身CT扫描及住院。

“切”：大笔一挥，洋洋洒洒，无论感冒发热，还是胃病便秘，不弄过三五千无不可治愈也。

趣说为人

人的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但却不平等看人。

人的两耳是分在两边的，却总好偏听一面之词。

人的鼻端，共有两孔，却总是随着别人一个鼻孔出气。

人只有一舌头，但总能说两面话。

【钟应平荐自《健康生活报》2007年5月23日】

李　冬/辑

人生三定律　作者：李以渝

不对称律

我们习惯认为世界是对称的。其实，人生、世事大多不对称。

成功需100%的努力，失败只需1%的破绽；

千里之堤须处处牢固，毁则只要一处蚁穴；

人生，退步容易，进步难；

婚姻，离婚容易，结婚难；

身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生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守恒律

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守恒律，人生、世事也大体如此。如常见一些残疾人，眼睛失明，耳朵灵；身体残了，大脑灵。

常言道：天地之间一杆秤，世间得失、成败、荣辱、祸福，是平衡的。或说世事像一副扑克牌，无论怎么玩，总是54张。拥有之中便有失去，匮乏当中又有获取。

递减律

“边际收益递减律”，是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意思是“人们从获得一单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会随着所获得物品的增多而减少”。

干渴时，第一杯水给你带来满足和幸福，喝第二杯水时，这种感觉就减少了，第三杯、第四杯会依次递减。表面上看，我们得到的越多会越满足、越幸福，“递减律”认为，其实不是如此。

获得越多，玩得越多，吃得越多，往往越不满足。

【黄竹淋荐自《南国都市报》2007年5月27日】

父亲的忠告　作者：瑞　丽

跟人说话时正视对方的眼睛。

对人多说一声“谢谢”。

对人多说一声“劳驾”。

己所欲，施于人。

结交新朋友，但珍惜旧朋友。

严守秘密。

学艺就老老实实去学，切勿浪费时间去学其中的花巧。

错了就承认。

要勇敢。

永远不欺诈。

永远不要使别人失去希望。

学会谛听，机会叩门的声音是很轻的。

不要祈求上天赐你身外物，要祈求智慧和勇气。

愤怒时切勿行动。

保持良好的姿态。踏进任何房间时，都要昂首阔步充满自信。

要赢得战争，不妨打一次败仗。

当心那些已没有什么可输的人。

执行艰巨任务时，要表现得只许胜、不许败。

切勿期望人生的公平。

永远不要低估宽恕的力量。

做事要大胆、勇敢。将来你回顾过去时，后悔没有做的事总会比做了的多。

改变世界的高新主意往往是一个人独自埋头苦干得来的。

街头音乐家是宝库。停下来听，然后给他一点钱。

不要拖，在必须做的时候做该做的事。

不要怕说：“我不知道。”

不要怕说：“对不起。”

写出你希望在死前做的25件事情，把单子放在皮夹里，经常拿出来看。

【岳定勇荐自《东西南北·大学生》2007年第5期】

似非而是十大戒律　作者：基　思

一、人都是毫无逻辑、不讲道理、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你还是要宽容他们。

二、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出于自私的动机，但你还是要多行善事。

三、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会是假朋友和真敌人，但你还是要成功。

四、你今天表达的爱心，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但你还是要爱别人。

五、坦诚待人使你更容易受到伤害，但你还是要坦诚待人。

六、思想最博大的人，可能会被头脑狭隘的人击倒，但你还是要志存高远。

七、正直的人可能屡不得志，小人却青云直上，但你还是要正直。

八、你穷数年之功建设起来的东西，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毁掉，但你还是要建设。

九、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时，他们可能会怨恨你，但你还是要帮助他人。

十、当你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时，你会被反咬一口，但你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林宝贤荐自《天津日报》2007年6月11日】

我友　作者：木　心

中国古代人，能见于史册的，我注目于庄周、屈原、嵇康、陶潜、司马迁、李商隐、曹雪芹……他们的品性、才调，使我神往。我钦羡的另一大类：季札、乐毅、孙武、范蠡、谢安、张良、田兴……他们的知人之明，极妙；自知之明，妙极。孙膑没有及早看透庞涓，是笨了三分（笨不起哪）。田兴则聪明绝顶，朱元璋哄不了他，请不动他，只好激之以“再不来的，不是脚色”（流氓口气活现）。脚色田兴来了；话旧旬余，朱赠金银，田慨受不辞。出得宫来，悉数散与平民百姓，孑身飘然而去。美哉田兴！

季札的挂剑而去，也是最高的潇洒——美哉季札！

潇洒是这样的潇洒，现代时装公司广告上的潇洒是指衣服裁剪得好。

试看古潇洒，值得频回首。

【翟明荐自《琼美卡随想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二小的理想　作者：刘　蕃

少年王小二：身在小山村，胸怀全宇宙。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写成的《我长大了做什么》，被当做范文在全校张贴、诵读。其时举校皆知，他长大要当宇航员遨游太空，或当联合国秘书长为世界人民谋福祉。

青年王小二：因0．5分之差高考落榜，垂头丧气、饥肠辘辘的他，由机械厂的表叔领到食堂，吃过五个雪白的大馒头后，满怀憧憬地对表叔说：我能来当工人吃“国家粮”就好了。

中年王小二：在建筑工地上守着一锅稀粥、一碗咸菜过大年。他暗自寻思，如果哪天不再拖欠工钱，能回家和妻儿、老爹老妈团圆过年，我就谢天谢地了!

【刘鹤荐自《中年读者》2007年第6期】

情语录　作者：佚名

赢得一颗没谈过恋爱的心，就等于进入一个没有设防的城市。

——小仲马

幸福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努力，不幸的家庭只要一个人努力就够了。

——幸福婚姻论

已婚的女人威胁老公，单身的女人威胁已婚的女人。

——像自然界的生物链一样，“情感链”也充满了残酷

男人在事业失败后萌生结婚的念头，女人在男人事业有成时萌生和他结婚的念头。

——各取所需中婚姻竟是“终结者”

与所爱的人长期相处的秘诀是：放弃改变对方的念头。

——萨尔丹

家里有个做饭的，办公室有个好看的，身边有个发嗲的，远方有个思念的。

——某些男人的追求

把爱情投资到一个人身上是冒险；把爱情投资到许多人身上是危险。

——朱德庸

结婚久了最大的坏处就是：有时躺在床上，你分不出老婆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差别。

——但如果没有枕头，又觉得睡不着

婚姻的好处，是你永远有个属于自己的去处，问题是你也永远只能有这个去处了。

——当然，如果你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稳固的去处，你可以选择漂泊

爱情有吸引力，婚姻有约束力。要逃脱两者只是白费力。

——从物理学来讲，引力与排斥力是相互存在的

当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时，她希望听到谎言；当一个女人厌恶一个男人时，她希望听到真理。

——这就是女人，永远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感情相同的朋友，因有共同的情感而成为仇敌。

——情敌的新解

女人十岁是虚词；二十岁是形容词；三十岁是动词；四十岁是副词；五十岁时只能是关联词；六十岁的女人是叹词。

——词论女人

真正的爱情是双方互相“无条件投降”。

——福楼拜

老婆劝老公：不要抽烟喝酒，这样伤身体；老公劝老婆：不要说这些话，这样伤感情。

——两种劝都含着爱

古时的勇士为争一个女子，各拔刀剑；现今的男人为争一个女子，各抽支票本。

——这并不能作为人类更加文明的证据

【莫阳秀荐自《情感周刊》2007年5月11日】

卓　卓／辑

墨菲定律　作者：墨　菲

墨菲定律的一些变种或推论。

人生哲学

1、别试图教猫唱歌，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还会惹猫不高兴。

2、别跟傻瓜吵架，不然旁人会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傻瓜?

3、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因为没有你，太阳明天还是一样从东方升上来。

4、笑一笑，明天未必比今天好。

5、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结果；坏的开始，结果往往会更糟。

处世原理

6、你若帮助了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他一定会记得你——在他下次急需用钱的时候。

7、有能力的——让他做；没能力的──教他做；做不来的──管理他。

8、你早到了，会议却取消；你准时到，却还要等；迟到，就是迟了。

9、你携伴出游，越不想让人看见，越会遇见熟人。

爱情意义

10、你爱上的人，总以为你爱上他是因为：他使你想起你的老情人。

11、你最后硬着头皮寄出的情书；寄达对方的时间有多长，你反悔的时间就有多长。

生活常识

12、东西越好，越不中用。

13、一种产品保证60天不会出故障，等于保证第61天一定就会坏掉。

14、东西久久都派不上用场，就可以丢掉；东西一丢掉，往往就必须要用它。

15、你丢掉了东西时，最先去找的地方，往往也是可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

16、你往往会找到不是你正想找的东西。

17、你出去买爆米花的时候，银幕上偏偏就出现了精彩镜头。

18、另一排总是动的比较快；你换到另一排，你原来站的那一排，就开始动的比较快了；你站的越久，越有可能是站错了排。

19、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

【闲话荐自《完美圈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杨孔翔（山东曲阜）

读过《知识PK知识》（载本刊2007年第6期）后，有了一种不说不快的感觉，知识都窝里斗起来了，知识都把知识PK了，还有什么不被PK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没有什么技巧和包袱，只是一种现象的罗列，其实，这就已经足够了，通篇围绕生活与健康的问题，把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日用品、等等进行了成双成对的比较“PK”，读起来就非常有思考的余地了。这些耳闻目睹的“PK”，常常见于电视广告、权威媒体、专家信誓旦旦的言论。如此下去，老百姓听谁的好呢？老百姓到底吃什么、不吃什么？用什么、不用什么？说得更严重一点，有这么多权威的注意事项、清规戒律，老百姓咋活呀？

李宜倩（江苏南京）

在《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4期读到洪昭光教授《世界观是人生总开关》，受益匪浅。在谈到“倒霉”时，洪教授说：“任何时候你倒霉，都有比你更倒霉的，有比你更不行的。你绝对不是最倒霉的人，看你怎么比。你要想攀比，谁都会气死。”论及心理平衡时，洪教授说：“要想心理平衡，我推荐大家看三座山，看过这三座山，心理就平衡了，什么气也没有了。现在你说不给我涨工资，我也不再生气了，因为我见到那三座山以后什么气也没有了。”洪教授说的井冈山、普陀山、八宝山三座山，细品之下回味无穷。如何做人处世？洪教授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个人都要面对挑战，面对困难，面对变化。”这里洪教授举了马寅初老人为例，老人提出人口论后，挨批评，还被撤职。可他受了这么大打击却依然坦然面对，最后活到102岁，终于平了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危惧困难和挫折？而当我们鼓起自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总是有路可以走的。人的一生很短暂，决不能把生命白白浪费掉，文中这些成功的人生经验和处世格言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很值得我们借鉴、深思。盼望贵刊以后多登载这样的好文章。

李志远（北京）

季羡林老先生的文章，一向为我所赞赏。然而，近读其《不完满才是人生》一文（载本刊2007年第5期），反复琢磨，觉得实在不敢苟同。

应当说，老先生从古往今来各色人等中，看到并验证了这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很可贵。不过，仅仅到此为止，且认为了解了其意义还有“好处”，就不足取了。很明白，如果停留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上，无疑是一种消极态度，以至导致人的无所作为，久之，还会使人和社会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老先生所举现今社会中的例子来说吧，如果老百姓买了假冒伪劣，不仅“不烦不躁”，还对制售假冒伪劣的商家予以“谅解”等等，那么岂不都成了是非不分、浑浑噩噩的庸人懦夫了吗？

其实，既正视现实，又改造现实，才是积极正确的人生态度。换言之，作为人，应在正视“人生不完满”的基础上，尽可能去追寻人生的完美。人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但不能满足于天使和魔鬼的共存状况，需要的是，不断扩大天使的空间，而缩小魔鬼的地盘，亦即发扬真善美，遏制假恶丑。尽管追寻完美“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追寻过程就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总趋势当是日臻完美。无论能否达到终极目的，执着追寻，总可使人对天使“心向往之”，而对魔鬼讨之、诛之、远离之，从而保持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处世姿态。惟如此，才能真正对己对人对社会均为有利。

巧，同期本刊，冯景元先生《随录讲人》一文有句话，正好讲人的能动性，不妨“拿来”为我所用。他说：“所谓生命就是一种力量，它时刻都在征服着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的菌、病、欲、兽。”人，只要生命在，理当如此。

陈兴杰（四川自贡）

贵刊2007年第5期《两种‘环境’》一文，我读了感触很深。桌上有半杯水，当官的说怎么只剩半杯水了，百姓说还有半杯水可以喝呢。这是对待同一事物不同人物的不同观点、态度。但在同一环境中因人之不同而境遇不同呢？这必然会有苦与乐的差别了。那些坐在豪华办公室高背真皮转椅上的官员，出行有轿车代步，且多是行驶在两旁高楼林立的宽阔笔直的大道上，检阅自己的“政绩工程”，怎知小街陋巷里草民们衣食住行的艰难。在同一城市中的“两种环境”，当官的若不体察下情，一味在所谓的人均GDP增长中为自己的政绩高奏凯歌，“何不吃肉糜”的现代版也常有耳闻。而草民们“有半杯水可以喝”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要问：如果一日“连遭三劫”的不是当官的名人，而是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还能如此认真对待，“闻过则警惕则披露则行动则打击”吗？果真有如此值得赞扬的“快捷行动”，把那些污染社会、混水摸鱼的“传统节目”及坑蒙拐骗“新招”，统统收进“天网”，使朗朗乾坤犹如“天光云彩共徘徊”那样清澈纯净，给人以安全惬意之感，哪怕只喝一口清凉的泉水，也感到幸福而透心凉爽！

2007年第9期

“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作者：朱铁志

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做法中，说什么事重要一定要和政治扯上光说这事本身重要不够，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才能显出境界，看出水平。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就不足以表达重视的程度。连发一个召开运动会的简单通知，也要说“必须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这届运动会”。

从来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似乎没人觉得有何不妥。然而“政治高度”到底是什么高度，仔细想想还真是个问题。为此我采取了一点笨办法，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那上边说：“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辞海》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说政治的“表现形式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不才愚钝，看了两大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觉得政治是很大的东西。从政治主体看， “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所不包：从活动范围和对象看，既有“内政”，又有“国际关系”，既有“政策”，又有“活动”，真是包罗万象，涵盖一切。难怪说什么重要都能和“政治”扯上，怎么扯都不算过分。

没错，什么似乎都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看，因而都是政治问题。警察不抓小偷，会影响社会治安，那肯定要导致政治问题；房价飞涨，百姓买不起房，会引发不满情绪，也会导致政治问题；官员腐败，失信于民，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如此说来，就没有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所以上级发文说开好运动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不错的。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政治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一支，毕竟不是全部：政治家作为人群中的一群。毕竟不是全体。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也就都不是政治问题：什么人看问题都像政治家一样上升到“政治高度”，也未必就是一个好高度。正所谓“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结果的结果也不是结果”。职业政治家讲政治理所当然，领导干部讲政治势所必然，共产党员讲政治党性使然。不仅要讲，还要经常讲，要讲清楚、讲透彻、讲到位，讲出经济社会的普遍发展，讲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美满和谐。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时时刻刻把政治挂在嘴上，都有必要把本该属于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上一番。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起码首先定位于那个问题，从那个问题所属的领域和规律出发，发现存在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给公众一个像样的交待，不是就很实在、很诚恳、很好吗？如还说开运动会，我看就不一定非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举办一届运动会。让大家投身到全民健身运动当中来，既活跃了气氛，又锻炼了身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选好场地，组织好人员，做好服务，让大家高兴就行了，干嘛非要和“政治”扯上？在我看来，这一扯，既没有抬高运动会的规格，也不会暴涨运动员的身价，反而有降低政治的嫌疑，起码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

其实，一个社会固然不能谁都不讲政治，因为你不讲政治。政治要讲你，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总在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时时处处讲政治，把政治始终挂在又高又亮的地方，其实并不一定是政治的高境界。大爱无言，大恨无语，政治的高境界，恰恰是政治的不露痕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与百姓无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咱们的光荣传统。但“有责”的“匹夫”不一定凡事都要以“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责任感。全民都是政治家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做好本职丁作，尽到应尽的责任，做工的造出好产品，种田的弄出好粮食，教书的带出好学生，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倾向是计划经济的同胞兄弟，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使我们不难回忆整个社会“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那会儿的总体格局。甚至可以说，当中国社会全民皆为政治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遭受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殷鉴不远，在三十年前而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中国人民摆脱了庸俗政治的束缚，把全部热血和生命投身到国家建设和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上来。短短三十年，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才明白真正的政治不在政治家的口头上，而在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奋斗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离开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离开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说什么“政治高度”！

有趣的是，就总体而言，过去这三十年，恰恰是普通中国人最少关心政治的三十年，也恰恰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三十年。“最少关心”不等于不关心，而是以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式关心。是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委托给社会公职人员，交付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优秀代表来行使。而普通人民腾出手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其乐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百姓都不过问政治，很可能是政治清明的最好表征，是讲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时我想，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表面上是一种升华和提高，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逃避和偷懒。如果在某个问题本来的层面上认识它，就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没有相关的知识，就难免说话不得要领，工作不着边际，结果贻笑大方。而“政治高度”相对来说更原则、更笼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什么事情一上升到“政治高度”，听起来叉冠冕堂皇，又显得有境界，谁能说不对呢。

其实很多事情也许根本用不着那么高的高度，只在它应有的位置把它做好就可以。扫地的一丝不苟地把地扫干净，卖货的实实在在卖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肖记者的老老实实采写真实新闻，治病的规规矩矩救死扶伤，那是一种多么温馨和谐的景象。而把什么事情都不在它应有的高度来看待、来讨论，而是“上升”到本不属于它的高度来审视、来研究，究竟是一种重视，还是一种推诿、一种搪塞、一种扯淡，恐怕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

保障信访权就要扩大群众言路　作者：周虎城

对于信访，想先讲个故事。还是在大学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曾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帮忙做了半个月的信访接待工作，这半个月是我终身难忘的半个月，期间，我每天都会遇上一些拿着一大摞举报材料、满脸沧桑却又满眼闪烁着希望的人们。有一次，一位来自北方某省的农民来访，他才30多岁，看起来却仿佛年近50的样子，脸上带着伤痕，撩起衣裳，又展露着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疤，告诉我们说，这是乡里的谁谁谁打的，给出的理由就是乱告状，扰乱了乡里的正常工作秩序。我们收下了他的材料，几天之后，他的兄弟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他还没返乡就被当地的派出所派人来再次抓了进去，这回给出的原因是扰乱首都公共秩序还要罚钱若干云云。

这其实不过是当下中国经常发生的事情罢了。到国家信访局门口转上一圈，你会吃惊地发现不少貌似外地干部的人带着警车、面包车候在那里，只要发现有貌似上访群众一般的人，便会主动上前查询身份，一旦确认，毫不犹豫地采用“专政”手段，把上访群众带回，有的时候，查告状的比要告状的人都多。告状无门，并不是什么古代才有的事情。

显然，对于这些告状无门的情况，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其主要意旨就是要保障上访群众的信访权，让他们告别告状无门的状态，使他们的言路畅通起来。《意见》指出，必须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其实，信访自古以来都是百姓的固有权利，如果谁干预了正常的信访活动，使芸芸众生“道路以目”，固然可以换个短暂的风平浪静，但也无法遏制表面平静之下的飓风狂浪，反而会使矛盾愈积愈多，及至于一些个体性事件转化成群体性事件。这从来都是信访的“规律”。

干扰群众正常信访，不过是怕当地的一些官员们认为不太好的情况暴露，故而要封堵言路而已。可是古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悠悠众人之口，焉能一堵了之？！既然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为何就见不得群众诉点苦、说点实际情况呢？百姓要上访，除了个别情况外，大多还是由于在当地无法解决问题。要化解百姓的上访活动，不是堵，而是疏。常年派出办公人员驻扎在北京嗣堵上访群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总不能把上访群众全部关进看守所吧？与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围堵，毋宁把精力用在踏踏实实地对待工作，认真地听取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面来，更毋宁推动法院公正判案、独立判案，引导群众采取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让群众建立对司法的信仰。

总之，让群众说话，让群众反映点真实情况，真心为群众办点事情，天不塌下来。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族精神　作者：张雨生

忧患意识是不是一种民族精神？回答这个问题，用不着作过多的理性阐述，也用不着去追溯屈原的《离骚》，只要庄重而严肃地唱起《国歌》，用心灵去体验她的精髓，就会感悟至深，明白不过了。

众多的经典作品，饱含着忧患意识，以《国歌》最为深沉，最为典范。这种忧患意识，因唱她的时代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临危救亡的忧患，一是居安思危的忧患。这首歌原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定名《国歌》。唱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处在两种不同的环境，肩负两项不同的使命，从中获得的感受也就不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代，激发的是临危救亡的忧患。唱《国歌》的时代，激发的是居安思危的忧患。议定《国歌》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指出：这首歌教人们“居安思危”。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二者一脉相承。临危救亡的忧患与居安思危的忧患，同样一脉相承。《国歌》是民族精神的典型体现，她对忧惠意识的急切呼唤，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强烈张扬。

临危救亡，呼唤全民族的忧患意识，这很好理解。中华民族是历尽风雨的民族，也是饱经忧患的民族。天灾人祸，弱肉强食，暴力战争，使得她的子孙多灾多难，常常处在危亡之中，不能不产生忧患意识到了近代，内乱变成了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华民族走到了沦亡的边缘。最危险的峙候，不发出最后的吼声，民族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民族救亡是大患，由大患而大忧。从大惠中奋发，为大患而抗争。这种忧患意识，泰山压顶般的沉重，杜鹃啼血般的悲壮，椎心刺骨般的痛楚。由这种忧患意识激发出的民族救亡责任感，鼓舞起的奋发抗争精神，也就最为强悍，最为奔放，最为激荡心胸，最为坚韧不拔。

居安思危，人们对它的理解就差得多。和平时期，及至高速发展时期，忧惠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容易被忽略。安与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两种相反的状况，要把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确实不那么容易。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忧患时代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不堪回首的岁月离我们愈来愈远。时代确实不同，但对于要不要忧患意识，这却是一种错觉，一种误解。不同的时代，忧惠意识有着不同的内容，内容可以转变，但忧惠意识却不能少。辩证法告诉人们，相反相成，相克相生，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安与危，动态地存在着，不会凝固不变，而会相互转化。安而忘危，趋向危。安不忘危，趋向安。鲁迅称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一乱一治”的社会。这是高度的概括，也是经典的概括

民族复兴是不是面临忧患？这不言而喻。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但别忘了主流下面还有暗流、旋流、逆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时有激化，局部战争的炮火从未间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旧肆虐，天下何尝太平？不要以为发展环境很稳定，和平时日很充裕有限的稳定环境，有限的和平时日，还要花大力气去争取。暗流、漩流、逆流，在有些时候，有些地区，完全可以搅乱主流从国内发展的实际看，资源不足，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压力越来越大。发展中不断出现新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缺失，正在困扰着人们。改革向深层进军，涉及到体制变革、利益调整、社会变动，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亦如逆水行舟，时刻面临着进与退的决斗。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看，工作做得不实不细，民生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民众对医疗、教育、社保等多有抱怨。有些干部贪图享受，大手大脚，奢侈浪费，干群关系没有根本好转，贪污腐化难于遏止一诸如此类，环境复杂，矛盾众多，问题突出，没有忧患意识，无论如何算不得头脑清醒。

总有人喜欢歌功颂德，总有人陶醉歌舞升平，总有人一味铺张造势。在中央一再倡导忧惠意识的时候，不知这些人是否感到了格格不入？感到了就好，改变了不良作风更好。不是为忧惠而忧惠。忧患的目的是清醒头脑，正视问题，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忧所患是为了去所患，以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歌功颂德成了习惯，歌舞升平成了风习，铺张造势成了经验，那是社会的一种病态，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弱化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民族从自身发展中，从风雨岁月中，认识到了忧惠意识的极端重要，并对忧患意识做了理性总结，将其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成了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成了高尚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成了神圣责任。忧患意识深深地镶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唱《国歌》的时候，既能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庄严、隆重、神圣，又能深沉地焕发浓厚的忧患意识，那才算得上融入了她的韵律。民族复兴需要居安思危，不能不居安思危。

【三宝荐自《学习月刊》2007年第6期】

当慈善成为“政治任务”之后……　作者：邬风英

山东威海市委市政府在6月份发起了“慈善月”活动，以行政方式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把募捐当做“政治任务”逐级下达，结果取得了惊人成效：短短1O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6月13日《新京报》)。

募捐一旦成了“政治任务”，捐赠的自愿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还是募捐吗？怎么看上去像摊派呀！

强制募捐，必然在客观上成为对民众的一种剥夺，造成新的民生问题。报道中就有一例：一个月收入1500元的水电维修工人，爱人已下岗10年，孩子在读中学，生活窘困，但他却被要求捐出500元。爱人赌气地说：“什么时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威海这次募捐行动，目的是为了帮扶困难家庭，结果却让已经很困难的家庭感到雪上加霜，这岂不成了讽刺？

实际上，除非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比如战争、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在平时由政府出面成立“领导小组”，用行政手段推进募捐，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拥有强大的强制力量，它很容易就会把“募捐”变成“摊派”。慈善事业还是应该交给没有强制能力的民间机构来办，政府扮演的角色则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的供给者，即为民间慈善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监管者，防止有人借慈善事业的名义牟取私利，确保善款善用。当然，政府官员，还应该扮演一个示范者的角色，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主动捐助，来为民众树立一个热心慈善的榜样。

从长远看，威海市用行政手段推进募捐行动的做法，还有可能使公众丧失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最终毁掉慈善事业生存的基础：一个人因为热心捐赠而获得了尊重，这就使他产生了非常满足的心理体验，结果就在他内心深处强化了这种价值，以后就会更加热心于捐赠。在这个意义上说，用行政手段推进募捐的结果，不仅强取了民众的金钱，也剥夺了他们获得尊重的机会。

威海市民政局局长沾沾自喜于募得的钞票数额的巨大，但募得的钞票多少并不能说明慈善事业的成败，因为慈善事业不能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威海市的做法表明，他们还没有跳出全能政府的窠臼，这意味着他们的施政理念远远落后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远比“善款募集不足”要更严重的问题。

论渣滓洞的倒掉　作者：孙　洁

前几天，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雨山洪，歌乐山上的几处遗迹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受灾最重的是渣滓洞，除了后造的男牢，所有的房子和墙体都坍了，包括江姐曾经住过的女牢。渣滓洞的大铁门是国民党时期留下采的原物，高近4米，宽1米左右，也被泥石流冲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有两个朋友不约而同地给我看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是一篇读熟了的文字，今天仔细地重新读过，感觉十分怅惘。

我有不定期重读《红岩》的习惯。渣滓洞倒掉的时候，我手边正好堆着《红岩》和几本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壮历史的小书，翻开其中的一本，找到几首好诗——“斗室南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人经忧患殊轻死，事到杀头何用愁。”“神州嗟浩劫，四族胜狼群。民生号饥寒，民权何处寻？兴亡匹夫志，仗剑虎山行，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白公馆和渣滓洞无疑是孕育诗人的地方，不论旧体诗还是新体诗，那里出产的诗作有不少可以入诗史。

在诗的背面，在历史背面，则是更多的令人不忍正视、又不得不正视的血腥场景，展示着人性的凶残的极致和软弱的极致这次被冲走的不少刑具的仿制品便是一例。被冲走的渣滓洞的内院墙，曾经写过“青春一去不复返，仔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的大字标语，现在，这标语也和院墙一起被冲走了。还有没能冲走的男牢房、为什么没能冲走呢’因为是后来仿造的，自然比其他屋舍要牢固得多。为什么要仿造呢？因为1949年11月27日，这里发生过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火焰喷射器把男牢房烧了个干净。

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着崇高和卑劣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记录着忠贞和背叛的地方，“现在，它居然倒掉了”。谁能说这不是天谴呢？

我一直对重庆有关部门对文物的保护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怀着敬意。但是，这次山洪冲毁渣滓洞，让我有些迷惘。

这座因为曾经是小煤窑得名的渣滓洞，在1930年代就已经是监牢了，自然容易被天灾毁坏、可是为什么就一直没有人去加固、修缮它呢？为什么要到完全被冲毁了才想起来加大扣拓宽排水系统呢？还有消息称：“歌乐山上建造的一些‘农家乐’……这些‘农家乐’建筑的滥建，导致山上的植被被破坏，乱砍滥伐导致山上水土流失严重、”那么，又为什么没有法令法规和有关部门限制、监控、阻止这些潜在威胁着歌乐山的违章建筑呢？

如此说来，渣滓洞轰然坍塌的命运和1948年因“《挺进报》事件”(或称“刘冉叛变”，即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同时叛变)遭受重创的川东地下党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了当年，正是因为未能按时发现和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孳生和蔓延，同时在对敌斗争中出现了轻信和轻视敌人的失误，才引发了一场多米诺式的叛变事件，相继有十余名地下党重要干部叛变，因为小说《红岩》，我们更熟悉的是江姐、许云峰等人物那些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也因为小说《红岩》，我们却不十分了解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逼止的。

大概十年前，在一个轰动全国的叫作“红岩魂”的展览上，展出了重庆解放前夕微中党组织对未来的八条训诫。现在，我们对这“狱中八条”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有时读来，仍不免触目惊心，比如：“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在历史的纵深处，那些清明的、澄澈的、期待的眼光看向他们未必能洞穿的未来。我不知道，如果那些灵魂确实隔着历史的烟云，看到了人间发生的林林总总，他们会作何感想。令天，看到了渣滓洞的倒掉，他们又将是悲是喜？

现在的人们，你们能有勇气迎住他们的目光吗？报上说，不出两个月，渣滓洞将会修缮一新，重新开放。到那天，你们做好了不让它再次倒掉的准备了吗？

摩登经济学家：不骂学者骂穷人　作者：王乾荣

中国摩登经济学家(一称“主流经济学家”)一贯咒骂中国穷人“仇富”，中国新时期没知识的穷人．似乎真的道德水：低下，龌龊得可以。而摩登经济学家却不敢咒骂某种程度上也算“仇富”的学者或另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这种双重表现，在我眼里简直就是欺软怕硬。

著名学者卢之超说：“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反对私有化，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著名学者有林说：“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为外国垄断资本说话，为少数富人说话，就是不为国家民族和弱势群体说话。”学者何干强说：“在某些人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只能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即使造成两极分化、损害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后果，他们的主张和‘改革’措施也不允许别人批评。”学者李长征说：“人民群众对精英们搞私有化和贫富分化的不满和抵制，不是‘反对改革’。”这些观点，都是摩登经济学家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旗号上大写着“深化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这样露骨和堂皇的标语

虽然如此，我却没有听说摩登经济学家咒骂卢之超或有林等先生“仇富”。为什么呢？我且揣度一下：第一，怎么说，作为学者的卢先生或有先生等，都不属于“穷人”阶层，因此摩登经济学家把“仇富”帽子戴到这些先生头上，就连起码的逻辑也不讲了，他们还没有愚蠢到这般天地。类似的话穷百姓也说过呀，老百姓也直通通地反对贫富差距拉大、反对少数权势者或投机者将国有资产非法攫入私囊而一夜暴富呀，那就拿老百姓开刀吧——他们穷人不“仇富”谁“仇富”！第二，说不穷的人“仇富”，没人相信；说穷人“仇富”，顺理成章，不但可以欺瞒大众，还可以令穷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穷人的“不争气”和“下贱”，正在于此。第三，穷百姓，除了个别识字者在网上发几句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牢骚，基本上没有话语权，骂他们“仇富”也好，给他们戴上“反对改革”的帽子也罢，他们都不会辩驳、反击。著名学者如卢先生或有先生，有的还在政界担任一定职务，在你想骂他们“仇富”之时，总得多少掂量掂量后果吧。瞧瞧。这就是摩登经济学家的可爱嘴脸！

特别有意思的是，摩登经济学家虽然承认“改革走过一些弯路”，但就是不许别人反思，别人稍想探索一下改革中发生的某些问题，以找到纠正办法，他们就说人家“反时改革”。我不明白，既然改革初期的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摸”错的那段“河底”，为什么不能探究一下？难道还要在没有“石头”赖以立足的深沟里继续陷下去吗？比如对于所谓“管理层收购”，难道让那些有靠山、有来头的狡诈的“管理者”继续“空手套白狼”，把国有资产一股脑儿掠入自家囊中，让大批员工下岗变成接受社会救济的人，才算“改革”吗？改革为什么不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虽因自身条件不同而收入有较大差异，但毕竟需要共同致富，至少不能把贫富差距拉到比咱们过去经常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吓人”(现在对于人家的“吓人”，咱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贴上既定标签，还要作客观分析)的地步吧？摩登经济学家又说了，这个嘛，要等“蛋糕做大”再说，即等到不知哪个猴年马月的“将来”，再给因此而变成穷光蛋的那些人予以施舍般的“补偿”。可谁信你这些甜言蜜语？穷人现在就为衣食而忧愁呢！难道这些失去了竞争机会(相对于“管理层”等)的穷人就是天生的笨蛋、低能儿、落伍者？他们对腐败现象，对社会不公发两句牢骚，也是“仇富”？

我强烈抗议为各式富人代言的摩登经济学家对于穷人的肆意污蔑。

下跪能保卫家园吗？　作者：阮　直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熊跃辉到安徽蚌埠鲍家沟检查水污染时，惊现了当地一群百姓在地上下跪肯请治污的悲壮一幕。

这事是够悲的了，老百姓要靠跪拜求官治污了。当家作主的老百姓，终于挺不住了，做主人的架子支到如今连家园都保不住了，反倒要靠跪拜自己的“公仆”为“主人”撑腰，这若不是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哪个“主人”会去跪“仆人”？

这事也够壮了，咱们老百姓就是有觉悟，有大局意识，有地球意识，与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是“世界环境大会”、“南南合作组织”倡导的“保环境，保卫家园”的精神对接得严丝合缝。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老百姓能像咱们的老百姓这么真诚，这么痴迷地爱护环境、爱家园。国外的老百姓为了保护环境，动不动就用肢体对抗的形式，甚至是走上街头，妨碍人家正常生产、运输，弄得惊天动地，你看咱们的老百姓，用“跪”的形式，齐刷刷把膝弯，双手抚大地，仰脸求“仆人”，“救救俺的家园吧！”这群壮实的庄稼汉，用他们壮怀的环保意识，壮着胆子向仆人跪下的壮举，够壮烈了吧。

那里的老百姓说：“我们是为了子孙后代才给你们下跪的！”

可无论是悲是壮，老百姓的下跪是保卫不了家园的。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大腿不仅粗壮，有时甚至还是“组合腿”，有“村、乡、县、市、省”五个后台，你小小的一支胳膊对抗五条大腿，怎么拧得过。所以老百姓唯一的希望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还能为民做主了。

我是不会相信的。我虽然相信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官员亲自出马，可以治理一个太湖、巢湖，可全国有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千千万万条江河，都面临着污染，你就把环保总局增编增到一万人，副部级高官增到32个，你还是管不过来。

更何况凡是敢排污生产的企业，人家也不是“非法生产”，是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是你的座上宾，是你的财神爷有的也是就差一点让地方政府的官员都跪下才请来投资的。如今人家把大把大把的钱投了进来连投资的成本还没拿回去，你就查封、叫停，一下子真也为难所以想让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监管当与地的污染企业，那也像老百姓保卫家园一样，你就是下跪了怕也没用。

真正污染了环境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当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如果取消GDP，取消政府“经济发展速度”，改为环保指标考核为第一，一个县七条河流，如果一条河流污染指数超标，就主动辞官，保卫家园的事儿就不用老百姓下跪了，地方政府自己就把它整治了，来头大的，地方政府自己查处不了，官员们就会下跪去恳求他的上级来查封那些污染的企业了。

其实根治环境污染一点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不忍心让“环保’成为我们工作的重心。我们目前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就看我们是怎么布局了。我们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定为了官员们的“晋升线”，这条线若细了，就别指望往上升。我的家乡内蒙古科尔沁中旗环保是世界一流的，但那是不会产生省长、部长的，淮河、珠江、太湖、巢湖、滇池虽然污染了，但周边的官员却一批接一批地得到了提拔。

所以老百姓用跪拜恳求治污，怕只有悲壮之举，而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之效的。治污染H前还没到时候，什么时候惨到如“非典”一样的程度了，自然就会治理了。

时下中国什么人真正最穷　作者：茹　紫

现在谁最穷？拿千把元工资的低薪族会脱口而出，自己最穷：每月领着三四百元最低生活保障金下岗工人或病残群体，也会说他们最穷；在外打工的农民_工也会说，自己最穷；一月卖得几百元的拾荒者，肯定说自己最穷：在家养猪种地挥汗如雨、年收入一两千元的农民，说自己最穷：风餐露宿跪地行乞的丐帮也说最穷；甚至白领“卡奴”们每月花光用光喝光的“月光”一族，更说自己最穷；农村教师、基层公务员及许多贪官污吏也说自己手头太紧太穷；门卫、保安、月嫂，还有城市清洁工及买不起房全家住在十五平方米房间的贫民一族，说还是他们最穷；乡村农民的孩子考上高中、大学无钱交学费，也在诉说他们最穷！到底谁最穷？！

穷与富，目前没有一个“国际”标准，但我在某报上读到：人均日生活消费在1美元以下就叫穷！照这个标准计算，农村的孤寡(五包)老人每月只有75.8元，每天只有0.25美元！再看看在中国(我们村)中等水平的农村标准：农村无儿无女无依靠且丧失劳动能力年满60岁以后将享受如下待遇：每年从集体机动田(一般村里都留有少量机动发包土地)发给800斤稻谷，政府补助金250元。这样算来，所有生活费加起来为：800斤谷折价=560元+250元：全年总共810元。

初次听说这个数据，我有点不敢相信，经再三问明(堂兄前村官)真相后，我心情沉重得无法言表。又想起了自己数年前在老家治病养病的穷酸一幕——年近印的叔叔，把卖几个鸡蛋的钱用去作上交款……

现在的农村比以前是好了许多，不容置疑党的新农村建设和对农村的关切与扶助；这一切，还会不断改观。但评价现在中国最低层的贫困弱势群体，我想非这个群体莫属！考取大学无钱上学的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扶助，况且他们还有很多的发展生存条件；乞丐还有乞讨不定的“活”收入。农村的孤寡老人们呢？假若我有能力帮扶别人的时候，我绝对先帮这类群体，他们，才是最值得同情关注、最值得帮扶的最低层弱势群体啊！

晚景凄凉的农村孤寡老人——心头之痛！

干部读书的学问　作者：蒋子龙

我经常接触中基层干部，恕我直言，对他们有多少人有经常读书的习惯，却无多少把握。为了准备这篇短文，随意做了些调查：“你平常读书吗？读什么书？”回答有如下几种：一。“倒是想读书，可哪有时间呀！”二，“哪能不读书，一般都在晚上，但看不了两页就发困。”三，“只看一看上边发的书，那是为了工作需要，好多年没有自己买书读了。”四，“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要不给咱推荐几本……”

这使我想起“文革”前，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干部读本》问世。毛主席也经常会根据形势需要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目或文章。以前“日理万机”这个词似乎只能用在周总理身上，其他干部都不能说忙得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上级对干部就有读书的要求。而现在，哪一级干部都称得上是“日理万机”，因此便没有哪家出版社再编辑出版《干部读本》了。我斗胆想给那些想读书又不知道读什么书的人，编一个初级读本。

首先要选择一本能吸引自己的书，读出兴趣，爱上阅读。读书如恋爱，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岂不是人生一大缺陷？即曾国藩说的：“用功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喜欢古典的可读《今古奇观》、《东周列国》试试，喜欢浪漫狂放的有梅里美，喜欢故事的有雨果，喜欢智慧的有爱默生……总之是让自己遭遇一场迷恋般的阅读。投入使人单纯，单纯使人快活，快活使精神飞翔起来，从渴望到渴望，灵魂会开出花朵，骨子里有种善，被阅读滋养的精神，饱满芳香。在强调硬心肠的竞争社会，读文学经典能保持心的柔软，有助于克服当下流行的霸气，免得一张嘴都是文件语言和政治套话。这也是当年毛主席批评过的，语言乏味，面目呆板。

其次是选读一些人物传记。现代人都渴望成功，能干成点事，喜欢哪类人物就选哪些的传记，想了解中国历史人物，有《史记》可供选读或全读，古今中外各种有味道的人物很多，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这类的传记也很多。

第三，以张潮的观点，冬宜读经，可专心；秋宜读诸子百家，有情趣；春宜读《易》，心智机畅；而夏天最适合读史，天长有时间。现在的干部都很年轻，越年轻越要多读史书。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往往都产生过伟大的作品，是这些作品对历史和现实承担着特别的责任，跨越时间和空间，记录历史，传播思想，保存知识。眼下清、明、唐、汉太热了，不妨先选读一点宋史。宋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很特别的，其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夫，得天下后却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文治固然可以制内变，然不足以抵御外侮，所以宋朝长期积弱不振，国力最是衰败。然大文人出的最多，武将也都有极高的文学修为，如岳飞的一曲《满江红》，成千古绝唱。他的“精忠报国”并非只在战场上，他还向宋高宗建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当天下太平”。过去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两句关于读书的话，都是宋朝的大人物讲的。“开卷有益”，是宋太祖的弟弟赵匡义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真宗赵恒写的一首“劝读诗”里的两句。读史让人清静诚实，懂得敬畏，知道自己的斤两。

第四，关心热点，了解流行。书的动态表达了一种精神上的社会现实，本就是干部所应该掌握的。现代人都知道，能够摄足必须的营养，比吃得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的道理，有所成者是读了有用的书。未必是读了很多书。可是，不读很多书。又怎么知道哪本书有用？书的作用跟读书人的自身修为成正比，读者修为越好，从书中获益越多，反之亦然。不投入智慧就无法吸纳智慧，一本书就像一根绳子。只有当它跟捆着的东西发生关系时，它才有意义。所以读书需要体认，即“欲读天下奇书，须明天下大道”。

“窃听”为什么会成为“风暴”？　作者：沙叶新

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月光如水，我锁在书房内，正襟危坐，关掉电话和手机，聚精会神地在电脑上看完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果然，我震撼……

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这是一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影片，叙述手法也简洁而传统，说的是民主德国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窃听剧作家德瑞曼的故事。影片中，没有枪战、没有杀戮，没有血腥的场面，没有惊骇的镜头。但它比很多战争片、武打片更能让人紧张、战栗。

影片一开始是秘密警察魏斯乐审讯在押犯，没有惯见的严刑拷打，没有凄厉的大哭喊叫。审讯者魏斯乐的语气也出奇地平静，不像是在对犯人审讯，而像是在对熟人问讯。魏斯乐在剧作家德瑞曼家安装窃听器时，被对面的邻家妇女窥见。魏斯乐对她说：“麦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语气也绝不像恫吓，像是在给这个妇女发个平常的通知。以后在多次出现的魏斯乐监听的场面中，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戴着一副耳机窃听，或注视着录像屏幕，那感觉就如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还有一个场面也耐人寻味，在国安部大楼的餐厅里，头目格鲁比茨听到另一部门的青年在说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笑话，这绝对是大逆不道之事。这个青年发觉后非常紧张，但格鲁比茨非但没有制止，反而鼓励他说完，并且大笑，以至这个青年也只得跟着笑起来。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所有国安部的官员，包括那个文化部长，都不是恶狠狠的、气汹汹的，都不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在剧院首演之后的酒会上，文化部长“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甚至可以一边和剧作家德瑞曼说话，一边偷偷摸他妻子的屁股，显得极为从容。魏斯乐在课堂上就曾对他的特工学生们说：“你们做审讯工作是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罪犯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正义。”因此，他们无须对“主义”的敌人发威。无须声色俱厉，无须暴跳如雷；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就足以令人丧胆：只要说出“斯塔西”这个名称，就立即让人毛骨悚然。他们根本无须表面的恐惧，因为恐惧早已无处不在，深人人心。这个恐惧印刻在在押犯的脸上，埋藏在麦尼克太太的心窝。植根于说政治笑话的青年的神经末梢中，注满在剧作家的妻子克里斯塔·玛丽雅·西兰的全身血液里……

该片的德文广告上有这么一句：“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绝无任何私密。”民主德国便是铁证，它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特工机构，有12万谍报人员、1000多名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多名邮件检查员。更为恐惧的是还有庞大的17.5万线民，因此除了特工外，被监控者很可能是监控他人的线民，监控者也往往会被另一个线民所监控。因为到处都是线民，致使当时仅有1800万人口的民主德国，竟有1／3的人即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监控密档！监控者在暗处，被监控者在明处，被监控者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监控他们，除了暗藏的特丁之外，或许是他们的妻子(丈夫)，或许是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监控在民主德国不但是人们的政治生活，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又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中生活，怎不恐惧！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私密、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窒息，让人瓦解，让人精神崩溃，让人彻底绝望。

在德国上个世纪的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营制造了人类最残酷的恐惧，民主德国“斯塔西”制造了人类最深刻的恐惧。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后的第五年，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汉堡演出我的《东京的月亮》，我作为该剧的编剧随演出团来到汉堡，并去了柏林。我在勃兰登堡门、在柏林墙的原址盘桓甚久。柏林墙高3.5米，长约100多公里，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它把自由挡在外面，它把人民囚禁在里面。它建立于1961年，在1989年终于被愤怒的群众捣毁。但这28年以来，有7.5万多民主德国的百姓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有800多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在出售纪念品的地摊上，我买到柏林墙的几张图片，还买到一块柏林墙墙体的碎片，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正面还有当时红漆涂写的标语笔痕，像是血迹，像是逃亡者的血迹。

逃亡者在他们企图翻越柏林墙时，这座高大的、坚固的、绵长的、冰冷的墙体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倒塌，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们已不再顺服，不再恐惧，并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不论成功与失败。《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本来是个体制内的剧作家，他爱国，但从不反党，他是柏林墙内的顺民，当他拍案而起，开始撰写民主德国艺术家自杀的文章，并秘密送往联邦德国发表时，这堵墙内的剧作家在精神上已经越过了柏林墙，他同样不再顺服、不冉恐惧，同样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了。这堵墙在他心中倒塌了已经成为碎片了。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开始摇晃的那一刹那，那最初的一击，就是来自28年以来所有逃亡者们和所有德瑞曼们的合力，那是第一推动力！

德瑞曼本来不是这个体制的敌人，但这个体制硬是将他当做必须监听的“假想敌”，而后他妻子的被迫被奸和他朋友的绝望自杀，终于使他领略了体制的非正义和恐惧，使得他这个“假想敌”变为“真正敌”。恐惧使人软弱，也会使人坚强；恐惧使人投降，也会使人战斗。极权体制不停地在制造恐惧，也就不停地制造着“假想敌”，最终的结果是不停地在制造这个体制的反对者和掘墓人。

《窃听风暴》让观众再次深刻地感受到免于恐惧这一亢由的重要，但是，当还没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切不可期望恩赐，那是与虎谋皮；只能像德瑞曼一样，面对恐惧而不恐惧。极权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心怀恐惧，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权力；如果人们都蔑视恐惧，都抛弃恐惧，都战胜恐惧，那统治者的目的就一败涂地，该恐惧的转变为统治者自己。德瑞曼的了不起，正是以自己的无畏战胜了统治者施加给他的恐惧，于是他勇敢地越过了“柏林墙”，获取了自由的权利！

所幸的是“1984年”早已成为过去。

谁把郑筱萸送上了断头台　作者：林　达

前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已经被执行死刑，还要问谁把郑筱萸送上了断头台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不问。答案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可是，郑筱萸和在他之前被判死的高官一样，不是一天就变成罪犯的。这个本来前程辉煌的技术官员，要技术有技术，要政治有政治，是什么促使他堕落？他的名言说明了问题。原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职工高纯，为揭发国家药品监督方面的问题，上访投诉所时12年。郑筱萸敢对高纯说：“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奇怪的是，高纯向法院邮寄的诉状，接连三次法院都“没有收到”。2003年4月18日，高纯只得从湖南来到北京，将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一年后，2004年3月16日，法院才作出裁定书：高纯所诉并非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近三个月后，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各寄了3次，此后又等了三年，仍然没有等采一个答复。于是，我们可以明白了，郑筱萸敢这么做，因为他有恃无恐。

而正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年5月到7月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郑筱萸案从审理到执行死刑的全部程序。如此一慢一快，不能不让人提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民法院和司法系统，是不是有值得审视和改革的地方。

为什么民众告官员的诉状和信件法院会常常没收到，为什么常常是石沉大海，或者在文件处理的程序中以蜗牛般的速度行动，甚至最后不知去向？处理这些文件或案件的官员，从基层办事人员到高层决策人员，他们处理这些信件和案件的工作规范是由什么法令法律规定的，他们都依法执行了吗？如果没有依法及时处理，那又是如何记录的，是如何受到监督的。经常听说民众的投诉石沉大海，那沉在海底的这些信件案件如今都在哪里？

如果2003年北京一中院接受了高纯的诉状，迅速审理，那么郑筱萸危害国家药品业的时间就会缩短几年，很多人可以避免健康受到伤害，郑筱萸本人也可能不必判死。当初北京一中院裁定不予受理，高院也维持不予受理，法律依据是什么？法院今天有责任把这个理由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因为全国人民必须知道，如果你像高纯一样，如果你明天看到了郑筱萸这样的高官贪污渎职，你该不该管，你能不能到法院去告，法院会不会受理。如果结论仍然是维持当初的裁决，人民法院不会受理高纯这样的诉讼，那么请告诉老百姓，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法院才会受理，普通民众看到了高官贪渎时除了闭上眼睛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反过来，当初北京一中院的裁决缺乏足够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那么，当初是哪位法官作出这个裁决，他或她应该出来说明，当初的依据是什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必须查明，当初是哪位法官决定维持一审裁定，依据是什么，法院作出这样误国害民的裁决之制度性原因是什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不是在2007年才把郑筱萸送上了断头台。2003年他们拒绝接受采自社会和民众对郑筱萸的诉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郑筱萸带到了断头台前。簇拥着郑筱萸走上断头台的，还有政府机关、组织部门和法院的各级各层官员和办事人员。郑筱萸一案说明，机关里的很多大小官员，不是以追求正义和服务民众为职责，最好也不过是明哲保身的庸碌官僚。在高纯长达12年的投诉过程中，只要有那么一个官员视法律为至高，以职责为己任，像高纯一样舍得身家性命而坚持依法处理到手的投诉，那么，郑筱萸在住几年怎么会肆无忌惮地炼成这样一个贪官，怎么会如此可悲地走上断头台？

但愿他们中有人读到此文时，不要大不以为然，不要说中国国情如此，神仙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但愿警醒，因为下一个，你能保证不是你吗？郑筱萸从技术员到断头台的历程说明，只要你身处其中而不明其道，谁也不敢保证的。

愿闻教　作者：陈四益

先是所谓“稷山诽谤案”，后是洪洞县的“黑砖窑”案，加上先前的“三盲院长”，接二连三的事件，让人愕然、茫然。

“黑砖窑”事件惊动了中南海，省长做了检讨，现在还在彻查，这样的事件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地那些“父母官”竟然“毫不知情”就已令人生疑。这样无法无天的事件，如果没有某些势力或明或暗的保护，恐怕很难存在。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稷山诽谤案”据当事的县委书记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是否真的“翻过去了”，又是如何“翻过去”？还想听听下文。

在“稷山诽谤案”之前，重庆已有所谓“彭水诗案”，情节几乎与稷山相同：先是一位干部填了一阕词，含有批评县领导的内容，于是彭水的主要领导下令侦查，并以“诽谤罪”逮捕关押了写诗的干部集中飞。但重庆市有关部门及时介入了案件的调查，结果确认，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秦中飞无罪开释、获得赔偿，县委书记免职。稷山的案子没有“词”，只有顺口溜和分寄的材料，其余情节几乎只是“描红”。但刚刚到写顺口溜寄材料的三位干部被判刑，县委书记就宣布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岂不有点操之过急？山西省有关部门是否会像重庆一样及时介入调查，我不知道，但按常理推论，似乎也不该不闻不问。

还在那位县委书记宣称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之前，我接到了著名画家黄永厚先生的一幅画。画面很简单，一只握笔的手，写下了“责问”二字。“责问”什么，“责问”谁，画家没说，我也不想猜，但画上的题跋，道出了画家忧心如焚。他写道：“宪法管不管用？山西有三位老乡，不，是三位干部，动用了其中据说是还未经过司法解释的第四十一条，结果吃了官司，两位丢了党籍，一位被判取保候审，看来是要作贡献了。谁作贡献？是三位干部、宪法，还是两者都要作贡献？我猜不出来了。”

宪法第四十一条说的什么？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有趣的是，无论在彭水还是在稷山，当有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时，被批评的官员无例外地都抓住批评中一些未必属实的内容，以“诽谤罪”把公民投人牢狱，而对于其中属实或基本属实的内容则不置一词。这就难怪永厚先生要忧心如焚了。老实说，在官员大权在握的条件下，要公民事事弄得一清二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官员为了处置无权无柄的公民却可以动用全部侦查手段和国家机器。如果允许官员这样做，公民谁还敢吭声，更别说批评、检举、控告了。那么，宪法还有什么用？公民权利何存？“作贡献”当是通过这类案件，最终可以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使宪法的原则得到更明确的解释，如“彭水诗案”。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不是“作贡献”而是“作牺牲”了。 在“彭水诗案”发生时，政法大学一位专家曾说：“即使法院认定秦中飞所发短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即使是公民对政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政府，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对于秦中飞的指控必须严格遵守诽谤罪的边界，否则便构成对其宪法上的言论自由的侵犯。”彭水诗案的最后裁决，证明这位法律专家所论有据。虽然我国的判例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同类案件，应当不会有两样的法律准绳。如此说来，稷山县委书记踌躇满志地宣称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未免太早，倒是权威部门对于宪法第四十一条应该及早作出司法解释，以免类似的案件一再发生，也避免同样的案件判得五花八门，使宪法失去尊严。

在讨论彭水诗案时，有人在报上著文，援引过1923年美国的一个判例。那年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曾因发表一篇关于芝加哥政府破产的失实新闻被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若按内容失实、影响深广、破坏稳定等“罪名”，彭水、稷山那点事无法望其项背。但法庭却判决《芝加哥论坛报》无罪。判决书中说：“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得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或许有人会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假法治。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民主、真法治。应当如何保护批评、检举、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民权利呢？难道真像稷山县委书记说的，“这一页”就这么轻轻地翻过去了？愿闻教。

“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　作者：屈超耘

题目上的这句话，是从杂文家闵良臣先生一篇文章中借来的。因为此话说得既结实又颇具新意，我才拿来“为己所用”。这里，先向闵先生表示谢意。

现实生活中，常听一些公务人员讲“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却从来未听过他们说“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实际上，这两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不仅一致，且后者还是前者的母体哩！上级领导是干什么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就是平常大家讲的老百姓。因此，公务人员口中的那个“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本质上是指上级领导为落实老百姓的指示而指示下边公务人员要办的事。也就是说，老百姓有需要办的事，这才交给为他们服务的各级政府机关去办，这些各级政府叉把它们具体化后交给各个下级去办。对于下级的公务人员而言，这才有了“上级的指示”，才有了“上级领导的指示”。反过来，如果“上级领导指示”要办的事，老百姓不需要或者反对，就说明，这种“指示”是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错误的指示。因此，我敢肯定地说“老百姓的指示”是“的”，“上级领导的指示”是“矢”。只有“上级领导的指示”这“矢”，射中了“老百姓的指示”这“的”，才算是正确的指示，设若“上级领导的指示”脱离了“老百姓的指示”，那这指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就是错误的了。

既然是这么样的理，那么为什么挂在公务人员口中的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不是“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呢。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封建统治使然。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实行的是“官本位”和“权本位”，一级一级的大小官员都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则是父母管教下的儿士甚至是牲口，州官之所以被称呼“州牧”，就是说他们把老百姓当成牛羊一样去放牧。新中国建立虽说已半个多世纪，但由于对封建主义批判得不够，“官本位”依然在不少公务人员的头脑中牢固存在着。因此，一提及“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正理。而谁要说“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便被认为是“不成体统”，或着觉得“大逆不道”。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事情的本末位置就被人为地倒置了。特别是当一些上级领导或因脑子发热形成的指示，或因追求政缋所发下的指示和“老百姓的指示”形成矛盾后，他们便自然地“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坚决地把“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置于脑后。于是，官民关系紧张了。老百姓看到自己的指示不被公仆落实，不得不到更高一级的“上级”去反映。此类性质的事，过去就有尤以近些年为多。若要指名道姓，谁都会一口气讲出若干件。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前，在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时，我们有必要重申“按老姓的指示办事”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公务人员，都必须懂得，当“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老百姓的指示”相一致时，不遗余力地按它们办事，就会达到“双赢”的结果。而一旦发现“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老百姓的指示”发生矛盾时，你就必须站在法律和政策角度考虑如何办了。设若上级领导的指示符合法律和政策，就耐心地去做老百姓的工作，讲清按其办事的好处，要坚信广大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工作做到家，他们绝对会听从。但，必须严正指出，在当前，在多数情况下，“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老百姓的指示”发生冲突，真理是操在老百姓手中的，公务人员就要把老百姓的指示原原本本讲给上级领导。如果有少数上级领导固执己见、不听老百姓的呼声，那就要有“为民请命”的精神，不但要向上级的上级反映，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总之，在“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和“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这个严肃问题上，最能考验出公务人员的精神和品质，如果他是个合格的角色，就一定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绝对不能做所谓的“听话”者。须知，把信任盲目地寄托在“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上，常常是靠不住的。而把“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作为信奉的标准，十有八九是不会错的。

平反与第一元凶　作者：王国华

平反一词，历来夹带着无数惨痛的故事。在人头落地，血肉横飞之后，仅仅给你一个“说法”，汪明你的人头当时不该落地，血肉应该保存。汉朝“七国之乱”时，诸侯联合进攻都城，要求“诛晁错，清君侧”。汉景帝“被逼无奈”，将晁错全家抄斩。但诸侯并没有退兵，最后还是靠前来勤王的兵马奋力抗击，才算平定了叛军。事后，邓公对景帝说：“晁错是担忧诸侯强大起来不可制服，所以才上奏请削他们的封地，这是为你子孙万代着想啊！没想到计划还没执行，全家都被杀害，以后谁还敢说真话呢！”景帝懊悔地说：“是啊，你讲得对，我也是一时糊涂啊！”于是，晁错得以平反。不过，这对晁错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其实，以景帝的智商，能不明白谁对谁错？他只不过是打算用晁错这个小棋子换个大果子，可惜没有换成而已。现在想来，汉朝的人还是太老实，景帝好在还轻描淡写地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此后这样的事可就太少了！

秦桧给岳飞戴上“莫须有”的帽子，然后将其勒死在风波亭。此案直到秦桧病死，高宗禅位，宋孝宗登基，才得以昭雪。秦桧遗臭万年，和他的老婆裸露着上半身，跪在苦主面前，任人吐唾沫，摸乳房，哪怕是小偷、贪污犯和窃国大盗都可以通过吐他们一脸口水来领略一下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快感。这几乎成了所有冤案中的一个拐点。该拐点的意义在于，以后所有冤狱平反时，伴之而来的是第二元凶的身败名裂，而第一元凶可以安然地躺在墓穴里睡大觉！

傻子都知道，没有第一元凶的默许甚至授意，第二元凶打死也不敢擅自行事。恰恰相反，第二元凶往往对第一元凶言听计从，曲意逢迎。他们是第一元凶理所当然的打手和走狗。即使偶有僭越，也是因为和第一元凶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在第一元凶的思想基础上做一下发挥。那么，谁来为冤案负责呢？当然是第二元凶。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是第二元凶而不是第一元凶呢？这是因为，为冤案平反做决箫的人，往往是第一元凶的亲人或者继任者。他们和第一元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直接把矛头指向第一元凶，一定会伤害继任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宁可把成倍的惩罚加到第二元凶身上，以消除人们心头的怒火，也不会碰破前任的哪怕一点脸皮。唐太宗李世民时，大臣刘洎得罪了褚遂良，被褚遂良陷害致死。后来，刘洎的儿子向唐高宗申诉。高宗问计于群臣。有人说，如果把这件事辨别清楚，就是把先皇帝处刑失当的错误暴露了出来。为了维护太宗的威望，这事应该慎重。于是，平反一事被拖了下来，直到唐睿宗文明年间，才下令恢复了刘洎的官爵。话说回来，即使继任者和第一元凶毫无瓜葛，他们也要考虑到复仇惯性。保不齐哪天，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第一元凶。你敢拿前任开刀，你的继任就有可能拿你开刀。谁也不愿意开这个先例。这是一种心理默契，大家心知肚明，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

那么，有没有人要追究第一元凶的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几乎没有。向第一元凶要说法，除非改朝换代。不过，若是改朝换代了，冤案中的死者大多顺理成章地变为英雄，也就不存在平反一事了。受害者心里都跟明镜一样，还指着第一元凶的后继者(或者亲人)为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讨回清白呢？怎么可能让他抵罪？因此，受害者们只能在深夜里抚摸心头的暗伤，独自伤悲，而不敢对平反决策者透露一点不满。他们从第一元凶那里获罪，还要或多或少地通过第一元凶清洗。总之，他们要一辈子生活在第一元凶的阴影之中。

为既成事实平反需要很多前提。首先，第一元凶已无发言权；其次，平反决策者需要用平反昭雪来为自己推动现行政策服务。同时，第二元凶和继任者没有共同利益诉求，若是利益诉求相反，平反昭雪也许能更顺畅一些。不过，这么多前提条件撞到一起并不容易。能够平反成功的，在各种冤案当中少之又少。

这样看来，做第一元凶是最舒服的了。他们无须负责，无须扪心自问。他们心安理得地干着各种混蛋事缺德事，而让他的继任者给自己擦屁股。当然，继任者自己也不干净。有前车之鉴在那儿摆着，前人可以为所欲为，自己凭什么要自律？因此，无数的第一元凶就这样前赴后继，代代相传……

也说“背后议论”　作者：符　号字体： 【大 中 小】 “背后议论”无疑是个坏东西！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长舌妇，勾勾嘴，是非婆，流言家！播是弄非，飞短流长，自由主义，邪气歪风……为什么不能对面鼓、当面锣，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真心相见呢？

“为什么不能”？问得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

——我们尽可以数落出“背后议论”一千条罪状，一万个错误，但有一种现象我们却无法回避：凡有人群的地方，就禁不了有“背后议论”。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古今数十代，中外几十亿，“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少奇同志引用过的民谚，人人可资见证。

“背后议论”，七嘴八舌，褒贬臧否，不见得都是坏事。“背后议论”的事实与观点，不见得都对，但至少是“未经过滤的原汁原味”的民情，是人心所向，是社情的良好参照系，是国人关心社会的一种方式，是当政者获得大量真实的信息，淘选采撷到无数宝贵的金石的所在。

考核一个干部，评价一位领导，不光要听当面议论(当事人在场，常以表扬肯定鼓励甚至颂歌谀词为多)，也要听听人们的背后评价。背后评价有最不真实的一面，也有最准确的本色真实。唯有不怕“背后议论”的坦荡胸怀，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仆”：唯有经得起“背后议论”的人，才是真正过得硬的角色！

不必过分计较“议论”的当面与背后。主要看议论的“含真量”、“切中度”。伟人说：“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又何在乎这议论背后抑或人前？当面固然好，背后也未必欠佳！这才是一种真正宽松、民主、务实、有效的环境与氛围。不要动辄给“背后议论”者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我们有理由责备议论者背后的自由主义，我们也有责任追究造成不能当面批评甚至连背后批评也没法进行的风气“背后”的原因。

希图禁绝“背后议论”，不仅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不让人说话的一种专制专横。在民主空气不畅的条件下，阻碍当面议论正常进行的因素太多，当事人在场的“议论”的真实性常常要大打折扣。再说，你成天见不着人，“从官员中来，到官员中去”，“往来无白丁，谈笑是大款”，人家怎么能跟你“当面”？你老在对批评者耿耿于怀暴跳如雷，谁还敢同你“当面鼓对面锣”？面对这种当道的张牙舞爪者，犯得着去“当面”送死、碰壁、讨没趣？“背后议论”盛行固然可能由于“自由主义”的泛滥，也可能由于民主空气的稀薄。“背后议论”不少时候是一些“封建家长”、“土皇帝”给逼出来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时时担心有人背后说他的坏话搞他的鬼者，很可能自己心里面正是有鬼；不分青红皂白大肆斥责、禁止人们“背后议论”者，其实最怕的是人们议论他本人；而他本人则常不放过在背后放肆地去贬损他人、诋毁他人。

“哀莫大于心死”，同“懒得离婚”“懒得生气”相类似，如果人们都“懒得议论”，连“背后”都“议论”不起来，那将是心灰意冷的征兆，可怕的悲哀！

“人前背后两相宜”！对于“背后议论”，何不看重，为之正名乎！

警惕天灾人祸中的“权利洼地”　作者：毕　舸

老天总是变幻莫测，这边，四川九龙县发生的群发性特大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2人死亡：那边，强雷雨袭击珠三角，广州黄埔花都10个村受灾，从化市则有74间房屋倒塌。(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还有一则新闻也颇有意味．广州上演了一场“抢肉”战——某连锁超市以15.8元／公斤的超低价限量卖鲜猪瘦肉，抢肉人龙足足排了千米长，1吨鲜猪瘦肉40分钟即被瓜分一空。(5月27日《信息时报》)

经济学中有“短板效应”之说，大意是决定木桶盛水多少的是木桶边上最短的那块板子。现在，食品供应安全与自然灾害防护中，“短板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猪肉价格上涨，低收入群体连价格相对较低的猪肉都消费不起，就意味着生存标准还是滑落。在暴雨和泥石流的天灾中，受害最严重的往往是边缘化地带的民众。这种边缘化，不仅是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且有现实发展滞后的制约(由于经济收入低、自救功能缺乏、基础配套设施匮乏，导致生存环境的恶化趋势还在继续)，一遇到突发灾难，自我保护能力与外界援助机制都显得非常脆弱，很容易就陷入挣扎的困境中。

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平均富裕程度逐年增加，有些政府官员似乎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目前中产阶层已经占多数，以穷人为主体的“木桶”不复存在，“短板效应”也不甚显著了。诸如“近期肉价上涨属正常的市场供求所导致。市民不必恐慌”的轻松论调，一遇见灾难就以“百年不遥”为统一口径，仿佛所发生的生命悲剧是“天注定”。这些官员的思维模式中，似乎总把自然不可控因素置于社会可预防机制之上，忽视了天灾人祸屡屡重演的背后，其实有规律性的权利薄弱“洼地”需要制度填充。而政府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也会就此轻易推卸。

在猪肉价格上涨、暴雨和泥石流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了食品安全防护、自然灾害应对等显性问题，曼不能忽视内在的三农建设、环境保护乃至扶贫事业反思等，其中所透射出的部分民众权利贫困，物质文明成果未能均衡分配、贫富差距拉大等深层原因，更需要政府对其有足够的预见性，并摸索出一套长效机制，让更多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民众在“天灾人祸”中不再成为被动的灾难接受体，而获得更积极主动的话语权。

比如，为买不起肉而发愁的市民，可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意，去质询有关职能部门为什么没有及时组织更多货源，如何尽快平抑物价，如何对贫困家庭进行适当补贴等，并对落实不力者进行自责；比如屡屡成为暴雨或泥石流中损失最大的地区民众，能要求政府建立更加完善的灾难应急体系，加大拨款和其他挟持力度，改善当地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

保证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所在。天灾人祸固然可怕，但如果“权利洼地”始终陷落，民众无从改善个体与群体境遇，那就是比天灾人祸更构成社会危害的难题。

讲一点过去的事情　作者：陆谷孙

与应届毕业生摄影、聚餐时，总有人邀我讲话，我自揣年老身孤，当慎口过，不敢放肆。热闹一阵回得家来，却发现有许多话奉可对他们絮叨絮叨，至少可以把自己学生时期的一些经历描述一番，引大家笑一阵也好，免得因为从此各奔东西而“酸的馒头”(sen—timental，借用李欧梵嬉译)。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即便找份自己和家长都满意的职业不太容易，毕竟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跨越了“独木桥”的精锐，又置身倒金字塔(四个祖辈→两个父母一独生子女)的塔底，更是金马玉堂中人，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当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那可完全是别一番景象：运动加劳动。使偌大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家里再得宠的宝宝囡囡，来到学校就是普通的齿轮和螺丝钉，别人见你长了锈斑，照样要拆下来清洗、修理一番。其中犟头倔脑的，非把你整成驯服工具不可。有些经历，在当时曾使当事人战战栗栗，恨恨遑遑，但经过时间的淘洗，似乎不再是一味丑陋，慧眼人反倒从中悟得幽默，甚至还有些许人性的真谛，复述与令人共享，焉知没有教益？

先说说当年的功课之一：游行。那时每晚8点钟有档节目，叫做全国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校广播站自然必须转播。隔三差五的必有最新最高指示从这儿传出。一听到最新最高，各座宿舍大楼必渐次灯灭，学生涌出，在钟楼下集合，打出校旗，从江湾向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游行而去。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刚刚收听到的指示，意在晓谕市民，宣传不过夜，同时自表忠心。可是那指示不见得每回都是唾珠咳玉，有的是一般常识。譬如说到“吐故纳新”，记得一人领呼：“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群众便齐声响应：接着：“经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又是虚诚响应；“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再次虔诚响应。哪个如分身有术，肉身留在队伍里。元神跳到天空，看看下面举拳如林的壮观场面，再品一品口号的内容，不扑哧笑出声来才怪呢。就这样，一路行来，一路嚎叫，回到学校总也是午夜时分了。那时还没颁布游行法，学生尽可自动啸聚又自行解散。解散后，食堂还为革命小将供应夜宵。因为免费，饕餮一族往往非吃个肚圆不可。

再说说批判中的趣事。那时，谁要是入了革命对象的“另册”，那就像缀上了一个霍桑笔下的“红字”，或像今天的SARS病人，群众远避惟恐不及。记得有一回上电车，空位甚多。正当我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时，身旁空位被一位奔泉渴鹿似的乘客捷足占据，因为来势太猛，旁座一个泰山压项，几乎与我做拥抱状。待到此人回过头来，双方始看清彼此面目。那是我的一位老师。老师原来大概准备说句“对不起”之类的道歉话，一见是我这个“另册”人，即刻变得鹰瞬鹗视，因怕与我为伍，一个箭步舍空位而去。谁知这时电车正好刹车，老师收不住脚步，保不住平衡，一个踉跄倒在一名女乘客身上，狠狠地被敷落了几句，自己闹了个大红脸完事。批判会上，好玩的事情也很多，上自中央文革某大员在全市电视广播大会上读错毛主席语录——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读作“下定牺牲，不怕决心”，下到基层领导批判辞中的“一血见针”，“狡奸巨滑”，“背着工宣队进行吃酒”，“赤keke(裸裸)”，“红dandan(彤彤)”，笑料其实是很多的。只是当时谁也不敢莞尔，再说肌肉早就僵硬，笑不出采了。

从前有首热门歌曲，叫做“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面时令天的大学毕业生，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教师是不是也可以且应该讲讲“过去的事情”？不然，历史湮没了，何谈传承？开张再多的孔子学院恐怕也白搭。

投其所好　作者：方　成

记得是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山东人打架的故事。山东省离北京很近，在北京的山东人多。他们身高马大，如果打起架来，是很难去劝开的。可有一回，俩山东人打得不可开交，被一个北京老头儿给劝开了。这位老头儿是怎样劝的呢？他有经验，手里拿着一把大葱，走过去，一边喊着：“别打啦！”一边晃着手里的大葱。那两位打架的一见大葱，暴脾气就消减了一半，再说几句道理，就劝开了。劝开后，想必会是一块儿上饭馆吃一顿大葱卷饼，才各自回家。

老北京人知道，山东的大葱又嫩又好吃。是山东人最喜爱的食品，他们见了，精神就会被它吸引住，说话就能静心听了。

这当然是好事者编的笑话。这样的笑话我听过的还有：这是在农村发生的事。一位妇女不知受了什么委屈，想不开，跳井！没想到这井是个枯井，也不深。大家跑来放下长梯子救她，她死也不肯出来。僵持了很久，毫无办法。后来还是她的一个老街坊，很容易就把她救上来了。原来那位街坊知道她是湖南人，立刻跑到菜市场，买了一大把最好的辣椒，到井口上去喊她。她一见那把辣椒，就老老实实地爬梯子上来了。

还有一个是说老北京人的笑话：早年间，人们结婚都很早。女孩子年方二八就结婚，二九就怀孕，才18岁，肚子胀起老高。过了十个月，毫无动静。请医生看过，孕妇一切正常，家人放心了。可再过几个月，还是毫无动静，照样一切正常。从此一拖再拖，好几年了，仍然生不下来。送到医院检查，从透视看出，确实是胎儿，还是双胞的。孕妇的肚子已经大得不能走动了，头发也白了。幸亏她身体很好，没生过病，一直拖了几十年，到医院检查几十次，还是一切正常，只是生不下孩子！后来医院有了剖腹产的手术，这就好办了。赶紧把老太太送进去做剖腹手术，结果看到那两个胎儿老得头发也白了。出生时，这两个小老头儿谁也不肯先出来，一直在谦让说：“您先请，您先请！”原来这两位就这么互相谦让，一直让了好几十年。

老北京居民很讲旧礼，讲谦让。有人常讲得过分，即使两人同时进门，必定互相谦让，常是让了很久才进得了门。尤其是在筵席上，彼此互让席位，要用很长时间的。

人们都喜欢听笑话，就会有人想编笑话。编笑话必须有滑稽的事才编得出来。人们互相来往，总会发现其中有什么奇特的事，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会引起兴趣，说给别人听。这种事说得夸张，就会成笑话。再编个故事情节，就更有趣了。某些人的特殊爱好，也就成为编笑话的材料了。

中国人何以恨太多　作者：丁启文

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是把入侵他的国家而阵亡的外国士兵，也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祭奠的。有他的亲笔铭文为证：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这里表达的，无疑是一种博大的人类情怀。

于是有人慨叹中国人“苦痛太多，恨太多”。应当把这一页翻过去，对昔日入侵者表现出宽容，对他们在战场上杀人的勇气“产生饮敬”，说那是一种文明。“心里只有恨的民族是不自由的民族”，也没有“尊严”。

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那幺，遵先生言，要人们怎样呢。

八侵者气势汹汹，不管妇孺老弱，一路嘶叫着杀采——他们并不单对军事目标，实行“三光”政策，奸淫掠夺，无恶不作。面对这般情形，是“宽容”、“钦敬”——落地人头说好快刀呢，还是还击、反抗，将入侵者一个不剩赶出国门呢。百多年来，这样的入侵接二连三，这样的罪行接二连三，中国人受难深重，苦痛太多，是的，“恨也多”。莫非对这种兽行，竞恨不得，要换成“爱”和“钦敬”，打左脸把右脸也献上去么？

中国人不缺仁厚之心。自古就讲敦厚有礼，盛德至善。那悠久的、滋生于家族、氏族、民族内外的情感，就是以“亲其亲”的伦理传统为核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迭而达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强敌犯边，竞至七擒而七纵。以此相标榜的民族，敢问，还不够仁德、不够退让吗？

全部问题在于，事过之后，消“恨”之前，曾经的敌手对入侵杀戮之事也须认账、悔过，誓不重演。而且，要彻底，要从内到外而不是浮光掠影，推推就就，认一半否一半，夸日认明日否。如果那样，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就不是被侵的一方，而是曾经入侵的一方了。

不认账和认账不坚定、不彻底，意味着保留再起入侵之心。

提醒一下，当年凯末尔对入侵之敌，也是“殊死决战”，坚决以武力消灭的，有在那里阵亡的士兵的尸体为证。像他所说的，把入侵的士兵看成如同“我们的儿子”，那是在他们阵亡——“献出生命”或者认账之后。

这与曾经有过的“恨”，与由于不认账或认账不彻底而招致的“恨”，不是一回事。

人类走向高级文明，一个民族不再“愚蠢”、小气而具有人类的大气，须从正确地认识最近的历史开始。

喝水的权利　作者：狄　马

除了吃饭，喝水当然也是天赋人权，我们不能设想上帝给人造了各种喝水及排水的器官是故意逗你玩。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人人有饭吃，而没有说人人有水喝，是因为喝水的权利在起草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先人造的“活”字，从“水”从“舌”，足见古人早已意识到喝水对人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搞清的是，喝水的权利是天赋的，但喝开水的权利却是人赋的——人嫌上苍所赐的冷水不好喝，就用火将它烧开。因此，你可以在你足迹所到之处的任何一条河流里喝水，但你不能闯到任何一户农家或市民家喝开水。因为水变成开水是需要劳动的，而根据自然理性的法则，任何一种自然产品一旦有了劳动，就天然地变成了劳动者的私有物，至少在将整条河流留给别人解渴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开发商要将河流变成鱼塘，当然也可以，但这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2，免费供给他们水喝；3，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上苍提供的冷水。关于第一条，你可以召集饮用此水的全体居民公决，也可以和他们的委托代表谈判，必要时甚至可以承诺，免费供给他们开水等。但有一点，你得保证人人同意。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酷爱冷水，他嫌热水烫得慌，你就得另外协商补偿，比如你可以将鱼塘里的鱼免费送给他品尝。如果一切办法都想了，他还是不答应，你只能拨出一条小溪给他。关于第二条，即免费供应水的问题，是要照顾他们中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假如你的水是收费的，而他们中一些人由于智力、残障或径直由于懒惰交不起你索要的费用，就很难保障他们的天赋人权。但你知道，在你未来之前，上苍是从不向他们收费的，不管他们穷富、贤与不肖。最后一条，即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上苍提供的冷水。原因是：我们说的“喝水是天赋人权”的“水”。指的是自然赐给人们的，天然的、干净的、并能保证人们健康的水，不是自作聪明的什么“纯净水”、“矿泉水”，更不是工业废水。

如果一个开发商既没有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又不能免费供给他们干净的水，那么，凡饮用此水的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将他的鱼塘砸烂，以显示天赋人权的神圣性。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上苍将各种饮水的器官近乎完美地统一到人体上，又恶作剧似地不给他们水喝；也不能假设上苍将这一条河凿在此处，又让这里的居民到别处挑水，这不符合它的节约原则。而我们知道——以往的一切科学研究也证明——上苍创造天地万物，那怕是微小到一条臭虫都不会浪费精力或多耗材料。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举“呼吸”，因为呼吸也是天赋人权。但同样需要指出，这里说的“呼吸”，不是呼吸废气，更不是毒气，而是自然所赐的天然、干净、新鲜的空气。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上苍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呼吸含有各种工业灰雾、二氧化硫、以及各种病毒的大气，就是要人们戴着口罩呼吸，那么，它为什么不事先在人的鼻子上一劳永逸地打造一幅口罩？——但这个道理讲起来和喝水差不多，故不赘述。

吴二桂？吴三桂？　作者：苗　青

看到一则资料，是关于国外高校对学子进行历史考试的中国历史部分的试题。看了不由爆笑不已。现照抄如下——

1、为了一个特别美貌的女人而引清兵入关的明末将领是：(1)吴一桂(2)吴二桂(3)吴三桂(4)吴四桂

2、接上题，这个美貌的女人是：(1)林滚圆(2)王汤圆(3)张椭圆(4)陈圆圆

3、秦二世时，专擅朝政的，指鹿为马的是：(1)赵高(2)赵低(3)陈高(4)陈低

4、著有《道德经》，为道家始祖的是：(1)李耳(2)李眼(3)李口(4)李鼻

5、原为唐高宗的后宫。后登基为帝，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的是：(1)文则天(2)武则天(3)文则地(4)武则地

6、东汉末年，刘备、关羽与谁互有盟约，结为兄弟：(1)岳飞(2】张菲(3)风菲菲(4)张飞

7、接上题，其史称三结义为：(1)李园三结义(2)桃园三结义(3)杏园三结义(4)苹果园三结义

不知其真实度如何，我怀疑是中国某个嗜好“恶搞”的网虫搞出来的把戏。不过，从西方人的秉性和教育理念来看，出这样的考试题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姑且当真。

这样的试题是否类似于目前广为流行的“脑筋急转弯”？但它又比一些脑筋急转弯显得正儿八经：它又是否类似于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开心辞典”？但它又没有某些开心辞典的题目刁钻。

用这样的题目考学生。学生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回答此类问题一定会十分快乐，日后也一定会记得更加牢固。西方一向主张快乐地学习，主张发挥孩子学习的主动性，这招也许不乏高明。它与我们教育中搞死记硬背。让弦子机械地当背书机器，乏味地参与考试，大相径庭。当然，我们的学校在出考题时也常用选择的方式，但那佶屈聱牙如同天书般的绕口令题目，实在让人头昏，不明就里。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考试卷中，也不完全都是这类搞笑题，还有一些题目又显得十分艰深，艰深得如同写学术论文。如，美国在中学生世界史课考试时就出了这样一道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于是有学生答道：如果当初窝阔台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带到欧洲，这样神父和修女就不会死亡，人们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也就不会强大，随之意大利也不会强大，日耳曼跟奥匈帝国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一回答是否完全有理，是否符合“标准答案”(人家恐怕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里不好评判，但其思考的高度、宽度尤其是“政治高度”，还是让人大为惊叹的。这也体现了西方教育理念的重要一点，那就是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发表个人见解。这比我们的学子到处摘抄拼凑。写一些官话、套话十足的“八股”毕业论文要好得多吧。

对于我们一些青少年读古书典籍少，不了解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至于不知道当今某些政界、军界、学界的名人，有些媒体往往会竭力炒作，整个社会亦为之大惊小怪。我却觉得并非那么严重，知古是为了鉴今，继承是为了发展，学习是为了创新。教育青少年不在培养其独立思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上下工夫，而让一些死知识和僵教条去捆绑学生的手脚，束缚青少年的头脑，这总不是那么明智吧！

什么人容易犯罪　作者：李玫瑾

罪行的背后，往往反映了罪犯的各种欲望。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些非常单纯的原因，以及蕴藏于背后的神秘想法……

曾有一位主持人问我：你研究犯罪心理这么多年，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犯罪心理是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犯罪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看看现实吧：若说“贫穷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心理原因”，我可以给你找出大量富人的犯罪实例；如果说“没有知识导致人犯罪”，我可以给你找出有知识、甚至有律师博士头衔的人的犯罪实例；如果有人说“没有地位的人犯罪”，我可以找出有地位的人犯罪实例：如果有人说，没有修养的人才犯罪，我可以找出很有底蕴的人的犯罪实例。贫穷、无知、无权无势还有缺乏修养……这些都不是个人犯罪的真正心理原因。

纵观街上的小毛贼、再到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若追究他们个人的犯罪心理问题，只用一个问题概括足矣：没有敬畏之心！因为他们只有在自认为“此事不会被人发现”时才敢做明知不对的事！是啊，没有人知道怎么会被发现？没有发现的怎么可能会被抓呢？

有人说，那么多案件，警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破获。我说这是事实。还有人说：如果我只做一次案就再也不做了，恐怕警察一辈子也抓不了我。我说，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用一种违法手段轻易地达到自己的欲望或排除了某种障碍，那么，他一生中肯定还有欲望，他还会遇到新的障碍，到那时，他会选择无把握的新方法吗？选择不可能那么快见效的累人的方法吗？

事实上，这是规律：一个人用一种捷径做成一件事情，他遇到麻烦时一定还会再这么做的。就像生病，吃第一种药不太见效，吃第二药时很快见效，那么，只要再生此病，脑中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第二种药，因为那个药有效！

所以，犯罪一次确实不一定会被抓获，恰恰不被抓获意味着成功，为何不能再来一次？二次不被抓获意味着把握增大，成瘾现象往往形成于人的各种有效行为中，存在于各种强化的有趣行为中。那么，让人经历了紧张刺激、又让人体味了成功、让人满足了欲望，又让人不禁回味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可能不再重复？

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古人还告诉我们：要“慎独”——越是独自的情况下越要谨慎！那么，独自的情况下为何要谨慎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头上有神明！

敬畏是在没有视线时的一种感知，是一种没有约束时的观察。有敬畏之心者为智者，因为他懂得，这世上自然的智慧远远超出人的智慧！不要以小聪明去拷问大智慧！

何为大自然的智慧？那就是事物的相关联系性，是事物的内在逻辑性。当我们讲一句谎话时，我们需要在不同场合下用两句以上的谎话来圆谎，两句以上的谎话往往需要四句以上来圆谎；同样，做了一件坏事，要把自己撇清就需要再做很多的努力，一环套一环，结果是“洞”越来越大，以致自己的躯体都无以填补。

敬畏，是一种信仰。现代社会中人的文明不仅需要科学发展，同样需要信仰的存在。

边“斗地主”边乱想　作者：渔　女

上周末在妈妈家，几个人闲得无聊玩儿扑克。人不够，让儿子来克数，他除了斗地主，什么玩儿法都不会。于是大家斗了半天地主。

玩儿着，我问儿子：

“真正的地主是什么你知道不？”

“知道，解放前土地占有者。”

“斗地主是怎么回事知道吗？”

“不太清楚，知道土改，好像学过。”

“出牌出牌，问孩子这些干嘛？大家都没经历过，过去的事了，也说不清。”老公说。

“还是忘了那些好，记着它多累。”姐姐说。

对话终止。大家接着玩儿。

刚工作时参加下乡工作队，食堂常有玉米面粥和蒸红薯，我非常爱吃。带我的业务老师看见就皱眉头。他说一见这两样东西胃就难受，小时候吃得太多。

他年纪很大，据说出身于当地很有名的大地主家。当时叫恶霸地主。

“听说你家是地主啊，地主家大米白面干嘛不吃，吃杂粮？”我问他。

“说来你不信，细粮一部分要留着，农忙时给长工吃，干力气活啊。不给人家吃好的能行吗？剩下的，就去卖掉，换成地。家里人过年才吃几天细粮，这样省吃俭用，每年卖些粮食换些地，换到解放成了大地主。”老师说。

老师的地主父亲土改时死了，据说是被“镇压”的。

不知老师怎么从乡下熬出来上了大学，这种出身的人那个年代能平安活着大概就应庆幸。

地主到底什么样？

小时课文里《收租院》里的刘文彩什么样？

《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什么样？

还有《暴风骤雨》。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的地主都是什么样？

残酷剥削压迫乡邻恶贯满盈的地主有多少？

老师家这种勤俭发家善意待人的地主存在吗？

工作队的同事也常一起玩儿斗地主，但老师从不参加。

有天他跟我聊起他经历的真正的斗地主场景。

一圈人，各持大棒、镐头、扁担等农具。把地主围住，一棒子打到西，一镐头打到东，一扁担打到北，地主在圈子里东倒西歪团团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生命力如果顽强，会长时间地被打下去。

如果圈子里有地主的亲戚，朋友，实在不忍看下去，等地主裁到自己手下时，下手狠一点，死命一棒子砸下去，地主的罪孽就算解了。我不敢问老师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他跟我说过他父亲只是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秀才，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四邻八舍过年贴对联时他最忙。因为家里有钱。父亲时常被山里的土匪绑架，祖父母抖着手数钱，赎回父亲的情景他说还记得。

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恶霸？

生命太短，太多的事，人不可能一一经历，我们没经历过斗地主，斗地主成了一种游戏，一个名词。

没经历过的事情，众人经常的态度是冷漠地袖手旁观，于是记忆便成了纠缠不清，便成了刻意的沉重，于是使出现有意的抹杀，掩盖，于是便有了盲目仇恨和丑化、怀念和拥戴。

《记忆的伦理》里说，社会最好的和解方式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创伤不是算账还债，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要理清历史的时与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同类的过错。

我们还有多少历史需要理清？

文不对题　作者：耿　法字体： 【大 中 小】 　一、街上的小偷，偷窃三五百元，当即被扭送派出所，倘若偷窃数目达到三五千元，则肯定要受到刑事制裁和处罚。而贪官受贿三五千元则根本不算问题，连底线都不够，法律不会追究；即使受贿三五万元。也只是“小意思”、“小数目”，若因此下台，则有不少人一掬同情之泪，齐声日：“太亏了！”

贪官难道不比小偷影响恶劣，危害严重？香港廉政公署治贪官可比治小偷更严厉，对贪污受贿是“零容忍”。 　二、盗贼从银行抢劫百万元，属江洋大盗，酿惊天大案，逮住后首犯必定处以死刑无疑。贪官受贿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千万元，一般都死不了，如今更有不少人呼吁对贪官(不论其贪污受贿多少巨款）一律免除死刑！

巨贪不也是另一种巨盗？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远远超过江洋大盗啊！新中国建国初期杀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他们才贪了多少钱？杀了这两个曾经颇有革命资历和贡献的贪官，震慑和挽救了多少干部啊！

三、山西“黑砖窑事件”引起国内外舆论震惊。在揭开黑幕的同时。山西有官员称：“近期，要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展开劳动用工大排查，全面检查劳动法贯彻执行情况，尤其是违法使用童工情况，严厉打击、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建立预防和及时查处非法用工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山西劳动用工秩序，杜绝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这话听起来似乎义正辞严，可这起恶性案件适用的难道只是《劳动法》吗？仅仅是违反《劳动法》、“违法使用童工”、“非法用工”之类问题吗？今后重视的只是“劳动用工秩序”吗？这座21世纪骇人听闻的“奴隶集中营”，是不是还犯下了组织黑社会团伙罪、绑架罪、拐卖儿童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何况“黑砖窑”已存在多年，地方政府毫无觉察，简直匪夷所思！而且，诸如“黑砖窑”事件只有山西才有吗？其他一些省的“黑砖窑”、“黑煤窑”、“黑金矿”中类似的“现代包身工”现象难道不存在吗？

金钱主宰下人性的泯灭，警告我们要认真反思这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该如何去拯救。否则，如此“文不对题”之事，还会旧病再发、老毛病重犯。

王雨百字小说　作者：王　雨

良心局长

为争夺科长职位，小孙、小赵都给局长送了礼。小孙送八千，小赵送了一万。要论工作能力，非小孙莫属，可小赵送的礼又确实……差价两千，究竟是论才还是惟钱？局长“斗争”了一个多礼拜，终痛下决心：惟才是举，提拔小孙。

局长夫人得知后，极力反对。局长日：“好戏在后头，勿使妇人之见！”

“圈内人”得知其事，称局长实属不易，并私下誉其为“良心局长”。

小孙上任当天，便得知“内幕”，时局长更是感恩戴德，当晚即携款五千到局长府上，局长坚持不收。小孙日：“若领导不收。在下羞愧难当，惟有辞职！”局长方笑纳。

小孙走后，局长谓夫人道：“如何，是好戏否？”

夫人始释然。

前列腺不会老捣乱

人秘科的梅向东是王副局长的人，跟王局长有六七年了，虽然一直“原地踏步”，却毫无怨言。王局长也知道小梅不容易，有心想让他这次“上一上”。人事调整会议上，王局长提了梅向东的名字，且非常到位地介绍了小梅的情况。大伙觉察到“一把手”赵局长的眉头有点皱——赵局长和王局长是一对“冤家”。王局长虽是副局长，但后台硬，“一把手”通常是“无理亦让其三分”，何况今日有理？所以，大伙并没全皱眉，有几个还含了笑。点了头。关键时刻，王局长的前列腺又来捣乱。王局长只好去了趟卫生间——人生的紧要关头，往往就在于这一两步。

过了不长时问，便传出消息：梅向东的提名未获局党组的通过。

有人告诉梅向东：“关键时刻，你被王局长的一泡尿给尿掉了。”梅向东心里明白，这叫“缺席判决”，乃官场上颇为厉害的一手。属难防之暗箭，怨不得谁。

小梅现在依然是王局长的人，无怨无悔，跟得仍然很紧，等待下次机会——王局长的前列腺总不会老来捣乱吧？骑虎难下的小梅，只有豁出去赌一把了。

职业道德

赵处长喜迁新居，科员小王决定以“祝贺”的名义给赵处长送上800块钱。搬家时，小王暗中将“红包”塞到赵处长手里。出人意料的是，赵处长硬是不收，赵处长说：“小王，无功不受禄，这钱我不能收！”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赵处一定收下！”小王诚恳地说道。

“你别以为当领导的就一定贪得无厌，其实我们领导也讲职业道德。能收的，我不客气；不能收的，我决不会收。小王，这钱你拿回去，因为有纪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过几天必然会明白，否则你要后悔的！”赵处长郑重地劝说小王。

小王心里想：骗鬼去吧，你！我才不相信你有什么理由不收哩！于是小王坚持要送！

于是两人一来一往呈拉锯状，但赵处长的态度异常坚决。

小王终于没送成礼，悻悻而返，心里把赵处长恨成一个“洞”。

两周后，赵处长调到另一局里任处长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小王的耳里。小王方恍然大悟赵处长当初为什么不收自己的礼。

“我们领导也是讲职业道德的！”小王蓦地想起了赵处长曾说过的这句话，不禁感慨万分。

最近几天，张处长看小王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极不满意。

小王便想到别人曾说过的话：若张处长对你不满意，那便说明你要赶快去“烧香”了……

小王便拎着一大提包烟酒去张处长家里烧香。处长不在家，但到张处长家里送礼的却有好几拨。小王和张处的老婆说了几句话，便放下提包走开了。

张处长晚上回家，看到东西，问：谁送的？老婆答：好像是上回来的那个A单位的，人长得白白净净，戴个眼镜……张处长想了想：“噢，是小李……”

好几天过去了，可张处长时小王的态度并未变好，反而有点变本加厉的味道了。

张处长看小王的眼神恨恨的，张处长心里想：拎不清的东西，看你究竟到啥时才能开窍？

下去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局财务处主任科员赵东鑫常陪王局长到6楼活动室活动。赵东鑫从组织人事处的铁哥儿们小王口里得知。这次自己有可能“上一上”。

这天一大早，赵东鑫被派到乡下公干，中午急匆匆赶回来。三口两口吞完午饭，便往6楼活动室跑。刚上6楼，正碰见王局长从活动室出来往楼下走，赵东鑫失望至极，慌不择词，脱口而出：“王局，您下去了？这么快？！”王局长头也没点，下了楼。

半个月后，局里中层干部调整，赵东鑫“原地踏步”，什么“上一上”，连个影都没有。赵东鑫苦闷不已，夜访小王宅，探寻“症结”。

小王一脸的不屑和恼怒：“我问你，你有没有说过‘王局你这么快就下去了’这句话？冲着当官的说‘下去了’，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拎哪壶？没事找事吗？！”

赵东鑫顿悟，遂面如死灰，黯然离去。

送“砖头”

赵君想当官，想得是茶饭不思，夜夜难眠。“拎着猪头找庙门”，一年年都去领导家进贡，茅台、五粮液、红中华，时兴什么送什么，就差送彩电、冰箱、洗衣机了……可除了捞到个主任科员的“虚衔”外，收效甚微。气得赵君暗地里直骂自己是“肉包子打狗”！

某日，仅替局长开了半个月小车的外甥竟以过来人身份来开导他：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送那些“软货”？！现在要送礼就送“砖头”——人民币，舅舅您要是真想当官，就抓紧给你领导一“砖头”，一“砖头”就是一万元，我保您一“砖头”就能把他给“拍死”！

赵君大悟，依计而行，在一个暗夜里偷偷给领导送去了一块“砖头”。果然一“砖头”就把领导给“拍死”了！-——赵君不久当上了实权部门的副处长、领导挨了一砖头后，还向他许诺：小赵啊，好好干，你大有希望，平时多注意积累“经验”，争取明年再上新台阶——赵君想：可能领导想明年再挨一“砖头”！

如此管用

某县为提高县委领导班子“科技含量”，特提拔了一位博士进常委班子。为防止博士做出“书呆子”事，众领导再三“叮嘱”他：“少说多看，平日少去基层，多在大院里转……”

某日，该博士下基层检查工作，在一特殊养殖场，他对一群从国外引进的特种鸡多看了两眼，随口对负责人道：“养得非常好，非常有特色！但是这鸡吃起来味道咋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晚上，养殖场便把20只洋鸡用专车送到了博士副县长的家里，并欢迎他常去检查指导工作！

20只大洋鸡被博士夫人分送数家亲戚，亲朋好友大快朵颐，不亦乐乎。博士副县长自此恍然大悟：怪不得领导让我少说话，原来我的话竟是如此管用！

世象三题　作者：王友元

报名字

某市最大的商场，最近举行抽奖活动，只要报了名，就有机会中奖。十名中奖者免费去欧洲旅游。

街头小店里有部公用电话，南来北往的行人很多，今天来打电话的人一个接一个。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在电话里说：“我叫苏若甫，苏东坡的苏，郭沫若的若。杜甫的甫。”

一位红光满面。挺着将军肚的男人，从小车钻出来，拿着手机说，没电了。也在这里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我叫李美发，李嘉诚的李，美女的美，发财的发。”

一位戴着安全帽，背着工具包的中年汉子来打电话，在电话里说：“我叫马再新，下马的马，再就业的再。创新的新。”

一位提着青菜的大娘来打电话，在电话中说：“我叫黄玉芹，黄豆的黄，玉米的玉，芹菜的芹。”

最佳美文的前三名

第一名：广告词。 　第二名：春联。 　第三名：悼词。

埋怨

事发前，某商人说某官员不好侍候。

某官员说某商人，不好对付。

事发后，某商人说，某官员真不是东西，娘的，把老子给抖出来了。过河拆桥。

某官员说，某商人把我拖下了水。妈的，掉进了他设计的陷阱。

精短杂文一箩筐　作者：李　冬

困惑

走进一般工人、农民家，立刻便有一种清苦、寒酸感涌上心头；走进领导干部家，豪华的家具、高档的摆设，疑是误入了富丽堂皇的宫殿。不知何时起，“主人”与“公仆”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

据媒体报道，我市人均月收入已达1300元之多，可我周围人均收入不到800元，不知这是哪家统计出来的理想数字。

着眼未来

狐狸告诉兔子：吃你是为了帮你。我拉撒出来的肥了草，你的子孙不是吃得更好？

父母告诉孩子：打你骂你是爱你。学点忍耐力，长大就好办多啦。

局长告诉秘书：管他有没有影子，反正往明天后天的态势上去想，总结不就有了？

受贿的告诉行贿的：你真是个精明的投资商，那利润该是怎样的几何级数呀！

现代人

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毛病反而多了，好事者总结出几点：

中国的男人嘛，都腰酸背痛患肾虚症了：

中国的女人嘛，都粗腰肥臀患肥胖症了；

中国的小孩嘛，不缺锌就缺钙智力不行了；

中国的老人嘛，肯定是双腿无力吃嘛嘛不香，得了骨质疏松症！

调侃归调侃，打开你家的电视机，或许就明白不是我在危言耸听了。

如此考查

某新上任的人事局局长想：这次考查干部，我得把自己当局长花的血本捞回来。

中层干部们想：局长讲“僧多粥少，要有思想准备”，肯定有人会下去。这年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中层干部们的家属想(考查结果一个也没下)：这个王八蛋敲竹杠真厉害，原来干部可以如此考查。

真？假？

人们说：唉！市场上没有真货啦！

——其实真货是有的。只是假货充斥了市场，真货难以被证明罢了：

人们说：唉！世上没有真爱啦！

——其实真爱是有的，只是带附加条件的婚姻太多，真爱难以生存罢了：

人们说：唉！现在没有清官啦！

——其实清官是有的，只是社会体制不完善，清官难以有作为罢了。

工农新差别

工人失业称为下岗。没活干的农民叫“剩余”劳

动力：下岗工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剩余”的农民只能自救；下岗工人有些活不愿干，进城“打工仔”没人干的活也得干；工人工资常受企业一方克扣，农民血汗钱常遭多方搜刮；工人受《劳动法》保护，农民不在其保护之列。

保护动物分国界

某检查组到一地检查工作。在宴席上，地方领导热情介绍：“这是红烧穿山甲，这是红烧果子狸，这是……请品尝。”检查组成员一听忙说：“穿山甲、果子狸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这可不能吃。”

“没关系，随便吃，我们国家的动物我们都保护起来了，这是从外国买来的。”

电视剧的“主旋律”

看得到富豪们挥金如土的潇洒，看不到下岗工人愁苦的面容；看得到老板们日进斗金的轻松，看不到卖菜的小贩脚蹬三轮艰难行进时滚落的汗珠；看到乡村暴发户一步登天式的成功，看不到重负之下农民佝偻的背影和沉重的喘息……

请神仙下凡

某市人大代表建议市领导做到“2个一”——每月去挤一次公交车、去医院排队就诊一次。领导又不是从月球、火星下派的，他们本是“人间”人。叫他们去体验民间生活，这种建议和要求是多么无奈、多么令人心酸啊！

最笨的人

某日，几个小孩正玩游戏，其中一个道：“谁来当领导？”年龄最小的那个小孩忙道：“我来。”先前的那个看看他，问：“你能行吗？”那个最小的小孩道：“最笨的人都会当领导。我爸爸说，当领导干四件事：开会、签文件、吃饭、看报纸。”

片言只语

时光对于人类来说是绝对公平的。而人类却极不公平地对待时光。

亲情、友情、爱情，让人幸福快乐一生，亦让人痛苦悲哀一世。

吃喝玩乐本是人生在世每天都要做的事，但有的人快乐在其中，有的人风流在其中，有的人丧命在其中……

反正都是他

小时侯看《西游记》，不经人事的童真中油然而生对妖魔鬼怪的憎恶之意，对如来观音等神仙的正义凛然、法力无边钦佩之极。

长大后读《西游记》，略谙世事的脑海中，再也没有如来观音等的伟岸。原因简单：哪个作恶多端的妖精不是他们放出来的或管教不严造成的?捉鬼的是他，放鬼的也是他，反正都是他。

生活物语

花圈：祭奠死者的物品，有时却被用来欺骗活人。

酒：喝醉的，往往都是自称海量者。

眼睛：一对双胞胎，却难以相见。

笔：自己所说的，其实全是别人的思想。

魔术：明知是假的，却都信以为真。

伤心

赵老汉和钱老汉在一起说闲话。赵老汉抱怨自己的儿子没出息，伤心地说：我养他二十多年了，还不能自立，还得由我供他吃供他喝……

钱老汉听毕，长叹一声道：我的儿子倒好，上个月去了个管吃管住的地方，也不用我操心了。

赵老汉羡慕道：你儿子有本事，比我儿子强，总算有了单位。

钱老汉伤心地说：什么单位呀?犯了罪。进了监狱！

鸣冤

张三没有工作，为生存计，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一次，张三撬开一辆摩托车，不幸被车主发现。车主将其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欲将其拘留，张三则大喊冤枉！民警问何冤之有？张三道，我看报纸，说当官的贪污受贿不超过一万元不予立案追究：我撬一旧摩托车，最多不过值两三千块钱，你怎么还要追究？民警听毕说，拘留你是罪有应得，谁让你不当官呢？

演戏

台上一干说演弹唱的演艺人员，台下端坐着成千上万衣帽整齐的观众，几支歌曲唱罢，群众与大大小小领导人便“心连心”了，演员们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明白了艺术的真正来源。你看，事情就这么简单。若真是如此神奇，还要那么多官员、开那么多会、印那么多文件干什么？若只留下几个官员当演员搞演出，其他人转行干别的，岂不万事大吉？——恐怕都是在演戏。

谈谈“海内形象”　作者：吴　非

吴非先生简介

吴非，本名王栋生，1950年生于南京。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教版高、初中语文教科书篇委，执教于南京师大附中。著有《中国人的人生观》、《污浊也爱唱纯洁》、《不跪着教书》和《前方是什么》等，作品收入多种选集。

文革期间，每有外宾来，为弄出点莺歌燕舞，换了人间的样子，都要做不少手脚，以防安东尼奥尼之流用电影机拍去落后形象。——现在写文章说旧事比较麻烦，说到安东尼奥尼，可能还得加点注释。没办法，不去管了。——记得当年公社布置各生产队批“安东尼”(因为后面的“奥尼”加上去嫌长，农民读不下来)，社员并不起劲，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安东尼”拍了什么电影。只有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和被安东尼奥尼摄影机扫过的地方，批得很猛(当然，反应过火，也是为了解脱政治干系)。当时的大报连篇累牍，火力集中。现在回想起来，意大利电影界当时不知惊慌莫名到何种地步，看中国人批判的阵势，如果“安东尼”生在中国，“交给群众处理”，小命早就没有了。直到前些年，方有幸得一睹《中国》真面目，实在没有什么，我还认为安东尼奥尼大大地美化了文革笼罩下的中国。

那是家里的真实情况被洋鬼子用机器拍了去谈谈“海内形象”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办法。去年，有公开的话题是“中国人海外旅游形象”，说的是中国人在海外的种种不文明表现，那就是送出去给人看的了。我想，所谓海外不文明行为，与村夫野老泼妇刁民无甚关系，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穷人能有钱出国观光。经常能出国观光的是些什么人，想来也不用我说。有几位研究外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朋友，其著作在国内也算比较有影响了，可是竟从来没有出过国，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想到得让他们知道些外国的事，你说怪不怪？而你看官人撒娇，总是说，累死了呀忙坏了呀，下个星期又要出国呀，上个月才出去，时差还没倒过来呀，又是拉斯维加斯，有什么意思呀……

所谓“海外形象不佳”，是因为在海内就没有想要树立什么好形象，内外无别，保持一致而已。中国人花钱跑到文明国家转悠几天，表演乱扔垃圾，吐痰，抠脚，大嗓门，这不是很“本色”吗?在家里不也是这么干的吗？难道要他们也矫情一番，把自己掉落的头发也用纸巾包好不让它落在地上？其他不论，就说你刚才在会上批评国人“海外形象不佳”，为什么不小心就提高了嗓门？为什么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海外的官人敢这样做报告吗？这个话题早就说烂了，好像也是无人理睬。中国人自古以来可能就是这样豪迈，野老泼妇，哪个不以能站在村口吼几声震人而自得的？现如今的干部。有几个不是凭着“声音响”立威、加官的？经常出洋相的，多是在家里粗野成性的人，轮到出国。就把家里的派头带出去展示了。

粗野的习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随着改革开放从外国溜进来的苍蝇？都不是，这是中国文化世代积累并日常应用的。中国的专制者，有哪个想过要使自己的国民有尊严地活着，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珍视民族的荣誉？专制者总是想方设法地作践自己的国民，不让他们站直，不让他们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这是专制文化孕育的“老根”。请想，一个见圣旨就磕头，见官得下跪的，听到表扬就谢恩的被称作“草民”、“黔首”、“布衣”的民族，能有什么自尊呢？比如，因为县长要到学校视察，校长让低年级小学生站在冷风中等候两三个小时，从小就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自尊心么？他的心理怎么可能不卑微？

有一次在上海火车站进站，车站的工作人员和警察用手依次推进站的乘客，嘴里不断地喊“快！快！快！”那趟车是始发车，时间还早。他们那样催乘客快进，是没有必要的。我善意地劝他们不要用手推人，在我看来，这种动作是对他人的凌辱。没想到警察瞪着眼睛反问：“推一下又怎么样？你想找麻烦？”——看来，在他的眼里，所有乘客都是“不怎么样”的。然而，在另一个场合，警察也很卑微。有天黄昏，看到几条马路上排满了警察，二三十米站一个，奇怪地问：“什么人来了？”那警察没好气地反问：“你以为他们会告诉我？”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的尊严是没有保证的。

要树“海外形象”，先得尊重自己的国民。

如果阿Q不改习气而照样做到了县长市长甚至更大的官，未庄的小D和王胡就不可能有做绅士的念头，他们的一招一式也一定会保持本色。看每年那些倒台的一批以及以后肯定要倒台的官僚，在日常行为上，有几个是真绅士？

所以，改变中国人海外形象，绝非仅仅向出国旅游者交代一下“出国须知”就能办得到的事，得挖根子。

别哭了，布菲教授　作者：吴　非

6月29日，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布菲教授在南京哭了一场。布菲哭泣，并非因为目睹南京人在小康路上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而激动，也不是因为看到文明古城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而感到幸福自豪，她哭泣，是因为南京听众没有文明地倾听她的钢琴演奏，布菲教授说： “嘈杂的声音使我无法专注于演奏，那不是我最好的水平：没有把最好的东西带给南京观众听，这让我有点难受。”

南京音乐界的同行对布菲教授的精湛演出留下了深刻印象。布菲的翻译，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记者，布菲演奏李斯特和舒曼的作品在法国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听众仿佛不在意。布菲教授在演奏时，音乐厅里听众带来的孩子东奔西跑，上蹿下跳，听众的呼喊声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她的情绪彻底的坏了，不得不中断演奏，在后台哭泣。

我们中国的指挥家、音乐家不会哭，他们早就习惯了。有一回郑小瑛率团来南京演出，演出前，极其耐心地教观众如何向艺术家表示敬意，如何鼓掌，如何持续鼓掌，如何起立鼓掌：解说为什么演奏厅里不应当有其他声音，听众的哪些行为可能妨碍别人，等等，不厌其烦，不厌其详。那以后的剧场也没见文明起来。好多年了，遇有音乐会，总是很矛盾，我怕到现场，怕被那些粗野的行为败坏情绪：我宁愿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孩子们在剧场吵闹，是家长缺乏管教：成人在剧场妨碍他人，是缺乏自尊。成人缺乏自尊，有可能是他很少得到应有的尊重。几年前，一次演出结束时，官员上台献花并与演员合影，下面的观众却寥寥无几。人们为什么跑光了？理由是，因为官员迟到，开演场推迟了十分钟。同样，不止一次地看到，官员视察基层单位，让弦子们列队欢迎。官员迟到，就让小朋友们在寒风冷雨中苦等几个小时、还有照片为证：作家伯伯和干部阿姨打着伞，看孩子们在雨中为他们表演歌舞。成人世界的教养水平，就是弦子们的明天。从小没有人尊重他，也没有人告诉他必须尊重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有什么必要在意一个外国钢琴家的感受？

可能说远了。回到这场令人尴尬的钢琴演奏会上来。我们知道，假充斯文比粗野略好一些，附庸风雅毕竟也还是一种追求。然而，说高升，时运来了可以来他个三级跳，所谓“火箭干部”、“直升机干部”是也；说发财，也有可能一夜暴发，说时迟那时快，昨天的小伙计，今天已经往“福布斯”里蹭了。唯独这文化修养，炼成守时礼貌，端坐不动，轻声说话，绝不像官僚富豪在中国高校混硕士博士，两三年就能速成的。

什么是文明文化，好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但是也很难说、有校长介绍建设校园文化的经验，说：“我们要把学校建成一座文化浴室，让教师学生在里面洗一洗、泡一泡、蒸一蒸、熏一熏，获得精神滋养，提升文化内涵……”我一直没弄懂，怎么会有人用洗澡来打比方；更没想到提升人的精神素养竟有如此快捷的方式。按这个推理，人之不文明，在于肌肤之不洁，无怪乎中国的电视节目经常要停下来，请各色名人来表演这个“洗一洗、泡一泡、蒸一蒸、熏一熏”……

这类对文明教养的误解可能很有代表性，特别在讲求“政绩”的官场，可谓地地道道的“表面文章”。这个“洗一洗、泡一泡、蒸一蒸、熏一熏”，可能会令躯壳舒坦，至于灵魂，可不是靠香波热水就能涤荡一净的。

布菲教授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也不怀疑中方接待人员接待是热情的，我们中国物博地大，什么时候让客人吃不好、玩不好的？可是，布菲教授需要的不是这些，她不远万里来到南京，渴望人们能静静地倾听她的钢琴演奏，就那么一会儿，一个小时……

虽然那天我不在现场，但是作为一个南京人，我向哭泣的布菲教授道歉。

别哭了，布菲。慢慢来吧。

一斤九两重的吃喝欠条　作者：吴　非

少年时代，人的记忆最好。教育学家主张在这一阶段记诵一些终生有用的东西，比如读一些古诗文、经典作品，记一些定理、原理等等。我上小学时，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基本为红色教育，有些内容，即使没在意，也忘不了。比如，说长征路过什么地方，群众跑了，家家户户锁上门，红军找不到吃的，快要战死了，这时无意挖到老乡埋的粮食，不得不吃了，但走时埋下两块银元和一封致歉信。还有，饿得要倒下了，不得不吃了老乡两个萝卜几个山芋，也要在地头放下几个铜板……这些故事看多了，我们那一代人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上面说的是长征，是非常时期。日常生活中。吃阪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吃饭不给钱，算什么事？民间吃白食的都是些什么人？少年时代，从旧时代的史料上看到，上海滩的流氓天津卫的青皮，满脸横肉，牙上包金，吃完了嘴巴一抹就走人。后来又有电影《小兵张嘎》，里面有个胖翻译官，吃西瓜不给钱，一举成为全国人民都鄙视的反面形象。

谁知道那些“典型”活成了当世的“非典型”！如今，勒索点吃的喝的抽的用的。仿佛都算正常；那些一尘不染遵纪守法的，反而成为典型。

就说公款吃喝，我们每年都能看到乡镇干部把饭店活活吃垮的事。6月初，河南《大河报》报道，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的万国生自1992年6月承包乡政府食堂后，乡政府历任书记、乡长都曾在此吃饭签单，有的已经调到别的单位任职，但仍有欠款未还。万国生为讨债奔波各地，目前仍有698张欠条，约一斤九两重，欠款近人民币70万元。报道称，乡政府已与万国生协商还款计划，每年还一万元。对此，万国生表示，今年都已56岁，70万元的欠款，即使不算利息，等欠账全部要回来，也得活到120岁。

读到这样的新闻，往往一笑了之。这种事太多，多到令人厌烦。比起巨额贪污受贿、携款外逃之类，吃饭欠账至多是无赖行径，够不上犯罪。平心而论，这个乡政府有一点尚须肯定：毕竟他们留下了一斤九两重的吃喝欠条，没有耍无赖，也没有砸店打人。他们的毛病在于管不住自己的嘴，穷了还要吃，欠账也要吃，这种风气太坏了。自己吃饭自己付钱，为什么这种简单到极点的规矩在中国现在的官场不能普及？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记一轶事，作为文化部长参加在中南海的会议，看到喝茶要交五角钱，不交钱的只能喝白开水。可是出了中南海，京城未必通行这个规矩：到了外省，更会是闻所未闻。否则王蒙何至于要把这点事写到自传中去？

网上有篇文章。真实度比较高。中国军人访问美军基地，基地司令邀请共用午餐。餐毕，来了一名军士，对基地司令说：“长官，你们的餐费是每人七美元。”司令掏出钱包，取出了七美元，其他的军官也纷纷掏出钱包，互换零钱，交给军士。中国代表团也集体交了餐费。——有谁会讥讽美国人穷酸?有谁会指责那位基地司令没教养？值得反思的恰恰是我们。想一想吧，每天从早到晚，从城市到乡镇，从豪华宾馆到乡村鸡毛店，有多少“各级各类”干部在饭桌旁吃喝啊！他们花的是公款，公款用光他们就以政府的名义欠款，宁可这样也不肯自己掏腰包！那么，他们准备到什么时候还呢？

前一段时期，舆论针对国人海外形象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但我认为，干部的“吃饭不付钱”比随地吐痰、随处喧哗的恶习更为不堪，特别是在一个走向法治、走向文明的社会里。

我想，70年后，120岁的万国生先生可以把这些欠条送到历史博物馆去，让后代看一看，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好玩的事。朋友说，存放在历史博物馆的得是稀罕物件，这种欠条随处可见，不值钱。而今连民工的工资都敢拖欠，一拖欠就是好多年，把债权人拖得倾家荡产，拖到老病而死的都有，像这种欠70万元饭钱的可能真不算什么。

短短是长．步步着地　作者：冯景元

短短是长

视觉定律：初看漂亮的不一定漂亮，初看不漂亮，看久了变成漂亮的才是真漂亮.

忌妒定律：在无德的天下通行。

牢骚定律：失意的伙伴。

调侃定律：“自嘲+嘲他”，把美好和恶丑都放到哈哈镜里。

健康定律：与病有关的文明，病愈后又绝对会忘掉的东西。

治病定律：不是药物，不在医院，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最好医生。

新运动定律：不是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是到什么日子说什么话。

昔日颠倒定律：做仆的为上，称主的居下。

希望定律：明灭中，有寄托、没到手的那种想。

水定律：日益减少，被经常忽略和忘记的必需和珍贵。

珍贵定律：曾经的丢失，又不复有，不复再回来的。

古董定律：好东西，埋没多少年仍是好东西。

语言定律：喜欢的事常常说不出理由，说出理由的又都很难再喜欢。

影响定律：幼时喜欢的大了不一定喜欢，曾经害怕的以后还会害怕。

传统定律：无规格，无标号，千年、百年、十年，都有传，都在统。

情人定律：两性牵手走钢丝，总有一个掉下采。

速效定律：秀场，炒作，一夜间的真情打动,都是一次性的，和纸制杯、木制筷子一样。

痛苦定律一：粥状的折磨，用怎么都是又怎么都不是的锅熬。

痛苦定律二：能说出的。痛一会儿，不能说出的，痛一生：表面痛神经的反映神速，叫快，浸腑入髓的感觉，叫苦。

快乐定律：一定是忘乎所以——引两句歌词为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购物定律：总是为了值，付出不值。

广告定律：神经兮兮的，专门吆喝滞销货。

时尚定律：感觉的快餐，一时的上，过期不扔，死定。

喜欢定律：做他的奴——贪财的做财奴，爱车的做车奴，宠物的做物奴。

束缚定律一：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捆绑所有人。

束缚定律二：不想不缚，想起来就缚，越在乎越缚。

男女定律：结婚，单身，二选一，你选择完后，命运选择你。

婚姻定律：因为不了解牵手，因为太了解了分手。

恋爱定律：表面上是爱一个人，实际是选择一种生活。

暴露定律：心再深也藏不住，所有人的所有东西，都写在脸上。

旅行定律：出发时的好心情，归来不再。

感情定律：有了没。没了有；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幸福定律：就在身边，不用特别去寻找。

步步着地

守恒定律：总量不变，得到同时失去，失去同时得到。 赚钱定律：昧心就行。 涨价定律：有机会就搭车，变个说法就涨价，越听证越涨，越垄断涨得越邪乎。

抉择定律：左思右想，日比夜看，都没用；关键时刻灵机发挥作用。

身体定律一：上半身决定下半身，下半身改变上半身。

身体定律二：虚的实，实的虚，内里的组织都一分为二，外面的器官俱合二为一。

影视定律：翻弄所有的陈谷子，为现代人充饥。

武器定律：所有能穿越历史的子，都是弹，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列子，鬼谷子，包括精子、卵子。

空间定律：因为它发生的战争。

时机定律：不刻度，也没有定海针，稍一耽搁，价格就发生变化。

边缘定律：随时有出局的危险。又鲍对是好球。

流变定律：喝进去的是水，流出来的都叫液。

关键定律：能说出来的都不重要了。

破解定律：张果老倒骑驴，反面找原因。这么说的那幺想。

先天基因定律：不是你的，永远不会成你的。

后天形成定律：最不变的是思维，最难改的是胃口。

发展定律一：炮打隔一子，车走一溜烟，步步为营的小卒子上不了住。

发展定律二：所有的狼吞虎咽，都会导致消化不良。

成功定律：关键在一步，那一步你上去了。一步上了天，那一步你没上去，从此在地上。

瘟疫定律：一处买官，处处买官；一方庆典，方方庆典；一个地方盖政府楼，个个地方盖政府楼：一个行业搞国际讲坛办会，行行业业搞国际讲坛办会。

臭豆腐定律：因为腐了不败，所以越吃越香。

章证定律：权力做手脚，把决定人一生的东西放在纸上。

权威定律：学问狗屁，绝对掌握话语权。

泼皮定律：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

位置定律：生你的是老子，你生的是孩子，你在中间父又子子又父，永远这样。

砚边点滴　作者：林　凯

绝不宽恕

绝不宽恕别人的人，也一定不被别人所宽恕。

错误无法彻底根除

正确与错误常常是相伴而生，那种总想彻底根除错误的人，也是在把正确一步步推向深渊。

人性与奴性

人都有奴性的一面，所以尊重人的奴性就是尊重人的人性。

借光

借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人借老子的光。有的人借老公的光。有的人借光干力所能及的事，有的人借光干力所不能及的事。

用辉煌遮住缺点

以说一句话或干一件事谱写历史的人，尽管他的身上有许多不值得称赞的地方，可是历史却记住了他，并且人们以他的辉煌掩盖住吧他的缺点。

人之常情

掩盖自己的缺点不愿被人所知是人之常情，到处声张自己的优点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也是人之常情。

缺点与快乐相伴

缺点给人带采的烦恼是反思时候的事情。其实缺点是与快乐相伴的。

支招

丰富别人的智慧，给别人出谋划策，满足了自己的心愿是支招，但有时搞不好却把本来是别人的麻烦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对推陈出新的注释

推陈出新用在好的方面是创新，用在不好的方面就是不断对旧的东西变本加厉，使旧的更旧，腐朽的更腐朽。

耻辱

有的耻辱是个人的耻辱，有的耻辱是国家的耻辱。个人的耻辱只是丧失了自己的良心，国家的耻辱是把国家引向灾难。

因别人的错误而生气

把别人的错误挂在嘴边。而忘记了自己错误的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他们也常常因别人的错误而生气。

爱自己

别人的错误看得清清楚楚，自己的错误却往往忽略，这是人人都有的习惯，这个习惯恰恰说明了爱自己胜过爱别人。

看不见自己

批评别人容易，批评自己难。因为眼睛长在自己的脸上，只能看别人，看不见自己。

上了无知的当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有知造成的，以为自己全是正确的恰恰上了无知的当。

不可同日而语

吃的相差无几，想的千差万别，这就是造成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渊源。

征服民族的办法

征服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抽其智，而未必是伤其体。

正义与邪恶

人类在为正义之士感动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邪恶的功劳。邪恶既是正义之敌，又成全了正义。

鼓励与欺骗

鼓励自己最好的手段，是自己欣赏自己。欺骗自己最好的手段，也是自己欣赏自己。

思考的辩证法

思考得愈多，得到的愈少，思考得愈庞杂，得到的越单纯。

话中有刺

善意的话中有刺是含蓄中的批评，恶意的话中有刺是恐怖中的威胁。

本性

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掩饰本性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有的人掩饰本性是出于无奈。

回报

回报是一种感恩，是一种补偿。有的人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回报，有的人是用自己的手中权力回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回报实际上是在用别人的劳动来替代自己的感恩。

简朴

穷人的简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富人的简朴是有选择的选择，穷人的简朴是天经地义，富人的简朴却成了美德。

书法

横平竖直是艺术，横不平竖不直同样是艺术，正中求正是艺术，不正中求正也是艺术。

作家的想像

作家最大的本领不是仅能想像描绘出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能想像描绘出游离于自己身外，别人的所作所为。

报应

求得别人恶有恶报，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求得自己善有善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

自知之明与自知不明

有的人憎恶自己，有的人憎恶他人，憎恶自己的人是自知之明，憎恶他人的人是自知不明。

妙联更作杂文看　作者：陈　章

事由：《南方日报》2006年8月16日报道，国航飞行员因乘客抱怨飞机晚点起冲突，将乘客打成骨折。国航称已派人道歉

国航

中国机场仅有

民航历史绝无

事由：《南方日报》2006年12月8日报道，清华报告宿迁(宿迁地区，位于江苏省)医改成功与北大报告针锋相对

医改／成功

国人看病难，乃医疗体制未臻完善；当局作为小，其改革措施漫说成功。

事由：《中新网》2007年3月29日报道，中国官方通报严令查处(矿难)瞒报行为遏制重大、特大事故

瞒报

众所周知，中国太多罔地瞒天事；一如旧案，黄泉不少报怨含恨人。

乡贤胡豪，现居广州，业余利用电脑，根据中新网等新闻媒体报道，提取关键词作联，“每天挖山不止”。上述诸联，关键词“国航、医改，成功、瞒报”均巧妙地嵌在联中而毫无斧凿痕迹。

事由：去年9月23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广州指出：让小商小贩摆摊设点是城市街道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应“赶尽杀绝”。作者对部长为小贩求取生存空间的言论至为欣赏，提取“生存”二字作联日：

给走鬼一条生路，

存恤民不尽阴功。

我对该联“情有独钟”。因为本人就是地摊小贩。当年下乡，如今下岗，既无一技之长，更无缚鸡之力，你叫我们能做什么？将那买断几十年工龄的些许血汗钱，鼓捣几打文胸、裤衩，几扎皮带，发夹，提篮小卖，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被城管没收了去。如今忽有高官为我们说话，我辈能不感恩戴德，嵩呼万岁？胡豪此联，真真是代地摊小贩们念了三声阿弥陀佛！

事由：《中新网》2006年10月31日报道，遭遇大风、冰雹，果园损失超过一万元的陕西大荔县赵姓农民，家有九丁，仅领取从县里拨下的救济款9元，人均一元

救济款／果林园

县官政绩昭彰，十角一人救济款；乡里民心苦涩，七零八落果林园。

事由：《南方日报》2006年9月2日报道，河南省枣农李年华进城卖枣处处碰壁，在忍受一天多的白眼后，市场不让进，路上又有管理人员抢秤、罚款，一怒之下，含泪将满满一车金丝大枣撒下河中……

农／枣

会议上三农声拌唾沫一齐飞溅河流中金丝枣同泪珠与共漂浮

三农问题已严重到何种程度，人尽皆知。但有些地方官员，还是不当回事，你看，河南农民卖枣不让进城(怕他进城“走鬼”？)；陕西大荔县，农民果园受灾，一家九口仅领取九元救济款——如此杯水车薪，能叫“救济”？(三峡移民款有人贪污，大荔县救济款是否如数发放？)上述两联，也是胡豪为弱势群体鼓呼的典型佳作。

胡豪联中，描写官员的最多，再看下面几联：

事由：《中新网》2006年7月26日报道，贪官落法网过半判缓刑严重影响打击腐败的声威(据《检察日报》报道，2003-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免｝刑。)

缓刑，贪官何谓缓刑／将重罪变成轻罪；可知有诈？看狗官判处贪官？

事由：《南方日报》2006年8月1日报道，北京推行干部退出机制，1401名领导不胜任被调整，连任期限要“封顶”

退出

有高升，无退下，中国官场特色；只巴位，不出恭，衙门生态素描。

事由：《中新网》2007年3月7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原局长李业棣涉嫌受贿案今天开庭，受贿87万庭审结束时痛哭失声自称后悔莫及

痛哭

此刻惺惺作态似无关痛痒： 　往时狠狠敛财何不见哭啼。

如此联作，堪称杂文文苑的一株奇花异卉。

世说新语　作者：三　宝

学生写论文，老师成为第一作者，才是真正的学术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学术权势者利用职权侵占他人成果，这是真正的学术腐败：而那些抄袭者。只能算是学术偷窃

伪劣的高教产品对农民的坑害，远甚于伪劣种子。

——知名学者吴重庆说，伪劣的教育产品导致农家十余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付诸流水

情绪剧变、饮酒、长时间打手机等，都可能诱发癫痫。

——6月28日是首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专家提醒

在旅途中静坐不动达4小时以上的人，患静脉血栓的危险要比平时高将近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6月28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欧洲人曾统治世界，那时候欧洲人无论到世界任何一角，都不会感到陌生。现在世界变了，一个男人看不明白贴在女服装店前“禁止男士进人”的警告会被抓去坐牢；一个在伊斯法罕附近看不懂地雷警告的外国人可能会被炸死。数以百计的语言正争取被承认，语言的隔膜正在增加，听不明白的话愈来愈多。

——波兰记者、作家卡普钦斯基在《伊朗王中之王》中写道

你们要是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涉嫌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受审。身为法学博士的他案发后曾经这样说。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

中国股市的9000万股民正在抢乘即将沉人海底的“泰坦尼克号”。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中说

65.3％的人不赞同龙永图提出的租房“观念”。在面临买房还是租房的选择时，84.2％的人作出了一致的回答：买房。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这是客气话，不能当真。

——近来美军方高级将领频频来访，并提出要帮中国造航母。对此，中国专家如此说

感觉又回到了那个买房子像买白菜的时代。

——某买房者感叹。近两月，上海房价飙升，内环房价4月涨幅高达71％，再次从“冰点”到“沸点”

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低于平均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说，到地方国企调研时。有负责人这样形容目前国企职工工资的状况

气候变化和战争一样危险。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说

有奖竞猜侯耀文遗产?太不厚道了！

——广东某报让读者竞猜侯耀文遗产遭炮轰

两部电影太相像，可以合在一起叫《十面英雄》。

——巩俐在日前的一次受访中毫不避讳地指出张艺谋两部口碑欠佳的大片《十面埋伏》、《英雄》存在的毛病

许多人花没挣到的钱，买自己不想买的东西，向不喜欢的人炫耀。

——美国影星威尔-史密斯批评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父母一个姓诸葛，一个姓轩辕，生了孩子叫诸葛轩辕小强，孩子又娶一个姓慕容的女子，他们生的孩子就暂时叫诸葛轩辕慕容——有姓无名了——因为国家规定姓名不能多于6个字。

——为了解决姓名重复的问题，《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允许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起名，据说此举可以新增加128万个双姓

我们很同情他，对他的死也感到很悲痛。

——初中生卢亚飞为救同村8岁落水儿童溺亡，但被救者家属为逃避补偿不承认卢亚飞是救人而死

现在滇池的水要用扫帚扫。

——昆明滇池蓝藻暴发，滇池沿岸居民称 不敢进去，觉得晦气。 ——重庆一饭馆名为“辣死你娃”引食客质疑 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如此轻易地就解决了。

——当代消费研究者频繁引用的一句话

金山寺有个匾，篆刻着4个字“心喜欢生”，其实应该为“生欢喜心”，但读起来也很有意味。

——铁凝说幸福就是“心喜欢生”

把孩子逼傻，把自己逼疯。

——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母亲抓孩子学习的标题

有些人恨不得脸上都刻一“阔”字。

——王歧山斥责广告用语浮夸风

张家庄，多云，12～19度。马家村，多云，12-19度。李家屯，多云，12-19度。王家滨，多云，12 19度……

——某镇电视台的《天气预报》

当时只因为我儿子说“爸爸，有人抢劫”我就冲了上去，我不想在孩子面前做懦夫……

——一个男人在追歹徒时伤了胳膊。同事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平时懦弱的男人会是见义勇为的英雄，男人这样谈他当时的反应

养儿胜似父，要钱做什么？养儿不如父，要钱做什么？

——妙莲法师首这样说

当男人终于明白父亲说对了的时候，通常他已经有了一个说他错了的儿子。

——父与子的矛盾与统一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费孝通如是说

总是那几张老脸晃来荡去，再多的角色都不新鲜，看了开头猜到了结局。

——观众眼中千篇一律的电视剧 所谓时尚就是生活，生活得有个性，有主张，有见地，人家看了觉得你就是时尚。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折射。

——一位哲学系女生谈自己和时尚的关系

天涯若比邻，海内无知己。

——英国《金融时报》谈互联网时代的人际关系 戴着市场的帽子，舞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供着官员兼职的位子。

——一句描写行业协会的顺口溜

当自己还不是闪光的金子时，不要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

——抱怨也需要资格证书

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痛陈对“量”的崇拜导致了中国教育目标的短期化

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当被问及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时，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如此作答

朱元璋开始是当和尚，最后成了皇帝。

——学设计出身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回答大学生的提问：“如何看待专业不对口？”

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

——作家郑逸梅如是说

干好工作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工作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但只有干好工作你才不愧是焦裕禄的儿子。

——焦裕禄的妻子告诫她在杞县当县长的小儿子焦跃进

我们曾经活在一个不宽容的时代，不允许任何的价值可供选择。而今，我们竟然活在一个很开放的社会，有太多的价值，却不知 1 【2】

史实　作者：郑德恩

看央视《百家论坛》，有时见一老先生在讲课，老先生精通“史书”、“史料”，毫无疑问。印象中，老先生有时为了丰富自己的观点，让大家更加信服，常常会搬出“史书”、“史料”，说这个“史书”上有记载，那个“史料”上无记录，给人的感觉，好像一定要“史书”上有记载，“史料”上有记录，史实才存在，事实才成立。假如“史书”“史料”上无记载无记录，那就说明事实并不存在，无可依据，不可采纳。当然，最好应该是“正史”。至于什么“野史”传说之流、旁门别论之派，老先生不屑一顾。

老先生的讲课，我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看过几个片段，有点感慨。老先生的有些说法，我不以为然，不敢苟同。

我觉得“史书”“史料”，既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更不可迷信。不能一切以“史书”为准，“史书”并非唯一标准。

大家都知道，“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只能写写回忆录，上不了“史书”的台面，“史书”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进行修饰补充，按照执政者的意图喜恶取舍去留。况且再齐全的“史册”所能记录所能存留的，也不过真实历史冰山之一角、海水之一杯。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史书”上未必全有记载。

“史书”上所记载的，史实上未必全都存在。

远的没法说，几百年前的事，大家都没经历过，那时的“史”和那时的“实”，究竟相差有多少，很难说得清。

我在这里举几个小例子，老先生应该都曾经历过或都能看得到。这几件事，眼前也许还称不上历史，但将来会成为历史。我们见过的东西，将来也可能成为“史料”留给后代。

君是否还记得，四十多年前，二十世纪中叶，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天昏地暗、茫茫一片的“三年灾害”，“千村薜荔、万户萧疏”。那些悲惨苦难的岁月，曾经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曾经饿伤饿病饿垮了多少中国人？谁能说得明白？谁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在共和国所有各种各样正统公布的“正史”、“正料”、“正册”上，人们很难查出当时详细真实的相关记录。老先生能否因为“正史”、“正料”上查无实录，就说绝无此事呢？当时“正史”、“正料”上的描绘应该是“红霞万朵百重衣，芙蓉国里尽朝晖”。

公元1966一1976年问，国境线内从中央各部到全国各地每个角落所有大大小小每一个书面文件上都会有一句铁定的话，那就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老先生应该不会忘记。然而，那时的真实情况是“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全国一片哀声载道，一场史无前例人类罕见的彻底浩劫和巨大灾难。说句荒唐话，假如老先生几百年后查阅那十年间留下的“史书”、“正史”、“正料”一定会上当。因为那些书上明明写的是“到处莺歌燕舞”。

前些天，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栏目报道一名女孩已经十一岁了，因某种缘故，至今未能报上户口，就是说，在派出所的户籍资料上至今没有登记上女孩的名字，照老先生的说法，是不是因派出所的“正史”、“正料”、“正册”上没有登记上女孩的名字，所以该女孩并不存在？

说句笑话，若干年后，假如老先生查阅这段档案，肯定又要上当。

11岁的女孩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但就因为“正史”、“正册”上没能登记上她的名字，没有户口，所以备受歧视，严重影响女孩应有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如再报不上户口，还将影响她今后的升学、工作、其他社会活动和政治权利，等等。对此，倒是各路“野史”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揭露曝光，奔走呼吁，追踪报道，帮其解决。所以，有时“野史”也许比“正史”更为可爱、更为可靠、更为可信、更为客观，离事实真相也可能更近。

曾记否，“四人帮”垮台后《人民画报》将天安门前国家领导人集体照中的四个人涂抹掉，这件“史料”将给后人留下多大多有趣的理解、想象和研究空间。假如历史单单留下这样一张“史料”照片(技术水平很高，不留涂改痕迹)，老先生将有何感想，作何解滨？

现时代的“史”和“实”尚且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即使今天特地留作“史料”的各项统让数字都很难保证不会弄虚作假，几百年前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留下的“史”和“实”会有多少出入，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老先生就那么放心？

现在有些年轻人翻看到四五十年前那些火红年代的火辣报纸、杂志，看到那些实在太离谱的疯狂宣传、疯狂描述、疯狂报道，看到那些荒诞文字，都会不可思议地笑出声来。但我相信，老先生是过来之人，看了一定笑不出来。

谁是秦桧第二　作者：蒋元明

最近去了一趟河南汤阴，我一下省悟：即使岳飞全部收复河山，直捣黄龙府，迎回徽、钦二帝，也难免一死。

汤阴有三处岳飞纪念地。一是县城里的岳飞庙，二是南周流村“岳飞先茔”，三是程岗村“岳飞故里”。三处中的前两处均与一个叫徐有贞的有关。“景泰初，学士徐有贞出使彰德，因遗迹王先茔而扫祭焉，时有大鸟翔集之异，遂议建祠。”(《汤阴精忠庙志》)据县志及庙志记载，汤阴岳飞庙和岳飞祖坟的祠堂都是徐有贞这个明朝钦差视察时上奏皇帝修建的，徐是一个岳飞精神的鼓吹者，是一个正面形象。但事实上，这个徐有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杀害岳飞式的民族英雄于谦的凶手，是秦桧第=的坏蛋！

徐有贞，原名徐理。1449年。明英宗不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反对，在权臣王振的挟持下率五十万大军贸然西征来犯的蒙古也先，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土木之变”。京师震动，朝野混乱。当时的侍讲徐理就跳出来大嚷：“天命已去，唯南迁可以纾难。”立刻遭到于谦的痛斥：“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全面主持京都保卫战，调全国兵马救援京师，拥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以绝敌方之念。后京师解围，英宗也被放回。徐埕因为主张南逃遭到批判，景帝很讨厌他，见到他的名字就烦，这家伙于是改名“有贞”，想标明自己是有贞节、贞操的。

“土木之变”与宋朝“靖康之变”很相似，所以当时对岳飞的尽忠志节的宣传一浪高一浪，于谦的威望也水涨船高。于是，改名徐有贞的徐埕见风使舵，摇身一变，与朝延保持高度一致，向景帝上奏改建汤阴的岳飞庙和为岳飞祖茔修祠，捞取政治资本。可是没过多久，1457年，景帝病重，“善奇策”的徐有贞一伙突然发动政变，拉着已当太上皇的英宗夜夺宫门，复辟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第一件事就是杀害保卫大明江山的大功臣于谦！“其罪名为意欲迎外藩八继大统”。这“意欲”也就是“莫须有”的再版。一代忠良、又一个岳飞被杀害了，“朝野冤之”！所有跟随于谦共赴国难的忠勇之士全部遭到迫害，这一切“皆徐有贞主之”。可笑的是，直到万历年问于谦才得以平反昭雪，谥“忠肃”，与岳飞的“忠穆”也相似。可叹！

徐有女完全是奏桧一路货色。但他却没有跪在于谦的坟前，反而出现在《汤阴精忠庙志》上，以宣传岳飞示人，这是何等的历史讽刺！过去，我们总觉得岳飞是千古奇冤，现在看来，于谦更冤。岳飞当年因为赵构、秦桧的投降，最终没能尽雪“靖康耻”，迎回徽、钦二帝，而于谦却是成功地保卫了大明王朝，使英宗得以生还。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可结果还是落得岳飞一样的下场。由此可以推断，就算岳飞当年全部收复失地，救出两个落难的皇帝，立下盖世之功，说不定就是另一个于谦的结局！在统治者眼里，忠良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用得着的时候说你“忠”，用不着了就加个“莫须有”，再过多少年追认个“忠”，玩政治把戏而已。至于像徐有贞这样的变色龙、阴险家，更是代不乏人，且更加技艺精湛

然而，真正的历史是写在人民心里。有良知的志士和普通百姓永远心中有杆秤，他们没有功利，更不势利。岳飞被害，杭州百姓号啕痛哭，微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岳飞背出去埋了，并做好记号，临死前告诉儿子。这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岳坟。于谦被害，都督同知陈达感谦忠义，收其遗骸殡之，后其女婿将于谦归葬杭州，与岳飞一同安息。两位命运相同的历史忠烈相聚西子湖，成为民族之魂，精神之光！

叶菲莫夫的无奈　作者：苗振亚

鲍里斯·叶菲莫夫是原苏联著名漫画家。他从1922年起，就在《真理报》、《消息报》和《鳄鱼》画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政治漫画，三次荣获国家嘉奖。在他102岁寿辰之际，应《共青团真理报》之约撰写文章，评论漫画在原苏联和俄罗斯的地位，也回顾自己不平坦的一生。

20世纪是一个多事的世纪，动荡的百年。作为一位从20世纪进入，又从20世纪走出的老人，人生经历的丰富勿须怀疑。但是，叶菲莫夫的百年人生回顾，仅仅只谈到两件事。这两件事如果不是叶菲莫夫自已说出来，也许谁也不会想到。

一件是，叶菲莫夫喜爱幽默画，他想以幽默画去探寻人性的奥秘，展示精神情趣的多姿多彩，同时也给幽默画更多艺术成分。但事与愿违，他长期只能以政治漫画为自已的职业，看政治脸色作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老是画法西斯的丑恶嘴脸，以至于惹火了希特勒，亲笔批示：抓住他，并且绞死他。由此可以看出，叶菲莫夫手中的画笔是多么厉害，艺术造诣是多么高超，一幅政治漫画就是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真的胜过十万毛瑟枪。然而，这样轰动的艺术创作，却不是他内心的真实表达。他说：“你们以为我喜欢？不，那是出于无奈。”我想，这种无奈应当包括两个意思：置身于那种政治形势下的无奈，与喜欢幽默画而只能画政治漫画的无奈。可在那种不是红就是白的恐怖气氛下，歌颂赞扬苏维埃政权的就是朋友，否则就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每个人事实上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因而，叶菲莫夫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漫画的创作，也就是他别无选择的唯一之路了。

另一件是，有个以色列网站做了一项民意测验，把他同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并列为20世纪最杰出的犹太人，他感到脸红，不能接受这个殊荣。原因是，他并没有那样杰出。他觉得自己在20世纪是身不由已的，做过许多违心的事，画过不少事后感到羞愧的漫画。例如，他从内心非常尊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可是还要奉命出席对他们的审讯，画这一题材的漫画。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心的事呢？很简单：“当时是那样的时代，我不想上断头台，何况我还有父母妻儿。我哥哥米哈依尔·科利佐夫曾是著名作家、记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星火》周刊的创办人，他就是在‘肃反’时被枪毙的。”啊，原来违心做人，违心作画，并不是失去了良知，而是怕上断头台。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却有这样并不崇高的人格，这就是人生的无奈，人性的真实状况。他要把这些说出来，让人们知道他不配与另外两位伟人并列。

人生有很多无奈，每个人都概莫能外。但是，像叶菲莫夫这样，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下，带着面具说话与做事，人的良知时时在滴血，应该是人生最巨大最痛苦的无奈。叶菲莫夫终究是令人敬佩的。如果他不说出真相，人们将永远把他的漫画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看得同样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将永远伟大。而叶菲莫夫说出真相，人们将会因为他的真诚而感到他更加伟大，同时也更加清楚地知道，专制政治是怎样地泯灭良知与扭曲人性。

郑筱萸永远无解的五大疑问　作者：倚天壹剑

反反复复看了郑筱萸的遗书，说实话我感到写得非常真实，没有常规思维下的放松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等等套话。但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郑筱萸的迷茫和不解，似乎在悲痛和悔恨中他瞪着一双大眼，向世人提出了五个问题：

一、“我这个省部级高官怎么见先人于地下？”——一路攀升，官至省部级，光宗耀祖啊！现在就这样被砍头了，我怎么去见我的父母和列祖列宗？

二、“我这个省部级怎么居然被判死刑？”——过去，矿难、火灾、沉船，大不了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令郑筱萸想不到的是，“渎职罪”怎么可能把一个省部级高官判成死罪呢？

三、“我没杀人怎么人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不但量刑重，而且大家居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有点让郑筱萸心理失衡。

四、“反腐败动真格了？——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本以为动真格是给下面看的，想不到自己撞上了。恨不得买包后悔药吞下去。

五、“我怎么从政了？”——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其实，偌大中国，这么多的省部级干部，杀了头的也才占几个百分点啊？问题是为什么郑筱萸你会出这种事呢？如果不从政，就一定不会因为其他事被判死刑吗？

我觉得，郑筱萸在遗书中没有说出口的这五大疑问，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深深思考的，这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根本问题。

附郑筱萸《悔恨的遗书》全文：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时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70年代，“渤海2号”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住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处分：上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2007年7月5日

“首长综合症”　作者：任　炳

有一种病，医书上没有记载，医生们无可奈何，医院也难以收治，但它在各级领导层中，特别是“长字号”、“一把手”中，却是常见的、多发的、时隐时现的、从未间断的，故名日“首长综合症”。

症状如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权力大小而异，因环境优劣而异。总之，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五花八门，轻重明暗，变化无穷。但异中有同，共性明显，属于一个类型，一种病患。突出的症状，一是居高临下，二是全身僵化，三是头昏眼花。

居高临下。就是处处高人一等，事事压人一头。话语只要出口，都带有浓重的“领导腔”，听起来无异于“指示”、“教导”、“训言”、“警语”，或咄咄逼人、或惜字如金、或滔滔不绝、或哼哼哈哈。好像大人对孩子，聪明人对傻子，皇帝对臣子，主人对仆役。又好像有权就有理，自以为真理为我独有，被权垄断。大家只能对他仰视、不能平视，只能顺他想，不能逆他说。什么平等待人，尊重别人等美德，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当然，这只是对下级，对同辈，对群众，对其“顶头上司”则绝对例外。

全身僵化。其行为举止形成一种特有的“官架子”，双肩常是端着的，眼睛常是向上的，走路常是缓慢的，说话常是拿腔拿调的，日常生活常是支使别人去干的。讲话稿靠别人起草，调查研究也靠别人代劳。笔墨纸砚靠别人摆好，就连喝茶倒水开车门，自己的手也懒得伸。就像泥菩萨，手脚可以不动，但唬人的姿态不能没有。当然，这种架势也有局限，一旦超越自己的“领地”，就会变成另一副面孔，特别是在上级领导面前，肯定会“灵活”起来。

头昏眼花。这是病情加重的表现。手脚发懒，对改革创新举步维艰。跟睛发花，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耳聋失聪，对基层的呼声充耳不闻。味道嗅觉麻木迟钝，香臭不分。最终导致头脑发昏，真假难解，美丑难辨，是非不清。

此病还有四个特点。一日无感性。患者对病情毫无感觉，相反总是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且病情越重，自视越高。二曰继承性。该病常有上下继承关系，徒弟有病，往往源自师傅，“上梁不正下梁歪”。而更深的病根是“皇权至上”、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传统。三日传染性。一人有病往往会传给左邻右舍。如得不到及时治疗，还会四处扩散。四日顽固性。一旦染病，十分难以治愈。有的人治疗时好一点，离开“医院”常常旧病复发。有的人则积习难改，病毒伴随终身。

有无治疗良方？答案是肯定的。但治病要我病根，追根溯源，它总是和“权”字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此病为什么总在“长字号”、“一把手”身上出现?就是权力使然。当然，并非有权者都会有病，但患病者必然有权，且是大权独揽者。

药方：釜底抽薪。以强化监督管权，以制度约束限权，以民主和法制削权。对病者轻则端正其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思清身正，邪风不进。重则变动其权位，切断病源，铲除病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俺不仅仅是个领导　作者：陈　潭

俺不仅仅是个领导，俺还有别的身份，就像孙猴子那样会七十二变。俺不仅仅会七十二变，俺的技术甚至比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都高出许多。

首先，俺是个领导。俺指挥着自己的部下，管理着自己的部门，俨然一家之主。俺很有派头，发言讲话必须扯开嗓门与雷声齐名，并伴随着手势来回的比划，场下下属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俺不讲什么“子乎者也”文绉绉的段子，俺讲话靠的是感召力。像什么“嗯啊”这样的语气夹杂在讲话当中。俺出席会议从不按时到点，那样俺的领导身份就丢了。俺不愧是伟大的领导。

其次，俺是个演讲家。俺的嘴皮子很厉害，像万恶的阿道夫·希特勒，他用嘴皮子忽悠得德国士兵像是着了魔，个个都听他的话。俺绝对是演讲家，俺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忽悠俺们的百姓。俺曾经动用嘴皮子忽悠老百姓去搬迁，把地卖给房地产商，俺不但赚足了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且获得了很多的个人资金。俺发给老百姓很少的搬迁费，让老百姓基本的生活犯了难，可老百姓没有一点怨言。俺不愧是伟大的演讲家。

第三，俺是个美食家。这点俺绝对承认，俺会见所谓的宾客(其实是行贿者)喝的是茅台，吃的是海参鲍鱼，一场宴席下来得花费好几万！俺是个美食家，对俺的下属来说，他们绝对是受益者，因为他们在俺的光荣领导下公款吃喝，不吃白不吃，反正吃的是国家的，天塌下来有我这个领导顶着。俺吃遍了“川菜” “鲁菜”“粤菜”等国内的名菜还嫌不过瘾，俺不愧是领导，俺借数不清的出国考察的机会，享受国外的美味佳肴。其实国内有很多的外国餐馆，已经足以满足俺了，可俺却有自己的理由，说：“国内的外国餐馆不是正宗的。”这点，俺很佩服俺的见解。俺不愧是伟大的美食家。

第四，俺是个收藏家。俺酷爱收藏珍贵的字画古玩，这点俺的属下都自愧不如，他们承认没有这样的艺术细胞。可俺没有这样的艺术细胞竞奇迹般的创造了艺术细胞，家里珍贵的古玩字画多的令人咋舌。俺真的很佩服俺对艺术执着的精神，即使是收受这样的贿赂俺都面不改色。俺不愧是个伟大的收藏家。

第五，俺是个慈善家。俺是很有爱心的，逢年过节我都会去慰问贫困的群众，每年都去同一家，俺乐此不疲，俺总是对着电视台镜头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多帮助这样的困难群众，使他们尽快脱贫。”俺很有爱心，即使给贫困的群众送两袋大米，我宁可花费几千元的油费(不包括吃喝)也不辞劳苦的从百里远的城里到乡村去慰问。俺不愧是伟大的慈善家。

第六，俺是个明星。其实，不用俺多说。俺的名气一定很大。每日电视和报纸上的头条那能少了俺的身影。虽然有些领导绝对是明星，他们出入香车宝马，来回众星捧月，过者奢华的生活，可俺也作为一个领导，哪能落后呢。俺的属下对俺都点头哈腰，不仅仅因为俺是他们的领导，还因为俺还是他们的大众明星，俺是他们的形象大使。这样的明星，他们怎么能得罪？俺是他们的面子，万一得罪了俺，他们还要面子吗。俺不愧是伟大的明星。

俺还是一个博弈学家，每星期都要到澳门博弈一下，这是俺个人的爱好，他人无权干涉：俺还是心理学家，每次领导下来视察工作，都是俺把领导“治疗”得笑容满面，领导们都笑了，俺的升迁机会自然比别人多出很多：俺是个怜香惜玉者，每次俺都给俺的情妇(其实我有N个情妇)送金银首饰，情妇们当然都乐得合不拢嘴……

可有些人说俺善变，说俺虚伪，说俺狠毒。有些人说俺贪污公款，说俺挪用公款大吃大喝，说俺大搞形象和政绩工程。可你们有证据吗？不要诽谤俺的名誉，俺可是个领导。

俺真的不仅仅是领导。

“优秀干部”必读　作者：大　毛

1、放一本最新的理论书籍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红黑两种墨水的笔在字下胡乱划些道道，并在封面滴点墨水。

2、选一个重要节日，找一个贫困人家，掏200块钱慰问，切记别忘了邀请尽量多的记者同行。

3、在某个工作比较忙的阶段，突然倒下，在被人往医院送的途中，嘴里要不停地说着“工作要紧，我没事的”。

4、学会一首主流歌曲，对着OK带千万遍地唱，在群众活动时上台唱，唱之前一定要说自己从来不唱歌，但今天与大伙儿在一起特别特别高兴，就随便哼两句吧。

5、熟记几个经济大师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并能背诵他们的一两句话。

6、让秘书以你的名字资助一个贫困学生，费用开个招待费发票报销。此事要在提干或测评等敏感时期让秘书巧妙地透露给媒体。

7、找几个搞房地产的朋友，在你某天开会的时候来请你去吃饭，你当众把他们臭骂一顿并赶走他们(晚上你们再聚)。

8、让班子内的某个心腹，在某次会议上提出为你买部奔驰车或加你两倍年薪，你婉言谢绝。

上述事情对你来说做起来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能力上都有一定的难度，建议你分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希望你在吃喝嫖赌等主要工作之余，尽量完成它。不过，还有两个侧重点不要忘记，一是要找个好秘书，二是要时刻注意密切联系领导。只要这些你能做到，保你上报纸上电视，升官发财的好日子很快会来到！

“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　作者：南怀瑾

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病。

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怕，还可以复国，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因此，我这几年提倡小孩子们要读书，要背书。现在的教育演变很有趣。小学读的书，到了中学没有多少用了：中学的书，到了大学没多少用了；大学的书，留学又没有多少用处了，不晓得读的什么东西。

人家说我有学问，我就笑，实际上一辈子在外面卖弄的，就是13岁以前的东西。比如《资治通鉴》，13岁以前我已经圈点过3次了。以前我们读书，像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朗声念出来，唱的。到了现在，比如《资治通鉴》，提到哪一段，心里就会现出那个影像，甚至在哪一页，哪一段，都还记得。

对目前的教育，我的感慨非常大。如有哪一位学者研究教育的，把推翻清朝以后的教科书找出来，对比研究，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大了。今天编的教科书，在我看来，讲句不好听的话，不屑一看。这个教育怎么办？尤其看到现在的小孩子们，书包背得很重，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

在中国文化里教育的目的，《论语》有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读书人为自己的兴趣读书。现在读书不同了，为别人读书，为家庭读书，为父母读书。为社会读书，为求职业而读书：这个差得很远了。

现在的孩子，读书是为了什么?好像是为了社会的荣誉，为了一个文凭。为了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脑筋来读书。那也是“今之学者为人”，是为别人读书，不是为自己读书。

我现在发现，几十年教育的演变，不但读的书没有用，还浪费了孩子们的脑筋，把孩子们的身体都搞坏了。这样教育下去，很多小孩子会变成精神病，我看这很严重。

所以我常说，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了，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精神都有问题了，归结起来是教育的问题，一个国家、社会的兴衰成败，重点在文化，在教育。

都有话说　作者：胡　爽

口“评优选先”之际，工作平平又无自知之明的A，竟然投了自己一票。事后。口口声声对人说：“那是自信！”

口从不务正业的B，通过非正常途径得以越级提拔，并恬不知耻地对人说：“那是凭本事！”

口C局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终把无甚能力的外甥提为科长，还冠冕堂皇地对人说：“那是用贤不避亲！”

口本就不符合条件的D，没有评上所申报职称。但他并不甘心，几次三番去领导家里大哭、大叫、大闹……最终“闹”上了理想职称。有人半开玩笑日：“你真可谓闹而优则仕了。”他却洋洋得意地说：“那是预料之中的事！”

口平素喜欢集邮的E，在收发室窗口偷揭别人信封上的邮票，被人发现后告到单位领导那里。当领导找他谈话进行教育时，他满不在乎地说：“那是爱好、兴趣使然！“

口办公室小F，一贯作风稀拉、散漫。不但上班迟到，而且经常早退，甚至无故旷工，同事们意见很大。有人对此给以严肃的批评，晓以利害，劝其改正。他振振有词：“那是个性！”

口县官G，与几个工头打牌。既“赢”牌，又“赢”钱，连连得手，况且是一笔巨款。检察机关认定其是变相受贿行为，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是游戏规则！”

口H干事，因工作严重失误而受到相应处分。其心中不服，便造谣中伤、无中生有地写匿名信检举领导有经济问题。待查清其是诬告时，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事出有因１”

口文化不高的J，连报纸都磕磕巴巴地读不下来。但其人诡异得很，拿用钱买来的文凭欺骗领导，达到了目的。日后被人发觉，质问不该以假搞欺骗时，他心满意足地说： “那是物有所值！”

口刚刚上任的K局长，一心念念不忘大搞脸面政绩，竟把院内本己很是绿化、美观的树木、花草统统铲除，地面皆由各式彩砖铺就，并大言不惭地说：“那是为了进一步改善环境！”

口老板L经营还算有方，这几年因为有了钱，所以也就慢慢变坏，瞒着老婆在外包二奶。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婆发觉后便与其摊牌，闹着与他去找有关部门说个明白。他一本正经地说：“那是隐私！”

口学校食堂，菜汤中经常吃出死苍蝇。对此，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反应强烈。炊事班M班长听后，不但不虚心，不诚恳接受批评，反强词夺理道：“那是不可避免的！”

口一段时间来，厂区屡遭小偷得手，钱物连连被盗。分管安全的领导去找门卫问责。门卫大N并未承认守门不严，还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偶然现象，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呢！”

口好吃懒做、不争气的O经常酗酒滋事。为此，已赔偿受害人数千元，况且还不断有人找上门来理论。其父母忍无可忍，对儿子大加训斥、责骂，限令立即痛改恶习。O见二老大发光火，遂支支吾吾道：“那是酒精惹的祸！”

口驾驶员小P，总改不了违规开快车的毛病，曾几次发生过交通肇事。一次，又与前行车发生追尾、碰撞。导致他人车辆破损，当场被交警抓个正着，并按规定实施了赔付、罚款、训诫。事后、他仍拐弯抹角地对人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平心静气说黑窑　作者：笑　蜀

黑窑善后似乎已到高潮。到了高潮，也就接近尾声了，似乎可以总结一下自己了。

昨天鄢烈山兄写了篇文章，说他对黑窑事件并不震惊。看了文章，我得承认他的逻辑是对的。冷静想一想，黑窑事件。原本确实不应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听说黑窑了。一个河南人告诉我，说他家乡附近有个砖窑，工人都是被拐骗来的，来了之后没有任何自由，连晚上睡觉，都要把衣服脱光交给工头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简单，他们赤身裸体就没法逃了。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分钱的工资没有。还说有几个想逃的被工头打死了，尸体拉出去埋在沙地里，埋得很浅后来还被发现了，但都没人管。那时我只是一个穷教员，很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加上那个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惧，没有交代黑窑的具体所在。所以只是跟学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叹息，都没别的法子可想。

报上的黑窑报道，不是经常，但偶尔看到。那些报道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故事开了头，就再没下文了。老实说，我也没有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呢？慢慢地我就觉得平常了。

这就是说，我已经逐渐麻木了，有了一种审恶疲劳。刚开始出校门，到北京一家杂志社，那时很冲动。因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罪恶，那么多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主流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道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

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量把可能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无限的时间，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说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不只浪费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甚至往往拖家带口，把自己该上小学、该上中学的孩子也带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误了。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农妇，她的几个孩子就一直跟着她多少年风餐露宿。她的事情见报后，她好多次带着孩子到我办公室道谢。第一次见到她几个孩子时我真的太震撼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把孩子也陪进去？后来她再带孩子来，我能躲就尽量躲着她了。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讲这些主要是想讲清楚一点，没有罗宾汉了。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都是卑微的，无力的，无奈的。要根除那么多苦难，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的责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能够胜任的。

北京几年，彻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帮上谁了。非但如此，我发现好心帮人有时反而起反作用。这个判断应该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证我的这个判断。他也是热心肠地要帮广州的一个农民工，鼓励那个农民工要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家听他的，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农民工告状成本巨高，3000多块钱的诉讼费，对白领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农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总收入。那个农民工咬咬牙交了这3000多块钱，却什么结果都没有，跟老板的关系却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脚了。

维权就是走媒体路线，就是走法律渠道，斗争，对抗，这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体性事件这一套可能管用。但个体遭遇的不平，这一套基本无用则是可以大致确认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渐渐地就生长出一种审恶疲劳，能不介入的苦难和不平，尽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当媒体最初报道山西黑窑事件时。我没太在意。《新京报》第一时间向我约稿，要我点评山西黑窑，我拒绝了，这种事早就不新鲜，我能说些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拒绝《新京报》的理由。但最终这件事还是激怒了我，我最终还是不能不发飙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报》的跟进报道。报道说，窑主仅仅被判15天拘留。直觉告诉我那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起码涉及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怎么15天拘留就算了结了？当时我就把这则报道贴到了报社内部网，建议编辑部做头版。建议记者追踪报道——其实我这是马后炮，编辑部已经做了头版安排，记者也已经在火线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承诺，如果本报报道出来，我力争做社评。

很快本报头版就报道出来了。一气读完报道，一股血直往我脑门涌。奴工也就罢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没想到居然还役使童奴。连几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下得了手，还有什么下不了手的？这种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盛怒之下，当晚就写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的檄文，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从开笔到结稿也就半个多小时。写完了关机睡觉，打算次日投给“南都”评论版。但在床上睡不着，想来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发我这篇文章。既然纸媒发不出来，何不如干脆第一时间上网？

因此从第二天起，几个大网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网上疯狂转载，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质确认下来，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时代还要复辟奴隶制，而且是比奴隶制更残忍的地下奴隶制，完全把人当牲口的地下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颠覆性事件吗?难道不是对我们公共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威胁吗？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一场叛乱。我希望尽可能多的网友读到我的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严重性。

现在看来。我的目的是达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后来的另一篇檄文，几个网站的直接点击量加起来大概有50到60万，还不算大量的转贴。接下来的作用当然跟我这两篇檄文就没啥关系了，而只能归功于整个公共舆论。从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到现在终于不能不承认是黑恶势力作奸犯科，不能不承认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承认需要全国普查，这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靠强大的民意、靠强大的公共舆论的直接推动。事件的真相不能说已经都揭示出来，离真相或许还很远。但就我们已经知道的来看，事件的性质已经是不容争辩了。山呼海啸的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已经摆明：谁要想在事件的性质上搞走私，玩花样，肯定无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个的信用赔进来。这个风险成本太高，所以，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不放弃了。

这么长时间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总也平息不下去，这种景观是近几年少见的。以往每当舆论达到高潮，相应的措施马上会跟上来，舆论高潮马上就会平息。但这次不同。这次民愤确实太大了，是人都不会容忍。

我们曾经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处于分散之中，所以我们才卑微，才无力，才无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互联网成了最强大的粘合剂，正在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变成每个人可以互通互联的巨大网络。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形成合力，我们终于开始有力量，我们终于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了……

山西黑窑事件还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处境。我们现在的所有进步，都只能是一种悲哀的进步，一种让人心酸的进步。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进步，我们也需要花大力气去争取，决不可放弃。

我们不求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只求不断地推动，有一点点推动都是成就，都该高兴。用伯恩斯坦的话说。即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无所谓的。无所谓目标，也就不容易失望了。就这样做一头老黄牛，不急不躁地坚韧地拉车，拉这辆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老牛车。或许这辈子根本到不了终点。那没关系，那就慢慢享受过程吧，拉着，并且快乐着。

机关词话　作者：鸥　鸟

一、清平乐·副职

乌纱虽小，总比没有好。一团和气不计较，喝茶抽烟看报。正职大权独揽，下属各管一摊。最喜副职省心，无事乐得清闲。

二、如梦令·秘书

昨夜赶写讲话，熬得眼皮打架，别看职位低，却还得胸怀天下。写怕，写怕，盼望早日提拔。

三、卜算子·会计

领导花钱多，财务很重要。已是帐上没有钱，犹有大把票。穷也不害怕，只管拿来报。待到离任审计时，博大家一笑。

四、忆江南·司机

开车好，但需口风严，领导言行不闻睹，好处有他也有咱，稳把方向盘。

五、丑奴儿·科员

少年不知提拔难，初来机关。初来机关。以为进步若等闲。而今方知提拔难，令人汗颜。令人汗颜，无职无权羞站人前。

六、生查子·二线

去年过节时，宾客如云。烟酒积如山，红包个个沉。今年过节时，家里不见人。昔日座上客，皆赴新贵门。

房子赋（四则）　作者：杨孔翔

开发

城市经济热点唯有开发地产冷却地皮炒热产生好处多多财政收入大增房产利润冲高到处都在开发八仙过海挣扎哪知烫手芋头抓住难以放下不热能够变热小热能够大热中热能够猛热大热可以火热热中有了场面热中有了成绩热中有了暴利城市经济发展寄托钢筋水泥

房价

恰似水涨船高天天都在走高又像芝麻开花节节比较升高昨天看时平平今天猛蹿一截咋看腰包见鼓其实越来越瘪原来心有余力越等越没时机奢望拥有住房岂料梦断黄粱人人渴望要房可知金多少闲房无奈苦苦观望哪日圆梦买房

广告

都是城市坐标都是绝版地带都是依山傍水都是居住天堂不是亲昵自然就是坐拥公园不是欧洲风情就是澳洲风范天然氧吧再现海市蜃楼奇观国外大师手笔现代设施齐全科技铸就经典智慧结晶人间五花八门楼盘名字脱俗超凡重重迷雾缠绵买房须练慧眼

房怨

原来按揭贷款变作沉重自担原来依山傍水垃圾污水相伴原来服务一流不过乱收金钱原来城市中心猴年马月实现原来精品住宅墙裂漏水等闲原来配套齐全现在吃水都难原来绝无污染那是梦中渴盼原来亲近自然泥泞道路遥远各种物业收费实在令人惊叹……

机构改革　作者：爱谁谁字体： 【大 中 小】 机构改革，强调精简。折腾机构，增减人员。三改为六，六改十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分分合合，步履雏艰。七姑八姨，裙带系拴。亲朋故旧，血肉相连。领导亲信，不能怠慢。张=有人，李日有钱。王五高校，赵六大专。看看名单，都不简单。裁员裁员，栽谁都难。老虎屁股，大象鼻尖。稍有不慎，自难保全。暂且放放，看看周边。周边不动，外出参观。沿海港澳，地北天南。顺路捎带，游水玩山。心旷神怡，公费买单。神游归来，眼界拓宽。抒发感想，交流经验。经验多多，无法借鉴。改革裁员，事大如天。不可妄动，等待文件。上面咋说，咱就咋办。外出考察，权作铺垫。保持一致，步调不乱。营造和谐，争当典范。

看不见的更重要　作者：陈思炳

道路看得见，思路看不见；发财看得见，发展看不见；

学习看得见，学问看不见；奖杯看得见，口碑看不见；

文凭看得见，水平看不见；食品看得见，食欲看不见；

温度看得见，温暖看不见；时钟看得见，时效看不见；

眼珠看得见，眼力看不见；健身看得见，健康看不见；

人体看得见，人品看不见；药品看得见，药效看不见；

天平看得见。公平看不见；用力看得见，用心看不见；

追赶看得见，追求看不见；工程看得见，工效看不见；

交谈看得见，交心看不见；民工看得见，民心看不见；

收费看得见，浪费看不见；效力看得见，效率看不见；

调动看得见，活动看不见；会场看得见，会风看不见；

青年看得见，青春看不见；美容看得见，美丽看不见；

愁眉看得见，愁肠看不见；商场看得见，市场看不见；

文字看得见。文化看不见；交换看得见，交易看不见；

资金看得见，资源看不见；电脑看得见，人脑看不见；

物品看得见，物业看不见；体操看得见，体育看不见；

品尝看得见，品位看不见；机关看得见，公关看不见；

毁坏看得见，诽谤看不见；技能看得见，技术看不见；

竞赛看得见，竞争看不见；绳套看得见，圈套看不见；

影评看得见，影响看不见；珍珠看得见，珍重看不见；

作品看得见，作用看不见；财产看得见，财富看不见；

创作看得见，灵感看不见；婚礼看得见，爱情看不见；

书信看得见，思念看不见；花朵看得见，春天看不见；

寒冰看得见，寒冷看不见；刮风看得见，空气看不见；

水果看得见，营养看不见；文章看得见，思考看不见；

承诺看得见，服务看不见；帮助看得见，关心看不见；

胜仗看得见，计谋看不见；成功看得见，智慧看不见；

印章看得见，权力看不见；握手看得见，友谊看不见；

流泪看得见，伤心看不见；誓词看得见，信仰看不见。

在看得见和看不见这两样东西中后者更重要。

新“好了歌”　作者：曹友琴

世上都晓乌纱好，

巴结逢迎忘不了。

跑官买官向上爬，

官场市场一样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权位自是忘不了。

终朝只恨乌纱小，

歪门邪道都用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脸面工程忘不了。

人民血汗任挥霍，

百姓死活不顾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吃喝自是忘不了。

吃的都是民脂膏，

百姓骂声不断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二奶自是忘不了。

一个两个七八个，

社会道德败坏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官商勾结忘不了。

暗箱操作是狼狈，

公平公正全抛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敛财自是忘不了。

有了乌纱效益高，

大上礼包涌来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子孙自是忘不了。

谋得富贵高衙内，

横行霸道不得了。

世上都晓乌纱好，

只是悬崖忘掉了。

东窗事发终有时，

大牢门口流泪了。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杨翰端

党证是伪装骗到的，

官帽是红包变换的，

文凭是街头买采的，

政绩是秘书炮制的……

金钱是受贿捞取的，

别墅是大款馈赠的，

二奶是歌厅认识的，

性病是出国染上的……

暴露是小偷造成的，

赃款是货车装完的，

交代是吞吞吐吐的，

入狱是哭哭啼啼的……

腐败是必然产生的，

落网是偶然撞上的，

监督是表面上虚设的，

“废铁”是潜规则炼成的。

圆满　作者：木　心

生命的两大神秘：欲望和厌倦。

每当欲望来时，人自会有一股贪、馋、倔、拗的怪异大力。既达既成既毕，接着来的是熟、烂、腻、烦，要抛开，非割绝不可，宁愿什么都没有。

智者求超脱，古早的智者就已明悉不幸的根源，在于那厌倦的前身即是欲望。若要超脱，除非死，或者除非是像死一般活着。

以“死”去解答“生”——那是什么？是文不对题，题不对文。

近代的智者劝解道：“欲望的超脱，最佳的方法无过于满足欲望。”

这又不知说到那里去了，岂非是只能徇从，只能屈服。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此一偈，好果然是好极了，然而做不到三天的圆满，更何况永恒的圆满。

我们这代人　作者：卓　卓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当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到一份工作做，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别人的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不到结婚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

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个的。

知止　作者：袁琼琼

李叔同有幅字，上书“知止”二字。

我们一般说“知足”，其实“知止”比“知足”境界更高一层。

“知足”是人家给多少，你“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知止”是自己看着到了某个程度了，伸手去挡住，说：我不要了。

“知足”是由人的，“知止”由自己。“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知止”。简单来说，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够了，知道什么时候该走，知道“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

不是难在不知道。是难在不舍得，不愿意。

“知止”，是从心灵出发的。心里这么想，付诸行动，才会成为“行为”。

“知止”，不但是针对“欲壑”，懂得说，够了；也要对“痛苦、烦恼”，懂得说，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快乐固然短暂，如果不“知止”，痛苦往往随之而至。

那些走上绝路，自我了断的人，其实也是不了解“知止”。

“知止”，功夫做到细微处。一念起来，知止，不被带着走；一念消失了，知止，不动如山。

阅世杂言　作者：孙广深

要不得：喝闷酒。花脏钱。传瞎话。自食言。奴才腰。势利眼。欺童叟。赖皮缠。

爱不得：他人妻。不义财。浪虚名。烟酒瘾。“黄、赌、毒”。黑权势。

劝不得：耍酒疯。“狗咬狗”。贪小利。拍马屁。“包二奶”。“安乐死”。

信不得：网上的爱言。媒人的美言。算命的预言。“大师”的玄言。烟鬼的戒言。酒桌的诺言。妓女的甜言。商贩的虚言。市侩的宣言。政客的誓言。

说不得：贪管家被盗。买官白使钱。偷情遭毒打。盗贼被狗咬。未婚先怀孕。信邪让人骗。

难领会：甲骨文。朦胧诗。客家话。无格谜。杜撰草书。哑人手势。老婆颜色。领导不语。

难忍耐：同宿人鼾声如雷。腹泻人寻厕不着。醉酒人唠叨不休。吸烟人野外无火。听报告废话连篇。等批文一拖再拖。当众人吹捧离谱。奔急事途中塞车。

真扫兴：游山遇雨。赏月云遮。上网停电。访友闭门。踏青被罚。演唱嗓哑。新婚有疾。聚餐牙痛。

真可笑：穿西服着布鞋。结巴人骂大街。男子汉作媚态。妙龄女傍款爷。雇食客写自传。虚职衔满名帖。整人者被人整。大贪官讲廉洁。

真倒霉：暴雨浇散迎亲队。彩门才搭遭风吹。出门碰上讨债鬼。野游途中被狼追。欲赶考场车被堵。聘书刚到就作废。邻居失火殃自家。上司出事受连累。

不好改：吸烟成瘾。饮酒成癖。赌博成风。上网成迷。好色成痴。贪财成习。信邪成魔。恋权成疾。

不知耻：偷鸡摸狗。嫖娼乱伦。随地便溺。开口骂人。公开说谎。剽窃诗文。耍赖撒泼。当街裸奔。雅处喧闹。抢座挤门。损毁公物。为利攀亲。

不得已：抱病饮酒。官场应酬。无关陪会。选举举手。怨民上访。民工磕头。矿丁冒险。贫女出走。送医红包。择校高酬。求情随礼。求人“上油”。

结婚前说的一句话　作者：竹　韵

上世纪10年代

皇帝虽然倒了，在家里家长还是最大的。

办喜事？那是我们做父母的事，什么时候轮到做儿女的说话了？笑话到时候你就盖头一揭，洞房花烛，然后给我们传宗接代吧。——父母如是说。

20年代

新青年新风尚，流行在学堂找女学生。

女：诶。如果我爸妈不同意咱俩的事，我就跟你私奔，你说怎么样？

男：好啊，咱们一起参加北伐军去！

30年代

国难当头，危亡之秋。

男：大丈夫理当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马革裹尸还，我去投军打鬼子了，不能耽误你，我走后你找个男人嫁了吧！

女：大刚哥，我等你回来，你如果死了，我终身不嫁人！

40年代

鬼子打完了，又开始内战……

男：等到解放了全中国，建设好我们的新国家，我再风风光光娶你过门１ 　女：小刚哥，我等你……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如火的年代。 　男：嗯，感谢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派你来照顾我的生活，你还有啥要求没有？女：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好好照顾首长，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

60年代

新风俗，破四旧，革命婚礼革命办

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你看咱俩啥时候结婚？

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明儿就登记算了。

70年代

物质匮乏的岁月，大家都在家里打家具、生儿育女打发时间……

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十八条腿儿，一样都不能少，俺可丢不起那人１

男：这自行车你非要凤凰的，我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张票儿，你看飞鸽的行不？

80年代

英语900句是最畅销的书，戴个眼镜冒充下知识分子就能招来不少异性的青睐……

女：告诉你，你要弄不到一张大专文凭，咱俩就吹！俺爸妈可看不上工人阶级级！

男：……

90年代

商品大潮在流动。人民的观念也受到强烈冲击

男：咱们去办个婚前财产公证吧？

女：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留了一手？你想将来把我甩了是吧？好啊，你个陈世美，还没结婚就跟我来这一手，结婚后还不反了？告诉你，老娘还不跟你结了，你赔偿老娘青春损失费20万！

男：好好好，不办了不办了行吧！

本世纪

这是个躁动的年代，这是最好的年代，这也是最坏的年代…

女：预订奔驰卡迪30辆…王府饭店100桌，加上杂七杂八的，为这个婚礼我们花了差不多十万块，请柬发出去800多份，不知能收回多少礼金…唉！说你呢，你赶紧再翻翻通讯录，看还能再发多少份请柬？

男：我正在这看同学录呢！连小学同学的请柬都发出去了……

全国“二奶三奶”大赛结果揭晓　作者：王　友

全国“二奶三奶”大奖赛2007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十一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1．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

2．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这个“避孕套、伟哥和钞票”不离身的“三宝部长”包养情妇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3．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原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95本。标本236份。

4．青春奖：四川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谎称自己是新加坡商人。

5．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7名情人，并制订了周详的管理方案，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名情妇。

6．挥金如土奖：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000元。

7．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年度佳丽奖。

8．和谐奖：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而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其已成年的女儿更是“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9．干劲奖：湖南省专用通信局原局长曾国华，面对情人贺某立誓：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

10．办公奖：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把女秘书抱在办公室的长条桌上行起了苟合之事。有个个体老板知道情况后对女秘书说：“老孟就喜欢这样搞。”

11．金陵十三钗奖：南京市车管所原所长查金贵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查所长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只有金陵十二钗。我却有金陵十三钗。

12．蜕变最快奖。江西上饶反腐明星黄东巨，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反腐系统明星”、“腐败分子克星”等称号，被抓案发后查证贪污巨款，包养多个二奶，吸毒，嫖娼，做黑社会保护伞，一边收贿赂在酒店嫖妓，一边在人民大会堂领奖！

专职与兼职　作者：一雁飞

也许是社会竞争实在太激烈太残酷。也许是生活压力实在是太大，无奈无奈实在是无奈，大家伙纷纷把职来兼。

保姆的专职是做家务，兼职陪睡。

导游的专职是导“游”，兼职导“购”。

写手的专职是写作，兼职文抄公裸体秀。

球员的专职是训练比赛，兼职打架斗殴。

小贩的专职是摆摊卖东西，兼职短跑长跑。

医生的专职是治病救人。兼职看钱下药吃回扣。

女演员的专职是表演。兼职让导演“兴奋兴奋”。

公务员的专职是上班，兼职闲聊吃茶看报打游戏。

领导的专职说不清，兼职吃喝嫖赌旅游观光养情人。

百姓的专职是安居乐业享受生活，兼职上访反腐败。

顾客的专职是购买商品，兼职鉴别商品是否假冒伪劣。

“鬼”的专职是安息长眠。兼职招商引资开发旅游业。

教授的专职是教书做研究，兼职办公司走穴任董事顾问。

保安的专职是保护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兼职物业的打手。

酒店服务员的专职是服务顾客。兼职做道具——盘子麻将。

农民工的专职是出苦力卖命干活，兼职跳楼秀跳塔秀绑架秀。

小学生的专职是学习，兼职“上班”——各种辅导班特长班。

法院的专职是判案，兼职联合执法招商引资。

某部门的专职是“裁判”，兼职“运动员”。

洗头房洗脚房的专职是洗头洗脚，兼职“特殊服务”。

学术期刊的专职是遴选优秀论文发稿费，兼职卖版面收钱。

大学的专职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兼职批发学士硕士博士帽。

公安部门的专职是维护地方治安打击犯罪。兼职当地领导的家丁。

茶客留言　作者：王　家

林家 王海龙(河北玉田)

庞旸先生的《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见本刊2007年第7期)，问题抓得较准，令人思考再三。文中谈到董乐山、严文井、韦君宜、袁鹰、舒展、牧惠等作家和杂文家，在职时讷言谨行。退休后敢于说真话，勇于面对人生，写出了不少精品力作，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其实。不仅仅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退休后敢说真话了，就连有些官员也是如此。现举几个实例。比如有位曾在某县组织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领导学历上存在的问题，一次私下对家人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其实县领导的学历真的不多，别看填的不是大本、就是硕士、研究生，哪知多是高中毕业，还有高小毕业的呢。可就是这样一堆假学历却欺骗了上级。又如一位曾在某县统计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统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在一次同学小聚时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实际上统计数字水分大着呢。村里报了数字。乡镇要加码，乡镇报到县，县里又加码，报到市省还要加码。你说，如此的统计数字可靠吗？再如一位曾在某县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休后经过反思反腐倡廉上存在的问题，一次在酒桌上对战友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其实我们也想严惩贪官，可案子还未查，人家就用钱把事摆平了，所以，我们只能处理几个村干部和几个小科员，打不着“老虎”，就打“苍蝇”嘛。还有一位曾在某县公安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打黑除恶”存在的问题。一次对来串门的老乡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为啥黑恶势力总那么猖獗，原来局长和“老大”要好。或请局长洗澡，或送局长钞票，局长才为他撑腰。你想，这还不是警匪一家？通过这些老同志退休后说的真话，我们才看到了官场上的一些内幕，才知道如今的个别官员如此腐败。

他们之所以在退下来后才说真话，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职在任时禁忌多，顾忌也多。而退了休，顾忌少了，才会由“无官一身轻”，变成“无官一身胆”。不用担心再有人“打棍子、揪辫子、装袋子”了。即使有人要找他们的“错缝”，还能把每月领养老金的老头弄到哪去？

我们期待着所有的文化人和从政的人，在退休前也能说真话，抒真言。

汪庆国(江苏南京)

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6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文中诘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恕我直言，这是对中国国情、民情的误判。时下，国人无处不生气，房价一路飙升，老百姓买不起房非常生气：教育乱收费，搞得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老百姓很生气；医院开价处方、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收受患者红包，老百姓十分生气：目睹行业不正之风，执法部门吃拿卡要，老百姓异常生气；垄断企业张开血盆大口，一个劲的行打劫似的涨价，老百姓人不敷出无比生气：电信部门收取天下奇闻的电话月租费，老百姓气不打一处来；工商部门监管不力。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广大消费者很生气；政府官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游山玩水，贪污腐败，老百姓很气愤……时下。只要到信房办的门前去走一趟，就会发现那里每天都聚集了一批生气的人，岂止是生气，甚至是骂声一片。

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气的往往都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小人物认为事情很严重，大人物往往认为没啥了不起。说话管用的不生气，人微言轻的干生气。下面生气，上面不生气。你认为腐败很严重，人家认为市场经济下。出现腐败很正常；矿难频发，老百姓生气。可有人却甩给你一句冷冰冰的话，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龙应台曾经指责“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我以为此话只说对了一半。试问。当今世界上有那个国家的公民举报贪官污吏，会像国人一样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报复，甚至招来牢狱之灾?但即使是这样，反腐英雄仍然没有绝迹。这就足以证明。面对强权恶势。中国人也不乏有敢于“生气”的勇士，并且见之于行动，与之展开殊死的斗争。

中国人并不缺少“生气”的特质，为什么令人生气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问题在于我们缺少一种推动民意的机制，或者说根本没有人把你的生气当回事，让生气者看不起到生气会触动强势者反省，从而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现状。当一个人发现生气不但没有用，甚至会伤及身体、伤及家人时，谁的脑海里不会响起一堆耳熟能详的古训，诸如“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以此聊以自慰，逐渐麻痹自己的灵魂，以至于到头来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卜祥奥(山东禹城)

咏“胃工伤”

华夏自古好杜康。

豪饮浅斟均平常。

李杜陶潜应余恨。

昔日没有“胃工伤”。

2007年第10期

“向县长送钱是惯例”的拐点意义　作者：鄢烈山

也许是得益于数十年来受“坏事变好事”辩证法的熏陶吧，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山西和顺：向崔县长送钱是“惯例”原县长受贿案调查组与送钹者的对话实录》，我既不愤慨，也不悲哀。

这样拆烂污的官场破事，这种(至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史无前例的丑闻，完全超出了我对腐败程度和方式的想象力。县官索贿的案例这些年披露了不少，权钱交易在当地官场形成行情，一个县(或市)的科局级官员向县官行贿“无一免俗”，这种“集体沦陷”一般都是党委“一把手”论价卖官。所谓“不跑不送，向下移动；既跑又送，保官不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为了得到财政拨款而向掌权者行贿的，也早已不鲜闻，所谓“驻京办”的“跑部钱进”就有不少是这么回事。但“买官卖官”和“跑部钱进”的行贿受贿，与崔保红的索贿还是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乌纱帽或国家某些拨款给谁不给谁，掌权者本来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崔县长治下的县直单位的办公经费本来是较硬的预算，给不给居然也看他高兴不高兴；二是，前两者行贿不论为私为公，即便遵循潜规则，也毕竟是“袖笼里的生意”。没有崔保红这么明目张胆的。还有一点值得追问，向崔保红行贿的，比如县农机局为了争取到几万元经费，专门召开局务会，“决定给崔保红送1万元，还作了会议记录”，为什么局长们对县长这样主管财政的“一支笔”敢怒不敢言呢?崔县长之上不是还有管他的县委书记吗?这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为何能如此相安无事?

也许，我得承认自己的想象力贫乏得可怜。我想象不出财政管理的腐败还能有比和顺县这种事更烂更污的。因此，遵循“物极必反”的原理，我相信这样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鱼烂河决非下大决心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可的时机。此即本文标题所谓的“拐点意义”。难道为了办公经费而向县长送钱居然成了官场“惯例”所显示的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弊病，还不够典型不够极端吗?

说山西和顺县的这个案例极端，并不是说它个别，而是说它有标本价值，更能说明问题之严重。财政管理的弊病不仅出现在山西和顺县，就像非法用工、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不只发生在山西洪洞县一样。

以近期新闻来说：负面的，“图文并茂”地披露了许多地方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有的单位人均办公室面积多达250平方米，实在奢侈得离谱。正面的，被网友称为“熊猫级”的河南省卢氏县委机关在土坯房中办公，县委书记“有了钱还是先紧着老百姓”的“执政为民”理念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书记也不讳言“花1000多万元(占该县年财政收入1／10左右——引者注)建座新大楼，县财政办得到”。也就是说，假若换个主政领导想建就可以建，怎么开支财政收入取决于主要领导人的自律意识，这显然是因人而异靠不住的。至于国家审计署2006年的审计报告所披露的问题，截留、挪用、乱搞福利等都是老问题，只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借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谈环保风暴的话来说审计风暴，同样适用，即：“没有催生制度的‘风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财政决策通过人大机关的审议又如何?最近，财政部就发行特别国债向全国人大作说明。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发行的决议案，但人们至今不知道这大笔特别国债以何种方式、何种节奏发行；于是有《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对人大有关人员的专业审议能力和审议过程提出质疑。

应该说，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人对于私有财产权与基本人权、财政(税收及开支)与宪政(“无代表不纳税”)等民主法治观念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对于实现公共财政的路径(加强人大机关对财政预算的审议能力和决策权、监督权，硬化预算约束，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行财政管理向社会公开等1，也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实行公共财政、公开财政制度并没有观念性和技术性障碍，障碍只在于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放弃既有的权势和好处。

我认为在积弊暴露得这样充分，以致出现了和顺县这样的丑闻，令稍有廉耻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都难以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地容忍的时刻。若还不思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就会惹得天怒人怨，破坏社会的稳定大局。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或日：和顺县的这种财政腐败。从2001年崔某索贿算起，也有5年多了，成了“惯例”。怎见得眼下就会出现“拐点”呢?那就看国人对这样的丑闻怎么看待了。如果大家都无动于衷，我上面的话当然是一厢情愿。

“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　　作者：徐友渔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闲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句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无视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被舆论仇视是富人的耻辱　作者：曹　林

经济学家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喧哗，正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并非茅老的文章观点有多新颖、论述有多经典，而是文章触及到当下中国社会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富人与穷人在巨大物质差距下的心理隔阂和情绪对立。茅老的文章其实很理性很实在很公道，但因为要“替富人说话”，自然在一种非理性情绪中，成为仇富者发泄的对象。 《中国青年报》就此事的调查显示。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佳，奢侈、贪婪、腐败成为描述富人形象最常用的词。65.3％的人坦承，看待一件事时会因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不同。(《中国青年报》8月13日)

“仇富”情绪中的一些观点，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到台面上的。许多专家都有过这样的调查判断：当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垄断和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对于如此贫富差距当然要仇视，不是在心里暗暗地“仇”，而是理直气壮地“仇”，旗帜鲜明地在公共空间中光明正大地“仇”。当然，不可否认，仇富情绪中也有非理性和阴暗的一面，有像哈耶克说的“追求平等的热情，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忌妒罢了”，有窥视、眼红和平均主义一面。也有不想勤劳致富而想劫富杀富的一面。

总之，当下中国的仇富情绪相当复杂。不能因为存在垄断和腐败，就将所有仇富情绪在道德上正当化。纵容、迎合甚至美化这些情绪。然而，即使舆论中的许多仇富情绪缘于穷人一些阴暗、见不得阳光的非理性动机，我也不想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穷人，而是觉得：掌握着巨额财富资源的富人，应对这种对立情绪承担更大的责任。

穷人仇富，看起来是穷人在“仇”。但决定一个社会总体氛围的从来不是穷人，而是掌握着诸多社会资源的富人。穷人忌妒富人手中的财富，穷人充满平均主义激情，穷人想不劳而获杀富劫富，阴暗地窥视着有钱人的财富，这恐怕不是某些穷人的弱点，而是人性中劣根性的一面——这些，绝非穷人凭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相比穷人，掌握财富、话语权的富人(在中国。10％的富人掌握着70％以上的社会财富，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更应该也更能够用手中的资源弥合对立、消除隔阂。营造一个更让自己安全、更适合自己创富、让自己不被仇视的社会氛围。

美国许多地区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大多了，但为什么没有激烈的仇富情绪呢?除去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外，并非美国的穷人有多高尚。更在于美国的富人更会做富人，更懂得通过手中掌握的财富营造一个让穷人不仇富的氛围。富人在慈善事业上的集体自觉和努力，改变了穷人仇视的眼光。富人应有充分的财富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存氛围，营造一个使自己身心愉悦、不受穷人仇视、让自己免于不安的环境。

慈善家卡内基的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认为巨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富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把财富为了公益而散尽，那些身后留下巨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同样，中国的富人群体守着巨大财富。却在舆论和穷人的仇富情绪中惴惴不安地活着，也是耻辱。

慈善可以消弭贫富之间的对立，但中国的富人似乎并不看重这一途径。数据显示。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只有15％来自中国的富人。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中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目前，中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中国富人“吝捐”世界闻名，以至于《福布斯》自今年起取消了排了8年的“中国慈善榜”。

再拿富人的奢侈消费来说。据近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如今许多欧美富人在奢侈消费上已越来越热衷于“慈善游”：旅游者前往风景优美的偏远地区，帮助当地建造一所学校或设立一个用于饮水卫生项目的基金。而我们的富人，还停留于“自私的炫耀消费”阶段。相比发达国家许多富人。从非规范市场中起家的中国富豪身上有着更多的“原罪”，这些“原罪”更需慈善的消弭，中国富人需要更大的慈善投入，才能营造出有利于自身创富的社会氛围。

然后，富人可以在积极纳税上有所作为。富人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税负，可以在公共领域充满道德自信地面对公众。正因为此，当2001年布什政府准备废除遗产税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最强烈的反对，他们呼吁“请对我们征税”。而中国不少富人一方面是以逃税、避税为荣(特别是房地产商人)，一方面以“会挫伤创富积极性”应对舆论屡次提起的遗产税、累进税议程。纳税榜与富豪榜严重倒挂的现实，只能加剧舆论的仇富情绪。

常有富人抱怨，自己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穷人凭什么也仇视自己的财富——确实，中国不乏这样与垄断和腐败无关的富人，但在财富与腐败和垄断纠缠不清的语境中。合法致富者要想赢得舆论的支持，必须学会与公众站在一边。学会与腐败和垄断划清界线。比如。负责任的房产商人。可以旗帜鲜明地谴责本行业的一些无良商人和违法行为。但这么长时间来，我从未看过一个房地产商人这么做过——良币集体缺乏驱逐劣币的勇气，仇富情绪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所有财富。

面对舆论的仇视，中国富人抱怨是没有用的——用你手中的财富来消弭这种情绪吧。你们是强者，你们有能力创造一种让自己不被仇视的氛围。

人文素质低下是百年教育的“报应”　作者：陈丹青

今日中国大学生以及大学教师“人文水准”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迫切，是百年教育的“报应”。

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里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和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

就我记忆所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20年或30年。才能找到根源。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向后推算：今天20岁到30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10年、20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有一本著名的家书叫《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18年后我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最摧残家庭教育的“文革”传统。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更富强，出现更多机遇。另一半现实是：当今中国教育既是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

简单的历史　作者：程　玮

德国北部的吕贝克是个很古老的小城，整个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明遗产。我们平时来来去去。从来没想到要去市政厅里面参观。近来我父母来德国小住，因为陪着父母，就想起来要进去参观一下。参观市政厅需要讲解，所以我就去买票。买票的人说我父母是老年人。可以买半价票。然后他看看我，说，我喜欢孝顺父母的人，如果你不反对，我让你也买老人票，好吗?我谢了他，问他为什么。他对我挤挤眼睛说，有的女人到了买老人票的年纪，也还是愿意买全票。我有时想帮人家省钱，还被人家反对呐。其实也没几个欧元，但这种人情味让人觉得很舒畅。

德国城市的市政厅绝大部分都是古老的历史性建筑。他们的原则是宁修毋拆。吕贝克市政府领导现在开会的会场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除了麦克风以外，所有的陈设都是文物古董。吕贝克的市政厅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它保存着自建城以来二百多位市长的画像。这些市长们的全身画像都是一个风格，不分功过一般大小，等距离地挂在走廊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这些买了半票或全票的参观者们。我父亲边看边感慨说，每一任市长的画像都挂出来，在中国好像不大有这个可能。因为过了几年，就会有人说，这个市长犯了什么错误，那个市长站错了立场，人们会把他们的画像拿上拿下，最后大家就不再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仔细想想，也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国内的一个影视机构买历届党代会的资料镜头。其中有一个全景镜头人家就是不肯卖给我。我想不通是为什么。问了好几遍那小姑娘才跟我解释，说中间有一个谁谁的后脑勺。而这个谁谁现在是不能提的，所以不能卖给境外媒体。我们把带子倒了好几遍，找到那个画面停下来，我这才看清了那个谁谁的后脑勺。我当时很感慨，想我真的是对国情有隔膜了。政治上的敏感度还不如人家一个小姑娘。可话又说回来，那个谁谁在那个几大上坐在谁谁的旁边，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啊，这镜头不让用，那谁谁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那段历史还存在不存在呢?我以为大家早就已经坦然地面对这段历史了呢。还有一次在邓小平同志的故乡拍摄。在邓小平故乡的公园里陈列着一尊邓小平的青铜雕像，周围是苍松鲜花。我看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姿势很奇怪，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人家跟我解释说，邓小平同志的右手本来是有一支香烟的。但因为这里有很多少年儿童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小平抽烟对青少年是一个反面的教育，很不妥当，所以就把他右手的香烟搞掉了。但这姿势看着确实别扭，有关方面正在考虑，是不是给邓小平同志右手添上一支笔。我真的差点当场笑倒。拿香烟和拿笔的姿势是一回事吗，邓小平是政治家，又不是作家秘书什么的。再说。是谁有这样的权利，随便改动一个艺术家已经完成的作品，又是谁有这样的权利把一个历史伟人世人皆知无伤大雅的生活细节去一笔抹杀呢?怪不得听说邓小平的儿女从公园修了以后从来没回过老家。我就很能理解他们啊。家乡出了这样的人，跟他们去说什么好呢!

都说历史非常复杂。但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历史学家错综复杂的演义和翻云覆雨的解说，只是实实在在记录当时的情况，历史，其实也是可以非常简单的。

宿青平“天安门“的迷思　作者：何三畏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搜索一下“宿青平”这个名字，看看关于他的新评论。我认为他堪称中国“最可争议”的基层干部。他原本是一个新闻人物，他很丰富很有个性很有故事。他是反腐小说和同名电视剧《国家干部》中国家干部的正面原型，然而，这一切都无可争议地被“尧都天安门事件”遮蔽了。事件说，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有一个观礼台。其形“酷似北京天安门”。是区长宿青平建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各地不止一处有“模仿天安门”嫌疑的建筑，说实话，它们都很卡通，不可能，也应该是“不敢模仿得太像”，但“尧都天安门”却以“模仿者”宿青平本身的新闻性而最为出名，成为所有“外省小天安门”的总冠名，也成为中国新闻媒体和评论人士的“天安门迷思”的总标靶。

一个基层官员，为什么要“模仿天安门观礼台”?他想在这个台上观什么礼?那些“酷似天安门”的门洞无言地摆在那儿，却在人们的意识上成为迷雾。一年多来，关于“尧都天安门”的评论不断，但与其说是在评论“天安门”，不如说是六经注我，解决各自的认知难题。此文写作时搜索到的最新的评论是7月3日《工人日报》“钟鼓篇”，它把“尧都天安门”归为地方官员“借此扬名四方，传世流芳”而大兴土木的产物。两个星期前。人民网的评论说，宿青平“官场失意之后……耗费数千万元建起了天安门”。一个多月前，笑蜀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而再早一个多月，《南方都市报》就有过一篇与笑蜀先生同题的文章，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

追问到“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进入了“天安门”了。两篇同题文章中。较早的一篇特别忧患深切：“看来，中国官场上的皇权意识并非个别，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春秋时身为诸侯的季氏僭越享用天子礼，以八佾为舞，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气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假如孔夫子今日再生，夫复何言?不过，不能让我们容忍的倒不是这个官僚的僭越……我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你要为自己造天安门，就别盗用人民的名义。”

这代表性地表达了人们对“外省小天安门”的普遍忧虑和悲愤，阐明了它“不能容忍”的关键在于“僭越”。一个“县级官僚”建“天安门”，“僭越”天子礼，其“皇权意识”，已经“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还“盗用人民的名义”，这就是过去的朝代里的真命天子没用过的花招。

但是，我怀疑现实世界中真的会有一位县级官僚，为了“传世流芳”，抑或“官场失意”之后，建一个小天安门来玩!如果是这样。其“皇权意识”的“胆子”也太大了。同时，不难设想的是，如果体制内认同了对“外省小天安门”的这种舆论导向。那么，它的缔造者们将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他自己不吓得屁滚尿流，难道没有上级领导去找他们“做工作”，还用得着我们去操心他们的下落吗?当然，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担心。我们的干部都是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我相信即便他们什么“错误”都敢犯，但惟独不敢如此公然地“僭越”。

其实，求证以上推论并不难。笔者已经做过这个工作。现在。我可以说，其它的“小天安门缔造者”是怎样想的，我不能代答。但宿青平本人没好气反问了我几句，我的好奇心就消失了：天安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惟独这一件中华建筑不能模仿?到底谁有封建思想?他的意思是。天安门在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领袖们登上去之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从此之后，全国人民就只能在自己的家乡想念它，至多可以做一，个铝合金的复制品放在书桌上瞻仰。而自己的家乡绝不能有一个“酷似的”红墙门洞?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但宿青平的答案却很简单。他说，当他在尧庙广场建一个跟尧庙相呼应的建筑时，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老太婆来到施工现场，老太婆的一句话“提醒”了他，他决定让这些“念过一辈子天安门”的乡亲看一看模仿的天安门。不过，就算这是后来的记者们冲着“僭越”问得急，而不得不给出的一个说法，但也得承认，“尧都小天安门”故意“守拙”，不仅尺寸不够。连门洞数都不够，所以。媒体一再给它命名为“天安门”，实在需要一点“皇权意识”的想象来补充。

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些事实因素。人们怀着极大的愤慨，在“天安门”上立论。“天安门”笼罩着宿青平，他百口莫辩。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的报道算是比较持平的，但是，当阿丘哼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谣出场，哼毕，再以顽童的口气，指着画面说：你知道吗。这里不是北京天安门!至此。又只能是一个“天安门报道”。总之，人们绕不过天安门的巨大存在。我只搜索到笑蜀先生的《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的宏论里，提到“就算宿青平真想再造一个天安门。也够不上僭越之罪。毕竞早已不是帝王时代，天安门未可唯我独尊”。

牢记私恩必将淡化国家与法律意识　作者：孙振军

“我终生都无法忘记：当年为了凑足我上大学的学费，大伯家卖掉了一头大肥猪，二叔家卖掉还未成材的五棵树，小姨家送来了仅有的500元存款，三舅父卖掉了刚买的彩电……”一位分到政府机关的大学生在报纸上写文章如是说：

“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毫不犹豫地跑到街上，一口气买了五双新胶鞋，连夜骑车回到乡下老家，亲手送给了大半生都没穿过新鞋的父亲和四个叔父。怎能忘啊，是他们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从牙缝里挤出口粮和学费。供我上完了小学、中学、大学……”一位已身居省级机关处长要职的公务员在文章里深情表述：

“岁月往前走，在一个路口，一个停留处，总是会梦醒似的发现当年不曾记得或竟然是毫不觉察的深恩。这样的发现总是让我惊心。我原来是这样的无知。前行的路上，抚养儿子成长的路上。处处深藏着父亲母亲的深恩。母亲父亲当年将这样的恩情深深埋藏，让他们无知的儿女一次一次碰触这人间的珍贵，收获这惊悚无言的感动……”一名小有名气的散文作家在一家著名的期刊上这样抒怀。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诸如此类的感恩报德式感慨，在当今的国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环境与氛围，以至于到了让受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程度。不可否认，这些回忆、叙事、表白，绝大多数都是据实道来、真情流露，有着很高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它有什么过错吗?应该说是没有的。虽然现在官方的“主流”语言中与学校的教科书里，已不见当年相当流行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式的口号，但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忘亲朋的施舍善举，也是既符合承传了千百年的儒家道德标准，又符合今天依然不过时的“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普世价值观。

可是，就十分正常吗?显然也不是。因为当今不仅已不再是家族抱团、亲朋照应的封建时期，而且已步入了具有高度现代化、法制化的公民社会与纳税人时代。因此。如果任由这种终生铭记私恩。牢记以德报德、以恩报恩这类裙带性、个体性极强的陈腐处世哲学与行为准则大行其道、绵延不息，绝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更是一种有害于公平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悖论逻辑规则。

的确，任何一个国度与时代，都不会反对与扼杀报恩意识、感恩情怀。但是，一大批成年的尤其是担任着相应公职的社会人，终生都牢记是父母起早贪黑、砸锅卖铁、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其养大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和无血缘关系的友人通过搜肠刮肚、聚沙成塔、想方设法才凑足最低限度的学费，帮他在未成年时完成了学业，从而把亲情、友情置放在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伤害的心灵圣坛上。他怎么才能保持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与对职责的高度恪守呢?

按照常理推论，那些牢记私恩的人，平时也许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一旦遇到国家利益、公共私益与隐情、私情的遭遇和冲突时，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反哺、报恩意识，必然会在是公平行事、公平决断还是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的权衡中选择后者。

与此同时。那些淡化对国家忠诚的人，还会淡化甚至放弃对法律的敬畏。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当了法官的人，那些当年卖了猪、卖了树、卖了电视机、送来了存款的亲友成了他所承办案件中的当事人(这完全是极有可能的事)。在情与法的抉择中，他选择徇情枉法、情大于法，才符合因果逻辑关系和一点也不值得惊诧的行为。

这么。怎样才能牢牢地树立国民、公民对国家与法律的无尚忠诚呢?这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之一。在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出的《决定》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新出台的治国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在教育、卫生、就业再就业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应该说，这是个好的倌号。

宪法的自信来自哪里　作者：林　达

读到一条消息，西北政法大学有一个宪法和地球仪造型的雕塑，于一个月前被拆除。据说这是受国外法学院校园雕塑启发而设计，从照片上看也不错。有报道说，雕塑被拆除的原因是雕塑照片上网被戏称为“宪法顶个球”。不知拆除决定是来自政法学院的法律教授们。还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们。如果真是因民众对宪法失去信心而生出嘲笑，就拆了雕塑，十足是鸵鸟策略。法学院的教授学生，以法律为职业的社会栋梁，岂能以眼不见为净而忽略对他们来说乃安身立命之基础的最重要事实。

宪法，乃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最高法。这个说法，大概是政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第一课就会学到的。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当我们重复这句话。似乎都有一点心虚，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愿意大加深究。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说过就算，千万不要跟我顶真的大话一类。大话千句。不如一声酷评，“宪法顶个球”，这真是让雕塑的主事者尴尬。可是。拆了就不尴尬了吗?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白发苍苍遭到体罚，他拿出一本宪法，指望宪法能保护他。可是。在他手里握着国家主席权力的时候，宪法并没有保护小民百姓，所以。这时候也就保护不了国家主席，这时宪法是真的一点都不顶用。这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这个事情应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宪法照理应该是保护人民的，可是宪法顶用不顶用，全在于人自己。宪法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立契约的人认为宪法顶用，无论如何要让宪法说了算数，那么，小民百姓也罢，国家主席也罢，到时候就有宪法来保护你。如果立契约的自己都不认宪法为不可违背的最高法，只是摆个样子，撑个场面，你让区区几十页的薄薄一本书如何来保护你?

宪法顶用不顶用，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宪法。如果你真的要宪法顶用，那么在国家体制结构中，不应该存在高居于宪法之上的机构和部门，没有什么人可以任意解释宪法。可以按照需要来摆布宪法。

如今说到宪法。世人常推崇美国立宪。其实，美国被自己人和别国人恶搞嘲笑的事情太多了。美国最出名的雕塑自由女神像，经常被人在漫画上涂改成搞笑的样子，用来批评嘲笑美国的制度、政府或者社会。但是美国人从不会为此而恼羞。让这块土地成为保护苦难者的地方，是美国的立国理想。他们愿意为此而努力，使这里成为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们相当自信，也就不在乎恶搞。也听得进批评。要是有人说美国宪法顶个球，自由女神顶个球，个人权利顶个球。他们才不会在乎。

当年杜鲁门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舆论不看好他，他又偏偏提出了要保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案。那还是后来大规模黑人民权运动的20年前。他来自南方，南方选票对他至关重要。周围的竞选专家说，大选前夕提出这样的执政理念，无异于自杀。他在竞选演讲旅途中。一位南方来的白人女服务员听说这一点，把递到他面前的咖啡又收了回去。杜鲁门的反应是。他叫住这位女服务员，给她背了一遍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的第一到第十修正案，对她说：“这是我们的宪法。”他回答周围的人说。如果竞选总统职位。竞需要牺牲宪法，需要漠视我们在宪法里写下的原则，那么这个总统不值得做。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这样对待宪法了。政法学院的一个雕塑，还会如此脆弱吗?

“王道”与“闺门　作者：雷抒雁

历来的史学家和政治家，总以“王道”与“霸道”为几千年中国封建朝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归类、把脉。

开明之君，有开明的思想。善于怀柔之策，稳定社会，安抚百姓，出现一些澄明之世，自然是“王道”。反之。则是“霸道”。儒家知识分子视“王道”统治为最高理想：追求王道治世应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么一说，“王道”似乎深、大，且高、远。比之老虎吃天，请问从何处下手?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一语惊天：“王道之大，始于闺门。”

何谓“闺门”?

所谓“闺门”，是指内室之门：再缩小一点，指的是女子居室之门，或夫妻私室之门。

这便怪了!治理国家的大事，何以始于“闺门”?始于那些男男女女、欢欢爱爱、吃吃喝喝、拉拉撒撒的事吗?

这话猛一看，让人不敢确信。若如此，是否会把大事说小了?把正事说俗了?把重事说轻了?

闺门之事，岂有大事!无非是续草结舍、婚丧嫁娶、油盐酱醋、长亲子孝，上下和睦、安居乐业。这么说吧：一地鸡毛!

顾炎武并不回避此说，进而解释道：“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顺，道之迩也卑也。”

“道之连也卑也。”也就是说治国之道，虽然高、大、深、远，却也亲近，就在身边；也卑下，如“一地鸡毛”。眼可以看到，手可以触到，心可以感到。比如“闺门”内外的琐事。

这么一解，心中竟豁然开朗了，先前许多不明白的道理，立时便洞悉了。

《诗经》三百零五篇，或风、或雅、或颂，有写征战的，有写服役的，有写立朝的。有写祭祀的，言国家大事者，比比皆是，为什么却选了《关雎》一篇为开门之诗?《关雎》所言，不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且，又是一首失恋之诗：“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当然，终局是大团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其实，《关雎》选为首篇，可以看出古儒视婚姻感情生活之重要，以之为人伦之首，应不为过。没有婚姻，何来父母，何来子女?子嗣不续，何采社会发展。

《诗经》里《桃夭》一篇，对于男衬女婚媾，反复祝福：“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而这一切，又都衬之以灼灼桃花，硕大桃实和茂盛桃枝。热烈、鲜艳、亮丽!“家室”如此之重，应为人类共同理想。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即所谓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和万事兴”。“万事”自然包括了国事、天下事，但这一切都建筑在“家”上，且应是和睦和顺之家。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但实践起来，却不易。我们写文章、搞宣传，对于“道之迩也卑也”，总难理解。一说理都是远道理、大道理。

“改革开放”，已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论社会生活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敷十年，我们的口号用大寨人的话说叫“先治坡后冶窝”。“窝”是贫困简陋居室之谓也。那些年，我常去一些农村，许多家庭徒然四壁、衣难蔽体、食不果腹，墙壁上的灯龛里，却恭恭敬敬地摆放着“红宝书”。主人往往目不识丁，却会半通不通地背诵些关于天下、关于未来、关于世界、关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语录”。

说到居室，农村房子简陋破败，较之城里市民住房，或还宽敞些。市民有的家庭，数代同室，一帘隔床；有的床贴墙挂着，如火车上的卧铺，晚上放床睡觉，白天收起行人。

说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总以“革命”二字一言以蔽之。简到不能再简，陋到不能再陋。那时，大道理有时是恐吓，说：搞不好就会吃二遍苦。有人提出质疑：还能更比现在苦吗’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机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政策和宣传方略也变了：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口号，深入人心。

社会的发展把民生放在了首位，民生的变化亦充分显示出“王道之大”的道理。有一句话充满人情味：以人为本。百姓的事情无小事。

住房的改革是基于脱贫致富。现在农民住高楼大厦已不算新鲜事。近些年，先是在江南看到那些华丽宽敞的新房，取代了茅屋草舍；渐次。北方农村也新房鳞次栉比，二层楼、三层楼取代了土墙瓦舍。室与家，舒坦了，明亮了，其间储满了欢乐和希望。

城里人的住房，也不用说，有的人有了第二套房，有的还住上剐墅。这一切都是以前不敢想的。但是，也有为房价高涨而犯愁的；有为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排号，而不惜彻夜露宿街头排队的。民众生活的喜与愁，应是照耀政府官员案头的光与影。

只看衣食住行，便可以了解如夸的社会发展状况。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否，应是衡量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第一标志。

“王道之大。始于闺门”。顾炎武是个明白人，今日之社会，可以为他的理论作注脚。

桥垮墙塌的时代细节　作者：刘洪波

前几个小时，我知道有一座堤溪桥，这也是一座石拱桥，刚刚建成，在拆脚手架的时候垮了，这座准备走汽车的桥，连一个人也没能从它身上走过去，已经压死了不少人。

前些天我知道有一座九江桥，这座桥是钢筋混凝土的跨江大桥，被挖沙船撞上了一个桥墩，垮塌两百米。

前几年我知道有一座彩虹桥，一队武警在上面齐步走，把它给走塌了。那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拱桥。

前几十年，我很小的时候，知道中国有一座赵州桥。这是一座石拱桥，经历1400年时光、遭逢10次洪灾，8次兵乱，多次地震，依然长虹卧波。

中同古人真担得起李约瑟博士对他们造桥水平的表扬。那个叫李春的工匠，带着一帮古代民工，吭哧吭哧就能造一座桥来见证1000多年的风雨、洪水和地震，真的不可思议。

湖南凤凰县的堤溪桥8月13日刚剐塌下，新华社叉报道安徽风阳塌了城墙。时间却是在凤凰塌桥的前些天，7月19日。从风阳塌墙到风凰塌桥，可谓一声赶一声，似乎也不枉凤凰和风阳这名称上的阴阳搭配。

凤阳倒塌的城墙也是新修。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明中都皇故城午门修建工程，刚建成的午门东翼楼南墙全部倒塌，西翼楼南墙情况危急，不得不主动拆除，东西翼楼很可能也要拆掉重建。

不用说，建城墙又是中国的强项。历史匕不知有多少威武活剧，都是在城墙上上演，中国的战争多是攻城拔寨，因为在中国只要有城，便要有城墙。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就是在城墙之中，很多网民踊跃行动，拼来一个“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荣誉，就属于万里长城。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修城墙呢?

关于城墙上的历史活剧的描述，往往是多种破坏性办法齐上，灌水啊，挖地道啊，炮轰啊，爆炸啊，还大多要几个月才可以见效。凤阳古城的老城墙，已历经600多年风雨和人为摧残，现在倒好，刚重修起1年就自行垮掉——这次可不像雷峰塔的倒掉：准也没有去偷砖，谁也没有去挖墙脚。

真是奇了怪了，不就是夯土垒砖的活计么，竟也做不上腔。我坚信，这不是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历史材料可以说明也不是文化问题，那么，除了制度问题还能是什么呢？

必然有人要说，凤阳塌墙、凤凰塌桥，都是细节事件。我承认，要当做细节事件也未尝不可，但要塌多少道墙、塌多少座桥、塌多少栋楼、塌多少眼井，才算是大节或整体事件呢?如果到处都是这些细节，“和谐社会”恐怕连影子都不会有了。建筑要倒掉，矿井要死人，会场要失火，船舶要沉水，药品要做假，吃饭能中毒，做官就贪渎，作吏就凶残，如此等等，每一样都是孤立的，细节七的，每一次都是个别的。要这样看待，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还有什么意思呢？

牛活就是一个个细节的日常流动。生活品质也好，“综合国力”也好，不在统计报表之中，而在一个又一个需要面对的具体场景里面。马戛尔尼在短短的行期中，见到了盛世乾隆的一些细节，就知道它是何等虚弱；北洋舰队真是强大，“亚洲第一、世界第八”，但他们会在炮管上晾晒裤子，这种绝非刻意为之的、不经意的细节标示了它的战斗力。

我坚决反对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细节是被决定的。细节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决定丁细节，也决定丁成败。腐烂的细节，崩塌的细节，映现了辉煌的釉彩、陶醉的神情之后的破败。

一个时代的所有细节，足以描画那个时代的面目。

天下几人是男儿？　作者：沙叶新

刘广起先生的杂文《男娘们儿》言道：“古人赞美男子的阳刚，现世男人多成阴柔之身。”此言实获我心，我10多年前写的喜剧《寻找男子汉》也持此议。

《寻找男子汉》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戏剧化的《征婚必读》，非也，其实女主人公并不是在寻找事实意义上的如意郎君，而是在招魂，是在召唤民族之魂，是在召唤阳刚之气，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所以女主人公在该戏的结尾时说，她要在中国登一则《寻人启事》，男主人公问她，寻谁?谁丢失了?她说，中国丢失的是男子汉。这里所说的男子汉。当然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男子汉不是懦夫，不是孬种，不是乡愿，不是市侩，不是奸佞，不是滑头，不是傀儡，不是降臣，不是草包，不是阿斗，不是浪子，不是小人，不是无赖，不是痦棍，不是赌徒，不是酒鬼，不是走狗，不是鹰犬，不是井蛙。不是蓬雀，不是守财奴，不是马屁精，不是贾宝玉，不是张君瑞，不是白马王子，不是奶油小生，不是无耻政客，不是御用文人。

男子汉是英烈，是硬汉，是猛士，是健将，是旗手，是先锋，是人杰，是鬼雄，是血性汉子，是豪侠之士，是中流砥柱，是各业才俊。真正的男子汉有凌云之志，有明月之怀，有义肝侠胆，有热血红心。男子汉大无畏，永向前，坚定如山，胸襟似海，是岁寒时的松柏，是烈火中的真金。

男子汉不分性别，男子汉既是骨头最硬的周树人，亦是敢撄逆鳞的张志新；既是爱国抗日的七君子，亦是纵身投江的八烈女；既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亦是绝不举手的陈少敏；追日的夸父是伟丈夫，填海的精卫是奇女子，他们同是真正的男子汉!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轫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如今则如《男娘们儿》一文中所说，“搞理论的成了风向娘们儿，从政的成了官妓娘们儿。”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时下的一些散文随笔，连男作家也仿效“小女人”文章，一副娘娘腔了。

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变得如此孱弱，如此窝囊，如此的丧失了阳刚之气了呢?

我在《寻找男子汉》中借女主人公舒欢之口说道：“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解放以来以整人(而且越足有才华，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见解、越是有骨气的人越是被整)为最终目的的某些运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颤栗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残酷的整肃之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有些人吓得连真话都不敢说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

“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　作者：柯云路

我喜欢傅彪，喜欢他银幕上一个个鲜活朴实的形象，报上说，生活中傅彪也是个老实厚道人，可惜，他那么快就走了。

说起他的离开，差不多的舆论是：他纯粹是累的。第一次手术后就谊好好歇着，不能再玩命出场。发出议论的人似乎比傅彪清醒。还有人说，傅彪拍了那么多戏，按说挣的钱不算少了，再拼命不值。有人便解释，他也不光为挣钱，更因为热爱艺术。可惜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为了更大成就，也不值得贴上命干。报上又说，傅彪贷款买了大房子，作为名牌演员，摊子不小，耗资也大，都得靠拍片撑着。

聪明人会说，何苦呢7摊子小点，房子小点，不就都有了?

那么，傅彪为何看不清呢？

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傅彪走后说，社会要关心艺人，他们面对的压力非常人可以想像。你在这个圈子里混，就不可能挣脱圈内的许多游戏规则。 一般人会觉得这话不得要领。演艺明星又非社会弱势群体，没有人拿鞭子抽着他们去拍戏，是他自己鞭策着自己去拍戏。说来说去，演艺明星或者各行各业精英要学会自己爱护自己。

可是，这年头为什么爱护自己很难做到?明明命是自己的，为什么都忘了?

这就不得不研究一下我们手中驱赶自己的那根鞭子。鞭子好像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又握在社会手里。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鞭策自己，因为社会的竞争在督促你。在小百姓看来，傅彪成了明星，可以悠着点了。孰不知，他和所有人一样，比下有余了但还可能比上不足。他眼里一定还有比他更有成就的艺人。一个人总往高处比，内心就难免不平衡，就有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就有继续奋战的动力。

全社会大小人物都如此

人人都处在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中。人人都在不平衡。人人都因为不满而充满了玩儿命的动力。几十年前那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农村里，农民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家家户户穷着，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现在温饱有余，看着村里村外的人有了钱，特别是看到城里有更富得多的人，内心自然就不平衡了。想勤劳致富的有，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也有，这在经济学上说，是人们不能忍受的“相对贫困”。

当一个人活得比别人差比别人穷时，当一个人相对别人社会等级低时，心理不平衡是非常难忍受的。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人们才有了积极进取的动力。

谁被这种不平衡折磨得厉害，谁求成功的动力就强，

那些生来富贵高人几等的小孩，长大动力相对就小。

中国时下处在发展中，人们充满发财的梦想，相互攀比十分刺激。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企业，都交织着密集的“不平衡”。不管多么成功的人，都有比上不足之处。一个领域内顶级成功的人，还会因更顶级人物的成功而不平衡。人人都活在“相对贫困”中，知足常乐早就成了古董。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傅彪的惋惜上了。

他明明已是相当成功的明星，为什么生病后还歇不下来?

在这事上，谁也不要做旁观者清的聪明人，因为谁都可能当事者迷。不信，到那些大公司看看，那些已经做到董事、总监或者部门经理的年轻人，明明累得已经爬不动楼梯了，也绝不听劝，干事时悠着点。为什么?因为与其忍受比上不足的不平衡的痛苦，不如宁肯这样累着。哪怕身体差点，也不能比别人升迁慢，比别人月薪少，比别人买房买车晚。

人人都是这么干的。

只有从社会文化入手，让人们知道，生活的质量等级除了金钱成功之外，还有一定的悠闲与自由。善待自己生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懂得了这一点，人们的盲目才可能减少。

关键在文化。

惊心　作者：林斤澜

我在“打国仗”中成长，一些是非观念的产生像煞天生的。没有“磕绊”的过程呀，是本能吧。是根性吧。比方说汉奸，活该“十恶不赦”，这还有商量吗!

那时候的“进步青年”，喜欢文学的崇拜鲁迅，几乎没有例外。明知还有个老二叫周作人，名气也大，但不理会。因为此人是另外一路作家，不算第三种人也差不多，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打国仗”不久，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打完“国仗”捉到官里去，判了十几年徒刑。随着又打“内仗”，改朝换代，解放江山，把个周作人也交保出狱，让他译书还悄悄写些文章。据说会古希腊文的人极少。于公派了用场，于私有碗饭吃。

当然，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结局是给红卫兵的皮鞭抽死了。

想当时红卫兵威风凛凛。其实是开场的龙套。锣鼓声中举旗跑圆场，接着敲锣打鼓去“修理地球”。红卫兵也逃不过历史怪圈。

怪圈的大意是循环。据说周氏兄弟都信过，老二还说明白就里，“可以得道。可以养生”。

历来白猫黑猫的掐架，确实循环不休。有人站出来喊道：休!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一喊，喊出了市场经济。

三出两出，出来图书大厦。自动楼梯上上下下，书架如坡上坡下的森林，推车来回穿梭。新书千叶万叶,作家花开花落。

我也老去，照规矩划归高危人群，还“兀自”自我感觉良好。吹嘘平日冒昧，不到书林非好汉。不想迎面遭遇陈新先生——陈旧的新鲜事情：周作人的书不断档。不是选集就是单行本，不是名家注的三六九，就是名士编的二五八，市场经济讲究“逮住耗子”，不断档就是老有生意，老有“耗子”好“逮”。还有一句老古话也够不断档的：“蚀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

此话言重了，莫非老爷子也启动得肝火?何消?单凭这眼睛“猫蝶”——“猫蝶”是耄耋的谐音，有猫蝶大家绘图祝寿出了美名——看出来买“周作人”的，不论年龄段，不论文化水平，若问汉奸如何，十人十答“十恶不赦”。没有一个打“磕绊”的，只有反问：那还用商量吗?

我正在犯“贫”，忽然一惊一乍一心血来潮一抽冷子，不知道比做什么好，暂且说好像一个闪失吧，跌落地道,两眼漆黑，又仿佛脑门开裂，灌进醍醐……

好好的怎么这么说话呀?究竞什么事儿?“至于”吗?吓人不吓人?

先吓住了自己。

一跤跌下去，蹦出“颠覆”两个字：“颠覆”，不就玩儿完吗?赶快改做“惊心”。还是含糊一点好。

兹事体大，又怕含糊不得。更怕放胆去说也说不清,还有可能人们不想说清，不敢说得太清，不愿意一清二楚。君不见“浑沌初开，乾坤启迪”。

这么反反覆覆颠来颠去的干什么啊!避开。换换字眼，我赶紧写下“惊心”。又怕不够分量，添上两句：

立此存照，谁也别想耍赖。

这两句话多有骨头，可是整篇文章七扭八拐，九分矫情，十分害怕直白。

不怕不怕,不怕“直露”天机，从此“直道而行”。

耄耋之人，健步进大厦，眼盯脚下溜走之楼梯，手抚身边颤动的扶栏。青年赞道：“老爷子，硬朗啊。”

老爷子笑道：“还好还好。”腿骨“摇铃”，脚板“拌蒜”，摸进黑压压的书架树林，随手抠出一本“周作人”，选家序言中郑重分析“平和冲淡”。忽然想起另一位前辈，文采照人又屡屡挨整，是老战士又不算主流。堪称“边缘”却又曾经正色言日：一个会做汉奸的人，怎么可能“平和冲淡”，那是假的!

太虚幻境的门联：假作真时真亦假……这般这般，我就一页一页读下去了，偶然移动脚步，发觉脚跟仿佛生根地上。可怜已经不是守架待读的年纪了，趁早上自动楼梯，被动出大厦。

阳光灿烂，车水马龙，厦前一弯空地尊称广场，足够耄耋之人喘气的。脑筋更迟慢，且在书里盘旋。

草木虫鱼、乡风民俗、童话儿歌，淡泊超脱……超脱不是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乃兄鲁迅可是在遗嘱里也“一个也不宽恕”。

乃弟不“爆发”也不“灭亡”。并且也不“沉默”。他写夏天解渴，数凉白开水最好。就这么点放“轻巧屁”的“灯草灰”。也值得写它二三百字还叫作“散文”。都没有来点抒情，来点儿典故，来点几经历。来点儿议论……没有和成杂拌儿就上市了。写法也是白开水。可也怪也耐读也有解渴的感觉。

是不是写汽水“甜得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这几个白开水一般的字用得“有意思”。

因此想到另一篇里写住处没有客厅，就在书房里待客。写道“凑巧”没有客厅。“凑巧”也是日常谈话，却用出“意思”来了。

北京春天似有若无。有人费劲比作夏之首或冬天的尾声。民间有云“春脖子短”，以形体作比，妙在“象形”。这位二先生随手拾来“慌张”二字，你看“神似”不“神似”?

有些咬文嚼字的书里。作为范例。举出乃兄鲁迅把神经比作铜丝，“格吱格吱”具体了情欲，“酱”字准确描写了人际，用“横”写目光又写脚步……乃兄乃弟，在语言境界上，都走到了顶格、巅峰。 很是很是。难得难得。 但，忘下了老二做过汉奸。这“十恶不赦”，应是“十善不替”，能够“好像没有发生过”混过去吗?能够“假作真时真亦假”“虚幻”了吗?

不想这“不赦”“不替”，倒勾出两个厉害的“不”来，虽也是咬文嚼字，却钢口铁牙。

专家说，此人的书不断档。因为不可替代，也是不可逾越。是不可替代的不可逾越，还是不可逾越的不可替代，暂且说不清。哪有功夫说这个，有一股力量扑面而来。

劈头盖脸，打雷闪电，排山倒海，抢天呼地，来势的凶猛。只能叫做“颠覆”。

颠覆了人文。挂在嘴头上千年的“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先做人，后做文”“人格力量”“人文效应”的古训颠覆了，颠覆了“诗言志”整整一派。

我们的文学能够成派的，除了“言志”就统统是“栽道”。文以栽“道”。历代的传家宝。到了二十世纪，这“道”修炼成天经地义。把个教育作用等同国策，改造灵魂，保证革命。为谁服务，说一不二。政治第一规定为标准。今天颠覆这一切，颠覆了“言志派”，还要颠覆“载道派”。

不劈头盖脸行吗?

不排山倒海能够吗?

请看：心惊肉跳。肝崩胆裂，血流不流，血压失压。跌落地道，撞开脑盖，灌进醍醐。赶快把“颠覆”换做“惊心”，垫背替身。立此存照。

不为别人“言志”。不为人家“栽道”。不能什么也不为，那么就为自己而自己。为写作而写作——一言未了，骂声四起，陈年八代的批评、批判、批斗都勾出来了。

赶快打住。声明我说的其实是本能、根性、原始面目。

书云：“生物最要紧的是生命，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生物的意义。”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也就是为保存而保存。为延续而延续，为发展而发展。再落实一步，就是为吃饭而吃饭，为睡觉而睡觉，为玩而玩，为乐而乐，接着还要发展了，就有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为写作而写作。

周氏兄弟。大先生做了“干路”上的旗手，二先生在“支路”上帮衬。老大不神，老二不鬼。这个关照，那个参照。“多元文化”的局面显山露水了。

哪有什么“颠覆”?无风三尺浪。

用不着“惊心”!吹皱一池春水。

起杠蹦筋的“立此存照”躲开，眉花眼蹈的关照参照合成普照。

西门官人打点地方仵作有言：“一床锦被遮盖。”今日套用“一床和谐遮盖”使得使不得?

尊重中国的选贤传统　作者：毛志成

近几年来，中国以“选”为名目的活动颇多，如选美、选秀、选英才、选明星、选名人、选富人等等。而且，还时时弄出“排行榜”之类。这样做，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在所有的“选”中。以“选贤”(包括推选圣贤和一般性的贤人)为主旨的事少了。淡了。尤有甚者，起劲地贬贤之事越来越多。殊不知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之一恰恰是选贤重于选能。力求将贤者播布于世，使人敬而效之。

什么是圣贤?什么是贤者?什么是贤士、贤人?他们可以是位高、名大、绩显的人，也可以是十足的平民、草民。

“贤”者德也，有十分出色德行的人就叫圣贤，不看重他们的地位高低，也不分时间远近。古代的尧舜，一开始都是十足的平民。因为德行出色，经过前任“领导人”四下查访，广采民意，才被选定。

古代的孔子、孟子因为四处宣讲道德且又讲得有效，才被誉之为圣贤。当代的雷锋、焦裕禄，由于爱民爱得真诚，爱得火热，爱得务实，也是圣贤!

中国几千年的选贤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个很值得尊重的传统。古代的皇帝因为有德而被称为贤君。宰相因为有德而被称为贤相，官吏因为有德而被誉为贤臣，从未做过官但能洁身自好、济困扶危且又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被誉为贤士，专搞文化(特别是文学)而道德水准较高的人被誉为贤才。上述的人在历史上数起来。足可以排成几个长队!至于平民(甚而纳在“贱民”之列的人)中的贤者，只要细细查询起来，也很多很多。清末，山东有个身为乞丐但致力于办“义学”(即免费供穷孩子读书的学校)的人，名叫武训。正是因为他有非同一般的德行，后来被中国大教育家陶行知赞美为教育界的圣人。在《世界教育家大辞典》上，武训也榜上有名。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武训”的运动搞得很凶，对武训做了大肆丑化，这其实是错的。我们还是要听听陶行知先生的看法：武训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圣人之一。

选贤与选才虽然有一定关系，但选贤毕竟是重中之重。三国时代在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中，蜀的势力最弱。但依靠“人和”政策，居然实现了“三足鼎立”局面。什么是“人和”?至少要由三个因素构成：一个是集团内部的团结，一个是对人才的看重，一个就是尤其看重人才的德行。虽然小说《三国演义》对蜀集团三个人物刘备、诸葛亮、关羽的赞美或许有失实之处，但作者有一点是很理性的，这就是重贤。刘备兵败退却时不忘携民，诸葛亮虽然智能很高但又恪守鞠躬尽瘁精神，关羽不仅勇敢而且很强调信义。无论古式的贤人是否有落后性，有愚昧性，但贤良本身作为一种道德取向、精神品位，毕竟有它的可尊重处。

近代、现代。尤其是当代，在选贤兼顾选能的基础上，若能认识到选贤重于选能，就会选得更准确、更理性。

作为科学家的李四光。作为工程师的蒋筑英，作为作家的巴金，作为战士的雷锋，作为石油工人的王进喜，作为淘粪工人的时传祥，以及前时播报的具有见义勇为品格的平民英雄，他们的基本德行就是贤德!

若是不贤不德，炫才显富，强造名气，在许多的“入选”上可以过关，但有一关是很难过的，这就是民心关!当年的平民艺人赵丽蓉去世时，自发为之送葬的人太多太多了!只因为她是贤人!这是很多名高位显但无贤德可言的人绝不能享有的待遇。

中国有个选贤传统，值得尊重。若是选能重于选贤。或是陷入贬贤误区，定与建立和谐社会相悖!

有钱谁买回头望　作者：田炳信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不逾矩，从心所欲。我理解，三十你知道干什么，四十你知道不干什么，五十知道不干什么但还要干点什么，六十知道干点什么也干不了多少什么，七十知道不干什么也有什么。这有点像绕口令。其实我看就是讲了两个字动和静，三十是身动心动，四十是身动心静，五十是身静心动，六十是身静心静，七十是静身动心。

一个人能有多少悟性，其实讲的是一个心静。早静早悟，晚静晚醒。老话讲：闹时炼心，静时养心，坐时守心，行时验心。言时有心，动时制心。

有则笑话讲，老鼠和大象来到海边，老鼠对大象说：“你怎么把我的裤衩穿走了。”大象一脸茫然。你认为这笑话太荒唐，不对称形成的滑稽效果让人发笑。

还有一则笑话说，北方一农民到北京动物园，第一次看到斑马，回村后，和大伙吹：北京的毛驴都穿海军背心。这种错觉产生的情节会让你捧腹大笑。

沉溺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每天发生的荒唐、错觉的故事就不是让你笑的事，而是哭、怒、愁、怨。真是应了一句话：佛魔不二。

这是一个英雄改写神话的年代，这是一个有点灰、有点黑、有点白、有点红的多彩世界，这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更是一个许多人随着网络游戏变老、变丑、变态的年代。

网络游戏是这个年代中的一个亮点、焦点、热点、难点、金点。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有点神秘，有点暧昧。有人淘上了金子，有人搭上了小命，有人不见了青春，有人成了社会的废人。

清朝的一位宰相为官一生，他的名言是“万言万语不如一默”。他那是深谙官场的险恶，明哲保身的一种技巧。

从中国汉字里研究，凡是带有言字旁的共计有197个：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谵……

认真看一下，基本没有好词，原因何在，我想在造字的时候，人类脱离荒蛮、原始的社会还不久，你追猎时，出声会吓跑猎物：而当你深居穴洞和休息时，出声又会招来更凶猛的野兽：只有不出声为上策。

有人就不理这码事。一路狂歌，从北到南，聊得痛快，骂得舒服。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加速浮躁的社会中一种稀有的元素。少，珍贵。

前些日子，我和93岁的任仲夷老人闲聊了一次。就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任仲夷老人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三十而立，好理解；四十岁时，你知道对和错好和坏；五十岁知道天有多大，多无限，命有多小，多有限；六十耳顺，耳顺是逆耳之言能消化、化解，而逆心之话能消化、化解就不容易了。

我想了想，看来人群里真正做到“耳顺”的也没有多少人。真能做到。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也是半个仙，半张画。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大白话一句，通体透明，谁都明白。

生老病死。人一降生，就面临着三种不可回避的状态，一生下来就往老里走，一生下来病就相伴终生，一生下来就往死的墓穴里前行。不管你是达官显贵，也不管是贩夫走卒，总之，谁都不能躲掉生老病死的状态。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终生不老、长寿千年的事现在还没有发生一例。但对病的轻重、疼痛的研究人类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没有卑鄙感者更卑鄙　作者：阮　直

老夫我原以为玩点儿鸡鸣狗盗这类造假的雕虫小技，都是一些像我这样手中没权，兜里没钱，头顶没衔的小人物才会干得出来。

记得当年我为了看一场战斗片的电影，曾用饭票冒充电影票，蒙混过关，用过期了的火车票白坐过“人民的列车”。那时我是“国家的主人”，就是按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我的过错也不属于“敌我矛盾”，而与当今的造假文凭卖假药，遭灾遇难搞虚报那些骗术比起来，往浮夸一点儿说也就是珂碜的事儿吧。

当今我们骂造假者。说他们是造孽、是做损，但没人骂他们卑鄙、掉价的。因为社会中的这些“卑微者”压根儿就没什么身价，就是干了卑鄙的事儿那也是卑鄙者的专业。但有些人不行，他们头上顶着的是“光闪闪，金灿灿”的桂冠，可是他们干出的丑事与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相比太猥琐了，让人格中那个更比尾骨都藏得还深的“小”一下子张牙舞爪起来。

5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一行10人，去年11月20日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被芬兰边防局官员以该考察团出具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信函为由拒绝入境。用造假的手法去骗一次出国的机会，最终把人丢在赫尔辛基机场，这事有点让与之无关的老夫都有点儿羞臊了。周扒皮可以去学半夜鸡叫，但县太爷不能用此雕虫小技呀，检察长可以挪用10万公款去旅游。但检察长绝不能报出差费时多加两天，检察长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国考察，但决不能伪造他国的邀请函出游，就像皇帝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中的性行为，那是“播龙种”，但以下江南体察民情的名义去妓院“采春”。那就卑鄙无耻了。

以公务考察为名，公款出国旅游，这事就是踏破了自己的铁鞋，顶多被人微言轻的老百姓扣上一顶“败家子”的帽子，组织上还不会承认。已经是省级检察长的高官了还犯得着用那样卑下的手法作弊吗?本来是用不着的，可是他们恰恰用了。这只能说明此事在实施者的心里就不是卑鄙的事，桃子大家都吃了，你吃了别人送的，他吃了公款买的，我无非是自己从树上偷偷摘的，树是公家的嘛。卑鄙者的心中一定是没有了卑鄙才会把卑鄙的事当作平常的事干了。就像虚报招商引资数额，骗取上级嘉奖、提拔，夸大受灾面积，多骗些救灾款，这些本是卑鄙无耻的行为，可在组织和人们的价值评判中好像并不卑鄙，倒是那些没把这些卑鄙的事儿干成的人有了几许自卑感。

还有，我们的公安、外事、海关、边栓等一系列部门就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们的邀请函是假的?而只有人家芬兰人才火眼金睛?我想我们的验证人员其业务水平不一定会比芬兰人低多少，而是我们的验证人员对高官压根儿就不会有那样的卑鄙念头，如果换成一个乡镇的司法助理就是持有一封真的芬兰司法部的邀请函，我们的各级审批部门也会验你个“烙大饼”的待遇，巴不得验出个假的来，因为某些有“验证权”的人其心态也是卑鄙的。对于高官们假去几天出国的待遇从不大惊小怪，就是有人假去了组织一辈子给予待遇的假文凭、假政纪、假誓言、假承诺不也一样没受到过卑鄙的牵连嘛。

关键要看你是在哪里持假证“当空舞”，你假到了一个让假很难存活的地方——芬兰境内，能不让人家给卑鄙吗。本来在我们这不算卑鄙的事如今也得按“卑鄙”的事处理了，否则与世界就无法接轨了。活该!心中没点儿卑鄙的阴影罩着，干卑鄙的事儿时就忘了还有卑鄙二字了。

贫富差距加物价上涨等于经济不安全　作者：叶　檀

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显示，10年来，亚洲地区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中国基尼系数为亚洲最高，最富有20％人口的花销相比于最贫穷20％人口也增长最快，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亚洲国家，与南边的邻居尼泊尔为伍。这个让人揪心的报告与近期物价的迅猛上涨叠加在一起，让人担心会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期的物价上涨引发的是多数人对于贫富差距与分配失衡的如潮议论，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证明了多数人直觉的正确。应该明确的是，并非贫富差距造成物价上涨，而是分配失衡造成了物价上涨，加剧了贫富差距。

不能把全球化当作惟一的替罪羊，虽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痛斥全球化下的国富民穷与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现象，事实上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范围，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但是，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说明在我们的经济体内部存在重大缺陷。

贫富差距的扩大，首先在于经济政策与激励机制与培育中产阶层的承诺南辕北辙，常常能够精准地打击中产阶层。少数幸运的中产阶层勉力成为先富一族，大部分在住房、教育等各方面的压力下，惶惶然担心自己一觉醒来沦为负翁一族。

一味增加交易费用，对正常交易雁过拔毛而对地下经济无能为力的税收政策，并没有起到降低经济热度的作用，却使得中产阶层的创业热情与改善型消费需求同时消沉。很多地方政府口口声声要抑制房价。行动上却以严厉禁止中产阶层力所能购的小排量车在市区通行，同时又不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暗中维持市区高房价，使大批中产阶层成为房奴，进而使中国丧失了最大的内需动力。

就创业环境而言，目前我国大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无处不在，中小企业、创业者的融资等问题尽管受到足够多的关注。政府也有中小企业的扶持基金，但这些钱的使用效率颇为可疑。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我们离建立稳定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人对创业过程的不公平发出抱怨，他们认为是某种制度性原因造成他们生存艰难。这种抱怨有现实依据。由于经济过热所实行的行业调控措施让民企胆战心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成为纸上画饼，固化了僵硬的资源分配体制：一些地方以城市美容为借口。以无数的由纳税人与交费者供养的管理人员来与小业主的排档对抗——政府对经济介入越来越深、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由于无法通过分享土地红利成为体面的中产阶层，业已成为城市贫民大军庞大的后备队。

贫富差距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以特权攫取财富的“八旗子弟”越来越多：比分肥者众多更可怕的是一些决策机构闭目塞听，炮制出中国基尼系数不高，或者基尼系数不说明问题，甚至中国税负在世界偏低、农村幸福指数超过城市等种种匪夷所思的论调。当我们在用行业准入门槛、征地制度、土地垄断等办法制度性地制造庞大的贫民阶层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不安全状态，在此种情况下，物价全面上涨不是经济的适量刺激剂，而是雪上加霜。因为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过程从来是贫富分化加剧的过程，中低收入阶层无法抵御物价与通胀的压力，先期获得资源的人则可以借势敛财，比如大股东通过低价的原始股在资本市场不费吹灰之力暴得数百万元的厚利，不过是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一碟小菜。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所透露的信息并不仅仅止于贫富差距过大、再分配制度不健全，而是反映出我国经济生态恶化的现实威胁。

名人与真言　作者：粱　秉

一

“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

“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这是曹禺先生晚年反复说过的话，给笔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认为这是先生一生从事戏剧文学事业的一个总结，是一位善于深入刻画人物灵魂的大师的一个总结。他在众多的戏剧作品当中，写过美好的灵魂。也写过丑恶的灵魂，而且，都是那样入木三分又逼人三思，都是能够使观众的心灵为之颤抖的。同时，先生也深深体会到理解之难，写人之难，认为至今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作家还没有一个敢讲把人说清楚了。

二

“不论是人、是鬼、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要他们接受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账本，捧出自己的灵魂。都得把双手伸在阳光下，看看那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

女作家戴厚英不幸被一个图财(实际上，她也没有多少财)的歹徒杀害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这一段话。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是把这当做名言来看的。这里郑重地告诉我们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谁都无法逃脱其严肃、严格又严厉的审判，而且，被审判者都不能不接受。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或介乎两者之间。

三

“活过，爱过，写过。”这是法国大作家司汤达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真是别具一格。令人读后不得不拍案叫绝。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什么是幸福呢?有希望，有事做，有人爱就是幸福。”这里正好包含了以上的内容。因此，活过，爱过，写过就是幸福的，一生有这样三条足矣，完全可以无悔无憾了。可惜，生活常常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有的人三条俱有，有的人三条有其二，有的人三条有其一，有的人则三条时有时无。

四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地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

这是摘自《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

先生教子有方，告诉傅聪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一般的人一生都是于高潮和低潮之间浮沉。这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然而，只要在高潮时不过分紧张，在低潮时又不过分颓废。(请注意，是两个“不过分”)就能保持住一种正常的、良好的心理平衡。便可于事无碍。

五

“大事小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

著名话剧导演梅阡先生在一次会上，说出了这样一首影响自己一生的诗。这首诗的每一行都对人的品格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挑战，也提出了考验。先生是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到这首诗，一直铭刻在心。念念不忘。七十多年以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好也罢，坏也罢，总要想想这首诗然后再决定如何来对待。这样一来。先生就可以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从容和超脱的健康心态。

六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这是理论物理学家、对我国核武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于敏先生说的。这句话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人格力量之所在，之所重。科学家的人格力量就是能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不如此就不可能取得成就，特别是巨大的成就。同时，这也说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既可以为人类物质文明做出贡献，又可以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类精神文明留下宝贵的财富。

嘴　作者：冯景元

人都长着一张嘴，人嘴说的却并不都是人话，有的是梦话，有的是鬼话，有的是神话，有的是气话，有的是疯话，还有沾边不沾边的玄话，大话。

嘴和舌头生出一批叫响天下的职业，所以相声耍嘴，小品贫嘴，主持卖嘴，媒体吃嘴，中介玩嘴。让人高兴的是嘴，让人生气的是嘴，惹祸的是嘴，生事的是嘴，走运的也是嘴。现代嘴业发达。

人生嘴，原本是人口，进食饮水喘息的，现多成了出口，说。

一个嘴字。幼时学字就不善写，不仅笔画多，写起来东伸脚西张牙的，特别不好看。大了才知道，书法家没一个写嘴字写出名的。但嘴吃香。没嘴活不了。世上许多事，法上有约，规章条款满墙，鼻子底下没嘴牙拌蒜，不能说个天昏地黑。心悦眉顺。就是办不成。

口才好的人，叫说话没缝儿。会说的人，叫语言一条线，穿起八根针。

旧语形容能说，是“口出莲花瓣，水里点得灯；能让菩萨开口，哄得麻雀落地”。现在形容能说，叫“说得活人翻身，死人倒地，干鱼睁眼，石头开花”。

汉字嘴，原指鸟兽角嘴。物体突出部分，不是讲人面之上一张口的。甲骨文时，口就是人嘴的象形。成语出口成章，没说“出嘴成章”的，同样，俗言狗嘴吐不出象牙，也不会说成“狗口吐不出象牙”。文白有约。

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人口说成嘴的，无从断考。唐诗“快鹰下构爪嘴健”(陆游)、宋词“莺嘴啄花红溜”(秦观)，还都是讲鹰嘴莺嘴的，《水浒传》里那厮讲人，也是“鸟嘴”，“乌鸦嘴”的借喻，到《红楼梦》大观园，却已是“七嘴八舌”。“七嘴八搭”，“嘴里含含糊糊”的，直接叙人了。

开始讲人口为嘴时，多用于不端。贬斥，如戏文里常说的：多嘴，住嘴，闭上臭嘴。后来许是听熟用惯，没了疆界，不管你是谁，一口上去就嘴。

嘴字从鸟喙到人口，用法的发达，是人的进化，也是人的退化。进化，是人胜鸟兽，把突出部分的嘴也占据了；退化，是人的突出部分无它，只剩了嘴。过去叫“十张巧嘴不如一双慧眼，十双慧眼不如一双巧手”，手胜嘴百倍，现在哪里不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多少事靠嘴说，多少人在用嘴打天下。

干没干说干就是干。做没做说做就是做，有没有说有就是有。

许多流行的谐话，趣话，闲话，屁话，妖话，半英半汉的谎言，包括信誓旦旦的假话，都是出人口，用嘴说出来的。人管不住人嘴，说走嘴，说溜嘴，说顺嘴，说漏嘴，是常有的事。

失信。又叫食言，是自己把自己的话吃了，自己吃了自己。

没有人没有嘴的。傻瓜的心在嘴上。聪明人的嘴在心里。聪明人没说话之前，就知道话该怎么说：愚蠢的人总是说过话以后。才回想起他忘记了应该说什么。

会说话的人，挂在嘴边使用的每一个词，表达的都是唯他自己才有的意思；不会说话的人，张嘴吐的都是别人的牙。事实上生活里的嘴，不检点。大都是替别人在说。

语言真正的用处在于提示和说明。而不在于过分的表露。什么话都说的人，绝对是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什么话都说的人，又绝对是坐在什么事都管的位置上。

孔子讲，要敏于行，讷于言。说话越简越有分量，说话越少越重要，越值钱，一语定千钧，才一语胜黄金。

现代人，要一说定天下，一嘴定乾坤，让唇舌牙飞满天，奈何?

遗憾　作者：侯洁敏

上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选县人大代表。看着当时那场面，不由得想起了高中的一位老师。

高二那一年，我们学校新分配一名大学生，做了我们的老师。老师人长得帅。一米八的个子。戴着眼镜，既有男人的阳刚之气，又不失书生的儒雅之风，而且，老师课讲得好，上课风趣幽默又不失庄重。对学生严肃又不失关爱之情。因此，他被学生们喜欢，更是成了我们这些十七八岁女孩子暗恋的对象。

就在高二那年的期末，要选人大代表，全校师生都在学校大餐厅(那时还没有礼堂)集合。由副校长念了选举的程序。规则，而且强调一定要选候选人的前三位!选票发下来。我们这群处于反叛阶段的孩子就想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力”了。那时我们的政治课正学《政治常识》这本书，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大家很快达成共识，选我们真正喜欢的，不选他们指定的。重新填人名!于是，整个高二年级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写上了我们老师的名字!高三的学生非常佩服我们敢于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精神，于是也和我们一样都写上了我们的老师，尽管老师不教他们。呵呵，这下好了，原来选票上的候选人(包括我们校长)落选了。

谁也没想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会被选为县人大代表。从此，老师就出了名。出了名的老师工作更努力了，课讲得也越来越好，我们就更是为自己当时的叛逆而自豪。不久年轻的老师就做了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主抓后勤工作。当了副校长的老师没有一点校长的架子。对我们仍然很和气。在老师们面前更是很谦虚。又不久。老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就主抓教学工作。那两年。学校的升学率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不久，老师就调到教委，做副局长。听说工作仍然很努力。但是，人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看见以前的同事会摆官架子了。又不久。做局长，听说老师已经不是以前的老师了。以前的同事甚至是他的老师找他帮忙办点小事也是很困难的。还听说做了局长的老师把他那中师毕业的弟弟和弟妹都送到了我们学校教书。……后来就不知道老师的消息了，但是上次回家看到老同学，说老师在教委做局长不久，就到了人事局做副局长，不久就做了局长。做了人事局局长的老师。和当年那个被我们尊重喜欢的老师，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谁要找他办事那可是不容易呀，用宋丹丹的话说就是“那是相当地困难”。所以老师不久就被一封检举信送到了检察院，不久就又被送到了监狱。

听到这个消息，我是百感交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年少的我们。是成就了一个人还是坑害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我们当时的反叛，老师是不是还在讲台上谈笑风生，赢得女孩子的暗恋，更赢得学生的喜爱与尊重呢?老师会不会在教学上有更深的造诣呢?老师呀，你是本质如此还是受环境的影响?老师呀，现在想想，你恨我们吗?老师呀。你有能力有才干。为什么也会走上歪路呢?老师，你为什么那么贪恋钱财?老师，你本应有着大好的前途，美好的明天，可是现在。你在高墙之中!

老师，为了获得金钱。你失去得太多了!老师，我为你遗憾!

气量　作者：唐德亮

气量是一个政治家、领导、公务员乃至一个普通人是否有修养的表现。

有气量者，“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面对无端的攻击、中伤、污辱，面对误解、误伤乃至小人的挑唆，均从容应对。不急不躁，不暴不怒，不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不像封建王朝的一些帝王与大臣，听不得半句不同意见，一语不合，便把提意见的人杀掉或投监。

有大气量者，方可成大事业。西汉末年刘秀从饶阳脱险后，联合了许多支部队一起攻打王郎。公元245年5月。各路军马在刘秀指挥下，攻下邯郸，杀了王郎，并且缴获了王宫里的大批文书档案。这些文书中，有几千封各地官员和百姓给王郎的信，信中说了不少刘秀的坏话，均劝王郎早些消灭他。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下那些写信的人该倒霉了，写过信的人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等着大祸临头。谁知刘秀对这些信连看也不看，反而当着各路军马将领的面，把这些信全都烧了。刘秀的大气量感动了不少人，他们都拥戴他，帮助他夺得了江山。曹操在官渡战役胜利后烧掉大批手下官员给袁绍的密信，也是一个政治家大气量的例子。看来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唐太宗李世民能成为后人称道的杰出帝王、政治家，也与他的气量不可分。魏征好提意见，有时十分尖锐，有一次，他对唐太宗上了一份《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十个方面的错误，唐太宗看后心服口服。唐太宗有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遇到魏征，不等开口便马上停下来，或者连忙承认不该做。

古人说：“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养心。”苏轼也说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干成一番大事业。没有气量，只知“拔剑而起”断难成功。握有权势者，没有气量，下级见之战战兢兢，双腿发抖，连话都不敢说。更谈不上提意见与建议。这样的单位能搞好、能发展么?作为下级，也要有气量。上级领导批评几句。便跳将起来，拍台拍凳，脸红耳赤，或者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断难有大作为。

气量小的人。往往也是狂妄浅薄的人，干出一点成绩，升了一级半级官职，写出几篇(部)作品，便自以为了不得，自我膨胀，别人说不得半个“不”字，提不得半条意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千千万万有气量的干部。当然，讲气量并非不讲原则，对腐败，对不义，对违法乱纪，就不能讲“气量”，不能容之忍之。

有气量的人。是胸襟宽广坦荡、目光远大的人，他们不会像奸诈小人那样算计人，诋毁人；不会像市侩那样斤斤计较，不会对一番批评耿耿于怀，不会为一点小名利、小得失而动怒，而喋喋不休，像乌眼鸡般，“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气量需要自制，需要意志，需要涵养，需要理性。需要一种淡定自若。

小气量是浅而喧嚷的小溪，大气量者是深广迷人的大海。

做大海吧，吞吐江河日月，自成一片壮丽的风景。

五十岁如是说　作者：高建群

人一上50岁。就会明白许多事情。你不到明白的年龄，你不会明白。

5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像20岁时觉得那样美好，也不像30岁时觉得那样悲观，亦不像40岁时觉得那么复杂。那么50岁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既不美好，也不悲观，既不简单，也不复杂，如是而已。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几千年的人类都是这样走的呀!那么让它继续走好了。你可以成为参与者，你也可以成为旁观者，但是你没有必要成为评判者。

50岁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人生如一场幻梦。一个孩子，蹲在家门口墙根旁打了一阵瞌睡，一睁眼。发现自己已经是老头了。“江湖居士闲处老”，你会有这种感觉。你开始变得健忘，熟悉的人。熟悉的事，你会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50岁的时候。你的头发和牙齿已经开始脱落了。当掉第一颗牙齿的时候，你在那一刻会有点感伤。

50岁的时候，你大约还会有一点恋旧。那些老柜子、老桌子、旧衣服、旧鞋，你搬一次家带一次它们。譬如我，我的腰间永远系着一根马镫革，那是我的白房子岁月留给我的记忆呀!我相信那些用得久了的物品是有灵性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50岁的时候，你当年的万丈雄心会慢慢消退。你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许多事情，不是你一厢情愿所能达到的。

50岁的时候。随着越往文学殿堂的深处走。你会觉得殿堂里供奉着的许多活着的和死去的神。都令人生疑。

50岁的时候。你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这个世界给了你生命。让你能够享受这春天的花，秋天的果。早晨的每一次日出和黄昏的每一次日落，感恩你这大半生遇到了许多好人，感恩你经历了许多事。

50岁的时候，你会突然在某一个早晨眼前豁然一亮，变得我行我素。这一亮大约是因为一个叫伍子胥的古人引起的。伍子胥破楚以后，将楚平王的尸骨刨出来，鞭尸三百。这时旁边有人说，伍将军。你要注意影响呀，别人会怎么说你呀!只见这老伍，把白发一搔，胡子一捋，慨然说：“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怕啥哩!”

我把心都掏出来了!那么我的“50岁如是说”就到此为止吧!最后我想说的是：寄希望于后之来者吧!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爱情像双筷子　作者：孙道荣

有人说，爱情像水，温柔明亮；也有人说，爱情像酒，越久越醇；还有人说，爱情像风，来去无踪…… 我说，爱情像一双筷子。 男人是一根筷子，女人是一根筷子，两根筷子有缘握在一起，成为一双筷子，那就是爱情。

一双筷子，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把美好的日子搛起来，送进我们的口中。男人和女人，少了哪一个都不行，一根筷子，只能蘸一点点卤汁，永远无法捕捉到生活的真正滋味。 一双筷子，必须有一个支点。西方人很难学会使用筷子。为什么?他很难找到两根筷子的平衡点。想让两根毫不相干的筷子牢牢地夹住食物。其中的一根就应该放低姿态，给另一根筷子一个有力的支点。手指的力度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是的，爱情往往也需要一点点技巧。但心灵的配合默契才是根本，真情是第一位的。

既然筷子的作用总是需要双方共同来完成。为什么不设计一根连体筷子?那不是筷子，而是夹子。不错。夹子也可以夹起东西，可是，夹子无法张得更大，夹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筷子是自由的，它可以狮子大张口。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尽收囊中。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因此，不要忘记，一双筷子，应该是平行的，给另一根筷子足够自由的空间，空间越大，收获就越大，只要另一根筷子。还是你们这双筷子中的一根。 爱情像一双筷子，而不是剪刀。剪刀过于尖利。总是要撕烂破坏，剪刀的心中没有温情，爱情需要建设，需要呵护：爱情像一双筷子，而不是老虎钳。老虎钳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可是，它的控制欲太强了，爱情需要温柔，需要体贴。

筷子有很多种，有竹制的，也有木制的；有塑料制的，也有象牙制的；此外还有金制的、银制的。人也一样。人没有贵贱之分。却有文化的差异，习性也各不相同。一根筷子太长。一根筷子太短。不行；一根筷子太粗，一根筷子太细，也不行。看看自己是怎样一根筷子，也许可以帮助你在茫茫人海中，尽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有一种筷子。叫方便筷，这种筷子，简单、粗糙，用之即弃，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筷子，与爱情无关。这就与一夜情一样。与爱情无干。 爱情之所以像一双筷子，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为了生活，永远不离不弃；他们总是一起品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共同承担着人生的风风雨雨。这不正是美好爱情的共同特征吗?

学会“说话”？　作者：任　炳

老处长退休，谁来接任?有人说，在现有的副处长级干部中。我的资格最老、能力最强、业务最熟、群众呼声最高，“顺势而上”的可能性最大。我也认为。这些年不论办事、办文、办会，“文唱武打，动手动脑。上蹿下跳”，虽然不能说事事处处“满堂喝彩”，但却可以讲，“功劳苦劳”，人人知晓，这次补缺升级，舍我其谁!应该是笃定的，毫无问题的，板上钉钉的。然而，名单一宣布，我像挨了一闷棍，顿时头昏脑晕，目瞪口呆。何以落选?百思不得其解。急忙求教于“手眼通天”的知情朋友。他一见我面便知来意。连声感叹：“可惜，可惜。失之于不会说话!”这更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见我傻里傻气，不明其意，便十分亲热地拉拉手、拍拍肩、递根烟、端杯茶，以其“消息灵通人士”特有的神秘语言和居高临下的指导者态势，向我娓娓道来：

我说你不会说话，并非把你看成牙牙学语的周岁小儿。更不认为你有聋哑残疾，而是你身在“官场”。却不会讲“官话”，更不学“官腔”。在副处级岗位上多年，虽然“做功”很好，但“唱功”太差。

一是你说话太直，不讲“变通”、“灵活”。比如别人有错，你总是直出直入，说人家“不对”、“不好”，建议你最好闭嘴，实在要表态，也只能说“不足”、“欠佳”。别人身体发福了，你不能说“肥胖”，应讲“丰满”。尽管身体瘦得像麻秆。你也不可说“太瘦了”，应讲“很苗条”。特别是对上级，更要“直话曲说”。领导“一人说了算”，你不能说“不讲民主”，应当说“敢于拍板”。领导动辄训人骂人，你不能说“作风粗鲁”，应当说“敢抓敢管”。人家讲究排场，追求豪华，大操大办，大吃大喝，你不能讲“挥霍浪费”，要说“促进消费”。因决策失误。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不可说“要吸取教训”，应当说“交了学费”，等等。

二是你说话太实，有什么说什么。人家说经济增长了10％，你偏偏说是9.9％，就差O.1，值得你纠偏吗?人家说某某人实在不怎么样，你偏偏说，“缺点较多，但优点也很突出”，有这个必要吗?人家说句大话，你当场反驳。人家说句错话，你急着纠正。人家说句假话。你也不留情面地给以捅破。哪有不得罪人的?古人有言。“话到嘴边留三分。不可全抛一片心”，你应该好好体会体会。

三是你说话太较真，总想追根问底。人家说，“我们都应听领导的”，你立即问。“领导错了怎么办?你也全听吗?”让人下不了台。人家说，“领导就是领导”，你偏偏说，“领导也是服务”，有这个必要吗?领导干了点猫腻的事，你就嘀嘀咕咕，为什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级的文件有点差错。你非提意见不可，管那么宽干什么?好像在机关里，就你坚持真理。就你办事认真，就数你学问大。你懂不懂“晓晓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想登高。光用力不行。还得用心。想升官，光苦干实干不行，还得练嘴上功夫。告你三句“密语真言”：一日“好话多说，闲话少说。直话不说”。二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最保险的是，“跟着风向转，顺着领导说”。讲得好听一点就是。说话要看清对象，分清场合，认清形势。三日“多讲大话、套话，领导说过的话”。这是领导最爱听也最不会“犯错”的话，我为什么说你“唱功”太差?就因为你在这方面太单纯、太幼稚、太不适应形势了。必要时。吹吹喇叭。抬抬轿子，拍拍马屁，有何不可?你要牢牢记住：“捧话多说人心暖，贬话一句让人寒”。“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头脑别再糊涂了。该醒醒了。思想别再顽固了，该解放了。道路别再直走了。该转弯了。

朋友语重心长，让我感动。但话不投机。却令人心痛。什么叫“会说话”?我终于明白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谁都不能说实话。如果是这样。我宁肯当哑巴。

爱杀诗人　作者：叶兆言

有个和毕加索差不多的画家，当年画坛上也小有名气，老惦记着要和毕加索一争高低。毕加索宽宏大量地对别人说，这家伙是我朋友，他的画确实还不错。那画家是个没心计的，既然毕加索肯抬举，也就不计前嫌，把他当成了知音。两人你来我往。为表示友谊，各挑了对方的一幅画。毕加索花大价钱买下一幅很差的画，那画家也依葫芦画瓢。却买了一幅毕加索的精品。各自挂在自己画室，那画家心想，毕加索真傻，我以劣换精，倒是占了大便宜。他没想到这画跟广告一样，别人跑到毕加索画室去参观。看了他的画，便会忍不住说，这个和毕加索齐名的画家，画得怎么这么糟糕!毕加索只好叹气说，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画就这样，可是他觉得画得与我一样好。

人和人玩，最能见智慧，毕加索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最会玩人的艺术大师。文人间勾心斗角，总会产生一些趣事。在六朝时，一个叫殷少浩的人，与当时的大将军桓温文才齐名。桓温官大，以傲慢的口气问殷，你和我相比，谁更强一些?殷少浩也是个高人，很有智慧地说，我跟自己玩惯了，还是就做做我自己算了。这话十分漂亮，桓温听了无可奈何。不过殷少浩仍有失算之处，当年曾写过一首诗向桓温谄媚。桓温以此为把柄，时不时敲打他一下。六朝人讲究风流。讲究儒雅，更讲究气节。殷少浩叫人捏着这么一个短，真是一失足，千古恨。

这是明争，还有暗斗。唐诗人李贺有个表兄，极其嫉妒表弟，最受不了李贺的地方，是李贺太傲气，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李贺死了，这位表兄为泄愤，竟然将李贺诗稿用最快速度收集起来，然后’全部“投溷”，也就是投到了茅厕。这事记录在了《幽闲鼓吹》一书中，还被清人当笑话写在了戏里。

唐诗人张籍喜欢杜诗，他是超级粉丝。追星方式有些特别，具体做法是将杜诗烧成灰烬，然后“副以膏蜜”，当补药吃。这一招真邪门，用张籍的原话就是，“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当然，最恐怖的还是宋之问，这位老兄看中自己外甥刘希夷的诗，喜欢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了据为己有，竟然将刘给活埋了。这事今天说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

宋之问在文坛上留下恶名，除了“爱杀诗人”。还因谄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唐玄宗也很讨厌他，刚当上皇帝，便下诏赐他一死。

读古代一副楹联　作者：沈　栖

踏访名胜，我常会把寺庙、祠堂、庭院里的楹联、匾额、碑铭、诔文记于手册，日后细细品味。其中多有封建思想的糟粕。但也不乏睿智和哲理。这是山西省平遥县古代一县衙署门前的一副楹联：

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事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止争息讼，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百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选择。究其原因大体为：一、封建社会的差序格局造成百姓的臣民身份和臣民心理，没有一种权利意识，更少有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抗争的理性选择；二、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百姓并不识字，无法理会法律条文。更难以运用法律条文诉讼：三、长期受“和为贵”、“中庸”等儒教浸润，百姓养成逆来顺受，“吃亏是福”等劣根性。但是，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敢于诉讼者在百姓中并不乏见。古代笔记、稗史、戏剧中的讼案，就是明证。

上述楹联的上联便是针对“寻仇”者、“负气”者和听人“教唆”者的。这三种人构成了古代诉讼的主体。“寻仇”、“负气”这两类人当是自觉行为，且不说“寻仇”是否正当、“负气”是否有理，听人“教唆”者是一种受人摆布的被动行为。这明显是将矛头指向代人诉讼的“师爷”。“教唆”一词贬损了那些为民伸张正义者，从而“师爷”历朝历代都被冠以一个“恶”字。上联开启连用三个“莫”字。何以故?因为诉讼人必定要支付“费心费力费钱”的成本，更主要的它还告知诉讼人，因诉讼结果不确定而容易发生另一种成本——风险成本。而某些诉讼人往往容易低估了这后一成本。并且一旦败诉而会产生一种羞辱心态，甚至由绝望而走向绝路。即便是官司打赢了，“胜人”但“终累己”，因为某些诉讼人是倾其家产、倾其心力来打官司的。岂不“累己”?我认为，上联难免有“止争息讼”的传统色彩，但更多的是提醒“寻仇”者、“负气”者慎重诉讼，切莫听人“教唆”，意气用事，盲目诉讼。这在现代人看来委实有明显的瑕疵。但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苛责前人。

如果说上联是关涉诉讼人，那么，其下联便是论及审判者。

众所周知。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财政有限，几无财力培养一支相对完整独立的司法专业队伍。司法解决诉讼并不独立，司法主要靠衙门的官员。衙门的官员，自然成了甄别事实、依典量刑的审判者。下联着重强调了审判者的司法道德：“勤”(勤勉)、“清”(清醒)、“慎”(审慎)。这些司法道德既不等同于政治道德，也有别于为人的一般道德。中国传统社会对审判者的职业道德已厘清了明确界定和规范了具体要求。更为值得称颂的是。下联还凸显了司法审判的必要前提。即：“酌理”、“揆情”和“度时事”。这里的“理”并不囿于一般意义上的道理，似乎可以理解为包括自然法在内的“天理”；而“情”则是要求审判者在断案时要善于设身处地地揣摸人情事理，“人情化”操作；“度时事”已类乎今人所说的“社会公共政策考量”。虽说下联对审判者没有提及诸如“不徇私情”、“执法如山”的企盼。但，倘若“酌理”、“揆情”、“度时事”，审判者还会“徇私情”么?昆剧《十五贯》中的况钟就是“酌理”、“揆情”、“度时事”判案的古代审判者的楷模，而过于执之所以为世人嗤笑和詈骂，除了他“不勤不清不慎”外，还在于草率断案，悖“理”违“情”不“度时事”。最终“造孽”、“欺天”!“造孽”无非是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伤害和厄运。而“欺天”中的“天”不仅仅可以理解为皇权和中央政府，甚至可以理解为公众舆论和社会公理。如此“欺天”确实“难”矣!

这则文字通俗、对仗工整的楹联对司法活动的参与者(诉讼人和审判者)分别提出了要求，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观，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和良知。于今读来，仍有启迪。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放水养鱼

求爷爷告奶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市民老王总算把大学毕业已待业两年的儿子“塞”进“市城管监察大队”。左右邻居艳羡不已，都说老王路子野。可刚刚上班两天。小王便歇回来了，却不见他愁眉不展相反，照样嘻嘻哈哈。

老王却急了：“怎么回事吗，你这是?!”

儿子说了句：“我们在放水!”

老王更急了：“什么?’要你歇在家里放水?放什么水?!”

儿子不耐烦：“说了你也不懂，是放水养鱼，你就不要多问了!”

一周之后。邻居们总算明白什么是放水养鱼了——就是大伙全歇在家里不去执法，让小商小贩们放松警惕，乱占乱摆，然后突然袭击，一网打尽，狠狠罚款!

量身定作

某私人煤矿。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年夕既至，例行检查，多项违规，责令停业。矿主老马识途，身揣“炸药包”将堡垒一一攻克。最后一关，面见局长，自知一般炸药没用，须烈性炸药才行。暗夜无声，矿主拎一黑包，百元大钞，满满一包。弓腰进门，领导笑纳。抚手搭肩，脸呈暧昧状：“如今上面要求严了，要讲科学了，光我们说不行了，你还要想想办法让专家们松口。”

矿主一听，以为麻烦大了，急问：“专家咱可没打过交道，怎么让他松口?”

领导说：“有钱能使l-鬼推磨，你老马识途，自己去找他们嘛!”

矿主满脸为难：“领导明示，到底怎么个操作法?”

领导一笑。随手在纸上写下一行字：“请专家量身定作!”

果然，“火到猪头烂”，专家们连夜加班，为矿主量身定作了一套标准，按照“新标准”，元旦之前，矿主顺利通过年检!

权比钱管用

赵顺志当了快6年的副县长了。一直想升，棒出10万，去了周书记家。仍未如愿。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请老岳父出山。老岳父离休10年，曾在县里当过8年书记，余威犹存。

赵顺志告诉老岳父：“我准备10万，不知您老出面行不行?”

老岳父老马识途，听了汇报，当即给女婿开了处方：“周书记是外调干部。没在我手下干过，靠老面子不妥：如今官可以不认钱，但绝对怕权，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咱们要带上钱去省城活动，那边我有朋友，用不着10万!”

岳父带上赵顺志在省城东奔西跑大半个月，不过花费三万五，年底果然扶正。事实再次证明：权比钱管用!

好大的排场好乖的孩子　作者：佳　音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领导站在台上拿着讲稿讲话。他身后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给他打着伞，孩子一脸的水，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一群化好妆穿着单薄演出服的孩子们站在那里，大多孩子都缩脖抱肩，看文字说明才知道，这群冻得哆哆嗦嗦的孩子们是在等待领导前来观看演出。

与之呼应的是最近又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辽宁省葫芦岛市8月8日举行‘创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型古筝演奏会’，两千多名学生在烈日暴晒之下演出四小时。场面非常壮观，学生们苦不堪言，大汗淋漓。疲惫不堪，有的甚至累得睡在古筝上。部分家长质疑：‘这是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咱们这儿一向喜欢排场，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追求够排场，而够排场的表现之一就是：人要多。红白喜事讲究排场，来的人多，主人家很有面子，证明主人家人脉广、有头有脸；迎接贵宾讲究排场，迎接贵宾做服务的人多，说明主人家周到细心。若加上大型歌舞助兴那简直一定能够宾主尽欢：在各种大型活动晚会上尤其是追求排场，一开场总要推出人数众多的表演来证明主办方很有艺术品位。这不，连弹古筝都要凑够人数、演够钟数，来证明咱们很有文化内涵。

只是苦了孩子们，小小年纪就为了大人们的面子工程做出牺牲!不仅仅是时间、精力或者体力，有时甚至会搭上生命——当年，正是在当地举办的一场迎接上级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中，克拉玛依288名学生被活活烧死。

大家都说现在的孩子太叛逆、难教育。我则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太听话，在克拉玛依大火中，一名官员在台前喊：“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他们就放弃了逃生的权利；在黑龙江沙兰水灾中，老师说了一句：“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孩子们就永远沉睡在黑漆漆的水底；在葫芦岛市，为了“创新吉尼斯纪录”。两千多孩子就必须在烈日下演奏。

如果政府官员只知重排场，而教育部门又一味迎合官员们的口味，我想象不出我们的下一代会有怎样一个明天!

当今社会的九个“定律”　作者：野　夫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简单。社会也就相对简单，人复杂，社会就必然更加复杂。当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人都不简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人都聪明，所以，我们的社会自然就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复杂，犹如一个汪洋大海，广深无度，令人难测。

野夫自知才疏学浅，研究不了什么社会问题，然而鬼使神差，近来却自不量力地就某些社会现象胡思乱想起来。毕竟不是研究问题的料。所思所想的社会现象零散而不成体统，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简直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所得出的一些初浅的想法也很“信天游”和“小儿科”。不过。既然思考了并有了自己的看法，再不成熟也不妨公诸于众，以此求教于行家大腕。

下面就是我所“发现”的当今社会的9个“定律”以及相应的注释：

一、无事的人常常生非，常常生非的人往往无事。

——前一个无事，也不是绝对无事。大凡人，只要有动手的条件就不会无事可做。故无事是无非做不可的事，无非自己亲自做不可的事。后一个无事。则是绝对无事。常常惹是生非者都是有所倚仗的，有恃无恐方能轻松地生事造非，生了非以后又总有人“罩着”，因而总是无事。

二、幸福的人不一定无知，无知的人肯定幸福。

——幸福是一种感知而不是一种享受。知识越丰富就越难以感到如意，头脑越简单就越容易感到满足。这话基本上都是对的。但基本上只不过是基本上而已，不能等同于全部。知识丰富的人，一旦什么都看开了，什么都放下了。也就会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从而幸福不已。无知的人当然头脑简单，甚至简单到了不知什么是痛苦。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会感到不幸福。

三、风光于人前的人人后心苦，心苦于人后的人人前风光。

——多在人前占尽风光。不论何时何地，一出场就挖空心思地以各种方式吸引所有眼球和聚光灯的人，人后一定有不好说、不能说或是说不出的苦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人前的满面笑容无可奈何地泡进苦水之中。在人后多有良苦用心，把别人“洗头”、“洗脚”和唱卡拉oK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知识、增强本领的人，虽不抢人前风光，但往往会得到很轻松、很持久的风光。

四、愿意并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的人，常常没有条件将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有条件把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的人，往往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

——对好多事情提出很有见地的批评和建议的人往往是“局外人”，他们对“局内人”的某些一下就能看出来的弊端重重、很不适宜的思路和做法很不理解、很看不惯、很不满意，于是就“横加指责”，而且是事无巨细、方方面面，延绵不断。有条件、有责任做事的人却常常把事情搞砸，不少人所犯的错误都是十分“低级”的甚至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避免的。

五、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人缺乏正义感，充满正义感的人好多事办不成。

——办事是有规矩的，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今办事情，除了有明规矩。还有潜规则，明道重要，暗道也重要，甚至暗道比明道更为重要。什么事情都要办成，就必须具备走通暗道的能力，而能走通暗道的人，必定不是明人。无疑是缺乏正义感的货色。充满正义感的人只会走明道，只走明道。必然受潜规则的重重制约，因而。好多事情就必然办不成。

六、常常无端地表扬别人的人祈求别人赞美，不祈求别人赞美的人从不无端地表扬别人。

——无端地表扬别人，这是正常人所不屑为的，只有自己又不怎么样、又想要别人表扬的人，才会用这种交换方式讨取别人的称赞。表扬别人就是表扬自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做得出来。无端地表扬别人之后，“表扬与自我表扬”就一定会有机地相结合在一起。从不无端地表扬别人的人，可以肯定。他在名誉问题上绝对不是乞丐。

七、成了影视明星的人。往往有不堪回首的经历，正在制造不堪回首经历的人。都想成为影视明星。

——艺路崎岖，满道是人，你推我挤。你争我抢。要登上影视高峰，只有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适应市场竞争的各种自然条件和必不可少而众所周知的社会条件，要备齐这些条件，要付出多多，牺牲多多，比当年走蜀道还难。所以，成了明星之后，往事哪堪回首?明星毕竟风光无限，再有多少、多大的牺牲也有人奋勇向前。哇赛!不服不行哦!

八、“粉丝”群中不会找不到莫明其妙的人。莫明其妙的人群之中也不会没有“粉丝”。

——追星族最早产生于何时?没考证过，但该族的人口大增，则可以肯定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个族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特点。那就是与莫明其妙的人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追星族不一定都是莫明其妙的人，但其中一定不会缺少莫明其妙的人，莫明其妙的人不一定全都去追星，但去追星的人当中肯定不会缺少这个“部落”的人。要找追星者，请到莫明其妙的人群里；要找莫明其妙的人，请到追星族里。

九、物质上什么都不缺的人，缺乏幸福感，充满幸福感的人，缺乏物质。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肚子饿了有饭吃，身上冷了有衣穿，生活充满希望和喜悦。经过否断的努力，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同时，有美好的理想要去追求。要去奋斗，这是幸福必备的基本要素。处于这种状况的人，虽然还缺乏很多的物质，但感觉上是幸福的。物质上什么都不缺的人，往往也就没有什么新的追求了，没有追求，无聊感自然就要滋生，幸福感也就随之丧失殆尽——“最好的风景是在我们还没有到过的地方”。同时，舍弃财产说说容易，要真正去做可是难上加难的。自己有钱又舍不得拿给最需要钱的人去花，不拿又会受良心和舆论的谴责——“守着大笔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因而处于痛苦之中。既然痛苦，那就无丝毫的幸福感可言了。

公车故事　作者：吴　非

现在汽车价格便宜。大家就不怎么烦公车私用的事了。凡事成了风气，说了也成白说，只是最后倒霉的是全社会。我们这里有关汽车的故事，放在一些国家，不但车子坐不上，说不定人还得坐警车去坐牢。

前年到苏北某地出差，回程由该校派车送我。但久等不至，问接待人员。他问：“主任有没有说是谁的车?”我奇怪，一所县级中学，能有几辆车?接待人悄悄说，校长书记平级，都是“科局级”；先前学校只有一辆车，二人轮流用，一人坐一天。只因二人面和心不和，小动作多，司机很受罪。如果校长有事，而这天书记没事，那么书记往往也说自己待会儿要用车，硬是霸住车子不让校长用，反之亦然：有时二人开的是同一个会，竟也不肯同坐一辆车，宁可到外面去借辆车，分开走。办公室主任一仆二主，非常为难。这样下去也不是事，后来又通过关系向其他局借一辆车，两人可以各坐各的车了。今天就不知道安排你吴老师坐谁的车回南京了。

等了一小时，书记来了，酒气冲天，也不道歉，只说，我还有一些东西要搬上车，谁来替我弄上去?两个中层干部不敢怠慢，充当搬运工，把三袋大米一箱食用油搬进后备箱。我奇怪这家伙把这么重的东西送到几百里外的南京干什么?难道我们南京闹饥荒，买不到大米和油?这么远的路送过去，值得吗?孝敬上司?跑官?档次好像太低……不过我也有点懂这其中的门道了：一人一车。干点什么不碍眼。你看，为了点享受，搞出那么多矛盾，又拿车子派这种用场，还干什么工作?这个中学的党委书记睡在后排座位上，一直到南京，酒才醒，这才想到打听我是谁。

领导干部会开车，有利有弊。独自开车，飞短流长多；不会开车，什么事都瞒不过司机的眼。有个市长“退下来”前，把自己的司机提拔为“副处级”。安排到一个单位任副总经理，这个“副处级司机”很多事不会做，但是耳濡目染，了解官场运作的门道，遇到难题，他都会说一句“我有人”、“我去找人”(据说“副处级司机”之类的事已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我也听到有人炫耀：我是替长开车的——懂得这句话的人，就得买买他的账了。不了解这些潜规则，就要吃苦头。有个副局长平时不买账，经常批评司机公车私用，司机倒过来给副局长穿小鞋。有那么一天，司机开到半道，说，车坏了，你打的吧。车究竟坏没坏，副局长不懂：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没有出租车则是千真万确的!可怜副局长在太阳下晒了三四里路才找到公交站。人还没到单位，司机早已把车开回家睡觉去了。气得副局长大骂。

有谁想到，汽车传到中国也会有这么多故事?古时候官员骑马或是乘车。好像没留下这么多好玩的事。

工人群众等于几　作者：魏明伦

魏明伦先生简介

1941年生，四川内江人。无党派人士。剧作家，杂文家，辞赋家。童年唱戏谋生，业余自修文学。屡受各种政治运动压抑、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剧作《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岁岁重阳》、《潘金莲》、《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变脸》、《好女人·坏女人》；杂文代表作《巴山鬼话》；骈体碑文《金牛赋》、《饭店铭》、《会堂赋》、《华夏陵园诛》等六十余篇。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

鼠年“五一”劳动节后，我随四川劳模旅游团参观胶东。

半天走马观花，匆匆掠过崂山。这里地处青岛市郊东北角，因《聊斋》名篇《崂山道士》增加了旅游知名度。山上道观阁内设有蒲松龄著作陈列馆，四壁悬满《聊斋》人物故事画。阁外摊点密集，叫卖海鲜，兜卖饮料。崂山盛产矿泉水，名牌青岛啤酒的原料可能是在此取之不竭。但今天引起我兴趣的不是矿泉，而是矿工——与我同游崂山的四川劳模。

这中年汉子面黄肌瘦，平头短发。穿了一身崭新刺眼的天蓝色西装，状若农民“陈奂生进城”。劳模队伍本来已够朴素，他在当中最为土气。甚至显得有些卑躬。上午坐车寂寞，导游鼓动劳模们唱歌表演，每人来一段，黄腔走调，逢场作戏。就这个瘦矿工没节目，傻乎乎旁听鼓掌。几天来，他对沿途宾馆、机场、阔人别墅等等投以惊奇目光。却不善用语言表达。上车下车，他手脚勤快，主动帮人拎行李。露出体力劳动者本色。逛街购物，他光问不买。老是空手而归，节约得近于悭吝。听说他旅游还有隐忧，担心这次短期疗养的一路开支回矿山报销不了。

今天我有意与他结伴，边游崂山边采访。薄暮黄昏，冲凉洗头，趁思路清晰，印象新鲜，赶着把零碎材料整理进笔记。

瘦矿工是川东山区人，农民出身，拖家养口。进入当地煤矿井下做工十四年。山区偏僻，交通不畅。这次他从煤矿出发到成都集中。长途客车整整颠簸了十四个小时。那远方煤矿早已老化。技术条件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全矿一千余名职工，三百五十人在井下作业。每天值三班，每班三小时。他一人每日平均出煤八吨，每月二百四十吨。是用手工操作，竹筐撮箕，一筐一筐撮起来，端出去。他每年约出二千八百吨煤。十四年埋头弯腰，双手撮煤出窑达到四万吨以上。那么，他的收入多少呢?现在每月工资加奖金不过五百元，前十年比这个数目还要少一半以上。据实折半计算，十四年来他每月收入约二百五十元，每年三千元，半辈子挣了四万元挂零。还必须天天上班，风雨无阻，不要星期天，不请病事假。才能挣到这笔钱养家糊口。可这十四年来。他一双手撮起来，端出去的煤炭共计四万吨啊!也就是说，这个矿工每采煤一吨的劳动报酬只是人民币一元钱!

我没学通政治经济学，不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该怎么衡量这笔矿工账?

比起大款大腕日进万斛，一挥千金；比起许多官员工资表内和工资表外的经济收入。这个矿工的劳动报酬是不是偏低了一点呢?

当然，正由于他十四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在工人群众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才被批准获得五一劳动奖章，才有了这次短期休假，几日旅游。第一次走出盆地四川，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住进星级宾馆。矿工自己估计。这种规格的待遇，他下半辈子再难享受第二次了。(回头看看一般官员开会出差，天上飞一圈，宾馆住两天，不足为奇，例行公事而已。)矿工这回飞是飞了，住是住了，玩是玩了，可旅费是临行前向矿山借支的。能不能实报实销?会不会抵冲他应得的奖金?根据工会文件精神。有关单位参照执行，可以一次性发给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千元，并支付劳模短期休假费用三千元。但是，劳模所在单位执不执行?打不打折扣?就由不得劳模自己，要由领导决定了。

我们自贡市某大厂一车间生产甲班在班长商德林的带领下连年高产，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商德林是全市双增双节能手，又是机械工业部劳模。这次他代表班组工人参加颁奖大会，与我一路同赴成都，同住工会招待所一个房间。老商领了奖状。第二天就回自贡上班，没有参加劳模休假团到沿海考察。对外说，是车间生产需要，班长不能久离岗位。其实，是厂领导不愿为班组劳模代表支付休假旅游费。老商不是号称节约能手吗?那就再为厂里节约一笔钱吧。工人阶级最听话，服从领导安排，安安心心劳动，确保安定团结。一年累到头的工人老商只好克制旅游渴望，遵命放弃了劳模本该享受的休假权益。

由此，我注意到了两种领奖人之反差；如不深入实际，决不可能发现领奖人反差之微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奖状分三种类型，一是授予个人，二是授予班组。三是授予企业。代表班组来领奖的人，与代表企业来领奖的人，两者气派悬殊，对比鲜明。代表班组领奖的都是工人，独自走来报到，绝没有该单位的领导陪同。孤身住进工会招待所，出街办事，走出巷口去挤公共汽车。代表企业领奖的都是领导：厂长，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有的携带豪华小车，一阵风来，一阵风去，住在外面宾馆。有的率领一帮随员：秘书、司机、公关人员、宣传干事、厂工会干部、厂报记者、摄影师、录像师，前呼后拥，高视阔步。在成都颁奖那天，几家电视台的摄像机、几家大报刊的照相机，都各具“慧眼”，或见权眼开，或见钱眼开!镜头瞄准台上发奖的四大班子首长，谁的官大先拍谁。对台下领奖的班组工人却不屑一顾，远景镜头扫过全场，停留在财大气粗的企业公司领导脸上。礼堂中心过道处，一个座位空着，那是拍照摄像的最佳位置。为谁而设?虚席待谁?大会开幕一刻之后，某位名牌厂家大老板姗姗来迟，于最佳位置就座。期待已久的各种摄像机、照相机一哄而上，张开“慧眼”，仰拍俯摄。最特殊的一招，是单独拍摄大老板桌前平放的奖状奖章，不厌其烦地从各个角度光顾大老板一家之奖。前后左右班组工人劳模的桌前也同样平放着奖章奖状，却没有镜头来瞄上一眼。为什么对阔老板情有独钟呢?显然是先有联络。果不出我所料。当天晚上电视新闻插播广告，某名卑厂家产品香飘万里，陶醉千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一连串商业广告，即是大会现场所拍的奖状特写。 颁奖会上同样叫作劳模，一旦回到各自的地区单位，胖老总与瘦矿工的贫富尊卑差距岂可同日而语? 明天就要结束旅游返回成都。成都市水碾河十字路口有一座广场雕塑，80年代中期落成。塑的是工二人光辉形象，姿态如同运动健儿表演体操，脚踏巨大圆圈，昂首向阳，振臂欲飞，那巨大的圆圈构成图案美，可以促人博喻花环、车轮、月亮、太阳、地球，甚至使我想到了极左时期的豪言壮语“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但这座雕塑落成后的反映，恐怕完全出乎雕塑家的构想。谐谑的成都市民晚将大圆圈比喻为“工人阶级等于零”!

此谐语在蓉城家喻户晓，街谈巷议。外地人到水碾河一带问路，居民妇孺都会把“工人阶级等于 1 【2】

“ＰＫ”如死爹娘　作者：魏明伦

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以及形形色色的电视选秀活动，都有一道共同的奇观——一群七尺男儿哭鼻子!

“PK”是时尚的词汇，“如丧考妣”是古典语言。两者奇妙的结合，PK如死爹娘。堂堂七尺之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选手大哭，粉丝陪哭，胜了也哭，输了更哭。台上的抱头痛哭，满场群起而哭之。哭什么呢?哭得矫揉造作，哭得毫无道理嘛。

丈夫有泪不轻弹，英雄流血不流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好男儿不哭鼻子。如今这么一大堆爱哭鼻子的男儿。根本不像一条又一条硬汉子。分明是一个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娘子。

究竟哭什么?按照超女超男的口头禅：“我们一路走来……”请问：是走的什么断肠路，使得你们落下如此伤心泪?!是荆棘满途，虎狼当道?是万里长征，八年沦陷?是三年饥饿，十年浩劫?或是蒙冤受屈。含悲上访?或是闯祸肇事，亡命天涯?通通不是嘛，哭什么呀?!“快乐男声”真该快乐，“好男儿”运气太好了。

你们在短短两三个月的竞赛路上，都是从鲜花与掌声中走过来的。身穿锦衣艳服。脚登金马玉堂。快速成名，一夜暴富。都是幸运儿嘛。哭什么哭?“通吃”不了就哭，“通吃”了也哭，你们的泪水也太贱了吧!请对比一下与你们同龄的青少年弱势群体——那些搬石运砖为阔人修建豪宅，自己却居住茅棚的民工：那些挖煤掘炭为人间送去光明温暖。自己却处于坑洞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矿工；那些没钱交学费，眼巴巴望着中学大门。嘤嘤求助的山乡孩子；那些重症得不到治疗，住不进医院，奄奄待毙的贫困少年……大哀无声，大悲不哭，苦难深重的弱者反而没有眼泪。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宠坏了的幸运儿们居然无病呻吟。无理嚎啕!

矫情的涕泪催人思考。

这一代银样镊枪头，这样脆弱，这样窝囊。泪腺发达。脊梁萎缩。只知娱乐。未经忧患。一旦国家民族遭遇暴风骤雨。骇浪惊涛，需要志士仁人赴汤蹈火，出生入死；这一拨爱哭的少爷，温室的花草，面对死亡。还会“放声大笑”么?!他们会不会放声大哭，跪地求饶呢?!天知道!

半遮的魅力　作者：魏明伦

艺术是个精灵，这家伙千变万化，其中一招是遮掩。

神龙见，首不见尾，遮去一半……

雪上空留马行处，掩去一半……

待月西厢。迎风户开，妙在一坐……

怀抱琵琶，美人遮面，魅在一坐……

江湖术士称“半仙”，地头土豪称“半城”。风雅宰相贾似道自题“半闭堂”，风韵梁妃半老徐娘常作“半面妆”……大干世界，众生百态，半遮半露，引人人胜。

月亮老爷爷，更为精通此道。你看它永远只露一半身影，绝不肯转过脸儿，将后一半示众。几千年来，引起骚人墨客无限飞思畅想，催出多少向往琼楼玉宇的浪漫诗文?连人民公社亿万文盲也大写民歌：放卫星，上月宫，吃桂花酒……待到真格的人造卫星拍回月球背面照片，揭了老底，原来老爷爷那一半与这一半完全雷同。于科学家有益，于文学家索然寡味，于乌托邦空想家更是上当受骗矣!

求全不如半字好，欲知美学三昧，再看以下三点——

某些官员收入，小民只知一半，工资表上有数可查。无数的存款，不尽的财源，从何处滚滚涌来?闲人休得打听，一打听便是照搬美国民主，全盘西化!西化者究竟是谁?官倒爷衣食住行大半玩的高档西货!唯有头脑保持旧中国特色。继承晚清官场腐败传统。不要紧，腐败只是“现象”，本质还是好的。道理古为今用，消费洋为中用，半盘西化，美味适度。

某些选举，新闻照例报道一半。公布预定的选举结果，掩去精彩的选举程序。反对票多少?弃权票多少?上定候选人多少?下提另选人多少?……外面选民百姓勿须苛求加强透明度，透明过度就没味儿了!

“文革”内幕，最多揭一半。当年老人家发动红卫兵，派出工宣队，敦促千万“牛鬼蛇神”投降时惯用的“竹筒倒豆子”等等词汇，早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今日不宜收进词典。凡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都是迂夫子，不懂捂盖子的艺术魅力——越是遮盖之处，越是耐人寻味……

君不闻成语“欲盖弥彰”乎?这一招的发明权应归原始女人，是她们首先掩去全裸，创造了上古时代的“三点式”。在道学家看来，这是人类的性遮羞。在美学家看来，这是人类的性诱惑。是强调，是衬托，那三点不遮则已，一遮反而更加“三突出”!

曾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过来的龙的传人，对半字艺术如此恋恋不舍。可惜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种种改革老是半途而废：其原因，至少有一半是毁于这个遮遮掩掩，真真假假的半字精灵啊!

附记：此文起草于前年半醉之后，投稿于半暖半寒之春。自我删去一半，好心的编辑朋友用稿时无奈再删一半。所剩无几，面目大非。今朝旧题新作，和盘托出。宁可退回全尸，也不愿苟活半条命也!

1988年12月立此存照。

．世．说．新．语．　作者：三　宝

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房多，回家少；早饭不吃了，午饭凑合熬，晚饭撑个饱。

——钟南山给企业家“画像”

年轻人多一些PK的经历，残酷是残酷，但是好事。

——作家王蒙称自己爱看“快乐男声”选秀

世界上只有没出息的人，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再完美的设计，也需要技术工人才能加工成产品。别人加工不了，你能够做出来，做得好，你就是顶刮刮的人才。

——“全国技术能手”苗俭上技校时老工人对她的教诲

现实中有钱的老子和有钱的儿子比比皆是，遗憾的是，当我们是儿子的时候，却没有有钱的老子：当我们是老子的时候，也没有有钱的儿子。

——现实总是令人哭笑不得

也许就像锅破了，现代人都懒得去修补，扔了，再买一口新的。

——一个离异人士的“感悟”

妈妈，你脸上也长斑了，爸爸会不会不喜欢?

——看了一则化妆品广告后，女儿望着妈妈的脸担忧地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小事上苟且，那么你在大事上、你在一生中一定也是一个苟且的人。

——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的李亦非语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并非胡说八道

明天是世上增值最快的一块土地，因它充满了希望。

——李嘉诚能成为商界富豪，自有其独特的掘金眼光

兵马未动，酒肉先行；个个灌醉，路路打通：你朦胧，我朦胧，你我正好签合同。

——身边的喜剧

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

——舒芜质疑“国学”

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台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湾歌手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将一瓶可口可乐猛然砸在地上时这样说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昔不如今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主导者一直是官家，是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儒、释、道、法家等不同的比例，综合创造出官家文化。

——吴思对传统文化的解读

像野猪一样勇往直前。像狮子一样统率一切，像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像小猫一样不受他人左右，像小狗一样与众协调，像猴子一样机动灵活，有时候还要像梅花鹿一样小心谨慎。总之，一旦踏上职场，就别把自己当人看。

——某大学老师给毕业生的留言。

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容貌，那么就改变你的表情吧。

——阳光般的表情写在脸上，即使长得不漂亮，也很可爱

羡慕名人的幸福家庭生活?我觉得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没见过几个真正幸福的名人。

——著名谈话栏目《夫妻剧场》主持人英达说

无论你心里怎么想。你的言谈举止都应该谦虚谨慎。在许多国家，任何形式的炫耀都会被视为粗鲁无礼。

——美国国务院制定的“美国人海外旅行行为准则”之一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机会，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对某个人有用的机会，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也绝不再来的机会。 ——西方名谚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一个锤子，把你的理想坛子一个个击碎!

——腾讯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

年年批评应试教育的弊病，年年热炒高考状元，简直是自打耳光，是不是也想从高考经济中捞一把?

——有人质疑媒体对高考的报道

我常说我是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快乐。我对他们说，他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

——一月入8000元的上海“的哥”如是说

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披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

——安徽某环保部门的“三不查”

尽管这种方式谢罪有点血腥和残暴，但比起那些问题曝光就闻风而逃的人，多少保留了男人或者官员的骨气与尊严。

——网上评说天津一高官自杀

经典是朴素、恒久、温暖、天真的生命状态。

——于丹教授对“经典”的感受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多被忽视、被“谅解”。

——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说

我能改变学历，却不能改变残疾。

——北大大残疾女博士求职屡遭拒

再不炒股都不够时尚了。

——成都大学生沉迷炒股

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

——丁大卫和卢安克两位“洋雷锋”在被人夸为雷锋时如此表示

以前想着反正年轻多闯闯，可找工作的几个月让我彻底明白了，走入社会的压力有多大，不如脚踏实地地工作。

——一个今年毕业的大学生讲述毕业心情

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件的影响大，全世界都在关注。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这些高官腐败案件的个案判决对其他腐败案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清华大学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说。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7月10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回避，我们的百科全书对于这部分都是如实记录的。

——专家就林彪照片出现在十大“开国元帅”展览上作解释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摔得很重，想要爬起来也最不容易。

——贪官入狱后的感慨

城管打人没啥好奇怪的，纪律队伍嘛，总有点特权。说他们是城霸也好，土匪也罢，反正是专门对付咱老百姓的。

——市民目睹城管殴打路人后表示愤怒

骑车太累，公交太慢，养车太费，不如邻里一起拼车来得实惠。可现在拼车被当作非法营运了，罚款很高，以后干脆别出门了。

——广州拼车一族的无奈

有的人喜欢有模式的生活，有的人厌倦有模式的生活，有的人为制定模式而费尽心机，有的人为打破模式而兴高采烈。

——林凯说模式的生活

无地方可去。无东西可学，无项目可玩。

——青少年课余时间面临的“三无问题”

出门时要像绅士，赚钱时像谋士，体贴妻子像护士，辅导孩子像博士，矫健潇洒像斗士，幽默风趣像嬉皮士，做家务像大力士，不敢花钱像道士。

——新好丈夫标准

“当‘双规’老鼠药进入千家万户时，可能会对贪官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收敛腐败行为。”

——海口市一市民将“双规”注册成老鼠药和杀虫剂商标，谈到注册动机时他如是说。

讨一元、十元的叫“乞讨”；讨百元、千元的叫 1 【2】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口自卑和自负都是自己潜能和才能的天敌。前者不停地在蚕食潜能和才能，后者则干脆一棒子把潜能和才能打跑。

口即使春天来了。懒惰者的心田仍是一片荒凉。

口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本身是一个文豪，他有一句名言，这就是：“如果由我决定，我们是否可以有政府而无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我将不迟疑地选择后者。”而这与马克思当年所讲的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口刀的锋利是磨出来的，同样，也是被磨掉的。

口心里弥漫着大雾的人。眼前总是模糊一片。

口“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名言佳句，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励人无数，正说明在中华民族的典籍中，对道义尊严追求的嘉许远胜于对贫穷落后挣脱的陈述。虽然在西方有“不自由，勿宁死”之名言，但是在中国也有“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佳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向来都是以尊严、信仰、“仁义礼智信”等作为人生的更高追求的。

口当你被花环拥抱而飘飘欲仙时，那你离颓唐也就不远了。

口刘禹锡在《陋室铭》一文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再补充一句：“话不在多，有理则重。”

口成天好无事生非的人，虽然舌头一天天在增长，但生命却在一天天萎缩。

口什么可以用来安慰最不幸的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所有答案中，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回答的最妙。他说：“聪明人以此自慰——意识到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笨蛋则以此聊以自慰——换上别人也是一样。”

口谁都知道，风是无比柔软的，石头是无比坚硬的。然而，最终石头却被风给解体了。

口泪花倘若没有激情陪伴，那就白活了。

口人们常说做人应具有高尚的思想。那么究竟什么是高尚的思想呢?在我看来，它是以德报怨而不以恶制恶的情怀所释放出来的理性宽容，它是踏向历史高地的背影留下的有益启迪，它是跋涉于人间沧桑足迹所折射出来的灿烂光辉，它是向身陷沼泽中的无助者伸出的有力援手，它是向捐赠、收养孤儿、收养流浪动物等慈善活动捧出的真情爱心温暖。

口别看小草的幼芽稚嫩脆弱，但它却能顶开压在它头顶上的沉甸甸厚实实的泥土。

口悬崖虽被风吹雨打，但其上仍有劲松挺拔：浓阴虽有温情脉脉，但其下却无鲜花开放。

口其实，任何事物，其真相只有一个，而假相倒有万万千千。

口风筝一旦与系在它上面的长线离婚，那就永远也升不上蓝天了。

口当高尚沐浴在自我陶醉里的时候，不管语言如何委婉，它渗出的虚伪是难以掩人耳目的：当高尚投身于交易的时候，不管付出的代价如何微小，它丧失的尊严却是极其昂贵的。

口仅仅是为了摘取某个桂冠才投入艰辛努力，即使真的成功了，桂冠的魅力也并不能成为人生继续辉煌的动力。

口人们往往在鲜花凋谢的时候，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鲜花盛开时的温馨美丽的珍贵。

口自然界的生灵，即便是最简单的生物，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奔劳。高级如人类者更是如此，且比其他生物更加自觉，更有理性。而私有制就是基于人的这种性灵，很自然的生长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只会变得更高级和更加完美而已。

口缩短两个人之间距离的常常是微笑，而扩大两个人之间距离的往往是猜疑，即使是圣贤者也不会例外。

口两头都尖的针，不能缝任何衣服：三心二意的人，不能办任何事情。

口信心如果没有忍耐做伴侣，容易“山重水复疑无路”；忍耐如果没有信心做向导，难寻“柳暗花明又一村”。

口人应该像卷尺那样，决不能因为常常受到委屈，就改变正直的心肠；人应该像道路两旁白杨那样，决不能因为常常蒙受灰尘，就不再挺拔向上：人应该像肥皂那样，决不能因为常常同污秽打交道，就与污秽沆瀣一气不再洁身自好。

口有时残缺往往比完整更加完美。希腊米洛农民伊奥尔科斯于1820年春天刨地时掘获的由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雕琢的维纳斯雕像，对此可以作证。

钱　作者：李碧华字体： 【大 中 小】 　口男人可以欠下很多债，噎最贱格的，是欠女人肉金。 　口虽然仍坐拥75万美元(约直近600万港元)，但萨达姆未能冲出那泥洞“发泡胶大门”，用它来买一个香热的出炉面包，就被美军生擒了。以后更加不能了。

口富婆用六位数买了一个靓手袋，然后交由她的保镖代拎——名牌的意义究竟在哪儿?

口当你看到那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花边新闻，什么“杨千嫜八年韫一亿”、“李嘉欣转售大刘大楼套现八千万”、“徐濠萦二千万Fing钱实录”、“张柏芝五年狂Fing七千万”、“王颖妤索分手费二亿”等，你会怀疑，若非娱乐圈的男艺人“比较低调”，便是他们都比女艺人穷。

口原来，“富豪”被改称“城市名人”是降格。

口“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看来人只有两种：付钞的嫖客和白食的嫖客。

口已经腐败、变质、死亡的一段情，如果当日的情书还可“破棺而出”换到钱，真是废物利用的一流典范。

口人的意志力衰老时，贪念更加年轻。

口当你见到一些半红不黑的艺人，不惜槽肥自己，当众暴露身上摇曳生姿的腩肉脂肪，摆出尴尬的丑态拍照时，闻弦歌知雅意——不久之后，她会赚纤体广告的钱。

口最文艺的“拜金主义”者，偶像是金庸或金城武，或金鸡。

口自世上有货币流通以来，再没有更好的致谢方法。

口当想到死悭死抵的钱惟一出路是变成“遗产”时，把心一横，尽情挥霍奢侈享乐——不幸，你很长命。

口金钱以它与我们分手之后，价值最大。

口当问题不能解决时，“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好方法。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钱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问题，而是因果。

口即使是最便宜的疯狂大减价，也需要花钱，可能更多。

口名人有很多朋友、爱慕者、fans——但他／她的“人缘”和“观众缘”。没有财运那么好。

口对生命最大的侮辱是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死难者致意，还要买一张十块钱的门券和一张四块钱的“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图片展”纪念票才准进内。

口一名少女，把好友寄养在她家的心爱摺耳猫资料上传网上，经此广告偷偷转售，卖了1800元。这是把原始感情关系“科技化”牟利的成功个案。

口钱买不到幸福，但它是一种事业。世上有“慈善事业”，也有“慈善家”，非常具体。

口既然不断有人抱怨金钱万恶，不如就牺牲小我，承受这罪孽吧。

口一只最昂贵的名表，设计最精美、功能最多、限量发行身价最高、最渴市、最受欢迎——表面时间显示也不过是十二格。绝对无法多出一秒。它的主人也一样。

口人不知要得到多少才满足?正如人不知要付出多少才快乐。付出一切的钱原来买不到“真心”，告诉你，你比亿万富豪充实和丰裕。

奢侈的铺张　作者：李换运

清朝的二百多年里。国库没有亏空的时候少，当朝的官员毫不讳言地指陈亏空的原因，其中首要者乃官吏奢侈的铺张。那税赋凝成的银子，那民脂民膏凝成的银子，就在官吏的迎来送往、声色犬马、推杯换盏中渐渐地流失了。那时候。满汉全席是高规格的招待，动辄就十余桌。如果官吏的随从多，家眷多，其开支就更大了。倘若碰上对奢侈排场情有独钟的官吏，下级投其所好，不得不做儿孙样，曲意逢迎，自然就十分的热闹了。于是，清理杂乱的街道，安排豪华的宾馆，准备精致的用具，还要宰杀牛羊，摆设于道路的两旁，其隆重犹如祭神祭祖一般。

那些官吏在一个地方尽情地吃喝玩乐，只是享受的一部分。接下来，地方的官吏还要给上级摆一摆起程的酒席，送上不菲的银两。那银两皆有说道，像“过山礼”，大概是取上级从这里经过之意：像“盘查规礼”，大概是因为上级在这里检查工作，还有吃吃喝喝，十分辛苦，按规矩送给一份礼：像“出结规礼”，不知道是为了让上级在盘查后写出富有溢美之词的报告，还是想到上级在这里工作完结了，应该表示表示。这之外，就是献上当地的特产，名日“土仪”。已经是这样了，还觉得不够意思，便想出自以为够意思的方式来：若是馈送的银两到了一百两，就外加十两，名为“随封”，加二十两日“双随”。馈送的银两越多，随封或双随就越多。这还不算完，那些上级的随从、家人、书童、皂快“莫不各有馈送”。难怪有人感叹，“府官每年两次下县盘查，其供应之扰，虽贫瘠小县亦不能免也”。有人统计，就一个省而言，每年迎来送往的开销，“累千盈万”，不可能不造成国库亏空，因此大声疾呼：“上官者，勿以口腹为细事而贻累于有司；有司者，勿以饮馔为殷勤而求媚于大吏。”

关于奢侈铺张的歪风，有人在抨击，这消息也不断地传到初登帝位的雍正皇帝那里，他担心因此而使官吏不可救药，便亲谕各直省督抚：“风闻各省州县有供应上司名色，凡经过之处，广备酒宴，罗列珍馐”，就连仆人兵丁也花费不少。有的官员让下边办事，先是给些银子，事情办完了又把银子收回去。府厅下县盘查，“亦多供给之扰。就一省统计，不啻盈万累千。”这样的耗费，哪个官吏会拿家财来充大头?不会，只好挪用公家的银子，所以“挪用亏空。势所必至。”雍正在列举了种种劣行之后，严肃地告诫：“为大吏者，理宜洁己率属，奚容暴殄物力，骚扰地方?以后务须严饬所属，往来供应，概行裁减。”

病入膏肓，其医也难。贤者的疾呼和皇帝的圣谕，在那奢侈铺张成风的岁月，分明显得很微弱。送礼之风，风靡九州，还差不多成为定制，除了在上级盘查时送礼外，端午、中秋、春节要送，恭贺升迁要送，官吏或家人生日也要送。一个巡抚，一年收到的礼金竟达四五万两银子。当然，这送礼的多寡等级分明，“量其权势之轻重，定其规礼之厚薄”。势利之人，无处不在。

官吏的奢侈铺张还表现在另一面，一旦升迁，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为民谋利，而是赶紧增加亲了随从，赶紧纳妾收小，赶紧装备车马，赶紧储藏珍玩，好使自己转眼间风光起来，阔绰起来。一到了新任的地方，则匆匆忙忙去打点拜谒上司，唯恐因殷勤不够而日后穿小鞋；还匆匆忙忙造屋盖房，使衙门巍峨壮观起来，自己也威风凛凛起来，心旷神怡起来；还匆匆忙忙置办器用，但凡起居所需都弄得漂漂亮亮，看着顺眼，使着顺心。即使与妻妾交杯换盏、颠鸾倒凤，也平添几分乐趣。

有不少的地方，本是因为追求奢侈，挥霍无度而亏空致贫，但是已经奢侈惯了，相习成风，谁都不想改，也不敢改，担心自己一改，出头的椽子先烂，不光经济上吃亏，政治上也受影响。所以，一路奢下去，便越奢越贫，越贫越奢。于内，讲究衣服鲜美，饮食精细，车马上乘，奴仆众多，妻妾的要求也一一满足。于外，玩玩古董，会会娼妓，听听戏曲，游游山水，无时无刻不在尽情地享受。在这样铺张的环境里，为了满足自己和上司的欲望，那些地方官吏，越发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那些居上位者，则隔三差五地到地方索要或报销开支。上下互动，彼此“激励”，奢侈之风就越刮越烈了。

知青一代渐与鲁迅接近　作者：李国涛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在文章里对鲁迅常有不满，以至反感。这是我这样读书不勤的读者也能感受到的。近来好像有点变化。读查建英采访并编辑成书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内收对当年“知青”一代文化名流的访谈。谈话的时间大体在2004年下半年,书的出版则是在2006年，三联版。我发现，当年的知青一代人,现在与鲁迅倒是接近起来。他们可是新一代的文化风云人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鲁迅受到多方面的责难。大家责之以过左,不宽容，好骂人，等等。我想这是有具体原由的。但也要想到鲁迅在“文革”中曾被抬到“伟大导师”的那种高度,每句话都正确，他骂过谁谁必倒霉,他赞成过谁谁就算了不起。他有点像过去的孔圣人的样子，谁受得了?我看时到如今，知青一代人,对鲁迅理解较全面,也较深刻了，他们本来也没有前一代人的那种膜拜方式,现在则更冷静，更理性,所以也更理解,更宽容了。比如谈到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阿城以之与五四比。他说：“估摸这来,还真是要来回来去这么反复。 ‘五四’就想一次成功,一锤子买卖。鲁迅后来不是写《在酒楼上》吗?就是写当年的那些人，怎么都这样啦?消沉了……这种人就像酒楼上那个魏连殳……”陈丹青说：“小时候读鲁迅，他说五四英雄当官的当官，消沉的消沉，下野的下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现在明白了。”(这一段原文见鲁迅《(自选集)自序》，1932年)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知青一代人，经过这样的二十来年,对历史，对世事，看得透，也说得清了。

正好，我近些时读的三本书，一是陈丹青的《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共二册，一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这又都是两位知青写的书，尖锐、锋利、真诚。前两本纵论当前文化教育事，后一本集中谈《论语》。此三书涉及鲁迅的意见不少，都可以证明他们对鲁迅的态度,这也是我比较赞同的态度。先说《丧家狗》。著者有厚实的学术功力和当代的思想,书写得很好。他说,用“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说明当时孔子的生活状况：孔子之为圣人,是后世人弄出来的，当时他并不走运；他喜欢活的孔子,而不喜欢那个死后成为圣人的孔子。我想到，这些话都与当年鲁迅的看法极相近。这是一部专著，我不是说它利用了鲁迅的研究，鲁迅只是简单地涉及于某些点。我只是说,鲁迅的论点被70年后的学者所认可并延续,而这一代学者常是不满于鲁迅的人。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里说过：“总而言之，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夫子后来成了“敲门砖”。孔夫子真正是“圣之时者也”，鲁迅说,这意思是“摩登圣人”。鲁迅的这些意思,都是李零在自己的书里所认同的,或者说，几乎也差不多。有趣的是,陈丹青在《退步集》里(51页)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鲁迅说：孔夫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结果他身后也被权势者捧起来。鲁迅骂孔夫子,其实骂的是权势。”这其实又进一步说到鲁迅自己在近几十年里的命运。我想，李零、陈丹青的这种“知青情绪”,都是很相近的。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这种情绪已经成为冷静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我还不妨再说一点，在《丧家狗》一书里，李零说到，孔子与他的某几位弟子,年龄差不了几岁，常有辩难，有争论,都很随便、也亲切。我看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偶尔谈及孔子时也说过：“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多是一大帮社会油子!他们想,在这儿混一混，完了就走了，就去给贵族服务了。有这么一个老师，刁难刁难他……”这也是李零眼中的孔子生活真实状况。要是再读读鲁迅那篇文章，可以见出，摆脱了圣人之徒的言论方式，鲁迅倒是与知青一代的想法相当对口。鲁迅不是也有文章揶揄孔子坐车旅行,得了胃下垂的病吗?他为什么爱吃生姜?用姜温胃。那都是在想象当年的夫子过着的实际生活。这都是把圣人当成活人解读。在《丧家狗》一书里,多次征引鲁迅的话证明著者的观点。如引《杂忆》(《坟》)中鲁迅说“无友不如己者”乃“势利眼”。又引《娜拉走后怎样?》说明民国时期妇女的处境。当然，最重要的是引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证明重要的关于孔子的论断。两个巨大的年代断层，——从鲁迅到知青一代——现在居然有接近的迹象了。画家陈丹青对鲁迅，一论再论，至于三论，写成三篇大文，收入《退步集续编》。我看有些看法是新颖的,尖锐的，或有偏激,但值得专业研究者注意。

朱熹的作风问题　作者：朱　辉

作为理学家，朱熹一直名闻遐迩，他在儒士中的影响力一度仅次于孔孟，而且学说远播日韩，至今在海外仍有一定影响。对于普通老百姓，其复杂的学说并没有多少人系统学习过，只知道“存天理，灭人欲”这句混账话是他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不知道压迫了多少人，造就了多少人性悲剧。

显然，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并没真正深入人心。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民无力抗衡强大的国家机器。于是只能用类似谣言的传说去发泄他们的不满，道貌岸然的朱夫子便成了绯闻缠身的伪君子。

朱熹与狐狸精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传说南宋淳熙年间，朱熹辞官到武夷山定居，在五曲溪畔建了座别墅。每天看看书，给慕名而来的儒生讲讲课，日子过得清净而单调。忽一日，一美女来访，自称名叫“胡丽娘”，家住附近，慕名来拜朱熹为师。朱熹看来非常乐意辅导文学女青年。日以继夜，很快非法同居了……后来乌龟精使坏，胡丽娘被打回原形死去，朱熹这才知道她是只千年狐狸。

对于朱熹的反感似乎不仅仅来自社会底层，读书人中也有不少人从内心不太喜欢他，于是朱熹与妓女严蕊的故事在知识群体中也有很高的传播率。相传台州知府唐仲友与官妓严蕊在社交活动中相识，通过对诗渐渐产生了一些超友谊的情感。正待唐仲友设法替严蕊恢复自由身，朱熹上任浙东提举，接群众举报，说唐仲友作为领导干部与“三陪”女严蕊同居。朱熹与唐仲友在学术上是对头，天赐良机，于是朱熹逮捕了严蕊。看到严蕊的姿色，朱熹像猪八戒般习惯性地心猿意马起来。可是与唐仲友相比，朱熹基本属于鼠目獐头之列，可想而知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于是他老人家恼羞成怒，严刑拷打一心想制造冤假错案，最后甚至惊动了皇帝。后来朱熹改官。岳飞的儿子岳霖任提点刑狱，释放了严蕊，判令从良，严蕊最终被宗室贵族纳为妾。

朱熹真的有作风问题吗?狐狸精传说显然是胡编乱造的。而他与严蕊的故事也疑点重重，首先这个故事最早记录于洪迈的《夷坚志》，《夷坚志》是本通俗小说集，并非严肃的史书。后来《二刻拍案惊奇》又加工了这个故事，使之更具戏剧性，从岳霖生平看，他并没有到台州当过官、想必是小说家拿他“岳飞之子”的身份去压朱熹，让读者因此产生阅读快感。

“其实朱熹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原义是指一个人饭吃饱了还想吃人参燕窝，这是不正当的人欲；一个人有了一个妻子，还想三妻四妾，也是不正当的人欲……他的原义被统治阶级篡改了。”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走遍中国》，朱熹老家的文化人替他鸣冤。

一个人被炒作成“神”，他以前做人时的许多痕迹往往会被刻意抹去，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真正的朱熹是什么样的?一般人已经无法去还原他的本来面目。在那些绯闻里，朱熹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代表人们痛恨的虚伪假道德。

孙犁谈知堂　作者：祁白水

孙犁说，文运随时运而变。真是不错的。周作人的书，近年来越出越多就是一个证明。那如何看待知堂其人其文呢?近日读孙犁的《书衣文录》，见书中数次提及周作人，言辞峻切，情绪激动，先则否定其为人，继则否定其为文，启人思索，发人深省。

孙犁作为亲历过八年抗战的一名老兵。饱尝铁蹄入侵，国破家亡之痛，对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汉奸，在情感上持有强烈的排斥感。他认为一个在国难当头，负于国家民族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也没有操守的人。无论他在为人上如何标榜恬淡平和，在为文上如何标榜冲远清淡，那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虚假的，做作的。这样的人写出的所谓闲适文章，也是无聊的，没有价值的。

在1974年11月23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上，孙犁热情赞扬鲁迅先生一世，惟光惟热，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对因缘日妇、投靠敌人，得享高寿的周作人厌恶之极，说他自署“遐寿”，是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太无聊了。彻底否定其为人。

在1987年1月3日《知堂书话》书衣上，孙犁一针见血地指出，周作人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虽众口一词说他读书多，也要加以分析。他评价周作人所作读书记，是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虽自我标榜为追求冲淡平和的境界。实是艺术上的另一种颓废，不足为法。否定其晚期为文。

在1992年1月15日《知堂谈吃》书衣上，孙犁表述，人之所以否定周作人，非是不知其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而是当敌人铁蹄入侵。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大节有亏，负于国家，负于民族，当了汉奸!汉奸能同情吗，能原谅吗?

有人说，人归人，文归文。但孙犁认为，文章不能脱离历史制约而单独存在，它要伴随的东西很多。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一个人的历史更是难以掩饰的：你的言论，有耳共听；你的行为，有目共睹，虽时过境迁，终有人会记得。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孙犁还阐明，作家的情操。决定其文章的高下。什么是情操?他充满感情地作了归结：“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接着，孙犁生发道，先秦庄子、汉司马、晋嵇康、唐柳宋欧，这些古代作家，文章之所以好，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文章，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他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起来是超脱的，但仔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而周作人的文章，号称闲适，但很难想像，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周旋。因此，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他晚期的文章。既是无聊的，也是猥琐的。就其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

即便如此，孙犁也未因人废言，充分肯定周作人早期文学和翻译的成就。是相当公允的。通过孙犁对周作人的评价。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既有为人的，也有为文的，还有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非常深刻。

怪异的逻辑　作者：卓　卓

“开特权车就是要横冲直撞敢闯红灯，就是要横一点，不然交警以为你是假冒的!”一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向同行面授机宜。

“收红包就是要大胆一点。不要不敢收或者不好意思收。不收的话。患者就不放心你!”一位老医生真诚地对年轻医生传授心得。

“唱流行歌曲就是要像口里含着萝卜，如果吐词过于清楚，歌迷就认为你太老土了!”一位当红男歌星这样谈成功经验。

“对那些漂亮的女演员就是要热情一点。你如果不找她深夜谈戏，她就可能认为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一位曾经为人正派的男导演的自圆其说。

“对顾客就是要狠心点，宰他没商量。举例来说，如果不在这件衣服50元的标价后再添一个‘0’，到现在。这件衣服可能还卖不出去!”服装店老板大谈经营之道。

“对大米。就是要该漂白就漂白，对西瓜，就是要该注红墨水就注红墨水，不这样，还真没人买。”一个人道时间很长的小贩对他请来的帮手说。

“对学生就是要凶一点，该体罚就体罚。如果对他们太和气了。家长就会认为你管理松懈。不是一个负责的老师。”一位老教师谈切身体会。

“为领导写报告，就是要会写几个错别字，比如把‘千里迢迢’写成‘千里条条’。否则领导作报告，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招招’，不是闹天大的笑话。让领导当众出丑吗?”某资深秘书升迁之时，对刚分配来的接任他位置的大学生反复强调。

“花银行的钱就是要心安理得，你花得越多。他们就给贷得越多!因为他们生怕你以前的钱都不还了。”一个欠银行几千万的企业老总笑谈花钱不得不大方。

“人在家里就说一声，害得老子撬了这么长时间的门，白白花了力气!”一个准备撬门入室盗窃的小偷对正在睡午觉的主人抱怨道。

郑大官人的原始积累　作者：林　岗

原始积累俗称第一桶金。遍阅人间第一桶金的故事，鲜少里面不含血泪和辛酸。马克思谓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泪。诚哉斯言!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水浒写来。虽然着墨不多，但三言两语却透尽了微贱之人如何进行原始积累的个中消息。

杀猪屠狗在旧时本为贱业，不像要发达的气象。作者给他取名日屠，也是透着轻视的意思。但是既是杀猪卖肉，操刀之人，想必有些气力。郑屠首先就用他的气力欺负比他更弱小的金老父女。俗话说柿子挑软的捏，郑屠找孤老寡女下手。专捏软柿子。人性的诡谲由此可见一斑。金老父女流落异乡，无依无靠。郑屠看准这个弱点。先“强媒硬保”，将金老的女儿娶为妾，代价是付金老三千贯。但是这三千贯仅仅是文书一张。并无现银交割。是“虚钱实契”。就是说金老将女儿嫁给郑屠做妾。并无得一文的实际好处。待到女儿嫁过去，未及三月，花玩谢，人玩残，便找个理由，赶将出来。这样郑屠便有理由诬金老父女不履行当初的契约，“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可怜金老哪里去找三千贯钱给郑屠呢!当下无钱还，正好慢慢受奴役。于是金老父女成为郑屠生钱的工具，沿街卖唱， “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女盘缠。”或许有读者会给他们出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是既然想得出如此歹毒的主意发财，一定想到用线眼看管这“生财工具”的。金老住所的店小二，就是郑屠的线眼。如果不是鲁智深做主，弱小父女如何脱得了身!

微贱之人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背后一定有人撑腰，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官商两道，在当时都是打通的。所谓打通。不是混为一体，而是相互勾结。官中有商，而商中有官。只官不商，官无以富贵阔绰：只商不官，商无以挣大钱，发大达，亦无以基盘永固。郑屠所找的撑腰人就是小种经略相公。有他撑腰，郑屠便可以狐假虎威，而行走在外，任何人也会给他几分面子。一个卖肉户，给自己取个“郑大官人”的名号，又叫做“镇关西”。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名号很可以吓唬一些无知无识的平头百姓。以维持他行霸一方的劣迹。为恶多年的“郑大官人”，家底也很有些可观。“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又有“十来个刀手卖肉”。

资本积累的伎俩。正途的不算，从来无多，只有两手。一日暴力奴役；二日荫托包庇。近日报刊揭发出山西黑砖窑的故事，其所作所为，与数百年前的“郑大官人”并无二致。当年的“郑大官人”是今天山西黑砖窑主的祖师爷；那些奴役童工，欺诈残疾弱智雇工的砖窑主，是今天活着的“郑大官人”。

米饭应该卖１万元一碗的Ｎ个理由　作者：爱谁谁

1、让领导先吃：

2、没有大多数人吃不起饭，哪来少数人吃到撑死：

3、再不买米饭，要涨到100000000元每碗：

4、国家米饭办消息，今年内米饭的价格还要上涨100％：

5、中国人口这么多，都要吃饭呀，价钱当然不能低了：

6、中国耕地这么少，都要吃饭呀，价钱当然不能低了；

7、米饭是给富人做的，不是给穷人吃的，当然要暴利了；

8、米饭10000元每碗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这样我们的GDP就可以排上世界第一了：

9、美国的老太太办按揭，现在就吃上饭了，中国的老太太不办按揭，攒了一辈子才吃上米饭：

10、米饭降价了，那银行的坏账就要大增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1、吃米饭是要讲素质的，不是北京户口的就不应该吃米饭：

12、米饭不是馒头，不能卖馒头的价钱：

13、改革的阵痛必须要有人吃不起饭：

14、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盛世的米饭应该是10000元／碗：

15、米饭行业是国家的支柱行业，米饭价格一定不能降：

16、米饭10000元／碗也只有15％的利润率，算不上暴利；

17、美国的米饭价格大涨。中国应该和国际接轨：

18、米饭公司的家属为了反恐，应该多吃点饭：

19、做饭的水也涨了5分钱了，米饭当然也要涨到10000元／碗： 20、说米饭10000／碗太贵的人有仇富心理：

21、吃不起饭是因为有人素质太低了：

22、米饭10000／碗是为国企脱困服务：

23、不同意米饭10000／碗的人不爱国：

24、米饭10000／碗是为了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25、米饭10000／碗正好，价格太低就剥夺了吃饭人的荣誉了：

26、米饭10000／碗不贵，国家多收点税就行了，大家要调整吃饭的心态： 27、米饭不卖10000／碗，难道要免费吃才行吗：

28、谁让你幸福生在中国：

29、为了稳定米饭价格，应该把米饭首付提高到5成!防止有人恶意暴吃!

30、饭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起的，买不起饭的人可以去吃糠啊。

31、大力发展吃剩下的二手米饭是解决米饭高价的一个出路：

32、还应该收(1)饭碗建设费，(2)吃饭税，(3)饭桌初装费和租用费，(4)外来务工人员暂吃费，(5)跨桌吃饭、择桌费；

33、虽然米饭卖10000元每碗，但国家米饭公司依然巨额亏损，所以国家准备在今年将米饭提高到15000元每碗：

34、国家米饭公司提醒全国人民，如果你们恶意抵制米饭涨价，国家米饭公司将会破产，你们将永远吃不上米饭：

35、米饭关系着国计民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只能由国家垄断经营：

36、虽然国家垄断经营米饭，但国家米饭公司可以到海外上市，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37、因为米饭10000／碗价格太高，于是开了一次听证会。会毕数日后，米饭即降至15000元／碗：

38、温州炒饭团来了；

39、中国的米饭比美国好五倍，10000块一碗，难道还贵吗?

40、目前是中国历史上米饭最好吃的时期……

41、米饭的使用权限只有3个小时，3个小时后变成的东西归国家所有：

42、米饭价格问题牵涉到许多部门。不是米饭办一个部门能解决得了的：

43、虽然印度实行全民免费吃米饭，但印度的免费吃饭保障是低水平的。如果中国也建立低水平的免费吃饭制度，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44、中国的米饭价格高，说明中国人民富裕了，购买力更强了：

45、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米饭价格应该向国际标准看齐，今后涨到每碗100000000美元都是正常的，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46、某饭商称，我们的米饭是为富人准备的：

47、米饭价格千万不能降，这会让那些拥有米饭的人财富缩水：

48、让米饭涨价是与国际接轨，让一部分人吃不上饭是中国特色：

49、米饭10000／碗当然不贵，这可是开过听证会的；

50、中国是世界上米饭沙子最少的国家……

51、专家都说了，米饭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收藏的。

不要随意鼓励别人　作者：一　哲字体： 【大 中 小】 前段日子，去西安采访著名作家、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谈到他对文学青年的教导和帮助时，他讲了一件令他一直都在自责的事。

那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一些喜欢文学的青年常常登门求教，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有位姓段的小伙子从西安户县的农村带着自己的一些习作来西安拜访陈忠实。陈忠实抽出时间接待了这位小伙子，并认真地看了他的一些习作。看完之后，虽然感觉很一般，但为了不打击小伙子对文学的热爱和写作的热情，陈忠实还是客气地说了几句表扬和鼓励他的话。小伙子得到了陈忠实的鼓励，很是激动，眼含热泪表示，一定会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对文学的追求。

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姓段的小伙子再也没有同陈忠实联系过。陈忠实一直认为，这位小伙子肯定早已经放弃了写作。然而，在一次去户县参加活动期间，陈忠实听到了这位小伙子的消息。当年的小伙子已经年近不惑了。这十多年来，小伙子一直在坚持写作，别人给他介绍工作，他不做，家里的农活也不干。一心扑在写作上，穷困潦倒。十多年来，除了在一些地方小报上发了几篇豆腐块外，他没有取得任何文学成绩。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写作，他却不为所动。洋洋得意地说：“陈忠实曾经表扬过我，说我写得不错，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能成为名作家。当年的陈忠实不也是在农村苦苦写了好多年才写出名的吗?”当年陈忠实碍于面子，几句客套式的表扬和鼓励的话竟然成了他沉迷于写作、不问世事的支撑。

说到这件事，陈忠实唏嘘不已，他说：“如果当初我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文章写得很一般，不说一句鼓励他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沉迷于写作，固执地坚持当个作家了。”陈忠实为自己当初的几句鼓励之语而自责。

鼓励会给人温暖，给人动力和信心。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地对别人给予鼓励。当一个人走在错误的路上的时候，给他鼓励无疑会使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不可自拔。这个时候，最好的帮助是毫不留情地对他当头棒喝，让他清醒起来，从而转身走上一条有前景的路。

“少数和多数”说　作者：沃　湖

富有的是少数，贫穷的是多数。中国追求了几千年的“均贫富”，结果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有意思的是少数，有意义的是多数。不难发现，我们现在讲意义太多，讲意思太少，而事实上许多意义没意思，许多意思却很有意义。

腐败的是少数，受害的是多数。腐败者永远不明白自己集中消费的短暂幸福，其实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

说话的是少数，沉默的是多数。我们历来崇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谦谦君子。观棋不语、默而识之、息事宁人等等，长期的封建社会进程，渐渐形成了如此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意识在现实的土壤中积淀深厚，沉默之风。山高水长。

敢说真话的是少数，唯唯诺诺的是多数。当年马寅初以一当亿，而万众齐喑，可见相信并坚持真理敢道真话的总是少数，而大部分的脑袋仿佛都长到了别人的肩膀上，不用自-己思索。

说“不”的是少数，说“是”的是多数。此语类同于前句，但又自有义；在真理、法律、原则等所有规范面前，人人一律平等，这种时候说“是”似乎简单，可以为之，但在不公、不平、不法面前说“不”太难了，因为有些人曾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碰到该说“不”的时候也是“是”了。

记住历史的是少数，忘却历史的是多数。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简化为“记住和忘却的辩证”。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了中国人的健忘，学界也老在批评国人的“善忘”，因为即便大如文革者，也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视野，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是否大多数人都成了背叛者?

被历史记住的是少数，被历史遗忘的是多数。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记住的永远只是那么几个人，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

有方法的是少数，有问题的是多数。惯于埋怨，长于批评，擅于牢骚，问题老是问题，旧的没完。新的接踵，而方法总是落后于问题，跟不上问题的步伐，似乎想不到在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叫“方法”的东西在。

唯下的是少数，唯上的是多数。老人家早就有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但触目的多是漂于河面上的浮萍，深入沉下去的实在寥寥。看来，目前缺少的不是上进心，而是平常心。

思考的是少数，干活的是多数。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益进步，谁都在忙忙碌碌，疲于应付。停下来想一想，思考思考的人太少了，如此庸众就多了，理性少了。

抗争的是少数，妥协的是多数。克己忍让有时可能是一种美德，但面对不平和不公的时候，这种美德往往会纵容罪恶，妥协的结果是犯罪的变本加厉，于是抗争就显得格外高贵。这方面，林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执行的是少数，制订的是多数。此语主要就制度而言；我们常常乐于善于制订各类制度机制，但制度机制形成以后，往往就只是制度机制自己了，它们被“养在深闺”，成为执行者的“私囊”，只是到检查总结评比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晒晒。

不变的是少数，变化的是多数。或许是时代变化得太快，朝令夕改、朝三暮四、翻来覆去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婚外恋、一夜情等成了电视电影的主旋律，理性接受挑战，诚信经受考验，执着常被怀疑，到处是变化、变幻和变异，失落的是永久、永远和永恒。

说到此，突然想到约定俗成的“少数服从多数”，不知道此言渊出何处，源自何时，我怎么越看越觉着该反了说呢?

中美学生差异　作者：豆　劳

一、上大学

美国学生为了能从大学毕业，上了大学才开始认真学习。

中国学生为了能考上大学拼命学习，上了大学就不再认真学习。

二、向老师发问

在课堂上，美国学生为了装懂故意向老师发问，美国学认为坐得横七竖八才能更好的与老师交流。

中国学生则为装懂而不向老师提问，中国学生还认为坐得端端正正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

三、解题方法

如果老师给出同一道题目：“现在是12点整，时针和分针刚好重合在一起。请问，要经过多长时间时针和分针才能再次重合?”老师的话音刚落，美国学生的反应是不约而同的拨动腕上的手表，用这种其实很聪明的“笨方法”看时针和分针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重合。

而在场的所有中国学生肯定立即拿出纸和笔，列出一大串计算公式进行开始计算。

四、受教育方式

美国学生的受教育方式是“放羊”。十分轻松。因此他们大多数喜欢异想天开，想象力无比丰富。

中国学生受教育的方式是“填鸭”，辛苦得很。题海战术他们不怕，怕就怕那种“脑筋急转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确实转不过弯来。

五、数学头脑

美国学生一向不大有数学头脑，不得不长期依赖计算器。

中国学生都是数学天才，口算心算水平一流。

如果中国学生告诉美国学生：我们能不用计算器做出4位数的乘除法，甚至能够徒手开平方根。那美国学生看中国学生的眼神肯定像看见了撒谎的木偶的长鼻子一样。

六、零用钱

美国学生的父母说：“我们不得不通知你，你这月的零用钱已超出预算了!去，把车库打扫一下，把游泳池刷一刷或者把花园里的草割了，我们就可以再给你一些钱花。”

中国学生的父母说：“零用钱用完了吗?没钱了就到书房抽屉里去取。”

七、旅游

美国学生对自己的父母说：“我已经攒够钱了，我要去旅游了!”

中国学生对自己的父母说：“我要去旅游了，请给我一笔钱。”

八、女朋友

美国学生把女孩子带回家，自豪的对父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中国学生面对自己已被撬锁的日记本和气急败坏的父母。心虚地说：“我没有早恋。”

九、新赛车

美国学生喜欢夸耀自己：“瞧，这套新赛车是我自己，组装的!”

中国学生则喜欢夸耀自己的长辈：“看!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赛车。”

十、自己做主

美国学生的父母对他们说：“亲爱的，你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主了!不要老是依赖我们给你提供意见。”

中国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吼道：“放肆!翅膀硬了是不是?敢把我们的话当耳边风?告诉你就是你长出了胡子，你还是我儿子!还得听我们的!”

镜子中的箴言　作者：丛维熙

我童年时代，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生活过一段时光。而对每一个人来说，童年的岁月又是无法忘却的，因而每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月15日，总会激起内心的波澜。近日在灯下阅读《20世纪大全》中的日本史料。百感丛生之际，不禁记起了在上个世纪之尾，我出访日本时，与一位日本友人关于镜子的笑谈。

当天。我有一次喝日本的“清酒”，因为其酒精度较低，便放量多喝了点儿。之后便借着酒兴，斗胆向日本友人说了个自撰的寓言。我说：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镜子的人，是个伟大而聪明的智圣。之所以如此，在于人们无法自知其形影之时，它给人们一个自照其五官美丑的器皿，它的最大功绩是让那些脸上有污垢的人，对镜自照后可以洗掉污垢，使面孔变得美丽起来。日本友人对这一话题很感兴趣，先是与我研究起镜子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当我们都无法得知镜子的首创者时，便进入了博大的主题：即镜子的主要功能是自照(当然也能用以照人)，小到一个人的面部卫生，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照和自审。我询问那位友人：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战之后最勇于自视自身盲点和缺陷的是德国，最匮乏这种自审精神的。你认为是哪个国家?

这位同行友人是个有识之士，一言道破了我的腹内玄机：“君之用心，我已清楚。你在比喻我们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自照镜子的精神。”

我说：“你同意我的‘日本观’吗?”

“我们算是异国知音吧!”他说。

因无争论，便无“战争”，镜子的话题到此刹车；又因观点一致，我们便又碰起杯来。

其实，这一段酒言我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所以如此，皆因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几任总理，在二战的有关纪念日，都无一例外地向被害国人民不断赔礼道歉。笔者记得，连任12年德国总理的科尔，每到二战结束的纪念日，必向世界人民忏悔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罪恶。有一次，科尔在德国境内遇见一群受害犹太人的后代，曾弯下他胖胖的身躯，连连向他们鞠躬陈罪。据当时报纸刊栽，他在出访以色列期间，曾向希特勒企图灭绝其人种的以色列人民下跪，以忏·海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血腥屠杀犹太人的罪恶。科尔如此，他的前任和后任总理，都无一例外地向世界忏悔过德国发动二战的罪恶：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访问期间，特意去昔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凭吊死在这里的300万冤魂，出于悔罪的诚意，勃兰特曾跪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为死者久久默哀。历史记载：2003年的6月22日(德国进攻前苏联的纪念日)，当时的总理施罗德。再一次发表悔罪声明，除了代表德国政府向前苏联死于二战期间的2700万亡者，以鞠躬表示祭悼之外，特别提出要严防纳粹在德国的死灰复燃。到了2004年夏天。在盟军庆祝诺曼底登陆成功以及波兰华沙纪念反纳粹起义60周年之际，施罗德专程前往法国诺曼底和华沙出席这两次纪念活动，并为法西斯德国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道歉。始自本世纪初，德国先后拿出千万马克的巨资，对二战期间被纳粹强制为其劳动的劳工，进行认罪赔偿：到了现任女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再次承诺德国将对二战期间受纳粹奴役6个月以上的东欧劳工(仍活在人世间的，大约有120万人)，每人将赔偿一万五千马克款。以示为二战时的德国谢罪。

看!历任德国政府的政要们，对战争罪恶的态度是多么鲜明!世界媒体对德国的评论，都认知德国不单纯是形式上的表态，而是出自于对二战中德国所作所为的严格自审。据传媒报道，在前两年的6月7日，德国众多著名科学家，又对二战期间纳粹科学家参与“人体实验”的屠杀行为进行了清查。主持这个会议的科学家胡贝特·马克尔在会上以十分沉重的心情，首先向被杀戮的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之后，对当时一些德国的顶尖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丧失人性地沦为纳粹杀人工具，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为他们的行为“悔恨、悲恸和羞耻”。

我们以德国为镜，扫描一下我们的邻邦日本，就会发现与德国大相径庭的奇观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为发动世界大战的轴心国的三大成员国之一，它与德国勾肩搭背发动了“大东亚圣战”，除了使中国饱尝战火劫难之外，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受到了它的铁蹄蹂躏，这是写进世界史，全球人人皆知的事情。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尽管东南亚各国强烈呼吁他们反省侵略战争罪恶，这个东瀛列岛之国，却从没有自审之后的真诚悔罪——恰恰相反，二战之后的历任首相很少有自照其历史，并向世界做出交待的智者。尽管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一般，不断轮换首相，但是能认识战争罪恶并拒绝到靖国神社叩拜战犯亡灵者，可谓寥寥无几。德国政要在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下跪，而日本多数政要却永远不忘超度战争亡灵——这种鲜明的对比。只要不是痴呆茶傻的弱智，都能洞察出日本政要今日之所想。

从1945年的8·15日本投降日 到现在，历史已然过去了整整62 年。日本那些政要不断去参拜战 争亡灵的同时，还不忘千方百计 地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用以愚弄欺骗国内的新生代。比如，对那场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面对几十万人头落地的事实，包括昔日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内，出于良心的忏悔，向世界披露了他亲眼目睹的血腥屠杀记录之时，还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面壁忏悔：可是那些日本政要们。却躲在政坛的大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他们并没有闲着——而是挖空心思寻找盾牌，为其美化为“大东亚圣战”的《历史教科书》不断改头换面，就是在他们的锣鼓点中，上演一出黑白颠倒的戏。但是不管怎么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淡化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2007年6月，他们否决了韩国提出的“慰安妇”问题。就是佐证。

何故?又意欲何为?

这里，我们翻开日本档案和有关书刊，就不难管窥出其狼子之心。日本档案里有这样一桩记载：早在1927年田中义一任日本首相时，就曾向日本天皇密呈奏折，文内写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后，始自发生在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火车爆炸事件，继而在1931年发生的9·19事变——直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与同年12月13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都是蓄谋已久侵略战争结出的恶果。日本当今的政要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档案，写进自悔的教科书，反而还在那儿玩偷梁换柱的把戏，为血腥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说穿了，不外还在演绎昔日那些战争狂人的梦呓罢了。

如果说。那是陈年旧账，我们不妨把历史镜头的焦距拉近一些：君大概不会忘记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表演吧，那事件发生在1970年的11月25日，据去年日本出版的《三岛由纪夫的真实告白》一书中记载，三岛曾在日本接受过特务训练，当1968年日本爆发反战的学生示威时，他曾接受自卫队的命令，混进学生队伍打探情报。这个狂热的武士道分子，叫嚣“对天皇的信仰高于人道主义”，因而在1970年。上演了一出“勤王”闹剧，并在发表了“勤王”演说之后，便拿起他手中日本战刀，剖腹身亡。笔者直译其剖腹自杀的目的，不外是为昔日的战争召魂，意在使日本继承军国主义的“慷慨捐躯精神”：不同于上个世纪初首相田中义一手段的是，田中义一是以文谏日本天皇，为日本侵略战争出谋：而三岛由纪夫则是以武士道之死血谏东瀛——其共同的目的，都不外是铸造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特别意味深长的是，此书作者山本舜胜，曾是个过去的侵华老兵，但他不同于悔罪的老兵东史郎，至今仍然是个侵略战争的吹鼓手。战后他在特务队做过“三岛”的教官——此次他公开声言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三岛”招魂，并令其精神在日本发扬光大。至此，这些人究竟欲意何为，已然自供于天下了。这种自供，能使我们一通百通：那些口头上把和平当招牌，而在行动上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们的诡秘心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特别是近年日本右翼战争狂人石原，叫嚣出“该到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就更让我们不得不睁大警觉的眼睛。

值此8·15到来之时，写下镜子里德、日两国对战争态度截然相悖的一纸檄文。既为战时和战后的德国画像，又为战前和战后的日本涂形，并以此页血腥的历史存照，警示国人。

三十三怪　作者：杨　畅

一大怪，广告吹牛不实在

二大怪，天天清仓大甩卖

三大怪，保护动物随便宰

四大怪，“珍稀”成了下酒菜

五大怪，宫廷秘方多起来

六大怪，假货性药公开卖

七大怪，老字号把洋名改

八大怪，到处“大厦”和“世界”

九大怪，算卦摊子街巷摆

十大怪，石狮子蹲在法庭外

十一怪，文化站打麻将牌

十二怪，半裸演员上舞台

十三怪，旅馆抢客往里拽

十四怪，商店供起财神来

十五怪，不修学校把庙盖

十六怪，强拉赞助乱摊派

十七怪，公款按摩女招待

十八怪，拆拆盖盖捞外快

十九怪，不穷偏去装乞丐

二十怪，精神病人好自在

二十一怪，崇洋媚外追古怪

二十二怪，染黄头发装老外

二十三怪，靓妞为钱当二奶

二十四怪，不敬老人把狗爱

二十五怪，环境污染成公害

二十六怪，“跑婚”成了现代派

二十七怪，发短信息搞恋爱

二十八怪，跨国婚姻太草率

二十九怪，不比贡献讲穿戴

三十怪，一套衣服上万块

三十一怪，影视剧胡将历史改

三十二怪，盗版读物随便卖

三十三怪，网吧害了下一代

不一定．说不定　作者：欧阳德祥字体： 【大 中 小】 作反腐报告的不一定廉洁，说不定场外那辆警车正是候他的：

那个得意的官不一定能干，说不定那位子是用重金买来的：

顶着硕士衔的不一定博学，说不定知识不如一个中学生：

经常发誓的人不一定真心，说不定他在壮起胆子撒谎：

以利益为友的不一定牢靠，说不定最先推你下崖的就是他；

“好事”突降不一定是福，说不定一个陷阱正等着你去跳： 　一掷千金的不一定会挣钱，说不定那些钱来路不正；

小人物对你不一定无关紧要，说不定关键时会改变你的命运： 那热吻的一对不一定是夫妻。说不定是扯谎出来约会的野鸳鸯；

对你挤眉弄眼的不一定是挑逗。说不定是提醒你防身边小偷：

送免费物品的不一定是善心。说不定是引你上钩的钓饵：

儿孙满堂的不一定幸福满堂，说不定老母亲正流落街

中国足球十八怪　作者：李小磊

中国足球第一怪，足球教练瞎指派。

带出一帮熊熊兵，不如回家练女排!

中国足球第二怪，教练带头耍无赖。

反正我有铁饭碗，你说下台就下台?

中国足球第三怪，四五一阵可真帅。

一个傻冒前头冲，人过去了球不在。

中国足球第四怪，前锋不往门里踹。

进球没有后卫多，破门非把低烧带。

中国足球第五怪，中场队员像老太。

刚过中圈就抡腿，滋溜一声上看台。

中国足球第六怪，后卫队员真慷慨。

专给敌人送大礼，一个不够咱再来。

中国足球第七怪，电视评论真厉害。

满嘴随意跑火车，把人兴趣全侃败。

中国足球第八怪，几何学得真不坏。

中场挤成一坨坨，后卫站成一排排。

中国足球第九怪，保平争胜不忘怀。

只要还有遮羞布，咱们总是好交代。

中国足球第十怪，我衰你也别自在。

出不出线不要紧，只要日本也死菜。

中国足球十一怪，啥人都能打联赛。

又捞房子又泡妞，养出一帮混混来!

中国足球十二怪，领先场面真难耐。

缩成龟龟一小团，等着别人慢慢宰。

中国足球十三怪，场场进球遭淘汰。

世界杯上有几队?好歹也是一号外!

中国足球十四怪，魔法变得真精彩。

进来四只小天鹅，做成烤鸭搞外卖。

中国足球十五怪，智囊气势真豪迈。

一个教练一个兵，不如自己来一台!

中国足球十六怪，教练心思你别猜。

输球就是没体会，抱歉您就多担待。

中国足球十七怪，好象总欠敌人债。

去趟厕所丢四球，简直是还高利贷。

中国足球十八怪，越输越能逗人爱。

捧着一个大鸭蛋，送给足协新一代。

天下只有三件事　作者：徐　凡　字体： 【大 中 小】 天下只有三件事。 一件是“自己的事”，诸如：上不上班、吃什么东西、开不开心、结不结婚、要不要帮助人……自己能安排的事皆属之。

一件是“别人的事”，诸如：小张好吃懒做、小陈婚姻不幸福、老李对我很不满意、我帮助别人而别人却不感激……别人主导的事情皆属之。

一件是“老天爷的事”，诸如：会不会刮风、地震、发生战争……人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属于老天爷管辖范围。

人的烦恼就是来自于：忘了自己的事，爱管别人的事，担心老天爷的事……

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不去管“别人的事”，别操心“老天爷的事”。

请先学会　作者：朱　芳字体： 【大 中 小】 在你开口之前，请先学会倾听；在你动笔之前，请先学会思考；在你花销之前。请先学会挣钱；在你投资之前，请先学会调查；在你批评之前，请先学会等待；在你祈祷之前，请先学会原谅；在你放弃之前，请先学会尝试；在你退休之前，请先学会储蓄；在你死亡之前，请先学会奉献。

域外隽语　作者：王责明

口不要问你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你自己什么事能让你充满活力。然后去做那事。因为世界需要的是人们充满活力。

口假如你不能成为一位诗人，那就成为诗。

口跨上第一个楼梯。你不必看到全部的楼梯，只要先跨上第一个楼梯。

口当你把眼睛从你的目标上移开的时候，你看到的障碍就成了可怕的事物。

口什么在我们后面和什么在我们前面比起什么在我们内部都是一些小事。

口这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你被给予的这一天将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被使用。今天你做什么是重要的，因为你是用你所做的来交换你生命中的一天。

口每一片草叶都有它的守护天使弯着腰悄悄地鼓励它说：“长啊，长啊。”

真正的大师　作者：肖春辉

一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大师为学生指导时，从来不说话。每当学生拉完一曲，他总是把这首曲子再拉一遍，让学生在倾听中得到教诲。“琴声是最好的教育”，他如是说。

他收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生，在拜师仪式上，学生为他演奏了一首短曲。这个学生很有天赋，把这首短曲演奏地出神入化。

学生演奏完毕，这位大师照例拿着琴走上台。但是这一次，他把琴放在肩上，却久久没有奏响，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琴从肩上拿了下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下台去。

众人都很惊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大师微笑着说：“你们知道吧!他拉得太好了，我没有资格指导他。最起码在刚才的那一曲上，我的琴声对他只能是一种误导。”

全场寂静片刻，然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点评：盛名之下的大师，没有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褒奖学生的“高超”，在无形中会降低自己的威信，他在拥有一流琴艺的同时，更拥有光明磊落的胸襟和难能可贵的谦逊。这就是真正的大师!我们教师也应该学习“大师”的气度和美德，敬重知识和真理。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光荣和梦想，做有着宽广胸怀的灵魂工程师。

缩减官员隐私空间　作者：刘日建字体： 【大 中 小】 缩减官员隐私空间

中国的腐败官员大都包二奶、养情人，陈良字有固定情人若干、临时情人没数儿……一律叫二奶——还不像旧社会有九姨太、十姨太。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官员东窗事发前，都是“正人君子”，道貌岸然。于是有人就问有多少官员还在包二奶、养情人，甚至提出“缩减官员隐私空间”。香港法律就规定政府官员没有“隐私权”，“隐私权”只属于人民大众。多年前，香港媒体曾曝光一个重庆官员组成的“考察团”，在香港某“红灯区”全军覆没。官员没有隐私，看谁还再敢犯戒。

缩减官员隐私空间，媒体便于监督，官员有畏惧感，“伸手必被捉”成为现实，于文明将大有裨益。

思维定势　作者：余良虎

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往往像改变一个人的鼻子那么困难——它们都处在核心地位：一个处在脸的中央，一个处在性格的中心。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就能说明这一点：

上帝想改变一个乞丐的命运，就化作一个老翁来点化他。他问乞丐：“假如我给你1000元钱，你打算怎么用它?”乞丐回答说：“这太好了，我就可以买一部手机呀!”上帝不解，问他为什么。“我可以同城市的各个地区联系。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乞讨。”乞丐回答说。上帝很失望，又问：“假如我给你10万元钱呢?”乞丐说：“那我可以买一部车。这样我以后再出来乞讨就方便了，再远的地方也可以迅速赶到。”上帝很悲哀。这次他狠了狠心说：“假如我给你l000万元呢?”乞丐听罢，眼里闪着亮光说：“太好了。我可以把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区全买下来!”上帝挺高兴。这时乞丐突然补充了一句：“到那时。我可以把我领地里的其他乞丐都撵走。不让他们抢我的饭碗。”

看来，一个人的思维一旦形成定势，连上帝都无法改变。

商人最容易犯的十个错误　作者：静　绿

一、哥儿们式入伙，仇人式散伙

中国企业最常见的聚散模式——公司创办之初，合伙者们以感情和义气去处理相互关系，制度和股权或者没有确定，或者有点模糊。企业做大后。制度变得重要，利益开始惹眼。于是“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企业不是剑拔弩张内耗不止，便是梁山英雄流云四散。

二、盲目崇拜社会关系

关系推动生产力，因此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运用是商人必要的能力，但关系不等于生产力，把社会关系当成解决企业发展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忘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真理，则企业本末倒置，大患迟早降临。

三、迷信“空降兵”

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可不用“空降兵”，不可乱用“空降兵”。不可全用“空降兵”。这方面中国企业的教训已经太多，可永远会有人情不自禁地做错事：放弃身边的人才，迷信远方的“大师”。

四、企业支柱亲信化

一个靠人控制人，而不是靠制度控制人的中国式组织。起源于农民打江山的传统，泛滥于信任危机加重的当代商业社会，是中国以情感为纽带的企业走向规范治理的主要瓶颈。

五、面子大于真理

面子是：我已经这样定了，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真理是：这个方向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弯路，而且很可能此路不通。爱面子的老板说：××就这么去，谁不执行谁下课，玩也要玩到底。

六、商业式迷信

罗盘神签加卦相。诚惶诚恐，测风水测人才。香火缭绕进庙堂。顶礼膜拜。求机运求财富，商海无情，翻云覆雨，谁来保佑?

七、知人而不自知

看人头头是道，看己昏头昏脑。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在行业中领先的关键因素。一段成功史，满脑糊涂帐。也因此。从来没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坚持什么，改进什么；如何创新，如何固守。

八、习惯性信用缺失

说话不算数、合同不算数、承诺不算数，这几乎是中国商人部落最常见的景观。对内。规则计划变幻无穷，今天立，明天改，后天再改，手下无所适从；对外，合同承诺一张废纸。视情况涂抹、打折甚至撕毁。合作者有去无回。

九、匪文化心态

民营企业老板如山寨大王，生于青萍之末，长于江湖之野，走的是匪文化路线。关上山寨大门，老子天下第一：冲出山寨掠财。碰壁拐弯，见缝就钻。图的是人生痛快，少一份使命精神。即没有经济上的长远目标，也没有文化上的成熟主张。

十、阶级斗争企业化

企业内部可以搞平衡，但不可以搞斗争。“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挑起群众斗群众”最后所失去的，是企业的效率和凝聚力。

茶客留言　作者：田　石

陈绵钦(广东汕尾)

读《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8期的《我所经历的扶贫：受助的并不是穷人》一文后，感触很大，想说几句。由于工作原因，我偶尔会被派去采访一些机关干部下乡扶贫、慰问贫困户等的活动。当我们走进一些扶贫、慰问对象的家里时。也经常碰到如作者描述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的，往往受助的不是穷人，受慰问的家庭并不贫困的。如此看来，像这种流于形式的扶贫活动，实在太多了。

造成这类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说归咎于村干部的不公正，不为真正的穷人做事。但关键一面还是要归咎于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一些机关干部官僚架子大，长期呆在机关里，不曾走出机关大门。根本就不曾主动去关心基层、农村的疾苦。等到政治上需要了，才动动嘴皮、挪挪身子，耍耍花样，作作秀……因此，若是真正要关心基层农村群众的生活，在扶贫、慰问之前，我请机关干部们放下官僚的架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走出机关大门，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基层中去，到第一线去，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摸清了情况才不至于被村干部牵着鼻子走，真真正正地为需要帮助的群众雪中送炭，而少搞一些锦上添花的花样。

姜郁苍(黑龙江七台河)

各地建设新农村采取许多措施。据魏得胜先生讲：“某地推出一项新农村五年计划。就是每年向全省农村派驻1.5万名公务员，五年共计7.5万人。”“所有下乡干部，一律自带被褥等生活用具，并直接走入农民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期达到一个共建农村的和谐局面(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8期《到农村去干什么?》)。

派干部下乡动机是好的，但仅有动机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动机效果统论。据鄙人了解，下乡干部大多数干好事，但干坏事也大有其人。讲两个亲历故事：

故事一：农业学大寨时代，北方某省某县以一位部长为首的10名县机关干部到某公社蹲点，当蹲到半年时，召开万人大会，县里来的部长是位中年汉子，他仪表堂堂地在作报告，正在他口若悬河时，一浓妆艳抹少妇走上讲台，直奔部长尖声喊起：“你给我买的手表呢?”部长呆如木鸡。讲稿脱手落地。这时跑来一年轻人一把抓住少妇往台下拉，少妇扭过头来手指部长高叫：“是你摸我扎(乳房)时说的……”原来这是本村的弱智美女，却被县部里来的大官给搞上了。以后这一带一听县里来人就害怕。

故事二：南方某省实行青年干部挂职制度。笔者很熟悉的一位青年干部，到一个贫困县任副县长时间二年。他主抓上项目，他与县政府一位博士美女秘书共同抓项目，经他们的拼命活动，真给该县挣取来修公路项目。投资二个亿。公路竣工了，他蹲点期满了。省里下令将青年干部提为副厅，而他人却失踪了。他与那位博士秘书一同外逃了。查明修路投资二个亿他提成10％。这小子下农村二年收获颇丰，一手拎着2000万人民币，一手拉着博士美女，异国他乡享受去了。2000万元正是当地4万农民的一年收入。媒体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逃贪官4000人，揣走人民币4000亿，不知包不包括这小子在内?也许2000万元数目太小不便计算?

故，“到农村去干什么?”魏先生问到了要害。

李长城(山东莱州)

读了陈四益先生的《天下有道》(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8期)，感触很深，受益匪浅。本人就陈先生的这篇文章，略谈一些感想。

孔子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庶人，即平民、百姓，普通人也。这不是贬义词，当然不指刁民。为政者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像陈先生说的那样：事事妥帖，尽善尽美，让人无可挑剔，不仅庶人不议。即便是“刁民”也会闭口无言。故“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句话的确可作为当政者的座右铭。可是，有的人把孔子的话作了颠倒，变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他们自以为发展了孔夫子的话，其实错了。列宁说过：“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谬误。”就本人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看。人有三种。第一种人，他们的处世哲学是“混”，你做你的官，我混我的日子。只要对我有利，我就下手。只要我能混下去，不管天下有道无道。均不议。第二种人，热衷拍马屁。当奴隶。主子的话就是圣旨。什么中央的声音国家的政策全不顾，一生随人俯仰。不管有道无道均说有道。还有种人，是正义之人，他们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天就是天，地就是地；有道就是有道，无道就是无道。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这种人往往被排挤，他的嘴往往被封住。有话而无法议。

由此看来，如果天下有道，则平民就没有意见。即没有“是非”可议(指大事而言)。这叫做“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平民有意见，欲议而被封住了嘴，无法议，这能说是“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吗?

2007年第11期

为什么要铭记每一个死难者？　作者：鄢烈山

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前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首发。今天仍可(已经)查实的8242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被编成三卷名录，并在每个名字后面尽量做了性别、年龄、住址以及遇难时间和如何遇难等简注。这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具体清晰的认知。邵建先生将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搜集的10万多个犹太死难者的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的20多万个死难者的名字相比，说我们这项工作才开始。他说用人名记录大屠杀凸显了人性关怀。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想补充的是，我们要铭记的不仅是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每一个人，铭记每一个死难者蕴含的意义可能比凸显人性关怀更丰富。

前年游韩国，团友们特别要求去参观了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馆里庄重地载录着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为韩国捐躯的17万多韩国将士以及在“韩战”中丧生的3万多“联合国军”将士的名录。当时，我想起了妻子的叔叔，18岁入朝做运输兵，当年就牺牲了，这异国游魂无所归附，到如今只有几个亲人偶尔还会想起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我们历年为国捐躯的人，比如“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将士，都是有记载的，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的名录进入我们的军事博物馆呢?比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名，这些人名是十分容易查找的。一来我国有健全的民政系统，有全世界最严密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二来从1949到1976年20多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内查外调祖宗三代，几乎没有人的家族史不清清楚楚。因此，像我大伯父那样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殁于内战的人，以及死于“夹边沟”等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死于武斗的人，“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都是可以一五一十精确统计到个位的。

精确记录每一个死难者，首先是对本国本族的历史负责，是“不虚美，不隐恶”地对历史存真。它是一种“历史资料长编”性质的记录：至于怎么取舍、怎么评价、怎么“以史为鉴”，那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的。

历史当然有镜鉴价值，但不能狭隘地理解。历史像一幅画，观者的审美感受因人而异，关注点也是与时俱变的，它根本就不可能是定义明确的教材，就像我们夸天读《春秋》和《史记》，很多结论是孔子、司马迁完全想不到的，更毋论我们对官修钦定国史的解读。

铭记每一个死难者，就是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国民。美国人修越战纪念墙悼念战死者，与他们反对越战的立场并不矛盾。越战决策的错误是政治家和国家的错误，责任不应由普通的职业军人承担。

关心每一个人的存亡，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战国策》有个故事说，中山君大宴群臣，羊羹不及司马子期，子期一怒之下投楚而伐中山；有兄弟二人冒死紧随而护卫之。原来中山君曾在野外随手给食过他们饥饿将死的父亲。“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不关心具体的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做虚功。有人说，拯救大兵雷恩不合算，为救他一人倒赔上了更多的士兵。可是，他们没有算算拯救与放弃对士气民气正负影响的大账。这事关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爱国主义不只是教人勇于牺牲，而是使人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团体把“我”当人而不是当炮灰当工具，因而值得为之献身。

这样讲仍然是形而下功利主义的盘算，而根本的应该是对每个生命的尊重。尊重每一个生命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现代文明。在泰国缅甸交界的二战遗址桂河大桥游览，参观了一座盟军死难者纪念公墓。夕阳斜照一块块整齐排列的刻有死难者姓名的长方如小旗平展的墓石，心中涌起一股感动。死者长眠无言，但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与感恩中。我们会更加珍惜自己与别人的生命……

是什么阻止我们对死难者的铭记呢?我能“理解”济南5月18日雨灾死难者的名单为何不见官方搜集并公布，这事时间太近直接关系当地长官的“政绩”：可是，10年20年30年以前的事，还有多少忌讳呢?

我所能说的只是：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怎能开辟崭新的未来?

【王翔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8月20日】

让民生也沾沾“组织优势”的光吧　作者：王乾荣

《南方周末》8月9日登了记者马昌博对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长韩子荣的采访。韩部长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成员中，有国务院93个部委办，因为中央单位一牵头，“各个部门都把奥运作为第一要务”，“各机构都给奥运让路”，“奥组委的事，快给办”，办事自然手到擒来。韩部长介绍：“一些国家办奥运，就是一个公司办，它要跟各方签约，才能得到支持，甚至用利益去交换。但我们天然是一体，这种组织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没法比的。”这样，北京奥运自然会顺畅举办，并且取得成功。

办奥运，给中国尤其是北京、青岛、沈阳等承办城市的老百姓的生活，定会带来不少好处，比如：道路拓宽了，黑烟工厂搬迁了，污染减少了，等等。但是奥运终会过去，生活仍将继续。本次奥运花费数百亿，是雅典的好多倍，值得；也许，它还能赚钱。提升国家财政收入。可我认为，老百姓生活中诸多麻烦，不会因一次奥运的举办而解决。我倒是想，能够运用咱们的“组织优势”，随时高效顺畅地解决国民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多好!

比如，那么美丽的一个太湖，污染了治理，治理了再污染，环湖各省市频繁协调，中央和地方互动沟通……如此循环往复，始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直至污染一再加重，蓝藻泛滥，闹得湖边的无锡人没干净水喝。老百姓的这个“没水喝”，奥运能改变吗?治理污染。是国家综合大事，不是什么“一个公司”单打独斗可以办的。那能不能运用办奥运的“组织优势”解决诸如太湖污染这样容易扯皮的问题呢?“中央单位牵头”治理污染，“各部门把治污作为第一要务”，“各机构为治污贡献，给治污让路”，“治污的事，快给办”——如此。我不相信有什么复杂的污染问题解决不了。既然咱们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不在处理棘手的大麻烦之时运用，啥时用?办奥运咱们充分运用了“组织优势”，很好：办其他事，尤其像治污之类，总不能一味让所谓“看不见的手”去涂抹吧!

除了中央，地方也有“组织优势”。为解决“好运北京”体育赛事空气质量测试期间的交通问题，北京市于8月17日至20日，实行机动车辆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临时管制措施，北京每天因此停驶机动车130万辆。事实证明运用这个“组织优势”大有成效，深得民心。道路畅通了，公共汽车开快了，乘公交、拼车、骑自行车的人多了，污染、噪音减少了，而且只限车号，不管车的“来头”(公益车除外)——真是太好了。这个措施完全符合现代环保理念。符合世界潮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许只有从不愿乘公交车、从不骑自行车的极少数人抱怨没法儿任意开车摆谱了吧——为什么不能长期实行下去?

所谓“各个部门把奥运作为第一要务”，“各机构给奥运让路”，“奥组委的事，快给办”——各部门、各机构如此积极慷慨，也会留下美名，但总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说到底是老百姓的付出。老百姓能为奥运付出，就能为诸如治理污染这样关涉到子孙万代利益的大事牺牲。只是治污将“损害”一些部门和一些机构、企业的跟前利益，就成不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就没人为它“贡献”、“让路”，更谈不到“快给办”这样的积极性了。如此，就需要一个铁腕“牵头的”督促甚至命令它们——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我的思维很直线，很简单，就是从韩子荣部长的话得到启发，觉得中国的许多事，其实好办得很——只要运用“组织优势”。比如城市交通，你就铁腕限制车号，不开车死不了人，抱怨的只是少数人，天塌不下来。

【李向东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8月29日】

烧的是茅棚，还是生存权？　作者：笑　蜀

深圳市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在“拆违”时纵火焚烧棚户区(南方网9月1日报道)。新闻图片显示，残垣断壁之间，一个儿童徒劳地奔走，试图用一小瓢水浇灭吞噬家园的烈焰，弱者的无助和强权的霸道，强烈反差令人愤懑，也令人绝望。

这种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竟能以合法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不能不让人惊醒。而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甚至，这并不是最残忍、最令人发指的。

就在北京，某派出所指导员田秀池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却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卒。

这是今年7月份才听说的事，仅仅过了一个月。媒体又报道，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

像这样的冷血案例，应非个别。扔掉流浪女的从犯、前警官刘洋就声称，以前遇到类似事情“都是扔掉”；陕西宁陕县一位知情人则透露，陕县和邻县将流浪汉彼此扔来扔去，已经成了“保留节目”。

即便物品，但凡有点价值，人们都不忍心白白扔掉。只有被当做了垃圾，才会扔之而唯恐不及。显然，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流浪汉与垃圾并无不同，所以他们扔流浪汉才会扔得顺手，几乎扔成了习惯。

这也可用来解释深圳焚烧棚户区的那把火。通常的理解，放火往往只是为了烧荒，而且往往只适用于初民时代。深圳的那把火，则烧出了深圳人文环境的初民时代，被烧的棚户区则被纵火的初民当做了莽莽荆棘。

把穷看做一种脏，乃至看做一种罪，有着一种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敌意。从这种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敌意出发，把自己的穷同胞，把那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看做是垃圾，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隔离起来，甚至要把他们从文明世界的视野里清除出去，好“眼不见心不烦”。无论是“扔”还是“烧”，显然都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刘洋扔掉流浪女之后马上报告上级：已出警“解决”。相信赳赳武夫刘洋并不懂什么纳粹史，但他在这里使用的关键词，跟纳粹“旺湖会议”决定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所使用的“最后解决”的关键词，难道不是不约而同吗?这看来似乎只是巧合，实际上却透露出他们本性上某种一致性的东西。

这么说不免过于言重，而有无限上纲之嫌?但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残忍地抛于荒野，将一座又一座贫民茅棚冷酷地付诸一炬，且事后总能为自己百般辩解，而毫无忏悔之意。对如此暴徒，就应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固然。被扔掉的流浪女流浪汉，被烧掉住所的深圳流民，这些可怜之人或许不乏可恨之处，但无论怎样可恨，他们最多只是违反了某些法规而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构成犯罪，而且纵然是犯罪，他们也只能接受法律明确规定的、为文明社会所公认的处罚方式。换句话说。不能因为他们走错了路，就认定他们活该被狗咬。

本来，被迫非法生存，在底层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状态。当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诚实劳动来走出低谷，而必须多多少少触犯某些法条才能得到起码的生存资源时，违法就主要不是他们的错，而主要是体制的错。但对这个大背景视而不见、对底层瑕疵没有一点点同情的理解，反而以其为口实，视之为贱民，等同垃圾，决不容他们有生存空间，为此怎样不择手段都理直气壮。此种思维定势一旦合法化，结局将是极其恐怖的。今天表面上他们烧的是茅棚，实质上烧的是生存权，这即是说，在烧茅棚和烧人之间，原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不能及时喝止，今天他们可以烧茅棚，焉知明天不会烧人?

【麦惠文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5日】

“最具幸福感城市”指标忽略了什么　作者：傅国涌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正在进行中，有35个大中城市进入了候选名单，最后将通过调查问卷与居民投票产生出10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主办方提供的幸福感的衡量指标有：生活满意度包括生存状况(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环境状况、教育状况等)：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的程度，包括紧张程度、心态等；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城市发展方向的关系。从上面3个层次的指标来看，更多地强调了私人生活这一面，而忽略了或者说回避了人还有公共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作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如果没有公共生活的和谐，哪怕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满了幸福感，那样的幸福感注定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最具幸福感城市”并不意味着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在劳作获取基本生存之余，可以悠闲地逛超市、购物，精心地选择不同牌子的空调、彩电、汽车，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情地品茶娱乐，尽情地跳舞唱歌，尽情地打麻将、甩扑克。这样的幸福感未免来得太廉价，充其量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福感，而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幸福感。幸福感来自生活，生活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生活在不同城市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只有在后一种生活中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尊严感，实现作为城市主人的价值。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幸福感才是真实、具体、可靠的。否则，总是在个人的生存状况、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这些指标上面去寻找“最具幸福感城市”，这样的幸福感是向内的，经不起推敲的。

科学家任鸿隽在1920年说过一番值得我们重视的话：“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完备”，因为这关乎人类公共生活的质量。关乎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自主团体，是民间自发的、非强制性的自愿结合。衡量一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一些相通之处，就是说，按不同意愿组成的“社会组织”越发达、越成熟，这个社会就越开放，生活在其中的人幸福感就有可能越强，因为不同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社会组织”找到各自不同的位置，实现各自的价值。说得简单点，在城市生活中，与幸福感关系最大的乃是一个城市的自治空间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居住在该城市的普通人的意志，普通人自我发展、自由竞争的空间有多广阔，当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普通人有没有方便、正常的渠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意愿，具有基本共识的普通人有没有可能自愿地为公共事务服务、尽责。这些指标一旦缺席，就说不上健全的幸福感，

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突破50％，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虽然还高于城市人口，但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度，城市引导乡村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当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只是人居住的地方，中心永远是具体的人，我们讨论“最具幸福感城市”，实际上关心的是具体个人的幸福感，虽然每个人心理体验上的幸福感可能各不相同，但从社会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确立一个健全的“幸福感”概念，那就不能停留在私人生活层面上打转。我看到一条消息，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有99％愿意留在香港发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认同香港的自我增值机会、言论自由和高效生活”。不难看出。在这些莘莘学子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最具幸福感城市”。不过，这次候选的35个城市中并不包括已回归10年的香港。

【潇风荐自《联谊报)2007年8月23日】

豪华办公楼：社会的耻辱　作者：吴　非

据《新快报》8月7日报道：今年，在广东雷州市客路镇207国道旁，湛江市处级单位华侨管理区建起了一座5层3600平方米的新办公楼。大楼内，从书记到办公室副主任，无一例外拥有独立的大办公室，在这座办公楼工作的固定人员，竟然不超过30人。据悉，这座办公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的造价接近1100万元，而湛江市华侨管理区是当地的重点扶贫单位之

近几年来，有关贫困地区建豪华办公楼的新闻层出不穷，其奢侈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公众怨愤，而最终总是不了了之。评论家们说得够多的了，我在这里不再赘评，只说新近的一些想法。

这类事的发生，并非起于一夕，难以制止：屡禁不止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领导机构和相关部门的麻木。造这种大型办公楼，不可能像建设国防工程那样保密，事先一点耳闻也没有：这些办公楼建造的地点，也不是在山洞里山沟里，无人知晓，而多是在显眼之处(它本来就是要弄得路人皆知)；建造的周期，也不可能到“说时迟那时快”的程度，让审计、纪检、监察部门措手不及……我还有个马后炮：新闻界的眼力，能细微地观察到明星夜游、购物、“撞衫”、“牵手”，却看不到豪华办公大楼平地而起，总要等到落成之后才“惊曝”，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

这类事之所以屡禁不止，也在于处理得不痛。没有切肤之痛，才有人敢于“顶风”，因为他知道你那个“风”也就是一阵风，不会把他的乌纱帽吹得无影无踪。官场的潜规则，是“贪污有罪，浪费无妨”，以为只要没有把钱掳进私囊，谁也奈何他不得。正是这种思维，让一些地方官僚胆大妄为，做出文明社会深恶痛绝的事。

最后还要归于中国的社会病，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来有“笑贫不笑娼”的劣习，至今仍有影响。有些贫困地区的官员缺乏自尊，缺乏责任感，没有羞耻感，也缺乏起码的良知，这才会不管人民的死活，不顾民情民怨，放纵地挥霍，尽情地享乐。所谓“改善投资环境”、“树立地区形象”是假，奢侈享受是真。这几年看过不少区县级政府的办公楼，豪华宽敞。已经不是一般的挥霍，完全够得上“糜烂”了。所以，讲“八荣八耻”不能仅仅停留在常识教育上，要真正地让掌握权力的人知荣知耻，对那些挥霍人民血汗的行为，不但要依法处置，还要在道德层面予以谴责，让当事人的心灵永远去承载耻辱，直到获得人民的原谅。

因为有“批评一阵子，舒服一辈子”的前例，这就让一些人为无耻行为找到了解脱的依据：反正楼也盖起来了，检查也写了，受过批评了，下不为例了：虽然二三十人占了一座大楼，也就算“前瞻性”了：再说这座楼已经造好，不用可惜了……但我想，只要领导部门有决心，无顾忌。就不怕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这类已经建成的豪华办公楼，应尽可能早点改造为公众学习、休息场所。群众有的是智慧，让大家来出出主意，不要为难领导和执法部门。

看到湛江市华侨管理区超标建新办公楼消息的这一天，我正巧路过美国宾州南部的一个重要商业区，朋友指着路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对我说。这就是区政府。我看那“区政府”黑不溜秋的，活像个铁路扳道房，又像个不起眼的公共厕所，看建筑的年纪，可能有六七十年了，比起周围的建筑物，实在有些寒伧。想到这里不由得肃然起敬，同时想到，在那里面上班的人可能会很自豪，当然，他们也可能习以为常。

【汪新才荐自《新民晚报》2007年8月23日】

令人心惊的中国奢靡之风　作者：江　迅

曾看到一幅照片，煤矿老板女儿出嫁，租用10多辆超长林肯轿车排成长龙，花半天时间在都市大街游行炫耀，引起当地民众一阵惊叹。听说北京商场的一只名表，标价10万元人民币，乏人问津，老板改动标价，100万元一只，当天就被人买走了……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有人说，这是“中国式奢侈”文化。时下有钱人多了，有人夸张地展示财富，炫耀自己。对此，舆论原本也不谊干涉，从尊重个人选择来说。政府和公众都不该过多谴责。奢侈是一种生活方式，奢侈品也是一种美学，包含着情趣和精神文化。不过，“中国式奢侈”文化，目前只是少数人享有。时下，对奢侈文化应具有理性态度。

中国式奢侈已经成为社会奢靡之风的特定用语。北京和上海这些都市。天价夜店、餐厅、洗浴中心灯红酒绿，争奇斗艳。据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高档餐饮店用餐的，只有20％～30％是个人消费，70％以上不是出自个人腰包，而是公款消费。当今中国流传一句俗语：买的不吃，吃的不买。

河南省许昌市超级市场的“福娃西瓜”就是买的不吃，吃的不买。所谓“福娃西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圆形，而是有五个面，每个面上分别有一个奥运福娃浮雕形状，瓜的顶部还配有“福娃”的字样。这种福娃西瓜，在当地超级市场的售价是每只398元人民币。这样的西瓜是普通西瓜价钱的100倍。福娃西瓜身价再高。依然是一只被人吃的西瓜，而不是用来供奉的。谁会买这样高价的西瓜消暑解渴?不会是普通百姓，但它必定有市场，否则不会精心生产，商家不是傻瓜。难怪有人说，令年夏天不收礼。收礼只收福娃瓜。购买者用来送礼，收礼者吃掉，是福娃西瓜的归宿。于是人们说福娃西瓜是腐败瓜，

政府官员的奢侈性消费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地时有各种反腐展览。展示的是贪官拥有的豪宅名车，日常生活的一掷千金，这种奢靡与普通百姓的上学难、求医难、就业难、买楼难相比，对百姓的心理刺激相当强烈。不少人羡慕地说，还是这些贪官有门路、有关系、有后台，才能在衣食住行方面极度奢靡。时下，社会上出现一种“羡腐”心理，它往往会对腐败行为形成激励机制。人都有消极从众心理，在“羡腐”心理支配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由此导致腐败行为的合理化、社会化。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眼下并不富裕的国家，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国家。笔者每个月都会在各地采访，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就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在你追我赶大造豪华楼堂馆所，大兴奢华之风。这些年笔者去过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瑞士，这些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总是让人出乎意料的简朴狭小，却又不失庄重。他们接待宴请用餐也相当简单。在中国公款挥霍已经司空见惯。“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用公款吃好点多喝点玩多点算不了什么”成为官场潜规则。

公款接待至今没有严格标准，相当随意，即使有过“四菜一汤”的说法，却也没有严格执行，这无疑是公款消费所花资金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公务接待标准化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方向之一。曾读到一篇讲话，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说，目前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尚未升为贪污、定罪的高度。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挥霍，已经侵占了社会财产。也有专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应要求政府公开公务接待的预算数字，一旦突破指标，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对超标消费者依法给予惩戒。目前中国法律还没有针对公款奢靡挥霍的调整内容，应该从定罪角度约束之，严惩公款消费奢靡者。为什么公款消费如此挥霍奢靡、如此前仆后继，无疑是反腐制度出了问题。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没有人怀疑中南海高层堵截公款挥霍的决心。但如果不运用法律手段。设立“挥霍罪”，公款奢靡是根本无法遏制的。

【老北荐自《看世界》2007年9月上】

房奴·车奴·网奴　作者：王开林

在一次聚会中，有人问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吗?我料知他此问之后必定另有出人意料的下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绝对会是危言耸听的，我也就懒得去脑筋急转弯了。我索性摆出一副洗耳恭听、愿闻其详的神情，反问他，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他先自哈哈一乐，善意地提醒我，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别吓一跟头。

他吊足了胃口，方才抛出答案来：“现在绝对是后奴隶社会!”这是鬼扯淡吧，我面露疑色，摇了摇头。他见我不信，立刻收起笑容，拿出论据：你估摸一下，现在的房奴、车奴、网奴是个多大的天文数字?以前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只知从田地里刨食，现在乡下的青壮男力多半都进城打工了，其中不少人也都卷入了城市化的漩涡，同样沦为了房奴、车奴、网奴，有的是单种身份，有的是双重身份，有的是三重身份，这么多房奴、车奴、网奴汇集起来，便自然而然构成了一个后奴隶社会，这话不算太离谱吧。

仔细一想，他这话确实不算太离谱。就我所知的朋友熟人的范围内，确有不少这样的房奴、车奴和网奴。我有位好友就可以算个房奴的角色。当初，他咬紧牙关买了一套接近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首付、多项税、维修基金等再加上装修费用，共花去四十多万元，两夫妻多年的积蓄被完全耗空，银行里还欠着三十多万贷款，按揭二十年，每月也得二千六百多元，近年连续加息，每月又涨了一百多元，月供已逼近二千八百元。单是这一项支出就占去了他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他还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赡养，除去吃饭穿表的开销，还有物业费、水电费、网络费、电视费、电话费等各种杂费要变，真够呛的。他承认自己是房奴，情绪颇为焦虑，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出什么异常状况，万一身体垮了。被公司解雇，那就惨了，房贷供不上，后果不堪设想。

有次，我在公园里碰见他，他正在健步走，我说，老兄够神气啊!他回我一句，这哪是神气?我这是多攒点革命的本钱!话语中透出一股凉意。在我居住的小区，我就见过一对做生意的夫妇把生意做亏了，复式楼的房贷供不上，最终房子被银行拍卖了，离开小区的那天，这对夫妇泪流满面，脸上有惭愧之色，也有依恋之色。

最典型的例子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离了婚，儿子跟他，他前两年才刚刚还完房贷，去年又买了一部奥迪A6商务车，死要面子活受罪，月供八千多元，他做电脑耗材生意，以前还行。现在也不景气了，这月供就成了他最大的苦恼，儿子又不争气。老是逃学，天天泡在网吧里，做定了网奴的角色，年纪轻轻，视力就不行了。脖子也歪了，性格尤其叛逆，动不动就玩人间蒸发的游戏。我这位同学开着奥迪A6。人前是个大老板，人后呢，却是苦瓜一族。他说，这样的日子真没法过。干脆把车给贱卖了吧，但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僵着，耗着，磨着，都没把自己当人看待啦。

现在，年轻人中有多少网奴?数字真是惊人，读书的黄金年龄偏不读书，只因为网上的世界无比精彩，也无比虚幻，下了线，生活枯燥单调，甚至露出一副嫌贫爱富的样子，他们受不了，很快便又躲入网络的深海和密林中去，逃避现实是网奴们的共同心态。以前，有一句哄人的话：“书中自有颊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现在也得将“书”字换成“网”字了。许多人做定了网奴的角色，将库存的生活热情和创造活力耗去大半，一心空空，两眼茫茫，后果堪忧啊!

说现在的社会是后奴隶社会，那是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物质追求的极度亢进，已直接影响到许多人的生命质量，忧愁、焦虑、苦闷、烦恼、痛切，这些负面情绪正在大面积吞噬众多房奴、车奴和网奴的生趣，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的直线下降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没有谁会愿意沦为“奴隶”，做稳了奴隶的人是悲哀的，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也是悲哀的，这个社会高涨的是物质主义的旗帜，做不做奴隶就不仅是各人的造化，也是各人的选择，既然还有得选择，走家就审慎地拿个主意吧，这方面是没有多少智者能帮忙指点迷津的。

【英超荐自《解放日报》2007年8月27日】

“内鬼”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老　信

我有过被偷的遭遇，所以挺烦、挺怕小偷。我说，街上被偷，防不胜防。但有人告诉我，碰上“内鬼”，那才防不胜防呢。

的确!

在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了一起罕见企业内盗案：就是因为出了一窝“内鬼”，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竟窃得国家财产价值达3900余万元，涉案的20多个“内鬼”，疏通了生产、运输、监控、计量、保安、销售等各个环节，打通了一条偷盗企业产品的黑色通道，作案百余起，将盗窃的产品销售到山东、湖北、河北、天津等地，然后根据每名成员在作案中所起的作用分赃，每人每次所得少则数千元，最高可达到15万元(见据新华社沈阳7月30日电)。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锦化集团是国家500强企业，至此案案发，集团领导还是一头雾水，丁点儿都没有察觉!

是难发现吗?不像。

报道中说，邻居们看到，有个月薪只有七八百元的一线工人居然买了一辆小轿车，有个保安抽起了大“中华”。公安机关由此展开调查，这起惊人大案才浮出水面。

人们开始反思了。“内鬼”屡屡得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规章制度出了毛病。整章建制，完善管理，太有必要。但这个想法也太过于“大套路”了。细琢磨一下，真的是没有管理制度抑或是制度不严密吗?采访此案记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同。

第一，“内鬼”屡屡得手，实际上与规章制度没有大的关联。规矩都有，是执行规矩的人出了问题。看看此案吧，“内鬼”们“买通了车间主任、段长、班长，为其提供货源：对计量人员施以小恩小惠，用空车票充当重车票出厂：对个别门卫拉拢腐蚀，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买通监控人员，删除监控录像，使保卫处无法从录像中看到真相；甚至夜间巡逻人员都被拉拢入伙……”

很可怕啊，执行规矩的人最后也变成了“内鬼”!

第二，一个单位，最大的执行规矩的人，是谁?是领导。所以，说执行规矩的人出了问题，不能撇开了领导不说。听听“内鬼”是怎样说锦化集团的吧：“大领导”光看文件，很少到车间和工段，有时生产上出了些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另据当地公安机关透露，此前，锦化集团内部各类刑事案件频发，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你凭什么“光看文件”?

你凭什么“根本不知道”?

你凭什么任其“一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领导，这回你知道“内鬼”是怎么炼成的了吧?说白了：“内鬼”屡屡得手，主要不是没有规矩，而是有规矩，没有执行。有规矩，不执行，根子在领导。是执行规矩的领导存在问题。

这类现象，当然不独锦化集团有!

最后，对锦化集团领导，我还要问一下：“内鬼”大盗裹走企业3900万元。你们该当何责?或政纪、或党纪，甚或刑罚，该什么就是什么，该谁是谁。

不来真格的，你们记不住。

【李向东荐自《检察日报》2007年8月2日】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作者：章立凡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补充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且慢侈谈“崛起”)。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却难逃崩溃命运，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那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造成了2000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无疑是科学成就，但“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如若没有民主，即便倾全国之力博科学之成就，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部分老人家对亡党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改革不可能刹车倒退，中国也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提前发动对资改造，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权力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成本重复支出。这是以往发展观的不科学不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而是有待改革的体制。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惟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计算精确，专业性强，如今各种社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亟需拓宽人文视野，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如今已大大贬值，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与文化都是婢女，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健康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陈仓荐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

执纪亦须分权制约　作者：孙焕英

假若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动议：国家执法系统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集于公安一身，取消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那么，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一动议呢?

我想，肯定有人会说：出这个馊主意的人，脑子里进水了吧!

不错。有这样想法的人，肯定是脑袋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动议，没有了部门相互制约，违反了游戏规则。

国家执法系统，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制约。这是因为，执法部门之间的制约，是提高办案效率、防止出现冤案假案错案和逃案漏案贻案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出了冤假错案，当事人的脑袋摔了，就再也安不上去了。那些活着的当事人，就算是以后平反了，得到了赔偿，但过去的光阴还能够回来么?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人可以时间旅游回到以前的时光去，可是，至今有谁能够把这个理论变成实践呢?出现冤假错案，其损失实际上是无法赔偿的。所以说，在国家执法上，实行三权分属和共权制约，防止出现畸案，实在是必要的，是个铁律。公安局有侦查权，但须将案件的侦查结果移交检察院才起作用。检察院有起诉权，但须将起诉书移交法院才起作用。检察院受理案件。并不是公安局移交什么就受理什么，还要对公安局实行制约，公安局侦查得正确，就受理；侦查得不正确，就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法院有审判权，也并不是检察院起诉什么就判决什么，还要对检察院实行制约，检察院起诉成立，就判决；起诉不成立，会判无罪释放。而检察院，又会对法院实行制约：判决不正确，就提出抗诉。由此看来，国家执法系统办案的过程，就是执法各部门之间的制约过程，任何一个执法部门，都不得摆脱制约，都不得经办案件的全过程。否则，就是违法就是无效，

这是国家执法的游戏规则，政党执纪亦须遵循此游戏规则，

当前，政党执纪部门，最为活跃的，是执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政党执纪部门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集所有执纪权于一身。对于一个违纪乃至犯罪嫌疑人，立案权属纪委，调查权属纪委，实施“双轨”权也属纪委，最后的纪律处分权还是属纪委。二是全程办案。从立案到处分，一个纪委部门可谓一办到底。一办到底，是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现象”。

这种政党执纪上没有制约的现状，有个忧惠：

首先，执纪欠缺制约机制机构，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和选漏贻案。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家族案，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内未被查处，以致出现其子从容外逃，成了贻案?原因就在政党执纪部门缺少制约。如果执纪系统有制约机构，哪个执纪部门在接到举报后敢迟迟不查处程维高?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又为什么会遭到报复迫害造成冤案?原因也在政党执纪部门缺少制约。表面上看，郭光允的冤案出现，是程维高们的报复。实质上，问题是出在政党执纪部门——群众向你举报了腐败党员高官，结果却遭到迫害，难道责任不在你接受举报的执纪部门么?

另外，政党执纪没有办案中的制约机构，执纪部门就容易出现贪赃枉纪等腐败问题。而且，这种腐败，还会形成恶性互动：越是缺少制约，越是易发腐败；越是易发腐败，越是排斥制约。据报道，当今的中国，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对纪委的问题无人敢审、无人敢查的局面。

当今，有一种思潮：执政党的执纪部门即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摆脱党委领导，实行“垂直领导”。这种既不要系统制约、又不要党委领导的绝对无监督化权力，其危险性特别是对执政党的危险性，是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儿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想得到的。回应这一思潮，实行政党执纪部门分权、建立制约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法和纪，只有人群和程度的差异，而在执掌的操作运行上，机理是相同的，即国家执法和政党执纪都需要分权制约，绝不可一家全权独揽、全程办案。

【马静荐自《人民代表报》2007年8月21日】

人丢了，该找谁？　作者：邵燕样

我在1995年7月末写过一篇《对人贩子开杀戒议》，刊登于民进中央主办的《民主》月刊。当时是由北京甘家口立新学校一个12岁女孩失踪说起的，如果那女孩活到今天，该是24岁了。近12年来，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有增无减，规模更加扩大，性质更加严重，前不久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

我现在重提这一话题，是因看了央视科教频道“社会和人”栏目中报道，1991年贵州安顺王家山一个8岁儿童被拐卖到河南，失散的母子互相寻找了16年，才在湖南卫视的协助下得到团聚。这是极大的幸事，湖南卫视功不可没。不过这也只能是一个特例，因为电视台固然可以在这类事情上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社会上不宜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电视台无疑不可能成为专业的寻人中心，除非像交通台那样，由一个专门机构附设一个专职寻人的电台电视台或寻人频道。

“有困难，找警察”，这不应该只是一句动人的口号。的确，在运动式打击犯罪的高潮中。在专项的行动中，我们看到过某地公安干警一举解救出被买卖的人口，或是全歼一个贩卖人口犯罪团伙的报道，然而这只是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的突击任务，一般不会列入工作日程，每月每周常抓不懈直到成为考绩项目。从政治保卫到户籍管理，基层公安部门工作也已头绪纷繁。自然，只要是被拐卖的妇女或儿童主动找到派出所，除了个别不作为的例子以外，一般总会得到救助，有的并且得到妥善处理。这可以叫做“人助自助者”、“人救自救者”吧，可惜既已沦为被贩卖的困境中人，恐怕也只有极少数能够坚强和机敏到抓住机会或创造条件实施自救——山西黑窑场形同贩卖奴工的事件又是一个显例。

说到户籍管理，一个地方丢了一个人，丢了几个人，在并非荒乡僻壤的地方，家人或邻居都会报案吧?如果不是一般的走失，而是拐卖，那就不仅跨区跨县，往往会跨省(严重的还要拐带出境)。也许不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个区县公安局能够独力侦破的。现在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有的是，个别妇孺老弱失踪，相比之下似乎排不上队。于是失踪者的父母妻儿，便只能东挪西借，自备干粮，走县串省，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以寻亲人，能够通过这种自发的、分散的、近于无助的“手工业方式”找到亲人的，就成了凤毛麟角的新闻人物。

必须指出，这里涉及一个相沿已久、“积非成是”的观念。看待报警的问题，长时期来，着眼于是否“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同样的犯罪，还要比一比“影响”的“严重”程度。个别人乃至少数人分别地失踪失散，明知其中主动出走的比例甚低，多数可以确认为被拐骗贩卖，但毕竟没有枪声血影，没有爆炸着火，没有尸横眼前，引起的社会恐慌范围较小，也就算不上“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了吧?

这样，在失踪、失散后面那个关系到弱势人群(特别是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和生存状态的大问题，就被是否够得上“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考虑所掩盖，成为次要的事情了。而失踪、失散者的亲人的痛苦，相形之下，更无足道了。

然而，真是“无足道”吗?这样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听之任之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情绪会受什么影响?社会亲和力会受什么影响?还有学者们所关注的，社会伦理道德会受什么影响，以及政府所关注的，人民群众的信赖度会因而怎么样?这些不会“影响社会治安”吗?

没有哪一级政府，哪一级党委，哪一级“公检法”。公然说过拐卖人口问题不重要的混账话，而总是强调要打击还要坚决打击的。关键在不止于原则上承诺，而且从警力上、经费上、工作安排上——一句话，从组织上落实。

在现行体制下，从全局来看，还需要从组织上落实的，我以为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专业机构，明确其任务是集中统一管理打击贩卖人口犯罪行为和救助失踪失散人员；挂出一个牌子，例如“全国失踪失散人员救助中心”什么的，使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丢了人，知道该找谁、该上哪里求助：自然这个单位也不光是帮助“寻人”而已。有这么个名正言顺专司其事(而不是捎带着管一管)的机构，可望这方面的打击力度会更强，工作效率会更高(我不是机构拜物教吧)。至于这个机构怎样组成，怎样运作，则用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陈文涛荐自《南方周末》2007年8月9日】

拿什么捍卫文化　作者：醉扶归

大约是初中，教科书里有林觉民的《与妻书》，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认识到爱情、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深情所感动。行云般的文笔加之缱绻的情意，即使在多年之后仍不忍卒读，往往念到一半便要掩卷而泣。不得不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并非没有那般刻骨的爱恋。只是语言的贫乏让我们很难再读到类似的感人篇章。

在去年的某期《读者》上曾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专家对语言匮乏的现代人的一篇讽刺之说，其中提到：现代人不会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只会说“老子跟你拼了”；不会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会说“MM，我要跟你结婚”；不会说“恻隐之心”，只会说“我可怜你”……看起来好笑，细想之下，无限唏嘘。

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站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回望我们的文化河源，重读《四书》，重读经典，还有几人能站起来响当当地说我从没丢下老祖宗的传统文化?旧时读书的少年，15岁之前必须熟背四书五经，在民国之后被戏称为“拜经族”，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令现代的古文学博士绝望。在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废除少年读经堂的时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开始。但是作为代价，近一个世纪后，曾经是五千年文化传承结晶的已被人淡忘了，几乎没多少人能答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更是一头雾水。这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就像一块豆腐一样掉进了西学、现代、时尚、信息种种更实用的学问中，碎得没了形状。

《大学》开篇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今天成为镜花水月：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和平时期更像是一句空谈。于是，我们坚持不长大，看日本漫画，听Twins，玩PUPA或HelloKitty，穿满身口袋的阔脚裤，口号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更加可怖的是，我们将这越渐明显的文化背离抽丝剥茧地显露在孩子们的面前。

网上有一个很流传的冷笑话：问小孩孔融为什么让梨，小孩答因为大梨有虫。我一直以为这是好事者为了讽刺现在的家长教育失当而编撰的笑话，昨天下午我拉住邻居家五岁的小女儿，给她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然后问她：孔融为什么让梨?她嘻嘻哈哈扭了半天说：那只梨太大了，吃不了。我一点也不惊讶了，90年代的孩子被教导：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置身于竞争当中，天生就是达尔文主义者。几乎各个地方电视台都有拿刚懂事的小孩出来比赛的节目。小小的一张稚脸上，映着极不相称的精明世故，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有什么可爱之处。

OK，也许是我对孩子天生没什么爱心，也可能是尚未成为人母而说的一些风凉话，我的确不该把矛头指向尚未懂事的孩童。孩子是水，父母是容器，水装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就会有什么样的形状。现如今我们所接触的孩子大多来自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人的后代，他们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乃至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我常忿忿地称这些人为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这里头有我的偏激和厌恶。我只是不忍见到他们那一代文化沦陷之后又让下一代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不敢奢求将来还会有纳兰容若那样精通琴棋书画的翩翩佳公子，但仅作为怡情来说，略通文理琴韵应该不算过分吧。当然，现在的孩子与这些还是有些瓜葛的——琴，是钢琴不是古筝，必须要考级；棋，除非能成为常昊那样的高手否则不于培养；书，少年宫常备课目，以后升学可以加分：厕，从北条司到几米的漫画被奉为圣经。

如果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里才开始接触到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有点迟了?《全唐诗》有42863首，《全宋词》有19990首，李白有诗900余首，陆游有诗6000多首，这还只是中国诗词曲赋的一点零头。然而，我们直到中学毕业所背的还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的小情调，如何让我们爱慕上我们的浩瀚诗海呢?现如今还能够吟风弄月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是这样的少，也要承受随时来自于外人的奇异目光，诗词歌赋曾几何时与酸腐老土划上了等号?!

莫说孩童，就说说我们自己吧，有多少年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这些在我们眼里都模糊起来的画面更是孩子们没有见过的，所以，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我不禁心慌起来，我的孩子今后是不是也会唱着“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告诉我：老妈你过时了!

【倪早菊荐自《格言》2007年第18期】

不相信和相信　作者：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水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首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仿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王永生荐自《中国时报》2007年8月10日】

“学历查三代”之荒谬　作者：陈四益

如今，找工作，光有名校博士、名校硕士的“头衔”还不够，还得看大学本科即“第一学历”是否出自名门校，这种“学历查三代”的做法，表面看似有道理，实质却很荒谬……

一、学历之有第一，也如门第之有第一。以门第论人虽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但毕竟破除久远。以学历衡人则风气所趋，正在行时。

二、以门第论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真个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其结果如何，有史为鉴，无须多说。以学历衡人，同样不能才称其职，才尽其用。须知会考试的未必会做事，学历高的未必学问通，何况学有专攻。硕士、博士多专于一科，甚至一科中的一门、一门中的一个领域，在非专业的领域，单看学历并不能决其高下。

三、以门第论人，愈演愈烈，于高门大户中又分出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新旧之别，上查三代乃至四代五代，必以旧族为高，新出为劣。以学历衡人，愈趋愈严，也闹出了什么“第一学历”。单看博士硕士不够，还要看大学本科是否系出“名门”。不知再往后会不会上查四代五代，把幼儿团、托儿所乃至“胎教”当作第一学历——这时，以学历衡人便同以门第论人合流了。

四、名校的学生未必都高才，非名校的学生未必都低能，这便正如名校的老师未必都是名师一样。实验作假、论文抄袭、错谬百出的导师，见诸报道的同样不乏名校教员。“师”尚品类不齐，生又何能整齐划一。迷信名校，甚为可笑，

五、历数前贤，状元及第者大多未能成就功业。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上之佼佼者绝少“状元”，便是明证。以近代人物论，毛泽东的第一学历为何?湖南第一师范而已。蒋介石的学历为何?连第一师范也还不如。此系政治人物，姑置勿论。即论近世学者，胡适之固然有博士头衔，但他的“第一学历”不知当算中国公学还是康奈尔的农科。无论哪一个，作为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恐怕都不能算“响当当”。鲁迅的“第一学历”也不知是算江南水师学堂还是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路矿学堂，就算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不是什么名校，何况还没有读完。刘半农任北大预科教授时，“第一学历”不过常州中学肄业。若唯以学历(还要“第一学历”)衡人，他们都应当在淘汰之列了。

六、前些年，大谈伯乐，这几年不谈了。因为大家明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依靠不常有的伯乐来选常有的千里马，难矣哉!所以又说要造成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环境。此言当然不差，但环境的造成要有相应的制度和认真执行制度的人。可惜我们往往大谈一通制度或制定一些制度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许多制度不过流于形式。真正生效的还是老办法——靠选人的人(不是伯乐的“伯乐”)。“第一学历”之类的标准，多出于此辈之手。因为他们并无识才之能，又无相应完善的制度，只得死守一些僵死的条条杠杠，以便操作，以塞人言。

七、今日之高校招生，颇多怪癖。非“第一志愿”不取，便是许多学校的“自负癖”。一些相当优秀的考生因偶尔微小失误，以一两分之差未能为第一志愿录取，便失去被其他学校第一批录取的机会，一下子落到了第二批录取的学校。待到毕业，又遭逢以“第一学历”衡人，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一限。这究竟是谁的失误?谁的过错?

八、不能说以“第一学历”衡人全无一点道理，连续多年的研究生扩招，虽有缓解就业的考虑，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扩招脱离了可能，学校的办法就是应付。导师的水准降低，培养的方法粗放，最终是博士硕士质量下降，信誉低落。于是，逼出了“第一学历”的主意。但是，学士的水准就靠得住么?好多年了，只见把学校并来并去，只见一所所学校为争取进入什么工程编造种种材料，却不见认认真真抓人才培养，抓师资素质，抓教学质量。收费年年高，质量年年降，这一份责任就不是以“第一学历”衡人者所能承担的了。

【刘超荐自《北京日报》2007年9月9日】

一只小野鸭闹出的政治风波（外一则）　作者：徐恒足

前不久，瑞士第三大城卢塞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只野鸭在城中的五谷广场花坛边做了个窝，孵了一只小野鸭，7天后死了。

小野鸭死后，一个民间鸟类保护组织向市长发难：市长为了树形象、拉选票去探视小野鸭，使它受到惊吓，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动物的生存权。为了平息事态，市长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并对小野鸭的死表示愧疚，同时向市民道教。

就在市长道歉的第二天，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发难。他们认为，野鸭从湖里跑到市政广场来。可能是卢塞恩湖的水受到污染。这样，居民的饮用水就有问题。于是，市民到广场游行。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对湖水水质进行鉴定，发现湖水污染度上升了01％。市议会马上开会研究，拨出2000万法郎用于减污。市长引咎辞职。

市长辞职后第45天，瑞士为发展旅游业，就加入《申根协定》进行全民投票。由于受那只小野鸭的影响，卢塞恩人害怕开放边境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涌向卢塞恩湖，居民的饮水将会更加糟糕，因而有93％的人投了反对票，加入《申根协定》没有通过。

死了一只小野鸭，竟闹出一场政治风波，实属“小题大做”。有人说好，也有人不以为然。在瑞士，它可能是一件平常事：在我们国家，恐怕就是天方夜谭了，甭说死了一只小野鸭，就是死了一头大象，也没人把账算到市长头上去。

瑞士人认为，“小事情”往往是“大问题”的先兆。小中见大，见微知著，乃是一种智慧。据说，他们的民主制度，就是靠“小题大做”一点点建立和完善的；公民的民主意识，也是在一次次“小题大做”中培养和提高的。野鸭风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小野鸭一死，两个民间组织首先发难，穷追不舍。政府所属的环保监测部门闻风而动，议会也立即开会研究，拨款治污，接受市长辞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在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提出的所有问题解决好，没有一个部门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扯皮、踢球或拖延、敷衍，更没有一个人出来为市长说情、打招呼，市长也没有找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

我们的一些“聪明”官员不仅“小题”不去“大做”，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题”也不愿“大做”，相比之下，国人也许会觉得瑞士人有点怪，甚至有点迂腐，常常做出一些有悖情理的傻事。殊不知，民主法治建设，往往是由这样一些“傻事”累积起来的。

前议员当清洁女工：“这没什么”

今年58岁的弗里德里希女士，从1998年到2004年曾为德国联邦议员。2005年初退出政坛后，家庭生活日渐拮据。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当议员7年可领7个月的过渡期津贴，每个月7000欧元。之后，要等年满65岁，才有资格领取每月1600欧元的退休金。

为了维持生计，弗里德里希花了近半年时间去各大公司求职，但用人单位以她年龄太大、太出色、太自信为由予以拒绝。无奈之下，弗里德里希放下身段，卷起袖管开始当清洁女工。

一个当了七八年联邦议员的“大官”，退出政坛后竟找不到工作，卷起袖管去当女清洁工?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其实，从政这么多年，在社会上不可能没有一些关系。她自己也确认有两家保险公司曾请她做代表，但她认为有些人看重的并不是她的人，而是她的关系网。如果用“关系网”寻租，虽能解决暂时的困难，却会因此而损害公众利益和自己的人格。所以，她宁愿当清洁工，也不依赖“关系网”，并断言“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弗里德里希的这种选择，从表面看似乎迂腐固执，实则充满自信与自尊，反映出一种高尚人格和淡泊名利的涵养。

据有关资料反映，弗里德里希式的德国官员并不鲜见。法兰克福50岁的国会议员皮斯特“下岗”后，担任起一家酒店的门童：48岁的下萨克森州部长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当了保姆：而竞选失败的吉夫霍恩市长更放下“身段”，重操旧业做泥瓦工……很多德国官员表示“这没什么”，生存最重要，工作不分好坏。

“没什么”，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心态，是在科学机制下长期锤炼而成的一份修养、一种“习惯”。德国人重生存，轻名分，讲实惠，淡虚名。在他们的规则里，只有民主、公平和竞争，遵法规，守诚信，没有“官本位”，也不靠“关系网”，更不兴“走后门”。这恐怕就是令人敬佩的“德意志精神”。

我曾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官员对升迁去留，特别对离开政坛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了“没什么”的感觉，那绝对是值得庆贺的进步。

【王行荐自《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新世说二则　作者：金生叹

陈香泪

此陈香非《宝莲灯》中劈开华山救母之陈香，乃《中华读书报》青年女记者陈香也。近读《粤海风》汪成法《认错与忏悔》，引刊于去年2月8日《中华读书报》陈香《汤一介和“梁效”》，颇有令人回味处。惭愧不才作为该报老作者，一直有该报赠报，竟漏读此文。陈香与汤一介教授谈“四人帮”写作组“梁效”往事毕，汤氏在陈香采访文稿上写下“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陈香见状，“眼泪夺眶而出。”在她“看来，以汤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以他平日为人的人品和人格，他不必为了一个30年前历史的错误而忏悔”。此段文字大奇!陈香认为汤一介不必为以前之错误忏悔，因其人品甚好，德高望重。笔者认识汤一介，此公为人谦和，对“德高望重”之高帽，未必肯戴。但人品好，声望高，就不必为历史之错误而忏悔?此乃实足之糊涂观念。当年“梁效”“罗思鼎”“洪广思”之流御用写作组，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危害甚大。“四人帮”垮台后，少数头目被判刑，其他人均回原单位。以北大而论，邓广铭教授曾感叹：“我们几乎被‘四人帮’一网打尽，溃不成军!”当年京、沪写作组有人作了深刻反省：有人不但不反省，还公然赖账：有人以耻为荣，以参加过御用写作组沾沾自喜，炫耀某文系其执笔；更有人摇身一变，成了新贵，位居要津，指望其肃清“文革”流毒，岂非与虎谋皮?反观中国政治文化史，千百年来，多数权贵及文学侍从，从不忏悔，实在是历史之悲哀，国人之悲哀。再举一例：当年策动反胡风运动起过重要作用之某权要，晚年在《新文学史料》中抛出长篇相关回忆录，竟无半句忏悔文字，不知良心何在?正是：

“文革”斑斑血泪史，

岂能白白付水流，

殷鉴不远需正视，

轻抛珠泪没来由!

8月20日于岂有此理斋

北岛言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载：已在美国啃了将近二十年洋面包的诗人北岛，谈及漂泊的好处，是“获得某种更复杂的视角”，“就这一点而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危险的。”遥想当年，北岛以承担国家民族历史使命为己任，豪情万丈，调门比谁都高。曾几何时，被“嗟来之食”养得找不着北、一张绿卡到手即忘记自己姓甚名谁的。居然说“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危险的”!我一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认同民族——中华民族、国家——中国，是做人的底线，也是最后防线。如果抛弃此底线，亦即连我们的民族、国家，都不认同，那才是危险的!汪精卫、周佛海之流，不正是背叛民族国家，认贼作父，沦为千古罪人吗?!这种打着世界公民的幌子，数典忘祖，拒绝认同民族国家的谬论，是对爱国主义的反叛。值得注意的是，史学界的某些人，对于历史上的民族国家，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为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元凶、主谋宋高宗及秦桧翻案者有之：为清初引狼入室的汉奸吴三桂、尚可喜之流评功摆好者有之：近来更有人替投降清朝，为虎作伥的范文程，大唱颂歌，夸他投奔清朝是“投奔光明”。呜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等杀死数十万国人之滔天罪行，难道就是清王朝带给国人之“光明”?如此赤裸裸为清初汉奸翻案之行径，令人惊诧。正是：

岂能不认大中国?

岂能不认大中华?

汉奸久钉耻辱柱，

岂容翻案乱喧哗!

7月20日于冷眼庐

【倪早菊荐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8月31日、7月29日】

我们人性深处为什么缺少感恩　作者：阮　直

感恩是我们人性中缺少了的一种意识，在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中，“回报”往往是我们基本的做人道德，即便沦落到丐帮之族的乞讨之人，都讲究礼尚往来，投桃报李。连邻居间的借盆儿米面都奉行着“平盆进来满盆出去”的标准，有点儿良心的人更懂得“受人于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理儿。可如今我们感觉人们连无须破费一个铜板的“精神上的感恩”都舍不得了。

据8月29日的《文汇报》报道，如今不少人不要说感恩的意识没了，就连礼节意义上的一声“谢谢”都省略了。某地5位贫困受助的大学生。在受助一年后，若无其事，忘了资助者，连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打。西彦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余香应该有接受玫瑰者的一个微笑回报吧，如果只是烧火棍子一头热，那么人性中的爱是无法传递的。

我们人性深处为什么缺少了感恩呢?有社会学家说是“商品拜物教”的蔓延的必然。在我看来倒是我们一度的感恩过了头儿，我们曾经“感恩”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感恩的主儿，我们感恩过圣君明主，但圣君明主没让黎民百姓享受过阳光雨露：我们感恩过的那些“一袋米”、“一桶油”似的节日慰问，但这种作秀留不下让人感恩的“余香”，只能让本想感恩的人知道你不是我的“救世主”。

如今我们资助上不起大学的贫困生，多是政府和群团组织牵头的一种“组织行为”，作为个人直接一对一的资助并不普遍。受资助者觉得，你以组织的名义，用国家的钱、大家的钱，采赞助我，不过是一种贫富差别的平衡、调整，政府和组织也给予了那些赞助者们相应的荣誉和称号，这也算是社会和组织的回报吧，至于我个人吗，中国有俗语，“大恩不言报”。我大学毕业了。就业都难，拿什么回报你?空嘴说好话，又不太符合国人的“投桃报李”人际关系，只好沉默吧。

如果就是王大妈资助了李小虎读完了大学，李小虎还会不知感恩的吗?李小虎还会连声“谢谢”都不说吗?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如果我们应该回报、感恩的对象都像王大妈那样明确，我们还是忘了感恩，那么我们的人格、道德就会受到大众置疑、谴责，这样的代价人们能付得起吗?

有些资助就是一种组织行为，就是一些富人该做的慈善事业。我们的体制已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不少贫困是由于体制上的欠缺造成的。我们政府现在提出的“让每个贫困学生都能上得起大学”，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还需要他们的人民时他感恩吗?

不要放大几个拖欠了助学贷款的“待业大学生”的“失信”行为，他们的文凭、档案不还抵押在学校吗，他们的难处我们就不能多想一点儿?哪一个发达了的人不以有感恩的机会为荣，不要说心灵深处的感恩，就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感恩仪式，都会让人感动，都会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一个人的亮度。在我们不具感恩之念时，我们也知道“礼尚往来”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处世原则，总是占人家小便宜的人，是遭人讨厌的。即便再小气的人，也轻易不敢借了人家的谷子还了人家的糠。

商品经济发达，不是人们丧失感恩的直接原因，在以平等、公平的交换规则下，人们的无私奉献，那是“感动中国”的事情。不少人不知感恩，有时就是那个感恩的对象被模糊了，甚至被异化，异化成一种“政治”对象了。哪朝哪代都能找到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这不是哪个时代惹的祸，“反右”“四清”“文革”的那些年代，没有“商品拜物教”的蔓延吧，可那时我们的人性深处也没人人都闪烁着感恩的光芒吧。

我们最该感恩的对象就是人民，可如今有些专家、学者呆在空调屋里、喝着女秘书端来的咖啡，写着批判人民的子弟不还“人情债”的文章，这样的人就知道感恩吗?

【菲菲荐自《金华日报》2007年9月9日】

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　作者：王　辉

我们社会最缺少的是什么?让我从每天骑自行车这件小事说起吧。

每当骑自行车遇到红灯时，大家都停下来，自己自然跟着停下来。可是当汽车不多时，其中有一两人带头闯红灯，多数人就跟着闯过去了，剩下你自己傻等着，又显得孤立了。这种红绿灯控制交通的制度设计毫无问题，可是骑自行车的多数人不遵守，破坏了基础秩序，就削弱了制度的作用。当前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秩序。

何谓基础秩序?就是人人遵循社会行为规范所形成的社会基本秩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基础秩序正是在人们长期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一位近八旬的老友，近两年两次骑车被撞倒在地，肇事者逃之夭夭，路人竟没有人扶他起来。人们害怕被连累，说自己是肇事者……这说明不仅遵纪守法的基础秩序受到挑战，扶老携幼的基础秩序也丧失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有时候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能支撑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秩序，即一些最基本的制度、道德和信用，整个社会是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

基础秩序的缺失不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官场上。大家都搞“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费旅游)，你洁身自好，在同僚中不是受到孤立吗?当老总的拿着高于工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薪，你如果反对，不是堵住了同僚的财路了吗?

其实，基础秩序是靠道德规范和有效的管理制度来维系的。记得我到日本访问时，听说孩子在有的学前班学习，付费多寡根据家长的收入来定，收入高的多付，收入低的少付，达不到一定收人标准的免费。我和发人讨论，家长如果虚报收入怎么办呢?友人说弄虚作假会付出尊严、名誉、诚信等无形代价，而对这种代价的珍惜，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基础秩序，使制度得以有效地运行。所以，基础秩序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德秩序；二是信用结构：三是基础制度。

毫无疑问，基础秩序是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形成的，而追本穷源，支配社会行为的是社会主流意识。所谓社会主流意识，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拥有社会认同和社会生活规范的共识。有的学者说，当今中国面临着社会主流意识错乱。你看，传统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主流意识早已被抛弃，普世道德受到拜金主义的腐蚀，集体主义精神被一些人所淡漠，自私自利的合理性得到流传，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负面作用得不到限制。这是基础秩序缺失的根本原因。

令人欣慰的是，党中央近两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方针。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有机系统。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拨乱反正社会主流意识，理顺社会基础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应有之义。

【杨兴文荐自《今晚报》2007年8月22日】

抄袭悔过书，没什么大不了　作者：贾永华

安徽有个厅级贪官张绍仓，是该省能源集团的原党委书记。最近他因为涉嫌受贿270多万，接受法庭公开审理。在开庭时，张绍仓“眼含热泪”地念了一份悔过书，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给他一条生路。有细心的记者发现，此人念的悔过书，内容竟然与几个月前《检察日报》发表过的四川贫官朱福忠的悔过书颇为相象，有几段显然属于抄袭。于是，舆论哗然：贪官连悔过书都要抄袭，其能是真心悔过吗?

看过这条新闻，我很不以为然。为什么贪官就不能抄别人的悔过书?如果他认为那份悔过书写得诚恳，写得动情，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更可以打动听众，“模仿”一下也不算什么大事吧?要知道。贪官在台上时，就没有养成自己写文章的习惯。他们讲话，发指示。通常都有一个参谋班子、材料班子在支撑，他们说的，其实是秘书写的，那个时候没人指责他的长篇大论其实“非原创”，现在指责，怎么也有点痛打落水狗的意味。

话又说回来，贪官抄袭，有多少机关干部不也在抄袭?日常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等等活动，有多少人是认真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思想汇报的呢?“先教”活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网上就冒出了很多“学习材料”，并且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划分：适合党务工作者的，适合法律工作者的，适合国有大企业管理层的，适合新闻工作者的……服务多么周到细致啊，并且还都是免费的。我们抄袭那些材料时不脸红，现在又何必苛责一个贪官呢。

很多人之所以对贪官抄袭悔过书很愤怒，主要是他们感觉自己受骗了——瞧，贪官“含泪”在忏悔，说得多沉痛!那眼泪可是亮晶晶的呢。他们也都是农民的儿子，经历了多年拼搏，也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只是后来世界观忘记改造了。现在他们终于清醒了、后悔了!——呵呵，我们的人民太善良，太轻信，太容易被语言和表态所迷惑。贪官在台上时是如此，贪官身陷囹圄了还是如此。所以我们很奇怪地看到，不少贪官的忏悔录都见诸报端，好像他们说的果然是真话，并且这样的“真话”果然能遏制腐败一样。

我们总是过于强调道德的力量，似乎贪官真忏悔要比假忏悔更好一些，这样就可以代表着正义战胜了邪恶，迷途的羔羊已经被唤醒。其实，这之间的不同并不重要。贪官就是贪官，他是否忏悔，都削弱不了他已经作下的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让法律制裁他吧，哪怕他像个悲剧演员一样打动了我们的泪腺。

【菲菲荐自《燕赵警视》2007年9月】

Table of Contents

2004年第1期

致读者　作者：本刊编辑部

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　作者：洪巧俊

“思想解放”的边　作者：王乾荣

“李真错觉”背后的现实困境　作者：朽　木

引起重视的代价　作者：梅桑榆

警惕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　作者：蔡恩泽

“多好的群众”素质差？　作者：刘洪波

从虚幻的精神按摩中清醒过来　作者：杨耕身

国耻记录又添一笔！　作者：栾保俊

李普杂文（五则）　作者：李　普

可怕的参照系　作者：王重旭

贪官迷信探源　作者：黄苇町

程序为何苍白　作者：宋志坚

杂念有什么不好？　作者：邵燕祥

“屎里觅道”　作者：张　扬

政绩观该变了　作者：刘效仁

一个傻瓜与一百个敌人　作者：乐　朋

靠不住的眼晴　作者：徐怀谦

钉钯改名　作者：侯国平

白日做的梦　作者：张雨生

假如张艺谋竞选省长　作者：魏雅华

痴人说梦　作者：侯智勇

寓言两则　作者：石　飞

给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亮分　作者：彭成仁

乞　丐　作者：邓　迪

打假卡　作者：田　川

没问题　作者：费飞灰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作者：韩石山

造个最大号马桶的Ｎ重“意义”　作者：魏喆铭

谁能和钱钟书玩到一起？　作者：陈鲁民

钱锺书必须瞧得起谁吗？　作者：黄　波

国民党无大臣之风　作者：李　敖

不拍马屁的自由　作者：李　敖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作者：李　敖

民风．士风．仕风　作者：朱蓬蓬

学历趣谈　作者：陈　章

啥也不干　作者：阮　直

三只小狗为何感动那么多人　作者：吴兆民

存在与强调　作者：何玉茹

“不自由”与“太自由”　作者：彭友茂

笑话时代　作者：于光远

学生需要一只宝葫芦　作者：摩　罗

反正话　作者：阎树平

童话在女性与神性之间　作者：王　新

高尔基的悲剧　作者：葛栋玉

商子曰……　作者：商子雍

古铜上身白上身　作者：刘　齐

呓语集　作者：王富仁

梦语醒拾　作者：毛志成

林肯死因别解　作者：刘兴雨

坚守“寂寞”的两位寿者　作者：符　号

钟馗打盹图　作者：王春瑜

“民主生活会”　作者：杨翰端

名人制造　作者：姜广信

跑官忙　作者：朱根华

想　想　作者：王晓鹏

都市新传说（二则）　作者：魏剑美

《鲁语》启示录　作者：孙焕英

越到下面越难管（外二则）　作者：吴志良

“别提俺”　作者：孙振军

高人指点　作者：王　雨

比　赛　作者：几　米

运　气（外一则）　作者：蒋廷松

“生活忠告”　作者：佚　名

语不惊人死不休？　作者：XiLoveXi

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　作者：朱铁志

2004年第2期

像奴才那样写杂文　作者：魏剑美

农伤怎么就不算事故　作者：焦国标

党内江湖义气要不得　作者：薛鑫良

死里逃生的农民还有什么选择？　作者：葛栋玉

“永某氏之鼠”附体　作者：鄢烈山

换岗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作者：梁守泰

母亲们为何愤怒？　作者：陈鲁民

变味的变化　作者：关德来

且说监督问题成问题　作者：刘诚龙

吃野生动物与纳小妾　作者：陈小川

请来贪官当老师？　作者：刘绍楹

从刘涌之死说到“专家论证意见书”　作者：郭松民

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作者：吴　昊

领袖为何没有写成杂文　作者：侯志川

继续解剖王怀忠　作者：吴　非

贪官九像　作者：周　涛

尊重自己的公民　作者：张心阳

太空与假大空　作者：刘　齐

“跑”的考证　作者：汤吉夫

为什么不买慈善晚宴的账　作者：王乾荣

贪官的“成本账”　作者：彭友茂

怒斥何以成为一种“秀”？　作者：蒹　葭

反腐败，死刑真的是必须的吗？　作者：邹云翔

对反腐败，死型还真是必须的　作者：邵道生

“我心有主”　作者：高　深

杂议二则　作者：何满子

给生命一份从容的平安　作者：鲁　人

干吗不让孩子当孩子？　作者：袁　征

萧何当副手　作者：牟丕志

“喜剧阿里”的悲剧品格　作者：孙焕英

文人七不可为　作者：陈鲁民

书与史　作者：曾敏之

言与行　作者：曾敏之

“虽九死而无悔”　作者：曾敏之

眼里常含泪水的艾青　作者：杜渐坤

钱穆的遭遇　作者：吴中杰

记忆在哪里错位　作者：余　杰

感谢司马迁　作者：王　晖

人生杂说　作者：叶延滨

碎梦拾屑　作者：毛志成

不能错　作者：陈四益　丁　聪

关于“诚实”的遐想　作者：叶　子

石狮子．罗马柱．官箴碑　作者：左华仁

市井小品（三则）　作者：王　雨

永州阅读　作者：王青伟

悟能暴富　作者：侯国平

三国人物之现代版评点　作者：吕铁人

思路花语　作者：马长山

谁说没真的　作者：陈　仓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　作者：周　实

机关里有一堆屎　作者：何　山

诗联幽默一束　作者：吴志良

赶场明星的真情告白　作者：侯智勇

“非驴非马”　作者：杨翰端

奴才语录　作者：山海夫

改联惩贪　作者：张培修

三三制的报告提纲　作者：周耀华

相对论　作者：几　米

谣言可谓　作者：杨迎春

名丑的遗嘱　作者：李　致

概括　作者：阿　明

红尘大话　作者：徐　强

打白条　作者：佚　名

抠门的艺术　作者：佚　名

2004年第3期

茶客留言　作者：张家禄等

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信号　作者：吴兆民

怎样建“文化大省”？　作者：牧　惠

“计划外招生”是教育？还是创收？　作者：阮　直

贪官“忏悔”实不服气　作者：刘洪波

我最“佩服”的贪官　作者：枕　崖

死亡赔偿呼唤对生命的敬畏　作者：王　琳

宝马撞人案中的民情　作者：秋　风

哈耶克！哈耶克！　作者：徐迅雷

“最后决定权”　作者：张　勇

“边贪边升”谁负责？　作者：苏中杰

包装英雄与包装历史　作者：葛栋玉

测试官员的冷漠指数　作者：徐怀谦

“人民作主”与“为民作主　作者：黄东成

贪官“自白”里的“经典”　作者：周　彪

替贪官画像（四则）　作者：方永江

我看某些领导的不稳定观　作者：于成玉

2003年，我最不能忘怀的声音　作者：昝爱宗

“摆平中纪委”，值得“惊闻”吗？　作者：邵道生

王怀忠企图“摆平中纪委”的深层原因　作者：蔡永飞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作者：何　兵

除了生命，我用什么保卫自己的房屋　作者：陈杰人

“人民日报”如何为自己讨“说法”　作者：郭松民

公安局　作者：朝　阳

姑妄听之　作者：朱铁志

大聪明　作者：闵良臣

猎鹰是这样熬成的　作者：贴　子

杂谈“博导”　作者：曾　益

性感的进化　作者：毕淑敏

新媳妇过河　作者：袁成兰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作者：柏　杨

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　作者：柏　杨

吵律　作者：柏　杨

人之将死（外一篇）　作者：钟叔河

吞吞吐吐　作者：孙　郁

我印象中的巴金老人　作者：文洁若

柔情似水　作者：冯远理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作者：小　宝

新野县修了飞机场　作者：侯国平

胡乡长日记摘抄　作者：侯发山

样板评论　作者：张雨生

鬼话　作者：郭振亚

惯例　作者：王　雨

村长　作者：刘　璟

同志　作者：华　凯

爱心有罪　作者：太　忠

小挑金庸　作者：流沙河

害怕读者看不懂　作者：阿　敏

关于申报悟空祖籍地的决议　作者：蔡小囡

C60试验　作者：马德路

中国普通农民的年收支单　作者：苏小月

夏夜品书小辑　作者：李　辉

你有权，但不应……　作者：佚　名

万人游戏　作者：几　米

勤俭　作者：卜　伟

学会感恩　作者：鲁　人

互相牵制（外一则）　作者：徐光灿

打工者的名字　作者：刘　虹

“最”字诀二则　作者：佚　名

庸吏自白　作者：迪

反正都是“成绩”……　作者：杨翰端

中国人毁掉的三个称谓　作者：曹有刚

“赛伯乐”相马　作者：朱根华

值得珍藏的81句话　作者：方

男人分两截　作者：洪　晃

拒绝杂文的原因　作者：理　钊

2004年第4期

我们到底要庆祝巴金什么　作者：朱大可

“真严禁”与“假严禁”　作者：吴兆民

另一种“陪读”　作者：朱铁志

太监眼光和心态　作者：黄一龙

“严禁”不如“公开”　作者：邬凤英

教育颠倒歌　作者：慕　心

“大势所趋”的大势到底是什么　作者：杨于泽

拍案与办案　作者：周　军

绝对的第四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作者：毛天祥

王克勤身价几何？　作者：王乾荣

述廉时考察“裙带”意义何在　作者：朽　木

发言与治国　作者：鄢烈山

可笑的“拉佳德猜想”　作者：侯志川

潜规则三问　作者：徐怀谦

常识以下的溢美之词　作者：张金岭

为“政绩工程”正名　作者：章　明

从吃喝能看出品位吗？　作者：阮　直

世故也成财富　作者：吴　非

你有学问算个啥？　作者：梅桑榆

我骂故我在　作者：大　卫

千万不要当农民　作者：Chilamyin

“白吃师范”能否借用？　作者：舒　乙

权钱交易乱谈　作者：吕碧辉

给“美男作家”泼点冷水　作者：陈鲁民

抢镜头　作者：邵燕祥

真理不可侮　作者：葛栋玉

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　作者：王春光

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　作者：洪巧俊

腐败官员十二“属相”　作者：成　功

人　生　作者：季羡林

我看温家宝与艾滋病人握手　作者：张　扬

林奇果然是英雄　作者：何满子

作人要厚道　作者：陈湘君

闲话赵本山和“央视”　作者：刘晓春

何必等到自毙　作者：刘兴雨

正视陈寅恪　作者：刘浦江

从“施蛰存”到“王个移”　作者：司马心

八哥知惭愧　作者：钟叔河

致命危险的起源　作者：吴　钩

微言小集　作者：江　源

动物语录　作者：王春瑜

深邃隽永的只言片语　作者：佚名

社会帝国主义是好东西？　作者：牧　惠

“勇气”号的华裔团队　作者：牧　惠

能“到此而止”吗？　作者：牧　惠

似是而非的“公仆新闻”　作者：雷　敬

成功的捷径　作者：智　勇

三爹教子　作者：苏中杰

酒醉的程度　作者：鲁　钊

黄部长的不幸事　作者：许　仙

诗人魏慕高　作者：孔兴民

就“事”论事　作者：劳　阳

谁　做　作者：刘心武

信　任　作者：喻　强

小　偷　作者：李　琦

剪　辑　作者：孙中举

避　嫌　作者：蒋廷松

尽管……也要……　作者：晋　军

自主权　作者：吴志良

站在哪里　作者：几　米

为官三铭　作者：乐　朋

画虎不成反类犬　作者：杨翰端

官僚与数字　作者：胡　爽

致富歌　作者：禹　仲

人生十二领悟　作者：佚　名

古词新语反腐败　作者：李燕翔

字与字的对话　作者：向少勇

听那百年真声音　作者：刘洪波

2004年第5期

茶客留言　作者：张　　慧等

“严禁”缘何成了“言禁”？　作者：于成玉

不许你代表我　作者：焦国标

给弱者特别关切　作者：童大焕

老百姓的钱　作者：柳　萌

“奖励官职”的尴尬　作者：吴志雄

低薪是优势还是危机　作者：薛　涌

权力的门槛　作者：杨　涛

权力要靠权力来管束　作者：秦　海

从耀邦的悔痛谈起　作者：张　杨

文人的骨气　作者：冯印谱

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　作者：李　普

论复制红卫兵纪念毛泽东　作者：孙焕英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作者：资中筠

官僚十大经典谎言　作者：侠　名

伪中产阶级和“中餐皆鸡”　作者：丘脊梁

“民心”与“官心”　作者：魏得胜

实事与难事　作者：宋志坚

假如还有假如　作者：高　低

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　作者：鄢烈山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　作者：鄢烈山

有人是天生的求乞狂　作者：鄢烈山

哪一家的“组织性、纪律性”？　作者：谢　云

杂感三则　作者：符　号

为官箴　作者：唐雪元

快乐的皇帝　作者：李　宜

最后一句惹的祸　作者：佚　名

唐家寺的雨伞　作者：秦　文

勤劳：中国人的宿命　作者：谢宝贵

两个版本的故事　作者：鲁　人

放下架子　作者：马锁成

一个不缺　作者：马朝虎

学本事　作者：陶柏军

麦客在六月　作者：王　飞

留守寸土　作者：张丽钧

读书退化论　作者：麦子荞

权力的天空　作者：时寒冰

防盗经　作者：李海英

刘表学英雄　作者：侯国平

苏武牧羊　作者：朱　辉

八戒关于整容的申请　作者：魏喆铭

鲁迅三题　作者：孙　郁

《论语》新编　作者：郑汝德

读书杂记　作者：陈鸿意

那一代学人　作者：陈四益

老李醉酒　作者：韩少功

王怀忠辩白　作者：沈　栖

电视访谈精华录　作者：叶延滨

动物笔记　作者：张　翔

墓碑上的留言　作者：常　笑

知足者乐（五则）　作者：李志远

碎片　作者：张子栋

凡人哲语　作者：徐　莲

尴尬的“杂文时代”　作者：潘多拉

我心中的杂文　作者：盛大林

海燕何时最美　作者：苏中杰

杂文不景气两题　作者：何满子

不该感谢的感谢　作者：杨舜涛

在一起　作者：王志广

不知哪天真减“副”　作者：孙　理

“百万雄师”——某地评职称印象　作者：杨翰端

独家报道　作者：几　米

“穿”与“脱”　作者：车走植

小姐与乞丐　作者：王秀峰

逐级传达　作者：吴志良

这样不好　作者：徐振清

年轮　作者：张雨生

扁鹊的医术　作者：佚　名

新官上任　作者：曲　折

车上有贼　作者：朱　砂

诫贤侄　作者：王　蒙

因谐音讹而成的俗语　作者：书　龙

2004年第6期

难道遇上了“武装妓女”？　作者：吴　非

政府违法　为祸更甚　作者：芒　种

要找准“堕落”的“点”　作者：闵良臣

屁股底下一座楼　作者：于成玉

人民代表为什么“大多数沉默”？　作者：孙振军

贪权也是“贪　作者：吴兆民

教授们的“村委会”　作者：朱学勤

校长的权力从何而来　作者：束学山

“紧急通知”真有那么神？　作者：俞　评

真灵活　作者：李启咏

给“反腐大跃进”泼点冷水　作者：老　石

别让权力变成一张皮　作者：东方尔

“老虎皮”的功能　作者：牧　惠

“中国不像中国了”的两重含义　作者：杨学武

俄罗斯选举的因惑　作者：刘洪波

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外一篇）　作者：邵燕祥

向领导推荐半句话　作者：孙焕英

“另类”八景　作者：刘　征

都像“抓马加爵”那样认真就好了　作者：侯志川

代食品生产商致钟南山先生　作者：徐迅富

质问与顾问　作者：杨岳鹏

独载者的本质　作者：苏中杰

我们是什么鸟　作者：钟友循

“官贩子”更可怕　作者：李　俭

王怀忠的一句“名言”　作者：刘绍楹

“谁是谁的人”　作者：梅桑榆

“高薪养廉”为时尚早　作者：盛大林

公务员的“正常生活”什么样？　作者：李振伟

我亲历“鼓掌通过”　作者：张　扬

“荧惑”与蛊惑　作者：张　扬

“金大中的老脸及其他　作者：张　扬

“以人废文”与“以文废人”　作者：陈鲁民

老外们怎样学外语？　作者：葛栋玉

早春的感动　作者：鄢烈山

总统的上司　作者：高　低

我爹的烟思想　作者：甘　否

益州牧与崇祯帝　作者：雷长风

不落忍的男人……　作者：刘　浪

识人难　作者：周　实

装孙子　作者：半　夏

骂与被骂　作者：阮　直

无可奈何　作者：余　杰

重读鲁迅《写于深夜里》　作者：何满子

腐朽是怎样化为神奇的　作者：昝爱宗

信马由缰　作者：耿　法

弹指一挥10年间　作者：钱　坤

白说小集　作者：江　源

红孩儿审干　作者：侯国平

汇报材料　作者：何承亨

审讯室问答　作者：远　夫

权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个案　作者：吴　钩

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　作者：鲁先圣

叫局　作者：朱万明

“民主生活会”　作者：末　未

局长醉了　作者：青衫浪子

绿化典型和尚岭　作者：曹治淮

一样悲剧，两样感动　作者：郭加奇

闲话　作者：佚　名

社会病案　作者：陈四益

天才的婚姻　作者：麦子荞

单位乡纪事　作者：王　雨

不亦尴尬乎　作者：郭振亚

焐虮　作者：石　飞

心态　作者：艾　华

如果　作者：李　茜

现代牢骚　作者：王友元

死路与活路　作者：蒋廷松

古本《龙子》今译　作者：王春瑜

知道的多与少　作者：佚　名

古代和现代　作者：吴家宁

圈套　作者：几　米

文斗　作者：郑　亮

三句半（外一则）　作者：沈　涛

行业“口头祥”　作者：郑远游

“笑话集”　作者：杨翰端

“怕”字歌　作者：佚　名

体态语言　作者：小　波

为某官画像　作者：佚　名

靠　作者：金　羽

正风歌　作者：聂　勇

某些“评沦家”　作者：刘德亮

一屋子都是兔子　作者：于　钔

吓倒老师的小学生作文　作者：晓　晓

2004年第7期

生活中的不一定……　作者：朱铁志

贪官的逻辑　作者：鄢列山

副职的“副作用”　作者：杨学武

还有多少事等着批示？　作者：凌　锋

职务犯罪·权力犯罪——双重犯罪　作者：苏中杰

有感于某些领导的“引领时尚”　作者：洪巧俊

荧屏：工人形象哪去了？　作者：齐殿斌

假如我是工人农民　作者：崔惠斌

知识凭什么赢得社会尊重　作者：彭杰辉

不是谁的点子都可以卖　作者：阮　直

北大生，科举心态要不得　作者：薛　涌

没有赃官，哪来刁民？　作者：殷国安

三五里即有“王者兴”　作者：刘洪波

谁说农民不懂民主？　作者：张镇强

想起了老子　作者：苗体君

大清库银被盗启示　作者：李业成

骗术品级　作者：夏俊山

龙坛登文术　作者：宋志坚

坐我的车走吧　作者：老　纯

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　作者：孙振军

倘若比尔·盖茨是中国人　作者：黄好额

狼的生存之道　作者：寒思羽

为“刑不上大夫”正名　作者：黄　波

城里人的罪过　作者：城　南

半瓶香油　作者：容　容

只想拥有一双合脚的鞋子　作者：江大洪

您感到地球转得更快了吗　作者：卞毓芳

噩梦　作者：金生叹

世外高人　作者：易水寒

窝囊记　作者：梅桑榆

因为不幸　作者：鲁先圣

“朱门”莫让亏酉肉臭　作者：李景春

人，又少了一个！　作者：聂华苓

闻“建议发行千元大钞”提案有感　作者：陈　艾

黑色幽默　作者：于成玉

“此亦人子也”　作者：钟叔河

鲁迅活过采会这样吗　作者：韩石山

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　作者：陈漱渝

不明白权　作者：黄一龙

尊重死者　作者：黄一龙

不表态权　作者：黄一龙

“倒霉”与“王帽子”　作者：张　鸣

关于康生杀害王实味事　作者：曾彦修

贪官的经典陈述　作者：陈　清

王校长的总结发言　作者：路　言

趣解十二生肖　作者：佚　名

老总给秘书的便条　作者：一　鸣

《论语》新批　作者：周　彪

忽然想到　作者：刘荣升

唐僧的“一夜情”　作者：侯国平

那封信……　作者：李启咏

老家来信　作者：陈晓东

成为名人的捷径　作者：林　立

紧急会议　作者：云　飞

两个马寅初　作者：李兴濂

余秋雨搞“素质考核”？搞笑！　作者：直言了

片语说事　作者：鱼　湘

都市小像二则　作者：笑　泉

“豆腐渣”种种　作者：陈绵钦

不许扒门　作者：王小克

但愿不是规律……　作者：杨翰端

闲言碎语　作者：薛思孝

新世相　作者：杨剑斌

试改《万空歌》　作者：姚天健

和谐的奋斗　作者：车走植

杂文诗（二首）　作者：符　号

请示汇报（外一则）　作者：王　雨

懒人的“天堂”　作者：如　意

关于农民……　作者：徐　润

虎王脸上有灰　作者：石　飞

并非杜撰　作者：川　晟

真相　作者：几　米

爆笑之男女有别　作者：黎　明

我们是这样退化的　作者：夏　菲

茶客留言　作者：章　明　江　源

2004年第8期

建议设反贪荣誉奖　作者：牧　惠

人大代表精彩语录　作者：阿　计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作者：魏明伦

牛奶该不该往海里倒　作者：张怀远

科研人员为什么争着做官？　作者：李启咏

暴力圈地圈走了什么？　作者：苏中杰

岂能如此精兵简政　作者：朱达志

谁是穷人的靠山　作者：阮　直

包工头的“七十二变”　作者：周士君

“工作需要”成了筐　作者：彭友茂

想起了“经济民主”　作者：邵燕祥

行贿学研究　作者：柏　杨

不妨看看俄罗斯　作者：孙焕英

让权力适应程序　作者：李亚彪　冯瑛冰

让人心痛的“吕日周现象”　作者：谢茂明

揣摩学及源与流之关系　作者：江　源

无话可说　作者：王跃文

打假中的“看客心理”　作者：张　璐

且说某些为官者的“腚”　作者：陈绵钦

农民宣言　作者：牟丕志

贪官临刑　作者：王　行

扭曲心灵的记录　作者：何满子

推演和追问　作者：何满子

这才叫法治　作者：何满子

叶公的“门徒”　作者：郭振亚

怎样的“马列主义者”　作者：闵良臣

浑身是债雄赳赳　作者：殷国安

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作者：小　米

错位　作者：郑作生

游戏规则　作者：魏　鹏

一个农民工的自白　作者：张　巍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　作者：黄　波

李敖这老东西　作者：胡　翦

牛局长手机里的短信息　作者：侯发山

贪官访谈录　作者：戴　希

猫与老鼠　作者：张　峰

做官的心理三性　作者：预警者

帝王的“倡优”　作者：张继合

最傻的人最奸　作者：刘　齐

曼德拉的顿悟　作者：鲁先圣

请给生命逝去的权利　作者：鲁　人

谁跟谁过不去？　作者：朱胜国

尊严的递减　作者：余远环

因为卑微　作者：流　沙

一座德国磨坊的故事　作者：郭宇宽

漫话“吃了也不嘴软”　作者：刘恩启

人人都是一滴水　作者：储瑞耕

历史的月亮　作者：葛栋王

文化的糖衣砒霜　作者：刘洪波

呓语新集　作者：王富仁

暮鼓晨钟　作者：张子栋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挑战我们的8个难题　作者：佚　名

绝招佩服反其他　作者：修祥明

告诉群众一个真实的英模　作者：吴兆民

为金敬迈说句公道话　作者：陈　章

三藏创收　作者：侯国平

新编《西游记》人物语录　作者：王春瑜

会议纪要　作者：陈永林

请给市长问个好　作者：阳　春

腐败与糖尿病之比较　作者：陈　仓

总经理让座　作者：张　玲

意外遭遇　作者：陈卫平

死不安宁　作者：刘六良

“大”的联想　作者：杨翰端

开会歌　作者：佚　名

处境与心态　作者：于炳绅

“我有一个怪习惯”　作者：李富平

文化视点　作者：佚　名

自我批评　作者：刘德亮

贪官作秀　作者：池北偶

变味标语　作者：胡一研

都是别人的错　作者：几　米

造　句　作者：刘胜利

时代箴言　作者：佚　名

关键时候　作者：吴志良

四大工程与四小工程　作者：佚　名

不倒翁　作者：丁　聪

创造历史的人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李　存

2004年第9期

过目不忘　作者：钱理群等

“抢救”人才，刻不容缓　作者：钟　岩

一些党校何以成为“注水干部”的摇篮？　作者：周士君

“官帽商”是最大最恶的奸商　作者：朽　木

什么叫“天壤之别”？　作者：洪巧俊

警惕“正不压邪”怪象　作者：一　刀

析“灾民情绪稳定”　作者：黄一龙

中国作家在干啥？　作者：李兴濂

当“收红包”已经“当众”　作者：李小刀

质疑反腐“一二三工程”　作者：薛克智

每个公民都不应“受”穷　作者：岳渊如

分管领导“管”什么？　作者：彭友茂

看不懂的“人性关怀”　作者：何大壮

是谁助长了人大代表的“官味”？　作者：包盛吉

暴力的警醒　作者：刘醒龙

“太远”说质疑　作者：宋志坚

古董摩登化　作者：王乾荣

隐私权　作者：何满子

我的素质观　作者：阮　直

政府开放才能“除魅”　作者：郭松民

以粮“治”天下　作者：蒋元明

此处钱多人傻，速来速来速来　作者：徐迅雷

打板子找不着屁股　作者：张雨生

直接伤害与间接伤害　作者：连　晨

过去的教授　作者：谢　泳

余华为何“惭愧”　作者：陈鲁民

你怕什么　作者：夏　楠

“破窗理论”的启示　作者：黄胜利

看不明白　作者：姚育明

后代的血温　作者：曹检生

小序二篇　作者：邵燕祥

遥望诺曼底　作者：邵燕祥

那遥远的磨坊　作者：邵燕祥

回乡纪事　作者：自由联合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作者：佚　名

世象百态　作者：唐枫柏等

哨遍．外商还乡　作者：王　佩

修车人的“墙上通知”　作者：金　阳

内裤与自由　作者：车走植

离谱的“现场会”　作者：郭庆晨

皇权与相权　作者：魏得胜

独亲廖沫沙　作者：黄　波

翁华铭为什么要自杀　作者：鄢烈山

“妙语”点评录　作者：李志远

高尔基的另一面　作者：刘　阳

也说叶利钦　作者：韩云冲

并非幽默（外四则）　作者：陈　章

副手须知　作者：黑马白浪

“注水干部”和“注水猪肉”　作者：冯伟良

书法界冒出了个“唐老九”　作者：逢春阶

会说话　作者：叶延滨

水浒人物创业计划书　作者：陈　雄

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刘世昌

当领导的吕布　作者：侯国平

咸亨酒店听闲言　作者：陈　仓

独特的对话　作者：申德明

研究所不能缺谁　作者：郭振亚

傅雷式批评　作者：金陵客

假　装　作者：几　米

杀手锏　作者：远　夫

公务员招考模拟试题选　作者：王汇涓

“奇谈怪论”　作者：佚　名

猫不吃米老鼠的理由　作者：文　清

词语新解　作者：孔　曦

如果……　作者：杨翰端

看成绩　作者：佚　名

不要以为　作者：张　峰

如今打开收音机　作者：刘德亮

钟馗抓鬼　作者：朱根华

蝗虫谣　作者：佚　名

某机关工作日志　作者：佚　名

经典谎言选　作者：佚　名

一句话把人逗乐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连　理等

2004年第10期

杨翰端讽刺短诗小辑　作者：杨翰端

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廉政账户”　作者：王　琳

说干部的“政治前途”　作者：郭庆晨

警惕“正当理由”成为腐败幌子　作者：陈庆贵

我们需要刻意保护反腐者吗？　作者：刘洪波

官员的“责”该怎么“问”？　作者：毛寿龙

善始不善终，缘于“政绩病”　作者：马赛克

竞争上岗十大“猫儿腻”　作者：洪巧俊

一种可怕的“资源观”　作者：滕朝阳

免费义务教育非不能也　作者：黎　明

“教育”缘何“贫血”？　作者：于成玉

乡长，您睡觉的成本咋就这么高呢！　作者：燕山樵夫

何不追究提拔腐败分子的人　作者：张雨生

错误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党治国

单边感情　作者：苏中杰

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作者：傅国涌

跑官要官　作者：侯志川

“意义”的四处翻飞　作者：符　号

“来三”与“勾兑”　作者：杨泽明

比愚蠢更蠢的人　作者：吴　思

也有专家在“忽悠”　作者：刘大枫

漫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作者：陈绵钦

谁在编造历史？　作者：孙贵颂

说真话的代价　作者：梅桑榆

名人的脾气　作者：阮　直

上帝决不会把一切好事都摊在一个人身上　作者：澧　人

口号趣谈　作者：孔庆东

慎“红”说　作者：屈超耘

知耻总比无耻好　作者：邱贵平

双重标准　作者：车走植

忠诚可畏　作者：陈大超

“三种话”　作者：郭振亚

数字的无奈　作者：王春瑜

未庄评职称的风波　作者：王春瑜

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　作者：王春瑜

尊严与尺度　作者：裴毅然

“维护尊严”　作者：游宇明

蔡元培的目光与措施　作者：李恩柱

王国维的弹劾　作者：王　晖

两条人腿（外五则）　作者：陈　章

求实随感录　作者：苏连硕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意　外　作者：卜　伟

关于修路　作者：王　璐

牢骚先生语录　作者：佚　名

杂　感　作者：叶景贤

动物寓言　作者：马长山

马谡的检讨　作者：侯国平

办给领导看有什么不好　作者：邵燕祥

官话完全指南手册　作者：东方明珠

英模跟姓名有嘛关系　作者：孙振军

芳名劫　作者：刘　征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　作者：章　明

洪秀全的“数字化”　作者：乐　朋

某官员“抱怨”　作者：旭　林

声律启蒙　作者：李建平

宽心谣　作者：赵朴初

上届与下届　作者：金　羽

小官八怕　作者：姜瑞平

根子在百姓　作者：路边竹

某地的“一面”　作者：王　阳

点　歌　作者：姜宝凤

“非法集资”　作者：章彦文

争着办　作者：蒋廷松

魄　力　作者：徐全庆

她一点儿也不重　作者：几　米

最容易听错的歌词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李志题等

2004年第11期

东鳞西爪　作者：陈鲁民

工人什么时候变成了“弱势群体”　作者：程万军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作者：郑永年

从中国没有科学大师看“官本位”的危害　作者：常　亮

“卖大猪”背后的辛酸泪　作者：洪巧俊

“官员三类批发部”批出些什么？　作者：于成玉

到哪里寻找精神资源？　作者：张金岭

女人替男人伏罪　作者：王乾荣

欧盟也搞“政治第一”　作者：苏中杰

“小骂大帮忙”新解　作者：资中筠

审计旧账　作者：张雨生

当官的“正路”与“邪道”　作者：张　鸣

“官场定律”评释　作者：梅桑榆

人才是竞争出来的　作者：宋圭武

“控制过去”　作者：安立志

一起消费“赵忠祥”　作者：朱大可

天下乱弹　作者：宋志坚

牛群是怎么当上副县长的？　作者：冯　磊

几十年前的“外行领导内行”　作者：侯志川

尊狼者如狼　作者：端木桥

那不该消失的生命　作者：冯远理

在心中立一块“戒石”（二则）　作者：耿志刚

各执一词　作者：何满子

为官与大盗　作者：王开林

自杀悲喜剧　作者：吴志良

马二嫂和朱大哥　作者：但远军

“经济反腐”再质疑　作者：吴兆民

智者的“糊涂”　作者：阮　直

贪官十相　作者：袁堡屏

让人笑得流泪　作者：佚　名

官员自杀暂行条例　作者：徐迅雷

华居三问　作者：刘　征

虎言无忌　作者：刘　征

叹五更　作者：刘　征

看看吕日周到底干了些啥　作者：童大焕

吾爱梁漱溟　作者：李兴濂

十问“包青天”　作者：陈　仓

成名记　作者：李启咏

谁在骂上帝　作者：九　久

我想嫁给梁山好汉　作者：马亚丽

动物狂批成语　作者：佚　名

读《雷锋文集》有感　作者：牟丕志

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　作者：鄢烈山

生活随感　作者：马承钧

关于“开始”的联想　作者：耿　法

小偷与大偷　作者：杨翰端

现象与炒作　作者：佚　名

语言的艺术　作者：张　峰

“某些政绩”（三句半）　作者：佚　名

可以　作者：胡　爽

沉默　作者：几　米

拆字讽贪官　作者：老　侯

某公报告三则　作者：梦　新

官场小常识　作者：佚　名

谁傻？　作者：远　夫

教育界十大谎言　作者：铁皮鼓

全国各地幽默标语　作者：佚　名

点评中国特色人群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于成玉等

2004年第12期

一些官员为何不能“坚决”反腐败　作者：邵道生

“责令辞职”：中国特色的尴尬　作者：孙焕英

他们为何要堵路讨说法　作者：鄢烈山

不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作者：洪巧俊

拍巴掌的另一只手　作者：何满子

我向央视提建议　作者：夜行者

篱笆咋就那么松　作者：秦泽忠

一套房子的代价　作者：大近视

造假者“经典”语录　作者：黄　青

广义卖官论　作者：刘洪波

八识“廉耻”　作者：毛志成

他们如何赎罪　作者：苏中杰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琰议　作者：吴兆民

候鸟·喜鹊·杜鹃　作者：陈绵钦

什么都要　作者：陈四益

思想者的四种造型　作者：刘　阳

“不反抗”的前提　作者：王得后

难能的离朱　作者：符　号

纪律与自由　作者：梁厚甫

班长第　作者：柏　杨

民心与天下　作者：陈　仓

白鸦缘何变乌鸦　作者：李兴濂

结婚登记成本计算法则　作者：阮　直

劝君切莫吃浮食　作者：石　飞

想起二位败军之将　作者：王春瑜

陈垣斥“远东”　作者：流沙河

万历困局　作者：郑连根

追求者的副产品　作者：刘燕敏

夺情　作者：魏得胜

以骂制骂　作者：五乾荣

经济学家的“故事”和道德　作者：王乾荣

“金牙齿”论　作者：王乾荣

笑傲王侯的“资格”　作者：陈鲁民

笑傲王侯的前提　作者：陈　章

萌萌语录　作者：余　杰

大学四年的收获　作者：糖　糖

回头看　作者：刘　齐

坐台小姐突然问：“你受过穷吗？”　作者：文学客

民甘民忧入诗来　作者：祝大光

都是政绩（外一则）　作者：王　雨

余公三叹　作者：邹友良

弱智秀　作者：杨建业

“炒作协会”？　作者：司马心

众人眼中的某长　作者：张　峰

聂绀弩的智慧　作者：桂向明

宋美龄的玉手　作者：程鹤麟

说隐瞒　作者：邵燕祥

我以前跟你一样　作者：黄　胜

民主　作者：李启咏

贩羊人的传说　作者：弼马温

失街亭之现代版　作者：侯国平

难　作者：刘寿如

混迹累累　作者：胡　爽

数字谣　作者：佚　名

城与乡　作者：郭　炜

“有关”学　作者：何文玉

“阴阳人”　作者：杨翰端

未必　作者：几　米

几个不喜欢　作者：马长山

旁观者说　作者：张县伦

好儿子　作者：佚　名

留三分　作者：佚　名

先富帮后富的几种途径　作者：快乐的牛虻

无为斋闲话　作者：大　树

辩证法（外一则）　作者：文　生

穷人与富人　作者：古城小刀

社会何错之有？　作者：尘　土

《西游记》里的处世哲学　作者：姜泽华

三国中最精辟的十句话　作者：佚　名

男人是这样长大的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陈品付等

2005年第1期

舆论如何能够影响权力？　作者：毛　飞

“副部级干部待遇”猜想　作者：鄢烈山

贪多少才算“情节严重”　作者：何三畏

当用法律不能讨回公道时　作者：李　醒

村霸的妙用　作者：李甘林

天上人间　作者：佚　名

想起了“向毛主席保证”　作者：邵燕祥

还有何“职”可留？　作者：张雨生

成功掩盖一切　作者：梅桑榆

享受四个轮子的资格　作者：王乾荣

当“腐败分子”成了“纳税人”　作者：翟春阳

躁动的专家　作者：严宝康

问心无愧　作者：王开林

经是好经，看怎么念吧　作者：李小刀

从大耍流氓到回报流氓　作者：苏中杰

“淡化”、美化与毒化　作者：袁良骏

生活意态的“强奸”　作者：钱　波

如果无耻在光天化日下　作者：邢　汶

“不愿意讲和不敢讲真话”怪祖宗？　作者：于成玉

贪官最怕谁　作者：王若谷

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作者：张宏杰

诺贝尔奖：实质和形式最为统一的奖项　作者：徐友渔

戒“红”　作者：王　晖

杂侃速成病　作者：曾伯炎

英雄林冲　作者：沙　封

可怜身后识方干　作者：王充闾

知识分子的妻子　作者：五　谷

青铜器上的花纹　作者：姚育明

读书“十说”　作者：李嘉祥

世相扫描四则杂选　作者：佚名

管住嘴　作者：陈文道

惯性　作者：陈鲁民

浮世绘　作者：佚　名

“审美疲劳”　作者：车走植

各司其职　作者：高　低

癌变　作者：汤礼春

替身　作者：王　雨

－呼唤真正的《人学》　作者：毛志成

中庸也应万岁　作者：毛志成

“家族”漫议　作者：毛志成

贪官憾　作者：刘　征

又挑金庸　作者：流沙河

矫情时代　作者：左　言

老二，你的胆儿咋就那么肥呢！　作者：燕山樵夫

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　作者：竹林第八贤

弼马温找数字　作者：侯国平

采访上帝　作者：顾　犇

百字小说三题　作者：李其祥

群众行为与迷信权威　作者：吴茂华

离任总统的个人保障　作者：杨学武

“失败”一说欠斟酌　作者：刘吉同

遥想李白当年　作者：阎　真

谁妨碍李真成为“焦裕禄”？　作者：练洪洋

李真身上的贪官劣根性　作者：陈　仓

投资　作者：杨翰端

有的人　作者：金　池

医院收费表　作者：孙英明

“谁”搞不过“谁”　作者：宋圭武

“假的真的”　作者：华逢松

第一句话　作者：杨　勇

四小比能　作者：李广彬

一边……一边……　作者：徐怀谦

绝招　作者：孙　利

人这样成长　作者：嘉　宗

后背是艺术，前胸是色情　作者：钱　珑

历史上最强的绕口令　作者：佚　名

另类中国简史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5年第2期

几个乡下人等于一个城里人？　作者：徐友渔

士无耻则如何？　作者：毕延河

什么不是知识分子　作者：冯印谱

典型的忌讳　作者：刘吉同

医院药方里的“秘密”　作者：许纪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观　作者：黄建林

矿难和空难的Ｎ个不同　作者：刘　宇

自爱之难　作者：王顾佐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裁者　作者：刘洪波

漏洞是给自己留出的活口儿　作者：阮　直

贪官的“三项基本原则”　作者：段兴焱

为“讪上卖直”一辩　作者：宋志坚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作者：龙应台

无字碑　作者：吴克敬

当人是兽时，比兽还坏！　作者：袁养和

爱谁都值得　作者：马　德

我从来不信的八种文字　作者：毛志成

“跪着造反”　作者：周　实

大写历史的撇捺间　作者：东方照

大学校训　作者：张　潮

不一定　作者：陈鲁民

我的华丽不要你知道　作者：潘向黎

机关观察　作者：马　蹄

荒唐世事之一斑　作者：伍立杨

忘了密码　作者：苏　苏

《讨工钱》之歌在民工中如此流行　作者：洪巧俊

我们擅长“干大事”　作者：古清生

人民宾馆的留言本　作者：徐　强

齐天大圣悟经　作者：侯国平

良民的标准　作者：苏中杰

是学生差，还是教育者差　作者：苏中杰

中国的腐败真的那么可怕吗？　作者：兴　国

腐败到怎样才算可怕？　作者：廖祖笙

高薪养我不抢劫，可否？　作者：乡巴佬３６

另类逻辑　作者：陈　雄

推理　作者：李启咏

县令刘备的短信记录　作者：张　荣

千万别让我当官　作者：吴书纯　张　蕾

贪官诗评点　作者：郭振亚

“要争理不要争气”　作者：何满子

洁白的羽毛　作者：桂向明

毛泽东与北大　作者：谢　泳

蔡京的“老实话”　作者：钟叔河

偶感五则　作者：张雨生

世情短章　作者：李志远

世象随感　作者：马承钧

闲言碎语　作者：李兴濂

随感　作者：张　峰

“集体主义”　作者：杨舜涛

贪官心态等等　作者：佚　名

似是而非　作者：程绪峰

如今学校教什么？　作者：张克堂

机关“九病　作者：段添元

“六六赠言”　作者：佚　名

好与更好　作者：佚　名

教育实际面向的是……（外一篇）　作者：于成玉

畸形选举　作者：陈慧君

次序问题　作者：车走植

真话与假话　作者：任崇轩

比较随感　作者：薛来彩

今天，由你选择　作者：佚　名

有关世界各国的一句话　作者：佚　名

完全伤自尊手册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陈　章等

对一篇文章的更正　作者：佚名

2005年第3期

允许一部分人暂“穷”下去　作者：杨学武

看不起病缘于医疗体系自身之“病”　作者：洪巧俊

人间何处觅公平　作者：许博渊

令人心酸的“鸡蛋工程”　作者：张培元

千万别搞成“高薪养爷”　作者：吴兆民

两个“三分之一定律”　作者：蹇庐氏

听老百姓的话　作者：闵良臣

服刑贪官自白能给我们何种震撼？　作者：斯　雄

警惕大学成为搞笑场所　作者：徐友渔

我们靠谁生活　作者：梅桑榆

大学就业率到底是多少　作者：蒋元明

法国的宪政悲剧　作者：秋　风

谁“改”谁的“良”　作者：狄　马

“反对”的重要　作者：肖　鸣

想听真话　作者：张　扬

国产小人　作者：屈超耘

“锯箭行政”与疗伤养民　作者：苏中杰

有钱真好，没钱真难　作者：阮　直

谁有权动小尼姑？　作者：孙贵颂

呆板的救济政策　作者：杨国华

如今的“老师”　作者：星　竹

读书法估衡　作者：伍立杨

那个年代……　作者：想　想

笑笑斋笔记三题　作者：王若谷

文人的四个档次　作者：田奇庄

两码事　作者：钟叔河

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作者：郭树荣

成吉思汗的勇士及其它　作者：章　明

驳：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　作者：田　野

驳《驳：人民法院应去掉“人民”二字》　作者：韦　朋

乌啼三声　作者：谢　云

重读《“老爷”说的准没错》　作者：谢　云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　作者：谢　云

思想的尊严　作者：桂向明

有些“有”等于没有　作者：连　晨

２００４，最难忘的声音　作者：《新周刊》

骨头杂说　作者：耿　法

杂音　作者：李兴濂

秘书二题　作者：王　雨

“放心×”扩军（外三则）　作者：佚　名

世相扫描六则　作者：杨孔翔

小保姆言　作者：金生叹

新野创业　作者：候国平

关于经济增长点的演说　作者：佚　名

关于创办《会议日报》和《会议频道》的请示　作者：田建国

教师育人行为新守则　作者：李福中

一个老官对小官的赠言　作者：大尾巴狼

看那些跪地求饶的贪官们　作者：陶　弘

如此“幽默”　作者：邓兴东

世界因谁而不可爱（谑语五则）　作者：毛志成

增“台”建议　作者：王树国

贪．贿．清．廉　作者：徐正秀

赠某公仆　作者：杨翰端

某人的“权务”是如何得来的？　作者：金　池

单位“评论家”　作者：刘德亮

世象新说　作者：万俟延民

可虑的心态　作者：陈四益

卖官者　作者：吴　镕

“硬道理”歪解　作者：吕士军

麻将规则　作者：王立波

人与人　作者：赵根生

某官行迹　作者：佚　名

选票、钞票与某领导的对话　作者：蒋瑞杰

狗尾续貂　作者：鲁　客

人生就是折腾　作者：奈　何

歪改唐诗　作者：佚　名

茶客留言　作者：陈品付等

2005年第4期

“低保”不能成为掠夺农民利益的“吃水线”　作者：鄢烈山

亚洲为什么没有“奥斯维辛”　作者：张继楼

直面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三大弊病　作者：邓正来

国企老总高薪合理吗？　作者：鄢烈山

今日校园啥最多　作者：柳　枫

当书记与当县长为啥不一样？　作者：青　山

“见死不救罪”很搞笑　作者：王　琳

形象工程的情人：明星演唱会　作者：姜郁苍

我们为什么喜欢搭台　作者：阮　直

凄惨的进步　作者：刘洪波

玫瑰与毒刺　作者：朱学勤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哉　作者：王重旭

愚蠢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冯远理

浓缩了的封建体制　作者：马治权

全民都说当官好　作者：傅一河

答贪官问　作者：彭友茂

官员们应对记者的三个“秘诀”　作者：老　石

在《思想者》面前　作者：从维熙

君子之学　作者：刘克定

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　作者：刘　齐

大师自嘲和小鬼自夸　作者：酱香老范

硬道理和软道理　作者：李　零

教会我感恩的人　作者：魏海玲

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　作者：于成玉

史实今说（二则）　作者：叶治安

看巴金那颗可贵的自省心　作者：曹友琴

笑谈“为官之道”　作者：耿志刚

佳人难再得　作者：王　晖

何祚庥，您别放厥词了　作者：严宝康

价值的真谛　作者：刘　墉

多则无益　作者：王成喜

“鸿毛”“泰山”之议　作者：符　号

“叟言无忌”　作者：符　号

占领维也纳皇宫厕所　作者：符　号

良知三题　作者：曾敏之

《告别夹边沟》：知识者ＶＳ走兽　作者：汪　凌

历史不是童话　作者：屠雨迅

敬畏生命　作者：冰　心

民间语文　作者：晓　峰

人生絮语　作者：陈思炳

苦夏浮想　作者：潘旭澜

２００４十大悲情语录　作者：楼　主

生活定律　作者：佚　名

当　作者：张　峰

穷人的成本　作者：王国华

时空混乱之种种　作者：坡上的阿西

三个秘书一台戏　作者：王　雨

令人最难忘的三句话　作者：徐迅雷

在武松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作者：侯国平

Ｘ乡的乡间喜剧　作者：王宗宽

《汉武大帝》是一种什么病？　作者：秋　风

话语平台如何公平　作者：王乾荣

杨翰端讽刺诗新作　作者：杨翰端

如今百姓敢说话　作者：张继楼

社会芸芸众生相　作者：金　池

这怎么算受贿　作者：土老帽

哈哈世象　作者：左都建

悖论　作者：曼迪．格鲁斯

说怪不怪种种　作者：孙焕英

戏说“错”论　作者：郭　炜

公平的法律　作者：一　鸣

给老外的汉语六级考试题　作者：哇哈哈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5年第5期

不亦荒唐乎　作者：佚名

大人大账　作者：刘洪波

“反腐”ＶＳ“羡腐”　作者：刘绍楹

贪官完成原始积累之后　作者：张雨生

谁来审计审计部门？　作者：盛大林

怎么又跑了一个　作者：燕赵剑客

电视镜头就不好给庄稼人下岗工人一点吗？　作者：于成玉

镀金时代　作者：坡上的阿西

哪种犯罪更“恶性”　作者：陈　章

现世报．二世祖．三代完　作者：陈鲁民

中国不止一朵“茉莉花”　作者：葛剑雄

金有树之死，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作者：洪巧俊

没做好谁之过　作者：王乾荣

笑谈大“忽悠”　作者：十年砍柴

权力的传销　作者：冯　磊

“公款”的力量　作者：傅一河

治世第一真经：朴素　作者：毛志成

自愿是正当的权利诉求　作者：邓忠强

贪官频频落马，幸亏“内部不团结”？　作者：俞　洲

央视“同一首歌”变味了　作者：祖丁远

敢自嘲者真名士　作者：符　号

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　作者：徐怀谦

畏者寿　作者：陆勇强

阴影　作者：安立志

梁漱溟的一个比喻　作者：周　彪

穷人的浪漫　作者：王　雄

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　作者：徐友渔

成功者的黑夜　作者：拉里．库玛

成功说　作者：姜郁苍

“臃肿”　作者：车走植

恶病　作者：金生叹

贫穷与富有　作者：马　德

残酷的现实　作者：雪小禅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作者：陈四益

小杂感（四则）　作者：陈四益

“孝”，也有很可怕的　作者：陈四益

不能放纵“穆仁智”　作者：鄢烈山

读史说做官　作者：李兴濂

武侠入教材，关键在引导　作者：郭之纯

为《天龙八部》入选教材而忧　作者：慕毅飞

徐世昌的两头忙　作者：刘兴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作者：半月沉江

生物学杂记　作者：石　卜

民间新俚语妙言　作者：佚　名

话余拾穗　作者：文子牛

官人笔记　作者：王　雨

刘青山喊冤　作者：罗青山

不想知道谁是小人　作者：阮　直

作品研讨会（外一则）　作者：王志广

动物世界的比拟哲学　作者：佚　名

竞聘综合症　作者：牟丕志

与阿Ｑ局长书　作者：朱铁志

肥虱子　作者：郭振业

安福三才子　作者：谢　泳

多才皇帝的悲剧　作者：李恩柱

困惑集　作者：杨翰端

跑官忙　作者：佚　名

我宁愿……　作者：卡塔利娜．戈麦斯

风趣幽默的“十字令”　作者：惠正龙

一道改错题　作者：董　昭

名人发现的定律　作者：龙　文

另类官场小词典　作者：王卫东

猜谜吕　作者：士　军

友人赠言　作者：哈尼．鲁宾

超级爆笑短信集萃　作者：振　兴

猪八戒的个人总结　作者：一　冰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5年第6期

声音　作者：张甫卿

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　作者：徐友渔

另一种两极分化　作者：王乾荣

从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中追问　作者：刘洪波

从马德案看贪官们的“食物链”　作者：杨　涛

是谁把民工逼到了马路边上　作者：板砖学士

谁有能力说真话？　作者：傅一河

另一类“鬼子”又来了　作者：鄢烈山

谁说贪官不怕死？　作者：汪庆国

“官代一体”，亟待摆脱的民主怪圈　作者：孙焕英

忠义人格的负面　作者：苏中杰

公益诉讼何以难有公益？　作者：秋　风

利益失衡便无和谐可言　作者：阮　直

官架子探源　作者：冯印谱

重读“办事二妙法”　作者：姜玉华

像陈嘉庚那样直击要害　作者：刘吉同

人人都拼命　作者：邱贵平

拍案惊奇二则　作者：刘　征

反推　作者：陈四益

拒绝感动　作者：车走植

“亲自”说　作者：符　号

孩子们想当啥　作者：流沙河

说三道四的资格　作者：朱绍华

信仰　作者：孙少山

说“自愿”　作者：陈大超

视觉感　作者：何文玉

读经不如读故事　作者：何满子

农民王传永的“收支清单”叫人沉重　作者：张培元

这个问题该谁想　作者：岳　扬

四条新闻一声叹息　作者：流　沙

达标　作者：李　醒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　作者：塞尔西奥．西奈

阿Ｙ外传　作者：李旦初

以民为主是和谐之源　作者：朱学勤

波尔布特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朱学勤

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　作者：朱学勤

一边痛恨腐败　一边同流合污　作者：欣　然

理性看待“八成人对腐败沉默”现象　作者：邵道生

范仲淹看望小人头目　作者：刘兴雨

我为梁任公一大哭　作者：郭松民

“人”之断想　作者：春　翔

戏说《西游》　作者：刘国正

人与神（外二章）　作者：李兴濂

灯下杂想　作者：李志远

李逵考研　作者：胡林小

钓鱼（外一则）　作者：王　佩

交通局长给贴身秘书的留言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你的生命轨迹　作者：侯智勇

狗的交友原则（外一则）　作者：薛贤荣

王局长的临终心病　作者：郁　青

二十六个居然　作者：饭已ＯＫ了

如今社会作大怪　作者：杨　畅

发“奖”　作者：杨翰端

“怕”字谣　作者：林微润

见怪不怪（戏拟唐诗）　作者：江瑞成

某长官从政写真　作者：周振林

送礼谣　作者：李小四

“素质教育”　作者：马玉顺

学会算大账　作者：聂　勇

官场经　作者：小　青

《文明市民公约》新补　作者：柴玉花

新闻标题杂选　作者：陈亨初

中国和外国的不同　作者：帅哥在何方

这样或那样　作者：吕士军

十句话说尽中国历史　作者：芦哲峰

人生如果是十分（外一篇）　作者：庄学培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5年第7期

今人今语　作者：杨孔翔

产生“刁民”洪有昌的土壤　作者：洪巧俊

带“病”者是如何被提拔的　作者：史占旗

谁对佘祥林母亲的死负责？　作者：蔡定剑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平等理念　作者：石　飞

公仆岂能做“败家子”　作者：姜凌云

政坛“流星”怎会犯“低级错误”？　作者：李先梓

一个乡下人等于几个科长？　作者：王　行

招生腐败，损害的是所有学生的心灵　作者：吴　非

傻不傻　作者：西方雨

反腐败不能像隔墙扔砖头　作者：冯远理

我看“二仇心态”　作者：张雨生

学习韩琪好榜样　作者：鄢烈山

贪官身体颓废论　作者：鲍尔吉．原野

看看汉代的两位官员是怎样爬上去的　作者：何满子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　作者：狄　马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作者：王开林

哈佛的选择和中国教育评价难忍之痛　作者：吴兴人

累死刽子手　作者：冯　磊

并不中庸　作者：陈四益

“肉眼在太空能看到长城”意义何在　作者：葛剑雄

屈从还是跳楼　作者：莫清华

死刑犯的投案理由　作者：曾　颖

举手的尊严　作者：王　萌

满街“技巧”　作者：星　竹

感知幸福　作者：刘燕敏

一个人的生与死　作者：周　彪

并非金钱的魅力　作者：鲁　人

父母的能与不能　作者：静　绿

爱，有时很简单　作者：思　念

活在我心中的“左拉”　作者：严　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作者：王　晖

北宋《流民图》为何打倒了当朝宰相王安石　作者：章　明

钟南山不做广告　作者：章　明

送红包　作者：章　明

奇闻点评　作者：付文斌

乡下人　城里人　作者：周海亮

贼人贼事　作者：王　雨

“狼文化”与市侩哲学　作者：林　希

“狼文化”是不是市侩哲学？　作者：杨　民

小杂碎五则　作者：宋老道

梁山要精简　好汉诉衷言　作者：杨翰端

小文件儿　作者：朱铁志

有话直说　作者：老　纯

怡红院的四儿　作者：侯国平

致三千年后地球人的信　作者：安　黎

办公室定律　作者：汪庆国

碎思录　作者：徐　强

西窗闲笔　作者：李兴濂

随想三则　作者：陈长林

诗人的居所　作者：郭一文

鬼才知这是什么道理　作者：梁谢成

新“人民公仆”　作者：程咬千金

仿古新调　作者：袁　备

今日本报内容提要　作者：孙焕英

找朋友新儿歌　作者：刘德亮

公务断想　作者：刘宪如

读名家名言有感　作者：阮　直

没抓住根本　作者：张　峰

感言　作者：刘仪伟

文化顾问　作者：周　云

地球村调研　作者：王宏伊

一所外来工子女学校　作者：李乙隆

跟着好起来　作者：沈国凡

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　作者：王　蒙

官场心得之三国版　作者：张　荣

茶客留言　作者：于成玉等

2005年第8期

连晨短文一束　作者：连　晨

解读汉源事件的谜底　作者：鄢烈山

一句“屈死不告状”应震醒谁？　作者：惠铭生

反腐，给贪官们一个“公平”　作者：常　侠

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　作者：王祖康

一个概念草图能值几个亿　作者：葛剑雄

“领导就怕工人懂法”？　作者：石　飞

还用劳驾“科举制”吗？　作者：阮　直

明天，谁敢去医院？　作者：洪巧俊

无物之阵　作者：符　号

小人物的面子及尊严　作者：张　鸣

“最后结果说”的荒唐逻辑　作者：老　石

为什么要拜官　作者：解思忠

看看这些人像谁　作者：姬建民

立功与改过　作者：苏中杰

“趋利避害”谈　作者：李　醒

“一切向钱看”的另类诠释　作者：朱蓬蓬

心读　作者：卞毓方

就这样渐渐明白起来　作者：林德清

起哄　作者：孙贵颂

“基本功成问题”　作者：郑连根

感恩戴德与忘恩负义　作者：孙玉祥

鼓捣猫腻　作者：金生叹

短文两篇　作者：贾平凹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抵牾　作者：高　低

时事乱侃　作者：刘仪伟

毕竟是书生，何苦做英雄　作者：十年砍柴

一个科学家的社会情怀　作者：傅国涌

谒陈独秀墓　作者：邓伟志

滥施的监督与没有监督同样可怕　作者：朱铁志

论倒水　作者：朱铁志

俺也承个诺　作者：朱铁志

一代宗师的血泪思考　作者：曹友琴

诗歌大跃进　作者：李兴濂

斯人独憔悴　作者：桂向明

笔记中的警句（外一则）　作者：钟叔河

坑杀与坑害　作者：流沙河

贪官与小偷的十大“相似”　作者：黄　山

与小偷并论贪官够格吗？　作者：张天勇

“解放思想”（外二则）　作者：小　昭

智慧　作者：盛　森

贪官“出水”的十大“新景”　作者：郭盛永

社会上的八大怪圈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论如何把学生教呆　作者：安　辉

官场　作者：笑　佬

中国腐败官员的“七种功法”　作者：齐鲁狂生

动员会　作者：商印灵

驴子的职场散记　作者：时代粪青

八张嘴　作者：星　竹

“发票游戏”　作者：杨翰端

某官的“纸条儿”（外一首）　作者：旭　林

脸与眼　作者：葛春富

感悟人生　作者：马子亮

“算”之谣　作者：三老四少

买不到的礼物　作者：罗　欣

小中见大　作者：乔希．比林斯

魔鬼词典　作者：白淑贤

轮回　作者：肖　悟

苦难像砂轮　作者：本杰明．乔恩

由量变到质变　作者：过　客

职业特色　作者：胡　毓

关照对象（外一则）　作者：秦德龙

削苹果与削葡萄的故事　作者：Ｈｅｚｙ

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　作者：行　者

经典手机爆笑短信　作者：子　婧

茶客留言　作者：伍长然等

2005年第9期

世象扫描　作者：李子笃辑

值得警惕的权力异化　作者：张中杰

卖出的官帽“召回”了多少？　作者：张培元

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作者：韩三洲

关于“禁止××入内”　作者：阮　直

再假不能假教育　作者：朱秀芳

“三公”何时了　作者：税孔昭

痛！“舍一保一”大学梦　作者：洪巧俊

跟在谁的屁股后？　作者：徐怀谦

不须放屁　作者：王乾荣

腐败的文化基因　作者：费英秋

“书场”与“官场”　作者：马治权

官场秘笈　作者：李建平

“公正”从何而来　作者：李志远

丁聪的两张戏画　作者：陈四益

官场关键词　作者：王跃文

唐僧念对了几次“紧箍咒”　作者：朱绍华

最后的试卷　作者：刘兴雨

十句大实话　作者：楚　风

“闯红灯”与规则意识　作者：遮灯私语

上帝住在善良中　作者：鲁　人

送我英灵上九重　作者：张雨生

姑妄言文　作者：张雨生

红色文物笑迎客　作者：张雨生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生活札记　作者：契诃夫

人生絮语　作者：刘德亮

经典语录　作者：郑渊洁

一腔废话　作者：吴　鸣

现在和未来　作者：王鼎钧

“人民公仆”变质的十大症状　作者：张天勇

一笑了之　作者：李其祥

人与动物　作者：张　峰

处长说　作者：老　钓

赛跑与摔跤　作者：王　蒙

傻得像个博士　作者：尹锡华

制造厚黑学　作者：王　雨

魔术师？演员？贪官究竟是什么人？　作者：黄　山

神仙开会　作者：张　琪

吃不到葡萄　作者：唐僧他娘

我读《天窗》　作者：邹　晖

“降级”大有益　作者：毛志成

世象写真　作者：司马心

不知道屈原又怎样？　作者：长　平

还是知道一点屈原的好　作者：杨耕身

赵高之死　作者：昝爱宗

李逵至死不明白　作者：憨　佗

教条与功利　作者：陈丹青

马德卖官（杂剧新编）　作者：徐　康

意味着　作者：吕士军

贪官的“多”　作者：陈　凌

拟唐诗三首　作者：杨永建

眼下的差异　作者：佚　名

你什么时候想家　作者：张小娴

打假歌　作者：佚　名

有事没事　作者：明　依

并非曲解的教育话题　作者：月　寒

中国足球流行风　作者：刘志权

如此……便是……　作者：包作军

百字影响百年　作者：王　瑛

别惹三国英雄　作者：纪　文

２６个细节助你赢得好人缘　作者：于　芯

政客笑话　作者：黄妃红

官场上的女人　作者：竹杖芒鞋

茶客留言　作者：王慰希等

2005年第10期

百字杂话　作者：李小磊

百字杂文三题　作者：文博豪

铁铮铮的数据　作者：邵建华

刀匪都市化的“三理”　作者：鄢烈山

城市人请仔细“阅读”农民　作者：洪巧俊

形象工程的要害在哪　作者：刘洪波

市场不是一切　作者：吴若增

“驻京办”何以成为腐败高发区　作者：潘多拉

“二腐败”为何崇尚“四上四下”？　作者：许贵元

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　作者：宋志坚

被权力毒化的日常生活　作者：张　鸣

“借古讽今”辨析　作者：黄一龙

《日出》扉页的引语　作者：符　号

谁让我们成了白眼狼　作者：王跃文

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　作者：邓伟志

“赞美苍蝇”的思考　作者：张　扬

奇闻引出的奇闻　作者：牧　惠

理论理论　作者：陆春祥

常识与记忆　作者：陈丹青

长大后，还能期望谁会“成了你”　作者：单士兵

对于指责的指责　作者：鲁　人

正义靠个人去追索的辛酸　作者：李　勇

学学林语堂的精明　作者：毛志成

张居正不可能用海瑞　作者：十年砍柴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作者：李恩柱

干吗要告诉皇上　作者：鱼　禾

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　作者：曹　林

也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　作者：陈绵钦

宿命的悲哀（外一则）　作者：王　蒙

雅与俗　作者：王　蒙

安详　作者：王　蒙

蔷薇一束　作者：鲁　民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我怀疑　作者：柏强忠

哲学家的韧性　作者：管继平

抛弃道德是可怕的　作者：蒋庆坤

吉星文与卢沟桥　作者：王春瑜

贪官惧怕之人排行榜　作者：吴书纯

筷子　作者：段兴焱

钱厂长的三步棋　作者：孙同兴

为官常算五笔账　作者：王春华

一份拷问官员的试卷　作者：冯印谱

偷自行车的人　作者：邵燕祥

梁山好汉反腐高招　作者：笑　佬

官场的细心和粗心　作者：侯志川

绝没想到　作者：胡惠文

格言　作者：巴特尔

沉淀的人生　作者：冯骥才

假话·真话　作者：张　峰

另眼看世态　作者：梁　竹

关于历史的随想　作者：李兴濂

“群众路线”　作者：杨翰端

这个世界有点怪　作者：崔世畏

梦想是鸡蛋　作者：盛　森编译

官场闲话　作者：刘　征

聪明话　作者：邵力子

生活的法则　作者：阿瑟·布劳克

狱中对话　作者：吴　昊

贪官的十种抱怨　作者：淇　丁

时髦的十大官场职业病　作者：郭盛永

贪官秘笈　作者：阎笑古

茶客留言　作者：阮　直等

2005年第11期

世象扫描五则　作者：文　杂

当代无耻语录排行榜　作者：猫眼网友

最大的危机是正不压邪　作者：笑　蜀

３亿元摆平事故的底气从何而来　作者：惠铭生

矿难不应算新闻　作者：王乾荣

县委书记怎不如个农妇明白　作者：王　安

政府的功能　作者：许　岗

到底谁是医改的受　作者：曹　林

农民工贡献大收益小让我们不安　作者：新京报社论

涨价的文化属性问题　作者：沈善增

母亲累死在猪圈旁　作者：西安愤青

用良知唤醒历史　作者：商子雍

英雄当死　作者：彭广军

有些事其实无须再等　作者：连　晨

“十个出来”的谜底　作者：符　号

对杨英芳们讲实情　作者：鄢烈山

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　作者：尹　明

谎话重复千遍：知识还在，力量呢　作者：孔庆东

朱元璋与阅江楼　作者：蒋元明

当你改变不了结局时　作者：丁　玲

这就叫公德　作者：冯骥才

我们对孩子们说什么好　作者：林　达

老领导的话　作者：湘　竹

形形色色的手　作者：叶延滨

最该拯救什么　作者：廖仲毛

也说“真正的痛苦”　作者：王志顺

差　别　作者：田　天

不亦“厚黑”乎？　作者：郭振亚

机关牌事　作者：王　雨

不要滥用“隐私”　作者：葛剑雄

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　作者：葛剑雄

孤独无法体验　作者：葛剑雄

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　作者：肖余恨

“同情”可以是不判王斌余死刑的理由　作者：高一飞

名著浓缩一名话　作者：何　江

灯下继续漫笔　作者：华北布衣

抚摸历史的根部　作者：杨泽文

《古拉格群岛》披露的刑讯令人毛骨悚然　作者：于成玉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　作者：十年砍柴

文化的罗大佑　作者：戴　冰

反思张纯如　作者：文洁若

反思张纯如　作者：文洁若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作者：何　方

１００年前和４０年前的两个瞬间　作者：郭松民

一份拷问商人的试卷　作者：冯印谱

某乡长的十条短信　作者：石文龙

行贿的语言调查　作者：李小磊

歪理千条　作者：陈　仓

腐败大会会议纪要　作者：蒹葭楚歌

爱心的级别　作者：朱铁志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作者：陈鲁民

“没有腐败”　作者：侯智勇

一提到……就想到……　作者：雨　田

工作就是汇报（外一则）　作者：雷文天

某些“领导新闻”　作者：夜半挑灯看吴钩

精简与“加肥”　作者：三老四少

检查团　作者：牛不群

不是……而是……　作者：过　客

排座次　作者：吕丽妮

“大煞风景”新续　作者：陈道军

清白与明白　作者：李其祥

物极必反　作者：阮　直

一个和一群　作者：耿　法

变味的叮嘱　作者：汪进军

其　实　作者：叶　炎

2005年第12期

２００５中国十大尴尬新闻　作者：生的伟大活的憋屈

大煞风景　作者：李兴濂

到哪儿去上党课　作者：单鸿恩

９３岁孤苦老人的富有与大款团的贫穷　作者：洪巧俊

为贪官保密？　作者：刘秀品

话说“中国式奢侈”　作者：朱铁志

我们的机关为什么要把守大门　作者：阮　直

人性不关穷富　作者：王乾荣

意见箱这劳什子　作者：高　伟

别拿学问吓唬人　作者：王跃文

巴老箴言　作者：巴　金

感动，谁的商品？　作者：龙应台

用什么来构筑历史耻辱柱　作者：林　达

民谚也是格言　作者：魏明伦

不能像管理“品牌”那样管理“雷锋”　作者：郭松民

敲开蛋壳的权利　作者：朱志砺

大师的学历及其他　作者：徐怀谦

吃你的馒头去吧！　作者：王栋生

餐桌上的笑谈　作者：王开林

说一声“谢谢”怎么那么难　作者：肖复兴

幸福的底线　作者：陈鲁民

应该把人当人看　作者：刘兴雨

去铜锣湾的方向　作者：高　低

智者的回答　作者：汪金友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农民的一天　作者：马　德

卖淫女的“幸福憧憬”让人悲酸　作者：吴　钩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作者：严　秀

千万不要胡吹　作者：严　秀

叶剑英的两句名言　作者：严　秀

有很多顾准　作者：黄一龙

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好事情　作者：党国英

百姓热衷议政怎么成了问题　作者：耕　尘

奈何朝杀而暮犯？　作者：申全贵

小岗村咋就“穷得不能再穷”？　作者：曹友琴

李敖妙语录　作者：李　敖

非常道：１８４０－１９９９的中国话语　作者：余世存

官场漫思录　作者：龙　文

思想之断想　作者：春　翔

凡人偶感　作者：佚名

处处都有辩证法　作者：李瑞环

随感录　作者：巴特尔

“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　作者：彭友茂

关于举办情人培训班的建议　作者：汪　强

春秋舔词　作者：流沙河

搞腐败也很辛苦？　作者：竹杖芒鞋

状态两种　作者：刘　齐

关公的检讨　作者：侯国平

官场“忠告”　作者：李建军

唐僧在如来面前吐真言　作者：惠　梅

“文物”的自白　作者：张从兴

招聘启事　作者：杨翰端

寺破庙倒（外一首）　作者：金　池

时　尚（外一则）　作者：房连水

越……越好（外二首）　作者：李小磊

官场“蘑菇云”　作者：东方闻博

“十要”歌　作者：董忠全

领导　作者：冒　号

流行语一束　作者：王　吉

为了孩子　作者：周　旭

没钱的和有钱的就是不一样　作者：晴　云

穷人读书法　作者：徐　强

很多时候　作者：河　童

学外语的驴　作者：辛泊平

读书人的尴尬　作者：刘法绥

如果你将踏入社会　作者：比尔．盖茨

茶客留言　作者：汪慰希等

2006年第1期

欠薪不偿　社会难安　作者：石　飞

“无药可救”的韩桂芝为什么能连连高升　作者：刘吉同

经济学家别给老百姓泼脏水　作者：陈　仓

又是一个“五十万”　作者：黄一龙

农民之死与教育之痛　作者：欧阳锡龙

是什么让花季少女不惧罪责轻视生命　作者：茅娟美

药　作者：冯景元

马德的“伪规则”　作者：沈　栖

厉以宁的富人立场一瞥　作者：彭开来

对孩子应尽早放手　作者：徐怀谦

医改成功在哪里？　作者：孙振军

小丑的精神　作者：崔卫平

半壶水和六间办公室　作者：江南尘

寿者的幽默　作者：王乾荣

文化＝“补丁”？　作者：从维熙

偿还　作者：莫幼群

游泳的价格　作者：叶兆言

蒙童的造反　作者：张政明

感激　作者：韩少功

不读才子书　作者：高　深

学会拒绝　作者：张　扬

过去　如今　作者：李小磊

行乞者辩　作者：梅桑榆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越是，就越是……　作者：陈鲁民

十年前后　作者：张　磊

代沟与传统　作者：章　宇

大跃进民歌选　作者：佚　名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徐友渔

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　作者：徐友渔

学术打假看看人家怎么处理　作者：徐友渔

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　作者：赵达功

书法也是“祸水”？　作者：杨学武

体制与人马治权　作者：马治权

天问　作者：王　蒙

嚼字：从“炊饼”到“奢侈”　作者：雷抒雁

“小慧”与“大知”　作者：吴元栋

朱熹的另一副行状　作者：唐德亮

智慧、自由与历史的还愿　作者：曹其文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沉思录　作者：李兴濂

哦！我明白自己为啥当不了官　作者：冯印谱

人其实很坏　作者：阮　直

我们该怎样赞美领导　作者：黄　山

感人的故事　作者：孙新民

领导夫人参观反腐展览后　作者：石文龙

送贪官七个锦囊　作者：半　夏

魔鬼逻辑学　作者：庄　宇

俺早就习惯了被歧视　作者：玛　丽

领导经　作者：西　单

听领导“车夫”说说啥叫“君臣之礼”　作者：梁江涛

炒作　作者：老顽童

“仙人”指路【杜撰曲】　作者：刘　征

某官写真　作者：杨宏潮

做官难　作者：过　客

为某些“公仆”画像　作者：杨翰端

都市十八怪　作者：闲人一

说的学问　作者：甄　久

本来　作者：王　阳

饭钱　作者：唐金龙

看一个人的身份　作者：小　黑

自己与别人　作者：刘心武

写给寻常女人　作者：花事了

到底谁说的？　作者：月弯弯

有许多话不能说　作者：墙角孤梅

茶客留言　作者：张仁祥等

2006年第2期

令人震惊的心痛！　作者：辣　眼

令人厌恶的富人　作者：鄢烈山

８８００亿吃喝消费带来什么？　作者：蒋　萌

骂腐败　作者：惠铭生

关于“禁止××入内”　作者：阮　直

“无理要求”不是和谐社会的语言　作者：张金岭

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作者：赵健雄

一刀切　作者：王乾荣

蠢　作者：冯景元

慢说“仇富”　作者：雷抒雁

“吃早饭”与“升国旗”　作者：金　新

没有牙齿还叫法律吗？　作者：许博渊

谋官撒手锏之吹而玄则仕　作者：柔　草

“卖官”四问　作者：汪金友

善于倾听（外一篇）　作者：陈四益

口碑刍议　作者：何满子

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作者：龙应台

“视察”杜甫草堂　作者：张雨生

其实我也想消费　作者：彭开来

请大家互相允许　作者：毛志成

靠什么　作者：郑海啸

“她是一个奴隶”　作者：张香华

罩与不罩，是个问题　作者：叶兆言

人得藐视点什么　作者：陈鲁民

２００５年语录　作者：猫　眼

按“职”论价　作者：蒋庆坤

俺小的时候……　作者：袁淑民

出租屋抓嫖　作者：许　锋

走样的改革（外一篇）　作者：郑连根

校园纪事　作者：王　雨

关于做官的思想汇报　作者：叶延滨

“退场”规则　作者：叶延滨

贼惦记　作者：叶延滨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作者：王跃文

五十六年前的一次广播找人　作者：狄　马

百年段子　作者：刘琼雄辑

新编《声律启蒙》　作者：苏中杰

你真让我比你尴尬　作者：汤世杰

当今年代　作者：关　月译

于是乎　作者：应　献

戏说官场技巧　作者：走好每一步

继续保密　作者：远　水

官人之叹　作者：可　然

怎么把大学办得像衙门一样？　作者：平型关

学习团　作者：耿志刚

某主任迎新讲话　作者：王树国　陈文新

历史在说　作者：何　申

笑话里的幽默　作者：方　成

豪奴张凤阳　作者：钟叔河

文字与生命　作者：徐怀谦

唤醒麻木的心灵　作者：唐德亮

那代人的风采　作者：孙玉祥

曾卓和他的《有赠》　作者：桂向明

贪官自白　作者：刘德亮

这个时代（三首）　作者：徐　润

年轻时与年老时　作者：李小磊

“一”与另一个“一”　作者：汪　强

矛盾人生　作者：过　客

幸福像小猫　作者：陆凌寒

当官手中的牌　作者：沙　石

公务员考试题选（附答案）　作者：代理村长

老公，老婆　作者：朱德庸

茶客留言　作者：李志远等

2006年第3期

社会不能让人累得喘不过气来　作者：庄礼伟

以教育出名的穷村　作者：张雨生

中国人缺少什么　作者：温柔女侠

“述职报告”成笑话　作者：山海夫

又一个英雄无助　作者：洪巧俊

怀念一万只断臂　作者：唐德亮

还有多少公开的秘密　作者：慕毅飞

真出乎争　作者：葛剑雄

学术　作者：韩少功

交两次钱，受一回教育　作者：刀尔登

喝洗手水的必然性　作者：柔　草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　作者：冯东书

鼓励拍桌子砸板凳　作者：师永平

曹参的大智慧　作者：秦德君

说吃　作者：冯景元

不必为贪官的廉政语录而愤怒　作者：贾永华

就医记　作者：姚天元

别被学术界自己制造的门槛绊倒　作者：乔新生

中国人　美国人　作者：陈　章

不忍　作者：吴　非

一文钱扯淡　作者：商子雍

群众“闹事”和领导“闹事”　作者：商子雍

包工头面面观　作者：商子雍

２００５年短语过眼录　作者：李小磊

世象四则　作者：流沙河

多年以前　多年以后　作者：辛泊平

每一个感动都值得流泪　作者：雪小禅

原以为　如今看　作者：阮　直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也许历史都是片面的　作者：向继东

李宗吾之学　作者：柏　杨

夜读说媚　作者：向贤彪

人生随想　作者：大　仙

随想录　作者：巴特尔

有趣而幸运的梁漱溟　作者：侯志川

三个历史“猛人”的神话　作者：张　鸣

文章大跃进　作者：孙玉祥

一个诗人的反思　作者：刘兴雨

东史郎的母亲　作者：夏立君

１９７９年中国的记忆碎片　作者：穆尼拉

没有答案的算术题　作者：侯发山

赵姨娘的检举信　作者：侯国平

官家八丑　作者：南河水

三部分　作者：王树国

幸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作者：练洪洋

匪夷所思和意料之中　作者：叶轻痕

级别轶事　作者：倪钜林

平步青云之秘诀　作者：朱贤中

散曲三首　作者：邓　石

在一起　作者：志　光

某企业改制典礼现场写真　作者：终南一沙

年底公关忙　作者：朱铁志

领导语录　作者：过　客

挖煤者　作者：李兴濂

精确数字　作者：徐全庆

差生是谁缔造的　作者：郑渊洁

开心词典　作者：易　明

“文革”轶事三则　作者：黎　明

一位小学校长的座右铭　作者：水边树木

快乐的学问　作者：爱谁谁

天下第一等学问　作者：闵良臣

倾听女人心　作者：唐僧他娘

当代打油诗拾趣　作者：陈思逊

与上司善处要则　作者：远行客

闲话等　作者：佚名

2006年第4期

全是“发展中的问题”？　作者：刘洪波

行贿者哪儿去了？　作者：毕诗成

国人的“聪明”　作者：祁田田

“半瓶酒”读报法　作者：黄一龙

让农民“万寿无疆”　作者：阮　直

如今学者也“赶集”　作者：宋志坚

运动型思维　作者：陈四益

未完的历史　作者：龙应台

最可敬的字之一：“非”　作者：毛志成

忍住的屁哪去了　作者：柔　草

成熟就是渐渐庸俗　作者：卢兴波

酒与智商无关　作者：吴　非

作家的写作姿势　作者：梅桑榆

以前不算事　现在都是事　作者：刘茂胜

说不尽的“意思”　作者：曹友琴

又一个外国故事　作者：沈敏特

空空的书架　作者：余秋雨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哮天犬　作者：金生叹

如今一些城里娃　作者：王　阳

不亦愁乎　作者：陈　章

大学有多远　作者：流　沙

一个民工和他的日记　作者：三　原

好人的肖像　作者：朱　瑾

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作者：李　普

副部长与院士偏要比一比（外一篇）　作者：李　普

关于《红色记忆》　作者：李　普

苦难的妙用　作者：狄　马

升官不能发财　作者：钟叔河

“退步”的严峻和无奈　作者：友　竹

韦小宝管理学语录　作者：唐僧他娘辑

读“高祖还乡”的联想　作者：章　明

乳房两论　作者：王　晖

再谈周扬　作者：何满子

神仙·老虎·狗　作者：唐德亮

永远的李白　作者：含　笑

不要误导孩子！　作者：小　涛

不要过于无知！　作者：闲　话

思方行圆　作者：冯景元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让我们继续吹牛　作者：郑贺秀

王伦出招　作者：侯国平

某官诉状【杜撰曲】　作者：刘　征

雷锋下江南　作者：邓伟志

戏说房地产　作者：爱谁谁

一位浙江大学教授让人发冷汗的演讲　作者：黑　冰

黑猫为啥放走老鼠　作者：张　峰

文革时代口号选　作者：南方时空

中国贪官“临终”遗言录　作者：李小磊辑

易与难　作者：家　云

有些话怎么说　作者：曹宗国

佛祖与贪官　作者：伏牛山

特大事故后某领导内部讲话概要　作者：刘德亮

反喻　作者：陈思炳

无中“胜”有　作者：静　绿

农村老人谈养老　作者：刘春喜

对承诺的一种逆向思维　作者：康　伟

历史的缩本　作者：周稼骏

中国怪现象一瞥　作者：颜　真

学领袖人物说话　作者：过　客

终于成了候选人　作者：刘　齐

古今贪官哪个更不容易　作者：醉　眼

官场论语　作者：岳　晋

茶客留言　作者：刘曰建等

2006年第5期

民生为天　作者：张雨生

据调查、据统计　作者：蒋子龙

领导决策正确凭啥得大奖　作者：刘效仁

咋没有人向灵璧县人民谢罪道歉？　作者：惠铭生

零打碎敲　作者：魏得胜

文人拍马　作者：柔　草

用人当疑　作者：郭振亚

博士为何寻“开心”　作者：阮　直

作家不能“生活在别处”　作者：向继东

列车乘务员退休时　作者：薛　涌

“动物福利”与人类福利　作者：李国涛

画家的愤怒　作者：孙玉祥

另一种国情　作者：星　竹

慈禧太后的怕与贪官的不怕　作者：大漠红柳

臆断　作者：张　鑫

穿得随意一点儿　作者：商子雍

做人三怕　作者：阿　睿

孩子的心灵谁负责　作者：鲁　人

会飞的钱和“保密”的挂失单　作者：王乾荣

一个巴掌拍得响（外一篇）　作者：郑渊洁

我们需要什么？　作者：李秋生

发现难　作者：唐德亮

三个道德小故事　作者：李欧梵

社会短信　作者：皮　波辑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新买椟还珠　作者：云　弓

一个民工的留守日记　作者：李瑞芳

这个世界上落满尘埃的感动　作者：马国福

短论一束　作者：雷钟哲

打春　作者：金生叹

怎样写出好报道　作者：舆　骅字体： 【大 中 小】 各位学员：

杀羊　作者：于心亮

戏说股市赚钱秘诀　作者：单正平

社会救济金　作者：雅·哈谢克

八戒的感谢　作者：侯国平

说“盛世修史”　作者：钟叔河

卧碑　作者：钟叔河

看笔记和笔记　作者：钟波河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作者：世纪婴儿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的话题　作者：子曰者

人间已无骆宾王　作者：巫马期

尴尬　作者：王　晖

契诃夫札记　作者：邸志鹰辑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沧桑话语　作者：陈　仓

沉思录　作者：马克·奥勒　闲　话辑

语丝语录　作者：李上磊辑

民谣　作者：梁海潮

某市统计数字杂抄　作者：汤礼春

禽言兽语　作者：佚名

一周实习日记　作者：树　国　文　新

水泊梁山大减员　作者：陈果繁

虚构与真实　作者：杨　　友

旷世诗才旷世人　作者：陈　章

张奚若与“十六字”诤言　作者：贾巨川

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　作者：马加爵

我们及其词汇　作者：余　润字体： 【大 中 小】 我们

“名骗”　作者：刘德亮

俺不明白啊！　作者：过　客

我成功的几点原因　作者：王　选

增收统计范例　作者：周恩革

戏说四大名著　作者：西河伊人

尘世笔记二则　作者：王　雨

处事法则　作者：屠格涅夫

碎语三则　作者：李兴濂

单位魔鬼定律　作者：吴书纯

毛泽东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十句话　作者：面对大海字体： 【大 中 小】 面对大海

讨人喜欢的２６个原则　作者：吴田伟

让上句常识你的十要决　作者：六　张

俺们的提案“高薪养贼”　作者：独步天下

茶客留言　作者：卜祥奥等

2006年第6期

“执法者”还是“执令者”　作者：连　晨

2006年第6期

排名的先后　作者：孙贵颂

早干什么去了　作者：姬建民

尊重弱者生存的城市才文明　作者：毛建国

谁在诱导学术“盗匪”　作者：赵继成

哪行哪业都是爷　作者：武炳新

可怕的“人人都知道买官”　作者：冯印谱

巴西副总统的落泪让我们沉思　作者：惠铭生

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作者：屈超耘

一犬得道　作者：陈四益

纳税纳得人纳闷　作者：逸　名

强词　作者：冯景元

贪官与贪民　作者：林思云

政老爷怕从何来　作者：理　钊

骂人　作者：韩　冬

一起喝粥　作者：闫　翔

绰号现象的反思　作者：史良高

弯多却让理更直　作者：阮　直

搬掉看病难这座“大山”　作者：何　申

常想“一二”　作者：陈鲁民

假如重新选择　作者：卞毓方

两眼看“官”　作者：爱谁谁

敬畏“白纸黑字”　作者：唐德亮

难　作者：顾　土

造神运动中的季羡林　作者：间效仁

世说新语　作者：流沙河等

艺术的贵贱与少数人的面子　作者：俞伟坚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疑似多虑　作者：刘　影

老百姓看“公车私用”　作者：七嘴八舌

照相　作者：陈绍龙

再谈笑话时代　作者：于光远

于光远超短文三篇　作者：于光远

制迷猜谜·创新创旧　作者：于光远

说法　作者：言守义辑

世说金岳霖　作者：杨　虎

想起古人的一段对话　作者：于成玉

蔡元培与“进德会”　作者：黄侯兴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　作者：吴　忠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错误很多　作者：陈名重

我以我血荐轩辕　作者：叶治安

最是无趣王安石　作者：王一苇

领导不让窦娥冤　作者：采　风

考而不死是为神　作者：老　舍

梁山好汉献计献策大奖赛　作者：刘清才

“你是新来的？”　作者：曹友琴

越是……越……　作者：姚　祥

一位民工的感谢信　作者：李小磊

背后有眼　作者：张燕阳

保护色　作者：星新一

鱼与佛　作者：黄克庭

《走向共和》台词选　作者：张建伟　盛和煜

“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作者：昝爱宗

虽然……但是……　作者：陈晓东

子字歌　作者：云　天

请你当“名人”　作者：刘德亮

沙尘暴二题　作者：徐怀谦

安全检查带来的效果　作者：方　圆

说文解字　作者：李兴濂

两夫子　作者：纪伯伦

中国古代从没有民主这回事　作者：李郁荪

“最”的困惑　作者：屈吉平

内乡县衙楹联赏析　作者：牟玲生

名人地产语录新编　作者：郭　良

小饭馆的招贴广告　作者：崔文祝

2006年第7期

透视“依法搞腐败”　作者：朱蓬蓬

“阔人区”由来　作者：王乾荣

“贪官免死”的必要条件　作者：鄢烈山

“改革”可以，“忽悠”不行　作者：一　风

中国式冷漠　作者：朱铁志

医药腐败的“食物链”　作者：吴　昊

从英雄到罪犯路有多远　作者：彭友茂

说说“狗日的英语”　作者：刘绍楹

创新思维及精英群体　作者：张雨生

古老的谎言　作者：宋志坚

社会之断想　作者：唐春翔

大度读人　作者：冯骥才

不结籽的空花　作者：刘兴雨

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吗　作者：闵良臣

谁忽悠了十三亿中国人　作者：如水的月光

读书人的“负心　作者：阮　直

知识分子的骨气　作者：游宇明

谁入地狱　作者：韩美林

中国式父母，可悲还是可敬　作者：谭小熊

面对乞讨者　作者：孙振华

还给孩子一颗平常心　作者：鲁　人

瞧你那点出息　作者：雷抒雁

你还会哭泣吗？　作者：王跃文

谁是天下最敢胡说八道的人　作者：星　竹

一群“陷沙鬼”　作者：唐德亮

到处都有阿Ｑ　作者：爱谁谁

此等疑惑可问谁　作者：汪庆国

窗边拾思　作者：魏得胜

如此普法培训　作者：黄健生

抓紧治好明星的“病”　作者：郭兴文

模糊处理　作者：一　冰

方圆大观　作者：蒋廷松

吃“排”饭　作者：冯景元

复反之道　作者：冯景元

玩　作者：冯景元

话说官僚特征——《问人性》读后感　作者：啸　天

赃乱死多门　作者：王春瑜

不要丑化医生形象　作者：白剑峰

医生形象真的被丑化了吗？　作者：卜祥奥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趣说人之种种　作者：张国学

碎思录　作者：徐　强

契诃夫札记　作者：佚名

品味“张伯苓品格”　作者：耿银平

不自量的韩信　作者：蒋　泥

新闻和日记　作者：侯发山

机关笔记　作者：王树国　陈文新

可耻的官员“十相”　作者：李小磊

弼马瘟招标　作者：侯国平

官话　作者：张中杰

公款吃喝“有益论”　作者：海　纳

“聪明人”语录　作者：金　莜

买玻璃　作者：赵功彦译

新警世恒言（三则）　作者：刘志民

戏说个别干部　作者：小黄瓜

“奖金来源”　作者：杨翰端

“大观园”　作者：初　山

《聊斋》新唱　作者：新　华

一段歌词　作者：吕日周

没有……只有……　作者：一雁飞

“自我批评”　作者：刘德亮

民工之歌　作者：冬　缘

官场怪状　作者：宇智波

吹牛冠军（外一则）　作者：何满子

另有目的　作者：赵功清

不要等到……　作者：阿德里安娜·贝略

权利与权力　作者：王　凯

送礼　作者：王　纯

原先　作者：刘　鹤

一种畸形的心理与逻辑　作者：梁谢成

小孩的逻辑　作者：水中行

不亦哀哉　作者：李兴濂

范伟经典语录　作者：钟　祥

谨慎　作者：刘　齐

老黑闲话　作者：张兮兮

茶客留言　作者：桂向明等

2006年第8期

能把悲痛化什么？　作者：汪庆国

看了“工人万岁”　心里不是滋味　作者：郭根群

“黑老大”帮政府“做群众工作”？　作者：唐德亮

改革不是个“筐”　作者：曹友琴

抓蝎子的小女孩　作者：毛志成

晁若冰　遗书遗诗　作者：晁若冰

走出礼宾府　作者：曾荫权

实话实说　作者：梁晓声

商道　作者：雷抒雁

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　作者：邵燕祥

为前人讳　作者：理　钊

选人难　作者：陈四益

寻找消失的“声音”　作者：傅一河

别输在后劲上　作者：徐怀谦

改革的幸福与怀旧的幸福　作者：阮　直

悲悯的月光　作者：于　怡

留连金凤　作者：王　晖

是谁制造了不和谐的音籁　作者：杨良敏

你干净吗？　作者：叶延滨

如果重复一万遍　作者：潘国本

廉洁的力量　作者：杨述伟

世界论　作者：吴若增

老天公不公　作者：秦　海

有人生气了　作者：王跃文

机关油子　作者：丁　一

擒贼先擒王　作者：陈　然

飞机上遇到的一件心酸事　作者：过　客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隐者之城等　作者：韩少功

远年的蔷薇　作者：何满子

铁窗华宴（杜撰曲）等　作者：刘　征

并非调侃　作者：闲　话

临终之言　作者：邸志鹰

花生·语录　作者：皮　波

一部红楼饭碗多　作者：流沙河

九句话　作者：流沙河

张三李四说起　作者：流沙河

吴宓轶事　作者：达　灿

励什么样的志（外四篇）　作者：周国平

《半半歌》乱弹　作者：杨洪立

胡处长的述职报告　作者：思想之者

如今的“老师”　作者：木林森

笑出来了等　作者：顾万胜

沙僧要当二把手　作者：侯国平

给当今某些人画像等　作者：金　池

习惯了　作者：一点儿墨

邵飘萍、林白水遇害８０周年　作者：肖复兴

落叶片片　作者：杜渐坤

调寄民谣《三句半》　作者：王乾荣

北京的符号（２００６年高考零分作文选）　作者：爱谁谁

新千年《三字经》　作者：苏中杰

五官不正　作者：闻雪思

一个真正英雄的十七个“但是”　作者：苏沃罗夫

妙用……　作者：张　明

感谢最不该感谢的人　作者：卫冰涛

某地的“一面”　作者：王　阳

你不知道的偶然　作者：苏文洋

幸福的底线　作者：史铁生

辩证法　作者：春　蕾

男女之三七分　作者：李　凤

生活的定律　作者：住在雨中

人生六问　作者：痖　弦

一生中应该做的９９件事　作者：李小磊

人生有时很搞笑　作者：蓝　田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6年第9期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作者：冯雪梅

为何靠暴力讨公道　作者：鄢烈山

关于中国学术的“假如”　作者：毛志成

“当工人”何以成人生失败的代名词　作者：刘洪波

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　作者：赵州茶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　作者：韩美林

学术腐败，你认识吗？　作者：张雨生

贪污　作者：严笏心

从鲁迅的“职级”说起　作者：张　扬

君子与小人　作者：徐怀谦

纸上功夫　作者：郭　棣

李光耀说得在理　作者：沈　栖

这样的经才算完整　作者：姜龙飞

话说名利船　作者：曹敏之

谁来关心农村的养老问题　作者：影子葭

看不懂的中国人　作者：易中天

人生之断想　作者：唐春翔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作者：孙少山

又装孙子又当爷　作者：阮　直

叫我说“紊乱”　作者：阿　成

教育，需要惩罚　作者：鲁　人

走运与倒霉　作者：季羡林

由鲁本斯卖画想到的……　作者：王　晖

杂感八则　作者：李　冬

喻世明言　作者：闲　话

只剩下一种态度　作者：邵燕祥

人名战争　作者：金生叹

没有档案的人　作者：于　坚

司马迁的稿费　作者：卞毓方

西施，你美得好苦　作者：卞毓方

观光路上　作者：卞毓万

一语道破天机　作者：张远冰

片语惊心　作者：爱谁谁

非刺也非花　作者：大漠红柳

思想絮语　作者：董　永

“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德　作者：秋　风

过劳死并非美德　作者：郭松民

中国式话语习惯　作者：万里独行客乡

没有领导骂的日子很难过　作者：汪庆国

话又说回来　作者：老刘也说两句

政府上网　作者：邬凤英

精简谁　作者：石　童

大学之死　作者：胡赳赳

遭遇公仆　作者：水向东去

世上已无真狂徒　作者：徐百柯

《缺德学》发凡　作者：胡星斗

讽刺诗，辛辣可口的快餐　作者：蒋益文

让你震惊的外逃者　作者：于津涛

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作者：邸笑飞

国企改制变奏曲　作者：佚名

接待四字经　作者：李小磊

我还感谢他个啥？　作者：刘炳垠

高，实在是高……　作者：杨翰端

寒冷之一种　作者：戎国强

只言片语　作者：吴公小

把……当成……　作者：赵书杰

乡下人眼里的新闻　作者：魏剑美

碎思录　作者：李兴濂

拆字趣谈　作者：陈　章

谁解中国足球之谜　作者：木　风

茶客留言　作者：子　铎等

2006年第10期

失衡的社会，没有人是幸运者　作者：冯雪梅

公民与公仆　作者：吴若增

“儒治质疑”　作者：唐德亮

贪官的诚信　作者：得已斋主

你为什么比我贵？　作者：韩　寒

贪一块钱也不行　作者：陈鲁民

时间咏叹调　作者：舒　展

好人坏在哪里　作者：李　敖

耻于整人　作者：余秋雨

野牧　作者：符　号

认真的闹笑话　作者：徐　强

做局与搅局　作者：孙玉祥

生命　作者：张中行

应该让谁瞧得起　作者：刘兴雨

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活下去　作者：舒圣祥

经济学家与伤心女孩的对话　作者：许昌生

中美小学生守则对比　作者：楼　兰

“唱龙眼”与“净身”　作者：王　晖

感怀十章　作者：斜出斋

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作者：曾智成

生活百态　作者：杨孔翔辑

有趣的差别　作者：出　鞘

厕所与级别　作者：邬凤英

是真？是假？　作者：吴营洲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作者：沙叶新

我曾是个结巴　作者：沙叶新

艺术家的笑话　作者：沙叶新

世说新语　作者：闲　话辑

郑连根短文一束　作者：郑连根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过目不忘　作者：启　静辑

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有必然联系吗　作者：王彬彬

王彬极，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作者：云帆001

某机关人物志　作者：如此无奈

官话之余　作者：王　雨

成语歪解　作者：王功彬

“听话干部”的苦恼　作者：卡涅夫斯基

乡间笔记　作者：一雁飞

批评　作者：阿·阿杰伊什维里

两次演说　作者：郭光豹

双规　作者：刘国芳

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作者：余世存

今人律师赏析　作者：陈　章

“水浒”中的官场与江湖　作者：理　钊

可爱的奸雄　作者：易中天

嫉妒的化学反应　作者：何　顿

近代中国社会一瞥　作者：阳信生

正常的怪事　作者：王嘉礼

是赞助费，还是保护费？　作者：王乾荣

矿妇泪　作者：沈宗佑

生活中的大小多少　作者：红尘素梦

习惯　作者：爱谁谁

人生三定律　作者：李以渝

一般规律　作者：小二黑

庸俗十态　作者：兆　子

“最”字说　作者：华　子字体： 【大 中 小】 最大的手——一把手；最好的帽子——乌纱帽；最有害的虫——蛀虫；最有钱的官——贪官；最拿手的戏——独角戏；最开心的谈——一言堂；最难穿的鞋——小鞋；最难得的碑——口碑；最难立的碑——丰碑；最难说的话——真话；最难分的数——一分为二；最难抗拒的风——枕边风。

官语词典　作者：李小磊

犹豫大王　作者：刘　齐

酒场须知　作者：老　杜

茶客留言　作者：殷国生等

2006年第11期

很想说：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者：孙贵颂

衙门化生存的大学　作者：张　鸣

中国人的“面子工程”　作者：朱铁志

惊闻博士论文答辩让学生花费过万　作者：葛剑雄

是否所有的苦难都必须独自扛起　作者：杨耕身

贪官不缺钱为何还那么贪　作者：罗瑞明

满街圣人　作者：余世存

夜读抄二则　作者：邵燕祥

城市应有厚重感　作者：张雨生

猪八戒　作者：方　成

画里话外三则　作者：陈四益

说敏感　作者：吴立昌

关于现代富人　作者：沈敏特

干净，一个极高的评价　作者：刘文宁

也谈学者上电视　作者：陈丹青

漫话权钱闲　作者：杨银华

钱的极点　作者：毕淑敏

“另类”医疗民谣背后是民生多艰　作者：王石川

显富与掖穷　作者：高　深

读韩美林的《谁入地狱》　作者：朱蓬蓬

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作者：刘　齐

读“民间标语”　作者：王乾荣

同事　作者：梅桑榆

抱烟囱　作者：金生叹

三个穷人　作者：孙　勇

“流水线”上看行风　作者：陈春宝

当降价有了“第十九次”之多　作者：阮　直

我的选择很无奈　作者：笑　佬

“爱帮不帮”之说　作者：李俊民

北京“天方夜谭”　作者：从维熙

“煤黑子”话矿难　作者：从维熙

有感状告“八哥”　作者：从维熙

如是我闻　作者：闲　话

呓语杂辑　作者：玄　同

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作者：朵　渔

精短杂文一束　作者：李小磊

考察交流材料　作者：陈伟民

牛魔王的“反侦查”　作者：侯国平

俺领导说了　作者：安子昕

能……不一定能　作者：陈思炳

机关夜话　作者：王　雨

尴尬二十四　作者：流沙河

我的辞呈　作者：刘世佳

杂感三则　作者：陈中夫

当官“十难”　作者：罗宗华

小吏的勒索　作者：李换运

读史九札　作者：耿　法

宋江的品牌战略　作者：狄　马

美丽的野狐禅　作者：王　晖

含血煤　作者：华以德

金钱图　作者：小二黑

台上台下　作者：杨翰端

看病难　作者：池北偶

饭局是一种学问　作者：北　信

关于妈妈　作者：罗伯特·格鲁斯

茶客留言　作者：李兴濂等

2006年第12期

警惕腐败黑帮化　作者：沙叶新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老无人养，经济与道德的双重缺失　作者：许博渊

中国知识分子是“缩头乌龟”吗？　作者：连　岳

沉重的话题　作者：吴　非

攀比特权　作者：王乾荣

农民工的“情人节”　作者：符　号

无所谓一族更可虑　作者：张　鸣

什么是现代城市文化的试金石　作者：顾　土

人民还会像当年那样吗？　作者：苏文洋

中国式想象　作者：雷抒雁

纪念长征：让现实告诉过去　作者：孙贵颂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季羡林

在中国当官的感觉真是好　作者：汪华斌

“谎言”琐议　作者：任　蒙

恐怖的精致　作者：徐　强

不要动辄拿大师说事　作者：方舟子

“留点柿子在枝头”　作者：朱国良

卖奶不如卖水　作者：阮　直

我的八字人生　作者：于光远

细看闲章　作者：王春瑜

文字趣味　作者：冯　唐

我也“感动未遂”　作者：唐德亮

伪作　作者：兴　辉　白深荣

那些举着吊液的老人　作者：钱红莉

让我不解的三种异行　作者：刀尔登

副手　作者：毛集文

挖马路负责人　作者：蒋子龙

世象扫描五则　作者：杨孔翔

俺家的账本及其他　作者：李　冬

世象三议　作者：真不牛

教育公平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端木青

梅兰芳的“粉丝”　作者：舒　展

时间咏叹调　作者：舒　展

手表的功能　作者：舒　展

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作者：余　杰

也说“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作者：高　波

今人今语　作者：佚名

沉思录　作者：李兴濂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声声断断　作者：陈　染

信马由缰　作者：耿　法

清末监狱的腐败　作者：李国涛

史例三论　作者：叶治安

惊人的“历史事件”　作者：爱谁谁

“文学爱好者”斯大林　作者：侯志川

蔡元培的另一面　作者：陈　宁

作男夏桀　作者：陈家萍

东乡平八郎的目光　作者：戴　平

八卦大学精英学院ＭＢＡ扩招简章　作者：陈　仓

听某处长聊天　作者：付文斌

冤狱　作者：廖清秀

盲人坐车　作者：魏剑美

时代的多与少　作者：豪尔赫·卡林

开会　作者：李小磊

会议“礼品”　作者：刘德亮

“买官”无厘头　作者：闻　博

世象竞猜　作者：郭立河

“闲官”的自白　作者：杨玉辰

如果你……　作者：刘　蕊

简单和复杂　作者：卜祥奥

某君姓名知多少　作者：李树发

我们的辩证法　作者：冒学勇

打油诗趣话　作者：王树人

短章奇趣　作者：夏俊山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7年第1期

有多少“世界第一”让我们汗颜　作者：彭兴庭

我不再恨贪官　作者：石　飞

“痛感神经”是怎样麻木的？　作者：宋志坚

为何中国无人为民众买不起房辞职？　作者：唐　昊

美国诚信与中国式离婚　作者：柯云路

我是教授吗？　作者：林少华

告别神话与走出鬼话　作者：毛志成

议论在秦中飞诗案边上　作者：邵燕祥

良知是金——法捷耶夫谢世５０年祭　作者：从维熙

“戴盆何以望天”　作者：徐迅雷

为良心叫魂　作者：闲机生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怎样进行品德教育　作者：薛　涌

做一个能正常说话的人　作者：吴　非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快乐　作者：甘　臻

村里到底谁怕谁　作者：刘洪波

善良的回报　作者：高中梅

人生全是一点点　作者：吕　游

让号声不再哀伤　作者：史铁生

与领导关系密切的花荣　作者：谈　歌

“革命”不该仅仅是待遇　作者：阮　直

穷人的胸怀　作者：海　波

《水浒》气　作者：金生叹

当代中国　作者：闲　话辑

花洒　作者：刘　齐

世象微观　作者：杨孔翔

说“变”种种　作者：陈鲁民

颠倒看世象　作者：杨　建

“学费”说寻踪　作者：乐　朋

撒谎种种　作者：乐　朋

关羽的悲剧和闹剧　作者：乐　朋

商标命名自由的边界　作者：河　伯

屈原代言猪饲料会感到委屈吗？　作者：鄢烈山

国人　作者：梁晓声

民心断想　作者：李兴濂

匪类不绝之谜　作者：李换运

超现实主义大师周厉王　作者：陈家萍

巴金留给我们什么　作者：狄　马

汉明帝的用人之道　作者：孙贵颂

“王府”与“内有新衣”　作者：彭友茂

某人为官笔记　作者：云　弓

某公司的一张告全体员工书　作者：尹玉生编译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在人类行将灭亡的那一年　作者：苏中杰

采访部长　作者：武俊浩

断指　作者：赵文斌

不忍心提拔　作者：李其祥

词语新解　作者：陈川尧

教育先知之非常语　作者：夜行者

一位老板的谢罪状　作者：吴克敬

数字魔术师　作者：张拥军

别让公益成幌子　作者：王乾荣

警示教育　作者：左克平

不知所云——某公讲话“精彩”选段　作者：郭立河

恶性循环　作者：郝国中

凡人偶得　作者：刘　征

２００６年高考作文爆笑集锦　作者：爱谁谁

活跃在当下的成语　作者：一雁飞

茶客留言　作者：李查德等

2007年第2期

尊重国情比“与世界接轨”更重要（外一篇）　作者：江　迅

“接触不良”论　作者：邵燕祥

农民写在心坎上的总结　作者：洪巧俊

谁剥夺了王明娟微笑的权利　作者：笑　蜀

“看病方便”　作者：张　扬

害怕感动　作者：徐怀谦

日本人的对不起　作者：陈希我

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　作者：朱学勤

陈四益杂文三则　作者：陈四益

正视历史与开创未来　作者：向继东

中国作家的“硬伤”　作者：蒋元明

乌克兰纪念大饥荒的意义　作者：林　达

常存恐惧　作者：吴若增

“卑怯性格”种种　作者：毛志成

人生三条路　作者：姬乃甫

说书背后的故事　作者：单田芳

谁人不曾走错门　作者：十年砍柴

人生不过三味　作者：君紫玉

能强迫读书吗？　作者：阮　直

所谓“单位”　作者：易中天

“耳顺”与“顺耳”　作者：郭振亚

小贩无过　城管有错　作者：周德文

一个女大学生在垃圾村　作者：缘梦解语

书记、教师和医生　作者：黄宏宣

饿一下又不会死人　作者：姜钦峰

“那什么”与加码效应　作者：刘　齐

我的幽默师父　作者：刘　齐

神州处处有明星　作者：刘　齐

世说新语　作者：闲　话辑

活着　作者：毕淑敏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旧报纸·老话题·新思考　作者：吴　非

有感于我们对历史的态度　作者：崔永元

正史与野史　作者：韩三洲

丘成桐呼唤大学生做学问的热情　作者：傅国涌

梁启超割肾的启示　作者：郑连根

对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帮教会　作者：草长鹰飞

精短杂文一箩筐　作者：李小磊辑

邮寄的烦恼　作者：方　成

升官二三事　作者：邱士冰

来了一群帮忙的　作者：魏剑美

魏延的人生悲剧　作者：陈　仓

求您了，俺的“公仆”老爷们　作者：西域诗韵

“段子”希特勒　作者：葛叶龙

世态素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某官“头”的罗列　作者：熊健荪

不孕的桃花等　作者：刘　征

颠倒的镜头　作者：王嘉礼

老百姓心目中的和谐社会　作者：自　群

丘吉尔请叶延滨替他向元首们说的几句话　作者：叶延滨

雨丝风片　作者：邹海鹏

大学里要做的２０件事　作者：薛　涌

字中的机智　作者：余惕君

2007年第3期

行政语言的中国特色　作者：李　彬

群众议贪官　八九不离十！　作者：李德民

看中公务员什么　作者：闵良臣

公开的秘密　作者：廖保平

怎一个“化”字了得　作者：曹友琴

中国政治生态面面观　作者：朱蓬蓬

忽然想到　作者：陈四益

俄罗斯人怀的什么旧　作者：张心阳

用心讲话　作者：张雨生

臣记者与臣教授　作者：张　鸣

铁腕下的稳定注定无法长久　作者：林　达

解密种种　作者：黄　裳

陋习二论　作者：徐　强

最为沉痛的几句话　作者：韩石山

不能劳动者要得食　作者：刘洪波

最可怕的是穷而无助　作者：笑　蜀

读书人的幸福　作者：流沙河

一次尴尬的旅行　作者：贺雄飞

“裸”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刘绍楹

都谁能代表知识分子　作者：阮　直

有的放矢　作者：唐德亮

我们穷！我们不配做中国的盟友！　作者：拉丝桑贾内法尔

２００６年的中国老百姓　作者：鲁　宁

２００６经典语录大盘点　作者：佚名

取消农业税之前　作者：韩少功

说瞎话　作者：李兴濂

扪虱的气度　作者：梅桑榆

连狗的目光都变了　作者：肖复兴

哲学家的文化预言　作者：宋志坚

宋徽宗时的“经济”　作者：宋志坚

鲁迅眼里没有偶像　作者：宋志坚

国人的陋习　作者：梁晓声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世象点评　作者：大漠红柳

灯灭了　作者：叶延滨

明白人如诸葛亮　作者：曾敏之

为什么出不了季羡林第二？　作者：卞毓方

吴佩孚“三批”有感　作者：陈鲁民

人间笔记　作者：佚名

只为领导看一眼　作者：星　竹

捐赠留言摘选　作者：草长鹰飞

“原则”与“办法”　作者：朱铁志

改稿子　作者：刘红旗

一封感人的遗书　作者：ｃｏｆｆｅｅｌｕ

现在的人怎么了　作者：马　光

杨孔翔讽刺短诗选　作者：杨孔翔

文艺“秘诀”　作者：杨翰端

别说穿　作者：黄永玉

官场练气功　作者：李景树

忽悠的Ｎ种版本　作者：姜郁苍

某派出所所长的“多”与“少”　作者：李　冬

领导专用词小解　作者：刘志军

“狗”的用处　作者：王玉北

谁信谁呀？　作者：傅宗英

抹“正”第一天　作者：汪庆国

你不是城管　作者：王道庄

成语重组　作者：陈长林

2007年第4期

同日同报同网的信息　作者：沈敏特

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作者：曹　林

你敢回答吗？　作者：龙应台

只羡贪官不羡仙？　作者：肃　文

谁听得见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　作者：冯雪梅

汉英可两立　作者：雷　颐

“贪生怕死”的权利　作者：鄢烈山

混——可怕的瘟疫　作者：赵锁山

长话短说　作者：大漠红柳

思想史·“全民”癖　作者：陈四益

面对大人们的说谎　作者：沈　栖

印象骗人，还是说“印象骗人”者骗人？　作者：王乾荣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作者：林　奇

看客的嬗变与进化　作者：陈鲁民

从诏书到条子　作者：王跃文

忏悔　作者：孙少山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作者：苏文洋

世界观是人生总开关　作者：洪昭光

上与下　作者：柳再义

怀旧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秋　风

新门第主义　作者：廖增湖

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　作者：摩　罗

对“你几岁”的当代忧虑　作者：韩小蕙

从退休待遇看分配失衡　作者：叶径元

噢！　作者：姚育明

“粉丝”妙玉　作者：蒋元明

解读现代“地主理论”　作者：蒋元明

干部“空降部队”的威力　作者：蒋元明

“英雄”更容易遍体鳞伤　作者：星　竹

英雄的“伤口”与凡人的“疤瘌”　作者：星　竹

名人之语和民间之语　作者：蒋子龙

新世说二则　作者：金生叹

随感录　作者：李兴濂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一言为官为政　作者：梁晓声

关于“陶片放逐法”的思考　作者：徐　强

私人的信史　作者：傅国涌

柳丝长玉骢难系　作者：王　晖

狗眼看世界　作者：李　波

不妨五百年　作者：方英文

记者长　作者：高红十

两份名单　作者：刘诚龙

脸皮出租公司　作者：朱雅娟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我在怀旧吗　作者：郭怡安

做官前后等等等　作者：李　平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作者：胡文辉

某官行迹　作者：李小磊

流行词定义（三则）　作者：杨孔翔

梦想的中国　作者：林语堂

一下一下一下　作者：爱谁谁

贪官之“失”　作者：王友元

保姆的居室　作者：王得后

是我多想吗　作者：王文思

领导的司机守则　作者：汪庆国

我的医生朋友　作者：【保加利亚】雅森·安东

2007年第5期

“好大喜功”又一景　作者：吴立昌

“无证经营”是与政府ＰＫ　作者：阮　直

政治用语也需要现代化　作者：佚名

背编织袋返乡的人们　作者：符　号

能从电视剧里学历史吗？　作者：顾　土

两种“环境”　作者：黄一龙

贪官坐牢还分三六九等　作者：孙晓兵

这样的“民主评议”能体现民主吗？　作者：傅国涌

潇洒的腐败学者　作者：王乾荣

尊重文化多元化　作者：张雨生

关于调侃的识辨　作者：毛志成

贫富差距与上升管道　作者：张　鸣

不完满才是人生　作者：季羡林

糊涂得难得　作者：孙焕英

随录讲人　作者：冯景元

在乎不在乎　作者：孙玉祥

“成功男士”小心被人笑话　作者：自　烁

挣多少算够　作者：冯　唐

民工子女拿什么与城里孩子比明天　作者：朱述古

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　作者：赵小走

包工头小曹　作者：陈　新

压寨夫人　作者：舒　芜

市井偶拾　作者：叶炳昌

他的孩子还要砌砖吗　作者：戎国强

“卖房比卖毒品来钱还快”是和谐之痛　作者：吴兴人

从折像的广散金帛论及巴菲特捐赠３７０亿美元　作者：吴兴人

狗患咏叹调　作者：佚名

李嘉诚自白　作者：李嘉诚

朱德庸趣谈男女　作者：闲　话辑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北大生活记惑　作者：孙绍振

断章　作者：黑马白浪

吹牛的资本　作者：郑连根

纱帽底下无穷汉　作者：王春瑜

愤怒不能当饭吃　作者：梁　子

炒作大师　作者：梅桑榆

痛恨十七则　作者：刘　齐

不说人话的语文教育　作者：李承鹏

一座桥的故事　作者：逸　名

平静　作者：朱立生

托塔李天王喊冤　作者：侯国平

区别　作者：韦如辉

一个买官者的辩白　作者：莫清华

我梦想的中国　作者：李小磊辑

中国的一些让人沉痛的世界排名　作者：郭　柯

钱多也不够“老爷”花！　作者：旭　林

话吹牛（外一首）　作者：杨孔翔

劝君莫　作者：英　英

某官写真　作者：杨宏潮

草根眼里的和谐社会　作者：魏　青

学者的“奇谈怪论”　作者：魏剑美

国人擅长干大事　作者：古清生

众生三怕　作者：刘志军

男人这辈子挺难的　作者：大　旗

匹夫无责论　作者：施蛰存

中年百态　作者：邵俊源编译

中层干部必读　作者：锐　圆

我不是针对你　作者：付　芒

假如俺是村代表　作者：爱谁谁

2007年第6期

从希拉里唱错国歌说起　作者：黄一龙

“政治意识”的时代感受　作者：邵显亭

在两个极端之间　作者：资中筠

告别道德神话　作者：王跃文

“摆平”、“搞定”及其他　作者：吴　非

３０００亿与３７００亿　作者：梁　荫

大国之“大”　作者：张　鸣

让庙里没有屈死的鬼　作者：刘兴雨

“似曾相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作者：周　彪

君子与小人　作者：熊召政

政府给群众送礼包？　作者：孙焕英

行政与学术，谁大　作者：阮　直

朱元璋的“政治交代”　作者：郑连根

可怕的“真理”　作者：梅桑榆

“公”字浅说　作者：雷抒雁

有些人的几怕　作者：李　冬

民谣的幽默　作者：方　成

出了国才知道　作者：冷　今

对“６１９９部队”的关注　作者：符　号

待安，官场的新现象　作者：洪巧俊

工会也“弱势”　作者：唐德亮

餐车主任　作者：刘　齐

超短杂文集锦　作者：一雁飞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作者：黄广明

面子　作者：韩少功

那些租房户　作者：陈凤莲

从考生“烧香拜佛”　作者：说　起

杜牧的苦衷　作者：郑海啸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吴　昊

哪是曹营？哪是汉？　作者：吴　昊

胃工伤　作者：吴　昊

随感录　作者：李兴濂

“社会痼疾”杂俎　作者：梁晓声

有多少人性的空间“被执法挤压”　作者：何三畏

也谈“人性化”　作者：王乾荣

“大师”要诀与当下“范进”　作者：傅光明

多么……　作者：秦泽忠

落马贪官“七笔账”　账账惊心笔笔泪　作者：谭　浩

莫将“俗气”当“神气”　作者：陈鲁民

悟察另类“共生”　作者：高　低

当生活遭遇专家　作者：大　卫

官场标新竞异花样多　作者：丁　一

郭震海杂文二篇　作者：郭震海

对上司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作者：邓　刚

除了……　作者：刘昌宏

世象扫描四则　作者：杨孔翔

有良心　作者：刘　蕃

美国人教子十二法则　作者：王海雷

聪明与愚蠢　作者：马长山

父母之爱亦有限　作者：伊　然编译

人生的十个差不多　作者：爱谁谁

官场魔鬼定律　作者：吴书纯

秘籍：老板速成大法　作者：笑笑生

知识ＰＫ知识刘诚龙　作者：孙诚龙

2007年第7期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作者：庞　旸

国家的责任和希望在哪里？　作者：赵健雄

严治官　善待民　作者：大漠红柳

发张表，给官员　作者：王乾容

另类的“其他”　作者：耿　法

中央政令“出了中南海”又如何？　作者：徐久刚

还有多少政府“密道”需要废掉　作者：惠铭生

历史有什么用处　作者：高超群

都是谁呼喊了“滚下去！”　作者：冯印谱

莫把“容腐”当“和谐”　作者：张继仲

以祭祖的名义　作者：徐怀谦

文化是个啥东西　作者：西风瘦竹

说垄断　作者：阮　直

点　作者：冯景元

安排　作者：陈四益

宣传部长的另一种称谓　作者：郝斌生

容忍　作者：季羡林

话里有话　作者：方　成

鸡毛与令箭　作者：王国华

有钱更要有样儿　作者：一柳萌

淡阔　作者：李国文

流风余韵　作者：王　晖

天价三题　作者：朽　木

官员整容为哪般　作者：潘多拉

一目了然　作者：李　冬

他们何尝愿意安分守己　作者：林贤治

当权力在手　作者：龙应台

人真的很脏　作者：艺应台

幸福就是……　作者：龙应台

《红楼梦》是直面人生的泣血之作　作者：桂向明

平和　作者：王　蒙

早茶闲话　作者：闲　话

“恬笔伦纸”辨　作者：钟叔河

官癖　作者：吴　昊

史家胸襟　作者：李恩柱

绚美的落霞　作者：彦　火

某“资深编辑”审稿意见选　作者：陈　超

与某君书　作者：刘大枫

人云龙的研究成果　作者：侯国平

祸心五条　作者：苏中杰

一个秘书的诞生　作者：吴宝三

疑似良心缺失症　作者：吴书纯

中国人，假文明！　作者：李　文

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作者：王东京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　作者：李　辉

拉大剧　扯大剧　作者：英　英

房价之上　作者：吕志强

世象杂议（四则）　作者：杨孔翔

感受“官场”　作者：王　蒙

事·理·法·情　作者：蔡铭泽

四十岁前该弄清的十件事　作者：卓　卓

莫唱反调　作者：王嘉礼

马季的人生体会　作者：鲁晓纾　刘元东

最高境界　作者：一雁飞

傻瓜们的定律　作者：翟　明辑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作者：刘佳莹

贪官的钱都藏哪儿　作者：爱谁谁

茶客留言　作者：韩秀岩等

2007年第8期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许家祥

我怎么就不“震惊”？　作者：鄢烈山

改革亦如逆水行舟　作者：张雨生

我所经历的扶贫：受助的并不是穷人　作者：李红义

究竟哪些人住不起房　作者：冯雪梅

到农村去干什么？　作者：魏得胜

一袋面包与一条生命的背后　作者：洪巧俊

最好的秩序是自治　作者：笑　蜀

视角转换后的“柳暗花明”　作者：符　号

“人多了”别议　作者：黄一龙

中国人的制度迷恋症　作者：许知远

齐宣王之囿　作者：李国文

“要掌”　作者：王乾荣

公务员热　作者：陈四益

德先生更像“丧家狗”　作者：章立凡

何谓素质教育——忆母校耀华中学　作者：资中筠

孩子教育传统文化　作者：闵良臣

闲话有益论　作者：苏叔阳

性格的夸张　作者：方　成

打捞谦虚　作者：毛志成

做小人也有大风险　作者：春日迟迟

苏东坡为什么作弊　作者：李静媛

文化很私人，文化更奢侈　作者：阮　直

别把国学变成厚黑学　作者：张晓晖

中国应该有家长学院　作者：张　鸣

非法之法　作者：韩少功

人家欧洲　作者：董玉洁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离我们很近　作者：李佩甫

广场　作者：蒋子龙

“终生领导”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作者：蒋子龙

文人何以称“穷酸”？　作者：蒋子龙

反反为正　作者：冯景元

大道无术　作者：王　蒙

过耳不忘　作者：佚名

国学与“国学热”　作者：来新夏

宋代冗官成灾的史鉴　作者：耿　法

历史逻辑　作者：王跃文

谁人不识李爱珍　作者：鲁　宁

我为什么不喜欢诸葛亮　作者：谈　歌

下岗“原声态”　作者：吉　大

民营企业倒闭之怪象　作者：厉以宁

真正的幽默　作者：狄　马

非常对话　作者：一雁飞

电视是这样教育俺的　作者：乱　弹

哲人老李　作者：胡　弦

假如都是真的　等　作者：佚名

人生三定律　作者：李以渝

父亲的忠告　作者：瑞　丽

似非而是十大戒律　作者：基　思

我友　作者：木　心

王二小的理想　作者：刘　蕃

情语录　作者：佚名

墨菲定律　作者：墨　菲

茶客留言　作者：佚名

2007年第9期

“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作者：朱铁志

保障信访权就要扩大群众言路　作者：周虎城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族精神　作者：张雨生

当慈善成为“政治任务”之后……　作者：邬风英

论渣滓洞的倒掉　作者：孙　洁

摩登经济学家：不骂学者骂穷人　作者：王乾荣

下跪能保卫家园吗？　作者：阮　直

时下中国什么人真正最穷　作者：茹　紫

干部读书的学问　作者：蒋子龙

“窃听”为什么会成为“风暴”？　作者：沙叶新

谁把郑筱萸送上了断头台　作者：林　达

愿闻教　作者：陈四益

“按老百姓的指示办事”　作者：屈超耘

平反与第一元凶　作者：王国华

也说“背后议论”　作者：符　号字体： 【大 中 小】 “背后议论”无疑是个坏东西！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长舌妇，勾勾嘴，是非婆，流言家！播是弄非，飞短流长，自由主义，邪气歪风……为什么不能对面鼓、当面锣，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真心相见呢？

警惕天灾人祸中的“权利洼地”　作者：毕　舸

讲一点过去的事情　作者：陆谷孙

投其所好　作者：方　成

中国人何以恨太多　作者：丁启文

喝水的权利　作者：狄　马

吴二桂？吴三桂？　作者：苗　青

什么人容易犯罪　作者：李玫瑾

边“斗地主”边乱想　作者：渔　女

文不对题　作者：耿　法字体： 【大 中 小】 　一、街上的小偷，偷窃三五百元，当即被扭送派出所，倘若偷窃数目达到三五千元，则肯定要受到刑事制裁和处罚。而贪官受贿三五千元则根本不算问题，连底线都不够，法律不会追究；即使受贿三五万元。也只是“小意思”、“小数目”，若因此下台，则有不少人一掬同情之泪，齐声日：“太亏了！”

王雨百字小说　作者：王　雨

世象三题　作者：王友元

精短杂文一箩筐　作者：李　冬

谈谈“海内形象”　作者：吴　非

别哭了，布菲教授　作者：吴　非

一斤九两重的吃喝欠条　作者：吴　非

短短是长．步步着地　作者：冯景元

砚边点滴　作者：林　凯

妙联更作杂文看　作者：陈　章

世说新语　作者：三　宝

史实　作者：郑德恩

谁是秦桧第二　作者：蒋元明

叶菲莫夫的无奈　作者：苗振亚

郑筱萸永远无解的五大疑问　作者：倚天壹剑

“首长综合症”　作者：任　炳

俺不仅仅是个领导　作者：陈　潭

“优秀干部”必读　作者：大　毛

“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　作者：南怀瑾

都有话说　作者：胡　爽

平心静气说黑窑　作者：笑　蜀

机关词话　作者：鸥　鸟

房子赋（四则）　作者：杨孔翔

机构改革　作者：爱谁谁字体： 【大 中 小】 机构改革，强调精简。折腾机构，增减人员。三改为六，六改十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分分合合，步履雏艰。七姑八姨，裙带系拴。亲朋故旧，血肉相连。领导亲信，不能怠慢。张=有人，李日有钱。王五高校，赵六大专。看看名单，都不简单。裁员裁员，栽谁都难。老虎屁股，大象鼻尖。稍有不慎，自难保全。暂且放放，看看周边。周边不动，外出参观。沿海港澳，地北天南。顺路捎带，游水玩山。心旷神怡，公费买单。神游归来，眼界拓宽。抒发感想，交流经验。经验多多，无法借鉴。改革裁员，事大如天。不可妄动，等待文件。上面咋说，咱就咋办。外出考察，权作铺垫。保持一致，步调不乱。营造和谐，争当典范。

看不见的更重要　作者：陈思炳

新“好了歌”　作者：曹友琴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杨翰端

圆满　作者：木　心

我们这代人　作者：卓　卓

知止　作者：袁琼琼

阅世杂言　作者：孙广深

结婚前说的一句话　作者：竹　韵

全国“二奶三奶”大赛结果揭晓　作者：王　友

专职与兼职　作者：一雁飞

茶客留言　作者：王　家

2007年第10期

“向县长送钱是惯例”的拐点意义　作者：鄢烈山

“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　　作者：徐友渔

被舆论仇视是富人的耻辱　作者：曹　林

人文素质低下是百年教育的“报应”　作者：陈丹青

简单的历史　作者：程　玮

宿青平“天安门“的迷思　作者：何三畏

牢记私恩必将淡化国家与法律意识　作者：孙振军

宪法的自信来自哪里　作者：林　达

“王道”与“闺门　作者：雷抒雁

桥垮墙塌的时代细节　作者：刘洪波

天下几人是男儿？　作者：沙叶新

“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　作者：柯云路

惊心　作者：林斤澜

尊重中国的选贤传统　作者：毛志成

有钱谁买回头望　作者：田炳信

没有卑鄙感者更卑鄙　作者：阮　直

贫富差距加物价上涨等于经济不安全　作者：叶　檀

名人与真言　作者：粱　秉

嘴　作者：冯景元

遗憾　作者：侯洁敏

气量　作者：唐德亮

五十岁如是说　作者：高建群

爱情像双筷子　作者：孙道荣

学会“说话”？　作者：任　炳

爱杀诗人　作者：叶兆言

读古代一副楹联　作者：沈　栖

人间笔记　作者：王　雨

好大的排场好乖的孩子　作者：佳　音

当今社会的九个“定律”　作者：野　夫

公车故事　作者：吴　非

工人群众等于几　作者：魏明伦

“ＰＫ”如死爹娘　作者：魏明伦

半遮的魅力　作者：魏明伦

．世．说．新．语．　作者：三　宝

思想碎片拾零　作者：于成玉

钱　作者：李碧华字体： 【大 中 小】 　口男人可以欠下很多债，噎最贱格的，是欠女人肉金。 　口虽然仍坐拥75万美元(约直近600万港元)，但萨达姆未能冲出那泥洞“发泡胶大门”，用它来买一个香热的出炉面包，就被美军生擒了。以后更加不能了。

奢侈的铺张　作者：李换运

知青一代渐与鲁迅接近　作者：李国涛

朱熹的作风问题　作者：朱　辉

孙犁谈知堂　作者：祁白水

怪异的逻辑　作者：卓　卓

郑大官人的原始积累　作者：林　岗

米饭应该卖１万元一碗的Ｎ个理由　作者：爱谁谁

不要随意鼓励别人　作者：一　哲字体： 【大 中 小】 前段日子，去西安采访著名作家、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谈到他对文学青年的教导和帮助时，他讲了一件令他一直都在自责的事。

“少数和多数”说　作者：沃　湖

中美学生差异　作者：豆　劳

镜子中的箴言　作者：丛维熙

三十三怪　作者：杨　畅

不一定．说不定　作者：欧阳德祥字体： 【大 中 小】 作反腐报告的不一定廉洁，说不定场外那辆警车正是候他的：

中国足球十八怪　作者：李小磊

天下只有三件事　作者：徐　凡　字体： 【大 中 小】 天下只有三件事。 一件是“自己的事”，诸如：上不上班、吃什么东西、开不开心、结不结婚、要不要帮助人……自己能安排的事皆属之。

请先学会　作者：朱　芳字体： 【大 中 小】 在你开口之前，请先学会倾听；在你动笔之前，请先学会思考；在你花销之前。请先学会挣钱；在你投资之前，请先学会调查；在你批评之前，请先学会等待；在你祈祷之前，请先学会原谅；在你放弃之前，请先学会尝试；在你退休之前，请先学会储蓄；在你死亡之前，请先学会奉献。

域外隽语　作者：王责明

真正的大师　作者：肖春辉

缩减官员隐私空间　作者：刘日建字体： 【大 中 小】 缩减官员隐私空间

思维定势　作者：余良虎

商人最容易犯的十个错误　作者：静　绿

茶客留言　作者：田　石

2007年第11期

为什么要铭记每一个死难者？　作者：鄢烈山

让民生也沾沾“组织优势”的光吧　作者：王乾荣

烧的是茅棚，还是生存权？　作者：笑　蜀

“最具幸福感城市”指标忽略了什么　作者：傅国涌

豪华办公楼：社会的耻辱　作者：吴　非

令人心惊的中国奢靡之风　作者：江　迅

房奴·车奴·网奴　作者：王开林

“内鬼”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老　信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作者：章立凡

执纪亦须分权制约　作者：孙焕英

人丢了，该找谁？　作者：邵燕样

拿什么捍卫文化　作者：醉扶归

不相信和相信　作者：龙应台

“学历查三代”之荒谬　作者：陈四益

一只小野鸭闹出的政治风波（外一则）　作者：徐恒足

新世说二则　作者：金生叹

我们人性深处为什么缺少感恩　作者：阮　直

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　作者：王　辉

抄袭悔过书，没什么大不了　作者：贾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