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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媛到病媛：女性身体与符号在流量经济中的错配

作者 侯奇江｜2021-10-08

【作者按】：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近两个月有两个和女性有关的热词，一个是佛媛，一个是病媛，专指两种网红女性，前者被定义为礼佛的名媛，后者被定义为穿着病人服也还是妆容精致的女性。两者的共通点都是被认为在不合宜的场合有不合宜的装扮。

9月中下旬，工人日报《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央视网评《佛媛：Ω是欲壑难填》，新京报沸腾评论文章《“佛媛”的“僧服”底下，爬满了炫富带货的“虱子”|沸腾》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开始围剿“佛媛”。此后，《健康时报》一篇《“佛媛”之后再现“病媛”：“生病”不忘化妆》，更是把“病媛”推向了舆论浪尖。宣传机器发动，以上官方媒体的评论内容随后被各大媒体转载，不同的媒体矩阵甚至以视频、解说的方式层层传递。在打击网络平台上虚假营销账号乱象的舆论氛围下，主流文化批评的刀尖直指女性。

随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位当事人的澄清。健康时报刊文配图中的当事人，用@张吉晶-cat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维权，她表示，照片仅是个人生活，并未带货，已经请律师介入；另一位当事人称拍照仅仅是记录治疗过程，没有想到图片被盗用，并且因此遭到网暴。微博账号为“零十二画生”账号的女性则被诬陷称“佛媛”。照片里的场景实际为其住的燕方归客栈，她觉得酒店的院落好看，所以拍照在小红书上分享，却被营销号盗图，构陷成在寺庙炫耀。在这几个当事人身上，病媛没有带货，佛媛甚至也不在寺院，而盗用其照片的营销操手却隐身匿形于激烈交锋的舆论中，到底是谁盗取了她们的照片，却无人问津。

在整治网络环境的大势之下，抵制庸俗的“网红”文化成为主流声音。原本是监管对商业社交平台虚假违规网络账号的打击，却延伸成为网络上对女性看似不合时宜地分享精致妆容和打扮的批评。被盗用照片的女性用户原本也是不良营销手段的受害者，但在整治互联网乱象之下，“病媛”“佛媛”等词汇的生产，却转移矛盾焦点，将女性置于新的话语压迫中。这并不是个别记者不遵守基本的新闻伦理核查事实再做报导的偶然失误，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整治政策不慎外溢的误伤效果。长期以来，媒体、舆论与网络消费文化通过制造新的矛盾来重申性别秩序，女性的网络性别身份成为长期讨论的舆论焦点，新经济下的女性劳动者的生存矛盾愈发尖锐。

网络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迫切地要求人们重新对两性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分析病媛佛媛背后积累的厌女社会情绪，拆解大众网络消费文化对“媛”的话语再造，我们会看到粉红经济中女性从事网络市场营销、以带货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困境。在文化身份上，网红成为一种被排挤的性别身份政治，常常困囿于严苛的道德枷锁。病媛佛媛的文化现象，表面是对女性的批评和污名，本质上更是是男权的重构，是父权社会在经济转型中尝试巩固男性特权、愈发极化的性别不公、调整松动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努力。

流量的唤起与崩塌的人设——女性数字零工的职业道德困境

在商品随流量而动的新媒体营销时代，新媒体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均已经证明，平台销售的工作实际上为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参与劳动和经济活动的手段。网红代言、直播带货、都是把网络影响力和商品销售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销售某些产品的目的。然而“网红”，并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正式职业——人们常常忘记，这是一个需要被承认的工作。除了平台零工带来的绩效和种种劳工问题，数字零工的职业道德困境，也往往来源于传统的世俗观念和新兴的销售技术的错配——带货博主必须在发布真实内容和过度分享之间谨慎行事，否则，人设就崩了。

实用主义的网络商品展示需要塑造消费者的临场感、认同感，最大限度地刺激诱导消费。这样的互联网营销手段也确实引来的许多人的顾忌：通过虚拟营销、设立人设模式进行带货的群体，一旦开始就有较强的目的性，便丧失了其原本的道德立场。早在病媛饱受争议之前，直播带货的江哥妈妈、蒙冤27年的张玉环、坠崖孕妇等人，就已经引起了行业和市场的争议：卖货的利益动机与人们同情之间的道德期待，形成了落差，所谓“利用同情博取眼球恰烂钱”的指责来源于此。

同情带来了知名度，知名度可以转换成影响力。如果直播带货中完全遵守市场规则和要求，为什么曾有过痛苦经历的人不可以从中真正收益？然而，“人设崩了”的指责中，依然蕴含着对受害者必须如永远受难的刻板印象、来自正统社会观念的鄙视和既得利益者俯视性的道德绑架。

虚假营销、卖丑作态等极端情况，也并不能为文化上打击女性从事网络销售工作的合理借口。事实是，同样是虚假营销，著名的“带货一哥”辛巴家族曾经售卖实际上为蔗糖水的假燕窝，遭到行业广泛讨论和监管重罚，但批评声中并未产生话语性的性别污名。网络情怀第一人罗永浩也曾经带货“翻车”，承认售假，但三倍赔付就立刻收获人心，获得了老实人的好评，至今高居带货榜。抖音上一度爆红的铁山靠常常讲低俗脏话，口头禅“窝嫩叠”（我是你爹）却被认为是草根的亲和力。

当然，不论男女主播，在过去平台经济草莽生长的发展过程里，都存在涉嫌违规销售等情况。但个别现象群体极化的情况，在女性网红的抨击和批评上尤为严重。网络消费流行文化中只见“病媛”却不见大喊家人、老铁、我是你爹的“糖水燕窝郎”。文化上，人们是不是对男性带货者更加宽容呢？

哪怕是不卖货的素人，也难逃厌女互联网的文化绞杀。许多网友回忆起被严重网曝的B站Up主卡夫卡松饼君，她的真名是赵上上，在25岁时死于肺癌。治疗期间，她在B站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却遭到大量的网络暴力。除了被质疑“为什么得了癌症还那么开心、还能活蹦乱跳”的同时，她也被质疑“卖惨、打同情牌博人眼球”。除了身材羞辱等常见的网络性别暴力，很多人也怀疑她生病是造人设。生前，她疲于向互联网的世界证明她的病历簿、诊断书，护士的存在等“自身的真实”。她去世后，网曝恶意的余波仍然久久未散去。一个生命的消逝能否换来一些反思，也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

赵上上是患病女性在互联网上受到极端的道德审判、性别偏见的典型案例。病媛也只是沉积已久的对女性恶意的爆发。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确存在一些抗癌博主，展现日常治疗的生活之外，推销一些非医疗相关的正规商品。只要放下立场，就会发现，疾病的治疗给家庭带来重大的打击，很多“病媛”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取这种非正式的劳动方式创造收入。她们不得不售卖商品以补贴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要不涉及虚假营销、没有触碰工商管理和网络秩序的红线，她们的劳动成果为什么无法得到认可？

不论是分享经验，还是带货谋生，女性在网络上记载个人的生活经验史，尝试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经济价值。然而她们的行为和形象却总是被赋予更多的性别意义，带上了更多的道德枷锁。关于网红的道德争鸣和伦理辩论，体现了一个社会新的阶级和数字性别构造中，有关性别的经济和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这种张力来自信息经济转型所推动的社会性别建构的隐形进程。

“媛”的污名与反污名——数字身体的商品化与网络性别秩序

从民国名媛的“媛”，到病媛佛媛的“媛”，媛这个名词互联网化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语义变迁。原指“美女”有着美好象征的媛，突然与“病”、“佛”等词嫁接在一起，形成矛盾修辞语，就衍生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污名性语义。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一模式下话语再造产生的“绿茶婊”。学者曹晋等人对“绿茶婊”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矛盾修辞体其所再现出的强劲语义张力，表征了一种转型期中国社会对年轻妇女矛盾的身体政治：女性外在观感本来美好纯净，但身体却可供消费售卖。

媛的身份构筑也存在着爱慕和献媚，同时又遭受正统社会性别秩序的排斥和鄙视。对于病媛、佛媛而言，媒体的抨击更是把“虚荣、矫情、造作和利欲薰心”等负面讽刺意涵烙印在了媛的网络表达里。这种操作树立了一种女性网络失范的典型，进而成为一种新的被贬低的文化身份。

媛字背后意涵的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权力和信息秩序的变化。正如福柯认为“话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规定着，控制着人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主题的位置”。实际上，制造病媛、佛媛的人并不一定是女性：千篇一律的低俗内容背后的巨大推手，明明是愈发流水线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MCN）。商业行为失范的始作俑者或许是运作机构，但真正的答案已经在舆论的浪窝中隐了身，个别受害女性反而成为肃清网络环境的靶子。

作为一个网络新修辞，媛的意义建构展现出了网络商业活动中话语形成、经济实力和商业规则的角逐转换。这个过程中，佛媛病媛等话语的再造，则成为了对网络中部分女性行为的规训和审判。新的词汇搅动并重构社会文化的性别秩序，强化旧有的社会性别规范，它巩固的依然是男性的利益。

通过病媛、佛媛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经济下身体、商品与权力愈发紧密结合，女性的网络形象往往通过视觉符号来强化着某种刻板下的性别操演，女性线上销售工作者承受着来自父权和阶级的多重宰治和剥削。我们确实看到了各种滥用的美颜和失真的照片，甚至“直角肩”、“4A腰”的流行文化，充斥着性别符号的象征暴力。

但需要强调的是，女性的身体只是这种暴力的载体，谁是这种暴力的真正发起？网红的身份是被言说、被赋予的。平台和机构、资金的运作与观众的偏好，也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强加在具体个人选择的动机之上的“真正原因”。正如以女性群体为主要用户构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近期因其在男性网络社群虎扑所投放的广告而引发争议：“超多美女尽在小红书，免费看，不花钱”。这样的广告词配以软色情擦边球的美女配图，构成了屡见不鲜的性别化网络表达。它表达了广告模特本人的意愿吗？它代表了小红书这个社群中记录生活展示照片的女性的想法吗？

在社会转型历史转向的洪流中，我们尚且难以区分鱼龙混杂的千万新媒体用户里，性别化的视觉表达，是机构或个体的主动的积极的自我张扬，还是迎合市场的需求，亦或是兼有之？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主动维权宣布“我不是病媛”的当事人们未想要利用同情换取一些不匹配的利益，更没有像媒体抨击的那样不合时宜地搔首弄姿。而在网上声援她们的那些自嘲是“学媛”、“公务媛”、“医务人媛”的女性，她们加入名媛系列的反污名的行动和言说都表明，女孩们已经意识到重夺舆论场的话语权的重要性：媛本身就是某种积极的女性理想特质，而那些伤害我们的事物可以被改变。

对“受害者带货”或网红的鄙视更是一种阶级分化的行为

对“媛”危机的追溯，我们必须厘清种种难以回避的舆论情绪和历史沉淀。首先，即使在“民国名媛”或西方语境下的“名媛”，这个词汇也暗流涌动着“通过出身、外貌等性资本依附于成功男性”的意涵。而在2020年10月左右，上海拼团名媛这一热点事件和铺天而来的抨击讽刺，更是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尖锐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性别阶级焦虑：女性的炫富、衣着裸露是性道德败坏，连精致的容貌也都有着冒犯的意味——这些费尽心机假冒白富美的网红，触碰了男性社会经济压力焦虑的暗礁：名媛的美是父权猎物的理想型，它首先是性别的暴力符号。其次，名媛的富，在网络视觉文本中展示出被奢侈品和奢华环境，则更是阶级的暴力符号，是底层普通男性难以企及的阶级门槛。

两种叠加的焦虑微妙地威胁到了男性统治和权威。当他们发现，包包是拼的、这些都是假的时，大众情绪中积攒已久的焦虑转换成发泄式的攻击和鄙视，这是男性重构性别特权的胜利时刻。

拼团名媛的“炫富”行为其实并不触犯法律或者伤及具体个人的实际利益（除非是那些觊觎于这些女性财富的男性），其实现实生活里也有带假表的男性，但拼团名媛却成为网络女性文化的耻辱柱。整整一年后，相同的道德焦虑和越轨惩罚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到了舆论对病媛和佛媛的大批判中。

这一次矛盾愈发集中在因为同情而转换成影响力的劳动工作：卖货的经济行为成为最受诟病的争议点。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愈显发达的数字经济中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转型：直播带货让部分女性成为网络公共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更关键的是，网红带货更让普通阶层的女性，甚至可以打破教育、出身的门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个人经济水平的机会。女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也必须直面这样的事实：在信息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网红是一个新晋阶级。特别让（男）人们所焦虑的是，它不再为男人所垄断。正如艾米•汉瑟（Amy Hanser）对转型中国女性形象的分析中解释的那样：“女性特质的操演总是被标记着阶级的符码”。媛，不单是性别的，也是阶级的。前文“绿茶婊”的分析研究，也已经把女性形象的转变，放到了经济转型推动社会性别建构与阶级重组交织的隐性进程中。

从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到市场化社会吃青春饭的“打工妹”，到现在直播带货的“网红”，女性的身份转变可以把近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连接成线。换言之，经济市场的转型不断地催生出中国城市新的阶级，性别话语在这种社会变化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然而它也不尽然是女人的胜利。某种意义上，直播带货或各种类型的网络零工，给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局部改善了女性生产资料的情况。但原有陈旧的消极社会性别观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话语相互共谋，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念得以正当化。否则，网红不会是一个有微妙负面意涵的名词，佛媛病媛这样的话语也根本不会存在。不论女性的性别身份如何七十二变，消费和围猎名媛的是高富帅，凝视和谩骂名媛的是屌丝，男性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隐身的主体。部分男性对佛媛、病媛的攻击，不但是为了巩固其性别身份的正当性和正义感，也是阶级的某种“对峙”：通过对白富美的攻击中获得道德和语言的精神胜利。

更复杂的是，除了外部男女间的不公平，内部来看，名媛和与之相关的身体、商品和社交场景，在视觉传播的过程中进一步符号化，加剧了网络空间中女性身体的性别化和商品化。对名媛和佛媛的激烈批评并不仅仅指来自男人。原本处在优势阶层的女性，甚至其他希望遵守原有规则的女性，也自觉不自觉地希望与之划清界限，通过巩固和强化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政治来区分群体内部的不同类型。部分女性在松动的阶级调整中保持原有优胜者的地位，充当道德监督人的角色，以获得男性的尊重。此外，无孔不入的网络消费主义、网红经济中的诱导、不规范等问题，在另一种程度上也间接的强化了数字经济鸿沟下愈发被动的女性劣势，让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呈现出纠缠的复杂性。

父权重构——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

请允许我再将目光拉远一点点，来说明病媛和名媛此刻处于舆论靶心的历史经验。根据历史学者徐善伟的研究与分析，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女性一度在纺织、酿酒和零售业中占据了优势，不但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撑，甚至在社会纳税贡献中构成相当比例。在宗教、生养医疗方面，10世纪的欧洲女性已经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显著提升。由于十字军东征战争离家等原因，贵族女性开始继承家庭财产，随母姓的比例大幅提高，11世纪法国南部随母姓的人所占的比例一度上升到12%。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面临新的调整，两性关系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平等。宗教迫害为男权社会制造了完美的借口，女性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巫术指控成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让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在啤酒酿造和销售业中，当时的人把售卖淡啤酒的女性称为淡啤酒妻子(alewife)，并形容为“古怪、女巫般的年老女性”、“品行不端的女商人”。医疗行业对女巫的指控，也伴随着医学院只招收男学生的禁令。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拉纳（Christina Larner）直言：“猎巫运动的目的就是整肃女治疗者的领地，以便为男性同行开路。”徐善伟对通常遭到巫术指控的女性类型的总结道：正是不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女性行为标准的行为，使她们成为巫术指控和诉讼的对象。她们被认为太有个性，不符合宗教和道德要求，喜欢吵架，尖酸刻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局。自15世纪后期开始，纺织、酿酒、零售、治疗等这些原本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行业中，女性遭到排斥，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1461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城的市政当局通过法令，禁止妻子、女儿和织工的女仆去纺织作坊工作。三百年内，猎巫运动让大约五万至十万人被处死。它最终演变成了对女性的迫害——审判处死的人中75%到80%为女性。限于篇幅，宗教迫害的性别因素，本文不再讨论。

坦言，把病媛、佛媛的网络攻击直接对应于历史上人道灾难的猎巫运动，或有危言耸听的嫌疑。或许，在历史上某个细微的时刻，酿造淡味啤酒的妻子或许也认为，只要保持虔诚，宗教压迫就不会伤及她自己。论者各有所言，读者自有判断。

我们所唯一确定的是，经济转型会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要经历失序后重建秩序，重新安排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变化过程中有所冲突，会有所代价。回到现实，我们身处的这一个时刻，新经济领域内全新的传播技术和消费模式早已侵入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改写着原有的传统的伦理和文化。随着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兴起，除了当做日常记录和交流的普通用户，网络红人、直播带货也愈显发达，女性作为“消费公民”的数字身份不但对平台和品牌至关重要，薇娅、李子柒等红人也通过不同的模式，成为新经济领域贡献较大的劳动群体，直接撬动了市场营销和销售等环节，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网红的崛起，让性别与阶级秩序表现出最明显的动态张力。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女性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活动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逐渐逾越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界限，但也引起了男性权威的焦虑。男权的重构，就是需要巩固岌岌可危的阳刚之气，夺回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侵占抢夺可以由女性开拓的生产资源，重新把女性至于被支配地位的过程。男权的经济思维也往往利用传统性别观念中的不平等，把女性消极观念延续到不断扩张的数字化商业进程中。

病媛、佛媛，是媒体与互联网内容的再生产，这些词汇的出现，意味着女性的符号、身体与性别，仍然面临着价值观的错配。消极的女性观念，让新经济领域中关于女性的歧视与暴力的阴魂不散，性别的困境并未因为传播和营销技术的改变而消逝。这是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备受威胁的时刻。然而如何让另一部分人打破性别竞争的对立思维，共同拓展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网络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我们当下历史的复杂命题。

参考文献：

张小强,李双. 网红直播带货：身体、消费与媒介关系在技术平台的多维度重构[J]. 新闻与写作,2020(06):54-60

曹晋,徐婧,黄傲寒. 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J]. 新闻大学,2015(02):50-59.

徐善伟. 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J]. 史学理论研究,2007(04):34-41+158.

塔玛拉·尼斯(Tamara Kneese). 杜云飞译. 劳动论丨女性带货博主：数码时代居家劳动的线上零工. 澎湃思想市场

关聪 原瑞阳 谁来监管辛巴 财新周刊

2020年3月10日，北京三里屯，两名戴着防护口罩的女士路过一家奢侈品店。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佛媛”是结合了“礼佛”与“名媛”，网红会穿著名牌前往寺庙或是佛堂参拜，以抄写心经、泡茶、吃素等来展现自己“不同于世俗”的形象。网上图片

2018年9月20日，一名女士欣赏艺术家 Onur Mansiz 的艺术作品。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国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

特约撰稿人 二两｜2021-12-07

【编者按】：2021年9月17日，中国大陆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二次开庭，未当庭宣布结果。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因自己提出冷冻卵子需求被拒，起诉北京市一家知名三甲妇产医院。在中国大陆，男性不论婚否均可冷冻精子，但依据2003年原衞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下称《规范》），单身女性被禁止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这一案件于2019年12月底首次开庭，引发巨大关注。2021年初中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衞生健康委员会就《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作出回应，表示“将着力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工作”。尽管二胎乃至三胎放开的生育新政陆续颁布，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成现实。除去生育成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其自主和权利意识也在觉醒。面对人口问题的严峻现实，徐枣枣的起诉也是对执政者和执法者的一个提问：现在，中国单身女性可以自主生育权吗？

2018年，30岁的徐枣枣亲自确定了一件事：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子。31岁时，她决定就此发起诉讼。现在她33岁了，正在等待一审二次开庭的结果。

9月17日下午，尽管发布开庭信息的微信自媒体文章被删除，支持者和媒体还是闻迅赶来，徐枣枣在法院门口被国内外媒体蜂拥围住。

案子引起全国关注和讨论之后，徐枣枣发现，原来大多数女性不知道单身时不能冻卵，甚至不知道冻卵在中国已没有技术障碍。徐枣枣和支持者们想要声张的是作为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而冻卵或许是漫长生育链条中最容易的一环。

女性的生育权在中国的几大相关法律中都有条文明确的保障。但在落实和执行的层面，生育往往与婚姻关系绑定，单身女性以及非婚已育女性被排除在外。而这与执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息息相关。医院声称拒绝为徐枣枣冻卵所遵循的《规范》也被视为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

徐枣枣的诉讼开庭前不到两个月，三胎放开以及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正式发布，将“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列为主要目标。鼓励生育的大方向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也成为徐枣枣争取法庭支持的重要依据。

但另一方面，诉讼也折射出现实与新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断档。徐枣枣看似简单的诉求实际触碰的是计划生育时代的生育内核——生育与婚姻关系绑定。

“我真实的需求应该怎么样被满足？”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谘询冻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去问诊的几乎都是年轻夫妻或由长辈陪伴的已婚女性。

徐枣枣告诉医生想谘询冻卵。坐诊的医生埋头询问基本情况，眼睛没有离开病历本。直到她随口说道：“是已婚吧。”徐枣枣答：“不是。”医生停下来，抬头看着徐枣枣，手里的笔同时放下。

徐枣枣感受到对方传递的信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听到徐枣枣“暂时还不想结婚，想为以后留一个可能”的理由以后，医生告诉她，趁着现在年轻，早点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产后恢复快，生完孩子再发展事业也来得及。而且，国家现在有政策不允许给单身未婚的女性提供冻卵服务。所以，先去领证结婚。

对面的年长女医生态度友好妥帖，但几乎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徐枣枣感到生气。“我不能对个体发作，因为不是她的错，但又不知道找谁说理”。北京冬天室内暖气充足，加上空间里超载的人数，徐枣枣觉得缺氧和压抑。

眼前的场景，她早有预期。北京妇产医院并非首选，她原本想要去国内辅助生殖技术最富盛名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但这家医院的辅助生殖科只能线下预约挂号，并且需要出示结婚证。“这样的医院我是连门都进不去的。”而北京妇产医院的这一科室接受网上预约，院方客服告诉徐枣枣，具体情况可以跟医生谘询。

徐枣枣不想被这样“打发走”：“但是我现在这个（单身）状态就是这样，我真实的需求应该怎么样被满足？”

徐枣枣觉得医生显得有些不得已，但她还是给徐枣枣开具了检查单，让她先查一下当时的身体状况。那些检查通常是给备孕或者准备试管婴儿的已婚女性做的。

全部检查分两次做完，2018年12月徐枣枣又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她的身体状态很好，适合备孕，也可以冻卵。但最终，徐枣枣把第一次谘询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医生也把自己第一次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徐枣枣第一次去医院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向拥挤的候诊队伍里撒了一把小广告，然后迅速消失。徐枣枣捡起一张看，上面写着提供代孕、胎儿性别鉴定等各式服务。在女厕所的隔间门后，贴满了更加直白的广告，包生男孩、包性别、有偿捐卵、赴美生子不一而足。徐枣枣发现，为了争抢生意，贴广告的人会把竞争对手的联系方式抹掉，留下自己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这些灰色地带是存在的。”在9月18日接受端传媒专访当天，徐枣枣还收到一笔捐款，捐款人自称在一个特大城市专业运营人工辅助生殖业务，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冻卵。徐枣枣对此一笑了之。

即将30岁，她决定冻卵

2015年，演员徐静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已经在美国冻卵，让冻卵这项医疗服务在中国迅速提高了公共知晓度。徐枣枣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知道了冻卵的存在，她觉得生育离自己非常遥远，直到29岁时。

“快30岁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开始跟你说，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枣枣说。

好的坏的一并袭来。好的是，29岁这一年，在新媒体行业供职的徐枣枣获得了一个晋升机会，她开始带团队。“我发现可以用我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去解决一些事儿，能看着团队把我的一些想法实现。这种感觉是很爽的、很有成就感。”徐枣枣意识到，她可以实现更大价值，并且自己喜欢。

坏的是，身体机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子就容易胖，必须靠健身维持轻盈状态，熬夜之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这些新的身体变化让徐枣枣有些难以接受。加之新媒体的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她有时觉得自己被掏空了。

也是在这一年，徐枣枣结束了一段长时间的亲密关系。跟其他在异乡的年轻情侣一样，分手意味着搬家，再次一个人生活，面对生活中一系列平日里都会觉得难缠的变动。

徐枣枣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将30岁的时候，如何让自己觉得更安全？外界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开始一段新的爱情，走入婚姻和家庭，挣更多的钱，或者生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徐枣枣的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去规划和决定。

“当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到两个甚至是三个主要矛盾的时候，我还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一旦超过三个，我会觉得有点难平衡，希望能够先解决或者是推迟一两个烦恼。”徐枣枣非常明确自己还不想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优先级也相对靠后。

冻卵从一件遥远的事变成了真实的需求。“我还是更在意我现在的事业，我的自我提升或者人生规划。如果能用冻卵去解决这一块，那不是很好？”而且身边总有人提醒徐枣枣，高龄（35岁是高龄产妇的年龄分界点）以后，自己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卵子的质量都会下降。

在欧美、日本、泰国、香港等地，冻卵服务业已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商业服务，但在中国大陆，只有已婚女性或患癌女性在接受治疗前进行生育力保存时才被允许获得。

出国冻卵往往价格不菲。徐枣枣谘询到的价格是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美国费用最高。然而，在中国的公立医院，这一价格则只有2万元上下。

徐枣枣原本以为是容易解决的“矛盾之一”却成为最难解决的。“我觉得自我消化不了，因为还有那么多人有一样的需求，我就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在跟我走一样的路。这就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完全是一个人为的原因。”她想要反抗。

发起诉讼：我想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

“就像之前别人一直在揍我，我觉得我已经吓傻了。没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里忍受，非常委屈，非常愤怒。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可以动的。”徐枣枣说。

这一时刻发生在谘询冻卵被拒绝后不久，2019年前后，徐枣枣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关于女性生育权的线下讨论会。讨论会由倡导多元家庭理念和自由选择权的民间组织——多元家庭网络举办，徐枣枣后来也成为了志愿者。在那场讨论会上，一位女性社会学家为徐枣枣“打开了一扇门”。她分享的主题是新中国生育政策与女性的关系。

徐枣枣认为，与人口和生育有关的大多数报导里，女性都像螺丝钉，国家需要女性干什么，在这个政策和时代背景下，女性就要去干什么，论述的背后逻辑“其实都是怎么想办法能让女人生更多孩子”。但是，女教授的分享让她第一次听到，一个女性作为主体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女性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在跟现有政策共存的状态下，做一些变通或者是尝试。 

会上提及中国唯一允许单身女性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吉林省，但遗憾当时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诉讼案件，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没能真正得到应用。这启发了徐枣枣。她默默坐在听众席里想：“也许你们要找的人就坐在这儿。”她有完整的就诊经历和书面记录，在她病历本上的就诊项目里，明确写着冻卵谘询。

2019年3月，徐枣枣决定起诉。第一位律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徐枣枣，她的案例属于倡导型，胜诉概率有限。这意味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过程往往艰难。

外界开始知晓徐枣枣是从2019年12月23日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前后。但在那之前，徐枣枣已经历了在两个区的法庭不予立案、换了一次律师和改变起诉理由——从医疗合同纠纷改为一般人格权纠纷。

与司法系统的首次遭遇，徐枣枣觉得自己又被打发了。当年3月，她们两次找到东城区人民法院。一位年长的男性法院工作人员出面解释。他把徐枣枣和律师叫到一个空的法庭，反覆强调不能立案。徐枣枣也反覆向对方强调：“我现在就有这个需求，应该怎么办？”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能按照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办事，没办法质疑现有体系。他建议徐枣枣，如果想冻卵就出国去做，这样中国法律也不会管。在最后，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你这些都是西方传过来的。”

在半年后的9月底，徐枣枣和第二任律师终于拿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立案通过。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生育权，也包括身体权。

即将开庭的消息一经发出，媒体采访纷至沓来。徐枣枣一天至少接受10个采访。她需要按小时安排自己的一天。有时候甚至要提醒记者注意时间，因为下一个电话很快就要打进来。

徐枣枣很意外。“我的心态就是没有人理，我悄咪咪地把这事做完，然后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就结束了。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是那么在乎的。”在开庭之前，徐枣枣和多元家庭网路一起给国内60多位有社会影响力或者关心女性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信，希望呼吁他们关注冻卵案和支持单身女性生育权，都石沉大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枣枣非常强调自己起诉的原因：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我不希望被写成一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不能生孩子、找不着对象的大龄女青年，为了以后找到对象一定要生。我想让他们看见，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个钥匙。我拿到这个钥匙本身是重要的。”

前来采访的男女记者本身也折射出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生育的各异态度。有人问她：你要冻卵这个事儿，你男朋友同意吗？你怎么跟他说和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人问她：你同事领导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奇怪？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多元家庭网络创始人、徐枣枣的二次开庭律师董晓莹告诉端传媒，自己一直关注国内非婚女性生育权这一议题。“她们的生育权在国内受限。我们想从诉讼的角度，通过司法途径去扩大影响，争取可见度。”

董晓莹认为，通过徐枣枣的案子，关于女性生育权的议题被确实地推到公众面前，而徐枣枣在不断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其实代表了很多女性的心声。让董晓莹欣喜的还有很多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愿意就女性生育权公开发声并且给予支持。“这个过程都很有意义。”

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

2020年4月，徐枣枣在互联网上发出诉讼费的公开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写道：“大家都付出很多，不单是为了案子，也更不是单纯为了我，而是为了女性生育权的平权事业。”

呈现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这是徐枣枣的一个希望。她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看到的影视作品里，大多数单身生育的女性形象都是悲惨的受害者，社会对她们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现在不应该这样了。（女性单身生育）形象叙事该被改变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做的这些选择是主动的、负责任的、作为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客体。”

虽然在过去几年，女权倡导组织和积极行动者被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网络舆论联合围堵、攻击，但当下的女性权益意识不论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场，其可见度和民意基础都不可逆转地得到了提高和扩大。因为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选择。

徐枣枣学生时代的很多女性好友都在被认为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但她们的选择已经与上一代不同。当她们觉得婚姻无法帮助自己成长、获得发展空间的时候，离婚成为自然选择。“现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说，觉得离婚是人生大事，结婚不是。这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还是很尊重自己和自己感受的。”

因为冻卵案，徐枣枣一头扎进单身生育这个议题里。她结识了更多的女性，也开始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生育意愿以及已经生育的单身女性们。

2019年底第一次开庭之后，再次开庭的通知一直杳无音讯，再加上疫情爆发，徐枣枣跟多元家庭一起邀请专家和专业人士开了多场线上分享活动。有的女性听众告诉徐枣枣，冻卵案之前，她们不知道在中国单身女性不能冻卵。现在她们知道了，她们很愤怒，因为不公平。

在其中一次的分享会上，徐枣枣认识了张萌，她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生育保险案的当事人，已经当了妈妈。徐枣枣看到了同为单身女性在生育议题下的另一种状态。“她自己去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智慧，还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照亮其他情况类似的人。那种东西是非常鼓舞和感染我的。”徐枣枣说，不同生命体验的女性相互交汇，那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现实也在不断提醒徐枣枣，针对单身女性生育的敌意和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两次开庭都会被被告方的陈述点燃，让我觉得不能这么就算了。”

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除了论述国家有政策规定外，还列出了“单身女性生育会造成单亲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推迟女性生育年龄”等在徐枣枣看来代表主流保守性别观念的理由。在9月17日下午进行的第二次开庭中，被告提出单身女性冻卵会延迟生育年龄，由此催生高龄产妇，而这对孕妇和胎儿来说等于“自残”。徐枣枣说自己气愤到双手发抖。但两次庭审的法官都让徐枣枣感到些许安慰。他们态度友好，给了她和律师相对充分的表达时间和空间，并且认真聆听。

徐枣枣说，被告方律师绕来绕去，其实总想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即“不平等的体制。一方面是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国家懒政又同时过于深入个人生活的越权管理。”

中国女性生育权被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被视为中国彻底放开三胎生育的标志。同时发布的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被称为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其中有诸多引人关注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计划生育时代色彩浓重的社会抚养费（又名超生罚款），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文件称，一系列举措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化生育需求”。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退休教授、性别与法专家刘明辉对端传媒表示，当前的大环境对于保障女性生育权非常有利。“跟计划生育那时代是完全两样了，那个时候是不惜代价地去控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想方设法地鼓励生。但问题是没有多少人生，所以才让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过课题研究，刘明辉了解到单独二孩乃至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实际的生育增长情况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她作为冻卵案的两名专家证人之一出席二次开庭。

刘明辉说：鼓励生育得落到实处，光喊口号没有用。“我觉得咱们实质鼓励的东西还是少一些，光是在那喊口号、下命令。比如像日本，人家确确实实是给财政补贴的。哪个公司做的好，政府给钱的，还有精神上的表彰。”

徐枣枣说：“现在年轻人又要养老又要育儿，尤其我是80后这一代的独生子女，这些责任如果都压在身上，只是说开放政策就去做选择其实非常难，要考虑的后顾之忧太多。”

在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下，单身女性是否能够掌握生育权？

董晓莹说：“国家没有松过口说保护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相关政策也都没有明确，所以地方也很难去有一个依据。”让她感到鼓舞的是，文件明确提出了“多元生育需求”的表述。刘明辉也认为中国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整体呈现放开趋势。她告诉端传媒，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时在最后审议中删去了“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执行40年，其造成的行政惯性和管理思维定式虽然在松动，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月由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发布的《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中写道：“我国生育权政策体系繁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很多内容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而是交给国家衞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衞生健康委员会）、各地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各级人民政府来补充，随之产生了一些地方或部门规定甚至是地方的『红头文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由包括律师在内的多家中国大陆民间组织构成。

董晓莹也认为，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了社会抚养费、户口登记等限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单身女性仍然要面对诸多困难，比如生育保险报销。“在国家层面的规定，比如《社会保险法》，没有限制说必须有结婚证才能领取生育保险，但是在地方的执行上就是卡住了。其实这是一个违反上位阶法的情况，但是地方没有动力去改变。”

“非婚生育除了违反所谓的传统价值、让家庭『蒙羞』之外，还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国家一直都是实行严格的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法里说的也是提倡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层面就都把生育权的主体默认到了夫妻身上，所以非婚群体一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晓莹说，虽然国家政策上已经允许非婚生育子女直接登记户口，但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在实际执行层面仍然认为非婚生育不能登记，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刘明辉告诉端传媒，为了做专家证人，自己搜集了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发现没有任何一条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规定。她认为，拒绝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但可以为单身男性提供冻精服务，这属于性别歧视，而只能给已婚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则属于身份歧视。医院所遵从的2003年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与多个上位阶法相违背，理应取缔。

《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指出：“现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虽然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但是实际规定里却以『夫妻』作为生育的主体。虽然法律层面并没有明文禁止单身生育，实际上各个地方在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时候，却将单身生育囊括进入了『违法生育』之列，将『是否结婚』作为『能否合法生育』的其中一个条件。”

在董晓莹看来，中国女性生育权本身一直没有回归到女性自身，当作其一项基本人权。“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没有把它独立出来，从计划生育法到现在从来没有松动过。”

鼓励生育的大环境与单身女性掌握生育权之间仍然存在鸿沟。董晓莹认为，仅靠国家政策，还远远不够。在地方执行差异巨大的现实下，每个人会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体的地方政策，国家政策的变化给人争取提供了空间，但“不是说政策在了，个人的权利就都实现了”。

但与此同时，举国鼓励生育的大环境反而加重了干涉女性生育权的势能——催生变得更严重了。在十一国庆假期时，跟徐枣枣年纪相仿的两位新朋友告诉她，她们原本已婚未育，但自己现在遭受到的催生压力是空前的。董晓莹身边的女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开后被催生的情况。她告诉端传媒，尤其是生了一胎之后的女性。如果一胎是女儿，女性大概率会被催着生二胎，看能否要个男孩。“这个也更能体现，生育权不在女性自己手里。到现在还非常普遍，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第二次开庭结束意味着一审阶段的司法程序已经走完，现在只剩公布胜诉或者败诉的结果。徐枣枣被问及对冻卵的想法是否有变化时，她说：“生孩子还是没有那么迫切，但对于冻卵更迫切了一点。因为我的卵又老了一些。”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如果在国内冻卵的前景完全无望，她会考虑攒够钱之后出国冻卵。“但这都不是上策，我想坚持我的诉讼请求，就在这一家医院冻。”

虽然仍期待胜诉，但徐枣枣不执着于判决结果。她对端传媒说，一个社会实践性别平等需要分步骤分时期来完成。从最开始形式上的显性不平等逐渐消失，然后发展到隐性的不平等逐渐消失，最终达到实质平等。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从观念到生活实践，都是很需要练习的，也都是很渐进的。大家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容忍程度也在变化。”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谘询冻卵，发现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子。摄：七七/端传媒

法国尼斯一所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内，荧幕显示显微镜下的一粒卵子。摄：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一所生殖技术实验室内的一名工作人员把卵子样本放进液态氮容器内冷藏。摄：Benoit Tessier/Reuters/达志影像

上海，一名男孩望着一个地铁站内的婴儿用品广告。摄：Carlos Barria/Reuters/达志影像

广州，一名妇人走过一张推广计划生育的海报。摄：China Photo/Reuters/达志影像

郭婷：“三十岁”的焦虑？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姐姐和她们的风浪

作者 郭婷｜2020-07-08

“每个人的历史，从出生前就开始了。”热播综艺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姐》如此开篇。虽然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并没有错，但节目里的这句话，却仅仅是为了把生命联系上母亲。因为接下来，那个男声画外音继续说道：“女人，从母亲开始，就是我们一生中最早记得和最后忘却的名字”。男性声音一般被认为更具有权威性，在一部关于女性的节目里用男性画外音来定论，似乎暗示尽管节目的主角是女性，但决定命运的权力却未必来自她们自己，而来自其他权威。

而画外音的男性权威在节目一开始就代她们规定了女性的人生轨迹。“三十岁以后，人生的观众越来越少”，进一步加强命运无法自主的无力感和观众对这种无力感的认同，也通过绝对权威的模式阻止了大家对这种无力感的深层社会成因发出质疑。如果片头的画外音改一下，用声音蒙太奇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女性说出她们的烦恼、快乐、骄傲，会更符合《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标题吧。

事实上，人生未必就从三十岁开始凋谢，对很多人而言，三十岁才是厚积薄发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过了三十岁就大势已去或力不从心，既是媒体、资本、公共舆论的共同作用，也和资源分配不均有关，在中国更有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推波助澜。

青春近似值代替年龄多样性

“三十岁”作为一个负荷着压力和焦虑的年纪，在节目开头这段旁白中被无限放大，突显出单一的主题：如何让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呈现出更年轻的样子，而不是呈现出不同年龄的丰富、苦乐和多样性；所谓“乘风破浪”，是如何让大龄女性也能排除万难，像少女那样劲歌热舞，而不是以成熟和历练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真切的苦难和不易。

好在节目穿插的访谈里，不少人对“年龄”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既有坦然和淡然的声音，也有真实的焦虑。但制作方和观众参与在内的社会陈见形成一种互动性霸权，彼此巩固对年龄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中国的娱乐节目更因为有审查制度的存在，所谓制作方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又有另外一层互动，哪怕制作方的工作人员希望探讨压力成因，有为“大龄”赋权的原意，也会碍于官方思路和公共话语在这个问题上的稀缺，而不得不呈现单一和扁平的样貌。

普通人对年龄焦虑，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包括生理性和社会性的不安全感，而不同群体面对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又有所不同。这种焦虑也是世界各地共通的，比如单身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是单身女性普遍面临的社会压力。当然，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表现方式，当代人也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和规范中对性别、年龄、婚姻等问题的既有陈见和交叉性压力，以及全球资本对资源的垄断和对本土既有问题的勾结和强化。

我们身边的公共空间充斥着美容产品、丰胸产品、美白产品，女性似乎只能拥有一种形体，那就是外表上的幼嫩，身体上的丰满，简言之，就是所谓童颜巨乳，加以心智上的单纯。每次和朋友看电影时，都会一起笑电影开始前的FANCL广告：“年轻，可以弹返来！”。这句广告词非常典型地利用我们对年龄的焦虑。

护肤品牌SK-II曾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美国、英国及澳洲共 11 个地区进行有关年龄议题的调查。他们发现近半亚洲女性认为社会为女性贴上“保存期限”标签，暗示女性到了一定年纪又未婚，就会在“婚姻市场”上失去吸引力。同一则调查发现，只有10%的香港女性认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变老，68%认为与年龄相关的压力是发自内在，而不是外界所强加。但这个看似具有社会意义的调查是由一个跨国护肤品牌进行，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开市场，贩卖护肤带来的年轻外表，和这种外表所带来的表面上的改变。《这是爱女，也是厌女》一书也指出台湾女性、尤其是公众人物譬如从政者，经常被去性别化、少女化、或老女人化，呈现极度简化和标签化的年龄样貌。

这个问题似乎在东亚更明显，但问题并不是东亚女性天生更爱美、更注重美白或抗老，而是在历史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空间始终被父权精英霸占，女性被塑造出“女为悦己者容”的特质，以身体或外表为资源，是权力不对等的结果。

东亚不同地区的女性都在面对“剩女”的标签，因为东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融合了既有权力秩序和西方殖民发展中的父权，就如对“N号房”事件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浪潮中，女性也承担着劳动生产和养育人口的重任。

整体而言，亚洲在全球权力不平等的大语境下，疲于殖民暴力、战争、社会运动、反殖民运动，并没有和西方同时经历女权主义浪潮，而经历了双重殖民和双重父权，包括以反殖民和独立或进步为口号的民族运动。连今天的公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只是换了组织结构，但并没有更换权力逻辑，因此也不断在复制同一套家长式威权。女权主义运动在亚洲并没有缺席，只是开始得晚，或受到更大的阻碍。印尼学者L. Ayu Saraswati在《在印度尼西亚感受美，感受种族》（Sensing Beauty, Sensing Race in Transnational Indonesia）一书中分析东南亚的美白产业，让我们看到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如何共同作用，系统地垄断和规范我们对美的想象。

对年轻样貌的过度强调，也出于一种对女性形象的扁平想象和规范，女性在身体和头脑上的单纯被誉为美德，将成熟、智慧与世故精明、道德涣散等同。当年因为陈冠希的电脑被入侵，裸照被公布在网络上的女星分明是受害者，是公众消费和伤害了她们，她们却不得不为自己被娱乐行业打造出来的纯洁无瑕形象的崩塌而道歉。其中阿娇也以纯洁、完美、冻龄的形象代言医美而复出，似乎要抹掉她的过去，让多重父权继续利用对性的道德化以及性别想象的单一化来压制女性，而不是展现她因经历而成熟的智慧。

姜文的《邪不压正》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电影中塑造了两种女性形象，周韵成熟勇武，因为她是母亲，衬托女配角的精明妖冶。而电影中有也仅有两种男性形象，分别是想做父亲的和做了父亲的。彭于晏说：“我现在不用找爸爸了，我自己做爸爸了。”他的话意味着男性气质也只有“爹味”和乳臭未干两种。

这不仅是一种对性别的扁平诠释，也是在用家庭关系来衡量人的成熟度，并未真正脱离私人领域而通达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复杂的社会身分。进一步来说，这种家庭主义（familism）给公民社会造成了困难，因为东亚的威权治理利用的正是大家长式的家国民族主义（familial nationalism）。任何人要成熟，能被作为成年人尊重，成年礼只能是生儿育女，为人父母。家庭本来没有错，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的打压。这符合家国威权主义对“子民”的规训，“子民”不能觉醒成有自主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妇女解放”到当代女性觉醒

当然，不可否认SK-II在上海相亲角的广告有非常感人的地方，让人看到单身女性的自主意愿在两代人之间的和解。但造成“剩女”压力的社会甚至政策原因，和造成父母辈的焦虑、代际矛盾的历史原因，却在广告中被隐去了，因为跨国资本进驻中国需要国家的首肯和支持，自然不能提及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威权政府与全球资本主义形成新型霸权的点滴例子。

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妇女的历史地位经常被引用，以表明过去的某些问题，或以女性的“阴性”属性来表现“旧社会”的弱点。这种以偏概全的话语经常受到质疑。

比如在《女性与中国革命》（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一书中，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通过有限的档案和资料的脚注，为那些无名的妇女立传，让人看到女性如何不断用自己的主体能力回应环境和时代。她们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种种危机的受害者，也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每个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包括清末女性如何管理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家中教育女儿、安排联姻，还通过编织和纺纱为帝国晚期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当时的税收和道德秩序是如何产生的，缠足的女性如何通过纺织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也作为按时交税的良性主体使家庭和社会秩序井然。

但同时女性承担了许多“隐性劳动”，包括生殖劳动；劳动分工也限制了妇女的社会适应性和可见度，譬如妇女确实在纺织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商人虽然为了争夺妇女的劳动力而相互竞争，却只向女性提供原棉和纱线，再向她们购买制成的纺织品。这种分包制度使妇女无法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也失去了市场能见度和参与权。隐形劳动和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便于从公众的理解中抹去她们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去性别化，却隐藏了性别不平等的主体问题，用男性标准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别作为一个类别，仅具有政治和实用意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乌托邦的一种手段。宗教学学者康笑菲也曾通过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指出女性的身体如何成为农村百姓和中国落后的符号，只能被“红太阳”的“阳气”所拯救。换言之，“妇女解放”所代表的女权主义有一个悖论，那就是谁被解放，被谁解放。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年龄的焦虑有官方制造的一面，包括官方对“剩女”话语的制造，法律和机制上的不完善，威权体制和资本经济勾连模式下更激烈的资源竞争和垄断。

此时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国家如何鼓励婚姻和生育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策略，同时减少国家养老的压力，稳定社会和谐。因为婚育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挂钩，公共话语也因此对年龄带着更多性别和阶层上的歧视，比如用“剩女”形容女性，却用“单身贵族”或“钻石王老五”来形容男性。“剩女”话语的诞生也因此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教育部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 中将“剩女”纳入其列出的171条汉语新词语中，并将此定义为：那些生于70年代的大龄女青年，也被称为“3S女郎”——Single（单身）、Sen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

全国妇联网站也转帖了新华网上有关“剩女”的文章，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认为“大多数『剩女』不值得同情，她们更需要教育和反思”，因为“『剩女』们虽然依然单身，但是，一般说来，异性朋友一大堆，而且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性思想非常开放，她们最喜欢到一些娱乐场所去寻找一夜情，或者干脆傍个官人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被别人一脚踢开才想到自己还要找个结伴终生的人。”

女性的年龄在这里被官方进一步道德化。2010年12月，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合发布了《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女性的择偶压力主要源自于男性对女性年龄的要求，超九成的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在27岁之前结婚，超过五成的女性认为男性最佳的结婚年龄是28-30岁。”官方媒体直接将这句解读为“『剩女』门槛27岁，『剩男』门槛30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把“剩女” 列入2007年的汉语新词之一，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贺军科在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年）》发布会上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

因为中国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官方和媒体共同加剧了女性对年龄的焦虑，一同塑造性别角色和社会身份，影响公众思维和社会性别规范。娱乐节目和新闻报道都通过选择性处理信息，造成公众对女性年龄的更多偏见，给女性带来更大压力。甚至原本可以成为对性别平权有推助作用的事，都成为巩固父权制度的一部分。譬如中国第一位高调坦承自己变性经历的公众人物金星，却主持了一档强调家长权威和父权机制的相亲节目《中国式相亲》，其中更有教训女性下跪等场面，回应了当前意识形态中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权力结构的直接宣扬。

中国的剩女婚恋焦虑也是历史的结果。社会学家孙沛东研究上海相亲角时提出集体焦虑的观点，认为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辆战车之上。另外，现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还不能妥善解决养老和医疗问题，目前主要仍依靠子女照顾老人，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养老保险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心。换言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年龄焦虑也蕴涵着一个讽刺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缺位。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达到公私领域的平权，在中国的表达方式是“妇女解放”。但“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在今天几乎是两套脉络，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后者是自发的民间运动。两者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前者会对后者进行制约甚至打压，比如女权主义者被拘捕，展开女权运动的困难。当然，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也不能完全用时序表差，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既有父权的一面，也有进步的地方；后社会主义时期确实可以看到私人领域的兴起，但国家对私人领域的管控从未消失。有学者在研究共和国婚姻法时提到，五十年代的第一步婚姻法确实有很多进步的地方，比如废除纳妾，允许离婚，但也加强了国家对婚姻的介入。在最近颁布的离婚冷静期、二胎政策也可以看出国家通过婚姻法对人口和个人自由的进一步控制。

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包含众多脉络，就像曾金燕曾经概括的那样，包括逐渐建立和普及的性别学科，多元但依然力量薄弱的草根女权运动，我认为也包括新自由主义女权和更广泛意义上女权意识的兴起，同时面对民族主义、新儒家、新国学等文化保守思想运动，资本市场与开发利用女性生产力为主导的国家女权主义同谋，在国家对女性权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体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为全方位侵犯女权的主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开头画外音的男声，也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让所有改变和对改变的呼喊都变得困难。

利用社会觉醒，娱乐代替改变

身边的朋友们对这档节目褒贬不一。有许多批判反思的声音，认为这档真人秀节目依然把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仅仅用外表是否年轻漂亮来衡量她们的价值，但真正的乘风破浪和表演乘风破浪是两回事。姐姐们有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要来组女团？也有许多赞扬的声音，认为它还是展现了女性努力的样子，哪怕只是歌舞选秀。

但节目的娱乐性质为它定下了限制，就像画外音提醒我们的：“漂亮，是女人的战服，活得漂亮，才心服口服”。参与节目的演员宁静也说选同伴就要选漂亮的。女团未必是年轻漂亮的代名词，但节目仅仅把女团表现为年轻漂亮的代言词，仿佛让观众看的是她们再努力，也不过是娱乐大众的美物；当真正的社会问题被消解时，个体的能动性也变得非常狭窄和有限。

个人觉得最遗憾的，就是节目的走红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性平意识的崛起，但是它却得不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发展，只能是被规训和控制的样子。女明星在节目中的彼此打压，也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不对等、资源分配不均、和权利的缺位。

中国当前的女权运动其实非常丰富，有反家暴小组，法律援助组织，多元性别关注组，有关注女工权益的尖椒部落，揭露性侵和性骚扰的米兔运动，更早年还有女权之声组织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万人签名反家暴”等成功事件，也有后来的女权五姐妹被捕。在今年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不少女权运动者也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提供了物资、心理咨询、医疗咨询、新闻和信息翻译等工作，包括发起为女性医护人员提供安心裤的行动，更不用说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

微信公众号和其他自媒体上也有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不少普通女性希望改变育儿、家庭、工作中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和压力，参加节目的女星也认为自己活得很潇洒，不需要把幸福建立在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依赖上，或者想过不凡的人生。这些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女性意识，但国内汲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公共话语受限制和管控，造成大家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可能片面，或者能呈现出来的形式很有限。

一方面中国确实有正在不断生成和崛起的新生意识和运动，另一方面不同个人和群体都面对信息、资源受到限制和控制的情况，图景虽然丰富但也纷杂，有时甚至出现阵营分裂的现象。这些也是公共空间在形成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而女权议题本身敏感，更容易受到责难和压制。正如李思磐最近在《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所说的，希望能找到把各自运转的“互联网星系”连结起来的方式，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而再回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其背后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的萌发，却制造出单一、扁平、甚至宫斗式的女性形象，反而回应了之前所提到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力一起进一步规训了女性。“姐姐来了”是什么来历？这是韩国 MeToo运动中的口号，是女性之间的关照，是面对暴力时的勇气。这句话流行起来是因为女性确实在她人的故事里受到鼓舞，在现实的艰难中看到了希望。利用这句话，将之资本化，再抹去其语境，则是一种恶，让人愤怒。

单说女明星自身，也因为娱乐行业的狭窄和利益垄断而很难突破。去年，海清、姚晨、马伊琍等三十岁以上的女明星在颁奖礼上“突袭”，谈到“大龄”女星戏路窄的问题，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角色。许多网民为她们叫好，也有人对此感到惋惜，认为她们说自己比年轻女明星便宜是在乞讨，依然处在被动的位置。相比之下，在被问及如何改变好莱坞少数族裔不受重视的问题时，美国亚裔女星Ali Wong说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来写剧本，自己写出增加少数族裔、能改变人们刻板印象的故事，让人拍手叫好。但这些改变在国内很难做到，因为国内有产业垄断性和审查制度。这些是亟需探讨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它们却无法在节目上露脸，让人倍加遗憾。

我们是普通人，希望在荧幕上看到有力量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会给我们所经历的疑问和挣扎带来一些解答。而《浪姐》这样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的力量依然是单薄的，节目中的象征性改变也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改变相辅相成，但因为在中国改变之困难，连象征性改变都如此单薄的时候，更让人感到无奈。

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哪里？

真正的乘风破浪，应该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劳动者和普通人的风浪，和她们相应的勇气与力量。工地上充满力量和尊严的女建筑工人，楼下敬业的保安大姐，豆瓣上分享自己作为单亲妈妈装修心得的友邻，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经历、不断成熟的昔日“童养媳”马泮艳。

我自己身边有年轻女性说卖保险赚到钱之后要去扶助社会企业，有朋友为了记录历史而放弃考古理想成为记者，有朋友在工作之余为反家暴中心提供法律援助，还有老教授决定把每一位研究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子女，又无法满足复杂的领养程序。真正的乘风破浪，应该让普通女性的故事进入公共话语，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对疾病、肿瘤、衰老、生死的恐惧，尤其是其实非常常见的子宫肌瘤和乳腺疾病，上一代人的节育环，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的无奈，怎样面对从小追随我们到大的性侵，生儿育女或者无法生育的苦乐，到城市打工和不同职业的进取、压力，身为性少数者的经历，对政治的看法，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彼此鼓励和帮助的点点滴滴。

真正的乘风破浪，也应该让我们看到体制和机制能够如何做出回应和改变，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互动。最近一则新闻让人动容，标题是〈女校长让16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知青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四十多年，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投身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建成针对贫困山区家庭困难女孩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使16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圆梦大学，而这一切都源于在她任教期间时不时有女生从课堂上消失的情况。张桂梅说，十几岁的姑娘就被嫁出去了，我绝不让我教的班级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张桂梅老师应该上《浪姐》，或者这样的故事才是体现出乘风破浪更广阔的现实意义。虽然这个新闻被报道的方式也有失偏颇，譬如回避了知青政策的历史问题，譬如突出一己力量，陷入国家型正能量的论述；并没有追问为什么国家缺位，需要这样一位普通人牺牲自己的人生来帮助其他女性。

女权主义或者任何平权运动永远是在不断变化和生成的。我非常喜欢美国非裔女作家Roxane Gay的《糟糕的女权主义者》（Bad Feminist），用调笑的语气细数自己没有做到的“女权主义”，比如喜欢粉红色，不会修车，暗恋UPS的送货小哥……但她也说道：“但我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因为性别就应该被像一坨屎似的对待。”在分享会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她的声音都在颤抖。

许多人都有真实的觉醒，但因为公共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明显的、触手可及的公共机制提供帮助，民间运动又经常受到打压，不被官方接受，也不为大众所知。如何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推动（社会主义）女权的建立，是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而这些也是只能出现在《浪姐》舞台灯光之外的乘风破浪。

（郭婷，爱丁堡大学宗教学博士，曾于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普度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及性别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

《乘风破浪的姐姐》截图。

2006年6月30日，北京一名女士在街道上。摄： 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10年5月26日，广州一个数据处理中心的上班女士。摄：Lucas Schifres/Getty Images

SK-II在上海相亲角的广告片段。网上图片

2016年10月28日，北京接受过培训的保姆与塑料婴儿一起吃午餐。摄：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乘风破浪的姐姐》截图。

《乘风破浪的姐姐》截图。

娱乐圈女星的台湾金箍咒：五十年来，被公开的秘密梦想

特约撰稿人 马欣｜2020-12-19

直到21世纪，我们才有了阿爆、9m88、魏如萱等女歌手⋯⋯而此前，在台湾，我们的女歌手多半是活在他人视角中，由男性意志创造，附身在众人附魔不可脱离母胎的想像中，一如90年代初陈小霞唱的〈傀儡尪仔〉，半数以上并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神魂⋯⋯

1999之后，“女星”不再需要讨喜

日本观察者藤原新也说过，可更换衣服之娃娃如莉卡与芭比娃娃，对女童来说是社会化的入门。回想起来，台湾几十年来培养的女星，的确几分像“莉卡”与“芭比”，反映了我们单薄且缺乏多元性的女神文化。

改变点大概是1999年蔡依林的出现。让社会向往的“她”是可以随时更新人生的魅影，像一个梦幻的载体，因她浑身是普普艺术的实现，近年更是将自己的身体化为赛博格的想像（机械人、改造人），包括〈怪美的〉〈我呸〉人如娃娃的碎片化，充满了外界习惯将女艺人彻底客体化的反讽。

她是少数终于能破茧而出，不被传统形象局限的女歌手。她可随“七十二变”更新，以肉身菩萨般实现各种幻影，不拘女特工、女王等各种角色扮演。且不断地推翻自己，让歌与人合体，实现了男女罗莉控加芭比娃娃的生化境界。

她有时不惜将自己外型妖魔化的反操作，反映了台湾就是不容许女孩作乱，尤其在审美上，比他国要保守很多，同时也嘲笑了现代刷脸的浅碟文化。

来到新世纪，直到这两年，新生代艺人更进一步，以行动艺术大破大立地走进人们视野。9m88的造型玩得跳脱，跟早年蓝心湄有着各种时尚元素拼贴的打扮，加上阿爆以原住民风格混搭流行的独树一格、魏如萱、王若琳各种反宜家贤慧洋娃娃的穿法（几分像复古娃娃穿越的怪异符号）。这除了阿妹后期“阿密特”以分身敢这样穿外，没人敢像这批人敢去挑衅女生就是要讨喜的公众形象。

加上近期窜升极快的持修（他虽然不是女生），但他的出线不只是性别的包袱有了突破，他等于突破了次元壁，让二次元动漫的审美进入了现实领域，或许他的出现，可以改变台湾一成不变的明星包装。

80、90年代：怀春少淑女与保守时尚观

然而，所有这些发生之前，群众对多数女星的幻想，仍多局限在社会功能想像中，女星多数都要唱着委婉悲切的歌曲，符合著多数的“少淑女”成衣 Model 样貌。

即便我们在90年代初刻意推出ABC背景包装的歌手，如萧亚轩、李玟等，像是我们集体品香国外月亮，但她们始终贴上正能量“人生胜利组”的标签，也让她们困在原地，抽离了神魂，只是一种价值实现。

90年代中期后，我们曾很流行以几分顽皮的女儿情态来叛逆一下，如李心洁、徐怀钰、范晓萱、S.H.E等、都是非常符合社会规格的制造，很难出现真正带领时代风骚的女歌手。这时期，尽管有推出都市都会女歌手，如蔡健雅等，但仍延续陈淑桦路线，比起80年代虽有造型突破，但整体来讲仍相当有限。

有一大原因是我们时尚观非常保守，三十年来受困于极端传统的两性性别想像中。我们在蔡依林之前，几乎没有敢打翻流行符号的人。因此除了好媳妇、小女儿情态、都会新女性等三大类外，很难让无法归为这三大类的女歌手出头。而中性化的歌手，从潘美辰、林良乐、张芸京都以一种几分草根蓝领气反扑为包装，始终反刍一种“无法归家”的悲情，如同复制重贴，包括歌路。

因为只是迎合社会的符码，让后来转型的范晓萱经历辛苦期、杨乃文的嗓音与狂气无法真正找到合适的位置。各种个性女生都是一路被压抑的。

台湾始终无法产生梅艳芳、王菲（多亏香港打造）这样不用考虑先当一个讨喜的女人，而是原本就该有独领风骚的气势。我们鲜少有这样气势的女歌手，且从来也不鼓励。

数十年来，我们的女歌手制造始终循环着一种“莉卡娃娃”的全面实践，接力保守的魅影重生。也因此在21世纪，我们非常流行文青女神，陈绮贞、张悬等人的崛起，算是一种温柔的反叛，但样貌仍然得是好人家的女孩，终于可以唱一点自主思考的歌曲。年轻的听众已经想突破了，只是暂时还乖乖待在安全的范围内。

70年代：美式美学vs好姐姐好女儿

这样说起来，似乎70年代的女歌手还前卫些，表象上是。那时我们台湾是全套移来国外美学。讽刺的是，等我们经济起飞了，却只是让女歌手成为白领阶级女儿的系列，来充分显出我们跻身新贵的不安。

在写这篇时，我想到很久以前，我们家电视放的都是崔苔菁、华萱萱的影像。仿佛除了劳军与全民共同“干女儿”的邓丽君外，我们其实当年是跟随着美国而喜欢某些女星，那时无论在精神上或是物质上都崇拜着美国的台湾，女性审美也跟着美国跑，像条精神上的脐带，呈现在70年代流行文化中。

如果女性艺人在电视上多少都要肩负安慰疗愈，与投射当时社会向往的样貌。那么华萱萱自称是台湾“梦露”；崔苔菁遂另以“一代妖姬”将自己与其分庭抗礼，一时间，崔姬与她带领的综艺与审美风潮风行于大众。微妙的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女生无论衣着还是思维都被控制在一个保守的世界中，与电视上的世界大相迳庭。

崔姬这样的横空出世，与她影响的妆容与歌舞西方化的女歌手们，就只限于大众对美国的孺慕之情，那很像美军遗留下来的审美条件，或是我们当时非常需要的歌舞升平（对比我们当时传说另一边在吃香蕉皮），在电视上最终归于人们在吃饭时顺便做的南柯一梦，事实上邓丽君才是大众自家人。

那时的电视文化并不接近民众，比较像是我们对未来一起共同做的美国梦。于是崔苔菁无论金色流苏装，或她埃及艳后的形象，都是美国好莱坞飘来的残梦异香，但的确无论台风与舞步，崔苔菁女王自信的扎实舞台，是我们普遍极度缺乏的。

70年代后期的净化歌曲，让女生流行的图像又变了，女性的客体符号永远是社会变化的象征。像个母胎一样，集体孕育着共同的想像。那时开始流行清纯的女青年。有别于崔姬等美式作风，甄秀珍等艺人唱净化歌后，开始刻意穿起裤装，有着浑厚歌喉与众多手势，展现出时而正气凛然，时而端庄雅致的政治正确。

之后凤飞飞等中性女星都在70年代开始风起云涌，亦师亦友的风格大行其道。当年女星除了流行艳丽的模特儿搭配刘文正的演出，就是电视台扶植出来形象端庄正确的女星。电视上女星分为两派，一派是对美国深深依赖而复制出的华丽女星，仿佛是将梦露之梦与伊莉莎白泰勒之梦，放在“群星会”等综艺节目里；另一派则跟随国民政府政治正确的风气，由党国色彩浓厚的电视台为综艺与戏剧扶植起来的歌手，包括尤雅、姚苏蓉等。

再回80年代: 经济起飞，闺秀型歌手如扭蛋

真正影响到台湾后来审美风格的仍是80年代一票闺秀型女歌手的出现，跟当时台湾已经济起飞，中产阶级的人们开始借由对情人与女儿的期盼来发梦。

陆续出现扭蛋型歌手，当时大红的如沈雁、李碧华（唱古代诗词爆红）、蔡幸娟等，看似小家碧玉的装扮，实事上都承载了社会期待的“女儿”与“媳妇”类型，似乎需要点经济实力的背景方能于深闺培养，来唱几首“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幽怨歌曲。

当时全民拿点文艺腔唱歌，心怀作诗梦。课本上写着席慕蓉；脑袋里想像着三毛的出逃于撒哈拉；在联考压力下想像着二秦二林是人生的乐透，一切都像是杨德昌导演的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那股既压抑又好不容易混出头的悲伤。人们做同一种秀才梦，而搭配这种秀才梦的就是这系列扭蛋型闺秀。她们一律低着头浅笑、吟着春花秋月、穿着得体长裙、发夹不离身、待嫁梦随时被吟哦着。

若一个不小心穿越，你会以为我们那时还仍在中国科举时代，做着某个阶级才能想的举人与秀女梦。人们带着那点稀微的中国印象，小心翼翼做着开始富裕的梦，这是经济起飞后，金瑞瑶、彭雪芬等小女儿情怀在歌曲与戏剧（当时流行大量好学生电影）中都大红的情况。

当时除了金韵奖与民歌风潮，培植了一些女大生，能抱着《未央歌》，谱出些许自觉的歌曲外，也终于是在民歌开放的氛围中，我们有了潘越云这样的特色歌手。

但普遍来说，小家碧玉风仍吹袭整个歌坛，甚至当时女影星如吕秀菱等，都最好抱着古乐器半遮面，不知今夕是何夕地演绎着故土员外的想像。除了出现了蓝心湄这样的时尚乱码震惊视听、苏芮、叶瑷菱短暂地杀出重围，宜室宜家几乎是铺天盖地的影响（或钳制）着台湾年轻人。

到90年代初期，若非滚石与友善的狗，让女星面貌稍稍多元，女星形象仍是被集体放天灯般，只能秋水伊人、在水一方地等郎来，重复着社会小女儿情态。

再回90年代：形象转型困难，港星也要入境随俗

1988年．滚石将陈淑桦从乖乖女打造成都会独立女性形象，89年推出〈梦醒时分〉，女性像回了魂一样，能有一点点个别色彩。

这算是一个分水岭，女人形象可以稍微有人味。那时的“玉女”简直像个魔教，或是金庸笔下神经质的峨嵋教，三贞九烈都拿到歌坛与影坛大批发。

只是跨入90年代后，女歌手与演员仍然难以真正脱离适合相亲的好女孩形象，80到90年代，除了少数如〈自由〉〈柠檬树〉等歌，当时丘丘合唱团的金智娟，我们仍然是在女儿（徐怀钰）与媳妇（范玮琪、郭静）的系列迷思中，如此其后才有了范晓萱从乖女儿到叛逆鬼才的突变——那突变的过程有多辛苦，有如张惠妹从悲情的、奔放的（综合了80到90年代大全）自己到后来的阿密特，需要多长的一段变革历程。当时光是剪短发就震惊视听，如孙燕姿、李心洁、范晓萱等都像是一种宣誓了。

香港明星来台湾的情况呢？王菲早期也是长发且之后唱了够贤淑味的〈我愿意〉而大红，后来转型；关淑怡一开始就个性化的形象却从没走进过台湾大众市场；梅艳芳刚出道就能霸气地在香港唱着〈坏女孩〉，来台后却必须唱着〈女人花〉的孤挺幽怨（虽是好歌）；当林忆莲在香港已经是都会舞曲女王、走的是百变形像，来台却只能以〈爱上不回家的人〉最红，要到进入21世纪，林忆莲才能有了《盖亚》这样个人色彩的专辑。

台湾女子在影视文化中，很少能脱离男生主宰与社会意志，无论在穿着造型或是在歌曲意志上，何时真能破茧而出？我们女歌手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原生姿态，而不是属于某个系列的。

影视文化中呢？因剧本与角色受限，女生们不是演堕胎就是演牺牲的怨女，也还没有够轻重的女性角色，多半是陪衬男性命运。难以像张曼玉穿着旗袍在街角点了一根烟，就寂寥地送走了某个时代的韵味。林青霞与金城武也是送到了台湾以外，有了徐克与王家卫的加持改造，才能有新风貌。不然都只是闷在教条里的人物。

我们看似开明，骨子里还很保守，无论演与歌，真正有生命力的女艺人还在路上。

蔡依林。网上图片

阿爆。网上图片

范晓萱。网上图片

陈绮贞。网上图片

邓丽君。网上图片

李碧华。网上图片

陈淑桦。网上图片

王菲。网上图片

限娘令：男人的叛徒究竟是谁？

特约撰稿人 孙小椒｜2021-10-29

在5月份喧嚣尘上的中国娱乐圈打击饭圈“清朗”行动之后，今年9月初，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今年第267号文件，当中正式宣布禁止偶像养成类节目，此外另一引人注目的规定，是要抵制“泛娱乐化”，要求节目要树立“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这个规定不止规范于电视节目中，也延伸到其他娱乐行业。一周后，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企业，强调各平台要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

2018开始的限娘简史

这是这项近几年来不成文的禁令首次被正式写入公开的规定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文中使用“娘炮”这种歧视词汇，并将之定义为“畸形审美”的做法，令很多观众愕然，引起了大量民间讨论，不少人直言见证了性别意识的倒退，但在一些下沉网络平台上，也不乏网民评论对官方表示支持，认为早应该打击娘炮。

然而，对于熟悉中国娱乐圈近年规管的观察者们来说，这样的规定出台并不意外，这一规定的意义，更接近于第二只靴子落地：早在正式宣布之前，国家对于娘炮的不满，和各种并不明文的限制，已经存在很久了。

中国民间一向对于娱乐产业中气质阴柔、精致的男性有特别的关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演员唐国强便因为面容俊美、行动精致而获“奶油小生”之称，乃至于后来这个称呼成为中文世界的俗语，在一向不乏精致男性的电视荧幕上，“奶油小生”有很多，但同样一直有民间的批评声音。为了摆脱“奶油小生”形象，唐国强一直寻求转型，后来凭藉出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角，成功摆脱称呼。而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阴柔气质男性在社会中的曝光度逐渐增加，并且得到部分接纳。2017年7月，中国妇联下属《中国妇女报》，就刊登文章号召公众停止使用性别歧视词汇，当中就包括“娘炮”一词。

但这样的呼吁显然没有什么效力，官方针对“娘炮”的一系列动作，由次年开始。2018年，仿韩国101偶像选秀模式的爱奇艺男性偶像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横空出世，在全国引爆热度，成为中国第一个爆红的韩式偶像选秀节目。几乎在节目形成现象的同时，不成文的禁令传闻就随之而来。同年暑假，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开播，规定全国大部分学生都必须在家观看，而节目期间找来大量明星助阵，当中一些花美男明星惹怒了部分陪看家长，一时引发大量讨论。

在节目播出后数月的2018年9月，就有报导指出中国开始有不明文的“限娘令”条例，将要求各大电视台严禁邀请外型比较阴柔的男性上节目。报导指男子组合NINE PERCENT被某电视台获邀请做中秋晚会表演嘉宾，随后抽起消失；东方卫视选手节目《下一站传奇》第一次录影后突然又将许多“略娘”的选手淘汰；组合TFBoys的节目机会被取消等。同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赞扬军人的血性勇敢和精神魅力，但同时也称“我们不赞同所谓『娘炮』，『不男不女』等带有贬损性的说法”。

然而在2019年初，就有信号告知外界“限娘令”仍在继续。电视节目中男星的耳钉被打上格子，有业内人士透露由于限娘令，男性画眼线也同样不被允许。同年10月，中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微博官号“思想火炬”转载了一篇名为《为了让你娘炮，你知道美国中情局多努力吗？》的文章，内容称二战后美国中情局通过成立娱乐公司，打造阴柔男明星，来洗脑日报民众，弱化日本社会的雄性气质。

一方面电视娱乐限制在继续，但偶像选秀节目依然改头换面暗渡陈仓，改变不同的名称、叫法、表演风格以求生存。然后在2020年，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就就提出提案，要防止“青少年女性化”，随后在今年1月，中国教育部对上述提案进行答覆，表示将“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尽管相关事件引起不少争议，但在今年5月饭圈 “清朗”行动叫停了数个选秀节目的背景下，今年8月27日，中共中宣部下属《光明日报》继续发表《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一文，称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在经历了这几年的铺垫和拉锯之后，中国官方对于阴柔气质男星的态度，从言辞上有所包容到直接抨击，从行动上暗中限制到明文规定，终于清晰摆明：阴柔气质的男性面孔，为中国娱乐行业所不容。

反娘炮的人，反对男人的叛徒

这次明确而严苛的规定，再次给整个偶像文化领域带来影响。官方对于什么是“娘炮”没有给出明确而标准，平台、艺人和粉丝只能如无头苍蝇般地自寻方式迎合。不少此前以花美男形象著称的男星，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秀出胡子与肌肉，素颜直播，而多家明星后援会也发布新规定，内部规训禁止粉丝在网络讨论时“泥塑”明星和使用养成类词汇。泥塑是“逆苏”的谐音，意指将男性偶像幻想为女性。被禁止使用在男星身上的泥塑称呼包括老婆、女儿、公主等，以及儿子、崽崽等暗示养成类的词语。

事实上，在如何界定什么是“娘炮”这件事情上，以女性粉丝为主的饭圈和男性网络声音为主的“反娘炮”阵营从来没有意见统一过。拥有胡子和肌肉、不被称为“老婆”、不被改图加上长发P做女孩子，显然不足以进入主流男性语境下界定的“男人味”门槛。就在近日，男团成员甘望星在机场被路过的男性连骂多句“娘炮”羞辱，事件引发讨论，值得玩味的是甘望星在加入娱乐圈之前是主修田径的体育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这个事件折射出此前数年的多次争议：男团成员为维持唱跳水准，需要坚持运动和练舞，身体绝对较多数批评他们“娘炮”的男性健康，但依然难免被指“娘炮”，而男星的女性粉丝们，会反击这种不公平，但并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一个健硕、健康、拥有完美腹肌的男星，依然会被指责为“娘炮”？究其原因，是因为给“娘炮”下定义的，原本就不在这些男星和他们的女性粉丝手中。

在近年的中国语境中，一个男星被指责为“娘炮”，其实和日常生活中中性气质较浓的男性被指责为“娘娘腔”那种情况略有不同。

不同于我们在网络语境刻板印象下联想到的毒舌、精致、泼辣的“娘炮”男性形象，一个偶像男星被指责为“娘炮”，通常指他的形象较为接近东亚世界流行的“花美男”或“奶油小生”。这种形象与前者的区别是，前者通常不被认为具有异性吸引力和性别竞争力，但后者可能拥有大量的女性粉丝。

对花美男男星的“娘炮”指责，则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其一是他的打扮、妆容、发型、修图、滤镜较为精致，特别是画上较为浓厚的舞台妆时。这一点在官方和民间均口诛笔伐，备受攻击，也是打压“娘炮”的主战场，目前大众看到的平台和明星面对限娘令主动或被动的调整，都是从外形装扮出发。

而事实上更为人所不容的第二种情况，因为难以用言语总结和形容，则较少被提及单独讨论的，则是男星的行动和体态。在舞台表演抑或日常互动中，花美男系的男星会使用一些被主流印象认为是女性专属的表演或者互动方式，从动作上举例，则例如比心、wink、嘟嘴、撅嘴、对着镜头放电等，从行为上举例，例如与粉丝互动时的撒娇、卖萌等。这些动作和行为常被认为矫揉造作、“不男不女”，有意讨好粉丝而缺乏美感，乃至于“娘”，但与其他受众感受不同的是，该明星的粉丝却能够从其中感受到偶像的外形魅力。

以男性用户为主的中国网络平台虎扑，在讨论“娘炮”的帖子下，经常使用一张男星蔡徐坤在舞台涂润唇膏的动态图片：头发略长的他缓慢地打开润唇膏，满不在乎地对着镜头涂了一圈，然后轻轻抿了抿嘴，再盖上润唇膏，拿到眼前盯着它。台下尖叫声一片，但虎扑网友却感到“噁心”。在限娘令前后，热播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就对参演男星出了一个舞台提示清单，当中要求他们慎用“鬼机灵表情”、“咬嘴唇”、“wink” 、“顶胯扭胯”动作，并且没有给出明确理由。

如果理解了这些触发“娘炮”警告的举动，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剖析打击“娘炮”的人反感的是什么了：再深入聊下去，他们会表示认为这种体态造作、刻意、虚假、“不男不女”。本文在此无意展开相关舞台设计、乃至这些娱乐产业的商业设计营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自然还是造作，我更关心的的一点是，比心、wink、嘟嘴、撅嘴、撒娇、卖萌这类行为，这类目的更是为了让观看者觉得被观看者“可爱”而创造出来的刻意行为，它们本身的设计感就很强，这些动作可能没有一个是自然的；但，早在流行文化的历史上，这些体态早就与女性融为一体了。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可爱，无论是荧幕女星还是普通女性，上述行为举动对她们来说都是一些在社会中会主动或被动习得的技能。玛丽莲梦露飞吻、扑下裙䙓的媚态成为荧幕经典，日式女团常以以一种元气满满、并不日常的娇声发音方式说话，这些表现如果出现在日常，还可能偶尔会得到造作、虚伪的批评，但至少出现在舞台上，这样的“刻意 ”，没有什么人会对此表示太大的不适。讨论到这个层面，我想“娘炮”男星引起那么多不满的症结就在这里了。那些让“普通男人”觉得噁心的撅嘴、撒娇、卖萌等行为体态，并不是女性专属，而是本身就是人类在把自己变作被审视的客体之后，呈现的一种非自然状态。而女性做这些行为，之所以不会让人太觉得不适，是因为在社会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女性活在凝视之下这件事已经被习惯了。

女性被变作可爱的物件或宠物，所以必须努力使自己的体态、声音、气质都变得更可爱，所以女孩子有些刻意地对着镜头，瞪着无辜地双眼，涂个润唇膏、抿抿嘴，哪怕不是人的自然状态，也不会让人觉得觉得有任何问题。女性发精修的自拍图片，让自己成为被观看对象，在镜头前有意把五官摆放到最满意的位置，把皮肤美白，当然也不是自然状态，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女性从出生以来就是被观看的。但男性这样做，就是“娘炮”与“造作”，会引起主流男性的愤怒。究其原因，是在这样状态下的男性，丧失了自然状态，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被观看的客体（而偏偏男性卖萌、撒娇，女性还真的很爱看！）。这对于主流男性而言，代表着某种男性权力的丧失。

所以这当然不是男星们秀出胡子、肌肉，或者显示出发达的运动神经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当部分男性拾起了某种不自然的、被女性使用多年的镜头语言，来给自己的择偶能力加权时，转换身位成了被女性凝视的客体，从而触发的整个男性社群对被凝视、成为客体、失去权力的不安感。这么多年以来，主流男性第一次感受到男性身体也会被放入到一个评价体系中，也可以呈现出某种“不自然”的状态，他们并不理解那种非自然状态的美感（就像有些女性不理解“造作”的女生一样），但那种非自然被观看的状态却拥有了女性市场，这种失控感让他们感到愤怒。

因此主流力量会对此采取相应的动作。最直观的就是“限娘令”，他们可以从政策层面禁止这种被审视的男性形象出现，首先断绝这些客体的存在。另一个他们可以做的是改变评价体系，羞辱“娘炮”，羞辱精致的、镜头呈现型的男性，教育大众（主要是教育女人）从审美上鄙视、抛弃这个类型的男性形象。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无论“娘炮”男星们如何给自己添加运动、留胡子、打篮球等“男性气质”元素，以向主流男性受众群体示好，都不会有好结果，也不会改变“娘炮”的评价体系：任何一个大腹便便、缺乏运动、邋遢示人的男性，都有资格批评精致的男星是“娘炮”，因为他们是男人的叛徒。

然而想要用外力来改变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市场的轮子开始运作时，一切可能就唯有市场决定了。妆发造型或许可以一刀切，但舞台体态、互动方式等是很难用明晰的规条界定的：你如何禁止男性在舞台上涂润唇膏，或者在直播镜头里撒娇卖萌？

打击“娘炮”的直接原因，猜不到，也不重要

对于官方一再针对“娘炮”发难的原因，民间的各类分析通常不外乎两种想像。第一个常被提及的联想，是认为青年男性的气质影响了国家的气质。这种猜想的痕迹，在上述“思想火炬”关于日本社会气质的文章可见一斑。有的分析者甚至认为，现在对阳刚气质的呼吁，是为了不远的未来与他国开战做准备。此外，前两年娘炮争议成为热门话题时，“少年娘则中国娘”一语曾走红网络，此句化用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少年强则国强”一句，背后的意涵事实上是青年男性的面貌就代表了国家的面貌，那么由此推之，如果国家需要有什么面貌，则唯有靠改变青年男性的面貌来达到了。端传媒《脸书洗版：中国父权家庭的狂欢》一文中曾提到，经过二十世纪以降的许久经营许久，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从女性化的“祖国母亲”如今已变为“你的中国爸爸”，相比母亲形象的苦情和体谅，父亲不再需要强调温情，而是直接展示肌肉和强力，网民们想象中的中国形象，都是身为男性一家之主的“我”。而《女人迷》也曾在评论中分析，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作为少年的生理男性们，被视为撑起国家的一群人，同时负责中国的对外形象，所有不是阳刚少年的人，无论是阴柔男孩、生理女性或跨性别，通通被抹去了身影。

另一个猜想，则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日常息息相关。知乎上有网络评论认为，“娘炮”对社会的“危害”是造成生育率下降，而打击“娘炮”的举措，和近年来政府鼓励生育，甚至号召三胎生育的政策时间上高度重合。《经济日报》有评论认为，禁止“娘炮”和耽改剧，是因为这些潮流如果变成主流，会“进一步影响人民恋爱、结婚、生育、传宗接代的观念，愈来愈多人喜欢同性、愈来愈少人生育，势将打击内地的人口活力及长远经济发展”，因而作者认为相关规定体现国家方向。尽管目前并未见到更系统的论述，但搜索中国网络平台，会有不少这类猜想：拒绝娘炮是不是为了提高生育率政策啊？大家觉得抵制“娘炮审美”后对提升生育率有帮助吗？然而，下面的女性回覆也态度明确：“不想生孩子的就是不想生啊，怎么灌输都没用。”“淘汰我欣赏的男人型，塞给我不喜欢的，不想恋爱了，更别说结婚。”“无非是想重构原来的审美观念，来保证腩权（男权）社会形态的延续。但这是不可能的，多元审美一旦开启，就回不去禁锢的笼子了。”

而最简单一种猜想，无非就是“没有什么理由”。时评人五岳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认为，当下打击“娘炮”也许就仅仅出于高层领导人“看不惯”这一类简单的原因：“中国很多东西，包括传播，头儿说不好，下面就会当个事办。这是一种中国治理的模式。领导说看不惯，下面就把这个东西单独列出来。”在没有清晰制度的社会中，这种政策随心所欲的无常，也未必不是一个合理的猜想。

诚然，对于相关政策的猜测不少，然而在没有信息公开的制度下，统统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可以明确知道的一点是，审美的多元、性别意识的进步和性别气质的自由选择，本质上是倾向自由的、进步主义的，必然与威权结构下的父权统治相悖。所以精致气质的男星娱乐产业和他们的粉丝，无论换多少种面孔，用怎样的方式迎合，都不会改变他们一冒头必然迎来痛打的“打地鼠”局面，更何况政策的背后有一整个父权社会的文化为他们撑腰。但是，审美的大门被商业市场敲开之后，也没有那么容易关回去。

“娘炮”不会销声匿迹，但打压也永远不会结束，不会因为你的哥哥发了肌肉、素颜、运动神经超好、上过多少官方认证的爱国节目、转发过多少爱国内容就免责。在至少短期的局面中，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改变。无论是中国那些去政治化的、无害的、绥靖的明星与平台，还是那些这几年一腔热诚迎合过民族主义叙事的“小粉红”饭圈粉丝，最好都意识到这一点。

2017年12月31日，黄子韬在上海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登台表演。过去黄子韬造型偏中性化，也会佩戴耳环。摄：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偶像练习生》。网上图片

男团成员甘望星。网上图片

《披荆斩棘的哥哥》宣传照。网上图片

2017年12月29日，福建省晋江市举行的全国健身健美锦标赛的参赛者。摄：Feature China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太多波霸，太少女人——游戏世界的性别空间

作者 杨静｜2021-11-06

今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收工很早，我和搭档赶地铁去湾仔一家酒吧给朋友的脱口秀捧场。疫情中的开放麦，去的人不多，基本上都是职业或业余脱口秀演员。我们的朋友是位艺术家，那日，她是唯一的女性表演者，风格大胆泼辣，有人讲咸湿笑话调侃她，她总能反应奇快回讽过去。我们在台下给她鼓掌，被主持人注意到，于是坐在我旁边的搭档就被互动起来。

主持人问他：“你做宾行啊（你做什么职业）？”

搭档据实回答：“我是职业艺术家，最近在做游戏。”

主持人跟进：“做游戏，是不是美女麻将那种？”

这一 part 完结，搭档侧身对我耳语：“每次我说我做游戏，大家的反应都是这样，都觉得我是宅男，家里有很多2D海报抱枕。但你知道的，我做的东西完全和这无关。”我自然知道，我们两个虽然做游戏，但确实离美女麻雀离了十万八千里。可性别政治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否在意，它都会在生活的罅隙里找到你，然后萦绕在空气中，永不消弭。

不幸的是，游戏——这个我们爱的媒介与行业，恰巧也是厌女恐同最泛滥的空间。诚实地说，作为在这个行业边缘处的人，我幸运地得到很多慷慨帮助，也从无数作品中吸收到力与美，因此每当看到它被批评、被蔑视、被忽略时，就会忍不住站起来发声。但越是离得近，也越会看到自己所属的性别如何被代表、被蔑视、被忽略。每当这时就会心疲力竭，想闭一只眼睛（或两只），想转过头去。

还是在春天，clubhouse 在两岸三地如火如荼，端的一系列房间里 Game On 也开了一间。不记得最初我们在讲什么，最后变成两岸三地的读者和玩家一起讨论女性与游戏。一位在台湾某家游戏公司的女性分享，她在市场部门工作，好几次被公司的研发和宣发内容触犯到，比如过于丰乳肥臀、衣不遮体的女性角色，比如过于露骨的性暗示宣传用语。当她鼓起勇气提告诉同事和上司，这类内容会让女性受众觉得不舒服，但对方总会用“女人不懂游戏”的话语驳斥回去。久而久之，十分抑郁。

那个月我刚好看过一份中国游戏从业人员的调查，男女比例约4：1。只占五分之一人数的女性大部分在宣发部门工作，和这个台湾女孩一样。尤其是在运营手游、端游这样更注重满足客户需求的公司，宣发和客服的总人数越多，女性工作者也更多。这也不难理解，在当下的社会分工中，女性更容易在提供社交劳动和情绪劳动的职位工作。同时，游戏又是娱乐产业、文化产业以及 IT 产业的交叉口，这也意味着被视为核心技术的部门往往是内容研发、编程设计，其他部门更像是辅助功能，所以女性工作者也很容易被视为不懂游戏。

矛盾的是，在女性席位少而轻的游戏产业中，人们创作出的很多角色又都是女性。真的，那些脱口秀演员们调侃我搭档的美女麻雀，我刚接触游戏的时候就见过。Dos 时代的艳品，打赢一圈，趴在麻将桌上端的女人就脱一层衣服。同一时代还有台湾七彩狼的《红楼梦之十二金钗》，我们扮演的当然是贾宝玉，按攻略去撩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直到她们宽衣解带。还有和美女麻将差不多思路的战棋游戏，每打赢一局就可以圈圈叉叉女性队员和女性敌人。色情游戏就像色情电影，是文化产业中假装隐形但无处不在的存在，细细想，都有些残存记忆。

同一时期的主流游戏远为保守，大部分女性角色是常见的可爱无害型，纯洁、善良，衣服也裹得严实——当然这也许和当时大部分中文游戏取材于武侠、历史有关。具有性吸引力的妖艳女人不是妖怪就是外国人，她者中的它者。美国游戏就要暴露得多，毕竟 GTA 最初几代就可以在街上虐妓女了。更常被举例的当然是《古墓丽影》的萝拉，胸脯鼓到不行，那时候中文杂志上说这是健美。女性性感的另一张面孔，健美就被引入我的游戏世界，只是操作萝莉的时候，我的代入感很低，我操作的始终是第三人称视角的“她”，眼睛盯着的除了古墓，永远还有丽影——当年中文标题的翻译者真是一针见血。后来翻拍这部游戏，选角果然也是以身材劲爆为主，再加上安吉拉朱丽冷冷的那张脸，萝拉的经典形象再次固化。

这几年欧美游戏在性别政治上开始转型，独立游戏和艺术游戏自不必说，3A 大厂的社会责任感也自发或被逼着一点点完善。新的萝拉更像爱运动的普通女孩，胸变小了，布料多了。游戏评分还是蛮高，也有不少玩家生气女神变平民，太丑，让人没有欲望——有时看到这样的言论就好奇是否在互联网上才会有人毫不羞赧地这样说话。《古墓丽影》这方面引发的讨论其实还好，《最后生还者2》的粪作和神作之争恍惚还在眼前。很多游戏批评者从玩法、叙事各个角度批判《最后生还者2》，证明从正统的可玩性角度而言，这个游戏无法比拟前作，更有欺骗玩家的嫌疑。这些玩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客观，总会在批判前先利申不想从性别政治（恐同）角度来评价游戏，不管这样的申诉是诚实真挚还是此地无银，都间接指出开发者的游戏内容和后期言论的确让很多人不舒服，游戏被指强行政治正确，强行同志。LGBT 角色在游戏中的位置一直很暧昧，主流游戏几乎不会将主角设为有同性性取向的男女，但有时 NPC 中会有几个或正或邪的同志插曲。更为立体的 LGBT 角色存在于本身定位就是 LGBT 的游戏中，比如《奇异人生》（Life is Strange）。这个角度看，角色定位应该遵循市场守则，同性人物和故事应该被隔离到属于它们的安全地带，偶尔可以参与主流世界的生活，但喧宾夺主就是僭越了。

另一个近来被诟病的女主角是《地平线》（Horizon: Zero Dawn）中的 Aloy。这个游戏显然对女性自觉、性别自觉。从角色外型到故事线，Aloy 都得到两极化的用户反馈。很多男性玩家抱怨 Aloy 长得太丑，发布视频和图片证明这是有史以来最丑的女性角色。关于角色外形的论战十分精彩，刚巧提供棱镜视角让人看到男性玩家群体对女性角色要求之高。最简单的批判就是 Aloy 的面孔和身材都不“美”，无论从“媚”还是“性感”的角度看，她都像个男人婆。和《巫师三》里童年时代一样平平无奇的希瑞斯（Ciri）相比，成年后的 Aloy 还是个“野人”，圆脸雀斑，宽肩头，还是平胸。为 Aloy 辩护的人反驳这样的设计符合角色背景，Aloy 从小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且以狩猎为生。但又会有批评者搬出萝拉类的健美女性前辈比较，质疑 Aloy 猎人身份和装备的真实性。这里的多重标准不难忽视：女主角如果走写实风格，没有属于傲人三围、天使面孔，设计师就要证明她的一切包括她寄身的世界足够真实。很多参与这场辩论的人显然没有玩过游戏，甚至没有看过预告片，想当然地批判《地平线》异想天开，经不起思量。我想你不需要阅读一本关于游戏与现实主义的理论书籍，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要求是否太过严苛。更重要的是，《地平线》的角色设计恰巧是在严密的世界观基础上一点点丰满起来。游戏本来塑造的就是一个未来的原始世界——人类文明毁灭，但物质遗迹尚在的时代，更少人有耐心和好奇心知道的是，Aloy 根本不是人类（抱歉剧透）。

还是在那次 Game On 的 clubhouse 房间里，《地平线》也被几个玩家提到，有个女孩的批评我印象很深，她生气这款游戏里没有浪漫故事线。Aloy 一路遇到几个亲密伙伴，有男有女，甚至有移情于她的王子，但她到游戏结束都只有友情以及有诠释空间的暧昧。“为什么女性角色不能谈恋爱？”那个女孩这样问，我猜想她的先提条件是男性角色往往都会有丰富的感情戏，有时还可以在多个女性角色间周转。另一方面，我又觉得 Aloy 有权利不选择情爱伴侣，先理清自己的身世、在世界各处探险也未尝不可。游戏世界人物关系其实不只是爱情，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游戏关系可以是兄弟情、战友情、父子情、师徒情甚至父女情，只是和女性有关的的确多是浪漫关系。那么选择没有浪漫关系，尤其是作为一个非人类的类女性，未尝不合理。

真的，在这么多女人形象的游戏世界里，有几个不依附于爱情和男性存在的角色呢？不是母亲、女友、妻子、女儿的她，还可以是谁呢？属于男性的女性充斥着游戏空间，原因也不难想像，毕竟大部分游戏的缔造者就是男人。某程度上，游戏中的女性本来就是男性的想像和男性的消费对象。故而现实中玩游戏的女性又面对着当年看名画和电影的女性一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角色和自身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如何觉察到游戏中对女性的“凝视”。因为常常要和男性解释这个视角，我会偷懒把性别问题类比为种族问题：中国男性如何看西方电影作品中的亚裔男性，会代入吗，会觉得真实可信吗？会愿意被他们代表吗？

有多少女性玩家在玩 galgame 或中式RPG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像女主角呢？但我们大部分时间也就心中一想，继续透过男性角色玩游戏了。当李逍遥被塑造成轻松顽皮，拥有常人的欲望和缺陷时，赵灵儿和林月如则继续着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使命，炽热如火或是温婉如水，到头来都为爱情/男人牺牲，更不用说以双儿、小昭这样仆人型角色为原型的阿奴了（名字取得极为诚实）。这种一男多女的设计在后来的中文 RPG 中屡见不鲜，于是剧情的悲剧高潮总是男主角未能享齐人之福，女主角之一香消玉殒。女性玩家代入的只能是男性主角的视角，我们被感动，也被教育：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被欲望。

女性这种本能的不舒服由于太过日常又无法言明，以至于我们对于不舒服的忽略和自我抑制也变成了本能。情况已经不乐观，但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还只是单机游戏。当进入多人游戏的海洋中，这种尴尬艰难就更加凸显。先不说那些类似“奶头乐”的极度性化游戏，在成熟度很高的多人在线 RPG 中，女性玩家被骚扰、攻击的案例是在也是多不胜数。这是真实女性、真实男性、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多方厮杀的一场混战。作为女性玩家，除了面对明显直接的言语攻击外，也有一种好意会直接否定你的性别，那就是赞扬你技术好的不像一个女人。性别身份在这个场域里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和资本，不少人选择标识自己为男性或无性别就是想逃过这一重审视，也有人选择标识女性是为了运用性别资本“求带”、“求送礼”、“求保护”。最好的女性玩家，应该是“技术和男人一样好”，又有“女神颜值”，这方面的极致应该就是电竞女主播吧。

2019年，我在上海看 Dota2 全球决赛，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男班，主持人小鸽子是女孩，她一周换了好几套旗袍。将女性和中国两个身份彰显一身。她的电竞知识与人脉以及流利的英文让她总是游刃有余，同时美丽的外形更让她的女主播身份完美无缺。我记得当时和几个波兰观众聊天，他们多次提到小鸽子和其他几个女主播，表示在波兰的游戏世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女人，如果小鸽子去了波兰或者俄罗斯，会有无数宅男追求她。在上海那周，因为 Dota，我还认识了好几个供职于熊猫直播的游戏女主播，其中有位是专做《英雄联盟》的，有天我在晚餐时间的新天地商场看到她，正拿直播杆拍自己买衣服。之后闲聊中她说，颜值衣着甚至私生活也是这份工的一部分，是因为粉丝想看，也是因为直播公司严格打卡，如果只播比赛，她无法完成基本工时。除了没有边界的生活/工作外，她也要花费心力面对粉丝的各种言语不恭，我问她情况能有多坏，她只是淡然地说这是主播必然要面对的，越红越严重，但越严重也证明你越红。熊猫当时还没有破产，是王思聪香蕉帝国的重要一环。 他的 IG 没有能够再创奇迹，但他仍然被认为是对中国电竞贡献最大的人，除了 IG 牛逼，他还高价签下了不少女性游戏主播。

也就两三年，今年大陆严格的游戏管制下，电竞、网游都在低调做人，不过游戏产业依旧繁荣。我们制作的独立游戏幸运被选去几个游戏节与展览。在北京的展场独立区，我和帮忙的朋友做好布展后，四处闲逛，忽然想起不久前湾仔那晚搭档的自嘲。我们四周真的很多游戏都是二次元的美少女形象，不过性感露肉的不多，也没有香港书展上那些卖半裸抱枕的摊位。不知道是不是和大陆游戏审查对于女性形象的要求有关。展区绝大部分多工作人员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大部分是游戏公司的美术、市场、发行，还有志愿者。主办者组织的嘉宾分享对谈中，又是男性居多，也邀请了好几个我很喜欢的女主播。展览开放后，女性玩家相对较少，不过总人数也很多。大家聊起来都是经历丰富的各行各业人，还有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正准备毕业后去游戏公司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许是第一次直面玩家，那次展会给我非常好的体验，是玫瑰色蜜月期。

下半年又入围一些奖项，能去参加展览和颁奖礼。其中一个展会我一直想去，能够入围自然开心，也很想分享被提名的喜悦。只是主办方的海报上又是一个低胸露出部分乳房的短裙大眼二次元美少女。我的社交网络里有不少其他领域的朋友，一直以来我都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他们看到游戏的丰富性，于是我很犹豫地没有分享那张海报。我和赛事主办者发送私信，建议他下次展会的海报可以不这么性化。这个主办者是我很尊重的前辈。我解释，主流游戏文化的确有这样表现女性的习惯，所以大家会设计这样风格的图像，可以理解。但女性玩家越来越多，有些人会看到这样的图像会不舒服，需要这方面做一定转变。对方回覆说，是我太过敏感，设计者并无这样的意图，他不希望被这样看待，但如果我坚持，就随便我怎么想吧。对话的那一刻我失望大过生气，隐约感觉到对方很抵触的情绪，也就放弃了继续沟通——接下去道理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但效果会更坏。目前舆论场十分凶险，大家可能都没有恶意，但出于自我保护，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放弃沟通，最后只剩立场和站队，原本想要沟通的问题已成了明日黄花。

但，是我太敏感吗？

是吧，我不是动漫文化里长大的人，爱玩的游戏中不少都是 steam 会标签为“女性主角”的那种，我不怎么玩网络游戏，还没有习惯用男性玩家眼光看自己的性别。正因为如此，我的敏感应该治不好了，再年轻些的时候我会闭嘴，毕竟我已经是这个圈子里受到优待的女性了，差不多会和有些男性一样好了，再努力些，我说不定也有机会把自己汇入主流。

但一个人否定自己、抹掉自己其实极为畸形，我们永远变不成非我。我还是要打游戏、做游戏、写游戏，还要活下去，还是会敏感和失望，骗不了自己。既然有了这样受到优待的位置，就不应闭嘴。我们的游戏本身就太少真实的女人了，如果我们这些能被听到的人再度沉默，那就只能被2D和3D的性感波霸或清纯少女一并吞没。

其实这个故事太老了，绘画、雕塑、小说、电影、音乐全都演过，现在轮到游戏，好在这个故事总是不断重新书写，在一些女性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一些也有了自己的电影和歌、甚至脱口秀。

现在，我们也该有自己的游戏了。

Aloy

美女麻将游戏

《红楼梦之十二金钗》

《古墓丽影4》中的萝拉

《轩辕剑：天之痕》结局之一

新闻截图

“非自愿单身”：为何外貌与两性关系焦虑，会引他们掉入网上的仇女黑洞？

记者 陈婉容｜2021-10-21

躲在家里三天没上学后，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十九岁的杰克在网上讨论区发了一个帖子：

“我已经很努力了，一星期上五天健身房，在护肤品上花了很多钱，少年时期爬满脸上的暗疮消褪了大半，本来松胯胯的手臂也变得结实。”

“但照镜子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同一个人。脸上有如月球表面坑洞的痘疤从没离开过我，眼角严重下垂让我看起来像丧家犬。十九岁了还是没踫过女人，那怕只是个拥抱都得不到。想到要一辈子带着这张这张丑陋无比的脸做人，我真的连学都没办法上。再努力又怎样？”

杰克意识到自己长得难看是在十三岁那年。童年时期他在学校很受欢迎，以他的说法是“跟谁都能交朋友的popular kid”。但升上初中的他很快发现，午餐时间在学校食堂里没有人愿意跟他坐一起了。他成为了那些拿着餐盘，看着别人悄悄把长桌的空位用衣服和背包填满，好等他不会不识相地坐过去的人。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莫名残酷，十三﹑四岁孩子的社会也阶级分明──那些长得好看的男女总会加入最受崇拜的阶层，下面可能是一群成绩不错的书呆子，以及其他有着不同兴趣物以类聚的小群体。在学校这个小社会，占据底层的是杰克这种独来独往的怪胎。女同学看到他退避三舍，男的也不愿意跟他交朋友，因为跟他这样的人牵扯在一起，恐怕会连累他们也交不到女友。

“我只有寥寥几个男生朋友。”采访中，杰克跟我说，“其中一个是交得到女友的。他女友要求他跟我断绝来往，因为我看起来就像强奸犯，或者是会带枪回学校屠杀同学的变态杀人魔。学校里的人都这么想。”想起童年时交得到朋友的那些日子，他唯一想到的说法是“小孩子比较善良。又或者他们还不能分辨谁长得特别难看。”

在对外貌和身体最充满焦虑，对异性（和“性”本身）最好奇的青春期，杰克逐渐深信，自己没有资格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尤其是那些长得阳光俊美的男同学所拥有的东西：异性的崇拜﹑爱戴，还有跟她们发生性关系的机会。

他说他没有跟朋友倾诉，因为他在仅有的朋友间是老是被嘲弄的小丑角色，而没有人愿意知道小丑的内心世界。他自然也没有跟家人倾诉。虽然家人有给他足够的爱和关怀，但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跟家人开口。这也可能是在我提出采访要求后，他在“不露脸”与“不公开身份”的前提下爽快答应的原因。可能在屏幕与网上假名的保护下，他比较容易向我倾吐这些年的积郁。

“夜里我常常躲在被窝里哭，哭累了就睡。睡醒的时候眼睛都是肿的。”

无数个无眠的晚上后，十六岁那年，他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只是，这个同温层最后引他进入了一个难以逃脱的黑洞。

INCEL：互联网的黑暗角落

因为想要解决脸上愈来愈严重的青春痘问题，他偶然之下撞进了一个网上讨论区。讨论区公告的宗旨是帮助男性提升外貌质素，取得成功──“如果您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更吸引异性、变得富有、获得名誉地位，或者只是想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个论坛就适合你了。”公告栏也写着：“这个论坛只为男性而设，女性帐户一经发现即被移除，绝无例外。”

在这个讨论区，杰克学会了钜细无遗地评价自己的外貌。女人把她们的性和爱都给了别人，他一直只是模糊地知道是因他“长得丑”，但因为这个论坛，现在他能够用近乎挑剔的目光，明确地指出自己丑在哪里。

“例如我外眼角下垂（negative canthal tilt）。外眼角下垂的人几乎没长得好看的。偶尔也有例外，例如阿当（Adam Gallagher；知名男性时尚部落客，在Instagram上有近二百万追踪者）。我就不是例外。”

“外眼角下垂”这种医美界才用的名词是他在参与网站上的讨论后才知道的。对外貌的极端敏感支配了杰克整个青春期，而且给了他不少精神上的折磨，但他从疯了似地研究镜中的自己的脸和身体，居然得到了一种超然的澄明感，一种他从没有过的，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他将自己定义为“INCEL”。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s），即“非自愿独身”或“非自愿禁欲者”——他们是想要得到性但事与愿违，于是非自愿地保持独身与禁欲的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虽然不是没有自贴“非自愿独身者”标签的女性，但这个群体绝大部份是单身异性恋男性，而且在与INCEL文化有关的讨论区﹑博客和Youtube频道—成为“INCELDOM”—弥漫着厌女甚至仇女情绪。

这是互联网上一个不那么隐密的次文化角落，除了专注于改善外貌的较易吸引新人的入门网站，还有众多网站﹑博客﹑讨论区和Youtube频道。被称为“男半球”（manosphere）。INCELDOM便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男半球”这个有机群体也包括类似“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男权运动（Men‘s Rights Movement）等，主张男性在现代社会受不断膨胀的女性主义（所谓“女本位”）压迫的组织。此外还有将女性视为猎物的把妹达人（Pick Up Artist）。这种文化早就不止局限于欧美或英语圈子；在中港台，也都有自称把妹达人的“专家”推出高价课程，吸引希望更受异性欢迎的男性报读。

像杰克口中、受人推崇的“阿当”这样的人，在“非自愿独身”群体中被归类为“Chad”，是男性中的“阿法男”（Alpha Males）：长得好看，会打扮，事业有成，身材优越，走到哪里都有女人投怀送抱。这样的人自然爱跟哪个女人，或者几多女人上床都可以。INCEL社群有很多类似的刻板印象，例如他们也制造了像Stacy这样的超女性化（hyperfeminine）典型：性感漂亮肤浅拜金的金发女郎。

从十六岁发现这个网站开始，杰克将所有课余时间都花在那些“帮助男性改善外貌”的讨论区上，跟同样有外貌焦虑，自认为被女人鄙视和讨厌的男性交流。“我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的痛苦不是没来由的。感觉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宗教，或者某种真理。”INCEL是网上社群而不在真实世界这点，完全没有令杰克觉得这个群体和它的信念要打个折扣，“在网上更好，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没有人会贸然论断我。”

循几乎同样途径接触到INCEL社群的，还有来自德州，二十四岁的加比奥。“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够好，所以异性才会不爱我。但我从INCEL社群中接收到的讯息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心态严重扭曲了，变得肤浅，拜金，她们才会一面倒地去跟那些Chad交往。”跟杰克一样，找到INCEL社群对加比奥来说也是人生转捩点。二十岁初接触INCEL之后，他每天都贪婪地吸收这个群体的所有术语和资讯。得到了这个新的身份定位以后，他感觉此前的迷惘和挣扎都有了解答：“这世界还有着很多和我有相同经历的人，INCEL们是一体的，有着同样的历史与同样的敌人。”

加比奥说自己不是爱好暴力的人，但这种将女性和“阿法男”视为敌人的世界观，正是“INCEL”近年在欧美国家从不受重视的网上次文化，变成了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的主题的原因。

将INCEL的网上仇恨情绪化成现实暴力的“始祖”，是2014年在加州无差别杀人的二十二岁青年罗杰（Elliott Rodger）。他在行凶前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叫《我扭曲的世界》（My Twisted World）的宣言，里面说：“我不知道女生为什么不喜欢我，但那是不公义的……我将以宰杀你们所有人为乐，你们就知道我高人一等，是真正的阿法男”。宣言里也充满种族主义情绪，例如说白人男人和亚裔或非裔女性一起是不尊重自己，而且罗杰对于一个认识的黑人男生曾跟白人女孩上床感到无比愤怒：“如果这个丑陋﹑肮脏的黑人能在十三岁就和金发白人女孩上床，但我却一辈子都因为身为处男而受苦，这就证明女性这个性别的人有多荒谬。”

罗杰的事件将INCEL带到了欧美的舆论中心。人们开始问，“这到底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还是随机出现的野狼式袭击而已？”又或是“这种极端仇女的情绪是一小群人的意识形态，还是这种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和“像罗杰这种随机杀人犯的成因是厌女还是精神病？”

监控极端和仇恨组织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将“男性优越主义”（Male Supremacy）列为他们关注的仇恨思想之一，并指出“男性优越主义”是各种右翼极端主义的“入门药物”（Gateway drug）：对“女性主义”的厌恶，很多时候会转化成对各种进步价值的极端怀疑和反抗，以及一种“西方传统文化受进步人士／外来者侵蚀”的受害者意识。

罗杰在杀人宣言中表达的种族仇恨在INCEL社群中并不罕见，而历史上欧美白人社会对跨种族通婚（miscegenation）的厌恶，原因本来就包括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属品的男权主义。

虽然“男半球”和里面的INCEL都是组织松散的网上群体，他们还是聚集在某些特定讨论区和网站上，“学习”和讨论的都是一堆特别有名的“意见领袖”的思想。罗杰的出现，无疑挑战了西方社会对恐怖主义的理解：除了出于种族仇恨的恐怖主义，或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袭击，还能有像罗杰这一种背景不错，家庭温暖，在任何角度看都是普通白人男性的计时炸弹，在社会里悄悄潜伏着。

罗杰杀人后在INCEL社群被封圣，而后来的模仿者也一再证明他不是孤例──202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以相似方式进行袭击的米纳希安（Alek Manassian），以及2021年八月初在英国普利茅斯随机杀人的戴维逊（Jake Davison），行凶动机都与他们的INCEL自我标签有关。戴维逊在行凶前的遗书里说：“女人不单都是自大狂，还自以为是到难以置信”、“女人对男性毫无尊重，甚至不把我们当人看。”有些INCEL社群称呼这些“英雄”行为作“GOING ER”（干罗杰干的事）。

《厌女的资格》（Entitled）作者，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曼恩（Kate Manne）指出，罗杰的宣言通篇都说明几点：第一，虽然男女都会在两性关系中受创伤，但INCEL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创伤特别重要，以至即使他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却仍然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第二，在仇视女性的同时，INCEL们也没有否认女性是有能动性的，她们显然可以选择爱谁或跟谁上床。说他们把女性视为非人类（non-human）不是最准确的说法──他们无法否定女性是人类，但女性最主要的角色是向男性付出爱﹑关怀与照料（以及满足他们的性需要）的“付出者”（human giver）。第三，INCEL的行为虽然不道德，但他们不是毫无道德观念的，他们只是“深深地信仰着特定的道德秩序”。那种道德秩序就是一种资格论：男人是有“资格”去获得女人的，因此所有的挫折与创伤都显示了世界的种种不义，也因此他们有资格去用任何方式平反这些不义。也因为这样，许多极端的INCEL合理化对女性的性暴力，甚至视残害他人（包括女性和“阿法男”）为对世界作出抗议的办法。

曼恩对男性受INCEL社群吸引的原因表示理解，但她不忘提醒读者，不要跌入“同理他心”（Himpathy）的陷阱：“当拥有特权的男孩与男人犯下性暴力的恶行，或做出了涉及厌女的行为时，他们往往会获得同情和关怀，但他们的女性受害者则否。”

黑药丸与兔子洞

曼恩对INCEL的理解和加比奥从INCEL社群中学到的很相似：女性应为男性的各种需要服务，故此有必要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他们也认为，女性只与外貌出众和经济能力优秀的男性上床，是受了女性主义（及进步主义）的荼毒，所以现代男性有必要用暴力令女性重新臣服于他们的领导。理解这种“真理”在INCEL群体中被称为“blackpilled”（吞下黑色药丸）。

“黑色药丸”的比喻从电影《廿二世纪杀人网络》（Matrix，大陆译为《黑客帝国》，台湾译《骇客任务》）而来。电影里叛军领袖给主角尼奥两个选择：“吞下蓝色药丸，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明天会在床上醒来，继续相信你爱相信的事。吞下红色药丸的话，你就留在这个爱丽丝的仙境里，我会指引你探索兔子洞里的玄机。”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洞”，在阴谋论和网上次文化社群中，泛指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和真相。美国阴谋论社群QAnon也经常利用兔子洞的符号。

我采访过的INCEL都说，一开始接触到这种想法的时候，几乎没有半点怀疑就全盘接受了，因为这种想法完美解释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疑问：为什么我不受欢迎？为什么女人不喜欢我？为什么别人过得那么好，我却如此孤独寂寞？他们在面对待在兔子洞还是转身离开的抉择时，都几乎是立刻选择吞下那颗黑色药丸。

对于在INCEL社群找到自我认同，自愿吞下“黑色药丸”的他们，虽然认同有些INCEL走火入魔了，但这个社群是确实给了他们一些心灵依靠，那怕他们从中获得的幸福感如毒品般短暂。而且，愿意接受端传媒访问的，自我标签为INCEL的人，都不完全认同外间对于INCEL的看法。

“就好像有些人说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他们只是当中有些人是恐怖分子而已。也不是所有INCEL都会杀人。我就不认同罗杰那类杀人犯的行为。但是，我每天的生活都告诉我『黑色药丸』是真理，或者起码有部份是真理。”杰克说。

我问杰克是否认同“进步女性主义”（progressive feminism）是毒药？他却不解地反问什么是“进步女性主义”。杰克理解的黑色药丸是：男女之间就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甚至数字化的交易市场。男人如果长得不像个男人，就只能在这个市场中被嫌弃与遗忘。男女的交易市场价值都可以靠公式推算出来，加总后的分数称为性价值（SMV；sexual market value）：男人的话，有钱加分，有名气加分，长得俊美加分，有结实肌肉加分，身高高于一米八加分，如果性格外向，谈吐风趣，会聊足球篮球加分，当机师﹑医生等高等职业加分，有豪宅名车加分，是白人加分（如果不是白人则倒扣），社交媒体追踪者多加分，长得具有雄性风范，不像娘泡（sissy）也加分。

至于女性的性价值就更简单了：清一色看脸﹑身材，还有年龄和性经验──所有条件都是为男性提供性满足而存在的。不过杰克说，女人几乎有“无限性价值”，因为想要跟女人上床的男人太多了，令这个市场处于求过于供的状态。

二十六岁，住在加州的诺亚自评的性价值只有2：身高超过一米八，而且是白人。他说自己的其他方面都不值一提。诺亚在这个社群的年资比杰克和加比奥都长，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自我标签为INCEL。跟杰克和加比奥不同的是，诺亚并不是“母胎单身”──他两年前交过一个女友，也是人生第一次和唯一一次交女友。女方是诺亚在餐厅打工时认识的，邻近社区学院的学生。二人在交往八个月后，因女方提出所以和平分手，但之后诺亚开始死缠烂打，时常在女方的住所和工作地点附近流连，每天向她打出几百通电话。前女友不久后就从社交网站上完全封锁了他，也不再回覆他发的短信。

交往期间他短暂脱离了INCEL社群，但分手后他又掉回那个无底深潭里。

“我是千万个不愿意再沉迷那些网站了，但不看的话又很痛苦。”分手不是诺亚主要的痛苦来源，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觉得自己是人际关系中的失败者。“她要我给她空间，不要再这样打扰她的生活，因为她害怕我会自残，也怕我会对她干出什么暴力的事情。我不是想要骚扰她的。她对我很重要，我很尊重她，也感激她愿意跟我交往。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好像每一天都有另一个我在跟自己说：『她有必要对我所受的伤害负责。』看那些网站又令这种感受更强烈。想到自己是她恐惧的来源，我觉得很内疚。”

离开？难以下咽的白色药丸

诺亚把重返INCEL社群，疯狂浏览和参与INCEL讨论区的行为称为“复发”（relapse），一个戒毒和戒酒社群常用的字眼。“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光荣的。复发以后，我每天都见到自己那些很“INCEL-ly”（很像INCEL）的，恶劣的习惯和情绪一点点地回来。我讨厌街上的情侣，讨厌自己的样子，讨厌身上每一寸赘肉，讨厌前女友，又讨厌自己对她的讨厌。我每天都漫无目的，不知道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

把INCEL社群和它们的意识形态比喻为毒品的，也不止诺亚一个人。杰克跟诺亚一样，初时在INCEL社群得到的，近乎宗教体验的极端认同感慢慢褪去后，剩下的就只有不知何去何从的虚无。

杰克说：“我也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爱和关心。而且我的心理健康变得很坏，常常觉得自己丑到不能上学。我约了助教谈功课都临时取消，宁愿待在宿舍里自怜。而且我又开始常常哭了。”

让他觉得特别痛苦的，不止是“黑色药丸”本身，还有许多INCEL意识形态，例如对外貌的极端执着。“我已经无法看到自己任何优点了。例如就算我改善了外貌和身材，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丑。当然我本身也不觉得自己很多优点，但这种极端的执着和负面情绪，是我在接触INCEL思想以前从未有过的。而INCEL令我相信男人就是有个『男人该有的样子』。没法达到那些标准令我很痛苦。”

杰克在大学里攻读天体物理学，毕业后希望在研究院进修。我说，能读天体物理学就证明你的科学头脑很不错，这本身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看看自己的优点，多些肯定自己？

杰克只是淡淡地说：“现在我的世界除了对于性的渴望，以及对自己外表的厌恶外，什么都没有。我不是不知道自己算是聪明的，但就是没法在乎。”

他积极地尝试去找别的同温层，包括想要逃离INCEL文化的网上互助群体。而这些群体的确温暖得多了──人们告诉他，像“外眼角下垂”这种对自己的标签只有INCEL们才会用，也有人说他似乎有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a；一种心理障碍，患者通常过度关注自己外貌，并夸张化自己身体缺点），劝他好好利用大学里的辅导资源，找专业人士帮助自己。互助社群里的善意他都接收到了，但他还是有那种从INCEL社群里习得的那种愤世嫉俗：他觉得，除了实际上改善外貌的方法，所有让自己变得好过的努力都是在瞒骗自己。

我问杰克有什么想要跟未接触过INCEL社群的人说。他说：“无论你怎样好奇，永远不要踫这些网站。我以为我足够坚强，不会因为一些网上无名氏改变我对人生的想法，我彻底错了。这些网站毁了我的心理健康。”他千叮万嘱：“你一定要警告其他人，要他们绝对别接触INCEL。”

如果可以回到三年前，他会跟十六岁的，那个常常在夜里哭红了眼的杰克说些什么？“我会要他绝对不要踫那些网站，”杰克想了良久，“但不去的话又该去哪里呢？好像无论我怎样避开INCEL网站，我最终都一定会找到它们。”

访问之后，我给杰克发了些关于“正面男性气慨”（positive masculinity）的网站和文章。“正面男性气慨”提倡男性摒弃“男人有男人应有的样子”的想法，建议男性拥抱多元﹑勇于展现脆弱甚至女性化的面向，重新定义何谓“男子气慨”。他同意这种想法比INCEL价值要正面得多：“就是未必吸引到像十六岁的我那样的，既阴暗又寂寞的人。”

但杰克的确有努力想要变得没那么阴暗和消沉，不让INCEL的黑洞把自己完全吞噬。他对我说，他在尝试吞“白色药丸”（get whitepilled）。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吞白色药丸不代表理性地否定或驳斥“黑色药丸”，或者重新评价INCEL社群里那堆对于两性关系的扭曲的想法。

“白色药丸即是接受黑色药丸是真理，但由于我们没法改变世界的现实，我们只能用一种斯多葛（stoic）式的哲学去忍耐和接受它，尽量不让恨意和愤怒侵蚀自己。”

“我还是觉得黑色药丸是真理，只是它太苦了，苦得我无法不尽最大努力和它共处而已。”

插画：Rosa Lee

2020年5月17日佛蒙特州夏洛特市，一群青少年在湖边聚会。摄：Robert Nickelsberg/Getty Images

2018年3月18日德国法兰克福，观众在音乐节期间观看灯光艺术。摄：Thomas Lohnes/Getty Images

2021年1月1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墙上投下了人们的影子。摄：Samuel Corum/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3月20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一名男子走过城市。摄：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从金基德之死说起：艺术神话下的道德豁免与性别暴力

作者 宗城｜2020-12-16

【作者导语】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1日凌晨，韩国导演金基德因COVID-19并发症在拉脱维亚去世。根据其家人意愿，将在当地火葬并举行葬礼。在他死去两天之后，韩联社才将其报导出来。当中文互联网对金基德倍尽哀思，在韩国本土，金基德遭遇的却是电影公会的冷处理和大部分韩国民众的批评。韩国电影导演工会称，由于金基德不是工会会员，因此没有后续悼念活动。而不少激进的韩国观众，更是打出了“活该”、“死得好”这样的评论。这不仅是因为金基德的电影充斥厌女情节，其根本原因在于：在#Metoo反性骚扰运动进行时，金基德就被演员屡屡指控犯下了殴打、虐待、性侵甚至是强奸的行为，由此引发公众愤怒。

对于这些丑闻，中文媒体或是选择淡化处理，或者采取了“艺术归艺术，道德归道德”这样的二分态度。但是，艺术和道德二分法并不能充分解释金基德的行为，只有深入讨论艺术神话所制造出的道德豁免与性别暴力，才能理解为何看似神圣的艺术背后，却总是充斥着对人的剥削、压榨乃至犯罪行为。当我们仅仅停留在“艺术归艺术，道德归道德”时，并没有深入到这一问题的本质，而仅仅是为了表达对金基德作品的欣赏，又谴责他性侵演员的笼统之词。这是一个安全，但不足够解释金基德，乃至在这些艺术家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种对艺术的宗教般的信奉，随之而来对他者的伤害，不仅仅发生于金基德、波兰斯基，甚至在太宰治、毕加索这些作家、艺术家里也很普遍，所以，要追问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艺术家道德不行，但我欣赏他的才华”是不够的、偷懒的，因为金基德其实代表了艺术的剥削是怎么达成的，也就是说，那些我们爱的、恨他的理由，其实是一体的，不能割裂的。

当我们热爱金基德电影的残酷、极致，近乎献祭般的个人表达与宗教思想，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艺术的底座就是对自我和对演员的残酷和剥削，是把人打到痛苦的边缘，从中凝结成的一点点微甜。正是这种对艺术献祭的观念，造成了艺术史普遍的残酷，包括对他者，尤其是对女性的长期的压抑。在这个意义上，当悼念金基德艺术成就的评论已多如牛毛，媒体理应出现一篇通过金基德来反思艺术神话的文章，当我们反思金基德时，所要反思的其实是“艺术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这不仅是对艺术神话的质疑，也是将那些被遮蔽的暴力与歧视，重新托举到地表之上。

金基德是一位艺术成就非凡的电影导演，这一点已经不需赘述。但中文媒体没有充分报导的，是他对演员实施的虐待、压榨乃至场外性侵。2018年3月6日，韩国时政节目《PD手册》就播出了指控金基德暴行的重磅访谈。

三位匿名女演员以受害者揭发金基德，以及其早期御用演员赵宰贤（也译为曹在显）借助导演身份，拍戏之便，对她们所进行的侮辱、性暴力和侵犯等涉及刑事案件的经历。根据当事人指控，金基德不仅当着女演员的面脱裤子，询问让人难以启齿的器官问题，还对女演员实施了殴打、虐待、性侵乃至强奸。

早在2017年底，就有一位参演《莫比乌斯》的女演员控告，称其在4年前电影拍摄过程中，被强制增加拍摄大尺度床戏，如果女演员不愿拍摄，金基德就当着全剧组的面对她进行殴打。而《坏小子》的女主角孙婉曾说：“拍摄（金基德电影）时真是噩梦，感觉灵魂受到创伤。”在那之后，孙婉一度宣布告别演艺生涯，前往国外学习。

金基德被指控的大背景是#Metoo反性骚扰运动。这股浪潮从美国发生，席卷全球，各行各业的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曾利用特权行不义之事的男性。这一长串名单，包括韦恩斯坦、波兰斯基、高银、山口敬之、朱军，也包括了金基德。

在#Metoo运动蔓延至韩国时，金基德成为舆论集中声讨的对象。尽管2017年，韩国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以性侵罪名起诉金基德；但在肢体攻击罪名上，检方依照轻罪庭外和解程序，对他处以500万韩元（约为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因为证人和其他间接举报足够充分，金基德被韩国电影工会封杀，落魄辗转到欧洲。

一些人同情金基德，是反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把他封杀，因为他们警惕一种基于正义之名实施的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情金基德，跟同情波兰斯基有点相似，后者曾被多位女演员指控性侵，并曾在当年涉嫌诱奸少女，而波兰斯基在法院宣判之前就逃往了欧洲，宣称这是美国人对犹太人的一种迫害。

但是，检方判处“证据不足”，并不等于金基德就没做过性侵之事。首先，性侵案的举证本就非常艰难，许多真正发生过的性侵，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轻判，金基德性侵之事发生在多年以前，搜集和保留证据就更为艰难。

其次，金基德利用导演特权和名望，对演员实施性剥削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一点从大量的演员指控即可看出。另一层面，东亚尤其是韩国浓厚的厌女氛围不可被忽略的，社会上普遍的厌女症，加剧了女性演员地位的弱势和维权艰难。当人们感慨金基德晚年的落魄，更应当看到的是，在韩国，大部分女演员仍未得到公正对待。

被浪漫和被神话的艺术，背后是作者的特权

金基德对女演员做出的行为，严格来说要分为两个层面看待。第一是他出于极致的艺术效果追求，而实施的对演员的压榨。第二则是与艺术关系不大，单纯为了满足他自身性欲和施虐欲望的行为。前者的例子，是在拍摄电影《悲梦》时，有一场女主角上吊自缢的戏份，金基德为了捕捉到人濒死的状态，迟迟不喊卡，导致扮演者李娜英因长时间的悬挂而窒息，当场昏厥。后者的例子，就是金基德借助导演特权，对女演员的话语羞辱和性侵。

金基德死后，中文媒体秉持死者为大的观念，对金基德礼赞有加。仅仅笔者看到的报导，主要都是正面肯定了金基德的艺术价值，再用次要的篇幅提及他的性侵丑闻。肯定金基德的艺术价值没有问题，但如果中文媒体一边倒地这么做，却对金基德的暴行含糊其辞，那么这既不是一个严肃公正的态度，也无助于媒体生态的丰富性，更深层次来说，当我们平时感叹特权压制、神话构建、性别偏见，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加固艺术神话和对弱小者的遮蔽？

中文媒体对金基德暴行的含糊其辞，源自于艺术崇拜。它不仅体现在金基德的案例，也体现在顾城杀妻案、波兰斯基诱奸少女案、太宰治抄袭事件等。那些放在普通人头上一定会被大声批评的事件，放在艺术家身上就被模棱两可地处理，乃至被浪漫化、脱罪化，美其名曰艺术人格、为艺术献身，然而所做之事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艺术，有多少是满足个人的杀戮欲、性欲乃至占为己有的心态，这都非常可疑。例如在诗人顾城的神话中，人们谈论顾城，但很少人谈论谢烨，诗人的暴行被遮蔽在艺术神话之下，而他人（尤其是女性）对艺术家的付出、隐忍乃至创作上的帮助，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甚至没有笔墨。

长期以来，文学史、艺术史的书写都秉持着作者中心论，而其他付出的人却被放逐在黑箱之内。作者所造成的暴行也因为艺术上的冠冕而被一笔带过。如同元十雨在《谢烨之死：被顾城天才神话遮蔽的性别暴力》中所说：“二十七年来，（顾城杀妻）这一事件在公众视野中反覆出现，回忆与评论却往往围绕顾城，谢烨则仿佛成为顾城天才诗人形象的负担或尾缀。而谢烨经历的暴力，以及此前受到的家庭暴力与性别剥削则在这样的叙述中被淡化。”并且，“人们似乎默认天才诗人的妻子放弃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丈夫付出是应有之义，甚至谢烨自己也内化了这样的期待。”

这种天才神话的叙述往往伴随着对艺术家的纯洁化、浪漫化想像。仿佛艺术家生来是抵抗这肮脏、暴虐的世界，艺术家的种种行为都能被“本真”、“纯净”、“理想主义”、“赤子之心”这样的词汇解释。可是何不追问一句，什么又构成了艺术家所面对的世界？艺术家和世界的关系又是这样二元对立的吗？这种把艺术家作为个人身份，又超脱于世俗的解释，在现实中是否经受得住检验？

在艺术神话的构建中，艺术家所对抗的世界是污名化的、负面的，但其实，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一个个个体组成，世界不只是名词和符号，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当我们说世界，我们所说的不只是利维坦，不只是统治阶层，它还包括自然、女性、男性、跨性别、五湖四海的不同族群和文化，以及艺术家自己。

艺术家并不孤立于世界存在，艺术家是在大地上完成了他的艺术。而仅仅作为符号的艺术家永远是一个虚幻，真实的人不会只有一种身份，就像词人李煜同时也是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易安居士李清照在家担任母职，而鲁迅既是小说家、思想家也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丈夫。当艺术神话将艺术家与世俗对立，它诉诸的是一种不真实的纯洁想像，也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对他者的忽略。

对崇高的追寻，不应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夺之上

20世纪是一个道德例外论步步瓦解的世纪，也是新的道德问题被提出的时期，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如今被严肃对待。放在十九世纪，金基德这样的创作者或许仍会享受殊荣，而被他侵犯的演员将独自吞咽痛苦，但如今，演员有了站出来指控的权利，艺术成就如金基德，也不得不接受道德的审问。

可是，当我看到中文媒体依旧以作者中心视角的姿态来报导事件，对金基德涉嫌性侵、强奸之事含糊其辞（放在报导中次要的部分），却又在其他#Metoo事件中义正言辞地抨击疑似性侵者（例如弦子诉朱军案、伊藤诗织案）时，我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双重标准，也是艺术神话那片仍旧遮蔽天空的云层。

艺术神话及其背后的特权虽然被冲击，但仍旧没有消散。这从今天中文媒体的报导、艺术史的书写乃至舆论对两性创作者的双重标准都可见一斑。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金基德的电影，又有多少人记住为之付出的女性演员；当太宰治的天才神话畅销中国，还有几个人在乎他对妻子和情人的压迫和抄袭；当作家杨绛去世时，她最响亮的名号是钱钟书“最贤的妻”。文坛津津乐道男性作家的妻子、情人，以男性为主角来建构文学世界，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男性作家很少会被丈夫的符号压制，但女性作家截然相反，即便她们自身流光溢彩，一旦步入婚姻，后半生也容易被妻子的标签所框定。

从金基德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对艺术崇高的追寻，不应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夺和压迫之上，否则，这样建立的不是崇高，而只是与极权共享一套逻辑的艺术利维坦。现代艺术的发展道路证明：对艺术价值的追寻，并不必然倚靠在对他人的残酷对待上。艺术家和评论家为偶像辩护常会说：“不做极致之事，不能达成艺术。”他们把对他人的虐待和侵犯都内化到追求艺术这件事上，但是，艺术首先要有爱人的体悟，那些真正传世的艺术，无论是善的美学，还是恶的美学，它都不是必须依靠牺牲他人（且未经许可）来完成。

进而言之，追求艺术无法成为道德豁免的前提，既已决定献身艺术，又何须害怕道德与法律的制裁，若是害怕，甚至逃避，那所谓的艺术之心怕是也并不决绝。

从金基德延展开的，所能得到的也不只是对艺术的反思。人类历史上种种剥夺，背后正是对某种事物的纯洁和神圣想像。在金基德这里，是艺术。在历次屠杀事件里，是民族、国家或者信仰。

我欣赏金基德的电影，但这些年会意识到，是他的残酷造就了这些电影，而我拒绝作品和人格的二分法，因为其实作品跟人格，跟一个人对艺术的看法就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对金基德无法采取“一半批评，一半欣赏”的态度，而是一种复杂的理解和爱恨。在今天，比起追忆金基德的艺术成就，通过金基德来反思艺术神话及其遮蔽，才是一件对多数人更有意义的事。

（宗城，写作者，在澎湃新闻设有个人专栏，作品散见于《三联生活周刊》《单读》《财新周刊》等）

2013年9月4日，南韩导演金基德出席威尼斯电影节。摄：Domenico Stinellis/AP/达志影像

《莫比乌斯》剧照。网上图片

《悲梦》剧照。网上图片

2019年10月25日，韩国导演金基德出席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七届博斯普鲁斯电影节的大师班课程。摄：Arif Hudaverdi Yam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周芷萱：高嘉瑜被家暴变“网军”风暴，传统政治真的关心性别问题吗？

作者 周芷萱｜2021-12-13

十二月初爆出的立委高嘉瑜遭男友林秉枢威胁泄露私密影像并家暴事件，震惊台湾社会，除了受害者本人是政治人物之外，林秉枢因与执政党许多政治人物有过互动、政商关系错综复杂，而使得整起事件快速成为媒体和政论节目的热门话题，又因事发后 PTT （台湾网络论坛）有帐号试图为林护航，整起事件开始被蓝营导向“网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如何看待有政治权力的女人遭到家庭暴力一事。这起事件最该被讨论的应该是家暴如何发生、未来怎么防范，可惜的是如今已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话题早已远离家暴成因的讨论，进到各式各样的政治阴谋论。

可见，即使台湾民意代表的女性成员比例在世界名列前茅，性别平等的工作依然尚未结束，整体社会的性别意识远远不足、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女立委被前男友塑造成经验不足的“小女孩”

同样被牵连到事件中的、高嘉瑜的前男友兼助理马文钰，在政论节目上说，高嘉瑜虽然已经 41 岁，但内心仍住着一个小女孩的灵魂，可能情感或相关经验不足，又说她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在绿营没什么朋友，所以她对外面的理解跟认知不高。

先不论前男友凭什么替他人感情或是性格作结，高本人对这些说法的意见我们亦无从得知，但从马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的用意不外乎是替高塑造出一个合格的受害者形象，在马的心中，“内心是小女孩”，对一个成年女性立法委员的受害者身份来说，显然是正面的特质。然而其言论不断幼体化高嘉瑜这样一个从政多年的成年女性，甚至可说是在贬低其独立生活的能力。

尽管稍有性别意识的人都知道，受害者从来都有各式各样的样貌，然而对许多社会大众而言，受害者是有典型非典型、合格不合格的差异的，而合格和典型与否，也会影响舆论对受害者的同情。如果是一个强势、咄咄逼人的女性政治人物遭受家暴，很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眼中不够格的受害者。高以甜美形象著称，但家暴事件一发生，还是有不少留言说“他的样子就很欠打”、“一定是他逼到对方受不了”。也难怪马要上节目强调他的“合格”受害者身份。

讽刺的是，我们不太可能会看到有人认为男性政治人物被这样描述会是加分效果，正因为高嘉瑜是女性、是受害者，所以他的“弱”显得更重要。无论真实与否，从政多年的高嘉瑜还是必须被描述成小女孩、社会经验不足，以借此满足社会对合格受害者的期待，否则大概很难得到多少同情。足见即使当代女性能够透过民主选举得到政治权力，也不代表整体社会地位已然提高到平等的位置，“弱者”的形象还是社会习惯女人要有的样子。

苏贞昌的刻板印象：男强女弱与家暴的产生

幼体化高嘉瑜的其实不只他前男友。环顾网路讨论，社会上许多人听到高嘉瑜事件时的“同情”发言，也一样围绕着弱化女性、期待男人作为保护者的传统观点。如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出席活动时说“严以谴责任何暴力，尤其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许多网友也有类似的论点，说“男人打女人真的要不得”。

这些把女性放进弱者位置的刻板印象，同时导致强势的女人常受到外在的社会压力，因为这些女人逾越了社会认为女性该有的位置。女人强不会被同情，但女人弱，得到同情时也会遭到质疑。比如有些人质疑高嘉瑜“在关系中都会被打，这么弱要怎么能做好政治工作”。而正是这种女性较弱的传统观点，让女人即使取得了一定的社会位置和政治权力，依然时时要面对“弱者是否适任这样的位置”的挑战。

而这种强调男强女弱、男人应该如何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构，亦是许多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传统阳刚气质培育的过程中，男性使用暴力甚至是被鼓励的。支配是男子气概中的核心元素，尤其是对政治、女人、性的支配权，更是男性不断被期待该拥有的特质，诸如兄弟会的拳击活动或是流行于台湾校园的阿鲁巴游戏，都隐含着支配与暴力的元素。许多男性加害者之所以对家庭成员施以暴力，正是因为在长期接受这样的阳刚气质培育之后，几乎不知道如何以暴力以外的方式表达情绪，习惯将受挫以暴力的形式展现。

“男人打女人比较严重”的这种传统论点，同样让男性受暴后很难主动通报，男性受害者常常碍于面子问题而不敢出面。与其说“男人打女人真的要不得”，何不强调任何一种家庭暴力都让人无法接受？

性别刻板印象对男女都可能造成伤害。即使人们没有察觉也几乎不愿意承认，多数人对于男女在社会上应该处的位置仍被结构养成了一种习惯：男性握有权力几乎是理所当然、女性握有权力却会增加许多额外的要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明有多位立委在任期间结婚生子，却只有洪慈庸这位女性立委，会被众人嘲笑他当立委期间谈恋爱又生小孩。

既然女人在有权力的位置并非常态、且总是被以高标准看待，性别议题这种“女人的”政治议题自然永远被放在其他议题后面。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出现之初，就是希望女性的议题能被当成足够重要、且能成为一门学问的事情。如今女性地位和性别议题的能见度即使已和当年前辈们争权时截然不同，然而当性别问题发生在传统政治场域时，依然会被拿来当成政治工具，议题之间的主从关系很难反转。

反对党的操作：依政治需要而变动的受害者身份

纵使许多声援高、谴责林的执政党成员说法并不令人满意，作为最大反对党的中国国民党则也完全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提醒、做反对党该做的事，只能把重点放在政治斗争、派系之争。他们不但主张林是集团犯罪、背后还有其他人，把事件导向“民进党内的政治斗争”、“网军现形”，甚至说出“为什么她被锁定，林秉枢跟高嘉瑜一开始真的是自由恋爱吗？”而不愿意正视此事在性别政策上可能的意义——例如范云等委员和高嘉瑜本人提出的私密影像法——只想以之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反对党眼中，高嘉瑜倒非“受害的小女孩”，而是“受高等教育却仍受害的国会议员”。指出其身份丝毫不是用来谈家暴可能发生在任何一种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的人身上，而是强调林秉枢的可怕。“连高嘉瑜都会受害了，你看多可怕！”

然而在家暴中，具有社会地位的高教女性受暴并不少见，认为高教女性就不会受暴本身就是一种迷思和刻板印象。根据行政院性别平等会的统计，2019 年家庭暴力通报且已知教育程度的 25,879 位女性被害人中，就有 6,214 人的教育程度是专科以上，占了 24 %。任何社经地位和教育程度的人都可能成为家暴受害者，高嘉瑜不巧是其中一例。

若反对党的存在应该要是对执政党的不足提出提醒和建议，在家庭暴力和性别议题上，这种政治阴谋论先行的说法，实在一点帮助也没有。

多数的家暴案例应该要被着墨的并非个案的特殊情况——纵使大众很喜欢从这个角度切入——而是这个社会如何养出这些被害者和加害者、我们的社会结构如何让家庭暴力产生。例如是否有暴力模仿的契机？或是性别权力关系失衡的情况？过度强调个案情况，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没有帮助，也无助于未来的防治。

因此无论是形容高的性格像小女孩的这种弱化说法，或是强调他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这种刻板印象，对这两群人来说，都是政治斗争工具、媒体曝光的手段，而非真正关心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更遑论要他们去倡议私密影像法的推动了。

性别本身就是政治

2019 年的统计显示，家庭暴力的通报案件中，女性被害人约占七成（当然这只是通报的案例，男性被害人可能因为社会压力而被低估），高社经地位的的女性被害人也可能因为怕丢脸而不愿通报。高嘉瑜身为一位受害者已经得到不少关心和资源的支持，作为一位公民，我更关心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从这个超大量曝光的案例中得到能量和社会的注意力，去支持更多在暗处的受害者。

1993 年的邓如雯案催生了 1998 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高嘉瑜这样一个和邓如雯很不一样的家暴受害者，是否有机会催生符合当代家暴样态的法规、进而帮助更多的人？这比任何一个与林秉枢或是民进党派系有关的阴谋论，都值得关心的多。

许多人喜欢用台湾已经有女总统，民意代表中女性占比高来说台湾女权很高、性别很平等，这些虽然确实是一个指标，但民意代表或是首长是女性不表示他们会对性别议题或是妇女权益有所关注，蔡英文第二任的苏内阁性别比创下新低，在高嘉瑜事件中一直以阴谋论荒谬发言博版面、只字不提相关修法的反对党国会议员郑丽文也是女性。无论是蔡英文或是郑丽文对性别议题的贡献都很有限，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性别本身就是政治，何况涉及一位国会议员，当然不可能排除任何一种意义下的政治操作。指出高嘉瑜家暴事件中过多的政治斗争观点，并非认为性别不该与政治有关，恰恰正是相反。只有当性别、家暴等议题可以独立被当成一件够重要的事情看待，性别本身就已足够政治、不需要用阴谋论博眼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接触到这些问题的核心并且为改变所需要的社会讨论做出贡献。

虽与个案无关，但正如本文不断强调的，暴力的生成是来自结构而不只是个体选择。最后以一首诗作结，愿天下所有的孩子与成人，都不必面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暴力。

《奶与蜜》露琵・考尔

每一次你

告诉女儿

你吼她

是因为爱她

便是教她混淆了

愤怒与好意

这样似乎是还不错的主意

等她长大后

便会信任伤害她的男人

因为他们看起来

跟你好像

——给有女儿的父亲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体访问。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体访问。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11月8日新北市，苏贞昌在有关公投的演讲中呼吁支持者投4个不同意票。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体访问。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12月1日台北立法院，高嘉瑜接受媒体访问后，收到立委何志伟的鲜花。摄：陈焯煇/端传媒

怀念女权人物bell hooks：个人和权力被放得越来越大，而她是一个小写的人

作者 唐凌｜2021-12-19

【编者按】当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女权作家、活动家bell hooks，于周三（15日）逝世，享年69岁。

总觉得对于诗人来说，只有完整的引用和朗读才最能呈现对句子的尊重，故此篇悼念文会大量引用并翻译bell hooks的原文。Bell hooks 本名Gloria Jean Watkins，用此笔名是为了纪念叫Bell Hooks的直言不讳的祖母。小写名字可以把自己和祖母区分开来，也是为了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作品而不是个人身上。对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好的纪念不是一种个人崇拜的宣扬，而是继续去坚持她们在女权道路上的实践和反思。因此本文不会聚焦在她的人生故事上，而会尽可能多的覆盖她的理念。Bell hooks, 感谢你给世界带来的触动。

注意，这里的用词是触动。因为与其他许多称之为“主义”的理论不同，女权主义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那么，女权主义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革命，不仅仅是“也可以”

直观上我们总是把女权主义理解成一种“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 他可以从政掌权，她也可以。他可以经商致富，她也可以。 后来她变成了Ta，貌似囊括了更多性别多元的主体。但对于bell hooks来说，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逻辑正是建立在种族、经济的种种特权之上的。然而对于中心的仰望总是伴随着对边缘的暴力。所以对所有人都受用的女权（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是永远站在边缘的（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bell hooks是这样定义女权主义的。所以在她看来，女权主义不是“公平”的追求特权的平等，也不是厌恶某一种群体，而是与产生制度性压迫和歧视的体制抗争的运动。她所倡导的革命式女权（revolutionary feminism）不仅要终结性别主义，也要终结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帝国主义。也正因如此，hooks大声批判一切不反思自己的中心性和优越性的运动。

对于白人中心主义的女权主义运动，hooks问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Ain’t I a woman） 黑人的主体性在白人中心主义的女权运动里要如何搁置呢？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强调女性和男性应该同样享有政治经济权利，即“也可以”的逻辑。但当白人女性运动家在争取女性权益的时候，是谁在洗衣服、做饭、擦地板？而像是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奥秘）》的作者）那样过分把重点放在家务事上，恰恰又是一种白人中产的假设。不是每个女人都会进入中产的家庭成为家庭主妇；不是每个女人成家了以后丈夫都有足够的工资养活一家几口；也不是所有女人都会成家。而hooks关心的，正是这些其他女性。

对于黑人解放运动，hooks也一针见血的指出黑人解放运动仍然是建立在父权结构之上并巩固父权结构的，其首要目标是为了让黑人男性可以获得跟白人相似的权利，并说上那句“我也可以”。但是一个群体的“也可以”却总是建立在剥削另一个群体之上。在黑人解放运动中，女性仍在持续的被剥削和物化。

“如果女权主义者去对比白人女性和黑人的地位，更准确的说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地位的话，我们会清晰的看到这两个群体受到的压迫是大同小异的。但在一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中，我们时常看不清女性在性别主义和奴隶在种族主义下的压迫的相似性。一个性别上处于劣势的女人，可以因为种族而处于优势地位，就算是对另一个种族的男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样不考虑黑人女性处境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会给女性带来解放，而只会给部分女性权力去做一个代理男性。这样的女性运动提供了一个表达对男性愤怒、嫉妒和失望的平台，让那些几乎没有什么共性的女性也可以在一起抒发对男性的负面情绪。”

这也引向了当时主流的另一种女权主义。它过度强调男女之间的区别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然而这样的敌我分明，一是会让女性内部属于更边缘位置的人的声音被“同是姐妹”的主流吞没，而黑人女性这样被双重边缘化的人再度失声。二来这种思维模式没有认清楚女权主义的敌人不是男性，而是生产出压迫的思维方式和制度。

Hooks却早就察觉到男性和其他压迫者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人性。在1981年发表的Ain’t I a woman中，hooks就说到：“做一个压迫者同样是去人性化的和反人类的，跟做受害者一样”。 而在她2000年后针对于男性的写作中（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hooks更是系统地说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压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对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论其本质，我们都是慕强体制的受害者。

Hooks在2000年发表的Where we stand: class matters 和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中补充了更多对阶级的论述。她引用了美国女权主义作家Rita Mae Brown对阶级的定义：“阶级的划分远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没有生产资料这么简单。阶级包括了你的行为，你对人生基本的设想。你的人生经验会证实这些设想：你的行为举止，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期许，你对未来的想像，你怎么看待、解决问题和怎么思考、感受。这些都冥冥之中由你的阶级决定。”正因为阶级更具备流动性，hooks观察到在美国社会讨论阶级相对于性别和种族来说更困难，“我们一谈论到阶级就紧张、焦虑，因为我们不确定自己到底在社会的什么位置。”因为贫困者的自我否定，阶级问题也就更为棘手。

对于hooks来说，对任何一种制度问题的忽视都是对其他制度问题的倒戈。在探讨性别、阶级、种族、地域等结构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普及之前，hooks 早就意识到不考虑交叉性注定会继续让中心者对边缘者不断施加有意或无意的暴力，所以她的追求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建立在剥削另一个群体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权对于整个压迫体制的颠覆。因此，在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和研究开始把目光放在男性和酷儿群体之前，hooks已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追求名利最大化的仰慕中心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自由而自洽地活着。

也因此，女权最好的位置是边缘，酷儿最好的位置也是边缘：“酷儿并不是与谁同枕的单一。酷儿关乎一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自我，如何打造和寻找一个空间生存和绽放。” 而爱，是这个空间的养料。

爱到深处即是政治

爱的美和丑都集中体现在性上。说到爱， hooks在千禧年初那几年发表了自己爱的三部曲：All about love: new visions, Salvation: black people and love 和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里面经典的句子数不胜数。

Hooks对爱的定义是：“对于个人和他人灵性的成长意愿”。这样的定义可以把爱和关注（cathecting）区别开来，也意味着这样的爱不是没有疼痛的，而是一段追求自我和解与让社会更公平的过程。“没有公平，就没有爱”。在仰慕名利和中心、唾弃弱者和边缘的资本主义、父权、种族主义的社会中长大的我们本就注定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残缺，而所谓灵性的成长正是一种慢长而反覆的治愈之旅。

黑人社群的爱不是在嘻哈文化中常见的纸醉金迷式报复性炫耀，而是马丁路德金式的爱的政治。我们都很可能在问题满满的原生家庭中误解了爱的内涵。“我们绝大多数来自功能失调的家庭。尽管家人声称爱我们，但我们被告知我们不行，我们被羞辱，我们受到言语或身体上的虐待，以及情感上的忽视”，女性因为父爱的缺失而时常被一个“和父亲一样冷漠”的人吸引，但“女同性恋者何尝不也总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但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意识到虐待并不是爱，彰显权力也并不是爱，甚至对于hooks而言：那种“让自己更能做自己”的爱的假设也不是爱，因为那样的我们就失去了对于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反思的能力，也失去了灵性成长的可能性。只有对父权文化、慕强文化下的暴力进行了反思和抗争，我们的和解与改变才会开始。“任何改变都会带来挑战和失落感。 当我们体验到真爱时，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威胁。” 但这样的威胁不是上述的虐待，而是爱的政治。属于“边缘也能过得很好”而“不产生新的中心对边缘的暴力”的群体正在爱中轰隆作响，所以“爱是高度政治的”。

学术与生命、人的灵性

最后想说说hooks跟家乡、迁徙以及教育的关系。她生长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美国南部肯塔基州霍普金斯 （Hopkinsville）小镇，是清洁工和女仆的六个孩子之一。后来她去了美国最“自由”的加州读大学。如果仅把hooks读斯坦福又发表40多本书简化成贫苦黑人女孩咸鱼翻身上名校做教师就太对不起她一生的思考了。

学术于她绝不是什么成功学。她说：“我走向理论是因为我很痛苦 – 我内心的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无法继续生活。我开始绝望地从理论去试图理解在我周围和我内心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伤害消失。我在理论里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据点。”所以她把教育看作一个爱的据点、改变的据点、希望的据点。

在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中，她说来到加州对她来说是一种通过距离而认同肯塔基是家乡的过程。在南部做一个黑人女性固然十分困难，因为肯塔基当然属于那个“严重功能失调的南部世界”，是“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社会的典范。但认同肯塔基为家乡的过程不是通过理论和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就认识到家乡的恶便一走了之的自我否定，而是“不让文化忠诚一叶障目，让我们看不见那些人为的暴力与分隔”。

对hooks来说，肯塔基是一个满是问题的南部社会，但也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所在地，更是自己的灵性所在地。而养育我们的山河和自然，是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灵性的。种植烟草本是土著和黑人群体和自然连结的重要方式，但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改变了烟草和种植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更改变了这片地貌。

在这本书中，hooks正式把环境也纳入了她的交叉性体系中去。但我们不能用“因为保护了环境、于是我们人类可以有可持续的资源使用”这样浅薄的立意去理解hooks。对于hooks来说，人的认同和灵性的发展，是根植于自然之中、根植于我们和土地的关系中的。换句话说：“对自然的羞辱就是对人类精神的破坏”，所以她关于爱的概念，也适用于自然。

在这个把个人和权力放得越来越大的世界中，希望我们都能被这位小写的人触动。面对世间种种的恶，无力的时候想想这段话：“对我来说，原谅和恻隐之心不可分割。我们要坚持人要对自己做的恶负责，但同时相信残存的人性终将拯救每一个灵魂。”

（唐凌，以社会学为艺术，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会博士后。）

参考文献：

Biana, H. T. 「Extending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Critical Ess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21, no. 1, 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2020, pp. 13–29.

Cooper, J. A. 「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 by Bell Hooks (review).」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vol. 60, no. 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pp. 360–62.

Banaji, S.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LSE Media. Retrieved from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 Media@LSE. [18/12/2021].

美国女权作家、活动家 bell hooks ，拍摄于 1996 年。摄： Karjean Levine/Getty Images

2003年﹐bell hooks为 6 岁的 Robert Wood 签署了她的著作。图：Getty Images

喀布尔1973——阿富汗女权作为战争修辞、政治工具与炮灰的半世纪

作者 赵恩洁｜2021-08-28

有些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因为写历史的人不希望世人知道他们的灰头土脸与完全失算。为了让美国政府有个台阶可下，阿富汗的历史总是被方便地刻意忽略，同时又选择性地乃至误导性地呈现。太多时候，一切只从2001年，或是1995年开始算起。在固定的美国叙事里，阿富汗的历史不可能有光荣与尊严；阿富汗女性的形象，必然是千篇一律的刻板。白人永远是来“拯救”的，穆斯林女性只能是等待救赎的。

当然，我们距离穷尽发生的一切，有好几光年那么远。但我们总得从某处开始。如果我可以如此建议，不如让我们回到1973年。因为，在1973年，我们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左翼时代的本土女权，共产时代的“高压速成女权”

1973年的阿富汗，在君王King Zahir Shah四十年的统治底下，虽然大部分人都活在贫穷之中，但生活大致是和平的。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把当时还是力图现代化改革的首相（也是国王亲戚）的Mohammed Sardar Daud Khan（穆罕默德·达乌德汗）变成了一个提倡社会主义的国家首领。

Daud的上台有苏联某个派系的支持，但是他也想与苏联保持距离。他在任内推出许多大力提升女权的政策，包括女性可以自由穿着、上学、旅行、工作，家长不得强制婚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70年代喀布尔留下来的照片，比如年轻女性上大学，穿短裙，在校园与街上自由的行动，都与新政有关。公民团体也跃跃欲试。一位普什图族、出身菁英阶级的女性，米娜（Meena Keshwar Kamal），在1977年成立了第一个本土的、独立的、世俗的女性主义组织，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试着团结国内所有族群、阶级的女性，推广性平、并提高政治意识。

当然，新政震撼了许多部落的“传统”，造成社会内部的对立与分化，例如一些偏乡地区无法忍受外来入侵者——包括国家，对某些游牧民族而言，国家永远是入侵者——想知道家里的女人的所有姓名与身家资料。但所谓“传统”势力，并不总是来自宗教，也来自某些族群自身的骄傲（毕竟他们千年来与波斯打交道，而波斯过往到处都是苏菲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俗民伊斯兰）。“传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产物，而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意识，与阿富汗许多族群长期面对外来入侵势力所感受到的危机意识，以及他们擅长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有关。

重要的是，曾经有许多阿富汗人努力要把阿富汗带向更好的未来，而那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至少1973到1978短短的几年时光，有一些努力是看得见光芒的。当然，Daud政权有各种为人诟病之处（尤其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以及专制统治），但这段时间至少让人感觉改革是可能的。有人甚至说，从Daud担任首相到成为总统之后，那短短数十年造成的改变，是两百年来都难以达成的。可惜的是，因为Daud政权与苏联保持距离，并想与邻国以及更多的国家建立较友善的关系，惹怒了苏联。结果，Daud与他几乎所有的家人都被暗杀了。

这场1978年的四月革命，带来的是暗自对苏联效忠的共产政府，由总统Nur Mohammed Taraki（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领导。这段时间，女权正式被当成政治工具来操弄。一些看似解放女性的安排，实质上是未经深思的高压政策。

比如阿富汗许多族群均有的新娘财习俗，其实是已婚女性自己可以操控的财产，但却被当成陋俗要急着改变，政府规定要有“新娘财上限”，结果是让女性经济独立的机会更渺茫。又比如新共产政府规定婚礼花费不可以太奢华，否则要取缔，则根本已经到了妨碍人民自由结社与庆祝的地步。在识字课方面，政府几乎是“强迫”女性去上学，同时除了几位象征性的女性政治领袖之外，并未让女性真实参与政治。

这一方面并未实质增进女权，另一方面徒增社会冲突，因为许多部落习俗并无法立刻接受国家这种“外力”来干预他们牢固的父权家族体系，而由上而下的暴力政策执行，只会增加反弹，而非开启沟通的平台。可以想见，这种“进步”的方式同样带着强行的色彩，加上土地改革已经让很多地主大为不悦，更加深了民怨。

到了1979年，阿富汗女性上大学的数字已经大为提升，相对来说男性大幅下降。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男性已经开始去加入各种“圣斗士”mujahideen的行列。(我刻意不说“圣战士”，因为我不想再扭曲jihad的含义。) 这段期间，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持续对苏联抗争，甚至后来也与圣斗士产生冲突。

美帝为打击苏联而栽培的阿富汗“自由战士”暗杀本土女权领袖

1979那一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国际上弥漫着全球穆斯林社群对于摆脱长期被美欧势力干涉的希望。年底，苏联当局认为阿富汗执政党需要一些“帮助”，因此不请自来地展开了侵略，拉开将近十年的战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从旁担忧已久，眼前已经失去的伊朗魁儡政权，让他们无法忍受阿富汗落入苏联的可能性。因此，美国中情局祭出至今仍是史上最长久也最昂贵的秘密行动：旋风行动Operation Cyclone。

这项秘密军事活动，主要是投资各种阿富汗圣斗士团体，寄望他们把冷战防线打回苏联。美国政府挹注大笔资金给这些团体，并提供武器以及军事训练，但管道主要是透过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进行，虽然有时候沙乌地情报局也会来掺一脚（两者后来都是极端主义的金主）。采用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规避，理由是美国政府不想被苏联摸透他们想要在中亚回稳势力的企图，也不想明目张胆地与苏联起正面冲突。

某种程度来说，过去四十年其实是一场美国与苏联在阿富汗争夺的战争与其遗绪。但在美国主导的外媒里头，也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维基百科里头，这场战争被称为“苏阿战争”，下一场则是称为阿富汗“内战”。（就好像黎巴嫩内战，一大部份是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后产生的难民问题，可是却被称为“内战”一样的荒谬。）

整个80年代，圣斗士尽管违反古兰经教导不可杀害平民的教义而采取自杀炸弹攻击战胜苏联军，照样被美国政府与媒体堂而皇之地盛誉为“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s）；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帮美国政府攻击苏联军队的，都是自由战士，不论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当年的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圣斗士善于在崎岖的山区里游击，是击退苏联军队的最佳武器。美国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与武器，透过巴基斯坦白手套的中介，绝大部份流到了军阀希克马蒂亚尔（Hekmatyar）手中，而有一部份则是流到了宾拉登（本拉登）已经在喀布尔外围设立的军事训练营之中。

美国政府为了打击苏联而透过巴基斯坦情报局中介，而巴基斯坦政府日后不只资助许多圣斗士团体，也在各方面大力协助了塔利班的崛起。更复杂纠结的是，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源自印度 19世纪中期抵抗英国殖民的一支穆斯林法学派的Deoband运动，这些思想影响许多1980至90年代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受教育的普什图学生。当年这些学生曾使用的教科书内容正是来自美国政府赞助推广的“军事伊斯兰思想”教科书，只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有助于击退苏联。后来这些普什图学生成为了塔利班。

美国中情局当时最信赖圣斗士大首领希克马蒂亚尔，大笔的钱都被他掌控。他在1987年派人暗杀了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创始人与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米娜。许多女权运动分子，也被美国资助的圣斗士团体逮补、囚禁或猎杀。

十年之间，阿富汗的土地承受各种血淋淋的游击战、旱灾与饥荒。接受美军资助并对抗苏联的结果，是更多的贫穷。在叙利亚战争以前，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多难民的地方。苏联发现这将近十年战争血本无归，最后决定撤退，留下他们扶植的共产政府，交给纳吉布拉。纳吉布拉从1979年就开始帮苏联做情报工作，接着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内部一路扶摇直上，最后成为总书记。他确实是个对敌人严刑拷打、杀人无数的政治恶魔；但他也曾经说过，如果让激进主义进入到阿富汗，这个地方将会成为恐怖主义大本营。

美国支持的圣斗士主政后，女权又再度变成政治战场。这次不是“高压速成女权”，而是“保卫我们的穆斯林妇女”。美国支持的圣斗士政权带回原本已经被共产政府取消的头巾政策，再度驳回原先已开放的女性无条件的行动自由与其他权益。但即便如此，在塔利班于1996年正式上台以前，女性在阿富汗也不是像《国家地理杂志》贩售的性别化东方主义那样悲惨。至少，在塔利班以前，不论是在共产政府或圣斗士掌权底下，女性都可以照样上学。有报告指出（注1），1996年以前，女性大约占教师比例七成，女性公务人员比例为五成，而医生阶级女性占了四成。这样的阿富汗，虽然并不理想，但也并不是一个女性毫无出头之日的地狱，更不是什么中古世纪遗留至今的化外之地。

但这些历史很容易都被刻意略过。在美国主流报导中，一切只从2001年，或是1996年开始算起。美国政府与被他们影响的世人，仿佛必须要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是那么的落后、野蛮，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高贵、自己的文明、自己的价值。仿佛阿富汗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故步自封，只有美国人才能拯救他们。毕竟，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修辞，他们该如何面对塔利班的兴起、无人轰炸机底下莫名死去的孩童、以及在清真寺默默祈祷却被轰炸的无辜百姓？他们甚至不希望被提醒那种过去——阿富汗一直有本土女权运动，虽然困难重重且影响有限，阿富汗本土女权运动领袖却也重要到需要被美国资助的圣斗士暗杀。

为猎杀恐怖分子，美国政府扶植压制女权的阿富汗军阀

就算退一百步，一切只从2001年塔利班离开首都算起，事情也不是主流媒体报导的那样。布希总统第一夫人Laura Bush在十一月十七日代替她先生发表全国广播演说，把女权当成美国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说词。讽刺的是，在那之前十天，阿富汗妇女网络（Afghan Women‘s Network）早已集结起来反对战事，连同其他国际穆斯林女性组织，希望巴基斯坦收容更多难民。她们呼吁，千万不要为了发动反恐战争，就牺牲女权与人权。

可惜的是，过去二十年，美国政府没有听见阿富汗女性的声音。从首都赶走塔利班以后，美国政府与中情局重新让地方军阀在地方掌权（也就是塔利班过去已经扳倒的军阀们），而这些军阀，他们的性平教育水准令人堪忧，他们贪腐的程度无远弗届。从公领域到私领域，整个国家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都没有可咎责性可言。美国政府授权的私人外包公司几乎活在法治之外，在阿富汗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所有那些美国政府号称在阿富汗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学校、诊所，那些所谓“进步的成果”，根据1900多页由400余位阿富汗重建计划的官员的访谈逐字稿与备忘录——也就是著名的Afghanistan Papers与相关人士透露——有七成五到九成是荒废的、无法使用的，或根本是虚构的。那些发包的钱，有时候还在阿富汗军阀的口袋里，有时候根本从来没有离开过华盛顿。所以，过去二十年，除了菁英阶级与部分中产阶级以外，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变得更好。他们只能不断地看见军阀、毒枭以及华盛顿的商人发了战争财，垄断了绝大部分的资源。毕竟，那些人早都说了，即使输了战争，还是能发财的。所以，经由美国政府承包的私人公司继续在阿富汗做着幽灵基础建设的事业，而美国政府继续仰赖各地的军阀。

二十年来，阿富汗没有真实的产业，唯一有的只有毒品工业。四十年的战火，配上毒品，两者之间的亲近性令人悲伤。如果说真的三分之一的家户都有人有毒瘾，这是什么社会情境造成的？战争经济是真真实实的。

美国的国会不是第一天知道这些事情。但大部分人仍不分党派地装聋作哑，直到一千九百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公诸于世，他们终于不得不面对，但也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必须相信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一切都会好转起来的。

在美国政府扶植阿富汗政府期间，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真的有大幅改善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女性有五分之四仍然受到强制婚姻，而女性坐牢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道德罪刑”，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扶植的政府底下透过军阀来治理社会的成果（军阀控制底下的女子监狱，跟塔利班占领区的女子监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这二十年来，只需要几张女孩子上学的照片，美国人民与全世界，就会继续傻傻地相信美国人是在这“蛮荒”的土地上执行白种人负担的文明任务。

反恐战争下的女权炮灰

现在，为了解释美国战败，人们急于把塔利班形容成极度宗教狂热的危险分子。但仔细想想，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多么狂热，因为他们的对手，也不过是在美国政府扶植的政权底下，早已民心涣散又军心溃堤的阿富汗社会。或许，菁英阶级与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确实过去二十年来算相对安稳，但对大部分的人民而言，生活并不容易。越是需要把塔利班妖魔化，也越彰显美国政府必须掩饰失算与无能的需求多么迫切。就像当初在伊拉克那样，美军不懂当地的语言、不懂当地的文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干什么。然后反恐了两个十年，换来的是“伊斯兰国”以及塔利班的全面掌权。

高傲且长期驾驭“不被统治的艺术”的普什图人，也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老早就开始跟塔利班合作了。因为他们发现，除非他们是军阀或是毒枭，否则在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权底下，他们基本上没有未来。其他族群的人也有相似的见解。因此，在这次占领中，有些地方根本不是什么狂热的塔利班浴血奋战打下来的，而是完全不必开打就直接让塔利班占领的。

不论是苏联或美国、圣斗士、军阀，或塔利班，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当成最简便又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政治宣传工具。展示权威，最简易的方式就是从女性与少数族裔开刀。因为他们的脆弱性最高，而威吓的效力最大。女权沦为各种政权用来证明自己拥有权力或正当性的道具。

女权曾经是美国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修辞之一，而女权最后也成为最大的牺牲者。但这并不是因为“文明的美军”一离开，“野蛮的阿富汗”就会退回中古世纪。恰好相反，事实是，阿富汗曾有过土生土长的女权与开放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希望，但那些希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苏帝与美帝主导的战争侵蚀与歼灭。先将第三世界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再以救世主之姿加以拯救。这种帝国主义式人道救援的惯常脚本，光是“令人绝望”，已不足形容。

正如今年巴勒斯坦女性主义宣言所说的，我们必须拒绝一切以解放女性之名来进行军事占领、经济剥削或将一个民族或社群去人性化的说辞。因为帝国并不真正关心女性与女权。不论是殖民的、后殖民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帝国要的只是侵略的合法性。抵抗帝国主义的人道救援，我们该做的不是由上而下的“拯救”、不是抽象的人权口号，而是对历史转变深度的了解、对各种诡谲脉络的同理、具备文化敏感度的协商、虚心平等的合作，以及思考我们自身在各种全球不平等关系下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赵恩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注1: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submitted by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1997/4,” E/CN.4/2000/68/, March 13, 2000, p. 7.

后记

2007年某个冬夜，我在波士顿因缘际会接待了一位阿富汗友人。阿富汗友人对我说，谁会喜欢塔利班？人们痛恨塔利班！美军2001年来把他们赶走很好！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一阵，然后说，但归根究底，一开始也是因为美国政府，才会有塔利班的。

我不曾忘记他那晚说过的话。

五年前，我曾说过，若没有伊拉克战争，就不会有伊斯兰国。今天我还是必须要说，如果没有美苏冷战，就不会有塔利班。美国政媒的阿富汗论述，总是方便地刻意忽略掉一段70年代阿富汗曾力图现代化且实施性别平权的历史，同时又撇清极端分子在该区域兴起的责任。苏联的阿富汗论述，则强调自己帮助过阿富汗现代化的那个层面，但粉饰自己摧毁一个70年代可能有机会走向开明开放的政权。

美苏的贪婪，横跨地球两端的权贵阶级，战争的经济，高层的富裕，第一线人民与士兵的血洗。（我对军人有无限的同情，他们往往身不由己，也是不成比例地由美国境内的有色人种与贫穷阶级担任，甚至还有来自密克罗尼西亚、不受美军福利保障的太平洋士兵。）谁能想像活过四十年的战火？没有人应该经历这样的生活。

当今主流的阿富汗论述，往往夺走阿富汗人民的能动性，甚至怪罪阿富汗人民，或是把论点放在最容易挞阀的塔利班身上。这种论述在今日的新冷战局势重现，甚至就出现在台湾。 当然，将台湾比拟为阿富汗是完全失当的，因为台湾人民并没有活在军阀与极度贫穷之中，相反的，我们享有高度的民主自由与相对充足的物质生活。但或许我们与阿富汗人民相同的，是我们一直被迫学习在夹缝中生存。苏联与美国在阿富汗的惨败提醒我们，人民的意志必须被充分了解，不同社群的需求必须受到照顾，而大国与小国之间应该要有更互惠的合作机制，而非由上而下的暴力执行。台湾的历史跟未来，不该只被当成任何大国的棋局，因为台湾人民的意志与能动性，不应该是只是任何大国的注脚。

1996年阿富汗，戴着头饰的女人。摄：David Turnley/VCG via Getty Images

1972 年，年轻学生穿着迷你裙走在喀布尔市的街道上。摄：Laurence Bru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79年7月，女工和男工在喀布尔游行。摄：Keystone/Getty Images

2006年11月22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女孩在英语课上举手。摄：Paula Bronstein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喀布尔美容院窗户上的女性海报遭到破坏。摄：Haroon Sabawoo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04年6月阿富汗喀布尔，准父亲在分娩室门外等候，而妇女则被允许进入庭院。摄：Stormi Greener/Star Tribune via Getty Images

为了活下去，中国LGBTQ组织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

特约撰稿人 二两｜2021-11-08

当男友被公安部门叫去喝茶的通知突然降临，阿义会有一两分钟感到无法呼吸。这种情形在今年以来愈发频繁。他们是一对同志情侣，在中国公益领域从业十几年，其中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LGBTQ权益上。

同在这一领域的阿石也觉得压力变得贴身。最近一次，他被当地派出所直接传唤做了笔录。这不同于以往非正式场景下的会面沟通。阿石被问及许多涉及个人的问题，比如家人是否知道他的工作，自己有没有想过给家人带来的影响。“他们知道怎么给你带来直接压力。我们有些伙伴就有在老家被找，甚至被直接联系父母。”

2013年前后，阿义和阿石都从中国北方回到南方，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不再感受连快递敲门都会恐惧的情绪。他们一度觉得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宽松、友好；但慢慢的，会面地点逐渐向他们的住所靠近，比如楼下一个好吃的餐馆里。面谈也愈发频繁，从不定期到定期，从几个月到每周。对方传递出来的信息也越来越明显和直接：别人都很安静，你们不要再有任何行动。

一位LGBTQ组织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被相关部门请去喝茶已成为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是一种日常监控，而不只是个别事件的管理。”

另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也表示：“以前这些事儿你说得清楚是怎么发生的，大概可以分析出来是谁找我们、目的是什么。现在你搞不清楚，有时候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想找你、为什么找你。但这个事就这么发生了。你只知道没完没了。”

中国LGBTQ组织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在11月4日，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以下简称“权促会”）注销其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并宣布无限期停止一切工作。权促会成立于2013年，是针对LGBTQ权益提供法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推动和支持了中国首例性倾向扭转治疗案、首例同志教师劳动权案等数十件深刻影响中国同志权益法制进程的案件。

不久前，另一家LGBTQ组织的办公室也被联合突击检查，来访者包括片警、街道、出租屋管理处等数人，来访理由是登记出租屋内人口。对方录入了所有在场人士的身份证信息。但该组织的负责人认为，登记人口不过是个借口，为的是制造麻烦和恐惧。“这种层级化、网格化的监管趋势越来越明显。”该负责人说。

阿石被告知什么活动都不要办。“没有人像你们那样一直在发声，一直还要做权利倡导之类的，其他人都很乖。”阿石转述对方的话。这并非虚张声势。目前，除了积极的个体活动者还冲在前面，多数LGBTQ组织现在变得非常保守和低调。即使是由志愿者支持而非专业化组织的上海骄傲节也在2020年宣布停办。此前，上海骄傲节已经连续举办12年，包含骑行、电影放映、主题论坛等不同内容。资深志愿者Ray告诉端传媒，停办是因为“压力已经大到不行”。

不久前的7月，十几所高校性少数学生社团组织的微信公众号更是被一夜关停。几乎所有长期从事LGBTQ权益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都保持了缄默。全面收紧的信号已经清晰无比，中国LGBTQ组织的发展到了某种临界点。他们尝试改名、在宣传策略和生存模式上向主流价值观靠拢，甚至向商业化企业转型……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改名：“名字中不准带有『协会』、『同志』、『权利』等字样”

在2021年7月前后，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将使用了八年的名字改为“同促在线”。一个听起来像在线会议工具的名字。一位权促会前工作人员自嘲说，新名字听起来有些让人不知所云。2008年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也改名叫“北同文化”。而在同年成立的另一个老牌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则直接改成了“出色伙伴”。

改名是因为压力。阿义告诉端传媒：“今年7月份的事情（指高校性少数学生社团组织的微信公众号被集中关停）之前，无论是直接说你不要用什么名字，还是间接地感受到威胁，大家已经收到了很多压力。改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妥协。”

与此同时，一些主流公益基金透露给合作的LGBTQ组织，有关部门近期直接找到他们进行问询：在跟谁合作、这些组织都在做什么。除了临近7月1日建党纪念日这一重大政治活动被提醒“不要搞事”之外，越来越频繁造访的安全人员直接告诉LGBTQ组织者，名字中不准带有“协会”、“同志”、“中心”、“权利”等字样。

“自我切割、自我审查，你才有出路，但这个过程就很痛苦。”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一些LGBTQ组织在公益筹款开始前，收到合作基金会的提醒——最好不要带有性少数、LGBT、同志等字样。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LGBTQ组织在某一公益平台上的筹款项目遭遇集体下架。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合作的基金会建议大家把同志相关的表述拿掉再重新上线。”在此期间，开通月捐渠道的同志组织无法招募新的月捐人，只有原先已经开通月捐的资助者还能正常捐款。

过去，直接受到官方指示名字中不能出现同性恋或同志的，基本都是做艾滋病服务的男同性恋组织、在民政注册环节受到提醒。

据推算，中国LGBTQ人口规模达7000多万。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称，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见度很低，且不同形式的歧视甚至暴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幼年到成年。该报告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LGBTQ群体进行的最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研究。接受调研的LGBTQ人群中，只有5%左右的人完全出柜。中国尚未形成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权利保护和反歧视的法律制度。也因此，LGBTQ受访者对从制度上保障其平等权利、消除歧视抱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LGBTQ组织，是帮助这7000多万人进一步可见、推动其权利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90年代至2008年前后，艾滋病服务组织、性少数权利倡导组织陆续出现。前者数量最高时达上千家、分布在全国各省，后者2008年前后至今可能不到十家。

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LGBTQ群体的生存水平也在水涨船高。中国针对同性恋的去刑事化与去病理化已双双完成。在2011年性少数平等权益被纳入联合国主流议题和中国LGBTQ组织的努力之下，中国的LGBTQ群体可见度得到明显提高。报告称，在中国开始形成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舆论环境，其中年轻人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

2020年底，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龙大瑞发表调研报告《朝不保夕的进步：LGBT人权倡导在中国》（PRECARIOUS PROGRESS：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China）。龙大瑞说：“中国性少数群体在过去20年的可见度、社群建设、安全空间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正如我在报告中用到的词，这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如果政府决定逐步收回，它们很容易就会消失。这取决于政府想要走到哪一步。”

改名——只是LGBTQ组织“断臂求生”的一小步。

生存之道：接轨主流价值观

阿义告诉端传媒，自2018年以来，中国LGBTQ组织几乎都在寻求转型。主流化是一个明显特征，即将自己的工作目标与当前国家强调的社会工作重点相结合，并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与国家宣传的价值体系和叙事方式相结合。

“其实我们做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回到我们本来的目的——让性少数群体生活得更好。这些社会组织其实是在帮助政府更好地服务不同的边缘人群，都是为了社会更和谐稳定。”一位组织负责人说。

在主流化尝试中，同性恋亲友会的步子最大。2020年底，该组织全面上线了新机构名称和品牌logo——出色伙伴（英文为Trueself）。成立于2008年的同性恋亲友会在全国多地都有地方分会，以帮助LGBTQ群体实现自我认同、促进家庭接纳为主要工作。

在新推出的组织简介中，出色伙伴的叙事已经全面与主流接轨：“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出色伙伴将积极探索新时代家庭观，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践行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帮助更多的人追求美好生活。”

负责人阿强对端传媒表示，他们要解决的就是民生问题。“因为小孩是同性恋，家长就吃不进去饭，得抑郁症了，生病了。我们就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那就是民生问题，对吧？按照我们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解决家庭矛盾、建设和谐家庭。在话语选择上确实要回到本土，你不要高喊着说我正在解决一个平权运动什么的，人家也不喜欢，最后你也做不了，何必？”

而改名之外，出色伙伴还在做一个更大的转变——向社会企业转型，通过服务活动负担组织运营的成本，而不再依赖公众筹款。“所以现在有一些活动，我们会适度收费，来弥补筹款的不足。这是我们最近面临的真正的转型。”阿强更愿意以本土化来解释组织的转型尝试，而本土化首先意味着叙事体系的本土化。“我跟很多做社群工作的人打交道，他们恨不得都说不出同性恋这三个字，每天都是lgbt什么的。你做这个事得让人听得懂，只有听得懂才能够被引起共鸣，才能够卷入进来支持。”

但阿强也承认，在当下的环境里，强调社群服务的LGBTQ组织更有可能生存下来。留给权利倡导的社群组织的空间已经非常逼仄。阿强说，这是房间里已经存在的大象了。“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做事受到的挑战非常大，你说你不妥协，但不妥协，你想不想做？要靠自己去找到不同维度，看到光亮。我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

一些组织的主流化尝试已经进行多年，有的在外界看来已经没有LGBT社群组织的色彩。比如有的组织的主业是性教育，不断受到政府层面重视的预防校园欺凌、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也是在性教育主题之下重点强调的内容。

上述工作人员这样解释这些组织所做的选择，主流意味着破圈。“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话语体系，一个更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讲故事的空间就比较大了，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更多人卷进来。”但这并非没有代价。“就是我们会流失掉很多的社群连接。”

中国另一个重要的LGBTQ组织北京纪安德中心原执行主任小刚说：“有一些可能把自己作为权利倡导组织，他们本身挑战的就是不公，本身就是为了监督权力，所以可能就没法就跟国家有太多或者任何的妥协。”

对于仍以LGBTQ权利倡导为主色的组织来说，生存方式还有一条：与LGBTQ友善的专业人士和学者合作，开展特定的专业服务和学术调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流化。从医疗服务、心理谘询再到法律援助，发展专业人士的同盟者一直是LGBTQ组织的一大策略。一位组织负责人说：“在过去几年，这块儿发展得非常明显。”

组织者们认为，通过不同专业领域的同盟们，针对LGBTQ群体的认知和声量都可以进一步的扩展，影响更多的非LGBTQ人士，而与此同时，这些领域也跟社群的切身权益直接相关。“社群有很多实际的需求，比如伴侣财产、子女抚养等涉及医疗、法律、心理多方面的服务需求。”上述负责人说。

但发展同盟者对资源本就十分有限的中国LGBTQ组织来说意味着顾此失彼，甚至可能与他们坚持的理念发生冲突。一位社群组织负责人对端传媒表示，自己向往通过社会层面每个人的行动促成有话语权的人们作出改变。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不仅不一定推动改变发生，反而可能会让相应的组织变得异常敏感。“你不得不去跟这些内部的人建立关系，甚至要用一套所谓更和谐、更主流的话语去讲。而且专家也不是看你在做这件事情就合作，所以你要把自己变得很有名头或者动用很多关系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不是投给社群，而是投给专家，因为他们有话语权。”

这些选择既有环境所迫，也是主动选择。在基金会和同志组织都供职多年的阿伟这样告诉端传媒：“我不希望因为一两件出格的事情，让整个领域瞬间倾覆。如果说现在是一个筛子往下压，如果换成一个铁板，那就根本没空间了。”

“从合法性上来讲，专项基金是最后一步了”

成立专项基金，是目前LGBTQ组织既能解决身份问题、同时解决筹资问题的唯一途径。据端传媒了解，中国组织化的LGBTQ组织目前几乎都在一家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旗下成立专项基金。“如果把那家端掉的话，中国同志组织可能会像打掉一条腿的感觉。”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说。

现在，政府的手已正式伸向基金会。2021年8月，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民政部业务主管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专项基金业务领域应当与基金会业务范围相符，聚焦主业，避免宽泛、模糊”，同时，“基金会完成专项基金清理整顿后的1年内，拟新增专项基金的，应当同时终止同等数量的现有专项基金”。

“我觉得大家还在等这个靴子落地。如果落下来的话，可能最后一次。”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说。

此前，合作方大多数时候不会对LGBTQ组织的合法身份作出过多要求。因为受制于条件无法注册或者只能注册成企业的现实，大家心照不宣。“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去工作。大家只会问你是谁，你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上述负责人说。

筹资和身份问题一直是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难以解决的两大问题。LGBTQ组织绝大多数都难以通过民政注册获得合法身份，只能通过工商注册，也有少部分通过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大多数的组织其实只能长期以非法身份从事社群活动。

然而，情况在2018年之后彻底改变。那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开始执行的第一年。中国LGBTQ组织受到重击。对这些组织来说，几乎从成立之初，其资金和支持基本都来自于国内外的国际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来源。但在新法颁布后，资金来源被拦腰截断。甚至与不在管理范围之内的驻华使馆和联合国常设机构比如UNDP（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互动，也会被监控和问询。

阿义在9月曾受邀到北方参加一个联合国下属机构的非正式聚会。但到了开会地点，他才得知，有其他同志组织的伙伴在还没出当地的时候就被拦下。开会酒店也似乎提前知晓了他们的到来。为了躲开眼线，这个只有两天的聚会变成了一场游击活动。他们在酒吧里、在草坪上把会开完。

“得到国际资金越来越难。”阿伟向端传媒举例说，比如以前A基金会想要资助中国的同志组织B，不论它是否在中国注册，只要A和B之间签订协议，基金会的钱就可以通过国际转账的方式打到同志组织的银行账户，后者只要到银行做申报，正常结汇之后，钱就出来了。但新法律颁布后，如果A没有在中国注册和报备，即使钱到了银行也会被退回去。即使A在中国注册了，想要完成汇款，也要提交一系列资料，列明自己在中国的每一项工作以及被资助方想要开展的每一个活动，得到主管部门同意之后才能进行。

此外，仍在中国运营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LGBTQ组织的合作门槛也开始提高，LGBTQ组织的合法性被格外看中。“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担心，就不敢跟你合作。”一位组织的负责人说。

龙大瑞对端传媒表示，《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公民社会运动运作的整个生态，LGBTQ组织虽然并非直接目标，但也受到重创。龙大瑞曾供职于美国律师协会北京办公室，主要职责是管理改善LGBT群体权利的司法改革项目。他们在中国与官方、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展了近20年的研究合作。但该组织在管理法正式公布之前被迫撤出中国。“因为得不到注册。”龙大瑞说。

所以专项基金这一形式对中国性少数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组织负责人说：“专项基金没了的话，在钱上面的影响，我们还可以通过做项目、找别人帮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再折腾几个来回。但从活动的合法性上来讲，专项基金是最后一步了。”

一种例外

纵观中国LGBTQ组织，跟艾滋病服务相关的组织似乎是一种例外。

一家以艾滋病议题为核心工作的组织负责人告诉端传媒，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受到其他组织那样的限制。除了艾滋病相关的健康服务之外，该组织也一直在开展LGBTQ青少年沙龙、学校公选课，以及针对社群内不同群体，比如跨性别、女同性恋等社群小组的支持和服务。几年前，该组织以社工组织的身份正式在当地民政局注册。

“我们不会隐去LGBT这些信息，因为就是希望能把这个议题带到公共层面去谈。”该组织负责人说。

除了学校之外，该组织的公众教育还走入了官方。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地疾控系统删去了宣传手册中针对LGBTQ的偏见和歧视性内容，在之后的手册修订中，该组织直接受邀参与其中。他们还被省内多个城市的疾控部门邀请进行多元性别友善的教育培训。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教师乃至地方官员都在他们的听众之列。

该组织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在当地很多疾控中心和医院，以及一些由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他们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象征着同志友善的彩虹旗。“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这位负责人亦清楚地知道为何其组织能够拥有眼前的空间。“我觉得倡导工作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做太多那方面的工作，整个定位就是一个服务型教育型的机构。”一直以来该组织通过艾滋病项目跟当地政府部门保持了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和互动，“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放心”。

然而，“指望以艾滋病议题推动官方对LGBT社群的认同，可能不是一个走得通的路径。”上述负责人指出，在中国艾滋病相关的政策和管理条例里，几乎都只提到男男性行为者，但是男男性行为人群不等于男同社群，也不等于LGBTQ社群，政府一直没正视LGBTQ的存在。但从资源的角度上来讲，该领域是唯一一个和LGBTQ相关、政府又会拿钱资助的交叉区域。“艾滋病防治对于男同社群而言本身就重要。我们现在做心理和同伴谘询时接到的很大一部分来访都跟艾滋病等健康议题有关。所以跟政府互动这一块，艾滋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不同受访者告诉端传媒，自90年代艾滋病防控在中国上升至国家议题以来，中国男同性恋社群组织因为与男同性恋群体的密切联系得以快速发展。而这又与国际基金进入中国资助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密不可分。

据一位组织负责人介绍，在全球基金资助下的社群组织并非是完全的服务型项目。艾滋病防控的目的之下，他们还受到包括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等全方位的组织发展支持。“它注重的是一个权力架构的重建。”

阿诚创办的组织在20世纪初成立，于2017年得以用艾滋病服务的社工组织身份直接在当地区一级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他亲历了中国艾滋病防控政策与同志组织的互动历程。早在2008年前后，他们的组织已经在艾滋病服务工作的基础上向权利倡导方向转型。“疾控部门只讲公共衞生，不讲同志文化，不讲加强同志社群内部建设，不增加外部关键人群对同志群体的了解，我们觉得这个病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防治，因为它不完全是一个公共衞生问题。”阿诚说。

将视角转为权利倡导之后，从2010年前后开始阿诚和团队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东北地区的十多所大学里成立LGBTQ学生社团。他们还培育发展了当地的多个女同性恋社群组织。

而上述组织负责人告诉端传媒，最让人瞩目的是多个组织策划举办的东北同性恋文化节。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的官方微博已经被清空，但在互联网上还能找到首届开幕式时发出的推文。“同志徒步、法律论坛、老年论坛、跨性别选美、拉拉营，我们可以谈各种话题。”该组织负责人说。

但2013年以后，相关组织受到严密监控，东北同性恋文化节被迫停办。在2014年，来自全球基金的艾滋病资金正式撤出中国。2015年，中国成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主要资金来源转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失去全球基金资助之后，中国同志社群组织大量消失。阿诚认为，这是中国以艾滋病服务为主的LGBTQ组织被清洗和规训的开始。

阿诚告诉端传媒，政府接手以后，对于同志组织进行艾滋防控工作的态度十分强硬。即使只涉及艾滋病患者——例如就医歧视等倡导活动都不再允许进行。“我们发出倡导或者做研究都不可以”。而允许开展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发放安全套、检测感染者以及关爱宣教等在阿诚看来“基础、重复、低水平的劳务性工作”。

“不听话就靠边站”，阿诚等坚持权利倡导的依靠艾滋病服务发展起家的LGBTQ组织被彻底边缘化。阿诚说，原来艾滋病服务相关的男同社群组织大多数已经被“收编”，自己的组织现在也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纯艾滋病的这种活我们不喜欢干的，但是它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然后也确实也能帮助到社群的人，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了。”

何以至此

在2008年前后，中国LGBTQ组织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分水岭。一批以权利倡导为主要特征的社群组织在中国陆续建立。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的整体语境从上至下都以积极拥抱外来影响的姿态与国际接轨。加之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先后袭来，民间组织或者社会力量在政府和公众之间都收获了积极评价和信任。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和公共讨论空间也蓬勃发展，几乎畅通无阻。中国的LGBTQ组织也因此经历短暂的发展黄金时期。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表示。

在北京市内的一家写字楼里，曾经聚集了一批非政府组织，其中仅LGBTQ组织就有六七家，还包括主业是女权和性别平等议题。在2010年前后，大家陆续搬入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这些组织彼此不仅熟悉，还有很多互动和合作，甚至不同组织的志愿者都可以轮换。

关于那段黄金时期，阿伟对端传媒说：“第一个是组织足够多。当时各地都有组织，也有足够多的类型，大家尝试不同的活动。第二个是出现了一小批时代造就的能人。他们搞了各自的事情。那个时候就轰轰烈烈地发展。是很鲜活的一个时代，很有个性。”

但是，这一繁荣发展期自2013年开始逐渐进入停滞。到了2015年，所有LGBTQ组织都感受到风向变了。在这一年，近300名律师和权利倡导运动者被警方盘查、羁押甚至逮捕，被称为“709案”。此后两年，中国相继颁布《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审查、监控和严管逐渐渗透到所有带有权利倡导色彩的LGBTQ组织身上。

所以在阿义看来，中国LGBTQ组织当前的遭遇并非刚刚发生。“它是一个慢慢的、特别是15年开始之后的过程，也是整个公民社会紧缩的过程。劳工组织、妇女组织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性少数组织就会显得权力色彩非常浓郁，和所谓的『境外势力』『勾结』很深，自然就很突出。”

几年时间里，多家LGBTQ组织陆续搬离了那栋充满回忆的办公楼。到2020年，最后一家也搬走了。

2019年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Anthony J. Spires曾就慈善法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进行调研并发表论文。他指出，在中国官方的认知中，能够被认可的“慈善”应该被严格限制在提供服务而非权利倡导的范围内。

龙大瑞也对端传媒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官方控制之外、致力于发展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都抱有怀疑态度。与此同时，“党领导一切”的主导思想下，政府对于一度自由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运动越发警惕，加强管控在上一届政府中就已经开始，在本届政府中更加强化。

龙大瑞告诉端传媒，不论是平等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技创新，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利于性少数群体实现生育权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再或者是消除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污名其实能够从长远角度真正防控艾滋病蔓延，这些LGBTQ组织过去所提出的种种它们存在的理由和目标对于政府是否仍有说服力愈发没有信心。“我不确定政府是否还会将这些列入优先级去考虑。现在更多的趋势表明，政府似乎更在意文化重建，剔除它认为是坏的元素，建立一套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而政府层面的动作还远未停止。一位国际基金会中方工作人员在9月接受端传媒采访时透露，他相熟的跟性少数议题有关的大牌专家都收到了官方的调研通知。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包括衞生、法学、社会性别等不同领域。“国家关于性少数人群这块好像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出一个综合的方案。”据这位人士分析，此次调研大概率是政府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不稳定因素的一次集中排查。因为LGBTQ组织持续地发声和这一群体可见度的提高，性少数议题因此被纳入其中。

“我们这些人都还在”

虽然压力和焦虑的阴云挥之不去，但阿义还是笑着告诉端传媒：“我们没有那么脆弱啦，中国的同志社群组织还是非常vibrant（具有生命力）。”经受考验的时候，也往往是回望初心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决定性瞬间。

阿义至今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年龄偏大的同性恋男士的发言。在满屋子都是性少数和友善人士的情况下，他希望开口讲出自己的性别身份，但同性恋三个字却如千斤之重，迟迟说不出口。汗从脑门上流下来，这位男士满脸通红。在最后一次在“我是…”卡住的时候，旁边的人帮他说出了“同性恋”，大哥连说“对对”。

在中国，同性恋依旧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容词。阿义在工作中，遇到过被诈骗犯围猎、被公司辞退、被父母抓去进行“扭转治疗”的各种故事。“你会更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这个困难是什么。”

“我们不能对身边的很多人轻飘飘地说『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的话，TA因为不得不去面对这件事没有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不是TA的错。”阿石说。

阿义说：“同志运动和其它运动相比，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政治。因为我们的确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尽管LGBTQ组织的影响力在下降，但大家对于社群的力量依然有信心。

一位组织负责人对端传媒表示，即使现有的社群组织全部死掉，新的组织也一定会诞生，它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继续推进性少数议题在中国发展。“虽然这些年整体都不太好，但只要有机会，同志们还是非常积极地参与。而且他们不是必然属于某个组织。”

带给这些社群组织负责人巨大鼓励的事件就发生在外部环境愈发恶劣的2019年。2019年10月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就是在这一个月，中国性少数群体通过近20万人参与提交意见的方式把“纳入同性婚姻进民法典”的意见永远留在了中国的立法进程里。在当年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在总结收到的意见类别时，明确提及中国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这被媒体广泛报导，在阿义他们眼中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纪录。

“这20万人真的是自己想做。这些其实才是社群的生命力。”上述负责人说。虽然现在可见的很多方式都已经被堵死，但希望和机会也还有很多。“比如现在高校社团公号关了，但其实那些学生都还在那儿。学生之间不会聊天，不会认识，不会介绍对象吗？生活是很难被关闭的。”

明暗之间，他们仍然在行动。一些机构将工作集中在资料文献梳理和志愿者体系搭建等对内工作上；一些机构以非公开的方式对个体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机构在向企业化转型，在商业化和公益之间努力求索。

虽然宣布停办，一到年中，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LGBTQ人士和友善人士还是会给Ray和其他志愿者留言谘询骄傲节的活动。在拿掉“上海骄傲节”的名字之后，今年的活动也都独立运营并且如期举行。但活动举办的地点再一次回到外国使领馆和友善企业内——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安全无阻进行活动的空间。

目前处境相对乐观的与艾滋病防疫相关的组织负责人则表示，他们计划通过外部合作的方式进行基础调研，以这种温和地方式尝试做一些倡导。“我们的底线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影响到了社群的利益，比如说如果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掌控LGBT社群的助手，我们就绝对不会做了。”

没有人放弃。在大家眼中，不论是LGBTQ组织还是性少数议题，在中国取得的发展不可否认。一位负责人说：“即便今天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一个同志的事情出来了，比如像最近都在攻击『娘炮』，你看大家的反应，要是10年或者20年前，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说唯有人的意识的启蒙和决心不可逆。”

阿义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在。”

应受访者要求，阿义、阿石、阿伟、阿诚、Ray为化名。

插画：Tseng Lee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左）与伴侣在中国北京的婚宴上亲吻。摄：Kim Kyung-Hoon/Reuters/达志影像

2018年9月13日，中国北京举行的LGBT派对之夜。摄：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6月13日参与者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上海骄傲节 LGBT跑步活动。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2014年7月31日，同性恋活动家在法庭外举行一场抗议活动，一名男同性恋者起诉辅导员试图用电击疗法“治愈”他的同性恋。摄：Xu Yangjingjing}/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9月13日中国北京，酒吧内LGBT 派对之夜。摄：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6月27日，一对同性恋伴侣在家里准备他们在北京的婚礼。摄：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中国上海的苏州河。摄：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性少数群体境遇最糟糕的一年”：一场身分、体育、医疗上的文化战争

作者 程贤｜2021-08-03

如果要在这届疫情笼罩下的奥运会中寻找一点给人希望的部分，LGBTQ群体所得到的空前充分“代表（representation）”一定是其中之一：超过160名性少数运动员在游泳、球类、田径类、跆拳道等项目中参赛；而其中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展，是一批跨性别选手在今年第一次有机会站上奥运会的舞台，这其中包括加拿大女足中锋奎恩（Quinn）、美国自行车手切尔西·伍尔夫（Chelsea Wolfe）和新西兰举重运动员劳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等。

但他们的参与除了让全世界的跨性别者在象征着最高水平运动竞技的赛场上终于看到自己“身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在这其中，奥委会批准举重运动员哈伯德参赛的决定，引发了尤其大的反扑：同项目中的另一位比利时运动员称她的参与“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以挑衅式风格著称的英国保守派评论员皮尔斯·罗根更是为此专门发表专栏表达自己的“愤怒”，称哈伯德因并非一位“生理女性”从而具有“不公平的身体优势”。

尽管至今尚无任何科学依据，这种说法长久以来被用于打压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在体育项目中的参与。而聚焦于运动场上的风波，仅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这场“浪潮”的一个中心是美国，今年以来，数十个由共和党主导的红州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跨性别者平等权利的法律。几个月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十岁跨性别女孩凯·沙普蕾（Kai Shappley）在州议会前针对此类立法作证时的发言，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大量转发和声援，她在证词中说，仅仅因为跨性别者的身份，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保守派政客的攻击”。而这个画面之所以在令人心痛的同时也极具代表性，因为被这批“反跨”法案所集中针对的，是像她一样最为脆弱的跨性别少年儿童。

虚构的争议

许多“争议”所围绕的共同点，是跨性别者和顺性别女性权益之间的对立，许多人声称，跨性别女性“存在身体上的优势”，因此若允许她们在女子组别参与体育活动，势必会挤压“真正”女性运动员的生存空间。

但绝大多数科学研究成果都证明了对跨性别女运动员的恐惧并没有根据：不同性别造成的体能差异在青春期阶段才开始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以前的许多体育活动都是不分性别（coed）的，所以，当及时使用了青春期阻断剂（puberty blocker）并同时进行荷尔蒙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后，跨性别者可以抑制显着体能差异的产生，而即便是在青春期后才进行荷尔蒙替代的跨性别女性，其各项身体机能也能达到符合女子运动公平要求的水平。

即便有一些得出其他结论的零散研究存在，或有诸如身高等极少数不可逆的指标，公平与否也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判断，顺性别者之间也存在无数差距，许多最顶尖的运动员更是都具备一定身体机能的先天优势，一位相关领域研究者这样比喻：“你不能因为博尔特每次都能获胜，就说他所拥有的能力让比赛变得不公平”。因此，目前几乎全部主流体育机构都支持跨性别者按自我身份认同参赛，同时制定了种种标准来尽可能确保公平，如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要求跨性别女运动员至少进行一年的睾丸酮抑制，国际奥委会则要求跨性别女运动员血清内的睾丸酮浓度降至每升10纳米摩尔以下，并在整个职业生涯内维持。

而从现实来看，跨性别者的参与也并未对女子体育造成任何威胁。据估计，NCAA的二十万名女运动员中，只有50名左右跨性别者；美联社则联系了在20多个州内起草此类法案的议员，发现没有一人能举出自己州内顺性别和跨性别女运动员间发生争议、冲突的实例。从统计数据来看，女子体育的参与率也完全没有被接受跨性别者的政策影响，甚至在如加州等地最为多元、进步的政策下还随之出现了上升趋势，反而是多个限制了跨性别者参与的州见证了女性参与率的随之下降。

女运动员本身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的存在：在对大学女运动员的一项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完全接受与跨性别同学共享赛场，且相比男性更加支持包容跨性别者的政策，同时，在体育活动中与跨性别者的共处，还有利于促进学生们对跨性别群体的了解和接受。

实际上，相比“被跨性别者威胁”这个捏造出的问题，女子运动却真实地面临着许多许多亟待解决的不公，比如常被分配到相比之下匮乏的资金和资源、得到系统性偏低的媒体报导和公众关注等等，这才是真正关注体育领域性别不平等的人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当然，纵观一众热衷于这个话题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们在诸多女性议题上的表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真实的不公绝口不提：从议员到州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长期热衷于限制女性堕胎权，特朗普在政策方面对女性权益的敌视更是有目共睹，他本人甚至还面临多个可信度极高的性侵指控；诸如“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等许多为起草这批法案出资出力的保守派政治组织，也同时是反堕胎行动背后的筹备、助推者……换句话说，这批保守派对女性权益本身并没有任何真诚的关心，而是仅将其视为挤压边缘群体权利的一个有力工具。

从“卫生间法案”到“体育法案”

而今年以来美国保守派主导的这批针对跨性别者的法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禁止跨性别运动员以符合自我认知的性别参加比赛——换句话说，就是只允许通过出生时所分配的性别或生殖器官来确定运动员的性别。由于美国体育比赛的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在中学、大学队伍间进行的，受此影响的一个主要群体就是跨性别青少年。

据统计，多达30个州正在起草此类法案，其中，密西西比、阿肯萨和田纳西州的已经被签署通过；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塞罗（Eric Lucero）所撰写的草案甚至将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定为一项可被起诉的轻罪，量刑与持有或贩卖少量大麻相似；特朗普在今年2月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说，对保护跨性别者的反歧视政策“放任不管”会“毁掉女子运动”⋯⋯这些保守派政客对此给出的理由，就是“维护女子运动项目的公平”。

这样的话术并非是第一次。早在2016年，北卡罗莱纳州就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者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建筑等公共空间内，使用与其出生时性别不符的衞生间。支持法案的共和党议员称，这是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否则，“男性随时可以伪装成跨性别者，溜进女衞生间内实施骚扰和侵犯”、“性侵者会拥有自由进入女衞生间的权利”。堪萨斯、南卡罗莱纳、得克萨斯等州也紧随其后，起草出了类似的法案。

但就像保守派用来压制投票的“选举舞弊”传言一样，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存在任何事实根据的。媒体监督组织 Media Matters 对当时已经允许跨性别者按自我身份认同使用衞生间的12个州和17个学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这些地方，性侵案发量并没有在相关反歧视政策实施前后出现变化，他们还就此采访了这些地区的警方，得到的回应也都是未曾注意到此类问题在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事实核查机构 Politifact 则核查了保守派组织常举的几个案例，发现其中实施侵害的男性都并未伪装成跨性别者，其发生与处理也与保障跨性别者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完全无关；《纽约时报》社论因此将这种凭空虚构出威胁的做法直接称为是“歇斯底里（hysteria）”。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性少数群体权益律师切斯·斯特兰吉奥（Chase Strangio）在采访中说，这类法案利用了人们在衞生间等私密空间内有更强不安全感的心理，将跨性别者驱赶出公共空间。但事实上，这个声称防范侵害、保证安全的法律反而会让公共衞生间变得对任何人都不再安全。

斯特兰吉奥以自己作为例子，他是一位跨性别男性，拥有胡须等男性的一切外表特征，但在这类法律下，他却只能使用女性的衞生间，这自然会让其他女性感到不适、不安全；换句话说，这个法案会制造出大量其声称会防止的混乱。而跨性别者恰恰是面对性骚扰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研究表明，高达60%的跨性别者都在公共衞生间内受到过骚扰，这个法案的实施自然会让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近一步增加。

因此，这次卫生间立法引发了大量意想不到的负面反响：PayPal、德意志银行、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等公司纷纷宣布撤出其在州内的业务或取消扩大规模的计划，因此流失的税收和就业岗位为北卡罗来纳州造成了近四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美联社的另一项估计，这种抵制如果持续下去，会在接下来的12年里让该州损失近40亿美元；推动立法的共和党州长麦考瑞也在随后的大选中，输给了支持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民主党对手、现任州长罗伊·库珀，这个法案也最终被废除。

在随后的几年里，类似的“衞生间法案”在其他几个州内被短暂地讨论过，但由于害怕重复发生在北卡的反弹，各州内执政的共和党并没有围绕其制造太大的响动。直到今年，在以极大的普选票差距输掉白宫和两院后，迫切寻找新领域来激发基础选民的保守派再一次选择了跨性别者作为攻击目标。

可以看出，如今的“体育法案”就是曾经“卫生间法案”的一种延续。但相反，这批法案本身却会制造其声称所解决的问题：身体、体能与顺性别男性并无差异的跨性别男运动员，将被迫参与女子体育，不仅会因共用更衣室等私密空间而产生许多问题，对同场竞技的其他运动员更是会产生十分直接的不公：比如，保守派组织有意忽略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公立学校系统一直仅允许运动员按出生时所分配的性别参加比赛得克萨斯州，作为跨性别男性的摔交运动员马克·贝格斯（Mack Beggs）因此就被迫只能参加女子组别的比赛，身体上的巨大优势让他多次轻易赢得州内比赛的冠军，他在采访中多次表明，自己一直希望参加符合自我性别认知的男子组比赛，是得州对跨性别者的歧视性政策让他和对手都要面临这个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情境。

此外，还有人指出，在对性别认知愈发深刻、丰富的今天，人们也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义体育活动中“公平”的概念，尤其是对于这批法案所针对的学校体育。众所周知，参与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够缓解焦虑、抑郁，消除自杀倾向，降低酒精和药物滥用的可能，而这种调节也正是相对脆弱、更易存在心理问题的跨性别者所急需的。对跨性别运动员的调研也显示，参加体育运动能有效降低跨性别群体远高于平均的严重心理问题、自杀或自伤倾向概率，有跨性别运动员说，运动是自己在身份不被接受的艰难日常里“唯一能表达自我、能放松享受的事情”。

同时，作为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场上对待不同身份群体的态度会直接传导至校园的其他部分，因此，当队伍和教练在这类法案的要求下将跨性别女生“赶出”女子体育项目时，其他学生就很容易收到周遭环境并不接受跨性别同学的信号，从而让他们更易面对校园暴力。所以，考虑到参加体育活动对跨性别青少年的的意义，对“公平”这个概念的讨论本身就不应仅局限于比赛结果，而应该从定义上就包含保障跨性别和其他边缘群体平等参与、从而让其健康和安全从中受到保障的权利。

事实上，主流群体长期用来挤压边缘群体、将他们排除出公共空间的话术之一，就是将其塑造为一种危险或威胁：1955年，14岁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尔因被无端指责在杂货店“侵犯”了一名白人妇女而被绑架并私刑致死；1989年，五名非裔、拉丁裔男孩被恶意指控在纽约中央公园强奸白人妇女，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判罪成，十五年后才得到无罪的澄清，“中央公园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 case）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一百年前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惨剧的图尔萨种族屠杀（Tulsa Race Massecare），其开端也是一位黑人青年被无端指责在电梯内“骚扰”一名白人妇女，最终导致当时美国最为繁华的黑人社区被完全烧毁，近200人丧生……类似的还有前后无数起受害者的名字没能被记录进历史的悲剧。长久以来，黑人“暴力”、“危险”、会“伤害白人妇女”的刻板污名一直是用来合理化种族隔离、私刑和警察暴力的理由。

因此，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衞生间法案”和“体育法案”完全就是发源于种族隔离的：在它们背后的逻辑中，将跨性别者直接替换成“黑人”，就是几十年前人们为衞生间、更衣室、体育竞赛等公共空间维持种族隔离所找的理由。

“体育法案”之外，剥夺医疗救助权

如果“体育法案”还有一层良好用意的表象，那么今年这一次反跨风潮的第二种路径，就已经根本不再掩饰它背后的残忍和无知：剥夺跨性别未成年人接受医疗支持、救助的权利。

截至目前，有18个州在起草这类法案，其中，阿肯萨州的已经在4月6日被通过实施，成为美国第一个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断剂和荷尔蒙转化在内的跨性别医疗保健的州。在州议会3月29日第一次通过这部法律后，共和党州长哈钦森（Asa Hutchinson）甚至一度因“太过极端”将其否决，但他的否决在几天后又被共和党占绝对多数的州议会投票推翻。

其他州所酝酿的方案在极端程度上也不相上下：南达科他州计划以轻罪起诉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支持的医生，若罪成，医生会面临高达一年的监禁和2000美元罚金；新罕布什尔州则计划将支持子女跨性别转化的父母视为进行了“虐待儿童”，致其面临被剥夺抚养权的可能；肯塔基州的法案，甚至为公立学校教师在校内霸凌跨性别学生开起了绿灯。

这批法案发源于一场原本普通的民事案件：得州一位跨性别女孩露娜·杨格尔（Luna Younger）父母的离婚。在两人争夺监护权的诉讼中，露娜的母亲身为一名儿科医生，支持女儿性别转化的选择；她的父亲却拒接接受，坚持将她视为男孩，为了赢得监护权，他决定到保守派回音室内寻求支持，成为了《每日电讯》（The Daily Wire）等保守派媒体的常客，“痛心疾首”地称自己不愿意看到孩子被母亲“化学阉割”和“虐待”。但事实上，他自己却曾暴力对待包括露娜在内的几个孩子，还通过这一系列牺牲孩子隐私的公开表态获得了近15万美元的收入。陪审团在考虑了父亲的劣迹，听取了医生、露娜学校的职工和家人的证词以后，将监护权给予了母亲。

保守派回音室立刻被这个结果点燃了，露娜母亲的住所和诊所都遭到破坏、收到人身威胁，参议员科鲁兹、小特朗普等政客也纷纷附和对她“儿童虐待”的指责，州长阿比特（Greg Abbott）甚至威胁动用儿童保护机构调查露娜母亲。最终，该案法官在各方压力下，作废了陪审团的判决，赋予父母双方共同监护权，同时单独点名露娜的父亲在她性别身份方面具有参与和决定的权利。

随后，利用这起案件所激发的愤怒，保守派政客开始通过立法，制度化地剥夺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医疗支持的权利。他们给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亲一致：顺从小孩子们被“误导”所产生的想法——即自己是跨性别者，通过医疗手段为他们的身体带来“将来可能会后悔”的“不可逆转变”，是一种应当被禁止的“儿童虐待”行为。

毫无疑问，科学是不站在保守派一方的。医学界曾有过将跨性别少年儿童视为疾病或认知失调的时期，并试图“矫正”，如强迫他们选择符合出生时性别的衣服、发型、玩具甚至玩伴，但除了让被“矫正”的孩子们承受了更多痛苦以外，这样的手段已被证明不会奏效，且显著增大了被“治疗”者的自杀风险，已在20个州内被完全禁止。

目前，包括美国医学会、美国儿科医师协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在内的全部代表主流学界的权威机构，都赞同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在身体上完成转变的医疗支持。这主要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青春期阻断剂（puberty blocker），顾名思义，其作用是延迟青春期内第二性征的发育，从而让跨性别青少年得以拥有更多观察、确定自己性别身份的时间；当事人一旦确定了自己跨性别者的身份，在经过涉及了父母、心理治疗师等更多人的一系列通常长达数年的讨论和评估之后，就可以接受相应的荷尔蒙替代疗法，从而让身体最终获得符合性别认知的特征；相反，若当事人意愿改变，青春期阻断剂的效果随时可以在停止服用后消除。

所以，“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蛊惑下对自己身体轻率做出不可逆改变”这一幅保守派刻画出的图景，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青春期阻断剂治疗所给予的正是更多用来做出审慎决定的时间，而无法得到这类药物的跨性别青少年，则要被迫面临如乳房、胡须、嗓音、骨骼结构等难以逆转、同时不符合自己真实性别的身体发育，而即便目前已存在改变乳房、毛发等特征的手术，当事人往往需要因此承受较大的身体和精神创伤（阿肯萨州的法案也鼓励医保公司拒绝为成年客户承担此类医疗费用）。

同时，由于遭受欺凌、骚扰、承受不符合性别的身体发育等多方面的原因，跨性别青少年存在远高于平均的自杀率：据调查，超过一半的跨性别少年男性和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尝试过自杀；而研究显示，及时使用青春期阻断剂能显著降低这种自杀风险。换句话说，对许多跨性别未成年人来说，说青春期阻断剂等正向医疗支持是在“救命”并不是一种夸张。许多医生在各州议会前作证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有丰富的对待跨性别患者的经验，不仅驳斥了保守派立法者所引用“科学研究”的诸多漏洞、谬误，更是以切身经历讲出了这批法案通过后自己的许多患者会立刻面临的绝望处境。

来自阿肯萨州的儿科医生米歇尔·哈奇森说，自己在过去的几周内，不断地接到跨性别少年儿童患者的电话，告诉她一旦这一切发生，“我只能选择结束生命”——“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会有孩子们死去的。这样的事情每发生一次，我都会给你们（保守派议员）每个人逐个打一次电话。”

保守派的文化战争

既然“保护女性”、“维护公平”、“保护儿童”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类法案真正所传达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从许多立法者的发言已经给出了答案：在推销“体育法案”和“卫生间法案”时，他们往往刻意用“生理男性（biological male）”来称呼跨性别女性，并将其刻画成为了在运动场作弊或理直气壮地窥视异性衞生间，于是通过易装摇身一变后就称自己为“跨性别”的投机者和罪犯；在支持“医疗法案”时，他们则称孩子们是“在误导下臆想出来”了自己跨性别的身份，当提及个案时，则有意使用与孩子们性别身份相反的人称代词。

所以，不难看出，这些法案内深埋的价值观，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跨性别群体的真实存在：这个身份一定是当事人为了某种目的或在某些误导下所想像、捏造出来的，而这波立法则是保守派在一个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会文化面前，试图“挽回”传统性别观念的最新一次尝试。

纵观历史，无论是推翻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非裔美国人，还是争取投票权和同工同酬的女性，都曾被类似的逻辑打压过：由于“种族间的生理差异”，黑人“永远不能成为平等的美国公民”；而女性这个“性别的本质”也意味着她们无法“承担相夫教子以外的政治和社会角色”——许多在今天已经是常识的平等权利，也曾被指责是特定的群体“想像”、“凭空构建”出的身份。

而如今即便是内心里最坚定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内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称“种族歧视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应该回归家庭”，但跨性别者这个近年来才第一次走出阴影的群体，还尚没有享受这种主流观念前进带来的保护。

据一项民调显示，在被身边人告知自己是跨性别者时，只有63%的美国人会觉得没有感到不适，而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比例则降至了48%；就连许多在其他方面绝非“保守派”的人，在谈及跨性别群体时，也难免会表达出偏见、偏执：比如，绝大部分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者都能看到，两个群体本身不仅存在大量的重叠，二者的平权运动间也存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即不受规训地自由定位、诠释自己身份的权利，同时更是自然而然地将跨性别女性或普适或独特的权利，视为女权主义应该去争取和捍衞的范畴。

但近几十年以来，主流以外极小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却在对待跨性别者的态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认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身份的真实性，认为衞生间、运动场等公共空间内对后者的接纳是对“真正女性”权利的“挤压”。她们因此将自己称为“排除跨性别的极端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常简称TERF）”，并“借用”白人至上主义者通过自称“种族现实主义（race realist）”来自我美化的思路，将自己对跨性别者的不包容称为“性别决定性（gender critical）”的“女权主义”。

这其中一个引起巨大争议、同时让许多人第一次得知这个群体的例子，是《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近几年来“孜孜不倦”的恐跨（transphobic）发言，即便已经有太多人指出其中科学和逻辑的谬误、甚至有许多曾经在她的作品中寻找到慰借的跨性别粉丝明确表示被她如今的表态伤害，她依然没有向自己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一样，反思在“性别身份”下是否存在更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多元可能。

美国保守派清楚地看到了跨性别群体的这种脆弱性。在2020年以历史最高的普选票数输掉白宫、又紧接着在传统红州席位上输掉参议院控制权后，共和党急需一个新的主题来激发基础选民热情，而挑动对某些身份、群体仇恨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向来是他们最为擅长的领域：对民权运动的反扑，反堕胎，茶党运动，反对同性婚姻⋯⋯他们一次次靠着这类主题所点燃的愤怒夺回权力。

政治作者亚当·索尔维（Adam Serwer）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将共和党的这种策略准确概括为以“通过将弱势群体的存在刻画为威胁来保持对他们的压迫”为中心的“残忍、排斥（弱者）的政治”。于是，在今年，诸如“捍衞自由联盟”、“美国原则项目（American Principles Project）”等一些长期为共和党政客寻找议题、起草立法、出资出力保守派组织经过调查、实验后，发现了跨性别群体权益这一个在主流社会文化中还没能得到足够坚固的支持、又能有效激起基础选民愤怒的话题。

于是，这样一系列法案就被起草出来，送到了全美各地共和党州议员、州长的办公桌上。美国著名性少数权益倡导组织“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主席阿方索·大衞说，2021年是美国性少数群体境遇最为糟糕的一年。

而在这些冰冷的政治计算背后，是无数像上文提到的凯和露娜一样，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的跨性别孩子。凯在2018年的一部纪录片中说，当她所在的地区禁止跨性别女孩使用学校的女衞生间时，尽管学校专门为此设置了一间供她使用的衞生间，并请其他女孩陪她一起去，她依然难以摆脱因此被排挤和孤立的感受；在“医疗法案”已经通过的阿肯萨州，许多跨性别青少年的家长已经在计划搬家，尽管这意味着工作变动、离开熟悉的社区，但维持孩子最基本身心健康的医疗服务被切断显然是更难以承受的代价。

公权力本身的挤压，更是传递出性少数群体的尊严和安全并非社会要务的信号，让社会中各方面对他们的歧视和暴力更加有恃无恐。据统计，2021年至今为止死于谋杀的跨性别者已经超出去年一整年。一年一度的“性少数骄傲月”刚刚过去，这个以往以自我展示和庆祝为主的节日，在今年也因为这批法案的存在而灰暗了许多，性少数社群内因对未来的不确定而惶恐不安，跨性别者今后在美国许多地方即将面临的艰难处境，也代替了性少数群体在平日难以品尝到的骄傲，成为了今年这个节日里格外沉重的主题。

目标：像空气一样自然

那么，热心跨性别权益的人们有什么抗击这一系列措施的方法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重复面对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衞生间法案”时的策略，通过大型企业从相应州撤资、造成税收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方式，向政客施压。出于品牌形象和创造包容的工作环境从而吸引尽可能多地人才，许多企业的确存在这样做的动力，但与2016年不同的是，这一次计划通过此类法案的州数量大出很多，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下，指望企业同时在如此大范围内停止操作，显然并不现实。

于是，很多人便寄希望于另一条途径：在司法系统内挑战这批立法。的确，“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结束了种族隔离，“罗伊诉韦德案”保障了女性的堕胎权，“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保障了媒体自由报导的权利，“奥贝格菲尔诉霍奇斯案”确立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历史上太多民权的进步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作为ACLU中专注于性少数群体权益的主要负责人，上文提到的律师斯特兰吉奥也在采访中表示，ACLU一定会分别起诉每一门侵犯跨性别群体权益的法案。

他本人所在的团队，去年也获得了一次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胜利，通过在意识形态以外的法理层面翔实而缜密的论据，说服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做出确保性少数群体在就业方面不受歧视的判决（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撰写多数意见的还是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

但尽管他对未来诉讼的结果还保持着乐观，这扇大门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关闭：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特朗普提名接替她的法官巴雷特，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保守派，在堕胎、性少数等方面的意见和裁决都和保守派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在她的到来后，最高法院已经一反常规地接下一起可能对“罗伊诉韦德”判例中确定下的堕胎权造成挑战的案件，这个动作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想像，如果这一批针对跨性别者的法案被诉至高院，在今天这批大法官面前复制类似成功的难度只可能有增无减。

所以，很多居住在红州的跨性别者将目前最后的希望放在了白宫身上。相应的，拜登政府也给了性少数足够多的关注，在就职第一天就颁布行政命令，在学校、工作场所、医疗等领域确立了保护性少数免受歧视的原则，并在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中直接对跨性别年轻人喊话：“你的总统就是你的后盾”，他所任命的教育部长也在近日的采访中保证，自己将尽力确保跨性别青少年拥有在公立学校中不受歧视地参加体育项目的权利。

但行政命令的效力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且可以随时被另一位总统不经任何其他机构批准而废除，因此在联邦级别最能够带来实质性改变的还是由国会进行立法。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早在2019年就通过专门旨在保护性少数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将他们纳入1964年民权法案所保护的范畴内，若经通过、签署，一切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平权保护就会全面覆盖至性少数群体上。但在如今的现实下，参议院基本没有可能废除需要60票才能通过法案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制度，而民主党的多数优势又仅仅多出一票，在当下的气候里迅速通过这个法案显然并不现实。

与此同时，许多红州还在加紧通过一批针对性压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传统民主党选民投票率的措施，因此即便民主党政府保持今天较高的支持率，一年半后的中期选举完全可能见证共和党拿回两院，跨性别群体也因此难以立刻获得保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工具。

所以，摆在今天的跨性别群体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数民权运动一样、最为缓慢而曲折的一条道路：自下而上、点滴积累地改变主流社会的观念——从影视、文艺作品到大众媒体和新闻报导，要让跨性别者的存在和表达成为一种常态，既要有足够多专注于他们，讲述他们独特的身份、认知、体验和痛苦的表达，又要在所有看似与之不直接相关的主题中，让跨性别者的形象获得足够的“代表（representation）”，让他们的存在在每个层面的展示和表达中都不被抹去。

当身为跨性别者的“骄傲”不止于一年一度的节日或月份，而是成为空气一样自然存在于每个人身边的日常，今天这一切建立在否定他们存在的基础上的立法和宣传才会随之变得苍白而荒唐，并被主流中对他们足够坚实的承认冲刷掉。

（程贤，主要关注美国政治、社会问题）

2021年7月25日日本东京奥运会，德国队与英国队的曲棍球比赛期间，一名队员穿上彩虹旗。摄：Alexander Hassenstein/Getty Images

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新西兰选手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在女子举重比赛中。摄：Martin Rickett/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17日德国希尔德斯海姆，一名妇女前往印有夸性别符号的厕所。摄：Peter Steffen/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日日本东京，女子 100 米栏奖牌仪式上，波多黎各的金牌得主 Jasmine Camacho-Quinn 在领奖台上举起奖牌。摄：Patrick Smith/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日日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女子5000米决赛。摄：Ezra Shaw/Getty Images

2021年7月24日英国伦敦，跨性别维权人士参加游行。摄：Mark Kerrison/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梦珂：罗琳“恐跨”翻车？跨性别权利、“共同体验”与女性抵抗性身份

作者 梦珂｜2020-07-03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6月6日的一条推特上，对一篇名为《为后疫情时代中来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环境》发表评论，她对文中“来月经的人”（those who menstruate）这一表达方式展现了猛烈的抨击：“来月经的人。我很肯定曾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这些人。谁帮我想想：吕人？绿人？钕人？”（『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她的推特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许多跨性别人士指责是恐跨的。一条推特回覆表示：“2020年了，不是所有女性都来月经，不是所有来月经的都是女性”。

她随后于6月10日发表在自己个人网站的一篇小论文也引来更多批判，不少《哈利·波特》的主演，包括丹尼尔·拉德克利夫（Daniel Radcliff）、艾玛·沃森（Emma Waston）和“神奇动物”系列的主角小雀斑也旗帜鲜明地撰文与罗琳划清界线。在这篇小论文中，她对自己被扣“排跨激女”（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即TERF，亦有将radical翻译为“基进”）的帽子表示拒绝，并重点讲述了自己曾遭受到的家庭和性别暴力。她表示，正是因为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让她对“保护”女性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无论是站罗琳者还是踢爆罗琳者，这次罗琳事件所激起的讨论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关于跨性别者的政治权利和哲学讨论由来已久——“我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是否某程度消解了女权主义？应不应该彻底消解“女性”这样的传统性别身分？人们为何如此纠结？——而思想只有放到阳光下彼此论争，才可能成熟开花结果。到更具体的生活层面，“同厕法案”是否会伤害女孩和女人？在当今，“女性”的定义可以是什么？“月经”以及“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对于女性的定义又意味着什么？

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层面，为此事件作一注脚。

被罗琳们混淆的基本问题：弱者和犯罪者

中文语境下我们所说的“同厕法案”，其正式名称是加州 Assembly Bill 1266，它于2013年在加州通过立法，2014年开始实施。与华语世界普遍认知有所偏差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全社会普适性的法案，而是用来保护学生的：它允许的是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性别（gender）认同来选择依据性别进行区隔的校内活动，比如一些体育活动和比赛；同时他们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选择使用厕所等设施，并不需要和学校对其的性别纪录相符。

尽管没有直接提及加州的这一法案，罗琳女士在其小论文中表述了对“自由依据性别认同使用厕所”的担忧：“当你厕所和更衣室的门向任何声称或感受自己是女性的男人打开时——他们并不需要出示任何医疗证明——那任何一个男人，所有男人都可以进来。”罗琳表示她的担忧是为了保护女性，然而实际上，她的逻辑，只是强行将跨性别者等同于潜在的偷窥犯和强奸犯。这不仅是对跨性别者的极不尊重，更是子虚乌有的污蔑。

事实上，“男人要上男厕所、女人要上女厕所”更多的是“自古以来”的约定俗成而并非成文法律的规定。一个人去了女厕，无论这个人的性别、性取向、外貌打扮是什么，如果这个人在女厕中进行了违法犯罪、对她人实施性骚扰、性侵害的行为，其自我认同的性别并不会成为令其脱罪的尚方宝剑。因此，罗琳的“男性会利用这一政策对女人在女厕进行骚扰犯罪”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此外，在女厕实施犯罪的犯罪者亦并非等到所谓“同厕法案”后他们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时候将其归咎于一个旨在保护脆弱人群的法案，其动机亦是相当可疑的。固直男（指cis straight men）在女厕所偷窥、偷拍甚至实施犯罪的新闻屡见不鲜，但这些犯罪并没有因为 AB1266 修正案的出现而暴增。为何在那之前没有罗琳们站出来“保护”女孩和女人们？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之后，“保护”的呼声反开始此起彼伏？

甚至乎，当他们指责犯罪时，被谴责的都是犯罪者个人的性向、认同问题，抑或是指责犯罪者有精神问题，却没有人会指责这是全体白人的问题、全体异性恋的问题、全体男人的问题。因此，罗琳这个逻辑，就像是当台湾在推动多元成家、同性婚姻合法时，反同婚联盟的“担忧”：“同性婚姻合法后，我们的小孩子要在小学里学习鸡奸了”抑或是“同性婚姻合法后人类要灭绝了”等等。污名化与不尊重，多少不是假以“保护”的名义实行。

在英国，单一性别（unisex）厕所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咖啡馆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自不必说，大多数咖啡馆只提供一个无障碍厕所给所有人使用，而一些剧院比如小维克（The Young Vic）也都在其厕所门口的标示上贴了非二元性别标识。笔者也在英国生活，现在已很少感受到性别二分的盥洗室的差别。罗琳女士作为英国人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

并且，从实际运用来讲，单一性别厕所其实更公平，因为它比按照1：1比例建造的二元性别厕所更容易解决“女厕永远大排长龙”的问题。相反，反倒是分二元性别的厕所给我带来的不适远超于单一性别厕所，原因就在其无所不在的性别刻板印象。高级酒店、餐厅的厕所标识用裙装和裤装已厌烦到屡见不鲜，我看到的一家夸张的餐厅，其男厕的标识是一本书，女厕的标识是一个手提包。这种极其单一贫瘠的对性别的想像，才是真正在伤害女性的罪魁祸首。

光明磊落的跨性别者，无论其外表、穿着，我看不出其使用公共女厕有任何不妥。出于对“节省时间”这一实际应用的考量，以单隔间为主的单一性别厕所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此外，罗琳的着眼点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别者，她有没有考虑过女跨男跨性别者的需求呢？强迫他们使用女厕，是否他们也会不舒服呢？还有那些没有进行荷尔蒙疗程、那些性别肯定手术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对自己的身体挣扎的跨性别青少年呢？

AB1266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就这点而言，罗琳的隐忧是在拐弯抹角模糊焦点，硬要将一则保护弱势人群的行政指导令歪曲成给潜在的猥亵者提供方便，这种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从犹太人夏洛克，到穆斯林群体，到害怕你偷窥TA的直人舍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但为什么“跨性别女人是女人”这句话也有争议？

在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拉德克利夫公开与罗琳决裂、表明立场的公开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跨性别女性是女性”（Transwomen are women）。这句话也在各个LGBT友好场合的宣讲中被当作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事实，用来表达支持跨性别人士的立场。然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要下“跨性别女性是女性”的定义，我们就必须要首先回答“女性是什么、什么是女性”这个问题，这也是女性主义哲学论争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虽然这个哲学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证成（或排除）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份，但它其实对每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都是非常有益的思考。

为什么一家餐厅的厕所可以光明正大的用手提包作为“女厕”的标志？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这个标志而感到被冒犯？为什么当跨性别女性一再在穿着、打扮和妆容上接近“女性”、强调自己非常非常具有“女性气质”（feminine）却仍然得不到认可，因而困扰和挣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女人却也认为所谓“女性气质”是一个桎梏她们的枷锁呢？当跨性别女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打破二元性别桎梏时，一再强调自己非常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是不是和父权制的合谋、对父权制定义下的女性气质的再强调（reinforcement）呢？

我曾在Slate、Pink等网站（Slate是一份在立场上偏自由左翼的综合性电子杂志，而Pink则是以提供LGBT资讯和深度评论的网站）上看过不少跨性别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无一不强调她们的“完备的女人味”（full womanhood）。然而，“完备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探究、思考这些问题以前，仅一句“跨性别女人是女人”，是一种思维终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我们要感谢跨性别女性主义和排跨女性主义（TERF，Trans Excluding Radical Feminism）的激烈论争，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丰富的论争成果，也为“女性”这一定义作出了极大的丰富。

（1）跨性别女性主义，与排跨女性主义的拉锯

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将女性主义哲学家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家金伯莱·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最初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其出发点，强调多种形式的压迫密不可分——克伦肖尤其注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之间的相互交织，她的出发点是黑人女性受到双重压迫的“交叉路口”（intersection）这一意象。在这之后，“交叉性”又引入阶级的视角，主张在研究性别问题时，不能仅仅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父权制，而是要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共同塑造出的个体微观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平等。

举个例子，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白人女性苔丝德蒙娜与“摩尔人”（中世纪的西非穆斯林人）奥赛罗将军相恋结婚，后者身边的小人搬弄是非，让奥赛罗相信妻子出轨自己的属下；最终，满怀嫉妒的奥赛罗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妻子。奥赛罗因其肤色和信仰而遭受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则以性别暴力的形式作为反馈，最终实施在了苔丝德蒙娜的身上。在这个意味上讲，看上去种族歧视与苔丝德蒙娜无关（她甚至是有种族特权的），但她最终同时成为了性别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这时，探究性别和种族的交叉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与此同时，跨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也遭到了诸如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等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攻击，这一类的女性主义者被认为是排跨女性主义，在她的《变性帝国》一书中，雷蒙德认为认为女性的身份和资格取决于染色体和她们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别（sex），针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迫害仅是针对生理性别的女人的迫害。因此，她认为，根本不存在对跨性别者的迫害。同时，排跨女性主义也认为，跨性别女性是“由男人伪装的”，她们试图进入女性独有的安全空间（诸如盥洗室）对女性实施强奸。这已在上文证伪，也由此可见，在这个意味上，罗琳的“恐跨”罪状，算是非常实锤了。

但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定义是更为积极肯定的理性定义，而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2）德勒兹“成为的女性”及女性主体性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基于对尼采主奴道德的诠释，建立了“成为”这一基本的哲学世界观。“成为”同时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身份定义，它同时拒绝一成不变的身份定义总和，和在对立的两极中产生的张力。相反，它是对“不同”（differenceé）的积极确认，代表着“变化”（transformation）。而基于此观点所推导出的“成为的女性”（becoming women），则代表了女性这一身份的“可能性”：它注重身体性，注重思考当下发生在身体上的瞬间，注重身体作为一个场所、各种微观的权力关系的角力。“成为的女性”消解了排跨女权的性别本质主义倾向，因为它指出身体的第一属性就是政治性的，更何况生物学意义上的染色体和性别。

与此同时，德勒兹式的“成为的女性”也遭受了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批评。罗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作为一个德勒兹派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他提出的完全中立的、去性别化的“成为的女性”存在着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危险性，这些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深深地烙印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女人”这一符号上的（在某种程度上，罗琳和排跨女权的“隐忧”亦是在此）。布拉多蒂问了两个问题：如何将女性从阳具中心主义的指向性功能（icon function）中释放出来？如何表达一个不同的，积极的女性主体性（female subjectivity）？德勒兹式的“成为的女性”可能会无力回答这两个问题。

因此，布拉多蒂试图用女性主体性来代替“成为的女性”这一概念。它没有否定“成为的女性”本身的合法性，但是强调了历史意义上女性的共同体身份：从“我们，女性”中获得赋权，从而可以声称“我，女性”。同时作为本体论层面的女人和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女性，在父权制下的从属身份是一致的，而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性在于证明她们的感受和挣扎是真实的。

在这个意味上，女性主体性这一概念也给予了跨性别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别者的权利斗争同样是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在这斗争过程中的挣扎和体验都是她们女性主体性的部分。此外，无论她们选择摄入荷尔蒙，还是选择性别肯定手术，或是仅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再度进行确认，这些都是在进行“成为”这一过程。因主体性而身份合法，在我看来，是有效且自洽的反“排跨”女性主义策略。

（3）“女性”作为抵抗

同样立场上反“排跨”、路径却不尽相同的，还有将“女性”作为抵抗性身份来使用。女性主义哲学家塔利娅·梅·贝切（Talia Mae Bettcher）认为，基于对话的需求，排跨女性主义（TERF）这一词汇应停止使用。因为一开始尽管这些词可能只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述，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表明了明显的贬抑含义。相对的，她提出“女性”作为一种抵抗性的身份，提倡“女性”一词的抵抗性使用。

她举了自己的同事，亦是女性主义学者的洛里·沃森（Lori Watson）为例。沃森作为女人，因为外表经常被视为男性，所以她也经常遭受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时的困境。沃森怀疑，排跨女权会期望自己跨性别为男性，从而符合社会外界的认知。沃森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在西方（英语）语境下的“男性”（man）和“女性”（woman），已形成了非常完熟、难以改变的性别编码，细致到厕所标识的手提包和书本这种程度，它是由长久的社会规范（norms）、历史、政治和文化（如基督教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所建构起来的。

在这个意味上，上文提到的“女人味”（womanhood）在广泛意义的语境下已成为一种社会压迫，因此，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别编码以符合社会认知和期望”，沃森不进行跨性别行为的决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为抵抗性身份的意义：“留在这套性别编码中以抵抗的姿态来改变”。

而一些跨性别活动家，比如“苏格兰跨性别平等权利组织”（Transgender Equality & Rights in Scotland），也认为跨性别者应包括那些“不认同自己是变性者（transsexual），也不打算改变其自身所属于性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跨性别者和女性的身份得到了重合，她们同属抵抗者的身份。

“来月经的人是女性”又有什么问题

说回月经这件事本身，以及备受诟病的“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罗琳因为“来月经的人”一词而感到受到了冒犯和贬低，她的情绪本身是天然正当的，这个情绪和跨性别者被错认性别时的情绪完全同质，都是个人认同不被承认、被冒犯的情绪。罗琳错是错在用了错误的路径和方法去正当化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正当化的过程中，她出现了无数次的逻辑谬误。

“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之所以备受诟病，是因为雷蒙德等排跨女权将其看作她们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生理体验中自然包括月经。而反对排跨女权的观点则认为，来月经是一种特权。因为来月经，一些女人被天然地认为是女性，而跨性别女性花很多钱去改变自己的身体进行性别肯定手术，让自己拥有高耸的胸部、重构阴道，甚至试图移植子宫到自己的身体内；然而，即使如此，她们也无数次经历自我认同的怀疑和焦虑，无数次被别人质问到底是男是女，无数次地无法得到作为女性的认同。

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下，“月经”似乎变成了排挤跨性别女性的罪魁祸首，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如果你认为月经对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说不来月经的女性不配做女性。然而，在2020年，如果我们承认“只有来月经的人是女性”的论断是荒谬的，那“月经是女性特权”的荒谬程度是与之对等的。

我们不妨回顾葛洛莉雅·丝坦因（Gloria Steinem）在1978年所写的《如果男人有月经》一文（If Men Could Menstruate），来想像一下“特权”真正的模样：“男人会吹嘘他们血量之多，经期之长，月经会被视为男子汉成人阶段的象征而羡慕地谈论，国会将资助痛经机构。”这，才叫做“特权”。而在近50年后的当下，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也无非服用激素保持不来月经的状态，和衞生棉用品免税罢了。称月经为特权，可谓荒谬至极。

在原始社会，出于封建和迷信，女人需要躲起来，她们不能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月经在父权制的社会被认为是肮脏不洁的，不少文化的习俗中正在来月经的女人都被禁止参加红白喜事。而在我们当代社会，情况真的有变好吗？我们仍然担心侧漏，仍然会为不小心弄脏了公共设施而感到抱歉，感到羞耻，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去超市买衞生巾要黑色垃圾袋、课间拿着衞生巾去厕所要紧紧攒在手里不要给别人发现的年代。

这是父权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枷锁和凝视，它与父权制对跨性别者的戕害、令她们感受到的痛苦并无二致。承认“月经是不少女性共同的生命体验”并没有取消“不是所有女性都来月经、不是所有来月经的都是女性”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当女性第一次彼此互相得知“原来你也会痛经”或者“原来你也觉得弄到裤子上相当窘迫”时，这种彼此互认的心情和体验，是柏拉图式的姐妹情谊（homosocial sisterhood）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性彼此互相抱怨痛经到不行时的吐槽和咒骂，还有对月经黏稠地、自顾自地、随心所欲毫不在意地流着的无能为力；女性会互相推荐好用的止痛片和暖宝宝、就“能不能不来月经”“能不能让月经变得更规律”这些事而开始使用激素治疗；发现别人和自己一样，最后几天时在护垫和衞生巾中“反复横跳”、总是觉得用衞生巾嫌浪费用护垫又不够；第一次用棉条时的解放感觉和欣喜感，以及想要迫不及待推荐给身边好友和姐妹的心情等等⋯⋯

这些月经的困扰所带来的极其有限的能动性，是组成姐妹情谊的一部分，而姐妹情谊，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正向作用。乃至针对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的争吵，也是此种姐妹情谊下良好的辩论：当A认为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更具有环保伦理时，B也可以驳斥这种伦理的责任是否应该落在使用一次性月事用品的女性身上。

因此，说“月经是特权”的论调是不恰当的，这就如同 LGBT 群体指责进入婚姻的异性恋女性遭受丈夫的家暴、因为怀孕而遭遇职场歧视等困境却指责这些是她们的“特权”一样可笑。作为Les群体的一员，我认为走进婚姻、遭受家暴和职场歧视的异性恋女性，天然地与我同属“受压迫者联盟”，对她们的共情，于我而言，是油然而生非常自然的正义感，而不会去攻击她们的婚姻是特权。因此，我亦认为，当不来月经的女性看到女性为月经受苦、却又不得不与之共存的窘境时，不来月经的女性亦应天然共情，而不是反向攻击月经为特权。

不少女性将月经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并不是因为月经这件事本身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事，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长”有着本质的区别。月经之所以是女性重要的身份认同，是因为它字面意义上血淋淋地展现了“女性是一个受压迫的身份”，也是因为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性自发形成的这难能可贵的姐妹情谊。女性会因为来月经受到的压迫，和跨性别者受到的压迫是同构的，而进行压迫行为的主体，从来都是父权制，和利用父权制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试图将月经打成“特权”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谁在进行思考和发声，无论掩盖在怎样的身份政治外表下，都只是父权制思维的末梢神经突触罢了。

女性需要怎样的抵抗？

在这个意味上，我们也应坚持“女性是抵抗者的身份”这一定义，而姐妹情谊则是抵抗者们互相彼此连结的重要基石。抵抗对月经的污名化和父权制加诸的羞耻心理，抵抗有毒的性别二元文化，抵抗父权制对女性定义贫乏单一的思考与想像，抵抗以“保护”之名进行的限制。同时，我也认为女性这一身份应是创造性的、进行时的、开放的、而非修正性的、过去式的、固定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女性自身作为中心出发去进行定义、而不是依靠外界其他事物对女性进行定义。我认为，只有在思维上挣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转变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维，抵抗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女性定义才能得以实践。

台湾著名女歌手黄莺莺在二十多年前发表了一张《我们啊！我们》的专辑，其同名主打歌微妙细腻却准确地描写了游走在柏拉图式和情欲之间的女性情谊。有趣的是，“我们”与“women”的谐音，许是早就给了“女性”最恰切的定义。女孩是“我们”，女人是“我们”，江山娇是“我们”，米兔是“我们”⋯⋯一切受压迫者，一切抵抗者，只要愿意，都可以是“我们”，是women，是女性。“我们”共同的抵抗对象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父权制。在抵抗的过程中，“我们”会犯错，会走一步退三步，“我们A”、“我们B”和“我们C”甚至会吵成一团让父权制乐得坐享其成看笑话，就像这次罗琳女士的事件一样。但是，即使如此，“我们”所唯一不能停止、必须坚持的事，就是持续的抵抗、持续的发声、持续的行动。

（梦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0年4月5日华盛顿，哈里波特系列小说的英国作家罗琳，她在白宫草坪上读着《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摄：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英国伯明翰的一个公共厕所。摄：View Picture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3月8日法国巴黎，示威者在第42届国际妇女节游行中抗议。摄：Kiran Ridley/Getty Images

2017年3月8日在纽约，一名打扮成自由神像的参与者在参加国际妇女节集会。摄：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2018年11月25日印度新德里，LGBT社群参加酷儿骄傲游行。摄：Sujay Reddy/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你关注的高校LGBTQ社团已被404

记者 杨钰｜2021-07-15

7月6日晚9点53分，张和打完网球查看手机，未解锁的屏幕上弹出一条通知：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禁。张和有些错愕，解锁打开，Z社的介面已是一片灰白。Z社是上海某高校关注性别议题的学术类学生社团，已运营逾7年，累积2万多人关注。张和虽已离开Z社，但帐号未解除关联。“潜意识里知道，可能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张和说。

当晚，清华大学“Purple”、北京大学“ColorWorld”、复旦大学“知和社”等中国大陆近20个较有影响力的关注性别议题的学生社团公众号，忽然遭到封禁。这些帐号均在9点53分收到封禁通知，过往内容无法查看，后台一片空白，甚至名称都变成了清一色的“未命名公众号”。游慧就是听说这一消息后，才去翻看曾参加的社团武汉大学“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下称“性平会”）的页面——同样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

腾讯并未对封禁做任何解释，运营社团的同学们在后台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申诉的按钮。中国外交部则在7月8日对有关提问回应称：“我们依法管理互联网”。

尽管2020年7月，中国代表团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歧视问题中发言称：“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但以LGBTQ为主题的影视剧、言论及平权活动，却一再受到压制，被官方视为隐蔽、难以管控的相关学生社团亦陷入愈加严苛的生存环境。

2021年5月至6月，湖北、江苏、上海、天津、湖南、山西等多地高校关注多元性别的学生社团被校方约谈，江苏更一度传出来自教育部的红头文件。

张和说，高校曾是一个相对包容和可以理性讨论的环境，不少性少数个体在工作后便又会“回到柜子”里。关注高校多元性别社团的NGO从业者高硕亦指出，这些社团除了可以为校内性少数群体提供社群感之外，也是一个传播性别平等理念的平台，其中不乏质量高、社会影响力大的内容。但过去几年，校园公众倡导的空间大幅压缩，性平会另一位前成员厚西说，社团注册受阻，场地受限，不可做大型活动，连贴海报发传单都时常要与保卫部周旋，公众号成了传达声音与凝聚社群的“最后阵地”。如今，这一小块阵地也被彻底抹除了。“是蛮绝望的，”张和说，“类似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感觉做再多努力也是徒劳的，封禁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钱是哪里来的”？猎巫“境外势力”

7月6日晚12点左右，LGBTQ高校社团帐号被集体封禁后，有人自发开了一个Zoom会议室，为相关社群的同学们提供一个释放情绪的地方。连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高峰时有300人同时在线。有不少曾经经营过高校多元性别社团的人发言，大家试图传递“号没了，人还在”的信念。

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及亚洲研究学高级讲师王盼博士对媒体表示，此次关停账号和控制少数群体的影响力有关。在王盼看来，很多人利用社交媒体自由发声甚至是影响舆论、组织活动，参与者尤以年轻人居多，这就产生了政府需要控制的影响力。“政府要积极提高监管力度，以防止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尤其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因此会加强监管审查力度。”

事实上，早在这次集体失声之前，性平会已被要求停止运行，部分在校社员遭校方持续半个月的约谈，此后又出现多地教育部审查高校多元性别社团。而性平会的“引火烧身”，来自一次对女权主义者的声援。

3月底，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泼不明液体。事件发酵后，极端民族主义者@子午侠士 等人发起对肖美丽的围猎，以其曾在2014年手举“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标语，指控其“港独”。随后，声援肖美丽的梁小门等其他女权主义博主，也相继被攻击，继而炸号。4月12日，十数个女权主义豆瓣小组突然集体爆破，这些小组多与6B4T相关，社群网站豆瓣给出的理由是“含有极端主义、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的内容”。

为了声援这些被消失的女权声音，性平会的同学们发起行动“炸不掉的女性声音”，在校园活动区域张贴海报，于食堂、操场等地分发传单及展示贴有海报的宣传牌。并在当晚将活动照片发在微博上。

厚西记得，性平会在“三八妇女节”也有做类似活动，同样制作了海报和传单在学校里分发，当时微博上不少人夸赞校方宽容度高。

然而4月16日的活动，舆论却完全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由于性平会微博在开头提及了肖美丽事件，@子午侠士 一众人很快开始罗织“罪名”：举牌是“学香港废青”，在路上的三五人是“非法游行”，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性平会背后有美国资金支持，就是为了煽动性别对立。攻击者们一面列举“罪状”，一面不断提及@平安武汉（注：武汉公安局官方帐号）、@武汉大学、@反邪教组织 等。到了晚间，武汉大学官方微博下方，几乎每一条评论都会带上“颜色革命”一词：“你们学校被西方颜色革命女拳渗透了，你校党委难道无动于衷吗？不落实一下党委的领导与监督责任？”。

另一位性平会前成员文星听社内的同学提及，外界的舆论风浪很快波及到社内。一位刚刚入社的同学在群里表示，担心活动影响自己入党，也很委屈自己被拍到一张“像游行一样”的照片。这位同学当晚便退出了群组。此外，社团内也有其他同学感到害怕，提出之后是否不再用这样的行动方式，或不应该提肖美丽。

“那篇贴文，肖美丽只是开头很小的一部分，主要针对的是女性言论空间被压缩，”文星说，“其实也能感受到，子午他们在很有意识地转移重点。”

在当天的校园倡导行动中，性平会还有两组同学遭遇校方保卫处的围堵和质问，部份同学被拍下照片及学生证信息。4月17日上午，早前被拍下学生证的同学，被辅导员或负责人进行约谈。在后来整整两周内，校方对学生反覆盘问，又根据活动当日的照片及一些同学不小心泄漏的学院等信息，不断找出“漏网”的同学。据一位不具名的前社团成员透露，有一位同学连续被盘问6次，进而求助心理谘询，没想到谘询室的老师拿出了与辅导员一模一样的盘问题纲。

盘问一直持续到五一放假前夕，辅导员们一次次确认学生们已经记忆有些模糊的细节，希望找出他们身后的“境外势力”。尽管校方最好奇的“钱是哪里来的”、“怎么开始的”等问题，在公众号中就有答案：卖周边、个人兴趣。“但他们不信，也没有看，他们就是相信有一个境外势力，一切都是境外势力。”游慧说。

5月，性平会终止运作。与此同时，江苏、上海、天津等多个省市的高校，排查校内的多元性别社团。江苏省两间大学传出了同一份红头文件——《关于核查有关情况的通知》，其中提及，据教育部维护高校稳定工作情况通报，发现多所高校存在“女权、同性恋等『性少数』组织”，要求进行“全面核查”，并“及时稳妥整顿未经审批的涉校组织和自媒体账号”，末尾附上了该校性别社团的公众号名称。

性平会的停运说明得到了大量转发及留言，厚西感动之余又觉得难过，“明明有那么多人同情，但为什么当时大家没有发声？”她问，“如果大家尽可能地多说话，我们后来面对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你不是一个人在挣扎”

作为性少数，张和中学以来就一直关注LGBTQ性别平权的新闻。2013年，他在网络中留意到“透过性别来看爱情”这一讲座，讲座呈现的多元包容的氛围，他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大学该有的活动”，并因此留意到了Z社及其所在的大学。

“感觉会找到一个支持我的氛围，和一群比较相近的人，”张和说，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很大一部分来自Z社，像是一处和暖的避风港，有着相似的价值判断，可以理性讨论公共议题，“尤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感受到不那么孤单。”

文星回忆加入性平会时的场景，当时招新的同学虽然没有固定摊位，但手里拿着彩虹旗，她看到传单上写着“关心女权主义和LGBT”，便毫不犹疑地加入了。

文星、游慧都是女权主义者，厚西则关注性少数议题。三人高中时就有关注性别类议题的新闻，对当时“染血的婚纱”、“占领男厕所”等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行动记忆犹新，并不时在朋友圈转发性别平权的文章。她们加入性平会，就是希望能在大学的空间里像此前的女权行动派学习，“把议题转化为行动。”

也是在这个社团里，她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在停止运营前，性平会的活动以小型观影会、读书会、分享会及线上树洞、公众号推送为主。厚西说，自己做公众号小秘书时，常看到有性少数同学将公众号后台，当作树洞聊天或信息谘询的空间，留言谈及他们的抑郁与困惑。

“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厚西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跨性别询问者，对方对于相关概念并不熟悉，只是模糊地感受到内心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也很困惑。厚西陪Ta聊天，表示有很多伙伴与Ta一样，并将Ta介绍给其他跨性别的朋友。

“不管是作为性少数还是女性，”厚西说，“看到有很多人在跟你讨论、关注同样的问题，至少不是你一个人在想、在纠结，大家都有一样的挣扎，可以给我一种比较舒适的体验。”

游慧也曾遇到一个跨性别的案例，一位跨儿的家长询问如何面对孩子的情况。游慧向对方引荐了专门做跨性别公益的NGO及公众号，“希望能给到家长一些专业引导。”

“以前对LGBTQ群体不了解，也没有感觉，就是觉得不存在于我的生活里，”文星说，进入社团接触到大量性少数群体，并在推动相关活动时遇到真实的困难，“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恐同的人。”

2018年，文星与当时社团的另一位成员参加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防治爱滋病的讲座。其中一场由当时武汉疾控中心防艾所干预工作人员孙必高主讲。文星对讲座进行了整场录音。在现场，文星粗略统计，讲座所使用的PPT中，有关同性传播爱滋病的内容占据9成以上。文星说，孙必高在讲座中表示，男性同性性行为是爱滋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提及自己训斥支持同性恋的儿子，又表示中国女性爱滋病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与黑人发生性行为。另一位成员在当场提问环节就向孙必高及主办方表达了不满，青协则要他“不要太激动”，会后，一位青协成员偷偷塞给他一枚青协的徽章。

讲座结束后，愤怒的文星与同伴将录音中有关同性恋歧视的部分整理了出来，链接此前性平会有关爱滋病的科普，发布公众号文章——《孙必高这个恐同者还会继续给我们大学生做防艾讲座吗》。

这篇推文被很多关注该议题的同学转发，并引起武汉疾控中心的注意，疾控中心随后表示，孙必高不会再到武大进行该议题讲座。

社团活动也会触及到一些此前对相关议题不了解的人群。2019年，文星与厚西参与了性平会紫色校园日（Spirit Day）的校外倡导，向当地中小学家长宣传反对校园霸凌，尤其是基于多元性别的校园霸凌。文星记得，一位老奶奶在听完后对大家说，“你们在做这个挺好的。”

2021年3月，游慧参加社团举办的一个妇女节的讨论会，主题是关于女性面对的挑战。会上遇到一位在附近工作、此前从未参加过活动的姐姐，“她说一直想在武汉找到类似的活动，所以非常开心，当下加入了社团。”游慧说，“结果第二个月社团就没有了。”

一直以来，高校性别社团举办的每一次活动，都是对持续紧缩的空间的试探。

“最后你就是说不了话了”

张和曾加入的学术类性别议题社团Z社，是最早注册成立的多元性别学生社团之一。自2015年起，这处避风港就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压力。

2015年，学术讲座被校方提醒更改活动标题，将“同性恋”、“LGBTQ”等用词，换作“多元性别表达”。2017年，Z社持续十余年的大型话剧排演被校方转换到偏僻的场地，第二年又移至校外，2019年直接未通过审批。自2018年起，Z社的学术讲座便已很难请校外老师前来，校方的理由是学校对校内老师更了解。

此外，自2018年、19年起，校方便开始主动派学生旁听Z社讲座，并在活动结束后填好一份活动内容概述，转交给社团管理部门。此前，这些监视活动都不是公开进行的。Z社成员还曾在社团微信群组里抓到给校方记录群聊内容的同学，那位同学不小心将记录好的文档发到了大群，虽然马上撤回，但还是被群里其他同学保存了下来。

“记录还蛮详细的，”张和说，“会有几月几号下午几点，谁说了什么话题，其他人反应是怎样的，还有谁转发了什么文章，其他人回应如何。”Z社成员之后曾拿着记录质问校方社团管理人员，对方则回应称，作为管理机构，有权对各学生组织进行监督。

行动与言论公共空间的缩窄，是几乎每个LGBTQ高校社团都在遭遇的事。“2016年的时候，感觉大家很愿意做校园倡导，例如摆摊、路演、挂彩虹旗、陌生人拥抱等，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活动，很热火朝天，”高硕回忆，“但现在基本没有了。”

2018年5月初，性平会的同学发起“在武大，来一起造彩虹”的活动，游说校内商家在门前挂起彩虹旗，并准备在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恐双恐跨日（IDAHOTB）”，于学校食堂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发放科普手册和彩虹手环。

性平会在当时的推送中写道：“我们坚信大学应该是包容的、理性的……让更多的人看见彩虹，拥抱差异，反对校园暴力……希望你勇敢站出来，影响身边的朋友、同学，希望你尊重、支持每一个为LGBT群体抗争的人。”

文星记得，推文在5月15日发布，当天便被校内校外的人大量转发，阅读量接近10万。不少校内同学及校友夸赞武大“包容开明”。

也是在同一天，学校保安一一收走商家插上的彩虹旗。翌日，校内各院系辅导员便开始在群组里发布声明，称性平会为非注册社团，提醒学生不要参加相关活动，“以免被利用”。声明也因院系而异：有的相对温和，甚至承认活动的意义；有的言辞激烈，称活动“受西方亚文化影响”，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抗的言行”；还有的直指性平会“具有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连之可能”。

事实上，性平会的同学们并非没想过注册，但中国大陆学生社团均需配有校内指导老师才可完成注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成为指导老师的人。据公益机构China SOGIE Youth Network（CYSN）2020年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Q+社团发展调研》，其调研的50个多元性别高校社团中，21个为官方注册社团，27个未注册，还有2个被取消了注册资格。由学者艾晓明支持成立的中山大学彩虹社，在2006年注册并引发关注后，2007年被校方注销。尽管知名性学家李银河，曾评价其为“历史的进步”。

舆论很快反转。5月16日，部分在校学生开始发出“非注册社团凭什么代言学校”、“蹭武大热点”等声音，“境外势力”的恶意揣测也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强行相关同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认为有“利用少数群体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嫌。

16日傍晚，看到各院通知后，性平会的同学紧急开会，决定取消翌日公开活动，转而在8点上课前，将手环放置在食堂、图书馆等地，请有缘的同学前去寻找。

武大校友的陈威对这个活动记忆犹新，他当日遇到自愿在校园里偷偷派发彩虹物料的同学，而原本计划布置在食堂周边的彩虹旗，出现在Costa、KFC等商业餐厅里。陈威说，作为性少数，感到“终于有一个渠道可以让性少数群体被主流人群关注到”。

“它（性平会）的存在至少不会让人特别绝望吧，在越来越紧、越来越严格的这样一种校园主流文化的底子当中，它会给人一些希望和力量。”陈威说，但他表示，不少性少数学生的羞耻感和安全性顾虑仍在，尤其活动被说作“境外势力”的时候。

“近几年觉得注册和不注册的区别越来越小了，”张和说，“而且注册社团还要受到学校直接的监控。”2021年3月，Z社因3则转发贴文，被校方以“违规宣传”的名义，勒令不可以参加2021年的社团招新活动。遭受处罚的3则贴文分别为转载讲座、转载科普、转载同校其他社团的多元性别讲座信息。

“很强词夺理，”张和说“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做的，以前也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2018年517之后，应对环境的恶化，性平会、Z社等多数LGBT高校社团的活动，以线上公众号科普、线上树洞或联合红十字协会所做的爱滋病快检为主，偶尔会有线下小型读书会、观影会、分享会等。而5月17日、甚至整个6月骄傲月等标志性日期，都成了敏感时间，社团学生们只能在微小的缝隙里，做一些在玫瑰花花茎上贴彩虹旗等创意又隐蔽的活动，以图增加彩虹议题的可见度。

游慧说，十年前在中学时，看到当时女权主义者做的行动，很受鼓舞。但到大学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空间已几乎没有了，只能观观影，看看书。

“观影会其实都根本算不上公共空间，只是私人沙龙，”厚西说，性平会4月只是在校园内举了举牌子，就被校方乃至公众、有关部门等看作是“要翻了天”，“整个空间就是这样被压缩的，大家也一步步自我压缩自我克制。他们砍断了你所有的说话方式，不能发传单，不能举牌子，他们说，你可以说啊但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但最后什么方式都没有了，你就是说不了话了。”

此前，中国政府对LGBTQ群体活动的压制，亦时有发生。2017年6月，中国广电总局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称为“表现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同年9月，运营20余年的同性恋论坛天涯“一路同行”板块遭“不可抗力”关闭。2018年，拥有20余万粉丝的同志公益媒体@同志之声，称因“不可抗力”面临暂停，微博上一夜间涌现数以10万计的“#我是同性恋#”留言，《人民日报》的微信帐号发布评论文章，强调性倾向“不可作为哗众取宠的内容”，也指出“性倾向不止一种，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属正常，绝不是疾病”。@同志之声之后被恢复。2019年，“Les”微博超级话题被封，亦在网民反对后恢复。

但到了2021年，面对LGBTQ学生社团的集体失声，微博等公共发声场域，再也看不到任何水花。

“大规模封号，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国家意志，”张和说，近年来言论审查愈发严格，不时还会面临被举报的风险，尤其在2019年之后的香港议题上，更感受到深深无力感，很多人开始自扫门前雪，从前的意见领袖们，也不再于网络防火墙内发出声音。

“这次无差别无理由封禁，更看到言论审查的不确定性，”张和补充到，“红线摸不着边际，你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尾声

当地时间7月11日下午三点，一场由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自发组织的“我们都是未命名公号”线下聚会活动在伦敦举行。现场陆陆续续来了三十多人，大多数是在英国高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坐在草坪上，用备好的彩笔自行绘画和创作。陈威也去到了现场，画了他曾经参与度不高、但带给他希望的性平会的Logo——一个以无限符号“♾️ ”为基础的图案。

在场的人都避免自己的脸出现在镜头里，避免以真名相称，都表达了对扣上“境外势力”之名的担心。

“它（指境外势力这样的话术）其实是在抹杀一个人的主体性，”其中一位参与者张雨表示，“它认为，你背后必须有势力，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它不相信一个人因为相信某一种信念，自发去做一件事。”

“一直到今天，从商业话语到政治运动，我看不到一点中国社会更加包容LGBTQ的趋势。资本在消费LGBTQ，权力在忽视LGBTQ，”陈威对于未来觉得很悲观，“我看不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国LGBTQ平等包容的努力。”

在做活动、翻译英文优质内容、及撰写推文的过程中，张和从只关注性少数议题，到开始留意女性等其他人权议题，并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是有共性的，“一个国家对于尤其少数人群是不在乎的，法制化程度低，很多事情没办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没有民众表达声音和不同声音达成共识的途径。”

尽管如此，文星、厚西等人表示仍会继续关注性别平权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去过没那么娱乐化的生活的。”文星说。

“做事情好像是我活下去的动力，”游慧说，但面对大环境一次次扑来的巨浪，仍然会感到无力招架，“我觉得前路无望，究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活得积极也是一种反抗吧，”厚西试图回应游慧的问题，“而不是任由他压在我头上，直到最后被压死。”

据端传媒了解，武汉大学等部份高校学生，目前仍然被校方及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约谈。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出现机构名及受访者人名皆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炫迪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2021年6月13日中国武汉，一万名毕业生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图：Getty Images

武汉大学“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微信公众号被封禁后，公号名变成“未命名公众号”。图：网上图片

肖美丽在2014年手举标语写着“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照片，被民族主义者宣称她是港独。网上图片

2019年6月15日参与者参加中国上海举行的LGBT上海骄傲节的活动。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性平会的同学们发起行动“炸不掉的女性声音”，在校园活动区域张贴海报。图：受访者提供

武大性平会海报。图：受访者提供

性平会妇女节海报。图：受访者提供

7.11“我们都是未名命公号”伦敦纪念活动。图：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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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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