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节选）

[美] 戴维·麦克莱伦

简介
本书被誉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它述及马克思以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到俄国马克思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本书根据《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修订后的最新版本（1998年第三版）译出。新版增添了第２版出版后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及香港参考资料，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评价。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节选）

作者：[美]戴维·麦克莱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11-1

I S B N ：7300061230

作者简介

戴维·麦克莱伦：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它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在欧美有着深刻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导论》、《马克思传》等。

目录

导论 马克思的遗产

第一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第1章 恩格斯的贡献

第2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第3章 激进派

第4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第二编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5章 起源

第6章 托洛茨基

第7章 列宁

第8章 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9章 斯大林主义

第10章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第三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第11章 卢卡奇

第12章 科尔施

第13章 委员会共产主义

第14章 葛兰西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第15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

第16章 掌握政权的毛主义

第17章 拉丁美洲

第18章 马克思主义与不发达现象

第五编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第19章 法兰克福学派

第20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21章 德拉-沃尔佩学派

第22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23章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24章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第一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大体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形成了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表述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并存相互匹敌的体系之下。

第一版前言

近百年来，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繁杂，有时竟难以捉摸，想要对它作出很全面的考察，必定会流于肤浅。我力图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描摹出来。为了让这一思想历程清晰可辨，多少有必要论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我又并不想搞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史来。当然，无论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演进过程感兴趣、还是那些对其中某些特定的观点———如葛兰西或阿尔都塞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但愿我都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知识内容。基于我的著作只是介绍性和概述性的，我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了一份分量不轻的深入阅读材料，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评注、解说（为读者提供出有关各参考读物的内容指引———尽管在选材上多少有些主观）;另外更大的部分是纯粹的参考文献目录。

实际上，盖伊•夏普（GaySharp）在本书的每一页上都予以润色，改进了本书的风格;托尼•特里维利（TonyTrivelli）在“葛兰西”一章中给了我实质性的帮助；尼克•卡斯韦尔（NickCaswell）和杰奎•鲍威尔（JacquiPowell）为参考文献的开列提供了基础性的工作;乔伊斯•麦克雷（JoyceMacrae）和玛丽•纳什（MaryNash）出色地准备了本书的付印稿。

戴维•麦克莱伦

1978年9月于坎特伯雷

第三版前言

我在本书每一章的后面都补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对最后一章与结论的内容也作了扩充。

戴维•麦克莱伦

1998年5月于坎特伯雷

总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见解;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第1章 恩格斯的贡献

正统的观念有一种伸缩性，能适应迥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并把它们统一在同一套术语内。但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所持的正统观念的具体形态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分别融入了这些集团各自的视点。

———奈杰尔•哈里斯（NigelHarris）：《社会中的信仰》（BeliefsinSociety）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解释他的思想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们认为，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同事，他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权威性的独特见解。通过热忱的书信往来，他充任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忠实顾问，把惊人的渊博学识奉献给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而论，恩格斯在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不得不作出了妥协、予以承认。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倾向在马克思逝世前就已有所滋长。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曾有意识地实行过“脑力劳动分工”（马克思注重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恩格斯则侧重军事战略和自然科学）:自相识起，他们在方法论上就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工作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比起马克思来，恩格斯更略微倾向于进化论和决定论;后来，恩格斯独特的兴趣领域又必然带来他在方法论上不同的侧重面。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到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在1873年就开始撰写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Volkstaat）上连载前，恩格斯实际上把每一期都念给马克思听过。只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成的。

哲学

大体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形成了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表述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并存相互匹敌的体系之下。而且，很自然地，当时英国和德国越来越注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趋势强烈地影响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系统的哲学指导方针。另一个事实是，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恩格斯写道:自1870年退出商界以后，“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Liebig）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这项研究是在同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KarlSchorlemmer）这样的科学界朋友密切接触中进行的。这其中，以其特殊重大的意义触动了恩格斯的是:能量转化的发现、作为基本的生物转化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兴奋点必然影响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的发现给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遭到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大的批评，指责他把生物学中的概念运用于社会。由此看来，恩格斯某些著作的阅读对象必然不仅是工人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同样有科学家。的确，他深信“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除了受这种一般性影响外，恩格斯还不由自主地（悖谬地）采纳了他的论敌的某些观点，特别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虽然《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作为《反毕希纳论》而构思的）。杜林（Dühring）和毕希纳（Büchner）都是十足的———或者不妨说是极端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尽管鄙弃杜林的“创造体系”，但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仍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鉴于杜林、毕希纳、福格特（Vogt）和海克尔（Haeckel）这类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观念在社会主义者中日益流行［杜林的著作在出版时曾受到伯恩施坦和倍倍尔（Bebel）的热烈欢迎］，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很想技高一筹，驳倒这种进化论，于是就只好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著作来说，这一概念完全是“异己”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谈及“所有存在的物质性”，并说“物质及其存在的方式即运动都是不能创造的……因此是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然而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纯粹形而?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努力将自己与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并附和了一种与谢林（Schelling）及其同时代的“生命力”论者那样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有密切关系的物质观。这种观点给物质蒙上一层看似隐蔽的精神化色彩之类的东西。因为，虽然恩格斯说他的观点“根本不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必须在实际科学中确立和证实自身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但由于他宣称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他还是把某种深刻的目的论因素引入到自己的思想中了。

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而言，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的理解。恩格斯晚年认为，黑格尔是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的确，在老年黑格尔创造体系的做法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得出的结果却不是对于哲学的扬弃加实现（abolitionplusrealisation），而这种扬弃加实现正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特征。在恩格斯那里，哲学可以有实现和付诸实践的内容这一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预期有一天，“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如果说恩格斯的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这恐怕不能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评价。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明确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思想家。这些规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显然，只有在极含糊的意义上，这些才可以称作“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表达的，即“一切量若增加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要识别什么是正题、什么是反题，就很困难。而对这些规律的启发、指导性，恩格斯的理解也是模棱两可。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是对于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意识。恩格斯为马克思辩护，对杜林指责马克思是借助辩证法规律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相反的，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会谈论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是指“例证”），并且把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而不简单地是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套极其一般性的（据此，有人会说，这几乎是多此一举）概括。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唯物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映象”，或是“对现实的事物和过程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同时，恩格斯绝不愿完全舍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的确，似乎有点悖谬的是，这个原理最精辟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然而，恩格斯关于“实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的思想有时却显得很贫乏，例如他曾把它概括为“实验和工业”。

历史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他对历史的研究。像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样，恩格斯在历史方面比在哲学方面强一些。如果说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而恩格斯旨在解释世界，这种说法虽有过于简单之嫌，但还是包含了某些真理。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不大直接涉及政治。诚然，马克思在晚年确实对原始社会发生了兴趣，并从路易斯•摩尔根（Lewis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摘录，但正是恩格斯把这些笔记变成一本完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这本书引人注目的独到之处是，它使社会主义者注意到，在原始社会里两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更优越一些。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辅助。后来，倍倍尔就相关课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颇为流行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然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过分依赖摩尔根而大为逊色，摩尔根的那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普遍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考虑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情况）。而且，既然摩尔根关于原始杂交、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极其可疑的，那么，据此论述家庭的一节成为这本书最薄弱的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恩格斯对种的生产（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资料的生产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的二分法划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种家庭形式;还表现在，他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自然选择与后来才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加以对比———这一切似乎对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了最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于是，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像文明社会那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单线性地描述社会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是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强调得不够。这里，部分的原因是:他写作的对象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对马克思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应用于历史而陷入困境，因此，他力图反驳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的这种粗糙表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他本人的立场是: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论述可归结如下: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偶尔是与经济基础平行发展的;上层建筑能够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甚至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的表述中的新颖之处是交互作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类似于化学分子相互作用的说法表达的，与《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段落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他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有可能把社会过程分割成几个彼此独立的部分，并为以后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准备了理论框架。

政治学

这种较少辩证法色彩的理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必然是更多地从实际问题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便是把某种技术性的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该文中把革命后社会的必要的纪律与当时工厂通行的纪律作了比较。起码从1847年写《共产主义原理》以来，他在思想上就存在着倚重非主观因素的倾向，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机器必须打碎的思想，而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在此，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很值得予以详尽引证: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这个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纯粹是从生物学中借用的一种比喻说法———连同它的一切内涵。

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一般倾向，产生出把科学和政治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恩格斯被迫在一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彼此深深的隔绝中生活，这种环境使他不能施展他那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的卓越非凡的才能。到了晚年，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节节获胜，使得恩格斯更多地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方面，而不是其革命的方面;并且，他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各方面都已过时了。就在1895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重版所写的“导言”中，他还声明，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接着，他写道: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19世纪—译者注）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那样在巴黎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征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些话被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统治者的压力下，也（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在就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而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恩格斯这种颇为矛盾的立场为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弹药。

第2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以外的传播

与修正主义论战的范围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所限定的。因此，这场论战主要是在德国展开的，其次是在奥地利和俄国。考茨基对比利时社会党领袖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的如下评论，也同样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对于他们搞修正主义的说法，我却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修正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修正主义者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某种折中的、庸俗的社会主义，而连这种社会主义，离他们（比利时人）也很远，甚至他们还没开始提出来呢。普鲁东（Proudhon）、谢夫莱（Schffle）、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都一样;情况一向如此，在理论上，他们谈不上有什么倒退，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他们的了。

19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一个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产生影响。不过，这个党仍“十分软弱，观点十分混乱”，缺少牢固的工业基础，且不断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威胁。在19世纪90年代，该党设法吸引了几位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他在经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后，于1894年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拉布里奥拉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似乎可以与其他的哲学流派兼容、并存），但在恩格斯逝世不久的那些年，他仍可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各国诠释者中最好的一位了。在他的经典著作《唯物史观论丛》中，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实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追求物质享受的哲学———译者注）的解释;并作为葛兰西（Gramsci）和卢卡奇的先驱，使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受到欢迎。但他是孤独的。另一位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终生都是个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克罗齐感兴趣的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洞见，而并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可以预见既定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因此，他拒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观念，他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尤其是他的价值学说，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方面。

在法国，有三大因素阻碍了修正主义运动的出现。首先，关键性的对立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德国，工会在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案”期间遭到镇压，党反倒被许可通过选举发挥作用，并由此成为左右局势的力量;在法国，工会则逃脱了这种政治的控制。其次，总的来说，法国运动的领导集团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只有经济的缓慢增长，缺少德国特色的那种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基础。再次，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人真正关心经济学，而经济学恰恰是与修正主义的论战的焦点之一。

唯一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朱尔•盖德（JulesGuesde）的追随者，他们聚集在小小的法国工人党内。虽然最初他们强调革命的原则，但在理论上却很薄弱，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拉法格（Lafargue），用一种异常肤浅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就是受到法国那些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们的启发。无疑，在那里，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说原著，就连译本也少有人问津。在1893年选举中当选的37名社会主义代表里，盖德的法国工人党只有6人，其余的代表分属于另外4个拥有相当数量独立分子的党派。但随着1893年议会选举的成功，法国工人党立即成了“修正主义者”。它致力于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合作，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为了竭力争取选票）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使之为中农所接受。1905年统一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成立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都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阻碍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发生争论的另一原因，是让•饶勒斯（JeanJaurès）所起的作用。他在1914年遇刺前，控制法国左派政治力量长达20年之久。饶勒斯倾向于使理论服从于一时的策略需要。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民主派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无疑，他几乎比他所有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过从思想倾向上说，饶勒斯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与特定的阶级无关，而充其量是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它脱胎于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仅指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伦理基础上的统一。

德国修正主义的起源

可以明确地说，19世纪80年代，即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1875年，两个党派在哥达联合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D），其中一派强烈坚持由其缔造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所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拉萨尔思想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仍然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另一派，即马克思的追随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所谓爱森纳赫派（Eisenach），则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尽管相反的，马克思本人对它持乐观态度。起初，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进度如此缓慢，以至于曾有人统计说，直到1880年，德国也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许，姑且除了埃卡利斯（Eccarius）和狄慈根（Dietzgen），《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得力于两个因素。首先，1879—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左翼反政府的活动，同时，它看来也揭穿了拉萨尔式社会主义的虚伪性，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其社会主义方案中所信赖的国家的支持。相反，19世纪80年代的经验似乎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其次，日益壮大的党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自成体系的替代理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理论斗争中也占据了核心位置。伯恩施坦自1881年起就担任党报《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的编辑，而考茨基（Kautsky）于马克思逝世的那年———1883年———创办的《新时代》（DieNeueZeit），也始终不渝地在涉及党的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作为帝国议会（Reichstag）的议员，倍倍尔则以其实践型政治家和组织者的杰出天才，施展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80年代末，人们愈来愈达成共识，拉萨尔主义及早先的洛贝尔图斯（Rodbertus）的通俗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批判声中已经名声扫地了。1887年右翼脱党，这就敞开了一条道路，使得1891年（“反社会党人法案”废止后）在爱尔福特召开的第一次第2章与修正主义的论战21党代表大会上，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化了的形式尊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爱尔福特纲领》分为两个极不统一的部分，它预示了党在方针上将要发生分裂。纲领的一部分是理论，由考茨基负责制定;另一个关于实践的部分，则由伯恩施坦起草。前一部分重申了垄断的趋势、中产阶级的衰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无产阶级社会内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然性等传统学说;后一部分则包括这样一些近期目标和要求，诸如普选权、言论自由、免费教育和累进所得税。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刚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胜，需要修正它的建议就提出了。正如奥托•鲍尔（OttoBauer）所言:“修正主义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是马克思的学说在首次深入到对它还没有准备的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时所必然表现出的贫困化。”这个修正主义的领头辩护士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是柏林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1872年入党，并随即成为党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反社会党人法案”迫使他侨居英国，以便能够继续从事活动。伯恩施坦侨居英国的那段时期对其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伯恩施坦本人表示，认为他受费边社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几乎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在内———都认为，不言自明的是，诚如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所言:“伯恩施坦是依据在英国所得出的各种关系而构筑起他的理论的，他是戴着英国眼镜看世界的。”而且，费边派自身也认同这样一种看法。伯恩施坦初去英国时，确曾批评过费边派的许多理论，但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就非常接近后者了。

从1891年到1893年期间，伯恩施坦明显地向某种修正主义的方向演变，但直到恩格斯逝世，这场争论才爆发起来。1895年，伯恩施坦写了一篇论1849年法国革命的文章。（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像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待1917年革命那样，习惯于对1848年革命作出评论，并置身于其中。）伯恩施坦的观点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在伯恩施坦看来，六月的日子搞的是毫无必要的冒险主义，他宁愿要路易•勃朗（LouisBlanc），不要布朗基（Blanqui）;而且，这两人观点的对照蕴涵了1895年的一些教训。伯恩施坦在1896—1898年间的《新时代》上写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desSozialismus）的一组文章，系统地来阐述这些教训。这些文章后来便扩展为伯恩施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于1899年出版，并冠以冗长的书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derSozialdemokratie）。当然，早在伯恩施坦开始产生这些思想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已产生出了改良主义倾向，它是由福尔马尔（Vollmar）和大卫（David）这样一些著作家表述出来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导层中引起反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自己声称的、系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如此。伯恩施坦（同考茨基一起）也被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捍卫传统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曾与倍倍尔一同是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者）。因此，对伯恩施坦的新潮观点回应如此之慢，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考茨基出于对伯恩施坦个人的忠诚，直到1898年夏天才肯公开地批评他。其实，考茨基本人也同意某些形式的修正是必要的，甚至鼓动伯恩施坦对之加以补充:“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就全靠你构思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了。”只是在伯恩施坦的意图是如此偏激这一点真正暴露以后，对立才开始尖锐起来。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尽管伯恩施坦希求的是体系化，但他基本上是个折中主义思想家。1895年，他写道:“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是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这一评语用之于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还写道:“系统的思想和逻辑的推演对我来说不堪重任”，而这一点使人难以连贯地勾勒出他整个思想的轮廓。

在详细地考察这些见解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说明一下与修正主义者激烈论战借以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伯恩施坦的著作的标题很重要，因为他自认为在重新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前提，并使之符合已改造过的实践。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多少是改良主义的，在此，他认为可以求助于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以获得支持，而他的任务就是使理论与实践中的这种改良主义协调起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为强大时，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成分也在严重增长，直至最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虽然令人惊奇的是，党员仍保持着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成分，但代表们（主要是律师和新闻记者）却大都是积极分子的右翼，而且他们过多地代表了较保守的农村地区;而最重要的是，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到表决机器的极大成功上，必定使党偏离更为革命的目标。工会没有直接参加修正主义论战（它们没有时间关心任何一种理论），但它们无疑同情修正主义者的渐进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理论上的争论也往往只限于其知识分子领导层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观点能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点的主要批评者是卡尔•考茨基。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他认识马克思。人们普遍认为，他和伯恩施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伯恩施坦一背叛，就轮到考茨基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了。被人不无讥讽地称作“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乃至斯大林都仰仗于他。作为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长达30多年的编辑，他在全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占有核心的、支配性的位置。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进一步论述激进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之前，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人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对照，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经济学

也许，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学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其价值理论。伯恩施坦从诸如肖（Shaw）和韦伯（Webb）等费边派那里学到了有关杰文斯（Jevons）边际学说的好多东西。后者要把价值与效用等同起来，并使之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供求关系。伯恩施坦对《资本论》第三卷感到失望，以至于他对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产生了怀疑。当时批评马克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欧根•庞姆•巴维克（EugenB⒐hmBawerk）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ZumAabschlussdesMarxschenSystems）。巴维克认为，价值概念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只是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是使用价值的一种抽象。这就使得伯恩施坦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某种抽象的假说———而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追随了恩格斯而已。按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他还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使折中主义的伯恩施坦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与边际主义的价值概念综合起来。

大致说来，伯恩施坦是位密切关注时代趋势的观察家。正因为他对系统的理论缺乏兴趣，便愈显得他能够比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洞察到这些趋势。至于他能否准确地解释这些趋势，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伯恩施坦敏锐地把握到自1895年起开始出现的经济福利主义的新含义:在上世纪（19世纪———译者注）最后几年，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并产生了“工人贵族”，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可能丧失掉不少东西。伯恩施坦观察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就像伴随而来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样，都是些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根据这些因素，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和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他并没有得出资本的所有权正在集中这样的推论。相反，他相信（并用大量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像联合股份公司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使财产分散，而这意味着资本家比以前多了。此外，中小企业也并未被消灭，而是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般繁荣。由此，带来如下的政治后果:

如果认定，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表明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已相对或确实绝对地减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有赖于“有产者”的减少，那也许真该躺下睡大觉了。但事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有赖于增多。

可见，伯恩施坦根本就不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相信托斯拉、卡特尔等的存在能够使资本主义近乎无限期地存活下去。确实，他甚至说过，资本主义的这种和谐发展将使它不被打断地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考茨基却认为这些思想是危险的错误观念。特别是，他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集中学说所作的批评是其修正主义的要害。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施坦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他坚持认为，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不过是成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考茨基相信，周期性的萧条将最终挤垮小业主———由于再投资必须有不断追加的资源，因此，只有最富有者才能生存下去。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而在考茨基看来，它们恰恰是这个制度最终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社会崩溃迫近的明证。虽然考茨基在答复伯恩施坦的批评时，否认马克思持有“崩溃”论，但《爱尔福特纲领》似乎真的持有这种看法。与此同时，考茨基本人还认为，危机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到后来（反对罗莎•卢森堡时），他才承认国内的消费能够吸纳不断增加的产品。但在与伯恩施坦的争论中，他还是坚持认为，虽然更多地使用机器必然带来生产的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制度倾向于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工人阶级的消费力却不会随之增长———结果是，资本家不能吸收剩余产品，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再行投资，最后的崩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并未直接牵涉帝国主义问题，但这个问题显然与考茨基的消费不足论有关，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指望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合作社的方向演进。伯恩施坦有时陷入为德国的殖民扩张作辩护的境地，而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却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理论创新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考茨基就把对海外领土的兼并与他的消费不足论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国内市场不足，迫切需要到殖民地去寻找新市场。后来，他强调殖民扩张对工业资本家之外的集团———军队、官僚，当然首先是金融资本家———的重要性，这种扩张不仅能出口剩余商品，还能输出购买剩余商品的资本。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SozialismusundKolonialpolitik）一书（倍倍尔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好的著作）中，他论证说，资本输出现已成为限制生产能力和巩固社会制度的一种努力。考茨基还强调指出了世界市场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扩张中的不平衡，后者扩张得慢，从而不能为前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他最早提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但到了1912年，在更趋合作的国际气氛影响下，加上希法亭（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问世，考茨基宣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殖民地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害的。资本主义需要和平以图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到他们自身利益所在的资本家能够开创出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来阻止军备竞赛和战争。这样，帝国主义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观点曾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

社会学

经济学方面的根本分歧，对伯恩施坦与考茨基在社会发展道路、特别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的两极分化问题上各自所持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伯恩施坦抛弃了已在《爱尔福特纲领》中阐述得十分清楚的贫困化观念。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具有讽刺意味地）步了恩格斯的后尘。伯恩施坦深为德国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所触动（也许太过分了），而断然否认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尽管马克思就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观点也远未明确赞同过。无疑，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实际工资、尤其是工人贵族中的实际工资确实有所提高，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过程是短暂的;并且到20世纪初，相对贫困化成了一个事实。考茨基从未持有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但他的确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时认为，无论工人怎样可能迫使雇主和国家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技术的增进必然意味着剥削的增加，因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为工人阶级所享用的比例必然下降。

伯恩施坦的中心思想所推导出的第二个必然结论是，尽管资本的控制也许在集中，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权的分散。伯恩施坦关于阶级的定义比马克思的定义要模糊得多。他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社会阶层，其构成主要取决于相似的生活条件。他认为，中产阶级将会壮大，这有收入方面的统计数据等可资验证。他以下述发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此大量的、不是被大亨及其代理人消费掉的商品到哪儿去了呢?”他回答（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即剩余价值已用于再投资了）说:“如果它们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到无产者手中去了，那么肯定是被其他阶级吸收掉了。要么资本家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无产者的财富在增加，要么中产阶级数量在增多———只有这两者是生产力持续增长所容许的唯一可能的选择。”不过，在伯恩施坦看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不仅正在增加，而且随着日益增长的工业康采恩和政府官僚机器雇用的白领工人的出现，其构成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对非对抗性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的乐观见解，伯恩施坦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将最终站在工人一边———但只是当工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一个秩序化的和文明化的社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的成员时才是这样。考茨基也意识到一个“新中产阶级”正在产生，但他总是坚持认为，即便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却终究要无产阶级化、并加入到阶级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其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影响，从而会反映出这种经济地位来。虽然考茨基有时也意识到，德国许多中产阶级的群体具有潜在的反动因素，但无论他还是伯恩施坦，在对这个阶级最终采取的政治态度所持的信念上，都犯了悲剧性的错误。

通常，在阶级两极分化问题上，农民问题是个难题。伯恩施坦只限于泛泛地议论说:“在整个西欧……小农和中等的农户数量正在增长。同时，大农户或超大农户正在减少。”像爱德华•大卫（EduardDavid）这样一些南德意志的改良主义者，从倡导与农民合作中得出了明确的政治结论，在那些地区，农民的选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党为了吸引小农的选票而在修改其政策方面能走多远，是与修正主义论战背后的核心政治问题。考茨基在1899年出版的、并被列宁大加称赞的《农民问题》（DieAgrarfrage）一书中争辩说:农民的利益———?别是保护关税和维护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农民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因为考茨基对俄国的农民则更为乐观。他进一步确认说，农民阶级注定要绝迹，这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适应性，他们对小块土地的经营没有经济活力;而且，事实上他们正在被消灭。他指出:“小农户在数量上的增长不过是无产者家庭数量增长的一个特殊形式，后者同大资本家在工业、有时乃至在农业中不断加重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统计数据面前，这个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论题是难以成立的，考茨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看法。但他既坚持反对同农民合作，也坚持认为，为了农业进步，必须废除小土地;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剩余产品。

政治学

修正主义的论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纯理论性的，但事实上，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解释意味着，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毫不相容，没有什么“全民利益”可言，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必须保持孤立。另一方面，对于想放弃劳动价值论的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提出，中产阶级的成长是非两极分化的明证，资本主义已显示出自身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它有希望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被看作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或多或少和平的继承者。

伯恩施坦在1898年《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desSozialismus）一书中写道:“虽然社会灾难无疑能够、也无疑会极大地加速发展过程，但它们决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同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同质性对于经济的同步改造是必要的，但至少到今天还不具备。”就这样，伯恩施坦拒绝采取任何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既然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还没有真正具备，那么政治斗争应当是为开创民主而展开的一种渐进的斗争（“民主”，在伯恩施坦看来，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享有与全社会相对抗的政治特权”），一种阶级均衡的制度。这种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它将“把工人的社会地位从无产者提高到有产者”或市民。基于这种连续性，社会民主党内就根本没有必要恶意攻击自由主义了。由于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年代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概念无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由此，产生了伯恩施坦的政治渐进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实现。1898年，他在概括其《信条》的内容时宣称:

我坚信，今天这一代人必将看到，社会主义即使不是在正式的形式上，至少也是在内容上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各种社会义务的持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及其相应权利和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的持续扩大、在民族或国家内部已组织起来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力的扩大，以及村、区和省各级民主自治政府的建设，这些社团、组织的工作任务的拓展———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把经济企业从私人手里转交给公众管理当然伴随这一发展而来，但这只能缓慢地进行……一部好的工厂法比把一批工厂全都国有化可能更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我坦率地承认，我对通常称作“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标无论怎样，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分歧的焦点在于，他坚持阶级冲突的现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与资产阶级缔结关系的不可能性。考茨基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事实上正变得更加反动，他甚至始终拒斥与农民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改良不能触动阶级冲突的根本现实，而赋予民主权利决不能代替革命，以至于他认为，议会民主连同其选举大战只是强化了阶级意识，并加剧了阶级冲突。

无产阶级孤立的方针，部分地是出于19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崩溃已经迫近的结果。早在1881年，倍倍尔就曾写道:统治阶级投降的条件是，“发展能够达到成熟，而不被一场意外的中断所破坏，也不被过早地推向爆发”。1897年，他仍相信，“用数学的精确性”计算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能的。同样，恩格斯在1895年预见了资本主义“到世纪末”垮台的可能性，而且据《每日纪事报》（DailyChronicle）载，恩格斯曾有一个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何时能夺取政权的日程表。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组织上，以便党能够利用革命形势，当然，这种形势不会自行到来。

于是产生了自相矛盾:既然条件永远别想“成熟”到足以介入的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般所采取的宿命论态度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便成为它无所作为的借口。当然，考茨基常常强调组织、宣传和最终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这些原则在实践生活中往往被磨去了锋芒。在如下一次答复伯恩施坦的一段话中，考茨基的基本立场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概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延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或引发挑衅的事件。”在考茨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却不是一个正在准备实行革命的党。甚至在他1909年那本最为激进、而当时倍受赞扬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DerWegzurMacht）中，也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消极感———尽管奇怪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曾认为该书太激进，并曾试图对它进行审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统一，而竭力掩饰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党的领导人也注重加强党的组织，结果在1907年以后导致党内的官僚主义成分滋长起来。足以说明考茨基那种潜藏的消极感的例证是其对群众罢工的看法。考茨基自称是最拥护群众罢工这种策略的人，是其热烈的捍卫者，尤其在1905—1906年间更是如此。但他从不提倡某一特定情境下的群众罢工，相反，却附加上一长串罢工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全体工人参与、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不满、软弱的政府，等等。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在考茨基看来，群众罢工从来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只是在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侵犯时才能使用的最后手段。由于顾忌到普鲁士国家控制着无限的权力———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考茨基的这种消极态度进一步强化了。

但考茨基的政治观绝不是机械论的。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在列宁之前，就预示在列宁的“从外部灌输阶级意识”理论中包含的一些东西。早在1901年，他就写道:“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有产者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不能从自身中创造出强大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由别人给它带来知识才能走进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来自观察、并被一些熟练的学者以一种社会技术的形式加以运用的理论，所以一个组织完备的党的经常性责任就是去传播阶级意识，并向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连贯的政治理论;而零敲碎打的改良主义主张是永远不够的。考茨基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否认国家是拯救工人阶级的可能的资源。因此，工会本身的斗争就完全不够了。他像列宁一样坚决否定“经济主义”。他的目标一向是（这是他与伯恩施坦的根本分歧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随即对国家实行根本的改造。不过，当谈论国家时，考茨基总是想到德国的军事专制政体，它最多是个半民主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德国实现完全的民主。因此，考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指的不是令伯恩施坦那般恐惧的阶级战争形势或“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状态”，而仅仅是指无产阶级在充分民主的（和议会的）制度下实行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只是当他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这种观点才明确起来，但这无疑是包含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伯恩施坦在阐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时，总是很认同地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Bloch）的信。在他看来，恩格斯的评论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唯物史观“事实上并非纯粹唯物主义的，更非纯粹经济的”。伯恩施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太唯物主义、也太决定论了。因此，他把唯物主义者讥称为“不信上帝的加尔文教徒”。他宣称:

要揭露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那么确切地存在，以至于人们能够有把握地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最强大的动力，这绝非总是易事。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产生接受某些思想的意向，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同作用。如果一开始人们就把不强调纯粹经济性影响而强调其他影响、不考虑生产技术及其可预见的发展而考虑其他经济因素视为折中主义而加以抛弃的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有害的。折中主义（它从对各种现象的不同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这种教条主义企图的自然而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企图膨胀过度，折中精神总是要以强大的自发力量再度起作用。这是清醒的理智对每一种禁锢思想的学说所固有的倾向的反叛。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被划分得异常严格。因为理性认识和道德理想也对行为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伯恩施坦希望给予“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爱尔福特纲领》却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有效性，近乎于自然规律，所以伯恩施坦批评考茨基有“把只具相对力量的事物说成绝对的习惯”。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释起源于根本性的哲学偏差，这种偏差关涉唯物主义的含义、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已增长的康德哲学的影响。后来，伯恩施坦宣称，他本人成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他还用心否定“唯物主义”———他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即“从某一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这种看法与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同马克思毫无关系。当然，伯恩施坦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却是以一种完全类似于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未发表的1898年手稿中，他写道:“生物学研究得出一个命题:一种有机体愈发达，即愈复杂、功能愈分化，它的进化就愈不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绝对对立的变化实现的。在一定范围内，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这样。”在同一手稿的后面，他还写道:“显而易见，政治革命对工业社会化来说，是最不合时宜了。”进化能够与革命彻底地对立。伯恩施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不成熟，乃在于他否定了（且全然不懂）黑格尔和厌恶辩证法。他在《渐进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看到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为出发点的理论在过分强调暴力崇拜的理论面前投降时，我们都会碰到黑格尔式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依靠、而是不顾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取得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布朗基主义恰应归咎于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倚重。

然而，尽管伯恩施坦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他的思想中还是有一种极端经验论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他否定黑格尔和探究事物的任何辩证方法所致。正是他那贫乏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他为其社会主义寻找另一种道德基础，而他关于经济力量本身不会带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他寻求其他可能的动力。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中找到了一种现成的动力。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各大学所讲授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使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方法不能有充分的估价。F.H.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是一部基本的教科书。而伯恩施坦还受到施米特（Schmidt）、福伦德（Vorlnder）、科恩（Cohen）和沃尔特曼（Woltmann）的强烈影响，他们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是新康德主义者。康德主义的观点在两点上具有吸引力:首先，康德的学说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世界的种种范畴，这便使得任何唯物主义都带上了极端唯心主义的色彩。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康德在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之间所作的区分，意味着他的伦理学既然被人们公认为独立于任何描述性的陈述之外，那就是要自成一体，从而能够合乎逻辑地与一种恐怕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共存。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伯恩施坦的折中主义陷入了一场纯粹的混乱中。

但在此，伯恩施坦并不是孤立的，连考茨基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吸引。1898年，考茨基（完全正确地）承认“哲学非我所长”，但他仍然认为，“如有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与历史观甚至能与新康德主义相结合”。但考茨基并未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他比伯恩施坦更为系统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因为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终其一生都是达尔文主义者。他的社会发展观总是与其自然进化观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过分强调生产力和客观必然性。考茨基在1906年著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中，用一种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相当直露的方式，试图论证伦理观念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相比之下，他的《基督教的起源》（UrsprungdesChristentums）一书倒是唯物史观对那个时代最早的、也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运用。考茨基提不起对黑格尔的任何热情，他对黑格尔一无所知;对他来说，黑格尔是一名带着可悲的思辨色彩和保守倾向的进化宿命论者。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的惊人宣言引发了考茨基的共鸣:“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宁愿用准确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进化'概念取代‘辩证法'。对工人们来说，‘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倍倍尔诉求于伟大的达尔文的精神，我们离达尔文比离黑格尔更近。”考茨基不同于伯恩施坦之处在于，他强调自然界中对立面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直接而无情地应用于阶级斗争。然而，尽管考茨基几乎不断地重申“自然的必然性”，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伦理学来看，却也无法避免处于与某些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同样的地位。他在论伦理学的那本书的结尾处宣称: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不能不在道德上憎恶剥削和阶级统治。但是，这种理想不可能从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得到支持……当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是战士……所以，例如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理想的作用突破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就总是竭力把它从著作中消除掉，而且他理所当然地会这样做……科学只与对必然性的认识有关。

结论

在许多问题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分歧只是逐渐产生的，其论战是在进展中尖锐起来的。在公开自己的信仰宣言中，考茨基写道:

一旦放弃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是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观念，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完蛋了，我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考茨基通常被描绘成具有一种可以为任何策略性妥协作粉饰的空洞理论的人。这种评价也许适用于他20世纪20年代一些比较杂乱的著作，但并不完全公正。早年的考茨基以他关于阶级意识、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特殊历史领域的运用等方面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且不说他在对《爱尔福特纲领》所作的评论和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所显示出的作为一个鼓动家的非凡才能。说考茨基越来越保守，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思想至少在1914年以前是始终一致的。他的理论的确维持了党许多年的团结———虽然这不应看成是其主要的作用。在关涉重大的原则问题时，考茨基是毫不顾忌党可能发生分裂的。把考茨基的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也不对。从根本上讲，他的理论绝不比实践更革命。总的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即使其初创时期也没有———像它通常被想象得那么激进，这倒是事实。?最关心的是如何去实现1848年未能赢得的纯粹民主的理想。所以，从许多方面讲，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不论他们在无产阶级孤立的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都完全投身于议会策略中。正如精通那段历史的一位最卓越的历史学家所说:“争论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上的。这种分歧是对现实作出估量的观念上的分歧，而不是行动领域中的分歧。”在对黑格尔的无知和热衷于达尔文这两点上，伯恩施坦与考茨基也是一样的，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简单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不可能给予观察社会现实任何辩证的尺度。这样，伯恩施坦的思想就不过是当时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折射而已。不过，20世纪初，欧洲摈弃实证主义的理性思潮已在日益兴起，而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一趋势是在罗莎•卢森堡那样一些激进派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表现。

第3章 激进派

引言

到1905年，修正主义的论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在这场论争中，那些后来以“左翼激进派”面目出现的人所持的观点，与考茨基的观点并无多大差别。真正的决裂发生在1910年，当时党所经历的渐变过程开始明朗化了。关于这一过程，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意识形态，即日益外向的老一套革命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专门维持内部团结的手段了。由于各级组织继续推行“务实”的政策（参加各种选举、工会活动、企图在德国国会内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集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吹嘘意识形态的坚定性，来粉饰毫无价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些无价值的政治活动都是经允许的）。党的工作的下级组织反而成了发迹之所，而不是生死斗争的基地;党的代表大会不再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最高大会，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意识形态受到推崇，与会者从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满足而离去，足以使他们的同志们心里也亮堂起来。除了让执行人员及官僚主义蔓延外，这种组织结构一仍其久，只是其职能以及连同滋生的权力集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直到1918年底，在共产党建立时，激进派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此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压力集团而已。而且，当时激进派大多数是外乡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血统，他们不安地徘徊在德国内外的各种社会主第3章激进派41义运动之间。仅有两位著名的了解内幕的“本地人”（insider），他们是梅林（Mehring）和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记者，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德国———尤其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普鲁士的研究中。他在文艺批评领域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他注重作家们的伟大成就与其阶级抱负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佳的文学出自新兴的阶级。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他1893年写的《莱辛传奇》（LessingLegende），受到了恩格斯的颂扬。梅林还编辑了几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著有经典的《马克思传》。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唯一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代表。他尤以其《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驰名于世，该书也是第二国际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最佳著作之一。除外乡人外，激进派的力量来自非德国人。帕尔乌斯［Parvus，真名为伊斯雷尔•赫尔普汉德（IsraelHelphand）］是党内批判修正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是“机会主义”一词的首创者，他是出生于敖德萨的俄国犹太人。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Pannekoek）是一位荷兰天文学家，他经常为德国党报撰稿参加论战。卡尔•拉狄克（KarlRadek）出生于加利西亚，在1914年定居俄国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位积极活动的记者。最后，激进派中的最杰出者是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自然地，激进派大声疾呼地反对伯恩施坦，尽管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思想与考茨基并无殊异。帕尔乌斯在1898年1月至3月的《萨克森工人报》（SachsischeArbeiterzeitung）上，首先对伯恩施坦发起了抨击。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能按一种有机的计划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它的社会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目标';那里是当前的任务。他们至多只承认一种平行论:为社会革命而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事活动。”但是，对伯恩施坦抨击得最猛烈的是罗莎•卢森堡，她于同年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1899年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题再版成书。这篇文笔精练而有力的论战文章已成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经典著作之一。卢森堡最初的论点是，“在社会改良和革命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还说，伯恩施坦承认他只注重手段（社会改良），不注重目的（革命）。但是，伯恩施坦所理解的“改良”意味着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走向其自身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客观必然的了。”

更为具体地，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了抨击。她宣称，在经济学领域内，伯恩施坦所说的稳定资本主义的信贷和卡特尔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信贷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加剧，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卡特尔化则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组织的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处于平静时期，但严重的危机仍将在所难免。

关于伯恩施坦的社会学说，卢森堡宣称，他的错误在于否认中产阶级的消失。中等企业的表面?苏并不能削弱马克思的崩溃理论:

中等企业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不能被视为实力较弱的部队持续被直接和大量歼灭的一场常规战争，而应视为小资本的定期被摧毁又迅速再生，而再为大工业所摧毁。这两种趋势君临着中等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与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其下降趋势终将取胜。下降趋势取胜本身并不必然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减少，却表现为:首先是旧生产部门企业运转所必需的最小量资本逐渐增加，其次是小资本家剥削新生产部门的机会的间隔时间在不断缩短。就小资本家而言，其结果是经济生命逐渐缩短，生产和投资的方法变化得更快;就整个阶级而言，社会新陈代谢的加速度愈来愈快。

联合股份公司造成资本的大量集中，从而恰恰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了。在也许是整个论战中关键性的段落中，卢森堡写道:

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一概念从生产关系中搬到财产关系中，把“企业家”称为“人”而不称为企业家。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到财富关系领域，即从劳资关系转到贫富关系。

卢森堡还驳斥了伯恩施坦把希望寄托到合作社和工会上的想法。在她看来，合作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混合形式。至于工会，由于遭遇到不断增长的失业威胁的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那种能扩大惠及工人阶级的社会财富比重的作用是注定要受挫的。工会斗争便成了“一种西西弗斯的劳作（徒劳无功）”。就因为这一说法，卢森堡招致了工会领导人直接而长久的憎恨。

卢森堡宣称，伯恩施坦对政治民主的信念是一种错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民主制度“大体上已丧失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她并不否认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确切地说，她的理由是从反面提出的:正是议会斗争的无效才使无产阶级确信，要进行任何根本的变革，就必须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雇佣劳动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在我们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现存的阶级统治。”而这就是说，伯恩施坦所鼓吹的那种政治改良和法律改良不可能解决问题。

总之，卢森堡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机械论的、不合乎辩证法的:

合法改良和革命是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方法，并不像挑选冷热香肠那样，可以在历史的柜台上任意拿取。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环节，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同时又互相排斥。这种关系就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一样。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绝非什么创新———或许她关于资产阶级统治是超法律的思想是个例外。恰恰相反，她宣称要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策略，反对伯恩施坦的革新。她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命题和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与考茨基并无二致———尽管她很快地起来抨击伯恩施坦，而考茨基起初则顾及友情而踌躇不前。在支持议会斗争中，她仍然想把改良主义的做法同革命的理论统一起来。当时，只有列宁一人主张另一条途径。

卢森堡:意识与活动

虽然《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部著作并不表明卢森堡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但她紧靠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所写的著作，却显示出某种明确的倾向性。那些年，生活费用上涨和市场紧缩，使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大大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开始阐发她关于阶级意识的思想。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她就已经谈到了工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觉悟即意识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被组织成一个阶级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她于1904年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批评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在该文中，她竭力强调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反对被她视为中央委员会的机械控制现象。在她看来，列宁的思想是“把布朗基式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工人群众的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来”。卢森堡赞扬了后来几年俄国工人阶级示威运动的“自发”性。在她看来，中央集权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战斗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与它的各个集团和成员相对而言）。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多数人统治”。在德国，分权确实助长了修正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是俄国推行中央集权制的理由。卢森堡倾向于把列宁的观点看成伯恩施坦的左翼写照，即一种宗派主义。正如伯恩施坦把运动和其目的隔离开来一样，这种宗派主义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列宁颂扬工厂的纪律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俄国下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官僚主义的纪律只能很快地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最后，卢森堡坚持认为，机会主义不可能被一份精致的党章（不论它有多么完备）所根除。她总结说:

然而，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迫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管，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自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但是，机敏善变的政客却没有看到，起这种舵手作用的真正主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这个集体的“我”坚决要求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有自己学习历史辩证法的权利。最后，我们自己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可能是最好的、一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效得多、有价值得多。

当然，卢森堡强调党作为鼓动者而不是作为组织者一面，多半是出自她在德国形势下的经历，当时，她认为群众要比领导激进一些。

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在正统共产党人使用时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因为如果革命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自行产生的，如果工人起义是自发的，那么就没有“先锋党”的用武之地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自发性”概念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关于意识与革命的思想（宿命论在其中不起作用）多么惊人地相似。还应当指出的是，卢森堡关于“自发性”的思想越明确，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越感到不满意。当然，“自发性”指的是行动上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上的自发性。她从来不否认必须有创造性的领导。

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的具体表现是群众罢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群众罢工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源自无政府主义。但是，1903—1904年工人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在比利时），从而使人们日益注重这一“自发性”观念;甚至伯恩施坦也倡导群众罢工，把它当做对侵犯普选权的一种可能的回击。考茨基也对这一观念表示谨慎的欢迎，因为它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已获得了相当大的推广。1905年在耶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激进的一次，这次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关于群众罢工的充满矛盾的决议，它首先是把罢工当做一种防御性策略。其实也仅仅止于防御，因为在同年晚些时候，面对限制普选权的强硬措施，由于俄国革命的失败，加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淡漠，运用群众罢工的努力已逐渐停息了。工会领导人强烈反对提及群众罢工，他们认为群众罢工危害他们逐步赢得的收益、精心经营的组织、财政供给和集中领导。在1905年的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谴责了有关群众罢工的思想，附带还谴责了党内激进的一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撰写了《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小册子，力求把工会的经济改良主义和政治行动之间的鸿沟弥合起来。她想要阐明，群众罢工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具，因此现在再沿用恩格斯以前对此问题的批判已不恰当了。至于工会的反对，大体上也是不中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凭空‘决定'，更不是‘鼓动'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一定时期遵循历史必然性而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历史现象”。然后，她分析了1905年俄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并得出三条主要结论。第一，群众罢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相反是一个“持续数年或数十年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整体性概念体现出来的征兆”。第二，群众罢工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斗争是把政治斗争从一个关节点引到另一个关节点的斗争;政治斗争是定期为经济斗争的土壤施肥的斗争。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不断更换位置。因此，不像学究式的看法那样，二者远不是完全分离、或乃至互相排斥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只是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方面，而且二者的统一正是群众罢工。

第三，不是群众罢工导致革命，而是相反:正是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群众罢工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能够融合在一起。在归纳上述观点的一段话中，她写道:

如果群众罢工并不表示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表示阶级斗争的整个时期，如果把阶级斗争时期等同于革命时期，那么很明显，群众罢工是不能随意号召的，哪怕号召的决定是出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委员会。只要社会民主党不能根据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动或取消革命，那么，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热情多么高昂和多么跃跃欲试，也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的作为生动有力的人民运动的群众罢工时期。

卢森堡认为，自发性因素在所有的俄国罢工行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有“不受教育的”天赋，而是因为“革命不允许任何人充当他们的老师”。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导是不必要的。卢森堡对领导的作用作了如下的归纳:

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制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以便无产阶级现有的、已解放出来的积极力量的总和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和每时每刻都会实现出来，并在党的斗争立场上表达出来;务必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坚决性和准确性上，绝不低于、甚至高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这就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几节中，卢森堡力图表明，俄国群众罢工取得较大的成就不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上，比一般想象的更为相似。德国工会也不能争辩说，他们组织得不够充分，难以发动群众罢工。组织和斗争是辩证的统一。工会显然忽视了的是阶级意识:

社会民主党灌输给启蒙了的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因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统治时期，阶级意识通常是不能作为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活跃起来的……在革命中，群众登上了政治舞台，阶级意识才成为实际的、活跃的。

最后，卢森堡抨击了那种认为工会和党享有“平等权威”的思想。工会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从非常特定的意义来说，工会运动不是与其领导人相一致的，而是“存在于已被争取过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之中的事物”。

倡导群众罢工的并非只有卢森堡一人。伯恩施坦也因鼓吹群众罢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改良而使其工会伙伴感到焦恼;而在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看来，群众罢工是防御措施的最后一招;最后，甚至连考茨基也没有超越这一立场。卢森堡则进一步认为，群众罢工意义更为深远，它代表了她整个的政治战略。她最初虽然主张以传统的议会策略为辅助，后来便开始转向这样一种立场（与她发展着的帝国主义观点相关联），即把议会活动归之于过时的斗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狄克（Radek）说卢森堡论《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开始脱离了社会民主党，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在当时的德国形势下，她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而从短期看，考茨基是正确的。德国与俄国极少有共同之处。列宁确实认为考茨基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甚至连急躁的帕尔乌斯也认为卢森堡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的种种现实。耶拿代表大会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工会领导人反对群众总罢工的思想，并赞同党的书记奥尔（Auer）所持的观点，即认为，“总罢工全然没有意义”。1906年，他们开始反击，在曼海姆代表大会（正是卢森堡写出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施加影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尽管考茨基反对，仍然还是明确规定:工会与党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从属于党的，没有工会的同意（极不太可能不同意），不得发动任何群众罢工。于是，耶拿代表大会的精神被推翻了，通过更难以对付的工会的诸多影响，修正主义重新渗入党内。

卢森堡:帝国主义

群众罢工的学说是与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在左翼激进派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和随后产生的军国主义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权力更大，而议会的权力更小，因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从20世纪初开始，艾斯纳（Eisner）、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都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是齐头并进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她原先一直研究经济学，1907年，她在柏林的党校执教，主要讲授经济学。她写好讲稿后，便随即编成简明《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1911年，她特别对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感兴趣，而于1913年发表了最杰出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出发，着手进行阐述。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批评是，一旦把技术革新引进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就解释不了在这种封闭的体系中怎样才能吸收随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因为对这种体系说来，不存在任何要求剩余价值积累的理由。在广泛研讨了古典经济学家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后，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必须放弃封闭体系的想法;剩余的实现是靠把产品销售给非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性的事实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既不能靠把产品销售给工人，也不能靠销售给资本家，只有靠把产品销售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组织或阶层。”因此，就出现了殖民地扩张现象。卢森堡有几段话对农业社会的解体阐述得很精辟，并着重强调了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发展，恰恰是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供剥削。当所有这些社会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正是靠吸纳那些唯一能确保其生存的条件”。所以，

资本愈是残酷无情地消灭国内和外部世界的非资本主义阶层，就会愈加降低全部工人的生活标准，资本的日常演进史中的变化也就愈大。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与骚动，在这些条件下，积累由于被周期性经济灾难或危机所中断，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除了采用社会主义原则，便别无他途了。

当时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赞同《资本积累论》中的这些结论。这部著作之所以一直受到批评，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人们大多批评这部著作持的是技术经济论，而且普遍认为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错误的。第二，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自动崩溃的想法，被认为相当含糊不清。她似乎决然地相信，某种崩溃理论对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战略是必需的。对此，列宁当然不同意。卢森堡的自动崩溃论，连同人们认为她自发性观点中固有的宿命论，后来都成为列宁主义连珠炮似的猛攻的目标。当然，这些批判很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卢森堡肯定不比马克思本人更崇信“宿命论”。无论在有关再生产的较为技术性问题上出现了多大的思想混乱，她对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对不发达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广泛论述仍然是中肯的。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从1906年起，激进派在党内的处境日趋困难。在与修正主义的争论期间，他们大抵居于支配的地位，因而是集权制的支持者。然而，由于工会在策略上与执行委员会取得了一致，其影响已显露出来，激进派愈来愈受到排挤。肖尔斯克（Schorske）在论述这段时期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

可以认为，在我们这段时期，持反革命态度的工会主义者较之社会民主党更准确地代表了工人群众。工会领导人通过把党所不能组织的那些工人组织起来，得以把政治上消极的工人所持的主观看法传输到社会民主党内，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则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工会所赢得的胜利使党较之1906年以前更代表德国工人。然而这里包含着致命的困难:工会的官僚主义由于在现存的制度中有共同的利益，永远是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并不完全那样，因而党既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代表了其改良主义现状。在我们这段时期，党在工会面前屈服，放弃其政治灵活性，这就为随后的瓦解铺平了道路。

党的组织助长了一种总的保守趋势，那就是，到1906年，官僚主义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占大多数，而行政管理方面又日益脱离政治。到1911年，艾伯特（Ebert）这个社会民主党新官僚的化身，成了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1910年短暂的激进化、罢工浪潮以及对选举改革的鼓动，使考茨基和卢森堡之间产生了分裂。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她的《现在怎么办?》这篇文章，原因是该文鼓吹群众罢工和共和主义。她把对党的领导的总看法作了如下的概述:

甚至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决不能来自一小撮领导人的倡议，而应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当前普鲁士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发动群众罢工的决定）“必定”只能由党内最广泛的集团作出。

1912年的竞选运动是修正主义者最终获胜的标志，那场竞选是为了达到与各资产阶级政党最大限度的合作而策划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中，除李卜克内西一人外，都决定投票赞成1914年的战争预算，这就不足为奇了。从20世纪初起，李卜克内西和艾斯纳二人都敦促党严肃看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然而，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引人注目地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采取了保守的立场，甚至主张对殖民主义持积极态度。出于害怕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害怕被沙皇俄国击败，工会事先决定同政府合作;尤其害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8月4日的选举。

到1912年，左翼激进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它同时强调群众罢工（一般性的群众行动）和帝国主义同是核心的政治现象。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反战的加剧，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达到了顶点。到1917年初，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左翼激进派的称号）和持反对立场的中间派都被驱逐出党。于是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党（UnabhngigeSozial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USPD），它包括从斯巴达克派到考茨基等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和平主义者伯恩施坦。从一开始，左翼激进派就不容忍任何妥协。罗莎•卢森堡的《朱尼厄斯的小册子》（其中对第二国际的瓦解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标题很是切题的《非此即彼》对他们的态度作了最好的阐述。这两本著作都已由斯巴达克联盟发表，其主要观点是:全面反对战争，把战争视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顺理成章地强调国际主义;依靠群众的行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与这后一种观点相关联的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评论，这种评论是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写的。虽然她比列宁更不信任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也不同情列宁对农民的那股热情，但就一般而言，她还是赞同列宁关于在俄国有可能进行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而且，她高度赞扬了1917年事件:

列宁的党是唯一担当真正革命政党的义务和责任的党;他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从而确保了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这样，布尔什维克便解决了“赢得人民的大多数”这一著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经常像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

但她也批评了看似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必要条件的那些东西。因为在她看来，把土地收归国有比剥夺土地并分配给农民更可取;在俄国强调民族自决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是错误的;此外还有:

仅仅支持政府的人享有自由，仅仅一个党的成员享有自由（不论其成员多么众多），便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自由永远是、而且仅仅是授予拥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出于对“正义”的任何狂热的概念，而是由于所有那些在政治自由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有益的、纯粹的东西都是由上述本质特征决定的;当“自由”变为特权时，其效力便化为乌有了……列宁所运用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法令、工厂监工的专政力量、残酷的刑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是公众接受生活本身的教育，是最无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的畅通。恐怖统治才产生蜕化。

到底卢森堡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修改了上述观点，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结果是，斯巴达克联盟对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的骚动事件影响甚微。直到1918年最后几天，这个联盟还是德国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压力集团，只是于1919年1月1日才转变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KPD）。这个党只包括一些孤立的小宣传集团。1918年10月，社会民主党终于掌握政权（这是它彻底采取被动、容忍态度的典型后果）时，斯巴达克联盟及时反对了政府的议会形式，但它处在那种地位已是毫无建树的了。同年12月，斯巴达克联盟发布其纲领，正式承诺:“除非反映德国全体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明确无误的意志，决不推翻政权。”

当1月初发生大规模街道示威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出来执行指令时，曾爆发一次武装起义，它在几天内就逐渐平息下来。这次起义既非为斯巴达克联盟所发动，也未受其控制，更与它的目标不一致。但是起义却为政府提供了镇压极左派的机会，而且，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二人均遭杀害。后来，德国的社会主义便分化为布尔什维化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在后者那里，人们日益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第4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是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的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始于1907年创办《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这一颇具影响的刊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工人组织，而是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卡尔•伦纳（KarlRenner）、奥托•鲍威尔（OttoBauer），以及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他们原初都是急于想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诸如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各个领域的新问题。

马克斯•阿德勒以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作了最精辟的阐述。他主要是强调了认识论，认为:经验是一种逻辑构造，因此先于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德勒把马克思的方法论视为康德的方法论:透过外表看其实在。阿德勒自称效法考茨基，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因而与任何哲学或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无关。阿德勒的目的是要用一种以新康德主义形式出现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与福伦德（Vorlnder）等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条伦理学准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因而与伦理学无关，而伦理学本身能够由对人性和社会的一种批判观（康德式的）建立起来。阿德勒虽然在哲学上接近唯心主义，但在政治上却属于奥地利党的激进派（这种结合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存在于康德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身上）。战后，他仍是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倡导者，而没有去鼓吹国家议会。

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卡尔•伦纳转向了奥地利党（战后唯一没有分裂的党）的右翼。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把法律同经济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例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在于鲍威尔和希法亭两人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关于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居民来说，这无疑是头等关心的问题）的主要著作中，特别强调了构成民族的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并提出以联邦的形式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过渡。不同于列宁和卢森堡，鲍威尔认为，民族共同体体现着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价值。在这本民族问题著作的结尾处，鲍威尔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这一节在当时具有罕见的创见。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周期性萧条使得资本家进一步向利润率更高的不发达国家寻求势力范围。卡特尔和银行使这种寻求过程更容易了，因为资本家的投资能够受到关税的保护。鲍威尔还关注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后来，他还开展了对俄国革命的评判，他承认临时性的少数人专政的必要性，但这种专政只能是向多数人的民主过渡这一条件下的、正当的防卫措施。鲍威尔尖锐地批判了1930年前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20年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其他欧洲工党共同组建的所谓“第二半国际”中，鲍威尔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希法亭大量引用了鲍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金融资本》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负盛名之作，考茨基把它形容为“不愧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续卷”。在回答柏姆巴维克（B⒐hmBawerk）对马克思的攻击时，希法亭曾提出了区分边际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这两派经济学方法的明确界限，因而早就名噪一时了。在《金融资本》中，他一开始就分析了信用机构日益控制工业促使公司所有制不断壮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加剧，是由于资本密集化产业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要求所致。社会上决策者的人数在缩减，日益实行自觉的调控和计划，而银行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则与日俱增:“工业资本中愈来愈多的部分不再归使用资本的工业家所有。他们只能运用资本，因为银行仍然是资本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把投入工业中的更多的资本作为固定资本，于是银行在更大的规模上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实际上已转化为工业资本，也就是我所称为的金融资本。”一旦国内竞争已经消除，便会产生要求关税保护以抵制外来竞争的压力，以便能够实行垄断价格政策。其结果是，国家权力加强，于是彻底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对立起来。希法亭著作中的某些段落，其内容经过了几十年，至今仍未丧失其洞察力和影响力。他写道:

金融资本不是力求自由，而是力求统治;它并不主张每个资本家有独立性，而是要他处于从属地位;它避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力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竞争。但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它需要国家行使一定的职能，通过关税政策保障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且更易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其贸易政策无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对抗性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来增进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并运用其政治力量把恰当的供应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国家是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干涉，以便把整个世界变成本国金融资本投放的场所。金融资本需要强权国家推行扩张政策，把新殖民地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内。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观念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具有强权和侵略的本性，为垄断市场和原料来源而展开的竞争日趋激化，从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以“垄断”性高价向国外倾销在国内滞销的商品，这一做法也在不断增多;另外，它还助长了在国外建立企业从而输出资本的倾向。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和为扩大潜在市场而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的武力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和平等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资本家利益的协调。它懂得竞争性争斗愈来愈变成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随着和平的理念日益淡薄，人道思想被国家的大国和强权观念取代了……金融资本虽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通过对民族观念的严重歪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从民族的角度来表达在一切人道的事物上平等的民主信念），也为自己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垄断组织的经济优势，正是由其本民族所获得的统治地位反映出来的。于是，这个民族俨然命定般比其他一切民族优越。由于征服其他民族要靠暴力，因此习以为常地看来，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来说，其优势似乎归功于其特殊的自然品质，即其种族的特性。这一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冒充科学，构成了替金融资本追逐权力作合法性辩护的依据，借以证明其争夺行为的科学判决性和必然性。平等的民主观念被寡头统治的观念所取代了。

最终，整个过程以武装冲突而告终。“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资本巨头的专政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革命的前景。

人们批评希法亭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因为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并不能持久;还有人批评他只注重流通领域，而不注重生产领域———因此，他把危机只看作各个生产领域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但总的说来，希法亭是第一个对帝国主义认真作出经济分析的人，他的这种分析为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作为对垄断及其帝国主义后果的研究，希法亭的这本书在第二国际所有思想家的经济著作中，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第二编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些革命运动中，最激进者是以“民粹主义”（Populism）著称的。正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对俄国人民和人民的民族复兴力量有着最为强烈的情感投入。民粹派折中主义地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对黑格尔、唯物主义诸流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加以兼收并蓄。

第5章 起源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

———恩格斯致维拉•查苏利奇（VeraSassoulitch）

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

乍看起来，俄国不像是最有革命前景的国家。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直是反动的代名词，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即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也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然而，俄国社会中的某些阶层却享有一种深受西欧发展影响的活跃的精神生活，他们把西欧的发展视为俄国追求进步的楷模，但是，政府的顽固保守主义势力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的运动始终处于被攻击的境地。国家的独裁和集权性质以及工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相应的资产阶级）意味着，俄国的革命运动往往仅由知识分子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所依仗的是道德上的热情和慷慨的辞令，不太求助于系统的、批判性的、并且是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这些革命运动中，最激进者是以“民粹主义”（Populism）著称的。正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对俄国人民和人民的民族复兴力量有着最为强烈的情感投入。民粹派折中主义地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对黑格尔、唯物主义诸流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加以兼收并蓄。他们首要关心的是保全俄国的农村公社，首先是反对被西欧社会主义者有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其次是把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策略上，民粹主义思想分为两派:一派相信人民能自我解放，并试图通过和平宣传来达成这一目标;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通过恐怖分子小集团直接打击专制制度。19世纪70年代中叶，在农民中的宣传运动失败以后，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即“土地与自由社”（ZemlyayVolya）建立起来了，但它很快就陷入分裂。一派倾向于土地改革，自称是“重分黑土党”（ChernyiPeredel）;另一派把重点放在恐怖行动上，叫做“民意党”（NarodnayaVolya）。后者在1881年行刺沙皇时达到了它的一个目标;但事后却发现，这一举动本身，除了葬送掉整个组织外，一无所获。

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大地上第一次蓬蓬勃勃地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在与民粹派不断辩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则更早些:他的《哲学的贫困》曾译成俄文;主要的民粹派革命家之一特卡乔夫（Tkatchev）在19世纪60年代就读过马克思的著作;1872年的《资本论》俄译本则是该书最早出现的外文译本。然而，民粹派对马克思的理解非常片面，他们大体上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学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观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学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俄国。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俄国的审查官起初允许了《资本论》的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关于俄国的见解充满了突出的矛盾。他们对俄国的发展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核心问题是农村公社的命运。1875年，恩格斯在反驳特卡乔夫时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或多或少地受到巴枯宁的影响。但到7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和“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马克思逐渐同情起民粹派来了。马克思在1877年致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关于农村公社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基础的观点未加评论。他仅仅声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当1881年维拉•查苏利奇又重新强调这一点时，马克思却答复说: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所以，似乎矛盾的是，恰恰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及其在日内瓦的追随者们确立了反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马克思却靠近了民粹派。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宣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到1894年时，恩?斯则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摧毁了这种公社的革命可能性，认为俄国革命只会“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矛盾看法（其证据性的文献在当时大都尚未发表）并未对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内部一股活跃的力量，只是伴随着1890年大饥荒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重新觉醒才得以崛起，但早在1883年，一个紧密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就在日内瓦成立了。这个自称为“劳动解放社”的团体只有三个成员:普列汉诺夫、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PavelAxelrod）和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是军官的儿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若干年中，曾是一个活跃的民粹派。他不仅是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整整一代革命者的教育家。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的开篇语。他既具有沉着冷静而逻辑性强、并富有系统性的头脑———这使他极其重视学理的正统性，同时又具有一种超脱的个性———这是由于1917年以前40年间一直留居国外所带来的。最初，普列汉诺夫以《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赢得了广大读者，该书是用笔名于1884年在俄国发表的。它是俄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也使普列汉诺夫在西方赢得了声誉。这一威望也因最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作出详细批判而获得了提升。《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把马克思主义阐发成集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中固有的积极倾向之大成。在这一著作和其后的著作中，他用他的一元论观点来对抗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纯地缘上的影响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以及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与梅林和拉法格一道，详细阐发了这样的观点:艺术依赖于阶级的价值观，因而其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这些观点不过是把恩格斯的观点通俗化了而已。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俄国革命的发展奠立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参照视角。如同大多数“西方化”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看不到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但他刚刚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写的两本篇幅很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及《我们的意见分歧》———却确立起了直到19世纪末为止在这一领域中的正统学说（尽管这两本小册子遭到了恩格斯的冷遇）。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大要点:

首先，俄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愈益资本主义化。农奴的解放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雇佣劳动。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的描述，普列汉诺夫断言，俄国已经纳入产业资本主义体系中了。

其次，就政治策略而言，上述情况表明俄国大致已进入工厂生产阶段，而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它在资产阶级之前就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出现了，并且具有更为良好的组织。西欧的经验———特别是1848年德国的经验———证明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是靠不住的。

再次，如果认同以上两点，便赋予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政党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政党将为下面两个目标而斗争:（1）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2）继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在此，普列汉诺夫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得还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一阶段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时期。1891年的大饥荒终于刺激了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群体，推动他们摆脱学理，从事更为实际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本人是最早提出从广泛宣传转向更直接鼓动的人之一。在这方面，领先的是维尔纳（Vilna）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唯一拥有大量组织得很好的犹太工人的地区。他们的主要文件是《论鼓动》这本小册子。由于这个文件重点放在纯经济目标上———虽然这些目标是以把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到政治层面上为出发点的，因而必然大大降低其作为政治文献的重要性。维尔纽斯社团的思想在遍布欧俄中部的一些反对派团体（通常具有民粹派根源）当中是有影响的。这些反对派团体便包括圣彼得堡小组，它自1895年以来就在当地工厂中就某些具体问题从事鼓动工作，并自称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些反对派的思想由于1896年在彼得堡组织纺织业工人罢工取得成功而具有了号召力。

可是，“劳动解放社”感到自己难以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希望致力于广泛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日常的工人鼓动工作。这种理论工作大都由阿克雪里罗得来承担。但在成立于189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内的两个组织之间，最多只有一种不自然的共处关系。俄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遇到了困难，压力来自若干工人要求加入这些组织、并破除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严格界限———这是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历次罢工成功而催生出的一种想法。老革命活动家日益感到固执于经济目标将有碍于清晰的政治远见，于是，阿克雪里罗得于1897年广泛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尽管如此，1898年3月初还是在明斯克成立了稚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但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国外联合会”被年轻的革命者把持着，他们虽然不与普列汉诺夫发生争执，却对他的控制要求感到不快。而俄国国内希望把工人的斗争与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区分开来的“经济主义者”又不断取得成功。到1900年，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迁就伯恩施坦的态度深感震惊，便主张同经济主义者断然决裂。当时，在俄国有两种基本的思潮:第一个是以库斯柯娃（Kuskova）和普罗柯波维奇（Prokopovitch）为首的明显的经济主义者;第二个是诸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和司徒卢威（Struve）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同情伯恩施坦，但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活动，有时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这两派都是对立的，他抱怨经济主义者否认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希望保持党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维持党的觉悟水平。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驱，正统的理论家应该控制党———这就是后来由列宁大力阐发的一种思想。

列宁1870年生于萨马拉。像几乎所有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起初也被民粹主义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1882年因参与民粹派暗杀沙皇的行动而被处死），但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圣彼得堡度过三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那里，他参加了协会，抨击《论鼓动》中的思想，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而崭露头角。这些经历使得列宁周密地研究了组织策略以及工人阶级觉悟从生产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观点。1895年，他写出了第一部主要的著作，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是他先前与民粹派辩论的成果，其基本思想完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相一致。列宁首先论证说，虽然民粹派（“人民之友”）是在为反对专制制度、并为激进的民主纲领而斗争，就此便可以接纳为附属的同盟者，但只要他们试图充当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就必须予以反对。其次，他断言，农民日益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因而他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再次，他坚持无产阶级有作为“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的使命。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在此，列宁与他的同事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对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和农民的革命性的看法较之其他人，如普列汉诺夫，稍微要乐观一些。

1896年，列宁被捕，并遭流放。由于他认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是与俄国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因此，在流放期间，他非常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写了一部被大大低估了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用确凿的材料证据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兴起的过程，填补了马克思无疑会放进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去的一些细节。民粹派认为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工资太低无法扩大国内市场，列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论证说，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在某些地方，马克思所概述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阶段早已为产业资本、即直接运用于生产系统中的资本所取代，而产业资本的下一个阶段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列宁从这一详尽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持有一种独特的立场，因为他们是完全理解、并能揭示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唯一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列宁已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得出的结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证据:对工业无产阶级来说，

剥削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

这一看法（连同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全体人民的思想）支配着1914年以前列宁的政治思想。

1900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与他先前在圣彼得堡协会的同志马尔托夫（Martov）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一道，支持普列汉诺夫为确立一条明确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但在列宁看来，只有在正统派已经聚集了力量的时候，才是这样做的恰当时机。他认为，最好通过一份杂志———《火星报》（Iskra）———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不仅能确立一条正统路线，还将通过其发行网把期待已久的党组织创建起来。当《火星报》主要由于列宁的大力推动而在俄国国内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时，列宁便同“国外联合会”决裂了，而后者抱怨《火星报》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群众运动采取了独裁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态度。这次决裂预示了两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列宁在长篇小册子《怎么办?》中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作了总结。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早有争论。这其中的意见分歧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在俄国占统治地位（因而也关系到党对自由派的态度），涉及同农民的未来关系（在农民支持无产阶级目标的问题上，列宁远没有普列汉诺夫那么有信心），同时也涉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尽管如此，在1903年7月的代表大会前夕，领导成员内部似乎是团结的。代表大会是《火星报》为建立一个全俄社会民主党而进行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代表大会一开始就以压倒的多数一致谴责了“经济主义者”，并否决了分离组织“犹太崩得”（JewishBund）鼓吹的联邦制原则。但在讨论党的章程时，这种一致性便消失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对党章第一条提出了不同的草案。列宁的草案说，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是党员。而马尔托夫宁肯说，作为一个党员应“接受党的纲领，既在物质上又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定期工作来支持党”。列宁坚持说，他最初的草案“把党员的概念……缩小了……而马尔托夫的条文却是把它扩大了，因为它的特点是有（根据马尔托夫本人的正确的说法）‘伸缩性'。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党的生活的这个时期，这种‘伸缩性'无疑会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随后，马尔托夫声称列宁的草案，

不仅排除了同情党、向党提供帮助，而又觉得自己不能参加一个非法组织的大量知识分子;还排除了一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党工人，他们本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却出于利害考虑而拒绝加入党的行列。

虽然字面上的差别看起来不那么要紧，但却表明双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列宁为了弥补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马尔托夫的草案获得微弱多数），更热衷于搞一个小型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精简的《火星报》编辑部———两者都只有三个成员，这就势必让“老卫兵”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退隐。尽管从效果看，这样做被证明是合适的（这三人从未对这份报纸的经营有过多大贡献），但还是招致了诸多恶感。不过，列宁总还是有办法，当“崩得”的代表们退出代表大会时，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便占了多数，这些布尔什维克便成为马尔托夫追随者的敌对面，后者后来被称为“少数派”或孟什维克。

争论一开始时无疑带有许多个人因素。马尔托夫写信给卡尔•考茨基说，争论带有私人性质而不是原则性的。将近一年以后，阿克雪里罗得还承认，“无论在原则还是在策略上，双方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即使在组织问题上，分歧也并没有达到原则高度，而只出现在应用的范围上，即如何实施我们全都接受的组织原则”。确实，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暂时联合起来了，列宁的草案没有遭到反对就被接受了。在组织上，较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并不明显地更民主。相反的，当列宁于1905—1906年修改《怎么办?》中提出的体制时，孟什维克就显得更不民主了。在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革命性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正是在1905年以后，由于孟什维克主张与激进的自由派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并对农民表示怀疑，而布尔什维克则倾向于持相反的看法，分歧才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上述两条，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正统老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他指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这种责难却没多少根据，因为孟什维克仅仅希望通过从事合法（与非法）活动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恰是布尔什维克自身在1912年以后也实施了的政策。

门德尔（Mendel）和金德斯利（Kindersley）论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弗兰克尔对阿基莫夫（Akimov）的介绍对经济主义作了大量的阐发。派普斯（Pipes）描绘了圣彼得堡的背景，而帕特金（Patkin）考察了犹太“崩得”的作用。基普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是基础性的读本。最好的读本是怀尔德曼（Wildman）的《工人革命的形成》。当然，还可参阅柏格曼（Bergman）写的《查苏利奇传》。普列汉诺夫早期的著作见于他的《哲学著作选》第一卷。他最重要的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有英译本。他的一本《哲学著作选》就正在出版发行。巴伦（Baron）的是这方面的主要评注。另可参见瓦利齐（Walicki）的《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第三章和怀特（White）的《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起源》第七、八章。对孟什维克派的短小精悍的评述是阿谢尔（Ascher）的文集《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派》，其中，有一篇很好的导言。阿谢尔还写了一本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极其详尽的传记。另外，还有盖茨勒（Getzler）对马尔托夫作了精湛的研究。

第6章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Trotsky）是列宁在1903年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于1879年出生在一个颇为富裕的犹太农民家庭，很早就显示出革命热情和新闻写作的才华。他曾是《火星报》团体的成员和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可是1904年以后，却逐渐站到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不相同的立场上去了。对广大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行动能力持乐观主义，使托洛茨基拒绝列宁所强调的组织一个革命先锋队的政党。的确，托洛茨基在反对列宁关于党的看法时，就像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一样凶狠。在他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中，托洛茨基严厉批评列宁“凭着他特有的天才和精力，充当了党的瓦解者的角色”。托洛茨基希望党组织成为适应工人阶级运动需要、并允许工人最大限度加入的党。在被公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现象作出最中肯分析”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托洛茨基认为列宁的思想和“经济主义者”一样，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潜力丧失了信心:

如果经济主义者充当尾巴跟在历史后面跑的低下角色，从而逃避掉他们所应承担的艰巨任务，那么“政治主义者”则努力把历史抛在自己的后面，以此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他企图把具有雅各宾派分子特征的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企图由他们自己来替代无产阶级。在比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托洛茨基写道:

两种体制间的差别……对确定我党工作的性质有决定性的意义。一种情况是，我们有一个替无产阶级思维的体制，一个政治上取代无产阶级的体制;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政治上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的体制，使它能够对所有集团和政党的意志施加有效的压力。这两个体制产生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他最著名的预言之一: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党的组织机构以自身代替了党，而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的组织机构，最后，被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

1905年，他在苏维埃的经历只能是加深他的上述看法。尽管他曾试图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之间的调停人进行活动，但这一看法仍未改变。只是到了1917年的危急时刻，托洛茨基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党是实现他的革命目标的必要手段。

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见解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对俄国社会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论断倒很独特。1904年春天，他和帕尔乌斯在慕尼黑的会晤，对这些观点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尔乌斯是德国党左翼中的一位杰出的俄国犹太移民，他在1904年《火星报》上发表的以“战争与革命”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概述了如下几大主张:他认为，由于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工业连续不断的扩张，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互相冲突，并将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因而，民族国家正在迅速地落后于时代。俄国将被迫卷入一场这样的战争，但由于它的社会结构早已过时，其结果会有助于社会的解体，从而增大革命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给俄国带来了政治动乱，这又反过来会影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将起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国的迅速工业化，无产阶级成了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应以直接建立工人政府为目标。

据托洛茨基说，帕尔乌斯“使我更接近了社会革命问题，并且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从天文学的‘最终'目标明确地转变为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托洛茨基接过了这些思想，并在他本人发挥了领导作用的1905年事件中加以确认，借助对当时俄国社会和政治的详细分析，从而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一理论框架分两部分:其一是关于综合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的社会经济理论;其二是政治上与之相对应的不断革命论。两部分综合起来看，是“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的最激进的（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重申”。在社会经济的分析中，托洛茨基从俄国落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原始和缓慢”。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一个事实，即“建立在一定国内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始终处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压力之下”。俄罗斯国家必须吸收更多的剩余产品来保全自己，因为它比那些向它施加压力的国家———如波兰、瑞典和立陶宛———更不发达。于是:

从某一时期（特别是从17世纪末）起，国家全力致力于加速本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机械制造、加工工业、大工业、资本的新部门，可以说都是人为地嫁接到自然经济主干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国家的产物。

这就是说，在国内根本就没有靠自己的剩余进行投资的、自给自足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的投资只能从国外向欧洲资产阶级借贷而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脆弱的制度安排。其人为性（不同于缓慢的有机增长）意味着它能发展得更快。确实，1900年前后工业化的步子是巨大的。少数实现了这种扩张的资本家依靠的是国家渠道引进的外国资本，因而缺少独立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非常迅速地形成起来了，他们直接来自农村———这与西方不同。这样，俄国得以跨越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但同时也造成了奇特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专制而带有贵族特权的政府和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再加上发达的工业化和一个为数甚少、但有内聚力的工人阶级。这种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因素的新旧力量的结合，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托洛茨基的结论是:

专制主义能够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赖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行政、军事和金融力量，不仅没有如自由派所主张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恰好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它还预先规定了这一革命必然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革命的激进性同专制主义———它使自身与民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的巨大势力之间成比例地消长。

后来成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就出自这一分析。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具有一种同其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大规模工业中的工人比小企业中的工人更重要，而俄国只有大工业。而且，俄国工业比西方更袒露在外，而不受一种持久的、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风气包裹。像少数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工人阶级能使工业瘫痪并控制城市中心。因此，托洛茨基断言，“工人阶级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地夺取政权”。他还断言，俄国已把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政治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力量微不足道和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了。他还援引考茨基的话，其大意是:“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唯一现存的强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的身上”。当然，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觉悟水平是夺取政权所必需的，但托洛茨基声称，只要有少数的坚定分子就足够了。（在此，我们从萌芽状态中就看到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支配地位，它将成为革命后的俄国的独特之处。）农民的支持是必要的，农民也会看到，他们的问题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解决———但是，无产阶级仍然必须保持支配地位。然而，在土地再分配之后农村出现分化时，无产阶级就要被迫对他们采取社会主义的态度。（这里，托洛茨基走得比帕尔乌斯远多了。）无产阶级政府将意识到，对他们将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多的激进措施:

一旦权力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里，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分便在原则上和直接实践上都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无产阶级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这类区分的限制。

因此:

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它的专政限定在民主纲领的界限内，就不能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对这一点存在任何幻想都将是致命的，它定将从一开始就危及社会的民主。

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一个把肃清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但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措施肯定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反抗（尤其对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落后的社会体制来说），以至于这种无产阶级政府本身的存在，如果没有外来援助，也将成为问题: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也就不能把其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当然，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候，欧洲无产阶级的这种援助恰恰并未到来。

第7章 列宁

政党

尽管如同下面所要表明的，不应过高估价《怎么办?》一书的重要性，但它确实是列宁论党的基本著作。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作为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标志，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该书中，列宁毫无新的建树，而只是力图重申1894年以前那个时期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学说，以反对新近的发展趋势;该书丝毫未透露不再信任群众的情绪，而仅仅旨在弥补“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的流弊。前三章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运动中的混乱状况，等等。列宁把库斯柯娃的《信条》（Credo）和两份俄国工人报刊《工人思想报》（RabochaiaMysl）、《工人事业》（Rabocheedelo）杂志当做“经济主义”的典型加以抨击。他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小团体已显然不适于充当领导，无力发挥无产阶级在反专制斗争中作为所有阶级的领导者的作用。立足于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列宁断言，经济主义者不可能产生出在政治上适应从家庭手工业（Kustar）生产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要求所必需的最初的党组织。经济主义者只能重复无产阶级孤立的和局部的努力。在随后几章中，列宁持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相同的观点，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看法，这其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各个阶级的展望。而对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其“经济”斗争太狭隘了，因而不可能获得这种觉悟（对无产阶级，列宁从来不谈“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的问题）。列宁附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自流，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追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列宁详细引证了考茨基，继而在如下的关键段落中写道: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造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在第四章，列宁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基于党的任务是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一切被剥削阶级担负起领导的作用（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党就必须拥有一个全俄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好是以一份全俄的报纸为中心，就像《火星报》所渴望充任的那样。这样，它就能够在全俄的基础上保持联系和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其专业化和一元化，从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组织也就带有保密性、集中性、专职性和排他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必然取决于列宁的基本思想，即这种组织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个想法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的要害所在。必须是职业革命家，这有两个意思:他们会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他们应接受全面而充分的训练。“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列宁也并不反对群众组织，但他坚决主张，群众组织必须与党的中坚分子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列宁也不反对党内民主，这意味着完全公开化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但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会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鼓吹这种党内民主。因此，只能按照人事内定的寡头政治原则来选择领导者。

应当指出，列宁的观点是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的，因此，《怎么办?》是得到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出版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以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都谴责列宁“独裁”。卢森堡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列宁思想的文章。而且，正如我们所知，托洛茨基也这样做了。但是至少在1905年以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对党内民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列宁与批评他的人之间存在着的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方法上的。而把列宁的理论当做布朗基主义来谴责，理所当然是无的放矢，因为对列宁的理论来说，对群众施加影响、并赢得群众支持，是绝对本质的要素。

但无论如何，过分强调《怎么办?》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列宁后来写道，不应该脱离它（他的小册子）“与我们党发展的已经过去很久了的具体历史条件的联系”。他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说，“‘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1917年以后他从未再版过这本书———虽然斯大林出于明显的理由把它奉为圣典。

1905年席卷俄国的罢工和骚乱浪潮使得《怎么办?》一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过时了，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驳倒了列宁的悲观主义。尽管列宁在《怎么办?》中一直反对把党的大门向群众成员开放，但在1905年变化了的情况下却涌进了大批新党员。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列宁尽管没有放弃秘密党的思想，但他毕竟承认“我们党曾经在秘密环境中停滞不前”。他督促他的追随者们“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到自己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他还说:“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织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散漫的组织”。这就必须改变党的结构，而列宁自己曾致力于引进实行选举原则，并削减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甚至主张公民投票原则。

党的新体制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这个术语出自孟什维克，在暂时统一了两派的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把它写进了党章。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于“要进行顽强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使所有的上层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党内少数派的权利也应得到保证。列宁把他的原则说成是“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行动的号召只能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发出。

当然，1905—1906年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确实并非单纯出于当时的革命热情。列宁不能不受下述事实的影响，即: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而且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处于孟什维克控制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重新分裂，以及恰逢1908年到1912年的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宗派情绪又大规模地回潮了。在列宁的推动下，这个在国内受迫害而在国外闹内部分裂的党，又变得坚如磐石了。由此，列宁越发坚持“党”的路线了。

然而，正如1905年已使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组织形式受到严重冲击那样，1917年再次开创了党内生活中最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党员人数几个月内重新增加了10倍，坚如磐石、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结构便难以承受新开创的自由狂热气氛的冲击。不同倾向在党内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便“必然有些松散和不稳定性”，从上到下对党的政策选择展开了激烈辩论。以前遭到列宁斥责、而今受到同志般欢迎的托洛茨基，甚至宣称党应该“非布尔什维克化”。

但这一事态未能、也不可能维持太久。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1年间所遇到的内战和严重混乱，迫使它取缔了先前的自由。以布哈林（Bukharin）与列宁为对立的双方，在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上曾有过非常公开的辩论;到1921年以前，在经济政策和对苏维埃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多次争论。但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已消耗殆尽。无产阶级大批遭到杀害，而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当时它已重新命名———怀有敌意。中央委员会与施略普尼柯夫（Shliapnikov）和柯伦泰（Kollontai）所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后者要求工人有充分自由的权利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人，并拥有与党相对立的独立性。当时几乎同样与党的发展趋向对立的派别是“民主集中派”，他们希望党内更加民主，希望地方苏维埃有实权。他们的反对立场实在是出于积怨过深。而直到1920年底，列宁还在重申党内所第7章列宁91有派别都有自由表达意见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其相应代表的权利。但1921年3月，在残酷镇压喀琅施塔得（Kronstadt）起义仅仅几个星期后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标志着与这一传统的彻底决裂。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如有2/3的多数票，便可把这些成员开除出党。第二项决议特别谴责“工人反对派”，并以迥然不同于1917年对群众表示信任的精神宣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是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随之而来的是对党的清洗，不久以后，斯大林成了党的总书记。

革命

列宁的革命观源自正统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师承下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源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列宁在其1894年反对民粹派的论战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的经济体系已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于资产阶级太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某些评论家认为《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在以唯意志论的雅各宾派方式鼓吹一场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虽然谈到过一场“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但从他所认定的若干先决条件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一革命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在1916年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改变其基本看法以前，他从未谈论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那时为止，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想法的近期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后来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上，特别是同盟军问题。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认为，与自由派的联盟是必要的，但孟什维克对结成这一联盟持乐观态度，而列宁对此却始终持怀疑态度，尤其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更是疑虑重重。从这次革命的失败中，孟什维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与自由派结盟赢得初步的变革，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列宁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任何革命斗争中，自由派都是完全靠不住的同盟者。这一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待杜马的态度上。孟什维克热衷于参加杜马，并随之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结成联盟;而列宁一开始就不顾强烈的反对意见而硬要他的追随者抵制杜马———后来，他有了改变，并承认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但正是在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上，列宁显示了其思想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他对自由派越来越不肯让步的态度，使得他更乐观地看待农民，以至于他可以自称为第一个提出在政权中联合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农民置于经典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自由派地位。1905年的事件使他深信，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边缘集团特别是农民的态度。孟什维克认为农民太无组织，不能作为可靠的同盟者;而列宁在其1905年夏写成的《两种策略》中，却提出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按照《两种策略》的结论，这种专政之所以把农民包括在内，是因为:

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表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的，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1906年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土地国有化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建议，以便把农民从大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这走的是与普鲁士道路相反的美国道路，即宁要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要容克制度。这将是一场“民主”革命，同时列宁也十分清楚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和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道路，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但是，一场革命就社会经济形式而论是资产阶级的，就政治形式而论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看来有点矛盾。

列宁的思想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一直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总想声称，列宁有一种包容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始终如一的理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本人）后来第7章列宁93希望最大限度地弥合与列宁的分歧，而斯大林主义者则竭力论证他们之间的对立，企图以此作为认定托洛茨基早就“背叛”的根据。这场论战还由于使用了大量不确切的术语而蒙上了疑云。很清楚，托洛茨基绝不像经常被指责的那样敌视农民，而列宁本人对于两种革命的关系也往往并不明确。在经常被人引用的一个段落中，他甚至说过: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并且，列宁在许多场合提到过“长驱直入”（Parastanie），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

然而，不能因此而模糊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了，因此任何在俄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提议都很容易使他想起从前的对手。虽然列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但他还是严厉指责托洛茨基“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并把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他在1917年以前一直持这一基本看法。

恰如1905年时那样，在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又大惊失色地跟在起义群众后面，而不是去领导起义。直到列宁于1917年4月初到达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直犹豫不决，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合作而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里，列宁原本不怎么考虑从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可能过渡到某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了。而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这至少使某位布尔什维克人士惊呼，“列宁恰恰使自己成为过去三十年中一直空着的巴枯宁宝座的候补者了”。列宁宣称: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因此，党应当拒绝支持临时政府，放弃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念头，并鼓动群众结束战争、全部土地国有化和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声称，他自1905年起一直主张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不过，列宁仍然坚持有必要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任何举动中都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任何其他的路线，任何以少数派名义行动的企图，都将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但在7月，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尽管布尔什维克并未予以支持，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却仍然以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镇压。列宁得出结论说: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人专政最终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日—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估计到这种转变，没有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革命。

但列宁并未将上述思想立即付诸行动。在7月剩下来的日子和8月第7章列宁95里，他流亡芬兰，忙于写作《国家与革命》。但到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政变失败，引起了有利于左派的反应。托洛茨基（他刚刚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任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以及莫斯科苏维埃，都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无组织的起义席卷了农村地区。到9月中旬，仍在芬兰的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仍在俄国的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对7月的失败记忆犹新，不愿意认真采纳列宁的建议，而列宁因此而竟然威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向普通党员呼吁，鼓动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一行动只是在他于10月中旬亲自来到彼得堡时，才终于着手进行。即便如此，像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是继续反对起义，甚至在出版物中公开了这一分歧（因而也公开了列宁的意图）。但由托洛茨基精心部署、并督促执行的起义计划自有其本身的能量，因此，当临时政府10月24日企图封闭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时，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夺取政权。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容易而不流血的一次夺权行动———至少从其最初阶段看。

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现象是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即成长为垄断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当发达的经济操纵在集中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银行控制下的金融资本手中，这种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便取代了竞争的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以商品输出为典型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则输出资本。过剩的资本不能用于国内（因为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降低利润），而是“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事实上，这又导致把世界分割为各个国际卡特尔的势力范围。虽然列宁通常批评说，殖民扩张实际上发生在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之前，但他的表述确实含糊不清，其实并没有指出其原因所在。

对此，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都很普遍，其中包括考茨基，他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已经改变了对帝国主义前途的看法。他认为，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超帝国主义”阶段，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以某种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和平地分割世界。而对列宁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而且，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只关心产业资本，而没有认识到，使帝国主义具有其必不可免的特征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均衡，因为: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列宁在这本小册子（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译者注）的第八章中指出了帝国主义两大内在的影响:第一，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造成了延缓和阻滞技术进步的趋势;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使它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这里提出了对第二国际政策的解释。列宁并未去探究到底有多少工人已被收买，相关国家的整个无产阶级何以不会受到侵袭，以及这对革命的可能性将有何影响等问题。

虽然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总的说来，他的看法却远非那么乐观。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

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是“通俗的论述”，由此可见，他并未自称是一部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列宁具体参考了英国自由党人霍布森（Hobson）（他曾主张，殖民扩张应归咎于缺乏国内的投资机会）和希法亭，但更直接的资料来源却是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该书在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前几个月写成。布哈林把希法亭从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的角度而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接着描述了希法亭著作出版后几年以来垄断发展的程度:国家日益增强的干预已使整个国民经济以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然而，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看法，布哈林强调了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与革命。另一方面，列宁从卢森堡那里却借鉴得很少，原因是她的见解侧重于过多地强调不发达国家，而且包含了一种不给政治行动以活动余地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他的革命观发展的关键。帝国主义战争将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带入其最后阶段，并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的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列宁早在1915年就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他1917年离开瑞士以前已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迫近，而列宁也致力于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

国家

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事实上，它被柯莱蒂（Colletti）称为“列宁对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它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该书源于1916年夏天列宁与布哈林就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的存在问题进行的一场争论。布哈林强调“消亡”方面，而列宁则坚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剥夺者的必要性。事实上，是列宁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写成于1917年夏天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想法，特别是反国家主义的命题，原本是布哈林的思想。

列宁关于国家的直截了当的定义是:“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因此，他甚至对议会民主也加以贬低，因为这种民主已受到他所认为现代日益增长的官僚和军事势力的影响: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于是，列宁遵循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被列宁奉为典范———的结论，宣称革命的任务是打碎国家。虽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列宁相信，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不仅已开始消亡，而且已处于一种高度的解体状态。不过，列宁还是把国家称作“武装起来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难道这也要消亡吗?是的，就其无论如何是一种脱离群众、并且与群众对立的权力而言，它是要消亡的。（苏维埃的最新经验对列宁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他几乎不谈这一过渡时期的体制形式，而特别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但列宁对于这一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几乎未作分析。既然他竭力坚持国家在革命后立即消亡，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因而这一专政的形式问题就愈发令人费解了。他的一般性见解似乎体现了古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对人的统治能够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称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在政治领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革命的动力———党———本身却没有提及。而在一处严肃谈到党的地方，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到底是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人民）”，在这里是不明确的。列宁思想的总体特性大概是倾向于前者，但前者必然与他那更自由主义的阐述发生明显的冲突，而他从来就没在任何地方详细论述过这一冲突。

然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国家与革命》中固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消失了。由于苏维埃国家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下的孤立境地，由于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政府被迫单独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屈辱的和约———在接受和约的政策上，面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列宁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使苏维埃陷入重重困难之中。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回答布哈林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侧重点。“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他提出问题并自我回答，“要等到我们可以说: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召开几次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会破坏历史的发展远景”。无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变成党的专政，并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这两种情况是由三个主要因素所助长、促成的:党事实上使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们很难有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917年后期，布尔什维克党力量弱小而且其组织毫无效用。某些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要把党融化到苏维埃里面去。但是，正如利布曼（Liebman）所言:

新政权的民众基础缩小了，苏维埃民主变得更加徒具形式;与此相反，党由于更加紧密团结而更坚忍地克服了种种社会政治困难，增强了它的威信，并重新确立起先前有利于自己的不平衡地位。

到1919年，党和国家已交融为一体，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等同于党的专政，以至于列宁可以谈论在“党的领导下”调控阶级关系了。

由于1918年1月解散立宪会议并开始镇压反对派，党的这种统治得以强化。革命前，列宁一直赞同召集立宪会议，而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之间的必然冲突。对于一个宣称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来说，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只有25%表决权的立宪会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立宪会议中最大的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而会议的整个体制更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苏维埃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也未能维持多久，内战和公共生活的军事化很快就使苏维埃政权黯然失色了。反对党的生存本身也逐步受到威胁。1917年以前，列宁从未提出过一党制国家，因而后来，布尔什维克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反对派达成联合，这固然在于自身不妥协，但同时也是由于其反对派一样不让步。然而，内战的压力和把反布尔什维主义与反革命等同起来的倾向，最终导致镇压所有的反对党。一贯代表富裕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怀有敌意;而孟什维克的情况不同，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尽管有布尔什维克的干扰）日渐增长。1918年6月，他们被逐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到1920年底就被全面镇压了。

这种集权主义的倾向因官僚主义的发展而增强了。而征用制和为战争努力所导致的国有化方案的层层加码，又助长了官僚主义;个中原因还有俄国专制制度中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待业者纳入国家机关、为他们安排工作的主观努力。到1920年底，这台行政机器已经吸纳了近六百万的雇员，形成一种与经济生产力（下降）恰成反比的增长。虽然列宁赞成招用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家，并确实给了他们种种特权，但他也不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他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1921年初，列宁指出苏联的特点是“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一年以后，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承认:

如果拿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我们必然问: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甚至著名的工农检查院（Rabkrin）这个原本对行政机关实行群众监督的组织，也（“异化”）成了另一个“机关”，沾染上了它自身本应与之斗争的一切缺陷。在终其一生事业的最后几个月里，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评判近乎绝望。

党的权力和官僚主义势力的增长必然妨碍基层工人阶级有效地表达意见。工人监督已在1917年11月原则上加以采用，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成功，几个月后就开始放弃了。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列宁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制，甚至泰罗制。1918—1921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使高度集中的管理成为必要;而其后的新经济政策则意味着（虽然也是必要的）后退一步。罢工在“属于”工人的国家里被看成是不合逻辑的。在工会地位这个重大问题上，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见解:第一种是以柯伦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为代表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会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享有决定权。第二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工会只应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工具。列宁则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赋予工会以某种独立性，但他的意见最后并没有占上风。整个说来，苏联政府无力去实践《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这令列宁在逝世的前几年中深感悲观和忧虑。

民族问题

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但他让这一权利受制于一些最终使它在实践中归于消灭的条件。列宁在他最初的一处相关表述中写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绝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

因此，列宁只能给予民族独立的要求以有条件的承认。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欧洲最大的被征服民族———波兰，这也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长期辩论的一个话题。马克思曾经无条件地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但列宁却批评波兰社会党无条件地要求其国家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列宁那里，民族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完全懂得利用民族意愿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几乎比当时所有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更强烈地表示赞成民族自决原则，但他从未谈论过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文化。（在1914年12月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他似乎赋予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一种内在的价值，这必须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是受一种强烈的欲求支配，他渴望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对待战争上并不完全是反俄的。）在列宁看来，民族自治问题纯粹是个策略问题，因为自决权始终服从于党的利益。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联邦原则和民族文化自治。他虽然确曾宣布，他坚信:“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带强制性的国语”和“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以及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这“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但只不过列宁并没有走得像卢森堡（她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立足于反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畏惧感）那么远，他在1913年非常明确地写道:

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因为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大损害了民族共居的事业，有时在自由分离以后，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联系!自决权是我们集中制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在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存在的时候，这个例外是绝对必要的，稍一抛弃这个例外，就是机会主义（像罗莎•卢森堡那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未能使这些看法有所改变。尽管列宁接受了希法亭和卢森堡关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基本论点，但他并不接受卢森堡关于它现已导致一切民族集团趋于过时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步子是不均衡的，而列宁最关心的东欧地区，资本主义还不甚发达。

随着革命的成功，列宁对民族自决的热情自然有所减退。当时，布尔什维克正陷入既要同外国现政府谈判，又须扶植当地革命事业的尴尬境地。正如列宁在他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提纲》中写道的:“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旦被确立为多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民族自主的余地也就所剩无几了。列宁认可了红军1921年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尽管他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Orjonikidze）的过分残忍感到震惊。正是在这一场合，他发表了如下著名的评论:

如果像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

其实，同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同志———比方说布哈林、拉狄克和斯大林———相比，列宁在民族策略上是极其“自由主义”的。只是因为内战以及军事形势下和工业化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集权倾向的存在，他把上述观念付诸实施的努力受到了阻碍。

哲学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早年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特定的哲学组成部分。例如，列宁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坚持辩证法……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内容，这是19世纪末的一个普遍看法。资产阶级批评家视之为一个可攻击的缺陷，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弗兰茨•梅林）视之为一种品性，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用康德或马赫的观点来补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时研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正好需要一门遵循普列汉诺夫本人思路的哲学。但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建党之后，列宁仍然认为哲学中不应有什么特殊的“党的路线”，而宁肯把这些问题留给一批有才华的专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讨论，像波格丹诺夫（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高尔基（Gorki）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

波格丹诺夫深受物理哲学新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恩斯特•马赫（ErnstMach）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家当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其上辈进行颇为肤浅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自道尔顿（Dalton）以来，长期认为实体的原子是基本的“宇宙之砖”的看法，改变为视原子为一团带负电荷的电子云的看法。简而言之，“物质”似乎消失了。马赫在按科学发展进程作预测时，企图建构一种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的世界观，即认为:我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包括自我在内），只不过是以最经济而有条理的方式归类而来的各种感觉的复合体。这些观点为波格丹诺夫所接受，在其名之为“经验一元论”的体系中，他企图更进一步来表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是同一个经验，只是其组织起来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的核心是，经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心理现象是以个人方式组织起来的，物理现象是以社会方式组织起来的。

甚至到1908年，列宁仍把马赫主义看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各个派别内都是件个人选择的事情。但他本人在自己一派内激烈反对马赫主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列宁与召回派（OtzovistsfellowBolsheviks）———以波格丹诺夫为首，原属布尔什维克，希望抵制第三届杜马选举———之间的争论从1907年起变得尖锐起来了。列宁当时处于极少数派地位，而波格丹诺夫则被选为该派发言人。于是，波格丹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俄罗斯以外，并在卡普里岛的高尔基住宅为党的活动分子建立了一所布尔什维克学校。因此列宁被迫去削弱波格丹诺夫（以及左派敌手们）的权威，以便重新确立他本人的统治地位。第二，《新时代》刊印了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文章的译文，并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在孟什维克奉行斯宾诺莎与霍尔巴赫的哲学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已把马赫哲学作为该派的思想基础。新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作为到那时为止最大胆的马赫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宗教无神论”的言论来看），对上述看法予以支持。这样，列宁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被看作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而孟什维克则被看作正统派哲学家。因此，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的，不是把哲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争论结合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分别开来;倒是孟什维克试图把这二者加以联系，并试图把争论从布尔什维克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引申到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甚至正当列宁撰写这部著作时，德波林（Deborin）便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写道:

在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策略上都留下了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印记，其哲学表现就是马赫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自觉地把马赫主义诉诸实践和策略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们是只讲实用的、不自觉的马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

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他认为，马赫主义这类当代哲学倾向，从党的工作的立场来看，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党的实际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述的核心哲学观，其价值是次要而又短暂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广泛的针锋相对的批判。在一段论证认识论等同于本体论的文字中，列宁说:

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

他对物质下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两个学说———世界的外部实在性和认识的“复写”理论———构成了列宁唯物主义的中心主题。该书的基本概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互相冲突的哲学派别。对唯心主义哪怕作出最微小的让步最终都将导致信仰主义和宗教，从而在客观上帮助和拯救了资产阶级。他不仅力图说明，那些否认不依赖感官知觉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实在性的人实际上是宗教信徒，而且企图———更令人难以置信地———表明，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不可知论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很少有耐人寻味的哲学趣味。列宁的（甚为错误的）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确实，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恩格斯晚期经常被人引用的著作中某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只有四处引证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是有关主要论点的。）一般说来，列宁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甚至他对马赫立场的说明，在若干要点上也是一种曲解。当然，依据其哲学内容来评价列宁这本书，也许有失公允。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并在这方面是大为成功的。更一般地来说，基于俄国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列宁回复到18世纪唯物主义的某些肤浅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及其宗教后盾进行反抗的组成部分。既然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那么唯物主义就成了无产阶级反对沙皇政权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总之，列宁在哲学上的落后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哲学———这一次不再是抱工具主义的（寻求应急工具的）态度。令人吃惊的是，面对欧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大变动，列宁为了重新确定自己的观点，竟花了大量的时间极其细致地研究了黑格尔。这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中只有两处关于黑格尔的评论（而且，都很肤浅），极少谈及辩证法。列宁的笔记（长达300页左右的篇幅）只是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它用以支持当时党反对“机械论”偏向的斗争。这部《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是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在《哲学笔记》中，他打算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从而正确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其重点从批判黑格尔转为热情地接受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列宁在其笔记的结尾处写道:“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

列宁《哲学笔记》中最有名的评论是关于黑格尔与《资本论》的关系: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这实际上是个自我批评———这也是对他以前的哲学良师普列汉诺夫的评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大约写了近1000页的东西”，但“关于……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哲学笔记》坚持认为，关于认识的反映论中的“复写”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我们从未认识一切事物。但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同之处，最鲜明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即唯心主义不是个错误，而只是一种片面的夸大。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的对比取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比。列宁称赞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第25节，“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列宁谈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谈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他总结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不断强调，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实际上，他有时也陷入到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活力论”中去了。当然，还不可能证明，在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和他此后的政治态度之间到底有什么确切的联系，但显然，作为列宁对1914年世界大事变的哲学反应，《哲学笔记》是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对应的。某些评论家声称，他们发现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对他的《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他关于革命期间党群关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在1920—1921年对工会问题的讨论都产生了影响。

第8章 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

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即党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一个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重大争论的实质所在。特别是在1921年和1923年西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最后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都是用来回应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发展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革命后的经济问题，以前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头开始，意味着内战的创伤必须更彻底地医治。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感到措手不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前指望革命具有可意想的国际性，进而指望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来克服由于自身落后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经济措施相对温和、稳健:有选择的国有化，8小时工作日，在平等、但仍以个体为单位的基础上将国有化的土地在农民当中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偶然出现的、半自发的工人管理制度。

然而到1918年春，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工人管理进一步打乱了因连年战争而枯竭了的经济的正常秩序。面对这一威胁性的混乱，列宁提出了一种明显以德国战时经济为模型、被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退却的短暂前奏。它包括如下双重努力:既通过加强劳动纪律、实行工资奖励和树立管理权威以取得对经济更加集中的控制;又与较大的金融势力相妥协，换句话说，“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并试图采用同旧经济秩序妥协的权宜之计。

到1918年夏，内战爆发使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已经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无法坚持下去。只是为了苏维埃政府的生存，才实行了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的国家控制制度。战时共产主义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由于1918年6月实行的全面国有化法令几乎使所有的大企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加上因战时封锁和俄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被敌人占领而导致燃料和原料严重匮乏，更使得政府的干预甚至变得必不可少了。同时，国家垄断贸易，政府的官僚主义程度加剧。第二，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使有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陷于破产（工人由于以实物支付还有些保障），这意味着，政府不能靠多发行货币来增加其财力，而不得不征用农民的储备物资，这样就失去了中农的支持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第三，内战的压力一解除，就把复员的红军部队派去执行各项紧急任务，在上级指派的工会官员的纪律约束下，劳动力便部分地军事化了。

这些严厉的政策得到布尔什维克所有领导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是最乐观的人之一。他居然在1920年初就把注意力从军事问题上转到劳动问题上来，从而成为最积极地鼓吹劳动军事化的人之一。他把劳动军事化说成是落后国家之必然，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痛苦分娩过程。但对此，托洛茨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布哈林在1920年发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经典性的理论辩护。他在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作为其崩溃标志的世界大战之后，宣称革命时期难免对生产力会有最初的破坏，由此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同时，布哈林与希法亭之间发生了争论。希法亭曾说，无产阶级接管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能控制德国的经济。布哈林则坚决认为，“同所有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伴随着生产力下降”———这恰是一个令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聊以自慰的观点。布哈林还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即革命后的俄国比其他国家更少受到客观性的限制，而这与他那赤裸裸的强调强制的必要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体制到义务劳动，正好构成了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

这一观点还同特别强调国家无所不能的作用结合起来:

工会的国家化和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由改造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劳动机构各个最小的基层组织必须使自己转化为整个组织化进程的代表，整体性地接受工人阶级集体理性的指挥和领导，其具体的物质化身就是最高的和最全能的组织，即国家机器。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便向其对立面辩证地转化，变成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

列宁仔细阅读了布哈林的这本书，并对它作出了批评性的评论。尽管他不赞同其中的某些术语，但确实基本上是赞成他的整个观点的，而且尤为赏识他那读来令人生畏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一章。

新经济政策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没能持续下去。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战时共产主义更为持久的体现;但到1921年初，很显然，它只是使国家的经济问题恶化了，而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权自身将处于危险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好就发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内战行将结束，使采取极端措施失去其存在的直接理由。持续了7年的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3月开始的，当时用一定份额的实物税取代了余粮征收制，使农民能保留其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这又导致取消自由贸易的限制和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实行了一定数量的非国有化，但仅限于小企业;工业则按托拉斯组织起来，并享有有限的市场独立性。1921年11月，国家银行重新开放，硬通货政策被采纳，到1923年卢布稳定下来。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列宁的倡议下采取的。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列宁尽管对这一转变作了些辩解，但很快就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继战时共产主义偏轨之后，重新回到1918年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上去的政策。关于过去的三年，他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几个月后，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而同时，列宁又第8章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1继续把新经济政策称为“退却”，即意味着在发动一次新进攻之前临时重新组织力量。但另一方面，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只看作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决定实行这一政策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同农民建立一种经济上稳定的联盟，他甚至暗示联盟将为期10年。这种过渡性的混合体制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其特征就是渐进主义，即“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他还说:“与原先的革命的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对此，布哈林最初有些犹豫，后来，他却转变成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承认，他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虽足以破坏旧制度，但不足以建设新制度。他为新经济政策的渐进主义辩护的理由是:无产阶级（不同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刻不能不是落后的，只能在革命后的社会里趋于革命的成熟;而这个社会将由一个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党来加以掌控（布哈林敏感地注意到这其中所蕴涵的危险，甚至谈到，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的一年里，托洛茨基虽然极力主张过改行实物税，但是他并没有附和这一政策。在实施伊始，他就宣称反对新经济政策，并且不同意把战时共产主义说成是国外形势强加于俄国而导致的偏差。他承认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获得的成功，但认为它在解决工业化的主要问题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的确，新经济政策的付诸实施，标志着托洛茨基普遍影响力的下降。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1921年初党内发生的关于工会作用的大辩论。有鉴于工人反对派力争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恢复工人对工业的管理，托洛茨基在内战接近结束时体验到工会难以对付之后就争辩说，应当剥夺工会的自治权，并将其并入政府机构内。列宁把托洛茨基的主张称为对工会的“官僚主义折磨”而加以反对，并寻求一项保证工会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折中方案。托洛茨基的观点尽管得到布哈林的支持，但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仍被彻底否决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热衷于使党愈益成为铁板一块。1919年3月，五人政治局重新设立，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战也要求许多重大决定只能由少数人作出，而2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则很难驾驭。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和一个书记处，而唯有斯大林一人同时是这四个机构的成员。随着经济政策的更加自由化，就更有必要加强严格的政治控制。当时，党的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工人反对派，并禁止党内派别的存在。然而，由于列宁患病和逝世，某些形式的集体领导还是必要的，尽管它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既然党日趋铁板一块，那么就使得当权者更容易加强其统治。随着列宁失去工作能力，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很自然地组成一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而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最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他可能遭受排除出权力之外的危险没有作出反应。他既没有利用列宁对斯大林的无情批评（而这种利用对当时的他来说，是必要的），也没有不失时机地支持党内的民主事业。只是到了1923年底，列宁处于垂危之际，权力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向不利于托洛茨基的方向倾斜时，他才打破沉默。在《新方针》这本小册子（其中已包含后来他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所详尽阐述的全部重大命题）中，他号召党组织的民主化和党内言论自由，同时还谴责了个人统治和官僚主义倾向。但是，托洛茨基影响的衰落还取决于下述比政治局内部斗争更重大的因素:内战已经结束，军事人民委员都不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托洛茨基的特殊行政才干也不再需要了。在政治局委员中，托洛茨基是唯一一个新近被吸收加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成员，势单力薄，在党组织中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欧洲革命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特别予以看重的）也在减小，而整个国家已经被以托洛茨基为象征的“英雄”时代弄得精疲力竭，正渴望着休养生息和一个重建期。平凡得多的经济问题已开始支配了党内的大小辩论。

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这一根本问题。在需要筹集资金来发展经济同需要发展工业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其中，农业是前者唯一的源泉，后者则只有牺牲农业才能做到。对经济发展发挥主要作用的究竟应该是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是，农业部门购买力的提高是工业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不扩大工业品的流通，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必将下降。这两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意见分歧上。那些务实型的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取决于军事需要的权宜之计;而深受英雄的布尔什维主义传统鼓舞的人则认为，那是一场直奔社会主义的正确运动，尽管尚不成熟，但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恢复。

这两种观点的对峙首先明显地暴露在对1923年出现的所谓“剪刀差”危机的反应上。“剪刀差”危机是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形成的，它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家工业占垄断地位，从而有资格在同农业部门的交换中取得有利条件。作为反托洛茨基联盟的代言人，布哈林坚持认为:第8章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3繁荣的农民经济是工业复苏的先决条件，任何其他政策将损害同农民的有历史意义的联盟。为了扩大当下的农业生产，也为了提高工业本身的效益，必须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样就能通过国家工业利润的日益增长，通过对繁荣的农业部门实行征税，并通过富裕农民或富农的储蓄，获得投资的资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是相反观点的首要倡导者。他显然重视生产而不重视流通，因而认为只有私有成分即农民，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所必需的资本。他在1924年出版的《新经济学》一书中宣称，有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这也就是反对私人积累的必要。他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作了如下的界定:

一个正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转变的国家愈在经济上落后，愈是适应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时能为社会主义积累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小;其社会主义积累势必有赖于从社会主义以前经济成分的剩余产品中提取的份额（在比重上）愈大，它靠自己生产进行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就愈小，也就是说，它将愈加无法依靠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人的剩余产品来积累资金。

既然不发达的工业部门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国家便不得不向农民榨取，正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向各种非资本主义成分榨取资金一样。因此，“剪刀差”危机不仅被热情地接受，还通过国家干预而持续下去了。在经济上既不是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也不是社会主义成分占优势的过渡时期的紧急关头，速度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正是经济形势的这一特性，要求采取大规模地把来自农业的剩余价值转到国有部门中去的办法来强化工业化，而不管党的领袖们愿意与否。托洛茨基基本上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尽管他否认自己希望剥削农民，并且显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积累可以在一种孤立的经济中进行的观点。斯大林出于政治目的而很想利用左派明显的反农民倾向，但他在这场争论中最初并没有攻击其中任何一方;只是在获得了无懈可击的支配地位之后，他才借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某些思想成分，融注到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去。

一国社会主义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国际氛围对革命不利，特别是1923年萨克森和汉堡早产的起义的失败，助长了俄国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可靠，相比于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因无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蔑视。整个国家在反击外来侵略和内战的几年中消耗殆尽，因而渴望着某种发展经济的政策，而一国社会主义论似乎提供了一种明确而乐观的追求经济目标的方案。此外，还存在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独立的自豪感来作为进一步追求经济目标的诱导因素。

一国社会主义源自布哈林为新经济政策的辩护，是保证俄国能以自己的资源“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一种孤立主义的说教。斯大林转向这一教义则是突然的。他直到1924年4月还认为: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

在192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才第一次阐述这一理论。在此，他从列宁关于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言论中引申出如下结论: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甚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由于被说成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抱悲观主义态度，而被斥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斯大林曾承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确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在《列宁主第8章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5义问题》（1926年1月）中，他用如下的话来更有力地表述他的理论:

我们指的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段话的附言则降低了调子: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即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

斯大林经常把“一国社会主义”称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援引列宁1915年反对托洛茨基“欧洲联邦”口号的声明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这一点。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斯大林还提到列宁1923年写的“论合作社”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了联盟”，是“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然而，很显然，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创新归宗到列宁身上，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列宁曾经明确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这才是他多次重申、并符合他整个思想主旨的声明。

毫无疑问，一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根据列宁的晚期论述论证说:“甚至在这种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爬行的速度前进，但……依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会建成它。”新经济政策将导向社会主义，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中，上层建筑调节着基础。掌握经济命脉（特别是控制了信贷）将引导着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成分（包括农业）向社会主义发展。西欧资本主义在没有从俄国市场受益的条件下也已稳定下来了，而俄国则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通过更集中地使用现有资金来扩大生产，这将导致工业品价格降低，从而有利于农业部门。布哈林最为重视的是农业部门。在他看来，富有而又高效率的农民———富农———将通过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据此，他向全体农民提出一个曾遭到诸多非难的口号:自己发财致富去吧!

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看法，由于受到斯大林的讽刺与丑化，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斯大林把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对苏联内部前景悲观而倚重于不可靠的国外冒险活动。托洛茨基曾徒劳地抗议说，他以前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思想针对的不是当前的形势，因此与这场辩论无关。的确，托洛茨基早期的著作并没有排除一国社会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内战一结束，托洛茨基倡导建立在经济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的政策就非常接近一国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到1925年表述的观点仍可看成是回复到托洛茨基1920年倡导的自力更生的观点。只是到了1926年，托洛茨基才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挑战，尽管季诺维也夫挑战斯大林还要早得多。托洛茨基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承担过各种经济任务，因而确信:只有同世界经济重新结合，俄国才能扩大其资本积累量。托洛茨基放弃了他1921年至1923年的观点，他争辩说，欧洲的衰退及其为扩大出口而展开的斗争将变得对俄国有利，因为俄国可以很容易用谷物换取机器;另外，俄国应该鼓励租用的申请，并欢迎外国投资。这样，俄国的经济将不至于放慢到布哈林所说的“爬行速度”。托洛茨基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他同斯大林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根本分歧:

如果我们突然把资源转到……新机器的制造上，我们要么将破坏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甚至一个部门内部基本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的必要比例，要么将为保持必要的比例而大大降低整个发展系数。对我们来说，发展速率的下降绝对要比从外国进口我们通常所需的机器和商品危险很多。

托洛茨基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分裂;俄国应准备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换句话说，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如说是那种漠视整个世界经济、自命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中发展社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托洛茨基的立场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势力的推动下，他并没有放弃俄国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他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似乎偏离了党的整个国际方针，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感到绝望了。英国苏维埃委员会鼓励同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合作、并直接反对革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失策的还有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造成巨大灾难的合作。然而，党内采纳托洛茨基和整个左翼反对派观点的场合越来越少。使托洛茨基遭受挤压的是他那自我标榜的观点:“归根结底，党总是正确的。”此外，在1920年所写的反考茨基的论战性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他实际上把公理同化为强权。托洛茨基日益孤立。尽管在1926年，他最后一搏，企图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结成一个反斯大林的联合反对派，而最终，他还是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驱赶出莫斯科，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

艺术和哲学

十月革命前，对艺术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关系，党并没有明确的看法。1905年，列宁写道: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但是，这只是针对党内人士而言，并不是提倡对非党人士实行检查制度。与19世纪文学相反，革命时期的主要流派都着重于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尤其是未来学派及其最主要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对革命满腔热忱，但他们并不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容。作为弥补这一缺陷的尝试，俄国于1917年创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其核心人物是列宁的哲学夙敌波格丹诺夫。该组织还得到了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真理报》（Pravda）编辑布哈林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培植特定的无产阶级艺术形式来领导文化上的（相对于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而言）革命为己任。1920年，它主持创建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尽管无产阶级文化派完全符合战时共产主义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却成了它的末日。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领袖们的观点: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1922年，针对公开挑战官方路线者所实行的一般性检查制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卢那察尔斯基写道:

甚至有必要把检查制度加诸纯文学上，对此，我们决不迟疑，因为在纯文学这面旗帜和这副漂亮的外表之下，毒药可能被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天真而蒙昧的心灵中去。这个心灵是易受波动的，并且由于前进途中的困难太大，容易摆脱指引它通过茫茫荒野到达希望之乡的那只手。

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最精辟的批评来自托洛茨基，他可是文学方面最有才干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文学与革命》中，他否定“马克思主义”艺术的存在，正如他曾拒绝接受内战期间某些人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的概念一样。同样地，不能抛弃过去的文化成就。托洛茨基宣称:“不首先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要素，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开始建设新文化。”在反对那些想用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时，托洛茨基写道:

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同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永远不会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伟大的道义力量正来源于以下事实:它为一种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真正第一流的人类文化打下了基础。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文化的基本要素传授给落后群众”。党对待艺术问题，一般说来都应当慎言，因为“艺术领域并不是要党去发号施令的领域”。不过，对那些积极活跃地反对革命的人，也是不可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应该有警觉的革命检查制度和广泛灵活的政策，以免受到卑鄙的、宗派的恶毒偏见的影响”。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论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了特别是来自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的攻击。攻击的主要根据是，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在革命前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之间留下了一个文化真空。直到1929年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关系的争论一直很热烈。1929年，随着斯大林的“左倾转向”，党加强了对文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以1930年初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为标志的独立文学创作的终结。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上没有正统的理论，但哲学上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拥有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它的重要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予以强调了。在革命时期，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两种微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自称继承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短文中所确立的有关哲学的最后指示。在该文中，列宁论证了哲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联盟，同时指出他们应该创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上面谈到的两个学派，根据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究竟强调辩证法一面还是强调唯物主义一面，而逐渐以机械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德波林主义者著称。机械论者有其主要代言人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后者在列宁的遗嘱中被指责为“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第一，这一派人认为，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切科学的方法。第二，他们相信，一切运动都是外在的、外来的。每一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并无内部矛盾。布哈林说过，运动是从外面产生的，并且提出均衡论来解释各种联系:

世界上是由以各种方式起作用的、互相对立的力量所组成的。这些力量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暂时保持均衡，于是就有“静止”状态，即这些力量间实际的“斗争”隐蔽起来了。但是，只要改变了其中的某个力量，“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平衡遭到破坏;而如果新的均衡重新确立起来，这种均衡就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等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斗争”、“矛盾”即向不同方向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对抗，决定着这个体系的运动。

第三，机械论者实际上贬低了质的飞跃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切高级的现象原则上都能还原为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的现象。就布哈林来说，这些哲学观点完全符合他在经济学中决定论的和渐进主义的主张，而且也完全符合整个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不过还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尽?很少涉足哲学，却也是一个机械论者。

德波林主义者得名于学院派哲学教授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Deborin）。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独立的地位;自然界是辩证的，矛盾是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中所固有的;因而，他们强调存在着辩证的飞跃，并否认精神可以还原为物质。1925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和1929年列宁《哲学笔记》的首次出版，帮了德波林主义者的忙。还有，由于布哈林在政治上垮台了，他的机械论在1929年正式遭到谴责，他们从中也受益了。然而，如果说机械论是右倾的话，德波林主义则很快就同“左”倾主义联系到一起。他们被指责为在哲学上采取政治中立、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低估列宁而高估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最终于1930年被贬斥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的意见在哲学问题上也变得至高无上了。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北伐以前，毛泽东曾在上海负责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毫不奇怪，他做得并不很成功。在1926年回湖南前，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第15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

引言

自公元前2世纪汉朝（应为公元前3世纪秦朝———译者注）在中华大地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来，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却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的社会。它以荒漠、山脉和海洋为界，围构成一片自给自足、肥沃辽阔的国土;在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养育了一种自成中心的、独立的文明。它的经济以高效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为主，其官方正统的儒家哲学捍卫着一个视变革为堕落的等级社会。然而，在17世纪把统治强加于中国的北方清王朝，到19世纪，当它显得无力抵抗西方侵犯时，这种自满自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就被打破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5年败于早先还不屑一顾的日本、再到1900年的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这诸多事变都暴露出，在西方的经济、军事压力面前，当时的中国几乎毫无防御力可言。

面对这些入侵，中国内部在思想认识上分成几派:一派认为，自己国家唯一的出路在于完整吸纳西方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派认为，需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应该保留;还有一派则反对从西方输入任何东西。其中，现代化派所赢得的不过是，在1912年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译者注）;而西方列强却继续在中国东海岸自行分割赢取暴利的贸易租借地，由此，西方式的民主能复兴中国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有了皇帝来一统国家，由各军阀把持的军事权力中心各自割据一方。这些军阀的非正规军靠榨取农民而自肥，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均衡，从而永久地废弃了帝国的官僚体系。正是从1915年到1925年“军阀统治”的混乱期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中国中南部的湖南省韶山冲。他的父亲是位贩卖谷子而相对富裕一点的贫农。毛泽东在13岁就离开了学校帮父亲做工;1909年不顾家里人反对到附近一所中学（湘乡东山学校———译者注）注册入学。两年后，他又转到省城长沙继续求学。在中华民国宣布共和时，他在共和派的军队里已服役了6个月;军阀统治上台后，他又重新就学。毛泽东早年的成长和求学历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显然只是一种推测。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思想要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和实用，这个事实也许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佛学和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种学说都倾向于从对立面的角度———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的矛盾———去思考。而从更为直接的层面上说，毛泽东无疑受到了读过的像《水浒》那样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都赞颂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从1913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到五年后毕业，他已逐渐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了———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在北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那是1918年，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尽管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鲜为人知（当时，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布尔什维克胜利地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却鼓动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仿效俄国。1919年，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实际发挥作用的力量崛起了。在这场运动中，当人们得知，腐败的政府在西方列强许诺将中国重要省份———山东（先前由德国占据）———归还给中国的情况下，还是同意把它转让给日本，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骚乱。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整个破灭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CCP）在上海成立，毛泽东是13位到会成员之一。

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在这场看来是民族的、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1920年初，大多数革命民族主义分子都拥护孙逸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它是靠苏联的帮助、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华南地区成功建立起来的。1926年初，在接任孙中山的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发动了驱逐军阀及其西方帝国主义后台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该对国民党持何种态度?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出，不要信任资产阶级的政党，要与之脱离去建立独立的组织，要依靠国际范围内未受干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革命潜力。在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倡议:“共产国际应该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千万不要与之融合;甚至，还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萌芽状态就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其独立性”。然而，这并没有回答国民党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斯大林则认为它是各阶级的混合体。后者的看法占据主导地位。在苏联的压力下，1923年，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内，构成其中的左翼力量。

毛泽东与农民

北伐以前，毛泽东曾在上海负责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毫不奇?，他做得并不很成功。在1926年回湖南前，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写道: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但是，到1926年9月，他已确信，革命运动的主角将由农民来扮演，起码就当时来看，由于他们既有政治上的、同时又有经济上的目标，因而比工人更为激进。作为党的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毛泽东于1926年返回湖南。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开局良好，并于当年夏席卷了整个中国内地。从1926年8月到次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停留了9个月，这期间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农民中的工作对象绝大部分是佃农，而且越来越多的是佃农。他们的土地非常少，地主榨取了收成的50%，而且，通货膨胀和军阀课以重税（往往提前征收）加剧了他们的债务负担。那些破产的人就成为了军阀部队招募新兵的现成兵源了。因此，随着北伐的胜利，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在毛泽东的调查活动开始之前，共产党人没有明确的农村纲领;国民党的提议又非常温和，仅仅是减租而并不没收土地。

农民的中心作用在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得到了阐明。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并捍卫了湖南农会反对地主的措施。文章的开头过于理想化: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提到的农会正在采取的实际措施是相对温和的，并且严格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共产国际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宣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把农民描述为“革命先锋”，而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正是这种对农民主导作用的强调，构成了其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虽然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时，它在实践中的意义才显现出来。

革命的策略

共产党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原因之一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莫斯科坚持要中国共产党同遭受大量农村暴动侵扰的国民党联合。不过，蒋介石已经转向右倾，因为他需要获取大企业势力在利益上的支持，为此，必要的话，他会不惜牺牲同共产党的联合。当共产党人在上海（它拥有最为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起义时，蒋介石就转而残酷无情地仇视他们，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被杀害，共产党被完全取缔。而斯大林无视这一灾难，仍想同已与蒋介石决裂的“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合作，这就意味着，为了不再失去国民党的支持，必须限制农民革命运动。斯大林关心的是，如何逃避对中国革命的明显失败所承担的责任;同时，面临同托洛茨基一决胜负，他自己也觉着在批判面前脆弱不堪。斯大林把国民党视为进步的革命力量，认为它绝对是反帝的，并且能完成标志着中国真正摆脱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通过经济改造的办法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新生、弱小的共产党不能希求自己独自掌握政权，而应当参与到国民党中，由此结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阶级的联盟”。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的观点是孟什维主义的———死板地信奉阶段论以及相信独立的资产阶级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他确信，在中国，国民党就像1917年以前的俄国资产阶级，是受惠于地产收益和外国资本的，因此，在某种危急状态下，国民党必定会转戈反对工人。这恰恰在1926年就发生了。尽管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以农民为基础，尽管他质疑农村先锋队和农民游击队为基础的运动，也不相信民族主义对中国革命有多重要———这一切都表明他对1926年以后的事态缺乏洞察力，但是，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却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托洛茨基的批判并未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所接受。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仍遵循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那些毫无融贯性的政策:一方面，机会主义地与国民党联合;另一方面，继续举行武装起义，以表明1926—1927年的政策尚未失灵。在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出所料地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士兵撤退到位于湖南东部边界荒凉的井冈山区。在此，尽管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怀疑，但他还是有可能把他自己的某些土地改革的想法付诸实践。

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尚未有关于土改的具体规划，但正如其他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那样，他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或者是以不付地租的方式、或者是主动通过农会再予分配，凡占有30亩以上者，均应被没收。在井冈山刚站稳脚后，他马上着手实行这种激进的政策，将所有有产者划为敌人，甚至处死了其中的某些人。中央委员会对此还嫌不够，正如他所说，他们批评他?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1929年4月，当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从井冈山迁往环境更为适宜的赣南部地区时，毛泽东的政策改变为只没收地主财产，根据家庭的大小再行分配。当共产党壮大起来，并在1930年2月在江西瑞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时，甚至允许富农保有土地。

在这一阶段，社会和经济的改革都服从于发展壮大幸存下来的军事力量。正是红军能够生存、并壮大起来的能力才最终确保了毛泽东的观念在党内的胜利。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城市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党员应是清一色的农民或无产阶级，他们所热衷的是全力以赴的斗争而不是逐渐扩大根据地。但正由于地处偏远一隅，他才免遭了过多的干涉。1929年，在接连几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当时以李立三为鼓动性灵魂的中央委员会命令毛泽东解散其部队，理由是，城市仍然有望成为革命的信号弹，而红军所要做的无非是在农村发动群众以支援城市无产阶级。按照李立三的观点，城市是统治阶级的大脑和心脏，农村则不过是四肢而已，攻击四肢就太不积极了，心脏才是关键。因此，所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或者“依靠红军取得城市的说法都是奇谈怪论”。不过，毛泽东还是认真地对待党内无产阶级的比例从1926年的2/3下降到1929年仅有3%（按周恩来的说法）这一事实。他坚持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被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必然导致各革命阶级间纠缠不已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不能采纳俄国革命的模式。因此，李立三的政策是诉诸: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29年秋，莫斯科关于世界革命的政策变得更为激进了，中国共产党被迫发动了对中心城市的进攻。大概是违背自己对形势更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本人也参与其中了。面对这些进攻一次次的失败，李立三成了莫斯科的替罪羊，并以某种理由被谴责为“半托洛茨基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莫斯科控制的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半秘密活动状态转移到安全一些的江西根据地。此时，不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而且在军事问题上，党中央同毛泽东的分歧都尖锐起来。毛泽东从孙武这样的著作家中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精华，主张“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在已经成为最有权威性的章节中，毛泽东把他的战略概括如下: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但是，在中央委员会看来，这种为了包围敌人而将其诱入共产党地区的政策过于保守。20世纪30年代初，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在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他在日益斯大林主义化的党内失势，与国民党主力硬碰硬的政策给党以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党用碉堡包围了共产党地区，对红军来说，剩下的唯一出路是突围出去，寻找避难之所。他们在1934年就是如此决策的，长途跋涉12个月，行程6000英里，跨越了最为艰难困苦的地带，终于在中国西北的延安找到一片相对安全的根据地。长征途中，在1935年3月（1月———译者注）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

从1935年到1949年这些年间，共产党的势力稳步扩张。它先是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然后又在内战中与国民党交战。在延安根据地，共产党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地租被限制为收成的1/3;不没收土地;鼓励开荒以帮助共产党实现真正的粮食自给自足;为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队和党员干部参加耕作和其他生产活动。共产党零星的根据地被围困的状态意味着，军队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由于被看作是日本侵略者最坚决的抗击者———长征在某种程度上被确认为一次抗日的远征，共产党人赢得了大量的支持。由于莫斯科的压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才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然而，这种合作绝非实实在在，因为两党双方都意识到，内战最终会是不可避免的。

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中国革命的前途作出概括。同列宁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尤其为1935年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人民阵线政策所看重———相一致，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革命的阶段性，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但这不是旧式民主，而是一种新式的民主。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由于帝国主义现象，中国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世界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仍可被看作是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超越列宁，提出关于专政可以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主张，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而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使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热情的农民也感到满意。当他提到无产阶级时，他真正所指的是代表“尚未到场的”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迅速过渡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这些都是他当时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伴随着共产党地区的扩大及其所带来的党员人数的增加，毛泽东着手加强党的力量，严明党的风纪，这集中体现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整风运动开了这类运动之先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类运动推到极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关心的是，党不应该成为外国模式、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简单复制品: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游击战争

从许多方面来看，毛泽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富于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的游击战术思想和在军事上同强大的敌人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思想，他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10年中，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指导农村地区开展反对控制着城市的国民党政府的游击战争;而后，又面临着在大部分国土被军事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情况下采取什么策略进行防御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应该这样组织:尽管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劣势，但通过迅速的集中，他们能以优势兵力发动局部的进攻。如果有可能，他们应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在敌后活动，扰乱敌人的通信联系等。最重要的是，游击队应该控制住他们可以做间歇性撤退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应据有靠近山区、以沼泽或沙漠等为界的险要地势。在这些地区，部队自身可以种地、开展积极的生产。他们还可以帮助当地居民提高产量;可能的话，还可以组织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这样既可避免部队成为地方的负担，又可抵制部队由于时断时续的无事可干所产生的无聊———这种闲散曾败坏了所有旧军队的精神风貌。

后来，这些战术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在古巴革命期间———当然，还有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地予以运用。对这些战术作出印象至深阐明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以非凡的预见性勾画了抗日战争的整体发展进程。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诫人们既要放弃速胜的企图，又要反对必败的论点。日本确实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占优势，但他们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缺少国际支持;而中国则可以依靠远远胜过日本的人力资源，在这种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的正义事业中，可以依靠不断增长的进步和团结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意味着，战争将是持久的，并且要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以运动的游击战为主的防御阶段;然后进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日本要花大力气保卫它所占领的区域以便进一步扩张;最后则是中国转入正规部队进攻的阶段。这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模式，也是后来内战的模式。对政治觉悟和道德风尚的重要性不断强调，对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的确信，这些理所当然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特征。

在中国，行政强制力和恐怖手段的使用都大大小于任何时期的苏联，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意识的改造方面持乐观态度，这种改造主要是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的。

毛泽东的哲学

同时，毛泽东还致力于奠定党的哲学基础，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论文。在《实践论》中，他强调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此外，“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晚期列宁身上都有所体现。就马克思而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强调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而这在考茨基、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身上却是缺乏的。《实践论》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一种未经加工、归纳的自然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否定马克思主义有任何本体论基础或者奠基性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恰好同毛泽东自己对书本知识和教条主义的反感相吻合，也契合了他从理论上对自己的政策作出辩护的愿望。延安政权尽管不符合正统的共产主义标准，但它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其思想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在第二篇论文《矛盾论》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思想流派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并“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它主张:

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把辩证法的“规律”的提法放在一边，而把矛盾的概念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有一段论述，类似于他在《实践论》中反对过的关于所有存在物存在本体的说法，他断言:矛盾是普遍的，“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已经非常接近于建立一种本体论原则了。他批判了德波林及其学派作出的关于过程开始时并不存在矛盾，矛盾只存在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论断。

当然，毛泽东更为强调的不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不同的矛盾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例如:“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毛泽东尤其主张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对当时实行的政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是主要矛盾，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暂时是次要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尽可能地强调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后来，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因素。他写道: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毛泽东最终的观点是，任何一个矛盾中的各方面不仅是互补的———这是每一方面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它们各自向另一方转化时还是同一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或者，更具体说来，“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其结论是:“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第16章 掌握政权的毛主义

经济发展的道路

1.“遗产”的继承与最初措施的执行

在推翻国民党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处于崩溃中的经济“遗产”，惊人的通货膨胀引起币值严重暴跌，对外交往也完全中断（因为国民党的军队仍然封锁着中国东部海岸）。据统计，当时的工业生产低于战前水平，城市里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饥荒威胁。当然，应付这些灾难，中国共产党有着如下的优势:可以依靠广大民众的善良意愿，他们正在经历着期盼了40余年的第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一个在多年内战中获得了管理经验、组织完善和联系紧密的党的干部系统———这一点同苏联不同，苏联的内战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而非革命胜利之前;中国拥有各种广泛而强大的国际联盟（这也跟苏联不一样），因此在世界舞台上不像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那样孤立。新政权迅速采取了许多财政措施:统一并适当分配税收、主要通过规定基本商品的价格控制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与此同时，由于恰当地处理了工农业问题，因而基本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大资本企业收归国有，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的较小工商业则被保留、甚至被鼓励，这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最初几个月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1950年6月的土地法。它使得在后来两三年中实行的政策比内战期间在共产党占领区内实行的政策要温和得多。新法保证每个年满16岁的人都有一小块私有土地，一个五口之家大约可有一公顷土地。土地改革是在党的干部的指导下，由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只限于贫下中农参加的农会的协助下，组织进行的。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总计大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一半），是从宗教团体和地主手中没收来的。这种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平均主义的，因为富农的土地是被保护的;但又不同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式的非平均主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允许富农增加其财产。不过，这次改革基本上符合列宁和斯大林必先机械化、而后集体化的观点。毛泽东赞同这个纲领，但这个纲领的主要支持者是刘少奇，他断言:“只有当广泛使用机械化耕作，组织合作农场和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成熟时，对富农经济的需要才能停止，达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这次经济改革得到了婚姻法的支持，婚姻法的制定意在保证自由选择是每一对婚姻的基本原则。家庭对个人的封建统治，特别是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应该废止。

2.第一个五年计划

恢复期的结束标志着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经济在这些年中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速度比1949年的设想要快得多。这部分归因于，在那些年中，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中，计划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另一个原因则是朝鲜战争，它不仅给中国经济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加速压缩了与政权潜在敌对的阶级的经济实力。在工业中，先是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润所得，然后又没收了原本是为鼓励他们投资国家公债而给予的补偿费。大多数被剥夺者只不过仍保留着工商企业中的经理职务。实际上，到1956年底，工业的国有化已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中执行得非常成功，许多主要部门的产量在五年内翻了一番。苏联的援助也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安装机器设备、开办厂房，并为在俄国学习技术的中国技术人员提供一切培养上的便利。

在农业方面，为了抑制两极分化，别出心裁地开展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毛泽东指出:“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富农们忙于巩固其地位，并充分拓展其优势。1952年间，为了相互帮助耕种土地，互助组成立起来了，后来又引进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在合作社中，根据个人或家庭最初投入的土地和资本的数目以及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收入。在更大规模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土地、劳动和资本都归公共所有，收入根据完成的工作分配。到1956年底，所有农民实际上都已加入合作社，并且绝大多数加入的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比1953年制定的目标提前了10年。这种急躁冒进在执行中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并招致农民的某种反对。但这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规模相比，则不值一提了。这种急躁冒进之所以必然发生，基于两条理由:其一，是为促进工业而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潜力的坚信和人胜机器的观念取向，使他终于一反刘少奇一直坚持的机械化必须先于集体化这种传统观点，而认为农业生产必须先于工业生产或者至少与工业生产同步提高;其二，是维持显著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一切可能达到的改进显然都已达到，因此，需要迈出激进的新步伐。一定的农村合作社的基础已经显现在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公有化上，也体现在复杂的、广泛推广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上—?—这些灌溉系统原本存在了许多世纪。上述两个因素使中国农业比任何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都更为高效。这样，比起其同类———曾经被马克思生动地描述过的西欧个体农民，中国农民得具备更多的社会化心理。加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存在苏联经验，供中国公开参考: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左右和农业生产每年增长20%的发展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中国正在朝着一种完全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迈进。

3.大跃进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长率明显慢了下来。毛泽东信守着他那套经济不是渐进地、而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观点，发动了狂热的经济冒进运动，以此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所谓的“大跃进”（GreatLeapForward）。虽然毛泽东在一段时期一直坚持认为，应该投资轻工业和农业，以便为重工业产品提供市场，但在1958年初他还是发动了“大跃进”。“跃进”首先是指，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和农业的推进，其次指工业化部门对由此提出的需求的适应。这要靠全面动员本地剩余劳动力和发展地方能源及原材料来实现。后一方面政策的最惊人之举是，计划用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个土法造炉来炼钢。毛泽东在一次巡视回来后写道:

在这次旅行中，我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巨大力量，在这种基础上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都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先完成钢铁任务。在这些部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然而，整个说来，国家还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仍有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领域中进行一场范围广泛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称为“不合常规的”，并且把它贬损为“乡村工作习气”、“游击习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暗示了要从根本上分散经济计划，从而放弃苏联的投资模式。

与工业计划并行的是推广公社制度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运动旨在实现农业增长，以维持工业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出口需要。像布哈林那样，毛泽东确认工业应为农业服务，推进公社是为了促进农民积累，而不是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大林那样，为了重工业的利润而榨取农业剩余物。公社把几个大合作社结合成大约十万人的单位———不过，公社的规模大小极其不同。1958年间，26000个公社取代了74000个高级社。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公社的总体需要———推进轻工业和大规模的农业改造，譬如，灌溉———来调拨劳动力。公社所提供的餐饮、洗理和幼托等公用事业解放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并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减少到最低限度。分配制度把按需和按劳结合起来。此外，公社成为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

据官方资料统计，1958年间煤、钢铁和粮食的产量都增加了一倍多。事实上，“大跃进”时期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在其后的十年间都未达到过，官方的统计数据不久后就被推翻，被明显调低了;在最初的狂热症“发作”中，无论目标还是结果都不切实际地带着许多幻想色彩。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发生了罕见的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的援助和技术专家一夜之间就撤回去了。尤为要紧的是，力图保持发展进度的艰难尝试到底难以为继，不得不半途而废。向集体财产制的仓促过渡引起了不满，缺乏通盘规划预示着会出现许多“瓶颈”和短缺环节。1960年到1962年间，尽管因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再公开，衰退的程度难以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确实跌入到一个低谷。特别应指出的是，公社大多成了行政部门，管理着非农事业———公共设施、煤矿、化肥生产，而原来的合作社或“生产队”则越来越成为所有权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其中允许自留地，报酬与劳动付出挂钩，薪金不用实物、而用现金支付。

1962年以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为了抗击再次出现不平等，又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对私有部门、激励机制和作为衡量经济活力指标的利润的重视，所有这一切都同刘少奇及“走资派”挂起钩来。不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提法也仍旧遵循着。1969年后，在某种程度上重申了对工业的集中计划和要求钢铁、石油、汽车制造、核工业等部门稳步发展。不过，中国的中心问题是粮食问题，人口的增加使人均产量只略高于战前水平，平均消费和生活水准勉强有所增长。

阶级和矛盾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然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毛泽东就说过，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从1949年就已开始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已被消灭了呢?回答是:阶级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依然存在，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却可以是和平的过渡，因为资产阶级为一方，农民和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或者说，至少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资产阶级确实经常被积极地认为是欢迎社会主义的。1937年《矛盾论》一文就坚持认为，因为矛盾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也将存在。但这种观点只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才得到认真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定胜利，并且正处在进一步的建设过程中，但是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依然存在。敌人包括所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力量和集团，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这些矛盾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很大程度上，同反革命的人民敌人的对抗性矛盾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最初暴力冲突中就已经解决了。而在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则采取一种持久的方式予以解决。“大跃进”期间，革命运动阶段论让位于“不断”或“间断”革命论。后一种革命论被用来论证采用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制度的正确性。毛泽东说:“在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之后，我们必须立刻提出新任务。这样我们就能使干部群众保持革命热情、消除他们的自满情绪，使他们即使想对自己满足也顾不上。”后来他又说:“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而‘比较'则是对立的统一……不平衡是宇宙的客观规律，事物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又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循环不已……而每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平衡永远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即使共产主义也毫无例外地如此“革命”。毛泽东这种一般性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得很明确了。在此，他是这样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的:

恩格斯讲有三个规律，但在我看来，我不相信其中的两个规律……没有像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事情。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中，事件链条上的每一环节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社会主义也将被消灭，如果它不被消灭，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

人类最终也将走向灭亡，神学谈论世界末日是悲观主义的，是为了吓唬人民。我们说人类的终结说的是将会产生出比人类更为先进的事物。

这种“不断革命”论听起来同托洛茨基的观点相似，但实际上是迥异的。同托洛茨基比起来，毛泽东不得不———也必然地———在革命运动中赋予农民重要得多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潜力的看法比列宁还要悲观。因此，毛泽东拒绝采取斯大林实行的损害农民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而斯大林的这种做法与前面所述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按照托洛茨基批评苏联做法的一贯原则，他肯定会否认，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能发动一场革命———且不说没有充当领导角色的无产阶级。由于1927年以城市为据点的共产党人惨遭失败，加之日本侵略者打断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使得共产党丧失了可观的工人阶级基础。1949年，尽管毛泽东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但伴随50年代中期中国脱离苏联发展模式，毛泽东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性更是显露无遗。当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点仍被保留下来，但更为关注的焦点却是党和农民。如同施瓦茨（Schwartz）所写的那样:“‘无产阶级'这一术语已经要求有新的内涵了。它已逐渐指涉一系列可为党和群众树立起真正集体主义行为规范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从很大程度说，它已同具体的阶级所指意义相分离。”的确，毛泽东经常笼统地谈到“群众”，但他指的是较低阶层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集合体。“缺席”的无产阶级不能担负起对抗这些群体的领导权，因而党不得不扮演起“代理人”的角色。

党和群众

1.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自诞生起，中国共产党就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允许自由的讨论，但决议一经作出，所有的人都要遵照执行。要与所有的人协商，但在党内，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所实行的这种民主集中制意味着，相对于民主倾向，党更侧重于集中。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某些同志:“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不过，这种观点（自始至终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被他的群众路线的信条所调和。在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中，他对群众路线原则作了如下的发挥: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然而，正是中国的落后状态（这意味着首创之举必然出自党）被毛泽东当成了一种优势。他坚信人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其他绝大多数民族都更具可塑性:

中国六万万人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穷、二是白。看起来这是件坏事，但实际上却是件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污点，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要使干部拥有赖以开展工作的领导权，密切联系群众是必备的素质。这就好比一个工厂，没有原材料就不能运转。

没有民主，你们就不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事件，就不清楚总的形势，就不能收集到来自各方面的充分的意见，也不可能有上下级的任何沟通，上级领导机关就会依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材料作出决定。这样就很难不成为主观主义者，就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理解和行动，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集中。

不过，要是群众的主动的行动被认为没有贯彻毛泽东思想———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情况，这种主动性是不会得到认可的。

2.党的组织

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居于高位的党的上层握有决策大权，相比之下，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与党组织相对的国家机关则没有多少实权。而在党内，重大的决定要由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政治局由全体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中央委员会只是偶尔开开会，例如从1962年9月到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连一次会议也未召开过。有时召集起来也是为了追溯性地批准政治局已经作出、并执行了很长时间的重要决定。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如此，1945年至1969年间只开过一次会。党的最高层的所有商议活动都笼罩在密不透风的神秘面纱之下，这就使得任何民主参与形式难以兑现。领导个人间的不同见解也完全不公开，比苏共高层内的“不同声音”更不为人所知。邓小平不可思议的宦海沉浮经历就是明证。农民在生产队中倒是有一些真正的自由，但作为大集体的公社的经济决策则要由党委作出。在工厂，来自下层的参与虽然被鼓励过，但也是微乎甚微，权力依然握在党的手中。工会的权力就被限定在扶助提高生产水平上，它们的任何自治形式都遭到否决。这种地位同列宁1921年关于建立捍卫工人利益的组织的必要性———如有必要，还可以反对自己的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另外，也不存在任何伸张妇女权利的组织。

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摆脱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所有共产主义政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阴影。由于党割断了同它被认为代表了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使得它与其说处于一个代表的位置，不如说是处在指挥的地位上，而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党的等级秩序内的地位也助长了这种官僚式的集权主义。党员并不享有原初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所盛行的党内民主传统。然而，正如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相伴而来的严重分裂所表明的那样，党并非坚如磐石。毛泽东本人绝不简单地是一个独断者，因为党内的许多同事都当之无愧享有一定革命威望。因此，他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手腕，利用一个人来反对另一个人，甚至发动党外运动来推行其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支配地位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比方说，1955年，他可以公然反对中央委员会集体的决议，一意推进集体化进程。但关涉到他个人的“大跃进”的失败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背景则是许多中国领导人对他同苏联日益扩大的分歧深感不安。为回应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政治挂帅不等于可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等于可以代替经济?作中具体的措施”，毛泽东指出:

由于去掉了计划，我是说，他们（计委）省却了全面的计划，简直不对需要多少煤、铁、运输作任何统计。煤和铁自己不会走路，它们需要工具运输，这一点我先前未看到，我和总理没有参与这件事，可以说我们对此并不知道。我本不应辩解，但我想辩解，因为我不是计委的头头。去年8月以前，我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革命上。在经济建设到来的时候，我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对于工业计划我什么也不懂……但是同志们，在1958和1959年中，主要责任应由我负，你们应该责备我。

在1959年8月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加重了对彭德怀的观点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也明显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他自身的地位也大为削弱。1958年12月，他已辞去了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党的事务的插手也大为减少，转而开始把受彭德怀的继任者林彪所控制的人民解放军视为可以利用来施展自己影响的权力基础。据说，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几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威胁说:“我将领导农民推翻政府。如果你们解放军不跟着我，我就组织一个红军，但我想解放军会跟随我的。”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已被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唯一正统（合法）的解释，这种优越地位赋予他巨大的权力（比方说，围绕着刘少奇和林彪的“倒台”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就证实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部分地出于其通俗易懂的文风———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理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宣布:

对于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接受还是拒绝，支持还是反对，爱还是恨，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

毛泽东自称他只是为了抵制党内的官僚主义才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契合于儒家传统的是，人民在本性上被认为是善的，但他们又要求有开明的领袖把他们的福祉担负起来。照艾萨克•多伊彻的说法，“民族的历史、习俗和传统（包括儒教和道教的深刻的哲学影响），在毛泽东的政府的宗法性中、在其对群众展开工作和宣传的僧侣式作风中，以及在围绕领袖四周的神秘气氛中都得到反映”。

在中国，党对群众的态度的这些特点可以从以下两场运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看得更清楚，这些运动似乎（曾一度）否弃了党的家长式作风。

3.“百花齐放”运动

1956年5月，毛泽东对中国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现象表示支持，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业已实现。国家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毛泽东说:“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次运动还希望起到减少极端官僚主义的作用。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苏共二十大指责斯大林仅仅几个月后举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建设性批评潮流。如批评某些集体化运动一直开展得过急，诉诸了不必要的武力;本该对群众的意愿给予更多的关注;官僚主义的滋长还得靠工人的参与予以抵制———工人进行管理的试验在北京电车公司已经开始，甚至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有了赞许的表示。在此期间，舆论鼓励同其他党派展开更多的合作。从形式上说，迷信领袖受到了正式的谴责。对这些批评意见，党的领导层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刘少奇———持反对态度，而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却表示支持。这个讲话承认政府和群众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并且鼓励批评:“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不过，由此引发的批评浪潮，特别是来自少数派党派领袖、大学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批评，对党的领导权敲响了警钟:出现了广泛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是对党的直接反对。结果是，为改革而进行的这场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反右派的战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1957年6月公开发表时，行文已作了重大的修改，尤其是对区别“毒草”与“香花”的标准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标准是:

言论和行为（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对制定这些标准的主旨的表述并不包含任何悖谬，正如一方面“在群众中鼓励对问题的自由讨论”，但紧接着“百花齐放”运动宣告结束。

4.“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过程，即先是试图通过群众参与来动摇官僚主义，然后又将群众运动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重演，而且是以一种更淋漓尽致的方式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由1965年夏天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争论引起的。这出戏把一个16世纪批评皇帝的清官当做英雄。毛主义者认为这暗指彭德怀以及他对“大跃进”的批评。1966年6月撤销北京市长彭真（吴晗的上级）的领导职务成为这场运动的高潮。这表明，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希望加强自己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他对通过某些党内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已经不信任了。“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于1966年8月，当时在大学校园中开展了一场群众运动，意在铲除被视为是右派分子的人，重申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抑制社会中的特殊化现象，并从根本上削减考试在社会中的作用。党组织派去指导这些运动的工作组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来自于教职员工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学生的诘难。在接连发生了更多骚乱的情况下，工作组被迫撤回。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还因这次失误受到责备。

在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渐为人知的是，面对刘、邓的反对，毛泽东和林彪仍然坚持要恢复1958—1959年的政策。毛主义者一派获胜，作出了一个助长在党的正常渠道之外动员群众的决议。其斗争的目标是攻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手段就是发动众所周知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在党的上层斗争环境中发动的，但它渐渐地获得了自身的内在动力。红卫兵由一些学生组成，他们缺少老一辈共产主义者的苦难经历，因此很容易对当前政策进行批判，况且他们离开学校也不会立即给经济带来破坏。他们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示威，还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支援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秋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张扬群众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使群众自?感到有批判的自由、有反对一切保守势力的自由和造反的权利。所作所为的唯一准则是忠于党和毛泽东思想。

批判的首要靶子是刘少奇，他被指责为顽固派、反对苏联不坚决、过于强调“专”、总是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描画成“文化大革命”要反对的一切东西及毛泽东思想的极端对立面的化身。

有些红卫兵运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但要是没有党帮助安排免费交通、供给食宿等，绝大多数就不可能奏效。然而，当红卫兵攻击党员干部的办公场所、并力图让工人应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时，这场运动就开始失控了。红卫兵自身内部在策略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分歧。

毛泽东承担起了事态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责任，他对党的干部说:“对这种破坏性后果，我要负责”，但同时向他们保证，任何人都无意于打倒他们。然而，1967年1月，他又提出“夺权”的口号，从而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尽管引证马列的话多少有些误导人———因为毛主义者心里想的并不是用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但这个口号确实暗含着建立新政权以代替旧政权的意思。关键性的转折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这里，1966年12月关于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人中去的决议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在年底爆发了一股罢工和煽动涨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的浪潮。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说法在过去就存在，次年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不过，当公社的领导串联到北京时，他们发现，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已缓和下来:

许多地方建立人民公社，并不适用于中央，中央发出一个文件说，除上海之外，任何地方都不许建立人民公社。主席的看法是，上海应该把人民公社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市委会，或者市人民委员会。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时太软弱了。

下面是毛泽东作出同一评论时所说的另一段话:

如果全部（这些组织）都变成了公社，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还把党放在哪里?在公社之下建立的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是党员，另一些人不是，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把党的委员会放在什么地方?……必须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完全可以叫共产党，完全可能叫社会民主党，可以叫社会民主工党，国民党，一贯道，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一个党。在一个公社中必须有一个党，公社难道可以代替党吗?

毛主义者反对党组织的斗争的结果是从省一级以下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与“好”干部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将高涨的群众情感导入政治目标中，同时，遏制工人的纯粹经济主义的要求。毛泽东是这样描述革（命）委（员）会的: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是，它具有三重性，是由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形成了革命的三合一。革命委员会应实行一元化领导，削减多余的和重叠的行政机构，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组成一个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革命化领导小组。

从1967年到1968年间，革委会的组建都受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严密监控。它们是在不同的左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这样的冲突通常引发群斗，因而只有靠军队介入才可得到控制。其结果是，军人和信得过的干部获得了凌驾于群众组织之上的优势。虽然群众组织大大有助于恢复党的行政管理的活力，但省革委的主任仍一律由军人或党的老干部担任。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政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时与红色造反派结成联盟，有时又反对他们。旧的官僚体系动摇了，而许多造反派组织又相互敌对而处于过渡状态，这就留下了权力真空，只待组织颇为紧密而又步调一致的解放军来填补。解放军几乎总扮演着缓解学生和群众运动的调解器的角色，这些运动同解放军的纪律性和秩序感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在武汉，军队就积极主动地镇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该组织还获得了威震全国的中央文革委员会的支持。这种混乱局面原本只有靠周恩来的亲自干预才可平息。然而，总的说来，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享有毛泽东的信任。早在1960年，林彪就把军队作为思想纯正的样板树起来了。在1967年12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央委员会决定，“所有过去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都宣告无效，“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尚不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就要求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管”。在后来的两年中，军人在省级党委中所占比例增至50%以上，这一占有比例有着重大的意义。最后，在1968年夏天，红卫兵被解散，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

1969年党的九大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权。大会代表由上面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到279个委员，其中只有53人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军人的比例占40%，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几个。新党章规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期限增至5年，这样就使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手中。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在1971年迅速倒台，以及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运动，标志着有原来的许多领导人复出———如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贬黜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经历及其与“四人帮”的斗争表明，党内纷争的解决仅仅局限于党的机构的最高层，群众只是在事后才从不加掩饰的误绩乃至诋毁中知晓这一切。

历史唯物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突显出来，那就是:中国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同马克思一般地突出经济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不同，毛主义恢复了上层建筑的地位，这与20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形态相似，如葛兰西、斯大林主义等。中国历来就非常重视道德和政治态度，人们正是用这种观点而不是用任何其他观点来界定一个社会，并赋予其独特性。契合这一传统的是，应该把1966年到1969年的事件表述为“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对意识形态极为重视，不言而喻，这是一场上层建筑的斗争。向刘少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派”）发起攻击，与其说涉及特定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涉及的是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评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苏联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不讲政治，不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接受过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础。毛泽东却认为，靠加紧灌输社会主义意向就能产生思想范围内的革命，并进一步认为，这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换句话说，上层建筑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它本身还可以成为经济基础发展的条件。这种人与革命进程的主观方面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政治挂帅”这个毛主义的口号中。出于有必要唤醒过去数世纪囿于被动状态中的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从而采取一致行动，这一紧迫感又强化了上述思想倾向。

回顾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历，那时的他就遭遇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分散的农民构成了士兵的绝大多数，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红军。这就为其思想中关于阶级是一个主观概念的观点提供了某种依据。“阶级”概念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的立场、态度，而不是其社会出身。虽然党不断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术语，但却没有相应的阶级背景作支撑，这一事实恰好使上述观点得到了加强。党作为尚未“到场”的无产阶级的替身，必然味着对意识形态要作出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强调。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常常以道德说教的口吻表达出来。儒家学说总是在一种一统的、不容异说的思想体系中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在毛主义者的文件中，道德标准同更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掺和在一起，这一特征如此醒目，正如施拉姆说过的那样:

细想一下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今天仍被沿用的所谓“黑五类”的定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在这些范畴中，其中有两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两个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有一个是道德意义上的。毛在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觉察有任何矛盾或问题。难道他或许并不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好人的事业?毛实际上与刘少奇共同使用了正是中国的、而且确切地就是孔子的概念，即认为把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世界与他的外部行为和他的政治活动领域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不都表明了这一点吗?

的确，主观方面有时被置于首要地位。在写于1938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说: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因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被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互相斗争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颂、对物质刺激歇斯底里的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社会。

中苏论战

中苏关系总是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紧张。四十年武装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发动是中国革命政权建立的序幕，这同俄国革命前的经历大不相同。苏联曾作为唯一获得成功的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效仿的模式。但同时，20年代末30年代初来自莫斯科反复无常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指示开始激起中国人———特别是作为其首要受害者之一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毛泽东是在反对有共产国际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于1935年掌权的。此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这恰好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比其他共产党更多的独立自主性。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给予中国的正式支持，与此同时，还给予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在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及经营管理方法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紧地追随了苏联这一先例。而苏联人在许多大型项目上给予了技术援助，还提供过长期贷款。这对一些实际上是白手起家的部门，如石油、电子等，以及对在苏联培训中国技术人才计划来说，是极其有利的。由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赞同和平共处，它对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毛泽东对斯大林怀有多么矛盾的心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明显地触犯到他自身的地位。最初，中国的反应是温和的，斯大林被说成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犯过几次严重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到底出在哪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个人崇拜，中国的结论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领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人民及其政党需要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和意愿的杰出人物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领导他们，否认个人、先锋和领袖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赞成莫斯科同铁托和好以及1956年苏联人在匈牙利的行动，甚至在1957年还从俄国接受了原子弹的样品。

但是，由于以1959年9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为标志的苏联缓和政策的发展，中苏分裂已是不可避免了。中国人对缓和的论调极其敏感，他们的革命斗争历程比苏联具有更多的国际斗争意义。总的说来，苏联的缓和政策意味着，当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影响时，苏联恰好会减轻对美国的压力。从更为特定的意义上说，则意味着苏联人将严格限制其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原本打算给予中国人的援助。苏联人在1959年中印边界的争端中奉行的是一种中立政策，结果使得中国人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不断遭到冒犯，而且这一切似乎注定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讲求缓和，强调和平共处，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将减弱，因为国家往往是根据其经济财富来受评判的。如果苏联共产党按照经济实力来确定领导地位的意图实现了，中国则仍是一个非常下等的合作伙伴。毫无疑问，中国人也害怕苏联政策会导致苏联阵营中自由化的蔓延，中国自己在遭受“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相当大的失败之后，几乎再也经受不了这种自由化的折腾了。

不过，中苏分裂的更重要的根源在于对实现社会主义所持的不同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已使中国人意识到苏联援助代价过高;而且，援助也过于集中在巨型的重工业上，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来说并非关键。不仅仅因为苏联人在援助时，攥紧了拳头（毛泽东曾谈到，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的谈判就像从轧石中取血一样），从而使得中国人感到，他们正被搁置在一种经济上的劣势地位上，而且并不能从中获取什么真正的好处。毛泽东说:“苏联的产品是笨重的、粗糙的、高价的，而且他们总是留着后手。”从1955年向着靠完全集体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方向迈进时起，中国就开始脱离了苏联模式（在1949年，这可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了。与苏联相反，中国对农民和农村的重视程度相当于、有时更甚于重工业。继续采用苏联模式就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毕竟是革命的创造者，不能把他们贬损为仅仅用于投资重工业发展的剩余积累的来源。所以，为了避免布哈林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农民小块土地的积累进行自然淘汰，有必要为推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作出巨大努力。因此，中国才有了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对中国的公社实验冷嘲热讽———如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是无益于中苏关系的健康发展的。

中苏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出现的分歧不断增长，这使得中国人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角度来阐发自身对苏联的持续批判。把苏联当做资本主义的观点（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同毛泽东（而不是同刘少奇）有着特殊的关联（“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之一就是，铲除那些想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刻画常常只不过是一种责骂，但中国人想要表达的似乎是以下的意思:首先，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已允许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存在。这个阶层由党的官员、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组成，这个阶层甚至被集合表述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于恢复了作为衡量赢利率尺度的市场、物质刺激和悬殊的工资差别而得以可能。他们还在农村相应地鼓励自留地的存在。那些人还教条主义地断言阶级对立就要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完全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了，剩下来的只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人立马就开始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如同称之为“资本主义”。随后，这一看法因1969年中苏边界之争而进一步加剧。

其实，在中国针对苏联的文献中，很难找到支持这些看法的真正站得住?的分析，因为这些文献明显会招致异议。首先，讨论的大多数现象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因而并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以后的一种退化。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定一个社会阶级的标准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对分配的关系。特权和悬殊的工资差别的存在似乎并不能使苏联出现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这是一回事;而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各种不同的人对剩余产品的分配实行不同的控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对苏联作“帝国主义”的描画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术语中，这个词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统治，这种统治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苏联“帝国主义”则更直接地是政治和军事的，而绝不属于西方世界那样的经济统治。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倒回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过渡”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中苏分裂的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这种观点（对其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倾向于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观点、而不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确，中国通常采取一种适应于旧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从70年代初看来，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越是激进，其对外政策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越少。遵循林彪的经典表述，“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将被亚非拉美等“农村”包围和征服，在60年代，中国给予过世界上许多的革命运动大力的支援。但随着苏联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台，中国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从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支持班哥拉德施（Bangladesh）政府建立之前巴基斯坦左翼反对派军政府的武装镇压行动。1971年4月，中国还支持锡兰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政府所采取的类似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以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为显著标志，这一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于海防港铺设地雷两个月后（两个月前———译者注）。北京很快就承认了智利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军事政权，甚至给它以一定程度上的道义支持。在安哥拉内战期间，中国人支持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后台的“长枪会”，反对以莫斯科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出人意料的外交姿态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大胆的假定上———不妨作如此解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威胁。

结论

毛主义是列宁主义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相结合，并吸收某些中国传统观念的综合产物。

毛主义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最为典型的方面:

第一，中国旨在发展同工业相协调的农业，因此，农民并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相反，他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地是一个农民党，而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基于此，中国能够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样板。

第二，毛主义很强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因而有必要把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到农民中去。缩短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无论从社会发展上，还是从思想观念上———意味着，要加快这种灌输的进程，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

第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游击战争学说是建立在同农民的积极合作基础之上，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中国发展出诸多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形式，它们就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付诸实施———尽管最终总是落于党的掌控之下。

第五，毛主义包含着对勤俭节约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和对公共利益的奉献、牺牲精神的张扬，而这些恰好是卢梭所感怀的。

第17章 拉丁美洲

引言

拉丁美洲受殖民统治的时间要比中国长得多。由于直接遭受美国经济的渗透，19世纪和20世纪以反抗西班牙为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被削损了。这一影响既有助于技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又有助于保留由无地的雇佣劳动者所维持的大土地所有权。与此同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其数量大大超过工厂的工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下层无产者群落，他们不定期地从事服务性行业，其数量比所有制造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还要多。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登上了拉丁美洲的舞台。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保护相对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民众则更愿意接受民粹主义或阶级合作主义思想，例如庇隆主义（Peronism）。因此，正统的共产党成了体制内部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捍卫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

古巴

古巴革命就是拉丁美洲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这个革命既不是工人阶级发动的，也不是共产党发动的。卡斯特罗（Castro）及其追随者们最初是从反西班牙和美国的旧式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启发的，而与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联。起初，卡斯特罗在1953年试图推翻巴蒂斯塔（Batista），其后，他在1956年凭一小帮人成功地发动起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没有背离旧式的革命传统。卡斯特罗强调群众的支持，强调古巴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针对靠美国撑腰的、腐败而暴虐的巴蒂斯塔政权及其中产阶级联盟的。1956年11月发表的《七•二六运动宣言》宣称:

七•二六运动可以界定为以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为指导的运动……所谓“民主”，七•二六运动认为杰斐逊的哲学仍然有效，并且完全认同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信条。

特别是，卡斯特罗没有认识到党的必要性。德布雷（Debray）曾引用过他如下的说法:

没有先锋队就没有革命;这个先锋队不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些是想干革命的人，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把自己组织成先锋队。

但这并不否认，古巴工人阶级、而且确实是共产党，对古巴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甚至在最初进攻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就得到过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虽然起义军大部分是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成分构成的，但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却得到了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援助。正是1959年无产阶级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总罢工使得卡斯特罗能够夺取政权。古巴共产党公开支持过1940年的巴蒂斯塔第一任政府，甚至在1952年政变以后，共产党的要员还成了巴蒂斯塔政府的成员。共产党曾把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当做“盲动主义者”来反对;只是在后者显然会成功的时候，它才给予公开的支持。同时，如果没有训练有素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干部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组建革命后的政府，并完成土地改革和群众教育的双重任务。

然而，古巴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更多的是出于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内在的动力。起初，古巴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和改良主义的国内政策，试图吸引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国有化措施和农村合作社的兴办，招致了美国的抵制和封锁，因为美国错误地把这些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信号。结果是促使大批古巴资产阶级移居美国，也促使古巴政治更加激进化。在美国支持的入侵猪湾行动（又称吉隆滩登陆事件———译者注）流产之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此时，古巴的政治激进化程度达到了顶峰。

1961年7月，卡斯特罗宣告组成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且合并了共产党———尽管在卡斯特罗的追随者与老派的共产党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的共产党抛弃了暴力革命，从而更助长了这些分歧。与古巴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苏联希望同上述国家加强外交和商务关系，因此支持拉丁美洲共产党抨击任何武装革命的战略。虽然巴蒂斯塔一倒台，古巴便大力强调按照苏联路线发展重工业部门，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集中精力提高糖业生产水平，以便生产出为以后的多种经营所必需的剩余资金，古巴随即又放弃了苏联路线。古巴的许多经济计划总是过于乐观，但它在社会平等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最为引人注目。

古巴革命起源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并认识到靠苏联的外援是靠不住的，这些曾使古巴革命比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在内）更多地强调思想觉悟和主观因素。按照切•格瓦拉（Guevara）的说法:

一味幻想借助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用钝了的武器（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以及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来实现社会主义，很可能走入死胡同。

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在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造就新人。之所以正确选择动员群众的手段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手段从根本上说来必须具有道德性，即不要忘记正确使用物质刺激，特别是那些带有社会性的物质刺激。

在强调共产主义道德层面的同时，他们拒绝分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并试图通过扩大免费公用事业来绕过商品交换的经济。

里吉斯•德布雷

切•格瓦拉的实践与德布雷的理论都认为，古巴的经验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板。德布雷的观点与正统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阶段发展的思想。照后者的说法，拉丁美洲正在经历一场由进步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来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和美帝国主义。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职责是参加议会和选举，以便建立由中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从而协助前一场革命取得成功。这一看法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预设，即认为在城市资本家为一方与封建地主或美帝国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观点看，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独特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里吉斯•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德布雷不仅拒绝了莫斯科的模式，也不认同毛泽东的“四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甚至放弃了托洛茨基以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为出发点的不断革命论。

德布雷在其通俗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对革命阶段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革命的初期进展，而在于革命能否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以前、而不是在其后从实践中解决政权问题。……看来很明显，在南美洲，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的。

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要求创立游击中心，即游击活动的根据地或中央。在德布雷看来，“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其后果而言，一条政治路线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明确而一贯的军事路线，它就不能被认为是革命的路线。”

革命者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其答案是:“通过在恰当选择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或快或慢地集结起来一支机动灵活的战略力量，作为人民武装和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德布雷逐一驳斥了武装自卫战略（因为它太被动了，易受政府的镇压）、武装宣传战略（因为它只能在军事行动胜利之后而不是预先开展）和中国的游击根据地观念（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诸如广大的领土、稠密的农村人口、与友好国家邻界，以及敌军兵力不足等，在拉丁美洲并不具备）。

然后，德布雷谈到了游击队与政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他说:“使游击小组在战略和战术上服从于一个尚未根本改变其和平时期常规组织的党，或者把游击小组作为党的活动的一个分支来看待，都势必引起一系列致命的军事错误。”只要非得与城市保持联系，游击队的领导人就势必脱离他的部队，而且不必要地冒被捕的危险。只要依赖城市，就会削弱游击队的士气，并往往遭到城市领导人的丢弃，因为后者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遭遇的是不一样的问题。何况“山区能使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无产阶级化，而反过来，城市则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此外，依赖城市还会丧失掉游击活动制胜所必需的统一指挥，导致游击力量一盘散沙。

德布雷的结论是，军事从属于政治，这以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力高于朱德、在越南胡志明的权力高于武元甲，以及俄国内战期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地位为代表。而对拉丁美洲来说，这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里，共产党没有能够像在俄国和中国那样扎根和发展起来。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与军事不可分割，而是形成一个由人民武装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游击队。作为先锋队的党自身可以以游击中心的形式而存在。游击队是尚未成熟的党。这是古巴革命提出的令人惊异的新鲜事物……人民武装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的政治先锋队，并且能够从它的发展中产生出一个真正的党。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必须先发展游击队的原因。这也就是在当前关头为什么首要的重点要放在发展游击战争，而不是强调巩固现存的党或创立新党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动在今天是头号政治活动的原因。

德布雷关于游击中心的整个想法源于他对山区与平原或城市所作的对比。他把他所意想的城市舒适生活对战士的影响估计得过头了。例如，当他说下面的话时，他对城市与山区所作的严格的二分法读来近乎于阶级二分法:

游击队与城市的领导人或其驻外代表进行联络时，就是在与“它的”资产阶级打交道。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是必要的（正如人在窒息时，人造肺是必要的一样），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也决不应被忽略。

虽然中国出现过城市—农村相结合的路线，事实上，德布雷却颠倒了这一过程的顺序:

越南解放武装的军事金字塔是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在拉丁美洲……这种金字塔倾向于从顶部朝下修建———先是常备军（游击中心），然后是游击中心外围的半正规部队，最后或胜利后（古巴）则是民兵。

德布雷的三大金科玉律———经常性的戒备、经常性的猜疑、经常性的转移———意味着把游击队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开来，这与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水、鱼在水中才能游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

游击中心理论包含了把军事置于政治之上的取向，显得毫无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是由于德布雷过高估计了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成熟水平。德布雷从来没有讲清楚，一支游击队如何必定能够发展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却表明，它是如何可能导致一种僵化的官僚制度。这种藐视政治的倾向还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正如埃奎巴尔•阿迈德（EqbalAhmad）所写的那样:

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拒绝与老百姓的有机联系，其原因并非只是害怕自己遭受到政府的镇压———尽管这无疑是他立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这样做也不只是关系到如何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主动性的问题。这让人感到有某种更深的、焦躁不安的东西，即:某种与农村人口疏远的意识（如果还不是完全不信任他们的话）;某种不受认同的推测———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及完全不相信政治进程和现有的政党是争取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工具。

伴随着古巴革命，自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趋于与美帝国主义结盟，为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而明确声张要求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紧迫了。再说，认为古巴革命没有党就成功了，也是一种误解。在那里，特别在奥连特（Oriente）省，群众性革命组织早就存在了。人们获得一种印象，即便没有政党，卡斯特罗分子也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以至于他们的见解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们具有了吸引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很多证据却表明，古巴革命极为特殊，因此不可能重演。首先，古巴革命在开始时的目标只是追求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政府;其次，当时的农民大多被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给无产阶级化了;再次，没有美国的干涉;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对巴蒂斯塔政权不满。像德布雷的游击中心论那样的理论，缺乏政治分析，带来的一个普遍性的后果是，把西班牙革命的伦理观同美国人对游击战技术细节的注重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由一种军事浪漫主义达成的。该观点又同西欧的城市恐怖主义运动（德国的巴德迈因豪?集团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的关系密切。

第18章 马克思主义与不发达现象

作为一个很简短的附言，应当提一下新近关于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拉丁美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的。在经济领域中，他们都效法德布雷一类作家在政治领域中的做法，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宣告: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既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

他以同样的基调评论了不列颠在印度的进步性作用。只有在论及英国阻碍爱尔兰发展时，他才接近于认为，殖民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也许与在西欧获得的结果不同。与此形成对照，许多新近论述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如何有效地“制造”出其受害者。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显然，在任何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农民扮演了中心的角色。但是，在得出中国经验以前，农民一直只被看作提供剩余价值以投资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源泉。例如，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则大多说明西方工人贵族的出现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的发生。即使在托洛茨基的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中，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也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在所有经典作家中，只有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南部问题的著作里，才严肃认真地提出了农民的不发达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见解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为寻求原料、寻找海外投资出路和扩大其工业品市场的必然发展。对帝国主义的后两方面假定看来已越来越（或者说，根本上）不适用了。这一事实彻底修正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某些思想家说，第三世界对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已变得多余了。这种看法上的变化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即在列宁看来是进步的、民主的、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在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论者看来，则是反动的和寄生的阶级。对民族主义的基本地位的确认，对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重新评价，对无产阶级的否弃［像法农（Fanon）那样］，给予农民中心地位，以及世界资源严重枯竭所带来的生态威胁，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问题的讨论情境，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主张西方非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农民自给自足的纲领，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已无多少共同之处了。

大事年表

（下表中有些日期是约略估测的）

历史事件理论发展

1883马克思逝世;社会民主联盟成立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1884

1885费边社成立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

1886

1887独立工党形成

188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9第二国际成立

1890

1891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爱尔福特纲领》

1892

1893

1894俄国尼古拉二世继位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恩格斯逝世;中日甲午战争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1896

1897

189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1899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抵制伯恩施坦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

考茨基:《农民问题》

1900英国工党成立;中国义和拳起义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901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

190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怎么办?》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

1903

1904俄日战争

1905俄国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

代表大会

1906 考茨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

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托洛茨基:《回顾与展望》

1907国际斯图亚特代表大会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908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

1910 希法亭:《金融资本》

1911

1912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191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

1915 列宁:《哲学笔记》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1916 列宁:《帝国主义论》

1917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美国参战列宁:《国家与革命》

1918《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1919德国革命夭折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

主义入门》

1920《凡尔赛和约》

1921喀琅施塔得叛乱;新经济政策开始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

实施

1922

192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托洛茨基:《新路线》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获胜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1924列宁逝世;蒋介石北伐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1925

1926葛兰西:《论南方问题》

1927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

1929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葛兰西:《狱中札记》（直到1935年）

经济大萧条开始

1930俄国农业集体化

1931

1932

1933希特勒上台

1934

1935（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卢卡奇:《欧洲现实主义研究》

1936

1937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1938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41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1942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1943

1944

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6

1947卢卡奇:《历史小说》

阿多尔诺与霍克海姆:《启蒙的辩证法》1948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阿多尔诺等:《权威化人格》

1950朝鲜战争

1951美国麦卡锡主义

195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萨特:《共产党人与和平》

1953斯大林逝世

1954

195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1956苏共二十大谴责斯大林

苏联入侵匈牙利

1957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萨特:《方法论若干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

1958中国发动“大跃进”

1959古巴革命

1960中苏关系破裂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1961

1962古巴导弹危机

1963

1964赫鲁晓夫下台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陶里亚蒂的“声明”

1965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格瓦拉:《古巴的人民与社会主义》

1966（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1967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

1968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巴黎五月事件阿尔都塞:《解读〈资本论〉》

1969弗兰克:《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

1970

1971林彪坠亡

1972美国从越南撤军

1973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阿尔都塞:《自我批判要点》

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

1974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

1975

1976毛泽东逝世

1977

1978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1991苏联解体

1997邓小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