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营销”民主

[美]杰拉尔德·瑟斯曼 著

忠华 译

中信出版社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前言

本书是早些时候《全球的选举》(Global Electioneering ）一书的后续研究，那本书专注于美国大公司的产业化，以及其如何接管选举活动并向全世界输出职业化管理选举。本书旨在通过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及西欧的官方和私营机构推行的所谓“促销民主”，进一步分析外国援助的政治活动。这是美国政府开展的一项重要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完全不知情的官方活动。

除了报纸和学术杂志上的少量文章之外，很少有人批判性地关注“援助民主”的组织。威廉·布鲁姆 [1] （William Blum）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 ）是批判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是该书只涉及众多“促销民主”组织中的一个——国家民主基金会。它没有考虑另外一系列官方和私人团体以及它们的活动，如教育和文化交流、海外项目、媒体的培训、国际的公民和商业组织、军警的国际训练、私营的政治顾问及其他介入国家活动和“公共外交”的人。一位英国学者认为，美国和欧盟政府部门推行的“援助民主”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它“含有从外部强加于内部的政治改革过程”，旨在推行“一种特殊的民主模式，它把民主看成是有限的程序性形式，大体上缺乏社会改革内容”(Crawford，2003b，17~18）。这个批判使人联想到威廉·罗宾逊 [2] （William Robinson）对在海外促销“多元政体” [3] 的分析(Robinson，1996b）。

本书重点讲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半官方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与其相关的私人组织，包括自由之家 [4] 、索罗斯 [5] (Soros）的各种基金会和其他有关团体；另外，本书还以较少的篇幅介绍了西欧和中欧的一些组织，它们通过资助或其他方式支持国外的政治活动。本书的时间—空间聚焦于2000年以来的东欧，主要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推翻了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领袖们的那些动乱，以及在白俄罗斯以失败告终的类似动乱。

苏联的权威在中、东欧 1 和中亚地区的解体触发了一种新型的西方干涉，即“软帝国主义”，在官方的词汇中，这种干涉被称为“促销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接下来的10年中，西方的大众传媒通常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东欧和中亚其他地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乱称作“人民力量”为民主压倒独裁而斗争。美国积极鼓励和帮助协调这些政治动乱，鼓动群众上街，使该地区的政治失稳，最终推翻了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ze），并使乌克兰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ctor Yanukovych）的当选作废。外国对选举的干涉帮助了亲西方的政客以民主的名义从政治上把他们的政敌赶下台，并预期会实施符合美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约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改革”。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促销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Epstein，Serafino and Miko，2007），奥巴马政府继续进行促销。“促销民主”可以被理解为有两种意思——这确实是一种矛盾修辞法 [6] 。一些团体，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利用这个词的思想含意，通过转变公共机制和培训当地有意愿的代理人来帮助当地移植民主。第二种意思是功能性的，即转变公共机制需要通过市场营销和公共劝说手段来鼓动最积极的公民们，这就是“促销民主”。这个歧义性修辞“促销”否定了民主有机演变的基础；民主不是像交钥匙那样可以被转交的某种东西，它必须由一个民族通过长期斗争，在它自己确定的本体范围和“设想的社区”内产生。

“促销民主”的假设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美国能否证明自己是民主的。本书的第五章讨论了民主的标志，发现美国是缺乏民主的。美国的财富高度集中，1%的顶级富豪所拥有的金融财富惊人地超过95%的底层人民，而且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最突出；对于美国自称的民主，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怀疑。事实上，在它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民主党人”这个词含有针对统治阶级的贬义，这通常与人民参与政治的屈尊俯就和忧虑态度有关（Wray，1999，744）。美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民主的（比如，反对把民主称为富豪统治的那些人认为美国是民主的）。但是，人们可以无视各国的历史、文化、人口构成、经济条件、现有的政治机制及各种国家主权思想的特点，而认为美国特色的民主是普适的和可转让的吗？

其次，考察民主最起码的定义，即定期举行选举，美国是不是值得仿效的系统，许多国外(甚至国内）人士都认为有疑问。投票率低和竞选费用奇高，使这个政治系统得到了一个绰号：“金钱能买到最佳选举”。

最后，在没有宣战或不存在确认的种族灭绝罪行等类似的严峻情况下，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否有道义和合法的权利来帮助另一些国家推翻它们的政治领袖。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逮捕并且随后被判种族灭绝罪（第一位被法院如此定罪的国家领袖），这是发生在2000年他竞选连任失败后，而不是在北约企图用大规模的轰炸把他赶下台期间。在印度支那，美国用暴力对付当地人民是自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以来超过任何国家的最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美国政府却从未严格追究林登·约翰逊 [7] (Lyndon Johnson）总统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指责其他国家的最高层政治腐败，却允许自己的政府把过错推诿到低层官员。导致入侵伊拉克的假情报 [8] 、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酷刑 [9] 、非法监听美国公民、政治性地任命和解雇司法部的检察官及其他公职人员、卡特琳娜飓风后的人民灾难 [10] 及其他政治丑闻，都被推诿给了低层官员，媒体和反对党都选择不追究在温顺无力的国会听证会之外的实情。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行为极可能导致政府首脑辞职和掌权政府立即垮台。

1991年标志着苏联及中、东欧和中亚共产党联盟的最终瓦解。国际品牌顾问贾瑞德·萨尔特 [11] （Jared Salter）说，当数百万人“观看德国人用大锤敲击柏林墙时，许多跨国公司却聚集在它们的会议室里制订它们进入东欧的战略计划”(Salter，2006）。在1996年年底，俄罗斯的经济在西方“休克疗法”的指导下陷入了几乎减半的混乱不堪局面。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大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虽然大多数俄罗斯人可能还未放弃民主的理念，但是美国力图移植进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形式的民主教义已基本失去了当地人民的信任。

随着苏联的消亡，美国可以在短期内对中、东欧施展过去从未有过的权威。作为第二层次的工业国，中、东欧国家已成熟到可以与西方的经济和金融整合。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友还积极影响政治领域的改革步伐。在后苏联时期，西方各政党的援助资金大部分集中于中、东欧（Adensk and McFaul，2006，435）。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俄罗斯的新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尽管他有众所周知的嗜酒症和不雅的个人独裁名声。

战后的美国宣传机构主要与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冷战有关；该地区的共产主义统治结束后，美国的宣传并没有放慢脚步。由商业广告、市场营销和公关产业驱动的宣传成为美国社会的主题。当然，美国不是独自发展宣传业的。事实上，俄罗斯有两家最大的政治营销公司，一家名为“尼可罗·马” [12] （Niccolo M）（取自历史上第一位国家宣传家的名字），另一家甚至更露骨地取名为PRopaganda [13] （“大宣传”）。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及以前的苏联）比较公开地使用他们的宣传，而且不涉及虚假、操控和社会性欺骗的说辞。在早期的苏维埃时代，政府设有一个鼓动与宣传部，旨在掀起它认为必要的群众活动，传播革命的信息（这是媒体的功用之一）。他们后来把这个部门改名为思想意识部。在美国，“宣传”这个词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合法的地位，此后“宣传”就因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政体有关而变成了负面词汇。

在国家指令式经济体内，宣传被简单地等同于劝说。在市场经济体内，广告被视为“信息”。迈克尔·舒德森 [14] (Michael Schudson，1984）认为，以大量广告的形式做宣传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它减少了人们从实际经验得到的认知。商业广告通过幻觉和柔情的吸引力展示商品，把普通人民降低为商品化的奇异事物的观众，使他们成为与自己的劳动无关的拜物主义者。类似地，美国把冷战的宣传改编成摩尼教 [15] 式的故事，掩盖它构建军工联合体的本意。

对于在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宣传的技巧是关键的因素 2 。“颜色革命”这个名称（不要与孩子们在夏令营中玩的“颜色战争” [16] 相混淆）是一种品牌，它来自一些反对派政党的标记，这些政党在中、东欧和中亚地区质疑各自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权力安排。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些“颜色革命”是正宗的为“民主”而战。一份关于国际公共外交的研究 [17] 发现，与这些“颜色革命”相关的隐喻之一往往是“新边疆”这个词，这是最初描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向西扩张时引入的政治概念。美国用奥威尔式 [18] 的隐喻词汇掩盖“颜色革命”实际是指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并把它说成是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国内斗争(Zhang，2007）。

宣传的分析

本书专注于研究外国干涉时使用“促销民主”作为宣传的掩饰工具和词汇。批判“促销民主”意在揭示政治通信既作为一种工具使政治合法化，又利用政治语言为国家的行为定调和辩护。经过论证，外交政策的宣传是在国内背景下广泛、系统使用的宣传手段的一种延伸，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国外促销民主与其国内民主的衰退是相对应的。事实上，特别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全面侵犯既定的公民权利标准，从而销蚀了公认的美国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使得官方的“民主”相当可疑，并导致一种奥威尔式国家的话语，即宣传的是解放，而实施的却是监控和压制。外国的选举被当作特殊形式的机会，即把对外国的支援转用于夺取国家权力；但是，这些选举的结果被用于有选择地授权给中意的候选人和团体。当像哈马斯 [19] 那样的团体、社会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大多数公民的选票时，美国就先验地（未经实际检验地）把选举过程说成是不合法的，并撤回对这个选举过程的认可。“民主”只赐给后验的即其结果是所期望的选举(而且接着又有预期的机构改革）。

选举是一面透视镜，我通过它分析美国的“自由议程” 3 和“促销民主”的计划，具体涉及美国积极介入东欧的“颜色革命”。我在第一章提供了我认为是新方法的以系统性宣传的思路来理解政治劝说。简而言之，我证实了美国和其他“后工业”国家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信息工作者，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利用数字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从结构上改变了自身的经济。信息型经济基本上是大量销售在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商品。这就使促销活动，包括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销售管理等，成为了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 [20] （Mannuel Casteus）(Castells，1996）所定义的新“发展模式”的关键领域。有组织的劝说成为一门学问，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把宣传延伸到新疆界，形成促销型的商业、政治和群众文化。肯尼斯·奥斯古德 [21] (Kenneth Osgood）认为：

国际政治的广泛发展使象征和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政治权力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民意而装模作样变得越来越巧妙，这包括播放媒体事件、制造新闻、排练好的公共亮相和仔细编稿的原声朗读。用通信技术伪装的现代宣传掩盖了冷战结束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宣传的基本事实（Osgood，2001)。

我采用系统性宣传的概念框架，在第二章评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中宣传的关系和发展。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 [22] （Antonio Gramsci）、罗伯特·布雷迪 [23] （Robert Brady）、爱德华·贝奈斯 [24] （Edward Bernays）、诺姆·乔姆斯基 [25] (Noam Chomsky）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宣传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为了构建公众愿意遵从精英特权的一致民意而必需的中心要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促销民主”是美国在世界权力关系中的一部分，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的秘密活动有关。公众反对国家在国内和国外的不道德行为导致美国在1983年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其他在海外起促销民主作用的官方组织和私人组织，以便用更精细的手段追求强权。第三章讨论了目前促销民主项目的基础组织设施、官僚体制、背景以及指导原则。我把美国和西欧的援助民主机构以及代表西方资助者执行东欧项目的中欧非政府组织加以比较分析。在第四章，我讨论了所有这些组织在在中、东欧的项目。主要研究的中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还有美国和欧盟干涉的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时附带提到了其他东欧和中亚的国家。第五章总结了关于“促销民主”作为“颜色革命”使用的词汇和宣传工具的主要发现。最后一章还提供了针对美国民主的传统信条和向国外输送美国政治机制的理由的反面观点，这样就为加强促销民主的意义和实践提供了药方。

附加说明

在此，我要明确说明，本书的意向和目的不是评价东欧的机构、政治活动或国家的合法性，或者评判引起政体改革的动乱是否必要，也不是贬低或质疑上街抗议的中、东欧人民的民主渴望。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从对比的角度分析德国和英国在使某个地区的国家和政府合乎宪法的领导人下台的事件中所起的干预作用。本书既不是保护也不是批判像米洛舍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或亚努科维奇那样被迫交出权力的人们。本书批评性地调查美国基于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它支持了民主，并对于它干预政体改革的那些目标国家内党派组织和个人竞争展示了无偏见的行为。本书较多地关心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尊重前苏联政体内那些国家的主权，它是否挑起了如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新冷战”（MacKinnon，2007）。

我不比较美国与俄罗斯对东欧的干涉，因为我不希望恢复政治事件的冷战模式。我的立场是，我相信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大多数人民(虽然肯定不是全体人民）而言，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干涉不比美国的干涉更受欢迎。然而，你必须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苏联屡次遭受野蛮入侵的悲惨遭遇，才能理解俄罗斯政府和人民为何会担忧美国、美国的盟友以及该地区敌视俄罗斯的势力合谋对其进行的干涉。如果这样理解问题有困难，那么设想一个相反的故事情景——在与美国相连或毗邻的一些国家内(例如，古巴）存在一个强大外国的侵略性政治和军事，美国会怎样看待和应对这种威胁。

由于促销民主涉及许多计划和项目，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介绍政治、党派和选举领域内一系列具体的促销民主活动，而不是宪法、公共治理或公民社会，虽然在涉及中、东欧地区某些支持政体变革的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活动时也讨论了公民社会。随着产业界和金融界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和影响日益增长，许多国家的政党已成为脆弱的实体。尽管如此，在代替只靠名人明确表达各种思想意识流派和利益及围绕问题动员选民方面，政党仍然是关键的实体。即使各政党在许多方面(外交政策、维护公司议程、减少公有部门等）已经趋同，如在美国，但政党在竞争权力方面仍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选择中、东欧地区作为讨论对象（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在全世界都从事促销民主），是因为它们是整个战后年代里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焦点，而且是热情宣传的发源地和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苏联和华沙条约联盟的戏剧性垮塌为新的、有机的民主治理形式提供了可能。该地区执政党内部的冲突和社会动乱使老的统治结构崩塌，从而导致许多人希望在公共事务中有更深入的公民参与。人民的要求包括：独立的工会，草根的公民组织，政治和社会运动，直接和真正的代议制，包容、透明和无偏见的政治机构。本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美国主导的努力是加速还是阻碍了整个东欧地区有机地发展真正的民主运动。

前言注

1 . 本书把俄罗斯看作东欧的一部分。

2 . 本书避免使用国家和媒体为意识形态而构造的许多词汇，以免增强它们企图得到的宣传价值。

3 . 小布什在2005年的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把“自由议程”和“促销民主”作为最精彩的部分，他宣布：“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化中寻求和援助民主运动及民主机构，其最终目的是结束我们世界的专制独裁。”

[1] 布鲁姆在1967年离开美国国务院成为自由专栏作家，强烈反对干涉主义。他认为，“最可怕的美国输出品是民主”。著有《国家民主基金会：特洛伊木马》、《流氓国家：认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译者注

[2] 罗宾逊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他主张社会正义、公众授权、参与式民主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译者注

[3] “多元政体”（polyarchy）是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概念，他在其《多元政体》一书中认为现代代议制民主应包括六项指标：（1）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2）选举产生的官员；（3）自由表达意见；（4）允许接触多种信息来源；（5）社团的自治；（6）广泛包容的公民身份。——译者注

[4] “自由之家”成立于1941年，是美国第一个旨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改革和人权保障的非政府组织，罗斯福夫人是第一任名誉主席，它设计了一个“自由度指标”，用于每年评估和公布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排名。——译者注

[5] 索罗斯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金融家，2013年亿万富豪排名第30名；他在美国国内激烈反对共和党保守派，在国外积极资助民主改革，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译者注

[6] 矛盾修辞法（或歧义修辞法）是指用两种相反和矛盾的词来形容同一事物，使语义更加强烈。——译者注

[7] 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接任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70）。——译者注

[8] 假情报是指无中生有地指责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译者注

[9] 阿布格莱布监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郊，看守监狱的美军官兵用殴打、狗咬、冷水浇裸体、鸡奸、湿布蒙头浇水模拟窒息感等酷刑折磨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关押的嫌疑人；2004年被反对虐囚的士兵揭发，这一事件被称为“虐俘门”事件。——译者注

[10] 卡特琳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2005年8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黑人居民占2/3以上）防洪堤溃决，全市被淹，劫匪烧杀、抢掠、强奸。9月3日小布什才下令7 000士兵在72小时内到该市救灾；9月6日国会调查联邦政府的责任；9月12日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辞职；12月底，国会查出49人盗窃援助基金。——译者注

[11] 萨尔特曾任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Interbrand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该公司于1974年在伦敦成立，2006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中国客户有方正集团、万邦集团、中国银联、中国银行、招商证券、华为技术、太平洋保险等。后来，萨尔特在匈牙利创立了Joobili旅游网站灵感创业公司，让旅游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旅游日程，该公司在2012年倒闭。——译者注

[12] 尼可罗·马是借用意大利的治国理念宣传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之名。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1513年发表《君主论》一书，指出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了解国情、重视军事、灵活机动、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都成为后来一些领袖人物的治国原则；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它作为案头书。——译者注

[13] PRopaganda，故意把第二个字母大写，以夸张宣传的作用。——译者注

[14] 舒德森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新闻业历史、媒体社会学和公共文化等；此处是指他1984年的著作《广告：不容易的劝说》。——译者注

[15] 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教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光明与黑暗。起初明暗分开，互不侵犯，后来明暗相斗，暗侵入明，最后明暗重新分开。——译者注

[16] “颜色战争”游戏是指把孩子们分成人数相等的几队，每队佩戴一种颜色作为标记，然后做对抗性的游戏，如互射水枪、互夺对方的军旗等。——译者注

[17] 此处是指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大学教授Zhang Juyan发表在《公共关系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在反恐主义之外：‘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宣传战略的隐喻”。——译者注

[18] 奥威尔（Geroge Orwell，1903—1950）是左翼作家，他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人，曾任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但他同情殖民地人民。他在1936年参加保卫西班牙民主的共和军，却被斯大林主义者怀疑为反苏的托派。于是，他在讽刺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用动物影射苏联社会失去人性的严格监控。——译者注

[19]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激进集团，主张毫不妥协地用武力反对以色列，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译者注

[20] 卡斯特尔斯出生于西班牙，因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专政而被放逐到法国，在巴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却又因卷入1958年的“五月风暴”（学生游行反对戴高乐独断专行而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放逐到加拿大，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城市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有“当代的丹尼尔·韦伯”之称。——译者注

[21] 奥斯古德是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教授，著有《总体冷战：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和国外的秘密宣传战》。这一段引自他2001年为《美国外交政策百科全书》写的文章“宣传”。——译者注

[22] 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认为政权是“民意加武力”。葛兰西认为剥削与贫穷不是一回事，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贫穷就不知道被剥削。对付专制国家不得不用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调动公民社会（工会、媒体、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等），即关键是攻克公民社会。——译者注

[23] 布雷迪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有可能产生威权统治和法西斯。——译者注

[24] 贝奈斯（1891—1995）被称为公关之父；他把他的舅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用于研究如何影响人们的需求。例如，在经济方面，他帮助烟草公司使女性吸烟成为时尚，帮助宝洁公司推销家居用品；在政治方面，他把民选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抹黑，使美国政府出兵推翻阿本斯。——译者注

[25] 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自越战以来发表过大量政论，支持民主党，赞成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被认为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但自称是经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译者注

本书中的缩写词

ACILS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团结中心）

ACLU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EI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BTC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油气管线

CEE 中欧和东欧（中、东欧）

CEU 中欧大学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

CIPE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CPR 俄罗斯共产党

DoD 美国国防部

DRL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

ERB 为白俄罗斯服务的欧洲广播电台

E.U. 欧洲国家联盟（欧盟）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ES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FH 自由之家

FMLN 左翼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

FNS 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HBS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ICNC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RI 国际共和研究所

MSN 《我的首都新闻》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DI 国家民主研究所

NED 国家民主基金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IMD 荷兰的多党民主研究所

NSC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PD 美国公共外交办公室

OPIC 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瑞典）

ORS 美国重建暨安定办公室

OSI 开放社会研究所

OTI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过渡计划办公室

PAUCI 波兰—美国—乌克兰合作倡议

PDPA 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局

PR 公共关系

PSB 佩恩—舍恩—伯兰调查公司

R&D 研究与发展（研发）

RFE/RL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SEED 美国国会《支持东欧民主法案》

TI 透明度国际

TNC 跨国公司

TOL 在线过渡网站

U.K. 联合王国（英国）

U.S. 美国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C 南加州大学

USCC 美国商会

USIA 美国新闻署

U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VOA 美国之音

WFD 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英国）

第一章
宣传型政体

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所以与极权体制下的强制宣传系统相比，这种方式有效得多……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

——诺姆·乔姆斯基，2007年

本书探索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所谓的“促销民主”，这个加了引号的概念被用于表达其宣传工作。在外交政策中用“促销”这个词确实意味着国家像经营企业似地展示其精彩形象和推行市场营销。本书聚焦于中、东欧地区，该地区在冷战前及冷战中一直是宣传战的首要目标。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政府及其公共和私人机构开始广泛干涉中、东欧地区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包括重新运用冷战式的宣传手段打开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入侵之门；这使得俄罗斯再次对西方的干涉产生担忧，从而重新打响了双方的宣传战。事实上，有些人认为，新冷战正在逐渐形成。

宣传工作的传统概念是：采用各种手段和思想意识表达方式使有组织的、掌权的利益集团或者有野心获取这个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某些政策目标合法化。本书的分析超越了这个概念。自20世纪末以来，宣传被认为诞生于信息化市场经济的传媒促销。也就是说，宣传不仅仅是为了使公众信服某个具体项目和纲领而发起的一个象征性表示，它有广阔的社会、物质或政策目的。通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宣传：有些被称为“硬宣传”，是指深层次和大幅度地说服和动员公众；另一种形式是较为普通的“软宣传”，它的目的较短暂，也较少直接涉及国家利益。

在改革后的西方信息密集型经济时代以及渴望知名度的“形象性国家”中，宣传无处不在。尤其在社会价值越来越以客户和听众的认同来衡量的社会中，宣传的应用必不可少。各种企业，从保健业到大学本科生的课程，现在都充斥着各种市场营销文化。 1 它的经济根源是国家和企业把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往海外，使本国劳动者转型为信息处理者，使国家成为传播“病毒”的市场，美国尤其如此。

据美国劳工部报告，2006年大约有583 000人从事广告、市场营销、促销、公共关系和销售管理的工作（美国劳工部，2007)。公共关系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这个统计数字是被大大低估了的（Falconi，2006）。不管怎样，这些只是实际从事营销工作人数的一小部分。本来还应包括售货员、销售和客户服务代理、网上销售者、游说者、撰稿人、平面图形设计者、商业画画家、从事广告制作的天才及其团队、复制者、广告策略家、橱窗展示设计者以及在工作生涯的某一部分涉及商品、服务、形象、为私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牵线搭桥的大批人员。根据《公关周刊》（PR Week ）的调查，在2009年年初，67%的公关人员为公关公司或大企业工作，其余的为自由职业者(8%）或为非营利性机构（8%）、教育机构（5%）和政府（3%）服务（Zerillo，2009）。

2003年，一份援引美国劳工部统计报告的研究通过计算得出，仅在销售岗位上工作的人数就超过1 500万（Lambert，2003，8）。全球的企业赞助活动金额在2003年的前9个月内就达1 224亿美元。从商场到中学体育馆，尤其是对于缺乏现金的公共机构，赞助活动爆炸般地兴起；其中60.8%来自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11.3%来自英国，8.4%来自意大利，4.1%来自法国（Lewis，2004）。

从1982~2007年的25年中，美国的广告费用一直稳定在GDP的2.0%~2.5%。2006年，美国的广告花费超过1 550亿美元，接近埃及（有8 000多万人口）的GDP。这还不包括用于研究顾客、设计、包装、展览、公关和营销的大量开支。美国的文化以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文化，卷入了形象制造活动的大潮中。媒体老板们不需要广告业者告诉他们为激励消费者生活欲望而制作的广告内容。在美国，许多领先的药品公司的营销开支多于科研费用。媒体（几乎100%的电视媒体）收入的最大来源是播放刺激消费者消费的广告信息。培育批判意识会打击消费情绪，妨碍媒体业的主要业务——把观众引向广告。

促销型文化

在私人企业的商业领域，现代宣传技巧已得到很大提高。在一个被深度调查的社会里，美国的公司从泛滥的国民消费者数据库中取得信息，从而把它们的力量更多地聚焦于商品和品牌的销售，而不是生产商品。现在，在公共领域，国家的许多功能——从生产公共信息产品、提供雇佣兵出国到组织政治竞选活动——已承包给私有企业。这个商业世界已远远超越直接影响政府事务，如果还不是管理政府事务。一些公司，如Acxikom公司 [1] ，专门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及消费习惯做强化性调查和分析 2 ，然后把结果卖给商贩们和政治竞选顾问们，后者再把利益明确的定制邮件直接寄给它们的候选人客户的未来选民们。

公共关系领域的一位早期领袖——爱德华·贝奈斯写过一本在1928年出版的书《宣传》（Propaganda ）。在该书中他以下述前提为开端：“有意识和有组织地操纵群众的习惯和观点，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那些操纵这个看不见的社会机制的人们构成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它拥有我们国家的真正的统治权。”（Bernays，2005，37）正如贝奈斯所论述的，宣传服务于使“群众”[或者如他那个时期一位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 [2] （Walter Lippmann）所谓的“困惑的群盲” 3 ]懂得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免得反复出现极端异议或国民诉求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3] 。

通过系统性的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统治得到极大地巩固。现在，它们依靠数字化的信息技术和媒体提供无休止的商品文化和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区性电视台，“吸引和拿下观众”的新闻报道几乎总是以凶杀、车祸或火灾的故事开场，还包括许多广告。这个国家一些主要的电视顾问公司，如Frank Magid Associates公司 [4] ，与广告利益紧密相关，它们建议地区性电视台采用这种模式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赢得较高的收视率，从而把新闻变成一种娱乐形式。

不仅如此，暴力罪行故事的电视制作特别便宜，因为当地警署的公关部门乐于提供数据并接受采访，这可以从理念上支持警务工作，获取公共资金。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高的收视率排名受广告刊登者们的欢迎，电视台的几乎全部收入都是靠他们。暴行、火灾和其他基于恐怖的报道所引起的忧虑还与消费及习惯性再消费有关。在新闻报道中，市场是首要的，而恐怖恰恰是热销货。其实，你可以认为，在集权制国家你寻求的是媒体的自由，而在半民主国家，摆脱宣传是为了向主流媒体索取自由（Ragnedda，2005）。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内一，切文化形式都取决于开支额度和商品化。狂野歌手鲍勃·迪兰（Bob Dylan）的抒情歌曲《随风吹进》被出租给一家英国超市用于广告宣传。他的《永远年轻》被用于代表百事可乐在第43届美式足球超级碗大赛上演唱。艺术作品与伏特加广告相结合。所有那些曾被明确认为是文化王国一部分的艺术领域，现在成了消费者利益和品牌标记安营扎寨的开放地带为多家公司以及它们的产品建立品牌和市场的一。家美国公司给自己起名为“宣传”，它的名字上有注册商标。

信息化经济愈来愈立足于出售象征性产品（形象、数据、虚拟游戏、媒介及其他非物质商品)，它更多地强调把消费者利益作为超越一切的“宗教”。最流行的消费品（衣服、鞋、玩具、电脑、电话、电视机、硬件和其他物品）是在海外生产的，而国内产业则专注于广告和营销活动。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岗位从占总数的1/3多下降到只稍多于1/10，而服务业上升到约80%（Hegenbaugh，2002）。最大的结构变化是美国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已演变成为市场营销型（促销型）经济和文化的聚集地。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

促销式文化的成长主要来自把市场放在首位（劳动在末位）的新自由主义 [5] 。大众文化充满了厌恶风险的事例及廉价的媒体产品，包括单调乏味而又反复的“电视真人秀”模式。这种模式欺骗性地使剧情与它暗示的自然性及实际生活无关，因为与许多传统节目一样，真人秀是通过选角、导演、剪辑及恣意修改而制作出来的，旨在从非职业演员们假扮的世仇和浪漫情景中唤起紧张、极端的激情、对抗和适者生存感。比如，美国野蛮摔跤手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脱口秀，其思路是在轻信的、无聊的、男性荷尔蒙过高的或者冷漠的观众中激起非理性反应，并把虚假的冲突或爱情奇事卖给观众，这反过来又使广告商获益。首要的“现实”是，摄影棚雇来制作节目的“天才”及其团队一般没有工会的补助，也没有工资和福利保障（Poniewozik，2006）。

新自由主义对政府管制的侵蚀已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促销内容。取消当初旨在保护公民的促销限制，实际上使大公司有权去销售有潜在危险的产品，例如直接针对成人和儿童的药品广告在表面上不涉及危害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风险。“奥博斯可溶解的香烟”被设计得看起来像薄荷糖以吸引儿童，“骆驼牌”香烟也被设计得具有类似的群体吸引力，直到雷诺烟草公司在1997年同意停止其广告。

公司广播质量的沦落还明显地体现在播放半色情的性广告：从“姑娘们撒野”到色情电话交谈的广告，以及无处不在的男性壮阳药。普通网页被加入煽情广告，显示妙龄女郎摆出挑逗姿势。媒体还利用广播煽动名人界的淫秽兴趣，从而在观众中培植既无创造性又无生产性的偷窥兴趣。这些倾向的共同根源是媒体生产者们需要制作能吸引观众的节目，以满足他们的财务和广告支持者的需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专注于管制“脏话”以实现对广播的监督管理。国会显然不愿得罪强有力的大公司赞助者们，或者不愿制定使广播为广大公众利益服务的法案。

许多商业化媒体的语言是粗鲁的，甚至在通过印刷品和名义上公用的电磁波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例如，体育场上挂着公司的标牌。都市交通管理局出售早已建成的地铁站和电车站的冠名权，例如，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老“大西洋大道—太平洋街”站被更名为新“巴克莱（公司)”站。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一位妇女，把她的头发剃光，作为所谓的“头盖骨广告板”，印上一个商业刺青（Newman，2009）。这种“超商品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日益增多的产品广告植入和插播有偏见的收费广告（即在新闻或公共事务节目中销售网络或母公司的资产)。比如，思科系统公司有一份很长的媒体直销清单，其中隐蔽地编入了产品的外表，它甚至付钱修改广播稿，以展示它的产品线。它的媒体直销包括：《思科系统国际公司：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4小时》（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英雄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你、我和杜普瑞》 [6] （法国的跨国传媒集团——维旺迪环球公司）以及《我是传奇》（美国时代华纳/华纳广播公司）。在《24小时》节目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思科远距参与”（远距离视频会议）的字样被显示为一个充满屏幕的近景(Clifford，2008，C1）。使媒体批评家们产生警觉的是电视业投降于广告业的贪婪要求；作为传播有益于公众的，无偏向的信息、文化和思想的媒介（即使是有限的媒介）的电视湮灭了。

随着对全球市场垄断性整合限制的减少，还出现了更多利用观众作为生产信息化商品和宣传活动的推动力。商贩、信贷公司、各种民意测验组织（它们源于市场研究）及利益相关者针对社会经济团体和个人进行的广泛调查显示出他们的个人嗜好、生活方式和物质偏爱。大卫·里昂 [7] （David Lyon）认为：“趋势是一对一的销售和个性化方法，如忠诚‘俱乐部’、公司和银行的联名信用卡、简练的署名广告材料以及印在发货单上针对每个消费者的购买习惯而定制的广告。”（Lyon，2001，43）在市场经济中，消费实际上成为一种劳动方式，因为对于确定商品意图和处理销售来说，自愿提供的或被暗中收集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劳动被定义为创造价值，因此提供自身信息的消费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是被无偿雇用的劳动者。借助于对观众进行的非正式的人对人推销，产业界还把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商品化为一种资产，从而获利（Jhally，1987）。除了利用“看电视就是劳动”外，公司还根据消费者的信用卡和互联网使用记录、就业记录、医疗记录和其他记录，以及各种调查收集的信息建成数据库，用以做出生产、设计和销售的决策。一位作者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 ）中的研究指出，在现代经济中，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盗用“无偿的非常规劳动作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以进行超级剥削”，这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性”(Fuchs，无日期）。提供自身个人信息以及现在和过去积累的知识（“死劳动”）的劳动大众构成了无偿的、商品化的劳动界。消费者的信息就这样被资本家用作生产力。

现在不只是构建“后工业化”时代，目前的经济环境是一种超工业主义，即在所谓的信息社会中，工厂生活的团队化被扩展到服务业，从而导致无所不包的调查和更广泛的消费组织。1962年，马里奥·特伦蒂 [8] （Mario Tronti）预料，将会出现一个“整个社会成为一条生产链……能承担一个工厂功能”的时代（引自Cleaver，1972，137，n.13）这个转变包括：国际分工使物质生产分散化，“品牌名称、产品定位、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被保持在公司内部，而制造、后勤、物流配送及大部分辅助功能被外包出去”（Sturgeon，1997，14）。现在，获取信息并把它加工成象征性的劝说形式，已经比过去要容易得多；人们很容易把信息定期转变为灵活而可控的宣传 4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不再是一个偶然的实践，它居于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地位，把信息数据变成各种形式的商品和资本。

新自由主义从头到尾都是关于通过网络化的资本中心和资金流动产生财富的供应学派说教，它推翻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国家“新政”。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商品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合流在“后福特主义” [9] （灵活的、无疆界的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中变得成熟。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管理被改革和私有化，并溶入一个促销主义的、打品牌的、迅速周转的和某些有钱人付得起的、强化的消费主义系统。政府的大多数服务被外包给私营机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丹尼尔·兹威德林（Daniel Zwerdling）说，仅在2001~2007年，小布什政府把22 000亿美元的政府服务外包给私营承包商，其中大部分服务通过有限竞争或者无竞争的招标形式被外包出去，导致美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量浪费和腐败（引自Hall，2008)。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电视台编造出新的广播标准，并经常利用名人和所谓的“专家”提供关于商品的“新闻”，即信息化商品广告。事实上，如2003年《毒污泥对您有好处》的纪录片（也可参考1995年出版的同名书）所揭露的，印刷品和新闻广播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公关公司，它们把记者变成从事宣传国家和商品的工具。在许多地区性电视台，由商业部门为播音员选定报道题材和事件（这往往与电视台赞助者直接有关）已成为标准的常规。这种基因被改造的新闻行业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播音室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信息与宣传的合流：“信宣”。这个词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非社论版评论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用于指责小布什政府玩弄新闻的方法（例如，在2003年侵入伊拉克时，刊登了一张他在一艘美国战舰上宣布“任务完成”的照片)。“信宣”这个词首次被用于描述在1990~1991年波斯湾的冲突期间（老布什时期）军方提供给记者的用于报导那次入侵事件的报告和片断。这是政府控制印刷品和广播以接触公众的方法（Nunberg，2004）。军方的“战略性通讯”与民事部门的“公共外交”相对应。两者都包括使用中央管理的、起工具作用的、针对观众的通讯（即宣传)。战略性通讯现在也被商务企业采用，即通过许多传播渠道（公关、广告、市场营销、廉价销售及其他形式的促销）来塑造形象。

在“福特主义”时代（有管制的资本主义、中央管理、大批量生产、强大的工会、国家福利)，其信条是要求发达国家的职工工资足以维持基本舒适的生活；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分别位于两地的产品生产和产品促销依靠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联结在一起，这使得“福特主义”时代的信条在主要的消费国家被湮灭，并通过对欲望的引导使职工适应借债购买商品的社会生活。借助于压缩时间和空间，并废除因历史、文化或过去的政治实践而施加的限制，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使高贵阶级能控制一个“不承认其他政治有同等合法地位”的世界（Hendrik Sprut in Pieters，2004，121）。西方的消费越来越依靠从被迁往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取得补贴，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这导致国际分工新的（虽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地理分布及核心发达国家的职工越来越不稳定（高度无保障的工作岗位)。

由于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金融和信贷驱动服务和高消费的经济体，所以它的商品活动要求更巧妙的销售、市场营销、广告和其他形式的促销活动。的确，在商人之间，“感知就是现实”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话，可以解读为塑造形象是销售商品和欺骗顾客所必需的。在美国，几乎每一项正式活动，从医疗到高等教育，再到经营二手车买卖，都被归结为商业化逻辑。在美国，保持权力是以“自由市场”信念的培育、不断创新的市场营销和耍手腕、大量军费开支和军火销售为前提的。促销总是被摆在个人和公共政策的首位。小布什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前汽车行业的游说者）指出，把2002年9月作为进攻伊拉克的公关活动起点的理由是：“从市场营销的观点看，你不会在8月份推出新产品。”(Pieters，2004，123、128）

理解宣传

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 [10] （Jacques Ellul，1912—1994）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他指出，现代的宣传不是服务于互不相关的强力利益集团之间的简单交流，而是具有植根于整个技术社会的、更广泛的特征 5 。他认为，主流媒体通过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价值观做政治和商业的鼓吹而塑造现代的信息环境。他注意到，宣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鼓动人民去行动，还在于增强人民在自身社会活动中的凝聚力（Kellen，1965，vi）。埃吕尔思想中受基督教道德观引导的一个局限性是，他把技术当作服务于权力集团的利益并使世界腐败的独立力量。在提出该理论时，他忽略了技术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必要性，以及竞争会使个人和团体调整这些技术的设计和使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对于技术的社会学及理解技术与权力集团的关系来说，埃吕尔的思想是一个重要且关键的贡献。

埃吕尔可能会对当今时代更加感到气馁，因为现在的宣传模式比他那时更加具有全局性的根源，我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改革。受到国家积极支持的跨国公司把大部分制造业移往海外而使国内非工业化，同时把金融、创新性产业以及为生产者服务的产业（包括广告、营销、公关、民意测验以及其他信息管理活动）保留在公司总部所在的市场。现在，这些游说技术和技巧已成为全球宣传网络的一部分，它们更完全地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且更依赖广大公众对商业、金融和产业市场及技术创新的支持。这确实是引人入胜的神话之一：一个独立的上层阶级和“自由市场”引导了美国的物质发展，而实际上美国经济系统的崛起立足于资本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法治的深厚联盟和互相加强。

对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最有洞察力的分析之一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亚历克斯·凯瑞 [11] （Alex Carey）的研究。在他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中，凯瑞展示了为了“把危险赶出民主”，公司资本主义是如何管理宣传系统的。他指出，民主被公司控制的政治规则所俘虏，不容许公众监管公司掌控市场、垄断行为和制定日程的特权。为此，需要控制关键的信息传播工具——主流媒体、社会科学和说服公众的其他渠道，并开展公关活动以帮助公司资本主义摆脱其正在扩展的风险和公众对其权力集中的愤怒。在20世纪50年代末，宣传已不仅是产业界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产业。广告和公关已经渗透到美国的每个家庭，它把公众从察觉公司权力集中的现实转变到认为这不是阴谋而是内在的必要（Carey，1995）。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的精英们把大量的资本移往海外。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最大的权力。为了保护它们的利益，一些最严酷镇压体制的行为往往被西方及其附庸所忽视。20世纪最恶劣的例子包括：联合碳化物公司在70年代成功地使国会不理会联合国领导的制裁罗德西亚的少数白种人政府；美国公司在30年代和40年代与纳粹德国的合作；70年代和80年代初，国家和资本合作支持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军人政府（Rieffer and Mercer，2005，390）。在这张清单中，还可以加入以下事例：为石油和军工产业而支持沙特政体；为咖啡贸易而支持拉美政体；为销售武器而支持埃及和巴基斯坦政体；为农产品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以保卫和平的名义把大量武器转让给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昂的军费开支要求“军转民”，美国未受损的工业基础在世界市场上无竞争对手，巨大的消费者需求，较强的商会组织，政府赞助企业发展，90%以上家庭拥有广告支持的电视，这些都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爆发。在20世纪50年代末，消费主义在美国已成为压倒性“宗教”。囊括一切的两个政党正在导演着物欲主义者们的狂欢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神话的“美国梦”。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结构有一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明显转变：政府开始放松管制并更新数字化的生产系统。从那时开始，调查、存储、处理、综合和发送那些提供给居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有了巨大扩张。对促销服务的需求使宣传成为内在必要，宣传业被用于刺激和适应公众的口味、文化态度、价值观以及在政治领域管理“民意” 6 。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把第三产业技术以及与其有关的组织结构视为新“发展模式”的方向。这种发展模式与新的信息工作者阶层一起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中运作。生产技术的核心是数字化通信，它的主要作用是开发和提供各种形式的、可销售的信息和信息商品。反过来，有说服力地利用形象化产品出售思想和意识形态——从物品的消费到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消费——是这种发展和生产模式的逻辑结果。在形象化产品的数字化生产时代，知识的主要用途在于知识本身（Wayne，2003，44）。在新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在更大的国际分工中变形，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外，还包括商家与消费者（商品化的公民）之间的价值创造联盟，这使得商品的社会生产本质更加神秘。

丹尼尔·贝尔 [12] （Daniel Bell）在他的“信息社会”概念中把信息想象为中性的。这个概念在消费主义以及与其同源的促销主义以作为生活方式已达到极高程度的世界上难以成立。在消费者经济中，经过处理的数据不只是具有信息性质的数据或被设计成公共用品（例如，批判性的历史教学)。这些数据还主要被用于促销，包括控制舆论以否定一般性“常识”的价值。在历史上，一般性“常识”出现在公众交谈、辩论及对问题的必要性和意义达成一致意见的场合（公众场合)。

在这个新政治经济的技术和公共机构环境中，塑造形象以及使用形象化语言和策略以达成一致意见通常可以超越政治和商业界限。卡斯特尔斯所谓的信息型发展模式不仅适用于商业，而且在选择政治代表人物和领袖的系统中都是最重要的发展模式。让·鲍德里拉德 [13] （Jean Baudrillard）认为，“宣传成为推销和贩卖政治人物和党派的思想力量及其‘商标形象’的一种手段……这个趋同表示一个社会——我们的社会——不再有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因为同一种语言完全统治着两者。”（Baudrillard，1994，88）

借助于以各种形式呈现的数字化通信，消费的激情不断扩散和高涨（Migone，2007），公共领域开始变形。新媒体利用原始数据、处理过的信息、商标、思想、象征、形象、货币、金融文件和调查研究来加速生产出形象化的政治、金融和商业世界。随着公众领域斡旋能力和行为规范的衰退，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日益依赖宣传。这是新自由主义加速把世界整合为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空间”而导致的逻辑结果（Castells，1996）。多年来，公司广告简直是畅通无阻地为美国的成年人和青年人打上了消费的烙印。在公共事务领域，美国新闻一半以上的信息隐蔽地来自公关公司。这个“公关国家”，如一位观察家所称呼的，建立在广告和政治推销的基础上，由此掀起了商品和政治消费的激情状态（Young，2004）。

“宣传”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宣传”通常被理解为以语言、文字或者其他音频或视频的方式发送代表权力集团旨意的信息，它不仅能把信息简单地告诉接收者，而且能以不批评其信念的主从关系将信息强加于接收者。宣传可能立足于虚假或误导的信息，或者可能含有确切的信息，或者两者皆有。宣传的要点不一定是欺骗，也可能是有助于接收者认同或识别发出该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实际政策后果。汉娜·阿伦特 [14] （Hannah Arendt）认为，宣传者们把政治看作公共关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公共关系中，国民被降格为听众（Arendt，1972，11）。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雷迪曾写道：

当这些思想和技术方法被聚焦于“出售思想”时，其单纯的结果可归结为利用精心策划的教条式诠释强行说服那些有潜在转化可能的社会各阶层，他们最容易被言语清楚明白但意识形态模棱两可的发言人（为特别受益于保持现状的权贵们代言）以最低的人均价格收买以维持现状。（Brady，1943，292）

现状是指大部分没有直接串通共谋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协调动作，通过积累财富、鼓动公众舆论（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制造民意”)及必要时使用国家专政和暴力来保持控制权。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国家经济危机而引进的新自由主义通过侵蚀给予劳动人民的保护而把福利国家的设想一扫而光。为了进一步推广全球资本主义以及为达到此目标所需的统治原则，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大范围地重新分配财富时要求更高档次的说服和思想转向。卡斯特尔斯和卡诺伊 [15] （Carnoy）把这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网络国家”：

跨国机构和超国家机构在全球推行积累和掌控财富。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复制性主要由地区和当地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予以保证。21世纪，国家的新边界似乎是利用非中心化和国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而取得合法性。（Carnoy and Castells，2001，14、16）

通常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使国家的作用萎缩，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乌尔里希·勃兰特 [16] （Ulrich Brand，2005）注意到，国家并非将一切功能都转交给私营机构。例如，保留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虽然美国在使用武力时会选择把它的许多军事任务分包给私营公司，例如在伊拉克从事暗杀和情报活动的黑水公司 [17] ，但它仍将军事力量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高度流动的跨国资本需要更明确地定义国家的功能，表面上国家解脱了自己的社会福利责任，并转交给私营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给予公司的补贴和减免税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每年3 000亿美元，包括纳税人（即国家）资助公司产品在海外做广告，例如，品食乐甜面包、新奇士橙汁、麦当劳的麦克鸡块（Derber，1998，66、157）。在2008~2009年，联邦政府花费2 800亿美元救助花旗银行、用1 422亿美元救助美国银行、用250亿美元支持汽车产业、用1 80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保险公司、用300亿美元救助贝尔斯登国际投资银行、用4 000亿美元救助联邦特许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ProPublica，2009）。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于为资本扩张确保无束缚的机会和稳定的环境，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府的描述：“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的宣传活动已被逐渐纳入私营机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各级政府曾是宣传鼓动的共同对象。今天，公司已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它们。”而且，宣传越来越走向全球。“全球自由市场的巨大活力被认为是给正宗文化喷砂和使传统权力结构瓦解。”（O’Shaughnessy，2004，146~147）的确，西方大众文化的自由流动与当地各种混合杂交语言一起，把商品文化更牢固地植入本地语言，这侵袭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地区，并使其向西方式的政治拉票和商业促销式的选举技巧转变。

在资本主义之前，“宣传”（propagnada）在历史上与拉丁语“传播”（propagate）有关，指的是在中世纪传播基督教信念。但是长期以来，它被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用于支持它们的物欲主义目标：普遍赞同国家的行为或促进消费。有效的促销与出售思想、形象的力度和能力以及当地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都很有关系。正如一份加拿大的商业杂志所言：“政客们已成为卖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就像一箱肥皂、一罐汤或一盒玉米片需要营销策略、促销活动和大量的手腕，以抓住重要的市场份额。”（Posner，1992）在政治上，当年还是伊利诺伊州美国国会参议员的贝拉克·奥巴马在200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有些人——那些奉行政治‘怎么干都行’的耍手腕大师们和负面广告贩们——正准备分裂我们。”（《华盛顿邮报》，2004）

刊登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一些常见的媒体活动，如利用产品评价和花钱使广播偏向自己等形式实施的商业化宣传，正在加剧公共文化的商品化 7 。商业宣传的盛行给政治领域设立了一个标准，如果现在商业和政治还能有所区分。正如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所言，与专制独裁制度相比，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多的必要理由在公众信息中使用宣传手段。事实上，宣传在企业化治理的民主国家比在独裁国家更普遍（和巧妙)，正是因为前者更依赖公众授权的神话（Chomsky and Mermet，2007）。在一个像美国那样分成很多阶层的社会（事实上，美国是所有先进工业国家中阶级分化最明显的一个）需要更有力地促销民主的神话。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宣传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公共外交 8 、刊登广告及其他塑造公众意见的工具。在像美国这样限制用暴力（虽然据报道，它有大量的警察粗暴行为，特别是对待有色人种）控制公众的国家内，宣传的首要用途是转移公众对不平等和社会现实不公的注意力及组织精彩的公共情景。在国家和企业的头面人物感到不得不回应公众对权力的集中和运用的不满态度时，他们的公关代理们搭起征求“公众意见”的舞台，作为描述既得利益集团赞同公民们批评性审查的一个方法，同时展示善意并制造民意一致（Habermas，1991，193~195）。乔姆斯基认为，在半民主国家内，宣传的用途是培育精英政府播种的“必要的幻想”，以保持对社会秩序的控制。2/3的竞选资金被用于在约两年多的竞选期内电视以无休止的音像宣传和攻击性广告来冲击未来选民的情感（Young，2004，169），这种竞选过程是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见Sussman，2005)。美国竞选活动的内在特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的达尔文主义：赢者通吃的胜利者是最后一个还站立着的候选人——归根结底依靠那些把她/他送到终点线的精英力量才能站立的人，而选民们则输掉国民身份的一切外貌 9 。

即使没有民主意义上的民意一致，多数人也可能会同意，民主的最低门槛应包括定期选举、全民公投以及全体公民的选举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哪儿有选举哪儿就有民主，甚至严厉镇压的政体也利用选举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的工具。在财富高度集中的地方，如美国，民主的发展是受严格约束的 10 ，这使得更多地说服公众或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成为必要，以维持占支配地位的统治神话。对于美国而言，在它谋求改变其统治制度的国家，把选举搬上舞台，成为它干涉的切入点，以及它使用高级宣传技巧（市场营销、刊登广告、公共关系、打出品牌及诸如此类）在形象驱动的政治竞选运动中占上风的机会。一位学者指出，“把‘民主’局限地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机制（选举)，使这个概念缺乏关于公共事务的任何政策效果和持续考虑。”（Lane，2009，116）

在多数情况下，选举提供的只是精英们的轮换，而不是革命性转变和公众授权，甚至不是较大改革。选举允许“出局者”在某个不太久的未来重获权力。一旦选举结束，迫使进行选举的政治反抗者们倾向于快速地使民众在任何实际的权力分享中靠边站。在缺乏民众积极参政、认真考虑政治结构以及缺乏活跃的社会运动的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大体上只是象征性地创建或维持国家的组织结构。主流媒体把选举当作戏剧：“政治新闻鼓励人们聚焦于把领袖、敌人和问题当作希望和恐怖的来源”（Edelman，1988，120），而把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隐藏在它们播放的政治演讲背后。

政治的职业化

在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框架内出现了政治职业化趋势，它主要是用公司法人型政治取代业余型（公民）政治，旨在促进公司顾问、民意测验者、公关专家、撰稿人、游说者（他们把政治竞选当作“淡季的”工作）及他们的客户与政党及候选人之间的联系。公关专家被雇佣为政府的创意（往往由保守的国家级利益集团或党内高官提出）组织宣传活动，并吸干公共部门和工会的资源以削弱它们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能力。而容易掀起投票积极性的一些小州，如俄勒冈州，常常被用作反对增税、文化论争和产权组织的公关试验场（Galizio，2009）。由于选民团和党派政治变成了由顾问牵头的品牌树立和进行宣传的活动，公民们被剥夺了对民主自主思考的权利，被迫成为收看政治形象、各种招牌和花言巧语的观众（Barber，2007，205），这些都可以用不断回收再多次返销的模式录制成失去原始意义和内容的“无休止反复的演讲”（Wernick，1991，151）。

虽然自2009年以来互联网成为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它对公民政治教育的影响仍然大大落后于电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互联网的存在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多数国民获得政治信息的习惯。当然，对于那些倾向于寻找不同政治分析的积极投票者们，互联网是很有潜力的辅助工具。主流媒体和党派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在线形式[麦凯恩-法因戈尔德（McCain-Feingold）的竞选捐款和开支法案取消了对互联网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改用新方法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异议。现在还看不出较大的社会性机构——学校、主流媒体、教堂、政府——正在把人们引向对政治做关键性的民主分析。的确，对于监测选民并使他们成为高度误导的宣传活动的目标来说，互联网是越来越有效的工具，这在2009年关于国家卫生保健问题的争论中很明显。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的许多热情支持者（与过去的选举相比，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现在质疑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说辞（例如，“改革，我们可以相信！”)是否更像是选举时的宣传而已。

国内政治 11 的政治化妆技巧看起来很成功，从而激励政府把它移植到外交政策上，而且往往是依靠同一批人完成他们的促销目标（Sussman，2005）。当今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全球化和企业法人型特征被更加完整地植入到“公共外交”领域。外交官的任命及在海外做私人的选举顾问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目标融合在一起，成为政治资本。美国的外交官不像是公共部门的雇员而更像是企业界的代理人，他们完全打破了外交与公关之间的（传统）区别。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前主任恰当地描述了外交官现在的职责：“工作范围？大脑。交易物？思想。市场定位？全球。外交官？既是政治积极分子，又是游说者，抑或是熟悉街头民情的政策商人。”（Focus，2006，22）

选举，类似于战争，是检验武器（大规模游说或大规模毁灭）效力的最佳方法。受公司影响的美国政治营销和宣传技巧正在快速地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以美国为榜样，政治活动不再是公开辩论和争夺资源的分配，而是职业化的营销，公众在其中被训练成观众和选民，并通过几乎全是精英的公民社会组织让当地的地理和文化知识让位于“专家们”使用的技术管理方法（Jenkins，2005，615~616）。例如，在2006年的荷兰大选中，荷兰耍政治手腕的专家雅克·德·胡里斯 [18] （Jack de Vries）采用了2004年美国大选中小布什以“反复无常”为主题对付约翰·克里 [19] （John Kerry）的方法来对付竞选首相的反对党候选人沃特·博斯 [20] （Wouter Bos）。英国的顾问们观看了美国选举，并深受影响，采用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化妆大师”。贝拉克·奥巴马被国内的主要广告刊物《广告时代》选为“2008年度营销大师”，打败了苹果电脑（Creamer，2008），这表现出了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

受过商业化训练的顾问们被招进政治领域，把他们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促销的本领转化为新的选举技巧，发展了模拟竞选的管理方法，包括民意测验、政治化妆、形象管理、媒体广告和对立面研究。在无选举的“淡季”，顾问们服务于商业和私人利益集团。在选举的“旺季”，他们“把自己的设想、意见和策略”带上政治舞台。电视和电台的付费政治广告平均占顾问公司收入的42%。它们为政治集团服务的最大收入来自电视广告，它们收取高额佣金，通常是15%（Grossmann，2009）。

主流新闻的经销店经常求助于党派中耍政治手腕的专家以权威身份提供党派味道极强的攻击性媒体评论，这就像是把任何客观信念抛进职业新闻的垃圾箱。在政治上，宣传的使用及其加速的职业化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解除管制的教义及“把信息交流中的革命套上笼头”有关（Osgood，2001）。对于国会议员们来说，他们当选后首先雇用的是民意测验者、媒体顾问和资金筹措者，这反映出在为竞选塑造形象的专家、主流媒体、企业赞助者及政客之间有共生的利益和协调。这些顾问内部的民意测验认为，竞选取胜的最重要条件是正确了解实情，而政治性广告，特别是电视上播出的广告，则是操纵公众态度的战斗第一线 12 （Kinsey，1999，116~118）。民意测验不仅是听取选民意见，而且是检验政治说教的说服力。政客们的主要准则是获得多数选票，而“顾问们的主要准则是使他们的雇主为竞选支付大量金钱，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使竞选期更漫长（Grossmann，2009）。在无选举年，许多顾问为利益集团做立法斗争或者在海外政治运动中从事政治促销工作（Sussman，2005，第五章）。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私营顾问业（Grossmann，2009）成为将公司的商业文化与政治性话语整合在一起的载体，它专注于谁是领先的而不是正在生产什么，类似于公司的季度收入报告。借助数字化的存储、制作和发送能力以及广泛的远距离信息传输系统等技术，顾问们的说服能力大大提高了。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一样，拥有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化妆大师：如福克斯新闻网的卡尔·罗夫 [21] （Karl Rove）、安·考尔特 [22] （Ann Coulter）、比尔·贝内特 [23] （Bill Bennett）等一批权威和右翼电台辛迪加联盟的许多节目协调播出一股思想意识潮流；而阿里安娜·赫芬顿 [24] （Arianna Huffington）、保罗·贝格拉 [25] （Paul Begala）、詹姆士·卡维尔 [26] （James Carville）和美国航空公司的电台则成为左翼新自由主义博客领域的名义领袖。左翼的代表微不足道[艾米·古德曼 [27] （Amy Goodman）是最好的例子]。作为党派的应声虫，专家们的生涯来自使政治耸人听闻或降低到无足轻重的乏味水平——虽然有时涉及实质性问题，但通常有“真人秀”的浅薄性和操控观众性。主流媒体与顾问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因为付费广告是前者的大部分流水收入。近年来，针对事件的新闻报道持续下降，而政治广告费却在快速上升——总体上，这是由公众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开销。

除了广播中的政治广告和专家论述，政治促销还被植入商业电台和电视的各种党派性强的“新闻”中：各种设计巧妙的传单、小册子、海报、直接邮寄品、电视推销、网址、博客和推特、对立面研究、民意测验和焦点问题座谈（为向公众演说和其他宣传直销而设计的)；有些国家有文字信息传送（短信服务）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分布式通信手段。在商品文化方面与美国最像的是英国，它居第二位。像美国所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形象塑造者”和“政治化妆师”，现在也成为英国流行的选举词汇的一部分（Wring，1999，45）。现在，习以为常的竞选舞台被精心布置成为演出个性化戏剧（个人之间的竞赛）的舞台，而不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机构为控制政策和行政权而争斗的舞台。电视摄像机的凝视掩盖了摄像机内发生的事情。

政治职业化与政治过程的技术化相关联：技术化把政治交锋从有机的社区、街道和广场导向的事件和社会运动变为类似舞台制作的事件，比如，预制的在专门场合演说的台词（台词被象征性地创作)、昂贵而又奢华的选举场面、为听话的媒体制作的每日简报以及某些国家被职业化组织的公众“抗议”。这样的政治手段把公众降格为政治观众和“消费者”，限制公众真正、积极地参与政治，从而使精英和公司对政策和行政过程的控制得以巩固，而有组织的财富集团则像做生意要支付成本那样愿意为此付钱。即使奥巴马的竞选有比较活跃的公众参与，但当他掌权后（至少到2009年年底）也没有兑现所承诺的主要改革（卫生保健、教育、住房、能源、环境)。职业化管理和公司法人控制政治的系统显示出它在回避淡漠的美国公众方面做得很好，这使得欧洲（东欧和西欧）的精英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产业—媒体混合体。

国内政策的宣传

自拉什·林博 [28] （Rush Limbaugh）在20世纪90年代初利用电台辛迪加联盟的脱口秀栏目赢得大量的国内追随者以来，利用大众媒体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已经变得很普遍。最早的电台播音之一是亲法西斯的天主教牧师查理·库林 [29] （Charles Coughlin），虽然他最终名誉扫地，但他有几百万的听众。对于他公共说教的品牌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致命的打击，但这不是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的末日。在2008年大选之后，为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专家们聚集到下一个最佳的“打手讲坛”——电台脱口秀。共和党在那年的总统和国会竞选中惨败的结果使林博成为那个党派实际上的思想意识领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头目甚至认为必须为自己在挑战现状时一时失检而向这位电台评论员道歉（Nagourney，2009）。

大选后一个月，共和党的竞选专家弗莱德·汤姆逊 [30] （Fred Thompson）和迈克尔·赫卡比 [31] （Mike Huckabee）接受了电台辛迪加联盟脱口秀主持人的职务。臭名昭著的脱口秀主持人杰里·斯普林格曾是辛辛那提市市长。纽约当地的电台主持人爱德华·科克（Ed Koch）曾是纽约市市长。其他人还包括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莫（Mario Cuomo）、前圣迭戈市市长罗杰·希契科克（Rogerr Hedgecock）、前美国国会众议员罗伯特·道南 [32] （Robert Dornan）、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 [33] （Douglas Wilder）及竞选过参议员的奥利弗·诺斯 [34] （Oliver North）。曾成功利用自己职业摔跤手声誉赢得明尼苏达州州长职位的杰西·温杜拉（Jesse Ventura），后来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有了自己的政治评论节目。

据说萨拉·佩林 [35] （Sarah Palin）在竞选副总统失败后，也曾考虑过做电视或电台的脱口秀节目。福音派教士帕特·罗伯逊 [36] （Pat Robertson）在198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回到他的“700俱乐部”电视台做宗教脱口秀。克里斯丁·维特曼 [37] （Christine Whitman）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在成为新泽西州州长之前曾上过脱口秀节目。罗斯·佩罗 [38] （Ross Perot）在两次竞选总统之间曾做过《拉里·金直播节目》（Larry King Live）的客座主持人。其他许多政治人物、前内阁成员和政府人士、政治顾问和政客助理也曾加入脱口秀主持人的行列（Devis and Owen，1998，56~65）。由政客转变成媒体宣传家的大多数人属于保守派。作为政治促销者，他们加入了美国3万人的政治顾问队伍，他们在2008年享有约70亿美元的营业额（Vujist，2008c）。

拥有高级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不仅必须是政策专家或优秀的演说家，还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总统候选人或国会议员候选人经常出现在夜间电视娱乐节目中。于是，政治就像许多流行文化（包括主流媒体）那样具有了街头小报的性质。美国战争新闻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在一次评论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时说：“把宣传的思想灌输给大多数人的最简便途径是让它通过一个娱乐节目作为媒介进入。”（引自Nunberg，2004）

数据证明了美国促销型文化的强度。美国的广告费占GDP的百分比在全世界排第一位（Wring，1999，43） （参见表1.1中广告费排前10位的公司）。据估计，2007年美国国内广告总费用为2 851亿美元（Elliot，2008），尽管较前一年有所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几乎超过了其他36个国家GDP的总量，包括3个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国家（俄罗斯、波兰、乌克兰)。2005年，美国的经济活动总共花费了25.5万亿美元，其中5.2万亿美元为广告费（国家报业协会，2007)。在2000年，美国有1 600家公司把自己定义为公关公司，有约15万实际工作者的身份是职业公关人员（Campbell，2002，431~432）。

表1.1 2008年美国广告费居前十位的公司

注：数据不包括夹页广告、房屋广告和公共服务广告。

资料来源：TNS媒体情报，2009年

类似地，政治领域也以促销策略为基础。来自广告、营销、游说和民意测验行业的政治竞选经理们把选民当作音频/视频的消费者，而不是有活性的公民。尽管美国民主的质量不高，但民主这个词依然是一个在美国公众中能产生强烈共振的概念，就像它在其他公众中一样。政客们认为必须用民主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政策，但对于大多数人的民主价值观来说这是一种差劲的礼物。在2003年12月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讲话中，小布什总统用了49次民主（单数和复数）这个词（Sorensen，2003）。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民主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分布性的，因为公民们越来越被深刻地按阶级和流动性划分等级。在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中，美国确实是阶级分化最明显的国家。选举本身不能证明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在美国，选举实际上成为精英圈子内部有组织的职业性演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以他们值得付出的价格来购买官员和政策。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人们期待国家把过去的公共任务交给私营部门，从而导致政治商品化。同时，选民们也越来越被商品化，他们的角色是政治的观众和消费者，他们与精英阶层的这种关系使得宣传工作得以展开。“今天，消费主义思想意识的功能已经混淆了消费与公民身份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概念，似乎消费为社会和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Jubas，2007，251）与被盲目崇拜的代议制（它鼓励使错误的民意具有法律效力）相比，实际上的投票不是用选票，而是用钞票。选民们只是在最后确认结果。那时，为整个选举担心的那些人甚至也已被主流媒体加工成为合法的候选人和党派，而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什么根据把这些人和党派与他们本身的内在利益相联系。

为外交政策服务的宣传

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比对国内或地方性事务的理解更容易被国家操纵。我认为，这也许可以用国家骗局的近邻理论予以解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道：“为了进行宣传，在公众与事件之间必须有某种隔断。”（Lippmann，1922，43）这是指，与远处传来的很少有人能直接予以确认的新闻相比，容易被公众得到的近邻的信息更难以被篡改和歪曲。第三世界以及其他较不发达国家（如东欧）的国内冲突是宣传工作的实验室，除了力量不对称和初级资源的诱惑之外，这可能是它们成为美国最经常干涉的目标的重要理由。根据葛兰西主义的观点，在一个被统治的人群内，遵循民意制定政治规范优于强力推行政治规范。美国的政治实践在东欧政客的竞选方式中得到体现（Kiss，2005），这无疑是受到美国政治顾问和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的影响（见第四章)。

小布什政府坚信宣传工作的政治用途，在处理美国与前苏联的盟国关系中，他重新强调有选择地推行“民主”。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中，“促销民主”一词的用途不一定与“民主是密切参与式结构（即大众民主)”的概念相一致。事实上，“促销民主”这个词被解释为主要以思想意识为目的；那些认为长期鄙视宪法原则和宪法保护的小布什政府会领导一个全球民主运动的想法是荒谬的。这样的宣传当然是人所不齿的。利用“民主”这样的流行词汇，其目的是国家利益，比如扩展市场机会、在全世界维持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与美国发起的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重组相比，那些鼓动公民介入政治的建议事实上极其有限。

威廉·罗宾逊注意到，美国政府使用的“民主”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多元政体”。他认为，这是以民主的名义建立和保持精英利益阶层，而其效果是使不平等成为制度（Robinson，1996a，626）。他说，国会在1983年资助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见第二章及下文）正是为了把多元政体引入从前由中央集权制度统治的社会。一旦这种“低度民主国家”引入了多元政体，谁实际行使权力的问题就干脆被忽视了（Robinson，1996a）。

里根政府断定，美国的地位在卡特主政时下降了，应该恢复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并打垮苏维埃国家：“苏联逆历史潮流而行……自由和民主的进军将把马列主义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上。”（里根1982年在英国国会的演说）里根本人曾是媒体界的传奇人物，他支持在国外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见第二章和第三章），包括在外交政策执行者、职业顾问、主流媒体以及与政府唱一个调子的学者之间搞协作，并推行为国家服务的、广泛的“公共外交”活动。

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在1983年，里根吩咐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 [39] （William Casey）发起一个公共外交行动，名为“美国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宣传部”，旨在使国会、新闻界和全体选民追随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外交政策路线。里根的公共外交办公室在1988年被撤销，那时总审计长发现它“介入了被禁止的、旨在使媒体和公众支持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的秘密宣传活动”（Stauber and Rampyon，1995，162、167）。但是，在里根执政期间以及之后的时间里，宣传活动仍在继续。

2005年，美国援救东南亚海啸灾难的行动被政府内部认为不是人道主义的表示，而是一个“成功的公共外交”事例，它被看作是改变美国政府形象的一次外交活动，也就是消除外国对“美国品牌”的普遍负面意见（Fouts，2006，15、17）。由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传媒学院的公共外交中心和皮优研究中心 [40] 赞助的一份2006年的报告把公共外交定义为塑造形象，旨在改善“美国在国外的负面公众形象”。这个任务的关键是，“在进行民意研究时鉴别精英阶层意见的重要性”，把它当作“更广泛的公众意见的晴雨表”。企业界的领袖们被认为是“一群未被充分利用的民意领袖，他们在公共外交行动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Fouts，2006，8、11）。

虽然从事公共外交的人们不一定支持美国的一些军事政策，例如布什政府为对付伊拉克而采取的那些政策，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外对美国的负面评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本质上并不是针对美国公民。这使得“公共外交”这个词变得有点含糊不清，因为在民主国家，公众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国家的。上述南加州大学报告的一位参与者认为，“美国之音、萨瓦广播电台、马蒂广播电台 [41] 、美国情报署的活动以及中情局的某些活动都属于美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国家的宣传机构（Tylor，2006，48）。所以，公共外交是国家的宣传活动，事实上也是国家宣传的最重要形式。

使用“美国的”这个词，例如“美国的公共外交”，通常是指美国的公民和文化，而不是指政府，但却被等同于国家利益和行为。把公共外交说成是“软实力”的象征，可以被理解为攻击性外交政策下的和平主义。里根总统在1993年1月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国家安全决策第77号指令，定名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共外交管理”，其中它确定公共外交是国家宣传的正式工具。

于是，公共外交被认为是“由美国政府为使国家安全目标取得支持而设计的那些活动构成的”。作为新的宣传机构的一部分，美国设立了一个“国际情报委员会”，专门管理对外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援助，“以鼓励与美国的全球（特别是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民主政治组织及其实际活动的成长”。根据里根政府的计划：

这将要求政府与外交政策的其他工作——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紧密合作，还要求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门——劳工界、企业界、大学、慈善界、政党、新闻界——有密切联系，在为对抗极权思想和苏联或苏联代理人采取的侵略性政治行动而制订的计划和战略中，它们在海外正在或者有可能更多地做出类似的努力。（U.S.White House，1983）

根据这个指令，里根政府成立了“公共事务委员会”，接管专注于国际的“真理政策集团计划”（后来并入“民主计划”）的相关业务，它“详细地列出了‘利用来自富人联盟……美国的军火承包商和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支付活动经费的计划”。这个委员会由前美国中情局宣传专家瓦尔特·雷蒙德（Walter Raymond）主管，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美国的民众、媒体和国会为目标，管理国内和国外的‘公共外交’活动”。雷蒙德以他组织中情局针对外国的宣传活动的同样方式管理国内的公共外交（Binion，2001，引自Robert Parry）。里根时代，在《新闻周刊》（News Week ）和美联社工作的一位记者帕里(Parry）发现了“一份1983年5月5日的‘公共外交战略报告’，讨论如何‘纠正’反对里根政府支持尼加拉瓜秘密战争的民意”（Binion，2001，引用帕里的话）。据帕里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确定宣传的‘主题’，选择‘敏感话题’以煽动美国人民，培养可塑造的、愿意合作的记者，恐吓那些不愿跟着走的记者。”（Binion，2001）为了承担这项工作，雷蒙德辞去了在中情局的职务。但是，在中情局受到的心理战训练对于他从事后来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经历（Parry，2004，220、224）。

推销国家

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的宣传活动比过去更加私有化。借用足球教练温斯·伦巴迪（Vince Lombardi）的著名警句：“形象不是一切事——但它是唯一的事。”如今，好形象不只是名人或大企业的信条，而且是整个国家的信条，公关公司为它建立账单与为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泰公司 [42] 建立账单有些不同。韩国有一个关于国家品牌的总统委员会。著名的为国家打品牌的专家沃利·奥林斯（Wally Olins）说：“品牌是宣传……归根结底它就是操纵和诱惑。这就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这就是我们毕生的业务。”（引自Jansen，2008，135）

西蒙·安豪儿特（Simon Anholt）——一位英国杂志的编辑和国际营销顾问——为外国政府提供他所谓的“国家品牌”的索引服务，他将其定义为“把企业营销理论用于国家的业务”（Teslik，2007）。我研究的主要国家（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在安豪儿特2008年50个品牌国的索引中一个也没有。安永公司（Ernst and Young）是全球最大的会计与审计公司之一，为中、东欧国家进行一项“吸引力调查”，以衡量对于潜在的跨国投资公司而言它们有多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认真呈现它们商业友好的形象，否则它们会从通用汽车公司、英特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三菱公司、花旗银行及其他跨国公司大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中所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这里，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低价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具有关键功能的观点。自“颜色革命”爆发以来，在当地打出和推销品牌，尤其专注于旅游、贸易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中、东欧国家政策关心的重要之事。例如，捷克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由“一批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和生产商以外国投资协会的形式”进行的。波兰有一个“波兰品牌研究所”，它与政府密切关联，并与英国的萨夫隆品牌咨询公司合作以推销该国的形象(Capik，2007，156；Saffron，2008）。

在这个新的国家品牌促销世界里，地点和空间的推销似乎是无休止的。伦敦萨夫隆品牌咨询公司董事长沃利·奥林斯（Wally Olins）说：“品牌，这个词煽起了大量的争论”，他倾向于用“名声管理”这个词，似乎这样可以少一些争端（Orlins，2005）。安豪儿特相当直接地争辩说，国家品牌或名声管理在中、东欧触发了它们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能力，并作为吸引外资的基础。安豪儿特曾是位于布达佩斯和伦敦的伟达公司 [43] 的公关专家，最近任英国商业大学讲师。他坚持认为，“为了吸引外资，国家品牌很必要但还不够，还必须有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投资回报，”而且对于形象优于实际情况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或罗马尼亚)，其任务是要把国家的优越形象转变为具体的投资项目，而实际情况优于形象的国家（匈牙利）则应改善它们在市场上的感观和臭名程度。

他建议，捷克共和国如果改变它的英国式名称，使外国人较容易发音，那么会更好些 [44] 。爱沙尼亚（它与吸引力排名较高的芬兰相邻）如果采用德国对它的称呼“Estland” [45] 也会更好些（引自Szondi，2007)。

关于引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谁能够比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两边工作的人更好地向国家提建议？事实上，数百个前政府官员和政客已经在以说客、顾问、公关活动家或其他各种外国客户代理人的身份采取行动。他们能够轻易地融入这种促销行业，在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扮演重要角色。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道尔（Robert Dole）是阿联酋在美国的游说者。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阿联酋在中国的游说者。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是在中国经商的美国跨国公司的代表。前纽约市长及总统候选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被墨西哥政府聘为顾问。理查德·盖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在结束了28年的国会众议院生涯（包括有一段时期任多数党领袖）之后成为华尔街的顾问。因丑闻而在2005年离开布什政府的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利用他在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背景关系设立了多家私营公司，其中包括一家K街游说公司 [46] 、一家Choice Point信用卡公司（Rich，2006，208）。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尔（Tom Daschle）利用自己在政府的关系为客户在保健行业取得了有利条件，他也因此收获了数百万美元。另一位共和党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兰特·洛特（Trent Lott）在离开参议院时带着剩余的竞选基金130万美元开了一家游说公司。他的第一个客户是当时正在为35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而寻求保障的诺斯罗普·格鲁门（Northrop Grumman）航空航天公司（Attkinsson，2008）。

这些仅仅是联邦政府众多雇员和官员中的一小部分，他们通过旋转门进入第二次职业生涯，成为高薪雇员，服务于外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自1998~2005年，在离开国会后有合法游说资格的198名议员中，43.4%的议员进入所谓的影响力行业（Public Citizen ，2005，6)。2005年~2008年年初，又有195位国会议员离开政府从事说客生涯（Attkisson，2008），其中包括像理查德·盖普哈特那样的前平民主义进步人士。在1988年，盖普哈特曾以打击游说者作为他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纲领；现在，盖普哈特自己成了游说者，他的公司所服务的客户包括高盛公司（反对金融机构改革)，Visa信用卡公司（反对监管信用卡行业)，皮博迪能源公司（生产所谓的“清洁煤”)，药品研究和制造协会（药品卡特尔）以及美国商务部，与此同时，他还支持国家基础设施（收费公路）私有化（Jones，2009，21~24）。贝拉克·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允诺关闭企业界与政界之间的这道旋转门，但是作为总统，他也任命大公司的游说者们作为他的政府和内阁的一部分。

政客和国家行政官员在公司实际运作中有了更大程度的融合，这表示资本主义的成熟。这是一个一切事物（包括公共领域及其代表人物）都受商品化支配的时代。在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中，政府执行3个重要功能：积累资本（帮助生产财富)、立法（在最易受其控制的大多数非精英群众中促成一致的民意）及强制（建立和加强法律执行权)。宣传活动与国家的这些功能都有关，特别是立法。在信息密集型经济体中，使用说服模式成为更主要的生产方式，它要求赋予宣传技巧更多的重要性。

的确，与从前传统的外交实践相比，调查公民和商店以及处理汇总群众信息的新能力促使宣传活动更注重管理“公众意见”。正如一位宣传专家指出的：

利用现代的通信手段和技术，现在有可能接触大部分或有影响力的国民——使他们知情，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鼓动他们采取具体行动……越过政府直接向群众呼吁以及有效的宣传和其他措施能够鼓励民意支持美国的政策，从而对政府的决策者们施加压力。（Osgood，2001）

亚里士多德公司（Aristotle Inc）是领先的政治和商务调查组织之一，据说拥有1.75亿美国公民信息的数据库。美国许多大的政治竞选，大部分是共和党的政治竞选，包括乔治·布什、约翰·麦凯恩和鲁迪·朱利亚尼，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候选人的竞选，都会付钱给亚里士多德公司以取得选民的信息。在商业客户中，亚里士多德公司因它的选民信息而被金融企业重视，如美国银联。这些调查数据也可提供给外国客户，虽然你会奇怪，一个像古巴那样的国家能否成为可接纳的客户。美国在乌克兰的一位盟友维克多·尤申科（Victor Yushchenko）在2004年的选举中采用了它的服务。实际上，它的客户不仅限于政治。

信息型发展模式以及其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改革的成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利用它们增强和保持其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这种经济提供了向宣传型社会及促销型外交政策转变的内在基础。在第二章，我将讨论这种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历史基础。民主思想既是大希望，也是大炫耀。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未结束，但是强调有组织的财富（财团）的种种必要性使人民民主的形式受到长期压制。这些必要性继续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设想强加于它的意义。于是，“民主”这个词成为公司资本的“女仆”。公司资本的力量不仅依靠控制资源来掌握政治进程，而且依靠在国际上普及它不可避免的、先进和进步的理念。

章末注

1 . 对于正规的和非正规的行业，市场营销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在电影《应召女郎》中，纽约的一位年轻妓女遇到的现实是：为了出人头地，人的形象就是一切；在有竞争力的网站上露脸引诱顾客是各种营销方法之一。像其他行业一样，色情行业在行情起伏期间同样要有例行的标准训练实践。

2 . 在已知的几起侵犯个人权利事例中，Acxikom公司（安客诚全球客户数据管理公司）在2001年11月建议美国司法部对互联网上涉及堕胎、白种人至上、宗教、移民和外交政策的网址实施监控，并提供从这些网址发出的联系信息。在2003年，Acxikom公司被发现未经允许就把捷蓝航空公司及其他航空公司的数百万顾客的信息发送给一个为国防部做反恐怖主义研究的公司（Gunn，2006）。

3 . 李普曼在《幽灵公众》一书中认为，公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一个“小幽灵”。他写道：“公众必须被放在一个他能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使每个人可以不受伤害和不受糊涂的群氓吼叫地生活。”（引自Snow，2003，66）

4 . 宣传的主要部分是象征性语言。德国的纳粹运动（国家社会主义）盗用当时的流行词“社会主义”，把野蛮的集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强加于社会，而不是使人民从国家和公司的强权控制中解放出来。“自由”通常是精英组织（往往是中情局支持的）对付进步的劳工联盟和其他左倾组织的一个借口。里根把他的政府秘密支持的尼加拉瓜反革命分子称为“自由斗士”，把为实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设计的导弹系统称为“和平卫士”。“自由市场”是指国际资本控制的市场，而不是指小的或当地商业。右翼使用“革命”一词是指保守的政治秩序。大公司在“信息革命”中用“革命”一词不是为了社会解放，而是以技术和社会进步为名强行实施更严格的经济制度，包括以“效率”的名义提高利润率而导致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和降低技艺要求。

5 .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对媒体宣传的分析是杰出的，但是在他们《制造民意一致》一书的后来版本中没有注意到新技术的正面和负面应用，如公司利用远距离传输和数字化系统进行广播和散发印刷品以减少记者人数和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报道，而持不同政见者则使电子媒体为己所用。

6 . “民意”一词被可疑地使用（所以把它打引号），因为媒体报道的意见通常基于主流媒体的问题，而不是公众提出的问题。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公众从未能真正地说出关于国家政策的意见，因为媒体制造了“模式化的假现实和激情感觉”，使公众不能真正理解问题（Snow，2003，32）。

7 . 虽然英国跟随美国的许多商业方向，但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针对公众服务的广播系统依旧是该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占压倒地位的播放者。与1927年得到公共媒体特许证的BBC不同，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作为全国的商业（促销）网也在那一年开始播音。

8 . 据说，“公共外交”这个词是由1967年弗莱彻外交学院的系主任埃德蒙·顾逸龙（Edmund Guillon）——一位前国务院官员，曾为美国入侵越南直言不讳地辩护——提出来的。公共外交实际上根本不是外交。因为它针对的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外交人员。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布朗（John Brown）摘引顾逸龙本人对公共外交的描述：“为了描述全面的国际交流、信息和宣传，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公共外交’。”（Brown，2004）

9 . 基于一项对政治顾问们的观点的实证评估，理查德·比尔洛夫（Ricahrd·M.Perloff）和丹尼斯·金赛（Dennis Kinsey）发现，政治说服的关键策略是诉诸激情——与纳粹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同，使政治成为非理性的公共管理（引自Kinsey 1999，119）。

10 . 有人提起，最高法院的路易斯·勃朗迪斯（Louis Brandeis）曾说过：“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有民主，我们可以有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我们不能两者兼有。”衡量民主程度，美国在选民投票率方面的排位特别低，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徘徊在50%左右，虽然2008年达到57%——最近40年来的最高投票率。根据国际外交和选民援助研究所对172个国家1945~2008年的投票率统计，美国排在第139位，其平均投票率低于所有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及中亚国家（IDEA，2008）。在职工加入工会会员的比例方面，美国占第51位（统计了60个国家）——私营部门仅7.6%，远低于几乎所有这些被统计的国家（Swivel，2007）。

11 . 滥用手腕的事例之一是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顾问阿历克斯·卡斯特莱诺斯（Alex Castellanos）所采用的竞选策略。他在1990年用他的政治广告“白头”在选民中煽动种族恐慌以对抗竞选对手——非洲裔美国人哈维·冈特（Harvey Gantt）。在2000年，卡斯特莱诺斯做了一个攻击性广告对付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阿尔贝特·戈尔（Al Gore）。他把“老鼠”的字样放在这位总统候选人的电视屏幕形象上，并快速地跑来跑去，企图收到潜意识的效果。尽管他臭名远扬，但美国的有线新闻网（CNN）还是请他做定期的客座评论员。

12 . 虽然在竞选运动中互联网的使用正在迅速增长，但电视仍是接触选民的最佳手段。通过视频广告瞄准选民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像是一门科学（Kinsey，1999，119）。在2007~2008年的选举期内，政治广告的费用预期达到创纪录的25亿美元。

[1] Acxikom公司，即“安客诚全球客户数据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在12个国家（包括中国上海）有分公司。——译者注

[2] 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之一，美国历届总统都请他做咨询，他曾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面谈，他创办了《新共和》杂志并在美国的《新闻周刊》上撰写《今日与明日》专栏达36年之久，著有《共产主义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公共舆论与舆论学》等。——译者注

[3] 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向美国政府和平请愿的权利。——译者注

[4] 该公司成立于1957年，为32个国家的客户提供电视观众的信息。——译者注

[5]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在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福利个人化，在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普世价值。——译者注

[6] 《你、我和杜普瑞》，一部喜剧，中文名称是《同居三人行》。——译者注

[7] 大卫·里昂，加拿大昆西大学（皇后大学）法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以研究信息化、全球化、世俗化、后现代化而著名。——译者注

[8] 马里奥·特伦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学家。——译者注

[9] “福特”是指福特汽车公司首创的流水线批量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译者注

[10] 雅克·埃吕尔把“技术”定义为人类在一切领域活动的合理方法的总称，也就是说，教育、法律、体育运动、宣传及社会科学等都是一种技术。——译者注

[11] 凯瑞（1922—1987）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他强烈反对澳大利亚介入越南战争。——译者注

[12] 贝尔（1919—2011）是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战后西方社会学和未来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新保守主义立场使他的批判变得温和而不彻底。著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次技术革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译者注

[13] 鲍德里拉德（1929—200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建立并发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或超马克思主义学者。——译者注

[14] 阿伦特（1906—1975）本是犹太裔德国人，纳粹上台后她流亡到美国，被称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论革命》、《论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等。——译者注

[15] 卡诺伊是斯坦福大学知识经济、政治经济和劳工经济的教授，200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译者注

[16] 乌尔里希·勃兰特，维也纳大学的国际政治教授（已退休），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译者注

[17]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豹突击队”退役的军官普林斯于1997年成立黑水公司。“9·11事件”后该公司迅猛发展，在小布什任期内拿到15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主要从事美国政府在国外活动的安保。2007年9月6日，该公司人员在伊拉克射杀了8名平民，受到起诉。2009年更名为Xe公司，2010年被外国投资者收购。——译者注

[18] 胡里斯是荷兰基督教民主党2005年竞选运动的主席，曾任国防部部长，因婚外恋而辞职。——译者注

[19] 克里是200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竞选连任的小布什；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接替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译者注

[20] 博斯曾任荷兰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副首相。——译者注

[21] 卡尔·罗夫是布什家族的亲信，曾帮助老布什竞选总统，并帮助小布什竞选议员、州长和总统，被称为小布什的大脑。——译者注

[22] 安·考尔特，律师、保守派的社会评论家，常在电视上作为公共事件的发言人，自称是“辩论家”。——译者注

[23] 比尔·贝内特曾任美国教育部长，主张教育应尊重自由、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珍视合作，认为美国教育的成功是由于非常关注个体成长；曾到北京出席首届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译者注

[24] 赫芬顿是美国政治博客的创始人；最初是保守派的时事评论员，1996年转入自由派阵营。——译者注

[25] 贝格拉是政治评论家，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担任顾问，胜选后在白宫任协调政策、政治和通讯的顾问。——译者注

[26] 卡维尔是自由派政论家，1992年帮助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赢得总统选举。——译者注

[27] 艾米·古德曼创建了《现在就民主》网站，她每天播送全国性的独立新闻节目。——译者注

[28] 林博是洛杉矶地区广播电台的脱口秀主持人，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也常有他的节目，他保守和偏激，曾怪腔怪调地模仿胡锦涛主席的中文讲话，受到南加州华人（包括众议员赵美心）的强烈抗议，但他至今仍未道歉。——译者注

[29] 库林（1891—1979）在20世纪30年代每周广播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主张银行和主要工业国有化，但是攻击犹太裔银行家，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以至于支持希特勒。——译者注

[30] 汤姆逊是共和党的参议员（1994—2003），国务院国际安全委员会顾问，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31] 赫卡比曾在1996~2007年任阿肯色州州长（接替当选总统的克林顿），在2008年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排名第三，仅次于麦凯恩和罗姆尼。麦凯恩是共和党的保守派，曾在越战中因飞机被击落而成为战俘，他在2008年大选中败给民主党的奥巴马。罗姆尼是共和党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人，输给竞选连任的奥巴马总统。——译者注

[32] 道南是加州众议员（1977—1996）。——译者注

[33] 怀尔德在1989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州长。——译者注

[34] 诺斯曾是美军中校，后来成为中情局特工，“伊朗门”事件的主角之一。——译者注

[35] 萨拉·佩林作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2008年的大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麦凯恩）。——译者注

[36] 罗伯逊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988年的大选，他反对女权主义，尤其反对女同性恋，支持自由堕胎，主张丈夫可以打不听话的妻子。——译者注

[37] 维特曼是共和党的中间派，她在1993年任新泽西州州长，2001~2003年任小布什政府的环保署长。——译者注

[38] 佩罗是前海军少尉，1957年退役后先在IBM做营销，后来自己以1 000美元起家开设电脑服务公司，1968年公司上市，资产达10亿美元。他是共和党中间派，主张管制枪支、人工流产合法化、平衡联邦预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倡导环保。1992年成立“改革党”参加大选，挑战老布什和克林顿，夺走了19%的共和党选民，导致老布什输给克林顿。——译者注

[39] 凯西（1913—1987）取消了卡特总统时期对中情局直接秘密介入外国内部政治的限制，支持中、南美洲的一系列政变，支持阿富汗的圣战者和波兰的团结工会，他因非法用卖武器给伊朗得到的资金秘密支持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即“反革命”）反对奥特加的桑蒂诺政府而受到国会的质询（此事件被称为“伊朗门事件”），在质询期间因脑出血而死亡。——译者注

[40] 皮优研究中心是美国一家民调机构，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提供信息资料。——译者注

[41] 萨瓦广播电台针对中东的阿拉伯语国家，马蒂广播电台针对古巴。——译者注

[42] 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 Busch）又称AB公司，位于美国密苏里州，旗下有世界最大的啤酒厂；美泰公司（Martel）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芭比娃娃”就是它的产品。——译者注

[43] 伟达公司（Hill&Knowlton）是世界上最早成立（1927年）的公关公司。——译者注

[44] 捷克（Czech）中的Cz在英语中很难发音，而ch在英语发音中是“契”，而不是“克”。——译者注

[45] 在德国及北欧的德语系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爱沙尼亚（Estonia）被称为Estland，因为前3个字母Est的音相同。——译者注

[46] K街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区的一条街，这里公关公司云集，它们代表大企业利益在国会和政府部门进行游说。——译者注

第二章
帝国“民主”品牌的历史背景

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变得高尚、文明，并且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承蒙上帝保佑，尽我们所能为他们做得最好；像为我们的同胞一样，基督也为他们而死。

——威廉·麦金莱 [1] 在1898年解释他占领菲律宾的决策
（引自Cashmen，1994，346）

上帝把美国人民当作他选中的民族以最终领导世界的再生。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它为我们带来人可能拥有的一切利润、一切荣耀、一切幸福。我们是世界进步的受托人，是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卫士。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
（Albert Beveridge），1901年

美国传播民主的“伟大使命” [2] 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 1 。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哥伦布以及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对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进行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其神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受政治和伦理压迫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一点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另一方面，人们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打败法西斯主义是美国最光荣的时刻。

参议员贝弗里奇言论中所反映的美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始于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他表示希望菲律宾人民变得“高尚、文明并信仰基督教”，他以此为侵占西班牙殖民地的决策做辩解（那里的人民在将近400年里基本上是天主教徒） [3]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持有类似的宗教国际观，并反映在他1914年关于入侵墨西哥的声明中：“我将教育南美洲的那些共和国去选举好人。”他派军事力量阻止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巩固权力也是源于神圣的灵感。威尔逊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位“促销民主”的总统。一位学者指出，他接受这个角色是为了“给国际资本的积累提供最佳条件”（Robinson，2000，3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成为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曾是威尔逊政府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成员，力图说服公众支持战争。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和其他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Bernays，2005，48）。紧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Miller，2005，12），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这样，宣传就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扮演“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的战争部在1947年更名为国防部，尽管现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入侵他国没有一次能勉强地被认为是保卫美国领土。就在那一年，杜鲁门（Truman）政府设立了中情局（CIA），替代了战争时期的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秘密收集国外情报，但中情局被之后的政府用来搞颠覆活动。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即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用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以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以看作是国家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其他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在1933年，一位两次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海军陆战队少将巴特勒 [4] （Smedley Butler）把国家用于他所领导的入侵拉美的开支描述为政治开支，称自己是“一个为大企业、华尔街和银行家们服务的肌肉高度发达的男子汉”，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打手”（引自CommonDreams website，2004）。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 [5] （小罗斯福）的名言“他可能是一个狗娘养的，不过他至少是咱们的狗娘养的”常被人引用。不确定的是，他当时是否在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Trujillo）或者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这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有长期的情景伦理学模式 [6] （“政治现实主义”），即它的道德辞藻可以根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如农业、石油业、矿业和军工业）要求的游说程度予以调适。美国从它的殖民主义中学到的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时，对于长期卷入或延长实际占领应该小心谨慎。形式上的非殖民化使帝国主义强国可以把过去用于占领的行政开支转嫁给当地的精英仆从们，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经济和战略资源的全面管理。

随着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美国在海外的政治投资迅速扩大。由所谓“狗娘养的”执政的客户名单几乎覆盖了各大洲。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在约30个国家设有7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2009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达6 530亿美元（如果把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过去战争遗留事务的费用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开支都计算在内，则几乎有1万亿美元)。据外交政策分析家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统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比第二位的军费支出国中国多十倍)。这还不包括隐性开支，如核武器研究、退伍军人福利和对外军事援助（GlobalSecurity.org website，2008；Johnson，2008）在1976年制订的国际军事与教育培训计划（IMET）中，国防部给前苏维埃国家的军事援助是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援助。2002年，IMET给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援助几乎达到270亿美元。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使1919~1920年的“红色恐怖”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并威胁到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基础的基督教道德观和神圣的自由。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以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以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以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侵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导致约500万人死在印度支那，这些在正式的美国纪念堂里没有得到纪念，而华盛顿却建立了献给美国士兵的纪念墙。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中，有许多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几乎紧贴着苏联的整个边界。苏联却没有在美国的近邻国家建立基地，从而造成两个国家有不平等的受威胁感，这种不平等一度被短暂的古巴“导弹危机”缓解。尽管苏联确实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挑衅性地寻求搞一个盟友系统，以得到盟友和贸易伙伴，并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但它在世界上却从未达到与美国同等程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美国人沉浸在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西欧没有滋生出类似的疯狂观点，虽然它可能会更直接地受到苏联军事力量之害。布什 [7] 政府和它在主流媒体的应声虫们发起了一个指责苏联的“新冷战” 2 ，而美国却增加了迫使中欧接受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压力，并力图推翻与莫斯科结盟的东欧和中亚的领导人。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我们有理由断言冷战从未结束（例如，考虑到美国对拉美左派国家的敌意）或者只是被改名（“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而已。塞穆尔·迈尔曼 [8] （Seymour Melman）认为，战后美国的经济系统是立足于永远战争的基础上的（Seymour Melman，1974）。在波兰建造导弹防御设施、在捷克共和国建造雷达基地的计划（波兰、捷克共和国都是北约成员国)——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不受未来可能来自伊朗的攻击——以及引诱中、东欧的其他国家加入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美国的这些动作都在俄罗斯执政圈内引起了被围困的深度担心。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那时赫鲁晓夫政府企图局部平衡美国能很容易打到苏联领土的陆基、海基和空基导弹的发射设施对苏联的威胁。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以本国为背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其输出民主的可疑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通过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几乎没有一位促销民主的积极分子在为此辩护时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炮舰外交”传统。

由杜鲁门政府制定的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遏制”政策显示，美国大体上愿意，至少是暂时愿意，接受它和战时盟国（英国和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的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与遏制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1997年，推出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George·F. Kennen） [9] 认为，把东欧纳入北约的努力是“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最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反西方情绪和军国主义，并使东—西方关系倒退（引自Chomsky，2008)。而对方，苏联及其盟国肯定从未理会遏制概念，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兴起。

政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宣传战和思想战的发展。战后，一些主要的通信专家和学者在美国的战时宣传工作中得到了训练。他们包括：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和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中情局前身的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的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陆军心理战部任职的威廉·帕利（William S. Parley，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首席执行官）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Simpson，1996）。

雅诺维茨和另一位心理战专家威廉·多尔蒂（William E. Daugherty写道：“政治战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之间冲突的一种形式，冲突的一方企图利用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法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对手。政治战的主要武器可以被描述为把外交和宣传综合应用于实际目的。”（引自Scott-Smith，2008）

随着战争的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发展传播学”引入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至少有一个报道说，一位研究发展传播学的主要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施拉姆（Schramm），曾是联邦调查局（FBI）的秘密线人，也是自1942年至战后美国军事和情报机关的顾问（Bah，2008，187）。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勒纳曾写道，宣传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4个支柱之一，其他3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政府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在行动协调委员会 [10] 的帮助之下得到加强（Bah，2008，184~185）。

凯南——在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是国务院的首席政策计划官，也是冷战“遏制”战略的主要理论家——在1948年5月4日写过一份名为“有组织的政治战宣告开始”的秘密备忘录。凯南解释道：“政治战是国家利用它所控制的一切手段，除了战争，去达到它的目标。”这被看作是国家和私营组织都投入全球宣传战的战略。遏制还包括其他形式的斗争。中情局在早年的行动中曾干涉1947年法国和1948年意大利的选举，它用数百万美元支持中右和保守党派，以阻止西欧的共产党赢得国会选举（Broder，1997；Sussman，2005；第四章）。

杜勒斯兄弟是苏联及其盟国的另一对可怕的敌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1] （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侵略性秘密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福斯特·杜勒斯有着极其保守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魔鬼的产物，上帝终将使布尔什维主义消失”（Hoope，1973/1974，173）。他旨在使中、东欧的共产政权“滚回去”的秘密外交行动对美苏关系以及直至今日的美俄关系产生了长期影响。在杜勒斯和凯南那样的国家反共计划制定者们看来，冷战是“思想战”。但是，杜勒斯肯定没有把国务院的反共只限于语言。他最关键的一个失算是，在1953年他决定用中情局的力量赞助政变，把当选的伊朗民族主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强行赶下台，并把权力还给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美国设计了一个宣传计划，把摩萨台歪曲为“共产党人”。石油政治被突出地显现在这项行动中。杜勒斯从前在华尔街的法律客户（包括海湾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伊朗政变和国王归来后被允许得到该国石油供应的40%以上（Sherrill，2006）。国王利用他的秘密警察机关萨瓦克（国家安全情报组织）实施镇压和独裁，并执行“现代主义”的政策，这最后触发了1979年的人民起义和他的倒台。

在东南亚，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始于杜勒斯。在美国军事入侵该地区之前的殖民主义衰退的年代里，杜勒斯的国务院就已经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1954年，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一起组织推翻民选的危地马拉政府，当时的总统雅各布·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试图把美国拥有的联合果品公司的资产国有化（艾伦·杜勒斯曾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杜勒斯兄弟还支持过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他在1960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垮台。

战后的干涉主义

当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入侵不是由杜勒斯兄弟开始的，也不是由他们结束的。斯蒂芬·金泽尔 [12] （Stephen Kinzer）详细列举了美国入侵导致当地民选或权势集团政权更迭的14个事例。这14个事例中没有一个被包括在美国政府执行的许多更“无赖”的行动内，因为这些事例有幸得到“两党”和内阁的支持（引自Sherrill，2008)。威廉·布鲁姆用文件证实了美国侵犯许多国家主权的更多事例（William Blum，2008）。另一位学者汇集了美国在国内（对付国内激烈的反政府运动）和国外的143次军事干涉（Grossman，2008）。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他们又转回“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则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妖魔化以虚构敌人，其中最近的名单包括：伊朗的内贾德（Ahmadi-Nejad）、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阿尔法特（Arafat）、叙利亚的阿萨德（Assad）、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维斯（Chavez）、利比亚的卡扎菲（Gaddafi）、朝鲜的金正日、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Lukashenko）、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及其他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够把它推销给易于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使全球气候变暖减速）。阿什克罗夫特的意思是，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 [13] （Tony Blair）共同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Murray Edelman，1988）。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着狂热的超级大国野心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头号公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偶尔出现的对立面的学术论文和新闻根本通不过主流媒体为把革命描述成阴谋而设置的过滤网。主流媒体中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更详细的报道可参见Sussman，2005，第四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并且用暴力阻止自己的公民捍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宣称就太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即使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在阻止欧洲从西班牙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方面也没有做什么，直到希特勒对美国开战。除了有力地鼓吹公司利益之外，美国支持一批残暴的专制政府的事实也表明，它不是可信的民主拥护者。

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例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智利的阿连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 Arbenz）、伊朗的摩萨台、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Orteg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组织，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前四位已经被推翻了。“自由”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这是对那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的挖苦。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是否拥有自由基本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business 3 ）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应对所谓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 （Kennedy and Lucas，2005，325）。由此，“自由”已成为一个法定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在“自由帝国”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Pieterse，2004，120）。

在冷战时期，宣传自由的主要工具是无线电。美国政府的官方广播电台——美国之音（VOA）起初（1943—1945）由战争情报办公室管辖，后来（1945—1953）归国务院（1947年开始有俄语广播）管辖。1949年设立的自由欧洲电台(RFE）从1950年开始广播，专注于推翻中欧的共产主义政府 4 。RFE因1956年匈牙利起义失败而广受指责。自由电台（RL）从1951年开始广播，目标是苏联。1975年RFE和RL正式合并。根据已解密的政府记录，这两家电台是中情局组织的，这一事实在被曝光前早已被许多记者知晓。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 5 ，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Bernstein，1977）。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1996年，中情局局长约翰·杜奇 [14] （John Deutch）说，中情局依然保留在秘密行动中利用媒体组织的权力。小布什政府曾试图让好莱坞为他在中东和南亚的军事行动服务，他派他的顾问卡尔·罗夫会见电影制片者们，商讨雇用电影明星到美国军事基地表演。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邀请媒体、广告业和电视业的主管们帮助其修改全球公共外交战略(Kuchment，2001）。

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作为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时称：“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是自由市场理论，更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Snow，1977）USIA通过各种会议、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其宣传职责（Carothers，2000，189）。在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 [15] 、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扎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的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大陆及后来增加的中国西藏、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Critchlow，2004，84）。

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里根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后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分子。作为美国总统，他试图用秘密的和比较透明的两种手段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一个被命名为“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的白宫项目[最初被命名为“真理计划”（Project Truth）] 6 是白宫利用私有资金组织的，用以支持秘密的外交政策行动，并与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密切协调（Parry，1999）。“民主计划”秘密地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并且对抗苏联的宣传)，旨在“获得一个具体的情报目标，但不鼓励全面和公开的民主辩论”。瓦尔特·雷蒙德（Walter Raymond，见第一章）接管了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中美洲公共外交行动特派组的宣传工作(Parry，2004，219~221）。里根政府“干脆抛弃了新闻报道必须平衡的政策，而美国新闻署则成了一个宣传机构”（Austin，2005，145）。

雷蒙德把以前由中情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这个“民主计划”，包括“大力扩展利用书籍出版和传播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他还致力于“开发积极的心理战战略”，并且定期“与选定的中情局实际行动人员们会晤（非正式的)，以协调和澄清在关键地区开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界线。比如，阿富汗、中美洲、苏联—东欧、格林纳达”（Raymond，引自Parry，1999）。对于后继的里根而言，卡特政府缩减和整顿中情局只是一个短期的遏制，里根希望用狡诈的办法恢复这个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尼克松执政时具有侵略性的皇家特权。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通过军事援助帮助被称为康特拉（Contras，反革命）的流亡组织推翻了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政府，这个非法行动由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中校领导并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批准。这个行动极力依靠宣传工作。里根把这项具体行动命名为“民主行动”（Calvo Ospina，2007）。“民主”就这样与有机的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相脱钩，并作为正式的迂回手段使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不断扩大并且合法化。

“民主计划”还被里根政府用作对美国人民进行宣传的一种方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外事官凯特·西梅拉特（Kate Semerad）要求设立一个外交政策宣传机构，它“在美国内部的目标是国会，特别是国会的几个外事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的公众和媒体”（Binion，2001，1）。里根的官员们在向美国的媒体定期通报尼加拉瓜形势时故意发布假情报。记者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通过搜索政府文件发现，里根通过向一个“富豪联合会”（它包括一些国防合同承包商和私人基金会）筹款来资助国会范围之外的活动(Parry，1999）。

在一份1985年3月13日由公共外交办公室的乔纳森·米勒（Johnathan Miller）发给白宫通信主管帕特·布凯南（Pat Buchanan）的“白色宣传行动”备忘录中发现，该办公室炮制的反桑蒂诺政权的故事被植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中（Cohen，2001）。由宣传专家奥托·里克（Otto Reich）领导的公共外交办公室 [16] （OPD）和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最初是根据同一个行政指令设立的。OPD是使用“现代公共关系的科学方法和经过战争检验的心理战技术”的美国“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宣传部”，国家安全局 [17] （NSA）和国务院利用它“限制信息接触美国公众”（Robert Perry and Peter Kornbluh，引自Stauber&Rampton）。然而在1988年，OPD被迫解散，因为当时的美国总审计长发现它“介入了被禁止的秘密宣传活动，旨在影响媒体和公众去支持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引自Stauber and Rampton，1995，167）。

“白色宣传行动”是从1982年开始的。里根在向由撒切尔领导的英国议会谈到他的对苏政策时说：“我现在描述的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进军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上，就像它抛弃其他的窒息民主和给人民自我表达带上封口套的暴君政权那样。”这是他为“民主运动”所做的开场白，这一运动使美国设立了半自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4）。

里根在民主党人中找到了一些盟友，如丹特·法塞尔（Dante Fascel，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基于法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设立一个援助民主组织的建议以及在1979年以德国的政党基金（stiftungen）为模式设立的美国政治基金 7 ，里根政府在1983年设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ED）。NED与中情局有着同样的目的，但是NED作为美国政府在海外“促进民主”的半自主和半私有的工具以避免玷污中情局的名声。然而，据NED副主席戴维·劳沃（David Lowe）说，它能灵活和比较自主地渗透外国，这是政府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IAD）、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USIA）做不到的（Lowe，2008）。它的目的是把金钱、设备、政治顾问及其他专长输入其他国家，以“加强民主选举过程……通过及时的措施与当地的民主力量合作”（Damrosch，198，19）。NED的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代理主席阿伦·韦恩斯坦（Allen Weistein）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都是25年前中情局秘密做的事情。”相对的公开性看来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较佳模式（Ignatius，1991）。 8

公司化的民主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性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政治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但是，即使不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图书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Blum，2000，180）

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Robinson，1996b，110~111）。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国务院管辖，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小部分——但不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Robinson，1996a，653；Rieffer and Mercer，2005，391）。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18] 。其他一些机构也参与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如国家民主研究所 [19] （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FH）、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见第三章和Sussman，2006)。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和团结工会中心的中右政治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国家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有64个公司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以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勾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IRI，2003）。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同时资助NDI和IRI，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对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做的较小贡献。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特别有用的工具的是，它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

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本书专注于选举领域，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最具有争议。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的批评家们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干涉主义者，是佯称无党派的反共冷战遗物，这样的干涉可能会损坏美国的长期名声。一位密切观察国家民主基金会早期支持“过渡”的学者杰宁·威德尔（Janine Wedel）把促销民主的公司描述为大体上的一种淘金热：“随着‘过渡到民主’成为时尚，一些前途渺茫的政治候选人和顾问以及一些基金会和自由撰稿人竞相探索和利用这个新边疆。”（Wedel，2001，4）

国家民主基金会坚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派、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Right Web，2007）。这些利益集团表面上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Kennedy and Lucas，2005，316）。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很少在一个不适合它更宏伟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地区促销人权和民主。”（Chaulia，2006）

在把为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服务的工作承包给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职业的咨询公司、自诩的人权团体及其他私人团体方面，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为半私有的基金会是有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初期完全是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并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2/3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了私营承包商们（Scott，2002，200）。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助，它的筹资来源中包括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在一个有多元机制和“自由市场”的系统中，民主是有范围且可持久的（USAID，2007）。威廉·布鲁姆（他在1967年为抗议美国入侵越南而辞去了在国务院的职位）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哲学理念是：

在一个有自由市场、有阶级合作、有集体谈判、政府干预经济最少、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反对最少的系统中，劳动人民和其他公民会得到最好的服务。自由市场经济等同于民主、改革和增长，它重视外国投资的好处……简而言之，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与新世界秩序的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因此这些项目多年来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谐一致。（Blum，2000，180、181）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它的一部分资助是与国会及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项目相联系的（Robinson，2007）。他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与中情局协调 9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修改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把人权作为重点”，推行另一种形式的促销民主（Carothers，2000，189）。作为全面援助民主的主要资助和实施渠道，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实施一项支持东欧民主的计划（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SEED），它规定该地区的国家要得到美国的资助就必须接受美国式民主的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文件：“1989年SEED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和自由市场逐步过渡，使它们能够超越过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内可靠和有成效的成员。”（USAID，2000b）最初的SEED立法规定，它的资金“不把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给予……共产党或其他不承诺尊重民主过程的政党或组织”（USAID，2000b）。

截至1994年，SEED得到的资助约为每年3.6亿美元（Hook，2002，114）。后来，SEED根据1991年《支持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得到的附加资助主要用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支持选举、多元政党和公民社会以及美国律师协会的中、东欧法律创议(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w Initiative）包含的法制改革（Carothers，2000，185，191）。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坦率地强调，它的援助计划在一些方面有益于美国：

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一直是美国自己。将近80%的合同和资助流回美国公司。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创造巨大的农产品市场，为美国工业产品开辟新市场，并且意味着为美国人提供数千个工作岗位。 10 （USAID，引自Greenpeace，2000）

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与公共外交办公室（OPD）合作的第一个目标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桑蒂诺政府 [20] 。为此，它们积极组织、支持、统一和促进成立一个反对他的联盟（Roelofs，2003，164）。老布什政府拨款900万美元给NED用于支持尼加拉瓜，NED把其中400万美元以报纸出版者的名义资助反对派领袖瓦莱塔·查摩罗（Violeta Chamoro）在1990年的选举中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奥尔特加（Stauber and Rampton，1995，166）。据说，国家民主基金会把10万美元直接给了她的报社，虽然这家报社没有给查摩罗提供版面（Bovard，2005，60），但查摩罗赢了。

不过，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人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干涉行动持不同政见。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当时说：“我们真的希望查摩罗夫人作为美国金钱能收买的最佳候选人而出名吗？我们真的希望在尼加拉瓜有一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吗？”(引自Bovard，2005，59）奥尔特加在1990年选举失败后，依然是强有力的在野的反对派领袖，并且在2006年的选举中夺回了总统职务。

最近涉及拉美的有争议的活动发生在委内瑞拉，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那里资助与查韦斯总统对立的政治反对派。一些反查韦斯的团体从美国得到数十万美元。一家国际投资银行的顾问乔治·福尔森（George Folson）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核心单位之一）所长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合作；在2002年那次短暂地推翻查韦斯的政变中，福尔森为卷入政变的政治军人团体喝彩(Rieffer and Mercer，2005，308）。查韦斯被短暂地非法监禁（总共47小时)，政变的头目解散了议会和最高法院，宣布废除宪法。小布什政府为一些导致政变的事件指责查韦斯，却没有指责非法的夺权行为，这表明它完全支持那场政变。《纽约时报》起初在它的社论版支持政变，虽然它在查韦斯重新掌权后立即发表更正。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20世纪90年代，西欧和美国在中、东欧对中间或中右政党的支持“集中代表了后冷战时期最大的党派性援助”。左翼党派（改革后的共产主义者）被西方援助者冠以“反民主的”，因此得不到政治援助（Carothers，2006b，153、165）。与欧洲更宽松的观念相比，这种做法更接近美国的民主概念，欧洲有更全面的公众辩论和参与的氛围。

可疑的华盛顿的民主资格

小布什—切尼 [21] 执政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政府。虽然他们下台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牛仔”从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退出，但是他们并未彻底偏离美国战后野心的核心目标。入侵伊拉克只是延续美国打击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历史而已。波尔克（Polk） [22] ，民主党人，入侵墨西哥并夺取了该国近2/3的领土。麦金莱，共和党人，入侵古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入侵多米尼加并扩大越南战争。里根，共和党人，入侵格林纳达。小布什的出色之处——与他的父亲一样——在于他执政期内组织宣传的程度。

在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中出现了一个调查和宣传的政体。尤其是小布什政府经常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推行秘密调查和宣传。政府下令由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局（NSA）秘密和未经授权地窃听数千万美国公民的电话（Cauley，2006），从而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学者、律师、记者及其他人的法律诉讼（ACLU对NSA诉讼案）。2007年7月，NSA的活动被第六巡回法庭禁止，并在一个月后得到国会的批准。奥巴马可能同小布什一样依赖“国家秘密”，以阻挡他的前任执行的秘密引渡、拷打、未经授权的监控等被公开曝光——他没有兑现在竞选演说中使他的追随者有所期待的诺言：公开政府的所作所为。

以商业化宣传开路并与主流媒体合谋，小布什把帝国主义总统的权力扩展到管理和操纵国内的民意。作为允许媒体报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条件，五角大楼要求媒体接受“嵌入式的”记者地位，使政府能引导他们看什么，使他们与美国士兵们在感情上相通、在实体上相互依赖，最后审查他们发出的新闻稿。在入侵 11 开始时，许多“嵌入”的镜头是现场实况或未经剪辑的，这意味着没有上下文背景可用于评估拍摄的意义。战争场面都是美国方面拍摄的支持政府宣传的镜像，如“反恐战争”、“自愿联盟”、“沙漠之狐行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3] 、“附带的破坏”及模仿魔鬼形象的漫画《化学阿里 [24] 》。 12

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轰炸和闪电战被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作精彩的焰火表演展示给全世界的千万观众，甚至还起了一些戏剧性的名称：“伊拉克自由之战”、“震惊和敬畏”、美军的“增兵”。这种刺激人们感觉的新闻报道以及愚蠢的口号，如“支持咱们的军队”，使人想起沃尔特·李普曼的评论：“我们必须记住，在战争时期，战线那一边的敌人所说的都是宣传，而在战线这一边的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与公正以及人道原则和为和平进军。”（引自Shah，2005）布什政府把宣传工作集中到白宫的24小时“反恐怖主义”战争室，即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官员们组成的“联合情报中心”，后来称为“全球通讯办公室”（Austin，2005，146）。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执行这样的欺骗政策只是整个宣传方式的一半，另一半是主流媒体的应声虫们及谣言贩子们自愿地或不负责任地在博客中合谋欺骗。

毫无疑问，这些宣传起初成功地说服了公众相信入侵伊拉克是公正的。受此鼓舞，布什政府把它的宣传工作扩展到国内。公关公司被安排生产和传播政府的“成功故事”，它们把宣传包装得像标准电视新闻，但从不提新闻来源。布什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承认，政府与许多公关公司以及媒体经销商有合同。这些公司包括：Hager Sharp（海格—夏普）、ABC Radio Networks（美国广播公司网络）、Bauhaus Media Group（包豪斯媒体集团）Radio One Inc.（壹广播公司）、Corporate Sports Marketing Group（体育运动营销集团）和North American Precis(北美信息摘要公司）。它们都收费帮助政府向公众推销其政策（Kornblut，2005）。布什政府为公关代理人的合同花了纳税人8 800万美元，其中40%未经竞标就给了出去。这比克林顿政府最后一年（2000年）的花费增加了128%(那时80%的合同是竞标的）。根据预期还会升高的初步数据，从2001~2004年，花在286个合同上的费用总计达到2.5亿美元以上（U.S. House·of Representatives，2005，1、4、6)。

此外，布什政府还雇用演员扮成记者出现在电视台或网络制作的新闻片段中，而不向观众透露实情。类似的事例还包括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25] （Armstron Williams）和玛吉·加拉格尔 [26] （Maggie Gallagher）秘密接受政府贿赂以鼓吹政府的政策创意。威廉姆斯与布什政府的合同要求他“在他的广播过程中定期评论政府的NCBL（没有一个孩子被遗忘）政策”（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05，2~3）。布什政府中至少有20个部门制作了数百个新闻形式的片段（称为视频新闻发布）分发给各电视台播放而不把来源告诉观众（Barstow and Stein，2005）。 13 白宫甚至允许雇用一个假记者詹姆斯·古格特（James Guckert，被揭露实际是个靠性交易谋生的贩子），化名“杰夫·甘农”，装作是有资格证的新闻团队的一员，在2003~2005年参加官方的媒体新闻发布会（Kurtz，2005）。2009年，古格特成了全国记者俱乐部的一个博客。

根据1948年的《史密斯—孟特法案》 [27] （Smith-Mundt Act )，政府被禁止用纳税人的钱在美国国内散布宣传（Public Law，402）。国家的政府问责局（CAO）确认，布什政府几次秘密利用媒体影响民意是不恰当的（白宫指示政府部门不理睬CAO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个法案，把美国对海外的宣传散布给美国民众也是不合法的。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个规定大体上是无意义的。美国新闻署（USIA）管理政府在海外的大部分宣传，直到它在1999年被关闭；它的一位有28年工龄的外事官帕特里西亚·库什利斯（PatriciaKushlis）承认，USIA在国外发出的许多电讯实际上已经被美国人在新媒体的回流中收到（Kushlis，2008）。

导致这种后果的政策之一是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28] （Donald Rumsfeld）领导的国防部发起的。为了确保有利地报道它的战争目的，国防部发起了一个“心理战”，雇用华盛顿的一家私营国防合同商林肯集团（Lincoln Group） 14 ，把军方写的新闻报道刊登在12~15家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报纸上，并且每月支付40~2 000美元定金给当地的新闻组织用于复制新闻或广告。根据五角大楼的文件，林肯集团声称，它把“1 000多篇文章植入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报纸，并在伊拉克网站上刊登社论”，还以每月400~500美元的价格雇用伊拉克记者写这样的新闻。军方写的新闻报道用伊拉克的语言登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报刊上，为的是抹掉这些新闻来自美国的痕迹并引起当地人对伊拉克的愤恨和抵抗（Gerth，2005）。利用私营承包商，就像在伊拉克雇用私营的黑水保安公司那样，有助于模糊政府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并与政府的监管绝缘，这就是布什—切尼执政时期的工作方法。 15 这种方法使政府比较容易地利用假情报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达到它的政策目标（Daragahi and Mazzetti，2005）。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宣传活动，美国驻伊拉克的特遣部队还秘密收购了一家伊拉克报纸并接管了一个广播电台，用于发布亲美的新闻。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许多被植入报纸的新闻是由独立记者们撰写的，但却“为美军和伊拉克军队的工作叫好，谴责当地的暴民，吹嘘美国领导的重建该国”（Daragali and Mazzetti，2005）。为了掩盖真相，特遣部队把广播和报纸的新闻说成是由“国际信息中心”发布的；但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是一家“不可能被找到的组织”。部署在布拉格堡 [29] 的第四心理战部队的司令杰克·塞姆（Jack Summe）上校相当勇敢地讲述了采取这种做法的理由：“我们把我们的货色叫作信息，而把敌人的货色称为宣传……我们不需要遵从新闻界的客观原则。”（Gerth，2005）聚焦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宣传活动与美国所宣称的道德，即“促进民主原则、政治透明和言论自由”以及把伊拉克从萨达姆的腐败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个宣传计划的副产品之一是带着血迹的新闻流回西方的新闻界和读者们（Daragahi and Mazzetti，2005）。

为了直接影响美国公众对于入侵的民意，国防部炮制了许多驻伊拉克美军的“英雄主义”假新闻。比如，在2003年，列兵杰西卡·琳奇（Jessica Lynch，一位驻伊拉克的陆军后勤供应员）所在的军队遭到伊拉克抵抗力量的袭击。她的车辆被打坏，她受伤骨折，后来被忠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士兵送到附近的医院。然而，与美国军方宣称的及许多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的“事实”相反，她没有被击中或刺伤。她也没有卷入战斗。军方的说法像是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以冲击琳奇在医院接受治疗为结尾。而事实是，在车辆出事后，她得到伊拉克医生和护士的特殊照料，并不需要美军的特殊救援，因为现场没有伊拉克军队——这是军方为宣传而炮制和拍摄的一个场面，一个《拯救大兵瑞恩》和《黑鹰降落》 [30] 合成的电影回放。琳奇公开驳斥了她的“英雄行为”和媒体报道的2007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所报告的事迹，尽管她因《纽约时报》记者里克·勃拉克（Rick Bragg）写的关于她的书而接受了100万美元的预付款，书中忽略了军方编造的谎言（Kampfner，2003；Scheer，2003）。

在军方粗制滥造的另一个宣传中，帕特里克·泰尔曼（Patrick Tillman）下士——入伍前是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星——于2004年在阿富汗被打死。陆军宣称，他是在战斗中被塔利班武装打死的，主流媒体和泰尔曼的家属也是这样被告知的，但一位战士证实，他的真实死因是“友军误伤”或者干脆说是谋杀（根据医疗检验官的证词)。这位战士的司令官强迫这位战士对他看到的事实保持沉默。尽管可能是自己人误杀，但泰尔曼被授予紫心和银星奖章及死后被提级，同时由新闻媒体报道他的“英雄”故事（美联社，2007；CNN，2007b)。对于“9·11事件”后的政府公关，利用泰尔曼太重要了，因此不能被此案的事实所干扰。

当主流媒体的重要部分开始显示有生命的迹象并事后质疑政府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时，小布什和切尼在回应国会的调查时愈加不服从了。有一次，小布什的公关团队组织了所谓自发的会见驻伊拉克普通士兵们。但是，后来这一谎言被揭穿，这些士兵是被这次活动的计划者挑选出来的，而且所提的问题和应答也都是精心排练过的。

一位新闻报道员注意到，排练过的会见对于小布什而言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因为“他的白宫已完善了公关战略，即举行有剧本情节地会见总统的支持者们”。

在小布什的一次典型演说中，他的助理们把共和党的听众和培训过的听众们安排在一些大厅里听他演说（Van de Hei，2005）。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在2009年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坚称，白宫不仅操纵民意，而且为了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支持而操纵关于国家受威胁程度的声明，还有一次应用这种策略是在2004年7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立即戏剧性地降低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投票率（Baker，2009）。还有一些使美国公共信息机构传染上假新闻文化病的例子。小布什的顾问们可能已经越过政治底线，但是自里根的支持者们给他冠以“伟大的发言人”(一位在没有无线提词器时以一系列说错话和说不出话而闻名的总统）的戏谑外号起，耍政治手腕已成为美国政治演说的核心特征。

促销民主的宣传

基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内才能存在的前提条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坚持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严格符合新自由主义调控的“休克疗法”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候选国。这意味着完全的企业产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经济实体私有化”、取消对进出口的一切管制、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外国公司把利润全部拿走的权利、股票和债券投资系统的运转及其他金融工具。USAID还规定，资金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和其他“未承诺尊重（上述定义的）民主进程”的政党（USAID，2005b）。USAID的一份文件把“减少政府的管制和颁发许可证”列为“打击腐败”的措施之一（USAID，2005a）。 16

除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般虚构外，USAID还规定，作为理所当然的信条，必须把市场理解为最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条件，即公司垄断。之所以说它是虚构的，是因为对于美国的市场系统和工业发展有许多神话，通常来自口口相传的“伟大人物”（莫尔斯、惠特尼、贝尔、爱迪生 [31] ）的故事和关于资本自主权的错误理解。事实上，资本的产生依赖国家在工业扩展的每个阶段给予企业的巨大补贴——从把国家土地给予私营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到“军工联合体”(它发端于美国国内战争）。那种市场自主发展神话的另一面是，美国公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其创造了巨大财富。这种信念忽视了征服、掠夺、战争、支持外国的镇压和强迫第三世界经济体把大量资源运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劳动力。它还忽视了国家如何支持奴役以及没收土著人民的土地。

促销民主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这个理论关于“欠发达”的教义之一是，较不发达国家不认同“发达”（“需要取得成就”）的价值观，而且缺乏意愿和能力去发展能诱发这种优良品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在这种历史观中，“非偶然的社会演变过程不受特定的行动和环境驱动”，其中有一个“超越历史的逻辑”，即“目的是预先已知的”（Brier，2009，34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马克斯·韦伯 [32] （Max Weber）深信，制度有力量管教其参与者执行任务时的行为，并有助于社会融合成一个整体。现代化理论吸取这个观念，假设制度能够被转让，就像他们把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为转变为现代习以为常的实践。

1970年，政治学家拉斯托 [33] （Dankwart Rostow）认为，国家民族的团结是“过渡”到民主的原始因素，而不是制度化——他认为政体的类型必须是精英（“中产阶级”）式的。他认为民主可能有许多形式，为此，他与同时期的其他民主理论家展开争论，民主的必要性不一定是前提，民主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条件中产生并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就不是民主。如果竞争的精英们的一方肯妥协，那么民主就在社会实践中随着时间而成为“习惯”。

拉斯托的思想存在以下重要缺陷：第一，民主并非多元政体（多元的精英治理)。他没有考虑与前苏联的中央指令决策结构相平行的资本主义公司治理系统是如何划定民主的可能性及“习惯性”界限的。第二，民主要求有公民高度介入的密集参与性结构，然而对于什么是公民介入，没有形成一致的定义。第三，他没有认识到，民众的要求并不总是或必然地把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摆在比其他生活必需品（包括健康保险、买得起的住房、文化生活、有意义的全职工作及生活康乐设施，如体育场所、博物馆、有艺术表演的戏院和公园等）更优先的地位。按照这样的考虑，即使与从前和现在的（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美国至少在某些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表2.1列出了经合组织30个主要工业国的一部分数据。虽然许多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的国家居世界民主的首位，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以生活质量为指标去计算民主的程度，或者不知道按这个方法与西欧进行对比。

在各类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美国被西欧、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超过，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不久之前被定为民主援助计划目标的中欧国家。显然，尽管美国极其富有，但其被测验的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 [34] 等基本知识方面缺乏严格的培训。美国职工每年工作超时的时间最多 17 。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和肥胖率还揭示出全世界最昂贵的美国卫生保健系统的不良成绩。类似地，美国在能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方面有最差的记录。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监狱囚犯——多半是有色人种——却占世界囚犯的25%，这表示它在把它的生产红利分配给广大人民方面是失败的。在武器销售、军费开支和被囚人数方面，它遥遥领先，这表明经济创造财富依赖于暴力和警力。

表2.1 生活质量指标（经合组织的30个国家）

注：

①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波兰、韩国、爱尔兰、匈牙利、捷克。

②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斯洛伐克、西班牙、波兰、捷克。

③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波兰、日本、韩国。

④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

⑤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斯洛伐克。

资料来源：OECD Factbook，2008；Abramson（2008）；Infopleasee Database（2008）

这就使中、东欧地区的公民产生一个疑问：美国的民主体系能否真正提高他们的福利？美国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赶超或被复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滑已引起公众对立足于买卖照常干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质疑。奥巴马的当选使整个世界期待改变大公司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反环境和反理智的逆流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展示上述生活质量数据并不表示美国没有能够显示其领导地位的其他领域，但是这些数据粉碎了关于美国是全球“老大”或“自由世界领袖”的浮夸和它常常摆出的道德典范的姿态。

由于是名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包括政党）在控制选举，所以“现代”美国政治进程的魅力开始衰退。在美国，形象制造家们接手了大部分的政治竞选工作，政党的作用现在仅限于筹款。而且，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政党的形成和选举是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复制的过程，也成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忽视了政治活动（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规范）扎根于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现代化理论家（如拉斯托）的论述中有这样一种推论：新国家如果要制定通向发展的途径并在国际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沿着“发展阶段”顺序前进。

关于现代化和民主的论证均立足于国家的缔造和坚固的国家结构。但是，在最坚强的国家缔造者之中有这样一些人：胡志明、纳赛尔（Nasser）、毛泽东、卡斯特罗、恩克鲁玛 [35] （Nkrumah）、苏加诺 [36] （Sukarno）、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阿拉法特（Arafat）及其他革命领袖。当他们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国家时，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受信任的。当然，这是因为这些领袖们没有接受后来关于经济的药方——“华盛顿共识” [37] ，也没有把申请成为“自由世界”军事组织成员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这些领袖们没有把美国的政治结构视为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特别相关。

采纳美国式民主机制继续被国务院视为政治发展的逻辑前提。美国国际开发署促销民主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与美国律师协会（ABA）合作的法治倡议计划（Rule ofLaw Initiative Project），即在中、东欧地区用美国的法学理论和程序（包括宪法、企业法和“选举改革”)培训律师和法官。接受ABA倡议计划的有5名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推翻了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迫使举行第二次投票，随后宣告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为胜利者（Boot，2004）。

托马斯·卡罗瑟斯 [38] （Thomas Carothers）发现，“各种设想的巩固民主的过程——发展政党、强化公民社会、改革法治和发展媒体——几乎从未符合治国专家关于合理顺序的设想，而民主促进者们的制度结构和战略目标却是建立在这个设想上的。”（Carothers，2002，15）事实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太过于强调把选举作为民主的本质，其效果实际上是损坏了民主化。其他人[如史蒂文·胡克 [39] （Steven Hook）和帕特里克·里根（Patrick Regan）]发现，为民主而援助的计划与实际的民主过程之间并没有一致性（引自Scott and Still，2005，443)。为了保持大国关系的现状，把民主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去传授，可能比把民主作为国家“过渡”的合理出发点更好。

制造“过渡”

“过渡性国家”的概念来自一个假设的民族国家等级排序以及与历史无关地（包括不承认自15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称霸）理解过渡的条件是怎样形成的。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inski）相当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随着模仿美国方式逐渐在世界上蔓延，全球出现了一个更适宜的环境去实行非公开的，但似乎一致同意的美国霸权。对于美国国内的系统而言，这个霸权包含一个各种机制与各种程序互相连锁的复杂结构，旨在产生共识并掩盖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的非对称性。（Brezezinski，1997，26~27）

“过渡性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与政治阶段论有关。在这个理论中，那些经历过共产党或右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将给西方式民主让路。它掩盖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地位及利用阶段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秩序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它也掩盖了现代全球结构和机制更加偏爱私营部门的现象和跨国特征，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强盛不再被视为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中、东欧共产党制度体系的瓦解，美国对该地区的公共投资在1990~1994年总计达18亿美元。“这个初期的公共援助几乎完全聚焦于满足私营部门的需求。”（Regulska，1998，41）

美国两大党派中似乎没有一个承认，对于美国的长期目标而言，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外来干涉几乎总是失败的。美国破坏伊朗1953年举行的选举导致了国王独裁及伊朗人民因其支持国王而痛恨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出手推翻危地马拉当选的领导人及在1970年支持智利的独裁政府，得到的是那两个国家人民对美国的深度不信任。甚至美国帮助赶走受鄙视的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事实，也未能蒙骗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忘记美国曾支持他从1972年政变上台直到1986年长达15年的个人统治。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参议院中难以驾驭的力量迫使美国关闭其军事基地。

从目标国家的角度看“促销民主”，卡罗瑟斯发现，这个词代表的不是真正承诺授权给公众，而是用武力或其他方法实施“政体改革”的代码词（Carothers，2006a）。小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表”同样威胁了大部分世界，国务院用它确定哪些是“敌对”国家，并作为对其干涉的依据。在许多目标国家的历史回忆中，美国政府把政变作为政体改革方法的热情并未提升美国作为中立的民主鼓吹者的资格。每次美国政府为它直接干涉或用非法手段除掉在位领导人而寻找理由时，美国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怀疑。在有机会对洪都拉斯的政变领袖施压[如用严厉的制裁迫使其还政于被推翻的中左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 [40] （Manuel Zelaya）]时，奥巴马和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犹豫了一个多月。假设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在乌克兰的盟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被这样推翻，几乎可以肯定奥巴马会大声要求恢复“法治” [41] 。

意识形态给构成民主行为的各种概念染上了颜色。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坚持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列为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尽管它的记录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正在经历晦涩的、往往是不透明的、很不像民主的政治转变过程”（Carothers，2002，7）。在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执政期内 [42] ，这个国家被种族骚乱、内战和大规模的腐败所吞没。在美国的“促销民主”计划中，有广泛经验的托马斯·卡罗瑟斯注意到，西方政党的援助提供者有很浓的党派色彩。这在美国给俄罗斯政党的援助中特别明显（参见本书第四章)。

“促销民主”含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否定和欺骗。英国学者戴维·兰尼（David Lane）批评关于促销民主的书籍，因为它们普遍不承认西方机构的力量“影响了主权国家的政治结局”（Lane，2009，127）。虽然有许多人显然是在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下从事援助民主的，但是这个促销民主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们往往是被不光明的国家政治经济胃口、意识形态和神学的劝诱或者个人和金钱考虑所煽动的。有一个从左派到右派的队伍批评西方促销民主的宣传。研究发展理论的英国学者戈登·克劳福德（Gordon Crawford） [43] 发现，民主援助团体，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用错误的实证主义量化指标衡量结果，混淆治理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另一位观察者认为，这种方法导致“有严重缺陷的任务，它很少产生有用的真知灼见或知识，并把严重的歪曲带入这种援助的设计和执行中”（Thomas Carothers，引自Crawford，2003a，82）。

实施援助的团体将促销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织原则去执行，而极权主义则被视为在跨国世界经济秩序下加在资本积累和境内外财富流动“自由”之上的桎梏（Robinson，1996a，634）。在20世纪90年代最关键的“过渡”阶段，美国提供给那些被自由之家归入“不自由”类国家的援助民主份额，已从1991年的18%增加到1996年的30%。美国有强烈经济兴趣的集权国家，如刚果—金沙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它的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中位置突出。尽管中国被不断地批评违反人权，却被鼓励加入世贸组织（Hook，2002，119、122）。

翻开美国以送去民主为名对外国实施干涉的漫长历史，芭芭拉·里弗（Babara Rieffer）和克里斯登·牟瑟（Cristen Mercer）问道：“华盛顿的动机是不是把为世界做好事当作国家的使命……或者是在自由民主国家构成军事冲突可能性为零的一个安全社区的前提下，促进自己权宜之计的利益。”他们指出，事实上，美国在与南斯拉夫的铁托、智利的皮诺切特、“二战”时的斯大林、南非的种族歧视政府或卡特高唱“人权”政府时期的中国缔结策略上的结盟时，放弃了审查他们的民主账簿（Rieffer and Kristen，2005，386、390）。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给中国贴上侵犯人权的标签，但它鼓励跨国公司去那个受低工资和劳动力过剩压力的国家从事广泛的贸易和投资。的确，人们曾对此有过争议，这样的市场自由导致了大量工作机会的输出，从而损害了美国工人的人权。

一位保守派批评者，记者乔治·查缪莱 [44] （George Szamuely，他为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观察者》杂志、《华尔街日报》及其他报刊撰写评论）注意到了一个双重标准：美国把外国政府资助美国政党的做法视为非法，而它自己却经常（有时不直接地）支持它认为有用的外国的政治领袖或政党(Szamuely，2001）。民主不是一个可以像搬迁汽车厂那样被输送的过程，它必须被动发展并通过冲突、试验和犯错误的形式被不断地从内部和组织上予以改善。起初，美国的民主肯定不具有社会包容性，需要许多斗争，在它开始协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保护它的大多数公民之前，甚至还有一场内战。即使在今天，由于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和其他社会不平等以及基本社会福利权利的下降等许多问题，集中解决国内的促销民主对美国来说或许会更好。

克劳福德认为，援助民主是官僚主义者想出来的一个坏主意：“援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技术作业，未考虑其中民主机构的弱点。”（Crawford，2003b，3）奥达维（Ottaway）和卡罗瑟斯断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援助民主活动的失误之一是过于依赖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来执行技术援助和监管资助金，而不是像欧盟那样为此目的建立当地的基金会（Ottaway and Carothers，2009，306~307）。USAID承认，它积极地使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中、东欧的非政府组织挂钩，在支持援助计划方面，它与其他国内和国际机构有许多正式的伙伴关系，包括国务院、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司法部、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营投资公司、环保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USAID，2000a）。

从沃尔特·李普曼到乔治·凯南，再到亨利·基辛格，这是一条长长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足迹，提醒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不要为传播民主价值观而冲动，“应承认，必须更审慎地追求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促销民主应被理解为一个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于取得进入世界一些地区“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许可证而已；产业界和军界对此表示赞同并与有兴趣参加经合组织（OECD）和北约（NATO）的外国政客合作。已被结合进新自由主义资本供应链或者已接待美国军事基地的较弱的极权主义国家不用担心民主的要求会强加于它们，至少到当地的群众运动威胁这个结盟为止。美国对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独裁政府的支持在菲律宾的产业阶级威胁说要在策略上与当地信奉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联合赶走马科斯时才结束。看来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而它最差的用途是导致美国按威尔逊扩张主义的传统 [45] 去进军改造世界（Ikenberry，1999）。

在政治范围内，经济“改革”与军事“安全”行动相关：它们的目的都是输出美国式的选举、法治化的宪法、执政理念的标准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一个设想是多元的公民社会里，强调这些机制改革是否不够重视广泛的公民治理的重要性。即使从市场的角度看，消极的职工和消费者较少要求产业界革新它们的生产业务，从而使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变差。美国提供援助的做法使接受者感激捐助者的辅导和未来的财政援助。在2004年乌克兰等待选举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给美国律师协会40万美元用于“辅导乌克兰的法官们，包括一些在职的最高法院法官，学习选举法”（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归根结底，这是美国政府在接受其援助的国家内确定政治标准（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4）。

USAID和其他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者们在设计和实施民主援助时，很少与目标国家的知情者（包括政治学家们）磋商，特别是关于理解该国的政治背景。对具体国家的援助政策的评估程序立足于“由（几乎全体是）捐款国家的人员组成的、一个执行飞进飞出短期现场任务的小分队”的评估（Crawford，2003a，95）。当美国人给波兰的早期新市场经济提供民主援助时，他们被讽刺地称为“万豪旅” [46] ，因为他们几乎不敢冒险离开华沙万豪酒店的边界（Wedel，2001，45）。从天而降的政治评估偏向于反客为主地夸奖外国的“专家们”，这就降低了要求真正民主行动的价值，因为本来公认援助民主的政策是为主人服务的。虽然冷战在形式上已经终止，但美国对东欧，包括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好意和藐视相混合的态度，这反映出它的大国情结，一种在世界上有权单边利用政治代理人的沙文主义想法，同时反映出它对国家主权的复杂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非常缺乏认识。

第三章将通过考察美国和西欧援助民主的基础设施，讨论它们对于政体改革和机构建设的相同和不同做法。对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虽然美国和西欧都建立了市场经济结构，但是它们对于如何理解及如何在国内和国外实行民主援助是很不相同的。

章末注

1 . 在美国官方的世界观中，类似的（如果还不是完全相同的）观点仍然占主导地位。老布什惯于把他主政的外交政策愿望归诸于上帝对他的强烈要求。他说：“自由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是全能的上帝给世界上每一个男子和女子的礼物。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责任帮助传播自由。”这种论调与威尔逊总统的帝国主义准则及更早的麦金莱总统的极端爱国主义相呼应。在老布什的论调里，美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上帝戒律选中的工具。

2 . 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2009年访问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后曾用同样的腔调发表了针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

3 . 然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美国宪法中，“business”这个词唯一被提及之处是指众议院的立法事务。也就是说，“business”这个词与公共领域的工作有关，而与追求利润（profit）的私有企业的特权地位无关。类似地，在宪法中，“profit”一词不含钱财的意思，而本质上是指官员的荣誉。在这个文件中没有提到“市场”。美国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要求强加于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目前存在超强全球经济力量的背景下，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受外来私有资本的掌控，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反命题。甚至保守的“自由之家”在按照它的“自由度指标”衡量公民权和政治权程度时也不包括商业企业权（Kegley and Hermann，1966，312）。

4 . 在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专门对付古巴的广播和电视部：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

5 . 根据一份研究自由欧洲电台（RFE）的报告，依靠私人资助在欧洲当地设立与RFE相对应的“自由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掩盖中情局在海外传播中的角色。“自由十字军无疑是欺骗性的，虽然不完全是邪恶的。在约20年的时间里，它不断利用美国的好意从一个小而不著名的节目扩展成为巨大的宣传手段。”（Cone，1998/1999）

6 . 里根不是第一个把“真理”一词用于宣传的总统。杜鲁门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过一个“真理运动”以打击共产主义，国会为此曾拨款1.21亿美元（Snow，2003，59~60）。

7 . 美国政治基金（APCF）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得到30万美元的拨款，还从美国两大党得到资助，从而成为一个免税的“两党委员会”，以联系两大党与世界上的其他姐妹党团，并摆脱其他组织有中情局背景的污名。APCF最初以“民主计划”为人所知，后来成为国家民主基金会，它包括基于两党的国际基金以及代表商业界和劳工界的面向国际的机构。

8 . 据自由之家的执行副主管说，自卡特政府开始缩减的中情局，在布什政府时期反弹了；它的“能力确实萎缩了，后来它复活了，而且到2002年左右变得相当强悍”（Melia，2005，22）。

9 . 一些曾为中情局秘密活动服务的历史人物成了国家民主基金会执委会的成员，比如奥托·里克、约翰·尼格罗彭特、亨利·西斯内罗和埃利奥特·阿勃拉姆斯（Clark，2007）。

10 . 原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文件是“美国援助带给国家的直接经济好处”；它的网站是http://www.usaid.gov/procurement_bus_opp/states/，曾被许多人引用，但被USAID删除。

11 . 事实上，把入侵说成“战争”是为了使这次行动合法化；因为战争通常被理解为双方或多方都愿意用暴力解决冲突。美国—伊拉克冲突是一方的政策要求使用暴力，而另一方被迫自卫和逃跑。

12 . 2009年的电影《拆弹部队》虽然大体上是对入侵伊拉克的英雄们的赞歌，却提供了军方如何在它的破坏性冒险行动中利用宣传的一个小细节：把一个基地名称从“自由”改为“胜利”。

13 . 假新闻在医药及其他行业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运作手段，它们的公关代表把假新闻提供给国内各家电视台。

14 . 林肯集团还秘密得到一份价值1亿美元的5年期合同，为在世界各地的特种作战部队开发一种战略通信战。

15 .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切尼的妻子在1995~2001年任董事会成员）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外，还介入了邮件筛选、发放社保支票和其他敏感的政府工作（Klein，2007，293）。切尼在那时是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16 .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还在其他志愿活动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如在退休金私有化计划中培训哈萨克人，在乌克兰取消国家对住房和公用事业的补贴。“USAID将继续承诺，通过美国和地区的伙伴关系促进变革及发展市场经济、私有企业、民主实践和社会平等。”（USAID，2000a）

17 . 社会学家朱丽叶·绍尔记录了美国职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现实状况。最近研究（2006）发现，43%的美国人没有假期或只有少于一周的假期，这在富裕国家中是最坏的记录。在127个国家中有授权的假期法，而美国没有，甚至中国都保证每年有3周的假期（Martin，2007）。

[1]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是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共和党人，他以支持古巴独立为名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胜利后占领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夏威夷。1900年，他派军队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译者注

[2] “伟大使命”是指19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扩张美国在北美洲的领土与政治经济影响。——译者注

[3] 天主教受梵蒂冈的教皇统一管辖；基督教即耶稣教，也称为新教，有许多教派，各地自立，不设教皇。美国人最初是在英国受天主教压迫而移民至北美的新教徒。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占统治地位。南美洲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译者注

[4] 巴特勒（1881—1940）曾参加八国联军，在天津负伤。多次率兵入侵拉美国家使他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名言是：“战争就是敲诈勒索以谋利。”1933年，美国金融界密谋推翻罗斯福总统，派人游说他，请他利用他在军队的威望动员50万退伍军人包围白宫，“像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国王变成傀儡那样，把罗斯福变成虚位总统”，他拒绝并揭发了此阴谋，他说“我的爱好是保护民主”。罗斯福政府的国会和法院使这个当时被称为“商界阴谋”的事件不了了之，因为该阴谋的参与者中有一些是支持民主党的大财主。——译者注

[5]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任美国总统），后者是前者的远房侄子。中国人称前者为老罗斯福，称后者为小罗斯福。——译者注

[6] 情景伦理学要求做出环境允许的道德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准则。——译者注

[7] 此处是指老布什总统，在他的任期内（1989—1993）苏联瓦解。——译者注

[8] 迈尔曼（1917—2004）在珍珠港事件后参军，退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反对“军工联合体”，主张军转民，他是“全国经济军转民和裁军委员会”主席，他的立场使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译者注

[9] 凯南（1904—2005）从美国在苏联设立大使馆起一直在那里任职，最后成为大使。1946年2月，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遏制”，1947年又提出“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20世纪40年代末，他已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会分化，并非铁板一块。1994年，他批评当年美国的政策实质上是要苏联无条件投降，导致了40年的冷战。晚年，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前，他反对对华政策中的核威慑因素，引起了美国国内对于“遏制还是接触”中国的大争论。——译者注

[10] 行动协调委员会从各部门抽调熟悉地区事务的专家成立十个部际小组，负责协调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执行和计划。——译者注

[1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译者注

[12] 金泽尔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过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强烈反对干涉主义。现在他是波斯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译者注

[13] 托尼·布莱尔在1997~2007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14] 杜奇在20世纪70年代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系主任，1993~199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5年5月~1996年12月任中情局局长。——译者注

[15] 马蒂（1853—1895，全名何塞·朱利安·马蒂·佩雷斯）是古巴民族英雄，独立战争的领袖，牺牲在战场上。美国的广播电台盗用他的名字以蒙骗拉美人民。——译者注

[16] 公共外交办公室是里根任总统时成立的跨部院机构，针对的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奥托·里克是古巴裔美国人，狂热地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里根时期曾任美驻委内瑞拉大使，小布什总统任命他为西半球特使和助理国务卿，尼加拉瓜内战时在美国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务，替contra反革命游说，2004年辞去公职，开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译者注

[17] 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国防部，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通信资料，包括监听电台广播、通信、互联网，尤其是军事和外交的秘密通信。——译者注

[18] 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解体后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译者注

[19] 国家民主研究所又称国家民主学会，成立于1983年，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它主张民主无单一模式，但一切民主有同一个核心原则——人权。——译者注

[20] 桑蒂诺（1895—1934）是尼加拉瓜的革命家，1927年率领人民起义，迫使美军在1933年撤走，1934年他被叛徒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谋杀，索摩查成为独裁者，他的家族两代三人执政。1961年，奥尔特加领导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又名桑蒂诺运动），1979年赶走了最后一个索摩查。对抗奥尔特加政府的反革命组织被称为康德拉（Contra，即反革命）。——译者注

[21] 切尼（Richard Cheney）是副总统。——译者注

[22] 波尔克是美国的第11任总统（1845—1849）。——译者注

[23] 美英联合以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空袭伊拉克。事后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译者注

[24] 阿里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表弟，曾用化学武器镇压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杀死了数千人。——译者注

[25]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非洲裔美国人，著名的媒体政治评论员和报纸专栏撰稿人，虽然是共和党保守派，但在大选中支持克林顿。——译者注

[26] 玛吉·加拉格尔，保守的评论员和作家，在社会生活方面（如同性恋、安乐死、单亲家庭等）替政府宣传。——译者注

[27] 该法案全称是《信息与教育交换法案》，它使1942年设立的美国之音永久化，并设立了交换学者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等。——译者注

[2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共和党的极端鹰派，曾两次出任国防部长，一次是福特总统时期，另一次是小布什总统时期，2001年“9·11事件”后发起阿富汗战争。——译者注

[29] 布拉格堡位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译者注

[30] 《拯救大兵瑞恩》和《黑鹰降落》是两部著名的美国电影，剧情是虚拟的战争场面。——译者注

[31] 莫尔斯发明电报码，惠特尼发明轧棉花机，贝尔发明电话，爱迪生发明电灯。——译者注

[32] 韦伯（1864—1920）是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帕森斯（1902—1979）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33] 拉斯托（1924—1996）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被称为民主化思想领域的“过渡学之父”，他不同意民主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前提，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团结才是唯一前提，从集权主义过渡到民主的最主要因素是精英们对民主化的新游戏规则达成共识。——译者注

[34] 美国把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归并为“科学”，数学是单独一门学科。——译者注

[35] 恩克鲁玛是加纳的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36] 苏加诺是印尼的总统，后来苏哈托用血腥政变推翻了他左倾亲华的政府。——译者注

[37]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为经济改革而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译者注

[38] 托马斯·卡罗瑟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兼民主与法制项目主任，研究民主、人权、比较政治学，最近到缅甸评估那里的民主化。——译者注

[39] 胡克是俄亥俄州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和对外援助》等。——译者注

[40] 洪都拉斯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军方指责这一做法是塞拉亚总统为了谋求连任，从而把他赶出该国，后来在拉美各国的斡旋下，塞拉亚得以回国复职。克林顿政府未及时表态支持塞拉亚。——译者注

[41] 作者写此书时，亚努科维奇还被认为是倾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后来亚努科维奇拒绝使乌克兰进一步投入西方怀抱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美国就抛弃了他，转而支持极右的维克多·尤先科和尤利娅·季莫申科。——译者注

[42] 作为刚果革命军司令，蒙博托通过政变推翻卢蒙巴并成为总统。刚果在1965年脱离比利时而独立，那时称为刚果（金），因为首都在金沙萨，后改名为扎伊尔，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另有一个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的刚果，现名刚果共和国。——译者注

[43] 戈登·克劳福德英国利兹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著有《非洲的民主、人权和发展》。——译者注

[44] 乔治·查缪莱是匈牙利裔美国记者，激烈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西方滥用刑事法庭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刑事犯。——译者注

[45] 威尔逊（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为美国绝对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而威胁、干涉、入侵墨西哥、古巴、尼加拉瓜、海地。——译者注

[46] 万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财富500强之一。——译者注

第三章
促销“民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我不特别关心炮火和宣传对人类有利或有害。我只是强调，我在此处谈的是大范围的宣传。我们美国人必须懂得并善于防御性或进攻性地使用宣传；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像500年前拒绝认真使用炮火的古骑士。

——助理国务卿乔治·阿伦，1949年 1

过渡到跨国主义

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为首，形成合理的国际力量等级结构。按照这个理论，“过渡”的含义来自一个概念，即这个力量等级结构的安排是永久的、有序的和正义的；而且，在干涉背后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即干涉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及其先进的现代普世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联合第二世界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挑战这个理论，这个反抗指向现有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巨大的技术差异以及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权力形式，并要求制定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世界信息和交往规则”。

然而，不结盟国家会议 [1] 提议的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团结解放运动遭到当时刚上台的撒切尔政府 [2] 和里根政府的破坏，失去了它的活力及其集体领导。同时，在英美自由主义和供应学派思想的压力下，西欧和北美的社会民主都进入低潮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数字化通信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整合以不利于世界弱国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视它过去造成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历史以及世界经济基础。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解体，为资本主义世界梦想的和马克思100多年前预期的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诱惑及公司投资于巨大新市场的可能性召唤着西方的能源业、军工业、设备制造业、林业、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然而，这需要一定的巧妙设计和耐心为征服和整合做出长期的规划，但这也是美国侵略性专家治国论者和实业巨子们不能忍受的。经济整合立刻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公民们，他们遇到了社会保障和福利系统的崩溃，公众健康、寿命、饮食习惯、公共服务、财务稳定和购买力都迅速下降，贫困、犯罪率、失业率、贪腐、凶杀、自杀、婴儿死亡率、酗酒和其他社会负面指标则急剧上升。

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生存的叶利钦 [3] 政府虽然受到贪腐及他本人慢性酒精中毒的制约，但选择了开放与西方的贸易。突然的经济开放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其效果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时的大萧条还要糟糕。类似的结果随后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增长率超过世界任何地区。社会科学家詹姆士·皮特拉斯 [4] （James Petras）发现：

在过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5年内，几乎所有的基础产业——能源、矿产、通信、基建和批发业——都被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及亿万富豪的黑帮们所掌控，或者被关闭。这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经济的相对停滞、大量的人员外流以及通过非法转让、洗钱和掠夺资源的方式使经济非资本主义化。（Petras，2004）

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向东扩张仍被西方国家的策划者认定为信条。借用克林顿的简洁说法：“美国打赢了冷战，市场经济将从贝尔格莱德蔓延到比斯凯克 [5] 。”（Rutland，2000，243）

很少有政府人士公开承认美国“市场民主”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特征，美国付不起医保或高等教育的人数正在增加，美国排放的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二氧化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中国（但美国的人均量更高)。中国的情况是，许多工业污染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或承包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因此需要做污染原因的跨国经济分析。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远非从事解救贫穷、疾病、不平等和经济困乏的慈善机构，近年来它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它在1994年成立“过渡计划办公室”（OTI）（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俄罗斯和东欧。用OTI的话来说，“抓住机会之窗，针对政治过渡和稳定需要，OTI在当地提供迅速、灵活、短期的援助。”（USAID，2006）这意味着它的海外办事处可以比USAID本身更快地独立、直接资助当地组织用于“促销民主”的项目（Melia，2005，Appedix 1:12）。在塞尔维亚，如USAID所阐明的：

USAID过渡计划办公室（USAID/OTI）的目标是资助能立即推动政治变革的项目和媒体。USAID/OTI把它的活动特色表达为“推动改革进程”。(引目McClear，McClear and Graves，2003，30）

OTI还对拉丁美洲有少许的关注，它只专注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国家都极不信任美国。在委内瑞拉，OTI在首都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馆外活动。自2002年委内瑞拉军方发动推翻查韦斯政府的政变失败至2008年第一季度，OTI为“过渡”活动花费了1 130万美元。OTI被称为“援助发展的特遣队”，它的许多活动躲过了国家安全部门。它拒绝透露在委内瑞拉资助的组织名称，外国人的类似行为在美国是非法的。自1958年以来，委内瑞拉就被公认为民主国家，OTI针对委内瑞拉搞的“援助民主”，实际上成为帮助小布什政府把它认定的敌人查韦斯赶下台的政治工具（Gould，2006）。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政治现实主义”学说是理解国际关系最一贯的方法。这个学说断定，外交政策的两个中心支柱是追求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使自我认定的行为合理化，其办法是用普通的词汇“世界利益”和“建立民主”表达政治和经济（及美国干涉)，不考虑地缘政治、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差异。英国外交家肖恩·莱奥丹 [6] （Shaun Riordan）说：“现实主义学派的外交不尊重其他国家的内情和国际关系中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让外国公众甚至精英们介入真正的辩论……外交政策是在职业外交家们密不透风的封闭世界中决定和实施的。”（引自Critchlow，2004，85）虽然莱奥丹夸大了“职业外交家”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忽视了私营部门的利益，但确实只有极少数公民能够介入外交政策。

较大的“密不透风的”干涉主义计划要求有一个迂回战略使国家的行动合法化。“促销民主”的迂回活动强调，这是为了帮助建设“国家能力”和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使人们忽视跨国公司集团希望回避公众对于其经济以及其他权益和政策的政治辩论。为达此目的，美国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机制去影响政策变化，从而绕过公众的广泛质询和参与。国家建设被认为不是公众参与性的，而是专家治国和行政管理的运作（Chandler，2006，90）。

跨国权力的运作要求增加当地精英作为改变政体的伙伴。这样做有多个理由。当地精英可以看到自己的地位因与外国利益集团合作而得到提升。从前，这样的人被视为“买办”。或者，当他们感觉对方的力量在该地区过于强大时，例如许多政客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他们除了寻找外国盟友之外别无选择。或者，对于寻找机会从西方提供的财源中为自己捞好处的当地职业政客来说，这就是一条向上爬的途径。有一份报道发现，当地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强烈倾向于“适应救助者的说辞”，为的是继续得到西方伙伴的资助，并提高知名度以便能“联系救助者的上层并向其报告”，从而减少对下层人员负责（Philippe Scnmitter and Imco Brouwer，引自Crawford，2003a，94）。

对于救助者而言，增加当地精英意味着更容易进入这个目标国家的权力之门。这使得外来的经纪人能接触当地资源。在被挑起的东欧“颜色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外国集团建立的与当地学生组织的联系和资助，如塞尔维亚的Otpor（“抵抗”）、格鲁吉亚的Kmara（“受够了”）、乌克兰的Pora（“是时候了”）、白俄罗斯的Zubr（“野牛”）。在外国势力希望施加影响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合乎其标准方面，亲西方的当地精英是不可缺少的。这还意味着“最佳和最聪明的” [7] 当地精英们有可能移居西方或者到外国驻当地的代理处为雇用他们的机构实现全球目的而服务——这导致人才外流。

虽然未涉及与援助民主有关的更大的问题，但两位分析援助民主的专家认为，美国对于真正的（公众参与的）民主的承诺是微弱的，特别是在形成“过渡”的大部分年代。他们认为：

自1989年起，促进经济和安全关系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最高政策意图，而促销民主只是一个附带目的（自1989年起，美国政府花费了约1.5亿美元于旨在帮助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实施民主过渡的计划，但这只是美国在该时期提供给该地区的全部援助的6.5%)。(Carothers，1996，97）

如何管理宣传

外交政策的中心力量通常是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很明显是他的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科林·鲍威尔 [8] （Colin Powell）被这两位推在一边，最后只好辞职。他的继承人康多丽莎·赖斯 [9] （Condoleezza Rice）在制定政策方面同样被边缘化。然而还有其他人，如理查德·阿米塔奇 [10] （Richard Armitage）、罗伯特·佐利克 [11] （Robert Zoellick）、理查德·帕尔 [12] （Richard Perle）、保罗·沃尔福维茨 [13] （Paul Wolfowitz）和在制定入侵伊拉克政策时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 [14] （Stephen Hadley）。为了服务于政策目标，情报往往被扭曲而不是实情；小布什政府轻描淡写地称后来被曝光的情报操控为“情报失误”。

发布许多蓄意歪曲的外交政策显示了小布什政府多么重视利用宣传达到其目标。卡尔·罗夫在白宫的角色从民意测验家、政治化妆师和主要战略家发展到总统助理、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和高级顾问，其职责包括“协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以及“正式插手外交政策”（Froomkin，2005）。《华盛顿邮报》2004年报道，罗夫和他的助理们经常（在他7年的白宫工作生涯里总计100多次）向主要的外交人员和公共官员通报关于如何打败2004年和2008年（共和党的小布什执政期间）当选的民主党在任官员 [15] 的策略。他把这个策略称为“部署资产”，即利用公职做政治市场推销员和宣传发布员，把思想意识和党派利益置于通常应该是无政治特征的公共服务之上（Solomon，MacGillis and Cohen，2007）。

人们担心这有可能违反了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哈奇法案》（Hatch Act ），该法案的内容之一是禁止政府官员把联邦政府的资源用于竞选或其他党派性政治活动。7位在欧洲工作的外交官和一位在百慕大工作的外交官贡献了160万美元给共和党，才得以于2007年在美国和平队 [16] 的总部听取简报，而和平队应该是无党派组织；在回应那时的参议员拜登 [17] （Joseph Biden，特拉华州民主党人）的质询时，白宫发言人斯科特·斯坦泽尔(Scott Stanzel）说，和平队，包括它的队长，不需要与党派政治绝缘。斯坦泽尔不理睬人所共知的理由，保持公共服务的无党派性，他耍了一个花腔：“为什么总统任命的人不应该有我们关于政治景色的理解？”（Kane，2007；Solomon，MacGillis and Cohen，2007）

在罗夫的保护下，许多白宫官员、政府任命的公职人员和政府外人士，包括政治权威和秘密领取政府工资的保守派记者，被培训成把政策、政治、宣传和新闻当作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人。但是与纳粹德国不同，美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一个中央司令部统一管辖政府的宣传机器，只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市场意识的追随者自愿——或者在公共生活中受威胁的公仆和人民被迫——遵从指定给他们担任的党派角色，去做蒙骗公众的代理人。不过，小布什本人是总宣传官与“决策者”。小布什相当无聊地解释道：“瞧！在我的工作层次上，我不得不重复某些事情，使真理能渗透进去——像弹石机那样做宣传。”（YouTube，2005）

在中、东欧地区，小布什也任命党派性强的官员为他工作。200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爱珀丽尔·福莉（April Foley）不需要这种效忠性培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可能是因为她自己被昵称为“华盛顿的”老女友。更重要的是，她经历丰富：在为百事可乐公司、读者文摘、辉瑞制药公司工作了17年后，她成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兼主管战略计划的第一副总经理。所以，福莉把寻找大的商业投资机会作为她任期内的主要目的就毫不奇怪了。2007年1月，福莉 [18] 在匈牙利的哈佛大学俱乐部演讲，在开场白过后就谈到“自由和民主”，她谈到需要“在美国和匈牙利之间进一步建立广泛的商业联系”。她说，她的明确目标是扩大IBM数据存储公司、通用电气能源管理公司、卡特彼勒公司 [19] 和微软公司在匈牙利的运营以及“与匈牙利政府合作改善商业环境”（Foley，2007）。作为不应涉及利益的公仆，她有些出格了。第四章将更多地讨论美国驻外大使的职责。

国务院是负责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主要政府部门。援助民主的事务主要由它的民主、人权和劳工署（DRL）通过资助、制定政策和外交活动予以管理；它的教育和文化事务署则负责管理与更广阔的政治战略相适应的交换学者和发放助学金（Melia，2006，124）。在2008年，DRL是由助理国务卿戴维·克莱默（David Kramer）领导的，他曾是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在此之前，他是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新美国世纪计划” [20] 的资深研究员；这个机构主张增加军费和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他在美国企图推翻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行动中起到积极作用。据国务院消息，在白俄罗斯2006年的大选前，克莱默宣布：“卢卡申科的日子到头了。我们将持久而艰辛地介入白俄罗斯。”他向公众保证，美国将积极地向反对派提供道德和财政的支援（Crawley，2006）。

随着鲍威尔受到拉姆斯菲尔德的排挤，国防部在外交政策中，特别是中东地区，占据了控制地位。由拉姆斯菲尔德领导并遵从总统意志的国防部认为自己是“为国家利益”发言。国防部在2004年邀请产业界、大学、私人咨询团体联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断言：“在制定美国政策及理解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全球目标方面，没有任何东西比总统及高级官员的发言和行动更有权威。驱动政策的是利益，不是民意。” （U.S. Department of Defens2004，3；斜体是后加的）假如如上所述民意无关紧要，那么民主的信念似乎就成了一个宣传世界正处于过渡状态的空洞概念。

在这份报告的附录D中，战略通信的意义比较清楚地概括在它的结论中：

信息是一个战略资源——它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尚未被认识到。在信息时代，影响力和权力将归结于谁能以鼓动公众支持利益、目的和目标的方式散布可信的信息。我们在理解有管理地散布信息和对其投资方面需要有一致的做法，以便美国的外交家们和军事领导者们能更好地利用它。（U.S. Department Defense，2004，99）

外交政策的宣传机器

在外交事务中，由精英操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对抗独立观察到的现实。这类似于在解释宇宙起源时把“上帝创造论”说成等效于进化论。“9·11事件”后不久，作为美国政府针对中东敌人的心理战的一部分，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设立了一个战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OSI）。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国防部有最大的公关行动。为支持OSI的工作，国防部雇用维多莉娅·克拉克作为公共事务官，她曾主管有争议的伟达公关顾问公司（H&K）的华盛顿办事处 2 （Cockburn and St. Clair2004，321)。克拉克的做法是，取得“信息控制权”和“雇用有影响力的人物”，即各阶层有权势的人，政府可以依靠这些人在适当帮助下鼓动起对拉姆斯菲尔德优先项目的支持（Barstow，2008）。他们还引进了任登集团 [21] （Rendon Group），一家著名的自称为“管理感官”的咨询公司 3 ，它曾介入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许多秘密项目。它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约翰·任登（John Rendon）在对美国空军学院发表演讲时把自己形容为“政治家和一个利用通信去迎合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目标的人。事实上，我是一个信息斗士和感官管理者” 4 （引自Rampton and Stauber，2003)。

国家安全方面的调研专家詹姆士·班福特（James Bamford）认为，小布什政府利用任登公司做过去由中情局情报人员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为了躲避国会的监督：

任登公司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私营承包商之一，它们越来越多地把原本由受过高级培训的中情局职员承担的工作接过去。近年来，雇来的特务开始代替主管世界各地区秘密行动的官员以及中情局24小时危机中心值班的监视者和大量情报数据的分析工作者。据一位参与情报预算决策的政府高级官员说，中情局的一半工作现在由完全不对国会负责的私营承包商完成。另一位高级预算官员私下承认，立法者不知道中情局现在用了多少雇来的特务，也不知道这些特务多么享受不受监管的权力。（Bamford，2005）

对于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秘密和欺骗方法，人们存在许多争议，而民主党未曾批评小布什和切尼，反而鼓励私营承包商在他们最后这一届任期结束之前继续开展宣传活动。2008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报道，国防部在3年里付了3亿美元给4家私营的“战略通信”承包商：国际应急救援组织 [22] （SOS International）、林肯集团 [23] （Lincoln Group） 5 、辽尼工业公司 [24] （Leonie Industries）和军事职业资源顾问公司（MPRI） [25] ，用于“为伊拉克媒体编新故事、娱乐节目和公共服务广告，以‘吸引和鼓动’当地民众支持美国的目的和伊拉克政府”，并“扩大和整合美军所谓的‘信息战和心理战’”。虽然名义上是国务院主管战略通信，但五角大楼在运作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法律禁止把政府的宣传施加于美国公众，但在伊拉克的联合合同总部写给各公司的“工作说明”中，美国把“美国的听众”包括在它的“战略听众”名单中…………使他们广泛地收到（美国和伊拉克的）核心主题和信息”（De Young and Pincus，2008）。

辽尼工业公司、SOS和MPRI都夸耀它们在中、东欧的活动，其中大部分是瞒着美国公众的，虽然它们的工作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MPRI在东欧和中亚的工作包括在这两个地区召集50名公共事务官员召开一次为期12天的“军事—媒体讨论会”（MPRI，2006）。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克林顿政府推翻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 [26] 政体的一部分工作，MPRI得到军方的合同去培训科索沃解放军（KLA）。MPRI雇用退役的军官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秘密地点培训KLA；事实上，这是把外交事务外包给私营部门。MPRI的军事顾问还帮助策划了克鲁地亚的“风暴和打击”攻势，迫使35万塞族人在1995年离开克拉吉纳省。1996年，国务院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培训和装备克鲁地亚的克族穆斯林联合军（Project Censored，2009）。

五角大楼的一位匿名军官说，国防部的宣传策略涵盖“从黑中最黑到白中最白的项目”（Hodgson，2002）。揭露五角大楼的黑宣传（有意污蔑敌方的假情报）迫使它至少在名义上放弃战略影响办公室（OSI）的项目。但是，这未能遏制拉姆斯菲尔德，他很快在2002年2月开始另一项同样类型的海外秘密宣传运动（参见第二章)。班福德发现，这只不过是把一些项目简单地挪到另一个办公室而已，这个宣传运动的保密称号为“信息战特遣队”，它大量地雇用任登公司的服务（引自Rich，2006，188)。2006年10月，拉姆斯菲尔德重新燃起了一个想法，在五角大楼设立“快速反应”宣传单位，应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界关于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似乎公关能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不佳形象。他的接班人罗伯特·盖茨 [27] （Robert Gates）取消了这个单位并把它的工作纳入公共事务办公室（Roston，2007）。 6

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是政府国内宣传活动的自愿合谋者。《纽约时报》在2008年4月根据国防部内部通讯揭露，自2002年起，五角大楼雇用了70多名将军——其中许多人还在军事承包公司工作——在主流媒体上散布消息 7 。这些精心挑选的军官们都没有媒体工作的经历，却被小布什执政时期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和白宫的首脑们当作客观而权威的联系人，并将他们作为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军事新闻分析家提供给主要的网络和有线新闻频道，尽职地和不加批评地说谎。他们的信息来源包括切尼、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这些新闻分析家们还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合作撰写文章，其中一篇作为献给拉姆斯菲尔德的贡礼，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Barstow，2008）。

这种关系使他们成为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及其他地区宣传军事政策的代理人，进而使小布什政府得以把主流媒体当作“心理战”部门予以管理，同时可绕过联邦法律的“禁止把税款用于国内宣传” 8 。即使不是由政府支付其宣传工作，这些将军分析家们也会把他们与新闻界的联系看作以“游说者、资深经理、董事会成员或顾问”名义从国防承包商处赚钱的机会。例如约翰·加莱特（John C. Garret）一位退役的陆军上校，他是福克斯新闻网的分析家，也是帮助一些公司赢得五角大楼合同的帕顿·博克斯（Patton Boggs）游说公司的游说者（Barstow，2008）。

《时代周刊》发现，五角大楼的“信息机构”利用这些分析家们作为有影响力的“信息力量放大器”，“在制造有利于政府战时表现的新闻报道运动中”散布国防部的论点和反击批评。前五角大楼公共事务发言人维多莉娅·克拉克（她组织宣传行动）的高级助理勃伦特·克鲁格（Brent Krueger）解释说，这些军事分析家努力为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撰写“插曲”（Barstow，2008）。雇用这些分析家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拒绝谈论此事。考虑到主流媒体在制造欺骗性入侵理由方面与小布什政府合谋的程度（从鼓吹五角大楼的“震慑与恐吓” [28] 和“伊拉克自由之战”到把500多名新闻报道员植入美英军队中)，这不足为奇（Rich，2006，74）。克拉克后来成为网络新闻的评论员。

政府和媒体滥用“新闻自由”的意义而串通共谋的另一种方式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网根据联邦政府国土安全部的工作在2009年年初开始播出一个名为“美国国土安全”的“真人秀”系列节目。这个节目声称是无政治性地赞扬国土安全部的探员们搜寻“恐怖分子”的工作；它是有助于抹掉联邦法律限制，将宣传施加于美国公民的又一个努力。在把此事作为宣传来评价时，人们可能要问，它的“真人秀”模式是否揭示了与移民（特别是来自拉美的移民）政策有关的偏执和寻找替罪羊。一位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认为，这个配以刺激性背景音乐的真人秀比纪录片“前线”更像“警察” [29] （Kahn，2009）。《纽约时报》称它为“褒扬，不是报道”，因为它故意忽略国土安全部探员们的违法、胡来和腐败行为（Stanley，2009）。

官僚体制的变革

自由之家的副主管托马斯·梅利亚（Thomas Melia）说，“美国无法真正地做到使别的国家民主；我们只能鼓励和授权给我们的天然盟友们，以及惩罚和限制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们。”（Melia，2006，123）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首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个主要提供援助民主资金的机构坚持认为，民主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建立的合法开放外国投资和贸易的体系。USAID认为，一个“反腐败的环境”要求：

建立一个好政府及创造一个商业活动能繁荣成长而腐败不能生根的环境。这包括财政改革、建立和改善金融部门、国有企业私有化、更有效和透明的资本市场以及改革土地所有权等项目……这有助于促进自由市场高效、有力的运作以及鼓励国内的和外国投资的私营部门成长。这样的项目最后有助于把发展中国家整合到世界市场的主流中。（USAID，2009a）

所以，“好政府”就是对外国公司提供完全开放的全球整合的市场。任何经济主权观点及限制贸易和投资都被当作事实上“腐败”（和“反民主”）的证据。基地在柏林的透明度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anl，TI）几乎完全由跨国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30] ，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资助，它提供腐败指数，USAID根据此指数发放或拒绝经济援助，一份研究指出，TI解读腐败的工作“偏爱私营部门”。这份研究发现，“一些记录特别差的公司向透明度国际捐钱和提供援助，这可以解释它愿意把它们列为透明的和有道德的。”（Bajolle，2005，37）

由于依赖资助，TI声称的无政治性以及在评估向它提供资助的公司时的客观性，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彼得·埃根（Peter Eigen），TI的创始章程签署人和自1993年起的独裁主任，为公司腐败辩护：“一些大公司要停止贿赂，但它不知道如何做此事。它们怕输给竞争对手。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停止。”（引自Bajolle，2005，36）不过，这种歉意显然不是用于公共机构。例如，据英国《卫报》的一份新闻报道，TI给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的腐败排名数据是由一名居住在首都加拉加斯、反对查韦斯的积极分子提供的，他支持2002年反对该国总统的政变。《卫报》提供的故事显示，就委内瑞拉而言，透明度国际本身是不透明的（Tucker，2008）。

授权给梅利亚所说的“天然盟友”只能是那些把自己与美国的权力结盟的人，而不是那些把自己与别处结盟的人，或宣布自己是不结盟者。梅利亚的意思是，即使美国不能强加民主，它仍有权利通过威胁完成这件事。这与本书第二章开端引用的20世纪初帝国主义发言人阿尔贝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设想几乎没有差别，尽管腔调不同。只要对美国历史稍加了解就可发现，美国在海外支援民主的记录不佳。

美国“促销民主”的行动由针对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私人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构成。据两位有地位的保守派政策分析家所说，这些活动包括“从技术上支持改革（外国的）政府机构，培训律师（法官)、记者、政党和工会领袖，资助公民社会组织，交换大学生和提供助学金”（Adesnik and McFaul，2006，7）。他们以政治现实主义论证，利用外交支持促销民主“并不意味着建立热诚的关系，期望也许有一天友谊和富裕将最终导致民主化”。这两位分析家重温珍妮·科克帕特里克 [31] （Jeane Kirkpatrick）的思想得出的结论是，最佳的战略是与依靠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合法性和武器的友好独裁者们合作并加以引导（Adesnik and McFaul，2006，8）。

科克帕特里克可能以她1979年在《评论》 [32] （Commentary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常被人引用的教义性文章而著名，该文严斥卡特政府容忍反对伊朗国王和尼加拉瓜索摩查的革命运动。她攻击卡特“错误地相信在这种独裁政权内，改变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值得的和符合美国利益的”（Kirkpatrick，1979，38）。科克帕特里克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她的强硬反苏立场引起了里根政府的注意，并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科克帕特里克把苏联视为“魔鬼帝国”并鼓吹支持自由贸易体制，这与里根的言辞一致。她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的理事，直到2006年去世。

无论哪个党执政，把自由（例如，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与“自由市场”等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教义。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将利用（9·11事件”后的）机会把自由的实惠推广到全球。我们将积极工作，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听起来像是为将要展示的军事“震慑和恐吓”以及“自命高尚的战争”提供理由和警告（Kennedy and Lucas，2005，324）。1989年年底，美国国会在后共产主义东欧的第一个援助民主活动是SEED立法（22 U.S. C.5241）根据老布什总统签署的文件，美国政府初期拨款93 800万美元给波兰和匈牙利，包括用于“稳定经济、贸易自由化、扶助私营公司发展、改革劳工市场和提升环境保护的资金”（Bush，1989）。

USAID把这个法案下的“企业资金”描述为“公私合伙通过投资和发展的组合活动形成功能优良的市场”（USAID，2000b）。截至2003年，USAID付了159亿美元给SEED和《自由援助法案》（Freedom SupportAct ，FSA）的（针对俄罗斯和欧亚的）项目，支援中、东欧国家的市场民主，其中53%用于经济改革，只有17%明确用于民主建设。跨国企业对经济杠杆特别感兴趣，这使它们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得到国家的帮助（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以下将叙述参与美国在东欧（及其他地区）引起政体变革活动的主要团体，以及它们参与该地区战略性政治、经济、军事的动机及其背后的策略性宣传。

美国国际开发署

据自己估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项目捐赠者，在2005财政年度，它为“民主和治理”花了13亿美元（Melia，2005，appendix 1:12）。它的主要人员分布在它的民主与治理办公室和过渡计划办公室 9 （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OTI）。在更早的时候，USAID主要从事对贫困国家的经济援助。自1990年起，它越来越多地把工作专注于援助民主。在2006年，它为此拨款13亿美元（Melia，2006，124）。这笔援助的大部分分包给了私营公司和顾问集团。根据法律，USAID的能力是受限制的，资助不能用于它赏识的国内或国外的某个具体政党。它认为值得资助的是那些对“全球公民社会”有贡献的机构，也就是说，那些被整合进西方国际机构的以市场为导向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

在美国所有援助民主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中，USAID的民主与治理办公室在制定战略目标方面是最重要的机构，它提供90%的援助民主合同和资金。它在组织援助民主项目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导向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然而，USAID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援助组织进行活动。“项目是与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美国使馆合作开展的”。它的民主与治理项目80%的援助经费是国务院拨付的（USAID，2005a，1+footnote，2）。

与国防部的秘密行动密切配合的USAID在国外的宣传中起重要作用，这个作用通常是秘密发挥的。例如，它“资助阿富汗大约30个广播电台，但不让听众们知道”。它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散发数千个像iPod那样的播放预先装入信息的音频器，但是它通过一个承包商去做，保证‘不留美国足迹’”。一位在阿富汗的USAID代表透露：“我们要保持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实情)，这些广播电台确实是独立的。”拉姆斯菲尔德在代表美国政府发言时宣称：“美国的公共系统能工作”，它必须找到“新的更好的方法在国外传播美国的使命”，包括“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一种畅通而透明的健康文化”（Gerth，2005）。

国家民主基金会

如第二章所述，由于国会很少对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进行监管，因此它究竟对谁负责总是含糊不清的。NED资助的核心受益者和其他受益者在将近100个国家内执行各种项目。我主要聚焦于它在中、东欧干涉选举的活动。NED像一个政治的“清算所”，“提供金钱、技术支援、供应品、培训课程、媒体技巧、公关援助和最新设备，并选择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政治异议运动的人士、学生团体、图书出版商、报纸和其他媒体”。虽然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它在许多国家的工作是“动摇进步运动，特别是那些有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Berkowitz，2004）。结果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和拉美国家，甚至许多欢迎民主改革的人，对于它的存在深表不信任。NED提供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名为“反对援助民主的逆流”的2006年度报告承认了这个情况（NED，2006）。一位批评者发现，这个报告“似乎是无休止地表示假装的惊讶，为什么其他政体以仇外心态愤怒对待外国特务、黑色宣传、重金资助的‘抗议团体’、媒体以及把推翻国家作为他们目标的顾问和煽动者们”。这个全部是内部人士组成的、“构建民主”的社团对此报告的评论没有使政策有所改变（Clark，2007）。另一份NED的研究报告发现，甚至它在1988年智利选举时赞助推翻皮诺切特的政权，该国受益的反对党都对美国的干涉表示愤恨（Conry，1993）。

NED成立时的主席卡尔·丘斯曼（Carl Gershman）曾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前社会党的右翼)，他继续向“右”前进，成了极端保守的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资深顾问，那时她还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NED，2005）。科克帕特里克一直是NED资助的国际共和研究所的董事，直到她2006年去世。丘斯曼还为大肆喧哗的右翼反共产主义游说团体——自由世界委员会工作，这个团体由未来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在解释NED的工作时，丘斯曼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你可以说我们正在促销美国的价值观……但这是普世的价值观。”（Turner，2003）

2001~2008年，NED由温·韦勃 [33] （Vin Weber）主持，他的职业背景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 [34] 成员以及华盛顿克拉克和温斯托克（Clark&Weinstock）顾问公司的合伙人。他也以“超级说客”而著名，他的客户包括美孚石油、微软、约瑟夫·西格拉姆公司 [35] （Joseph Seagram&Sons）和爱迪生电气研究所。韦勃曾是右翼组织“授权美国”（Empower America）的创始人之一，并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为小布什筹款。他还曾是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顾问。1981~1993年，韦勃是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韦勃在NED的职务被前众议院多数党（中期选举后的少数党）领袖理查德·盖普哈德 [36] （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取代。2005年，盖普哈德从众议院退休后成了高盛公司的顾问和华盛顿的主要游说者。因此，NED的领导权依旧在有强硬公关资格的人们手中。

NED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半公共组织，国会周期性地力图停止对它的资助。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成员荣·保罗 [37] （Ron Paul）把NED称为“只是一个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它中意的外国政客和政党的昂贵组织”（Paul，2003）。公共部门还支持那些由NED及其资助机构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付费的培训变成自己谋取利益的私营公司顾问和游说者。国际关系的公共本质正在继续让位于赢利部门的利益。

显然，这种公费赞助的旋转门“外交” [38] 得不到公众认可。NED在2006年度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透露，将近一半（49%）的美国人不赞成政府的援助民主活动。奇怪的是，传统上反对在外交事务中搅和的共和党人却大部分（76%）支持援助民主活动，而历史上比较倾向于多做些国际援助活动的民主党人只有少数（43%）对此表示赞同（NED，2006）。本来站在扩展政治权利（工会的、妇女的、儿童的、少数民族公民权的保障）和普世人权宣言的前线的大多数民主党人，怎么会不支持在国外“促销民主”的活动呢？

这份报告最有趣之处是它没有问这个问题。更深入的研究也许会发现，多数民主党人干脆不接受NED民主概念的表面价值，更不认可入侵伊拉克和威胁伊朗的动机来自民主的承诺（事后为占领伊拉克正名而编造的理由，因为最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不成立)。据统计，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因此他们可能更明白和质疑美国以民主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历史。这个历史涉及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讨论的一长列支持不民主政体的清单。

NED的网站把自己称为非政府组织（NGO），尽管它直接介入许多国家的政治事务，它与美国的统治机构关系密切，它的理事会由许多有政府职位的人组成。即使保守的世界银行也认为NGO应该“独立于政府”，“全部或部分依赖慈善赞助和自愿服务”；对于NED，这仍然不是恰当的描述（引自NGO Handbook，2009)。事实上，NED的理事会包括6位现任的和过去的国会议员，还有其他几位公共官员。它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美国政府。虽然它的一小部分资金来自私人基金会，但在总体上它是政府资助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2006年，小布什答应给NED的拨款增加两倍多，达到8 000万美元，以培养新的“民主国家”（国会最后拨了6 000万美元）。2005年在国际共和研究所演讲时，小布什说：“我要你们明白，我们有资金，但是我们将把那笔资金专用于帮助选举出来的新的民主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他认为选举的结果不满意，那么资金就不给。为此，小布什在国务院设立了重建暨安定办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ORS），以“满足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帮助世界上新的民主国家过渡到和平、自由和市场经济”（Bush，2005）。与娜奥蜜·克莱恩 [39] （Naomi Klein）描述美国“休克主义”的方式相类似，小布什宣布ORS的主要任务是“对于危机情况，迅速作为民间的‘第一反应者……·在几天和几周内，而不是在几个月和几年内，准备好现场活动的项目和部署促销民主的‘绿色贝雷帽’ [40] ”。唯恐经济的休克疗法不够，小布什还叫嚷：“使我们的武装部队更警觉和更致命，并……帮助社会从战争和推翻过渡到自由和民主。”（Bush，2005）

虽然USAID的民主和治理项目比NED及其受益机构得到更多的资助，后者却因在直接从海外的当地组织取得资金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为人所知（Fukuyam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NED有4个主要的受益机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附属于共和党，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任所长；国家民主研究所（NDI），附属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任所长；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专注于为美国资本扩张市场；团结中心，它代表劳联—产联的国际利益。不过，这4个机构得到的资助总额（每个得到的几乎都一样）远小于USAID提供的资金总和。NED约一半的预算花在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和自己的运营开支（Feierstein and Shaico，1999，49）。几乎所有的对外国党派的活动都是由IRI和NDI承担的（Melia，2005，24）。这两个政党的基金会把它们最大部分的预算用于东欧/欧亚地区；在2004年，IRI是29%，NDI是34%（Wersch and Zeeuw，2005，53）。

国际共和研究所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类似于国家民主研究所（NDI）以及它们的上一级组织NED，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的501（c）法人慈善组织 [41] 。IRI在它的使命陈述中声称，它的纲领是“无党派的，并明确地遵从基本的美国原则，如个人自由、机会均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精神”（Shelley，2000）。在保守派领袖约翰·麦凯恩的主持下，它一直坚持“美国原则”，但是容忍左派组织的“无党派性”却没有做到 10 。尽管它声称自己为无党派并否认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但IRI毕竟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组织，它把自由等同于“自由企业”。在2009年，IRI的理事会中几乎都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共和党领导人、白宫和内阁的官员、被任命的大使（老布什时期的7人、小布什时期的4人、里根时期的4人)，其中一些人在保守的基金会和智囊机构兼职。公共广播公司的总裁（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无党派的）邱丽儿·哈尔本（Cheryl Halpern）和她的丈夫都是IRI理事会成员，并且捐了20万美元给老布什和其他共和党人参与竞选活动（CampaignMoney.com，2009）她还是保守的林德与哈利·布雷德利（Linde and Harry Bradley）基金会资助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理事。类似的党派性组成也存在于它的民主党同行——国家民主研究所。

IRI的所长拉尼·克然纳（Larne Craner）坚持认为他的组织与NDI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无党派的组织。他定期会晤NDI的主席肯尼斯·沃拉克（Kenneth Wollack），并强调这两个“促销民主”的团体服务于一项共同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在海外倾向于抱团。”他说，这两个组织的区别在于：是把重点放在发展政党上（IRI），还是放在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上（NDI），它们只不过是在活动的国家内有不同分工而已（Crane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我访谈过的其他NED附属机构的人们并不这样看。有几位指出，差别在于IRI有更多的党派性导向，而NDI有较多的“开诚布公”的做法。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一位行政管理者（前NDI在克鲁地亚的顾问）说，IRI比NDI更关心挑选与其思想意识倾向一致的政治赢家，并与之合作（Breslaw，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赞同这个批评性观点（Carother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但是，据NDI一位前副主席兼中、东欧地区项目经理说，美国在某些国家（例如，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大使们召集IRI和NDI二者一起商议中意的候选人，而国务院则明显地为此目的给政治咨询公司提供个人服务合同（Meli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卡罗瑟斯发现，IRI比NDI更着重于根据思想意识形态核查它所资助的项目（Carothers，1996，137）。他说，IRI在2004年推翻它认为是左倾的海地阿里斯蒂德（Aristide）政府时积极地与反对党合作（Carothers，2005）。根据另一份报告，IRI付钱请600名海地的反对派人士到多米尼加开会。它的海地项目的高级官员斯坦利·卢卡斯（Stanley Lucas）在该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公开呼吁推翻总统（Blumenthal，2004）。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派驻海地的大使勃莱恩·迪安·克朗（Brian Dean Curran）“指责这伙人（IRI）支持反对派团体推翻海地的前总统阿里斯蒂德 [42] ”（Gomez，2007）。

华盛顿的国际问题顾问和原NDI高级成员埃里克·比约伦特（Eric Bjornlund）认为，IRI虽然在法律上与共和党是分开的，但它一贯愿意做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工具。他说，布什认为海外援助的主要执行者USAID因被太多的民主党人充斥其中而独立于白宫。比约伦特说，克然纳积极支持小布什政府在柬埔寨努力“试图推翻前共产党人主持的政府”，扶植该国主张自由贸易的桑林西党 [43] 。

在打击左派政治领导人方面，IRI比NDI更富有攻击性，虽然NDI并不中意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那样的革命领袖。对于2002年4月短暂地推翻该国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在克然纳即将上任IRI所长前，他的前任乔治·福尔森为政变辩护，他宣称：“委内瑞拉人民是受查韦斯政府的系统性压迫而起来行动的。”在军事政变者上台的那一天，福尔森欢呼：“委内瑞拉人民站起来保卫他们国家的民主了。”在这次政变之前，NDI曾得到NED 21.05万美元的资助去“促进当地政府的责任性”，而在该国首都加拉加斯有办事处的IRI“得到NED339 998美元用于政党建设”。这些资助来自NED为应对美国与查韦斯政府日益升级的紧张状态而追加的87.7万美元拨款，这笔拨款是它平时委内瑞拉项目预算的4倍（Marquis，2002）。此后不久，克然纳代替了福尔森。克然纳的父亲与IRI的理事长约翰·麦凯恩都是越战时的战俘。

在NED及其资助的研究所的帮助下，政变领袖之一、右翼正义优先党（Primero Juaticia party）的列奥波多·马丁内斯（Leopoldo Martinez）被只当了一天独裁者的贝特罗·卡莫那（Pedro Kamona）提名为财政部长。调查美国干涉此事件的国务院总干事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没有触犯美国法律”，还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美国政府或NED做了鼓励违宪地推翻查韦斯政府的任何事情”。不过，这份名为“评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2011年11月~2002年4月”的报告承认，五角大楼和美国的援助组织“向被认为积极卷入短暂地推翻查韦斯政府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提供了培训、机构建设和援助”，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援助是直接或有意提供给那次事件的”。

在持续不到两天的政变之后，NED追加了53 400美元，援助一个反查韦斯的名为苏梅特（Sumate）的当地团体，力图在重新计票中打败查韦斯。NED在拉美和加勒比海项目的高级官员克里斯·萨巴提尼（Chris Sabatini）后来承认，“本组织在2004年支出了92.2万美元，大部分给了反对查韦斯的团体，而在2003年支持了1 046 323美元”。他说，“亲查韦斯的团体得不到资助，因为它们未申请或拒绝NED的好意”。（Jones，2004）

在中、东欧地区，IRI在直接支持中间的或中右的反对党方面也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高度集中于资助竞选，旨在帮助IRI的伙伴政党赢得选举”（Carothers，2006b，153）。华盛顿促销民主的主要内部人士之一曾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IRI把这些过渡中国家的政治生活视为新兴的民主政党与后共产主义或新共产主义残余力量之间的黑白斗争。”同时，欧洲政党的研究所也提供一些援助给兄弟党，但不那么倾向于采取强硬立场反对执政党（Carothers，2006b，100）。尽管美国的促销民主活动在集权主义普遍存在的其他地区有所收敛，但它们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作代表了一项更明显的紧急道义使命。

在罗马尼亚1990~1992年选举期间，IRI利用USAID的资金代表一些依赖西方支持的反对党积极介入这些政党的竞选战略和策略的制定（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0），尤其是因为那时处于控制地位的前共产党领袖依恩·伊利耶斯库在该党垮台后仍以左倾著名。尽管他有名望，并且在2004年罗马尼亚大选时拒绝NDI的援助，伊利耶斯库和执政党仍雇用一些美国私人顾问模仿美国的政治营销模式（Carothers，2006b，94）。这些引进的美国人与强有力的伊利耶斯库顾问们紧密合作 11 。在捷克斯洛伐克，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反共产主义和亲市场导向已牢固确立，美国觉得不需要直接影响其执政党结构。作为美国政治系统的好学生，现在的捷克政客们倾向于从事竞选筹款（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0~101）。第四章将更详细地讨论IRI和NDI在中、东欧地区的活动。

表3.1显示了NED资助的两个主要受益者IRI和NDI的财务状况。它们的资金来自NED、USAID、国务院、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私营机构。在2006财政年度预算内，IRI从私营公司至少拿到100万美元，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20万美元。资助它的公司分别代表了石油行业、国防业、航运业、金融业、饮料业和电信业。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公司都对伊拉克感兴趣，而在该国活动的准军事保安组织——美国黑水公司是IRI的附加资金来源（Hamburger，2008；Theimer，2007）。这两个研究所的最大支持来自USAID。

表3.1 2006财政年度IRI和NDI的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IRI:Guidestar2009a；NDI:Guidestar2009b

在IRI的一次晚宴上，小布什说：“对于IRI以及促销民主改革的其他机构而言，这是好消息——它意味着你们处在一个成长的行业中。”小布什进一步解释这个成长的意义，他告诉IRI，援助民主的目的是：“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企业界组织贸易协会和商会，使它们能够推行有助增长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你们教导新当选的那些政府明白，取得公众支持它们的政策和纲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与自由的新闻媒体打交道。”（Bush，2005）这从本质上概括了这些促销民主组织的目的。它们的工作立足于为开放的市场资本主义机构创造机会，并把确保公众顺从以及与媒体合谋的技巧传授给新当选的政府。自由的新闻媒体意味着以商品化的所有权和广告为基础。

国家民主研究所

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董事会有较为多元化的团体，包括教师工会、慈善和人权团体、律师协会和媒体。但是，通过观察IRI和NDI的组成可以看出，它们主要依靠的不是在发展工作方面有经验的人，而是“在总统竞选运动的作战室内工作的人、从事国会和游说工作的人，以及通过家庭关系接触党内高层的人”（Samuels，1995）。有些人先在NDI工作，然后转到华盛顿更大的政治顾问公司，反之亦然，这种交换是很常见的。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公司 [44] （Greenberg，Quinlan，Rosner Research）的马克·菲尔斯坦 [45] （Mark Feierstein）曾在NDI和克林顿时代的国务院工作。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布赖特则主持过NDI。NDI的主席肯尼斯·沃拉克 [46] 是前《中东新闻通讯》的出版者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以色列出力的主要美国游说集团——的立法主任。

NDI的工作比IRI更接近公民社会层面，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政治中的一些项目。但是，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认为，与NED有关的一切公民社会工作不是为了真正的促销民主，而是为了与强有力的美国组织建立联盟，这归根结底是“为实行控制而搭建一个舞台”，而不是把权力转交给大多数人。他说，尽管为NED资助的项目工作的职工可能认为这是好意（即错觉)，结果却是保持了精英说了算的体制。这些项目不是由这些职工们制定的，它们来自国务院和白宫，往往有中情局的协调，并且总是与美国在那个国家的使馆有联系（Robinson，引自Gindin，2005）。

强调发展公民社会还有另一个问题。在弱民主国家，例如东欧的某些国家，通常由非政府组织代表公民社会的利益，即使国家也倾向于公民社会，但它太弱且没有能力在公共利益的层面上动员民众。从长期看，在弱民主国家开展提高国家能力的项目要优于新自由主义砍掉福利（“苦恋”）的做法。没有证据证明非政府组织在这种国家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公民。非政府组织更可能阻碍由公民授权及人民通过社会运动（要求重新分配收入、就业机会、付得起的住房和教育、易得的健保及其他正面的社会投入）向国家施加压力的意愿和能力。一位东欧地区的女专家认为问题是，对于美国和英国的规划者而言，公民社会是降低国家的作用和牢固确立“国际（经济）自由主义的议程”，而不是与人民关心的事物相结合。她认为，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公民社会（Matveeva，2008，4、6~7）。

她写道：“事实上，许多公民社会的活动家并不是关心公民问题的志愿者，或愿意把他们的业余时间用于追求高尚事业的人。”（Matveeva，2008，11）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随着公民社会在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扩大，民主却明显受到阻碍，如果还不是倒退的话。另一位学者注意到，在弱民主国家，公民社会不能在一个超国界的环境内兴旺起来，特别是在外国代理人与目标国家的相应人士在资源和力量方面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健康和稳定思考的民主国家，它的主要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能支持积极而广泛的公民介入（Goodhart，2005）。

在东欧，那里的国家以有限的能力起步，它的优势只不过是某个派别攫取了短暂的控制政府机关，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至少没有一个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以公民为基础的参与式结构。比较可能——虽然不完全确定——的是，从长远来看，像中国那样被西方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国家比像乌克兰、格鲁吉亚那样的国家将有更大的能力发展公民社会。这是因为中国有高度的国家自主，能够摆脱超国界强权操控的影响（所谓的“全球民主”概念)。随着时间的飞逝，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公民将要求和获取政府的让步，包括较大程度的自治，而政府为人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稳定和舒适。正在产生的这种公民社会则辩证地反过来依靠人民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和国家而有纪律地动员起来，以抗拒镇压和避免官员腐败。西欧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根据自身在该国东部地区的经验，对支持公民社会有公开表达的反思（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虽然NDI对于构建民主的策略有些不同之处，但它与IRI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例如，NDI的网站吹嘘，1992~1996年，它与捷克共和国合作，帮助这个国家走上“通向稳定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之路”，并助推它成为北约、欧盟和“欧洲—大西洋协会”的成员（NDI，2007a）。IRI则说，它的“无党派性”海外项目“完全遵循美国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机会均等和促使经济发展的企业精神”（引自Shelley，2000，227）。2005年，赞助NDI的公司包括花旗银行、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雪佛龙—得克萨斯、贝尔电话、汉尼维尔、微软、时代华纳和可口可乐（NDI，2005）。在它的基金捐助者中，墨特基金（Mott Foundation）在1998年提供了15万美元，“用于在乌克兰增加公众对民主化和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信心”，还有5万美元用于监督选举（Roelofs，2003，163）。1998~2004年，墨特基金给NDI约740 000美元（640 000美元用于乌克兰）（Elling，2005）。

为NDI及其他援助民主项目工作的许多人都有销售员的职业背景，现在或曾经为政治顾问们工作，他们从强大的民意测验和公关公司学到了赢得选举战的技巧。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GQR）政治民意测验和顾问公司是其中一例。NDI的中、东欧项目副主管凯瑟琳·佩季奇（Catherine Pejic）曾在GQR工作过。她承认，做民主援助工作的人常常把他们得到的训练和经验变成做职业顾问的机会，并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与IRI和NDI的接触。自由之家的副主任，前NDI的副所长，也在GQR工作过。反过来，这家公司为研究所做了多个项目。GQR的一位合伙人马克·费尔斯坦（Mark Feierstein）在加入该公司前是NDI的拉美处主任（Pajic，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这两个党派的研究所有能力快速地用资金和人员支援在国外运作的组织，这使得它们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很灵活的工具。IRI较多地聚焦于培训单个党派，主要是右翼党派；NDI则采取比较普遍的做法，既有左翼也有右翼。IRI倾向于雇用美国人做海外工作；NDI则有较多的其他国家的人员，包括项目国家的当地人员。NDI的海外政党发展工作领导人艾文·道赫迪（Ivan Doherty）作为爱尔兰统一党的领袖工作了15年。访问这两个研究所在华盛顿的总部可以相应地揭示上述特点。NDI的办公室明显的有国际工作人员，而IRI办公室最醒目的形象是国家性和党派性：几乎全是美国人、巨大的罗纳德·里根像、到处摆放着大象 [47] 的雕塑和标志。 12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

在促销民主的鼓吹者们看来，美国和它的核心盟国位于现代化等级序列的最高层，作为援助对象的那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须证明的信条：开放经济是发展之路。在这个线性的本体论（“阶段论”）中，被忽略的是西方如何从“欠发达”发展起来的历史背景。殖民主义的征服、经济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奴役、惩罚性入侵、驱逐印第安人的政策和屠杀、政治压制、种族主义隔离、不对称的贸易关系、垄断技术和专利、各种方式的重商主义和威胁活动把依赖关系强加于别国，这些都被忽视了，似乎现代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来自后殖民主义时代。现在的权力结构是深深地扎根于这段历史的。捐款者们对此一无所知，认为自己是好心地承担受惠国委托的责任去满足主办方所谓的“援助”。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4个核心机构之一。CIPE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的：“通过私营企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全球加强民主。”2008年，NED为CIPE提供了约14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与海外的政党和其他组织合作，促进“经济改革”（NED，2009）。CIPE在其网站上说，它与美国商会（USCC）有“隶属关系”，而商会在自己的网站上说，它“运行”CIPE。CIPE的主任托马斯·杜诺霍 [48] （Thomas Donohue）和副主任丹尼尔·克里斯曼 [49] （Daniel Christman）中将相应地是USCC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和副主席。所以，作为USCC的下属机构，CIPE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政策运用工具。根据USCC文件，“杜诺霍把商会建成了每年两亿美元的、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强大的政治游说组织。”（USCC，2009b）

USCC宣称：“作为商业组织的喉舌，本商会的核心目的是在国会、白宫、监管部门、法院、民意法庭和全世界政府面前为自由企业而战斗。”（USCC，2009a）在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USCC认为有机会利用“巨大的、未开发的能源储备和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USCC，2009c）。USCC在1983年设立CIPE，将其作为NED的一部分，NED已紧密地扎根于共和党内（可以推测CIPE也一样)。小布什政府把它视为在公共政策方面“干活”的顶级组织。2004年，它是最大的国内游说组织，在前半年花费了3 000万美元（Birnbaum，2005），这只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游说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在海外工作的政治环境，CIPE联合IRI、NDI和国务院的国际信息计划局创办了一个名为“民主视频挑战”的竞赛，通过活动的形式在3分钟内抢答“民主是……参加制作这个节目的有纽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NBC环球 [50] 、美国导演协会、美国电影业联合会、You-Tube [51] 。奖品是访问纽约、好莱坞和华盛顿，得胜者将在那里会见促销民主的团体。对于小布什政府而言，这个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宣传方面的合作旨在“给我们正在试图做的工作增加一些合法性和休闲益智性”。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对这个活动的成功有信心，因为如他所说，“我们还带来一个很健康的传播网络。”（Cohen，2008）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

NED拨款的第四个机构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通常简称为团结中心。在2008年，ACILS单是从NED就得到了89.5万美元，用于NED指定地区的工会从事促销民主的项目。团结中心与劳联—产联（AFL-CIO）紧密相连。他的主席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是全国劳联的总裁。虽然美国的劳工运动被认为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但劳联—产联的历史却很有争议，因为在中情局颠覆前苏联的欧洲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顶峰时期，尤其是在乔治·米尼（Geroge Meany）和兰尼·科克兰德（Lane Kirkland）领导的年代（1962—1995），它与中情局有紧密联系（Sherril，2006）。劳联出于从它与美国维护帝国力量的合作中取得好处的目的而支持过菲律宾、智利、南非、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独裁政府。

在米尼和科克兰德的领导下，AFL-CIO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右翼劳工团体，反对曾与解放运动站在一起的劳工团体。1954年，劳联（与产联合并之前）曾与自由工会国际联盟的拉丁分会一起支持中情局煽动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府。AFL-CIO在1962年设立的4个地区机构之一，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曾分别在1964年和1973年参与推翻巴西和智利的民选政府（Scipes，2005）。它在1977年建立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组织，自由工会研究所，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开创的一个样板，从1984~1988年，它得到NED几乎一半的拨款 13 （Sims，1992，54）。斯维尼在1995年接管劳联—产联，并把海外的半自主机构改为由中央集中领导。斯维尼与AFL-CIO和ACILS的其他官员们为国务院的劳工外交顾问委员会（ACLD）工作。

在2002年委内瑞拉军事政变之前，ACILS从NED得到154 377美元，用于“帮助委内瑞拉的主要工会推进劳工权利”。这个主要工会是指委内瑞拉工人联盟（CTV），它组织了“反对查韦斯的怠工”。这个工会的领袖卡洛斯·奥尔特卡（Carlos Ortega）与贝德罗·卡蒙纳·埃斯坦卡（Pedro Carmona Estanga）密切合作，后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在短暂的政变期间上台当了一天总统（Marquis，2002）。这次军事政变与美国支持的1973年推翻另一位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三边委员会 [52] 的理事会中，AFL-CIO主席兰尼·科克兰德与智利政变的制造者亨利·基辛格坐在一起。

据说，斯维尼已摆脱与中情局的紧密伙伴关系，并放弃他的前任所采取的热衷于新自由主义的公司与劳工联合外交政策的立场。ACILS继续从USAID、国务院和NED得到其海外计划的最大资助。这使得它在其内部进步分子眼中受到怀疑。由于近年来一些工会从ACILS分裂出去，包括两个最大的工会，服务业国际工会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它一度对美国内部劳工运动的强有力的掌控已被动摇。

美国工会组织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它与海外同行的关系。在一位劳工问题女分析家看来，这种关系体现出它“美国第一”的意向。她说，这源于美国工会组织经济的民族主义历史以及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结。在过去，AFL-CIO迅速与精英们一唱一和，把反叛的工会组织者描述成共产党人。现在，对于这些事情它比较慎重。因为新自由主义后来教导它们，跨国公司的长期利益与美国工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截至2006年，团结工会的项目和活动遍布60多个国家（Solidarity Center，2006）。

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FH）成立于1941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中欧、东欧、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开展活动。2007年，它的9个海外办事处中有5个在前苏联集团国家，包括乌克兰、塞尔维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它在2005财政年度的资金为2 68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美国政府（75%），虽然FH宣称独立于任何政府，包括美国政府。自由之家像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给投资评级那样提供各国民主程度的指数。（Freedom House，2005）

虽然FH给各国的民主标准打分在西方是最经常被引用的原始资料，但一些社会学家并不接受其中的某些衡量标准及结论，有些人还指责这个组织抱有盎格鲁-撒克逊人 [53] 的偏见，其根源是20世纪50年代的媒体多元化和受美国“言论出版自由”概念渗透的现代化理论（Holtz-Bacha，2004），或者是紧跟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路线。FH还被认为是国家民主基金会“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它的观点是否独立于NED优先项目的问题。自由之家的打分极其依赖“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它宣称的无偏见判断是无法证实的（De Maio，2007，3）。《金融时报》在2006年报道，自由之家被国务院选为接受资助在伊朗内部搞秘密活动的机构（Dinmore，2006）。

自成立以来，自由之家一直被认为对保守派的事业有特别多的贡献。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里根时期的美国新闻署署长查尔斯·维克（Charles Wick）于1983年在白宫组织了一次私人筹款，代表自由之家、右翼媒体集团——“媒体攻击群” [54] （Media Attack Group）、“媒体精确性” [55] （Accuracy in Media）及其他“公共外交”组织筹到40万美元（Parry，1999）。里根政府的想法是，在外交政策中利用私人团体，如三边委员会、美国商会、媒体主管、银行家和企业界精英集团的比德伯格俱乐部 [56] （Bilderberg Group），再加上关键的政客，可以构成一个令人敬畏的联盟。政府还算计到利用“私人”工具可以少受国会的监管（Parry，1999）。

虽然自由之家也支持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事业，包括民权运动，但它因在国外的工作主要依靠国务院、USAID和NED的资助而追随美国的官方政策，这又一次显示了迁就捐款者的指令。的确，一个接受某个组织资助的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无法令人相信他们的研究是真正独立的，未受资助者的直接影响。自由之家把古巴排在世界最不自由国家之列（140个国家的第133位），这表明它极其恭顺地服从美国政府对这个岛国的政策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事实上，按照教育成绩、健康标准、读写能力、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和其他物质生活指标（PhysicalQuality ofLife Index，PQLI）排序，古巴这个很穷的国家在占世界人口80%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应位居最高之列。根据海外发展委员会（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的PQLI指标，古巴在1989年的排名是世界第11位，而美国是第15位。从另一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古巴在关注生态系统方面也是一个模范国家（Global Exchange，2009）。自由之家没有把这些衡量标准纳入它的人权指标。

一个国家把它有限的财富用于人民的教育，关心人民的（及我们星球的）健康，应该是人权方程式中的一部分。在持续近50年的美国经济和文化封锁以及入侵威胁的环境下，古巴还远非世界上最受压制的国家，虽然被长期封锁是令人不快的，但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它的经济停滞显然是美国预谋计划的结果，目的是为持续的封锁寻找借口并最终摧毁它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自由之家没有考虑这些背景情况，而缺乏客观背景的人权报告就是帮助宣传机构。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9·11事件”后的几年里，也会在国内实行广泛的国家管制。事实上，如果以当前监狱关押的人数来衡量，美国是最不自由的国家。它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而监狱里的囚犯占世界囚犯的25%。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被囚禁或者处于缓刑或假释状态。在整个惩治体系里，非洲裔美国人4倍于白人（CNN，2009）。

自由之家的党派性部分归因于它的托管委员会中强大的保守派成员，他们代表了政府官员、国家情报系统、企业、法律界、顾问业和智囊团的影响。曾经和现在的著名保守派人物包括史蒂夫·福布斯 [57] （Steve Forbes）、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肯尼斯·阿德尔曼 [58] （Kenneth Adelman）、萨缪埃尔·亨廷顿 [59] （Samuel Huntington）、奥托·里克、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维茨、奥罗克 [60] （P. J. O. Rourk）马克·帕尔摩 [61] （Mark Palmer）和自由之家2003~2005年的前主席詹姆斯·伍尔西。

目前，它的理事会主席是威廉·塔夫脱四世（共和党总统塔夫脱 [62] 的重孙)，他曾在五届总统内阁级职位上工作。他的前任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是富有的美国金融家，曾在德崇证券公司 [63] （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国际资本市场任主席。

在垃圾证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被捕之前，阿克曼是他的助手，卷入了暴利脱手垃圾证券。它还深深卷入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近十年来的起义和政体变革。

阿克曼的活动横跨企业、媒体、外交事务和学术界。他是一个名叫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的创办主任，这个中心声称不接受任何政府、基金会、私人或与政府有联系的机构的资助。他曾是外交委员会成员和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监事会主席，他还任职于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 [64] 理事会、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企业顾问委员会。自由之家承认，在2005年曾收过阿克曼10万美元，并从他的组织得到10万美元（Dinmore，2006）。而就在那一年，他成为自由之家的理事会主席。

阿克曼在2001年制作了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打倒独裁者》，该片在谢瓦尔纳泽被推翻前的一家格鲁吉亚反政府电视台上反复播放（参见第四章)。随着抗议的增加，这部片子被格鲁吉亚的政治异议者用作“向日益增多的群众传授非暴力斗争原理的主要工具”。一位抗议领袖说，由于这部影片，“所有的抗议者都记住了贝尔格莱德革命的策略”。国务院把该片及阿克曼的另一部片子交给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异议者们，并建议他们会见美国的积极分子（Foer，2005，17）。

与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及自由之家合作，阿克曼的ICNC通过散发录像和举办讲座的形式成为支持起义的前哨站。ICNC还生产一种名为“更强的力量”的视频游戏，传授用非暴力策略推翻美国外交政策不喜欢的极权主义领导人。ICNC的目标国家之一是伊朗。阿克曼利用ICNC在迪拜组织的“讲习班”，“把从东欧运动取得的经验传授给伊朗人” 14 （Dinmore，2006）。

在为阿克曼担任主要顾问的自由之家做的一个研究中，非暴力的公民抗拒策略被定义为“抵制、大规模抗议、街垒、罢工、公民不服从不合法的极权主义领导人，并消蚀支持他们的源泉，包括他们的武装力量的忠诚”（引自Dinmore，2006）。这种策略不要求放弃暴力。一次在国务院的正式场合做演说时，阿克曼宣布，他的ICNC与美国主要的武器（包括核武器）设计者之一劳伦斯·利沃摩尔实验室 [65] （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合作研制了能帮助学生们更有效地组织造反的通信装置（Ackerman，2004）。阿克曼把外交政策与商业利益结合，他形容他的方法是政治的“金字塔式营销计划”的组成部分（Foer，2005，22）。美国政府很少对这种政治创业主义或他在政体改革中的私人活动设置障碍。

在阿克曼之前的前自由之家理事会主席伍尔西是一位积极的新保守主义者，也是“新美国世纪计划”及入侵伊拉克的军国主义支持者。作为鹰派，伍尔西强烈支持“反恐战争”，并参加了几个与安全有关的团体（包括当前危险委员会、安全政策中心、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在1993~1995年他任中情局局长。2002年他成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 [66] （Booz Allen Hamilton）及其全球战略安全部的副总裁，这家公司兼做军事承包商，提供危机管理顾问，并给美国政府的间谍机构提供技术和人员；他还是为国土安全公司筹资的帕拉丁资本集团 [67] （Paladin Capital Group）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伍尔西自称是民主党人，却是参议员麦凯恩在竞选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Right Web，2008）。伍尔西是一家专注于社会安全问题的智囊机构——阿林顿研究所 [68] 的两位所长之一，另一位所长是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他是阿克曼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主任 [69] 。

公共外交力量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和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援助民主的项目。副国务卿办公室在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Public De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PDPA）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2001年11月对美国外交官们和国务院官员们讲述公共外交的目的时，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卖产品。我们卖的产品是民主。它是一个自由企业系统，美国的价值观系统。它是人人需要的产品”。

受这一公关言论影响的是鲍威尔请来担任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的夏洛蒂·比尔斯，她曾是三家大广告公司——沃尔特·汤普逊（Walter Thompson） 15 、泰库（Tatham-Lair and Kudner）和奥美 [70] （Oglivy and Mather）的主要领导人。被称为“麦迪逊大街皇后” [71] 的比尔斯把她的耍手腕技巧带入公共外交，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种方法在50年前曾初试失败（Critchlow，2004，85~86）。国会拨款5.2亿美元给她的“美国品牌”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大的公关努力”（Snow，2003，24）。它主要聚焦于“把美国的宣传输送到穆斯林世界，其中许多是针对十几岁青年的”（Cockburn and Clair，2004，320）。

比尔斯胜任外交政策工作的历练在于她是品牌专家，她曾吹捧“本叔叔大米” [72] 和“海飞丝洗发液”（Dumenco，2001）。她和她的上司鲍威尔曾是海湾气流飞机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宣传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她接到的最困难的任务。比尔斯在这个岗位上从2001年10月工作到2003年3月。鲍威尔则一直待到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结束。比尔斯的接班人玛格丽特·杜特维勒 [73] （Margaret Tutwiler）的工作较有成效，但在此岗位上待了不到一年就突然离去，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担任政府公关专家并参加国际共和研究所的理事会。

杜特维勒的接班人是凯伦·休斯 [74] （Karen Hughes），在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休斯是他的通信顾问，她是白宫伊拉克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还包括卡尔·罗夫、共和党顾问玛丽·玛塔琳 [75] （Mary Matalin）和其他人，他们帮助设计和推销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一位在美国外交岗位上工作了22年的老手，因抗议入侵而辞去国务院职务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形容休斯是“制作粗糙的宣传片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卷入战争的一个关键人物”（Press Action，2006）。在未能利用她“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摄像赢得中东人民的心意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拒绝播放她宣传美国的穆斯林幸福生活的录像后，休斯在2007年年底辞去了PDPA副国务卿一职（Barber，2007，207；Rich，2006，223）。

2002年，国务院开展了一项起初由比尔斯领导的、被称为“共享价值观创意活动”（SVI）的宣传运动，专注于应对中东地区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批评。这项工作估计花费了纳税人1 500万美元，包括购买当地阿拉伯频道的广播时间，以推销国务院的宣传（Kendrik and Fullerton，2004，297）。比尔斯招来了美国私营部门利益集团“商务外交行动”的领导人凯莉·艾格斯普勒 [76] （Cari Eggspuehler）（Brand Strategy ，2004），还雇用了消费者营销服务广告商麦肯世界集团 [77] （McCann-Erickson Worldwide），帮助她制作美国人与穆斯林共享价值观的电视短片，用于在伊斯兰国家放映。她把这项工作称为“我从事过的具有最高雅品牌的工作”（Kuchment，2001）。没有证据证明，这项说服中东地区人民相信美国的善意的工作平息了中东民众对于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并导致到处发生暴力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据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SVI不受欢迎，只有极少的电视台愿意播放这个宣传品（Brand Strategy ，2004)。这个SVI的广告很快被撤销了，比尔斯也立即辞去了副国务卿一职。

本杰明·巴伯 [78] （Benjamin Barber）写道，国务院的PDPA“不仅把美国当成一个品牌，而且还认为这个国家的机会更多地取决于有经验的广告和营销经理们的品牌推销，而不是国家政策的现实或国家的传统身份和行为”。为外交政策和政治全局打品牌，反映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如巴伯所指出的实际上的经济私有化。外交政策被当作一个产品来推销，如推销可口可乐。国务院的官员们，尤其是国务卿，以及许多介入外交政策的议员们支持推销政治模式（Barber，2007，200、205）。2005年拨给各种公共外交的国会正式预算是12亿美元（Johnson，Dale and Cronin，2005）。我们没有精确计算美国政府在整个“公共通信”上花费了多少，但是据一份少数党工作人员的报告，单是私营公关公司（不包括由政府机构内部职工执行的项目）在2004年就得到了8 800万美元的公关合同（Kosar，2005，7~8）。国务院在2009财政年度的公共外交预算是3 700万美元（在2008财政年度是3 600万美元)（White House，2009）。

美国的一些大学往往与相应的政府公共外交活动密切合作，为海外工作提供培训。这种培训通常建立在促销民主的本体范围内，其民主概念与US-AID采取的支持开放市场经济和培训公关/民主的做法稍有不同。最著名的一所大学是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它的课程包括：国际营销、营销研究和全球情报的高级问题研讨会，产业私有化和减少管制的战略管理问题研讨会，全球咨询、全球媒体和国际冲突及国际通信的研究。另一所大学是南加州大学，它的安嫩伯格通信学院的公共外交中心从劝说和交往的角度教授公共外交。它在一门必修课程的简介中承认，“公共外交只是一个可以与宣传、劝说公众和国际公关互换的词汇而已。”（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9）锡拉科斯大学的公共外交课程把外交政策和宣传工作的原理结合在一起，授予国际关系和公共关系双硕士学位。其他有促销民主课程的大学包括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欧湾分校、俄克拉何马大学特尔萨分校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南加州大学（USC）的创新技术研究所与好莱坞及美国陆军合作，“把娱乐业和博彩业开发的最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培训现代的和未来的士兵”（Snow，2003，33）。自1999年起的5年内，美国陆军给USC提供了4 500万美元，2004年又增加1亿美元，用于改进军训的模拟以及增加反恐电影、视频游戏（如“全能指挥”)和虚拟游廊现实的特效技术（Associated Press，2004；Kaplan，1999）。“工作得像是美国陆军智囊”（Weiner and Fierman，2001）的这项合作吸纳了好莱坞生产《虎胆龙威》、《越战先锋》和《浴血战士》影片的制作天才们，加强了军队、大学及电影业之间的联系。这项工作有助于为美国的战争目的服务，因为这些电影和视频游戏从有利的角度描述了美国的侵略，并且使电脑战争游戏的玩家适应军国主义和暴力文化的宣传。

为推进美国在海外的各种利益，大学和政府机构也参与了许多其他项目。两者都为当地寻求以美国方式提高自己地位的政客和企业界人士提供培训，并为他们提供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和其他教育机会。这样做的显著效果是，中、东欧的许多顶级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拥有美国的学位。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U）是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 16 在1991年建立的，在它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生课程中，有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教育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自由主义原理。CEU在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都设有分校，在美国有交换项目，它主要由美国教育家和企业界的领导人管理，并在纽约州注册。它的教员大部分是美国或从美国毕业的东欧学者。它的课程强调私有化和公司治理，以及把经济从政治监管中解放出来。尽管其名称有地区性特征，但CEU在21世纪初终于摆脱了地区大学的身份，转变为“超越国家的‘世界教育’；这明确地意味着，通过把该地区的精英转变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群体，进而把整个地区整合融入全球化过程”（Guilhot，2007）。据其网站介绍，CEU是欧洲按美国最好的大学模式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领袖（CEU，2009）。

美国的大学还介入了其他形式的“软实力”活动。哈佛大学的尼曼学者 [79] 项目接待外国记者和其他职业者；另一个类似的项目是由国务院资助的檀香山东西方中心。美国的和平队则把美国人派往国外参加各种商业、技术和教育活动，旨在表示美国本身、它的海外使命以及它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的都是善意的。和平队的许多志愿者把他们的服务看作一个安抚系统，是为政府派他们去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意图——商业和军事扩张——提供遮羞布。（Cullather，2000）。服务业和宗教组织向国际学生提供助学金，通常是为它们的有关项目培养长期的海外联系。富布莱特奖学金 [80] 使国外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来到美国，而美国的学者和学生也能去国外学习。许多此类项目鼓励互相学习和理解，但是它们并没有取得多少乐观的效果。

精英机构为美国的国家和公司利益服务。英国记者格兰海姆·特纳（Graham Turner）曾提起几位学者赞扬美国的大学对帝国力量的贡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乔·麦卡锡（Joe McCarthy）说，他所任职机构的使命“是不仅为美国而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培训公共部门的下一代领袖；我们的学生中有超过45%的人来自全球80个国家”。在2003年，该学院330名国际学生中有270人由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其他捐助组织提供助学金。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前中情局的分析家，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 [81] 在谈到哈佛大学无瑕疵的帝国家谱时说，“在韩国，总统的主要顾问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我去新加坡时，排在内阁第三位的官员在我们这里学习过。我们在墨西哥已造就了两位总统（加上一位耶鲁大学的，现在是三位了)，在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各一位。伟大的美国大学至少像当年伟大的大英帝国一样在全球扩展”。（Turner，2003）

同时，哈佛大学的商学院院长傲慢地宣称，“从70个国家到我们这里学习的学生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有一半被改造了。我们所做的是把他们变成狂热者。”哈佛大学的公关主任吹嘘说，“老男孩网络 [82] 是哈佛发明的……任何广告代理商都愿意支付100万美元买我们的校友录。”在法学院，系主任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指出，作为“全球扩展”的一部分，他的同事在莫斯科工作，“使那里的法律系统适应、促进商业的发展。另一位在东欧各国帮助制定宪法。这都是传教士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Turner，2003）

大学的交换学者项目对美国在其他国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的影响有特别重要的贡献。据一位波兰人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前波兰的富布莱特学者们已经在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经过几次国外学习，他们倾向于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态度得到强化，这在波兰巩固民主的过程中极其重要。前富布莱特学者常常负责制定波兰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谈判加入欧盟和建立华沙证券交易所。他们之中的两位成为总理。（Cwick-Karpowicz and Kaczys-ki，2006，29)。

慈善组织的介入

自20世纪早期开始，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东欧地区，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作为亿万资金的管理者和金融家，索罗斯在放松金融管制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1984年设立了OSI作为其在60多个国家从事公民社会工作的31家基金会分支的中央管理机构。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活动家，索罗斯基金会在中、东欧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每年约5亿美元的资助活动相当于美国政府近几年为援助民主提供的资助（Melia，2006，126）。

索罗斯曾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理事，他通过投资的凯瑞投资集团 [83] （Carlyle Group）和国际危机集团[其中包括美国主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和国家安全顾问，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时期)、理查德·艾伦 [84] （Richard Allen）（里根时期）、前北约盟军总司令韦斯利·克拉克 [85] （Wesley Clark）、前众议员斯蒂芬·索拉兹 [86] （Stephen Solarz）（为以色列游说的策略家）]继续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一位分析者认为，索罗斯遵循“他制定的大力影响整个东欧的模式：鼓吹‘休克疗法’和‘经济改革’，然后猛扑进去，以低价买进昂贵的国有资产”（Clark，2003）。索罗斯还是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左派事业的大力资助者。

像索罗斯这样的私营机构活动者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即把公共部门的活动私有化。假设索罗斯的活动不符合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政策（阻止国家集权，强化跨国资本的生产模式，鼓励受外国资助者控制的当地非政府组织，使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草根社会运动边缘化)，他就得不到持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府外交政策官员们现在给予他的协作。索罗斯在中、东欧国家有巨大的投资，同时他鼓吹媒体和选举机制有独立权，美国则鼓励该地区接受自由放任经济体的“休克疗法”。他的开放社会实质上更多的是开放市场。

索罗斯是移居美国的少数精英之一，其他移民还有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NDI的所长）、马德琳·奥布赖特（NDI的理事会主席）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17 ，以及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和热核武器鼓吹者爱德华·泰勒 [87] (Edward Teller），他们对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先后产生直接且重要的影响。他们在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前都抱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态度。索罗斯在1947年离开匈牙利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那时该学院的经济课程受保守派经济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88] （Friedrich von Hayek）操控。索罗斯依然专注于自由市场经济及政治（Guihot，2007）。布热津斯基最近担任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而索罗斯是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大的财务支持者，尤其是通过“前进网站……MoveON……org·他与那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议论了对以色列的政策，索罗斯对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毫不妥协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力持更为批评性的态度（Lake，2007）。

普林斯顿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专家马克·贝辛格 [89] （Mark Beissinger）教授认为，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接受它们资助的前苏联的盟国内起到了加速诉诸暴力的作用，从而使它们被视为“革命组织”（Beissinger，2006，23）。NED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虽然理由不同（NED，2006）。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几个外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被赶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关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促销革命的分析家和华盛顿的局内人士托马斯·卡罗瑟斯同意贝辛格的批评性评估，他指出，NDI、IRI、自由之家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各自“在煽动起义中起到了幕后作用，从而明显地助推引发了暴力”（Carothers，2006a）。 18

主流媒体和促销民主

即使美国的主流媒体受到各阶层公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人、年轻和老年的几代人、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严厉的批评，美国政府及其他公共和私营组织仍强调以“媒体自由”来衡量民主，并将其作为在东欧援助民主的条件。仅有不到20%的美国公众相信所有或大部分新闻媒体（Broad-casting Engineering ，2008)。据《时代周刊》称，最受信任的“新闻广播者”不是一名记者，而是《每日秀》 [90] （Daily Show ）的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这不是新闻节目，而是政治讽刺（Time Poll Results，2009)节目。独立的媒体应该提供高度可信的信息。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商界拥有的媒体表现得不如国营媒体好。美国的主流媒体正在瓦解，独立的网站和博客在吸引受过教育的读者方面是最具有适应力的。

虽然美国允许商业利益操控美国的新闻传播，但美国政府在国外的各种机构却向它们认为是“独立”发展的职业媒体提供援助。在受援国，这些援助包括提供广播设备，培训挑选出来的反对派搞政治运动，以帮助它们败坏现任政府的威信。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自由之家副主席、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民主社区委员会及中欧媒体企业共同创始人之一，马克·帕尔摩（Mark Palmer）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捐助1亿美元给媒体来培训当地的学生，用于推翻不民主的政府。他还呼吁广泛利用文字信息群发装置，帮助“民主派人士之间通信以管理游行”（Palmer，2006）。他的这个建议使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官员们有根据怀疑2009年4月基希纽夫 [91] 街上使用的“推特革命”策略旨在煽起大规模的，有时是暴力的反政府抗议 19 。如果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猜测是真的，那么伊朗政府就有理由使反美言论、仇外情绪和过分的民族主义升级。假设把独立的媒体业严格地作为民主的基本原则，那么美国政府就得降低或结束它与许多盟国（包括贝卢斯科尼 [92] 任总理时的意大利）和贸易伙伴的外交关系。

推特（Twitter），一种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博客和网络技术，被积极地用于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活动。它被那些质疑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93] ——奥巴马政府最不喜欢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人们用于鼓动抗议游行。在推特公司准备于6月在德黑兰公众游行中途安排一次网站暂停维修时，奥巴马的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克劳利（P.J.Crowley）要求该公司推迟暂停以支持抗议者，虽然奥巴马否认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事务。推特公司通知其用户，它遵从该要求，因为“推特作为当前伊朗的重要通信工具正在起作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这种国家行为称为“电子外交”，而不是干涉。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及21世纪初，西方主流媒体通常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东欧和中亚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政治起义形容为合法且民主的民粹主义活动。大部分报道把“颜色革命”尊崇为热爱自由的政治异见者反抗独裁政权的英雄圣像。这是经常指责俄罗斯重启冷战的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鼓噪。在美国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美国的干涉是无争议的。美国主流媒体还不加批评地对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组织的经济“休克疗法”进行大肆宣扬，把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经济妖魔化（Klein，2007）。把几位东欧领导人贴上“独裁者”的标签不是确切的描述，即使他们确实表现出某些极权主义的风格。有些人认为，对于那些期望更极端结果的好斗的青年团体而言，这些起义也是以“失败的革命”而结束（Beissiger，2006）。2009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均由亲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领袖掌权，其中两位——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尤先科——面临着下台的巨大压力，虽然帮助他们上台的美国（参见第四章）没有介入最近的“人民权力”活动。

当地媒体在改变政体的运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通过自由之家、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IREX）、国际新闻社、美国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当地的其他团体为培训媒体提供各种资助（Mitchel，2006；U.S. Embassy in Ukrain无日期)。NED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它集中了“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IMA）的大批资金用于前苏联和东欧（CIMA，2008，6）。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服务及西方的其他广播媒体，大规模地、持续地播放针对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政府报道。近几年，它们煽动“颜色革命”的积极分子们走上街头。开放社会研究所（OSI）通过开放媒体研究所（OMRI）帮助创立和资助捷克当地的《过渡》杂志以及在1999年的在线过渡网站。这个网站还从基地在美国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出资的欧亚基金会（它聚焦于12个前苏联的共和国)、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NED出资的独立记者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20 和美国国会出资的美国和平研究所得到资助（Barker，2008）。《过渡》杂志针对的是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后形成的28个共和国。OMRI在它的网站上说，它成立于1994年，“作为国会指定的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与开放社会研究所合作的公私合营机构，后者在1994年12月弥补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研究所解散时遗留的空缺”（Barker，2008）。

另一个始于1982年的海外媒体培训机构——国际新闻社，是由加州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主持的一家阿卡塔 [94] （Arcata）公司，它与许多国家（包括整个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地区）的私营媒体合作。在它的目标国家名单上，俄罗斯居首位，自1992年起它在俄罗斯运营，发展美国式的商业化媒体（Meier，1995）。“国际新闻社花800万美元在乌克兰设立了一个媒体中心作为新闻办事处，从事广播和印刷。”（Baker，2004）它宣称其使命是“使世界各国的当地媒体有能力向人民提供他们需要的新闻和信息，有能力互相联系，并且有工具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Internews，2009）。它的资助者包括私人基金会、OSI、世界银行，最多的是国务院、USAID和NED。2004年其财务预算2 700万美元的约90%来自美国的纳税人（Melia，2005，appendix 1；10）。其他资金来源包括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通用电气公司和微软（Baker，2004）。在刊登于《华盛顿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霍夫曼和他的合作者强调了媒体援助的市场导向：

我们怎样打赢思想战？抵制控制信息的诱惑。代之以依靠美国民主的两根支柱——自由企业和自由媒体。联邦政府应支持私营企业在迎接这个挑战中的作用。在赢得民众心意方面，私营企业比政府制作的任何东西都强。虽然出于战略理由仍需要政府的广播，但大部分公共资助应该给予当地的私营广播站。（Hoffman and Dale，2005）

其他援助民主的团体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许多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体改革。在保守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工作的戴维·阿德斯尼克 [95] （David Adesnik）和迈克尔·麦克弗尔 [96] （Michael McFaul）指出 21 ：

近20年来，促销民主的工具箱里充满了各种标准的援助项目，包括：技术援助以改变政府机构，培训律师、记者、政党和工会领导人，向公民社会提供直接财务援助，用于交换学生的助学金等。（Adesnik and McFaul）

作为这种工具组织之一，美国律师协会也介入了针对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中欧和东欧法律创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w Initiative，CEE-LI）。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是国际研究和交换委员会（IREX），它培训了许多中、东欧的选举监事。在东欧的“颜色革命”中，更有影响力的是起了一个奇怪名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AEI），它坐落在其创始人吉恩·夏普 [97] （Gene Sharp）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据一份详细的报告说，夏普的作品帮助触发了2000年美国支持的塞尔维亚动乱：

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公民创意”的私人团体的主任米柳英科·戴莱塔（Miljenko Dereta）在美国得到自由之家的资助，印刷和散发了5 000册夏普的书。“抗拒”的领袖波波维奇说，积极分子于2000年3月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得到夏普的同事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上校的培训，自觉地利用“这个非暴力的个人反抗的思想”。(Mowat，2005）

与NED同年（1983年）成立的AEI鼓吹使用“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近年来，AEI以半极权主义国家的青年为目标，用超法律的手段推翻在位的国家主义领导人。AEI的前主任赫尔维上校是美国陆军退休的情报专家，他曾两次在越南服役。赫尔维还曾是美国驻缅甸的武官(1983—1985）及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长期官员。AEI的另一位前主任兼夏普的门生彼得·阿克曼创立了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参见前文），而且是自由之家的理事会主席。虽然AEI和ICNC都称自己崇拜甘地的非暴力行动传统，甘地本人却坚信民主不可能由外国代理人拟定，即使他们是好意。甘地曾说，“民主的精神不能从外部强加。它只能从内部产生。”他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与甘地不同的是，AEI和ICNC的领导者们不认为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只是“战略性地”非暴力，而在必要时允许使用暴力。利用甘地的名字和形象而没有采用他的精神实质，构成了盗用身份做欺骗性宣传的一种方式。

夏普支持美国介入“颜色革命”，他不是不知道国家干涉的欺骗性。他写道：“有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往往会容忍甚至积极帮助独裁政府……有些国家只是为了自己能取得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而反对独裁。”（Sharp，1993，6）虽然夏普持这种观点，但他显然是为了“国家的原因”而不使他的AEI卷入把颜色革命与美国在战后支持独裁者（马科斯、全斗焕、伊朗国王巴列维、巴蒂斯塔、杜伐利埃、特鲁希略、索摩查、吴廷艳、皮诺切特、苏哈托、穆沙拉夫等 [98] ）的历史相提并论的争论中。他也未承认自己与美国是为了“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而在东欧的内部斗争中合谋。他宣扬的非暴力打败政府的策略，包括利用公民拒绝服从、街头抗议、外界监督选举和其他措施，成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改变政体的剧情指南。夏普坚持说，他的工作独立于美国政府；他也把推翻这些政体的工作与产生及改变这些政体的后果分割开（Sharp，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最后要提及参与促销民主的那些职业性咨询团体。据托马斯·梅里亚 [99] 说，少数几个私营集团囊括了绝大部分的援助民主项目。主要包括：国际管理系统公司、国际创新协会 [100] 、凯莫尼克国际发展咨询公司 [101] 、发展协会、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三角研究所 [102] 、切琪公司 [103] 、世界学习公司 [104] （Melia，2005，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

实施民主援助的那些机构比较愿意参加现场活动，而不是事后回忆……许多促销民主的人神经质地拒绝批评性回忆。传教士般的热忱弥漫在现场，伴随着不愿意自我怀疑和反思事业的价值……他们写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应对外界，出版这类报告的必要性通常更像是为了应对公共关系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Carothers，1999，8；斜体是后加的）

欧洲的促销民主

与几乎全神贯注地促销民主的美国政党机构IRI和NDI不同，欧洲的政党机构从事较为一般性的援助项目。美国式的政治援助较深地扎根于职业性咨询团体不断地大量花钱寻找客户。与欧洲的同行相比，这些私营团体的工资、差旅费和办公费用花掉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大部分资金（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6）。政治咨询确实是能挣大钱的买卖。咨询业的主要杂志《竞选》和《选举》的编辑乔丹·李伯曼（Jordan Lieberman）说，“政治竞选和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最成功的出口产品。”（引自Vuist，2008a，b，c）这与其他表示美国已成为促销型政治的经济指标一致。

欧洲的援助民主较少考虑商业事务。一份比较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促销民主计划的研究发现，“有意思的是，对于美国的基金会来说，扩展市场比较重要（花掉援助金的10.8%）而加拿大或英国的同行只花了不到1%的援助金用于发展市场经济。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符合它的正统思想，即对于构建和强化民主来说，资本主义是最重要的。基金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示美国之外的基金会还没有把这些政治和经济元素置于促销民主的大旗之下。（Scott and Walters，2000，250）

总体上，在力图转变政治机构和政治活动方面，与美国的同类团体相比，欧洲促销民主的基金会采取了较为有节制的做法，虽然它们都有建立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目标。一个不同之处是，欧洲人对于项目有较长远的眼光 22 ，并且在直接援助政治异见者方面比美国更谨慎。一位在布拉格的NGO领导人拒绝西欧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像卢卡申科 [105] 那样的领导人来说，建设性接触是不起作用的，需要攻击性活动（Blazevic，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德国的民主基金会

据几位德国政党和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报告，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导人倾向于考虑短期目标，包括推翻它不喜欢的国家领导人。由于历史上德国和英国的军国主义曾多次入侵它们的邻国，所以针对一些欧洲政府的这种做法并不恰当。由于纳粹残暴进攻和侵占东欧的历史，德国对此特别敏感。重要的是，从欧盟整体的政治经济角度来考虑，对政体变革持最大抗拒态度的俄罗斯是它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德国的基金会把公司资本主义的方法理解为：社会市场经济。事实上，这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出的概念，它包括有管制的市场、集体谈判、全国的卫生保健及其他的福利国家功能，德国的其他政党也持此观点。这使得中右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比回避“福利社会”概念的美国民主党更左。其他西欧国家也接受社会市场经济的信条，并把它写入欧盟的宪法。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把市场理解为自由放任的，即使它们在实际上以大量的补贴、巨额的减免税、取消管制、成本加奖励的合同等方式支持由公司提供广泛的福利。

欧洲有32个基金会，其中27个在2004年的财务预算总计为4亿欧元，德国的6家基金会共计占90%，其中几乎60%来自两个最大的德国政党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部分是在1989年以后设立的（为应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解体)，它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支持国外持同样观点的政党，虽然有一半的基金会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是在欠发达国家缺乏建立政党的传统。东欧和中亚得到了最大的关注和援助。基金会对北非和中东的关注最少，虽然这里的国家属于最不民主国家之列（Werch and Zeeuw，2005，xiii、xiv）。

在西欧促销民主的基金会中，最大的援助来源是德国（NED，2006，10f16），主要来自一些党派的基金会，它们提供了该地区总援助约90%的压倒性份额。主要的党派基金会是成立于1925年、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106] （FES） 23 ，以及与基督教民主党有关的康拉特·阿登纳基金会（最初成立于1955年，为纪念阿登纳总理 [107] 于1964年改名)，两个基金会各有600多位工作人员（Scott，2002，194）。在德国，两者都是作为民主培训中心而建立的，这段历史使它们在国外的行为比较温和。第三个重要的党派机构是建立于1958年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 [108] （FNS），它代表自由民主党 24 。此外，还有成立于1967年的汉斯·西特尔基金会 [109] （基督教社会联盟)、1998年建立的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 [110] （绿党）和1990年建立的规模很小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111] （民主社会党)。前5个最大的基金会在2004年贡献了41 850万美元给它们支持的各种国际项目。最小的左翼基金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预算是1 080万美元（Carothers，2006b，84~85）。在前五个基金会之中，阿登纳基金会在援助国外政党方面影响力最大。

欧洲基金会的民主创意活动是寄希望于东欧成为欧洲议会的未来伙伴，与美国的IRI和NDI对东欧地区的政治目的相比，这较为透明，虽然它们大多对东欧的民族主义政体持同样的战略性反对态度。“欧洲政治基金会的核心任务是援助政党。”（Werch and Zeeuw，2005，14）中间党派和中右党派比左翼党派更积极地从事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不过问题在于能否找到稳定的对方。例如，艾伯特基金会（FES）专注于支持东欧的工会（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类似地，美国共和党在支持中、东欧国家合意的（右派）政党竞选胜利方面扮演着比民主党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支持政党更多地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而不是建立民主机制（Carothers，2006b，144~145、154）。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欧盟较少直接插手管理公民层次的援助民主，它的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较多地依靠“当地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的网络”（Ottaway and Carothers，2000，307）。

由于整个西欧有政治上较为分散和明确的党派及思想意识流，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党派的基金会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比美国同行更大。实际上，至少在短期内并非如此，尽管前者在援助民主方面花的钱更多。弗朗西斯·福山 [112] （Francis Fukuyama）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支持中、东欧国家抵抗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在那个地区美国得到的信任比西欧多。此外，USAID资助并由自由之家管理的一个波兰组织的领导人说，正是由于美国在乌克兰的政治建议被证明是不切题的，所以他的组织在2005年同USAID分道扬镳（Puekl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FNS）中、东欧地区部的一位领导宣称，由于经历过共产党的统治，至少在中欧地区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近期的重点放在非政府组织上（Tam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这很难断定，因为FNS对这些事务采取“自由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欧洲的经济含义很像美国自由主义的含义)，所以可能低估了中央集权机制和实际活动。他还指出大部分波兰人对俄罗斯心存忧虑，这种态度显然得到许多共鸣，这也是领导冷战的美国成为比西欧更强的同盟者的理由。因此，小布什政府表面上是为了伊朗可能存在的核武装野心，实际是针对俄罗斯的核导弹，而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盾牌”的防御系统，得到该国的普遍赞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月就表示，这个盾牌是优先度较低的事。

撇开上述有关两个超级大国的事，亲西方的中、东欧领导人们表示欣赏美国在采取行动时的“灵活性”和它在给项目调拨资金以及其他资源方面的“简单决策过程”，他们依靠这些对捐款单位有利的项目取得资助（Tam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这使得当地的NGO工作者有点像薪水相对较高的职场雇员，他们往往脱离本来应该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民，但他们得到的薪水不取决于人民（Matveeva，2008）。这一系列由外国资助的NGO、智囊机构、大学的知识分子、法律界和其他职业的职场人士、商界企业家、私营媒体的主管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们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利益集团，他们一起操控民意，强化多头的精英统治，把天才的人民从政府的服务中排除。这一切都削弱了国家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越来越依靠职能部门，而不是被他们当作构建政治交往、赢得选举和继续掌权的工具的大多数选民。

德国多数的民主基金会领导人都不欣赏美国在海外活动采取的“灵活性”手段。德国人和其他欧洲政府在提供援助时倾向于依靠更严格的会计程序和“条件”。也就是说，他们检查援助的资金是如何花掉的，并要求在下一步援助前提供变化（即民主化）程度的指数（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一位艾伯特基金会（FES）的职员说，“美国的政党基金会及其他促销民主的国家机构的灵活性实际上在于，它们根据如何能最容易地做好这件事的新想法而改变其活动，况且它们肆无忌惮。”他说，德国有外交部官员直接监管长期政策的限制和较“不灵活”的决策。而且，德国的基金会在面对外国当局时比美国的同行们受到更多的限制，因而宁可在党对党或者培训议会的层次上促进改革（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另一位德国基金会的左派职员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东欧的政党愿意接受美国的资金援助，但喜欢德国基金会认真管理的思想（Georgiev，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HBS）东欧地区的一位项目主管也对美国促销民主的短期思路表示怀疑。“我们有长期纲领，所以我们不那么灵活，但是我们与东欧的伙伴们长期合作，使他们有所成长。”她说，伯尔基金会更关心的是人民、各种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这就是我们不同于美国做法之处”。根据她在该地区的经验，她发现美国致力于不民主的公民社会的“职业化”和“商品化”。她认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由捐款者推动的中、东欧项目反映出美国资助机构的愿望，而且由于采用了合同招标过程且疏于监管资金是如何被花掉的，所以当地雇来的职员把构建公民社会当成追求利润的商机和迎合美国基金会条件的工作，并从中为他们自己谋取最高的收入。

问题在于，这类组织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商业组织……今年它们（当地的NGO）做这个工作，明年它们做其他某些事情。然后，再下一年它们做某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捐款者的标签（细节要求）有变化。所以，它们作为一个组织是不发展的。（Fische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考虑到美国在伊拉克曾“消失过”数千亿美元，包括设备、武器和现金贿赂等，这个评论看起来一点也不过分（Ritchy，2009）。

与美国的同行相比，德国的基金会对俄罗斯有着比较细微的立场。由于历史性原因，这反映出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的野蛮和破坏性入侵造成约2 700万苏联人死亡负有责任。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认为，由于这段羞愧的过去，德国感到更需要展现它的民主特征，而且比英国或美国贡献更多的资源在其国外的民主项目上（Frenc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紧密联系俄罗斯代表了两国之间强大的贸易关系，加上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社会民主党特别注重培养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社会民主党人弗朗克·施泰因迈尔（Frank Steinmeier）在2009年是德国外交部部长 [113] （和副总理） 25 。德国前总理盖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是波罗的海（北部湾）天然气管道公司的监事会会长，该公司与俄罗斯国家油气公司是合作伙伴，油气管道通过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

我曾交谈过的德国基金会领导人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倾向于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转型采取较为激进的短期措施。美国的国家政策是，在机会失去之前，迅速搭建起通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桥梁，而德国的官员们认为这是与邻国建立长期关系的问题。这无疑使德国必须比远隔重洋并有400年孤独历史的美国更多地容忍该地区国家的不幸后果。这方面的唯一例外是右翼的汉斯·西特尔基金会，它代表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民主党)。西特尔本人在2009年积极干涉拉美的萨尔瓦多，企图阻止FMLN [114] 取得政权。这种代表国外右翼政党的干涉主义行为类似美国的IRI，它受到了德国左翼政党的批判，甚至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为它感到羞愧（Georgiev，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Momke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艾伯特基金会的国际对话主任代表该基金会说，首先，德国的基金会对于美国同行（IRI和NDI）有时不尊重受援国的监管和法律表示广泛的担心。其次，“美国的基金会（党派的研究所）与国务院之间过分的亲近……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直接从国家得到迅速的帮助”。她说，缺少的是促销民主与政府之间的防火墙，没有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对国外组织的反感，既影响美国的民主基金会，也影响德国的民主基金会。然而，德国外交部被观察到的美国在海外的作用所触动，正在重新考虑不介入党派基金会促销民主活动的立场，并考虑在这些事务中采取更为积极的国家立场（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和德国促销民主的基金会之间有竞争吗？毫无疑问，有。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在为自身在中、东欧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而竞争。艾伯特基金会中、东欧项目的主任感觉，美国促销民主的那些人在对待他们的任务方面有些傲慢——“他们相信，迄今为止我们能创造的最好世界是美国宪法和美国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只需要出口它们，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他们对此深信不疑。”（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

英国促销民主的计划是英国1992年成立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WFD）时制定的，这是保守党的约翰·梅杰 [115] （John Major）政府为应对苏联的解体和早些时候美国成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WFD的规模远小于美国同行NED，或许还小于德国的基金会。2009年，它从外交和英联邦办公室得到的年度资助是410万英镑。它只把这个数目的一半给予各政党，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它的理事会包括英国3个主要政党、工会、企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WFD把它的援助聚焦于民主化、人权、政治参与以及解决冲突等领域（Scott，2002，190）。一份对比各种促销民主方法的研究报告发现，“英国和加拿大的基金会像是地区性专家；美国的基金会则不但是全球性专家，更像是一个到处游走的民主推销员，随着机会和需要转移其重点地区。”（Scott and Walters，2000，253）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一个差别是，前者注重政党之间的直接关系和选举能力，后者则由于认为政党之间的关系难以持久而专注于议会的培训 26 （Statta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Thoma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与美国的NED或USAID不同，英国的这两个政党都不把是否存在开放的商业市场作为向目标国提供援助的前提。这两个政党也都不从事公民社会活动。

由于预算少，也没有私人基金资助，WFD不在国外设立办事处，它主要为其他国家的来访者提供在英国的关于政治和议会程序的培训。然而，它仍然存在于以促销民主为目标的国家内。英国保守党国际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英国和美国的政体改革代理人经常通过无线电装置协调他们的海外工作。不过，在做政党的工作方面，WFD比美国的NED或德国的基金会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性”。英国的保守派认为，德国基金会的做法太“学院气”。WFD的保守派国际办公室主任菲丽帕·勃鲁姆（Philippa Broom）指出，他们与美国共和党的IRI密切合作，有时也与民主党的NDI合作，拟定共同的政治目标（Broo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Thoma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WFD的首席执行官戴维·弗兰奇（David French）在对比WFD与德国基金会时评论说：“我们不会为政党与附属于它的基金会之间有清楚界线的德国系统的细节而感到烦恼。”（Frenc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谈到英国明显的党派性以及英国和美国对东欧政治改革的共同观点，勃鲁姆举了个例子：“如果具体看乌克兰，我们都要政体改革。我们要那家伙（亚努科维奇政府）下台，我们要尤先科上台。”尽管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她还是批评美国的短期做法：“对于美国的代理人，这是更加政治性的，这是绝对的：‘我们要改革政体，我们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对于比较含蓄的德国做法，她说：“你无视党派性……你就不可能有好的治理，你可能如愿地有许多极好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归根结底它们不是压力团体。”（Broo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欧洲其他促销民主的基金会

在欧洲，还存在一些小的促销民主的机构，不过从规模来讲没有一个能与德国相比。在荷兰，7个政党在2000年建立了一个多党民主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NIMD它与150多个国家（包括东欧）的政党有联系。它的2008年度财务预算是1 030万欧元。NIMD采取比较直接的方式与其他政治系统打交道。例如，它的网页叙述过，在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 [116] 统治下，党派之间的联系中断，2008年年初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发生了有利于执政党的统一民族运动（United National Movement）的舞弊行为（NIMD，2009）。在此情况下，西欧没有支持“颜色革命”，尽管发生了要求他辞职的大规模游行。美国却把萨卡什维利当作可靠的盟友以对抗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2年建立的奥洛夫·帕尔梅 [117] 国际中心（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OPIC）与该国国内的劳工运动密切相关。它的资金来自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合作社联盟。它在欧洲的工作对象是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半岛国家和俄罗斯。该中心2004年度的财务预算是1 250万欧元。它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公民社会问题（Wersch and De Zeeuw，2005）。在白俄罗斯，OPIC帮助建立和联合社会民族运动去反对它认为有不民主特征的卢卡申科政府。在乌克兰，在它的伙伴乌克兰社会党于2007年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它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与美国相比，OPIC在该地区的政治作用小得多，它显然只是希望把东欧纳入欧盟和全球市场经济。

虽然德国和英国各党派的基金会对美国促销民主的做法深表担忧，但它们还是与美国的同行紧密合作。据一位长期从事促销民主的实践工作者说：

这两个机构（IRI和NDI）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同行——从德国的基金会到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和荷兰的多党民主研究所——保持密切而友好的联系。它们都提供类似的建议和援助（虽然这些同行比美国的规模小得多)。这两个党的机构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其他国家援助机构的资助。（Melia，2005，24~25）

在第四章，我将探讨美国及欧洲各国在东欧促销民主的活动。主要研究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这些地区，促销民主的重要根源是冷战后美国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继续采取侵略性的态度。促销民主也扎根于当地各种团体及参与外国资助的政治项目的某些个人（确切地说是靠美国帮助取得权力的派别）有根深蒂固的反俄和反共情结。

第四章主要聚焦于美国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过渡”计划，重点放在追求政体改革的象征性方面。当外国的改革代理人（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对他们企图建立民主的地区缺乏了解时，与实地体验了解情况相比，他们更加依赖自身在说服公众方面的技术特长。因此，建设民主的基础立足于通信手段和机会主义的赞助人—客户关系。作为该使命的一部分，美国使用一系列工具达到其政治目的，其中许多工具与商品市场、公关活动和媒体宣传有关。

章末注

1 . 阿伦的评述发表在他的“宣传：蓄意的外交武器”一文中，《国务院公告》，21（546），12月19日，941~943页。（引自Brown，无日期）

2 . 在1991年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之前，伟达（Hill&Knowlton）公关顾问公司沾上了臭名；当时它受科威特政府的聘用而工作。伟达公司的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是白宫前办公室主任、布什的好友克雷格·富勒（Craig Fuller），他为老布什政府组织了一个支持干涉的宣传运动。这家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捏造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把科威特的婴儿从医院保温箱里扔出去。老布什和其他人在多个场合以此证明入侵是正义的。

3 . 任登公司在中东的项目包括推荐有争议的阿赫麦德·沙拉比（他自1958年13岁起就未到过伊拉克）领导下的伊拉克国民大会党（INC）。任登公司还帮助建立伊拉克广播公司和胡里亚（Hurriah）广播电台，它在萨达姆时代从科威特向伊拉克的反对派领导人发送信息并在伊拉克入侵期间（1990—1991）为科威特流亡政府做宣传工作；任登公司宣称在91个国家有其他项目。据《纽约客》杂志记者塞摩·何煦（Seymour Hersh）报道，中情局代表伊拉克国民大会党（INC）支付给任登公司约100万美元（参见Kennedy and Lucas，2005；Wikipedia，2007b；and Banford，2005）。（沙拉比无中生有地说萨达姆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从而使小布什政府以此为理由得到国会授权入侵伊拉克。——译者注）

4 . 另一方面，中情局选择的项目隐瞒它折磨基地组织嫌疑人的形象，销毁了至少92盘录像带，例如，暴露使用水刑的录像（Mazzetti，2009）。奥巴马的白宫决定否定小布什政府使用的折磨政策。（水刑是把人反复浸入水中，使其多次产生淹死的感觉；2002年2月赖斯首次批准对基地组织的嫌疑犯使用水刑。——译者注）

5 . 林肯集团和任登集团一度是合作伙伴，两者都为美国政府，特别是代表驻中东的美军，提供心理战服务。林肯集团为“改善外国关于美国的（特别是美军的），民意而开展心理战”，从而成为分享五角大楼5年3亿美元合同的三家公关组织之一（Merle，2005）。它的目标之一是付钱给伊拉克媒体以刊载美国军方撰写的匿名文章。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些欺骗性报道可能轻易传入美国的担心。任登集团曾一直为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媒体服务，在“沙漠风暴”战争期间每月从科威特皇家收到10万美元，还从中情局得到2 300万美元的合同制造反侯赛因的宣传（Cockburn and St.Clair，2004，322）。

6 . 奥巴马在2009年关闭了五角大楼的“支持公共外交”办公室，但保留了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职位。

7 . 小布什在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至少任命了32位与军工产业有关的官员，其中17人与主要的国防承包商有联系。这些人包括海军部长高尔登·英格兰（Gordon England），前通用动力公司副总裁；空军部长詹姆斯·罗奇（James Roche），前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执行官（Hartung and Ciarrocca，2006）。

8 . 这个禁止来自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七节，第7条），它禁止使用未经合法拨款的联邦资金。后来在1913年的立法（5U.S.C.3107）中，禁止用联邦资金“支付给宣传专家，除非有为此目的的专用拨款。P.L.108-447，Div.H Sec.624限制美国政府机构发布针对美国人的“以名声或宣传为目的”的通信（具体措辞是“为自我吹嘘的、吹捧者的、纯粹党派性的、隐蔽的宣传”），除非国会授权（Kosar，2005，5~6）。

9 . 小布什政府把副国务卿负责的全球事务改为民主与全球事务，并设立负责“全球民主战略”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支持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USAID也被改授予副助理行政官的地位以承担促销民主的工作。

10 . IRI在它反左的“无党派性”中常常与另一个NED资助的组织——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研究所（FTUI）——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FTUI的援助民主项目得到了150万美元的捐助，用于支持右翼极端团体全国大学联盟，其目的是遏制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内FTUI认为是危险的共产主义影响（Conry，1993）。（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1988年连任总统，1995年退休，1996年逝世。——译者注）

11 . 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美国顾问中有兼职的迪克·莫里斯（曾是克林顿的顾问），他为罗马尼亚裔美国人里亚·罗伯茨（前内瓦达州共和党主席）工作，此人的竞选很快流产了。以色列顾问塔尔·希贝斯坦与美国顾问詹姆斯·卡维尔和斯坦利·格林伯格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工作中代表总理阿德里安·内斯塔塞。奇怪的是，伊亚尔·阿拉德的以色列公关公司在总统大选中为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瓦吉姆·杜铎尔和他的大罗马尼亚党工作。在2007年，希贝斯坦与一伙以色列顾问、美国顾问阿瑟·芬格尔斯坦以及罗马尼亚商业电视经理丹·安德罗尼奇一起支持总理卡林·塔里塞亚努和他的自由党。在国外工作的美国政治顾问们往往在左翼和右翼党派之间变换结盟，这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方面的合谋。

12 . 里根的形象起到模拟物的作用；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和人格使他认为自己确实是总统或者是某个扮演总统的人。

13 . 2009年，国务院的美国援助欧洲和欧亚的协调员丹尼尔·罗森勃鲁姆（自1991~1997年曾是FTUI的高级项目协调员）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和苏联解体。罗森勃鲁姆曾是劳联—产联关于前苏联劳工运动的公共发言人。

14 . 在2009年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成功后，德黑兰爆发了街头抗议。据里根时期的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讲，CIA和NED曾相应地卷入使伊朗失稳和资助对立面总统候选人侯赛因·莫萨维。NED资助的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肯尼斯·梯莫曼说，NED介入了在伊朗引起内乱的“绿色革命”，提供金钱给“与NED资助的伊朗国外非政府组织有关的亲莫萨维团体”（Roberts，2009）。

15 . 尼克松的贴身政治顾问哈尔德曼、埃里希曼和科尔森都来自沃尔特·汤姆逊公司。这三人最后都因水门事件而被定罪。

16 . 索罗斯出生于1930年，与德国经济学家拉尔夫·达任道夫同年；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于2009年逝世的达任道夫取得英国国籍，并终身坚持自由主义形式的公民社会，而索罗斯则坚持社会民主道路。两者都是热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都认同波普尔鼓吹的“公开社会”和他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怀疑。

17 . 2009年年初，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在慕尼黑的第45届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宣称：“作为美国最近一届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我从基辛格博士处，经过勃伦特·斯可克罗夫将军和现在在场的桑迪·博格过滤，得到我每天的日程。”（外交关系委员会，2009）

18 . 有较明显的党派性的外交政策非政府组织之一是保卫民主国家基金会，它讽刺性地自命为“无党派”，实际上它是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的新保守主义占优势的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威胁民主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主要聚焦于中东、伊朗和保卫以色列，并鼓吹入侵伊拉克；它的理事会包括著名的保守分子，如纽特·金利奇、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史蒂夫·福布斯、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参议员约瑟夫·李伯曼，还有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命的前政府官员们及保守派的记者们（Foundation of Defense of Democracy，2008）。

19 . 欧洲选举监视委员会（OSCE）宣布2009年4月的选举结果，共产党胜出是合法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宣布，他们怀疑西方情报系统的干涉是企图破坏摩尔多瓦，达到把该国并入大罗马尼亚国，并扩大北约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目的（Trabanco）。

20 .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那个地区一些以政治和安全问题为导向的基金和智囊机构，包括华沙的公共事务研究所，该研究所也从索罗斯基金会得到大量资助。

21 . 2009年1月麦克弗尔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局的高级局长，并成为奥巴马的顾问。

22 . 有意义的是，与美国相比，德国外交职务的任命很少带有执政党的政治性，而且海外工作在总体上较少政治化和单边主义。

23 .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1918~1919年的德国总理和1919~1925年的总统，他在1925年逝世于办公室。他代表社会民主党（SPD）的右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用军队（亲德皇的志愿军）镇压了共产党（斯巴达克派）领导的起义，并杀害了极左派运动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依然强烈反共，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防止葡萄牙共产党执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24 . 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代表德国亲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者；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总部设在波茨坦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

25 . 在2009年9月的联邦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在德国政府执政联盟中的地位。

26 . 显然，保守的党派和基金会认为，在西方较容易支持党派，因为右翼的思想意识在中欧和东欧(及其他地区）有较长的历史，而社会民主的痕迹较弱。西方的政治基金一般不太愿意给海外的共产党提供帮助，而且互相猜疑。

[1] 1961年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倡议下举行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有25国参加；自1970年起，每三年召开一次；现有成员国120个。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曾举行过4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译者注

[2] 撒切尔夫人曾是英国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1979—1991）。——译者注

[3] 叶利钦在1991年当选为前苏联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使叶利钦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1996年的初选中，他未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在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复选对决中仅以16%的优势胜出。他因酗酒而导致健康恶化。下台前指定普京为接班人。——译者注

[4] 皮特拉斯是纽约州宾汉大学社会教授（已退休），他是左派，拉美问题专家，长期关注该地区的民众运动，是巴西无地工人和阿根廷失业工人运动的顾问。——译者注

[5] 贝尔格莱德是前南斯拉夫首都，现在是塞尔维亚首都；比斯凯克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译者注

[6] 莱奥丹现在是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有《新外交》一书，曾在2014年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他建议中国企业开展公司外交。——译者注

[7] “我们是最佳和最聪明的”是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精英智囊们（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等）自夸的传播很广的名言。——译者注

[8] 鲍威尔是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布什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挥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小布什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他是国务国务卿；他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参联会产席和国务卿；他是鸽派，主张“和为贵”，尽可能不发起战争。——译者注

[9] 赖斯是小布什第一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她接替鲍威尔的国务卿职务，她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的女国务卿；从政前，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译者注

[10] 阿米塔奇是国防部副部长，温和派，2000年12月与国务卿鲍威尔一起辞职。——译者注

[11] 佐利克是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创始人之一，200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2007年任世界银行行长。——译者注

[12] 帕尔是里根时期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小布什总统任命他为国防部顾问机构“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译者注

[13] 沃尔福维茨是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那时切尼是部长），他在小布什—切尼时期仍任此职，2005年小布任命他为世界银行行长；他是鹰派，主张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译者注

[14] 哈德利在赖斯转任国务卿后接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译者注

[15] 民主党在任官员是指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州长的民主党人。——译者注

[16] 和平队是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建议成立的，由政府出资，是隶属于政府的志愿者组织，招募美国的志愿者（以有色人种为主）到世界各地介绍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译者注

[17] 拜登现在是奥巴马的副总统。——译者注

[18] 福莉在哈佛大取得MBA硕士学位，所以是哈佛的校友。——译者注

[19] 卡特彼勒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公司。——译者注

[20] 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是由25个人（其中有切尼、亿万富豪福布斯、沃维茨、老布什时期的副总统奎尔、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及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出名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福山）发起的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旨在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鼓吹全面的军事霸权。——译者注

[21] 任登集团是全球战略通信咨询公司，它的特长之一是调查记者的背景，用于向政府告密。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国防部已于2009年9月与它解约。——译者注

[22] SOS是国际医疗、安全救助和礼宾服务机构，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它在2006年得到一个监视外国媒体如何应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合同。——译者注

[23] 林肯集团负责把美国军方的文章匿名植入伊拉克媒体；2005年退出此项目。——译者注

[24] 辽尼工业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私营的战略通信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供绩效分析和评价、数据分析、信息处理、情报支援、运筹研究和同时性通信；2008年得到美国陆军1·3亿美元的网络支持服务合同，培训了60名伊拉克妇女。——译者注

[25] MPRI由大批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为美国和国外提供军事专业咨询和军事训练。它的军人密度比五角大楼还要大，军方形容它是“支持伊拉克国家和解的安全部队”。——译者注

[26] 米洛舍维奇是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总统，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斯洛文尼亚、克鲁地亚、马其顿、波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由塞尔维亚与黑山（斯拉夫语称蒙特内格罗）组成的新南斯拉夫联盟。不同种族，尤其是塞族，混居于各国，因而引起三场种族清洗大战；美国一直支持打击米洛舍维奇和塞族。克鲁地亚族信仰伊斯兰教（铁托是克族人，他在世时南斯拉夫各族相安无事）。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居民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由于科索沃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并入阿尔巴尼亚，因而引起了战争，北约战机轰炸了78天，包括美机轰炸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科索沃现在由联合国管治。——译者注

[27] 共和党在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利而大败，拉姆斯菲尔德引咎辞职，由盖茨接班，盖茨虽为共和党人，但他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观点与奥巴马吻合，所以奥巴马执政后仍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译者注

[28] “震慑与恐吓”来自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即在开战之前展示军力以摧毁敌方抵抗的意志。——译者注

[29] “前线”是记录各行各业现场情况的系列纪录片；“警察”（中文播出时又名“执法先锋”）是从1988年开始播出的专门讲述美国各地警察故事的实录真人秀系列记录片。——译者注

[30]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曾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02年因帮助安然公司虚构利润、隐瞒债务，在美国证券交易会调查时销毁文件而遭到刑事起诉。它在各国的分公司都离它而去，现存只剩200余名员工。——译者注

[31] 科克帕特里克（1926—2006）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她是民主党人，但总统大选时支持里根，反对卡特主张的全球人权。她主张区分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认为落后国家需要集权主义的独裁领袖，应该容忍和帮助它们，并在有可能时联合它们对付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

[32] 《评论》是美国的著名月刊，创办于1945年，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旗舰杂志。——译者注

[33] 温·韦勃也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之一，1998年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29人联名写信给克林顿总统，建议除掉侯赛因。——译者注

[34] 这个对政府最有影响的独立的无党派组织已成立80多年，许多知名的外交家离开政府后成为它的成员（如陪同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后来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它提供外交政策理念和具体策略，建立联合国就是它提出的。在21世纪，它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译者注

[35] 约瑟夫·西格拉姆公司，1857年成立于加拿大，是全国最大的酒类饮料公司，1981年起进军石油、天然气和化工行业，1997年因资金匮乏而倒闭。——译者注

[36] 理查德·盖普哈德曾连任14届众议员（1976—2005）。——译者注

[37] 荣·保罗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共和党人，曾两次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只得到一票；他反对轰炸南斯拉夫，反对入侵伊拉克，反对谴责中国人权，反对保护台湾，赞成维基解密，认为美元和美国经济将崩溃。——译者注

[38] 旋转门“外交”是指接受了公费培训，不为外交服务，却到培训资助者的私营公司工作挣钱。——译者注

[39] 克莱恩是犹太裔加拿大人，她的父母因反对越战而从美国移民至加拿大。“休克主义”是她的成名作之一。她反对公司治理的全球化，反对公司化的资本主义。——译者注

[40] “绿色贝雷帽”是指美国海军陆战队，它的官兵头带绿色贝雷帽。——译者注

[41] 501（c）是美国税法的一个条款，它给予宗教、慈善、教育等机构免税，而且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的金额从个人所得中扣除，免交所得税。——译者注

[42] 海地自推翻杜瓦利埃家族的独裁统治后，政局一直动荡。阿里斯蒂德在1991年2月当选总统，9月底就被军人政变赶下台，1993年6月复职，1994年5月被迫流亡，1994年10月再次上台，1996年2月再次下台。——译者注

[43] 1979年年初，原柬埔寨共产党领导成员洪森等在越南的支持下推翻了柬共极左派玻尔波特的政府，成立了人民党，洪森任政府的首相。西哈努克及其儿子拉那烈王子成立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丰辛比克党。第三大党是以桑林西为主席的桑林西党（原名高棉民族党），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译者注

[44] 斯坦利·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公司的董事长，阿尔·昆兰是总经理，杰雷米·罗斯纳是副总经理，该公司的业务是国际民意和战略咨询，研究90多个国家公民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译者注

[45] 2010年，马克·菲尔斯坦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主管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副署长。——译者注

[46] 肯尼斯·沃拉克原是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员，曾任国务院近东和南亚办事处负责人，是中东地区政治和军事事务专家。——译者注

[47] 在美国，共和党的标志是大象，民主党的标志是驴；两党竞选之争被称为驴象之争。——译者注

[48] 托马斯·杜诺霍，原美国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还担任过美国邮政总局副总监。自1997年起任美国商会主席；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201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他主持的美国商会用4 000万美元资助40个共和党人，而只用200万美元资助11个民主党人。——译者注

[49] 丹尼尔·克里斯曼曾任北约军委会委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海湾战争时的战略计划组组长、西点军校总监等，2001年退役后任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译者注

[50] NBC环球是一个大型媒体集团，2004年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隶属于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的环球影业公司（隶属于法国维旺迪集团的娱乐事业部）合并而成。——译者注

[51] YouTube是美国的一个网站，由华裔美国人陈士骏在2005年创立，允许用户上传自制的“表现自我”的业余视频。——译者注

[52] 三边委员会是曼哈顿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鉴于美国没有能力再独自领导世界而在1973年建议成立的。成立时的三边是指北美、西欧和日本，后来随着形势发展，日本扩大为亚太、西欧扩大为欧盟、北美加进了墨西哥。其成员来自企业界、媒体、学术界、公共服务界（现任内阁官员除外）、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最初的会晤是讨论如何对付苏联。2005年，在中国开会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译者注

[53]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指历史上有英国血统的人。——译者注

[54] “媒体汉击群”是一个著名的数字化媒体和娱乐公司，2013年与上海一家媒体集团签约，为中国的亿万网络和手机用户提供其产品。——译者注

[55] “媒体精确性”是一位死硬的反共分子在1969年成立的专门与自由派媒体作对的保守派新闻媒体。——译者注

[56] 比德伯格俱乐部是由欧美各国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等精英组成的超国家游说团体，秘密讨论全球化、国际金融、自由贸易、移民自由、组建国际警察、限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的主权等。——译者注

[57] 福布斯是福布斯集团的总裁兼《福布斯》杂志的总编，l998年推出《福布斯》杂志的国际版，他每期撰写“事实与评论”；他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研究政治改革机制，曾任“授权美国”的董事长，1996年和2000年曾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译者注

[58]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家，曾任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助理、驻联合国大使科克帕特里克的副手、国务院军控与裁军署署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之一。——译者注

[59] 亨廷顿（1927—2008）是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卡特总统的安全计划顾问，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而出名。——译者注

[60] 奥罗克，讽刺性政治作家，《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卡托研究所研究员，《旗帜周刊》特约编辑，著有《论“国富论”》。——译者注

[61] 帕尔摩（1941—2013）是NED的创始人之一，外交家，曾任驻匈牙利大使、自由之家副主任。——译者注

[62] 塔夫脱是美国第27届总统（1909—1913），推行反托拉斯法；他曾任美国驻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督。——译者注

[63] 德崇证券公司是华尔街的高收益证券投资银行，曾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1990年因其职员米尔肯卷入非法的垃圾证券操作而破产。——译者注

[64] 卡托研究所是1977年成立的研究公共政策的智囊团，它不接受政府资助，资金来自私人和私人基金会以及出版物的收入，它主张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自由市场及和平。“卡托”是公元前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家，18世纪，两个英国人匿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取名“卡托信扎”，反对专制，要求自由，对后来的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和杰克逊等人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65] 劳伦斯·利沃摩尔实验室位于旧金山附近，附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译者注

[66]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成立于1914年，为跨国公司和军工企业提供战略、组织、系统运作和技术方面的咨询。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香港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达30多亿美元。——译者注

[67] 帕拉丁资本集团，又称“骑士资本集团”，为全球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提供投资。“9·11事件”后开始重视对与国土安全和全球安全有关的部门的投资，关注军民两用和基础设施的易受损伤性问题。——译者注

[68] 阿林顿研究所是未来学家约翰·彼得逊于1989年创立的研究所，关注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科技爆炸及社会价值观从传统的杀人毁物转变为共赢。——译者注

[69] 杜瓦尔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和阿林顿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他与阿克曼合著了《更强的力量》一书，描述非暴力行动使统治者失去使用暴力控制政权的手段，具体叙述丹麦人民对抗纳粹、团结工会打败波兰共产党、智利的公民行动推翻军人独裁者，非暴力行动继续从巴尔干到缅甸改变世界。——译者注

[70] 沃尔特·汤普逊公司从事市场通信、品牌制造和营销传播，在9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奥美广告公司为美国运通、西尔斯超市、福特和奥迪汽车、德芙食品、芭比娃娃等公司做广告，年营业额达54亿美元。比尔斯曾任沃尔特·汤普逊公司副董事长，奥美广告公司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71] 麦迪逊大街是纽约市中心的一条繁华街道；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麦迪逊大街”成为广告业的代名词，“麦迪逊大街技巧”是指用花招噱头和油腔滑调激发兴趣。——译者注

[72] “本叔叔大米”是美国一家大米和大米制食品的进出口公司；此处是讽刺比尔斯居然成了主管宣传的副国务卿。——译者注

[73] 杜特维勒曾任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美国驻摩洛哥大使，她在2003年12月任PDPA副国务卿，4个月后因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事件而辞职。——译者注

[74] 休斯是小布什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时的办公室主任。——译者注

[75] 玛塔琳在有线新闻网CNN担任共和党战略家，她曾担任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及副总统切尼的顾问。——译者注

[76] “商务外交行动”是一个非营利的公关公司，凯莉是总经理，主要调查全球反美情绪的日益普遍以及原有的对美国好感的日益减弱。——译者注

[77] 麦肯世界集团是跨国广告服务网络公司，在世界191个城市提供广告、网络直销、公关、品牌管理、保健行销等服务，它在l991年与《光明日报》签约，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客户（联想、中国移动、美的电器、平安保险、广东双喜香烟等）成立麦肯光明策略办公处。——译者注

[78] 巴伯是罗特格斯大学的退休教授、纽约城市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研究公民社会、社区服务、教育和民主，曾为克林顿和两届德国总统提供咨询。——译者注

[79] 尼曼学者必须是在报刊编辑、撰写社论、文字报道记者、摄影记者等方面有至少5年工作经验的人。——译者注

[80] 富布莱特（1905—1995）任美国参议员长达30年（1945—1974），他主张多边主义，反对麦卡锡和非美活动委员会，反对越战，他在l946年倡议设立美国与国外交流学者的奖学金，由国务院教育与文化局管理；在到2005年为止的50年里共交流了111 000美国学者和188 000外国学者。——译者注

[81] 奈伊曾任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在20lO年《全球信息化时代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2015年1月他的新书名为《美国世纪已过去了吗？》，3月发表文章“美国世纪在中国崛起下仍将存在”，该文指出，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中国不可能超越美国。——译者注

[82] 老男孩网络（Old Boy netwrk）是指大学同学成为精英后保持联系，在职业生涯中互相帮助。——译者注

[83] 凯瑞投资集团投资于网络产业、网络服务、信息技术、传媒业、环保业、医疗保健业等，在中国有分支机构。——译者注

[84] 理查德·艾伦在1981~1982年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涉嫌受贿为日本记者安排会晤里根夫人南茜而辞职，回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一家战略咨询公司。——译者注

[85] 克拉克是空袭科索沃和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主要策划者，因与五角大楼不和而辞职。——译者注

[86] 索拉兹（1940—2010）是民主党人，连续九届的纽约州众议员，是第一个访问朝鲜的美国官员（1980年），1982年反对里根出兵黎巴嫩。克林顿任命他为美国—中亚企业基金会主席，他与布热津斯基共同主持美国—高加索和平委员会。——译者注

[87] 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时期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代号。该计划是爱因斯坦写信提议，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由格罗夫斯将军领导的。泰勒是当时主要的物理学家之一；战后，他极力主张研制威力更大的核聚变氢弹以对付苏联1948年研制成功的核裂变原子弹。——译者注

[88] 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然缓解经济危机，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收入均等，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极权统治。——译者注

[89] 贝辛格是政治学教授，1988年他与另一位教授合著《科学管理、纪律威胁和苏联的力量》。——译者注

[90] 《每日秀》在中国被称为“司徒每日脱口秀”，自1996年9月l以来，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1点播出。——译者注

[91] 基希纽夫是摩尔多瓦（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首都。——译者注

[92] 贝卢斯科尼是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传媒老板，中右联盟的领袖，也是“绯闻大王”，曾三次出任总理，是“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最后因政府财政危机而于2011年辞职。——译者注

[93] 内贾德是保守派政治联盟的领袖，2009年选举时，他的得票率为62%，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但是他的竞选对手穆萨维认为选举有舞弊。——译者注

[94] 阿卡塔是加州的一个地名，霍夫曼的阿卡塔电子产品公司于2005年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他写过一本书，名为《我们如何报道革命》。——译者注

[95] 阿德斯尼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是美国保守的企业研究所安全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和外交政策创意研究所研究员。——译者注

[96] 麦克弗尔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后，他成为国安会的俄罗斯与欧亚事务高级顾问，2011年被奥巴马任命为驻俄大使，2014年回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译者注

[97] 夏普曾因反对美军介入朝鲜战争而被判刑两年。他信仰爱因斯坦的反极权主义和甘地的非暴力反抗，1983年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他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教父”，他认为非暴力抗争能成功的原因是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译者注

[98] 这些独裁者所属国家依次是菲律宾、韩国、古巴、海地、秘鲁、尼加拉瓜、南越、智利、印尼、巴基斯坦。——译者注

[99] 梅里亚是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副国务卿。——译者注

[100] 国际创新协会（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是1977年由4位妇女创立的，从事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计划，已在l6个国家（包括尼泊尔、也门、巴基斯坦等）有项目。——译者注

[101] 凯莫尼克国际发展咨询公司的业务是帮助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社区促进改革，涉及农业、教育、能源、环境、金融、民主治理、冲突和危机管理等，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有更高生产力，更独立。——译者注

[102] 三角研究所（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附近的高科技产业区，仿照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向政府和商界提供研究、发展和技术服务。——译者注

[103] 切琪公司（Checchi&Co·）提供法律和司法方面的服务。——译者注

[104] 世界学习公司（World Learning）是非营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60多个国家提供教育、交换学者以及培训领袖人物的国际学校。——译者注

[105] 苏联解体后，卢卡申科一直是白俄罗斯总统，坚持与俄罗斯联合，反对西方势力向东扩展。——译者注

[106] 艾伯特（187l—192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他一方面扑灭右派民族主义的复活，另一方面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右派称他是“民族的叛徒”，左派指责他是“革命的叛徒”。——译者注

[107] 阿登纳（1876—1976）是“二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领导德国从战败国重新站起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他通过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中苏可能分裂。阿登纳基金会向国内外优秀青年提供奖学金。——译者注

[108] 诺曼（1876—1976）是自由主义政治家，代表中产阶级，既反对大资本家，又害怕工人阶级，主张用基督教的教义缓和工人与大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保皇派，主张对外的自由帝国主义。——译者注

[109] 西特尔（190l—1961）是巴伐利亚州州长，该基金会在73个国家有80个项目，与我国教育部、对外友协、中央党校、全国妇联有联系。——译者注

[110] 伯尔是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抨击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译者注

[111] 罗莎·卢森堡（187l—1919）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革命活动家，她在1915年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1日改称为德国共产党，她却因1915~1918年多次被关押折磨而于1919年1月15日逝世。——译者注

[112] 福山是日裔美国人，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并一举成名；他认为极权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危机将使它转变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译者注

[113] 弗朗克·施泰因迈尔现在仍是默克尔总理的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114] FMlN是左翼的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它在2006年3月赢得大选，虽然未获得会议的绝对多数席位。——译者注

[115] 梅杰是英国首相（1990—1997），曾任撒切尔内阁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2001年退出政坛。——译者注

[116] 萨卡什维利曾在谢瓦尔纳泽总统时期担任司法部部长，因不满政府的贪污腐败而辞职。2003年年底以议会选举有舞弊为名，组织大批群众冲进谢瓦尔纳泽住所，迫使他辞职。2004年1月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他的颜色革命伙伴日瓦尼亚任总理，后来两人闹翻。2012年总统选举输给反对派联盟“格鲁吉亚之梦”。他下台后被揭发谋杀了日瓦尼亚。美国建议他出国暂避。最终，他到美国塔夫莎大学的法律与外交学院任教。——译者注

[117] 帕尔梅（1927—1986）在1968~1979年和1982~1986年两次任瑞典首相，1986年遇刺身亡（瑞典领导人很平民化，平时上街不带警卫）。他在1980年受联合国秘书长委托，5次访问伊朗和伊拉克以调解两伊战争。——译者注

第四章
在中欧和东欧促销民主

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主张民主的反对派提供了12辆切诺基吉普车，在他们赢得选举时，我感到无与伦比的骄傲。

——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参议员麦凯恩（引自Bovard，2005，61）

高加索地区流传着一个笑话：为什么美国从来不闹革命？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格鲁吉亚于2008年8月入侵南奥塞梯 [1] 前，美国国防部利用两家私营的军事承包商——军事职业资源顾问公司（MPRI）和美国系统公司——为格鲁吉亚的特种部队提供内陆作战训练。“在克鲁地亚入侵塞尔维亚族居住的克拉吉纳省导致巴尔干战争中最坏的种族清洗之一的20万难民出逃之前”，MPRI曾对克鲁地亚军人进行培训（Clover and Sevastopulo，2008）。格鲁吉亚政府和西方国家极其关注的一项油气管线计划可以把里海的油气经过格鲁吉亚输往欧洲，从而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美国和以色列是萨卡什维利政府所用武器的两家主要供应者。

在《金融时报》曝光此事之前，美国的主流媒体曾对这场冲突持片面的不同观点，并把它形容为俄罗斯军事入侵。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驻现场的西方观察员很清楚，这是格鲁吉亚为了控制这块名义上的格鲁吉亚领土，防止其脱离格鲁吉亚而挑起的军事侵略。显然，这是北约盟国之间的协调失灵（Chivers and Barry，2008）。那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对西方的反应表示讥讽：“西方所谓的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使我感到惊讶……它是使人敬畏的！吃惊的！”（引自Barry，2008）。美国/欧盟联合安排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美国主流媒体却对由此引发的贝尔格莱德大规模抗议视而不见，这与它愤慨地报道南奥塞梯事件形成鲜明对比 1 。研究这两起事件可以清楚地知道，冷战还远未结束。北约将俄罗斯以及像塞尔维亚那样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替代已死亡的苏联并作为攻击对象。

当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总统派遣入侵过伊拉克的2 000名格鲁吉亚军人的大多数去进攻南奥塞梯时，引起俄罗斯关注的不仅是西方宣传的协调一致，还包括这个宣传用夸张的口气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行动比作当年纳粹德国占领中欧。小布什单方面取消了1972年的《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克林顿时期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对《SALT-II》核裁军条约 [2] 的修改，还推动波兰和捷克政府在2008年同意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后来奥巴马抛弃了这个计划，但是继续宣传欧洲是伊朗打击——只不过不是现在——的目标的“神话”)。

1999年，克林顿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科索沃的分离。这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3] 希望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是相似的，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却坚决支持前者分离，反对后者分离。当事实曝光后，格鲁吉亚的入侵加上萨卡什维利政权的不稳定，限制媒体和镇压政治反对派，致使北约至少暂时无理由尴尬地接受该国为成员国。

对于民主能否简单地——特别是通过外国干涉——建立起来有许多疑问。或者说，民主应该是逐步演变的或“创造出来”的。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外国援助计划，如西欧的PHARE（援助波兰和匈牙利经济重建）和TACIS(技术援助独立国家共同体），在为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和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奠定基础方面是成功的（Crawford，2003a，86~87）。怀疑者，如戴维·钱德勒 [4] （David Chandler）曾质疑，缺乏当地有机推动而在外国指导下形成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否构成合法的机制建设。根据葛兰西和福柯 [5] （Foucauldian）的观点，试图依靠外来的代理人通过“不靠谱的实践及东拉西扯的关于知识、意义、规范和价值观的架构”建立合法性代表着一种全球治理的方式，一个“公民社会的帝国”。“以优良治理的名义”（Chandler，2006，15、63）输出民主，实际上是把治理系统政治化，并且回避对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及平均分配的公正裁定，使之有利于霸道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所谓公意——这注定是两极分化的和短命的。

关注“过渡国家”的公民社会以及与此有关的政府规模缩减，是基于保守派假设的公民个人和团体天生就能比行政官员更好地照顾社会的需求。这涉及把原本由政府机关提供的服务分包给各种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的这种构建扎根于这样一些信念：“有产权的个人选择参加公民社会，并通过积极参与而组成协会，个人的目标往往受提高自身地位的承诺驱使。”（Thomas Jacobson and Won Yong Jang，引自Dutta Bergman，2005，272）这些信念是对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的替代。

非政府组织（NGO）在过去30年中的扩散与世界新自由主义削减国家福利计划的政策有关。在中、东欧国家，NGO的扩展始于苏联的解体和西方把它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之手伸到后共产主义地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力量（即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把眼光放在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上。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政治学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今，接受新自由主义教义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都成为中、东欧的“体制教师”（Agh，2006，88）。

然而，中、东欧地区那些依靠外国机构资助的组织能否称作“非政府组织”还是个问题，因为它们与外国政府以及与外国政府有关的组织在经济和活动计划方面有联系。NGO不是一个确切的名称，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宣传词汇。一位密切观察者注意到，NDI和IRI在保加利亚选举过程中发现，“一些NGO能使选举倒向美国中意的候选人……彼得·斯托扬诺夫 [6] （Petar Stoyanov）”，这似乎使得这些NGO具有明显的政府特征。1998年，NDI和IRI联合支持罗马尼亚一个名叫亲民主协会（Pro Democracy Association）的NGO，以便同样影响政体变革。在斯洛伐克，一个名为“OK98”的党派性NGO从美国新闻署、NED、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英国、荷兰及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得到资助，从而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组织一系列旨在打败弗拉基米尔·麦恰尔 [7] （Vladimir Meciar）的政治活动（MacKinnon 2007，30~32；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

对于麦克弗尔[他是NED、国际研究与改革委员会（IREX）、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及胡佛研究所的成员]而言，公民社会基本上意味着出现了NGO，即与捐款者利益密切相连的鼓吹团体（Carothers，2006b，134）。NGO往往被看作是政党的替代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为反对波兰政府和共产党而组织起来的“团结工会联盟”后来变成了统治国家的成员。事实上，NGO往往被打造成类似非正式的统治机构，使外来人士能直接与其合意的团体合作，避免同正式的国家部门或政治机构接触。不过，通过美国的NGO鼓励当地的NGO介入政治工作，美国的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并间接地资助选举。

波兰走廊 [8]

冷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因19世纪末的劳工运动而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反共产主义。但是，与冷战有关的美国干涉中、东欧地区的更直接原因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导致的有争议的波兰地位问题。历史上有两个国家通过波兰走廊进攻苏联：一个是雅尔塔会议之前的德国，另一个是1919~1920年的波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德国的侵略导致牺牲了约2 700万人的苏联坚定不移地要求接管波兰的政治。从苏联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是它的红军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从而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防御性地占领这个国家 [9] 。美国和英国认为，自1947年有争议的立法选举开始的共产主义统治波兰是不可接受的。虽然选举的结果可能存在舞弊，使波兰共产党与其他左翼团体的联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这个选举在政治操纵方面大概不会比美国操纵其盟友的选举(1966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67年的越南、1978年的菲律宾、1982年的萨尔瓦多及美国保护下的其他雇佣政体）更坏。

反共产主义是1945年之后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则，这个外交政策主要不是为了人权和民主，而是针对苏联和中国阻碍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假设美国及其盟友把它们的工作集中致力于消除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国家镇压，那么它们就会更关注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中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而不是中、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然而，冷战的政治文化压倒一切，中、东欧的政体成为NED在20世纪90年代资助的主要目标（见表4.1）而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表4.1 NED按地区分配的资助（1990—1997）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cott and Steele，2005，447

波兰走廊像曾经的入侵一样成为西方进入该地区的入口。作为第一个被指定必须改变政体的国家，波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得到美国的大量帮助。USAID及大部分公共和私人基金绕过法定的中介将援助资金注入指定组织。里根政府积极且隐蔽地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团结工会，而在国内大力打击工会（例如，解雇PATCO [10] 的一些领导人)。

美国援助民主的团体一贯声称，它们在受援国的目标不是干涉选举的结果，而是保证选举过程的自由和公平。若果真如此，里根和撒切尔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一致要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否则就不提供经济援助，这一事实就不切题了。团结工会还从美国的工会（包括波兰移民的儿子阿尔贝特·向克领导的美国教师工会）得到大量的援助。向克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共分子，并支持美国入侵印度支那，他在1989年成立了波兰民主教育基金会（Kucharczy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劳联—产联与里根的白宫、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梵蒂冈紧密合作，向团结工会提供财政和士气方面的援助，并威胁要阻止波兰的货物进入美国港口，除非团结工会得到承认。在1983~1986年期间，由莱尼·科克兰领导的劳联—产联向团结工会秘密提供了100万美元（Bernstein，1992；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54；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对于美国而言，支持团结工会和推翻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摧毁苏联。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亨利·海德把使用的策略总结为：

我们在波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在那里使共产主义政府失稳并加强反对共产主义。我们秘密提供报纸、广播、宣传、金钱及组织方面的帮助和建议。从波兰向外发展，我们在欧洲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组织同样的抗拒活动。（Bernstein，1992）

在1989年议会选举期间，NED向团结工会提供了250万美元，还有500万美元提供给为这个工会工作的波兰移民（Broder，1997；Calvo Ospina，2007）。美国通过NED暗中与这个工会及波兰地下工作者合作，“把出版物、印刷机、广播设备和录像带偷偷运进波兰”（Pear，1988），这有助于把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共产主义政府拉下台。团结工会的领袖莱西·瓦文萨（Lech Walesa）在1990年当选为总统。一批美国的官员和精英——从爱德华·肯尼迪 [11] 到乔治·索罗斯，再到珍妮·科克帕特里克——支持团结工会，这代表美国重新致力于推翻苏维埃政权（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23）。 2

华沙一家主要智囊机构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大量援助，共产党不可能在波兰垮台……这种援助在多年的过程中被有力地实施着。”带着这个论点，该文章相当轻松地认为：

促销民主不是为私人利益和战略目标服务，而是为了保护人民反抗滥用权力。这里没有隐藏帝国主义，因为最终目的是让公民对他们国家的命运有完全的决策自由。（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23）

这家智囊机构的波兰作家们假装不知道美国在整个20世纪外交政策的动机，或者假装不知道“美国推动的民主模式解决不了来自国家领土之外的力量控制经济领域”的现实。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大框架内，“一个很狭隘的公民社会”被强加于“过渡”国家，以限制它们发展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的能力（Smith，2000，75）。一位报道“颜色革命”的英国记者认为，不能只看促销民主的表面价值，而应把它理解为“受外交政策操控和驱使的……在刚过渡到公民社会的那些国家发展西方盟友或西方仆从的一种尝试”。他坚称，对华盛顿而言，“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中、东欧地区的国家被分成跟着美国的或跟着俄罗斯走的，虽然它们只是想独立（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维塞格拉德 [12] （Visegrad）集团联军（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事实上已经拒绝了美国和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极端的经济紧缩要求，制定了针对失业和因经济“改革”而下岗人群的社会保险机制。

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增加的美援金额尚未能揭示美援对处于“过渡”阶段的整个中、东欧地区的长期后果。在这方面，两位密切观察者指出：“援助民主不仅造成了施援方与受援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导致了施援方的政治干涉，虽然施援方的政府很少明显地实施这种干涉。”（Newburg and Carothers，1996，99）关于公民社会的情况是，导致共产党统治结束的政治异见分子的活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在波兰（最热烈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前华沙条约国）不再有重要的表现。事实上，根据一份分析报告，在波兰，只有共产党时代建立的组织保持了一些社会活力（Magner，2005，49）。

在1990年12月波兰选举了一位反共的总统瓦文萨，这算是对援助民主的一项奖励。一位地区专家约安娜·蕾古斯卡指出，自此美国的经济援助立即增加了，“大部分（1990~1994年到位的资助的86.2%）用于机制改革，包括私有化、投资、贸易、企业改制和商业发展”。她还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基本上处于这些活动之外，从而使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革普遍表示不满”，并导致波兰公民质疑外国援助公民社会的用意。她认为，危险在于，当美国结束它在波兰的资助时，这些NGO可能就会消失(Regulska，1998，43、48、49）。事实上，这没有发生。随着波兰安全地走在西方的轨道上，美国开始组织地区性的“促销民主”活动，旨在培训中、东欧地区的政党。1998年9月，NDI把11名塞尔维亚的政治积极分子带入波兰参加波兰的选举活动，使他们准备好实施自己国家的政体改革。塞尔维亚人成了波兰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管理者的徒弟，学习媒体报道选举的技巧。这些“奠定了NDI今后在塞尔维亚活动的基础”（NDI，2007b）。

最近几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成为西方促销民主计划向东发展的转运港。“例如，在中、东欧，NDI召集经历过困难过渡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指导和帮助正在过渡的国家的领袖。”（USAID，1999，41）这些维塞格拉德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运作 3 ，淡化国家传统的社会民主功能，并向外来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家开放国界（Bohle and Greskovitz，2007）。情况往往是，保守的政党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反对开放市场，而波兰的保守派有时却发现他们与该国的共产党拥有共同的立场。

取消限制所有权的结果是，德国的出版集团联合较小的芬兰和瑞士公司控制着捷克的出版业，占有该国80%的报纸和书刊市场以及几乎100%的当地出版社 4 。外国公司还控制着3家最大的有线电视企业。一位美国的亿万富豪罗纳特·乐黛（Ronald Lauder） （雅思乐黛的后裔）开设了捷克的电视台Nova(它曾占捷克电视广播市场80%的份额），还在斯洛伐克的Markiza（80%）和KANALA（90%）、斯洛文尼亚的POP TV（86%）、罗马尼亚的PRO TV（66%）和乌克兰的Studio 1+1（60%）等公司控股（European Federation ofJournalists，2003；Kuras，2002）。捷克的媒体在外国控制下倾向于回避调查性报道，以免招惹捷克官员（Jira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USAID认为，这些政治经济安排使它们成为美国在东欧实施过渡工作的可靠伙伴。一位西方促销民主的辩护者把这种做法描述为：“西方推销它的价值观并……帮助其他国家遵循这些价值观。”（Andrew Wilson，引自Lane，2009，127）

亲西方的波兰人在政府中占据着关键岗位，并帮助北约反对俄罗斯及其独联体轴心。一位波兰移民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 [13] （Radoslaw Sikorski）在牛津大学的保守派圈子里活动，建议鲁伯特·默多克 [14] （Rupert Murdoch）在波兰投资，他还在2002~2005年加入右翼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他在AEI是新大西洋计划的执行主任，其目标包括把中、东欧的过渡国家纳入北约和欧盟，并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15] ）成员国之间促成更强的“自由贸易”协议。他在2005年回到波兰担任右翼卡钦斯基 [16] 政府的国防部部长，直到2007年(Wikipedia，2007a）。

苏联和华沙条约的终结与西班牙势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终结相类似，后者为美国追求其“明确的命运”开启了新天地。NDI和IRI在中、东欧国家越来越积极地资助选举活动，以免共产党人重新获得国家权力；而且，如NDI所说，“培训该地区有天赋的新领袖，扩大他们的视野并激起他们积极改革的欲望。”USAID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中把它在该地区介入人道主义的活动描述为：

中、东欧和欧亚的领袖和人民为过渡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国家而在1989年和1992年两次呼吁西方世界的帮助……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热心地参与这项工作，向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展示如何才能变成市场民主政体。（USAID，2000a）

以中欧和东欧（包括俄罗斯）为重点可以发现在1989~1996年：

国际社会提供的约1 080亿美元的90%被用于发展自由市场，主要是鼓励经济的稳定、自由和私有化……西方援助的极小部分，可能不超过1%，给了公民社会。（Quigley，2000，192）

美国与中欧的联系

在一个灵活的会计系统中，美国用于政体变革的钱不知怎么就终结于神秘之中了。NDI在匈牙利的项目主管承认，由于那个国家禁止外国资助选举，所以对资金来源没有准确的记录，“外国捐献的程度不清楚”（Melia，1992，54）。1989年，在当时的主席瓦尔特·蒙代尔 [17] （Walter Mondale）、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 [18] （Howard Baker）和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彼得·多明尼奇 [19] （Peter Dominici）的领导下，NDI在波兰举办了培训立法工作者的研讨会，主题为“波兰立法工作者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作用”（Latyngski，1992，95）。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20] （Vaclav Havel）邀请美国的选举专家为他的公民论坛运动提供组织选举系统方面的建议（Carnahan and Corley，1992，112~113）。在中欧的政客中，哈维尔走在推翻现存的（古巴）和从前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前列 5 。

哈维尔早期的选举顾问之一是当时的NDI副所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官员，共产党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后科贝尔逃离了那个国家 6 。所以，奥尔布赖特没有给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提出过任何建议，就不足为奇了。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回答：“我们估计他们不需要关于如何进行选举的建议。”（Whitney，1990）的确，共产党被排除在美国安排的援助计划之外（Pringle，1990）。显然，哈维尔政府把奥尔布赖特的建议记在心中，那次选举在形式上确实很像是以美国为导向的（Lucas，1990）。

在奥尔布赖特的帮助下，NED把40万美元输送给捷克斯洛伐克23个政党中的两个——公民论坛和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1989年这两个组织合力推翻了共产党。当时，一份泄露的美国政府文件承认，NED资助公民论坛的目的是“为了准备6月8日的选举和巩固他们作为捷克斯洛伐克首要的民主运动援助者的地位”，NED向他们提供技术和设备（Engelberg，1990）。美国政府的资助只是捷克斯洛伐克选举中外援的一种形式。凡是有西方支持选举的地方，通常伴随着外国的选举和政治顾问。

美国的咨询团体、NED资助的政治培训专家、美国的大学、私人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帮助俄罗斯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发展了政治咨询业和公关业（Guth，2000，205~206；Sussman，2006）。但是，一旦广告业、公关业、市场营销业和民意监测业作为传播公共信息的主要模式被建立起来后，是否由外国的或当地的机构组织管理国内的选举就不重要了。对俄罗斯的领袖们来说，发展自己的后共产主义政治和商业宣传系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许多俄罗斯人讨厌美国式和英国式的广告和公关（Guth，2000，199）。一位资深的俄罗斯记者弗拉基米尔·波斯纳（Vladimir Pozner）说，外国的政治通信与苏联的解体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美国媒体针对该地区的侵略性政策助推了共产党的垮台。他对美国的研究人员解释道，“你们有较好的公关手段。”（引自Guth，2000，195）

从公关的对比来看，一个区别是，历史原因使得俄罗斯人比西方人对政治通信的宣传本质了解得较少，这是由于他们从苏联时代的记者活动来看待问题。的确，俄罗斯主要的“政治技术专家”公司名叫“尼可罗·M”（这个名称来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处于第二位的“政治技术专家”公司名叫“PR宣传”（公关宣传）。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促销式和个性化的政治把政治通信变成使用昂贵得难以承受的系统进行工具性且职业化的活动，而不是政治本身（即关于思想冲突和权力关系的教育)。最后的结果是，精英和公司利益集团的多元政体享受着使用昂贵的“付费才干”的政治通信系统的特权。对于特权者，政治只是做买卖的成本而已。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匈牙利第一次多党竞选之前，掌权的社会主义党邀请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公关组织——美国伟达公司作为它的顾问 7 。据1989年美国一条标题为“美国的广告代理商帮助匈牙利社会主义者（U.S. Ad·gency to Aid Hungarian Socialist”，1989)的新闻报道，这“在东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反映出政治进一步走向西方化”。在选举日，NDI和IRI[当时称为国家共和研究所（NRI）]未经公布地访问了布达佩斯的所有投票站，它们发现：

有证据显示，竞选运动很得益于美国两家党派研究所组织的西方式培训。它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为匈牙利的一些党派在当地和美国举办了研讨会，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政治专家们关于有效地组织竞选活动的报告会。（Independent ，1990）

在2005年和2006年，曾为鲍里斯·叶利钦、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执政党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II）工作过的理查德·德莱斯纳（Richard Dresner）和他的合作伙伴罗伯特·维克斯（Robert Wickers）为匈牙利总理费伦茨·久尔恰尼 [21] （Ferenc Gyurcsany）出谋划策。维克斯还为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 [22] （Adrian Nasetase）和保加利亚总理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 [23] （Semeon-Saxe-Coburg-Gotha）做顾问（Dresner，Wickers&Associates，2008）。在罗马尼亚，美国和英国的党派基金会与外国顾问们结合在一起。在英国保守党的支持下，IRI的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付钱请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政治顾问在竞选方法和党的建设方面定期对反对党进行培训”，还为它资助成立的一个政治联盟设立现场办事处，“为这个联盟的全国大会提供战略性建议、举办竞选讲习班、派它的主要政治顾问到全国各地告诫反对党的分支机构更努力地工作”（Carothers，2006b）。在讨论外国顾问培训当地政治运动的活动分子时，一位匈牙利的官员评论说：“他们像海绵一样吸干一切。”（Clough，1990）

俄罗斯：美国人来救援

美国对新政体的政治支持总是伴随着答应给予外国援助。苏联及中、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立即吸引美国来到该地区的中部，那里是有机会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家的垮塌，数百万俄国人缺衣少食。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向美国求援。在198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前 8 ，克林顿政府强力赞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支持俄罗斯国新兴的市场经济，而对正在车臣进行的血腥战争视而不见（Cohen，2005）。

苏联的垮台促使美国加速促销民主，并把它变成一个行业。在前苏联范围的所有国家中，俄罗斯拥有最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抵抗力，对美国来说这是皇冠上的宝石。1992~1996年，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俄罗斯成为美国双边外援的第三大受援国（约21亿美元） 9 。世界银行和IMF用220亿美元的救急包挽救了叶利钦政府，却对他用军队解散俄罗斯国会及其他镇压措施不予理会（Hook，2002，124；Ralph，2000，202；Rutland，2000，254）。

尽管叶利钦的贪腐、镇压、大量的社会混乱、独裁行为和他本人的慢性嗜酒症使他的外国支持者感到不安，但他的西方支持者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用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对付他的主要对手——共产党的挑战。对美国的政策规划者而言，一种简便的虚假宣传是把叶利钦描述成一个民主派，比如他是乔治·华盛顿和亚当·斯密 [24] 的组合（Rutland，2000，244）。对于1993年10月叶利钦用暴力占领议会导致500人死亡和大约1 000人负伤的事实，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25] （Warren Christopher）说：“美国不会轻易地支持暂停议会。但是，这是非常时期。”（Klein，2007，229）

美国和它的盟友（包括国际银行联盟）在叶利钦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俄罗斯学教授史蒂夫·科恩 [26] （Stephen Cohen）认为，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特别具有迷惑性：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支持叶利钦。当时，他用武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议会和宪法法庭，把国家的财富和电视网络送给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强行实施行政权力不受真正制约的宪法以及选举舞弊，这些都算是民主改革；当普京继续改革进程时，这些行为却被称为“极权主义”。

他说，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凯旋主义”不仅无视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实际情况，并且表示出一种不必要的挑衅，这导致俄罗斯不断强化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库，对西方做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反应，并且敌视西方在前苏联地区支持的“颜色革命”（Cohen，1996）。

美国对叶利钦的支持是与恐吓活动相结合的，这是“休克疗法”的关键要素，它以现代化和经济效益为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打开闸门，伴随着削减社保 10 。科恩认为，美国把苏联的解体看作一个机会，不仅可以与其残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进行战略合作，而且可以“肆无忌惮和赢者通吃地剥削1991年后软弱的俄罗斯”（Cohen，1996）。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把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吸纳为北约成员，并且在前苏联境内至少一半的共和国部署或计划部署军事基地，从而扩大对俄罗斯的包围，这超过了从前对苏联安全的威胁（Cohen，1996）。

美国给叶利钦的打包援助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改革，迫使其停止对物价和政府补贴的控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减少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阻碍和限制。在经济“休克疗法”专家杰弗里·萨克斯 [27] （Jeffrey Sachs）、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管理者及USAID 5 770万美元（USAID还出资3亿美元为其他美国承包商做担保）的支持下，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公司同叶利钦的第一任经济改革负责人叶果尔·盖达尔 [28] (Yegor Gaidar）以及后来的第一副总理、私有化的主要设计者、“美国和西方金融利益集团的宠儿”安纳托里·丘巴伊斯 [29] （Anatoly Chubais）紧密合作（Wedel，1998）。

这个改革计划旨在拆除尚存的国家经济结构，换成以市场导向机制为准的基础设施。在此之前（1990年），老布什曾宣布一项30万美元的启动计划，“为美国私营部门的援助和志愿者在东欧的活动成立一个中心和交换站”，以“支持民主转变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Devory，1990）。俄罗斯人期待的但美国未给予的是某种程度的平等关系。但是，正如俄罗斯问题专家科恩所观察到的，俄罗斯得到的是：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美国和北约盟国把军事扩张到前苏联在东欧和中亚的几个共和国，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把手伸向取得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敌视（Cohen）。

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导致了混乱的变化。俄罗斯几乎立即爆炸似地出现了许多政党。在1993年的杜马 [30] 选举中有19个政党进行竞争；两年后扩展到43个政党，共产党是其中最大的政党（Carothers，2006b，26）。起初，IRI和NDI援助的两个得益者是俄罗斯国会中亲西方的“改革派”和有个人吸引力的一个政党：“亚勃洛高”党 [31] 和“选择俄罗斯”党 [32] ，后来它们合并成“右翼力量联盟”（SPS）。IRI和NDI认为几个较大的政党，如俄共、统一党（与普京一致的党，现在汇合成统一俄罗斯党）及弗拉基米尔·日林诺夫斯基 [33] （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党，不适合西方的援助。IRI特别认定的一点是要阻止领先的共产党取得权力（Carothers，2006b，102~103）。

把俄罗斯的经济变成外国投资和贸易的天堂、它的安全由北约监督、它的政策由西方指导，这是美国最高的梦想，甚至超过其全球规划者的战时“大区域”战略。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顾问们一拥而入，把政治咨询中的阴暗技艺教授给他们的俄罗斯同行（discussed in Sussman，2005）。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已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顾问团。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政治的职业化弥补了公民社会的缺乏，使权力集中在新的政治组织的首脑们、前共产党的官员们、他们的亿万富豪盟友们、前克格勃特工们及其他密切相关的团体和个人的手中，包括在国家控制的媒体内工作的那些人（Pshizova，2007）。

由职业政客管理俄罗斯式民主，使得政治团体可以绕过俄罗斯共产党（CPR）现在独有的强项：公民活动的积极分子动员民众。由于职业化管理政治需要更昂贵的游说和竞选运动形式，从而有利于企业赞助者，所以他们反对CPR的政治野心。在1999年俄罗斯国会选举中，各政党支出的78%（后来胜出的各政党支出的83%）被用于电视广告。俄罗斯政治选举的模式与美国相似，它反映出：政党的特征不重要，政党与国家官僚以及后者的资源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越来越多地利用政治技术（民意测验、专业团队、广告、媒体上露面等)、形象塑造和政治“领袖”个人的人格化（Pshizova，2007、4、10、15）。俄罗斯的“尼可罗·M”在它的网站吹嘘说，它的几位顶级经理是美国政治咨询协会的成员（“Nicolo M”，2007）。

针对全球消费者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宜家家居、美国运通、雀巢咖啡、箭牌口香糖、宝洁、联合利华百货、耐克体育用品、李维斯牛仔裤、百事可乐、菲利普·莫里斯香烟、通用汽车等）出现在俄罗斯，使俄罗斯更加肯定地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些公司的存在得到了著名品牌研究公司（如WPP集团 [34] 的TGI和TNS Gallup公司 [35] ）提供的消费者市场数据的支持（O’Leary，2008）。主要的西方公关顾问们的活动，例如总部在华盛顿、迅速成长的郭维斯通信公司（Qorvis Communications）的总经理罗利·达文波特（Rory Dawenport），是使俄罗斯加速市场化的另一个原因。在2000~2006年，俄罗斯的广告市场每年平均增长41%，2006年年底已在国际上排名第六位；在俄罗斯的快步引领下，中、东欧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快的广告增长率（Campaign Magazine，2007)。

经过初期对美国市场模式的欣喜若狂，俄罗斯逐渐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援助变得不那么热衷了。在2003年国会选举之前，俄罗斯的中派政党“亚勃洛高”党拒绝了外国的援助。“亚勃洛高”党和右翼力量联盟（SPS）提出质疑，西方支持它们的背后动机只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政党的长期发展，还可能是由于在民族主义日益增强的氛围中与西方合作使它们作为真正的俄罗斯政党的名誉受损（Carothers，2006b，103、169）。尽管如此，在2006财政年度，还是有4 520万美元的美国援助用于俄罗斯的民主活动。普京本人对于援助民主的“文明开化作用”表示怀疑（Wilson，2009，378）。

自从普京成为总统（后来成为总理)，这个国家对美国及其援助民主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大改变。普京政府政治打压的一个目标群体是由国内和外来的数十万个非政府组织（NGO）构成的社团。杜马以高票通过议案，强迫这些社团按照2006年的一项限制法重新登记。许多外国的NGO关门走人。一位杜马的议员阿列克赛·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ei Ostrovsky）代表杜马说：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 11 发生了什么，中情局资助的外国NGO在当地的分支如何运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公民不陷入这些外国NGO可能把我们国家拉进去的动乱。”（Page and Evans，2005）NGO用于人权的资金有90%以上来自外国，特别是来自美国的NED（Abudullaev，2007）。俄罗斯的官员们也不信任当地的NGO，因为腐败或低效导致了它们的资金匮乏，从而被俄罗斯公司的慈善机构代替。为应对欧洲委员会的批评，普京的总统接班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在2009年同意修改2006年的法律，给人权组织和其他NGO以较大的自由度。

除了公民社会，外国还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俄罗斯的政治。一份NDI的评估赞扬了它在输出美国的选举技巧以改变俄罗斯社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份评估自信地声称，在美国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党现在根据人口和地理信息把它们的目标对准与选民的交往……通过专业团队开展民意测验、小范围会晤、与公民团体合作、登门拜访、电话采访、散发传单等研究选民的态度，并且组织更巧妙的新闻发布会以制造新闻和应对各种事件。

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NDI所声称的那样，那么普京的胜出证明这个美国组织被严重地误导了，或者美国政治援助背后的真实意图对民主机制化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革命”样板

NED，尤其是IRI，把促销民主的资助重点放在除俄罗斯之外的前苏联境内其他国家。在1990年年底，美国的政治顾问们就已经在一些被认为正处于“民主过渡”的前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培养未来活动的同行。USAID在20世纪90年代给东欧和前苏联境内的国家提供了1.75亿美元的媒体援助，包括培训1万多名专职媒体人 12 。这种援助形式使一些不中意的政府失稳（Hoffman，2002；USAID，2000a）。美国在目标国家使用一种干涉模式，以便在24个中、东欧国家让一些领袖上台。它预期，这些领袖能进一步使他们的国家对跨国公司开放投资，从而孤立俄罗斯或迫使它也入围，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独霸地位和美国控制的欧亚石油管线。这些领袖的用处远不止他们如何妥善地引进民主参与的政治。而且，美国在确定某个领袖有无价值时不一定会拒绝有极权主义历史的政客。

这些支持政体改革的干涉只针对那些美国认为拒绝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系统的国家。克林顿政府及两个布什政府支持的中、东欧剧变被称为“颜色革命”，虽然它们根本称不上是革命，实际上它们只是精英们之间的权力转换而已。现代的选举策略利用了某个地区在苏联解体后的不稳定和易受攻击的形势，将政体变革打扮成平民主义形象。例如，在乌克兰，核心的财政—工业集团在政治上分裂，使那些与西方及媒体有较好关系的人得以搞政变。构成这个“革命”的活动方式是：各种形式的操控心理、组织人群、民粹主义口号、吸引公众（不是为了授权给人民而是将其作为工具）的技巧。这是短期告胜的政治剧变以及打败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样板——这是足球场上胜利的政治模拟。为了达到西方宣传体制的目的，这些宣传都被打上“民主”的记号（Tastenov，2007）。

用推土机把米洛舍维奇推下台

美国国务院把2000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当作一个完美的“革命样板”，或者称之为民主“模式”（Beissinger，2000）。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样板在斯洛伐克、克鲁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逐渐形成，并且在整个欧亚地区成为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非军国主义选择，用于战胜左翼和民族主义的领袖 13 。这个样板的第一次应用是在1996年的保加利亚，NED和IRI以及它们热心的青年志愿者们在那里“发现”，把反对派团结起来并设立和资助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NGO就能使选举倒向美国中意的候选人”（MacKinnon，2007，30）。这个样板还包括一系列“灵活的”政治、财务、技术、打品牌和市场营销等策略（见Sussman and Krader，2008)，以挑起公众的好斗情绪，使人民走上街头，并迫使举行选举，使现任者在选举后交出权力。

一位哈萨克斯坦的研究员这样分析市场营销在政治中的用途：

打“品牌”是一种操控心理的工具。把行为和身份鉴别的模型作为一种时尚的行为方式强加于社会，努力使公众反精英的觉悟同步化：外部和内部的力量利用心理、形象和其他机制，把自觉和下意识地鉴别反对派植入人民的思想，从而使随后的政治思想播种容易得多。（Tastenov，2007）

从外国输入的其他策略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打败它认为无价值的领导人的关键之一是，使分散的亲西方反对派团结起来支持唯一的候选人。NED下属的研究所，尤其是IRI和NDI，带着这个巩固团结的思想在东欧各国自由的活动。NDI对这个样板的贡献是：资助保加利亚的“公正选举与公民权利协会”去监督那一年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NDI，2001）。此后，在1997年，通过支持“亲民主协会”，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被安排在罗马尼亚。1998年，IRI在斯洛伐克制作了一个“平行投票计数表”。1999年，USAID、NED、自由之家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克鲁地亚资助了一个计票监督团体“有组织的公民监督选举”（Jasic，2000；MacKinnon，2007，31~33）。

在东欧，改变政体的第一个目标是看起来易于被选举打败的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NED“开始向南斯拉夫的每个角落发放大量美元，资助反对派团体，以新生活的梦想收买饥饿的青年记者，资助反对派的工会及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17国（G-17）的反对派经济学家和NGO的人权组织”（Engdahl，2004，239）。1999年，美国和北约绕过联合国，通过78天37 000架次轰炸塞尔维亚本土和科索沃境内由塞尔维亚控制的军事和民用设施，开始着手把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并且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美国利用这个“使之软化”的机会，继续通过政治手段使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巴尔干化，以组织推翻米洛舍维奇 14 。

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NDI把挑选出来的塞尔维亚反对党领袖空运到波兰，让他们从波兰政党的积极分子那里听取建议（Roelofs，2003，186）。美国的PBS（Penn，Schoen&Berland）顾问公司 [36] 进入角色，它对潜在的反对派候选人进行民意调查后确定，反共的宪法律师沃伊斯拉夫·科什杜尼察 [37] （Vojislav Kostunica）是最有希望打败米洛舍维奇的候选人（Dobbs，2000）。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美国的政治活动：

1999年10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家豪华酒店内，一位民主党人（政治顾问）道格·绍恩（Doug Schoen）举办的一场闭门通报会变成了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事件。它指出了走选举革命的道路，果然在一年后把米洛舍维奇赶下了台。这还标志着美国开始用不寻常的手段、现代的竞选技巧，不再通过中情局曾经在伊朗和危地马拉使用过的秘密活动，把外国的国家领导人赶下台。（Dobbs，2000）

对于PBS，这是又一次回归。在1992年，这家公司就已经为反对派做了民意调查，那时的美国对打垮米洛舍维奇还不感兴趣（Barker，2006c） 15 。根据该公司的建议，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德国外交部部长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邀请后来被暗杀的总统候选人、贝尔格莱德市市长左兰·丁迪奇（Zoran Dindic）和反对派领袖胡克·特拉斯科维奇 [38] （Vuk Draskovic）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们迫使这两位政客退出竞选。早些时候，NDI和IRI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提过类似的建议，促使亲西方的领袖顺从华盛顿的选择（MacKinnon，2007，30~31）。

在民众方面，美国通过IRI、NDI、自由之家及其他团体，与挑选出来的学生和青年领袖密切合作。美国对1998年成立的学生和青年组织“抗拒”（Otpor）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目的是孕育反米洛舍维奇的“颜色革命”。NED的2000年年报详述了它在2000年9月选举前给予反对派媒体、工会和学生团体的资助。“‘抗拒’是2000财政年度得到NED资助最多的组织，两份资助总计达237 360美元。”（Lamont，2009，192）根据各种估算，单是美国政府就向“抗拒”及其他反米洛舍维奇的公民组织提供了4 000万美元（Barker，2006a and 2006c）；按人口比例，这相当于某个国家为操纵美国的选举而投入约12亿美元。另一些资助来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过渡国家计划（它是从新保守主义者勃鲁斯·杰克逊建立和领导的美国北约委员会派生出来的副产品)、威斯敏斯特基金会和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Lane，2009，127）。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副所长叙述了OSI是如何请一位斯洛伐克人巴维尔·蒂米斯（Pavol Demes）携带现金越过塞尔维亚边界亲自把它交给“抗拒”组织的积极分子的（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现在，蒂米斯是美国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马歇尔基金会副主席。

援助包括流动资金、物资和其他支持。例如，从美国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促销策略而设计的激励机制（见Sussman，2005；Sussman and Krader，2008)。美国政府的下一步努力是在塞尔维亚周围设置一系列无线电发射机，用于向塞尔维亚人播放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新闻（Cevallos，2001）。这个后来被称为“推土机革命”（一位反叛的驾驶员想出了这个名称，其实他驾驶的是拖拉机），即推翻米洛舍维奇行动背后的主要力量是奥尔布赖特。根据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塞尔维亚反对派依靠美国援助，与美国合作逮捕了米洛舍维奇，以便把他作为战犯送到海牙的国际法庭（Lamont，2009，182）。

美国的团队把“抗拒”视为政体变革的主要工具。一位NED的官员鲍尔·麦卡锡（Paul McCarthy）说，美国直接援助的数百万美元被存放在海外账户上供“抗拒”使用，同时还安排学生领袖在黑山和匈牙利秘密会晤美国政府和半政府（例如，NED、IRI)的官员。除此之外，美国还提供了其他秘密援助（Cohen，2000）。一个政治观察团体“国际民主基金会”说，在2000年3月，IRI付费邀请了20多位“抗拒”的领导人参加在布达佩斯的研讨会，研究如何实施非暴力的政治行动。研讨会关于改变政体的主要文件出自一位美国学者吉恩·夏普，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他确认，与此事件有关联。夏普的一位同事，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罗伯特·赫尔维上校是研讨会的主要授课者（Raman，2000；Sharp，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他出席研讨会是由IRI付费的。“抗拒”的领袖谢尔嘉·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吹嘘说，夺权斗争的中心是控制“宣传”：

一场争夺“媒体空间”的战斗开始了；“抗拒”制作廉价的宣传材料，例如海报、传单、贴纸和涂鸦，在所有的宣传材料上只用黑色和白色以凝聚“品牌认知”。这个运动成功覆盖了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并且令人惊奇地制定，如果还不算是控制，“辩论的条件……·这个把“抗拒”描绘成遭受政府镇压而为国牺牲者的战略甚至引起政府内人员的转变。（Popovic，2001）

在美国公关公司（它们制造了南斯拉夫事件的大部分“新闻”；Salander，2007)的帮助下，“抗拒”的活动由于其高超的营销和品牌技巧而受到西方的赞扬 16 。事实上，“抗拒”的积极分子引用的和喷涂在墙上的口号事先经过了民意测验和美国顾问们的审查。“抗拒”和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党（DOS）还被培训如何与记者“保持对话”。DOS的营销专家米兰·斯蒂凡诺维奇（Milan Stevanovic）在赞扬宣传运动的成就时评论道：“外国的支援是关键的……这是我们的战略立足于真正科学研究的首次运动。”（Dobbs，2000）“抗拒”运动某些“科学的”策略来自塞尔维亚的战略营销公司（它现在已与美国的A……C……Nels营销研究公司和英国的PGM咨询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它在西方民主团体的财务支持下，为反对派联盟和学生的反政府组织“抗拒”运作一系列的专题活动。

塞尔维亚的战略营销公司带有美国式广告活动的明显印痕。“抗拒”和其他反对派团队每一个经过预先测试的“核心话语”都是为了“销售”政体改革，就像是销售软饮料。战略营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尔丹·鲍高萨夫叶维奇（Srdan Bogosavljevic）说：“我们带着一个要销售的品牌和一个要打击的品牌进入这个过程……要销售的品牌是科斯杜尼察，要打击的品牌是米洛舍维奇。”（Dobbs，2000）

对于营销，商标是关键因素。“抗拒”的黑、白拳头标记被涂鸦在墙上、印在贴纸上、印在T恤衫上，后来被格鲁吉亚的青年运动克马拉（Kmara ）模仿。USAID为80吨写着“Gotovje ’”（他完蛋了）的贴纸付费，年青的“抗拒”活动分子把它贴在塞尔维亚每一处可粘贴的平面上(Dobbs，2000）。宣传米洛舍维奇倒台的美国电影《打倒独裁者》的一位制作者彼得·阿克曼（参见第二章）为“抗拒”吹嘘，“它已成为无处不在的品牌名称，就像可口可乐和耐克那样为人们所熟知。”（Ackerman，DuVall，York and Zimmerman，2000）“抗拒”的共同奠基者之一伊凡·马洛维奇（Ivan Marovic）表示同意：“我们的想法是在政治中利用公司打品牌的方法……这个运动必须有一个营销部。我们把可口可乐当作模型。”（引自Traynor，2005）

考虑到品牌甚至比有魅力的领导更有力，“抗拒”的组织者们做了20多个旋转的假人，并贴上代表组织的商标和话语（Stefanovic，2000）。马洛维奇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鲍勃·加菲尔德（Bob Garfield）解释道：

在20世纪，把一个运动与其领袖相联系的打品牌方法使所有人都记得（波兰的）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或（印度的）甘地等领袖。但是，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打品牌不是与领袖相联系的，领袖可能被敲诈或受贿，甚至可能被谋杀，所以你不能把品牌或思想与领袖个人相联系。（Garfield，2004）

美国玩的是内—外两面的游戏。只要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塞尔维亚内部的反对派团体愿意坚持下去，它们就可以通过国家的、半国家的和NGO的途径提供它们需要的外部支援，用于对米洛舍维奇进行宣传攻击。负责科索沃和执行代顿协议 [39] 的副国务卿詹姆斯·帕杜（James Pardew）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欧洲事务小组会作证时说：“是的，我们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我们建立了……围绕塞尔维亚的一个利用国际广播的圈子，但是我们把它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独立之声……使用。”所谓“独立之声”，他指的是力图与美国代理人保持一致的那些人。帕杜的上司，驻南斯拉夫的特命使节罗伯特·杰尔巴特（Robert Gelbard）作证时说：“我们支持蒙特尼格罗（即黑山）的电视和广播，使它们成为塞族反对派的又一个声音（U.S. Senat1999)据杰尔巴特说，塞尔维亚政府的声音在一年之前就已经“中断”了，即被炸掉了（引自Israel and Varkevisser，2000)。

在1998年，NED的中、东欧项目的负责人鲍尔·麦卡锡向美国在欧洲的安全与合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对美国和NED在南斯拉夫开展活动的要求做出下列评估：

西方组织应增加对塞尔维亚、黑山和科索沃的独立媒体的直接援助。尤其应关注支持塞尔维亚的独立电子媒体，如B-92广播电台和“谈判”(Negotin）电视台……援助应针对小型的“地下”印刷厂和传销网络……在识别和培养新的领袖方面，专注于制定具体政策的智囊计划可能是有用的……资金还必须用于提高NGO活动分子的领导艺术……西方资助者必须准备好有选择地援助教育机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增强工会和政党之间的合作……最后，应增加对跨国界项目的援助，它有助于从东欧较先进的国家传授经验和建议。（NED，1998）

简而言之，美国和NED的计划不是简单地援助民主，而是要改造这个地区的国家系统，这个地区本来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实体。

杰尔巴特补充道，克林顿政府鼓励美国之音（VOA）和围绕塞尔维亚国界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向塞尔维亚人民提供外界和内部反对派对该国国内事务的观点（U.S. Senate，1999）。VOA还在塞尔维亚援助独立的塞尔维亚无线电发射台，包括麦卡锡提到的B-92电台。NED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在1990年资助过基地在波斯尼亚的Za Mir （“为了和平”）媒体网络。NED还通过设在华盛顿的“东欧民主研究所”资助过“中、东欧国家独立记者组织”，现在资助“国际记者网”（Barker，2008；Netwrork ofIndependent Journalists，1993）。《卫报》的一位外籍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断定，NED的行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基金会也一样）不符合这种组织声称的在支持该地区人民民主方面保持中立，因为资助当地反对派广播电台搞政体变革不可能是无党派的。“它们（NED）恬不知耻。”（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广播入侵塞尔维亚的做法类似于美国之音赞助古巴流亡分子管理的马蒂电台，把扰乱卡斯特罗政府的广播发送到古巴的空中（Beissinger，2006，20；Lewis，1999）。VOA、RFE/RL、马蒂电台、马蒂电视以及曾经由政府运营的其他广播电台现在是名义上独立的联邦政府实体“国际广播局与广播理事会”的一部分。然而，RFE/RL是私营公司，乔治·索罗斯向其提供一部分资助（Talbot，2003）。OSI在媒体方面是很果断的。这位对冲基金的亿万富豪“把一亿多美元注入反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钱柜，用于资助政党、出版社和B-92那样的‘独立’媒体”（Clark，2003）。索罗斯还是“在线过渡”（Transitions Online，TOL）——一个培训东欧和俄罗斯记者的项目——的资助者。由美国人杰雷米·德鲁格（Jereme Druker）管理的TOL以整合该地区一切印刷媒体为目标（Roelofs，2003，62），它的目标在2007年发展成为培训记者使用博客（现在很可能已是推特）的技巧，可能是期待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的年轻反叛者们理解媒体。TOL收到的NED资助主要用于俄罗斯，重点是互联网的安全问题（Frank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2000年塞尔维亚选举期间，现场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发现，“美国资助的顾问们实施了跟踪性民意测验，培训了数千名反对派积极分子，并且帮助组织了极其重要的平行计票，在鼓动反米洛舍维奇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幕后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每月平均收入为30美元的塞尔维亚人来说，从西方的资助中给监视选举者每天发5美元是个大数目（Dobbs，2000）。在这场戏剧中，NED与私人顾问们合作，它在2000年花了28.2万美元帮助塞尔维亚的反对派。美国向塞尔维亚的每一个投票站提供监视选举者与更具煽动性的竞选运动积极分子做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改变政体的战术武器库包括5 000罐颜料喷剂，用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喷洒反米洛舍维奇的涂鸦，还有USAID资助的250万张贴纸和数百万件印有反对派口号的T恤衫。IDI花了约7.5万美元为“抗拒”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3个城市设立办事处（Corwin，2005；Dobbs，2000）。在2004年，IRI为亲西方的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奇 [40] （Boris Tadic）提供了竞选运动的培训（Theimer，2007）。

在推翻和逮捕了米洛舍维奇之后，塞尔维亚陷入政治混乱。就在北约轰炸完塞尔维亚后，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他后来成为奥巴马的副总统）在参议院的公开听证会上以他惯有的文雅腔调说：“我发现塞尔维亚没有民主派”。实际上，他承认美国所谓的反米洛舍维奇的“民主派”根本是不民主的，所谓的“民主派”是为政体改革找理由而发明出来的。拜登把胡克·特拉斯科维奇，美国曾希望接替米洛舍维奇的人选之一，形容为“21世纪的拉斯普廷 [41] (Rasputin）”。美国特命使节杰尔巴特只能回答拜登说：“他将接手许多工作（U.S. Senate，1999）

在前苏联最糟糕的盟国之中，塞尔维亚在经济腐败方面的排名很差，政府基本上被私营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从米洛舍维奇下台后，塞尔维亚经历了“通过在议会和政府中有影响力的关系，制定有利于公司和企业的法律的‘狂热’”（Pesic，2007）。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塞尔维亚政府在制止迫害少数民族——特别是罗姆人 [42] ——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事（参见人权观察)。但是这并未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尤其是与引起美国干涉的“种族清洗”相对比。2008年再次当选的总统鲍里斯·塔迪奇强烈要求欧盟接受塞尔维亚为成员，虽然他反对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并谋求独立。根据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塞尔维亚公众在2006年认为贫穷是国家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比2001年稍差些)，失业排在第二位（按百分比远差于2001年）（Begovic et al，2007，23）。

格鲁吉亚：“颜色革命”上路了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立足于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工人起义看作克里姆林宫发起的一系列协调好的阴谋，旨在用共产党控制的独裁取代倾向西方的“民主”。这个理论成为美国入侵越南、老挝、柬埔寨（及其他国家）的理由，并否定有根据的报告，甚至否定国防部关于印度支那革命的秘密历史。多米诺骨牌效应曾经在短期内被用作宣传性比喻，但是现在可能更适用于美国介入的旨在阻止民族主义和左倾政治运动重新夺回或保持政权的一系列干涉行为。这种干涉的事例太多，本书无法一一叙述；欲知详情，可以阅读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在2000年和2008年出版的两本书。

美国繁殖的“革命者”之一是立足于废黜现任领导人的塞尔维亚青年学生组织“抗拒”。在2000年“推土机革命”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美国资助青年运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让它们成为政体变革的前导以及在东欧和中亚其他国家搞颠覆运动的模板。曾受外国培训的“抗拒”运动成员成了在那些地方漫游的非暴力政治策略的顾问。塞尔维亚的“抗拒”以及该地区其他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到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旅费是由自由之家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支付的（MacKinnon，2007、60、67、109、110）。在OSI的资助下，“抗拒”于2003年在贝尔格莱德接待了格鲁吉亚学生组织“克马拉”（Kmara ） [43] ；“抗拒”的顾问们还在2002年年初开始了同乌克兰反对派的合作(Antelava，2003；Bransten，2004）。OSI的副所长在布达佩斯说，她的研究所支持“那些不怕对抗当地政府的组织”（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她所指的对抗可能不包括对抗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

自由之家同USAID一起把3个主要的学生组织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请到地拉那 [44] 。在那里，他们同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科索沃、马其顿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聚会。这种干涉主义活动使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 [45] 国家的安全部门警觉起来，并对可疑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活动采取报复措施。康多丽莎·赖斯把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府描述成“欧洲最后的暴政”，这未免缺乏政治家的艺术，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辞肯定不是想让该地区的领导们不要对美国的意向有所不安（Durden-Smith，2005）。对美国而言，白俄罗斯的“暴政”可能是由于它的大部分主要产业依然是国有的。

在培训格鲁吉亚的“克马拉”和乌克兰的“博拉” [46] 青年运动组织时，“抗拒”重申了塞尔维亚用过的市场营销策略。英国威斯敏斯特基金会资助的“博拉”引进了塞尔维亚的宣传员们培训200名乌克兰的积极分子（Lane，2009，129）。“抗拒”的积极分子亚历山大·马里奇吹嘘说：“我们训练他们（乌克兰的青年反对派）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开设地方办事处，如何打造‘品牌’，如何制作标识、形象和关键话语。”（引自Brabsten，2004）“博拉”还从自由之家得到50万美元。另一个乌克兰反对派团体“兹那友”（Znayu） [47] 得到了自由之家的5万美元和美国—乌克兰基金会的100万美元，用于在乌克兰的17个城市开展嘲笑式广告运动。自由之家的选举专家尤哈尼·格罗斯曼（Juhani Grossman）在基辅评论道：“在知名度方面，‘兹那友’是我们较大的项目之一，然而这其实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MacKinnon，2007，174）为了支持所做的这些努力，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2004年12月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对权力很大的代表团——包括约翰·麦凯恩、理查德·卢加 [4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老布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亨利·基辛格和韦斯利·克拉克——吹嘘说，这已经对那个国家的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Cohen，2005）。

长期批评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政策的威廉·恩道尔 [49] （William Engdahl）认为，华盛顿内部的权贵与能源界互相勾结的政治阴谋是推动“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力。对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 [50] （2005年开通的）美国有着极大的兴趣。布什政府密切关注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纳泽与俄罗斯人的石油交易 17 。格鲁吉亚是美国极感兴趣的国家，在过去10年间，美国给予格鲁吉亚450万人口的人均援助排在第二位(Weir，2004）。

表4.2显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外援、军火销售和投资的变化情况。世界2/3的军火销售来自美国公司，使美国成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更可畏的军工联合体（Shanker，2009）。在1995~2007年，美国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军火销售大大增长。这主要是针对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2000年给予塞尔维亚的军事援助主要是为了支持北约的干涉和驻军。格鲁吉亚在2007年得到的经济援助超过了美国给予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经济援助之和，尽管两者是大得多的国家。这可以归因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及美国在那场冲突中站在格鲁吉亚这边。此外，美国对格鲁吉亚的直接投资急剧下降，是因为该国的政治和领土不稳定，所以大部分投资集中到了乌克兰。不过，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投资增长很多，因为那里现在有最开放的投资环境。

表4.2 美国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军火销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

注：

a.自2005年以后，只有塞尔维亚的数据。

b. 2006年的总额。

c. 2005年的总额。

d. 2008年的总额。

资料来源：USAID（2009b）；美国商务部（2009）；国防部（2007）

保证美国利益占上风的目标定于2003年格鲁吉亚举行的选举。那一年小布什派驻第比利斯的大使是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在北约打击塞尔维亚时他是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他“去（第比利斯）工作是为了保证谢瓦尔纳泽下台后，那里以美国希望的，而不是以莫斯科希望的方式生活”。这个任务让他像殖民地总督那样组织运动反对格鲁吉亚的国家领袖（Engdahl，2005；MacKinnon，2007，107）。中情局也有可能插手了那个国家的政治反对派（Margolis，2003） 18 ；但可以肯定的是，NDI强烈地促使反对派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O’Beachain，2009，206）。

恩道尔指出，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英国石油公司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被派往巴库会见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Haidar Aliyev），针对BTC输油管问题进行谈判。布热津斯基是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的成员，成员中还包括美国商会的理事们：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提姆·塞卡（Tim Cejka）、亨利·基辛格和詹姆斯·贝克三世，贝克三世在2003年亲自前往第比利斯告诉谢瓦尔纳泽，华盛顿要他让位给亲美的政客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商会的其他成员还包括：福特和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出任美国副总统之前，理查德·切尼也是商会成员之一（Engdahl，2005）。小布什、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丽莎·赖斯（前NED《民主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和内政部长唐纳德·伊万思（Donald Evans）在2001年进入国家行政机构之前都对石油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人们认为白宫的角色是石油业的说客。

BTC输油管是由英国石油公司（BP）牵头的集团建造的；这个集团包括：Unocal [51] （即现在的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赖斯曾任该公司理事会主席达10年之久，直到她成为国务卿)、SOCAR（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该国现任总统曾是它的副总裁）、Statoil [52] （挪威)、土耳其石油公司及其他公司（Engdahl，2005）。萨卡什维利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友、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并且是美国和“自由市场”的热烈鼓吹者，他是白宫取代谢瓦尔纳泽的首选。他还被索罗斯聘为开放社会研究所研究员（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华盛顿和索罗斯派遣的民意测验家、战略家和顾问们都支持他（Traynor，2003）。 19

由于许多人指责选举结果存在舞弊和争议，加上反对派组织游行示威要求他辞职，谢瓦尔纳泽于2003年突然被迫下台。此后，美国立即筹集了1 400万美元用于支付格鲁吉亚政府职工的工资。萨卡什维利在2004年1月的新选举中大胜，成为新一任总统。为了巩固他的胜利，萨卡什维利对议会中的支持者强行实施重新登记，使谢瓦尔纳泽的支持者失去信心，导致登记的名单减少了1/3，从而确保了使选举合法的最低要求，即有正式（登记）出席者的50%（Warner，2004，3）。谢瓦尔纳泽下台后说，“我没有想到我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在街上挥舞旗帜和到处涂鸦的年轻人。我错了。”（引自Kandelaki，2007）与米洛塞维奇和亚努科维奇一样，谢瓦尔纳泽没有准备好打现代政治战和政体改革。

格鲁吉亚政体改革的中心是国内民主政治的动荡，但是外来力量对其结果起着很大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反对派知道其背后有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他们敢于使抗议的程度和形式升级。在格鲁吉亚，民意测验结果的曝光被普遍认为是挑起民众反谢瓦尔纳泽的激情。在2004年12月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特夫特坚持认为，小布什政府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资助的选举出口站计票调查是为了“帮助揭露大规模的舞弊”。但是，两位研究选举投票的专家注意到，就在一个月前的美国选举中，选举出口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竞选者约翰·克里赢得了公众的多数票 [53] ，美国政府却出于明显的理由而没有表示同样的关注（Freeman and Mitteldorf，2005）。2000年总统选举中，戈尔在佛罗里达州根据选举出口民意调查取得了明显的决定性胜利，美国政府也未以此做出对比 [54] 。选举出口民意调查的局限之一是，即使它是公正地进行的（这在热火朝天的政体改革活动时期是一个可疑的假设)，它提供的不是投票者自己的选择，而是党派利益驱使下的政治官员们做出的选择。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征求投票者对国家民主福利功能意见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此表示强烈支持（Lane，2009，132），而这个情况是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情愿报道的。

为了迫使谢瓦尔纳泽辞职，小布什政府不只是依靠选举出口的计票。共和党最可靠的谈判者詹姆斯·贝克三世在2003年被白宫派去“建议”他的老相识谢瓦尔纳泽保证总统选举的“自由和公正”。这等于是——用黑帮的说法——给他一条死鱼。谢瓦尔纳泽本来打算把格鲁吉亚的能源网卖一部分给俄罗斯，这是使小布什政府很不高兴的行为（Democracy Now!2003）。据报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对这位被围攻的总统施加了类似的压力。同时，美国顾问们劝说反对派领袖祖拉勃·日瓦尼亚 [55] （Zurab Zhvania）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给经过考验的世界银行顾问萨卡什维利。

在推翻谢瓦尔纳泽之后，3位政客萨卡什维利、布尔扎纳泽和日瓦尼亚开始了权利之争，他们都有“自苏联解体后冒出来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其中许多“是受美国和其他西方的基金会支持而大批产生的年轻、会说英语、渴望亲西方改革的知识分子”（Pope，2003）。《华尔街日报》发现：

在这些NGO中，为首的是自由研究所，它是受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设立的。自由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31岁的季嘎·勃凯里亚（Giga Bokeria）在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2年2月到塞尔维亚学习学生组织“抵抗”是如何在2000年秋季有争议的选举后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的。（Pope，2003）

《华尔街日报》还发现，“自由研究所成为把谢瓦尔纳泽赶下台的运动背后的强大组织机构”。美国感兴趣的事务之一是法制改革，具体的重点是制定产权法。美国在第比利斯的大使馆介入了这项工作，“把美国律师学会的考卷作为测验格鲁吉亚法官的根据。苏联时代的法官有90%因考试未通过而被（格鲁吉亚）政府解雇”（Pope，2003）。

与塞尔维亚一样，学生运动在格鲁吉亚政体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鼓动街头示威游行，利用数字化通信技术是关键因素，即使假设他们对萨卡什维利的热情拥护是短暂的。抗议活动需要的物品包括一些基本的东西（纪念章、贴纸、标语牌、颜料喷洒器等）以及21世纪年轻人已吸收的一些高科技：移动电话、电脑绘图、发送短信、聊天网、网站、博客及在伊朗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的推特。“外国的活动分子没有任何阻碍地提供旨在支持促销‘受控制的民主’的信息和宣传”，从而增加社会和政治的混乱趋势（Tastenov，2007）。

据说，谢瓦尔纳泽曾在2001年10月试图关闭第比利斯的一家私营电视台——Rustavi-2 [56] 。这家电视台的记者们曾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在该地区积极传播新闻的国际新闻社（Internews）接受培训。Rustavi-2是抗议者们的主要喉舌，他们在2003年11月迫使谢瓦尔纳泽辞职（Hoffman，2002；US-AID，2000a）。美国资助的自由研究所把它的电脑室当作行动的主要基地，在反对派电视台Rustavi-2用广告频道持续轰击的支持下，5 000名“Kmara”（“受够了”）的学生成为反对派政客的步兵（Pope，2003）。

格鲁吉亚的学生领袖们承认，他们一步一步地模仿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也依靠了外国盟友的援助。塞尔维亚“抵抗”组织的积极分子们在3天的研讨会里培训了1 000多名格鲁吉亚学生搞不流血的政变。“两次的旅费都是由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的。”（Van der Schriek，2003）格鲁吉亚政府当局深度怀疑美国政府和私人对该国选举的资助，尤其是乔治·索罗斯，他毫不隐讳地厌恶共产党的极权政体并愿意帮助其他政党推翻它。这位亿万富豪还资助反对派的电视台Rustavi-2 20 、报纸《24小时》和格鲁吉亚青年运动“kmara”。索罗斯被普遍认为是精心安排权力更替的巨手。

如果说索罗斯在卷入打败谢瓦尔纳泽的外国利益集团中是“看得见的手”，那么USAID、NDI、IRI、自由之家和国务院在迫使总统离职和操纵选举结果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索罗斯基金会承认，在2003年它为在格鲁吉亚的项目，包括教育选民、鼓励选民参与、搞选举活动、选举站出口民意调查和其他政治活动，花了460万美元。NED在2001~2004年花了24万美元用于动员青年选民，2004年花了10万美元用于其他的青年选民项目（Cor-win，2005）。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金组织中断或者大大削减了给谢瓦尔纳泽政府的援助（Barker，2006b）。曾专心致志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前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理查德·迈尔斯被调往第比利斯，他在那里“重玩戏法”，向萨卡什维利传授推翻谢瓦尔纳泽的方法（Traynor，2004）。那时的乌克兰总统列奥尼德·库奇玛 [57] （Leonid Kuchma）坚称，谢瓦尔纳泽的失败是“西方制造的政变”（Warner，2004，4）。美国把萨卡什维利在2003年1月以96.24%的优势取胜说成是选举型民主的合法表现（Laughland，2004b），如果美国黑名单上的某人取得这个优势，那么美国就永远不会接受。

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接替谢瓦尔纳泽政府后并未产生那些援助民主的社团所预期的政局稳定 21 。在2005年年初，《财富》杂志把他描写成“一位帅气的、美国学校教育出来的青年领袖”，他的接班是“西方的庆功酒”（引自Barker，2006b）。2005年5月，小布什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广场演说时宣布，格鲁吉亚已成为该地区和世界的“自由灯塔”（Wilson，2009，378）。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萨卡什维利政府就被形容为：“越来越向威权主义漂移”和“他把确保领土完整置于公民自由之上”（Bessinger，2006，23）。萨卡什维利的首席检察官阿拉萨那·伊拉克里（Alasana Irakli）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萨卡什维利的统治方式已经超出限度，使诈骗、不公正和压迫成为生活方式。每天的镇压、拆毁住房和教堂、抢劫、‘拳头化’ [58] （kulakization）和谋杀，我要强调谋杀，已成为这个政权的常态。”（Laughland，2008）

“橙色革命”

在2000~2001年，乌克兰爆发的学生运动导致了学生与警察的暴力冲突，这类似于塞尔维亚学生运动在1996~1997年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经历。这两个案例加上格鲁吉亚，奠定了利用非暴力策略动员多达百万的抗议者在各自的首都走上街头的样板。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前主席兼所长吉恩·夏普及其拥护者阿尔贝特·赫尔维的战略性非暴力教义（改变政体的委婉说法）的辅导下，这个策略成功地迫使这几个国家当时在任的总统下台。赫尔维/夏普的方法把主张使用更对抗性方法的极端分子从学生运动中隔离出去。街头抗议是关键，因为非暴力的对抗有希望诱导低工资的警察们拒绝向人群开火，并使他们对政体失去信任（Stee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非暴力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战略目标的中心，它可以事先防止（改革后的）国家用保持垄断强力威胁的手段进行革命性改革。夏普的非暴力冲突理念只适用于一批精英代替另一批精英的阶段，而且往往导致民众消极对待国家的日常事务。使用非暴力策略使“革命”这个本来被理解为推翻统治阶级的词汇（例如，奴隶主被觉醒的自由人推翻、贵族阶级被商人阶级推翻、资本家被工人推翻）淡化为通过宣传激起不改变社会性质的反抗，即没有重新分配权力，只是政治控制的转换而已。这就是“橙色革命”的特性。

使用非暴力策略也是为了安抚乌克兰的军队。一位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是外交委员会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的马克斯·波特（Max Boot）指出：

在过去10年间，北约也花了大量的钱（在美国的提议下）培训乌克兰的军官作为其“和平伙伴关系” [59] 活动的一部分。这个西方教育，包括人权知识，是乌克兰军队拒绝出动反对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者们的一个原因。（Boot，2004）

虽然乌克兰的军人可能会表示尊重人权，但问题是，为什么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时期反犹太情绪依然弥漫，为什么小布什执政时的国务院对此很少谈论或根本不发表评论。

在2004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争夺第二任期届满不能再连任的库奇玛的总统职位。这两位都曾在库奇玛手下担任总理（尤先科是1999~2001年，亚努科维奇是2002~2005年)，但是亚努科维奇被认为是库奇玛“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虽然俄罗斯（作为历史上有许多邻国关系的国家，有关心选举结果的合法基础）也介入了乌克兰的选举事务，但美国的干涉要广泛得多（Steel，2004）。外国的援助被美国灵活地用于破坏亚努科维奇争夺权力的企图。 22 美国武器库中最有力的工具可能是民意测验。这个工具可以把外国干涉说成是无党派的科学判断民意的研究，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只为一方服务”（Steele，2004）。

英国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对（外国组织的）民意测验做了如下深入分析：

选举出口民意调查是一个关键的工具。借助于在选举结束时立即把他们得到的数据摊在桌上并在反对派媒体上广泛传播，他们制造一种所谓的真相，用于与官方计票的正式结果对比。官方计票的任何偏离都被当作正在舞弊的证据。人群拥向街头，准备封锁公共建筑，展开公民不服从运动。这又使警察和保安力量处于压力之下，其目的是先是警察个人然后是集体兵变，反对他们的长官并站到另一方去（在贝尔格莱德和第比利斯都成功了)。当议会和法院被要求寻求妥协或裁决时，例如在基辅，这还能对它们起到威慑作用。（Steele，2004）

在报道乌克兰的民意测验时，西方媒体倾向于把它说成是无争议的测验显示多数人赞成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候选人尤先科。事实上，有许多民意测验显示了很不相同的结果。5个组织[社会与政治中心、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监视所及两家智囊机构：拉祖姆科夫（Razumkov）中心 [60] （与自由之家有关）和民主活动基金会]合作得出了“全国选举出口计票”。不过，它们没有对各自工作的结果得出一致意见（McFaul，2006）。介入“全国选举出口计票”的几家民意测验机构及两家智囊机构都接受了NED和西方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Bandera，2006；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04）。

关键词也是宣传炮火的一部分。在东欧使用“革命”一词显然是一种市场推销和慷慨陈词的计谋，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一场为改变政体而升级的骚乱，却被说成是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的事件。2004年亚努科维奇当选（后来被迫重选，使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尤先科成为胜利者）后的抗议运动——像其他“颜色革命”一样远非革命性的——肯定不是导致阶级重组、根本改变政府和治理方式或者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大规模革命。除了参与抗议活动的经验之外，东欧的动乱取得的最终结果仅仅是一批权力精英们代替另一批精英们而已。在迫使亚努科维奇下台的街头抗议中，尤先科和他的外国支持者们实际上是反对革命而不是领导革命。保守派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完美地总结了美国政府在这场革命和其他“颜色革命”中的立场：“这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才是民主……西方要完成的工作是从柏林墙倒塌开始的欧洲继续向东进军……乌克兰是一个大奖。”（引自Cohen，2005）

当地媒体在亚努科维奇的失败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在他最初于2004年11月21日宣布胜利后的动乱期间，反对派的媒体，尤其是第5频道，随着正在动员的抗议而监视和报导政府的动向，并且24小时持续地现场直播聚集了约10万人的中心广场，从而保持街头抗议的激情（Regulska，1998，43）。一位匿名的西方外交人员对媒体的这种活动表示赞赏，称之为“最后的王牌”，它警告政府，如果敢用流血应对，则将有“CNN（有线新闻网）直播”(引自Binnendijy and Maroviz，2005，415）。 23

一份研究分析报告认为，公众抗议不全来自对库奇玛和他的继承者亚努科维奇集权的反对，更多的是出于反对因急剧转变到市场经济而造成的生活条件的下降。在1987年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苏联排在第25位，而作为它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在2000年掉到了第80位。在动乱的2004年（直到2005年1月)，大多数乌克兰人认为，健康以及其他生活质量指标严重恶化了，这与预期的随着共产主义政体垮台而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在那一年它的GDP只有1989年的59%。乌克兰的福利条件如此恶化及人们对明显得利的寡头们的愤恨，“使当地人民事先就已倾向于抗议”；然而，除了基辅和乌克兰西部之外，没有全国性（“人民力量”）动员反对库奇玛选择的接班人的迹象（Lane，2008，526，544）。 24

外国支持的改变政体（不是革命）正在进行中。到处游走的美国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is）“承认在一个匿名的东欧国家首都与尤先科的人秘密会晤，在会晤时他告诉他们，大规模地搞选举出口民意调查……可能……有助于把抗议者们赶上街头，如果出口民意调查显示投票有舞弊的话” 25 （Wilson，2006）。一家由美国培训的领导人创建的民意测验公司，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在它从前的客户——USAID、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国务院和可口可乐公司——中是有价值的（KIIS，无日期）。一家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乌克兰选民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平行计票，它与资金来自美国政府的NDI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Committee of Ukrainian Voters，2006；Laughland，2009；McFaul，2006）。被派去作为选举观察员的几位欧洲议会成员违反了无党派性的规定，在执行使命时用橙色笔写字以表示他们与起义者们团结一致（Almond，2006）。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的出口民意调查，先是塞尔维亚的选举（2000年），然后是乌克兰的选举（2004年）；令人奇怪的是，在前者，出口民意调查是作为有助于推翻现任政府的根据，在后者，出口民意调查却是阻止民族主义者当选。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曾质疑有利于亚努科维奇选举胜利的初步公告，但是在美国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用同样方法确定的选举结果却被认为是不切题的。这是不是在乌克兰的一种“情景伦理学”？在2000年，美国保守的最高法院否定了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决的全面手工重新计票 [61]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却对乌克兰最高法院否定最初的全部计票结果表示极其满意。美国的政客们对于如何看待人民授权缺乏一贯性。在2008年3月18日美国入侵伊拉克五周年时，《早安，美国》节目的主持人玛莎·拉达茨（Martha Raddatz）问迪克·切尼，对于美国2/3的人认为“不值得打的”那场战争，您怎样想？切尼 [62] 的回应是，“那又怎样？”拉达茨接着说，“那又怎样？您不理会美国人民的想法？”切尼回答说，“不，我想您不会被摇摆不定的民意测验结果所左右吧！”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记者卡萝尔·奥夫（Carol Off）曾制作过一部纪录片《解剖革命》，讲的是2004~2005年乌克兰的动乱和选举事件，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钱是那场“革命”的关键。她观察到的是，乌克兰的动乱是一年前美国在格鲁吉亚使用过的使事件逐步升级的“拷贝”（据报道，尤先科和萨卡什维利是亲密朋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美国的“麦迪逊大街式促销品牌”的专业手法。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学生领袖们被一起送到匈牙利学习非暴力冲突技巧时，资金和技术援助来自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和赫尔维上校 26 。奥夫在基辅发现“这么多同样的策略，这么多同样的程序，曾经在塞尔维亚发生过；我还明白了，那里有这么多同样的人群和这么多同样的资助机构”（Off，2005）。

数以千计的帐篷、食品、公交车及其他后勤必需品，把几十万人运送到基辅去占领议会，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欧政府、欧盟、私人基金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资助的。这些“建设民主”的成本高达数亿美元。其实，如果把其他的外国资助包括在内，可达数十亿美元。就西方的援助而言，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什么共同之处？奥夫指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反对派领袖们都是世界银行盖章批准的自由市场改革者，这不是巧合。”她还认为，尽管如此，他们代表了大多数公民喜爱的选择（Off，2005）。

在无法比较的西方影响下，尤其是在美国（军事优势的）硬实力和（文化的或者有说服力的）软实力的影响下，难以评估喜爱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从哪里来，这种民意确实是持久的吗？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及俄罗斯在巴黎设立的民主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娜塔莉亚·纳洛奇尼茨卡娅（Natalya Narochnitskaya）对于这种选择是什么表示怀疑。她坚称，“人民权力”深受主流媒体上出现的内容的影响，它不反映中立的观点（引自Lane，2008，528)。美国那样的外国力量的介入和干涉以及国际的选举观察者们的在场，都使统治集团的可信性和合法性受损，并给抗议组织者们的表演性活动加油鼓劲。这就给这种动乱的动机打上了实质性问号。一份中亚的研究发现，外来的压力及来自国外的持续信息流、电子通信和宣传训练对发生“颜色革命”的影响大于颜色革命是“国内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逻辑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导致精英争权，接着是清洗、分裂、政治失稳、经济下滑和幻想破灭之外，“政变”还能提供什么（Testenov，2007）。

剑桥大学的退休教授戴维·兰尼（David Lane）认为，乌克兰的动乱不是“革命”，而是精英们内部的权力交替，公众更像是“观众”，而不是参加革命的公民。他在基辅的调查研究发现，不足5%的该市居民参与了把尤先科送上台的动乱。参与“橙色革命”抗议活动的人们在尤先科掌权后的一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幻想破灭，并且在两年内就已有56%的人反对这个“革命”或不承认它是值得称赞的。有受访者认为，这个抗议的起因是“精心安排的（现代政治通信）技术，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Lane，2008，531）。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对“橙色革命”的华丽辞藻津津乐道，而德国的国际基金会，尤其是艾伯特基金会，比较恰当地评价“橙色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打品牌的练习而已（Matthes 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对政体变革的普遍看法确实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行。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麦克弗尔在给《华盛顿邮报》撰文为援助民主辩护时认为，美国干预乌克兰的行动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美国人在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中搅和了吗？是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无论你怎么称呼，就是试图影响乌克兰的政治变革……那些维护人民主权的人是新的进步分子。在乌克兰，外来的活动分子们帮助当地人民，使其呼声被听到，这不是违反乌克兰人民的主权，而是维护它。（McFaul，2004）

戴维·兰尼根据实地情况反驳上述论点。他认为，麦克弗尔以及其他一些人低估了外国对当地组织的赞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公民社会的软弱。而且，麦克弗尔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他自己是NED下属的智囊机构——国际民主研究论坛的理事会成员。

2004年，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马克·布特（Mark Boot）为外交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在一家报纸撰写的专栏《输出乌克兰的奇迹》中提出如下见解：“‘橙色革命’的凯旋应该驱散依然在许多西方大学和外事部门盛行的古色古香的信条，即民主是奢侈品，只适用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富国。”不清楚究竟哪些大学和哪些外事部门有这种观点。立足于这个站不住脚的稻草人观点，他进一步写道：

这些革命揭示了陈词滥调，即“民主不可能由外部强加”的浅薄。是的，不能强加。但是，外部能帮助坚定的民主派克服内部障碍。在对付牢固据守的独裁政权时，有时需要像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军事干预。比较脆弱的政体可以由自己的人民推翻，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往往也需要一点外部的推动。（Boot，2004） 27

西方援助下的动乱导致了2004年12月的乌克兰重新选举总统。时任总理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美国厌恶的人，在重新选举中输了，但是他后来又回来继续担任乌克兰的总理 [63] ，与在总统选举中打败他的维克多·尤先科合作（因此，一个舞台上有两个维克多)。但是，从2005年开始，尤先科面临他的政府要垮台的危机，因为那时他的总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争夺战略性媒体和产业经销的控制权（Bessiger，2005，22） 28 。在2006年年底，尤先科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减了，因为一次立法动议把权力转交给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主持的议会。这表明，国内政治的文化和实践可能被修正，但不一定变成某些美国的机构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

自2005年1月24日~9月8日，第二个权力竞争者尤利娅·季莫申科成为总理，并宣布计划建造一条从里海经乌克兰到波兰的新油气管线，以减少对俄罗斯油气供应的依赖。乌克兰80%的能源依靠俄罗斯（俄罗斯依然给大部分独联体国家以不同程度的能源出口补贴)。乌克兰的潜在伙伴之一是雪佛龙石油公司，那时的国务卿康多丽莎·赖斯曾担任理事长。事实上，小布什、切尼以及其他内阁成员都有石油业的从业经历，这导致许多观察家注意到石油政治驱动了从中东到中亚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石油，使前者对后者的外交政策有否决权。另一位密切注视乌克兰的观察家认为，乌克兰的动乱“与真正的民主关系很小，更多的是军事和石油的地缘政治”（Engdahl，2005）。在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后，季莫申科回任总理。

亚努科维奇在他的第二届总理任期内（2006年8月~2007年12月）于2006年秋季访问美国，希望与这个超级大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小布什拒绝与他见面，给了这位乌克兰政府首脑一个正式的怠慢。可能是由于亚努科维奇预料到小布什的反感，所以他解雇了俄罗斯的“政治技术专家”，并且自2005年起雇用在共和党内很有权势的鲍尔·马纳佛特(Paul Manafort）及其助手的政治战略团队（Mayr，2006）。亚努科维奇可能还预期这样做可以改变他的“亲俄”名声。据说，亚努科维奇的外形（西装、发型、有风度的手势）及对听众和媒体的语言都被他的顾问们戏剧性地改造过。

在共和党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这位白宫的敌人以及他的政党（地区党）赢得了2006年的议会选举。次年，马纳佛特回来试图再次取胜。在亚努科维奇的美国顾问们组织的一次活动中，马纳佛特和他的同事在做了一系列演讲后的结果是“一阵雨点般的……白、蓝色糖果撒满了舞台”，使人们回忆起不久前结束的共和党大会（Nayem，2007）。亚努科维奇在2007年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票，但是不足以组建政府（由季莫申科一派组阁)。虽然他继续控制议会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是从华盛顿的角度看，他至少已恢复过来了。

谁是美国蓝筹 [64] 公司雇来为亚努科维奇工作的大炮？马纳佛特（Manafort），他是波拉克、马纳佛特、斯通和凯利（Black、Manafort、Stone and Kelly）公司的合伙人，也是共和党全国主席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曾经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和说客。他所经营公司的客户名单有老布什、鲍勃·多尔 [65] 以及一系列独裁者，如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索马里的穆哈莫德·萨伊德·巴雷、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安哥拉的约纳斯·萨文比和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权 29 。他还是里根任命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理事，他现在是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约翰·麦凯恩的顾问。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认为金钱万能，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任麦凯思顾问的里克·戴维斯也为亚努科维奇工作，尽管麦凯恩强烈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对手维克多·尤先科（Birnbaum and Solomon，2008；Burkholder，1993；Khmara，2007）。

那时，尤先科为他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胜出而组建了自己的名人顾问团。华盛顿的共和党说客和美国商会副主席斯坦利·安德逊（Stanley Anderson）领导着一个团队，他过去曾与鲍尔·马纳佛特的公司合作（BBC，2007；Bryl and Oryshchuk，2007）。其他为尤先科和“我们的乌克兰”党工作的有：曾为克林顿工作的著名民意测验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主管阿诺德·施瓦辛格 [66] （Arnold Schwarzenegger）竞选的史蒂芬·斯密特（Stephen Schmidt）和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首席民意测验顾问奈尔·纽豪斯（Neil Newhouse）（Levy，2007）。季莫申科的竞选运动由克林顿从前的新闻秘书乔·洛克哈特（Joe Lockhart）领队（BBC，2007） 30 。据说，马纳佛特团队的月薪是15万美元。季莫申科每月花费约20万美元，而尤先科每月花费10万美元雇用美国顾问（Bryl and Oryshchuk，2007）。

作为政体改革催化剂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培训地方选举和公民社会的训练师们通常来自有政治经验的国家，美国的研究所希望把经验转授给第三方国家，特别是维塞格拉德地区 [67] 的国家。NDI遵循USAID的要求，召集中、东欧“经历过困难过渡”的领导人，“如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为其他正在经历过渡的国家的领导人提供指导和帮助”（USAID，1999，41）。“例如，NDI组织了一个项目，把塞尔维亚反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请到波兰，由波兰党的积极分子根据近年来波兰人的类似经历，对他们面临的政治形势提供建议和指导。”（USAID，1999，36）

作为促销民主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一个中心，波兰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前苏联的粮仓乌克兰是美国有主要兴趣的国家，美国想把它拉进北约和欧盟，使它“更靠近欧洲”（Szymanski，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与美国和西欧的NGO相比，波兰的NGO更像美国。索罗斯和其他机构（主要是美国的）在华沙资助的巴托雷 [68] （Batory）基金会的一位主席认为，该基金会是USAID为中欧的NGO设立的一个榜样。

在波兰或其他地方，你能遇到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群，他们全都说我们与欧盟的那些非政府组织多么不同，它们立足于欧洲思想，而波兰和中、东欧的NGO模式肯定是立足于在美国积极活动的机构。（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然而，一位批评者不同意这种影响是如此善良的观点：“在美国，有特殊气质的NGO深深影响USAID资助的顾问们如何理解NGO行业”，这使他们在东欧做出“可能不适合他们为之做顾问的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安排（Quigley，2000，200）。更成问题的是，美国对中欧和东欧NGO的支持使得它们在国家部门的指导下协同工作，这违背了它们的非政府立场。华沙一家智囊机构的主席认为，NGO需要与政府之间保持“一臂之距”，虽然他承认在波兰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不可能实现（Kucharczy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巴托雷基金会及其领导人，与其他的政治性NGO一样，来自持不同政见的运动，旨在反对并最终推翻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69] 领导的波兰（共产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USAID、NED和索罗斯的支持下，巴托雷基金会组建于1988年。在USAID于1999年停止资助巴托雷后，美国驻波兰大使馆继续向其提供资助（Gromadzki，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波兰NGO的作用就像是为NED和其他美国利益集团在东欧（尤其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做中介（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巴托雷的两位官员承认，在团结工会胜利20年后，政治民主依然未得到发展，特别是以选民的投票率来衡量的话欧洲是最差的（Gromadzki and 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USAID资助的一个NGO——波兰—美国—乌克兰合作倡议（PAUCI）是由自由之家管理的，直到2005年，它的第一位波兰籍主任把它转变成“遗产基金会”（现在称为波兰—乌克兰合作基金会）。PAUCI曾作为运载工具，帮助美国把资金输送给乌克兰反库奇玛的反对派团体（Bessinger，2006，20）。据PAUCI的执行主任杨·佩克洛（Jan Pieklo）说，它转送了600万美元给波兰和乌克兰的NGO；他说，这是对“橙色革命”的小小贡献（Piekl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最近，PAUCI转而向德国寻求资助，虽然它依然把自由之家、巴托雷基金会（索罗斯资助的）和罗伯特·勃煦（Robert Bosch）基金会列在它的伙伴名单上。作为美国和欧盟利益集团的公务员，它现在所宣称的使命是“打造乌克兰的能力，使它能更紧密地整合进欧盟和北约（forumnet，Ukraine，2009）。

在乌克兰之后，波兰NGO关注的主要国家是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试图在那里把深负众望的总统卢卡申科赶下台。一家于2005年在华沙设立的“为白俄罗斯服务的欧洲广播电台”（ERB）参与了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政体改革计划。一家于2004年在布拉格组建的NGO——“公民的白俄罗斯”在它的网站上说，它“致力于支援白俄罗斯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包括那些被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体剥夺了合法运作能力的公民创意活动”（Civic Belarus，2009）。“公民的白俄罗斯”作为捷克政府的助手，在ERB节目中出场，并将NED作为它的主要资助者（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于2005年设立的ERB名义上由白俄罗斯记者们运作，但它得到的资助来自（按“公民的白俄罗斯”列出的顺序）美国、捷克共和国、加拿大、瑞典、荷兰、丹麦和欧盟。据“公民的白俄罗斯”说，“这家广播电台的目的是把真实、及时、可信的关于白俄罗斯国内事件和世界文化的信息传送给白俄罗斯听众。节目由在华沙、明斯克和白俄罗斯各地的白俄罗斯记者制作。”与USAID的新自由主义语气相呼应，“公民的白俄罗斯”进一步宣称，这个项目“还旨在帮助发展新一代的记者，使他们能在白俄罗斯最终向民主和自由市场过渡时专业地工作”。通过调幅和调频电台以及卫星和网络播放24小时运作的音乐和新闻，ERB明确规定它的目标是15~35岁的听众（Civic Belarus，2007）。这个年龄段包括反卢卡申科的青年组织“祖勃尔”（Zubr） [70] ，它在组织政体改革的活动中最积极。

由波兰外交部及欧洲议会资助的波兰公共电视在2007年建立了一个“白俄卫视”（Belasat）电视台，通过卫星将节目播放到白俄罗斯。美国国务院捐赠了电视设备，英国政府付钱培训电视职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提供某些节目的内容，节目以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和俄语播放（Belsat TV，2009）。这种多层次的渗透模式使卢卡申科政府难以阻挡。由于这些设计类似于美国运营的反卡斯特罗的马蒂广播电台和马蒂电视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顾问，包括来自中情局的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这些电台和电视台的发展。

杨·马利安（Jan Marian）是布拉格安全问题研究所（PSSI）的顾问，该研究所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和威廉·凯西（里根的中情局局长）的安全政策中心研究所所长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组建的一家智囊机构。罗宾逊还曾是曼哈顿大通银行在东欧地区的副总裁。据马利安说，PSSI的资助来自美国政府、捷克外交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及私人公司捐助者（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该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以，PSSI带有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深刻印记。

马利安还是“公民的白俄罗斯”的执行主任，该组织在半私有的ERB企业中拥有股份。马利安承认，ERB和Belasat“肯定不受卢卡申科政府欢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都与白俄罗斯只有脆弱的外交关系。“公民的白俄罗斯”的两个主要资助者是捷克外交部和NED（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这种用宣传侵犯白俄罗斯的政府和领土主权的行为，加上外国资助未注册的组织（这在某些国家是严令禁止的)，显然构成了未经宣布的入侵，尽管未使用暴力。

在援助学生组织时，支持政体变革的一个关键战略是（而且继续是)，外国资助以国内为基地的NGO。西方给缺乏民主的国家的NGO提供援助是依据一个设想：充分的民主需要有一个由许多顾问团构成的积极的公民社会。但是，奥达维和卡罗瑟斯认为，事情不一定如此，因为历史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斗争中起最重要促进作用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顾问团。在南非、菲律宾 31 、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及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推动最深远的公众民主改革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顾问团或NGO。

此外，这两位作者还发现，这种在改革余波中成立的NGO往往成为外国资助的和捐款者使唤的下台精英们的落脚之处（Ottaway and Carothers，2000，295、299）。一位基地在布拉格的NGO主席认为，由此产生的当地的低级精英阶层在国际“巡回会议”上来回兜售——有时捏造——他们的资历以拔高自己。尽管如此，他认为，外国援助使他那个地区的小国得以成为“有贡献的国家”（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然而问题是，按照谁的标准？

一份研究认为：“在乌克兰，NGO利用其社会和组织基础制造了天鹅绒（“橙色”）革命，它们绝大多数依靠外国的金钱开展活动。事实上，它们为这个天鹅绒革命付钱。”（Tastenov，2007）20世纪90年代初，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地NGO几乎100%的资金依靠外国援助。这意味着捐款者们在当地利益集团的需求之上指导发展进程（Fiona Adamson，引自Barker，2006b）。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推翻和永远流放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71] （Askar Akayev）的“郁金香革命”之后，一位美国（通过NDI)资助的当地NGO联盟的领袖爱迪尔·白索罗夫（Edil Baisolov）在提到美国时说：“没有那个援助，它（这次起义）绝对不可能发生。”（Smith，2005）USAID宣称，它值得被赞赏的是在1989~2000年帮助中、东欧建立了约50万个NGO（US-AID，2000a）。

在乌克兰，3个著名的政治NGO——政策研究国际中心、西乌克兰地区培训中心和政法改革中心——与尤先科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隆·鲍尔说，第一个NGO是乔治·索罗斯资助的，后面两个是美国政府资助的。USAID通过PAUCI为乌克兰的选举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虽然美国政府和NGO们声称亚努科维奇一方的投票作弊，但倾向于尤先科的西乌克兰地区的选举作假也是有目共睹的。自由之家在基辅的代表尤哈尼·格罗斯曼（Juhani Grossman）认为，美国干涉另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公平的游戏。美国帮助乌克兰亲西方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取得政权，其基本理由是：这只不过是对所谓的国家领袖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回敬以选举作假，彼此扯平而已。

在贝尔格莱德、第比利斯和基辅的选举之前，IRI煽动和排练了大规模的上街示威游行，并设计了有反抗形象的品牌，如紧握的拳头（Traynor，2004）。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加批判地报道这些动乱和品牌形象，并将其作为那里的民众全面亲西方潮流的象征。同样是这些媒体，它们却像在独裁政体控制下的新闻界那样经常顺从地行事，无视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大规模抗议（IRI的伊拉克项目的工作人员在此前中、东欧项目中受过训练；NED，2006，36）。如果把随后2006年3月的议会选举作为对乌克兰选民实际情感的衡量，那么这个选举不支持美国的判断，因为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的得票排第三位，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政党排第一位。到了2006年夏季，在政府治理的危机中，尤先科不得不请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

政治学家马克·贝辛格注意到，国外组织在与其政治历史或文化不同的国家引起动乱的努力，“如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事例所显示的”立足于“国外鼓励反对派力量大联合的战略，可能确实有助于推翻独裁者。但是，在革命后政府的民主进化过程中，它并不能提升稳定性或者可预见性”。事实上，美国迫使一些国家接受NDI、IRI和其他政治性“NGO”的项目作为它继续援助的条件，从而使它们今后与政体改革绝缘。被煽起过“颜色革命”（更像是宫廷政变）的一切国家都有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在某些国家，如乌克兰，稳定恰恰依赖于动乱要推翻的那个人(Bessiger，2006，23）。把国家领袖妖魔化，如格鲁吉亚的谢瓦尔纳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也使得新上台的领袖坐不安稳，他们在几年前曾被美国政府兜售为解放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忠实支持者和亲西方的自由民主者。

此外，美国及其新自由主义盟国的敌人下台后的这些接班人并没有比被他们赶下台的那些人展示更多的民主信念。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废除了‘总统之上的’机构，代之以更加高度集中的‘超级总统’机构”，甚至试图禁止一切反对他亲西方政策的政党（Hale，2006，312）。2007年11月底，第比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提前选举以迫使现任总统下台，同时还呼吁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这是自外国帮助萨卡什维利把他的前任谢瓦尔纳泽赶走以来最大的抗议（CNN，2007a）。这次抗议，在民众动乱方面没有美国的民意测验或其他方式的援助，虽然一些当地的民意测验显示萨卡什维利将不可避免地被反对派联盟打败。在广泛传播的指责舞弊声中，萨卡什维利提前举行了选举，但依靠外国监察者和美国Greeberg Quinlan Rosner公关公司提供的服务，他最终依然宣告胜利。

在美国政府和NGO起很大作用的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动乱中，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动员学生参加大规模的上街示威游行。IRI专注于学生组织“Pora”（是时候了）的青年领袖 32 (USAID，1999，31）。“Pora”的大部分国际资助是美国间接地通过乌克兰NGO的上一级组织“自由选择联盟”输送进来的，该联盟受外国促销民主团体的资助（Barker，2006c）。国外的——主要是美国的——促销民主团体在2005年乌克兰选举之前的两年内给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约6 500万美元，除了其他用途之外，基辅的抗议组织者用这些资金为游行的人们免费供应食品、衣服、医药和住所（Barker，2006c）。

外国介入的程度在当时并透明。在同“抗拒”和“Kmara ”的合作中，乌克兰青年“与那两个团体互动并学习它们的战略”，而“吉尔吉斯斯坦则明显地从它之前的事件中学习，甚至模仿那些青年团体的时髦动听的名称”。美国政府资助了约75名吉尔吉斯积极分子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接受培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政体改革讲习班，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未来革命家”也参加了 33 （Hale，2006，316~317；O’Beachain，2009，210）。学生运动几乎总是站在现代政治动乱的前沿。所以，可以预料到国内和外国的利益集团寻求并制定可以利用学生反叛的方法。

作为“政治技术”，学生运动为反对派的精英们提供决定性的策略优势以对付那些当权派。学生可以迅速动员起来上街抗议或者怀有敌意地占领政府建筑或其他建筑，这被称为“爬墙”策略，一种“瞬时暴民”的政治化方式。一种西方博客的发展“Le Sabot Post-Modern”（后现代的酷格网） [72] 被乌克兰学生团体“抗拒”用于支持“橙色革命” 34 (Mowat，2005）。然而在阿塞拜疆，西方基金会决定不资助学生团体“Magam ”（是时候了），美国的“过渡性民主项目”认为它的“反对性”不足（Lane，2009，128）。

只有一位俄罗斯的政治战略家表示羡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位极其富有的报业大亨、杜马的保守派成员和俄罗斯—乌克兰议会间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列别杰夫（Alexandr Lebedev）在2005年年初指出：

归根结底，这里的关键不是行政手段，不是这国、那国或任何其他力量干涉乌克兰的事务。在我看来，300万基辅人民上街的事实是更重要的发展。事实上，很难想象利用某种政治手腕就能使300万人民在温度低至摄氏零下12度的情况下在街上待3个星期。这是基辅人民和涌入基辅的乌克兰人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愿望。（引自Herd，2005，15）

在2005年年初，列别杰夫可能并不完全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组织发生于他的评论之前仅仅几个星期的示威游行方面所做的努力 35 。外部干涉比他可能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在赞助NGO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东欧和中亚的民主倾向有着不良影响。罗宾逊和金丁（Gindin）坚持认为，美国选择支持中意的、与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一致的NGO，这将造成当地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并破坏当地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认为，以人为本的真正民主、群众参与的结构和平均分配物质，以及政治和文化资源，是对美国帝国特权的深远威胁。因此，促销民主的“华丽辞藻的大旗”讽刺性地意味着不是解放而是压制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力量（Robinson and Gindin，2005）。这不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占领，而是整合当地寻求成为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组织成员的附庸盟友。

至少到2009年，白俄罗斯是西方政治干涉未能奏效的东欧国家之一。这可能归功于该国经济稳定，没有社会动荡和外国经济侵犯，没有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粗鲁谋利或毁灭公共部门，而且高度集中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保持着合法性。甚至诋毁他的人也形容他是“有魅力的”。将近1/3的白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有家族关系，许多人有俄罗斯大学的学位，这些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当地民众对俄罗斯的正面感情依旧强烈，尤其是在该国的东部地区。对比之下，波兰有联系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基础（Naumczuk et al.，2001，7、9）。

对于那些不十分顺从于西方全球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国家，举行选举不足以成为接受它们进入“民主”怀抱的基础。随着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候选人亚历山大·米林吉耶维奇（Aleksandr Milinkievic）的失败以及“抗拒”型青年运动（如“野牛”或右翼的“青年阵线”)的失灵，胜利者卢卡申科被拒绝访问任何欧盟国家或美国 36 。而对于坚定的民主卫士就不是这样，例如埃及、哥伦比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赤道几内亚、以色列或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元首，他们可以轻易地接触白宫、国务院和国会两院。

美国通常不接受“强人型（caudillo type) [73] 领袖能为社会利益工作”这样的信念。像卡斯特罗那样的革命领袖往往被丑化为非常自信的暴君。例外的是某些强人的工作恰恰有助于美国的利益（马科斯、萨达姆、诺利埃加、索摩查、特鲁希略、穆沙拉夫、穆巴拉克、皮诺切特及其他许多人)。难以想象这些盟友的政体能自愿地遵从非暴力政治冲突的原则和按宪法规定转让权力。事实上，美国很少呼吁他们这样做，除非跨阶级的联盟奋起迫使他们下台，像在智利和菲律宾那样。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病理学根源：“政治现实主义”。

在2008年，国际民主监视组织“人权观察”（HRW）挑战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双重标准，它们赞同一些不民主的政体，但是对于它们公开质疑其政治合法性的其他国家则给予负面处理。HRW的执行主席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归结为：“华盛顿和欧洲的一些政府似乎愿意接受甚至是最可疑的选举，只要‘胜利者’是战略的或商业的盟友”。于是，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穆沙拉夫统治下的巴基斯坦被英美联盟认为是“正走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Walker，2008）。对于实施严酷压制行动的亲西方的仆从国家和许多前军事独裁政权，只要它们把自己开放给跨国贸易和投资以及大国的安全利益，选举就会被掌权的精英们用于“收获合法性果实而不是冒民主不确定性的风险”，并得到他们的外国主人的赞同（Schedler，2002，36~37）。

在2001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时，美国大使米歇尔·科扎克（Michael Kozak）公开宣称有权介入，并在一个名为“白鹳行动”的项目中积极参与推翻卢卡申科的活动（Laughland，2009）。科扎克在1990~1992年任驻尼加拉瓜大使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比这两种情况，他在伦敦的《卫报》写道：“我们的目标及某些方法是相同的…………年前，我们告诉尼加拉瓜反对派，追求他们的政治诉求的最佳道路是参加和平的选举过程；今天，我们正在给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以同样的建议。”（Kozak，2001）支持这个“建议”的做法是2000年竞选运动期间的2 400万美元，对于一个拥有1 000万人口和当时人均GDP 4 80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Peterson，2001）。

史蒂芬·科恩对比了美国敌意地对待白俄罗斯以及善意地对待中亚和东欧的其他威权政体，认为这是失误的政策。他说，这相当于在俄罗斯赞扬腐败的叶利钦集权政府，而谴责深得人心的继承者普京。“排斥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而拥抱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君使它（美国的促销民主）与渴望石油相关联。”“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主革命’与北约成员国的地位相联系，使‘民主革命’等同于美国的扩张主义。”（Cohen，2006）自1991年至今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被美国认为是“西方投资和利益的最佳保证人”（Wojciech Ostrowski，引自Lane，2009，128）。在当地许多公民的眼中，这个自我服务的双重标准因为只是使西方支持的政客沦为外国强权的附庸而失去了合法性。

欧洲之外的样板政治

在美国的选举中，出口民意调查是一个有缺陷且不被广泛信任的方法，它成为其他地区政体改革的主要武器之一。如《纽约时报》所报道，在肯尼亚2007年总统选举的前夕，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奉小布什政府之命撤回了USAID赞助的出口民意调查。根据IRI东非主任肯尼斯·弗洛特曼（Kenneth Flottman）的证词，这个民意调查发现挑战者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领先6个百分点。《时报》报道，小布什政府要求让支持其国际“反恐”计划的现任总统姆瓦伊·基巴基（Mwai Kibaki）赢得选举。美国驻内罗毕大使米歇尔·兰尼博格（Michael Ranneberger）公开出面为基巴基说话。弗洛特曼声称：“我认为，大使试图影响肯尼亚全体选民的看法，从而影响选举活动。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许多可信的观察者发现选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计票舞弊之后，基巴基被宣布为胜利者，这导致了广泛的暴力行为和一千多人死亡。《时报》揭露说，奥廷加曾在东德受过教育，并给他的儿子取名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意味着美国不信任他的政治品牌（McIntire and Gettleman，2009）。

在2009年年初，IRI狂热地指责《时报》的报道是拙劣的。他们坚持说，肯尼亚的出口民意调查未被公布是因为它的方法有缺陷。同时，就在肯尼亚选举之后，IRI在古巴由一个匿名的外国团体搞了一个秘密的国内民意调查，他们不确认自己是民意测验者，但是他们发现大部分古巴人希望替换掉共产党并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在极度不信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禁止未经政府监管的民意调查的条件下极难收集可靠的结果，但IRI毫不犹豫地公布了它的民意调查结果。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 [74] 在对同一内容的民意调查中发现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39%不赞成卡斯特罗政府，而IRI的相应数据是79%)，并对IRI在古巴使用的“非正统”技术表示怀疑（Gomez，2007）。

中亚最大的美援接收者（截至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是美国促销民主的另一个目标。在2005年总统选举前，美国转而反对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误以为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75] （Kurmanbek Bakiyev）领导的反对派将摆脱俄罗斯并加强吉尔吉斯斯坦与美国的关系。阿卡耶夫在2005年3月有可能被迫下台（“郁金香革命”）；自由之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一位项目主任以及为政治反对派经营一家印刷出版社的米歇尔·斯通（Michael Stone）宣布“任务完成了” 37 （Spencer，2005）。只有假设腐败症的流行是他的目的，他才是正确的。

在比什凯克，斯通被普遍认为是阿卡耶夫下台背后的“恶魔天才”。斯通主办的一家俄语反对派双周刊《我的首都新闻》（Moya Stolitsa Novosti ，MSN ）是由自由之家印刷的。据德国的一个党派基金会说，美国国内的基金会在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方面与国务院密切合作。至少有一次，带有国务院标志的印刷设备被捐献给当地的印刷厂。“吉尔吉斯斯坦的当局在捣毁或破坏国务院的设备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在MSN 印刷厂断电时，美国大使馆介入并提供两台发电机。利用现场运转的发电机，自由之家还印刷了其他数十家反对派的报纸（Spencer，2005）。据斯通说，转折点之一是MSN 的封面显示了据说是阿卡耶夫为自己的家庭建造新别墅的照片，这是在败坏他的名声的努力中给他的政府腐败形象火上浇油。

《亚洲时报》的一位记者发现，

美国的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IFES)、欧亚基金会、国际新闻社等——把曾给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火上浇油的全套武器也部署到比什凯克。除了其他建树之外，这些行动还造就了一支吉尔吉斯青年小分队，美国人资助他们到基辅去见识“橙色革命”并“传染”上民主的病毒……实际上，在吉尔吉斯斯坦，被当作公民社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这些美国基金会或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美国人建立或资助了至少170个从事发展或促销民主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院自2002年起在比什凯克经营着自己的独立印刷厂，印刷至少60种不同名目的报刊，包括一批火爆的反对派报纸。USAID在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前投入200万美元，这对于人均每月工资30美元的国家来说是相当大的数目。（Escobar，2005）

MSN 还刊载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地区组织抗议的信息。英国、挪威和荷兰为该国“发展民主和公民社会”提供了附加支援（Laughland，2005；Smith，2005）。不过，没有一家的行为像美国的政府、党派研究所和自由之家那样。我曾在柏林采访的德国党派基金会官员坚称，他们的机构或政府永远不会用这样的干涉方式行事。

IRI承认，它在2005年的政体改革方案中积极活动：“IRI帮助各党派建立观察选举和管理竞选运动的内部资源”，并且“吸取乌克兰政党的经验，使之有助于这项工作。乌克兰政党的积极分子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培训如何管理竞选运动、接触选民和建立政党的地区机构”。IRI在2005年11月把吉尔吉斯共和国5个政党的代表带到乌克兰，“他们在那里学习乌克兰政党地区办事处的工作”（IRI，2007）。美国政府还提供了其他方式的援助，包括反对派报纸的经费、拨款给公民社会中心以及资助比什凯克的美国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该国南部的奥什电视台（Osh TV）“利用国务院支付的设备扩大了它的播放范围”（Smith，2005）。

美国大使史蒂芬·杨（Stephen Young）立即表示公开欢迎阿卡耶夫的下台。他宣布“美国为帮助了这个过程而感到骄傲”。格鲁吉亚总统和乌克兰总统联合给吉尔吉斯共和国人民发出祝贺信。这样的宣言使那些认为整个事情都是华盛顿“一锅烩”的人更加确信无疑（O’Beachain，2009，210）。

自“郁金香革命”和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任总统以来，吉尔吉斯政府越来越多得传染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停止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当地的阿扎迪克电台（Radio Azattyk）的吉尔吉斯语广播，宣布关闭该地区剩余的美军基地（后来恢复了)。高级学位可以定期购买，卫生保健方面包括贿赂资历可疑的医生，职业律师、法院、海关和能源部门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贿赂和腐败（Korf，2007）。政治腐败也很猖狂，在首都常常发生暗杀政客的事件。吉尔吉斯斯坦还与俄罗斯形成密切关系，从而削弱了国务院在该地区有一个更加独霸地位的希望。

如同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也广泛利用宣传，它制造一种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虚假期望。罪犯们进入政界以期获得豁免。一些公民社会的活动分子进入政界，以获取有利可图的政治生涯。事实上，整个中、东欧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和职业化政治有关的新一代投机事业。把美国与欧洲，尤其是德国，对比会发现，它们促销民主的工作之所以不同与它们对主权和直接干涉东欧政治事务的意图有关。虽然都是走非暴力的路，但美国执行的是不受国会或其他公众监督的高度的直接干涉，而德国的政治基金会在它们的工作中要谨慎得多，并且要考虑对本国公众负责。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以及他们在中欧资助的NGO把美国在东欧的实践描述成“灵活的”，这意味着在执行政体改革、打开市场及保障军事和安全利益的使命时，可以随意挪用资源。

但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干涉的猛烈冲击在东欧（及海湾国家）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授权于公众，反而可能促使该地区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事业的倒退。创造性地利用宣传导致了短期的收获，但是鉴于该地区反对援助自由民主的回潮，长期效果可能使西方的目的失败 38 。在“临近的国外”有合法利益的俄罗斯领袖们有理由感觉受到活跃的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威胁和包围。这还鼓励他们压制该国的可能是美国故意设计的有机民主力量。小布什政府以和平利益为名把导弹防御系统设置在俄罗斯附近的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努力（后来被奥巴马政府推迟了）丝毫没有减轻俄罗斯的忧虑。美国外交政策活动家们的霸权主义态度——虽然方法有所改变——在其整个帝国主义侵略征战的漫长历史中是明显的一贯态度。美国在该地区追求霸权的关键方法之一是巧妙地利用调查和宣传，其技术和技巧现在已牢固和系统地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和信息型/促销型美国经济、政治和主流文化中。

本书的第五章将讨论促销民主所宣称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距。

章末注

1 . 类似地，美国媒体偏执地通过推特提供未经核实的关于伊朗在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后的游行事件——似乎他们在报道敌对国家时与记者的职业标准无关。一位前美国政府的官员注意到：“美国媒体故意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伊朗实际事件的）高度假设性的事实。媒体不是报道或提供客观分析，它从事反对伊朗政府的宣传性攻击。”（Roberts，2009）

2 . 那时的波兰政府强烈地抗议美国偏袒地干涉1989年6月的选举，包括从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转播美国的广播宣传、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干涉、积极参与接受NED资助的机构的活动并给予政治指导、美国和西欧政府帮助外国私人资助团结工会、波兰裔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总统时期）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政治介入（Tagliabue，1991）。

3 . 为经济合作而在1991年建立的维塞格拉德国家集团（以匈牙利北部的一个镇为名）都是前华沙条约国。它们在1999年加入欧盟，在1995~2001年是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成员。现在它们都是北约成员国。

4 . 只有两家报纸拥有完全的捷克所有权：社会主义的Pravo（发行量约20万份）和共产党的Halo Noviny（发行量约4万份）（Kuras，2002）。

5 . 哈维尔的前新闻秘书嘉勃莉拉·德萝哈现在是捷克外交部人权与过渡政策局局长。她指出，在人权与过渡政策局关注的人权政策有变化的9个国家中，7个是现存的或从前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她说，这是受哈维尔的影响。她指出，外交部代表古巴的反对派干涉古巴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时代曾与那个国家有深厚的关系。古巴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古巴对超级大国干涉的愤恨给捷克共和国这样的小国一个“舒适的”机会去影响那个国家的政治过渡（Diouh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6 . 除了他著名的女儿之外，科贝尔最出名的门生是他在丹佛大学的学生康多丽莎·赖斯。奥尔布赖特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

7 . 伟达公司曾在美国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为科威特萨巴赫皇家管理公共关系，这场宣传伟业在Stauber和Rampton 1995年的书《有毒的污泥对你有好处：撒谎、该死的撒谎及公关行业》（Toxic Sludge Is Goodfor You:Lies，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中有很好的描述。伟达公司是由小布什的朋友兼顾问克雷格·富勒管理的。

8 . 据《纽约时报》报道，克林顿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前访问俄罗斯时像“一个政客热情地赞助在全国巡回竞选演说中短暂停留的候选人那样”。克里斯托弗支持叶利钦在那年9月暂停议会（Sciolino，1993）。

9 . 1996年，一个美国的顾问团，包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为皮特·威尔逊工作过的一批人，到俄罗斯为鲍里斯·叶利钦助选。对俄罗斯不幸的是，叶利钦未曾要求他的美国顾问们签署保密协议，这导致《时代周刊》一篇令人尴尬的头条文章使这位俄罗斯总统像是在悲哀地依赖外国赞助人（Vuijst，2008a）。美国的竞选顾问们推行强硬的反共战略，制造一种虚假的选择：回到斯大林还是跟着叶利钦（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10 . 休克疗法还得到了中欧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早期支持，包括波兰的莱杰克·巴塞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和捷克的（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他们是被纳入跨国交换学者网的专家（Brier，2009，347）。

11 . 有一项分析发现，USAID在摩尔多瓦复制过类似它在其他东欧国家用过的样板，包括“网络的接入和练习课程”。据USAID说，这个课程“提供自由接入网络和大量培训信息技术的一切内容”。这种援助已被证明对煽起“推特革命”是有效的（Trabanco，2009）。

12 . 外国对媒体的援助与中、东欧地区媒体集团的商业化重组有关，它们大多被外部的利益集团控制。一位观察者指出，其结果是：西方拥有的媒体集团在西方家里的行为很规矩，在无管制的“狂野的东方”则如脱缰之马。放松缰绳产生的效果是，学者们以及批评媒体运作者的广播与媒体委员会的成员们成为牺牲者，他们的人格受到污蔑（Harcourt，2003，339）。

13 . 在欧洲之外NED初次试验成功的非暴力干涉之一发生在菲律宾。1986年，美国在那里撤回了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支持，并帮助组织了选举，使亲美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领袖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掌权，并迫使马科斯流亡。后来，NED被发现在1989年秘密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候选人维奥莱塔·查摩罗，从而受到国会的严格审查。批评者指责NED卷入党派性事务，此后，它的领导人答应该组织将来只限于做建立公民社会的事（Conry，1993）。

14 . 专心致志于脱离南斯拉夫的克鲁地亚政府在1991年雇用一家美国公关公司——路得芬全球大众事务社（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用以“发展和执行与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官员以及新闻媒体交往的战略和策略”。路得芬污蔑塞尔维亚当局在克鲁地亚的形象，力图把它等同于纳粹（Johnstone，2002，68~70）。一年后，美国承认了克鲁地亚的独立。（路得芬全球大众事务社以捏造虚假事实和颠倒黑白的手段调动公众舆论，它曾大肆污蔑中国及海外华人。——译者注）

15 . 这家公司的主管之一，马克·潘恩（Mark Pann）曾是克林顿总统的顾问，并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加入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成为她的民意测验者和“关键的战略顾问”。潘恩还是博雅（Burson-Marsteller）跨国公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咨询公司曾为政治热点地区的严酷政体工作（Sussman，2005，103~104、140、143）。（博雅公司成立于1953年，在6大洲的5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1985年进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有办事处。——译者注）

16 . 例如，那时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理事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在他为电视制作的纪录片《打倒独裁者》中赞扬了“抗拒”的形象化活动。后来，他通过战略性非暴力活动培训组织“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更积极地介入该地区。

17 .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谢瓦尔纳泽是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部长，所以一直与莫斯科有良好的关系。

18 . 一位英国保守派作者约翰·劳兰（John Laughland）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十分相似的理由，即保护从里海运输石油到黑海的巴库—巴统铁路，插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内战（Laughland，2008）。

19 . 在萨卡什维利的西方顾问中，有麦凯恩的外交政策顾问兰迪·肖恩曼（Randy Scheunemann）。为了展示“两党”支持的形象，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一起提名新自由主义的两位总统——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尤先科——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Laughland，2008）。

20 . 在“玫瑰革命”后，Rustavi-2的领导人埃洛西·基茨马里什维利（Erosi Kitsmarishvili）成为商贸会主席。在2008年，他批评了萨卡什维利对格鲁吉亚入侵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处理方式。

21 . 在追求把东欧的经济整合进欧洲方面，与欧盟有共同理念的世界银行对政治稳定的衡量是，“政府将由于违反宪法的或暴力的手段，包括国内的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而导致失稳或被推翻的概率”。在世界银行2008年的计算中，塞尔维亚28分、格鲁吉亚16分、乌克兰44分。50分是中等。德国86分、法国67分、英国66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名较高（World Bank，2009）。世界银行强调宪法治理，这多少有些讽刺味道，因为那3个国家经历的政体变革都是通过利用外界支持导致失稳的策略而实现的。

22 . 除了像USAID那样的外国政府机构的援助之外，尤先科还得到了私人或半私人组织，包括NED和它的几个党派基金会、索罗斯驻基辅的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OSI的分部）、自由之家、卡内基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资助（Lane，2008，547，n.9）。

23 . 在中、东欧地区，媒体政策变化很大。例如，捷克共和国对外国的所有权不做限制，从而使外国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媒体市场。播放娱乐和新闻节目的主要电视台Nova，美国人有99%的股权。前美国驻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大使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在2004年是注册在百慕大的母公司“中欧媒体企业（CME）”的控股者（Harcourt，2003，326）。CME在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有主要的电视控股公司。

24 .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阿蒙德（Mark Almond）评论“人民力量”如何成为美国的品牌，使美国政府有特权认可什么是和什么不是革命斗争。他指出，数百万墨西哥人反对菲利佩·卡尔德龙的选举作弊不被认为是“人民力量”，而反对美国不认可的国家领袖的小动乱却被美国的精英们描述为“革命性的”（Wilson，2009）。（卡尔德龙是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主席，2006年当选总统，2008年访华；他并非亲美派；相反，他主张国内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国际上开展全球外交。阿蒙德以他为例，把他说成亲美派，似乎不合适。——译者注）

25 . 美国顾问们现在是乌克兰政治的中心。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发现，在2004年选举后，乌克兰“较大的政党雇用了少量的俄罗斯的KIIS政治技术专家和更多的美国K街的顾问。我让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是不是进步”（Wilson，2009）。

26 . 赫尔维曾是美国驻（缅甸）仰光大使馆的武官，曾几次回到边境地区试图引起那个国家的政体变革。

27 . 布特在《财经时报》的专栏上争议道，美国在伊拉克需要的是一个像英国殖民局或印度局那样的行政机构，他把这描绘成“两个机构的一小批聪明、诚实和勤奋的公务员管理世界的一大片”（Boot，2003）。

28 . 他的总理是尤利娅·季莫申科，著名的“天然气公主”，因为她过去从能源业取得了大量财富。她曾是“橙色革命”的领袖，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只待了9个月，就被迫在2005年9月辞职。

29 . 这家公司为华盛顿权力走廊的两边工作，马纳佛特的伙伴彼得·凯利（Peter Kelly）曾是克林顿的筹款人和资深政治顾问。

30 . 《纽约时报》报道，亚努科维奇曾显示出会赢得2010年总统选举的样子，这意味着“橙色革命”的最终失败。根据民意测验，在2010年1月，只有一小部分民众支持的尤申科的顾问是克林顿的战略家马克·潘恩（Mark Penn）；而季莫申科则有奥巴马的前顾问戴维·阿克塞尔洛特（David Axelrod）。亚努科维奇坚持用共和党的顾问鲍尔·马纳佛特。假如美国没有想把亚努科维奇永远抛弃，那么美国的顾问业至少还能继续介入这个权力游戏（Levy，2010）。

31 . 在第三世界，菲律宾可能是各类NGO最多的国家，数量达几万个，它们大多从事平民百姓的社会活动，缺乏成长的资助（例如，参见Hilhorst 2003）。

32 . “Pora”（是时候了）和另一个乌克兰青年团体“Znayu”（我知道）轮流主持了培训俄罗斯学生的学习班，期望在俄罗斯挑起“橙色革命”（Wilson，2009，379）。Pora作为学生组织已经解散，并分裂成两派，一派成为一个NGO，另一派成为一个政党。

33 . 这4个国家的学生运动采用的名称是引自西方国家的核心宣传经济体的可以引起政治联想的宣传方式。吉尔吉斯斯坦反叛者选择“Kel-Kel”（“干吧！干吧！”）作为口号，类似于格鲁吉亚的“Kmara!”（“够了！”）、乌克兰的“Pora!”（“是时候了！”）和塞尔维亚的“Otpor”（“抗拒”）。吉尔吉斯斯坦青年还模仿乌克兰以颜色为主题（橙色），选择了黄色和监视选举的通用方法（Hale，2006，316）。

34 . 在2009年伊朗选举之后，美国在更广大的区域内建立了国际社交推特网以鼓励德黑兰的抗议运动。谷歌、脸书和苹果的iPhone都为波斯语和英语的博客、网站、新闻文章和文字信息提供翻译工具以支持反对派的街头游行示威。YouTube、脸书和推特被内贾德的反对者们用于活跃的商品服务。

35 . 在2008年年底，列别杰夫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们是一家独立报纸《新报》的共同拥有者）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挑战普京的政治工具“统一俄罗斯”党（Unite Russia）。

36 . 美国和欧盟各国的政府呼吁要注意它们认为难以置信地高的卢卡申科的得票结果（82%），虽然它们曾认为它们支持的候选人更高的得票率完全可信：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在2004年的得票率为97%、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在2005年“压倒性的”得票率为89%、格鲁吉亚的谢瓦尔纳泽在1992年的得票率为92%（那时他还在国务院的好人名单上）、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在1993年的得票率为93%（Almond，2006）。

37 . 东德莱比锡一家在自由之家的帮助下取得播放设备的无执照电视台X频道于1989年开始播放（Hoffman，2002）。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美国国内迫使无执照的广播电台因没有许可证而停止营业。

38 . 作为这个回潮的一个标志，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2006年要求不受欢迎的组织，包括自由之家，离开该国。赞比亚在那一年也把自由之家赶出去，指责该组织是由有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背景的人运作的。

[1] 在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与俄罗斯的北奥塞梯接壤。2008年，南奥塞梯公民投票决定独立，格鲁吉亚出兵占领其首都茨欣瓦利，引发格俄战争。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油气管线可以把里海的油气不经过俄罗斯直接输出。——译者注

[2] 《SALT-II》是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一步削减美苏核武库。——译者注

[3] 与南奥塞梯一样，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不同之处是阿布哈兹族只占当地人口的17%。它的南边是土耳其，北边与俄罗斯接壤，那里是斯大林和苏联高官的休养地。苏联解体后，阿布哈兹宣布独立；1998年当地的格鲁吉亚族发生暴动，反抗种族清洗，引发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双方都卷入其中的战争。现在，阿布哈兹仍保持独立，虽然未被联合国承认。——译者注

[4] 钱德勒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兼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译者注

[5] 福柯（1926—1984）是法国巴黎大学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教授，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曾支持密德朗的社会党执政，但因密德朗未表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而谴责密德朗政府。——译者注

[6] 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解体后，反对党民主力量联盟（UDF）在1991年大选中上台，斯托扬诺夫成为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1997年他作为UDF的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2001年大选时输给社会党的帕尔芬诺夫，此后他淡出政坛，成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学者，并且到美国讲学。他能说英语和德语，曾是足球运动员。——译者注

[7] 麦恰尔曾是共产党员、律师，1989年“天鹅绒革命”推翻亲苏的社会主义政府后上台，他主导了1992年斯洛伐克与捷克的分裂，有人称他为“独立国家的建筑师”，有人称他为“犹大”。他在1993~1998任总统，1999年大选失利。2004年反对派政府突然以贪腐和滥用职权为名将他逮捕。——译者注

[8] 波兰走廊是连接前德国的西普鲁士与东普鲁士的一条宽约70~110公里的地带，居民大多是波兰人，1772年波兰瓦解后成为普鲁士帝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把它划给新独立的波兰，使波兰能濒临波罗的海，但是导致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被割断；该地区的首府是“格但斯克”，德国称为“但泽”，波兰走廊也被称为“但泽走廊”，但泽成为国际自由港，团结工会就是以这个港口的码头工人为首兴起的。1939年，德国要求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东普鲁士，被波兰拒绝，希特勒以此为由于9月1日入侵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开始。东普鲁士在战后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加里宁格勒州。——译者注

[9] 斯大林派波兰裔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名义上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请求下，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译者注

[10] PATCO（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是指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会组织。——译者注

[11] 爱德华·肯尼迪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三弟，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他的二哥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译者注

[12] 维塞格拉德的意思是高地的城堡，中世纪罗马帝国时代有许多高地城堡，都叫维塞格拉德；此处是指匈牙利的一处高地城堡。1991年，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在此签约结盟成立维塞格拉德集团，为的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互相合作，取得更大的话语权。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上中欧自贸区成立，使维塞格拉德集团名存实亡。1999年5月，维塞格拉德集团恢复活动，三国变成四国；2013年，进一步签约成立维塞格拉德集团联军。——译者注

[13] 西科尔斯基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哲学博士，在1984年加入英国国籍，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阿富汗和安哥拉做战地记者，后来回归波兰籍，1992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8~2001年任副外长，2005~2007年任国防部部长，2007年11月改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14] 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世界传媒业大亨，涉足广播、影视、报业，拥有英国《泰晤士报》、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等。——译者注

[15] NAFTA是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缩写。——译者注

[16] 卡钦斯基是法学博士，曾任团结工会总部所在地格但斯克大学的副教授，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同为法律公正党的主席，曾任最高检察长、司法部部长、华沙市市长，2005年成为波兰总统，2010年10月去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飞机在俄罗斯的斯莫棱斯克机场失事而去世。——译者注

[17] 蒙代尔曾是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在卡特总统时期任副总统，1984年大选输给里根，1986~1993年任国家民主研究所（NDI）所长，1993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时，克林顿任命他为美国驻日本大使（1993—1997）。——译者注

[18] 贝克（1925—2014）是共和党的温和保守派，曾是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里根总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美国驻日本大使。——译者注

[19] 多明尼奇曾是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译者注

[20] 哈维尔（1936—2011）是剧作家和政治思想家，1958年布拉格之春时被放逐，1970~1989年三次被捕，坐牢5年，1989年12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1992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开，他继续任捷克总统。——译者注

[21] 久尔恰尼是匈牙利社会党领袖，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聚敛了大量财富，2002年，时任总理彼得·迈杰希任命他为青年与体育部部长，他在2004~2009年任总理。——译者注

[22] 讷斯塔塞在任总理期间（2000—2004）收取一位女建筑商的贿赂（价值63万欧元的中国建材和家具），任命她为国家建筑监察会的会长；此外，在2004年竞选中收取150万欧元的非法资助。2012年他被判刑3年，在逮捕时自杀未遂。——译者注

[23] 西美昂的父亲是1943年去世的保加利亚国王，他六岁继位，称为西美昂二世，1946年保加利亚废除君主制，他被迫流亡到西班牙，2001年返回祖国，成立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并竞选成功成为总理，2004年竞选连任失败。——译者注

[24]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甚至马克思也参考他的经济学思想，他提出所谓的“无形之手”，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和市场，实际上是主张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译者注

[25] 克里斯托弗（1925—2011）曾任约翰逊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1967年）、卡特总统的副国务卿（1977年）、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国务卿（1993年）。他提倡全球民主革命，支持北约东扩，但是加强美中关系，使国际贸易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译者注

[26] 科恩的祖父从立陶宛移民至美国，科恩是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外交委员会成员，专注研究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指责美国外交政策和北约东扩是继续冷战，支持普京在2014年乌克兰动乱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他称自己是“美国的政治异见分子”，指责美国媒体窒息任何从克里姆林宫看问题的人，他曾为布哈林的妻子平反，会晤斯大林的女儿和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27] 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因提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备受争议；他曾给亚、非、拉和欧洲多国做经济顾问，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潘基文的高级顾问，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主任，提倡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译者注

[28] 盖达尔（1956—2009）是休克疗法的主要推行者，曾任《真理报》经济部主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任财政部部长、第一副总理等职务，因休克疗法弄得民不聊生而于1994年1月下台，进入政界成为右翼力量联盟的两任主席之一。2009年突然口鼻流血而死。——译者注

[29] 丘巴伊斯与普京都来自列宁格勒，他们都是该市改革派市长索布恰克的顾问并被推荐给叶利钦。丘巴伊斯曾任第一副总理，负责制订私有化计划，导致居民的储蓄贬值而少数执政者以廉价攫取国家资产，不过也有人认为私有化为俄罗斯1999~2008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与盖达尔同时下台，后成为右翼力量联盟的两任主席之一。——译者注

[30] “杜马”的俄语原意是“思想”，沙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时议会名为“杜马”，苏联解体后，苏联时代的议会名称“苏维埃”改回“杜马”。——译者注

[31] “亚勃洛高”党的正式名称是统一民主党，“亚勃洛高”是该政党三个首脑的姓名的头一个音节合在一起，恰巧是俄语“苹果”，所以给该党起了一个谐名“亚勃洛高”即“苹果”，以别有风味地吸引民众。——译者注

[32] “选择俄罗斯”党是盖达尔在叶利钦政府任副总理时成立的，他下台后并入右翼力量联盟。——译者注

[33] 日林诺夫斯基是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回到君主立宪，总统改称沙皇，权力归杜马，杜马多数党领袖任总理，从美国手中收回阿拉斯加，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把中国人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赶出去。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都禁止他入境。——译者注

[34] WPP是全球第二大传媒和品牌研究集团，从事广告、公关、游说、品牌形象与沟通。——译者注

[35] 盖洛普（Gallup）公司是1946年成立于挪威的媒体、市场、品牌研究分析公司，1997年该公司卖给TNS公司，改名为TNS Gallup，2008年归属WPP集团。TGI是目标群体指数（Target Group Index），它的计算方法是：对某一事物（商品或电视节目等）感兴趣的人占全体人群百分之几（假设是30%），被研究目标人群（例如15~18岁的青少年）对此事物感兴趣的人占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人数的百分之几（假设是60%），则TGI=（60%/30%）×100=200；TGI大于100表明该事物特别适应青少年的需求。——译者注

[36] PBS是以该公司三位拥有者的姓氏[潘恩（Penn）、绍恩（Shoen）、勃兰德（Berland）]为名，它成立于1975年，从事市场调研、民意测验和战略咨询。2001年加入英国的WPP集团。——译者注

[37] 科什杜尼察是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在推翻米洛舍维奇后，他任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总统（2000—2003）和总理（2004—2008）。——译者注

[38] 特拉斯科维奇是个反复无常的政客，他一方面要求南斯拉夫民主，因而亲西方：另一方面要求保持南斯拉夫统一，因而反西方。他在1990年成立民族复兴党，在总统选举中输给米洛舍维奇，但是鉴于米洛舍维奇反对西方分裂南斯拉夫，他又出任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副总理。在2006年黑山与塞尔维亚分裂后，他出任塔迪奇总统的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39] 代顿协议是指1995年9~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停止波黑战争的和平协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俄罗斯副外长和塞、波、黑三方的总统，米洛舍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译者注

[40] 塔迪奇是民主党主席，他在2004年与其他几个政党组成联盟，并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曾在2005年访问中国；2008年总统选举中又获胜连任，2008年出席北京奥运会；2012年选举中输给反对派尼可利奇。——译者注

[41] 拉斯普廷（1869—1910）原是乡村医生，会催眠术，因自称有预言的神奇功能而进入皇宫，成为俄罗斯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臣，为非作歹且荒淫无耻，从而引起贵族痛恨而被杀死。他原名诺维赫（俄语“新人”），人们称他为“拉斯普廷”，即俄语的“放荡”。——译者注

[42] 罗姆人又称吉卜赛人或茨冈人，源自印度，以“大篷车”形式流浪至欧洲各地，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各国，靠卖艺和算命为生，“二战”时像犹太人一样被纳粹屠杀。——译者注

[43] 格鲁吉亚语“克马拉”（Kmara）的意思是“受够了”。——译者注

[44] 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译者注

[45] 独联体的全称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由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2个（除了3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年底成立的；2005年土库曼斯坦退出，2008年格鲁吉亚退出，2014年乌克兰退出。——译者注

[46] 乌克兰语“博拉”（Pora）的意思是“是时候了”。——译者注

[47] 乌克兰语“兹那友”（Znayu）的意思是“我知道”。——译者注

[48] 卢加（Lugar）是共和党人，连任六届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参议员，直至2013年退休，他在2003~2007年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49] 恩道尔是政治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家，35年来一直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新秩序；2010年访华时提醒公众记住基辛格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民众”；著有《一个世纪的战争：英美石油政治与世界新秩序》。——译者注

[50] BTC输油管从里海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到地中海岸的土耳其港口杰伊汉，全长1 760公里。2005年5月10日开通时的第一桶油5月28日才到达杰伊汉。——译者注

[51] Unocal（尤尼科石油公司）曾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在印尼、泰国、孟加拉和属于亚洲的里海东岸地区都有油气项目；2005年中海油曾竞购该公司，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政治阻挠而未成功，最终该公司被雪佛龙兼并。——译者注

[52] Statoil（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是北欧最大的石油公司，西欧大陆的主要油气供应者，2009年《财富》杂志500强第36名、石油业第13名。——译者注

[53] 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法使总统候选人只要以微弱的多数票拿下人口大州的全部选举票，而以巨大劣势输掉选举票很少的人口小州，他仍能赢得大选，即使他没有得到过半的全国总票数。——译者注

[54] 选举出口计票显示戈尔赢几票，电脑计票显示他输几票；按选举法的规定，不能确定戈尔和小布什谁赢，必须重新人工计票或由法院断定，共和党控制的州法院判小布什赢了这个关键的州，从而赢得全国的大选。——译者注

[55] 日瓦尼亚（1963—2005）与萨卡什维利一起组织了“民主联盟”，在赢得了2004年1月的大选后，萨卡什维利任总统，日瓦尼亚任总理，2005年2月突然发病去世。——译者注

[56] Rustavi即800多年前格鲁吉亚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史诗《虎皮骑士》的作者鲁斯塔维利（Rustavili）。——译者注

[57] 库奇玛曾任研制导弹的“南方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他是乌克兰工程院院士，列宁勋章和乌克兰国家奖章获得者，在1992~1993年任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总理，1994~2005年任乌克兰第二届总统。第一届总统是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译者注

[58] 斯拉夫语中kulak是“拳头”或“富农”的意思，斯大林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被称为dekulakization。这里是指社会不安宁，拳头说了算。——译者注

[59] “和平伙伴关系”创议最初是保加利亚的新社会党提出的，1993年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成为美国的建议，1994年北约首脑会议批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它现在有22个成员国，其中有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2个，除了波罗的海3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译者注

[60] 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全称是“以奥列克山大·拉祖姆科夫命名的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2004年获得该年度中、东欧最佳非政府组织奖。——译者注

[61]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对决，佛罗里达州是关键，谁赢得该州谁就赢得总统职位。约600万选票的机器计票结果是小布什只多了537票，其优势只有万分之一。佛罗里达州法院按该州法律决定，如此小的差距应该手工重新计票，但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完成。由于时间不够，佛罗里达州法院决定可以延期。小布什团队上诉到保守派占优势（9名法官中有5名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手工计票不能延期，小布什按最初的机器计票赢得佛罗里达州，从而赢得总统选举。——译者注

[62] 小布什政府决定入侵伊拉克时，切尼是副总统。——译者注

[63] 尤先科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任总理是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在2005年9月季莫申科辞去总理职务后出任总理。——译者注

[64] “蓝筹”（blue chip）是股票市场上的优质股票，即绩优股（参见第五章的脚注）。——译者注

[65] 多尔曾是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1961—1969）和参议员（1969—1976），1976年作为福特总统竞选连任时的副总统候选人，1976年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挑战竞选连任的克林顿总统，这两次竞选都失败了。他现在是纪念共产主义时期牺牲者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6] 施瓦辛格是1970年移民的奥地利裔美国人，著名的健美运动员和打斗片电影明星；2003~2011年当选连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67] “维塞格拉德地区”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译者注

[68] 巴托雷出生于波兰，移民法国，是著名的海报创意设计师。——译者注

[69] 雅鲁泽尔斯基在德国进犯苏联时参加苏联组建的波兰人民军；波兰解放后，他曾任国防部部长、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等。他是左右为难的中间派，既阻止苏联及自己党内的强硬派武力镇压团结工会，又在团结工会不接受国家主动民主改革而上街闹事时取缔团结工会。1989年议会选举中统一工人党大败，1990年他被迫解职。2008年因被指责在1981年用坦克和刺刀镇压团结工会而受到审判。——译者注

[70] Zubr的俄语原意是“野牛”，也可理解为“死硬派”或“顽固派”。——译者注

[71] 阿卡耶夫是计算机技术科学博士，1989年任科学院院长，1990年年底当选为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任总统，1995年和2000年两次连任，2005年政局突变，通过政变上台的奥通巴耶娃剥夺了他的豁免权，使他流亡到莫斯科大学任教。——译者注

[72] Clog来自Cool Blog，即酷的（时髦的）博客；中国按其谐音称之为“酷格网”；这是一个分享时尚潮流资讯的网络平台。——译者注

[73] Caudillo是西班牙语，意为在人民中有魅力的“强人”、“领袖”、“军阀”、“独裁者”；Caudillo是19世纪初南美革命的民兵领袖，受到人民的个人迷信。——译者注

[74] 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是发明随机抽样法的统计学家乔治·盖洛普于1935年成立的。它采用使偏差率最小的随机抽样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调查。——译者注

[75] 巴基耶夫是反对派联合组织“人民道路”的领袖，在2004年“郁金香革命”推翻执政的“光明道路”党领袖阿卡耶夫总统后，他于2005年选举中当选为总统，2009年连任，2010年新的反对派“联合人民运动”通过骚乱赶他下台，由萝扎·奥通巴耶娃任总统，2011年年底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接任总统。总之，吉尔吉斯斯坦多年来一直政局不稳。美国租借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作为向阿富汗美军输送补给的转运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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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由民主国家内的宣传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被妒忌和愤恨的目标。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现实任务是设计一种使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差距关系的模式。

——乔治·凯南，1948年

作为市场营销工具的革命

本书前面关于中、东欧的叙述试图将通信技术的政治经济因素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行为相联系。在第一章，本书讨论了目前美国经济的促销特征，这是由于经济加速转变到信息发展模式（伴随着制造业和相关从业人员迁移到“海外”)。除了公众广泛地应用这些通信技术之外，它们最有活力的功用是销售在别处生产的商品以及金融和商业服务。因此，新的政治经济要求美国更加看重以下一些职业的技能和行为：市场营销、广告、公关、销售管理及其他一些企业的促销活动。作为跨国经济新的组成部分，技术和组织的基础设施渗入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使“后现代的”形象化世界为了转瞬即逝的新目的和手头的促销任务而重新组建（例如，上一代狂放的抒情歌曲被用于销售下一代的奢侈品)。

在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到处弥漫的广阔背景下，促销型文化前所未有地进入公众生活。老的宣传概念不足以解释利用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其他方式进行的销售，因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从未经历过现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互动的促销主义以及可用于此目的的现代工具。这个分析的关键是，宣传不再局限于商业或国家的一些具体项目，而是全局性的。现在，通过广播、电脑软件、互联网、手机、iPhone、推特、电子邮件、微信以及可以买到的（或赠送的）似乎无止境的混合技术和编程软件，促销的任务被植入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几乎一切形式的电子通信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广告，不仅把公民变成消费者，而且把他们变成无报酬的商品和服务的促销者。

这个影响全局的促销型文化已经深深地渗入官方的政治、公共政策、政府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并试图使它们迎合公众对信息产生的兴趣。但是，通过利用媒体鼓动“民意”的方法塑造公众参与政治是对理智的、仔细思考的和参与性的民主理想的一种亵渎。把能量和创造性用于为支持一位政客而开展的打品牌运动以及民意测验，不是真正地吸引公众对其政策产生兴趣，而是测试宣传的成效——为候选人造势和利用民意测验结果影响“选举”结果。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竞选和其他形式的运动已成为用任何必要手段求胜的事务。就像在商业方面一样，美国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卖方国家，它和它的新自由主义盟友们教导其他国家追随其脚步，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对帝国权力的保卫者而言，美国以及与其思想一致的国家（欧盟）有责任把“市场民主”的教义带给中、东欧那些抛弃了一党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那些推翻了军事独裁的民族主义威权国家。利用目前被硬的（秘密的和欺骗性的）和软的（公共外交）宣传鼓吹得很多的“革命”样板，美国力图在这些或其他一些地区为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安全以及力量优势打开缺口。美国不顾及用军事手段（如在中东）或非暴力方法（如在东欧）进行干涉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继续坚持向它认为的战略地区挺进。伍德罗·威尔逊 [1] 总统明确表达的，但是把干涉包藏在与人为善地“提升”国家文明的说辞内的美帝国主义野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促销民主依然是官方追求国家利益的基本理由。

尽管美国在国内实施的是虚伪的民主：它的媒体和信息设施公司的产权越来越集中、高等教育越来越昂贵得令人付不起、健康指数下滑和4 600万人无卫生保健、实际工资普遍下跌及其他许多公共领域指标的降低，小布什却把“促销民主”作为他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名言。为了争取言论上的先发优势，他的副总统、顾问们和内阁的各位官员们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市场营销公司和主流媒体雇来著名的促销天才，把新闻报道植入外国和国内的媒体，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禁止政府有这种行为。

第二章专注于介绍历史上美国的军事武装和秘密入侵他国的行为，以及在有影响的地区所进行的官方宣传。冷战为美国在世界上进行广泛的合法和非法干涉提供了一个环境，包括在夺取无人能挑战的世界霸权的使命中采用使他国政治和经济失稳及甚至谋杀的手段。按照冷战的叙述方式，苏联被丑化成摩尼教戏剧中的撒旦力量，这是里根从他有限的主要是电影知识的词汇和藏书中找出来的说法：“魔鬼帝国”。苏联在一切方面受到外部敌对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的猛烈攻击，又面临以国家为中心的早产社会主义及其腐败的内部矛盾，它几乎未打一枪就垮掉了。然而，冷战的结束没有给建立了压倒华沙条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美国工人们带来和平红利（工资或诸如此类)。相反，它导致了美国的工人阶级被遗弃，中西部老工业区的衰退和恶化，以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

在一个衰退的国家内，政府利用蓄意控制的电子手段维持“必要的幻觉”（Chomsky，1999），从而保持其权力基础的合法性。政治和选举事务的“职业化”有助于自然形成富豪统治，因为失去信心的公众不断地从参与公民事务的积极分子变成完全是人为制作的政治戏剧的观众；这个过程被穆雷·埃德尔曼 [2] （Murray Edelmen，1988）和普特南 [3] （Putnam，2001）及其他人描述得很好。严肃的新闻报道已经被追求利润的新闻活动、小报媒体的高分贝丑闻及耍手腕大师们操控的狡诈、诡计和政治辩论所淹没。同时，促销主义的影响从商业和商品式政治蔓延到外交政策领域。虽然对于直接把宣传用于国内（间接通过媒体的代理人）美国政府是有所限制的，但是事实上不限制它用于外交政策活动中。“感知管理”业的大佬们发现，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带领下扩展海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地区比苏联和中、东欧更受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家对抗“囚禁”国家的斗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祭坛上祷告文的中心内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垮台和资本主义的接班导致了那些地区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失稳。许多人指责政府心急莽撞地拥进去打开市场，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出卖国有产业、削减政府的社会支出及采用“休克疗法”的其他经济药方。但是对西方而言，“用魔法驱除第二世界 [4] 的共产主义遗产往往要求受援者改变其机制本质，包括银行业、工业、国际贸易、社保和医疗保健”（Wedel，2001，21）以及在法制、社会政策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做出根本性变革。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和西欧的其他机构（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以及私人团体的资助，使东欧陷入反对掌权者的一系列城市动乱和非暴力政变，即所谓的“颜色革命”中。这又促使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反弹，其根源在于害怕被包围和俄美之间因后者干涉该地区内政而导致的紧张关系重现。俄罗斯及其独联体内的贸易联系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采取行动反对外国的政治援助计划。它们都不信任旨在破坏国家主权和经济主权的，类似特洛伊木马的美国政治援助。这个回潮已传播到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Carothers，2006a）。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该地区对抗西方强权的防卫联盟，它们“在政治事务、经济和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领域以及能源、运输、旅游和环境保护方面寻求合作”（Engdahl，2006）。

如第四章所述，在东欧的动乱中，为迫使现任政府放弃权力而利用形象进行的抗议活动占据了中心地位。广告牌、徽章、标识、涂鸦、口号、雇用学生中令人注目的活动分子、响亮的革命辞藻、媒体的花招和打出“颜色革命”的品牌，所有这些都造成一种感觉，这个势头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且更像是一个彻底变革的运动。但是实际上，这不是任何种类的社会运动，因为一旦实现了主要目标，这些为政体变革而建立的组织大多都散伙了，它们从未确立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则，除了空洞地叫喊“民主”。甚至在《经济学家》杂志2008年度的商业民主指数中，第四章讨论的主要目标国家在民主方面依旧排名很低：塞尔维亚第63位、格鲁吉亚第104位、乌克兰第53位（Economist，2008)。虽然每一个政变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潜在的公众异议，但关键的因素是创造性地利用形象式表达方法和巧妙地运用政治策略，以达到短期的政体变革目标。具体的宣传形式则由于受到美国的技术培训、美国给反对派的支持及美国愿意扮演“老大哥”的角色而得到强化。由于反对派对俄罗斯和前苏联怀有遗留的敌意，美国这个角色具有很大的份量。

民主的意义

选举本身并不表示民主，因为许多独裁政权为了用合法性讨好西方国家，也举办表演性的而结果往往有舞弊的选举，从而取得政治支持以及经济与军事援助。一位匈牙利政治学家认为，美国人倾向于把选举和民主混为一谈，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观点。因为当选举结果不引起深刻的社会改革时，公民们感到的失望会导致普遍的故步自封和愤世嫉俗。真正的民主在于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广泛参与（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事实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提升民主的程度。一位密切关注者指出：

（颜色革命的）政变既没有使这些国家（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自由化，也没有使它们民主化。事实上，在革命和政体变革之后，目标和利益的两极化导致了清洗异己和分裂。这些颜色革命使本来就不简单的地缘政治现实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导致政治失稳、经济下滑和幻想破灭。（Tastenov，2007）

他的结论是，“民主”通常仅仅是利用“大批人集体吼叫”来触发公众要求改革政体的激情，以便外国利益集团和国内的精英们获取资产所有权、金融财务权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然而，尽管这种宣传具有操控民众的目的，但事实上民主的动听语言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它能提供某种激励，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系统显示出它的普世吸引力，即使它的精确意义变得模棱两可（甚至迫使镇压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都以民主为国名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正是由于口头允诺的民主与真正实施的民主之间脱节，所以才要求利用宣传以避免广泛传播的不和谐认识。

但是，正如甘地曾指出的，民主不能被输入或强加，它必须有机地生长。一个真正的民主，它的榜样力量足以在由傲慢的极权政体违反人民意愿而顽固地掌权的其他国家点燃反抗之火。为了民主最终能成功，假设美国是以我超你赶的竞赛方式，而不是以强加于别国或旨在使别国复制它的方式朝民主方向施加影响，那么对美国及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来说都会好些。

一方面，美国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它援助外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胁迫受援国仿照援助国的优先发展顺序。尤其是对美国而言，民主被定义为这些受援国“对外国资本的相对友好程度”（Ralph，2000，207）及它们是否准备接受“身居跨国公司本土的主人所论述的消费者民主”（Murphy，2003，72）。另一方面，美国对某些国家又往往不坚持给援助施加政治前提条件。它在2003年的军事和武器援助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11亿美元）、埃及（10亿美元）、科威特（1.53亿美元)、阿联酋（1.1亿美元）、乌兹别克（3 300万美元）。上述国家在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中都被列为非民主国家（Deen，2005）。一位欧洲的政治学家说，美国对它在东欧支持的各国政体不要求以民主为条件，其问题在于这样会使政治改革丧失信心。他说，欧盟对其成员国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要求使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感到有迫切理由要加入欧盟（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它们的对外援助项目中有同样的目的。但是，它们推行的项目比较克制，比较对公众负责，而且有长期的地缘政治和社会规划。不过即使在北欧，也有人发现“社会保障越来越失去其从前的目的和机制基础，变得‘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以竞争为首要目的’”（Baastian Van Apeldoorn，引自Bohle and Greskovits，2007，445）。

虽然美国的某些公民社会活动有比较慷慨的意图，但是美国“促销民主”团体的各种教育、政治、文化、宪制、法律和公民培训项目往往“把促销的核心标准定位为开放自由市场，增加贸易，以及让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入”（Kennedy and Lucas，2005，316）。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争”为全球干涉提供了更广泛的理由。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所谓民主的活动时，不提及美国和欧盟及它们的公司在那些国家的更广阔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控制欧亚走廊的能源，使整个地区军事化以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强权和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保护以色列的亚帝国军事和情报网络（通过遏制该地区的阿拉伯极端主义运动)，实现全球经济整合以及使跨国公司的市场扩散到整个地区的宏伟目标。

研究揭示，本书讨论的那些被定性为革命的和民主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既非革命的亦非民主的。英国学者戴维·兰尼 [5] （David Lane）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后现代的政变”而已（Lane，2009）。兰尼说，革命是“导致政治阶级和社会经济系统发生根本性变更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是完全推翻国家和阶级的结构。“颜色革命”的计划不含有这样的进程。作为一位俄罗斯和中、东欧问题的专家，兰尼认为，美国和欧盟企图加诸于东欧的政治形式是它们自己结盟的政治结构的延伸：“在国外实施‘民主化’政策是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关于以美国（及其盟国）的方式建立国际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结构最优先考虑之事不是社会的发展和授权给公民，而是立法保护私有（即公司的）产权、商业媒体、跨国市场、反对国家管制，以及把经济和安全整合进欧盟和北约（Lane，2009，115、118；Skocpol，1979）。

没有证据证明自从那一系列政变以来东欧生活有显著的改善。除了继续存在的腐败和政治不稳定之外，整个中、东欧地区自社会主义解体以来经历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Harvey，2005，17）。此外，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和卡莉·斯蒂尔（Carie Steele）利用回归分析法发现，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外国的援助民主或贸易自由化与民主化有任何关系。他们发现，比较好的民主化指标是国家财富和教育的持续改善。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助似乎与（民主方面的）情况恶化有关，而不是促进民主……对迈向民主进步最有用的援助是改善人类的发展。”（Scott and Steele，2005，451）

在海外促销民主并宣称原始的民主品牌来自美国，而且进一步断言美国是道义上和政治上先进的文明，在这些说辞背后有一系列潜在和流行的虚幻假设。对于这种说法，值得提出严肃的挑战，因为美国相对程度的自由是征服、镇压和暴力对待境外和当地人民的漫长历史产生的结果，更不用说赤裸裸的腐败堕落了。没收美洲原住居民和墨西哥人的土地，设立奴役、种族歧视和隔离机构，从而剥夺数百万人民的权利。许多生命被剥夺。对试图组织工会的人们进行的打击使希望破灭。直到1920年大部分妇女没有联邦确认的政治代表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赞助外国的镇压一直继续至今。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补助美国的市场系统。国家支持的垄断企业把经济理论家亚当·斯密的独立和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信条变成笑料。简而言之，美国人享受的民主是以许多国家数百万被剥夺权利的人民为代价的。所以，美国的自由是那些无这种自由的人们支付补贴的一种形式，他们保护美国公民免受警卫森严的公司市场系统的潜在威胁，而这种不受制约的公司市场系统肆无忌惮地以人类几乎所有的代价来追求利润。事实上，公司型资本主义与健全的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是不相容的——与环境安全也不相容。

在批判性地分析某些机构时，美国通常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改革。但是，外交政策的改革必须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批准或支持，它们对于操纵美国在国外的活动来说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跨国企业和一些特殊的产业，如军事武器销售业、能源业、快餐业、媒体和广告业、航空公司、电脑和电子业及其他产业。这些全球性公司我行我素的巨大特权虽然不受宪法保护，但损害了美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实际工资和购买力下滑）和自然环境。所以，在讨论要求外交政策立足于尊重外国的政治和文化主权以及提高贫困国家的人民生活标准时，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首先看看美国自己的公众参与程度，它决定了这些改革政策以及美国希望展示给全世界并且希望全世界模仿的美国生活的民主质量。

首先，民主是否值得追求？当然值得，但是促销民主应该从美国内部开始。1983年成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部分计划模仿了战后德国各党派基金会（stiftungen ）提出的促进民主计划。在打败纳粹政体后，德国认为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需要加强关于民主的教育；德国政府起初专注于这个目的，并继续支持国内的民主教育。虽然美国的公民一直成功地为扩大政治、经济和许多方面的社会民主而斗争，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民主欠缺。选举以及在精英们之间和平地转让权力并不构成民主政体。

民主的标志

除了吹嘘的假象之外，美国民主的实际情况怎样呢？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1944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建议的《第二个人权法案》以及此后在1948年国际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后才被规定为构成民主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文件中的建议，只有少数被采纳过。下面是现在关于美国民主标志的一些讨论。

1. 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是衡量一个民主国家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美国国会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机构，因为它不是由典型的美国人构成的，其成员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平均值。参议院62%的成员和众议院39%的成员是百万或亿万富豪（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在经济上属于这一档)。国会议员在种族和性别方面也很不合比例。此外，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蓝筹股公司 [6] ，这与他们的公共治理责任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Open Secrets，2008）。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们的公共政策考虑范围十分狭隘，他们所辩论的“冲突”只是简单的文化辩论，而不是阶级、性别和种族边缘化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美国选举的参与率在工业化国家中是最低的，在最近几次联邦选举中，其投票率徘徊在50%左右，在许多国家这会被认为是不足法定标准的选举。州和地方选举的参与率更是低得多。低的选民参与率是由于收入的高度不平等（Gudrais，2008）。主流媒体，包括受人尊重的《纽约时报》，谈论选举过程时通常只报道哪一位候选人筹集了最多的钱，谁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主流媒体几乎从不把低的投票率看作可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不投票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这个政治系统中权力最少的选民中。此外，主流媒体与政治顾问们、职业宣传家们和企业投资者们有共生关系，所有这些人都互相帮助赚选举的钱，从而提高参选的费用，使之成为全世界最贵的选举，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商业互动的网络，而绝大多数选民被隔绝于有意义地行使选择候选人的权利和整个选举过程之外。

2. 言论自由。在美国，人们有相当自由的言论权，但是很少被听到。合理的声音被由收视率和广告费驱动的媒体/信息系统内不高明而且大多教育程度很低却自以为是的评论员用高分贝的刺耳声音覆盖。主流媒体用耸动视听、分散注意力、假话谎言和名人崇拜效应等方法淹没听众，同时向他们灌输国家的，往往是沙文主义的或仇外的骄傲和消费欲望。公共广播越来越追随商业媒体的新闻日程，越来越因受大公司的和富豪们的资助而怀有感恩之情，因此缺乏为大多数人民或社会上的少数民族说话的极为关键的独立性。英国广播公司 [7] （BBC）不同于这些公共广播，它至少是主流商业媒体差劲的替代者。

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8] 的基本民主，即公众抗议、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被对公众言论权不感兴趣的政府所破坏。世界银行的“世界各国治理指标”把美国列为“发言权和问责权”的第31名，这个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参与选择他们的政府及有自由表达权、自由结社权和自由媒体评论的程度”（World Bank，2009）。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冰岛和波多黎各，都排在美国之前。小布什政府进一步销蚀了第一修正案和“制止无理搜查和拘留”的第四修正案 [9] ，使监控公民的程度升级，从而销蚀了公民应有的隐私权和政治异议权。《爱国者法案》 [10] 的通过导致了政府授权任意逮捕和不定期拘留以及对粗略地鉴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嫌疑人使用酷刑，严重破坏了保护公民自由的宪法核心。这个法案还制定了“自由言论区”，使当地警察可以圈定允许异议者出声的区域，实际上排除了发生公民们希望抗议的事件。

互联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言论自由权的潜在支持甚至是扩大。然而，如果认为现在接入互联网的权利不受侵犯，或者认为大多数人民为了政治教育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而使用互联网，那就太天真了。远程电信产业已经在计划发展多层次的接入，就像提供有线电视那样，这正受到要求“纯粹中立”（保证互联网继续作为公共载体而运作，不受价格歧视）的挑战。“电子民主”信仰者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和产业实施监测的现实情况，以及任何使用网络者很容易被监控的事实，这具有窒息异议者的作用。鉴于政府如此不受限制地进行窃听的可能性，与激进组织有关的人民敢在网上发表思想和信息吗？这个网络强迫顺从结构性的不平等，并且仅仅允许在网上的虚拟“抗议区”内表达如乔姆斯基(Chomky）所说的“在允许想的思想范围内”的异议。

3. 劳动人民的权利。在里根政府时期，白宫鼓励打击参加工会组织的劳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参加工会组织的劳工比率急速下降，现在只有12%（日本18%、英国13%、澳大利亚19%、德国20%、法国33%和意大利53%）。新自由主义对劳动人民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WTO）鼓励大公司把工资高的制造业移往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得到强有力的鼓吹，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骄傲地宣布：“我们如此结束了福利国家。”他的做法是使穷人从依靠政府援助转到依靠慈善机构的救济，这就是后来小布什总统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机构改革和终结福利国家的后果之一是，与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国相比，美国人现在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减少休闲和假期。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没有相应的力量改变这个趋势，虽然劳联—产联的报告说工会组织的比率在近几年有所上升。许多产业通过简单的签字画押机制以及骚扰或解雇工会组织者，积极地剥夺美国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这样剥夺工人权利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见不到的。如果美国把它的能力更多地用于使国内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那样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11] ，那么美国的“自由议程表”就会运作得好些。

4. 机会均等。富人与穷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在过去30多年中这一鸿沟变得越来越宽，从而使美国成为主要工业国家中阶级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的贫穷率在2008年达到13.2%几乎有4 000万（包括贫穷率为19%的1 410万儿童）的贫困人口，预期在2010年贫穷率达到26.6%（Pugh2009，A4)。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在监狱中的百分比高得不成比例。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而被监禁者却占世界囚犯的25%。这些民族群体在政府机构中的代表率及在雇用单位中的工资水平都远低于祖先来自北欧的同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从收入延伸到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和买得起体面的住房。虽然在种族和性别歧视方面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妇女方面仍然有各种重要形式的不平等，包括薪金和计时工资的歧视、职务提升的限制、有色人种、同性恋和变性人。与白人或亚洲裔美国人相比，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要高得多，而平均预期寿命则低得多。对于有色人种，另一种严重形式的机构性和机制性障碍是难以得到高学位教育的机会。

5. 公共管理。联邦政府对新奥尔良地区卡特琳娜飓风灾害的迟缓应对可能是近年来没有其他任何事件更能揭示它对有色人种和穷人的恣意不关心，也揭示了由于该市历史上的种族隔离使这场灾害加剧。尽管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世界上最贵的（在联合国经合组织的公共健康开支中排在第29位)，美国却在主要工业国中提供最差的保健项目。据估计，350多万美国人没有住房。得不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足够资助的美国高教机构的平均学费是世界上最贵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率曾经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的，现在已降为中等（Gudrais，2008）。对富裕者有利的税收政策是支持美国富豪型政策和社会的另一个反映。

6. 宪法。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尤其暴露出对公民行政治理的基本原则的恣意不敬。他的违宪行为包括：“极端预演”的秘密政策（即绑架“恐怖主义”的嫌疑人并将其囚禁在国外)，授权对嫌疑人使用暴力拷问，利用总统的“行政签署”以避免遵循法律，非法吊销人身保护状，因政治原因解雇联邦法官，利用国家安全署和私营电信公司对美国公民进行未经授权的电子监控，绕过国会而宣战和非法入侵主权国家，对根据《资讯自由法案》提出的请求施加更严格的限制，《爱国者法案》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把读者借书的信息提交给联邦当局，与一家私营数据库公司签订收集、编辑和储存公民信息的合同，删改或封杀环境保护署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报告，白宫的内阁成员拒绝在国会面前作证，以及大量的其他破坏公民权利的行为。

7.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继续通过单边的暴力、入侵和占领手段，以及利用军援、武器销售（从2002财政年度的120亿美元增加到2008财政年度的320亿美元）和支持别国的镇压等非直接手段，破坏其他国家的主权。尽管贝拉克·奥巴马保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用谈判取代武力，但他的政府的起步仍像他的前任一样，导致阿富汗的暴力升级而没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他开始说的是另一种腔调，在写本书时(2009年年底之前）确定他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变，还为时尚早。比较西欧国家与美国的民主以及前者如何处理它们的外交关系，有许多可学之处。但是，在输入文化和媒体对世界事务的关注方面，美国是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就限制了它的公民们去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可供选择的民主。

全面观察美国的公共领域，它应该有公众获得授权、辩论和深思熟虑的民主及坚强的平等社会秩序，但是观察结果令人气馁。一些作者，如普特南（Putnam，2001）注意到，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他的意思是指社区、社会和公民介入公共事务。与“新政”和“伟大社会” [12] 时期的政府概念相比，现在的政府被普遍认为，借用里根的话，是“问题所在”。这导致社会福利（而不是战争 [13] ）的相应下降，而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则上涨到大部分美国人付不起的水平。医疗保健的成本是美国破产的主要原因。

以上叙述旨在传达一个思想，美国虽然在某些重要方面令人羡慕，但是它不符合作为健全民主的世界形象。事实上，它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走向更加威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它在国外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与国内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实的脱节使其对内的和对外的宣传不可或缺。在一个充满着电子媒体和大体上不受制约地营销的社会里，促销型文化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一个平等而民主的社会没有理由求助于宣传，因为公民们很可能有确切的信息了解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所在，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后果。

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难以开出药方，因为在这方面需要做出的改变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根本性地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我说的“根本性”是指民主权利、公众参与和平等授权。所以，美国如果要在世界上产生正面影响，首先应在它自己的主权领土内开展民主建设。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及其他“民主”基金会需要像它们的德国基金会（stiftungen ）同行那样，把它们的努力专注于教育美国人知道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并在公共政策的一切方面建立高度的公民参与。这要求美国人民批判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及其不公正的和白皮肤有特权的模式，这是这个多种族社会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后来更为牢固的机制。民主的意识形态需要重新组建权力结构，并在民主的领导下转向发展它的一切公民的人类潜力及居住环境的物质和社会质量。这有点像是白日梦，但是，美国能在国外教授民主的唯一方法是在自己国内有一个民主典范。

[1] 此处有误；应该是麦金莱总统，不是威尔逊总统。——译者注

[2] 埃德尔曼（1919—2001）曾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研究形象化政治和政治心理学，著有《政治的形象化利用》（The Symbolic Use ofPolitics）、《假情报的政治》（The Politics ofMisinformation）。——译者注

[3] 罗伯特·普特南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著有《我们的孩子们：美国梦的危机》（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个人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和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American Community）。——译者注

[4] 西方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一世界，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世界；这不同于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译者注

[5] 戴维·兰尼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译者注

[6] 蓝筹股（或称绩优股）公司是指股价和红利高、稳赚不赔、有发展潜力、不会倒的大公司；代表纽约股市行情的道·琼斯指数就是各行业领军的30家公司股票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蓝筹”这个行话是一位股市经纪人奥利佛·金戈尔德在1923年借用赌场术语创建的：投注蓝色赌盘的机会是1赚25，红色是1赚5，白色是1赚1。——译者注

[7] 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资助的公共媒体，由皇家宪章保持其独立性，它的监委会由12人组成，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长及由首相提名、女皇委任的社会知名人士。——译者注

[8] 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制定任何剥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禁止干扰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译者注

[9] 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的搜查，无合理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译者注

[10] 《爱国者法案》（PatriotAct）是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后提请国会批准的“用适当手段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英语字头合起来构成“Patriot”，即“爱国者”，这是文字游戏，实际上与爱不爱国无关。——译者注

[11]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说这是美国人民准备为之奋斗的原则。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会见访问延安的美国代表团时表示赞同这四项自由。——译者注

[12] “新政”是小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大萧条时提出的由政府主导经济的福利国家概念，起初称为“百日新政”；“伟大社会”是约翰逊总统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概念，即“一切人能自由、充裕的生活，结束贫困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译者注

[13] 这里是本书作者戏谑地利用英语“福利”（welfare）与“战争”（warfare）两个词的词尾“fare”的谐音而已，这是文字游戏，没有实质意义。——译者注

参考文献

Abdullaev，Nabi（2007）.“U.S.Cash Is Lifeblood of Dozens of NGOs”.Moscow Times.May 18.Available at：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2007-113-2.cfm

Abramson，Jeff（Arms Control Association）（2008）.“U.S.Atop Expanding Global Arms Market”.Online at：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8_12/arms_market

Ackerman，Peter（2004）.“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The Rise of Civilian-Based Struggle and Democratic Change”.A talk 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Open Forum.June 29.Online at：http：//www.state.gov/s/p/of/proc/34285.htm

Adesnik，David and Michael McFaul（2006，Spring）.“Engaging Autocratic Allies to Promote Democrac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9（2）.Pp.7-26.

Ágh，Attila（2006）.East-Central Europe：Parties in Crisis and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uropeanization of the Party Systems”.In Peter Burnell，ed.，Globalising Democracy：Party Politics in Emerging Democracies.New York：Routledge.Pp.88-103.

Almond，Mark（2006）.“‘People Power’Is a Global Brand Owned by America”.Guardian（Comment）.August 15.Online at：http：//www.guardian.co. uk/commentisfree/2006/aug/15/usa.mexico

Ancel，Judy（2000，Summer）.“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Labor Studies Journal，25（2）.Pp.26-35.

Antelava，Natalia（2003）.“How to Stage a Revolution”.BBC News.December 4.Online at：http：//news.bbc.co.uk/2/hi/europe/3288547. stm.

Arendt，Hannah（1972）.Crises of the Republic：Lying in Politics，Civil Disobedience，On Violence，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ssociated Press（2004）.“War Games：Army’s Hollywood Sim”.December 19. Online at：http：//www.wired.com/science/discoveries/news/2004/12/66085

Associated Press（2007）.“Was Tillman Murdered?：AP Gets New Documents”. Editor Publisher.July 26.Online at：http：//www.editorandpublis-her.com/eandp/news/article_display.jsp?vnu_content_id=1003617692

Attkisson，Sharyl（2008）.“The Revolving Door：Lawmaker to Lobbyist”.CBS News（online）.May 9.Available at：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8/05/09/cbsnews_investigates/main4085325.shtml

Atwood，J.Brian（1992）.“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Larry Garber and Eric C.Bjornlund，eds.，The New Democratic Frontier：A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 on 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ashington，D.C.：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p.221-235.

Austin，Andrew（2005，July）.“Review of Wilson P.Dizard，Jr.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The Story of the U.S.Information Agency，”i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11（2）.Pp.141-148.

Bah，Umaru（2008，Spring）.“Daniel Lerner，Cold War Propaganda and US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An Historical Critique”.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25（1）.Pp.183-198.

Bahrampour，Tara（2008）.“Georgia’s Ex-Leader Puts in Final Spurt on Comback Trail”.Washington Post，January 2.Online edition.

Bajolle，Julie（2005，October）.“The Origin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Corruption：The Case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Available at：http：//hussonet.free.fr/bajolle.pdf

Baker，Jeremy（2004）.“Who Is David Hoffman and…What Is‘Internews’?”Media Monitors Network.January 9.Online at：http：//usa.mediamonitors.net/content/view/full/3724/

Baker，Peter（2009）.“Ridge：Bush Aides Pushed to Raise Threat Level”.New York Times.August 20.Online edition.

Bamford，James（2005）.“The Man Who Sold the War”.Rolling Stone.November 17.Online at：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story/8798997/the_man_who_sold_the_war/print

Barber，Benjamin（2007）.Con$umed：How Markets Corrupt Children，Infantilize Adults，and Swallow Citizens Whole.New York：W.W.Norton.

Barker，Michael（2006a）.“Promoting Polyarchy in Serbia：Taking the Risk out of Civil Society”.Znet（Z Magazine online）.November 1 Online at：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11311.

Barker，Michael（2006b）.“Regulating 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Znet（Z Magazine online）.October 29 Online at：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11295

Barker，Michael（2006c）.“Taking the Risk out of Civil Society：Harness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Regulating Revolutions”.Paper presented to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September 25-27.

Barker，Michael（2008）.“The Soros Media‘Empire’：The Power of Philanthropy to Engineer Consent”in Swans Commentary，July 14.Online at：http：//www.swans.com/library/art14/barker02.html

Barry，Ellen（2008）.“Stung by Criticism over Georgia，Putin Asks West for a Little Understanding”.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Online edition.

Barstow，David（2008）.“Hidden Hand of Pentagon Helps Steer Military Analysts”. New York Times.April 20.Online edition.

Barstow，David and Robin Stein（2005）.“Under Bush，a New Age of Prepackaged News”.New York Times.March 13.Online edition.

Baudrillard，Jean（1994）.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Worldwide Monitoring（2007）.“US Political Pundits Working for Ukrainian President，Opposition Leader Profiled”.June 15.Available through LexisNexis.

Begovic＇ Boris et al.（2007）.Corruption in Serbia Five Years Later.Belgrade：Center for Liberal-Democratic Studies.Online at：http：//pdc.ceu.hu/archive/00003696/01/corruption_five_years_later.pdf

Beissinger，Mark R.（2006，Winter）.“Promoting Democracy：Is Exporting Revolution a Constructive Strategy?”Dissent.Pp.18-24.

Belsat TV（2009）.“The First Independent TV Station in Belarus”.Online at：http：//www.belsat.eu/generator.php?p=1，6，62

Bernays，Edward（2005）.［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8］.Propaganda.Brooklyn，New York：Ig Pub.

Bernstein，Carl（1977，October 20）.“The CIA and the Media：How America’s Most Powerful News Media Worked Hand in Glove wit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Why the Church Committee Covered It Up”.Rolling Stone.Pp.55-67.

Bernstein，Carl（1992）.“The Holy Alliance：Ronald Reagan and John Paul II”. Time.February 24.Online edition.

Binion，Carla（2001）.“A CIA Propaganda Apparatus Aimed at the American People”. Online Journal.October 20.Available at：http：//www. onlinejournal.com/archive/10-20-01_Binion-printable.pdf

Binnendiyk，Anika L.and Ivan Marovic（2006）.“Power and Persuasion：Nonviolent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State Security Force in Serbia（2000）and Ukraine（2004）”.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39：Pp.411-429.

Birnbaum，Jeffrey（2005）.“A Quiet Revolution in Business Lobbying”.Washington Post.February 5.Online edition.

Birnbaum，Jeffrey H.and John Solomon（2008）.“Aide Helped Controversial Russian Meet McCain”.Washington Post.January 25.Online edition.

Blum，William（2000）.Rogue State：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Monroe，ME：Common Courage Press.

Blum，William（2008）.Killing Hope：U.S.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revised edition.Monroe，ME：Common Courage Press.

Blumenthal，Max（2004）.“The Other Regime Change”.July 16.Salon.com. Online at：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04/07/16/haiti_coup/print. html

Bohle，Dorothee and Béla Greskovits（2007 May）.“Neoliberalism，Embedded Neoliberalism and Neocorporatism：Towards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30（3）.Pp.443-466.

Boot，Max（2003）.“Washington Needs a Colonial Office”.Financial Times. July 3. Online edition.

Boot，Max（2004）.“Exporting the Ukraine Miracle”.Op-ed.December 30.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ebsite：www.cfr.org.

Bovard，James（2005）.Attention Deficit Democra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Brady，Robert A.（1943）.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and Strategy（2004）.“Brand America：Yankee Doodle Branding”.December 6.Available online through LexisNexis.

Brand，Ulrich（2005）.“Order and Regulation：Global Governance as a Hegemonic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2（1）. Pp.155-176.

Brier，Robert（2009，August）.“Historicizing 1989：Trans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East-Central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12（3）. Pp.337-357.

Broadcast Engineering（2008）.“Poll Reveals Overall Declining Trust in News Media”. January 18.Online at：http：//broadcastengineering.com/newsrooms/poll_reveals_overall_declining/

Broder，John（1997）.“Political Meddling by Outsiders：Not New for U.S”.New York Times.March 31.Online edition.

Brown，John（no date）.“The Anti-Propaganda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uly 21，2008.Online at：http：//www.bulletinboardforpeace.org/articlebrown.htm

Brown，John（2004）.“Historical Patterns of US Government Overseas Propaganda，1917-2004”.Public Diplomacy Press Review（newsletter）.August 18-19.Online at：http：// 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room/johnbrown_detail/august_18_19/

Bryl，Roman and Fedir Oryshchuk（2007）.“Tymoshenko Has Hired Clinton’s Press Secretary”.Delo（Ukraine）.Reprinted by BBC Monitoring Kiev Unit.June 15.Available on LexisNexis Academic database.

Brzezinski，Zbigniew（1997）.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

Burkholder，Steve（1993，Spring）.“On the Town with Jonas Savimbi-Huge U.S.Lobb-ying Expenditures by Angola”.Common Cause magazine.Online at：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54/is_n1_v19/ai_13571831

Bush，George H.W.（1989）.“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SEED）Act of 1989”.November 28.Online at：http：//bushlibrary.tamu.edu/research/public_papers.php?id=1265&year=1989&month=11

Bush，George W.（2004）.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April 13.Online a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Bush，George W.（2005）.“Supporting Emerging Democracies”.Remarks at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Dinner.Renaissance Hotel.Washington，D.C.May 17.Online at：http：//www.state.gov/s/crs/rls/rm/46818.htm

Calvo Ospina，Hernando（2007，August）.“The CIA’s Successors and Collaborators”. Le Monde Diplomatique.Online at：http：//mondediplo.com/2007/08/04ned

Campbell，Richard（2002）.Media and Culture，3rd editi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Campaign Magazine（2007）.“Rich Man，Poor Man”.March 30.Online edition.

Carey，Alex（1995）.Taking the Risk Out of Democracy：Corporate Propaganda Versus Freedom and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rnahan，Robin and Judith Corley（1992）.“Czechoslovakia”.In Larry Garber and Eric C.Bjornlund，eds.，The New Democratic Frontier：A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 on 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ashington，D.C.：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p.112-134.

Carnoy，Martin and Manuel Castells（2001）.“Globalization，the Knowledge Society，and the Network State：Poulantzas at the Millennium”.Global Networks，1（1）.Pp.1-18.

Carothers，Thomas（1999）.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arothers，Thomas（2000）.“Taking Stock of Democracy Assistance”.In Michael Cox，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81-199.

Carothers，Thomas（2002）.“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13（1）.Pp.5-21.

Carothers，Thomas（2006a，March/April）.“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Promotion”.Foreign Affairs,85（2）.Online at：http：//web.ebscohost.com/ehost/detail?vid=4&hid=15&sid=7872ef99-7ea2-456e-b85f-f5c87f2dbe3a%40SRCSM1

Carothers，Thomas（2006b）.Confronting the Weakest Link：Aid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ashman，Sean D.（1994）.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From the Death of Lincoln to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3rd edition.New York：NYU Press.

Castells，Manuel（1996）.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Vol.I.Cambridge，MA：Blackwell.

Cauley，Leslie（2006）.“NSA Has Massive Database of Americans’Phone Calls”. USA Today.May 11.Online editi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2008）.Empowering Independent Media，Inaugural Report：2008.Washington，D.C.：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2009）.“Academics and Research”.Online at：http：//www.ceu.hu/academics

Cevallos，Albert（2001）.“Whither the Bulldozer?：Nonviolent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erbia”.U.S.Institute of Peace report，No.72.August 6.Online at：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 72.html

Chandler，David（2006）.Empire in Denial：The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London：Pluto.

Chaulia，Sreeram（2006）.“Democratisation，NGOs and‘Color Revolutions’”.January 19.Open Democracy website.Online at：http：//www.opendemocracy.net/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_government/colour_revolutions_3196.jsp

Chivers，C.J.and Ellen Barry（2008）.“Georgia Claims on Russia War Called into Question”.New York Times.November 7.Online edition.

Chomsky，Noam（1999）.Necessary Illusions：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Boston：South End Press.

Chomsky，Noam（2007）.“How Propaganda Works in the West”.Online at：http：//beevine.newsvine.com/_news/2007/08/14/895716-noam-chomsky-how-propaganda-works-in-thewest

Chomsky，Noam（2008）.“Ossetia-Russia-Georgia”.September 9.Online at：http：//www.chomsky.info/articles/200809-2.htm

Chomsky，Noam and Daniel Mermet（2007，August）.“Democracy’s Invisible Line”（an interview with Chomsky）.Le Monde Diplomatique.Online at：http：//mondediplo.com/2007/08/02democracy

Civic Belarus（2009）.Available at：http：//www.en.civicbelarus.eu/o_nas

Clark，Neil（2003）.“NS Profile—George Soros”.New Statesman.June 2. Online at：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306020019

Clark，William（2007）.“Philanthropic Imperialism：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June 29.Online at：http：//www.iefd.org/articles/philosophical_imperialism. php

Cleaver，Harry（1992）.“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In Werner Bonefeld，Richard Gunn，& Kosmas Psychopedis（Eds.），Essays on Open Marxism：Theory and Practice，Vol.2.London：Pluto Press. Pp.106-144.

Clifford，Stephanie（2008）.“Product Placements Acquire a Life of Their Own on Shows”.New York Times.July 13.Pp.C 1，C6.

Clough，Patricia（1990）.“Bright Dawn for Hungarian Democracy”.The Independent（London）.March 26.Online edition.

Clover，Charles and Demetri Sevastopulo（2008）.“US Military Trained Georgian Commandos”.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6.Online edition.

CNN（2007a）.“Protests against Georgia President”.November 2.Online at：http：//www.cnn.com/2007/WORLD/europe/11/02/georgia.protest/index.html

CNN（2007b）.“Soldier：Army Ordered Me Not to Tell Truth About Tillman”.April 25.Online at：http：//www.cnn.com/2007/POLITICS/04/24/tillman.hearing/index.html

CNN（2009）.“Study：7.3 Million in U.S.Prison System in 07”.March 2.Online at：http：//www.cnn.com/2009/CRIME/03/02/record.prison. population/index.html

Cockburn，Alexander and Jeffrey St.Clair（2004）.Imperial Crusaders：Iraq，Afghanistan and Yugoslavia.New York：Verso.

Cohen，Jeff（2001）.“The Return of Otto Reich：Will Government Propagandist Join Bush Administration?”Extra! June 8.Available at：www.fair.org/articles/otto-reich.html

Cohen，Noam（2008）.“A Video Contest to Illustrate Democracy”.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Online edition.

Cohen，Roger（2000）.“Who Really Brought Down Milosevic?”.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26.Online edition.

Cohen，Stephen F.（2005）.“The Media’s New Cold War”.Nation，January 31.Onl-ine edition.

Cohen，Stephen F.（2006）.“The New American Cold War”.Nation，July 10.Online edition.

CommonDreams website（2004）.“Smedley Butler，Meet John Perkins”. November 19.Online at：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04/1119-24.htm

Cone，Stacey（1998/1999，Winter）.“Presuming a Right to Deceive：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the CIA，and the News Media”.Journalism History，24（4）. Pp.148-156.

Conry，Barbara（1993）.Loose Cannon：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Foreign policy briefing paper no.27 for the Cato Institute.November 8.Online at：www.cato.org/pubs/fpbriefs/fpb-027.html

Corwin，Julie A.（2005）.“East：Regime Change on the Cheap”.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April 19.Online at：http：//www.rfer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9）.“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nes.”45th Munich Conferenc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February 8.Online at：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515/remarks_by_national_security_adviser_jones_at_45th_munich_conference_on_security_policy.html

Cox，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2000），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00-217.

Crawford，Gordon（2003a，Spring）.“Promoting Democracy from Without-Learning from Within（Part 1）”.Democratization 10（1）.Pp.77-98.

Crawford，Gordon（2003b，Summer）.“Promoting Democracy from Without-Learning from Within（Part 2）”.Democratization 10（2）.Pp.1-20.

Crawley，Vince（2006）.“U.S.Seeks Expanded Sanctions Against Belarusian Authorities”.Americagov.State Department，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March 22.Online at：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english/2006/March/20060322172012 MVyelwarC0.2347681.html

Creamer，Matthew（2008）.“Obama Wins!…Ad Age’s Marketer of the Year”. AdAge.com.October 17.Online edition.

Critchlow，James（2004，Winter）.“Public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The Record and Its Consequence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6（1）. Pp.75-89.

Cullather，Nick（2000，Summer）.“Can’t Buy Me Love?”Review of Elizabeth C. Hoffman，All You Need Is Love：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60s.Diplomatic History，24（3）.Pp.547-550.

C＇wiek-Karpowicz，Jaroslaw and Piotr Maciej Kaczyn＇ski（2006）.“Assisting Negotiat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Lessons from Poland，1980-1999”.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Warsaw.Available at：http：//www.isp.org.pl/files/17095633540908685001161861354.pdf

Damrosch，Lori F.（1989）.“Politics across Borders：Nonintervention and Nonforcible Influence over Domestic Affair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83（1）.Pp.1-50.（October/November）：40ff.

Daragahi，Borzou and Mark Mazzetti（2005）.“U.S.Military Covertly Pays to Run Stories in Iraqi Press”.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 30.Online edition.

Deen，Thalif（2005）.“US Ramps Up Arms Supplies to Repressive Regimes”. Anti-war.com.May 26.Online at：http：//www.antiwar.com/ips/deen.php?articleid=6080

De Maio，Fernando（2007，February）.“Book Review of Todd Landman”.Protecting Human Rights：A Comparative Study.In Essex Human Rights Review，4（1）Pp.1-4.

Derber，Charles（1998）.Corporation Nation：How Corporations Are Taking over Our Liv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New York：St.Martin’s Press.

Devroy，Ann（1990）.“Bush Backs E.Europe‘Aid Corps’”.Washington Post.May 13.Online edition.

DeYoung，Karen and Walter Pincus（2008）.“U.S.to Fund Pro-American Publicity in Iraqi Media”.Washington Post.October 3.Online edition.

Dinmore，Guy（2006）.“Bush Enters Debate on Freedom in Iran”.Financial Times.March 30.Online edition.

Dobbs，Michael（2000）.“U.S.Advice Guided Milosevic Opposition”.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1.Online edition.

Dresner，Wickers and Associates，LLC（2008）.“Website.”March 23. Online at：http：//www.dresner-wickers.com/the-firm-team.php.

Dumenco，Simon（2001）.“Stopping Spin Laden”.New York Magazine. November 12.Online edition.

Durden-Smith，Jo（2005）.“No More People Power”.New Statesman.Online edition.October 3.

Dutta-Bergman，Mohan J.（2005）“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Relations：Not So Civil After All”.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7（3）.Pp.267-289.

Economist（2008）.“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2008”. October 29.Online at：http：//graphics.eiu.com/PDF/Democracy%20Index%202008.pdf

Edelman，Murray（1988）.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ling，Duane（2005）.“Opening Doors to Democracy in Ukraine”.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 website.http：//pubs.mott.org/publications/websites/MosaicV4N1/pdf/update.pdf

Elliott，Stuart（2008）.“Ad Spending Forecast Lowered Again”.New York Times.July 9.Online edition.

Engdahl，William F.（2004）.A Century of War：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Rev.edition.London：Pluto Press.

Engdahl，William F.（2005）.“Color Revolutions，Geopolitics and the Baku Pipeline”. June 27.Online at：http：//www.engdahl.oilpolitics.net/print/Color%20Revolutions.htm

Engdahl，William F.（2006）.“US Outf lanked in Eurasia Energy Politics”.Asia Times（Hong Kong）.June 10.Online at：http：//www.atimes.com/atimes/Global_Economy/HF10Dj01.html

Engelberg，Stephen（1990）.“U.S.Grant to 2 Czech Parties Is Called Unfair Interference”.New York Times.June 10.Online edition.

Epstein，Susan B.，Nina M.Serafino，and Francis T.Miko（2007）.“Democracy Promotion：Cornerstone of U.S.Foreign Policy?”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26.Online at：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4296.pdf

Escobar，Pepe（2005）.“The Tulip Revolution Takes Root”.Asia Times（Hong Kong）. March 26.Online at：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GC26Ag03.html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2003）.“Eastern Empires：Foreign Ownership in CEE Media”.Online at：http：//subsol.c3.hu/subsol_2/contributors3/efjtext.html

Falconi，Toni M.（2006 November）.“How Big Is Public Relations（and Why Does It Matter?）”.Institute for Public Relations.Online at：http：//www. instituteforpr.org

Feierstein，Mark and Ron Shaiko（1999，April）.USAI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Washington，D.C.：USAID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Feinberg，Barbara S.（1970，September）.“Creativity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The Role of the Law-Giver in the Thought of Plato，Machiavelli and Rousseau”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3（3）.Pp.471-484.

Foer，Franklin（2005）.“Regime Change，Inc”.The New Republic.April 25.Pp.16-23.

Foley，April H.（2007）.“Remarks to the Harvard Club on U.S.Foreign Policy and Hungary”.U.S.Embassy，Budapest.January 31.Online at：http：//hungary. usembassy.gov/harvard_club.html

Forumnet.Ukraine（2009）.Online at：http：//www.forumnetukraine.org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2008）.“Who We Are”.Online at：http：//www.defenddemocracy.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16504 &Item id=374

Fouts，Joshua S.（2006），“Executive Summary”.In J.Fouts，ed.，Public Diplomacy，Practitioners，Policy Makers，and Public Opinion.Los Angeles，CA：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Pp.8-19.Online at：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pdfs/USCCPD_PublicDiplomacy_WPO_2006.pdf

Freedom House（2005）.Annual Report，2005.

Froomkin，Dan（2005）.“The Karl Rove Ascension”.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Online edition.

Fuchs，Christian（no date）.“Knowledge and Class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Paper published online at：http：//peter.fleissner.org/Transform/Class.pdf

Galizio，Larry（2009）.“The Incorporation of Direct Democracy：Populism and Initiative Practices as Contested Terrain”.Ph.D.dissertation.School of Urban Studies and Planning，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Garfield，Bob（2004）.“Revolution，Inc”.On the media.Program on National Public Radio.December 3.Online at：http：//www.onthemedia.org/yore/transcripts/transcripts_120304_revolution.html

Gerth，Jeff（2005）.“The Reach of War：Propaganda”.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Online edition.

Gindin，Jonah（2005）.“The Battle for Global Civil Society”（interview with William I.Robinson）.Inter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ebsite.June 13.Online at：http：//www.iefd.org/articles/global_civil_society.php

Gindin，Jonah and Kirsten Weld（2007，January/February）.NACLA.Report on the Americas.40（1）.Online at：http：//www.nacla.org/art_display.php?art=2668

Global Exchange（2009）.“Reality Tours”.Online at：http：//www. globalexchange.org/tours/1043.html

GlobalSecurity.org website（2008）.“China’s Defense Budget”.Online at：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budget.htm

Greenberg Quinlan Rosner Research（2008）.“All Clients”.Online at：http：//www.greenbergresearch.com/index.php?ID=109

Gomez，Alan（2007）.“Poll：79% of Cubans Think Castro Gov’t Can’t Fix Problems”.USA Today.November 19.Online edition.

Goodhart，Michael（2005，February）.“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12（1）.Pp.1-21.

Gould，Jens Erik（2006）.“Democracy’s Special Forces Face Heat”.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6.Online edition.

Greenpeace（2002）.“USAID and GM Food Aid”.Online at：http：//www.greenpeace.org.uk/MultimediaFiles/Live/FullReport/5243

Grossman，Zoltán（2008）.“From Wounded Knee to Iraq：A Century of U.S.Military Interventions”.Online at：http：//academic.evergreen.edu/g/grossmaz/interventions.html

Grossmann，Matt（2009）.“Campaigning as an Industry：Consulting Business Models and Intra-Party Competition”.Business and Politics，11（1）. Online at：http：//www.bepress.com/bap/vol11/iss1/art2

Gudrais，Elizabeth（2008，July/August）.“Unequal America”.Harvard Magazine.Online at：http：//www.harvardmagazine.com/2008/07/unequal-america.html

GuideStar（2009a）.“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Online at：http：//www.guidestar.org/pqShowGsReport.do?npoId=83303&partner=justgive

GuideStar（2009b）.“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Online at：http：//www. guidestar.org/pqShowGsReport.do?partner=justgive&npoId=476814

Guilhot，Nicolas（2007）.“Reforming the World：George Soros，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Philanthropic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Critical Sociology，33（3）. Pp.447-477.

Gunn，Angela（2006）.“Acxiom pitched feds on large-scale Web-surveillance project”. Computerworld.February 2.Online at：http：//www. computerworld.com/s/article/print/108348/Acxiom_pitched_feds_on_large_scale_Web_surveillance_project

Guth，David W.（2000，Summer）.“The Emergence of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Public Relations Review，26（2）.Pp.191-207.

Habermas，Jürgen（1991）.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MA：MIT Press.

Hagenbaugh，Barbara（2002）.“U.S.Manufacturing Jobs Fading Away Fast”.USA Today.December 12.Online edition.

Hale，Henry E.（2006）.“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39（3）.Pp.305-329.

Hall，Mike（2008）.“Bush Spends Record Amount for Corporate Contracting”.AFL-CIO Now Blog.December 2.Online at：http：//blog.aflcio.org/2008/12/02/bush-spends-record-amount-for-corporate-contracting/

Hamburger，Sarah（2008）.“A Hidden Agenda：John McC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June 25.Online at：http：//www. coha.org/2008/06/a-hidden-agenda-john-mccain-and-the-iri/

Harare Sunday Mail（no author）（2006）.“Zambia Deports Spies w/CIA-Freedom House Ties”.February 5.Reprinted online at：http：//mostlywater.org/zambia_deports_spies_w_cia_freedom_house_ties

Harcourt，Alison（2003，July）.“The Regulation of Media Markets in Selected EU Accession Stat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uropean Law Journal，9（3）.Pp.316-340.

Hartung，William and Michelle Ciarrocca（2004，October）.“The Ties that Bind：Arms Industry Influence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Beyond”.A World Policy Institute Special Report.Online at：http：//www. 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TiesThatBind.html

Harvey，David（2005）.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lwig，David J.（1987）.“The Afro-American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s Mexican Policy，1913-1917”.Phylon，48（4）.Pp.261-270.

Herd，Graeme P.（2005，March/April）.“Colorful Revolutions and the CIS：‘Manufactured’Versus‘Managed’Democracy?”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Pp.3-18.

Heritage Foundation（2005）.“Strengthening U.S.Public Diplomacy Requires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and Strategy”.August 5.Online at：http：//www. heritage.org/Research/PublicDiplomacy/bg1875.cfm

Herman，Edward S.and Noam Chomsky（1988）.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New York：Pantheon.

Hilhorst，Dorothea（2003）.The Real World of NGOs：Discourses，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London：Zed Books.

Hodgson，Jessica（2002）.“Pentagon Steps up Propaganda Efforts”.Guardian. February 19.Online edition.

Hoffman，David（2002，March/April）.“Beyond Public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81（2）.Online edition.

Hoffman，David and Helle Dale（2005）.“Winning the War of Ideas：Washington Should Back Private Broadcasting”.Washington Times.June 24. Online edition.

Holtz-Bacha，Christina（2004）.“What Is‘Good’Press Freedom?：The Difficulty of Measur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Worldwide”.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Porto Alegre，Brazil.July 25-30.

Hook，Steven W.（2002）.“Inconsistent U.S.Efforts to Promote Democracy Abroad”.In Peter J.Schraeder，ed.，Exporting Democracy：Rhetoric vs.Reality. Boulder，CO：Lynne Rienner.Pp.109-128.

Hoopes，Townsend（1973/1974，Winter）.“God and John Foster Dulles”.Foreign Policy.Pp.154-177.

Ignatius，D.（1991）.“Innocence Abroad：The New World of Spyless Coups”.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2.Online edition.

Ikenberry，G.John（1999，Spring）.“Why Export Democracy?：The‘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Wilson Quarterly，23（2）.Online at：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exdem.htm

Independent（London）（1990）.“Bright Dawn for Hungarian Democracy”.March 26.Available at：www.ndi.org/files/1261_NDI_Rep_Intl_Affairs_Spring_1990.pdf

Infoplease Database（2008）.“Largest Military Expenditures，2007”.Online at：http：//www.infoplease.com/us/military/largest-world-military-expenditures.html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2008）.“Turnout in the World-Country by Country Performance”.Online at：http：//www. idea.int/vt/survey/voter_turnout_pop2.cfm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2007）.“Kyrgyz Republic”.Online at：http：//www.iri.org/eurasia/kyrgyzstan.asp

Internews（2009）.“About Internews”.Online at：http：//www. internews.org/about/default.shtm#mission

Israel，Jared and Nico Varkevisser（2000）.“U.S.Arrogance and Yugoslav Elections”.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website.Accessed July 27，2007 from：http：//www.emperor-sclothes.com/engl.htm

Jansen，Sue Curry（2008，January）.“Designer Nations：Neo-Liberal Nation Building-Brand Estonia”.Social Identities，14（1）.Pp.121-142.

Jenkins，Katy（2005，June）.“No Way Out?Incorporat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 Voluntary Sector within Spaces of Neoliberalism”.Antipode，37（3）.Pp. 613-618.

Jhally，Sut（1987）.The Codes of Advertising：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St.Martin’s.

Johnson，Chalmers（2008，February）.“The Economic Disaster That Is Military Keynesianism”.Le Monde Diplomatique（English edition）.Online at：http：//www.mondediplo.com/2008/02/05military

Johnson，Stephen，Helle Dale，and Patrick Cronin（2005）.“Strengthening U.S.Public Diplomacy Requires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and Strategy”.Online at：http：//www. heritage.org/Research/PublicDiplomacy/bg1875. cfm

Johnstone，Diana（2003）.Fool’s Crusade：Yugoslavia，NATO，and Western Delusi-on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Jones，Bart（2004）.“U.S.Funds Aid Chavez Opposition：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t Center of Dispute in Venezuela”.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April 2.Online at：http：//www.natcath.org/NCR_Online/archives2/2004b/040204/040204a.php

Jones，Sebastian（2009）.“Dick Gephardt’s Spectacular Sellout”.Nation. October 19.Pp.21-24.

Jubas，Kaela（2007）.“Conceptual Con/fusion in Democratic Societies：Understandings and Limitations of Consumer-Citizenship”.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7（2）.Pp.231-254.

Judis，John B.（2003）.“History Lesson：What Woodrow Wilson Can Teach Today’s Imperialists”.New Republic.June 9.Online edition.

Kahn，Carrie（2009）.“Homeland Security Gets the Reality TV Treatment”. National Public Radio（“Morning Edition.”）January 6.Online at：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9032539

Kampfner，John（2003）.“The Truth About Jessica”.Guardian.May 15.Online edition.

Kandelaki，Giorgi.（2007）.“Enough Is Enough?”Young Europeans for security website.（Denmark）.Online at：http：//www.yes-dk.dk/YES/index.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44&Itemid=169

Kane，Paul（2007）.“Diplomats Received Political Briefings”.Washington Post.July 24.Onlin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Kaplan，Karen（1999）.“To Improve Its Traning，Army Enlists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19.Online edition.

Kegley，Charles W.and Margaret G.Hermann（1996）.“How Democracies Use Intervention：A Neglected Dimension in Studi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33（3）.Pp.309-322.

Kellen，Konrad（1965）.“Introduction”.In Jacques Ellul，Propaganda：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New York：Alfred A.Knopf.

Kendrick，Alice and Jami A.Fullerton（2004，September/October）.“Advertising as Public Diplomacy：Attitude Change among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44（3）.Pp.297-311.

Kennedy，Liam and Scott Lucas（2005）.“Enduring Freedom：Public Diplomacy and U.S.Foreign Policy”.American Quarterly，57（2）.Pp.309-333.

Khmara，Irina（2007）.“A Million Dollars for Manafort.Americans Replace Russian Spin Doctors in Ukraine”.Nezavisimaya Gazeta（Moscow）.August 22.Reprinted by BBC Monitoring Service（London）.Available at：http：//www. unian.net/eng/news/news-210602. html

Kinsey，Dennis E.（1999）.“Political Consulting：Bridging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In Bruce I.Newman，ed.，Handbook of Political Marketing.Thousand Oaks，CA：Sage.Pp.113-127.

Kirkpatrick，Jeane（1979，November）.“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Pp.34-45.

Kiss，Balázs（2005）.“Marketing Culture and the Celebrity Politician：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in Hunga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conference，Budapest.September 8-10.

Klein，Naomi（2007）.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

Koerner，Brendan I.（2004）.“Bush Aims to Raise Whose Budget?”Slate. January 22.Online at：http：//www.slate.com/id/2094293

Korf，Yulia（2007）.“Kyrgyz Republic：Reporter’s Notebook”.Global Integrity Report Website.Online at：http：//report.globalintegrity.org/Kyrgyz%20Republic/2007/notebook

Kornblut，Anne E.（2005）.“Third Journalist Was Paid to Promote Bush Policies”. New York Times，January 29.Online edition.

Kosar，Kevin R.（2005）.“Public Relations and Propaganda：Restrictions on Executive Agency Activities”.CR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eport for Congress. February 8.

Kozak，Michael G.（2001）.“Belarus and the Balkans”（commentary）. Guardian.Au-gust 25.Online edition.

Kuchment，Anna（2001）.“Selling the U.S.A.；Old-Style Propaganda Meets Madison Avenue Spin as America Gears up to Reinvent Its Image in the Muslim World”.Newsweek，November 26.Online edition.

Kuras，Benjamin（2002，July）.“State of Czech Press-Dangers and Challenges”. Online at：http：//www.svu2000.org/issues/kuras10.htm

Kurtz，Howard（2005）.“Jeff Gannon Admits Past‘Mistakes’，Berates Critics”.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9.Online edition.

Kushlis，Patricia（2008）.“Radio Free What?”April 23.Online at：http：//whirledview.typepad.com/whirledview/2008/04/radio-free-what.html

Lake，Eli（2007）.“Obama Rebuffs Soros”.The Sun（New York）.March 21.Online at：http：//www.nysun.com/national/obama-rebuffs-soros/50846/

Lambert，Brian W.（2003）.“In the Marketing Mix”.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fessional Sales Symposium of the United Professional Sales Association，Washington，D.C.November 24.Online at：http：//www.brianlambert.biz/docs/New_Role_of_Sales_in_Marketing_Mix.pdf

Lamont，Christopher（2009，June）.“Contested Sovereignty：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me Chang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25（2-3）.Pp.181-198.

Landler，Mark and Brian Stelter（2009）.“U.S.Steps Gingerly into Tumult in Iran”. New York Times.June 17.Online edition.

Lane，David（2008，November）.“The Orange Revolution：‘People’s Revolution’or Revolutionary Coup?”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0（4）. Pp.525-549.

Lane，David（2009，June）.“‘Coloured Revolution，’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25（2-3）. Pp.113-135.

Latynski，Maya（1992）.“Poland”.In Larry Garber and Eric C.Bjornlund，eds.，The New Democratic Frontier：A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 on 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ashington，D.C.：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p.95-111.

Laughland，John（2005）.“The Mythology of People Power”.Guardian. April 1.Online edition.

Laughland，John（2008）.“Bloom off the Rose”.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September 22.Online edition.

Laughland，John（2009）.“The Technique of a Coup d’tat”.July 21.Online at：http：//www.lewrockwell.com/orig6/laughland8.1.1.html

Levy，Clifford J.（2007）.“Ukrainian Prime Minister Reinvents Himself”.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0.Online edition.

Levy，Clifford J.（2010）.“Toppled in Ukraine but Nearing a Comeback”.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Online edition.

Lewis，Mark B.（1999，Summer）.“Penetrating Milosevic’s Wall of Silence：Voice of America Finds Creative Ways to Reach Balkan Audiences”. Nieman Reports，Vol.53（2）.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Online at：http：//www.nieman.harvard.edu/reports/99-2NRsummer99/Lewis.html

Lewis，Stephen B.（2004，February）.“Global Sponsor Firms…Looking Beyond Their Own Back Yards”.Abfjournal.Online at：http：//www.gelending. com/Home/AboutUs/PDF/articles/Lewis.pdf

Lippmann，Walter（1922）.Public Opini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

Lowe，David（2008）.“Idea to Reality：A Brief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 website.Updated July 23.Online at：http：//www.ned.org/about/nedhistory.html

Lucas，Edward（1990）.“Democracy in Soft Focus Woos Czechoslovakia”. The Independent（London）.May 28.

Lyon，David（2001）.Surveillance Society：Monitoring Everyday Life.Bucking-ham，U.K.：Open University Press.

MacKinnon，Mark（2007）.The New Cold War：Revolutions，Rigged Elections，and Pipeline Politic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New York：Carroll & Graf.

Magner，Michael（2005，March-June）.“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fter 1989：A Legacy of Socialism?”Canadian Slavonic Papers，47（1-2）.Pp.49-70.

Marquis，Christopher（2002）.“U.S.Bankrolling Is Under Scrutiny for Ties to Chavez Ouster”.New York Times.April 25.Online edition.

Martin，Courtney E.（2007）.“Time Off f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American Prospect.May 21.Online edition.

Matveeva，Anna（2008，March/April）.“Exporting Civil Society：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55（2）Pp.3-13.

Mayr，Walter（2006）.“Government Chaos Dashing Hopes of New Beginning”.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English version，Germany）.December 28. Online at：http：//www. 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0，1518，456042，00.html

Mazzetti，Mark（2009）.“U.S.Says C.I.A.Destroyed 92 Tapes of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Times.March 2.Online edition.

McClear，Richard，Suzi McClear，and Peter Graves.（2003，November）. U.S. Media Assistance in Serbia.July 1997-June 2002. USAID Bureau for Policy and Program Coordination.Online at：www.mcclear.net/Serbia%20Paper%20Final.pdf

McFaul，Michael（2004）.“‘Meddling’in Ukraine：Democracy Is Not an American Plot”.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1.Online edition.

McFaul，Michael（2006，May）.“Importing Revolution：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Ukraine’s 2004 Democratic Breakthrough”.Center on Democracy，Development，and The Rule of Law，Working Paper No.59.Stanford University.Online at：http：//iis-db.stanford.edu/pubs/21145/McFaul_No_59.pdf

McIntire，Mike and Jeffrey Gettleman（2009）.“A Chaotic Kenya Vote and a Secret U.S.Exit Poll”.New York Times.January 31.Online edition.

Melia，Thomas O.（1992）.“Hungary”.In Larry Garber and Eric C.Bjornlund，eds.，The New Democratic Frontier：A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 on 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ashington，D.C.：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p. 39-64.

Melia，Thomas O.（2005）.“The Democracy Bureaucracy：The Infrastructur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Paper for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September 2005.Online at：http：//www.princeton.edu/~ppns/papers/democracy_bureaucracy.pdf

Melia，Thomas O.（2006 Summer）.“The Democracy Bureaucracy”.The American Interest，1（4）.Pp.122-130.

Melman，Seymour（1974）.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Merle，Renae（2005）.“Pentagon Funds Diplomacy Effort”.Washington Post.June 11.Online edition.

Migone，Andrea（2007，Spring）.“Hedonistic Consumerism：Patterns of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9（2）.Pp.173-200.

Miller，Mark C.（2005）.“Introduction”.In Edward Bernays，Propaganda. Brooklyn，New York：Ig Pub.Pp.9-33.

Mowat，Jonathan（2005）.“Coup d’tat in Disguise：Washington’s New World Order‘Democratization’Template”.February 9.Online at：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MOW502A.html

MPRI website（2006）.“Strategic Communications”.Online at：http：//www. mpri. com/main/strategiccommunications.html

Murphy，Patrick D.（2003）.“Without Ideology?：Rethinking Hegemony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edia”.In Lee Artz and Yahya Kamalipour，eds.，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Alban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p.55-75.

Nagourney，Adam（2009）.“R.N.C.Chairman Apologizes to Limbaugh in Flap over His Role”.New York Times.March 2.Online edition.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7a）.“Europe：Central and Eastern：Czech Republic”.Accessed March 20，2007.http：//www.ndi.org/worldwide/cee/czech/czech.asp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7b）.“Europe：Central and Eastern：Poland”. Accessed June 14，2007.http：//www.ndi.org/worldwide/cee/poland/poland.asp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1998）.“Statement of Paul B.McCarthy，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to the［U.S.］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Washington，D.C.December 10.Online at：http：//emperors-clothes.com/news/ned-1.htm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04）.“Grantee Spotlight：The Democratic Initiatives Foundation”.Online at：http：//www.ned.org/grants/04programs/spotlight-eurasia04.html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06）.“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Assistance”.A Report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S.Senate，June 6.Washington，D.C.Online a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reports/backlash06.pdf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09）.“Multiregional & Miscellaneous Programs”. Online at：http：//www.ned.org/grants/08programs/grants-multi08. html

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4）.“Emergency：Ronald Reagan at Westminster”.June 10.Online at：http：//www.nationalreview.com/document/reagan200406100912.asp

Naumczuk，Anna，Eugeniusz Mironowicz，Pawel Kazanecki，and Grzegorz Gromadzki（2001，September）.“The Forgotten Neighbour-Belarus in the Context of EU Enlargement to the East”.Batory Foundation（“On the Future of Europe”Policy Papers # 4）.Online at：http：//www.batory.org.pl/ftp/program/for-um/ rap4eng.pdf

Nayem，Mustafa（2007）.“American Technologists at the Service of Yanukovych”. Ukrayinska Pravda.May 23.Online at：http：//www. pravda.com.ua/en/news/2007/5/23/7839.htm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2009).“Georgia：State of Democracy”. Online at：http：//www.nimd.org/document/1211/Georgai-programme.

Network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ts（2003）.“Weekly Service”.June 12.Online at：http：//www.idee.org/Editor’s%20Announcement.html

Newberg，Paula R.and Thomas Carothers（1996，Spring）.“Aiding-and Defining-Democracy”.World Policy Journal.Pp.97-108.

Newman，Andrew A.（2009）.“The Body as Billboard：Your Ad Here”.New York Times.February 20.Online edition.

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7）.June 4.“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Impact of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Online at：http：//www.naa.org/Resources/Articles/Public-Policy-The-Comprehensive-Economic-Impact-of-Advertising-Expenditures-in-the-United-States/Public-Policy-The-Comprehensive-Economic-Impactof-Advertising-Expenditures-in-the-United-States.aspx

NGO Handbook（2009）.“What Ar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February 11.Online at：http：//www.ngohandbook.org/index.php?title=What_are_Non-Governmental_Organizations_%28NGOs%29%3F

“Niccolo M”Center of Political Consulting（Russia）website（accessed June 4，2007）：http：//www.nikkolom.ru/centr_Home.htm

Nunberg，Geoffrey（2004）.“Bush’s Mock News Stories Revive Familiar Technique”. San Jose Mercury News.April 4.Online edition.

 Beacháin（2009，June）.“Roses and Tulips：Dynamics of Regime Change in Georgia and Kyrgyzstan”.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5（2-3）. Pp.199-226.

OECD（2008）.OECD Factbook，2008.Online at：http：//lysander.sourc-eoecd.org/vl=4713587/cl=11/nw=1/rpsv/factbook/

Off，Carol（2005）.“Anatomy of a Revolution”（Interview by Rick MaccinnesRae，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program，“Dispatches”）.February 16.Online at：http：//www.cbc.ca/dispatches/sept04june05.html.

O’Leary，Noreen（2008）.“The Rise of BRIC”.Adweek.February 4.Online edition.

Olins，Wally（2005）.“Nation Branding in Europe”.December 3.Online at：http：//www.sbs.ox.ac.uk/news/archives/EMBA/National+branding+in+Europe.htm

Open Secrets（2008）.“As Economic Storm Brewed，Congressional Wealth Grew 13% Last Year”.October 16.Online at：http：//www. opensecrets. org/news/2008/10/as-economicstorm-brewed-congr.html

Osgood，Kenneth A.（2001）.“Propaganda”.In Alexander DeConde，Richard Dean Burns，and Fredrik Logevall，eds.，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Online at：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gx5215/is_2002/ai_n19132468

O’Shaughnessy，Nicholas J.（2004）.Politics and Propaganda：Weapons of Mass Seduction.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Ottaway，Marina and Thomas Carothers（2000）.“Toward Civil Society Realism”.In Marina Ottaway and Thomas Carothers，eds.，Funding Virtue：Civil Society Aid and Democracy Promotion.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Pp.293-310.

Page，Jeremy and Julian Evans（2005）.“Putin Crackdown to Limit the Power of Foreign-Funded NGOs”.The Times（London）.November 24.Online edition.

Palmer，Mark（2006）.“Promotion of Democracy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An Action Agenda”.Testimony before the U.S.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une 8.Online at：http：//foreign.senate.gov/testimony/2006

Parry，Robert（1999）.“Democrats’Dilemma：Deeper than Al Gore”. August 4.Online at：http：//www.consortiumnews.com/1999/080499a1.html

Parry，Robert（2004）.Secrecy and Surveillance：Rise of the Bush Dynasty from Watergate to Iraq.Arlington，VA：The Media Consortium.

Parry，Robert（2005）.“History of Guatemala’s Death Squads”.January 11.Online at：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Global_Secrets_Lies/HxGuatemala_Death Squads.html

Paul，Ron.（2003）.“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Paying to Make Enemies of America”.October 11.Online at：Online at：www. antiwar.com/paul/paul79.html

Pear，Robert（1988）.“U.S.Helping Polish Critics with Funds and Publishing”.New York Times.July 10.Online edition.

Pesic，Vesna（2007 March）.“State Capture and Widespread Corruption in Serbia”. CEPS（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Working Document No.262.Available at：http：//shop.ceps.eu/downfree.php?item_id=1478

Peterson，Scott（2001）.“US Spends Millions to Bolster Belarus Opposit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ember 10.Online edition.

Petras，James（2004 June）.“Capitalism Versus Socialism：The Great Debate Revisited”. Available at：http：//globalresearch.ca/articles/PET406B.html

Pieterse，Jan Nederveen（2004）.“Neoliberal Empire”.Theory Culture & Society，21（3）.Pp.119-140.

Poniewozik，James（2006）.“How Reality TV Fakes It”.Time Magazine.January 20. Online edition.

Pope，Hugh（2003）.“Pro-West Leaders in Georgia Push Shevardnadze Out”.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4.Online edition.

Popovic，Srdja（2001）.“An Analytical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Sharp’s Theory of Nonviolent Action in Milosevic’s Serbia”.January 31.Online at：http：//www.comminit.com/en/node/274331/348

Posner，Michael（1992，May）.“Repositioning the Right Honorable”. Canadian Business，65（5）.Online edition.

Press Action（2006）.“The People’s Diplomat：An Interview with John H.Brown”. January 11.Online at：http：//www.pressaction.com/news/weblog/full_article/brown01112006/

Pringle，Peter（1990）.“US Counts Cost of Spreading Democracy Gospel”. The Independent（London）.January 27.Online edition.

Project Censored（2009）.“U.S.and Germany Trained and Developed the KLA”.

ProPublica（2009）.“History of U.S.Gov’t Bailouts”.April 15.Online at：http：//www.propublica.org/special/government-bailouts

Pshizova，Susanna（2007）.“New Political Technologies Under Manageable Democracy：The Russian Case”.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San Francisco.May 26.

Public Citizen（2005，July）.“Congressional Revolving Doors：The Journey from Congress to K Street”.Online at：http：//www.lobbyinginfo.org/documents/RevolveDoor.pdf

Pugh，Tony（2009）.“Recession Pulled 40 Million More in U.S.into Poverty”. Oregonian.September 11.

Putnam，Robert D.（2001）.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Quigley，Kevin F.F.（2000）.“Lofty Goals，Modest Results：Assisting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In Marina Ottaway and Thomas Carothers，eds.，Funding Virtue：Civil Society Aid and Democracy Promotion.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Pp.191-215.

Ragnedda，Massimo（2005）.“The New（s）Face of Propaganda”. Znet.June 15. Online at：http：//www.zmag.org/znet/viewArticle/6041

Ralph，Jason G.（2000）.“‘High Stakes’and‘Low-Intensity Democracy’：Understanding America’s Policy of Promoting Democracy”.In Michael Cox，G.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 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200-217.

Raman.B.（2001）.“The USA’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An Update”.February 12.Online at：http：//www.iefd.org/articles/ned_an_update.php

Rampton，Sheldon and John Stauber（2003）.“How to Sell a War”.In These Times.August 4.Online at：http：//www.inthesetimes.com/comments.php?id=299_0_1_0_C

Regulska，Joanna（1998）.“Building Local Democracy：The Role of Western Assistance in Poland”.Voluntas，9（1）.Pp.39-57.

Renner，Matt（2007）.“White House‘Stonewalling’on Pat Tillman Documents”. Truthout.July 17.Online at：http：//www.truthout.org/article/white-house-stonewalling-pat-tillmandocuments

Rich，Frank（ 2006）.The Greatest Story Every Sold：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From 9/11 to Katrina.New York：Penguin.

Rieffel，Lex（2003，December）.“Reconsidering the Peace Corps”.Policy Brief # 127.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effer，Barbara Ann J.and Kristan Mercer（2005，October）.“US Democracy Promotion：The Clinto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Global Society，19（4）. Pp.385-408.

Right Web（2007）.“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Updated July 20.Online at：http：//rightweb.irc-online.org/profile/1513.html

Right Web（2008）.“James Woolsey”.Updated September 12.Online at：http：//rightweb.irconline.org/profile/1391.html

Ritchey，Julia（2009）.“Report：US Learns‘Hard Lessons’from $51 billion Iraq Reconstruction Effort”.VOANews.com.February 2.Online at：http：//www.voanews.com/english/archive/2009-02/2009-02-02-voa55.cfm?moddate=2009-02-02

Roberts，Paul C.（2009）.“The U.S.Regime-Change Recipe for Iran”.June 22.Counterpunch.Online at：http：//www.counterpunch.org/roberts06222009.html

Robinson，William I.（1996a）.“Globalization，the World System，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U.S.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Society，25（5）. Pp.615-665.

Robinson，William I.（1996b）.Promoting Polyarchy：Globalization，US Intervention，and Hegemon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William I.（2000）.“Promoting Capitalist Polyarchy：“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In Michael Cox，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308-325.

Robinson，William I.and Josh Gindin（2005）.“The Battle for Global Civil Society”. Znet.（Z Magazine online）.June 13.Online at：http：//www.zmag.org/content/print_article.cfm?itemID=8069&sectionID=1

Roston，Michael（2007）.“Pentagon Kills Rumsfeld‘Propaganda’Unit”. The Raw Story.July 13.Online at：http：//rawstory.com/news/2007/Pentagon_kills_Rumsfeld_propaganda_unit_0713.html

Rustow，Dankwart A.（1970，April）.“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2（3）.Pp.337-363.

Rutland，Peter（2000）.“Russia：Limping Along Towards American Democracy?”In Michael Cox，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43-266.

Saffron Brand Consultants（2008）.Online at：http：//www.saffron-consultants.com/Home/Default.aspx

Salander，Tobias（2007）.“How the Public Is Led into Wars”.Current Concerns（Zurich）.November.Online at：http：//www.currentconcerns.ch/index.php?id=439

Salter，Jared（2006）.“From Karl Marx to Trademarks”.Brandchannel.com.Online at：http：//www.brandchannel.com/print_page.asp?ar_id+140&section=brandspeak

Scheer，Robert（2003）.“Book Review：A Soldier’s Dignity and Humility”. 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 12.Online edition.

Schor，Juliet B.（1992）.The Overworked American：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

Schudson，Michael（1984）. Advertising，The Uneasy Persuasion：Its Dubiou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

Sciolino，Elaine（1993）.“U.S.Offers Help to Russians to Insure the Elections Are Fair”.New York Times.October 24.Online edition.

Scipes，Kim（2005）.“Labor Imperialism Redux?：The AFL-CIO’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5”.May 1.Online at：http：//www.zmag.org/znet/view.Article/6370

Scott，James M.（2002）.“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ink Tanks”.In Peter J.Schraeder，ed.，Exporting Democracy：Rhetoric vs.Reality.Boulder，CO：Lynne Rienner.Pp.193-213.

Scott，James M.and Carie A.Steele（2005，August）.“Assisting Democrats or Resisting Dictators?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Democracy Support by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1990-99”.Democratization，12（4）. Pp.439-460.

Scott，James M.and Kelly J.Walters（2000）.“Supporting the Wave：Western 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a Global Democratic Society”.Global Society，14（2）. Pp.237-257.

Scott-Smith，Giles（2008）.“Enduring Freedom：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A Critique.”American Quarterly，60（1）.Online at：http：//www. americanquarterly.org/images/file_uploads/response_Enduring_Freedom.pdf

Shah，Anup（2005）.“War，Propaganda and the Media”.Online at：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157/war-propaganda-and-the-media

Shanker，Thom（2006）.“No Breach Seen in Work in Iraq on Propaganda”. New York Times.March 22.Online edition.

Shanker，Thom（2009）.“Despite Slump，U.S.Role as Top Arms Supplier Grow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Online edition.

Shelley，Becky（2000，July）.“Politic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Non_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5（2）.Pp.223-238.

Sherrill，Robert（2006）.“100 Years（Plus）of Regime Change”（a review of Stephen Kinzer’s 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 Texas Observer.July 14.Online edition：http：//www. texasobserver.org/article.php?aid=2255

Simpson，Christopher（1996）.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s，Beth（1992）.Workers of the World Undermined：America’s Labo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Boston：MA：South End Press.

Skocpol，Theda（1979）.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Craig S.（2005）.“U.S.Helpe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Kyrgyzstan’s Uprising”. New York Times.March 30.Online edition.

Smith，Steve（2000）.“U.S.Democracy Promotion：Critical Questions”.In Michael Cox，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63-82.

Snow，Nancy（1997，August）.“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Foreign Policy in Focus，2（40）.Online at：http：//www.fpif.org/pdf/vol2/40ifusia.pdf

Snow，Nancy（2003）.Information War：American Propaganda，Free Speech and Opinion Control Since 9-11.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

Solidarity Center（2006）.Annual Report，2005-2006.Washington，D.C.：AFL-CIO.

Solomon，John，Alec MacGillis，and Sarah Cohen（2007）.“How Rove Directed Federal Assets for GOP Gains”.Washington Post.August 19.Online edition.

Sorensen，Harley（2003）.“NED’s Feel-Good Name Belies Its Corrupt Inten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November 17.Online at：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ile=/gate/archive/2003/11/17/hsorensen.DTL

SourceWatch（2007）.“Penn，Schoen & Berland Associates”.June 20.Online at：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Penn，_Schoen_and_Berland_Associates

Spencer，Richard（2005）.“Quiet American Behind Tulip Revolution”.The Telegraph（London）.April 2.Online edition.

Stanley，Alessandra（2009）.“Protecting Borders and Other（Not Necessarily）Hot Pursuits”.New York Times.January 6.Online edition.

Stauber，John and Sheldon Rampton（1995）.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Lies，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Monroe，ME：Common Courage Press.

Steele，Jonathan（2004）.“Ukraine’s Untold Story”.Nation.December 2. Online edition.

Sturgeon，Timothy J.（1997）.“Does Manufacturing Still Matter?：The Organizational Delinking of Production from Innovation”.1997.Unpublished paper available at：http：//brie.berkeley.edu/publications/WP%2092B.pdf

Sussman，Gerald（2003）.“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A World Systems Approach”.In Lee Artz and Yahya R.Kamalipour，eds.，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33-53.

Sussman，Gerald（2005）.Global Electioneering：Campaign Consulting，Communications，and Corporate Financing.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Sussman，Gerald（2006）.“The Myths of‘Democracy Assistance’：U.S.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Monthly Review，58（7）. Pp.15-29.

Sussman，Gerald and Sascha Krader（2008）.“Template Revolutions：Marketing U.S.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5（3）.Pp.91-112.

Swivel（2007）.“Union Membership（%）by Country”.Online at：http：//www.swivel.com/graphs/show/22575717?limit_modifier=all&graph［limit］=125& commit=%3E

Szamuely，George（2001）.“Decline of the West”.Online essay found at：http：//www.antiwar.com/szamuely/sz-col.html

Szondi，Gygy（2007）.“The Role and Challenges of Country Brand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3. Pp.8-20.

Tagliabue，John（1989）.“Poland Says U.S.Aids Solidarity’s Election Campaign”. New York Times.May 31.Online edition.

Talbot，Karen（2003）.“George Soros：Prophet of an‘Open Society’”（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Online at：http：//www. globalresearch.ca/articles/TAL307A.html

Tastenov，Alisher（2007）.“The Color Revolution Phenomenon：From Classical Theory to Unpredictable Practices”.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1（43）.Online at：http：//www.ca-c.org/online/2007/journal_eng/cac-01/04.taseng.shtml

Taylor，Humphrey（2006）.“The Practice of Public Diplomacy”.In Joshua Fouts，ed.，Public Diplomacy，Practitioners，Policy Makers，and Public Opinion.Los Angeles，CA：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Pp.48-67.Online at：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pdfs/USCCPD_PublicDiplomacy_WPO_2006.pdf

Teslik，Lee H.（2007）.“Anholt：Countries Must Earn Better Images through Smart Policy”.（Interview with Simon Anholt）.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ovember 6.Online at：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719/anholt. html?breadcrumb=%2F

Theimer，Sharon（1997）.“McCain-Chaired GOP Institute Promotes Democracy Abroad”.Associated Press.October 19.Available on lexisnexis.com

Time Poll Results（2009）.“Now That Walter Cronkite Has Passed on，Who Is America’s Most Trusted Newscaster?”Onlne at：http：//www. timepolls.com/hppolls/archive/poll_results_417.html

TNS Media Intelligence（2009）.“TNS Media Intelligence Reports U.S.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Declined 4.1 Percent in 2008”.May 4.Online at：http：//www.tns-mi.com/news/05042009.htm

Traynor，Ian（2003）.“Analysis：How Shevardnadze Went from Glasnost Hero to Hated Lame Duck-nd Who Will Succeed Him”.Guardian.November 24.Online edition.

Traynor，Ian（2005）.“Young Democracy Guerrillas Join Forces”. Guardian.June 6.Online edition.

Tucker，Calvin（2008）.“Seeing Through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Guardian.May 22.Online edition.

Turner，Graham（2003）.“The New Empire”.Daily Telegraph（London）. June 17.Online edi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2009）.“Master’s Programs：Public Diplomacy”.Online at：http：//annenberg.usc.edu/Prospective/Masters/PubD/Courses.aspx

“U.S.Ad Agency to Aid Hungarian Socialists”（1989）.St.Petersburg Times. December 28.Online edition.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April）.“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USAI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ashington，D.C.：USAID.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a）.“A Decade of Change：Profiles of USAID Assistance to Europe and Eurasia”.Online at：http：//www.usaid.gov/locations/europe_eurasia/ten-year/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b）.“The Enterprise Funds”.Online at：http：//www.seedact.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task=view&id=6&Itemid=7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5a，December）.“At Freedom’s Frontiers：A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Strategic Framework”.Online at：http：//www.usaid.gov/policy/0512_democracy_framework.pdf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5b）.“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Online at：http：//www.usaid.gov/locations/europe_eurasia/countries/cz/seed_act.html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6）.“Transition Initiatives”website.January 26.Available at：http：//www.usaid.gov/our_work/cross-cutting_programs/transition_initiatives/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7）.“Democracy & Governance”. Online at：http：//www.usaid.gov/our_work/democracy_and_governance/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8）.“USAID/OTI Venezuela Field Report”.April 23.Online at：http：//www.usaid.gov/our_work/cross-cutting_programs/ transition_initiatives/country/venezuela/rpt0308.html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9a）.Democracy & Governance office.“Programs That Strengthen the Anti-Corruption Environment.”February 6.Onlineat：http：//www.usaid.gov/our_work/democracy_and_governance/technical_areas/ anticorruption/environment.html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9b）.U.S.Overseas Loans & Grants. Online at：http：//qesdb.cdie.org/gbk/

U.S.Chamber of Commerce（2009a）.“About US”.Online at：http：//www.uscham-ber.com/about/default.htm

U.S.Chamber of Commerce（2009b）.“Thomas J.Donohue”.Online at：http：//www.uschamber.com/about/management/donohue.htm

U.S.Chamber of Commerce（2009c）.“Why We Do It”.Online at：http：//www.uschamber.com/international/europe/whywedoit.htm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9）.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International Ecconomic Accounts”.Online at：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di1usdbal.htm

U.S.Department of Defense（2004，September）.“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Online at：http：//www.acq.osd.mil/dsb/reports/2004-09-Strategic_Communication.pdf

U.S.Department of Defense（2007，September）.“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Historical Facts Book.Online at：http：//www.dsca.osd.mil/programs/biz-ops/factsbook/Facts Book07.pdf

U.S.Department of Labor（2007）.“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Online at：http：//www.bls.gov/oco/ocoS020.htm#emply

U.S.Department of State（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Memorandum（Document 269）.“The Inauguration of Organized Political Warfare”.May 4.Online at：http：//academic. brooklyn.cuny.edu/history/johnson/65ciafounding3.htm

U.S.Department of State（2009）.“Biography of Daniel Rosenblum”.April 16.Online at：http：//www.state.gov/p/eur/rls/or/115214.htm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05 January）.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Federal Public Relations Spending”.

U.S.Senate（1999）.Hearing of the Europe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Yugoslavia”. July 29.Online at：http：www.emperors-clothes.com/analysis/hearin.htm

U.S.White House（1983）.“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umber 77.January 14.Online at：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23-1966t.gif

U.S.White House（2005）.“President Sworn-in to Second Term”.Online a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1/20050120-1.html

VandeHei，Jim（2005）.“Troops Put in a Good Word to Bush About Iraq”.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4.Online edition.

Van der Schriek，Daan.（2003）.Georgia：“How Good the Revolution Has Been!”World Press Review.December 7.Online edition.

Verini，James（2007）.“Big Brother Inc”.Vanity Fair.December 13.Online edition.

Vuijst，Freke（2008a）.“De Kunst van het Campagnevoeren”（The Art of Campaigning）.Vrij Nederland.February 16.Online edition.

Vuijst，Freke（2008b）.“De Kunst van het Campagnevoeren；Verpletter Je Tegenstander”（The Art of Campaigning：Crush Your Opponent）.Vrij Nederland.January 2. Online edition.

Vuijst，Freke（2008c）.“Zonder Netroots Ben Je Nergens”（Without Netroots You’re Nowhere）.Vrij Nederland.January 19.Online edition.

Walker，Peter（2008）.“UK and US Accused of Hypocrisy over Despots”. Guardian.February 1.Online edition.

Wall Street Journal（2009）.“Solidarity with Iran”（editorial）.June 29.P.A-13.

Warner，Tom（2004）.“Poll Landslide for Saakashvili”.Financial Times. January 5.P.3.

Washington Post（2004）.“Transcript：Illinois Senate Candidate Barack Obama”.July 27.Online edition.

Wayne，Mike（2003）.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London：Pluto Press.

Wedel，Janine R.（1998）.“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Nation.May 14.Online at：http：//www.thenation.com/doc/19980601/wedel

Wedel，Janine R.（2001）.Collision and Collusion：The Strange Case of Western Aid to Eastern Europe.New York：Palgrave.

Weiner，Allison H.and Daniel Fierman（2001）.“War Games”. Entertainment Weekly.October 10.http：//www.ew.com/ew/article/0，178963，00. html

Weir，Fred（2004）.“Leader of Georgia’s Bloodless Coup Set for Election Victory”. The Independent（UK）.January 1.Online edition.

Wernick，Andrew（1991）.Promotional Culture：Advertising，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Newbury Park，CA：Sage.

Wersch，Jos van and Jeroen de Zeeuw（2005，November）.“Mapping European Democracy Assistance”.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king Paper 36.Online at：http：//www.clingendael.nl/publications/2005/20051200_cru_working_paper_36.pdf

White House（2009）.“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Public Diplomacy Assessment”. ExpectMore.gov.Online at：http：//www.whitehouse.gov/omb/expectmore/detail/10004600.2006.html

Whitney，Craig R.（1990）.“In the East，the Selling of Democracy Takes on a New Fervor”.New York Times.January 21.Online edition.

Wikipedia（2007a）.“Radaslaw Sikorski”.Accessed July 21，2007.Online at：http：//en.wikipedia.org/wiki/Rados%C5%82aw_Sikorski

Wikipedia（2007b）.“Rendon Group”.Site updated June 28.Online at：http：//en.wikipedia.org/wiki/Rendon_Group

Wilson，Jeanne（2009，June）.“Coloured Revolutions：The View from Moscow and Beijing”.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25（2-3）.Pp.369-395.

Windmiller，Marshall（1970）.The Peace Corps and Pax Americana. 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

World Bank（2009）.“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1996-2008”. Online at：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pdf/wgidataset.xls

Wray，J.Harry（1999）.“Money and Politics”.In Bruce I.Newman，ed.，Handbook of Political Marketing.Thousand Oaks，CA：Sage.Pp.741-758.

Wring，Dominic（1999）.“The Marketing Colonization of Political Campaigning”.In Bruce I.Newman，ed.，Handbook of Political Marketing.Thousand Oaks，CA：Sage. Pp.41-54.

Young，Sally（2004）.The Persuaders：Inside the Hidden Machine of Political Advertising.North Melbourne，Australia：Pluto Press.

YouTube（2005）.“Catapult the Propaganda”.May 24.Retrieved.October 16，2006 from：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62762922102628-05511&q=propaganda&total=26069&start=10&num=10&so=0&type=search &plindex=0

Zerillo，Nicole（2009）.“Salary Survey 2009：Adjusting to a New Reality”. PRWeek.February 23.Online edition.

Zhang，Juyan（2007，March）.“Beyond Anti-Terrorism：Metaphors as Message Strategy of Post-September-11 U.S.Public Diplomacy.”Public Relations Review，33（1）. Pp.31-39.

Zizek，Slavoj（2005）.“The Not-So-Quiet American”.In These Times. March 14.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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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如何“营销”民主 / （美）瑟斯曼著；忠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

（中国道路丛书）

书名原文：BRANDING DEMOCRACY：U.S.RegimeChange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

ISBN 978-7-5086-4851-4

Ⅰ.①西…Ⅱ.①瑟…②忠…Ⅲ.①民主－研究－西方国家Ⅳ.①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689号

BRANDING DEMOCRACY：U.S.Regime Change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 by Gerald Sussman

Copyright  201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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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如何“营销”民主

著者：[美]杰拉尔德·瑟斯曼

译者：忠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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