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第奇家族：欧洲最强大家族缔造权力与财富的故事

The Medici：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美）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　著

林凌　刘聪慧　程旭　译

ISBN：978-7-111-54946-8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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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全盛时期

第一部分　王朝的起源

第1章　家族起源

第2章　美第奇银行的起源

第3章　乔凡尼的衣钵

第4章　科西莫的兴起

第5章　关键时刻

第二部分　走出黑暗

第6章　流亡的美第奇家族

第7章　人文主义运动的开端

第8章　东西会谈

第9章　艺术的复兴：卵式圆顶屋和人体雕塑

第10章　国家之父

第11章　身患痛风的皮耶罗

第三部分　王子和命运预言家

第12章　文艺复兴王子

第13章　教堂的谋杀

第14章　广场柏拉图

第15章　美第奇宫殿的艺术家

第16章　扭转潮流

第17章　虚幻的营火

第四部分　教皇和新教

第18章　巨大的《圣经》雕像

第19章　罗马：美第奇家族的新阵营

第20章　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对手

第21章　罗马和狮子教皇

第22章　教皇和新教徒

第23章　美第奇家族继续任教皇职位

第五部分　为真理而斗争

第24章　一个严酷的后果

第25章　贵族统治

第26章　美第奇家族：欧洲王室

第27章　复兴科学的教父

第28章　教父不复存在了吗

第29章　结局

致谢

资料来源

图片来源

献给Kathleen

美第奇家族族谱

美第奇家族的领袖和佛罗伦萨的统治者

国父科西莫　1434~1464年

皮耶罗·迪·科西莫　1464~1469年

伟大的洛伦佐　1469~1492年

小皮耶罗　1492~1494年

[共和政体，包括萨沃那洛拉]　1494~1512年

乔凡尼（后来的利奥十世）　1512~1513年

朱利亚诺·内穆尔公爵　1513~1519年

洛伦佐·乌尔比诺公爵　1513~1519年

朱利奥（后来的克雷芒七世）　1519~1523年

红衣主教帕瑟里尼监护下的伊普利托和亚历山德罗　1523~1527年

[共和政体，包括“基督共和国”]　1527~1530年

亚历山德罗　1531~1537年

科西莫一世　1537~1574年

弗朗切斯科　1574~1587年

费迪南多一世　1587~1609年

科西莫二世　1609~1621年

费迪南多二世　1621~1670年

科西莫三世　1670~1723年

贾恩·加斯顿　1723~1737年

如果你看到一组美第奇家族的巨幅画像，你会对一部分画像心生敬畏，而对其余的画像感到惊愕和憎恶。要想尊敬和了解他们，就一定要了解他们的慷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科学制度。要想对他们感到惊愕和憎恶，只需听听他们放荡无度的私人生活。

——约翰·博伊尔

科克郡和科雷里的伯爵诗人　亚历山大教皇的朋友

1755年年初　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英国居民

序言　全盛时期

那一天是1478年4月26日，星期日，佛罗伦萨的上空，突然响起从教堂钟楼传来的钟声。伟大的洛伦佐，由他的亲信陪同着，穿过人群，朝圣玛丽德尔弗洛笛大教堂走去。

29岁的洛伦佐是美第奇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与它的盟友和强大的政治核心组织一起，掌控着在共和政体掩盖下的佛罗伦萨的一切事务。

从意大利最先进城市的财富和奢侈之中，这个信奉上帝的中世纪古老世界，正让步于新兴、自信的人文主义。在欧洲，美第奇银行是当时最有成就和最受关注的金融机构，从伦敦到威尼斯的所有主要商业中心，都设有它的营业所和代理商。

甚至连盈利的教皇生意近来的损失，面对他们佛罗伦萨的竞争对手——帕奇家族，也只被看作一点小小的挫折；美第奇银行的利润，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建筑和人文奇观之一，这个家族为多纳泰罗、波提切利和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提供了机会。

在众多天才当中，洛伦佐（见图1）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

图1　洛伦佐·德·美第奇

他以“威尼斯贵族”的身份被大众熟知，他成为佛罗伦萨的巨头只是因为名字，他的拥护者请求他做他们长子的教父。

洛伦佐把他的教规当作庆典：人们像节日和嘉年华会一样被他的教规吸引了。当他委托制作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他的鉴赏力令人刮目相看；他了解他所雇用的艺术家，鼓励他们突显自己独特的才能，这些艺术家也把他看作在艺术方面可匹敌的人。他本人是一个有造诣的音乐家、体育家和剑手；他还精通哲学，是一位优秀的意大利诗人。

这张面孔流露出来的强烈的人格魅力，令他如此有吸引力，同时吸引着哲学家、艺术家，甚至是广大人民对他的至爱和钦佩。当教堂钟声在城市上空回响时，洛伦佐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到拉尔加大街（ViaLarga）的尽头，朝大教堂广场走去。在他们前面，内莱斯基设计制造的圆屋顶直冲云霄；这个圆屋顶也许是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最好的建筑杰作，洗礼堂就在众神殿的圆屋顶附近，已经建造了1000多年，现在，只有欧洲建筑才开始赶上它过去的高大。

洛伦佐和他的朋友走进凉爽、阴暗的大教堂内。拉尔加大街后面，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正急匆匆地追赶着他，一阵阵的坐骨神经痛，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由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和他的朋友伯纳多·班迪尼陪同着，当他们走到街道时，弗朗西斯科·德·帕奇亲密地用手臂搂住朱利亚诺的肩膀，帮助他克服跌行，好让他安心走路，不必着急。他打趣地紧拥了一下朱利亚诺，注意到他华丽的上衣里面没穿锁子甲。他们来到教堂，朱利亚诺看到他的哥哥洛伦佐已经登上了教堂主祭台，他的随从和两名牧师围在他周围，朱利亚诺认出，其中一位是帕奇家的家庭教师。仪式开始了，朱利亚诺想留在教堂门口附近，与弗朗西斯科·德·帕奇、伯纳多·班迪尼还有他的陪同在一起。

唱诗班的唱和声响彻上空，回声在圆屋顶下的教堂内部回荡，当吟唱声静下来，牧师引导仪式准备做大弥撒。圣铃发出丁零零的声音，掩盖了私底下的轻声密谈，当牧师在大祭坛前高举圣体（“祝圣”的面饼）时，密谈声静了下来。

就在牧师举起圣体那一刻，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教堂门口，伯纳多·班迪尼猛地拔出一把匕首，转身刺向朱利亚诺的头，他用的力量非常大，朱利亚诺的头骨被劈开，鲜血立刻喷射出来。接下来，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开始向朱利亚诺倒下的身体疯狂地猛刺，一下又一下，像发疯了一样。他没头没脑地奋力猛刺，由于用力过猛，他扑倒在地上的朱利亚诺身上，鲜血令他头昏眼花，他的匕首甚至刺进了自己的大腿。

与此同时，在大祭台上，那两名站在洛伦佐身后的牧师，迅速从他们的长袍下拔出匕首。其中一个人扳住洛伦佐的肩膀，准备从后面刺他，可是，洛伦佐突然转身，那把袭来的匕首只划破了他的脖子。他摇晃着转回身，猛地甩动他的披风，让披风缠绕在他一只手臂上，当作盾牌，另一只手迅速抽出佩剑。两名牧师大为震惊，他们的匕首仍然举在半空，很快，洛伦佐周围展开了一场血战。

伴随着喊声和厮杀声，洛伦佐的随从纷纷抽出刀剑，护佑着他跳过大祭坛的栏杆，安全地奔向开着门的圣器室。与此同时，伯纳多·班迪尼丢下已经死了的朱利亚诺，提着他的匕首，冲过人群。他企图拦住逃跑的洛伦佐，可是，洛伦佐的随从弗朗西斯科·诺依猛扑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伯纳多·班迪尼冲向他，猛刺一刀，立即杀死了他。混战中，洛伦佐另一个随从的手臂受伤。当伯纳多·班迪尼再去寻找洛伦佐时，洛伦佐和他的随从已经躲进了圣器室，正用力关上两扇青铜制的重重的室门。

洛伦佐用手抚摸着脖子，他能感到脖子正在流血，不过，那只是皮外伤。一直守护在洛伦佐左右的安东尼奥·瑞德弗，冲动地奔向洛伦佐，扳着他的肩膀，看上去像是要吻他的脖子；洛伦佐意识到他是要吮吸他的伤口，吐出毒血——那个牧师的匕首可能已经淬了毒。隔着青铜制的室门，他们能听到发生在外面人群中的骚乱，其中混杂着哭声和喊声。洛伦佐突然跳起来，激动地喊道：“朱利亚诺呢？他安全吗？”他的随从面面相觑，没有人回答他。

在大教堂内，刺杀朱利亚诺的人和那两名牧师穿过混乱的人群，悄悄地离开了，各种流言开始在教堂外面的人群当中散播。一些人说雄伟的圆屋顶已经倒塌了，人们开始掉头跑回街上，以便安全地回家；另一些人嚷着要进入大教堂；大多数不知所措的人集在一起，安慰悲伤哭泣的人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到不会再有事发生了，洛伦佐的随从带着他迅速穿过大教堂的一扇边门，朝美第奇宫殿走去。

刚好走过约1/4里[1]路，另一个阴谋正在按计划进行。第二支阴谋队的首领——大主教萨尔维亚提已经进入德拉西尼奥列宫，那是一处公共建筑，由他的同伙杰克普·布雷奇奥里尼和几个朋友陪同。大主教吩咐去拜见行政长官、佛罗伦萨城邦名义上的统治者：他告知他的随从，教皇西克斯图斯有一个重要的正式公报要传达给行政长官塞斯利·彼特鲁奇。

当随从登上行政长官住处的楼梯时，大主教的随从悄悄地穿过德拉西尼奥列宫的前门。这是一群讨厌的家伙，作为大主教的随从，他们的面目太狰狞，乔装也不能使他们变得温和，事实上，他们是从佩鲁贾雇来的雇佣军，都是全副武装。行政长官彼特鲁奇正和八个德拉西尼奥列的委员共进午餐，这时，侍从走进来通报。彼特鲁奇请大主教进入贵宾接待室，他的随从在走廊等候；几个较远的随从只允许留在官署附近。彼特鲁奇正准备结束他的午餐，隐约听到大街的窗口处有喧嚷声。

彼特鲁奇走进接待室，当他拉住大主教的手时，他注意到大主教的手在颤抖：萨尔维亚提看上去烦躁不安，当他开始传达教皇的公报时，他的声音突然结巴起来，几乎让人听不懂；他的脸变得毫无血色，目光朝门口瞥去。彼特鲁奇感到可疑，当他呼叫守卫时，大主教立刻朝门冲去，大声呼喊留在走廊里的随从，让他们召集佩鲁贾雇佣军。

可是，雇佣军却什么也做不了——大臣官署的门是不能从里面打开的，他们愤怒地捶击木门，怒吼着要求放他们出来。当彼特鲁奇出现在走廊时，大主教的同伙杰克普·布雷奇奥里尼抽出武器，朝他扑过去，彼特鲁奇竟然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摔倒在地，并操起他最先找到的工具——一把烤肉叉，刺向大主教和他的同伙。

此时，听声音，雇佣军好像从锁着的大臣官署里逃了出来，彼特鲁奇和他的手下冲进塔楼入口，关上重重的大门，紧张慌乱地用链条把门拴住。然后，他们冲上楼梯，敲响大钟，低沉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通常钟声是一种警告，说明有紧急情况，召集所有公民及时赶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当钟声持续在城市上空回响时，忧虑的群众很快聚集到广场。

突然，这个阴谋集团的头领之一杰克普·德·帕奇，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人，从一条小路走来，他大声喊道：“人民和自由！”这是佛罗伦萨人通常用来反抗独裁政府的呐喊。这些全副武装的人骑着马，在广场周围鼓动人群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他们遭到怀疑。在塔楼上，彼特鲁奇和他的随从开始向杰克普·德·帕奇和他的手下扔石头，杰克普·德·帕奇很快感到群众的怀疑正变成对抗他们的愤怒。

与此同时，一群数十人的武装队伍骑着马，从广场北面的一条小路跑来，那是通往美第奇宫殿的方向。他们是美第奇的支持者，他们穿过人群，朝德拉西尼奥列宫跑去，来到宫前，他们下了马，拔出剑，走进宫门。进入宫中，他们迅猛地冲上楼，袭击了佩鲁贾人，很快就用长矛和剑杀死了他们。数分钟后，美第奇的支持者用长矛高挑着佩鲁贾人滴血的人头，走出德拉西尼奥列宫。灰心丧气的杰克普·德·帕奇和他的手下骑着马，掉头从广场东面逃回帕奇宫。

整座城市处于混乱当中，传闻蜂起：有一个阴谋集团，洛伦佐已经被刺杀了，帕奇家族正率领一支队伍入侵这座城市……看见佩鲁贾人被割下来的头颅，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很快激起民众杀戮的欲望。在愤怒和恐惧中，一群人喊叫着冲上街道，寻找帕奇家族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攻击这些敌人，其他人则匆忙去了美第奇宫殿。

洛伦佐是死是活？谁来领导他们呢？谁来拯救危难时刻的城市呢？人们说服洛伦佐在美第奇宫殿的阳台上露面，他的出现立刻受到欢呼。人群有些惊慌，因为洛伦佐的脖子上缠着绷带，他的上衣溅有很明显的血迹。

洛伦佐站在阳台上向人群发表了演说，告诉人们是帕奇家族发动了这次政变，目的是推翻这座城市的合法政府。他向下面数万人保证，他们的阴谋已经瓦解了，虽然他的弟弟朱利亚诺被谋杀了，但他自己平安无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无须恐慌，一切都将平静下来；没有谁能把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或是尝试任何复仇行为；这座城市的敌人将会被找出来，交由主管当局处理。洛伦佐尝试让民众平静下来，结果却恰恰相反：激动的人民决定要找出罪犯——阴谋策划者或是他们的朋友，或是任何他们的同盟。他们成群结队地分散到城市各处，为讨还血债而大声疾呼。

在帕奇宫，弗朗西斯科·德·帕奇被找到时，他正躺在床上，休养他自己不小心刺在大腿上的刀伤。他被赤条条地从床上拖下来，拖着穿过通往德拉西尼奥列宫的街道，拖上彼特鲁奇住处的楼梯。彼特鲁奇受理了这件事，做出粗略的判决：他命令立刻绞死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当他赤裸地站在绞架前时，血从大腿上的伤口处流出来，一个绞索投向弗朗西斯科·德·帕奇的头，绳索的另一端被快速地系在一扇窗户的横档上，窗户的横档是金属制的，很粗壮，把窗户一分为二。然后，他被吊在窗户上。

人群欢呼，嘲笑他摆动着的赤裸身体。在他悬在空中时，他的身体痛苦地扭动着，做临死前的挣扎。下一个是大主教萨尔维亚提，他被拖到行政长官面前时，身上仍然穿着他的紫红色长袍。一个绞索套住他的脖子，他的手被一条皮带牢牢地缚在身后，他从窗口被扔下去。大主教悬吊在绞索上，发狂似的挣扎着，他的眼睛突出了眼窝；他拼命地想要解救自己，当人群仰面朝天欢呼时，他恨不得从悬在他旁边的那个赤裸的躯体上咬下一块肉。

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一发现目标，就实施报复。两名想要谋杀洛伦佐的牧师被找到时，就藏在巴迪亚——帕奇宫附近本笃会的大修道院里。他们立刻被拖到街上，在被拖去绞死之前，人们扒下他们身上的长袍，然后阉割。有许多这样可怕的例子，都源于人们的愤怒，他们在被打败的派系成员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就此了结他们的宿怨。据马基雅维利所著的《佛罗伦萨史》记载，当时死亡已不足为奇，街道上到处都是男人的生殖器官。

帕奇家族阴谋失败的消息很快从佛罗伦萨传到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就住在那里，他召回了那些谋反者。当得知他的一个大主教被公开绞死时，他恼羞成怒，穿上教士长袍。这简直是亵渎神圣！

他颁布了一份开除洛伦佐教籍的教皇诏书，把洛伦佐说成是“罪恶的孩子和地狱的乳儿”；同时还伴有一份禁止令，禁止他在遍布整个佛罗伦萨的任何一个教堂里主持弥撒。在和他的同盟商议后，那不勒斯国王提出了联合条约，然后，教皇宣布，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将向佛罗伦萨宣战。

回到佛罗伦萨，洛伦佐正以他独特的方式炫耀胜利，他决定以很气派的方式庆祝帕奇家族阴谋的挫败。他把这个决定告知了当局政府、八人议会（政府管理和地方行政委员会），他希望用永恒的艺术提示人们记住这次胜利。于是，八人议会招来洛伦佐最喜爱的艺术家桑德罗·波提切利，为他提供了丰厚的佣金，委托他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的正面墙壁上，画一幅大型壁画，用来纪念最近发生的事，为此，他将得到40个金弗罗林（金币名）。

依照佛罗伦萨惩处蒙羞或是叛逆市民的通常习惯，这幅画将包含八个主要的帕奇家族谋反者的全身肖像。他们中已经被抓到的，将在他们的脖子周围画上绞索，象征他们遭受的处罚；而伯纳多·班迪尼，首先刺杀洛伦佐弟弟并设法逃脱的那个人，将被画成颠倒的，悬吊着他的脚。在每一幅肖像下面，波提切利都会书写一小段有嘲弄意味的短诗，诗将由洛伦佐特别为这种场合亲自创作。在颠倒的班迪尼肖像下面的诗里，他这样写：

一个逃亡者，无法逃脱命运，

在他返回时，等待他的是更痛苦的死亡。

波提切利此时正将达到他的艺术顶峰，这些肖像会发挥出他的全部才能，洛伦佐要求他把肖像画得十分逼真，画出来的脸，能立刻被先前熟悉他们的人认出来。同样，所画衣服的颜色和式样，也要和他们常穿的相同。大主教萨尔维亚提当然要展示出穿着紫红色长袍的样子。波提切利花了整整12周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幅作品，并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一幅杰作。

[1] 1里＝500米。——译者注

第一部分　王朝的起源

第1章　家族起源

美第奇家族据传讲述的是一位名叫阿维拉多骑士后代的故事，他在8世纪为查理曼大帝战斗并攻占了伦巴底地区。据美第奇家族传说，阿维拉多在莫杰洛（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偏远山谷）旅行时，听闻有一个巨人在祸害四方，于是他找到那个巨人并向他发起挑战。在他与巨人的正面斗争中，巨人挥舞着狼牙棒狠狠向他砸来，虽然狼牙棒前端的铁球砸到了他的盾牌上，但阿维拉多巧妙地躲过了这一击。经过殊死搏斗，最终阿维拉多成功战胜了巨人，而他的这一壮举给查理曼大帝留下了深刻印象，查理曼大帝下令，勇敢的骑士——阿维拉多，可以将其有凹痕的盾牌作为个人的永久勋章。

美第奇家族的金底红球勋章据传就来源于阿维拉多骑士那个有凹痕的盾牌。另一种说法宣称，美第奇家族正如他们名字所蕴含的寓意，他们是给平民分发药品的药剂师，他们家族徽章上的那个球形其实是药丸。这个传说遭到美第奇家族的否认，并且得到了历史证据的支持，美第奇家族徽章出现一段时间之后药丸才普遍使用。他们的家族徽章最有可能起源于中世纪钱币交易商挂在商店外描述钱币的标志，而钱币兑换是美第奇家族最初的生意。

传奇骑士阿维拉多在莫杰洛山谷驻扎下来，这个肥沃的山谷紧靠西沃河，西沃河流域贯穿大山，距通往佛罗伦萨东北方的道路约25公里。直到今天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当日的美景，弯曲的河流两岸遍布着葡萄园和橄榄林，穿过陡峭的山脉和繁茂的树林。在这块不到20平方公里的独立区域里一定曾经有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因库：它不但孕育了多才多能的美第奇家族，而且培养了像弗拉·安杰利科、伽利略、乔托这样的天才。美第奇家族来自柯梵洛村，并且一直和这块胜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3世纪初，美第奇家族离开柯梵洛村来到佛罗伦萨。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并不是唯一想来佛罗伦萨寻找财富的村民，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人口据说翻了5倍，超过了5万人。中世纪人口调查的方法千奇百怪，他们留下的数据值得深究。佛罗伦萨人口的调查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用数豆子这样的简单方法来登记出生人口。当有新生儿出生时，那个家庭就要往当地人口调查盒里扔一粒豆子：黑豆代表男孩，白豆代表女孩。不论怎样，我知道这一时期佛罗伦萨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增长，尽管仍比中世纪的巴黎、那不勒斯和米兰人口要少些，但已超过了罗马和伦敦。

美第奇家族把家安在圣洛伦佐附近，围绕在圣洛伦佐大教堂周围，在4世纪时该教堂已经被圣化。因此，圣洛伦佐教堂成为美第奇家族的保护神，家族里一些最杰出的孩子都以圣洛伦佐命名。从圣洛伦佐步行到旧集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是佛罗伦萨城市商业的中心（现在的共和广场）。周围的居民都来这里买布料，因为它的布料很出名，货架上挂满各种颜色鲜亮的布料，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剪裁布料。

一大早，农民的马车占满了通向这个大广场的各个街道，他们载着商品来到集市，到处都是猪、羊、奶牛这些牲畜的叫声。在这片叫卖声和动物的叫声中，集市上有着从阿尔诺河捕获的新鲜大鱼、从血淋淋的厚肉片上切下来的薄肉片、各式各样的奶酪、酒桶里的葡萄酒。沿着街道两侧墙壁整齐地摆放着各种颜色的蔬菜和水果——春天是洋葱和绿叶菜；夏天是茴香、无花果、樱桃和橘子；冬天是瘦弱的根类蔬菜。穿梭在众多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中，修士穿着他们破旧的长袍，向路人行乞。报信官吹响喇叭，人群聚集到通往科尔索大道的入口处，围观那些戴着枷锁、穿着破烂衣服、满身是血的罪犯从街上蹒跚走来，他们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而在明天他们将被绞死。

查尔斯西莫，这个名字使美第奇家族首次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中，他出现在一份1201年的合法文件中。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家族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美第奇家族成为钱币兑换商，并逐渐繁荣起来，直至13世纪末他们成为佛罗伦萨最知名的生意家族。即便如此，美第奇家族仍不被看作佛罗伦萨的领导家族，他们要么被看成贵族地主，要么被看成新兴的商业家族。直到1296年，阿迪尼格奥·德·美第奇成为这个家族第一个被选为行政长官的人。

佛罗伦萨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理论上实行的是民主路线，它由一个九人的执政团体Signoria统治，这九个人的领袖是行政长官，任期为两个月。行政长官和他的执政团是在协会成员中抽签选出来的，但这个抽签程序渐渐被佛罗伦萨的领导家族所操控，使得执政团逐渐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进而这些家族也逐渐掌控了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权。1299年，古奇奥·德·美第奇成为这个家族的第二个行政长官，古奇奥肯定向他的捐助者展示过美第奇家族是值得长期依赖的靠山。于是到了1314年，阿维拉多·德·美第奇成为这个家族的第三个行政长官。

与巴黎、米兰这样的城市比较，佛罗伦萨可能缺少强权和历史积淀，但它很快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弥补了不足。这主要归功于13世纪兴起的银行业，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业”这个词是意大利的首创（银行的英文单词起源于意大利词汇banco，是一种银行家统计他们交易的最初计数方式）。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是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强国，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来自东方的丝绸以及香料的进口生意。

据马可·波罗记载，在13世纪的最后10年里，热那亚人的商船甚至在里海流域交易；早在1291年，两艘热那亚商船在寻找经由西非至东方的海路时失踪。国际贸易在不断增加，尽管陆路运输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海陆运输又面临海盗抢劫。从佛罗伦萨横穿阿尔卑斯山脉到达佛兰德斯北部贸易城市布鲁日，这段700多里的旅程要耗费两三个星期。经由比萨港和比斯开湾海上运输的危险较小，能够往返两次。

像衣料、羊毛、谷物这样的货物都是从富裕的东方采买的，而这些货物主要都被有权势的王公贵族所预订。在主要贸易中心建立银行，极大地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各贸易中心的商业银行家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即使教会明令禁止高利贷行为，他们还是很快开始了放贷业务。许多银行设法通过以下方式来躲开教会的禁令：他们宣称做生意总是要面临损失的可能性，任何额外的费用都只是应对相应的“风险”，因此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高利贷；其他人宣称他们并不是实际上的有息贷款，任何应还款的增加全都是因为防范兑换率的波动。不论人们认为这个理由有多虚伪，银行业还是很快被人们所认可了。

13世纪末，锡耶纳——坐落在距离佛罗伦萨南边40英里[1]的山顶上的一座小城，是当时最主要的银行业中心。但是在1298年时，当地具有领导地位的锡耶纳银行家——波斯格娜瑞家族惨遭破产厄运。导致悲惨结局的最主要原因是家族放出了巨额贷款给当地的皇室及权贵，他们是当地市场最主要的债务人，并且提出的借款需求通常是不可能被拒绝的。可怜的锡耶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明白过来，最困难的是这些银行家没有力量强制权贵清偿债务，这些权贵实际上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锡耶纳银行业再也没有从波斯格娜瑞家族的分崩离析中复原过来，而佛罗伦萨快速地接管了当地的银行业交易。在这之后不久，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齐艾乌奥利三大家族主导了当地的银行业，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机构。特别是佩鲁齐家族，拥有15家分支机构，其覆盖范围从塞浦路斯直到伦敦地区。

在佛罗伦萨的早期全盛时期，狮子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曾经一度取代佛罗伦萨百合出现在了纪念奖牌上。更重要的是，狮子不仅仅止步于一个奇想的标志，因为在此阶段，佛罗伦萨通过与离凡特的交易连接，得到了它的第一批真正的狮子。这些狮子被装在笼子里，放置于圣乔凡尼广场上离大教堂很近的地方。这些庞然大物成为当地居民惊奇和骄傲的源泉。狮子偶尔的吼叫，回响于意大利的小街小巷，被当地迷信的人们视作某种预兆。在14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这些狮子被转移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后面的位置，那里至今都因为这些狮子的存在而被称为狮子路口。然而，尽管这些狮子如此受宠，几乎成为当地居民生活的中心标志，却还是没能取代佛罗伦萨百合被铸造在城市的交易硬币上。

得益于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威望和银行家的忠诚，这座城市的货币成功地转化为一种金融机制。佛罗伦萨早在1252年即发行了弗罗林，每枚钱币使用54粒金子打造。由于它不变的黄金含量（如此多的黄金用于铸造硬币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也由于它在佛罗伦萨银行业间广泛的应用而成为14世纪欧洲标准通用货币。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然银行业就不得不处理各种币种兑换的弹性汇率问题。

在那个时期，现代资本主义雏形已在佛罗伦萨形成，商业实践也同时建立起来，银行业也引入了很多新的技术。复式记账法首次被发明（1340年初次出现），信用借贷方式也腾空出世（信贷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不用作资产抵押），同时，通过分类转移和汇票的付款方式也初步建立起来了。尽管有这么大的发展，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还是迅速重复了之前的主宰者——锡耶纳的错误：为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开设了信贷账户。1340年的欧洲在经济萧条中挣扎，国王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选择违约。在这期间，爱德华三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众所周知的英法百年战争，据估算，他欠佩鲁齐银行的款项多达“一个王国的价值”。于是，佛罗伦萨的三大家族自食恶果，在大萧条时期相继宣告破产。

在这一灾难发生之前的14世纪初，政治主导权已多次被通过暴力的形式转手，佛罗伦萨共和国经历着动荡。当地的居民被分作两派——圭尔夫派和季柏林派，两个帮派之间的内讧更是不可避免。季柏林派的主要支持者为当地贵族，而圭尔夫派则得到了当地巨富商人和下层居民的支持（下层居民指当地的普通居民和工人阶级，它除了对这两个阶层人群有蔑视寓意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因为下层居民长期严重缺少食物，所以限制了这部分人群数量的增长，字面上的意思为小人物）。

尽管存在着政治的不稳定性，佛罗伦萨还是在14世纪早期迎来了第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只在半个世纪之间，这座神奇的城市就孕育出了三位意大利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他们冲破了牧师的传统，采用托斯卡纳方言取代拉丁文写作。这样的突破不仅仅将托斯卡纳方言确立为意大利语的标准形式，更是通过非宗教语言，利用分散文学的形式将世俗人文主义元素引入文学作品中。

这些作家更是饶有兴趣地追逐着现世人文主义。如彼特拉克，因为寻找被遗忘在修道院的古代经典作家手稿而声名斐然；薄伽丘，因为他的著名作品《十日谈》而声名海外，作品中描述的一连串故事通俗而幽默地展现了当时人民的真实生活，而不是那些掌权者（特别是教会）所认为的样子。

那个时期两位最杰出的艺术家——乔托和皮萨诺，也同样住在佛罗伦萨。他们在作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人文主义倾向，他们的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的形式主义，用更时尚、更感性、更生动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这些杰出的人物将佛罗伦萨文化推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边缘。令人叹惋的是，就在欧洲文化即将迎来更长足的发展时，一场大规模的瘟疫给欧洲带来了重创。

14世纪初，欧洲祸不单行。人们还没从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中完全苏醒，又被黑死病的灾难折磨。1347年，从黑海上来的热那亚商船，将黑死病带到了欧洲。当代编年史作家通过最新调查研究发现，在黑死病开始疯狂流行之后的四年，接近1/3的欧洲人命丧于此。由于恶劣的卫生环境及人们对于如何控制病毒扩散一无所知，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城市的情况最为恶劣，当某些家庭被怀疑感染上黑死病毒时，只能将他们砖砌起来隔离，直至死亡。那些有能力逃亡的家庭选择了从佛罗伦萨逃到托斯卡纳周边的乡村。而剩余那些没有逃出来的人，差不多半数以上都命丧黑死病。毫无意外，人道主义的雏形快速地被迷信的病态思维所替代，中世纪欧洲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开始分崩离析，根基性的变革成为必然趋势。

此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扩张，已经成为包含20~30个核心家庭的大家族。这些小家庭的从属关系可以从名字上发现，他们比单个家庭的关系更松散，更近似于一个宗族，虽然有着内部的小斗争，但忠于整个家族。美第奇家族快速占领了三大佛罗伦萨银行业巨头破产导致的银行业空地，创立了很多自己家族的小公司。家族的亲兄弟或者堂兄弟作为合伙人，共同出资建立公司的原始资产，共同执掌银行的日常运营，忙于外币兑换、小额存款业务，以及为羊毛商人、纺织业等相关行业提供季节性贷款。不论是因为经营得力还是运气，在这些成立起来的小公司中，至少有两家拯救了由于黑死病的蔓延而萎靡的经济，也因此巩固了美第奇家族的根基。

那时，美第奇家族有成员成为当地的临时执法官。乔凡尼·德·美第奇从美第奇家族惯于从事的民政事务中跳脱出来，成为一位军事领袖。为了证明他的勇猛，1343年，他鼓动佛罗伦萨人民与西边一个距离40英里的鲁卡小城市展开战争。乔凡尼企图占领鲁卡失败后选择了围剿，结果还是惨败，回到佛罗伦萨后乔凡尼被执行枪决。在这之后，美第奇家族老老实实地安分于民政事务，但事实证明，即使这样，偶尔还是会有危险出现。

1378年，乔凡尼的堂兄萨尔韦斯特·德·美第奇成为执行官，在他两个月的任职期间，羊毛工人爆发了起义，即众所周知的ciompi（发音源于他们脚上的木屐踩在石板道上的声音）。这场起义表面上看起来是由米什莱·迪·兰多发起的，为了羊毛工人和手工艺者能够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协会，进而拥有投票权，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参与管理西尼奥列的权利。尽管身为执行官的萨尔韦斯特对于起义者的境遇表示同情，但他却从这次事件中看到了促进美第奇家族发展的机遇。为了激化矛盾，威胁阻碍家族发展的贵族阶级，萨尔韦斯特偷偷打开了监狱大门，导致这场起义迅速地恶化成为暴乱。当暴徒暴动、趁乱洗劫贵族和商人、火烧宫殿以及殴打公会成员时，萨尔韦斯特及其他8个西尼奥列成员被迫躲在德拉西尼奥列宫里并设置重重路障。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以典型的政治说教的方式记录这一事件：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在城市中挑起事端，相信只要他愿意，是可以让事态止步，或者可以控制事态的后续发展的。

萨尔韦斯特的房子免于被烧掉，据说是因为他对于暴乱者表现出的同情，虽然这使一些人相信萨尔韦斯特可能怂恿了暴动，甚至对佛罗伦萨不正当的政治妥协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后面发生的事情上也能够否定这种可能性。不久，暴动的结果导致新政府的成立，萨尔韦斯特被罢免了行政长官的职位，而由暴动者的首领米什莱·迪·兰多取代。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此期间，米什莱·迪·兰多越发发觉自己的浅薄，他总是秘密地向萨尔韦斯特请教下一步该怎么处理。暴动者和米什莱·迪·兰多后来的支持者最终听闻了这个情况，他们害怕之前的统治者会悄悄地卷土重来，于是冲上街头威胁现任统治者，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他们将以损毁城市为代价。米什莱·迪·兰多恐慌至极，他再次拜访萨尔韦斯特寻求帮助，萨尔韦斯特建议他们联手号召军队镇压暴动。最终，他们的号召得到了回应，暴动者甚至都没有战斗就铩羽而归，溃散后各自回家：暴动就此结束了。

公会工人、店主、贵族及商人已经被羊毛工人的起义吓坏了。由羊毛工人新建立的公会解散了，贵族建立了坚固的政权。按照常规，萨尔韦斯特和米什莱·迪·兰多应该是要被处死的，但因为他们对于暴动结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只是被放逐而已。萨尔韦斯特被放逐，结束了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政权主导的企图，因为家族无法从被放逐的阴影里恢复过来，他们的生意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388年，萨尔韦斯特辞世，美第奇家族主要的银行生意由他的堂兄维尔依接管。这个新的美第奇掌门人对于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全身心地扎根于家族生意中，在罗马和威尼斯都设了交易所，还在比萨港口展开进出口贸易。维尔依是美第奇家族里第一个做生意成功的人，并首次将生意延伸到了其他城市。据马基雅维利所述：“所有同时代的作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维尔依的野心再膨胀一些，诚实再减少一点，那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成为城市之王。”

马基雅维利写出这段话的时间距离维尔依时代已经130年了，他的描述不是总能让人信服，这番话无疑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目的是赞美美第奇家族。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在政治上的诚实守信和对佛罗伦萨宪法的忠诚，在此期间经受了考验。

这次暴动仅仅过去10年，又一次暴动爆发了，这次起义是由饥饿的下层阶级发动的，而不是人民中权利较低的工匠。当暴动者占领街道，所有被权势阶级排除在外的人都加入进来，支持他们的诉求。暴动者依旧记得美第奇家族曾对他们的起义表示同情，所以号召年迈的维尔依来领导他们。但是维尔依策略性地婉拒了这个危险的请求。

图2　1480年左右的佛罗伦萨

据马基雅维利的描述，维尔依劝说失望的暴动者振奋起来，只要他们听从他的建议，他愿意支持他们的行动。之后维尔依带领他们来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做了一个意图讨好议会成员的演讲。他辩解说暴动者的行为不是受到他的支持，不仅如此，在他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把暴动者带到了这里，带到法律法规的面前。

神奇的是，所有人都对他的行为表示满意，起义者逐渐散去，掌权者也接受了维尔依的说辞，允许他回家，而且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尽管维尔依圆滑地处理了此次危机，但过度紧张显然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不久他便与世长辞。随着维尔依的辞世，美第奇家族最资深的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1] 1英里=1609米。——译者注

第2章　美第奇银行的起源

此时，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已经传承到了掌管着家族卡弗吉奥罗分行的领导者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手中，之所以称作卡弗吉奥罗分行是因为它仍旧保留有美第奇在穆杰罗时的财产。乔凡尼出生于1360年，是卡弗吉奥罗村的小农场主阿维亚尔多·德托·比奇的第四个儿子。阿维亚尔多并不富裕，但他用足够的社会地位迎娶了贵族斯比尼家族的成员，当他在1363年去世后，他的财产在他的妻子和五个儿子中平均分配，没有使他们其中一人特别富裕。

在羊毛工人起义的时代，乔凡尼只有18岁，几乎可以肯定，在起义的2年中他都生活在佛罗伦萨，在那次起义中，乔凡尼得到了他的远房亲戚萨尔维斯托·德·美第奇的秘密支持。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乔凡尼在他的一生中都对下层阶级保留了一份暗自的同情，虽然接下来的政治气候几乎根本不支持那种同情。在起义失败后，旧家族成员很快就重新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由强大的阿尔比兹家族、卡普尼家族和伍兹阿诺家族建立起了寡头垄断集团，并由马索·德格利·阿尔比兹领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下一个30年。就像维尔依在1393年帮助平息骚乱一样，尽管经历了偶然的骚乱，这也是佛罗伦萨一段经济繁荣和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寡头政府的统治虽然已经稳固，但并不得人心。

组成寡头垄断的强大家族遭到了美第奇家族及其同盟的强烈反对，这可能很好地说明了维尔依并不是很情愿参与到政治中，这多多少少激发了他的人性。这种不情愿的情绪也影响到了他的远房表兄乔凡尼。很难说这两个早期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在政治上的谦逊态度是出于天性，还是伪装的，或者只是想表现出一种对家族忠诚甚至是出于家族政策的原因。14世纪末，家族意识在中世纪人的思维里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倾向于因为自己是家族的成员而不是个体而自豪。如此一来，这些早期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可能自然而然地把个人政治野心融合到家族整体的长期抱负中，他们相信在比较有利的时期，政治权利才会被家族获得；同时，这种观念有利于他们打好基础，更深层次地稳固了家族和家族的财富。尽管那种远见可能会显示出一种极其完美的政治野心。美第奇家族是为了政治权力隐藏了野心还是他们早期财富的累积本身就有野心？时隔已久，人们不可能说得清美第奇家族在那个时期的计划。

身为美第奇家族的成员的确对乔凡尼的事业起到了帮助作用，在羊毛工人起义之后不久，家族企业的新领导者乔凡尼的叔叔把他分配到位于罗马的维尔依银行的当地分行去当学徒。家族关系总是在企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信任特别重要的银行业。正因为如此，乔凡尼在商业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资质，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为年轻的合伙人，三年后他就成为罗马分行的经理。同一年（1385年），他和皮卡尔达·布尔里结婚了，她带给他1500弗罗林的嫁妆，这些钱他几乎都用来投资在各种各样的个人商业项目中。

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维尔依的生意在整个14世纪80年代都处于繁荣时期，大部分应归功于在乔凡尼管理下的罗马分行所取得的成功，因为它贡献了大部分的利润。但是此时维尔依已经快70岁了，在中世纪末，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年纪，1390年年初他退休了，结束了他的事业。这给了乔凡尼把罗马分行变成他自己的企业的机会，依照当时的惯例，他肩负起了掌管维尔依罗马公司资产和负债的职责。根据佛罗伦萨的政府档案记载，乔凡尼在交易中损失了860个弗罗林，这意味着维尔依要么进入了近期的低落期，要么在把业务移交给经理时伪造了账目。6个世纪过后，两个猜想都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或者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保存证据。

1397年10月1日，乔凡尼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总公司，这也被认为是伟大的美第奇银行的创始日。罗马、元老院（教皇法院）以及所有的侍者，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的收益来源，佛罗伦萨成为欧洲银行业的中心，并且为投资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美第奇银行的创立细节和它早期的交易记录都被保存在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里的银行机密簿（封面上写着“神秘账本”）中。这本“神秘账本”实际上不过是银行的私有记录，但是它的字面意思却让早期的银行充满了浪漫和阴谋的感觉。

美第奇银行的初始资金是10000弗罗林，其中有5500弗罗林是乔凡尼的自有资金，其余部分是由两个不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合伙人出资的（这两个合伙人通过联姻而进入美第奇家族）。在第一年的交易中，银行产生了10%的利润，这些利润通常会从银行取出以便于合伙人的再投资。乔凡尼开始在他的家乡卡法吉奥罗周围买下一些农场，用多元化的资产来应对金融世界的变化。

除了拥有发达的银行业，佛罗伦萨也是羊毛加工业的重要中心，与像佛兰德斯和英国一样远的国家都建立了服装贸易关系。有名望的商人家族总是对这两种生意都感兴趣，1402年，美第奇银行出资3000弗罗林购买了一个布料生产车间。年末，记载显示美第奇银行在威尼斯开设了一个办公室，由那瑞·托纳·奎塞担任经理，这样一来可以让银行从威尼斯和东方的交易中获益（实际上完全被威尼斯垄断，虽然局外人能从成长起来的附加贸易中获利）。现在罗马办公室已经开始扩张，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东南80里的加埃塔港都开立了分支办公室。

但是除了在1408年为另一个羊毛加工厂融资以外，这次扩张已经是美第奇银行在第一个20年间扩张的极限了：乔凡尼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更喜欢联合。这种特质是他和前辈、远房亲戚维尔依——美第奇家族领导者所共有的特点，他会把这种思维传给他的儿子；作为一个银行家，美第奇要用谨慎和效率而不是创新去创造财富。相反地，就银行知识来说，他们没有发明汇票，但他们是发明控股公司的专家；他们的成功可以说是基于先驱开创的经过考验而又值得信赖的技术。

美第奇银行从未经历快速的扩张，即使在它最繁荣的时期，也没有像前一个世纪的佛罗伦萨的三大银行巨头一样进行业务扩张，这三大银行分别被巴尔迪家族、佩鲁齐家族和阿齐艾乌奥利家族持有。美第奇银行并不喜欢过分扩张他们自己的业务范围。当银行的利润增加的时候，乔凡尼购买佛罗伦萨周围的马格罗和土司肯山上的农场更加展现了保守投资的天性；当他变得更富有的时候，财富仍留在本城内。乔凡尼并不仅仅创办了美第奇银行、美第奇银行业法规，而且打下了坚实的家族财富的基础，这也成为他的权力基础。

美第奇银行的领袖很快就成为佛罗伦萨的名人，1401年早期，乔凡尼以杰出市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为洗礼堂设计新铜门的活动。这是美第奇家族第一次参与到艺术资助中，尽管在这个案例中，真正的资助人是城市本身。在评选优胜者中，没有人知道乔凡尼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后来得到设计铜门奖金的人叫作洛伦佐·吉贝尔蒂，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年轻的雕塑家，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创建者之一，就好像乔凡尼成为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创始人一样。但是在这个时期，23岁的吉贝尔蒂仅仅只有天赋，而42岁的银行家也只是对赚钱感兴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次机会，使吉贝尔蒂走上成为伟人的道路，与此同时也打开了乔凡尼的事业，看到了有比积累财富更有意义的事情。

时隔如此之久，仅仅通过我们现在掌握的极为有限的证据与线索来识别吉贝尔蒂的性格特点实属不易。目前我们所有的线索中，一尊来自佛罗伦萨美第奇博物馆中由布伦奇诺绘制的乔凡尼肖像可能是向我们还原乔凡尼外表的最佳证据；这幅画像描绘得细致入微且极具感染力，能为我们提供很多有关事物本质的可能线索（见图3）。但问题是，布伦奇诺出生时，乔凡尼已经去世70多年了，这就使得这幅乔凡尼画像在外貌层面的精准度引起争议，心理与精神层面上那就更不要说了。

图3　布伦奇诺笔下的乔凡尼肖像

尽管在绘画过程中夸大了乔凡尼的身高，但这幅画像并不是蓄意奉承；与其他能够反映乔凡尼外表的线索相比，这幅画像的相似度最高，与他的儿子科西莫的画像在很多地方都惊人的相似。这也在无形中暗示了之前一个未被证实的说法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科西莫的画像是根据一幅更早时期的乔凡尼坐着的画像参考拓画的。布伦奇诺描绘了一个精明的，或是一个英明的男人，一个汇集质朴与狡诈于一身的双重性格的人。他的下颌微微上扬表明他固有的高傲气质，清澈而又坚定不移的眼神，他前额上细细的皱纹表明他是一个深思远虑的人，他宽而薄的嘴唇也暗示着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审慎且喜怒无常。换句话说，通过这幅画像，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去猜想乔凡尼的经历，尽管关于他的现实生活的信息我们所知无几，但这幅画像，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尽管这幅画像不是“真实的”，但确实符合实际。

1402年，乔凡尼已位于Flirentine Arte del Cambio（一个银行家与货币兑换的公会）的前列并继续在德拉西尼奥列拥有裁决权。这听起来还是无比荣耀的，尽管乔凡尼的银行在佛罗伦萨当地除了营业利润之外并不入流。在当时，银行只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单间，里面分为不同名称的记账单位和柜台，柜台里面坐着柜员和一个带着算盘的记账员。大多数银行里只有不足6名员工，可是据美第奇机密簿记载，1402年这家银行一共雇用了17位员工，5名在佛罗伦萨的总部，剩下的12名员工被分到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盖塔。每位银行职员一年的工资大概为50弗罗林，已经足够负担生活开支了，因为在当时，一个一年能赚到200弗罗林的人就足以负担一大家人的生活起居并且可以住在拥有两位佣人、一匹马和一头驴的位于市内商业区的大房子里了。

美第奇银行还有其他佛罗伦萨的银行的员工并不是凭借实力晋升的，晋升一般都是靠员工的关系与人脉网——或是家族地位，或是与家族外的有社会地位的人私交甚好。为了增加信任，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通常会在一些特殊的分支机构里设立次级管理人。尽管如此，美第奇银行的威尼斯办公室由内里·吐纳奎恩斯担任经理以后，依然出了纰漏。内里的合伙协议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与德国人有业务往来，因为在意大利人的感染下，德国的商业环境恶化，并且有时会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不义之财。

但显而易见，内里被诱人的报酬收买，决定铤而走险为德国商人放贷，结果德国人在拿到巨款贷款后没有偿还就顺着勃伦纳山口逃回了自己的老家，只剩下内里独自承担这账户上的巨额亏空，即使这样，他对这次他卷入的德国非法投资只字不提。在总部很快就会查清真相的巨大恐慌压力的笼罩之下，内里外借了数额大于欠款金额的借款，这样，威尼斯分部才得以显现数目可观的盈利数字。

但不幸的是，这笔外债在借款期间的成本爆炸性地增长，无论内里多么竭尽全力地尝试弥补，他也无法通过银行运营赚到足够的利润以覆盖这笔欠款的利息并且保持账面平衡。

据记载，内里在1406年4月25日被召回佛罗伦萨后被乔凡尼解雇，另外乔凡尼要求内里偿还损失的全部金额。这迫使内里变卖所有家产，包括他当时的住宅，但还是资不抵债，最后他决定勇敢地踏上北上的征途，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去追捕那帮失信的德国商人。传言在最后，内里在波兰的克拉科夫追上了这伙德国人并且成功追回一部分债务，由于当时远离家乡，内里最终决定利用这笔钱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而不是将钱分毫无差地送回乔凡尼手中。这个故事生动地阐述了在15世纪早期银行业的大体情况与从业环境：按照以往的商业惯例，需要在风险与信用之间力求平衡，审慎行事，即使对于像乔凡尼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也无一例外。

无论乔凡尼如何小心谨慎，也难免犯一些匪夷所思的失误。明令禁止与德国人进行贸易往来这一条款被写进合同中，暗示乔凡尼也可能因为与日耳曼人的生意吃过亏，甚至他的生意伙伴有时也是非常不值得信任的。乔凡尼在罗马任职期间视为好友的巴尔瑟萨·科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巴尔瑟萨出身于那不勒斯没落的名门贵族，年纪轻轻下海当了海盗，同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从海上回来之后，巴尔瑟萨用这笔钱买了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又用金钱在教会获得了一个职位，之后更是如鱼得水。1402年，他又决定购买一个红衣主教的头衔，通过与乔凡尼接近试图获得一笔10000达克特（约为12000弗罗林）的贷款。令人吃惊的是，乔凡尼竟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再细想一下巴尔瑟萨的人品，这个决定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根据当时一位作家记载，在巴尔瑟萨担任博洛尼亚红衣主教使节的九年间，他的名声是“零”或是“负值”，并且主教官邸也因为当时“两百多名女仆、修女、妻子、寡妇”的乱伦之事而臭名昭著。

究竟为何精明的乔凡尼会与巴尔瑟萨这样的无耻之徒有关联？更不要说乔凡尼会愿意把巨额贷款借给他？答案很简单：乔凡尼看重了巴尔瑟萨在教会中的显赫地位，在罗马从事银行业多年，乔凡尼意识到，成为教皇的银行家才是王道。如果美第奇银行能够打理罗马教廷机构的财务事宜，那整个美第奇银行就会在欧洲以重要商业机构的地位屹立不倒。乔凡尼与巴尔瑟萨私交甚好，并且为他提供银行服务长达8年之久，在一般情况下，乔凡尼都与巴尔瑟萨的意见保持统一并尽他最大努力限制巴尔瑟萨的挥霍行为，因为这在不断消耗美第奇银行的资源。1410年，借款已全部还清，巴尔瑟萨被选为罗马教宗，成为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美第奇银行接手管理了教廷财政的相关事务。

15世纪早期，银行已经成为教皇行政部门执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欧洲当时其他的政府组织不同，教会的税收主要来源于海外，一般以大量的欧洲境内主教区的汇款的形式存在。这些主教区已经遍布西方国家各处，远到冰岛乃至格陵兰（主教是通过将海豹皮以及鲸须制品在布鲁日折现后进行缴付）。其他收入是变卖圣物，这往往会卖出极其可观的价格，因为它们有改变整个经济局面的力量，使这个地区拥有财力并且成为朝圣中心。赎罪券的交易更有利可图，因为这可以让买家获得教皇对于他所犯下的罪恶的宽恕，这种赎罪券的价格是根据赎罪者犯下的罪孽程度而定的。另外一种常见的税收来源是变卖宗教法庭的职务，级别从最低一直到最高不等。

整个大陆范围内所涉及的商业活动的金额是巨大的（金额远远大于同期多国累计相加所得的数目），并且接手办理的银行也会理所应当地接到相关的任务，这就相当于为银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年收入。无论是哪个银行被选中来接手教宗的相关业务，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有可能需要汇集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货币总额，要足够可信并有能力向教皇单独解答他的所有疑问。待到巴尔瑟萨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后，乔凡尼已经足以使巴尔瑟萨信服，他是绝对能胜任的，绝对可信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是绝对忠诚的。

除了处理类似税收这样的业务之外，美第奇银行罗马分部也吸引了来自红衣主教、高级教士以及各种各样顾问的业务，这些让美第奇银行的业务得以延伸。但令人好奇的是，根据美第奇档案中的记载，美第奇银行罗马分行在向外借款方面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要远远大于回款。教堂的高层人员会得到较高的收入，但从表面看来，这通常也包含了相对高的支出：美第奇账目上的数据可以表明，红衣主教的账户经常处于透支状态，并且数额庞大。除了这些贷款之外，美第奇银行罗马分行与乔凡尼以及乔凡尼的交易伙伴的业务量比例至少达到30%。罗马分行的业务量以及营业收入已经超过美第奇银行总份额的一半以上。

据美第奇机密簿记载，1397~1420年，罗马分行的营业利润已达到79195弗罗林，汇总的利润总额是151820弗罗林。这表明，罗马分行的营业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分行、威尼斯分行、那不勒斯分行、盖斯分行、其他各种商铺以及两家羊毛工厂的营业额总和。这个总数与现代统计的金融财务数据相比微乎其微，但这表明乔凡尼在当时的年收入基本可达1900弗罗林，在当时，一个年薪200弗罗林的人就已经可以享有舒适的生活，一个年薪100弗罗林的技工就可以养活全家了。

乔凡尼的个人金融事业的未来和美第奇银行的未来仿佛一片光明。但是事情的外表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尤其是这些事还与教皇有关。正值天主教会大分裂的时代，在当时一度有不少于三位教皇的竞争者存在：约翰二十三世、格雷戈里十二世、本尼迪克特十三世。幸运的是，教会当局认为至少在上述三位竞争者中，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最具竞争力。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对支持格雷戈里十二世的那不勒斯拉迪斯拉斯国王影响不大。拉迪斯拉斯国王发起一场军事战役来对抗临近的教区，最后约翰二十三世被迫签署了耻辱条约，条约中要求支付拉迪斯拉斯国王95000弗罗林。

约翰二十三世由于手头缺乏资金，于是转而向教会里的银行家申请贷款来偿还这笔债务。经过思虑之后，乔凡尼认为，只要能保住他的投资收益，加重成本投入和风险是匹配的。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这笔资金比罗马分行的全部利润还要高20%。乔凡尼甚至可以考虑通过贷款来获取资金，这也能反映出精明的乔凡尼目前积累的财富数量，尽管他很可能通过贷款来获得其中一部分的钱。美第奇银行就此深陷财务风险与收益之间。乔凡尼为约翰二十三世准备了95000弗罗林，同时为以防万一也索要了一些保证。约翰二十三世提供了一顶古老的镶嵌珠宝的教皇头冠和多件从教会宝库里取出的纯金盘子作为担保物。

同时，约翰二十三世的两个竞争者格雷戈里十二世、本尼迪克特十三世也有麻烦。神圣的罗马帝国大帝西格门，他的统治贯穿德语区，从奥地利到北海。西格门表示是时候彻底解决天主教分裂问题了。1414年他命令康斯坦茨议会召集三位竞选人，把他们的案件放在西格门之前。为了紧密跟进自己的投资项目，乔凡尼让他的大儿子科西莫陪着约翰二十三世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去康斯坦茨湖边的一个德国城镇，在当时这正是西格门帝国的首都。科西莫当时只有25岁，却已经展露出作为一个银行家应有的守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此次代表美第奇银行去往康斯坦茨的旅程是项特殊的任务。乔凡尼选择科西莫来完成这次任务也成为他完全信任科西莫的标志。

根据机密簿对这段时期的记载，美第奇银行在罗马拥有了两家分行：其中一家是罗马分行，另一家是罗马分行委员会。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清楚地找到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且以此来印证美第奇银行在罗马两家分行开展的生意数量。实际上，只有一家分行机构保留在罗马；另一家为了满足教皇随时的财政需要，伴随着教皇法庭（即罗马法庭）迁移到了康斯坦茨。与此同时，最初的那家分行保留在了罗马，用来处理所有重要的教皇从国外获得的收入。

康斯坦茨议会是15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处理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场所，也吸引着来自全欧洲的伟大人物。年轻有为的科西莫借此机会拜会所有国际主要银行的代表和经商家族，比如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以及远在波兰和西班牙的一些商人。确实，私人联系可以巩固未来几十年间的商业关系，有些时候还能创造与一些企业领导者会面的机会。这些人的名字从那时起就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常常为货币兑换、欠款单据以及其他商业文件提供担保。而这些商业文件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血液。然而，康斯坦茨议会保留下来最主要和明显的原因是彻底解决基督教徒精神教义方面的所有问题。

此外，为了解决天主教分裂，西格门也试图消除一些在他领导的罗马帝国中已经出现的教义上的分歧。为了这个目标，一个波西米亚的异教徒扬·胡斯在皇帝承诺确保其人身安全的条件下被招来，为他自己对宗教教义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解，其中包括反对出售教皇的物品。结果扬·胡斯的学说有多达30条不能被接受，西格门因此不顾自己之前的保证将他烧死。接着会议开始审查这次由三位教皇竞争者提出的事件。约翰二十三世已从罗马赶到康斯坦茨，本尼迪克特十三世也从阿维尼翁赶来，格雷戈里十二世正好赶到意大利北部。

当轮到约翰二十三世做证时，他尴尬地发现他自己的生活作风也正在被调查，包括一系列针对个人行为不端的控告。除了判教（这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正如在杨·胡斯案例里出现过的），约翰二十三世被指控毒杀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不少于70项的其他指控，尽管到最后其中16条罪行为了保留教皇的体面被取消了。正如18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明确指出的：“最可耻的指控被隐瞒了下来；教皇仅仅被控剽窃、谋杀、强奸、鸡奸、乱伦。”

为了不面对针对他个人生活作风的进一步指控，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承诺引咎辞职——以其他竞争者也退出为条件。不久，约翰二十三世假扮成弓箭手出逃。出逃行为并没有与他本来的勇敢形象相违背。正相反，这对剥夺议会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记载，一个全国性的议会如果没有教皇的话，将被判定无效。但是西格门暂时没有心情去关心这些教义上的细微区别。他命令议会继续进行日常的诉讼程序；与此同时，他派遣军队去拘捕当时已经被囚禁在海德堡城堡里的约翰二十三世。

科西莫因此一人留在康斯坦茨，孤立无援。他立刻意识到他当下的危险局势，开始着手策划出逃；这样不仅可以逃避一些皇帝派出的追捕者，还能确保约翰二十三世交给他的镶嵌珠宝的主教冠的安全。这是不是当年约翰二十三世用来偿还那不勒斯国王95000弗罗林的那顶主教冠已经不得而知；如果是，约翰二十三世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偿还所有贷款将这个赎回。在这段时期，美第奇银行机密簿里并没有出现关于这顶主教冠的记载：这种交易是非常隐秘的，即使是机密簿都很可能被隐瞒。

西格门大帝对外宣布废黜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对于康斯坦茨内部，其他教皇也被迫放弃他们竞选的申请：格雷戈里十二世被迫让位，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最后也被罢免。至此，这次天主教分裂运动随着1417年一位全新的教皇——马丁五世的上位而告终。西格门大帝宣布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巴尔瑟萨）的赎金高达38500荷兰盾（相当于35000弗罗林）。尽管巴尔瑟萨身陷囹圄，身患疾病，贫困潦倒，他还是试图带话给科西莫：如果科西莫能够筹足35000弗罗林的赎金，他将成为巴尔瑟萨的继承人。这种填补无底洞的行为有任何意义吗？科西莫决定去找乔凡尼并且游说他来为约翰二十三世缴纳这笔赎金。这次的资金量更加巨大，几乎相当于美第奇银行自它成立以来这20年赚到的所有利润的一半，而且这一次的风险更大：巴尔瑟萨的未来是渺茫的，没有任何资产，未来会有现金流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乔凡尼仍然愿意冒险：巴尔瑟萨的赎金全额缴付给了西格门大帝，这位身负耻辱的前任教皇重获自由。

为什么以谨慎著称的乔凡尼会一次又一次地为了一个看上去已经毫无价值的人甘愿冒险呢？和我们看到的相反，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冒险案例——在这里面并没有涉及风险，因为他们从没打算把钱拿回来。乔凡尼的这种行为也并不是为了表忠心，尽管巴尔瑟萨在他的信件里一直以“我最亲爱的朋友”来称呼乔凡尼。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仅仅是因为商业上的诚信。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决定是乔凡尼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正是因为科西莫和他父亲一样的精明能干，才能由他来一手促成这次的决定。

第3章　乔凡尼的衣钵

1418年，在被囚禁在环境恶劣的海德堡城堡三年后，巴尔瑟萨被释放了，之后去了佛罗伦萨。到了那儿，他马上受到了乔凡尼的款待。一下子，美第奇家族的社会地位就转变了；即使巴尔瑟萨现在仅仅是个被废黜的前教皇，乔凡尼仍然将他视作曾是所有基督教徒精神统治者的人接待。同样地，美第奇银行的声誉在整个欧洲也声名鹊起：如果这家企业不是坚如磐石的话，它的高级合伙人也不能向一个仅仅是生意伙伴，并没有偿付预期的人提供35000弗罗林。

其实乔凡尼这样做也是大势所趋的。他的所作所为向世人展示了美第奇银行深厚的不离不弃的忠诚；如果不这样做，不能信赖美第奇银行的消息会由竞争对手之口传遍整个欧洲，大大降低美第奇银行在国际上的信任度。在中世纪晚期银行业未知的世界里，这种背叛的行为将会被世代铭记。但是乔凡尼支持巴尔瑟萨的决定不仅仅是一种旨在影响未来事件的深谋远虑，也考虑到了对当下的影响。再一次，乔凡尼在筹划获得更大的回报：他想成为新教皇马丁五世的银行家。因为罗马当时被那不勒斯女皇乔安娜控制，马丁五世那段时间刚好住在佛罗伦萨。乔凡尼很快找到了一个利用这种形势的好方法。

在支付巴尔瑟萨的赎金之前，乔凡尼就通知他，这项服务的实施有一个条件：前任教皇将会来佛罗伦萨和现任教皇马丁五世进行一场公开调解。调解如期举行了，马丁五世高兴地期待着他的教皇权自1378年起第一次拥有了毫无争议的统治权。为了表达他的喜悦，他任命年老多病的巴尔瑟萨为塔斯卡勒姆红衣主教。为了感谢乔凡尼在这次调解中的贡献，教皇封他为蒙特韦尔德伯爵。乔凡尼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头衔，因为他仍然想做一个普通公民。

然而，马丁五世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实在的表示。他对乔凡尼仍然很警惕，并且此前约翰二十三世在逃离康斯坦茨时交给乔凡尼的价值连城的嵌满珠宝的皇冠成了一个问题。现任教皇声称这是教宗财产，要索回皇冠。眼下，教皇不愿指派乔凡尼为教宗银行家，因此这种情况在接下来两年中一直持续。

1420年9月，乔凡尼失望地看着教皇马丁五世离开了佛罗伦萨，去了罗马居住。因为此前教皇选择了佛罗伦萨的贵族——斯皮尼家族作为他的银行家。虽然乔凡尼的母亲来自斯皮尼家族，但是这个身居社会高层的家族仍然是美第奇家族的老对手。

巴尔瑟萨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仅此一次，他做到了言行一致：美第奇家族被任命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并从他的遗嘱中获利匪浅。虽然巴尔瑟萨从海德堡城堡回来时身无分文，但他显然仍有些积蓄。乔凡尼继承了巴尔瑟萨最喜欢的神圣遗物：那根他总是带着的施洗者约翰的一根手指。他总是带着那根手指，迷信地认为可以赶走坏运气。作为巴尔瑟萨的遗嘱执行人，美第奇家族同样肩负为前教皇在佛罗伦萨洗礼堂修建坟墓的责任。为此，乔凡尼雇用了雕刻家多纳泰罗和建筑师米开罗佐，他们建造了最早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坟墓之一。依照巴尔瑟萨的遗嘱，他的墓上刻有“约翰二十三世，前任教皇”的字样。当这行字传到罗马后，马丁五世大为光火。他认为约翰二十三世只是个对立教宗，乔凡尼对这种轻蔑教皇的行为负有责任。并非乔凡尼的所有决定都是完美的。

此时佛罗伦萨的政治形式已经改变。当权寡头政治集团的首脑马索·阿尔比奇终于死了，终年84岁，死于1417年席卷全城的瘟疫。这个寡头政治集团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现在变成了尼科洛·达·乌扎诺。一位备受尊敬的佛罗伦萨贵族大公。此前他和乔凡尼一起说服了极不情愿的巴尔瑟萨假装和教皇马丁五世和解。在这之后，乔凡尼尽了最大努力培养和有权力的尼科洛的直接关系，但是除了对之前那次合作的回应，尼科洛一直对美第奇家族有很深的怀疑。佛罗伦萨的市民在掌权家族的统治下一直不得安宁，然而美第奇家族仍然是下层市民隐蔽的同情者。这些下层市民在寡头政治集团中被轻蔑地称作“啜泣者”。这是反映了当时残酷社会现状的另一个词汇，因为这些粗野的低等公民时常抽吸鼻子而不擤鼻涕；冬天，他们缺衣少食，长期受到感冒和剧烈咳嗽的折磨。低等公民常常命不长久。

1421年，有一场选举乔凡尼成为正义旗手的运动，对此尼科洛立即表示反对，声称仅仅在43年前，萨尔维斯特罗·德·美第奇在羊毛工人运动中担任正义旗手的时候犯有欺诈的行为。在尼科洛看来，乔凡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他更聪明和沉稳。他一直隐忍了多年，慢慢地增强他的财富和实力的基础，用慷慨的赠予，在下层市民中悄悄地培养自己的声望。同时他还通过谦逊低调的生活方式，极力掩饰他大量的财富。他假装自己只对如何赚钱感兴趣，来掩饰他的政治野心，私下却悄悄地利用财富编织起一个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建立的关系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政治利用。

在尼科洛的观点中，乔凡尼没有尊敬佛罗伦萨共和传统的意图，一旦选举成功，他将只会利用权力为他自己和美第奇家族谋利。讽刺的是，所有的佛罗伦萨人都不这样认为，但是事实上尼科洛也不全错。尽管有这些反对，乔凡尼还是被选举为1421年的正义旗手。虽然他没有获得城市的永久控制权，但这次事件可以看作新美第奇家族的首次政治示威，此时距他们结束对佛罗伦萨的掌权长达三个世纪之久。

三年之后，乔凡尼完成了他的另一个目标，在斯皮尼家族破产后，教皇马丁五世缺少一个银行家。乔凡尼迅速填补这一缺口，并再次使美第奇银行有权制造货币。这段时期的机密簿包含了一些有趣的日志。罗马分行的资产负债表包含一些个人储蓄自由裁量（这是付利息的秘密账户，与教堂对高利贷的禁令相违背）的列表。个人储蓄从2600弗罗林到15000弗罗林不等。储蓄者也包括了两位红衣主教、一些高级教士、教皇的密友和财务管理员。

两年后，乔凡尼和他的七家邻居商讨后，被委派重修圣洛伦佐大教堂。圣洛伦佐大教堂是圣安塞姆于393年捐献给教会的，自从1417年的一场大火使教堂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就一直处于破损的状态。这些被选出来作为赞助商的企业是美第奇家族为了与他们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相匹配所做的一部分，是一个典型的精明决策。孤儿院特别受下层市民喜爱，因为很多人是在那里被抚养长大的；圣洛伦佐大教堂是所有美第奇家族成员被尊敬的地方，这个教堂里的很多建筑都是以这个家族子孙的名字命名的。同时，美第奇家族也逐渐建立起了他们的威望。

布鲁内莱斯基被委派去建造孤儿院并且重新设计圣洛伦佐大教堂，后来他成为佛罗伦萨最杰出的设计师。布鲁内莱斯基的性格易怒，并且有些粗暴，他的爱好是写谩骂敌人的十四行诗。但就是这个神秘的、雄心勃勃的人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个知名的先驱。他再次发现了自古典时代后就迷失了的建筑发展规律，他为孤儿院设计的门廊是公认的第一处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性建筑。这个建筑清晰古典的线条反映出了古罗马的建筑风格，其瘦削、大方而又优雅的柱体不仅仅起了装饰美观的作用，还对整个建筑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种建筑方法自古罗马后就再也没有尝试过。修建孤儿院和重修圣洛伦佐大教堂是布鲁内莱斯基一生主要的贡献，他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两项巨大的工程。在建造期间，布鲁内莱斯基很难与赞助商建立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不久，乔凡尼遇到了让他有更大压力的事情。佛罗伦萨和它的具有浓烈领土扩展主义色彩的邻居——米兰之间的摩擦不断，意大利政治还是像以前那样动荡。1422年，米兰的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康蒂公爵与佛罗伦萨签订了一份合约，这样米兰就可以放心地去进攻它的西部邻居——热那亚，而不会遭遇腹背受敌。尽管签了这份合约，米兰仍然占领了在佛罗伦萨保护下位于罗马涅的一个名叫弗利的小镇。

佛罗伦萨的很多名门望族都支持对米兰宣战，比如奥比奇家族和黑扎诺家族。但是，美第奇家族支持的普通大众则更偏向保持克制，因为市民会因为这次军事战争承担更高的税赋，况且战争往往会以灾难告终。尽管如此，执政党被诱导投票赞成这场战争。于是，乔凡尼出于爱国的原因接受了政府出战的决定并且为这场军事行动做准备。美第奇家族那时候很可能已经很出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控制佛罗伦萨，也没有控制政府的职能部门。

在最初的三年里，乔凡尼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战争变得开始不利于佛罗伦萨，米兰不断地占领佛罗伦萨的领土。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距离已经变得不到160英里，但是已经吞并的土地并没有阻止米兰继续入侵的野心。雇佣军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在和同样的人交锋中，他们不仅惜命，而且只要雇主能承担得起，他们就会最大限度地延长战争时间，以便来牟取更多的利益。三年后，威尼斯加入了佛罗伦萨的阵营，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佛罗伦萨这边倾斜。在随后的两年里，雇佣军一如既往地装出很卖力作战的样子。直到1427年，米兰的维斯孔蒂才被迫签署了令米兰蒙羞的和平条约。

现在佛罗伦萨需要提高税赋来弥补耗资巨大的战争费用。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记载：“在这场战争中，佛罗伦萨花费了3500000金币，相当于惊人的4200000弗罗林。以前这座城市的大部分税收是通过税收系统来征收的，这个系统主要是权贵用来打击对手，使对手的财务遭受重大损失的一种手段。税收系统计税的主要标准是收入，这就意味着土地拥有者只缴很少的税，那些高收入的权贵会想尽办法来隐瞒他们真实的收入，而那些低收入者则会不公平地承担很重的负担。这种缴税方式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长期不满，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利益的普通市民。”

佛罗伦萨很快意识到要征集到足够的税款来满足战争花费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税收系统。因此，政府制定了一种新的税收办法——“财产登记”。这个方法不是仅仅局限在居民的收入而是根据居民全部的财产征税。这些财产会进行公开登记，并罗列出个人的所有财产，也包括从这些财产里取得的收入和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一法规是由检查员起草的，同时会给举报人适当的奖励以确保该制度能反映出居民最真实的财产。这一财产登记制度强调的是可征税的土地和那些惹人注目的财富，而不是便于隐藏的收入。

这种制度非常受普通大众欢迎，但并不是所有的人。不出所料，以往处事非常谨慎的67岁的乔凡尼刚开始对这项政策还持观望态度，但不久之后，当他看出这股改革风是怎么刮起来的，他就变成了这项政策最热情的支持者。最后，寡头派领导人里纳尔多·德格利·阿尔比齐迫于公共压力接受了这一政策，他从这件事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大众声望。乔凡尼却因为这件事把自己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上，在人们眼里，他无私地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支持这项改革，从而得到了很高的声望。

其实乔凡尼并不全是为了做事推动美第奇家族发展，他也有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他从业务领域不断扩大的全球银行家的小道消息中得知，名誉扫地的威尼斯经理内里住在克拉科夫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乔凡尼立即指示给他的前雇员内里汇了36弗罗林。乔凡尼经常做这样友善的事情，他是个有抱负的贵族。美第奇家族也有他们自己的品质和责任感。

1428年，乔凡尼病倒了，那时他已经68岁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把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叫到了床前，遵照传统留给儿子一段遗言：“不要在领主宫闲逛，就好像你要在那做生意似的，除非有人在那儿召见你；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办公室，除非这间办公室是授予给你的；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尽量让炫耀变得没有必要；不要让大众给你太多的关注，不要做违背大众意愿的事情，除非他们正在拥护一些灾难性的事情……”当时乔凡尼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但是他所说的将会一代代地走进美第奇家族的传奇中。很多年过去了，美第奇家族恪守着这段遗言，即使没有遵循，这个家族仍然能感觉得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至少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乔凡尼已经为美第奇家族树立起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社会形象，为了保持这个形象，他对儿子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让他安静地下葬，不要奢华的、铺张浪费的葬礼。

科西莫本想遵守父亲的遗训，但是普通大众要给乔凡尼一个隆重的葬礼。这位老人给佛罗伦萨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他用自己的影响给普通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市民要给他一个充满荣誉的葬礼。科西莫和他父亲一样机敏，他认为美第奇家族经历了这么多后，现在是时候公开展示下自己的家族了，即使是低调的、间接的进行。乔凡尼的葬礼不是为了公然地展示美第奇家族的势力，而是为一个杰出公民的逝世表示一种深深的敬意。每个人都想参加这个葬礼，因为每个公民都想成为佛罗伦萨重大荣誉典礼的一部分。

这个葬礼遵循了一个古老的传统，据说这个传统起源于伊特鲁里亚时代，比罗马共和国的建立早了近2000年。当一个家族的首领去世后，就在他的家里打开一个大洞，把他的遗体从这个洞里抬出来，放到棺材里，然后众人抬着棺材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列。乔凡尼的遗体放在了一个没有盖盖的棺材里，后面跟着24个美第奇家族成员，遵循着优先原则，在成员后面是住在佛罗伦萨的外国大使、行政长官和他的执政团人员、协会的代表等。科西莫本打算低调地展示美第奇家族的势力，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队伍长龙，到圣洛伦佐大教堂的路上人山人海，传递着清晰而又有力的声音：美第奇家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4章　科西莫的兴起

科西莫·乔凡尼·美第奇（也就是乔凡尼的儿子）生于1389年。除了他和他的弟弟洛伦佐非常亲近之外，他早年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他们一起在圣玛利亚修道院学习，在当时，这所学校已经作为新知识的摇篮而为人所知，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知识的萌芽之地。

在黑暗时期，关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很多知识都已经从欧洲消失，只在中东地区有保留，在那里它被热情的阿拉伯学者所吸收。早期，伊斯兰教鼓励哲学和科学的思考：去认识世界运行的规律也是在读懂“上帝”的旨意。因此，古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尤其是自然哲学家（也就是早期的科学家），在阿拉伯帝国广泛传播，8世纪时甚至已经传播到欧洲，占领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到了13世纪，学习阿拉伯语的中心，例如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被基督教力量重新占领，很多之前不为人知的古代哲学家的作品被基督教学者重新发现。

因此，关于学习的全新态度开始在欧洲蔓延。这促使了向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经典作者作品的回归，但也带来了中世纪墨守成规和人文主义发展相对停滞的弊病。与简单接受基督教的权威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僵化版本相比，一些当代学者开始拥抱一种更敢于质疑希腊哲学和罗马作家的精神。甚至早在13世纪，穆斯林哲学家阿威罗伊和阿维森纳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对于已被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观念的质疑。现在不少亚里士多德原本不为人知的作品开始面世，其中一些将他的其他观点做了进一步发展；讽刺的是，亚里士多德无懈可击的权威被他自己的作品低估了。重新发现的古老作品大部分来自其他古希腊及罗马作者——哲学家、诗人、雄辩家和历史学家。这使得一些人认为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远超他们自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人文主义备受关注，而不是它的精神因素。因此，现在空气中弥漫着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浪潮，开始重视思想自由，而不是中世纪的哲学家或神学家所要求的无私的服从。这种人文主义思潮鼓励对人类潜力的探索及对人文主义的表达，尤其是在文学、哲学及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

乔凡尼在晚年时才开始理解，人生中除了银行业和随之而来的风险，还有其他。通过提供赞助，金钱可以转化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赞助的过程中，得以通往另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宗教统治的腐败，或者政坛和银行业的贪婪无关。而此外，科西莫在早年就已经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他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同时也保留了他父亲精明的性格，他的父亲乔凡尼在银行业中的表现完美地阐释了这种性格。科西莫一定展示出了超凡的能力，使他得以被他严谨的父亲信任，交给他在康斯坦茨政务会照顾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任务，这对于一个仅25岁的年轻人来说绝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科西莫在康斯坦茨期间，本可以和那里的其他国际银行业家族建立广泛的联系，但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留意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尽管这样，他似乎曾被教皇的便衣卫队抓个措手不及，被捕之后监禁在海德堡城堡。正如我们所知，科西莫也逃离了康斯坦茨，可能通过乔装的方式，并且不知他如何做到的，他得以随身带走许多珍贵的财产，例如备受争议的镶满珠宝的冠冕。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的记录各异。其中一个版本是科西莫马上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于1415~1417年短暂担任九人执政团成员之一的事实支持了这个版本。但是根据当代的回忆录，从康斯坦茨逃走之后，科西莫开始了为期几年的北欧的行程。那时，美第奇家族在日内瓦、里昂、阿维农等主要金融中心只有为数不多的联系人。他们在意大利之外尚未完整开设自己银行的分支机构。乔凡尼很有可能派科西莫游历这些金融中心，跟进美第奇家族的联系人，寻找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并且科西莫很有可能拜访了佛兰德斯的伯吉斯家族。根据美第奇银行的专家雷蒙德·鲁维尔所言，在与伦敦建立了联系之后不久，1416年左右，科西莫与伯吉斯家族建立了联系。伯吉斯家族是北欧金融的关键，作为羊毛贸易的中心，这个家族的网络横跨欧洲，从英格兰到意大利。它也与东部的汉萨同盟有联系，汉萨同盟的城市港口垄断了波罗的海和德国北部的贸易。这个时期，在范·博斯拥有的小酒馆对面的小广场，伯吉斯家族可以进行汇票交易，也产生了“证券交易所”这个词。据说，在科西莫的旅程中，他也开始购买稀有的手稿，这也是未来最先成为天价的收藏品之一。根据后来他购买手稿用于收藏时寄给欧洲的信件的细致描述，他一定非常了解这个遥远的市场运作的方式。对于这些明显互相冲突的记录，最有可能的答案是科西莫最初回到了佛罗伦萨，然后开始了不止一次的短期北欧之旅。

据推测，科西莫在1416年年初肯定在佛罗伦萨，因为那时他和他父亲合伙人的侄女——一位名叫孔泰西纳·巴迪的年轻女士结婚了（有趣的是，孔泰西纳不仅是别人对她的称呼，也是她的头衔，意为“小伯爵夫人”或“伯爵夫人之女”）。按照那个时期的风俗，科西莫的婚姻是由他的父亲乔凡尼安排的，这也标志着美第奇家族的社会阶层取得了明显的上升。巴迪家族是在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银行业崩溃事件中遭受重创的古老的银行业家族；他们保持了之前的社会地位，但所拥有的财富已经大不如前。孔泰西纳带来的嫁妆是她古老且略微破旧的、位于阿尔诺河南岸的家族宅院——巴迪宫殿。结婚之后，26岁的科西莫立即开始重新装修这座宫殿，示范性地用美第奇家族徽章装饰了它的外部：盾牌和球。当时，这个将会发展成为美第奇家族野心和权力象征的简单徽章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版本。最初盾牌里包含了12个球。科西莫开始在巴迪宫殿上使用徽章时，盾牌里通常只含有6个球，但这只是常见的图案，球的数量一直没有严格地正式确定下来，包含5个球或者8个球的盾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在继续出现。

孔泰西纳在两年之内生下了科西莫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皮耶罗，虽然那时科西莫应该已经踏上了旅程。一年之后，他的父亲乔凡尼将要职委任于他，任命他为美第奇银行罗马分支机构的经理，虽然这时美第奇家族已经将教皇位置输给了斯皮尼家族，罗马分支机构依然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虽然不能从当时的密文中获得精确的年度记录，但是似乎几位非常有权势的主教都保留了对于私密存款账户的自由裁量权，这个分支机构对于整个银行的利润贡献超过了50%。

可以确定的是科西莫在罗马的三年中，银行的一位代理带来了一个他在威尼斯买来的年轻白种人奴隶女孩，她是“一个年纪大约21岁、健康的处女”。这个女孩被雇用为科西莫的家仆，他称呼她为玛德莱娜。黑死病之后，更难找到仆人，意大利的富有阶层中奴役现象也非常常见；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权势家族中平均有100名左右的奴隶，其他主要的意大利城市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些奴隶由日内瓦人和威尼斯人从黎凡特和黑海地区运进来；与土耳其人和塔塔尔人相比，白种人和斯拉夫民族的奴隶更受欢迎，因为他们干活更卖力、更容易被同化，也通常会被认为没有那么野蛮。大多数奴隶是年轻的女性，被雇用为家仆。按照当时意大利对于家仆的惯例，他们通常与主人的家庭共同进餐，被视为家庭的非主要成员，他们也通常会一生服务于这个主人的家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虐待的情况，但仅仅是例外；更少见的情况是奴隶女孩的怀孕。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由家庭的主人造成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会引起严重的麻烦，无论是年轻的儿子还是倒霉的新郎。

按照记载，科西莫并不是一个淫乱的人，但是他确实与罗马的奴隶女孩结缘，这个女孩还为他诞下了一个名叫卡罗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和他在佛罗伦萨的两个儿子一起被养大，在当时这样的安排不足为奇。像许多这样的后裔一样，卡罗会担任祭司职，不能参与家族生意。尽管非婚生的孩子可以进入家庭，但他们无法完全成为家庭真正的成员；差别很微妙，但是却不容忽视。这一点的证据便是选择卡罗成为科西莫非婚生孩子的名字。美第奇家族对于名字非常在意并且做出了限制：阿维拉多、洛伦佐、科西莫和乔凡尼在家谱树中的一代代中一次次重复，但是卡罗并没有以上的任意一个名字。女奴玛德莱娜似乎被带回了佛罗伦萨，从科西莫的土地证明书回执来看，她在1457年时仍然在为这个家族服务（或者受到这个家族的照料），当时她应该已经40岁了，对那个时期的工作女性来讲已经是一个高龄。

孔泰西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她很可能容忍了科西莫的行为，将之视为当时意大利男性的典型做法。据说孔泰西纳体态丰腴，虽然锦衣玉食，但她并不是一位幸福的女主人（她在1421年有了第二个儿子，叫乔凡尼）。以前的评论家趋向于认为她只是一位对于丈夫的事业或家族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不甚关心的家庭主妇和孩子的优秀母亲。据说科西莫很少给她写信，并且在大家的印象里她安静地忍受了丈夫长期的离家。诚然，孔泰西纳的信件只有少部分保留了下来，但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信件反映出的结果却与大家的印象完全不同。有一次，她写信给科西莫，“今晚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知道了我们需要为卡雷吉的桶支付的费用……我收到了安东尼奥·马蒂内利的信，信中说他正在寄出9包我们的亚麻布……下达指令把它们放在干燥的地方”。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件表明孔泰西纳深度参与了不断扩大的美第奇乡村庄园的运营，以及男子服饰生意，尽管贸易中存在浮动，这项生意仍然保持了健康的利润指标。留存下来的关于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件表现出了她对远行的科西莫的深切关心：“他们告诉我他的体重渐长，这是好事。”

这段时期科西莫的行为表现出了家庭对于他的密切支持；他或许继承了父亲的精明，同时乔凡尼只看数字和思维局限在科西莫这里得以弥补。由于他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他的认知能力得以拓宽，同时他的同理心似乎也被他的妻子增强。即使不在他的身旁，科西莫的妻子在他的生命中以自己的人性本色密切地参与着。孔泰西纳的品位当然直接影响了科西莫，为科西莫更偏智力的人文主义增添色彩，使之更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她对丈夫品位的形成有所影响，而科西莫的艺术鉴赏力帮助改变了整个时代，因此孔泰西纳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1420年，乔凡尼退休，他将银行的运营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通常是科西莫管理。31岁的科西莫渐渐从他父亲的影子中显露出来，同时他很快形成了一套自己在银行事务上的标准。当斯皮尼家族破产时，一定是科西莫在罗马培养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劝说了马丁五世，让美第奇重新成为教皇的银行。科西莫如今主要管理佛罗伦萨的主要金融业务。8年之后，当乔凡尼去世时，科西莫接任了家族负责人，并且将在佛罗伦萨政坛的重要派系中担任领袖。马基雅维利曾说：“那些在乔凡尼逝世时欢欣鼓舞的人，现在正在懊悔，猜测科西莫会是什么样的人。”科西莫的政治技巧很快展现出来。科西莫仍然负责进行重要决策，他的弟弟洛伦佐被分配照看银行的日常事务，同时他忠诚而且有野心的堂弟阿维拉多·美第奇可以提供政治声势和支持美第奇事业的组织力量。科西莫意识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几股强大的力量联盟起来对抗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力量；他们要么获得权力，要么被统治寡头中的强敌摧毁。

1430年，科西莫决定，美第奇家族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宫殿，而不是继承下来的巴迪宫殿。他在马拉加路拐角处选址，主路直接向北通向城市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加富尔路），之后聘任了布鲁内莱斯基——他父亲精选的建筑师，也是当时的顶尖建筑师，为筹建中的美第奇宫殿设计草图。布鲁内莱斯基开始工作，最终完成了被视为杰作的华丽的、极富野心的设计，但是科西莫却出乎意料地犹豫：将这个设计中的细节透露出一部分测试公众意见后，他决定不采用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也许就像他一直以来计划的那样。他声称这个设计过于浮华，或许一个更谦逊的设计更适合美第奇家族的品位。最终他选择了一位名叫米开罗佐的很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其作品风格更为庄严。

但是在内部，公众视野之外，却又是另外一种景象。科西莫委派雕塑家多纳泰罗创作一个《圣经》中的大卫的青铜雕像，树立在内院里的中庭，目的在于给每一个受邀来访美第奇宫殿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委派制作大卫雕像又是科西莫的一个典型的精明选择：杀死歌利亚的年轻的大卫被佛罗伦萨人视作他们城市的标志。对于他们来说，大卫代表着公平战胜暴虐，也代表着这个城市所称赞的共和的价值。科西莫这样做，其中隐含的声明就是，美第奇家族站在下层市民这一边，他们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个主题的选择也是对权力日益强大的寡头统治的无声提醒：这就是美第奇家族看待他们自身的方式，坚持公正的共和国，对抗任何形式的暴虐统治。

雕塑家多纳泰罗44年前出生在佛罗伦萨，年纪比科西莫略长，后来的时间里他和科西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的父亲是一位曾参加过起义的羊毛工人。多纳泰罗对于古代雕塑的广泛研究使他吸收了许多人文主义艺术理想，虽然他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佛罗伦萨的著名艺术家，他拥有一种非典型的简单生活方式，除了生活用品和工作工具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财产。正是多纳泰罗和科西莫那些拥有人文主义思潮的朋友一起，劝科西莫这位赞助者开始收集古董，而许多古董也是多纳泰罗为他修复的。当时，科西莫还委托多纳泰罗为孔泰西纳雕塑一个青铜头像，这证明了他对妻子的重视，也表明了孔泰西纳对于他的品位塑造的影响。多纳泰罗早年的雕塑作品因它们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而著名，但是随着他进入中年，现实主义开始产生内部共振，超越了简单的逼真。最伟大的证明就是被放在美第奇宫殿中庭的作品——大卫雕像，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

首先，这是古典主义时期之后被创造的第一个真实大小、自由站立的青铜雕像，采用了从来没人掌握的古代的技巧。多纳泰罗的大卫雕像采用非常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古典主义的完美，它的外部形式是新人文主义倡导的精准，同时戴着帽子、长发、裸露着身躯的整洁漂亮的形象也颠覆了印象里的军人形象，左手放在臀部，右手握着他的长剑。多纳泰罗的大卫展示了男性身躯中的美，表露了它的创造者的一个明确的主观事实，也就是：同性恋取向。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被禁止的性取向的问题，科西莫接受这个雕像的事实也表明了他的艺术品位以及理解。新的人文主义思潮会打破传统的中世纪笃信宗教和对性的表达方式的桎梏；它将美仅仅作为人类的一个特质，而不只是一个升华的精神性的表达。佛罗伦萨这股新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知识中心之一仍然是圣玛利亚修道院，也是科西莫的母校。在那里科西莫和许多优秀的人相识，例如优秀学者安布罗斯修士，他受科西莫委托，为他翻译了很多来自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的珍贵手稿。其他知识分子将专业的学术生活和对文学的追求联系起来，例如诗人及公务员尼克拉·特努西，他现在因他的政治敏感度和诗而著名（并且为科西莫很好地提供了当时政府政策的内部信息）。美第奇家族的赞助开始吸引学者及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从艺术领域进入思想领域。

如此进步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击，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新的人道主义。里纳尔多·德格利·阿尔比奇——傲慢的旧寡头统治家族的领导者，他们看不起这种变化，尽管这种思想吸引了许多牧师和高级教士，但里纳尔多仍然把它视作颠覆性的、无宗教信仰的激进思想。但是，这个古老的家族受到的阻挠越来越大，此时在新财产登记制度的税收体系下，他们不得不支付税收，而科西莫的父亲需要对税收制度的变化负责。

他们决定让新财产登记制度尽可能地遭到反对，于是，他们坚持这个政策不应该仅仅在佛罗伦萨操作，还应该拓展到其他众多受到佛罗伦萨统治的托斯卡纳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自己设定税收事项，只要他们能够足额上缴佛罗伦萨国库要求的收益就可以。于是，佛罗伦萨政权下令从现在开始，所有城镇都要实施新财产登记制度，但这引起了民众强烈的愤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沃尔泰拉的叛乱，而统治阶级需要派遣自卫队去镇压动乱。

古老的寡头统治家族要为米兰的战争负主要责任，这已经极大程度上拖延了新财产登记制度的引入，不仅如此，寡头家族依稀看见了一个破坏新财产登记制度的机会——距离西边40英里的独立城市卢卡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倒戈米兰，从而威胁着佛罗伦萨与比萨海岸的联结。里纳尔多与统治家族现在开始挑起大众对抗卢卡的意愿，而让他们欣慰的是，人们很快就被说服了：如果佛罗伦萨赢得这个地区的支持，税收将会减少。

美第奇家族已经在谋略上胜出了。科西莫非常担忧这场战争——这是此时的佛罗伦萨最应该避免的。当他应召加入十人议会的时候，委员会建立了对战争行为的监督。此时的科西莫觉得是他的爱国主义抑制了自己真实而复杂的情感去为议会服务，因而公开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冲动的堂弟阿韦拉多·德·美第奇没有任何征兆地接管了比萨的军队。与寡头控制集团一起，美第奇家族处于一个全力应战的战略位置上。

1430年，佛罗伦萨的军队在里纳尔多的命令下开始向卢卡进军，卢卡很快得到了米兰的援助。米兰的控制人派遣最出色的年轻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他的军队对抗卢卡，而这让科西莫对于加入这场战争的担忧被证实了。扎营在卢卡外围的佛罗伦萨军队很快被迫做出战术撤退，斯福尔扎进军这座城市，罢黜了专制的暴君，成立了共和政府。佛罗伦萨骄傲地成为共和主义的守卫者，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借口攻击卢卡了。十人议会混乱，西尼奥列政府犹豫不决，议会带领的战争被证明是无望无效的。最后，佛罗伦萨人决定最好的行动就是用5万弗罗林贿赂斯福尔扎让他离开卢卡。不愧是真正的雇佣军，斯福尔扎的军队及时接受了这笔钱，离开了不怎么慷慨的米兰人，他们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精明的科西莫感到震惊，他写到这是“一笔没必要的花费，斯福尔扎不管怎样都会离开卢卡，因为瘟疫已经在士兵中爆发了，而且他的物资马上就用尽了”。相反，阿韦拉多却不这样认为，尽管他给科西莫写了援助信，但仍然给里纳尔多的支援造成了麻烦。

佛罗伦萨的军队又进军到了卢卡的城墙，重新开始围攻，但是没起到什么效用；卢卡的共和政府和新近解放的市民准备用他们恢复的热情保卫他们的城市。里纳尔多回到佛罗伦萨，并且说服十人议会采取一个巧妙的计划，让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参与，与米开罗佐和多纳泰罗一起去卢卡监督建筑工作。这个计划是为了用水坝阻止赛尔基奥河，通过蓄水致使大水奔流到山腰，冲刷卢卡的防御土墙。艺术家和建筑学家开始工作，当他们在泥里指导士兵的时候，被卢卡守备队的指挥官看到了。夜幕降临，水坝开始蓄水，第二天早上水坝就可以放水冲毁卢卡。但是卢卡守备队的指挥官秘密计划了对策，在黑夜的掩盖下，他派他的士兵摧毁了水坝的另外一侧，释放了洪水，淹没了整个佛罗伦萨城区。

当这个匪夷所思的灾难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科西莫辞掉了他十人议会的工作并离开了佛罗伦萨，他不打算为这次事件负责。科西莫走了，这令里纳尔多看到了机会，他要确保美第奇家族永远远离佛罗伦萨。

于是，他开始鼓动大家反抗美第奇家族，编造有关美第奇家族虚伪的谣言，他们谎称美第奇家族没有兴趣得到大众的支持，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这座城市的统治权，从而建立一个专横的政权。里纳尔多用尽方法来确保寡头政权的回归，但是美第奇家族却拥有着出乎他预料的强大的支持者。乔凡尼很久之前就预见了这样的窘境，并且已经安排了他儿子的婚姻。科西莫娶了巴迪家族的成员，而他的弟弟洛伦佐也与吉内威亚·卡瓦坎特联姻，使美第奇家族与两个强大的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科西莫的几个人道主义朋友也是古老的寡头政治家族的成员。如果想要对抗美第奇家族，里纳尔多不得不确认他的支持者足够多。

于是，他联系了尼科洛·达·乌孜亚诺，他是这座城市最老的政治家，而这个人在几年前就已经反对推选乔凡尼作为执政官。但是尼科洛并没有被里纳尔多对于美第奇家族接管这座城市并建立自己政权的言论说服，因为他意识到阿尔比奇家族很早之前就想要为自己建立政权了。失去了尼科洛的支持，整个事情陷入了僵局。

但是不到一年，尼科洛去世了；科西莫返回了佛罗伦萨这座混乱的城市。国库已经因为战争挥霍一空，佛罗伦萨还扛着金额不菲的外债。在这种情况下，佛罗伦萨的领导家族、银行家和其他人被强迫借贷给这座城市。这将导致利率疯长，直接受益人自然是借款人，因为他们可以得到高额的利润。可是这些措施显然太晚了：科西莫命令美第奇银行借贷给国库至少能够覆盖大部分债务的资金，即使很明显所有人都担心这将是笔有去无回的投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科西莫在不堪重负的纳税人中变得很受欢迎，但这也证实了寡头政治对美第奇家族的怀疑，于是计谋和反计谋的谣言开始盛传。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死亡、放逐或是消失都是失败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的下场。同时，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处于动乱状态——佛罗伦萨人对抗卢卡的战争开始变得像一个旋涡，把所有的主要力量都卷了进来。威尼斯宣布了对米兰的战争，迫使米兰放弃了对卢卡的援助，因此，强大的热那亚军舰队扬帆待战，企图攻占佛罗伦萨的主要港口比萨港，但被威尼斯和比萨的联合舰队击败。

最终，双方于1433年4月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都将军队撤回，维持战前的平稳状态。佛罗伦萨已经支付了3年的战争费用，花费巨大，却什么都没得到——许多人不得不为此买单，他们对此异常气愤。不再为外部战乱分心的佛罗伦萨人民开始反过来报复国内事务，这种情况由于对手的操纵而变得更加紧张。晚上，权势家族仍然锁在自己的宫殿里。大部分佛罗伦萨宫殿的城墙直接延伸到街道，但是这个时期他们的窗户通常是高于地面的，并且有护栏，内部院落入口的大铁门用来抵挡围攻。

在黑暗的笼罩下，街道频繁爆发暴力事件，而数量也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持续增长着。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比如，主要的保守家族之一的后裔从德拉西尼奥列宫做生意回来的途中，被人揪住头发不停地扇嘴巴，这样的连环暴力事件据说是来自乔凡尼住处的美第奇家族的两个无名氏干的。

精神力量的战争开始了，1433年5月刚入夜时分，美第奇家族住处的门被涂抹上了鲜血，这是一个醒目且令人恐惧的警告。科西莫常被描绘为一个缺少勇气的阴谋家，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真的很难断定这种性格究竟是谨慎还是怯懦。科西莫临时决定要离开家族在马格罗家族庄园的房子，但是这次他并没有待在往常夏天居住的加弗吉奥罗的别墅，而是选择了附近的利特雷柏别墅，一个他刚刚让米开罗佐整修过的小型的中世纪城堡。

由于科西莫不在佛罗伦萨，对于里纳尔多来说，采取下一步决定性动作就畅通得多了，他立刻伪造了新的行政长官和西尼奥列政府政权的选票。选举出的9位将要在9月接手的人里面有7位是里纳尔多的支持者，新的行政长官伯纳多·古德格尼被认为完全受制于里纳尔多，他的当选也是受益于里纳尔多替他还了所有的税务欠债（债务人是不允许任公职的）。西尼奥列政府掌控着佛罗伦萨人民的生死，它一下子就可以让全部敌人破产。科西莫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做的也微乎其微。

即使科西莫的政治力量正在枯萎，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第奇家族成员，他确信在金融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发挥作用。整个炎热的夏天，他秘密指示把巨额资金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分行和威尼斯分行，所以这个时期美第奇银行的秘密转账记录让人惊讶，而1433年5月30日则是资金转移的最高峰。在那天，相当于2400弗罗林的威尼斯达克特金币从美第奇家族住处被运走，放到坐落在佛罗伦萨南部小山上的古圣米尼亚托修道院里。

同样在这一天，价值4700弗罗林的威尼斯达克特金币存进了圣马克教堂的多米尼克修道士的账户中；同时，15000弗罗林从佛罗伦萨分行被转移到了威尼斯分行，而令人咂舌的是，所有这些秘密活动都发生在一天！另外，科西莫指使洛伦佐将美第奇家族在佛伦罗萨持有的股票转移到罗马分行，这样的话，不论发生什么，科西莫的投资都不能被他的敌人轻易地侵吞。

科西莫确信如果新的西尼奥列政府下令没收他的财产，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教皇马丁五世已经被尤金四世取代，尤金四世雇用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处理教会的财政事务，而教会里有很多教皇银行家的好朋友也不足为奇。科西莫已经将财产都转移到了修道院，而政府由于害怕引起宗教权力机构的愤怒，他们不敢轻易掠夺修道院，这些预防措施表明科西莫不仅只考虑他的个人资产，他也在确保他能够在共和国之外有足够的资金，以防止任何反对他的行为，造成佛罗伦萨分行的风险。美第奇银行不会破产——不管发生什么，它都会保持它的声誉和客户的信赖度。无论如何，科西莫都将坚持乔凡尼灌输给自己的理念，但是这种远见只能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科西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情发生时他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现在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美第奇家族财产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这个伟大的家族更值得我们去详细了解。

第5章　关键时刻

1433年年初，新的行政长官和他的西尼奥列政府在德拉西尼奥列宫（见图4）正式就职，于是，一封正式的文书下达到了在马格罗的科西莫手里，要求他即刻返回佛罗伦萨，并且在西尼奥列政府“做出一些重要决定”前现身。科西莫立刻前往佛罗伦萨，即使很多朋友劝阻他，根据马基雅维利有些偏激的《佛罗伦萨史》，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击者的讲述，所以加入了很多传言。

根据科西莫自己后来写的一些关于这些事的日记，他9月4日到达佛罗伦萨之后，直接去德拉西尼奥列宫面见了行政长官伯纳多·古德格尼和西尼奥列政府的成员。科西莫立刻提出关于他在马格罗听说的谣言，也就是西尼奥列政府正准备在佛罗伦萨改革，旨在抢占他的财产，打垮他。但是，科西莫是这样说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所听说的，他们否认了全部，并且告诉我应该欢呼，像他们希望我离开城市一样，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仍然希望我离开。”如果他有什么异议，他可以在三天之后被邀请参加的西尼奥列政府会议上说出来。

图4　德拉西尼奥列宫（现被称为维奇奥宫）

科西莫离开了，继续向波蒂罗萨附近的银行走去，在那里，他安排了他信任的利帕奇奥·德·巴迪，康特斯娜的表兄，作为总经理接管整个美第奇银行，并监督今后的事务。三天之后，在9月7日的早上，科西莫及时赶到德拉西尼奥列宫，他震惊地发现西尼奥列政府已经在开会了。他由护卫队队长和他的士兵护送上楼梯，但令他惊愕的是，他们带他穿过会议厅，从一扇关着的门经过，沿楼梯进入塔楼。他被催促着沿着黑色的石阶上到一个300英尺[1]高的塔，然后被推进一个“口袋大”的监狱里面，佛罗伦萨的市民普遍称之为小旅馆。

像科西莫写的那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整座城市沸腾了”，但这种说法被证实有点夸张。事实上是里纳尔多命令他的儿子和一队士兵占领宫殿前面的广场，是想显示他们的力量，劝阻一些潜在的反抗者，或者阻止一些试图救援科西莫的行动。可是在宫殿里面，情况却完全不一样。西尼奥列政府和宫殿的守卫处在惊慌中，为他们的暴行提心吊胆，用一个目击者的话说，“到处都是士兵；有的跑上楼梯，有的下来，有的谈论，有的喊叫；充满了热情、兴奋和恐惧”。最终，里纳尔多试图重新维持秩序，行政长官和他的西尼奥列政府开会，决定宣布对科西莫的判决：囚犯被指控“试图提高自己普通市民的地位”。这显然是一个无力的指控，尽管事实上这是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民最严厉的指控，这将是死刑。指控科西莫的证据是他为自己在拉尔加大街建了座宫殿；尽管科西莫对房子的设计已经谨小慎微，但这个房子仍然被描述为不像普通市民的房子，更像一个潜在君主的宫殿。在指控中的暗示很明显：科西莫计划接管整座城市——他是一个叛逆者，理应得到叛逆者的命运。

这件事情上，西尼奥列政府因为太过担心而没有依据里纳尔多的要求判处科西莫死刑，而是判处放逐5年。其间，科西莫屈膝在他的监狱里，惴惴不安地看着下面广场上喧嚷的人群；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害怕的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的脑洞大开：他们可能不会处死他，而是简单地将他从塔顶扔下去，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

当狱长打开监狱的门宣读判决的时候，据可靠消息来源，科西莫已经“晕厥了”。这一段在科西莫的日记里并未提及，他对于自己的反应做了另外的描述：“这个决定马上被我在马格罗的兄长洛伦佐和我在比萨的堂弟阿韦拉多获知……洛伦佐当天来到佛罗伦萨，是西尼奥列政府派他来的，但是，他被告诫西尼奥列政府派遣他来的目的，之后他离开返回到特雷比奥二世那里。阿韦拉多匆忙离开了比萨，因为他们下命令逮捕他。如果他们抓了我们三个，我们的处境会相当的糟糕。”科西莫继续写道：“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尼科洛·达·托雷提诺那里，他是市镇的首领，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消息的重要性将会变得明显。

科西莫继续被监禁着，然而里纳尔多执意判处其死刑，或者以他的方式处理。在这个糟糕的时期，科西莫两天没有吃东西，他害怕食物里被下了毒，而他的担心被证实了：里纳尔多确实秘密买通了两个守卫尽快向科西莫投毒。

9月9日，宫殿里传来的钟声让科西莫感到眩晕，这个钟楼在他的正上方。当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钟就会被敲响，伴随着低沉而有回响的钟声，佛罗伦萨的市民就会被召唤到广场上。这种召集有资格的公民去投票的集会被称为“帕拉蒙托”，意大利语更为贴切地从会谈和会议两个方面对这个词语进行了解释：当政府有重要事务的时候，人们会聚集起来，讨论并且投票决定该如何处理政务，甚至包括如何修改宪法。但是这次里纳尔多的武装人员在各个街道上执勤，队伍一直排列到宽阔的广场上。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或者那些被认为支持他们法律条款的人）已经开始从广场返回了。科西莫的房间在宫殿里高高的塔上，他绝望地从他小小的窗户里向外凝视着，里纳尔多也没有别的选择，根据科西莫统计，只有23个人被允许进入宫殿，组成帕拉蒙托。

依照惯例，西尼奥列政府成员聚集在宫殿前凸起的石头露台上，行政长官正式要求帕拉蒙托成员投票决议是否要“为成为好市民而改造城市”组建一个巴利亚。巴利亚是一个由200位公民组成的委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临时选举产生。这个临时议会要裁决所有对于城市宪章的修改，以及任何以城市名义做出的重要决定。议会中的23个帕拉蒙托傀儡只会在适当的时候喊：“是！是！”临时议会的成员就这样通过选举，里尔纳多派的人马上准备好名单，以确保在巴利亚召开会议时会场上能挤满他们的人。

马基雅维利生动地描绘了科西莫是怎样被囚禁在牢房里的，他是听他的狱卒费德里科·马拉乌提说的：

在这里，随着议会的召集，能听到人群熙熙攘攘的声音从广场上传来，时不时还能听到召集临时议会的钟声。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但是更恐惧自己的死敌以非常规的手段置他于死地。他很少吃东西，四天里他只吃了一小块面包。费德里科看到他的不安，对他说：“科西莫，你担心被毒死，而显然你又怕最后被饿死。如果你觉得我会参与这种恶行，那你就错了。

我觉得你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你无论在皇宫内还是皇宫外都有很多朋友。但是如果你最后还是被害了，请放心那些想害你的人比我有更多的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会让我的双手沾染上任何人的鲜血，更不用说你——一个从未伤害我的人。因此，打起精神来吧，吃点东西，为你的朋友和国家保住性命。如果你想更放心一点的话，我会和你一起吃一点你的食物。”这些话语对科西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宽慰。他眼中饱含眼泪，拥抱亲吻着费德里科，真诚地感谢他的善良和诚挚的行为，并且保证，如果他有机会出去的话，绝对不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

在科西莫吃了给他的牢饭，开始慢慢恢复冷静之后，费德里科又带进来一个能给他做伴、给他打气的人：这个人叫法纳加奇奥二（这是个善意的昵称，大概的意思是“疯狂的家伙”）。科西莫和法纳加奇奥二很熟悉，并且也知道他是行政长官古德格尼的朋友。所以当狱卒假装心不在焉的时候，科西莫递给法纳加奇奥二一张小纸条。科西莫告诉他马上去找圣玛利亚新兴医院的院长，一旦院长看到了纸条，他马上会给法纳加奇奥二1100威尼斯达克特。法纳加奇奥二自己可以留100达克特，然后把剩下的尽可能小心地交给行政长官古德格尼。

与此同时，巴利亚会议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由于里纳尔多强有力的督促，他们不情愿地做出了决定，并且在这200个成员中，很多人已经开始酝酿第二个想法。在喧闹中，巴利亚开始分为不同的派系，根据马基雅维利所说，一些人急于置科西莫于死地，一些主张放逐，而另一些不表达意见，或者出于同情，或者出于害怕。最终的决定下达了，巴利亚会议决定将科西莫放逐10年。里纳尔多显然接受这个决议，他认为现在是他一手遮天的时候了。

尽管仍然被关押在牢房里，科西莫很快听说了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的“好朋友”尼科洛·达·托雷提诺已经依照预先的指令行动了，并立刻召集了一队武装的雇佣军；他们已经从比萨进军，直上波河河谷到达拉斯特拉——离佛罗伦萨的城墙仅6英里。他们停在那里，希望在这座城市有场暴动，但又害怕如果他们进军会加快科西莫的死亡。

科西莫被拘留的消息已经传遍罗马涅山，许多当地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聚集起来支持洛伦佐，他们聚在筑有城堡的特雷比奥别墅外面——科西莫和他的家人曾在那里避难。但是，洛伦佐被建议先不要行动，害怕科西莫会因此被杀，尽管科西莫听说他的弟弟已经听从了他的建议，但他一反之前的脆弱和平静，突然盛怒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这个建议是来自亲属和朋友，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这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如果他们进军，也许我已经被释放了。”

当科西莫未来的营救者犹豫不决的时候，里纳尔多采取了行动，他派遣军队抓捕监禁了很多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其中不乏科西莫的朋友，那位人文主义诗人和公证员尼科洛·泰努奇，他遭受了酷刑的折磨。在刑架上经历了可怕的几个小时之后，尼科洛·泰努奇终于崩溃了，他签署了认罪书，承认科西莫在国外军队的帮助下意图在佛罗伦萨挑起革命，之后计划成为专制君主。这成为无可争议的谋反证据，里纳尔多知道对于这个新的指控，流放已经不成问题，而绞刑也是法理之中了。

但是现在，科西莫的判决已经传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界，引起了国际反应。作为一个银行家，科西莫的服务对一些权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为此感到愤慨。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临近的费拉拉的控制人，他为了大量的贷款而感谢科西莫，并对潜在的经费损失感到愤怒。信息很快传到了70英里外去佛罗伦萨的路上——但是里纳尔多和科西莫都忽略了，因为费拉拉不是主要力量。

此外，威尼斯对于里纳尔多来说，是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美第奇银行威尼斯分行早在1402年建立，现在已经深陷威尼斯共和国广泛的贸易体系中——经营来自巴伦西亚的羊毛，以及威尼斯商人提供的来自东方的香料和琥珀。1427年的机密簿显示威尼斯分行营业收入约等于50568弗罗林，这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而从中获得的利润约4080弗罗林，大约是8%。与美第奇银行交易的商人包括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掌权家族，由三位大使组成的代表团被匆忙派往佛罗伦萨，带着保证立刻释放科西莫的命令。

罗马也做出了相似的反应，因为教皇尤金四世是一个维也纳商人的儿子，并且非常了解科西莫在这座城市商业运作中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科西莫也是教皇银行家。尤金四世送信给佛罗伦萨，命令由当地教皇安布罗吉罗·特拉弗萨瑞出面，代表科西莫的利益进行干涉。科西莫的人道主义朋友已经翻译了他一些少有的手稿。当特拉弗萨瑞要求知道为什么科西莫被囚禁的时候，他被告知尼科洛·泰努奇的供认状，也就是科西莫准备接管这座城市成为独裁者的计划。特拉弗萨瑞根本不相信他朋友的这个供认状，而且三个威尼斯大使对如此无价值的证据同样不以为然，他们完全了解这个供认状是如何得来的。

行政长官和他的西尼奥列政府成员召开了会议，但是此时，行政长官古德格尼已经欣然接受了科西莫的1000达克特，决定保持中立；其他成员也从科西莫那儿或多或少得到了些贿赂。像科西莫在他日记里写的一样：“他们不用太聪明，因为他们放我出狱获得了1000或者更多的达克特。”行政长官通知西尼奥列政府委员会他因病无法参会，然后把他的投票权给了另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刚好也被科西莫贿赂了）。

里纳尔多很快识破发生了什么，也强烈地意识到尼科洛·达·托雷提诺对这座城市的影响，而且他的军队正在拉斯特亚候命。他知道自己需要尽快行动，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要赶在支援减少之前，因为如果科西莫被释放了（现在看来非常有可能），就成了阿尔比奇家族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了。

9月28日召开了另一个会议，因为里纳尔多知道除了科西莫的贿赂之外，阿尔比奇家族还有一个公司控制着9名成员中的7个。西尼奥列政府再一次决定科西莫应该被流放到帕多瓦10年，其他美第奇家族的主要成员也要一起被流放：阿韦拉多到那不勒斯10年，洛伦佐到威尼斯5年，其他成员年限不等。再者，美第奇派系成员永远不允许担任城市任何公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力量在削弱，后来，里纳尔多感激地向7位忠诚的西尼奥列政府成员保证：作为酬谢，他们将被委任一些挂名的好差事。

10月3日，科西莫被全副武装的守卫带出小牢房，押到西尼奥列政府面前，在那里正式宣判。对于科西莫那时的反应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说法。马基雅维利（美第奇家族坚定的支持者）说“科西莫看起来对他的判决很高兴”。现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对此没有私心）则认为：从他分析的各种有争议的观点来判断，科西莫当时是“凄苦的”，他评价科西莫拥有许多高尚品德，但似乎不包括天生的勇气。

但是，所有这些能比亲眼所见更真实吗？在科西莫对西尼奥列政府的回复中，他宣称他愿意流放，他甚至愿意生活在阿拉伯人中间，或者任何与我们习俗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继续说：“你们的决议不会是我的灾难，我会像接受恩惠一样接受它，因为这对我和我的财产都有好处。”这听起来像是卑躬屈膝的行为，但很快证明科西莫事实上是在请求留自己一条性命，从他在对西尼奥列政府最后提出的请求上可以看出，他在暗示外面那些手持武器急切地想见他并杀死他的人，这个目的没有办法达到了。而即使是没有免于死刑，他的痛苦也会变小，因为那些人将会招致永远的骂名。他是在劝诱西尼奥列政府，而现在，他是明显地警告他们，杀掉科西莫会是什么后果。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早就预见到的：当他被护送着穿过广场时，在混乱中，很可能被某个阿尔比奇家族的支持者“意外地”刺中。他已经猜到里纳尔多会怎样做，并且每个理由都让人相信科西莫的猜测是对的。

他的警告显然对西尼奥列政府成员起作用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科西莫被暗杀，将会引起严重的流血事件。佛罗伦萨已经一片混乱，尼科洛·达·托雷提诺和他的雇佣军已经有意向向城里进军，寡头统治者和他们的武装士兵将会血染长街。西尼奥列政府下令将科西莫先关押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直到晚上所有人都散去的时候。夜幕降临，在守卫队的保护下，科西莫偷偷穿过长街，走向城墙北门，在那里，他将由武装守卫护送，到达东北40里处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边界。1433年10月5日，科西莫被护送至奇莫内山顶，穿越了被冰雪覆盖的顶峰，就是从这里开始，科西莫被流放了。

[1] 1英尺=0.305米。——译者注

第二部分　走出黑暗

第6章　流亡的美第奇家族

科西莫最终度过了他漫长而最关键的时刻。事情或许已经过去，依靠他精明的算计和无敌的好运气，他不仅成功保住了性命，更保住了他的生意。但是，看上去他也失败了，因为他被他的寡头政治集团中的宿敌击败了，并且被逐出他的权力基地佛罗伦萨。但是，这次表面上的失败将成为美第奇家族一次转折性的成功。

佛罗伦萨落在了旧寡头阿尔比奇家族和他的支持者手上，然而从现在开始，无论谁统治这座城市都别指望美第奇家族的钱能填补国库空虚。里纳尔多不得不尽可能地搅乱事态的发展，尝试控制这个和以往一样分裂的城市。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继续暗地里策划着反抗，里纳尔多迫使佛罗伦萨强制实行西尼奥列政府统治，实施了越来越多的专横措施，个别美第奇家族支持者被强制流放至少10年。

在流放中，科西莫获得许可离开帕多瓦，与他弟弟洛伦佐一起去威尼斯，在那里科西莫密切关注着佛罗伦萨的一举一动，但是同时，他非常注意远离那些代表他的利益的行动。威尼斯主管当局允许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圣·乔吉奥·马吉奥罗修道院——坐落在大运河对面的小岛上，教皇尤金四世曾在那当过修道士。在得知教皇努力营救他之后，科西莫决定为修道院建立一个新的图书馆，并授意采用他最喜欢的建筑师米开罗佐的设计。

当科西莫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时候，科西莫的艺术家忠诚与否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上看出来。米开罗佐和多纳泰罗曾经停止新的美第奇宫殿的建设——多纳泰罗离开罗马去学习那些刚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古代雕塑，米开罗佐跟随科西莫流放。这两位艺术家都是佛罗伦萨人，很容易留在这座城市，他们是那里繁荣的人文主义复兴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复兴的影响力才刚刚开始传播到其他地方，还没有遍及到艺术和建筑。伴随着科西莫流放，他们不仅远离家乡和人文主义朋友，而且还远离了来自寡头家庭中富有的赞助者圈子。

1434年4月，科西莫流放仅6个月之后，反对阿尔比奇家族的声音开始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寡头政治的银行家族也开始观望事态发展的方向。科西莫很高兴听到没有人愿意为空虚的国库提供昂贵的供给。夏季，佛罗伦萨同米兰的战争突然爆发，在被频繁争夺的小城伊莫拉的领土上，佛罗伦萨的军队被米兰的雇佣军打败。尽管阿尔比奇企图操控下一次选举，可是，美第奇的支持者还是拥有了西尼奥列政府全部的八个席位，而行政长官的位置更是被一个同情美第奇家族的大人物占据。为了保持政权，里纳尔多一干人竟然阻止西尼奥列成员就职，这是一个极端的举措，是对佛罗伦萨全部政治体系的嘲弄。

尽管这种体制很容易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被破坏，但佛罗伦萨市民仍为它骄傲：他们政府的共和体形式，凭借非常有限的民主制度，使佛罗伦萨从毗邻国家的专制和腐败中凸显出来。据马基雅维利说，甚至连一些统治家族都认为里纳尔多的行为太暴力，有可能带来很大的灾难。为了平息局势，一位非常富有并且有教养的城市老政治家帕拉·斯特罗奇联系了里纳尔多，他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并且曾经赢过尼科洛。

斯特罗奇劝他谨慎行事，里纳尔多勉强默许了，不过有一个条件：西尼奥列政府不能推翻科西莫的流放判决并且不能准许他回来。西尼奥列政府答应了这个条件，并走马上任了。可是一个月后，当里纳尔多因公暂时离开城市时，西尼奥列政府传信给威尼斯，询问科西莫是否愿意回来。

数天后，当里纳尔多返回佛罗伦萨时，他被政府召唤去德拉西尼奥列宫。当他打算去时，他记起了发生在科西莫身上的事，里纳尔多没理睬西尼奥列政府，而是立刻回到阿尔比奇宫，并马上开始行动，显然是为这种可能发生的事预先做准备。他命令500名武装士兵抢占重要地势，占领了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现在这个地点是乌菲齐美术馆），从那里可以俯视德拉西尼奥列宫前的广场。同时，德拉西尼奥列宫的守卫收受了许多装在他的帽子里的达克特金币，条件是在他离开时不能关门。里纳尔多的计划是攻进西尼奥列宫，打倒西尼奥列政府，夺取统治权。

可是，西尼奥列政府早做了准备，并派守卫进入德拉西尼奥列广场，正面对抗里纳尔多的人。里纳尔多知道这些守卫很容易被征服，不过，那样会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当全部的士兵在广场上列队战备时，这里将会现出僵持的局面。听说佛罗伦萨将发生内战并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一些寡头政治家族对支持里纳尔多表现出了明显的犹豫。帕拉·斯特罗齐，曾许诺让他的500名强悍的保镖支持里纳尔多，但此时他却只由两个保镖陪同，参加一个在圣阿波林纳利广场附近举行的会议。里纳尔多和斯特罗齐发生了短暂的争执，斯特罗齐骑马离开了，发誓他不会在叛乱中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不过，里纳尔多仍然相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他战胜西尼奥列政府，因为他们已经包围了德拉西尼奥列宫。

然而，西尼奥列政府打出了王牌。此时，教皇尤金四世刚巧在佛罗伦萨，住在城西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里。尤金四世已经与神圣的罗马帝国西吉斯蒙德吵翻，在争论期间，米兰军队已经进军罗马。因此罗马人民起来反对教皇，威胁着他的生命，尤金四世被迫化装穿过大街逃走，最后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主管当局接纳了他和他的随从——忠诚的红衣教主，安排他们住在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里。

此时，西尼奥列政府送信给尤金四世，恳求他裁决这次暴动，粉碎政府反对派吞没城市的企图。教皇不打算逃到处于混乱状态的其他城市，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派出里纳尔多的至交——红衣主教维特莱斯基，去邀请里纳尔多会面（事实上，这次派遣使局势更加复杂，因为科西莫也视红衣主教为至交，这使得红衣主教的忠诚受到了怀疑）。

红衣主教维特莱斯基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里纳尔多，他最后终于同意面见尤金四世。此时已经是午后，里纳尔多的队伍已经加进来一些寡头政治家族的武装队伍。里纳尔多骑马走在喧闹的逐渐扩充的队伍前面，穿过街道去往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根据目击者所说，他的队伍现在有很多人，以至于“打头的队伍到达修道院的时候，后面的队伍还没有离开广场”——队伍长度几乎超过了1/4公里。里纳尔多进去面见教皇，而他的队伍在外面广场露营。夜幕降临，晚餐时间到了，士兵开始喝酒狂欢。

当里纳尔多见到教皇时，他发现教皇在这场危及整座城市的混乱中正面对着极大的压力，根据报告，教皇“鳄鱼般的眼泪”像串珠一样掉落下来。最后尤金四世说服了里纳尔多停止叛乱，条件是他将确保西尼奥列政府不会对里纳尔多和他的寡头政治集团家族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以教皇的名义，不会有流放，不没收财产，甚至更不会罚款。

一小时之后，里纳尔多出现了，发现他大部分的士兵已经解散，都回家过夜去了。确实，几乎没有人留下来了，并且少数留下来的是那些喝醉了的瘫倒在地的士兵，里纳尔多觉得最好还是和教皇一起过夜，而不是在没有保护下冒险穿过黑暗的街道。

至此，叛乱结束了。西尼奥列政府已经送信到山上，召集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在夜色下入城。第二天，钟声响起，召唤着所有被解放的市民去德拉西尼奥列宫，那里因为有雇佣军的看守而变得更安全。西尼奥列政府成员从广场出现，由可靠的红衣主教维特莱斯基陪同着。西尼奥列政府问参加集会的市民是否希望组成巴利亚议会，这个要求得到了压倒性的欢呼；一个350人的投票组织被选举出来，并且很快对美第奇家族的流放进行了表决。

消息传到科西莫那里时，他从威尼斯出发，伴随着威尼斯共和国美好的愿望，由300名威尼斯士兵组成的护卫队护送到边境。科西莫两天后将穿过佛罗伦萨领地的消息使整座城市都欢呼雀跃起来，他这次返回佛罗伦萨似乎变成了凯旋，受到了市民的列队欢呼。正在发生什么？科西莫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他们从自发前来的民众的表情上发现，事情已经超出他们自己的预期。毋庸置疑，一些关键性事件正在发生，马基雅维利说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公民的凯旋像被流放回来的科西莫一样，受到如此的欢迎和爱戴。”

10月5日，科西莫到达了他在佛罗伦萨城外卡雷奇的别墅，他和他的随从在那里停歇吃了点东西。现在太多人穿过佛罗伦萨，急切地期盼科西莫的返回，以至于西尼奥列政府因为害怕被打扰，派人送话给卡雷奇，乞求科西莫下午不要进城。不清楚西尼奥列政府到底害怕什么——或许欢呼鼓舞的美第奇支持者的庆祝活动会变成他旧仇人的复仇，又或者科西莫在穿过拥挤的街道时会被暗杀？不管是哪一种，科西莫答应了西尼奥列政府的请求，将进城的时间推迟到天黑以后，由弟弟洛伦佐和一个高级官员随从。科西莫穿过巴吉罗东边的侧门安静地离开，穿过街道到达德拉西尼奥列宫，在那里，他在一个西尼奥列政府成员的房间里过夜。

第二天的第一件事便是礼貌性地面见教皇，感谢他的支持，重申他们的友谊，或许还可以向公众展示他仍然担任要职的朋友。科西莫到达佛罗伦萨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在他回巴迪宫的路上时，人群热烈地欢迎他，把他想象成国王。

事实上，有几份描述科西莫返回佛罗伦萨的报道非常不一致，但大体上都通过了严格的筛选过程。美第奇家族的忠实拥护者马基雅维利强调了群众的隆重欢迎；其他人则注重“他悄悄返回城里”的事实。看上去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科西莫将回来控制这座城市。

因祸得福，如果没有科西莫的流放，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证明他是如此受到爱戴，尽管没人用语言去说，但是不需要怀疑他是以这个国家救星的身份被迎接回来的，他已经是公认的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无论是市民还是他之前的国际力量，不过，这两方面的力量试图营救他都没得到好结果。

城市期待着他的管理——佛罗伦萨已经准备开始接受一个永远的、令人信服的统治者，但是，谨慎的性格令他犹豫了。现在他选择了谨记他父亲的临终劝告，像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传统思想一样，避免引人注目。科西莫宁愿选择传统方式，一种更适合他的性格的方式，就像他即将接管的城市的性格一样；他会统治这座城市，但是尽量不会被看作统治者，仅此而已。

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产生，尽管科西莫还继续保持谨慎谦虚的言行，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是他在掌权。外国势力的代表直接来到科西莫的宫殿，私下与他联系；同样，想要得到官方庇护的市民，都设法获得他的接见，每天至少要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处理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阶段，科西莫开始收到并接受权贵的邀请做他们长子或者称之为继承人的教父。这是一种确保忠心的方法，不引人注目，却有很强的约束力。

寡头政治家族的势力在科西莫的敦促下很快被西尼奥列政府瓦解。除了教皇的许诺以外，里纳尔多和阿尔比奇派系的领导成员都被流放了，致使里纳尔多给尤金四世留下的临别赠言充满仇恨：“我后悔自己看错了你，一个被驱除出自己城市的人，怎么可能在我的城市保护我。”

另外一个家族遭受着同样严酷的待遇，甚至是70岁的斯特罗齐，他曾经为美第奇家族的回归做了那么多努力也无一幸免地被判处10年流放，而以他的年纪来看，这个流放相当于终身了。斯特罗齐对智慧的追求使他经常与科西莫联系，他们有一种友谊，但是当科西莫被请求干预这件事的时候，他对斯特罗齐的冷漠表现得太明显了。西尼奥列政府明白，斯特罗齐的流放也不可避免。科西莫意识到古老政权的财富和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对美第奇政权的焦点，这不是一个可以宽恕反对派的阶段。多年的不安和动荡之后，科西莫希望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带领佛罗伦萨走进和平与繁荣；这是他想要做的，尽管又一次要靠他性格上的谨慎来实现。像他人道主义的朋友陈述的一样，“无论什么时候他想要实现什么，为了尽可能避免嫉妒，这种初衷总是看起来来自他人，而不是出自他本人”。

科西莫努力表现出这样的风度，即没什么比共和国的市民更重要：一个有权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市民，一个像其他市民一样尊重法律的人。他树立了一个公众的典范，作为城市最高纳税者，尽管事实上他报的税收收入总是比他的实际收入低；他公开的资产负债表都采取债务虚报，但是没有任何人质疑他的会计方法。

此外，他对确定税率和税款缴纳的管理是完善的，并且美第奇机构已经确保这样的管理会是持续性的。一些麻烦的人很容易通过过高预测他们的税收财产和所有物被报复性地摧毁，这很快成为美第奇家族消除异己最有效的手段。很多富有的反对者快速破产了，或者他们被迫流放，因此，信赖美第奇家族的机构老板在议价被处置的财产，将它们分给忠实的拥护者。

一系列迟来的改革方案纳入了佛罗伦萨政治体系用以增强民主。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的忠诚会得到回报，每年定期有100个，或者更多成员有权利投票选任西尼奥列政府委员，至少在理论上使他们成为自己政府的选民。

在外交上，科西莫用他相当强大的外交能力在意大利变幻莫测的政治领域尽可能地去促进稳定。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力量仍在米兰，由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特公爵统治，他不断地寻求扩张，试图扩展到佛罗伦萨的领地。更糟糕的是，流放的阿尔比奇家族正在督促米兰侵犯佛罗伦萨，重新任命他们为统治者。在抵御来自米兰的侵犯期间，佛罗伦萨只与威尼斯和一些教皇国保持着不稳定的联盟。

1436年，在科西莫返回佛罗伦萨两年后，他走出了极端的一步：他邀请强大的雇佣军首领斯福尔扎到佛罗伦萨，这对城市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这个34岁的部队首领是一个来自罗马涅地区的农民的私生子，他成为雇佣军首领之后，改名斯福尔扎（意思为“权力”）。斯福尔扎成功接手了他父亲的任命，很快获得了他部队的尊重，并且赢得了意大利最好的军事领袖的荣誉。他荣升到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战斗上的技巧和令群雄信服的能力。

斯福尔扎与米兰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想与米兰公爵的私生女联姻从而继承他的爵位。斯福尔扎深深地意识到他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并且已经开始创建一个在罗马涅的私人王国接管属于教皇国的领地。科西莫冒着对抗米兰公爵和教皇的危险邀请斯福尔扎到佛罗伦萨，因为在他看来这次孤注一掷是值得的。科西莫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习到，为了成功，必要的时候需要联合这样有势力但并不可靠的人——曾与巴尔瑟萨这样的人相处，他知道这种人的策略，但是他也明白操纵他们需要绝妙的外交手段。

斯福尔扎是一个粗犷而威严的人，他看起来并不是很体面；他身形魁梧，某些程度上有些粗糙，但是在粗鲁的外表之下，又有着一种孩子气的气质。已到中年的科西莫似乎立刻读懂了这个年轻男人：斯福尔扎想要真正地受欢迎，想要令自己获得赏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令人生畏的军事声誉。科西莫喜欢斯福尔扎，待他如他的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门生一样。这起初使斯福尔扎很困惑，他从未受到过如此礼遇和殷勤的对待，但他很快被科西莫打动了。

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当斯福尔扎返回罗马涅的时候，他开始定期写信给科西莫，用他混杂的意大利方言，称呼他为“伟大的和最亲爱的父亲般的科西莫”。于是，科西莫用巧妙的外交方法得到了一个有权势而又有些危险的朋友。科西莫现在处在权利的最高峰，在历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从现在开始，他将不仅仅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银行家，而且是一个精明而又有操纵力的统治者、一个慷慨又有眼力的资助者。这样的人很少有理由会被这个时代以外的人记住，但是科西莫超越了他自己，成为在这个年纪最富有的王朝创始人，一个最早促进文艺复兴繁荣的人，一个能将自己的名字与西方文化转折联系起来的人。

描绘科西莫的雕像中，大部分看起来过于凸显某种难以形容的神情，这都是因为科西莫继承了他父亲那种难对付的性格。大部分雕像都是死后画的：杰克普奥·达·庞托尔莫画的这幅是科西莫死后半个多世纪画的（见彩插图Ⅰ）。这里没有一点夸张或者欺骗的成分；看上去很平和，但是对人物心理做了研究，是对一个卓越人物的描绘。这些雕像对清澈眼眸的描绘显得格外逼真，许多是用已经失传的同时代的现代主义手法绘制的。科西莫穿了一个朴素但是剪裁很好的皮边的长袍，皮肤灰黄，从侧脸看，显得鼻子很挺，耳朵很肥大。但是，令这尊雕塑在同时代的肖像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科西莫扭曲的姿势，看起来有点不顺从。

在科西莫的晚年，他忍受着麦秆病关节炎带来的痛苦，庞托尔莫的肖像似乎暗示着他晚年超出身体上的病痛和他深深的不安。最有意思的是他粗糙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显得用力过猛，让人感觉他根本无法做到镇静自若。这不是一个可以享受他的王朝、他所继承的祖业的舒适的贵族，这是一个贫民出身的贵族，一个清楚自己会犯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科西莫或许继承了他父亲性格中的缺陷，但同时他也是幸运的，他明白他的幸运是上帝赐予他最好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男人，为了推进新的人文主义做了很多，扮演着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

第7章　人文主义运动的开端

人文主义是由14世纪佛罗伦萨诗人彼特拉克等人发起的，他在科西莫出生前15年就去世了。彼特拉克发现自己写诗的天赋并不适应中世纪基督教规定的超越世俗的灵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他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用对生命的喜悦取代了对生活的否定，他看到了一种尘世的情感、抱负和个人能力的体现，它们代替纯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更有可能描绘出人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完美体现。

大部分古典作家的原始作品在罗马帝国没落后和欧洲中世纪早期已经丢失，留下来的大部分被修改了，并做了基督教化的诠释。彼特拉克致力于搜索丢失的原稿，并且在他的欧洲旅行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包括几个罗马作家西塞罗的作品，他书写了公民道德以及如何过一种好的生活，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的生活。这是非常新鲜和正面的生活态度：一个伟大时代开始出现的景象，这个时代先于黑暗时代后期。

尽管在14世纪中期黑死病侵袭，佛罗伦萨仍然保持在古典文学的中心，从而产生了人文主义，又由此引出了现代词汇——人性。重点是那时和现在一样，广泛的知识领域被完全涵盖于神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存在于其他方面。人文主义和人性促进对人的理解，而不是精神和技术方面的学习。这是首次对个人性格的认知，像是对全人类特点的认知一样轰动。

但是，新事物的产生是一个长期而又循序渐进的过程。许多描绘中世纪思想的价值不会迅速或者完全地显现出来；新的人文主义会在一个渗透性的、被认可的基督教环境中发展。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写作和建筑都是宗教化的，包括神圣场所的绘画、诗集、教堂等。事实上，已经被视为新奇事物的新型人文主义理念经常只有细微差别的改变。新型人文主义的出现，以及文艺复兴本身的繁荣，应该被看作缓慢的、复杂的转变，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突破。14世纪彼特拉克早期的文字记载已经表明，它将会在几个漫长的阶段中发展，而且花了不止两个世纪的时间去达到现在的成就。

15世纪初，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是尼科洛·尼克利，他是年轻的科西莫如同长辈般的朋友。尼克利比科西莫大25岁，他是经营木材的富商的儿子，这个富商是在佛罗伦萨的黑死病过后重新发迹的。尽管佛罗伦萨因为瘟疫已经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口，但很快就复原了，部分原因是疾病很大程度上影响的是穷人和缺乏技能的工人，这些人根本没有钱，相比其他那些不富裕的社会阶层，他们属于佛罗伦萨一个广泛的阶层，那些较少的富裕阶层已经全部逃到乡下。

尼克利成为对文艺复兴的作品最有鉴赏力的人之一，他发现了古代文字，并且对这些文字想要表达的思想研究得很深入。他成为科西莫的朋友之后不久，他们计划去圣地旅行，顺便寻找丢失的古希腊手稿，但是科西莫的父亲乔凡尼不赞成，科西莫很快就在家族银行里当起学徒。事实证明，科西莫没有对这事怨恨太久，因为他很快成为一名像极了他的父亲、非常能干却很谨慎的银行家。然而，他已经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他早期与尼克利的友谊也成为他个性养成的一个要素。

乔凡尼一死，他把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人文主义追求上。科西莫继续着一个佛罗伦萨市民的传统义务：在他退休时，开始资助修建教堂。科西莫的行为，从另一方面说，是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从他在这些行为中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看出在他人生的头40年里，他的这种需求遭到了怎样的抑制。

对许多佛罗伦萨人来说（当然包括乔凡尼），尼克利的影响力是有问题的。他穿着古罗马的托加袍（古代罗马市民穿的），炫耀着所有伪装的“情感”，他做出有点荒谬的样子，像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在挥霍他的遗产。对尼克利来说，那是一个强有力的派系，于是，他与他的朋友——政治家帕拉·斯特罗齐结盟，他在佛罗伦萨大学已经显示出了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这在1321年已经被发现，只不过已经陷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老一套里。

1397年，尼克利和斯特罗齐实现了彼特拉克为时已久的愿望，将成为大学里古希腊专业的教授，而这为他们研究最新发现的柏拉图的手稿提供了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任命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密使，就是已经在意大利定居的曼奴埃尔·克里索罗拉斯作教授（在中世纪，古希腊不被广泛知道，就连彼特拉克也不完全精通他们的语言，主要原因是他没找到能胜任的教师）。

尼克利在佛罗伦萨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在15世纪头30年间，他领导着城市的文化生活，几乎像一个非正式的文化部部长。此外，在佛罗伦萨他拥有一家很不错的公司，他还雇代理人为他在整个欧洲搜寻古代手稿，这是个花费昂贵的生意，最后可能面临破产。但科西莫慎重地出来援助，命令美第奇所有分行无条件地承兑尼克利银行的汇票，他最终摆脱了破产的厄运。这是幸运的，因为尼克利的不道德行为使他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圈中很少有朋友。然而，他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与情妇本威奴塔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本威奴塔曾经是他弟弟的情妇）。不过据当时的记载，“妖妇”靠她的“美貌和诱惑力突破了尼克利的道德底线”，使他从他弟弟那里抢走了她。这让尼克利吃尽了苦头，他很快发现，本威奴塔需要的殷勤程度，比他的学者风度能够承受的要高得多，因此，他有点单调的单身汉生活，变得充满戏剧性，让人感到意外。

尼克利拥有极高的鉴赏力，但这却妨碍了他做出有独创性的工作，因为每当产生想法，他对他感知到的事物太警觉，以至于成了他的弱点。尼克利养成了在他的图书室里制作许多罕见的手稿副本的习惯，他不能得到那些手稿，所以只能借来抄写里面的内容，因为印刷时代还存在于未来，这是传播罕见手稿内容的唯一方法。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这种非独创的行为，让尼克利留下了最有独创性和持久性的影响：他抄写手稿而形成的独特的向前倾斜的手写体，在死后被意大利第一台打印机采纳，成为著名的斜体字。

尼克利的影响远远不止文学鉴赏，也表现在对像多纳泰罗和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艺术家的雕塑手法的鉴赏上，他们是在科西莫家里遇见尼克利的。从尼克利那里，多纳泰罗产生了对古典雕塑艺术的热爱，而且，尼克利也帮助布鲁内莱斯基开阔了在古罗马奇观方面的视野，这些罗马奇观仍然保留在中世纪摇摇欲坠的城市废墟中。

1437年，在尼克利去世时，他把他的800份手稿藏书遗赠给了科西莫。尼克利总是把他的收藏视为一种公共服务性的东西，公开借阅给那些敢于直截了当地借阅的学者和艺术家，而且他知道，科西莫会继续延续这种开放的传统。

科西莫在1444年最后搬进拉尔大街的美第奇宫殿时建筑了美第奇图书馆，而尼克利收藏的400份手稿，成为美第奇图书馆的精髓。同时，科西莫从他的私人收藏中也贡献出了一些稿件，这样这个图书馆就变成了欧洲第一个收藏广泛的公共图书馆，民众甚至可以从此处借到原稿。同时，科西莫还在继续增加这个图书馆的收藏。在第一个阶段，他雇用了至少45个抄写员，这些员工在短短的两年里复制出200多份稿件。科西莫把剩余的尼克利稿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的私人收藏；另一部分放在图书馆收藏，这样做是为了感激他在威尼斯的圣乔吉奥·马吉奥罗修道院流放时受到的热情招待。

科西莫图书馆其他新奇的地方是它发现了另一个传播知识的途径，而不再是单单通过教会，这个图书馆开启了公开传播知识的一种新型的表现形式。相反，科西莫在圣乔吉奥·马吉奥罗修道院捐献稿件的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宗教机构，允许在宗教领域内拓宽知识。虽然教会在学识方面已经失去了中世纪的垄断地位，但是一开始这件事上就没有冲突，世俗的知识和神圣的宗教知识都是共存的。

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中介人才是波格吉奥·布雷奇奥里尼，他曾经为尼克利在欧洲范围内搜寻书稿，成为科西莫在人文圈里包括作家和稿件收集者的重要人物。布雷奇奥里尼出生于1380年佛罗伦萨东南部40英里处的一个叫阿雷佐的小镇上，是一个贫穷药剂师的儿子。据说他在18岁那年身无分文地走遍了佛罗伦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被组织到一所学习法律的大学，同时，他自己也找时间学习希腊语，成为第一个新上任教授曼努埃尔·克里索罗拉斯的学生，现在这个教授渐渐地被公认为是在意大利研究希腊文化的奠基人。布雷奇奥里尼在1403年毕业后，在罗马教皇的服务部门得到了一个代笔人的差事。1410年，当巴尔瑟萨成为教皇柏拉图二十三世，他任命布雷奇奥里尼成为他的首席信件和法令的代笔者。1414年，布雷奇奥里尼陪同教皇柏拉图二十三世参加重要的康斯坦茨会议，在那里布雷奇奥里尼和年轻的科西莫成为亲密的朋友，当时科西莫也是教皇的随从。

从那以后，布雷奇奥里尼成为一个自由手稿收集者，多年来，他一直为多个买家穿梭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修道院里搜寻遗失的古老作品，这些买家也包括尼克利。同时，科西莫也开始收集书籍和古老的原著。尽管布雷奇奥里尼对知识的渴望是高洁的，但是他却没有用高尚的手段来获得他想要的。当时的法律禁止复制原稿，但是他仍然复制，他甚至会经常贿赂和哄骗修道院的院长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当他碰巧在尘土飞扬的修道院酒窖里发现了珍品时，他会偷偷地把它放在他外套里面隐藏的口袋里。没有人知道这些，当他回到意大利后，他对古老知识的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他也因此得到了可观的收入。用这种方式，布雷奇奥里尼能够继续他的这种体面富足的旅游风格，他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不仅仅对学习古老知识充满渴望，同时他对美食和美女也有同样的嗜好。

在布雷奇奥里尼所有的发现中，一整套已经被人遗忘的古老手稿是比较有名的，那是在瑞士圣盖伦修道院里一个塔中的地牢里找到的。但是，布雷奇奥里尼最著名的发现是在1417年发掘出的完整版《物性论》手稿，这个文稿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作者卢克莱修编写的，它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丢失了，以前只在其他著作中简单地引用过。

《物性论》（关于自然知识）是一篇长长的诗歌，包含了6本书，其中包括对宇宙的科学解释。这个诗歌的很多内容都源自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比如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他们描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代宇宙理论，这个理论的基础是科学原理：宇宙是由原子组成的，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在《物性论》这部著作中，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的观点更深入了一点，他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哲学想治愈人们对死亡和上帝的恐惧，它把宗教描述成一个从遥远的天边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根据卢克莱修描述，伊壁鸠鲁已经超越了宗教的枷锁，他的观点非常接近自然的真理。大概1500年以前，根据早期的人类学视角，卢克莱修明确地表示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还处于早期阶段。这刺激了人类去发现自己，去发现世界的运作，努力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

布雷奇奥里尼把卢克莱修的手稿寄给了在佛罗伦萨的尼克利，他用意大利手写体小心翼翼地将这份手稿誊写了一份，这是一项很明智的举措，因为布雷奇奥里尼发现的这份手稿后来遗失了，我们后世知道的所有的手稿内容就是从尼克利的手稿中得知的。在这项奇迹般的发现的随后一年，布雷奇奥里尼在英国待了4年，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但是失望地发现那里潮湿的天气让很多古代的手稿发了霉，难以辨认。在回到意大利后，他很高兴地重新加入了教宗服务的团队，这使得他能够继续搜寻手稿，并且还能完成自己的著作。和其他的教宗任命不同，这个岗位不需要他担任圣职。因此，在56岁的时候，他决定安家并娶了一位18岁的女孩，这个女孩陆续为他生育了6个子女，此前他已经是14位私生子的父亲了。

此后，布雷奇奥里尼搬回了佛罗伦萨，在那里他成为人文主义圈的翘楚，并且和科西莫成为亲密的朋友。1427年，他们甚至一同去罗马的港口城市奥斯蒂亚度假，并在遗迹的废墟中挖掘那里散落着的大量古物。他和科西莫之间亲密友谊的进一步证据是在后来的流放期，那段时间布雷奇奥里尼给了科西莫一系列的鼓励，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多少有点虚伪的信件中得以证明。这些信里充满了至理名言，比如“对生活抱着感恩的态度，因为他给了你机会去培养如此的美德”。有趣的是，布雷奇奥里尼似乎接受了科西莫回不了佛罗伦萨这个事实，还安慰他：“无论哪里的土地和命运掌控了你，想想你的祖国。”在当时这是一种在佛罗伦萨城中广为流传的情感。

布雷奇奥里尼还建议科西莫如何管理他日渐增多的手稿，而且也很有可能是由于布雷奇奥里尼的建议，科西莫雇用了来自安科纳的西里亚斯——一位声名显赫的商人和古董贩子。西里亚斯去过东非和北非，从他发现的经典古籍中誊抄铭文，并且提供了很多关于古籍的第一手描述（几个世纪后，这变成了考古学家的主要信息来源）。科西莫派西里亚斯去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和埃及进行贸易开拓，在这期间，他还在继续寻找手稿。正是这点促使历史学家爱德华·纪本在全盛时期发表了对科西莫的正面评价：“他将财富都投入对人类的服务中；他往来于开罗和伦敦之间，从英国运回整船的印度香料和希腊书籍。”

如果说布雷奇奥里尼的文学作品影响了科西莫的性格养成的话，那一定是积极且正面的。这是早期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部分：它们时尚、诙谐并且是原创的，涵盖了从荤段子到内涵深远的哲学对话的整个内容。在后者中，有一部《悲惨王子》中的主人公尼克利王子似乎就是古典风格的化身，而科西莫更像是个老练但又情操高尚的银行家。据说，在争强好胜的年纪，当意见相悖时，布雷奇奥里尼能做出最犀利的辩论——他经常写文讥讽教会的腐败以及伪善的牧师有私生子的行为（在这个主题上他毋庸置疑是个专家）。

巧合的是，布雷奇奥里尼独特的手迹同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这种字间距分开的模式化精确书写，在11世纪的德国手稿中出现过。在这个时期之后，书写退化成了受中世纪修道院僧侣欢迎但是几乎难以辨认的哥特速记字体。因此，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布雷奇奥里尼的这种清晰字体同样得到了早期意大利印刷商的注意，被当作模型。这种字体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罗马字体，现在仍然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字体。73岁的时候，布雷奇奥里尼被授予佛罗伦萨大学校长的职位，他的朋友科西莫肯定也帮了很大的忙。六年之后，布雷奇奥里尼去世了，人们称赞他可以坐在一个美女旁边将拉丁语说得和蜜一样甜，甚至“胜过一头长角水牛”（他的古怪说法在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中广为流传）。

当时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圈中还有一位科西莫经常拜访的领袖人物马斯里奥·菲奇诺——一位出生于1433年的哲学家的儿子。菲奇诺是一位脾气古怪的人物，有点驼背、跛脚，但是热爱古希腊文学。刚开始他研究药理，但是同时他也在学习希腊文并且对柏拉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哲学家的他被视为佛罗伦萨最杰出的人物，而他的作品更是佛罗伦萨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科西莫特别渴望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但是找不到一本能让他满意的译作，于是，他在马格罗的庄园为菲奇诺建了一座小房子并且提供衣食起居，只需要菲奇诺把所有科西莫收藏的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在夏季，当科西莫受不了佛罗伦萨的炎热，来到马格罗享受山区凉爽的空气时，他会邀请菲奇诺晚上到避暑山庄来，在那里，他们阅读和讨论柏拉图直到深夜。

科西莫的生活方式致使他极易受到哲学的影响。他的银行业务之一——高利贷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罪恶，这让他非常困扰；同时，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一些阴暗的伎俩也让他不断反思自己的道德品质，是不是在谨慎的人文主义外表下潜藏着一个日渐罪恶的灵魂。不仅如此，柏拉图对于由哲学思想统治的理想共和国和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都深深影响着科西莫。

柏拉图最终逐渐在这些主题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新式柏拉图理念，在他的观点中，他将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看作对基督教真实性的预见，他努力使柏拉图的异教徒哲学与基督教结合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文主义宗教。柏拉图式的美成为菲奇诺思考的中心，这体现在了他对于这些理念的译作中，对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艺术和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他关于美的名句：“美不存在于物质的阴影中，而存在于光和形式中；不存在于身体的阴暗部分，而存在于最清晰的部分；不存在于懒汉令人烦恼的肥肉上，而存在于数字和测量上。”这几乎成为所有人文主义的宣言。

然而菲奇诺无法接受所有对于人性的揭露。他的观点更倾向于心灵上的，并且在30岁时，他成为一名牧师。一个冬季的晚上，当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读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时，他对伊壁鸠鲁式的世故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将书扔进了火堆。

第8章　东西会谈

在科西莫流放回来四年后，他兑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最伟大的国际盛典。1439年，佛罗伦萨成为伟大的世界基督教大会的主办方，曾经被要求平息罗马的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正统教堂（也被称作拜占庭，现在是伊斯坦布尔）的分歧。

罗马教堂和拜占庭教堂的分裂要追溯到后罗马时期，那时基督教帝国一分为二。希腊东正教堂保持严格的正统性，坚持不背离基督教原始的教条，然而罗马西部教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结果是两者都不把对方看作真正的基督教。

1204年，十字军队的士兵第四次去往圣地的路上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种冲突加剧了。在放肆的蓄意破坏中，十字军一路巧取豪夺，让一名喝醉的妓女坐在圣索菲亚教堂的宝座上。在这样的混乱之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统一愿景似乎都显得遥遥无期。但是两个世纪之后，穆斯林士兵占领了大部分的土耳其，现在更威胁着君士坦丁堡本身。拜占庭的君主柏拉图八世帕里奥洛古斯请求教皇“以基督的名义”提供帮助。教皇尤金四世回复，建议两边教堂的领袖见面解决他们在教义上的分歧。最终拜占庭君主同意了，并组成了一个700人的代表团，包括23个主教，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召开会议。

1438年1月，拜占庭代表团到达费拉拉。那时正值阿尔卑斯山脉的冷空气侵袭，城市的主管当局发现他们没有能力接待庞大的罗马代表团抑或是君士坦丁堡代表团。教皇尤金四世本质上是个修道士，他没有财务上的专业知识且负债严重。可现在作为主人，他要支付拜占庭帝国和他的大量随从的开销，甚至包括许多外来宠物的开销。最初尤金四世从美第奇银行借了10000弗罗林，但是很快发现完全不够，他被迫又借了10000弗罗林，这甚至也令他捉襟见肘。没有咨询美第奇的银行家，教皇设法筹集了一笔贷款，并用他在阿西西的整座中世纪城堡做了抵押。

科西莫从佛罗伦萨赶来参加会议，但是当费拉拉传出暴发瘟疫的噩耗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他派遣他的弟弟洛伦佐捎信儿给教皇，表达了伟大的世界性基督教大会应该搬到更健康的佛罗伦萨去，并且为了加快搬移，佛罗伦萨愿意每个月支付1500弗罗林用以支付世界基督教大会的开销，并且不介意议会持续多久。尤金四世意识到了科西莫的动机，因为很显然议会搬到佛罗伦萨将极大程度地提高他的声望，然而这也会带来贸易的巨大繁荣，会给当地的商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常驻银行更是受益匪浅。最终，教皇决定将议会转移到佛罗伦萨，因为瘟疫会随着热天气扩散，教皇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科西莫变得更加谨慎了，以确保他可以当选行政长官，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以城市领导人的身份私下接待教皇和君主代表团。在代表团快到的时候，街上插了很多旗子，穿着制服的传令官在路边列队，举着扩音喇叭发布命令；人群从四面八方聚来，所有的阳台和窗户都挤满了人，有些人甚至爬上屋顶来观看这盛大的场面。

但是，当拜占庭君主和他的长长的随行队伍最终到达城市的时候，他们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大雨且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大雨迫使人群迅速跑开去躲雨，阳台也空了，旁观者也从屋顶上爬下来，留下全身污泥的军队在空旷的街道上列队。他们很快被带离那条彩旗装饰的街道，去宫殿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躲雨。

尽管开始不太顺利，但伟大的世界基督教大会很快进入正轨，当代的佛罗伦萨书商维斯帕西亚诺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着：“在一个庄严的日子，教皇和所有的罗马机构、希腊的君主和所有主教以及高级教士聚集在圣玛利亚百花大教堂，每一个高级教士都有座位。”在大的回音教堂中，在巨大的布鲁内莱斯基圆屋顶下方，公开讨论开始了。很快代表团在关键教义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弥撒庆典上使用的面粉是发酵（天主教）还是不发酵（正教）？当死者的灵魂去往最终的目的地天堂或者地狱的时候，他们需要受到灵魂的净化（天主教）还是不需要（正教）？但是最具争议性的是圣三一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问题：圣灵是出于圣父和圣子（天主教），还是只出于圣父（正教）？讨论越来越激烈，热情越来越高涨，争论着是否接受圣子发出的问题。

会议的要旨已经影响到走廊和辩论厅之外，佛罗伦萨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艺术家）见到了迄今为止从未见到过的场面。白天步行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看见留着各种胡须的、有着异国情调、穿着华丽的丝绸长袍的高级教士。目击者对从头至脚裹在黑色袍服里的希腊大主教感到好奇，他们头上戴着黑色的大礼帽，上面垂着黑色的面纱，他们的肩膀上披着有白紫相间的竖条纹的披风。根据维斯帕西亚诺的描述：代表团中有基督一性论派的亚美尼亚人（来自马其顿的一性论教徒）和祭司王约翰（东方具有传奇色彩的基督教领袖）派来的埃塞俄比亚人，当然还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及他们的佣人和其他的一些随从，像是摩尔人、巴巴里人和黑皮肤的非洲人。

至少一个高级教士带了宠物猴子，其他人的宠物有会唱歌的鸟还有被驯养的猎豹——所有这些后来都出现在佛罗伦萨艺术家的画作里。这些拜访者甚至影响了佛罗伦萨的饮食，当时拜占庭的君主喜欢将鸡蛋打碎在加热的平底锅里，放上一些香草和香料，然后再盛放到盘子里，于是佛罗伦萨的餐饮里出现了炒鸡蛋。

吃过晚餐后，神学争论被放置一旁，学者的私人聚会在东方代表团下榻的宫殿里举行。数不胜数的聚会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来自黑海特拉布宗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大主教比萨林举办的聚会，而另一个则是格米斯索斯·谱莱索恩，他的柏拉图知识无人能及；在谱莱索恩讲解他的柏拉图理论时，科西莫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敬畏地听着。人类像是被锁起来的犯人，坐在一个黑黑的洞穴里，面对着墙，他们看到的世界由洞穴墙上的影子组成。为了得到教化并且了解真相，他们必须从影子里出来，面对洞外灯光下的真实。

这不是科西莫的生活：相反，他一直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非常关注他的银行账目，时常会计划着保证他的政治意图能够实现。柏拉图的理念打动了他的心弦，或许满足他内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不能实现的精神追求——或许是被他父亲强迫放弃的一些残余的热情。

就是这些聚集起来的拜占庭的哲学家启发了科西莫委托菲奇诺将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样他就能够自己阅读了。同时，科西莫开始梦想建立一个学校，像柏拉图1800年前在雅典建的一样。他想要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学院，在那里，哲学家的思想可以在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中间被讨论和传播：这些人将成为学问的领路人。

四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过去后，世界基督教会最终通过了神学的规章，允许两个教会联合成联合教会，持续了6个世纪的分裂结束了。教皇被任命为教会的总教头，拜占庭在圣灵的关键性问题上同意妥协（这一结果是因为拜占庭仍然不确定他自己教义的地位，主要是由于相关的手抄本都留在了君士坦丁堡）。

最后一次会议在1439年7月举行，合并两个教会的文件被签署。根据维斯帕西亚诺所说：“所有的佛罗伦萨人一起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一边坐着教皇和他的代表团，“另一边用丝绸覆盖的椅子上，坐着身穿华衣锦服的君主，他头戴希腊式样的帽子，上面镶着宝石。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人，留着希腊式的胡须”。代表团宣读公告，首先用拉丁语，然后是希腊语：“让上帝欢呼，让人类雀跃，隔在东西两教间的墙终于倒塌了。和平与统一已经回归！”罗马教主和希腊大主教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又跪在教皇的宝座前。

之后，君主约翰八世帕利奥罗古斯扬帆返回君士坦丁堡，等待教皇为了保卫城市而对抗土耳其军队的许诺。但是，当他到达时，他所签署的协议条款已经众所周知了，人们对于这份公告异常恼火，进而引起了骚乱。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不想对新协议做出任何回应，协议成了他们向上帝诅咒的对象。因此，和谐破灭了，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仅仅在10年之后，即1453年，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和他的强大的军队到达了城墙外面，包围了城市。最终，坚固的城墙被攻破，土耳其帝国军队攻入了君士坦丁堡。接着进行了三天的大屠杀，拜占庭最后一个领袖君士坦丁十一世帕利奥罗古斯的头颅被短弯刀砍下，插在赛马场的一个柱子上，被人围观、嘲笑。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正沉浸在自己以前创造的光荣里无法自拔。最坏的情形此时正在发生：很多人逃跑了，其中许多学者和哲学家到意大利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大主教比萨林已经被说服留在意大利，教皇委任他为主教；现在，意大利变成了希腊学者的避难所，进而掀起了希腊狂潮。很快上层阶级的小孩开始被教授古希腊语，能够用希腊语交流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一段时间后，佛罗伦萨的人们把正在发生变化说成是古代学问的重生。

“重生”这个词与我们理解的一样，首先出现在16世纪佛罗伦萨艺术家和传记作家瓦萨里的著作中，但是从这些著作的语境中可以看出，它已经被使用好多年了，直到19世纪初期才传到法国，19世纪中期传到英国和德国。当作家对所发生的事了解后，才会开始把这个词概念化，并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标志。

重生的知识在15世纪的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学者带来的许多罕见的希腊手稿传播。这些手稿涵盖了所有方面的主题，包括在西方一直不知道的或是被遗忘的主题，涉及范围从哲学到数学、从炼金术到占星术。所有哲学主题将进行一次伟大的复兴：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将会出现理性和无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双重繁荣。中世纪长期的禁欲过后，渴望知识的人类将会出现无书不读的状况。

手稿的流入，使科西莫能够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藏书馆，据说他已经拥有超过1万本的古希腊、拉丁和古希伯来语的原文手稿。这一次，他没有效仿他父亲乔凡尼将收藏的书稿都捐献给国家（它的父亲最终只拥有三本书，全部涉及中世纪的神学）。在乔凡尼退休时，他已经意识到做慈善的乐趣——他是一个富有的市民，他希望向他的城市表示敬意；他几乎认为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科西莫开始以他父亲为榜样，不过是有选择性的。

第9章　艺术的复兴：卵式圆顶屋和人体雕塑

新的人文主义运动起源于古代知识和文学的重新发现，这将反过来唤起文艺复兴，开始的发展是作为一种“重生”存在，但很快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有一个关键联络着这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这将使艺术在15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这是知识——早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它，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把自己视为发展它的先行者。文艺复兴的大部分特征和原始的表现成为艺术根本的所在，起决定性的艺术家把这项运动视为一种学习；至少，从人文主义到文艺复兴的过程是顺理成章的。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从中世纪宗教人物的作品中，描绘出了一幅可视的不同的人文主义景象。这是通过隐藏先前的风格和表达方式而实现的，尽管许多中世纪宗教象征被保留下来了，但这种手法被艺术家逐渐调和，并将心理上的现实主义要素渗透进作品中。人类将通过所有逼真的古典雕像呈现出来，它们通常被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尽管表现的大部分是宗教主题（圣徒、圣母玛利亚、与《圣经》有关的场景等），这些神圣的肖像看上去不像那些抽象或者是超抽象的肖像，更像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自己。

艺术变成一种学习什么是人类的方式，了解纯粹的人的形态；这种新艺术将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寻求教导人们了解自己和他们的世界，在很多方面，艺术即将成为一种科学。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晚期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像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用自己的艺术去描绘自然和人性的奥秘——刻绘那些纷繁的流水、人体解剖和想象出来的或者发明的更复杂的机械事物。艺术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成为科学的基本组成；从一开始，人文主义艺术家视自己为新的事实的发掘者——关于艺术，关于科技，关于人类和世界。

新艺术运动的首次出现是在15世纪的意大利，不过几乎只在佛罗伦萨。为什么会源自那里？为什么不是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米兰或者罗马？所有这些城市都有充足的财富和经验以及活跃的国际贸易关系，每个城市都愿意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改革机制、限制衰弱、创造独立和迅速发展的因素，并且想要引起像文艺复兴这样的重要改变。那不勒斯和米兰服从于专制统治者；罗马可能是因为变化无常的不同教皇的统治而每况愈下；威尼斯则由稳定的贵族阶级统治。此外，佛罗伦萨视自己为类似民主的共和国，然而，它显得有些神秘的民主程序是不稳定的，很可能导致腐败。或许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才凸显出加紧改革是如此有益。这座城市有长期公民资助的传统：成功的商人期望为这座城市的荣誉做出贡献，这几乎出于爱国主义思维。

由于一些原因，佛罗伦萨有追溯时代艺术的传统（14世纪，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与佛罗伦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视自己为艺术之城，创造和吸引了那些需要资助的画家和艺术家。这成为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维持永久存在的进程。而与此同时，知识传统、对古代手稿的浓厚兴趣都对培养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进而产生一种知识相互得益的交流。其中艺术家与诗人、有哲学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和学者，相互往来，互通有无。所有这些，是因为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创立之初扮演了独特角色，进一步地说，这一角色就是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巨大的有区别性的资助，尤其是科西莫，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美第奇家族是众多做出贡献的家族之一——他们对文明的贡献、对重要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鼓励，将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重要的因素，不论好坏，他们作为教父的角色出现，在这座城市和城市文化生活中沿袭了好几代。

从一开始，美第奇家族就致力于发展这种新兴艺术。巧合的是，乔凡尼首次参与的艺术资助，竟导致了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很多思考——这项资助是为圣乔凡尼礼堂修建的青铜大门。这个工作的灵感，来自佛罗伦萨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件事。1041年，城市暴发了一场瘟疫，引起广泛的恐慌。

幸运的是，这次瘟疫的暴发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瘟疫的不期而至却让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暴发的黑死病，这个可怕的传染性疾病给佛罗伦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感激上帝让城市避免遭受另一场黑死病侵袭，佛罗伦萨当局决定为伫立在圣玛利亚·德拉·菲奥里大教堂前的广场上的圣乔凡尼洗礼堂建造一些宏伟的新铜门，这将在佛罗伦萨人心中占有特殊位置，因为洗礼堂是每个在佛罗伦萨出生的孩子受洗的地方。

很多艺术家受邀参与铜门的设计，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裁决出获胜者。乔凡尼任委员会委员，这成为他首次体验公共职务的机会，这也首次为这个精明的中年银行家提供了接触和资助艺术世界的经验。委员会最后做出的决定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获胜者是一个不出名的私生子，24岁的金匠，他的名字叫洛伦佐·吉贝尔蒂。

花了20多年的时间，吉贝尔蒂最终对建造的铜门表示满意了；为了达到满意的目的，他不得不改行做铜铸艺术，并采用了新方法和新设备。它几乎既是一个工艺业绩，也是一件艺术作品。吉贝尔蒂的铜门包含了一系列《圣经》场景，以浮雕的形式铸成，描绘的人物披着打褶的装饰织物，样子栩栩如生，时常以突出的建筑为背景，诸如令人难忘的古罗马的拱门，或是诺亚方舟之类。这些背景和人物、打褶的装饰织物，反映了吉贝尔蒂对从前被忽视的古遗迹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新近发现的古典知识的关注（他描绘的诺亚方舟来自3世纪希腊神学家奥利金，一个整个中古时代被忽视的描绘）。

吉贝尔蒂的洗礼堂铜门得到很高的评价，现在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初期艺术的珍品。由于非常成功，吉贝尔蒂又被委任为洗礼堂东入口设计另一组门。这组门完成于1452年，花了他30年的时间，不过没完全达到预期的完美。这期间，乔凡尼接受了许多其他工作。洗礼堂铜门令吉贝尔蒂出名了。因此，他成为这座城市最富有的艺术家，他的晚期财产登记税报表显示，在佛罗伦萨城外，他拥有一个农庄、一个葡萄园甚至还有一群羊。他的自画像挂在不惹人注意的东门上，描绘了一个亲切、秃顶的吉贝尔蒂。第二组洗礼堂门花了他太长的时间，在门被安装上的当年他就去世了。据说若干年后，当年轻的米开朗基罗首次见到这些门的时候，他被它们的美征服了，他断言：它们将成为天堂之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佛罗伦萨艺术家都如此感动。1402年，以毫厘之差败给吉贝尔蒂的那个人，对他的设计被拒绝感到非常生气，他整理行装去了罗马，并生活在了那里。他就是艺术家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1377年出生在佛罗伦萨，以性格古怪而闻名。他傲慢、性格乖戾、喜怒无常。他有一个习惯倒是受到赞许的：他谩骂和侮辱那些匿名给人民写的诗作，他认为那是对他的蔑视。

在竞争洗礼门的设计上，布鲁内莱斯基败给了吉贝尔蒂，他为此感到非常羞愧，于是放弃艺术而成为一名建筑师。这次，他期待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他与60岁的艺术家多纳泰罗一起游历了罗马，多纳泰罗同样性情暴躁，两个人一起搜寻和研究古罗马的遗迹，发掘雕像并仔细研究。非常奇怪，布鲁内莱斯基从不向多纳泰罗吐露，他事实上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建筑师，在探索期间，他渐渐了解了建筑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秘密。

在少数遗留下来的、尚可算作完好无损的罗马古典建筑中，有一座罗马万神庙，它的神奇的圆屋顶宽约142英尺，这是为罗马皇帝哈德良建造的。圆屋顶建成的秘密已经遗失好久了，经历了1300年，它依然是人类曾经建造的最宽大的圆屋顶。布鲁内莱斯基十分好奇，他设法爬上了万神庙的屋顶，移开了屋顶外表的石头，发现它还有一个内部的网屋顶。这个内部的拱形圆顶，由一个接一个的大块石头构成，所以它们才能如此有效地承重；与此同时，内外圆屋顶间的连接处，事实上是以彼此支撑的方式建成的。

大约在1417年，当布鲁内莱斯基返回佛罗伦萨时，他很快成了一名杰出的城市建筑师。正如我们所见，1419年，乔凡尼代表委员会委托布鲁内莱斯基建造城市孤儿院，他给孤儿院取了一个雅致而委婉的名字，叫奥斯彼德勒·德格利·英诺森提。这座孤儿院将成为布鲁内莱斯基的首部杰作，它简洁古典的正面，明显区别于周围的古建筑，他做了一个优美的支柱作为重生的标志性细节。

在这个工程期间，意想不到的是，老银行家和脾气暴躁的建筑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开始，布鲁内莱斯基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想要建造的建筑的风格和想法，当乔凡尼以资助人的身份感到非常不能理解的时候，他找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儿子科西莫商议。这多少鼓励了科西莫，也促使科西莫对这项事业产生极大的热情，而科西莫对布鲁内莱斯基富有创新精神的设计的解释，让乔凡尼很快对他的建筑师充满赞赏。

见多识广的科西莫理解了布鲁内莱斯基的建筑意向时，也很快成了布鲁内莱斯基的朋友。两个人设法说服乔凡尼扩大他作为资助人的角色的职责，因此，他委托布鲁内莱斯基重修和扩建美第奇家族教堂——圣洛伦佐大教堂。1429年，当布鲁内莱斯基完成圣洛伦佐大教堂的圣器室的时候，正好及时赶上将乔凡尼安葬在那里——尽管这个阶段，他已经投身于一个更伟大的工程中，一个让人们永远记住布鲁内莱斯基的工程。

圣玛利亚·德拉·菲奥里大教堂，早在1296年就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了，当时正是佛罗伦萨银行业迎来第一次繁荣的时期，作为羊毛贸易中心，佛罗伦萨已经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整座城市充满了自豪感，佛罗伦萨人开始视他们的城市为新罗马的化身。为了庆祝这个显赫地位，他们决定建一所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大教堂，赛过北欧雄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和在君士坦丁堡以著名的圆屋顶而久负盛名的拜占庭风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可是，佛罗伦萨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先是佩鲁齐银行、巴尔迪银行和阿齐艾乌奥利银行的破产，接着又暴发了黑死病，半个世纪后，这个建筑才开始动工，新的大教堂在旧的建筑遗址上兴建起来。未完成的正面黏附着废弃的泥土，经受风吹日晒，看上去比一个被废弃的建筑工程更像废墟，东面的地基已经暴露了许多年，顺着大教堂旁边延展的大街，已经成了著名的伦格奥·迪·方达蒙特（“顺着地基”的意思）大街。

然而，佛罗伦萨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整个欧洲的羊毛贸易再次兴盛起来，佛罗伦萨第二代银行已经显示出先前的显赫，全欧洲没有一家比得上美第奇银行。圣玛利亚·德拉·菲奥里大教堂得以再次开始动工。1418年，佛罗伦萨准备建造雄伟的圆屋顶教堂，但是这暴露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因为依照大教堂的最初模型，圆屋顶的跨度为138英尺，甚至比罗马的万神庙还宽。本打算以这个圆屋顶来显示伟大的佛罗伦萨城的自豪和成就，但不幸的是，佛罗伦萨市民的野心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任何建筑师的成就。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圆屋顶教堂成为完成不了的废墟，至今仍暴露于佛罗伦萨，不仅没有显示城市的自豪和成就，更成为笑柄。

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大教堂的墙体在看起来难以承受的重压下，保证坚固地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结构。西尼奥列政府和相关委员会忧心忡忡地召开会议，提出了各种各样巧妙的办法。或许圆屋顶可以用较轻的材料建造，比如浮石，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可用来搭建脚手架的木料。建议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把整个大教堂内部都装满沙土，这样的话，建圆屋顶的石头就能被下面的土支撑起来。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所有的土从建好的大教堂里清除干净。有人提议，用大量的小面值硬币与土混在一起，鼓励那些穷人和小孩子免费运走这些土，但是这个建议最终被委员会否决。最后，委员会决定有奖竞争。

布鲁内莱斯基参与了竞争，设计了靠石柱支撑的卵式圆屋顶，这个建议在11个竞争对手中被裁决为是最好的。不过，在采纳他的设计之前，裁判官想要确认他是否能完成此项工作，所有的人都想要确切地弄清楚他计划如何建造他的圆屋顶。布鲁内莱斯基固执地拒绝透露他的秘密，他没有回答委员会执意的询问，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问题：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鸡蛋，他问委员会的委员，有谁能告诉他怎么才能让这个鸡蛋站着，当没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时，布鲁内莱斯基把直立的鸡蛋猛地击向桌面，蛋壳裂开了，鸡蛋直直地立在桌面上。委员会抗议说，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能做到这样，但是，布鲁内莱斯基回答说：“是的，当我把圆屋顶是怎么建造的告诉你们时，你们会说同样的话。”

委员们很谨慎，但最终委员会采用了他的设计，不过，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在他的工程中，布鲁内莱斯基必须接纳一个合伙人帮助他。委员会选择的合伙人就是吉贝尔蒂，当布鲁内莱斯基听说要与他的强大对手一起工作时，他非常愤怒，以至于委员会不得不叫来宫殿守卫，把他强行拖走，扔到外面的广场上。

最终，由于他的坚持和固执，布鲁内莱斯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留下来；从此，他小心守护着他的建筑秘密，用神秘的符号标明他的设计，计算时使用他自己的阿拉伯数字密码。不是他的方法有多神秘，而是有很多方法以前从没被人试用过，风险很大，甚至连布鲁内莱斯基自己都不能确信是否可行。他决定建造圆屋顶时不架设任何脚手架，而是在建造过程中改成用拱形的石头互相支撑的办法。这个神秘的方法，适用于罗马万神庙：他建造了两个圆屋顶，一个圆屋顶在另一个圆屋顶的里面，每个圆屋顶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支撑着另一个，里面圆屋顶的石块相互扣紧，砌成自承的鱼脊形。

罗马虽然保留下了他们的圆屋顶，但他们没留下任何操作说明，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建造它。这就意味着，当出现建筑细节问题时，布鲁内莱斯基被迫采用古老的侦查方法，以期从中得到灵感和创造性的发明。这是知识的重生，同时也是改进。结果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艺术工程，文艺复兴早期的杰作之一。它更是一个卓越的建筑工程：圆屋顶总共需要400万块石块，重约1500吨；此外，为了建造这个工程，他还发明了起重机，用来举起这些石头。后来，布鲁内莱斯基又构想出了新奇的起重机，结果证明效率更高。这再一次证明了艺术需要科学，特别是在文艺复兴初期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事实证明，艺术的发展，促成了科学的进步，反之亦然。

圣玛利亚·德拉·菲奥里大教堂的圆屋顶最终在1436年完工，花去了布鲁内莱斯基15年的时间。这个蔚为奇观的建筑，改变了佛罗伦萨的城市景观，街道的面貌也大有改观（见图5）。在布鲁内莱斯基建造圆屋顶的同时，他也在继续修建美第奇圣洛伦佐大教堂里的小礼堂，而且还完成了许多其他的城市设计。此时，科西莫的父亲乔凡尼已经去世，科西莫终于可以不受约束地把大量的钱投入建筑方案上。因此，在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之中，开始出现一个新兴的文艺复兴之城。科西莫选择的建筑师，像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和米开罗佐都研究过古罗马遗址，现在开始在佛罗伦萨建造他们自己的、有古典风格的独特的作品。

图5　圣玛利亚百花大教堂的布鲁内莱斯基屋顶

新兴艺术需要科学，但同时也需要钱，这些钱大部分由科西莫提供。据一个历史学家赞叹，“这似乎要把在这个世纪的佛罗伦萨变成一个全新的文艺复兴城”。这不是夸张，因为科西莫资助建造或是修复的建筑从宫殿到图书馆，从教堂到修道院。许多年后，当他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查阅账目簿时，对科西莫投进这些项目的账务大为吃惊，账目上显示：1434~1471年，科西莫花费了惊人的663755金弗罗林（1464年，科西莫去世了，但遗留问题和未完成的事业还在继续）。如此巨大的数额，很难细述其来龙去脉，要说明的是，就在大约一个世纪前，佩鲁齐银行最繁荣时期的全部财产，累积遍及西欧的全部分行，涉及范围远至塞浦路斯和贝鲁特，也只相当于103000金弗罗林。

如此挥霍的资金全部来自雄厚的银行业基础。美第奇银行记录调查显示，无论是乔凡尼还是科西莫，都不采取新方法做生意，他们的实践完全都基于有效审慎地利用别人倡导的、被证实有效的方法。他时常记起这些方法，因为就是这些方法，才使美第奇家族的政治组织有可能发挥科西莫全部的其他能力。无论他在做什么，他每天首先思考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做一个谨慎而又绝对精明的银行家。的确，他创造性地发明了纳税申报单制度，这长期成为意大利银行业被确认的传统。

在银行实践中，科西莫或许很保守，他总是有意识地在行为上约束自己，并让自己显得朴素和谦恭，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他竟能容忍他的门客中最过分的行为，这或许能够从一件与他的亲信、朋友，情绪暴躁的多纳泰罗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体现出来。有一次，通过科西莫推荐，一个热那亚商人委托多纳泰罗给他雕塑一尊与真人等比的铜头像。可是，当多纳泰罗完成铜像后，那个商人却拒绝付款，声称多纳泰罗要价太高。科西莫被找去调解此事，他命人把头像搬到他宫殿的屋顶上，这样头像就能接受到最好的光线，显现最精美的艺术效果。然而，热那亚商人仍然抱怨索价太高，指出多纳泰罗只花一个月完成的事，居然索价15弗罗林。听了这些话，多纳泰罗非常气愤，声称他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按小时收取酬金的劳动者。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气愤地冲向放在屋顶上的头像，猛地把头像推下街道，摔得粉碎。商人立刻为此事感到懊悔并承诺，要是多纳泰罗愿意为他再塑一尊头像，他愿意付双倍价钱。多纳泰罗不顾商人的承诺和科西莫的再次请求，拒绝为其塑造任何东西，即使他是科西莫的朋友。

令人惊奇的是，科西莫没有指责这样的行为。或许作为一名资助人，他很赏识这些文艺复兴运动造就的艺术家，他强调“应该把这些极具天赋的人视为神人，而不应视为牛马”。人文主义的要旨就是鼓励艺术和艺术家的个性，个性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统治者的特权。多纳泰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复杂的个性由相互矛盾的元素组成，以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方式，渗透在他的艺术里。然而，矛盾的是，他的个性明显保持着中世纪的超现实的特性，他很少注重个人形象，以至于科西莫最终认为到了不得不打扮他的时候了。他鼓励多纳泰罗摆脱邋遢的形象，科西莫给了他一套上好的红色衣服和一个新式披风。开始的几天，多纳泰罗都穿着全套的漂亮红色服装，可是不久，他又恢复了他的习惯，穿起了劳动人民的服装，于是科西莫也只好放弃了。

尽管多纳泰罗敏感自傲，但事实上，他并不太看重金钱，他把赚来的钱放在雕塑室的一个篮子里并告诉他的助手，需要用钱时就自己去拿，不用请示。然而正因为如此的信任，他更需要绝对的忠诚。当他的一个助手逃跑之后，据说他甚至起了杀念，一直追踪他到费拉拉。这或许是传闻，因为并没有谁亲眼所见。多纳泰罗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大部分强烈的情感爆发，都是强烈的情感纠缠的结果。某个记录里曾这样记载：15岁时，他参加了对德国的战争，多纳泰罗狠狠地给了敌人的脑袋一棒子，敌人最终血流如注、一命呜呼。一年后，多纳泰罗和布鲁内莱斯基一起去了罗马，这标志着他们终身友谊的开始，他们的友谊夹杂着一些风波迭起的插曲：多纳泰罗收到了超过其忍受范围的带有侮辱性质的诗歌。但显然，他很快就把这些诗歌给忘了。

多纳泰罗对他的同性恋事实毫不隐瞒，他的行为得到了他的朋友的宽容，当然，大家都知道，科西莫不止一次解决过他与情人间的争吵——发生在多纳泰罗和他年轻的助手之间。在佛罗伦萨，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曾经出现过分歧，一些充满激情的意大利年轻男子发现他们陷入了困境，感觉到与女孩结婚比与男人结婚更幼稚，并且开始高度重视他们的独身生活。因此，任何一个想干涉这种事的热血青年，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当中，并不是说这有致命的危险，而是出自对家族的伤害：猥亵处女意味着降低家族资产的价值，更不用说会使家族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新郎蒙羞。

所有这些意味着年轻男子之间的情感被偷偷地默许，尽管法令一次次地明确禁止这种行为。事实上，同性恋很少被告发，这种行为在14世纪的佛罗伦萨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德国的俚语“同性恋者”就是指佛罗伦萨人。1432年，当佛罗伦萨与卢卡的战争失败时，佛罗伦萨军队中很多顽强抵抗的士兵，把战败归咎于大量的应征士兵事实上是同性恋者。主管当局对此非常忧虑，决定必须对此采取措施，颁布一个法令禁止一切同性恋行为。同时，他们也决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放宽妓院的营业场所限制。许多妓院被允许在老市场附近开业，里面工作的妓女通常被称作meretrici，意思是“值得付费的”，用我们的话说是“俗艳的”。

在意大利各处，作为惯例，要求所有妓女都要戴特殊的手套，穿高跟鞋，头发上别着小响铃，并明令要求她们“远离值得尊敬的教堂”。在佛罗伦萨，娼妓介绍非常流行，甚至延续了好多年，大约130年间，每30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妓女。

当然，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影响多纳泰罗，他的杰作证明是那个年代最明显的一幅同性恋艺术品。这是他为科西莫塑造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大卫铜塑像，就放在美第奇宫殿内院的墩柱上，并成为科西莫委托塑造的所有作品中他最钟爱的一个（见图6）。尽管有这样的事实，但有人认为这尊塑像最初不是为美第奇家族塑造的，只不过是他们花钱买回来的，因为根本没有委托和被委托的记录。但是，从装饰在大卫帽子上的月桂花环和环绕塑像的底座上发现了反对这一观点的证据。美第奇教堂供奉的圣徒和美第奇家族的庇护人是圣洛伦佐，而月桂树在意大利语中发音就是洛伦佐。

图6　多纳泰罗作品：大卫和歌利亚的头颅

这尊塑像是一尊不加掩饰的带有同性恋特征的杰作，它突出了年轻的大卫腿肚子部位的装饰皮靴、又大又松垮的帽子以及长而过肩的卷发。他露趾的长靴，随意地踏在巨人歌利亚被割下来的、戴着钢盔的头上，歌利亚的钢盔上过长的羽毛，温柔地抚靠在他的大腿内侧。青铜附加了雕塑的强光效果，显示出肌肉的细滑，这赋予它很强的性暗示作用，使得这尊塑像看上去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的塑像，更像是象征着古代英雄，使我们不得不充满敬畏地看着它；当然，这是一幕让人眼睛受骗的塑像，诱骗观众去感受它光华照人的外表。然而，它的美是如此有吸引力，已经超越了它本身明显的同性恋倾向：这尊塑像的艺术价值远远超出情欲的形象，是一幅美学杰作。

也就是说，这件艺术作品已经体现了主要的技术含量。它是1000年以来第一尊自立式青铜塑像，而且体现了对遗失的知识的重新发现，它的铸造是技术上的一次巨大成就。以前的塑像都是为建筑壁龛创造的，或是作为建筑装饰而非完整的个体；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尊塑像是立体塑像，但也需要更进一步的科学理解。

多纳泰罗的《大卫》是一件结构准确的伟大作品，运用了解剖学的相关知识。青春期肋骨短而粗的柔和线条，稍稍有些凸起的胃，扭转的臀部和握着剑的食指的轮廓，无不暗示了一些生理学细节。就在此刻，它的手放在髋部上的姿态，或许可能激怒正统的性观念，但他的艺术感官完全超越了体态上的性暗示作用。无论是在解剖学上还是心理学上，它都是一件杰作——艺术和科学的有机结合体。

然而，除了这些之外，多纳泰罗的《大卫》仍留有一些神秘难解的东西。大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一个曾经杀死巨人歌利亚的英雄，同时也被看作摆脱专制统治的共和的化身。这很好地诠释了当初委托塑造它的理由，正是由于多纳泰罗的同性恋情结，才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件作品会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完成。然而，多纳泰罗真的想创作这样一尊雕像吗？

当然，当这件作品还只是初稿和设计图样时就被科西莫看到过，他肯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为什么这件完成的作品会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至于被放在美第奇宫殿内院中间这个最显著的地方？当它被首次竖立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引起争议的记录。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科西莫，似乎非常看重它，即使这件作品不是有一点而是非常不恰当地体现了共和体的佛罗伦萨。

然而，这尊塑像神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它的不恰当之处。它至高无上的美，超越了任何性征，几乎达到了两性程度，理当涵盖了一些难理解的部分。在古典神话里，两性体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人物，是赫耳墨斯（众神的使者）和阿佛洛狄忒（爱与美的女神）的混合体，在炼金术和赫尔墨斯神智学中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炼金术和赫耳墨斯神智学与其他像占星术、魔术和泥土占卜一样的神秘“科学”一起，在文艺复兴期间得到复兴。这些全部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繁荣，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流入的手稿以及炼金术士一起传到西欧。

很显然，文艺复兴期间表现出了对理性和无理性的知识的复兴。这种矛盾情绪的暗示，是菲奇诺完成对柏拉图作品翻译之前存在的事实，他将翻译希腊炼金术士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所著的Corpus Hermeticam。它将很好地成为多纳泰罗的《大卫》想要表现的多种知识或是美的综合体。它的男人和女人的混合性征，与柏拉图的人类的完美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第10章　国家之父

我们都知道科西莫在他的个人、政治和职业生活中都是一个谨慎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资助方面他如此挥霍？这有很多种原因，每一个都是他的复杂性格的一部分。首先他觉得愧疚，因为尽管教堂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基督教明确禁止放高利贷：“如果你借钱……你不可以抬高利息。”许多其他资料也明确说明了这点。科西莫也非常介意基督教的声明，“富人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圣经·马太福音》19：24）。科西莫的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坚持美第奇银行的分账户像那个时期其他银行的账户一样应该将这句话放在显著位置：“Col Nome di Dio e di Bona Ventura”（根据上下文，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和利益的名义”，或者译为“好运气对一个银行家意味着什么”）。

从中年开始，由于良心发现，科西莫的信仰和他追名逐利的活动之间开始了激烈的冲突；当他40岁出头住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总是私下会见教皇尤金四世。教皇建议重建圣马克修道院从而宽慰他的良心，科西莫立刻派米开罗佐去做这件事，花了超过3万弗罗林。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是科西莫似乎非常用心；他甚至为自己在圣马克留了一间小屋，在那里休息沉思。他开始与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皮耶罗讨论神学。安东尼奥是一个作风严厉但又令人钦佩的人，由于他高尚的精神品德，所以在他死后被奉为圣徒。

安东尼奥的性格中有些东西深深吸引了科西莫，可能是圣洁的修道院长劝服他为自己的罪孽寻求原谅。在贷款的事情上，能做的只有用获得的全部去赎回他自己的良心，这绝对是科西莫慷慨资助的原因，一份机密账簿的研究表明，尽管资助花掉了6.6万弗罗林，但这并不是他获得的全部。估计科西莫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10万弗罗林，虽然慈善资助开销巨大，人们还是认为他留下了20万弗罗林。

不可否认科西莫慈善举动的动机并不是完全出于精神上的。这一定掺杂了他的政治野心，同时抬高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地位，而美第奇银行获得的远不止这些。科西莫重建了佛罗伦萨学生在巴黎的宿舍，重新修缮了圣灵教堂在耶路撒冷的意大利教堂。他仍然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像我们从他同时代的维斯帕西亚诺那里知道的一样，维斯帕西亚诺在记录里这样叙述：“我知道佛罗伦萨的习俗，我们美第奇家族将被流放50年，但我的建筑将保持原样。”他希望通过他的资助工程可以名留千古。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总选择公众可见的项目去资助；如果他选择没什么人知道的项目去资助，例如绘画，他宁愿把这些留给他的儿子皮耶罗和乔凡尼来做。

科西莫对他死后美第奇家族能永久保持势力信心不大，但他确信只要他活着，他的家族就会控制着佛罗伦萨，任何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都将被瓦解。许多财富都是在科西莫的执政期间获得的，在佛罗伦萨，“金钱”就意味着“权利”；这座城市遵循着共和政体的理想，至少在这方面超过意大利其他城市（或者欧洲）。在佛罗伦萨，权利掌握在商人手里；而拥有土地的贵族，明显被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他们可以拥有头衔，但没有选举权，尽管一些人通过变为羊毛公会会员的方式设法规避这条法令。

当科西莫注意到一些家族正积累财富密谋成为一股反动势力的时候，他没有放慢颁布秘密警告的速度。但是尽管是秘密进行的，建议仍然非常直接：家族的领袖应该通过购买国家的房产分散资本，然后被奉为贵族；如果不是，他将面临检察员的毁灭性的审查，这些审查员都是美第奇家族派出的坚定分子。

科西莫的势力到处都是；如一位来佛罗伦萨的外交使节所说：“科西莫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他就什么也做不成。”他的势力难以摸透；他不是政府，仅仅是政府背后的势力，这种势力很难被反对或者根除。用著名的20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黑尔的话说：“如果把意大利的治国之道给了这座城市，那科西莫被比作芝加哥或者达拉斯行政区的政治首领或是黑手党势力范围里的教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一个公平的评论，许多血腥的行为都是以他的名义命名的，在夜晚的小巷里，很多暴力行为都是他直接命令的。佛罗伦萨的民众明显感觉到他们需要教父，即使他们没有必要选择他，他们明白替代者只会更差。

这或许是因为佛罗伦萨内部的政策，他的外部政策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科西莫有着显而易见的活动势力，希望每一个佛罗伦萨外面的人都知道。毋庸置疑，他是一个特别精明的政治家，他的市民，被管理的同时也管理着这座城市。科西莫幻想把他的政治势力扩大，这主要归功于他作为银行家的社会地位。如果美第奇银行想要生存下去，必须紧密观望政治形势；它的分行和代理机构的国际网络也很好地服务于他，为他提供着稳定的情报。到14世纪50年代，美第奇银行已经在大部分西欧国家建立了支行——从伦敦到那不勒斯、科隆到安科纳。美第奇银行几乎延伸到西班牙（唯恐失去与新大陆的贸易垄断）、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德国杰出的金融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以及波罗的海（由汉萨同盟垄断）。

佛罗伦萨的主要对手是有势力而富有的米兰，米兰总是在改变领土边界——向北50里范围内变动。米兰从1412年开始就被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特公爵统治着，他是一个杰出家族的堕落的后裔，作为一个隐士，他住在米兰一个坚固的城堡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一个传说中阴森可怕的地方，甚至他自己也这样认为。由于肥胖和丑陋，他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拒绝参加公众聚会，甚至那些为来访的帝王和王族准备的聚会他也都很少列席。他哥哥被暗杀后，他继承了公爵爵位，但却被重度被害妄想症困扰着，睡觉时总是重兵把守，并且每晚要换三次床，目的就是躲避可能的暗杀。

他还非常迷信：他对雷电的恐惧迫使他在城堡中建了一个双开的隔音室，为了让自己听不到这种不祥的声音。

菲利普在他20岁的时候突然继承爵位，他发现金库是空的；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他迎娶了贝雅特丽齐——一个40岁的雇佣军的遗孀，她带了4万弗罗林的嫁妆。隐居的、肥胖的菲利普和其文雅的、雇佣军官的前妻之间的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举步维艰。几年后，菲利普就患了妄想症。贝雅特丽齐被拘留了，由于与一个年轻的小听差间的不贞行为，小听差的唯一过错就是用他的鲁特琴演奏乐曲来取悦他的女主人。所有人，包括仆人都被严刑拷打，直到他们承认贝雅特丽齐的不贞，然后被处死，所有涉及审判的证据都被从记录里删除了。

之后，第二段政治婚姻开始了，菲利普与年轻的萨伏伊王室的玛利亚联姻，这样可以保护米兰免受北部的袭击。但是，当这对夫妻正要共度新婚之夜时，菲利普听到了一阵狗吠，这个可怕的征兆使他拒绝了与妻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一个几乎挽救了他性命的决定。然而，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直接的公爵继承人，但菲利普还是有了一个叫比安卡的私生女。

有了这样一个人做邻居，科西莫不得不将他的外交技能发挥到极致。尽管深居在他的城堡里，菲利普还是梦想着将米兰建成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政权。这项计划最终导致他的偏执和多疑。人们几乎没有办法猜测他的下一步动向，因为在行动前他都会去找他的占星师，而咨询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他的行动。突发奇想是让敌人猜疑的另外一个因素，并且实践证明，这一点在对付他雇来打仗的雇佣军时特别有效。当没发工资的时候，雇佣军通常会继续战斗，而不是撤回。随后会有另外一队雇佣军入驻，并带来他们的薪水。菲利普非常懂得怎么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哪怕一点点的恐惧和猜疑。

科西莫设法通过维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传统的盟友关系来维持意大利北部的平衡。即便如此，米兰仍是一种威胁，因为流放的里纳尔多一直怂恿菲利普公爵报复科西莫。米兰军队分别在1437年和1438年入侵了佛罗伦萨的领土；两次入侵都被成功击退，但是国际局势也开始紧张。为了应战米兰的军队，科西莫雇用了他的新朋友——伟大的雇佣军将领斯福尔扎，命令他将米兰的势力从佛罗伦萨赶出去的同时占领卢卡，他知道这一步在佛罗伦萨会非常受欢迎。

斯福尔扎进军米兰，迫使米兰军队退出了卢卡，但是他不愿意继续攻打卢卡和米兰去彰显他的优势。他不希望冒犯菲利普公爵，因为他始终希望与公爵的私生女比安卡联姻。同时威尼斯在攻打卢卡上拒绝支持佛罗伦萨，不想要看到佛罗伦萨领土扩张。科西莫在1438年曾到威尼斯游行，试图说服他的盟友加入他，但是威尼斯仍然保持中立。科西莫现在意识到他不能全然信任威尼斯。

1440年，由里纳尔多带领的米兰雇佣军再次进军佛罗伦萨领土，但是又被击退了，里纳尔多放弃了战争，打算长时期地去圣地朝圣。然而，斯福尔扎因为对米兰的忠诚受到奖励，菲利普公爵允许他迎娶比安卡，甚至许诺将斯福尔扎任命为他的继承人。

6年后也就是1447年，菲利普去世。他没有任命任何继承人，并且声称米兰的公爵可以从各处选举。任命斯福尔扎的声明被忽视，因为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方索和奥尔良的法国公爵同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然而米兰的人民宣称他们的城市是共和国，像佛罗伦萨一样。在国际外交密谋和争吵过后三年，斯福尔扎动用他的军队宣布他自己成为米兰公爵。科西莫曾支持这个人，佛罗伦萨的老敌人成了他的盟友。

但是，斯福尔扎的行动造成了危险的结果。威尼斯立即终止了与佛罗伦萨的关系，并且依附一直拥有米兰公爵领土主权的那不勒斯王国。佛罗伦萨的市民被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驱逐出去，美第奇银行被迫关掉了在这些城市的分支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每个人都拒绝还债给他的敌人。作为补偿，斯福尔扎邀请科西莫在米兰开设美第奇银行分行，并且给他提供一个宫殿作为经营场所。斯福尔扎如此信任美第奇银行，事实上，这座宫殿成了公爵的财政部；科西莫又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现在，意大利的局势看似未定，但正暗潮汹涌。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正等待着时机，令科西莫欣慰的是，这意味着贸易会继续。然而，尽管米兰的联盟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外贸交易可能是件好事，但仍然不受大众欢迎。许多人参加过对米兰的战争，很难接受与曾经的对手联盟。同时，那些受了委屈、从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被驱逐出来的人，一返回到佛罗伦萨便开始散布谣言，说科西莫支持斯福尔扎是因为雇佣军将领欠他一笔钱，他想通过米兰国库取回他的钱。

意大利政治上的改变很快开始波及更远的地方。在这种威胁下，威尼斯恳请神圣的罗马帝王腓特烈三世解除佛罗伦萨与米兰的联盟，而这将威胁到整个意大利北部。为了回应这种威胁，科西莫决定他的唯一选择是从腓特烈三世的敌人那里寻求帮助，也就是法国的国王——查理七世。

他知道这次请求将会受到极大的关注，对于早就怀有占有意大利领土野心的法国，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法国的入侵。最初，科西莫想要去北部旅行，会见查理七世，但是他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对他来说不适合离开佛罗伦萨太长时间。取而代之，他选择派遣他的人文主义朋友阿格诺罗·阿齐艾乌奥利——一个古老的仍然效忠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家族的成员作为他的大使；阿齐艾乌奥利在科西莫流放期间也曾经被里纳尔多流放。

他也是个非常杰出的演说家，在流放期间，他和科西莫一起畅读罗马作家和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或许是由于自己在演说方面的资质平平，科西莫非常钦佩西塞罗的演讲，他的演讲强调古罗马共和国公民的美德，强调公民义务是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1451年，阿齐艾乌奥利被派到法国，他在那里的演讲令查理七世着迷，查理七世许诺在未来两年里建立新的米兰与佛罗伦萨的联盟。丧失了与威尼斯的贸易，佛罗伦萨现在转向了法国，查理七世的保证意味着在这期间两国的贸易会继续。但是阿齐艾乌奥利被迫做出一个小小的让步：作为对米兰和佛罗伦萨结盟的回报，法国需要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所有权。这意味着，法国的当权者现在可以自由地进入那不勒斯，闯过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地区。

科西莫仍然提防着法国对意大利的介入，但是呈现给他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1452年，圣罗马国王腓特烈三世从教皇为他举行的加冕典礼返回途中经过佛罗伦萨，科西莫命令好好招待国王和他的1500名奥地利随从，全部花销由城市承担。然而美第奇银行被告知掩藏掉所有未偿付的债务，为的是尽快耗尽城市的国库。这次行动花费巨大，但却带来了国王长久的友善。然而，佛罗伦萨的市民并没有被科西莫的努力而感动，反而增强了对美第奇家族的抱怨。支援米兰的斯福尔扎给城市带来很大的财政负担；他庞大的雇佣军已不再作战，但是仍然领着薪水，此时佛罗伦萨的市民正在资助数以千计的奥地利士兵一次次的狂欢。美第奇家族下一步对他们会有什么期望呢？

灾难来了：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方索愤恨佛罗伦萨承认了法国对他统治权的霸占，他派他的私生子费伦特的军队进军佛罗伦萨共和国。消息很快传到了佛罗伦萨，费伦特和他的军队已经越过了南部边界，正进军南部的伦森村。城市一片混乱，这都是美第奇家族的过错。科西莫着慌了，强行保持着镇定。一个恐慌的商人一度冲进美第奇府邸，哭喊着：“伦森村沦陷了！”科西莫平静地从书桌上抬起头，皱着眉头问：“伦森村？伦森村在哪？”表现得好像他觉得这一点儿也不重要。

科西莫告诫周围的人不用恐慌，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乱了方寸。佛罗伦萨的市民聚集在美第奇宫殿外面，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科西莫悄悄上楼回到了卧室，对于64岁的他来说，一切都太突然了。一些报道称他在装病，另一些则称他因为焦虑确实生病了，而综合来看，他的精神确实几近崩溃。这个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无法面对即将失去的统治；这次他将失去一切，而他却无能为力。

就在此时，有消息传到佛罗伦萨，说安茹的勒内和他的法国军队已经穿过边界，正向南攻打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奇迹般地得救了。科西莫退隐到大山里，在加弗吉奥罗的别墅里休息，渐渐恢复过来，然而此时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1453年，查理七世两年的支援保证到期了，这意味着威尼斯人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佛罗伦萨，但是佛罗伦萨再次逃过一劫。有消息传到欧洲，这个消息对威尼斯是个严重打击：君士坦丁堡已经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这对于威尼斯的贸易是一个灾难，希腊和亚得里亚海的广泛控制区域现在完全受制于土耳其。意大利人很快意识到，这不只是威尼斯的灾难，整个意大利现在都处在土耳其的威胁中。1454年，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联合，一起对抗信奉异教的土耳其人，那不勒斯很快加入联盟中。意大利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和平。

科西莫坚持相信：“贸易将使人类团结在一起，并带给那些敢于冒险涉足贸易的人以荣耀。”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商界，这是他与他的对手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国王、公爵、王子、皇帝和教皇拥有世袭下来的权利和领土。除威尼斯外，贸易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这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事情。科西莫对无意义的战争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统治者。他感兴趣的是钱，他把钱视为权利的基础，他的兴趣至少也是佛罗伦萨人民的兴趣。

然而，他所追求的富足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佛罗伦萨，与国王对荣誉和物质的追求一样。在外交政策中，科西莫明智地选择支持斯福尔扎，这是一个效仿他父亲冒险支持巴尔瑟萨的选择。但是巴尔瑟萨变为教皇，并且把赚钱的教皇财政事务委托给了美第奇银行；此外，斯福尔扎几乎变成了米兰的公爵，是科西莫获取和平的政策的基石，但这是美第奇财政上恒久的负担。美第奇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来自教皇，与罗马的联系像与米兰的联系一样重要。

科西莫不得不冒险一次。斯福尔扎占领米兰之前的数年里，他开始努力在罗马获取他自己的土地，包括许多类似自治区的小城邦，尽管它们官方上是属于教会辖地。这使斯福尔扎失去了教皇尤金四世这样的朋友，尤金四世得知科西莫会见斯福尔扎并与斯福尔扎建立友好关系之后非常不开心。结果，在尤金四世任教皇期间的后期，美第奇银行失去了处理教皇收入委托人的权利。但是，尽管他失去了罗马立法机构的生意，却仍保持着与其他罗马机构的联系，继续处理赚钱的事物，掌管着教皇个人账户的大量存款以及教皇的一些主教的个人存款。

科西莫预见了这样的发展，并且采取了预防措施。意识到年迈的尤金四世不会活多久了，他很久前就开始悄悄地与托马索·帕伦特斯利培养友谊——他很有可能是教皇继承人。

帕伦特斯利是来自遥远的托斯卡纳北部的穷医生的儿子，年轻的时候由于缺钱，他不得不放弃在博洛尼亚的学业。大约在1420年，他到达佛罗伦萨，被里纳尔多和帕拉·斯特罗齐聘请为他们孩子的导师。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并且加入了科西莫的圈子。他很快与科西莫分享了自己对图书的热爱，并帮助科西莫设立了他的图书馆，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还会借一些罕见的手稿给像帕伦特斯利这样的穷学者。

就帕伦特斯利而言，他读了每一本他能找到的书籍和手稿，以至于几年之内，他被说成是“他不知道的任何事情一定不在人类认知范围之内”。他很快引起了尤金四世的注意，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的主教，科西莫现在借给帕伦特斯利一大笔资金用于搜寻和购买罕见的手稿。1439年，当帕伦特斯利参加佛罗伦萨的世界基督教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个再次见面。他渊博的知识给拜占庭的代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终止了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基督一性论的争论，忘记与君士坦丁堡的分歧，并在基督教会议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当尤金四世在1447年去世的时候，帕伦特斯利继承了教皇位，成为尼古拉五世。科西莫作为皇家银行的地位再一次被巩固了，他们的友谊远远超出金钱方面的限制。尼古拉五世咨询科西莫关于建立梵蒂冈图书馆的事情，他直接以科西莫的图书馆为原型。同样，教皇希望意大利不使用武力的愿望，与科西莫更世俗地希望和平与繁荣的愿望是一致的；此外，尼古拉五世还将科西莫介绍给他的锡耶纳朋友——艾伊尼阿斯·皮卡鲁莫尼。11年后，即1458年，他成为教皇庇护二世。

尼古拉五世成为第一个人文主义的教皇，庇护二世将更进一步，成为第一个人文主义教皇，也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人文主义信念，使皮卡鲁莫尼做了一个作为教皇不太可能实现的选择。他在任职时已经40岁了，此时，他已经建立了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拉丁语学者和一个出色的沉溺于女色的人应得的声誉。他的色情小说《一对情人的故事》和光彩夺目的拉丁文诗集已经使皮卡鲁莫尼引起了圣罗马君主腓特烈三世的注意，并任命他为他的首席诗人。皮卡鲁莫尼出任神职似乎完全出于野心，他们多少会区别对待他的行为。尽管现在他把广泛的人文主义知识运用到一些比较严肃的作品里，例如他的开拓性的集地理知识于一体的著作《论亚洲》，这本书后来激发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

53岁之时，皮卡鲁莫尼最终完成了他的野心，成为教皇庇护二世。令科西莫沮丧的是，新的教皇将账目交给了来自他家乡锡耶纳的银行家，尽管他的个人账户仍然留在美第奇银行罗马分行。科西莫立即发动了攻势去说服庇护二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在新的教皇任职后不久，路过佛罗伦萨之时，科西莫适时地表现了一下自己的慷慨。扮演重要角色的骑士在用火炬照亮的德拉西尼奥列宫进行比武表演，其中包括了科西莫9岁的孙子（未来伟大的洛伦佐）。在紧闭的房门后面，科西莫还安排了一场豪华的盛宴，款待客人的是最好的美酒，并招来了佛罗伦萨的顶级妓女陪同侍奉。

科西莫在慢慢老去，开始遭受痛风和关节炎的折磨。当他出现在教皇面前时，他甚至不能适当地行礼问候，既起不了身，也没法下跪。科西莫成了笑话，尽管他试图赢得对教皇账户的管理，却最终以失败告终。科西莫再一次选择未雨绸缪，5年后庇护二世去世，他已经讨得了教皇保罗二世的欢心，最终将教皇账户的管理权拿了回来。

到他生命的终结，科西莫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格罗庄园，享受着清新的山里的空气。他起床很早，修剪葡萄藤或者监督工人采摘、压榨橄榄；之后他才会注意到从马背上传来的城里的消息。晚上，他和菲奇诺讨论柏拉图，菲奇诺的小屋就在旁边；偶尔这边会有所谓的柏拉图学术会议，是科西莫为哲学家建立的讨论场所。冬天，这些会议定期在美第奇宫殿举行，有许多科西莫的人文主义朋友出席，而夏天的晚上，他们有时候在加弗吉奥罗村庄的塔附近的公园里举行（最近的学术质疑了柏拉图学术的存在，但是很清晰的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圈子的成员确实定期地举行半正式的聚会，讨论古代哲学的著作，这种聚会称为柏拉图学术研究）。

科西莫总是沉默寡言，然而他的温文尔雅和沉着冷静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晚年的时候，尽管科西莫努力保持着幽默，但频繁的关节炎、痛风和膀胱方面的疾病把他折磨得异常烦躁。当他的老朋友安东尼奥（现在佛罗伦萨的大教主）劝他停止赌博时，科西莫回答说：“要紧的事情先做，我们不应该从禁止他们使用灌铅色子开始吧。”

科西莫年轻时，根据菲奇诺所述，他对时间的贪婪就像对金钱的迷恋一样。可现在，他每天浪费几个小时只坐在椅子上沉默，当他的妻子康特斯娜问他在做什么时，他回答：“当我们去乡下的时候，你花了几个星期准备搬移。请允许我用一点时间准备搬到乡下去。”

然而，他仍然忙于佛罗伦萨的事务，拒绝把控制权给到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为此感到失望。他的大儿子皮耶罗从小身体就不好，现在快50岁了，仍然遭受着家族遗传的痛风，他的眼皮重度下垂，看上去像是永远睡不醒。他的小儿子乔凡尼最受宠爱，尽管他只顾自己玩乐，但遗传了他父亲的聪慧，只是他太胖了，而且从不锻炼。皮耶罗帮忙照看银行，他努力让自己胜任这个职位，乔凡尼偶尔被派去执行外交任务，他的机智和魅力在那里得以充分施展。不过乔凡尼也会抱怨：他也遭受着家族痛风的折磨。米兰的大使记录了一个难忘的场面，当他被召到美第奇宫殿的时候发现年迈的科西莫躺在中间的床上，他的两个中年的儿子分别躺在他的两边：三个人都遭受着痛风的折磨，每个人都一样痛苦。

科西莫觉得不能依靠他的儿子们，特别是像他面对那不勒斯的费伦特人入侵这种重大事件时。几年后，费伦特继承了那不勒斯的王位，他再一次向佛罗伦萨发出战争威胁，科西莫开始运用策略。文艺复兴的种子已经播种在那不勒斯，在那里费伦特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并且仍然对古代知识有着浓厚兴趣。科西莫听说费伦特想拥有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无价的罕见的著作，仅有其中的一些原稿保留了下来。为了缓和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之间的危机，科西莫把他收集的无价的手稿送给了费伦特，并奉承他为伟大的学者，这令费伦特非常开心。科西莫知道怎么处理这类事情，但是他现在很担心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他的儿子接手之后会发生什么。许多人与美第奇家族有宿怨，他预见到自己死后，他的儿子将会有很多麻烦，超过佛罗伦萨任何去世的市民的儿子。

然而，1463年乔凡尼死于心脏病。科西莫身心交瘁，更多的原因是他感到皮耶罗也不会活太久了。当仆人用担架抬着他穿过美第奇宫殿大厅时，科西莫听到这样的评论：“一个小家族却住了这样的房子。”科西莫失望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当康特斯娜指责他时，他嘲讽地说：“天黑的时候，我能去哪儿？我想适应下。”

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并在哲学中寻找他生命的意义。不再有西塞罗和公民义务；现在他寻求了解柏拉图和至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把皮耶罗和康特斯娜叫到床边，根据皮耶罗的阐述，他想要一个没有盛况和仪式的葬礼。1464年，科西莫最终在听菲奇诺读柏拉图的时候去世了，享年74岁。他的葬礼很简单，但是当他的棺材下葬时，佛罗伦萨的市民全部沉默地聚集在街道上，围绕在圣洛伦佐的美第奇教堂周围。西尼奥列政府命令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国家之父”。

第11章　身患痛风的皮耶罗

在统治佛罗伦萨五年的期间内，皮耶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曾被称呼为身患痛风的皮耶罗。这段时期作为深谋远虑的科西莫统治阶段是非常辉煌的一段路，也是更伟大的洛伦佐时代之间的一段插曲，但事实上，也仅仅如此了。

1464年科西莫去世的时候，“继承权”交给了皮耶罗；科西莫的“统治”已经是事实，只是没有被公开承认而已（句中的两处引号是一种暗示）。由于皮耶罗，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地位首次成为公认的证实；他被认为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这是由于家族继承的原因产生的：没有民主的参与。皮耶罗的五年执政期，是由最初的默许变成最后的事实，并由他的儿子洛伦佐继承（这里没有引号问题）。巨变难测，但都是有起因的：伟大的洛伦佐会作为公认的领袖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而科西莫从没做到这一点。他的儿子皮耶罗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他的领导事实，洛伦佐把这视为他的权力，并陶醉其中。

尽管皮耶罗体弱多病，他比他的父亲在长相上出众多了；他的半身像和肖像展示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这在美第奇家族很少见。皮耶罗城府很深，科西莫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如此，他安排皮耶罗与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结婚：柳克丽兹·托纳布奥尼，美第奇银行驻罗马银行经理的女儿。柳克丽兹是一个坚强、活泼而且聪明的女人，她既是一个好妈妈，又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女人。在皮耶罗的资助下，她在私下与几个艺术家的交好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也写过几首非常出色的诗，尽管现在很少读到，因为几乎都是宗教内容。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她对她的大儿子洛伦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不可否认，皮耶罗的风湿病影响了洛伦佐的性格，他有时所展现出来的社交风度是他父亲所欠缺的。但是当疼痛频繁加重的时候，皮耶罗很冷漠、有距离感，或者说易冲动。甚至年少的洛伦佐都禁不住注意到，他父亲有时因为意大利的关系疏远了人群，然而现在，挣扎着努力表现出热情，这常让人苦恼。

家族的“痛风”到底是什么，对美第奇家族影响这么大，尤其是对皮耶罗的伤害？毫无疑问，皮耶罗的痛苦来自科西莫的遗传，而从乔凡尼有点古怪的相貌上看，“痛风”理当也使皮耶罗的这位祖父痛苦不堪。同样毫无疑问，皮耶罗的病情是由该时期普遍富裕的意大利日常饮食才越发恶化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往往会吃过多的肉食——出于享受，因为肉类是营养丰富的食物，而且能显示他们的身份，而且肉食很昂贵。同时，进食时，他们习惯性地用丰富和辛辣的佐料掩盖肉食油腻的味道，这些温度很高的肉食，在冷却之前很快就会变质。佛罗伦萨人尤其喜爱肾和肝脏做的菜肴。蔬菜被认为是农民吃的食物，所以他们很少吃。但是，真正的损害是在冬季，因为冬季是根类蔬菜的季节，他们把根类蔬菜看作动物食料。百姓以这样的食物为生是安全的，那些过分讲究的人根本不屑吃这样的食物。因此，在上层社会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冬季。

一点也不奇怪，皮耶罗的痛风是由于这样的日常饮食才恶化的，但是说痛风是由此引起的，又似乎不太可能。医学上说，痛风和关节炎源于尿酸滞留，这会引起肾病，因此他的脸色很可能是深黄色。尿酸滞留还会产生结石，引起关节肿胀和疼痛，所以不用奇怪，皮耶罗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担架抬着的。据目击者说，有时，他几乎变得完全瘫痪，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话时只是动一动舌头。然而，这样一个病人却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他犯那样一些错不过是由于他因病痛而抑郁的心情引起的，他的自制力和毅力几乎敌得过他的父亲。

在科西莫去世的几年前，许多杰出的佛罗伦萨公民渐渐开始不满他的统治。嫉妒和怨恨开始出现，加重了公民的不满。在科西莫的那些人文主义老朋友里面，阿格诺罗·阿齐艾乌奥利开始转而反对他，并且认为皮耶罗没有能力接管统治权。阿齐艾乌奥利过来看过科西莫，认为他是个懦夫；在他眼里，科西莫开始“避免做出任何可能需要他强制执行的决定”。这里面有一定的事实：佛罗伦萨的富人已经在美第奇银行严重透支了，但是科西莫忍住而不去施加压力让他们还债。结果，当他去世的时候，整个账户明细并不是处于一个特别清晰的状态。

另一个很快就转换阵营对抗科西莫的是他信任的咨询师狄奥特萨尔维·阿齐艾乌奥利，建立了很久的佛罗伦萨家族的另一个成员，他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现在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财富转换成权利，他为美第奇家族的阻碍感到恼怒。他与阿齐艾乌奥利一样蔑视皮耶罗。

当皮耶罗从科西莫那里接管美第奇银行的时候，他只能非常谨慎地要求他父亲的老朋友内罗尼审查账目，并且在银行的财务上给他建议。内罗尼决定夸大美第奇银行的账目吓唬皮耶罗。同时，因为要在地中海东部发展，许多佛罗伦萨的商人都在扩展贸易，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从1463年开始就已经在战争中，这对近东部的丝绸和香料贸易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内罗尼的夸大，皮耶罗立即决定削减银行业务：所有扩展银行的主要债务都被收回了，包括那些在伦敦、布鲁日和家乡佛罗伦萨的债务。

尽管结果不是灾难性的，但仍然令人遗憾。事后看来，那是科西莫建立银行事务鼎盛时期以来的首次重大意义上的衰落。比如，显而易见，爱德华四世在伦敦分行欠下的债务不太可能会偿还。这种在伦敦的“清晰”，与曾经在布鲁日一样，暗示着美第奇家族在北欧的财富不太可能继续繁荣下去。

佛罗伦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至少在政治方面，当皮耶罗收回美第奇银行地方支行的大量债务之后，许多扩展商人发现他们已经面临破产。商人阶层的舆论开始反对美第奇。这个时候，这个日益强大的派系出现了一个领袖——卢卡·皮特，一个古老的银行家族的领袖，这个家族过去10年曾经经历了商业的重新发迹。

皮特因为炫耀的开销而变得出名，为了达到自我扩张的目的，这种开销十分频繁，很多是受佛罗伦萨欢迎的更为奢侈的事物，是为教皇庇护二世所做的，科西莫只能不情愿地默许这种不必要的浪费（当他看见时）。皮特希望他成为城市的主要鼓动者，并且使自己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几年里，他在阿尔诺河南岸的小山上，为自己建了一座庞大的宫殿，可以完全俯视城区，通常叫作奥特尔阿尔诺（“横跨阿尔诺”）。而科西莫愿意让皮特在错误的观念支配下，他正成为佛罗伦萨的主要政治力量。但是，确实很明显，部分原因在于科西莫以后不愿意去面对令人长期苦恼的问题，皮特家族势力惊人的增长速度让皮特非常引人注目，他炫耀的力量显露出来。

佛罗伦萨人的观点开始分为丘陵派（皮特派，以宫殿为中心）和平原派（美第奇派，以它建在北部城市中心平地上的宫殿为中心）。阿齐艾乌奥利和更多的内罗尼属于丘陵派。他们和尼科洛·索德里尼联合，另一个古老的佛罗伦萨家族的理想主义儿子，也是一个极具天才的演说家。索德里尼现在成为丘陵派的代言人，主张废除用来维护美第奇家族权利的选举制度，力图争取民众的支持。当感觉到时机成熟时，冲动的皮特私下策划了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紧急行动，主张在民众和商人的支持下，美第奇政府很容易就会被武装叛乱推翻。皮耶罗会被俘虏并谋杀，所有美第奇派系的其他领导人物都将被囚禁，这座城市将永远摆脱这个家族。皮特也意识到美第奇派系将会请求在米兰的斯福尔扎的军事援助，但是他已经确定在武装斗争中丘陵派将会迎来威尼斯、费拉拉和威尼斯人新的教皇保罗二世的大力援助。

然而，索德里尼不同意这样做，并设法说服其他的谋反者。他的理想主义赢得了更进一步的胜利，他竭力主张的“自由和平等”很快被民众采纳。由于民众的压力，西尼奥列政府被公会提名的体系（很容易被美第奇家族控制）被民主选举取代（成为城市的历史沿革），索德里尼在民众的支持下被选举为行政长官。

当然，商人很快看清了风向；现在民众要求决定性地改革城市的发展方向，然而却无法知道将在哪里结束。讽刺的是，政府的腐败统治竟然带来了稳定，商人现在看到权利正从他们手上转移。受欢迎的统治只能导致混乱；贸易将遭受损失，城市可能被摧毁。当行政长官索德里尼开始在城市议会前提出他的理想主义计划时，他发现自己处处受阻。在他任执行长期间，他和他的西尼奥列政府什么也没实现；民众开始反对他们，当他们离开办公室，有人会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的门上贴布告，宣告称：“九只蠢驴已经走了。”

出于对索德里尼的厌恶，皮耶罗并没有被受欢迎的民主改革彻底驱逐，现在，商人开始退回到旧体制里，他似乎更有势力了。索德里尼决定与皮特和他的同谋阿齐艾乌奥利，以及内罗尼共进退；理想主义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需要更多极端的措施。同谋秘密送信给费拉拉和威尼斯，目的是想使他们共同努力，但是，事情并未如他们所愿发展。

1466年3月，有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伟大的前雇佣军将领、科西莫的朋友斯福尔扎去世了。他22岁的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继任米兰公爵。加莱亚佐个性非常奇特，谣言说他的精神非常不稳定。让人憎恶的故事流传在他宅邸的宴会厅里：贵族的妻子被强奸；据说，在地牢里，他亲自对他的敌人实施酷刑，有时亲手撕裂他们的肢体。

皮耶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不稳定状态，决定采取外交策略。4月的时候，他派17岁的儿子洛伦佐访问那不勒斯，希望他能赢得费伦特对美第奇事业的支持。几周后洛伦佐返回，用他朝气蓬勃的才华和活力打动了费伦特，让皮耶罗成为皇帝坚定的朋友。

之后在8月炎热的夏季，严重的痛风病再次发作，皮耶罗倒下了。他被用担架抬到别墅中，在凉爽的空气中静养。但是现在那些谋反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当皮耶罗躺着静养时收到消息称，费拉拉公爵已经派军队穿过山区进入佛罗伦萨的领土，并且带着抓捕皮耶罗和他的儿子洛伦佐的命令，而且要谋杀他们两个。更糟糕的是，威尼斯也准备派军队攻击佛罗伦萨，由杰出的雇佣军领袖巴托罗蒙奥·科利奥尼率领。科利奥尼继承了晚年的斯福尔扎的衣钵，在意大利被视为最令人生畏的军事领袖。

尽管皮耶罗十分虚弱，但他立刻做出反应，命人立即把他抬回佛罗伦萨。洛伦佐骑马走在前面，当他们靠近城里时，田间的一些农民向他们喊道，全副武装的军队就伏在城门前。洛伦佐骑马返回来通知他父亲，然后从乡间穿过去，到达另外一个城门。一返回美第奇宫殿，皮耶罗立即召集他的支持者。然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加莱亚佐已经从米兰派1500名骑兵，与费拉拉公爵的军队交战。

皮耶罗突然返回美第奇宫殿令谋反者非常惊讶。索德里尼和内罗尼立刻骑马离开去召集他们的人马，把皮特留在他建了一半的、不能防御的宫殿里。随着时间流逝，皮特越来越害怕他们会抛弃他，甚至变得胆怯。他跳上马背，飞驰过阿尔诺河，通过市中心，直奔美第奇宫殿。到了美第奇宫殿，他请求立即面见皮耶罗。这次会晤的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皮特请求皮耶罗原谅他，发誓从现在起将“誓死追随”。人们不清楚皮耶罗是否知道皮特是怎样密谋杀他的；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他宽恕了皮特。另一个说法是，皮耶罗为了消除城市分歧，采纳了皮特的建议，让他的儿子洛伦佐和皮特的其中一个女儿结婚。

此时，皮耶罗已经配备了武装卫兵，并派人送信给加莱亚佐，请他率他的骑兵火速赶到佛罗伦萨。同时，索德里尼送话给费拉拉公爵的军队，令其立即进军佛罗伦萨；然后进入德拉西尼奥列宫，逼迫西尼奥列政府逮捕皮耶罗。混乱和恐慌弥漫在整座城市中，但是没有爆发皮耶罗期望的民众暴动。最后，没人逮捕皮耶罗，支持谋反者的人群也失去了信心，他们渐渐消失在偏僻的街道中。费拉拉公爵的军队很快得知情况，并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佛罗伦萨陷入困境。民众没有像索德里尼许诺的那样把他们当救星一样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返回家乡。当科利奥尼的军队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甚至还没离开威尼斯。

谋反失败。皮耶罗命令美第奇政治核心组织采取行动，恢复稳定性。支持美第奇家族的西尼奥列政府被选举产生，集会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响，有选举权的人聚集到德拉西尼奥列宫。在那布置了3000名武装士兵：由全城的守卫和武装的美第奇支持者组成，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洛伦佐骑马来回巡视。聚集的市民听说内战和外国军队入侵都很恐慌；他们同意组织巴利亚，并且很快达成一致，恢复由公会任命西尼奥列政府成员的老办法，而不是通过民主的抽签方式进行选举。索德里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为行政长官的。任何这样的民主改革都会被搁置20年，直到政府站稳脚跟。所有人都很清楚曾经发生了什么：在未来的10年里，美第奇统治已经恢复并且得到公然的确认。

谋反的领袖阿齐艾乌奥利、内罗尼和索德里尼全被判决处死，可是，皮耶罗予以阻挠并改判全部流放。这是为了消除城市的内部分歧故意做出来的姿态，不过，这将造成重大的损失。索德里尼和内罗尼直接去了威尼斯，威尼斯的统治者越来越担心佛罗伦萨和米兰结盟。威尼斯的总督和议会很快被说服，采取行动对抗佛罗伦萨，1467年5月，科利奥尼被派去攻打佛罗伦萨。但已经67岁的让人生畏的科利奥尼开始呈现老态，但是，他师从斯福尔扎本人，现在，他正指挥着庞大的部队，包括800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

和以往一样，听到消息后皮耶罗立刻做出了反应，送信给那不勒斯的费伦特和米兰的加莱亚佐，请求他们支援。同时，他任命雇佣军将领费德里科·蒙泰费尔特罗为佛罗伦萨军队的指挥官（见彩插图Ⅱ）。45岁的蒙泰费尔特罗是靠近罗马涅南部的一个名为乌尔比诺的小城统治者，作为军事指挥官，他的名望稍逊色于科利奥尼；他也师从斯福尔扎，而且娶了他的女儿巴蒂斯塔。

当这两支队伍开始在罗马涅的山上和山谷间演习时，每一方都谨慎地试着逼迫另一方采取错误行动；事实上，蒙泰费尔特罗正试图避免任何行动，因为他正等待着从米兰和那不勒斯赶来的军队。他的拖延战术收到了效果，蒙泰费尔特罗的军队很快与由卡拉布里亚公爵率领的那不勒斯军队和强大的米兰先遣部队联合。

行动迅速展开，蒙泰费尔特罗试图将科利奥尼和他的军队逼入困境；可是在他袭击之前，加莱亚佐莫名其妙地决定让敌人的军队逃走。当佛罗伦萨的西尼奥列政府送信来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蒙泰费尔特罗反对说，加莱亚佐没有决定斯福尔扎将听从一个他父亲先前下属官员的命令。西尼奥列政府邀请加莱亚佐到佛罗伦萨汇报军事情形，以及他对佛罗伦萨军队接下来的行动建议。

没有年轻的米兰公爵的妨碍，蒙泰费尔特罗设法在威尼斯军队向伊莫拉撤退时将其逼入困境；最后，科利奥尼被迫坚守阵地。蒙泰费尔特罗的军队很快显示出优势，可是天黑下来，他们不得不接着在星光下作战。混乱中，科利奥尼命令撤退。蒙泰费尔特罗宣布佛罗伦萨军队胜利，但事实上，这个结果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科利奥尼带着大部队返回了威尼斯。即使如此，威尼斯人没有继续战争，一年后，两座城市签署了和平条约。皮耶罗设法巩固老同盟；无论内外，重新恢复安定，此时，他被确认为城市的统治者。

美第奇银行能获得持续利润，应归功于皮耶罗成功的商业壮举（因此，实际上，掩盖了欧洲各处逐渐衰落的银行业的活动）。几年前，他的父亲就曾使美第奇银行参与一直在教皇垄断控制下的明矾贸易。明矾是矿物盐，是从火山的沉积物中产生的，用以固定布料上的染色，它对佛罗伦萨的纺织业非常重要，远销西欧和伦敦。这些年欧洲高级明矾的主要供给是小亚细亚的矿藏，就在土麦那（现在的伊兹密尔）外面，一直由热那亚人控制，直到1455年才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由于需求，明矾贸易一直延续下来。据当代人估计，土耳其人的苏丹每年从基督徒那儿能赚30多万金币。这就意味着，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土耳其人正与欧洲进行融资战争。幸运的是，这其中极具破坏性的异常现象在1462年结束了，“七座明矾山”在教会辖地托尔法被发现，就在意大利西海岸几里处，靠近奇维塔维基亚。

教皇当局立刻占有了这个珍贵的矿物资源，并声称：即刻起，任何进口土耳其明矾的人将会被驱逐出教会，从而垄断了明矾贸易。确实，这种保护珍贵收入来源的措施太强硬，甚至很快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从此以后，任何使用进口土耳其明矾的人都不能得到宽恕。然而，垄断贸易（类似高利贷）是教会法律明确禁止的，因此引发了教义问题。幸运的是，教皇法院的神学专家很快发现了法律漏洞。当明矾矿使无宗教信仰的土耳其人失去收入时，他们会被迫习惯于更严格地遵守基督教教义；这充分证明，这种明显不正当的手段是正当的，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垄断贸易当然是无罪的。

作为教皇银行家，美第奇银行被任命进行明矾交易；自然而然地，它有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以广泛的欧洲分行形式存在的市场销售网络。因此，1464年，美第奇银行在托尔法控制了几乎一半的明矾开采。这一定是一笔相当大的交易，众所周知，1471年，在托尔法，明矾的年采掘量大约为7万坎塔（坎塔是古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体积量度单位，相当于一酒壶的量或是一大啤酒杯的容量），大约相当于3444吨。

由于科西莫病得很严重，无法监督这项生意，因此在他去世那年由皮耶罗的岳父——罗马分行的经理乔凡尼·托纳布奥尼负责。科西莫死后，托纳布奥尼开始向皮耶罗抱怨明矾市场几乎赚不到利润。由教皇当局控制的全面垄断非常不稳固，明矾市场经常被搅乱，导致价格暴跌。他建议皮耶罗要么完全放弃明矾贸易，要么就设法从教皇当局那里获得垄断经营权，将销售价格固定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但是，1465年发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的战争，致使教皇保罗二世撤回了在美第奇银行的账户，并把它转交给了他的一个亲戚。

这使美第奇银行陷入窘境：在保罗二世的控制下，想继续经营明矾生意都很困难，更别说要想垄断明矾市场。皮耶罗再一次在他儿子身上冒了一次险。1466年3月，他派他17岁的儿子洛伦佐去罗马，不仅因为他年轻，更是因为他惊人的商业判断力。皮耶罗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抵达罗马的洛伦佐，让他“任何事情，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处理”。

皮耶罗已经交代洛伦佐该说什么：只有美第奇银行负担得起配备长途航行的大型划艇，运送明矾到伦敦以及西欧回家。当出现海难或是遇上海盗时，任何小型代理商就会破产，而美第奇银行负担得起这样的损失。洛伦佐的社交风度和皮耶罗的论据的结合令人信服，最终赢得了胜利。1466年4月1日，美第奇银行被授予明矾独家经营权，就在皮耶罗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托纳布奥尼高兴地向他保证，从现在起，在伦敦和布鲁日市场，明矾的价格将会是先前的两倍，未来几年，确保了美第奇银行一大笔收入。

这笔收入究竟有多大，估计出的数据也是众说纷纭。据悉，每开采一坎塔明矾，银行只支付教皇当局不到2弗罗林的开采费；而美第奇银行在布鲁日每坎塔明矾一般赚3~4弗罗林。即使考虑海运花费，银行每年仍获利大约7万弗罗林，这的确是一笔巨款。而直到1420年，整个美第奇银行在23年里的全部利润，才只有152000弗罗林。

被痛风折磨的皮耶罗还保持了美第奇家族另一个伟大的传统——资助。当科西莫致力于以建筑的形式为第奇家族留下永恒的遗产时，他把委托创作绘画艺术的授权交给了他的儿子乔凡尼和皮耶罗，这个决定不仅显示了他们在绘画方面的兴趣，而且也有炫耀知识的意思。当他的父亲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自己统治时期最繁忙的五年时间里，皮耶罗都会定期委托画家画一些作品。他继续资助他父亲喜欢的艺术家多纳泰罗。

1466年，当多纳泰罗去世的时候，遵照这位艺术家的遗愿，他把多纳泰罗葬在圣洛伦佐大教堂中科西莫墓碑的旁边，这表现出美第奇家族对为他们工作的艺术家的深深的情感。美第奇家族最先公开承认艺术家不只是工匠，艺术家才自信地与人文主义者携手并进。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用他们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世界，的确，这些“天才”艺术家的思想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被传承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艺术家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智慧、独特的行为和独特的自信——然而，矛盾的是，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们独特的心理上的痛苦。

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艺术家弗拉·菲利波·利比，他被科西莫雇用，为皮耶罗工作，并成为年轻的洛伦佐的朋友。利比出生在1406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屠夫的儿子，他很早就成了孤儿，靠贫穷的姑姑把他养大，他经常是一个赤着脚的街头顽童，这个时期，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15岁的时候，他的姑姑怒气冲冲地把他送到了奥特尔阿尔诺的圣玛利亚·德尔·卡迈恩修道院里，在那里，他宣誓成为一名加尔默罗会修士（他的名字“弗拉”是修道士或是“教友”的缩写）。修道院的生活对难以管教的利比多少有一点效果，但这对他的性格形成了另一种影响。

1426年，25岁的文艺复兴创始人马萨乔，受雇于圣玛利亚·德尔·卡迈恩修道院，为修道院小礼堂的墙壁画一组壁画。马萨乔是最早发明写实画法的画家之一，他赋予壁画中的人物以逼真、引人注目的感染力，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利比被深深地吸引了，他长时间地注视着工作中的马萨乔。当马萨乔发现了利比有绘画天赋时，他开始向年轻的修道士展示他的绘画秘诀：光和透视画法的运用，了解一些解剖学和对情绪的描绘。

两年后，也就是1428年，马萨乔去世了，但是，他独特的绘画技法在利比的艺术才能上得以充分的实现。没过多久，利比离开了修道院，带着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去了帕多瓦。这一时期，他的绘画作品没有一幅被保存下来，然而，他的独创能力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由于他独特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很明显地就能从这一时期其他帕多瓦画家的作品中辨认出来：一种新思想正在通往绘画领域，得到新的发展。

可能是由于与一个女子闹不和，利比郁闷地离开了帕多瓦，沿海岸向南旅行至安科纳。在那儿他继续航行，不料被摩尔人的海盗俘虏，海盗把他当作奴隶带到了北非。在被囚禁的18个月里，他在囚室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当地哈里发（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的肖像。穆斯林严格规定禁止具象的图像，所以哈里发以前从没见过自己的肖像。他非常喜爱这幅肖像，因此释放了利比。因为故事来源于利比本人，不可避免地被怀疑是编造出来的。不可否认的是，大概在这个时期，他在那不勒斯出现，一方面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一方面也出没于妓院。或许是在这个时候，也或许是一段时间以后，他被短暂监禁，并因欺骗行为被当众痛打一顿。不管怎么说，在1437年，他确实离开了那不勒斯，回到了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他设法获得了圣安布罗吉奥的授权，画一幅圣坛背壁装饰画，这幅壁画展示了他的才华，同时引起了科西莫的关注。甚至到今天，这幅作品仍显示出它的独特之处。圣母玛利亚的面容从背景中突显出来，就好像是浮雕一样。据说，利比掌握这项技术是通过研究多纳泰罗的浮雕作品。这幅画首次面世时，它的效果同富于表情的面孔一并引起了轰动。这幅画让人明显地感到每个女士都是他了解的人，甚至连她怀里的那个脸蛋胖乎乎的婴儿也似曾相识，而不是理想化的典型（见彩插图Ⅲ）。

在这一时期，由于画家被雇用的途径主要来自教会，所以利比的委托也几乎都来自教会。或许是不可避免地，由于他的个性的原因，这些作品都没有渗透出人物深深的灵性，但他们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真实性。他的天使报喜系列、圣母系列和圣坛背壁装饰画，都描绘了非常逼真的场景，他们的姿态和表情都相当的逼真。优美的线条和颜色，让人联想到帕多瓦的画家：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让波提切利骄傲的线条和色彩。

利比的艺术才华，也仅仅是这一点，或许能解释当科西莫与这个桀骜不驯的艺术家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是无限的耐性，因为利比总是以不断的忘恩负义回报他的资助人，这都是因为他阴晴不定的性格。对于利比，美第奇家族不得不完全履行他的教父职责；科西莫，还有后来的皮耶罗，很快学会了拒绝支付委托金，直到他完成委托，尽管有时这样做会降低他的积极性。万不得已，他们在美第奇宫殿为利比开设了一间画室，在那里，他的行动受到限制——美第奇家族为他提供了饮食和绘画材料。

除此之外，门是锁着的，直到他完成委托的作品。这种时候，利比总是被迫睡在画室；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一次他设法逃离，于是撕毁了床单，把那些布条系在一起，让自己顺着它滑到街上逃走了。然后，他消失了好几天，科西莫派他的仆人到梅卡托·维基奥（现今的共和广场）的妓院寻找他，到圣克罗克区域（沿着阿尔诺河北岸向市中心的东部区域）边缘的贫民窟的酒吧寻找他。然而，利比一定是尽到了本分，才得到科西莫对他的雇用。也是出于对艺术家的同情理解，这件事后，科西莫决定“以后试着用爱心和仁慈约束他，并允许在他高兴的时候自由出入”。

或许是受这一策略的启发，1446年，科西莫鼓励利比远离佛罗伦萨的奢侈生活，到乡下普拉托工作，就在西北10里处的山脚下。由科西莫推荐，利比接受了圣史蒂芬教堂牧师的委托，他正是科西莫的私生子卡尔罗：利比将在他的一幅壁面中加入他的肖像。

不久后，利比受普拉托的圣玛格利塔修道院的修女委托，画一幅圣坛背壁银装画。他设法说服女修道院院长，让19岁的修女柳克丽兹·布提做圣母玛利亚的模特。几个月后，布提怀孕，两个人一起逃跑了。由于他们两人都担任着圣职，所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丑闻，教会主管当局最后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教皇。这次，科西莫用了他所有的影响力来解决这件事。

1458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色情小说作家皮卡鲁莫尼成为教皇庇护二世，当他来到佛罗伦萨时，科西莫恳求他调查利比和布提之事。最终，他们两个得到教会的赦免，教会允许他们结婚并与他们的小儿子（他长大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画家菲利皮诺·利比）一起组建一个家庭。然而，老利比很快遗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此之前，他创作了一系列杰出的宗教杰作，也做出了更多不可饶恕的越轨行为。有一次，他终于因侵吞财物被他的助手控告，结果，他被绑在架子上拷问，直到彻底屈服。1469年10月8日，63岁的利比死在斯波莱托。据说，他是被一个遭他诱奸的年轻姑娘的亲戚毒死的。

令人惊讶的是，利比被埋葬在斯波莱托的大教堂里，几乎可以肯定是受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这是患痛风的皮耶罗的最后行为，就在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死于众所周知的疾病。最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了一名谦逊的、多半是明智而又果断的统治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只能躺在美第奇宫殿的床上时，他获悉，他的派系中的几个难驾驭的年轻成员，开始利用美第奇的支配地位——“好像上帝和命运已经把城市作为牺牲品送给了他们”，像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

当其他家族成员从圣洛伦佐教堂（通常被视为美第奇家族的领域）附近的繁华区域经过时，他们有时在夜晚被伏击，有时甚至在白天。尽管皮耶罗病情严重，但他还是把一些头目召集到他的床边，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在佛罗伦萨街头对某些家族构成威胁，他将不得不召回这些家族被流放的领袖，以保护美第奇家族成员和他们的亲友。最后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果然奏效，佛罗伦萨的街头再次恢复宁静。皮耶罗的遗产使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间恢复了和平。

第三部分　王子和命运预言家

第12章　文艺复兴王子

1469年10月，在皮耶罗去世后的第二天，佛罗伦萨的杰出市民代表团，到美第奇宫殿慰问他的儿子洛伦佐。代表团由托马索·索德里尼带领，在他的哥哥尼科洛反叛直到被流放的过程中，他始终忠于美第奇家族。代表团首先对他父亲的去世向洛伦佐表示哀悼；然后，就像洛伦佐在他的简史《美第奇家族简史》中写的那样：“尽管我还年轻，只有20岁，但是，他们鼓励我承担起照管城邦的责任，像我父亲和我祖父所做的那样，美第奇家族继承权得到了认可。”洛伦佐继续写道：“这个提议当然违背了我年轻的天性。对我来说，感觉负担和危险都太多了，我不愿接受它。”这样的谦逊当然是错误的（洛伦佐的情况是少有的情况），从年纪尚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当领袖的准备，这是他长期意识到的事实。然而，他的羞怯不完全是装出来的，因为他知道，佛罗伦萨市民一直希望看到他们自己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这是值得他们骄傲的爱国传统，这使他们区别于意大利其他的城邦。

这个存在于现实和宪法权力之间的、本质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将继续被接受，只不过是因为所有人都接受了这种容易被识破的伪装。在他的简史中，洛伦佐继续解释他愿意“掌管”这座城市的原因：“我这样做，目的是想保护我们的朋友和财产，因为在佛罗伦萨，任何对政府没有控制权的富人的结果都很糟糕。”形势不可逆转：美第奇家族被视为统治者，只是没授予头衔而已——然而，他们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原因是为了生存。在洛伦佐时代，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还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孩子，他将洛伦佐统治的矛盾性贴切地描述为“宪法共和国的一位仁慈的暴君”。

洛伦佐出生于1449年，他的一生处在美第奇家族权力最辉煌的年代。当他还是孩子时，就深受他的祖父科西莫的宠爱。一天，当年老的科西莫正在会见来自卢卡的重要代表时，他的孙子突然拿着一个木棍闯进来。洛伦佐问他的祖父是否能把这个木棍雕成一支笛子，科西莫立刻开始削木头。孩子快乐地举着他的新笛子离开。来自卢卡的代表对科西莫中断重要的会议提出抗议，他无畏地回答说：“你们不也是父亲或是祖父吗？你们很幸运，因为孩子没有要求我用他的新笛子演奏一些歌曲。如果他要求，我当然会继续满足他。”

对洛伦佐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母亲柳克丽兹（她的娘家姓托娜布奥妮），她极深的、有创造力的艺术个性，融入美第奇家族的传统，这在先前并不明显。有关这一点是洛伦佐教育的另一形成方面。到目前为止，佛罗伦萨有权势的家族主要以宗族的形式存在，这不仅反映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也反映出他们生活在哪里。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宗族家庭几乎都一起生活在家族宫殿里，由一个领袖主管大部分的共同生活；忠诚，对于一个大范围的团体来说，将被纳入宗族的共同性，这对住在宫殿之外的宗族家庭也同样适用：这些家庭将会住在宫殿周围的房子里，与宫殿聚集在一起。

然而，佛罗伦萨的主要家族为他们自己建造的新宫殿，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这些宫殿是非常庞大的：如皮特家族建造的那座，比欧洲的一些统治者的宫殿还要大。但是，随着人文主义个体的出现，家族开始分裂成个别的小家庭——从新宫殿的室内设计和他们使用的方法上，反映出一种进步。

美第奇宫殿是为一个家庭和他们的家眷建造的，而不是为整个家族；而在巴迪宫，他们先前居住的建筑，霸占了整个巴迪住宅街，它的大门是为家族的所有成员而敞开的。在美第奇宫殿的情况相反，住在宫殿里的家庭，可以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小家庭生活开始逐步从共同生活中分离出来。

这种家族约束力的放松，导致家庭内部的约束力更加严格——父母更加亲近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孙子。这就见证了科西莫对卢卡代表说的话：“你们不也是父亲或是祖父吗？”他知道与洛伦佐一起游戏几乎同与外国代表会晤一样重要，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卢卡的代表成员，由于还完全没有接纳文艺复兴的思想，根本不理解他在说什么。

就在洛伦佐出生前五年，美第奇家族搬进了在拉尔加大街上的新美第奇宫殿，这很有意义。对他来说，这将导致他和他母亲之间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这也促进了他与弟弟朱利亚诺之间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皮耶罗与他长子的关系似乎更亲近，并且比上一代的父子关系更微妙。例如，乔凡尼对他儿子科西莫的影响几乎是绝对的，不止一次，科西莫的重要决定和他父亲的想法一模一样。只是后来，在乔凡尼去世后，科西莫设法从他父亲的精神影响中走了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个性。从另一方面说，在科西莫和他儿子们的关系上，很重的父权制的影响已经因亲近而得到缓和：当遭受痛风折磨时，他们一起卧病在床。儿子们也被委以重任，把委任画家如此重要而又代价很高的生意授权给他们。这种信赖的得以实现靠的是皮耶罗的谨慎和果断：他的决定不止一次挽救了局面，然而，他有可能把几乎同样需要做出决定的使命，交托给他年轻的儿子洛伦佐。皮耶罗和他儿子间的关系已经异常亲近，这是美第奇家族先前不曾有过的。

当祖父科西莫去世，皮耶罗继承统治权时，洛伦佐只有15岁。皮耶罗一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为洛伦佐不仅做好了继任领袖的准备，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成为他父亲统治的公然代表。这不是夸张，因为在他5岁时，洛伦佐就代表他无行为能力的父亲，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代表，完成外交使命。他的第一次使命，是参加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的儿子和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的女儿的结婚庆典。“要时刻注意礼貌和机密。”皮耶罗写给他年少的儿子的信上这样写道，“要像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男孩。展现你的见识、勤奋，具有男子气概的尝试，这样你才能被委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

皮耶罗对他年轻的儿子如此依赖，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不久又派他出使博洛尼亚、费拉拉和威尼斯。在他只有17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一些外交经验。1466年，在他被派去罗马会见教皇保罗二世时，他就带着为美第奇银行获得明矾生意垄断权的棘手任务。

也就是这一次，皮耶罗在他儿子身上犯了一个严重的大错。在洛伦佐到达罗马的时候，皮耶罗希望洛伦佐向他舅舅——能干的罗马分行的总经理乔凡尼·托纳布奥尼学习银行管理。当然，由于环境的原因，这种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星期：洛伦佐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学习银行业务。他的个性、他的艺术领悟力和他炫耀的性格，完全不适合管理家族银行那种一丝不苟的，并且通常都要相当谨慎的交易。

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严重的缺点，但是，眼下，这只不过是一个小缺点，很容易凭借值得依赖的经理的权威和建议得到解决，这些经理日复一日地关照着美第奇银行的每家分行。

即使在这个年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洛伦佐非常有才干。在家族的传统中，他接受了最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在欧洲，没有哪个王子能够在新知识领域接受如此良好的家庭教育。首先，他受到老练的拉丁语学者真蒂利·贝奇（后来成为阿雷佐镇的主教）的指导，从他那里，他学会热爱奥维德的诗、西塞罗的雄辩术和公民价值观。后来，他从科西莫的门客马斯里奥·菲奇诺那里学会了希腊语，菲奇诺极具感染力的热情，把对柏拉图理想主义哲学的深度热爱，逐渐灌输给了洛伦佐。菲奇诺非常喜欢教洛伦佐，评价他是“天生的快乐性格”。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洛伦佐就在科西莫的鼓励下，参加著名的柏拉图学员会议。在那里，他由开始的旁观者，很快加入他们高水平的知识辩论。他曾听到布雷奇奥里尼和科西莫人文主义者圈子内的其他成员讨论希腊哲学的新发现、艺术的最新思想和科学。洛伦佐还听到了乔安尼斯·阿盖罗普罗斯的论点，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佛罗伦萨的全基督教会议上首次与科西莫相识，后来在意大利定居，在古希腊学问的复兴上扮演了一个杰出的角色。所有这些事物对洛伦佐都显得如此新鲜，尽管它们已经沉睡了1000多年。洛伦佐是受佛罗伦萨传统知识影响下的产物，这些传统都依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洛伦佐的教育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能学习到的知识。他喜欢打猎，骑着马带着猎鹰以及和一群男孩子一起尽情地玩早期无规则的球赛，那就是现代足球的先驱。他强壮、聪明而且充满活力：天生是一个领袖。在户外骑马时，他喜欢带领一群人唱一些滑稽下流的歌，他经常当即对这些歌加以巧妙的发挥。所有这些不只是可以理解为夸大了一个伟大人物的青年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龄，当他父亲首次把外交任务交托给他的时候，洛伦佐也开始创作出他的第一首原创诗。这首诗是用托斯卡纳方言写的，而不是采用较正规的拉丁语。

17岁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让他自信地断言：“托斯卡纳方言和拉丁语一样能如实地表达很多主题和感想。”这是伟大的诗人但丁所捍卫的意大利方言，这种方言将进化成为意大利语，洛伦佐长大后，由他所创作的一些诗句完全有资格载入意大利早期诗作的行列。

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洛伦佐就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从他的一些肖像上我们知道，他的实际相貌显然平凡得很。就这一点，他极像美第奇家族的人。不可否认，他土黄色的相貌是丑陋的，中分的直发垂落在肩头。在突出的眉脊下面，一双眼睑重垂的眼睛，很像他的父亲。他的下巴微微上翘，下嘴唇凸出，他的鼻子宽而且扁，简直到可能丧失嗅觉的程度——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审美方面以及他的诗中经常使用其他感官。他行动笨拙，身材高大魁梧，但是很难看；只有他的手纤细修长。据马基雅维利所写：“他的嗓音很难听，让人听了不愉快，因为他用鼻音说话。但事实上，他对女人是有吸引力的。”而男人本身似乎都不喜欢他的相貌。

这些形成对比的特性在他个性的描写上被不断重复。据马基雅维利所写：“你会同时看到他庄严的一面和热情洋溢的一面，这两种个性被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联系在一起。”洛伦佐的性格之谜打动了一些富有感知的观察者。他的朋友、诗人波利齐亚诺这样描述了他和朋友度过的一天：昨天，我们全部骑着马离开佛罗伦萨，高兴地唱着歌，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停止谈论宗教事情，提醒自己今天是大斋节。他们停止了豪饮，波利齐亚诺就“才华”问题展开评论，就是这个问题，洛伦佐使大家活跃起来。那天晚上，他坐下来读圣奥古斯丁哲学，然后，阅读变成了音乐，大家跳起舞来。第二天早晨，洛伦佐做的第一件事是离开大家去做弥撒。“就这样，洛伦佐和他的朋友度过了24个小时。”

这样的事似乎太多了。然而，紧张急速的节奏和精神状态的急速改变将会持续下去。这一时期，佛罗伦萨享有特权的青年朝气蓬勃地生活。一个朋友描述了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有一封给洛伦佐的信：“整座城市被大雪覆盖——对一些人说，这是讨厌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得不待在户内，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快乐的来源。在清晨两点，借着雪光，演奏着小号和笛子，一群人开始对着他们中一个人的未婚妻唱小夜曲，并开始向她的阳台扔雪球。多么热闹的场面啊，有人成功地把雪球扔到她的脸上，她的脸顿时雪白……而美丽的玛莉埃塔，开始熟练地用雪球回击我们，当小号奏响时，其他人在夜色中欢呼。”

这样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提到这件事，美第奇家族的传记作者杰·弗·扬指出了洛伦佐的诗的贴切：

青春多美啊，

却是如此短暂。

不要在悲伤中浪费时间，

来日不多。

但是，这是一首抒情诗，它反映了那样一个场景，也反映出了洛伦佐的性格。如果存在于洛伦佐“双重性格”之间的是一种“无形的束缚”，那么它理当存在这两方面的特性：分享和反省。

像他的祖父一样，洛伦佐深深地热爱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据柏拉图思想所说，世界只不过是一场梦，只不过，这个梦由一些完美的抽象概念构成。这种美深深地吸引着洛伦佐，激发着他的创造力；但是，菲奇诺犀利地评论说，洛伦佐不相信柏拉图，他只是利用他——尽管洛伦佐很有可能在利用柏拉图达到发挥他的创造力的目的。在这之后，一次短暂的酒后欣喜若狂的活力，造成了一种超脱的假象，几乎是想暗示对哲学的沉思，这理所当然地形成洛伦佐性格中较深沉的特性——不顾一切的自信、偶然的勇敢无私的行为。

洛伦佐究竟有什么地方让人担心呢？皮耶罗不存在任何侥幸之心地做了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他着手为他的长子安排一桩美满婚姻。佛罗伦萨的主要家族，持续以联姻的形式巩固他们的同盟，皮耶罗曾向皮特许诺，他将会让洛伦佐与他的一个女儿结婚。这个问题很快被搁置下来，原因有两个：皮耶罗后来获悉，皮特曾经坚决主张杀害他，以及接下来失败的政变和皮特卑躬屈节的怯懦，这个曾经有权势的人物，现在被佛罗伦萨市民嘲笑和轻视。

皮耶罗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食言了，但他也打破了佛罗伦萨的旧传统，没有让他的儿子与当地的主要家族联姻；颇有争议的是，他决定去更远的地方，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当然，他病得很严重，不能亲自外出，这项预先调查工作就落到他的妻子柳克丽兹身上。以拜访她哥哥乔凡尼·托纳布奥尼为借口，柳克丽兹被派到罗马，并且带回了16岁的克拉丽斯·奥西尼的情况，表示就是皮耶罗想要为他儿子寻找的姑娘：“她个子很高，皮肤白皙。她俊俏温和，没有佛罗伦萨女孩的矫揉造作，而且她很容易接受训练……她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我不能断定她的胸部大小，因为罗马人把它们遮掩起来，不过看上去似乎发育得很好……她看上去很普通，但又非常不同于我们的女儿。”这些是在安排婚姻前的评价报告，柳克丽兹附带说明：“要是洛伦佐同意，他会告诉你。”

尽管这样，洛伦佐看上去在这件事上有点谨慎；皮耶罗有他自己的打算，要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选择一个罗马妻子。他不在乎招致佛罗伦萨人的不满，因为罗马人被认为心胸非常狭隘，佛罗伦萨人视他们自己为新罗马人，是古罗马衣钵的继承人；与罗马家族联姻，表明佛罗伦萨的家族都不够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奥西尼家族是古老而著名的罗马民族，他们的家族邸宅是意大利中心最宏伟的城堡，坐落在罗马西北20里处的布拉恰诺湖岸上。而且，在那不勒斯近郊有很大的庄园。最主要的是，他们拥有保护他们自己的相当庞大的私人军队。皮耶罗已经从最近由皮特领导的叛乱中吸取教训，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一旦美第奇家族需要军队支援，他们将不会被迫依靠其他的援助；当需要动用武力时，他们将凭他们自己的权利，调动到可靠军队的领导者。

然而，这不是全部理由，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皮耶罗正在继续进行着由科西莫传承给他的美第奇家族的秘密议程；与奥西尼家族联姻，是美第奇家族首次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意大利贵族家族联姻。美第奇家族或许会成为教皇银行家，因为奥西尼家族在宗教权力机构中很有势力；奥西尼家族成员长期任大主教，而且有一位甚至做了教皇。通过洛伦佐与奥西尼家族联姻，皮耶罗无疑看到了希望。

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佛罗伦萨市民果然不喜欢为洛伦佐选择一个罗马新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皮耶罗决定组织佛罗伦萨市民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以庆祝他儿子的婚约。事实上，皮耶罗这个时候病得相当厉害，已经不能亲自组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由洛伦佐自己承办。就是这时，洛伦佐开始显露出他的本性，他决定办一场壮观的马上比武大会，于是，1469年3月，在圣克罗克广场的角斗场，比武正式举行。

我们能够想象，石板铺就的广场被用沙子覆盖（防止马蹄子打滑）。广场的一侧，设立了一排看台，并装饰有色彩鲜艳的凉棚，那是佛罗伦萨主要家族坐的地方。广场另外三面的建筑物下面，挤满了穿着鲜丽的群众，一些人从用彩旗装饰的窗户和阳台上探头观看，甚至有一些人爬上高高的屋顶，头上是蔚蓝的天空。

当18个骑士骑着马出现时，穿制服的宣令调度官吹响了喇叭，每一个骑士，都由一个穿着束腰外衣、色彩鲜丽的男孩儿引领着进入角斗场。骑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排成纵队经过看台，经过“马上比武大会皇后”宝座前时，骑士们降下他们的矛枪；这个皇后就是柳克丽兹·多娜提，一个杰出市民的年轻的妻子，由民众推选为城市最美的女人。骑士们耀眼的盔甲和有羽毛装饰的钢盔，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当他们骑到赛场时，他们向欢呼的人群举起有纹饰的盾牌。似乎没有人比骑在用红白两色的天鹅绒装饰的白马上的洛伦佐更华贵，猩红色的白披风从他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美第奇盾牌装饰有闪闪发光的钻石。马上比武开始了，每个骑士都骑马对抗着另外一个骑士，直到胜利者把他的对手从马上挑下来。当马蹄子砰砰地踩在铺沙的石板上，两个比武的骑士骑在马上相向着冲向对方时，群众大声呼叫着……

阿喀琉斯的愤怒激励他们的长矛铿锵有力地相击，

他们闪闪发光的盔甲甚至可以与埃特纳火山的火焰相媲美。

马上比武大会的真实细节，被洛伦佐的朋友、诗人卢格伊·普尔奇记录了下来，他的《马上比武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叙事诗歌。尽管比武主要展示出刺激和冒险性，但是，没有人希望受伤，尤其是洛伦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意外，在马上比武初期，伟大的雇佣军将领蒙泰费尔特罗、乌尔比诺的统治者，意外地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是，在这种场合，不该出任何意外；当然谁将获胜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像洛伦佐承认的那样：“我被授予第一名，尽管我不能很好地熟练使用武器，以及怎样熟练地攻击对手。”这件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佛罗伦萨市民兴高采烈地散开了。洛伦佐认真总结了这次经验，事后发现花费8000多弗罗林，比克拉丽斯许诺的陪嫁多出2000弗罗林！然而，这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

四个月后，克拉丽斯抵达佛罗伦萨举行婚礼，她是骑着洛伦佐的白色战马去教堂的，洛伦佐骑着在马上比武大会获胜的马，那是那不勒斯国王送给他的礼物。在美第奇宫殿，结婚庆宴持续了三天；在内院和花园里，摆满野猪肉和乳猪肉的餐桌，在色彩鲜丽的凉棚下排开，乐师在阳台上演奏，客人在奥西尼和美第奇两个家族的权力紧密结合的舞台下欢快地舞蹈，300桶上好的托斯卡纳葡萄酒被喝得精光。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回家了，或许只有新郎和新娘除外，因为事实很快证明洛伦佐和克拉丽斯是一对不相配的夫妻。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洛伦佐也是一个难以容忍的人——在女人看来，他极其丑陋。洛伦佐似乎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写纯粹柏拉图式的十四行情诗上。作为长期确立的意大利传统；每位诗人都希望有他的“爱”，就像但丁有他的贝雅特丽齐、彼特拉克有他的劳拉一样。像这样的关系甚至成为诗的素材；就这样，洛伦佐给马上比武大会的皇后柳克丽兹·多娜提写情诗，并且，他还继续给作为佛罗伦萨之美的、她的继承者写诗。

克拉丽斯是一位才智平平且有点乏味的年轻女子，但确信有她自己的优势。那些世俗的佛罗伦萨社会活动让她不知所措，她不予理睬。她对洛伦佐的意见有时也同样持不赞同的态度，尽管大部分时间她都是保持缄默。事实上，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在相当努力地维持着正常的意大利婚姻的表象，这种表象很快变成了人们眼中的大部分事实——最后，洛伦佐和克拉丽斯有了多达10个孩子（其中3个童年时就死了）。他们经常分居，他们给彼此写的信件是一种不带感情的家常话。她写道：“如果你有什么有关国家秘密的新闻，写信告诉我。这将给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带来无比的快乐。”尽管她经常向洛伦佐唠叨，当他不在的时候，他的朋友认为她很愚钝而轻视她。

在圣洛伦佐教堂的钟声为庆祝洛伦佐的婚礼鸣响数月后，教堂再次为他父亲皮耶罗的死而鸣钟，20岁的洛伦佐承担了他早做好准备的职责。像他父亲在他面前一样，他开始合算账目，“发现我们拥有237988斯库多”，当时相当于大约20万弗罗林。在他父亲短暂的执政期内，并没减少家族的财富，并且美第奇银行的全部利润显示出相当兴旺的状况，他们靠明矾的垄断维持着。

然而，不久出现了麻烦，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曾经和阿齐艾乌奥利一起被患痛风的皮耶罗流放的一名谋反者，一个想复仇而又无道德原则的名叫伯纳多·纳迪的人，发动了一次攻击。他率领一支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普拉托，距公路只有10里，据说，他是在进军佛罗伦萨之前，在这里等待由内史尼率领的后援部队。西尼奥列政府立即召集城市的全体民兵，命令他们火速进军普拉托。

幸运的是，这件事逐渐平息下来，成了虎头蛇尾，因为当佛罗伦萨士兵抵达普拉托时，他们发现叛乱已经结束。当地的市长塞斯利·彼特鲁奇已经召集普拉托的民兵，俘虏了纳迪和反叛分子，并公开绞死了所有头目。洛伦佐对彼特鲁奇的果断行动感到十分高兴，不仅解救了佛罗伦萨，还显示出乡下的人民是支持美第奇统治的。遵照他祖父科西莫在被流放回来时的安排，洛伦佐当场就指定，彼特鲁奇将是未来的地区市长。这样的人总是比美第奇派的长期成员更忠诚，彼特鲁奇也不例外（他最终成为行政长官，同样，在帕奇家族谋反期间，是他的及时行动为美第奇家族赢得了时机）。

普拉托事件过去好几个月后，在城市里，井然有序的美第奇政治核心组织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对。委员会拒绝美第奇家族的推荐，托马索·索德里尼建议，成立选举西尼奥列成员的监督委员会。这导致了恢复由抽签决定的更民主的选举，讽刺的是，这种非常的方法使索德里尼的哥哥、谋反者尼科洛·索德里尼，当选为行政长官。洛伦佐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决定权再次为美第奇家族所有，在组织正式任命之前，使美第奇家族拥有更加稳定的掌控权。他强烈主张，在应对敌人的时候，佛罗伦萨需要一个“坚定不移的政府”，以此来为他的行为辩护。从这次开始，所有主要委员会（不管是有关战争的、财政的还是公共秩序的）都将由大部分美第奇家族成员来担任。

洛伦佐现在开始放手巩固佛罗伦萨的外交政策，1471年，过于敏感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被邀请正式访问佛罗伦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博纳——萨伏伊王室成员（斯福尔扎继续维护与萨伏伊王室联姻的传统，借此来保护米兰北部边界）。为欢迎加莱亚佐的来访，洛伦佐举办了另一次庆祝盛典，既得到民众的喜欢，又得到高贵的来访者的重视。加莱亚佐带来了2000名身着锦缎的骑士、穿制服的士兵、放鹰狩猎的猎人，以及500只猎犬组成的庞大的随行队伍。佛罗伦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佛罗伦萨市民，尤其是它的统治者，很乐于暗暗展示它的文化优势。加莱亚佐住在美第奇宫殿期间，宫殿里一流的肖像和雕塑让他深受启迪，回到米兰后，他也开始委托艺术家和建筑师装饰他的城市。

科西莫曾经鼓励加莱亚佐的父亲、前任雇佣军将领斯福尔扎委托建造建筑和雕塑；早在文艺复兴初期，米兰就得到当地美第奇银行经理皮格罗·波提纳利的帮助，当地的美第奇银行给了斯福尔扎很多支持。但是，就文化而论，米兰在许多地方落后于佛罗伦萨。城市正在兴建的大教堂正好说明了这一情况，是明显的哥特式的建筑——一个伟大的古建筑，具有尖顶和扶壁，在14世纪的法国和德国曾建造过。正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艺术的鼎盛时期，美第奇家族在金钱方面的支持是如此强大，正开始向周边的意大利城邦扩展。

尽管这样，与这些城邦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改善：意大利政治仍然和以往一样动荡和困难，极其微不足道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一场意想不到的外交窘遇。洛伦佐为欢迎米兰公爵加莱亚佐而展示出来的慷慨，遭到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的忌妒，毕竟，他曾在洛伦佐结婚时送给他一匹极好的白色战马——佛罗伦萨年轻的统治者打算成为他的朋友。

1471年，教皇保罗二世去世，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继位；这个世故的锡耶纳人文主义者，有着完全不易相处且坚定的性格。西克斯图斯四世出生在热那亚附近的利古里亚沿海地区，年轻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圣方济各修会，他不仅早熟，而且非常精明，才华出众。这些结合他的虔诚和雄心，使他能够在宗教权力机构中迅速得到提升；57岁的时候，他被选为教皇。他的形象很可怕，但是显现给人们的却是令人钦佩的形象：个子很高，很粗壮，头很大，鼻子扁平，没有牙齿。他决定恢复教皇职位的政治权力。他的首要目标是取得意大利主要教会辖地的控制权，现在，这些大部分教会辖地，名义上几乎完全是独立的。

1471年，洛伦佐率领佛罗伦萨代表团，前往罗马祝贺新教皇就任；就表面看来，这个年轻的重要访客给西克斯图斯四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同意继续把教皇账户交给美第奇银行打理，但不愿意任命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为红衣主教；尽管他们与奥西尼家族联姻，但是，美第奇家族仍然不能进入宗教权力机构等级森严的组织之内（洛伦佐不知道，西克斯图斯四世已经计划把他至少六个侄子任命为红衣主教），作为安慰，教皇把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的半身大理石雕像，送给了洛伦佐。

这次又引来了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的忌妒。这一消息附带着恶意扩展的传闻，影响着佛罗伦萨的主要盟友。谣言出自阿塞里托·波提纳利，他已经让他的哥哥皮格罗继任米兰的美第奇银行经理，谣言暗示加莱亚佐将成为危险的威胁，他的怪异行为越来越多，包括最近，当他的占星家（一个牧师）预言加莱亚佐将执政长达11年后，他用砖把他堵在一个小牢房里，只给了他一杯酒和一个鸡爪。

然而，洛伦佐很少有时间思索这种不祥的传闻，因为他现在正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沃尔泰拉之外的地区最近发现了明矾矿，这是佛罗伦萨统治下的托斯卡纳南部的一个城镇，沃尔泰拉的主管当局把采矿特许权批给了一家公司和美第奇家族。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明矾矿的矿藏比先前预想的要大得多，因此沃尔泰拉主管当局决定收回采矿特许权，并把它交由自己的市民来管理，但是这一措施被佛罗伦萨的主管当局驳回，当消息传到沃尔泰拉时，发生了一场暴动，很多佛罗伦萨人被杀。一个美第奇股东被从窗户扔出来，而由佛罗伦萨任命的当地市长，则把自己关在宫殿里，借此逃避厄运。

没有遵照托马索·索德里尼和佛罗伦萨西尼奥列政府的忠告，洛伦佐认为有必要展示他们的武力了；如果沃尔泰拉摆脱了佛罗伦萨的统治，那么托斯卡纳的其他城市很有可能轻易效仿。雇佣军将领蒙泰费尔特罗、乌尔比诺的统治者，被雇来率领他的雇佣军进军沃尔泰拉，沃尔泰拉立即向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求助，但没有效果。经过四个星期的围攻，沃尔泰拉投降，城市的大门被打开；可是，在这种情形下，蒙泰费尔特罗失去了对他的雇佣军的控制，他们继续横冲直撞，杀戮、抢劫以及强奸。当这个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洛伦佐非常震惊，他立即出发去沃尔泰拉；为了补偿，洛伦佐骑马来到市民中间，发钱给那些遭受痛苦的市民。他真心后悔——派兵作战是他的决定。或许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做好了当领导的准备，但是，他仍不具备祖父和父亲的实践经验，他们会首先试着缓和局势，采取暴力只能作为最后的措施。

第13章　教堂的谋杀

1476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当米兰公爵加莱亚佐走进教堂时，他被三个贵族刺伤。市民团结起来支持他的妻子博纳，可是，从阴谋中逃出来的加莱亚佐的兄弟说，形势极度不稳定；佛罗伦萨的主要盟友处在混乱当中，不能依赖。与此同时，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在发动他的战役，保卫在罗马涅的教皇领土，据说就是这个人将“在政治上普及任人唯亲的原则”，因为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军队，他安排他的一个侄子与乌尔比诺统治者蒙泰费尔特罗的大女儿结了婚，作为报答，他将获得公爵爵位。显而易见，从现在起，乌尔比诺的新公爵会利用他的雇佣军为教皇服务，而不是为佛罗伦萨服务。

同时，西克斯图斯四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任命他的亲属为红衣主教，让他堕落的25岁的侄子皮耶罗·里亚利奥做红衣主教，并兼任佛罗伦萨大主教，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市民都有看法。新的大主教有个怪习惯，喜欢赠送金便器给他的情妇，这一习惯很快传遍整座城市。尽管这不过是道听途说，但只在三年的时间，他就因沉迷于酒色而过早去世。

更严重的是，阴谋牵涉大主教里亚利奥的哥哥吉罗拉莫，人们都怀疑他就是教皇的儿子，而不是他的侄子。在他扩张教皇力量的战役中，西克斯图斯四世设法买下了整座伊莫拉的城市领土并正式任命吉罗拉莫作为该城市的统治者。在那个时候，这座城市属于米兰，它的拥有者出价40000弗罗林，因此，西克斯图斯四世向美第奇银行罗马分行的托纳布奥尼贷款来支付这笔开销。托纳布奥尼联系了洛伦佐，但是他有些迟疑，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个人账户已经欠了10000弗罗林，而且伊莫拉对佛罗伦萨有战略性的意义，它控制着佛罗伦萨通向亚得里亚海的交易之路。

此外，洛伦佐不想去得罪教皇，所以他决定拖延时间，并尽量回避这个问题。由于不习惯被拒绝，西克斯图斯四世非常愤怒，并且取出了在美第奇银行的教皇账户，或许已经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把账户转向了美第奇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帕奇银行。弗朗切斯科·德·帕奇，罗马分行的经理，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教皇的贷款请求。

帕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作为这座城市的主要家族，有着将近有500年的历史。家族的一位早期成员在11世纪从第一次神圣战争返回来时，带着从耶路撒冷的圣墓里削下来的一些燧石，这些燧石被收藏在圣阿波斯托利教堂里，成为佛罗伦萨最崇敬的圣物。帕奇家族以前就是贵族阶级，在14世纪，他们加入银行业协会。他们建立的银行很快就繁荣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在佛罗伦萨唯一能和美第奇银行竞争的银行。他们雇用了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家族宫殿，而且从财产税上显示在1457年，帕奇家族已经成为在佛罗伦萨的第二大富有家族。皮耶罗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安排了洛伦佐最喜欢的姐姐比安卡嫁给古格列尔莫·德·帕奇——弗朗切斯科·德·帕奇最小的弟弟。这两大家族联姻使他们保持着友好的竞争；古格列尔莫成为洛伦佐最亲密的朋友，在他家一起玩耍，一起去打猎。

此外，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对美第奇家心怀极大的怨恨。他是一个傲慢而又自负的人，他忌妒美第奇家族的神气劲儿，还有他们的势力和财富；现在，通过获得教皇账户，他已经成功地对美第奇家族的财富造成严重打击。在他看来，只有美第奇家族的财富才能妨碍到帕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势力。在美第奇家族恢复过来之前，现在正好是打击他们的时候。

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很清楚，美第奇家族有一些强有力的对头，只要有反对美第奇家族的行动，他们全都愿意协助。一开始，他接近粗鲁和激进的伊莫拉新领主吉罗拉莫，吉罗拉莫表明了扩张自己势力的愿望，并且表示，他看到洛伦佐被暗杀会非常高兴。弗朗切斯科·德·帕奇接近的第二个人是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提，洛伦佐的一个充满怨恨的反对者，曾经被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为比萨的大主教。

洛伦佐的朋友、诗人波利齐亚诺曾恰当地描述萨尔维亚提是一个浑噩而无知的人，鄙视一切有关人和神的法规，沉湎于所有种类的罪行和不光彩的事情中。洛伦佐曾反对萨尔维亚提在比萨的任命，而且在三年内禁止他穿过佛罗伦萨的领土，因此剥夺了他从公职中获取巨大的财政利润的机会。大主教萨尔维亚提表示非常愿意在阴谋中占据主要角色。

接下来的一步，弗朗切斯科·德·帕奇雇用了雇佣军将领詹·巴蒂斯特·达·蒙特斯科，命令他的军队驻扎在伊莫拉以及佛罗伦萨共和国东部边界多山的战略要地。他们将一直等到谋反者行动，然后进军佛罗伦萨。当洛伦佐垮台后，会引起大面积的骚乱，不过人民会非常高兴看到美第奇家族专制政权的这个结局，并将起来支持谋反者；因此谋反的军队将不会遭到反抗，并且，人们也不希望流血。帕奇家族和蒙特斯科都知道，佛罗伦萨将不可能依赖现在快乐的乌尔比诺统治者——蒙泰费尔特罗的卓越才能。

谋反者行至罗马，在那里，西克斯图斯四世给予他们祝福，把洛伦佐描绘成“邪恶和卑鄙的家伙”。然后，以虚伪的虔诚态度警告了谋反者不应该有流血，因为教皇不容许夺取人类的生命，但是阴谋者知道完成他们的目的不可能没有流血，根据出席会议的蒙特斯科说，他们继续给教皇施压，最后请求说：“神圣的天父，难道您不满意我们操纵这件事？不相信我们会完成得很好吗？”最后教皇点头了：“我很满意。”蒙特斯科和其他的谋反者一起不再怀疑教皇已经充分赞同的行为是什么。

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返回佛罗伦萨，开始计划谋杀洛伦佐，还有他的弟弟朱利亚诺——洛伦佐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弗朗切斯科·德·帕奇现在要争取57岁的家庭领袖梅瑟·杰克普·德·帕奇的帮助，他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和丝绸商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主要在法国；他回国之后曾担任过一期的行政长官，鉴于他对城市的服务，他被西尼奥列政府封为爵士。引用萨尔维亚提——比萨的大主教的话说“有他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时候，行动实际上等于失败了”。

当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和雇佣军将领蒙特斯科透漏给杰克普·德·帕奇谋杀的细节的时候，他的态度转变为“像冰一样寒冷”；他坚称这是不可能成功的。然后，蒙特斯科把谋反者与教皇交谈的详情透露给他，听到这个情况，杰克普最后被说服，同意支持他们谋反。

几次拖延后，谋反者最后定下他们的计划，并在参加行动的、值得依赖的朋友中散布了这个计划。最终他们挑选了两位牧师（其中一个是沃尔泰拉愤怒的市民）去刺杀洛伦佐。

另外挑选了一位游手好闲的贵族伯纳多·班迪尼，一位在帕奇银行存了巨资的人，他担任刺杀朱利亚诺的角色，由弗朗切斯科·德·巴迪协助。当洛伦佐和他的弟弟在大教堂参加弥撒时，他们将采取行刺行动，行刺的暗号是当牧师举起圣体的时候。这场暗杀的时间被定在复活节过后的第五个星期日，4月26日，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说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复活节那天，由美第奇家族怂恿编造的故事更让人感到无耻，说是事情发生在基督日历最神圣的那一天。

在这次事件中，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被暗杀了，但是，从其他方面看，阴谋算是失败了，很多谋反者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尤其是梅瑟·杰克普·德·帕奇。当他在帕奇宫殿得知计划失败的消息的时候，据说，他无法控制极度痛苦的绝望；当他后来清醒的时候，立刻骑着马由一些武装家臣陪同逃离了佛罗伦萨。洛伦佐派了一支武装队伍追赶他，此时，佛罗伦萨城内发生的事，已经传到了乡下。杰克普的一些手下在一次暴力冲突中被杀，但是杰克普独自设法逃进了山里，最后来到卡斯塔尼奥·迪·圣戈登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在村子里，他被一些农民认出来，他们设法抓住了他，并把他交给追赶他的美第奇家族的手下；他们把他押回佛罗伦萨，关进巴吉罗的一个地牢里进行拷问。

第二天，生不如死的杰克普被拖到德拉西尼奥列宫，他被拖上楼；在那里，他被羞辱地脱去内衣，用一根绳子绕着脖子，吊在一扇窗户下面，他扭动的躯体在其他四名谋反者旁边摆动。当他们被杀死后，杰克普的尸体被运回圣克罗克帕奇家庭教堂埋葬。但是更严重的侮辱即将降临在杰克普身上。

接下来的几天，佛罗伦萨和整个周边的乡下被接连不断的大暴雨淹没并冲走了大部分的庄稼；当地的人们把这种不幸被怪罪在杰克普身上，愤怒的群众冲进教堂并打开了杰克普的坟墓，托钵修会修士挖掘出他的尸体，然后埋在城市外公开的绞刑架下面。但是两天过后，根据马基雅维利说，“一群男孩”挖出了他的尸体然后系上绳索，拖着赤裸着的尸体走遍了整座城市。暴民的领导者走在前面大声喊着：“给这位伟大的骑士让路！”当他们到达帕奇宫殿时，他的尸体的剩余部分更是受到了嘲弄；人们举着残余尸体上的破烂头颅当作一个敲击物一样敲着大门并高呼：“开门，伟大的骑士在这里！”

最后，由于过度兴奋，发臭的尸体的剩余部分，从鲁比坎特的大桥上扔进了阿尔诺河。当尸体漂过蓬蒂维奇奥经过城市时，人群涌向河堤观看。即便这样，事情还不算完，当腐烂的尸体被冲上河岸时，被一群淘气鬼发现了，他们开始向人群公示尸体的剩余部分。接着他们用绳子勒着残骸的脖子，模拟被绞死的样子，把尸体挂在一棵柳树上。

然后，他们用树枝击打破烂的尸骨，直到骨头零散地落下来，最后，他们把那些骨头又丢进了河里。据马基雅维利说，这是“愤怒的群众的一个特别的实例”。波利齐亚诺也对这件事做了描述，说暴民完全“被复仇三女神驱使”。但是，让群众表现出极度愤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似乎暗示着存在于佛罗伦萨日常生活表面下的那种极度紧张的局势。在这个事件的最后，“一群男孩”能够合理地发泄他们被抑制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被鄙视的“哭泣者”能够表露他们对未来统治者的最深情感。这些恐怖的场面是为了达到嘲弄的目的，是恶意的嘲笑和憎恶；在所有的描述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美第奇家族的振奋，或是为自豪的胜利者的喝彩。这或许是这样的残暴行为的关键，而不是任何“特别的群众的愤怒”，或是他们“被复仇三女神驱使”。当明显的财富与城区范围内平民的长期贫穷，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时，这样的爆发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事情的出现并非令人费解，杰克普尸体的命运，更容易让人洞悉美第奇家族的教父统治下的令人忧虑的社会现实。

谋反失败的消息传到罗马，据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暴跳如雷，他的一个大主教穿着全套正式的袍服被绞死，这无疑是亵渎神圣，是对宗教权力机构直截了当的侮辱！事实上，在宗教权力机构中确实有一个同谋，他曾是一名主要的鼓动人，然而很快被忽视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颁布了一道教皇诏书，把洛伦佐以及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全体市民逐出教会。受教皇愤怒举动的鼓舞，他鲁莽的侄子吉罗拉摩带着300名教皇卫队的士兵，向佛罗伦萨大使馆进军，拘捕了佛罗伦萨大使。就在此时，教皇派代表团出使佛罗伦萨，命令佛罗伦萨市民交出洛伦佐，让他能因亵渎神圣、亵渎上帝、侮辱宗教、谋杀比萨大主教，以及其他一系列罪行而受到审判。

他宣布洛伦佐应该接受处罚，他犯了亵渎圣职罪，应该被开除教籍，无耻且不配得到所有尊重，以及应该从精神上被取消做决断的资格。与此同时，行政长官和佛罗伦萨的西尼奥列政府，被用类似的激烈措辞宣告：宗教权力机构将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的房子将被夷为平地，他们的每一所住宅将成为不恰当住房。愿永恒的毁灭伴随他们永恒的耻辱。在一个单独的、很少宣传的法令里，教皇命令查封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所有财产，包括美第奇银行，这家银行的所有债务，被宣布无效（就这样，他一下子节省了1万弗罗林）。

佛罗伦萨市民对带有仇视的逐出教会的教皇诏书做出了反应，很明显，他们根本没打算把洛伦佐交给教皇。托斯卡纳的主教发现他们也被全体逐出教会，非常不高兴，于是召集人们在佛罗伦萨大教堂集会，由所有杰出的市民参加。他们大胆宣布，西尼奥列政府应当保护共和国对抗谋反者，并且还颁布了把教皇逐出教会的法令。他们把这些内容印在佛罗伦萨最早的印刷品上，然后，把这个法令散布到托斯卡纳各处。结果，知道这个逐出教会法令的人，比知道教皇自己颁布的法令的人要多得多。

然而，接下来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由于愤怒，西克斯图四世已经对佛罗伦萨宣战，并且已经拉来那不勒斯国军费伦特做他的盟友：佛罗伦萨很快发现，事实上它是独立的。奥西尼开始重整他的家族军队。但这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同时，米兰仍致力于他们的内部势力斗争，并且掌握了一支象征性的军队。万不得已，洛伦佐设法说服费拉拉公爵派他的小股雇佣军统领佛罗伦萨军队。

教皇召集教皇军队，他们的新指挥官是乌尔比诺公爵蒙泰费尔特罗，他如今被视为全意大利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这支军队还联合了来自那不勒斯的、由国王费伦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率领的大部队。当乌尔比诺公爵还在等待援军时，卡拉布里亚公爵已经向佛罗伦萨领土推进。作为答复，费拉拉公爵实施了一系列作战计划，据他发给佛罗伦萨的急件上说，他将“智胜”敌人；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后退。

忧虑的西尼奥列政府送信告诫他们的指挥官，如果不肯作战，他将得不到任何佣金。与此同时，卡拉布里亚公爵继续向前推进，最后到达在佛罗伦萨南30里处的山口镇，在那里，他意外地遭遇到当他市民的顽强抵抗，他们拒绝出让他们的城镇。最后，在持续围攻两个月后，山口镇被那不勒斯军队攻克。不过，这时正是11月，天气开始变冷，于是，那不勒斯的军队在锡耶纳避冬三个月。得知这个消息，费拉拉公爵搬回了费拉拉，他的米兰军决定返回老家。

此时，托斯卡纳国内的秩序开始混乱。成群的武装土匪冒充为侦察部队，开始从山上下来，使村民惊恐不安。在佛罗伦萨，人民既害怕又愤怒；来自乡下的食物供给越来越少，他们被迫为战争纳税，然而却没有人保护他们。更糟糕的是，最近羊毛贸易处在低迷期，已经影响到了每个人，无论是商人还是羊毛工人；由于要为战争重新纳税，很多商人面临破产，被解雇的羊毛工人及他们的家庭面临贫困。当听说鼠疫已经在圣克罗克区域蔓延时，人们开始恐慌。然而，战争仍然在持续漫延。

1479年年末，洛伦佐仔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得出一个结论：佛罗伦萨的市民正在为他遭受巨大的痛苦，因为敌人真正感兴趣的是推翻和消灭美第奇家族。在12月，他决定孤注一掷：把忠诚的托马索被选为行政长官，洛伦佐则悄悄地离开佛罗伦萨，骑马去比萨港。在路上，他给西尼奥列政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解释说：

我已经决定，马上启航去那不勒斯。我确信敌人的行为主要是针对我，我把我自己交给他们，或许能使我们的城市恢复和平。他们选择了我，这让我比其他市民有更大的光荣的责任，我决心挽救我的领土，即使那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我希望，我的生或死、运气或财富，或许能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安康。

据同时代的一份记录记载，当年洛伦佐来信的时候，很多西尼奥列成员都在哭，谁也没有理由怀疑这是夸张。

当然，这让人想到，洛伦佐过分夸大了形势：他已经秘密与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联系，事实上，他已经派一艘舰艇去比萨接他。此外，其他人已经指出，费伦特性情多变，很有可能在船上就把洛伦佐暗杀了，或者在他抵达那不勒斯时，把他长期关在地牢里。然而，哪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洛伦佐一踏上那不勒斯的码头，就被费伦特的儿子费德里戈拥抱。洛伦佐为了使命的勇敢行为，感染着费伦特，而且它十足的戏剧性效果，简直离题太远；在意大利近代史上，阴险的和不可信的领袖中，终于出现一个英雄。毫无疑问，洛伦佐处境极其危险，因为费伦特性情多变而且凶残，据说没有人能够说出他是愤怒还是高兴。

结果，费伦特欢迎洛伦佐，但是他不愿被强迫做出决定；与佛罗伦萨达成协议就意味着与西克斯图斯四世断绝关系，西克斯图斯四世曾任命费伦特的一个儿子为红衣主教——一个难得的任命，的确是一般家族成员不太可能得到的。洛伦佐暂住在美第奇银行，并且继续拜访国王费伦特。结果却是彬彬有礼的僵局。在外交细节下，一场猫戏老鼠的游戏开始了；费伦特坚决主张洛伦佐不能离开，并解释说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洛伦佐交往。

洛伦佐为那不勒斯的划桨奴隶买下了自由，并给了他们每人10弗罗林和一套新的衣服，替换掉他们身上破旧的衣服。他开始在穷人之间分发嫁妆钱，以便他们的女儿在出嫁的时候能够风风光光，他慷慨地资助慈善事业，并且赞助当地的大型节日。一位“照顾”他的官员描述，在白天，他表现得“镇静、自信和亲切”，但是在晚上，洛伦佐常常会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不可自拔。他所作的诗就能反映出他内心深处黑暗面与光明面并存的事实。

在黎明时，橘黄色的花是鲜亮的，

在黄昏时，它推迟着夜晚的开始。

数月过去了，洛伦佐继续着他慷慨的花销，这是他在每夜焦虑中想出的策略，和政策问题差不多。然而，所有的钱来自哪里呢？美第奇银行遭受意大利和遍及欧洲的经济低迷期的严重影响；在英国，羊毛贸易的限制使伦敦分行甚至陷入负债。布鲁日分行也处于严重的负债状况，这都是由于当地银行经理托马索·波提纳利（米兰经理的哥哥）的鲁莽行为而恶化。在违反合同的情况下，波提纳利投资了一大笔钱在多个航海企业中，包括一个规模庞大但是损失惨重的沿西非海岸直达几内亚的葡萄牙贸易探险队。波提纳利还投资了8000弗罗林购买并且翻修布莱德林酒店作为美第奇银行新的经营场所（直至今日，这一残存的建筑仍然是布鲁日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

根据在1479年饱受战争摧残的佛罗伦萨的相关数据，洛伦佐发现伦敦和布鲁日分行竟然拖欠70000弗罗林，他还讽刺地说：“这是我们通过波提纳利多年管理积累的一大笔利润。”我们如果撇开波提纳利的过错不谈，洛伦佐早期在佛罗伦萨的笙歌夜舞和铺张浪费肯定花了不少钱；如果美第奇在家乡能够担负起如此大的一笔资金，那么他们在国外的经营场址将会对这笔财富有所记录。现在洛伦佐在那不勒斯，他再一次开始奢侈的生活就好像他的生活向来如此。洛伦佐是在哪儿以及如何获得这么大笔钱的，是评估他的财产真实程度的关键。

佛罗伦萨主管当局当然知道他花费很大，开始供钱给他，“我随信附上给你的代理契约，”西尼奥列政府的下属在写给他的信中写道，“以及你需要的信用证”。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洛伦佐将他在加弗吉奥罗的城堡以及在马格罗的不动产进行抵押，筹集了6万弗罗林资金。这部分钱将被用在那不勒斯抑或是用来弥补银行的债务？许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平时，洛伦佐都曾从佛罗伦萨的国库里挪用过大笔资金。在科西莫的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的财政政策与美第奇家族的财政政策就已经混为一谈——几乎都是以佛罗伦萨的利益为大前提。

洛伦佐想过美第奇家族会从这种安排中获利吗？一份留存下来的文件显示，在他统治期间，洛伦佐秘密转移了74948弗罗林到他的私人账户，“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或者当局的允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美第奇家族的后代将这几年的相关文献全部销毁了。但是，专门研究美第奇家族财务的历史专家雷蒙德·德·鲁维尔明确表示：“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帕奇阴谋彻底败露之后，由于动用了国库而被取消了。”似乎同样有可能，洛伦佐认为这对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都有益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洛伦佐留在那不勒斯的时间越长，越明显地显示出费伦特非常为难。沿着意大利南部海岸，土耳其海军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大的威胁势力；法国国王重申要得到那不勒斯王位的要求。最后，费伦特同意签署与佛罗伦萨的和平条约。西克斯图斯四世被激怒了，但他有点选择余地，他决定支持这个条约，他在等待机会。

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成为一名英雄，他又一次利用了这次机会，巩固了他对政府的统治。一个由70人组成的地方议会创建起来，任期五年，而且议会的成员选举全权由美第奇家族负责；这个议会甚至可以挑衅西尼奥列政府的权利。在佛罗伦萨，一个更加长久、稳定的政治因素已经形成，为了巩固这个因素，洛伦佐开始避免冲动行事，更多地以他祖父的方式在暗中行事。忠诚的托马索·索德里尼作为洛伦佐的巡回大使，代表他出席各种外国会议。洛伦佐不在的那段时间，托马索·索德里尼会代替他主持会议，帮助洛伦佐在他曾经领导的城市里建立政治基础。

1480年，土耳其人苏丹·穆罕默德带领军队踏上意大利南部并且占领了奥特朗托港口。穆罕默德已经侵占了整个希腊和大部分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将会是他奥斯曼帝国侵略扩张的下一个目标。西克斯图斯四世发出了国家危亡的呼吁，号召保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呼吁很快得到意大利诸城邦的回应，包括佛罗伦萨。教皇决定暂时放下与洛伦佐之间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下继续钩心斗角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就像他们来得那么突然一样，不出一年，土耳其人又撤走了；穆罕默德已经去世，一个新的苏丹继位：暂时将会和平。

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的数年，整个意大利也相当太平。在这段时间，洛伦佐渐渐扮演着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外交角色；尽管他只有30岁，他保卫佛罗伦萨的行为以及他为和平做出的努力都意味着他作为政治家会受到全意大利人的尊敬。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他的意见十分重要，因此他成为众所周知的“意大利罗盘指针”，依赖他指出国家前进的方向。

除了爆发了几次小规模的战争外，在洛伦佐剩下的时间里，意大利处于和平状态。

第14章　广场柏拉图

到了这个时期，洛伦佐对艺术的资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伟大的洛伦佐”这个名字已经铭刻在历史中了。即使有时这个“伟大”会显得些许的傲慢，这是纯粹的炫耀吗？但是毫无疑问，他用伟大诠释了生命的全部——从他的个性到他的政治，从他的慷慨到他的诗。即使这一特性本身未必最好（确实，这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但是用在洛伦佐身上，它已经接近于柏拉图有关善的理念，洛伦佐曾写道：

每一门艺术、每一门科学、每个行为和每种选择都会回归到同一种善行中来，就像每条溪流最终都会回归大海一样。

洛伦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但是他很有风度地承认波利齐亚诺是一位更为优秀的诗人。于是在生活中，洛伦佐也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1454年，在洛伦佐出生五年后，波利齐亚诺（世人所熟知的波利提安）出生在蒙特普齐亚诺，那里是托斯卡纳东南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基地。他的父亲是一位天才律师，并且也是美第奇家族忠实的支持者。在1466年皮特领导反对皮耶罗的起义中，这种在当地的声势以及曾经的从属关系导致他的父亲遭到暗杀。不久之后，波利齐亚诺被接到了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传统人文主义教育，同时也很快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在19岁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用希腊语创作讽刺类短诗的能力首次引起洛伦佐的注意。波利齐亚诺在1473年搬进了美第奇宫殿，就在那里他充分利用了美第奇图书馆，由科西莫建立，又由皮耶罗将其拓展。两年后，洛伦佐聘用波利齐亚诺为他3岁儿子小皮耶罗的家庭老师，这个工作也是波利齐亚诺早期非常喜欢的工作。

波利齐亚诺和洛伦佐很快成为亲密朋友，他们都是机智风趣，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对于洛伦佐来说，波利齐亚诺是一个可以让他忘记政治烦恼的人，一个让他变回那个才智卓越的人，一个可以通向他内心的人。波利齐亚诺非常崇拜洛伦佐，但这么说没有太大信服力，因为他的行为在不断地出卖他。

一幅这个时期基兰达约创作的壁画中，描绘了波利齐亚诺的侧身像，他身边是由他照看的小皮耶罗，小皮耶罗正转过那张可爱小脸看着画者（见图7）。波利齐亚诺则梳着发梢向内卷曲的齐肩黑发，黝黑的英俊脸庞，带着虔诚的表情望向天际。同时根据我们对波利齐亚诺的认知，这个表情似乎并不典型。但是，这幅侧像暗示了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展现出他现实生活中的机智，且揭示出他担任了一个并不重要的牧师的事实。但似乎有一些反常，因为在洛伦佐的希望下，波利齐亚诺在圣保罗教堂担任有奉圣职，且这个职位可以给他提供一定的收入。

图7　波利齐亚诺和小皮耶罗

毫无疑问，波利齐亚诺的学识远超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他可以流利地用希腊语同阿伊罗普洛斯谈话，也可以与菲奇诺在柏拉图哲学上进行交锋。他早期的诗歌是用最华丽的拉丁语写出来的，写出了当时最高超的希腊文警句，尽管之后洛伦佐说服波利齐亚诺跟他一起用托斯卡纳语写诗歌。因此，波利齐亚诺开始创作《马上竞技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相应的姐妹篇是由普尔奇创作的《马上竞技的洛伦佐·德·美第奇》。这首诗描述了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向继承了佛罗伦萨最美女人称号的17岁美人西蒙娜塔·维斯·帕奇倾诉爱情的故事。

这首诗被刻意当作洛伦佐朋友圈子的一个私密笑话：朱利亚诺有着一副很好的相貌，他也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可以无情地玩弄女人的人，然而事实上却是他不断坠入让他心碎的爱河。朱利亚诺的这首叙事诗是波利齐亚诺在意大利的首部杰作，尽管这首诗保存得并不完整，但在完成第2卷第46节“马上竞技”后突然停笔。这是因为朱利亚诺在帕齐的谋反中被暗杀，波利齐亚诺的悲伤难以自抑，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了。

1478年4月26日，星期日，波利齐亚诺陪伴在洛伦佐身旁时，突然遭遇两名牧师对于洛伦佐的刺杀。根据他自己的记载，他像一个英雄一样拯救了洛伦佐的生命。尽管这看起来并不太可能，因为众所周知波利齐亚诺是一个懦弱的人。那天过后，他亲眼看见了发生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的事件：萨尔维亚蒂穿着大主教的长袍，脖子上套着绳索，从宫里被扔了出来。从诗人的眼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细节，当萨尔维亚蒂在绳索末端扭动时，他绝望地拼命想咬旁边赤裸的身体。

第二年，当佛罗伦萨遭受到那不勒斯军队和鼠疫的双重威胁时，洛伦佐让他的家属与波利齐亚诺一起去了距离佛罗伦萨西北20里外的皮斯托亚。波利齐亚诺定期给“我伟大的君主”洛伦佐写信，描述乡村夏天的乐趣：“我们什么也不缺，拒绝接受礼物，保存着沙拉、无花果和几瓶酒，一些可以做成美肴的小鸟等。”他还描述了当地人的慷慨和仁慈，他风趣地写道：“他们会用耳朵给我们带来水。”事实上，他对乡下生活很厌烦，因为那里缺少能交流的同伴。冬天的时候，波利齐亚诺的厌烦变得愈加明显，洛伦佐仍然留在佛罗伦萨，而他们全部搬到了穆杰罗的柯梵洛。

在一封给洛伦佐的信中，波利齐亚诺记录了美第奇家族的一些生活情况：“雨一直下得很大，我们只能留在房子里。不能打猎，只能玩球，让孩子们能够得到足够的锻炼。我们的赌注通常是汤、甜点或者是肉。每当我的一名学生输了游戏，他就会赞美休米德先生（意大利人对孩子哭委婉的说法）。除了这些我没有其他的消息给你了，我就待在房子里，靠着壁炉，穿着拖鞋和厚重的大衣，你要看到我就会把我当成忧郁的化身吧。”

洛伦佐的妻子克拉丽斯开始卧病在床，在潮湿的环境下她不停地咳嗽，几乎要把肺咳出来了——事实上，她的肺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0年后她因此去世。

波利齐亚诺变得非常沮丧，克拉丽斯开始充满怨恨，阴雨天中，他们对彼此的厌恶日益增加，看来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了。克拉丽斯惊恐地发现，他们家的家庭教师正在教她的孩子们来自异教徒的拉丁文文典，并坚持认为孩子们必须通过阅读《圣经》中的诗篇来学习拉丁文。在波利齐亚诺拒绝接受孩子们迟钝狭隘母亲的无理谴责时，克拉丽斯最终忍无可忍，把他解雇了。

他俩同时给洛伦佐写了紧急信件，申辩各自的理由。克拉丽斯抱怨道：“我已经忍受了上千次的侮辱。”而波利齐亚诺坚持认为：“当你知悉我的看法，你会觉得我没有错。”与此同时，洛伦佐正在佛罗伦萨极力挽救美第奇银行崩溃的财政，并在市民对那不勒斯军队进犯的消息感到绝望时极力挽救共和国。在危急关头，国事为大，他已经无暇顾及家事了。在此情况下，波利齐亚诺愤怒地离开托斯卡纳，在曼图亚的红衣主教贡萨加的住宅中暂时安顿下来。后来，波利齐亚诺被召回陪伴在洛伦佐身边，并在数月之后，全身心地投入一个大胆的使命中——面见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

在愤然离开一年后，波利齐亚诺在洛伦佐的劝说下回到佛罗伦萨。为了努力消除他们之间的裂痕，洛伦佐安排波利齐亚诺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授，同时在教堂兼职教士。由于得到一份高薪水的闲职，他也便不再被允许住在美第奇宫殿了。之后，洛伦佐又重新雇用他为他13岁的二儿子乔凡尼的家庭教师。洛伦佐对乔凡尼寄予了厚望，他已经设法说服新教皇英诺森八世，使他任命乔凡尼担任红衣主教，看来现在乔凡尼需要合适的教育来武装自己胜任更高的职位。年轻的乔凡尼其貌不扬，在他圆圆的脸上突兀着一个美第奇式的大鼻子，而凸出的美第奇式的下巴让他的嘴巴总是张着。即便是这样，波利齐亚诺很快地发现了乔凡尼很好地继承了他父亲的才智与果断。

但是洛伦佐明显感到，世俗而机智的波利齐亚诺现在并不是一个未来教主的好老师了，波利齐亚诺对乔凡尼的影响必将会在未来表现出来。

就是在这几年中，波利齐亚诺用托斯卡纳方言写出了他最棒的诗歌。正因如此，托斯卡纳方言发展成为意大利最有教识的语言。之前，绅士观念（和教养是关联在一起的）只和贵族法庭有关，随着当时文艺复兴的出现，尤其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虽然并非贵族血统，绅士观念也开始传播。绅士的举止、谈吐、仪表，以及文雅艺术家的赏识——现在所有以上都有望在社会各方面都看到。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乌尔比诺的新公爵费德瑞哥达·蒙泰费尔特罗，他是一位雇佣军将军，习惯于指挥粗野的雇佣军。但是在他之后的生活里，他把偏远的乌尔比诺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天堂。建筑学、绘画甚至诗歌和音乐，所有这些都在这片曾经狭隘落后的地方繁荣起来（拉斐尔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这座小山城的文化气氛孕育着文艺复兴盛世的天才）。

在佛罗伦萨，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正在开始把他们的举止变得更绅士，这很快被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城市所效仿（虽然只是暂时现象，但这还是意大利独有的现象）。现在，如何变成一位绅士在商人、公务员、军官和牧师中流行起来。波利齐亚诺的智慧、高雅的诗歌，在此时拥有着一个绅士所具备的文雅和学识，被后来者视为绅士的典范。

但是，波利齐亚诺的诗究竟是关于哪方面的？他对待爱的态度，尤其是对洛伦佐，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田园式的，抑或是婉约的。到了1480年，他晚期的杰作《奥尔甫斯》令人惊奇，这部五幕诗剧只用一天就完成了，这正是为了洛伦佐和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庆典而创作的。波利齐亚诺的诗文也被谱成曲演唱，从现代意义上来说，它就是最早的歌词（在意大利，歌词指的是“小词”，直到下个世纪，它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歌词）。

波利齐亚诺的《奥尔甫斯》是意大利语最早的世俗歌剧，曲折的剧情非常吸引人，甚至比波利齐亚诺的其他作品更受人欢迎。他首先以一个传说开局：奥尔甫斯用他的七弦竖琴迷住了野生动物、树以及冷漠的人，最后连地狱里的复仇之神都屈服于他的音乐。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化的象征战胜了残暴；当他登上了去地狱的路，带着他心爱的欧里狄克，但是他没有忍住，回头看了她，因此他失去了欧里狄克（洛伦佐对此做出了柏拉图式的解释：奥尔甫斯从灵魂上的爱轮回到肉体上的爱）。然而，现在奥尔甫斯失去了欧里狄克，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肉体之欢中，在每次热情的表演中，奥尔甫斯开始引诱年轻的男士，发表辞藻华丽的演说：

这是对丈夫的建议！远离所有女人，离开你们的妻子！

最后，奥尔甫斯被酒神巴克斯的崇拜者袭击，醉酒的崇拜者狂暴地撕碎了他的身体。

这是对奥尔甫斯转向好男色应有的惩罚吗？或者整个故事只是单纯作为庆典人群的娱乐？让人不禁想到这或许是对洛伦佐和他博学的朋友们的暗示。

在40岁的时候，波利齐亚诺死于致命的高烧，一个恶毒的流言和他的死联系在了一起，使这个男人的光辉形象蒙上一层阴影。我们知道，那幅由基兰达约画出的黝黑的英俊侧脸，在波利齐亚诺大教堂保护着他心爱的洛伦佐，展示了他在壁炉旁穿着厚重大衣和拖鞋的忧郁形象。但，到底是什么一直在激励着他，是谁驱使着他不停前进？

据传，波利齐亚诺因“严重发烧”而卧床不起，需要他的朋友照顾他。不知为何，他将他的朋友逐出了他的房子，自己也设法起床冲出了房子。最后他是在街上被发现的，当时他在一个他曾爱过的希腊男孩的床下弹着琴（根据某个版本的说法，这才是波利齐亚诺发烧的真正原因）。最后，他的朋友把他抬回到床上，而他却在对爱的狂想中死去了。

考虑到诗歌经常采用夸大的说法，这个故事或多或少让人觉察到，甚至似乎证实了有关波利齐亚诺工作和生活中的传闻——他是同性恋。这就出现了他是否爱洛伦佐、洛伦佐对他是否也有感情的问题。他们的感情冒着国民暴怒的风险，可以猜测他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柏拉图式的恋爱。由于他的性别，波利齐亚诺只能用诗歌的方式向洛伦佐表达热烈的爱意，当然这只是一个很隐晦的证据。除此之外，多纳泰罗雕塑的双性大卫雕像也会引发争论，因为这个雕像根本就不是科西莫委托创作的，但后来是洛伦佐把雕像安置在了美第奇宫殿内院的基座上。这座大卫雕像应该是一种很有效的暗示吧？雕像神秘而未被发现的关联是不可否认的；它公开表现出它隐藏的秘密或许是想要相互遮掩——如此巧妙的安排会被洛伦佐人文主义的朋友圈里那些更世故的成员所欣赏。

能安排这样的神秘故事当然要求助于洛伦佐朋友当中最杰出的哲学家皮克·德拉·米兰多拉，他是美第奇宫殿所有天才中最有预见性的一个。皮克的成就看来是那么的完全矛盾：他所陈述的人文主义最清晰易懂，但他同时也精通占星术、炼金术、数字命理学和所有赫尔墨斯神学晦涩难懂的“学问”。他那关于人文主义的战斗号角，在另一部名叫《论人的尊严》的著作里吹响了，在这部著作里，亚当被上帝告知：

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你可以过上任何你选择的生活，做你任何希望做的事。所有其他生物或事都将受我的法则所约束。但是你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行事。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你已经被安置在了世界的中心，这里更容易观察世上所有的东西。你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既不是凡人也不是神。所以这样你就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让自己成为任何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这在今天听起来和500年前一样的振聋发聩。然而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产生原生态的哲学，它集合了古典的思维，摆脱了现有亚里士多德教条化的束缚。然而皮克有关人性的陈述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最渴望达到的目标和自我理解；写下了上述那段话的人和他的口号一样令世人瞩目。

皮克生于1463年，是意大利一个小国君主的儿子，他在帕多瓦学习哲学，在那里他还同时学会了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之后他在巴黎完成了他的学业，即使巴黎在当时作为旧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大本营（事实上，帕多瓦作为一所教育大学已完全可以和巴黎匹敌，而佛罗伦萨作为一个知识核心地带，已经无可争议地胜过它们两个）。

离开巴黎后，皮克重返意大利，游历了各个知名大学汇集的中心，包括佩鲁贾、佛罗伦萨、帕多瓦。1484年后他定居于佛罗伦萨，打算跟随菲奇诺学习柏拉图哲学。此时皮克只有21周岁，然而很快他就成为佛罗伦萨大学诸多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人才；这并不是夸张，事实证明他精通超过20种语言。这一时期，波利齐亚诺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很有可能就是他把皮克介绍给洛伦佐的。

用波利齐亚诺的话来说：“皮克是一个人，更是一个英雄，他被慷慨地施与了所有的天赋，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他至今仍悬挂在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的肖像上看，他有着难以置信的美貌：又长又挺又精致的鼻子，性感的嘴唇，高高的前额，一头波浪式的卷发垂落在肩上（见图8）。他几乎精通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文艺复兴时代人类所有的知识，从犹太教到希腊数学。他有关于占星学的重要评论，对开普勒天文学起了决定性影响，令人惊叹的是，他将西塞罗的修辞手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结合在他的辩论里。这种博学的组合，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展示，所有陈旧和虚假的知识形式，似乎已经与更值得尊重的知识形式一起被接受了。但是在这种狂热的学习中，皮克采用了综合的哲学观，他打算从所有思想和信念中吸收最好的部分，目的是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普遍真理的哲学。这是皮克的志向所在，尽管事实上实现这个计划的时机还没成熟。在下个世纪，伽利略和笛卡儿将从事极其类似的任务，目的是用科学的方法综合所有的知识。皮克的计划在另一方面将扩展到科学之外的领域。

图8　皮克·德拉·米兰多拉

出于展示的目的，1486年皮克从希腊、拉丁、希伯来和阿拉伯的古老文化中选取了900个课题，声称这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知识和理念体系的中心课题。他来到罗马挑战欧洲学者，要在公众前和他们辩驳这些论题的真实性。遗憾的是，在这个伟大的知识辩论举行之前，皮克的900个课题被教廷当局审查了，其中有13个课题被认定为异教徒，而且有两个引起了当局特别的关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观点是他最初希望的那样，也没有一个人的信念是他最初希望的那样”，换句话说，我们的观点和信念是不受自己所控制的。至今我们从未领会这个至关重要的自醒——这需要几个世纪去揭开的谜底。第二个是“灵魂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互相对立只是结构性十分复杂罢了，但皮克的洞察力可以穿过文艺复兴看到未来——由文艺复兴诞生的现代世界。他在黑暗中的探索清晰地预见了未来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命题就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前身）。

皮克其他的一些论题就显得相当晦涩难懂。例如，“没有科学能为魔法和卡巴拉对基督神性提供证据”。皮克自己或许认为他可以凭借欧洲最棒的大脑摆脱这样的困境，但是他也知道教皇的异教徒生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一领域出现问题就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辩论的了：异教徒是要被处以火刑的。

为了回应罗马的批评，皮克用拉丁文撰写了一篇论文为自己辩论。洛伦佐忠实地（或许有些草率地）以最热情的态度把这篇论文呈递给了教皇英诺森八世，但皮克仍然被指责为异教徒。皮克逃到法国，最后被捕且被押送回罗马。然而幸运的是，这个信息终于传到了佛罗伦萨，洛伦佐干预并保释了皮克，教皇允许皮克可以在佛罗伦萨等待调查。

毫无疑问，皮克和洛伦佐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洛伦佐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存在，无论是私下还是公众。皮克爱着洛伦佐，尽管是以一种纯柏拉图的方式；虽然皮克的外表看上去非常柔弱，但他的性取向非常正常，或许是正常得过分了。在他旅途中，皮克不止一次地被那些愤怒的丈夫赶出城镇。确实，有一次他短期访问佛罗伦萨中试图与当地一个税务督察员的妻子私奔，结果失败了。但是人们不清楚这样的行为是否与他在1494年31岁的早逝有关系。洛伦佐死后，皮克再也没有保护者了。据说他是被毒死的。

第15章　美第奇宫殿的艺术家

洛伦佐的个性非常鲜明地传承自他的祖父科西莫，同时从他母亲柳克丽兹那里继承了艺术气质和创造力，这都是家族基因的传承。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洛伦佐在美第奇宫殿长大，与此同时美第奇宫殿逐步成为文艺复兴重要的知识中心。在洛伦佐时期，至少有三个文艺复兴最杰出的艺术家，在美第奇宫殿度过了他们的早期成长阶段，他们分别是：波提切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1444年，波提切利出生于亚里山德罗·菲力佩皮，据说他被取名为波提切利（意为“小桶”）是因为他的大哥。他的大哥当时是一家当铺的老板，该当铺的招牌是波提切利二号。他的父亲是一位皮革工人，生活和工作在市中心西部阿尔诺河北岸贫穷的奥尼桑蒂地区。波提切利是一个不易相处的孩子，他对学习毫无兴趣。他父亲希望他做一个金匠，但是最后发现了他的艺术天分，并设法安排他在利比门下进行学习。在那里波提切利很快学会了利比高超的线条和颜色技巧，甚至达到了一定境界，最后不再受利比的影响。同时，他的其他天赋也迅速显露出来。

从菲利波·利比画室毕业后不久，波提切利就接受了皮耶罗妻子柳克丽兹的邀请，来到美第奇宫殿生活。作为报答，波提切利为柳克丽兹创作出一幅令人喜爱的肖像画，画中柳克丽兹作为圣母玛利亚，她膝盖上的两个孩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作为婴儿时期的耶稣。在这幅画中，波提切利的初始风格是在利比的影响下，用了光以及学习韦罗基奥的雕塑效果。

波提切利被皮耶罗和柳克丽兹当成家庭的一员，他和他们同桌吃饭，连同洛伦佐（只比他小五岁）和天真无邪的小朱利亚诺，朱利亚诺成为他特别喜欢的人。夏天的时候，他与他们一家人一起去加弗吉奥罗；他也会一心一意地听在美第奇别墅举行的柏拉图学园的会议。菲奇诺的柏拉图思想和波利齐亚诺的古典神话研究，把他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弥补了被他疏忽的学生时代留下的空白。

和美第奇家族一起生活，波提切利同时也经历了以美第奇宫殿为中心发生的那些刺激而又恐怖的政治事件。在佩蒂和索德里尼政变中，17岁的洛伦佐把皮耶罗从伏击中解救出来，波提切利创作了他的首幅全尺寸的杰作《三贤士朝圣》来庆祝这一事件。他以圣玛利亚百花大教堂的圣坛为背景，在画中波提切利描绘了美第奇家族和朋友圈子里的一些成员。洛伦佐站在左边——当今的伟大英雄——他的手按在剑柄上，他最喜爱的白色战马头从他的右肩上探了出来。洛伦佐的相貌被适当地理想化，描绘柏拉图式的英雄并不是那种真实中有魅力的丑陋。

波利齐亚诺依靠着他另一个肩膀，紧靠着他的是异常朴素的皮克。在画的中心是三个英明人中最年长的“国父”科西莫；科西莫的右边是另一个英明人皮耶罗；在画面的极右角站着高大的波提切利本人，裹上长袍，扭着头望向画外；他有着一张胖胖的脸以及浓密卷曲的红长发。不过他垂着眼睑的绿色眼睛里透露出锐利的目光。

我们很难从谈论到的一些故事和他的绘画风格中，区分波提切利的性格。他似乎已经受到他周围环境气氛的强烈影响，在伟岸的身躯内部、骄傲的眼神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极端敏感的脆弱性格，与外人相处时显现出局促不安。据说，他行动笨拙，办事冲动，他的行为反复无常，使他显得有点古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工作为生；很多提及他的人都说，他几乎完全专注于他的艺术，他的神情很专注，使他具有神秘的梦一般的特性。这些描述中有很多似乎与我们知道的画家相符——不管以何种方式，这个人的真实性格我们或许不可能知道。

然而，波提切利不是超世俗的圣人，这样的一个圣人也不可能存在于洛伦佐时期的美第奇宫殿里，那里总有波利齐亚诺的博学机智、皮克的傲慢耀眼，或者是朱利亚诺热情的滑稽动作。不过和每个人一样，波提切利最后画了洛伦佐，那个给他回报的人。然而，在美第奇银行困难时期，洛伦佐并不能适时地给他报酬；为了使市民高兴，钱都用在庆典和节日上。反而洛伦佐确信波提切利会被那些能负担起他才华的人继续雇用。因此，波提切利受托马索·索德里尼、托尔纳博尼家族、韦斯普奇家族甚至是奥比奇家族委托完成了作品。就在此时，他创作了让他流传百世的两幅杰作中的第一幅：《春》（见彩插图Ⅳ）。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幅画是由伟大的洛伦佐本人委托创作的，但事实上，它是受洛伦佐的堂兄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所托创作的。这里，波提切利实现了柏拉图理念和古典神话的混合，描绘了轻盈、生动和美的场景。画的中心是和侍从们站在一起的爱的女神维纳斯，但这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维纳斯，她的理想的爱渗透于她周围所有的活动中。右侧是西风之神双手搂抱的福罗拉（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花神）的形象，被认为是以被波利齐亚诺赞美的、朱利亚诺的“最爱”西蒙娜塔·维斯帕奇为基础绘画的。她17岁死于肺痨，这幅画画于她死的前一年；幽灵似的蓝色的西风之神张开双臂，从她背后飞扑过来，她的脸惊恐地扭向后面斜视着他，黑色轮廓的、形状美观的树叶，从她张着的嘴里坠落下来，在此采用了较神秘的象征手法。

洛伦佐乐于与艺术家交往，并尽他的全力去鼓励他们，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资助并没有他父亲皮耶罗那样多。事实上，相比绘画作品，他更喜欢收集珠宝，包括一些价值1000弗罗林的独特藏品。相比较，波提切利的一幅画经常只能收到100弗罗林的报酬，而这甚至已经超过一个熟练工匠一年的薪水。虽然他只是一个画家，但他是洛伦佐最喜爱的人，他创造的艺术品对洛伦佐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波提切利——画家中富有诗意的柏拉图主义者，洛伦佐选择他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画出了绞死的反叛者帕奇；这当然是对友谊和忠诚的报答，而不是因为才能。波提切利被下令要画出那些被公然嘲弄的反叛者的每个细节，这个人谋杀了和他们一起长大并深爱着的兄弟。

1481年，在洛伦佐的推荐下，波提切利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为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工作，负责调和战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为了政治利益，洛伦佐利用了佛罗伦萨的艺术和艺术家。除了打动一些个人（教皇、米兰和乌尔比诺的公爵，以及其他人）之外，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还帮忙宣传了一个含蓄的信息：佛罗伦萨是至高无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中心——破坏它，你就是在破坏意大利的文明。

波提切利在罗马工作两年，为新建的西斯廷教堂（本来拼作Sixtine，因为这是依西克斯图斯四世而命名的）创作壁画。但是，波提切利的主要工作是为教皇创作一些《圣经》里的场景，这些画通常不太优美，并且有些严肃。这或许很好地反映了波提切利在这些创作中，缺少自由和放松，他感受不到洛伦佐朋友圈里的愉悦和光辉。但在波提切利返回佛罗伦萨后，他很快找回了从前的灵感，再一次接受了洛伦佐的堂兄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委托，创造了他的第二幅巨作《维纳斯的诞生》。不难发现画的灵感来自波利齐亚诺的一句诗：

她航行在白色波涛的海面上，

一个美得超凡脱俗的年轻贞女，

被强壮的西风之神吹送着朝向海岸，

在蓝天下，在她出生的贝壳里。

然而，波提切利的画里充满了远远超过这种简单古典的场景。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已经吸纳了一些科学发现（透视法、解剖学等），《维纳斯的诞生》充满了哲学思想。平静纯洁的维纳斯站在贝壳上被冲向海岸，实际上和柏拉图典故是相吻合的。菲奇诺和波利齐亚诺有一次花费了整整一夜来阐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里不同的柏拉图思想。还有一次，画里的人物被说成是西蒙娜塔·维斯帕奇的肖像，这次她看来更美更优雅，一个萦绕在心头的“美得超凡脱俗的年轻贞女”形象再次出现。朱利亚诺和洛伦佐曾经爱过这个传奇的美人，这成为柏拉图式爱恋超越世俗的象征，就是这种爱创造了世界。这个维纳斯有着一种理想中的精神品质——当我们的目光从象征尘世的黑暗山洞的墙壁上移开时，美的真实部分是可见的。

《维纳斯的诞生》进一步确定了一种艺术上越来越广泛的趋势。这幅画是画在帆布上的，它不是一幅教堂墙壁上的壁画。绘画作品现在成为珍贵的私人财产，并非虔诚的珍藏品，它们的内容反映了这一点。在中古时代之前的世纪，教堂被视为知识的源头，是唯一的精神来源，宗教信仰是艺术的灵感。现在艺术已经扩展到超过它本身的传统界限；它正成为世俗的、重新发现的知识和新的科学发现的具体体现，成为家中令人欣赏的动产，是对人生哲学或是非宗教的人生的颂扬。这些画表现的是人们认识的人，而不是模式化的圣徒。

年轻时在美第奇宫殿生活过的第二个人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尽管这一直保持着争议。毋庸置疑的是，在达·芬奇的早期艺术生涯里，洛伦佐起了决定性作用。达·芬奇出生于1452年，在离佛罗伦萨45里外的阿尔诺河谷小山上的一个芬奇镇里。他是年轻农妇卡特里娜和23岁的律师瑟尔·皮耶罗·达·芬奇的第一个私生子（瑟尔是授予公认的公证员的荣誉称号，虽然并不能确定皮耶罗·达·芬奇是否有这样的资格）。

皮耶罗·达·芬奇成功地成为佛罗伦萨的一名公证员。达·芬奇是在芬奇镇外一个家庭庄园里长大的，可能和他的祖母生活在一起。12岁时他搬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他作为父亲唯一的孩子，住在父亲家里。他父亲没有其他孩子，直到达·芬奇20岁时他第三次结婚。皮耶罗·达·芬奇前任的两个无子女的妻子似乎非常溺爱达·芬奇，视如己出。然而在达·芬奇十几岁时她们相继去世，这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心中深深的痛，在此之后，他深沉的性格迅速地表露了出来。女性对他的关爱持续伴随他度过了童年、少年以及成年的初期，这给予他完整的自我信仰——以崇尚母性世界为中心，这或许也促成了他的同性恋倾向。

达·芬奇很早就到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做学徒，在那里，他因一丝不苟的艺术才能而很快确立了声望。他独特的形体美、自信的神情和他炫耀的穿衣观念广为人知；人们很快知道谁是达·芬奇，他也想方设法确保他们能记住这点。20岁时，他引起了洛伦佐的注意——是因为他的艺术才能，而不是他花哨的穿着。洛伦佐遵守着由他的祖父科西莫制定的美第奇作风：穿着朴素，不要引起别人对你的注意。只有在庆典的时候，洛伦佐才会打扮一番，在这些场合显示出他的穿着明显受到抑制。

从一开始，洛伦佐和达·芬奇似乎就互相提防；是因为达·芬奇的同性恋，还是洛伦佐更隐秘的双性恋倾向，这都很难说清楚。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达·芬奇没有融进洛伦佐的朋友圈。因为他在乡村里长大，达·芬奇有一些乡下口音。尽管有一些奇怪，年轻俊美的达·芬奇作为一个粗野傲慢的青年却打动了皮克和波利齐亚诺；他接受的教育实在太少，他甚至都不会拉丁语。在韦罗基奥画室里，达·芬奇表现出病态的求知欲，即使主要都是技术知识：例如机械设备如何工作，如何建造机器，如起重机、抽水泵、石弩等。之前从来没有艺术家使用过这些理论科学：在绘画前使用透视法在帆布上构画线条，他们通过研究模型掌握表面解剖结构。

达·芬奇超前的艺术才能，得到了洛伦佐和他的朋友圈的认可，但是，他智力的早熟只被当作有天分而无知的人的特征而不予接受。柏拉图在他学院的门上写道：“不允许任何不懂几何学的人进入这里。”达·芬奇不懂几何，不懂数学，他花费了10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些。当然，他亲眼观察，亲手实践——观察、观察、再观察，并精确地记录他一切所见。

1476年达·芬奇因同性恋被指控，这个指控似乎非常严重，他理当在监狱里度过一段时间，但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事实上执行得并不是很严格。所以为什么达·芬奇会被单独挑选出来接受指控？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指控是对洛伦佐及他朋友圈含沙射影的攻击。最后这件事并没有审判，几乎可以断定这是洛伦佐干预的结果。当然这个指控给达·芬奇带来了耻辱（尽管不是在本地），这种恶意中伤的公众事件他更加感觉到被疏远。他想要被人熟知，但现在他知道人们同时还知道些什么，而且在背后议论他。

尽管他们缺少私人的关系，但洛伦佐对他的支持是毫不动摇的；确实就是这段时间，作为一种保护他的方式，达·芬奇被邀请住进美第奇宫殿。作为美第奇宫殿的居民，这为他和波提切利成为朋友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波提切利的画。可能是波提切利第一个把在圣玛利亚教堂马萨乔的画展示给达·芬奇看，这些画在影响利比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波提切利，而且对达·芬奇将会有更深刻的影响。马萨乔肖像的生动曲线和阴影的运用对达·芬奇有着深深的启示；这不仅是对人体简单的素描，他们似乎真实地存在于画布上。达·芬奇的许多创意也源于此，但是他走向了一条与波提切利截然不同的道路。波提切利喜欢体现神话，达·芬奇更喜欢真实的表现和真实生动的人物心理。

这是波提切利和达·芬奇坚定友谊更进一步的证据，这时洛伦佐已不再关注他了。当洛伦佐想要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画上一幅关于谋反者帕奇的壁画时，他选择了他喜欢的波提切利。1479年当这幅壁画需要做出修改时（在班迪尼被押送回来并被处死后），洛伦佐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再次找到波提切利。波提切利肯定将达·芬奇达·芬奇推荐给了洛伦佐，但是洛伦佐当时没有选择达·芬奇。洛伦佐非常珍惜这幅壁画：这是他个人的一份公开陈述。佛罗伦萨有很多成功的艺术家，他们中很多人数年来一直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生活，但是后来洛伦佐还是选择了任性的27岁的达·芬奇。毫无疑问他尊重艺术家达·芬奇，他自愿地选择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即使他们各自心里都有一些不满。

神秘莫测的达·芬奇接受了，在洛伦佐的帮助下，他为在佛罗伦萨郊外圣多纳托教堂的多米尼加修士画了《贤士朝圣的透视研究》。与波提切利对这一主题的理解差别很大。在波提切利的版本中，穿着得体的美第奇家族成员站在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们面前。而在达·芬奇的版本中，周围的人物都被盖住了，只能看见一个令人惊讶的神飞落到他面前，并在他附近打着手势。在背景中，与混乱人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典建筑清晰的线条，建筑图上精准的线条向着更高的楼层升起。达·芬奇继续自学：勾画建筑图，构想工程方案，了解军事机械、解剖学的特征。这些对他造成了麻烦：他对所有东西都感兴趣，所以他很快对手边工作失去了兴趣。尽管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多年，在多米尼加修士的恳求和威胁下，《贤士朝圣的透视研究》却没有完工；这只不过是许多这样计划中的第一个，总是反复出现在达·芬奇的生命里。

洛伦佐意识到达·芬奇如果想继续做一名艺术家，那么他就不能在佛罗伦萨树敌。他采取了一次特别的冒险：向米兰的新统治者卢多维科·莫罗·斯福尔扎推荐了达·芬奇，在他哥哥加莱亚佐被暗杀后，卢多维科继承了他的王位。卢多维科通常被叫作“摩尔人”，是他的中间名字和他黑黑的“摩尔人”的外表的双关语。他是另一个不同的斯福尔扎——接受了人文主义传统教育，他已经显现出很有修养的气质；他很为他的外貌而自负（尤其是他卷曲漂亮的发式），但是，从他做雇佣军将领的父亲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那里继承的明显的斯福尔扎式的强壮，让他的样子显得有点荒谬，卢多维科既顽固又狡猾，时而怯懦时而勇敢：在外交事务中不值得信赖，在本国变化难测。对达·芬奇来说，非常幸运，卢多维科立刻喜欢上了他，而达·芬奇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达·芬奇来到了迅速发展的米兰，这里是效率很好的造丝工业中心，管辖着富有的伦巴第农庄，这座城市还以女帽制造业而闻名（米兰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但是这种繁荣只是文艺复兴全面发展的开始。这座城市在文化繁荣方面还没办法与佛罗伦萨相媲美，自觉年轻的艺术家，带着乡村口音来到此地，立刻有了家的感觉。

达·芬奇留在米兰长达17年，他的全部才华在这里得到展示，而且他找到了他的幸福。1490年他雇用一位名叫贾科莫·萨莱的人做他的仆人。在雇用他的第二天，达·芬奇给他置办了一套新衣服，并把支付衣服的钱存放了起来；贾科莫迅速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贾科莫就是一个小偷、骗子、愚蠢而又贪婪的人”，但是他也有着超常的魅力，数年后达·芬奇和贾科莫成为情侣。从未接受过教育的贾科莫学会了忍受他主人长期的、神秘的沉默（这种沉默经常让来访者感到局促），而达·芬奇也逐渐容忍了他仆人持续不断的小偷小摸的行为。贾科莫陪着达·芬奇度过了他的一生。

达·芬奇受米兰公爵的委托，为斯福尔扎王朝的开创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设计一个等人大小的铜像。达·芬奇为这项伟大的艺术工作设计出的草图和模型是他最欣赏的创作，而这个6英尺高的铜制纪念像耗尽了他的智慧，尽管这一工作从未被完成。1495年达·芬奇受多米尼加修士之托，为米兰的圣玛利亚德拉教堂的食堂创造一幅壁画《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是他绘画天赋的巅峰，传达出必然而又永恒的权威。餐桌旁基督两侧的每个圣徒，都被刻画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富有深刻而又生动的感情。这幅画本身用了数年时间来完成，达·芬奇最后在1498年才完成它。这次的问题在所难免：作画的墙壁因为潮湿，达·芬奇调和的独特颜料并不适用。剧目击者说在60年内，壁画出现大片模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幅杰作全都是来自其他艺术家临摹的副本。

在米兰，达·芬奇可以自由地施展他的想法。卢多维科被他所创作的“战争机器”所吸引，既好奇又高兴，像弩炮、巨型螺旋桨、装甲车和攻城槌等。达·芬奇同时还凭借运河网为城市设计排水管道，规划他最理想的城市；他还开始解剖尸体，记录人体内部的器官细节。为了取悦城市的主人，他还创作冰雕，设计烟火宴会，还创造机器怪物。达·芬奇没有别的，只是绝对的知识创造力。

斯福尔扎安排达·芬奇住在他大型城堡里的一间房间里，达·芬奇为城堡设计了中心供暖系统。他还得到了一间很大的画室，与他的学徒和同伴共同使用，虽然达·芬奇给了他的助手什么工作至今仍是个谜。他专心作画，用轻松自在的节奏工作着，而且很独立，在米兰的17年里，他只完成了六幅画，但这些作品的质量都非常优秀。

而且，这些画都幸运地被完成了，达·芬奇连续枯坐多天，沉思着他的奇思妙想，在他的笔记本上画着草图，用他神秘的左手反写略记。达·芬奇是一个全能的天才——他的研究方向包含了所有东西，从天文学到婴儿在子宫内的位置，从植物学到面部表情，从艺术到兵工厂。有一个事实经常被人忽视，这些清晰的各种速记的背后是融会贯通的思想。对于达·芬奇来说，这全都是他为“绘画科学”做出的全盘计划，画家就是最卓越的科学家，他应该有能力感知世间所有的细微，精确地记录下它们的结构和形式。在这里艺术变成了科学，正如他在一本笔记本中所评论的那样，“我研究的学科都需要实践经验，而不是依靠别人所说的话。我把经验当成我的情人，在所有方面恳请她的帮助”。在达·芬奇看来，预见科学方法的初始状态是可能的，一个世纪后，伽利略在这些想法中取得进展，达·芬奇首创了现代科学时代。

达·芬奇雄心勃勃的“绘画技巧”计划一直未能实现。它当然是不能实现的，而这在达·芬奇的工作中是非常常见的。他放弃了那么多最伟大的计划，原因或许是：他已经预见到可能会怎么样，在他完成他的课题之前，他已经详尽无遗地论述过了。就这样，这个课题对他不再有更进一步的吸引，看上去没有理由去完成它。

达·芬奇喜欢波提切利，虽然并不是很喜欢波提切利的作品（他并没有说得这么直接，但是他有时提起波提切利的画会明显地表露出来，他把波提切利的画当作如何不使艺术作品具体化的范例）。然而，当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系的第三位最杰出的艺术家出现时，达·芬奇既不喜欢他本人也不喜欢他的艺术，达·芬奇简单并且毫无掩饰地讨厌米开朗基罗本人。他将自己视为冷静的科学家，对上帝一无所求；米开朗基罗正相反，非常信奉上帝。达·芬奇希望精确地记录他所看到的和了解的微妙的自然，而米开朗基罗追求记录人性里精神上的斗争。对达·芬奇来说，米开朗基罗有着中世纪的思想，而其他人将他的作品视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人文思想的斗争和试图实现自我的痛苦化身。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出生于1475年，在佛罗伦萨南边40里之外的卡普雷塞堡（为了纪念他，现在这里被命名为卡普雷塞-米开朗基罗）。

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人，被该地的主管当局任命为当地的市长。博那罗蒂家族宣称具有卡诺萨骑士的血统，卡诺萨家族是佛罗伦萨11世纪的统治者，但这并没有事实依据，只是这个家族的神话。他们家族属于贵族成员，但是在乱世中已经落败。在米开朗基罗出生6个月的时候，他父亲的市长任期结束，全家搬回了佛罗伦萨，小米开朗基罗经常被放在乡下寄养。因此在他3岁前，他一直住在塞提涅亚诺阿尔诺河谷上游3里外的一个石匠村；几年后，这个伟大的雕塑家宣称：“我生来就着迷于锤子和凿子的声音，我可以用它们塑造雕像。”

少年的米开朗基罗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住在圣克罗斯贵族区家族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个很体面的街道上，但是紧靠贫民区，使人觉得有些不舒服。他父亲努力维护他的社会地位，小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老式”环境中长大的。然而，和几乎其他所有艺术家都不同，他在马埃斯特罗·弗朗切斯科·乌尔比诺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习了语法、修辞和拉丁文。这并不是一所开明的人文主义学校，米开朗基罗很快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感到厌烦。他开始用画画打发时间，并下决心要成为一名艺术家。

老博那罗蒂非常反对他儿子在艺术上的努力：这样的行为只会拉低他们家族的档次。于是引起了家庭争吵，据说米开朗基罗经常被痛打。但是由于他的倔强和固执，最后，在他13岁的时候，他被送去基兰达约工作室；学徒一般从10岁开始学习，但是米开朗基罗独一无二的天赋很快引起了基兰达约的注意，他比其他人少学了3年。

据瓦萨里所著，在他那本不是很可靠的《艺术家的生活》中，1489年洛伦佐决定为雕塑者创办一所学校。他开始寻找合适的学生，基兰达约立刻推荐了14岁的米开朗基罗。洛伦佐的雕塑学校坐落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花园里，离美第奇宫殿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其中的阁子里存放着美第奇家族收藏的古罗马雕塑品，这是科西莫在多纳泰罗的建议下收藏的。学校由多纳泰罗之前的学生贝托多所管理，贝托多是一位天才青铜雕塑家。据瓦萨里所写，“他已经老得不能再工作了”。到了夏天雕像被搬到了花园里，学生们坐在荫凉处临摹这些雕像。在他之后的人生里，米开朗基罗总是声称他是自学成为艺术家的，他的天赋只来自上帝，不过老贝托多可能教会了他如何用泥和蜡塑造人物模型。从很早开始，米开朗基罗据说就已经有了超凡的雕刻石头的能力，使他的作品像打了蜡一样光滑。

米开朗基罗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青年，按当时的情况，他性格早熟，在14岁时，他的心理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仍缺少社交经验，而且很腼腆。虽然他很有素养，但在他的伙伴中却显得很笨拙，而且他对他看东西的方式感到恐惧，即便他很顽强而且有魅力。或许无意识中第一次发现了他的同性恋倾向；他肯定有着很强势的个性，这被他努力遏制，因此他经常很暴躁，偶尔还大发脾气，他的鼻子在一次打架中被严重打伤，所以后来他的鼻子一直是扁的。

米开朗基罗与洛伦佐的传奇式邂逅发生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花园里，这次邂逅成为他艺术人生的转折点。米开朗基罗正在专心地雕刻中，用罗马原作作为他的模型，一锤一凿雕刻着老萨梯咧嘴笑的头像。他专注于他的工作中，竟没有注意到洛伦佐站在他的身后，洛伦佐惊讶地看着这个有着与他年纪不相符的有技巧的年轻学生，他的作品在细节方面处理得比这个磨损的古代大理石头像更精细。米开朗基罗观察石像的头部，开始凿萨梯的嘴部。他细致地凿下多余部分露出石像的舌头，最后露出上下颌两排清晰的牙齿。他突然意识到背后有人，米开朗基罗转过身，脸一下子就红了。洛伦佐微微一笑，设法让他放松下来。洛伦佐弯下身检查萨梯的嘴部，然后指出这里不太正确——老萨梯不可能仍然拥有全部的牙齿。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绷着脸，对他的错误感到很丢面子。洛伦佐一离开，这个年轻的雕塑家马上重新开始工作，他凿落萨梯的一颗牙，直到凿出牙龈，这让它看起来更真实，好像那颗牙老掉了一样。当洛伦佐再返回时，他被逗乐了，但更多的是惊讶。这件事之后，米开朗基罗被邀请进入美第奇宫殿内生活和工作。他拥有了一个单人间，并且每个月有几乎相当于5弗罗林的薪水（一个熟练的工匠可以只靠这一半的薪水就能养活全家人）。为了缓和他家里的关系，米开朗基罗的父亲在关税局得到了一个职位。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四年里，米开朗基罗与洛伦佐一家人一同共进晚餐——就像波提切利和达·芬奇之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不再拘束，洛伦佐鼓励他参加柏拉图学派的聚会。他和波提切利、达·芬奇不一样，米开朗基罗接受过足够的教育来让他领悟会议中的要点。可以想象当同伴们对皮克、波利齐亚诺的辩论所沉醉时，米开朗基罗却在角落里皱着眉头思考问题。米开朗基罗很快受到柏拉图哲学的感染，柏拉图哲学里广泛抽象的理论，减少了他对于宗教的信仰程度。

他们朗诵的诗歌，让米开朗基罗意识到如何用语音清晰地表达一直压抑在他身体内的情感。他坚定地开始了学习创作诗歌，从此之后，他开始用诗表达他的感情。尽管这个才能在几年内并没有很成熟，他最初的努力远远超过一个固执青少年所能付出的努力。到了那时，米开朗基罗写出的诗甚至超越了洛伦佐——这些诗竟成为意大利语言中一种最好的点缀方式。他最早现存的片段暗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

炽热，我留在阴影里，

当落日躲进它的光辉里。

其他人奔向他们的快乐生活，

我独自躺着伤心，和我身下的土地一起。

尽管他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米开朗基罗仍然主要专注于杰出的艺术作品，而且这最初都是从柏拉图学派获得的灵感。他早期的雕像《半人马之战》（Battle of the Centaurs）是受波利齐亚诺的诗歌（改编自奥维德的作品）所启发，刻画了一个传奇中的古典场景，一群半人马怪兽在国王皮瑞苏斯的婚宴上喝醉后，企图掠夺所有的女人。带着年轻的艺术激情，米开朗基罗刻画出扭曲在一起、拼命挣扎的赤裸身体。这是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受吉贝尔蒂为洗礼堂创作的伟大青铜门的影响，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把它和天堂之门联系在一起。然而它却是地狱的标志，它混乱却又受到控制的构图，更多的是受激励他的同性恋幻想所影响，而非古典神话中的内容。相反，他早期的其他杰作中释放出了古典静止中的美。

《楼梯上的圣母玛利亚》（The Madonna of the Stairs）显然是受多纳泰罗所影响，写实地描绘出令人尴尬的哺乳场景，圣母玛利亚坐在坚固有角的楼梯下，怀抱着强壮的婴儿基督，背景中更高的楼梯上出现一个顽童的形象。圣母玛利亚盛装的服饰立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光滑的大理石雕像上实现了如此准确的光合度，巧妙地实现了整个雕像的流线性。没错，就是在美第奇家族的鼓励下，米开朗基罗诞生了他的另一个卓越天赋。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米开朗基罗和美第奇家族交织在了一起，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第16章　扭转潮流

15世纪末，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事后道来这绝非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年轻人在广场上探讨柏拉图，甚至那些站在公共艺术品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的没学问的人，也对布鲁内莱斯基教堂的屋顶、吉贝尔蒂的青铜门、皮蒂家族在奥特尔阿诺山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庞大宫殿，还有那些由伟大的洛伦佐安排的炫目庆典，有了模糊的概念，所有的事情都再也不一样了。佛罗伦萨变成了一座全新的城市，然而其他有些事正在发生。在渴望新娱乐、新惊奇、新想法下，还隐藏着困惑和怨恨，尤其是在那些小人物中，当比赛和庆典活动结束后，他们仍要疲惫地回到贫民窟中。

英国和低地国家已经开始制造他们自己的布料，因此，他们输出很少部分的羊毛，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已经跌入低谷。和以往一样，最先受苦的是羊毛工人，更多的人被解雇，更多的家庭开始受影响。越来越多的抱怨，集中反对佛罗伦萨已经开始采用的新办法；再没有什么是相同的，所有已经确定的事都被破坏。正当这种混乱状态愈演愈烈，开始弥漫社会各阶层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看来好像对时局相当有把握，他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是牧师。

1452年萨沃纳罗拉出生于费拉拉，与达·芬奇同岁。他们俩在所有方面都形成鲜明对比。萨沃纳罗拉的祖父是费拉拉公爵府内一名最杰出的医生，而达·芬奇的父亲在同一所宫廷内担任一个小官，尽管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小萨沃纳罗拉是一个好自省、不爱笑的孩子，他在家中接受祖父的教育，他祖父作为一名医生，坚决主张适度有规律的饮酒有益于健康和长寿。

不幸的是，他的想法在教育上却很难获益，尽管费拉拉离佛罗伦萨很近，宫廷在文艺复兴中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萨沃纳罗拉的祖父仍然主张一种古老的中世纪教育方式，保持着中世纪式信仰上帝的生活态度。这个忧郁、苍白、长着鹰钩鼻的年轻人，专心地听着他祖父痛斥现代社会的罪恶：人们在人世间的逗留，只是为死后的灵魂生活做准备，不道德的行为只会带来永久的毁灭。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里，年轻的萨沃纳罗拉在他的琴上漫不经心地弹着令人忧伤的曲子，写着忧伤的诗句：

看整个世界融入黑暗，

所有的美德和仁慈彻底消失，

无处再有光明，

没有人为他的罪过承担责任……

他祖父去世后，萨沃纳罗拉继续在费拉拉大学学习，就是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学习这种思想，但本能地拒绝它。这期间，他迷恋上一个名叫劳达米亚的姑娘，她是斯特罗奇家族的一名私生女。斯特罗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显赫的家族，被流放到费拉拉。她住在一条狭窄街道对面的一所房子里，有一天，她从一扇突出的窗户里探出身子，萨沃纳罗拉也从他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并向她求婚。他被轻蔑地拒绝了：甚至一个斯特罗奇家族的私生女也不愿嫁给身为嫡子的萨沃纳罗拉。

从那时起，萨沃纳罗拉开始憎恨女人，讨厌华丽的服饰，讨厌上层社会以及任何形式的安逸生活。与此同时，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态度也更加坚定，更加讨厌这个之前被他所轻视的一切。1475年圣乔治节，在他们家族庆祝节日时，23岁的萨沃纳罗拉单独离开家，步行30里去了博洛尼亚，进入多米尼加教堂成为一名修士。在给父亲迟来的解释中，他写道：“我不能再容忍意大利的罪恶，当我身体的本能与理智相矛盾时，我必须全力阻止恶魔站到我的肩膀上。”

1482年，在北意大利各个修道院居住7年之后，萨沃纳罗拉被派往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由科西莫斥巨资重建而成，他还在那里为自己保留了一间私人密室做独立冥想之用。在圣马可修道院，萨沃纳罗拉迅速以极度禁欲主义和纯洁性在修士中建立名望。他睡在一张又薄又平的稻草木板上，而且拒绝与其他修士一起参加宗教节日庆祝活动。当轮到他在圣马可教堂公众做礼拜日布道时，没有人被这个矮小丑陋的牧师所感动，虽然他有着异常性感的嘴唇，但说话结结巴巴且吐字不清。然而很明显他笨拙的样子与他的腼腆无关，他浓密的黑眉毛与他巨大的鹰钩鼻连在了一起，萨沃纳罗拉的眼中还闪烁着光芒，好像蕴含着无穷的能量，却缺少了释放的能力（见图9）。用他之后的话来说，那时他的布道是那么的无效，“甚至不能吓到一只小鸡”。

图9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萨沃纳罗拉祈祷并禁食，请求上帝给他启示——上帝到底希望他做什么去完成他在世上苦恼的使命。最后，在1495年萨沃纳罗拉感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激励他“透过上帝告诉他的话，去警告这个恐怖的罪恶事件”。此时他供职于圣吉米拉诺——佛罗伦萨西南部30里外的一座小城里。他找到他人生的使命，开始斋颂布道，用激情的语言警示教徒，上帝正准备向世界释放灾难。上帝神圣的教堂已不再神圣，因为他已经堕入罪恶之路，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充满罪恶；在它恢复到基督教真正的神圣和纯洁之前，教堂需要被痛斥和净化。

这些话很快被这个布道牧师发疯式地传播，不到两年，他返回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可教堂。皮克听到了他的演说，深深地被萨沃纳罗拉对于《圣经》有力简明的说教而打动。尽管皮克有着高深的学识，但他的人生正处于极度不确定的阶段；他完成的900篇关于正确宗教的论题已经受到罗马的谴责，而且他正面临着可能被判为异教徒的风险。在他自我怀疑不断加深时，皮克被在圣马可教堂听到的那强有力且坚定的演说所深深感染。

萨沃纳罗拉的院长很快对他的新布道方式感到不满，最后决定他最好还是在别的地方工作。1487年他被派往博洛尼亚，作为大学里宗教课程的教师，尽管他的启示思想偶尔并不连贯，但是他对《圣经》造诣极深，有着很深的理解，这都是因为他无数次在他私人的小屋里不断钻研的结果。

当他回到佛罗伦萨时，洛伦佐为了他儿子乔凡尼，那个13岁红衣主教的事征询皮克的意见：如何完成它神学方面的教育？皮克感到小乔凡尼会受益于一个很好的传教士，他建议洛伦佐使用他的能力把萨沃纳罗拉调回圣马可教堂。这个有单纯信仰的小男孩未来会感激他的。

佛罗伦萨城对洛伦佐的儿子担任红衣主教感到十分光荣，市民中宗教势力的复兴在市民中带来一些伤感。那里有一大批不知疲倦的听众为萨沃纳罗拉所描述的死后炼狱做好了准备，他的布道很快吸引了一大批普通的追随者。他激情的演说拨动了所有听众的心弦。小人物在这里找到了舒适和安心：他们的贫穷就是基督的贫穷，当富人遭受永久的诅咒时，他们将成为上帝的选民。那些已经接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人很多为之动摇。抛开不确信和自负，受新观念的鼓舞有一种更深更古老的忧患和对过去古老信念的渴望。由于他的教育背景，萨沃纳罗拉非常了解新人文主义，知道如何使用人文主义的观点来反驳自身——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像皮克说的那样：“你可以过任何你选择的生活。”然而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有何用处，只会导致它的作者在地狱里承受永久的惩罚？新人文主义思想只会带来无意义的奢侈和身体上的满足。人文主义诗人写诗甚至没有写过基督教材，因为比起正义的寓言，他们更喜欢异教的神话。

画家并没有更好，即使他们选择以宗教题材作画时，他们也会用过于华丽的颜色来体现人体的细节，“他们使圣母玛利亚看起来像个妓女”（出于某些原因，萨沃纳罗拉特别喜欢妓女的这种恶性行为，并称她们是“有眼睛的行尸走肉”）。这样的布道没几次就影响到了波提切利的脆弱感情。同样地，波利齐亚诺很快在萨沃纳罗拉的痛斥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也开始思考他不朽灵魂的命运。新人文主义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并融入他们的艺术中，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灵魂深处扎根。

1489年夏天，萨沃纳罗拉在圣马可修道院的花园里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几乎都在洛伦佐雕刻学校花园里的小屋的听力范围之内，米开朗基罗就在那里学习他的艺术；也就是那时，米开朗基罗听到了萨沃纳罗拉的布道，并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正如一位老人声称，他会继续听萨沃纳罗拉刺耳的声音，看他激昂的手势，就好像那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奇怪的是，米开朗基罗是很少受影响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们的信念总是很坚定，他已经把他的艺术和文学才能视为他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艺术和他的诗将继续自由发展，脱离任何清教徒似的虔诚的约束。

由于萨沃纳罗拉的听众越来越多，因此他的观点变得更加胆大：“如果你想要制定好法律，你必须首先遵守上帝的法律，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从属于永恒的法律。”他的布道开始更多地使用政治腔调，他宣扬反对权力的滥用，以及使用权力的人是如何堕落的。很快他开始控诉统治整座城市、整个国家的暴君滥用权力；而他的听众很快知道了统治他们城市的“暴君”是谁。洛伦佐的名字虽然没被提起，但他很快成为群众怨恨的焦点。

最初，洛伦佐决定采用安抚的办法，希望萨沃纳罗拉的愤怒能很快被佛罗伦萨的文明生活所平复，皮克向洛伦佐断言，萨沃纳罗拉的宗教信念足够充实，本质上是“一个好人”。波利齐亚诺也建议洛伦佐谨慎处置，暗示萨沃纳罗拉的有些话是真实的。此外，他在群众中很有基础——他可以给被压制的感情合适的释放方式。之后萨沃纳罗拉变本加厉，将现代“暴君”的暴行与尼布甲尼撒二世和尼禄联系起来。但是洛伦佐仍然等待时机。1491年萨沃纳罗拉被任命为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这一年参加他第一次大斋节布道的听众非常多，以至于他请求为他的布道提供更大的教堂会场。洛伦佐轻率地准许了他的请求，萨沃纳罗拉的布道开始吸引更多的群众，他对“暴君”的痛斥口口相传，传遍了整座城市。

虽然只有40岁出头，但洛伦佐开始被家族病所压垮：痛风和痛苦肿胀的关节炎，这致跛了他的祖父，杀死了他的父亲，他也突然被用担架抬来抬去，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但是，市政府在由美第奇家族任命的人的掌控下继续平稳运行下去。洛伦佐陷入了困境，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那个不断质疑他的权力给他带来麻烦的牧师；他通过支持者带给萨沃纳罗拉的秘密警告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也没引起注意。他考虑请求教皇将萨沃纳罗拉派往别处，但是60多岁的老教皇英诺森八世也病了，长年奢侈腐化的生活现在开始给他们带来伤害。

现在，洛伦佐得到消息说，萨沃纳罗拉正在预言“暴君”的死期，以及教皇的死期。在佛罗伦萨，“洛伦佐病了”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新闻，很多人还知道英诺森八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这些消息似乎证实了萨沃纳罗拉预言的真实性。如果他能预见教皇和统治者的死期，那么他还能预见别的什么吗？或许他预示的可怕的大动乱终究会成为现实。

1491年12月11日，洛伦佐的二儿子乔凡尼16岁了，这标志着他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三年前，他就被正式任命为红衣主教。一个盛大的庆典在美第奇宫殿举行，但是，当时，洛伦佐已经病得不能参加了；当宴会开始的时候，他被用担架抬到一个较高的窗前，从那里默默地向下看着，大约就在三个月后，1492年3月21日，他请求把他送到在卡雷奇的美第奇别墅——他祖父科西莫去世的地方。洛伦佐由他最喜欢的皮克和波利齐亚诺陪同着。

在生病的洛伦佐抵达卡雷奇两周后，有消息从佛罗伦萨传来，说佛罗伦萨两头著名的狮子在笼子里互相打架并致死，这一时间被佛罗伦萨市民当作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那一夜，大教堂圆屋顶上的新灯笼被闪电击中了，导致支撑灯笼的一个大理石球失位，滚下屋顶冲向下面的人行道，砸得粉碎。当洛伦佐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立刻询问球掉往了大教堂的哪一侧，有人告诉他球掉落在了西北侧。“这指向房屋的另一侧，”他告诉他的随从，“这意味着我快要死了。”甚至这样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临终时也重新堕入旧时代的迷信中。

洛伦佐把长子皮耶罗叫到床前，就像他的曾祖父乔凡尼和所有后来的家族领袖所做的那样。年轻的皮耶罗长得很像他的叔叔朱利亚诺，是美第奇家族里最漂亮的人，现在他已经21岁了，只比他那被暗杀的叔叔小4岁。不幸的是，皮耶罗性格傲慢，比起管理国家，他更喜欢打猎。洛伦佐要求和他的儿子单独待会儿，他握着皮耶罗的手，以美第奇家族的方式告诫他：在公众面前要保持谦虚，时刻铭记佛罗伦萨人民就是他自己的子民……这曾经是他曾祖父乔凡尼对子孙们最真情的恳求——这些空洞的话已经成为家族的传统而不是遗嘱。

据波利齐亚诺记载，很明显，洛伦佐的病不断侵蚀他，“不只是所有的血管，也包括他的器官，他的肠子，他的骨头，甚至是骨头里的每点骨髓”。当洛伦佐感到他的生命正在流逝时，他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秘密地传话，把萨沃纳罗拉招到了他的床前。他是想请牧师给他宽恕，还是为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做出努力，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座和谐团结的城市传给他的儿子，这不得而知。对这次宿命的会见众说纷纭，皮克留下了神秘的故事版本，而波利齐亚诺则描述了一个诗意的动人场景。

尽管这些描述互相矛盾，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萨沃纳罗拉向洛伦佐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萨沃纳罗拉问洛伦佐是否忏悔他的罪孽并坚持信仰上帝，于是，洛伦佐回答他能做到。第二，萨沃纳罗拉要求他放弃所有的财富，对这一点，洛伦佐没有回答。第三，萨沃纳罗拉要求他“恢复佛罗伦萨市民的自由”，洛伦佐又一次什么也没说，最后他把目光从萨沃纳罗拉的身上移开。这个牧师默默地站了一阵子，然后喃喃自语地说着宽恕的话离开了。

没过多久，1492年4月8日，伟大的洛伦佐去世了。

据传说，佛罗伦萨全城都护送洛伦佐去他的墓地，这种对悲痛的公然炫耀，以无言的方式，进一步确立了洛伦佐的儿子皮埃罗的继位事实。其他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传说，是美第奇家族编造的；反而，有人断言，公众对洛伦佐的死显然并不伤心，鉴于当时城市混乱的形势，这似乎很有可能。无论是哪种说法，皮埃罗都继承了佛罗伦萨无冕王子之位，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件事。

在罗马，垂死的英诺森八世说出了群众的恐慌：现在，洛伦佐——“意大利罗盘的指针”——死了，和平将不会持续太久。三个月后，接替英诺森八世的亚历山大六世继任教皇，他是通过简单而有效（但极度昂贵）的贿赂对手支持他的方式获得这个职位的。这需要至少一骡车的金银珠宝，才大体上贿赂成功，实际上这个教皇职位是公然买到的。亚历山大六世是博尔吉亚家族的一员，原籍西班牙，在他任教皇期间，他把新的冷酷和野心纳入教皇职权中，并且把新的劣性引入意大利的政治舞台。

皮耶罗于21岁时继承他父亲的王位（只比洛伦佐继承王位时年长了一岁），无论是谁继承了伟大的洛伦佐的王位，都会不免被拿来比较，即使实际上皮耶罗和他父亲非常相似。他非常强势，喜欢过开心的生活；他还自认为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力，并把自己当成一个诗人。然而，他并不是诗人。此外，他确实给予了与他一起长大的米开朗基罗在艺术方面最大的鼓励。

从一开始，皮耶罗就放心地把佛罗伦萨每日的统治事务交给他父亲的富有经验的大臣皮耶罗·多维奇·达·比比埃纳处理，而把银行管理权交给了老乔凡尼·托纳布奥尼。1480年，美第奇银行被迫关闭了伦敦分行和布鲁日分行，因为，洛伦佐的绝大部分统治是靠削减经济基础才从困境中挺过来的——几乎可以肯定，部分供重大活动使用的钱是洛伦佐秘密地从佛罗伦萨国库里挪用的。与此同时，佛罗伦萨的羊毛贸易严重衰落，贫困潦倒的工人和小商人成了萨沃纳罗拉布道的听众。

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都没有能力负担得起像皮耶罗的父亲曾举办的那样深受市民喜爱的大型公众庆典。

尽管如此，所有迹象表明，皮耶罗在效仿他父亲，但是他在各方面仍然表现出非常愿意跟随洛伦佐脚步的姿态。皮耶罗把他的父亲和他自己看成风度翩翩的王子：是幸运儿，是意大利政坛上的当权领袖，是被大众崇拜的大人物。但是他没有他父亲身上任何非凡的魅力，并且他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权力基础。美第奇家族是一个运行状态良好的政治机器核心，这个核心需要公众持续的关注。所有的奖励、重要位置和礼物都要机智、谨慎地索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佛罗伦萨政坛，忠诚会变得很诡异。皮耶罗没有很好地把握怎样在意大利的政治大舞台上维持和平，没有处理好内忧外患，那么皮耶罗就会被冠上“不幸”的头衔。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即使让皮耶罗的父亲来处理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是否有能力处理好也值得推敲。

萨沃纳罗拉继续在佛罗伦萨进行他的激烈的演讲，不断扩大的追随者规模，达到了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步，他告诉他越来越多的忧虑会众“一团团黑云密密地压在佛罗伦萨上空”。他号召所有的公民趁着还来得及而进行忏悔，同时他反对已经渗透到教会各个层级中的无声的罪孽，包括教会中非常高层次的人员。明白他的意思的人知道，萨沃纳罗拉预言洛伦佐和英诺森八世的死早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萨沃纳罗拉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在萨沃纳罗拉又在预测第三个暴君（70岁的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也将要死去。根据萨沃纳罗拉所说，意大利大批部队的入侵将会导致费兰特国王的死，意大利军队将要从阿尔卑斯山疾驰而下，就好像外科医生用利斧砍掉生病并且已经腐烂掉了的四肢一样。

同时，皮耶罗现在正面临着切切实实的来自意大利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带来很多危险的影响。为了弄清这种形式，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研究现状变得非常有必要。米兰的统治者（卢多维科）是唯一的掌权者，他想在合法的继承人贾恩·加莱亚佐（被暗杀的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前一直统治米兰。为了巩固米兰和那不勒斯的关系，年轻的贾恩·加莱亚佐和那不勒斯老国王费伦特的孙女伊莎贝拉结婚了。但是当贾恩·加莱亚佐最终到达法定年龄时，卢多维科却拒绝交出统治权，理由是贾恩·加莱亚佐没有能力统治米兰，他“只比白痴好一点”。即使这个评价中有一些事实，但贾恩·加莱亚佐的妻子伊莎贝拉并不这么认为，她求助于她的祖父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帮助她的丈夫夺回继位权。她的父亲卡布基里亚公爵阿方索（那不勒斯国王的继承人）格外愤怒，并公开他要挥军北上，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追击谋反失败的帕奇战斗中获得大胜。

卢多维科寻求佛罗伦萨的支援，但是皮耶罗却一味地搪塞他，因为他的顾问考虑到那不勒斯的费伦特也是佛罗伦萨的一个盟友。卢多维科之后向威尼斯和教皇求救：意大利的和平危在旦夕，只有靠他们的支援才能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他们也一味地搪塞说没有哪个统治者愿意支持像卢多维科这样的篡位者——这在像意大利这样经常更换统治者的地方非常危险。卢多维科很快意识到他被孤立了——全意大利都可能转而反对他。

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轴心被洛伦佐小心维护着，并使意大利保持和平如此之久，现在却崩溃了。事情还会更糟，米兰的卢多维科采取极端行动，转向外国势力求助。他求助于法国的查理八世，作为交换，如果查理八世想要强行中止法国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利时，他将愿意支援查理。

作为意大利所有势力隐藏的对手，这正是查理八世等待的机会。他是“蜘蛛网”路易斯十一唯一的儿子，路易斯十一是一个古怪的君王，他极善伪装的能力，巩固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查理八世在13岁时就继承了王位，但是直到1491年到达法定年龄才掌握全部的权力。年轻的国王相貌古怪：弯腰大脚（据传他有六个脚趾），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瘸一拐。他的性格也相当独特：事实上他没受过教育，还保有惊人的天真。然后他还极度地好色和贪吃，他还习惯于抚摸着他的大红胡子喃喃自语，每次他的出现都会引起别人的不安。他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狂妄自大，预见自己会成为最强大帝国的统治者，这种对外夸张的野心还得到了他的顾问们的助长，顾问们希望他去国外，这样他们就能追求自身的邪恶目的。顾问们向查理八世建议：如果法国控制了那不勒斯的合法统治权，接下来可以着手夺取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控制住那条有着巨额利润的近东贸易通道。查理八世贪婪地听着，并轻易地将整个地中海地区纳入法国的掌控中。

1494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去世，实现了萨沃纳罗拉有关一个“暴君死亡”中的第三个预言。他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继位，成为阿方索二世，因此，法国的査理八世立即索求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力，并声称他愿意使用武力实现这个要求。如果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意大利的全部城市（除了米兰之外）在它向南移动时，都处在危险中。皮耶罗宣布，佛罗伦萨将保卫它的领土，抵抗任何侵略者，并将援助那不勒斯击退任何外国势力对意大利的侵犯——在佛罗伦萨，得知这一消息的人都非常恐慌，似乎萨沃纳罗拉更进一步的预言行将实现。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担心。和往常一样，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佛罗伦萨的领导家族在他们的宫殿里举办了一系列的节日舞会。当然，庆典表面上的欢乐并不能掩盖美第奇家族内部的分歧。皮耶罗对于美第奇家族派系之争的忽视，意味着逐渐紧张的局势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由于美第奇银行的危险局势，由皮耶罗领导的嫡系不再是家族中最富有的，而他的堂兄乔凡尼和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西斯科（他委托波提切利创作了维纳斯的诞生）领导的派系在谷物贸易中大获其利。因此他们开始对皮耶罗掌握的政治权力怨恨起来。这种紧张的局势在一次春天舞会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争吵中达到巅峰，皮耶罗和乔凡尼在谁可以和一个他们都很倾慕的当地美人跳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结果皮耶罗当众扇了乔凡尼一记耳光。乔凡尼知道他不能和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决斗，因此带着明显的仇恨被迫退出了。现在，美第奇家族派系的分裂开始公开化了。

皮耶罗思考着当前事态是如此的复杂，如果父亲还在，他会怎么做呢？洛伦佐当然会采取果断行动，要么使用他的魅力和宽容的姿态去消除裂痕，要么立刻打击根除任何威胁。犹豫一下后，皮耶罗选择了后一种方式，逮捕了乔凡尼和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西斯科，并把他们关押在柯梵洛。他们因秘密向查理八世传递消息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逮捕。据皮耶罗所说，告知法国国王的消息是，尽管皮耶罗曾说过他会保卫佛罗伦萨的领土，但绝大多数的佛罗伦萨人不会抵抗任何进军那不勒斯的军队。

1494年，查理八世率领大批法国军队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据当时人估计，这支军队有3万~6万人，其中包括至少3万名战士，还有大量的由男仆、侍从、乐师、魔术师、厨师、妓女组成的随从队伍。这支队伍是前一次穿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军队规模的两倍（那是公元前218年的事），据可靠估计，由汉尼拔统率的军队大约有26000人（事实上这个早期可靠的估数法说明当时国家军队编制还处在罗马时代，而15世纪的法国已经到了中世纪晚期）。

还有更坏的消息：查理八世的军队拥有一批曾经参加过北欧非常血腥的战争的富有经验的战士，那次战争是一件很特殊的事件，意大利城邦的民兵和雇佣军采用了战术上的调动，这被当作了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争。法国军队有着训练有素的瑞士近卫军作为先锋，他们以防御和抵抗任何骑兵冲锋的能力而著名。而对意大利军队来说，骑兵冲锋往往是战争结束的标志，所有人都四散逃命。法国军队还装备了强大的火炮（一种移动式加农炮），射出来的是铁炮弹而不是石弹，这些火炮可以瓦解密集的步兵阵式冲锋，还能摧毁城墙。

卢多维科欢迎查理八世来到米兰。之后查理八世进军帕维亚，在那里他受到了米兰的合法统治者贾恩·加莱亚佐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的迎接，贾恩·加莱亚佐和伊莎贝拉恳请他不要攻打她父亲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尽管如此，查理八世仍执意继续向南进军。查理八世拜访贾恩·加莱亚佐的行为显然让米兰的卢多维科非常不安。几天后，有消息称贾恩·加莱亚佐已被毒死，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被卢多维科囚禁起来，卢多维科正式宣布他才是米兰的合法公爵。同时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也迅速向北进军，正面迎击侵略者。两支军队在距离那不勒斯领土250里外的拉帕洛海岸相遇，结果那不勒斯军队彻底溃败，阿方索二世与他的残余部队逃回了那不勒斯。查理八世军队沿海岸而下，教皇明确表示法国军队可以自由通过教皇领土，同时威尼斯表示中立。现在只有佛罗伦萨领土挡住他们的路，查理八世将军队驻扎在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边境，并且送信给皮耶罗要求自由通过托斯卡纳去那不勒斯。

这时的形势非常严峻，皮耶罗已经许诺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并期望意大利其他城邦一致跟随，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支持那不勒斯。他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宣布佛罗伦萨中立吗？五天后，查理八世的指挥部仍没有收到来自皮耶罗的消息，查理八世恼羞成怒，命令队伍开进托斯卡纳，占领了边境城堡菲维扎诺，所有守备部队都放下了武器；查理八世之后命令佛罗伦萨投降。

城里很快充满各种谣言。此时，有消息传到乔凡尼和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西斯科的耳朵里，他们闻讯逃离了柯梵洛，并前往查理八世的指挥部。在那里他们向法国国王保证皮耶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佛罗伦萨市民，大部分市民希望投降。这个证据证明皮耶罗逮捕他们的理由并不是捏造的，但是在这一时期都显得十分微不足道。很快乔凡尼和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西斯科向查理八世的断言成真：他们在佛罗伦萨有很多同情者，这些人都愿意投诚于法国。那些城市的领导者在困境时需要找替罪羊，并且很快发现了皮耶罗。同时萨沃纳罗拉继续在大教堂的讲道坛上宣扬他的地狱火之论；在他的观点里，悬挂在佛罗伦萨上空那个燃烧的十字架现在变成了一把燃烧的剑，这惩罚的火焰和诅咒为所有拒不忏悔的人准备着。

最后，皮耶罗决定采取行动，一心想保卫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领土，他召集了部署在城中的雇佣军，派他们北上保卫残存的要塞。形势很快变得很清楚，他在城中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还在不断减少，甚至他在家族中的派系成员很多已经公开谈及投降。就是此时，皮耶罗做出了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效仿他的父亲15年前只身一人前往那不勒斯拯救佛罗伦萨，皮耶罗独自前去会见查理八世，途中写了封信给西尼奥列政府解释他离别的原因。

但是皮耶罗不是伟大的洛伦佐，既没有人格魅力，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而且查理八世也不是容易被感动的（那不勒斯国王费伦特可以轻易地被个人英雄主义所打动）。甚至当时，皮耶罗的独自出使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绝望中的行动，而不是勇敢的行动。当他到达查理八世在萨扎尼洛的指挥部时，他没有受到英雄般的款待；相反，皮耶罗受到的只有耻辱。查理八世立即要求比萨港和里窝那港的控制权，只要他的“雄心”仍在，就一定要占领它们。同时皮耶罗表现得很卑微，没有他父亲盛气凌人的气场。查理八世感到既惊讶又开心。皮耶罗同意了法国国王所有的要求。和洛伦佐一样，皮耶罗的意图只是拯救他的城市，但他对整个战局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查理八世急需一条防线，来保卫他的军队在意大利不被合围，并为他最终回军法国留出余地。尽管皮耶罗的军力非常薄弱，但他拥有大量的谈判筹码供他支配；如果他显示出强硬的一面，他也许会受到查理八世的尊重，并且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协议；可事实并非如此，皮耶罗的行为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494年11月8日，皮耶罗于两周后返回佛罗伦萨。当他抵达德拉西尼奥列宫汇报他的出使结果时，意外地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了。德拉西尼奥列宫发现有些人应该为他自己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受责。因此皮耶罗的出使被视为一种背叛行为，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叛徒。他得此罪名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一个重要人物暗中破坏了这次出使，在第一时间向查理八世投降了。但是佛罗伦萨正处于恐慌和疯狂中——需要一个替罪羊，而皮耶罗显然扮演了这个角色。

当皮耶罗和他的武装随从坐在马上，在德拉西尼奥列宫前忐忑等待时，德拉西尼奥列宫下令鸣钟。低沉的钟声从塔楼传遍整座城市，市民被召集到广场集合；当时事态开始失去了控制。广场前聚集的群众开始嘲笑皮耶罗和他的手下，有些人开始向他们扔石头，拒绝承认他们。之后皮耶罗和他的手下骑着马回到安全的美第奇宫殿。在远处他们很快听到从德拉西尼奥列广场方向传来的人群的吼叫声，在那里，西尼奥列成员正公然地宣布皮耶罗和他的弟弟乔凡尼是叛徒。

19岁的红衣主教乔凡尼一听到皮耶罗出使查理八世，马上从罗马返回了佛罗伦萨。他设法让他的哥哥振作起来，但是没有用。皮耶罗被打击得很沮丧——这次出使的负担和佛罗伦萨人民对他的否认，都不是他所能承受的。乔凡尼决定将事态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和一群忠心的武装家臣骑马来到街上，高喊美第奇家族著名的战斗口号：“必胜！必胜！”但是他的疾呼只换回了嘘声，群众回应道：“人民自由！”最后人群威胁迫使红衣主教乔凡尼和他的手下撤回了美第奇宫殿，他们身后的那扇大门被猛力关上。

1494年11月9日清晨，天还没亮，皮耶罗与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趁夜穿过无人的街道来到圣加洛大门，离开这座城市开始流浪。与此同时红衣主教乔凡尼和美第奇家族最后的忠心家臣携带尽可能多的贵重物品，搬出了美第奇宫殿。他们装扮成多米尼加修士，据说乔凡尼将这些宝藏带到了圣马可修道院。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因为这是美第奇家族传统的大本营（科西莫在被流放前也曾把珠宝藏在了这里），而现在的修道院院长是萨沃纳罗拉。然而大部分修士还是继续秘密地忠诚于美第奇家族，因为一些我们所见到的被乔凡尼挽救出来的贵重物品传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后人。在他尽可能地挽救更多珍藏后，乔凡尼逃离了佛罗伦萨开始流浪，装扮成多米尼加修士。

第二天，西尼奥列政府正式宣布把皮耶罗和他的家眷永远驱逐出佛罗伦萨，并为皮耶罗的人头悬赏4000弗罗林，为乔凡尼的人头悬赏2000弗罗林。科西莫曾预言：“不出50年，我们美第奇家族将被流放。”只用了30多年，这个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第17章　虚幻的营火

被人们所熟知的皮耶罗被喻为“倒霉的皮耶罗”，并且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审判；他性格上的弱点导致他成为一个失败的统治者。将他与已经统治佛罗伦萨60多年的美第奇家族的前三个统治者相比，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果断的个性。这并不公平，因为在科西莫、身患痛风的皮耶罗和伟大的洛伦佐执政期间，有足够的财富作为后盾。而倒霉的皮耶罗却烦恼于经济问题。虽然他的独特性格中只有小部分受到了科西莫和洛伦佐的影响，但这不足以导致他的失败。似乎坏运气还不少，皮耶罗面临着两个更大更深的挫折。

美第奇银行没有资金让他赢得群众的心，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贿赂被忽视的美第奇家族各派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查理八世的介入，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已经变得令人绝望的不稳定。回溯15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形势，之前的稳定时期是很幸运的例外，能够保持如此之长的时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凭借后见之明可以看到，伟大的洛伦佐过分夸大了外交战略的成果，而实际上这仅仅是维持现状的做法，因为这种和平，即使在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极不稳定的；就如最老练的外交家也敌不过法国的介入，各种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至于佛罗伦萨自身的局势——不管好与坏，市民似乎已经厌倦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佛罗伦萨共和体制是佛罗伦萨人的骄傲，一个长期生存在共同统治的神话，现在被经济衰退和萨沃纳罗拉激愤的壮语所刺激，终于土崩瓦解。

现在美第奇家族被切断了城里的权力基础，被迫流放；但与科西莫61年前的流放不一样，这次没有任何期望，也没有事先准备，突如其来的流放显得没有一点征兆。当皮耶罗和他的弟弟红衣主教乔凡尼一离开佛罗伦萨时，美第奇家族就解体了，这个先前的统治家族很快被社会各阶层公开歧视。有迹可循，事实上当乔凡尼和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西斯科从法国军营返回佛罗伦萨后，他们的家族姓氏立刻被从美第奇改为了波普兰诺（“人民的人”），所有绘有盾与球的美第奇家族的象征，都被从宫殿里撤了下来，两位美第奇家族大臣的宫殿也被烧毁了。强盗很快就光顾了位于拉尔加大街的美第奇宫殿，正要烧毁它时，西尼奥列政府派遣民兵占领了它。从美第奇宫殿里洗劫出来的珍宝被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占有了，西尼奥列政府将洛伦佐收藏的珠宝、字画、雕塑作品和其他可随身携带的珍贵物品占为己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大卫》被搬出了美第奇宫殿，放置在了德拉西尼奥列广场的柱子上。行政首脑和西尼奥列成员还占有了当地美第奇银行大约16000弗罗林的现金，尽管这家银行已经濒临破产而且很难存活下来。不管怎样，至少其他分支银行成功地存活了下来并逐渐复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第奇家族没有彻底停止他们的银行业务，直到一个世纪后才结束。

所有美第奇家族的财产都以城市的名义被没收，理由是，这些财产都是从市民那里获得的。当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最终结束时，西尼奥列政府废止了对帕奇家族和索德里尼家族的流放审判，邀请他们返回佛罗伦萨。

这些极富戏剧性和混乱的事情正在佛罗伦萨发生时，共和国领土也处在混乱中。查理八世进军比萨，突破了佛罗伦萨海边的主要防线，并宣布这座城市从佛罗伦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尽管实际上它被占领成为法国领土）。尽管皮耶罗早已同意了这一点，但西尼奥列政府也不敢冒险废止这个协议来挑战查理八世。不过西尼奥列政府派遣了一个四人代表团前去比萨，抗议法国的占领。这是萨沃纳罗拉的后美第奇权力的上升，他被选为大使之一，承担这次重要使命。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外交任务，萨沃纳罗拉在比萨表现得非常突出。让佛罗伦萨代表团其他成员非常惊恐，萨沃纳罗拉大踏步地走到查理八世面前，开始救世主似的独白。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轻易地将查理八世当作上帝的使者，派来惩罚腐败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人民：“你是上帝的使者，是正义之神的化身。我们以愉快的心和微笑的面容欢迎你的出现。”突然他改变了腔调，萨沃纳罗拉继续向查理八世高谈阔论，告诉他即使你是上帝派来的，但是如果法国国王选择伤害佛罗伦萨的话，上帝也有可能对他的使者施以可怕的报复。

萨沃纳罗拉与皮耶罗之前的表现截然相反，然而他的行为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查理八世不会处死一个地位低下、不听话的修道院院长（很多人包括教皇确实都很喜欢这种做法）。但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萨沃纳罗拉有应对的措施。查理八世有着上帝意愿永远存在的中世纪观念，萨沃纳罗拉也很清楚他的这种迷信。这个人穿着普通凉鞋和旧长袍站在伟大国王面前，以一个圣徒的坚定语气说道：他似乎知道上帝的意愿，并宣称上帝通过他表达意愿。这是上帝使者在警告另一个神选之人的职责。当顽固不化的牧师转身向后大步离去时，查理八世似乎被惩戒了，周围的朝臣和士兵也都非常畏惧。

在这种情况下，萨沃纳罗拉的行为遭到严重质疑。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鲁莽的精神失常行为，但是这很有可能让萨沃纳罗拉相信他所说的，尽管他狡诈地操纵了轻信的法国国王。其他人则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勇敢的行为——可以与伟大的洛伦佐会见那不勒斯的费伦特相媲美，而他的儿子皮耶罗明显缺乏这种英勇。不管如何，萨沃纳罗拉在查理八世前的行为，几乎可以肯定拯救了佛罗伦萨——包括市民和建筑。毫无疑问查理八世会洗劫这座城市，可能会放纵他的士兵在城中烧杀抢掠；这会被当作一个警示，任何抵抗他进军那不勒斯的国王都会有这样的后果。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佛罗伦萨历史文化瑰宝很有可能源于美第奇家族的援助。讽刺的是，大部分艺术品的挽救者，竟是他们的主要敌人萨沃纳罗拉。

就在皮耶罗外逃八天后，1494年11月17日，查理八世戴着王冠，穿着金盔甲，坐在一个用荷尾装饰的华盖的座辇里，由20名举止规范的骑士卫队和一支2000人的军队陪同着，驰进了佛罗伦萨。市民好奇而又不安地看着这支看上去没完没了的军队从他们身边经过，包括一队手持闪闪发光的戟、令人望而生畏的瑞士护卫队，4000名布列塔尼弓箭手，3000名骑马的长矛轻骑兵（“法国骑士的精华”），一排排的马拉大炮，甚至还有穿着苏格兰短裙的苏格兰高地人，吹奏着风笛行进在队伍的后面。据目击者说，行进在最后面的是“来自苏格兰和其他北方国家的非常高大的人，他们看上去更像野兽而不是人”。

查理八世对佛罗伦萨的占领持续了11天；他住在美第奇宫殿几处未被洗劫的房间里，而他的军队驻扎在城市各处。从总体上来说，佛罗伦萨市民在这种和平的占领中似乎解脱了，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发生惨案——总共只有10人被杀。在法军驻扎的前几天，西尼奥列政府成员被查理八世召集到了美第奇宫殿，他拿出一份条约让他们签署。这份协议确保法国军队有权控制佛罗伦萨的任何要塞，来保护行军路线的安全性，并且确认了法国对于比萨城的占领权；只有当法国军队撤离时，这些领土才会归还于佛罗伦萨；还要求佛罗伦萨支付15万弗罗林来资助法国军队。当这些耻辱的条款被宣读出来的时候，西尼奥列政府成员惊呆了（皮耶罗曾签署备受谴责和鄙视的条款，只包括20万弗罗林的贷款）。

11月25日，传令官向聚集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的佛罗伦萨市民宣读了条约。传令官后面站着行政长官和西尼奥列成员，以及从美第奇宫殿出来的坐在他的宝座华盖下面的査理八世。但是，西尼奥列政府改动了条款。令査理八世惊讶的是，他听到传令官宣读佛罗伦萨将只支付给法国国王12万弗罗林。国王一下子跳起来，厉声打断传令官——正确的数字15万必须立即写进条款，否则他将命令士兵吹响号角发信号，召集他的军队踏平这座城市。

碰巧，行政长官皮耶罗·迪·吉诺·卡普尼曾经在伟大的洛伦佐时期作为佛罗伦萨大使出使过法国。当卡普尼在法国时，他待查理这个笨拙腼腆的孩子为友。卡普尼认为查理八世的要求既傲慢无礼又忘恩负义，他暴怒地跳了起来，从传令官手中抢过条约撕得粉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年轻时亲眼看见了这一幕，他是这样描述卡普尼的：“不受控制的暴怒让他气得发抖。”然后他转向国王大声喊道，“如果你吹响你的号角，我们将敲响我们的警钟。”之后这句话成为佛罗伦萨人骄傲的谚语。卡普尼很快意识到如果所有佛罗伦萨人都武装而来，这对他的士兵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数字，他们很可能会死于之后的大屠杀中。他尝试以玩笑的方式来缓解当时的局势，说了一句孩时的双关语，或许源于卡普尼在法国做他叔叔的日子里：“噢，卡普尼，卡普尼！你真是一只美味的鸡。”然后他同意把这个新数字加入条款。

第二天查理八世和他的军队撤离了佛罗伦萨，只是拒不承认从美第奇共带走了价值6000弗罗林的战利品。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勇敢的姿态是一方面，但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晰，行政首脑和西尼奥列政府不再是佛罗伦萨有力的统治者，由于美第奇政治机器的瓦解，使城市管理在结构上属于真空状态。没有人再举荐政策，几个有作用的委员会也不再发挥作用；在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佛罗伦萨市民正在从一个新的视野寻找他们的领袖。萨沃纳罗拉的布道——手持十字架站在教堂的布道坛上已成为城市常规。他的礼拜日布道据说有超过1.4万人参加，挤满了大教堂以及整个广场周围。

佛罗伦萨的局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现在萨沃纳罗拉占统治地位，权力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对精神领袖的服从，厌烦了迷人的唯物主义的市民只渴望听到他的呐喊：“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这非常有效，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正在发生，在西尼奥列政府的积极配合下，萨沃纳罗拉现在着手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府。新政府以松散的威尼斯模式为基础，不同于佛罗伦萨模式，这种模式被证明很稳定——与佛罗伦萨模式正相反，讽刺的是只有当这种政府被贿赂时才能实现稳定，而大部分是被美第奇家族贿赂的。

之前，佛罗伦萨在广泛民主上所做的努力是令人绝望的，并被证明是难以操控的，然而在萨沃纳罗拉的影响下，西尼奥列任命的新政府被普遍认为是迄今为止佛罗伦萨最民主的政府。新政府很快着手改革计划：税务制度彻底改革，使它对社会中不富有的成员更加公平；选择权扩展到曾经在政府里工作过的任何家庭成员，即那些超过30岁的公民；许诺了更大范围的政治特赦，允许一些被流放的人返回家乡（甚至包括美第奇家族一些次要的成员）。这样的民主政治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可能被证明是最稳定的。新的民主的佛罗伦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而且萨沃纳罗拉有更进一步的民主改革计划。

萨沃纳罗拉的公开目的是建立一个“上帝之城”，煽动“净化的意大利”远离所有个人的、政治的以及神职人员的罪恶，佛罗伦萨人民应充分相信他们是上帝选定的，是新罗马市民，萨沃纳罗拉的号召激励了这种民族信念。他开始宣讲新的“全世界的和平”，号召市民救济穷人，并鼓励教会组织捐出他们的金子和银子。他以过分激动的情绪向佛罗伦萨宣布：“噢，佛罗伦萨，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全部，因为你还没准备好承受它。”一群穿白衣服的孩子被派出去唱着圣歌走进各个街道，为穷人募捐；这些“圣子”穿过城市募捐到各种饰品和珠宝，各种上好的衣服、镜子、异教徒的书和偶像崇拜的画。站在他的布道坛上，手里拿着十字架，举向天空，萨沃纳罗拉要求，所有不是“生活必需”的事物都要发誓抛弃。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混乱事件。离开佛罗伦萨后，查理八世的军队继续往南进军那不勒斯，阿方索二世正在他的宫殿里煎熬地等待着。他被预感和噩梦折磨着，并开始被幻觉折磨，幻想他脚下的大石头狰狞惊恐地大叫着，最后他逃到了西西里岛，躲进那里的一家修道院里。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和他的军队未受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那不勒斯，耀武扬威的军队穿过奉承欢呼的人群。三个月后查理八世坐在王座上，佩戴着查理曼之剑，正式自封为那不勒斯国王。他做的每件事都让他乐不思蜀，他很快发现在这里他活得很开心，以至于他放弃了继续要求耶路撒冷王位的想法。他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

然而，在意大利并不是每个人都默许查理八世和他表面势不可挡的军队。在他南征的过程中，虽然法国国王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通过了教皇国，但这并不标志着教皇抵抗的结束。肥胖秃头的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已经被认为是“教皇中的尼禄”；然而即使他是一个堕落的博尔吉亚家族的人（他甚至被怀疑与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乱伦），他仍然是一名冷酷果决的博尔吉亚家族的人。

亚历山大六世利用他的基督教皇的地位，召集神圣联盟一起与查理八世斗争，并最终把他赶出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发誓给予支持，威尼斯也加入进来，同时逃回家乡西班牙的阿方索二世也表态西班牙国家要加入联盟，米兰的卢多维科也很快加入进来。只有佛罗伦萨拒绝加入；萨沃纳罗拉一直将查理八世视为上帝的使者，而西尼奥列政府受佛罗伦萨与查理八世的条约约束。这就意味着共和国目前在意大利是被孤立的，而且因为他在贸易上还依赖法国，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挫折，因为法国是富有的，而且法国南海岸穿过热那亚湾距离托斯卡纳只有150英里。

1495年夏天，查理八世离开那不勒斯，长途跋涉返回法国；他的庞大的队伍越过群山，拖着长长的装着战利品的骡车队，后面跟随着混杂的军营随从队伍。在他们中间，携带有一种神秘的新病毒，就是现在所说的梅毒，法国士兵是在那不勒斯染上的。这种病毒几乎可以肯定是从新大陆回来的士兵带到欧洲的，早在三年前就发现了。查理八世的部队应对这种使人变丑的、无法治愈的性传染病的早期传播负有责任，由于这种原因，这种病最初叫作“法国病”。

到目前为止，神圣联盟已经召集了一支强有力的雇佣军队，由曼图亚的贡萨加侯爵所率领。在7月，这支军队在帕尔马城外的塔罗河岸遭遇了法国军队的袭击。结果这是一场残酷又血腥的战争，雇佣军很快转入溃败。尽管如此，曼图亚侯爵仍然坚持胜利是属于他的，因为他转移并抢夺了查理八世一半的战利品，甚至包括查理曼之剑。同时查理八世另一半的随从军穿过荒弃的战场，割开伤者的喉咙，搜刮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为了鼓励佛罗伦萨加入神圣联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了一封诚挚的信送给萨沃纳罗拉，邀请他来罗马，以便当面向他的教皇传道。萨沃纳罗拉也许有些神圣的无知，但绝不是神圣的蠢货；他不愿自己屈服于像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为教皇的友好回了封感谢信，但是解释说他因病不能前往拜见教皇。

数月后，佛罗伦萨的“上帝之城”逐渐稳固地确立下来。很多妇女及其女儿自愿成为修女，没有人再敢在公开场所佩戴假发，或是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所有珍视他们在新社会中地位的人，都会定期出现在教堂。然而人们很快清楚地发现萨沃纳罗拉并没有取得佛罗伦萨所有市民的支持。那群唱圣歌的白衣孩子在狭窄的街道上，被一群愤怒的市民拦住，禁止他们通过。这些人不愿再多捐出他们“多余的财产”和“浮华”，主要的反对派家族集中在一群自称为愤怒者的人。

这个组织成员认为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是瞌睡虫，因为这些人永远在低着头小声祷告，把自己当作假惺惺的工人阶级。然而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并不仅限于小人物和普通商人；像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西尼奥列政府成员，还有人文主义学者皮克和波利齐亚诺，甚至还有画家波提切利都被萨沃纳罗拉的布道深深打动了。他们肯定会听从萨沃纳罗拉关于“改变你的生活”的号召，很明显大多数佛罗伦萨市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然而，很多人现在发现这么做并不容易（如果他们继续做着日常生意，维持城市赖以生存的贸易）。看起来在萨沃纳罗拉要求的那种精神生活中生存是绝不可能的，同时需要必要的生意用以谋生——两者显得互相对立。

萨沃纳罗拉支持查理八世也开始遭到怀疑，查理八世已经违背了他的诺言。查理八世占领的边境堡垒被他卖给了边境对面的佛罗伦萨的敌人；热那亚和卢卡非常乐意买下北边的要塞城镇，而同时锡耶纳轻易地买下了南部的要塞城堡。比萨简单地听从它自己的意愿，于是比萨宣布独立，并迅速寻求神圣联盟的庇护。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地区却不受保护，它的贸易开始遭受损失。

最初的这些年里，佛罗伦萨的反对派都表现出隐秘的姿态，尽管在萨沃纳罗拉布道期间发过几起暴徒骚乱事件，甚至还有两起失败的暗杀事件。同时愤怒者派代表去罗马请求教皇的干预。1496年亚历山大六世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回应：他尝试贿赂萨沃纳罗拉，为他提供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萨沃纳罗拉却傲慢地回应道，他只希望是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这被看作一种殉教的意图。萨沃纳罗拉是否已经在他的幻觉中预见了自己的最终结局？或者是他希望这种命运发生在他身上？或者是他逐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他的唯一结果：一个可能让他成为圣徒却又促进他死亡的事业？不论哪一个成为事实，这些可能性一定在他脑海里从朦胧变得清晰起来。

1497年大斋节初期，萨沃纳罗拉的统治以它著名的“小玩意儿的篝火”达到了顶峰。那群“圣童”，这次由武装的护卫陪同，被派到城市各处去收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小玩意儿”，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这些“小玩意儿”被堆成一个大金字塔。在金字塔的最下面，放置着假发、假胡须、胭脂、香水和一些小饰品；紧接着是一堆“异教的书”：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有奥维德、薄伽丘、彼特拉克写的诗，还有西塞罗和波利齐亚诺的著作；上面是绘画作品、半身像和渎神主题的画（包括波提切利的一些作品）；更高一层堆放着乐器——鲁特琴、中提琴和笛子；然后是赤裸的女人的雕塑和画；再往上一层是希腊传说中的神以及英雄人物画像和雕塑。最上面放的是丑陋的撒旦的肖像——山羊般的腿、尖尖的耳朵和一小绺胡须。据记载，一个威尼斯商人提出要花22000弗罗林买下所有的艺术品。幸运的是，为了他个人的人身安全，这个商人被拒绝了，然而，他给出的价格表明了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因为甚至在伟大的洛伦佐时代，为完成这些作品，少数画家只获得这个数目的1%的报酬。

在忏悔星期二（大斋节的前一天），当聚集的西尼奥列政府成员从他们宫殿的阳台上向下看时，火焰终于被点燃了。烟和火焰从60英尺高、100英尺宽的柴堆里升起，聚集的群众高唱“我们赞美你，上帝……”以及其他拉丁文圣歌。

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是一座分裂的城市，据同时代的日记者——佛罗伦萨的丝绸商人卢卡·兰德西记载：现在支持和反对萨沃纳罗拉的观点“分裂了父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姐妹”，然而一出悲剧已经演变成为闹剧。大斋节结束后不久，有消息传到佛罗伦萨：在教皇的祝福下皮耶罗离开罗马，率领一支1300名的武装雇佣军前往佛罗伦萨。备受佛罗伦萨已分裂消息所鼓励，恰逢时任行政首脑的正是同情美第奇家族的博纳尔多德尔·尼罗，皮耶罗觉得他重获权力的机会来了。但是他错误判断了机会，甚至那些反对萨沃纳罗拉的人也鲜少希望重返政治受限的美第奇专制时代。行政首脑博纳尔多德尔·尼罗正确地判断了市民的心理，拒绝向皮耶罗和他的手下敞开城门。所以皮耶罗决定驻扎在城墙外，等待时机发起人民起义，但是雇佣军很快觉得已经等待太久了，并马上决定返回罗马。

这种屈辱是皮耶罗所不能忍受的，回到罗马后他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一个先前的朋友后来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午才起床，开始一场时间很长的嗜酒午餐，然后他立刻又回到床上，由妓女陪着，男性还是女性完全视他当时的心情而定。在他充满精力的享乐后，他和他的密友参与一场大型的赌博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这群人又开始流连于城里的低级旅馆和妓院，在太阳升起时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而此时老实的市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不幸的皮耶罗在六年后以一种典型倒霉的结局结束了他的生命，1503年当他准备坐船穿过加里利亚诺河时，船被河水掀翻，皮耶罗溺水身亡。这使得28岁的红衣主教乔凡尼成为“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领袖”。

1497年6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后颁布一项把萨沃纳罗拉逐出教会的教皇诏书，但是，没有教皇使者敢进入佛罗伦萨递交诏书，萨沃纳罗拉对诏书置之不理，继续像以前一样传道。很多人被这个正在大教堂主持弥撒的、被逐出教会的多米尼克牧师的观点所打动，然而，不管怎样，有一次在会众中发生了暴动，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次没有成功的暗杀。西尼奥列政府被这些事件激怒，并禁止萨沃纳罗拉布道。

现在整个佛罗伦萨处于混乱状态；佛罗伦萨正式向比萨宣战，武力收复政权即将拉开帷幕，虽然这最后被证明是一场耗费巨大的失败。城市的金库亏空了，而且食物歉收，市民开始忍受食物短缺之苦；很快就传来有人被饿死的谣言，而后传来奥尼桑蒂河流域有两人死于瘟疫。那群在街道上漫游唱圣歌的孩子现在被视为搜索异教徒证据的间谍，他们也是疾病的传播者。人们当着孩子的面把大门狠狠地关上，同时从住宅上层的窗户里扔石头以攻击武装者。

1498年年初，事态终于进入高潮。圣马可修道院的多米尼加院长受到了一直忠于教皇的圣方济各会修士的挑战。他们要求萨沃纳罗拉证明他和上帝的特殊联系，萨沃纳罗拉和他们自己的一名牧师一起，用火接受上帝的考验。除非萨沃纳罗拉能赤脚通过一条燃烧的树丛之路来证明他有上帝的保护。如果他成功通过，他就有权力来统治这座城市；如果他失败了，就会被流放。西尼奥列政府再一次愤怒了，这种中世纪的手段是对文明之城佛罗伦萨极大的羞辱；为什么他们不也挑战萨沃纳罗拉能否走过阿尔诺河。然而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并没有被震慑住，并且正式选出一名牧师，但是萨沃纳罗拉拒绝接受挑战，于是他的一名狂热信徒弗拉·多美尼克·达·佩斯奇亚代替他接受了挑战。

在约定的日子，穿越德拉西尼奥列广场的那条宽阔的路上点燃了柴火。当人群挤满广场时，西尼奥列成员不情愿地聚集在德拉西尼奥列宫的大阳台上，当两位牧师准备开始他们的严酷考验时，他们从窗口探出头来。然而，挑战迟迟没有开始，因为双方为是否允许竞争者手持木制的十字架展开争论，担心十字架被烧有亵渎神圣之嫌。然而，在他们激烈的神学辩论过程中，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大火。这场严酷考验成了一场闹剧，每个人都不情愿地回家了。

第二天是圣枝主日，情况到了紧要关头。萨沃纳罗拉的一名学生试图在大教堂布道，却被愤怒的暴民给赶了出去。这名弟子和他的追随者跑向圣马可修道院，并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那群追赶者在门外聚集。随着时间流逝，聚集在圣马可修道院周围的暴徒越来越多，而且更加愤怒。他们的领头人开始要求里面的人交出修道院长萨沃纳罗拉，暴徒知道他就在里面。愤怒者制造了一些投石器和能过墙的梯子。在修道院里，萨沃纳罗拉命令他的牧师禁止使用暴力，但这没有用；牧师开始拼命地用烛台和重十字架打击那些翻墙者。一个愤怒的德国修士开始用火绳枪向人群射击，这一举动只会更加激怒围攻者。这场围攻一直持续到天黑，进一步发展成暴乱，直到约深夜两点暴徒最终点燃了修道院的木制大门，然后一起涌进。暴徒在萨沃纳罗拉的私人祷告室里发现了他，立刻攻击了他并把他拖到了外面。他被带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并绑在高塔的阶梯上，关在了监狱里。就在65年前，相同的命运曾降落在了科西莫身上，曾经预示着黄金时代的一件事，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结果。

第二天，萨沃纳罗拉被抬到著名的巴吉罗；因为手和脚都被镣铐夹住了，所以他不能行走，他“被两个人用双手交叉成十字形把他抬到那里”。一到巴吉罗，他就受到了佛罗伦萨极度痛苦的酷刑的折磨，就是通常所说的吊坠刑（旧时一种将犯人用绳子吊起来并骤然使其坠下的刑罚）。受害人的手腕被用带子绑在背后，并绑在一条绳子上，绳子的另一端向上穿过一个滑轮，然后，他被吊离地面。他全身的重量都由他绑在背后的手腕支撑着，绳子一会儿被猛地拉高，一会儿又被再猛地放下，受害人猛地下落几乎撞到地面。这种痛苦的刑罚很折磨人，受害人的手腕很有可能被扭伤脱臼。

在被吊坠刑四次后，萨沃纳罗拉彻底崩溃了，并承认了对他的异教指控。然后当他被放下来没多久，他马上就翻供了。这个可怕的酷刑重复了几次直到萨沃纳罗拉再也不撤销他之前的供词。然后他和他的两个学生一起被宣判死刑，包括最忠心的、曾愿意为他去死的弗拉·多美尼克。

萨沃纳罗拉作为一名牧师只能接受教廷官方的审判，所以佛罗伦萨当局请求罗马教廷允许实施他们的判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认为是时候维护他被拖延的权力了，于是他坚持萨沃纳罗拉必须由他的代表审判。两名教皇使者被派到佛罗伦萨执行审判，他们中的一个事后透露“他们是带着内部审定的判决来佛罗伦萨的”。萨沃纳罗拉被再一次拷打审判；他之后被判决和他的两个弟子一起判处绞刑。他们被铁链垂吊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然后尸体被烧成灰烬。这次火刑发生在1498年5月23日的早晨，就是一年前萨沃纳罗拉点燃他“虚幻品火焰”的地方（见图10）。

图10　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萨沃纳罗拉的处决

据目击者兰德西所说：“三个人都被吊在火堆上的平台上，平台上的火药被点燃，据说大火迅速燃起并伴随着爆炸声。他们被烧了几个小时，他们的腿和手臂逐渐掉落。他们一部分的残躯还挂在铁链上，大量的石头把他们打落了下来，因为人们害怕接触他们。”在这之后他们的骨头也被烧成了灰。“他们取来推车，把最后一点骨灰运到阿尔诺河，确保什么也没留下。然而，一些善良的信徒偷偷又害怕地收集起一些漂浮的骨灰，因为他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当局是多么焦急地想要毁灭任何一丝遗物。”上帝之城最后的消息。

第四部分　教皇和新教

第18章　巨大的《圣经》雕像

1494年年末，在皮耶罗逃离佛罗伦萨前的那段动荡的日子里，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的一位朋友做了一个噩梦。这位“朋友”的梦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在老年时，米开朗基罗仍能回想起来，并叙述给他的朋友和早期的传记作者阿斯长尼奥·康迪威：“洛伦佐穿着一身黑色的袍服出现在他面前，袍服破碎得近乎赤裸，命令米开朗基罗告诉洛伦佐的儿子，不久他将被赶出这间房子，并永远不会再回来。”这个梦几乎可以肯定是米开朗基罗自己做的，让人想起他与洛伦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梦甚至断言，洛伦佐的近乎赤裸暗示了同性恋）。在米开朗基罗做了这个梦的一个星期内，就是在皮耶罗流亡之前，这位19岁的雕塑家逃离佛罗伦萨——他担心预感的事情会发生，还担心他与美第奇家族的亲密友谊会导致他的毁灭。

米开朗基罗最后来到罗马，在罗马，一个名叫杰克普·加利的银行家委托他制作一个与真人等大的古希腊酒神巴克斯的雕像。这尊塑像结果成为一尊杰出的心理学作品——因为，用廉迪威的话说：“一张微醉的笑脸，一双眯着的好色的眼睛，就像一个极度嗜酒的人的表情。”一个年轻的立像，手持一杯酒，隆起的大肚子显得极不稳定，他旁边是年轻的小萨梯（森林之神），咬着一串葡萄。

令人惊奇的是，这幅世俗的作品，却给他带来另一个极神圣的委托，委托来自法国的红衣主教圣丹尼斯，他当时正住在罗马。这就是米开朗基罗的第一幅杰作，这座《圣母怜子》像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把已经死了的耶稣放在她的膝盖上，耶稣刚从十字架放下来，几乎全裸地伸开四肢。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在1500年完工，很难想象如此精湛的技巧会出自一个年仅25周岁的雕塑家之手。这幅著作的最大难题是在同一块大理石上雕刻两个不同的人物，这通过耶稣光滑赤裸的皮肤和圣母褶皱的服饰之间的反差得以克服。毫无疑问这座雕塑雕刻得十分生动，她的脸庞安详却又痛苦，耶稣脸上仍然带着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痛苦表情。米开朗基罗试图表达出安宁的感觉，同时描绘出深刻的精神情感。

这件作品不是完全令人满意；很多人，包括康迪威，都质疑为什么圣母玛利亚的脸看上去并不比耶稣老。米开朗基罗解释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圣洁的女人比不圣洁的女人更能长久地保持青春吗？”同时代的另一个人乔尔乔·瓦萨里，在他发人深省的《米开朗基罗的生活》里，暗示了对这个反常现象更隐秘的解释。他声称，米开朗基罗“所说的话非常含糊，他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两层意思”；他的话的实质也是他的作品的实质。瓦萨里阐明，米开朗基罗对玛利亚比较年轻的形象的塑造，基于他的母亲和照看他的保姆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他的作品里，米开朗基罗总是表现出怀念的心理。

1500年，当米开朗基罗返回佛罗伦萨时，萨沃纳罗拉已经死了两年了，佛罗伦萨处于可怜的状态中；曾经作为一座令人骄傲的重要城市，现在，它的势力大大削弱了，它的人民突然陷入贫穷。在对比萨的战争中，佛罗伦萨的军事领袖保罗·维特利的指挥是那么的无能，以至于西尼奥列政府为发泄它的失意，以叛国罪逮捕了他，并严刑拷问，最后将他处死。百姓非常不满，街道上变得越来越混乱。或许最有说服力的塑像要数波提切利的塑像：他那富有色彩的、象征性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在萨沃纳罗拉的支配下，他对世俗的快乐的放弃现在已成往事，他拄着拐杖，拖着脚步穿过街道，穿着破旧的褐色斗篷，又老又病，而且无能为力。

政府更显得无能为力，政府的政策现在是每两个月更换一次行政长官。为了终止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佛罗伦萨决定尝试威尼斯的办法：选出终身制的新行政长官，就像威尼斯的总督一样。这样至少会使佛罗伦萨贯彻一种一贯的政策——自从美第奇时代以来，佛罗伦萨就没有贯彻过一贯的政策，这真是个讽刺。第一位被选出的终身行政长官是皮耶罗·索德里尼，他是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成员，曾经想要废黜患痛风的皮耶罗的尼科洛·索德里尼就出自这个家族；还有后来成为洛伦佐得力助手的托马索·索德里尼，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众所周知，索德里尼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但能力有限；佛罗伦萨越来越厌烦那些自命不凡的领导者了。当然他确实有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已经注意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才能，于是和这个未来之星取得联系。索德里尼用他的智慧，决定委托米开朗基罗雕塑一件伟大的能恢复佛罗伦萨人民骄傲的作品。

圣玛利亚百花大教堂的仓库里保存着一大块白色大理石，大约是40年前从卡拉拉运来的，卡拉拉靠近托斯卡纳海岸，欧洲最好的大理石就是在那里开采出来的。多年前一位无能的工匠劈下一大块石头准备创作雕塑，但是这项工作最后被放弃了，留下了这块18英尺高的大理石块。索德里尼建议米开朗基罗是否可以雕刻伟大的大卫雕像，当时年仅26岁的米开朗基罗有着超于常人的雄心与自信，于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棘手的委托。

米开朗基罗着手绘制初稿，并在一首短诗里表达了他的目标：

大卫用他的投石环索

而我用我的弓

这里提到的弓是一种木制雕刻工作，是用来给石头钻孔的；诗里表达了米开朗基罗的骄傲，他把自己比作准备战斗的大卫。

米开朗基罗很快投身并着迷于创意中，日日夜夜独自在大教堂的工作室里不停雕刻。在闷热的夏天，他总是脱去背心工作，汗水经常流进他的眼睛；在手指冻僵的寒冷冬季，他总裹得像木乃伊一样在工作，呼出的气体模糊了他的视线。尽管他的工作很费力，但和往常一样，米开朗基罗仍然生活得很简朴。多年后他对康迪威说：“我如同穷人一样活着，无论我多么富有。”他坚持秘密工作，害怕他的工作在完工前被别人看见。

令人惊讶的是，米开朗基罗只用了18个月就完成了雕塑，这尊雕塑比真人大两倍（见图11）。作为一个独立的功劳，它是卓越的；作为一件艺术品，它是一个极致的成就。这尊立式的赤裸男性雕像充满了生机。这是深远的人文主义，是对伟大人类的赞美，同时是《大卫》对人类理想的超前表达，在这里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雕像本身标志着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唤起了逐渐提升的品德：一个恰当的意大利词是“terribilita”，更意味着敬畏，几乎是个极其鼓舞人心的力量。

图11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

据记载，这座雕像最初被打算立在大教堂的屋顶上；它毕竟是一件宗教作品，取材于《圣经》中的大卫，庆祝他杀死巨人歌利亚（虽然共和国各派系很多人都明白，被打败的歌利亚就是被流放的美第奇）。雕像的安置也许试图为如此夸张的表现力做出了解释：它是想让人们在很远处就能看到它。然而这样一件作品，这样一个未经装饰的令人羞耻的裸体，和基督教堂很难相称在一起。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这座雕像也被认为应该放置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外的高平台上。

在这里雕像俯瞰整个广场吗？聚集的人民在这里表达他们对城市未来的期望，这里是最理想的安置地；令人惊奇的是，从宫殿正面和塔楼往下看，雕像的大小几乎和真人一模一样，然而搬动这个雕像并不容易。首先，大教堂工作室的整面墙不得不拆除，才能简单地搬出来。然后，另一项任务是把雕像完全地举起来——以前从没尝试过这样的工作。瓦萨里描述了被包裹的雕像是如何装在一个木制牢固框架中的，“框架被绳索吊起来，这样在摇摆时也不会破坏雕像”。这样奇妙的装置在搬动时用了大量的绞推车，由40多人一同操控，放在地面的平板上慢慢拉向广场。据兰德西说，他和大量旁观者一起目睹了这件事，整整花了四天时间才把雕像运到了广场（距离大概为1/4英里）。

在雕像揭幕前，索德里尼坚持要独自欣赏它。据瓦萨里传记描述，索德里尼非常高兴，但是还忍不住提了个建议——或许鼻子有点大了。尽管对他的作品的批评使他很恼火，但米开朗基罗克制住了；他没说话，直接爬上了脚手架，单手拿起了凿子，同时抓起平台上的大理石碎屑。他背对索德里尼，使索德里尼看不清他在做什么，他假装一点点地凿着鼻子，让大理石碎屑在他手里掉落。然后他退后一步，向下面的索德里尼喊道：“现在怎么样？”“我更喜欢它了，”索德里尼答道，“你赋予了它生命。”

不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毫无疑问这说明了一个事实：米开朗基罗开始崭露头角，并在文艺复兴中走向了前台：

艺术家有自主权。更早期地，当多纳泰罗从美第奇宫殿的矮墙上去除他的雕像时，这更像一种生气后的行为；现在对于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行为成为自我决定权的维护。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在领跑时代；从这方面来说，新人文主义者的其他方面却受到清晰思维的阻碍。当皮克记下他人文主义哲学的细节时，他发现他自己被指控为异教徒。个人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甚至很少发表公开演讲；只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互相编织在一起，即使变得越来越少），可能有更谨慎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艺术家和他的艺术就可以不受批评影响，甚至远离批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也不例外。在佛罗伦萨，雕像很快被公众熟知为“巨人”，但是民众想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大卫的敌人歌利亚是巨人吗？事实上很多想法认为，雕像应该是许多古代人物的象征。它很容易被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甚至是年轻的参孙，很少人认为这是《圣经》中的大卫（现在应是身体唯一被遮掩住的部位，尽管在首次公开揭幕中西尼奥列政府坚持雕像外露的生殖器应该被隐藏，并且后来被一个由28片铜叶组成的花环遮盖了起来，这种掩盖持续了长达30年）。

毫无疑问，米开朗基罗对《圣经》中大卫的刻画是次要的——主要的目的是显露他独一无二的才能。在米开朗基罗之后的作品中，这一天赋表现得越发明显，因为接近完美的《大卫》给了他自己明显的个人风格。再也没人怀疑这是谁的作品，确实他的个人风格在《大卫》里已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卫的手是被放大夸张的，暗示性地增加了任务的力量；进一步观察，他的脖子和脸部特征也被放大了。这些变形被事实所证明，当观众从下面看雕像时，有一种视觉缩短的效果。米开朗基罗希望让他的雕像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直到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扩大为止；就像康迪威指出高那样，米开朗基罗计算大理石块“如此精确，以至于既能看见雕像的头部也能看清雕像的底座，而且大理石的粗糙表面仍然清晰可见”。

完成了这件艺术品后，米开朗基罗痛苦地发现自己正和大卫面对歌利亚相似的境地。1504年，当权者委托他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创造一幅大型的战争场景壁画，这面墙壁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达·芬奇所做的壁画相邻。这两幅壁画试图描绘出佛罗伦萨的军事成就，擦去最近的灾难性的记忆，尽管佛罗伦萨所有市民都很快意识到这两幅壁画意味着更多。这将是52岁的大师和年龄只有他一半的新秀天才之间的巅峰对决：在这场较量中，佛罗伦萨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谁将获胜？不论胜利还是失败，都将成为永恒——未来的数年里，所有人都在看着。

但这种竞争气息使伟大的艺术变得平凡了，这远不是事实，在这里佛罗伦萨只是在跟随先前古希腊人的脚步。在历经泛希腊竞争后，脱颖而出三位最杰出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场竞赛对米开朗基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达·芬奇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晚年时他一再对康迪威坚持这完全是他自学成才的结果，但是像任何一个雄心壮志的竞争者一样，米开朗基罗开始向他的对手学习，并从达·芬奇那里学到《大卫》所缺少的细微情感的表达。不幸的是，竞争本身导致了别的结果：两位艺术家留下的壁画都只是草图。达·芬奇可能只在墙上做出了他所设计场景的轮廓，但他发现自己不能完成这件独特的作品；而米开朗基罗只画出了设计作品的草图便被招到了罗马。

1503年，72岁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尽管他的生活骇人的堕落，但他仍然保持着强健的身体，直到最后——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虽然他的儿子塞斯利·博尔吉亚尽全力阻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朗西斯科·皮科洛米尼继承亚历山大六世的职位，甚至想要占领梵蒂冈，但他没能阻止得了这一切，皮科洛米尼成了教皇庇护三世。然而，不到一个月，新教皇就死了；他的身体曾很虚弱，人们都认为他不会活太久，但是，他过分短促的任期，导致人们更进一步地猜测与毒害有关。尤利乌斯二世继承庇护三世任教皇，他也是博尔吉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很明显，他特别小心他的日常饮食。尤利乌斯二世早就知道米开朗基罗的名气，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请米开朗基罗来罗马，开始为教皇建造雄伟的陵墓，其中包括多达40个大型雕塑。

第19章　罗马：美第奇家族的新阵营

1505年，米开朗基罗回到罗马，此时的罗马已经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领先城市。这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在洛伦佐死后的13年的时间里，佛罗伦萨的衰落促进了罗马的变化。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罗马还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小镇，肮脏的小巷簇拥在让大多数罗马居民完全难以理解的古代废墟中。当然，当地居民很高兴拥有宏伟的克劳迪亚高架渠的残余部分，它100英尺高的拱形结构向南延伸40里进入乡下，用于从那不勒斯引进橄榄油。冬天的夜晚，狼群从山上下来，在罗马黑暗破旧的房子里嚎叫，而贵族家族和红衣主教把他们自己关在他们的宫殿里，过得很阔绰。虽然如此，关闭的门后面有着充足的财富吸引着繁荣的银行界，大约在1400年，乔凡尼和科西莫都在这里学习贸易。

尽管罗马仍然处于教皇统治下，14世纪教皇们（经常不止一个）都倾向于住在阿维尼翁或者其他地方。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直到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年）之后才得以改变，1420年新的无可争议的教皇马丁五世离开佛罗伦萨重返罗马永久定居。教皇把自己安顿在了台伯河河畔的圣安杰洛城堡里，城堡是在135年起初作为哈德良的陵墓建造的。

在马丁五世之后，继任的教皇们逐渐把命令强加于不服管教的市民，据说在这段时间许多被处死的罪犯的腐烂尸体被悬挂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防卫墙，气味使穿过台伯河的大桥几乎不能通行。很多定居在罗马的较有权势的红衣主教，使用从罗马废墟中拆毁的石头，开始为他们自己建造越来越雄伟的宫殿；古城的七座小山很久以前恢复了葡萄园和果园，而古罗马广场仍然用来牧牛；这保留着古罗马荣耀时代的传统，这座城市没有工业。罗马的经济现在全靠朝圣者和旅游者，14世纪强盗和凶手为衣衫褴褛的修士和伪造圣物的商人所养活，他们沿着宽阔的街道设立货摊，开始取代中世纪迷宫式的格局。然而这种景色改观是渐进式的；科西莫的同代人，诗人、哲学家阿尔贝蒂于1450年居住在罗马，他统计过，共有超过1000家被废弃的教堂。

罗马超越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的文化中心，它的标志是1498年红衣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建造的雄伟的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由来自一对一的夜晚赌博的收入资助建造的。罗马就是这一时期复苏的城市，在这里，倒霉的皮耶罗度过了他最后堕落的数年时间。在14世纪期间，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至5万人，相当于佛罗伦萨的人口总数。然而，在繁华的外表下面，它仍然继续以往的生意：7000名娼妓活动在广泛分布的妓院里，所有的妓院必须支付许可费，这些许可费最终都进了教皇的金库。这些娱乐场所和它们的从业人员，必须满足当地的神职人员和来自全欧洲的朝圣者的需要（就这样，造成了所谓的法国病传到迄今为止还没受到影响的部分欧洲地区）。与此同时，尽管持续的战役给城市带来文明的秩序，但凶杀率大约在每周100次，其中很多责任人被逮捕，尽管只有穷人最终悬垂于圣安杰洛城堡的城楼上。正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评论的那样：“我们统治者对罪犯的死并不感兴趣，只要他们能够为他们的罪行付费，就可以继续活着。”

就是在这座城市，伟大的洛伦佐的二儿子，被流放的年轻红衣主教乔凡尼在这里建造了他的新阵营。这个胖胖的、有学识但是明显有些懒惰的孩子，曾经接受过波利齐亚诺的教育，得到了他老师人文主义的乐观主义。不管他父亲怎么努力，甚至在乔凡尼当上红衣主教后，这种生活态度还是被坚持了下来。年轻的红衣主教完成了先前一代为他准备好的角色。科西莫已经认识到有一天佛罗伦萨会厌倦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但是他确认在他们被流放后，美第奇家族会因为他建造的建筑和教堂而被永远地记住。但是科西莫没有面对美第奇家族正在出现的问题，如果他们被迫流放该怎么办；无论是他身患痛风的儿子皮耶罗还是他伟大的孙子洛伦佐都面临决定家族命运的问题。佛罗伦萨将不再是他们权力的中心，随着美第奇银行的衰落，他们不再把钱作为他们权力的根源——唯一的答案就是去扩大他们的权力基础，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大的崛起。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了：不再是服务于教堂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现在试图渗透入宗教组织内，因此就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虽然没有这种想法的任何记录，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那些临终嘱咐中，当父亲叮嘱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时，一定要包括这个战略。

洛伦佐试图让他的弟弟朱利亚诺也当上红衣主教，但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忙于让他自己家族的成员任高级职位。朱利亚诺在帕奇谋反时被暗杀后，洛伦佐才在他的二儿子乔凡尼身上实现了这个愿望，并很快把他看作最能干的子孙。皮耶罗或许相貌英俊并且仪表堂堂，但乔凡尼拥有智慧；尽管乔凡尼目光短浅，又胖又懒，但洛伦佐注意到，当他们一起骑马时，他完全可以与他强壮的哥哥相匹敌。1484年，继西克斯六世去世之后，英诺森八世继任了皇位。洛伦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一开始，洛伦佐就别有用心地培养与英诺森八世的友谊，定期地给他写问好的信件，更寄送给他最爱的托斯卡纳酒。作为“意大利罗盘的指南针”，这当然是他制造和平政策的一部分。尽可能长期地维持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轴心关系，同时保持与教皇的朋友关系，意大利的和平才稍得以保证。1488年，洛伦佐和英诺森八世的关系得到巩固，教皇的儿子弗朗西斯切特与洛伦佐的女儿马蒂莲娜联姻。与此同时，洛伦佐早在他儿子乔凡尼8岁的时候，确保乔凡尼削发进入修道院——暗示着他在教会中的企图。

洛伦佐很快就为他儿子谋取了一份收入颇高的教会职位，在法国很多地方会更容易获得这样的职位（尽管这也许会被看作与在法国的美第奇家族保持直接长期秘密关系的首要证据，但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成果，直到下个世纪）。

美第奇银行里昂分行得到命令在各地搜寻合适的“空职”；在四处搜索合适的“空职”，将带给他们一笔可观的收入和教会组织内部的地位。然而也会偶尔出错，数月后在洛伦佐着手为乔凡尼谋求普罗旺斯的大主教职位，突然发现年迈的现任大主教还活着！所有的花费毫无疑问大部分来自佛罗伦萨的金库；佛罗伦萨的市民并不知道，现在佛罗伦萨正在资助美第奇家族的未来，而它的未来可能与这座城市无关。洛伦佐在这个阶段没有能力从其他地方获得足够的资金，因为美第奇银行已经迅速衰落。它的米兰分行（1478年）、布鲁日分行（1480年）、威尼斯分行（1481年）相继停业。

1498年，洛伦佐最终设法说服英诺森八世，任命他13岁的儿子乔凡尼为红衣主教。甚至在那个不严格的时代，任命如此年轻的主教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英诺森八世让洛伦佐保证，直到乔凡尼到了16岁的法定年龄才能公开这个任命。之后是漫长的充满忧虑的三年，英诺森八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又差——如果他在乔凡尼16岁前去世了，新教皇肯定会废除这个特殊的任命。然而很明显洛伦佐自己快要死了。当然，1492年春天，乔凡尼终于达到了法定年龄，快要死了的洛伦佐，病卧在他的担架上，在美第奇宫殿的阳台上，自豪地向下看着庆祝他儿子就职的宴会。

事后，16岁的红衣主教立即赴罗马上任。洛伦佐在他临终前给他儿子写了封长信，让他明白职位的重要性。乔凡尼的任命是“我们家族的伟大成就”，他还提醒乔凡尼，由于他的强有力的职位，“对你来说援助这座城市和我们家族并不是难事”。他建议年轻的乔凡尼要和教皇保持亲密的关系，但不要纠缠于他，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洛伦佐非常清楚乔凡尼的性格：从小在洛伦佐天才又有趣的圈子里长大，乔凡尼已经表现出对生活中美好事物早熟的品位——好书、好画、好酒和好菜。然而这超出了单纯的早熟：他父亲的那些杰出朋友指出，乔凡尼已经有了真正的鉴赏力——尽管这对于牧师的品德将是污点。在洛伦佐最后的信中，他用最重的措辞强调道：“有一个规则你必须要严格遵守：在清晨醒来。”

洛伦佐一定曾暗示，美第奇家族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在罗马的聪明懒散的乔凡尼，而不是在佛罗伦萨继承他职位的傲慢又爱打扮的皮耶罗，尽管他也没能预见灾难会来得如此之快。洛伦佐去世几个月后，英诺森八世也去世了，由博尔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继位，年轻有远见的红衣主义评论道：“我们处于狼爪之下。”之后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乔丹尼急忙赶回佛罗伦萨试图助他哥哥皮耶罗一臂之力，但是没有用；他们双双流亡，政府悬赏缉拿他们。

18岁的红衣主教意识到返回罗马是不明智的；相反他开始了一场全欧洲的旅行。他能够负担得起如此奢侈的行为：他现在拥有多处神职，包括著名的（非常富有）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乔凡尼首先去了比萨见他的堂弟朱利奥——洛伦佐亲爱的兄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父亲在佛罗伦萨大教堂被暗杀时他才出生几个星期。洛伦佐把婴儿朱利奥带进美第奇宫殿，在那里和他自己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和乔凡尼一样，朱利奥的命运注定和教堂联系在一起。

安静年轻的朱利奥和慵懒狡猾的乔凡尼长期保持亲密关系，他们有共同的幽默感，且都热爱学习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现在朱利奥已经完成了在比萨大学的学习，自中世纪开始比萨就有了一所大学，伟大的洛伦佐为了巩固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调动大多数的佛罗伦萨大学老师来到比萨，比萨大学才得以复兴。

在比萨短暂停留后，乔凡尼和朱利奥离开比萨去了威尼斯。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欧洲南部，在那里游历了五年。大部分的时间红衣主教和他的堂弟朱利奥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旅行的，而不是以神职人员身份，举止就像其他进行文化之旅的富有年轻的学士一样。当然他们希望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论是欧洲还是身后的意大利。事实上，他们的旅行并没有完全把精力用在娱乐上，他们肯定会穿上教堂的长袍去拜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对这两个年轻又光明的年轻修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写了封推荐信给他的儿子菲力——低地国家的统治者。红衣主教乔凡尼和他的堂弟朱利奥正在结交一个重要的朋友，在未来将有利于他的政治联系。

稍后，他们会见了红衣教主德拉·罗维尔，他是任人唯亲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拥有很多职位。除了红衣主教外，他还是一名大主教，同时掌管着至少八个教区，和他叔叔一样，德拉·罗维尔在热那亚附近的利古里亚海岸长大，有着粗鲁爽快的个性；他是个胖子，但是非常强壮，有男子气概，他在长期居住于罗马期间染上了梅毒。他很少花时间去学习任何知识，他坚信红衣主教最好精通军事学而不是神学。他还喜欢打猎和炫耀他的财富。这样一个强势人物明显对亚历山大六世有威胁，在德拉·罗维尔在被毒杀或更糟糕的事前，他选择离开了罗马。26岁的红衣主教乔凡尼在热那亚湾的萨沃纳市拜访了60岁的红衣主教德拉·罗维尔，他们两人很快因为共同被罗马流放而互相同情，并发现他们两个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对美的热爱。

后来，他们一起去打猎，出乎意料地，老红衣主教因肥胖而受到影响，缺乏远见的年轻的红衣主教大胆地超越了他。

1495年，当亚历山大六世与萨沃纳罗拉较量时，乔凡尼战略性地回到罗马，作为教皇敌人的敌人，他受到了教皇的欢迎。乔凡尼现在在罗马定居，因他的知识和他的好客，很快在艺术家、人文主义者和宗教界中建立了声望。他尽全力把他被流放的哥哥——不幸的皮耶罗从放荡的绝望中唤醒，同时还策划帮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当1503年皮耶罗死后，乔凡尼成为家族嫡系的领导者，继续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保持秘密联系。

同年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乔凡尼是选择出新教皇皮乌斯三世秘密会议中的成员之一，他目睹了本次教皇选举中的宗教派系和内幕交易。当几个月后皮乌斯三世去世，乔凡尼有了更多的经验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中。他确定他被公开地视为红衣主教德拉·罗维尔的狂热支持者，德拉·罗维尔被看作最成功的竞选者并成功继任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很快强势年长的尤利乌斯二世把年轻的红衣主教乔凡尼看作他的门生。当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消息传回佛罗伦萨时，引起了一些怀疑，很多人想知道到现在美第奇家族究竟怎么样了。

第20章　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对手

在皮耶罗·索德里尼的统治下，由于它共和体的政府风格，佛罗伦萨正逐渐变得缓和——这里强调的是风格上，而不是形式上，因为除了行政长官实行终身选择制外，事实上，行政结构仍然与以前一样。西尼奥列政府和各委员会仍然以同样的方式选举产生，仍然局限在先前曾任公职的家族成员（实际上，大约有3000人）。但关键是选择不再由统治家族，或是由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单独的统治派系操纵。余下的主要家族中的强大派系权力更加均衡，并仅仅为谋取权位而耍手段。这种情形被西尼奥列政府行政长官的长期制巩固，尽管他的政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受限制，使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顾问。这些人中最有才能的是一个名叫马基雅维利的野心勃勃的黑眼睛的年轻人，一个天才的作家，在他的朋友中因“讥讽风趣的语言”而闻名，他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大使和战争会议的主要成员，发挥他的才智。

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成长于伟大的洛伦佐时代。他的父亲是一名贫穷的律师，他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一个世纪前黑死病前的佛罗伦萨伟大的银行时代，这个家族还是很富有很著名的家族。马基雅维利的妈妈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但他似乎受到他妈妈深远的影响；他妈妈知识渊博，而且会写诗。另一个对马基雅维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基雅维利所接受的教育；马基雅维利家里非常穷，不能负担他去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所以他自学拉丁文并吸收15世纪欧洲，甚至佛罗伦萨仍然流行的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直到后来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罗马诗人、修辞家和历史学家，这些人给了这位佛罗伦萨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很大启发。通过这些学习，马基雅维利开始意识到意大利如何曾经作为伟大的中心，统治着整个世界。这与目前城邦争霸和外国军队横行的现状简直完全不一样。

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历经文化变革，更多人开始承认这样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到来了。随着这种文化变革影响渗透到更远的国家，很明显欧洲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并非陈词滥调或是后见之明。因为这种潮流已成趋势，并且广泛遍布欧洲，在从皮克16世纪初荷兰学者伊拉兹马斯的著作里表现得越来越清晰。印刷术的普及意味着像马基雅维利这样贫穷的年轻人也可以从书商那里看到他最喜欢的作者的书。据说马基雅维利曾阅读拉丁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这本书描写了像暴君卡利古拉和尼禄那样的生活。在这些诗人中，马基雅维利最喜欢卢克莱修，并拜读了他的哲学长诗《物性论》，这本书描述世界的起源并概述了人类进化过程。卢克莱修断言人的一生由他们不同的天性决定，并且将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马基雅维利是否相信上帝，早年间他早已放弃这种信仰，在他人生剩余的时间里，他只在主要的节日和宗教日上参加教堂活动。在这点上，在他那些充满活力的智者朋友圈中，他不是一个例外。

人文主义者领域已经产生了艺术方面的文艺复兴，而且，早期的激动人心的现代科学观点，现在受发展的影响，已经扩大到更远的知识领域。葡萄牙人已经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洛伦佐去世的那一年，哥伦布已经越过大西洋去新大陆，现在，他的财富都投入西班牙，使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哥伦布或许是热那亚人，但他为西班牙工作；意大利从这些新发现中获利较少，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新大陆名人很多，意大利名人是个例外；哥伦比亚、美国、委内瑞拉，仅仅有杰出的几个人。然而，尽管由意大利探险家命名，但这些地方并没有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从北部到达，意大利城邦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加上西班牙军队从南方的来临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整个意大利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不管是整个意大利还是家乡佛罗伦萨，社会一片动荡。马基雅维利在这种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在他还是个9岁男孩时，佛罗伦萨被帕奇的谋反所震动；在他25岁时亲眼看见了萨沃纳罗拉的崛起、不幸的皮耶罗被废除，还有查理八世成为佛罗伦萨的耻辱。

马基雅维利的早期生活我们知道得很少，只是在1498年，他才从暗处浮现出来，就在萨沃纳罗拉被处死一个月后，他被选为第二主教法官法庭的秘书。29岁的马基雅维利看上去相当不讨人喜欢，他的肖像确实古怪：他的身材被描绘得非常苗条，有亮晶晶的小黑眼睛、黑头发、小脑袋、鹰钩鼻子和一副紧闭的嘴唇（见图12）。他的传记作者帕斯奎尔·维拉里评论道：“有关他的每一件事，都表明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有着敏锐的头脑，尽管不是那种可能影响人的人。”维拉里还提到了他“讽刺的言辞”“冷酷的神态和不可思议的预测”，以及“非常的机智”，大概是值得同情的那种人。然而，在他的有知识的年轻朋友圈内，他很受欢迎，行政长官索德里尼似乎也非常喜欢他。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二主教法官的秘书，意味着他需要对佛罗伦萨的领土管理负责。后来，他被任命为战争会议的秘书，接管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接下来的14年，马基雅维利一直任高级职员，尽全力促进索德里尼政策。

图12　尼洛克·马基雅维利

为了索德里尼的新政，马基雅维利带着外交使命。他的使命是在不断变化的意大利政治环境中维护佛罗伦萨的联盟。他会见了欧洲的主要政要，包括法国新国王路易斯十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以及后来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为了缓解长期艰苦的外交旅途中带来的劳累，马基雅维利会写信给佛罗伦萨的朋友，详细描写发生在他身上有意思的爱情片段。1501年在他32岁时举行了婚礼，看上去时间和地点都很有象征意义，当他继续他的长期外交出使时，他的妻子就留下来照顾他的孩子（可能是4个孩子）。同时，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继续描述他荒唐的艳遇故事，尽管他的外表不是很吸引人，但是似乎女人总是能发现他吸引人的地方。

马基雅维利的性格存在古怪的两面性。他敬仰他遇到的每个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他试图效仿他们，至少效仿他们的思考方式；此外，他希望自己在朋友面前显得滑稽幽默。当然他对于大人物的敬仰不是不加以评判的；然而他性格中荒诞的一面从不向公众表现。马基雅维利的存在使我们看见了美第奇宫殿和其他富有权威阶级圈子之外的人文主义。

在排除精英主义派系之外，马基雅维利喜欢用锐利讥讽的言辞。这种明显的观点使他逐渐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愿公开炫耀任何特权身份。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人该如何与世界交流。他相信依靠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同时也欣赏其他依赖于技术和科学的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表达方式。但是他的领域是现实的，而非艺术的。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依靠人类的直觉和对经验的判断，而不是任何理想主义和宗教信条——就这一点来说是伟大的洛伦佐人文主义实践的直接传承。如果说洛伦佐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思维形态，那么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更接近于一个头脑冷静的人；尽管两人的思想都是基于人类生活，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并且很少或从不提及他们的超然生活。洛伦佐已经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任何事都值得尝试。马基雅维利读懂了这里面的含义：如果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那么任何事情都应该被允许——为了生存，人类就不得不思考认知的所有范畴，尤其是里面的危险元素。当他不断地经历外交实践的各种曲折与诡计所带来的无力感时，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逐渐坚定——最后存在的将是冷酷无情的算计而不是崇高的姿态。当其他人仍在对无法控制的事感到绝望时，马基雅维利却在寻找能够补救的措施。在罗马帝国时代，让意大利重新变得强大，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一个采用极端方式而不会退缩的统治者。

在所有人中，有一个人似乎拥有这样的品质：这就是切萨雷·博尔吉亚，马基雅维利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遇过他。1502年，马基雅维利首次出使的时候，切萨雷充当他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权力的军事支撑。靠权威人士授意的军事策略和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帮助，切萨雷在罗马涅开始扩展领土。

1475年切萨雷出生于罗马涅，他是后来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的第二个私生子。尽管出生于意大利，但切萨雷的家庭生活和文化背景完全是西班牙式的；他非常有魅力，有涵养又英俊，但是他也遗传了父亲的不道德和冷酷，他父亲打算让他在教堂中担任高级神职。事实是，很明显，切萨雷比他堕落的父亲更不适合这个职业，但是亚历山大六世坚持让他儿子在16岁时担任了巴伦西亚的大主教，一年后升任红衣主教。亚历山大六世阻止了让切萨雷的哥哥胡安成为教皇武装力量的指挥官，但是切萨雷决定自己控制事态，于是他毒死了胡安。亚历山大六世承认切萨雷现在是他唯一可以相信来指挥他军队的人，切萨雷被允许辞去红衣主教一职并放弃他的神职。亚历山大六世然后安排切萨雷与法国公主结婚，法国国王路易斯十二世授予他瓦伦提诺公爵的称号。法国作为他的盟友，为他提供军事援助，切萨雷准备向罗马涅发起军事战役。

1502年，在此次军事行动的三年后，切萨雷已经成功夺取了意大利广大的中心狭长地区，并一直延伸到了亚得里亚海区域。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授予他罗马涅公爵一号。当切萨雷最终回到内陆攻取乌尔比诺的时候，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边境地带，马基雅维利正被授予一个外交使命去试图了解法国切萨雷的军事意图。我们可以从马基雅维利给佛罗伦萨当局的信件中了解这次会见的详情。当夜，27岁的切萨雷在宏伟的公爵府（由30年前的退休雇佣军大将费德瑞哥达·蒙泰费尔特罗建造而成）的火炬光中接见了佛罗伦萨大使。

切萨雷的胡须和脸庞在火光下摇曳，他试图给来访的代表留下冷酷的印象，而且他成功了；令人不安的是，切萨雷开始以他的魅力来奉承佛罗伦萨代表，说他有多尊敬佛罗伦萨，因为在战争中佛罗伦萨一直保持中立。但是如果他们现在不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说到这，切萨雷的举止突然改变了，他将很难侵占共和国并恢复美第奇家族的权力，红衣主教乔凡尼现在是他教皇父亲的朋友。佛罗伦萨代表强调佛罗伦萨没有打算侵占切萨雷控制的领土，但是切萨雷对此并不满意。他告诉佛罗伦萨代表他并不相信他们的共和国整体，如果佛罗伦萨自己不改变，那他就来改变。佛罗伦萨代表也坚持他们的立场，并且勇敢地向切萨雷宣布人民非常满意他们的新共和政体，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关心这件事态的人。

切萨雷只是当面嘲笑他们，作为最后一招，佛罗伦萨代表提醒切萨雷这座城市与法国的联盟；如果佛罗伦萨被攻击了，路易斯十二世将会遵守条约前来援救。切萨雷再一次嘲笑他们说：“我比你们还清楚法国国王会做什么，你们只会被欺骗。”佛罗伦萨代表也很清楚切萨雷所说的是实情，但是他们表现得很镇定，他们知道切萨雷也在虚张声势；他也不希望冒险成为路易斯十二世的敌人。第二天马基雅维利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佛罗伦萨，告知西尼奥列政府事态的不稳定性。他估计切萨雷并不会进攻；此外，以他的性格，难以预料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幸运的是，切萨雷被更加紧迫的事分散了精力，因为他获悉，他的指挥官维特罗佐·维特里和一些资深官员已经带着他们指挥的士兵反叛，这让切萨雷的精神受到了打击，他立即用教皇国库里的钱去雇法国军队。维特里和他的同谋又有了第二种想法，他传口信给切萨雷，建议他们会面并消除他们的分歧，切萨雷马上同意了。

马基雅维利接着带着第二次使命面见切萨雷，这一次马基雅维利和这个军事指挥官在一起待了几个月；也就是在这一期间，切萨雷向马基雅维利证明了他全能的能力。为了解决他与维特里之间的争端，切萨雷安排在亚得里亚海海岸的塞尼加利亚小镇进行和谈。切萨雷解散了法国军队，示以友好的姿态使维特里和其他人安心，在塞尼加利亚只留下一支骨干部队。他在那里迎接维特里和他的指挥官：“以开心的表情……像迎接老朋友一样。”切萨雷一边这么做，一边把他们从部队调开，然后把他们绑起来投入地牢。那天晚上，当他们“痛哭乞求饶恕，疯狂地相互指责”时，切萨雷绞死了他们。

这个事件大大触动了马基雅维利；他记录下了这件事，“背信的巴伦西亚公爵逼近维特里和其他人”，在他的政治哲学杰作《君主论》中，这个事件是一个典型事例。马基雅维利在这些著作中描述的不是一些有关如何管理政治的有说教意义的事例；反而，他所描述的我们认为是现实政治。

因此，我们不应该误解马基雅维利对这种现实政治的描述的真实性。马基雅维利相信他观点的实用性。即使在马基雅维利之后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事实上切萨雷并没有解散法国军队来让维特里安心——他们被突然召回，使切萨雷被严重暴露了，除了暗度陈仓之外他别无选择。马基雅维利代表团陪同切萨雷在塞尼加利亚进行这次宿命的会晤，马基雅维利最初的记录描述了法国军队的撤离如何“迷惑”了这次会议。

同样地，所有受害人在绞刑前痛哭和互相责备也是后来加上的修饰，并未在最初的记录中提到。马基雅维利的意图是想提高和深化切萨雷的个性，不是让他具体的想法看上去是一种引起恐慌的欺骗行为。马基雅维利感兴趣的不是切萨雷个人而是他的行为方式；他觉得这将成为一种独立于道德之外的行为科学。这是一种完全的新科学——政治科学。马基雅维利所探求的在《君主论》中被描述出来：这是一种正式的方法，包含了伟大的洛伦佐的姿态和切萨雷的无情。这将成为一种科学，如此大胆、如此吹嘘、如此机会主义、如此邪恶都被视为理性的行为，当他们被环境支配时每一种方法都会被运用。成功的政治是一种科学，因此可以更远离道德。

有趣的是，当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在一起的时候，他与切萨雷的军事总设计师相识并成为朋友，他可以算作那个时期最有科学才智的人。这时仍然是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的年代，这位科学家还是一位艺术家——达·芬奇。这是另外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这理所当然吸引了马基雅维利对他的注意：达·芬奇憎恶战争，因此花时间研究其设计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军事武器。他还憎恨专制，然而，却不认为把他的天才出售给像卢多维科和切萨雷这样的暴君有什么错。

在马基雅维利和达·芬奇的相会中，我们看到两位初期科学家，他们都相信经验主义方法。达·芬奇坚持通过仔细观察世上的每一件事，并努力看清它是怎么运作的；而在政治方面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同样精确。由于马基雅维利和达·芬奇的存在，我们看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渗透在艺术、诗和哲学中，人文主义，现在扩展到了解决现实中的分歧，到了政治领域，步入了早期科学中。

当马基雅维利返回佛罗伦萨时，索德里尼任命他担任战争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混乱的佛罗伦萨军事战略。1494年起，比萨起义切断了佛罗伦萨通往大海的主要航道；之后在攻占佛罗伦萨中失利，主要是因为雇佣军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马基雅维利建议佛罗伦萨应该建立自己的可靠军队来代替雇佣军。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建议，因为之前没有意大利城邦拥有自己的全职受训民兵。索德里尼同意了，然后马基雅维利迅速训练他的士兵，配上统一的白色帽子和红色军服，穿上红白相间的短袜：一个穿上着装可以代表佛罗伦萨的骄傲的军队。

马基雅维利决定聘请达·芬奇当他的军事设计师，达·芬奇立刻想出一个打败比萨的妙计。如果他们能使阿尔诺河改道，让它绕过比萨流向海岸，这将一下子带来两大好处：佛罗伦萨将有一个经由改道的阿尔诺河笔直地通向大海的通道，而干涸的河下游将使比萨严重干旱。马基雅维利被这个大胆的计划吸引了，他高兴极了，但是，达·芬奇的方案将由于他注重实效的观念的致命缺点而遭受损失。这个方案超越了它的时代，同时代的技术完全不能胜任这项行程；结果上演了一出闹剧，数名穿着溅满泥浆的制服的士兵，挖着一条长长的沟渠，陷在齐膝深的烂泥里。索德里尼立刻命令停止这项代价过高的任务，并鼓励达·芬奇到别处找工作。幸运的是，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比萨最终屈服于马基雅维利的新民兵组织；这是他最伟大的胜利，他收到从佛罗伦萨传来的消息，佛罗伦萨已经燃起篝火庆祝它的重大胜利。一个赞美他的朋友写道：“你独自恢复了佛罗伦萨的时运。”

但是马基雅维利和切萨雷两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支配历史，最终发现他们自己被历史抛弃了。1503年当亚历山大六世生病后，切萨雷匆忙赶回罗马；在他父亲死后，切萨雷占领了梵蒂冈来保持他的权力，但是仍没能阻止新教皇的选举。无论如何新教皇皮乌斯三世同意保留切萨雷“教皇军队首席指挥官”的职位，实际上保证了切萨雷对已占领土地的控制权。尽管切萨雷自己此时也病得很厉害，但他仍然是罗马涅公爵，无论实际上还是名誉上。但是数月后皮乌斯三世去世，由博尔吉亚家族的宿敌尤利乌斯二世继承皇位。切萨雷面临地位不保，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意外地选择确立他的地位，甚至利用切萨雷平定了罗马涅爆发的反抗教皇权威的起义。之后尤利乌斯二世以切萨雷掌控罗马涅为由逮捕了切萨雷；为了恢复自由，切萨雷被迫把罗马涅直接交给教皇控制。由于没有权力基础，没有强有力的后盾，切萨雷不得不逃离意大利，三年后死于西班牙。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把切萨雷时运的大逆转归因于他的疾病和之后缺乏果断和无情上。“他永远都不应该允许教皇之位落入他曾得罪过的红衣主教任何一人的手里，也永远不应该允许落入某个害怕他的人手中，因为人会因为害怕或讨厌攻击对方。”同马基雅维利的方式类似，尤利乌斯二世第一步是与法国结盟，为了把威尼斯人从教皇领土内赶出去，因为威尼斯人占领了切萨雷逃走后留下的领土。最后尤利乌斯二世宣布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并坚持他的24个留守的红衣主教必须陪着他。结果很让人遗憾：年迈肥胖的红衣主教们很快远远地落在教皇军队和激情的指挥官身后。只有年轻的红衣主教乔凡尼表现出了应有的勇敢；即便他又胖又近视，但是他了解应该怎么激励军队，因此最后这给尤利乌斯二世留下深刻的印象。

利用法国人击败了威尼斯人，尤利乌斯现在透露了他的下一步策略，就是驱逐意大利的“野蛮侵略者”（指法国人）。他召集了另一个神圣联盟，包括那不勒斯、神圣罗马帝国和关系有点改善的威尼斯；继续保持与法国联盟的佛罗伦萨，谨慎地决定保持中立。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对教皇态度的180度转变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命令召集法国的红衣主教，想要罢免尤利乌斯二世；让佛罗伦萨惊愕的是，路易十二决定这次集会在最近收复的比萨举行。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选择把佛罗伦萨的中立立场，视为对意大利和神圣联盟的背叛，为此他发誓一定要让佛罗伦萨付出惨重代价。但是他首先必须对付法国人，他们一直占领着博洛尼亚地区和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尤利乌斯二世派遣他的教皇军队，包括由红衣主教乔凡尼率领的意大利和强大的西班牙军队。教皇军队由至少3000名骑兵加上2万名步兵组成；尤利乌斯二世向年轻有信仰的红衣主教许诺，只要他成功打败法国，他就可以进军佛罗伦萨，并且任命他为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

1512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庞大的法国军队在年轻指挥官加斯顿的率领下在拉文纳平原上列队，这里靠近隆科河岸。队列里包括2.4万名法国步兵和4000名弓箭手。在他们对面是由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组成的教皇军队，在少尉的口令下集合。然后红衣主教乔凡尼穿上红色主教长袍，骑上白色战马，向他的军队发表演说。他用洪亮的声音要求他们为教皇英雄作战，并向上帝祈祷面对外来者的光荣胜利（他的西班牙听众是怎么理解这些的？不得而知）。之后军队在指挥官骄傲的目光下投入战争，就像同时代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记录到：“红衣主教乔凡尼是一个积极的好战分子，很大程度上，他的视力缺陷会影响他作战。”

目前教皇军队和法国军队一样都装备有毁灭性的火炮，当战争开始时，双方的步兵在火炮连续轰击下，一排排地倒下。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欧洲历史迄今为止最残酷的一场屠杀：10500名法国人被杀，但是西班牙军队伤亡更重。结果，法国宣布胜利，当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感到宽慰的市民在街道上点燃焰火庆祝。

战争过后，红衣主教下马来到伤员和将死的士兵中间，试图给他们一些安慰。这将是士兵能得到的全部；战场上没有一个医生，春天的黎明慢慢地消逝，伴随着号叫声、呻吟声和更多幸运死去的解脱者。甚至连法国的统帅加斯顿躺在他战马旁，忍受着临死前的痛苦，他的外衣溅洒了自己的脑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任何医疗救助。

尽管法国人“胜利了”，当他们仍决定穿越阿尔卑斯山回到北方；红衣主教乔凡尼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即使讽刺的是被迫同他们一起返回——这样一个教皇器重的红衣主教可以换回一大笔赎金。但是乔凡尼总能出人意料，令人惊讶的是他实行了胆大的逃跑计划：他化装成步兵，设法从抓捕他的人身边溜走，据说他把自己藏进鸽笼才得以躲过他的追捕者。

当红衣主教乔凡尼到达他西班牙军队的总部时，他收到尤利乌斯二世传来的命令，他现在可以进军托斯卡纳让自己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由于担心发生流血事件，红衣主教乔凡尼事先写了封信给索德里尼，要求他投降。索德里尼拒绝了。索德里尼知道他现在有马基雅维利的9000名民兵供他配用；经过一段时间，红衣主教受损的西班牙军队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多。

马基雅维利开始为城市防御做准备，此时，红衣主教乔凡尼正奔向位于佛罗伦萨西北10里处的小镇普拉托。不幸的是，当令人生畏的西班牙军队靠近时，普拉托民兵扔下他们的武器逃跑了。做好了战斗准备，西班牙军队横冲直撞地进入无人防守的城镇，接下来出现极端混乱的场面：西班牙士兵持续疯狂地强奸、劫掠甚至杀戮长达两天。据同时代的人记载：“被侵占的女修道院的修女被迫屈从士兵惨无人性的淫欲。母亲不得不把女儿推进井里，她们随后也跳了进去……”军队已经不受他们的指挥官的控制，指挥官正尽全力缓和这种局势；在痛苦和混乱中，为了她们的安全，红衣主教乔凡尼设法尽可能把用来躲藏女人的教堂保护起来。合计超过4000人在洗劫普拉托过程中被杀，这是当时最恶劣的暴行之一。

当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恐惧传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一群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直接来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要求索德里尼辞职。索德里尼立刻遵从了，并且马上派遣马基雅维利通知红衣主教乔凡尼，最后请求安全保护出城。这个要求得到了保证，之后索德里尼逃走了。接着后来教皇又派人追捕他，但是他设法穿过亚得里亚海逃跑到了拉古萨港（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那里在教皇权力之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基督教附庸国，他在那里开始了流亡生活。

1512年9月1日，红衣主教乔凡尼由他的堂弟朱利奥陪同进入佛罗伦萨。18年后，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最初几个月，在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朱利奥之前，红衣主教乔凡尼亲自统治城市。

令人惊讶的是，在美第奇返回两个月后，马基雅维利最终被免去了职务。之后他还被剥夺了职位（因为支持索德里尼）、剥夺了公民身份（公民的耻辱），并罚款1000弗罗林（实际上破产了）。他被逐出了城市，流放到城市南边7英里外的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小农场，当年他只有43岁，他的人生就这样崩溃了。

然而，最糟糕的是，四个月后，1513年2月，一个刺杀城市新统治者的阴谋被揭穿。在其中一个谋反者身上发现一张领导者名单，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就在名单上，这就成为逮捕他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一收到信息就马上返回佛罗伦萨，向当局自首。他希望证明他的清白，令他惊恐的是他被抓入了巴杰洛监狱。最后他受到了严刑拷打：执行了四次吊刑（就是这个酷刑让萨沃纳罗拉认罪是异教徒）。马基雅维利已经人到中年，没有健康的体魄，尽管如此他还是挺住了。后来谈及此事和对他的酷刑时，他很自豪地强调道：“我如此坚强地撑过了酷刑，我是如此地爱着自己。”这也许并不夸张：如果他供认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欺骗、只是为了结束痛苦而屈服），他肯定会被处死。

幸运的是，他被认定是清白的；正是如此，这次经历对他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当他开始写他的政治理论时，他将会强调酷刑的作用，为了实现成功统治，一个君王必须“抑制不断的恐惧，因为他们能够施以刑罚”。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正在讲述他的直接经验——当他们被酷刑的恐惧左右时，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附有特别的力量。

马基雅维利在巴杰洛监狱关押两个月后释放了，然后他在绝望中回到了他的乡下农场里。他之后在那里讲述了他的一生，他是怎样在托斯卡纳的山上种植橄榄树和葡萄园的，如何饲养一些山羊和绵羊的；当太阳落山每天结束的时候，他回到当地小酒馆里，与面包师和磨坊主一起玩牌。过着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但同时他讨厌这种生活——他仍然还有重返政治舞台的幻想。

马基雅维利开始不断地给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写信，这些信让人读起来很伤感。他发挥他非凡的文学天赋去写一些乞求信，也有一些谄媚的诗，中间的片段偶尔会点缀一些对今天事实的忠告。但是他所有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敌人和之前的对手现在挡在他和权位之间，他们把他的信全部拦了下来——他独到的建议常常成为别人用于晋升的筹码。马基雅维利的绝望变成了怨恨，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告诉他们他的处境：“我将从我的脑海中抹去霉菌，再次体验被命运折磨的感觉。”

1513年秋，马基雅维利开始写《君主论》。写作时他的灵感处在白热化状态，到年底时就全部写完了。这部书里包含了他的政治生活经验的精华，所有这些都是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一个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他在佛罗伦萨工作期间获得的，归结为一系列简单但很深刻的事实——列举过去的历史事例来说明。这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学，与所有以前的尝试不同，这将是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或是不切实际的。它描述的是发生的事（和它的结果），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

马基雅维利的绝望已经剥夺了他对生活的幻想；现在，好像是第一次，他们看到（并写下）政治现实下隐藏的冷酷现实。他宣称他所描述的是一张清晰而又现实的世界，并且贯穿了整个历史。《君主论》针对城邦的统治者而写，告诉他们使用权力和维持权力最好的方法。为了贯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他将文章尽可能写得长而有效：“一个想要维持王位的君主，必须学会不能总做好人，但这个必须也要视需要而定。”为了生存，一个统治者必须学会说谎、诈欺以及欺骗；他必须学会如何（和何时）背叛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在这门科学里没有道德原则，只有实际原则；如果想要维持权力，冷酷无情是必需的，一个统治者只有在位时才是统治者。

无论如何，很多事情都会超出君主的控制。真实中的政治只是两种力量间的斗争。一种是道德（virtu），不要误认为是美德：在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语含义中，道德意味着权势或权力，起源于拉丁文vir，意思是“男人”，道德的行使是可以控制的。另一种力量是命运（fortuna）——机会、命运或运气，这些因素会打乱道德，但是不能完全超越道德的控制。受他所处的时代偏见和意大利语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道德描述成男性，把命运描述成女性：他对于控制命运的建议和他的其他哲学一样，在政治中是不可取的（以我们现代的观念）：“冲动比谨慎好，因为命运是一个女人，如果你希望控制她，就必须限制她、打她。”

马基雅维利认为，科学既不是道徳也不是怜悯——它要么有效，要么不起作用。他所写的是充满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心理顿悟；他所探求的是最成功、最无情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政治学才能发挥作用。马基雅维利时常在这里被误解，他的最终目的是想使意大利重新强大起来，当意大利处在罗马时代，他的“科学”将使一个统治者实现了目标。他的目的证明他的手段是正当的——尽管马基雅维利没充分强调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往往会把精力集中在他所主张的手段上。

《君主论》的重要性是深远的，标志着欧洲政治的自我认知走出了关键一步。我们要像一个有道德的人一样虚伪地活在一个高效统治的社会里，一个人必须在国际领域奋斗（或者是为了单纯的生存）。这使西方文化中心保持多元化：精神和物质之间，理想价值和实践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这种多元化包括接受它一分为二的存在，它依次包括反逻辑主义的诡辩（或是犬儒主义）。虽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充分表现了西方自我理解的各阶段。首先，科西莫在放高利贷的罪恶和灵魂拯救之间的矛盾斗争，终于两者都没有被放弃。接着，萨沃纳罗拉证明了在商业和政治社会里原教旨主义宗教的不可能性。后来，马基雅维利表现出道德、政治和科学之间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这可以被视为牡蛎中的沙砾，将驱使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支配位置。

但是马基雅维利的批判性观点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成功。尽管他首先把《君主论》给了美第奇家族的一个成员，然后又给了别人，但他们都不感兴趣，这些观点仅得到很少朋友的支持。在他被流放的期间，他开始转向文学，他的黑色讽刺喜剧《曼陀罗花》，被广泛视为用意大利语创作的第一部世界级喜剧杰作。几年后美第奇家族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稍有缓和，并委任他创作《佛罗伦萨史》。这是一部极富启发性的作品，尽管一些事件的看法会偏袒美第奇家族，因为马基雅维利希望这能使他得到一个政府职位。他确实得到了两份不重要的工作——卢卡大使和城墙管理者，且从未再回到任何高职。

1527年他在贫困和失望中死去，五年后首版《君主论》在意大利发行，很快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成为欧洲大陆邪恶的代名词，人们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真实感”是如此难以接受。尽管如此，英文版的《君主论》一直持续印刷了超过400年。美第奇家族对于《君主论》的拒绝极具讽刺：这是一本如何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教父的理想指南。

第21章　罗马和狮子教皇

当红衣主教乔凡尼着手恢复美第奇在佛罗伦萨的统治时，他效仿他父亲——伟大的洛伦佐，组织一系列庆祝活动。盛典是自从萨沃纳罗拉时代就被禁止的，现在又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举行了，摆放着蛋糕和酒的桌子，摆在最近收回的美第奇宫殿外的拉尔加大街上。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政治变革也在进行：马基雅维利一类人被彻底免去政府职位，并由美第奇家族的人取而代之，并且，共和国的正规军被遣散，行政长官的任期被减为一年。而且，外交政策也发生倒转，佛罗伦萨加入了尤利乌斯二世的神圣联盟。

然而，1513年2月是美第奇家族刚刚恢复政权的第六个月，有消息传来，佛罗伦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濒危了。此时红衣主教乔凡尼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由于过度操劳，他的旧病严重地复发了。他受胃溃疡所折磨，而且他因为长期坐在马鞍上从事军事行动，从而患上了极为痛苦的肛瘘。顾不上这些痛苦，红衣主教知道他必须出现在罗马，如果他能在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有任何影响力的话，那么他就能参加教皇继承人的选举。他命人把自己抬上担架急速冲往罗马，在150英里的崎岖道路上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当他3月初到达罗马时却发现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去世。经此奔波，红衣主教已经病得什么都不能做了，在床上静养了一个星期。

同时选举下任教皇的秘密会议已经按传统步骤开始举行。为了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红衣主教都在一个封闭的隔间内，在他们达成一致做出决定前不允许离开这里，甚至窗户都是密封的，只允许送餐进入。数天过去了，封闭密室的温度不断上升，这种气温和更换衣服的需求有助于他们结束争吵。当议程逐渐深化，食物的质量和数量不断削减。此时乔凡尼被允许加入，25个肥胖的红衣主教穿着恶臭的红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与严格的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的等级相似。

乔凡尼早年在罗马时，努力培养了与尤利乌斯二世周围许多有权势的红衣主教的友谊，他有文化、喜爱玩乐的天性、慷慨大方和聪明的才智，以及他与权贵间的密切关系，这些都对他很有益。这些朋友中，很多人很愿意选择他作为妥协的候选人，而其他人也由于两个理由愿意选他：尽管他在教皇的作战中表现英勇，但是众所周知乔凡尼并非是一个天性好战的人，也因此不会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把教皇的权力运用于其他一系列无休止的军事冒险中。红衣主教中的很多人都喜欢回忆乔凡尼的父亲——伟大的洛伦佐尚在的日子，他曾为维持意大利和平做了很多。第二点对乔凡尼有利的是他极为肥胖，而且很明显他病了；如果选择了他，但最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那么不管怎么他可能活不过几年。但是这些争论都遭到其中一个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领导派系无情地反对，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是佛罗伦萨被罢免的行政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哥哥；即使室内环境不断恶化，更不用说贫乏的饮食，这个僵局没有被打破。秘密会议仍在桌子周围争吵辩论着，而在散发浓烈气味的厕所内，正在进行着秘密的精明交易。

在会间休息时，乔凡尼静静地靠近红衣主教索德里尼，开始发挥他强大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彰显是显而易见的，红衣主教索德里尼最终决定支持乔凡尼获得候选资格，虽然这种魅力是建立在某种承诺之上的：被流放的前任行政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获准从流放地拉古萨被召回；尽管乔凡尼坚持不允许皮耶罗·索德里尼返回佛罗伦萨，但准许他在罗马定居，在这里他将获得慷慨的资助直到他生命的终结。而且乔凡尼年轻的侄子洛伦佐（不幸的皮耶罗的儿子）——很有可能是佛罗伦萨未来的统治者，将与红衣主教索德里尼的侄女联姻；用这种方式索德里尼家族和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重新联合，同时还与新教皇家族联合，因此他们将有巨大的权势和影响力。

为了减轻秘密会议所带来的长期忍耐与痛苦，乔凡尼最终当选为下任教皇。沿用他前任们的英勇的名字（亚历山大六世取自伟大的亚历山大；尤利乌斯二世取自尤利乌斯·恺撒），他决定取名为利奥十世。这个名字是想显示出狮子般的勇敢和崇高的品德，像所有佛罗伦萨市民知道的那样，狮子是佛罗伦萨的吉祥物，仍然关在利奥尼大街的笼子里。

据一个威尼斯大使记载，新教皇利奥十世向他年轻的弟弟朱利亚诺喊道：“上帝赐予了我教皇之位，让我们热爱他吧。”这表达了新教皇当时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很快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朱利亚诺在他哥哥不在的期间统治着佛罗伦萨，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到家乡，佛罗伦萨开始准备一系列的持续多天的庆典活动。尽管这些庆典毫无疑问是受朱利亚诺鼓励的，但毫无疑问也是按大多数人的意愿；利奥十世是佛罗伦萨的首位教皇，同样也给他的家乡带来了巨大光荣。人们一起高喊“必胜！必胜”和“狮子教皇”，在广场上点燃焰火，鸣响礼炮，夜晚的天空被焰火点得通明，这是在一个世纪前被当作大型军事设备从中国引进的，但是它潜在的庆祝功能被意大利充分地开发利用。

利奥十世继承的教皇皇位有三个独立的基本作用。第一，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是基督选出来在尘世间履行他使命的信徒，通过这种身份教皇就是基督交易最终的仲裁者、传达者和创造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个相信上帝远离他生活重心的人的身上；确实他的信仰显示出他这种不确定的天性，通过一些证据暗示了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早期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关注集中在异教徒的古典作品上，这都是受波利齐亚诺的引导，波利齐亚诺在当时很少表现出他对上帝的信仰；与此同时，年轻的未来教皇揭露出萨沃纳罗拉在布道中没有任何可以得到肯定的事实，可能甚至还倾向于别的东西。

如果利奥十世真的如他所见的那样是不可知论者，那么他将惊喜地成为教皇中第一个认为神的存在是不确定的。像亚历山大六世这种恶棍，和许多流氓前任一样，都太过于迷信精神上的简单，很难思考到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们的伪善和正统一样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异教教宗就得下地狱。此外，利奥十世极富学识，而且他受过的良好教育足够理解各种规则；他以虔诚的方式举行仪式，而且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许多基督教徒的行为举止。不像他的那些前任，第一位不可知论者的教皇也是一位神学方面的专家，他充分理解教义里需要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教义里缺少的只是他信仰的力量。至少在这方面，他融合并柔化了马基雅维利原则的精髓，而且这对他的教皇皇位一点都没有坏处。

利奥十世继承的教皇职位的第二个独立职能，是他作为教皇国的统治者的威严的权力，教皇国现在占领了罗马涅大区的广大区域。就利奥十世来说，这种权力也扩大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他继续统治佛罗伦萨，他的弟弟朱利亚诺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所有美第奇家族诡计的虚伪现在都被抛弃，利奥十世任命他的弟弟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总督”。自相矛盾的是，教皇对佛罗伦萨的统治，保证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持续独立，因为没有他，佛罗伦萨将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存在。

在最近一段时间，佛罗伦萨受到了代理教皇切萨雷的严重威胁；利奥十世的即位不仅保证了佛罗伦萨不再受到来自教皇的威胁，而且教皇职位还成为可依靠的后盾。为了保证这种联系的加强，利奥十世任命他的私生子堂弟朱利奥——他最亲密最信赖的知己担任佛罗伦萨大主教。

教皇的第三个作用是作为天主教堂的领袖，权力可跨越整个基督教会。经过君士坦丁堡事件，东正教仅在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存活下来。当时罗马天主教教徒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不仅遍布欧洲，还逐渐扩张到了美洲，不久后教区又扩展到了非洲、印度还有远东。因此，教皇通过办公费和税费可以从世界范围广阔地获取收入。

利奥十世很快沿着他前任的管理风格，任命他信任的美第奇家族的成员来管理这个肥差。这样的任命不仅仅发生在教会里，利奥十世的侄子洛伦佐被任命为乌尔比诺公爵。利奥十世想有一天能在罗马涅创造一个美第奇王国。在美第奇家族上升为教皇后，他显现出了更大的野心，这个宏伟的蓝图肯定是由伟大的洛伦佐铺垫下来的，美第奇家族的第一步是在意大利的政治上取得核心的位置，从而可以从政府内部得到其运作的机理。美第奇家族巨大的野心出奇地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相符：要尽可能地取得更多的权力，如果有必要的话要提前进行规划，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采取迂回战术。伟大的洛伦佐要实现这个宏大的蓝图就必须把这些思想传给他的儿子，尽管皮耶罗由于自身的性格和当时的环境，很不幸地没有得到洛伦佐的真传。洛伦佐可能已经预见了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把美第奇家族的命运委托给了乔凡尼。洛伦佐宏伟计划的日程被认为是指导利奥十世的政治政策的神秘之手。

由于这样，奥利十世已经变成了照亮这个巨大策略的一部分。利奥十世曾经承诺新任佛罗伦萨的大主教朱利奥，如果他成为教皇，他会任命朱利奥为红衣主教，值得关注的是朱利奥是利奥十世的兄弟。不幸的是，这个承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朱利奥是私生子，按照惯例，私生子是不能担任红衣主教的。不可否认，亚历山大六世先前已经使他的私生子切萨雷成为红衣主教，但之后这一直饱受公然批评。由于一些渐渐出现的原因，利奥十世希望朱利奥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争吵的理由。他因此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教皇使命去调查朱利奥的私生子之事：这个信息里暗示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使者带着他的发现返回，事实上朱利奥的父亲和母亲在怀有朱利奥的时候已经秘密结婚。因此朱利奥是死于被暗杀的朱利亚诺的儿子，这获得了许诺给他的红衣主教之帽。而且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简单的裙带关系在几年内就会影响而改变欧洲历史的发展。

利奥十世对于家族成员的其他许诺并没有信守始终。皮耶罗·索德里尼从他流放的拉古扎被召回，但是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徒然地等着听到他的侄女与利奥十世的侄子洛伦佐的婚约。对洛伦佐来说，教皇有了另外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很明显，他没打算履行带给他教皇职位的承诺，在佛罗伦萨外的一个农舍里，被流放的马基雅维利只能羡慕地静静观察着这一切。

这些是利奥政治范围内的事，尽管他很快意识到，重要政治权利已经在他的掌控之外了。在担任教皇的几个月内，西班牙国王——强大的斐迪南一世（现在控制那不勒斯）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曾派使者接近他，目的是形成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利奥十世并不希望推翻路易十二世，他用外交辞令委婉地回绝了这个建议。利奥十世一完成这件事，路易十二世就率领法国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去实现他对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君主权的长期要求。整个意大利再一次陷入威胁的笼罩之下。利奥十世显示出他父亲曾引以为傲的政治技巧。他并没有公开与米兰结盟，此时米兰正与西班牙和英国盟军一起面对正在前进的法国军队，利奥十世成功地按照他们的意图完全扭转了局势。利奥十世快速并悄无声息地向米兰指挥官送去34000弗罗林金币，以便米兰指挥官能够雇用瑞士军队。在接下来距米兰西部20英里外发生的诺瓦拉战役中，法国军队被迫逃走。不久之后，利奥十世采取了一个很怪异的举动——与法国签署了一个新条约，这是利奥十世为了美第奇家族的发展而采用马基雅维利式战略的一部分。

1515年1月1日，53岁的路易十二去世，由21岁的弗朗西斯一世继位，这是一个相当聪明和有魄力的年轻人，曾受过法国战胜意大利的勇武故事的教育。受这种光荣的梦想的激励，弗朗西斯一世立即开始集结庞大的军队，准备全面侵略意大利；在惊愕中，利奥十世急忙向他的顾问求助。

马基雅维利的意见在暗中被征询着，他静静关注着利奥的行为。但是很显然，结果只能让他更加失望，因为这意味着他离政治舞台上出现的真实情况更加渐行渐远了——这个他曾经演出过的舞台。他的建议从没被人承认过，并且很少有人追随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利奥十世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求与法国的联盟，设法避免对佛罗伦萨和教皇领土的任何入侵。年轻的弗朗西斯一世可能会被说服，这样的转移能分散他的真实意图。但是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再一次被忽视了；利奥十世发现唯一拯救意大利的机会就是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抵抗任何侵略。

1515年夏天，弗朗西斯一世率10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是意大利最庞大的部队。他们在米兰外遭遇了由强大的瑞士军队支持的教皇联盟军队，打响了马里尼亚诺战役。弗朗西斯一世无情地指挥进入战斗，他的骑兵冲在庞大军队的前面，根本没把对抗的军队放在眼里。利奥十世立刻送信给弗朗西斯一世，表示愿意结盟，并安排在博洛尼亚举行会谈。

在前往博洛尼亚的路上，利奥十世经过佛罗伦萨，新教皇首次回到家乡并准备接受这座城市举办的最盛大的欢迎庆典。不可否认，计划中的庆典无比的华丽，当教皇到达城门时，他得知准备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于是他在马里尼奥利村附近的一个别墅里休养并等待了几天。利奥十世和蔼地默许了——他年轻的弟弟朱利亚诺——佛罗伦萨共和国总督，积极督促他的市民尽快完成庆典的筹备工作。

几天后，教皇穿着装饰珠光的白色袍服，戴着金光闪烁的三重冠冕，骑着高头大马凯旋般地进入城市，分别由穿着鲜红艳丽长袍的红衣主教队伍和穿着闪亮盔甲、扛着双刃战斧的德国教皇军队陪同进入。当教皇队伍从一系列由这座城市最杰出的艺术家创作的伟大凯旋门下穿过时，憨态可掬的利奥十世看着欢呼的人群，透过他的眼镜注视着他们。人群中矗立着伟大的洛伦佐的雕像，座右铭写着“这是我心爱的儿子”。当利奥十世举起眼镜看到雕像时，他感动得流下泪水。

据兰德西记载：“当他穿过街道时，他命令向人们挥洒银币。”如此盛大的庆典，先不要说是否已然违背了教义。“几千人不分昼夜地赶工了一个多月。”总共建造了15座凯旋门：第四座凯旋门是最壮观的一座，建造工艺尤其复杂，占据了“整个圣特里尼塔广场，建造了一个像城堡似的圆形建筑，被22个正方形柱子围绕，空隙间挂着织锦，柱子上面是一圈飞檐”。兰德西断言：“这场庆典至少花费了70000弗罗林或者更多，所有花费都是为了建造一些不长久的建筑。”他认为同样的花费可以建造一座光辉的教堂向上帝表示敬意，让这座城市感到光荣。兰德西或许是对的，他宣称：“在世界上其他城市或者国家做出这样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

接下来是盛大的庆典和游行，庆典的中心，是一个涂成金色的小男孩，他站在一个基座上。这是为了象征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重生，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不祥的一幕：帷幕一落下来，小男孩就突发神秘疾病死了，因为全身涂满黄金不小心窒息而死。

伟大的洛伦佐开始了展示取悦人民的庆典，现在已经扩展成欢迎罗马皇帝的庆典。在洛伦佐时代，像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波利齐亚诺这样的人都曾为庆典工作过；唯一一个曾象征性地致力于停息演出的庆典艺术家是圣索维诺，他曾经是创造生活乐趣的天才，现在则常常堕入富裕但粗俗的享乐之中。科西莫时代佛罗伦萨培养的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现在都已去世了；接来下出现的美第奇家族资助过的杰出艺术家还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访客；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甚至现任的教父都生活在其他地方。

利奥十世之后到达博洛尼亚，这和他凯旋回归家乡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年轻有活力的弗朗西斯一世对这个步履蹒跚的中年教皇印象并不深刻，教皇就座前一直张嘴剧烈地喘息着，聪明的教皇通过外表来判断别人，同时默默使用他的政治手段来确保这个有潜在风险的会谈能友好地结束。利奥十世公开并直接否认他资助瑞士军队抵抗法国的谣言，弗朗西斯一世谨慎地同意了这一点（即使他知道一些别的）。

法国和利奥十世在之后建立了联盟，弗朗西斯一世从中索取了一笔巨款。利奥十世被迫同意了法国国王在他自己国家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这个让步意味着教皇的收入和影响力将蒙受巨大损失。一个在9岁时就几乎成为普罗旺斯地区大主教的男人对此感到耻辱，但他决定对此装作毫不在乎。为了显示他的慷慨，他任命国王的家庭教师为红衣主教，因此弗朗西斯一世深受感动，于是任命利奥十世的弟弟朱利亚诺为内穆尔公爵。再一次，利奥十世的策略从表面上看总有一天会产生巨大的反响。美第奇家族中的一员已经成为贵族，而且这个家族在法国贵族圈已经站稳脚跟。很难不把这个看似意外的事件视为利奥十世为家族实施的秘密战略的一部分，这在更大程度依赖与法国的联盟。

利奥十世返回罗马，在接下来的多年内他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教皇权位，有损其人格。罗马已经超过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现在进入自古罗马时代之后从未经历过的黄金时代。在佛罗伦萨曾经消失了的过分华丽的、有点华而不实的炫耀，将成为罗马的艺术实质。那么多宽宽的街道穿过摇摇欲坠的古住宅，他已经成为著名的“破坏者”。

新罗马最中心的建筑是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的基石是在1506年由尤利乌斯二世奠基的。同时生于乌尔比诺的多纳托·布拉曼特被任命为建筑师，他设计了一个合适的长方形会堂来容纳圣彼得的墓穴。这个设计是为了成为教皇祭祀的地方，基督世界的中心教堂，是所有来永恒之城朝圣之人的最终目的地，委任最好的艺术家来装饰内部。它也将成为基督世界最大的教堂，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有意识地试图超越欧洲北部宏伟的中世纪哥特式教堂。

众所周知，尤利乌斯二世的性子特别急，他强迫布拉曼特雕刻一些壁角，在这么做的同时，布拉曼特把建筑术从它早先的抑制状态中解放出来。举例来说，他用模制的粉饰灰泥，辛苦地雕刻石头。这是一项发明，在实现这一解放期间，布拉曼特还发明了现在著名的罗马文艺复兴盛期的建筑风格——在文艺复兴初期的建筑风格中，罗马有意地模仿罗马古代的古典建筑，由于受线条和形式的约束，它现在开始建立信心并大胆地尝试所有它自己的风格。

1514年，布拉曼特去世，利奥十世随即聘请了艺术家拉斐罗·桑奇奥，就是现在著名的拉斐尔，接替布拉曼特。拉斐尔成为罗马文艺复兴盛期的杰出艺术家，还将接受教皇委托为西斯廷教堂画壁画，并改革肖像绘画法。他所描绘的利奥十世的肖像，成功地刻画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主题，描绘出一个很难描绘的、极严肃的肖像，同时，设法掩饰他的更可爱的实际特征，然而，仍然暗示了它们的存在。

瑶斐尔曾深受米开朗基罗的影响，但他非常乐观的个性缓和了米开朗基罗硬朗的风格，给予创作人物一种轻松的姿态、清晰明显的线条，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艺术造诣超过波提切利的柏拉图式的具体体现，达到人文主义者自我实现的新境界。在他的杰作《雅典学派》中，描绘了在罗马的典型雅典式拱形宏伟建筑内的古希腊哲学家。然而他并没有被壮观的建筑所淹没，他的人物看起来完全无拘无束，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与周围环境相共鸣。瑶斐尔成功地刻画了哲学家的全部人性，同时描绘出与他们深刻思想相呼应的庄严肃穆。

瑶斐尔很快成为利奥十世非常喜爱的艺术家，作为圣彼得教堂的新建筑师，他将改革布拉曼特最初的希腊十字架结构，将四个等长的长廊改为拉丁式的十字架，一个T形状三条长廊。长廊在中间祭坛相会合，圣彼得墓在祭坛之下；墓上面是宏伟高耸的圆屋顶，这传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初期的布鲁内莱斯基式圆屋顶。这个新的圆屋顶突破它的前身，并体现了远远胜过它的前身的巴洛克风格的优美线条。

利奥十世与温文尔雅的拉斐尔似乎有一种气质上的吸引，这种密切关系不同于与他在美第奇宫殿一起长大的难相处的米开朗基罗之间的关系。当利奥十世成为教皇时，米开朗基罗仍然在为尤利乌斯二世修建宏伟的陵墓；他认为这个纪念碑浪费了他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占用了他长达30年的时间，成为“陵墓的悲剧”。后来，利奥十世受他的堂弟朱利奥的怂恿，委托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为美第奇家族修建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陵墓。结果，米开朗基罗为这个陵墓建造了隆起成圆屋顶的美第奇小礼堂，还有两对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代表“昼和夜”以及“晨和暮”。米开朗基罗打算用这一组雕塑来象征“毁灭一切的时间”；这些庄重的、有点儿过于紧张的斜倚着的雕像，充满了使人产生恐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他大多数最好作品的特征。

实际上，利奥十世很少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提出鼓励意见，似乎也并不赏识达·芬奇的天才。根据瓦萨里叙述的故事，利奥十世给了达·芬奇一个任务，但是当艺术家立即准备开始尽情作画时，教皇大叫：“你能指望一个甚至刚开始工作就参与完成工作的人能做什么呢？”这件事之后达·芬奇再也没有其他委托了。达·芬奇只是在充满雄心却又流产的蓬蒂内沼泽沟渠方案上被雇用。不幸的事实是利奥十世——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中最大的资助者却只有相当狭隘的艺术品位。

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传统，利奥十世收集了很多手稿至梵蒂冈图书馆中，直到这时美第奇图书馆那可怜的存本才返回佛罗伦萨。利奥十世对古典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模仿父亲，他也涉足诗歌；然而他从父亲那儿继承最多的喜好是夸张的炫耀，但也有所不同。伟大的洛伦佐的爱好在于表现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的富足：努力模仿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不同人的慷慨。利奥十世具有他父亲很多的品质——野心、学识、不可预料的能量，然而他也被他父亲的缺点——爱夸张所诅咒。洛伦佐表现出来的最大弱点是什么，似乎也体现为利奥十世荒谬的奢侈。他不仅看上去荒唐，在平常举止上也很荒唐。

他的奢侈是传奇性的，并且是以罗马帝国的标准，或许最好以他最喜欢的菜肴为例——孔雀舌。他喜欢大型宴会，客人可以观看歌手、小丑、侏儒甚至是摔跤的演出，最中心的菜肴由很多道菜组成，都装在不同的金盘子或是银盘子上。一些盘子上装饰一些琐碎的精心点缀：馅饼上有飞翔的夜莺，布丁上装饰有小天使。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奢侈行为似乎并不涉及两性上的不检点行为；利奥十世喜欢欣赏这些展示，而不是加入他们。他会开心地拍起胖胖的双手，看着那些疯狂的人在化装舞会上穿上花哨的衣服、戴上面具在1000支蜡烛下跳舞，并不担心事实上许多戴着面具的夫妻是红衣主教和他们的交际花。利奥十世尤其喜欢打猎，但对于这项运动他却无能为力。他或许是一个技能熟练无惧的骑手，但是不幸的是他看不清要去的地方。有一次，一只野猪被用网捕获并拖到他面前，然后，利奥十世再骑马把它猎杀，一只手挥动着他的长矛，另一只手举着他的眼镜，放在他眯起的眼睛上。

利奥十世善良得过分的天性在他与他最喜欢的宠物间的关系上得到很好的证明，这只宠物名叫汉诺。这个动物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自汉尼拔入侵意大利以来1500年首次看见。汉诺是葡萄牙国王送给利奥十世的礼物，还有一些奇异的鸟、两只豹和许多波斯战马，所有这些都是葡萄牙商人——探险家从亚洲运回欧洲的，他们开启了通往远东的贸易。据说利奥十世十分喜爱他的宠物，大象来到他面前就会跪下来大声叫，利奥十世深受感动；当汉诺生病后，利奥十世十分悲伤，他唤来医师，任何能医好大象的人就将获得相当于4000弗罗林金币的报酬。结果，生病的汉诺服用大量泻药，据说重达400盎司，但却没有效果，于是汉诺很快就死了。这对利奥十世来说十分痛苦，他非常悲伤，命人挖了一个巨大的墓穴被，教皇委托瑶斐尔在墓壁上作一个与汉诺等大的画像，同时利奥十世亲自写下感人的拉丁墓志铭，墓志铭包含在整个画像内。

然而，这个善良的滑稽行为是骗人的，因为，受到威胁的利奥十世有可能突然做出无情的行为。1517年，一批红衣主教在强大的红衣主教彼特鲁奇和愤怒的红衣主教索德里尼的率领下，策划谋杀教皇的阴谋。他们拟议的谋杀方案特别恶毒而且极其痛苦：他们雇请外科医生巴蒂斯塔·维塞利，在用来给利奥十世的肛瘘敷药的绷带上下毒。为了证实他无罪，红衣主教彼特鲁奇离开了罗马，但是，利奥十世的间谍截获了他的一封信，暗示了这一阴谋。维塞利被拘捕并被绑在刑架上，他很快就供出这是红衣主教彼特鲁奇的阴谋。于是，利奥十世派西班牙大使去传唤彼特鲁奇。当红衣主教彼特鲁奇出现在教皇面前时，立刻被武装士兵逮捕；他一边尖声咒骂教皇的背信，一边被拖入圣安杰洛城堡的地牢。那个引致彼特鲁奇被捕的西班牙大使，狂怒地大声抗议这种侮辱人的暴行。但是，教皇利奥十世引用了一个神学论点为他的行为辩护：为了确保行动安全，教皇的诺言不可能有效，只是这个保证不能明确提到它的带信人想要谋杀他。西班牙大使没被这个虚假的论点所打动，但是，被教皇明显带着愤怒的更进一步的说明威慑住了。

利奥十世召集红衣主教召开教会法庭全体会议，他对所有红衣主教大叫，质问谁是同谋。此次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从没有人见过教皇爆发过如此激烈的情绪。红衣主教一位接一位地往前走，并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他们是清白的。红衣主教索德里尼走过来时，他首先否认知悉阴谋，可是，当利奥十世愤怒地进一步质问他时，他最终失声痛哭并承认了事实，一下子扑倒在利奥十世的脚下，请求他宽恕，并恳求教皇饶他性命。

目睹这一绝望无助的场面，其他有罪的红衣主教也都不情愿地站出来坦白错误了。令人惊讶的是，利奥十世决定宽宏大量地饶恕他们，他们只被下令支付一大笔罚金，总数为2万弗罗林金币。

表示感激的红衣主教回去筹钱了，他们轻易地筹集了这个总数——却被告知他们误解了，因为是每个人需要支付2万弗罗林金币。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震惊：一些人勉强地支付了这笔罚金，而其他人害怕破产都逃走了。所有筹集到的罚金都被用来偿还利奥十世奢侈所带来的债务。但是唯恐再有危险，为首的红衣主教彼得鲁奇被特别聘请来的执行者绞死在了地牢里（没有基督教的执行者会冒着灵魂的危险去处死一名红衣主教）。然而，外科医生维切里没有这样美好的待遇：他被用烧红的钳子撕裂身体，然后被马拖拉着穿过街道，最后吊在圣安杰洛城堡大桥上的绞刑架上。

为了确保他的地位，利奥十世采取空前措施，任命30位红衣主教，全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这些新的红衣主教都能够向教皇国库慷慨捐款，而原来那些出资仍然很低的主教，即使曾向罪恶的前任捐过款，也全被免除了，挪位给美第奇家族的新红衣主教。

然而这个阶段利奥十世还需要注意家族的其他事：他年轻的弟弟朱利亚诺——新任内穆尔公爵在没有生出任何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去世了。美第奇家族与法国贵族之间的关系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利奥十世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现在教皇的注意力转向了他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他将继承朱利亚诺成为利奥十世佛罗伦萨的新代理人。年轻的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已经开始表现出与他头衔相匹配的气质和风度；他是担任佛罗伦萨统治者的美第奇成员中第一个要求向君主表示尊敬的人——行政首脑和他的西尼奥列政府成员要在他面前脱帽鞠躬致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新任总督似乎愿意侵犯臣民对共和国的感情：他甚至留有胡须，这是意大利一个地方贵族的标志，但这在佛罗伦萨受到藐视。他年长聪明的堂弟红衣主教朱利奥——佛罗伦萨大主教老练地建议他改变想法，但是乌尔比诺公爵对他这个私生子亲戚的忠告不感兴趣。

利奥十世不得不接受美第奇家族的未来落在这个傲慢的年轻人身上。家族中的年长者——利奥十世本人和红衣主教都是教廷牛人，而且都没有被认可的合法继承人。这甚至有被灭绝的风险，因为尽管乌尔比诺公爵只有25岁，但他已开始忍受肺结核的折磨，并有谣言说他已经感染梅毒了。利奥十世开始与他的法国盟友弗朗西斯一世协商安排了一场婚姻：洛伦佐——乌尔比诺公爵将与弗朗西斯一世的表妹波旁家族公主玛德琳·德拉·图尔·奥弗吉尼结婚。这意味着美第奇家族与王室血统的结合；但事实证明，这或许是利奥十世计划中的最后一环。当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和他的新娘返回佛罗伦萨时，很明显他病得快要死了，而玛德琳公主也相当虚弱，状态很差。

1519年4月，乌尔比诺公爵夫人玛德琳死于分娩，数天后她的丈夫也相继去世，然而，他们的孩子幸存下来，并在洗礼时被命名为卡特里那。这个襁褓中的婴儿继承了乌尔比诺公爵爵位，并将继任为佛罗伦萨的“婴儿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是否有意建立一个严格的世袭王朝？但是，利奥十世认为这还不是时候，而红衣主教朱利奥、佛罗伦萨的大主教，接管了佛罗伦萨的控制权。卡特里那被带到罗马：美第奇家族现在有了一个王室血统的孩子，而他们的野心得到了有力的推动。

当利奥十世继任教皇职位时，他就已经继承了第五拉特兰公会，1511年由他们的前任尤利乌斯二世召开。这个委员会试图与比萨的法国红衣主教会相抗争，法国红衣主教会是法国国王所召集的，目的在于罢免尤利乌斯二世。第五拉特兰委员会共识在于衰落的教廷急需改革。当拉特兰会议被拖延，一些确切的措施也就争论了很多年，但是利奥十世对此事不甚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分裂已经威胁到与法国红衣主教们的关系，这件事在1517年委员会被解散后最终解决。在会议闭幕典礼上，教皇公文宣布没有教皇的特别批准，任何对会议的调查结果表示质疑，或者提出他们自己解释的人，都将被逐出教会。

到了这个阶段，教皇国库实际上是空的，教廷的财政情况不受控制，入不敷出。所有教皇奢华的娱乐项目、慷慨的礼物、赌债和昂贵的艺术资助都得以某种方式支付；然而一旦需要，利奥十世就会简单地卖出一些教会的职位，或者是叫他的银行家贷来另一笔债务。此时甚至教皇的银行家都开始担心：教皇似乎正在走向破产。为了阻止进一步的贷款，银行家很快开始将利率提高到了40%，利奥十世漫不经心地签上了字，然后继续像以前一样花费。

但是有一些教皇的银行家并没有继续提供资金的计划：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费用非常巨大，而按照教皇的标准甚至会导致破产。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意识到唯一能支付起这个庞大计划的方法就是广泛地出卖赎罪券，而现在利奥十世决定更大规模地出卖这个领域的主动权。很快教皇的代表机构和有资格的牧师开始从一个城镇到一个城镇地环游欧洲，威逼利诱信徒购买赎罪券。购买这样的赎罪券可以减轻各种恐惧和炼狱之苦，所有基督徒的灵魂都要经过炼狱，净化掉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能够进入天堂。购买赎罪券的规模按照罪恶的大小浮动，出价越高，在炼狱里度过的时间就越短。

赎罪券触及了基督教的要害神经。在中世纪地狱和炼狱的观念以及死后可怕的刑罚，对每个基督徒都很真实。地狱的场景被描绘在教堂中，刻画在神剧中，并在布道中被可怕地描述。地狱之火的样子，或者是炼狱中的折磨，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而正是这样的深度心理作用支撑基督教信仰传遍整个欧洲。

赎罪券不仅利用了恐惧，而且同时世俗化了这种恐惧，因为赎罪券售卖者臭名昭著的叫卖声和他的新书收钱罐很快变得家喻户晓：

当硬币在钵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灵魂跳跃着奔向天堂！

赎罪券的售卖者变成人们普遍怨恨的对象；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信仰被这些毫无原则的手段给亵渎——整个基督界都在谈论教廷统治阶级的奢侈。最后，一个年轻的德国牧师决定不再宽容这种事并采取行动。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滕伯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上了《九十五论纲》，要求宗教改革。

第22章　教皇和新教徒

那时，文艺复兴已经波及阿尔卑斯以北，弥漫整个欧洲。重新发现的占学问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其得到传入欧洲的古代中国的印刷术的促进。首部印刷机大约是1450年由约翰尼·古登堡在德国的美因茨装配；1462年当这座城市遭受洗劫时，早期的印刷工逃跑并流亡，印刷术由此得以传播，并到达了低地国家（1463年）、意大利（1465年）以及巴黎（1470年）。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于1469年出生于低地国家。他最具影响的著作《愚人颂》讽刺了陈旧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指出这不是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解释了世界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学问有很多不同种类。

由于印刷术通过大陆的横向传播，出现了文化的纵向传播，使得进入之前从未受过文化影响的社会各阶层，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信，被新兴商人阶层的经济自信所鼓励。这曾经发生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身上的事，现在小规模地出现在所有主要商业中心的许多富有商人阶级家庭中。在低地国家英国和德国的各个地方，绘画和阅读繁荣起来；在其他国家譬如法国，这种变化仅限于宫廷，然而这甚至影响到保守又富有的西班牙。因此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开始私下质疑教廷的腐败和它中世纪本质上的统治权，路德采取了进一步的批判，也正在质疑宗教的内部组织。

路德1483年出生于萨克森地区（现在德国的一部分）的一个小镇艾斯莱本，他的父亲曾是当地的铜矿工，但是之后升为镇上的议员。小路德在虔诚的家庭中长大，之后前往埃尔福特大学学习；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令他父亲生气的是，路德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在24岁时成为一名牧师。在三年后的1510年，路德接受任务出使罗马，在那里作为虔诚又富有学问的年轻德国牧师，他对教廷的放纵和堕落感到害怕。

由于他接下来的精神上的不安，路德开始用新的眼光重读《圣经》，这使他回到了基督教最初的精神教义。在他看来，这种清晰又简单的信仰被教廷的教旨和解说所混淆；对路德来说，灵魂上的拯救取决于直接信仰，不在于教廷的教义。教皇没有权利宣称他可以赦免罪恶（赎罪券的目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路德深深的信仰与他狂暴的性格有关，这使他成为一名起推动作用的传道者，他不能够容忍他不相信的事情。最后他不能再克制自己，1517他在威滕伯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他生气地钉上了《九十五论纲》，不但质疑了赎罪券的有效性，而且还质疑了教廷的权力和教皇的领导。据其中一个论纲：“教皇比克里萨斯王还富有，他最好卖掉圣彼得大教堂，把钱分给穷人。”另一个论纲甚至质疑教皇的神学：“那些相信他们的人确信灵魂得救了，因为他们已经购买了赎罪券。”

路德然后把他的论纲翻译成德语，使它有了比拉丁学者之外更广泛的读者，有一个印刷商出版了这个译本。远离威滕伯格的人们也很快读到了路德耸人听闻的论纲——尽管后来路德坚持他并不是在反对宗教，只是反对教皇的所作所为。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想象：被称作宗教改革的运动已经开始。

1518年，当教皇获悉路德蔑视教皇的消息后，利奥十世命令路德来罗马解释自己的行为，但路德非常清楚这样的旅行潜在的危险，他编造了一系列的借口。利奥十世派教红衣主教凯杰特恩去会见路德，结果是一场激烈的对抗。但此时，在德国，路德的学说已经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他受到萨克森选帝侯（德国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腓特烈三世的保护。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那年去世了，弗雷德里克三世是七位候选帝之一，有可能被选为新皇帝。利奥十世担心得罪他，因为他希望如此重要位置上的人能成为他的盟友。威滕伯格发生的小事现在开始引起更深远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路德继续宣扬他的学说，1519年夏天他参加了在莱比锡一系列的公开辩论，萨克森公爵（候选的堂兄）、来自莱比锡和威滕伯格大学的神学家和很多州及教堂的要人，都参加了公开辩论。

路德的学说和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学说是明显相似的，很多德国人开始在知识上和神学上同情他。伊拉斯谟已经开始着手一项古典学问的计划，企图恢复到西方文明的最初状态；而路德恢复《圣经》成为神学和精神上确定的唯一源头。人文主义运动横扫了整个北部欧洲，对宗教改革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使路德自己仍然是一个中世纪的信徒。驱使他挑战教廷权威的并不是新的哲学观念；他的对抗完全是宗教性质的，他的目标也只限于对于拯救的探寻。所有这些新观念正在引领人们质疑欧洲的社会结构，教廷位于文化生活的中心，并把持着每一个方面——从科学到哲学，从道德到艺术。在欧洲许多地方，人们开始从路德学说上找到希望，尽管路德本人的情况仍然不稳定。

在莱比锡辩论中，路德被陷害支持扬·胡斯的异教学说。1414年，扬·胡斯在康斯坦茨会议中被火刑处死。当利奥十世听闻路德支持扬·胡斯的学说时，他颁布教皇令，判定路德为异教徒。这件事的结果应该和发生在扬·胡斯身上的一样；不过，路德仍然受到一些德国贵族的保护。

此时，19岁的奥地利大公查理、已故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已经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査理五世。这是一个利奥十世不希望当选的人。1516年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去世，查理五世继任，还有西班牙的尼德兰，加上神圣罗马帝国在德国的领土，很明显查理五世的权势已经威胁整个欧洲。他的势力范围完全包围了利奥十世唯一势力比较大的主要盟友法国。

路德的学说和一些德国君主的支持，现在威胁到教廷在萨克森和帝国其他地区的统治权。利奥十世知道新任皇帝查理五世是教廷教义忠实的信徒，并请求他的干预；这些德国君主的领土毕竟是他帝国的一部分。查理五世对于过于干涉德国的诸侯很犹豫，这会在他庞大的帝国内挑起争端。然而教皇坚持皇帝必须对此事做出回应。最后查理五世同意了，但在过程中达成了一个很严厉的协议：如果他宣判路德有罪，作为回报，教皇得支持他即将在米兰的行动，米兰仍在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控制下。这就意味着利奥十世将不得不背叛他的盟友。

1521年，利奥十世最终颁布了将路德逐出教会的教皇诏书，但是，这只能使事情更糟。路德在欣赏他的市民和大学博士面前，公开回应烧毁了教皇诏书。萨克森的弗雷德里克三世把路德安置在他威滕伯格的城堡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他而不是拘留他。路德现在开始把《圣经》由拉丁语翻译成本国的德语；人们不再需要牧师为他们解释旨意，因为他们能够直接读懂了。

他许多著名的布道充满激愤的语音：“不管是教皇、大主教还是任何神职人员，都没有权力把一些法规强加到任何一个基督信徒身上……”

自从路德把他的论纲钉在威滕伯格教堂大门上，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学说已经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像匈牙利、法国和波西米亚（那里很多人仍然怀念扬·胡斯，秘密地将他视为国家英雄和烈士）。当学说传到英国时，亨利八世非常恐惧，并写了关于路德学说的谴责声明；他把声明献给教皇作为“信仰和友谊的宣言”，并送给教皇一份副本。利奥十世被这种忠诚深深地打动，他回信给英国，保证宽恕每一个读过亨利八世声明的人；他还奖励亨利八世“信仰保护者”的称号，这个称号直到今天仍然以“FD”的缩写形式展现在英国硬币上的女王头像的旁边。

但是，利奥十世此时发现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1521年11月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军队进军米兰，在那里他们击败了弗朗西斯一世的法国军队，法国残余军队逃过了阿尔卑斯山。查理五世胜利的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红衣主教朱利奥就派遣信使送信给他的堂兄教皇利奥十世，利奥十世当时正在罗马城外的别墅打猎。当夜利奥十世坐在别墅的一扇窗前，亲切地主持庆祝查理八世伟大胜利的焰火晚会。最后法国被赶出了意大利，退出到最开始时教皇的领土范围。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但是对于曾发誓享受他教皇职位的人来说，任何庆祝的机会都不会放弃。

据官方记载，11月夜晚的寒气影响了教皇的胸部，他深受寒意的折磨；他很快开始发烧，在几天内就去世了。据说在利奥十世死时，他大喊：“噢，上帝！噢，上帝！”这被看作对他所谓的不可知论的最后否认，尽管别人把这当成对上帝的亵渎。

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利奥十世的死或许是谋杀：治疗教皇的医生后来报道说教皇是死于中毒，尽管谁为此负责仍不清楚；在利奥十世担任教皇的八年内，他在罗马和更远的地方都树敌很多。即使投毒暗杀与弗朗西斯一世的骑士精神并不太相符，但是他确实被认为是最大嫌疑者，因为在他们结盟的数年内，美第奇家族甚至与法国皇室联姻，利奥十世却背叛了他。不管谁将负责，利奥十世已经死了——留下了几乎是空空如也的教皇国库，意大利处于无法解决的混乱状态，天主教将面临崩溃。

第23章　美第奇家族继续任教皇职位

1521年年底，在利奥十世去世一个月时间内，选举下一任教皇的秘密会议在罗马召开。利奥十世的堂弟红衣主教朱利奥有望继承他；众所周知，他将是利奥十世最能干的顾问和教皇财务总管。事实上，利奥十世毫不顾及他堂弟的忠告，在很多时候，他被普遍认为应该为教皇职位的困境负责——并非红衣主教朱利奥的影响。正相反，红衣主教朱利奥似乎每件事都与利奥十世不同：他英俊，心思缜密，冷漠稳重，并且天生趣味高尚。尽管这样，很多人还是坚决反对他的候选资格。

红衣主教朱利奥作为候选人选或许有很多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近些年间，他们在罗马结识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朋友，可同时也相应地树立了很多有权势的敌人。红衣主教之一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认为美第奇家族中不应该再出现第二个教皇。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反对得到了受利奥十世任命、三十一任红衣主教之一的旁皮奥·科洛纳的支持，他坚定地认为这次被选中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朱利奥。意外的是，这两个人得到了全法国红衣主教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愿忘记利奥十世曾经对国王的背信弃义，会议陷入僵局。

红衣主教朱利奥现在决定采取精明的策略。他发表声明，声称自己不配坐到如此高位。同时，他建议选举鲜为人知的佛兰德的学者、红衣主教阿德里安·戴德尔——一个虔诚的禁欲教徒，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恩师——成为下任教皇。红衣主教朱利奥很确信阿德里安·戴德尔一定会被拒绝，因为他的知名度很小，缺少政治经验，而且他不是意大利人。似乎朱利奥这个貌似无私的建议向所有人证明了他才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但最终事与愿违，红衣主教朱利奥的虚张声势最终将阿德里安·戴德尔推上了教皇的宝座，成为阿德里安六世。当这个消息宣布给在罗马秘密会议外面焦急等候的群众时，人们对这个消息持怀疑态度——人群中没有了往日的欢腾，现出一片混杂着微弱嘲笑和嘘声的寂静。

普通百姓比红衣主教更清楚这次选举需要什么，任命一个仅仅能够表现得像教皇的教皇委任，意味着将给罗马带来灾难。这最终成为一个没有欢庆、没有盛典、没有挥霍的选举。虔诚的阿德里安六世默默地住在教皇公寓较小的一间房间里，依然每天过着1弗罗林的生活，黎明前就起床做祷告，靠着他凶悍的老奴仆提供的稀粥度日。教皇这种示范性的生活方式被红衣主教和百姓认为是落后的。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典型的北欧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意大利人希望的样子。更糟糕的是，教皇命令所有在罗马居住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离开城市，去他们所代表的教区生活（很多地方他们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接下来，大批人离开了不朽城——罗马。

罗马的经济生活很快处于停滞状态；正如瓦萨里所说，很多留下来的艺术家“几乎快要饿死了”。艺术家已经如此穷困潦倒，其他更加没有社会特权的人们则处于越发困窘的状况：杀手沦落到去乞讨，小偷依靠施舍，妓女忍受饥饿，甚至连牧师都被迫过着虔诚而节制的生活。毫不意外的是，阿德里安六世任职不到两年，就在1523年去世了。据官方记录，他是死于肾病，这几乎是对毒杀最委婉的说法，或许可以将这种病理解为职业伤害，并以此来对连续六位教皇的去世做出解释。

这次，红衣主教朱利奥对秘密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可他的劲敌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和旁皮奥·科洛纳，他们现在拥有弗朗西斯一世和所有法国红衣主教的公开支持。结果是陷入了另一个僵局，行贿受贿、私相授受盛行，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僵持状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外面的普通百姓开始暴动。没有人能够与秘密会议中的红衣主教取得联系，然而，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欧洲的统治者对这种裂隙越来越不满。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公然表示更中意另外一个美第奇教皇。现在，甚至弗朗西斯一世也支持他们（确信红衣主教美第奇会很快背叛，重新与法国结盟）。60天过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红衣主教美第奇正式当选，他是教皇克雷芒七世。

教皇克雷芒七世从小在美第奇宫殿长大，接受了美第奇家族能够负担得起的最顶级的人文教育。在45岁时，他总是能够回忆起与洛伦佐同桌吃饭，与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和未来的利奥十世一起听波利齐亚诺和皮克讨论哲学和朗诵诗歌。克雷芒七世遗传了他的杀人犯父亲的英俊相貌，尽管他经常沉着脸，少见有微笑（见彩插图Ⅴ）。他还继承了祖父科西莫管理账目的能力和的谨小慎微的性格，这使得新教皇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总是显得很犹豫。此外，与他的堂兄利奥十世不同，他具有很深的艺术理解力。

利奥十世慷慨的资助使得拉斐尔富有起来，他的堂弟鼓励这位艺术家去发展自己并委任拉斐尔完成他人生最后的杰作——《主显圣容》。1520年，拉斐尔37岁即英年早逝，那时，这件作品还没有完成。在这件作品里，拉斐尔超越了他习惯性的完美和优雅，描绘了生机勃勃的人们对奇迹般改变了容貌的基督的敬仰。这是个充满张力、才华横溢的作品，周围阴暗的光线烘托出空中基督的轻盈；同时，它也可以被认为与克雷芒七世的精神产生了共鸣。尽管他有着鄙俗的犹豫和阴郁的外表，但他的内心生活依然被不可动摇的信念照亮着。

正是这样的性格，才吸引了米开朗基罗，尽管他有强烈而明显的信念，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米开朗基罗仍旧是一个令人不解的、不可预测的艺术家。在任教皇之前，红衣主教朱利奥监督了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教堂的工作。在他任教皇克雷芒七世期间，他委任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创作《最后的审判》。据康迪威描述，克雷芒七世认为，丰富多彩而奢华的排场将激发米开朗基罗广阔的潜能。克雷芒七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可能无法活着看到这幅超越一切的旷世巨作的无限光辉。一群准备接受审判的人，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少数得到升华，而更多的人却朝向炼狱和地狱之火跌落。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中世纪地狱之火的描述，这里描绘的人各具形态，从圣徒到被恐惧所困的罪人。这绘画提醒即使是最自信、最强壮的人文主义者，也要面对最终的审判。文艺复兴，它所有的变化，本质上保持着宗教性，而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性的观念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克雷芒七世与这些观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深深地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同。众所周知，他的秘书约翰尼斯·威德曼斯塔迪厄斯将哥白尼的观点引荐给了教皇，并让哥白尼在梵蒂冈花园里完成了有关宇宙学说的演讲，克雷芒七世和他的一众资深要人一起参加了这次演讲。演讲的内容源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部著作和他的《从天体结构导出的天体运行论》当时都还没有公开发行。哥白尼认为，星体和宇宙的运动可以通过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静止的太阳的运转来解释。这个学说的提出意义深刻，因为这意味着地球及人类并不是上帝造物的核心。中世纪的观念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而这个观点将覆灭；大量的解释开始讨论这种思想，他之于人类生命的意义在沉重一击中崩塌。同时，哥白尼的理论首次挑战了由于文艺复兴而重新复辟的古代经典学说。这种新理论拓宽了思路，促进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的新思考方式：这将成为科学思想。

克雷芒七世很快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并且似乎这些假设并没有挑战到他的信仰。他所受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对于这些进步的思想是开放而接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拒绝哥白尼学说的是路德；尽管宗教改革代表了宗教组织逐渐萎缩的霸权主义的进步，但还遗留了很多早期的基督教观念。新教的信仰源自宗教改革，完整地保持着许多中世纪的信仰和学说，当哥白尼的学说质疑了亚里士多德时，路德依然坚决站在亚里士多德一边。

在他任教皇之前，他与达·芬奇关系密切。他当时还太小，无法见证达·芬奇住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殿的经历，但可以确信的是，在罗马居住的相对长期的时间里，他一定知道达·芬奇。1513年，在利奥十世任教皇的初期，新教皇就把达·芬奇安置在梵蒂冈的一间公寓里。那几年对于达·芬奇来说并非好光景，当时他已60岁的高龄，性情越发暴躁，并患上了多疑病。由于他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导致病情无法得到控制。他还极度怀疑利奥十世委派给他的两名德国助手，坚信他们剽窃了他的观点。两位德国助手轮流向教皇报告说达·芬奇会巫术，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达·芬奇在做解剖学的研究，但是解剖尸体在当时的教会看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利奥十世禁止达·芬奇做实验。这可能是达·芬奇对他不成熟的、未公开的无神论的另外一种解释。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对于洪水的描述，是由于他对第二次洪水的预感，他相信“上帝的愤怒将发泄到人类身上”。即使是如达·芬奇一般杰出的文艺复兴思想在宗教面前也显得脆弱。

波利齐亚诺、皮克和波提切利的人文主义学说不堪一击，全都屈从于波提切利。而达·芬奇则跟随自己的良心，或者说是他自己心里的怪癖。这个时期，他在笔记本里的记载，成为一种神秘的手稿，即使是他一些较公开的资料也难以让人理解。一段特别令人费解的词条：“I medici me crearono edesstrussono”，翻译过来就是“美第奇家族成就了我，也毁灭了我”。如果这句话揭露了达·芬奇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是怎么迫害他的呢？或许是因为利奥十世不让他解剖尸体，所以达·芬奇一时气愤写下这句话，抑或者，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麻烦的是，美第奇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是“medico”的复数形式，而这个词是医生的意思，并且在表面上看，两个词特别相似。众所周知，达·芬奇不信任医生，也可能他只是简单地想要表达医生要毁灭他。如果他的出生是艰难的，那么也许他会认为是医生创造了他。可即使这样理解，还是存在很多疑问。

然而，在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达·芬奇的生活也并不是完全阴云密布。他首次看到了拉斐尔的作品，并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能对他的艺术造诣产生了某种显著的影响。还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件发生在1515年，达·芬奇陪同利奥十世凯旋佛罗伦萨，并在博洛尼亚与弗朗西斯一世和法国年轻的新国王隆重会面。达·芬奇的本意是想让他娱乐大众，让弗朗西斯一世感到高兴和惊讶的是，达·芬奇真的做到了。根据利奥十世的建议，达·芬奇制造了一个机械狮子，它向前走几步，然后敞开胸，展示在他心脏部位的法国王室纹章，象征着利奥十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忠诚的友谊。这个神奇的礼物很好地缓解了他们之间尖锐的对抗关系，并帮助朱利亚诺成为内穆尔公爵。这将会得到一笔适当的报酬，因为朱利亚诺一直与达·芬奇交好，并几乎可以称之为他的吉祥守护神。很有可能是他委托画的《蒙娜丽莎》——她当然不会是佛罗伦萨要人弗朗西斯科·德尔·乔康多的妻子，取而代之的是朱利亚诺的情妇。

达·芬奇的确受到了利奥十世的委托，给未来的克雷芒七世创造一幅圣母像，而几十幅画中只有两幅确定属于他。美第奇家族对于达·芬奇的一生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利奥十世把达·芬奇引荐给弗朗西斯一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1岁的法国国王，除了把自己视为骑士的化身，并且还是一个学者；最后，他和达·芬奇建立起了深厚长远的关系。弗朗西斯一世回到家乡，创立了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并邀请了达·芬奇。上了岁数的达·芬奇由于不满自己在罗马的生活，于是接受邀请前往法国。三年之后，他在那里去世，享年67岁。据不大可信的瓦萨里说，达·芬奇甚至死在了弗朗西斯一世的怀里。

另一个由克雷芒七世资助的不平常的艺术家是金匠兼雕塑家切里尼，他也留下了他的时代中一个生动但不可靠的传闻。1500年，切里尼出生在佛罗伦萨，早年，他以杰出的金匠而闻名。由于打架，他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离了佛罗伦萨。

切里尼在23岁来到了罗马，正是那一年，克雷芒七世登上了教皇宝座。新教皇很快意识到切里尼的非凡才能，给予了他很多委任，这些委任使得切里尼在罗马具有了很高的声望。在他的自传里，常常回忆自己异常辛勤的工作，他创造了大量的艺术品，包括硬币、祭坛的装饰品、带有教皇纹章图案的纽扣。所有这些作品，用他自己貌似谦虚的评价来讲，都完成得相当出色。他还描述自己经常带着心爱的猎枪和猎犬去乡下捕猎，他可以在100码[1]之内一枪打中两只鹅。这本涵盖范围广泛的自传展示出他的作者是个自恋的人、爱说谎的人、小偷甚至是谋杀犯，他还提到了一些与包括克雷芒七世在内的重要人物交往的细节，让人眼前一亮。虽然一些他与克雷芒七世的私人对话很显然是不真实的，但不可否认，他曾经与教皇很亲近，正像我们能看到的一样，他曾出现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里。

不幸的是，由于切里尼经常用一些金子为原料来加工作品，大量的手工艺品后来被贪婪的文物毁坏者熔毁，这些人上到国王、下到普通盗贼。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以金子为原材料的作品是一个大盐碟，碟子上描绘了斜倚着的男人和女人的裸体像，是专门为弗朗西斯一世制作的。这个作品证明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个爱夸夸其谈、生活混乱的双性恋者及杀人犯，他一样具有非凡的天赋。

甚至连沉默而宽容的克雷芒七世都对切里尼恼羞成怒。然而，他还听说了另外一件越轨行为，他打破了秘书的头骨，切里尼回忆说：“教皇被气得脸色发青，他命令正巧在屋里的典狱长抓住我，并把我吊在行凶现场。”幸运的是，在典狱长逮捕切里尼之前，他的受害者奇迹般地康复了，因此，教皇宽恕了切里尼，据评论说“他不希望这个世界失去我”。

如果这个事件是可信的，这可以算是克雷芒七世所做过的极少的愤怒的、果敢的行为之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完全是一个冷漠而自制的男人，但是对于他来说，美第奇家族特有的独立谨慎变成了他的缺陷。当威尼斯的大使提到新教皇时，他强调：“他很会讲话，貌似能洞察一切，但是太过胆怯了些。”这貌似是个很刺耳的评价，如果对于比较了解的事物，克雷芒七世总是能看到事物的两面性，这使得他成为他的堂兄利奥十世最成功、最亲近的军师，但到了自己的事情，他的犹豫和怯懦却阻碍了他掌控事态的能力。当他管理佛罗伦萨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大多数政党的核心组织都相信他所制定的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且精明的。但是作为教皇，他本应该做出远远凌驾于城市政治之上的决定、展现领导才能的决定、充满自信的决定，不过这样的性格特点也许是源于他私生子的身份。克雷芒七世的心理貌似深受他私生子身份的影响；伟大的洛伦佐或许深深地关心着他，甚至关注并赞赏他的才能，但是洛伦佐始终还是将自己的亲生孩子放在第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利奥十世在未来带给了克雷芒七世事业上最重要的支持，而非洛伦佐。

克雷芒七世的优柔寡断的缺点，从他成为教皇的第一天起就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这个特点，是不是会对他的教皇事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克雷芒七世即位时就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他缺少前瞻性。他中庸的生活方式或许已经重塑了教皇的行为，但实际上需要改革的是令人绝望的教皇统治制度。

克雷芒七世无论使用什么方法，似乎都受到阻碍。虽然他的敌人红衣主教科洛纳继续谋划着让他倒台。显然，教皇已经发现了这一切，但是却没有办法收买朋友，因为国库已然空空如也。罗马的情况似乎更糟糕，基督教还承受着苏丹王苏莱曼和奥斯曼帝国的外来威胁。他们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并开始向北部的匈牙利扩张，进而威胁到了整个中欧。

好像这还不够糟糕，基督教界还面临着由路德发动的新教徒运动的内在威胁，这项运动现在正令人担忧地四处扩散，而强大的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威胁着分裂的意大利。

弗朗西斯一世很快返回到意大利领土，率领他的军队再一次向米兰进军。10年前，在利奥十世刚刚就职时，曾设法从同样的情形中幸存下来，尽管克雷芒七世的财富和个性对他很不利，但他仍想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种紧张的状态。克雷芒七世加入罗马大帝查理五世的战队，同他的西班牙军队联合。1525年2月，克雷芒七世的军队在离米兰南部20英里的帕维亚与敌军狭路相逢，西班牙军队突出重围，大获全胜，很多法国贵族指挥官阵亡，弗朗西斯一世被俘虏并被遣送到了西班牙。他一年后才被释放，被迫向查理五世割让了整个勃艮第，还必须声明放弃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权。

克雷芒七世很快意识到了罗马大帝查理五世对于整个意大利的直接威胁，更不必说欧洲其他部分了。于是，他马上与刚刚被释放的弗朗西斯一世展开了秘密谈判。1526年，他们达成了科尼亚克联盟，法国、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教皇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大帝查理五世被激怒了，但有新的消息传到罗马，匈牙利军队和伟大的苏雷曼在多瑙河岸的比尤达展开了伟大的战争。罗马教皇的顾问、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讲述了他们听到的情况，“集结了所有高贵而勇敢的匈牙利人军队被击溃，死伤无数，国王本人连同军队中杰出的高级教士和贵族一起被杀害了”。克雷芒七世立即呼吁“基督教的世界和平”，并组成武装同盟对抗无宗教信仰者的侵略。于是，他召集他的红衣主教团，告诉他们召集各自的军队，准备进军土耳其。

然而，红衣主教科洛纳将这次行动看成是扳倒克雷芒七世的最好机会，并立即着手在罗马东南40里处的山麓丘陵修建防御工事，他还成功组建了一支由800名骑兵和5000名陆军组成的军队。之后，他率领他们进军罗马。据圭恰迪尼叙述，教皇既没有军队保护自己，也没有能力保护人民。一部分人对他的厄运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国家骚乱不会影响到他们，所以无意支持他。最终，红衣主教科洛纳很快占据了罗马，已做好赴死准备的克雷芒七世穿着教皇服饰，坐在他的教皇宝座上，效仿卜尼法斯八世的样子（他曾经在1303年也同样受到过科洛纳的攻击）。但是，克雷芒七世的红衣主教最终说服他躲藏在圣安杰洛城堡里，成功地救了他的命，可是城堡中没有食物。红衣主教科洛纳最后从教皇那里得到了一份协议：克雷芒七世被迫同意反对罗马帝国的科尼亚克联盟。同时，红衣主教科洛纳和他的一众人马得到教皇的特别赦免。

克雷芒七世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很不稳固了，由于他的权威受到威胁，政治谋略也无法实现，他似乎重新陷入了习惯性的优柔寡断。但在抓捕科洛纳这个决定上，表面现象掩盖了事实：这次他的决定一反常态的快速而隐秘，虽然他的初衷是能够出其不意地将其抓住，可是这个决定却在日后被证明是他此生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克雷芒七世派遣庞大的教皇分遣部队到红衣主教科洛纳的庄园，毁坏他们的领地和防御工事，将在他庄园中生活的人们驱散到山里，并彻底烧毁了他的城堡。为了侮辱科洛纳，教皇还颁布命令，废除红衣主教科洛纳的全部宗教职务和宗教头衔，谴责他是一个叛贼，甚至悬赏缉拿他（通过无理的贬低，更诋毁他们是教皇国库亏空的始作俑者，进一步侮辱他们）。据报道，当红衣主教科洛纳听说这些之后怒不可遏，以至于只要提到教皇，他就气得发抖。于是，他马上率领他剩余的手下向南进军那不勒斯。在那里，罗马大帝的总督已经遵照查理五世的命令，集结了一支军队，来“给教皇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

同时，阿尔卑斯以北，查理五世已经命令他的另一个将军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进军罗马。这支军队由从巴伐利亚和弗兰科尼亚征用来的雇佣步兵组成，大部分农民新教徒都对进军罗马充满虔诚和热情，而且受到丰富战利品的鼓动。这支军队由令人钦佩的年迈的德国指挥官乔治·冯·弗朗斯伯格率领。

当教皇下令罗马南部的军队设法在弗罗西诺内击退红衣主教科洛纳和那不勒斯军队（弗罗西诺内是通向科洛纳被毁坏的庄园的要塞）时，克雷芒七世绝望的处境才得以缓解。此时，乔治·冯·弗朗斯伯格的雇佣军队正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南部进军。军队在暴雨和入冬以来的第一场暴风雪中前进，他们被迫从沟壑较高的通道经过，在岩石和雪原上用力搬动着肥胖的乔治·冯·弗朗斯伯格，直到到达伦巴第平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经历了严厉的考验之后，与率领众多西班牙军队的精力充沛的奥朗日君主菲利伯特、波旁公爵联合。北方帝国的军队总数达到了3万人。

此时，克雷芒七世处在优柔寡断的痛苦中，不能够决定是保卫罗马还是求得不光彩的和平，去厚颜无耻地保住他的地位，维护他作为基督教界精神领袖的权利，或是请求查理五世的宽恕——或者只是逃避，希望宗教统治集团能出面营救。最后，他被说服派出使者与波旁公爵以及他势头正猛的军队谈判，希望能够协商达到暂时的和平。当混杂的德国雇佣军队被告知这个情况时，他们愤怒至极：因为他们的报酬是根据战斗情况计算的，他们刚刚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磨难中恢复过来，没有办法再忍受一无所获的结果。即使是连日的大雨也不能浇灭他们的激情，他们大吼大叫，淹没了乔治·冯·弗朗斯伯格劝服他们和平解决争端的任何尝试。乔治·冯·弗朗斯伯格被他们的反抗激怒，以至于中风发作，不得不被用小车拉到费拉拉修养。

现在，波旁公爵接管雇佣军，但是，他发现他根本不能控制这些反抗情绪越来越高的浑身湿漉漉的士兵（见图13）。雨一直在下，补给越来越短缺，沉重的火炮陷进泥沼；不久，甚至连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军队也反对讲和，波旁公爵无奈，下令向南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军罗马。由于兴奋，德国士兵冲在前面，有秩序的西班牙军队队列跟在后面。

图13　三个雇佣军

当军队迅速向南翻越亚平宁山脉的时候，肆虐的暴雨还在继续。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雇佣军由狂热的西班牙军队陪同着，冲进山间的狭窄小径和沟壑。在金钱和战利品的诱惑面前，他们30个人手拉着手，穿过像瀑布一样奔流的山间溪流。

在罗马，克雷芒七世被事情的巨大转折吓坏了，陷入了一种无法被唤醒的近乎精神错乱的冷漠状态。他脸色发暗、眼窝深陷、目光呆滞。他的一些红衣主教已经选择逃离这座城市，而其他人则躲藏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宅邸里，将他们的宝物埋藏起来。最终，主教竭尽全力唤醒了自己并企图采取行动，却发现教皇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甚至已经没有钱去保卫城市。无奈之下，克雷芒七世很快任命六位最富有的市民为红衣主教，这样，他筹集到了大约1.5万弗罗林，但这只能使他陷入更优柔寡断的状态。据圭恰迪尼描述，教皇深深地被这种丑陋无耻的受贿行为所困扰，甚至比他即将失去的教皇宝座和基督教还令人崩溃。此时，有3000人已经躲藏在了坚不可摧的圣安杰洛城堡，并且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等待敌人攻城。但是，当帝国的军队密集地靠近这座永恒之城时，克雷芒七世依旧坚守在教皇宫殿，拒绝所有让他躲起来自救的劝说。

1527年5月6日清晨，帝国军队抵达罗马城墙外，浓雾从城外的台伯河上徐徐升起。在教皇宫殿里，克雷芒七世一大早就跪下来，万分紧张地祈求上帝干预此事。当敌人冲出迷雾开始攀爬城墙的时候，守卫们冲向城堡。据当时在场的切里尼描述：“当我们到达城墙顶部的时候，看到了强大且庞大的波旁公爵的军队正在奋力闯入城市。这场战役相当艰苦，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年轻的士兵。战场被重重浓雾笼罩着，这是场令人绝望的战役。”切里尼描述了他的战友是多么恐慌，并极度绝望地恳求他逃走，但是勇敢的金匠设法说服他的朋友重新振作起来。那时，帝国军队找到了一堆梯子去保卫城墙。切里尼和守卫用火绳枪朝他们射击，战士在浓雾和硝烟中厮杀。一些历史资料记载显示：起初，波旁公爵站在他军队的最前面，勇敢地鼓励士兵，敦促他们冲锋陷阵。后来，据切里尼描述：“一片盘旋的浓雾散去之后，我举起我的火绳枪对准一片黑压压的涌上来的敌人，直接射向了跑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因为雾太大，根本看不清他是骑兵还是步兵。”如果切里尼的话可信，这就是他射死帝国军队首领的全过程。事实上，据其他历史资料确认，波旁公爵是站在城墙下面的时候被火绳枪击中的，但是谁开的枪则不得而知。

此时，红衣主教科洛纳也加入进攻队伍，守卫发现敌军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当敌人爬上城墙时，恐慌的市民逃向在圣安杰洛城堡的教皇避难所。一片骚乱中，很多无辜群众在台伯河桥上被踩踏致死。在如此情境下，炸毁大桥阻止帝国军队进入罗马是不可能的。当群众保卫圣安杰洛城堡时，最后一个红衣主教被放在一个篮子里拖上了城堡。切里尼和他的随从逃离了城墙，尽最大的努力穿过了拥挤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逃离城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军官正在试图射杀任何一个逃离城墙守卫战的人。敌人已经冲进了城市，并在我们奔向城堡大门的路上穷追不舍。幸运的是，城堡主驱散了人群，放下了城门的吊索。于是我们四个一拥而入，在最后一刻冲进了城堡。”（见图14）

图14　圣安杰洛城堡

令人惊讶的是，紧要关头，克雷芒七世依然跪在教皇宫殿的祈祷室中。众多将领急切地恳请他离开，此时他的随从眼泪汪汪地把战争的最新消息告诉了他。当教皇听说波旁公爵已经被射杀之后立马鼓足了勇气，他幻想着自己君主的光辉，登上了教皇的宝座，拉了拉他主教的长袍，宣布：他要像卜尼法斯八世一样勇敢地面对敌人。在城堡外面，由于敌人赶到，人群中爆发出了激烈的吼叫声和哭喊声。敌人在惊恐的人群中辟路前行，向着教皇城堡艰难行进。克雷芒七世开始心神不宁，甚至哭了起来。最后时刻，他被成功说服，沿着连接宫殿与城堡之间的突起的石头小径（这是由博尔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铺建的）安全地逃到了城堡里。克雷芒七世的随从在后面提着他的教皇长袍，便于他能跑得更快些。他匆匆地通过小径向前跑，当通过城墙通道时，透过城墙的缺口，他看到雇佣军正在用长戟残忍地屠杀无辜的牧师和百姓。根据当时跑在教皇身边的历史学家保罗·乔沃所述：“我用自己紫色的长袍护住他的脑袋和肩膀，防止城墙下的暴动者认出教皇的白色圣衣，从而在他跑过窗户的时候射杀他。”最终，克雷芒七世成功地抵达了圣安杰洛城堡。

当天夜里，城市被占领，有8000名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第二天早晨，罗马开始被猛烈洗劫。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军开始洗劫教堂，并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人们看到西班牙部队的士兵对他们不幸的受害者实施恶毒的酷刑甚至切断他们的四肢。据说，贫穷的南意大利军队的士兵甚至洗劫了船夫简陋的小屋，夺走了茶壶和钉子之类的每件东西。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圣物被当作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长矛破坏，用很大的字母，刻上马丁·路德的名字。他们闯进并洗劫红衣主教和要人的宫殿，强奸妇女，脱光主人的衣服，使他们遭受严重侮辱，然后索取巨额赎金。对那些拿不出一笔赎金的人来说，死是幸运的。据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说：“地狱无法与罗马现在的情形相比。”

切里尼当时站在圣安杰洛城堡的城墙上，他身边的人们悲恸欲绝，亲眼看着城墙下面的士兵从他们家里往外拖拽自己的亲人。那时，切里尼站在城墙上，吹嘘自己是如何技艺高超，只用一发炮弹就将一个西班牙官员炸成了两半儿，这几乎能让痛哭流涕的人们感觉到些许的宽慰。他继续吹嘘道：“另外一次，我用火绳枪进攻，射死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奥朗日公爵。”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君主似乎从这段经历中活了下来，因为，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继续作为一名帝国指挥官，扮演一个精力充沛的角色。

切里尼的自传中还记录了克雷芒七世对他英勇事迹的经常性赞赏：“教皇特别喜欢我，他派人叫我过去，我们待在一个房间里，他问我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教皇的宝藏，为我的行为热情地辩护，并亲切地感谢我，等等。”事实上，教皇是个绝望的人，当围攻还在继续的时候，他每天拂晓起床，步履蹒跚地登上堡垒，眺望北方的天际，期盼着想象中被派来援救他的法国军队。

罗马被洗劫，导致克雷芒七世的性格大大改变。他之前的诚实被无法治愈的狡猾所取代，并且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仍然犹豫不决，但是，现在这种犹豫不决掩饰了狡诈的想法，而不是容易理解的那种。从来没有一个教皇遭遇过如此的羞辱，罗马的惨状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这种事件从中世纪早期（5~11世纪，被认为是愚昧的黑暗年代）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入侵以来的1000多年再未发生过了。君主查理五世伪善地命令侍臣服丧；路德将这个视为上帝对无度的世俗和腐败的惩罚，进而降罪于永恒之城；而伊拉斯谟记录：“实际上，这不是一座城市的毁灭，而是一个世界的毁灭。”

对克雷芒七世的围攻持续了五周，在这期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忍受着日益严重的高温，好多人几乎饿死。直到6月7日，君主查理五世才停止围攻，但作为条件，克雷芒七世要签署一份投降条约并割让部分土地——从奇维塔韦基亚和奥斯蒂亚的沿海地区到北边的帕尔马、摩德纳和皮亚琴察。一下子，教皇的领地削减到先前面积的一小部分；他们不再有接近海洋的机会，或是亚平宁山脉以外的很多陆地。

即使从此以后，克雷芒七世也没有被允许离开圣安杰洛城堡，他被困在里面，像个真正的囚犯，而他身边幸存下来的罗马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饥饿和瘟疫摧残着。以腐肉为食的乌鸦在上空盘旋，少许留下来驻守圣安杰洛城堡的帝国士兵也都在漫长而酷热的夏天中丧失了勇气。伴随着冬天的到来，一群花费了一夏天在罗马乡下掠夺的德国和西班牙士兵都回到了罗马。他们仍然没有拿到任何报酬，于是下发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还得不到报酬，他们将闯进圣安杰洛城堡，杀死教皇。

12月7日清晨，教皇和他的随从逃离了城堡。克雷芒七世装扮成了仆人，跟他的随从一起向北逃亡，他们的衣服内衬里面都缝上了切里尼用教皇宝物熔化制成的金子。在逃亡了数天之后，衣衫褴褛的教皇随从碰巧找到了一只骡子进入翁布里亚山的脚印，那几乎是唯一通向建在奥尔维耶托的孤立而人迹罕至的主教宅邸的路径。在那里，至少克雷芒七世会是安全的。据目击者说，那个宫殿破烂不堪，如果要到达教皇的私人房间，他需要经过三间屋顶都快掉下来的毛坯房。也许是为了取暖，更有可能是因为沮丧和性格变化，他蓄起了胡子。这位曾经被广泛认为历来最英俊的教皇，这时却沦落为一个蓄着黑胡子的苦恼沮丧的男人。此时，他已经现出了美第奇家族式的沉重的眼皮，这是从科西莫开始遗传给了他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但是放在克雷芒七世身上却看起来半睡半醒或是阴险狡诈的样子。

在奥尔维耶托，教皇想要继续执行教皇职责，不久被更进一步的政治问题困扰。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派来一个代表团，请求教皇特许他与妻子凯瑟琳离婚。这把教皇置于了两难境地：他不希望疏远他的盟友亨利，但是此外，凯瑟琳是君主查理五世的姨母，教皇不知道未来应该依靠谁。克雷芒七世只能闪烁其词——因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英国的使团回到了家乡，带回来了教皇悲惨境况的消息：“所有东西都极其缺乏，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情形。饥饿、贫困、破败的住所和污浊的空气，以及教皇没有屋顶的私人房间充满了下等人。他们站在房间里，似乎成为装饰。”至于教皇的卧室，包括床在内的所有东西加起来价值都不到20个英国金币（不足7英镑）。这些对教皇的耻辱和无力的描述，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亨利八世开始怀疑他正在打交道的这个人的权力。

克雷芒七世不只是丢掉了一大片教皇领地，他还丢掉了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权力基础。当被选举成为教皇的时候，他曾指派一位密使作为他的亲信去管理佛罗伦萨。这位密使是红衣主教帕瑟里尼，他已经被教皇任命去指导两位美第奇家族的年轻继承人——依普利托和亚历山德罗，处理政府方面的事宜。两位年轻人是美第奇家族的直系中仅剩的珍贵继承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私生子。依普利托是已故的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的私生子。

亚历山德罗对外称是已故的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儿子，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黝黑而笨拙的亚历山德罗是克雷芒七世的私生子，是当他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殿时与一位摩尔女仆私通的结果。家族中唯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是凯特琳娜·德·美第奇，乌尔比诺公爵和弗朗西斯一世的堂妹玛德琳·德·拉·图尔·奥弗吉尼公主的女儿，是美第奇家族中第一个拥有皇室血统的人。从即任教皇开始，克雷芒七世就在谋划让凯特琳娜走出佛罗伦萨。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即使是在他处于极度窘迫的境地下，他仍然秘密筹划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他的叔叔伟大的洛伦佐那里，经由利奥十世继承的。

克雷芒七世选择由红衣主教帕瑟里尼作为佛罗伦萨的代理人是欠妥当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当时作为教皇的顾问，曾在克雷芒七世访问佛罗伦萨期间表达了他对帕瑟里尼直率的看法。据圭恰迪尼所说，帕瑟里尼是个无能之人，整天沉浸在无意义的交谈中而忽视重要事情。作为美第奇宫殿的局外人代表，他被整座城市排挤，而由他照看的两个私生子已经受到蔑视。民间动乱多次爆发，其中一次，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示威者占领了德拉西尼奥列宫。在围攻中，示威者从楼上的窗户上扔下了一只重重的木头长凳，砸中了下面广场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雕塑举起来的左手手臂被砸断到了地上，摔成了三段。当时年仅16岁的瓦萨里把这些碎片收集起来，安全地藏在了附近的教堂里。后来胳膊被复原了，但至今仍然能看见连接处的接缝。

当罗马城沦陷的消息传到了佛罗伦萨，群众再一次涌上街头，使得帕瑟里尼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一个新的行政机关接管了这座城市，并任命反美第奇派的尼科洛·卡普尼——皮耶罗·卡普尼的儿子，担任为期12个月的行政长官。在执政期间，他曾揭竿抵抗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美第奇家族第三次被逐出佛罗伦萨。第一次，科西莫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得意扬扬地回来了；第二次，美第奇的流放时间长达18年；而这一次，由于美第奇家族的金钱、权利和声望已经消失殆尽，人们怀疑他们是否还会回来。美第奇家族曾经的朋友遭到迫害，所有美第奇家族留在建筑物上的标志都被损毁，其他美第奇家族统治的证据也被销毁。与此同时，18岁的凯特琳娜被囚禁在圣露西亚修道院。

佛罗伦萨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意大利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首先，被古老家族寡头操纵的政治局面仍旧如前，但很快就被更受欢迎的共和势力所反对。这种不稳定局面导致了波提切利的耶稣复活思想的复苏，而波提切利都已经去世30年了。人们虔诚地集结在教堂，尊耶稣基督为佛罗伦萨的主宰者，并采取行动再次建立上帝之城——这次被称作“基督共和国”。反对赌博、狂欢和露天表演，反对奢侈的服饰和不合礼仪的举止的法律被通过，一些富有的居民采取了防御措施，将自己的书籍、藏画和其他之前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像从前一样，目的是清除所有美第奇家族的过往记录和政治残余。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情绪一直潜伏在城市的表象之下，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波提切利时代最恶劣的情形被避免了，主要是因为弗朗西斯科·卡达齐的行为，弗朗西斯科·卡达齐是一个正直的、坚定的民主人士，最终接任了行政长官。虽然其他人选择屈服于虔诚，但他确定，由美第奇家族推行的专制措施将被废止，并将制定更趋向于共和主义的法律。

1528年夏天，克雷芒七世感到安全而返回了罗马，再次住进教皇宫。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佛罗伦萨，因为，他知道没有佛罗伦萨，美第奇就没有了家并且几乎没有了权力：他们所拥有的一点儿权势将随着教皇职位的结束而消失。为了美第奇家族能够返回他们的权力基地佛罗伦萨，克雷芒七世意识到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很明显，他不能依赖法国，1529年，法国再次向意大利发动进攻，消除所有他们前面的障碍，直到他们到达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他们的计划被瘟疫破坏，受补给线过长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撤退。

现在，克雷芒七世主动向皇帝查理五世表示友谊，査理五世认为与教皇建立友谊对他有益，于是，1529年年初，他们签署了巴塞罗那条约。就他来说，教皇克雷芒七世同意在博洛尼亚为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古老的仪式是由第一位罗马大帝查理曼发起的，他是在800年的时候被教皇加冕的。这种仪式一直到查理五世的前任马克西米连一世才终止，因为他扩展疆土的野心导致他被威尼斯人禁止进入意大利。查理五世渴望恢复这个传统，作为回报，他承诺帮助克雷芒七世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

然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仍然是构成威胁的人：他对于被查理五世囚禁的羞辱始终耿耿于怀，暗自下决心要报仇。不幸的是，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些圆滑世故——因为查理五世还扣押着法国国王的儿子们作为人质，使得直接攻击待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对那不勒斯帝国的进攻最终惨败，当他发出挑战要与查理五世以骑士的方式进行决斗时，却遭到了轻蔑的拒绝——这种事情只能是骑士或君主之间的，而不能发生在国王或君主之间。最后，这个事件只有唯一的解决办法：1529年8月，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署了康布雷条约，借此，弗朗西斯一世用相当于100万弗罗林的赎金换回了他的继承人。

此时，查理五世已经下命令给在意大利的他的指挥官奥朗日君主，命令他为教皇效劳。为了让克雷芒七世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于佛罗伦萨的统治，教皇不得不忍受进一步的侮辱而雇用奥朗日君主（他曾经在两年前将克雷芒七世软禁在圣安杰洛城堡里）。奥朗日君主率领4万西班牙军队入驻托斯卡纳，开始破坏受佛罗伦萨控制的城镇。10月24日，他的庞大的军队出现在山坡，俯瞰佛罗伦萨。

长久以来，佛罗伦萨已经做好了应付这样的意外的准备。当红衣主教帕瑟里尼和他年轻的美第奇家族继承人逃离佛罗伦萨时，米开朗基罗依然为美第奇家族的圣洛伦佐教堂做艺术创作，政局马上恢复了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旧职：城墙管理人。艺术和科学的路径可能在这时已经现出了分叉，但是艺术家还是被认为是技术工种。资料显示达·芬奇曾被博尔吉亚雇用，米开朗基罗现在被佛罗伦萨城雇用——作为一个军事工程师。

米开朗基罗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创作努力，着手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他命令，城市的城墙要向南延展到包含圣米尼亚托小山，在小山上可以俯瞰城市中心，使它成为至关重要的位置，让部队在这里安置大炮。他还命令，圣米尼亚托小山上的教堂塔楼要用捆扎得紧紧的稻草包起来，保护它不被炮弹袭击。所有这些在奥朗日君主到达前就都完成了，而奥朗日君主的军队围绕着山坡支起了数以千计的帐篷，开始了对佛罗伦萨的围攻（见图15）。

图15　佛罗伦萨的围攻

所有城里城外的路都被阻塞，周围乡下的村庄被毁掉，围攻的大炮开始断断续续地向城里开火。很快形势变得明朗起来，佛罗伦萨的居民不想投降。他们被军事官员弗朗西斯科·费鲁奇的英勇行为鼓励着。夜里，费鲁奇率领一支小部队动身，从一个城门冲出去，攻击据他观察最薄弱的一支部队。在援助到达之前，一部分新鲜的物资补给在夜色的掩护下送入城市。秋去冬来，佛罗伦萨用这种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抵抗。

1530年2月，克雷芒七世抵达博洛尼亚，为即将成为德国圣罗马帝国君主的查理五世加冕。仪式定在2月24日，那天恰巧是查理五世的生日：在盛大的典礼上，基督教界最伟大的两位领袖，穿着他们盛大而华丽的礼袍，向彼此走近。教皇将金属质地的君主皇冠戴在查理五世头上，采用的是700多年前的加冕方式（虽然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加冕仪式）。在仪式过程中，克雷芒七世和查理五世重新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欧洲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了，似乎长久的和平终于得以保障。

然而，对佛罗伦萨的围困还在继续；冬天过去，春天又来，然后进入夏天。尽管由于费鲁奇的努力，百姓毫发无伤，但却忍受着饥饿，瘟疫也悄然出现在了人群中。费鲁奇决定采取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他率领一支部队冲出重围。去往托斯卡纳的乡村，骑着马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地游说，组建起一支志愿军。当他回到皮斯托亚，在佛罗伦萨西北20英里的地方，他的志愿部队人数已达到3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

此时，对所发生的事，奥朗日君主已经收到情报，他和庞大的西班牙分遣队一起追击费鲁奇，决定在皮斯托亚山顶的加文纳村庄休息以便伏击他们。费鲁奇和他的部队很快被包围了，他们挨家挨户地搜索，有2000余人被杀害。在混战中，奥朗日君主连中两枪而死，但费鲁奇却战斗到了最后，直至受了致命伤时才被抓捕。他被抬上了担架送到新指挥官马拉马尔多面前，那不勒斯人残暴地用匕首极端地刺向这个将死之人。

当费鲁奇惨死的消息传到了佛罗伦萨，百姓陷入了绝望。一些饥饿的下等百姓走向街头，他们痛哭流涕，哭喊着“让美第奇家族回来，他们能给我们面包”。六天之后，行政长官派代表向敌人投降，由于群众害怕帝国的军队，他们要么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要么躲到教堂避难。长达10个月的围攻结束了，克雷芒七世坚持不让查理五世伤害百姓，大屠杀并没有发生。帝国的瑞士和西班牙军队入驻城市，美第奇家族迅速掌管了佛罗伦萨。行政长官只是被关押起来，前任弗朗西斯科·卡达齐被处死，美第奇家族将民主政体视作真正的敌人。同时，一众如斯特罗奇一样支持共和体制的重要家族被禁止入境。

当美第奇家族统治再次牢固地确立起来后，帝国军队已经撤回。克雷芒七世命20岁的私生子亚历山德罗执政（另一个要求权力的私生子——伊普利托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才得到安慰）。亚历山德罗进城后，被尊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领袖。这个称号相当有意义，但也相当模糊；主要的执政委员会被保留，但是，领袖席位众人皆有，并且，领袖也是终生的行政长官。

文艺复兴的教父，现在正式确认为佛罗伦萨的教父（领袖），并且不善交际又略显暴躁的亚历山德罗很快印证了他的称号。两年间，西尼奥列政府被废除，他这次的行动影响了整个佛罗伦萨，在德拉西尼奥列塔楼里的大钟，那个著名的召集群众集会的大钟，被从钟楼上扔了下来。它掉落在广场上，摔成了碎片。亚历山德罗命令将碎片熔炼，做成庆祝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的奖牌。

但是查理五世依旧密切关注着佛罗伦萨，他继续游说克雷芒七世，他认为现在新的佛罗伦萨政权需要的是统一的外交政策，所以最后通过统一的法规要求才能实现目标。城市不能再有政权的交替，不能再有对政权忠诚的转移，要达到这些，唯一的途径就是稳定。虽然克雷芒七世不是很情愿，但他还是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他用他教皇的职权，授予亚历山德罗一个头衔——佛罗伦萨共和国公爵。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现在的美第奇已经成为城市的贵族统治者，因为公爵的头衔是世袭的，不论是谁承袭了这个头衔，便承袭了城市的统治权。民主政体的假象连最后的伪装都消失殆尽了。

克雷芒七世只有55岁，但他已经患病并且在迅速衰老，即使这样，他决意为了美第奇家族，继续实现他的野心。佛罗伦萨与查理五世和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结盟，克雷芒七世还公开表示愿意通过联姻的方式结盟。尽管疾病缠身，1533年，他还是拖着病驱抵达博洛尼亚与查理五世进行了另一次会晤，建议安排亚历山德罗——这位新的佛罗伦萨公爵与君主的亲生女儿玛格丽特联姻。查理五世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克雷芒七世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真正关切的事宜，询问君主是否对于他安排年轻的凯特琳娜与弗朗西斯一世的某一任儿子的婚事有任何反对意见。君主勉强应允，但他确信弗朗西斯一世断然不会允许自己的皇室子孙娶一个“只比普通女士好一点儿的女人”。

但是就这个问题，克雷芒七世采取了对弗朗西斯一世的措施，并得到了他的赞同。此时，查理五世发觉自己被戏弄，但已经迟了。1533年10月，脸色苍白的年仅14岁的娇小的凯特琳娜从托斯卡纳出发前往法国南部。克雷芒七世亲自到马赛主持婚礼仪式，而凯特琳娜正式与弗朗西斯一世的二儿子亨利·德·瓦卢瓦——奥尔良公爵结婚。结婚仪式盛大而隆重，新娘由12位以上的女仆陪同，宴会长达9天。依据传统，所有花费需要由新娘的家庭承担。为此，克雷芒七世在佛罗伦萨征收苛捐杂税，甚至引入新的税种。作为公公的弗朗西斯一世对他收到的礼物爱不释手，那是一个镶嵌着24颗水晶石的银质盒子，每颗水晶石上都刻有《圣经》主题，而且盒子本身还雕刻着教皇的徽章。这是个关键时刻，是美第奇家族进入欧洲皇家核心的绝好机会，美第奇家族再一次展示了他们传奇式的慷慨。为家族勇敢走出第一步的伟大的洛伦佐，一定会为他最钟爱的侄儿骄傲的。

但是，1533年也记下了克雷芒七世在位期间的最后耻辱。英国的亨利八世——被利奥十世授予保教功臣——被教皇搪塞自己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请求所激怒，进而采取了空前的行动，切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的联系。先前，很多德国地区、遥远的瑞士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已经断绝与教会的联络，但是现在欧洲的主要势力第一次宣称改信新教。在这之后，欧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四分五裂，由于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美第奇成为非常与众不同的教父——这次要面对新教改革。

很明显，克雷芒七世也快要死了。他的肝脏停止工作，皮肤也开始发黄。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而另外一只也几乎失明。不负责任的切里尼描述了对于教皇的一次拜访：“我看到他非常衰弱地躺在床上，但还是非常热烈地欢迎我。”切里尼带来了为教皇设计的一些奖牌，但是教皇的视力现在已经差到看不到它们了。“他开始用指尖触摸了我的作品一段时间，然后发出了长长的叹息。”三天之后，1534年9月25日，克雷芒七世在即位教皇10年之后去世。几天之后，切里尼带着自己的剑，去为静静地躺着的克雷芒七世送行：“我亲吻了他的脚，无法抑制我的眼泪。”

但是，切里尼好像是罗马唯一一个为克雷芒七世的去世而哀伤的人，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教皇在罗马周围已经受到人们的谩骂。在他下葬之后，圣彼得宫殿有好几晚曾被破门而入，他的陵墓被画上了涂鸦，涂上了粪便。他在担任教皇期间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专政却笨拙的马基雅维利门徒的行为：他在错误的时机残酷无情；他认为自己可以蔑视名望，但却在他最需要名望时这么做了；虽然他不惧怕背叛朋友，却成功地众叛亲离。如果为克雷芒七世辩护的话，人们一定会说，他是在最糟糕的时期成为教皇，但也必须指出，他没有为避免自己统治的灾难做出足够的努力：罗马的掠夺、基督教的自我分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克雷芒七世的一生可以被看作绝对的成功：他的行动也许标志着美第奇家族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进入佛罗伦萨的贵族阶层，加入了法国皇族。没有克雷芒七世的指引，美第奇家族或许永远无法达到后来造就的辉煌。

[1] 1码＝3英尺＝0.914米。——译者注

第五部分　为真理而斗争

第24章　一个严酷的后果

1533年，当亚历山德罗被授予佛罗伦萨公爵时，激起了佛罗伦萨市民的义愤，结果是不时发生平民联动，尽管没有发生武装叛乱。战争和围剿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失，据圭恰迪尼描述：“佛罗伦萨附近几英里的房屋全部遭到了损毁，而且佛罗伦萨管辖范围之内的很多村庄的人口都在锐减。”根据合理推算，奥朗日公爵率领的帝国军队的入侵，造成了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地区至少1万人的死亡。圭恰迪尼指出，在这个时期既没有收获，也不能种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钱财流出城市，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需要走很远的路程去买粮食，如果要买家禽，就需要走出佛罗伦萨统治的领土才行。由于查理五世的建议，这座城市还需要供养一支西班牙常备军，用来保护现在的政权。

城市的新掌权者亚历山德罗的外表和精神世界有着很奇妙的结合。他有着摩尔人的黑皮肤，还生着北非人一样的小卷儿头发（见图16）。他受到的教育并不好，甚至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他并不是没有政治手腕，但却用他反复无常的方式管理着佛罗伦萨。他在美第奇宫殿里扮演着普通听众，带着怜悯倾听着穷人的牢骚，于是，他因自然流露出来的慷慨而闻名。他的母亲曾经是个奴隶，他所遭受的穷苦和压迫，使他总是记着他母亲曾经遭受的磨难。他习惯于突然走访他政治上的支持者，毫不客套地询问他们形势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会认真听答复，只是从他无动于衷的反应来看，很难说他听进去了多少。

图16　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

此外，亚历山德罗在多数下层市民中是很不得人心的，这种情形还会持续多久不得而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他最早期的做法之一是将所有的武器没收，即使是那些被悬挂在教堂上，为百姓还愿用的摆设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会让人们联想到米兰的暴君。他还摧毁了城市北墙附近的古圣乔凡尼·伊万杰利斯特修道院，用那块位置修建福特扎-达-巴索城堡。这个宏伟的令人生畏的城堡是用来收容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常备军的，在城堡顶端可以俯瞰城市中心和城乡，把火炮建在那里可以保护城市，同时起到震慑的作用。

尽管在佛罗伦萨，这座城堡应归功于亚历山德罗，但毫无疑问，修建城堡的主意出自查理五世。事实上，查理五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有在这个工事完成之后，亚历山德罗才能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1534年，克雷芒七世去世，亚历山德罗失去了他最好的顾问。他早已形成的淫乱的性行为愈演愈烈。在他最钟爱的远房堂弟洛伦佐的协助和教唆下，亚历山德罗开始了一系列的越轨行为，这很快在城市中疯传开来：晚上，他攀爬修道院的高墙，引诱良家妇女，甚至包括已为人妻的女人。这样的故事很快因为他的不受欢迎而被添油加醋，其中也一定包含了种族歧视的成分，但对于他不光彩的声誉也不全是无中生有。那些在政府议会中反对亚历山德罗的人，或者反对他见解的人，被迫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税务调查，他们收到一份巨额的账单（这个方式起源于国父科西莫，公认的美第奇家族最喜欢的做事方法）。亚历山德罗开诚布公地表示这样的惩罚可以通过满足他的性爱而得以减轻（这种事情在之前的统治期间也不是没出现过，例如洛伦佐）。亚历山德罗很快发现权宜之计是搬出在拉尔加大街的美第奇宫殿，搬去拥有更严格把守的德拉西尼奥列宫——自从西尼奥列政府被解散后，现在重命名为维奇奥宫（旧宫）。他还意识到这次搬移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像所有佛罗伦萨市民一样：美第奇家族已经赢得了确立已久的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地位。

克雷芒七世去世不到一年，佛罗伦萨具有领导地位的市民已经受够了，于是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见查理五世。这个举措得到了曾经显赫一时、现在被驱逐而生活在罗马的显赫家族的支持，像是帕奇家族和古银行家族斯特罗奇家族。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了圭恰迪尼的秘密支持，他是克雷芒七世从前的议员，现在是亚历山德罗的顾问。此时君主查理五世正驻扎在突尼斯，准备在北非带领部队发动反土耳其战争（在1534年，他的哥哥斐迪南曾经把土耳其军队阻挡在维也纳城门外）。

派遣去见查理五世的佛罗伦萨的代表团由红衣主教依普利托带队，他极度嫉妒他堂兄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地位。他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可塑性，同时也有更好的道德和个性。1535年8月，红衣主教依普利托乘船向南出发去突尼斯，但却只到达了距离罗马南部70英里的伊特里。在他生病和去世之前，几乎可以肯定是亚历山德罗下令毒死的。

当皇帝查理五世从突尼斯返回，他召见了佛罗伦萨代表团，而亚历山德罗本人，在那不勒斯会见了他。佛罗伦萨使团的新领袖、历史学家杰克普·纳迪，将情况陈述给君主，特别讲述了新建成的福特扎-达-巴索是怎样被百姓用作监狱和屠宰场的。陈述完，君主要求亚历山德罗的顾问圭恰迪尼来陈述反对意见。佛罗伦萨代表团希望成熟老练的演说家能够暗中诋毁亚历山德罗，表面上表现出对他极大的赞许，实际上贬低他，或是予以明显的否认。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圭恰迪尼几乎用了他所有说服的能力驳倒了代表团的陈述，赞许亚历山德罗的美德，赞许他对佛罗伦萨的付出。他最后强调，我不想试图反驳所有这些关于女人、强奸和诸如此类的控告，但所有这些都是笼统的表述，没有提及具体的事例。圭恰迪尼是个经验老练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因为这个事件而站错队伍，丢掉工作。他意识到查理五世并没想在亚历山德罗即将成为他女婿时罢黜他，他更希望佛罗伦萨能够有稳定的统治，不论如何，政治稳定才是他唯一关心的。

被惩戒的佛罗伦萨代表团返回北方，1536年夏天，查理五世抵达佛罗伦萨，带着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与亚历山德罗举行婚礼。作为礼物，他还给他带来一些佛罗伦萨流放家族，以特赦来记下这一时刻。然而，当结婚庆典结束，皇帝一离开，佛罗伦萨市民和统治者的生活就又恢复到和从前一样：婚姻似乎并没有影响亚历山德罗强烈的性欲。

在这方面，他确实受到和他一起寻欢作乐的朋友洛伦奇诺·德·美第奇的怂恿，即使这两个寻欢作乐的人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对。洛伦奇诺身材矮小，他的绰号有着更深远的寓意：暗示着洛伦奇诺是一个没有大成就、大出息的人，实际上，他有着极强的野心并暗自决定向世界证明他远比名字所暗示的含义更丰富。这些原因造就了他复杂而难以捉摸的性格。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是国父科西莫的哥哥的直系后裔，他视自己为伟大家族的子孙。他的母亲是索德里尼家族的一员，一个以自己是民主政体的支持者而自豪的家族。这些元素对他矛盾的个性起了重要作用。

洛伦奇诺在罗马长大，他受到了广泛的人文主义教育，他引用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的词句来展现他的学识。同时，他还有个捣蛋鬼的称呼，因为当他酩酊大醉时，他最喜欢的把戏就是用他的佩刀狂砍立在古罗马广场上的古雕塑，以此来炫耀他反抗帝国权利的决心。

这些“英勇”行为最后引起了克雷芒七世的注意，他非常生气，因此，把洛伦奇诺流放到佛罗伦萨。这次他的胡作非为迅速地将他划拨成亚历山德罗的同伙，两个人很快变得亲密无间。洛伦奇诺几乎为了亲近亚历山德罗而倾尽全力。但事实上，洛伦奇诺憎恨并鄙视亚历山德罗，并变得越来越嫉妒他，虽然他谨小慎微，从来没表现出来。他觉得亚历山德罗这个杂种私生子，不过只比他大了三岁，却拥有他向往的所有权利和财富。而洛伦奇诺自己，一个真正的美第奇子孙，拥有睿智的头脑却既没有权利更没有财富。洛伦奇诺与亚历山德罗越亲近，不平衡的愤怒心理就越来越凸显。与此同时，亚历山德罗深情地称呼洛伦奇诺为“哲学家”，而洛伦奇诺却对这份情谊施以微不足道的回报。

当亚历山德罗毒死了他们的堂兄红衣主教伊普利托时，洛伦奇诺的憎恨强烈到精神错乱的幻想。洛伦奇诺开始将自己视为布鲁图，而视亚历山德罗为尤利乌斯·恺撒，一个剥夺了古罗马民主传统的君主。而作为布鲁图，他将通过暗杀亚历山德罗来报复他的不义之举。由于他这种“高贵”的举措，他不再会被称呼为小洛伦奇诺，他会成为大英雄。洛伦奇诺想得越多，他的幻想就越强烈。如果他把佛罗伦萨从这个私生子暴君手里解救出来，他会成为绝对的继承人。毕竟，他是一个贵族，并且是合法的美第奇家族成员。

这种幻想如此强烈，以至于成为现实，洛伦奇诺开始密谋暗杀亚历山德罗的细节。与佛罗伦萨之前密谋的暗杀行为不同，这次没有同谋，因为洛伦奇诺决定亲自行动，只雇用一个杀手。他策划了一个阴险狠毒的计划：洛伦奇诺开始煽动亚历山德罗去勾引一个嫁给老男人的名叫凯特琳娜·索德里尼·金诺利的女人。众所周知，卡特琳娜是个肤浅的女人，但却坚守贞洁。洛伦奇诺教唆亚历山德罗，挑衅他去勾引卡特琳娜，做个真正的男人。与此同时，洛伦奇诺向亚历山德罗保证，作为朋友，他已经在卡特琳娜面前说了他很多好话（碰巧，卡特琳娜还是洛伦奇诺的姐姐，心理扭曲的亚历山德罗更感兴趣了）。

1537年元旦过后，洛伦奇诺向亚历山德罗保证，凯特琳娜现在明显对他很感兴趣，并且他已经为他们俩安排好在下周六幽会，那天正好是主显节之夜，著名的狂欢时间。亚历山德罗可以先到洛伦奇诺的宅邸等待他把卡特琳娜带过来，然后他偷偷溜走，让他们俩私会。

亚历山德罗偷偷溜过满声欢庆的街道，如约抵达了洛伦奇诺家，告诉他的保镖在宅邸外面等候。这个如往常一般的夜晚，亚历山德罗不胜酒力，摇摇晃晃进入卧室，解下佩刀，宽衣解带伸展地躺在床上等待卡特琳娜，但却很快睡着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被洛伦奇诺记录下来，与其他的说法略微不同的是，细节有些改变，但主要事实是相同的。那天晚些时候，洛伦奇诺偷偷溜进了亚历山德罗就寝的房间，和他同行的是他雇用的当地闻名的刺客斯科隆康科罗（有着可怕寓意的绰号，但字面意思是“果壳去皮器”）。洛伦奇诺径直向床走去，小声耳语：“睡着了吗？”当亚历山德罗转身朝向他时，洛伦奇诺将他按住，斯科隆康科罗开始猛烈地用匕首刺向他。亚历山德罗一直在挣扎、尖叫，洛伦奇诺将手指头塞进亚历山德罗嘴里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亚历山德罗发狂地咬住洛伦奇诺的手指头，直到露出了骨头。最终斯科隆康科罗刺中了亚历山德罗的脖子并用力转动匕首直到刺穿他的喉咙。亚历山德罗的身体抽搐了一阵，然后躺在被鲜血渗透的床单上一动不动。

洛伦奇诺用毛毯盖住了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并在毛毯上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引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一段话：“Vincit amor patriae laudumque immense cupido.”（对祖国的挚爱和对光明的渴望是会胜利的。）——这被视为是老练的暗杀者的英雄主义行为。在两个谋杀犯离开房间之后，洛伦奇诺锁上门，将钥匙放在口袋里，他不想尸体在他离开城市之前被发现。之后，他爬上马飞奔而去（不止一个目击者在街道上看到了洛伦奇诺骑马飞驰，提到过他的手用绷带或者手套包着，有鲜血渗出来）。洛伦奇诺逃走了，选择了一条崎岖的小路向北意大利逃亡，几天之后到达了威尼斯。他的事情先于他传到了那里，菲利普·斯特罗奇——银行家族的首领张开双臂热烈地欢迎他。洛伦奇诺知道事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但是他很自信地等待佛罗伦萨的召唤，确信自己会像英雄和统治者一样荣归故里。

在佛罗伦萨，事件没有像洛伦奇诺期望的那样发展。因为门是锁着的，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没有立即被发现，只是当他的保镖开始询问他还需要待多久时才开始起疑。红衣主教西博——查理五世大帝在佛罗伦萨的代表，告诉公爵亚历山德罗可能失踪了。最终，在周六夜里，锁着的门被冲破，鲜血浸湿的毛毯下面是亚历山德罗的尸体。

红衣主教西博是罗马五世身边的代表，也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向圭恰迪尼请教。他们两人都认为有必要将暗杀保密，于是在夜色的掩饰下，尸体被运到美第奇家族的圣洛伦佐教堂地下室里（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在350年后被挖掘出来，他遇刺的部位证实了洛伦奇诺的描述）。红衣主教西博和圭恰迪尼都认为，一旦亚历山德罗被暗杀的消息传开，将会发生暴动，共和主义者将会接管佛罗伦萨。当暴动被镇压，可想而知，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佛罗伦萨一定会丧失独立权，因为如果查理五世接管这座城市，将无疑会任命一个总督，如他在那不勒斯做的一样。同时，众所周知，新教皇保罗三世也密切关注着佛罗伦萨，所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在外界力量介入之前推选一位新的掌权者。

目前的问题是谁将成为新世界的统治者。唯一直系的合法继承人是凯特琳娜，可她现在在法国，这意味着，如果想要马上任命统治者的话，就必须转向别处。亚历山德罗和玛格丽特没有留下子嗣，而亚历山德罗有一个四岁大的私生子叫朱利奥。红衣主教西博提议朱利奥为统治者，自己做摄政王。这个提议遭到圭恰迪尼的反对，他拥护17岁的科西莫——勇敢的佛罗伦萨军事英雄乔凡尼·德·美第奇·德尔·班德·尼尔的儿子，他的父亲在保卫共和国的罗马战役中战死，他的妻子是他远房堂弟洛伦奇诺的女儿。科西莫似乎是个理想的选择，圭恰迪尼也认为这是他掌握权力的最好机会。他可以利用科西莫缺乏经验的名义代他主事，并计划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大家决定在维奇奥宫召开会议，决定统治者的事情。在会议中，红衣主教西博力荐他的被保护人，其他人还是宣布希望建立共和政体，圭恰迪尼以时间紧迫为由催促大家快速做出决定。事实上，圭恰迪尼已经给在穆杰洛的美第奇别墅捎口信，他知道科西莫正待在那里，召唤他立刻回到佛罗伦萨。圭恰迪尼还捎信给了守卫的统领，他正与他的手下守卫在外面的广场上，密谋一个计划。

争论好几小时之后，在维奇奥宫谈判的人们意识到外面广场上的士兵发生了暴动，透过城堡楼上会议室敞开的窗户能够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一些士兵大喊：“为科西莫投票！科西莫必须成为佛罗伦萨公爵！”他们开始反复呼喊：“科西莫！科西莫！科西莫！”事情在依照圭恰迪尼的计划顺利进行，守卫的士兵现在焦急地朝着窗口喊：“快点！我快挡不住了！士兵要冲进去了！”圭恰迪尼的计谋得逞了，科西莫顺利当选。

亚历山德罗曾代表着美第奇家族主系、国父科西莫的后裔的最后成员，经过伟大的洛伦佐，包括教皇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而作为新的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是洛伦奇诺——国父科西莫的弟弟的后裔，他曾经协助经营美第奇银行，并在科西莫被关押在德拉西尼奥列宫塔楼里的时候为他召集过乡下的支持者。这个支系还包括洛伦佐富有的堂弟洛伦佐·迪·皮耶罗·弗朗切斯科，曾委托波提切利画《春》，后来曾反对倒霉的皮耶罗，邀请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严格地说，暗杀者洛伦奇诺是家族中的年长者并属于科西莫这一支系，但重要的是，没有人想到让洛伦奇诺作为公爵爵位的候选人。他或许为佛罗伦萨除掉了可恶的亚历山德罗，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所有人都赞成美第奇家族的统治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

第25章　贵族统治

科西莫现在成为佛罗伦萨公爵，而圭恰迪尼谨慎地确定了这个年轻的掌权者确实住在了美第奇宫殿。当科西莫7岁的时候，他英勇的父亲乔凡尼·德·美第奇·德尔·班尼·尼尔战死沙场，之后他由在穆杰洛的母亲玛丽一手带大。他后来分别在威尼斯、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热内亚接受了逍遥学派的教育。他的志向是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战士；他在气质上却与他浪漫的父亲截然相反，但是却继承了父亲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僵硬呆板，喜欢下命令而不是指令，并信仰尊重等级制度而不是培养人气。他父亲是一个诗人的形象，而科西莫明显毫无诗意。他是一相貌平平的年轻人，头发剪得短短的，几乎没有个性（见图17）。

然而，在许多方面，科西莫正是佛罗伦萨所需要的。在他成为公爵之后的几年间，他很快从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统治者。他会认真听取圭恰迪尼的建议，但是，他却越来越少地施展自己的想法。

图17　切里尼作品：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

对科西莫统治的首次挑战出现在1537年，就是他即位那年，菲利普·斯特罗奇率领一支由被流放的家族资助和支持的军队攻占佛罗伦萨。斯特罗奇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以为科西莫制定的法规不会比他的前任亚历山德罗更受欢迎；而事实上，科西莫确实不怎么受欢迎，但是现在佛罗伦萨的市民太需要稳定的政权了。当斯特罗奇的军队抵达普拉托，他自信地认为佛罗伦萨会自发起义，推翻美第奇的统治，但是却没有出现他预期的暴动，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维特利率领的军队。这支部队主要是由来自福特扎-达-巴索的西班牙军队扩充的。他们在普拉托外面的蒙特穆洛遭遇了抵抗部队，斯特罗奇和他的部队遭遇惨败。很多在外流放家族的领袖被俘虏并屈辱地游街示众，但这只是个开始。俘虏们接受审判，其中的16个被即刻处死，剩下的包括斯特罗奇在内，被判长期监禁。极少人完成了刑期，因为大部分人很快就失踪了，而其他一些人则被折磨致死。斯特罗奇用匕首自尽了，以罗马人的方式留下了一个字条，上面引用了维吉尔的一段话：“Exoriar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愿复仇者从我们的尸骨中跃身而起。）

科西莫和他的顾问圭恰迪尼确信这事将不会发生，于是开始搜捕那些被流放的敌人。数年后，洛伦佐在威尼斯被一把有毒的匕首刺死，其余包括斯特罗奇、帕奇和其他被流放的家族很快开始学着随时小心翼翼。在政治方面，科西莫很快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没过多久他就决定不再听取圭恰迪尼的建议，而且他还建议圭恰迪尼去佛罗伦萨阿尔切特利的乡下别墅退休养老。在圭恰迪尼余下的岁月里，他还完成了让他声名显赫的著作《意大利史》，一个让我们窥探当时历史的主要窗口。在这里，作者意外地表明他自己或许是一个相信古希腊民主统治体系的贵族，也曾接受到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圭恰迪尼曾经做过大使，是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亲近的议员，还做过两位统治者（亚历山德罗和科西莫）的顾问，所以他的结论基于他敏锐的洞察力。正因如此，他的《佛罗伦萨史》不仅更可信，而且比同时代早期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判断上更占优势。不论是对于他的生活还是对于他的著作，圭恰迪尼也不是完全谨言慎行的，他的建议与马基雅维利并不同。不过，科西莫现在决定采取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方法，毫不顾及他贤明的前任顾问的忠告；而这些正是佛罗伦萨能够在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圈里生存下来所需要的。

科西莫下决心让自己被公认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统治城市，这是一个细微但极其重要的改变。在这之前那些统治城市的人，不论做得好或不好，都表现得更像一个领袖而非统治者。他们对于支持者来说，像是有效政党核心组织的领袖。科西莫希望把自己树立成最高统治者，得到由社会公共机构组成的有效的、权威的行政系统支持，而不仅仅是议会的支持。这种改变貌似细微，可一旦完成，将呈现出显著的区别。在这之前，行政机关由派系组成，运用手段谋取权利。现在他则变成一个官僚主义体系，其他人还拥有之前的授权。科西莫对他的行政管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的统治是冷酷威严的，他不担心自己令百姓感到畏惧，他甚至觉得自己深得民心，并且认为这是个成熟的体系。事实上，佛罗伦萨的市民已经饱受痛苦，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耻辱、困惑——基督共和国遭到围攻，之后出现了衰退的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沮丧的人们接受了科西莫的独裁统治，先前的共和精神已经失去了力量。

圭恰迪尼被劝退之前就已经与科西莫失和。导火索是他提醒科西莫现在的佛罗伦萨只比查理五世的奴役好一点点，城市的防御甚至是政府的军事力量都依靠福特扎-达-巴索的西班牙军队，而他们却听命于另外一个统治者，但是科西莫却完全听不进去。其实，年轻而机智的科西莫早已洞悉一切，只是在那时没有改变的方法，所以他必须等待时机，等待自己这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快些成熟起来。后来据威尼斯大使描述，科西莫迅速地成为一个男人：“他不同寻常的高大强健，和蔼可亲，但依然很有威严。在劳作或运动方面，他乐此不疲，喜欢从事需要力量和智慧的游戏。他承认没有人习惯严肃，但职责不允许他放松，他从不让自己接近危险或陷入危险。”

科西莫的政策属于一些严密地相连的计划，意图让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获得无上荣耀。在外交方面，他想要逐渐削弱查理五世的统治力量。国内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行政机构，他不希望看见占统治地位的派系或家族钩心斗角。一旦实现，这些家族将会协作支持科西莫，不仅仅是为他服务。这样的政府行政机构还会在佛罗伦萨统治的区域内扩大推行。他执政期间，佛罗伦萨政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影响着欧洲各处。现在，经历文艺复兴的是政府。古老公民的想法，像西塞罗的那些想法，事实上都被政府行政机构所采用。很多人，包括科西莫，将会为反对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而奋斗。政府的举措也面临改革，过时的中世纪态度和行为被遗弃，一种改良的、遵从于固定议程的行政工作收到支持。就科西莫而言，这或许表现得相当清楚；在伟大的洛伦佐时代，曾经是一系列的姿态的表现，现在变成明显的政策，决意促进公爵和他的公爵领土的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

尽管科西莫希望独立，但他看到佛罗伦萨人民更希望继续与查理五世保持结盟关系。他与查理五世商议，希望与查理五世的女儿结婚。科西莫将这视作一个纯粹的政治联姻，试图继续维持有利的联盟。查理五世则有别的想法，他知道可以依赖佛罗伦萨，但不是很放心新的教皇保罗三世，于是他将玛格丽特嫁给了教皇保罗三世的孙子，而不是科西莫。

科西莫接下来与托莱多的堂佩德罗——查理五世的那不勒斯总督商议，希望他将自己唯一的女儿——17岁的托莱多的埃莉诺嫁给他，这个请求得到允许。堂佩德罗拥有从新大陆得到的大量财富，而托莱多也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尽管美第奇家族还是继续在私人交易中担任银行家的角色，但没有可用的登记员能够给这些嫁妆做一个确切的估值，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远远超出准确价值的极其贵重的艺术品。1539年，他们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用免费的蛋糕和红酒来诱惑百姓参加，这是多年来佛罗伦萨首次举办的如此大型的公开庆典。

婚礼之后，科西莫从美第奇宫搬到了城市中心的维奇奥宫。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受到佛罗伦萨的军事保护，二是能够更近距离地管理设在同一所大楼里的政府行政机构。

1542年，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展开了对抗，局势再一次失去控制。查理五世需要钱财去雇用军队，而科西莫迅速向他表达了支持。科西莫从嫁妆中拿出了很大一笔，作为交换，查理五世将他西班牙的常备军从福特扎-达-巴索撤离，同时还撤走了里窝那和比萨的常备军。科西莫立刻把这些城市的行政机关合并到佛罗伦萨，同时建立托斯卡纳的防御工事。作为查理五世的盟友，他还答应进军锡耶纳，佛罗伦萨南部长期的敌人——斯特罗奇的儿子皮耶罗·斯特罗奇驻扎在那里，目的是想把这里当作基地，再次发动对佛罗伦萨的进攻。

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战争苦苦挣扎了三年。皮耶罗·斯特罗奇最终逃到法国，名义上受佛罗伦萨统治的西班牙帝国军队毁坏了很多锡耶纳周边的村庄，城市遭到围剿。佛罗伦萨最终取得了胜利，锡耶纳的城市人口从1.6万人骤减到6000人。屠杀、疾病、逃亡和驱逐已几乎将这座小小的城市摧毁，甚至连它的周边也遭到殃及。

在佛罗伦萨，很多人把这次胜利看得微不足道，因为那座城市每年只向公爵敬献6万弗罗林金币，但科西莫不这样认为，他深知这是佛罗伦萨最大的附加领土，而且受到查理五世的保护。锡耶纳复杂的摇摇欲坠的民主政权是几个世纪以来严重的内部冲突和外部侵略的根源，并且往往还需要佛罗伦萨来承担费用，但现在这座城市正式并入政权稳定而高效的佛罗伦萨体系。锡耶纳成为佛罗伦萨帝国的一部分。这个逐渐扩张的帝国，还并入了厄尔巴岛和托斯卡纳南岸，它们是1548年科西莫从热内亚买过来的，目的是将它们变成公爵王国的海军基地。科西莫野心勃勃地想要将佛罗伦萨发展成为海军强国，所以他决定发展海军舰队，扩展里窝那海港。为了吸引新市民加入并引进国际贸易，科西莫一世（他现在众所周知的名字）宣布，所有的宗教形式在这座城市都得到允许，这吸引了大批土耳其人、犹太人甚至是遭到迫害的英国天主教教徒（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窝那拥有了在西地中海最多的犹太人口）。

与自国父以来的其他美第奇统治者不同，公爵科西莫一世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日常规程。这个日程从黎明前起床开始，到查阅从各种会议和其他城市行政部门送来的报告。他将运河网延展到托斯卡纳的乡村，目的是为了灌溉和航运。他更重新振兴了佛罗伦萨大学和比萨大学，推行全面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科学研究。人文主义研究目前仍被称作自然哲学，而事实上，现在正处于学术分离的边缘，总有一天人文主义研究会从科学中分离出来。

科西莫经常工作到中午，午后，他仍然坚持做常规的运动。冬天，他会骑马外出；恶劣的天气里，他做举重训练。但是，在夏季，他的日程还包括到阿尔诺河游泳。有一次游泳几乎要了他的命：一个暗杀者在他经常跳水的水底安置了一排排的尖钉和尖刀，幸运的是，他的一个随从透过日光看到了水下一个尖刀在反光。因为经常遭到暗杀，科西莫从不在没有一定数量保镖陪同的情况下出门，这些保镖都是从城市的瑞士常备军中挑选出来的，现在，瑞士常备军已经取代了从前的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常备军。另一个重大改变是这些军队从福特扎-达-巴索宫迁移到了德拉西尼奥列广场右侧的军营里，那里被称作洛加-德尔-兰奇（最后一个词是意大利语“雇用”的不标准发音）。只要维奇奥宫公爵套房的守卫吹响喇叭，瑞士常备军就会聚集过来。

但是，埃莉诺很快厌倦了维奇奥宫狭小的房间和卧室，她不愿意住在紧挨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佣军营房的地方。更糟糕的是，利奥尼大街上的狮子总是在夜里狂吼，这吓坏了她，而且狮子身上的恶臭在炎热的夏天着实让人无法忍受。埃莉诺是个傲慢的西班牙贵族，成长在真正的那不勒斯宫殿里，宫殿用总督管辖地上供的饰品和珍宝装饰着，所以她不能接受婚后生活变得如此简朴。在佛罗伦萨只有一栋房子能满足她，那就是庞大的、还没有完工的皮蒂宫——一座浮夸且略显愚蠢的宫殿，它见证了在皮耶罗时代野心勃勃的卢卡·皮特的覆灭。1549年，埃莉诺购买了皮蒂宫，只花了她区区9000弗罗林，因此，建筑师和设计师立刻着手，建造适合有着总督血统的公爵夫人居住的宫殿。科西莫亲自监督从博格利家族买来的后花园的建设。这些花园被称作波波里公园，至今仍保留着林荫小道、雕塑群和小山坡，所有这些都在城市中心的1英里内。这些引发了科西莫对植物学的兴趣，他不仅学习科学，还用自己的方式亲身实践。

1560年，科西莫和埃莉诺与他们逐渐壮大的家族一起搬进了皮蒂宫，之后宫殿改名公爵宫。科西莫像一个有了家室的人一样，成为具有冷漠、沉着气质的人，而埃莉诺接受了这种西班牙人的特性。可唯一的麻烦是科西莫的母亲，她坚持要在公爵宫里有她自己的房间。埃莉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太过小题大做，由此激怒了科西莫，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

科西莫和埃莉诺共有六个孩子，两个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疼爱他们。埃莉诺使公爵宫明显具有西班牙格调，她的三个女儿是在纯洁的隔绝环境中长大的，难得离开这座建筑范围。为保持美第奇家族的传统，科西莫煞费苦心地培养与历任教皇的友谊，确保他的二儿子乔凡尼在17岁的时候任红衣主教，而他的三儿子加西亚在数年后也将成为一名红衣主教。但是，这个大家族，这座公爵宫庞大阴暗表面下的气派，已经没有一点美第奇宫殿鼎盛时期那种尽享生活乐趣的景象了。

并非所有的统治都是黑暗的，科西莫为居民提供新奇的娱乐，去取悦他们，希望分散他们起义的精力，他尽最大努力去延续美第奇家族的传统。可能是为了显示他对罗马的强烈渴望，科西莫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前面空旷的大广场上举行了双轮战车赛，大受欢迎。

也是出于美第奇家族的传统，科西莫将自己打造成艺术资助者，这显然更像是一种责任而不是艺术享受。通常，艺术家只在有需要时才被委任，而不是因为才华得到欣赏。公爵科西莫一世委托普奥·达·庞托姆为去世的国父科西莫创作画像，这幅作品现在放在公爵宫殿的肖像展览馆里（见彩插图Ⅵ），这里还存放着由布伦奇诺创作的正式而缺乏显著记忆点的自画像。目的仍然是为了确立美第奇家族传统，展示美第奇王朝的辉煌。波提切利、达·芬奇和拉斐尔都已经去世很久了，米开朗基罗的名望使他成为这些艺术家里最富有的一个。他现在是一个生活在罗马的脾气暴躁的老人家，无休止地修改他最后一件没有完成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繁盛已经结束，艺术正在进入更加风格化的巴洛克时期。

科西莫执政初期，佛罗伦萨的艺术氛围将因切里尼返回这座城市而活跃起来。据切里尼自己不符合实际的描述：他与公爵和他的西班牙公爵夫人关系非常亲密，科西莫平时的寡言和严厉会在与艺术家的交往中融化掉。这似乎只是他的个人臆想，曾经有过，但只有一次，切里尼那无可救药和毫无魅力可言的自夸破除了科西莫的严厉。切里尼自己也承认很多时候科西莫对他的滑稽不感冒，并且他通常会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和警告。

科西莫委托切里尼创作的作品将是艺术家中最好的。首先，科西莫的半身雕塑像一个穿着盔甲的古罗马人，尽管这个作品带着明显的谄媚嫌疑，但是这个青铜头像确实展现出了科西莫性格的冷酷和自我克制的愤怒。但是切里尼为科西莫创作的最好的作品无疑是古希腊的玻耳修斯的全身铜像，他是杀死美杜莎的人。美杜莎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她的眼神可以将男人变成石头。切里尼描绘的玻尔修斯穿着带翅膀的盔甲，一手握着剑，一手提着刚砍下来的还在滴血的头。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很受欢迎的主题，他的神话寓意让人展开充分的想象。对科西莫而言，他不仅代表着佛罗伦萨对敌战争的胜利，更象征着主管当局将如何消灭公众的丑恶和异议。

在创作这件杰作时，由于他令人失望的越轨行为，他的创作被迫中止，切里尼被迫逃离佛罗伦萨，躲避对他的不道德行为的指控，指控来自一个被凌辱的母亲和她英俊年轻的儿子。但是，这似乎是个错误的指控，是其他充满敌意的艺术家捏造的。切里尼在事情平息之后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对沉浸在痛苦中的科西莫表达了最谦恭的歉意，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件艺术品——《玻尔修斯》。

另外一位被科西莫以朋友相待的艺术家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乔尔乔·瓦萨里。瓦萨里也将创作一幅带有一己私利的科西莫的肖像。这次，科西莫被一群希望得到资助的艺术家围绕着，所有艺术家都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但是至少比瓦萨里受委托创作庆祝锡耶纳战争胜利的肖像图好些。瓦萨里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他想表达科西莫被一群议员包围着，正筹划着胜利的战役。但科西莫却对此不屑一顾，用“我们”皇家的语气告知瓦萨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是自己行动的，你可以将这些议员全换成代表着沉默和其他美德的人物。”这样妄自尊大的表述道出了科西莫委派瓦萨里创作的真正原因：“为佛罗伦萨政权的行政院创作一尊宏伟的雕塑。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有气势雄伟的有柱廊的侧厅，有被长长的庭院围住的通向维奇奥宫殿旁边广场的小径，这就是世界闻名的乌菲齐美术馆。一间间相连的房间收藏了众多由美第奇家族委派艺术家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

瓦萨里的艺术作品赋予这座建筑的意义不仅限于建筑学上的重要性，更表现了历史的喜好。瓦萨里长廊是一个高于平地的、封闭的过道，连接着乌菲齐和维奇奥宫殿，通往公爵的新住所——河对面大约半英里远的公爵宫。在河上架起有顶盖的长廊，给公爵提供了去往他行政办公室的快捷而畅通无阻的通道，这意味着科西莫可以随时检查工作，这也能够作为逃跑路径。

当然，瓦萨里的杰作无疑是他的《艺苑名人传》，一部生动地描绘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著名艺术家并深入分析他们性格和作品的文学巨著。这本书的第1版于1550年出版，受到了盛赞，这让切里尼非常嫉妒，于是他立刻开始创作他的不太真实的《自传》。瓦萨里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对天才艺术家的艺术品的描述，并毫不隐讳地表明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或多或少对于艺术家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当然都是有意图的，因为瓦萨里将这本书献给了科西莫，表示了他对美第奇家族的赞颂——这个他以多种身份服务的家族。瓦萨里几乎包揽了科西莫全部的艺术创作和建筑工程，实际上成为他的艺术部长。除了赞扬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独特贡献外，瓦萨里的这本书还是最早尝试承认文艺复兴的作品：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完成了什么以及实际上是什么。这只是对文艺复兴下定义和重新评估的漫长历程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通过多种途径给予现代世界生命的时代，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开端，这是与我们时代相关的最久远的一面镜子。

科西莫的晚年过得很不寻常，当他40岁的时候，开始变得圆滑老练，这大体是出于他承受了很多突如其来的不幸。1562年，享年40岁的埃莉诺公爵夫人和他两个儿子——红衣主教乔凡尼和十几岁的加西亚全部死于疟疾。可怜的科西莫所承受的还不止这些，科西莫的两个年仅十几岁的女儿也去世了，其中玛丽是他最宠爱的一个。1564年，科西莫也病倒了，他把统治权传给了23岁的弗朗西斯科。当然也是有一些好消息的，1569年，科西莫悉心栽培的教皇庇护五世最终被升任为托斯卡纳大公爵。这是托斯卡纳的选择，而不是佛罗伦萨，他意图指明佛罗伦萨是拥有独立主权领土的国家。这使科西莫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殿下，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拥有了最高统治权，地位仅次于皇室。佛罗伦萨力量的扩张也是在两年后得到证明，当时土耳其在亚得里亚海南部的勒班陀战役中被神圣的联盟海军击溃，科西莫组建的新的佛罗伦萨海军在这次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边界抑制住了土耳其海军的力量。

这次战争没给新的大公爵带来多少宽慰，他将自己锁在了巨大而空旷的宫殿里的一间小套房中，独自陷入深深的痛苦，常常盯着墙上孤零零的画像好几个小时，画像中是自己最宠爱的女儿玛丽。但是，这种独自承受的孤独不会是永久性的，为了努力让自己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科西莫重新拾起了运动的习惯：打猎、游泳和举重等。但是，现在他已经交出了他的权力，没有其他东西会占据他的头脑，于是他开始沉迷于女色。

最后，科西莫决定与一个名叫卡米拉·马特利的年轻女子结婚，她曾经是他的一个情妇。他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对此十分惊愕；科西莫成为大公爵之后，就开始逐渐损害他们的重要地位——与一位平民结婚。这次婚姻证明是一场灾难，当卡米拉·马特利由一个可爱的情妇，变成一个泼妇似的、唠叨不休的妻子时，公爵宫的生活很快变成了牵涉所有家庭成员的无休止的粗俗的争吵。科西莫再次退隐到他单独的小套房里。最后，1574年4月，科西莫死于中风，终年55岁。他的执政期持续了37年，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美第奇家族前任；虽然他不曾深得民心，但是，他留下了繁荣昌盛的托斯卡纳，它的首都是相当不繁荣的佛罗伦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现在已经结束，在下一个重要阶段到来之前将紧接着出现间断，我们将看到，美第奇家族将重返他们教父的角色。

第26章　美第奇家族：欧洲王室

这个阶段，佛罗伦萨不再是美第奇家族权力和影响力的主要场所。1533年，当14岁的凯特琳娜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二儿子亨利·德·瓦卢瓦在马赛结婚后，没有人能够预测她辉煌的未来。甚至连试图将她嫁入皇室家族来培养美第奇野心的教皇克雷芒七世也未曾想象过她会在30年之内主宰那个家庭，并统治法国。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凯瑟琳·德·美第奇（法国名字）嫁给了法国的国王亨利二世，并养育了三任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因为凯瑟琳的个性使然，她统治法国长达30年。当托斯卡纳大公统治着75000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人口时，凯瑟琳在那个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尝试着将她的意愿强加在法国的1500万人口身上。

凯瑟琳在出生几天后就成为孤儿，是修女将她抚养成人，但这却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通过圣露西亚修道院的高墙可以听见佛罗伦萨所有的风声，“基督共和国”的概念也在动荡的年代中被提出。美第奇家族在此时被驱逐，凯瑟琳是个有价值的人质，于是幸运地在围剿佛罗伦萨时活了下来。

到马赛与14岁的亨利结婚的14岁的凯瑟琳，是一个镇定自若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愚钝，她普通的相貌下掩饰着相当聪明和极度顽强的个性；在她长大之后，逐渐显示出了很多她那不寻常的祖父——伟大的洛伦佐所具备的品德。但讽刺的是，祖父身上近似于女性化的魅力和仪态在凯瑟琳身上全部演变成了明显的男人般的控制欲。

结婚后，凯瑟琳和她的丈夫住在她公公弗朗西斯一世的法国王宫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很早就波及了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弗朗西斯一世带来的。他的王宫像是在每况愈下的乡村间一个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天堂。达·芬奇在弗朗西斯一世的皇宫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在凯瑟琳到来的14年前去世。国王仍旧有着巨大的野心，决定在1546年推倒他在巴黎的旧宫殿，从而可以在旧址上为他的家族、他的宫廷和他的大量艺术品建造一座雄伟的新住所，这就是罗浮宫。

尽管生活在这样一个可辨别的意大利风格的王宫里，凯瑟琳早年的生活却很艰难。在一个充斥着权贵的王宫里，很多人的统治领土要比托斯卡纳大得多，人们普遍认为亨利娶了一个比自己身份低微的人。凯瑟琳被轻蔑地称为“商人的女儿”，当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时，她的相貌也并不出众，据当时的描述：“她瘦瘦小小，相貌平平，眼睛凸出着，像大多数美第奇家族成员一样。”（见图18）

图18　凯瑟琳·德·美第奇

当弗朗西斯一世的大儿子奥尔良公爵在1536年去世的时候，亨利继承王位，事态并没有得到改善。亨利是个曾被深深伤害过的年轻人，他从未从少年时被当作人质监禁在西班牙的痛苦经历中恢复过来。当他的父亲被释放时，他把他的两个儿子留在了囚禁地。被遗弃的亨利从不曾遗忘这些，在他最终被释放之后，他返回到他父亲的王宫里闲逛，成为一个在众多风趣而复杂的权贵中沉默而徘徊的男孩。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父亲长久而深远的恨意，而这导致了他倔强的性格。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他知识水平很低，几乎显露不出任何皇室成员应该有的表达能力和文化活动。事实上，他完全忽视这些，几乎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除了带有暴力色彩的活动，如打猎和决斗。

对于凯瑟琳来说，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并非易事，而且现在不可避免的是要与亨利一起延续皇室的命脉，但他们却还是一直没有子嗣。数年后，皇室中产生各种流言蜚语，很多人劝诫他们离婚，但是弗朗西斯一世许诺凯瑟琳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弗朗西斯一世成为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父亲。凯瑟琳接受了他的想法，成为君主政体力量最忠实的支持者。对于弗朗西斯一世而言，年迈的他一直很欣赏凯瑟琳，他喜欢看她跳舞和打猎，并时常赞赏她的活力和智慧，还有她慢慢累积的自信。这无疑是受到了众多在巴黎的艺术家的鼓励。1537年，切里尼简短地访问了巴黎，并在1540年再次回到巴黎逗留了四年。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曾经多次偶遇凯瑟琳，但更热衷于描述他对国王的印象。切里尼提到法国皇室最尊贵的人物是怎么去拜访他的，而在书中的另外一个章节，他又谦虚地重述道：“国王在对我表达了过多的好感之后回到了他的宫殿，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国王在欣赏了切里尼的作品之后赞叹：“多神奇的一个男人啊！”就是在这个时期，切里尼创作了他著名的金盐窑。凯瑟琳也从弗朗西斯一世对意大利文化的常识中得到鼓励，当文艺复兴在法国逐渐拥有特权之后，意大利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1544年，在结婚11年后，凯瑟琳终于在25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最后，她总共生了10个孩子，有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活了下来。凯瑟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年后，弗朗西斯一世去世，她的丈夫登基，成为亨利二世。但那时已经29岁的糟糕的亨利二世对他48岁的老情妇戴安娜·德·波依蒂尔斯更感兴趣。她的成熟迷住了幼稚的亨利二世，但随着她年华老去，容颜不再，她开始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处境。于是，她尽全力让凯瑟琳承认她，甚至开始组织她孩子们的教育事宜。与此同时，凯瑟琳的自制力是很惊人的，甚至让很多旁观者都惊异。这个新皇后从未丧失她的尊严，依旧非常自信她丈夫对于自己的感情，尽管他有着性格上的缺点。在这方面，凯瑟琳似乎已经知晓，单纯地指责这种私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此时，凯瑟琳已经开始把她的本土意大利的新奇事物，引入法国王室的生活。可能所有这些事物中影响最广的就是法国的烹饪技术，而这种影响所带来的改变，使凯瑟琳被普遍认同她是法国烹饪的起源。在凯瑟琳到来之前，法国烹饪是极其传统的：用黏稠的、令人恶心的汤汁掩盖肉的臭味，大量的菜肴都选择糖醋口味并加入辛辣的调料，而这些竟然被视为美味佳肴。当凯瑟琳到了法国，她带来了很多佛罗伦萨的厨师，他们都精通意大利菜式，它们口味更清淡并且比法国料理要精致。不仅如此，这些意式料理的营养更均衡，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广泛使用营养的瓜果蔬菜，而这些原料曾经被认定为只是穷人的食物。

意大利对烹饪的看法将改变法国人的餐桌，甚至影响到坐在桌子周围的人；在这个时期之前，法国贵族一直认为饮食是个很粗糙而且手到擒来的事情，而女士只有在特殊场合才允许与男主人一同进餐。很不同的是，意大利饮食文化总是全家一起：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还包括了仆人。凯瑟琳的出现，使女人逐渐成为法国皇室餐桌上的常客。同样地，餐桌本身也变得讲究起来；切里尼制作的豪华盐碟——一件艺术杰作，是餐桌装饰方面进化的代表，而另外的新奇事物还包括了高级红酒杯和玻璃瓶，取代了之前的烧杯和大啤酒杯。在凯瑟琳时代之前，法国人用刀切食物，但用手抓着吃。凯瑟琳推荐了意大利人的精致餐叉，却被法国人嫌弃为毫无活力的吃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大利式的铺张浪费之举很快在凯瑟琳时代之后被厌弃，而餐叉直到18世纪之后才重新回到了法国餐桌之上）。法式料理的范围也被凯瑟琳扩大了，包括调味肉汁和牛羊的下水，以及从意大利进口的洋蓟和松露等全新种类的蔬菜，还引进了像冰淇淋这种极好的东西。还有用打出泡沫的蛋黄、糖和马沙拉白葡萄酒制作而成的甜品——酒香蛋黄羹。毫不意外，凯瑟琳在中年时已经超重了，甚至连谄媚的宫廷画师都很难为她掩饰。但是，凯瑟琳为了控制她的腰围坚持跳激烈的舞蹈很多年，而且相当投入。凯瑟琳还将芭蕾这种艺术引入法国宫廷，并引入了很多优秀的意大利舞蹈家和芭蕾女舞者。

在亨利二世执政期间，凯瑟琳在统治王国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却擅长组织宫廷会议。有难度的工作似乎使她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敏感性变得尖锐。她认真聆听她丈夫的政治主张，却很少发言。在家里，亨利二世很坚定地反对正在法国蔓延的新教，当时路德的简介开始横扫整个欧洲（在凯瑟琳到达法国那年，英国已经宣布新教成为国家的宗教）。在外交事务上，亨利二世奉行反西班牙政策，作为曾将他监禁的报复，尽管这个政策最终证实是无效的，并于1559年因康特奥-康布勒西斯合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而终止。

为庆祝这个条约的签署举行了大型的马上比武大会。在比武过程中，一个木制长矛刺穿了他的头盔，并刺进了头骨。他们找来了全欧洲最好的大夫，包括伟大的安德烈·维萨里，但无济于事，亨利二世挣扎了几日后与世长辞。

凯瑟琳体弱多病的15岁的儿子继承王位，成为弗朗西斯二世，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因为权力掌握在两位贵族吉斯兄弟手里。红衣主教查理吉斯处理外交事务，同时吉斯公爵控制军权。由于吉斯兄弟是狂热的反新教主义者，于是受到了西班牙和教皇的支持。

当新教传遍欧洲，它已经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不满的、受压迫的农民；自从中世纪最初期以来，受封建制度的剥削，这个阶层在路德改革中寻找到他们自己精神上的文艺复兴。同时，新教已经明显涉足政治边缘，而且已经变得更明显，当新教蔓延到法国城市时，税务负担过重的商人和店主开始转信新教。胡格诺派教徒（主要的加尔文主义的法国新教徒）开始把天主教的主管当局视为敌人；宗教分歧现在变成政治分歧，胡格诺新教徒大声喊出反对王权和政府的口号，当然，这样的抗议很快被镇压。

1559年，当不满的贵族加入胡格诺教徒行列时，事情开始呈现不同的发展势头；这些不满的贵族对越来越强的君主权力和贵族统治的政府感到窒息。无法统一的较低阶层现在有了领导人，开始公开反叛；在改变信仰的商人家庭中的秘密集会，现在变成设在城镇广场的公开集会，由胡格诺派的贵族发表演说。

胡格诺派教徒请愿，让凯瑟琳成为太后并制止吉斯兄弟，以她年轻儿子的名义对他们展开迫害。凯瑟琳开始运用她的影响力，但是在1560年弗朗西斯二世去世后，他10岁的兄弟成功即位，称为查理九世。如果凯瑟琳的长子表现得令人失望，那么他的二儿子则更胜一筹。遗传自他父亲的基因，结合着凯瑟琳的父亲——患梅毒的洛伦佐，内穆尔公爵的基因已经显示出不祥的征兆。像他兄长一样，查理九世身体相当孱弱，可是比这更糟糕的是他的精神也非常不稳定。

这次，凯瑟琳决定掌控统治权，确定她可以被任命为摄政王，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新教现在有很多合法权利，但是在实践时，国家迅速蔓延着越来越不利的氛围，这些权利被很大程度上忽略着。凯瑟琳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没有权利实施，于是在1562年，这个国家被民间战争撕裂。一年后，吉斯公爵在奥尔良围攻时被一个新教徒间谍射中。当审判间谍时，他承认他是被新教徒领袖阿德米拉尔·德·科利尼雇用的。

1563年内战结束时，查理九世在鲁昂的最高法院宣布到了法定统治年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凯瑟琳带领年轻的国王在法国巡视，将自己展示给法国国民，以此来获得他们的忠诚。但是吉斯派和他们激进的天主教支持者在1567年和1568年再次发动内战。凯瑟琳尽其所能促使和解，她与吉斯的支持者谈判，甚至邀请雄赳赳的新教徒领袖科利尼去面见国王。但是很巧合的是，当科利尼到达巴黎时，凯瑟琳正好离开去探望她病中的女儿克劳德洛林公爵夫人。科利尼向笨拙而易受影响的年轻的查理九世表现出了他全部的魅力，他们在罗浮宫的王室里彻夜长谈。很显然，科利尼试图破坏凯瑟琳对国王的影响。但是，当这些话语传到凯瑟琳耳中时，她极其愤怒地回到巴黎，很快重申她的权利高于意志薄弱的查理九世。

最后，为了试图使两派之间达成和解，凯瑟琳安排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年轻的拥有波旁皇室血统的新教领袖纳瓦拉的亨利。1572年8月，天主教和新教的领导者都聚集在巴黎参加他们的婚礼。尽管公众对这个婚礼表现出支持与欣喜，但是巴黎圣母院和教堂塔楼的钟声却响彻了整座城市，巴黎的气氛仍然不轻松，特别是巴黎正处在酷暑的夏季，热得喘不过气儿来。教皇用这种方式宣告他对这桩婚事的反对——天主教和新教不应该有联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典礼不能在巴黎圣母院里举行，于是被迫转移到了外面的广场上。在婚礼过程中，新教领袖炫耀地站到了典礼台前面，给新婚夫妇主持了弥撒。

四天后，8月20日，星期三，庆祝达到高潮时，有人想暗杀科利尼。当他走在德-贝蒂西街上时，一支火绳枪从高处的窗户里向他开火，但幸运的是，那时科利尼刚好弯下腰系鞋带，后来发现开枪的那间房子属于吉斯家族的一个家臣。很显然，他们力图报复谋杀吉斯公爵的嫌疑人。

凯瑟琳和查理九世赶来科利尼病榻前，而科利尼要求与国王单独谈谈。在回罗浮宫的路上，凯瑟琳恐吓查理九世说出在秘密谈话中科利尼都说了什么。很显然，他在说服年轻的国王不要相信凯瑟琳。此时，巴黎正处在混乱当中，200名胡格诺教徒占领了吉斯的宅邸，一群武装的胡格诺教徒在街上搜寻，商店和集市都关了门，百姓也紧锁大门，躲在家中。

此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首都的形势将失去控制，极有可能在国内爆发另外一场内战。第二天，查理九世承认是科利尼想图谋攻击他，由于背叛了他的新朋友，他被认为精神错乱。现在查理九世究竟是要单独行动还是与他的母亲联手还不明了，但是在8月24日的清晨，由吉斯支持者率领的瑞士皇家守卫队成员冲进科利尼家中将他刺死，并将尸体扔出窗外，丢落在大街上。这是由皇家受巴黎天主教指使的对胡格诺教徒大屠杀的信号。胡格诺教徒——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被从床上拖到城市各处杀害，这场屠杀持续了两天，2500人被残忍屠杀。当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法国时，类似的屠杀开始在奥尔良、鲁昂、里昂、波尔多和图卢兹展开。最终，总计8000人死于这场宗教异端的大屠杀，这标志着法国持续长达30年的一系列宗教战争的开端。

凯瑟琳或许至少应该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至于她是感觉到恐慌还是把这个视为唯一途径则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她没有先发难，她和国王的生命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但不论如何，凯瑟琳都必须要因为这次血腥事件——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行动之一而受到谴责，并且从那时起，凯瑟琳将被认为是镇压胡格诺新教的法国天主教领袖。

至于这个事件对于凯瑟琳的影响则说法不一，一些说法表示她从未从这次事件中完全恢复；在她50岁时，她的操纵欲更加强烈，但是她中年发福的身材开始变得松弛而且笨拙。另外的报告指出她依旧活跃，打猎、跳舞和谈吐都和往常一样诙谐——法国被无法复原地分裂，甚至堕落到被皇后统治。

1574年，年仅24岁的查理九世去世。凯瑟琳宠爱的三儿子现在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三世。凯瑟琳本来就对查理九世没抱什么希望，即使她非常了解23岁的亨利的弱点，但是却对他寄予厚望。亨利三世保持着冷漠，除了他最贴近的圈子外，他只交到了很少的朋友，他们被称作可爱的人儿。用同时代的语言来形容，他们都穿着色彩斑斓、设计相似的外套，撒着闪闪发光的紫罗兰粉，还涂着甜甜的香水。凯瑟琳似乎接受了她爱子同性恋的事实，因为对于有着这么一个专横的母亲来说，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亨利三世趋于病态的奢侈，以及他对于宗教苦修的狂热，暗示了深深的离经叛道。在他加冕后的第二天，他带着保证瓦卢瓦家族重要继承人的目的与洛林的路易斯结了婚，尽管那时仍然没有子嗣作为继承人。

凯瑟琳仍然是法国的实际控制人，即使是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她依然费时去扩展她对所移居的国家在文化上的影响。她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有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带到了法国，也是由于她，塞纳河畔的右岸拥有了一座伟大的皇家宫殿——杜伊勒里宫（这座建筑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被烧毁，只在巴黎市中心留下了杜伊勒里宫花园）。凯瑟琳还设计和建造了数座伟大的法国城堡，甚至包括其中最著名的、横跨于河面上的舍农索城堡。这标志着意大利和法国风格最终的统一，完全融合了北欧的哥特式风格和南部的文艺复兴风格，像是纯粹的仙境一般（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据说是童话睡美人居住宫殿的原型）。这是阿尔卑斯北部的佛罗伦萨，因此也是阿尔卑斯北部的美第奇家族，在这里美第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些城堡不是城市统治者的宫殿，而是极度雄伟的童话式的奢侈建筑。在法国，美第奇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将民主政治的观念远远抛在身后，就像他们在佛罗伦萨一样。

然而，仍然存在如何将这些维持下去的问题，因为亨利三世和他不幸的新娘仍然没有生出继承人。而事实上他娶了凯瑟琳的女儿玛格丽特，这桩婚事似乎是美第奇家族深谋远虑的又一佐证。1586年，凯瑟琳往西南方向到达了科尼亚克，见到了纳瓦拉的亨利以确保继承权。同时，她还就新教和天主教的和解做了最后的努力，但还是失败了。法国陷入越来越深的混乱中，似乎这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肥胖和过度劳累，凯瑟琳最终在1589年去世，享年69岁。

和任何人一样，在她的儿子查理九世执政14年期间，凯瑟琳已经统治法国，而在她的儿子亨利三世执政期间，她统治了长达15年。她以统治人物的身份存在，虽然她究竟在对法国命运的引领上做出了多大贡献还无法下定论。因她的操纵而导致的血腥的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公平地说，如果不是由于她的影响，国家或许已经更早地陷入更长久的混乱。

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国（查理八世时期）已经把军队带到意大利。在下个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意大利的文化开始渗透回法国并持续了整个16世纪。凯瑟琳促进了之后的文化繁荣，创建了很多文化上的永久纪念碑，包括了城堡、芭蕾舞和饮食文化；但同时，她也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黑暗面带到了法国，她的政治主张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因为即使她没有阅读《君主论》，也一定是领会了书中的观点——通过她在佛罗伦萨的生活和她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她谨记着她曾祖父洛伦佐的传奇，像他一样，在困难时期，她的理性的、精明的人道主义已经屈服于随着文艺复兴而重生的非理性主义。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她开始迷信星相学，在某些事件上，她会咨询法国伟大的预言家，他会用独特的、神秘的预言来回答她的问题。有一次，镜中的一个影像使他预言瓦卢瓦家族将会毁灭（但是没有提及事情发生的时间）。但是，当需要采取行动时，凯瑟琳选择采用马基雅维利的方式而不是法术，所以说她还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被多数人尊敬或辱骂，被极少数人爱戴着。那个小孤儿，在佛罗伦萨遭到围攻时被遗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她祖先的传奇故事和围绕在城市的枪声都是在她最易受影响的童年时代所听到的。

就在凯瑟琳去世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天主教联盟已经占领了巴黎并尝试罢免她的儿子亨利三世，理由是他对胡格诺派教徒的所谓的同情。在围攻过程中，国王被一个狂热的牧师暗杀，而纳瓦拉的亨利成功即位成为查理四世，于是凯瑟琳的女儿玛格丽特成为皇后。在1593年，亨利四世转信天主教，孤注一掷地尝试重新联合法国。七年之后，他希望通过与玛格丽特离婚的方式切断了与法国皇室凯瑟琳的联系，直到那时他们依然没有生出继承人。除了需要继承人外，亨利四世还需要一个富有的妻子来填充王室的金库，在反天主教联盟战争中，金库变得非常空虚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费迪南多一世——伟大的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一世的儿子）联络了玛格丽特，他施压给玛格丽特，表明美第奇王朝的未来正岌岌可危，这比个人事情更重要。最终，玛格丽特同意与亨利离婚，但条件是他必须娶玛丽·德·美第奇——费迪南多一世的侄女为妻。同时，费迪南多一世联系亨利四世，如果他同意这样的安排，玛丽将会得到相当于60万弗罗林的嫁妆——足够用来装备一直保卫法国的军队。1600年10月，亨利四世娶了玛丽，第二年有了一个叫路易斯的男孩儿，继承人有了保证。

玛丽在1573年生于佛罗伦萨，5岁时，她实际上就成了一名孤儿。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因此，她父亲很快再婚，并且搬出了皮蒂宫，留下了玛丽和她的一个兄长、两个姐姐，由宫廷大臣监督的家庭女教师照管。不到四年，兄长和其中一个姐姐就去世了，她的另一个姐姐与新婚丈夫搬了出去。从9岁起，玛丽就在大而空旷的皮蒂宫里长大，宫里有很多备有家具却无人居住的房间、客厅和卧室（尽管皮蒂宫直到1616年才扩展到目前这么大，但此时，它已经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大厦）。在孤独寂寞中，玛丽与一个名叫莉奥诺拉·多丽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是玛丽奶妈的女儿。莉奥诺拉比玛丽大三岁，是玛丽越来越信赖的几个亲信中的第一个。

玛丽是个相当执拗、坚强的孩子，一头灰褐色的头发，有着她自己家族的势利观念；她的母亲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她的父亲是一名大公爵，她不允许任何人忘了这点。当她烦恼时会表现得很急躁，必须选择一个亲信发脾气以便快速得到缓解。与她法国宝座上的远房堂姐很相似，玛丽也有着坚强的个性，但是这种个性却有着明显的缺点。与凯瑟琳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智慧，诙谐，而且并不是时刻精力充沛。事实上，她经常反应迟钝，而且一阵阵地嗜睡。

玛丽到达法国，通过委托代理的形式嫁给了亨利四世。这个已经相当晚婚的27岁新娘后来才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47岁的法国花花公子。亨利四世对她并不出众的相貌感到很恼火，而玛丽则发现国王不但粗俗而且体臭（意大利人仍然延续着罗马人经常沐浴的习惯，然而在欧洲中世纪早期较寒冷的阿尔卑斯南部，这个习惯已经消失了）。玛丽又矮又胖，她失望地发现，她那胡须灰白的丈夫甚至更矮，尽管外表已老，但亨利四世很欣赏他的宫廷绰号“绿色情人”，这与他持久不衰的性欲有关。

玛丽带了两个亲信到法国，她的随从莉奥诺拉和一个攀附上流社会的同性恋奴隶——康奇诺·康奇尼，以一种非正式但相对成熟的协议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不像佛罗伦萨的皮蒂宫一样壮观，罗浮宫的皇家住所显得寒酸了一些，而由凯瑟琳兴建并与之毗邻的杜伊勒利宫距离建成还有些时日。罗浮宫被内战破坏严重，而皇家国库亏空，无力承担修复罗浮宫的费用，于是很多间房屋被舍弃，甚至一些连屋顶都没有了。玛丽马上开始用她美第奇家族的遗产修复并装潢整座皇宫，然而亨利四世回报她的却是让情妇亨里埃塔搬了进来，封她为马奎斯·德·弗纳尤。在玛丽生下了皇家继承人之后不久，亨里埃塔也产下了私生子，与一群国王的私生子在罗浮宫成长起来。亨里埃塔开始处心积虑地谋划让她儿子成为王位继承人，但玛丽平息了事件，并最终指控亨里埃塔叛逆。亨里埃塔被判处死刑，时隔不久，在一段时间之后，她重新回到了罗浮宫，同时开始克制她更进一步的帝王野心。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复杂王室的主要参与者，彼此产生了真诚的家庭感情，只是偶尔有点儿家庭的小争吵。随着玛丽产下更多的孩子，亨利四世开始忽视了她平凡的相貌。事实上，他殷勤地向大家表示，如果玛丽不是他的妻子，他会把她变为情人。玛丽很显然把这当成了赞美，尽其所能地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皇室家庭。与此同时，玛丽从佛罗伦萨带过来的厨师保证了皇室餐桌的全部美食。

与凯瑟琳一样，玛丽也为法国烹饪做出了贡献。如果说凯瑟琳的厨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烹饪，那么在玛丽时期，法国厨师掌握了隐藏在意大利烹饪背后的原理，而使得现代法国料理成为一个可以被认可的体系出现。意大利料理的中心主旨是提升肉和鱼的本味，而不是掩盖住它们的味道，酱汁的目的是强调已经存在的元素，将味道描绘出来，鲜肉要配以肉汁调和，而鱼肉则需要用鱼头或鱼尾烹制出来的酱汁佐味。以前，法国的厨师只是仿效意大利烹饪方法；现在掌握了意大利烹饪的理论基础，很快开始创造他们自己国家的烹饪风格。

这种烹饪风格的第一个杰出代表是弗朗克斯·拉·瓦里尼，他曾在玛丽的意大利厨房里面接受培训，20年后写下了《法国厨师》一书，这是第一本对于法国料理的制作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指引。弗朗克斯·拉·瓦里尼最杰出的创新是用蘑菇来衬托牛肉和羊肉的味道，在王室菜肴中，传统菜式是美第奇小牛排，佐以酱汁，这道菜由玛丽发明并以之命名。

1610年，亨利四世在去与西班牙作战的途中被暗杀，玛丽成为她8岁儿子路易十三的摄政王。玛丽一直不喜欢她丈夫对于西班牙政策的反对，而现在，得益于她亲信康奇诺的帮助，已经消除了这个问题。康奇诺被玛丽升任为丹斯利侯爵，成为她最亲近的顾问。1614年，路易十三到了执政年龄，可是遭到了摄政王和她心腹的拒绝。12岁的未成年人很容易被威胁而默许一切，于是玛丽继续以他的名义控制法国。权利自然助长了她奢侈的天性，已经影响到她的判断，以至于向贵族中的很多敌人做出了不明智的让步。但是，她通过意大利的一群谄媚者来防止她日渐增长的不得民心。不久，路易十三也有了一个心腹，日渐强大的査理·多博特·德·莱恩斯，他们共同策划从玛丽手中夺取权力。1618年，丹斯利侯爵被暗杀，玛丽被流放到布鲁瓦，在那里她煽动反对她儿子的叛乱并没有成功。她现在拥有了另一个顾问，一个才华横溢、拥有贵族气质的年轻神职人员阿曼德·琼·杜·普莱西斯·德·黎塞留，他接近路易十三并用他相当娴熟的政治技巧去帮助国王和他的母亲和解。

路易十三很快与胡格诺派教徒和他们的外国盟友开战，他的顾问莱恩斯在战争中被杀害，黎塞留取而代之。这个时期，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持续的战争，已经开始激起更远的王朝和区域战争，欧洲陷入了剧烈的、毁灭性的长达30年的战争中，军队征战从俄罗斯到法国，从澳大利亚到波罗的海。黎塞留尽其所能保卫着法国，但却收效甚微。1622年，路易十三将黎塞留任命为红衣主教，作为对他的回报。玛丽非常怨恨黎塞留对她的背叛，不仅仅因为他抛弃了她转而帮助她的儿子，更因为他彻底改变了她亲西班牙、亲天主教的政策，而与新教势力有策略地结盟。

因为在其他领域受挫，玛丽转而将精力放在文化领域上，而在这个方面，她的影响几乎与凯瑟琳一样广泛。早在1615年，玛丽委托法国最顶尖的建筑师萨洛蒙·德·布罗西在法国塞纳河的左岸建造卢森堡宫。它原本是想被建成皮蒂宫的复制品，而且玛丽甚至派人回到佛罗伦萨去取皮蒂宫的设计图。萨洛蒙·德·布罗西欣然接受了委托，并继续他自己的设计。玛丽还委托了包括年轻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在内的数位艺术家创作作品，不过她最钟爱的艺术家无疑是荷兰的巴洛克风格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1622年，她邀请鲁本斯来巴黎。

此时，在艺术上，文艺复兴的盛期已经让位于巴洛克风格的夸张与巴洛克风格表面的浮华，表现了与科学统一的理解力所不能及的艺术。艺术已经突破了它的科学阶段，正如科学开始摆脱纯粹的艺术。在达·芬奇去世一个世纪之后，文艺复兴中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的天才的存在变成了无法想象的事情。在达·芬奇的工作室，他的助理经常无所适从，因为他的领导经常将他自己最新发现的颜料混合，或是偷偷地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记录下他的科学艺术密码。

相比较而言，鲁本斯的工作室像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蜂巢——有勤劳的助手，学徒和合作者都在主任的指导下各自工作。在这里有分工、有合作，大家一起创作巨幅油画，使鲁本斯的工作室呈现繁荣景象，并令主人成为百万富翁。鲁本斯也有多种天赋，尤其在巴洛克风格方面是个开拓型的人才。但是他的才能是他夸张的个性的体现，而不是在他作品中所显现出的智慧。鲁本斯作为一个主导者出现，体现了他强烈的个性，而不是一个自然界奥秘的探险者。像我们很快将看到的那样，文艺复兴需要有不同个性的天才去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

玛丽让鲁本斯帮她装饰即将完工的卢森堡宫的两个大美术馆，为此，他创作了20多幅巨幅油画以描绘她生涯中重要的事件，而所有这些都借助神话和传奇故事加以渲染。鲁本斯把很多胖女人都作为优雅的美人来描绘，而这正合玛丽的口味（见彩插图Ⅶ），这种借助艺术的谄媚履行了他接受皇家赞助的职责，这些画成为鲁本斯最杰出的作品。

1629年，黎塞留说服路易十三侵略意大利，这是一次对抗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势力（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行动。最终，玛丽要求路易十三罢免黎塞留，同时敦促她的儿子加斯顿·奥尔良公爵起义反抗国王。面对如此这般家庭内部的反对，路易十三起初有些慌乱，之后竭力支持黎塞留。1631年，玛丽被驱逐出境，逃去了西班牙的尼德兰，在那里过着越来越孤独的流放生活，而她唯一的朋友鲁本斯在1640年去世。在这之后，她流浪到了英格兰，她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嫁给了查理一世，但是她很快发现没有人希望她留下来，她被要求返回尼德兰。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被视作累赘，即使是在西班牙的尼德兰，她也受到西班牙人不礼貌的对待，因为那里的国王希望能够与法国改善关系。1642年，玛丽最终孤独而寂寞地死在德国的科隆，享年69岁。

她个性的无节制令她彻底失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意大利之外的美第奇权势消失了，尽管她的孩子将保证，美第奇血统现在已经进入欧洲最主要的王室家族。

第27章　复兴科学的教父

1605年夏天，玛丽离开佛罗伦萨，去陪伴她的丈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五年后，大公费迪南多一世需要为他的儿子科西莫找一个临时的家庭教师。15岁的科西莫是个活泼的翩翩少年，但是，他有一些懒惰；尽管他天资聪颖，但比起受教育，他更喜欢玩乐。受费迪南多一世委托的家庭教师是40岁的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这个人就是伽利略，一个成为现代第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人。

伽利略·伽利雷家族是穆杰洛人，生活在一座北部山谷间的小城市，也是美第奇家族诞生地，而现居住在佛罗伦萨。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于比萨，只在文艺复兴繁盛时期最后一个英雄——89岁的米开朗基罗去世三天之后。这种巧合意义重大：文艺复兴的先驱从艺术过渡到科学。伽利略的父亲文森西奥对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并对自己的权利很感兴趣。他是没落的贵族家族的后代，继承了很少的财产，他的好斗性格也使他深陷于这种处境。然而，他还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有音乐天赋的人，会弹琴和作曲。

1572年，当伽利略的家庭从比萨返回到佛罗伦萨时，文森西奥被雇用为皮蒂宫大公宫廷的音乐家。他还与卡梅拉塔·巴迪的音乐圈子重新联合，这是一群有天才的表演者和理论家，受到老式的银行业家族的款待。文森西奥对于音乐理论有自己最原始的想法，他反对对位声部的约束，而这是中世纪音乐最中意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在实践中音乐最重要的作用是悦耳，而不是拘泥于形式的完美。文森西奥追求的更自由的作曲方式，带来了音乐的复兴。

最显著的是，佛罗伦萨的音乐家创造了歌剧。歌剧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源自中世纪礼拜式的戏剧：在礼拜时，圣剧在不同时段公开演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希腊经典戏剧，连同合唱插曲，已经被佛罗伦萨的人文学者重新搬上舞台。当这两种形式相融合，结果就产生了歌剧：一种非宗教、结合了音乐和戏剧的艺术形式。名字源于意大利语的音乐作品，早期歌剧的主题不是神话就是传奇故事，它更需要一种文森西奥喜爱的、全新的、更自由的音乐形式。

第一部歌剧通常被认为是《达夫尼》，一部由佛罗伦萨的诗人奥塔维奥·林努契尼创作的戏剧，由美第奇教堂的音乐指导、著名的歌唱家及作曲家杰科普·佩里配乐。这个作品在1598年大斋节前的狂欢节上演。这部伟大艺术作品的大部分乐谱已经丢失，于是公认的保存下来最古老、最完整的歌剧是利努奇尼的《尤丽狄茜》，并于1600年在皮蒂宫上演。令人惊讶的是，美第奇似乎又成为文艺复兴音乐教父。

17世纪初，文艺复兴开始进入越来越广泛的不同领域。时代在变迁，即使是最字面的表达：季节从古代日历上的通常位置上逐渐偏移，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废弃了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恺撒开始采用的儒略历，一下子把日期提前了10天。很多人仍然对这样的改变持怀疑态度，随着这种历法传遍了整个欧洲，它引起了骚乱，愤怒的暴民要求归还从他们生命中夺走的10天。在中世纪后，很多领域处于停滞和固定状态，变革被很多人视为是一种威胁，并普遍不受欢迎。

图19　伽利略·伽利雷

红头发的、年轻的伽利略（见图19）是一个强烈的反叛分子，继承了很多他父亲的个性，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很自信并确信自己的才华，虽然这样的才华体现在什么地方还是另外一回事。17岁时，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城市，并在当地的比萨大学学习，但很快醒悟到他希望学的究竟是什么。需要死记硬背、陈腐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宣扬的是：尽量多地学习并在考试中复述出来。这种教育方式没有给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留有任何空间——文艺复兴可能已经改变了艺术和建筑，并且可能还会改变更多，但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枯燥的理念仍然在大学里盛行。

忍受愚蠢不是伽利略的性格，他对老师的轻视从未减退。他会通过提出出乎意料的问题来打断他们的讲座，以此来表现自己。譬如，他会问为什么所有的冰雹，不论大小，在坠地时的速度都是相同的，但亚里士多德却提出重的物体会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导师会回答说轻的冰雹很明显要从比较低的地方下落，所以它们表现得像是同样的速度。这样的解释遭到了伽利略的嘲笑，于是他几乎交不到朋友，并且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学弟学妹都知道了，他是个聪明得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挑战他的头脑，于是伽利略开始从别处寻求刺激，例如比萨的酒馆和妓院。

幸运的是，当托斯卡纳大公把他的宫廷转移到这座城市时，比萨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间变得活跃起来，由大公科西莫一世开创的一个传统，试图使托斯卡纳的市民团结起来，并统一大公的领地。在这个短暂的季节，比萨将成为公爵领地的社会核心，拥有各种各样刺激的娱乐形式，从音乐到赛马车，还有题材广泛的讲座。有一次，伽利略设法偷偷进入奥斯蒂林·里奇的私人讲座，他是一位宫廷数学家（科西莫设置的一个新职位）。伽利略被他所听到的知识深深吸引住了，同时被抽象的计算激起了好奇心，但是大学当权者认为数学不重要而忽视了数学——在伽利略到达比萨的前几年，数学教授已经去世，但是，在伽利略学习期间，这位教授的位罝一直无人补充。

伽利略很快开始在里奇门下学习，里奇把古希腊数学家介绍给他，引领他贯通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论据和论点。在大学里，教授传统的学院论点都是依靠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的证明来辨别真伪的。伽利略被所学的欧几里得的论证迷住了，他利用唯一无可辩驳的证据确立了观点的真实性。在里奇和宫廷搬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伽利略还继续在比萨自学。

让他父亲气愤的是，伽利略1585年从佛罗伦萨回来时既没拿到学位也没找工作。最终文森西奥设法在大公的宫廷采取一些措施保证伽利略可以在佛罗伦萨学院得到讲座的机会。1589年，他成功地得到了他原来大学中一直空缺的数学教授的职位，很多人好奇他是否能够胜任这个职位，但他似乎从中世纪松弛的纪律中受益了。另外一个事实是薪酬问题，他每年只有区区60弗罗林，甚至还不如一个小店店主的收入。伽利略发现之后非常愤慨，但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极度需要钱。他年迈的父亲没有办法工作，伽利略现在需要养家糊口。为了在比萨得到更多收入，他还做家庭教师，但竟然还有时间继续完成他自己的研究。

他用他独特的天赋进行研究实验。根据著名的论点，伽利略登上了比萨斜塔，使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由落下，并以此来向聚集在下面的学生和教授证明两个物体的下落速度是相同的，从而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论怎样，这个实验实际上是存在的（很多人认为伽利略没有做过这个实验），这作为完美的铁证证明了伽利略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不同。

伽利略用实验证实了真相，但亚里士多德学派坚信他们的理论才是真理，因为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书里面记载的。当然，如果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一高度下落，因为不同的空气阻力，事实上它们不会很精确地同时到达地面，但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这恰好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于是他们要求伽利略猜想如果两个物体下落时要达到同样的速度，那么它们必须在纯真空环境中才行（大约400年后，伽利略的推测在广大观众面前被证实。因为在1969年，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功登月，在月球上同时扔下羽毛和锤子，两样物体同时落地，阿姆斯特朗评论说：“你们看，伽利略是正确的。”）。

伽利略的实验结果，使他提出了固定的运动规律：“当物体下落时，它的最终速度与它坠落的时间是成比例的。”这体现了决定性阶段：伽利略正在把测重法运用到物理学，这种新方法最终引导他构想出“力”的基本原理。

伽利略的天才创举是将数学理论运用到物理分析中，这种结合在现代社会是稀松平常的，但是在伽利略的时代，这两者完全分离、互不相干。当数学和物理相结合，像“力”这种元素变成可测量了，于是现代物理学诞生了。物体可以被称重，距离可以被测量，时间可以被记录，而且都是用准确的数字记载，这些数学分析在物理想象上的应用产生了实验观念。这些事物只能通过实验来测量和下定论，这就是实验科学的开端。从具体的实验中抽象出抽象的数字和概念术语并记录下结果，然后与其他类似的情况记录下来的结果相比照，以这种方式，普遍规律被公式化了。伟大的伽利略承认这样的反复实验是意大利语中“一种苦难的经历”；同样地，我们今天使用的“实验”一词来源于古代法语，意思是“施加考验”。伽利略的深刻见解和实验精神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他说：“《自然》这部书用了数学的语言来完成。他的符号是三角形、正方形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一个人很难走出黑暗的迷宫。”

在古希腊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暗示，毕达哥拉斯甚至阐明：“世界是由数字构成的。”但是，他没有明确的展望；伽利略是把数学运用到这种改变上的第一个人，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发现了了解世界的新途径。文艺复兴在古哲学和艺术领域已经引起自信和人文主义信念；古科学的复兴显示了这种人文主义是怎么在实际应用中实现它自己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已经产生了认识我们自己的新途径，文艺复兴的科学将产生认识世界的新途径。

伽利略很快成为比萨极受欢迎的人物，学生把这个桀骜不驯的、不守陈规的讲师当作崇拜的偶像，而主管当局的态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比萨，大多数讲师都是修道士，在伽利略公开表达的评价中，他的修道士同事的见解如同东正教教徒一样平庸。他还轻视学士服，拒绝穿礼服，甚至创作了一首学生歌谣来表达他的见解：

如果你是一个皱眉头的傻瓜，

礼服是学校的制服，

必须遵守规则；

不能去妓院，

如果你是那种人……

不可避免地，比萨主管当局很快开始厌烦这个制造混乱的年轻人，1592年，伽利略被解聘了。幸运的是，享有盛名的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位置空缺，伽利略申请了这个职位。在那时，他在科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吸引到一些重要的意大利科学研究领域的人物，而他的声望甚至引起了大公费迪南多一世的注意，他更评论他是“托斯卡纳最出色的数学家之一”。由于这个称号，伽利略得到了帕多瓦的职位。

伽利略很快适应了帕多瓦的生活，而且每年可以获得500弗罗林的工资。同从前一样，他依然视社会习俗为粪土，很快与热情、年轻的情妇玛丽娜·甘比亚同居，并最终生养了三个孩子。他的研究同样产生了非正统的结果。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与住在布拉格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联络。伽利略向开普勒承认，自己相信哥白尼关于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学说，但是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向公众承认这一点，特别是他在帕多瓦的同事基本都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拥护者。事实上，伽利略没有意识到，开普勒此时正在进一步证明并完善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这个前望远镜时代，利用最精确的天体观测数据，开普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行星绕着太阳在一个椭圆轨道上运行，而不是哥白尼所说的圆形轨道。

1604年，伽利略注意到一个新的星体出现在天空中，这事实上是一颗新星（一颗爆炸星），是从公元前134年至今出现的第二颗这种类型的行星。这颗星体的发现在宗教思想家圈中引起强烈恐慌，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会有像新星这样的事物出现。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由四种成分组成（土壤、空气、火和水），天空与地球是分开的，而且是由第五要素构成的，第五要素或是精华，是完美且不可改变的。像彗星这样的物体，似乎反驳了这样的观点，被巧妙地解释为根本不属于天空，它们存在于月球下最靠近地球的区域，是气象的现象而不是星体。伽利略不惧争论，开始了关于新星体的一系列演讲，指出他是怎样驳斥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的理论的。结果是，他开始卷入与帕多瓦的哲学教授西萨里·克雷蒙尼的辩论。克雷蒙尼坚持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强调物理规律和测量法只适用于地球，而非适用于地球之上的天空，包括全部的行星和恒星。由于是由第五元素组成，这些是不变的，不遵循适用于土壤、空气、火和水的原则。当他们对天空开始测量时，他们似乎在反驳亚里士多德的法则；事实上，这些法则根本不适用这个领域。伽利略因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来驳斥这些观点而沮丧——他提供不了任何实验论证来证明他们是错的。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开普勒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正如他准确地计算了行星轨道是椭圆的一样，也证明了数学不仅适用于地球，也适用于宇宙。

此时，野心勃勃的伽利略开始不耐烦了，因为已经40岁的他，似乎声誉和财富始终对他若即若离，甚至克雷蒙尼的工资都是他的两倍，而其他人只付出了相当于他一半的努力却享有盛誉。伽利略已经构想出所有原始想法的样子，他甚至制造出了大量精巧的发明——包括农业设备、军事仪器和医学设备，但没有一件为他带来成就。在他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时，其他人轻易地窃取他的想法而从中牟利。渐渐地，伽利略赚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他需要养一个情妇和三个孩子，更不用说在佛罗伦萨的家庭——他开始债台高筑。

作为最后的选择，伽利略决定写信给托斯卡纳的费迪南多一世大公，在宫廷中寻求一份官方职位。他的信到的正是时候，因为费迪南多正好需要在暑假为他的15岁儿子和继承人科西莫寻求一位家庭教师。伽利略被聘用，他和年轻的科西莫住在佛罗伦萨城外小山上的美第奇别墅里。在那里，伽利略度过了几个月舒心的日子，生活得轻松而奢侈，并且由于他令人兴奋的科学实验和卓越的见解，他受到年轻的科西莫的喜爱。然而，夏天过去了，他不得已回到了帕多瓦面对生活的窘境。

1609年，伽利略再次被美第奇家族聘用，这次的聘请人是费迪南多一世的妻子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她需要伽利略的帮助。不幸的是，她认为伽利略是个著名的占星家而不是天文学家，她只是邀请他为其丈夫算命。费迪南多一世病重，她想知道伽利略能否救她的丈夫，如果可以，他还能活多久。伽利略不想放弃她对自己的恩惠，于是马上开始了工作，而此时现出了特别乐观的星象。他向大公夫人保证，根据星象来说，费迪南多一世会很快复原并存活很多年。可结果却是费迪南多一世一周内就去世了，而伽利略在美第奇家族的雇用生涯似乎也陷入了僵局。

同一年，在帕多瓦的伽利略获悉一个新发明的消息——望远镜，原产国为荷兰。在伽利略亲眼见到望远镜之前，他已经很快掌握了原理，它们实质上就是两个装着透镜的管子，于是他自己也制造了一只，而且这只甚至比之前的效果提升了10倍。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他把这项发明捐助给了威尼斯总督。海军很快意识到望远镜对军队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向自己进发的船只将会被及早发现，为城市的防御争取了更充裕的时间。感激的威尼斯总督授予他帕多瓦教授职位以度晚年，不幸的是，他所希望的额外的奖金没有实现，他仍然是债台高筑。

伽利略很快知道如何制造更好的望远镜，最后他造出比先前的功效强32倍的望远镜。更重要的是，他很快意识到怎样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放大工具，他开始用它们观测天空，令他意外的是，一个全新的宇宙空间在他眼前打开。像是哥伦布发现未知新大陆一样，伽利略也在不久之后创造出一系列轰动性的发现。

实质上，大约长达3500年，我们对宇宙还没有什么发现；占星术靠肉眼的观察，已经通过古巴比伦人站在他们的金字塔的顶上绘制星位图而达到极限。当伽利略举起望远镜放到眼前开始聚焦月亮时，一切都改变了。之前的月亮不过是一个发光的大圆盘，渐盈渐亏。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而神秘的球体。除了渐盈渐亏，月亮还是个半明半暗但大小不变的球体。通过更进一步观察，这个球体表面竟然包含了环形山、连绵山甚至似乎是海洋的东西。伽利略知道，这将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彻底的失败，那个天空中的球体当然不是由不变的第五要素构成的理想球体——它是全新的世界，有着所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缺点和特征。

伽利略在一本书里描绘了他的发现，他把这本书定名为《星际使者》，他满怀希望地将书送给他之前的学生——托斯卡纳的大公科西莫二世。伽利略的著作引起整个欧洲的轰动，在他的很多发现中，包括木星有卫星的事实，而令收到这本书的人骄傲的是，伽利略将这些新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美第奇如今在宇宙中名垂千古了！伽利略在科学领域更重要的研究是“金星相”，它与月亮盈亏的方式相同。它的表面，像从地球上看到的那样，从暗变亮，然后再由亮变暗。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金星和地球一样，绕太阳运行，对这样的现象，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伽利略还观察了太阳（利用墨镜来保护眼睛），并发现了太阳黑子，它们呈现出云一样的形状，“几乎要吞噬掉它们自己”。这进一步证明了天空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阐述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伽利略的发现，毫无疑问遭到了众多亚里士多德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其中最独特的言论来自一位巴伐利亚的修道院院长：“我已经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没发现任何类似你所描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太阳黑子可能来自你的光学仪器或是眼睛。”不幸的是，伽利略不可能反驳这些批评，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

伽利略的回答也相当有个性，亚里士多德、宗教组织、他的敌人和债权人——他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随着他观点的“离经叛道”越来越严重，他的偏执也随之增长。他对他的批评家的回击变得越发无情和蔑视，使得自己在学术领域树敌无数。

但是《星际使者》给他带来了成功，19岁的大公科西莫二世感觉受到了重视，因为他的前家庭教师仍然记挂着他，于是他慷慨地给予伽利略托斯卡纳“第一哲学家、数学家”的职位，从而得到了可观的收入，还包括了价值不菲的位于佛罗伦萨南部山上的布洛斯格尔多别墅，这是一处理想的天文观测地。伽利略马上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帕多瓦，却把他的情妇遗弃了，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伽利略给她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嫁妆钱，以便她日后结婚用，而事实上，她的确一年以后就再婚了。

这个时期成为伽利略生命的顶峰，也标志着美第奇家族对于科学文艺复兴影响力的高峰。在这里，美第奇家族成为新科学时代的教父，伽利略在他们的资助和保护下，才能够无视批评家的指责而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他的新发现迅速传遍欧洲，并被知识分子接受。在荷兰，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儿开始学习伽利略的著作，激发他完成了独创性的《方法论》。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儿列出了发现真理的理性和科学的思考方法，为所有伽利略已经开始的研究提供了哲学依据。

伽利略现在投身于不受妨碍的研究计划上，并同时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广泛的理论推测。他关于物理学和数学之间密切联系的观点，引领他在物体的两种不同性质之间做了区分。首先，需要先对物体的物理性质进行测量，包括长度、重量等，这些都属于物体的属性。之后就是无法具体测量的部分，例如气味、颜色和味道。这些本来不属于物体本身，而且源于研究人员对它们的印象。这些重要的区别后来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所接受，形成他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这是第一次将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表明所有真理都必须以实践为基础。

哲学家笛卡儿和洛克将会引起哲学思想的复兴，并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开始。这两种哲学（理性的和经验主义的）应该归功于伽利略，而伽利略极大程度上依赖美第奇家族的保护，伽利略将引起古哲学向科学而非哲学的转变。根据伽利略实验的结果，他开始推测物体的基本性质，这引领他复兴了公元前4世纪由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次提出的观点。德谟克利特阐明，所有的物体都是由不可分的实体组成，他把这种不可分的实体叫作“原子”。最终，这个观点影响到了物理学和化学，并结束了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土壤、空气、火和水”组成的观点。

尽管很多世纪后原子才被观察和计算，但这种观点直入新科学革命的心脏。原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而土壤、空气、火和水是物体的质，而不是量。新科学革命从一个质的世界向量转变，而数学将会被广泛应用。

伽利略开始思考新日心说理论并推测太阳周围行星的惯性轨迹一定是由两个物体间的磁力引起的。他的研究揭示了他正处于系统地阐述类似万有引力的观念的边缘，并设想这种万有引力适用于整个宇宙。伽利略把物理学运用到行星运动是划时代的进步，此时开普勒已经将数学运用于宇宙了。此时伽利略表示地球的物理规律也是通用的。他大胆地宣称：“地球规律适用于宇宙。”

此时，他正踏入危险的境地，罗马教廷的当权者开始对伽利略革命性的新见解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没有人阻止他。1611年，他被罗马宫廷邀请去演示他的新望远镜，而他的新发明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极好的印象。受此鼓励，伽利略决定展示他的全部发现，彻底证明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的真相。他完成了一本描述太阳黑子的著作，阐述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他表明科学能够解释宇宙，他的书很快散布到欧洲各处，他的观点开始被在校大学生接受。

天文学家开始关注由伽利略导致的巨大威胁，对他进行了迟来的毁灭性的多重打击。他们指出伽利略的突破性见解不仅仅否定了教堂的教义，更否认了《圣经》。宗教组织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伽利略的思想无疑是异端的。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在宗教组织中，伽利略仍然有他的朋友和拥护者。教皇及红衣主教在努力推行文艺复兴的观念，很多教会中有权势的人物依旧对这个理智的过程保持同情（不得不说，著名的圣彼得圆顶大教堂是天主教的骄傲，它比预计时间早了20年完成，被普遍认为是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

在众多对科学主义十分着迷的人中有一个佛罗伦萨人，他是很有影响力的红衣主教马费奥·巴布里尼，他告诫伽利略只要他只单纯地谈论数学，就不会深陷于麻烦中。这个建议十分奏效，因为教会认为数学是柏拉图式的，实质上都是理想主义和抽象的学问，与真实世界没有联系，而伽利略真正的科学方面的见解却是完全相反的。

通过一些提示，我们可以在一些文章中看到关于教会与科学的斗争，他们都是在历史中显而易见的两派势力，而这种争端其实是不明智的。他的本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保护西方革命。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黑暗时期，古代知识只在一些偏僻的基督教组织中留存了下来。而在之后到来的稳定的中世纪时期，这些知识散播到西欧的各个国家，但依然是保存在教会中。其实这些智慧的结晶已经在中世纪的高峰时期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但教会仍然认为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他们的，教会所教授的即是全部的知识。因为文艺复兴需要尝试智慧的复辟，教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由于教会不愿放弃自己对于知识的垄断地位，他们宣称所有的知识都需要认同他们的教学，这就意味着如果新发现的科学能够被接受，则必须与人们已经了解的情况相吻合。守旧的思想是对抗静态的、智慧的实践的最大敌人，紧张的局势即将出现，显而易见的是新变化将会发生，而伽利略则站在了这个加速毁灭过程的正中心。

1616年，教会把哥伦布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而伽利略则受到警告，他必须不“坚持或保护”这样的观点，否则，他将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这个宗教法庭已经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设立起来，目前正在积极地与所有反对天主教会的行为进行战斗。宗教法庭的目的是找出异教徒，必要的时候，会施以酷刑；通过这种方式，任何在天主教领地上的新教种子都将被根除。

绝望的伽利略写信给红衣主教巴布里尼、托斯卡纳大公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朋友。在写给得到亡夫遗产的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中，他中肯地写道：禁了哥白尼的著作在我看来是对真理的驳斥。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伽利略最终选择退休，回到了他在布洛斯格尔多的别墅，并始终受到大公科西莫二世的保护。

七年后，伽利略的朋友巴布里尼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伽利略满怀希望地到罗马与之讨论科学。乌尔班八世与之产生了共鸣，于是允许伽利略完成一本关于“世界体系”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伽利略可以延伸哥白尼以及教会关于宇宙的观点，只要他最后承认教会的观点是正确的。伽利略完成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以知识分子沙格列陀的口吻，提出了哥白尼的宇宙观，而当时教会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代表了辛普利邱的论点。不幸的是，伽利略再一次达到忘我的境地，结果是辛普利邱被塑造得看上去有点太简单。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认为他们在辛普利邱的性格中里看到了教皇本人的影子。乌尔班八世很愤怒，他的荐臣煽动他要坚持这种观点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宗教的。欧洲陷入了长达30年的战争，卷入了欧洲大陆各处天主教和新教军队之间毁灭性的战争。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伽利略的观点被判定为比路德和加尔文的结合还要糟糕。

这对于伽利略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的保护者、从前的学生大公科西莫二世于1621年去世了。失去了其他人的保护，伽利略被命令在罗马因异端罪接受审判。仅仅30年前，哲学家、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同样在罗马接受审判，最终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伽利略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极度危险中，已经68岁且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的伽利略不得已抵达了罗马。面临着可能遭受宗教法庭的严刑拷打，他很快就屈服了。他被迫郑重宣布，他放弃、诅咒甚至憎恶自己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观点”。据说，即使是在接受审判时，他还是禁不住低声喃喃自语：“但它还是在移动的。”

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但是，由于他的年纪和糟糕的身体状况，他被允许返回托斯卡纳。这里，在新大公费迪南多二世的友善保护下，他被软禁在南佛罗伦萨的阿尔赛特里小庄园里。四年后，伽利略的眼睛开始看不见了，但他却依然坚强。很多仰慕者纷纷从北欧赶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其中包括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伽利略彻底失明之前的几个月，他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月亮在绕地球运转的同时还在自转。不久之后，他完成了最后的杰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其中总结了他的观点。手稿被偷偷地送到了荷兰，在那里出版并分发到了欧洲的科学家手里。伽利略最终在1642年1月8日去世，享年77岁，他去世后几个月，英国的艾萨克·牛顿出生。350年后，罗马教廷最终承认，在伽利略的问题上，他们“弄错了”。

这个认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屈服，因为直到伽利略去世，教会都没打算原谅他的过错，而他从前的朋友乌尔班八世更是怀恨在心。大公费迪南多二世提议伽利略应该被埋葬在圣克罗克教堂，很多佛罗伦萨的名人都埋葬在那里，包括了吉贝尔蒂、马基雅维利和米开朗基罗，但教皇不同意。伽利略没被允许在圣克罗克教堂举行基督教葬礼，直到他去世75年后。

大公费迪南多二世对伽利略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1632年，在他到了法定年龄继任大公职位后，他经常从皮蒂宫对伽利略下达指令，请伽利略为他的宫殿制造最新式的望远镜。费迪南多二世对美第奇星特别自豪，他用最新式望远镜自豪地为一批批高贵客人介绍这颗行星。1635年，在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乌尔班八世没收后，费迪南多二世在对这部书的保护和传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让他弟弟马蒂亚斯·德·美第奇把这部著作的手稿副本偷偷从佛罗伦萨带到北欧，在那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出版。结果，在伽利略被软禁期间，当霍布斯拜访伽利略时，他告诉年迈的科学家，他已经看到了他的《关于托密勒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英文译本。

那么，为什么1632年《关于托密勒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开始出版后，费迪南多一世不再保护伽利略了呢？又是因为什么费迪南多二世允许将年迈的伽利略召回到罗马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呢？1621年，费迪南多二世10岁时即继承了权位，但当时他还未到法定年龄，所以托斯卡纳由科西莫二世的遗孀克里斯蒂娜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媳妇统治。在费迪南多二世17岁时，他被送往欧洲的重要城市继续深造，即使在1632年，费迪南多二世已经具备了统治能力，依旧受制于克里斯蒂娜公爵夫人，直到1636年她去世。1632年，当伽利略被召唤到罗马时，乌尔班八世与年轻的费迪南多二世取得联系，警告他不要干涉其中，以免造成严重的外交混乱。克里斯蒂娜公爵夫人使得托斯卡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教皇影响，大批牧师涌进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很多已经几乎荒废了的修道院渐渐人满为患，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牧师开始在行政机关任要职，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曾受到大公科西莫一世的明确禁止。

费迪南多二世是个很好相处的胖子，留着一头松垂的黑发和时髦的八字胡。在苏特曼斯早期的画像上，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有点滑稽的形象：穿着闪亮的盔甲，一手拿着剑，打扮得异常时髦，只是不像个勇士。但是他呆滞而友善的面具下却掩藏着出乎意料的能力，虽然其中的大部分仍然用懒散加以掩饰（见彩插图Ⅷ）。他似乎把自己的职责当成一种消遣，而不是严肃的责任，然而在他对托斯卡纳的执政期间，仍然能够在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和教皇的侵犯之间维持难得的平衡。

1638年，费迪南多二世与维多利亚·德拉·罗维尔结婚，美第奇家族期望他们不久能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确保美第奇家族的传承。但似乎这个任务并不容易，维多利亚是一位高大、端庄却盛气凌人的女人，尽管身体强壮，却还是遇到难产。她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就死了，而两年后她产下了一个病重的女儿，孕育这个孩子几乎要了维多利亚的命。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不会有继承人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相比于自己难以忍受的妻子，费迪南多二世更中意与宫廷里的英俊男士厮混在一起。幸运的是，这种消遣没有让他忘记王朝的责任，1642年，一个男性继承人诞生了。

与此同时，费迪南多二世的母亲玛德琳娜还是一个垂帘听政的狠角色，她制定了托斯卡纳的道德规范，而大公似乎对这个做法非常满意。但是，当他的儿子科西莫出生后不久，玛德琳娜给费迪南多二世提供了一长串名单，上面是在大公国内任高级职位的同性恋者。她要求知道她儿子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费迪南多二世默默接过名单，阅读上面的名字并把自己加了上去。玛德琳娜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她要求这些有罪之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费迪南多二世询问母亲要怎么惩罚，她回答这些人要全部烧死。于是，费迪南多二世将名单扔进了火里并宣布：“你的要求已经达到了。”

这个故事是有象征性的，它显露出了费迪南多二世在他随和的外表下日益成长的果断，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展现了佛罗伦萨的道德趋势。尽管在大公的统治下，城市的氛围更加祥和而繁荣，但仍然不符合大多人的预期，波提切利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基督共和国的观念也可能被意图不轨的人再次宣扬。

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美第奇统治者一样，费迪南多二世也喜欢为人民举办盛典。佛罗伦萨依旧因为艺术的繁荣而自豪，但这仅仅是繁荣时期苍白的仿制品。和平和繁荣无法激发这座城市曾经在暴力和动乱中迸发出的天才创造力。甚至城市以往驰名的风格也不复存在——人们只需要守着对黄金时期的骄傲记忆，娱乐当下，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艺术走到了边缘。也许卢卡·乔达诺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这是唯一一次，佛罗伦萨喜欢的不是佛罗伦萨人而是那不勒斯人，他的才能与他选择的器械有关系。他以空前的速度制造出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杰作的复制品。佛罗伦萨艺术领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艺术的主要中心分布在欧洲各处——罗马、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由乔达诺复制的文艺复兴繁盛时期已经很久远了，相比于现在艺术领域正盛行的巴洛克风格，佛罗伦萨人更喜欢乔达诺不合时宜的复制品。

人们宣称，巴洛克风格被佛罗伦萨人认为表现得过分夸张，那种外露的伤感和浮夸的爱情与他们的审美格格不入，他们更中意清晰的线条和经典的形式。但是这个观点极其可疑，因为佛罗伦萨造就了核心人物米开朗基罗，他作品中戏剧化的表达事实上为夸张的巴洛克风格铺平了道路。佛罗伦萨风格已经从马萨乔、波提切利过渡到了米开朗基罗，但是现在这种值得称道的流畅风格失去了活力。城市已经无力与艺术齐头并进的原因并不是对巴洛克风格的成见，而是艺术风格的匮乏。

然而，并不是所有佛罗伦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是平淡的。费迪南多二世的弟弟——红衣主教贾卡罗·德·美第奇，雇用了那不勒斯人萨尔瓦托·罗萨——一位有着非凡才能的画家和诗人，但却从未实现过承诺。相对于乔达诺而言，罗萨是他的时代之前的艺术家，他的一些诗歌，连同他的风景画和肖像作品至今仍被视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先驱。在他充满忧郁沉思的《哲学家的自画像》中，他这样说道：

要么保持沉默，

要么表达得胜于沉默。

不幸的是，罗萨没有继续如此快活地过日子，而是开始创造各种短篇讽刺的戏剧和反映战争场景的作品来迎合大众口味。他似乎不是很确信可以创作出反映自己生活的时代的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愿意尝试各种事情，甚至是滑稽演员。他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些依然好过佛罗伦萨面临的艺术上的沉默或者是艺术品位的缺乏。

费迪南多二世最小的弟弟利奥波多也成为一名红衣主教，但是，在他去罗马就职之前，他开始极端有意义的美第奇文艺复兴资助，这种资助是在科学领域。1657年，利奥波多创立了奇门托学院，侧重伽利略最热衷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实验结果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利奥波多的实验学院将会继续这种科学研究，它的信条是：尝试、再尝试，而它的标志是一个熔炼金属用的炉子。奇门托学院的成员不时地在皮蒂宫会面，当宫廷定居在比萨时，奇门托学院也转移到了那边，12个热情积极的成员包括费迪南多二世自己。

实验在宫殿和波波里花园中进行，坦白地说，奇门托学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员或是规则，而是简单地由参与学院非正式会议的人员组成。这些参与者将他们的发现告知全欧洲的科学家。在当时，这算是唯一一条传播科学发现的途径。在文艺复兴中各种社团相继成立，活跃在促进哲学、文学和神学的研究领域，但他们直到17世纪才成立了正式的科学社团。1603年，第一个叫林切科学院的科学社团在意大利的罗马成立，伽利略在成立初始就被邀请为成员，并在一次会议中将他发明的“眼镜”命名为望远镜。但是在伽利略被定罪后，奇门托学院被解散。奇门托学院在1657年的成立是个勇敢的举措，也是先锋的代表。之后的科学社团——皇家学会在1662年才成立，四年后巴黎成立了科学院，1700年创办了柏林学院。

奇门托学院并非是一个由贵族业余科学家组建起来的松散社团，它的活跃成员中有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伊凡吉利斯坦·托里切利。1641年，33岁的托里切利到佛罗伦萨，成为伽利略的助理，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在伽利略去世的第二年，托里切利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大学的数学教授。

1643年，伽利略第一次让托里切利研究一个想法。他拿来了一个一端封闭的U形管，并将它装满水银，之后将U形管倒置，把开口的一端放在一个水银碗里，让水银流入碗中。但是，水银流到一定程度后就停止了，因而形成了一段封闭的空隙，这就是真空，而托里切利是第一个用这种办法制造出稳定真空的人。通过对真空的观察研究，托里切利发现水银的高度一天天变化。他得出结论，水银的体积与空气压力有关，于是他发明了第一个气压计。

并不是所有奇门托学院成员的想法都是这么杰出的，然而还是有很多更加离奇的想法被满怀热情地试验着。费迪南多二世仍然延续着从他的曾祖父科西莫一世传承下来的对于生物的兴趣，并建立起了对外来物种的关注。但是，他决定从印度进口一些骆驼，这些动物最初被养育在波波里花园。费迪南多二世确信，骆驼的耐性会使它们成为比驴子更好的运输动物，并试图将骆驼引入当地的转运贸易。

令当地人兴奋的是，骆驼很快在托斯卡纳各处的街道上出现了，虽然到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与其说是满足了商业实用性，不如说是满足了人们对于外来物种的好奇心。这个提议以失败告终，但是骆驼却留了下来，被很好地保存到了20世纪，其规模已经增长到了200只，生活在靠近比萨海岸上的圣罗索里大公的公园里。

费迪南多二世决定让他的儿子科西莫接受教育，但是却遭到大公夫人维多利亚的反对，她认为科学是异端的，她坚持她的儿子应该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这个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只会加重小孩子的忧郁倾向——一种在青春期以神话为基督殉道者的不健康的依恋。费迪南多二世被这件事困扰着，但是决定不再干涉，他喜欢安静的生活胜过其他任何要考虑的事。很多人将这件事视为费迪南多二世性格懦弱的证据，而且在很多场合，费迪南多二世确实表现出了这个缺点，例如他在伽利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舍弃了他，例如他不愿阻止自己的儿子堕入宗教的忧郁中，这些都证实了他性格的懦弱。但是在宏观层面，费迪南多二世对于平静生活的渴望对于托斯卡纳是有利的。

在他长达49年的执政生涯里，托斯卡纳几乎没有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年却不是安然无恙的，在他执政伊始，托斯卡纳就发生了自然灾害。从1621年开始，佛罗伦萨陷入了三年庄稼歉收的窘境，饥荒遍野。三年之后，城市暴发瘟疫，10%的人口被感染。费迪南多二世亲自到受灾最严重的圣克罗克地区发放救济，赢得了早期的声望。

从此以后，他作为一位慈祥的君主，带领着统治区域从动荡的形势中渐渐稳定下来，达到了长期的稳定，进而缓解了经济衰退。但是外国竞争者开始削价，并与当地的布料和丝绸行业竞争，为了挽回局面，佛罗伦萨开始接受第一批旅游者。在北欧，文艺复兴艺术和理论的传播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于传统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趣。作为对他们教育的一部分，富有的年轻人被送往意大利，而佛罗伦萨凭借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雕塑和艺术成就成为通往罗马路上的必经之路。

在费迪南多二世统治期间，托斯卡纳仅仅被卷入了一场战争。1641年，当教皇乌尔班八世侵占了托斯卡纳北部边境一个半独立的小城邦卡斯特罗时，费迪南多二世谨慎地派出使者试探，在得知如果他采取行动，西班牙和法国都不会干涉时，他果断地穿上闪亮的盔甲，率领数量众多但是参差不齐的志愿军和雇佣军大举进军卡斯特罗。很快，教皇军队被击退。佛罗伦萨市民兴奋异常，但是最后得知这次出征几乎花掉了所有国库钱财时，人们就开心不起来了。大公国再也承担不起支付国债的利息，而买政府债券的钱或多或少都是百姓的存款。貌似大公国将破产，急切卖出政府债券的愿望也没有办法实现，现在的经济状况异常糟糕，以至于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选择。在乡村中，流动货币的匮乏使得物物交换重新在农业薪酬的发放中复苏起来；而在城市中，逐渐增多的旅游者的资金，使经济状况勉强能够继续维持原状。

此时，美第奇家族的收入主要来自教会的薪酬，在这个困难时期，费迪南多二世创立了很多慈善组织来资助失业人群，收集到的钱财又都还给了穷人。美第奇家族的财富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因为他们的金融状况与国家财政支持密不可分。洛伦佐或许挪用了城市国库为他奢侈的娱乐提供资金，但是费迪南多二世不需要挪用公共资金，因为大公国库就是他的。这意味着，举个例子，对皮蒂宫的扩建是由公众劳动完成的，而不是雇用私人承包商。美第奇家族依赖家庭银行作为他们收入来源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这个阶段，费迪南多二世最终结束了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业活动。美第奇已然成为贵族，成为欧洲皇室的一员，不再希望提及他们曾经在商业上的过往。

费迪南多二世在企图复苏经济上采取大胆的尝试，他资助了大量公共工程项目，其中最野心勃勃的项目是在里窝那修建一座新大楼的工程，那里急需一处新的住房建筑。由于科西莫一世崇拜自由的法令，这座港口城市扩张成为繁荣的世界性都市——1634年，一个英国领事馆在里窝那设立，这个悦耳的名字“Livorno”被英语曲解成了“Leghorn”。这座城市开始吸引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宗教难民、流浪手工艺者、水手、逃兵和其他被流放的人。这座城市中的交易免税，以港口周围附属贸易的形式间接地为大公国库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此外，城市还得到了可憎的名声，成为北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从属港口。英国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1644年到访了里窝那，看到“这样一群奴隶、土耳其人、摩尔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数量和混乱程度都是惊人的，交易、喝酒、玩乐、工作、睡觉、打架、唱歌、哭闹，几乎都赤裸并绝望着”。作为费迪南多二世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新房子在运河边称作新威尼斯的区域建起来，而与此同时，那些不受欢迎者被聚拢并驱逐到了阿尔及尔。

在费迪南多二世五十几岁时，他患上了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水肿，并且在当时极易突发中风。直到1670年，在他59岁的时候，他不得不卧床，并接受最好的药物治疗。据当时的目击者叙述：大公的药物并不起作用，于是他的医师给他放血，并在他的膀胱里取出了几盎司的石头。但依然不见效果，然后医师把一些粉末塞进了他的鼻子。之后，四只被剖腹的活鸽子放在了他的额头上。毫无悬念，费迪南多二世很快就去世了。他并没有得到爱戴，但是佛罗伦萨的市民已经习惯了他仁慈的专制统治，他的辞世受到了广泛的，但却不甚深刻的哀悼。

第28章　教父不复存在了吗

1670年，费迪南多二世28岁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大公科西莫三世。他的执政期以时间持久而著称——持续了长达53年，比其他任何美第奇统治者都长——尽管在这期间，几乎没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了长期的、缓慢的和偶尔令人同情的托斯卡纳和它的统治者的衰落。科西莫三世是次子，或许是因为比较幸运，遵照通常做法，美第奇次子将进入宗教界。但是，他的大哥出生时就死了，因此，科西莫成为并不适合的继承人。

所有见过科西莫的人都会强调他的忧郁和虔诚，甚至，来自卢卡的大使断言，大公“从没笑过”。他强势的母亲维多利亚鼓励他信奉宗教，而这似乎更像是心理疾病而不是虔诚的信仰。科西莫所谈论的全都是殉教和救赎；读的都是神学和传奇；而每天所做的只是出席每日的弥撒或者到乡下附近的圣地去朝圣。在他19岁的时候，即使他和蔼的父亲也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而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给他安排婚事。

费迪南多二世开始打听，最后设法安排了一桩极其有利的婚姻——让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侄女结婚。美第奇家族分离开的法国和意大利两支血脉如今令人担忧的亲近：费迪南多一世的法国妻子克里斯蒂娜是凯瑟琳的孙女；如今费迪南多一世的曾孙子要娶玛丽的孙女，而玛丽则是凯瑟琳的远房堂妹。其他美第奇成员已经融入欧洲的各大皇室——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和法国的波旁。太多近亲婚姻的阴影笼罩着所有试图通过王室联姻方式来维持他们高贵出身的家族，他们要经常与同族结婚。疯癫、退化和奇怪的体貌特征（例如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下巴，牙齿反合即兜齿）现已成为欧洲王室家族的通病，而其他较少相关的家族，例如美第奇意大利大公分支非常希望能够与其他家族联姻。为了维持血统的尊贵，美第奇家族在尝试一个极其危险的游戏。

科西莫的未婚妻是奥尔良公爵加斯顿的女儿玛格丽特·路易丝，婚事由红衣主教马扎林安排，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年他的父亲路易十三去世时即位，是路易十三与玛丽的儿子）的主要顾问。红衣主教马扎林一心想成为教皇，并悄悄告知费迪南多二世安排这场婚事的回报是当时机成熟时，美第奇家族支持他作为候选人。

有消息传到佛罗伦萨说，15岁的玛格丽特·路易丝，有着“褐色的头发，稍带绿色的蓝眼睛，并且性情温柔可爱”。事实上，这个对于她性格的评价可谓谬以千里，玛格丽特·路易丝实际上是一个任性的、恃宠而骄的姑娘，习惯了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这个时期，她正疯狂地迷恋着她18岁的堂兄——来自洛林的查理，并心心念念地要嫁给他。玛格丽特·路易丝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也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没见过面的、远方的意大利人，但是，红衣教主开始贿赂她。

婚姻契约于1661年1月签署，同年4月举办了代理结婚典礼。那个时期达成协议的王室婚姻与现代习俗正相反，在婚姻的最佳时刻需要引入一些心理上的程序。代理婚礼之后，玛格丽特·路易丝要起身前往意大利去面见她陌生的新郎并开始婚姻生活，之后渐渐与之熟识。

从一开始，玛格丽特·路易丝就对为她安排的婚姻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值得一提的是，1661年3月，红衣主教马扎林去世，于是，奥尔良公爵夫人立刻请示国王中止这桩婚姻。但是路易十四毫不理睬，于是玛格丽特·路易丝自己面见国王，她跪在路易十四面前，恳求他不要把她嫁给科西莫。但是国王依旧毫不让步，代理婚礼如期在罗浮宫举行，之后，玛格丽特·路易丝当着所有人的面哭着起身前往佛罗伦萨。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孩来说命运是艰难的，加上她倔强的性格，一切就变得难上加难。当抵达马赛时，查理的意外出现让她非常高兴，但最终令事情更加糟糕。当玛格丽特·路丝丝登上用花环和彩带装饰的通往里窝那的大船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缺少了圆满结局的童话故事。

费迪南多二世回到佛罗伦萨，他异常兴奋地注意到了儿子举止的变化。科西莫开始注意外表，甚至开始尝试法国风格的着装，准备给新娘留个好印象。然而在这身特别时髦的服装下面，是一个相貌普通、肥胖、阴郁并遗传了美第奇家族耷拉的眼皮和突出的嘴唇的19岁少年。

6月15日，在安布罗加纳别墅，年轻的新婚夫妇第一次会面，安布罗加纳别墅是美第奇家族打猎的小屋，在恩波利附近，恩波利距佛罗伦萨只有15里。那是一次不祥的会面，玛格丽特·路易丝愁眉苦脸，对科西莫很失望，因为他甚至没有主动过来亲吻新娘。虽然新郎新娘都有着不大讨人喜欢的性格，但在这样可悲的情形下，不可能不对他们表示出同情（这将在西欧各处的险要家族中产生共鸣）。

就是这样两个人，将成为佛罗伦萨以前从没见过的最壮丽的庆典上的一对主角。盛典在五天后举行，城市的每个街道都焕然一新，从教皇利奥十世到来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城市都没有被这般装饰过。圣加罗广场放置着成排的椅子，凯旋门连接着通向大教堂的路。前面由列队整齐的瑞士卫队开道，科西莫骑行到广场，身着黑色镶钻的短袖束腰外衣，由100名身着美第奇彩色服饰的士兵陪同。在他后面，跟着一辆由白色骡子拉着的敞篷车，玛格丽特·路易丝身着银白色绣花的婚礼礼服，戴着一串足有40颗珍珠点缀其间的钻石项链，由两颗鸽子蛋大小的珍珠链接到肩上。一个很大的金黄色华盖保护她免受日光之苦，华盖上点缀着许多小珍珠，由32个从佛罗伦萨古家族中选出来的年轻后生高高抬起。婚礼队伍由不少于300辆马车跟随，包括佛罗伦萨城市中还存在的古家族成员。新郎新娘从车上下来步入教堂，在入口处被洒上圣水，12个唱诗班的成员唱着感恩曲。在他们中间，新郎毫无表情，新娘甚至没露出一个微笑。

典礼过后，佛罗伦萨的市民自发地开始了庆祝活动，而整个庆典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整个夏天。先是在圣-玛利亚-努奥娃广场的两轮马车赛，之后是圣克罗克广场的马上比武，赛马结束后迎来夜晚的烟火，而这期间还在皮蒂宫举办了以历史英雄和古希腊神话为主题的化装舞会。

玛格丽特·路易丝被这个在波波里公园的圆形露天剧场上、在两万名观众面前表演的化装舞会所打动，在这场盛大的演出中出现了历史性的时刻，芭蕾舞演员在马背上表演，甚至科西莫自己都穿着以珠宝装饰的铠甲，像大力神一样亲自表演。然而，庆典刚刚结束，玛格丽特·路易丝就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失望，科西莫又退回到习惯性的虔诚和阴郁。宫里仆人的闲言碎语逐渐增多，他们议论这对新郎新娘讨厌彼此，甚至都没有同房。然而这些流言蜚语不全是真的，结婚两年后，玛格丽特·路易丝在1663年诞下一个男婴，起名费迪南多。

此时，婚姻几乎结束了。玛格丽特·路易丝尽其所能地引起科西莫的厌恶并使他难堪，而科西莫则把自己禁锢在宗教中聊以自慰。曾经有一次科西莫靠近妻子的床铺，她抓起床边桌子上的一个瓶子，威胁要是他不离开她的卧室，就打破他的头盖骨。玛格丽特·路易丝由她的法国仆人围拥着，在偌大的宫殿中从一间卧室转移到另外一间卧室，只为了让她的丈夫找不到她。起初，她让科西莫给她皇冠珠宝，然后她马上让她的仆人送回法国（费迪南多二世成功地在仆人到达口岸之前将他们阻截）。在她的儿子出生之后，玛格丽特·路易丝开始给路易十四写信，央求他派遣教皇取消这门婚事，路易十四无视她的恳求，命令她不要再写这样的信件。此后，她转而开始给查理写信，表达对他浓浓的爱意，恳求他来看望自己。最后，他出于怜悯短暂地到访了佛罗伦萨，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在他回到法国之后，情书纷至沓来。费迪南多二世后来听到了风声，将情书纷纷阻截下来。1667年年初，玛格丽特·路易丝第二次怀孕，她开始长时间地骑马，希望能够导致流产，却未能如愿。1667年8月，她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安娜·玛丽亚·路易萨。

痛苦还在继续：玛格丽特·路易丝情绪起伏不定，开始在暴怒和绝望之间反复，而与此同时，科西莫也陷入了几乎永久性的宗教低潮，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致的就是加餐。费迪南多二世发觉儿子痛苦的婚姻问题，鉴于儿子希望能够拥有一段平静的生活，费迪南多二世建议科西莫去欧洲转转。除了逃避家庭困境外，也可以为其建立有用的外交关系提供便利，为他日后即位成为大公做好准备。

1668年，科西莫开始了他的夏季旅行，此次前往奥地利、德国和荷兰，但当他回来之后，棘手的问题还依然如旧。于是第二年，费迪南多二世派遣科西莫开始第二段旅行，这次是去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他的英国之旅被塞缪尔·佩皮斯记录在了日记里，他描述科西莫是一个穿着丧服、清秀但又黑又胖的男人。国王查理二世热情地款待了科西莫，而他也通过晚宴的形式款待了很多伦敦社会各界人士，据受邀人员评价，他们很享受这次晚宴。在科西莫回法国的路上，他还去了趟巴黎。据记载，他积极地参与了所有话题的讨论，并对欧洲各宫廷的生活方式都了解得很透彻，这令人钦佩。这些旅程似乎让科西莫超越了自我，新奇的事物使得他忘记了自己的抑郁而开始享受简单的生活。但是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持续到最后，因为在他第二次旅程回来后不久，他的父亲费迪南多二世去世。28岁的科西莫顺理成章地即位，史称科西莫三世。

令宫廷惊讶的是，新大公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改革大公国财政开始他的统治，试图复兴托斯卡纳衰落的经济。但是，这个举措很快被证实比预期要复杂得多，于是科西莫三世转而向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寻求建议。当他开始对行政问题失去兴趣时，维多利亚将权力全部接管，没过多久，大公的内阁会议转移到了她的私人公寓中。

1671年，玛格丽特·路易丝生下了次子贾恩·加斯顿，用他法国的外祖父奥尔良公爵的名字命名。一年后，玛格丽特·路易丝给科西莫写了封信：我宣布，我已经无法再与你生活下去。我是你抑郁的原因，就像你是我抑郁的原因一样。她告知她的丈夫她已经写信给路易十四，请求允许她进入巴黎修道院。

科西莫三世被这个消息激怒了，命令大公夫人立即离开佛罗伦萨。她被要求入住美第奇位于阿尔巴诺山脚下、距离波焦阿卡伊阿诺东边20英里的别墅，在那里等候命令。为了表达她强烈的不满，玛格丽特·路易丝离开佛罗伦萨时带走了超过150个仆人、厨师、马夫和其他随从人员。科西莫三世下令他的妻子除了在花园中散步和打猎外，不准离开别墅半步并随时由武装的士兵陪同。

关于她境遇的消息传到了路易十四耳朵里，他开始就科西莫三世妻子的事情与其取得联系，路易十四不允许自己拥有皇室血统的堂妹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最终，1674年12月，玛格丽特·路易丝被允许回到法国，她进入位于巴黎北部蒙马特的一座修道院。这个决定似乎令每个人都称心：科西莫三世留住了三个孩子和他的尊严；路易十四得到极大的宽慰；玛格丽特·路易丝如愿开始了修道院生活。她刚刚在修道院安定下来就开始给查理写信，但却得知他已经与其他人喜结连理。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玛格丽特·路易丝在修道院开设了舞蹈课，而这个“室内游戏”的参与者包括了看守她的卫兵。偶尔，她会戴上金色的假发，脸颊涂上厚厚的胭脂去凡尔赛宫赌博。当她输掉科西莫给她的全部花销后，她会写信给科西莫要更多的钱，信中总会点缀一些零星的“爱意”：我没有一小时或一天是不希望你被绞死的。最终，修道院院长再也不能忍受玛格丽特·路易丝的行为，并向管理她的人报告。

玛格丽特·路易丝得知后威胁要烧毁修道院，于是路易十四将她转移到了更小的、位于巴黎东部的圣德曼修道院。在那里，已经51岁的玛格丽特·路易丝高兴地得知她继承了一份来自远方堂姐的小额遗产。圣德曼修道院的女院长喜欢打扮成男人样子到修道院外旅行，最终逃离了修道院。因此，玛格丽特·路易丝接替了她的职责，开始以她自己的方式管理修道院。在她晚年时，她暴躁的脾气开始缓和，作为院长，她安心下来与一位叛教的牧师过上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是她的教区经常有修女潜逃。1721年，玛格丽特·路易丝去世，享年76岁，在此之前，她总喜欢回忆曾经在托斯卡纳做大公夫人时的光辉岁月。

1675年，当玛格丽特·路易丝一离开佛罗伦萨，开始她在巴黎的修道院生活时，科西莫三世就发现，他开始想念他的妻子。尽管事实上他孤单的家庭生活经常被她真心希望他死掉的信件所打断。于是，科西莫三世陷入更深的绝望，开始以暴饮暴食来安慰自己。随着这些越来越夸张的马拉松式的美食活动的开展，参与者与日俱增。盛宴以民族为主题，参与者都要穿着最相称的民族服饰。东方国家的晚宴要身着礼服，戴塔布什帽子；英国的盛宴由身着黑色打底裤、戴假发的男人服侍；摩尔人的晚宴则需要把脸涂黑。任何形式的晚宴食物都绝对不能马虎，烤肉和烤鸡必须要当着科西莫三世的面称重才能上桌，而那些没通过称重检查的，则需要重新退回厨房。冰淇淋被雕塑成天鹅或是船型，而果冻以城堡的形状出现，城堡的城垛则用例如菠萝的进口水果点缀。科西莫三世尤其喜欢蜜饯果品，这是一种他在伦敦意外发现的美味，他曾派他的一个厨师去英国学习制作这种美味食品的秘密。

这样的嗜好似乎只是心理上的移情，而并非因为贪吃，没有伴随过度颓废或是沉湎于酒色的放纵。相反，尽管他的腰围越来越粗，科西莫却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虽然这因为他的表现而不大令人信服。他仍保持着极度的虔诚，并确信托斯卡纳的道德观会反映出他态度的虔诚。此时他仍然受到母亲专制的影响，钟爱玩乐的佛罗伦萨市民似乎在依然沉浸在婚礼的热情中时就发觉到了一丝城市道德风气的消沉，而这种变化随着科西莫的统治演变得更加极端。

比萨大学在意大利的科学声望仅次于帕多瓦，它被官方和法令告知：“殿下不允许被任何教授以阅读或教育、公开或非公开、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教导德谟克利特哲学、原子论或是除亚里士多德之外的学说。”这种教育审核制度是无法钻空子的，与此同时托斯卡纳还出台了一个禁止市民在境外读书的法令，违反这条法令的哲学家和学者将处以罚金，甚至是监禁。美第奇家族资助诗人和科学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佛罗伦萨这个昔日欧洲的文化中心和智者摇篮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变得消沉而愚昧。

这样的法令保护着宗教的道德教育，而进一步的法令保护了道德法规的实施。每年的青春节因为源于异教而被禁止，女孩儿不能在大街上颂唱青春歌曲，否则会受到鞭刑。年轻女孩儿斜倚在床边与楼下的男孩儿调情，这种长期存在的求爱方式也遭到了禁止，因为“这样会导致强奸和堕胎”。佛罗伦萨甚至尝试重新恢复禁止女演员演出的法令，但最后证明是徒劳的。同样，禁止卖淫也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那时起，这种行为被严格管理。妓女必须花费6万弗罗林购买一年期的执照（相当于无工作技能的工人一个月的薪水）。她们还被要求戴黄色的缎带，并且晚上在街上时要打着灯笼。不遵守规定的人将被脱光上衣鞭刑游街，那些被控告鸡奸的客户将被斩首。随着科西莫三世的统治期间从几年延长到几十年，越来越多的罪犯被公开处死。相对较轻的罪状，罪犯也被判去当船夫，这个处罚的结果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瘦骨嶙峋、千疮百孔地返回。

眼下经常涉及社会纯洁问题，新的法规很快开始涉及种族问题。许多年间，犹太人禁止住在佛罗伦萨，而现在这个政策在托斯卡纳被执行得更严格。反犹太主义逐渐制度化，犹太人禁止与基督徒结婚，甚至禁止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犹太人还不准找基督教的妓女，而卖淫给犹太人的基督教妓女在进监狱之前必须接受鞭刑。这些法律效力在里窝那尤其强烈，犹太人的移民队伍人数已经达到了2.2万。很多犹太人开始四处寻找避难所，而从自由港和托斯卡纳外围的贸易所征收的税款急剧下降。在这样的情境下，任何排外的偏见都得到允许，尤其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新的法律反映出社会往来的严重问题。结果是，上千的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巴尔干半岛国民发现他们成了被迫害的少数派。早期仁慈的大公政策变得专制，而科西莫三世将自己关在宫殿里，穷困潦倒的佛罗伦萨的街道在夜晚死一般的寂静。

大公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为了能够支持官僚主义继续为他所控制的国家工作，科西莫三世马上开始增加税赋。完全抛开自己固有的策略，这样的政府应该最终会成为托斯卡纳的救星，但是却被沉重的抑制手段影响着；这样的行政机关是有效率的，但是却不被允许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从而复兴经济。只有教会日渐繁荣，牧师和宗教组织可以免去大部分的税收，于是佛罗伦萨涌现了数量众多的牧师和修女。在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修女的数量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占据了女人人口数量的20%多。

从仅存的还赚钱的商业筹措资金只会继续粉碎这些公司。常用商品，如盐、面粉和橄榄油都被商人垄断，但是商人被允许购买“例外”，可以提供垄断之外的有限的赦免。尽管如此，这样的垄断权也不易得到。盐的垄断就是个代表：通过非法方式萃取盐，例如熬制海水得到盐分，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那些依赖大公国的繁荣维持生意的小商贩和手艺人，他们的生意逐渐衰落，而在乡下，边远的可耕地区域变成荒野。虽然这个时期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托斯卡纳的人口数量在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几乎下降了40%。1685年，英国索尔兹伯里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在意大利周游时记录到：“当你走进托斯卡纳时，你会发现它的人口数量如此之少，曾经那么繁荣、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的地方居然如此的凄凉和贫穷。”

科西莫三世一定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也定期来到托斯卡纳，尽管他来此的目的不是察看大公国的形势。科西莫三世是个不折不扣的信徒，定期到遍布于乡下的教堂礼拜。如果不是沉浸在精神旅途之中，他一定是跪拜在位于皮蒂宫的教堂里面。

厨师并不是科西莫三世员工中唯一接受出国使命的工种，他还有一支漫游欧洲寻找圣物的代理人团队，而圣物都是用日渐减少的国库钱财购买来的。当国库几乎耗尽时，科西莫三世开始占用美第奇家族的财富。购买的这些昂贵的宗教摆设中，很多是新教地区不再需要的，可以被视为美第奇家族最后的善举，虽然这种资助在旧式家族的传统中仍没有完全停止。科西莫三世沉溺于对他挚爱的艺术家的直接赞助，例如西西里人戴塔诺·朱姆博，他用蜡制作完成了复杂的、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堕入地狱的灵魂在地狱中的痛苦——圣徒遭受折磨以及瘟疫受害者悲惨生活的景象。同样地，科西莫三世收集了很多描绘怪诞生物的作品，例如双头狗、丑陋的小矮人以及富于想象的外来怪物和医学病理图。这些最终导致了他越来越严重的抑郁倾向，而他调养的方法是暴饮暴食和服用不知名的灵丹妙药。幸运的是，这些没有影响到他的实际健康，他的身体很强壮，只是给他带来了过重的身材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在他的精神上，据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害怕死亡。

美第奇家族在坚持了两个半世纪以后出现了这种令人唏嘘的衰落。第一个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被痛苦和病痛折磨，因为违反了《圣经》中禁止发放高利贷的禁令而生活在对炼狱之火的恐惧里。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对死亡和地狱的恐惧，才产生了教堂和孤儿院，摆满古典文学的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人文主义的先锋学者的作品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杰作。

1694年，科西莫三世令人畏惧的、虔诚的母亲维多利亚去世，留下她的儿子独自一人统治大公国。他现在不得不对国事产生一时的兴趣；行政部差不多能自如管理，但是，外交政策需要做出超越官僚政治范围之外的决定。此时，科西莫三世仿效他的父亲费迪南多二世所采取的政策，而且显示出出乎意料的机敏，而延续这种政策意味着托斯卡纳已经很大程度上在国际舞台上被忽略。曾经被法国国王和那不勒斯国奉承、被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关注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如今托斯卡纳的统治者被当成不相干的人。幸运的是，他的领土也同样被忽视了，这就意味着托斯卡纳不会卷入像西班牙那样的连续战乱中，这场战争从1701年一直持续到1714年，在这期间，北欧四分五裂，法国、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为争夺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领土而宣战。在意大利，萨沃伊和那不勒斯被卷入战争，但是科西莫三世没做任何威胁托斯卡纳命运的事情，或者可以说是没什么可做。

保持中立对于托斯卡纳来说不仅仅是明智的，更是必要的，因为大公国近几年间几乎无力采取任何军事举措，这个可以从官僚阶级保管的军事记录中窥见端倪。据记载，里窝那的驻军还保持1700人，虽然通过更仔细的观察发现，很多名单上的士兵已经超过了70岁，有些甚至80有余。于是，对于他们身体强壮的描述成为笑谈，事实上有些已经视力衰退甚至失明，更有些需要拄着拐棍。曾经强大的托斯卡纳海军，已经骤减到了三艘战船和几艘小船，水手只剩下198人。

但是，科西莫三世的政策从来不是完全中立的。在其统治初期，他通过适当的外交保密措施，与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保持通信，此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已经年老体弱。利奥波德一世的统治期陷入了西班牙连续战乱中，但是科西莫三世对另外一件事情更感兴趣，他坚持托斯卡纳的大公应该提升到皇家身份，从“阁下”改称“殿下”。为了终止这种似乎无穷无尽的通信，利奥波德一世最终于1691年同意批准托斯卡纳大公“享受皇室待遇”。凭借着这种身份，科西莫三世可以集中考虑美第奇家族继承的问题。他需要使自己的子女与欧洲皇室联姻从而养育出男性继承人，但这有些困难，源于他并不优良的基因。

乍看上去，科西莫的长子费迪南多似乎是可塑的将才。尽管他的童年受到了他母亲玛格丽特·路易丝任性善变的干扰，但他成长为一个睿智而充满艺术天赋的男人，几乎是美第奇绘画收藏家中最有眼力的一个。先前伟大的美第奇收藏家通常都因为固定的目的实施赞助：政治扩张、良心慰藉或是用来赢得友谊。在对艺术家的委托中，始终存在着超艺术的动机。然而，费迪南多收集绘画作品纯粹是因为它们符合他的审美，但不幸的是，艺术品、艺术家及他可使用的资金都比他前辈的时期少很多。他在皮蒂宫的房间和在波焦阿卡伊阿诺的住宅房间中收藏的大量杰作，并不是受洛伦佐的影响，费迪南多的收藏始终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审美观而不是政治资助的产物。

费迪南多同时还在音乐的繁荣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可以被看作早期复兴的直接体现。他在此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与出生于西西里的歌剧作曲家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建立了亲密关系。自从歌剧在佛罗伦萨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已经从意大利传播到了路易十四的法国宫廷和维也纳的新神圣罗马帝国。但是意大利歌剧依旧是最优秀的，特别是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斯卡拉蒂是他所在时代的杰出作曲家，使歌剧发展成超越早期巴洛克风格，进入现在所称为的前古典派音乐时代。他赋予了歌剧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使它反复浮现宣叙调和咏叹调，这时候戏剧效果停止，歌唱家用歌剧来表达情感。这开创了杰出的歌唱家时代，通常由被阉割的男歌手扮演女主角。在性格和角色中，这些是最初的女演员——但他们也很快侵占了大部分杰出的男性角色。

1702年，费迪南多邀请斯卡拉蒂来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他创作了五出歌剧，在美第奇家族位于普拉托里诺的别墅（伽利略曾作为家庭教师辅导年轻的科西莫二世的地方）上演。在当时，这些歌剧得到高度评价，尽管这些歌剧如今几乎全部遗失。两年后，斯卡拉蒂搬到罗马，而后又去了威尼斯，但是，接下来的10余年时间，他定期与费迪南多通信联系，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这些信成为这个阶段斯卡拉蒂生活中的主要消息来源。

作为一个年轻人，费迪南多很快意识到，他父亲对统治大公国并不感兴趣，但是当他接近科西莫三世希望帮他分担一些责任时，却被坚定地拒绝了。不出所料，这件事情造成了费迪南多的心理阴影，从那时起，这个有能力且睿智的儿子开始尽其所能地折磨他愚蠢固执的父亲。不幸的是，这种行为还包括他越来越严重的自我毁灭行为，作为报复，他很快陷入寻欢作乐之中，这充分符合美第奇家族的性格。费迪南多独自前往威尼斯，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堕落，一段时间后，他带着一个傲慢的被阉割的歌剧歌手切奇诺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威尼斯享乐后，佛罗伦萨的平淡令他感到扫兴，街道挤满了道貌岸然的牧师和修女，而每个街角都有可怜的乞讨者。为了能让生活产生些许乐趣（并且继续折磨他的父亲），费迪南多在1689年组织了大型的马上比武竞赛，热情的观众聚集在圣克罗克广场前观看。马上比武的主题核心其实是欧洲与亚洲的一场战争，主要显示出与伟大的洛伦佐相媲美的组织能力，费迪南多建立了两支外国队伍。一支队伍穿着东方风格的战服，有些人甚至穿着从抵抗土耳其的战役中缴获的真正的盔甲；另一支队伍穿着欧洲战服。这是费迪南多要继任大公的象征，还是美第奇传统最后的繁盛？

费迪南多继续他的古怪行为。他马上与德国作曲家韩德尔取得联系，试图说服他来佛罗伦萨访问，甚至设法从佛罗伦萨的一座教堂抢救出了一幅已经被腐蚀的拉斐尔的圣坛背壁装饰画；接下来，他与切奇诺一起再次前往威尼斯享受放荡的生活，据说还被切奇诺传染了梅毒。科西莫三世固执地继续在欧洲为他的继承人寻访一位有名望的妻子，以求养育一位男性继承人来确保美第奇王朝的延续。最终他成功地锁定了巴伐利亚的公主维奥兰特，她到达佛罗伦萨时只是一个愚蠢而谨慎的16岁姑娘。在科西莫三世的一再坚持下，费迪南多最终与其完婚，但是费迪南多古怪的行为和同性恋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孕育继承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当科西莫三世意识到自己期望的男性继承人或许在费迪南多身上已经不可能实现时，他开始转移注意力到他的女儿安娜·玛丽亚·路易萨身上——一个留着黑色长发、高个子、瘦削、英气但丑陋的女孩儿。他开始在一系列的王室家族为她物色一个合适的丈夫。西班牙人对此没有兴趣，葡萄牙人也是如此，法国和萨伏伊王室礼貌而坚定地回绝了他，此后他再次被西班牙拒绝了。最终，科西莫在德国成功锁定了巴拉定选帝侯约翰·威廉做他的未来女婿。可这位乘龙快婿竟然患有梅毒这种病，导致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多次流产。

事态十分紧迫，科西莫三世转向了他的第二个儿子贾恩·加斯顿，一个天赋异禀、英俊而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比起他同阶级的人，他更喜欢自己的朋友。然而，贾恩·加斯顿甚至比他的兄长更难以捉摸，他不仅肥胖还极度敏感（见图20），压抑的他开始酗酒。他对女性的憎恶令他的同性恋倾向越发清晰。如果科西莫三世能够为他敏感的继承人挑选一位不是这么糟糕的新娘，也许这些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

图20　贾恩·加斯顿·美第奇

萨克林-劳恩堡的公主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的丈夫（诺伊贝格的伯爵帕拉蒂尼·菲利普）刚刚去世，她成了寡妇，也成了科西莫三世的主要考虑对象。她带着她未来的头衔和她已故父亲竞选萨克森帝侯的权利，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可能有一天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然而，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却被形容为一个极其肥胖、任性并且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女人。她令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使她的丈夫在结婚三年后就酗酒致死。与她唯美主义的未来丈夫不同，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没受过什么教育，完全是个平庸之辈，只喜欢乡村生活。据同时代的美第奇历史学家杰科普·加卢奇所述：“她最喜欢骑马、打猎，在马厩里跟动物交流。”

关于他未婚妻最直接的传闻使他感到了恐慌，但是他的父亲强迫他们举行婚礼。贾恩·加斯顿只能沮丧而顺从地从加斯顿往南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的有着王朝陪嫁的德国新娘结婚。当他抵达杜塞尔多夫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跟自己一样肥硕，而且从自身而言，完全没有吸引力。贾恩·加斯顿一点没有被吸引，他的妻子极其丑陋，除了他们外形上同样不堪入目以外，他们两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到了1697年7月，这对原本就不般配的夫妇在奥斯那布鲁克主教的主持下于杜塞尔多夫的选帝侯宫殿教堂中结为连理。据说两个人都是25岁，但是那位丑陋的妻子显然看起来年长一些。婚礼庆典包括了冗长的农民舞蹈：乡下的服装、刺耳的音乐和嘶哑的男高音让听惯了古典乐的贾恩·加斯顿忍无可忍，而他的妻子竟然兴奋得拍手叫好。

新娘坚持婚礼庆典一结束就马上离开杜塞尔多夫，并告知她的丈夫，她忍受不了城镇生活和各种复杂的朋友。贾恩·加斯顿陪同她的新娘坐上四轮马车，沿着长长的公路穿越巴伐利亚，穿过布拉格山的波西米亚森林，到达莱西斯塔迪特村，在简陋的小屋和已经变形的屋顶之间，摇摇欲坠的城堡凸显了出来。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异常兴奋地回到家，迅速消失在马厩中，似乎那里离潮湿阴冷的住所很远，于是新郎独自留在这个让自己陷入沮丧的地方。事情很快变得明了，他们不可能会孕育任何子嗣，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重新开始了与马的对话，贾恩·加斯顿开始阴郁地用一个叫茱莉亚诺·达米的意大利马夫来寻求安慰，他与茱莉亚诺·达米偶尔会到布拉格短途旅行，在那里享受低俗的乐趣。据同时代的传记记载：“葡萄牙有不少数量的宫殿都属于富有的贵族。这些家庭里有些仆人是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男仆和侍者。茱莉亚诺·达米引诱他的阁下和这些人消遣，在其中如鱼得水，以便挑选出符合他独特鉴赏力的人。”

一段时间过后，贾恩·加斯顿变得更加放肆，有时甚至私自跑去巴黎玩。当科西莫三世听到这些时，他陷入深深的苦恼，并写信给贾恩·加斯顿表达对于他没有专心孕育子嗣的惋惜，同时谴责他不虔诚的行为。此时，科西莫三世变得更加虔诚而严厉，并开始学着节制饮食。据留居在佛罗伦萨的英国行者爱德华·赖特说：“在他生命的后20年，他只喝水，不喝任何饮品。他的饮食简单乏味：他只吃一个菜，而且通常是独自一人。只有在圣约翰节和其他特殊的日子，他的家人才会被叫来和他一起用餐。”

佛罗伦萨正在遭受同样严峻的情况。城市人口现在减少了50%，下降到大约42000人。小巷的石头缝隙间长出了杂草，房屋被弃置不用，有的已经倒塌了。佛罗伦萨的财富逐渐减少，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乞丐尽最大所能依靠游人活着，而险要家族的数量也在减少，他们都勉强住在空旷的宫殿中，食物来源都是当地的小饭馆。他们解雇的厨师和仆人聚集在从前雇用他们的宫殿大门周围，谈论他们雇主的品质和被雇用生活的细节。在寒冷的冬天和歉收的时节，人群会聚集在皮蒂宫窗户的下面可怜地乞讨一点面包。科西莫三世隐退在他的私人教堂中为他们祈祷，而宫殿守卫会把他们赶走。1705年，托斯卡纳的国库实际上彻底破产了。

这种事态的消息不久开始传遍国外。此时，奥地利人开始入侵北意大利，对帕尔马和费拉拉提出所有权要求，很明显，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已经计划扩张他的领土，更进一步地占领托斯卡纳。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已经看起来无望了：科西莫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费迪南多开始酗酒，并患上了妄想症和健忘症，但大多数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只在晚上才起床而且很少外出。此外，贾恩·加斯顿已经无法再统治大公国。帝王约瑟夫一世确信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托斯卡纳将会再次繁荣起来，同时，奥地利的主要欧洲统治疆域将会从这种经济的复兴中获益。

约瑟夫一世开始与年迈的科西莫三世进行外交谈判，此时，科西莫三世的儿子费迪南多的病情已经发展为癫痫——很明显，他就快死了。人们曾经寄予费迪南多厚望，相信他的统治将会使托斯卡纳重新繁盛，他被很多人视为优秀的美第奇人。帝王约瑟夫一世警告科西莫三世，费迪南多的辞世将会在绝望的人群中掀起反美第奇家族的暴动，甚至可能导致家族被推翻。如果奥地利的军队可以守住托斯卡纳，那么这场灭顶之灾将可能被避免。

科西莫三世坚持他的主张，但是约瑟夫一世摆明了他的反对意见，告知科西莫三世他的帝国律师已经研究了欧洲族谱和主要的皇室家族，而得出的结论是托斯卡纳实际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费迪南多二世的女儿嫁给了奥地利的斐迪南·卡尔，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帕尔马公爵，而他的领地如今属于奥地利）。整个意大利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不论真假，约瑟夫一世权利的要求都将导致整个半岛卷入一场战争，而托斯卡纳已然牵涉其中。

教皇英诺森十二世的领地紧接着将受到威胁，情急之下他与科西莫三世商议，告诉科西莫三世贿赂约瑟夫一世，但是科西莫三世回答说没钱。英诺森十二世马上授权他取消神职人员在托斯卡纳的免税权，于是科西莫三世收集到了15万弗罗林来贿赂约瑟夫取消他的权利要求。

即使这样，奥地利占领了帕尔马和费拉拉意味着托斯卡纳还是受到威胁。可是在这个阶段，奥地利绝对不是唯一的威胁，因为此时托斯卡纳腹背受敌。托斯卡纳海军处于很可怜的境况，不可能抵御法国的入侵，而西班牙军队镇守南边边境，造成更大的威胁。只有奥地利军队进入托斯卡纳才能将这些威胁控制在海湾边境。科西莫三世仍然十分慌乱，结果这种无为的政策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一个好结果。1711年，约瑟夫一世去世，紧接着，西班牙连续战争和帝国领土扩张的野心中止。两年后，科西莫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费迪南多去世，但是，预计的暴动没有发生；此时的群众太害怕，非常沮丧，甚至不愿走上街道。

科西莫三世的统治岌岌可危，直到1720年，他的统治已经持续了50年。英国旅行家爱德华·怀特形容科西莫三世：

殿下大约80岁，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外出了，但是他还是每天走访五六个教堂，他告诉我他的公寓中有一部机器，在那上面装有教会节日表上的每个圣徒的小银像。机器每天转动，当天的圣徒就会显现；在机器面前，他不断地进行着他的祈祷。他每天很早就吃饭和睡觉。

此时，科西莫对宗教的狂热使他很容易受他心胸狭隘的顾问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牧师。所有赤裸的雕塑都从街道和艺术馆中移走，理由是它们会煽动淫乱。甚至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佛罗伦萨的伟大艺术象征，都被藏在油布下面。科西莫三世难得冒险出游皮蒂宫，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好奇的百姓聚集起来愤怒地注视着他们厌恶的统治者。1723年9月，当他坐在桌子前面时，一阵剧烈的抽搐让他难以承受，而这种痛苦持续了长达两个小时，让他筋疲力尽并充满了不祥的预感。10月，科西莫三世生命垂危，他仍坚持每天祈祷，请求上帝宽恕他的罪孽，但同时他却还在设法签署一条进一步提高大公国所得税的法令。同年10月31日，81岁的科西莫三世终于去世了，结束了美第奇家族最长也最具毁灭性的统治。

第29章　结局

没有其他继承人了，1723年科西莫三世的二儿子贾恩·加斯顿成为大公，现年52岁。似乎他将是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代，所有他父亲关于生一个男性继承人的劝告都白费了。在之后数年内，贾恩·加斯顿与可怕的萨克森-劳恩堡的公主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结婚，并被迫住在弗朗西斯卡可怕的波西米亚城堡内，因为他的妻子拒绝搬去佛罗伦萨。弗朗西斯卡固执地认为美第奇家族有毒害他们妻子的传统。据当时的人记载的情况，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时常穿着粗制的皮衣和马靴在城堡大厅内大步走着，并痛斥她倒霉的丈夫。当她在森林内打猎野猪时，贾恩·加斯顿会站在窗前注视着从莱西斯塔迪特简陋的小屋里袅袅飘起的烟；当雨滴随着窗户的玻璃流下时，他自怜的泪水会顺着他胖胖的脸颊流下。他和他的情人——意大利马夫茱莉亚诺·达米及他们的伙伴一起赌博，他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欺骗他。为了偿还赌债，他偷走妻子从未穿戴过的珠宝，并越来越频繁地在去往布拉格的旅途中当掉这些珠宝。这里他找到了快乐：“伪装一下，然后他会找个城镇里低下的小酒馆，混进一群下流的仆人和衣衫破烂的可怜人中……在这些地方，他渐渐习惯了纵乐和放荡，抽烟以及咀嚼加有面包和小茴香种子的长辣椒，目的是想以德国人的方式来完全麻醉自己。”

此时，科西莫三世变得非常恼火；他需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返回佛罗伦萨。当他听到贾恩·加斯顿的妻子拒绝陪他回到意大利时，他开始着手一个方案迫使她离开她的城堡。1707年，科西莫三世联络了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他派遣布拉格的大主教去莱西斯塔迪特，并严肃地提醒公主说她的职责是以妻子的身份陪伴丈夫去佛罗伦萨。公主震怒，并用最粗俗的方式告诉大主教她不打算陪同丈夫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

1708年，贾恩·加斯顿回到了家乡，但他没有带妻子，他们再也不会多看对方一眼，而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公主继续生活在偏僻的波西米亚庄园，孤独地度过了余生。直到中年，她都对打猎满怀热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固执并喜欢隐居生活。她最终在1741年去世，享年70岁。她家族中的其他分支将继续做普鲁士的国王，以及英国的国王和王后，但那时她的直系已经无法延续，如美第奇家族一样。

贾恩·加斯顿在托斯卡纳定居下来，跟他最爱的茱莉亚诺·达米一起，他帮助他照料家中事务。贾恩·加斯顿的极度敏感导致他十分喜欢独处，夜晚时候会一个人坐上几个小时，一边饮酒一边凝视天上的月亮。除此之外，他会花费很多时间从美第奇的一座别墅搬去另外一座别墅，只是为了能与家人尽量少联络。他憎恶他父亲对于宗教的虔诚，讨厌他嫂子维奥兰特公主，因为她总是教导他要归正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久之后，他亲爱的姐姐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巴拉丁的选帝侯夫人，在她患梅毒的丈夫死后回到佛罗伦萨，但是贾恩·加斯顿现在也开始讨厌她，他将自己婚姻的不幸全部归咎于她（作为选帝侯夫人，她曾为科西莫三世在德国宫廷寻访，最终向科西莫三世推荐了安娜·玛丽亚·弗朗西斯卡）。通过这种方式，大公国继承人躲开了佛罗伦萨，当他父亲即将去世时，他对于自己即将继承统治的现实整天只能战战兢兢。

著名的法国旅行家盖约特·德·默维尔，这期间曾住在佛罗伦萨，他评论贾恩·加斯顿说：“他格外冷漠。他冷漠得过分，据说，为了避免回复，他甚至从没拆开过一封信。这个情况导致他极速衰老，他还患有哮喘病，而且由于饮酒过量导致病情不断恶化。很多人甚至担心他会比他的父亲先去世，这都不会令人惊讶。”但事实上，这个情况并没发生。

1723年科西莫三世去世，贾恩·加斯顿已经堕落成了一副庞大的躯壳。他看起来比实际的52岁的年龄要苍老得多，然而身躯却保持着青春般的圆润。他生命的后期一直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状态，这加速了他的衰老。茱莉亚诺·达米召集了一群随从来娱乐他，这些人都是来自佛罗伦萨穷苦家庭的颇有姿色的青年，后来都被称为弄臣，这些弄臣对于钱财的欲望超越了道德底线。贾恩·加斯顿躺在他巨大的床榻上，两个或者更多的弄臣挤在旁边，而其他的同伴穿着化装舞会的衣服，在茱莉亚诺·达米的鼓励下，贾恩·加斯顿会冲他们喊出淫荡的语言，怂恿他们用最下流的方式彼此奸淫，然后厚厚的嘴唇张着，进入梦乡。

最令人惊奇的是，新大公贾恩·加斯顿在统治上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他充分意识到父亲的统治给大公国带来的衰落，于是他开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行改革，使情况恢复正常。公众的死刑被废止，神职人员的权利被大幅度削减，反犹太人法令被废除。为了尝试重振萎靡的经济状况，他减少了手艺人、艺术家和劳动者的税负，同时把乞丐聚拢起来，给他们一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比萨大学被允许开设除亚里士多德学说以外的学科，甚至像伽利略学说这种依然被教会禁止的学科也可以被教授。

毫无疑问，实施这些改革花了许多年的时间，但是，佛罗伦萨逐渐开始恢复一些它先前的生机。贾恩·加斯顿私生活的绯闻开始逐渐成为公开的消息，但是现在人们对这种传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比他假装虔诚的父亲要好得多，至少现在不再有间谍到处搜寻反宗教的活动。遵循他自己的方式并尽最大的努力，新的大公国得到了极好的声誉。

不幸的是，贾恩·加斯顿已竭尽所能，但却并不尽善尽美。不久，他又陷入之前懒散的状态，改革的尽头逐渐疲软。托斯卡纳仍然很贫穷，法国作家孟德斯鸠这样描述道：“没有哪个城镇比佛罗伦萨更窘迫。”但同时他又矛盾地指出：“佛罗伦萨的统治很平和，没有人知道或了解君主和他的宫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小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百姓不了解君主的宫廷这很正常，因为贾恩·加斯顿如今长期在床榻上度日。他的日常活动几乎与公众无关，他中午才起床，接下来会有一小段时间，他的政要们会因公务需要面见他。通常，茱莉亚诺·达米会在宫殿入口将他们打发回去，但是有时他们会通过贿赂从侧门偷偷溜进去。为了确保接下来的接见会很简短，贾恩·加斯顿会设法从他的睡衣间找到手摇铃来召唤茱莉亚诺·达米护送官员离开。下午5点是冗长的晚餐时间，席间弄臣会表演娱乐节目，而大公会斜靠在靠垫上打嗝，并说些粗俗下流的话。在夜里两点时还会有一顿夜宵，此时大公会精心打扮一番，戴一条麦斯林纱制的领带，而这很快就会被他鼻烟的烟雾和喷嚏弄脏。在这之后，贾恩·加斯顿有时会叫人打开窗户，并命令所有人出去。当洁白的月光洒在屋顶、塔楼和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屋顶上时，他会久久地凝望着月亮。大约黎明时分，当空酒瓶“咣当”一声滚到地上时，等候在门外的随从便知道他已经睡着了。

为了让贾恩·加斯顿树立一些公众形象，他的嫂子维奥兰特公主安排了大量的正式宴会，希望大公能主持这些宴会。她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远离弄臣并引领他进入文明社会。维奥兰特公主诙谐而有魅力的贵族朋友谨慎地观察到，当大公被服侍着坐上首座时，他甚至有些颤抖。不幸的是，在这样一群人面前，他的敏感驱使他大量地饮酒以便能够像在弄臣身边一样放松下来。他的假发歪了，伴随着一些下流的语言，但幸运的是，这些语言大部分很难理解。维奥兰特的努力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在酒席进行到一半时，大公把先前吃进去的一半食物都吐在了餐巾里，然后用卷曲的假发擦了擦嘴，完全没注意到移动椅子准备慌忙离开的贵妇。

当贾恩·加斯顿开始长期隐退于床榻上时，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在佛罗伦萨不胫而走。为了让这些流言停止，他的姐姐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坚决认为他需要在1729年于普拉托城门外举行的圣约翰节赛马会上公开亮相。贾恩·加斯顿被鼓励了很久，终于答应公开亮相，但是将他抬上停在皮蒂宫院内四轮马车的过程相当困难，之后，马车从宫殿前面的广场经过，此时车里的大公像鲸鱼一样肥胖的身躯不断地从这边滚到那边。这样的日夜煎熬使贾恩·加斯顿的胃难以承受，当马车驶上公路时，大公在好奇的市民面前从窗口向街道呕吐。当马车经过西门时，贾恩·加斯顿似乎恢复了一些，在看台的贵宾位置落座后，他很快对比赛产生了兴趣，开始当着围坐在他身边的佛罗伦萨精英的面，大喊下流的语言。在此之后，最后他竟然沉沉地睡着了，侍者不得不用担架把他抬回皮蒂宫。于是，那些站在大街上的市民亲眼看见他们的大公并没有死，只是有点神志不清了。

至此，很明显美第奇家族不会再有男性继承人了。但是谁来继承托斯卡纳的大公一职呢？这是个潜在的危险信号，欧洲势力也都意识到了。在西班牙连续战争之后，欧洲王位空缺，而法国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两个来自不同大陆的强有力的力量几乎处于势均力敌的形势，但仍没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继承人。1731年，一个国际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主要目的是决定当贾恩·加斯顿去世后，谁来继承托斯卡纳的大公职位，这是一件据外交报告显示很有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英国、荷兰、西班牙和萨瓦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贾恩·加斯顿本人不仅没有被邀请，更没有人找他商量。最终，生于西班牙波旁家族的15岁的唐·卡洛斯将继任大公，并需尽快定居托斯卡纳以便确保平稳继任，这也是维也纳条约批准的。

紧接着，托斯卡纳的统治权实际已经从贾恩·加斯顿的手中被拿走了，尽管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贾恩·加斯顿被任命为唐·卡洛斯的监护人，并被要求为此签订一份协议。贾恩·加斯顿似乎对此相当满意，并在签订协议时高兴地表示：“我结婚34年都没能孕育继承人，而现在我只需要动动笔就拥有了。”

1732年，唐·卡洛斯在6000名西班牙士兵的护送下抵达托斯卡纳，确保他能够顺利进入佛罗伦萨。这个年轻的西班牙君主被沿街的市民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次无须硝烟的征服，大多数人似乎很高兴他们能有一个可以庆祝的统治者（讽刺的是，这曾经是美第奇家族发起的传统来鼓励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民）。唐·卡洛斯也受到贾恩·加斯顿的欢迎，贾恩·加斯顿更是送给他的继承人一辆铺着天鹅绒坐垫、由两匹小白驴拉着的小车和一个金色的绣花阳伞来抵御日晒。这是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慷慨传统的最后表现：一个用来在波波里公园驾驶、滑稽的儿童玩具。唐·卡洛斯不再是个孩子了（此时这位十几岁的君主是个狂热的狩猎爱好者），但是他礼貌地接受了这个不适合甚至有些侮辱的礼物。

然而，托斯卡纳的继承问题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因为，这期间在欧洲发生了一些事。并不是所有王室继承问题都能这么容易被安排，欧洲大陆很快将再次处于灾难边缘。1733年，波兰国王去世，而关于波兰继承的战争突然爆发，法国和西班牙撕毁了维也纳条约并开始进攻奥地利。幸运的是，战争很快结束，主要参与国签署了都灵条约，结果却导致了再一次的王位争夺战。年轻的唐·卡洛斯现在成为那不勒斯国王，而他的弟弟——洛林的弗朗西斯替代唐·卡洛斯的位置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继承人。洛林的弗朗西斯已经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继承人玛丽亚·特里萨订婚，从而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从西班牙转移到了奥地利手里。1737年，唐·卡洛斯和他的6000名西班牙士兵成功撤离托斯卡纳，而就在一年后佛罗伦萨被6000名奥地利士兵占据，军队由普林斯·德·科雷奥尼率领，代表洛林的弗朗西斯。

贾恩·加斯顿被这种变化激怒了，因为他已经与唐·卡洛斯建立了深厚的联络，但他对这种改变无能为力，只能按都灵条约的规定签署另外一个继承法令。普林斯·德·科雷奥尼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贾恩·加斯顿：“我发现这个君主处在令人同情的处境。他不能离开他的床榻，他的胡子很长，床单和内衣裤非常脏，而且没有荷叶饰边。他的视力模糊，声音低沉并且生命垂危。”每个人几乎都能闻见贾恩·加斯顿的卧室弥漫着重重的香气，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就佛罗伦萨市民来说，他们也被弗朗西斯的强制性任命激怒了，他们不喜欢他的奥地利军队，轻蔑地称他们为“洛林人”。新占领军队与圆滑老练的西班牙军队不同，“洛林人”取代了佛罗伦萨的主要行政职位，很快开始参与到城市的相关事宜中。被外国势力占领已经成为令人怨愤的事实，法国学者查尔斯·德·博斯于1739年访问佛罗伦萨时记录到：“托斯卡纳将付出全部财产的2/3来支持美第奇家族回来，而另外的1/3会用来把恨之入骨的‘洛林人’赶走。”现在，庆祝美第奇家族的公众假期被废止，这个假期是佛罗伦萨人视为珍宝的东西，而废止它恰好切中了市民的要害：它是佛罗伦萨独特的历史、成就和传统的代表。这些公众假日曾记录了国父科西莫的诞生，也记录着朱利奥继任为教皇克雷芒七世和被西尼奥列政府推选为科西莫一世的首位托斯卡纳大公。奥地利军队占据了福特扎-达-巴索城堡，而保卫佛罗伦萨的大炮被转移到城垛，俯视观察着城市。

事实上，贾恩·加斯顿是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了。他的嫂子维奥兰特已经去世，但他的姐姐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巴拉丁选帝侯夫人继续住在她皮蒂宫的房间里。此时她已经70岁，一个坚决维护美第奇尊严的贵族老妇人。虽然贾恩·加斯顿禁止她进入他的房间，但她仍去探望他，严厉责备斜靠着的大公，指出他这种方式的错误。贾恩·加斯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去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直处在等死的状态。安娜·玛丽亚·路易萨最终说服了她弟弟信奉他抵触了一生的上帝。臃肿而肥胖的大公将十字架举在他满是胡须的苍白的脸前，叹息着说：“世界的光明稍纵即逝。”1737年7月9日，在一段长达13年的不光彩的统治之后，他与世长辞。也许他曾经一度让托斯卡纳的境况比科西莫三世的专制统治要好一些，但是，因为他的无力几乎令大公国丧失了独立权。就这样，佛罗伦萨的最后一位美第奇统治者过世了。

贾恩·加斯顿去世之后，弗朗西斯在巴尔干半岛与土耳其交战；出于礼貌，君主普林斯·德·科雷奥尼请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在弗朗西斯回来之前任摄政王。这其实只是一个纯粹的象征性头衔，因为普林斯·德·科雷奥尼和他委派的人已经霸占了所有实权。安娜·玛丽亚·路易萨高傲地拒绝了这个邀请。

接下来的六年时间，她继续住在皮蒂宫，虽然她已经没有了权力，但是她仍然拥有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这个古老而光荣的家族的最后一员。晚年的她几乎失明，只在祈祷时才离开皮蒂宫前往教堂，或是偶尔在仲夏夜晚，坐着8辆马匹拉的四轮马车，在随从的保护下短途旅行。英国的外交大使霍勒斯·曼爵士描述：“在她生命的后期，她不像她弟弟那样邋遢。事实上，即使仅仅只是微笑，她都从未丢失过她的高贵。她卧室的家具都是纯银的：桌子、椅子、小凳子和纱窗。”据说，这样的装潢给看过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奇特而非优美。当罕见的客人被邀约到皮蒂宫去拜访她时，安娜·玛丽亚·路易萨会站在黑色的华盖下接见他们。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员以顽强而傲慢的贵妇形象度过了一生。

1742年年末，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开始发高烧，这使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最终在1743年2月辞世。霍勒斯·曼爵士回忆道：“普通百姓相信她是在暴风雨中离开的。一场强烈的暴风雨在今天早上开始，持续了快两个小时，现在终于重见光明了，没有什么能破坏所有人相信他们亲眼看见的事情。整座城镇都在哭泣，因为他们永远失去了她。”

她去世后，人们发现安娜·玛丽亚·路易萨生前立了遗嘱，对所有美第奇家族的艺术馆、美术品、雕塑、图书馆、珠宝及其他珍宝都做了妥善安排，她声明：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为了吸引外来人的好奇，所有这些珍宝都不能运出首都或是大公国的领土。美第奇家族的珍藏和他们文化的传承将永远留存在佛罗伦萨——这座因为他们而辉煌，更因为他们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城市。

致谢

非常感谢Jorg Hensgen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他细致的编辑工作奠定了本书的风格和内容。我也非常感谢读者提供的珍贵建议。如果本书的风格或文字还有细小纰漏，都是本人的错误，敬请谅解。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大英图书馆、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的热情、友好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我多年的科研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

保罗·斯特拉森

资料来源

由于希望本书能成为一本通俗读物，所以我没有提供资料来源的完整清单。书中的引语大部分都已提到作者本人，也已提到很多相关的作品。以下所列为每章的资料来源，供有兴趣进一步阅读的读者参阅。

序言：全盛时期

我对于帕齐密谋统治时期发生事情的描述来自现当代的几个不同来源。最好的亲历者记录来自波利齐亚诺，他事无巨细的描述让所有人对这一点已有共识。可惜的是，这本书尚未被翻译。劳罗·马提尼斯的《四月的血》（海角出版社，2003年）是一本虽为学术性却依然阅读性很强的作品，记录了整个帕齐密谋统治时期。

第一部分　王朝的起源

第1~2章

最好的关于早期佛罗伦萨的权威作品是基恩·布鲁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69年）。雷蒙德的《美第奇银行的兴起和衰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是该主题的代表性作品，书中充满了出乎意料的惊喜，记录了细节和遥远的分支机构里行为不当的经理的错误行为等。它描述了美第奇银行在1397~1494年的有趣景象。

第3章

此期间最有见解的作品是戴尔·肯特的《美第奇的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对于与该时期前后的引用著作，可以阅读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历史及佛罗伦萨历史》（修订版）（布朗大学出版社，1966年）和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贝尔出版社，1995年）。虽然没有一本完全真实可信，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展现了这个时期原汁原味的特色，并且生动地描述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小事。从这些书中我得到了很多借鉴。

第4~5章

你可以尝试阅读柯特S.古特金的《国父科西莫》（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书中详细、权威地记录了科西莫早年至1464年的故事。

第二部分　走出黑暗

第6~7章

K.D.爱沃特的《科西莫·美第奇》（黑尔出版社，1989年）虽然过了很多年，但依然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作品。马塞尔布里翁的《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家庭》（埃里克出版社，1969年）从法语翻译而来，也介绍了这段历史，尤其是艺术影响力。菲利斯W.G.戈登的《两位文艺复兴时期著作的发现者》（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也是这段壮丽时期的作品，介绍了科西莫学术性作品的人文主义朋友。

第8章

约瑟夫·吉尔的《佛罗伦萨委员会》（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精彩而又准确地记录了这次事件。它涵盖了各种吸引人的细节，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个不为人知的时代，并解释了真实的拜占庭教争端。

第9章

罗斯·金的作品《布鲁内莱斯基屋顶》（查托温达斯出版社，2000年）可读性强，流传广，详细记录了这次事件的细节。安东尼奥·马奈蒂的《布鲁内莱斯基的一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70年）也许是他一生及同时期中最好的现代来源引用。

第10~11章

J.R.黑尔的《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福尼克斯出版社，2001年）是关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及权力转移的最好的学术作品，同时它的可读性极高，书中包含了作者很多引人入胜的观点。

第三部分　王子和命运预言家

第12~13章

虽然没有采用现代视角，罗斯科的《伟大的洛伦佐》（博恩出版社，1872年）仍然是一部经典的传记作品。你可以在序言中查看关于帕齐谋反的内容。普拉姆编辑的《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企鹅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包含了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文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阅读约翰·蒂尔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精选诗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

第14章

出人意料的是，居然没有关于皮克的优秀传记作品。如果想看他的作品，以及一些优秀的解释性批注，可以尝试阅读托马斯·摩尔编辑的《皮克·德拉·米兰多拉》经典重印本（纳特出版社，1890年）。关于该时期的最好的早期研究作品依然是著名的雅各布·伯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两卷，火炬出版社，1958年）。

第15章

到目前为止关于文艺复兴艺术家最可读的作品依然是乔治欧·瓦萨里的《艺术家的生活》（企鹅出版社，1991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但却都颇具启发性。本书中提到的主要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章节具体呈现。波提切利的优秀传记之一就是瓦迪亚·贝特蒂亚的《波提切利》（哈姆林出版社，1968年）。而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可以尝试阅读霍华德·希伯德的《米开朗基罗》（梅休因出版社，1973年），该书由德语翻译而来，同时也有几个不错的版本的《米开朗基罗的十四行诗》。关于莱昂纳多·达·芬奇最流行的作品则是最近由迈克·怀特所著的《莱昂纳多——第一位科学家》（小布朗出版社，2000年）。

第16~17章

罗伯特·里多尔菲的《萨沃纳罗拉》（罗特里奇&基根·保罗出版社，1959年）是关于萨沃纳罗拉一生的最翔实的作品。虽然有粉饰的成分，仍然可以在诡辩之中看到他的一生。

第四部分　教皇和新教

第18~19章

关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最受欢迎的作品无疑是安东·吉尔的《巨人》（评论，2003年），尽管标题看起来有些异域色彩，这仍然是一本英文作品。希望了解更多米开朗基罗作品内容的人可以阅读马丁·温伯格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两卷，罗特里奇&基根·保罗出版社，1967年）。

第20章

关于马基雅维利最有趣、可读性最强、最受欢迎的现代自传是毛里齐奥·维罗里的《尼科洛的微笑》（金牛出版社，2001年）。更详细但同样具有高可读性的关于米开朗基罗一生的主题研究作品有塞巴斯蒂安·德·葛拉齐亚的获奖作品《地狱中的米开朗基罗》。

第21章

近代关于教皇的自传作品非常之少。罗斯科的《利奥十世》（两卷，博恩出版社，1883年）或许是相比之下非常古老但充满了精彩细节的一部作品。

第22章

彼得·梅恩斯的《马丁·路德：绘本自传》（十字路口出版社，1982年）描述了这个有趣的人物形象的一生、他的理想、他的时代。如果想从更通俗的自传视角了解，可以阅读詹姆斯·凯特尔森的《改革者路德：路德其人及他的事业》（奥格斯堡出版社，1986年）。

第23章

如果想阅读最受欢迎的克雷莫七世的一生的故事，可以选择赫伯特·沃恩的经典作品《美第奇教皇》（梅休因出版社，1908年），其中包含了大量信息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如果想了解利奥十世，同样可以阅读这本书。可读性强但内容可信度不高的由乔治·布尔翻译的《切里尼自传》（企鹅出版社，1998年），依然是同类书中的经典。作为最早的自传中的一部，肆无忌惮但受人喜爱的作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景象、受到的各种打击以及难以置信的胜利。

第五部分　为真理而斗争

第24~25章

这些章节介绍的动荡时期在这部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更翔实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描绘。最早的经典作品是G.F.杨的《美第奇家族》（两卷，默里出版社，1909年），其中有对于艺术非常固定及活跃的观点。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对自己的品位而言，这些内容有些过时。另一本更现代的作品是詹姆斯·克卢的《美第奇家族》（黑尔出版社，1976年），内容仍然非常有趣并且包含了很多关于家族的背景资料。

第26章

本章中两个非常强大且备受诟病的人物形象长期缺乏重要的重新评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自传仍然是保罗·凡·戴克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两卷，默里出版社，1923年）以及茱莉亚S.H.帕多的《玛丽·德·美第奇》（三卷，萨缪尔父子社，1902年），这本书主要聚焦了她在法国的时间。如果想看绘本版，可以阅读雨果·罗斯·威廉姆森的《凯瑟琳·德·美第奇》（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1973年）。

第27章

斯蒂尔曼·德雷克的《工作中的伽利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依然是关于这个有趣的主题的经典自传。他也记录了伽利略和他在当时的时代所取得的科学成就。

第28~29章

哈罗德·阿克顿的《最后的美第奇》（梅休因出版社，1973年）描述了美第奇家族令人惊叹的辉煌以及卑劣。另一部同样描述这个时期的美第奇家族的大作是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经典作品《美第奇家族的兴起和衰落》（企鹅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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