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書紀念彼得．塞維克

(Peter Sedgwick)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1949－2011

本書首次出版於2001年

序言

親愛的X，

既然現在是時候送這只小紙船出航，我想給你寫篇收尾文作為此書的序章。如你所知，這本書送交編輯和出版商處理時，我正忙於應付許多其他的「戰線」，然後，你不經意提過的一個問題飄進我的腦海：看到我自己或我的努力被人在報章雜誌裡濫用或誤述時，我會怎麼回應？

簡單回答是，我已經習以為常，卻從未變得無動於衷。我自己也會攻擊和批評別人，無權指望別人對我仁慈，而且我不相信那些宣稱不在乎批評的作者。然而，我很厭煩老是讀到那些剪貼先前批評而成的批評。它們總是用這樣的段落起頭（通常以引文的標準格式寫成）：「希鈞斯，此人先前的批評對象甚至包括德蕾莎修女、戴安娜王妃，以及比爾．柯林頓，如今將矛頭轉向⋯⋯」

當然，如你所料，這很令人沮喪。至少，我很討厭看到自己的「本行」變成再利用的回收業。甚至從來沒人嘗試一下不同的說法，例如「希鈞斯，曾批評德蕾莎修女對於海地杜瓦利埃[1]政權的溫暖支持」。這就是異議觀點被邊緣化或恩庇至死的鬼祟手法。不過，促使我寫作的原因並非自憐。讓我告訴你，在二○○一年的五到六月這一個月內，我經歷了哪些事與心情起伏。

在梵蒂岡的直接請求之下，我受邀在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的封聖聽證會為反方提供證據。這是一個讓我如實扮演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的天大機會，而我不得不說，天主教會的作風比那些批評我的自由派更用心謹慎，也更有顧忌。一個封閉的房間、一本《聖經》、一部錄音機、一位蒙席、一位執事，以及一位神父——這是一場鄭重的採證，過程中他們鼓勵我提出所有研究結果和意見。我改天再告訴你這一切。這裡的重點在於，我的交手紀錄不再僅限於那些基要主義者[2]。

英國電視台播放了一部關於戴安娜王妃的全面性紀錄片，（終於）給了我們這些不狂熱崇拜她的人一點空間和時間。我被訪問了好一會兒，而且播出後沒收到任何歇斯底里的郵包——這在不久前還是幹我們這行不可免的職業風險。誰能讓舒芙蕾膨脹兩次？[3]

米洛塞維奇[4]被帶到海牙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我不覺得以金援為交換條件將他從塞爾維亞「買過來」是什麼值得開心的事，不過，打從他在岱頓（Dayton）答應跟國際法庭合作以來，又過了好幾年。夠了就是夠了。我想到所有我曾為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塞拉耶佛和科索沃[5]的慘痛事件發出的不平之聲，想到那些叫人不要遏止塞族法西斯主義的幼稚藉口，以及我在局勢看來如此絕望時在波士尼亞度過的每一刻，然後容許自己為我所盡的綿薄之力偷偷地自豪，同時也為它有多微不足道而感到羞愧。

比爾．柯林頓總統的批准簽名，被人發現出現在他異父兄弟羅傑所寫的一份紀錄上。羅傑幹的好事除了試圖幫某個運毒販爭取赦免，還得解釋那疊像磚塊一樣厚的旅行支票是打哪兒來的。「未經證實的對價關係」這種常見的含混手法又登場了，不過，在里奇特赦案[6]之後，我注意到已經有好幾個月沒人跟我爭辯「柯林頓到底是不是卑劣的壞蛋」這個問題了。相信我，以前可不是這樣⋯⋯

亨利．季辛吉[7]在電視上被要求面對我說他犯下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指控，他的回應是發瘋似地拚命企圖轉移話題，還譴責我否認納粹大屠殺（他也不可免俗地提到德蕾莎修女和——不知為何——賈姬．甘迺迪〔Jackie Kennedy〕）。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對他採取法律行動，不光是告他誹謗，還可以透過蒐證程序來揭露他是個老練的慣騙。有鑑於我寫過這麼多文章抨擊此人，大家會覺得我告他和他告我的分量不成比例。不過，我能證明自己所言屬實，他卻不能，讓我和他之間還是有所區別（阿德萊．史蒂文森曾經對理查．尼克森[8]說：「如果你停止講述關於我的謊言，我就會停止講述關於你的實話。」這話真是動聽，但我無權跟這位傷害柬埔寨、賽普勒斯、智利和東帝汶的人做這種交易）。

所以，這是驚人而奇妙的一個月，或許也可說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個月。我在同一時期完成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百年紀念研究，寫他要比寫上述任何一人來得文明多了。

我之所以告訴你這些，並非只是為了自誇，但我也不諱言確有其事。這個月可以彌補許多其他時刻，當名人文化和政治謊言、黑心律師、冒牌政治家和神職人員似乎無往不利的時候。當然，它們會回來。它們總是會「回來」，因為它們從來不曾真的離去。然而，它們的勝利並非注定、不可違的，一定還是有扳回一城的機會，而且滋味遠比那些虛華的「媒體盛讚」或好評更為甜美。

但願我可以在下面的篇章讓以上所述更具有說服力。在此，我要再次謝謝你給予我動筆寫下此書的契機。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於加州史丹福
二○○一年美國獨立紀念日

杜瓦利埃政權，指繼承其父獨裁統治海地長達十五年的尚－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德蕾莎修女主持的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曾收受杜瓦利埃捐款，本人亦曾接受海地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引發不少爭議。返回

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又譯原教旨主義、基本教義派。中文裡，「原教旨主義」多用於伊斯蘭教。「基要派」在美國等地有較大影響，反對天主教的教義，認為天主教會是異教，完全偏離基督教的教義。返回

這裡指一九九八年的紀錄片《黛安娜：哀悼》（Diana: The Mourning After）。誰能讓舒芙蕾膨脹兩次，語出老羅斯福之女愛麗絲（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原句為「你無法讓舒芙蕾膨脹兩次。」返回

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 1941-2006），南斯拉夫政治人物，一九九○年代塞爾維亞在其主政下涉入克羅埃西亞戰爭、波士尼亞戰爭和科索沃衝突，造成巴爾幹半島局勢的動盪和巨大的生命損失，被一些西方媒體稱為「巴爾幹屠夫」。岱頓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結束波士尼亞內戰的和平協定是在此地進行協議（1995）。返回

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a i Hercegovina，簡稱波赫）東南部的一座城市，塞族於一九九五年在此進行種族清洗式屠殺。塞拉耶佛（Sarajevo）為波赫共和國首都，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1992-1995）曾遭塞軍圍城封鎖達一四二五天。科索沃（Kosovo）為原塞爾維亞的自治省，在南斯拉夫解體時宣布獨立，引發一場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和阿爾巴尼亞人組成的科索沃解放軍之間的內戰（1996-1999）。返回

里奇特赦案：二○○一年一月，克林頓在總統任期最後一天特赦了約一四○人，當中包括被美國司法部列為十大通緝犯、在逃十七年的億萬富翁里奇（Marc Rich）。里奇的前妻曾向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後來成為克林頓基金會的組織捐款。返回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共和黨外交事務大老，曾任美國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主導轟炸柬埔寨（當時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行動、默許印尼入侵東帝汶、以經濟制裁干涉和踐踏智利主權，以及敦促土耳其以保護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為藉口派兵入侵賽普勒斯。返回

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00-1965），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以辯論技巧聞名。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美國共和黨政治人物，因「水門事件」而成為美國唯一在任內辭職的總統。返回

導言

從下一篇起的內容，代表我在二○○○年頭幾個月嘗試接受的一項挑戰：我能否為那些對世界的發展覺得不滿、不安的年輕人提供任何建議，任何能夠幫助他們免於幻滅的忠告？在我那票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的學生當中，還有我去演講過的其他校園裡，有許多人仍然抱持著那種如今已不時興的期盼：改善這個世界，以及——這不太一樣——盡可能過著自決的生活。長年以來，這種對話以各種形式持續進行著，直到我開始感覺每分每秒都在表明我是個頭髮已經花白的六八學運份子，或是上一個陣壘分明的革命動盪時代之倖存者，該時代在某種程度上終結並登頂於一九八九年[1]。然後，有人提議我用書信體來說明並討論這個主題——更明確來說，就是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在他那本《給青年詩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 1929）所用的體裁。我當下的反應是想到拜倫[2]責備屈從的希臘人的詩句：

難道你一向莊嚴的豎琴，竟至淪落到我的手裡彈弄？[3]

不過，我有許多學生都認為這或許是值得去做的事，或至少可能會很有趣。以下便是以精鍊的形式寫給他們的信，用X來代稱其中任何一人，以其代表他們全體。

世界政治史的轉捩點，東歐鐵幕國家在這一年崩解：包括十一月柏林圍牆倒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被逼下台、捷克布拉格出現大規模民眾示威並要求共產黨下台（史稱「天鵝絨革命」）、十二月羅馬尼亞共產政權被推翻，及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世界就此進入後冷戰時代。返回

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國浪漫派詩人，自願參加希臘獨立戰爭，對抗土耳其人，最後也死於希臘。返回

查良錚譯。返回

I左拉：我控訴！（J’Accuse!）

親愛的X，

你要我談談基進份子或「異見者」的生活該怎麼過，讓我感到既榮幸又尷尬。榮幸在於你認為我或可成為任何人的「模範」，但是就定義來說，單一的存在幾乎無法撐起任何典型（而且，如果秉持異議立場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也不該被視為是可以模仿的），尷尬則是因為你用的稱號：異議者（dissident）。事實上，不知為何，我們的語言和文化迄今仍無適當的詞彙來指稱你的這個志向，而「異議者」是個高貴的稱號，它必須被贏取而非自稱。它意味著犧牲和風險，而非單指意見不合（disagreement）。

「異議者」這個字，已經因為許多堪為表率的英勇男女而變得神聖。「基進份子」（radical）是個好用且高尚可敬的用語——從許多方面來說，是最得我心的一個——但隨之而來的是我將在往後書信中跟你討論的各種「健康警語」。至於其他稱呼——「獨行俠」（maverick）、「自走砲」（loose cannon），「反叛者」（rebel）、「憤怒青年」、「牛虻[1]——全都略顯親暱、小格局，從而或許因此有點上對下的意味。從這些說法可知，社會就像一個包容的家庭，可以容忍、甚至欣賞標新立異。就連「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一詞也很少當作貶義詞，反而暗示打破偶像是種無害的能量釋放。甚至，還有那種支持此一傾向的官方讚詞，當中最新的就是「框外思考」這項咸信值得讚揚的能力。我個人希望自己活得夠久，能夠從「壞男孩」畢業，變成「倔老頭」，然後「後世的不屑一顧」（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這是個頗具暗示性的說法，由E．P．湯普森[2]所創，這位異端份子在我還是小夥子時便已是個老資格——就可以埋了我。

當然，跳脫「框框」太遠，你就會碰上不那麼「寬容」的字眼，關鍵字有「極端狂熱份子」、「麻煩製造者」、「格格不入者」或「不滿份子」。在這些當中，你可以看到無數自我吹捧的回憶錄，紛紛掛著「違抗主流」、「違逆潮流」之類的通用書名（哈羅德．羅森堡[3]在為文論及他那些「紐約智識份子」同儕時，曾經給該派人士一個統稱名詞：「那窩獨立思考者」）。

同時，娛樂業的無盡需求也在威脅著奪走我們其他形式的批評文體（style），以及正確評價它們的方法。如今，「諷刺」（satire）或「反諷」（irony）被以另一種方式看輕：諷刺作家是花言巧語的諷世者，反諷主義者則不過在挖苦人或是忸怩作態、自以為懂。當「反諷」這樣一個寶貴而不可替代的詞語變成「失範」（anomie）的鬆散同義詞，發揮創意的空間就很小了。

不過，別為此埋怨。想生活在一個有利於異議的時代是一種奢望。大多數人在大多時候都喜歡尋求認可或安穩，這也不該令我們覺得驚訝（順帶一提，這些渴望本身也不可鄙）。儘管如此，不論在什麼時代，都有人自覺在某方面與人有別。要說世人大大受惠於這種人也不為過，無論大家承認與否（還有，別期待人們為此感謝你。反對派的生活本來就不輕鬆愜意）。

我本來想到「反對者」（dissenter）這個詞；要不是它具有和英國國教相關的宗教和宗派意涵，它的定義或許適合拿來用。「自由思想者」[4]也有相同問題，但可能是更好的用語，因為它的重點在於自己思考。獨立思考的本質不在於想些什麼，而是在於如何想。

「智識份子」（intellectual）一詞最初是法國那些相信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有罪的人發明的。他們認為自己正在保衛一個基本且必需、和諧而有序的社會免於虛無主義，用這個蔑稱來對付那些他們認為不健全、炮口對內、不忠誠、心理不正常的人。這個詞即便到了現在，也沒有完全丟失這種聯想，只是較少用作侮辱（而且，就像「托利黨人」[5]、「印象派」和「女權份子」這些源自辱罵或蔑視的用語一樣，「智識份子」也被一些它指稱的對象占用，並且引以為榮）。自稱「智識份子」就像自稱「反對者」一樣讓人覺得尷尬，但埃米爾．左拉[6]的風範提供了鼓舞。他追求正義的非凡行動是個不朽的例子，示範了個人能夠成就什麼。

左拉其實不需花太多智力就能辯護一位受冤屈的人。他先是運用他在考察小說社會背景時慣用的科學手段和新聞技能，據此掌握了無可辯駁的事實。然而，光有事實是不夠的，因為反德雷福斯派並非從被告實際有罪與否來立論。他們公開主張，為了國家的緣故，最好不要重審此案。[7]這樣的重審只會讓公眾對秩序和體制失去信心。所以，為何要冒這個險？而且，何必為了一個猶太人這麼做？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於是被迫面對以下的指控：他們並非對事實有所誤解，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不忠貞、不愛國、沒有信仰。這些指控往往會使一些謹慎的人避免淌這個渾水。

古羅馬有句話說：「就算天塌下來，也要伸張正義。」（Fiat justitia—ruat caelum）。然而，每個時代都有人認為，「更大」的善——例如部族團結或社會和諧——應該先於追求正義。世人以為「西方」文明有這麼一項原則：不能為了諸如「秩序」之類的假設利益而犧牲個人或真相。但事實上，這樣的犧牲一直很常見。在該理想只是被口頭奉行的情況下，這種結果就會出現在個人對抗追求平靜生活的集體本能時。左拉或許可以成為任何認真、懷抱人道主義的基進份子的榜樣，因為他不僅維護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其攻擊還概括了教權主義、種族仇恨、軍國主義、「民族」與國家崇拜所扮演的邪惡角色。一八九七年和一八九八年由他發動的那場尖銳又精采的書信運動，可被視為一場序幕，那些擾動二十世紀的偉大爭論在之後爭相登場。

大家都忘了，左拉在向法國總統發出他最著名的書信〈我控訴〉（J'Accuse）之前，也發表過給法國青年和法國的公開信。他不只是撻伐腐敗的精英，而是舉起一面照妖鏡，讓民意看見自己的醜陋。左拉先是回顧拉丁區[8]熱烈同情波蘭和希臘的美好日子，接著向年輕人說到他有多麼厭惡那些示威反對德雷福斯支持者的學生：

反猶份子存在我們的年輕人當中嗎？他們確實存在，不是嗎？這愚蠢的毒藥真的已毀蝕他們的才智、腐化他們的靈魂了嗎？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世紀來說，這是多麼令人痛心和不安的成分。在《人權宣言》頒布一百年之後，這部關於寬容與解放的至高法案頒布一百年之後，我們竟然重返宗教戰爭，回到最可惡、最愚蠢的各種狂熱！

左拉用一幅醒目的意象來描述那種病態的道德氛圍：

可恥的恐怖支配一切，勇者變成懦夫，沒人敢說出所想，惟恐被指為叛國賊或收了什麼好處。起初為正義挺身的少數幾家報紙，如今在讀者面前屈辱爬行。

他重提給法國那封信裡的這項主題，要求他的公民同儕細思：

你是否意識到危險就藏在輿論這樣的可悲執著裡？一百家報紙天天都在報導：輿論不希望德雷福斯無罪，將他定罪是維護國家安全所必需的。要是那些當權者利用這樣的謬論來扼殺真相，你知道你將背負多少罪咎嗎？

左拉在分析社會時從不抽象。這樣的他揭露，在躁動不安的暴民與他們對「強人」和軍隊的吹捧之間，存在一種近乎施虐者－受虐者的關係：

檢視你的良心：當國家並未遭受任何攻擊，你聲嘶力竭想要捍衛的真是國家的軍隊嗎？難道不是你感到急需頌揚戰爭嗎？

說到底，你身上流的還不是真正的共和之血。看到戰鬥頭盔仍會使你心跳加速；君臨天下的國王已經不復，你卻仰慕那樣的存在……你心裡想的不是捍衛國家的軍隊，而是剛好滿足你這份渴望的將軍大人。

我認為當中最精采的部分，是左拉直接而慎重地指控教會涉入其中：

你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嗎，法國？你走向羅馬教會，回到不寬容、神權制的過去，那是你最傑出的子民曾經奮力對抗的……今天，反猶份子的手法非常簡單。天主教之前成立工人俱樂部、廣增朝聖團，試圖藉此奪回對人民的影響力，卻只是徒勞，沒能贏回他們，亦未引領他們回到祭壇下。局面看似大勢已去，教堂依舊空盪，人們已失去信仰。然後，看吶，風向變了，教會不禁見獵心喜，轉而訴諸一種反猶情緒感染人們。在被這種狂熱病毒毒害之後，大家上街呼喊「打倒猶太人！死吧猶太人！」……當法國人民被操弄一變為狂熱份子和施虐者，當其寬宏大量和對人權的追求——這是歷經許多艱難才贏得的——被從他們的心中連根拔起，那麼，毫無疑問，上帝將會接手剩下的事。

如此優秀的憤慨激昂（saeva indignatio），實為史威夫特[9]以來所少見。因此，後來在《震旦報》（L’Aurore）頭版致法國第三共和總統菲利．福爾（Felix Faure, 1841-1899）的公開信上，左拉只是補強他這份起訴書的細節，並指控一幫反動份子犯下雙重罪行：一邊陷構無辜者，一邊開釋有罪者。在此我想提醒，不論何時，當你思及正義的「流產」（miscarriage）——有關當局給了它這麼一個中立而別緻的稱呼——千萬別忘記，陷構無辜者照理說都會涉及開脫有罪者。這是墮胎（abortion），不是流產。

仔細閱讀左拉，你就不會那麼震驚於法國後來的愚行和罪行——從凡爾登戰役到維琪政權[10]——它們不只壓垮了法國，甚至令整個歐洲淪陷於擺樣子公審（show trial）、集中營、閱兵和絕對領袖。你也會更了解，何以今天看似如此努力振作的天主教會，永遠都無法誠實或清楚地交代它與猶太人、新教徒和不信者的歷史。你將明白，這一切是個人可以達成的。他固守原則，堅持行使個人說不的權利，即使在「被告席上」（在此不用「在法庭上」這個今天已變得過於中性的說法）也堅決如此主張——這人就是當年的左拉。

古人曾這麼說，勇氣本身雖不在首要美德之列，卻是令人們有可能行使其他美德的一大特質，只是這也害它一併被嚴謹的「學術」領域切割。伽利略的發現或許推翻了教會先賢那套自以為是的宇宙論，但是在刑具的威脅之下，他也迅速改變論調。太陽和行星當然不受這種否認的影響，後者繼續繞行前者，不論梵蒂岡怎麼說（在未經證實的傳說中，伽利略本人在改變論調後曾喃喃地說：「但它（地球）是真的在動——」）。

不過，伽利略這個例子的重點在於對真相的不懈探究，而不是敢為異端的勇氣。其他人必須替他勇敢，就像左拉必須替德雷福斯勇敢那樣。順帶一提，今天的證據似乎愈來愈支持左拉是在他的床上遇害，而非因為煤氣外洩和煙囪堵塞導致意外悶死。這再一次證明，偉人往往不受他的時代或國家所敬愛。

我經常想到我的已故友人榮恩．萊登奧爾[11]。當年他以軍人身分收集並揭露一九六八年三月美軍在越南美萊村（My Lai）展開大屠殺的證據，並為此短暫登上媒體版面。有件事不論任何人都很難接受：在一場戰事中，自己所在的陣營是錯誤的一方。人們可以用懦弱或背叛的指控，來強化保持沉默與「配合團隊」的壓力，指控對象則總是那些意見不一致的反對者。「背後捅刀」或「給敵人彈藥」這類的惡意脅迫措辭，都出自這種困境，也非常方便用來強迫達成全體一致同意。為了反抗這種情況，也為了堅決主張美軍官兵受戰爭習慣法（customary laws）約束的原則，萊登奧爾選擇揭露美軍惡行，讓許多位階更高、更穩固之人受到世人譴責。他曾經告訴我，他的背景——來自亞利桑那一個貧窮但堂堂正正的白人家庭，而非那種迂腐或滿嘴空話、假惺惺的家庭——很可能在背後推了他一把。就他記憶所及，這一切的起點是下面這個事件：當年沒受過高等教育、被徵召入伍的他，躺在雙層床上聽到一群同袍計畫在夜裡攻擊小屋裡唯一的黑人士兵。榮恩說，他從自己的鋪位上坐起身，聽到自己對他們這麼說：「你們如果要做這種事，得先過我這關。」一個人的決心便足以阻卻那些糾眾鬧事之人，是很常見的事。但請記住一點，直到關鍵時刻到來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會這麼做。

我這輩子有幸在許多國家和社會裡，接觸並訪問一些勇敢的異議者。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可以將個人生涯——某種程度上，是它們「選擇了」他們，而非為他們所選——溯及早年某個被迫表明或採取立場的事件，也有些時候是他人的告誡在他們心裡扎下了根。伯特蘭．羅素[12]的《自傳》（Autobiography）中寫著，他那令人生畏的清教徒祖母「給了我一本《聖經》，扉頁上寫著她最喜歡的經文，其中一句就是『不可隨眾行惡』。她特地強調這段經文，使我在往後的人生裡不怕成為少數。」看到這位未來的反基督教大將是以這種方式「受堅信禮」，令人相當感動。這也證明了高尚的格言可能出現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在未來成為反對者的人，其「洗禮」往往發生於某次未經計畫的事件，例如自發性抵抗一起霸凌或歧視事件，或是挑戰教師的某種愚行。人們很有理由認為這類反應的起源是與生俱來的，而非經過灌輸得來的，例如尼克貝（Nickleby）在危機發生之前，都不知道他會去維護可憐的史麥克[13]。諾姆．喬姆斯基[14]記得年輕時的他在聽聞廣島被毀的消息時，感受到一股出走、獨處的需要，因為他覺得無人可以訴說。能夠相信這種反應出自天生，會是很振奮人心的事，因為如此一來我們就能確信，這種反應會繼續發生，其發生也不需依靠好榜樣或道德故事的傳播。

親愛的X，也許你在上述的事例中看到了自己，例如一種想要反抗專斷權威或大眾愚見的傾向（不論它有多麼微弱），或是因為聽到某位心靈自由的智者的妙語而心生找到知音的激動。若是如此，就讓我們繼續通信，使我能從中汲取你的經驗，即便一開始是你來請求汲取我的經驗。在現階段，請記住，當那些諷世者評論「說不專家」（professional nay-sayer），他們所言不無道理。當個反對派並非當個虛無主義者，也沒有什麼體面或可遵循的途徑可以讓你以此謀生。反對是一種存在方式，而非作為。

牛虻（gadfly），出自於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描述，形容他當時扮演的角色猶如牛虻一般，時時刻刻都要找昏睡的懶牛叮一叮，試圖喚醒群眾。返回

E．P．湯普森（E.P. Thompson, 1924-1993），英國知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史學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共有的習慣》（Customs in Common, 1980）提供了底層歷史視野，讓人看見有別於 「暴民」或「受害者」以外的平民百姓形象。返回

哈羅德．羅森堡（Harold Rosenberg, 1906-1978），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著作遍及藝術、 文學、 政治、和流行文化等領域，著有《新的傳統》（The Tradition of the New, 1959）等，「行動繪畫」（Action Peinture）一詞的發明人。返回

自由思想（freethought），與無神論相關的一種哲學觀點，認為意見應當以邏輯、推理和經驗為基礎，而非因權威、傳統或教條而形成。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為此觀點的實踐者。返回

托利黨（Tories），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英國政黨。「托利」（Tory）一詞源於中世紀愛爾蘭語的「亡命之徒」（tóraidhe），是政敵對托利黨人的蔑稱，後來沿用成習。該黨最終演變為現代保守黨。當今英國保守黨有時仍被稱為托利黨。返回

米爾．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十九世紀法國自然主義文學家，也是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小說《酒店》（L'Assommoir, 1877）、《娜娜》（Nana, 1880）、《萌芽》（Germinal, 1885）等。返回

德雷福斯叛國事件：一八九四年，法國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被懷疑提供軍事情報給德國，隨即被認定叛國並判刑，法國社會因此爆發嚴重衝突和爭議。此事經過重審與政治環境的變化，終於在一九○六年獲得平反。返回

拉丁區 （Latin Quarter），包含索邦大學在內的巴黎著名學府區，名稱源自中世紀這裡以拉丁語做為教學語言。返回

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愛爾蘭裔英國作家，也是個基進份子。以諷刺文學聞名，代表作有《格列佛遊記》，對當時英國王室、政治與社會進行激烈的諷刺。返回

凡爾登（Verdun）戰役：一九一六年在法國凡爾登登場，德、法雙方共損失近一百萬兵力，戰事長達近十個月。維琪（Vichy）政權：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法國政府。返回

榮恩．萊登奧爾（Ron Ridenhour, 1946-1998），二十世紀美國知名「吹哨者」。越戰服役期間從同袍口中得知美萊村大屠殺一事，率先蒐集參與者證詞，返美後投書多位國會議員，卻被官方封鎖消息，一年後被一名記者揭發才曝光，觸發美國境內反戰情緒，影響重大。返回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歷史學者暨社會評論者，被視為分析哲學的創立者之一，並致力於哲學的大眾化、普及化。一九五○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書獲紐約公共圖書館選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返回

出自狄更斯的幽默教育小說《尼古拉斯．尼克貝》（Nicholas Nickleby），主角尼克貝到一間寄宿學校工作時，解救了在學校被虐待多年的史麥克（Smike）。返回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當代知名美國哲學家、語言學家暨政治評論家，不遺餘力批評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一般被視為美國政壇最活躍的左派智識份子。返回

II里爾克：走進你自己

我喜歡你的提議——仿效里爾克的書信體——因為這讓一位我無權宣稱擁有、通常也不會結交的同伴陪我出發，同時也給了我可以回應的對象。當然，我很欣賞里爾克書信的精美雅緻，即便信中的優雅風度和體貼有禮讓我覺得過於仁慈寬厚（看得出他收到的詩作顯然不是太好，而他大可更明確地說出來），而且散發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那種略顯病態的純真氣息（喬治．丹傑菲爾德[1]在他的大作 《自由英格蘭的離奇破滅》中就處理得毫不含糊，尤其是它略似魯伯特．布魯克[2]那種柔軟、中性的筆鋒，我也向你高度推薦這本書）。

里爾克的某些詩歌和文章也讓我不太認同。在那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那些就算由再謹慎的人來掌握都讓我覺得可疑的德國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idealism）形態。比方說，每當有人把種族和民族講得好像真人一樣，而且擁有靈魂和命運等等，總會讓我立刻提高警覺。此外，里爾克對於宗教－精神生活的態度，在我看來很是多愁善感。誠然，他從師傅羅丹[3]那裡學到了「藝術可以是一種宗教活動，詩歌可以追求如雕塑般的精確」概念，但這方面最好還是回頭去讀斯賓諾莎[4]的原典，而非滿足於有點矯揉造作的二手版本會比較好。

在他的生活裡，里爾克也展現了浪漫唯心主義的某種有害面向，例如他對墨索里尼的傾慕，就像鄧南遮和馬里內蒂[5]和其他的偽唯美主義者一樣。他厭惡心理分析，而且特別討厭佛洛伊德（他的私人信件顯示他絕非親猶人士）。最重要的是——這對我來說是種酸性測試[6]——他對於反諷抱持疑慮。正如以下這段他寫給那位年輕詩人朋友的文字所示：

別讓自己受其控制，尤其是缺乏創造力的時候。而當你充滿創意，試著運用反諷，將其當作另一種捕捉生命力的方式。用得純粹，則反諷也會是純粹的，就無需以其為恥。但若你覺得自己變得太過熟悉反諷，若你害怕這種逐漸加深的嫻熟，就轉向偉大而嚴肅的目標（objects），因為反諷在它們的面前變得微小而徒勞。向事物（Things）的深處探索：在那裡，反諷從不墮落——當你的詩即將臻至完善，要設法確認這種覺察世界的方式是否出自你個人存在的一種必然。因為在嚴肅主題（Things）的影響之下，反諷要不離你而去（若它對你只是偶然），要不（若它真是與生俱來而屬於你的）會變得強大，成為一種嚴肅的工具，在你能用以形塑個人藝術的所有工具中占有一席之地。

或許是我的英國血統在作祟，像他這樣特地用大寫來表示抽象事物，以及這種傾向套套邏輯[7]的嫌疑，讓我馬上想到易夫林．華歐[8]短篇小說《苦戀》（The Loved One, 1948）中的一個橋段：當一位專門提供讀者建議的專欄作家被問到該如何戒掉咬指甲的習慣，他問助理 ：「我們上次叫她怎麼做？」「冥想美麗的事物（the Beautiful）。」「叫她繼續冥想。」但反諷才沒那麼容易被貶低呢。接著，里爾克相當狡黠地向我們透露，他從未離身的作品有兩部：《聖經》，以及偉大丹麥詩人雅各布森[9]的著作。這份虔誠讓他對《尼爾．律內》（Niels Lyhne, 1880）的推薦變得美中不足。這是雅各布森非常傑出的小說，很公允地受到佛洛伊德和托瑪斯．曼[10]讚賞，而且堪稱丹麥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相對於此，我們看到里爾克給了立志寫作者極其敏銳但可能稍嫌造作的忠告：

你該做的事只有一件：走進你自己（Go into yourself）。找出是什麼要你寫下去，看看那原因是否已盤根於你心深處。向你自己坦承：要是被禁止寫作，你是不是非死不可？最重要的是：在夜晚最深的寂靜裡自問：我一定要寫作嗎？挖掘自己內心，求取深刻的答案。若你的答案是大聲的附和，若你對這個問題回以一句堅定而簡單的「我必須寫」，就以這份必要來建構你的人生吧。

我的口才遠不及此，但這就是我多年來一直在寫作課裡所講的。你必須覺得「非要不可」，而不只是「想要」。它也值得我一再強調，因為有一種關係雖然不明確，但確實存在於這份熱切的渴望／需要，和憑藉那種內在流亡（internal exile）或異議立場來面對世界的企圖之間，後者是決心和社會保持一種尖銳角度的意志。

里爾克身上另一項積極而正面的成分是他對愛慾（Eros）的態度。他敏銳地看出性既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也是面對可怕死慾（Thanatos）的最佳還擊。他那七首「陽物詩」（Phallic Poems）是馬維爾[11]和玄學派（metaphysical）那段美好歲月以降最優秀的非情詩作品。它們公然宣告，性交即為其自身的理由（fucking is its own justification）。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裡對此避重就輕，但羅丹一定會以他為榮，因為這些詩作的構成宛如在雕塑一般。它們完成於一戰期間的第二個冬天並非巧合；死慾在那些日子裡四處肆虐（在里爾克的理解中，戰爭的到來無異於文明的一場重大災難），對此必須有所言與作為。他的應對之道有二，一是提倡私密與公開的情慾，二是申明自己同時身為一個生於布拉格的斯拉夫族德意志人與以四海為家的德意志人身份，能夠用法國頹廢派的語言書寫，因此惹怒了烏蘭德[12]那一派人士。這一點也使得他後來面對法西斯主義時所表現出的愚昧更令人難以忍受。

然而，矛盾是至關重要的。從吉卜林到拉金[13]，許多我最喜歡的英文詩人雖然在倫理面上傾向保守主義，有時甚至以極端的形式展現，卻也因此達致偉大而輝煌的成就。我認可里爾克對孤獨的所有探討。他書寫孤獨，以及為何我們應該歡迎孤獨而非恐懼它。在基進或批判性格的精神與道德素養裡，這項認知是至關重要的。從里爾克出發，我可以討論諸如宗教和崇拜何以必然令人失望、語言的關鍵性、部落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對抗、中歐的命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毒、佛洛伊德的影響，以及反諷一再顯現的重要性等問題——這些很足夠我們在後面的篇章拿來說了。

喬治．丹傑菲爾德（George Dangerfield, 1904-1986），英國記者暨歷史學者，《自由英格蘭的離奇破滅》（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1935）為其研究英國自由黨（Liberal Party）如何在一戰前衰落的專書。返回

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國詩人，以才華與美貌著稱，一戰時自願從軍，期間寫下充滿理想主義的詩作〈士兵〉（The Soldier），風靡全英國。返回

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法國雕塑家，影響力遍及全歐洲，被譽為現代雕塑藝術之父。里爾克旅法期間結識一些文學家、藝術家，曾於一九○五到○六年間在羅丹工作室擔任助手，為其處理書信。返回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近代最重要哲學家之一，與笛卡兒、萊布尼茲齊名。神、世界、人是他最重要的關注對象，代表作為《倫理學》（Ethics, 1677）。返回

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義大利詩人、作家、唯美主義者，政治上頗受爭議，經常被視為墨索里尼的先驅者。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tti, 1876-1944），義大利詩人、作家，一九○九年發表了《未來主義宣言》，表陳對舊政治、藝術傳統的憎惡。返回

酸性測試（An acid test），指具有決定性。返回

套套邏輯（tautology），修辭上也稱作同義反覆、套套句，特徵是講話聽上去有道理，實質上卻是廢話。又可稱廢話謬論，屬於邏輯上的一種言詞謬誤。返回

易夫林．華歐（Evelyn Waugh, 1903-1966），英國作家，以諷刺小說奠定其文學聲名，經常犀利表達自己的見解，也是二十世紀散文體大家，代表作為《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Brideshead Revisited, 1945）。返回

雅各布森（Jens Peter Jacobsen, 1847-1885），丹麥小說家、詩人，作品注重寫作形式和文體修辭，具有現代派色彩，在歐洲文學具有重要地位。返回

托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國作家，二十世紀知名現實主義作家，重要著作包括《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1912）等。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返回

馬維爾（Andrew Marvell, 1621-1678），十七世紀英國知名玄學派詩人，以奇特的意象和別具匠心的比喻著稱，充滿「奇思妙喻」（conceits）。返回

烏蘭德（Johann Uhland, 1787-1862），德國浪漫派詩人、劇作家暨文學史家，日耳曼語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創作了不少抒情詩，有許多被作曲家譜成歌曲。返回

吉卜林（Joseph Kipling, 1865-1936），英國作家暨詩人，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生於印度孟買，生平正值歐洲殖民國家瘋狂擴張的年代，筆下的文學形象往往既忠心愛國、恪守傳統，又是野蠻和侵略的代表。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國知名詩人，詩歌風格冷靜、憂鬱、自嘲，描繪出一代英國人的歷史環境與精神肖像，被譽為英國二戰後最偉大的詩人。返回

III對語言文字時時警覺以對

收到你的上一封信時，我正在讀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他創造了我們所知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概念。下面讓我引用我在該書上作記號的一段：

「荷馬錯了。」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1]如此寫道。「荷馬之錯，在於他說：『但願眾神和世人都不再有紛爭！』他沒發現自己正在祈求宇宙毀滅，因為若其祈求成真，世間萬物俱將消逝。」

那些超人主義者（superhumanist）都該好好思考這段話。他們嚮往徹頭徹尾的完美，卻無異於嚮往毀滅。印度教既有智慧也有勇氣宣告以下事實：他們追求的涅槃即為無（nothingness）。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就會出現不一致、分歧、爭鬥。

你應該已經明瞭，那些奉「共識」——這是九頭蛇的其中一個名字[2]——為至高至善原則的人有點白痴。為何我要用這個冒犯人的字眼？我有兩個好理由。第一是，我確信人類事實上並不渴望生活在在無鬥爭、人人滿足和幸福的世界，就像「心靈的迪士尼樂園」一樣。這是「白痴」一詞的貶義用法。古希臘的雅典人本來更隨意地使用這個字，所有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都被他們稱作白痴（idiotis）。

我的第二個理由沒有那麼直觀：即便我們真的懷有這種渴望，所幸那是無法實現的。人類這個物種，總是會為戰爭、其他形式的對抗與猜忌造成的破壞和慘事而懊悔不已，但這無法改變以下事實：我們生活中的進步是經由衝突而來，心智上的進步則是經由爭論而來。辯證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已被其倡議者壞了名聲，但這不表示我們可以拋棄它。為了點亮火光，必須有對抗和反對。

你可能從自以為是的某人那裡聽說過「爭論製造的熱多於光」[3]這種觀點。而且，一定有人教過你：真理不居此端，亦不居彼端，而居於「其間」。我還能肯定你絕對聽過一句老話，大意是說：事情不是黑色或白色的，而是各種灰色。

讓我提供一些自己的觀察來回應上述說法。我們都知道下面這項物理定律：熱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光的來源。太陽的熱度若是降到室溫，它的光將形同無物，同時令這個世界陷入冰寒。真理不能選邊站，如果它能，那會是兩邊之間它應當的所在。在一些重大議題上，人們不可能意見分歧，不會追求真實與虛假的綜合體，太陽不會今天從東邊升起，明天換成西邊。至於明暗對照[4]——也就是光和影——根本是陳腔濫調，但至少添加了點藝術性（好幾年前我在蓋茨堡[5]觀賞內戰的場面重演後，曾經寫下「那些穿灰色軍服的〔南軍〕已被制約為只能以黑與白來思考」的筆記）。黑或白都不是真正的顏色，不過灰也不是 。

套套邏輯無時無刻不在，等著包圍你。古希臘神諭宣告「凡事不要過分」（Nothing Too Much）為至高智慧，現代的鬆散翻譯是「一切都要適度」（Moderation in All Things），其實兩者不完全相同。人們欣賞以對稱和平衡為基本準則的希臘風格，但要是平衡歪斜、時間脫節了，那麼「適度」又有何用？要不是因為約翰．布朗[6]這些視妥協為恥的狂熱份子和絕對論者，灰衫軍或許就不會部署蓋茨堡這一場戰役，也就不會落得敗戰的下場。我相信你自己可以想出其他近似的例子。

面對這世界，如果你在乎眾人最後達成的論點和君子之爭，更要備妥你的主張和鬥性，否則「中心」會在未經你參與決定它應該為何、應該何在的情況下被人占據和定義——除非你相信達賴喇嘛的超驗智慧。我在讀赫胥黎時，同時也在看達賴喇嘛的《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The Art of Happiness: A Handbook for Living, 1998）。這位覺者在這部內容豐富且暢銷的對談集一開始便告訴他的對談者：

我相信，我們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這一點很清楚。無論你是否信仰宗教，信仰這個或那個宗教，我們都在追尋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認為，我們人生的運行就是朝向幸福。

達賴喇嘛用這段話切入他對「亞利桑那州廣大聽眾」的演講。我最客氣的說法是，他講了一串愚昧的不當結論[7]，連在前提和結論之間隨便用一片口香糖來黏都沒有。這位講者直接將他必須證明的事假定為真，最後一句還插進「我認為」這幾個字，彷彿在向那個過時、唯物的觀念致意：人腦應該有發言權。

我曾經在浦那（Poona，位於孟買東南邊）的某個靜修所待過一陣子。當時我假裝成一名追隨者，以便製作一部BBC紀錄片，對象是該時代的大師：巴關．希瑞．羅傑尼希[8]。富裕的西方人與歐洲次要王室的追捧，讓他建立起一門規模龐大又有利可圖的信仰。這整件事當然是場騙局——這位傳授迪斯可哲學（閃亮而流行）的神聖供應者，擁有世上最大的勞斯萊斯私人收藏——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加這位全智者的晨間達顯[9]。進入會場前，你得讓兩位身穿赭色和服、美得冒泡的加州女孩從頭嗅到腳，以保護巴關免於肉體層面的麻煩。「他的身體有一些過敏症。」他的門徒這麼說。漂亮的嗅探員照理說應該可以察覺任何酒精或菸草味，但每天早上，雖然我肯定渾身菸酒氣，卻總能通過她們的檢驗。在那裡，每個玫瑰色的清晨時分，犯過敏症的人是我，因為脫鞋處有一大張標語寫著：「鞋子和心智，必須留在門外」。這種話固然可笑，但要是它真的可以執行，結果會相當有害，而這種情況便經常發生在羅耀拉（San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耶穌會的訓諭「將理智獻給神」（Dei sacrificium intellectus）名義之下。那是一種在偶像的膝前失態地想要拋棄智性的歇斯底里渴望。

經常可見的是，各大宗教都無法有力地敘述天堂，反而在描繪地獄上更得心應手。早年的基督教教義學者特土良（Tertullian, 155-240），便是借用後者的生動來使前者更具說服力。他斷言，天堂的各種樂趣之一就是想像地獄所受的折磨。這種擬人觀至少還有點意思，其他的就別提了，問題是沒有人能夠真的渴望放棄智性，因為它為人類帶來諸多樂趣和種種回報，雖然同時也無可避免帶來焦慮、疑惑、衝突，甚至絕望。

我相信你一定看得出我想帶你去探索什麼主題。宗教和信仰的問題，我想留待之後的信裡再來談，但你在上次的回信中問我早年是否也有過任何經驗形塑我成為今天這樣的人，嗯，答案是肯定的，雖然事件本身根本微不足道。十歲左右時，在某次的查經課上——人們管它叫「神學」，跟每天進教堂禮拜一樣是強制性的，而且不論當時或現在都是我最愛的主題之一——老師開始禮讚神在大自然的工。她說，多麼令人讚嘆呀，草木都是綠色的，這個最能讓我們眼睛放鬆的顏色。你們想想，若樹林和草不是綠色，而是紫色或橙色的……那個年紀的我對葉綠素和植物趨光性一無所知，更沒聽過設計論證[10]，或是創造論和演化論之爭。我只記得，當時我那幼稚而未成熟的大腦皮質在想的是：噢，別傻了。

這讓我因此確定兩件事。第一，就連未受教育之人，無論是在過往的神權專制下，或今天較現代化的極權主義下（或是兩者交換，隨你的便），也具有某種天生的能力去反抗，也能夠有想法，就算不是自己思考出來的。我們可以從經驗得知這一點，因為這種人總是在專制垮台時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來。但我也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邏輯歸納得知這一點。

第二件事只是第一件事的必然結果，那就是：我們並非天生就嚮往任何朦朧、麻醉性的涅槃，在當中我們的批判和反諷能力完全派不上用場。試想一種無止境讚美、感恩與崇拜的狀態，就像舊約、新約聖經不斷囑咐我們去做的那樣——那麼你已經召喚出一個地獄般虛無和盲從因襲的世界。試想一種極樂、永恆幸福與和諧的狀態——那麼你已經召喚出一幅乏味、無意義和可預測的願景，就像才華洋溢如赫胥黎，使盡渾身解數也僅能做到的那樣。世上只有一部莊嚴崇高的文書成功提到「幸福」卻一點也不尷尬[11]，但即使在一七七六年，這個概念也被視為非得經過一番艱苦奮鬥才值得提起。「追求」（pursuit）這個美好的字眼——不論我們如何解釋它——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語境下都是空洞的。

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這封信，之後我應該也還有機會重提：對語言文字要時時警覺以對。

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 580-480 BC），古希臘哲學家，生於以弗所的貴族家庭，只有殘篇斷簡的文章傳世，愛用隱喻、悖論，致使後世的解釋紛紜。返回

九頭蛇（hydra），傳說中的生物，在古希臘神話裡出現最頻繁，《波斯古經》、《聖經》、非洲傳說、中國神話中也可以看到類似傳說，各有不同名稱，都是災難的象徵。《聖經》中以九頭蛇的嘴代表地獄的入口。九頭蛇的再生能力也具有象徵意義。返回

意指討論不出任何答案，只會情緒化地吵成一團。返回

明暗對照（chiaroscuro），義大利文，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的繪畫技巧。返回

蓋茨堡（Gettysburg），美國內戰中最大規模一連串戰事的關鍵一役發生地，通常被視為美國內戰的轉捩點，南軍敗退收場。返回

約翰．布朗（John Brown Gordon, 1832-1904），美國內戰中重要的南軍將領，深信奴隸制的重要性，戰後雖不再鼓吹奴隸制，但終生都不相信種族平等。返回

不當結論（non sequitur），拉丁文，常見的謬誤之一，論證的結論並非根據前提或證據合理推論而得。返回

即奧修（Osho, 1931-1990），二十世紀最知名、也最具爭議性的一位靈性大師。本名Chandra Mohan Jain，一九六○年代以前又名Acharya Rajneesh。一九七○、八○年代，自稱巴關．希瑞．拉希尼希（Bhagwan Shree Rajneesh），一九八九年才改名奧修。返回

達顯（darshan），因面見偉人、聖人而領受福德或啟發心靈成長，也可指該場合。梵文原意為注視或看到。返回

設計論證（Argument from Design），英國神學家威廉．巴雷（William Paley, 1743-1805）所提出，指稱這個世界和當中萬物及其所有缺陷，都是全能全知的上帝在數百萬年前最好的創造，而世上萬物都是恰好被設計成能使我們生存於世，稍有改變我們就無法生存下去。返回

指《美國獨立宣言》。返回

IV馬克思：必須懷疑一切

我很高興收到你的回覆。誠然，蠢事、迷信或不受管束的權力出現之機會似乎大得嚇人，而且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似乎不曾有人成功挑戰這些情狀，但同樣真確的是，人類有種根深蒂固的本能，可以眺越或看透這些專橫的形勢，繼續過日子。或許也可以說，不正義和非理性是人類處境裡免不了的部分，然後，對這些情況的挑戰也是免不了的。

維也納一座公園裡的佛洛伊德紀念碑上刻著這麼一句話：「理性的聲音雖小，但很堅持。」神學家和哲學家以不同方式反覆思考或解釋這種聲音。他們假設，它是我們在回應某種由上帝植入的「良心」，或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這麼說——隨身帶著某位看著我們在想什麼、做什麼的無形見證人，而且努力要給這位可敬的旁觀者留下好印象。這兩種假設都不必要成立，只要我們知道有這種與生俱來的精神存在就夠了。不過，我們必須補上一條限制：這種精神即便可以推定潛伏於所有人身上，卻往往只維持著那個樣子：潛浮著。它的存在本身不保證任何事，只有當你準備好不再被動聆聽這樣的聲音，並轉而為其發聲或代言，那種催化或普羅米修斯式[1]時刻才會出現。

你要我舉一些激勵人心的例子。我不想提供那種可能出現在海報上的口號或用來振奮人心的格言。我再提醒一次，問題在於你怎麼想，而不是想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人類智慧確實有它的突圍時刻，也讓我們看到某些前輩如何對付遠甚於今的阻礙。

馬丁．杜．加爾[2]小說《穆默爾中校》（Le lieutenant-colonel de Maumort, 1983）裡的角色亞蘭（Alain）說，首要的規則——他稱為「規則中的規則」——是「挑戰受歡迎的事物」。你會發現，他將其形容為「一門藝術」，因為光是出於所謂個人原則或意見而質疑大多數人的喜好是不夠的。那不過是傲慢和冷淡罷了。然而，經常可見的是，人們高度依附於假象或偏見，而且並非只是教條或正統思想的可憐受害者。比方說，如果你曾和虔誠的教徒辯論過，你會發現他的自尊和自豪也牽涉其中，而你要他放棄的並非只是「一個論點」而已。熱情的愛國者和崇拜君主制、貴族制的人也是如此。臣服擁戴是人世間的一股強大力量。當某人相信自己所受的奴役是光榮的、是出於自願的，這時候，把他當成一個（精神）奴隸來對待是行不通的。

從這項告誡，我要講到已故卡爾．波普爵士[3]（Sir Karl Popper）的一項觀察。他本人在辯論時或許很霸道，但他依然承認爭論／辯論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價值的，甚至不可或缺。正如他所注意到的，在辯論當中，勢均力敵的雙方很少能夠成功說服或「改變」對方。但同樣少見的是，在一場嚴格正派的辯論裡，雙方到了最後仍完全維持一開始的立場。讓步、精進和調整都將出現，雙方的初始立場都會經受修正，即便表面上看似維持「不變」。就連那種像冰河般冥頑不退的「體制」也無法免於這項規則。正如艾薩克．多伊徹[4]說到那個老舊僵化的蘇聯時的先見之明：愈是沒變，變得愈多（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plus ça change）。

驚人的是，這門藝術的諸位大師經常所見略同。歐威爾曾說，吾人的首要責任在於有能力告訴人們他們不想聽的事。約翰．史都華．彌爾[5]（他正好是伯特蘭．羅素的教父）說，即便大家都同意某項基本命題，也一定要傾聽那位不同意的人，以免忘了他們是如何證成最初的同意。有人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提供他最喜愛的警句，他給了「必須懷疑一切」（De omnibus disputandum）這一句，只可惜他的許多追隨者都忘了這句話的要旨。羅沙．盧森堡[6]斷言，自由始終都是想法不同者的自由。約翰．彌爾頓[7]在其《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宣告，無論你認定為正確的事情為何，都應使其暴露於各種錯誤的主張下，因為只有在公正、公開的爭論之中，正確的一方才能宣稱或指望獲得證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8]則聲稱，期待不經鬥爭即可獲得真相和正義，無異於想像一片沒有暴風雨的海洋。

我之所以提供這些觀念，並非想要造福那些尚未領會的人。De te fabula narratur.這故事正是在講你。要是你不記得選擇這種立場得要學習多少而非指教多少，那麼後果堪慮。想要教人，就得先受教。我有位好友住在耶路撒冷——所謂的公義和確信之家。那裡經常被視為「聖城」，只因它是三個（高度分裂卻自稱為）「一」神教的「家園」，即便這般地位一點也不值得羨慕。他的名字是以色列．沙哈克博士（Dr. Israel Shahak），多年來在以色列人權暨民權聯盟（Israeli League for Human and Civil Rights）主席的任上克盡厥職。他在一九四○年之前是生在波蘭的猶太青年，之後遭遇了難以言述的剝奪和損失。從這樣的生命歷程倖存，讓他絕無可能欣然接受那些引起混亂的事物。然而，當我在某些場合請他談談關於某些事件的印象，他沉著而從容地回答：「我看到一些激勵人心的對立跡象。」這句話不帶半點輕率。他那漫長而充滿危險的人生令他相信，只有讓各種思想和原則彼此公開衝撞，才能將事情看清楚。衝突或許很痛苦，但無痛的解決方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而且追求那種方案只會導致無腦又無意義的痛苦後果，形同尊奉鴕鳥為神。

反觀那些無腦之徒天天提供我們的無恥建議，用各種關於「療癒」的陳腔濫調來替代公開誠實的辯論。「一致」（unity）這個想法遠比任何「分化」的概念更受推崇，或是更糟的「分歧／分裂」。我很受不了聽到有人譴責「分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division）——講得好像政治無關分歧一樣。半吊子人士加入那些幫人緩解思考之苦的邪教，或服用宣稱可以消除焦慮的藥物。強調涅槃和宿命的東方宗教被重新包裝給西方人作為療法，陳腔濫調和廢話連篇的套套邏輯則假冒成智慧。

安東尼．鮑爾[9]在其妙極的大河小說《與時代合拍的舞蹈》（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 1951-1975）裡描寫壞博士崔洛尼（Trelawney）的追隨者，清楚捕捉了這類口號的愚蠢。那幫邪教的信徒識別彼此的方式是，由一個人先說出暗語的上半句：「太一的本質是真理的神性。」另一人要能接出下半句：「洞見中的洞見能治癒視覺的盲目。」每次聽到關於「終極」、「絕對」、「超越」和其他範疇的腦殘蠢話，我就會想到這組暗語。

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曾說，一幅不包含烏托邦的世界地圖不值一瞥。這是多麼崇高的情操，也是對葛擂恩[10]這類人和效益主義者的有力抨擊。不過，請記住，烏托邦本身就是一種專制，關於無痛、無衝突的論述也大多數比表面上看來更為險惡。這些終極、絕對事物，是在追求「完美」，而「完美」（可以說）就是一種隱性的絕對主義思想。你應該看看一下布萊恩．維多利亞[11]的作品《禪與戰爭》（Zen at War, 1997），寫得非常精采。身為禪師，他揭露了禪宗的順服和紀律在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中所扮演的可怕角色。

我拒絕了完美主義，但也不希望你陷入反向的錯誤，全然接受你所看到的人性。我的朋友貝西．戴維森[12]——他將自己在巴爾幹與反納粹鬥士共度的那段歲月寫成一部精采的回憶錄——以其經驗斷定，人們不該贊同「人性無法改變」這項鬆散的命題。他說他親眼看到人性變了——變得更糟。如此一來，是否就可以推論：既然人性能被變差，那麼肯定也能被變好？不見得。我們是哺乳動物，而我們的前額葉（至少在我們接受基因改造工程之前）太小、腎上腺太大。儘管如此，文明可以提高誘因，讓人們以開化的方式行事，而且有些時候也確實成功了。只有那些意圖改造人類之輩才會放火燒了人類一勞永逸，像報廢失敗的實驗品一樣。

完美主義者和狂熱份子有可能挫敗，但不可能屈服。在我的經驗裡，他們會因回報遞減而精疲力竭，又或者，借用桑塔耶納[13]對狂熱份子的定義，他們會在目的落空時更加倍努力。如果你發現自己跟某個可恨的外來侵占勢力陷入致命衝突，像戴維森一樣，就不會有人譴責你是狂熱份子，甚至還會因為你不是而被批評。然而，這種殘酷的考驗並不常見，其本身也可能反過來製造恐怖。如果你準備好要長期抗戰，過著一種遠離假象的生活——不論是你自己培育的假象，還是外界加諸你的——我建議你學著辨認並避免狂熱份子和自以為是者的各種症狀。

對於反對者來說，懷疑心態至少具有和原則一樣重要的防護力。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希臘神話中違抗天神旨意、善於創造發明的半人半神。「普羅米修斯式」意指具反叛精神的創新或創造。返回

馬丁．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 1881-1958），法國小說家。身為紀德（André Gide）好友，曾為其作傳。一九三七年以長篇巨著《蒂伯一家》（Les Thibault）獲諾貝爾文學獎。返回

卡爾．波普爵士（Sir Karl Popper, 1902-1994），二十世紀哲學家，對理性抱持的態度是：我可能錯，你可能對，透過努力，我們可以更趨近真理。返回

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1906-1967），馬克思主義作家、新聞工作者暨社會活動家。最為人知的身份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史達林的傳記作者，以及蘇聯時事評論家。返回

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暨經濟學家，影響力極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返回

羅沙．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社會主義哲學家暨革命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返回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英國詩人暨思想家，以史詩《失樂園》和反對書報審查制的《論出版自由》聞名於後世。返回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8-1895），美國革命家、政治家暨演說家，影響力涵蓋全美，是廢奴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返回

安東尼．鮑爾（Anthony Powell, 1905-2000），英國作家，主要作品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與時代合拍的舞蹈》，經常入選英國最偉大小說的名單中。返回

葛擂恩（Thomas Gradgrind），狄更斯小說《艱難時勢》（Hard Times, 1853）中信奉功利主義的角色。返回

布萊恩．維多利亞（Brian Victoria, 1939-），曹洞宗僧人，西方世界知名禪學家。返回

貝西．戴維森（Basil Davidson, 1914-2010），反帝國主義的英國基進派報導記者暨作家，亦為研究非洲文化的知名歷史學家。二十世紀三○年代末期遊走於中歐，並在二戰爆發後，尋求從當地暗中破壞納粹勢力。返回

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二十世紀知名哲學家暨小說家，代表作品有《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等。返回

V反抗的藝術：「假裝」（as if）

你問我：致力於這樣的生活有什麼用？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沒抓到重點，因為我相信（也希望我一直以來的作為已經證明了）這種生活本身就值得一切了。不過，這麼說也許只會洩露我的老化。先前我提過「憤怒青年」這個惱人的用語或標籤。人們用它來指稱那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年輕人，認為他們乳臭未乾、正處於叛逆的「階段」。讓這個字眼廣為流傳的是約翰．奧斯伯恩[1]的平庸劇作《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 1956），劇中主角吉米．波特（Jimmy Porter）在某段自剖的獨白裡憤怒喊出：「良善、美好的理想半點都不剩了！」切中一九五○年代中期的思維。在存在主義影響下，一股疏離與漫無目的的失落感在當時行情高漲。

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接下來不過幾年的光景，數百萬年輕人拋棄了荒謬，前仆後繼投入那些良善——即便不總是那麼美好——的理想，像是民權運動、反熱核國家主權主義的抗爭，以及終結中南半島上那場不義之戰（越戰）。我本身便是「屬於」這個時期，而且親眼見證一些真正了不起的時刻（除非你特別要求，否則我不會主動說我的經歷。我知道沒有什麼事比一個六○年代基進份子的前線回憶更冗長乏味的了）。

在富足與幻滅的五○年代裡，沒有人預見這一切的到來（這讓我相信，所有懷抱崇高理想之人——或任何理想都好——都不該放棄，未來一定會有機會施展你的抱負）。不過，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漫長的期間——換言之，在許多反對消費主義的革命份子，質變為「公民社會」人權運動家的時代——經常隨處可見沉寂與停滯的狀態。為了撐過那些年的僵局和現實政治，一些重要的異議者逐漸發展出一種生存策略。簡單來說，他們決定「假裝」（as if）。

沒有人知道此一看似溫和、實則極顛覆和反諷的反抗手段可以歸功何人。當時的瓦茨拉夫．哈維爾[2]不過是一個真正配得上「荒謬」稱號的社會和國家底下一名微不足道的作家暨詩人。他體認到在當時的中歐，傳統那種造反和好鬥式「反抗」是行不通的，因此倡議他要「假裝」自己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公民，「假裝」說謊和怯懦不是當局強制的愛國義務，「假裝」他的政府簽署了各項尊重普世人權的條約和協定（事實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確實簽了）。他稱此為「無權力者的權力」，因為即便是在幾乎不准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之下，也還滿容易讓一個堅持強迫人民服從的國家自取其辱。事實是，你無法百分之百控制人類，就算你可以，也無法持續抓著不放。幸好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大到難以掌握的責任，但這不表示那些控制狂就會因此不再嘗試。

大約在同一時間，E．P．湯普森教授（我先前跟你推薦過他）以不同方式為許多相同事務感到憂心，包括冷戰與核武軍備競賽間的恐怖關係。他提議我們「假裝」自由而獨立的歐洲已經成真。有些人到今天還是很反感聽到這兩位被相提並論，E．P．湯普森也絕不會聲稱他們倆冒的風險是一樣的，但事實上，人權運動和軍備裁減運動打從一開始便隱約共生，在最後更是變得密切相關。而且我們可以從那時期某些「政治家」的回憶錄確知，當年那些頑強、非暴力、文化和政治上的反抗成功迫使他們改弦易轍。此一過程往往涉及倒轉反諷意義和字面意義之間的慣常關係。一九八九年的「人民力量」[3]（People Power）時刻，有好幾個國家的人民憑著袖手旁觀和譏嘲諷刺推翻了他們的荒謬統治者，其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五年的菲律賓。當時的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1917-1989）機關算盡，舉行「提前大選」，全國選民決定認真以對。他們採取行動，「假裝」這場選舉是自由而公正的，結果竟然成真了[4]（蘇聯駐馬尼拉大使當時支持馬可仕的這件塵封往事也可算是某種前兆）。

如你所見，我又開始不小心細數起這些傳奇時刻，而且說得好像它們理所當然證明那些反對者是對的，而它們自身也顯而易見屬於「良善、美好的理想」——雖然確實是如此，但大家必須記住，重要的是那些勝利看似遙遙無期、令人陰鬱沮喪的年頭。在那些年的每一天裡，這種「假裝」的姿態必須保持下去，直到累積的效應浮現。許多偉大的「假裝」實踐家——包括E．P．湯普森本人，以及當時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克里格爾[5]等人——都沒能活著看到他們對未來抱持希望、年復一年淡定排練醞釀而成的那場盛大演出。

我們還可以舉更多例子。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王爾德——精通此道的大師，但不全是裝模作樣——決定他要「假裝」自己並非活在一個崇尚偽善的社會。二十世紀六○年代初期在美國深南部（Deep South），羅莎．帕克斯[6]（經過長年的辛苦演練）決定「假裝」自己是個辛勤勞動一整天後終於能在公車上坐下來歇歇腳的黑人婦女。二十世紀七○年代，在莫斯科的索忍尼辛[7]決定「假裝」身為一名學者可以調查自己國家的歷史，並發表其研究發現。他們都行其所言，收獲反諷的效果。正如我們今日所知，上述的每個情況裡，有關當局都是先被動地愚鈍以對，然後繼續暴露其愚鈍，終至受到後世嚴厲不留情的論斷。然而，這並非必然發生的結果，也絕對會有艱難到幾乎難以為繼的時候。

因此，除了研究這些和其他成功範例之外，我能提供的建議是：試著培養一點這種態度。在平常的日子裡，你有可能遭遇某種霸凌或偏見歧視，或是某種對於公共意志[8]的不當呼求，或是遭遇某種程度的濫權。如果你具有某種政治忠誠，則你有可能遇到他們用某個可疑的理由要求你接受一個謊言或不盡真實的陳述，以利其達成某種短淺的目標。每個人都該有自己一套撐過這種時候的策略。你可以冷靜以對，試著「假裝」自己不是在忍耐，「假裝」這種時候是不可避免的，直到可以翻轉現狀的時刻到來。

約翰．奧斯伯恩（John Osborne, 1929- 94），英國劇作家，以作品對英國當時社會和政治情況進行批判，影響了劇場發展。返回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捷克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思想家暨政治家。在民主政治運動「布拉格之春」期間不斷發表文章批評現況，與其他作家、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捷克九○年代「天鵝絨革命」的靈魂人物，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返回

參見〈導言〉註1。返回

一九八三年起，菲律賓發生一連串針對總統馬可仕政權暴力、貪汙腐敗、選舉舞弊的示威抗議與公民抗爭，人民最後在一九八六年總統大選中選出反對黨領袖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 1933-2009），國防部的軍政高層亦參與響應，終結了馬可仕二十年統治，菲國再次民主化。馬可仕被迫流亡海外，死於檀香山。返回

克里格爾（Frantisek Kriegel, 1908-1979），捷克政治家。一九六八年捷克發生「布拉格之春」，他是唯一未簽署允許蘇聯堂而皇之占領捷克之《莫斯科協議》的共黨政治領袖，因此被踢出捷共中央委員會，遭共產黨開除黨籍，失去其議會席位。返回

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 1913-2005），美國黑人民權行動主義者，一九五五年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乘客，因此遭到逮捕，引發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美國國會後來稱她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返回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在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等許多領域均有顯著成就。蘇聯時期知名異議份子，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七四年被官方驅逐出境而流亡西德。返回

公共意志（General Will），指政治社會的意志，以追求社會、國家之利益為主，由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返回

VI「不作為」的修辭彈藥庫

接續前一封信：作好心理準備，你將會聽到（甚至可能是在自己腦袋裡）許多不利於我們行使反抗的論調，當中有一些非常誘人。你也許會被問到或是自問：這麼做能有什麼用？不巧的是，這個問題沒有好答案。這世界或許很荒謬，人生也無論如何一定很短暫，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只能對那些顯然不合理或沒道理的事視而不見。你不能指望改變人的天性——這麼說是沒錯，只是有點犯了套套邏輯的毛病，因為天性本來就是天生、既定的。然而，沒有人會因此認為所有人類行為或舉止是無法改變的。

其他意圖令人順從或默許的說辭比較狡詐，當中有一些訴諸謙遜：你以為你是誰，竟然敢出言評判？誰問你的意見了？無論如何，這種時候適合表明立場嗎？也許應該等候更好的時機？還有——啊哈！——這樣有沒有給敵人送彈藥的風險？

為了驅除這些惑眾妖言，我一直將兩部文本帶在身邊，其中之一是歐威爾寫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文章，題為〈透過玫瑰色鏡片〉（Through A Glass, Rosily）。他寫作此文之際，正值紅軍剛「解放」歐洲許多納粹占領區，某些圈子認為對那些解放者作任何批評都是不得體的。當時，歐威爾為左翼週刊《論壇報》（Tribune）工作，該報的維也納通訊記者寫了一篇蘇維埃軍隊在當地燒殺擄掠的報導，歐威爾跳出來為他辯護：

《論壇報》維也納通訊記者近來那篇文章招致大量憤怒投書。那些信件除了罵他傻瓜、騙子之外，還作出其他慣見的指控，同時更帶有一種極嚴重的暗示：他應該保持沉默，即便他自知所言屬實。

每當A和B的意見相左，若是有人攻擊或批評A，就會被指控是在協助和支持B。而且，就客觀和短期上而言，若說他給了B方便，往往也沒說錯。因此，A的支持者會說：「閉嘴！」、「別批評！」，或至少應該提供「有建設性的」批評，而這在實務上永遠是指所謂「善意的」批評。再接下來，封鎖和扭曲已知事實為記者最崇高職責所在的主張也不遠了。

歐威爾以世人仍記憶猶新的事為例，道出二戰時納粹宣傳活動的巧妙：

他們還廣泛播送E．M．福斯特（E.M. Forster, 1879-1970）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就我所知，他們甚至無須訴諸不實引用的手法。這本書只是忠實地反映現實，便可為法西斯宣傳所用。威廉．布萊克[1]說：

「當真相被惡意利用
將比所有捏造的謊言更凶惡」

任何人看到自己的陳述被軸心國的廣播拿來倒打自己一把，都能體會這件事的力量。沒錯，任何人若曾提筆為不得人心的事辯護，或曾目睹可能引發爭議的事件，多少會心生一股想扭曲或封鎖那些事實的衝動，因為任何誠實的陳述都會包含可供那些無恥敵人利用的內幕。然而，人們必須考慮的應該是長遠的效應。

F．M．康福德（F.M. Cornford, 1874-1943）考慮到長遠的後果，但也關切當下的反應。他是愛德華時代（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年）一名風趣又有才智的劍橋學者，對學院那一套晚宴客套話、交誼廳裡高來高去的話術瞭若指掌，並且在他一九○八年的專書《學院現形記》（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中加以剖析。這裡引用的段落來自第七章〈論證〉（Arguments）：

支持去做某事的論證只有一個，其餘都是主張什麼也不做的論證。

打從人類在新石器時代結束時捨棄石斧之來，另兩種全世界通用的論證在人類的巧思下被收入「修辭武器庫」。這兩種論證極為相似——而且和石斧一樣，被用來處理政治相關議題——分別名為「前因原則」和「危險先例原則」。它們雖然極為常見，但當中那些關於不作為的原則或規則卻很少被詳述。在此說明如下 ：

前因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Wedge）：你現在不該公正行事，以免別人期望你將來仍會公正行事，但那些期望是未來的你或許沒有勇氣去滿足的。稍作反思即可發現，前因論證含蓄地承認那些運用它的人無法證明該行動是不公正的。若他們能夠證明其不公正，它就會是不作為的唯一且充分之理由，這項論證也變成多餘的了。

危險先例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Dangerous Precedent）：你現在不該採取任何公認正當的行動，以免你自己或那些跟你一樣平凡膽怯的後繼者將來不敢做對的事。在假設上，它和前因原則有著本質性不同，但表面上看來很像。任何非慣常的公共行動，要不是錯的，要不如果是對的，即為危險先例。據此，任何事從一開始就不該做。

另一種論證為「時機未熟」：人們不該在此時做他們認為在彼時應屬正當之事，因為彼時尚未到來。

我敢說，你這一生勢必會碰上這些論證和遁辭的高明組合。或許你不會每次都有精力去一一對付；或許你會想要精省並保留資源，以便用於更偉大的理想或某個更有利的時機。謹防自己身上出現這種傾向，尤其要小心避免有那麼一天——你甚至不是有意的——你發現自己也說出這種勸降、腐化的公式化表述。

順帶一提，有件事是不論宗教或別人都幫不上忙的，只能自己面對。有時候我覺得這樣講很有用：可惡，人生只有一次，我可不想把生命的任何一分鐘花在可悲的妥協上。但接著也會閃過一個念頭：我只有這輩子可活，或許就跳過這場末微的戰鬥，節省一點時間？——我料想，那些冀望來世的人也會受到同樣的誘惑，只是說法不同罷了。許多原則問題「在永恆之相下」[2]都顯得瑣碎而不重要。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國詩人暨畫家，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過世後經詩人葉慈等人重編其詩集，書信和筆記也陸續被發表，其神啟式的偉大畫作也逐漸為世人所知，從此確立他在詩界與藝術界的地位。返回

「在永恆之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斯賓諾莎提出。此為拉丁文片語，原意是「在永恆的關照下」，後來被當成代表「永恆不變」的用語，不受時間上現實的影響。返回

VII事情沒有看起來那麼複雜

我很高興你喜歡《學院現形記》。當然，書本身就很有趣，但我之所以將它放在手邊，為的是提醒自己有許多問題其實很簡單。這裡有個小矛盾。那些所謂的智識份子，他們的工作是要對抗過度簡化或化約論（reductionism），而且還要一邊說，噢，事情其實比那還複雜。至少，那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但你一定已經察覺了，某些「複雜性」常被用來當作糊弄混淆的手段。這時候就有必要欣然地反覆亮出我們老朋友奧坎的那把剃刀[1]，削去不必要的假想，然後大聲宣告：事情真的沒有它看起來那麼複雜。根據我的經驗，當討論或爭論中的事情涉及基本的正義或原則，每每會被添上外來且不相干的複雜性。

最好的例子是我的好友薩爾曼．魯西迪[2]的經歷。你或許以為當他在一九八九年受到神權政治發出的教令（fatwah）威脅時，那些作家同儕會群起捍衛他。事關公開煽動謀殺，還附帶懸賞，而這位成為謀殺目標的小說家甚至不是該神權國家的公民。

然而，你會驚訝眾人竟有這麼多嘀嘀咕咕和畏縮不前。或許他的小說「冒犯人家」了？虔誠穆斯林的感覺不該被考慮嗎？他不就是自找的嗎？他一定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吧？諸如此類。不少西方資深政治人物——經常是屬於「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和「反恐主義」派——也都躲在類似的託辭後面。

每次在公開辯論上面對那些擔心該小說含有瀆神或異教成分的人，或那些宣稱擔心這類事情的人，我總是這樣起頭，「讓我們先確認一件事：我可以假設你對於買凶殺害某位作家這種事持毫無保留的反對態度嗎？」我常常看到人們拒絕作此保證，或是語帶保留，讓我上了一課。碰到這種人，我就會拒絕繼續辯論。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我是化約論者，而且很自豪自己頭腦簡單。

另一個例子也來自我的經驗。一九六八年，我前往古巴。革命那時才剛成功不久[3]，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在玻利維亞遇害也只是幾個月前的事。卡斯楚的信徒堅稱他們不會依循俄羅斯這個陰沉模式，其社會主義有許多行動的空間和自由可以施展。我不是以後見之明來告訴你這些，因為當年我就已經加入一個強烈質疑「古巴革命主義」（Fidelism）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如果你有興趣，我會在另一封信談我的政治傾向）。總之在當時，討論和爭論都很激烈，而且這個世界似乎來到一個緊要關頭——越戰的轉捩點、巴黎學運、布拉格之春都發生在這同一年。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與古巴電影大老桑迪亞哥．阿瓦雷茲（Santiago Alvarez, 1919-1998）進行的討論會。電影是古巴革命的特殊媒介，而阿瓦雷茲向我們保證其創作不受任何約束。我們問，完全不受約束嗎？他輕笑一聲說，噢，有件事不行——不准對領導作諷刺性描繪（那聲輕笑是在笑竟然有人會想問這種事）。我直接了當接著說，如果卡斯楚這個主要題材碰不得，古巴電影就不可能出現任何真正的諷刺或批判。在此之前，我當然聽過也讀過「反革命」這個字眼，但那是我頭一次聽到它被用得那麼鄭重——因為我那句話，而且對著我說。

我不覺得表明這麼基本的觀點是多勇敢的事，而且除了被在場的某些人攻擊，我也沒冒什麼險。讓我忘不了的是，我說完的當下現場一片死寂。在另一個場合，我們聽到許多自吹自擂（當中有一些屬實），內容關於他們在醫療照護和識字率上的進展。我提問古巴公民能否自己辦雜誌，或能否自由地出國、回國。又一次，其他人似乎覺得只有不識相的神經病才會硬要問這種問題。在那之後，我曾多次回到古巴，發現這類問題變迫切了，而且該社會的遲滯發展將造成極大傷害。

當時，我不過是問了顯而易見的問題而已（或許也同時發現英國經驗主義還是有其價值）。《國王的新衣》故事會被稱頌自有它的道理。我不是傳說或童話這類民俗智慧的擁護者，但這個故事經得起考驗，因為它的重點是歐威爾曾在其他脈絡中說過的：在你鼻子前面的東西往往最難看見。而且，經常有股巨大的社會壓力教人別去注意明擺在眼前的事。所有父母都知道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為什麼」這個字，以及怎麼開始使用它。我還是不太清楚天空為何是藍色的（我以前知道，現在忘了），但我得想辦法解釋「爸爸，為什麼那個人要睡在排水溝的蓋子上？」的問題，以及其他我看得太多、已習以為常的現象。在那些受種族主義毒害的社會裡，孩子反而成了大人的榜樣（這種毒害並非與生俱來的）。當然，人們不該將孩子過度美化，畢竟他們很容易受人影響，也很容易成為灌輸思想的對象——而且，天真無邪的效力有限。你必須先要洞悉世情，才有辦法去辯論「發動核子戰爭是不對的，配備毀滅性武器則沒有錯，而且可謂深謀遠慮」、「有些事若由個人為之是可惡的罪行，若由國家為之則罪有可恕」這樣的主張。這些是邁入成熟的回報，只有當我們開始衰老才能享有。

人類是一種具有適應力的物種，這種能力讓我們得以生存。然而，適應力也會構成威脅，令我們可能變得習於某些危險，從而未能及時警覺，直到一切已經太遲。核武問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此時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實際上等同於正穿著軍服、坐在一條毫無掩護功能的戰壕裡，一票人沒經過你同意就取得決定你生死存亡的權力，而且將你當成用完即棄的消耗品。你根本沒發現自己是何時被徵召的。你所謂的「正常」生活，是活得好像自己命懸一線的事實完全不存在一樣。

每天我都告訴自己，政府無權使我置身這樣的險境。連我個人的生死，我都不曾託付給那些我「選出來」的領導人，更遑論放任他們掌握現在、將來所有生命形式的生死（連過去也一併灰飛煙滅），這些人竟敢宣稱他們有權隨時將這一切連根拔起。即便假設我有權代表他人發言——雖然我不曾這麼想過——也從未有人問過我是否願意授予他們權力決定我們的生死。

然而，當我與這個政權的某位部長或資深官員碰面時——這是我經常享有的特權——我不會表現得好像自己正握著卡利古拉[4]沾滿血腥的手掌一樣（有時候，我會不禁想像當他們知道我心裡在想些什麼時，露出一副被人當面咒罵或批評那樣的畏縮模樣）。我在演練一種認知與情緒失調的狀態。我頂多只能聲稱我是有自覺地這麼做，以等待更好的時機到來。

盡你的最大努力去反抗畏縮不前和因循苟且。去挑戰那些顯而易見、已知既定之事，正是「必須懷疑一切」這句拉丁格言的一大要素。

奧坎（William of Occam, c. 1285-1349），十四世紀聖方濟各會修士暨邏輯學家，主張當兩個或多個理論能夠得出同樣的結論，則簡單或可證偽的那一個理論勝出。他以剃刀來比喻，應將理論中複雜又非必需的部分「剃掉」，「奧坎的剃刀」（razor of Occam）之名由此而來。返回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印度裔英國文學家，風格往往被歸類為魔幻寫實主義，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使他因此遭伊朗精神領袖何梅尼下達追殺令，號召全世界伊斯蘭教徒誅殺他。返回

古巴革命，指推翻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1901-1973）的武裝革命，最後是由卡斯楚（Fidel Castro, 1926-2016）為首的革命組織「七二六運動」（Movimiento 26 de Julio）在一九五九年取得勝利，而後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返回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全名Ga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羅馬帝國第三任皇帝，後世史學家常以其童年外號「卡利古拉」（拉丁文）稱之，意思是「小軍靴」。他建立恐怖統治，神化王權，好大喜功，最後被近衛軍大隊長刺殺。返回

VIII日常的精神鍛鍊

你問我，如何抵禦畏縮不前和因循苟且？好吧，我可以給你一個小小的例子，雖然或許有點可笑。《紐約時報》每天都在它的頭版刊出這句加上框線的箴言：「報導所有適合刊印的新聞」。幾十年來，它每天說著這句話。我猜，這份權威報紙的讀者大多早已不再注意這面飄揚在報頭以炫耀該報精神的旗幟性象徵。我自己每天都會檢查一下，看看這個鮮明、得意、浮誇又愚蠢的主張是否還在那裡，確認這句話是否還會惹惱我。如果它還是讓我想要大聲叫嚷：「他們為何要這樣侮辱人？他們到底把我們當成什麼？這句話除了它表面上看到的自滿、自負和自以為是之外，到底還能有什麼意思？」那麼，至少我知道自己的脈搏還在跳。

你或許想找比這更嚴苛的精神鍛煉，但我認為每天注射一點這種惱人之事可以延長我的壽命。

IX「反神論者」（antitheist）

你似乎已經從我過往的一些言論猜到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想跟你完全開誠布公，以免你以為我是我們文化中那種廣義的不可知論者。事實上，比起無神論者，我更像個「反神論者」（antitheist），不只主張所有宗教都是同一套謊言的不同版本，也認為教會的影響和宗教信仰的作用是明確有害的。我批評宗教的那些主張都是假的，也不希望它們是真的（不像某些多愁善感的唯物論者還會裝一下）。我不羨慕信徒擁有信仰，那一切不過是個邪惡的童話。這想法讓我鬆了口氣。要是那些虔信者所言屬實，人生可就慘了。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好吧，或許有人希望從搖籃到墳墓都受到神的照看。那是一種不離不棄的永久監視，而我無法想像比這還要恐怖或詭異的事。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份照看若是很仁慈親切，事情可能會更糟。

萬一最後證實錯的人是我，我也已準備好在最後審判上該怎麼說。我會主張自己應該為這份對無信仰的真誠確信而被稱讚一番，而且在偽善或諂媚這條罪上絕對應該判我無罪。如果那位全能全知者真是慈愛的，那麼照理說我的抗辯應該會比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那套廣為流行的蹩腳詭辯[1]更有用才對。再不然，大家也可以採用伯特蘭．羅素那句較無賴、更機靈的辯詞：「噢，主啊，你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證據去相信。」

我認為，如果有人想要「假裝」自己活得很自由，這種「有罪的信仰」確實會影響他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資源。湯瑪斯．傑佛遜[2]曾經反省美國的原罪，留下一段經常被引述的話：「一想到上帝是正義的，我就為我的國家擔憂。」然而，如果真的有上帝，而且真是正義的，信徒們其實也沒什麼好憂慮的了。它將提供一種無與倫比的慰藉，遠遠超出所有我們想像得到的俗世關懷。

我遇過許多英勇的男男女女。這些人在道德上比我高尚，而他們在逆境中展現的勇氣源自信仰。但每當他們說到或寫到他們的信仰，其智性和道德標準就會瞬間崩壞，讓我目瞪口呆。他們希望神站在他們那邊，也相信自己是在為祂服事——這充其量除了是某種極端的唯我論（Solipsism），還能是什麼？我們最大的資源是心智，但我們的心智並未受到良好的訓練，反而學會將必須經過證明之事直接假設為真，從結論來推導證據。

即便是最溫和、最無私的宗教信仰，也少不了這種傲慢與不合邏輯。真正的信徒必須相信自己是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這世上，而且是某個「至高存有」（Supreme Being）真正關心的對象，同時也得聲稱自己對這位「至高存有」的所欲所求略知一二。我在年輕時曾被指為傲慢，也希望能再次贏得這稱號，但要我宣稱自己知悉宇宙與其創造者的祕密——我再怎麼自大，也沒這麼厚臉皮。因此，我不得不連最基層的信徒都質疑，更遑論那些訂定律令的偉大人士。也就是說，整個「羊群」（這個字眼真的很有啟示性）都在我的質疑範圍內。

連那些最人道、最悲憫的一神教與多神教，也都參與共謀這種祕而不宣、非理性的威權主義，宣告我們「被創造得有病，被要求變好」（用富勒克．格雷維爾[3]令人難忘的名句來說）。萬一上述的訴求失靈了，還有許多極權主義的影射可以上場支援，例如基督徒宣稱我被一場發生在我出生前兩千年左右的活人獻祭所救贖——我可沒有這樣要求，也很樂意自願放棄。但情況就是如此：不管我想不想要，我都被認領和拯救了。如果我拒收這份不請自來的禮物呢？他們會搬出一套含糊空洞的碎念，說我這樣不知好歹將要承受永遠的煎熬與折磨。這簡直比歐威爾的老大哥國家還慘，因為你不能指望它有終止的一天。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覺得「代贖」（vicarious redemption）這種觀念很令人厭惡。我不會將自身數不清的罪愆丟給替罪羊，期望從此一了百了，同時又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去譏諷那些仍在確實履行獻祭儀式的社會有多麼野蠻。不管怎麼說，「代贖」都不具任何道德價值。正如湯瑪斯．潘恩[4]指出的，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承擔別人的債務，甚至自願替他坐牢。那是心甘情願的自我犧牲。但你不能將他的實際罪行當作自己的罪行來承擔：一來，你並未犯下那些罪行，而且可能寧死也不願為之；二來，這種荒謬作為將會剝奪他應負的個人責任。所以，這整個赦罪和寬恕機制在我眼裡是完全不道德的，而所謂「神所啟示的真理」（revealed truth）觀念則是免除我們自行摸索倫理守則的艱鉅任務，從而貶低了整個自由意志的概念。

你可以在基督教的罪罰觀中看到同樣的不道德（immorality）或無道德（amorality）。我們只能找到兩則訓諭，這兩者不僅都很極端，還相互矛盾。第一則是《舊約》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現在一段明確規定豢養的牛隻傷人後該如何解決紛爭的文字中，內容瑣碎得令人抓狂），第二則出自《新約》的福音書，內容是說只有沒有罪的人才可以丟出第一塊石頭。前者是死刑和其他暴行的道德基礎，後者則是過度相對主義、不作道德評斷（non judgmental），以至於連起訴查爾斯．曼森[5]都有違教律。於是乎，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正義的相關觀念只能在這種極端報復和極端同情的荒謬規範夾擊之下逐步形成、進化。

我可以從更多個人經驗來談基督教的傳教方法，因為我曾受洗為英國聖公會徒，就讀一所附帶強制宗教教育（我很享受這部分，也從中學到許多）的衛理公會寄宿學校，也曾為了與本文無關的理由參與了希臘東正教的儀式。但我也有一個猶太母親，我的第二次婚姻則是由一位優雅高尚的拉比證婚（我懷疑他私底下是個愛因斯坦式的不可知論者）。猶太教比基督教多了一些優點，比方說，猶太教不宣教——或者說，只向猶太人宣教——而且並未犯下這個極其愚蠢的錯誤：宣稱彌賽亞已經來過了（當邁蒙尼德[6]說彌賽亞必來、只是「可能遲來」，我們就知道從斯賓諾莎到伍迪．艾倫這些猶太人的招牌聳肩動作是從哪裡來的了）。不過，猶太教也跟伊斯蘭教、基督教同樣堅信某些浮誇、矛盾、時而邪惡且瘋狂的文本是神自身的話語，儘管它們明擺著根本出自凡夫俗子之手。我認為，智性上的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要明白世上沒有這樣的事。

指法國神學家暨哲學家帕斯卡的基督教辨惑哲學「帕斯卡的賭注」（Pascal's Wager）：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則我會受到獎賞；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信上帝，我也不會有任何損失；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信上帝，則我會受懲罰；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不信上帝，我同樣不會有任何損失。從以上推論可知，信上帝比較划算。返回

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也是《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國開國元勛中最具影響力人士之一。返回

富勒克．格雷維爾（Fulke Greville, 1554-1628），英國伊麗莎白時代詩人、劇作家，以充滿喀爾文教派觀點的素樸詩作著稱，主題含括藝術、文學、哲學思想等。返回

湯瑪斯．潘恩，英國基進份子，著有《常識》（Common Sense, 1776）與《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 1791），被認為影響了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返回

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 1934-2017），音樂人暨邪教領袖，六○年代末期美國加州惡名昭彰犯罪集團「曼森家族」的領導人，與其跟隨者被控在一九六九年犯下眾多連續殺人案，七一年又指使家族成員在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位於好萊塢的家中屠殺了五人，包括波蘭斯基懷有身孕的妻子。返回

邁蒙尼德（Maimonides, 1138-1204），全名Moses ben Maimon，中世紀猶太神學家暨哲學家，被視為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領袖摩西之後的「第二摩西」，重要作品《律法新詮》（Mishneh Torah）系統性地介紹猶太教的所有律法和教義，有「小《塔木德》」的美稱。他在書中歸納出猶太教信仰十三條款，為後世猶太教徒廣泛接受。在此之前，猶太教原無公認的成文信條。返回

X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所有批判的前提

你寫信提醒我，許多堪為表率之人都是在信仰的支持下得以堅持如一。如果我可以對你嚴厲一點的話，其實你並未提醒我這件事，這是我本來就知道的。我讀過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和迪特里希．潘霍華博士[1]的東西，也在其他地方讀到他們的事蹟，還有你提到的許多其他人。但是，讓我反過來問你：所以你的意思是，宗教信仰是他們展現崇高道德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嗎？換言之，要是沒有這份信仰，他們就不會反對種族主義或納粹了嗎？我想我對這兩人的評價更高，不會這樣說他們。信仰或許有助於他們運用宗教修辭，然後肯定為他們贏得一大票追隨者（順帶一提，在某些社會裡，布道壇是人民唯一僅有可以得到寬赦或相應豁免權的發洩管道），不過，據說拉普拉斯[2]在拿破崙宮廷裡說明他的太陽系模型時，被問到原動者[3]何在，他回答：「這不需要那項假設。」

你可以更進一步指出，「廢奴主義之父」威廉．洛依德．蓋里森[4]這類的英雄型人物都是虔誠教徒。但說到信仰，你就得承認蓋里森的現實神學——他指責聯邦政府是在「與死亡訂約，和地獄協議」——跟伊恩．佩斯利信奉的那一套其實系出同門[5]，而且它還順便呼籲摧毀聯邦和憲法，而非維護與保留。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摒棄他的世界觀，同時無損於我們向這位榜樣致敬。我也遇過許多勇敢無私的反叛者，當中有些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而不思省察，有些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而不懂質疑。依我判斷，這些人其實不配稱作異議者，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思想模式已經透露出未來施行壓迫的跡象。當然，沒有人能夠完全肯定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會意外招致災難和痛苦，但是當我們遇到意圖明顯、後果為意料中事的情況時，絕對必須退避，面對宗教信條的宣揚時更是無須遲疑。

當然，信仰可以「簡單」得令人敬佩。而且，儘管虔誠的教徒大力推崇思想單純這項特質的樣子很讓我疑心，但它或許確實具有某種感染力。歷史上有位名叫弗朗茨．耶格斯泰特（Franz Jagerstatter）的奧地利天主教農民曾拒絕納粹德國徵召加入軍隊，理由是一種簡單到令人髮指的信念：他必須遵從更高的命令——愛鄰如己。納粹覺得他傲慢無禮，砍了他的頭。好吧，請容我為此向他脫帽致敬（二十世紀的八○年代，梵蒂岡曾急著想找出一位人選充當納粹大屠殺的殉教者，費了好一番工夫，考慮將耶格斯泰特先生封聖，但結果顯示當年他的本堂神父和告解神父全都勸他穿上納粹制服、依法從軍，蹧蹋了這一樁美事）。

不過，在我看來，「單純」太常與「輕信」為伍，而輕信之人很難令人放心，尤其是當他們成群出現的時候。偉大的尤金．德布斯[6]在一九一二年競選總統時告訴他的社會主義支持者：即使他能夠，他也不會帶領他們前進某個應許之地，因為如果他們如此輕信地任人領入，就會同樣輕信地再次任人領出。換言之，他呼籲他們自己思考。因此，當G．K．卻斯特頓[7]等護教者像唸經一樣反覆說著「若人們不再信仰上帝，他們並非盡皆不信，而是無一不信」，對我而言一點都不新鮮。在我看來，所謂信仰本來就具備該命題中那兩種情況的跡象：什麼都不信（因為人們說某項事物不存在，你就不相信其存在），以及什麼都信（因為任何信仰隨時可以被另一種取代）——不自己思考，樂於輕易相信與不信。

我再說一遍：不論任何人，真正重要的不在於他想些什麼，而是他怎麼想。我們的信件往來一直在討論一個獨立、懂得質疑的人——亦即反對者、自由思想者——需要具備哪些要素。你不可能以跪地或拜倒的姿勢來執行或承擔此一任務。我提過地獄的威脅，虔信者一直用它來強化他們那種看似充滿善意的勸告，但你不妨想想他們的天堂長什麼樣：無盡的讚美和崇拜，無限的自我犧牲和卑躬屈膝。一個天上的北韓。

為了讓事情更顯趣味刺激，某些宗教還許諾大量的肉體享樂。我想我提過特土良這位教會先賢，他也拿觀賞罪人在地獄受折磨的選項來吸引人。這一切在在證明了，宗教是人造的，是人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神，而非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我們忍不住覺得，只有沒幽默感的暴君才會想聽到連綿不絕的讚美，內容是他的創造者本來就賦予他的德行和榮耀——這是一種無限回歸（infinite regression），沒完沒了的讚美！

我並不贊同艾茵．蘭德[8]那種唯物個人主義（materialist individualism），也不渴望尼采那樣的地位。但我必須說，宗教人士的心態有種無可救藥的奴性和受虐狂傾向。批判和反對的立場終究是倚靠一份對於個人能力和自尊的信念，宗教卻傾向將之消融為某種病態的集體主義（別忘了「羊群」）。不論他們用多美的文字來傳達，永遠帶著一種強迫的意味。事實是，喪鐘並非都為你而響，無論你有多麼相信人類的團結[9]。宗教一直都是一種控制手段。某些推薦宗教的人——我想到列奧．施特勞斯[10]那一派人——竟然直言不諱，把這一點攤在陽光下：宗教或許是神話和故弄玄虛，但對於維持秩序非常有用。若你想避開一致與共識帶來的安全和平庸，最好一開始就別接受它的任何一項大前提。

佛洛伊德說得對。他斷言宗教迷信無法根除，除非我們不再害怕死亡和黑暗。宗教屬於人類種族的童年時期，而佛洛伊德向我們揭示，這並非總是我們最迷人或最天真的時期。我差點忍不住想要主張世俗人文主義[11]的道德優越性，至少它沒有沾染任何投機的一廂情願（雖然我不喜歡想到自己的消亡，連大衛．休謨[12]那種斯多噶式反思——我在出生之前亦為一種「無」的存在——也不是每次都能給我安慰）。但不管怎樣，都要盡量避開那些迫害宗教之人。安蒂岡妮的故事告訴我們要相信本能，去反抗褻瀆神聖的行為[13]。依我個人淺見，繪畫、建築和詩歌的極致之作，往往出自那些受誤解所困之人（他們的宗教領袖以其自身的褻瀆行為、焚書、「聖戰」〔crusades〕和宗教裁判等作為間接證實了如此）。信徒們自認擁有無法被擁有的事物。我建議你不要放過他們，要持續不斷和他們交手。奇妙的是，事實證明花時間跟信徒進行爭論，絕不會徒勞無功。這種爭論是所有爭論的起源，你必須持續努力深化和提煉爭論的內容。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說了一句至理名言：「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所有批判的前提。」

我們所謂的「科學」——更好的稱呼應該是「客觀公正的探索」——已經協助遏制並馴化了宗教，以及庸俗的創造論，但永遠無法成功將其廢黜。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宇宙起源的祕密逐漸揭開面紗，而人類的本質——它的原始編碼，以及它與其他物種的關係——也變得愈發清晰。儘管如此，設計論證仍然像整人玩具盒裡的玩偶那樣一再彈出，即使它是立基於套套邏輯和無限回歸的結合之上（又或者是因為如此而陰魂不散）。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一點也不難理解。總之，既然我相信人類生命可能是隨機進化的，又何必費心寫這麼一篇來倡議普羅米修斯式反抗的榮耀，以及懷疑精神的探索樂趣？這麼做有什麼意義？我沒有答案，也認為這個問題無可回答，而這正是為什麼我完全無法信任那些宣稱知道答案的人。但至少他們想到要問這個問題，也算不錯了。

說教不在我的計畫中，但我必須提醒你，若你覺得自己有能力進入「內在流亡」的狀態而且能夠在反潮流之中處世，則你必將遭遇一些黯然的夜……呃，好吧……靈魂的黑夜。但若是你接下此一任務，卻又尋求外在或無形的援助，那你就搞錯重點了。某種程度的孤獨和斷念，在一開始是必要的。有些人無法承受孤獨，更不敢想像天國是空的，再怎麼呼喊它也不會被聆聽。一想到流亡或是一個人被丟在孤獨的島上，許多人會怕得轉過身，投向安逸舒適的懷抱。我只能說，孤獨、放逐和自立自主的概念總是可以讓我振奮，而非只有在它對比陰魂不散的家父長主義時才是如此。而且，當你置身這種赤裸裸的本來現實之中，或許也能學會帶著更多體諒和尊重去對待跟自己一樣與世界保持距離的人——但我們最好別奢求什麼吧。

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德國神學家暨牧師，曾參加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因同伴計畫刺殺希特勒失敗而在一九四三年被捕，並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返回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法國天文學家暨數學家，因研究太陽系穩定性的動力學問題而被譽為「法國的牛頓」和「天體力學之父」。返回

亞里士多德認為天體的永恆運動來自「原動者」（Prime Mover）的推動。在《形上學》（Metaphysics）一書中，他將推動宇宙萬物的源頭稱為「原動者」，也稱之為「神」。返回

威廉．洛依德．蓋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畢生為解放黑奴而奮鬥的美國媒體人。在美國內戰爆發前，他主張為了避免以戰爭手段來解決奴隷制問題，必須拆散自由北方與奴隷制南方的聯邦，而由於他也認為美國憲法是認可奴隸制的，因此表示「要嘛不要美國憲法，要嘛不要基督，二者只能擇一。」返回

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1926-2014），英國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政治家暨自由長老教會牧師。北愛爾蘭的親英派代表之一，極力反對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合併。返回

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 1855-1926），美國工會領袖，參與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IWA）、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WW）。曾五次代表社會主義政黨競選總統，為美國最知名的社會主義者之一。返回

G．K．卻斯特頓（Gilbert Chesterton, 1874-1936），英國作家、文學評論者暨神學家。熱愛推理小說，創造的最著名角色是教士偵探「布朗神父」（Father Brown）。返回

艾茵．蘭德（Ayn Rand, 1905-1982），俄裔美籍小說家暨哲學家，重要作品有《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 1957），極端強調個人主義、理性的利己主義，以及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返回

語出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的知名宗教性作品：「沒有人是座孤島，獨立自全。人人都是大陸一角，屬於整體……身為人類一份子，任何人的死都令我減損。因此，不要追問喪鐘為誰敲響。喪鐘即為你敲響。」返回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專事古典哲學研究，死後開始被視為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之一。返回

世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重視論理、倫常與社會公義，強調所有信仰都必須經過檢驗，特別反對用儀式與典禮來強化人們的信仰。相對於「宗教人文主義」（religious humanism）。返回

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西洋哲學史上最重要哲學家之一。在當代主流的討論中，一般咸認休謨是懷疑主義（skepticism）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代言人。在他一系列探討哲學家本質的散文中，其中一篇為〈斯多噶學派〉（The Stoic），以假設自己為該派成員的口吻進行分析。返回

安蒂岡妮（Antigone），希臘神話中伊底帕斯的女兒，在希臘悲劇中被描繪為堅毅、重情的形象。她認為神律規定埋葬死者是人們神聖不可褻瀆的義務，因此不願任其兄長曝屍荒野，堅持埋葬她的哥哥，違背國王的禁令。返回

XI甘冒「精英主義」的罵名

我相信你有察覺到，除了你以外，我也同時和其他人信件往來，所以我知道自己有些時候會顯得討人厭和難以忍受。更糟的是，我知道自己雖未刻意為之，卻仍然很討人厭和難以忍受（關於何謂紳士，過去曾經如此定義：絕對不失禮，除非是蓄意的）。我好像過不了這個測試。某個好友向我透露，我的嘴脣——我想他指的是上脣——讓我看起來一臉不屑，又彷彿在嘲笑的樣子。我的太太還補充說，我會在最不自覺的時候露出這種神情。坦白說，這些批評和觀察讓我心神不寧，還花了好些時間納悶自己像這樣子非蓄意的無禮有多久了。還有其他時候，當我自覺狀況極佳，使出連篇妙語來痛擊對手，令他只能徒呼負負——這種時候我又是什麼樣子？

我不得不坦白說，類似批評如果不是來自我的友人或愛人，我才懶得理。我的郵箱和電子信箱經常盛滿讚美（我何需隱藏此事？），甚至是欽佩，但是當來信帶有敵意，通常都具有某種調調，上頭有各式各樣的詞彙，而且——好吧，我可以容忍這種事——經常誤用或拼錯。但是，被噓成「精英主義者」幾乎是少不了的。

我知道這項指控為何可以傷人（我之所以知道，多少因為我自己以前常用），也看到人們竭力回避或駁斥這項指控。不過，這已不再能刺傷我。讓我解釋一下原委。在某種程度上，過去有許多可敬的反叛者或反對者是為那些無聲和弱勢群體而行動、發言。這或許「很精英主義」——他們的成績斐然，當中包括派出一支先鋒隊伍冒充群眾的計謀——卻仍能藉著提到「人民」來為自己開脫。連美國憲法的序文——由那些將別人當作自己財產的人士所起草——也是用「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來起頭。這種「邪惡對善的認可」，在此前和此後的無數次召喚裡，向來是一個強有力的主旨。就連那些把「我的人民」掛在嘴邊的專制君主，也是有意無意地在向它致敬。這正是麻煩出現之所在。

因為這世界也以另一種方式看待異議，使得那些試圖說真話的人被大眾嘲弄，或是被輿論消音。你或許有最得你心的例子（如果你沒有，應該找一個出來），而對我來說，有個例子直到今天仍令我激動（比左拉還讓我感動），那就是：那些開明而有識（及民主）之士反對一次大戰宣戰的故事。他們是正確的，他們是正派的，他們也有先見之明。你可以在回顧這段歷史之際放寬對「先見之明」的標準，因為後來發生的慘況遠超出那些人所能預見的。

但如果你去查歷史紀錄、看看他們的遭遇——尚．饒勒斯被某個狂熱者槍殺，卡爾．李卜克奈希因為自己的信念而被監禁[1]，伯特蘭．羅素被噤聲——你會看到一個文明正在自殺，而且大多數時候，那群興高采烈的愛國暴民會很高興看到這些人被活活燒死，就像他們在燒燬這些人士的肖像時那樣。

一九一四年當時，盲目支持戰爭的人有可能占大多數。我們無法驗證這項主張，但情況看來是如此。不過，這裡我想說的重點是，那些平常質疑公民權利的政府決定要在這一刻視民意為天意，更別提這些政府的立場全都受到本國法定教會和獨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支持。他們將民眾的激昂狂熱導引到那些「高高在上」、意見很多很難搞的人身上，又令這同一批民眾拜倒在權力的王座和祭壇之前。蘇珊．桑塔格[2]在她出色的小說《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 1992）裡以文字生動描繪了這種心態在十八世紀末那個時代是如何運作的，故事背景設定在那不勒斯國王受到英國海軍將領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 1758-1805）煽動而進行的那場血腥屠殺[3]（另一件學校沒教你們的事）。這位那不勒斯僭主縱容暴徒獵捕知識份子，桑塔格是這麼寫的：

大群人出動追捕，搜尋那些洩露共和黨人身份的蛛絲馬跡（以及值得偷竊的東西），諸如：穿著樸素又沒搽髮粉、穿著長褲、戴眼鏡……這是有如天性的反應，眾所周知它不是基於自身利益而行動，也不會慎思明辨。在這股能量自然耗盡之前，無疑將被先前准允它暴衝的統治者給套上韁繩，為他們所利用。

在那個年代，精英主義對民粹主義的操縱可以說是純憑機運亂槍打鳥。喬治一世到三世的時代（一七一四至一八三○年間）英格蘭當局縱容「教會與國王派」（Church and King）暴徒，宣洩了本來可能導向教會和國王的能量（對此我不認為我言過其實）。那些不識字之徒燒毀成堆的湯瑪斯．潘恩作品《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 1791），因此獲賜酒食，為此樂不可支。如果你讀過狄更斯小說《巴納比．拉奇》（Barnaby Rudge, 1840–1841）中關於哥頓騷亂[4]的描述，會發現相同的思路。對那些保守的秩序黨人來說，脫序總是有其用途。不是只有改革者和革命份子才會自稱代言「公共意志」。

至於文學、科學甚至醫學上，可以說也是如此。遠自蘇格拉底獲罪，近至《尤利西斯》（Ulysses, 1922） 被禁，那些被禁止或被奚落嘲弄的書籍，一向不是倚靠群眾來搶救，而是得從群眾手中救出。人類自身演化的證據，必須極小心委婉地透露給人們，以免他們反而採納「寧要萬世磐石，不要岩石年齡」這類的愚蠢口號（當你應付那些難剃頭的人，也得小心這一點）。現存於公共圖書館的那些天才之作，若在當年交由輿論評判，當中有許多可能已遭焚毀。然後，既然你已經覺得我對這一點異常執著，那麼就算我再提醒你一次，虔誠的勢力無時無地不是開放思想和開放閱讀的死敵，應該也不會讓你因此少敬重我一分。別以為我已經談夠這一點了，一刻也別想！

今天，「民意」愈來愈容易被代言。我相信你一定有過這種經驗：你先是就某個問題拿定了主意，然後在當天的晚間新聞發現只有二十三．六％的人跟你意見一致。你該為這種對於集體意識的精確分析數字覺得沮喪還是不安？除非你真的相信一群低能、領過高薪水的偽科學家是真的成功取得此一真實、可驗證的結論。甚至，我可能會主張：即便他們真的做到了，你也不該相信。

我很確定，你就像大多數聰明人一樣，多少會對這種事有所防備。眾人皆知，問題可以被「設下圈套」；眾人皆知，樣本可以被「加權」；眾人皆知，問題明白易懂與否取決於該假定是否普遍且流行。所謂洞悉世情，就展現在對這些事情的理解，並偶爾宣稱對其不信任或懷疑。

不過，這些疑慮並未發展成認真嚴肅的批判。人們首先要注意的是，這些深入大眾心靈海洋的探索是由有錢有勢的組織所委辦，它們不會為了滿足好奇心而砸錢。這些民調採用的策略和市場調查相同：重點不是要解釋世界，而是要改變世界。偏好某項產品的傾向，並非被動等著被人發現與觀察，而是要被培養、鼓勵和開發。

因此，對消費者而言，「民調」（poll）——順帶一提，這是個引人聯想的詞，源自過時而落伍的「人頭稅」（Poll Tax）——看來可能反映了當下的意見。但是對製作方來說，民調是待處理的原料。你或許已經注意到，民意不總為精英採用，也未常態性接受查驗。我不記得自己曾看過哪份民調是關於聯準會緊縮貨幣政策的。誰願意付錢做這種事（一份抽樣適當的民調是很貴的）？不，「民意」通常都是先經過處理才會被回收。人們要等到這時候，才會知道自己的意見是否被鑒定為多數或公認的意見。就連本該讓人民主動發聲而非被動發表意見的普選，今天也愈發受到這種被動性「彩排」的危害。民調在影響選舉。

因此，你必須甘冒「精英主義」的罵名，揭露這當中的被動參與者往往是容易受騙之人，而那些幕後主導者往往才是真正的精英主義者。成群的人通常要比其中的個別成員來得笨。若非如此，「煽動家」這個詞就沒有意義了。幾年前，我在心裡判定，當時的美國總統其實比他最武斷的意識形態對手們所宣稱的更壞、更會騙人。某種程度上，這取決於他的「私德」，一種結合拘謹和齷齪的罕見組合。在這位總統的噁心內幕大量公開後不久的某一天，我人在加州，從車上的收音機聽到一份「即時民調」結果。該民調請受訪者依據全新揭露的事實來評斷自己的道德標準為(a)高於總統，或(b)大約等於他，抑或(c)低於他。大約二○％的人回答「高於」，而我記得自己當時心想，不管我再怎麼看輕自己，我的回答也會是這個選項。當中有一大部分的人描述自己不優於亦不劣於他——真不愧是發明「不作評斷」這個字眼的國家。然後，大約有二○％的人宣稱他們認為自己的道德不如柯林頓（順帶一提，這就是該位總統的名字）！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美國選民的受虐傾向和奴性真是高得出人意料。第二個念頭則是——我後來發現它意外地帶有先見之明——究竟需要怎樣的才智，才能在涉及領導人道德性的討論裡，把整場討論轉化為關於全國國民道德的公投。

從那時起，每當我公開或私下表達我對此人的看法，都會有人說我跟不上民意。但我從未碰過有哪個活生生、會呼吸的人被民調機構請教過，也沒遇過有誰自認在道德上不如那位總統。我是否曾經想過自己或許錯了？有，偶爾，而且很短暫，但從來不是因為大多數人跟我意見不同。

若我是以失意政客的身份寫出上述言論，那會讓我看來像個不停抱怨選民懶惰、短視或只愛享樂的自大狂。布萊希特[5]在一九五三年精準捕捉了這種心態。他談到當時有一份共產黨傳單，內容是訓斥柏林人無腦起義反對史達林主義，對此他不動聲色地嘲諷：或許黨應該解散人民，再選出另一批。我們應該避免自傲和厭世，但也必須敢於批評那些抓取最小公分母的人（有些時候還真的讓他們找到了）。要是沒有期待這一類訴求的「大眾」存在，這種批評就會容易得多。不過，任何傻瓜都可以譏諷國王、主教或億萬富翁，但你得具備多一點的膽量，才能壓倒一群自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覺得理所當然應得到它的刁民或節目現場觀眾。此外，那些國王、主教和億萬富翁所說的話，比大多數人更能左右群眾喜好和情緒的這項事實也是具有意義的。

尚．饒勒斯（Jean Jaures, 1859-1914），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致力於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卻因此在大戰前夕被民族主義者刺殺身亡。卡爾．李卜克奈希（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暨律師，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一九一六年因為參加柏林示威遊行，呼求推翻政府與結束戰爭而被審判、監禁。返回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美國知名作家，也是社會暨文學評論家，以其才華、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著稱，對時代和文化的批判也包括攝影、藝術等，被認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暨評論家。返回

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在北義大利建立了一系列衛星國，並前進那不勒斯，共和黨人在法軍支持下成立帕特諾倍共和國（Repubblica Partenopea），那不勒斯王室流亡至西西里島，並於一七九九年在英國海軍幫助下終結了共和國，在那不勒斯復辟，對共和黨人展開報復，九十九人被處決，五百多人被監禁。返回

哥頓騷亂（Gordon Riots），一七八○年發生於倫敦街頭的反天主教徒暴動。反對一項天主教平權法案的清教徒在倫敦街頭縱火、打劫，影響之廣，倫敦有五分之一建築在暴動中被摧毀。返回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國知名劇作家暨詩人。倡導歌劇改革，在理論上進行敘事劇實驗，也予以實踐，後來發展出史詩劇場等成熟期作品，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搬演。年輕時曾投身左翼工人運動，一九三三年後因納粹黨上台而流亡歐洲、美國，戰後又在美國被反共陣營迫害，於一九四七年返回歐洲，次年起定居東柏林。返回

XII讓群眾接受評斷

我承認我確實希望在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問題上能夠「魚與熊掌兼得」，這是很難滿足的願望，而它也因為鮮少如願而愈發強烈。不過，我自認成功避免了套套邏輯。但你提醒了我應該再次強調一件事，那就是：「異議」在我們這個時代被許多人當作「左派」的資產——這項誤解引發了更多誤解，其中之一與怯於挑戰普羅大眾的看法或普羅文化有關。

讓我從民調的世界裡給你舉個更可笑的例子。當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 1911-2004）被發現得了結腸癌，某大報刊登了一份民調報告，人們被認真問到他們覺得雷根的癌症是可以完全治癒、未來會復發，抑或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這種時候，就連那些熱衷極端民主（ultrademocracy）的人也不會堅稱大眾可以對雷根屁股裡的事提供什麼洞見（是啦，那個年頭有件很重要的事是，官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大眾隱瞞總統的真實身心狀況），但這還是讓人們有種被人請教的幻想或錯覺。

這是一場騙局，而相信它的人活該被叫蠢貨。我的好友伊恩．麥克伊旺[1]在其小說《時間中的小孩》（The Child in Time, 1987）描述一名男子遭受丟失幼女的悲慘打擊而一蹶不振，成天只是茫然盯著白天的運動比賽節目看。看到人類如此渴望受辱和出糗，他為收看這類活動的行為取了個名稱：「民主派的色情」。既然如此，就讓群眾像個人那樣接受評斷吧，而且不要用那種我們不願用在自己身上的批判標準（順道一提，跟之後的時代相比，雷根帶領共和黨主政時期下的自由派人士和民主黨人更為隨性地暗指「人民」有可能真的被那些花招和專業的公關機器所愚弄）。

密爾頓．傅利曼[2]對於血汗工廠和自由市場的看法或許大錯特錯，但他正確無誤指出：抱持正確主張的每一票，可以扳倒所謂的多數票。克魯泡特金[3]或許是個高標準的無政府主義者，但他講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只要有一個人握有真相，那就夠了。科學也是依循同樣的道德準繩。獨力進行實驗的居禮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自然是萬中選一之人，但某位掌握一組經過妥善驗證的論點或實驗之個別研究者，有時也可以駁倒一群知名專家或存疑的大眾。我們大大受惠於那些顯而易見的精英主義者，像是馬基維利或胡迪尼[4]。他們研究那些神祕難解的資訊和方法，並將其發現公諸於世，達成去神祕化之舉。

人們有時會被問到：你「憑什麼」擅自評斷？「憑什麼權利」（Quo warranto）是一個很古老也很正當的問題，但個別的評論家不需要像權力在握者那樣證明自己有何權利和憑據。就許多方面來說，它們自身就構成理由了。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討人厭的異議份子被他們的敵人冠上「自命的」形容詞（瞧，又在偷偷暗示別人帶有精英主義和傲慢）。

「自命的」這字眼實在太適合我。沒人叫我這麼做，而且如果是有人叫我去做的，意義就不同了。我不會被升職，但也不會被開除。我樂於當個自僱者。如果我犯蠢或狀況不佳，除了我之外沒人受害。有人會問，你以為你是誰？我可以淡定回答：誰在乎我是誰啊？

那麼，在此容我再睥睨世人最後一次（這種態度彷彿一匹粗暴的畜生，照戈爾．維達爾[5]的說法，你得把牠拴在方便你隨時差遣之處）。我先前提議可以跟你聊聊我和老馬克思的關係，不過你至今不曾主動提起此事。總而言之，有件事一直讓我覺得既不可思議又忍不住煩惱：世人皆知他說過許多名言，但當中有一句根本不是他的意思。他沒說過——更切中要點的是，他並不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4）的導言中，他說的是：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展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受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一如它是無精神狀態下的精神。那是人民的鴉片。

為了讓人民得到真正的幸福，應該廢除帶給他們虛幻幸福的宗教。要求他們拋棄對自己處境所產生的幻覺，正是要求拋棄令他們在幻覺中尋找慰藉的現實處境。於是，對宗教的批判，即是對苦難世界——以宗教為其頭上的光圈——進行批判的起點。

此種批判將摘下那些裝飾鎖鍊的虛構花朵，但不是為了讓人繼續配戴這些不提供任何幻想或安慰的鎖鍊，而是要人解開鎖鍊，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

你可以看到，這一長串意義略有細微差別的句子，和那個歷久不衰、片面的通俗版本之間的差異。關於何謂卓越（superiority），我最想傳達給你的重點，都涵括在這段文字裡了。你必須敢於主張：人們雖然有權擁有幻想，但他們無權沒有限制地享受幻想，也無權將之強加於他人身上。任由某個朋友去相信一份造假的公開說明書或某項虛假的承諾，不用多久你們會連朋友也作不成。你敢介入嗎？還有，你敢不介入嗎？你確定自己更懂嗎？拿這個問題問自己一千遍。如果答案是確定的，請你要有信心和尊嚴說出來。

要記住，什麼都不說也是一種決定；那些相對主義者和「不作評斷」的人也作出他們的決定，只是可能沒有同樣堅定。我這是在用另一種方式提醒你：如果你決定發表評斷、提出批評和表明立場，你可以（而且也應該）預見自己將招來批評。這真是令人期待的前景。它肯定有助於防範爭論的藝術和科學在我們之間滅絕。

伊恩．麥克伊旺（Ian McEwan, 1948-），知名英國小說家，入圍布克獎六次，一九九八年以《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獲獎。作品多獲獎項肯定，也經常改編為影視作品，包括《贖罪》（Atonement, 2001）、《時間中的小孩》（一九八七年惠特布雷德小說獎）等。返回

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美國經濟學家，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自二十世紀八○年代起，在美國、英國帶領之下，成為世界經濟政策的主流，以全球化、自由貿易的名義影響全世界。返回

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 1842-1921），俄國革命家暨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ist communism）的創始人。返回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以《君王論》（The Prince, 1532）著稱的政治思想家，重視現實與經驗而不提基督神學，也被視為政治科學的始祖。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被譽為史上最偉大魔術師、脫逃術師，以其受過的魔術專業訓練，揭發連科學家與學者都無法識破的靈媒詐術。返回

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Gore Vidal, 1925-2012），美國知名小說家、劇作家暨散文作家，以小說揭露美國歷史的若干真相，也經常對政治提出犀利的評論，亦曾參選眾議員、參議員。返回

XIII權力在握者也不過是哺乳動物

該閱讀什麼，以及該向誰學習？——你提出的這個問題，經常有人問我。它應該很容易回答，其實不然。理由有一長串，第一個也最顯而易見的理由是，你不該在權威之中尋找論點。你一定已經發覺我經常使用引言和摘文，這可不光為了炫耀我讀過多少書，也是為了替我的文字增色，並善加利用那些更能精闢傳達我的想法的名家。也就是說，我同樣不能免於此刻我勸你避免的缺點。我確實擁有一些可供我取經的靈感來源，但我不一定知道為何它們會對我產生特定意義。

其次是心理面的問題。反對和批判的精神，不必然是親身投入和原則實踐。它必須面對大量的挫折，而且可能會有好些時日、甚至好些年時間，第歐根尼[1]對他們來說比王爾德更有吸引力。我可以想到兩個範例：切斯瓦夫．米沃茲[2]，以及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這兩位來自東歐偉大異議傳統的偉大作家，是從耕耘悲觀主義中收割豐碩的成果。

米洛茲在《被禁錮的心靈》（The Captive Mind, 1953）裡所描寫的波羅的海諸國（他親愛的祖國立陶宛便在其中），彷彿已被史達林主義完全抹去，就像美洲印第安人接連遭受歐洲人征服而被連根拔起。

昆德拉在許多文章裡，尤其是其小說《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1979）的序言中，用了同樣的語調來描述捷克斯洛伐克與過去統稱為「中歐」（Mitteleuropa）的其他國家如何經歷俄羅斯化，並認為那種可怕的現狀是永久而無可改變的。

巧的是，我與這兩位都爭辯過——跟米沃茲是面對面，跟昆德拉則是在書面上。而在最終，大家都活著看到這些文化的存續和復興。我希望自己沒有誤解他們作品裡那種非常關鍵的斯多噶哲學：有些時候，理想似乎遙遙無期，但是他們不會放棄。面對這種不可為的情勢，有一種方法是盡可能嚴厲無情，並將一切希望當作假象。對於面對長期奮戰卻接連失敗的人來說，悲觀主義可以是你的盟友。別的不說，光是讀到最嚴峻、最荒蕪的情景描寫，就具有同時喚起情感和智慧的矛盾效果（正如某些美洲印第安人也已發現的）。

我個人從未經歷任何令人絕望的壓迫，也不曾必須努力鼓起勇氣來反抗這種事態。但經由觀察那些非得如此的人，我得到的結論是：近乎絕望的時刻，帶來的往往是勇氣，而非屈從。在某種意義上，當你背靠牆壁、除了一死或接受之外別無去路，你的選項這時縮減至唯一。這種覺悟甚至有種令人解脫的效果。「這就是我的立場，我是不能更改的」（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我並不特別推薦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他也是那種因為自認領受天意而去解決無解問題的人——但他的話會讓人記得不是沒有原因的。

知名智識份子暨道德異議份子諾姆．喬姆斯基曾經這樣寫道：「向權力在握者說真話」（speaking truth to power）這句古老格言被過譽了。他指出，權力在握者很可能早已知道真相，只是想要加以隱匿、限制或扭曲。因此，我們不如努力去教導那些無權力者。我不確定他的這項區野當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差別。雖然權力在握者看來既無情又傲慢，但他們也不過是哺乳動物——會排泄、會渴望，也會苦於失眠和不安。這些哺乳動物也必定極其虛榮，而且通常都希望受人喜愛，就像他們希望讓人畏懼那樣。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是一代道德上的巨人。他決定寫下自己國家隱匿的歷史，因而遭到痛批、監禁和驅逐出境。然而，到了一九八七年夏天，蘇聯當局決定取消公立學校現行的歷史課程，等新課程規畫完成後再重新上路。我確信，就算沒有這種平反，索忍尼辛也能死而無憾，因為他從未期待平反。他已完成自己立志去做之事。但「歷史」決定他將啟蒙的不光是他的讀者，還有許多那些曾經關押他的人。這無法彌補那些未能觸動群眾或當局就悲慘死去的無數俄羅斯智識份子，但至少在某程度上有助於彌補。

彼得．波特[3]寫了一首非常細膩、動人的詩，寫下歷史和它對那些相信它的人做了什麼。他在當中寫道：

歷史

弗里德里奇．庫茨基（Friedrich Kutsky）是律師之子，人稱「麥克」，與俄羅斯軍情機關合作，警告他們英國不會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戰，最後被一名喬裝成電梯技工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人員從一艘運糧貨輪上推下蘇必略湖。曼費德．盧文赫茲（Manfred Löwenherz），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圈子裡被稱為「湯姆」，參與籌畫破壞巴塞隆納馬克思主義工人黨（POUM）的行動；歐威爾聽說過他，但從未見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尾聲，加泰隆尼亞投降，三星期後他在莫斯科被捕，據信死在牢裡。

弗蘭克．馬歇爾（Frank Marshall）以其奇特的姓名組合[4]得到「英格蘭人」的外號；他直接前往共產國際總部，撐過了一九三六、三七年的擺樣子公審，卻在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當晚從自家公寓消失；他的名字經常在少數幾份未落入葉若夫辦公室手中的真實文件裡被提到。[5]

安德魯和傑齊（Andrew and Jerzy Szymanowski）這對兄弟帶領一支蘇聯考察隊前往新地島（Zemyla）探勘，證實了當地擁有鎳礦礦床的報告為真，結果兩人在船上被某架在白令海峽考察的無名飛機低空掃射致死；據說，蘇聯內務部（MVD）一九四○年在莫斯科用的暗殺工具不光只有冰鑿。

最後一位是威利．馬克思（Willy Marx），化名奧斯卡．奧丁（Oskar Odin），成員都叫他「老爺爺」；他在德奧合併[6]的前一天往一部駛來的維也納電車前方一跳，鞋子裡還藏著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沒人知道是哪個黨組織要讓他死。這六名中產階級出身的青年都來自加利西亞（Galicia）地區一座多族群組合的城鎮，其中三人是猶太人，只有一人在新英格蘭的學院留下一名遺孀。他們的故事不會被人講述。

人類歷史上重大而美好的一刻，出現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會見關押他四分之一世紀的南非當局之際。國際譴責和受壓迫者群起反抗撼動了那些官員。曼德拉這個名字，應該已被漫長而嚴酷的監禁湮沒了才對，此時卻從每個人嘴裡發出。他們不安地告訴他，好吧，你現在可以走了。你自由了。他的回答是——我不走。你無權釋放我，尤其無權藉此滿足你們自己。我不會離開這間囚室，除非我聽到其他人全都獲釋，所有專制法律也都從法典裡刪去。那一刻，你很清楚誰才握有鑰匙。而在那一刻之前，各種搓湯圓式的妥協方案被人提出，以便令那些種族主義的篡奪者至少保留部分掠奪物，並保有部分顏面。

我這輩子的一大樂事和年齡漸長的一大特權，就是重訪那些當我初見或初識他時身為政治犯、流亡者或難民的人士。我頭一次見到現任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7]是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倫敦一場亂七八糟的基進份子辦的派對上，他就坐在地板上，而且一點也不亂七八糟。他的父親當時正在家鄉服無期徒刑，他是一人為著兩人而活。至於金大中[8]——現在是大韓民國總統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首次見到他時，他正在雷根政府的反對之下流亡維吉尼亞州。他逃過韓國軍政府的一次暗殺，躲過另一次綁架（因為他竟敢在某場選舉裡差一點獲勝），而且正決定要返回祖國，再次令自己置身險境（當他真的動身，我和他一起上了飛機，而且至今仍很自豪能夠在他再度被捕時待在他身邊）。我有位曾經流亡他鄉的捷克友人後來成了該國的外交部長，還有一位我曾在牛津為其組織抗議集會的辛巴威人後來也回國就任同樣的職位。那場集會裡有另一位女性，也在四分之一世紀後成了南非的國會議長。

我在一九七五年遇到亞當．米奇尼克[9]這位才智雙全的波蘭異議人士。當年他一再成功智取史達林派的審查員，如今負責協助華沙某家大報的編輯工作。在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幾個國家在我年輕時，都是受北約支持的獨裁國家——我採訪過一些躲藏中或在逃的男男女女，後來他們成了部長、黨魁、外交官和公共智識份子。談到我的智利友人阿列爾．多夫曼[10]，當他在智利駐華府大使館朗讀他那些反叛思想的詩，我初次擁抱了他，十四年後他在同一座大使館成了歡迎會的主賓，我也出席該場活動。我從不曾如此激動，也不曾如此滿足。而且我認為我可以誠實地說，這些同志裡沒有任何一人——就像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反過頭來審查、威懾、監禁或蠱惑別人。

沒有哪條鐵則可以佐證西蒙娜．韋伊[11]那句悲觀的知名箴言：正義是「贏家陣營的逃犯」。又或者，其實是我自己不太能接受它。喬治．費南德斯（George Fernandez）曾是英勇的鐵路工會領袖，也是印度社會黨黨魁。他撐過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施行「緊急狀態法」那些年的毒打和監禁，後來成了印度教政府的國防部長，並擁護印度那套災難性的核武政策[12]。因此，人人都得當心。塔博．姆貝基在當上總統時，曾就愛滋病發表了一些愚蠢言論。曼德拉也曾在某場演說裡為骯髒的丹尼爾．阿拉普．莫伊[13]辯護，稱他為殖民主義宣傳下的受害者。索忍尼辛回到莫斯科後，竟開始主持一個愚蠢的保守派電視節目。至於哈維爾，當我和他在那座令人敬畏的布拉格「城堡」 [14]裡共進午餐——那裡是他從那些卡夫卡式共產黨人手中費力討回來的——任何關於吉普賽人處境的問題都讓他很尷尬。

但如果你用正確的方式來看，當中也有令人寬慰之處。金恩博士的博士論文是剽竊來的，而他遇刺的前一晚還在瘋狂搞外遇。後面這件事很難怪他；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中，里爾克絕非最先、也不是最後一位領悟到愛慾是最能抵擋死慾之人。至於論文一事，事實上他最令人難忘的演講也是以摘文和引言拼湊出來的即興之作，卻能達到出色的統合。我喜歡他有內在的缺陷，還有消化道和生殖器官。所有的人類成就，都得由哺乳動物完成——這個體悟（有趣的是，我們卻用無性別的石膏聖像和天使圖像來否定它）使我們置身一種有利的處境：它在強烈暗示，誰都可以去做英雄們做到的事。時下的文化，愚蠢地強調「角色楷模」（role model），並且提供超級明星、王子、公主和其他偽超凡脫俗的存在作為榜樣。幸好，這些人的生活無法真的被模仿。

讓我給你兩件軼事作為例子，其中之一是我在美國許多不同觀眾群面前親自試過的：問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當中有誰可以說出最後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人是誰。雖然諾貝爾獎在這裡大獲報導，尤其是這個類別，但你會發現沒人說得出來。答案是裘蒂．威廉斯（Jody Williams, 1950-），因為參與一九九七年的國際禁止地雷運動而獲獎。相對地，你看能否找到有誰不知道戴安娜王妃曾經在地雷區附近讓人拍照。對於這種事，我們是依循「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行事：不僅認可假貨，還忽視、排除真貨。在這種事情上，魚總是從頭爛起。柯林頓總統派了夫人去參加那位王妃的葬禮，卻未循例向威廉斯女士致電道賀，只因她曾公開批評柯林頓拒絕在禁止地雷的條約上留下他代表這個超級大國的簽名。

我的朋友彼得．施奈德[15]善於利用小說記錄柏林生活。他曾研究並寫下關於某個戰時事件的真實故事，內容涉及庇護那些因為和亞利安人結婚而違反納粹種族法律的柏林猶太人。他們有好幾百人獲救，靠的是一種非正式的安排：有數千位柏林老百姓，不是騰出床鋪讓他們借宿，就是提供整本糧票。彼得認為這個故事的出版會受歡迎。畢竟，關於正派德國人的故事一向有市場。然而，他得到的反應卻很不友善。他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描述這麼多公民做出這種勇敢、慷慨、一點也不困難、不具英雄色彩的行為，等於打臉其他無數的人。那些人長年來用以辯解自身不作為的藉口就是：在那種恐怖之下，任何抵抗都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令人沮喪的發現，不該讓我們對真正的道德視而不見，那就是：人人皆能有所作為，而且異議份子的位置不在、也不應該在宗教道德觀的庇蔭之中。換言之，人類這種哺乳動物愈是容易犯錯，立下的榜樣就愈真切。這一點，有時可以令我精神一振。

第歐根尼（Diogenes），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代表人物，約活躍於西元前四世紀。該學派否定社會與文明，提倡回歸自然，要求人克己無求，獨善其身。返回

切斯瓦夫．米沃茲（Czeslaw Milosz, 1911-2004），生於今立陶宛，波蘭著名詩人、翻譯家、散文家暨外交官，也曾是波蘭社會主義時期的異議份子，一九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返回

彼得．波特（Peter Porter, 1929 -2010），常住英國的澳洲籍知名詩人，也是自由作家、廣播員、編輯、戲劇暨音樂評論家。除了大量的文學評論之外，出版了近三十本詩集，為世界詩壇敬重的大師。返回

Frank源自法國，意為自由之人。Marshall源自英國，意為君王的跟隨者。姓、名的意義相互矛盾。返回

葉若夫（Nikolai Yezhov, 1895-1940），蘇聯政治人物，祕密警察首腦，史達林大清洗計畫的主要執行者之一。返回

德奧合併（Anschluss），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納粹德國與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統一，組成大德意志。返回

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 1942-），南非政治家，一九九九年接替曼德拉成為南非第二位黑人總統，二○○八年因外界質疑他企圖影響司法而下台。返回

金大中（1924-2009），大韓民國第八任總統，在朴正熙、全斗煥獨裁政權期間多次因民主鬥爭而入獄，被譽為「亞洲的曼德拉」，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返回

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1946-），波蘭思想家，有「反對派運動設計者」、「共產時代異議人士」之稱，因推動前波蘭民主化進程，曾多次被前共產黨當局關押。返回

阿列爾．多夫曼（Ariel Dorfman, 1942-），智利知名小說家、劇作家、記者暨人權行動家，在軍事獨裁者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 Ugarte）主政時代被迫流亡，二○○四年歸化美國。返回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 1909-1943），猶太裔法國哲學家、神祕主義者暨社會活動家，曾參與西班牙內戰，二戰時亦積極參加法國抵抗運動，但戰爭未結束即病逝於英國。返回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1917-1984），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Nehru）的女兒，為印度近代最知名又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亦被指為獨裁統治，曾運用其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去修改憲法、削減各邦在聯邦系統下所被賦予的權力。一九七五年，英迪拉的政敵逼她下台，在全國發起示威，示威後期演變成動亂，英迪拉隨即要求總統頒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返回

丹尼爾．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 1924），肯亞政治人物，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擔任肯亞總統。返回

指捷克歷代國王的宮殿，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辦公處所。返回

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 1940-），德國戰後知名左派作家，除了小說，亦撰寫劇本、散文與評論，當中以討論分裂和統一後的柏林相關著作最受矚目。返回

XIV不要信任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

我希望，也相信你至少已讀過一遍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 1961）。在這部小說裡，「反英雄」尤塞恩（Yossarian）和長官之間有以下的對話：

丹比少校高姿態地一笑，一副循循善誘的樣子：「但是，尤塞恩，假使每個人都那樣想呢？」

「那如果我不那樣想就太笨了，不是嗎？？」

相較於現在，初讀這段對話時的我，只能聽任那些教師和神職人員擺布，也更需要知道該如何反駁他們那套關於「設下先例」或「樹立榜樣」有多重要的無聊說教。約瑟夫．海勒以其充滿荒謬性、顛覆性的辯證破解了這一切。當然，要是怪人和懷疑者占了多數，他們就不是怪人和懷疑者了。而且，人們從來都不必擔心這種人會過剩。那些需要或想要自己思考的人永遠都是少數。人類或許天生就是個人主義的，甚至是自戀的，但在聚集成群時就會變得相當容易控制。人們需要安心感和歸屬感。這種對比有時會在壓力之下顯現出來，例如下面兩段具正統「異議性」且頗知名的言論，出自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和E．M．福斯特。

卡繆面對的是家鄉阿爾及利亞那場不正義的殖民戰爭。在那裡，叛軍會隨機引爆炸彈，可以輕易炸死占領軍，但也同樣可以輕易炸死他的老媽媽。卡繆表示，如果不得不在正義和母親之間作抉擇，他可能必須選擇母親。E．M．福斯特則是說，要是必須選擇叛國或叛友，他希望自己能有足夠勇氣叛國。這兩段話都需要回頭檢視其脈絡來看，例如在E．M．福斯特寫作的那個時代，「國王和國家」（King and Country）的說法等同愚昧的侵略主義。但你會注意到，在這兩個例子中，他們選擇的都不是孤高的反抗之路，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忠誠；在前者為家庭價值，在後者則為同志情誼。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一項重大矛盾。那些受反對派活動或精神吸引的人，往往是叛逆或獨立的類型，當中最優秀者則都受到對他人的關切和超越小我的理想、運動所驅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期間，許多偉大的普羅米修斯式個人主義者，都對社會主義的理性和正義堅信不疑（我想到的道德和智識上的代表人物有安東尼奧．葛蘭西、卡爾．李卜克奈希、尚．饒勒斯、狄米崔．圖佐科維奇、詹姆斯．康諾利[1]、尤金．德布斯等。若你不曉得他們的生活和事蹟，那是你的損失）。如果要作個總結，我這輩子大多數時候應該算是個謙遜的戰鬥者。我之所以這麼說，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不得不承認，我的那個時代很可能已經過去了；第二個原因——在這裡更為緊要——則是，這段養成會教人心甘情願為「更大的利益」（the greater good）效力。

這絕非某些人所謂的「絕對性抵觸」（absolute contradiction）。社會主義的敵人們從未停止譏諷社會主義對組織化和一致化的堅決反抗。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歷史，真實無誤地寫著許多攻破工廠和貧民窟「棚屋」（barrack）體制的偉大時刻（在那種地方，人類是真的被當作機器對待），更不用說，它也努力對抗舊世界的另外兩大特徵：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此二者都對人加以整編和徵用，將其當作財產，或是大型實驗的實驗品。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普遍選舉、對剝削的限制，以及殖民地的獨立、君主國人民的解放。當它成功時，人們可以引以為榮；當它失敗時——譬如設法阻止一戰與後來試圖遏止法西斯主義的努力——人們可以光榮地為其失敗表示遺憾。

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是通常不會如此陳述——有另外一大票人物（和日期、地點）標誌了第一和第二國際如何墮落為第三國際。而且，某些浪漫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我或許可以算是其中一種）甚至曉得這一切跟第四國際的關係。這部分需要另一本書的篇幅才談得完。這裡讓我們只談當時一群不為人知的傑出人物，從安德魯．寧、維克多．塞爾吉到C．L．R．詹姆斯[2]，他們代表一個失落的世代，其異議和反抗主要是在所謂的「左派」內部進行，甚至是與之對抗（學校也不會教你這些，但歐威爾和托洛茨基筆下最好的文字唯有作為這個封閉傳統的一環才能被理解）。

這同一群人不肯放棄那些最初吸引他們投身這場奮戰的那些原則，卻在後來遭到抹滅，被誣蔑為只是故作姿態的「個人」，而且甚至還敢違抗「歷史」。這裡我們不深談「歷史」，只需要知道：作為一種主體性力量（subjective force）時，歷史對於那些當年的迫害者和劊子手都非常不客氣。你該記得的重點是：在緊要關頭下，這些英雄並未比黑暗時代的前輩擁有更好的道德羅盤，能倚靠的只有他們自己的良知與歷史唯物論準則。

當歷史唯物論被套用在道德和社會事務上，重點一直都是：它證明了許多不幸福、不正義和不合理，都是人為的。那些所謂「神所賜予的」環境或形勢，一旦籠罩它的霧翳被撥開，人們便會發現：決定容許這些情況存在下去的，從頭到尾都是——人類自己。幸好，（至少）西方世界在此一發現後踏上了「不歸路」，再不回頭。若你去查閱不過才一世紀之前的書籍和評論，看看那些在馬克思主義冒出來之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絕對會大吃一驚。宿命論和愚信還只是小事，恐怖的是和功利主義聯手的犬儒主義。別讓自己忘記這一切，而且要試著借鑑前人在當時奮戰的艱苦經驗。總之，別讓任何黨派或組織替你思考，不論那些團體的志向有多麼崇高。不要信任那些高談闊論「我們」的人，或任何以「我們」之名發聲的人。若你發現這種腔調正不知不覺滲入自己的語言中，就要質疑你自己。對安穩和多數的追求，並非總是等於團結；它也可以是讓異議言論噤聲的共識、暴政專制、集體主義型態之一的部落主義（tribalism）。永遠都不要忘記：即便世上有「群眾」可以召喚，有「人民」可以頌讚，但他們絕對都得由「個人」組成。請跟你內心的尤塞恩保持友好。

在前面的某一封信裡，我答應你要談談「基進」。這個詞雖然也有點被用爛了，其實它有很棒的「身世」：除了有偉大的湯瑪斯．潘恩曾經提到「把斧頭往根部砍去」，還有「基進」這個字的重點在於它可以說是源自「根」這個字。[3]一方面來說，潘恩本人很出色地展現了其意義；他看出十三殖民地[4]的痛苦根源正是英國漢諾威王朝，並在美國大多數的未來領袖仍支持君主制並主張跟英國保持關係之時極力主張獨立。另一方面——這不是我愛用的措辭，除非是用在菲蕾[5]的自傳上——參與法國大革命的經驗讓他知道，狂熱和狂熱份子，以及所有自認掌握真相並有權將之強加於人者，可以有多麼危險。

事實上，人們對潘恩的最崇高評價，在於他曾經希望法國大革命可以再溫和一點、人道一點，而美國革命可以更徹底、更深刻（廢除奴隸制和善待印第安人），但是就某些方面來說——這部分被他與艾德蒙．伯克[6]的論戰給模糊了——這一切使得他看來像個保守派。他確實終其一生都反對「大政府」（big government），而且不只是反對君權和神權下的。反觀伯克，雖然他支持托利黨和王室的利益，卻大力擁護美洲殖民地的權利、被東印度公司掠奪和欺負的孟加拉族，以及他的愛爾蘭同胞。藏身革命隊伍之中的「反革命份子」，已因無數次肅清和擺樣子公審而成了我們熟悉的形象，但是在明顯的反革命陣營裡，其實亦可發現許多可敬的基進份子和革命份子。「基進的保守派」並非自相矛盾的說法。

年輕時，我熱衷於反越戰，直到今天我也仍希望當年能為反越戰運動付出得更多。在我這個世代，有許多年輕美國人因為徵兵制而痛苦。我曾參與協助他們的反抗，而且我很清楚知道，說他們主要是擔心自己的性命安危，完全是一種誹謗——好吧，「幾乎」完全是在誹謗，畢竟我這個世代的年輕美國人當中，確實有個只顧自己的逃兵：比爾．柯林頓。在許多人眼裡，徵兵的重點是它在理論上來說是全體的事，因此閃兵或逃兵形同把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這種想法嚴重衝擊的是社會地位較具優勢的人。這些人反對戰爭的立場，與他們對於民權運動、「反貧窮戰爭」的支持是一致的。事實上，他們的良知被整個社會「集體化」了（但這絕對不是我們當時會用的講法）。不論當時或現在，我都認為那些抵制徵兵的人是對的，不論其方式為焚燒兵單、坐牢或避走他鄉。因為，當你「自己的」政府正在參與一場不義且蒙蔽世人的戰爭，你有義務加以反對和阻撓，並且站在受害者那邊。

不過，我一直到很後來才意識到，徵兵制之所以被廢除，是某些甚至不太反戰的人爭取來的。尼克森總統成立委員會來審議此事，成員包括《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大名鼎鼎的作者密爾頓．傅利曼教授，以及艾倫．葛林斯潘[7]。後者是後來擔任聯準會主席才出名，當初最為人知的身份是艾茵．蘭德這位極端自由主義者（ultralibertarian）的助手。這兩人合力說服其他委員們相信：徵兵是國家權力的無理延伸，是一種無差別課徵，也是一種（傅利曼的用語）「奴役」。於是，當我和其他人在街頭打著紅旗和「越南民族解放陣線」[8]旗幟奮戰時，那些自由市場的使徒正在密室推動我們的要求。這對我們雙方而言可能都是很反諷的事。我之所以在這裡跟你提起，是因為直到現在仍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強制徵兵是一種社會計畫，不但有益靈魂，還有助於促進平等、交流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因此，想要當個「基進份子」，就必須接受自己的核心假定有可能產生誤解。既然你問起，我就告訴你吧：我並未放棄左派的所有信條。我依然覺得，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分析事物的工具至今仍未被超越；我依然認為，對立的階級利益確實存在；我依然認為，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可以、也應該跟自由市場區別開來，而且它不論從短期和長期來看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結果。但我也從右派自由主義對這種世界觀的批評學到許多，也為此而敬佩那些在國家集權論當道的時代下高舉這種批評的人士。

我先前提過我的朋友亞當．米奇尼克。我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認識這位波蘭異議人士。他不像許多波蘭反共人士那樣站在政治右派，而且他確實擁有一些托派友人（所以我才會認識他），以及一些傳統歐洲左派的人脈。然而，他的一項觀察在後來的歲月裡改變了我的人生。他說，體制之間的關鍵差別已不再是意識形態的，主要的政治差異存在於認為和不認為公民可為（或應為）「國家財產」的兩派人之間。這巧妙呼應了潘恩對奴隸制的攻擊（「人不能以人為財產」），也說明了我個人對熱核國家的抗拒。這種國家將人民當成免洗工具，用完即棄。如果你追求的是真正基進的結果，我會建議你遵循亞當．米奇尼克這個犀利觀察所揭示的路線。當年踐踏他與其他批判人士的利維坦[9]沒有他活得久——只要努力，或許我們都能如此幸運。

P．S．我要提醒你，關於語言，你必須比我前面所說的還要多疑，去質疑未經你許可就使用「我們」一詞的所有人。這是另一種偷偷收編的方式，藉此暗示「我們一致」認可「我們的」利益與身份。民粹威權主義者試圖將它偷偷塞給你，有些文學評論家也會這樣做（「我們的感覺專注於……」）。你必須追究：這個「我們」究竟是誰。它往往在試著偷渡部落主義給你。有個可笑但很邪惡的人物叫做榮恩．「毛拉納」．卡倫加，給了我們「黑人英語」（Ebonics）這個字、寬札節（Kwanzaa）[10]，以及許多民俗式的國家主義廢話。此人曾經領導一個名為「我們」（US）的政治教派，口號是「不論我們在哪裡，我們都存在」（Wherever US is, We are.）——出奇地好記，又不知所云。人們後來發現該組織暗地裡接受FBI資助，但它不是這個故事的重點。約瑟夫．海勒很清楚，對於歸屬的需求，以及對於安全感的需求，如何能夠讓人接受致命而愚蠢的處境，然後表現得彷彿是他們自己造成了那些處境一樣。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暨領導人之一。狄米崔．圖佐科維奇（Dimitri Tucović, 1881-1914），塞爾維亞社會運動理論家暨出版人。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 1868-1916），愛爾蘭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一九一六年參與武裝共和派發動的「復活節起義」而被行刑隊槍決。返回

安德魯．寧（Andreu Nin, 1892-1937），西班牙共產主義政治家。維克多．塞爾吉（Victor Serge 1890-1947），蘇聯革命家暨作家。C．L．R．詹姆斯（C.L.R. James, 1901-1989），千里達籍文化史家暨社會主義者。返回

「根」的拉丁文為radix。返回

指英國於一六○七年至一七三三年間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十三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獨立，組成美利堅合眾國。返回

菲雷（Fay Wray, 1907-2004），加拿大女星，首版《金剛》（King Kong, 1933）電影的女主角，一九八八年出版自傳《另一面》（On the Other Hand）。返回

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愛爾蘭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曾任英國下議院議員，雖支持美國的殖民地與革命，但是對法國大革命持批判立場。著作中經常出現對「啟蒙精神」的質疑或嘲諷，往往被視為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返回

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 1926-），美國第十三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許多人認為他是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和決定性人物。返回

越南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Vietnam, NLF），西方與當時的南越習慣稱之為「越共」（Viet Cong）。返回

利維坦（Leviathan），《舊約聖經》中的一種怪物，形象原型可能來自鯨魚和鱷魚。後世每提到這個詞語，都指來自海中的巨大怪獸，而且大多呈大海蛇形態。近代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用這隻巨獸來比喻強勢政權。返回

榮恩．「毛拉納」．卡倫加（Ron “Maulana” Karenga, 1941-），非洲裔美國學者暨社會活動家，活躍於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的「黑人權力」（Black Power）運動。一九六六年創立「寬札節」（意思是「第一批果實」），作為第一個非洲裔美國人的假期。返回

XV成為國際主義者

不，我不認為源自歸屬感的團結有多大價值。我明白那種團結可以給人某種自豪，也可以促成互助、甚至同志情誼，但它具有太多令人窒息的特質，而且許多相關好處都能藉由其他方式獲得。

正如你所指出的，這些話出自我的口中頗為理所當然。畢竟，在英格蘭出生、在那裡的知識階級當中成長，等於與生俱來便享有某些保障。不過，有人說得好，「只知道英格蘭的人對英格蘭懂什麼？」[1]這句話稍作修改，即可適用於任何國家或文化。我要強力慫恿你盡量去旅行，並且讓自己進化為一位國際主義者。在你作為基進份子的教育裡，這部分就跟閱讀任何書籍一樣重要。

在我的成長歲月裡，亦即在我三十歲左右赴美之前，英國正從同質的殖民社會轉變為多文化的後殖民社會。我出身一個具有為帝國效命傳統的海軍暨陸軍家庭，我最早的記憶是在馬爾他的法勒塔（Valletta）搭乘渡輪橫越大海港（Grand Harbor），當時那裡仍是英國殖民地。等我稍大一點，蘇伊士運河、賽普勒斯、亞丁（Aden）和非洲這些大英帝國屬地的崩解，在我的成長背景提供了一些雜音，而它們又被我從小在英國海軍基地內外聽到的怨聲與咆哮放大輸出。我祖父曾於一戰期間在印度服役，我父親曾被派駐遠如中國沿海的飛地、好望角和福克蘭群島的英國海外「領地」（一九八一年我在賽普勒斯結婚，那是他自從半世紀前在當地協助平亂以來首度重遊這座島嶼）。我們經常收到叔伯、嬸嬸和堂兄弟從南非寄來的信件。他們偶爾來訪，而且似乎總是略帶「戒心」。

我不會說我從小就被灌輸一堆醜陋的事——我的父母很聰明，沒有滿腦子偏見——但當時對外國人的普遍態度就是「看好錢包」、「別亂喝水」這一類，而這種態度又被英國小報和許多政客不斷強化。二十多歲起，我開始認真地旅行，而不只是走馬看花，去的經常是那些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國家。我帶著我的社會主義信念同行，但往往仍得克服某種緊張不安的抗拒才能走進當地市集。一九九三年算夠了近吧，當時我準備為我的雜誌前往非洲展開長程的巡迴旅行，整個華盛頓沒有半個人忘記祝我在 「黑暗的非洲」、「黑暗之心」或「黑暗大陸」好運（但你一到非洲就會發現，最先吸引你注意力的是耀眼的陽光）。

一方面來說，旅行「窄化」了我的心智。它讓我發現一件極其尋常又平凡的事，那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人類都是一樣的，而這個物種每一位成員的差異程度也很微小。這當然是一項激勵人心的發現，讓你在自己國家看到新聞節目裡那些狂熱份子群情激動的樣子，或是那些因為懶散被動而落入悲慘處境的人時，心裡很清楚其實全世界的人都半斤八兩，心情也就不會那麼糟了。另一方面來說，這是一項令人沮喪的發現：會使人爭吵和犯蠢的事，不管在任何地方也是一樣的。最糟糕的兩件事——其實不用出國也想得到的——就是種族主義和宗教（當這兩者聯手，效果大概就跟我料想中的法西斯主義差不多）。佛洛伊德說得很對。他曾經寫到「對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來訪者眼裡微不足道的區別，卻是當地那些偏狹之人的執念。如果你待得夠久，就能學會憑直覺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猜出誰是新教徒、誰又是天主教徒，或是在斯里蘭卡猜出誰是泰米爾族、誰又是錫蘭族[2]。此外，每當那些執拗的人說起「他者」，口氣總是和他們的殖民宗主國從前說起他們時如出一轍，例如：骯髒、容易犯罪、懶惰、不能讓他們接近婦女，還有——這一項尤其帶有惡意——繁殖迅速。我很熟悉賽普勒斯，也對它很有感情。在這裡，幾乎所有雙邊溝通都因為軍事占領和領土分割而陷入僵局。[3]然而，仍有一些希－土合作的項目跨越了當地的種族隔離，其中之一是位於分裂首都的汙水系統，因為汙水不知何謂邊界。另一項是區域性的鐮刀型紅血球疾病。它同時影響了希、土兩個族群。有一天，我有機會跟某位希裔賽普勒斯醫師交談，當時他正在與一些土裔同事就上述的共有疾病進行聯合研究。他對我說，他覺得有件事很有趣：如果你檢視血液樣本，你分不出誰是土裔、誰又是希裔。我很想問他，在他成為醫療人員之前，是否以為這兩個民族是由不同的遺傳物質所組成。

人類仍活在我們這個種族的史前時期，並未追上關於人類本質和宇宙本質的巨大發現。基因組的破解實際上已經瓦解了種族主義和創造論，哈伯（Edwin Hubble, 1889-1953）和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的驚人發現也讓我們得以推測宇宙的起源。然而，那些關於部落、國族和信仰的古老廢話卻沒那麼容易戒除。

「領土分割」研究是我的一項副專長（順帶一提，領土分割是大英帝國的遺產之一，但該國並非唯一該被歸咎的對象）。那些將愚蠢和仇恨冰封在時空裡的邊界，大多數我都曾親身跨越過：賽普勒斯首都尼古西亞的勒德拉宮檢查站、跨越約旦河的艾倫比橋、板門店的「非軍事區」（迄今依舊不可通行，但我曾經分別從南、北韓望向那裡）、阿塔里邊哨（位於阿姆利則和拉合爾之間，從中阻斷大幹道，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唯一的陸路通道）、「呼喊山」（被劃分開來的各村村民能夠隔著這座位於戈蘭高地的小山向對方呼喊，我也曾經分別從以色列和敘利亞看過這座山）[4]，以及在文化極複雜的波士尼亞境內到處冒出來、多到可以造成交通堵塞的檢查站，還有將加薩走廊跟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隔開的「海關」哨所……上述的每一處，我都曾站在烈日下或雨中被粗暴的守衛搜查、索賄，或看著那些哀求通關的人被羞辱。

另外一些關卡，像是柏林的查理檢查哨[5]，或是北愛爾蘭德里（Derry）與愛爾蘭共和國多尼戈爾郡（Donegal）之間的英軍碉堡，以及分隔港澳與中國的邊界，都已瓦解或部分消失，如今只是我護照上的戳印。其餘的關卡未來有一天也都將瓦解或消失，但維持這些關卡浪費了許多生命和精力，也養成了一種純然的卑劣心性……在某些方面，我為種族主義者和宗教狂熱者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完全不明白何謂為人，因此值得某種同情。但我硬起心腸，決定更恨他們，因為他們帶來不幸，還為此提出可鄙的藉口。我最討厭聽到人們用「歧視」來指責種族主義者。「歧視」（to discriminate）是一種寶貴的能力，但種族主義者完全不加以區別、將某個「種族」的所有成員化約為一，正好自曝他們完全沒有「歧視」的能力。

在後基因體（post-genome）時代反對種族主義，就是在反對種族的概念。這項認知仍遠遠落後於現實。那些進行智商與「種族」相關性研究的偽科學家如今很公允地受到批判，原因在於他們對於「智力」的武斷定義，更別提它可疑又多變的「商數」，但他們更站不住腳之處在於假設一個人的「種族」可以被精確定義。在我寫下這段話的當天，《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嚴肅的報導，談到某位新任檢察總長曾獲某間禁止「跨種族約會」的南方「大學」授予榮譽學位。有些人說，這所「大學」是退步的，其他人比較寬大為懷，指出該校如今允許經過家長同意的跨種族約會。我個人絕不會同意任何人使用「跨種族」一詞來形容人類男女之間的邂逅，男男或女女的邂逅也不行。

多年來，每次前往美國參議院更新年度通行證，我都會被要求填寫兩份表格。第一份要我填寫個人資料，第二份則是聲明我是在偽證罪的條件約束下簽署前者。我很感謝後面這份表格，因為它要求我聲明所屬的「種族」，而我總在規定的空格內填入「人類」。因為它，每年我都要跟承辦人員槓上一次。有一次我被吩咐要填入「白」——容我補充一點，該位承辦人員是非裔美國人——我告訴他，白色甚至不是顏色，更不用說是種族了。然後我也請他注意，在上述的偽證罪罰則規定下，我被迫只能陳述事實。還有另一次，我被吩咐要填「高加索人」。我說我跟高加索沒有半點關係，也不相信編出這項分類的過時人種學。直到有一年，那份表格上沒再出現種族的欄位，這一切才終於結束。我很想宣稱這是我的功勞，但我應該沒資格。我之所以提供這個故事，也是為了建議你：只要有勝算，就要刻意跟人作對，甚至有時候沒勝算也要這麼做。這是很好的練習。

關於出國旅行的報酬或積極面，我似乎說得還不夠多。正如你發現愚蠢與殘酷在哪裡都差不多，你會看到人道主義的要素也是在哪裡都一樣。不論是印度阿姆利則（Amritsar）或巴基斯坦拉合爾（Lahore）的旁遮普人，都是一樣的好客與心胸寬闊，即使領土分割意味著旁遮普和印度次大陸的殘缺。在北愛爾蘭六郡，到處都是無神論者與不可知論者，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即使阿爾斯特省和愛爾蘭全島處於分裂的狀態。[6]最重要的是，追求正義與自由的本能，就像部落主義、排斥異族通婚和迷信的傾向，一樣都是「天生的」。人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被欺騙，他們看得出統治者的荒謬不羈，也知道自己討厭被箝制束縛。每當有某座巴士底獄陷落，總是令人欣然驚見世上有這麼多清醒而正派的人。有個歷史悠久的爭論在討論是否「飽食使人滿足，挨餓讓人造反」——這種爭論根本沒有必要。關鍵的器官是頭腦，而不是腸子。人們是為了維護一份不可壓制的尊嚴才會堅持伸張自己的權利。

我的朋友拉基雅（Rakiya）來自索馬利亞。一九九二年，西方國家介入這個不幸國家的不安定局勢，讓她莫名奇妙成了人權事務的情報交換所。有一次，一群比利時士兵發狂地向索馬利亞群眾開火，造成許多平民喪生。拉基雅的電話總機瞬間亮起燈來，因為比利時各家媒體的新聞部全部爭相打電話給她。噢，這些記者和主筆只想知道一件事：那票比利時士兵是佛蘭芒人，還是瓦隆人[7]？對於這一無可取的問題，她回答——我猜想應該多少話中有話——她的組織對於比利時的族群紛爭不抱任何立場。這件往事讓我想起，我還欠你一封談幽默有多重要的信。

P．S．由於它經常出現在關於基進作風的討論裡，就從我遊歷世界的經驗當中挑一件來談吧。當心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者這麼說好了：別跟身份政治扯上關係。我清楚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句口號。一開始，它旨在反擊一九六八年之後面臨的挫敗和衰退。誠如你可能會說的，這是個安慰獎，要送給那些錯過那一年的人。當時我打從骨子裡意識到，一個很糟糕的觀念已經侵入論述中——事實也證明我並未誤判。人們開始在集會裡站起來，高談自身感受而非自身想法，闊論自己是誰而非做了什麼（如果有的話）或主張什麼。它就有如「對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的複製品，甚至更加無趣，因為每個身份團體都會衍生若干次團體與各自的「特異性」。這種傾向飽遭各種諷刺——「切羅基族[8]跨性別殘障女同志團體的過重成員，要求政府召開聽證會來聽取其需求」——但再怎麼諷刺都是不夠的。你一定見過這種事，眼看著事情從基進迅速變成一種反動。克拉倫斯．湯瑪斯[9]的大法官同意權聽證會幾乎讓所有人都看到這一點，只有最愚鈍、無聊和自私的人除外，但正是那些愚鈍、無聊和自私的人總是把身份政治視為大好機會。

無論如何，當你從自身的環境探出頭向外窺視，你很快就會發覺，首先，世上有太多人不願去改變他們與生俱來的處境，或是他們出身的群體，但接著你會發現，「人的價值」（以及「改變」的信念）最充分展現在那些有腦子、夠機智，不讓自己落入那種思考——或許用「感覺」會更貼切——的人身上。

語出吉卜林的詩句：What do they know of England, who only England know? 返回

斯里蘭卡國內，以信奉佛教的錫蘭族（Sinhalese）占大多數，長年壓迫信奉少數印度教的泰米爾族（Tamil），拒絕授予所有泰米爾族斯里蘭卡國籍，並強推語言政策。返回

賽普勒斯於一九六○年獨立後，境內占大多數的希臘裔與占少數的土耳其裔之間零星衝突不斷，直到一九七四年該島北部的土耳其人成立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但全世界只有土耳其承認其政權。希臘裔政權只有效統治南方區域，占全島面積的六十三％。北賽普勒斯與南方的希臘裔政權皆占有首都尼古西亞（Nicosia）部分範圍，因此雙方皆以該城為首都。返回

尼古西亞的勒德拉宮（Ledra Palace），是歐盟設立用以分隔賽普勒斯共和國和未被承認的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的分界線，西側的城牆有一個檢查點，以便歐盟公民通行「兩國」。艾倫比橋（Allenby Bridge）是約旦首都安曼往耶路撒冷之間的唯一關口。阿塔里（Atari）邊哨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唯一的合法通道。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為敘利亞領土，但因以色列不同意國界的劃分而出兵占領，致使「呼喊山」（Hill of Shouts）兩邊的居民不得自由往來，只能隔著山頭朝彼此呼喊，因此得名。返回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返回

旁遮普（Punjab）指印度河中上游支流眾多的一個地區，主要民族為旁遮普人，但因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家，今天分屬兩個國家。阿爾斯特省（Ulster）是愛爾蘭四個歷史省份之一，位於愛爾蘭島東北部，當中有六郡隸屬北愛爾蘭，為英國的一部份，其餘三郡屬於愛爾蘭共和國。返回

佛蘭芒人（Flemish）為日耳曼民族之一，使用荷蘭語，住在北邊鄰近荷蘭的法蘭德斯區；瓦隆人（Walloon）使用法語，住在臨近法國的南部瓦隆區。此二者為比利時兩大主要民族。返回

切羅基族（Cherokee），生活於北美洲的一支原住民族。返回

克拉倫斯．湯瑪斯（Clarence Thomas, 1948-），美國保守派法學家，雖然受到助理指控性騷擾，最後仍通過任命，自一九九一年以來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為美國最高法院第二位非裔美國人大法官。返回

XVI基進份子的幽默

好吧，我答應你要冒生命的危險來談談幽默，就讓我從「機智」（wit）談起吧。照我前一封信的用法來看，這個詞是指天生的聰明才智或悟性。當我們說某人靠機智謀生，不是指他靠當單人喜劇（stand-up comedy）演員賺錢，而當我們說某人弱智（half-wit），也不是在說那個人欠缺趣味的一面。然而，智力和幽默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關係，而儘管試圖說明它是非常不智的事，但這正是我現在打算做的。

從我的朋友馬丁．艾米斯[1]說起，是個很好的起點。他的作品生動而歷久不衰地展現了某種結合高智慧的搞笑才華。馬丁在他的回憶錄《經歷》（Experience, 2000）裡報復了某個傻瓜，說那人缺乏幽默感，還說自己就是要強調他沒幽默感來譴責他的嚴肅。基進主義若不是人本主義，就什麼也不是。人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人類自己，[2]而笑的能力是定義人類並使我們不同於其他動物的一項機能（其他的高等哺乳動物——我絕無侮辱之意——可能懂得高水準的玩笑，甚至某些捉弄，但不會有反諷）。就我們對人類的理解來說，一個幽默感不足的人要比一個智力低下的人更棘手。而遇到像安東尼．鮑爾筆下角色威莫普[3]這種變態又卑鄙的人時，我們也避之唯恐不及。

笑聲可以是最令人不快的聲音。它是暴徒行為裡的一大要素，也出現在私刑和處決的背景嘲弄聲裡。許多時候，人群或觀眾會有默契或盲從地一起笑，只為了表示自己跟大家一樣「看得懂」笑點在哪裡（這種時候，最糟糕的是那種不好笑的種族主義笑話，幾乎毫不費力就能引發笑聲反應。不過，也有德國那種「共識喜劇」電影，糟到需要配上後古典制約式的「罐頭笑聲」）。因此，雖然有些樂觀主義者會說幽默在本質上具有顛覆性，但這樣說並不恰當。幽默可以訴諸熟悉和老套的事物，透過一起爆笑來營造一種安全感。《讀者文摘》以前有個很刺眼的每月固定專欄（或許目前也還在），搭配一個讓人渾身不舒服的標題：「笑聲是最好的良藥」。

這種話幾乎可以說是反動的，因為幽默的奧妙應該在於它能夠震撼人心、令人驚奇，也因為它是非蓄意的。佛洛伊德認為幽默值得在他的《機智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1917）與關於夢的著作裡研究一番，提到有個丈夫鄭重地告訴妻子：「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死了，我就要搬去巴黎。」據說，佛洛伊德被德奧合併困在維也納的時候，他請求納粹提供一份安全通行證。他們同意發證，條件是要他簽署一份聲明，說他得到善待。他請求准許在聲明上多寫一句話。讓他們驚喜的是，那句話是：「蓋世太保值得我推薦給任何人。」可惜的是，弗雷德里克．克魯斯[4]教授向我保證這事從不曾發生。

但這故事若是真的，它將在紀錄上多添一筆，再一次示範了幽默是如何幫助人們應付專制政權那一張冷酷的臉孔，更別提還有無情的命運了。說到嘲弄東歐舊政權的玩笑，每個人都有自己最愛的例子。昆德拉寫了一本名為《玩笑》（The Joke, 1967）的小說，內容談到若是在不當的時刻開了不當的玩笑，然後——這可以說是最糟的部分——還必須加以解釋或辯護，將會引發什麼樣的麻煩。我甚至聽過出自希特勒和史達林政權早期階段的冷笑話，非常精采。它們嚴格來說沒有猶太人大屠殺或古拉格相關的幽默，卻有一種具反諷性的猶太宿命論相關幽默。這種思想穿越了幾千年的無奈，並且可以追溯到——我在前面也提過——邁蒙尼德談到「彌賽亞必來，只是可能遲來」的那種過度謹慎。

切斯瓦夫．米沃茲在其詩作〈並非如此〉（Not This Way）中表示反諷是「奴隸的榮耀」：銳利的私語和機智的微言是輸家的慰藉，也是威權無計可施的。刻板的人會被反諷的人困惑，要求解釋只會更強化整個笑話。這一點有個絕佳範例可資說明，而且是真實發生過的，出自在一九四○年德國入侵法國期間意外被捕的P．G．伍德豪斯[5]。約瑟夫．戈培爾[6]的宣傳官僚要伍德豪斯在柏林電台進行廣播，他不假思索就同意配合。他的廣播處女秀是這樣起頭：

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經常問我：「要怎樣才能成為俘虜？」嗯，方法有很多。我自己的作法是，在法國北部買下一間別墅，然後等待德軍出現。這可能是最簡單的計畫。你只要去買間別墅，剩下的就交給德軍。

某人（我很想知道是誰，希望那是戈培爾）一定審查過這份廣播稿，然後決定放行，藉此善加宣傳德國的寬宏大量。「有趣」的是，這段廣播害得伍德豪斯一直被英國當局找麻煩——這個國家還總是最以幽默感自豪呢。《玩笑》裡的路德維克（Ludwik）一定懂得這種感覺。他的女友瑪可塔（Marketa）是個正直的人，也是個健全的公民。她選擇參加黨校，而非跟他鬼混一星期，並稱讚該校的「健康氣氛」。這一切都讓他受不了，衝動之下寄給她一張明信片，上頭寫著：「樂觀是人民的鴉片！健康氣氛臭死了！托洛茨基萬歲！」然後簽上名字。這樣就足夠了。

從基進觀點來看，困難的地方在於：幽默雖然很容易被視為一種批判和顛覆的武器，卻往往只是一種安慰或存活的技巧。古代的當權者相當明白這一點，於是提供狂歡宴來款待下屬，還附贈官方認可的弄臣和小丑娛樂眾人。我總認為，一定是因為這樣，尼采才會把笑話視為「一種特定感覺」的墓誌銘。那種感覺一旦融入或散漫於一陣歡鬧或庸俗笑料裡，就幾乎找不回來了。《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57）裡有個令人難忘的橋段，讓喜歡挖苦人的科馬羅夫斯基（Komarovsky）擔綱：一間資產階級人士聚集的沙龍裡，所有人突然安靜下來，一臉不自在的樣子，原來是因為工人群眾正在陽台底下大唱革命歌曲。科馬羅夫斯基這時大喊出聲，戳破這緊張的氣氛：「或許他們會在革命之後學會怎麼把音唱準！」

經常有人說基進份子不幽默，這絕不是在讚美他們必須擺出的嚴肅。這項指控有多傷人？或者說，應該多傷人呢？左拉的作品裡沒有太多詼諧之處，他其實更靠諷刺（sarcasm）來達到某些效果。歐威爾的作品也不是很逗人發笑，但他很會幽自己一默。順帶一提，當人們說那些基進份子缺乏幽默感，其實是指他們不懂自嘲。但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應該把自己的遠大事業當作荒謬的材料呢？

馬克思經常很逗趣。我沒聽說安東尼奧．葛蘭西或羅沙．盧森堡說過任何玩笑。至於托洛茨基，一九一五年當左派處於最低點時，他試圖邀集極少數僅餘的代表在齊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召開一場反戰會議，藉此觀察到歐洲當時所有的國際主義者可以被塞進三輛驛馬車裡。

我本身堅定支持那種贊同機智的基進派別，那也是我為何這麼欽佩王爾德的原因（約在左拉從法國越過英吉利海峽以逃避迫害者之際，王爾德卻自我流放到法國，並在那裡邁向死亡）。但是我不得不承認，這讓我們面臨一種連王爾德也會覺得棘手的明顯矛盾。這項矛盾被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其談論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的文章裡最為嚴謹地表達出來（沒錯，就是沙特，這人通常不會被認為是天然的搞笑材料，直到蒙提巨蟒[7]決定聚焦在《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比較輕鬆的一面）。

沙特將反叛者和革命份子作出區野。他說，反叛者暗自希望世界和體制維持現狀，畢竟，維持不變可以確保反叛者能夠繼續「造反」。相形之下，革命份子是真的希望推翻和取代現況——他們的理想很顯然不是搞笑的材料。寫到這裡，我發覺我很慶幸德雷福斯事件發生當時沒有深夜單人喜劇這種東西。有些時候你會希望施予社會一股壓力、推動一場對抗，避開那種總是叫大家「放輕鬆點」、改變話題的勸誘式呼籲。我想，許多偉大而堅定的基進份子並非「缺乏幽默感」——保皇派很喜歡用這個字眼來形容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派的國會議員——而是他們覺得自己不得不嚴肅（話說回來，克倫威爾叫他的清教徒戰士要相信上帝，同時也要保持火藥乾燥，這也算某種挖苦式幽默）。湯姆．萊勒[8]在季辛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就封起麥克風，理由是「諷刺已死」。他是如此機智，懂得何時要沉默以對。許多喜劇人做不到這一點。

我既站在幽默這邊，也支持嚴肅。既然如此，不如就待在原地不動。幽默應當是尖銳的——應當保持它與機智的關係——也應當是無懼的。幽默的最簡單形式，包括諷刺漫畫（聰明的政客已經懂得花錢買下自己的諷刺漫畫，演一場仁民愛物、寬宏大量的戲），以及真人模仿的形式。幽默的尖刻形式，則有反諷和淫穢，而且大概只有後面這兩種才會有革命性效果。骯髒的政客或趨炎附勢之人，不可能想買一幅呈現他如何將女性員工視為競選獻金一樣的囊中物對待的漫畫原作。這就是為何我們從沒看過這樣極端真實的諷刺漫畫。要是哪位國王被畫成四柱床上一個性無能男子，或是一臉鬱悶蹲在馬桶上發脾氣的樣子，肯定也不會覺得這種東西有什麼好笑。過去的偉大諷刺漫畫畫家，全都矢志畫不驚人死不休，揭露那些統治者是和我們一樣的凡夫俗子此一項簡單事實，也因此落得經常去吃牢飯的下場（例如杜米埃[9]）。關於幽默的經驗法是：要是你擔心自己太過分，那就是不夠過分；要是每個人都在笑，那你就是失敗了。

至於何謂反諷，在此我不會試著去定義。它是肯巴利苦酒（Campari）裡的琴酒，是X因子（x-factor），是騎士在棋盤上的一著棋，是貓的呼嚕聲，是織毯上的結。反諷既難以捉摸又拐彎抹角，因此無法被拘束或控制。它跟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有關。它的樂趣之一是可以訴諸實事求是。比方說，法國文豪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曾經正經八百地拼湊所有號稱「真十字架」（True Cross）碎片的部分（它們各自展示於基督教世界的許多聖物盒裡），然後審慎推斷出那位被釘在這件巨大器物上頭之人必定是個巨人。他的不虔敬全因他針對信仰實事求是才「有效」。

由於反諷總是隨時可能冒出來破壞任何做大事者的好事，也由於反諷如果在任何地方被偵測到有運作的跡象，就一定能在歷史上找到其指印，因此，它最為堅決又微妙地影響任何宣稱「歷史」站在自己這邊的人。當你聽見任何偉大新時代的悅耳宣告，永遠要記住這一點。值得也一併記住的另一點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某個嚴肅的理想或深刻的課題，那麼你或許必須準備好自己將為此而惹人厭。

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英國當代知名作家，與伊恩．麥克伊旺、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並稱英國「文壇三巨頭」，風格荒謬諷刺並充滿實驗性，以標新立異的創作形式、變幻莫測的情節鋪陳著稱。返回

語出英國十八世紀知名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散文〈人論〉（Essay on Man），原句為：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 返回

威莫普（Widmerpool），安東尼．鮑爾的大河小說《與時代合拍的舞蹈》中的人物，一開始有點滑稽，甚至可悲，漸漸地愈來愈有成就、權力，最後變成陰險邪惡的角色。返回

弗雷德里克．克魯斯（Frederick Crews, 1933-），美國散文作家暨文學評論家，柏克萊大學英文榮譽教授。返回

P．G．伍德豪斯（P.G. Wodehouse, 1881-1975），英國幽默小說家，公認的英文散文大家，一生經歷諸多社會動盪和政治運動，而且有很長時間在法國和美國度過。返回

約瑟夫．戈培爾（Josef Goebbels, 1897-1945），德國政治人物，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返回

蒙提巨蟒（Monty Python），英國超現實幽默表演團體，對英國喜劇產生深遠的影響。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四年間在BBC製播電視劇，挑戰了當時表演風格與內容的限制。返回

湯姆．萊勒湯姆．萊勒（Tom Lehrer, 1928-），美國前音樂人暨諷刺作家，也是數學家，以二十世紀五○到六○年代灌錄的幽默歌曲最為人知。返回

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國知名畫家、諷刺漫畫家、雕塑家暨版畫家。早期作品幾乎都發表在《諷刺漫畫》（La Caricature）雜誌上，攻擊政府腐敗和法律缺失。他入獄後，《諷刺漫畫》停刊，之後他又重新在《喧鬧》（Le Charivari）雜誌上繼續發表他的諷刺作品。返回

XVII別怕被看作偏執狂

關於惹人厭這件事，你問我是不是認真的。好吧，我看看自己能否忍著不作任何妙語，讓你看到我的認真。

在現代的大眾社會裡，不管再怎麼樣，異議者都不太可能面臨絞刑台或囚室，甚至失業或挨餓之虞。這種事當然依舊會發生，而且大量發生在那些為使我們的社會繁榮興旺而生產原物料的國家裡，但在更多數時候，敵人是頂著一張平庸的臉。這就是為何許多小眾的理想會如此強調風格和透過戲劇性手法來獲取關注，而它們大多會碰上回報迅速遞減的情況。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接受平庸之惡，然後堅持喋喋不休。讓我從自己的經驗給你舉個例子。一九九二年，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下令處決一名有智能障礙的死囚。那是個名叫瑞奇．雷克多（Rickey Ray Rector）的黑人，開槍自殺不成，轟掉了自己的腦葉。這裡容我略去所有細節——總之，雷克多常在用餐時把甜點留到最後，有一天，雖然獄方告訴他那會是他的最後一餐，他仍然留著胡桃派，表示要「晚一點再吃」，結果他還在用餐時就被行刑人員帶走。

這是一個連自己面對什麼指控都不明白的人。照理說，要不是那年春天在新罕布夏州的初選那麼膠著，雷克多顯然可以獲得暫緩執行死刑，或甚至減刑。我寫了一、兩篇專欄來談這件冷血的暴行，希望得到回應。但我看到的是，那些平常假惺惺的自由派打算對此保持沉默，因為他們覺得已經找到一位符合需求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決定當個討厭鬼。只要我的文章裡有寫到這位州長（後來他真的成功當上了總統，表現也沒讓我失望），就不厭其煩提起這個案子。每一次上電台、電視受訪，或是有國外新聞機構特派員要我談談這個人，我都不斷重提此事。我對自己承諾，我要讓被遺忘的雷克多先生像是被某個熱愛「法律與秩序」的典型共和黨人處決了一樣那麼有名。

當然，我沒能達成那個目標（如果他真是被哪位右派人士處決，早就立刻聞名全世界），但這八年來，我感覺到人們開始有反應了。的確，我偶爾會聽到別人對我說：「拜託，別再提那件事了。」或是「你好像對這件事很執著。」又或者是——我最喜歡這一句了——「我們不能往前看嗎？」然而，能夠惹人厭，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回報。二○○○年，在一場關於選舉的電視座談會上，我提到喬治．布希在德州大量執行注射式死刑。那位不太認識我、也沒有政治立場的主持人插嘴說：「但這有比柯林頓處決那位殘障黑人雷克多還要糟嗎？」他就像典型電視人那樣隨意迸出一句，一副大家都會懂他在說什麼的樣子。聽到這句話，我真的張大了嘴。而且我得說，我很開心自己當場還能保持理智——想起那句教人別挑剔禮物的告誡——乖乖把嘴閉上。

所以我拜託你：別怕被人看作偏執狂（但如果是你「發現」自己是個偏執狂，或許又不太一樣了）。這是那種「指標性謾罵」之一，表示對方或那些寬以待己之人的玻璃心被刺痛了。它應該激勵你再繼續喋喋不休下去。

我身經百戰的父親有一點值得讚揚，那就是他試著——即便沒能做到——盡量不要重提那些戰爭往事。有一次他告訴我，戰爭就是一段又一段冗長乏味的期間，穿插著一些短暫的恐怖時刻。之後我也聽許多退伍軍人證實了他的說法，而且，在我曾短暫造訪的幾個戰區裡，我也有機會親自驗證了這一點。也就是說，它大部分時候的重點是如何面對單調與乏味。

基進份子的生活也差不多。封街和巴士底牢獄並非日常事件。重要的是，當關鍵時刻出現，要能認出它來，並加以把握。但是在大多數時間裡，你面對的是尋常的任務和例行公事。這種事有其藝術與科學：它的藝術在於該如何變出更有創意的手段來打破沉寂，它的科學則在於如何想辦法讓那些沉寂的時期不至於無法忍受。

比方說，很少有什麼事比主動處理冤獄案這項基本公民責任更令人退避。探監、致信冷漠的民選官員、會見洩氣或偏執的家屬、跟律師開會……這些都讓人感覺「德雷福斯時刻」好像永遠不會到來。許多階級抗爭也是如此，例如協助沒有儲蓄的罷工者保持士氣、調閱那些糟糕又複雜的紀錄以找出公司把錢藏在哪裡，以及努力讓記者關心、寫出真實的報導。論及某個備受摧殘或遭遇種族清洗的遙遠國家時，你得向漠不關心的人解釋它在地圖上的位置、為何此事可能對他們具有意義，甚或——就某方面來說，人們或許不想聽到這一點——他們可能也有責任。

我無意使它看來無趣又消磨人心，但除非你追求的是立竿見影，才會覺得這些事讓人意志消沉。這一切的最大回報（如果這個字眼洽當的話），是你將在參與活動時認識的人、你將學到的教訓，以及你將獲得的自信——來自你從當中建立起的經驗和信念——以對抗那些許多人公認或第三手的意見。

XVIII「絕無下一次！」（Never Again!）的偽善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是個教派主義者兼神祕主義者，但他很正確地把地獄最炙熱的角落，留給那些在道德危機中試圖保持中立的人。總之，既然你要我別再那麼像個落腮鬍老兵，還要我多談一點藝術、少談一點科學，我會試著如你所願。我還是要以我自身有限的經驗為例來談，雖然這麼做總是讓我感覺有點彆扭，但至少那些故事是第一手的。而且我發現，閱讀其他作家的作品時，我並不排斥自傳性內容。因此，接下來我會假裝自己完全不懂謙虛為何物，連假裝謙虛也不懂。

我曾在不同國家被逮捕過幾次，也被揍過幾次，還曾在史達林政權垂危的日子裡在布拉格短暫坐過牢。我也曾偶爾聽到有人憤而開火的槍聲。但真要坦白說的話，那些結果大多緣自我自願捲入的一些小衝突。我曾經在一場反對某支南非種族隔離板球隊的街頭集會上演講，結果英國警方用煽動暴亂的罪名將我逮捕並拘留。我還清楚記得，在那項指控被撤銷時，我雖然鬆了口氣，卻也覺得失望，因為它其實不無讚揚我演說技巧的意味。所以你看，我做的事比較像個夏日戰士[1]，不像那種置生死於度外的鬥士。

對於我自己和許多我認識的人來說，一九九○年代初期發生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的戰爭改變了一切。這麼說聽起來可能有點狹隘和歐洲中心主義，但就連我們當中對軍備競賽和冷戰最悲觀的人，也不曾預料會看到歐洲再度出現俘虜拘留營、大規模殺害平民，以及允許酷刑、強姦、驅逐出境等手段的情形。那是我們在書上讀過、發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事，我們當中也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見過並認識該時期的一些倖存者。當然，在我們心底，也都曾玩過以下的想像遊戲：如果有人突然上門來要直接把我帶走，我該怎麼辦？如果我的鄰居被人強行帶往車站，我會作何反應？

這種老套的類比竟然非常有用，因為當這種恐怖確實再次發生時，歐美政治階層的反應，多半帶著當年他們初遇法西斯主義時那種可惡的自以為是與串通。這裡沒有足夠篇幅讓我講述整個故事，但我會列舉一些引起爭論的重點：

一、在被迫發明「種族滅絕」一詞的二十世紀裡，鄂圖曼土耳其人根除了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納粹德國人則企圖消滅猶太人。這兩次暴行都有更廣泛的戰爭予以掩護，而且發生在少有第三方目擊者的占領區或爭議領土。然而，意在消滅波士尼亞穆斯林的攻擊是發生在光天化日下，還被錄攝下來。它是整場戰爭的動機，而非邪惡的次文本。

二、波士尼亞以穆斯林為多數，但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多文化政體。這裡的穆斯林，許多都已世俗化[2]。首都塞拉耶佛是個混合和融合之地，塞族人、克羅埃西亞人、猶太人和波士尼亞人的各大社群在這裡不只是共存而已。

三、不同於巴爾幹戰爭的主要敵對雙方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從未宣稱擁有他國的領土。攻擊波士尼亞，以及殘酷的莫斯塔爾（Mostar）、塞拉耶佛圍城，都是在某項協議裡表定好的事，協議雙方是兩位表面上的對手：懷舊的法西斯主義者圖季曼[3]，以及「納粹」再世米洛塞維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對這個迷你版的希特勒－史達林協定早就知情。這一點可以由參與者保存的紀錄證實。

四、波士尼亞的侵略者，毫無顧忌地展現他們對領土的公開覬覦和對其居民的公開厭惡，於是這場侵略很快便顯露為一場屠殺戰爭：我們想要土地，但不要人民。永遠要留意人們使用的語言。貝爾格勒（Belgrade）的電視台毫不避諱地用「清洗」（cleansing）一詞來形容清光、破壞德里納河（River Drina）沿岸那些繁榮城鎮的過程。還有，美學也是一大重點。波士尼亞的清真寺、墓地和文化遺址大多是在「停火期間」遭到褻瀆和毀壞。那是某種計畫性抹除的一環，連以「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來掩飾都不屑。

五、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的領土收復主義者和清洗者，分別打著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旗幟奮戰，而且往往得到神職人員的祝福。波士尼亞人主要是以波士尼亞人的身份進行抵抗，卻總是被描述為「穆斯林」，卻從不曾有廣播報導這麼說：「今天，天主教部隊摧毀了莫斯塔爾的橋樑。」或是「東正教的轟炸使塞拉耶佛的波士尼亞國家圖書館燃燒起來。」

六、由於歐洲、巴爾幹和高加索的國界和族群分布並不一致，因此，若是允許某個煽惑人心的獨裁政權崛起，任它強行推動「種族」跟「國家」合一的民族國家，就會導致自我毀滅。它將抹去「歐洲」的概念——更別提「文明」的概念——而且只會導致更多的戰爭、更壞的暴政。

這一切我在一九九二便已瞭然於心，如今似乎更清楚易見。

面對這一切該怎麼辦？當時波士尼亞雖有民選政府但兵力不多，副總統是由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和塞族人輪流擔任。該國請求國際保護，或至少承認其自衛權。兩項提議都在一紙偽善的「武器禁運」政策下遭到否決，忽視塞爾維亞已經繳獲前南斯拉夫國防軍軍火庫的事實。事實上，國際強權曾以相同方式拒絕向西班牙共和國提供武裝，致使西班牙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毫無防衛能力，從而被迫轉向史達林友好又致命的懷抱。

所以，和某些人一樣，我也決定前往塞拉耶佛。這麼做的同時，我很清楚自己有可能成為笑柄。我也充分意識到，歷史告訴我們，因為受感召而投入這類事件既有點不祥，也可能變成鬧劇一場。但在檢視這一切與其他某些事之後，我發覺我沒有藉口不去。要是到時候我幫不上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要是我出糗或礙事，絕對會有人迫不及待讓我知道。結果證明，那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時刻。

我已經盡我最大努力在許多地方寫過這段過往，就不在這裡把來龍去脈丟給你了。不過，你應該把喬．薩克的歷史漫畫《安全地帶：戈拉日岱》[4]找來一讀。我很榮幸地為這本書貢獻了一篇引言。作為一位抱持道德理念的漫畫家和尖酸的觀察者，薩克先生的風格總有一天會得到廣泛認可。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新形式的藝術表現，每每標識著一個真實不假的時刻。

在整天遭受轟炸和砲擊的塞拉耶佛——我只能搭德國空軍的人道航班前往，幸好我不用向先父解釋此事——我看到最好的人被最壞的人凌遲。那裡的人拒絕仿效那些沙文主義者。儘管他們被人以種族和宗教之名侮辱和欺凌，卻拒絕回敬以相同的方式。波士尼亞軍隊副司令約萬．迪亞克（Jovan Divjak, 1937-）將軍是個塞族人，我曾經在戰火之下採訪他。當地主要日報《解放報》（Oslobodjenjei）的助理編輯是位名叫戈爾達娜．涅熱維奇（Gordana Knesevic）的塞族人。當這家勇敢的報社在蓄意的砲擊下失去報社建築，我當起他們的募款人。這份報紙不曾停刊一天。我也跟該報的穆斯林主筆交好，此人極端痛恨種族主義和部落主義。

就像人家說的，我知道要「深入其境」，以免自己過度美化波士尼亞人，同時也檢視自己和他人是否落入那種「烏托邦式遊客」的陷阱。我的依據是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令人驚訝的是，這本書在此地經常被拿出來討論，也因此令人更為堅定。波士尼亞的官方宣傳具有國際主義風格，以舊時的反法西斯用語「切特尼克」（Chetniks）來稱呼米洛塞維奇的軍隊和附屬行刑隊，而非「塞族人」。「法西斯主義去死」——這口號真不賴——被寫在各處的海報上。

直到今天，我家的牆上還掛著一幅風格莊重的海報。以它的精細度來說，實在不適合當作一張壁貼。那是我在某間官署發現的，而且我才離開不久，那棟建築就被一枚迫擊砲彈擊中。海報的標題是「我們是一個民族」（Gens Una Summus），標題下方有一個結合天主教十字架、東正教十字架、大衛之星和星月圖的圖樣。這輩子就這麼一次，我覺得用宗教符號來代表不同族群沒有問題。

波士尼亞那裡有一些好戰份子、教派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也有一些為非作歹、腐敗的情況，但這些事都被放在檯面上議論，並且飽受批評，也被視為是在扯自己人後腿，而非值得仿效的榜樣。但就某方面來說，更重要的仍是以下事實：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的反對派和民主派，雖然在他們「本國」社會的迷信和仇外心態下奄奄一息，卻都將為波士尼亞辯護當作攸關自身理想存亡的問題。

那些認為這一點完全無關緊要的人，我只要一想起來，到今天都仍覺得憤怒。英國外相、法國總統，以及葉爾欽政權的若干新興強人，全都打算容受「大塞爾維亞」這個瘋狂而邪惡的計畫。我之所以說容受，是因為「綏靖」一詞已經被用爛了。美國建制派的大多數人也給人相同感覺，正統「左派」的大部分人亦是如此，無論他們是因為懷念狄托[5]統治下的南斯拉夫，或是出於一種對任何可能觸發「干預措施」之事的制約反應（在美國就是這種情況）。所有長年來關於嚇阻和警惕的官方說辭、所有關於「永遠不再發生！」（Never Again!）的宣傳，以及所有關於孤立主義的膚淺討論，似乎融聚在一股避重就輕、遁辭和偽善之下。也許你還記得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斯雷布雷尼察投降後，約有一萬名男人和男孩遭到屠殺。同一時間內，超級大國的衛星從地球上空拍下整個過程，而那些大屠殺凶手的總司令正被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當作「和平的夥伴」接待。我發現自己吃得再多都不夠嘔吐。

我之所以說這麼多這段過往，有兩個理由跟你有關。首先是，我想讓你知道，也許你必須讓自己既自以為是又惹人厭。不論當時或現在，我都相信為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辯護是文明的問題，因為若我們放任波士尼亞與其文化、文明被抹滅，我們將顯得空洞且毫無價值。你可以試著對一群冷漠的聽眾說這段話，然後你會發現，他們會很好奇你把自己當成誰了（如果你夠行的話）——對此，你自身也會同感好奇。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就放膽說出來，同時記住這件事：相較之下，你冒的險有多麼小。

其次是，別太擔心自己與誰為友，或者與誰為伍。任何值得奮鬥的理想會吸引各方人馬。我曾在講台上跟共產黨人談南非、跟「冷戰鬥士」[6]談捷克斯洛伐克。我跟許多人討論過波士尼亞，當中包括反對我支持魯西迪的穆斯林，還有因為我一向贊成巴勒斯坦人建國而懷疑我的猶太人。我們都不肯拋開這些歧見，卻偶爾將它們提升到更高的討論層次（我記得蘇珊．桑塔格曾非常勇敢地在土耳其裔居多的親波士尼亞聽眾面前堅持拿亞美尼亞大屠殺來相比）。那些試圖根據你與誰為伍來譴責或為難你的人，反而經常被發現與最差勁的人為伍。用我聽過的一種足球用語來說，他們是在鏟人而非鏟球。就事實而論，我從未發現自己跟絕對的法西斯主義者在同一艘船上，而且，即便當我跟新保守主義者追求一種共同的目標，我也從未發現自己落得跟季辛吉身處同一陣營。所以，或許這世上確實存在著某種柏拉圖式的歧視，能夠助你避開那些最糟的人，並可作為某種看不見的羅盤。

波士尼亞也發揮了別的作用。這部分涉及我在一開始提到的一項主題。波士尼亞一事團結了六八學運和八九民運最頂尖的那批成員，並顯示兩者之間一直都有聯手的可能。在塞拉耶佛、莫斯塔爾、圖茲拉（Tuzla）、札格瑞布（Zagreb）和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我一再不期而遇我盼望碰到的老戰友。雖然我不該美化此事（原因之一是有些重要人物缺席了），但確實有一群作家和鬥士多年來一直在舊歐洲那些僵化邊界的兩邊互打手勢，希望激起爭論和對話，同時一直在滔滔駁斥集團政治、不痛不癢的政治修辭、對核子浩劫的過度恐慌。他們全都聽到了從塞拉耶佛發出的信號，出手協助一個有價值的社會撐過圖季曼和米洛塞維奇之間的希特勒－史達林式協定，最後也親眼看到圖季曼和米洛塞維奇的消亡。

黑格爾（Hegel）曾說，蜜涅瓦的貓頭鷹（The owl of Minerva）只在黃昏展翅[7]。他的意思是，一個歷史時期只有在接近尾聲時才能評斷。我在染血的波士尼亞時體認到：這個關鍵時刻，可以讓我們當中有些人先前參與的那些大小戰役不再只具有懷舊的意義。人類的下個階段或時代已清晰可見：我們的全新戰鬥，是要擴展普世人權的觀念，並以「正義與倫理的全球化」來抗衡「生產的全球化」。這聽起來或許溫和得像隻草食動物，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它絕不會是輕鬆的工作，而且將為最有抱負的基進份子提供充分的戰場。

波士尼亞曾有一段時間危在旦夕。情況真的是千釣一髮，但最終，榜樣的力量（The force of example）仍足以令聯合國與舊使館的大外交[8]跟著動了起來。這種干預本身也帶來麻煩和譏諷，但正如威廉．莫里斯在《約翰．波爾的夢》（The Dream of John Ball, 1888）[9]中詳細表述的：

人們奮戰而敗，他們爭取之事卻仍發生了，但是當其成真，人們發現那並非他們所想的，於是其他人必須以別的名義來爭取他們原來為之奮戰的。

這就如同黑格爾或馬克思的所有論述那樣「辯證」，也像喬治．艾略特[10]筆下的一切那樣「反諷」。順帶一提，這並非一本入門書或閱讀清單，但威廉．莫里斯和他對社會、美學問題的思考與探討，構成了基進主義史上一大英勇而美麗的篇章，並將數倍回報你的用功。它是「烏托邦式」（Utopian）一詞最慷慨的意義之體現。

我的良師兼老友羅伯特．康奎斯特[11]，是另一位獨自努力不懈的歷史學家和說真話的人。他的研究讓我們所有人都受惠，但我認為，當他說人類的災禍大多源自理想主義者、社會工程學家（social engineer）和烏托邦思想家，他還是有所誤解。他的說法不無道理，而我們也絕不能再縱容那種自詡為冷酷外科醫生或無情工程學家的基進份子，但你也會經常發現——無論那聽來很了不起的託辭為何——最糟糕的罪行依舊打著那些傳統的廢話之名，例如效忠國家、「秩序」、領袖、部落或信仰。

若我們把矛頭對準烏托邦思想家，就是沒能領會烏托邦思想家是在開始模仿原來的主人之後才變成暴君的這項歷史意涵（這一點可見諸《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以及其他許多地方），也沒能領會人類天生就是會不斷受到不滿足所驅策的目的論（teleology）意涵。要人們不去期盼非常的改變是不可能的事（正如康奎斯所熟知的，蘇聯的神經外科醫生會將異議份子關進精神病院，強制投藥以治療其「改革妄想症」，將這些社會上僅餘的清醒之人劃為精神錯亂和反社會份子。這可不是單純、熱情的烏托邦思想家做得出來的）。

因此，所謂「崇高志向」在我看來應該是：努力讓自己兼備最高級的急切和最高級的懷疑態度，也要兼備對不正義、不合理的極度痛惡，以及最高標準的反諷式自我批判。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真的決心要向歷史學習，而非只是拿來援引或當成口號。

夏日戰士（summer soldier），語出湯瑪斯．潘恩影響美國獨立革命的《美國危機》（The American Crisisl, 1776）一書的開篇文字，原指革命期間在春夏參軍、秋冬就開小差的士兵，今已成為廣泛使用的政治修辭，有不能共患難之意。返回

世俗化（secular），在西方思想中意味政治與宗教分離，代表現代意識。返回

圖季曼（Franjo Tudjman, 1922-1999），克羅埃西亞政治家、歷史學家暨軍人。一九九○年當選克羅埃西亞總統，翌年簽署獨立宣言，宣布克羅埃西亞從南斯拉夫獨立。返回

喬．薩克（Joe Sacco, 1960-），美國漫畫家暨記者，以報導文學漫畫著稱，描繪波士尼亞戰爭的《安全地帶：戈拉日岱》（Safe Area Goražde, 2000）為代表作之一。返回

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執政長達三十五年，成功主導這個多種族、多宗教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儘管執政時期被人批評為威權統治，卻仍經常被視為南斯拉夫聯邦內各民族統一的象徵。返回

冷戰鬥士（Cold Warriors），支持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九年美、蘇兩國之間「冷戰」（cold war）和核武軍備競賽的人士，他們也制訂了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政策。在美、蘇兩國最多，但因「冷戰」局勢亦牽動全球局勢，故「冷戰鬥士」也不限於這兩國的人士。返回

蜜涅瓦（Minerva），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正義女神，即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返回

大外交（Grand Diplomacy），沿著政治與外交不斷向其他諸如經濟、文化外交等層面擴張和輻射的綜合體。返回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小說家暨詩人，同時也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早期發起人之一。返回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 80），維多利亞時代主要作家，風格寫實，擅長心理描寫，著名作品為《米德鎮的春天》（Middlemarc, 1874）。返回

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1917-2015），美籍英國歷史學家，以蘇聯歷史的研究著稱，被認為是現代歐洲最早揭露史達林時代恐怖統治真相的歷史學者之一。返回

後記

後記

狄奧多．阿多諾[1]在他那本令人難忘的小書《最低限度的道德》（Minor Moralia, 1951）中表示，符合當時的好萊塢審查組織「海斯辦公室」（Hays Office）所有條件和限制、又具有藝術價值的電影，毫無疑問拍得出來，前提是不能有海斯辦公室存在。我一直認為，這段精采有如格言一般的言論，暗示著以下兩件事：第一，美德和好處若是強索或強求來的，結果會適得其反。第二，任何的自我描述都不可靠（全美卡車司機工會有一位幹事曾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被問到該工會是否真的很夠力，他謹慎而優雅地回答，擁有勢力就跟擁有淑女氣質有點類似：「如果你得說你有，你很可能就是沒有。」）

在和你通信的過程中，我始終無法甩開一種自己是個冒牌貨的感覺。如果你把我當成一個基進方面的權威，你可能誤會了，而我如果把這一切當真，就有可能讓自己成了笑柄。已逝的詹姆士．卡麥隆[2]早年曾在基進新聞學（radical journalism）的領域指導過我。他坦言每次坐在打字機前時，都會心想：「今天他們就要看穿我了。」（他曾以一支勁筆完整記錄下印度的獨立，過世時是世上唯一見過三次核爆的的人）。每當我心生同樣的恐懼，只要想到教宗、英國女王和美國總統每天醒來也承受類似的折磨，就讓我感到寬慰。而要是他們沒這種擔憂，顯然應該讓他們受到更多質疑，甚至是——如果可能的話——比我現在質疑他們還要更多、更凶猛。

所以，我並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結語要說，只想提醒你一些事。提防非理性的事物，不論它有多麼誘人。避開「超驗」（transcendent）的東西，以及所有叫你順從或抹消自我的人。對同情心存疑，寧可選擇維護自己與他人的尊嚴。別怕被人認為自大或自私。把所有專家想成哺乳動物。絕不成為不公或愚蠢之事的旁觀者。主動尋求爭論和辯論（墓裡會有很多時間讓你保持沉默）。對自己的動機和所有藉口提出質疑。不要為別人而活，就像你也不會期望別人為你而活。

最後，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匈牙利異議份子喬治．康拉德[3]的幾句話。他經歷了一些昏暗不明的時刻而仍能保持正直不屈，並藉著寫作《反政治》（Antipolitics, 1983）、《輸家》（The Loser, 1978）和其他許多縝密的文章和小說來撐過迫害者的壓迫（當那些人在國家和社會解放後請他擔任總統，他說：「不了，謝謝。」）一九八七年，他寫了以下這段話，當時黎明似乎還很遙遠：

認真過生活，而非做事業。讓自己保有好品味。你所體驗的自由將能彌補你的一些損失……若你不喜歡別人的寫作風格，就培養你自己的。學習再現（reproduction）的手法，就算在聊天中也要宣揚己見，則工作的快樂可以充滿你的每一天。

願你也能如此，也願你能為未來的戰鬥讓火藥保持乾燥，並懂得如何在正確的時刻辨明戰場何在。

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國哲學家暨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之一，因其哲學思想中的社會批判面向而有「社會哲學家」之稱。返回

詹姆士．卡麥隆（James Cameron, 1911–1985），英國知名新聞人，因為報導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核試爆，成為創立裁減核武軍備組織的成員之一，以其名設立的紀念獎項為英國極重要的新聞獎。返回

喬治．康拉德（György Konrád, 1933-），馬克思主義者，極力倡議個人自由，當今匈牙利最知名智識份子暨作家，與伊萬．澤藍尼（Iván Szelényi）合著的《知識份子走向階級權力之路》（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1978）被西方左派奉為經典之作。返回

異見者：致憤怒的青年世代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作者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譯者　陳義仁

封面設計　賴佳韋

內文排版　高巧怡

行銷企畫　林芳如、王淳眉

行銷統籌　駱漢琦

業務發行　邱紹溢

業務統籌　郭其彬

責任編輯　林淑雅

副總編輯　何維民

總編輯　李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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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初版：2018年4月

　　　　建議價格：178元

　　　　ISBN：978-986-489-260-0（EPUB）

紙本書：初版首刷：2018年3月

　　　　建議價格：270元

　　　　ISBN：978-986-489-252-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 2001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Azoth Books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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