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本書由財團法人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寫作，並授權出版。

寫在「百年追求」書前

財團法人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吳仁輔

我出生在日治時代末期，童年懵懵懂懂的歲月裡，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國民黨來臺、二二八……等等歷史重大變遷。記憶中的二二八事件，我的家族也有先人受到迫害。那個年代讓人「不敢談政治、盡量不碰政治」的詭異氣氛，一直籠罩著童年、少年的我，一如籠罩著我同時代的人。

退伍後進入社會，我開始做生意，一心追求自己的事業成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碰政治。後來我會去碰政治，是因為我交了一位對政治有強烈企圖心的朋友，他就是我少年時的同學許信良先生。在政治氣氛還很凝重的一九七○年代，我們支持他競選桃園縣長，我因而親身經歷了「中壢事件」，還差一點就被捲入這次事件的政治漩渦。此後雖然因為經營事業，沒法全心參與，卻很自然地站在第二線，幾乎全力地支持了那個年代民主運動的推動，因而也全程見證了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腳步：解嚴、出現反對黨，後來政黨輪替，長年統治臺灣的國民黨下臺，民進黨首次執政。據我所知，這樣的經歷不是我個人所獨有，而是我這一代許許多多人的共同記憶。因為是親身經歷，所以印象深刻。那個年代至今仍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腦海中，永不可磨滅的悲嘆歲月，說來心酸話長。

在我事業生涯中，我有幸碰到許多良師益友，有長輩的、有同輩的，也有比我年輕的。其中臺塑企業王永慶董事長就是我最尊敬的前輩也是長輩。我不能忘記的是：在跟他請益的過程中，他曾不只一次跟我提到說，你們親身參與了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為什麼不找人將這些點點滴滴寫一寫，翔實記錄下來，讓後人也能多少瞭解前人辛苦走過的路。我雖然事業忙碌，他的叮嚀我不敢從左耳進右耳出，但總是忙著事業，直到兩、三年前才付諸行動而完成這本臺灣民主運動發展史的架構藍圖。

現在我已退休了，沒那麼忙了，王老先生的話好幾次，也可以說是常常不經意又浮現在我的耳邊。我終於下定決心，是該找人寫一寫：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的這段動盪悲泣的歲月。於是我找了摯友也是政治評論家陳忠信先生，他曾擔任過《美麗島》雜誌的主編並實際從政。透過他的奔走請託，同時敦聘吳乃德先生、陳翠蓮女士和胡慧玲女士等三位學經歷豐富的專家、教授。經過他們不斷地討論、交換意見，本套書的寫作計畫終於得以啟動、完成。在此我也要特別感謝臺塑集團、忠泰集團李忠義先生、建峰集團阮文聰先生等企業界負責人捐助經費，供本基金會順利完成這套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見證紀錄。午夜夢迴我們都感激、感恩又感謝他們的付出與貢獻。緬懷亡故的臺灣民主鬥士，他們不辭艱辛賣命、犧牲流血……。這本書尚可告慰他們在天之靈，也足以光耀先賢、前輩、長輩。在諸多感謝之餘，本人以此序文，做為永誌，留傳後代，參考殷鑑。

最後再次感謝這幾位專家、教授，他們的無私付出，令我感動莫名，堪稱點滴在心頭。

我出版這本書，別無它念，只想為臺灣歷史留下真實紀錄，讓後來人理解臺灣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只有瞭解過去，才會珍惜現在，並開創未來。之所以刻意精簡成書，實為青年學子著想。若有學子願意閱讀本書，我個人額手稱慶，也為臺灣前途歡呼。天佑臺灣。

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

吳乃德

這是臺灣三個不同世代試圖創造民主的歷史。歷史不是他鄉，我們到此一遊只為了滿足好奇。歷史記錄我們如何共同從過去走到現在；歷史也提供我們想像和啟發，如何共同從現在走向未來。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基礎。

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和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民主運動是人試圖成為自己的主宰，並依其理念重構社會的奮鬥。追求自主首先必須免於壓迫，不論壓迫是來自外來殖民者、本土獨裁者，或是自己內心。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臺灣人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正如大多數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熱烈地追求知識，渴望教育；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六百萬的臺灣人中已經有近五萬人畢業於日本的大學。

追求「現代性」成為當時臺灣人的熱潮。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自覺和自主。包括對世界好奇，對自己的判斷自信，懷疑教條、反叛權威，對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負責，為過去的古典啟發、卻同時獻身於偉大的未來，對自己的人性感到驕傲，體認身為創造者所具有的藝術力量，確信自身對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以啟蒙為目標，第一波民主運動希望擺脫的不只是殖民者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無知。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中，現代世界的知識，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被傳授，現代世界的藝術活動被學習，現代世界的愛情觀、女性地位被討論，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被爭辯。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嘗試當代所有的思想藥方，不過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也結束。

殖民者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首先面對二二八的血腥屠殺。反殖民運動的領導人，部分人先前即已逝世，如蔣渭水、林幼春、楊吉臣、王敏川、賴和、蔡惠如等。他們因此未能體驗祖國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啟示後代此種艱難時刻應如何自處。部分人選擇依附新的政權。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如林獻堂、李應章、石煥長、王萬得、蔡阿信等。部分人選擇在故鄉中自我放逐，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如連溫卿、林呈祿、陳逢源、蔡式穀、葉榮鐘、邱德金等。可是也有部分人繼續奮鬥，在第二波民主運動中重新站上歷史舞臺。

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和前一波的反殖民民主運動相較，這一波民主運動的思想格局顯得局限。先前熱烈討論的現代性諸面向，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思想的、宗教的、性別的，如今都不復見。運動的唯一目標和思想，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運動也因此更統一，目標更聚焦。而且，更為直接面對強權，因此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這一波運動的後期，外省籍自由主義者開始超越以言論批判威權獨裁。他們和具有社會基礎的本土菁英結合，試圖成立反對黨。本省人和外省人結合，以行動挑戰獨裁體制，試圖促成民主在臺灣出現。在二二八所造成的強烈族群敵意中，他們的結合為臺灣政治帶來新的想像，雖然他們心中仍有疑慮，雙方的認同也有所差異。

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運動中的本土菁英則多為反殖民運動的延續。他們試圖在新政權、新殖民主義下，重新啟動追求平等和自主的抗爭。中國歷史和臺灣歷史，共同匯流成這個運動。可惜最後的嘗試和最後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兩群人在生命後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行動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他們的遺囑終在新一代人手中完成。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成為第三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和支持者。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創辦雜誌，以言論批判威權體制。他們也透過選舉擴充社會基礎，建立號召人民的反抗中心。也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遭受獨裁者的壓迫。壓迫上一波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其兒子如今以更嚴厲的方式、更大的規模，壓制這一波民主運動。所有運動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都遭受逮捕和嚴峻的處罰；大多數的民主運動者失去自由，有人則失去母親和女兒。

然而，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鎮壓並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只能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這正是臺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啟示：人民對民主的堅持、前仆後繼，終於逼迫獨裁者做出民主妥協。認為臺灣民主由蔣經國所推動，這位長達三十年白色恐怖期間實際負責情治系統的獨裁者，曾經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這是對臺灣歷史的最大誤解、最大扭曲。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局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論我們情感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不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流淚。狐狸要他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領悟，向滿園的玫瑰說：

你們很漂亮，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的花看起來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有時候我甚至聆聽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連結的先人，他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第一章意外的反叛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三點，臺北市成都路的「新蓬萊公共食堂」，聚集將近七十位「黨外人士」。聚會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人具名邀請；這些人都是臺灣各地知名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當天出席的許多人都參加了一個月前舉行的縣市長和省議員選舉。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舞弊，以及選舉法規的不公。

不過當天聚會的焦點人物卻是雷震，一位外省人。雷震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一度非常接近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可是最近幾年，他的《自由中國》雜誌卻集結一群外省籍知識分子，不但鼓吹民主與人權理念，還正面批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獨裁、違反民主、侵犯人權。除了雷震，當天參加集會的外省籍人士還有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這是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本省籍政治人物的首度大規模正式集會。

雷震之前和黨外人士即有過個別的接觸。不過，這次聚會卻是以他為中心的外省知識分子，和本省黨外人士第一次的公開、大規模集結。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在先前幾年不斷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違反民主、侵犯人權，不過一直為國民黨當局所容忍。如今，有論述能力的外省知識分子竟然和有社會基礎的本土政治人物相結合，國民黨會繼續容忍嗎？蔣介石會用什麼手段來處置這項大膽的行動？

在現代臺灣的第一波民主運動中，這一天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血腥的二二八事件仍然只是十年前的事；本省人記憶猶新，傷口仍舊鮮明。往後的四十年，這個創傷和劇痛持續影響臺灣政治，也在社會領域中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築起巨大的鴻溝；鴻溝的一邊是敵意，另一邊則是疑慮。許多年輕人的愛情和婚姻，因為無法跨越鴻溝而成為悲劇。這一天的聚會，象徵兩個族群其實分享著相同的夢想，也願意攜手共同追求夢想。可惜這個對臺灣族群關係有深遠影響的運動，只如曇花短暫開在黑暗政治的夜晚。

雷震這一天的日記除了平實地記載聚會活動，沒有任何感言，也沒有透露任何興奮。對他而言，今天只是促進臺灣民主的無數個日子中，極為平凡的一天。不過，十多年之後雷震在接受陳鼓應的訪談中，在提到組織新黨的時候，卻特別提到了這天的聚會。雷震回憶，雖然他的一些外省籍同志對於和本省人結合懷有疑慮，他仍認為這是正常而必要的步驟。如往常般的這一天，卻是雷震走入監獄的第一步。三年之後，雷震被他的老上司蔣介石逮捕，被關了整整十年。這個剛出現不久的民主運動也隨之結束。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衝突和內戰中，大多數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只能選擇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邊。傾向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作風，可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條和絕對權威卻更為可怕。當時蘇聯史達林的暴政已經進行二十多年，他們大多認識到未來共產黨執政對國家可能造成的傷害。風行一時的《觀察》週刊創辦人兼總編輯儲安平，於一九四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曾經在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是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學生，也是那個世代中國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後來在共產黨執政下，他的命運正如自己所預言；因說真話而受盡折磨之後，終於走上自盡之途。

殷海光在一九四五年的著作《光明前之黑暗》也說，「若共黨一旦掌握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只有一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一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這個觀察。相較之下，國民黨仍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容忍、期待、甚至依附的對象。

另一方面，蔣介石對他們也禮遇有加。爭取具有社會聲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直是蔣介石政治計畫中重要的一環。蔣介石平常就特意結交自由派學者。一九四八年底北京地區被共產黨軍隊包圍，他還派遣專機將陷在北平的胡適、陳寅恪、錢思亮、張佛泉等人接到南方。

國民黨需要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許只是為了裝扮門面；可是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批判，卻毫不留情。早在北伐期間，中共的農村宣傳部隊就提出「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根據共產主義理論說，「知識分子依靠生產的剩餘價值而生存」。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只是社會寄生蟲，甚至是靠勞工階級的血汗勞動成果維生。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指名胡適、傅斯年、錢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制的知識分子。不過，相較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列寧以「民族的大便」來稱呼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派學者的批判至少還有一點理論性，至少還符合教條。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共產黨的軍事進逼下，國民黨節節敗退。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認為國民黨可以守住半壁江山。他們認為當時亟需迫切進行的是團結所有的民主力量，不分黨派共同對付共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因此在上海構思這個自由中國運動，企劃成立「自由中國大同盟」，團結所有反共團體。同年三月，雷震、許孝炎、王世杰、杭立武、俞大維又在臺大校長傅斯年在臺北的家中聚會。

傅斯年是近代中國最受尊敬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參與五四運動，後來遊學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接掌北京大學之前，曾經短暫代理校長。他除了學問淵博，也以敢言著稱，曾公開嚴詞批判孔祥熙和宋子文等「皇親國戚」誤國。他一九四七年的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更是膾炙人口，多家報紙轉載。不過，蔣介石還是讓他接掌臺灣大學。他或許也是胡適的朋友圈中，唯一常對胡適說逆耳忠言的人。

在傅斯年家裡聚會的十天之後，剛從南京回來的省主席陳誠將軍對傅斯年說，「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傅斯年回答說，「先求安定。」「要求安定，需先肅清共諜。」陳誠說，「共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大學。是不是先從這兩個地方清除？」傅斯年立即答應，不過提出三個原則：要快、要徹底、不能流血。第二天，傅斯年、陳誠、彭孟緝三人在主席辦公室指揮、守候。這天總共逮捕學生五百多人，其中三十多人移送軍法審判。這就是著名的「四六事件」。

這次聚會不到兩年之後，傅斯年在省議會答詢途中因腦溢血逝世。殷海光如此形容他的品格：

在這知識界大崩潰之中，畢竟有少數書生，穿破藍布長衫，戴近視眼鏡……忍受貧困，甘耐寂寞。假若說國家還有命脈值得維護的話，這便是國家底命脈。孟真先生是這類書生底代表人物。……在這始終一貫的精神和事業中的孟真先生……總象徵一個原則，總象徵一個理想……他象徵著反極權反奴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孟真先生之死，固然使我們書生倍覺孤單淒涼。

許孝炎則是《香港時報》董事長，也是國民黨在香港對敵政治作戰的指揮官。王世杰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雷震曾經在他手下工作多次。王在大陸時期曾任外交部長；這次會議的隔年又出任總統府祕書長，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杭立武是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當時是教育部長。

俞大維當時因病辭去交通部長的職務。抗戰期間他曾經擔任兵工署長，數年後在臺灣出任國防部長達十年。他因此自稱「前半生打鐵，後半生打仗」。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一生手不釋卷，也培養了俞大維對知識和閱讀的終生熱愛。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在臺灣和離島四處視察，身邊總是帶著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他對歌劇的知識和優美的德文，都讓在維也納攻讀歌劇的王雲五孫女大為折服。退休之後，他將關於軍事的藏書兩千多本捐給中正理工學院，和文學、哲學、歷史相關的五千多本藏書則捐給臺灣大學。

俞大維二十二歲進入哈佛大學，三年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到柏林大學專攻數理邏輯。他在這時對兵器和彈道學產生興趣。這個時期他曾在德國《數學年刊》上發表論文，愛因斯坦是該刊編輯之一。因為他的教育背景、西方文化的修養、以及清廉的品格，俞大維獲得許多美國軍事將領的尊敬。雷震被逮捕的時候，他正擔任國防部長。警備總司令黃杰將逮捕雷震的案情輪流知會各部首長，只有俞大維當面對黃杰表達對逮捕雷震的不滿。

p019雷震一直是蔣介石的得力助手，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雷震紀念館）

這幾位受過西方教育的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當天就在傅斯年的家裡決議，共同構築對抗共產黨的思想防線。他們決定組織「自由中國社」，出版刊物和報紙；他們同時也決議請胡適撰寫雜誌社的宗旨。此時胡適已經受蔣介石任命從上海搭船到美國，幫助國民政府從事對美國的遊說工作。不過，胡適在橫渡太平洋的船上，倒是寫下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抵達夏威夷之後立即寄給了雷震。一個月後，雷震到浙江溪口鎮拜見已經辭去總統職務的蔣介石，向他報告自由中國社的組織構想及出版計畫。蔣介石同意了他們的計畫，也允諾提供經費贊助。

雷震和蔣介石有長久的淵源。雷震在一九三八年曾經出任「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設計委員，委員長是蔣介石。同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下屬機構「川康建設期成會」，蔣介石任會長，雷震任祕書。後來「川康會」改組為「經濟建設策進會」，蔣仍任會長，雷震仍任祕書。蔣介石不可能同時介入這麼多機關和組織，雷震因此負起充當蔣介石代表及幫手的責任。推動《自由中國》雜誌的當時，雷震的職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可算是國民黨政權中政府部門的核心成員；他的妻子宋英女士則為監察委員。

和當時眾多的中國青年一樣，雷震在年輕的時候選擇到鄰國日本留學。他於一九一七年在日本讀書的時候，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介紹入黨，並於一九二三年進入京都大學政治系。河上肇當時就在該系任教。河上肇是當代日本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雷震在一九二六年畢業後進入研究所，不過並沒有選擇這位聞名的左派學者當指導教授。雷震的日本留學背景後來成為他和本土菁英結合的一大助力。當時臺灣的本土菁英多成長、受教育於日治時期，中文不甚流利。雷震經常使用日文和他們交談。

胡適則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由於胡適的聲望和影響力，以及他堅定的民主信念，《自由中國》雜誌創辦的頭三年都以胡適為發行人，雖然當時胡適居住在美國。雷震也一直希望胡適能領導臺灣的民主改革。這個不切實際的期待，後來導致《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和雷震家屬，對胡適的極度不諒解。雷震被逮捕後，殷海光甚至拒絕和胡適見面。

雖然胡適對文學懷有甚大的熱情，而且將自己定位為學者，可是卻一生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他於一九○六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就讀。中國公學在該年年初才成立；是日本的中國學生抗議日本政府歧視中國學生，集體回國之後所創辦的學校。當時胡適只是十五歲的少年，而他的同學卻多為二十歲、甚至三十歲的成年人，而且許多是曾經出國留學、見多識廣的人。胡適和這些大人們朝夕相處，自然比別人早熟。

p021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胡適將卸下中國公學校長職，與該校董事長蔡元培（中）、新任校長馬君武（左二）、社會科學院院長高一涵（左一）、總務長丁鷇音（右一）等合影於該校鐘樓前。（胡適紀念館）

可是對胡適一生影響最大的，或許是這個學校濃厚的政治氣氛。根據胡適後來所寫的校史，這個學校當時幾乎是「革命運動的機關」。他的同學有一些因為革命而喪生，如饒可權列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教員之中有宋耀如（宋慶齡、宋美齡的父親）是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和老革命黨員于右任。中國公學的學生宿舍常常是革命黨人的旅館。章炳麟出獄後，即住在這裡。戴天仇也曾經住過。陳其美也時時往這裡來。政治動盪和國家危機本就讓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關心國事。胡適處在這樣的氣氛中，又有這樣的同學，要他不關心政治更難。後來胡適在一九二八到三○年間當了他這個母校的校長。

胡適在美國唸書期間，也是到處做政治演講，對課業不太專心。他一九一七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之後，立即加入《新青年》；該雜誌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所創辦，是當時最重要的思想性刊物。一九二○年胡適領銜和蔣夢麟、李大釗等人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廢除侵害人權的措施，同時宣示「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自由的出現」。《新青年》於一九一九年遷到上海之後，內部出現歧異。胡適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和丁文江創辦《努力週報》，成員包括蔡元培、顧頡剛、徐志摩、蔣夢麟等。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首次集結。週報於次年停刊。

p022一九三九年十月，駐美大使胡適與游建文祕書（右一）、劉鍇參事（左二）、郭德權陸軍武官（左一）在華盛頓大使寓所雙橡園外合影。（胡適紀念館）

詩人徐志摩等人於一九二七年創辦《新月》雜誌，搬到上海定居的胡適又積極投入。《新月》的同仁仿效英國社會改革知識分子費邊社，每週聚會討論時局，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專長提出報告。這個討論會網羅了當時文化學術界的菁英，除了胡適和徐志摩之外，還有羅隆基、梁實秋、潘光旦、聞一多、沈從文、葉公超、張嘉璈等三十人左右。這些新月的成員多曾在西方菁英學府接受教育，六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四位在哈佛大學、六位在芝加哥大學，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各兩位。

受到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蔣廷黻在一九三二年邀集北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推動創辦《獨立評論》，胡適成為大家公推的主編人選。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停刊，這個雜誌的作者群網羅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和學術菁英，發行量超過一萬三千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刊物。停刊之前，隨著政治局勢的日趨緊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日趨明顯，雜誌社的許多同仁進入政界服務，其中胡適也於一九三八年被任命為駐美大使。

後來當國民政府大勢將去之際，蔣廷黻成為組織新政黨的倡議者。蔣廷黻因信奉基督長老教會的機緣，十六歲的時候在大清王朝崩潰之亂局中，到美國密蘇里進入提供半工半讀機會的高中。該校的英語課本是蘇格蘭民族主義作家司考特（W. Scott）的名著《撒克遜劫後英雄傳》（Ivanhoe）；四年的拉丁文課程則是閱讀凱撒和西塞羅的作品。大學畢業後，他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服務團前往法國，為中國政府派遣至歐洲支援大戰的中國勞工服務。該團另外一位成員是耶魯大學畢業的晏陽初；他後來在中國推行平民教育運動，靈感即得自這段在法國的服務經驗。蔣廷黻回到美國之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大約有一百五十人。蔣廷黻後來轉到政治系，畢業的學位則是歷史學博士。回國後在南開大學執教，後轉到清華大學。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兼行政院長的時候，邀請他擔任政務處長，總管政策分析和顧問。次年蔣廷黻出任駐蘇聯大使，一九四九年後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團長，一九六二至六五年任駐美代表。

因為胡適在知識界和全國的聲望，他成了國民黨內各政治勢力極欲討好、交結的對象。不只胡漢民、戴季陶、宋子文等人主動結交，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人也積極和他來往。甚至汪精衛都曾和胡適有過交往。胡適於一九三二年和蔣介石第一次見面，隨後又受邀到蔣的寓所吃了幾次飯，談論教育體制和學風的問題。胡適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關係尤其密切；《新月》雜誌受到政治打壓的時候，胡適都請宋子文出面解決。

在雷震等人決定籌辦自由中國社以團結中國民主力量之後不久，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全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不過國民黨此時仍控制西南及沿海地區，雷震也在廈門協助湯恩伯將軍防守該地區。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當天，雷震在廈門召集警備司令部、商會、參議會共同會商貨幣兌換規則。一週後，蔣介石和蔣經國從基隆搭船至廈門，雷震上船晉見，同時向蔣介石提出防守廈門的政策性建議。兩週後廈門失守，雷震搭船抵達臺灣和家人會合。上岸第二天，蔣介石即約他晚餐，聽取廈門失守的報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雷震抵達臺灣不到一週，他立刻邀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等人聚會，討論《自由中國》雜誌的出版計畫。陳雪屏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就讀，大陸淪陷之前曾代理教育部長，當時是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毛子水數學系出身，卻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當時是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張佛泉則是近代中國最有系統的人權理論家，他討論人權的專書《自由與人權》出版於一九五五年，到今天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佳作。張佛泉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回國之後，受胡適邀請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策劃雜誌的當時，他在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輯，後來到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任教。雷震被捕之後，他離開臺灣到哈佛大學當研究員，然後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終身沒有再回到臺灣。

他們當天的聚會當場決議次月（十一月）十五日出刊《自由中國》雜誌；開辦費五千元中，教育部分攤三千元、空軍總部一千元，另外一千元由雷震籌措。而教育部長杭立武數天前，也曾當面答應雷震補助美金四百元。第二天清晨，雷震上陽明山出席「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會議，因為蔣介石沒有出席，由雷震代理蔣介石擔任會議主席。

p025《自由中國》的雜誌登記證，從登記證日期可看到，內政部的核准時間還比創刊時間晚。（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p025-2《自由中國》創刊號

雷震這個時候非常忙碌。不但政治工作繁重，和政府高官及軍事將領的社交應酬也不可免。他這一年的舊曆年，一天的功夫居然走了三十餘家拜年。不過他仍然積極準備《自由中國》雜誌的出刊。創刊號在十一月二十日順利出版。創刊號的內容清楚地顯示這是一份政府支持的反共抗俄宣傳刊物。

首頁是由胡適執筆的〈自由中國的宗旨〉：

共產黨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澈底的愚民政治……我們的宗旨……第一要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抵抗極權政治。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次頁的發刊詞則集中論述「反共抗俄」的重要性。

創刊號所有的文章也都呼應反共抗俄的主題。胡適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批判共產極權主義的領袖崇拜、政黨控制政府、狂熱國家主義、壓制反對派等。傅斯年的〈自由與平等〉，批判以平等為號召的共產主義，其社會根本就沒有平等。雷震的〈獨裁、殘暴、反人性的共產黨〉指出，「共黨一日不倒，則自由必一日不能獲致，我們要自由，必與共黨勢不兩立。」而殷海光的〈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則指出，「蘇俄共產黨不只限制思想自由，更嚴重的是它控制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讓人民接受其控制而不覺」，而「中國共產黨則一步一趨地步其後塵」。除了這些論述之外，創刊號亦登出兩篇報導。一篇關於周恩來的弟媳婦因地主家庭背景而受到殘酷的鬥爭和凌虐；另一篇是關於嚮往自由生活而投誠美國的蘇俄軍官。雜誌反共抗俄的方向，此後一直沒有改變。

雷震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中，也緊緊盯住雜誌的運作和發行。出刊初期，殷海光和戴杜衡曾經因為事忙連續兩次沒有出席編輯會議，雷震便專程到他們家拜訪，瞭解缺席的原因。他也經常利用其社會關係和政治職務之便，到處推銷雜誌，並為雜誌募款。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將軍，即通令旗下各單位訂購。海軍從第二期開始也訂購三百份。後來被雷震募款的人，甚至包括避居香港的上海黑道大亨杜月笙和臺灣企業家許丙。他募款的單位則包括中央信託局、臺糖、臺灣銀行、和鐵路局等。在雜誌出刊期間，有好幾年雷震都幫忙校對、親自跑印刷廠。政府高官辦雜誌，自己親自校對、跑印刷廠，在今天這是無法想像的事。

除了邀稿、校對、跑印刷廠、推銷雜誌、募款之外，雷震也得經常為雜誌的財務煩惱。後來加入雜誌社的傅正，有一次看到雷震為了周轉，到處打電話拜託吳三連、端木愷、李賜卿等人。「以雷公今天在社會上的地位，只不過為了區區十萬元，便不得不跟朋友說好話，求人家幫助」，「那情形，叫我在一旁看了，實在免不掉替雷公難過。」

除了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提供經費贊助雜誌，軍隊也集體訂閱。省政府甚至特別撥一棟新蓋好的房子給雜誌社。不過，雷震去看了之後，覺得太偏遠沒有接受。這些都顯示它雖然不是官方媒體，卻是「體制內」的媒體。而且，雜誌的推動者和靈魂人物更是國民黨政權中的權力核心人物。然而歷史發展卻充滿了意外，這個刊物後來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的先聲。

這份雜誌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民主派所自動構築的反共思想防線。他們在「體制內」發動這項工作，或許是因為他們誤解了蔣介石的政治傾向，或許是對蔣介石的民主立場仍存幻想。當蔣介石因權力日漸鞏固而顯露其真正政治傾向之後，雙方的衝突也就無法避免。而雜誌的靈魂人物也從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

《自由中國》雜誌創刊的編輯委員包括毛子水、王聿修、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羅鴻詔、崔書琴、李中直、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戴杜衡、申思聰、金承藝、瞿荊洲、黃中。其中比較異類的是崔書琴。崔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撰寫的《三民主義新論》對孫中山的想法亦步亦趨，難以看出其學術訓練。該書討論民族主義的水平，也遠遠不如清朝末年的思想啟蒙者梁啟超。崔是經由胡適的推薦而成為編輯委員。不久之後，他擔任一個奇怪的職務：國民黨改造委員、兼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崔書琴擔任改造委員的消息發表之後，雷震在日記中說，崔書琴以前「覺臺灣不可靠而趕緊搬到香港，寫文章不願意出真名，不獨無膽量，簡直是一自私自利之徒」。更奇妙的是，他一年多之後出版了《叛國種子》（Seeds of Treason）的中譯；該書是美國右派新聞記者，對喧騰一時的國務院官員希斯（Alger Hiss）間諜案的報導。崔書琴在書末的「補白」中摘錄《中央日報》〈自由主義者的下場〉：「希望其能利用鐵窗生活，寫一回憶錄，使天下『自由主義者』得引為鑒戒。」再過幾年之後，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四處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辯護。

相較之下，其他的編輯委員似乎比較合理，也多為當時的知識菁英。許冠三是歷史學者。他在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所發表的〈民主中國的障礙在那裡？〉，質疑民主是否需要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預告了後來歐美社會科學界對民主政治先決條件的爭論。美國政治社會學大師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將經濟發展視為民主必要條件的經典論文〈民主的社會要件〉（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大約十年之後才出現；社會科學界對這個理論的挑戰則是三十年之後，論點和許冠三類似。

p029雷震生前自題墓碑，稱自己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

p029-2位於深坑草地頭的自由墓園，墓碑從左起為傅正、殷海光、羅鴻詔、雷震、雷震之妻宋英、雷震之子雷德成、雷震之女雷德全。

羅鴻詔是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畢業論文是關於康德的哲學。回國後曾任中山大學、金陵大學、暨南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任職於「軍事委員會」的時候和雷震相識。他隻身來臺，於一九五六年去世，是《自由中國》雜誌同仁中最早去世的人。夏道平為他寫的紀念文章中說，羅鴻詔在政府工作期間，因拒絕參加「中央訓練團」的集訓，憤而辭職。中央訓練團類似後來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目標在統一高級公務員的思想、培養對領袖的效忠。夏道平說，這「不過是他表現自尊心的一個例子。有自尊心的人，才配受人尊敬」。雷震出獄後買下一塊墓園，將羅鴻詔和殷海光的骨灰都移到這裡，同時也在旁邊給自己預留一個位子。戴杜衡曾經就讀上海復旦大學，是雜誌社的重要寫手。他在南京的時候和殷海光同事，都是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主筆。

夏道平是武漢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期間結識雷震。他是自由經濟論者，後來翻譯了自由經濟大師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著作。《自由中國》發行的二四九期中總共有四二九篇社論，其中三分之一為他所寫。他的文章不但數量多，主題也廣。第一次造成雜誌社和國民黨緊張關係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即是他的手筆。他在《自由中國》的文章並不限於經濟議題。在分析臺灣族群問題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美國革命宣傳家潘因（Thomas Paine）的話，「除非是由於政治制度上的錯誤，否則人和人不會成為敵人」，指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敵意乃是獨裁統治所造成。

他的文章經常以平淡的文字，帶領讀者從高遠之處檢視當前的問題。他的好朋友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管公度過世的時候，夏道平這樣寫他：

他有清晰的頭腦，有狷介的風格。這兩點正是今日臺灣知名之士所最缺乏、所最需要的。臺灣今日多的是腦筋不清楚而脊椎軟化了的人物。……我敬佩他無論是在公的場合或私的場合，從來不說一句言不由衷的話，從來不說一句他自己所不相信的話。……請莫看輕這一點。

我們不得不更痛哭的，是學術界現在活著的人……一樣地在生活掙扎中不能安心他的學術工作，一樣地對現實政治滿懷悲憤而不能安心學術工作，學術界的損失，又豈只是瘦桐先生之一死而已。

他不只用雋永的文字來觀察、來呈現他所處的時代，不只用尖銳的文字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提出批判，當需要行動的時候，他義無反顧，以平常心參與行動，雖然他一點都不像群眾運動家，更不像革命家。幾年之後，雷震和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合作組織新黨，在雜誌社同仁中，只有夏道平和後來加入的傅正比較積極。

我在學生時代有幸和夏道平見過面，那時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早已成為歷史。他的話不多，只是安靜地吃飯，偶而以溫暖的微笑回覆我們這些大學生的胡言亂語。當時從主人口中知道，「夏先生是自由中國雜誌社的一員」；好幾年後方知他在雜誌中的重量。也是好幾年之後，見過許多政治人物，方知他的涵養。也就在撰寫本書的時候，方知他在臺灣歷史中的重量。以他的涵養，對自己在歷史中被嚴重低估，我確信他不會在意。

雜誌社的成員中，最為後人記憶的人物，除了雷震之外應屬殷海光。許冠三說，他和殷海光在雜誌社初期都不是很熱衷，對雷震的印象也不是很好。可是在後期，殷海光成為雜誌的臺柱。因為積極的投入，讓殷海光成為國民黨亟欲打壓的對象；而他的不屈則讓他成為高壓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典範。

殷海光生於一九一九年。他們一家似乎都遺傳著反叛的基因。他的伯父殷子衡在清末和熊十力一起參加革命團體「日知會」，曾經和九名同志被清政府逮捕，遭受嚴厲刑求。在美國傳教士干預之下，終倖免於被砍頭。因為伯父和熊十力的這段同志關係，後來殷海光的父親殷子平在最困苦的時候，困苦到「每日必遭愚婦侮，多時怕聽病兒聲」，經常受到熊十力從上海寄來的接濟。殷海光的三弟殷浩生，在一九五七年因為對土改和人民公社提出反對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當時他是中學老師。當他被綁在臺上接受學生群眾鬥爭的時候，其他人都被迫下跪，只有他的三弟昂然挺立，大喊「不跪」！在同事的拳打腳踢下，他在臺上昏倒。一九七三年，殷浩生因為拒絕為公社黨書記撰寫歌功頌德文字，而上吊自殺。兄弟兩人都有威武不屈的個性，也都因為這樣的個性而分別在敵對的政權底下，受盡折磨。

殷海光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後考進清華哲學研究所。一九四四年他響應政府號召，參加青年軍對日抗戰。一九四五年隨軍派往印度八個月，日本投降後返回中國。回國不久，即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光明前之黑暗》。殷海光在書中說，「我們不要東倒西歪，最可靠的辦法只有聽委員長的話，擁護他的政策，跟著他埋頭苦幹，國家才有出路。」這幾句話讓後來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馬之驌，認為殷海光早期是法西斯式的國民黨忠貞分子。殷海光這本著作中其實有更多文字可以支持馬之驌的評語。例如他建議政府做的四項工作中，第三項是「立即逮捕製造暴亂背叛國家及一切非法活動擾亂治安之暴徒」。第四項是「嚴格檢舉妨害國家並觸犯法紀之言論。其妨害邦交，或侮辱正式外交使節者，尤應注意」。

如果因此而將早期殷海光視為忠黨愛國的法西斯，或許太過武斷。《光明前之黑暗》絕大多數的文字都是在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反民主劣跡，以及它可能為中國帶來的巨大禍害。這本書讓人比較感受到的是一個崇尚自由與民主的愛國青年，面對艱困時局的反省。（殷海光寫這本書的時候，即將滿二十五歲，和那個時代許多青年同樣早熟。）書中寫道：

八年以來，我們底苦難已經受夠了，我們底淚已經流乾了。我們像一葉飄萍，隨著戰爭底浪潮，飄到東，流到西。我懷念著故鄉，我愛那煙波微茫裡的魚舟，我愛赤壁頂上的明月。我更愛北國的原野，在那無邊無際的平原上住著純厚的祖國同胞。故鄉底荒煙蔓草，古柳殘湖，北海冰陵上的滑翔，夕陽西照裡的秋山紅葉，更浮現在我清柔的夢裡。

可是，由於共產黨的作亂，「一切美麗的希望，化為泡影。」「證諸中國共產黨以往的歷史，並且就中國共產黨底個性來考察，它絕不能與人和平相處，不要說不能與黨外的人和平相處，同黨內也不能和平相處，一個什麼『路線』來了，動輒互相殘害，死人千萬。」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的表現，更是證明了殷海光的遠見。而這樣的遠見卻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所欠缺的，或不願承認的。

不過，馬之驌說殷海光因為這本書而受到蔣介石賞識，可能距離事實不遠。次年殷海光即由唐守謙、張道藩介紹加入國民黨，然後由陶希聖推薦進入《中央日報》當主筆。殷海光雖然號召擁護蔣介石，卻非死忠的追隨者、更非投機分子。進入《中央日報》後，他寫了一篇對國民黨當權派猛烈攻擊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

國家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裡呢？希望又在哪裡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特權豪強如故。……目前少數人這樣享受一切特權，生活驕奓淫逸……而卻完全要窮苦的老百姓抽丁納糧，如何使人心平氣服？如何不使反對者有所藉口？

這篇社論在當時立即造成轟動。

殷海光一九四九年跟隨《中央日報》到臺灣，仍然擔任主筆，並主編《中央日報青年週刊》。同年八月他離開《中央日報》，在臺灣大學當講師，並參加《自由中國》雜誌社的編輯委員會。

p035這張合影為一九五八年《自由中國》九週年紀念時所拍，創刊時的十七名編輯委員仍有九人留下，其中胡適位於第二排左四，第三排左起為瞿荊洲、金承藝、毛子水、申思聰、夏道平、雷震、戴杜衡、殷海光。第一排左二為剛成為《自由中國》編輯的傅正。（殷海光基金會）

這群和國民黨有極深淵源的編輯委員，就在國民黨權力核心分子的領頭下，樂觀地出發了。雜誌確實為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帶來興奮和期待。雜誌的發行人不但是近代中國聲望最高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最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一九三五年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的許多知識分子朋友都對民主失去了信心，認為當時的中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只能以獨裁專制來救國。胡適是非常少數仍然信奉民主的人，雖然他的論述稍嫌膚淺。雜誌社的社長雷震則是政府權力核心的人物。這樣的組合如何能不讓人期待？不讓人興奮？

可是隨著蔣介石父子在臺灣的權力日漸鞏固，沒有其他政治勢力足以牽制其法西斯獨裁的時候，《自由中國》和蔣介石父子必然產生衝突。這群國民黨自由主義者宣揚的理念是多元民主，而蔣介石所亟欲建立的卻是獨裁的黨國體制。除了反共之外，兩者不只毫無交集，衝突甚至不可避免。而且，衝突在極短時間內就來到。以雷震和蔣介石的關係，以及他在黨內的資歷，雷震原先並沒有獻身受難的想法。後來被蔣介石關在監獄的時候，雷震想到前一年本省籍黨外人士的聚會，他在日記中回憶：「三年之前……我亦參加，以後即未參加。我常常有個想法，僅僅辦雜誌，國民黨可能不來干涉。如果參加組織，不論什麼組織，他們要干涉阻止，故參加他們頭一次會，以後……我就未參加。去年他們要我參加，我覺臺灣地方選舉，辦得甚糟，而執政黨與國民黨則領導舞弊，我乃參加選舉改進會，進而籌組中國民主黨。」

這是政治運動的邏輯。既然興了風，也吹動了浪，當浪潮得到社會的呼應而擴大，坐在浪頭上的人勢必乘浪前進，否則無法心安。而且政治人物總是不斷在環境的變化中成長。雷震並非如熱情的革命家投入政治，殷海光甚至認為他是「典型的國民黨人」。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都只是平凡、正直的人。他們都不是狂烈的革命分子，他們只是忠於自己。也因忠於自己，雷震從蔣介石的親信成為他的囚犯；從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成為它的反叛者。雖然當初雷震沒有想到，事後也極不願意，可是卻似乎是必然的結局。

第二章衝撞獨裁的言論火花

一九五○年的上半年，國民黨逐漸在臺灣站穩。將「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的蔣介石，因為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於是不得不在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蔣介石先前因被視為國共和談的障礙，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也就是辭職），成為平民，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由副總統李宗仁接任。不過，蔣介石仍然從浙江奉化的老家直接指揮軍政。依據憲法，李宗仁繼任為合法的總統；依據國民黨的說法，李宗仁只是「代行」總統職權，所以如今蔣介石要主動取回總統職位，李宗仁必須將它交還。流亡美國的李宗仁發表聲明，指其違憲、非法。蔣介石「復職」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宴請李宗仁，仍然稱呼他為「總統」。四年之後，臺灣的國民大會罷免李宗仁「副總統」。

p038蔣介石三月一日宣告「復行視事」，三月三日現身「擁護蔣中正總統繼續領導反共抗俄民眾大會」，在總統府前與宋美齡向群眾揮手致意。（中央社）

這些憲法爭議都沒有影響雷震。雷震在當天的日記中說：「今日天氣晴朗，陽光煥發，今日天氣之好正象徵總統復職後之希望。」除了充滿希望，雷震在這半年間依舊忙著和權貴公務來往、也兼社交應酬，同時也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營運、募款而操心。雜誌的營運和出刊都尚稱順利。唯一讓雷震感到遺憾的是，雜誌在出刊十個月之後，雜誌的本省籍讀者仍然不多。

雜誌在這半年也延續原有的一貫方針：反對共產主義。傅斯年的文章〈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分析為何經濟失敗、政治殘暴的共產主義仍然發散強大的吸引力。雷震的〈反對黨的自由及如何確保〉，不是討論臺灣的反對黨沒有自由，而是分析為何反對黨在蘇聯的統制經濟中無法生存。這些文章的水平遠遠超越一般的反共八股。雜誌的方針除了反共，也堅強支持蔣介石，甚至擴及對蔣夫人的高度讚美。殷海光曾在六月中寫了一篇稿子，批評蔣介石的言論，卻為雷震退稿，因為「今日不能毀他，反共全靠他」。

雖然三月才重新出任總統，蔣介石對國民黨改造計畫卻早在他「下野」不久，即在浙江奉化的老家展開構思。在中國，蔣介石的權力基礎是軍隊，他並沒有完全掌控黨。歷史悠久的國民黨內，有許多並不效忠於他，也非他能掌控。如今在臺灣，他成為宰制者。可是他權力基礎之來源是軍隊，軍隊只能對外戰爭，不能用來統治臺灣這塊新領土。要統治臺灣，蔣介石需要一個可以發揮獨裁統治功能、他可以絕對控制的黨。整頓國民黨成為蔣介石來臺灣之後的首要工作。

早在一九二○年代，孫中山就已經以蘇聯共產黨的組織為範本，為國民黨設定了相同的基本組織架構。可是直到國民黨被驅逐出中國為止，它都缺乏共產黨的嚴密組織和社會滲透力。如今最迫切的任務是讓這種共產黨的組織架構，對臺灣社會發揮動員力、滲透力和控制力。這是除了絕對服從領袖之外，國民黨黨改造的另一個主要任務。這兩項任務都陸續完成，成果就是在臺灣創造了「個人獨裁」和「黨國體制」的緊密結合。曾經在蘇聯生活多年，又加入俄國共產黨的蔣經國，對黨改造、及黨國體制的建立，有著不小的貢獻。

蔣介石掌控全黨的工作，從設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開始。中央改造委員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五日成立，它取代「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改造委員會由十五到二十個改造委員組成，人選由總裁遴選；開會時由總裁擔任主席。也就是說，總裁個人指定他認為合適的人，成為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成員。

而黨的總裁又是如何產生的？依照原先「中國國民黨總章」的規定，「總裁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之」。這樣的規定如今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特別是「值此革命嚴重階段，黨的領導更應集中，革命的成敗，繫於全黨同志服膺主義，服從領袖的領導」。總裁的產生方式因此改為：「本黨以繼承總理，領導革命大業之蔣先生為總裁。」修正後的「中國國民黨黨章」明文規定：蔣介石為國民黨的總裁，不用選舉，也毋須定期改選，對蔣介石和黨都非常省事和方便。

黨改造的第一項任務於是順利完成。永遠的總裁挑選他屬意的人選，組成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所有被蔣介石在日記中稱為「腐化分子、投機分子之中央常委」，以及「歷來靠黨維生之渣滓，腐化、惡化分子軍閥、黨閥、財閥」等，都從黨內「徹底清除」。國民黨從此有了完全不同的氣象，開啟了國民黨從未有過的領導新局面。

國民黨改造的第二項任務，則是加強黨對社會的滲透和控制。其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黨員不再隸屬區分部，而是隸屬小組；小組則普遍設立於全國所有各級政府單位、軍隊、警察、民意機構、媒體、國營企業、學校、民間社團及職業團體。全國從中央到基層，只要有組織、有結社、有機構，就有黨的小組。機構的領導者通常也是黨的小組長。機構的決策、任命、考核及安全監視，都在黨的小組中進行。透過這個組織架構，黨掌控、也監督了全國的政府、軍隊和民間社團。這個改造原則完全模仿共產黨，前共產黨員蔣經國對此應該出力不少。

要以這樣嚴密的組織架構來控制、或「領導」臺灣的政治社會，國民黨同時也需要大量的本土黨員。積極吸收黨員因此成為黨改造的另一項任務。吸收本土黨員第一階段的對象，是本土的地方政治人物和社會菁英，如醫生、律師、教員等。國民黨黨員的數目也從一九五○年的五萬人，於次年增加到二十三萬人；黨員在全國十五歲人口中的比例從一．一％增加到五．一％。透過滲透和吸收這兩項機制，國民黨在臺灣建立了全面控制政治和社會的黨國體制。

身為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分子，雷震經常參加黨改造的籌備會議。在一九五○年一月底的會議中，雷震發言反對在軍隊設黨部，因為這不符合多黨政治的原則。雷震認為，如果有需要加強士兵的政治教育，可以交由政治部來主持這項工作。「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內外統一，切不可表裡不一樣，工作上既困難，而又不能取信於人，最不值得。」他在日記上這樣說。該年十二月底，雷震在改造會議上又一次發表相同的看法。雷震以多黨民主為基礎的想法，顯然不符合黨改造的基本目標：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

七月下旬，蔣介石約集兩百多位黨政高層茶會，同時正式發表他所指定的十六位改造委員名單：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芬、陳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連震東、郭澄。根據雷震的分析，其中隸屬蔣經國青年團的委員，包括蔣經國在內就有八位。雷震在第二天的日記上說，這份名單要讓人重視很困難，也讓「大家洩了氣」。「昨夜思想浮沉，竟一夜不能入眠。」然而他對蔣介石仍然天真地忠誠。他的解釋是，「總裁何嘗不想找好人，但進言之幹部則仍憑個人所好，真誤了改造工作。」皇帝永遠不會錯，錯的都是他身邊的太監和宰相。不只中國，許多帝制底下都流行類似的想法。不過，這種想法有時候也提供反對者安全瓣，讓他們在批評國政的時候，得以毋須直接攻擊皇帝。第二天，雷震明白告訴來訪的美國人：「以後臺灣政治的重心會是在蔣經國身上。」

p042雷震經常擔任祕書工作。一九四六年政治協商會議，雷震也是祕書。（雷震紀念館）

雷震雖然屬於統治團體的一員，和政府部門、軍隊、情治系統的負責人經常來往，可是卻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政府職位，除了短期間擔任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外。他也從未擁有實權。他擔任過的職位全為「祕書」、「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基本上，他比較是幫蔣介石辦事的人。黨改造之後，他此種地位更為明顯；職位是「設計委員」，主要工作是開會、提意見。一九五一年一月底他奉蔣介石之命，在香港住了整整一個月，幫蔣介石接觸許多滯留香港的非共人士。從香港回國之後，雷震立即在改造會議上，又表達了軍隊不應設立黨部的意見，同時也指出：香港的反共人士對國民黨以黨領政有很多的批評。

不到一個星期之後，雷震參加忠烈祠公祭遇見蔣經國。根據雷震的日記，蔣經國將雷震拉到外面，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興師問罪：「你們有個提案，要撤銷軍隊黨部是不是？」「你們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思想。……你們這批人，本黨不知吃了多少虧，今日你們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雷震說，蔣經國「態度如此無禮貌，出言如此不擇詞句……非常難過」。兩個星期之後，雷震又聽說蔣介石在軍隊黨部改造委員的就職儀式上，對他的意見公開「痛切申斥」，並且責罵說，「此等行動與匪諜及漢奸無異，為一種寡廉鮮恥之行為。」

雷震對蔣介石的期待或許從這個時候開始幻滅；不過雷震並沒有顯露出來。在蔣介石公開咒罵雷震的一個多月之後，雜誌批評了蔣介石的愛將、臺灣人私下稱為二二八事件「高雄屠夫」的彭孟緝。夏道平執筆的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刊出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了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的前身）「利用權勢」，「有計畫而大規模」偽裝成資金需求者，誘捕地下錢莊放高利貸的人。文章也提到了高達六五％的破案獎金。

文章刊出後，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許多黨政高層在雙方之間疏通，也要求雷震善後。保安司令部開記者會澄清說明。司令彭孟緝不只親自打電話給雷震，聲稱絕不和他善了，同時也派遣兩個特務人員在雜誌社門口站崗。不久又透過雷震的老長官、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要求雜誌社道歉。美國大使館託人傳話，希望雜誌不要因此自動停刊。黨政高層和雷震溝通之後，決定的善後方式為：《自由中國》雜誌於次期刊出社論「澄清」。文稿經過多位黨政高層，如王世杰、陶希聖等過目，並提供修改建議。善後的那篇社論〈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說明雜誌支持政府經濟管制政策的立場，也承認「主管機關的認真和執行人員的辛勤努力，確已收到了相當的效果」。因此，雜誌只是在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他們的批評「並沒有推論到有關機關工作人員之操守，更沒有意識到對於執行機關的工作人員有何侮辱之處」。至於文章提到破案獎金，並非「對於任何人的操守有所指摘」。

這個衝突事件就此落幕，可是風波並沒有平息。兩個月之後，在美國的胡適看到了該期雜誌。胡適立即寫信給雷震，並要求將信公開刊登在雜誌上。胡適在信中說，他讀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這篇文章：

非常佩服，十分高興。這篇文字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式也很細密，可以說是「自由中國」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

我正在高興，正想寫信給本社道賀，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

我因此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的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臺灣政治的最大恥辱。

胡適的信結論卻是：「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這是一個獨特的抗議方式。當改革團體遭受獨裁政權的打壓，一般的抗議方式是：辭去和政權相關的職位，以示和政權決裂，更堅定地和同志團結在一起。胡適的抗議方式卻是和同志割斷關係。儘管如此，胡適的辭職抗議仍然獲得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讚許。在香港的青年黨領袖左舜生，發表文章說：胡適最近「為爭取言論自由，發過一次怒吼，可見這位老鬥士並沒有忘懷他三十年前的往績」。

p046因批評彭孟緝，《自由中國》承受極大壓力，胡適在三週年慶祝會上堅持辭去發行人以表示抗議。（雷震紀念館）

胡適的抗議方式雖然奇特，但因為他的形象和地位，確實也製造了一個事件，引起國內外甚大的注意，也讓國民黨非常難堪。在號稱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竟然連批評次級行政單位的自由都沒有。這正是雷震刊出胡適來信的用意。胡適在信中明言，在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統治下沒有言論自由。這對蔣介石自我標榜的「自由中國」、對國民黨刻意建構的民主形象，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胡適的信刊出之後，蔣介石氣得要開除雷震黨籍。經陳誠緩頰，改為警告。改造委員會（如今是國民黨的權力機構）也討論了開除雷震黨籍的議案。

雜誌刊出胡適希望辭去發行人的信之後，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毛子水等編委同仁聯名致信胡適，拜託他不要辭去發行人的頭銜，因為「中國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非由你領導不可。《自由中國》發刊以來，能夠得到一般讀者的愛護，而政府尚可優容……正因為發行人是你的緣故。……我們一致決議，仍懇請你繼續擔任發行人，繼續領導我們，並時時給我們言論方面的指示」。胡適於是不再提起辭職的事。可是一年之後，胡適在臺北出席雜誌三週年慶祝會，他在演講中又公開、鄭重地要求辭去發行人的職務。他的理由是：「爭取自由是應該負責的。話說錯了，要負說錯話的責任。違反了國家法令，要負違反國家法令在法律上的責任。要坐監的，就應該坐監。」因此，由人住在國外的胡適來負責任，「未免有一點假」。數週後雜誌終於接受胡適的辭職，將發行人改為編委會。

胡適的邏輯並沒有錯。爭取言論自由的人，必須有隨時走入監獄的準備；不應該期待別人提供保護，甚至代為受過。這是政治改革者的基本倫理。而胡適身在海外，並沒有介入編務，讓他來為雜誌負責更是沒有道理。不過，胡適的要求也顯示他希望和雜誌社維持何種關係，也反映他在民主改革運動中的自我定位。

雷震和雜誌社同仁對胡適保護傘的期待，也顯示其思考上的盲點，以及對胡適的錯誤評估。胡適之所以能充當保護傘，除了其世界性的聲望，更重要的是他和蔣介石的良好關係。可是，當雜誌和政權產生劇烈衝突的時候，如果胡適是一個堅定的民主改革者，選擇和同志站在一起，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就會產生變化，也就不會再有保護傘的作用。可是如果胡適委曲求全，他就不會願意當保護傘。後來的歷史也顯示，胡適書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較是對別人的鼓勵，而非對自己的期許。當蔣介石對自由中國的組黨運動展開鎮壓，胡適仍然維持著他一貫的風格。

在雜誌刊出胡適的抗議信、惹得蔣介石大怒的一個月之後，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的雜誌又刊出了社論〈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這篇社論更是令蔣介石咬牙切齒：

言論自由是一種天賦的基本人權……沒有人應該剝奪任何人說話的權利。……言論自由是做人最起碼的要求。……可是在古代由於君主專制，在近代由於極權統治，將人生而具有的這種天賦基本權利剝奪了。

有人說……在情況非常的時候，言論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這多年來造亂集團就會利用言論自由來灌輸毒素。……所以在情況非常的時候，大家不得不犧牲言論自由。這種論調為許多鍾愛國家的人樂於採納。……這種論調不能自圓其說……產生的可能後果是很危險的。

言論自由是一種工具，它可以用來造亂，也可以用來平亂。如果造亂集團尚且能夠利用言論自由以達到不正當的目的，我們為什麼不能藉言論自由以達到正當的目的呢？

他們將「自由」與「放縱」二者混為一談。極權國家的首領大都是放縱的。希特勒是現代的典型實例。他高興怎樣做就怎樣做。沒有人能限制他。……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是自由的。他們受到輿論和法律的限制，良心和道德的指責，一舉一動都得合情合理。

凡誠意於實現民主政治者，必須尊重並且培養言論自由。……有言論自由才有健全的輿論。有健全的輿論才有健全的政治。有健全的政治才能平服當前的大亂。

這篇社論不慍不火，卻攻擊了國民黨正當化其威權統治的基本公式：獨裁是非常時期的必要措施。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是自由民主主義，《中華民國憲法》規範的是多元民主的政治體制。不若共產黨有一套反民主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獨裁和反民主只能用「非常時期」來正當化。後來蔣介石違反憲法連任總統，使用的也是這個「非常時期」的公式。這篇社論卻主張，非常時期無法做為壓制言論自由的理由，反而只有民主才能克服非常時期的挑戰。社論也暗示，獨裁者都是希特勒之流的人物。

當時人在高雄的蔣介石，看了這篇社論後「十分震怒」。立即從高雄打電話到臺北，要求將雷震開除黨籍。此後，雷震和蔣介石的關係愈來愈惡劣。蔣介石主持的會議，雷震都避免參加。雷震從此也不再參加黨的改造會議；不久之後，他要求崔書琴設法取消其「設計委員」之資格。

兩個月後，蔣經國約見雜誌社的職員馬之驌。蔣經國一見面就問說，「雷震是怎樣一個人？」馬答以，「反共抗俄、愛國家、愛民族的人。」這句話立即讓蔣經國大怒，大聲叫嚷說，雷震「不是反共，而是反動」，「今天只有擁護總統，擁護政府，別無其他路可走。」而《自由中國》則是，「騎牆、投機，是危害國家、危害民族，這種雜誌要他何用？」蔣經國顯然是要透過馬之驌警告雷震。

從此，雜誌小心地避免評論過於敏感的現實政治議題。除了繼續反共之外，雜誌集中於民主理念的宣揚。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這一年刊出的理論性文章有：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雷震）

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羅鴻詔）

民主政治的起腳點（申思聰）

學人蒙難、文化遭殃（社論）

傑弗遜的政治思想（申思聰譯）

權力欲與民主政治（戴杜衡）

民主與權威（許冠三）

價值判斷與民主政治（劉世超）

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戴杜衡）

自由主義之今昔（羅鴻詔）

然而，在雜誌得罪當道的時候請辭發行人的胡適，卻託人由美國傳話：雜誌要多討論時事，少談「原則性」問題。

避免碰觸敏感議題近一年之後，雷震再也忍不住了。並不是因為聽從胡適的交代，而是因為國民黨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舉行七全大會。「為黨前途著想……到了今天應該不避斧鉞了。」為了國民黨的前途，雷震決心不再避免言論可能帶來的災禍。雜誌的第七卷第七期（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刊出了毛子水執筆的社論，〈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

該社論首先指出，國民黨在臺灣獲得了穩定的局面，而其官方意識形態又是三民主義，因此已有充分的條件在臺灣實行民主。為了實行民主，國民黨至少應該實現，第一，法治。可是現況卻是政府要人民守法，自己卻不守法。第二是「給予友黨同等發展的機會」。第三則是黨內民主。這三點剛好都和蔣介石要建立的獨裁黨國體制的三個基本原則衝突：黨的決定高於法律，一黨專政，領袖就是黨。

文章刊出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反應不得而知。不過，雷震當天晚上請吃飯，出席的賓客除了王雲五、莫德惠（行政院政務委員，後任考試院長）、沈昌煥（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後出任外交部長）等政界人物之外，還有王新衡和唐縱。王新衡是蔣經國在蘇俄時期的同學和密友、蔣孝武的乾爹，曾經是特務機構軍統局的高階人員，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時被中共間諜暗殺受傷。幾年之後他離開政界，出任遠東集團亞洲水泥的董事長。唐縱則是蔣介石極信任的幹部；黃埔畢業之後曾任職於蔣介石的侍從室，後來又擔任蔣介石私人政治組織「復興社」的副書記；他同時也是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在大陸時期曾出任全國警察總監及軍統局副局長。當時他是改造委員會第六組主任。王新衡和唐縱都出自情治系統，也都和蔣氏父子有極深的淵源。當天他們並沒有跟隨蔣介石父子，同仇敵愾對付雷震。

國民黨的七全大會結束後，雜誌第七卷第九期（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又刊出社論〈再期望於國民黨者〉，指出大會宣言中所「決心貫徹」的民主憲政，「經過了四十年的叫喊，現在已成濫調。濫調之所以成為濫調，在於了無實際內容。無內容的濫調是討人厭的。反對民主憲政者，內心中討厭這個名詞，服膺民主憲政者，聽到無內容的民主濫調，也感到頭痛。」因此，社論期待國民黨「主政的政府，尊重自己所說過的話，嚴格遵循法治的軌道，保障人民自由，並以更大的決心擴大民主的基礎」。

蔣介石看到這篇社論之後又一次「震怒」不已，下令免除雷震的國策顧問職位。除了這個小風波之外，雷震和雜誌一九五三整年都在平靜中過去。雖然沒有針砭時事，也沒有攻擊國民黨的獨裁作風。不過，雜誌這一年倒是做了不少思想工作。這一年雜誌刊出三篇文章，攻擊國民黨的另一正當化公式：「為了國家自由必須犧牲個人自由。」這是當時國民黨政治教育和宣傳的主調之一。一九八○年代之前就學的人，對這項教條應不陌生。雜誌所刊出的三篇文章都試圖摧毀這個公式，直接攻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治宣傳教條。

雜誌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首先刊出羅鴻詔的〈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文章指出，國家自由是相對「他國」而言，個人自由則是相對「他人」而言；兩者毫不相干。世界兩大強權，美國和蘇俄，都有相當的國家自由。可是美國卻有充分的個人自由，俄國則毫無個人自由。如果犧牲個人自由便能讓國家自由一些，則「請論者指出某種行為來，我們也一定遵命辦理」。第二，抽象的國家是不會行為的，必由政府代表，而所謂政府只是一群官吏而已。人民必須依照人民制訂的法律行為，沒有自由太多或太少的問題。而國家（官吏）的自由愈多，人民的自由就愈少。犧牲人民自由只是讓官吏更自由而已，正如中共剝奪人民的自由，讓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第二篇文章是第九卷第二期（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許冠三執筆的〈關於個體自由與群體自由〉。該文認為，「群體自由本為發展或保障個體而存在……保衛國家自由只是手段，保衛個體自由才是目的。」個體自由也唯有在群體中才能體現。所以，兩者沒有主從之別。「如果硬要派他們有主從關係的話，主人還應該是個體自由。」

第三篇文章是第九卷第六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傅中梅的〈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作者指出，如果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則國家自由和個人自由的衝突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國家自由的實現，是為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實現。可是在獨裁國家中，「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而是國家的奴隸，國家的意志與行動，是決定於一個獨裁魔王或是少數獨裁分子。……在主張國家自由時，其目的不是為內部所有的人民，而是為『國家』這個空洞而不可捉摸的抽象概念，獨裁者本身便是這抽象概念的真實化身。……其所以打著國家自由的招牌，這不過是獨裁者的政治魔術，企圖愚弄內部人民而已。」

如此激烈批判當權獨裁者的文字，其作者卻是在政工幹校服役的軍人。政工幹校是蔣經國培育軍隊監控系統的園地。這個園地所培育出來的種子，被安置在軍隊中的每一個層級和每一個單位。蔣經國是其直屬上級機構「國防部總政戰部」的創部主任。該機構除了監視軍隊，也是臺灣社會最反動的政治勢力。該部曾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大肆宣揚所破獲的匪諜案。據說匪首供稱，其顛覆臺灣的策略是：「不直接提出共產黨口號，而以爭取『自由民主』來取代。」另一匪首則供稱，「利用政府本身的民主設施，找出缺點加以強調與擴大。」隸屬蔣經國的總政戰部，其宣傳顯然意有所指。這讓《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人心惶惶。

文章的作者傅中梅後來改名為傅正，這是他投給《自由中國》的第一篇文章。之後他又為雜誌寫了〈國家要把人當人〉、〈從責任政治說到反對黨〉、〈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社論）、〈所謂「勿蹈民盟路線的覆轍」〉等文章。之後他在一九五八年成為雜誌的編輯，和《自由中國》以及臺灣的民主運動結下不解之緣。三十多年後，他無懼於再度坐牢，積極幫忙催生了民主進步黨。

p054一九五四年，胡適代表國民大會發給蔣介石總統當選證書。這是蔣介石第一次連任。（胡適紀念館）

一九五四年的政治大事，是蔣介石的第一次連任選舉。國民大會開幕當天，胡適被選為大會主席。他致詞表示，第一屆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任期應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結束。國民大會依法應於總統任期結束前六十日選舉新總統，可是這一天第一屆國大的任期尚未結束。所以第一屆國大依法可以選兩任總統。中國大陸地區無法選舉新的國民大會代表以選出新的總統，這是現實的困難。可是用同一屆國大可以選兩屆總統的怪論做為解決方案，令人對胡適刮目相看。非常景仰胡適的雷震在日記中輕描淡寫地說，胡適「這一種解釋十分勉強」。不過，雜誌對這一次的總統選舉並沒有太多著墨，對當選人蔣介石也沒有太多的批評。

對蔣介石最大的批評發生於數個月後。蔣介石在該年七月一日頒布總統命令，「特任陸軍一級上將周至柔將軍為國防會議祕書長」。雜誌馬上刊出社論〈民主憲政的又一試金石〉，正面一拳打在蔣介石臉上。社論說，「國防會議組織法尚未依法通過，國防會議當然還沒有產生，但國防會議的祕書長已經任命了。這真是件怪事！」不過，重要的不是它不合程序，而是破壞憲政體制。

社論說，國防會議和行政院的位階關係只能有三種：國防會議的地位高於行政院，或與行政院平行，或低於行政院。如果國防會議高於行政院，則是一個太上會議，而且取消了行政院的責任內閣地位。如果兩者位階平行，則國家的行政權發生了二元性的變化，也破壞責任內閣之完整性。如果低於行政院，則是畫蛇添足。因此，「國防會議如其產生，不僅在理論上完全說不通；而且在實際上所產生的結果尤足威脅剛在萌芽中的民主憲政。」對蔣介石更嚴厲的批判在結論：「民國開國以來，已有四十三年。這四十三年的歷史，從法治的觀點看來，可以說是一部建法者對毀法者的奮鬥史。四十多年來，私心自用罔顧民國的人無不毀法壞法……。」

雷震在日記中自述，這篇社論讓許多新聞界的人士「頗感驚異，大家很佩服也很關心」。不過，蔣介石對雷震顯然毫不佩服，不過也沒有大動作。一個月後，他的政府查禁了十份雜誌，分別給以停刊六個月至十個月的處罰。《自由中國》並不在名單上。蔣介石對雷震的懲罰不是停刊雜誌，而是將他禁足，不讓他出國。雷震在四月中接到美國國務院訪問美國的邀請。出國旅行在當時並不容易也非常昂貴；而且，美國國務院的接待更可以接觸到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這是一個擴充視野的絕佳機會。可是蔣介石就是要用它來懲罰雷震。

接到美國國務院的訪問邀請後，雷震每天早上補習英文，將近一年持續不輟，可是卻一直無法拿到出境證。除了請託政府高官向蔣介石說項，包括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行政院長俞鴻鈞，雷震在九月還親自到救國團拜訪蔣經國，請他幫忙。這個請託行動一直持續到次年六月；其間胡適親自寫信給蔣介石、美國駐臺大使藍欽也表達關心，蔣介石就是不讓雷震出國。用這個方式來懲罰雷震，也可見蔣介石的心胸和格局。

一九五四年底，蔣介石對雷震的痛恨終於公開爆發。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宣傳會報即將結束時，陶希聖起立發言挑撥說，當前局勢嚴重，黨講求統一意志，外面卻講分裂；有些雜誌反對讀總統訓詞和總統文告，就是一種分裂行為。蔣介石詢問是何種雜誌，新聞局長吳南如答說是《自由中國》。雜誌刊出〈搶救教育危機〉讀者投書，抱怨學生的課外作業和課外活動都太繁重。「三民主義、總理遺教、總統訓詞、青年救國團發下來的必讀小冊子……念之不盡，讀之不竭。……每到政治測驗的前兩天我們眼看著我們的子女……愁眉苦臉地抱著這些書來啃。」「自青年救國團成立以來……學生要開分隊會議、小組討論、幹部會議，要上愛國課程，要練習大合唱。」

總統訓詞其實不是投書的重點。可是蔣介石受到陶希聖的挑撥，不禁怒罵雷震是「王八蛋、美國間諜、漢奸，必須開除黨籍」。唐縱說，黨改造之後雷震並沒有重新登記為黨員（因此其實已經不是黨員）。蔣介石說，沒有登記也要開除。也就是說，不是黨員也要開除黨籍。蔣介石有趣的邏輯終於讓國民黨正式和雷震決裂。雷震也從此離開效命一輩子的國民黨，不得復返。這件事傳開之後，雷震接到許多人的道賀。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行政院長陳誠將軍又在司法節的慶祝會上，附和蔣介石，咒罵《自由中國》這批人為「文化流氓、文化敗類、製造矛盾、為匪張目、假借民主自由之名，投機政客」。並且在演說前詢問司法院副院長謝冠生，「在法律上有何方法對付文化敗類」。司法院長對這個毫無法律常識的詢問，忍不住發笑，不過也沒有回答。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孫立人將軍「叛變」事件，震驚國內外。因為案情撲朔迷離，雜誌並沒有太多報導和討論。雜誌在該年比較重要的出擊，是批評國民黨發動的「自清運動」。該運動要求每一位國民黨員除了簽署「自清公約」外，也要填寫十五份表格，其中招致最多抱怨及恐懼的是「黨員自清表」、「對大陸關係清查表」、「檢肅報告表」三個表格。「黨員自清表」中的數十個欄位包括：入黨及辦理歸隊經過，平日愛讀及蒐集書刊，國事見解，曾參加之政治或社會團體，曾否被俘或居留匪區，來臺經過，到臺後情形，對個人思想信仰影響最大之師長，親屬關係（按親疏遠近填入、往來密切者應予注明），社會政治關係（世交、朋輩、同鄉、師生、同學、同事、鄰居等之政治關係分析）。這個表格的目標是將每一個黨員的思想、喜好、歷史、和社會關係完整地存入黨的資料庫中。這原本屬於極權政體中特務系統的工作，如今國民黨卻要求每一個黨員自動為之。

如果「黨員自清表」是檢肅自我，「檢肅報告表」則是檢肅別人。其欄位有：案情摘要、檢肅對象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與檢舉人之關係、現在地址、重要學經歷、交往人物、涉嫌事實、人證、物證、其他可供偵查之關係、處理建議。這個表格等於是要求每一個黨員充當線民，檢舉違法亂紀、或對政府不忠的分子。

這個行動如果認真推展下去，整個社會不只人人自危，任何人也都無法信任所有人；整個社會的親情和倫理都將徹底毀滅。如今我們無法確知這項恐怖運動是由何人所推動。當時掌控所有情治系統，又曾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生活甚久的蔣經國，應該有不少的貢獻。他的救國團將全國所有高中生和大學生，不論意願即自動加入國民革命的隊伍。這個自清運動則試圖將所有黨員列為線民，不只舉報自己，也舉發親戚、同事和朋友。《自由中國》第十三卷第九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五日）的社論〈自清運動要不得〉，說這個運動「在原則上有悖於儒家尊重人性的傳統及現代的民主精神」，其實是非常溫和自制的批評。

十月三十一日是蔣介石的生日。一九五六年的生日，蔣介石別出心裁「下令」各界不得有祝壽活動，而改以對國事及他個人平日生活言行與個性提出建言，以做為賀禮，因為「壽人不如壽國」。雖然蔣介石下令，可是民間的祝壽活動並沒有受到影響。蔣介石生日那天，國大代表聯誼會擺出簽名簿，雷震也一早就去簽名祝壽。救國團則在總統府廣場舉辦大規模祝壽活動，汽車因此需要繞道。臺大等大專院校學生早上七點半集合，前往總統府參加慶祝活動，中午才解散；無故不到者交訓導處處分。這是臺灣民間第一次，大張聲勢公然拒絕服從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的避壽計畫雖然被其手下善解人意地拒絕，卻因此有了《自由中國》雜誌著名的「祝壽專號」。雜誌在過去只能利用時機偶而批評政府，如今卻獲得大規模集中批評當權者的機會，甚至對蔣介石的行事風格加以檢討。而這個難得的機會卻是由蔣介石親自邀請，雜誌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結果「祝壽專號」出版後大為暢銷，總共印了九版。

該專刊總共收了十五篇文章。所有的文章其實都非常溫和自制，可是因為它們提供迴異於官方宣傳的視野，因此在民間造成轟動。第一篇的建言集中在蔣介石的繼任問題；當時沒有人敢提這項議題。蔣介石的第二任期剩下三年半。社論假設蔣介石會遵照憲法，任滿之後即退位，因此提出這項議題。社論提出的解決方式是建立政黨政治，一方面讓其他的政黨有平等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在黨內實行民主。在政黨政治的正常架構下選出國家的領導人。社論的執筆人未能預見到，在蔣介石以及所有的獨裁者心中，這根本不是問題。在所有的獨裁體制中，不論是軍事政權、右派政權或社會主義政權，繼任問題的產生並非來自「任期屆滿」，而是來自「蒙主寵召」（墨西哥是一個例外）。因此，只要蔣介石仍然活著，任期就不是一個問題。

p059《自由中國》祝壽專號

胡適在專刊中的文章〈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則期望蔣介石學習美國艾森豪總統「全權信任下屬」、「承認自己沒有專門知識」、面對自己無法決斷的問題「不輕易下決斷」。文章的結尾說，「奉勸蔣先生要徹底地想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我們憲法裡的總統制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胡適的建言並沒有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則，而只是點出蔣介石在行事風格上可以改進的地方。

徐復觀的建言更為含蓄和迂迴。他的文章〈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首先指出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蔣介石因為「領導上的錯誤」具有部分的責任。而這個錯誤則來自蔣介石的性格──「堅強的意志」。蔣介石的成功來自這堅強的意志，其失敗也因為堅強的意志。而意志的本質，就是要求客觀的形勢從屬於自己的主觀意願。然而主觀意志卻需客觀的道路來完成，兩者必須達到平衡。「政治地位太高、權力太大、而又保持太久的人，常常妨礙他與客觀事務做平等的接觸……於是頑固代替了堅強……」同時，也因為蔣介石堅強的主觀意志，使得客觀的典章制度無法建立。可是「一個處於開創時代的偉大政治家，他的堅強意志必須表現於建立這些客觀的典章法制和有關的原理原則之上，並率先信守而貫徹之」。當政治的典章法制建立之後，必然「有些地方常常會和人的脾氣不合，這便有賴於自己的克制功夫，有的地方不能有利無弊，這便有來於高瞻遠矚的衡斷，有的時候在實行上會發生許多困難，這便有賴堅強貫徹的努力。蔣公似乎因為做不到第一點，便也做不到第二點和第三點」。

蔣介石「主觀和客觀不斷互相剋制的性格」，也導致他無法聽取公共輿論和部下的真實意見。結果造成「花頭百出，實績毫無」的新官僚風氣，以及「社會的離心離德」。而「蔣公主客不能統一的性格，表現在用人方面」，就是「對於情意的要求重於事實上的考察」。徐復觀要說的，簡而言之就是，第一，蔣介石的目標是實現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創建甚至遵守民主體制。第二，他不顧公共輿論。第三，他用人以效忠個人而非能力為標準。這三項都是所有獨裁者的共同特徵。為了說出這個簡單明瞭的現象，徐復觀以甚大的篇幅，極為複雜的文字，繞了一大圈之後委婉地表達了這個簡單的理念。這也可見對獨裁者提建言之困難，以及所需的高深技術。

其他文章如夏道平〈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陳啟天〈改革政治、團結人心〉，陶百川〈貫徹法治壽世慰親〉，蔣勻田〈忠誠的反應〉等，都比較是重複過去對國民黨的溫和批評，期待蔣介石建立民主政治。其中雷震的〈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最為直接；該文討論的不是國防制度，而是直接批評國民黨控制軍隊，也讓軍隊控制政治，是「軍人政治」。

胡適的文章雖然輕鬆花俏，可是卻也暗示出蔣介石事必躬親、沒有專門知識、又喜下錯誤判斷。這和蔣介石父子當時欲建立的「民族救星」英明領袖形象，完全不相符合，因此也被蔣經國的國防部總政戰部列為「毒素思想」之一。徐復觀的建言雖然迂迴、冗長而複雜，而且言必稱「蔣公」、還說了許多蔣介石的好話，不過卻也暗示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雷震對軍隊國家化的建言則直接批判了蔣介石的黨國獨裁體制。

蔣介石對「祝壽專號」並沒有公開的反應。既然主動求取建言，卻對建言的人開罵，畢竟說不過去。不過，蔣經國掌控的政工系統及救國團所發行的諸種刊物，卻發動圍剿《自由中國》雜誌的聯合行動。《國魂》、《幼獅》、《軍友報》等說「祝壽專號」是「思想走私」、「共匪思想走私」、「分化國人團結」、「為共匪統戰鋪路」、「蛇口裡玫瑰」、「對國家敲詐投機」、「企圖打擊國軍士氣、破壞國軍團結」、「挑剝離間軍公教人員對政府的感情」、「企圖削減領袖對於反共抗俄的領導力量」、祝壽專號「裡面包含了共匪最大陰謀」。黨報《中華日報》甚至鼓吹以暴力對付雜誌社：「政府現在極力維護言論自由，對這種毒液的流播，似乎不會採取什麼行動了；我們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點辦法呢？這裡有一件美國的例子。」該報提到的例子是華盛頓總統下任那一天，一家報紙因辱罵華盛頓而被憤怒的群眾攻擊報館，總主筆也被暴徒毆打。

p062國防部總政戰部開始對《自由中國》發動攻擊，發行「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也在黨和軍隊內部發動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攻擊。蔣經國所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於十二月向各級黨部和軍隊發出列為「極機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文中指出：

有一種叫做《自由中國》的刊物，最近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濫調……遂行其某種政治野心的不正當目的。……我們要正視這一股毒素思想所隱藏的惡劣影響，要從思想戰場上明確的確定它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我們不能容許共匪、民盟、吳國楨的思想死灰復燃，更不能容許俄共、匪幫的統戰陰謀，在反共的基地上借屍還魂，幽靈再現，所以我們要提高警覺，動員力量，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要加強官兵同志的思想教育，所以黨要求黨內和軍中的刊物，應即全面的針對毒素思想加以駁斥批判……

本部正著手編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日內即可印發。收到以後，應即發動全體同志研讀，並展開討論……任務執行完畢，即予焚燬，絕對不得遺失。

公文所提到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於次年一月發出。根據該小冊子：

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思想上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俄帝所豢養的鷹犬……其實除了朱毛漢奸一套賣國害民思想而外，還有許許多多稀奇古怪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含有朱毛漢奸思想毒素的思想存在自由中國……它可能假裝各種姿態，運用各種方法來進行它的思想的侵襲。它直接利用匪諜，間接利用同路人，利用個人自由主義者，甚至失意的官僚政客，假借民主自由的美名……打擊政府威信，以破壞反共抗俄大業的進行。

下列基本原則……凡違反者，一律是我們的敵人……(4)不違反領袖意旨。(6)不帶有蔑視國家，及崇拜個人自由主義色彩。(8)不曲解政策，或故做驚人之論，以聳動聽聞，煽惑群眾。(10)不妨礙國內外團結。

毒素思想最近竟乘著為領袖祝壽……而大發其荒謬的言論……散播下列思想：第一、主張所謂「言論自由」……第二、主張所謂「軍隊國家化」……第三、主張建立「自由教育」……第四、批評總統個人……他們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一脈相承的，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凶。

小冊子在教導讀者如何防禦和攻擊思想毒素之後，結論說：

總之，最近某兩個刊物，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到處散播毒素思想，我們認為這是他們的一種陰謀，直接間接受了匪諜的嗾使。……共匪……由於武力不能解決問題，轉而採取大規模的政治攻勢……以延誤美國遠東政策，造成國際的幻覺與錯覺。在臺灣則散播個人自由主義思想，以種種荒謬言論，想使臺灣九百萬軍民反共抗俄信心動搖、思想混亂，便利匪諜造謠中傷，進行活動。這一雙管齊下的陰謀，實在是共匪政治攻勢一套謀略的運用。

國民黨不只對《自由中國》雜誌發動思想戰，同時也展開補給干擾戰。自雜誌創刊以來一直承攬印刷業務的印刷廠，拒絕繼續為雜誌印刷。雷震另外找了一家印刷廠，原先答應後來又反悔，讓雷震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地方黨部，特別是鄉村地區，也對書店施壓，不得銷售《自由中國》雜誌。

在這樣的氣氛中，蔣經國的密友王新衡提醒雷震注意安全。王對雷震說，蔣經國當年在上海管制金元券時，曾經想暗殺陳光甫，因為俞鴻鈞向蔣介石報告而被制止。陳光甫畢業於賓州大學華爾登商學院，曾經為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提供金融支援，也曾經為蔣介石籌募軍餉。後來創辦上海商業銀行時，獲得孫中山的回報入股支援。現代銀行的管理和制度之能引進中國，都是他的貢獻。他在金融界地位崇高、社會形象良好、與孫中山和國民黨高層也都有相當的關係和淵源。這樣的人蔣經國都敢企圖暗殺，王新衡勸雷震小心提防，並非沒有道理。

這樣的肅殺氣氛並沒有讓雷震和雜誌社同仁退縮。數個月後，雜誌的第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開始刊登「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對蔣介石的黨國體制發動總攻擊。

第三章燃燒的民主思潮

《自由中國》雜誌的「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討論了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傳等重大問題。系列開頭的兩篇社論就讓蔣介石非常生氣──〈是什麼，就說什麼〉，〈反攻大陸問題〉。兩篇社論都由殷海光執筆。雜誌在過去只是含蓄地、迂迴地期待國民黨建立民主制度。過去的這些文章雖然溫和，仍然激起蔣介石對雷震的敵視，也引發蔣經國發動政工系統媒體加以圍剿。可是這兩篇社論，卻是毫不保留地批判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和政治神話。蔣介石的憤怒可想而知。

第一篇社論預告將來的整個系列文章，都將「是什麼，就說什麼」。社論開頭就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最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卻也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最不能說真話的時代。因為臺灣「有計劃地置於一個單一的意志和單一的勢力嚴格支配之下。……表面整齊壯觀而內面生機窒息萎縮。」官方利用「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等王牌控制言論自由，「更藉政治便利，窮年累月利用訓練方式，甚至教育機構來灌輸這一套想法。」這正是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最大的危機。

解救臺灣危機之道唯有「是什麼，就說什麼」。這個原則看似簡單、自明，「卻是極權與民主的分水嶺，也是科學與玄學的大界線。……民主對極權的抗爭，科學對玄學的衝突都是為了這一條基準。……在一切獨裁極權暴政盛行的地區，都不能容許『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因此，「我們要實現『是什麼，就說什麼』乃一件既不簡單又需做很大奮鬥的事。……凡依據這一基準而發的言論，不是受到迫害，就是根本發不出去。……然而，凡不從這一基準出發的言論，只不過是受暴力支持的一堆廢話而已。」

第一篇社論將國民黨的宣傳和教條稱為「暴力支持的一堆廢話」，殷海光在第二篇社論檢討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神話。該神話是「構成自由中國政府的心理基礎，成為它存在的理由，和政治運用的資本」。社論並沒有明白說國民黨已經不可能回到大陸，它只是從國際形勢、國共雙方戰爭實力的對比指出，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社論因此建議拋掉「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心態，在臺灣「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因為我們爭的不是政權，而是從思想到生活方式的民主自由。雖然文章沒有明言，可是如果依照這個思路推演下去，那麼就不能再用反攻大陸的非常時期為理由，凍結國會改選、凍結憲法。而是要在臺灣確實實施民主政治，以民主來對抗共產獨裁。

當時，「反攻大陸」等於是國民黨的立國精神。如果不是反攻大陸，戒嚴體制、《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國會改選、蔣氏父子無限期連任等等威權統治的體制，全都失去了正當性。這篇社論引起的反應可想而知。《聯合報》、《中央日報》、《自立晚報》都對《自由中國》展開攻擊行動。蔣介石在「中央宣傳會報」上又震怒了一次。國民黨祕書長張厲生提議，將雜誌停刊，必要時可逮捕編輯和作者。經黃少谷疏解後，張厲生的提案被終止討論。

雖然得知蔣介石的憤怒，以及逮捕編輯和作者的提議，《自由中國》的同仁並沒有退卻。雜誌仍然不斷推出「今日的問題」社論，整個系列一直到次年一九五八年二月刊出〈反對黨問題〉才告結束。系列中〈我們的新聞自由〉指出，臺灣之所以缺乏新聞自由，除了政府的壓制，另一癥結是報禁；缺乏自由市場的競爭，讓唯命是從、放棄人民喉舌神聖大任的民間報人，高枕無憂、不求長進。傅正執筆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主張裁撤「破壞法治、浪費公帑」的救國團。傅正的文章引用救國團副主任胡軌的報告，一九五五年救國團出版二一一種期刊（多數為月刊），專書一三六本、共一百萬八千冊。救國團是蔣經國來臺灣初期的重要政治陣地，救國團「服務」的對象是高中生、大學生、以及社會青年；它也積極吸收活躍外向的大學生成為「青年領袖」。因為蔣經國擔任「救國團主任」，他順理成章成為臺灣的「青年導師」。救國團也是他培養文宣幹部的基地。〈我們的教育〉一文認為，相較於過去在中國時期，臺灣教育至少退步了五十年。最大的原因是「民族精神教育」、「黨化教育」，「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

p070救國團是蔣經國來臺後初期的重要政治陣地，圖為蔣經國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救國團成立，並展示救國團標誌。（中央社）

殷海光執筆的〈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指出，因為「政治力量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層面和每一角落」，造成「疑懼感像一層濃霧，成年籠罩著臺灣，並且浸透著每一個人的心身。我們為了疑懼感所付的代價，這一生是償不完的。……除了一個極小的圈子以外，無人可以信賴，無人不可疑懼，無事不可疑懼。於是，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消失了，社會的合作破壞了。」三十年後，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學者，對威權政治所加諸於社會團結、社會歸屬及公民社會的毀滅性影響，也有類似的論述。

這些文章都直接碰觸當時臺灣威權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留情地攻擊蔣介石父子的黨國體制。這些言論對威權體制的攻擊，其全面和深入遠遠超出後來的黨外雜誌。這當然引發蔣經國掌控的政工系統、救國團的媒體，以及黨報紙的密集反擊。可是對《自由中國》雜誌本身及其同仁，國民黨政權並沒有發動言論之外的打擊。

「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結束不到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在臺北舉行美國駐亞洲使節會議，於是雜誌又興起新的戰事。雜誌在十六日刊出由宋文明執筆的社論〈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社論指出，美國在對共產陣營的鬥爭中，其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只注重提供經濟和工業發展的援助，而忽略了一個美國最重要的資產：民主自由的立國精神傳統。

美國在國內竭力宣傳兩黨政治，倡導黨派之間的公平競爭，可是在遠東，美國卻極力維護一黨專政。美國在國內認為軍人的不得干政是神聖不移的原則，可是在遠東，美國卻容忍或鼓勵各種各樣的軍人獨裁政權。……美國在國內，認為政府隨便侵害人民基本權利與干涉司法獨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可是在遠東，美國卻支持各地的政府對其人民實行專橫的、法外的特務統治。

此項美國外交政策的錯誤，來自它所標榜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社論繼續指出，干涉內政有許多層次。當影響一個國家的存亡命運時，不加以干涉不但不切實際，也行不通。「為了共同利益要求某一國家……必須堅持某項基本原則之類的干涉，實際上正是實踐美國這一地區外交政策的必須步驟。」

將促成盟國民主化做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樣的思維後來在一九七○年代末期成為卡特總統「人權外交」的核心。這個政策延續到卡特總統任期之後的一九八○年代，對臺灣以及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都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不是美國國會將臺灣及其他盟邦的人權表現，列為出售武器的考核項目之一，蔣經國應不至於快速對民主化的要求做出妥協。在蔣經國接受民主改革之前不久，他還將民主運動所有的領導人和活躍分子全部逮捕關進監牢。然而推動民主卻不是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即使在蔣介石逮捕雷震之後，美國政府也是無視於國會和媒體的關心，對之袖手旁觀，沒有給國民黨任何壓力。

《自由中國》雜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呼籲，雖然不可能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依靠美國保護始得生存的國民黨，卻是一個巨大的挑釁。其引來所有親國民黨媒體的狂烈攻擊，也可預期。《中央日報》社論說，《自由中國》「這班人犯了一種民族自虐狂和亡國慾」。《聯合報》社論說，「民主政治發展本來就是一部艱苦奮鬥的紀錄。民主政治不可能不花氣力的爭取而來。如果自己不肯刻苦奮鬥，不求盡其在我，藉外力享現成……是很沒出息的買辦思想。」然後是《新生報》刊出〈夢見吳三桂〉一文，暗示《自由中國》雜誌社諸人是賣國賊。立法院長張道藩以「荒謬的建議」為題目，在中央紀念週的演講說，「凡是真正具有自尊心的中國人，凡是不願意任何國家干涉我們的內政而使中華民國淪為援助國家附庸的中國人，都會毫無考慮地反對那種可恥的建議。」《聯合報》第二篇社論〈勿蹈民盟路線的覆轍〉，指出原來支持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人，都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可是聯合報的社論並沒有說明，呼籲美國運用其影響力來促成友邦的民主發展，和支持共產黨的「民主同盟」到底有何關係。

民族主義和共產黨兩個主題，後來國民黨遭遇黨外運動挑戰的時候，也經常出現。國民黨政權的論述水準數十年如一日。

當《自由中國》雜誌忙著和黨國媒體從事言論戰爭，雷震同時也忙於幫忙解救《公論報》的財務危機。《公論報》是當時臺灣唯一敢聲援《自由中國》雜誌的媒體，國民黨對它的敵意因此不令人意外。該報的創辦人李萬居是臺灣雲林縣人，年輕時到法國就讀巴黎大學社會系，也在當地加入青年黨。抗戰期間他在軍事委員會底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該機構直接受命於蔣介石委員長，研究所的經費則來自總裁辦公室。它的主要工作是蒐集粵、港、越一帶的軍事情報，並在當地建立情報網。

戰後，和許多在國民黨內工作的臺灣人一樣，李萬居奉派回臺灣負責接收工作，成為當時令人側目的「半山」。當時臺灣人對曾為中國政府工作，後隨國民黨回臺灣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稱呼為「半山」。這些人回臺灣之後，在國民黨政權底下大多飛黃騰達。如謝東閔被任命為高雄縣長，後來成為臺灣省主席及蔣經國的副總統；連震東（連戰之父）被任命為臺北縣長，後來成為內政部長。游彌堅被任命為臺北市長；劉啟光為新竹縣長，後成為華南銀行董事長；黃朝琴為臺灣省議會議長、第一銀行董事長。相對於「半山」們的輝煌際遇，日治時期反抗殖民政權的臺灣人卻多寂寞以終，有些則流亡海外，甚至死於政權之手。兩者截然不同的遭遇，深深影響日後臺灣政治人物的品格和氣節。

p074李萬居全家福

p074-2李萬居一直希望能以言論影響政治，創辦《公論報》。

深具知識分子性格的李萬居，日後不但沒有飛黃騰達，反而被國民黨百般折騰。在半山群中，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其實最為接近。有一段期間，李萬居每星期五跟隨「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和蔣介石委員長見面，報告軍情。蔣介石在臺灣曾經兩次召見這位老部下。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會面結束時，蔣介石交代李萬居，「有事可以多找找蔣經國」。可是李萬居不但沒有去找蔣經國，反而經常聲援《自由中國》雜誌，也因之被蔣經國弄得焦頭爛額。

李萬居雖然是「接收大員」，卻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從接收工作中獲得好處，因為他選擇的接收對象是無利可圖的《臺灣新生報》。以言論影響政治一直是他的心志，於是他後來創辦《公論報》。到一九六一年停刊解散為止，《公論報》一直處在政治陰影和財務困擾中。

早在一九五三年，《公論報》的職員黃培奕就曾向情治單位自首為匪諜，並且舉發曾任該報總經理的陳其昌，三次以新臺幣五○○元、二五○元、二五○元資助他。陳其昌因此以「資匪」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九五八這一年，《公論報》的總主筆倪師壇又因對匪諜「知情不報」之罪名，遭判刑六年。倪師壇早在大陸時期參與共產黨，後來向福建的情治單位自首獲准。來臺灣之後，倪師壇遇見在大陸時期結識的共產黨員，可是沒有將之舉發，因而讓自己陷入牢獄之災。在那個時代，要當一個正直的人，經常要付出甚大的代價。

這時《公論報》因為經營不善而陷入財務危機中。雷震從前一年開始就和許多朋友接觸，希望幫它引入資金。後來吳三連雖然答應加入，雙方卻因人事問題，一直未能談攏。

根據黨外人士黃順興的回憶，當時為省議員的李萬居隨省議會考察團到臺東，時任臺東縣長的黃順興到碼頭去接他，他看到的是一位「面部肌黃的老人，無力地在對我搖手……李老的糖尿病已經非常嚴重，衍生的潰血症侵到足部開始潰爛，行走似很困難」。可是在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壓力下，李萬居仍然積極參與組黨運動。根據傅正的回憶，奔走全臺灣、串連各地的黨外人士促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臺北新蓬萊會議的正是李萬居。雷震和臺灣各地的黨外人士在這個聚會中第一次見面。

在一九五八年的緊張氣氛中，《自由中國》雜誌社增加了兩個重要的力量。一是胡適結束在美國的流亡生涯，回臺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二是傅正辭去中學教員的工作，成為雜誌的專任編輯。

胡適回臺灣當中研院的院長之後，也得以和雜誌社的同仁們直接互動，對雜誌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後來組黨行動的高峰期中，胡適也數次參加「主席團」會議。知道胡適回臺灣就任中研院長之後，經常為《自由中國》雜誌寫文章的朱伴耘，從美國寫信給雷震說「大陸和臺灣同為極權暴政」，胡適「何必恨甲方而擁護乙方？」信中同時也含蓄地說，胡適自己「有意受人利用」；也就是胡適自願充當蔣介石民主招牌之意。《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夏道平，也不認為胡適接受這個職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他認為，「胡適從此不可能再講話了」，否則會被看成吳國楨。而吳國楨正是胡適自稱他所「鄙薄」的人。

吳國楨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擔任蔣介石祕書，三天後求去；後來被蔣任命為漢口市長。抗戰期間任重慶市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上海市長，被視為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國民黨來臺灣之後，為了換取美國的軍事援助，蔣介石接受美國的指定，任命吳國楨為臺灣省主席。他的臺灣省政府二十三名委員中，有十七名為本省人。為了消除本省人對國民政府的怨恨，他又積極推動地方選舉。當時的省主席兼臺灣省保安司令，體制上主管臺灣的治安工作，可是情治系統卻為蔣經國所控制。雙方的衝突因此不可避免，而且從不間斷。他的保安副司令彭孟緝是蔣經國的手下，經常沒有吳國楨的核准、甚至沒有向吳國楨報備，就逮捕政治犯。

在吳國楨和蔣經國特務系統的衝突中，蔣介石當然是支持蔣經國的。吳國楨於是無視蔣夫人的數次懇切慰留，和蔣介石的極端憤怒，堅持辭去省主席的職位。後來他認為國民黨有暗殺他的企圖，於是於一九五三年赴美。不過其兒子卻一直無法拿到護照。直到次年吳國楨給蔣介石一封信，威脅「若到四月十五日尚無音訊，則楨知鈞意所在，必當採取另一步驟」，外交部才終於發給他兒子護照。

該年年底，臺北忽然傳出吳國楨套匯五十萬美金赴美的傳聞。臺灣、香港和美國華埠的媒體都爭相報導。吳國楨將其澄清聲明寄給在臺灣的父親，請其在各報購買廣告刊登。可是所有報紙都將廣告費退回，拒絕刊登。經過吳國楨的警告，臺北的報紙終於在兩週後刊出他的聲明，可是由於兩地時差，吳國楨已經在美國發動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攻擊。他對國民黨的批評立即成為美國全國性電視和報紙的重要新聞。臺灣方面也立即發動對他的大規模抹黑運動。

p078辭去省主席赴美的吳國楨，在美國投書批判國民黨政府。

吳國楨於是在六月投了一篇文章到美國《展望》（Look）雜誌，標題是〈你們的錢正在臺灣建造警察國家〉（Your Money is Building a Police State in Taiwan）。這篇文章讓胡適怒不可遏，兩個月後胡適仍然怒氣未消。胡適於是給吳國楨寫了一封非常直接的信，指責他缺乏「政治感、常識、道德感」（political sense, common sense, moral sense）。胡適甚至指責吳國楨說謊、「欺騙美國民眾，並且用來侮蔑你自己的國家和你自己的政府」。吳國楨在文章中說，臺灣因為戒嚴，所以任何性質的司法案件都由軍事法庭審判，而身為最高行政長官的他卻無法置喙。正如胡適指出的，所有案件都經軍事審判並不正確。不過該信最重要的部分是，胡適指責吳國楨故意隱瞞他同時也是「臺灣保安司令部司令」，管轄軍事法庭的事實。當美國記者指出這個事實，吳國楨的回答是，他接這個職位的時候就同意將圖章交給副司令了。

這樣的回答讓胡適完全不能接受。他指責吳國楨，「應該被譴責為道德的懦夫，同時也應對副手的錯誤和劣行負道德責任，因為你將圖章交給他，並且答應不干涉他的行政。」不只如此，胡適繼續指責說，「在至少二六九件判決書上，我不僅看到你的官印，也看到你的親筆簽名。」包括四十八件死刑、十五件無期徒刑、一八六件有期徒刑。「四十八件死刑案中有一件是你對自己的同學和朋友臺糖公司總經理沈鎮楠的死刑判決。」胡適結論說，「你是一個無道德可言的人，對於以你自己的名、使用你的圖章、並且有時由你簽名所做出的許多錯事和冤枉事毫不在意。」

令人好奇的是，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一般人在當時根本無法看到。身在美國的胡適不只看得到，而且似乎蒐集完整。胡適和吳國楨的爭論其實包含著一個重要的議題：知識分子，或民主主義者在獨裁統治下應如何自處？

吳國楨給胡適的回信，坦承他將圖章交給副司令，確實是缺乏道德勇氣。「我後悔過去許多次屈服於道德考慮之外的因素。……如果我過去犯了錯誤，那是因為我以前太軟弱。……我一直後悔當時在那個條件下接受那個任命。」吳國楨同時也解釋說，軍事法庭部分案件的判決書之所以有他的簽名，是他不斷要求的結果。在他所簽名的案件中，他確實批准其判決，可是沒有簽名的案件則無法負責。「我不覆核所有的案件，事實上對我個人並不光彩。我每次要求覆核一個案件，都是對祕密警察進行一次戰鬥。我不僅沒有那個時間，也缺乏堅持到底的道德勇氣，在那個時候與委員長和蔣經國公開決裂。」信末並反問胡適，早幾年胡適曾經因為親戚被特務逮捕而寫信給他的時候，胡適同時也寫信給蔣經國求情。這不是證明胡適早就知道，祕密警察是控制在蔣經國手中？

當時在哈佛大學研究的殷海光，讀到胡適寄給他的公開信之後，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胡適指責吳國楨汙衊「我們的國家」、「自己的政府」，殷海光說吳國楨攻擊的是「蔣家」，而非「我們的國家」，是「國民黨的政府」，而非「自己的政府」。殷海光同時也對胡適使用特務機構提供的資料，表達不滿。我們也從這裡觀察到胡適的政治性格。

夏道平擔心的正是，以自由民主形象接受蔣介石的職位，為其獨裁統治裝扮門面，最終只有兩個結局：或者「從此不可能再講話」，或者如吳國楨一樣和蔣介石產生衝突。胡適在雷震被蔣介石逮捕之後的表現，證明夏道平的擔憂是正確的。

不過以胡適當時在美國的境遇，他回來接受蔣介石給予的職位並不難理解。胡適不只在中國有崇高的聲望，也是世界知名人物。他當過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共革命成功之前所有政治勢力爭相籠絡的對象。離開祖國多年，他的魅力一直不減。作家張愛玲曾經在紐約拜訪過胡適。她說，「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可是他在紐約的生活，卻和他的聲望有極大的差距。

胡適當時在紐約的工作是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中文藏書部督導（curator），那是一個年薪數千美元的閒差。這個低微的職位當然沒有提供胡適個人辦公室，讓他可以讀書寫作。在他居住的「破爛的公寓」中，胡適必須忍受喜歡打麻將的太太及其牌友的干擾，雖然太太從牌桌上贏來的錢是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他不但出門必須擠公共汽車；由於太太不懂英文，胡適更必須承擔買菜的重責大任。在紐約的這段期間是胡適一生中最潦倒的時候。胡適的弟子唐德剛說，「在那一段五十年代的灰暗歲月裡，我們這一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只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回臺灣就任中研院的院長，胡適對他的好友知名語言學者趙元任這樣解釋：消極的理由是不願意和美國的漢學家搶飯碗。積極的理由則是，第一，要「印行先父年譜和日記」；第二是要完成三部大書，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藏書很適合他用。如今我們不知道，胡適的解釋對趙元任有沒有說服力。無論如何，胡適是回來了。

胡適回國之後不久，傅正也經過長久的等待，以及《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的懷疑和遲疑，終於被接受進入雜誌社當編輯，正式成為《自由中國》的一員。傅正於抗戰後加入青年軍，當時只有十八歲，後來短暫在武漢大學政治系求學。來臺灣後，先在政工幹校當上尉幹事。就在這個時候，傅正開始投稿《自由中國》雜誌。他這項行動讓他遲早必須離開政工幹校。之後他進入臺大政治系，畢業後，到關西初中當教員。

p081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胡適回臺在第三次院士會議與前來致詞的蔣介石合影，胡適也在同一天正式就任為中研院院長。

教書只是過渡。他真正的心志還是政治改革。到關西的第一個學期，傅正就「真願這裡早點結束，趕快到《自由中國》去擔任編輯，只有這樣，我才能對這可憐的國家社會，真正有一點貢獻」。教書之餘，傅正也常為《自立晚報》寫社論。他的文字工作讓他「在關西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時常擔心會無故被捕或暗算」。

教書雖然只是過渡，以傅正的理想主義和豐富感情，必然對學生充滿愛心。學生也必然喜愛這位年輕的老師。教書未滿一年，傅正終於獲得《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的接納，此後終於得以展開政治改革的抱負。可是離開學生卻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當傅正告訴學生他要離開他們的時候：

幾個女生已經伏在桌上有幾分嗚咽了，我還沒說了兩三句話，眼淚便忍不住底流，喉頭也完全鯁塞，而無法再說下去。正在這時，女生哭的更多，男生也幾乎全部伏在桌上哭。我好容易抑制了很久，才勉強止住眼淚……書發完，我的情緒似乎已經平靜些，又想跟他們說幾句話。……但話還沒說，我的喉頭又完全鯁塞而說不下去了，整個教室充滿了一片嗚咽的哭泣聲。……我便呆呆著站在講臺上流淚……當我說出下課的時候，男生雖然大多數站起來向我敬禮了，女生卻哭得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我便這樣忍住眼淚而離開了教室。

傅正寫這段日記的時候，他的心情似乎還沒有平靜。許多年後他在東吳大學教書，仍然無法克制在課堂上掉眼淚；他過世後，學生回憶說「老師好像也常哭」。

這樣的老師必然在學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他離開學校不久，他的鄉下學生集資購買一支日本鋼筆，寄到臺北送他。他過世後，東吳的學生感念說，「畢業後，在雜煩的社會，看周遭人巧取豪奪、不擇手段，對這個世界失望卻還能保有一點點清明，有所不為，那是因為想到世界上還有老師這樣的人。」

傅正是一個性情中人，卻一生孤獨。他的熱情只能發揮在公共領域。進入《自由中國》雜誌社之後，辛勤於組黨運動。從監獄出來之後，當時代召喚他，他又積極投入催生民主進步黨。可是在私人感情中，卻幾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幾個偶而出現的火花。

或許是因為隻身流亡在臺灣，沒有家人也沒有親戚，孤單加上豐富的感情，他很容易愛上身邊的女人。關西初中他班上一位喜好文藝的女生，曾經觸動他的心。當他愛的時候，他專注和癡情。甚至當他愛慕的人愛上別人，卻因世俗不容而孤立無援的時候，窮困的他向人借錢來接濟她。他一生中從沒有獲得女人的愛。由於他善良和不吝付出，有女人尊敬他，視他為兄長。可是似乎沒有人真正愛他。

他出獄後，曾經對一位年輕的後輩有過一段短暫、毫無希望的愛戀。雖然短暫，在她離開後整整十年，每一年逢兩人單獨夜間相處的那一天，他私自寫下對她的強烈思念和感謝。思念在天涯海角的她，同時也感謝她曾經帶給他的溫暖。整整十年，沒有間斷，雖然無法寄給她、讓她知道。

他的經濟和愛情同樣困頓，經常是債臺高築。他買愛國獎券，幻想中獎之後可以善用獎金、接濟朋友，可是從來沒有中獎過。在臺大政治系唸書的時候，曾經將朋友的西裝送去典當，因為自己沒有可當的東西。一度還曾經考慮去賣血。雖然貧窮，可是卻非常地慷慨。雖然是一個窮學生，好幾次在街上有人向他乞討，即使身上沒多少錢，仍然會分一些給乞丐。在《自由中國》雜誌當編輯的時候，朋友結婚，他花兩個月的薪水訂做一套西裝送他。為什麼貧窮的人對朋友、對社會比較慷慨，有錢的人反而一毛不拔，至今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

傅正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時候，正逢同仁們經過十多年以言論宣揚民主政治，開始嚴肅討論組織新黨、以行動推展民主化的時候。過去雜誌偶而刊登討論反對黨的文章，可是雜誌同仁內部認真看待組黨的行動，卻是在這個時候。雜誌同仁的積極態度，終於也反應在雜誌上；該年六月號的社論，以〈積極展開新黨運動！〉為題。有志於民主改革的傅正，也在組黨的密集行動中於日記上勉勵自己：「在今天，我已決心把我的一切，獻給這一個組黨工作。」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終於進入另一個階段，從坐而言的言論鼓吹，進入實際的政治行動。然而也同時注定了覆亡的命運。

在密集討論組黨行動的同時，《自由中國》雜誌又被迫面對一個重要且困難的議題。蔣介石的總統任期將於一九六○年五月屆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不得再度連任。組黨行動的日程操之在我，可以調整。蔣介石的任期、獨裁者的延續，卻是當前的問題，必須即刻加以面對。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獨裁者會根據憲法規定，在任期結束後自動下臺。在面對法律規範的時候，獨裁者的選擇輕鬆容易、也較可預期。可是《自由中國》雜誌同仁面臨的抉擇卻不輕鬆，結果也無法預期。在這個獨裁者最忌諱、獨裁政權最核心的議題上，是否和蔣介石正面對抗？而正面對抗又將帶來何種後果？

第四章獨裁體制，正面總攻擊

一九五八年即將結束，臺灣政治面臨一個重要的議題：蔣介石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將於一九六○年五月屆滿。蔣介石是否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不尋求連任而終結他的個人獨裁？或者他將破壞《中華民國憲法》，遵循全世界獨裁者的通例，無限期地連任下去？這個關鍵性的選擇不只將決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也將改變臺灣政治的軌跡。當時其規劃的繼承人蔣經國，羽毛尚未豐滿，國家領導人的形象也尚未建立。蔣經國當時的身分是特務和政戰系統的領導人；特務系統為人民恐懼，政戰系統則為軍人所厭惡。如果當時蔣介石遵守憲法的規定退位，臺灣政治或將走上另一個局面。

即使蔣介石不再掌握總統的職位，他對臺灣政治的影響力、以及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兩者都勢必會持續下去。然而政治邏輯卻是：當獨裁者失去法制上的正式職位，其幕後操控的權力將逐漸減弱；權力將逐漸傾斜至法制上的元首。而且，法制的正式職位也是領袖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缺乏體制職位，領袖崇拜的運動將無法進行。這也是為何所有的獨裁者，不論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法朗哥，都必須占據體制上的元首地位。因此，當體制限制了獨裁者終生執政的可能性，體制就必須加以修改。相對於共產黨沒有任期限制的權威體制，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體制對獨裁者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中華民國憲法》畢竟是國民黨的民主門面，也是其合法權威的唯一來源。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要如何面對這個兩難的問題？蔣介石會不會尋求連任？如果執意連任，蔣介石要用什麼方式來擺脫憲法的阻礙，讓自己成為永續元首？當時媒體出現的修改憲法之議論，零星稀落，因為蔣介石沒有公開表態。反對修改憲法的意見更是稀少，因為反對修改憲法等於反對蔣介石成為永續元首。這樣主張即使不會帶來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對於個人的事業必然造成甚大的傷害。而即使有人不識大體，其意見也難以成為輿論，因為幾乎所有的媒體都為國民黨所控制，除了《自由中國》雜誌。

令人意外的，在這種懸疑的社會氣氛中，蔣介石主動提起這個議題。他在一九五八年底的「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大會上說，「我可以代表中國國民黨、代表政府來說，我們不僅是沒有修改憲法的意思，並且反對修改憲法。」因為憲法是「反共復國的有力的武器，所以必須尊重它，而且維護它，才能達到反共復國的目的」。《自由中國》雜誌數天後刊出社論說，「我們要在此對蔣總統維護憲法的熱忱，表示最高的敬意。」

同樣令人意外的是，平常對蔣介石高度奉承和體貼的臺灣媒體，對蔣介石這項合乎民主原則的突破性言論，全部保持緘默，沒有發出任何讚美與附和的聲音。蔣介石發表談話兩天後，他發言的對象國民大會，竟然不理睬他的宣示，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十天之後，他的兒子蔣經國在報紙上發表〈我們是為勝利而生的！〉，文章用海明威《老人與海》的故事為骨幹，加以引伸：

老人是可愛的，亦是令人敬佩的！他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永不灰心，永不放手的意志和毅力，構成了永不失敗的象徵。……有一天，當老人的肉體隨著歲月逝去的時候，他那堅強奮鬥的精神，將藉著這繼起的生命重新顯現，使下一代的青年人獲得啟示和鼓舞。

現在真正到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事實證明蔣總統領導我們奮鬥的方向是絕對正確的。共匪的覆亡是必然的。

在蔣經國公開表示對老人父親的無限景仰和期待之後，大法官史尚寬在《聯合報》發表更為直接的意見。「蔣總統已連任一次，其第二任期亦即將屆滿，而在此動員戡亂反共抗俄時期，復國在望，尤有賴於蔣總統之領導，故非修改憲法不可。」大法官建議的解套方式是：由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或臨時辦法，交由國民大會複決。史大法官的這番言論並不令人意外；早於一九三四年他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就曾經因為關說司法案件，被監察院彈劾，成為有史以來唯一被彈劾的立法委員。

數年前蔣介石要求不要為他慶生，人民卻大張旗鼓熱烈慶賀他的生日。這一次蔣介石不修憲的談話，又被置之不理。只要慎重選擇議題，人民顯然有公開反對獨裁者的自由。蔣介石於是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的國民黨二中全會「總理紀念週」上，又再宣示一次：「我一向不為自己的出處考慮。但目前應顧慮的有三點。即，一，不要使敵人感到稱心。二，不要使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三，不要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蔣介石對全國軍民同胞提出他不繼續當總統的三大顧慮。

《自由中國》雜誌雖然沒有立即為文批評，可是卻刊出了一篇香港通訊。這篇通訊批判蔣介石之激烈和露骨，和後來黨外雜誌及部分黨外人士對蔣經國的禮遇，形成強烈的對比。該文引用香港《自由人》雜誌上的文字：

蔣總統實際掌握中華民國的政權，已歷三十年以上。在三十年以上悠長的歲月中，他不僅不曾為國家奠定一個安全鞏固的基礎，反而把國家弄成如目前這一殘破不堪的景象。說再假以六年的時間……他便可以一反過去之所為……我們確實不能再對他寄以這種信心。

這十年以來臺灣的政治，所與過去在大陸沒有憲法以前的不同之點，究竟在哪裡？不要說一黨專政的推行……也不要說憲法所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已被剝奪無餘……其專制獨裁不求進步的態度一至如此，我們還要修改憲法，非請他做十八年乃至終身的總統不可……

以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何以只剩下如蔣總統這樣一個孤家寡人，其餘一切人則盡屬奴才……蔣總統領導中國的政治已歷三十年以上，平日應有維護人才之心，也應有培植人才之責。……蔣總統的性格……不僅不能維護，唯有摧殘，不僅不能培植，唯有不斷加以奴化。今天到了他的垂暮之年，仍不能找出一個可以代他而起的替手，豈不是事理之當然？

這幾乎是對獨裁者當面加以痛斥。蔣介石豈能容忍這樣的批評？

蔣介石雖然公開宣稱不修改憲法，可是卻沒有說不連任。於是人民熱烈地要求他繼續連任。在蔣介石發表其三大顧慮之後不久，旅美僑胞、旅居全球各地僑胞、韓國華僑、臺灣省公路工會、臺北市議會、國代臺中聯誼會、釜山華僑大會、各縣議會、高雄市議會、臺灣省百餘省級人民團體、全國總工會、東京僑團、印尼歸僑、金門前線民眾、旅菲僑團、彰化農田水利會等眾多團體，都在同一個月內紛紛「籲請」或「擁護」總統連任，聲勢浩大。

《自由中國》雜誌於是刊出〈曹丕怎樣在群臣勸進下稱帝的？〉，以曹丕和袁世凱稱帝的歷史借古諷今。該文如此描述曹丕稱帝的鬧劇。曹丕即王位之後，下一步即是稱帝。於是其貼心的屬下四十多人，某日直入內殿，要求漢朝最後一位皇帝漢獻帝將帝位讓給曹丕，漢獻帝被嚇得哭著躲進內室。第二天，曹丕的部下又持劍率領百多軍士入宮，呼叫皇帝出殿，獻帝這次只好下詔讓位。「曹丕大喜，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於是，謙辭的戲碼演了三次。之後，司馬懿指示漢獻帝蓋一個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合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數萬人觀禮。曹丕於是在輿論熱烈擁戴下勉強接受帝位。「這如果是在近代的話，自然是文武百官、各國使節……各同業公會代表、地方議會代表、教師及學生代表、各地僑領及民間團體代表等。」

不過更可觀的卻是袁世凱一九一五年的稱帝鬧劇。在民間許多「請願團」要求袁世凱稱帝之後，袁本人表示：「本大總統以為改革國體，事端重大，倘輕率更張，殊非所宜。」

「變更國體」是如何重大的事情，袁氏彼時為國家最高元首，國家元首代表政府發言、已經表示不主張「變更國體」，按說不應當再有什麼「帝制運動」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裡了。當時的正人君子，各黨領袖，對於袁氏反對「變更國體」的主張，均表贊成。而一向為袁氏馬首是瞻的一群奴臣鼠輩們，這時卻一反常態，竟置袁氏已發表的意見於不顧。

這和當時擁戴蔣介石連任的情節幾乎一模一樣。我們不知蔣介石父子讀了這篇文章，有何情緒反應。不過，將擁護蔣介石連任的文武百官，暗稱為「奴臣鼠輩」，必然讓《自由中國》雜誌成為整個政權的眼中釘。

隨著任期屆滿的逼近，蔣介石的連任策略也愈來愈清楚。蔣介石重申不修憲不到兩個月，國民黨的理論家、中常委陶希聖在《中央日報》發表文章說，「蔣總裁屢次聲明憲法不容修改……凡是本黨黨員都應該遵守這一方針。」可是「修改臨時條款不是修改憲法本身。明年的國民大會第三次大會有權這樣辦」。真相終於大白。蔣介石三番五次宣示不修憲，原來是因為他要修改臨時條款，而他認為修改臨時條款、取消憲法對任期限制的規定不算修改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於一九四八年內戰期間由國民大會通過。該條款原先只規定，因為戰爭的緊急需要，總統在宣布戒嚴、或發布緊急命令時，可以不用遵守憲法的規定，其中並沒有任何文字涉及總統的任期。

於是次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以一篇社論和一篇專文論述：依據憲法規定而制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具有憲法地位，加以修改仍然等於修憲。社論並將陶希聖的論點稱為「舞文弄法的謬論」。兩個月後，雜誌又登出傅正的〈修憲已沒有「合法」的途徑了！〉。

不久之後，雜誌的社論重申反對修憲，同時也批判了以臨時條款來達到連任目的的做法。

增加臨時條款，也即是修憲。……如果大法官對憲法明文限定的任期擅做法外的解釋，那就是公然違憲。如果由國民大會來一個決議擁護蔣總統再連任，不管憲法不憲法，那更是根本毀憲。違憲毀憲以圖把持權位，那是北洋軍閥所幹的把戲。……如果連這部憲法可丟掉不管而連任下去，我們真不知道蔣總統憑什麼而能安於其位？

「違憲毀憲以圖把持權位，那是北洋軍閥所幹的把戲。」先前將萬民擁戴的民族救星比擬為想要當皇帝的袁世凱，如今又將他將比為不學無術的北洋軍閥。這些文字都令人擔憂雜誌社同仁的安全。

不只如此，該社論也摘錄了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在香港發表的文章，對蔣介石三大顧慮的嘲諷。左舜生是「少年中國」的積極會員。該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似乎是從國外的民族主義運動，如「少年義大利」和「少年土耳其」等獲得靈感。該會的一○八位會員，後來部分參與共產黨，如毛澤東、惲代英、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另外成員則組織了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的青年黨。在國共衝突期間，左舜生、梁漱溟和章伯鈞等人於一九四一年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同盟」，成為第三勢力。當時流亡在香港的左舜生如此嘲諷蔣的三大顧慮：

第一點所謂「不使敵人感到稱心」，據我看，共產黨所最稱心的，乃是蔣先生繼續做總統。……必須保存了蔣先生這一套，共產黨對大陸人民才有以自解。第二點所謂「不使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蔣先生做總統，大陸老百姓的痛苦不因之而減；蔣先生不做總統，他們的痛苦不一定因之而增加。大陸百姓對這件事，漠不關心則有之，失望不失望，無從說起。第三點所謂「不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蔣先生不做總統，臺灣人是不是會感到惶惑，要問臺灣人……至於海外人民，眼看臺灣種種措施，早已惶惑了十年。

一九六○年二月，負責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將在該月二十日召開。二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國》雜誌，以社論〈敬向蔣總統做一最後的忠告〉。忠告蔣介石學習美國華盛頓拒絕當第三任總統的榜樣，也向土耳其凱末爾扶植反對黨看齊，做一個世界性的偉人。不過，中華民族的救星顯然沒有進階成為世界偉人的欲望。

p096《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連任專輯

於是在國大開會前夕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一九六○年二月十六日），成為反對蔣介石連任的專輯。社論〈敬告我們的國大代表〉：「《中華民國憲法》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民主精神的要件有二：一，權力制衡，二，交替。……如果破壞或取消這兩個要件之一，就是民主憲法的精神死亡。」傅正的〈護憲乎？毀憲乎？〉懷疑國大代表各種稀奇古怪的言論和行動，「是被修憲連任運動者所收買，做了『毀憲』的最後工具。……果不幸而如此，則各位代表勢將被這一代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所永遠唾罵，甚至各位代表的子子孫孫也將因此而蒙受永遠的羞恥。」如今我們知道，他們的子孫不但沒有蒙受羞恥，而且舒服地居住在蔣介石為他們所蓋、環境幽美的內湖和新店的國大特區中。

臺灣選出的國大代表楊金虎的文章〈擁護蔣總統繼續領導的我見〉，則籲請他的國大代表同仁們，既然蔣總統「不願有自己因久居高位，致涉破壞國家根本大法，影響到國際的視聽、國家的地位。大家斷不應該一味遷就事實，假借勸進，迫使整個國民大會成為歷史罪人，陷蔣總統於不義，給予後代歷史肆行褒貶」。

專輯裡的另一篇文章〈洪憲帝制期間各方申討之文獻〉，再一次借古諷今，以袁世凱稱帝來批判蔣介石。古既能諷今也能顯示政治真相：雖然民主共和國已經成立多年，可是統治的本質一直到六○年代的當時都沒有改變。文章首先描述袁世凱在策劃帝制期間，「各式各樣民間團體上書請願恢復帝制和勸進擁護的文電，極盡光怪陸離，內容卻千篇一律，除阿諛之詞外，幾乎一無所有。而反帝制的文獻則義正辭嚴，筆力千鈞，鼓盪人心，沛然莫之能禦。」

p097一九六○年二月，社會一片擁戴蔣介石連任的氣氛，國民大會收到如雪片般飛來的支持信件。《自由中國》對此援引袁世凱稱帝批判。（中央社）

例如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改組而成）的〈為討袁告同胞書〉，以及孫中山用個人名義發表的討袁宣言。後者說，「辛亥之役，流血萬里，人盡好生，何為而然。……所以寧死而不悔者，誓與共和相始終耳。今袁背棄前盟，以博一人皇帝之雄哉……既忘共和，即為民賊。」依照孫中山的論述，如果背棄民主共和原則的人，可稱為民賊，則蔣介石顯然當之無愧。

除了引述孫中山和黃興對袁世凱的聲討，該文引用最多的是梁啟超的批判。梁啟超曾經擔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後來和袁世凱疏遠。梁啟超在清朝末年屬於君主立憲派，和主張推翻清朝的激進革命派國民黨，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不過，民主共和仍然是這位啟蒙運動健將一生的理想。袁世凱當皇帝的計畫公開顯露後，梁啟超立即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之前被袁世凱得知，袁託人送給梁啟超二十萬元，希望他不要發表。梁啟超不但拒絕袁世凱的收買，而且還將那篇文章的複本寄給袁世凱。收買不成，袁世凱改用恫嚇：「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嚐，何必更自苦？」

袁世凱稱帝之後，梁啟超馬上發表〈上大總統書〉，其中梁啟超批判袁世凱的論點，正好都是五十五年之後《自由中國》雜誌批評蔣介石連任的主題：規勸蔣介石放棄連任以建立體制、提升歷史地位；大法官和陶希聖是在「舞文」；警告蔣介石破壞憲法帶來的嚴重後果；以及獨裁統治對人文精神價值的摧毀：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啟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做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婦妾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是則國家將何以立？

《自由中國》上的這篇文章似乎覺得，梁啟超以上的文字和當前的對比仍不夠清楚，於是又摘錄了梁啟超另外一篇文章：

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袁氏窺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利用。

梁啟超不愧是中國啟蒙運動第一人。

後來殷海光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所寫的兩篇社論〈政治的神經衰弱症〉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也提到了政治權力對文化和人心的殘害。「在社會上、在各機構中、甚至在學校裡，有一堵看不見但容易感覺出的牆，把人和人隔離起來。人和人之間接觸時，把『安全』當作第一考慮。」因為政治力量的滲透，造成「目前臺灣沒有一處不癱瘓、麻木、疲憊、厭倦、徬徨、迷茫、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裝腔作勢、敷衍應付。」「十幾歲的人就得開始學習保留自己、掩飾自己，應付環境，甚至應用謊言。……他們在人生的旅途的初程，就被鑄成雙重人格……這筆戕賊國民品質的孽債，真不知哪年哪月才算得清楚！」

修改臨時條款即使不算修憲，仍然需要遵守法定程序；湊足法定的國民大會代表人數於是成為一個難題。依據憲法的規定，修憲需要「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提議，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一九四八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即是依照這個程序通過；現在加以修改當然也需要相同的程序。當年制訂臨時條款的法定總額是三○四五人，實際選出的國大代表是二九六一人。三○四五的總額也是一九五四年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二任總統所根據的人數。該年第一輪投票之後，大會主席胡適宣布結果：「本屆代表總額為三○四五人，過半數為一五二三人，總統候選人兩人所得票數，均未至法定過半數之票數，故應重行投票。」當時在臺灣的國大代表總數為一千四百多人，海外則有兩百人。

這樣的人數選舉總統尚不致於發生問題，可是卻無法修改憲法或臨時條款。於是國民黨的理論家陶希聖首先提出解決方式：將留在中國大陸的國大代表「宣告死亡」。理由是，「在海外或大陸的國代，到明年已斷絕聯絡超過十年。根據民法規定，失蹤十年以上者，即可宣告死亡。」陶希聖異想天開的解決方式，並不符合民法對宣布死亡的規定，而且國大代表若失蹤也須由候補當選人加以遞補。《自由中國》雜誌的一篇社論說，如果滯留大陸的國代可以宣布死亡，則所有的中國人民也都應該宣布死亡了。

由於宣告死亡的方案不通之至，蔣介石於是轉而使用更方便的大法官會議解釋。於是大法官會議在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做出了八五號解釋：「自大陸淪陷國家發生重大變故已十餘年，一部分代表失去自由，不能應召出席會議，其因故出缺者又多無可遞補……若因上述障礙致使國民大會不能發揮憲法所賦予之功能，實非制憲者始料所及……自應尊重憲法設置國民大會之本旨，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在中央政府所在地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國民大會代表總額……。」

大法官會議一提出解釋，《自由中國》雜誌馬上刊出社論〈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除了將大法官稱為「御用」之外，文章指出該解釋不合法之處。第一，大法官會議可以解釋的對象是憲法中有爭議的條文。國大代表總額之數目，顯然沒有任何爭議。當前面臨的問題是數目不足以修憲；這是內戰造成的政治問題，而非解釋條文內涵的法律問題。故大法官對國大代表的總額沒有解釋權。當時臺灣大學政治系的薩孟武教授亦批評說，「解釋法令，應根據法理，不應根據事實。」第二，有權提出釋憲申請者，必須為職權受該條文所影響的機關。當時提出釋憲案的是行政院和國民大會祕書處。前者的職權和國民大會無關，後者則只是機關的行政單位，沒有權利代表機關提出申請。

該期雜誌緊接社論的文章，是由七十三位人士連署的聲明，「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聲明說，在「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岌岌可危之際，國民黨當權派不做努力救亡之舉，反而非法進行毀憲連任的活動。……無異是自己喪失了中華民國法統下的合法地位……變成一個毀憲的非法政權。……國民黨當權派究將毀憲毀國以逞連任的私圖，抑或捐棄私念以保全憲政法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選擇」。連署者包括在野黨的左舜生、李璜、張君勱、和曾經立誓除非國民黨解除戒嚴、否則不回臺灣的學者勞思光。勞思光後來終於在解嚴之後回到臺灣，也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擁戴蔣介石連任的巨大聲浪中，這些在野人士以及《自由中國》雜誌的反對意見只是孤立的雜音，自然不是蔣介石聽取的對象。蔣介石於是在三月三日召集一千多位國大代表舉行座談會。蔣介石在會中的發言有幾個重點，包括：一，如果黨要他連任，他會接受當第三任總統。二，如果有人「反對黨的意見，就等於反對我」。三，不接受黨意見的人，可自由脫黨。四，提高國大代表的待遇和立法委員相等。對國大代表加薪的承諾，不只是公然買票，也是違法。因為國大代表只負責六年一次選舉總統；而且，不若立法委員，他們出任政府公職、軍隊和警察職務、或任何民間工作，都沒有受到限制。憲法所規定的創制、複決兩項權力，由於未達「全國半數以上縣市行使創制、複決權」，國民大會一直未能行使這兩項權力。因此，他們當時的政治功能比較類似「選舉人團」，而非專職的立法委員。他們因此不應有固定薪資，只應集會時領出席費。不過由於當時許多國大代表在臺灣沒有謀生能力，政府特別給他們月薪一千多元的固定薪水（當時教師的月薪是八百元左右）。

於是在選舉人和候選人雙方都皆大歡喜的氣氛中，國民大會於三月二十一日選出蔣介石為第三任總統。蔣介石在出席的一五○九位國大代表中，獲得一四八一票，得票率高達九八．一％。報載許多代表「或由擔架擡到會場，或坐輪椅到達會場。大家都來投蔣總統一票」。雷震在前一天給胡適一封信，建議他不要參加違憲的選舉投票。雷震在信中說，上次總統選舉他當主席，已經造成很多人對他不滿了。不過胡適沒有接受雷震的勸止，第二天還是特地從臺大醫院出來投票。根據新聞記者的描述，胡適「身穿灰色長袍，不時和身邊的何應欽將軍和于斌主教交談，精神很好」。

在《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違憲連任、終生獨裁的論述戰鬥中，胡適從來沒有公開表示過任何意見。胡適一貫的做法是不公開得罪當道，只用私下溝通的方式。在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胡適請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轉告蔣總統：「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為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蔣先生……明白宣布他不要做第三任總統。」

因為胡適私下建議蔣介石不要連任，歷史學者余英時因而在二○○四年關於胡適的著作中，很有信心地說：「我可以不必大膽地假設，（胡適）這一票決沒有投給蔣介石。」不過當天投票之後，《中央日報》記者問胡適，是不是投了棄權的空白票？胡適回答說：他不會做「這種小鬼頭」的事；如果不是投蔣先生的票，他就不會去投票。如今我們無法確知，胡適是如何投下其神聖、或可恥的一票。不過，對記者公開說謊似乎不是胡適的作風。

雖然胡適私下建議蔣介石不要連任，卻沒有公開批評蔣介石連任，甚至沒有公開說出他的意見。同時，投票之後又公開暗示說他將票投給了蔣介石。由於胡適能清楚掌握和獨裁者相處的界線，蔣介石私下對他或有不滿，卻從來沒有將他當成敵人。

p104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順利三連任總統，在中山堂外聚集了兩萬多名青年代表慶祝歡呼。（中央社）

由於國大代表總額已經由大法官會議解釋為一五七六人，所以蔣介石順利當選。宣布蔣介石當選之後，在場的國大代表、工作人員、新聞記者和來賓，全部起立，歡呼「蔣總統萬歲」。不過，由於是一人競選，既沒有人落選成為輸家，所以也就沒有贏家。雖然沒有贏家，全國青年仍然歡欣鼓舞。兩萬多名青年代表聚集在中山堂前面等待開票結果。雖然選舉結果早在預料之中，根據報載，開票結果仍然讓他們熱血沸騰，呼完口號之後才離去。

蔣介石當選第二天，當初熱烈擁戴他連任的各政治、民間團體又重新演了一次原先的戲碼，這次是恭賀蔣介石連任，同時表達對國家未來的無限信心。天主教在臺灣的最高階教士于斌總主教說：「當年劉備為求賢能而三顧茅蘆請諸葛亮，現在我們也三次選蔣總統連任領導全國。」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說，「蔣總統對共匪最清楚，對共匪的陰謀最瞭解」，因此「全國人民反攻大陸的信心將更堅強」。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說，「蔣總統連任，實為應乎天順乎人的偉大成就。」臺北市議會通過臨時動議，將「城中」區改稱為「中正」區。作曲家李中和發表〈慶祝　總統三屆連任歌〉，詞曰：「巍巍蔣總統，德望舉世崇。旋乾轉坤賴元戎，反共復國必成功。三屆連任國運昌隆，四海歸心全民效忠。繼往開來氣象雄，萬眾歡騰歌大風。」

《中央日報》登載〈我們永遠追隨著　蔣總統前進〉，作者不詳。這篇連載兩天的長文，以下列封號稱呼蔣介石：「亞洲當代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中華民族的救星」、「偉大的反共先知」、「東方型的世界政治家」、「燭微照遠的世界反共先知」、「算無遺策的偉大軍事家」、「一身負天下安危」、「料事如神的遠見」、「智仁勇兼備的偉大領袖」、「大無畏的精神」等，頗為壯觀。不過，文章並沒有說明，如此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領袖和先知，為何會在短短數年間失去整個中國大陸。

幾天後，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的閉幕典禮中致詞指出：國民大會選舉他當總統，是「此次國民大會代表諸君對國家、對人民、對反攻復國大業的貢獻，在歷史上實在是有其神聖莊嚴無以倫比的一個偉大成功」。民族救星的諸多美德中，謙遜顯然並非其中之一。

蔣介石的演講同時也充滿肅殺之氣，將反對其連任者稱為「匪共的傀儡」。「這一次國民大會的成功不但是出於匪共傀儡意料之外，實在是給予匪共傀儡以打擊的打擊。……兩年以來，共匪在海內海外所施展統戰工作的重點……準備一切來破壞此次國民大會，來動搖反共抗俄的領導中心。」這段話顯然針對《自由中國》雜誌而來。蔣介石的演說，似乎預告著不久之後他將以匪諜罪名，逮捕雷震和幾位雜誌社同仁。

大勢已去，國民黨及蔣介石對《中華民國憲法》的態度也表露無遺，而《自由中國》雜誌也盡了它的歷史責任。雜誌以一篇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結束對這個鬧劇的批判。社論說，「蔣總統這一次的當選連任……是付了很大代價的。這一份重大的代價，究竟可以換來一些什麼，歷史學家的天秤將會絲毫不爽地秤出來。」《自由中國》雜誌的同仁對後世歷史學家的天秤顯然過度樂觀。至目前為止，雖然臺灣的歷史學家對《自由中國》雜誌同仁的努力多表肯定，可是在天秤另一邊的蔣介石卻也有相同的重量。臺灣歷史學者的平衡感，令人讚嘆。

憲法對任期的限制既已移除，蔣介石也不得不永遠連任下去。於是同樣的戲碼，海內外人民有志一同熱烈恭請總統連任、然後全民歡欣鼓舞深慶民族命運有託的戲碼，在後來不斷地重演。唯一的差別是雷震已經被蔣介石關在監獄裡面，可是他的幾位同志卻配合參加了演出。

一九六六年初，蔣介石違憲的第三任任期即將結束。全國軍民援例熱烈要求蔣介石連任，國民大會收到擁護總統連任電文，據稱有三千多件。和上次連任一樣，新的歌曲出現，這一次是〈領袖萬歲歌〉：

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您是大革命的導師，您是大時代的舵手。讓我們服從您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您的四周。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大家一起來戰鬥。我們要在您勝利的旗幟底下，打倒朱毛，驅逐俄寇，把國家民族拯救。領袖萬歲！領袖萬歲！我們永遠跟您走，我們永遠跟您走。

直到蔣介石過世為止，這首歌成為大型政治聚會的主題曲。凡是在當時服役過的、上過學的，應該都曾經唱過這首歌。數萬軍民同胞集合在總統府廣場前面高聲合唱，其「野蠻美學」的水準雖然遠遠不如納粹在紐倫堡充滿聲、光和韻律的演出，不過卻有相同的目標：領袖崇拜。

天主教田耕莘樞機主教等各宗教團體、民間專業團體領導人，錢思亮、劉季洪、羅雲平、朱匯森、張建邦等全國大專院校校長，也都聯名擁護蔣介石總統連任。六年前極力反對蔣介石毀憲連任、並為文諷刺蔣介石「三個條件說」的左舜生，這次卻認為：「大陸版圖亟待規復，現在六億同胞苦難正待解除，國家尚待重建，端賴蔣公繼續領導國家，完成偉大的復國使命。」同樣在香港的歷史學者錢穆則說，「恭請蔣先生再度連任總統，係屬四海歸心。這一任關乎復國機運與中國歷史轉捩，我們非擁護蔣先生不可。」錢穆後來到臺灣定居，蔣介石也待他不薄。蔣介石送給他的房子，後來成為古蹟。

失去了雷震這位領頭羊在言論上的衝鋒陷陣，雷震的許多老同志也意興闌珊地配合演出。當時為省議員的李萬居、郭雨新和李秋遠，以及臺北市長的高玉樹都發表了支持蔣介石的談話。

蔣介石第四任總統在一九七二年屆滿，相同的戲碼又再度上演。蔣介石在全民擁戴下再度當選第五任總統，成為萬年國會選出的萬年總統。國民大會主席王雲五宣讀他的感言：「海內外自由地區的同胞們，淪陷於大陸的無數難胞們，你們有福了，因為你們的救星，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不顧其高年辛勞，俯順輿情……慨允接受提名為中國民國第五任總統候選人……以幾乎等於百分之百的選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

《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違憲連任的攻擊，並未能撼動蔣介石終身獨裁的計畫。不過，回顧歷史，當時如果沒有人發出這些聲音，我們如今將對自己何等羞慚。然而也正因為他們對獨裁體制的攻擊如此猛烈，讓蔣介石感覺如芒在背。即使沒有後來的組黨行動，這根讓人非常不舒服的刺仍然非拔除不可。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這個聲音的存在對蔣經國未來的接班計畫，也是一個威脅。蔣介石當時在中國政治和國民黨內所據有的地位，違法連任已經招來《自由中國》如此巨大的批判，父死子繼的封建計畫更不知將引起多麼巨大的反對聲浪。組黨行動或許只是導火線；當《自由中國》雜誌諸君將自己定位為獨裁統治的敵人，他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

第五章自由主義者的組黨之夢

沒有反對黨的民主政治是無法想像的事。許多年之後，在黨外運動強烈的組黨呼聲中，一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社會學者提出一個異常新鮮的說法：民主政治不一定要有反對黨。不過，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仍然服膺一般的常識。他們認為，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運作的必要條件，否則人民如何投票、如何選擇？政府由許多不同部門組成，權力掌握在許多不同的政治人物手中，如果沒有政黨，到底誰應為錯誤的政策、無能的施政負責？沒有反對黨的民主政治是無法想像的事。他們因此認為，組織一個新的政黨是推動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正如《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戴杜衡所指出，光是人民投票選舉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門互相制衡，並不就是民主。選舉和制衡的存在並不是民主的特徵。相反的，「它給予人民主權之幻覺，而非主權之實質。」民主「最具體的表現，首先是反對集團之存在及其從事反對活動之充分自由。……它是民主的特徵中之特徵，一個最基本的特徵，其他許多特徵都由此伸引而出。它是整個體制的樞紐，所以也成為整個理論的重心。」反對黨的存在「供給了一個永不失誤的標準……拿這標準一試……一切偽裝的民主都無所遁形」。

對國民黨而言，新政黨的出現對獨裁統治卻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政治的本質是競爭：競爭理念、競爭執政能力、競爭組織和動員能力、也競爭人民的支持。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在反對者毫無組織的情況下，政府有絕對的競爭優勢。政黨即是最重要的組織。它具有許多功能，如協調政治人物的行動、化解其衝突，組織及動員民眾的支持等。

政黨對民主運動的推展和鞏固，也非常重要。首先，它提供人民另一個選擇，也維繫及延續人民的支持和效忠。當反對的政黨在獨裁政權中出現並維持固定的運作，當它獲得人民潛藏的支持，獨裁統治可能因偶發的事件而崩潰，並由反對的組織執掌政權。從近幾年阿拉伯世界中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我們看到：缺乏組織和政黨領導的反對運動無法持久，隨時可以消散。

組織政黨因此是所有政治反對運動最重要的工作；新政黨的出現則是獨裁統治最大的威脅。這也是為何在後來的黨外運動中，對黨外所形成的任何組織，國民黨都必須加以干擾和取締。這也是為何蔣介石必然無法容忍雷震的組黨行動。

組織新政黨是民主運動必然的邏輯，也是必須的行動。由於它對獨裁統治具有強大的衝擊，它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動。雖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知反對黨對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對組黨的風險也或多或少有正確的評估，可是他們卻未能將組黨這樣一個關鍵性的、高風險的行動，置於運動的脈絡中加以規劃：當組黨行動受到壓制、成員被逮捕，下一步是什麼？被逮捕其實只是反抗運動的開始，可是他們大多將其視為結束，其組黨行動因此也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組織反對黨一直是自由主義者的夢想。早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臺灣不久，在紐約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就曾經希望「在國內現有的政黨以外，能夠有一個有現代作風的新政黨出現，以合法的方法，促進國家民主政治的鞏固」。往後好幾年，蔣廷黻一直存著這樣的期望。

當時眾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想法，和蔣廷黻其實非常一致。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的老長官、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打電話告知雷震，王的兒子在美國見到胡適，胡適答應擔任「中國自由黨」的黨魁。數天之後，蔣廷黻託學者張佛泉帶給雷震一封信。信中除了確認胡適願意擔任「中國自由黨」的領袖，也請雷震透過王世杰在請示總裁蔣介石、獲得其許可之後，在臺北公開活動。收到蔣廷黻信的當天晚上，雷震迫不及待地拜訪了王世杰。除了將蔣廷黻的信交給他，雷震補充說明了新黨的目標：在蔣介石宣布復職之後，新黨將「網羅各黨各派民主人士成立自由中國同盟，以胡適為領導，宣布支持介公」。

一九五二年，蔣廷黻由紐約返國述職，過境東京的時候對蔡孟堅將軍說，臺灣有需要促成民主形式，使我們在外交上便於發言。他打算向蔣介石建議，自國民黨內分出一部份人士加以少數民主人士，組織一個溫和的自由黨，主張與國民黨大同小異。並且希望胡適出來領導。

以今天的眼光我們會覺得，組織新政黨居然希望先獲得蔣介石的「許可」，此種想法實在不可思議。他們顯然完全誤解了蔣介石的政治傾向。或許他們沒有誤解，而只是天真地以為，在失去整個中國大陸之後，蔣介石終於同意他們一貫的見解：只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才足以對抗共產黨的獨裁。這樣的估計顯然完全錯誤。

另一個不可思議是，他們將新政黨的目標和功能，定位為網羅各黨各派民主人士來「支持蔣介石」。一般反對黨的目標是：挑戰執政黨，取得執政地位；缺乏這樣的目標，政黨如何可能茁壯？而且，如果是為了支持蔣介石，並不需要組織新的政黨，當時的兩個在野黨就已經足夠。雷震將新政黨定位為支持蔣介石，或許只是消除蔣介石疑慮的策略。如果這是一個策略性的圈套，老謀深算的蔣介石顯然沒有掉進去。

自由主義者這時對組織反對黨的想法，頗為類似他們籌辦《自由中國》雜誌，目標是為了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號召：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做對比。可是也正如《自由中國》雜誌後來的發展，隨著蔣介石父子獨裁體制的鞏固，自由主義者對反對黨的理念也開始產生變化。反對黨的目標不再只是創造民主形式，以做為反共的號召；而是正面挑戰國民黨的專斷獨裁。

《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另一個不切實際的組黨理念是：一直期待胡適出來領導反對黨。胡適從來就不是如沙卡洛夫（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那樣的知識分子、社會良心典範。身為蘇聯氫彈之父，沙卡洛夫曾經是全蘇聯地位最崇高、待遇最優渥的科學家；可是他卻為了人權，不惜和共產獨裁政權決裂。結果不但被剝奪所有的研究機會，甚至和妻子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艱苦的環境中生活了好幾年，都不改其志。戈巴契夫啟動自由化之後，想要親自打電話告訴他，將他釋放回莫斯科，卻發現沙卡洛夫在西伯利亞與世隔絕的破屋子，沒有電話，於是派遣專人為他拉了一條電話線。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稱呼沙卡洛夫為「人類良心的代言人」。在當時的臺灣，胡適的地位有如沙卡洛夫。

胡適後來回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身分、加上世界性的聲望讓他非常安全，可是他從來沒有挺身對抗強權。當《自由中國》雜誌的同仁們不顧身家安全，嚴詞批判蔣介石毀憲連任的時候，胡適沒有發表過任何聲援的話，而且還心情愉快地參加了投票。後來雷震被蔣介石逮捕，他還是沒有發表任何支持雷震組黨的言論；他表示支持的最大極限是，說雷震是愛國者，不可能是共產黨。胡適最初答應出來領導新政黨，或許是因為他當時正流落紐約，境遇寂寞淒涼；這時的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或許是因為一時的衝動。

或許因為曾經接受蔣介石的金錢，讓胡適無法公開對抗蔣介石，甚至無法忤逆蔣介石的心意。胡適在紐約流浪的時候，經常接受蔣介石的金錢接濟。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蔣介石九次送錢給胡適，每次五千美元，總共四萬五千美元。當時臺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為一年一七五美金，美國則是二三七七美金。蔣介石給胡適的接濟，數額相當龐大。

胡適早在一九五一年在美國流落的時候，就曾經寫一封長達三千多字的信給蔣介石。胡適在信中建議蔣介石，仔細研讀克勞賽維茲的經典名著《戰爭論》。胡適告訴蔣介石，列寧、史達林、毛澤東都從這本書瞭解到「撤退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不能退卻即是大潰敗的開始」。不過這些或許只是引子。信的主要用意，或許是胡適隨後對當時兩個迫切問題的討論。一是總統選舉辦法，二是落實多黨的民主憲政。

胡適告訴蔣介石，要落實多黨的民主憲政，最簡便的方法莫如國民黨自動分裂。黨內各派系各自組成政黨，「以政綱與人選，爭取人民的支持。」而國民黨自動分裂的前提則是：蔣介石必須不再擔任國民黨總裁。「今日要改革國民黨，必須從　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黨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從　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胡適竟然這樣告訴蔣介石。胡適在一九五四年為蔣介石召見的時候，又當面對蔣介石提了國民黨一分為二、互相競爭的想法。胡適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提到這個新鮮的想法。

當時國民黨改造已經發動兩年多，蔣介石建立獨裁「黨國體制」的企圖已經非常明顯，而且也獲得了顯著的成果。可是胡適仍然對蔣介石做出這樣的建議，而且公開向社會宣傳這個想法。我們不需要後見之明就能看出胡適的政治天真。

胡適的天真和樂觀不只這一次。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曾經從紐約發電報給毛澤東，規勸他「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胡適不斷地提出國民黨應該一分為二的想法，讓青年黨的領導人李璜終於忍不住。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談反對黨〉，詳細地批評了胡適的天真。李璜說，個人領導是國民黨幾十年來的傳統，「前稱總理，後稱總裁。如果要分成兩個，這唯一領袖還要不要？如果要，這唯一領袖應該在朝嗎，抑或在野呢？」「且國民黨一向以唯一領袖為全黨重心，如果要將國民黨分成兩個，便立刻有領袖之爭。」第二，三十年來國民黨黨化了軍隊、黨化了公務員、黨化了學校。如果要把國民黨分成兩個，「則軍隊、學校、公務人員，這些『黨產』怎樣地去分配法呢？」「如果國民黨將軍隊、學校、公務人員交出來還給國家，退居為普通政黨，則在野的反對黨自然會強大地產生出來，不必勉強國民黨去分成兩個。」

李璜的質疑對胡適顯然毫無影響。將近一年之後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底，胡適這時已經在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接受《自由中國》雜誌社邀請演講，又將舊調重彈了一次。他說一九五○年在美國讀到土耳其的凱末爾將其國民黨一分為二，五年之後分出來的黨竟然贏得大選，取代原先的國民黨。他當時看了非常高興，立即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國民黨的領袖和黨內的朋友們，告訴他們，「內部可以自由分化……然後慢慢歸併為兩個大黨。這樣等於都是自己的子女，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嗎？……這句話我已說了好多次，但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

胡適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現。幾天之後，蔣介石聽說胡適在演講中又重彈這個舊調，忍不住在日記中說，「聞之不勝駭異」，「如要我毀黨，亦即要我毀自己祖宗與民族國家無異。」蔣介石說他視國民黨有如祖宗、民族國家般地神聖，其實是虛情。蔣介石的日記有許多地方都顯示，其日記是寫給後人看的，因此無法盡信。這是一例。

實情是，蔣介石流亡到臺灣初期，由於國民黨內部充滿了派系、腐敗、三心兩意、閒雜人等，讓蔣介石覺得「實在無法收拾，只有另起爐灶之一途」。他當時的計畫是解散國民黨，另外組織一個他可以絕對控制的新政黨。蔣介石後來接受蔣經國的建議，「另組核心，遴選積極有為之青年受直接領導，祕密進行，豎立革命新生之基礎。」於是，國民黨繼續存在，可是黨的內部大量換血。這就是後來的黨改造：蔣氏父子的追隨者被安排占據黨的重要職位，所有的黨國元老則成為「中央評議委員」。蔣氏父子完全掌控黨組織。

蔣介石好不容易才完全掌控黨組織，如何可能讓其自動分裂？胡適看到蔣介石不願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互相競爭，他於是改而建議「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一般手無寸鐵的書生或知識分子出來組黨，大家總可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這樣一個在野黨，也許五年甚至二十年都在野也無妨」。

政治並沒有這麼簡單。胡適對土耳其的瞭解，和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凱末爾的黨並不是稱為「國民黨」，而是「共和人民黨」。凱末爾是土耳其的國父，現代化的奠基者。他和蔣介石同樣為軍人出身。在領導土耳其獲得獨立之後，凱末爾集所有軍政大權於一身。他的黨掌握國會所有的席次，該黨所有的候選人由他個人欽定；國會形同凱末爾的橡皮圖章。當庫德族叛亂的時候，所有同情庫德族的新聞記者都被他逮捕，因為凱末爾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批評「既不公平、也無需要」，其報導行為因此「可視為叛亂」。

p119一九二四年在布爾薩對人民演講的凱末爾，當時他已是土耳其第一任總統。

另一方面，凱末爾則以其絕對的權力和權威，積極推動全面的「強迫性現代化」。他給予婦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不論是財產的繼承或終止婚姻關係。他重視婦女的教育更甚男人，因為婦女「負責教養民族未來的成員」。他以西方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取消回教律法、禁止以阿拉伯文祈禱。他甚至頒布法律，禁止男人戴土耳其的傳統圓帽，違者以軍法審判。數百人因此被判決死刑；一位反對派因批評凱末爾模仿歐洲人，被判絞刑。凱末爾對女人的服飾則較為寬容，只是鼓勵婦女們「向世界展示美麗的容貌」。他也要求妻子穿緊身馬褲、展露女性身體的優美，以身作則帶動風潮。

由於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對土耳其造成嚴重的打擊，凱末爾為了疏導民怨，於一九三○年命令他的追隨者、曾任總理的歐基爾組織「自由共和黨」，並且親自挑選忠心的部下進入新黨。新黨在地方選舉中確實也獲得了一些席次。可是既有不同政黨的存在、而且相互競爭，「雜音」的出現乃屬必然。一直到今天，土耳其的「西化派」同時也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階級，而傳統回教勢力的基礎則是中下階級。宗教「文化」和經濟「階級」的重疊，使得土耳其政治到今天仍然動盪不安。反對黨的存在剛好為傳統回教和中下階級提供了發聲的管道，他們紛紛加入在野黨，反對凱末爾的現代化措施。一年之後，歐基爾自動解散新的政黨，凱末爾也順便解散所有自主性的民間社團。土耳其於是又恢復一黨專政。

胡適所提的事件發生在第二次大戰之後，這時凱末爾已在一九三八年過世。當時土耳其經濟停頓、社會騷動，已經執政二十七年的共和人民黨成為人民怨恨的對象。同時因為民主陣營是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總理伊諾努因此於一九四五年公開邀請人民組織反對黨，讓土耳其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部分政治人物於是離開執政黨，組織新的「民主黨」，並且於一九五○年以更開放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贏得選舉，取得執政地位。可是新政府不但未能解決經濟問題，甚至開始壓制言論自由。民主黨的政府於一九六○年為軍事政變推翻，包括總理孟德雷斯在內的三名高級官員為軍政府槍決。

胡適的認知和土耳其的政治發展歷史固然有所出入，可是令人好奇的是：即使凱末爾和土耳其確如胡適所認知的那樣神奇，期待當時的蔣介石追隨其腳步似乎過於天真。在國外居住多年、見多識廣，並且也經常閱讀外文媒體的胡適，為何會有如此天真的想法？政治顯然不是「大少爺和二小姐輪流執政」如此單純。如果蔣介石採納胡適的建議，將國民黨分成兩個黨互相競爭，而如果當時遍布全臺灣的本土政治菁英集體加入新的政黨，和純粹外省人組成的舊政黨競爭，結局可以預見。

胡適的政治思考似乎一直非常天真。在《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的演講中，他對言論自由的獲得和保障是這樣思考的：「當政的人總是討厭人家批評的。……起初雖然覺得討厭，但看慣了，就覺得批評是善意的，不是惡意的。因此時間長了，言論多了，可以使當局養成接受批評和容忍批評的習慣；一般人民也可因此而養成了爭取自由的習慣。」獨裁者壓制言論自由的原因，竟然是因為不習慣被批評；而保障言論自由的制度，居然可以用習慣來建立。

胡適的建議或許來自對蔣介石政治傾向的誤解。雖然凱末爾將其執政黨一分為二比較是政治算計，可是他和蔣介石畢竟是完全不同的獨裁者。凱末爾是一個充滿使命感、對國家未來有特定視野的「轉型式領袖」。他瞧不起拿破崙，因為「拿破崙戰鬥只是為了野心」；凱末爾認為他自己「則是為了理念」。蔣介石顯然不是這樣的人物。蔣介石長久掌握權力，可是無論是在中國的亂局、或臺灣的長久安定中，人民對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視野毫無所知，除了反共和「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發起「新生活運動」。該運動的基本精神是禮義廉恥。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說法，運動是「根據中國固有道德的習慣，來決定人所必須的日常生活的行動」，包括「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復興民族的運動」。胡適則認為，新生活運動所「規定的所謂『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飯屑不亂拋，碗筷要擺好』之類」，這些都「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裡面並沒有什麼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麼復興民族的奇蹟」。蔣介石和凱末爾的政治視野差距如此之大，胡適對蔣介石的要求，實在是強人所難。

雖然胡適的天真想法沒有實現，《自由中國》雜誌同仁組織新政黨的呼聲和計畫，依然持續進行。早在創刊不久，《自由中國》雜誌一九五○年一月就刊出了蔣廷黻所擬的「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胡適和蔣廷黻曾在前一年大陸淪陷後，共同發表這份組織綱要。該新政黨的組織綱要將「反對一黨專政」明列於宗旨之中：「（甲）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為中國政府一切權力的源泉。（乙）政府應維護保障思想信仰的自由，和保障發表思想信仰的自由，並承認個人或團體都有權用和平的方式對政府表示異議或反對。（丙）我們反對一黨專政。（丁）政府應實行法治……」

雖然幾乎一創刊就登出反對黨草案，雜誌在頭幾年都沒有討論反對黨的問題。一直到雜誌的晚期，在雜誌和國民黨政權產生劇烈的衝突之後，反對黨議題才成為雜誌的主要焦點。雜誌於第十六卷第三期（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刊登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除了論述反對黨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臺灣之所以缺乏有意義的反對黨，是因為在野黨不夠努力，以及執政黨對於反對黨的成立和發展毫不熱心。該文的結論是，「執政黨必須確認反對黨為當前所必須。」同年十月，傅正在第十七卷第七期發表〈從責任政治說到反對黨〉，呼籲「國民黨分黨，即由國民黨的很多開明進步分子……共同宣布脫離國民黨的現有組織，而另成立新的政黨」。他同時結論說，「反對黨之能否出現，首在國民黨的負責當局，對民主政治有無信心與決心而已。」這兩篇文章都將反對黨的成立，部分寄望於國民黨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智慧。

期待國民黨容忍，甚至主動放棄優勢地位以讓反對黨得以發展，這樣的想法不斷出現在雜誌的論述中。次年，第十八卷第十二期（一九五八年六月）的社論〈積極展開新黨運動！〉，呼應胡適不久之前在《自由中國》雜誌的演講：新黨應由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組成；同時新黨也不必急於取得政權，以讓「政府和執政黨不害怕」。一個多月之後（第十九卷第三期），牟力非又發表〈我對知識分子大結合的看法和寄望〉：知識分子的意志是否堅定，實為組黨能否成功的「前提」；而組黨能否成功的「關鍵」卻是，能否獲得國民黨的諒解，以及國民黨是否願意諒解。

在次期的雜誌上（第十九卷第四期），黎復的〈反對黨勢在必組〉一文結論說，「組黨已臨『水到渠成』之勢，追求自由民主的全國人士應該由『坐而言』進為『起而行』；在陳誠先生組成新政府的時候，應該促成這一個有力的反對黨適時誕生。胡先生如能立即以函件和政府首長做正式洽商，那是更好的了。」甚至向來主張組黨最力的朱伴耘（朱一鳴），在次期的〈五論反對黨〉中也主張，雜誌同仁應該明白詢問政府是否容許組織反對黨。他建議，如果政府不容許，則在海外組織流亡政黨。

不只反對黨成立的關鍵在於國民黨的容忍和容許，反對黨的發展也有賴於國民黨的政治良心。雷震於一九六○年五月（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這是雷震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之前，最後一篇討論反對黨的文章。雷震這時已經和本土政治人物有頻繁的接觸，雙方合作共同組黨已經醞釀許久。所以雷震在這篇文章中已經不再認為新黨的骨幹應該是知識分子，而是「無黨無派人士」。不過該文也用甚大的篇幅論述，國民黨的自覺和良知是新黨發展的必要條件：

為使新黨能夠成長發展，為使中國的政治能夠步入民主軌道，我們要求國民黨最少最少要能做到下面三個條件。……第一，國民黨須退出軍隊、警察、和學校與司法機關。……鐵路黨部、公路黨部、產業黨部等等一律撤銷。……第二，國民黨的黨費不由國庫開支。……第三，變相的國民黨的機構，如社會服務站、青年救國團，文化工作隊，和學校的課外活動組等等之類的組織，一律撤銷。……這樣，新黨才有成長的希望。

文章結論說，「希望新黨組成之後，國民黨要退居於普通政黨的地位，彼此均依賴自己的政綱政策，用民主的方式去號召，依公理法律去角逐。……這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希望對於民主政治有志之士，大家挺起胸膛，趕快起來組織新黨。」

在那個威權時代，國民黨控制了政府、軍隊、情治系統、各級學校以及所有的民間社團，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另一方面，蔣介石對民主政治的敵視也早已清楚顯示。欲推動民主的《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將組黨計畫寄望於國民黨的容忍，將新黨發展的遠景寄託於國民黨的政治良心，並不難理解。不過，這樣的想法卻顯示了其政治思考的局限性。以這樣的想法對抗獨裁統治，鐵定難以成功。

雖然胡適對成立新政黨的理念幾近天真，《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除了傅正之外，仍然對他殷切期待，視他為足以領導新政黨的唯一人選。無論胡適居留美國期間或回到臺灣，雷震一直對胡適提出領導新政黨的期待。由於雷震的不斷要求，胡適終於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寫信給雷震，清楚地告訴他，他不可能出來領導反對黨。可是雷震仍然不死心；他立即回信，退而求其次要求胡適當「名義上的領導人」。

雷震在信中提出八大理由，認為胡適非當新黨的領導人不可，即使「只負名義上之領導」。這八大理由，包括：胡適「為四十年來民主自由思想的領導人」，「國民黨自由分子與無黨無派之自由分子需他出來領導」，「新反對黨要以臺灣為重心，臺灣人認他為鄉親」，胡適的聲望足以「影響大陸人心」，胡適和美國關係良好，以及（似乎最重要的）「當權者怕胡適出來」。

這些正是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一直期待胡適出來領導反對黨的原因。一九五八年五月，齊世英、成舍我、胡秋原、陶百川、王世憲、夏濤聲、端木愷等人在雷震家聚餐。餐後照例談到組黨的問題。有人說，兩年之後看蔣介石是否連任再談。齊世英說，臺灣人正苦悶，如果反對黨能將臺灣人框入，可減少流血。可是更重要的是，「大家認為胡先生不肯跳火坑，是可惜的事，因非他來領導，是搞不起來的。」

不久之後，雷震和他的香港朋友們談到新黨的問題。香港的朋友對胡適頗有微詞，卻遭雷震「不客氣地」告訴他們：「今日之局面，如胡不出來，我不相信反對黨可組成。」其實當天早上，胡秋原才告訴雷震前幾天他請胡適出來組黨的經過。胡秋原採取激將的方式勸胡適出來組黨。胡適回答說，他不是愛惜羽毛的人。可是他對政治太外行，所以他還要和蔣介石談一談。第二天胡適就和蔣介石會面，只是不知道有沒有提及反對黨的事；如果胡適提了，我們也不知道蔣介石如何回答，因胡適的日記並無記載。

組織反對黨、推動自由民主，竟然還要先和獨裁者談一談，這或許不是政治外行就足以解釋的行為。不論胡適的動機為何，光是這個想法就足以判斷胡適絕對不可能出來領導反對黨。即使如此，雷震及他的同志們仍然沒有放棄希望。一直到一九六○年五月，當時組織新黨行動雖未公開宣布，在眾人心中卻已勢在必行，大家仍然希望胡適出來領導。四日晚上，吳三連請胡適晚餐，作陪者有李萬居、雷震、郭雨新、蔣勻田、夏濤聲、齊世英等人。席間郭雨新敦請胡適出來領導新黨。胡適並沒有答應，只是鼓勵眾人行動，因為有臺灣人民做為依靠。

胡適雖然沒有領導反對黨的意願，對雷震的組黨行動卻一直是百般鼓勵。胡適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雷震常去南港看他。胡適有一次告訴雷震，他「可做新黨黨員，召開成立大會和黨員大會時，一定出席演講捧場」。可是雷震仍然覺得自己的聲望和地位，不足以保護自己和同志：「儘管胡適這樣勉勵，我還是不敢出來組黨。」雷震說，蔣介石連孫中山的左右手胡漢民都敢關起來，「還不會關我嗎？」「恐怕黨未組成，人已經坐牢了。」可是胡適仍然不斷鼓勵雷震，有一次對向雷震說：「俟河之清，人生幾何！」另一次則說：「不要徘徊瞻顧，需拿出勇氣來……」。後來組織新政黨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胡適在總統府遇見王世憲，對新黨即將成立感到非常興奮。胡適並且說，亨利魯斯知道這件事後也非常高興。

p128《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因保守的政治立場，一向與蔣介石友好。

亨利魯斯是美國媒體鉅子，當時擁有《時代》、《財星》、《生活》諸雜誌。《時代》雜誌被他視為「私人日記」，雜誌在重大議題上、特別是總統候選人的喜好，必須反應他的立場。曾有朋友問他說，如果你的編輯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和你不一樣，雜誌應該支持誰？亨利魯斯毫不遲疑地說，「雜誌當然應該支持我屬意的候選人。」他因此成為美國政治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經常和歷任美國總統聚餐。約翰．甘迺迪有一次和他吃飯之後對手下的人說，他對亨利魯斯這個人沒什麼意見，唯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的編輯們對他唯唯諾諾，毫無自己的主張。

由於亨利魯斯的父親是傳教士，他在中國出生，直到十六歲才第一次進入美國，接受中學教育。耶魯大學畢業後他和同學白手起家，共同創辦《時代》雜誌。出生和成長於中國的經驗，讓亨利魯斯特別關心中國政治。因為其保守的政治立場，他成為反共的、信仰基督教的蔣介石，在美國最堅定和忠貞的友人。雷震被逮捕之後，他氣得打電話給駐美大使葉公超說，「你們為什麼要自掘墳墓？」可是因為雷震的組黨行動對獨裁統治巨大衝擊，蔣介石不惜讓這位堅定的支持者失望。蔣介石或許也有恃無恐，如果美國人要反共，除了支持他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胡適是近代中國聲望最高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不只美國政界和媒體喜歡他，胡適也具有世界性的聲望，他溫文儒雅的學者氣質既無法加以醜化、也容易被不同階層、不同族群的民眾接受。他出殯時民眾沿街路祭，足以反應胡適民間聲望之隆。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出來組織反對黨，蔣介石能用什麼理由逮捕他呢？逮捕之後，在海外華人圈，在做為臺灣保護國的美國，又將引起何等巨大的反彈？正如雷震在一九五八年向胡適轉述一位美國記者的看法：如果雷震因組織新黨被逮捕，美國可能會問一問；如果是王世憲被捕，他只是五百名立委之一；如果是胡適被捕，則全世界震動。胡適確實是蔣介石最害怕的人物。這也是為何蔣介石百般討好、巴結胡適。

p129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胡適的靈車駛出殯儀館大門，兩旁擠滿了送殯的民眾。（胡適紀念館）

然而胡適並不願意介入組黨行動。如果當時胡適出來組織、領導新的政黨，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必然將重新改寫。雖然反對黨的成立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有了反對黨，民主的未來仍未可知。不過，其後的政治發展將因反對黨的存在遠為不同。胡適站在歷史的轉捩點，而且也有足夠的能力扭轉歷史，可是他並沒有投身這項重要的歷史進程。於是，他的一生只有兩個貢獻。一是年輕時期「開風氣之先」，宣揚白話文、民主和科學；二是充當《自由中國》雜誌的「保護傘」。雜誌社的編輯委員及重要作者夏道平認為，如果沒有胡適這個保護傘，雜誌不可能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生存十一年之久。除此之外，胡適在學術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沒有留下太多痕跡。

雖然胡適沒有答應出來領導反對黨，雷震和本土菁英卻都已經各自在進行組黨的計畫。一九五八年六月間，夏濤聲、陶百川、王世憲、成舍我、端木愷、胡秋原等人在雷震家聚會，討論組織新政黨。雖然結論還是希望胡適出來領導，因為有他出來領導，組黨「比較輕而易舉」。可是大家仍然有共識：如果胡適不出來，組黨工作還是要進行下去。其中以胡秋原最為堅決；他說，「非如此則不能救國」。事實上，雷震和立法委員齊世英早就和本省籍政治人物密切接觸中，也暗中邀請他們加入新的政黨。當時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和本土菁英雙方已決定合作，試圖共創民主大業了。

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合作，胡適應有促成之功。在《自由中國》雜誌社同仁中，見過的世面最廣、對美國民主的政治過程有較深入瞭解的人，當屬胡適。他建議雷震，組黨必須和本省籍的地方政治人物結合。這當然是非常正確的組黨之路，只有和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結合，外省籍的知識分子才可能克服社會隔離。可是，這樣的結合卻越過了蔣介石的紅線，也注定了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滅亡。

蔣介石可以容忍一群孤立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批評他；這些好發議論的知識分子，是他的獨裁政權最好的民主櫥窗，也為他創造了容忍異己的形象。民主、多元和言論自由，正好是蔣介石爭取國際社會同情、特別是美國支持所需要的。可是和具有社會基礎、有動員能力的本省籍人物結合，就完全不一樣了。正如雷震被蔣介石逮捕後，美國在臺灣的大使發給國務院的電文中所言，如果雷震的政團有機會在公平的選舉中和國民黨競爭，國民黨鐵定失去政權無疑；而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蔣介石似乎也清楚，面對這些具有崇高聲望的知識分子和本土菁英的結合，他的威權政黨沒有競爭力。

雷震和臺灣本土菁英相識甚早。劉明朝早於一九五○年三月就曾請雷震吃飯，作陪的有黃朝琴、羅萬俥、游彌堅、陳逸松。劉明朝是臺南人，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成為日本殖民政府中第一位臺灣人文官。他當時是省參議會議員，陪客均為當時臺灣社會的菁英。兩天後，雷震又主動請劉明、劉明朝、顏欽賢和陳逸松午餐。

p131臺灣十七名制憲代表在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當中有些人成為雷震積極往來的本土政治菁英。如後排左一的顏欽賢與左四的李萬居。

數天之後，雷震在社交場合結識李萬居。該年十二月，吳淮水也拜訪了雷震。吳淮水為大甲地區士紳，是蔣渭水的「臺灣民眾黨」創黨黨員，並且擔任該黨的組織部長。雷震說他「確為一有修養之讀書人，與許丙則不同」。雷震剛到臺灣不久，就和北、中、南各地的本土菁英有過接觸。在醞釀組黨的初始階段，雷震心目中的新黨主力是外省籍知識分子和部分在野黨人士，並沒有包括本土政治人物。可是他先前和本土政治菁英所建立的社會關係，在後來雙方合作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少的助力。

不只雷震和本土菁英經常來往，胡適回臺灣就任中研院長後，也常和他們交往。一九五八年六月中的某一天，當時組織新黨已經進入籌備階段，楊肇嘉、吳三連、郭雨新、李萬居四人聯名邀請胡適聚餐，共四桌。臺北市議員就有二十多人參與，這些人都不是國民黨員。胡適之外，外省籍知識分子如胡秋原、夏濤聲、成舍我、王世憲、陶百川、端木愷等人也參加了聚餐。這天晚上，嚮往民主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共聚一堂，盛況空前。

雷震和本土政治菁英的頻繁互動，當然引起國民黨的高度關注。本省籍政治人物宴請胡適之前不久，徐復觀告訴雷震：蔣經國對香港記者卜少夫說，雷震和臺灣獨立人士搞在一起。雷震回答徐復觀說，他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見過臺灣人。雷震並且說，「我過去一再告訴美國人，臺灣人目前無領袖人才，現在扶植臺灣人是要失敗的。」雖然雷震對本土菁英的評價似乎不高，可是由於外省人在臺灣社會的孤立，組黨非和本省籍政治人物合作不可。

然而在合作的過程中，外省籍知識分子對本土政治人物卻相當戒慎恐懼。一九六○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做法。」在當時的族群關係中，戴杜衡的疑慮反應了大多數外省人的心境。甚至在近半個世紀之後，民進黨極可能取得政權的情況下，仍有部分外省籍同胞如此擔心。

雷震對戴杜衡疑慮的回答是：「我們不參加，他們還是會出來（組織反對黨）；我們參加，反而可以防止惡化。」之後不久，雷震積極遊說齊世英、端木愷、成舍我等外省籍人士加入新黨。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的那個重要會議（見第六章）之後數天，領導核心在高玉樹的陽明山別墅開會，雷震說：今後新黨的迫切工作，一是籌錢，因為大陸人太窮、臺灣人太吝嗇；二是盡力避免臺灣人和大陸人分裂。雷震的心胸和見識，確實超越群倫。

除了族群緊張關係之外，本土政治菁英的認同傾向也讓外省籍同志有所疑懼。他們的「地方主義」（也就是臺灣獨立）傾向，一直是外省籍同志的隱憂。從組黨的籌備階段，到雷震被逮捕之後思考是否繼續組黨，這個疑慮一直存在於外省籍同志中。雷震曾經對齊世英說，「必須內地人和臺灣人合起來搞，以免有偏差。」在當時的外省籍政治人物眼中，臺灣認同是一個「偏差」。

在籌備新黨的階段中，楊基振曾主張以「臺灣民主黨」為新黨的名稱。雷震強力反對，因為這個名稱有臺灣獨立的意涵。雷震所堅持的「中國民主黨」成為新黨的名稱。其後在組黨的過程中，外省籍的同志們也或多或少體認到，新的政黨成功組成，具有社會基礎的本省籍政治人物，將會成為新政黨的主流。後來雷震被逮捕之後，他們沒有繼續推動組黨，或許部分是因為這樣的隱憂。

楊基振是臺中縣清水人，他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後，到中國東北滿洲國的鐵路局工作，直到二次戰後才回到臺灣。先任職於省政府交通處。和當時許多臺灣人一樣，為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殘暴所震驚。因為曾經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他對國民黨本質有充分的理解。他在雷震被捕之後，因此不願意繼續推動新黨，甚至拒絕參與新黨。

楊基振在一九五七年參加臺中縣長選舉。和當時有黨外人士參與競選的地區一樣，國民黨援例作票。開票當天，比較支持楊基振的地區援例停電，從晚上六點直到半夜。當供電恢復，投票所自然空無一人，唯一在場的是負責開票作業的選務人員。候選人得票統計於清晨兩點揭曉，楊基振輸給國民黨的候選人林鶴年五千多票。雷震和齊世英在選舉過後不久拜訪楊基振，向他慰問，同時也邀請他加入新黨。

停電只是當時國民黨諸種作票方式之一。更神奇的是同一天發生在高雄縣梓官鄉一四○號投票所的例子。將近四點鐘投票將截止的時候，有兩百多位選民手持身分證來到投票所，卻領不到選票，因為他們的選票已經被領走了。經過駐守該投票所的警察百般威脅，他們仍不願散去。該投票所合格選民的數目是一○六三人，當天晚上開出來的得票數，縣長部分是一○六一票，省議員部分則是一○六○票。這兩百多人的選票確實有人幫他們投了。由於作票證據確鑿，縣長候選人余登發於是提出選舉無效訴訟。結果法院以「一個投票所不足以影響整個選舉結果」為理由，判決余登發敗訴。往後三十年，中華民國的法院一直用這個相同的理由，拒絕黨外對驗票的要求。

我在一九七○年代當學生的時候，曾經見證國民黨神奇的開票過程。當時立法委員候選人郭雨新的助選員，指派幾位從臺北去的大學生，分別負責監看宜蘭縣的投票所，統計參加投票的人數。從投票開始到結束，我的眼光沒有離開我所監看的投票所入口，除了中午助選員送來便當、順便代班讓我上廁所。當天進該投票所投票的選民，根據我的計算是八百多人。後來開出的選票卻有一千兩百多張，多出了百分之五十！多出來的百分之五十選票，當然一張都不可能分給反對者。

這對當時的我，是一個震撼教育。人民不投票，政府替你投，只是當時選舉的常態之一。另一常態是：人民如果投錯票，政府也經常會幫你改正過來。數十年間，國民黨每隔幾年便給臺灣選民一次這樣的震撼教育。數年之後，中壢市的選民終於忍耐不住，在開票當天晚上燒掉了警察局和數部警車。「中壢事件」是臺灣政治的分水嶺。國民黨的權威自此徹底崩潰，新一波的民主運動迅速興起。

雖然外省籍政治人物對本土菁英的認同有疑慮，雙方還是攜手進行在蔣介石獨裁統治下最大膽的計畫：組黨。民主運動終於從言論進入行動。

第六章啟動組黨：本土菁英重登歷史舞臺

當《自由中國》雜誌以言論鼓吹組織新黨的時候，本土政治菁英也開始默默展開行動。這些本土菁英大多參與過反日本殖民運動，如今在祖國的政權底下，環境更為險惡、代價更高昂，他們的心志卻仍未寂滅。他們也都是當時臺灣社會中非常精采和獨特的一群人。

組黨的第一步是：串連、組織全臺灣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士。這個想法誕生在臺灣中部的彰化。當時的彰化雖然是政治和經濟的邊陲地區，在日治時期卻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彰化提供了許多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和領導者。王燈岸在一九五六年間向石錫勳建議，聯合民青兩黨、民主社會人士、以及無黨派候選人，組織聯誼會，仿效日據時代的啟蒙政治運動「文化協會」，到全國各地舉行演講會。石錫勳於是請託他的老朋友郭發，奔波全臺灣，串連各地的黨外人士。王燈岸、石錫勳、郭發都是彰化人，也都是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的老兵。

郭發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於一九二七年進入當時臺灣人的喉舌《臺灣新民報》當記者。後被報社派往廈門，為廈門分部主任。他在中國居住了近十年，直到戰後才回臺灣，定居彰化。在後來的組黨行動中，他被賦予聯絡全臺各地本土政治菁英的工作。王燈岸從日本上野中學畢業後，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法律系。臺灣於一九五○年代早期開始舉辦地方選舉，他就參與競選縣議員、彰化市長。之後他不再直接參與，而是全力輔助石錫勳從事政治工作。王燈岸的幕後政治工作，一直延續到黨外運動時期；在彰化地區的黨外運動中，他是備受尊敬的前輩「王老師」。他曾經擔任《美麗島》雜誌的社務委員。可惜他在民進黨成功組黨之前一年逝世，未及看到臺灣民主開花結果。

石錫勳於一九○○年生於彰化市。十八歲考入臺北醫校（臺大醫學院前身）。蔣渭水於一九二一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時，當時就讀醫科五年級的學弟，自然成為蔣渭水吸收的對象。畢業後至高雄旗津開業，立即擔任「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期成同盟會」高雄州總幹事。一九二三年二月「同盟會」於東京開成立大會，和蔣渭水、林呈祿、林幼春、蔡式穀、陳逢源等被選為十六名理事之一。同年十二月，日警大肆逮捕「同盟會」會員四十九人，史稱「治警事件」。石錫勳為高雄首先被逮捕者。蔣渭水被判刑四個月，石錫勳則被判罰金一百圓。「文化協會」分裂後，他出任中央委員。在參與《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的本土菁英中，許多人具有反殖民運動經驗。其中以石錫勳的資歷最深。

臺灣光復後，石錫勳擔任彰化地區「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後被委員會選為彰化市長。根據謝雪紅革命伙伴楊克煌的回憶，石錫勳上任一個多星期之後，國民黨政府派了另外的人取代他。國民黨統治臺灣之後，一直特意疏離具有社會基礎、廣受尊敬的反殖民運動菁英，石錫勳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警備總部甚至在一九四九年以他和廖文毅聯絡為由，將石錫勳逮捕、拘禁了三個多月。

石錫勳於一九五四年參加彰化縣長選舉，因國民黨作票落選。開票當晚，憤怒群眾集結於競選總部抗議，久久不願散去。石錫勳後來提起選舉無效訴訟，每次有證人要到臺北出庭作證，總有群眾到車站送行，燃放鞭炮，如同歡送軍人出征一樣。他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年都又參加彰化縣長選舉，兩次都沒有成功。

在參與自由中國運動的本土政治菁英中，石錫勳不只反殖民運動的資歷最深，他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努力也最為堅忍。他四次參加彰化縣長選舉。在那個時代，不斷從事這樣的行動，不只必須忍受國民黨的騷擾，也必須忍受不明事理的鄉親取笑。而他所獲得的廢票之多也反映了，當時即使要在地方上維持最起碼的存在，都是多麼困難，需要多麼驚人的堅忍和毅力。石錫勳的歷史地位，至今仍然被嚴重低估。

當時縣市長和省議員選舉即將揭幕。即將參選彰化縣長的石錫勳、臺中市長候選人何春木、以及臺中縣長候選人楊基振共同發起，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在臺中市醉月樓餐廳，召開「第三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選務改進座談會」。與會者包括高雄市的楊金虎、李連麗卿、高雄縣的余登發、臺南市的葉廷珪、洪錐、臺中縣的王地等，及媒體記者多人。會議由李萬居擔任主席。

何春木早在一九五○年就當選臺中市議員，當時他才二十七歲。在當時參與組黨運動的本土政治菁英中，何春木顯得非常突出。其他大多數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許多是日本大學的畢業生，何春木卻只有小學畢業。他的父親是臺中糖廠的鐵路工人；成長在窮苦之家，他小學畢業就到鐵工廠當學徒，不只沒有薪水還得幫師傅打雜。後來進入臺灣新聞社當工友，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報社內的小圖書館幫他打開了世界之窗，也啟蒙了他的人生。他利用時間勤勉閱讀，也被允許將書帶回家裡。臺灣文壇前輩巫永福當時也是該社記者，經常給他指導和建議，成為他的心靈導師。幾年之後，許多日籍記者被徵調參軍，報社對外招考徵才。他竟擊敗許多高學歷的競爭者，成為報社記者。後來他追隨李萬居離開《臺灣新生報》，加入李的《公論報》，並擔任該報的臺中分社主任。

他總共參選十三次，包括臺中市議員、臺灣省議員、臺中市長，幾番拒絕國民黨的勸誘入黨，一生都以無黨籍的身分參選，直到民進黨成立。在威權體制下，和國民黨對抗不可能一帆風順。因為家無恆產，競選失利之後必須設法謀生。有一度他賣木炭，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仍然經常和兒子將一籠一籠的木炭扛上二樓餐廳的廚房。他如果接受國民黨的招降，應該毋須如此辛苦。

在長久的從政過程中，他的低學歷一直為對手所攻擊。許多人有幸誕生在優渥之家，能接受高等教育純屬運氣，然而卻以此來取笑不幸的同胞。如果何春木當時知道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的林肯，竟然成為最能啟迪人心的美國總統，其文采也是目前為止歷任總統中最突出者，他當不致長期在創傷中追求無謂的學歷。

三位出面召集會議的縣市長候選人都沒有當選。三年之後，何春木又參加臺中市長選舉，當時他的女兒在國民小學讀三年級。選戰期間，老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表態支持對象。所有的同學都舉手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邱欽洲，他的女兒是唯一沒有舉手的人。可是卻因為怕老師責罵，也不敢舉手支持自己的父親。四十年後，他的女兒對這一幕仍然記憶鮮明；這件事對她應是一個長期的創傷。在威權體制下，民族幼苗的心靈仍然無法倖免被折磨。

所有人在當天會議的發言，全部集中於批評國民黨在選舉過程中如何違法、在記票過程中又如何舞弊。余登發說，這些情況讓「我們黨外人士參選實質上毫無意義」。臺中縣議會議長王地隨後則說，如果政府不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應該全體脫離競選，而讓國民黨一黨競選。」這樣的意見幸好沒有成為當天會議的決議。當天通過的幾項決議包括：嚴格取締選務人員及公教治安人員違法助選；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不得兼任選舉監察小組召集人；各黨共同推薦兩名投票所監票人員。這些要求都非常低調，今天看來也都理所當然。可是卻為國民黨拒絕。

這一次選舉在省議員選舉部分倒是有些收穫。郭國基在臺北市、吳三連在臺南縣、李源棧在高雄市、郭雨新在宜蘭縣、李萬居在雲林縣、許世賢在嘉義，都成功連任或當選省議員，成為當時人所稱的省議會「五虎將」、「五龍一鳳」。這六位當選的黨外省議員中，許世賢、李源棧、吳三連、郭雨新都是現任省議員，李萬居更是省議會的元老，也曾經擔任過省參議會副議長。他們崇高的民間聲望讓國民黨的作票機制難以發揮。他們也都成為組黨運動中，本土政治菁英的主力。他們在省議會中的質詢，雖然無法直接批判威權體制的核心原則，至少象徵著反國民黨力量的存在。

p143省議會五龍一鳳的「鳳」指的就是許世賢（右二），左一為郭雨新。（郭時南提供）

其中的許世賢，直到今天都仍是足為楷模的女性政治人物。由於出身的不同，她的政治性格不是如謝雪紅般的狂風暴雨，而是像一條安靜的大河，內在的力量只有在關鍵時刻才顯現。誕生於富裕家庭，她在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於一九二六年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她在東京讀醫學院期間，就已經對公共事務產生興趣。她經常去旁聽政治演講，也將孫中山的相片貼在房間的牆上。除了研讀醫學，她廣泛閱讀，包括《資治通鑑》和《東萊博議》，並擁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各一套。

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直到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為止，期間還包含兩任立法委員；長久的從政生涯中從來沒有落選過。二二八事件動亂期間，在人民和軍隊對峙的緊張情境下，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將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許世賢志願前往。

這一次的選舉，國民黨依照往例嚴格限制對手的行動，自己則猛烈動員軍公教和警察參與；也依照往例排除對手參與監督開票過程。選舉過後，李萬居接受之前「選務改進座談會」的決議，串連全國參與選舉的黨外人士。在李萬居的奔走下，全臺灣的黨外人士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在臺北市「新蓬萊公共食堂」召開選舉檢討會。雷震也代表《自由中國》參加了這次檢討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說。除了雷震，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蔣勻田、青年黨祕書長王嵐僧、監察委員葉時修、楊毓滋等也參加了集會。

這是所有反國民黨的外省籍政治勢力，首度和本土政治菁英的大規模、公開、正式的集結。

會議由楊金虎擔任主席。楊金虎生於臺南中產之家，父親務農兼醫生，日治時期曾擔任保正，母親除了協助農務外也兼營染布業。他在臺北醫學校畢業後，開業數年，然後到日本進入日本醫科大學。回國後在高雄開業，並加入蔣渭水的「臺灣民眾黨」，為高雄支部委員。一九二八年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中，楊金虎被選為政治委員會委員。臺灣併入中國之後，他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並出任民主社會黨省黨部副主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兩次競選高雄市長都失敗。一九六四年成功當選高雄市長。

楊金虎雖然參與《自由中國》民主運動，也在這個歷史性的集會中擔任主席，不過他於一九九○年出版的回憶錄，並沒有提到他對這個重要運動的參與。另外兩位運動的領導人高玉樹和吳三連，他們的回憶錄雖然也都出版在自由民主時代，對這個運動也談得不多。三位重要領導人對運動歷史意義的評價，和我們似乎有很大的差距。

會議中，來自臺灣各地的黨外人士紛紛以其自身經驗，再一次對國民黨選舉規則的不公提出抨擊，包括軍公教治安人員違法助選、選務機構違法、選務監察人員不公、以政府公款為黨候選人助選等。此次會議的聲明中說，如果此種現象繼續下去，「將使每一省民，無分愚智，不復相信政治社會亦有所謂公平與正直。」「這是政治威權體制對社會人心最大的殘害。」

會議同時決議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推舉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諸寶恆、李茂松、楊基振、余登發為籌備委員。郭雨新為省議會「五龍一鳳」之一員，出生於宜蘭；賴板橋富商林松壽資助，得以在宜蘭農校畢業後，考取進入臺北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他從一九四九年起，就當選宜蘭地區的省議員，往後一直連任。

余登發亦為本土政治菁英的精采人物。他在一九○四年出生於高雄後勁。臺南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後，進入高雄州廳勸業課，後來在橋頭鄉從事代書業務。因為業務關係，他大量購買土地；光是一九四○年就用低利貸款買了近百甲的土地。後來又不斷地買。這些連他自己也不清楚數量的土地，成為他從政最大的經濟資本。余登發於一九四六年當選第一任橋頭鄉鄉長，當時經濟混亂、社會不安。他賣地來補助鄉公所經費、也自費幫鄉民造橋。半年後又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和吳三連等二十六名臺灣選出的國大代表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鄉長任滿前一個月，當選高雄縣農田水利會主任委員。於是又將自己五萬多公斤稻穀賣掉，充作水利會職員的薪水。

余登發每參加一次選舉，就賣掉一些地。他一生共參加十次選舉，總共賣了多少土地，他自己恐怕也弄不清楚。選舉賣地，當選之後也得賣地，以補貼公家資源之不足。雖然富甲一方，他仍然保有上一代臺灣人勤儉的美德。他的穿著和談吐都與一般農夫沒有兩樣，到臺北辦事總是投宿後車站附近的廉價旅館。一度沒有公職在身的時候，他在占地十八公頃的八卦寮養魚。他的媳婦余陳月瑛，後來當選議員、立法委員、高雄縣長，每天早上五點由工人用摩托車載到魚塭從事家庭勞動。

余登發和國民黨的恩怨和其人一樣，充滿傳奇色彩。他的水利會長職位被省主席吳國楨免除，理由是「出差太多」。實情是不久之前，他在報紙登廣告大罵吳國楨，因為他的副會長以違法程序，將屏東水利會獨立出去，吳國楨的省政府竟然加以核准。雷震被逮捕後，他當選高雄縣長。三年後他的縣長職位又被國民黨政府免除。表面的原因是官司，實際的原因當然是他此時和國民黨已經水火不容。當選縣長不久，他即將縣政府補貼國民黨縣黨部的預算三百多萬元刪除。他又發公文給國民黨高雄縣黨部主委，公文以「鳳山市民」稱呼主委，警告他不得在上班時間召集縣政府員工開黨部會議。在當時的黨國體制下，黨部主委在地方不可一世，權力和地位都遠高於縣市長。他們是統治者在地方的頭人，也掌握所有公職的提名權，是從政黨員爭相籠絡、奉承的對象。余登發卻發公文，警告這個市民。國民黨控制整個國家機構及司法系統，要和它正面對抗，本身非得清廉不可。不過，日理萬機的行政職務還是讓余登發官司纏身。

不久之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七位籌備委員又自全臺灣各地邀請更多黨外人士加入，籌備委員多達三十九人。之後向內政部提出社團登記，總共有七十八位發起人。他們來自全臺灣，包括臺北市（十二位）、臺北縣（三位）、桃園縣（五位）、臺中市（二位）、臺中縣（七位）、南投縣（二位）、彰化縣（八位）、臺南市（二位）、臺南縣（三位）、雲林縣（五位）、嘉義縣（六位）、高雄市（十位）、高雄縣（二位）、宜蘭縣（三位），以及八位外省籍人士。

發起人的社會基礎更是雄厚。這七十八位發起人中，有二十八位縣市議員（包括一位議長、一位副議長）、十三位省議員、三位前省議員、六位國大代表、二位前臺北市長、十位縣市長參選人、二位律師、七位醫生。常務理事則是吳三連、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許世賢、王地、李源棧七人。

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發起人不只包括當時臺灣人的領袖，如吳三連、李萬居、許世賢、郭雨新、石錫勳、楊金虎、余登發等人，其他成員的背景也顯示：這一波運動的社會關係和群眾基礎，遠遠超越後來的黨外運動。郭雨新曾向雷震說，地方自治研究會就是以後的新黨。如果他們具備如三十年後的民進黨那樣的決心，在雷震被逮捕之後將組黨行動繼續下去，再接再厲、不斷挑戰，也集體承擔後果，國民黨將面對一個棘手的難題。對如此眾多本土政治菁英的大逮捕，其影響將是另一個二二八。如果他們堅持下去，新政黨或會有完全不同的命運。

地方自治研究會申請成立將近一年之後，國民黨政府不加理睬，申請案毫無下文。而一九六○年的縣市長、省議員選舉又即將來到。籌備委員們經過幾次聚會，最後於選舉之前向國民黨提出十五條要求，都是關於選舉不公的問題。國民黨當然也繼續不加以理睬。

選舉之後，來自全臺灣各地的民主人士又於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臺北市和平東路的民社黨總部，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仍然有人對國民黨的公然舞弊和違規，提出抨擊。可是大多的發言卻已經集中於組織新黨了。組黨議題首先由曾經參選基隆市長的諸寶恆提出：「選舉辦得如何，有目共睹，不必多說。今天應該把握這個機會，以今天在場出席人員的名義，發表一個宣言，成立一個新的政黨，才是根本辦法。」曾任高雄市議員的李順德緊接著發言，「希望民青兩黨早日解散，由大家來組織一個新的政黨。」曾競選嘉義縣長的許竹模律師緊接發言，「贊同兩位先生的意見，大家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來對付國民黨。」然後郭國基接著說，「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臺灣民主人士共同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接著發言的何春木也呼應先前的意見，組織新黨。然後李牲源、李連麗卿、蔡德彬、蘇東啟、黃振三、傅添榮、洪添祿、陸雲皆、李福春都相繼發言，呼籲組織新黨。選舉檢討會成了新黨催生會。

p148一九六○年，籌組新政黨箭在弦上，本省與外省的政治、知識菁英頻頻聚會，圖為一九六○年一次聚會上，胡適（右三）與吳三連（右一）、郭雨新（右二）、李萬居（左二）合影。（陳菊提供）

李萬居主席最後做成結論，其中之一是依幾位領導人在會前獲得的共識，成立「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各地廣設分會。會議結論的最後一句話是，「至於另組新的強大的反對黨問題，由座談會與民青兩黨協商進行。」雖然沒有做成立即組織新黨的決議，不過會議中的發言、以及會議結論都全文登載在隨後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上。加上雜誌先前討論反對黨的諸多文章，組黨已經是箭在弦上、蓄勢待發了。新黨議題立即成為社會和媒體關注的焦點：國民黨是否可能容忍？國民黨會用什麼手段對付？

會議結束一週後，雷震在家裡邀宴當天會議的主席團成員，包括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王地，同時也邀請了齊世英、夏濤聲和民社黨及青年黨的重要領導人。而且，這一天的聚餐，胡適也到了。網羅全臺灣的本土菁英，加上民青兩黨、以及國民黨內民主派，在胡適的領導之下共同組織一個反對黨，是雷震的理想。胡適雖然沒有出面領導，卻參加了會議，而且也在會中百般鼓勵。胡適後來也允諾擔任新政黨的顧問；他更是兩次參加新成立的「選舉改進座談會」的主席團會議，該會即為新政黨的前身。胡適雖然不當領導人，對新政黨的組織工作一直熱心參與。

雷震長久以來的夢想似乎即將實現。

齊世英是當時立法院CC派的領導人。他在日本京都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遊學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一九二九年他才三十歲，即負責國民黨在東北的黨務。抗戰勝利後，他是國民黨在東北最有勢力的人。東北九省三市的黨部主委都是他的人，黨部委員也由他報中央派任。蔣介石父子和CC派的關係原本就緊張；有組織的力量永遠是獨裁者的眼中釘。蔣介石曾經在立法院長張道藩面前生氣說，「立法院這些人到底是聽齊世英的，還是聽我的？」齊世英參與雷震的組黨運動後，蔣介石父子對他更為痛恨。新黨運動失敗之後，蔣介石三次運作CC派部分成員，希望將齊世英逐出派門、從而將他孤立，可是都沒有成功。由此亦可見蔣介石的格局，和齊世英的人品和人望。他後來於一九六五年因為在立法院發言反對電力加價，終於被蔣介石開除國民黨黨籍。

p150日本留學時期的吳三連

吳三連也是具有反殖民運動經歷的本土菁英。他出生於貧苦家庭，因獲得板橋林熊徵的獎學金得以到日本讀書，入東京一橋商業大學。他於一九二○年在日本參加臺灣反殖民運動的前鋒團體「新民會」，幾年後又擔任團長率領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文化演講團」回臺灣從事宣傳活動。林熊徵提供獎學金的目的是為其龐大事業培養經營人才，吳三連卻不專心讀書，跑回臺灣從事反殖民政府的活動。林熊徵派人要他停止政治活動，吳三連沒有接受。不過林熊徵並沒有因此取消他的獎學金。林熊徵的氣度讓吳三連一生念念不忘。

戰後吳三連在一九四七年當選國大代表，一九五○年被任命為臺北市長，次年當選第一屆民選臺北市長，然後擔任兩屆省議員。他的兒子吳逸民在臺大求學期間，因為涉及中共地下黨，於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判刑十年。吳三連因為曾經當過臺北市長，黨政關係良好，於一九五四年獲得政府特許創辦臺南紡織公司，並擔任董事長；同時也是彰化銀行、臺灣水泥公司董事、中和紡織公司董事長。又於一九六○年創辦環球水泥公司，擔任董事長。他的經濟資源成為組黨運動的重要依賴。

不過也因為他的龐大事業，他不得不在組黨的關鍵時刻遠走美國。一九六○年八月，省議會國民黨黨團幹事長許金德奉命告訴吳三連，如果他參加新黨，他的三個事業集團將不可能從銀行獲得任何貸款。半年之後吳三連從美國回臺灣，這時已是人事全非了。他在回憶錄中說，「在當時那般時空，事業關係網路繁複的我，自沒有能耐抵擋來自掌權當局的高壓。權勢者及親友多方交逼下，為免傷及無辜，不得已黯然出國長達半年之久。」

除了國民黨用經濟利益威脅之外，導致吳三連退出的另一原因是，他對運動內部的人事並非充滿期待。「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召集人將是未來新政黨的核心領導人，這是大家的共識，也是勢所必然。可是這十多位召集人的人選卻有很大的問題，其中郭國基尤其令他頭痛。後來甚至有另一召集人臺南市長葉廷珪，在市長選舉落選後登報攻擊他。

這一天的主席團會議決定了三十四位「選舉改進座談會」籌備委員的名單，以及雷震、李萬居、高玉樹三位發言人；祕書處為傅正、李賜卿、郭發和謝漢儒。其他籌備委員包括：臺北市的吳三連、郭國基、夏濤聲、齊世英、成舍我、楊毓滋、李甡源、李連麗卿、宋霖康、李福春、李賜卿、朱文伯；臺北縣的李秋遠；基隆市的諸寶恆；宜蘭的郭雨新；桃園的黃玉嬌；新竹的林丕讓、葉炳煌、鄭宋柳、傅添榮；臺中的楊基振、何春木、楊秋澤、王地；彰化的石錫勳；雲林的蘇東啟、王吟貴；嘉義的許竹模、許世賢；臺南的葉廷珪、魏東安；高雄的陸雲皆、楊金虎、李源棧、余登發等人。

高玉樹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機械工程系。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經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當選臺北市長，當時他四十歲。在組織新黨的過程中，高玉樹一直身居領導階層。其高超的政治技巧，使他成為臺灣政壇難得見到的長青樹。臺灣現代史中，只有後來的李登輝足以和他匹敵，在不同政權底下都能游刃有餘。

雷震當時對高玉樹似乎有些不滿。他在一九五八年一天的日記中提到：「十二點半開會，拖到三點才開始；眾人皆到，只有高玉樹未到。打電話去，說在睡覺。四點終於來了，坐了一下卻馬上又走。」有一天，雷震要約他及李萬居南下串連，高玉樹整天不接電話、也不回電，消失不見。可是高玉樹畢竟是具有全國性聲望的本土政治菁英，財力也頗為雄厚。雷震心中雖然不滿，仍然必須和他合作。

第一次的「選舉改進座談會」主席團會議後一週，雷震和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齊世英、夏濤聲的小型聚會中，決定在九月成立新黨，以因應將於十一月舉行的地方選舉。屆時新黨將參與選舉，正面和國民黨在選舉中對抗。當天也決定以「中國民主黨」為新黨的名稱。

黨名和成立的大概日期都已決定，雷震和夏濤聲到南港拜訪胡適。雷震對胡適從來不死心。不過胡適卻勸他們不要組織反對黨，因為預料不可能有好結果。雷震當然聽不進去。

六月十一日晚上，眾人在陽明山高玉樹的別墅，舉行了第二次主席團會議。胡適在一週之前才勸雷震不要組織反對黨；不過這一次的會議，胡適還是參加了，並且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見。原本準備對外發表的聲明宣告：如果國民黨拒絕「改進座談會」提出的公平選舉之要求，「我們除全部退出選舉之外，並發動各縣市選民共同放棄選舉。」胡適認為，這種以杯葛來面對不公平選舉的態度，非常錯誤。胡適說，如果國民黨真的拒絕，而你們也真的放棄選舉，那不是完了嗎？國民黨不是額手稱慶嗎？

胡適到底見多識廣，不若他在其他事情上那樣天真。三十年後，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總結「第三波民主化」的啟示，其中之一即是威權政府所提供的選舉，再如何地不公平，反對派也必須參與。因為不公平的選舉仍然提供變天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選舉是反對派唯一可以在言論上號召、在政治上動員、在組織上演練，並培養政治經驗的場所。後來的黨外運動也充分顯示了選舉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性。

經過胡適的提醒，夏濤聲建議將聲明修改為，「倘國民黨黨政當局仍然拒絕，我們當昭告全國，指出選舉的非法，並否認選舉的結果。」聲明同時也宣告：

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絕不容斷送於少數人的自私專政。……我們為了全面改革中國政治，鞏固反共復國的基地，促成民主政治之實現，決定團結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為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而奮鬥，務使一黨專政之局，永遠絕跡於中國。

該聲明於六月十五日對媒體發表，等於是正式對社會宣告組織新政黨的企圖。除了李萬居的《公論報》全文刊出之外，各個報紙都摘要發表了這篇聲明。

針對這篇聲明，內政部長連震東第二天立即舉行記者會，說「選舉座談會」所言之選舉舞弊皆非事實。於是「選舉改進座談會」的籌備委員會議又發出另一篇聲明。該聲明長達三千多字，除了更具體地指陳國民黨如何在選舉中舞弊之外，也如此評價連震東：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已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連橫之子，連戰之父。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奉父親之令到中國工作，並加入國民黨。後隨國民黨回來接收臺灣，曾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董事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五組主任，國大代表、省議會祕書長等職。後來更高升為國民黨副祕書長、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等。

他的父親連橫於臺灣割讓予日本兩年之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兩年後回臺灣擔任日人報紙的漢文部主筆。三年後又到中國參加科舉考試，落榜。於是又回臺灣日人的報社，同時開始撰寫《臺灣通史》。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人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汙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誣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的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切不可因其父而棄之。」林獻堂能成為反殖民運動的領袖，顯然並非全憑其雄厚之財力。連震東的兒子連戰，則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國民黨主席。目前以臺灣政治元老身分，積極投入臺灣和中國兩岸事務。連家三代和臺灣政治都關係密切，也都頗富爭議性。

六月十九日眾人又在《自由中國》雜誌社舉行第三次主席團會議，由雷震擔任主席。雷震報告說，已經有四十六位民主人士願意參加組織新政黨，希望以五十五位為最高上限，繼續招募同志。會議也通過十五位新黨籌備委員會的召集人：雷震、李萬居、吳三連、楊金虎、許世賢、高玉樹、王地、成舍我、夏濤聲、楊毓滋、齊世英、郭雨新、石錫勳、許竹模、葉廷珪。這些人等於是未來新政黨的骨幹，其中有五位是外省人。同時決定於該月二十五日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

二十五日當天有四十多位籌備委員參加了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為召集人。大會於是將召集人增加為十六名，可是又發現需要奇數才能開會，於是又增加一名郭國基。這讓高玉樹很不高興，認為新政黨的將來因此不會太樂觀。郭國基其實並沒有受邀參加這次會議，是黃玉嬌私自邀他來開會。不久之後，在臺中舉行的召集人會議中，楊金虎又提議：郭國基拒絕出任召集人，甚至「公然散布不利本會言論」，應將其開除。

郭國基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當時讓很多人頭痛。他的外號是「郭大炮」，好做驚人之語；他的競選宣傳車上也戲劇性地架著一尊大炮。他出身於屏東的地主家庭，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系畢業。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加入新民會；該會於一九二○年在東京成立，為海外留學生第一個政治團體，會長為林獻堂。曾任《臺灣青年》編輯，參加「留學生文化演講團」回臺灣從事反殖民宣傳。一九二六年在東京由盛世才介紹加入國民黨。

第二次大戰期間，高雄地區的日本情治人員以密謀臺灣獨立為罪名，逮捕當地有反日傾向的人士一百多人，郭國基是其中之一。這個後來稱為「東港事件」的整肅行動中，數人被刑求致死，郭國基被判十年徒刑，後保外就醫。日本投降後，郭參加組織「高等事件復仇會」，將潮洲日本特務槍決於高雄。

根據保密局於二二八事件前夕呈給蔣介石的報告，郭國基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成立大會上鬧場，並向八百多名民眾發言說，中國國民黨並沒有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滿族不過八百萬人卻可統治中國兩百餘年，可見中國人之懦弱。「臺灣民族現有六百餘萬人，自元明清歷代以來，均不願受中國統治，歷有抵抗事實，望各青年均能立志為臺灣獨立而努力，勿再受中國之管轄。」諸如此類的公開發言，使他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逮捕，可是沒有遇難。

他和楊金虎更是充滿恩怨。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楊金虎組織歡迎會接待第一任官派市長。郭國基除了另組「新生活促進會」和他競爭之外，還貼標語要打倒楊金虎等「御用紳士」。在新市長歡迎會上，郭當面攻擊楊金虎曾任「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事實上，林獻堂、林茂生、林呈祿等反殖民運動者亦都為該會會員。郭國基又指責楊金虎曾販賣國父銅像，製造子彈打祖國。事實是：楊金虎私製孫中山的銅像來景仰，可是在戰爭期間金屬物品都被日本政府強迫捐出。郭國基在擔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時候，也拒絕楊金虎申請加入國民黨。

七月二日所有籌備委員和殷海光、夏道平諸人，在雷震家裡聚餐，為即將赴美國開會的胡適送行。胡適在餐會中說，最近媒體報導他將出任反對黨領袖，是空穴來風，並無其事。他還說，他甚至不會參加新政黨。胡適同時建議新政黨不必急著參加十一月的地方選舉。後來在八月初，在組黨行動的緊鑼密鼓階段中，雷震寫信給胡適，問他回國的確切日期。因為反對黨要等胡適回國之後才開成立大會。胡適回信說，「你們反對黨什麼時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國日期與你們何干？根本不應該問我的行期。」

胡適離開後，眾人順便開籌備會議。除了夏濤聲報告草擬新黨黨章、政綱、及政策的進度外，亦通過由吳三連和高玉樹負責財務委員會，夏濤聲、成舍我負責法規委員會，李萬居和郭雨新負責聯絡委員會。新政黨的人事規畫大致完備。

國民黨將如何應對新政黨的出現？接受還是打擊？在全社會的關注中，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七月二十九日刊出了社論〈政黨的承認問題〉：

本黨親身遭遇的反動風潮，不只一次。同時本黨親眼看見的新黨運動，亦不止一次。現在又有所謂「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其名而組黨其實的運動在進行中。我們並不重視，亦決不予以承認。

倘如今日再有「救國會」和「民主同盟」一類的組織，甘心為共匪充外圍，做尾巴，從事顛覆國家的陰謀活動，我們決計沒有予以承認，與其交往之可能。今日所謂「反對黨」的組黨運動，其真正企圖為何，真實目的何在，都未可知。我們自亦沒有予以承認而與其交往之可能。

民主不是混亂，法治須論是非。救國復國尤當辨明敵友。個人的訂交尚須慎重，政黨的承認更不可輕率。這不僅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並且有歷史的教訓為其確切的證明。

國民黨的立場非常明顯：絕不接受新政黨的存在。

針對《中央日報》的社論，雷震立即為文在次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上加以駁斥。雷震顯然憤怒難平。他說，「國民黨如果不打算承認新黨，新黨也不要求它承認。同時新黨也不會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與在野黨，政治地位儘管不同，法律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彼此間無所謂承認問題。」《中央日報》將新黨類比為大陸時期的「民主同盟」等，更是讓雷震勃然大怒：

你們要提起大陸的往事，你們就完全搞錯路子了。你們把大陸搞丟了，你們應該粉身碎骨，百身莫贖，今天還有什麼面目來責備他人！……國民黨內部如果戮力同心，自己不去爭權奪利，僅有幾千支爛槍的匪軍，老早就可以消滅，何致於最後把你們趕出大陸？……我希望你們不要再多提往事，你們還可以在臺灣作威作福的過日子……橫直年輕的人不大會知道你們過去的所作所為。這樣不是很好嗎？

雷震然後提到了最近公營報紙對新黨運動的誣衊：

《新生報》南部版在第一版正面上，用頭號字標出三欄大標題，說「匪透過港統戰分子，支持臺灣『新黨』活動，企圖其顛覆政府陰謀」。……《中央日報》第二版上，有這樣的標題：「匪圖利用『新黨』活動，進行顛覆陰謀；現正加緊統戰工作，企圖在政治上造成臺灣混亂。」

雷震結論說，「這種造謠的目的不外乎兩點。一是使一些不知政治實情的人，看到了這些新聞害怕起來，不敢參加新黨工作；二是為將來要搞『莫須有』的誣衊構陷事件，預先做個伏筆。」

雷震的判斷完全正確。蔣介石父子不久之後，確實以匪諜相關罪名逮捕雷震。一直到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外部敵人的存在都一直是國民黨打擊內部敵人的方便工具。甚至蔣經國情場失意的時候，他也用匪諜罪名來對付他的情敵。

p160《自由中國》最後一期

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出刊的《自由中國》，是雜誌的最後一期。它刊出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這篇由殷海光執筆的社論，深刻討論了《中央日報》社論所反應的國民黨心態：

該篇社論所表露的基本思想方式，心理反應習慣，對於事實妄加扭曲的勇氣，還是和大陸即將淪陷以前一模一樣。這樣的深創劇痛，國破家亡的事實，竟不能使這一撮權勢分子接受絲毫經驗教訓，而將思想作風做絲毫修正，這真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確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唯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了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他們除了大家的身體以外，究竟控制了什麼呢？自古有以暴力得天下的，但從來絕對沒有以暴力統治天下於永久的。……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決不是霸占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永久遏阻的。

文章對國民黨的批判之深刻，即使二十年後的黨外運動也未能及。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蔣介石父子不可能讓這樣的文字繼續出現。雷震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之後，殷海光也被迫離開臺灣大學，以免他繼續影響學生。

「選舉改進座談會」組成之後，雷震於七月十八日開始巡迴全臺灣，在各地召開座談會地區分會。雷震在日記中說，「我個人所到之處，大家很尊敬，幾乎認為我是救星也。」在當時極度苦悶的臺灣，《自由中國》雜誌、雷震、和他身邊自由派知識分子，多年來確實已經成為嚮往自由民主的民眾的燈塔。如今他和本土政治菁英結合進入組黨的行動階段，更給民眾帶來了希望。他所到之處都被熱烈歡迎，並不難想像。

七月十九日，雷震和夏濤聲、高玉樹等人從彰化到臺中市參加座談會。這是「選舉改進座談會」的第一場地區分會，共有八十多人出席。其中包括省議員、臺中縣市議員、農會會長、水利會會長、總幹事、醫生、律師及金融界領導人。雷震在致詞中明確地說，選舉改進座談會的最終目標是，組織新的強而有力的反對黨。新的政黨主張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等。

七月二十三日，他和夏濤聲、郭雨新、齊世英、楊毓滋、高玉樹等人抵達嘉義，參加雲林嘉義地區的座談會。由許竹模開場後，雷震發言報告新政黨的名稱、目標和政綱。雷震同時也強調，新的政黨不應有地域觀念，而且也要打破大陸人和臺灣人的分野。會議接著由許世賢主持，由蘇東啟做結論。與會者也都是雲林和嘉義地區的社會政治菁英，包括雲林縣議會議長王吟貴。

七月三十日原訂在臺南市舉行臺南地區座談會。可是在前一天，負責籌劃的現任臺南市長葉廷珪卻對臺北南下的同志表示，他對次日的會議毫無所悉。當天的報紙甚至刊出葉的啟事，聲明他和選舉改進座談會無關。葉廷珪疏離的原因是，不久之前的市長選舉中，吳三連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導致葉廷珪落選。後來身為召集人之一的郭國基，又鼓動葉廷珪不要參加座談會；因為李萬居在籌備會議中嚴厲批評了郭國基。雖然後來李萬居道歉，郭國基還是耿耿於懷。臺南地區的座談會於是不得不臨時取消。

七月的最後一天，雷震和夏濤聲、齊世英、高玉樹、楊毓滋、李福春、傅正等參加高雄地區的座談會。會前警備總部發公文給醫師公會理事長吳基福，警告他不得出借場地給座談會，否則以《戒嚴法》處理。身為主席團之一的楊金虎，又拒絕以他家為會場。眾人於是在飯店邊聚餐邊開會。當天雖然颱風來襲，會址一再更動，還是有七十多人出席。會議進行中，警備總部人員粗魯地闖入會場，分發公文給楊金虎、余登發等人，警告其違反《戒嚴法》。經此刺激，群情激昂，會眾多主張立即成立新政黨。

八月十三日，雷震至機場為吳三連啟程往美國送行之後，又和高玉樹、夏濤聲、楊毓滋參加桃園和新竹地區的座談會。將近一個月期間，雷震和「選舉改進座談會」的核心成員在全臺灣各地舉辦分區座談會，新黨即將成立的呼聲也響遍全臺灣。每一個地區座談會結束之後，雷震都會寫信給地區負責人，感謝他們的辛勞和破費，同時也交代他們「積極物色同志」。在給臺中縣議會議長王地的信中，雷震甚至說，如果在即將來臨的地方選舉中，新黨能獲得三分之一的席次，「則不出數年，吾黨必可奪取政權。」雷震這時對未來滿懷樂觀。

可是就在八月十三日這一天，蔣介石召見警備總部司令黃杰將軍，問他「田雨專案」（雷震案的代號）準備情況。黃杰報告說，「一切均已準備完成，只等待命令行動。」「對本案應予逮捕之對象，已分組加以監視，一切均請放心。」只要蔣介石下令，隨時可以逮捕雷震等人。兩天後，蔣介石又召見黃杰，詢問「田雨專案」是否有新的資料。蔣介石對黃杰說，傅正曾入武漢大學，後來又是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卻從來沒有謀取公職，專門當雷震的助手，「以此情形推斷，當係共匪之職業學生。」蔣介石顯然不知道，人性中有「為理想獻身」這種事。蔣介石同時也透露，行動的時間或許不用至該月底，有可能提前行動。

劇本已經寫好，準備工作也已完成。何時逮捕雷震，就等著蔣介石下令。

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情治機關也不斷騷擾推動組黨的人士。「選舉改進座談會」從成立以來，就不斷受到警備總部的干擾，甚至在會議進行中悍然進入會場。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刊出黨的「不承認」立場。然後是吳三連被逼迫出國。吳三連出國數天之後，國安局主任祕書和憲兵司令部副參謀長，與「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執行祕書謝漢儒見面，提醒他「必須注意局面的嚴重性」，並要求他和安全局長或蔣經國見面。

同時從八月分開始，特務也對雷震緊迫盯人，亦步亦趨。一直到雷震被逮捕為止，情治人員跟著他上公共汽車、進飯店、到中南部，幾乎是二十四小時監控。

這些跡象都顯示，國民黨不可能容忍反對黨。如果國民黨以武力鎮壓，推動新黨人士應如何面對？束手就擒？還是前仆後繼，讓國民黨付出更大的代價，直到國民黨不得不妥協、接受新的政黨？其實在組黨付諸行動之前，這個問題就必須加以面對，從事沙盤推演、妥善規劃。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更沒有對它做任何討論。如今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八月二十日，雷震在家裡召開了北區召集人談話會。雖然危機已經清楚浮現，謝漢儒也提醒眾人必須面對危機，可是會議的結論仍然只是黨章必須盡速擬定，這讓謝漢儒覺得「大勢已去」。

事實上，對組黨運動感到悲觀的人不止謝漢儒。幾天之後，夏道平向雷震表示了他的悲觀。夏道平認為組黨要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煽動、組織、領導。可是他認為臺灣人民不易煽動，組織工作則根本沒有展開，領導人則大成問題。在臺灣人中，李萬居因為身體羸弱，什麼事都不能做；夏道平沒有提到的是，李萬居對《公論報》的經營方式連他組黨的同志都頗有微詞。郭雨新有煽動力而無組織力，高玉樹僅知在小處著眼，對金錢又不夠豪爽。而大陸人中，楊毓滋是好人，卻沒有多大作用。成舍我早就聲明不參加。蔣勻田不能參加新黨，只能在組織外面建議。齊世英則只想重振CC派的聲威。夏道平認為，只有他、傅正、和雷震能為組黨運動堅決奮鬥到底。事後看來，夏道平的判斷似乎沒有錯。傅正的堅持甚至延續到下一波的民主運動，幫忙促成了民進黨的成立。

幾天之後，眾人在二十八日又開了正式的召集人會議；會議中仍然沒有討論如何面對國民黨可能的鎮壓。會議的結論是：繼續到全臺灣各地推動地區座談會，宣傳新黨理念；下一站則是宜蘭，委託郭雨新負責。

同時，九月一日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刊出了「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聲明以這些話開始：「我們鄭重聲明我們組織新黨，係基於愛國心切，不能坐視因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過分集中政治權力而誤人誤國。」然後以這些話結束：「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九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

三天之後的九月四日，星期日，上午九點半，警備總部軍事檢察官桑振業上校率領十多位情治人員和警察，進入雷震在木柵脾腹路七十一號之七的家裡。當時雷震單獨在家。出示警備總部黃杰簽發的拘票後，他們將雷震帶到青島東路三號。同一時間，也有情治人員和警察十多人，進入傅正的家裡將他逮捕。傅正臨行前，從書架抓了一本《莊子》，帶著它進入青島東路三號。此外，雜誌社會計劉子英、經理馬之驌也在同一天被逮捕。

挑戰國民黨威權獨裁體制的第一波民主運動，也告結束。

第七章民主星火彈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在「新蓬萊公共食堂」的歷史性聚會，不只象徵外省籍人和本省人合作試圖共創民主，也宣告民主運動從言論進入行動階段。不久之後，國民黨政權對民主運動的反擊，也從媒體、軍隊、學校中的宣傳戰，正式進入行動戰：逮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蔣經國掌控的國防部總政治部發出一份公文給警備總部。警備總部甫於該年五月成立，黃杰將軍於八月被任命為該部總司令。總政治部的公文說，《自由中國》雜誌刊登的許多文章，「論調荒謬，煽動知識分子反政府，出賣國家主權；且其一貫破壞反共團結，違反反共國策，乃係有計畫之政治顛覆陰謀。」既是「有計畫之政治顛覆陰謀」，警備總部當然有責任加以偵辦。國防部總政治部的職責本來是對敵作戰，如今卻擔負起肅清內部敵人的重責大任。

p168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新上任的警備總部總司令黃杰（右），黃杰是執行「雨田專案」的關鍵人物，左為參謀總長王叔銘。（中央社）

公文並附上刊登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的數篇文章。警備總部軍法處仔細研讀這些文章之後，呈給上級一份處理意見書。其中說，這些文章「嚴格解釋，僅能使執筆者負其責任。設欲從除惡務盡之角度著眼，尚須加緊蒐集幕後人指使教唆之佐證」。並說，「本案一旦開始處理，牽涉較多，影響必大，海內外各種政治上輿論上以及其他可能引起之後果等因素，似應仍請政治部第二處與有關單位先為考量。」該意見書清楚指出，光是雜誌上的這些文章，無法達到總政治部所期待的「除惡務盡」。要除掉這些邪惡文章的源頭（即雷震），仍必須有直接證據來證明：這些文章是雷震教唆的產品。

可是警備總司令黃杰並沒有採納下級提供的處理意見。他反而在一週之後上簽呈給行政院長陳誠將軍：「以雷震為社長兼主任編輯委員之自由中國半月刊歷年來假借自由民主，遂行其詆毀元首，打擊本黨，蓄意叛亂，顛覆政府之惡毒宣傳與陰謀活動，事蹟昭然，為國人所共見。」簽呈的結論說，「依據前述各種事實，該雷震蓄意叛亂顛覆政府企圖益為明顯……實不容再予姑息。」簽呈並提出幾項處理措施。一是由警備總部逮捕雷震。二是由內政部停止《自由中國》雜誌之發行，並扣押其出版品。三是，對文章作者「就其罪證昭彰者，併案究辦」。

p169警總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逐篇檢查《自由中國》的文章，報告上寫著，「自由中國半月刊歷年來假借自由民主，遂行其詆譭元首，打擊本黨，蓄意叛亂……」（國史館）

黃杰送出這份簽呈之後不久，專門處理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的「田雨專案」也告成立；「田雨」是「雷」的代號。此後，警備總部定期對雜誌的文章做內容分析及法律刑責研究，同時也不斷蒐集雜誌內部作業和人員動態的情報。警備總部的文章內容分析做了一整年，定期撰寫分析報告。一年多來，蔣介石都沒有根據警備總部的提議，逮捕雷震、將《自由中國》雜誌停刊。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距離逮捕雷震還有一年八個月，蔣介石似乎已經到達容忍的極限。他在「中央宣傳會報」上指示，「《自由中國》言論偏激違反國策自不能任其存在……其中參加分子如果能使之轉移傾向的仍應努力使之轉移，對於頑耿不化者則應蒐集一切資料選擇時間採取行動。」至於雷震個人應如何對待呢？蔣介石的指示是：「如確有匪的關係即應以匪諜論處。」

最高領袖對處理雷震的方式定了基調：以匪諜論處。國共內戰對國民黨政權的鞏固有不少功用。它不只讓蔣介石父子可以無限期地連任總統、至死方休，不只讓中央民意代表四十多年不用改選，也提供國民黨剷除政權敵人的方便藉口。

之後在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終於讓蔣介石決定行動。來自全臺灣各地的民主人士，在會中的發言多集中在組織新政黨。會議主席李萬居並結論說，將和民青兩黨協商進行組織「新的強大的反對黨」。會議中的發言以及會議結論都全文登載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新政黨立即成為海內外華人以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政治議題。

而蔣介石也當機立斷，決定迅速加以鎮壓。「地方選舉檢討會」舉行一週之後，警備總司令黃杰在五月二十六日的內部會議上說，如何處理新黨過去一直困擾著警備總部。不過，他透露，「上級已有對策與處理辦法」。上級的對策和處理辦法，就是逮捕雷震。黃杰在這個內部會議中，同時也下令啟動各項準備研究工作。國防部總政治部、保安處及警備總部分頭作業；警備總部負責草擬起訴書。

警備總部草擬的起訴書分成兩案。兩案加給雷震的罪名都是「為匪宣傳」，而非後來的「匪諜」。甲案以殷海光和雷震為逮捕對象。殷海光的罪行是他不久之前發表在《自由中國》雜誌的文章〈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雷震的罪行則是提供篇幅，讓殷海光得以「傳播不實消息，搖動人心及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殷海光這篇文章從臺灣大學學生請他演講，校方屢次不准，學生刊物請他寫文章屢次被訓導處抽掉談起，討論臺灣的教育和知識分子的處境。

近十多年來，千千萬萬教育界同仁正低著頭彎著腰過日子。中國知識分子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折磨。共產黨把我們不當人，自稱「反共」者又何嘗把我們當人？對於不是人的動物而言，受這點委屈又算什麼？

某黨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地盤，可是十多年來確乎在這個小島上硬造成「唯我獨尊」的局面：它成了臺灣所有軍民人底「司命之神」，也成了千萬人眾底「禍福之源」。當著這個島上任何人底言論行動合於它底「路線」時，輕則可以免禍，重則可以得到好處。觀音山上泥製的菩薩尚且有那麼多人不辭勞苦去頂禮膜拜，何況這樣一群活菩薩哩！……訓導處底同仁為了自身著想而執行這群活菩薩的意旨，無寧乃「人之常情」。

古時趙高「指鹿為馬」不過偶一為之，所以千古傳為佳話。今日我們在臺灣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組織的「趙高」，我們在「指鹿為馬」中悶過了十幾年的光陰。現在，在臺灣能說實話的人快要絕種了。人間何世！現代趙高們捏造的「政治神話」，「歷史神話」，「人身神話」，「空頭支票」，「諾言公債」，在訓練機構，在學校場所，在官式演講，在新聞紙張上，在廣播機器中，無處不見，無處不聞。……在臺灣我們能向活菩薩們請教幾個問題嗎？

是誰把共產黨引到中國來的？

究竟大陸是怎樣變色的？

「反共抗俄」是側重在「反共」呢？還是藉此壓制內部以維持一黨底殘餘權勢？

所謂「反攻大陸」叫了十幾年了，究竟那一天開始？

現在這些「革命英雄」們，當他們對於大的目標根本無可奈何時，是否轉移目標，槍口對內，拿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們做施展革命英雄事業的對象？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所寫的許多文章，到現在仍然是批判性政論中的精品。這些文章到今天仍然吸引著我們，不只是因為殷海光的文采，也不只是文章的尖銳和勇氣，更是因為其中蘊含對人的尊嚴的深刻召喚。閱讀殷海光的文章，無法不被其人文價值所提升，為其熱情所感染。

這份「田雨專案起訴書假作業構想說明」，雖然是以「田雨為本案主要目標」，可是卻從殷海光下手，其實也大可理解。殷海光的文字對威權體制的殺傷力實在太大。而警備總部所準備的乙案，其逮捕對象也是雷震和殷海光，此外還有兩位雜誌的編輯和一位作者，總共五人。

然而數天之後，警備總部收到「王師凱先生辦公室」的公文之後，原來構想的「文字獄」方向有了變化。「王師凱」是軍隊黨部的代號。又一次，中華民國的軍隊關心的不是對岸的敵人，而是內部的人民。警備總部將這份公文的意見，和該部原先的行動方案加以整合，於六月七日整理出「對雷×等調查處理工作要領」。根據該要領，行動策劃單位包括：中央黨部第六組、王師凱先生辦公室、總政治部、情報局、調查局、警備總部、國家安全局。「專案幕僚小組」由以上各單位抽調人員組成。

「工作要項」則包括「思想戰鬥」（對軍中及社會反宣傳），「聯戰運用」（拉攏國內外友軍、分化雷震和胡適、運用民青兩黨、切斷雷震與黨內關係），「法律研究」（審核雜誌言論、指出犯罪事實）。而第四項工作的「安全調查」最為關鍵，它指出了未來處置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的具體方向：

一、就以往各單位偵防案件中，查證雷等有無牽連匪諜案件。

二、積極部署，偵防雷等有無為匪工作佐證或受匪統戰運用等情事。

三、就其內部與匪曾有牽連者加以運用，使提供有關情況。

以上的歷程清楚顯示，「王師凱先生」讓整肅雷震的方式重新回到蔣介石原先所定的基調：逮捕雷震，同時警告其他人勿輕舉妄動。數天之後的七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備忘錄：「雷逆逮捕後應警告反動人士者：甲、民主自由之基礎在守法與愛國。乙、不得煽動民心，擾亂社會秩序。丙、不得違紀亂法，造謠惑眾，動搖反共基地。丁、不得抄襲匪共故技，破壞政府復國反共措施、法令，而為匪共侵臺鋪路；不得挑撥全體同胞團結精神與情感，假借民主，效尤共匪，實行顛覆政府之故技。」這些文字很足以顯示蔣介石的理論水平。

就在蔣介石寫下這個備忘錄的時候，雷震仍然風塵僕僕於全臺灣，在各地區舉辦座談會。蔣介石這時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以將他逮捕。八月八日，警備總部的「匪諜案」準備工作大致完成。九日，蔣介石指示，需等待他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動。十三日，蔣介石召見警備總司令黃杰，詢問準備工作。十五日，再度召見黃杰。二十日中午，召見黃杰，囑其對雷震諸人「仍予監視，靜候命令」。當天下午，又召見了黃杰一次。二十四日，蔣介石又召見黃杰，詢問應先逮捕雷震還是傅正。二十七日，又召見黃杰，詢問逮捕雷震後預計將他關在何處。九月二日，又召見黃杰，詢問對該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是否已經準備妥當；並指示，他會用電話指示，逮捕行動的確切時間。

《自由中國》雜誌於九月一日刊出聲明：「選舉改進座談會」將在九月底成立新政黨。兩天之後，蔣介石召見黃杰，並下達於次日行動的指示：「依擬定之行動計畫執行，時間為九月四日上午三時開始行動。」從八月九日到這一天，蔣介石總共召見警備總司令黃杰九次之多。四日那天早上九點，蔣介石親自打電話給黃杰，詢問是否順利逮捕雷震。下午五點，黃杰又上陽明山向蔣介石報告逮捕雷震的經過。蔣介石指示：詳細調查《自由中國》雜誌的經費來源，以及該社在港澳地區出售的收入，如何套匯入臺灣。逮捕雷震的第二天，蔣介石又親自打電話給黃杰，詢問雷震等人被捕後有無發現新資料，並要黃杰將查獲的資料交給他。

蔣介石對雷震案的關切和介入，一直延續到雷震宣判以及公布判決書。從逮捕雷震的次日九月五日開始，直到十月八日宣判為止，蔣介石分別在九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日，以及十月三、四、六、七、八日召見警備總部司令黃杰，除了詢問進度和工作狀況，也下達各種指示。有時候甚至一天兩次，有時候早上見面、下午打電話。宣判是八日下午五點，蔣介石六點半就打電話給黃杰詢問宣判的情況。

十月十一日蔣介石召見黃杰詢問判決書撰寫的進度，並且指示：雷震所寫的文章中有利叛徒宣傳的實例甚多，如他說蘇聯是第一等強國之類，都可以引入判決書中。十二日蔣介石指示總統府祕書長張群主持研討判決書的會議，並且要求將其中的修正部分送給他閱覽。十三日蔣介石召見黃杰，指示他於次日下午二點將判決書交給每一位被告，下午四點對新聞界公布。這時判決書已經定稿了，可是蔣介石十四日又通知黃杰，將印好的判決書交一份給他。蔣介石先前已經讀過印妥的判決書，不過現在又指示：雷震的罪證部分必須加上「收藏幹部必讀等書」一句話。十五日蔣介石召見黃杰，指示：要派人勸導說服劉子英，讓他不至於將來覆判開庭的時候翻供。十八日召見黃杰，詢問為何李萬居和高玉樹所發表的聲明說，軍事法庭拒絕讓雷震和劉子英對質。黃杰解釋說，因為雷震的律師梁肅戎和妻子宋英都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兩個多月來，為了整肅雷震蔣介石可以說是心無旁騖，而且夙夜匪懈。軍人出身的蔣介石，已經有許多年沒有打仗。如今他精神抖擻，親自指揮戰爭。過去和共產黨打仗，他屢戰屢敗；現在對雷震的這場戰爭，他非贏不可。

蔣介石對雷震案的關心和指示，也達到鉅細靡遺的程度。雷震被捕後數日，《中央日報》刊出一則消息，說劉子英每個月都收到從香港匯給他的六千元港幣，匯款銀行的戶頭是雷震所有。這個新聞顯然是底下的人仰呈上意，配合劇情所捏造。蔣介石向黃杰詢問消息來源。黃杰說不是警備總部所提供，顯然是報社自己所獲得的。蔣介石於是交代黃杰追查消息來源，並且要他通知報社：不要亂登沒有根據的新聞，以免「徒增無謂之紛擾」。

起訴雷震的前一天，蔣介石又下達指示：雷震的起訴書中，「被告散播無稽謠言」之下，必須加上「煽動流血暴動」。

逮捕雷震、壓制民主運動此種大事，確實也需要熟諳政治鬥爭的蔣介石親自指揮。逮捕雷震之後，他特別詢問高玉樹和李萬居的反應。這些資訊是他決定下一步行動的重要依據。蔣介石的判斷在關鍵時刻也發生了影響。

除了政治面，總指揮蔣介石對司法過程也頻頻發出指示。雷震被捕兩週之後，蔣經國到警備總部轉告黃杰，總統覺得劉子英的自白書內容沒有力量。總統並指示，應該詢問劉子英下列問題：「是否匪方派遣來臺？是否告知過雷震？雷震是否要你自首？雷震是否知道你為匪諜，仍為你介紹工作？」經過總指揮的修改指示，雷震的通匪行為確實也變得比較具體而完整。

幾天之後，蔣介石又指示：只憑兩篇偏激的文章判處傅正徒刑，必遭受輿論攻擊，必須妥善研究。警備總部於是在逮捕傅正後，一直追究他的匪諜背景，蔣介石也數度詢問有無發現，可是卻一直找不到可以入罪的材料。總指揮於是在起訴前幾天下令：「傅正既無附匪之事實，可不必起訴。但仍應交付感化。」

警備總部也根據總指揮所指示的方向修改劉子英的自白書。判決書定稿的劇本如下：雜誌社的會計劉子英本為雷震在大陸時期的下屬，他接受匪徒邵力子之妻傅學文的指示，到臺灣策動雷震「為人民立功」。劉子英由雷震作保、由香港進入臺灣之後，在雷震書房向雷震報告，「雷震告以治安機關查辦正嚴，囑勿聲張。」後來並「深相結納，引為心腹」。於是雷震籌辦《自由中國》雜誌，「散布悲觀無望之論調，意圖瓦解反共抗俄鬥志」，「在宣傳上與共匪唱和，響應彭匪懷德狂妄招降之陰謀。」雷震「一面掩護匪諜劉子英，一面反覆散布不實消息搖動人心，以文字有利於共匪叛徒之宣傳，期達顛覆政府之目的」。

國民黨逮捕雷震以及其後的審判，都成為世界性的新聞；不但合眾國際社、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都發了消息，對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甚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教授，投書《紐約時報》：「臺北高壓的警察國家行為，有許多嚴重的意涵。對大多數有現代心靈的中國人，它是一個侵犯；對友好的美國人民則是一個侮辱。」「我們冒戰爭的危險保護臺灣，難道只是為了支持一個獨裁政權？」《時代》雜誌的發行人亨利魯斯，一直是蔣介石在美國最忠實的盟友。蔣介石此舉讓他非常失望，《時代》雜誌當然也不會有好評：「此項重大錯誤，讓國民黨有失去國際同情的危險。這項同情是蔣介石撤退到臺灣之後，歷經多年才辛苦建立起來的。」

蔣介石何嘗不知道逮捕雷震對其政權形象的影響。然而在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中，盟邦除了支持他還有其他選擇嗎？蔣介石似乎有恃無恐，而美國的態度也如他所料。美國國務院知道蔣介石逮捕雷震之後，立即發電報給駐臺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要求他說明該案件，也詢問美國政府是否應該介入。莊萊德回給國務院的電文，建議美國政府對該案採取「耐心」的態度，不要做出任何負面的反應。莊萊德的理由是：以當時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的反感，國民黨政權很難在政治開放的局面下維持穩固。而國民黨的穩固卻是美國利益之所在。莊萊德對國民黨甚為友好。自從《自由中國》雜誌出刊以來，美國的亞洲基金會一直以訂閱數百份的方式支持雜誌。一九五七年八月間，亞洲基金會在莊萊德指示下停止訂閱。

蔣介石逮捕雷震，對胡適當然是一件極端難堪的事。胡適從在中國大陸時期就支持蔣介石的政府，也曾被他任命為駐美國大使，前幾年又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院長，雙方關係一向良好。而另一方面，胡適又被視為中國自由的象徵、民主的守護者。如今他的朋友在他的鼓勵下，因推動自由民主而被蔣介石逮捕，胡適應如何舉止？胡適如何維護他一生所建立的形象？

身在美國的胡適，聽到雷震被逮捕之後立即發電報給行政院長陳誠，告訴他，「政府此舉不甚明智，其不良影響，可預言。……今日唯一補救方式，似只有尊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乞公垂意。」胡適同時也對美國記者表示，雷震是一位愛國者，也是反共分子。他不相信雷震會叛亂。

可是胡適此時已經對蔣介石完全失去影響力了。蔣介石最擔心的莫如胡適出來領導新的政黨。如果胡適出面領導新黨，胡適所具有的資歷、聲望和形象，蔣介石將之逮捕或許將造成政權無法承受的巨大風暴。這將是蔣介石政權最大的危機。在選擇不參加新黨之後，胡適對蔣介石已經沒有任何威脅。胡適也從蔣介石最危險的潛在敵人，成為蔣介石的人質。只要蔣介石善待他，不要讓他太難堪，胡適還能說什麼，還能做什麼呢？蔣介石內心對胡適的擔心害怕，此時或許已經轉變為輕視和玩弄了。

無視於國內外要求司法審判的呼聲，軍事法庭於二十六日對雷震和傅正諸人提起公訴。案件在十月三日於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第一法庭開庭審理，審判長是王有樑上校，陪審法官為歐陽彬上校、邢炎初中校、聶開國中校和廖佩德少校，起訴檢察官為章墨卿中校、殷敬文少校。

審判於上午八點半開始，十一點四十分退庭休息；下午一點恢復審訊，三點四十分結束。然後於四點開始辯論，七點十五分結束。四位被告的審理時間總共不到六個小時；辯論時間則為三小時十五分鐘。這個國內外矚目的案件，就這樣在一天之內審理結束，並訂在八日宣判。不過相較於當時眾多的軍事審判案件，雷震獲得的司法正義已經多得讓許多政治犯羨慕。

p180一九六○年十月八日宣判當天，雷震走進第一法庭。（雷震紀念館）

開庭第二天，蔣介石召見參與審判的工作人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谷鳳翔報告說，開庭秩序良好，「一般反應甚佳。同時對於被告之申辯，事先已有對策，在論告中制人機先。」總裁甚為滿意，回應說「好的，好的」。起訴檢察官章墨卿接著補充說，論告的重點有二。一是雷震所說的「功在國家」和犯罪事實不相干。二是申論雷震用言論自由來當護身符。總裁最後慰勉說，「大家很辛苦，這件案子對社會、對國家都有很好的貢獻，要很穩妥地、完備地做好。今後要繼續努力。」

宣判前兩天的六日晚上，蔣介石又在他的官邸召見了警備總司令黃杰、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谷鳳翔、國防部軍法覆判局長汪道淵，以及直接負責這次審判的警備總部軍法處長周正。黃杰報告說，警備總部因該案而承受很大的壓力，如果雷震宣判後申請覆判，希望國防部能維持警備總部的判決。谷鳳翔指出，「知匪不報」的證據太薄弱，而「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又可能被批評為文字獄。蔣介石因此下達指示：「辦案猶如作戰，參謀幕僚人員至少須提出兩個腹案以供選擇。」

警備總部於是準備了三個腹案，供蔣介石參考：

[甲案]　以「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為罪名，判處雷震十年徒刑。

[乙案]　以「雷震明知劉子英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為罪名，判處七年徒刑；「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罪名，判處徒刑八年；刑期合併為十年。

[丙案]　以「包庇叛徒」為罪名，處徒刑十年；「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罪名，處徒刑七年；兩罪合併為徒刑十二年。

宣判當天早上，蔣介石又親自在總統府主持雷震案的判決會議。與會者有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國民黨祕書長唐縱、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谷鳳翔、司法院長謝冠生、外交部長沈昌煥、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棻、新聞局長沈錡、檢察長趙琛、軍法覆判局長汪道淵、警備總司令黃杰、警備總部軍法處長周正以及陶希聖共十四人。

雷震案當天下午五點即將宣判。蔣介石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決定罪名和刑期。陳誠建議用丙案，即「包庇叛徒」加上「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刑期十二年。可是眾人認為，以蒐集到的證據不足以支撐這項罪名，同時此罪必須同時沒收財產，可能引起激烈反應。丙案既被否決，眾人就甲乙兩案討論。謝冠生、趙琛和汪道淵主張乙案；因為甲案的「顛覆政府」罪名籠統，而「著手實行」的界線也模糊不清。谷鳳翔、鄭彥棻、黃杰則主張採取甲案；因為乙案證據分散、採證困難，而「有利叛徒宣傳」恐引起文字獄之譏。

p182警備總部的判決書，就是按照蔣介石召集眾人商量的乙案劇本，以雷震知匪不報判刑。（檔案管理局）

眾人討論之後，蔣介石指示：第一，要注意一般人的心理反應，判決文應該平淡。第二，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第三，《自由中國》雜誌必須撤銷登記。第四，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在詢問過乙案是否也能撤銷雜誌登記後，蔣介石裁示：選用乙案，因為「乙案較不致刺激社會上一般人之心理」。

當天下午，軍事法庭於是依照蔣介石早上的裁決，判處雷震「明知劉子英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判處七年徒刑；「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徒刑八年；合併為十年。和先前準備的乙案一字不差。從九月四日逮捕雷震到十月八日宣判，其間只經過一個月，蔣介石的快刀確實不凡。傅正的刑期也和先前的規畫完全相同：感化教育三年。

蔣百里說蔣介石當機立斷的本事超群，似乎沒有說錯。逮捕雷震之後，蔣介石在「國家安全工作會報」上說，「雷案將引起若干壞的反應，乃屬意料中事。然仍做此措施，乃基於革命之需要，及本黨成敗之關鍵所致。……與其將來發生不良後果，不如目前即做處置。遲做不如早做，故雷案是利多弊少。」

蔣介石如今已經出手，也不準備協商，反對者將如何回應？反對者的回應將決定民主運動的成敗。過去一年多來，反對者似乎從來沒有為這一天的來臨做過任何心理和行動上的準備。

p183國防部的覆判判決書，雷震的部分如同之前開會所定，完全沒有更動警總的判決。（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雷震被逮捕的第三天（九月六日），新黨的前身「選舉改進座談會」臺北地區的召集人在李萬居的家裡聚會。與會者有齊世英、夏濤聲、楊毓滋、郭雨新、許世賢、高玉樹等人。眾人在會中只是交換關於雷震案的訊息，沒有討論到民主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如何面對危機，維持民主運動的動能？

而就在這一天，高玉樹私自去見特務系統出身的國民黨祕書長唐縱，向他表示：「如果政府不願意我們成立新黨，我們可以不成立。」唐縱回答說，政府「沒有這個意思。成不成立是你們的事，雷震的案子和你們無關」。

九月八日，臺北地區的召集人又聚會了一次，這次是在武昌街高玉樹的家裡。高玉樹首先提出成立新黨的議題。他認為：宣告成立新黨可以向國民黨證明，他們不會因為雷震被捕而停止成立新黨，而且也可以安慰在監獄中的雷震。不過，與會者對這個議題並沒有深入討論。他們或許是希望將這個重要議題，留待數天之後即將舉行的召集人全體會議。

數日後的九月十一日，全體召集人在《自由中國》雜誌社舉行會議。除了聽取雷震夫人宋英報告雷震獄中的生活情況，也通過對雷震被捕的聲明。聲明中強調：為表示組織新黨的決心，「選舉改進座談會」改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可是並非全體與會的召集人都贊同。齊世英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營救雷震，而非組黨。楊毓滋則認為，未和民社黨、青年黨商討之前即做此決定，或會讓兩黨的同志覺得不受尊重。謝漢儒附和說，此舉將迫使民青兩黨的同志面臨選擇，或者立即退出原有政黨，或者退出新的組織。除此之外，新黨的準備工作也尚未完成，而且沒有得到全體籌備委員的同意就更改名稱，不符合程序。

然而之後卻有人發言說，雷震被捕明明就是因為要組織新黨。大家應該繼承雷震的精神，大家一起奮起，雷震在獄中應也會為大家喝采。如果三心兩意，考慮這個、慎重那個，永遠成不了事。「如果因此要坐牢，大家一起去，看國民黨有多少牢飯給大家吃。」另外有人附議，這其實是一個機會。「我們這些主張民主的人要有擔當。否則將使全省民眾對我們大為失望。」

升高對立，提高對手壓制的代價，直到壓制的代價高至對手無法承擔，因而放棄以壓制為手段，轉而妥協和協商，這是所有反抗運動的基本原則。否則，只有等待運動不斷地出現，又不斷地被撲滅。後來的黨外運動之所以能成功推動民主化，也是因為符合這個原則。

可是這樣的聲音、這樣正確的認知，為何沒有成為主流？這應該是研讀這段民主運動史的重點之一。

就在有人主張以堅定的意志，將組黨行動繼續下去的同時，雷震從獄中給太太宋英發了一封信。雷震在信中要宋英去「向總統疏通，可用我名字寫信給他，以政治方法解決。如起訴後，就不好轉彎，故須從速」。信後接著說，「新黨我不能參加，我希望他們成功。」

這是雷震從獄中給宋英的第二封密信。雷震被捕三天後，就曾發信給宋英：「我的事情是政治問題，要用政治解決，其方法如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或言論緩和，可請張岳軍、王雲五、王雪艇三先生負責洽商。……我之作此信，希望以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九月二十三日，雷震又給宋英第三封密信：「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和經國談談，請注意此點。」

當天召集人會議所通過的聲明於十七日發表。聲明指出：雷震案是一個「政治事件」，作用是打擊新黨的組織，「威嚇大陸人今後不敢與本省人合作，搞政治運動。」同時並宣告：「新黨運動絕不會因此停止，只不過稍延成立時間而已。同時亦阻嚇不了大陸人與本省人共同攜手合作，以推進民主愛國的運動。『中國民主黨』已領回組黨文件，我們決定不久宣布成立。」

三天後，蔣介石在「國內安全會報」上指示：「對反對黨不必過於重視，但亦不可忽視。這種狐群狗黨，將來一經成立內部便會分裂。」

一週之後的九月二十五日，「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在李秋遠蘆洲的醫院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中，籌備委員對於是否立即成立新黨，意見分成兩派。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等主張，新黨不必立即成立，可用籌備委員會之名投入即將來臨的地方選舉；這三位都是新黨運動的領導人。另外有些人則主張立即成立新政黨。雙方無法獲得共識，最後付諸表決：多數贊成立即成立新政黨。

十月二十七日，高玉樹在他的陽明山別墅宴請剛回國的胡適，出席者有雷震太太宋英、蔣勻田、成舍我、夏道平、夏濤聲、齊世英、郭雨新、李萬居、殷海光、許世賢等十五人。席間高玉樹請胡適就新黨成立的時機和做法，提供意見。胡適表示，在雷震案審判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新黨或許不宜此時成立。而且，當時新黨和國民黨的關係非常緊張，可以延緩新黨的成立。胡適並且建議，「未來的新黨應採取溫和的路線，獲得執政黨的諒解後，再來組成為宜。」蔣勻田回應說，胡適的意見很好，「我們都願意接受胡適的勸告」。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各地區召集人在郭雨新的通知下，又於十一月十四日在臺北市成都路五十八號寶島酒館開會，出席者有夏濤聲、李萬居、高玉樹、王地、楊金虎、許竹模、黃玉嬌、石錫勳、郭發、宋霖康等十六人，會議由齊世英擔任主席。會中通過三項決議：一，盡速進行黨綱、政策和宣言之修正。二，將這些文件送請胡適提供修正意見。三、等雷震案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覆判之後，再決定新黨的成立日期。

根據警備總司令黃杰的工作日誌，高玉樹在會議一週之後拜訪蔡孟堅，對他提到許多新黨內部的事務。蔡孟堅在中國大陸時期是軍統的高階特務，負責肅清共黨分子。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顧順章，即是由他逮捕，後遭國民黨槍決。蔡孟堅當時是臺灣駐日本大使館經濟參事。高玉樹說，籌備新黨的核心決策人物，除了高自己之外，還有郭雨新、李萬居、夏濤聲和齊世英。高玉樹也向蔡孟堅說，他雖然參加新黨，可是也不斷利用各種方式拖延新黨的成立。高玉樹自稱，新黨之所以遲遲未能成立，百分之八十是因為他的運作。

雷震覆判將近三週之後，五十多位各地區的新黨籌備委員終於在十二月十一日，集合於臺中縣豐原開會。會議由高玉樹主持。會中雖然討論了新黨成立的議題，可是籌備委員之間仍然沒有共識。根據當時僅剩的自由派媒體《時與潮》週刊的報導，與會者分成南北兩派。中南部的籌備委員們極力主張立即成立新黨；北部的籌備委員則認為，當時主客觀的條件都不利於新黨的成立。新黨運動的五位非正式領導人，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齊世英、夏濤聲都屬北部地區。

在南北兩派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與會者獲得一個折衷的方案：推選一個十一人小組，對黨綱和政策重新仔細研究，提出給下次的籌備委員會討論，並決定新黨成立的時間。四個小時的會議，在暮色蒼茫中結束。第一波的民主運動同時無聲無息地結束。

這是「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之後，籌備委員會和組黨運動都悄悄地走入臺灣歷史。

第八章明天過後

雷震被逮捕大約三個星期之後，殷海光、夏道平和編輯宋文明於九月三十日共同發表一篇聲明：雷震案中

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讀者投書以外，大都是我們所撰寫的。……我們承認，我們的立言方針和若干觀念，與十幾年來官方千篇一律的頒制品有所不同。……我們實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須把我們的言論強迫納入官方製就的緊身衣以內。我們更想不出任何理由，必欲將言論亦步亦趨地依照官方模型來鑄造才算不違反「國策」。果真如此，我們只算是播音筒，那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果真如此，我們又與共產暴徒統治下的文字警察何別呢？

我們細讀警備總部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的部分……我們發現其中盡是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事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係乎中國政治民主前途者更大。

三位都是文字工作者。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政治人物，因此並沒有參與組黨行動。如果組黨終究成功，他們也不可能獲得任何回報，除了心理的安慰、生命意義的滿足。蔣介石逮捕雷震，顯然是針對組黨行動而來。他們三人其實可以不用出面，將責任往自己身上攬。當時已經有四位同仁被逮捕，沒有人知道下一波將會逮捕哪些人，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計畫是一網打盡，還是縮小打擊面。在當時的白色恐怖年代，「政治犯」沒有清楚的界線；恐怖氣氛瀰漫整個社會。可是他們不但出面承擔責任，而且立場堅定，似乎一點都不擔心他們強硬的聲明可能激怒警備總部和蔣介石。他們的臨難無茍免，是蔣介石鎮壓民主運動之後，少數令人心儀的事例。

以殷海光的文章之犀利、尖銳和感人，以他的人格對學生的感染力，國民黨自不容許他繼續在大學裡面影響學生。教育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發函給臺灣大學，要聘任他為教育部研究委員；顯然是想將他調離臺大。經過高級特務、教育部官員的勸說，殷海光就是不為所動。殷海光後來和校長錢思亮取得協議：課表上照樣排課，可是不上課。次年殷海光得胃癌，兩年後過世，當時只有五十歲。

p191殷海光在人格對學生極有感染力，國民黨不准他在學校繼續授課。（殷海光基金會）

殷海光在生命最後這幾年，很懊悔在《自由中國》寫文章，浪費生命。「我在香港的幾個學生要印我的文集，可是我有什麼呢？我算什麼呢？純理的工作一點也沒有，在《自由中國》的文章，至少有三分之二，不必寫的，我感到很慚愧。」

殷海光的氣質和自我期許都比較傾向思想家。曾經在《自由中國》雜誌當編輯的作家聶華苓，引述他的話：「人生有兩件東西不能少：書和花。」他一生的志業是思想家，卻不得不寫政論。思想家是為中國尋找出路，政論家卻是反應和批判現實。可是真誠的知識分子處在那樣的時代，卻身不由己。處在那樣的時代，人被迫選擇：或者獨善其身，對不義視而不見；或者暫時放棄安身立命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想回頭卻已經太遲。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抉擇。

這是殷海光的悲劇。然而也正是這樣的悲劇，讓哲學家韋政通可以這樣評論他：「近幾十年來的中國，讀書人之無恥，不亞於明末。而海光先生卻是能站起來，拍拍胸膛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少數者之一。」

p192殷海光在溫州街的宿舍，成為許多人民主夢的記憶之所繫，如今也成為紀念館，繼續召喚自由的靈魂。（殷海光基金會）

他的臺大教授宿舍故居如今成為紀念遺址。當時許多大學生在威權獨裁的禁錮中，來到這個房子呼吸自由思想的空氣；許多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房子編織民主之夢。殷海光逝世之後，夏道平寫信給聶華苓，「我每過溫州街十六巷時總要停足望望那間屋子。寫到這裡，我在心酸眼潮。」如今這棟房子成為臺灣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學生和故友的懷念及感傷之地。

胡適在十一月十八日去見蔣介石。會談中胡適並沒有忘記為雷震求情，胡適對蔣介石說，「這三個月來政府在這件事上的措施實在在國外發生了很不好的反響。」「全世界無人肯相信軍法審判的結果。……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擡不起頭來。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國外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Princeton（普林斯頓）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擡不起頭來見人。」

p193雷震入獄後，胡適與蔣介石仍維持友好關係。胡適背後的「壽」字即為蔣介石的祝賀禮。（胡適紀念館）

不過，胡適也清楚表示了他對組黨運動的態度。他對蔣介石說，數週前曾和新黨運動的領導人聚餐，他在聚餐當天早上就將預備在晚上發言的內容告知了副總統陳誠。胡適對蔣介石又重新宣示了一遍談話內容：一，暫緩成立新黨；二，對政府要採取和平的態度，而非敵對的態度；三，不要讓新黨變成臺灣人的黨，因此要和民社黨及青年黨合作；四，新黨的成立最好能爭取政府的諒解。

胡適確實知道如何和獨裁者交往。掌權者看到一個國際知名和敬重的學者，對他如此謹慎、交心，心裡感覺輕視還是得意，我們無法得知。我們僅知，掌權者對他也禮遇有加。將近一個月之後胡適生日那天，蔣介石派人到南港送給胡適他親筆寫的「壽」字。一週之後，蔣介石又在士林官邸為胡適慶壽。出席者有蔣夫人、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司法院長謝冠生、監察院長王雲五、臺大校長錢思亮、臺大教授沈剛伯等人。胡適當場說，他「對總統伉儷親自為他做壽感到很高興」。

在許多關鍵時刻，胡適都讓他的朋友失望。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的時候，傅斯年大聲抗議，也希望胡適出面公開抗議。可是胡適卻保持沉默，只是溫情地送書給獄中的陳獨秀。雷震被逮捕這一次，胡適又重複了相同的動作：沒有公開抗議，沒有到監獄探望，而只是送書進監獄給雷震。

一年多之後，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海外回國院士的歡迎會上，致詞說：

自由中國的確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參觀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立法院新蓋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地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裡，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非常自由……

說完這些話幾分鐘之後，胡適倒地不起，結束他的一生。

這是胡適生命中最後的話語。這些諷刺的話表現他內心多少痛苦和緊張。他書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是自己卻做不到。雷震被逮捕正是他表現這種精神的時候。而且以他在國際和國內的聲望，他的鳴放頂多造成生活和職業的不便。可是他並沒有達到對自己的期許。這是他痛苦的根源。

胡適並不是缺乏羞恥心的文人。事實上，他是一個有自尊的知識分子，並且一生保存著赤子之心。他雖然專攻哲學，可是程度只及於粗淺的當代美國哲學。他對歐洲哲學毫無認識，即使當了中央研究院院長，還請託留學歐洲的周德偉開書單給他、幫他上課。此種對自己、對知識真誠的人，很難毫無羞恥地全心為統治者服務。可是，甚至在雷震被逮捕之後，他都和統治者樂融融。這是他內在緊張的根源。

雷震對胡適這個朋友卻是至死不渝。雷震的女兒雷美琳說，她曾經兩次拜託胡適伯伯去看父親，胡適都滿口答應。獄方聽說胡適要去，也特別打掃。可是胡適從來沒有去過，「我爸爸很失望」。雖然失望，雷震出獄後每年胡適的生日和忌日，都一定偕太太宋英到胡適的墓園祭拜，「因為胡先生是因為雷案而嘔死的。」胡秋原好幾次問雷震，「你比適之先生偉大得多，為什麼要這樣佩服他？」雷震總是回答，「你不瞭解胡先生。」胡秋原說，雷震「對朋友，真可謂生死不渝」。

p195雷震對胡適沒去探監雖然失望，但一直對胡適這個朋友生死不渝。圖為兩人一九五九年在《自由中國》十週年慶祝會上合影。（胡適紀念館）

雷震不只對朋友生死不渝，對政治、對國家的前途也是終身掛念。他在獄中的待遇令人羨慕，不但有獨居的小房子，也有囚犯外役當專屬勤務兵，為他打點生活瑣事。雷震甚至被容許自備電冰箱，帶入監獄。不過他還是被關了整整十年。臺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後，他寫〈救亡圖存獻議〉給蔣氏父子，建議「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臺灣人，開創一個新局面」。他並解釋，之所以用「民主國」而不用「共和國」，是因為「共匪和臺獨都稱為『共和國』，以免世人心理上的混淆」。

p196雷震出獄前被迫寫下誓書（檔案管理局）

p196-2雷震出獄的開釋證明（檔案管理局）

殷海光認為雷震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反而比較像「老牌的國民黨人」。雷震甚至在政治上都有些天真。不過或許也由於這樣的天真，才會在那樣的黑暗時代點燃光芒，也才會永不氣餒，一生不斷為中華民國、為國民黨找尋出路。蔣介石關他十年，他出獄後還天真地寫萬言書給蔣介石，也向他抱怨十年刑期結束後，監獄強迫他簽署具結書：「玆以至誠宣誓自今以後，不為任何反政府之活動，服膺三民主義，忠誠接受政府領導，遵行法令，並願接受管教……」。他向蔣介石抱怨說，這是違法也違反人權的行為，並請求蔣介石「法辦警備總部及軍人監獄當局的違法行為」，「撤銷警備總部及軍人監獄所定之誓詞及保證書，並發還震所書的誓詞及保證書」。此類的切結書，正是獨裁者用來屈辱反對者，也讓反對者屈辱自己的手段。雷震不只沒有認識到這點，還向蔣介石抱怨，希望他懲罰監獄當局、發還切結書。雷震的天真可見。

以他原先和國民黨政權的關係，他可以像他人一樣享受權勢和名位，至少也可以不用受苦，舒服過一生。可是他卻為了政治信念，讓家人付出慘痛的代價。他的兒子雷德成高中畢業後，在美國的姊姊為他申請到四年的全額獎學金，可是他在留學考試當天發高燒而沒有通過。入伍後受到軍方的特殊待遇，沒有抽籤就被分發到馬祖。已經得病的他，在馬祖的惡劣環境下，風濕性麻痺症更為嚴重。雷震幫他申請回臺就醫五次，都沒有核准。三年役期結束後回臺，他已經無法行動了。醫生說如果早日就醫，病其實可能醫好。後來雷震的女兒在美國奔走，終於找到醫院願意免費治療她生病的弟弟，卻因當局阻擾無法到美國就醫。雷德成在忍受二十多次手術後，鋸掉雙腿，後來在雷震出獄前過世。雷震也因身繫獄中無法見兒子最後一面。這應該是一個父親對兒子能有的最大虧欠。雷震在獄中給兒子的輓聯中說，「未能訣別，傷心何似？盼兒慢慢走，父會跟著來。」

p197一九七○年雷震出獄後攝於松江路家中，雷震的遺憾就是在獄中無法見兒子最後一面。（雷震紀念館）

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在二○○九年雷震逝世三十週年，到他的墓地獻花。每年清明節，馬英九總統也都要去慈湖祭拜蔣介石父子。加害者和受難者，威權獨裁者和追求民主者，都同時受到他的肯定。

因雷震的行動而獲得生命意義的傅正，原先被判處「感化教育」三年。感化教育看來似乎比徒刑還仁慈，可是卻可以延長，如果當局主觀認定感化尚未成功。傅正和當時許多正直的政治犯一樣，是感化教育失敗的例子。三年的感化教育屆滿之後，警備總部的審判官成鼎，將傅正判決延長感化教育三年。理由是：「於感訓期間，拒不接受教育，思想傾匪如故，且迭次發表反動荒謬言論」，「不知悔過自新，復先後發表蔑視　國父及我立國基礎之三民主義，中傷政府，妄言反攻無望，反對　總統連任，並主張共匪應取代我在聯合國中之地位等反動言論」，「其思想傾匪，言論荒謬無異為匪張目，依其情節，認應交付感化，予以矯正。」傅正總共被矯正感化了六年三個月。這就是當時的法律。

國民黨對傅正的感化雖然長達六年，卻毫無成效。當黨外運動興起，組織新政黨進入籌備階段，在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書的他，又興奮地加入組黨的工作。這一次，他終於看到新政黨的成立。

吳三連在組黨的關鍵時刻離開臺灣。半年後回到臺灣，從此沒有再直接介入政治活動。他後來擔任《自立晚報》發行人，讓該報成為黨外運動時期唯一立場較為中立客觀的媒體。由於和民主運動的淵源加上溫良恭儉讓的個性，他在黨外運動時期，成為國民黨和黨外溝通的橋梁；他經常邀宴黨外人士和國民黨的溝通代表關中聚餐。余登發被判刑後，他在家屬的請託下花了不少力氣，讓余登發保外就醫。美麗島事件大逮捕之後，許多受難家屬向他求助；作家陳若曦從美國回來和蔣經國兩次見面，替被捕人士求情，都由他作陪。後來受難家屬多人參與選舉，吳三連幾乎有求必應，甚至親自打電話幫競選立法委員的林義雄太太方素敏租借演講場地。

國民黨方面則不時請他和黨外人士協調。例如，余陳月瑛高雄縣長落選，支持民眾認為國民黨作票因而在競選總部聚集，久久不願散去；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打電話要求他和余陳協調，疏導群眾，避免演變成暴動事件。部分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及家屬絕食抗議時，國民黨亦請他疏導；蔣經國事後託人向他致謝。他將林義雄在獄中遭受刑求的備忘錄交給蔣彥士，表示刑求不可寬恕；但同時主張不對外發表該備忘錄。蔣彥士對他的意見表示滿意。

和其他參與運動的本土菁英類似，吳三連的回憶錄只用不到三百五十字來敘述這個運動。回憶錄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當時早已解嚴，蔣經國已經過世，民進黨也已經成立。可是回憶錄卻沒有留下足為後代參考的紀錄和反省，殊為可惜。

在參與組黨運動的本土菁英中，只有吳三連從此退出直接的政治活動。其他多數人在新黨運動被撲滅後，都留在政治領域中，以單兵作戰的方式繼續對抗國民黨。

石錫勳在一九六七年加入青年黨，一九六八年一月為青年黨提名為彰化縣長候選人。可是卻在二月被逮捕，這是他第二次入獄。原因是不久之前，兩位在臺大唸書的彰化青年到他家拜訪，向他展示他們計劃在二二八當天散發的抗議傳單，並請教政治前輩的意見。石錫勳勸告他們取消這項既沒有用又危險的行動。幾天之後，年輕人被捕，供出了曾和石錫勳見面。於是石錫勳被判了七年徒刑。根據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判刑的理由是：他「當時並未嚴詞曉以大義，勸導臺灣同胞係炎黃子孫，臺灣省為中華民國之一行省，全國同胞應在政府領導之下，團結一致，討毛救國光復大陸。或積極阻止，乃竟謂最好不要做，太危險等語。……並非反對散發，僅顧慮安全有問題而已」。

光是勸阻別人發傳單仍然不夠，仍然有罪；勸阻的理由還必須政治正確。現在的人已經很難想像，上一代臺灣人曾經生活過的那個時代之荒謬。被監禁將近一年之後，年屆七十的他終被釋放。年齡和體力都要求他永遠退出一生安身立命的工作。

許世賢是雷震被逮捕後，主張將組黨行動堅持下去的人之一。民主運動沒有繼續下去，她想必非常失望。雷震出獄之後，齊世英邀請雷震、吳三連、郭雨新、高玉樹和康寧祥等人定期聚會，希望「將民主運動的經驗傳承給新的一代」。當時許世賢擔任立法委員，當然也受到邀請。不過，她堅持拒絕參加。當他人不可期待，她寧願獨自在家鄉耕耘。以認真問政和廉潔的操守，她在嘉義耕耘出一個國民黨無法撼動的政治勢力。一九八二年她最後一次競選嘉義市長，總共有四位候選人參選，她竟然獲得七六％的選票，當時她已經七十二歲。許多時候，真正提升民族的力量或許不是狂烈的意識形態，而是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的長期辛勤和堅持。

組黨運動消逝之後，余登發也繼續留在地方耕耘。他在一九七○年代早期就在高雄縣發展出可以制衡國民黨的力量。他的媳婦高票當選省議員，他的女兒當選縣議員，他的兒子、女婿都參加過縣長選舉。他甚至宣布將參選高雄市長；不論是否當選，余登發的力量都將入侵高雄市，和高雄縣連成一體。於是法院以十年前他當縣長時「不當放領公地」的舊案，以「瀆職」罪名將余登發判處兩年徒刑。余登發對這種缺乏正義的判決拒絕接受，於是他開始逃亡，國民黨的法院也於一九七三年五月發出通緝令。逃亡五個月後（其中有一個月躲在吳三連家裡），患有青光眼疾的余登發在醫院門口被逮捕。國民黨立即又將「瀆職罪」解釋為「等同貪汙罪」，違法註銷其國大代表的資格。

直到後來的黨外運動，國民黨都仍然以他為打擊目標。情治單位炮製了一個匪諜案，將余登發逮捕入獄，然後迫不及待地將自願充當匪諜角色的吳泰安槍決。其情節之荒謬、手法之拙劣，令人驚異。這個案子充分顯示：當敵人為海峽阻絕，弱勢人民成為打擊對象的時候，情治系統（和統治者）的素質和智商可能低落到何種程度。

郭雨新同樣繼續留在地方政治，一直連任省議員，成為宜蘭地區反國民黨的象徵。他在一九七三年參選監察委員，當時監察委員由省議會選舉。因為是間接選舉，賄選格外嚴重，一票可以賣到數百萬。由於國民黨堅決不讓他當選，雖然有幾位省議員基於政治理念，願意義務支持他，可是在國民黨的強力封鎖下，郭雨新就是無法獲得足夠的票數。投票前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答應義助他的省議員，請他們自由處置手中昂貴的一票。於是郭雨新以零票落選。一九七五年他參與立法委員選舉，因國民黨作票而落選。當晚他謝票的時候，萬人空巷，幾乎演變成暴動。

兩年後，他將在宜蘭長久耕耘所建立的反對力量，完整地移交給林義雄。然後他離開臺灣。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和領導人全遭蔣經國逮捕，他在華盛頓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聲援臺灣的民主運動。他從此無法回到臺灣，終在美國過世。

高玉樹在新黨運動結束後，於一九六四年再度當選臺北市長。一九六七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他繼續被蔣介石任命為市長。一九七二年他被任命為交通部長，一九八九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首度出任總統的時候，他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高某只有懷抱感恩圖報心情，拚命努力建設，拿工作的表現，以報答總統　蔣公及政府的寬大胸襟於萬一。」他所說的「寬大胸襟」指的應該就是，雖然他曾經參加《自由中國》組黨運動，可是蔣介石仍然繼續用他。他被任命為院轄市長之後，曾經問總統府祕書長張群，是不是需要加入國民黨。意思是想加入國民黨。一週之後，張群答覆說：「不用急。」張群顯然是請示過蔣介石。蔣在政治上並不糊塗；既然高玉樹已經宣示效忠，最好的安排當然是將他留在黨的外面，充當民主的櫥窗。

蘇東啟是其中的異數。他雖然繼續在地方政治中奮鬥，卻也同時參與並領導武裝革命。國民黨對組黨運動的壓制，顯示和平改革路線是一條絕路。蘇東啟在一九五三年當選雲林縣議員，此後一直連任。一九六○年四月參加雲林縣長選舉，沒有成功。雷震被逮捕的次年，他重新當選縣議員，並且利用技巧讓雲林縣議會通過「敦請政府特赦雷震」。

就在這一年，幾位雲林青年因為自由中國民主運動被撲滅，開始萌生革命之志。後來他們找上蘇東啟，希望具有社會地位和民主聲譽的他，出面領導已經在暗中發展的武裝革命組織。他們聲稱已經吸收一百多名臺籍士兵，計劃搶劫軍營武器，占領廣播電臺。他們認為只要撐過一個星期，美國第七艦隊就會出面干預，將臺灣交給國際仲裁。

三月九日，蘇東啟從臺北發出認可行動的暗號，於是十多人分別搭四部計程車前往軍營搶奪武器。尚未開始行動，卻又接到取消行動的更正指令，只好無功而返。之後，蘇東啟繼續發展組織，直到該年九月被逮捕為止。同時被逮捕的，包括蘇東啟的太太蘇洪月嬌及另外四十八人。蘇東啟初審判處死刑，之後改為無期徒刑。後來因蔣介石過世被減刑，才能監禁十五年就出獄。

如今回顧《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就行動面而言，它持續的時間甚短，而且也沒有具體的成就。新的政黨沒有組成，國民黨的獨裁體制依舊穩固。二十年後出現的新一波民主運動，才終於鬆動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雖然乍現即逝，這個運動卻是黑暗政治中的流星，在消逝許久之後仍留下不曾間斷的歷史記憶，持續到今天。在運動消逝後的二十年間，他們的事蹟仍一直在民間流傳。

不過，歷史記憶不可能完全一致，所有的民族皆然。直到今天都是臺灣最知名的一位政論家認為，《自由中國》半月刊「『利濟天下』的主張只不過是『一身家謀』的幌子，而這正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常顯示出來的特質」。這些中國自由主義者「本質上是孤立的，因為他輕視社會大眾，自居於菁英分子地位；本質上是可以被收買的，因為他有極高的妥協度；同時，他們本質上也是反民族主義，因為他們充滿了買辦意識」。他也說，「由舊自由主義者的一代掌門人胡適的畢生著作和行誼，可以證明中國舊自由主義是如何的在自是、自利、與無知中將自己埋葬。」這些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整個沿襲著大陸舊自由主義的思想殘餘。在思想上遂狹隘自得。」

所幸此種獨特的評價，和國民黨的威權獨裁體制一起走入歷史。如今我們記得的是：他們雖然有局限性，卻做出當時許多人無法做到的事，而且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們向後世展示：即使在蔣介石的威權獨裁下，仍然有正直的靈魂。

這個運動最大的貢獻或許在於，嚮往人權和民主憲政的言論。於戰後第二波民主運動中持續最久、品質最穩定的刊物《八十年代》，在運動的高峰期一九七九年出版共七冊的《自由中國選集》。直到運動消逝將近五十年後，臺灣已經成功民主化的二十一世紀，這七冊選集仍然重新再版。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以及其中的許多參與者，如今已成為臺灣歷史記憶的重要部分。對它的學術研究亦不曾間斷。

這個運動是近代中國和臺灣兩股歷史的匯流。運動中的中國成員，有流亡學生傅正，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胡適，中國自由主義學者金岳霖的學生殷海光，國民黨統治團體的核心成員雷震，國民黨內的在野派齊世英，以及來自中國的反對黨成員謝漢儒、夏濤聲、楊毓滋等。運動的臺灣人成員中，則大多曾經參與反日本殖民主義運動，如石錫勳、吳三連、郭國基、楊金虎等。如果這個運動是臺灣戰後的第一齣道德劇，其主要演員先前在兩岸的歷史舞臺上多已曾經出場。

他們的局限也來自這樣的歷史。這個運動的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潰敗後，試圖在臺灣新領域中做最後的嘗試。思想的敵人共產主義雖已阻隔於海峽對岸，可是他們卻為蔣氏父子的法西斯主義所籠罩。本土政治人物則是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殘存。殘酷的二二八事件剛過不久，記憶猶新。他們一直努力在地方政治中維持最起碼的、有尊嚴的存在。兩群人多已過生命中最熱情、進取的階段。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他們在生命晚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他們的遺囑終在下一代人手中完成。

第九章文化禁錮中的沉悶時代

《自由中國》雜誌被關閉之後不久，李萬居的《公論報》也停止出刊。獨立的聲音從此消失。配合著國民黨政府對書刊的嚴密檢查，臺灣進入一個思想荒蕪的年代。在這個年代中，《文星》雜誌的出現帶來些微鼓動人心的力量。

追求真實和自由思想是人類心智的永恆目標，卻也是威權統治的最大敵人。事實本身就是顛覆性的；它拆穿統治者的謊言和神話。自由思想則挑戰統治者的道德基礎。控制媒體、查禁書籍，因此是所有威權獨裁政府共同的重要措施。

在威權獨裁體制中，被禁止的書籍通常不限於對政權和統治者的直接批評和挑戰；可能侵蝕威權體制正當性的思想，也全在禁止之列。對書籍、雜誌甚至藝術作品的大規模查禁，是所有威權和極權政府保衛政權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卻也造成了思想和文化的荒蕪。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期中，直接批評國民黨威權體制，或者干擾國民黨欲建立的思想文化秩序的書籍必然在查禁之列，如殷海光、李聲庭、李敖、柏楊、許信良、康寧祥等人的著作。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在被查禁前即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該書是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的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在作者提出訴願後，內政部詢問警備總部的意見。警備總部的回答是，「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嚮往雜交群婚，以及一戶之內子女可個別冠姓之說，顯然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該書遭到查禁的命運，充分顯現國民黨威權政府所要保護的不只是獨裁的政治秩序，也包括傳統的舊文化秩序。任何挑戰既定秩序的思想，都有必要加以壓制。

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則早於一九五四年即被查禁，因為「內容歪曲佛教教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中國佛教協會通電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佛學講習會等，「希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印順是近代中國佛學第一人，他在該書中認為：傳說中的四大樂土，為佛學視為八難之一的「北拘盧洲」，指的是西藏高原。雖然數千年前中共政權尚未存在，這樣的說法仍然被認定是為匪宣傳。

印順於是提出重新審查申請書，針對被質疑處讓步：乃「因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如有應行修正刪易之處，當遵指示修改。懇轉請政府明示，以憑修正。」印順法師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說自己：「在這一次的經歷中，我才認識了自己。……我是那樣地懦弱，那樣地平凡，我不能忠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體衰弱，心靈也不夠堅強。……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

p209警備總部出版的《查禁圖書目錄》

警備總部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查禁圖書目錄》顯示，這些挑戰威權體制和傳統文化秩序的作品，其實只是被查禁書籍中的極小部分。在那個時代中畢竟沒有太多作家和學者，有足夠的勇氣得罪統治者，危及自己的工作和事業。絕大部分被查禁的書籍都是國共內戰的文化犧牲品。根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二條，「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之出版物一律查禁」。事實上，不只是「匪酋、匪幹」的作品被查禁，所有曾經支持共產黨或身陷鐵幕的作家和學者，其著作一概列為禁書。作家如魯迅、巴金、錢鍾書、聞一多、朱光潛等人的作品，學者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顧頡剛的《古史辨》、費孝通、張東蓀、羅爾剛等人的著作，都列為禁書。

更為可惜的是，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只因譯者身陷大陸而成為禁書，包括羅曼羅蘭、雷馬克、巴爾札克、左拉、福婁拜、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史坦貝克、傑克．倫敦、D．H．勞倫斯、威爾斯等人的著作。甚至梭羅的《湖濱散記》、馬克吐溫和狄更斯的作品、以及《格列佛遊記》、荷馬的《伊里亞德》都成為禁書。這些著作多為十九、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化精華，荷馬更是人類情感的高度結晶。當時臺灣接受中文教育的世代仍未達足以翻譯、介紹世界文化精華的年齡。

在這之前，臺灣民眾心靈的成長、文化的提升，只能仰賴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的努力。在獨裁政權的禁書政策下，整整一個世代被剝奪了吸吮人類文化精華的機會。固然某些文學經典因略去譯者姓名而得以出版，總非全面性地解放；願意為提升文化而在財務和安全上冒險的出版商畢竟是少數。

警備總部查禁的名單中，除了眾多文學經典名著之外，也包括某些令人驚訝的書籍。如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富裕社會》，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羅素的《人類的命運》，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高伯瑞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曾經在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和詹森的政府中擔任公職。他是自由派經濟學者，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富裕社會》是高伯瑞眾多著作中最有名、也最有影響力的作品。該書強烈地質疑了「傳統的智慧」：用物質繁榮來代表經濟和社會發展。該書也間接促成了甘迺迪政府的「貧窮戰爭」計畫。這本書被查禁的理由是「違反反共國策」；原因或許是書中數頁對馬克思的持平之論，和國民黨政權的反共教條不盡符合。

出版該書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冷戰時期美國國務院的文化宣傳機構。它的任務是宣揚美國的文化和政治，爭取盟邦人民對美國的認同和支持。當時這個出版社出版了許多美國作家的重要著作，包括海明威、費滋傑羅、田納西．威廉斯、史坦貝克、亞瑟．米勒、惠特曼、愛默生、梭爾．貝羅等人，以及政治文學的經典《國王的人馬》。除了文學經典作品之外，其出版品也包括和美國有關的重要政治學著作，如《聯邦論》、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今日世界」在香港出版的這些書籍，配合精美的紙張和印刷包裝，彷彿是臺灣文化沙漠中空投的甘泉，稍稍解除了臺灣民眾心靈的飢渴，雖然它們都帶著濃郁的美國口味。

p211在禁錮的沉悶文化中，今日世界出版的書成了沙漠甘泉。

至於羅素和愛因斯坦的著作為何查禁，理由不詳。和查禁愛因斯坦的著作同樣不可思議的是，《韋氏新世界大辭典》受到查禁，理由是「違反反共國策」。一九七七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遭查禁，理由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

然而在文化荒蕪中，還是有人努力地試圖拓展臺灣民眾的眼界，深化他們的心靈。一九七一年臺北「皇家出版社」出版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者、黑豹黨創始人克里佛（Eldridge Cleaver）的《冰上靈魂》（Soul on Ice）。克里佛年少失學，從小偷竊、吸毒，在收容所和監獄中成長。在因強暴罪而入獄服刑期間，開始廣泛閱讀文學、政治作品。八年後，他將獄中所寫的回憶和反省出版。這本反映美國黑人在白人宰制下的心靈處境，被《紐約時報》評選為一九六八年的年度十大好書之一，成為美國黑人運動的經典。

克里佛如此分析種族壓迫中的性關係。「白人讓黑人女性成為奴隸的象徵，白種女性則是自由的象徵。每一次我擁抱黑人女性，我擁抱的是奴隸制度；而每當我的手臂環繞白人女性，我擁抱了自由。白人用死亡的痛苦來禁止我擁有白人女性；如果我觸摸白人女性，可能會讓我付出生命的代價。人為自由而死，黑人則為白人女性而死。這就是白人的意志。只要他們有權力執行他們的意志，我就不可能獲得自由。我不可能有自由，直到有一天我的床上躺著一個白人女性。」而強暴白人女性則是一個「顛覆的行為。這樣的行為讓我感到快樂，因為我是在藐視、踐踏白人的法律、白人的價值系統；同時，我也在汙染他們的女人，而這正是讓我最滿足的地方。我痛恨白人使用黑人女性的歷史；我感覺我在從事報復的行為」。可是在獄中，「我用很長的時間觀察我自己。平生第一次，我發現我錯了，我迷失了。並非迷失於白人的法律，而是迷失於人性、迷失於文明。我不再能贊同強暴的行為。即使我能深入洞察自己複雜的動機，我也不能合理化強暴的行為。我失去自尊；我身為人的尊嚴徹底消溶，我整個脆弱的道德架構也都崩潰，完全地摧毀。」

可是這樣的一本書，一本可以讓臺灣民眾認識世界、認識種族壓迫、深入複雜人心世界的書卻被查禁，理由是「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之後，當然不會有人從事相同的努力。整整一個世代的人，應該讀什麼書，可以讀什麼書，心靈應該如何成長、吸收何種養分，就決定於警備總部的軍人手中。受威權之害者，並不限於因為爭取自由而失去生命和自由的人。

p213蔣經國在《勝利之路》中說，一生只要讀國父遺教領袖訓詞就夠了。

不過，就獨裁者的品味而言，這顯然不構成嚴重的問題。《勝利之路》這本書是蔣經國的讀書紀錄，每天一篇。整整一年，他沒有讀過任何一本嚴肅的著作。更恐怖的是，在「擇書精讀」這一則讀書紀錄中，他寫道：「書店裡成千上萬的書，並不是每本書都要讀的。我們只能選擇最需要最有用的書來看……那麼我們唸什麼書呢？國父和領袖的學問融貫中西，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多麼恐怖的想法。

有趣的是，國民黨的威權政府除了嚴格審查思想內容，也仔細規範書籍的編排格式。它在一九五二年查禁《三民主義問答》，因為該書排印自左而右，有違總裁的訓示：「中文應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書寫。」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對書刊編排方式的執著令人驚嘆。胡適曾經告訴雷震，他一九三五年發行《獨立評論》的時候，曾經接到「剿匪總司令部」發給所有雜誌社和出版社的公文：奉蔣介石總司令手諭，除科學書籍之外，漢字不得橫排。雷震回憶說，蔣介石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又發了一次手諭，這次規範的對象不只是書籍，還包括商店的廣告招牌。所有招牌都必須自右至左直排。他並且要求警察取締不符合規範的招牌。

在這個思想禁錮、文化荒蕪的年代中，《文星》雜誌的出現提供了臺灣知識文化界認識世界的唯一媒介。《文星》雜誌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出刊，由社長蕭孟能所創辦，並請葉明勳擔任發行人。葉明勳為資深記者，在中國曾任職中央通訊社，其上司為蕭同茲社長。蕭同茲為蕭孟能的父親；黨政關係非常良好。葉明勳後來在雜誌文章惹出官司後辭去發行人職務，由蕭孟能取代。雜誌的總編輯為何凡、林海音夫婦。夫妻當時都是《聯合報》的編輯，在文藝圈有豐富的人脈。《文星》雜誌因此稿源豐富。雜誌在一九六一年底出刊到第四十九期之後，改由李敖擔任總編輯，內容和風格也出現劇烈的變化。

從創刊開始到停刊為止，《文星》雜誌每期的封面人物都介紹一位當代文學、藝術和政治的重要人物，包括海明威、卡繆、羅素、史懷哲、史特拉汶斯基、湯恩比、李普曼、巴斯特納克、西班牙大提琴家卡爾薩斯、赫胥黎、赫塞、賽珍珠、邱吉爾、田立克、沙特、導演柏格曼、卡拉揚、金恩等。

在李敖出任主編之前，《文星》是一個純文藝性、思想性的刊物。它偶而有殷海光的文章（〈我們走哪條路？〉、〈成見與進步〉、〈論沒有顏色的思想〉），以及李聲庭的文章（〈論學術自由〉、〈我如何教憲法的？〉、〈論民主與法治〉）。可是這些文章都非直接批判現實的政論，而是冗長的「理論性」文章；談的雖然是學術自由、民主與法治等，可是卻都迴避現實，毫不觸及當時的臺灣。即使成舍我在第三期（一九五八年一月）〈狗年談新聞自由〉中，談清末戊戌變法對新聞自由的開放，也只是借古諷今，沒有觸及現實。

p215《文星》創刊號以海明威為封面，顯見是以文藝為主的方向。p216《文星》五十一期已進入李敖主編的時代，以胡適為封面。當時《文星》點燃了中西文化論戰。

即使沒有觸及現實，成舍我的文章仍然引來《中央日報》社論的攻擊，影射該文作者是「新亡國主義者」。《文星》雜誌隨即在第四期提出委婉的解釋，並聲明「『文星』同仁並無政治野心，一個非政論性的刊物亦無助於此項目地的達成。時評亦非『文星』的主要內容，故此對這個問題不擬再討論下去」。非常低調地結束這個議題。在雷震的新黨籌備期間，雜誌也有數篇文章聲援民主運動，如陶百川的〈何不痛快堂皇准辦新報〉、凌峻的〈報人、政府、反對黨〉。然而大體而言，《文星》雜誌嚴格遵守「文藝性雜誌」的本分。雷震被捕之後，雜誌同樣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這個時期的《文星》雖然自我定位為文藝性、思想性的雜誌，也沒有正面衝撞當前的政治壓制，可是仍可能為政治行動建立知識和文化基礎。發刊第一期介紹該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卡繆終生著作都表現出強烈的政治關懷；他在第二次大戰時期參加反抗軍，後來又對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殘暴提出抗議。這些都不可能不對當時知識分子帶來強烈的啟發。「別人追問『人道主義究竟是什麼？』，卡繆毫不遲疑地回答說：『自由。』」第二期更以卡繆為封面人物，也介紹了他和沙特的決裂，因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歌頌強者的權力」。這些文字對當時臺灣的知識分子或許也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比較可惜的是後期的文章愈來愈無趣，也愈沒有知識性、思想性和反省性。唯一比較值得後人回顧的是「中西文化論戰」。

「中西文化論戰」的開端，來自雜誌第五十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所刊出的胡適於「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的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胡適在演講中呼籲：「我們東方的人站在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的入口」，必須在知識上有所準備「才可能適當地接受、賞識這個文明」。而根據胡適，這個知識上的準備就是，第一，承認「東方的老文明沒有多少精神成分」。如果一個文明可以容忍婦女纏足一千年之久，可以容忍種姓制度數千年之久，這樣的文明有什麼精神可言？所以，「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有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東方人必須有的第二項知識準備就是：承認西方的科學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成就」。

緊接的第五十一期除了以胡適做為封面人物之外，亦刊出胡秋原對胡適演講的評論──〈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胡秋原在這篇超過兩萬五千字的長文中，討論了近百年來中國人面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反應和思考。他認為，當時臺灣知識界對這項問題的討論，遠不如他「在中學時代所見的水準」。他同時也提出他對中西文化的見解。在他的視野中，「西化派」、「復古派」都不足取，而且也是在回答虛假的問題。因為，第一，文化的本質大同小異，只是不同文化的發展有先後之分；某些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外在條件而產生某方面的停滯，如中國因科舉制度而扼殺了原本超越西方的科學發展。我們今天知道，更好的例子或許是阿拉伯人過去在科學、藝術、文學方面的高度成就，再對照今天其文化的停滯和貧乏。

第二，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有其惡劣處，西方也有奴隸制度、宗教異端審判、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我們如今知道，西方世界的這些壓迫體制，其實不只是胡秋原所說的「惡劣」而已；其殘酷的程度其實遠高於纏足，也不低於種姓制度。第三，西方文化也是不斷在發展、蛻變之中。「全盤西化」的主張等於是將自己卡在現有的西方文化框架中，失去發展和更新的動力。如果復古派的主張會將我們「閉入古關之中」，西化派則會將我們「閉入西關之中」。胡秋原說，如果文化後來者的美國，也全盤地法國化、英國化，哪有現今的美國文化？

胡秋原對中、西文化的見解，遠比胡適該篇演講來得深刻。然而在冗長的文章中，他沒有將論述節制於主要議題上，反而對胡適個人做過多的評論。他以歷史事實質疑胡適對白話文運動的貢獻，也說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導。這些都是持平之論。不過，他也不掩飾對胡適堅持自由主義的尊敬。然而胡秋原對文化的討論，確實讓胡適的文化觀顯得過於膚淺。讓胡適更為難堪的或許是，胡秋原的文章一開始即點出：全世界（包括共產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當時臺灣的政府、民間和年輕世代，都在熱中發展科學，追求科學。言下之意是：胡適所提的接受科學須先做好精神準備之議，其實是一個虛假的、不存在的問題。

文章的結尾，胡秋原甚至說，「我們既要發展科學，至少應該研究各國發展科學的條件……確定可能目標，充實必須條件。此古人所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有力量結網的人不去結網，天天高談闊論，說魚好。若他人並此不知，因而反動，又算怎麼一回事呢？」而當時的胡適正是主司發展科學的中央研究院院長。雖然沒有明說，顯然是在諷刺胡適。

除了胡秋原的批評文字外，徐復觀也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上撰文〈中國人之恥，東方人之恥〉，批評胡適這篇演講。徐復觀說胡適「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知識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汙衊中國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然後在結語中說，「好幾年前，有位存心忠厚的朋友說，『大家不要找胡先生談學問了，找他談點政治、時事，總會有些見解的。』」文章從嚴肅問題的討論，延伸成為人身攻擊，激起胡適友人和學生的強烈義憤。

胡適對文化的見解其實非如該演講那般膚淺。早在四十年前，胡適在評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就表達和胡秋原類似的論點。梁漱溟在該書中，認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國文化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則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胡適認為梁漱溟這個「文化公式」，「只是閉眼的籠統話，全無『真知灼見』」，而且也『荒謬不通』。」胡適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走在同一條「生活本來的路」上的，差異的只是不同時代中環境的逼迫。三大系民族都有過他們的光明時代和黑暗時代。歐洲也經過千年的黑暗時代，迷信宗教、壓抑科學、宗教法庭迫害自由思想；科學和民主只是最近三百年來環境所逼出的成就。中國也曾經在「戰國時代呈現一個燦爛的哲學科學的時期」，然後是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直到兩宋的中興。「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他們的落後，也不過因為是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環境與問題。」

此外，在發表該演講的一年多前，胡適在西雅圖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演講「中國的傳統與將來」中，也提到了中國傳統中的偉大成就：「中國哲學思想的經典時代，留給後世的偉大遺產有老子的自然宇宙觀、無為主義的政治哲學；有孔子的人本主義，他看重人的尊嚴，看重人的價值的觀念，他的愛知識，看重知識上的誠實的教訓，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哲學；還有大宗教領袖墨子的思想，那就是反對一切戰爭，鼓吹和平，表揚心目中『兼愛』的『天志』……」胡適然後認為，這個傳統「下一段的大進化可以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包括文學復興、哲學復興，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學術復興」。

在這篇演講的結語中，胡適重複他一九三三年提出的想法：「中國的文藝復興已經漸漸成了一件事實了。這個再生的結晶品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著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面剝掉，你就可看出做成這個結晶品的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紀的科學民主文明，而復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

胡適早年對中國傳統或中西文化的態度，和如今受到嚴厲批評的演講相較，其深度和廣度簡直無法比擬。長期關心中西文化問題的胡秋原和徐復觀，理應不至於對胡適早期的言論毫無所知；然而兩位先生仍然以該篇演講為焦點，對胡適提出嚴厲的批評。

在胡秋原和徐復觀眼中，首先挑起戰端的其實是胡適。將近三年前，胡適在臺中省立農學院（今中興大學）演講，公開批評唐君毅、牟宗山、張君勱、錢穆、徐復觀等人「不懂中國文化」。演講完之後當天下午，胡適到東海大學參加校長吳德耀為他舉辦的茶會，又當面對徐復觀說，「你們講中國文化，只是被政治反動分子所利用。」徐復觀生氣地回答說，「反動分子把官給胡先生做，但並未給我們做。」不過，兩人的短兵相接並沒有形諸文字。直到這個時候，徐復觀終於忍不住。

針對胡秋原和徐復觀的嚴厲批評，胡適不能答覆說：該演講只是輕鬆、甚至輕率的作品，因此不能代表他真正的想法。畢竟那是在嚴肅場合所做的公開演講。胡秋原和徐復觀使用的語言也讓胡適非常介意。胡適在讀到胡秋原的文章後，告訴他的祕書：「本來要寫封很客氣的信給胡某的。他的文章太輕薄了。你要知道，寫文章的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其實，四十年前梁漱溟讀到胡適批評他著作的時候，也正如胡適今日的感受。梁在讀到胡適的批評之後，立即給胡適一封信問說：「至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

一個多月之後，胡適過世。雙方的論戰也告終止。

然而這幾篇充滿意氣的文章，卻開啟了《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論戰中最尖銳的文章來自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該文列舉了歷來討論中西文化的人所犯的十一項大病。被李敖提到的病人中，牟宗三犯了「中勝於西病」，毛子水犯了「古已有之病」，陶希聖犯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陳立夫犯了「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張其昀犯了「挾外自重病」，錢穆犯了「大團圓病」，胡秋原則犯了「超越前進病」。這個病患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威權政體中的文化思想權威。李敖文章的中心論點是主張「全盤西化」，因為「我們面對西方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蕃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以這樣的態度和語言討論如此嚴肅的問題，確屬獨特；不過卻在當時的知識界捲起一陣旋風。

《文星》雜誌隨後陸續刊出胡秋原、徐復觀、鄭學稼、徐道麟等人的回應文章。新世代的徐高阮、居浩然、韋政通、黃富三、許登源、洪成完、管東貴等人也在不同的時期加入戰局，而且隱然形成另一個陣營，和老一輩的文化知識權威對抗。除此之外，雜誌也重刊了梁實秋、張佛泉、陳序經等討論中西文化的舊文章。這個雜誌所點燃的文化論戰，是當時臺灣文化黑夜中唯一的思想火花；在充滿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偉大領袖、民族救星、救國團以及白色恐怖的時代精神中，這些文章是青年學生得以跟隨閱讀，從事智性活動的唯一機會。

如今看來，這個論戰在當時就已經有些過時，而且是有戰無論。所有和先進西方文化接觸的民族，特別是自身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印度和中國，在接觸初期都有類似的複雜反應。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時候，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如果自身的文化傳統那麼優越，為何我們今天會陷入絕境？如果我們的傳統文化一無是處，那麼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如何維持自己的信心和認同，特別當這個文明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文明？初期的一般反應都類似：「西方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此種錯誤認知所激起的共同反應策略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保持自己的傳統價值，只學習西方的科技文明。

魏源受鴉片戰爭刺激所撰的《海國圖志》，即是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只學習西方的科技，忽視其文化價值和制度，是有識之士在接觸西方初期的主要思維。於是左宗棠在一八六六年於福建設立輪船廠和海軍學校，數年後清政府又派遣一批該校學生到格林威治的「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就讀。格林威治距離大英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首都倫敦不遠。該批軍校留學生中有一位學生，名為嚴復。他有空就往倫敦跑，參加文化活動、旁聽英國國會，同時大量閱讀當時重要的文化思想著作。回國後，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該書從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討論道德倫理。他也翻譯了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史賓塞《社會學》（群學肄言）、密爾《論自由》（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等。這並非西方思想首度進入中國。早在明朝末年李之藻就和耶穌會傳教士合作，將一本介紹亞里斯多德辯證法的邏輯教科書，翻譯成中文，於一六三一年出版《名理探》。經過兩百多年的空白，負載西方文化價值的經典著作，又透過嚴復的翻譯進入中國。

中國和西方經過一百年的接觸、討論和學習，中西文化問題此時幾乎已經不是問題了。可是《文星》雜誌上的討論仍然引起巨大的迴響。

在論戰熱烈進行中途，香港記者吳心柳投書雜誌，「對於最近的東西文化論戰，感到頭昏目眩。」他建議，「參戰雙方首先將『西方文化』定義清楚，主張全盤西化的究竟要西哪一化？」不只交戰的雙方沒有清楚界定西方文化，甚至一方所護衛、另一方所反對的「中國傳統」，也沒有被說清楚。綁小腳、抽鴉片的時代早已過去，也不可能復返；而且，它們也不是中國傳統的基本元素。數千年的帝制更非中國傳統護衛者心目中值得延續的價值。

而反中國傳統在現實上有何意義，也不見說明。雖然有邊緣的保守人士以中國傳統來反民主，可是終非保守陣營中的主流思想。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出來的詭異「中國式民主」，還是後來黨外民主運動期間的事。即使在當時，國民黨也不是用中國傳統來辯護其威權獨裁統治，而是以「非常時期」的權宜措施，來凍結其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民主原則。而即使中國傳統的「忠君」思想符合「效忠領袖」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個人獨裁和領袖效忠，卻具有較多孕育於西方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成分，較少中國傳統的成分。當時合理化威權獨裁和效忠領袖的「公式」，和法西斯主義類似：民族的危機。當時所有軍人和學生在大型集會場合都必須高唱的〈領袖頌〉（又稱領袖萬歲歌），歌詞是：

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您是大革命的導師，您是大時代的舵手。讓我們服從您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您的四周。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大家一起來戰鬥。我們要在您勝利的旗幟底下，打倒朱毛，驅逐俄寇，把國家民族拯救。領袖萬歲！領袖萬歲！我們永遠跟您走，我們永遠跟您走。

這個歌詞完全看不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

在這項反中國傳統的辯論中，發揚中國傳統在現實上會造成何種後果？拒絕中國傳統在現實上又能帶來何種好處？如果要反中國傳統，我們應該反的是其中的哪些元素，或面向？這些重要的問題都沒有在文化論戰中被提出來討論。

更可惜的是，討論不只混亂，也多涉及人身攻擊，因此也浪費了一個充滿知識生命力，原本可以刺激和提升臺灣知識界的題目。一九六二年七月當期登出孟戈〈鄭學稼腦袋裡的東西〉，指稱鄭批評胡適的文章之「思想、觀點、資料、行話、命題」，均為中共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所提供。文章控告鄭學稼，「這位匪情專家在如何不正當地使用匪情資料」。鄭學稼因此對《文星》雜誌提出法律控告。三個月後，雜誌又刊出李敖所寫的〈胡秋原的真面目〉。該文指控胡秋原曾經參與一九三三年的「閩變」，屬叛國分子。胡秋原於是也對《文星》和李敖提出毀謗官司。一九六三年七月號刊出李敖的〈為『一言喪邦』舉證〉，檢視胡秋原「三十年來所寫有利於蘇聯、有利於共產黨的文字」。嚴肅的文化論戰最終卻演變成檢舉匪諜。

在雙方激情對抗、然而卻焦點模糊的戰事中，一九六五年三月出版的第八十九期刊出了一篇清新可喜的文章〈櫻花樹下談中西文化〉；作者署名為鍾祥。該文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問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經脈。可是「在一百多次大炮仗聲中，我們國家所能培養出來的最佳頭腦，給我們留下的竟是什麼？簡直是一片空白……主張全盤西化的，只是嘴巴上高喊著全盤西化的口號，稍微有一點良心的，大概亂七八糟地翻譯了幾本書……而主張保存固有文化的人士們，除了已經是大師之身的人士們，一人有個二三本很難懂的著作之外，其他一切應做的工作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空白」。然而跟這樣的上一代比起來，這一代更為不如。因為，「如果他們對歷史文化交了白卷，我們竟是在考場們外梭巡徘徊，不敢進去參加考試。」

該文接著指出，全盤西化和保存固有文化，其實都只是意氣之爭。人類的心靈是共通的，而且是可以相通的。印度的古典音樂之美，和中國人傳統生命中的美是可以相通的。而受壓迫的美國黑人音樂，其

聲音本身就說明了一種自知無望的反抗、沉鬱、幽傷，無可奈何的憤怒，卻還是對上帝和命運保留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敬畏……這和我們中國的傳統精神相去何止千里之遙，這一種美，一種無處可以著力的生命茫然之悲憤，我們還是可以欣賞。而且當我們的靈魂和他們受苦難的靈魂相接觸，而開始能夠以同情的心理去瞭解他們時……我們的心靈突然開闊了。

作者結論說，中西文化問題在本質上根本就不是思想上或學術上的問題，而是行動和態度的問題。作者期待，中國人具有漢唐時代中國人的胸懷和氣度，「一切美好之事都可化為我用」。這篇文章並非中西文化論戰的最後一篇論述，然而卻可視為該論戰的終結，而且是一個美好的終結。

《文星》雜誌在李敖於一九六三年七月接掌總編輯之後，除了發動中西文化論戰之外，也開始刊登直接批判現實問題的文章，雖然《文星》雜誌仍沒有轉型為政論刊物。李敖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出版的該期雜誌發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指出大學教授「壽比南山、不研究、不讓賢、不發表論文」的四大特徵之外，還有「分贓和意淫兩大流行症」，並且指名道姓以臺大文學院長為例。這篇文章再度撼動了死氣沉沉的臺灣社會，也引發數篇討論臺灣高等教育的論述。更重要的或許是，它抒發了當時青年學生對教育體制和師資的不滿。

李敖主編下的《文星》，雖然沒有直接攻擊威權體制，卻鬆動了其思想秩序。威權政體和共產主義極權政體有異。極權政體以廣泛的政治動員來護衛其政權，發動人民根據官方的意識形態，從事普遍性的、頻繁的政治參與。它要創造的是積極、熱烈支持政權的子民。而威權政體則以「反動員」來護衛其政權，禁止人民從事政治性的思考和行動，除非由官方所默許或主導。它試圖創造的是冷漠的、不問政治的順民。《文星》雜誌對既有權威、既定秩序的挑戰，顯然不符合威權體制思想「反動員」的統治邏輯。當人民的思想被動員，當人民開始獨立思考、開始挑戰既定的社會和道德秩序，必然威脅威權體制的穩固。

李敖在一九六五年控告徐復觀毀謗，因為徐復觀在文章中稱他為「小瘋狗」。徐復觀在答辯狀中細數李敖「連篇累牘之罵人文章中」所毀謗過的對象，個人部分「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集體部分「自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全體研究中國文化者、全國較李敖年長之學人、全政府官吏、全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徐復觀所列出的清單，簡而言之就是「體制」。這些文章，以及雜誌所刊載的類似文字，對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者的強烈批判，確實猛烈地衝撞著威權政體的邏輯：安定、秩序、和死寂。

威權獨裁政權終於無法再容忍。警備總部於一九六五年八月查禁《文星》雜誌第九十期，因為該期一篇文章「附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原文，有為匪宣傳之處」。四個月後，又遞出查禁雜誌一年的處分。一年之後，查禁期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函告文星書店董事長蕭同玆，「茲據有關方面會商結果，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文星》雜誌不宜復刊。」國民黨第四組居然可以查禁雜誌，在那個時代並不足為奇。五年之後，李敖被抓進監牢。罪行是協助彭明敏將信件交外國人送出境，以及將政治犯名單運出臺灣。

直到一九七○年，文化禁錮中的臺灣才看到一絲陽光。這時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內容已經大為充實，填補了臺灣的文化真空。該文庫陸續出版羅素、尼采、歐威爾、佛洛依德、佛羅姆、尼采、杜思妥也夫斯基、歌德、沙特等西方思想和文學著作。出版社的負責人張清吉的學歷只有小學畢業。他曾經當過三輪車夫，後來以買賣舊書為業。文庫的催生者則為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林衡哲。兩個不可能的人共同耕耘出一塊文化花園。

然而戰後出生的一代，如今已經長成。他們不甘願只是閱讀，他們也希望改變世界，至少改變臺灣。

第十章青春火焰繼續燃燒

體制內的民主改革運動被撲滅之後，僅存的出路是號召人民起義。這是當時許多人的想法。號召人民起義，有些人以彈藥，有些人以傳單。

蘇東啟的武裝起義，尚未行動即被破獲。三年之後，臺北幾位知識分子以傳單當武器號召人民起義；同樣的，傳單尚未發出即被逮捕。臺灣大學法律系、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的謝聰敏，在一九六四年寫了一份傳單，計劃散發到全臺灣，號召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謝聰敏在臺大曾經上過殷海光的課。殷海光介紹學生閱讀的一本書《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讓他獲得很大的啟示。該書作者是美國的工人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中譯版由「今日世界」出版。今日世界是美國國務院的文化宣傳機構，卻是臺灣青年學生在威權統治的文化禁錮下，認識世界（主要是美國）的窗口。書裡的一句話啟發了謝聰敏：「一個運動只要號召百分之三的人革命，就可以成功。」在《自由中國》和平改革的路線失敗之後，它指引了另一個政治改革的出路。

謝聰敏當時因為臺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的推薦，在國民黨的對日宣傳雜誌《今日之中國》當編輯。彭明敏出身高雄世家，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第二年的學費是胡適匿名捐贈；可是胡適和他數次見面，都沒有對他提及。直到胡適過世之後，彭明敏才知道這件事。彭明敏接著到巴黎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返國後在臺大政治系任教，後來並擔任系主任。期間曾當選傑出青年，並被任命為臺灣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他的前途似乎不可限量。

可是讀過謝聰敏的五萬多字傳單後，彭明敏卻主動表示要參加這個揭竿而起的冒險行動。他也建議將宣言縮短為五千多字。謝聰敏的臺大法律系同學魏廷朝，則以他的文筆將傳單潤飾，並取名為〈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於是一位老師加上兩位學生，將這份傳單拿到同學黃文雄介紹的小印刷廠，祕密印了一萬份。交給印刷廠排版之前，他們將傳單中的「蔣介石」改為「毛澤東」；排版之後再更改回來，然後將版交給另一家印刷廠印製。魏廷朝是臺大政治系的畢業生，當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當助理。黃文雄後來在康乃爾大學唸書的時候，於紐約刺殺蔣經國沒有成功。

p231謝聰敏（後排右一）與魏廷朝（前排右一）為臺大法律系同學，圖為兩人與同學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北投登山合影。（張慶惠提供）

p231-2臺大法律系四六級同學大合照，魏廷朝（第四排右一）、謝聰敏（第四排右二），時為臺大政治系教授的彭明敏則在前排右三。（張慶惠提供）

宣言以這樣的文字起頭：「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臺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島上一千兩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宣言批判蔣介石政權不能代表臺灣人民，而且以反攻大陸的神話欺騙人民。宣言然後提出「我們的目標」：確認反攻大陸不可能；重新制訂憲法，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重新加入聯合國。宣言也列出「我們的原則」：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保障自由及反對黨的合法地位；消滅特權；保障司法獨立；廢除特務組織；裁減軍隊等。

宣言最後說：「我們自救的力量正在急速地擴大中。在政府機關、地方團體、軍隊、公司、報社、工廠、農村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我們這個組織，已經與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的同志們取得密切聯繫，並且得到熱烈的支持，一旦時機來到，我們的同志將會出現在臺灣的每一角落。」他們期待傳單出去之後，人民會一呼百應，顯然是過度樂觀的估計。而且，他們也沒有考慮到更為重要的下一步驟：萬一人民真的被號召起來，如何組織他們？

傳單還來不及發出一張，三位師生就在祕密作業的旅館中同時被逮捕。特務咬定傳單的作者是殷海光，以粗暴的手段強迫謝聰敏招供。事實上，殷海光完全不知道這件事，雖然謝聰敏在準備傳單的階段中常去看他。有一次，或許覺得起義可能成功，謝聰敏問殷海光：「如果有一天臺灣人起義，但不知道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因此傷害到你，老師會怎麼想？」謝聰敏記得，殷老師「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說：『我情願受害。』」

以當時族群的緊張關係，謝聰敏並非多慮。南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葛蒂瑪就曾經遭遇類似例子。種族隔離體制期間，她不斷公開為黑人說話；她的作品也是曼德拉及其同志們，在監獄中最喜歡借閱的書籍。南非民主化之後，治安急速惡化，葛蒂瑪的家被三位黑人侵入強劫，她雖然交出現金和珠寶，可是卻勇敢地拒絕脫下結婚戒指。於是被暴徒關在儲藏室，幸好沒有受傷。

後來謝聰敏判刑十年，彭明敏和魏廷朝各判八年徒刑。謝聰敏和魏廷朝後來都不斷在政治監獄中進出。謝聰敏在民主化之後當選立法委員，並成功推動政治受難者賠償立法，嘉惠將近一萬名政治犯。魏廷朝後來擔任《美麗島》雜誌編輯，美麗島事件之後第三度被關。魏廷朝總共被判二十六年刑期，實際被關十七年多。彭明敏則在獲得特赦之後偷渡至美國；民主化之後回臺灣，代表民進黨參加第一次總統普選，輸給國民黨的候選人李登輝。

p233兩度入獄的魏廷朝，出獄後於一九八七年成立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為政治犯積極平反。（張慶惠提供）

p234政治犯江炳興在泰源監獄密謀起義失敗，遭判處死刑。

類似的祕密起義行動在六○和七○年代，規模或大或小，不絕如縷。小規模的行動，如東海大學學生吳俊輝和陸軍官校學生江炳興，密謀成立推動臺灣獨立組織。根據警備總部的判決書，他們被逮捕的時候仍在「謀議階段」，對如何組織、如何推動等都還沒有任何概念。他們當時只是起意而已，可是兩人都被判十年徒刑。江炳興後來在監獄中成為臺東「泰源監獄事件」的主角；他和獄友們在獄中密謀組織，明知沒有成功的可能，仍然發動武裝政變，攻占廣播電臺、宣揚臺灣獨立。他們在越獄過程中殺死一名衛兵，不過仍然失敗，全數被逮捕。很少人可以像江炳興那樣自覺地、平靜地以身殉道。類似的人物逐漸為臺灣歷史遺忘，我們也逐漸失去足以刺激我們思考生命意義的素材。

組黨運動被撲滅，《自由中國》雜誌被關閉之後，挑戰不合理政治的行動和聲音也都消失。這個時期，戰後出生的世代剛好處於接受大學教育階段。雖然政治氣氛如此壓抑，年輕的心卻不甘長久蟄伏。熾熱的心等待點燃。正如歷史上大多數的群眾運動，火苗經常來自意外時刻中的意外事件。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在臺大唸書的美國青年柏大恩回國之前，以筆名狄仁華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人情味與公德心〉，說臺灣的大學生很有人情味，卻沒有公德心。註冊、搭公車都插隊，考試作弊，使用他人公車月票等。文章刊出的第二天，臺大校園立即出現海報，呼籲同學「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隔天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報導了這個海報，於是臺大校園內出現愈來愈多的海報。《中央日報》又連續報導，並以社論聲援大學生的「青年自覺運動」。《中央日報》既然清楚表達了對這個運動的立場，其他的報紙，包括軍隊的《青年戰士報》，於是紛紛跟進。「中國廣播公司」和「臺灣電視公司」都製作特別節目。因為媒體的大量報導，全國大學以及部分高中的校園，都熱烈地展開了「自覺運動」。

六月六日，〈人情味與公德心〉發表半個多月後，臺灣大學出現《新希望》學生刊物。主編劉容生撰寫發刊詞〈榮耀屬於中國──這一代青年的呼聲〉；文中說，「一個外國留學生的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又給國人帶來了多少的難堪和羞辱。中國！中國！你現在的國民道德水準竟被一個自稱為『夷人』的，說得如此低落！」文章說，公德心的缺乏只是問題的徵候，提高公德心因此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最根本的問題是培育青年正確的品格：「堅定而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愛國家的信念，正確而獨立的判斷能力與思維能力，對一切高尚事物──知識、道德、真理追求的熱情。」

作者因此呼籲教育改革。新的教育應該以下列為目標：養成學生對知識、對一切善良事物強烈追求的興趣；培養學生「自我」的建立，具有自由、活潑、獨立的思維方法與判斷能力；造就學生之整個人格，以成為誠實、高尚的國民。文章最後揭示自覺運動的理想：

一、要為中國開創新的風氣：積極的、進取的、科學的。

二、要為中國建造新的社會：民主的、法治的、平等的。

三、要為中國樹立新的傳統：和平的、同情的、勤奮的。

四、要為中國恢復新的榮耀：民族的、文化的、道德的。

這四個理想後來一直刊登在《新希望》的刊頭下方，成為雜誌、或運動的目標。

文章的作者劉容生，高中的時候是《建中青年》的主編，對編輯雜誌並不陌生。他當時就讀於臺灣大學物理系；他的父親劉行之曾留學俄國，當時是監察委員。和後來參與保釣運動的許多人一樣，劉容生算是國民黨權貴第二代，他後來成為傑出的光電科學家。這個雜誌完全由臺大的學生編輯、印製、發行。雜誌寄到各學校，發行量後來達到兩萬份。

因為全國許多大學、甚至高中熱烈響應自覺運動，蔣經國的「青年反共救國團」也介入輔導。「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於十月底成立。臺大外文系學生陳鎮國為主席，政大法律系學生許席圖為祕書長。自覺運動的成員在全國各地發動社會服務工作，包括清水溝、掃街道、募款救助急難者等。

然而，關懷社會的熱情既經點燃，不論是辦雜誌或掃街道的熱情，都會自動延燒溢出政權指定的範圍。

隔年一月出刊的《新希望》第四期，登了一篇文章〈民主觀念的力量〉。文章摘譯自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報告。譯者在前言中說，「許多國家雖然骨子上實行專制的體制，卻仍不能不以『民主』為標榜的口號。而一般人民則在『民主』美麗的謊言之下，成為政治權術下被玩弄的犧牲者。」文章然後討論民主的幾個特徵，其中包括「開放的社會……政治或社會生活沒有什麼是不能批評的」，「尊重個人的差異……人並不需要什麼主子或導師來領導他」，以及「經過同意的政府……一切公共政策必須由大家做廣泛的討論，政治領袖必須由自由公正的競爭選舉產生出來。」這些文字等於是在譴責國民黨的專制獨裁。

文章結語道，「民主社會的理想公民，要有足夠的勇氣向政治領袖們質詢他們的決策；……要有足夠的自尊心，不畏懼權勢。」這等於是在鼓動青年學生反抗政府。

十月出版的第六期，又刊出〈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種〉，也是翻譯美國學者的作品。這些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譴責國民黨威權獨裁，可是現實的政治方式和民主的模型，兩者的對比卻十分明顯。

一九六五年一月出版的第七期，繼續以社論宣揚民主：〈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社論說：

將近一年半的苦思焦慮，我們知道：公德心之缺乏和中國之衰弱並非問題的根本所在，只是問題的表象……做為時代前鋒的知識青年，不得不忍痛來斬除這些妨礙我們前進的羈絆。我們認清了，有而且只有「科學與民主」是我們步上現代化的正途。

社論這樣結束：

我們主張而且提倡「科學與民主」。而且也只有這樣，才是我們由反省中所得到的自覺！……我們要以「科學與民主」，來做為由「五廿運動」而來的「再啟蒙運動」的旗幟。

大學生思考的結果發現：他們之所以「缺乏公德心」，竟然是因為社會「缺乏民主」的結果。不論其提出的因果關係是否正確，這樣的結論已經開始正面衝撞威權獨裁了。

同一期也刊出哲學系助教何秀煌的〈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沉默〉。文章一開頭就說，「此時此地的中國人為什麼變得如此消極與沉默？」「我們實在是一群死了心的人」。文章然後呼籲打破容忍和沉默。「如果我們能夠言其所該言，行其所該行，那麼是非或許會更分明，正義或許會被伸張。反之，如果我們一味地容忍，一味地沉默下去，那麼漸漸地權勢就是一切，力量將變成真理。」

一篇文章宣稱要追求民主，另一篇文章則激勵大家起來行動；國民黨政權當然不可能讓這樣的想法繼續燃燒，甚至燎原。這時距離國民黨關閉《自由中國》雜誌不過四年。國民黨豈能容忍再出現一個類似的雜誌？

四月出版的第八期繼續刊出何秀煌的文章〈論容忍〉，更深入地討論容忍的問題。文章說，容忍有許多不同的類別；「人民在暴君淫威下的容忍，和藝術家克制自己的情慾去完成作品的容忍大為不同。」並非所有的容忍都是錯的。對真理的容忍、對異己的容忍、以及基於愛心的容忍，都是好的。可是畏於權勢的容忍卻足以敗壞人心、侵蝕意志，是最應該打破的容忍。「如果一個社會裡的人們都畏懼於暴力、傾心於錢財，那麼慢慢地人們的理想、意志、主張、和原則會逐漸地被侵蝕，被瓦解，形成為權勢是依，為錢財是問的世界。」

除了何秀煌的文章，這一期的雜誌也登出王曉波的〈容忍與姑息〉。「我們不應憑著自己主觀地以為已經握有了真理之權，要組織調查團，檢查大學教授的思想，扼殺學術自由。但我們也不能讓自己的權利、自由喪失，一味地去做不應該的容忍。我們更不應該讓道德意識和正義感在我們心中流逝，去姑息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和不合理的存在。」這兩篇文章加起來，幾乎是學生的起義宣言。

這一篇文章的作者王曉波，當時在臺大哲學系就讀。他的政治早熟部分來自其坎坷的家世。他的母親因為涉嫌匪諜而被槍決，當時他九歲，母親二十九歲。擔任憲兵中校營長的父親雖然拒絕母親的遊說，可是卻沒有舉發妻子。軍事法庭因此認為其父親，「暱於床第之私，昧乎春秋滅親大義，匿而不報，昏瞶至於斯極」，而將他父親判處七年徒刑。在臺灣無親無故的兄妹四人，由祖母帶大。孩子們在貧窮和歧視中成長，忍受許多超過孩子所能承擔的委屈。艱困中長大的王曉波，不久之後成為臺大學生運動的導師之一。

這一期雜誌也登了三篇翻譯的文章：羅素〈我願意生活在的世界〉、愛因斯坦〈論自由〉和羅素〈自由或者死亡〉。情況顯然已經失控。於是臺灣大學訓導處在四月底，發出了停刊《新希望》的命令。原因是：該刊編輯委員跨校（事實上只是各校聯絡人，而非編輯委員），以及「第八期稿件不接受本校指導」。公文同時說，「副本抄送救國團總團部」。臺大學生的新希望終於破滅，它總共生存將近兩年。

《新希望》被停刊之後，許席圖也從政大畢業，在澎湖當兵。許席圖曾經擔任救國團所輔導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的祕書長和會長。公開的學生運動被壓制之後，他開始策劃更大膽的地下革命運動。仿效國民黨推翻滿清政權的「興中會」，他成立「統中會」，任務是「推翻共產暴政、反對臺灣獨立、推翻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他吸收十多位馬公中學的學生，然後身兼「統中會」主席兼最高統帥，並任命這些高中學生為參謀長、總務部長、情報部長及「虎風戰鬥團」和「西瀛戰鬥團」團長、副團長等職。

這是很多人在青春期常有的衝動。在正常的社會，或較為人道的政權底下，處理此類行為的方式是讓年輕人從行動中去發現，自己是多麼不切實際，然後乖乖回去唸書。或者，指派他們尊敬的老師和他們協談，讓他們瞭解革命者需要的條件；如果真的想要革命，顯然也不是現在的人生階段。可是當時並非正常的社會，政權也不是人道的政權。於是其中有三位被判無期徒刑；為首的許席圖則在偵訊的過程中發瘋；我們如今無法得知情治單位用什麼方式偵訊他。往後四十年，他一直住在花蓮玉里的精神病院中。一個年青的、充滿活力的生命，就這樣報廢。

類似的青春幻想不只這一樁。就在這些高中學生在澎湖成立「統中會」不久，數位在成功大學的學生也祕密成立「成大共產黨」。在年輕人眼中，革命是一個結合正義理想和浪漫情操的偉大行動。只是很少人會如這幾位大學生那樣，真正付諸行動。

為首的幾位學生，仿效史達林搶劫銀行以籌湊革命經費的行動，由交通管理系的吳榮元攜帶從父親偷來的尖刀，在吳錦江的把風下，進入高雄煉油廠職員宿舍搶劫。吳錦江是蔡俊軍台南一中的老同學，當時在逢甲學院就讀。依常理判斷，這是一個沒有太多錢可以搶的地方，不過他們還是去了。因為被害人高聲呼救，他們立即放棄搶劫行動、驚慌而逃。這些學生也設計紅星圖案當作組織標記，並訂製五星徽章五十枚，做為黨員識別之用。因為缺乏革命經費，他們以逃票的方式搭火車和北部的學生串連。他們被逮捕的時候，在住處被搜出「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英文版、「國際歌」手抄本、「文化大革命決議文」英文版。這些文件顯示，在文化禁錮的政治下，對於希望認識世界的青年學生，社會提供多麼貧乏的知識資源。對待這些理想青年的適當方式也是協談：告訴他們先回去好好唸書，要革命以後再來。可是當時卻是白色恐怖時期，於是總共十九名學生和青年被判刑。其中為首的成功大學學生蔡俊軍、同為交通管理系學生的吳榮元，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和他們串連的逢甲學院學生吳錦江、淡江文理學院三名學生鍾俊隆、林守一、林擎天，被判處無期徒刑（後改為十五年徒刑）。另外六位學生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這是青春熱情所帶來的慘痛代價。青年學生關懷社會其實是國家進步的動力，也是社會的寶貴資產；可是在威權獨裁統治下，這樣的學生卻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

雜誌雖然被校方停刊，集結在《新希望》的同學並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哲學系的王曉波後來的一篇文章，意外點燃保衛釣魚臺運動；之後，他繼續成為臺灣大學言論自由運動的核心人物。心理系的鄧維楨則創辦《大學雜誌》，成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先聲刊物。這三個運動成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先導。

第十一章預告民主運動

天色漸晚，臺北羅斯福路上的車子和行人，並不像今天這樣擁擠。一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走進和平東路口的牛肉店，丟下一筆錢給店員，然後拿走一把切牛肉的利刃。出了店門之後，他用利刃將手腕割開，沿著羅斯福路往臺大校門口走去。鮮血也隨著他的腳步滴滴掉落，直到學校對面的博士書店。

他走進書店，向店員要了一張白報紙。然後他穿過馬路，走到對面的臺大校門口。在學校門口，他將銳利的牛肉刀，往脖子抹去。鮮血流了滿身。他用鮮血在白紙寫下：「和平、統一、救中國。」「釋放愛國學生錢永祥、周一回。」

郭譽孚當時是師範大學公共訓導系的學生。周一回和錢永祥是他一同關心政治的朋友。周是他師範大學的同學，數日前遭調查局逮捕。錢永祥是臺大哲學系的學生，也在數日前為警備總部逮捕。

郭譽孚後來獲救；醫生告訴探視的朋友說，像他那種割法通常是救不回來的。他不惜以生命抗議營救的兩位朋友，錢永祥第二天被釋放，周一回則在一個多月之後才被釋放。而周的寡母卻已在一個月前，為了救他而上吊自殺身亡。

這些青年學生到底做了什麼，須要忍受這些心理的、肉體的、和親情的折磨？郭譽孚二十五年後回憶說：「我們只是比較勤於思索、生活；比較喜歡探究問題的大學生。我們熱切於瞭解我們社會裡種種奇怪的現象，探究使我們憤懣於執政者顯然的欺矇；我們相信人應該有探索真相與追求理想事物的權利，因而不甘心被擺布在粗率矛盾的格局裡。」

這些動機和行為在今天都極為平常，甚至受到家庭和社會的鼓勵。然而，當時卻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時代。

一九六○年代是世界性的年輕人騷動的年代。歐洲的大學生認為「革命是生命的狂喜」，而且也付諸行動。美國的大學生則參與黑人的民權運動、發動反戰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及婦女運動。而美國正是臺灣留學生所集中的國家。全世界的大學生都在反叛。在美國唸書的眾多臺灣留學生，不可能毫無所感；尤其當他們暫時脫離國民黨的威權掌控。

美國國務院於一九七○年九月宣布，釣魚臺主權將於一九七二年跟隨琉球同時移交給日本。《新希望》的作者、也當過其主編的王曉波，這時在臺大哲學研究所就讀。他立即和政治研究所的朋友合寫文章〈保衛釣魚臺〉，登在十一月號的《中華雜誌》上。雜誌發行人胡秋原的兒子胡卜凱，當時在美國唸書。他每個月固定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大風社」的聚會。大風社是由十幾個校園分社組成的雜誌和留學生社團。這一次他攜帶家裡寄來的最新一期《中華雜誌》；王曉波的文章在聚會中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也開始有行動的念頭。他們決定讓釣魚臺事件成為全美國留學生討論的議題。

p246一九七○年一月創刊的《科學月刊》

胡卜凱於是聯絡在芝加哥大學的林孝信，將釣魚臺列為《科學月刊》「討論號」第八期的唯一議題。《科學月刊》於一九七○年一月在臺灣創刊，撰稿及編輯多為美國留學生。「討論號」是為了聯絡之用而出版的內部通訊。《科學月刊》介入之後，全美國的臺灣留學生有了現成的集體行動網絡。

可是讓運動得以實現的卻是香港留學生，他們主張立即展開全美性的示威行動。剛逃離國民黨威權體制桎梏的臺灣留學生，毫無運動經驗；長久養成的不動員習慣，也讓他們對美國的學生運動望之卻步。可是香港學生卻有參與美國學運的經驗，也熟知所有示威遊行的技術性細節。他們立即取得運動的主導權。

一個多月之後，在全美國留學生普遍動員之下，「保衛釣魚臺」示威抗議遊行首先在舊金山出現。次日，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華盛頓等都市也都出現示威抗議。當時許多在美國唸書和教書的青年，都參加了這個運動，包括數學家邱成桐、後來成為加州柏克萊大學校長的田長霖、後來成為德拉瓦州眾議院議長、副州長的吳仙標、後來成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的張信剛、以及後來回到臺灣的沈君山等。

留學生一個多月的激情參與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毫無表示。事實上，以當時的國際處境和它的外交實力，也無法做任何表示。於是，美國五十八個保釣分會在三月十二日向中華民國政府發出公開信，要求政府派遣軍艦巡邏釣魚臺；如果政府做不到，請「國人共棄之」。公開信並要求政府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數日後，陳省身、趙元任等五二○位留美學者發表給蔣總統的公開信：「請政府保持堅定立場，抵抗日本新侵略。」保釣運動原先的目標是動員民間力量，做為政府的後盾。如今發展的結果卻是讓政府非常難堪。以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外交處境和實力，遲早會面臨這樣的難堪。

四月九日，保釣運動回到舊金山發動示威抗議。這時國民黨因為無法節制運動，已經對它採取敵視的態度。國民黨中央對這次遊行下達「武力對付、破壞遊行」的指示。遊行前一天，僑務委員會高信委員長以電話告知駐舊金山總領事周彤華：他和國民黨祕書長張寶樹已經決定，用武力對付示威遊行的學生。根據國民黨總支部的報告，當天「事先部署在演講場附近之青年三十多名，即衝入演講場地，拆毀擴音機，打爛彼輩的照相機，毆打各主講人……經警察勸開散去（事先已知會警局寬辦）」。

第二天，華盛頓、西雅圖等地繼續進行抗議示威。而華盛頓的抗議行動則是保釣運動的里程碑。除了規模最大、約有四千人參加外，全美釣運人士兩百多人在當天晚上聚會，決議「中國需要統一。只有統一，中國才能強大，才不會受日本的氣」。漸漸的，全美各地的保釣運動開始成為支持祖國統一運動。

堪薩斯大學和密蘇里大學保釣會於八月間舉辦的國事會議，決議創辦《新中國》月刊；刊物的主要目標是介紹中國的新面貌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反臺獨。數日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國西南保釣大會通過決議：「反對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的國際陰謀；中臺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由中國和臺灣人民自行解決。」

最為盛大的是九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的「全美國事會議」；有來自美國各地的保釣運動者五百多人參與會議。會議的專題演講包括中共建國史，以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就。並教唱〈共產國際歌〉和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會議之後也通過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的決議：「反對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的國際陰謀；中臺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由中國和臺灣人民自行解決。」該月，保釣運動的領導人李我焱、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到中國訪問，並謁見周恩來；郭松棻、劉大任則透過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任職。

長期以來國民黨在臺灣努力從事的中國認同教化，終於看到了成果：運動中許多積極參與者都回歸了祖國。

保釣運動從此分裂成兩個系統。一支回歸祖國、皈依中共政權，另一支則效忠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許多繼續效忠中華民國者後來都回到臺灣，在學術界和政治界發光。不論是皈依祖國或效忠中華民國，兩股勢力對臺灣和中國的民主化，都沒有太大的幫助。可是運動本身卻引發了臺灣大學學生民主運動的胎動。

美國的臺灣留學生在美國到處掀起群眾運動，雖然運動場所是異國的土地，對抗的也不是壓迫同胞的本國政權，臺灣的青年學生卻不可能毫無所感。畢竟都是從臺灣出去的學長和學姐。而且，也同樣感受著民族主義愛國情操的召喚。

於是，第一張保釣運動的海報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總館側門出現了。張貼者是香港僑生的社團。緊接著，僑生社、港澳同學會製作的保釣海報也陸續出現。僑生首先發難之後，大學論壇社在社長錢永祥的推動下，也在第二天掛出巨大的白布條輓聯：「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震撼人心。學生的熱情開始燃燒，隨時可以燎原。

就在三個多月前，曾經當過飛彈部隊首任指揮官、及第三十八師師長的張德溥少將，剛好奉蔣經國之命到臺大擔任總教官。蔣經國告訴張德溥：有自由學風傳統的臺大，是他唯一不能掌控的學校。他要張將軍好好替他「整頓臺大的自由學風」。幹練的張教官從運動一開始，就擬定以疏導代替壓制的策略。雖然因此屢次和情治系統衝突，不過蔣經國卻一直支持他的做法；在疏導的過程中，蔣經國甚至接受他的建議，一次接見陳鼓應，兩次接見王曉波。

p249《法言》第六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關於保釣的報導（陳玲玉提供）

在張總教官的疏導政策下，臺大的保釣運動轟轟烈烈。首先，總教官獲得蔣經國的支持，允許學生從事戒嚴時期第一個示威抗議遊行；數百位學生舉標語、喊口號，從學校走到日本大使館。抗議遊行事先由總教官沙盤推演，遊行中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也由總教官做好應對的準備。遊行結束後，學生搭乘預先準備的十部遊覽車回學校，車上並提供飲料讓同學解渴。兩天後，總教官又容許「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成立；成立大會於一週後在臺大體育館舉行，兩百多位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參與盛會。第二天，「保釣會」邀請周書楷大使到學校演講，說明政府對釣魚臺問題的立場。根據張總教官的回憶，周書楷本不願意來；可是教官說，不來的話學生的情緒無法安撫。張教官也請求蔣經國支持，結果蔣經國要周接受學生的演講邀請。於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政府高級官員接受學生邀請，向大學生說明政府的政策。

六月十七日，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簽署協議書，將釣魚臺行政管轄權移交給日本。臺大的學生又在總教官的容許和協助下，發動了一次示威抗議遊行。學生從學校搭15輛半官營的欣欣客運巴士，抵達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之後沿路呼口號步行到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然後再搭巴士回到學校。

在張總教官的疏導政策下，臺大的保釣運動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制。可是釣魚臺的管轄權已經移交給日本，運動已經無法再延續。可是，當年輕的心得到了解脫，顯然不願意重新接受束縛。於是學生開始凝視臺灣最基本的問題：民主和獨裁。這個議題顯然也超出張總教官可以疏導的範圍。

p250洪三雄與陳玲玉畢業後，與張德溥教官（右二）、老師陳鼓應（右一）再相聚。（陳玲玉提供）

學生的民主行動從掌握重要的社團和刊物開始。暑假過後，學生於九月回到校園，首先是醫學院學生文榮光接掌唯一全校性的刊物《大學新聞》；他任命醫學院學生楊庸一為總編輯。改革派學生洪三雄的「法學院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任滿，由他的女朋友陳玲玉當選繼任，隨即成立法言社，任命洪三雄為社長。原本只限於法學院內部的刊物《法言》，改為雙週刊並對全校發行。之前不久，《法言》就曾經刊出洪三雄的文章〈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如今更和《大學新聞》相互呼應，發出強烈的政治改革呼聲。兩個刊物從此和學校的權威當局，衝突不斷。有一期甚至開天窗，天窗下方說明，「本文奉『上級』命令禁刊：……我們很『屈服』很『奴顏』地在這民主體制的政府與言論自由的國家裡承認失敗了」。學校當局怒不可遏，可是也顏面盡失。

p251洪三雄與陳玲玉在臺大校門口（陳玲玉提供）

十月中旬，「法代會」舉辦「言論自由在臺大」，邀請陳鼓應、楊國樞、王曉波、王文興等人演講，對學校的審稿制度開刀。超過四百位學生出席。校外著名的獨立政論刊物《大學雜誌》，之後刊登了座談會全部的發言紀錄。座談會之前，《法言》出版「快報」宣傳該活動，並將之送到剛好到學校訪問的歸國僑胞手裡。情治單位在震怒之下，欲拘捕洪三雄，可是被張總教官阻止。一個月後，法代會又舉辦「民主生活在臺大」座談會，邀請陳鼓應、林正弘、胡佛、黃默等幾位老師講話。陳鼓應的發言後來以〈開放學生運動〉為名，全文刊登在《大學雜誌》上。

p252「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上的陳鼓應（陳玲玉提供）

陳鼓應誕生在優渥的家庭，祖業為伐木。父親到臺灣之後，在南投的木業公司當經理。在臺大哲學系就讀的時候，思想受到殷海光的啟迪。他到臺大哲學系任教之前，已經在文化學院教過書。被文化學院解聘數年之後，陳鼓應獲得臺大的教職。不過，先前的解聘對他似乎沒有發生警惕作用；他在臺大仍然積極鼓勵、並參與學生的民主運動。他和王曉波成為改革派學生最尊敬的老師。

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大學新聞》於十一月八日刊出社論〈強化中央民意機構〉，主張「大幅度或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法言》十一月十五日的社論則以「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加以呼應。「法代會」在十二月初，更舉辦引起全國矚目的「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主持人為「法代會」主席陳玲玉。正方由《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擔任，反方由文化學院教授周道濟擔任。數千位學生擠滿了臺大體育館。辯論會的全文後來分別刊登在《法言》和《大學雜誌》上。將近四十年沒有改選的中央民意機構，是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一環，也是國民黨在臺灣維持中華民國「法統」的具體象徵。學生的關心從釣魚臺轉到校園的民主，如今又從校園民主提升到國家的基本體制。

隔年一九七二年四月，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猛烈攻擊學生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文章後來大量印製成小冊子，送到軍隊和全國中學，分發給每一位學生。《法言》、《大學新聞》等學生進步刊物於是發動密集的思想反攻，直到學期結束。學期結束後，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洪三雄也於六月畢業。不過臺大當局卻在八月將已經畢業的洪三雄記大過一次，理由是《法言》的「所有稿件均未依規定送審。在社論中公然詆毀中國固有道德之『忠』，及『絕對擁護政府』。社論中公然詆毀學校為『醜惡嘴臉的化身。』」發行人陳玲玉則記小過一次。隨著洪三雄畢業，陳玲玉卸任主席，臺大法學院的學生運動也歸於沉寂。

p253《法言》在臺大體育館舉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在校園與社會都轟動一時，左一為反方代表周道濟教授，主席為陳玲玉。（陳玲玉提供）

新學期開始，總教官張德溥被調離臺大。《大學新聞》的社員在學校當局百般干擾下，高票選出原任總編輯楊庸一為社長。另外一個改革性學生社團《大學論壇》，也選出哲學系學生孫慶餘為社長。校總區的學生運動似乎要持續下去。不過，民族認同的議題卻在此時浮現，造成了改革派學生的對立，甚至兇狠的咒罵。

中國民族主義一直是國民黨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國認同」的精神充斥所有媒體和教育體系。臺灣人民也從小耳濡目染，臺灣的中、小學生不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就是立志將來長大要拯救苦難中國同胞。可是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中國人認同卻產生了危機。北京政府如今成為世界公認的中華民族的代表，臺灣人的中國認同何去何從？釣魚臺運動領導人的紛紛回歸祖國，也充分顯示了臺灣人中國認同的危機。

p254-2 p254對《中央日報》以文章攻擊學生要求政治改革，《法言》也邀請黃默、王文興、王曉波三位老師舉辦座談回擊，左二為陳玲玉。（陳玲玉提供）

中國民族認同也是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基礎之一。它幫忙合理化將近三十年沒有改選的國會，也幫忙合理化了蔣介石的終身總統制。國際社會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華民族之後，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開始動搖。改革派學生於是將目標瞄準了產生裂縫的中國認同。

《大學論壇》在新學期開始不久，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邀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國民黨籍省議員許信良和王曉波、陳鼓應、王文興、韋政通幾位老師參加座談會。老師們發言之後，同學相繼熱烈表達意見，結果是座談會在混亂的人身攻擊中結束。座談會結束之後，學生刊物上的論戰也隨即展開；兩邊的改革派學生在論戰中激情纏鬥。

戰事由一週之後出版的《大學新聞》開端。署名「胡主民」的〈冷眼看民族主義座談會：一個臺大人的感想〉，點出中國認同在當時的困境：「今日我們面對的不是黃髮碧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而是和我們同文同種在共產獨裁政治統治下的『中國人』。如單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不但不足以摧毀共產政權，更不足以自救自保。」文章同時也尖銳地批評了學生運動導師，哲學系的王曉波和陳鼓應老師，說他們只是義和團式地反美反日，卻不面對臺灣更大的威脅：中國。

兩派學生在校刊上的論戰從此展開。民族認同的本質是情感。在民族主義者的眼中，民族像是初戀的情人；非但情人完美，感情也異常神聖。論戰中的濃烈感性因此可以預期。不過學生領袖們使用的語言仍然令人驚駭：「無恥」、「荒謬思想」、「把販賣惡毒言論的人揪出來、揭穿他的把戲」、「吐痰式的批評」、「馬×斯他媽那狗腿子的信徒」、「×他娘的紅匪」。雙方你來我往，「論戰」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其中的參與者三十年後所撰寫回憶錄，仍然感情澎湃，仍然對他思想的敵人憤怒難平。

這是威權時期第一次民族認同受到公開討論。在當時的政治禁忌下，即使學生懷有對立的民族認同，也無法公開提出。學生的動機或許只是，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中國認同有必要加以調整或檢討。不論動機是什麼，學生第一次公開碰觸了官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直接挑釁了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合理化基礎。

就在學生們激情的言論內戰之後不久，警備總部和調查局分別逮捕了一批學生，包括錢永祥、郭譽孚、參與論戰的黃道琳等人，以及哲學系的老師陳鼓應、王曉波。原因是陳鼓應老師將數學家陳省身、王浩回祖國訪問後，在美國為祖國宣傳演講的錄音帶，播放給學生聽。而這些學生也擁有並傳閱許多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除了左派的文學著作外，還有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經過郭譽孚的殉道抗議，他們不久之後全部被釋放。可是國民黨對臺灣大學的整頓才開始。

「民族主義座談會」那天晚上，哲學系的研究生馮滬祥再度於會中發言挑戰陳鼓應。馮因此被陳鼓應指為「職業學生」，錢永祥當場亦聲援老師對逢滬祥的指責。臺大當局立即要求陳鼓應說明，也要求哲學系系主任解除陳鼓應的導師職務，並將錢永祥記一大過。一年半之後，臺大當局解聘哲學系三位專任教師，包括系主任趙天儀以及王曉波和陳鼓應，六位兼任講師，三位助教。經過三年多，國民黨終於以強硬的手段終止了臺大學生的民主運動。

另一方面，國民黨對大學外面的民主呼聲，這個時候也正在小心翼翼地處理中。不久之後社會即將看到成果：異議聲音自臺灣社會消失。

在《新希望》被臺大當局停刊之後，心理系畢業的學生鄧維楨居然獨力在校外創辦了《大學雜誌》來接替。當時是一九六八年，編輯群包括陳少廷、郭正昭、和《新希望》的編輯王曉波。不久之後，張俊宏也加入了雜誌社。張俊宏此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後來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

雜誌於一九七○年底因財務陷入危機，由一群期待政治改革的青年學者接辦。改由陳少廷擔任社長，臺大心理系執教的楊國樞擔任總編輯，編輯委員包括王文興、陳鼓應、林正弘、林鐘雄等學者、以及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的張俊宏和許信良。這些都是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知識分子。

雜誌的風格繼承《自由中國》的長篇大論，不過對時政的針砭卻遠為間接和迂迴，也更為書卷氣。即使如此，《大學雜誌》在當時仍然是唯一敢碰觸政治禁忌的媒體。而且，它的五十位社務委員和作者群，涵蓋了海內外自由派的學者。雜誌的象徵意義非常清楚：臺灣知識界改革力量的集結。

改組後的雜誌，陸續登出許多討論公共政策的文章，包括農業、社會福利、貧窮、教育等問題。除了公共政策的討論，也經常直接觸及威權體制的基本原則。如陳鼓應、臺大教授劉福增、青商會祕書長張紹文聯名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不久之前，蔣經國要青年人多說話、多發表意見。三位作者的公開信卻指出，青年之所以不說話是因為不敢說話；有人說了真話之後工作受阻，有人不能出國。如果真的要青年人說話，請政府提供說話的場所，被列入「安全紀錄」而影響工作或出國時，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蔣經國的話本來只是為了塑造開明形象，人民也知道不能當真，否則將身陷險境。沒想到這三位先生竟不識大體，戳破皇帝的新衣。

不過讓國民黨政權開始覺得有必要處理這個雜誌，是九個月後（一九七一年十月）出刊的第四十六期。該期登出臺大哲學系教授林正弘的文章，「籲請政府考慮赦免政治犯」。國民黨政府一貫的說法是：臺灣根本就沒有政治犯。令國民黨特別緊張的是該期的〈建國六十週年國是諍言〉。作者包括張俊宏、楊國樞、孫震（臺大經濟系教授）、丘宏達（海外學人）、陳鼓應、許信良等十五人。

這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諍言，碰觸了國民黨政權的運作邏輯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它首先指出，「治理階層」的健全才是政治革新的關鍵；可是這個治理階層卻因長久沒有更新而素質不良、也和社會脫節。當時蔣經國正式走到臺前，成為政治領袖；國民黨特別喊出「政治革新」的口號，以掩蓋社會對父死子繼的質疑和不滿。統治團體成員因為長久沒有更新，或因為缺乏自由競爭，而素質低落是所有威權政權的現象。最為顯著的是崩解之前的蘇聯帝國。甚至在二十世紀的末期，蘇聯共產黨領導階層竟然很少是大學畢業生。而他們居然控制著大帝國的發展方向，這真是令人駭異的現象。諍言暗示：因為沒有民主競爭，一群素質低落的人統治著臺灣社會。這群人如何促成臺灣社會的現代化？

諍言也期待「法治政治的確立」，「將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重新調整在一個新的法治基礎上」，「來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高效能政治組織。」而目前的「政府機構長久以來都脫離不了濃厚的幫會組織的色彩」。以個人效忠為基礎形成權力階層，這是威權獨裁的特質，雖然諍言沒有明說。諍言然後談到人權缺乏保障，司法不獨立。而立法則掌握在「一個龐大的、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

諍言然後討論了威權政體最為核心的問題：思想文化的控制。「單元化的權力一旦形成絕對化的結構之後，很少沒有不被恣意濫用的，而真理一旦被專制者所壟斷，眾多的智慧便無法再發揮其應有的貢獻，其結果所造成的枯萎和滅亡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蘊含在每一個中國人內心的智慧，卻未被充分開發。努力發展物質而忽略了智慧的結果，恐怕明日的中國人，滿街將是肥胖而愚蠢的動物。」

諍言最後直接觸及特務統治。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氣氛，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留下了陰沉而濃重的陰影」。倫理制度「最可貴的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一種敦厚篤實而且和諧互信……數千年所建立的這種人際關係的規範，今天卻不免被嚴密的安全網所破壞，人們的互信互愛也不免被疑懼所取代。」諍言結論說，「我們所理想的社會乃是公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合理的、開放的、富有的、無懼的、無壟斷的、而且無暴力的社會。」

如此直接碰觸威權獨裁的諍言，自然引起國民黨政權的高度注目。或許是由於蔣經國剛接班不久，希望創造政治革新的氣氛，國民黨並沒有選擇強力壓制。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給國安局的報告指出，「撰稿者多為具學術地位的學者，其書生論政不免失之浮泛，不過動機乃是求全責備。因此應本了解、愛護之心，多予聯繫輔導，將之導入正軌，以為復國建國之用。」「導入正軌以為復國建國之用」，日後一直是國民黨處理《大學雜誌》的最高指導原則。

三個月後，《大學雜誌》又刊出「國是九論」的系列文章。第一論是陳鼓應執筆的〈論保障基本人權〉，建議政府「批評政治和政治顛覆要分清楚，黨務工作和特務工作要分清楚」。之後是〈論人事與制度〉、〈論生存外交〉、〈論經濟發展方向〉、〈論農業與農民〉、〈論社會福利〉、〈論教育革新〉、〈論地方政治〉。第九論〈論青年與政治〉則直接觸及白色恐怖。該文指出，青年對政府普遍具有恐懼感和冷漠感，「一般知識青年對政治有異議者，幾乎無人敢吐露心聲。」要消除此種恐懼感，應該公開審判政治犯，同時清理安全資料、限制其用途。

這一期雜誌的其他文章，還有陳鼓應的〈應開放學生運動〉、陳少廷的〈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等文章，都觸及政權的神經。警備總部主張將《大學雜誌》查禁。可是其他機構提醒，這樣做違反中央黨部先前對該雜誌的指導原則，因此查禁之前應先送請蔣經國核示。聽命於蔣經國的國防部總政戰部，核示的結果是，「輔導改進」。

輔導的方式是：警備總部和雜誌社的總經理陳達弘達成協議：每期出刊前由雜誌社將編排好的文稿祕密送至警備總部，警備總部審查之後將不妥言論部分標出，或者修改，或者免刊，由陳達弘以個人意見向雜誌社的編輯委員會提出。有一期因為出刊延誤，來不及將所有稿件送交警備總部。雜誌社經理於是邀請警備總部的審查人員至印刷廠漏夜審查。

警備總部自從和雜誌社協調溝通之後，幾乎對每一期的文章都提出了修改意見。警備總部要求的修改，有時候非常細緻。例如第七十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中有一篇文章討論臺灣的航空業，說「臺灣是海島國家」。警備總部認為不妥，應該修正。文章於是改為「臺灣四面環海」。警備總部顯然認為臺灣不是一個國家。

警備總部的協調當然也防止了不恰當文章的出現。一九七二年十月出版的第五十八期原訂刊出，由康寧祥、黃順興、余陳月瑛等十九位黨外人士連署的政治廣告「抗議不公道的政治裁判」；不過卻在警備總部要求下沒有刊出。該項廣告是抗議高雄地方法院於該年五月，以「虛構事實、詆毀政府、攻間合法團體、違背憲法、損害國家利益、違反反共抗俄國策」之理由，判決高雄縣議會議員當選人林景元當選無效。雜誌雖然因此免於被停刊的命運，卻也讓警備總部及國民黨政權鉅細靡遺地影響了雜誌的言論。

警備總部對《大學雜誌》的影響不只是防止「不妥言論」出現，有時候也鼓勵妥當言論的出現。一九七二年蔣介石繼續毀憲連任中華民國總統，雜誌本來沒有慶賀文章。不過在警備總部的要求下，還是增加了〈慶祝總統蔣公就職獻詞〉一文。

不久之後，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雜誌同樣以編委會的名義發表〈令人振奮的蔣經國內閣〉。文章說，「蔣經國先生的內閣，整體而言，無論是在實際上或是在象徵上，都稱得上是政治的傑作。」「蔣先生對於關鍵性政治現實的把握，確已臻藝術之境；其組閣的氣魄，也堪稱大匠手筆。」「一個領袖群倫的政治人物，最可貴的才幹是『知人善任』，最可貴的品德是『勇於擔當』。這種才幹，這種品德，蔣經國先生都已經有了令人敬佩的表現！」

這樣好的文筆，黨營的《中央日報》鐵定寫不出來。數個月後，國民黨祕書長張寶樹和文工會主任吳俊才，雙雙嘉許警備總部對《大學雜誌》的輔導，成效輝煌。

然而一年之後，由於張俊宏脫黨競選臺北市議員，雜誌和警備總部的蜜月也告結束。《大學雜誌》社為張俊宏兩次舉辦募款餐會，都捲起政治旋風，盛況空前。《大學雜誌》也成為張俊宏的競選傳單。張俊宏雖然沒有當選，國民黨政權卻體認到：光是「溝通協調」仍不足以控制雜誌。選舉之後，國民黨政權立即擬定計畫，要讓雜誌一勞永逸地「轉型」。

警備總部和國民黨文工會於一九七四年給雜誌社兩個選擇。第一項選擇是：張俊宏、張育宏兄弟退出雜誌社，雜誌全面改組。第二項選擇則是：雜誌停刊。雜誌社選擇了改組，於是原先的編輯委員、社務委員全部被解聘。由陳達弘擔任發行人，陳少廷擔任社長兼主編。雜誌社於五月出版「革新一號」，同時也將希望聘任的特約撰述和編輯名單，先交由警備總部和文工會審查。

於是警備總部報告上級說，「大學雜誌此次改組之後，已由分歧份子把持之中轉變為本黨所控制。有利情勢，可供本黨籍政府妥善利用，其宣傳效果遠非黨內及官方刊物所能比擬。」一九七四年十月，《大學雜誌》獲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評選為「黨內優良刊物」，獎金五千元。

警備總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對大學雜誌輔導運用簡報」，樂觀地這樣評估：

大學雜誌發行人陳達弘（本黨同志），社長陳少廷（黨外學人），自願將該刊毛本於每期出版之前祕密送審，並在「大處從嚴、小處從寬」，「三分批評、七分建議」，「重要措施必須擁護，院長訓示必須宣導」之原則審處下，外表仍維持該刊超然客觀立場，實質已涵蓋推崇黨政領導，現該刊已成為本黨與政府籠絡知識份子與對外宣傳之有利武器。

可是人民有這麼愚笨嗎？他們的眼睛有這麼迷糊嗎？不久之後，代表人民心聲的新雜誌《臺灣政論》將會出現，並立即獲得人民的支持。

《大學雜誌》不同於《自由中國》雜誌。它是出生或成長於戰後的新生代知識份子，在威權體制下的初步嘗試。因為是書生論政，沒有政治實力，出刊不久即和當權者妥協，後來甚至被當權者收編。他們雖然只如曇花一現，卻已昭告了即將來臨、更為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

p263 p265《大學雜誌》與《臺灣政論》，預告即將來臨的民主運動

這個即將出現的運動，同樣由戰後出生或成長的世代所主導。因為他們不只是論政，而是參政；他們甚至是創造政治，創造原先不存在的反抗政治，也創造了原先不存在的政治願景。因此他們毋須妥協，也不會被收編。相反的，他們改變了臺灣的政治結構，也刺激了新思想、新認同的出現。他們的成就不只是民主；他們也宣告了臺灣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認同，以及對自己所生存、所工作、所付出的社區之認同。

故事的結尾人的意志、人的價值

吳乃德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霍夫斯達（Richard Hofstadter）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在民主社會中，歷史學者終於可以自由地將神話和真實分離。然而驅動其同胞創造神話的同樣衝動，卻也存在歷史學者心中。」書寫歷史，我們仍然有這樣的衝動：從歷史中認識自己，包括成就和失敗；其中成就遠比失敗吸引人。

這套書所敘述的民主故事，結束於民進黨的成立。當民進黨成為合法的政治勢力，可以和國民黨以和平方式競爭統治權力，臺灣政治就跨過民主的門檻。合法反對黨的存在和公平競爭的選舉，是民主轉型最核心的關鍵。當一個社會的政治跨過這個門檻，民主的其他制度，如言論自由、媒體開放、司法獨立、民意機構定期更新、甚至修改憲法，遲早都將跟隨而來；這是政治過程的基本邏輯。

跨過民主化的門檻之後，其後所進行的各項制度修改，都只是為了適應結構性改變而進行的細部修正。細部修正的過程中，舊政權的殘餘、以及保守的勢力，難免會有不滿和怨恨。可是不論其如何行動，都不可能反轉民主的大潮流。政治過程的另一基本邏輯是：民主的潮流難以逆轉。以當時臺灣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對民主的渴望，連強人蔣經國都只能對民主化的要求讓步；其政權的殘餘勢力、以及他的繼承者，更沒有能力逆轉民主的趨勢。他的繼承人唯一可以做的是，修改既存的威權制度和政策，讓制度適合新的民主時代。

如果將民主化比喻為政治體制的大手術，那麼手術是發生在蔣經國統治的時代，儘管他是多麼不情願。在內部的挑戰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下，他也只能如此；否則他的政權即使不因革命而死亡，也將陷入長期的紛亂和危機。其繼任者李登輝的工作，即是在加護病房中處理手術後的併發症。

將民主功勳歸給李登輝，稱呼他為「民主先生」，是對臺灣民主化動力的嚴重誤解。雖然李登輝本人曾經提醒，他是獨裁者「蔣經國學校的優秀學生」，許多人仍然置之不理，繼續尊崇他的民主功業。

將民主獎章頒給獨裁者蔣經國則更是不可思議。一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社會學者，在蔣經國過世後這樣說：「經國先生在離開人間時必然帶有無限的遺恨，因為他還有太多的事想做而未能做完，他無限投入的民主憲政的志業……仍未完成。經國先生的民主與統一的志業，是他對國人最大的期待……經國先生在油盡燈枯、病痛煎迫的生命最後歷程上，仍能以智慧與勇氣為民主憲政及對大陸政策做突破性的決定。」

許多類似的學者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的推手，可是其論述卻從來不提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蔣經國從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早期，就全權掌控情治和特務系統；多少人因為要求民主和人權而失去自由、甚至生命，這些都歸功於他。第二，就在蔣經國「推動」臺灣民主化之前不久，他大肆逮捕所有的民主運動者，並施以嚴厲的懲罰。因為這兩個事實無法鑲嵌入其理論中，因此大多數學者選擇遺忘。

這兩個錯誤的歸因正好顯示，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如何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政治立場影響歷史詮釋，是許多民族的共同現象。可是為政治立場決定的歷史詮釋必然無法長久存在；它們必然因為政治環境改變而崩解。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為何值得述說？為何值得記憶？

它提供的最重要啟示或許是：人的努力在歷史變革中、在成就合理的社會中的重要角色。法國的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在其經典名著《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一個觀察：貴族時代的歷史學者只看到個人，多為君主和英雄；民主時代的歷史學者則只強調結構、趨勢等，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民主時代的歷史學者假設：在「一般性因素」的驅動下，所有的變革、所有的事件都必然發生。如果社會普遍接受這樣的歷史觀，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在歷史變革中毫無作用，結果將導致公眾的道德冷漠，也癱瘓了道德判斷和意志的功能。民眾甚至將缺乏心志，為更好的社會奮鬥。

和歷史學者相較，社會科學家對「結構、趨勢」更為著魔。在他們的景觀中，民主化的動力是經濟發展、都市化、中產階級、教育普及等「一般性因素」，人的作用似乎不存在。似乎一個社會只要有了這些因素，其政治體制將自動轉型為民主。社會科學的理論無論多麼精巧，如果忽略了人的意志的作用，都無法解釋歷史的變動。

我們當然不能、也不應否認外在結構和趨勢的重要性。都市化確實帶來運動所需要的「群眾」，教育普及確實培養出能呼應民主訴求的公民，戰後新世代的出現確實生產了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干預確實引導獨裁者對民主運動的收斂和節制。這些因素都讓民主運動更容易。可是缺乏民主運動者的組織、領導、動員，這些因素都不可能自動產生作用，而終於導致獨裁者對民主讓步、或被群眾推翻。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特別清楚顯示人的意志之重要性。《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黨外民主運動的成功，經常為後人並列對比。可是幾乎全部的解釋都集中在外部環境的結構性因素。幾乎所有的評論都認定，成功和失敗的關鍵在於社會條件的差異。《自由中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經濟尚未發展，人民較重視物質利益，而非民主價值。民主運動重要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當時也還沒有出現。

另外有些解釋，則純屬學者的想像。一種解釋說：參與《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本土菁英，多為沒落的士紳階級，因此缺乏權力基礎。將吳三連、高玉樹、郭雨新、許世賢等人稱為沒落士紳，離開事實的確太遠。他們之中有人曾經當選臺北市長、高雄縣長，有人連任數屆省議員；這些本土菁英不但很有社會基礎，而且他們當時的政治事業或經濟活動都顯示，他們一點都不「沒落」。

另一種對《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失敗的解釋是：運動領導人不願發展組織性的動員工具。可是我們知道，當時參與運動的本土菁英幾乎全部積極地投入選舉政治，並且獲得極大的成功。他們在選舉政治中的成就，甚至超越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本土菁英透過選舉所建立的社會關係網絡和政治支持，和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非常類似。而且，這一波民主運動的領導階層，不論是人數或社會支持度，似乎都遠遠超過後來的黨外運動。

我們的故事中所提及的本土菁英，都具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聲望。而這並非都市地區的特例。即使在高雄和屏東的偏遠地區中，第一次「選舉改進座談會」具名邀請者為楊金虎（國大代表）、李源棧（省議員）、李順德（高雄市議員）、林清景（省議員）、葉登琪（前高雄參議會議長）、張豐緒（省議員）等七人。張豐緒父親為屏東第一屆民選縣長張山鐘。張豐緒後雖為國民黨所策反，並在黨內被提拔為臺北市長，可是當時卻是屏東地區地方派系的重要領導人。

雷震被逮捕之後三個多月，地方選舉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初舉行。《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本土領導人許世賢、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楊金虎、高玉樹等，組成「全國助選團」，到全臺灣助選、助講。該年地方選舉全臺灣總共選出九二九位縣市議員；結果黨外當選三四七席，占總數的三七．四％。成績其實遠遠超過後來的黨外運動。即使有這樣雄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他們的運動還是失敗了。而後來的黨外運動卻能成功地組黨，而且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化。

因此，將《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歸因於本土菁英缺乏社會基礎，或歸因於臺灣社會尚未達支持民主運動的條件等，都只是學者的「理論」，而非真實的歷史。另外有社會學者說，該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民主化要求不能對當政者構成道德性的挑戰。這種解釋讓人費解。如果攻擊威權獨裁、要求人的尊嚴和自主不是道德性的挑戰，不知什麼才是道德性的挑戰？如果該運動缺乏道德性的挑戰，運動當時所獲得的支持、以及後世對他們的懷念，不知由何而來？

欲解釋運動的成功和失敗，我們或許必須從人的因素出發，也就是參與者的意志。《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和後來的黨外運動，都同樣受到國民黨政權的鎮壓。黨外運動受到的鎮壓，規模更大、也更為嚴厲。可是兩個運動對鎮壓卻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對鎮壓的不同反應，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自由中國》運動在雷震被逮捕之後，運動歸於沉寂、終至消逝。可是十九年之後，當國民黨在「美麗島事件」後逮捕所有黨外運動的領導人和參與者，被捕者的家屬和律師繼續參與選舉，也繼續結合成一個政團，並且從民眾獲得更熱烈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後來在組黨的關鍵時刻，黨外運動的領導人也有坐牢的準備。如果國民黨逮捕組黨人士，接續的上陣者都已經準備妥當，他們將繼續組黨，繼續被逮捕。

這些都讓國民黨認識到：逮捕已經不再能壓制民主運動。逮捕反對者只會製造更多反對者，只會讓政權更失去正當性，只會引發人民更熱烈地支持民主運動。當武力不再能鎮壓民主運動，國民黨政權（或蔣經國）只能訴諸其他的方式來保衛其政權。蔣經國所做的即是：對民主要求做出快速的讓步。蔣經國甚至和反對黨競爭民主改革的成績，不讓反對黨獨享民主功勳。這是臺灣民主化為何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相較而言，《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一直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當國民黨壓制的時候，應該採取何種行動讓民主運動繼續下去？雷震認為反對黨運動若要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民社黨和青年黨必須參與。第二是國民黨內的開明派也要參與。第三個條件則是，各地的臺灣本土政治菁英要參與。雷震考慮的顯然只是民主運動的「實力」。可是這樣的實力在國民黨的武力下，本就不堪一擊。雷震，以及其他的領導者，一直沒有將國民黨的壓迫、以及面對壓迫的後續行動，列入規劃中。

反抗運動，不論是反殖民運動、民權運動、還是民主運動，最大的實力都是運動的道德性。反抗運動、或非武力抗爭最重要的原則即是，不斷地犧牲、不斷地挑戰，直到統治者完全失去合法性和道德性，而不得不妥協。這是所有運動成功的必要途徑和策略。如果《自由中國》運動的參與者，堅定地將組黨行動持續下去，前仆後繼，國民黨將面臨痛苦的選擇：鎮壓或讓步。如果逮捕這些來自全國各地，具有社會基礎和政治聲望的本土菁英，將無異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這或許不是當時國民黨付得起的代價。

我們當然也不應忽略，兩波運動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差異。《自由中國》民主運動距離「二二八」的殘酷鎮壓只有十三年。無論是運動的領導者或參與者，對國民黨政權的殘酷記憶猶新。而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和支持者，多為戰後出生、或成長的世代。他們未曾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屠殺。不同的經歷或許讓他們對國民黨可能的鎮壓方式，有不同的評估。而且，黨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大多處於人生的開始階段。這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次戰鬥，他們熱情如火，他們的人生也因此而充實、而獲得意義。不同的人生階段對相同的挫折，或有不同的反應。

不過，更重要的差別或許是：兩個運動面對的是不同的國民黨。《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所面對的國民黨，雖然是敗亡的政權，卻已在臺灣建立鞏固的黨國威權體制；它的領袖雖然是敗軍之將，仍然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黨外運動所面對的國民黨，卻已是危機四伏。它被驅逐出聯合國，也不被世界主要國家所承認；威權體制正當性的基礎，「代表全中國」的神話也開始崩解。三十多年沒有更新的統治集團，開始受到社會挑戰。大學生在校園內反叛，青年學者集中在《大學雜誌》中質疑。同時，政權的領袖則毫無政治功業，之所以成為國家領導人只是因為他是他父親的兒子。這些都是黨外運動比先前的《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有利的環境。

可是，有利的環境不會自動讓人在同志遭受大規模逮捕之後，在恐怖氣氛中選擇繼續反叛。有利的環境也不會自動讓運動的參與者，寧願以個人自由、甚至更不可測的危險，換取新政黨的出現。缺乏人的意志選擇，歷史的進程將非常不同。我們不難想像，如果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之後，沒有律師、家屬、以及更多的年輕人投入運動，黨外運動將如同雷震被逮捕之後，立即沉寂。臺灣的民主化，如果曾經發生的話，也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而說故事的人，或許是我們的下一代。

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們敘述了在臺灣的三代人基於對民主的熱情，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工作，終於促成了臺灣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也因為這項變革，因為他們的工作，臺灣如今可以成為文明世界中的一員。回顧過去，我們看到：在臺灣歷史的不同階段，臺灣民眾都曾經基於他們的價值信念，共同追求社會的變革。

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雖然重要，卻不是唯一對臺灣民主化有貢獻的人。我們不應忘記，每一個運動，即使是失敗的運動，都獲得各式各樣的人的堅定支持；他們來自不同的領域，學術、媒體、商業、醫療、宗教等。他們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性，不亞於選票。人反抗不義權威，最難忍受的並不是處罰，而是社會的隔離和鄙夷。不論是集中營、監獄、或獨裁政權，消除反抗者最有效的方式都是切除其社會連繫，並且透過對其同儕或親人的處罰，讓反對者不但不能成為英雄，反而因為拖累親友而遭受譴責。

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後，臺灣社會完全改變過去對政治犯的負面對待。民主運動的受難者如今成為臺灣社會的英雄，其家屬受到高度同情和熱烈支持。民眾的社會支持不但延續了民主運動，對統治者也是一個警訊：「時代在變」。

我們也不應忘記，每一個運動，不論成功或失敗，其基層都存在著許多默默奉獻心力的人。和這些參與運動的小人物接觸，我們很難不被感動：他們或許言語粗俗、或許衣冠不整，可是他們為現實生活壓迫得幾乎無法喘氣的時候，仍然默默付出心力。如果我們忽視這樣的現象，就不可能理解價值信念在人性中的地位；也不可能理解政治和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捷克總統哈維爾的話，來描述黨外運動那個時代：「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的、道德的、精神的潛力。」瞭解價值理念在我們社會中曾經有過的作用，曾經如何促成社會的進步，讓我們對自己、對未來都不致失去信心。

以上我們所訴說的故事，其教訓簡單明瞭。「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則是：我們無須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到少數人在猶太浩劫中的勇敢表現時，這樣說道。每一個社會的每一個艱難時代中，也都存在著這樣的少數人，他們的不屈服即使沒有立即改變他們的社會，也啟發了後代。

主要參考材料

本書的主要參考材料多為個人日記、回憶錄、傳記和官方檔案。其中使用最多的材料是：傅正編，《雷震全集，三一至四七冊，「雷震日記」》（臺北：桂冠，一九八九）。雷震的日記除了記載個人每天行止之外，也記錄了他所目睹的現象，以及他和和友人的談話。雷震的日記是那個時代非常豐富的政治史料。關於胡適的部分，除了雷震日記之外，也參考了胡適的祕書胡頌平所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一九八四）。

傅正的日記目前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多名人寫日記是為了給後人閱讀；此類日記屬於置入性行銷，讀來索然無味，也不可盡信。傅正的日記則坦白、真誠、有血有肉；閱讀他的日記，很難不喜歡他、尊敬他。傅正日記部分已經出版：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中研院近史所，二○一一）。可惜該書只限於自由中國時期，不足以跟隨傅正走過他的時代，也分享他的挫折、憧憬以及他的熱情。

除了日記，回憶錄和傳記也是本書仰賴的材料。書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已經出版了回憶錄，如高玉樹、吳三連和楊金虎。這些回憶錄目前都不難找到。可是三人的回憶錄對運動本身和個人的參與，都沒有提供太多的資訊。而這三位卻都是運動中本省籍的領導人物。

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參與者的個別傳記，目前都不難找到，如余登發、郭雨新、李萬居、何春木、許世賢、石錫勳、殷海光、蘇東啟等。可是因為這些人物都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後人為他們立傳的時候，對於他們運動中的參與因此也無法有太多著墨，殊為可惜。我們反而必須從雷震的日記中，去瞭解他們的行動。讀者若感覺本書偏重於雷震和傅正等人，對本省籍參與者的描述遠為不足，這是主要的原因。

官方檔案中，本書最為倚賴的是國史館出版，陳世宏編，《雷震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二○○三）。我們必須「感謝」當時的警備總部司令黃杰將軍，留下這樣一份重要的史料。

關於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之後的學生運動，本書主要根據運動領導者洪三雄所著的《烽火杜鵑城：七○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一九九三）。

除了以上這些材料，本書大量引用的是《自由中國》、《文星》和《大學雜誌》上的文章。沒有這三份雜誌，就沒有這個時代的民主運動，當然也就沒有本書的出現。這三份雜誌在許多圖書館中都有收藏，《自由中國》全集且已經數位化。這三份雜誌目前都仍然值得一讀，以觸摸先人心靈的活動。

致謝

因為兩位熱心人士，這套書才可能出現。

一位是「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吳仁輔先生。感謝他募集資金，慷慨支持這套書的寫作。

另一是陳忠信先生。他的筆名是杭之，文章視野廣闊、文字有力。他曾經擔任《美麗島》雜誌主編；美麗島事件之後，和眾多的同志一起走入監獄。透過他的奔走和協調，本套書的寫作計畫得以發動、並順利完成。寫作過程中，他不斷和三位作者溝通，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建議。

三位作者慶幸、也感謝他們的無私付出。

臺灣民主百年大事記

一八九五

滿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

臺灣民主國成立；日軍接管臺灣。

一八九六

日本國會制定《六三法》。

一九一五

噍吧年事件；臺中中學成立。

一九一九

臺灣總督府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赴臺就任，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一九二○

東京臺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發行《臺灣青年》。

一九二一

臺灣留學生首度向日本國會請願，要求成立臺灣議會。

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成立。

一九二三

日本推行內地延長主義，日本國內《治安警察法》在臺灣適用。

蔣渭水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臺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

治警事件發生。

一九二五

二林蔗農組合成立。

二林事件發生。

一九二六

臺灣農民組合在鳳山成立。

一九二七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左派取得協會的領導權。

臺灣民眾黨成立。

一九二八

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

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一九三○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

霧社事件發生。

一九三五

臺灣地方制度改正。

臺灣舉行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一九四○

總督府公布臺民改姓名的辦法。

一九四一

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

一九四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一九四六

行政長官公署舉行各級民意代表選舉。

臺灣省參議會經間接選舉成立。

一九四七

《中華民國憲法》公布。

二二八事件爆發。

一九四八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一九四九

全臺實施戒嚴。

《懲治叛亂條例》通過。

三七五減租開始推動。

蔣介石總統去職。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

《自由中國》創刊。

一九五○

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

蔣介石取回總統職位。

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

國民黨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

一九五二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

一九五四

臺灣與美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人民直選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長。

蔣介石連任第二任總統。

一九五五

孫立人兵變案。

第一次臺海危機（九三炮戰）。

一九五六

廖文毅在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一九五七

《文星》雜誌創刊。

一九五八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

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炮戰）。

一九六○

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

李萬居、高玉樹、雷震宣布組織新黨。

雷震等人被逮捕。

一九六一

《公論報》停刊。

一九六四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遭逮捕。

一九六六

蔣介石連任第四任總統。

一九六九

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

一九七○

四二四刺蔣事件發生。

一九七一

臺灣退出聯合國。

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一九七二

日本和臺灣斷交。

蔣介石連任第五任總統。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一九七五

《臺灣政論》創刊。

蔣介石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

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

一九七七

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

中壢事件發生。

一九七八

蔣經國就任第六任總統。

美國宣布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一九七九

黨外人士於高雄橋頭示威。

監察院彈劾許信良。

《美麗島》雜誌創刊。

美麗島事件發生。

一九八○

林宅血案發生。

一九八一

陳文成命案發生。

一九八三

黨外雜誌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

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推薦立委選舉候選人。

一九八四

江南命案發生。蔣經國就任第七任總統。

一九八六

民主進步黨成立。

一九八七

戒嚴解除。

新聞局宣告將解除報禁。

一九八八

蔣經國去世。

李登輝繼任總統。

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

一九八九

《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公布。

鄭南榕自焚爭取言論自由。

一九九○

野百合學運，青年學生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憲政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

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

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民間展開反軍人干政行動。

李登輝總統特赦美麗島事件涉案者。

國是會議在圓山大飯店舉行。

一九九一

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知識界發起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

一九九二

立法院全面改選。

刑法一百條修訂，言論自由獲得確保。

一九九六

《國家安全法》修訂，最後一名黑名單解除。

第一次總統直選，由李登輝當選。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二 自由的挫敗

作者：吳乃德│出版者：衛城出版│出版日期：二○一三年十月│檔案格式：EPUB│檔案製作日期：2015/01/16│檔案製作：群傳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