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部关于五四女权主义的英文专著199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不少朋友一直希望有机会看到中文版。但是因为我忙碌于学科发展行动项目，无暇翻译自己的作品。后来由几位青年学者帮助完成翻译和校对，我本来打算抽时间审校后出版。但这一拖又是两年多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时间审校。在网上公开这个未经我审校的版本，心中还是忐忑不安，因为翻译肯定会有与原作有差异的地方。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出于以下几个考虑：

我向女行邮件组发出译稿后，欢迎有网站的朋友们转载。仅有的附加条件是把我这封信也附上。

本书英文原名直译应为《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为简洁起见，我现译为《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本书包括：

导论

第一章 创造女权主义话语

第二章 一个传播女权主义的个案：《妇女杂志》

第三章 被遗忘了的巾帼英雄：介绍叙述者们

第四章 陆礼华（1900—1997）：校长第

五章 朱素萼（1901一）：律师

第六章 王伊蔚（1905—1993）：主编

第七章 陈泳声（1900—1997）：教师

第八章 黄定慧（1907一）：职业革命者结语鸣谢提前谢谢各位转发译稿和提出宝贵意见。

王政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yWang Zhe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导论

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五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权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在共产党的文献中，“女权主义”一词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并且经常与“西方的”这个限定词一起出现。将女权主义从官方话语中驱逐，不仅把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从公众头脑中抹去，而且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解放者的论调。女权主义的“失败”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妇女解放路线的成功形成了对比。在后毛泽东时代，重估西方女权主义的努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挑战毛泽东主义的一种表现。然而对中国妇女解放史的官方叙述仍未受到质疑。¹

在西方，中国妇女解放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中国妇女的论著中的一个持久主题。许多女权主义学者都关注共产主义运动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关系的关注。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原始资料，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论著只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官方文件来阐述中国妇女的近代历史。因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论著中的妇女并不是作为社会变革的能动者（agents）而出现的。读者不知道妇女面对其周围变化着的环境时有何反应，是合作、竞争还是因势利导，也不知道妇女在社会、政治或家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史料基础的论著容易把中国妇女弱化为历史进程中毫无意义的、模糊的实体。

我的研究一方面来自对解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神话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妇女中缺乏妇女领袖的种种叙述表示一种思想上的不满。我们这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性学者拒绝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天谴的救世主，我们需要考察中共主导妇女运动的历史进程。为了把关注点从中共转移到妇女以及寻找其能动性（agency）上，我开始产生了一些与中共的主要角色无关的疑问。我想知道，在这位“救世主”产生以前中国妇女做了些什么？这一疑问使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五四时期（1915-1925年），那是政党尚未在中国建立控制权的妇女运动时期。

在1911年颠覆清朝统治的革命发生后不久，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虽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探索时期。后来被称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知识与社会的发酵剂，在中国城市中激起了女权主义的浪潮与妇女运动的高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男性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妇女问题”，并且这一讨论贯穿于整个五四时期。尽管中国妇女的状况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是改革者所关心的问题，尽管“女权”一词在二十世纪初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公众话语，但是“妇女问题”一词却是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公众对于妇女问题的意识迅速攀升，与此相应的是妇女追求女权的参与度也在急剧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们把这段时期称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认为五四时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为中共铺好了路，从而领导妇女进行了更高级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从此中国妇女有了“唯一正确”的路线，并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尽管我并不接受这种目的论的观点，也不承认中共领导的正确性，但是我赞同五四时期对中国妇女来说是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阶段。在本书中，我将阐明我所认为的五四时期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

我开始研究五四时期的妇女后不久，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五四时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但是西方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中很少有讨论妇女的，尽管关于“妇女问题”的原始资料很丰富并且也可以找到。二十多年前，在一部研究得不错的学位论文中，Roxane Witke就对这一现象表示惊讶。她指出这些学者不讨论妇女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研究会被归入“妇女史”，因而不可能超越“狭隘的或自我表白的少数人历史的水平”。²现在，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社会性别在历史研究中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出现时，任何关于这一时期的、忽略社会性别讨论的成果都会被认为是狭隘的和不完整的。五四时期的性别问题不仅显示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而且也塑造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本研究通过探讨性别问题，试图重塑五四时期的历史。

五四时期长久以来一直是学者表达观点和立场的竞争地。保守主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要为中国传统之毁灭担当责任。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追求和信仰各不相同，但他们对这一时期的批判反映了他们的共同观念，即以拯救儒家传统来回应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所遭遇的失向（disorientation）。共产主义学者，包括毛泽东本人，则把五四时期定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阶段。这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观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其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合法化了。中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开始共同努力复兴五四的启蒙遗产以解构毛泽东主义。著名的男性学者们在建构公众记忆时，“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唯一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对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关于五四时期的论争成为自我探究的一种方式，以及找回其精英地位的一个策略。³

我对五四时期妇女的考察引导我进入这些论争。尽管我的研究看上去似乎受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挑战毛泽东主义霸权的影响，但是我的目的是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五四时期，这使我不同于中国和西方的那些忽视性别的自由主义学者。事实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五四时期的争论基本上是男性主导、排除性别因素的，且很少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因此，我带着我的立场即女权主义视角进入这场论争，把妇女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正当的主体，把社会性别视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研究试图打破男性对五四时期这一竞争地的垄断。

正如五四妇女运动受到了当时西方女权运动的激发，我对五四女权主义的研究也受到了当代女权主义的启发。过去十年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性别建构的文化和历史特性以及妇女经验的多样性。“普世的女人身份”（universal womanhood）在20世纪90年代听起来是一个幼稚的概念；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性别进程中跨文化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单独研究五四妇女，而是通过比较她们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妇女争取解放的经验，来考察中国妇女为争取解放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尽管如此，这不可能是一项系统的比较研究，应用于每个个案的变量，自成一体。五四妇女与世纪之交的欧美女权活动家有如此多的不同之处以致于没有任何一组变量能够一致。相反，我的研究重点是Charles Tilly所谓的个体比较的方法，这反映了历史研究者们对于“确定到底什么是特殊历史经验之特殊性”⁴的关注。我的目的不是找出跨文化间妇女经验的普遍性，而是突显五四妇女的独特经验，同时阐明中国与欧美妇女争取解放的不同与相似之处。

本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绝非任意为之。欧美的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五四时期西方女权主义文本的翻译（许多译自日文本）以及关于西方妇女运动的讨论，构成了新文化主义者推动女权主义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西方的女权主义吸引了中国的听众？西方的女权主义带给中国怎样的冲击？女权主义对中国妇女意味着什么？中国女权主义的命运如何不同于西方国家女权主义的命运？跟随一系列这些疑问，比较的视野将使我们对作为一种国际运动的女权主义加深理解。

最后，这项研究考察了近代中国女权主义话语的建构。我的问题是：谁推动了中国的女权主义？谁有资格这样做？有权制造这一话语的人处于什么地位？谁从中获得了他或她自身的特殊品质与威望？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创造了怎样的主体身份？而这段时期创造出的主体身份与妇女有何关联？拥有新的主体性的中国妇女，有着怎样的政治结局？⁵我心中带着这些疑问进入我的研究重点主体，阐释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新文化主义者的出现与这一阶段为妇女而创造的新的主体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现代性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试图展示的不仅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话语构建，也是五四男性话语权形成的性别化过程。

我选择的研究方法与所能找到的资料有关。五四时期男性撰写的文本很丰富，我用它们来研究五四话语的形成。为了弥补这些文本的不足，我将提供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历史资料。这些口述历史形成于1993至1995年间我进行的访谈。我利用这些访谈资料，试图分析那些指涉五四时期主体性存在的短语和术语，并分辨这一时期的哪些术语和概念对妇女有意义。换言之，我运用妇女自己的语言来重构五四新女性的主体身份，而不是仅仅搜寻由男性创作的文本来发现妇女的主体性。这一方法使我得以考察男性创作的文本与妇女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关联。

五四时期，“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女权主义”和“弗弥涅士姆”等词语被不同的中国作者用来指涉feminism。Feminism未被翻译成固定的中文词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把握当时西方女权主义的复杂内涵的努力。那些坚持在自己的翻译和写作中使用“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和“弗弥涅士姆”等词语的知识分子想引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feminism比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具有更多的内涵。但是由于早在feminism一词引入中国以前，“女权”一词就被用来表示欧美的妇女运动，而且“女权主义”一词比“女子主义”、“妇女主义”或“弗弥涅士姆”表达了更确切、更清晰的含义，此外，妇女的平等权利是许多中国女权运动的参与者直接关心的对象，因此，在民国时期“女权主义”比其他词语使用得更为频繁。不像在日本，feminism的音译使其明显区别于women’s rights；在中国，音译词“弗弥涅士姆”的传播并未超出介绍女权主义的文本的范畴。中文书写中的表意文字更倾向于意译而非音译，这使得那些试图用“弗弥涅士姆”来向中国人表达更全面、更复杂的女权主义内涵的人遇到了障碍。

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公众论坛可以用来讨论女权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拥有定义feminism的绝对权力。在中共关于妇女运动的文本中，“女权主义”成为feminism具有确定含义的唯一译法。“女权主义”与“资产阶级”、“西方的”相伴，因而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共的定义中，“女权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妇女对平等权利的狭隘追求，而没有开展政治和经济的革命。但是汉字“权”也可以被理解为power，这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即“女权主义”会导致妇女的权力（women’s power），

这种印象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后的中国人中引起了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不比对“西方资产阶级”这一抽象概念来得少。若干世纪以来对于女人篡权的恐惧，似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身上得到了证实和强化。相对于这一政治背景，后毛泽东时代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们采用了feminism的另一个译法：“女性主义”。在后毛泽东时代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女性气质（femininity），而“女性主义”一词则被不同程度地理解为等同于feminism，并被用来指涉有关女性特质的新研究。尽管feminism和其他有关女权主义的新词的不同译法还是令人感到迷惑，但是中共已不再垄断对feminism的定义。

由于这些中文词都是feminism的译法，把它们译回英语看起来很容易。但是把“女权”译回英语时我还是犹豫了。没有“主义”的“女权”既表示women’s rights也表示feminism。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用feminism表示女权和女权主义，因为五四时期这些术语的使用等同于feminism。比如我把“女权运动同盟会”译为Feminist Movement Association。但是当“女权”出现在feminism引入中国之前出版的文本中时，或者当叙述者特指women’s rights时，我将其译为women’s rights。我之所以讨论翻译问题，是想使读者不仅注意到英语词feminism在中国持续的语言学上的争论，而且也注意到feminism不同译法之间的细微差别。读者将会在书面文本及讲述者的讲述中遇到这些不同的译法。甚至“女权主义”一词本身也有许多细微差别，这取决于谁在使用这个词。这些不同之处反映了一种话语协商的历史进程，各种政治力量从中表达了他们对feminism的理解与定义。我通过考察这一过程，力图阐明近代中国的一个悖论：尽管五四女权主义议题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主流，但“女权主义”一词却从五四时期的光辉荣耀降格到毛泽东时代的低微晦涩。

新文化主义者与新女性历史学家在各自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中强调了不同的主题。有些学者突显了爱国学生运动，有些学者强调了新文化知识分子领导的启蒙运动，然而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以广阔的历史视野，从文化批判和学生运动描述了五四运动。⁶我倾向于把“五四”理解为始于新文化运动、止于1925年“五卅”事件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和学生运动的爱国主题都只是在学术作品中凸显出来。有关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历史事件及其评判，大量混杂在1919年五四事件以后若干年的公众记忆中。正是整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影响了那一代妇女。把五四定义为知识与社会潮流之汇合比定义为单纯的社会运动更符合五四妇女的历史经验。在本研究中，“五四运动”一词仅仅指的是1919年五四事件引发的学生运动高潮。“新文化运动”一词指的是发生在五四事件之前的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五四时期”或“五四”指的是1915至1925年这整个十年。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知识萌芽在十九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但是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却要追溯到1915年《新青年》（起初名为《青年杂志》）的出版。1911年革命没能建立一个强大的近代民族国家，相反却以军阀混战收场。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而寻求文化之路以振兴民族。他们认为，中国要想保存民族独立的地位，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必须被重塑。《新青年》（其创办者和主编陈独秀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为第一个批判儒教这一中国文化霸权之根基的知识分子论坛。一群男性文人迅速加入，他们或向《新青年》投稿，或在其他杂志和报纸上开办新的论坛。

后来被称为“新文化主义者”（New Culturalists）的这些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式微的学者-官僚家庭；所有人都曾在孩童时期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大多数曾在以西方或日本为模式的“新式”学校就读过；许多人还留学过，大部分是去的日本；所有人都精通一种或多种外语；大多数对于中国和外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并且都在大城市中扎根，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在那里他们在大学和新闻界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他们代表了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不像那些传统的儒家学者，这些新式学者受到儒家和西方教育的共同形塑。当科举考试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时，教育与仕途的关联被切断，因此新式学者并不属于一直维护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帝国体制的那一社会群体。相反，这些脱位了的新式学者——近代知识分子——成为了主导文化的反叛者。⁷

新文化主义者的出现与中国遭遇西方是分不开的。不仅他们所受教育部分地是西式的，而且他们的职业也定位在以西方为模式的机构中。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西方找到了帮助他们挑战儒教的知识武器。西方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给他们提供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框架之外的一个场域（position），并使他们得以声称[自己]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此外，西方的权力使得那些青睐西方意识形态的人也变得强而有力。在这个中华帝国衰亡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崛起的历史时刻，新文化主义者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带给他们以其他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下的边缘群体几乎不可想象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西方的势力不均恰是二十世纪初这一小规模的文化反叛者们的权力来源。

新文化主义者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集中批判了儒教的“非人”。⁸儒教的三个核心准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被认为是使中国人变成奴隶的主要原因。更严重的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儒家道德只不过是“吃人”[的工具]。新文化主义者论证到，如果中国人想要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共和国，就必须以自由、平等和独立来代替儒家准则。于是，自由的个人主义被用作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解放工具，使得受到儒教压抑的主体获得自由。

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的抽象的人这一概念尽管陌生却是强而有力的，因为它被当作一个普遍真理而受到鼓吹。易于接触到西方文本的新文化主义者主张掌握这一真理。在进化主义主导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时代，以人类存在的更高阶段为目标的“真理”令人心动。对新文化主义者而言，更重要的是，“真理”揭露了儒教的谬误。与自治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到儒教压迫的主体不仅被描述成近代世界中的悲惨者，而且完全不符合一个新文明。如果那些自称信奉真理的人在从儒教的神圣中走出时缺乏对普遍真理的诉求，那么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他们所激起的强烈反响证明了在这个历史时刻他们选择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在这个历史时刻，抨击儒教并提倡西方人权的自由观念必然将妇女包括在内。儒教社会秩序的三个基本准则之一就是社会性别等级（夫为妻纲）。因此，对儒教的全面攻击必须包括对社会性别等级的批判。对于新文化主义者而言，更重要的是，以这一准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为儒教的“非人”提供了充分依据。缠足、纳妾、包办婚姻、女贞、性别隔离等等经常被新文化主义者引用来证明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残忍、无理、落后与愚昧”。因此妇女成为儒教“非人”制度的典型象征。此外，中国妇女最终被描绘成两千多年来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男性新文化主义者对于中国妇女受迫害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并且过于笼统，尽管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却大声指出了妇女受压迫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一种病症。

由于女权运动（主要是参政运动）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达到了高峰，以西方为指向的新文化主义者在讨论到中国妇女的悲惨处境时就有了多了一个参考点。女权运动被这些男性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因此，性别平等就是直接反对封建性别等级准则的一个现代社会准则。如果中国要变得现代，中国妇女就必须获得解放并且取得作为人的平等地位。否则，有着半数人口被奴役、被压迫的半瘫痪国家绝不会发展成一个近代文明。妇女地位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之间的关联，使妇女解放与人权和现代化一起构成了新文化交响乐的一个完整主题。

新文化主义者对儒家性别等级的批判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提倡，在五四时期引起了女权运动的高涨。由于文人控制或进入了新闻业，他们可以在读者中间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读者人数在五四事件后急剧增加，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正在形成。包括许多女学生在内的、人数众多的学生群体，成为新文化思想的追随者。经过爱国学生运动浪潮洗礼的新文化进入了中国城市社会的主流，认同新文化成为近代国民的一个标志，而谈论妇女解放是表达这一认同的便宜之法。那些声称进步的男性无不一窝蜂地赞成妇女解放，五四时期见证了知识分子对于妇女解放的空前热忱。由于男性把妇女纳入了“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构想中，于是，一场中国的女权运动形成了。

起初，五四妇女参与社会运动是受到了民族主义而非女权主义的激励。在争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五四事件给青年女学生提供了跨越性别界线的机会。五四运动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兴起：女学生。她们的爱国行动使得社会认可她们是公共领域中的一个合法群体，一旦她们参与到爱国运动中，许多女学生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女权问题上。

1919年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女权运动蓬勃高涨，并达到顶峰。在经过了由男性鼓动而造就的中国妇女运动的一段时期后，一场妇女运动开始出现了。不仅妇女杂志的数量激增——许多妇女杂志都由妇女来管理——而且1922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妇女组织的争取女权的运动。新文化主义者对女权主义的热忱促成并塑就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出现不仅印证了新文化主义者的话语权力，而且表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快速成长：新女性，即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们以新获得的“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地位行动着。

五四一代的妇女出生于世纪之交，经历了剧烈的制度变革。晚清改革者反缠足和兴女学的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壮而非孱弱的妇女这一观点为上层社会的父母所信服，他们让女儿保持“天足”，这种实践逐渐扩展到其他接受新思想的家庭中。到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通过禁止缠足的法律时，许多精英家庭的女孩已经逃脱了这种折磨，许多其他女孩则放足了。于是，一大批妇女在身体上可以过着自由行动的生活了。

第二个巨大变革是女子教育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1911年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甚至在1911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基于美国“共和党母性”（republican motherhood）这一观点（该观点主张兴女学）的译本在中国传播。⁹民国政府将女性教育制度化时，把女儿送去学校已经成为一种爱国的举动和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象征。在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内，公立和私立的学校以及西方教会学校教育出的年轻妇女的数量急剧增加。教书对于那些立志过独立生活的妇女来说，是一个易于获得的职业。

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有助于培养一批新女性。由于初等水平以上的女子学校或是建在县所在地，或是建在大城市的，因此去中学上学就成为十几岁的女孩开始独立的标志。过去，只有包办婚姻才能让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妇女到离家如此遥远的地方去；现在，离家如此遥远去追求她们的梦想——在许多情况下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的——成为她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意志坚强的女孩被吸引到大城市去。后来的五四事件就吸引了中国大城市女校中的许多年轻妇女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换言之，在这个历史时刻，数千受过教育的妇女已经聚集在新文化出版活动集中的大城市中，这对新文化主义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新文化女权主义就只会在男性中传播，这是一些男性担心看到的景象。一些男性和女性在清末就试图传播女权主义思想，¹⁰他们的努力促成了1911年革命后短暂的参政热潮。但是他们缺乏足够数量的妇女读者，从而无法实现女权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当新文化主义者若干年后重新发出几乎湮没无闻的女权主义声音时，早期那些鼓吹女权主义者的命运在他们的记忆中仍历历在目。

相比之下，1919年女学生成为了善于接受新思想的听众，数年的学校教育向她们灌输了民族主义。五四前夕，受过教育的妇女期望成为现代国民，并为民族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然而她们却遭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中最严重的是，社会仍按性别划分界线。尤其对于那些特权阶层的妇女而言，她们必须遵循不得与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男性共处的礼仪。除了教书和当护士这两个新近获得的“体面”的女性工作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是向妇女开放的。甚至连教育体系都是性别隔离的：初等教育水平以上就没有男女同校，并且仅有少数几个女子大学，而其课程也与男子大学不同。民族主义并没有打破性别界线，而是经常被公共话语用来把妇女限制在家中：养育良好的国民被看作是爱国妇女的光荣任务。女学生们没有闯进男性世界的方法和正当性，她们的未来充其量也只不过以包办婚姻而告终。

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在受过教育的妇女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人权、男女平等、独立人格、封建道德的“非人”以及妇女的受压迫——所有这些新语汇大大增强了妇女追求社会进步的力量。新的语言使她们能够重新审视自身以及其他妇女的生活。过去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或被认为是“女人的命”，现在则被贴上了“妇女受压迫”的标签。新的语言也开启了一种新生活的愿景，一种超越性别界线的生活。有着崇高志向的年轻妇女得以设计一个实现其梦想的未来。通过这些方式，新的语言使受过教育的妇女成为了“新女性”。

五四时期全国范围内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是一种话语实践，它唤起了年轻妇女的思想意识，并在近代中国为妇女创造了新的主体性。“妇女问题”（woman problem）最初强调的是中国妇女普遍受压迫，后来迅速发展成为“妇女的诸多问题”（women’s problems），即延伸到对于各种妇女所处的困境的、更宽范围的探究（尽管中文并不区分单复数）。一个解放了的妇女即新女性所应该具有的标准是十分精确的。这些标准包括：教育，这使她成为有思想意识的现代国民并保证她获得一个职业；独立人格，这意味着经济自立以及婚姻、职业等问题上的自决；参加公共生活的能力；对其他受压迫妇女的关注。对新女性的描述——或者更应该说是规范——与儒家体系下的孝女、贤妻、良母有着本质的不同。

自由女权主义者关于解放了的新女性的规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时它遭到了正在崛起的共产党的批判。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直指新女性规范中的阶级偏见，并称其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幻想。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仍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失败说明了中共关于妇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尽管如此，我对一群五四妇女的访谈却显示了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在构建近代中国妇女的新的主体性方面是成功的。新女性绝非只是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一种女权主义的社会建构，以及对打破近代中国的性别界线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在Tani Barlow有影响力的文章《使妇女理论化》中，她阐述了近代中国妇女新的主体性的话语建构。¹¹她说：“在更大范围的、男权主义的反儒教话语框架下，女性是一个话语符号和一种主体身份。”¹²她关于五四话语使女性成为一个新群体的洞见对于我构想本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如此，她在阅读有关五四时期多种话语的原始资料时，强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二元论对于构建女性的重要性：“女性是西方的、排他的、本质化的男-女二元论中的一元。”她认为，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把性的生理特征作为性认同的基础，而且持有女性是卑下的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与性别二元论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当中国妇女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二元论中的男性的他者（the other of man）时，她们才成为女性。”¹³

这一论断引起了我的一些疑问。对于中国妇女缺乏人格或人的要素的批判，难道只是试图“规定”（valorize）女性的被动、生理上的卑下、智力上的无能等观念，抑或是对儒教“非人”的一种谴责，从而努力把妇女提升到人的位置（虽然是以男性的方式）？如果男性小说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把妇女描绘成男性的他者，那么妇女在摆脱卑下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却仍宣传女性是卑下的这种科学观念又是出于何种利益呢？如果新的主体身份带给妇女的只是对于得到了科学验证的、天生卑下的认同，那么它又如何在改变妇女的思想意识和建构新的主体性方面发挥影响力呢？女性，这一出现在五四时期的新的主体身份，真的是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二元论建构的吗？

尽管我充分认可Barlow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二元论在五四时期被引介绍中国读者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是我仍坚持认为它绝不是一个主导话语。五四女权主义者的任务是要败坏儒教的父权体制的名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理论（或多种理论）来证明男人和女人从这一体制所要求的支配与顺从中逃离出来是正当的。拥有不可被剥夺权利的纯粹且抽象的人这一人道主义者的概念，与儒家的关系人的概念互相对立，这种人是按等级区分的规范性义务来构建的。对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当纯粹且抽象的人被认为是普遍真理时，它就有权力把男人和女人从儒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网中剥离出来，并使他们以平等的步伐前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急切地宣传自由人道主义和女权主义。与这个历史背景相反，蕴含着性别等级的性别二元论只会损害他们的目标，这恰是性别二元论在传播中受到限制的原因。

我对一群五四妇女的访谈使我对新女性的主体性有了不同的理解。尽管我询问了每位妇女是否读过任何一本把妇女描绘成性化（sexed）的“他者”的著名五四作品，她们的讲述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二元论所构建的主体身份的存在。相反，她们所用的语言反映出她们对于我在第一、二章中所探究的新文化女权主义文本很熟悉。尽管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记起使她们学到新式语言的确切的文章或杂志，但是她们却毫不费力地清楚说出了新文化女权主义的语汇。这并不表示她们从未读过五四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二元论的作品，然而却表明了在五四文本中什么对她们才是有意义的。

本研究中我主要的观点是，没有什么规定了在中国自由人道主义的接受就应该复制区隔和排他的话语历程，西方自由人道主义所构建正是被其所建构。¹⁴中国的启蒙运动植根于不同的哲学、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男性知识分子将妇女纳入他们对“现代人”的构建中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确立新定义与新认同的过程中的区隔与排他，是通过否定儒家主体和文化实践来实现的。尽管如此，把妇女纳入并不确保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实际消解，尤其当这一纳入行为是由无视人道主义中的男权主义偏见的男性知识分子来实施的时候。在中国启蒙运动的情境中，“成为一个人”指的是成为具有全部构建“现代”价值的男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妇女并没有被规定成为男人的“他者”，而是被要求成为与男人一样的人。

五四女权主义强调的是妇女成为“人”，而不是性别差异，这很快在中国得以立足。五四女权主义的影响力可以在下述领域中感受到。第一，具有新意识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进入公共领域，要求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第二，高等教育向妇女开放。第三，职业中的性别隔离被打破了。最后，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原则被写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中。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当毛泽东回应五四人道主义者把妇女纳入的理想时，自豪地宣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尽管如此，坚持以男性普世性（male-universal）为准则的妇女解放却是有问题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当这种男权主义的性别平等成为一种国家统治时，许多中国妇女感到了它的压迫性。她们对这一国家统治的不满导致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妇女抛弃了她们应该“与男人一样”的观念。二十世纪末，中国妇女反抗男权主义式的毛泽东主义的性别平等的故事是另一项研究计划的主题。我在这里想强调的重点是，以妇女成为“人”为标志的五四女权主义话语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妇女产生了影响。

我读到的有关性别平等的男权主义话语发展的文献显示了两个要点。第一，恰是由于自由的人是男性的，所以中国自由主义所创造的主体身份是强有力的。当五四妇女进入到这一主体身份时，她们立即要求共享曾经只属于男性的权力和特权。第二，要拥有男性的主体身份需要否定女性是卑下的，而非接受女性孱弱的科学定义，五四新女性恰是这样做的。

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兴的批判力量，五四人道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那一代的男性和女性提供了新的选择。诚然，其他具有竞争力的话语，不论新旧，也为妇女构建了主体身份，新女性肯定不是二十世纪初唯一的主体身份。从新女性的故事中我们获知，至少存在另外一种新女性不想与之为伍的新群体：“太太”（官员或资产阶级的妻子）。“太太”在何时成为上层社会男性的妻子的专用词语尚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一代中，“太太”包括了受过新式教育的妇女以及新女性的亲属、朋友或同学。此外，“太太”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她可以在社交场合陪伴她的丈夫。开展一项关于新女性与“太太”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很有趣的，但这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在这里，相关的一点是，新女性本可以选择当一个“太太”，依靠她那新兴的资本家丈夫过着舒适而奢华的生活，但是她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尽管“太太”识字，会跳舞、弹钢琴，有社交生活，她在本质上却与传统的妻子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她缺乏新女性最为核心的特质：独立人格。

尽管如此，新女性并不仅仅是由新文化话语构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的文化为她们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女英雄式的主体身份。“巾帼英雄”是指那些拥有赫赫战功、对其统治者或家族履行了义务的女性。古代巾帼英雄的故事在非正统文献和儒家经典历史书中都出现过。成为一个儒家女性就是要履行做女儿、妻子、母亲和臣民的责任。通过履行其义务表现出来的女性的“尚武”精神，

使其成为一个非凡的女性，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男性化的女性或雌雄同体的女性。¹⁵以同样的逻辑，要成为一个儒家的男性就要履行做儿子、丈夫、父亲和臣民的责任。缺乏尚武精神的男性（以儒家文人为典型）却也并没有使自己女性化。换言之，“武”和“文”并不是象征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性别符码（codes）。相反，它们是男女都可具备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品质。

巾帼英雄是一个话语符号，主要是由在妇女中宣传诸如忠、孝等儒家道德的男性所创造。地方戏剧和民歌中的巾帼英雄渗透到了中国各个阶层和地域的妇女。在众多巾帼英雄中，享有盛名的花木兰最受那些出生于世纪之交的年轻妇女们欢迎，这或许是因为她们易于认同这个来自平民家庭的未婚年轻女性，又或许是因为著名的诗歌《木兰辞》有助于在识字的年轻女孩中传播木兰的故事。花木兰在当时如此受欢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木兰扮成男人，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英勇地与入侵者战斗了12年。当敌人被击退后，她选择了回家侍奉年迈的父母而放弃了做一个高官。与其他女英雄一样，木兰在履行了对她的统治者和国家的义务后选择了退出男性的世界。除了胆量过人、武艺高超之外，木兰也特别忠心爱国、孝顺父母。世纪之交，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许多男性在木兰和其他巾帼英雄身上找到了可以让他们的女儿或女学生效仿的可贵品质。不仅《木兰辞》成为受到年轻女孩欢迎的文本，而且许多女孩都取名为木兰。¹⁶

巾帼英雄的流传对于出生于那个时代的年轻妇女具有重要意义。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年轻妇女在木兰身上发现了一种主体身份，这种主体身份使她们得以想象一种超越家庭范围和性别界限的生活。国家的福祉需要忠诚且孝顺的女儿的奉献。由于现时目标不仅仅是要驱逐侵略者，也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因此现代木兰（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年轻妇女）迫切地想要进入公共领域，而且无须伪装成男人就可以停留在那儿。在这个历史时刻，现代木兰幸运地与女权和平等的新思想不期而遇。她进入男人世界的梦想通过从西方舶来的现代化语言而合法化了。毕竟，木兰的形象完全符合了与男人享有平等的现代妇女的形象。也就是说，，在男性世界中，一个女性，披着男性的外衣，可以像男人一样有所作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奇性的木兰提供了一种立场，由此出发中国妇女可以享有男性的、自由的主体身份。

新文化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倡导也可以从文化延续性的观点予以理解。当历史上的中国文人为妇女创造了诸如木兰这样的符号时，他们扮演了道德守护者的角色。新知识分子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宣传妇女新符号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失向的知识分子通过鼓吹妇女解放而大大得以赋权，因为他们这样做，就采取了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并担当了新道德的领袖。尽管如此，男性所扮演的妇女解放斗士的角色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尽管他们努力切断儒家的等级社会联系，但是他们仍维护了性别等级。考察新文化主义者的私生活就会发现，这些男性维持了一种凌驾于妇女之上的社会地位（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老师与学生）。此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他们写作中）对待妇女的方式也通常反映出旧的文化而非新的文化。

儒家文化以各种方式继续对五四男性和女性施以影响。许多新女性反抗露骨的从属地位，尤其是从属于同时代男性。但是当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被诸如对国家、

对人民或对中共的义务等此类宏大修辞所掩饰时，年轻妇女经常陷于两难境地。她们思想意识中木兰的立场提醒自己对他人负有义务，而作为近代妇女的立场却坚持认为她们拥有平等权利。对于加入中共的五四妇女而言，由于中共要求个人的完全服从，因而冲突最为剧烈。[中共的]解决之法就是压制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并从表现出强烈忠诚与爱国的木兰身上获取动力。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但是革命的木兰可以安慰自己说她加入中共不是为了她的父亲，而是为了她的人民，从而她所有的服从与牺牲就有了新的意义。

五四时期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新文化主义者的学生们——没有出现在我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于新女性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是否也把性别平等作为一种生活原则？他们是否也经历了一种相似的觉醒过程？在五四话语中，哪种新的主体身份是为他们创造的？五四时期男人的主体性和女人的主体性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必须留待未来的研究来解决。在这里我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创造出“新女性”而非“新男性”一词并非是偶然的。尽管五四女权主义改变了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对妇女的看法，但是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新的社会群体却是新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在漫长的中国妇女解放历程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

五四自由女权主义者的热忱并未持续太久。女权主义支持者的出现，以及妇女有组织的运动的高涨，可能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从清朝覆灭到新的中央政治权力兴起这段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学生得以自发地参与文化革命。尽管著名的新文化主义者们很快就比普通的追随者们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力，但却缺乏有效的知识或政治权威来控制不同思想、方法、途径或探索的表达。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未出现比五四时期更为自由的思想论坛。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终结了思想自由的时代。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凝聚力，被用来增强国共合作的政治影响力，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后很快就令其他主义黯然失色。尽管五四女权主义的议题大部分包含在国民革命中，但是非政党的女权运动的社会空间却急剧地减少了。¹⁷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失败导致女权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受困。合作破裂后不久，中共的非法地位迫使许多党内女权主义者要么转入地下，要么逃到山区。她们当时关注的重点从动员妇女转移到确保其自身及党的安全。与此同时，国民党严厉的政治控制进一步抑制了五四的思想论坛。尽管国民党统治区允许非共产党的女权组织存在，但是女权革命的激进热忱却消失了。在巩固新政权的时期，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试图通过宣扬儒家准则来维持社会稳定的统治阶层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尽管两党都声称赞成性别平等，并且两党内的女权主义者仍在继续宣讲一些五四女权问题，然而在两党夺取政治统治的计划中，妇女解放都没有占得高位。

女权活动及动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变化了的政治图景中败下阵来。尽管如此，在社会群体、机构、组织、法律以及信念与语言中所包含并表达出来的五四女权主义话语却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进程的一部分。由这一话语所创造的妇女的新的主体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徘徊不散，新女性以其所能运用的方法继续追寻其女权主义的目标。这些新女性是本研究的主角，她们验证并推动了五四女权主义话语的权力。她们坚实的脚印标志着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在前进。

口述史的建构1992年当我开始在上海调查时，我没想到会遇上二十世纪初出生的受过教育的妇女。但为了做课题《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我必须了解那一代妇女的生活，最少也得了解当时女活跃分子的生活。所以我一到上海，就立即开始寻找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妇女运动的妇女，和可能保存这些妇女个人资料的地方。

调查的初期令人气馁。我的朋友和亲戚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那么老的妇女，而且当我问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的熟人们，是否他们的单位有那些妇女的日记、书信和其它的个人资料时，他们都很困惑，回答说只有几个以前的知名男性，符合要求，值得我关注。我意识到我要寻找妇女的个人著述也许会徒劳而返。首先，那个时代识字的妇女很少。第二，即使许多受过教育的妇女们保存了日记和书信，这些个人资料渡过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第三，即使一些妇女足够地幸运将自己的私人资料保存到了1949年，它们也不可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发现更现实的方法是寻找现在仍活着的那些妇女。

凭着我是上海人的有利条件，通过私人联系，我最终见到了我所寻找的妇女。我访谈了十位大约九十岁的妇女，和三个较年轻的妇女，后者给我讲述了她们母亲或姐姐的故事。这些向我讲述人生故事的大多数年长妇女都是上海文史研究院或国人所称的文史馆的成员。我也愿意使用“文史馆”一词，因为这个词的英文翻译包含着“文史馆”所没有的声望。文史馆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广泛设立的一个机构。1949年前的各种知名人物，包括末代皇帝，都被中央委员会或地方政府的官员指定为文史馆的成员。按照官方的说法，“文史馆是党和政府专为安置和统一旧知识分子而设的光荣的机构”。¹⁸ 成员们应做研究或撰写回忆录，工资由政府支付。但作为成员，这些人并不一定非得从事研究和出版作品。当有机会发表，即在特殊的日子，政府或报界、期刊要求他们写文章时，大多数馆员才会写。简言之，文史馆与其说是真正的研究机构，倒不如说是非共产主义者的名流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栖身的一个方式。正如我的一位访谈者所痛切评论的，文史馆“像一个收容高级乞丐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在旧社会有点名声的和有些追随者的人，都被关在文史馆中。我们受着政府所派干部的监视，党可借此向世人展示他们重视知识分子。”

我访谈的大部分妇女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文史馆的。她们出于几个原因被招进来。由于文革期间停止进人，文史馆人数大减。同时，许多馆员或被迫害致死，或自然死亡。所以1978年文史馆开始招人，而且条件与文革前不同。现在，即使不是名人，1949年以前获大学文凭的老人们也都可以进文史馆。这些新馆员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毛泽东时代都受到排斥、歧视和迫害。通过提供老年时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党似乎是在为过去的错误道歉，同时也希望利用这些人的个人关系去影响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许多访谈者将馆员身份看作是由于政府行为而所受损失的一个补偿。尽管许多人感谢在老年时能够因文史馆而老有所养，但他们从未忘记所遭受的损失，而且没有什么能够真正补偿那些损失。

除个别外，我的访谈对象都是二十世纪初接受了大学或中学教育，而且在二三十年代开始职业生涯的妇女。除教育和职业外，本文中的妇女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富于创造力的、活跃的生活在1949年后嘎然而止。在见面时，一位九十三岁的妇女很快告诉我：“1949年我处于生命的高峰。我本来能做很多事情的。但从那以后我的生命就虚度了。”新政府不仅剥夺了这些妇女所珍爱的职业，而且成功地将她们从历史上抹去了。作为一个出生于1949年之后的女性，在遇到这些妇女之前，我从不知道解放前有那么多独立的职业妇女。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我，从未质疑过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放中国妇女的论调。因此，面对这些历史的见证者，聆听她们的一个个故事，我被大大地震动和深深地感动了。

对我的访谈对象来说，这些访谈也常常令她们激动。这些妇女们从没指望会有人珍视她们的生命故事。她们热烈欢迎我这个陌生人，许多人立刻开始倾诉她们的经历（尽管这部分是因为我是她们认识的人介绍而来）。她们和我这个尽管来自美国，但讲同样语言的年轻上海人在一起很自在。因为我不会把这些访谈在中国出版，有几个人说她们可以告诉我一些特别的故事。然而，她们并不是毫无顾忌。当批评中国共产党时，即使与我在市场上、公车上和中国的其它公共场所里听到的批评相比，她们的话要温和得多，她们也不让我录音。然而，她们的确是在自由自在地表达感情。随着她们的讲述，她们开心地笑，痛快地哭。对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的到来意味着许多。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在第一次访谈时就说，“我的朋友们都去世了。我现在很孤单。我睡不着，总想着那些事（她过去参加了妇女活动）。如果我不把那些姐妹的事讲出来，我将死不瞑目。”她给我看了1990年就做好的墓碑的照片，在墓志铭里提到了和她一起工作的几位妇女。她说，“我的墓碑是为这些人而做的。我担心她们会被人忘掉。如果你早点来，我就不用做这个墓碑了……我不信教。但我相信命运。可能你就是上帝派来的。”在给我讲了她的人生故事的三个月后，她去世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为了纪念这些妇女，她们英雄的过去已被遗忘很久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妇女们自己写成的纪念集。她们对以往生活的精彩叙述，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和我最初的调查设计也很“不相关”，但正是这些叙述，重新构建了本书，并成为了呈现在这里的主要故事。作为这些妇女的朋友，我希望能按照她们所希望的被记忆的方式来叙述。因此，我用她们在访谈和自传中的话来构建她们的讲述。为了年代顺序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从结构上稍稍改动了一下原始资料。我完整地转录1993年2月到7月间进行的第一轮访谈的录音带，并从1994年12月到1995年1月进行的跟踪访谈中，摘取了部分资料补充到原始讲述中。除此之外，我仅去掉了重复部分和访谈者家人的详细资料。

但作为一项历史研究，本书不可能采取回忆录的形式。为更充分地展现这些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我努力将这些单个故事置于历史环境之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将这些历史变化的社会能动者转化为需考察的客体。因此她们的讲述就变成我必须审察、分析和解释的原材料。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妇女话语的记录，更展现了与我的历史主体相关联的立场。

我意识到历史学家在呈现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指引我探索适合本课题的形式。因为我强烈希望让五四时期的新女性用自己的话语讲述，并尽可能不改动她们的原话，所以我完整地呈现她们的讲述，而不是为己所需而选择取舍。因此，我没有按照历史顺序而是围绕着她们的讲述来组织章节。在每一访谈后，我进行了分析，把讲述者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并阐明我对这些讲述的理解。所以，在第一部分——“背景”中，我根据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已有文本，追溯了五四时期女权主义的形成，从而阐明了这些新女性出现的环境。第二部分的开始是介绍性的一章，然后是分别包含一段口述和我的分析的五章。我希望这种安排能使读者直接听到这些新女性的讲述，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理解。

因为这些讲述是本研究的主要部分，所以我必须说明做口述史的复杂性。在读这些新女性的故事时，读者应该体会到下列事项。第一，当学者考察口述史时，他或她发现：“被访者的故事（资料）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结果。研究者的个性和偏见显然体现在访谈中并影响着结果。”¹⁹但在我的研究中，尽管访谈中的开放性问题，如“你是怎么上大学的？”或“你是怎么参加妇女运动的”，经常使得她们独自滔滔不绝（只有在我请她们清楚说明时才会被打断），但是这些口述却是反映了讲述者和我之间的一系列特殊的互动的产物。尽管我对妇女史的明显兴趣，和美国年轻女学者的身份，可能会使被访者夸耀她们过去的经历。同时，美国学者警告说访谈者的优越地位会使被访者贬低自己的经历。²⁰但在我的这次研究中，讲述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比我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在很久以前她们就失去了精英地位，但文史馆馆员的身份使她们通过称谓受到尊敬：中性的后缀“老”被加在姓之后（如朱老、陆老等）。这样的称呼立即使我这个还是研究生的研究者相形见绌。即便没有这个显示社会地位的“老”字，中国文化中的辈份也自动将她们置于我之上。在访谈中，她们强调自己过去的斗争和成就，向我这个年轻妇女讲授历史，并显然乐在其中。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定讲述内容，所以她们慷慨地和我这个年轻妇女分享她们的人生经历。她们知道自己已经被从历史中抹去，期待我这个从美国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恢复她们的声音，甚至恢复她们在历史中的地位。笔的力量和我的地理位置增进了她们的热情。在美国出版她们故事的可能一方面使她们得以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也促使她们谨慎选择生命故事。

如果我的劣势地位在促使她们倾吐丰富经历上是一个优势，那么在讨论她们人生的某些方面上也是一个障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习惯随意谈论性。如果要谈论性，一般是在同辈的朋友或亲属之间。所以，如果我打听一位年长妇女的性生活，那是不合适的。因此在我们的访谈中，这个话题几乎没有谈及。但被访者在性方面的沉默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年龄，这也符合她们的人生态度。与靠婚姻定身份的资产阶级太太不同，这些新女性的身份是基于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职业成就，而非私人生活。

第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妇女独特的经历对她们口述史的影响。随着政治环境、话语的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变化巨大。在二十年代，乘着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风潮，她们成为社会活跃分子。在三十年代，她们取得了社会精英的地位。1949年后，由于毛泽东主义，她们变成社会边缘人物。最后，在后毛泽东时代，她们得以恢复名誉，风烛残年时受人尊敬，但却毫无权力。她们痛感宝贵生命的一半已经被浪费，这可能使她们比别的老人更加怀念昔日的辉煌。

第三，本研究是一项有关主体性的话语建构的研究，作为研究工具的口述史使得阐释变得很复杂。例如，时间的流转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些九十多岁的妇女是在讲述她们的年轻时的故事。而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主导话语已经明显改变。如果语言构建了主体性，那么变化中的话语如何重塑主体性？我怎么能够辨别出来访谈对象们是在表达着今天的主体性，还是二十年代的主体性？我试图通过查阅写于五四时期的原始文本来驾驭口述史资料。通过比较今昔不同的流行术语，我能鉴别出这些妇女随口而用的字词是五四时期独有的。例如“独立人格”、“伸张女权”、“人的权利”等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很少使用。但当她们描述年轻时的经历时，这些字词却脱口而出，这显然表现的是五四时期的话语所建构的主体性。

除这些“过时”的语汇外，她们言谈中“时髦”语汇的缺乏，也说明她们仍保留着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意识。在后毛泽东时代，“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构建五四时期回忆时两个最重要的词汇。在1979年和1989年，知识界对毛泽东主义的批判和学生的民主运动分别达到了顶点，在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时，五四运动的首要目标被认定为是追求民主与科学。但有趣的是，我的访谈对象却从没有用这两个流行词去描述五四运动的目标。当我问到她们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时，她们提到的是爱国运动和女权运动。这种流行词的缺席，表明当代知识思潮对这些老年妇女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这些妇女也不会让自己对五四时期的记忆去迎合最新构建的公众记忆。毕竟，后毛泽东时代对五四时代的复兴只是知识分子抵抗的一个策略，而不是国家的主导形式。²¹

第四个困难与上一困难相关：新女性与毛泽东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她们长期的边缘状态中，她们有意识地抵抗了这些话语吗？还是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或多或少地被毛泽东主义所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她们的叙述是毛泽东主义的产品？毛泽东主义仍然是一个决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应当强调什么不应当强调的审查者吗？就此而言，这些妇女的政治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女中共党员会使用许多官方语言，而非中共妇女却绝对不会。这些妇女言谈中的巨大差别清晰地表明她们在毛泽东主义话语中位置不同。女中共党员的生活已经和党史交织在一起，而其他妇女却没有从毛泽东主义上得到好处。这使得后者在后毛泽东时代很自然地抛弃了毛泽东主义。然而，这并不是说她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毛泽东主义的霸权。事实上，每个人仍然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在回忆过去时，访谈者们常常为她们的行动辩护。她们不单单回答我的问题，而且否认毛泽东时代加于她们身上的指控和批评。她们总是用“爱国”，这一毛泽东主义中的褒义词，去为她们1949年前的活动正名和赋予意义。因此，尽管她们努力构建自己1949年以前的历史，拒绝中共关于中国妇女已解放的神话，但她们经常使用的语言表明她们仍处于毛泽东主义的支配之下。

后结构女权主义要求我们关注生产体验（experience）的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特定话语。正如Joan Scott所指出的，“体验一直都是一种解释，并且满足着解释的需要。什么算作体验既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一目了然的；体验总是被竞争着，因此它也是政治性的。”²²把这些新女性的讲述视为话语产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些讲述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冲突、竞争和意义转换。可能正因为这些讲述包含着多种意义，它们对我们理解主体性的复杂面向才是有价值。而且，体验的意义是政治斗争的关键场所。就此而言，这些妇女们用爱国主义合法化自己体验的努力，正是政治抵抗、而不是默认霸权性的毛泽东主义的例子。同时，她们用主导语言提高自己在历史和社会中地位的做法，也是对自己在主导话语中没有合法主体身份的否认或抵制。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她们的故事中明显缺乏自我利益，而且爱国者的主体身份特别固定。

这些新女性的故事差不多跨越一个世纪，反映着她们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中个人生活的沧桑变故。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仅能勾勒出五位新女性，这对于她们丰富多彩的经验来说实在是有失公允。然而，这些妇女自己的叙述为理解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五四时期女权主义和中国的妇女解放的迷思提供了重要线索。二十年前，Marilyn B. Young在她开创性的著作《中国妇女》中发问，“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城市女权主义者后来怎么样了？那些加入共产党的命运又如何？”²³我希望本书能用五四时期妇女们自己的话语，来回答这些问题。

（赵婧 译 侯艳兴校）

第一部分 背景

第一章 制造女权主义话语

一九一六年一月，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正式主张女子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于被征服地位，才对于三纲五常的旧说，开始炸毁……妇女的生活才真正改了个局面。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

在所有那些自称是“觉醒分子”的人中，不论男女，没有一个忽视当时这类所谓的新文化文学文本的。他们也写它，谈它。跳入时代浪潮游泳的人数如此之多，乃前所未有见。

陈望道《中国妇女的觉醒》，载《新女性》，1925年

20世纪20年代中期，像陈东原和陈望道这样的男性知识分子仍在就妇女这一主题进行写作。陈东原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中国妇女生活史》；陈望道则给《新女性》撰稿，这本新创办的妇女刊物其职员全部是男性。尽管妇女解放的热潮在20年代初才达到顶峰，却已然被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抢去风头。但是，由于许多五四男性已经适应了“游泳”，因而他们仍在讨论妇女问题，尽管这股“浪潮”正在消退。正如本章开头引文所揭示的，五四男性意识到了他们自身以及其他男性在鼓吹妇女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五四男性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唯一一篇有关五四时期对妇女的讨论的详尽研究就是Roxane H. Witke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1971年但从未出版）。她经过深入研究，指出“五四时期的争辩（polemics）大部分都是由青年人以青年人的名义展开的。尽管如此，这些青年人（通常是男性）谈自我解放比谈妇女解放要少。他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反对传统、支持妇女事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将其自身从旧的社会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²⁴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男性撰写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大量文献形成了流行的性别话语，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中国妇女。本章将追溯二十世纪初中国性别话语的起源与发展。我将从回顾晚清男子对妇女解放的鼓吹入手，然后集中讨论1911年清朝覆灭后这一话语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出版物上（如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批判儒家文化，鼓吹妇女解放就是其中一部分。通过探究男性知识分子在推动女权主义话语中扮演的角色，我将详细论述女权主义思想被受过教育的五四（1915-1925年）妇女所传播和接受的这一过程。1922至1923年，妇女有组织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标志着中国自由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的顶峰。与自由女权主义浪潮齐头并进的是妇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得到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并进入到思想的争夺战中。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话语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发展并互相影响，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们（即新女性）开启她们的人生舞台提供了政治与思想背景。

晚清先行者如果我们对晚清改革家康有为的主张一一鉴别，那么他在支持妇女解放的中国男性中应当位居榜首。他支持西方自由主义，追求个人自由与平等，这把他引往女权主义之路。在他1884年开始撰写并于1902年完成的《大同书》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女权主义观点，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文本还没有传入中国。²⁵他不仅鼓吹男女平等，并且把性别问题置于社会改革的中心。他的男女平等与独立的思想是他所设想的一个“大同”乌托邦的基石，在这里，所有的界限如家庭、私有财产、民族和种族等，连同他所认为的、这些界限所带来的人类悲剧，都将被消灭。他提出的这些女权主义议题预见了后来的中国妇女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议题：女子教育，女子为官的权利，妇女法律上的平等权，已婚妇女保有本名的权利，择偶自由，社交自由，废除康有为所谓的“肉刑”（缠足，穿耳，束腰等），男女衣服装饰当同，以及婚姻自由。为了确保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康有为大胆提议婚姻量限定期：男女签订限期不超过一年的婚姻契约。仅凭这一提议，康有为就应该被视为他那个时代最激进的中国男性，以及明确提出性自由这一目标的第一人。²⁶

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康有为并没有期盼他幻想的“太平世界”立即实现。他告诫说，由于急剧变革会导致大混乱，因此妇女解放的进程必须经过三个社会进化阶段：据乱，升平，太平。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有生之年都没有出版《大同书》。康有为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从肉体上解除对妇女的迫害，并把她们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他于1883年在家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并同他的弟弟以及朋友们（如梁启超）一起坚持致力于此。到十九世纪末，不缠足会已遍布全国。1898年，康有为奏呈了一份禁止缠足的请愿书，作为百日维新的一部分而得到皇帝的采纳。²⁷

康有为的反缠足活动对于中国妇女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却不太清楚他的女权主义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大同书》全书要到1935年才出版。

尽管他的女权主义观点预见了很多新文化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新文化主义者读过康有为这本书的手稿。另一个著名的改革者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却不像这样迟迟出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抨击了儒家的“三纲”。与康一样，谭嗣同也鼓吹男女平等，择偶自由和性自由。《仁学》于189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前二十年出版。但是，陈东原在撰写《中国妇女生活史》时很明显并不知道康、谭的女权主义思想。他只是强调了康有为推动不缠足运动，梁启超鼓吹女子教育，把1898年改革运动前的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萌芽时期”。

依陈东原判断，晚清关于妇女解放的出版物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女界钟》，这是一本1903年出版的、由金天翻撰写的小册子。5金天翻的笔名为爱自由者金一，是位多产的革命派作家。这本小册子体现出他通晓西方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他把西方意识形态比作“中国黑暗世界之一线阳光”，这线阳光已经照到了中国妇女身上。他试图敲响“警钟”，唤醒中国妇女，让她们加入到推翻君主专政的革命中。在《女界钟》里，金天翻鼓吹西方的自由民权与女权的观念。他相信“民权与女权生而相伴”，²⁸并强调西方科学研究显示，男子与女子的智慧并无差异，论证了中国男女间的不平等“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7他相信二十世纪是女权革命的时代，中国妇女要站起来恢复她们的权利。

金天翻倡议的女权包括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他还提倡女子的议政权，尤其是参加革命和建立共和政府。他宣布：“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之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²⁹

金天翮不仅强烈要求妇女脱离她们的传统束缚，去过新的生活，他还给出了塑造新女性的新标准，并提出女子教育的八项目标：

《女界钟》在当时不止是唤醒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警钟”。它是二十世纪打造中国新女性的蓝本。与传统妇女有着明显不同的新女性，应该是同男子一样的、独立而活跃的公民。重要的一点是，金天翻在上述八项中用“人”这个字而不是“女子”来指涉新女性，他运用西方个人主义使中国妇女得以概念化。母性是新女性应当保留的唯一的传统角色，金天翻运用生物学的术语使之得以概念化。而妇女其它的传统家庭责任比如女儿、妻子、儿媳等则完全被抛弃。因此，尽管《女界钟》采取了教诲妇女的传统文本的形式，但却给中国妇女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焕然一新的准绳。

金天翻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于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因而流传甚广，尤其是在反清革命党当中。第一次印刷在几个月内即售罄。许多妇女类报纸和杂志或讨论《女界钟》的思想，或直接照搬其原句，金天翻还被称为“中国妇女的卢梭”。随着《女界钟》的出版及广泛传播，“女权”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中。此外，向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明确提出女权主义原则——天赋人权应当包含女权——的第一人就是金天翻。

尽管金天翮是这一时期声音最为响亮的女权鼓吹者，但是一群来自精英家庭的受过教育的妇女也在积极传播女权主义思想。关于1897至1912年间中国妇女出版物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海、北京、东京（许多中国妇女前往那里求学）及其他城市出版的四十种妇女杂志和报纸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创办的，而且只有三种刊物出现在1903年以前。这或许说明《女界钟》鼓舞了受过教育的妇女去采取行动。尽管大部分妇女杂志持续时间很短，且发行量有限，但却宣传了从西方意识形态中新引入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恢复女权”等口号。尽管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如《万国公报》、主流杂志如《东方杂志》等也刊登了男男女女投去的稿件，他们提倡妇女教育，报道欧美的女权事件，但是，妇女出版物仍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因为妇女创办属于她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她们公开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伸张“女权”。

中国第一代女权活动家高度意识到她们在推动历史变迁中所扮演的先锋的角色。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男性改革家和革命家一样，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把外国妇女的社会进步作为一个参考点来讨论改革那些使得中国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中国妇女杂志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刊载了关于女子教育、女子参政、女子职业、就业机会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的文章。正在进行中的欧美妇女运动的相关信息频繁出现在这些文章中，这些文章介绍外国妇女状况，也讨论中国妇女的状况。许多女性作家通过对比西方妇女的进步与中国妇女的苦难（诸如缠足，文盲，性别隔离，包办婚姻等），热切呼吁中国妇女要站起来。在一篇题为《中国女子之前途》的文章中，笔名为“楚南女子”的作者认为花木兰是十九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唯一大放异彩的女性。即使花木兰拥有异才奇志，却还是得女扮男装去从军，作者为此而感到悲哀，反问到：“茫茫数千年，除木兰幸露头角外，岂遂无一人有特别思想耶？不过束缚于风俗，受制于家庭，虽有异才奇志，亦不能越此范围而展其才、达其志也。”作者认为，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中国妇女将会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

又或者曰，中国十九世纪以前之女界既如彼，二十世纪以后之女界何能遽望发达如此？曰十九世纪以前，上无引证，旁无仿慕，偶有特别性质，欲思稍动，而男子群起压制之。今则万国踵兴，新书新报，日多月广，男子明白者，非但不阻止，且有昌言女学者，虽彼等所言未必有真实心，然吾辈即可借彼口头禅之力，以行吾之真实事也。噫嘻乎！美哉！吾辈现今之地步，真万世不易得之地步矣！

在对变化着的历史潮流做出明智的判断后，作者号召妇女积极参与到改造世界中去，并告诫她们不要只当旁观者：“今日之义务轻一分，日后之权利减十分。”因此，妇女应当竭尽全力推动改革：“能言者则鼓吹之，能文者则扬万之，能行者则实行之。”作者满腔热情地强调：“须知此日此时为吾女界中由黑暗而反光明之时代，勿失此机会，而再陷入十八层地狱也。十九世纪前女子不成事可谅之，

十九世纪后女子不成事，则不能恕矣！”³⁰

清末见证了伴随着民族主义而崛起的女权主义。包括《女界钟》在内的大量出版物都号召中国的男男女女站起来反抗满族的独裁。许多女活动家都把清朝专制统治视为妇女解放与民族富强的首要障碍。获得女权与反满立场变得密不可分；或者应该说，参与反满活动就意味着为获得妇女平等权利而采取实际行动的起点。1911年革命中最著名的烈士秋瑾，就是这一代女活动家的榜样。秋瑾是一个有才干的女人，对自己的不幸婚姻深感失望，于是跟不值得她爱的丈夫离了婚（那个时代离婚还是鲜为人知的），后于1904年前往日本，在那里改名为竞雄。1904年，她创办了《白话》，1906年回到上海后又创办了《中国女报》。她写了很多篇文章和诗歌来倡导女权。在日本期间，她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反满活动，并伸张女权。秋瑾坚定地相信，要想取得平等权利，妇女必需要肩负起公民的责任。她在诗歌《勉女权歌》中写到：“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恢复江山劳素手……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要向世人昭示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做出英雄壮举，这导致她1907年殉难，时年29岁。

对于这一代女革命家而言，对国家的责任同妇女理应享有的权利是相辅相成的。包括秋瑾的朋友和学生在内的许多女革命家，在末代皇帝退位后很快便成为了妇女参政主义者。1910年代早期短暂的参政运动表明，很多参加革命阵营的妇女都怀有女权主义的期许。她们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功劳，并且因为她们对民族负有同等的责任，因而她们想当然地以为新的共和国会满足她们对平等权利的要求。这些“革命家变身的妇女参政主义者们”（revolutionaries-turned-suffragists）是中国第一代通过民族主义进入政治领域的妇女。尽管妇女参政主义者没能获得政治权利——这个事实经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女权主义议题确实表达了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抗。同样，它也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女权主义浪潮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此外，第一代女活动家和妇女参政主义者为接下来的五四年轻妇女一代树立了具体的榜样。本书第二部分对五四新女性的描写将阐述五四妇女孩童时的行为榜样对于她们追求新生活的深远影响。简而言之，新文化时期的女权主义浪潮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晚清以来在中国始终存在的女权主义话语的延续与爆发。

著名的女权运动倡导者：新文化运动早期（1915-1919年）

在袁世凯政府镇压了中国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仅仅两年之后，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妇女没有发言权是否促动了陈独秀对袁世凯黑暗独裁的反对，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为中国所构想的新文化包括了妇女解放这一内容。他在《新青年》第一期上撰写了《敬告青年》一文。在题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一节中，他写到：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³¹

在一个妇女运动在西方尚处于边缘且遭遇诸多阻碍的时代，陈独秀却乐观地将其视为西方奴隶解放史的一部分。此外，这部“解放史”在陈独秀和许多新文化主义者看来，代表了现代文明的趋势，并指明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正如陈所描绘的，这一历史趋势的目标就是追求“自主之人格”。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一个人解放的主题被其他新文化主义者不断重申。

陈独秀在接下来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一九一六》中，详细阐述了个人主义对中国人的实用性。他带着一种紧迫感，号召青年男女抛弃儒家的思想状态，建立独立人格，“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而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他论证到，西方个体珍视自主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个人的强大会促成国家的强大。与此相反，中国的儒家礼教却把中国人降级到奴隶的境地。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与陈独秀同时代的人认为这篇文章是新文化运动抛出的第一枚炸弹；陈独秀“毁孔子庙罢其祀”。尽管谭嗣同猛烈地批判儒家的“三纲”，金天翻也热切地伸张个人自由与独立，但是，把儒家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想象成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对立的却是陈独秀。这些想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极具说服力，因为中国被西方打败的事实还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通过奴隶与主人这一对比，陈独秀分析了中国衰败的原因，也提出了解决之道：中国之所以几乎被西方征服，是因为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人衰弱。为了摆脱奴隶地位，中国人必须首先获得主人的心性（mentality），换言之，就是西方人拥有的那种独立和自主。而且，最有可能成为拥有这一新的心性的新公民的就是青年——年轻的男女。陈独秀此时认为，塑造新国民以创造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创造一个新文化以塑造新国民）是推动古老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证明了儒家与现代生活的不相容。他举例揭示儒家思想之荒谬性，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例子是有关妇女的礼教。他把这些礼教与他所认为的、代表了现代文明标准的西方妇女运动加以对比，也就是作为“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的妇人参政运动，与“内言不出于闋”的儒家教义之间的对比。对比双方还包括，西洋寡妇的再醮自由与儒家寡妇的守节风俗，西洋男女的社交自由与儒家的性别隔离，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与儒家妇女“女不言外”、“以夫为纲”之生活，西方核心家庭中的媳妇与有着孝养翁姑之义务的儒家媳妇。陈独秀以这种方式公开抨击儒教，揭露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状况。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性别问题不久就发展成新文化运动集中讨论的“妇女问题”。

作为一个进化论者，陈独秀把所有这些中西方妇女间的对比视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孔子之道代表了封建主义，如果中国要迈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则必须将其抛弃。他认为：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吾愿世之尊孔者莫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³²

陈独秀把儒家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这不久就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男女所熟悉的概念。妇女受压迫主要是（或者说被视为）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分析框架并没有解释封建主义阶段之后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然而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妇女今天仍在指责“封建残余”是当下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儒家的“封建”文化压迫妇女，应当被遗弃，这在1910年代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观念。

如果妇女的地位低下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落后，那么为了发展和进步，中国文化必须改变妇女地位。晚清改革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改变妇女缠足习俗、女子教育制度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妇女的落后妨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新文化主义者运用了同样的进化主义逻辑，把其注意力首先转移到妇女状况上来。但是，新文化主义者想要矫正的不止是缠足和文盲问题。在他们看来，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导致她们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都应该被改变。换言之，除非出现新女性，否则永远也不能说中国已经获得一种新文化（文明的一个更高阶段）。因此，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主义者迫切地号召人们关注妇女问题。

没过多久，陈独秀就专门致力于影响妇女。1917年2月，《新青年》开设了“女子问题”专栏，据说作者全部是女性，但是至少有一篇文章后来被证明是男性撰写的。在接下来五个月的四期上出现了这一专栏，共刊登了7篇关于妇女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女权评议》后来被证明是吴虞写的，他是那位所谓的作者的丈夫。这些文章鼓吹妇女的平等教育和就业，批判儒家的女卑观念、封建礼教以及婚姻制度，并宣扬“女权革命”。一些作者仍然认为女子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贤母良妻。但是最为激进的这篇文章《女权评议》却认为女权革命是必要的。吴虞在文中引用儒家文本来证明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没有平等权利。他描述了西方妇女日益增加的公共角色，以及她们当前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他强调说，这一斗争代表了世界潮流。他号召中国妇女为了获得自身权利去学习并改进自身能力，并希望中国妇女“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³³

“女子问题”专栏最终停办了，或许因为1917年时女性撰稿人太少，或许因为《新青年》尚没有大规模的女性读者。编辑刘半农写到：“女子问题，本志非常注意。只因外间来稿甚少，记者等把自己的主张发表了，也没有来讨论。所以不知不觉，竟象把这个问题冷搁起来了。”编辑部成员陶履恭说：“欲求其能无所忌惮研究女子问题，解决女子问题，释女子之真性，明女子之真位置，定女子与国家社会相密接之关系者，殆若凤毛，若麟角。”³⁴

然而事实上，女读者的冷淡反响并没有使《新青年》的男性感到挫败。事实上，她们的反应可能起到了反作用：新文化的男性先驱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去承担唤醒中国妇女的责任。在1918年刊登的《女子问题》一文中，陶履恭讨论了西方妇女对经济独立的追求，以及西方妇女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他强调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上世纪出现，提到了几个女性理论家如Ellen Key和Jane Addams。他认为，西方的社会变革导致了诸如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等妇女问题的出现，新思想令妇女觉醒，从而提出这些妇女问题。这一西方模式也与中国妇女相关。陶履恭论证到：

今日之世界，乃交通频繁之世界，经济、职业、思想之发展，无不遍布于全球，成世界的潮流。现于欧洲今日之社会者，明日即将现于吾族之社会；今日欧美之女子问题，必将速见临于此邦，无俟疑惑。至于俟其来，谋解决之方，则责艰任重，匪一人任。要在今日之青年，而尤在今日之青年女子。³⁵

陶履恭的文章表达了新文化主义者们一种共有的态度。他们对进化主义的信奉以及“对融入世界大潮流的渴望”让他们产生了普世主义思想。³⁶他们认为，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羁绊，因而中华民族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为了加快进化历程，中国人要有意识地按照西方文化榜样来重塑自己。此外，西方妇女生活的快速变革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逻辑上讲，只有当中国妇女的生活也发生同样变化时，才能认为中国正向现代性迈进。因此，从西方角度来讨论中国妇女问题是新文化主义者推动中国向现代性迈进之热切努力的一部分。

声誉卓著的“新文学”先驱胡适也用西方这一榜样来激励中国妇女。在《美国的妇人》一文（最初是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中，他论证到，美国妇女为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而奋斗，而中国妇女应该效仿美国妇女的自立，摆脱依赖：“乍一看，自立好像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它是好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³⁷

胡适对个人主义的宣扬因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的出版达到高潮。1918年胡适策划了一期《新青年》“易卜生主义”专号。《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译名为《娜拉》。易卜生对欧洲父权制家庭的批判被用来抨击中国家庭。人物形象娜拉反对罪恶的家庭制度，象征着个体的反抗。在她抛弃家庭以前，对丈夫说：“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不管怎样，我要尽力成为一个人”。娜拉凭着这番话，成为了中国受过教育妇女一代心目中第一位的西方行为榜样。娜拉揭示了中国新女性应该做的事：勇敢反抗封建家庭，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娜拉这一形象伴随着“独立人格”这一流行语，在受过教育的城市年轻妇女中迅速传播，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本书第二部分中的那些年迈的讲述者身上仍然回响着娜拉的讯息。³⁸

为了给中国妇女树立一个新的行为榜样，新文化主义者希望摧毁儒家的行为榜样。清朝覆灭后，军阀政府保留了崇尚贞操的旧法。政府规定三类妇女应受到嘉奖和褒扬：第一类是节妇，这类妇女在三十岁前就成了寡妇并且在五十五岁后一直守寡；第二类是烈女或烈妇，这类妇女宁死不受辱于人，或者在受辱后自杀，又或者在成了寡妇后自杀；第三类是贞女，这类妇女在未婚夫过世后就一直保持贞节直至死去。1910年代的报刊上经常刊登节妇和烈女的故事。尽管经历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女权热潮，尽管1911年革命涌现了许多女革命家，然而贞操仍是官方所吹捧的妇女身上最重要的美德。³⁹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贞操论》一文，这是对主流性道德的公然挑战。这篇煽动性的文章原为日本现代女诗人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所写。她向传统的贞操理论提出质疑，并论证了贞操不应该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此外，她还通过分析社会中的双重性标准揭露了传统性道德中内在的压迫性。她宣称：“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⁴⁰与谢野晶子并没有详细阐明性道德的文化背景，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她强有力的论证道出了一个直接适用于中国情形的普遍真理。

周作人声称，他翻译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那些关注妇女问题的、少数觉醒了的男性提供参考。胡适很快做了回应，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他渲染了贞操道德与一夫多妻、合法卖淫并存是何等的荒谬。胡适公开反对政府关于节妇和烈女的规定，谴责其为“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他号召形成一种新的公众观点，这一观点把“任何鼓励妇女去当节妇和烈女的人都视为蓄意谋杀”。出于他的自由的平等观念，胡适还主张男女同等的性标准。他强调：“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⁴¹

胡适之后，另一个“觉醒了”的男性、周作人的哥哥鲁迅（周树人）对贞操道德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把贞操崇拜和儒家学说联系在一起，指出不论民族何时陷入危急，儒家弟子们都要诉诸妇女贞操以作为拯救民族的手段。他直指宣扬贞操崇拜的军阀政府，以其代表性的讽刺而犀利的口吻问到：“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他注意到“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子守节。”他把儒家传统支配下的中国男性描绘成卑劣的懦夫，他们把女人视为个人财产，引诱并祸害女人，他们还每每把亡国败家的原因归咎女子。作为一个新文化战士，鲁迅在文章最后表达了他的强烈愿望：“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让人类都受到正当的幸福新文化主义者对儒家性道德的抨击对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极其猛烈的。他们极力揭露中国妇女的苦难，有力地挑战了儒家道德规范。中国男女数世纪以来所习以为常的事，一以贯之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如今却被证明只不过是可以归结为“吃人”这两个字的旧习。野蛮的非人体制当然无立足于现代世界之理由。少。”

数“觉醒了”的男性以他们直言不讳的勇气与人道精神，以他们的洞见与睿智，很快就吸引了无数的青年追随者。接下来几年中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表明了这些早期论说的强大影响力。全国上下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开始讨论新的性道德、结婚、离婚等等，结果是五四男女的性行为迅速发生变化。第二部分的讲述将阐明这一点。

五四事件之前，刚刚创刊的《新潮》（一份有影响力的新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概括了新文化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基调。叶绍钧受到了关于妇女问题的“几个先觉的言论”的启发，继而分析了“女子人格问题”。他把“人格”定义为“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他认为中国妇女不具备人格，这不仅因为劳动的性别分工使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处于依赖地位，还因为儒家男性出于自身利益而否定妇女的人格。按照新文化主义者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妇女所受种种压迫的批判，叶绍钧罗列了男子对于女子的诱惑：利用“夫为妻纲”儒家准则的“名分”来限定女子的从属地位；利用“良母贤妻”来施教；利用贞操和“节烈”的道德观；把女子当作性和生育的机器以及附属品来玩弄。他力劝妇女要有“人”的觉悟：

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又应知道“人”但当服从真理，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该唾弃他，破坏他。……男女大家应该有个共同的概念：我们“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当享有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

叶绍钧的强有力地展示出，正如新文化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所认为的，妇女的独立人格是“妇女问题”的核心。获得独立人格很快便成为五四女权主义的标识，这也成为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目标与行为准则。

男性倡导者们的动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一群男性倡导者的出现是特殊历史脉络下的独特现象。正如我所讨论过的，民族主义关怀，对儒家的抨击，对进化论、自由人文主义和普世主义的信仰，共同促成这些男性迅速接受女权主义。欧洲和北美的妇女参政运动则刚好增强了新文化主义者的信念，即全世界的男女都要朝着平等与自由的方向发展。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局势向新文化主义者传递了一个信息：人文主义，或者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人的发现”，应当包括妇女。⁴²

中国学者舒芜在她关于周作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中评论到：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关于妇女解放和一般妇女问题的先进思想，都是以“人的发现”这个根本思想为指导的。“人的发现”，在欧洲是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事，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已是陈年老帐，但在中国，还非常新鲜。欧洲的“人的发现”，本不包括女人，又过了两个世纪，才有了“女性的发现”。中国确实两个发现同时并提，任务的艰巨当然过于欧洲，落后民族的追赶本来只要加倍地吃力；但是两个发现“毕其功于一役”，不必像欧洲那样再经过两个世纪的距离，单论这个速度，也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他们认为中国的启蒙符合普遍的进化历程，不同之处在于新来者在成功赶上时有后知之明的优势。由于欧洲的启蒙是从男性独占权利开始的，因此西方不得不多等两个世纪才创造了第二个发现——“女性的发现”。中国启蒙的鼓吹者们充分意识到早前西方模式的局限性，而且在他们的普世主义思想中，如果中国的启蒙将妇女解放包括进去，那么中国就可以跨越这段长时间的间隔。此外，许多新文化主义者发现西方社会仍然是男性中心的。实现妇女解放，中国就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超过”西方。⁴³

尽管舒芜的观察得到了史料的证实，直指新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一面，但是另一位中国学者钱理群却强调在新文化主义者们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中，世界主义占据了重要位置。钱理群认为，新文化运动中“人的觉醒”同时也是“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的觉醒。新文化主义者对个体发展的关注与他们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联系在一起。“在周作人那代人的思想里，妇女解放与人性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事实上，他们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包含了他们对人性整体发展的思考。”

Hung-Yok Ip在其关于五四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注意到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有着同样的世界-国际主义（cosmopolitan-internationalist）关怀。她在分析陈独秀和李大钊时评论到：

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所以希望建立一种“民主的”国际关系，是出于民族主义关怀，因为这种关系会促进落后民族以独立与尊严。即便如此，民族主义关怀至少没有使这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世界-国际主义的民主视野局限在只是关注驱走压迫上，但却进一步激励他们站在国际的高度，去重视更为积极的因素——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⁴⁴

这一世界-国际主义面向在新文化时期很多关于妇女的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们经常会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中西方的妇女问题，表达出对全人类的关注。李大钊撰写《战后之妇人问题》，探究西方妇女的状况以及那里的女权运动。这篇文章不仅显示了李大钊对于西方发展的熟悉程度，也说明了他对性别与阶级之间关系的敏锐理解。如此用心的研究不仅出于他对中国的深切忧虑，更出于他对世界文明的深切忧虑。他以这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我们中国的女界，对于这世界的妇人问题，有点兴趣没有，我可不敢武断。但是我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⁴⁵

李大钊关于人类未来的乌托邦幻想强调了性别这一中心，这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强调的主旨类似。五四事件后的学生运动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妇女解放与民主》一文以发起一场中国的妇女运动。他在文章中论证到：

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富者可变为贫，贫者可变为富，地主、资主可变为工人，工人可转为地主、资主，社会若经过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

后来按照共产党的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紧，妇女解放只有通过妇女参加这场革命——而不是通过独立的女权运动——才可实现。尽管如此，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们在内的男性倡导者们却坚持以性别问题为中心。尽管他们起初出于多种不同的思想关怀与忧虑来思考性别问题，而且其中许多人不断地改变思想立场，但是这些声名卓著的男性的一致声音还是给妇女解放创造了一种自由人文主义的话语。

在我们停止讨论这些男性倡导者们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在他们公开表明的、对妇女解放的思想关怀以外，是否可以从潜意识层面来解释这些男性的行为？

在一项有趣的研究《失望的语言：五四作者对“新女性”的意识形态表述》中，陈清侨论证到“近代知识分子拼命地想要借‘他者’在危机中的变化来表述自己”。他表明，五四知识分子不仅向他们的读者传达了一种动荡与慌乱的危机感，而且事实上也塑造了历史危机的集体意识。此外，他还指出，“[对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打破旧习的作家），要抓住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时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唤起那些危机经验，用以建立一种新的表述模式，（因而）其本身就是表述问题。”他认为，这种表述行为应该“被视为植根于五四作家们集体无意识中的认同危机的客体化过程。”⁴⁶因此，五四男性对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就反映了这些男性对于其自身认同危机的无意识焦虑。

陈清侨集中讨论了五四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对妇女的表述。他的主旨与我在本文中的不同，我要探究的是男性倡导者们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破坏。他的研究资料与我的不同，因为他没有讨论五四男性知识分子撰写的关于妇女的非文学文本。这些非文学文本中传递出的信息——比如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以及女权运动热潮——通常与他们在文学类文本中的那些大相径庭。正如陈清侨所揭示的，比如文学作品对新女性的表述就盗用了性别二元论，即理性的自我（男性）与感性的他者（女性）的对立。但是在非文学文本中，最为明显的主题是呼吁不分性别、普世的人这种自由观念，这却是与性别二元论相矛盾的。我们先前对男性倡导者们的非文学作品的讨论表明，那些男性所认为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就是要中国妇女跨越性别界线，成为独立的人。因此，对新女性的文学表述尽管是五四时期有关新女性的话语的一部分，却应该与在同一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人文主义主题区别开来。这一区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新女性——超越那些在男性文学表述中作为一种修辞而出现的新女性——的主体建构。

如果我们记住这一区别，那么陈清侨的表述理论就有助于我们探究男性倡导者们对妇女解放的鼓吹。毕竟男性创作的非文学文本仅仅是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对于儒家文化中妇女受压迫的批判以及对于妇女解放的鼓吹，都突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拼命地想要”借性别问题来“表述自己”这一点。他攻击中国的性别体系，表达了对旧文化的疏离。他拥护娜拉，不仅显示出他对中国的等级制和父权制家庭感到失落，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他对于所在的社会体系中体验到的负担与束缚感到愤恨，这种社会体系是基于有等级、有区别的人际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责任与义务（即儒家道德）而成的网络。他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个体自由的独立的人。此外，他根本的危机还是源于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被西方半殖民化的中国，他处于边缘和从属的地位。中国男性文人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令人鼓舞的优越感被强大而“优越的”西方大大地破坏了。近代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界定了妇女这个“受压迫的”、“低下的”社会群体，以此重新肯定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他们大声疾呼妇女解放也就是在表述或者说表达他们自身有意无意的渴望、冲突与危机。⁴⁷

近代知识分子的表述需求，就心理层面而言，与其无意识的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陈清侨在其研究中已详细阐释了。如果我们秉持认同危机这个概念，或许可以从一种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对男性的表述提出疑问：为什么受过西方教育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径直举起自我解放的大旗，而是举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是什么阻止他们公开采取行动去实现获得自身解放的渴望？这些疑问将我们引向许多研究五四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学者已经阐明的一点：就连所谓的文化反叛者或主张打破旧习者也深受他们所改造的那种文化的束缚。⁴⁸在儒家文化的霸权下，一个人不能公开宣称他行动的目标是个体的自我利益，尤其当一个人渴望社会声望的时候。在儒家“克己复礼”的箴言里，“做自己”或“表达自己”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相反，儒家道德体系“虽然在每个个体听从其准则时给予高度的个人满足感，但却把每个人的行为引到家庭与更大的社会的利益上去”。讲伦理、有道德，就是要履行对他人的社会义务。任何想要在社会上立足的人，就必须表现出最起码的社会意识。在这种文化脉络中，要求自我解放就不会被当作是合法的。而且，任何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下场只能是被视为异端。尽管如此，伸张西方个人主义的新文化主义者还是不得不以民族富强和现代性的名义（有意无意地）使这一努力合法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妇女作为一个受压迫的社会群体被新文化主义者所发现，的确是幸运的。近代知识分子们通过表述这种压迫，不仅得以表达他们自身的疏离与失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得以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社会位置。正如周作人在1927年敏锐地评论到：“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⁴⁹

中国妇女是近代知识分子选择表述的第一个受压迫群体。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左翼知识分子则表述工人和农民，到1927年时这一趋势如此强烈以致于脱离了左翼的周作人感到必须对此加以批判。

通过表述受压迫的妇女，近代知识分子同时在几方面获益。他们满足了自身由文化养成的、对于社会责任的需求，并且满足了社会对于一个学者的期许。他们找到了一个社会问题，其可能拥有一大批支持者，这与他致力于“新文学”不同，后者可能只被视为文人之间关于文学形式的争论。此时，有了新的文学形式和白话来鼓吹妇女解放，近代知识分子发现他自己正在迅速远离先前的默默无闻。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关于妇女问题——或者说此时的妇女的诸多问题——讨论的爆发，既证实了新文化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使他们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界。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数不多的新文化主义者已经使自己成为引领青年跨进新时代的领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这些妇女解放的男性支持者们背后的利益（心理层面或社会层面的）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受过教育的男性在五四期间如此迅速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受过教育的男女们被男性制造的女权主义话语赋予了权力，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刻。

尽管他们被赋予了权力，但是新文化主义者对中国妇女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正如陈清侨指出的，在男性的文学表述中，新女性表达的是男性的想法，而非自己的声音。男性的表述削弱了颠覆关于妇女的主导话语的最初努力。中国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他们关于五四文学的研究中发现，文学文本中“受压迫的妇女”和新女性都是男性作家的妇女观念的产物，并非那个时代妇女的真实写照。他们发现，男性的话语“既要女人觉醒又要女人沉睡”。⁵⁰岳明宝在一项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中进一步批判五四男性作家没能把妇女问题与语言本身联系在一起：“历史上被各种表述工具淹没了的许多女性声音，仍在被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的语言工具压抑着……即使作家们真心想要维护妇女，但是他们的著述却暴露了父权传统的话语习惯，即从表达中排除妇女经验。”⁵¹

当妇女受到社会大舞台而不是文学形象中男性制造的女权主义话语鼓舞时，事态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摒弃了男性倡导者们的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妇女自己组织的妇女解放活动中，她们大声喊出自己的声音。许多受过教育的妇女受到了妇女解放新语言的鼓舞，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沉睡”。正如我在本研究中始终强调的，妇女并非任由男性话语摆布。五四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与男性作家们所构建的新女性形象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尽管如此，矛盾的是，新文化精英的话语权力却在激发了一场女权运动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

随着新文化主义者日益增长的话语和政治权力（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对为什么需要妇女解放以及什么构成妇女解放进行了界定。新文化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跃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后，对于他们在界定妇女问题上的新的权威地位很是得意。他们能够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妇女的自我解放表示出了极度的关切。中国女权运动的著名倡导者沈雁冰在《评新妇女》（新出版的妇女杂志上的一篇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了他的这种优越感。在他看来，妇女撰写的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文章只是证明了作者们对于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无知。由于这些文章“专做人人皆知、报报皆见的话”，因而毫无价值。他对妇女作家缺乏书本知识而感到悲哀，以一个新文化捍卫者的口吻告诫她们：“我还劝做新妇女各位女士，将来读好了书一定要发表意见时，还是不要‘自立门户’的好，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不求分量的多，应求程度的高呵。”50

因此，男性倡导者们既打破了而同时又维护了性别等级关系。儒家的父权制权力受到新文化主义者的严重挑战，这对于许多妇女而言是具有解放意义的。但是，随后妇女发现，在新文化精英中又存在着一种新的男性权威。新文化精英担当起道德和思想权威的角色，这使男女双方都恢复了信心，但是这一权威却可能削弱独立的妇女运动的发展。

男性倡导者们对于妇女解放的定义随着思想和政治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他们用个人主义来对抗儒家文化，强烈要求妇女成为独立的人、反抗封建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们抛弃了个人主义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1921年一次对妇女的演讲中强调，认为妇女只有离家出走才能获得独立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即使妇女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她们仍是资本家的奴隶。妇女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获得独立人格。“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51

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所作的初步分析，得到当时翻译的欧洲社会主义有关妇女的论著的支撑，发展成为中共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导理论。尽管五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可，部分受到了寻求妇女问题的解决之道的驱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性别问题很快就被阶级斗争掩盖了。

或许五四男性对妇女的表述最有问题的一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把妇女解放看作是为更大的目标而服务，而非将其本身视为一个目标。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包括推翻封建主义，推进民族现代化，打到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救国。尽管把妇女解放与这些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扫除中国妇女向公共领域迈进的障碍，但是与此同时，妇女运动只有依附于伟大的事业，才能在主流话语中占据合法地位。中国妇女解放的利他主义本质最终使得一些妇女感到他们更多地是被利用了而不是被解放了，本书第二部分的讲述中表达了这种情绪。

总而言之，解放者的角色致使五四知识分子掩饰了新文化主义者自身思想中存在的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文化主义者把儒家文化称作压迫者，以此成功地将自身置于这个压迫者的对立面。此时此刻，没人向这群新文化精英发问：“你自身在何种程度上是儒家霸权话语的产物？在你的思想意识中，你采取何种办法来表达这些父权制理论？”有大量讨论涉及妇女如何克服获得解放的各种障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人探究男子在获得自身解放中（尤其是心理上从父权文化的束缚和建构中解放出来）所遇到的问题。⁵²换句话说，培养女子意识与培养男子意识并不同步。解放者这一定位似乎使男性支持者们免除了详细的自我审视。结果，男性中心和父权语言不仅出现在许多新文化主义者的书面作品中，也公然保留在他们的私生活中。

鲁迅的生活就是重蹈这一父权覆辙的例证。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不幸的包办婚姻后，鲁迅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十七岁的学生许广平。许广平是一位新女性，曾是天津五四学生运动的活动家。她完全吸收了五四女权主义的语言，愿意冲破“旧道德”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⁵³她抵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与鲁迅同居，即使她知道他不会与合法妻子（他把她看作“旧制度的受害者”）离婚。⁵⁴

许广平与鲁迅在一起的十年时间里，她帮着鲁迅料理日常事务和家务。这位新女性多次想要投入到公共活动中或者给自己找份工作，但每每鲁迅都不同意。她办了一份妇女杂志，鲁迅就说：“这种不疼不痒的东西，办它干什么？”她有了工作机会，鲁迅又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⁵⁵为了鲁迅，许广平放弃了拥有一份独立职业的梦想。她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在她与鲁迅同居前从教书的薪水中攒下的三百块银元。万一她与鲁迅分手，这笔钱够她支撑几个月直到找到工作。

为了所爱的男人而刻意牺牲一切，这对于一个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而言是痛苦的。正如她写到：“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这种想法让她深感痛苦，但却没有改变她自愿的自我牺牲。她非常清楚内心充满矛盾的原因：“我想，我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对手方面就是，然而自己本身则是不满意的，有苦闷的——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被旧道德所涵养，又安于现状。”⁵⁶

显而易见，新与旧集于一身的女人满足了像鲁迅这类男人的需求。在支持妇女解放事业这件事上，并非所有的新文化主义者都愿意放弃他们在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特权，这些特权只能通过妇女的自我牺牲来维持。尽管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受到了性别平等原则的鼓舞，但是同时她们也背负着深埋于她们潜意识中的儒家道德。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面对一个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年长男人的要求时，如果她维护她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对待，那么她就是不道德的、自私的。平等的“新”原则，与等级制、区隔制的社会关系与义务组成的“旧”原则发生了正面冲突。在许广平身上，这一“旧”原则在新女性的个人生活中占了上风。在某种意义上，许鲁的关系，是年轻学生与年长老师、被解放者与解放者的关系，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和男性倡导者之间的关系。新女性的历史负担是对五四男性的一种恩赐。男性倡导者们的优越感以及他们被赋予的文化特权没有受到挑战，而在一个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年代里得以保留。

（赵婧 译 侯艳兴校）

第二章 传播女权主义的个案：《妇女杂志》

女权主义理论家Chris Weedon评论到：“一种话语为了产生社会效果，最起码要被传播。”1新文化主义者对妇女解放所做的努力之所以根本不同于康有为所做的努力，并不在于新文化主义思想更激进，而是在于他们的思想比康有为的思想传播得更广泛。二十世纪初女子教育的迅速扩大使得接受新思想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多。五四学生运动进一步使许多女学生成为新文化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在男子和女子的共同参与下，1919年五四事件后妇女杂志和报纸上的妇女专栏与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妇女杂志》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且发行量最大、订阅者最多，也是出版时间最长的追随新文化浪潮的主流妇女杂志。因此，它最好地揭示了新文化女权主义的普及过程。

1919年五四事件以前的主题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1月出版了《妇女杂志》，同一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的28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和新加坡都设有书店。因而《妇女杂志》可以跨越广泛的地理区域使得妇女能够触及，不像大部分的妇女杂志，其影响力由于发行与财政的局限而受到限制。由于妇女识字在1910年代仍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因此这本杂志自然把目标对准了中上阶层的妇女。女教师和女学生给其论坛和专栏撰稿。但是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包括主编王蕴章在内的男性撰写的，而且很多读者也是男性。2

从一开始，《妇女杂志》就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创刊号上，一些教师（男女皆有）对中国女子教育以及《妇女杂志》在推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撰稿人们认为《妇女杂志》应该促进女子间的知识交流，并认为为了民族的利益，这种教育要把妇女教导成为贤妻良母。正如一位女撰稿人所写的：“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而杂志发刊之本意，又岂非遵此职志为国中造多数之贤妻良母耶？”3

西方的榜样鼓舞了这种通过教育妇女使他们成为贤妻良母的努力，并使其合法化。撰稿人们在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时经常提到西方的表率。一位撰稿人赞扬了美国妇女对家庭的挚爱（domesticity），并赋予其浪漫色彩，以此来论证要运用教育来维护中国妇女对家庭的挚爱。“以女权最盛之国，其女子亦惟以相夫为本分。”4这位男作家以美国的“真正的女人气质”为防御，把那些反对中国妇女传统角色的观点挡开，而一位女作者则主动出击，运用西方的榜样把妇女的家庭角色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

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见势绌，乃见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有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吾妇女界夙秉慈善之天性，人之好善，孰不如我，合我全国妇女界二万万之心思才力以《妇女杂志》为机关，互换德智，以求有益于吾国。⁵⁷

晚清第一次把女子教育与民族富强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他运用了西方和日本的高等女子教育的例子来论证强大的民族与聪明的人民都自女子教育始。他对女子教育具有影响力的鼓吹，使得妇女传统的母亲与妻子的角色获得了政治意义。妇女聪明地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决定了中华民族能否立足于现代世界。按梁启超的分析，强国和保种的双重目标完全依靠于受过教育的母亲和妻子。梁启超的鼓吹，加上他和其他改革者兴办女学的努力，使女子教育的机会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迅速扩大。随着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强调贤妻良母对于社会政治的意义的理论成为主流。1915年，受过教育的妇女们仍在重复梁启超在十七年前就已经阐述过的主题。7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贤妻良母理论与美国早期的共和党母性十分相似。随着美国迈向现代民族，十八世纪晚期的美国妇女被吹捧为价值标准的守护者，而女子教育则被视为把妇女培养成光荣的妻子和母亲的关键所在。“通过特别而恰当的教育，我们的妇女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准，以便于能够用自由和自治的原则来教导她们的儿子。”8民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如何塑造她们的儿子——他们将要成为共和党公民——的价值标准。共和党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会向她的儿女们灌输正直、虔诚与爱国。

正如共和党母性使得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女子教育合法化一样，梁启超对母亲和妻子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详尽论述，也使得中国的女子教育合法化。民族的需要为妇女提供了得到制度化教育的最初机会，这个机会将最终导致妇女生活的多方面的变革。尽管受过教育的妇女仍旧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但共和党母亲或贤妻良母的角色却从半路拦截，使她们成为完整的公民。换言之，全民族对于妇女在新民族中的角色的争论，宣布妇女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即使她们仍处于政治话语的边缘位置。

尽管中国女子教育的出现听上去好像是在许多国家都重复发生过的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是提出女子教育的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却为不同的动机提供了原由。

比如，当中国开始鼓吹女子教育时，日本、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早已实现了女子教育。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强烈反差——大量的文本频频指出的一种反差——使得中国迫切地想要追赶上。此外，中国正在经历被西方和日本打败的民族危亡时期，学者们都提议把女子教育作为民族危机的解决之道。

在美国，女子教育在民族的胜利与壮大时期得以推广。十九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理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稳定的极度向往。生活在这个动荡世界的美国男子从家中寻求平静与安定。家是一片“沙漠绿洲”，一间“集同情、尊敬[和]正直于一体”的“庇护所”，也是一间“逃离商业苦恼与困窘的”避难所。男人们对避风港的需求鼓舞了对“真正的女人气质”的崇拜以及热爱家庭的意识形态。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妻子被尊崇为避风港的看守人，价值标准的守护者。于是，美国妇女光荣的传统家庭角色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被保留下来。9

相比之下，把妇女引入中国民族政治话语的中国男性们并不是从家中寻求稳定。相反，他们号召家庭与民族的变革，以便使中国在现代世界具备竞争力。妇女被视为占中国半数的人力资源，等待被开发。按照许多具有革新意识的男性的分析，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半数人口是落后的，女子教育要谨记西方主妇这个榜样，改造落后的这一半数。因而，《妇女杂志》1919年以前的有关中国女子教育的文章发展出两个并行的主题：一个强调妇女对民族的重要性，另一个则哀叹中国妇女的“劣等”。为了详细阐述第一个主题，这些文章借用了西方关于妇女善良的天性与美德这一观念。但是第二个主题却更常被表达：撰稿人们讨论了中国妇女的弱点，以及为了民族的利益以何种方法来纠正她们。一些男性撰稿人的评论等同于对女人气质的攻击。一位男性撰稿人列举出中国妇女的八大宗失德：奢侈，逸乐，放荡，偏私，愚陋，偏隘，妒忌和阴毒。在做出这番厌恶女人的评论后，这位作者警告说：“综此八者，女界之失德，略尽于此。矫正恶习，修明壶仪，窃有望于女教育家。”10

男子的警告也在短篇小说中出现。在一篇题为《国民之敌》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他亲眼目睹的母亲打儿子逼他学习的情景。这个故事以一段激烈的宣言来结束：

我们中国绝不是亡在武人政客的手内，一定亡在妇女的手内；因为她们不能和西妇一样，造出如欧战内勇敢的好国民，恰天天伤害他，戕贼他，使他成了痴子痴人，使他成了不健全的国民，一点没有力量去干事，恰还算她是能够教育的。唉！唉！这岂是国民之母，实是国民之敌了。

我们尚不清楚女性读者们对这些刺耳的指责作何反应。但是这位编辑显然把纠正妇女的失德视为自己的职责。此外，《妇女杂志》还刊登了由妇女撰写的同一主题的文章。在女学生文章专栏中，一位学生给“妇”字下了新的定义。中文字“婦”由“女”和“帚”两部分组成。她认为古代圣人的意思是说，打扫屋子是妇女的职责。如果没有妇女的专门料理，家就会散了。但是妇女的扫帚还应该扫除另一种灰尘：“女界沉黯二千年于兹矣。依赖之性，嫉忌之情，护短之见，迷信之愚，习惯自然，牢不可破。是亦无形之垢也。有学以矫其失，方将举其胸中污点一扫而空之。”12

尽管这位女撰稿人关注的是“旧”习惯，另一位作者则攻击一些妇女的“新”

习惯。一篇题为《理想之女学生》的评论批判了女学生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作者论证到，尽管许多女学生学行俱优，但还有少部分的“害群之马”，因此“女学生”这个词引起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畏惧与厌恶。这些害群之马做了什么？

开口自由平等，男女平权，参与政治，而其实行则仰给生活于他人，即至烹饪、洗涤之事，一为女学生，即有所不屑为，此则废人而已。昔尚言女学生装束朴素，有异于常人者，今何如矣。或初解英文字母，而欲以英文而写情书，俾父母不能认识矣。其有略通本国文字者，亦每用之于不正当之途。毋怪持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这振振有词，使子女以入学校为戒也。

在这篇评论的结尾，作者提醒女学生不要忘记她们的重要责任：“女学生者，今日为学生，即他日之贤妻良母，与家庭之荣枯有密切关系者也。”对女学生“令人厌恶的行为”的如此抨击显示了对于近代教育结果的担忧。很明显，改造中国妇女是一个棘手的任务。不论她们是无才还是博学，必须始终提防她们的种种不足。

把中国妇女塑造成贤妻良母的一种更为积极的方法就是宣传西方的热爱家庭的榜样，让中国妇女都来效仿。就连被新文化主义者视为保守派的这一时期的改革者也向西方寻找灵感。他们受到了西方热爱家庭的意识形态以及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尤其是在美国）的物质存在的鼓舞。在他们看来，美国对热爱家庭的强调，与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儒家教义很相近。古老的中国家庭所需要的是现代美国式的管理。《妇女杂志》充满了译自诸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和《母亲杂志》（Mother’s Magazine）等美国出版物的文章。内容从个人卫生到家长-教师联合会再到家庭经济学。现代家庭的科学化管理，儿童教育的民主精神，美国妻子对丈夫的支持，以及家居美化——所有这些都被强调为现代文明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主编希望，通过刊登一些浅显而有趣的、教导现代与科学的持家之道的文章，《妇女杂志》将会“改良家政，增进学问之观念，由旧家庭而嬗蜕为新家庭”。⁵⁸

为了把美国的热爱家庭的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家庭改革的一种途径来宣传，《妇女杂志》还刊登了世界时事类文章。“记述门”专栏传递了世界范围内有关妇女的信息，包括欧洲妇女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报道，还附有照片，上面有比利时的女矿工，英国的挤奶女工、女屠户、女司机和女搬运工，以及德国的工厂女工和女邮递员。还有一些文章描述了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对废除奴隶制的贡献，英国女学生有组织的活动，瑞典的妇女运动，日本妇女的就业机会，菲律宾妇女拥有社会活动的自由以及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很高，等等。这一专栏所传递的信息尽管表面上有悖于热爱家庭这一占主导地位的主题，然而这却是编辑为了拓宽中国主妇的视野、使她们及时获知世界时事与发展所做努力的逻辑组成部分。⁵⁹

《妇女杂志》还主要通过“国文范作”这一专栏，为相互冲突的家庭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论坛。这个专栏把女学生作为主要的目标读者群，邀请她们把学校习作发表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显示了女学生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对她们的影响。在一篇分析“妇”字含义的文章中，学生陆振权表达了完全不同于先前讨论的观点。她认为，代表女性的“女”与代表扫帚的“帚”的结合显示了古人对妇女的鄙视：

女子当执箕帚以事洒扫，古之所谓箕帚，妇也。要之为男子之仆役而已。奴婢贱役而字从女，尤可为卑视女子之证。此实人道之大不平也。近世日即于文明，人类亦渐趋于平等，吾侪不幸做女子身，宜如何顾名思义，自尊自重尚礼仪，苞贞操，以神圣我女子之价值乎。⁶⁰

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段落中，陆学生表达了对“大不平”的愤慨，但也表达出要遵从传统准则的意愿。

另一个女学生殷同薇认可良母这一角色，但却坚持认为妇女要自治。她号召组织一个学生自治会，认为“共和之国民贵自治，而女子为国民之母，故女子之学校教育亦必以养成自治能力为先务也。”17学生孙熙育建议妇女要修身养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肩负齐家的重任。但是学生马仁常关注的却是“人必如何而后能独立”：

人无职业，必不能生存，遑言独立。且不能独立之害，关系颇大。不但于己之身有碍，而于国家亦受莫大之影响也。天下无论何事，大抵根诸个人，由个人推于社会，由社会推于国家。一人之关系于国家，岂不重哉。试观一般无才无识之人，赖他人之营养以生活。此等之人，寄人篱下，任人欺蔑，最可怜矣！是故，独立为人生处世之基础也。⁶¹

马仁常在文章中完全忽略了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也没有提到家庭的重要性。

她公开鼓吹独立的职业。她关于个人独立的中心地位的论证，让人联想起新文化主义者1919年以前的那些著名的文章，很可能这些女学生的老师们受到了新文化文章的影响。不论这些学生通过何种途径接触到新文化思想，她们的文章表明诸如“平等”、“自由”、“自治”和“独立”这些词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前就在学生中间传播了。

不仅学生的文章反映了这个时代思想话语的种种面向，而且评论也揭示出主编意识到了新文化主义者在鼓动妇女解放时所提出的议题。事实上，在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时，《妇女杂志》采取了保守立场，刊登了驳斥新文化思想的评论。比如，1918年5月这一期上的评论反对在大学中实行男女同校。作者坚持认为中国与外国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中国男女应被隔开，避免接触。大学不应该为了女学生的利益而打破这个礼仪规范。此外，作者还论证到，少数适合妇女从事的职业也不需要她们具备大学所提供的渊博知识。

尽管《妇女杂志》思想开明，刊登了与编辑观点相左的读者来信，然而大部分评论还是带着反对的口吻。在1918年8月这一期上，一篇题为《女权平议》的评论警告读者要提防妇女获取权利或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危害。由于汉字“权”既指“权利”也指“权力”，因此“女权”经常被理解为“妇女的权力”。作者运用对这个词的这种理解，罗列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女子篡权”案。他认为，皇后干涉朝政或操纵君主之时，其结果或是内乱或是亡朝。他建议民国官员要把妻子的野心限制在安全范围内，让她们去当女校校长或教员。他警告说，然而“若夫财政问题、诉讼问题、赋税问题以及凡百兴利除弊有关公益之问题，万勿越俎代庖”。“女权”不仅会危害民族的利益，而且会导致妇女的社会行为放任无度，引发家庭冲突。作者还强调不要事事都效仿西方妇女，因为“夫中西风俗习惯不同，女子自治之能力、自尊之观念，吾国不及欧美远甚”。作者警告女读者们，为了共和之国家、共和之社会和共和之家庭，不要滥用女权。

晚至1919年5月，一篇评论仍在教育贤妻良母这一主题上喋喋不休。但是此时的论证却采用了防御的口吻来反抗广为鼓吹的妇女职业教育。作者再次运用了美国妇女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一次美国妇女的形象却是负面的：“后二十世纪美国之女子，其智育之发达，无可或讳者也。然美国女子，好自私，喜幻想，唯其智育发达之故……竞求职业，而厌家庭生活，于是脱离其夫而独立者日众，影响所及，美之生产力为减，而人口不繁。”⁶²由于美国妇女的职业教育导致这种灾难，作者坚持认为中国应拒绝接受美国榜样。相反，由于男女有着不同的天赋之性、不同的义务，因此教育也应有所不同。“无论男女能为其所应为，而不越俎代庖，斯可以。”作者表达了维护性别界线的强烈愿望，他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当时的性别平等话语。这一篇以及前面提到的其它评论表明，《妇女杂志》牢牢地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1919年5月，具有影响力的新文化刊物《新潮》刊登了一篇罗家伦撰写的文章，他批评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有刊物。他谴责《妇女杂志》“只告诉妇女要成为男人的奴隶”。这“是反人类的真正罪行。我甚至听说相当一些学校的学生只准读这种杂志！……如果这些杂志不彻底改革的话，它们在社会上将没有立足之地。”23新文化主义者这种直截了当的抨击与五四学生运动交汇在一起，为抛弃旧思想、旧语言和旧文化提供了强力支持。《妇女杂志》被迫做出变革。

新文化并没有马上闯入这份保守杂志。从1919年5月到10月，《妇女杂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火如荼的学生示威、请愿和公开演说就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这份杂志仍在刊登那些教导读者如何管理现代家庭的文章，除了一个例外：关于邓春兰要求废除大学里性别界限的一篇报导。邓是一位生活在边远的甘肃省、受到性别平等潮流鼓舞的年轻女子，她要求去北京大学读书。学校没有给予答复，于是她在全国的报纸上刊登启示，号召志同道合的妇女们组成一个女学生团体赴北京请愿，请大学解除女禁。她还呼吁全国所有“爱国爱种、提倡人道”的男子支持这项事业。她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无数的要求中国女子平等教育的人。《妇女杂志》9月这一期刊登了她的宣言以及她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件原文，但对于她所做的事并没有给予评论。尽管这份杂志透露出一点儿新思潮的新闻，但却无意追随新思潮，这种奇怪的姿态显示出编辑的矛盾心理。对于妇女杂志的领军者而言，很难不对当时的妇女大事做出回应。尽管如此，主编却没有轻易地向新思潮屈服。也可能五四运动后那几期上刊登的所有的保守文章是很久以前就已邀定的稿件，而且主编也无意破坏杂志一贯的办刊方针，即使他感到有压力这样做。⁶³

而后突然间，《妇女杂志》在11月刊登了一篇公然以“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为标题的社论，作者署名佩韦，是沈雁冰的笔名。与先前的文章不同，它以白话文的形式刊登，并且反复强调新文化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主要观点。这篇社论宣告了新文化目前已成功占领了保守派领地。作者沈雁冰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翻译员，是当时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文化之星。几十年后，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沈雁冰开始从事新文学活动。他把西方和俄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并以撰写文学评论为副业。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到1919年末时，他的名字已出现在许多新文化杂志和报纸专栏上。有一天王蕴章找到他，王当时是《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的主编。王邀请沈担任《小说月报》新开辟的一个专载新文学的专栏的编辑，还邀请他为《妇女杂志》撰写“讨论诸如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后来沈雁冰认识到，商务印书馆的最高董事会已经决定追随新思潮，要求他为商务的读者们呈现一份革新的刊物。⁶⁴

沈雁冰迫不及待，全力以赴地改革《小说月报》，但他也撰写和翻译了8篇关于妇女的文章。《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最早刊登在《妇女杂志》上。其他几篇刊登在1920年的第一期上，明显宣布这份杂志现在由“新人”接管。对妇女解放的讨论取代了有关家庭经济学、烹饪以及做衣服和玩具的文章。沈雁冰以胜利者的口吻评论说：“这意味着已经提倡了五年贤妻良母主义的《妇女杂志》因时代强有力的潮流而被迫变革。”⁶⁵这份有声望的杂志对新文化的认可说明新文化不再是激进的外围分子。相反，它已经冲进中国的主流思想、社会和政治话语，鼓动新文化女权主义也成为“正派”妇女谈论的合法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管《妇女杂志》这个主要堡垒，大大增强了新文化女权主义的话语权力。

关于妇女解放的争论与新文化运动早期不同，当时男性倡导者们集中揭露妇女的受压迫，而五四学生运动期间，男性的注意力转向了妇女解放。当《妇女杂志》第一次对正在兴起的新文化女权主义做出回应时，妇女解放是一个流行但却模糊的概念。妇女解放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对压迫妇女的旧文化和旧社会的一种反抗。但是妇女解放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在中国以何种途径实现妇女解放？这些是悬而未决甚至是使人不安的问题。改革后的《妇女杂志》上有很多文章从各种角度探讨这些问题。1919年12月的这篇评论告诫读者，用动人感情的话刺激女子的心，却不量量女子的实力如何，总有一天会闹乱子，一败涂地。这简直是害了女子，同时也害了社会全体。这篇评论很可能是那位保守的主编所写的，表达出许多人对妇女解放的疑虑。⁶⁶

甚至在鼓吹妇女解放的那些人中也普遍存在对妇女具备的解放能力的担忧。这种担忧与他们对妇女解放的目标的看法联系在一起。对许多鼓吹者来说，妇女解放有一个实用目标：改进整个社会。沈雁冰明白地陈述了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妇女解放？为人道主义么？不是！为平平女子的气么？自然也不是！我敢说我们提倡妇女解放的目的，是从社会进化着想！惟其我们是拿社会进化做根本观念，所以一方欲设法抬高女子的人格与能力，使和男子一样，一方更欲设法使后一代的人比现在强。正惟我们欲抬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所以先欲解除女子身上的种种束缚——这是手段是方法不是目的。

在沈雁冰看来，解放了的妇女既能够享受人权，也能够履行人的义务。这里的义务就是肩负起一半的改造社会的责任。“妇女要准备精神学好本事来接这担子。这才称是真解放。”29沈雁冰认为，妇女解放最终还是要依靠解放了的妇女而不是依靠男子。为了社会进化，男子不应该再担负社会责任的全部重担。然而这种论证使得沈雁冰和其他男作家把妇女本身视为妇女解放的重大障碍：在这些作家看来，中国妇女远未做好解放的准备，甚至缺乏解放的资格。正如一位男作家所说: “我们以为妇女们所居于改造上的地位, 要和男子们一样。却是我国妇女们本身上还是大半数没有改造过, 怎么能够去改造身外的事情呢? 我国妇女可以说是完全缺乏改造国家的能力,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改造国家所应具的几种资格。”⁶⁷

由于妇女解放对社会进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妇女尚缺乏解放的资格，因而男性改革家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己所能让妇女获得资格。因此“妇女解放”变成了“改造妇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改革前的《妇女杂志》要把妇女变成现代主妇的目标相似的是，这份杂志的许多男性撰稿人又一次想要改造妇女——尽管心里的目标有所不同了。结果，尽管许多文章都运用了新语言，但是却采取妇女教化文本的形式，或是批判妇女的弱点，或是确立妇女应达到的新标准。

沈雁冰对受过教育的妇女提出四点规劝。一是先求解放自己，确立高贵的人格和理想，比时俗高出一层，不受群盲暗示的扰乱。二是应该了解新思潮的真意义：所谓解放，是意志刻苦的精神解放；人类的生活，是互助的生活，不单是要求和争夺。三是希望妇女现在尽力增高自己一边的程度，放十二分精神去扶助无识的困苦的姊妹，不要白费精神来与男子空争。四是希望妇女的活动不出于现社会生活情形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外。

尽管这些规劝给妇女解放加了限制，但是仍然受到许多男女不同程度的拥护。男性撰写的文章标题有诸如《今日中国女子应觉悟的一点——自己的责任》和《新妇女所应该铲除的几种劣根性》。这些作者强调的主题是妇女应该改进自我以便肩负社会改革的责任，其语气从鼓励到谴责各有不同。彭季能热切呼吁：

女同胞们！你们应该自觉是在危险的境内——在男子压迫和社会的束缚下面。要逃出这个危险，也须得费去许多的精力才能成功的。你们要养精蓄锐！上面所讲的话不过是劝现在大多数的女子舍弃那些非人类的生活，去过那理性的“人”的生活，就是提起精神，对人类负责任，为人类谋幸福。希望现在的同胞不要再束居闺阁了。⁶⁸

王平陵讨论了妇女的人格，谴责妇女造成了男性中心文化之兴起以及中国社会进化程度之低：“中国社会没有进化的原因，未始不是女子一方面丧失人格，放弃天职的缘故。只有男子一方面的人，去经营社会的事实，自然没有多大的进步可言了。”妇女自身要为自己的现状负责。王平陵认为，妇女自己把种种的能力退化掉，种种的权利都不要，甘心在“地狱中”生活。“我想一定不是男子有意压榨她们、虐待她们的结果，老实说一句，这都是自己没有能力的缘故。”由于妇女只能谴责自己，因而王平陵主张她们应该集中精力在自我解放上：“当今高高的解放声中，在女子方面的话，日常所听到的，所观到的，不是说男子欺侮她们，就是说男子虐待她们。我看这些话且慢儿讲，你们还是先把自我改造一下罢！不亟亟于自我的改造，徒作无谓的狂呼，其结果仍旧是不生效力的。所以女子的解放，要从女子自己解放起。”33

强调妇女自我改造的作者们罗列了他们所看到的妇女的弱点：依赖，自负，心胸狭窄，不知悔改，迷信，守旧，缺乏判断力和民族观。事实上，保守派男性和新文化男性对妇女的看法都是负面的、蔑视的，在这方面二者半斤八两。很可能，一些人鼓吹妇女解放恰是因为他们对妇女的看法是负面的，迫切地想改造她们。在改造妇女的实践中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男性作家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当民族地位在世界上迅速下降时，中国妇女似乎变成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重拾或维持其优越感的最为便利的媒介。

除了批判妇女的旧思想与恶习，很多作者还提出妇女应该具备的新资格：独立，社会责任感，改革思想，批判思想，互助精神，公共服务精神，好学，坦诚正直的行为以及健康的体魄。一些要求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位作者忠告新女性说：“自此以后，要有哲学家的头脑，文学家的态度，科学家的眼光，劳动家的身手；终以养成一个社会革新运动的健全分子，建筑人类永久的普遍的幸福的工人，为唯一的目标。”这些文章对妇女必须具备的品质做了理想化的描绘，显示了五四一代的乌托邦观念。为了实现男性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健全的”社会，塑造“健全的”新女性成为迫切的要求，因为妇女的落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在为数不多的女性作者所写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论调：新女性应该迅速改进自我以便满足社会改革的需要。但是女作家所关注的通常是向她们敞开的新的可能性。徐世衡提出了新女性需实现的几点目标。第一，革除恶习，如束胸，穿耳，敷粉，奢侈的装饰品以及留长发。第三，通过劳动自食其力，不要倚靠男子生活。第三，参加社会事业，担任妇女的社会责任。第四，妇女做一番群众运动，为社会图进化。第五，婚姻自决。未订婚的要积极地行自我的主张。已订婚的倘使不是自由意志订定的，应当解除婚约。守寡的应该自决前途，不容杂有旧伦理。婚姻应该是男女两性间基于自由意志、恋爱发生、学问道德和同一志趣的结合。

女作家为了回应社会对妇女的蔑视观点，多次强调能让新女性获得尊敬的种种品质。李佩兰建议解放后的妇女要有落落大方的态度，光明正直的行为和百折不回的意志。“果能把人格两字用些修养功夫，不留旁人议论的地步，自可以得人尊敬。”37缪程淑仪告诫新女性要特别注意道德。她警告那些选择就读刚刚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的女学生“处处更要格外留心，万一有个曾参杀人的谣言，就是授了把柄与人了。自己固然是黄河的水难洗羞耻，后首的女同胞就绝了学术平等的希望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尊敬，解放了的妇女在遵循传统原则上不得不更加自我约束。

尽管这份男性主办的妇女杂志在改造妇女上颇费精力，但是其通过直指阻碍妇女取得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也附和了妇女解放浪潮的重要主题。事实上，由新文化刊物引领的全国范围内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在《妇女杂志》上找到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论坛。这份杂志1920年整年都在讨论有关妇女的种种问题：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妇女经济独立，男女间自由的社会交往（打破性别隔离），婚姻自由（择偶上的自治），恋爱自由，离婚自由，新的性道德，家庭改革，解放奴婢，废除童养媳制度，废除娼妓，贞操问题，避孕，节育，女子发式和服饰，女子身体锻炼，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最早都是由男性提出的。列举妇女问题成为一种潮流，以至于沈雁冰忍不住讽刺地评论到：“在中国讲妇女问题顶容易，因为无处不可以攻击，随便捡了一个题目，比如婚姻，家庭制度，女子的人格问题，纳妾……说不尽的种种题目，只要一顿骂，便可以成了一篇大文章，血性的青年男女看了，都眉飞色舞，拍掌道‘好！好！’”⁶⁹

讨论妇女问题显然吸引了大量读者。因此，商务印书馆的最高董事会选用了一个能够更紧密地追随新思潮的主编。401921年1月，章锡琛取代了王蕴章，开启了《妇女杂志》的新时代。章锡琛原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东方杂志》的编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文化主义者在1921年后由于对《妇女杂志》的改革而声名鹊起。他广泛阅读了女权主义的著述，其中包括许多日文资料，认为“构造新文化，其基础应该是男子和女子的‘思想革命’。”⁷⁰章锡琛介绍引进了鲁迅的季弟周建人，与之共同合作改变了这份杂志的内容与形式，以推动一场女权主义的思想革命。字体变小了，以便使杂志内容更紧凑。针对关键问题而撰写的文章变得更具理论性。出现了追溯关于妇女生活的地方习俗的学术调查。读者有了更多的空间来表达其对于妇女解放和相关议题的观点。邀请著名的新文化主义者如周作人和鲁迅撰稿。西方和日本作家撰写的关于女权主义和妇女议题的译文，在每期上都占了很大比重（章锡琛翻译了许多日文论著），这给中国妇女解放的讨论提供了指导与合法性。改革大获成功。1921年6月，编辑告诉读者说，先前售罄的几期正在印刷第二版，以满足全国读者的需要。杂志发行量达到万份，比初创时多出三倍。梅生，这位把20世纪20年代有关妇女的论文汇编成几本文集的新文化编辑，称赞改革后的《妇女杂志》“在中国目前关于妇女问题的出版物里，坐第一把椅子”。⁷¹

妇女的声音在改革后的《妇女杂志》上更为响亮了。主编多次呼吁妇女投稿。尽管大部分文章仍是男性撰写的，但是像“读者俱乐部”和“通信”这样的新专栏却为非正式的讨论提供了空间，使妇女更有可能参与。章锡琛还策划了几期专号，就不同主题征求读者的意见。女性读者对此反响热烈。有趣的是，尽管妇女响应了这位男主编的投稿号召，但是她们却经常公开表达对男子的不信任。劳秋英写到：“我以为妇女解放是妇女自身的事，该由妇女自己起来解决。男子的口头妇女解放，是绝对靠不住的。只有妇女自己觉悟。”44心珠在《我所希望于男子者》一文中列举出了新思潮中男子以女子为物的一些事例。她抱怨说：

征文的题目是《我所希望于男子者》，但是我愈写愈觉得现在的男子——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我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希望。唉！数千数万年贱视女子的传统观念久已深入人心，希望改革，谈何容易！我老实说，女子对于男子感到不敢希望，不可希望，也不知经过多少多少年了！说他做什么呢？45

然而，她继续说到，由于这场讨论的目的是打破男女的性别界线，并增进彼此的理解，因此她感到有必要表达一点希望，即使她知道这一希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她所希望的是，男子把女子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物来对待，这也是其他所有女撰稿人所表达的希望。其他妇女还列出“忠于女子”、“尊重女子”、“帮助但不要伤害女子”以及“以光明正直的态度对待女子”等作为向男子提出的希望。这些讨论的基调清楚地表达了性别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男性对妇女问题的大部分“客观”研究中被淹没。一些男子警告要反对这种把妇女解放视为“男女争斗”的这种“趋势”，并坚持认为在讨论各种问题时，“我们要立于性的界限之外，

虔心研究，切不可先存一种男女性的意见，而对于异性加以轻视攻击。”46

1922年，章锡琛开始策划专号，每期集中讨论一个问题。这些专号不仅显示出他的关注点，而且也给读者标示出可关注的关键议题。这些专号包括离婚，生育节制与玛格丽特·桑格，恋爱与婚姻，独身，参政，贞操，妇女运动，择偶，女子职业，男女相互理解以及新的性道德。章锡琛的妇女解放观点是基于进化主义、自由个人主义、性学和以Ellen Key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的混合体。他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介绍西方的性欲观与恋爱观，尤其是Ellen Key关于恋爱与母性的观点。章锡琛是当时少数几个认为性解放是妇女解放之核心的男子之一，他利用《妇女杂志》来宣传他的这种思想。⁷²

读者们批评《妇女杂志》过于关注恋爱问题，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有关妇女利益的议题，章锡琛在下述几个方面解释了他的立场：首先，中国人大都误解了“Love”这个词，因为在中文里向来没有这个概念的词。一般的中国人说到“恋爱”这个新词便和“奸淫”的概念混杂了。第二，恋爱与奸淫的区别，简单的说，恋爱是融合两个人格为一，奸淫不过是一方占有他方，满足自己的欲望。恋爱承认个体人格与平等，恋爱是精神与性欲的崇高结合。第三，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恋爱，因为妇女问题说到底是两性问题。两性的结合，用势力和金钱作绾纽，所以由此组成的社会，便是掠夺的社会。要救济这样的社会，必先从恋爱的两性的结合起头。如果男子承认女子有恋爱的自由，他们便不会把女子当作可以掠夺、可以买卖、可以满淫欲、可以供役使的东西，男女就平等了。章锡琛还阐释了他对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解放观点的反对：

在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以为只要把财产私有制度打破，便没有问题了。这固然可以打破男子所有女子，家长所有女子的基础，但我以为使女子对于男子，子女对于家长，主张个人的人格，意志的自由……

人类有两者最基本的欲望，便是食欲和性欲。社会一切的习惯、风俗、道德、法律、制度都以这两种欲望为中心……所以，饥饿和爱的两大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问题；社会的一切纠缠，一切争斗，都是从这两大问题发生的。社会主义，是现在解决饥的问题的根本方法；恋爱自由主义，是现在解决爱的问题的根本方法……“恋爱自由，是解决妇女问题的起头，也是解决妇女问题的煞尾。”48

为了提倡“恋爱自由”，章锡琛继周作人、胡适和鲁迅之后继续批判中国传统的性道德。此时，焦点从对强迫保持贞操的谴责，转向对基于恋爱这一新概念的性关系的鼓吹。如今，恋爱被视为道德婚姻的唯一基础。恋爱与自治连在一起，成为五四青年反抗包办婚姻的基本原则。基于恋爱的结合具有不必通过法律程序的合法性。“恋爱自由”是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尽管《妇女杂志》上的故事经常描述青年男女对新的性准则的困惑，但是章锡琛所界定并鼓吹的恋爱却成为五四青年热切追求的一个理想。⁷³

章锡琛强调性解放，并坚信个人权利，这使得《妇女杂志》成为宣传女权主义话语的有影响力的论坛。他赞同Ellen Key的观点，认为女权运动的目标不应该是把女子变成男子，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有男女，本来只不过是性的区别，并没有什么尊卑优劣可分。”⁷⁴他经常警告不要把平等理解为女子效仿男子。HavelockEllis建立了积极认识人的性欲的理论，EllenKey阐释了“神圣母性”的浪漫化观点，章锡琛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妇女对性的觉悟与社会对神圣母性的保护是妇女解放的更高目标。然而，他仍坚持认为妇女的平等权利与恋爱自由是妇女的“性觉悟”产生的前提条件。基于这种理解，《妇女杂志》不仅仅强调恋爱问题，而且还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探究实现妇女平等权利的途径。通过这些举措，《妇女杂志》既反映出也推动了自由女权主义话语的发展。⁷⁵

提倡中国的妇女运动1919年末，在当代学者称之为妇女解放的高“声浪”中，新文化杂志开始鼓动中国的妇女运动。新文化主义者开始讨论妇女运动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为什么要跟上世界的趋势。这些男性通常深谙欧美的妇女运动。对他们来说，女权运动的出现是社会进化的必经阶段，中国妇女运动的产生将会标志着中国向现代化迈进。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构想是以西方的妇女运动为榜样的。⁷⁶

《妇女杂志》早期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都是由沈雁冰撰写的。在1920年8月的《妇女运动的意义和要求》一文中，沈雁冰提醒读者说，一年多来大家一直在讨论妇女问题，现在要着手去做，而不是徒然讨论：“这着手做的表示，唤做‘运动’。”如何开始运动？沈雁冰通篇都在介绍西方的女权运动，以便让读者充分理解“妇女运动”的含义与议题。他告诉读者，妇女运动不仅仅为了参政权，还应该表达对教育、经济生活、婚姻与家庭、社会或国家中的公共生活等的诉求。他强调说，“我们现在如欲积极提倡妇女运动，不可不向这最近代最完善的意义去做。”⁷⁷有趣的是，就在几个月前另一篇题为《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中，沈雁冰却批评那些鼓吹妇女参政权的人不想想“这是社会上所切要否？这是我们现社会的程度所能容受否？”他坚持认为，除了学习西洋女子主义，还要晓得中国社会实况，然后去谋解决妇女问题的办法。他还强调要晓得社会实况“不是单靠书本子弄得到”。他感到抱歉地承认“我们自己不能充分照自己说的做”。如今他把一种“完善的”西方女权主义引入中国，好像在暗示中国社会所需要且能接受的就是更全面的女权主义知识。

与其他重要的鼓吹者一样，沈雁冰只是翻译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文本，并没有照自己说的去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他所介绍的女权主义诉求必定没有反映出二十世纪初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大部分妇女的需求，这一点被后来中共在农村地区的经验所证明。但是，他与其他新文化主义者对女权主义需求的理解却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由于许多文章都用到西方女权主义的架构来讨论中国的妇女运动，而且还有许多人直译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文本，因此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议题就构成了男性鼓吹者们所认为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正当议程。妇女在教育和职业、参政、恋爱和家庭上的平等机会——欧美的女权团体、妇女参政主义者以及自由恋爱或神圣母性的鼓吹者分别强调的议题——被视为中国妇女解放应该包含的一整套“完善的”内容。⁷⁸

对西方女权主义议题的全盘接受是建立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受过教育的中国城市男女们的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当这些议题被放到中国背景之下讨论时，必然具有了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殊意义。比如，教育被一致认为是中国妇女运动最为重要的议题，但是对女子教育需求的讨论却目的繁多。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问题首先由北京大学的三个男学生提出，那时学生运动尚未兴起。这三位先行者之一的徐彦之叙述了这一行动是如何开始的：

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昧，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式的对坐着，嚼着萝卜和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到，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须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人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

徐彦之写给《晨报》的文章强调他在中国的性别隔离社会中的“切肤之痛”，并引用了一位美国妇女的演讲，强调男女同校对两性心理均有裨益。他还谴责对女子平等教育机会的剥夺。他论证说：“人生痛苦，婚姻不良为一大原因，而解除此弊在婚姻自由。欲婚姻自由非男女有公然交际不可，而男女交际以男女同校为最好入手办法。”57

男女同校作为鼓励男女公开社交的一条途径，受到许多男学生的热烈拥护。对他们来说，消除性别隔离是“婚姻自由”的前提，而不是向性别平等迈进。与包办婚姻制度斗争，不仅要求一个人挑战父母权威并宣布自治，还需要有结识妇女（受过教育的“体面”女子，而不是交际花）的机会，以便择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那些受到西方的恋爱观与婚姻观鼓舞的五四青年男子来说，妇女解放的目标——男女同校，公开社交，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最终，近代中国受过教育的男子的情感满足或者说情感幻想——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型塑——只能通过新女性来实现，这些新女性能够与其共同分享思想与社会经验以及对恋爱的理解。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男子迫切地一窝蜂地追赶妇女解放的潮流。

围绕大学男女同校的争论尽管热烈却很短暂。诸如邓春兰这样的五四女学生们站了出来，要求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自20世纪20年代早期起，开始于北京大学，公立大学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招收女子。一年后徐彦之骄傲地说：“那时白情志希我们三个虽则人微言轻，但在这日月未出之前，不能不算是熾火之光！由今忆昔，当时我们那敢梦思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有今天呢！”⁷⁹

但是对于中国女子教育这个议题来说，不只是高等教育问题。在许多鼓吹者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妇女运动乃在于很少有妇女获得足够多的教育，不论是哪种教育。推动妇女运动的关键在于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及让妇女在社会中得以独立和自由的教育。正如一位作者反问到：“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在那里做沉沉的好梦，没有根本的觉悟，我们怎能希望她们自己站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呢？”59在这些男性鼓吹者看来，女子的教育机会成为了提高中国妇女社会觉悟的先决条件。

其他强调教育的人经常将其与另一个重要议题——妇女的经济独立——联系起来。由于关注的焦点是城市的中上层妇女，因而妇女经常被描绘为依赖性的，

男人的负担，甚至是寄生虫。消除妇女依赖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那些保证妇女的独立性的职业。教育必须是经济独立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女子职业教育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描述了妇女劳动与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之间的区别。他论证到，大部分妇女从事的劳动——家务和家庭劳作——不能使她们具有独立性。工厂女工因有微薄收入而有点独立性，而女商人和女教员算是具有独立性的职业。他批判那些把妇女的职业教育限制在传统的妇女劳作上面的人，而强调把女子当一个活泼泼的人看待，而不是贤妻良母。“今日所需要的，简单说，就是‘独立性的女子职业’。我们提倡女子职业和办女子教育的人，万万不可忘记了这一点……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还有女官吏女议员等。”60

为了帮助妇女准备好获得与男子同等的职业，教育也必须同等。大部分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文章都鼓吹教育和职业是诸多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是确保社会进化的一条途径。著名的新文化主义者胡适也加入到宣传女子教育与职业的行列，向女学生发表讲演。他认为，妇女的经济独立是妇女运动的基础，如果没有它，平等、自由和独立都将失败。“女子如能经济独立，又有学问，社会政治等问题自易解决。”61尽管教育与职业的平等权问题照搬了西方女权运动，但到此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已不再陌生了。相反，随着中国的鼓吹者们把这些议题与培养中国妇女独立性之间的联系作为中心话题，教育与职业日益被视为中国妇女运动最迫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女子教育与职业的争论揭示出，接纳西方自由女权主义的过程就是根据中国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来对其进行改造或调整的过程。新文化女权主义被灌以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模仿。

尽管自由女权主义议题构成了《妇女杂志》的主体内容，但是中国妇女运动的自由女权主义的主题却在1919年五四之后受到质疑。1917年俄国革命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译自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文的社会主义文献拥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读者。随着一些新文化主义领袖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开始用社会主义来分析妇女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照搬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分析法，按照生硬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术语对世界妇女运动加以分类。按照田汉的分类，中西方历史中的女性统治者代表了“第一阶级”的妇女运动；中世纪掌握权利的贵夫人属于“第二阶级”的妇女运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权运动是“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是由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妇女发起的。“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的观念很快就被运用到中国的情景中，后来被用作中共术语，改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运动。

章锡琛在1921年《妇女杂志》上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劳动阶级妇女。西方妇女运动很少关注妇女劳工运动，原因在于前者是受“资产阶级的第三阶级”所支配的，而后者是由“第四阶级”所领导的，章锡琛接受了社会主义者对这一点的批评。但是，与那些相信“第四阶级”妇女应该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章锡琛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妇女还是劳工都没有强大而有组织的运动。同时，中国“第三阶级”妇女正在产生社会觉悟，“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正在形成。因此，他提醒正在兴起的中国“第三阶级”妇女不要像西方妇女运动那样忽视劳动阶级妇女。他希望“已发生未发生的妇女团体，和一般站在第三阶级的妇女，务须注重在第四阶级的劳动妇女，不要局限于第三阶级的妇女的权利问题。这实在是今后妇女运动应取的新方针呵！”⁸⁰

章锡琛和其他一些提倡中国女权运动的人吸取了西方妇女运动的教训，并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自觉意识到未来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阶级议题。他们试图让中产阶级妇女进一步意识到劳动阶级与其他受压迫妇女的问题，以便下层阶级的妇女被纳入到中国的女权运动之中，这是拉近不同阶级妇女间距离的理想解决之道。作为对主编的阶级觉悟与社会主义取向的一种表达，《妇女杂志》刊登了用社会主义来分析妇女问题的译文，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妇女和社会主义》、日本社会主义作家山川菊荣（Yamakawa Kikue）《妇女的胜利》的选文，以及一篇介绍苏俄妇女解放的文章。

然而，“妇女解放”一词没有被清楚地界定。作者们异口同声地哀叹妇女运动在中国的缺失，并批判中国妇女运动的弱点。困惑部分源自男性鼓吹者们的尴尬角色。他们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的观念来推动中国的妇女运动，试图把自己视作这一运动的制造者。但是西方的妇女运动主要是妇女制造的，并以具有特定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为标志。在中国，好像只有男性——那些认为他们的谈论必不可少的男性——在谈论妇女运动。正如章锡琛所说：“言论的鼓吹，对于有教育而未十分觉悟的妇女，实在万不可缓。我们因此可以说，[俄国民粹主义式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而言论鼓吹，在中国今日，又是基本的基本。”⁸¹

一些妇女甚至认为男性的鼓吹就是妇女运动。一位女作家这样分析1923年以前的形势：“实行做妇女运动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学生，一种是教育界的人，就中大多数都是学生，学生之中又以男学生为多。所以狭义的妇女运动的中心分子，就是男学生。”66

但是在许多男子看来，男子的鼓吹并不是妇女运动。到了1922年，越来越多的男性鼓吹者们感到只是谈论是不够的——是时候行动了。恽代英用这番话鼓励他的朋友：“再切实，再刻苦，再勇猛。多一个脚踏实地的运动家，比多一百个浮泛的志士，于社会还有益处。”67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男性鼓吹者变成这样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没人去组织运动，因为他们感到男子无法取代妇女去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国妇女的独立人格。只有妇女自觉地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起来才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步。男子的责任在于唤醒妇女去行动。男子已经谈论得够多了，妇女是时候奋起了。男作家们的语气变得急切起来。其中一位坚持认为：

新妇女即不为自身计，为救援大众计，也应该发大愿，肩大任，快起来作种种妇女运动，把各问题一一解决起来，实行起来。你看中国讲妇女问题，也有几年，他的成绩，不过几个新人物讲讲而已，并未曾解决了一个问题。……今日是中国妇女运动推行的时候了！不可再因循蹉跎了！你们奋臂一起，有知识的男子定当响应的。

另一位试图吹响鼓舞妇女的号角：

敬爱的姊妹们！你们看吧，那欧洲中世纪之末，近世纪之处，男子们的新生运动是何等样的？现在呢，轮到你们的新生运动了。……青年姐妹们！努力吧，努力吧！快燃着你们情热之火，快放出你们智慧之光，来干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业呵！

敬爱的姊妹们，你们要觉悟：以前的文化，是男子的文化；以后的文化，要是男女均等的文化——或是竟是女性本位的文化了。……你们还不奋起么？敬爱的女青年哟！努力吧，努力吧！光荣之宝座，正留待你们哟！

事实上，很多女学生在五四事件后就很快行动起来。她们不仅勇敢地参加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政府软弱立场的爱国运动，而且还投身妇女解放。早期女权运动家之一的邓颖超回忆到：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同时工作。

Dora Black生动地描绘了五四妇女活动家的新风貌，她是剑桥大学社会学毕业生，1920年11月与恋人Bertrand Russell一起来华。她去过上海、杭州、南京、汉口、长沙和北京，发现中国的思想氛围自由而活跃。她结识了很多女学生，她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让她吃惊。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让男翻译问她关于恋爱与母性的问题。在Black看来，她们对个人自由与社会改革的激进追求超过了欧洲最进步的女子，后者在争取妇女解放上是稳健而谨慎的。Black评论到，相信东方妇女尽在屈从状态下的欧洲妇女，听到了中国年轻妇女大胆、直率而果敢的言论之后会大为震惊的。她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年轻妇女身上军人的一面，并将其与传统中国戏剧中的“女战士”典型联系起来。“中国目下，这种女战士正横行于各处。”在描绘了年轻妇女衣着朴素，缺乏女性装饰，并且在公众面前落落大方之后，她说：“我觉得中国的妇女，都有似乎男儿的活泼精神，这便是中国女性的特色！”⁸²Black笔下的中国新女性的正面形象是当时男性解放者的描述中所严重缺失的。

根据Black的观点，女权主义议题已被全国范围的女学生所接受。但是诸如恋爱与婚姻等大部分议题，与有组织的活动相比，更适合用来鼓吹，因为它们表达了个人生活中的自觉与自治。尽管女学生与女教师开始办自己的刊物鼓吹新思想，但是主办有影响力的刊物的那些男性总是贬低妇女的出版活动。其它一些由妇女组织的活动出现了。比如，北京和天津的女学生们到教育部请愿，要求女校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然而，由于这类活动只是零星出现，因此它们与西方经验不同，在西方，全国范围或国际范围的妇女组织起来为某些事业而长期斗争。⁸³

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出现了与西方妇女运动类似的事情：全国范围的选举权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参政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1年，当时各省军阀政府正在促成自治法，湖南、广东、四川、江西和浙江的妇女利用这个机会奋力争取妇女的宪法权利。这些在省级层面开展的有组织的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女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写入湖南、广东和四川的省宪法中，一些妇女甚至被选为省议员和县议员。1922年黎元洪总统下令国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时，一股妇女参政运动的新浪潮席卷全国。

北京的女学生发动了这场全国范围的有组织的运动。1922年7月，来自北京三所学校的女学生代表聚集一起，计划参政运动。由于组织者们的目标不同，因此成立了两个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宣布其目标集中在获得女子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权利。女权运动同盟会则采纳了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纲领。其把女权主义语言与社会主义语言混合在一起发表宣言：

社会上一切阶级的差别，都易泯灭，独有两性的自然差异，是带有永久性的；若不把随着这个永久性的自然差异发生的阶级差别，铲除净尽，这种阶级的压迫，将随永久的差异而存在。所以，我们对于两性间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比甚么都迫切，我们对于两性间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所负的责任，亦比什么都重大……

我们进行的步骤，是：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同时要平民阶级的男女注意了解并尊重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⁸⁴

女权运动同盟会要求女子各方面的平等权利，特别强调平等的教育与职业权利的重要性。它还特别为工厂女工要求同酬和保护性的法律，并要求禁止买卖奴婢和禁止缠足，从而将下层妇女也纳入进来。后来在国民革命期间，国共合作照搬了这个范围广泛的女权主义纲领，毫无疑问，这一纲领表明五四女权主义者们意识到了性别的阶级维度，并试图把不同阶级的妇女联合起来。简言之，正在兴起的参政运动尽管是若干年来自由女权主义蓬勃发展的产物，但也被灌注了影响力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⁸⁵

1922年7月后，女权运动同盟会与女子参政协进会迅速在全国主要城市成立了分会。成立宣言与妇女组织的请愿活动频繁出现在《妇女杂志》上。主编掩饰不住对于女权运动迅速发展的兴奋之情，在1922年底写道：“本年是我国妇女界最可乐观的时期：各地的女权运动，大有像花木一般，欣欣向荣之势；几千年来被闭锁在家庭中的女子，都已经或将要敲断了铁索，奔跑到社会上来了！”⁸⁶为了指导并进一步鼓吹正在壮大的妇女运动，章锡琛在1923年1月策划了这场运动的专号。

这期妇女运动专号以“中国目前妇女运动应取的方针”为主要讨论点来展开。热心的男女读者们自由地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见解。章锡琛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两步解放理论。他对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这场运动遵循的是英美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之路——表示欢迎。但是，他警告中国妇女要反对“女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冲突——他从英美的妇女运动中感受到这一冲突。他认为，尽管对于中国妇女而言，实现人的自觉这个第一步是必要的，但她们也必须同时为第二步即性的自觉做好准备。在他看来，女权运动是实现母权运动这个目标的一个步骤。尽管如此，妇女运动的终极目标却不仅仅是为了男子或女子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促进种族的进化、人类的进步。这有赖于恋爱以及妇女的“神圣的母性”的实现。⁸⁷

大部分作者对妇女最终的性解放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集中讨论了其他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赞同把教育与职业置于首要地位，因为二者有望实现妇女独立。许多人对参政运动的效果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如此齟齬，女子参政只会让她们自己也被玷污。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相信这场运动本身是妇女改进其能力、提高其觉悟的一个过程。还有几个撰稿人提出了妇女运动中的阶级问题。上海缫丝厂女工近期的一场罢工就突显了劳动阶级妇女与受教育妇女之间的隔阂。尽管一些作者号召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几个作者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才能成为阶级分化社会中的主要力量。这一争论不仅表明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所提出的女权主义纲领已被广泛接受，而且也显示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的呼声越来越高。⁸⁸

令主编非常失望的是，尽管《妇女杂志》全力推动参政运动，但是其势头却没有壮大。不到一年时间，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妇女活动就销声匿迹了。在妇女运动号出版几个月后，对妇女运动的批判开始了。比如，晏始指出，在这些团体最初成立的时候，也往往召集一两次热闹的盛会，发表几篇激昂的宣言，有时或招待新闻记者、请求名人讲演，以及其他较近实际的运动。但是，他抱怨说：“然而此等举动，却竟像纸炮一般：当其初燃的时候，未尝不其声震耳，其高冲天，使人望而骇异；然不久便只剩几团破纸，散落地上。我们固然日夜盼望妇女的从事团体运动，然而像这样轻躁浮动的团体，我们却不得不极端反对了。”79

晏始批判许多妇女参加团体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虚荣。他并没有意识到女权运动已经成为五四中国如此摩登的潮流，以致于引起了那些并未认真专注于此的男女的注意。晏始和其他几个作者还指出，有组织的活动是随意而为的，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有力而尽责的领导。高山提出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领袖人物必须有经验的老成的妇女们，而且将这事作终身职业看的，因此能任这事的，必须有闲暇的，有运用经济能力的，并且所处的环境是固定的。求学时代的女子在时间和经济上都不适于作这种团体运动，固不消说，一经结婚以后，环境为之一变，能否再继续前次的运动又是一个问题了。⁸⁹

尽管这些分析认为羽翼未丰的女权运动根基不稳，但是它们仍对其未来发展抱有希望。由于这些作者有欧美女权运动这个“完善的”榜样，因此他们不赞同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是不切实际或毫无意义的这种批判。新文化主义式的厌恶齷齪政治的人认为，现时的中国政治太过肮脏，妇女不应卷入，对妇女来说，更有成效的做法是集中精力于教育和职业运动。章锡琛主编同意以教育和职业为重点。但是，他却强调，妇女参政是重要的世界潮流，中国妇女不仅要为参政权而奋斗，而且还要参与政治改革。此外，虽然教育和职业在不同领域推动了妇女的个体进步，但是参政运动却把全体妇女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下。如此一来，追求教育和职业平等的妇女就可以毫无冲突地支持参政了。他预言说，基于他对欧美经验的认识，参政的成功将会立即提高妇女的政治和法律地位。

章锡琛始终支持一个完善的中国妇女运动计划，并坚持以性的革命为其中心。在1924年1月这期的一篇评论中，他再次指出，把男子和女子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这一谬误基于错误的性的观念。他论证到：

男女间一切的错误，都从性的错误而生；而性的错误中最基础的错误，就是关于色情的错误。在人类把性的关系的行为、要求、欲望看做低劣污秽的时候，妇女将永远被置在卑微的地位，妇女问题绝不会有解决的希望，这是我们所敢断言的。

我们常常听到蔑视女性的人们说，女子不过是生殖的机器；这固然太把女子其他的能力忽视了，但即使照他的话，女性也并不是该蔑视的。许多人所以把这当做蔑视女性的话，只为了他们不知道生殖的崇高的价值的缘故。女性在生殖方面所负的任务，的确要比男子重大；人类如果能够承认生殖是人类的神圣的一件事情，便不会再有像今日那般蔑视女性的习惯了。所以我们的意见，以为改正性的观念，是今日唯一重要的急务，解决妇女问题的最初入手方法。⁹⁰

然而，这篇评论只是表达了章锡琛和他的几个同事的关注点，其他文章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在自由女权主义观点内部，至少存在着两个意见明显相左却未必互相排斥的主要派别。我们或许可以把章锡琛和他的同事归为自由文化女权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改变男性本位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价值。另一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为自由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许多作者都分析了妇女参政运动的缺点，表明他们在要求平等权利时也意识到了阶级偏见。他们指出，大学开放女禁只会为富裕家庭的少数妇女的利益服务。尽管让这部分少数妇女获得平等教育、先觉醒起来是很重要的，但是把教育机会扩展到贫穷阶级妇女，并给予她们所需要的服务，也是很迫切的。渭川认为，只有当十分之九的妇女得到教育并且独立生活以后，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因此他号召少数已经觉醒并受过教育的妇女肩负起教育全国妇女的责任。他建议这些妇女开办平民学校，接收那些除此途径便不能上学的妇女。贫穷妇女要获得技术和经济独立还需要职业学校。这种自由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为大部分下层妇女提供实际的服务，并着力改善下层妇女的生活。

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者不是唯一关注下层妇女福利的人。根据向警予1923年所做的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调查，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和基督教妇女组织如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WCTU），都在致力于改善工厂女工的状况。向警予评论到，基督教妇女组织“对于一般妇女所轻视鄙贱的工厂劳动妇女尤其特别注意”，并且“他们于劳动妇女要称不遗余力的帮助”。由于这些妇女组织与国际基督教组织的从属关系，因而它们具备为贫穷妇女办理福利事业所必需的资源以及制度保障。相比之下，新成立的女权组织尽管意图是好的，但却资源有限，缺乏组织经验。《妇女杂志》上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女权机构在影响下层妇女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多成功。

自由女权主义的目标在于妇女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性的平等以及新的觉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成立的共产党却明确指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以苏俄为榜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强调以经济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基础，并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妇女的自由和平等。尚一在1923年写到：

在这秩序的圈内，要求得妇女解放之实，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要求劳动者解放一样，到底难得成功的。从普通选举购不到劳动者的自由，同样，从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也购不到妇女的自由。所以妇女运动和劳动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可不放眼于新的社会秩序。真正的妇女运动，不可不为无产妇女的运动，更不可不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妇女运动。

妇女运动的目标，既在用新的社会秩序代替今日的社会秩序，所以要使妇女运动的效果格外显著，不能不与无产阶级大众的运动相提携。

《妇女杂志》的编辑们抱着开明的态度对待妇女解放的不同观点，起初并未意识到一种竞争话语的出现。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妇女运动的中共话语对自由女权主义构成威胁，使其黯然失色。1923年，当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时，对妇女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争转而成为中共动员妇女的政治策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示女党员要把女权运动引导进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决议通过后，中共妇女运动的主要女领导人向警予在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调查中分析了女权主义参政运动的“错误”，并强烈要求受过教育的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她在文章中批评《妇女杂志》的主编对温和的参政运动的支持，她自己对参政运动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他们不明白中国的大势，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政治是军阀武人割据的政治，真正人民政治还在革命改革之中，只一味对向现实政治瞎冲乱撞，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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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猛烈的批判文章可能没有太多人看过，因为它刊登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中共刊物上。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向警予给《妇女杂志》讨论妇女运动的未来这一期投了稿。在她长篇幅的文章《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她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做出了中共式的分析。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忍受着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割据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从未尝过人权、民权的滋味。她论证到，针对这一背景，中国妇女如果遵循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将会是错误的。向警予预言，如果中国妇女只是要取得和中国男子同等的地位，那么后果将是一场灾难：

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职业运动成了功，女子脱离被保护的地位投入社会谋独立的生活，那时候，便可随时随地直接领略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土匪般掠夺的滋味。总而言之，在中华民国未能达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以前，漫说妇女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就是十八世纪欧美妇女所悬为目标的女权也绝难办到。⁹¹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正轨呢？向警予把中国妇女置于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下，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推翻英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扶植的中国军阀。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如何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呢？向警予认为，由于中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受压迫民族，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加入到西方的工人革命中以形成一场世界革命。这场世界革命的胜利最终将解放劳动。由于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把妇女和劳动者降格为奴隶，因此把劳动从这一经济制度内解放出来也会使妇女获得解放。

向警予的这篇文章是中共民族主义反对自由女权主义势力的重要发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有趣的是，她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判尽管充满了民族主义情感，但却并非出自本土主义立场。相反，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归根结蒂，她与她批判的那些人并无两样。事实上，由于中共不仅仅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组织上还隶属于共产党第三国际，因此与提倡女权主义的那些人相比，她在把欧洲社会主义路线应用到中国的妇女解放上更为僵硬。大体上说，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都鼓动人们改变中国——都向国外思想意识中寻找灵感以及分析框架。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并没有更少地让中共以西方为导向。对西方话语（主流的或边缘的，互补的或冲突的）的盗用、吸收并彼此影响，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利益集团在这一进程中展开活动。

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奉为真理时，就具有了独特的性质，向警予的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她强调，中国妇女参加国民革命不止是政治必要。她还指出了她所认为的妇女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重要的是，她两次提到“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以此与正确的道路——二十世纪的劳动解放——形成对比。出于阐述革命真理的需要，她有意无意地把西方女权主义描绘成“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过时的伎俩，而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正在兴起的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用她的话来说：“中国妇女运动，已到二十世纪劳动解放人类整个历史全体转变的时期。历史的进化，早把妇女解放的道路，指给世界妇女了。”⁹²

向警予的“真理”很明显并没让《妇女杂志》的编辑们信服。刊登向警予与其他人的国民革命宣言，可能表达了编辑对政治运动的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也不表示他们赞同女权主义纲领为民族主义纲领所取代。事实上，由男性主办的《妇女杂志》对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⁹³

1924年末，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有组织的运动又一次掀起浪潮。但是段祺瑞军阀政府不予妇女在议会中的参政权，妇女在实现参政权这一目标上再度失败。章锡琛分析了近期的国民会议促进运动失败的教训，建议妇女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宣传女权主义而不是参政运动上。女权主义会从根本上改变男人和女人的思想。他强调，没有这个思想革命的话，中国的妇女运动将会是徒劳的。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女权主义改造思想这种观点，他用了“弗弥涅士姆”这个词——从日本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引入中国的、feminism一词的音译词——而不是“女权主义”这个含有“妇女权利”之义的意译词。章锡琛对这个词的选择反映了他通过阅读和翻译日文女权主义著作而获得的对女权主义的认知，凸显了他要把中国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女权革命上来的意图。这也显示了他对以妇女权利为重心的“第一阶段”妇女运动的不满与难忍。⁹⁴

于是，章锡琛在1925年继续鼓吹女权主义。但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局面自1920年章锡琛开始撰写女权主义这一主题时已发生了彻底变革。许多新文化主义者从漠然的文化批判转向热忱的政治活动。两个政党此时正在齐心协力发动一场国民革命，将民族主义提升为政治话语中的主旋律。可以理解，章锡琛对女权革命的觉悟的召唤，显然是不和之音，尤其在提倡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些人听来。中共新出版的刊物《中国妇女》上的一篇文章公开质疑章锡琛的思想革命的理论。作者齐文论证到，章锡琛所谓的革命的觉悟只是“要改革社会习俗和道德对妇女的偏见”。这种“革命”不能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她预言这种“革命”只有在生产和经济状况改变后才能到来。因此，她认为“章锡琛所谓的‘思想革命’在妇女解放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妇女运动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相对容易的一步，即消除男女法律制度上的不平等；然后才是较难的第二步，即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真正的妇女解放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且消灭了私有制之后的。”92

齐文的文章表明，中共有意识地把女权主义“引导”到国民革命上去。它也显示出中共意识到《妇女杂志》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新刊物《中国妇女》的作用。事实上，中共试图对国民会议促进运动施加影响，而在这场运动之后出版的《中国妇女》是中共所做的一种努力：宣传它的妇女运动定义，把城市女权主义的热情引导到国民革命运动上去。这一目标要求挑战现存的自由女权主义话语。章锡琛，这位著名的女权主义鼓吹者，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的编辑，无意间成为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的主要对手。

重要的是，主办《中国妇女》的妇女们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女性。杨之华、向警予和张琴秋等都是经历了五四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学生。然而，这些新女性并没有成为像美国的Stanton夫人和Mott夫人（章锡琛在分析中国妇女运动的缺点时特别强调了这些人物）那样的职业的女权运动领袖，而是出于对妇女解放的追求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被中共具体化了的新的政治话语和政治运动的出现，使高涨的女权主义热情偏离了独立的妇女运动，而主编和他的同事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1925年，《妇女杂志》的编辑们对于妇女运动的界定受到中共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严重挑战。以妇女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权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在全国层面上仅仅存在于1922年末至1923年初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伴随着1924年末的国民会议促进运动而掀起的妇女组织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标志着两个政党开始有意识地拉拢女权运动。虽然国共两党运用有效策略吸引了众多信徒，使得政党领导的妇女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话语权，但是，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其大部分已经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妇女运动议程中——势力减弱到为了争夺追随者而竞争的地步。

女权主义堡垒的倒塌《妇女杂志》所扮演的自由女权主义堡垒的角色并没有持续很久。它的所有者商务印书馆除了把目标对准大市场以外别无特殊的兴趣。当编辑们富有新意地对女权主义的鼓动迅速增加了杂志的发行量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是支持他们的。但是在新风气下，当公众对编辑们的“邪说妄谈”表示反感时，出版社是时候抛弃这些编辑了。

章锡琛执意提倡性自由，最终导使他的失败。1925年1月，章锡琛和他的同事周建人出版了一期关于新的性道德的专刊。在两篇重要文章中，章、周讨论了道德的相对性，并鼓吹一种以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与利益为基础的新的性道德。章锡琛论证到，由于性是人类的天生需求，因而不应被视为是肮脏的。此外，男子应关注并满足女子的性需求。两篇文章都充满了新思想，试图开放民智，并指出现存的性道德对妇女是不公正的。但是，他们对性自由的鼓吹超越了传统道德的限制，遭到了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的猛烈抨击，他指责他们企图恢复一夫多妻制。知名大学教授的抨击引起了轰动，于是《妇女杂志》的执行董事们将章、周撤职。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在《妇女杂志》上替自己辩解。⁹⁵

1925年9月开始，《妇女杂志》完全换了新主人。关于恋爱、婚姻、离婚和性的讨论不见了。女权主义文本和西方故事的翻译消失了。新主编是一个关心培养妇女艺术品味的男子。他很快就出版了一期艺术专号。甚至连读者群也似乎迅速地改变了。现在，读者们不再问有关恋爱、求爱、婚姻或妇女运动的问题，而是问有关摄影与健康的问题。尽管《妇女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讨论了女子教育和女子职业训练的话题，但是这份杂志却不再是女权主义的喉舌。

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标志着激进的文化变革时代的终结。激进的新文化主义者失去了继续进攻的前沿阵地，他们的语气也变得防御、屈从。当鲁迅刊登章锡琛应对陈百年的指责的驳文——当时没人愿意刊登这篇驳文——时，他讽刺地评论到：“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鲁迅是在暗示，即使在整个五四时期对恋爱和性道德谈论了如此之多后，公众却远没有做好性解放的准备。周作人在1927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有人请他就妇女问题写点东西时，他说：“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现在这个无从谈起，并不单是无从着手去做，简直是无可谈，谈了就难免得罪。”97尽管他继续对性以及妇女在旧的性道德下的困境进行写作，但是现在，这位曾经的先锋派新文化主义者的言辞却带有疲倦的语气了。

但是新文化不会在一场战争中就被打败。真正相信新文化愿景的那些新文化主义者们还在继续战斗。章锡琛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妇女杂志》离职后不久，和周建人一起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创办了他们自己的新刊物。1926年1月，《新女性》作为《妇女杂志》的续篇出版了。以前为《妇女杂志》撰稿的旧友们现在为《新女性》撰稿了。恋爱、婚姻、性等等，是这份新杂志始终讨论的问题。

有趣的是，周建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重道德》的重要文章。十年前，他的哥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贞操论》的译文而声名鹊起。《贞操论》使用了温和的语言与逻辑论证来挑战双重性道德，而《二重道德》则使用了科学的语言来精确描绘女性的生殖系统以便阐释双重性道德的根源。周建人对妇女经血和怀孕所做的事实分析，与他对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女性污染的观点的批判有关，这对于他的兄长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周建人对于文化和经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看法，也表明他对妇女受压迫问题做了深刻的思想探究。他通过指出男女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强调了文化观念的易塑性，尤其是那些与性有关的观念。如果说周作人的译文开创了详细审视性道德的时代，那么周建人的文章则代表了十年思想追求的巅峰。但是，周建人并没有像他的哥哥十年前那样因他的文章而引起轰动。很有可能的是，对这类作品进行自我选择的读者们，即受过教育的男女，对这种语言太熟悉不过了，因而不再为之兴奋。⁹⁶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成功削弱了像《新女性》这类刊物的话语权。陈望道在1926年哀叹妇女运动的无声，抱怨说：“真正觉醒的妇女大都在职业学习中葬送了自己。”⁹⁷但是他仅仅指的是自由女权运动。事实上，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随着北伐的推进正在很多地区兴起。陈望道的观察反映了这样一种反讽现象：当受过教育的妇女真正在追求经济独立、确立自己的个人职业，并实现了自由女权主义者们广泛宣传的解放目标时，像《新女性》这样的自由女权主义杂志便不再吸引她们了。

女权主义的男性鼓吹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反讽现象。他们最终于1929年停办《新女性》时，编辑们以相当悲痛的口吻祝贺自己取得成功：

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时代真是握有无上权力的专制暴君。在五六年前使人震骇以为邪说妄谈的议论，到了今日，人人都只觉得平淡无奇。“妇女解放”、“妇女运动”一类的名词，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阶级里，人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宣传着，同时还有一部分思想落后的人在反对着，诅咒着；现在却被当作像饥饿了应该吃饭，冷了应该添衣一般的老生常谈，虽然饭有没有得吃，衣有没有添还是一个问题。⁹⁸

编辑们所强调的并非是五四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如何决定性地使“妇女解放”成为中文语汇里的一个褒义词——这个壮举可以给他们赚些声誉。相反，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与各种政治取向的人口头宣称支持妇女解放相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最终，尽管他们放弃了鼓吹，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相反，这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五四时期相比，自由争论与鼓动的空间狭小了很多。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以及国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统治的确立，使得左翼份子和左翼意识形态变成非法。现在，思想争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蕴涵，因而是富有风险的。编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窘境。他们承认对自己“空谈”的不满，抱怨说：“但我们能转向哪里呢？左翼吗？

在一个党的权力至上的政党统治的国家里，我们可能被当作红色分子而掉脑袋的。” {[footnote-108]} 政治环境已经恶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对妇女解放之路的自由探索不再受到允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之下，以政治力量分裂为标志的军阀时期却是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少有的黄金时期。 {[footnote-109]}

女权主义堡垒《新女性》最终的倒塌象征着五四女权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衰败。但是在这十年间男性的女权主义鼓动和女性的女权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见证了妇女生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就是，高中以上实行男女同校取代了性别隔离，以及妇女在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和政治参与方面的社会进步。

另外一个深刻的变化并不经常被记载：随着五四女权主义的普及，新的女性主体性形成了。1924年，章锡琛对这个变化做了陈述：

在这十年中，还有一种势力最大而成长最速的，便是无形的思想的革新。这革新的就是所谓妇女的“人”的觉醒。在十年以前，虽然也有过像要求参政的那种壮烈的运动，然那时从事这运动的唯一的目的，不过在乎求得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并没有其他的意义。然从近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妇女解放上，也加了不少的影响，使一般妇女，对于古来因袭的风俗、习惯、教条、迷信，起了根本的怀疑。凡是略为和新思想接触的女子，无不有一种“女人也是人”的觉悟，历来奉为女子圣经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等书，都被践在新女子的脚底下了。⁹⁹

章锡琛的观察抓住了五四自由女权主义的中心主题。新文化主义者可以宣布一项伟大的功绩：要求独立、自治和性别平等的妇女已经伴着五四女权主义的浪潮形成了。正如本章所证明的，在新文化主义者鼓吹妇女解放与中国妇女的新觉悟之间有直接的关联。然而，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出现也是对自晚清开始的有关妇女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长期回应的一部分。富国强种为废缠足、普及女子教育提供了根本依据。妇女健全的身体和女子教育分别为新女性的社会进步提供了身体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女性作为这个有关妇女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受益者，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首先，民族主义话语与自由女权主义话语之间看似并无冲突，因为以文化变革为中心的新文化主义的论点是，通过使中国妇女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独立个体，古老民族将迈向现代。这两种话语只是在中共诞生后才变为相互竞争和敌对。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共话语号召妇女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不要去追求平等权利。它力劝妇女参加革命，革命首先会确保独立、统一的民族，并最终会推翻私有制。借助于国共合作的力量，中共的民族主义话语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得以壮大。但是，正如本章所揭示的，自由女权主义尽管黯然失色却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自五四女权主义浪潮开始，“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永久标志，即使这两个词的定义为了满足各种历史背景下的政治需要而频繁转换。本书第二部分将展示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塑造五四一代的妇女的，这些妇女又是如何崛起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快速的社会变革中的主力军的。

（赵婧译 侯艳兴校）

第二部分 人物

第三章 被遗忘了的巾帼英雄——介绍讲述者

五四时期是以诸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权利”和“女子独立人格”等新兴流行语汇为标志的。以妇女问题为中心内容的新式语言成为新文化的主要符号。但是这些新语汇对当时的妇女意味着什么？她们对当时的知识潮流有何反应？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话语中，男性促使女权主义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且值得追求的意识形态，承认男性的这一角色使我们想知道女性个体对五四女权主义有何反应或作何表现。只有历史上的妇女，而非男性的文字表达中的女性形象，才能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型使她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将通过五四妇女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五四女权主义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

在向读者呈现五四妇女的生命故事之前，我必须对在阅读以下讲述时将涉及到的、两个既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问题加以讨论。一个问题是产生这些生命故事的历史背景。本书中的讲述者们讲述故事时针对的是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是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呈现她们的讲述也与我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对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兴趣与关注关系甚大。为了使读者了解背景，我必须强调一些隐藏着的议题（既是关于讲述者的也是关于我自己的）以及以下讲述中的一些话外音。因此，对我们的主人公的介绍将从讨论当代背景开始，这一背景构成了她们讲述内容的特殊内涵。

另一个问题是复杂的、与讲述者的生活经历（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背景。每段讲述后的解读试图梳理这些生命故事，并将女性个体行动者还原到历史舞台中。但是由于本书的这部分是围绕每个妇女的生活而构成的，从而不能够按照年代顺序撰写五四妇女的历史，因此章与章之间缺乏时间上的连贯性，这一点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困惑。本章将给出后面几章的主题链接；同时，将讲述者所提到的重大事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

公众记忆的建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公众记忆中塑造了三种1949年以前的妇女典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从而成为女英雄的妇女；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从而成为受害者、被中共解放的妇女；依赖其丈夫生存的资产阶级太太，她们是颓废、寄生、剥削的阶级，被革命所消灭。毛泽东时代（1949-1976）创作的许许多多的文学文本（包括小说、传记、电影、剧本、歌剧）中，妇女受害者转化成革命女英雄是一个突出且普遍的主题，而第三种典型只是偶尔作为背景人物出现。中共政治话语中的女英雄建构是一个极其有趣的课题，但超越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由于这些典型的内涵与本书中生命故事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这里需要考察几个相关问题。

共产党女英雄的建构主要服务于展现中共的辉煌历史，这既赞颂也抹杀了妇女的历史贡献。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妇女是否被记住了，而在于哪些妇女被记住了。中共话语所赞颂的女英雄们首先并且首要的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些女英雄的故事建构从未脱离以下这些被反复强调的主题：她们对党、革命事业以及党的荣誉的忠诚，是党解放了她们，把她们从受害者改造成女英雄。因此，共产党女英雄成为中国妇女的楷模，她们过着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充满意义的生活。

这种把妇女经验排除在外的建构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共一手策划的大量的、频繁出现共产党女英雄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承认了妇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能动性。尽管在大部分共产党女英雄的故事中都有一个代表党指明自由之路或鼓励女英雄成长的男性形象，但是英勇的女性领导者表现出的非凡才智经常给人（尤其是给那些年轻女孩）以深刻印象。对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妇女（包括我自己）而言，共产党女英雄的文学形象给予了强有力的行为榜样与自尊。

与传统中国史处理妇女的方式相比，对共产党女英雄的描述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而是与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法一脉相承，即自古就选择并描述一些妇女楷模来充当教化其他妇女的行为榜样。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对妇女楷模的描述规定了或者维护了性别规范，那么，共产党女英雄的建构也有助于划分性别界线，并且宣扬了国家认可的、妇女应该遵守的美德。事实上，旧王朝宣扬的许多妇女美德都在共产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支持与赞颂。尽管如此，帝国的妇女楷模与共产党女英雄有一个关键不同。古代妇女通常是通过履行其对家庭的义务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共产党女英雄的事迹却表明她们通常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只为党和国家献身。胸怀民族主义的、被高度政治化了的共产党女英雄形象，毫无疑问反映了五四女权主义的遗产，它以妇女融入所有社会领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共产党女英雄的形象把妇女对家庭的忠诚与奉献的美德转移到对民族和党上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妇女融入男人世界的合法性。对于若干世纪都保持性别隔离的一种文化体制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¹⁰⁰

我们可以证明，共产党女英雄的产生使妇女变得强大，这里包括许多女共产党员。比如共产党烈士向警予，经过她那些尚在人间的女战友的共同努力，她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在1958年向警予三十周年忌辰时刊发了大量关于她的文章。同年，该杂志社在一本小册子上重刊了部分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八位撰稿人中，有七位是向警予的女战友。这些地位较高的女共产党员对向警予的宣传可以解读为是在有意识地努力找回妇女在革命中的能动性——换言之，是一种为了得到认可和权力，与党协商的形式。

但是，对共产党女英雄的宣传经常有着更为复杂的推动力。除了对妇女所做贡献的普遍赞美外，一些特殊的女英雄还被赋予了其他意义。比如向警予受到颂扬不仅仅因为她献身革命，而且也因为她在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化方面发挥了领袖作用。于是承认向警予所做的贡献就与这一计划密切相关，即宣告中共妇女解放路线是成功的，而“其他的、错误的”妇女运动——即女权运动——则是失败的。每个女英雄都被用来为党传递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她们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抹去任何非共产党妇女活动痕迹的公众记忆。因此，对共产党女英雄的颂扬与对非共产党妇女的能动性的抹杀结合在了一起。这种颂扬与抹杀并存，形成了一种宰制叙述（master narrative），创造并维护了中共主导地位的合法性。

本书的讲述者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从中共的宰制叙述中被抹杀了的那类妇女。在1949年以前，陆礼华、朱素萼、王伊蔚和陈泳声都是非共产党员，都是独立的职业妇女，这一社会群体不仅挑战了那些可悲的受害者形象和共产党女英雄的典型，而且也挑战了资产阶级太太。更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成就与中共的中国妇女解放路线毫不相干。在我见到她们以前，我不了解这类职业妇女的成就，也没有意识到她们从公众记忆中被抹去。尽管当我采访她们时我不能够完全理解她们的生命故事，但我还是感到顿然震惊。许多个夜晚采访过后，我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中，我百感交集，激动，愤怒，悲哀。这些妇女漫长人生中的成功与悲剧不仅触动着我，而且也深深改变了我的认识，瓦解了我长久以来对于1949年以前的妇女和中共的解放者角色所持有的许多观念。挑战中共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宰制叙述很快就成为我试图把这些妇女还原到历史中的一个自觉而又不可分割的议题。

这些讲述者忍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被边缘化状态。当我们1993年第一次见面时，这些妇女接受了政府为她们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的不公待遇所做出的道歉。但是道歉并不能改变她们的无权、无声的处境。当她们看到我这个对她们的过去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时，她们知道这是她们以其记忆历史的方式来陈述历史的良机。尽管她们不知道我最终将如何构思她们的口述历史，但是讲述她们的故事是找回她们的历史贡献并重建公众记忆的自觉的努力。就此而言，讲述者们的议题与我的是一致的。

同时，我之所以选择这几个讲述者是因为她们有参与历史撰写的热忱。有自己的议题的受访者最乐意讲出其过去经历的细节。我提出的一个普通问题就会引发她们一连串的讲述，这绝非巧合。我结束了第一轮对13名妇女的访谈后，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规律：最丰富多彩的故事来自那些1949年以前取得很多成就、但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很明显，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她们的自身利益相关，甚至连她们的女儿和姐妹都迫不及待地讲出她们所记得的故事。在这类妇女中，我选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出生的妇女第一人称的讲述。4

找回中国“现代性”中的妇女能动性由于妇女解放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应有之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男性和女性学者们倾向于把这一主题纳入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叙述中，而西方学者在此类著述中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主题。长期确立的毛泽东主义的宰制叙述，详细论述了由中共单方面领导的妇女解放。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试图证明妇女自身追求解放的努力。尽管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有关许多妇女坚持反抗文化和社会束缚的斗争的种种生动故事，却挑战了这个流行的神话，即在中国妇女觉醒以前，是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她们自由。我的研究不仅要把这些妇女置于历史变迁的中心，而且也要考察变化着的性别话语与互相竞争的思想的、社会政治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讲述者的口述历史帮助我们领会社会性别是如何一直处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的，女权主义如何与民族主义融合并快速削弱了文化和社会传统，以及妇女在二十世纪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怎样的决定性作用。二十世纪初“职业妇女”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成为所有上述主题的缩影。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主流文化规范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母亲、女儿和妻子上，并且她们的行为在一个性别隔离的世界里受到严格限制。尽管社会底层妇女都在家庭内外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并且精英家庭的妇女经常从事文学创作，但是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组织原则使得男女之间的接触受到限制，许多社会制度也只适用于男性领域。正规学校教育，在维持中华帝国科举制度上起着中心作用，就是这样一种男性领域。十九世纪中叶一些西方教会学校向贫穷的中国女孩开放教育时，男性独占正规教育的状况受到了挑战。但是向妇女开放的学校教育仍然很少。直到中国在1895年中日战争中战败以后，女子教育才成为晚清改革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清政府把女子教育视为强国保种的必要手段，只要女子教育不会对性别准则造成破坏。这个棘手的问题——妇女不得不被纳入国家政治中来却仍要受限于女性角色和行为——通过妇女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得到了解决。

尽管开办女子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储备爱国且品德高尚的母亲，她们将会养育出健康聪慧的儿子，然而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许多妇女对争取女子平等权利的呼声更为关注。对许多妇女而言，教育是进入男性世界的阶梯，是一种国民素质，而不仅仅是要成为品德高尚的、良好国民的母亲的一种方式。妇女把国家富强和平等权利两种主张合二为一：国家富强需要妇女平等参与到各种领域中。最早迈向这一目标的是晚清第一批留学日本的女性。

1894至1895年，日本在决定性的一场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控制了朝鲜。日本同时成为了中国耻辱的象征与亚洲现代化的榜样。由于日本在地理和文化上要比美国和欧洲更近，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探索中国振兴之路或学习新技能以便在变化的中国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数以千计的来自精英家庭的男性来到日本，学习政治、军事、经济、医学、科学、文学等等。起初，只有少数中国妇女跟随她们的丈夫、

父亲来到日本；后来，独立的女学生人数多起来。日本人在适应中国女学生的需要方面尤为努力。著名的女教育学家下田歌子（Shimoda Utako）于1901年为中国女学生创办了“女子实验学校”（Practical Women’s School）。下田歌子认为推广女子教育是男子教育的基础，这种“共和党母性”的翻版与支持女子教育的中国改革者们的观点相类似。她认为，在与“白种人”的竞争中，受过教育的贤妻良母会使亚洲国家变得强大。¹⁰¹这种女子教育模式顺应了清政府所坚持认为的女子教育应该遵循“教育妇女为妻为母之道”的传统。8为了给中国的女子学校培养教师，1905年清朝的省级政府开始送女学生去日本留学。到1911年清朝覆灭，约有200个中国女性曾留学日本。9

与日本教育家和清政府的目标不同，许多中国女学生成为了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而不是家庭的守护者。她们似乎较少接受以刺绣与家庭生产为重点的课程，而更多地感受到日本奋发向上的氛围，在那里，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著作被翻译，并在中国学生团体里传播。¹⁰²中国留日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我选择的团体。他们选择到那里学习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中国军事失败，领土被外国列强侵占，尤其是在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¹⁰³从通过翻译和出版来传播新思想（最常见的是把西方著作的日文本重译成中文），到加入旨在反满的秘密会社，学生对寻找救国之路的坚忍不拔通过广泛的活动表现出来。尽管女学生为数甚少，但却对这一生气勃勃的景象贡献良多。1903至1911年间留日女学生建立了一些组织，并且至少有9种刊物伸张妇女平等权利和女子教育，谴责中国家庭制度和包办婚姻，并倡导反缠足。尽管这些妇女刊物存在时间短暂，只出版了一期或办了不到两年，但是它们宣传并推动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日本——尤其是这些刊物的出版地东京——并不是培养母性的摇篮，而是1911年革命以前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早期女权主义者所构想的女子教育与日本实行的不同。事实上，1909年《女报》还强烈批判了日本的女子教育。一篇社论宣称这份刊物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女子教育，发展东亚女权”，从而批判日本的女子教育是在奴役妇女：“可叹日本各女学杂志亦不提倡女权……日本与我同种同文，不忍使日本女子永远受男子之牢笼之压制，爰加日文论说以唤醒之。”¹⁰⁴主编陈以益在其《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一文中指出，日本男女课程的不同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谬误。她援引了诸如花木兰和梁红玉等巾帼英雄的故事来论证妇女有能力靠自己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却只是利用妇女来帮助男人取得成功。陈对于女子教育以“贤母良妻”为目标的批判，预见了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

且夫贤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对于男子而言。为他人母，为他人妻，美其名曰贤母、曰良妻。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日本女子教育，因亦有高等下女教育之评。……呜呼！女子教育岂为男子而设耶？……为圣贤，为庸人均教育所致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贤母良妻之目的教育女子，则女子自成贤母良妻。此余之痛惜者也。教育者当望被教育者为圣贤，不当望被教育者为庸人。……谨告女学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教育之本旨，不可不从日本之流毒不可不去。……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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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学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她们的出版物。其中许多妇女回国后立即成为风云人物。比如秋瑾，她在反满革命中的英勇献身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妇女的重要行为榜样。对于仍然生活在一个性别隔离社会中的妇女而言，秋瑾这个榜样表明，在民族革命中与男人并肩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平等权利问题。与秋瑾同时代的人视其为这样一种女性：她不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男人而进入到男人的世界，并做出了远远超过男人能力范围的英勇事迹，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女英雄鼓舞着她。事实上，秋瑾自己以及和她同时代的人都把她视为女侠。尽管如此，这位二十世纪的女侠在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新语汇中表达了超越性别界线的渴望，这奠定了她作为第一个近代女英雄的地位。虽然个体女英雄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时有出现，但是秋瑾却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到来：作为对变化着的政治和思想浪潮的一种回应，女英雄们成群地出现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为许多中国妇女进入男性领地的越界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越界行为有了一个新名词：伸张女权。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妇女伸张女权经常是以民族事业为基准。自我解放与为民族奉献纠缠在一起，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历程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扎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机之中。正如讲述者们所阐明的那样，秋瑾故事的广泛流传也强有力地塑造了下一代妇女的民族主义与自我解放的双重视野。

秋瑾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满革命家的形象，遮蔽了晚清妇女运动潜藏着的女权主义目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覆灭。但是，民国政府一成立，许多参加了1911年革命的妇女就开始了一场富有战斗性的妇女参政运动。从日本回国的一群学生在这场参政权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其中，唐群英（秋瑾在女子实验学校的同学，同盟会早期女会员）成为了最著名的领袖。尽管唐群英和许多其他女革命者在新民国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来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临时国会却拒绝把男女平等写入临时约法。唐群英当时是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她对此深感失望，1912年3月她带领一群伸张妇女参政者向国会请愿。当她们被挡在国会门外时，这些愤怒的请愿者打碎了国会的玻璃窗，踢倒试图阻止她们的警卫，并威胁说她们将“诉诸武力，如果她们的要求被拒绝的话”。1912年8月同盟会（许多伸张妇女参政者都是其会员）把男女平等从重组的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中删除了。对这一背叛行为义愤填膺的唐群英和王昌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副会长，也在日本留过学），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抨击宋教仁（国民党领导人，起草了这一新的政治纲领）“激起了两万万女同胞之怒气”。尽管她们富有战斗性的行为并没有在1912年为她们赢得参政权，但是却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妇女不仅仅要履行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而且也要为国民应享有的权利而斗争。受到挫败的妇女参政领袖唐群英和王昌国继续在地方层面活动着，并在五四女权运动的全盛期东山再起。1921年，王昌国成为湖南省议会选举出的两位女议员中的一位。

在日本留学的妇女也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妇女。一些人从事出版，一些人经商，大部分人则为了追求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最初目标而在家乡开办女校，或成为女校的教师。本书的讲述者中，一些人从这些教师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男女平等”这个词。此外，在这些曾经留学日本的妇女中，一些人并没有成为贤母良妻，而是拒绝结婚，过单身生活。教书这个新兴职业为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选择。当本书讲述的这些五四领导者们成年时，受过教育的妇女成为独立的单身职业妇女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她们的老师已经给她们展示了这种生活的可行性。晚清妇女活动家和五四妇女之间的关联是真实存在的。

尽管如此，五四妇女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在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被镇压几年以后，妇女问题以更为强势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主义者宣传妇女解放问题，使其在二十年代末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得益于民国第一个十年内女子学校的快速发展，18女学生成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新兴社会群体，也是易于接受新文化思想的读者。重大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女学生的数量上，而且反映在妇女教育的根本原因上。秋瑾一代所质疑的贤母良妻这个主流榜样，成为五四时期[批判]旧文化的一个靶子，并被独立自给、胸怀公众的新女性所坚决抛弃。对五四女权主义者而言，追求妇女平等权利与平等参与到社会各领域中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富强、独立民族的关键所在。民族富强仍是终极目标。但是，新文化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号召妇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牺牲自己，而是以妇女的自我实现作为强国的基础。民族主义此前从未、至今也仍未与女权主义的议题如此地融为一体。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五四女权主义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意识激励了无数受过教育的妇女去追求一种脱离长达若干世纪的性别规范限制的、人的生活。由于受过教育的妇女有意识地努力进入到先前所有的禁地，因此性别隔离在中国城市地区被打破了。妇女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公共生活中，这成为城市化和职业化的一个标志。中国城市社会的图景随着五四新女性的崛起而迅速发生变革。甚至连中国城市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都把正在兴起的新女性作为刺激需求的一个目标。历史学家罗苏文在她近期关于中国近代妇女的研究中观察到：

1919年下半年，女性形象在广告中明显增多，……在1921年—1925年，美女形象已在报纸广告中被竞相使用了，女性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时髦消费的先导。……在1930年代，所谓的摩登女郎并不是徒具奢华包装，以色取人的美女，还必须是受过教育，身体强健，懂得享用都市文明的一切最新成果，包括在娱乐、消遣等方面与男子共享乐趣的现代女性。于是都市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成为摩登的化身。¹⁰⁵

五四女权主义主题的商品化证实了新女性的崛起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1920年高等教育开始招收女学生，妇女的职业选择拓宽了。这就使职业妇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的新的社会精英群体。一股新女性文学、新女性电影、新女性时尚和新女性广告的浪潮扩大了这一群体的影响力。三十年代的都市中国人意识到新女性的出现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佳表征。

本书中五四新女性的讲述并不是作为再现“现代性”的媒介。¹⁰⁶相反，我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听到和理解这些长久以来被湮没的新女性自己的声音。通过五四新女性的讲述，我追踪了她们在五四时期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中新意识的形成过程，记录了她们由其新的主体身份出发而采取的行动。我试图理解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主导话语与妇女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我反思着她们漫长生命中的悲喜剧，以便鉴以往知现在。对我而言，聆听和理解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声音不仅是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理解我自己历史的重要过程：她们使我从自己生长的社会中辨认出许多五四时期女权主义的遗产，这些遗产无疑塑造了今天的我；而且还认同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我相信不同读者将会从这些讲述中发现各种意义，这些意义不会局限于本书所阐述的。

重返女权运动从晚清开始，女权就被文化激进主义者和革命者纳入倡导人权的运动中。五四时期，女权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诸多“主义”之一，进一步为新文化主义者所倡导，他们不仅把它视为批判古老儒家文化的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也是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当五四新女性接受了女权主义思想的议题时，女权主义就从语汇和观念转变为实践，这种实践在改变了个体妇女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制度的架构。当性别平等原则得到正在崛起的两个政党（1920年的共产党和1924年的国民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话语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与提升。矛盾的是，尽管女权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受到政治主流的欢呼，将其视为中国进步的证明，但是“女权主义”一词却是贬义的。这种情况为何以及何时发生？它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女权运动？这些疑问引导我们深入探讨就在女权主义被盗用、扭曲、定义和重新定义的同时，其发生改变以及重新发明的历史进程。

历史学家Karen Offen在她关于欧洲女权主义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个规律：为了赢得支持者，社会主义政党盗用女权主义的议题、将其写入自己的纲领时，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把女权主义称为“资产阶级的”并把女权主义的成就贬低为“狭隘的”。¹⁰⁷这个规律恰好适用于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这些贬义词甚至被叠加起来：“狭隘的女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等语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被使用。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共加了另外一个形容词“西方的”。中国五四时期经验尚浅的女权运动首先遭到了新生的共产党的对抗，后来又为1924至1927年国民革命期间国共合作所征用。当国民革命时期的女权主义议题吸引了许多女权主义者加入革命阵营时，党派对中国妇女运动的统治开始形成。中共的女权主义者用“妇女解放运动”一词与“女权运动”划分界线，声称前者正确地符合了把激进革命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而后者则错误地追求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却没有注意到现存经济、政治制度的种种罪恶。中共对这一简化了的女权主义定义的宣传力度，与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变化不定的政治力量有关。换言之，在中共确立其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以前，它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并没有垄断人们对女权主义的理解。本书的讲述者们在讲述她们1949年以前的生活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词汇来指涉feminism，如“女权主义”和“妇女主义”，有的加上“险隘的”这一修饰词，有的则不加；这些词汇的使用不仅这反映了这些妇女的不同政治取向，而且也揭示了各种竞争话语间复杂的竞争态势。

本书的五位人物可以说代表了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的立场。陆礼华、王伊蔚和陈泳声是政治取向不同的无党派妇女；朱素萼是国民党员；黄定慧是共产党员。她们为了追求自我解放，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读者将会注意到，尽管她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是都致力于改善妇女状况。她们的讲述表明，女权主义议题尽管有时会被她们重新贴上“妇女解放运动”的标签，但却是不同政治背景的妇女所共同追求的目标。非党派的女权运动与党派领导的妇女解放之间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尤其在中共寻求政治合作的时候。就此而言，本文后面的讲述凸显了我的观点，即中国的女权主义事业并没有受政治藩篱所限，这恰好验证了中国五四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力。

不同的讲述内容也使我们得以探究中国的女权主义团体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狭隘的女权运动——非党派的、独立的女权运动，它在民国巧妙地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空间——是我研究的关注所在。哪些妇女制造了这场运动？她们如何理解自身行为的意义？是什么支撑着她们的努力？并且是什么限制了她们的影响力？当女权运动在毛泽东时代遭到边缘化和排斥的时候，无党派女权主义者的命运如何？这些讲述清楚地回答了这些疑问。我将以刘王立明的简要传记来加以阐明，她是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一位领袖，她的奋斗经历与本书讲述者们的女权主义努力有相同的轨迹。她的生活展示了无党派女权主义者艰难反抗以维护独立的女权主义议题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传记基于我对她女儿的访谈以及其他书面文献，反映了我们的女主人公们展开其人生经历的历史背景。

刘王立明的故事刘王立明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她本名叫王立明，刘是她丈夫的姓。她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在她九岁时就去世了。她母亲靠做针线活养活全家。1907年，一所由中国人管理的美国教会学校开始在县里招生。这所学校起初只招收付不起私塾学费的贫困男孩。王立明和其他几个女孩央求校长，校长最终同意让她们入学。正如教育深深改变了当时许多妇女的生活一样，受教育的良机也深深改变了王立明的生活。

王立明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一个出色的学生。她每年考试都是第一名。学校教育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学习书本知识，她也很快接受了当时传播的新思想。12岁时，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和他人的嘲笑，成为县里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在她小学毕业后，校长把她送到九江儒励女中，这是当时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交界处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在那里，她仍表现优异，一毕业就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

1915年当王立明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她加入了美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CTU）的中国分会，该分会于1904年成立于镇江，后来扩展到上海、南京、九江和汉口。1916年她获得了WCTU的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伊利诺斯的西北大学学习生物。几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她在九江时就已经认识的刘湛恩。刘湛恩也是幼年丧父，是一个基督教徒。和王立明一样，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并已经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他们陷入爱河，并于1920年王立明大学毕业时结了婚。与二十世纪初留学海外的数千中国学生一样，这对年轻夫妇把美国教育视为实现振兴中国目标的一个途径。刘王立明一毕业就回到中国，她的丈夫也于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回国。

尽管许多归国学生都在中国城市里展开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是王立明却选择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她很快在二十年代初上海生气勃勃的社会活动中崭露头角。在其《中国妇女运动》一书的自序中，她讲到：“当民国九年初夏，我自美国回抵上海，一方面因为友人们的鼓励，一方面因为我本人幼小时的志愿及在异邦读书时所见的种切，尤其是那女权的申张，我毫不踌躇地加入了中国妇女的各种运动，从此我的一部分生活便与这些运动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而我的大部分思想也就被它们占有了。”¹⁰⁸

1922年，在中国参政权运动的第二波高潮中，刘王立明成为了上海妇女参政联合会的创办者之一以及该组织的会长。她也是1924年上海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要求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国民大会的参与权。1927年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国民党政府任命她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三十年代，她仍是上海妇女参政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该会于1930年国民政府通过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的新民法后，更名为中国妇女运动联合会。

但是，刘王立明的名字与WCTU的中国分会即中华妇女节制会联系得最为紧密。她于1926年成为该会的秘书长，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五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为止，该会已有十五个分会和一万名会员。其总部在上海，并在那里建设了若干服务妇女的设施：上海租界收容所，它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妇女救济机构，向乞丐、婢女和遗遗弃的妇女提供福利；妇女职业学校，向妇女提供新兴职业的培训；为单身职业妇女建造的上海女子公寓，本书的讲述者之一王伊蔚曾在那里住过；以及王伊蔚主编的《女声》。围绕着这本杂志成立了女声协会，该协会由一些女学者和《女声》的撰稿人组成。作为一个非党派的妇女组织，中华妇女节制会的影响与成就仅次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由于刘王立明得到了美国WCTU的财政支持，并且她丈夫的收入足以赡养家人，因此她是中国少数几个自助的职业妇女之一。她从未从事生物学的工作。

1933年，刘王立明出版了《中国妇女运动》一书，她写到她“感到悲哀，中国妇女运动过于幼稚，缺乏完整的计划、领袖的人才及健全的组织。”（第4页）。她认为要了解妇女运动就必须解决这些弊病，因此该书不仅仅是对她有关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观点的总结，而且也是对正在进行的女权运动的指导性论著。该书认为，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并强调妇女的参政权、经济独立、教育机会、婚姻自由以及新的性道德（消除双重标准，鼓励由恋爱而结婚）。由于中国妇女当时刚刚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因此该书集中讨论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法律权利。刘王立明在该书开头就给出了五四女权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一个鲜明定义：“妇女运动就是妇女革命的意思，中国妇女运动就是中国妇女起来革命。我们革命的范围异常宽阔，我们希望从各方面的努力，把旧日原有的、不堪人道的种种生活推翻，重造一个新的生命”（第2页；着重号是后加的）。

如何实现妇女革命的目标呢？刘王立明的方法表明五四女权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她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消灭阶级的两级分化与不公。她相信这套制度将会带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妇女经济独立并具备独立人格。但是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途径。她谴责共产党的残暴与独裁，而主张通过议会制度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目标中，妇女的参政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刘王立明认为神圣的母性会赋予妇女以仁慈与善良，因此妇女参政要比男子好（第172-173页）。她认为妇女应该运用她们的投票权来促成一个更为人性化和公正的社会主义体系。

刘王立明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对女权运动的批判。她在书中写到：

这班批评家又说，妇女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只有少数的知识阶级的妇女，在那里运动，而不是普遍的运动。这话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从事妇女运动的女子，又何尝不希望全国所有的妇女，团结起来，共同地去努力呢？解除大多数妇女的痛苦是妇女运动者已公认的目标，然而一个运动，如果要有永久的价值，一定要由近而远，由少数人的意识而变成大家的意识，少数人的信仰而成为大众的信仰。虽然现在还在幼稚的时代，我们切实地相信，经过较长的时间，这运动将会发生伟大的效力。

（第2-3页）

20世纪30年代初，刘王立明秉持上述坚定的信念继续努力推动十年前就已经开展了的女权运动。在她看来，妇女运动受到阻碍是由于国内政局混乱和外国入侵，而不在于只受到少部分女知识分子活动家的支持。她已经准备好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少数精英妇女的思想意识慢慢变成大多数妇女的思想意识，并且这场缺乏经验、弱势的运动将会发展成为成熟、强大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创办了一本新女性杂志《女声》来独立表达妇女心声。

当日军1931年占领满洲时，刘王立明仍全神贯注于推动女权运动。对她而言，中国人意识到民族危机，将会加强而非削弱追求妇女解放的要求。她坚持认为如果妇女的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中国仍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弱国（这是新文化主义者常用的一个比喻）。她坚持说：“我们的运动就是要妇女本身得到了解放，一扫以前摧残女子的奇耻大辱，再从事促进中华民族，及世界人类，进入一个璀璨的新纪元！”（第19页）。妇女解放仍是她的首要目标，她不会因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或中共的妇女运动路线而动摇。

尽管中共把优先实现妇女解放贬低为“狭隘的女权主义”，但是刘王立明并未把妇女解放视为唯一目标，也没有对民族问题置之不理。相反，诸如她这样的“狭隘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际，妇女的权利和所遭受的痛苦不应该被遗忘。她们对民族的现时关注体现在她们号召妇女为救国而捐款以及效力的运动中。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后，刘王立明担任了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成立大会的主席，并号召妇女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军队。251937年9月，当上海妇女慰问团号召妇女为抗战捐款时，刘王立明捐出了她的金镯和钻戒。此外，中华妇女节制会也通过收容妇女来积极参与救国运动。即便如此，在本书的两位讲述者王伊蔚和朱素萼的记忆中，刘王立明是一个一心扑在妇女运动上的领袖人物，与国共两党推动的救国运动没有瓜葛。可见当三十年代初救国运动成为两党的竞争地时，刘王立明试图避免卷入其中。她在表达爱国情怀的同时，秉持了她作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的立场。

刘王立明对中共的消极看法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改变。她的丈夫刘湛恩是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沪江大学的校长。1937年日军进占华北、抗战开始后，他成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会长。当南京日伪政府拉拢他做教育部长时，他拒绝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他继续在上海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日伪收买的中国特务杀害。刘王立明带着三个孩子去了战时陪都重庆，在那里她更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她是国民党举行的战时国民参政会的少数几个女参政员之一。由于她敢于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而且她是名人——尤其在她丈夫死后——因此她在重庆时，中共开始跟她接触。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成了刘王立明的熟人。她把大儿子送往中共在延安（中共的根据地）的军事学院，以此表达她支持中共的抵抗立场。她同时又把二儿子送到国民党的军校。反抗日本侵略者是她当时最为关切的事，数百万生活和生命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中国人都抱有同样的想法。

除了在重庆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外，刘王立明仍继续领导着妇女活动。她成立了湛恩难童收容所，在战时养育了数百名孤儿。她开办了一所长托幼儿园，照顾职业妇女的小孩。她也是四川宜宾难童收容所的所长，以及华西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同时，她仍担任参与抗战的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会长。她和其他妇女活动家一起成立了中华女子联谊会，动员国统区妇女参与抗战。民族危机和丈夫被杀促使她倾向于中共的动员妇女参与抗战的路线。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两党共同号召妇女参与抗战。在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目标下，城市妇女活动急剧增多。由于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在动员国统区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于是中共的政治力量迅速增长。由统一战线推动的妇女运动，此时被界定为妇女参与抗日的平等权利。尽管战时妇女运动号召妇女为战争做贡献而不是强调性别议题，但是许多妇女活动家通过拓展公共活动而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职业妇女在动员城市妇女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党派界线模糊了。华东沦陷后，许多妇女活动家逃离了日统区，扎根于中国西北的中共根据地。尽管持续进行的战争中断了五四女权主义的议题，却使许多妇女参与到政治与军事中。

整个战争期间，刘王立明始终秉持坚定的无党派立场。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国共两党掀起内战，她把两个儿子召回家，因为他们将被派往残杀同胞的战场。与二战末期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她梦想着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由于她坚信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因此她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战后，她于1945年回到上海，并重新开展华东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活动。她和王伊蔚一起重办《女声》，但是她在民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反对即将打响的内战上。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勒令其解散。刘王立明从上海逃到香港。在那里她参加了违抗国民党命令而继续活动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民盟经济委员会主任。民盟在公开宣布反对国民党后，同意与中共合作。

1949年初中共占领北京后，毛泽东邀请了包括民盟在内的重要的无党派组织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大会。刘王立明作为民盟代表前往北京，并成为政协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949年3月全国妇联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成为其下属机构，刘王立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会常委，这说明中共认可了刘王立明作为一个著名女权主义领袖的影响力。中共政权建立初期，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为其赢得了中国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共通过授予无党派组织领导人官衔，制造了拥有广泛的民主基础这样一种印象。

1949年后，刘王立明在全国妇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法委员会等机构任职。这些职务都是名誉上的，没有实权。尽管如此，在中共政权建立初，她仍可以继续中华妇女节制会的工作。1956年，她带领一个四人代表团前往西德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届会议，会上她被选为该组织的副会长。由于她捍卫了新中国的成就，并在使会议取消台湾代表的与会权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周恩来公开赞扬了她的爱国行为。但是，这次表扬却成为刘王立明灿烂人生的终止符。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由于她拒绝揭发毛泽东的两个政敌，被戴上了右派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也随之丢掉了她的官衔和荣誉职务。中华妇女节制会也丧失了独立地位。为了配合中共的高压统治，全国妇联（其最初是统一战线的一个策略，目的是赢得不同妇女组织的支持）成为了中共的喉舌，并把妇女活动引向为党国利益服务上来。1957年开始，诸如中华妇女节制会这类下属机构都不再拥有独立的章程。¹⁰⁹从某种程度上说，刘王立明的失势意味着官方关闭了自发的妇女活动的社会空间。

1966年9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刘王立明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而被逮捕。她的罪证在她女儿家里被找到，是一个装满她手稿的小箱子，里面有她写给被打成右派而进入劳教所的儿子的诗歌，还有一个被认为是发报机的打字机。当她被抓走时，她小声说了一句英语，在她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她的女儿也曾听到过这句话：“我正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说完她就走了，她的家人再也没有见过她。

刘王立明于1970年4月15日在上海的一所监狱里去世。她直到生命末期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文革后她的儿女把她的案件递交到中央政府，1980年她得到了平反。1981年，政协委员会、民盟和全国妇联共同为刘王立明举行了追悼会。¹¹⁰在追悼会上，她被官方赞誉为爱国者，这是中共语言中对无党派人士给予的唯一的美名。她被葬在了北京八宝山公墓，这里都是为高官保留的，这与她被打成右派前所享有的头衔相配。由于刘王立明所有的遗物都被没收，甚至连她的骨灰也没有还给她的家人，她女儿放入墓中的只有她留下的一把梳子。

刘王立明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女权主义领袖，日军侵华前她取得了妇女解放的巨大成就。甚至在战争期间，她仍继续努力把妇女从战争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在毛泽东时代，这位女权运动之星却陨落了，而后面的讲述将重演这一规律。中共领导的全国妇联的成立实现了许多早期共产党女权主义者统一妇女运动的梦想，这标志着中共最终成功地使这一运动制度化。当接下来的若干年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愈演愈烈时，自发的妇女运动的社会空间很快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消失了。中国的女权运动并不是由于它的“错误”路线或西方渊源而“失败”，而是中共霸权性的社会重组使得刘王立明和许多其他的女权运动家以及她们的女权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渐渐消失。

（赵婧 译 侯艳兴 校）

第四章 陆礼华（1900-1997）：校长

当我初次进入陆礼华的公寓做访谈时，她正被一群老太太围坐者，大声聊天。陆礼华还没来得及介绍我，那群老太太就异口同声地解释她们是卢校长以前的学生，现在已七八十岁了，都是退休的体育教师。已经93岁的陆礼华在她钟爱的学生中间显得非常高兴。可能由于体育锻炼的缘故，她的学生都很苗条，相比而言，陆礼华有些发福，举止也不太灵活。然而，她依然思维敏捷，声音洪亮，这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耳朵有些背。当她的学生离开后，她缓缓地打开了回忆的闸门。¹¹¹

我父亲在青浦县2（离上海有几里远）一个镇上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一家杂货店。这家杂货店是从祖辈继承而来。父亲曾经参加过一次选拔军官的考试，但没考上，只好回来经营杂货店。他读过书。在我们那个偏僻小镇上，很少有人读书，即使男孩也不例外。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老二是最没运气的。我出生于1900年，那时正处于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两个时代互相斗争之际，旧社会最溃烂之时。人们认为一个女孩会给家庭带来不幸。父亲很不高兴地说：“丢人！老二又是闺女。”因此他对我母亲态度冷淡。

我母亲是个文盲，缠足妇女。当我六岁时，她也开始给我缠足。但每到晚上时我就把裹脚布剪断。我一向都很听话，但缠足是个例外。我怕疼，也不喜欢小脚。缠足是当时女孩最重要的特征。但是我想和男孩一样。人们说：“将来有一双大脚，就会自讨苦吃，不能嫁到一个好人家。”我说：“我愿意自讨苦吃。我受不了这种痛。”血从我的脚渗出来，我给母亲看：“妈，你看，我怎么受得了？”她说：“没办法，你只能忍着。”她一边说，一边继续给我缠脚。我默默地反抗。她白天给我缠足，我晚上就到一桥之隔的姥姥家，把裹脚布剪断。母亲说：“如果我不给你缠足，我怎么当妈？你将来肯定会怨我。”我说：“不，我不会怨你。我有一双大脚，这样还能走路。”我三次剪了裹脚布。母亲说：“我就不信缠不了你的脚。你剪吧，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裹脚！”我暗自想：“你裹吧，我无论如何也要剪！”最终，母亲让步了。这也为什么我的脚看起来不太好，因为已经被缠小了一点。以我为榜样，我们镇上的其他女孩儿也拒绝缠足。

我母亲并不认为生两个女孩儿是什么错误。但我父亲却瞧不起她。父亲很沮丧，开始游手好闲，甚至抽大烟。我们家的生意不景气。我母亲知道，她既不能指望杂货店，也不能指望我父亲。因此，他和我父亲两个未嫁的妹妹开始种地。她们种大豆和棉花来养家。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很懂事了。我看到母亲太辛苦了，只有尽力安慰他。我对她说：“妈妈，不要担心。我长大后，会像男孩儿一样。男孩能做的，我也一定能做。”母亲非常疼爱我。但她不得不把这种感情深藏心底，因为其他人会说：“为什么要这么宠爱闺女啊？她结婚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长命百岁也没用。”

我一直崇拜从军的木兰以及其他的战斗女英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读了她们的故事。我六岁时，扮成男孩到学校读书。但起初，我父亲不愿意让我读书。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母亲生病了，她想喝粥。我很孝顺母亲，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河边去淘米。岸边有一条小船，当我准备把船推到一边时，却掉进了河里。我的脚卡进了河边的树桩里。当时我才六岁。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老天爷救了我的命。有人来河边打水，他们用木桶把我从水里捞了上来。很多人跑来看热闹。当时我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有人说：“死马当活马医吧！”他们把我脸朝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吐出了很多水，大声哭起来。我的心并没有死。人们都责备我：“小姑娘，你不能到别的地方去玩吗？怎么一大早到河边来玩？”我哭着说：“不，我不是来玩的。我来给妈妈淘米，她生病了，想喝粥。”镇上的人们持两种态度。一些人说：“还不如让这个小姑娘死了呢。救一个小姑娘有什么用？”当时，女孩经常被抛弃，被扔进垃圾堆。我是第二个女儿，我母亲生病，我父亲也不喜欢我。每个人都瞧不起我。但是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小姑娘活过来是因为她孝顺。这也是她该死却没有死的原因。”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他认为我是个好孩子，因此送我去上学。

我还记得另一件事情。我曾祖父当时已经90岁了，在镇上很受人尊敬。他知道我父亲一直以来都在唉声叹气，因为没有儿子而郁郁寡欢。一天晚上，他把所有的后辈都叫进了他的房间，我听他对我父亲，也是他的长孙说：“君仁，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就是因为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吗？今晚我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男孩和女孩是一样的。我们家有六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女人比男人多。如果只有我们三个男人，我们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吗？

一个家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一个国家同样如此，也需要男人和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成一个国，没有女人就不能成一个家。你这样做不对啊。”我父亲认了错，说：“我以为没有儿子，没有后代，所以觉得丢脸。”曾祖父问：“现在你想通了吗？”父亲说：“我们的二女儿聪明孝顺。从现在开始，我会把她当男孩儿养。”此后，父亲送我进了私塾。他让我穿上男孩儿的长袍马褂，把我假扮成一个男孩。我是我们镇上第一个上学的女孩。

老师是我的一个亲戚。由于我学习努力，比其他孩子学得更用心，老师非常喜欢我。但是一些男孩取笑我，叫我“女扮男装”。我不理他们。一些亲戚也很尖酸刻薄。由于我们家没有男孩，这些亲戚最终会继承我们家的财产，他们总是随口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比如“闺女有什么用啊，终归是别人家的，长命百岁也没用啊”，“女扮男装，太荒唐了！”我父亲听到这些话会感到心烦，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只要我学习好，父亲爱我，我就不在乎其他人的闲话。

在私塾我们学习了四书五经。¹¹²三年后，我能够读各种各样的书了。当时新的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我听说了秋瑾。¹¹³当时我常看报纸，因为我父亲思想开明，他是我们镇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订阅《申报》的人，《申报》也是镇上唯一能看到的报纸。当我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读报纸。开始，我只是看革命者的画像，如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女革命者。¹¹⁴因为我崇拜他们，我就把这些画像剪下来贴在墙上。孙中山说，将来女子能上学，能当老师，男女平等。我很敬仰他，打算长大以后要加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九岁时，我离开了学校。在一群男孩子中假扮成一个男孩，我感到别扭，于是开始穿女孩的衣服。之后三年里，我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当学徒。我想如果不能继续上学，我就经营这家杂货店。我学会了怎样打算盘，怎样识别银元，怎样管理店铺。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可惜不幸夭折，还流产了一个男孩。所以，我父亲准备让我接替他来管理杂货店。

我想：“我该干什么呢？——经商？”人们都说商人不诚信。我不想在商业中打转。我父亲就不想当一个商人，我也一样。我想离开小镇去上学。在我们镇上，只有一所旧式的私塾。辛亥革命后，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我听说后就想去读书。这所学校有三里路远。6我父母认为我才12岁，年龄太小了，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上学。

当我进入帅英女校时，其他学生都比我年龄小。老师让我读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本，这对我很轻松，因为我已经学习了三年。他们立即让我进入三年级。一年后，我毕业了，进入了县里的女子高小，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从这所学校毕业后，我参加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考试。那时我特别想当老师。当我还是高小的学生时，一位幼儿园老师经常生病，我就主动替她代课。孩子们很喜欢我，我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这段经历让我想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但最后，我没有进入师范学校。一位体育老师喜欢我，建议我去她毕业的学校上学。这也就是我怎么到了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经过。

我到上海时17岁。我家的生意每况愈下。我带着我的积蓄以及妈妈和姥姥的积蓄，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当时很少有女孩进入体育学校，学校里只有30多个学生。老师告诉我，这里毕业的学生都能在师范学校当老师，还能去省立师范学校当老师。想到能在一所省立师范学校教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天堂一样。但我入学不久，我母亲去世了。我母亲死于劳累和苦闷。我父亲对她不好，因为她没能给他生个儿子。她不得不在田间和家里辛苦劳作，来养活一家九口。一直以来，我都很同情母亲，并下决心要让她以我为荣的母亲去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完全失去了动力。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我决定退学。于是回学校取我的行李。

作为一名学生，我在学校里主动帮着做一些行政工作，校长很喜欢我。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说：“你不该退学，我理解你对母亲的孝顺，也理解你现在的痛苦，但你应该继续上学。你没钱交学费，我可以给你免学费，你只要支付自己的饭钱。”我非常感激，觉得他是一个大好人！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他让我帮着学校做一些杂事，并告诉我毕业后可以留在学校。多亏这位老校长，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毕业后，他确实让我留在学校当老师。我很高兴，因为我能继续学习。后来，我没有去其他地方找工作，而是留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

我毕业的那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如鱼得水，参加了各种活动，在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的学校里做演讲。人们都说我勇敢。我在公共场合大声疾呼：“爱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有一次，一家报纸报道一些学生在游行中被杀害，其中有一个学生叫陆礼华。我家里人匆忙赶到上海，以为我已经死了。我确实被警察的警棍打中了，感到头晕眼花；但那次冲突并没有开枪。因为这件事，我声名鹊起。我加入了学联，即上海的环球学生会。我是我所在学校的代表。这一学生组织遍布全国。北京首先派代表来到上海，随即上海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组织了游行示威。随后，广东、广西以及其他各省都起来响应，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学生组织。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五四运动是革命运动的转折点。这是一场群众运动，许多人参与其中。其中许多人是女学生。但是我认识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虽然我很年轻，但在各种活动中都很活跃。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黄炎培、蔡元培、马相伯以及其他老师都来学联做演讲，我负责接送他们。7孙中山也从广东过来了。在演讲中，他们强调中国人要团结爱国以推翻封建制度、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同时，他们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浪潮，并认为教育、实业、体育是强国之基础。在所有演讲者中，马相伯的演讲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当时大约80岁了。他变卖家财创立了震旦大学，震旦大学被法国人接管后，他又创立了复旦大学，意思是恢复震旦大学。他以善于演讲著名。他对听众大声疾呼：“革命很艰难。我们不能满足于五分钟的热情。当下，中国急需三件事情：一、由于95%的中国人都是文盲，我们必须推进教育；二、要富裕，我们必须推进实业；三、要强壮，我们必须促进体育。”听到这些话，我心中暗想：“张謇开办实业以使国家富强，蔡元培正在致力于教育。8我做不了这些事情，但我能做什么？我是学体育的，所以我应该做体育教育。我们希望国富民强，但是首先要民强，然后才能国富。”

怎样使人民强壮呢？作为一个年轻老师，我有发展的眼光。我认为我们应该培养老师，培养女体育教师。因为一位体育老师能教一所学校，如果我一年能培养100名教师，那么100所学校就会有体育教师。当时，体育教师非常稀缺。

我听了马相伯的演讲后，就去拜访他。我很崇拜他。他住在土山湾的一个孤儿院里，现在那儿叫徐家汇。他卖了他所有的地，把钱都捐给了学校。现在他年纪大了，独自住在孤儿院里。他为了推动中国的教育，完全倾家荡产。我告诉他我想办一所学校的梦想。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我做我这个决定。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但我进入女中后开始上体育课，我逐渐喜欢上了体育锻炼，我的病全都没了，所以我感到体育真的能强身健体。此外，在马相伯住的地方，我还见到了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于右任。9我暗自想：“马老先生有这么优秀的学生，所以他的晚年生活很幸福。如果我办一所学校，那么我老了也有许多学生。”我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马相伯问我：“礼华，你真的想办一所学校？”我说：“是的。但我太年轻了，你愿意做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吗？”当时按规定，开办学校之前必须要有学校董事会。因为我年轻，人们不会相信我。因此我想邀请马相伯和其他名人做学校的董事。

马相伯同意当学校的董事会主席。他还把我介绍给王振庭和顾维钧，这两人都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马相伯告诉我：“礼华，校董事会里应该有确实能帮助你的人。这些外交官都感受过弱国外交的痛苦。对中国缺乏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深感屈辱，他们迫切希望中国拥有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能给你提供切实的帮助。”以马相伯的名义发出邀请后，这两位外交官立刻同意了。我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名人，包括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我是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遇到他的。凭着这个强大的校董事会，学校很快就被批准了。通常，校董事会成员要给学校捐钱，但我没有让校董出钱，因为我担心这么做，他们就会拒绝担任校董。此外，像马相伯这样的人也身无分文。1922年，在毕业三年后，我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即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学校开学时，只有18名学生。学校很难经营下去。但是渐渐的，来了几个省的学生，有广东、四川、湖南和满洲里的。在两三年时间里，学校每年招收100多个学生。我不得不学习各地方言。我的学校原本打算面向上海附近的江苏和浙江两省招收学生，这也是学校叫两江的原因。如果这两省的体育教师都出自我的学校，我会非常高兴。但我没想到学生会从全国各地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生来呢？她们和我的想法一样：女子应该有好身体。在她们入学时，我问：“为什么你们想上体育师范学校？”她们回答：“我们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健康。”我说：“这个愿望很好。”我不招缠足的小脚女子，但是她们和我争辩，说：“我们出生在父母给我们缠足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教体育呢？”我告诉她们：“教体育时，你们必须做体育活动的示范；如果你们的脚是小脚，就很难做到。”但我们确实招了一个小脚的学生，她现在80岁了。她曾经带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东亚运动会，还在满洲里的沈阳女子师范学校教书。

现在想来，当时我能办一所学校简直是个奇迹。我毕业后，在五所学校代课，每月赚100大洋，每所学校20块大洋。当时这个收入是很高的。我非常节俭，甚至舍不得花3分钱坐黄包车。我在原来的学校任教，学校提供食宿，因此我几乎花不了什么钱，只是给家里寄一点钱，为了办学校，我把绝大部分钱存下来。很快，在两年半时间里，我攒了3000块大洋。我以为这些钱足够办学校了。可以用五六百大洋购买设备和租一块地。但我没料到日常的开支需要那么多钱。第一批18个学生的学费很快就花完了，我只得以自己的名誉作担保向朋友借钱。当时我在上海还有些名声，所以我还向和我关系不错的学校借钱。这样过了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有了30多个学生，但情况仍然艰难。到第三和第四年时，我们招了100多个学生，学校终于可以自立了。由于穷，我过得很苦。我记得，有一次正好是大年三十晚上，我没钱给学校司机付薪水。他和他的家里需要这笔钱来过年，我脱掉我的毛裙到一家当铺当掉，换来了一些现金。还有一次，我没钱付学校的电费，学校就停电了。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没有毅力，一个人就不可能取得成就。

即使资金上的压力没有了，还要面对社会压力。“你怎么能把一所学校办得这么好？”

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些取得一些成就的人就会招来嫉妒，尤其是女人。“你哪儿来的钱？”许多人都问，以为有一个富人在背后支持我。虽然我的校董事会和老师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并没有在资金上给我帮助。我必须要对所有资金负责。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愿意向别人乞讨或者请求捐助。我不想找别人要钱，也不想乞求别人，但我愿意贷款，因为我能还。其他学校经营半年或者最多三四年就关门了。但我的学校不会。我的学校一直开着，所以我有信誉，特别是办了十年后，就能向银行贷款了。我得到了最大一笔贷款是三万大洋，我用这笔钱买了地，建了楼。教育部规定体育教育学校必须得有自己的楼，这一条吓得有些体校关了门。但我不能关门，因为办学校是我毕生的目标。如果学校关了，我就丢脸了。我必须坚持下去。我的新楼才盖了三层，钱就用完了。由于实在筹不到钱，只好停工了一年。为什么我不能再贷一笔款呢？因为我不愿意把学校建在租界里。我特别恨租界。我想把学校建在上海的中国地界里，为中国人争光，但是这么做也让我很受罪。银行告诉我，中国地界里的财产不安全，即使你有价值十万大洋的财产，你也不能得到一笔一万大洋的贷款。如果你把学校建在租界里，即使只价值一万大洋，你也能得到一万大洋的贷款。我非常愤怒。凭什么？！我爱国难道还要受罪？我被银行里的这些中国人气得要命。他们怎么就没有点自尊？为什么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不愿意改变主意：我把学校建在城南，开始盖了三层，等钱够了，再加一层。不少体育学校都关门了，只有我的体校坚持办下来了，最终，人们觉得我是全心全意地办学，因此我有了信誉。后来，一些银行家对我说：“陆校长，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邀请了几位银行家担任校董事会成员。这样，我就能贷款了。

我的学校在南城建好后，上海市教育局想把学校用作他们的办公楼。我觉得在那儿办学校不安全，于是1931年又在江湾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新学校。新学校差不多刚盖好的时候，1月28日的战争毁了这一切。¹¹⁵战后不久，我开始重建学校，并亲自设计。我们翻修了40间教室，修了新宿舍，为了体操课买了¹¹⁶架钢琴。我们还建了一座设施完善的体育馆，一段划船的河道和一个游泳池。1932到1937年，是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全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也把女儿送来。我们学校以“远东最好的体校”而闻名。

当我还是一名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学生时，我们穿的运动服是仿照西方基督教青年会的制服来做的，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所女子体校，并且与我们学校共用一些老师。那个时候，我们的运动服上衣是立领，袖子及肘，一根束腰的腰带，下身穿着及膝的灯笼裤和遮腿的棉袜。但在两江女子学校，从一开始我的学生就穿短裤和短袖衬衫，和那些西方基督教青年会里的外国人穿的运动服别无两样。因为我们的运动队要和她们比赛，怎么能穿着长裤去比赛呢？她们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而且我们有自己裁缝做的运动服：雪白的上衣和鲜红的短裤，非常漂亮。但是人们却看不惯我们这身新装扮。他们把翻领称为“坦胸”，把短袖称为“露臂”把短裤称为“露大腿”。这样的言辞出现在报纸上。每个人都嘲笑我们。当我们的篮球队到北京时，即使那些曾在国外学过体育的人也惊奇地看着我们穿着红短裤的女队员，他们感到不舒服。其实，是他们落后于时代潮流了。

我只向那些更加先进的人学习。外国有什么，我们也应该有什么，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好东西，我就是这么想的。外国有舞台舞蹈，于是我就组织学生在舞台上跳舞。我组建了篮球队和排球队，还在学校建了游泳池。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生事物。一些人讽刺说：“她哪天想看一场舞蹈表演，第二天学生就会给她跳舞。”后来，舆论变了，大家也对此习以为常。我告诉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你们有权力制造舆论。我不责备你们写的报道，但你们对这个世界还不够了解。”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我说：“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种强烈愿望，无论外国人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国际竞争。”

1925年，我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1931年4月，我率领两江女子篮球队到日本比赛。这是中国女子运动队第一次出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当时，日本已经有了侵略中国的苗头。日本的体育运动发展迅速，并在奥运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绝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体育运动，当我说要带队去日本比赛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两江太大胆了，竟然敢和日本队比赛。这简直是找死。你不仅会失败，而且还会丢脸。”我回答说，那不一定。但他们又说：“那你去试试吧。你会颜面尽失，只能跳进东海。”我非常气愤。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想去争取荣誉？我们中国人就真的一无是处吗？我对我们的队伍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训练刻苦，与全国各队都比赛过，还与外国队交过手。因为我们总能赢，所以我有信心在日本打出精彩比赛。但我不敢与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敢募集旅费。我只能把这个念头放在心底。我做预算，计算所有花费，并为这次比赛存钱。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许日本队不和我们打比赛，我们不能从比赛中挣一分钱。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得准备足够多的钱，把这趟行程当做一次学习和外出旅行。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向别人借一分钱。

我们的旅行很艰苦。我们坐的是到日本的四等船舱。到日本后，我们队员每天只能得到一两个鸡蛋作为特别营养。我们在私人家庭租住房间，并且自己安排一切事情。我不关心人们的闲言碎语。直到上船后，我才告诉了新闻媒体。

我们刚到日本，日本人就想要和我们比赛，而且希望赢得所有比赛。他们竭力给我们制造麻烦——用他们自己的球，为了消耗我们的体力而把赛程排得很密集，等等。但是，在日本的十场比赛中，我们赢了六场，一场平局，还有一场他们作弊才赢的。事实上，一开始驻日的中国外交官没有看比赛，担心我们失败让他们丢脸。当我们连赢三场时，外交官门来找我们要门票，并给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说我们为国家争了光。最后，日本队员和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离开时，大家都哭了。随后，朝鲜也邀请我们去比赛，我们赢得了所有比赛。

那些胜利来之不易。日本人想让我们用她们的球，唱日本的国歌，升她们的国旗。但是，我们坚持半场用她们的球，半场用我们的球，当时中国不生产篮球，我们用的是美国产的。我们还坚持唱中国的国歌，升我们的国旗。但唯有密集的赛程这件事，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有十名队员，即使把我算上也才12人，其中一个在离开中国时就已生病，另一个还怀孕了。剩下的十名队员才二十一二岁。她们个子不高，但很灵活。尽管她们都筋疲力尽，但她们的表现让人们大吃一惊。日本报纸报道说，中国两江女子篮球队让整个日本感到震惊。甚至日本皇室也来看我们的比赛，邀请我们出席宴会，并送我们许多礼物。我们回国很久以后，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高兴事情。有一次，我们队乘坐的火车停在华北的一个站台，当时一群日本大学生坐的火车也停在同一个站台。他们听说我们在这儿，就专门跑过来看我们。这趟日本之行是一个胜利。后来，我们还到东南亚参加比赛，并取得了很多胜利。两江女子篮球队最后被视为国家女子篮球队。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推动中国女子运动，我们最终做到了。但是，这些国外的比赛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当年那些年轻队员现在都80多岁了，她们告诉我，那次日本之行使她们终生难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并轰炸了上海郊区。¹¹⁷我们位于江湾的学校正好处于前线，在炮火中一切都化为灰烬。随后，日本军队把学校变成了军营，把游泳池作为马粪池。两江学校被迫关闭。此后，我全身心投入民族救亡运动中。我组建了上海妇女运动促进会，有一千多名女性加入到了这个组织，其中大部分是学生，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们为抗日战争募集了八万多元的资金。我们组织中的妇女还做饭送给医院里的伤员。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座办公楼租了两间房子，来组织所有的活动。作为协会的主席，我成了慰劳会七位委员之一。¹¹⁸

战后，国民党军队司令部占领了两江学校。想要收回学校必须得到政府许可，为此，我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了两年时间。我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艰难的交涉，才拿到归还财产的许可。当最后我把许可材料拿给江湾军队时，却根本没有作用。他们说：“我们是从日本人手里，而不是从你手里拿到学校的。”我简直都要气疯了。国民党输了内战，一切都跨了，国民党政府也很腐败。我鼓起勇气告诉军队，这所学校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建的，现在我没地方住，不得不在旅馆借宿。这样，他们才同意给我一个房间住，后来又给了一间。通过这种办法，我逐渐要回来了学校的大部分。没有了设备，我不可能开办体育学校，所以我就办了一所中学。后来，收回城南的学校校区后，我又办了一所两江中学的分校。两处的学生共有四百多个。学校办了两年，后来就解放了。¹¹⁹解放后，我没再从事教育，而是成了一名工人。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段时期我总是被共产党质疑：“你怎么可能和国民党没有关系呢？这简直是奇迹。绝不可能。”我觉得很冤枉，因为我确实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我一直都从事教育工作。任何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会对国民党感到厌倦。他们说：“你办了几十年学校，如果你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他们怎么可能让你办学校？”我说：“我认识很多国民党的人。我认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很多亲戚，但是我真的不是国民党党员。”¹²⁰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我。他们说：“国民党政府对你很好，给了你能放满两间屋子的奖状。你会和他们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共产党和你联系时，你为什么不入党？”那个年月，我知道进步固然好，但我一直坚信我应该是无党派。因为如果让进步党进入学校，国民党肯定也会进来制造麻烦、抓捕学生。我为什么要把学生置于这样的险境？我不愿意学校里有任何党组织。而且我也害怕。

共产党大多数时候是通过邓大姐（邓颖超）来联系我。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她在1920年代来到上海，抗战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她联系我是因为我学校办得很成功。我喜欢社会活动、妇女组织，因此我加入了女权运动同盟会。这个组织是由一些有钱人，如驻苏联大使夫人，和一些进步学校，如神州女子学校的校长组建的。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于五四学生运动后。当时，上海有十多个妇女组织，我都加入了。所有这些妇女组织的目的都是伸张女权。我加入了妇女节制会、西方基督教青年会等。我也加入了国民党建立的一些组织，因为他们要求我加入。只是你是为了妇女利益，我就加入你的组织。但我不喜欢组织之间的相互攻击。我想让妇女团结起来，为妇女运动而努力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说我的政治思想不纯。但是，我没有选择，因为我要办学校。我的主要目的是办学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邓颖超联系了我。她来上海是为了邀请孙中山夫人北上，但对外宣称是来上海治病。¹²¹我参加了为她举行的会议。我们都知道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听说过周恩来。在共产党的眼里，我工作认真、办学努力，因此得到了尊敬。妇女组织都想要扩大，因为成员越多，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大。于我而言，只要这个组织是伸张女权，我就愿意加入。解放后，共产党调查我的历史，他们对我说（陆礼华模仿北方共产党干部的方言）：“你说你和国民党没关系，但他们怎么会让你办了几十年学校？这绝对不可能！只有国民党党员才能当校长。”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真的和他们没关系。”事实上，国民党看到我始终致力于办学，而且和左派或者右派都没有结盟，所以才没有来找麻烦。你看，我在夹缝中处境多么艰难。

1938年，我离开上海去了重庆。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逃难的学生。他们听说我曾经是两江的校长，纷纷来寻求我的帮助。于是，我去找了战争救济委员会，他们建议我办一所免费的学校。但我没有资金。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听人们谈论陕北公学（共产党在延安办的一所学校）。一些参观过陕北公学的人告诉我，那里的学生需要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和学校。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也要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唯一需要的是一块地。正好，我以前的一个重庆学生捐了两百亩地（约30公亩）。我找邓大姐了解了更多陕北公学的情况。邓知道我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但她支持我办学校的想法，并给了我一个小册子——《陕北公学》，这本小册子介绍了学校的课程和组织方法。邓大姐对我说：“礼华姐，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要警告你，你因为办学可能会倒霉的。”她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那块捐赠的土地上，我开办了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的重庆分校。我最初计划招收300名学生，但许多无家可归的年轻女孩求我收留她们，最终学生总数达到了500人。我们搭建简易的房子作为教室和宿舍。住宿和伙食都免费。学生在田地里种蔬菜和粮食，或者在车间做缝纫。我们必须要养活自己。只要学生们进入学校，她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供她们吃穿，并养育她们。因为没有钱，我只能采取这种自力更生的办法。由于体力劳动是主要的课程，我们的学生都穿着草鞋、戴着草帽，穿着绿色的工装服。因此，国民党注意到了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办的是一所共产党的学校。他们来质问我：“你办的学校是什么性质？”我说：“劳动学校。现在是战时，我们没钱，只好劳动来养活自己。穿着长袍坐在教室里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很明显，你们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们要我们把课程改回到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那样。我说：“好吧，你们把学校拿走，给我们钱。”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改课程，他们就封校。不到两年，重庆分校被迫关闭。我已经心力交瘁。还有这么多学生，我必须要操心她们吃的、睡的和盖的。我压力太大了。这之后，我把不愿意离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手工合作社。就这样，我们终于熬过了战争岁月。

我23岁时结了婚。那时候我才开始办学校，忙得要命。我是在他（他叫吴建峦）为牙医协会工作时认识他的，我们成了朋友。因为他想追求我，因此对我父亲很好。父亲对我说：“你太忙了，吴建峦能在学校给你帮忙。”我觉得吴的字写得很好，就让他在学校当秘书。父亲要我和他结婚。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是我男朋友，我想我只能嫁给他了。而且，我也需要人来帮我办学校。但我对他并不满意。我们性格不同。他和学生们玩，也和她们吵，他不仅没帮我，还经常给我找麻烦，这让我很生气。他想让我给他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当然，他不可能当女校的校长，但他还是想要更多的权力。但是，他能力不行，我不想给他。于是，他很恨我。

有一次，我胳膊摔伤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他都没来看我。其他老师告诉我，他带着一些学生去苏州旅游了。这些学生都是年轻女孩，而他又是一个老师！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一所女校，我还想把学校办下去。我说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行为，我只能牺牲我的家庭。他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马上就离开我了。他去了苏州，在和我离婚之前就与一个女人结了婚。

两年后，他回来找我。我说：“听说你结婚了，这对我是件好事。但我们要办正式的离婚手续。”在旧社会，离婚的女人会被瞧不起，而且离婚对女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些小报热衷于登离婚的事情，我是一个校长，我不想自己的事情登在报纸上。我告诉吴，我愿意和你办离婚手续，但不想在报纸上发布公开声明，他同意了。但我们离婚几周后，他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离婚声明，骂我用情不专。我大受打击，更加看不起他了。他曾经带着他姐姐和侄子来学校偷东西，想让他的家人霸占学校，但我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些齟齬事。我恨透了婚姻，甚至提都不想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没有给你讲我的婚姻，婚姻和离婚给我带来巨大的伤痛。当时，我忍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只有一些人知道我这些生活中的事情，因为严肃的报纸从来不登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这件事给我伤害太大了。

我30岁时又结婚了。我的新丈夫叫顾正来，他为一个童子军工作，一直都致力于此。他是一名老师，我也是一名老师。当时蔡元培、陶行知办了一个全国教育促进会，所有的校长和教育局领导都加入。每年都在一个省开一次年会。我丈夫和我第一次认识就是在年会上。我们都喜欢对方说的话，因此走得比较近。他在集美（南方的一个城市）当教务长。后来，他来上海办中华体校，我帮她。我们结婚时，他40岁，我30岁。

在我结婚前，我有很多朋友（男朋友），但我一心扑在事业上。他的职业和我相似，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理解彼此生活中的艰难和痛苦，他比我大，但我觉得他很好，所以我们结婚了。1931年我们一起去了日本。他去学习考察，我带着学校的女子篮球队和日本队打比赛。我们回国后，1932年我丈夫去世了。当时我们才结婚了一年多时间。他死于1月28日的战争中，当时他正在指挥南区的保卫队，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而生病了，我给他请了最好的医生，但也于事无补。简单说吧，我一直就像没结婚的人那样过日子。

后来抗战期间我住在重庆，我和以前一个在上海认识的男人住在一起。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重庆，他经常来学校看我。他说他以前就单恋我。由于我们彼此认识很长时间了，在重庆又彼此照顾，因此我们一起住了两三年。战后，他回到上海妻子的身边，我也在上海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回上海后不久，他就生病去世了。我的命就是这样……（笑）。一个人如果献身于事业，就顾不了家。我宁愿在外面忙，也不愿意过舒适的居家日子。我不害怕事业上的艰难，我也很少享受到家庭的快乐。即使和高尚正派的顾正来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一起。我是校长，他也是校长。忙碌一天后，他有时来我学校看我，我有时去他学校看她。我们唯一的一次旅行，就是一起去日本。

我这辈子没有小孩。我姐姐有八个孩子。她有四五个孩子时，她让我带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去上海。我不是思想保守的人，不是必须收养孩子和给孩子改名字。我也没那么自私地说孩子是我的。相反，我同意让两个孩子来上海，是想让他们有更多的生活乐趣，并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一·二八”事变后，这两个已经14、15岁的孩子想回家，他们希望战后再回来我身边。谁也没想到他们一回到家就生病了，他们病得严重，一个得了肺结核，另一个得了白喉病。最后都死在乡下了。后来，我姐姐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并把老六和老八给了我。我开始不同意，说我的命太硬，已经有两个孩子都死了。但是姐姐根本不听我的。于是战后我办中学时，姐姐家又一个男孩和女孩和我住在一起。他们在上海过得挺好，现在还经常过来看我。我姐姐75岁时去世了。她比我大五岁，生在不同的时代。她在辛亥革命前长大，因此她的思想比较守旧。她缠足，没上过学，因为那个时候女校还不普遍。她后来抱怨父母没让她上学。父母说：“那个时候，没人去学校，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上学呢？”她的一生很苦，孩子太多了。

当孩子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我雇了一个帮手做家务。除了在重庆那几年我自己做饭，

18陆礼华的意思是她基本没有性生活。

19 陆礼华讲的这种关系在战争期间很普遍。背井离乡的男男女女，在他乡同居，有的是合法婚姻，有的不是。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关系有个特殊的词语，叫“抗战夫人”。这种关系一般发生在一个结婚男人和一个单身女人之间。进一步讨论见第六章。

其他时候我都和学生在学校吃饭。不然，我怎么知道她们吃得好不好？我从早到晚都和她们呆在一起。有一次，一个学生需要手术，我陪她去医院。她告诉我：“陆校长，不要离开我。等手术完睁开眼时，我希望看到你的脸。”我就呆在医院陪着她。另一次，一个学生得了伤寒，昏了过去。我送她去医院，在三轮车上，我一直抱着她。我们到医院时，接待护士吃惊地看着我抱着学生。她说：“天啊！你必须立刻消毒。她没救了。”但是这个学生最终治好了。她病好了后，特意给我送来人参来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我学生中有很多都是老小姐。她们献身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我一些女性朋友也没结婚，或者结婚很晚。这些男性化的女性通常都献身于事业。我也有点像男孩子。我不怕与男人打交道。张湘纹就是个比较男性化的人，结婚很晚。

共产党解放上海后，我被解雇了，丢了工作。原因是我以前一个学生想要我的位子。她是周谷城的妻子，她丈夫给主管教育的官员打了招呼。而我另外一个学生我悄悄告诉了我内幕。1950年，共产党解放上海后不久，上海教育局的人来我的学校，宣布政府将接管学校。他们让周谷城的妻子当代理校长，说我是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因为上海的报纸曾登了我和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合影，而且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司令部的主任）是学校董事会主席。因此，我被赶出学校，变得一无所有。我所有的心血和汗水都付诸于学校。除了学校，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但我不害怕。我和其他两个女人在南京路上开了一家新式编织店。生意很快红火起来。但六年后，政府开始推行国有化，我们这个小合作社被收归国有。政府付给了我们几百块钱，我们被安排进了不同的工厂工作。我们没有选择，毕竟人要吃饭。我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这样很好。我从来不想依靠任何人，甚至包括我的孩子。我成了第五羊毛衫厂的一个工人，一个月45元的工资，一直干到62岁退休。我的工作是质检员，一份挺好工作。我很快适应了当工人，靠自己双手吃饭，这没什么不好。我开玩笑说：“以前，我指挥别人；现在，别人指挥我。”当我开编织店时，路过的人们总是窃窃私语：“看，那就是陆礼华，两江的校长。现在只能和毛线打交道了。”我想，那有什么错？我自食其力。我是那种努力跟上时代的人。不然，人就会太生气。其他很多大资本家不也都下来了。

学校的财产都被政府拿走了，我只好和两个孩子住在一间7平米（约7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房间朝北，冬冷夏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这件小房子被搜查过，因为人们认为我会有以前留下来的值钱东西。我告诉他们，我所有的财产都在学校，而学校已被政府接管了。我只有360元存款，藏在床下的一个包里。他们发现了这个包，但并没有拿走钱。我的退休工资是每月27元，还有5元的伙食补贴。我靠着每月32元钱度过了那些年。到1980年，政府才给我安排新房子。我分到了一间大一点的公寓，进了文史馆，并成为上海市政协的一名政协委员。但政府仍然没有告诉我学校财产的任何事情。1949年后，我没有找过邓大姐。她是共产党员，我如果向她抱怨政府的所作所为，那就是抱怨她的党。我受到这样的对待，不知道她怎么想。当然，她知道我的遭遇。但我有我的尊严和骄傲，不想找任何人帮忙。我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因此，我让他们查所有国民党的文件，如果发现任何牵涉到我的事情，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得说，我一辈子都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或者人民的事情。

当我20多岁还年轻的时候，看到基督徒热心助人。我对宗教还是有好感的。尤其是在五四运动期间，我去教会学校宣传革命和救国。但那儿的学生向我宣传基督教义。他们卖给我一本圣经，并让我当一名基督徒。在我读圣经之前，我觉得基督教义还不错。但我读了以后，却远离了基督教。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这样的事情，人怎么可能做得到？但确实我当时想错了。我现在才明白，上帝做的事情不是人能够解释的。但那个时候，我把圣经放到了一边。虽然我经常周日去教堂，但我从没有把听到的话放在心上。到了1950年，我才意识到我的错误：我需要关注我的灵魂。遭受了如此多的困难、压力、贫穷和不公后，我已疲惫不堪。

我的生活证明，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上面有人支持我，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刚开始办学校时，就意识到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难。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针对我：“她很能干，她认识很多能够帮她的人。”这话里暗藏着我和他们有（性）关系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不然，就不会有这种闲话。然而，我的学校就这样关闭了，谁帮我说过话？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中国女人好可怜！我并不是特例，我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她们不得不背上坏名声，如果被压迫地太厉害了，她们就只好放弃事业，接受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女人比外国女人更不幸。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是要追求女权，女权不会让这种不公平继续下去。轻视女人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比如，如果一个女人离婚了想再婚，这可是件大事，她会遭到强烈的谴责。但是一个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我曾经问自己，女人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虐待。但我能和谁说呢？我们能做的是组织团体，哪怕只是提倡这些思想也是好的。因此，我们有了女权运动同盟会，这是由一个校长领导的。还有一个女子参政会，这是刘王立明领导的。¹²²这些我都加入了。

我一直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权和体育。我是上海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我认识最早的妇女活动家：康同璧，她是康有为的女儿；还有张竹君，她开了一家医院。她们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倡导女权的人。我认为她们应该在历史中被高度评价。我小时候就从报纸上知道了她们，佩服她们为反缠足作出的努力。我想，如果我去了上海，我要去拜访她们。当我到了上海后，在她们的天足会见到了康同璧和张竹君。我告诉她们，我读了她们反缠足活动的故事后，号召家乡的女孩都放足。听了我的故事后，她们叫我“小司令”。后来，我成为校长，她们邀请我加入她们的活动。我们所做的就是伸张女权、举行会议和发表演讲，没什么实际行动。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医生、校长和教师。我们人不多，有的时候20人开会，有的时候有40人。那个时候我们唯一的行动就是呼呼制定新宪法。妇女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上海女子协会，我和一群女子一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军阀、男女平等”。

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学生组成了各种组织。这些组织中的男女自由交往。我们听说了自由恋爱。许多青年男女开始恋爱，后来一对接一对地都结婚了。因此保守的人说：“这哪里是学生组织？就是恋爱组织。”我们认为男女恋爱是很自然的事。但对我自己而言，

我在行动上却是保守的。我收到了男学生的情书，但我不敢回信。因为我是许多人认识的学生，我不想招来流言蜚语。

我很少看小说或故事。这些东西让我意志消沉。在《红楼梦》里，女人们都受了很多罪，根本没有社会地位。我不喜欢。我读一些新文学，像胡适的白话文和西方小说。但我读的不多，因为我总是太忙。我是从报纸上和那些提倡女权的女性那里知道“女权”这个词的。

最让我生气的是听到那些虐待妇女的事情。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在一个妇女组织里，一个叫张湘纹的人是我真正尊敬的。她真正毕生献身事业。她也背上了不好的名声。许多女人都对她说三道四，说她不正经，总是和某局的领导约会。事实上，她和这个男人一起在美国学习时就是朋友，后来他们结婚了。就没有针对她的闲话了。但她直到50多岁才结婚，因为她丈夫的前妻一直没死，她不敢和他结婚。她是一所学校的校长，还是一所医院的院长。她的三个妹妹都是医生，都开着医院。她的姐姐张竹君，在辛亥革命时就在上海开了一家医院。我刚到上海时，听到每个人都在讲她与某某人的闲话。那些话很难听。这是对妇女的侮辱。现在不同了，所有妇女都工作了。那个时候，只有少数妇女在外面工作，因为女人不敢外出做事。你要是不做事，你就是好女人。一旦你做事，你就被当做坏女人。你越成功，人们就越是说你，你就越坏。所以女人就不愿意出去工作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妇女做到一半就辞职了。许多学校都关了。多可惜啊！她们就是坚持不下来。坏名声是最沉重的打击。而且，你父母也会抱怨：“做事有什么意义，还得被人说三道四的？”人们也劝我说：“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都被学校累垮了，还要忍受这么多指责。”我回答说，我要强国健民。我这样说了，就得这样去做。让人们去说吧，我被人们造了那么多谣，好多我都忘了。

举个例子来说吧：杨秀琼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游泳选手。她被送去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她母亲想陪她一起去，但钱不够。她们来看我，我那时正生病，在医院里。她们告诉我情况后，我建议杨秀琼在上海举办一个游泳表演，用门票收入作为她母亲的路费。她们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我帮忙安排了杨秀琼在上海的表演。但是，上海的报纸说我利用杨秀琼为我自己和学校捞名声。杨秀琼和她母亲很过意不去，问怎么样给我澄清。我说：“你们只需要在表演前告诉观众事实的真相。”她们这么做了，但是第二天报纸根本就没提！对这种事情，我只能忍着。我能给谁说？如果我没有信仰，我会被这些事情弄得烦不胜烦。不管怎样，我内心知道我没有做坏事。一个人必须要看事情好的一面，这样才能心态平和。

我一辈子中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对我很好。她们对我比对她们父母还好。她们经常来看我，一些学生都70多岁了，还叫我妈妈。我的学生遍布上海和全世界。每个月我都收到她们的信。我也给她们写信，一天可以写八封信。

中国妇女还没有真正解放。和我小时候一样，父母还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女子教育仍然不充分。没有女子教育，我们就不可能让她们自尊和自强。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即《20世纪和我》。我觉得20世纪就是我的时代。我经常想，一个乡下的穷姑娘是怎么变成今天我这样一个女人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在晚清，小女孩必须要缠足。现在，妇女成了半边天。¹²³如果把现在的妇女活动与我年轻时候相比，我认为如今的妇联是一个政府组织。虽然所有事情都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妇女们很难自己组织起来。人们认为政府把一些事情都安排好了，我们自己就没必要操心了。比如，过去中国没有体育，因此我们组织运动队，到处去比赛。现在都是政府来操办了。你参加区队也好，参加市队也罢，所有设备都由国家提供。这样，你就会想：“好吧，国家都管了，没必要我们自己张罗了。”以前，人们都很主动。现在人们都很被动。我们不再有能力去彰显自己的主动性，不再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困难。我们没有地方去展示我们能力和主动性，比如我的私人学校就被接管了。现在，不需要我再去奋斗了。

如果你今天让我组织一个妇女协会，我不想做。人们会认为：“你有什么目的？你想反对妇联吗？”妇联不是一个你能随便加入的组织。妇联成员需要一定的资质，而且要得到各级主管的批准。最后，你就再也没有主动性了。有时候我想，什么是国家的最好形式？既能反映民意又能满足政府需要吗？当政府管得太多，那么人们的主动性就会削弱。现在，妇女只是在不同的职位工作，但却没有社会活动了。只有当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才能获得成就，就像我努力去办学，最终能招到300名学生。尽管这会给我带来妒忌和闲话，但我不在乎。我成功了，我很高兴。现在，你处处受制，有能力也没处使。我是一个无党派，所以我能讲实话。

在我年轻时，我们把自己视为新女性，敢冲敢闯，敢于打破习俗。你知道，1954年上海市政府接管私立学校时，400多所私立学校中大半都是妇女办的。她们主要办小学。这是我平反后一个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告诉我的。他的意思是并不是只有我才受到这种对待，因为政府确实接管了400多所私立学校。但是，我的学校是1950年被接管的，他没有做出解释。学校被接管后，我对很多事情都没了兴趣。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学校毕业的学生没什么进步，对事业的热情也减退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都是我学校的问题。幸好，我的学生都理解我的处境，并且对我非常好。实话告诉你，我的学生比我女儿对我还好，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解读：女子教育和五四女性的出现陆礼华谈到比她大五岁的姐姐时，她说她们俩生在不同的时代，她提出了中国妇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她的生活与姐姐的生活差别很大，那是因为她的“时代”给予她的东西是以前精英家庭的女性才能拥有的，即受教育的机会。纵观中国历史，精英家庭的女性能上私塾，但是正式的学校教育直到1844年才向女孩开放，当时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在宁波开办了第一所女校。此后，西方人在沿海大城市开办了教会学校。到1902年，全国已有251所教会学校，学生人数达到10,158人，其中有4,373名女性。教会学校为中国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提供了有限的受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人树立了榜样。¹²⁴

1898年6月1日，在著名改良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下，具有改良思想的绅官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女学堂。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和《湘报》都报道了这件事情。这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因为学校得到了改良派、商业精英和官员的支持。在学校开办之前，梁启超发表了两篇倡导女学的文章，并指出女子教育是增强国力的有效方法。他认为，由于中国女子不允许受教育，被关在闺房，受制于习俗，已经变得“惰为游民，顽若吐番”，他尖锐地质问：“聚二万万游民士番，国几何而不弊也。……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漫，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29

梁启超的文章标志着民族主义话语的开始，为了强种保国，这一代人努力将女子教育合法化。当经元善向商界和政界寻求资金支持时，他用强国保种的口号来打动捐赠者们的心。当时社会很快认识到中国人自己开办女校的重要历史意义。第一所女校只办了两年，因为康梁的改良运动失败了，经元善牵扯其中，只好逃到澳门。然而，办女校的思想已经进入民族主义话语，并且成为一项既受尊重又是进步的事业，得到了思想开明人士的支持。越来越多由中国人开办的女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到1907年，全国22省开办了不同层次的女校428所，学生人数达到了15,496人。¹²⁵

到1907年，清政府也对兴女学的新趋势做出了回应。清政府于1907年3月8日颁布了两条女学章程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开办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这些女学章程吸收了当时新思想，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他们宣称女子小学堂的宗旨是“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¹²⁶然而，清政府主要关注的是，面对西方影响如何保持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法令规定，传播知识与维护儒家伦理应该互不影响，“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仅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32然而，不管对于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如何保守，但由清政府支持和建立的女校是全新的、进步的机构，后来民国政府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点。到1909年，全国共有308所女子小学，14,054名学生。清政府被推翻5年后，小学女生的人数达到了160,000人，到1916年，中学达到了8,000所。

1911年民国政府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女子学校教育。1912年陆礼华家乡附近的乡村小镇上甚至建起了一所女校。一年后，陆礼华从这所女校升到县立女校去了。12岁的陆礼华年龄比小学里其他同学年龄要大。当然，她父母不会想把她17岁的姐姐这样已达婚龄的女孩送去上学。因此，她姐姐错过了机会，过上和陆礼华完全不同的生活。

有一点必须要清楚：正式的女校并不是从陆礼华这一代人才开始。然而，正是从她这一代人开始，像陆礼华这样来自乡村小商贩家庭的女孩才有机会进入女校读书，这才是新的变化。换句话说，在20世纪初，教育不再是出身精英家庭女子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更为重要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成了理所当然的机构了。本书中的其他叙述者也证实了世纪之交的巨变：从开办第一所中国女校，到对于所有富裕或者小康家庭来说，女孩进入正式学校学习成为必需。这种社会标准快速而平稳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女子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民族话语的建构有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就是一辆车，载着女性摆脱传统窠臼驶进公共领域。没有这辆车，很难想象任何其他社会规范会允许中国女性从“体面”家庭进入“公共场合抛头露面”。

如果说男性创造的民族主义话语为20世纪头十年的女性提供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使其受益，那么到了二十年代末，许多年轻女性从内心深处开始拥护民族主义，因为她们发现民族主义能够为女性赋权。在陆礼华的个案中，她父母并不是受民族主义的鼓动而送她去学校读书，她有了这个机会是因为她家里缺一个男性继承人。陆礼华选择了女子体校时，也没有接受民族主义。吸引她选择女子体育的是以后能在省立学校找到一份工作。各级女校对体育老师的巨大需求，本身就是民族主义为女性创造社会空间的一个例子。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之前，陆礼华也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及其创造的可能性。只有听了马相伯的演讲后，民族主义才吸引她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才让她明白，她能做比在省立学校找份工作更多的事情。国家的需要和个人抱负在开办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这件事情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到年轻女孩进入她的学校时，她们对民族主义的话语已经很熟悉了，正如她们对陆礼华说：“我们要国富民强。”民族主义肯定促使她们选择了这所学校，因为体育教育被看做是强国保种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些年轻女性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创造的工作机会。甚至小脚女人也渴望体育教师这份现代职业。虽然她们的身体已经被束缚，但民族主义激励她们产生了去过一种崭新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愿望，并使这种愿望变得合理。

陆礼华 19 岁时兴奋地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兴起。自从孩提开始，她就崇拜女英雄，她的成长岁月充满了革命者的故事。但是那时她呆在小镇上的家族杂货店里，远离革命潮流。正是在革命潮流中，一些年轻女性因其英勇事迹而声名远播。当陆礼华成为一名上海女子体校的学生后，她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历史大事件的中心。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让她感到“如鱼得水”。她活力四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请愿、游行、演讲、集会，等等。她曾经化装成一个女佣，和其他几个扮成贵妇的女学生一起到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场，要求经理在总罢工协议上签字。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女性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情，因此人们都说她很大胆。不管人们说的“大胆”是什么意思，陆礼华确实无所畏惧。她继续在公共场合喊口号：“爱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她知道自己很大胆，但这种突破传统的行为得到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有力支持。

五四事件为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提供了适时的机会，帮助她们打破性别隔离，创造了更大的社会空间。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小学以上的学校还实行男女分校，女学生被隔离起来。当北京大学的男学生代表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联系女学生联合参与五四游行时，女高师校方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他们把男女学生代表分别安排在礼堂的两个对角，派一个学监来回在学生中间传话。由于学生不能自由讨论游行这个问题，女高师的女学生没有参加五四游行。但这是女学生最后一次的被隔离。5月4日当晚，女高师的女生冲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办公室，要求把她们也关进监狱，和那些白天被捕的男学生关在一起。从那时起，北京的女学生，随后是全国范围的女学生，冲破了学校的性别隔离，加入了五四运动中。这是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与男性并肩工作的社会自由的开始。

对于上海这个第一个开埠城市的女学生来说，打破性别隔离相对容易。她们没有任何社会压力，立即参加到学生运动中去。当上海学联成立时，有12所女校加入，3位女老师和8位女学生以及一些男性一起当学联的领导。正如陆礼华告诉我们，在学联工作时，她被委以重任，并接待著名的演讲者。当时社会对学生运动中的性别融合鼓掌欢迎。上海《时报》的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

上海学生联合会由起初到现在，总是男女一同做事，会务进行得快，外面也没有一句闲话。这表明受过教育的男女一起做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又许多事情要做，有的男性能做好，有的女性能做好。在这个时候，男性不应该看不起女性，女性也不应该太谦卑。假使把男女的界限渐渐的化除，各尽各的责任，那就是我国的进步。

运动中的女学生也意识到了她们爱国活动中的性别维度。对她们而言，参与到运动中不仅意味着救国，而且也是为妇女争取平等的地位。因此，她们坚持做男学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被警察殴打和被逮捕。当学生在1919年10月去北洋军阀政府请愿时，四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代表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决定放女学生走。但这四个女学生跟着他们到了警察局，“声称愿与男代表等共同听候裁决。”¹²⁷还有一次，天津的女学生代表刘清扬被逮捕时，由于警察局的一个主任和刘清扬都是回民，想立即把她释放了。但是她拒绝了，说：“男女同为国民，理应与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厅内，我等亦甘心。”当这位警察叫刘清扬的哥哥劝她回去时，她回答说：“我们女界此是初次在社会上做事，决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们亦在里头，代表等从此一定要与我们全国女子作个榜样，以免将来被男界之轻视。家兄虽来，想亦不愿令我偷安于一时而做一女界万世之罪人也。”¹²⁸

通过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五四女性的性别意识得到了强化，继而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和许多同代的女学生一样，陆礼华意识到了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潮流。当她加入成立于1922年10月的女权运动同盟会和妇女参政同盟会这两个妇女组织时，她了解了“女权”这个词（女权主义或者妇女的权利）。许多大城市相继成立女权主义组织，标志着新文化女权主义达到了顶峰。

但是，1920年代早期大规模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没有持续多久，许多人认为这次运动取得的效果甚微。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女权主义的男性倡导者认为妇女运动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达到什么实际目的。陆礼华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即当时妇女组织的活动大都局限在演讲和开会。然而，正如陆礼华告诉我的，这些活动对于像陆礼华这样的女性是有意义的。当陆礼华回忆起在年轻时经历的压迫和不公时，她提到了她的女权主义活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她气愤地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妇女会受到如此虐待？但我能向谁说呢？我们能做的是组织社会团体，即使只是宣传思想也是好的。”发表演讲和声明对这些妇女来说是重要的。她们感到社会对妇女不公平，觉得有必要给她们灌输新思想。开会是赋权的一种方式。那些在社会中孤身奋战的妇女，因这样的会议感到振奋和鼓舞，因为这些会议反复重申女权主义思想，并且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妇女。这样，通过传播妇女创造、妇女享有的女权主义思想，1920年代早的妇女组织为像陆礼华一样的女性提供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支持。这就是陆礼华要加入上海各种妇女组织的原因。

当然，陆礼华加入妇女组织不仅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她也在自觉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她自己就深有体会地经历和见证了妇女所受的压迫。用她自己的话说：“最让我生气的是听到那些虐待妇女的事情。”她强调她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女权和体育。她小心谨慎，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她愿意加入那些为了妇女利益的任何组织。虽然她没有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来界定自己，但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追求女权的妇女，这么说似乎再合适不过。

事实上，陆礼华十分贴合新文化自由女权主义话语所塑造的妇女解放的典型。她受过中等教育，有自己的职业，独立生活，自由择偶和自由离婚，参加社会活动。她当然是20世纪初中国的一位新女性。有必要指出，当1919年她在新文化和新知识的浪潮中规划了自己将来的职业时，她根本就没有因自己是女性而受到束缚。知道了像张謇和蔡元培这样的男性领袖人物在领导着实业和教育后（这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中的两件），陆礼华决定关注第三件事情，即体育。她很轻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当然也感到兴奋。随即她就立即投身于这项事业。

她强烈的自信需要细细斟酌。她之所以没有看到性别障碍，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解释。其一，当时的社会环境鼓励年轻女性开创自己的事业，因为社会、文化、经济的变化打开了新的视野。二是，陆礼华一直想（或至少是希望）取得与男人一样的成就，因为她早期的行为榜样是花木兰和其他战斗女英雄。

陆礼华的叙述和其他几位女性的讲述有一个共同点：在回忆她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时，她们都强调了年轻时候崇拜花木兰。显然，这一行为榜样的影响了她们的个人发展。话句话说，陆礼华和其他中国二十世纪的新女性，最初都受到了千百年来流传于中国文化中的古代传奇人物的激励。毕竟，这种文化传统对女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学都讴歌颂扬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尽管这些赞美强调的是忠诚和孝顺（木兰从军，这样她年迈的老父就不必出征），但没人能忽略其中暗含的显著性别意义——女人能和男人一样建立赫赫战功。而且，这些女英雄穿上男人的铠甲，展现出比男人还要强的武艺，她们如男子般的英武行为就不再让人害怕，而是得到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敬佩。当报国或尽孝时，性别的界限就模糊了。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文化中的“女英雄”形象为女性穿越性别界限确立了一个特殊位置。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想要跨过性别界限的女性可以鼓励自己做一个女英雄。虽然女性有这种渴望，但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位女性都有机会成为女英雄。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20世纪许多的中国女性提供了通过报效国家而成为女英雄的机会。陆礼华崇拜的秋瑾就以这种方式成为了第一位女英雄。当五四运动爆发后，陆礼华知道她的时机来了。因此，古代女英雄为20世纪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土壤。

然而，这些新女性和她们崇拜的古代女英雄不同。古代女英雄跨越性别界限是为了履行其对父母或者家庭的义务。她们没有试图以女性身份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而是出于需要暂时扮演男性的角色。一旦她们完成了任务，就恢复了以前的家庭角色。正如《木兰辞》所说，木兰拒绝了皇帝（他不知道木兰的真实性别）许给的高官厚禄，回家过上了女人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木兰回到熟悉的家里，她就换上了女性的衣服。在男性文人创造的木兰角色上，这个女英雄的举止非常得体。她知道自己不能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皇帝的朝廷里。尽管男人高度赞扬女英雄的事迹，但古代男人的世界里没有女英雄的永久位置。履行了男人的责任并没不能帮助女性获得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古代女英雄还没有平等权利的概念。

20 世纪的新女性也在爱国行动中进入了跨越性别界限的行列。但她们却很不愿意跨回来。这些新女性熟悉西方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她们在人权和性别平等的概念中找到了留在公共领域的新的正当理由。或者更准确地说，20 世纪初的女性加入民族主义事业就是为了打破性别界限。她们把自己与男性并肩作战的能力看作是有资格成为现代国民的证据。从秋瑾开始，妇女活动家们一再强调这一点。从逻辑上说，一旦她们完成了自己的爱国任务，她们就期望能像真正的国民一样受到对待。

妇女参与辛亥革命的故事以及清朝覆灭后妇女参政组织的形成，证实了现代中国女英雄的出现。¹²⁹但现代女英雄对女权的新思想与许多男性革命领导者所持的传统性别期望相冲突。1912年1月，革命军总部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解散全国的女子作战营。当意识到女性的军事贡献不再被需要，女战士和女救护队就转向了参政。1912年2月20日，五个妇女组织联合在南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成员大约有200人。但是一个接一个的挫折在等着她们。3月11日颁布的临时宪法没有提到妇女参政权。8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议会选举法案中，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月，新改组的国民党在党纲里删除了“性别平等”，这是革命联合战线的原则性退步。女子参政同盟艰苦战斗，但困难重重。最终，1913年1月，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

短暂的参政运动表明了有趣的几点：其一，革命引发了很高的期望。参加辛亥革命的妇女相信，清朝的覆灭会使国家和妇女进入一个民主时代。秋瑾 1907 年去世之前，她就有了性别平等的观点，虽然她没有提出争取女权的具体计划。但是到 1911 年末，许多女性革命者努力争取参政的机会，并以此作为实现性别平等的第一步。在那些生活因革命发生变化的人的眼里，革命的影响被夸大了。

其二，中国妇女参政运动是国际参政运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受到了后者的激励和塑造。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者们不仅熟悉国际参政运动的发展，而且与其有着直接的联系。英国的妇女和政治社会联盟为了妇女的投票权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于1912年3月给中国女子参政同盟发来了一封电报。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者对中国参政者的行动感到兴奋，他们鼓励中国的参政运动者们“为全世界的妇女们创造一个新世纪，并为所有文明国家树立一个榜样。”¹³⁰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主席凯瑞（Carrie Chapman Catt）和其他两位成员于1912年9月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每到一处都发表演讲。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被中国报纸公开报道，这些国际参政运动者被报道“受到中国妇女的广泛欢迎。”42因为中国妇女了解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妇女参政斗争是长期的，也因为她们被勇敢的、坚持不懈的国际参政运动者榜样所打动，因此中国现代女英雄在中华民国一成立就大胆地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在新宪法起草之时，许多激进的参政运动者认为，向国会施压要求其接受妇女参政是一个必要且紧迫的策略。然而，即使吸取了国际参政运动的经验，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帝国崩塌后的激烈权力斗争导致军阀权力的崛起和政治势力的重组。那些忙于政治洗牌的政客根本无暇关注妇女选举权。当时，女权主义还处在中国知识和政治话语的边缘，人数不多的妇女参政运动者面对着太多强大的敌手，无法在这一目标上取得更大进步。

其三，虽然她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们标志着新女性的出现，这些现代女英雄要求在公共领域内拥有合法的空间。为了自立，许多妇女参政者们全身心投入到了事业中，办学校、医院、公司，即使参政运动失败了，她们挑战性别藩篱的斗争仍在继续。第一代现代女英雄的努力和榜样，使得像陆礼华一样的青年妇女能够自信从容地投身职业。在陆礼华的叙述中，显然可以看出，她意识到了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做出的贡献。她强调说：“她们应该在历史中得到褒扬。”这些妇女成了她年轻时的行为榜样。

与1912年妇女参政运动者们的微弱声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文化女权主义话语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迅速增多的女学生群体，女权成为了当时的热点话题。女权运动的高涨持续时间不长，与参政运动的全盛期一样时间短暂。这一次，女性消除性别藩篱的集体努力没有受到军阀政府的镇压，而是被一股新兴政治力量所收编，即国民党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妇女们的女权主义关切转移到民族主义话语后，许多女权主义活动家如陆礼华等仍然继续斗争。陆礼华这样总结了她的一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权和体育。”由于她只是短暂地参与了1920年代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她没有看到自己为女权的斗争局限于那个短暂的全国范围的活动。事实上，陆礼华的一生表明，像陆礼华这样的女性是通过投身个人事业而不是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来追求女权主义事业。陆礼华致力于女子体育集中体现了新女性以个人努力的方式来冲破性别藩篱。换言之，新文化自由女权主义话语构建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体性，即使当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变化的政Carrie Chapman Catt主持会议的台上，旁边有一个写着汉字的条幅。这几个汉字是“同心共济”。这两张图片都收录在 Adele Schreiber 和 Margaret Mathieson，《自由之旅：纪念国际妇女联合会五十周年》Journey Towards Freedom: Written for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1955).

治环境中逐渐衰落时，这种主体性仍然延续着其生命力。

即使如此，新女性反对性别压迫的个人斗争也是困难的，经常伴随着痛苦。陆礼华强调：“我刚开始办学校时，就意识到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难。”陆礼华经历的痛苦生动地表明了新女性所处的困境。她们想要独立，但必须面对文化教条，这一文化教条还没有准备好在公共空间接纳独立女性。而且，她们进入了男人的世界，她们要做事就必须向有权有势男人的寻求支持。因此，任何事业成功的女人都会遭受人们的诽谤，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向男人出卖了色相。被辱骂为水性杨花是对中国女性最严重的攻击。在这方面，即使新女性也远没有获得性解放。正如陆礼华所言：“坏名声是最沉重的打击。”在我的采访中，陆礼华明确说明她遭到的性方面的指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仍然令人痛苦而不愿提及。但另一位受访者告诉我她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听到了陆礼华的流言蜚语。这些谣言是，陆礼华为了获得学校资助与男人跳舞，她结婚前就和另外两个男人睡过觉，这让她丈夫痛苦不堪，导致他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

这些流言蜚语以及陆礼华对待流言蜚语和自己性生活的态度，生动反映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性标准。由于新文化主义者集中攻击传统性道德，并努力提倡自由恋爱、结婚、离婚的新观念，陆礼华那一代的女性显然在与男人社交、择偶、离婚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根据陆礼华的叙述，她一生不同时期与三个男人有过性关系。但关于她的流言显示，即使女性可以离婚，但公众对此还是持负面态度。对婚外性关系也持否定态度。陆礼华自己接受和内化了这些负面观念，尽管她因此受到压迫，第一次访谈中，她只提到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在随后的访谈中，她开始谈到了她生命中的另外两个男人，然而她评论说：“在人们眼中，这不是什么好事。”

显然，新文化主义者远远没有摧毁双重性标准。正如陆礼华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一个女人离过婚，还想要再婚，这可是大事情，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但男人却可以三妻四妾。”传统的贞操观念仍然被信奉为女性的重要美德，严重阻碍了新女性的社会进步。职业女性不得不在时时刻刻盯着她们的大众目光中生活。由于受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熏陶，新女性相信她们有离婚的自由和追求爱的自由。但是一旦她们实践这些自由，公众就会指责她们不道德。换句话说，新女性仍然受到传统性道德的评判。如果她们不符合良家妇女的标准，那么她们的名誉就会受损，最终会危及她们的事业。据陆礼华所说，许多女性在事业上中途退出，因为她们不能忍受这一“最沉重的打击”。可以理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性别平等新观念与性压迫的旧现实之间的冲突，给新女性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紧张和压力。

虽然新女性通往男性世界的道路充满着坎坷，职业女性与男人的关系很容易成为爆炸性的社会丑闻，但是陆礼华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事业。她成为上海一位杰出的职业女性，这意味着她和男人打交道方面非常成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任何人——无论女人还是男人——要取得她那样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她学校的董事都是有钱有权的男人：潘公展是国民党上海党部的主任，张公权、钱新之和陈光甫这三位都是上海有钱的银行家。¹³¹这些关系让她在1949年后受到共产党的怀疑。但是，她有能力运用强大社会关系并不意味着她本人也有权势。共产党把她赶出自己的学校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孤零零的女人。当然，她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在变迁的政治环境中让她处于不利的境地。即使她与共产党有些关系（比如她也认识邓颖超这样的人），但她是否因此能保住学校仍然是个疑问。取代她校长位置的是全国人大一位大人物的妻子。所以她心酸地说：“如果我有高层的支持，就不会落得如此地步。”她没有当权的丈夫和父亲，这意味着她没办法进入男性主导的、能改善她处境的权力结构。

然而，像陆礼华这样的职业女性在1949年前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组建了女子篮球队，并带队前往日本和东南亚比赛；她筹资创办了女子体校，被誉为“远东最好的体校”；她把中国女子运动服的长袖和灯笼裤改成翻领短袖和短裤，由此改变了人们女子运动服“不体面”的态度。她强调她一直相信“外国人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像1990年代的语言，她对迅速接受西方事物的自豪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的普遍态度。她作为女子体育推动者的经历确实是充满趣闻，她也有意模仿了西方模式。毕竟，将体育作为女校必修课以及允许女子参加西式体育运动，这被视为学习西方模式的一种现代现象。因此，陆礼华的生命故事与中国的现代性密不可分。她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改变中国女性的行为标准方面，在以社会实践传播现代观念方面，像陆礼华这样的女性走在了时代前列。通过效仿西方模式，陆礼华和其他职业女性取得了比实现民族主义者强国期望更多的成就。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中，她们为其他女性和她们自己创造了合适的职位，她们在西方化的城市中强化了自己的精英地位。

陆礼华在1930年代救国运动中的作用也体现了她那一代职业妇女所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许多职业妇女为了救国而自发地组织起来。她们在动员抗战资源方面所发挥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表明，职业妇女在1930年代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群体。除了表达爱国热情外，她们广泛的努力和成就反映了她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自信。

讽刺的是，虽然政府声称1949年后中国妇女都得到了解放，但一个像陆礼华这样有才华、有能力的妇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找不到位置。在民国时期，陆礼华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女性遭遇到了保守势力阻挡她们追求进步，但她们仍能为自己开拓社会空间。相比而言，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妇女们更容易获得平等教育和职业机会，但她们主动组织活动来维护妇女权益的自由却大为削弱。陆礼华在访谈最后的评论很有深意。这位94岁的老妇人，年轻时的妇女活动家，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名言，反映妇女的公共角色与男人一样重要），但妇女自发组织的活动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在妇联这个妇女利益的官方代表机构成立后，毛泽东时代的妇女就难以超越妇联确定的议程。希望有所活动的妇女的唯一选择就是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陆礼华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看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妇女解放的悖论。随着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路线的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成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获得了经济独立。虽然男女平等的国策（反映了大部分五四女权主义的议题）提高了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但相比陆礼华那一代发展自己的追求和发出自己的声音，当代中国妇女并没有太多的自主和自由。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妇女的利益应该由社会主义国家来代表。但更准确地说，妇女的利益是由党和国家所界定的，这个角色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承担起来了。无所不在的国家管控限制了男女的主动性。正是这种主动性使得陆礼华这样的五四女性在20世纪上半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妇女运动可以归功于民国政府的软弱。

第五章 朱素萼（1901-）：律师

朱素萼欢迎我到她舒适的家里去，她在那已经住了六十年了。她身材虽小，声音却很大。尽管她已经九十四岁了，但讲起话来与众不同且善于雄辩。她的思维仍然很敏捷很清晰，她在盛年时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除了这些显著特点之外，她的乐观豁达也让我惊叹。当荒谬令生活变得悲惨时，她会对此放声大笑，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¹³²

讲述我并非出自书香门第。我的父亲是城里（现在叫做常州）的一个银行经理，我母亲识几个字。我的老师是一个举人。我的父亲思想很开放，认为男孩和女孩都应该读书。我是第三个孩子，1901年出生，有七个兄弟姐妹。虽然我的两个姐姐都读了书，但我是家里唯一读大学的女孩。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三十年代时去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办学校，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上学，现在生活在那里。我的二姐，比我大两岁，毕业于常州女子师范学校。我们小时候，母亲给姐姐妹妹们缠足，也给我缠了。但我不愿脚被缠着，早上她给我缠起来，晚上我就把缠脚布解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小脚。我记得那时候我十三岁，我母亲抱怨说：“你不想裹脚，我就随你。你将来别想嫁出去！”我回答说：“好！如果我嫁不出去，无所谓。我不会吃你的，我会养活自己！”¹³³

我父亲是法学院毕业的，因此他的思想很开放。我们很小时，他把我的二姐、两个弟弟和我送到私塾去，是一个举人在自己家里办的。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第一天两个仆人陪着我们，带了一壶红糖茶和一块红垫子。我们跪在红垫子上，

先给孔子像磕头，再给先生和他的妻子磕头。然后我们请同学们喝红糖茶，这样我们就会和平相处，不打架。我们和男孩子一起读四书五经。一年后，一个老姑娘办了个女校，父亲就把我们送到那里。我们的这个老师三十多岁。后来——大概已经是民国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了。别的家庭都很封建，不愿把孩子送去“洋学堂”，因为他们担心孩子会学坏。但是我父亲很开放，他很快就把我和姐姐送到那所公立学校。学校的制度是这样的：小学四年，初中三年，预科一年，师范四年。我们进女师时得考试，都是填空题：要把四字成语中空出的两个字填上。考完试，我和姐姐被分到二年级。三年级时我们开始学英文，一个外国女人教我们，她可能是传教士。那时有很多传教士，一些牧师把我叔叔全家带去美国。一个女人教我们语文。她很博学，但很暴躁。她的未婚夫死了，但她还是得嫁进他家。事实上她嫁给了代表她丈夫的牌匾。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脾气变得很怪。

学生都出自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朋友们到各家游玩，许多家都有大房子，有的有十三个大门，大花园里还有亭子。常州有许多进士和举人，还有一些状元，秀才不算什么。我的同学都出自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许多小孩要么参加共产党，要么参加国民党，瞿秋白的妹妹就是我的同学。正是由于我父亲的开放，我才能跟来自那种家庭的女孩们一起上学。我母亲很贤惠，她料理家事。我们的教育由父亲做主。

我姐姐是这所师范学校毕业的。她读了十二年书，相当于高中毕业。我没能从这所学校毕业，因为母亲病了。她最喜欢我，所以我辍学了几年来陪她。别人最喜欢你并不总是好事。我在家呆了几年，挺不高兴。那段时间我读父亲的书，这些书夏天得拿出来在太阳下晒干。他不许我们读这些书，所以我把它们偷出来，晚上偷偷读，还要挨蚊子咬。十三四岁时，我读了所有的旧小说：《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我读的时候眼泪弄湿了枕头。父亲只有很少几本西方小说；那时候，内陆地区很少有翻译过来的书。

我姐姐在上学，而我却呆在家里，我挺不高兴。有一次我的老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去上课。我母亲和姐姐试图把这封信藏起来不让我看，但我发现了。读了这封信以后，我哭了。一年后，发生了学生运动，我决定离开家。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的影响下，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呆在家里读这些旧书了。我想离开城里去求学，我有点反抗家里的意思，我想：“姐姐继续上学，我又比她小，为什么我就应该陪着妈妈？”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决定去上海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所以我来了上海，进了爱国女中。我姐姐从师范学校毕业，在那里当了老师，然后又当了校长。后来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都搬到了上海。

我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我特别倔强。我看到亲戚家里都是男人压迫女人：压迫他们的妻子，拉她们的头发，打她们，到外头找别的女人，彻夜不归，赌博或是吸鸦片。我有两个阿姨，是我妈妈的妹妹。她们都嫁进上等人家，他们的房子有四个大扇门，门前还有石狮。状元的房子可以有石狮，榜眼和探花则没有狮子，而有圆形石，这些等级以下的人有矩形石，这三种石头标志着不同的等级。尽管我阿姨的丈夫是名门望族，但是他们赌博，吸鸦片，还和别的女人一起鬼混。

两个阿姨经常找我母亲哭诉。我母亲有我父亲，他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男人。比如我们吃好饭，我们要把凳子放回到桌子底下。如果凳子没放对位置，他会亲自把它摆正。我父亲总是惩罚我哥哥，但对我们女孩子却很宽宏。他说，孩子不受罚就不会成为正直的人。看到阿姨们的痛苦，我不禁想为什么女人就该被压迫，被虐待。她们不也是人吗？清朝的封建制度还在，妇女就仍要受压迫。哭过后，我对自己说：“不，这不对。为什么女人要被欺辱？”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学法律。法律有什么用？保护女权，伸张女权。

五四时候我知道的还不多。我姐姐和史良比我高一个年级。我还记得她们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讲（的情形）。那时在我们城里，只有学生在街上发表演讲，没有其他活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成了最重要的（运动）。它改革了汉语的书面语，还批判封建主义。我在五四运动后阅读新杂志时知道了“女权”这个词。我不记得那些杂志的名字了。我觉得五四运动后，主要就是新文化运动，没有妇女运动。我学到了新思想，就不想别人继续控制我的生活。母亲让我呆在家里：我姐姐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但我只是读完了初中。我尽了这么多年的责任了，我不想再呆在家里了。我决定离开家去求学，这样就没人能控制我了。这就是我怎么在1919年秋来到上海的一一都是因为那些杂志让我觉得常州是个小地方，我要看看大世界。

我父母在经济上资助我。我母亲很爱我。我记得我身上带了两百块大洋来上海，在一个表哥家住了几天，同时参加入学考试。我被爱国女中录取后，我回家里拿行李。我记得把被褥捆成一个包袱，其他东西放在一个编织袋里，就这样踏上了回学校的火车。那时搬运工会帮你把行李放好。到上海后，我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学校。每学期全部花销大约是一百块大洋，学校提供住宿和膳食。从爱国女中毕业后，我在苏州的一所艺术学校读了一年。我爱好书法和绘画，但后来我发现艺术家都很穷，所以我决定不以此为职业，因为如果我以此为职业的话，我就永远不能经济独立，就永远要依赖他人。当时我想自己不会结婚的，我只想独立。所以为了实现独立，我选择从事法律。

后来我进了大学，就是上海法学院，在那读了四年。那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女学生。我的一个女同学就是教我们银行法的彭教授的女儿，她叫彭庆修。还有一个女同学是上海中西大药房老板的女儿，叫周文玑。还有一个学生叫尹进，还有一个叫杜玉英。算上我，我们班有五个女学生——比别的班多，它们只有一两个学生。

有几个法律女学生在我前面毕业。比我早两年毕业的一个后来成了大人物，就是史良。钱剑秋也比我早毕业， ^{9} 后来她和我一起从事妇女运动。我是第三或第四批女毕业生。我可能是第二代女律师。我认为学法律总是对的，法律可以保护人权。我看过太多男人压迫女人，这让我愤怒。我认为封建压迫应该被推翻。我没有办法推翻国家或政府，但是要实现家庭中的男女平等权利，还是可行的。回想当时，我只是有这个小小的想法，还没有什么大想法。我只希望当个律师。如果有人侵犯妇女的权利，我就可以跟他辩论。男人压迫女人时，我们女人应该站起来替女人说话。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读了很多书。高中时我们有很多书和杂志。我的文章经常被贴在墙上——很少有学生的文章会被选中贴在墙上。选择律师作为职业是个错误，我应该去当作家的。如果那样的话，1949年后我就可以呆在家里写小说，出几本书了。我给自己选了个错误的专业。我只是想，如果我是个律师，我就能够保护女权。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在1949年就结束，太短暂了。

我在1930年毕业，并开始从事律师业。我的女同学中，周文玑去了杭州当法官，尹进和彭庆修都嫁给了同学。她们的丈夫从事律师业，但是她们自己却没有。只有我和杜玉英当了律师。我在上海，她去了松江。我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它的成员有一千多个律师。虽然我各种案子都接，但是大部分妇女都来找我帮忙，通常是因为她们被压迫被欺辱。甚至还有妇女从北京来找我。北京监管委员会委员的儿媳来找我，因为她的丈夫压迫她，她的公婆欺辱她。她到我门前哭诉，我最终调停了此案。

我大概三十岁结婚，很晚的。但是我们上学时，就不一样了：大部分学生都晚结婚。有知识的人不一样，他们不会受控于父母。如果你要给我包办婚姻，那么我就逃走。但是我二姐没能抵制包办婚姻。关于这个北京男人，媒婆什么都没说，只给我们看了他的照片。我姐姐最后看到他本人时，很不喜欢他。我父母也对这桩包办婚姻感到后悔。男方家来人娶亲时，我父亲拍案而起说：“去衙门抬她吧！”¹³⁴但媒婆却说：“如果你不守婚约，你女儿就要坐牢。”于是我们不得不兑现约定，我姐姐就在这种情形下被轿子抬走了。这件事让我迟迟不能忘怀。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晚结婚。等一等，选一选，我有很多同学呢。那时候，大学里女生这么少，男生经常笑着给你的抽屉里塞纸条。你等车时，他也等同一辆车，第二天他就会写信给你。我不理会这些示好，没有一个男生让我感兴趣。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取决于你的能力。我避开了这种事，很晚才结婚。我的很多同学都成双成对，可没过多久就离婚了。彭玉英和尹进就是这样。

我离开家到上海求学后，我父母不敢干涉我的生活。他们替我的姐姐妹妹们包办婚姻，但没有替我包办。我只有放假时才回家，而且只呆很短一段时间。他们知道如果给我说媒，我就再也不会进家门了。他们知道我的个性，所以连试也没试过。我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了。我丈夫是一个医生，他去过东南亚，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我读大学时，在武广女校每周只教两个小时的语文课。但是后来，我从事律师业后，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并加入了教育联合会。他从新加坡回来后，也加入了这个联合会，我们在决定结婚前几年就认识了。我们通知了父母，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尽管我是大人了，我父母还是问我他是否可靠，家庭背景如何。

我结婚时，父母给了我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六床被褥，八个装满四季衣服的大箱子，还有若干套珠宝。穷人家全部能给的只有两厢嫁妆；嫁女儿会花掉家里财产的三分之一。而我父母有四个女儿呢！外孙出生时，我父母还得给几套衣服、帽子和鞋子，江苏人都有这个习俗。我三个姐姐也拿了同样多的嫁妆，我们每个人大约都有几千块大洋。最小的妹妹结婚没多久就出国了，所以她不要嫁妆。男方家也得给聘礼，大约有两三千块大洋，算珠宝在内。学生运动使我成为一个开明的人，所以我不收聘礼，这跟我两个姐姐很不一样，我只收戒指。我丈夫家里很有钱，也是常州的。

毕业后，我的同学钱剑秋去了美国，并拿了博士学位。她回国后当了律师，并嫁给了一个海外华侨。我和她一起从事救国运动。解放前她要我跟她一起去台湾，但我没有走。我在1928年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我大学三年级。两党都试图吸收学生入党。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没什么错，并且它在当权。共产党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共产党的谣言，比如他们共产共妻。我和几个同学加入了国民党，因为我是以学生身份加入的，所以我的毕业证上盖了个印章，如果我想当官的话就给予我知府的职位。这个职位比知县要高。我起初替国民党工作，后来何香凝劝我们加入第二次统一战线。我与何香凝一起从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工作，与钱剑秋一起从事国民党领导的救国运动。回想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战败后，国共两党没能达成和平协议，结果留下了我这样的倒霉蛋。从1949年开始，我就被要求呆在家里。我那时才48岁，知识分子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5岁。自由时期我极受欢迎。我是武广女校的校长，律师在开业同时是可以当校长的。我是妇女联合会的会长，也是很多妇女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但在我盛年时，却被迫放假，我的余生都荒废了，直到1983年。1949年后新政府的教育局接管了所有的学校，于是我就失业了。1953年，我受到监管。1955年，我被捕了；两年后被释放。

我有两个孩子。我丈夫是一个内科医生。我1930年结婚，三年后生了第一个孩子。我和丈夫都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雇了一个奶妈来照顾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都有奶妈。他们断奶后，我们就给他们请保姆。我们有两个女佣人和一个司机。一个女佣人做饭洗衣，另一个打扫房间，照顾小孩。我们的收入足够负担这些的。我们有辆车，解放后就放在街上生锈。我们有几处房子，包括我丈夫的诊所。

我从事律师业的收入非常高。但是我与别的律师不同，我不收穷人的钱。一些辩护律师如果你不给他钱，他是不会出庭的，他们每次出庭都要收两百块大洋。我从来没有那样做，史良也没有；她替共产党员辩护时，每个案子只收三十块大洋。我参加了我们律师公会的一个志愿组。如果被告没钱请律师，法庭会从这个志愿组里指定一个人。我经常做这种无偿服务的工作。只要案子是有理、公正、

能赢的，我就愿意出庭，即使我自己要出交通费。如果委托人家里有钱也有车，那么我就会收费。费用受律师公会的管制。比如，顾问费一年是一百块大洋，或者某些情况下是五十块大洋。我也做法律顾问。我的一些老同学要我做他们生意上的法律顾问，我答应了，而且不收钱。他们是你的老同学，你不能收他们的钱。有时候，朋友会要我担任她的婚姻的法律见证人，我不能收她的钱。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受丈夫虐待，问我要我的法律顾问执照。我就免费给她签了一张执照。她给它装了个框子，挂在家里的墙上。她丈夫发现她有一个法律顾问后，就不敢再虐待她了。我并不是每次服务都收费，从这方面来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还有妇女从北京来找我。我是很多妇女组织的委员会委员，很多妇女受压迫时都会来向我求助。她们被丈夫和婆婆打，而且她们自己没有收入。我怎么能收她们的钱呢？我只能尽己所能帮助她们，因为她们的生活如此悲惨。我最后总是做无偿工作。总之，我们家的收入非常高，即使做无偿工作我也能负担得起。此外，家里佣人的费用要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佣人赚的比知识分子都多。我们知识分子被贬低了。

我接的大多数案子都是民法诉讼——争财产那类的。过去，妇女不能分家产。父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儿子，不给女儿。而且，在涉及到离婚或父母死前分家产的案子中，妇女通常会被占便宜。作为一个伸张女权的律师，我代表这些案子中的妇女。通常我会先让双方到我办公室进行调解。如果我们没能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上庭。所以我的律师行非常忙。

三十年代时，我有自己的律师行。我在一个大楼里租了间办公室，每天去上班。我把家交给保姆打理。人们从报上知道了我的律师行。我们律师不打广告；而是在同意做商业法律顾问后，在报上刊登声明。我凡事都亲力亲为。我很独立，

不依赖任何人。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他是一个守旧的男人或是一个高官，我就不会嫁给他；我才不要当太太。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我们的孩子有保姆照顾。他从来没有他赚的钱足够让我呆在家里的这种想法。对于我们来说，男的有自己的事业，女的有自己的事业，谁也不依赖谁。他认识我时，我已经是一个职业妇女了，所以他习惯了。在旧社会，妇女没有自己的职业就得依赖男人；甚至买根针也要靠男人的收入。我明白要想独立，你必须有能力赚钱；我目睹了我的阿姨和她们的丈夫，我知道在旧社会，女人都依靠男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上海学习法律。当然，我那个时代的妇女像我这样做的不是很多。我孙子的老师在写着他的家庭背景的表格上看到了我的信息，很惊讶：“什么？你父母都是大学生，你祖父母也是大学生！你一定非常非常聪明。”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特别聪明，我们只是读了大学。

我的同学钱剑秋成了台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抗战时我和她一起工作。我们动员妇女为抗战工作，因此妇女工作是包括在抗战成就之中的。1938年我们办了《中国妇女》杂志，但是1941年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后我们就停了。钱剑秋被日本人追捕，躲在我家里。她是个孝顺女儿，有一天她决定回家探望老母亲，被日本人抓了。她对朋友很忠诚，没有出卖任何人。我想方设法营救她，后来她被释放了。1945年胜利后，她成了妇女联合会的最高领导，而我仅次于她。

妇女联合会开会时，我认识了刘王立明。她参加了妇女运动，而我既从事救亡运动也从事妇女运动。我参加了政党，而她是无党派人士。这就是为什么她的组织没能发展下去而且被限制在基督教团体内。在妇女救国联合会里，她是个小人物，没有领导职务。后来她就不再来开会了，而是叫一个姓陈的年轻妇女替她参加。所以说她写的妇女运动史是不全面的，范围太窄，她只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写。中国抗战胜利后，妇女运动发展迅速。1949年以前的四年里，妇女运动大规模扩大。

这段时期，国民党上海市总部设立了一个妇女运动的委员会，有一间大办公室，有很多桌子。我们主要是办职业学校。我认为女子职业学校太少了，所以我想要办一所。教育局批准了这个提议，但接着就解放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的目标是联合妇女，取得政治权力。三十岁出头时，我和几个女国民党员到南京请愿，希望政府给妇女更多的国会席位。由于抗战在那之后不久就爆发了，这次请愿成了泡影，我加入到抗战中。战争结束后，我当上了上海政府参事。国民党想要另开国会，选举议会，允许妇女联合会派妇女代表到国会。我的很多女性朋友都去参选国会代表或候选议员；由于妇女联合会的名额满了，所以我作为律师公会的候选议员去参选。候选人要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我偷偷跑到南京去查我是否被批准了。我的一个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我的名字在候选人名单上，但是最后我没有获得席位。我输给了一个姓方的女候选人，她也是我们律师公会的。只有一个妇女席位。她起初没想要参选议员，但是她家人看到我竞选职务成功后，鼓励她也去参选。她是宁波人，与奉化人有点关系。所以她利用了个人与大人物的小妾们的关系。我没有那种关系，而且即使我有，我也不会去利用的。抗战期间我卖力工作，自愿奉献时间和精力，还捐了很多钱。我竞选这个职位，我想参政，因为我爱国。如果我不爱国，我就不会想要参政，因为我鄙视腐败政府。我只靠我的选票，很多人都投给了我：无锡律师公会的票全部投给了我。我没有利用内部关系，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我没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五四运动主要是学生公开发表演讲，但时间不长。接着就出现了新文化革命运动——他们后来去掉了“革命”这个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出现了很多杂志。我就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上海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常州没什么新杂志；但在上海，你的生活不受限制，尤其是父母不能再控制你了。新文化运动让我决定要上大学，高中是不够的。我感到自己缺乏知识，我决心至少要读完大学。当时我不敢想出国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的。我只是在想要读哪所大学。艺术？没发展。中文？每个人都会中文。外语？当时看来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推翻封建主义。我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会背诵“孙中山遗训”。¹³⁵

五四以后妇女运动开始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妇女运动。清朝会让你搞妇女运动吗？抗战爆发后，有了更多的妇女组织。国民党设立了一间办公室给这些新的组织注册。市政府社会局会派一名妇女代表参加每个妇女组织的成立典礼。我是一个组织的会长，叫中华妇女国防会。每个组织都会派一个代表参加上海所有妇女组织的代表会议，所有的代表都是平等的。后来，何香凝到了上海，她建议我们成立妇女慰劳会上海分会。她年龄大，所以我们让她做我们的领导，即使她不代表任何组织。在南京，宋美龄成立了妇女慰劳会，她被看作妇女运动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成立我们这些组织的方式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我们起草宪章，用其他组织的宪章作参考。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加入妇女运动。妇女需要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力，妇女怎么能解放？没有权力，就没有地方说话：政府不理会你。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应该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这样她们就可以替妇女说话。没有政治权力，用什么来改变事物呢？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与其他组织的差不多：参政，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确保平等教育。封建家庭里，只有男孩受教育，女孩不能，这是不对的。妇女组织都有相似的目标：平等的教育机会，经济独立——就是说，妇女应该有工作，男女平等。这就叫做争取女权。我们向教育局提出申请，要求批准我们的组织，他们派了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考察我们。我们是国民党员；我们不会宣传共产主义的，所以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

我们在组织成立后做了什么呢？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一群难民，政府没能力帮他们。上海的民众得帮助这些人，而我们妇女就贡献时间和金钱，收集衣服，等等。我还在我们一楼的客厅里开了一门救援训练课，许多女学生都自愿参加。那时学生很爱国，不需要我们动员，他们就自愿提供服务。抗日战争还在继续，很多受伤的新四军都来了上海。医院里护士不够，不能满足军队庞大的医疗需求，所以我们训练护士，把她们送到妇女慰劳会，何香凝把她们分配到各个医院里。我们也接受捐赠，还购买衣服、香皂、牙刷、牙膏、毛巾、袜子等等。我们借了缝纫机做大袋子，把所有货物都放进去。然后我们把这些大袋子送到何香凝家，她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何香凝把我们的捐赠都送到新四军那里了，但是我们什么都没说，因为那是统一战线时期。日本占领上海后，何香凝离开了，妇女慰劳会变成了上海妇女救济联合会。许广平和黄定慧负责整体工作，我和李秋君负责救济。我们成立了江城难民工厂，生产毛巾。这样我们就帮助了一些难民。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才能争取女权。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做男人能做的事，我们怎么能要求女权呢？我们就不能平等。

不管你们男人能做什么，我们女人也能做。我们搞慈善。我们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我们做了很多事。

总之，女权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后开始的。妇女的思想得到了启蒙，妇女开始有点懂了：“哦，人人平等。我们过去经常被压迫，只有男人有权利，你们男人有权利，那么为什么我们女人没有女权呢？”于是就有了女权运动。五四运动是如何影响我的呢？五四运动的目标是推翻旧的封建制度，把旧思想改造成新的、进步的思想。新的、进步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你如何实现平等呢？通过教育，通过争取女权，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先争取女权，然后就有了爱国和救国运动。救国会的史良和我的老师沈钧儒都被捕了，他们就是著名的七君子里面的。我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公开抗议，但是我加入了爱国会。爱国是没有罪的，这样更英明。事实上，我是同情进步人士的，我只是没有力量去推翻腐败的国民政府。在我心里，是对他们不满的。

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我决心要读大学。但是，我目睹的亲戚家发生的事情也影响了我。我看到丈夫打妻子，我的阿姨们就遭到如此对待。我心想，我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我会要求公正。当时我懂得还不多，但是我就是这样想的。你还能听到许多妇女受压迫的事。邻居们会说，她的丈夫打破了她的头，她的婆婆狠狠虐待她。听到看到这些事让我年轻的心很不安。所以我想要受教育，高中教育不行，得是大学。我想要保护妇女权利，所以我学习法律。学绘画没意义，你只会看着自己的画。只有通过学习法律，才能替别人说话，确保公正。别压迫我，我们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新思潮如何影响我的，我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我不需要谁来教我，我在社会上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教了我。然后我的思想动摇了。再然后渐渐有了组织起来的想法，个体的人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得组织起来。起初我想为自己争取女权。然后国家面临危难，我就投入到救国当中。但是到了后来，这二者就不可分了，女权和爱国救国合并为一个运动了。

如果你没有踏入社会，你永远不会懂事，永远不会参加慈善或志愿活动。正是这些女权组织贡献时间和精力，组织社会运动，并且为民众办事。如果你不懂女权，你怎么能公开做所有这些事呢？筹钱，慈善和志愿活动都属于女权运动。我们还出版了《中国妇女》。我是编辑，投来的稿件不够凑成一期时，我就写很多篇文章。我们复印了很多份送到学校。我们自己出资办这份杂志，朋友们也捐钱：这个给五十块大洋，那个经济情况好些就给一百块大洋。这就是为什么抗战后政府要我当参事，我为社会做了贡献，我履行了我的义务。参事这个职务只是名誉上的，没有实权，尽管你可以提意见。当然，他们并不一定接受你的意见。

在那几年里，很多妇女做了数不清的事。一些妇女不能出钱，她们就出力。沈兹九的妇女杂志遇到了财政问题，我们也帮忙。沈兹九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妇女组织就像合作社。只要是为妇女服务的，我们就都互相帮助。我和沈兹九是老朋友，抗战时我们经常在妇女组织的会议上见面。她并没有代表妇女组织，但是她是妇女杂志的主编，所以她来参加会议。我们的杂志一直办到日本人逮捕了钱剑秋为止。后来我开始帮助难民，再后来我们把救济工作交给了基督教女青年会。

我不仅在当时——战争期间——捐款，而且现在也这样做。1958年政府号召所有妇女都去参加社会生产，我看到妇女有工作了感到很兴奋。我想要为妇女解放做些事，所以我把我公寓的一楼送给了居委会。他们用它办了一间托儿所，帮助那些上班的母亲。不久前，几个省遭遇自然灾害，政府号召捐款，我捐款了。我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两百元。文史馆捐了一万多元，受到政府的表扬。普及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妇女受教育。你有了知识，就可以有工作，然后你就可以经济独立。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在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否则，你怎么能获得平等权力呢？要争取平等权利，你就得派个代表替你说话。如果你漠不关心，会给你权利吗？领导是不会把权利交到你手上的。看看现状：政治局里只有一个女的，上海只有一个女副市长。我以前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叫做“举手”会议，因为与会者只是按照要求举手，表示他们支持政府提出的议题。现在他们被允许向政府提建议了。以前，上海政治人民协商会议的主席是谢希德，现在的主席也是个女的。所以说妇女只能担任政协领导。如今就连共产党也这样对待妇女，国民党时期妇女争取政治权力就更难了。

我成立我的那个组织时，国民党对不同的政见都很开放，欢迎群众组织参与政治。很多妇女组织成立了，每个组织的领导人都经常在会上见面，我就是这样认识那些妇女活动家的。1938年，我的同学钱剑秋当上了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席，她邀请我当委员。我还当了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常务委员，它隶属于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是政府的正式机构，而上海妇女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机构，就像今天的妇联一样。上海妇女联合会要参加妇女运动，就像其他妇女组织一样，但是我们也把各界的妇女联合会组织起来，比如上海女律师联合会，它包括了高年级的法律女学生、女工联合会、女子教育联合会，甚至还有主妇联合会。1946年妇女节这天，各个组织的妇女大游行，挤满了南京路。回想当时，我们每件事都做得红红火火。许多听说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妇女都来向我们求助。孙中山革命都过了几十年了，妇女的状况却只比清朝时好一点。很多妇女都受丈夫压迫，跑来哭诉、求助。我们会调解这些案子。如果调解没用，我们就帮助妇女上庭，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这是替妇女说公道话，是争取女权。

上海妇女联合会的成员不全是国民党员，有一些是共产党员。那时，工厂和学校到处都分成两派：共产党和国民党。我当高中校长时，我的学生里有共产党。我规定学校应该是无党派的。我只关心教育，而不是吸收党员。如果共产党搞地下活动，我就不理会。两党领导人正在谈合作，两党党员为什么要彼此敌对呢？我们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爱国，救国。谁在领导国家上做得更好，谁真的是在拯救国家，我就会支持谁。即使我加入了国民党，我也把自己当成无党派。我读大学时的教务部主任是毛泽东的朋友，我的几个学生是共产党员。他们讲国民党的腐败。我受他们影响，也厌恶国民党员的腐败。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后我被捕而两年后又被释放了。他们对我说，我有犯罪的立场但没有犯罪的事实。我的犯罪立场是当了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我从来没有逼我的学生反共，没有干涉共产党学生的活动，也没有吸收我的学生加入国民党，所以我被判没有犯罪事实，而且刑满前就被释放了。我问他们：“如果我没有犯罪事实，那为什么要被关押？我的罪名是什么？”他们说：“你不就是想为自己辩护吗？”我说：“我是律师，你们关押人要有法律依据的。”现在，谁来给我补偿在牢里度过的两年？我被判入狱时，我问他们：“如果我没犯罪，你们怎么能给我判刑呢？”法官说：“你是个反革命。”所以他判我入狱七年。[朱素萼说到这里放声大笑。]就是因为我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我就被当成反革命。这太可笑了，我对他们无话可说。两年后我被释放了，因为我在监狱里经常生病，我被允许回家治病。

1962年我接到正式通知说我“已经服刑，被正式释放”。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被抄了家，我们所有值钱的绘画收藏以及我的珠宝都被居委会的人拿走了。更糟的是，红卫兵命令我丈夫关闭他的私人诊所。这样我们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不得不依赖我们孩子的微薄工资。那些年我们的生活极其困难。文革后我被平反了。我并没有立即申请平反，因为我看到很多共产党员还没有被平反，我想他们不会有时间来调查我的案子。我给他们些时间，先做完自己的家务事，再去忙外人的事。我很明智；我以前是当律师的。我一直等到共产党员都被平反了。1979年我把申请送到了上海市人民法院，要求他们重审我的案子。我罗列了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在何香凝的领导下我为妇女、为救亡运动所做的事情。他们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给我平反了。他们很友好，到我家里来调查这个案子。然后他们发布了判决，上面说：“由于原判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而应该被推翻。”这样我就彻底被平反了。1983年，我被任命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从那时开始，我每月都有工资，还享受免费医疗。

今天，三八红旗手和先进教师是从全国范围里选出来的，这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多少妇女能被选为先进教师或红旗手？那些没选上的人会受到鼓舞而进步吗？其他人会气馁的。表扬个别而压制群体，是个坏办法。在我们那个时候，妇女要求解放，争取女权，我们是想提高妇女整体的地位。宣传精英有什么用？把一个妇女放到政府里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男女平等了吗？过去我们希望每个妇女都会站出来，加入爱国会、救国会等等。国民政府也是只有一两个妇女代表。在我的那个时代，事情有点变化，有了妇女委员会，而不是只有一两个妇女单干。我们这一代赢得了一些男女平等。现在，我们不再为男女平等做事了，让下一代人继续争取吧。

解读：女权目标与政治手段朱素萼是我的访谈对象中唯一的国民党员。她的党派身份是贯穿其生命故事的一条突出线索。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她的党员身份如何影响了她的命运，而且也在于女权主义如何与她的党籍联系在一起。此外，朱素萼是1949年时选择留在大陆的少数几个国民党妇女活动家之一。因此，她的故事体现了五四时期后妇女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独特视角。

与陆礼华一样，朱素萼小时候就有了上学的机会。但是，在她的个案里，她并没有乔装成一个男孩。她所居住的那个小城市（清朝的女学中心）里的人习惯把女孩子送去旧私塾。她的父亲也认为男孩和女孩都应该读书。朱素萼强调说，她的父亲思想很开放，因为他学过法律。她的父亲可能有性别平等的新思想。但是朱素萼也使我们注意到，在新开办的公立洋学堂也就是女子师范学校里，绝大部分学生都来自精英家庭。即便她是银行家的女儿，她的社会地位也比学校里的其他女孩低。她小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她的家庭与朋友们的家庭之间的区别。以房子的规模与风格为标志的社会地位象征太明显了，任何人都不会忽视。朱素萼认为，她能够去新式学校上学是因为她的父亲思想开放，而且她那个阶层的其他人害怕让自己的女儿接受西式教育。然而，由于在一所新式学校里读书意味着要同精英家庭的女孩子们打成一片，因此她父亲的决定也可能是他本身的社会地位意识的结果。此外，由于这个城市有把女孩子送到私塾读书的习俗，因此她的父亲愿意把女儿送去任何一所学校，与其说是思想开放的体现，倒不如说是服从于地方传统：在常州，女子教育是家庭地位的一个象征。¹³⁶当地方精英开始把女儿送去公立的师范学校时，不管怎样，他的父亲的确跟着照做了。

精英带头把女儿送到公立学校，这没什么让人惊讶的：近代女子教育的话语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清朝知识精英领袖所制造的，而且这一话语的对象就是社会精英。对于常州的精英阶层来说，把女儿从私塾转移到新的公立洋学堂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这一转移被民族主义话语定义为爱国举动时。尽管社会其它地方怀疑并抵制西方的影响，但由于有了精英的支持，近代女子公立学校在1910年代初之后迅速发展。

与陆礼华不同，朱素萼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尽管从她所居住的城市坐火车到上海只要几个小时，但是常州的文化环境与政治景象与上海这个大开埠港口千差万别。当陆礼华和几千个学生参加游行和集会，请愿，发表演讲、写报纸标题，正经历着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时，朱素萼在常州却只看到几个学生在街上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讲。但是，这座平静小城里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还是受到了五四运动的鼓动。史良和朱素萼的姐姐一起上街演讲过，这个年轻女子后来去了上海，成为抗战期间的著名活动家。

朱素萼自己受到了与五四运动纠结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激励。她要离开家的决定就是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这个年轻女子接受了新文化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反对，她对呆在家里的现状感到不满。七十年后，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反抗家庭”这个新文化短语，这激励她采取行动反对父母的决定，他们让她辍学照顾母亲，而不是让她的姐姐。朱素萼对离开学校感到郁郁寡欢。但是她没办法表达她的不满，因为在儒家道德里，孝顺父母是女儿的义务。尽管她对于姐姐能继续上学而她却只能呆在家里感到不公平，尽管她甚至因此而哭泣，但她直到脑海里有了这些“新思想”以后才得以明确说出这些反应。然后她可以用新眼光来审视当时的情况。问题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她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吗？”而是变成“她应该继续受控于父母吗？”新文化对个人自治和独立的强调，鼓舞这个年轻女子做出一个以前从来不敢做的决定：离开家。她选择去上海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这样她的父母就不能再控制她了。

朱素萼不仅受到新文化思想的激励，而且也因去上海而感到兴奋。她明显意识到小城市的局限以及大城市的机遇；因此她想要“看看这个世界”。她这次移居到上海在很大程度上为她未来的独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当我们把她和她的姐姐——比她大两岁，而且在五四运动时比她更活跃——加以对比时，她移居到上海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她的姐姐读完了师范，留在了家乡，又不情愿地被轿子抬走，陷入了包办婚姻。相比之下，朱素萼在上海可以“选一选”，而且她32岁时跟自己选的男人结了婚。像常州这样的小城里，违背婚约的女人就会被社会遗弃，这就是朱素萼的父亲不得不强迫她姐姐完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后的上海，无数的年轻男女都逃出了包办婚姻，在那里得到了庇护。在这座政治激进分子和文化异端分子大量聚集、西方人展示其异国生活情调的城市里，青年人可以招摇过市地抵制包办婚姻，以此作为他们自己的现代性标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使是不同的地点也能令两姐妹的个人生活产生显著的差异。

但是，把朱素萼带到上海的是她自己的决心。她移居到上海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些特点。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我特别倔强。”她用孩童时的记忆证明了她的倔强。在她的成长期，她的两个阿姨和其他妇女的悲惨生活让她印象深刻。在访谈中，她反复描述丈夫不忠给妇女们带来的伤痛，并描述了她孩童时看到、听说的暴力行为。幼小的朱素萼身边的那些妇女的悲惨让她哭泣，让她愤怒，而且最重要的是让她下定决心：“我绝不会容忍这种事！”她的倔强，或者说坚强的个性，在这里体现出来。在朱素萼以前，许多有个性坚强的妇女看到别的妇女受苦时肯定有类似的感觉。很多决心不接受这种悲惨生活的妇女都自杀了。但是，对于朱素萼这一代坚强的妇女来说，自杀远不是唯一的出路。在朱素萼的个案里，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年轻女子，她用新文化思想来武装自己。新文化运动使她得以指出妇女受压迫。此外，诸如“压迫”、“人权”和“平等”这些词不仅给她提供了分析身边妇女受虐待的一种方法，而且打开了新的视野。她知道了妇女可以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与男人平等的生活。她明白了通向这种不同的生活的道路就是高等教育。她决定走这条路，追求一种没有悲惨的生活，这种悲惨生活是许多妇女都已经历过的。她离家的决心是坚强的个性、对其他妇女所遭遇的悲惨的义愤以及对新机遇的判断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个决定本身象征着这个年轻女子身上新觉悟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家对于朱素萼而言是获得新的主体性的关键一步。

我注意到其他妇女的讲述也显示出她们深受早年所看到的妇女受压迫的影响，这一点很有趣。令她们奋起的那些妇女，通常是她们的母亲或近亲。这些年轻女子见证了其他妇女的痛苦，从而激发了她们为自己过不同的生活而奋斗。因此，新文化对儒家文化压迫妇女的批判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事实上，对这些妇女来说，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最有意义的进步思想就是深嵌于妇女权利或者说女权之中的男女平等观念。在她们每个人看来，男女平等的口号唤起了关于妇女远未受到平等对待的回忆——事实上，比这还要糟糕得多。因此，她们争取性别平等是个人目标，而非有意识或直接地将其与现代民族建构的宏伟目标——这被男性精英们用作争取两性平等的理由——联系起来。用朱素萼自己的话来说：“起初我想为自己争取女权。”尽管女权思想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获得了合法性，但是许多像朱素萼这样的妇女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妇女的平等权利。正是这种个人对女权的情结激起了20世纪20年代妇女参加女权运动的高潮。然而这种个人对女权的情结不适应马克思主义框架，因此共产党成立后它即刻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20世纪20年代朱素萼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妇女组织，然而她选择了学习法律，以此作为争取女权的手段。这个不合常规的选择使她成为受益者，也成为新文化女权主义的支持者。新文化女权主义要求平等教育和平等职业，其结果是妇女可以进入法学院，并从事法律职业；朱素萼通过选择法律作为职业，迅速加入了新女性的行列。

与给妇女创造新的社会职位相比，新文化女权主义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它重建了妇女的主体性。像朱素萼这样没有直接参与女权主义者组织的活动的妇女，却受到女权思想的强烈影响。朱素萼在讲述中用的语言充满了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用语。“男女平等”、“人人平等”、“伸张女权”、“妇女也是人”、“独立”和“自立”——这些词不只是为了表达思想，也是为了描述她的生活。她选择以法律为职业，目的是伸张或保护女权。她追求高等教育，使她成为独立的职业妇女，获得独立，她就享有了性别平等，至少是在家里。她强调说，她不会嫁给一个守旧的男人，也不要当太太，这是五四女权主义的典型姿态。朱素萼年轻时，许多官员和有钱的男人都娶了青年学生，因为受过教育的妻子是地位的象征与现代性的标志。一些精英女子学校甚至被冠以“太太学校”的绰号，因为它们的很多毕业生都成了地位显赫的男性的妻子。如果要下定义，太太是以丈夫的身份为自己的身份、自己没有工作或社会职位的妻子。对于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年轻一代妇女来说，当太太对她们的独立人格会是最大的侮辱。¹³⁷朱素萼在访谈中自豪地强调她在婚姻中的独立性，以此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情感。

作为一个享有独立和平等的年轻职业妇女，朱素萼的生活也证明了自由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之路给这群妇女带来了切实的成果。她为自己争取女权，拥有为妇女开放的新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她能够过一种与她的阿姨或者母亲全然不同的生活。朱素萼的故事表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女权主义现象有着社会的和经济的基础。上海这样的都市提供了新的工作和职业，从而产生了新的中产阶层。与此同时，女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们大量集中在港口城市。事实上，上海在二十世纪初比全国其它地方有更多的女校。尽管这群妇女并不是中国女权主义话语的发动者，但她们无疑是女权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当男性新文化主义者提出性别平等问题时，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渴望把诸如平等教育和经济独立的女权主义要求付诸实践。换言之，女权思想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对一群特殊的观众产生了意义，并吸引着她们。在这种情形下，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权主义话语使受过教育的妇女得以加入成长中的中产阶层行列。

与美国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在世纪之交的美国，职业化主要是产生男性垄断者的过程，剩下受过教育的妇女通过创造具有“女性”价值的职业，使她们自己适得其所。¹³⁸在中国，女权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为妇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各种各样的现代职业提供了合法性。在上海，女银行家、女企业家、女医生、女律师、女作家、女编辑、女记者、女教师、女护士、女校长和女电影明星都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江青和丁玲只是三十年代从上海去延安的著名职业妇女中的两个人，但是许多女名人留在了上海。虽然没有上海或全国职业妇女的确切人数统计，但是，朱素萼和陆礼华这样的职业妇女的讲述告诉我们，职业妇女是救国运动中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¹³⁹

朱素萼不仅把自己看作职业妇女，而且也看作妇女运动的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女权主义高潮时期她没有参加妇女组织。但是，在救国运动期间，她组织了中华妇女国防会，为一份妇女杂志工作，并担任了国民党官方妇女机构以及像上海妇女救济联合会这样的妇女庇护机构的委员。朱素萼并没有把这些活动视为救国运动的一种参与形式，而是把抗战期间发生的事情定义为妇女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的混合体。她认为：“如果你不懂女权，你怎么能公开做所有这些事呢？筹钱，慈善和志愿活动都属于女权运动。”她强调，只有当妇女到社会上工作以后，她们才能懂女权和爱国。女权好像不仅仅包括在公共领域里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为国出力的权利。因此，妇女活动家们把参加救国运动理解为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各种政治取向的讲述者都用了同样的语言——救国和抗日——来表达她们在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妇女受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摆布，而是妇女出于自身利益对民族主义话语产生认同。或许可以这样论证，妇女通过为救国出力，也为自身利益出力，因为她们不想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之下。陆礼华的个案向我们显示了日本人的侵略是如何摧毁她的学校的，她又是如何从一个校长继而转变为一个爱国活动家的。但是，存在另一个把妇女爱国与妇女利益联系起来的内在逻辑。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通过民族主义这个媒介，妇女得以进入公共领域。救国运动使得妇女的社会空间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这一时期，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妇女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朱素萼明确指出的：“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才能争取女权。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做男人能做的事，我们怎么能要求女权呢？我们就不能平等。不管你们男人能做什么，我们女人也能做。”从扩展妇女的社会空间这一点来看，救国运动并没有阻碍却反而帮助了女权事业。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中国妇女运动家把她们在抗战中的显著作用视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章。对于她们来说，所有那些赋予妇女以权利并且有助于为她们扩大社会空间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是妇女取得切实的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也就是妇女运动的定义。

如果中国的妇女活动家与学者关于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显著作用达成了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对谁领导了中国妇女运动以及什么构成了这场运动产生异议了。由于朱素萼与国民党的关系，她对中国妇女运动史的理解经常反射国民党的立场。她的一些观点会受到共产党史学家的反驳。比如朱素萼声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妇女运动。清朝会让你搞妇女运动吗？”她还强调，妇女运动在抗战后、1949年前达到顶峰。她的观点——把中国妇女运动的存在归功于国民党——不仅反映了国民党的官方立场，而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以孙中山为成立之父，其担当了推翻清朝的领导角色，在孙中山去世后仍维持着革命党的形象。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国民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记录看上去非常体面。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时就把性别平等写入了纲领。然而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删掉了原始纲领中的性别平等原则，以反对高涨的妇女参政运动。对早先的性别平等承诺的背弃，这段历史并没有引起五四一代妇女的注意，尤其因为国民党在1924年第一次统一战线形成时又一次认可了性别平等。大体说来，在用女权主义纲领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这方面，国民党的接受程度不比共产党低。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女代表之一的何香凝提出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的议案。提案得到通过，性别平等被写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妇女运动，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决定以苏联的组织架构为模式，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成立妇女部。此后，各级党部都成立妇女部，女国民党员和男共产党员在这些妇女部里一起工作，以推动由政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妇女运动。1924年10月，国民党中央央委员会妇女部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促进妇女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在推动妇女运动中的领导角色就是这样在这一时期牢固树立的。¹⁴⁰

由于国共两党为了国民革命的目标联合起来控制正在形成的妇女运动，并使其制度化，所以妇女运动变得复杂了许多。当许多五四女权主义者或者加入共产党或者加入国民党，并推动一场政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后，五四女权组织和其他无党派女权组织在1924年后或者被拉拢，或者变得黯然失色。1927年统一战线破裂时，每个政党都保留了自己的妇女部或妇女运动委员会。从那时开始，每个政党都声称它在中国的妇女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角色。新文化女权主义话语把“妇女运动”变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任何声称自己是进步的政治势力都会攫取它。

随着国民党1927年后变成中国的执政党，它进一步巩固了对妇女运动的控制。这一时期的宣传歌颂了国民党在妇女解放上的作用，并宣布了妇女要遵守的新准则。在1933年出版的《妇女问题论文集》中，女作者吕云章详细阐述了国民党的妇女运动政策：

因妇女运动是政治和社会的运动，故显然需要得到国家政党的帮助，而不可不顾其他人的观点，一意孤行。在政党之中，推动妇女运动，尊重女权，且保护妇女利益者，没有胜过国民党的。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过去的妇女运动取得了巨大进步，妇女状况已大大改善。从现在开始，妇女运动应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追求党和妇女的利益。

吕云章提出了几点妇女要遵守的准则。妇女应该在国民党的指导下去从事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活动。妇女应该追求思想解放与行为改造，并使自己的生活更简朴、更科学、更接近普通人。妇女组织不应该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也应该考虑社会和国家更广大的利益。

这些准则传递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妇女运动的几点信息。第一，国民党意图把所有的妇女活动都归入其“有计划的”领导之中。尽管这一意图表明国民党想要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但也可以解读为提倡女权主义的国民党对更有效的妇女运动的规划。朱素萼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在国民党各级妇女部以及在国民党等级结构中的妇女运动委员会里工作的妇女的立场。在她们看来，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可以用来为妇女利益服务。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者出于对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的信仰而加入了共产党一样，许多女权主义者出于对妇女参政的信仰而加入了国民党。每个政党对妇女运动的控制不仅是男性主导的一种体现，而且也被两党的女权主义者理解为妇女运动的“正确路线”。换言之，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妇女部或妇女委员会里工作的妇女，都支持各自政党扮演“领导”妇女运动的角色，并且努力工作以确保其政党处于这个领导地位。

第二，吕云章对妇女改造的强调回应了《妇女杂志》的重要主题（见第二章）。应该指出的是，妇女的自我改造也是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联的大力鼓吹。这表明，执政党中的女权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都与统治阶级保持一致，并以屈尊姿态对待妇女群众。吕云章的表述却也警告，要反对国民党的女性支持者内部的精英主义。妇女应该过一种“更简朴、更科学、更像普通人”的生活，这一主张暗示了国民党内妇女的阶级背景。事实上，尽管吕云章没有用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来分析中国妇女（中共内的女权主义者通常这样做)，但是她意识到国民党的女性支持者与下层阶级妇女之间的隔阂。比如吕云章批评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多少有点像贵妇”，因为她们不能忍受为争取妇女利益所付出的艰苦。她指出，城市受过教育的妇女应该到乡村的小学里当老师，以便接触乡村妇女，推动性别平等。她还建议，为了更有效地领导全国妇女运动，国民党应该开设两个妇女运动示范点，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¹⁴¹但是，意识到乡村妇女与城市妇女间的隔阂并没有让国民党采取行动来加以克服。这或许表明，以城市为基地的国民党妇女活动家与乡村妇女的生活距离太遥远了，而无法做出特别努力来填补这一隔阂。

第三，尽管国民党试图控制妇女运动，但它并没有禁止社会上的非党派女权组织，也没有采用中共的排他主义行为：把女权主义定义为贬义词。相反，“女权”一词的历史与国民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词继续在国民党员的著述中被使用，并且对于朱素萼这个国民党女权主义者与陆礼华这个国统区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仍是个褒义词。由于“女权”所代表的女权主义要求性别平等，而没有提倡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因此它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保持着合法地位。吕云章的准则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形：国民党对妇女有组织的活动的控制，与妇女自发活动的可能性是并存的。在国民党提出的那些准则的范围内，妇女是被允许自己组织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妇女自由联合这个五四遗产在国民党时期存活下来。这种社会和政治情况使得20世纪¹⁴²年代的妇女运动高潮成为可能。相比之下，中共对妇女运动的控制则更严厉，更全面。红色根据地时期之后，中共的官方妇女组织——后来知名的妇联——就一直是妇女利益与妇女声音的唯一合法“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许多前妇女活动家在毛泽东时代的命运。

妇女的社会空间在1949年后急剧减少后，中国社会没有了这些妇女活动家的空间，她们无法在国有单位中发挥作用。前活动家陆礼华和朱素萼的经历揭示了这一点。¹⁴³

朱素萼的故事揭示了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中的妇女活动。在她的记忆中，妇女运动的顶峰是在抗日战争后形成的，即使很多妇女组织在日本侵略上海租界以前就已经极为活跃了。从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妇女运动在1945年后在上海复苏。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不仅拥有一间大办公室，而且也巩固了它对各行各业的妇女组织的控制。考虑到朱素萼1945年时是妇女委员会委员，她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她对“顶峰”的理解可能是受此影响。尽管她在战争年间很活跃，但是妇女的联合组织是以何香凝和许广平这样响当当的名字为代表的，其他较小的明星很容易黯然失色。而且，虽然战争年代的党派合作使得共产党和无党派活动家在国统区大展拳脚，但在战后，随着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破裂，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完全占据了领导地位。

朱素萼的讲述也显示出她加入国民党以及参加妇女运动的动机。朱素萼在解释她为什么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时，她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国民党正当权。她主动讲到，由于她是大学毕业的国民党员，因此她的毕业证上有个印章，给予她知府的职位。虽然她毕业后当了律师而不是官员，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就与官宦之家的女孩交往的年轻女子来说，这个印章肯定有很多意义。然而，她却在女权主义的框架内表达了她的政治抱负：“要争取平等权利，你得派个代表替你说话。如果你漠不关心，会给你权利吗？”

因此对于朱素萼来说，取得政治权力是她为了平等权利而奋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参加妇女组织更加反映出她对政治形势的冷静判断。“我成立我的那个组织时，国民党对不同的政见都很开放，欢迎群众组织参与政治。”于是朱素萼成立了中华妇女国防会，不仅为救国做了贡献，而且取得了政府里的代表权。作为妇女组织的领袖，她很快与其他几个妇女代表联合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希望给妇女更多的国会席位。而且作为妇女组织的领袖，她担任了两个上海妇女联合组织（妇女慰劳会和妇女救济联合会）的委员。她的朋友钱剑秋成为了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后，邀请朱素萼担任委员。于是，通过她在妇女组织中的活动，她成为了国民党上海总部的官员。朱素萼的经历似乎证明了中共对“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一种批判——许多上层妇女成立妇女组织，主要就是为了在政府里当官。当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在极大程度上把妇女拒之门外时，妇女运动提供了一条通向这个权力结构的弥足珍贵的路径。对于国民党妇女来说，到达权力中心是很难的。朱素萼向我们表明，妇女运动委员会变成权力结构内部开拓出来的、并被妇女占据了的一块领地，在这片妇女领地里工作，是朱素萼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朱素萼从未预想到，短暂地进入到国民党权力结构，使她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她的黄金时代在1949年嘎然而止。她48岁时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1955年后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她说：“我的余生都荒废了。”她快80岁时才被平反。作为文史馆馆员，她享有一些社会地位和利益，但是没有什么能补偿她失去的珍贵岁月。94岁时她的思维依旧敏捷，说起话来具有律师那善于雄辩的口才，当描述1955年她遭遇的荒唐审判时，她放声大笑，就好像她在讲述的是别人遭遇的荒谬滑稽之事。然而，与她那明显的乐观豁达一起出现的，是她不想费力掩饰的深深的遗憾。她的讲述以这样的语句来表明观点：“但在我盛年时，却被迫放假”、“我的半生都荒废了”以及“选择律师作为职业是个错误，我应该去当作家的”。像许许多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妇女一样，朱素萼欣慰地看到她不是最坏的例子，其他许多人没能挺过迫害。

朱素萼和陆礼华年轻时就认识彼此。尽管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无党派，两个人一直都很友好。有一段谈话我没有记录在她的讲述里，朱素萼在其中表达了她对陆礼华的钦佩，说：“对一个乡下来的年轻女孩来说，开创事业是很不容易的，我钦佩她的勇敢和决心。”她还说：

陆礼华思想很开放。她跟我不一样，没人限制她。她父母住在乡下，所以她有很广的社会关系，和许多男性朋友。她不在乎。和她不同，我周围都是长辈和晚辈[20世纪30年代时朱素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搬到了上海]，我像她那样是不行的。而且，她在办学校，得找名人当校董。所以她很擅长与各种人交际，包括男的和女的。我是个律师，我没有她那样的社会网络。

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素萼不敢拜访任何人，也切断了和朋友们的联系，但是这两个妇女一直保持着她们的友谊，直到陆礼华去世。文革后，陆礼华找朱素萼商量怎么把她学校的财产从政府那里要回来。朱素萼希望陆礼华至少可以收回她在江湾的财产，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朱素萼和其他妇女朋友年轻时经常去。但是朱素萼说，政府最后没有把学校财产归还给陆礼华，却给她在文史馆安排了个职位。这个精明而讽刺的评论显示了这位94岁妇女的敏锐。

有一次我去拜访朱素萼时，我提到了《上海妇女运动史》。她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所以我把我的复印本借给了她。我再次见她时，她很恼火，说：“我读了这本书的大部分，没必要读完。我发现他们只写共产党妇女和她们做的事，其他妇女的贡献根本没提！”这本书没有提到朱素萼，即使她在救国运动中非常活跃；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准确的。上海妇联所写的这部历史展现了1949年以前上海女共产党员活动的图景，却几乎没有提到其他妇女。我无法忘记朱素萼对于以政治取向为依据而忽略妇女的妇女史所表现的深深不满。她在这里的讲述丰富了我们对于她这样的妇女的理解，并显示了她们对妇女的社会进步的贡献。此外，朱素萼的故事指出了中共历史编纂的内在缺点：历史被用来歌颂党的过去。这一政治路线已经扩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在中共的审查制度仍在继续控制历史学家的笔杆的时期，朱素萼的被压制的故事对中国妇女运动官方历史提出了挑战。

（赵婧 译 侯艳兴校）

第六章 王伊蔚（1905—1993）：主编

王伊蔚热情地欢迎我到她的小屋子里，这里有7平方米，当我找地方放包时，她对空间的狭小表示抱歉。作为一个上海人，我习惯了拥挤的小房间；但是，当我看到一位老妇人住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时，仍然感到痛心。然而我悲伤的思绪很快就转到了墙上的中国画和书法上面。王伊蔚自豪地告诉我，除了一幅书法卷轴以外，所有的都是她自己创作的。在她的书架上，我看到一本小说，是中国当年的畅销书。王伊蔚说她已经读了这本书了。在我们的谈话中，她几次拿出厚厚的相簿，向我介绍她的家人和朋友，我发现她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并没有被限制在这个小屋子里。她对当今政治的尖锐评论（她叫我不要把这些录音）显示出她思想的活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密切关注。看着她虚弱的身体，我对她的精神活力与感情充沛感到惊奇。

讲述让我把我的爱与恨讲给你听，爱与恨是有真凭实据的。把我吸引到妇女运动中去并且让我一辈子都关注妇女的，就是她们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受到男人的压迫。

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我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五个女孩。我父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出自福州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读了水师学校，后来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也就是北洋水师学堂。¹⁴⁴他后来当上了袁世凯下面的一个将领。由于我跟随父亲去过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的口音很混杂，很难判断我是哪里人。我是第五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我大姐和一个妹妹小时候夭折了，两个哥哥也夭折了，所以七个院子里只有三姐妹活了下来。我母亲不懂怎么养小孩，她是一个很颓废的人，只知道怎么样成天享乐。

我是1905年出生的，用很现代的方法：在医院里出生的，一间著名的医院——红房子妇幼医院，那时刚在上海落成。我很现代，而且充满创造力，因为我是在那间医院里创造出来的[她笑了]。我母亲很善于享乐和尝试新式事物。我出生前，我大哥就夭折了。我二哥跟着我母亲去了医院，他非常喜爱我，但是我的哭声把他吓坏了。他只有四岁。他吃了我母亲当时吃得很贵的食物，就是他们给产妇吃的那种。这让他消化不良，他就因为这个死了。他的死对我母亲是个沉重的打击。更糟的是，在我之后，我母亲又生了两个女孩但没生男孩。算命的说我的命太硬，所以把我的哥哥给克死了。¹⁴⁵我母亲相信了。从此我不仅倒霉，而且有了一个绰号。我母亲说，是我毁了我哥哥，我克死了我哥哥，因此我被叫做扫帚星。¹⁴⁶我母亲感到余生凄惨，这对我来说很糟。我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忍受着这种压力。我在家里的地位比我妹妹低，她比我漂亮，而且没有克死哥哥。

我父亲比我大三十岁。他三十九岁时，我母亲还不到三十六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童年里的那一天。那是春节期间，我们全家在北京。我父亲坐在炕上，他的姐姐（正在我们家做客）坐在炕的另一头。¹⁴⁷我姑妈对我父亲说：“恭喜，今年你就要四十岁了。但是你还没有儿子。无儿无后，是为不孝。你得想个办法生个儿子。我弟媳很懂事，她不会怪你的。”听到这些话，我母亲的脸色变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回自己的房间。我跟着她，看到她在床上哭。她看到我站在那，就打我，还骂我说：“你这个扫帚星！出去！”

那年下半年，我母亲一个人悄悄地回了福建。她很聪明，知道我父亲会纳妾，她想：“与其让他找一个，不如我给他找一个。”所以她去了福建，花了十七块大洋从一个地主家里买了一个丫鬟。她回北京后，人人都夸她的美德，给丈夫纳妾。这个丫鬟既丑又笨，但是她的肚子很争气：十个月后，她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婴儿一出生，我母亲就把他揽入自己的怀里，视为己出。我们称呼这个小妾“姨娘”。生了男孩并没有改变姨娘的卑贱地位，她还是得从早到晚干家务，和其他佣人一样。

我母亲郁郁寡欢，还得了胃病，无法治愈。有人建议她用鸦片治疗，所以她就吸上瘾了。她还打麻将，真是个堕落的女人。她虐待这个小妾：要她伺候她吸鸦片，给她洗脚，喂她吃点心。她每晚都找她麻烦，直到下半夜两点，然后一直睡到中午。虽然我们家里有丫鬟，但是我母亲不要她们帮她，她只想要这个小妾伺候她。我不喜欢看到我母亲这样折磨她。我父亲不想要这个小妾伺候他。有时他和我母亲一起吸鸦片。他有点怕老婆。我母亲很爱护忌，而且很漂亮。她自己学认字，还读小说。她会在吸鸦片时让我表哥给她讲故事。她去世后，我们在她床底下找到了满满一箱子书：《红楼梦》、《镜花缘》等等。她什么都读。反正，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我同情母亲，可怜姨娘，憎恨父亲。我打心底里对自己发誓：“我要为母亲争光。我要为全体妇女争光。我长大后，要成为一个比男人强、比男人优秀的女人。”

我父亲有了一个大胖小，欣喜若狂。他努力工作，很快就受到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提拔，当上了松花江区督军。然后我们离开北京，跟他去了哈尔滨，他和他的舰队在那里驻扎。

我们福建人很重视教育。很多家庭都雇私人老师，我父亲还送我去读小学。我们搬到哈尔滨后，他雇了家庭老师，我们就不再去上学了。虽然我是个女孩，但是父亲很重视我的教育，因为他知道我很聪明。他是最大的官，所以他的属下都主动要求当我的老师。他们逐渐给我灌输新思想。有一个老头曾经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编，他教我怎样写报刊文章。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的是清朝举人，他教我《孟子》和古汉语。我读了七遍《孟子》，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的政治观点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还教我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我姐姐和我一起学，她读《论语》，我读《孟子》和《宋书》。我们还读柳宗元。我们读了很多文章，但是我们没有读唐诗。他把我当男孩来教。我父母把我当男孩来养。我和姐姐从上午九点学到晚上九点，只有吃午饭时停下来。吃过后，我们马上回去学习。

总之，我父亲对我不错，但他更喜欢另一个孩子。我有一个奶妈照料我，直到我六岁。她干这行是因为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她告诉我，我父亲偏向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让我分享好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跟父母感情不好。我努力学习，把自己关在学习中。我十六岁时心想：“我必须努力学习。我必须比弟弟更勤奋地学习。我要出国留学。”教我《孟子》的那个老先生读过很多书，很进步。他读《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份非常进步的杂志。他给我们讲读过的东西，还鼓励我去上海学习。女孩应该像木兰和谢道韫一样，这也是一种旧思想。于是我对父亲说：“我不会结婚，你不必给我准备嫁妆。你可以把嫁妆的钱花在我的教育上。”我父亲知道我很聪明，而且他的属下拍马屁，也说我很聪明。我父母想要把我培养成女状元，因此同意了我的请求，我要去读上海有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父亲的卫队保护我从哈尔滨到了上海。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封建家庭的女人怎么能如此进步。这是因为家庭情况。

我在1921年离开家来了上海。但是我进了这所著名的中西女中后并不喜欢它。它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除了中国文学以外，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教学。三年的训练让我有了牢固的英语基础，但是我不习惯他们高度西化的教育。真正让我头疼的是每天早上的祷告和读圣经，每个礼拜天花半天时间在礼堂听布道。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宋美龄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学生通常有车往返接送，并且穿得很时髦。每个人都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下课后她们都成双成对像恋人一样走在运动场上。只有我是一个人，始终呆在宿舍里读书。中西大部分毕业生都去了美国，我读中西也是希望出国。但是因为我不喜欢这所教会学校，所以父亲调到北京后我就离开了。我进了北京的京师高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高中，由冯玉祥将军领导。教师来自五所教会学校，非常进步和反帝。我被选为学生会秘书，并参加了学生活动。我还参加了1926年3月18日的抗议。段祺瑞政府命令卫队向抗议者射击，我的一个同学被打死了，这件事让我非常愤怒。

1927年我从中学毕业后，北伐开始了。我父亲从北洋军阀政府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政府每月给他发津贴，就好像他在休假一样。我大姐的丈夫是福州一个造船协会的会长，他把我们全家接回福州，这样我父母就可以安享晚年。我不想跟他们回家乡；我要继续学习，追求独立。但是我家里不再有钱可供我读大学或送我出国，我反而不得不工作来活他们。

于是我通过考试，进了附属于燕京大学的护士培训班。这个班的毕业生立即就能赚每月八十块大洋，与初级医生一样。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一所美国基督教医院）实习。中级培训班与大学级别的医学班都在燕京大学，毕业生都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在这两个级别的入学考试中，我都排名第一；因此，我得到了奖学金。大学生都没有我这么高的排名。如果我继续多学一年半的话，我就会成功了。医生们都说我是天才，应该学当医生，而不是护士。培训班一教那些打针和清肠的内容，我就不高兴。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守护母亲，避免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为什么学医呢？”我什么都学了，甚至还给一个黄包车夫洗澡，受到细菌的感染。有一次有个女病人头上有个伤口，非常容易传染。我被要求去给她洗澡。她都要死了，而我还被要求给她洗澡！这难道不让人愤慨吗？但是我不得不给她洗澡。洗到一半，她死了。我吓坏了！此外，种族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问题。我们走路时得跟在护士长后面，进电梯时得让外国人先进，这让我觉得比外国人低一等。我给在南京大学的同学写了一封信。我从护士学校退学，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与此同时，我与复旦大学的一个同学保持通信，她告诉我说新闻系会在那一年招收女学生。我觉得学历史不能帮我实现梦想，于是我转学到了复旦。那年[1928年]新闻系大概有十二个女学生。

在复旦的那些年我就像个乞丐。我姐夫从福州调到了上海，资助我的一些开销；一个表姐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帮助我。此外，我还做家庭教师。我妹妹那时结婚了。她没有读过正式的学校，只是呆在家里读诗。她23岁，很漂亮，却还没有丈夫。我父母强迫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这个人36岁并且已经有5个孩子了，而她只有23岁。我给我父母写了几封信，试图帮我妹妹抵抗这件婚事，但却是徒劳。她结了婚，搬到了上海。我在复旦时，我的姐姐和妹妹都在经济上资助我。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坐我妹妹的车[她们都有车]出去。我坐在姐姐和妹妹中间，她们说：“看看你，如果你结婚了，你也会有车的。”但是她们两个对婚姻都感到极为痛苦。

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担任中国学生的督学。他在国外有很多学生，他们是丈夫的合适人选。他回中国后，给每个学生都派了一个任务——我的堂表姐妹都嫁给了他们。我姐姐的首选是后来当上国民政府海军部长的那个人。她看到他的照片时就立刻爱上了他。她向我父亲要这个人，但是我父亲觉得这个人太英俊了，说英俊的男人会“变心”，这不好。于是他选了另外一个比我姐姐大十岁的学生。她那时20岁，而他30岁，他们结了婚。他在美国学的是潜艇，而且很博学。我父亲在哈尔滨当督军时，我姐夫替他工作。后来，我父亲退下来了，就依靠我姐夫。

但是，我姐夫就是个坏蛋！解放前男人都坏透了！我们福建人有个习俗，新娘都有嫁妆，我姐姐的嫁妆里有一个丫鬟。当她怀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外甥女时，我姐夫与那个丫鬟发生了性关系！多可怕啊！在我姐姐坐完月子前，她发现这个丫鬟怀孕了。我姐姐情绪失控，从此就得了心脏病。这个丫鬟最后流产了，被卖给了别人。但我姐夫没有悔改。他们来上海后，他经常逛妓院。我妹夫也不干净。他也是清华大学派去国外的一个学生，是我表姐给我妹妹介绍的。这些例子足够了。我的堂表姐妹们婚姻也不幸。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结婚。

我为什么创办《女声》？为什么参加妇女运动？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抱负。正如毛泽东所说，环境决定一切。我并没有太多地想到男女平等，我想的是复仇。我生来就像一颗准备爆炸的炸弹，要来复仇。年轻时我很糊涂，就想考高分。我在中西女中时，就连礼拜天都把自己关在学校里，连五卅惨案都不知道。我的思想在北京的高中和复旦时发生了变化。复旦有一些共产党员。陈望道是复旦的教授；他是最早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

¹⁴⁸他有一个很亲近的学生，这个人现在还跟我有联系。那几年我开始意识到民族危机，并且知道了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一些观点。

我如何创办《女声》的？我们新闻系的老师都是报社的。1932年我一毕业，我们的老师、办《晨报》的潘公展，给我的同学郭箴一找了份工作，做《晨报》妇女专栏的编辑。我有了一个想法，就对郭箴一说：“你可以让我当一个特约记者吗？”她同意了，并给我印了名片。于是我就当了《晨报》记者，为这个专栏采访著名的妇女活动家。虽然我妹夫（就是那个银行家）已经答应在银行给我找份工作，但是我想在报社上班。我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刘王立明。她的丈夫是沪江大学校长，她是节制会[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会长，节制会是一个基督教妇女组织，提倡生育节制，主张废除吸鸦片、赌博、逛妓院这些恶习，并鼓励妇女服务社会。她30多岁，我27岁。我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对方。那时，节制会出版了《节制月刊》，由一个美国教会资助。我对刘王立明的采访刊登在报纸上以后，她又与我见面。她对我说她对《节制月刊》不满。她不想受到宗教团体和政党的影响，想要取得社会独立。她提议我与她一起办一份由妇女活动家办的独立的妇女杂志。这份杂志要宣传我们自己的思想，公开讨论妇女问题，以便动员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我们的姐妹们站起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恰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高兴地接受了她的提议。

刘王立明结束了《节制月刊》，把这笔钱转移到《女声》上。但是这还不够，我负责去弄余下的钱。我在哪能找到钱呢？我说服了我妹夫和其他几个银行家在我们的杂志上登广告，这就给了我们出版所需要的经费。经过两个月的准备，第一期双周刊《女声》在1932年¹⁴⁹月出版了。由于这份杂志的特征是代表妇女说话的妇女，因此受过教育的妇女是我们唯一的潜在读者。我们每期印刷超过两千份，我自己做市场，亲自到报摊去卖杂志。

我们开始出版以后没过多久，我和刘王立明就开始产生分歧。当时，我全心全意相信共产主义思想。我起初追求男女平等是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所以我才去上学，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妇女运动，我以为妇女运动就是妇女受教育，像冰心和庐隐那样做事。¹⁵⁰但是与复旦的共产党接触后，我明白到我们的民族正面临危机，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越来越深重的苦难。妇女被压迫在社会底层，为了生存苦苦挣扎。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将来，还应该把我个人的命运与我们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我从复旦毕业时，救国运动刚刚开始，而且发展迅速，我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我创办《女声》时，根本没有想过我是在从事妇女运动；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一起行动，一起爱国。在第一期的评论中，我写到：“《女声》的历史使命就是动员劳动妇女与所有爱国者加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我在另一期上还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立场与态度》的文章，我写到：“人类社会最悲惨的现象就是贫富之间尖锐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无产阶级终日劳作却饥寒交迫；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无所事事，奢靡享乐。”我提倡消除这一不公平现象，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一个共同的世界。我说，所有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和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所有那些同情受压迫的妇女和无产阶级的都是我们的亲人。“本刊的使命就是要充当我们的同志们的强有力喉舌。”我的观点与共产党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党不承认我的努力。

《女声》引起了很大关注，包括共产党的关注。有一天夏衍到我住的女子公寓来看我。¹⁵¹他给了我一本《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他翻译的。我读了这本书后更加坚定地信仰共产党的妇女思想。我觉得他们的妇女解放思想更为系统，我也接受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个理论。在复旦时，我就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也就是妇女应该走出来到社会上，婚姻自治，人人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连在一起。我读了《妇女与社会主义》后，要求我们杂志讨论妇女状况的版面少些，用更多的版面来号召妇女走出家庭藩篱，参加社会革命。解放后，当我看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时，我渐渐意识到我错了。共产党只不过利用了妇女运动。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妇女运动；他们只是在利用妇女。但是当时，因为我受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与刘王立明不和，她埋头于妇女运动中，没有受到共产党思想的影响。

我们一起共事了两年后就分道扬镳了。几件事导致了我们的破裂。刘王立明总是认为《女声》是属于节制会的，每期都让我刊登节制会活动的情况，我并不总是照办。而她喜欢的文章我不想刊登，因为我们意见不同。她是比较信教的，而我倾向于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对我评价不高，因为并非我所有的思想都跟他们的一样。后来，刘王立明提倡守旧的妇女思想，主张每个妇女首先要当个贤妻良母。我认为，低级的贤妻良母主义阻碍了妇女的解放，而我提倡妇女参加社会革命。当时，刘王立明的节制会缺钱，而《女声》不赚钱，因此它成为了一个负担。最后我们分道扬镳了，《女声》独立了，也就是说它不再有赞助人了。在《女声》独立后的第一期上，我公开声明了我的立场：

我们认为妇女问题是全部社会问题中的一环。直到我们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否则妇女问题永远不会彻底解决。反过来说，如果妇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那么社会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现在，中国妇女运动有两个趋势：一方面，鼓吹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另一方面，追求狭隘的女权主义。前者是一些男子企图利用妇女而给她们套上的束缚；后者是若干机会主义者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的一种手段。二者都不是大多数妇女的出路。我们不应只是拒绝与他们合作，还应坚决反对他们。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融入在群众中的妇女运动，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追求人类的解放……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在民众的努力下，《女声》可以成为“社会之声”。

我所说的“狭义的女权主义”指的是那些只想要男女平等的妇女。

《女声》独立后，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为了给杂志筹钱，我求助于我们的撰稿人和朋友。通过个人关系，我们邀请了著名的电影明星像郑君礼和胡碟来义演，通过卖票我们筹到了一大笔钱。我还去南京和青岛拜访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们当时在国民政府里工作。海军部长和青岛市长都慷慨地捐了钱。我妹妹也一直给我她的私房钱。这样，我得以靠自己来办这份杂志。

我邀请很多著名作家给我们杂志撰稿，他们当中很多是共产党。但是由于《女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批评国民政府，因此渐渐遇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我们的文章经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通过官方审查，这影响了我们的印刷进度。有时候我们的文章被官方审查的人删掉太多了，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在最后印刷出来的页面上留下空白。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被列入工部局的黑名单。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我们的撰稿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财政来源殆尽。最终，《女声》不得不在1935年末停刊。

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抗战在全国爆发。¹⁵²我当时在上海一个邮局工作，一些朋友鼓励我回到新闻界，动员群众抵抗日本侵略。与此同时，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要别人去抗日，而自己却逃避真正的斗争”。这些舆论刺激我再次加入战斗。我辞去了邮局的工作，到了广东。在韶关的一个书店里，我看到了广东妇联出版的《广东妇女》这本月刊，上面刊登了一篇简要的列宁传记，这向我暗示这本杂志是进步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旅途所见广东妇女生活的报道，寄给这本杂志。我还告诉他们我曾是《女声》的主编。这篇报道立刻被刊登出来，他们还要我去见妇联文化部部长陆素英。陆素英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支持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和其他革命家的肖像挂在她房间的墙上。她很欣赏我在《女声》上的见解，邀请我担任《广东妇女》的主编。于是我开始编辑《广东妇女》，与我在《女声》时的职位一样，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由于这份杂志是省政府办的，所以许多职员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不高兴见到我这个新主编，用妒忌的眼光看着我。我编辑了两期后，我们听说日本人要来广东了，省政府搬到了广西，《广东妇女》就停刊了。我感染了疟疾，于是我告别了陆素英，回到了上海。后来我受一个朋友邀请担任上海《大美晚报》妇女专栏的编辑。这个专栏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我写的，主要是号召妇女参加抗战。但是没过多久，报纸的主编被日本人暗杀了，报社被迫关门。那以后，我在中西女中教了几年书。

《女声》独立时，女诗人关露想要接管。她是共产党员，可能是共产党得知《女声》没有了财政支持，就派她打入。当时，我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她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试图夺取杂志的控制权，我拒绝了她。在四十年代初期，上海落入日本人手里后，出现了一份杂志，看上去与我们的一模一样，也叫《女声》。但是这个《女声》却鼓吹投降与大东亚共荣圈。主编是日本人，关露在编辑之列。我当时忙于教书，不知道这本伪《女声》。我从一个朋友的信里知道了这本杂志，在书摊上找到了它。我意识到由于我拒绝让关露接管《女声》，她对我很不满。现在，她侮辱了《女声》，把这个刊名给了一本卖国杂志，给《女声》抹了黑。看着这个伪《女声》，我决心有朝一日要重办我们的《女声》，揭露那些汉奸，恢复《女声》的名誉。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回到了上海。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后来我知道她是共产党员——非常受国民党欢迎。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曾是复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据当时的报纸所说，胡绣枫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战后共产党派李剑华担任社会局局长。胡绣枫还办了一份杂志叫《现代妇女》。由于在上海沦陷前她是妇女运动的活动家，所以她肯定知道《女声》，她也知道我与关露不和。当我试图重办《女声》时，一开始就没能取得必须要社会局批准的印章。我觉得是李剑华和他妻子阻挠了此事。但是我最终在我学生的帮助下注册了这份杂志。我在中西教书时，很受学生们欢迎。一个学生的母亲认识一个姓陆的女人，这个女人认识国民党宣传部里的一个大人物。这个姓陆的女人读过《女声》，认为我写得很漂亮。她得知我在注册《女声》时遇到了麻烦，就主动提出帮助。我的学生把我介绍给她，她写了封信给这个大人物。一周内我们就取得了社会局的批准。但是在文革中，这件事变成了一个麻烦：当被问到“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会批准你的杂志？”时，我无法解释。一些人认为我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投降后，我妹妹给了我五百块大洋重办《女声》。我邀请了几个还在上海的前任撰稿人一起工作。1945年10月，《女声》复刊，这次是月刊。我在第一期上写到：“在日本占领下，美丽的衣服被夺来遮盖丑陋的躯体。我们杂志的名字‘女声’被用来散播各种毒药。还好聪明的人们能够分辨黑白是非……现在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巩固永久的胜利，实现民族建设的伟业，我们要更积极地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在最初的几期中，为了强调妇女对抗战的贡献，我们刊登了日本占领期间妇女的英勇事迹。我的一个学生采访了钱剑秋，她是国民党员。我刊登了这篇报道，因为我认为所有为抗战做出贡献的妇女都应该受到褒扬。我还刊登了国民党员写的文章，因为我认为他们也爱国。这与共产党的看法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抗战期间，它听从共产党只写爱国主义，就好像妇女参加爱国运动就等同于从事妇女运动。战后，我很少刊登共产党投来的文章，而更多的是妇女投来的文章，甚至国民党投来的文章。

《女声》经常刊登文章揭露那些抛弃妻子而娶了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男人，那些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而破坏别人家庭的知识女性，以及那些以追求爱情为名却玩弄女人的无赖文人。因为这样，《女声》得罪了许多人，他们批评《女声》是专门骂男人的“狭隘的妇女主义”。我想我只被贴了一种标签。我满嘴都是骂男人的话。各种政治背景的男人来拜访我——共产党，国民党，或是汉奸——他们都不会跟我谈下去，因为我们话不投机。虽然我也痛骂蒋介石，但是共产党不会注意我，他们认为我对他们没用处。国民党知道我没有政治背景，所以他们也不理睬我。他们完全看不起妇女，不理睬她们就好像你不会理睬一条叫着的狗。但是《女声》把民族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有一次田汉的妻子来了，给我们讲了田汉与一个女人的婚外情。田汉是共产党的大人物。由于当时国民党报纸用这件事来攻击进步力量，所以我们就没有刊登文章声援田汉的妻子，即使我们非常同情她。

《女声》复刊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我与出版人康丹合作。我负责编辑，他负责市场。渐渐地，康丹企图干涉编辑工作，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在那前后，

刘王立明从重庆回到了上海。战后，她的想法改变了很多。她接受了新思想，不再提倡贤妻良母主义。她对我说，我们并没有太大不同，她很高兴看到《女声》复刊。所以我们再次合作。与我们第一次合作时一样，她是杂志社社长，我是主编。许多办公室工作都是由节制会的职员完成的。我们还改变了编辑方针。为了提升妇女的写作兴趣，我们决定只刊登妇女写的文章。我们刊登各界妇女——教育，演艺，医学，法律，电影和艺术——写的报道。

我还与刘王立明参加了社会活动。我们加入进步力量来抗议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抗议即将发生的内战。国民党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刘王立明是民盟的一个显要人物，并且在通缉名单上。在事情变得太迟之前，她不得不逃到香港。我们的固定撰稿人耿馨之刚刚采访了著名的女活动家、律师史良。这篇采访已经在印刷了，而当时史良也不得不逃走。她离开前，告诉我们抽回这篇报道，我们不得不立即销毁已经排好的样板。虽然刘王立明对我说要尽我所能把杂志办下去，但是政治形势却很难让事情如愿。加上我们再次面临财政问题。耿馨之建议我们向朋友和熟人要捐助，很多人都捐了书画和古董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想要举行拍卖会拍卖这些物品时，却没能成功。正在进行的内战引发了通货膨胀，很少有人有足够的钱买这些东西。1947年，在各种压力下，《女声》不得不再次停刊。此后的情况太过混乱，以致于我们丢失了我与刘王立明第二次合作时所出版的所有那些期的杂志，我甚至不记得哪本是最后一期。

后来我当家庭教师来养活自己。解放后，李剑华从国民党社会局的局长变成了共产党政府劳动局的局长，所以他的妻子胡绣枫又一次大出风头。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出去找工作：我担心如果胡绣枫发现我在哪，她就会迫害我。我继续靠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为生。关露在解放后入狱了。但是近些年关露这个名字又变得出名了。很多文章都赞扬她是个女英雄，他们还想把她的故事写成一部电视剧。我不相信一个共产党会用她的真名来替日本人做事，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前一天是汉奸，第二天就成了共产党女英雄。共产党太复杂了。我对此非常气愤，我想我是不会想通这件事的。我在想我如何能让后代了解关露和我们的《女声》的真相。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给我自己立块墓碑。1990年，我在苏州凤凰山立了一块墓碑。墓志铭是一个朋友写的，内容如下：

王伊蔚女士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爱国反帝斗争。1932年日本侵华，王伊蔚站出来联合进步妇女如刘王立明，组织女声社，创办《女声》杂志。撰稿人包括刘王立明，杨美真，何香凝，彭子冈，黄碧遥，金石音，章乃器和沈志远。《女声》在救国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读者反应强烈。因此，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利用《女声》的声望出版了一份伪“女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卖国主义。它向中国人灌输投降立场，企图消灭中华民族和种族。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愚蠢的日本人被彻底打败，赶回了他们的老家。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妇女已经解放了。王伊蔚女士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还有一个更好的墓志铭，已经写好了但没有刻上去。我请我的朋友艺术家谢春燕在1990年写的这个：

泉水出自溪谷，馨兰生于山谷。这里静躺着王伊蔚先生，一个不平凡的人。先生生于一个古老而闻名的闽南家庭。她聪慧敏捷，年轻时反抗旧的儒家伦理，为自由独立而斗争。其间虽偿苦果，从未后悔。此乃不平凡之一。长于乱世，凭着独一无二的智慧与勇气，创办《女声》，宣传妇女解放，决不向男人屈服。抗战中，与王立明、何香凝和史良共事，号召救国，不顾自己生死。此乃不平凡之二。晚年时，疾病缠身却热心依旧，教学生，画国画。不出陋室，却当媒人。多人受益。此乃不平凡之三。人有不平凡者三少矣。野草掩盖不住她的精神，清风显露她的本质。她的崇高志向永不朽。

我自己在1983年写了这行话：“在我艰难的一生中，疾病伴我岁岁年年，但没有完成我毕生的目标，我不愿死去。”我花了两千块钱做这块墓碑。我就是担心这些妇女会被遗忘。解放后共产党只承认它自己的那种妇女运动，其他的妇女运动根本得不到认可。但是，就连沈兹九和史良也没有推动妇女运动；她们只是做了跟着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这些事，完全与妇女无关。大部分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即任何与妇女有关的事情都是妇女运动。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跟着党走就是妇女解放。我曾经也这样相信，但是我真正参加的是救国运动，我没有为妇女运动做很多事。解放后，我渐渐意识到这一点。共产党仍旧没有给予妇女重要的职位，只是利用妇女来促进党。妇女运动在解放后就消亡了。妇女运动绝不该让男人领导，因为男人领导的妇女运动是不会彻底的。正是在解放后——我把自己关在我的小屋里，读报纸，看着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办《女声》时，我只是跟着共产党学舌。但是现在，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妇女不被当成人，而是被当成装饰品、奴隶和生育工具。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宣传贤妻良母的观念。我对妇女解放的观点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他们应该有平等的地位。虽然共产党说男女平等，但是他们言行不一。共产党推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之类的运动，只为了告诉你他们想要你做什么。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中国妇女仍没有被解放，妇女处处受压迫。许多丈夫还在狠狠地压迫妇女。工厂把妇女赶出去，大学拒收女学生。当今政府最需要哪种妇女？他们表扬最多的就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妇女应该当商业经理，跟着政府政策走！如果你知道怎么赚钱，开个公司当个经理，政府就会赞扬你。

在国民党时期，妇女也受到歧视。我在中西女中教书时，他们不请已婚女人，只要单身女人，学校的校长就是个未婚女人。许多上班的妇女就像是装饰用的花瓶。妇女能得到的最高职位就是当校长和律师。这就是为什么我听说共产党的事情之后会被它吸引。但是就个人来讲，我从没有遭到歧视。在学校，我与男教师的待遇一样。我编杂志时，只接触妇女。男人会来拜访我，我当时非常受欢迎，很多男人约我出去。但是因为我不漂亮，所以他们来了一次后就不来了，我也从不回访，我很骄傲的。

我办《女声》时，一个浙江男人看到了这本杂志。他写信给我，并且成为了撰稿人，这就是我怎么认识我前夫陆合丰的。他高中毕业，是国民党县政府里的小职员。我们没有马上结婚，渐渐了解彼此，确立了关系。后来，我们结了婚。我请我妹夫在上海给他找了一份金融类的工作。我跟他结婚是因为我以为他喜爱《女声》，很关注它。但事实上，他是最坏的坏蛋。共产党里面，有很多对待婚姻比封建地主的行为还要恶劣却满嘴甜言蜜语的人。我经常说国民党员坏，因为他们养小妾。但是共产党更坏，他们干脆抛弃结发妻子。在封建主义下，如果一个男人有几个妻子，那么结发妻子就是正室。但是在共产党那里，结发妻子完全被抛弃了。她离了婚，还得被戴“帽子”，表明她有意识形态问题。陆合丰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支持共产党。他就像共产党一样，言行不一。从任何方面看他都不是好人。他无法在文学界出头，于是就写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来出风头。他坏极了，只是想利用《女声》来刊登他的文章。他在文中表达的观点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是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共产党员也都是这个样。我听说过很多共产党员养小妾的事。我不想接触任何养小妾的男人。毛泽东不是这个样吗？在抗战期间，我得知了毛泽东和江青的风流韵事，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看法。陆合丰和毛泽东一样，只不过他没能爬上政治阶梯，所以他想利用《女声》帮他往上爬。回想当时，很多男人追求我。中国男人全都这个样，这就是为什么我鄙视他们。他们行动上压迫妇女，但是言语上他们却说支持男女平等。田汉的妻子来见我，还有几个妇女也来讲他们丈夫的风流韵事，这些男人都压迫他们的妻子。郭沫若有七个老婆。在他的追悼会上，七个老婆全都带着孩子出现，这让他的最后一个老婆极为愤怒。我和陆合丰吵架时，他说：“我们要几个女人。男人需要点心，也需要饭。”我愤慨极了，把他的帽子扔向他。他太大男子主义了，竟然打了我。我们很快就离了婚。

我没有孩子。有一次我病了去看妇科医生，她说：“如果你想要孩子，我可以帮你，很容易。”但是我说：“我不想要孩子。我想干革命，替妇女诉苦。”陆合丰也同意，因为他是左翼份子，左翼份子不想要孩子。我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想太多，我只想投身于妇女平等事业。我认为妇女有她们自己的思想和她们自己的人格。相比之下，在旧社会，妇女要靠男人吃饭，就不得不事事顺从男人，就像歌谣唱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认为将来家庭会瓦解，家人就和朋友一样：有一辈子的朋友不容易，是吧？有时候你甚至会破坏友谊。

我在1962年成了文史馆馆员。那里有很多艺术家，所以我开始跟他们学绘画。我也开始写诗。我年轻时对这些东西从来不感兴趣。但是我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中——尤其是当胡绣枫当上上海妇联的领导以后——因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如何看待我在解放前的活动，所以我一直保持低调。文革后，史良去世时，沈兹九和胡愈之为她写了一篇追悼文。在文章中，他们提到了我和《女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共产党没有把我当成反革命，我终于松了口气，开始参加公共活动。我总是想着要为妇女做事。我认为妇女应该提升她们的教育水平，所以我自愿用空闲时间给很多年轻妇女上课。我还帮妇女找工作，还做媒人。一些年轻妇女让我给她们说媒，我就问她们：“为什么你非要结婚呢？”她们说她们不知道，只是觉得空虚。当她们到了一定年龄，就想结婚。但是，如果妇女明白有男人做伴没什么好的，那为什么非要结婚呢？

文史馆非常重视艺术家，但不包括我这个参加妇女运动的。然而1984年他们让我写《女声》的回忆录，因为邓颖超让全国的文史馆挖掘那些解放前对妇女运动做出贡献的人。如果她没这样做，那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了。邓颖超对妇女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她是真正推动这场运动的人。周恩来的名字太响了，盖过了邓颖超。她在二十年代办了《女星》杂志，而我在三十年代办了《女声》。我请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关于《女星》和《女声》的文章。上海档案馆几年前成立时搜集了名人资料，起初他们把我算了进去，但是有人说我没有群众支持，所以他们就把我删掉了。我很生气。我办杂志办了这么久，我还没有群众支持吗？但是，我还是把我手里有的《女声》捐给了档案馆。我还影印了上面的一些文章，有的是我写的，有的是其他撰稿人写的，都在这两大本剪贴簿里，我想让你留着。

我在为杂志筹钱的时候，我的朋友陈泳声给了我一本《女声》，她一直留着的。我认识她很久了。她认识刘王立明，还来节制会参加会议。她是一个体育教师，去美国读的大学。当时，刘王立明手底下有很多像陈泳声这样的妇女。她们受过教育，出过国，然后又回国爬上了社会阶梯。这些妇女都是个人主义者，她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或是妇女这个整体，她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回想当时，很少有人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杂志卖得不好。我还有一个朋友，叫蔡慕晖，是陈望道的妻子。我办《女声》时，她在办《女青年》。她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长。她看到《女声》取得成功，于是想让我跟她一起工作。我的工资只有六十块大洋，她可以付给我一百块大洋，但我没有接受这份工作，因为这是一份教会办的杂志，我非常反宗教，我认为基督徒都是伪君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读了一所反宗教的高中。

我出生那年，同盟会成立了。我来上海那年，共产党成立了。复旦也是在我出生的那年正式成立的。我很会选时候，似乎暗示着我本应该成为一个伟人，但是最后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四十周年校庆，我在庆典上演了一个话剧。我扮演两个角色：一个老妓女和一个男人。在复旦时，我也演话剧。我不善于表演，所以我没有成名。

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共产党只是在利用妇女运动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就我而言，我利用政治来达到我的男女平等的目标。我参加了救国运动，但我没有忘记妇女，这是我与共产党的不同之处，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要我。所以最后我被关在这个七平方米的亭子间，勉强糊口。我真是个穷人。我是真正的孤老，我在政治上孤独，在家庭和事业上也孤独。我的生活就是一场悲剧。如果我是个男人，我父亲去欧洲时就会把我带出国。如果我没有倾向于共产党，我可能去了美国。但是因为我受到复旦的共产党员的影响，所以我亲苏反美。我在中西女中教了三年书。我大部分学生都在美国，他们都有很大的成就。

解读：国共夹缝中的女权主义当我在上海寻找年老的妇女活动家时，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她家附近有一个老妇人，曾经是一份妇女杂志的编辑。当我被介绍给这个老妇人也就是王伊蔚时，她非常热情地欢迎我说：“你找对人了，我是妇女运动专家，你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了。”王伊蔚把自己看作是妇女活动家，通过编辑妇女杂志而参与到妇女运动中来。在几次访谈中，她几乎不讲与她的这段人生无关的事情。相反，她围绕她的《女声》杂志主编这个身份建构了一个生命故事，尽管她办妇女杂志或是写报纸的妇女专栏的时间加起来大约只有五年时间。在她成为文史馆馆员以前，她当过教师、家庭教师以及邮局工作人员，但是在按照她的要求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没有提到这些经历。很明显，担任《女声》主编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为满意的经历。对王伊蔚来说，她当编辑的经历似乎不仅仅说明了她是怎样的人，更构建了她这个人。她从她是如何最终成为一个妇女运动的活动家的角度，剖析了她的家庭背景与童年。

在王伊蔚的故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让二十世纪初的妇女投入妇女解放斗争的两个主要因素：妇女在家中受压迫，性别平等的话语。在王伊蔚的讲述中，她细致地分析了她的家庭生活对她的影响。由于是女儿，她成了克死自己哥哥的嫌疑犯，因此她童年时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所回想起的一连串事件如同梦魇：她的出生导致年幼哥哥的死亡；唯一的儿子的死亡令她父亲有了一个小妾；这个小妾的出现使她母亲得了不治之症，最终吸鸦片成瘾。故事中，王伊蔚、她的母亲和这个小妾，不同辈分、不同社会地位的三个女人，都是父权、父系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在这种偏向男性后嗣的压迫制度下长大，王伊蔚决心要比男人做得更好，以此来反击。她目睹了母亲的不幸，这促使她胸怀大志，要比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更有成就，以便给母亲以及所有妇女争光。她公开表明的对妇女问题的兴趣，一定源于早年的这些个人经历。

王伊蔚的父母培养了她的抱负，既用了消极的方式，也用了积极的方式。他们很遗憾她不是男孩。但是，他们把她当男孩来养，还希望她会当上女状元。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的家庭把女儿当成假小子来养并不少见，不论是出于现实原因，如陆礼华的父亲把她培养成家族生意的继承人，还是出于他们本身的心理需求。这样的年轻女孩们作为女性通常承担着心理压力，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受到鼓励和特殊待遇，这些暗示着她们与众不同并且前途无量。通过陆礼华与王伊蔚的个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幸运的女儿可能成为坚强的女人。这样的女孩会努力奋斗，比一个平庸的儿子更有出息，为了让父母骄傲，也为了她的自我满足。在二十世纪初动荡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这些被精选出来的女儿通过在男人的世界里站得一席之地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但是，教育机会并不一定是只给被精选出来的女儿的特殊待遇。王伊蔚强调说，她的父母认为她特别聪明，并且重视她的教育。当她请求去上海著名的女中读书时，她父亲立刻答应了。但是她的两个姐妹也有私人教师，即使她们没读大学。王伊蔚的解释是，给女孩请私人教师是福建家庭的风俗。地域差别可以部分地解释女子教育故事中的不同之处。在陆礼华生活的地方，在她之前没有女孩受过教育。相比之下，在朱素萼的家乡，私塾里的女子教育是理所当然的。王伊蔚与朱素萼的情况相似：常州和福州，朱、王两家的发源地，都是历史学家何炳棣所列举的明清时期自诩不平凡学术成就的府。从历史上来看，产生更多学者型官僚的地域似乎就更有可能支持女子教育。可能学者型官僚家庭给女孩请的私人教师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的一种地位象征，因而其它殷实之家也以其为榜样。因此，

在父权制家庭中，妇女受压迫的故事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王伊蔚的讲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被视为扫帚星的女儿也可能被当作一个未来的女状元来对待。她既能给她的家庭带来荣誉，也能带来灾难。

王伊蔚受性别平等话语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与陆礼华和朱素萼不同。由于她比其他两个妇女年轻几岁，因此与这两个人不同，五四运动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¹⁵³此外，由于她父亲是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所以可能刻意把她与学生运动隔离开来。但是，进步思想还是冲破了督军府对她的隔离。她的一个家庭教师订阅了一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影响力的杂志，并且他给他的年轻学生们讲他在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新文化的信息通过这一渠道传到了王伊蔚那里。同样是这位家庭教师不仅介绍王伊蔚去一所西式女校，而且还鼓励她效仿古代的女性行为榜样：木兰和著名诗人谢道韫。与许多中国男学者一样，这个家庭教师承认妇女的天赋。作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男人，他欢迎新女性的出现，她们会用天赋服务民众。有趣的是，鼓励他的女学生们胸怀大志并不意味着这个年老的男人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正如王伊蔚敏锐地指出的：“女孩应该像木兰和谢道韫一样，这也是一种旧思想。”然而，一个现代谢道韫不会满足于在闺阁中读书。这个家庭教师鼓励王伊蔚追求海外求学的梦想，并建议她去读中西女中，一所为了吸引精英家庭女孩而建的美国教会学校，以此作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这是二十世纪初以来许多来自精英家庭的妇女所走过的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女学生，包括那些从日本回来的，正在中国的城市地区缔造伟大的事业，当时王伊蔚受到鼓励去追随她们的足迹。出国留学对男女来说都是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可靠途径。

由于王伊蔚住在哈尔滨，远离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一座北方城市，她对于正在发生的新思潮几乎闻所未闻。用她的话来说，她“很糊涂”，一心只想考高分。她对年轻时期的这段描述反映出她几乎没有受到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影响。然而，她的行为榜样却包括了著名的五四新女性冰心和庐隐这两位20世纪20年代的职业女作家。正如王伊蔚在她的讲述中所强调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妇女运动，我以为妇女运动就是妇女受教育，像冰心和庐隐那样做事。”王伊蔚正确地将这些新女性与妇女运动联系在一起。冰心和庐隐都读过大学，并逐渐拥有了独立的事业，而妇女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就包括在新文化女权主义的重要主题之中。于是，通过她那个时代著名的新女性，王伊蔚获知了新文化女权主义的信息，她把这些妇女当作给她指明自我实现之路的行为榜样。因此，王伊蔚童年时怀有的要比男人强的抱负通过对新文化女权主义的响应而得以实现：受高等教育，成为独立的职业妇女。

但是对于王伊蔚来说，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在著名的女校学习并没有如王伊蔚所期望的那样让人兴奋。中西女中是一个上层阶级的学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上海的富人家庭。尽管王伊蔚也来自上层家庭，但是她与主体学生有很重大的区别。她主要在北方长大，在北京和哈尔滨这样的城市里，这意味着她很可能在口音、衣着、甚至是她喜欢吃的食物上都明显不同于上海女孩。此外，直到十六岁，她熟读的是中国经典文献，但对西方文化却知之甚少。如今，她突然进了这所美国教会学校，肯定感到了文化冲击。在中西女中的几年给她留下了许多负面记忆。她既不喜欢时髦的学生，也不喜欢严重西化的课程，而且由于在教会学校的经历而变得反宗教。在这些情况下，她父亲被调回北京就是一个喜讯，因为她可以离开上海去北京与家人团聚了。她在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她离开中西女中，也就离开了实现她最初的出国留学梦想的轨道——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一直对这个梦想的破灭感到遗憾。

在北京的京师中学时，左翼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喜欢那些反宗教的教师和学生。在访谈中，她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京师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这所学校使她的思想发生转变，她开始受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高中毕业后，王伊蔚离开了北京的一所护士学校，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最后进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她在那里度过了经济困境，最终毕业。这所学校明显适合她。这个专业让她有机会成为一名记者——一个刚刚向妇女开放的职业。她的写作天赋会得到用武之地，她成为了第一代职业女记者，从而她要为母亲和所有妇女争光的使命将得以完成。复旦还给她留下了另一个印记：复旦吸引来一群进步教授，她后来意识到这些人实际是老共产党员。

她被共产主义吸引是合乎情理的。像我这样来自封建家庭的人怎么会如此进步呢？这个问题王伊蔚一定问了自己很多次，她在讲述中给出了一套答案，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她构建的答案中追溯一个共产党支持者的成长。“封建家庭”既压迫了她，也培养了她的要比男人强的抱负。由于这个抱负，当她发现她那个时代妇女最高的社会职位只是当校长和律师时，她感到灰心丧气。在此等情形下，她欢迎激进的社会变革，甚至是共产主义革命，后者承诺在各方面都将实现性别平等。

王伊蔚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的影响，包括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她的讲述有意无意地证明了这一点。她明确说出在复旦那些年时，她开始接受中共思想，而且在担任《女声》主编时，她写了很多与中共路线“一致”的文章。然而，自从解放后，她就不再被中共所迷惑。花甲古稀之年，她强烈批判中共，并对中共的性别政策以及她对中共的苟同重新做了评价。与此同时，她对中共语言的熟练运用，通常形塑了她叙述的方式。比如，她用“颓废的人”和“堕落的女人”这样的词来表达对母亲的批判；这些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谴责。尽管她深深同情母亲的悲剧，但是她却情不自禁地用中共路线来评判她。王伊蔚重新评价了中共，她得出一个结论：妇女被中共利用来推动社会运动。然而，她把她那一代追求事业成就而不是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妇女称为“个人主义者”，让人想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中十足的贬义词。简言之，王伊蔚的讲述反映出她对中共话语既反感又顺从。当一个女人发现她不得不重新评价她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那部分时，这通常表达了她的矛盾与困惑。

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陈望道是王伊蔚在复旦时的老师，通过他王伊蔚熟悉了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她跟着中共“学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她与刘王立明分道扬镳后，她在《女声》上写的那篇文章。她在里面批评刘王立明宣传贤妻良母主义以及“狭隘的女权主义”。她号召妇女参加救国运动，这是中共在那一时期强调的主题。王伊蔚与刘王立明后分道扬镳后就没有多谈妇女问题了。“我真正参加的是救国运动。我没有为妇女运动做很多事。”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王伊蔚发表的这段自我批评似乎同第一次谈话时的一个论断相矛盾，当时她说：“我是妇女运动专家。”事实上，王伊蔚采用不同的架构来展示她在这两件事上的经历。正如她所评论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错误观念，即任何与妇女有关的事情都是妇女运动。”这个“错误观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的，朱素萼的讲述揭示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救国运动中妇女社会空间的扩大，使妇女的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伊蔚在20世纪30年代既在从事妇女运动，也在从事救国运动。

对王伊蔚而言，办《女声》是最有意义的经历，这是她事业的巅峰，给她带来巨大的个人满足感。但更重要的是，这让她参与到救国运动和妇女运动中来。在这里，我不仅想要强调这些运动使王伊蔚这样的妇女获得了权利，而且也要强调中共已经承认妇女参加了抗战。事实上，救国运动中的许多左翼女活动家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升至高职，她们也一直被中共的官方著作视为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后，史良和沈兹九，王伊蔚在三十年代认识的这两个著名活动家，分别当上司法部部长和全国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因此，王伊蔚通过强调她在三十年代的救国运动和妇女运动中的角色，表达了她对中共主流话语的认同。在墓志铭上，在她的自传与回忆录中，她从来没有放弃强调自己的这段历史。遵照党的路线来讲述自己的历史，在这方面，王伊蔚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就连朱素萼这个国民党员，也强调她在统战时期的活动，并在自传中赞扬中共的妇女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人都知道哪些政治正确的话是可以在公开场合说的。但是，当王伊蔚把自己说成是中共路线的一个追随者时，她的目的不只是要通过审查，也是要求党承认她。

王伊蔚的讲述的复杂性，在于她对中共的矛盾态度。她最引以为豪的人生阶段就是她追随中共的那段时期。如果她依旧相信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正如她那一代的许多女共产党员所相信的，又或者说，正如她自己写的文章所暗示的——那么她在本章中所建构的讲述就会更加连贯一致。但是，她对中共的幻想痛苦地破灭了。共产主义革命没有给她带来社会进步，也没有兑现在各方面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当她回想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支持者所付出的努力时，她感到被利用了。结果，她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妇女运动献身的人，然而她对中共的重估必然与她的这个努力互相矛盾。事实上，她对中共妇女运动的尖锐批评，导致了她对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角色的自我批评：“我只是跟着共产党学舌”以及“我没有为妇女运动做很多事”。但是刻在她墓碑上的墓志铭却丝毫没有显露她对过去的这种怀疑与重估。

墓志铭清楚显示出王伊蔚最为关切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在人死前就立起刻有墓志铭的墓碑，并不多见。对于王伊蔚来说，买下它是一个重大决定。她在访谈中强调，为了立这块墓碑，她花了两千块钱，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在第一次访谈中，她谈到了这块墓碑，这是为了证明她所说自己是一个从事妇女运动的专家。但是，这块墓碑的全部内涵在接下来的几次访谈中才变得清晰起来，她开始谈到关露，这个人明显对王伊蔚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王伊蔚的讲述，关露曾经试图要接管陷入财政危机的《女声》，王伊蔚拒绝了这一企图，这使得关露怀恨在心。上海沦为日军占领区后，关露利用《女声》这个名字来兜售卖国主义，王伊蔚担心她的一生将会因这件事而被玷污。王伊蔚在1984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录》，发表在1986年出版的《上海地方史资料》中，她描述了伪《女声》的出现。1984年，她还口述了一份更为详细的《女声》回忆录，1987年由《大千世界》这份杂志印刷成册以作为参考资料。在这个小册子里，她谈论了关露接管《女声》的企图与伪《女声》的出现之间的关系。她还强调，正是这个冒牌《女声》让她决心重办她自己的《女声》。

关露还在另一件事上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胡绣枫，她的丈夫是国民党时期的社会局局长，她是共产党时期上海妇联主任，是关露的妹妹。王伊蔚认为胡绣枫阻挠了抗战后《女声》的注册。此外，由于解放后胡绣枫是政府高官，而且她丈夫是劳动局局长，王伊蔚担心如果胡绣枫知道她的下落就会迫害她。由于这种担心，王伊蔚没有去政府找工作。¹⁵⁴

可以理解，当王伊蔚看到她得罪过并且鄙视的那个人突然在¹⁵⁵世纪80年代末成了共产党的女英雄时，极其恼火。后来人们知道了关露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中共指示下参与伪《女声》的工作。她很有可能在日军占领时期假装成一个“文化汉奸”来给她的间谍活动作掩护。与其他很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由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解放后关露被关在监狱里很长一段时间。¹⁵⁶毛泽东死后，她与其他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一起被平反。由于关露是上海三十年代的著名女诗人，而且人们又发现事实上她不是“文化汉奸”而是共产党间谍，因此她在平反后受到媒体的关注。关露在三十年代的活动得到官方的重新界定，这把王伊蔚推入困境。如果关露一直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那么王伊蔚与她的争执肯定就是政治错误的。此外，如果关露是在中共的指示下要接管《女声》或是为了党的事业而利用《女声》这个名字的话，那么王伊蔚在回忆录中谴责她就变得没有意义了。简言之，如果王伊蔚的对头关露是共产党女英雄，那么王伊蔚又是什么呢？尽管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关露这个女英雄身上，甚至没人会提到王伊蔚，但是她——这个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默默无名的孤独的老妇人——却认为关露的平反给她自己的身份认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她有了一个精明的想法：立一块墓碑，描述她自己的身份认同，记载她所看见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墓碑代表着这个老妇人对中共路线的反抗；但矛盾的是——也可以理解的是——她是用中共的语言来做出这一反抗的。

王伊蔚的墓碑不仅仅把目标指向让别人“了解故事的真相”，而且要让她做过的事得到承认。在我的采访中，王伊蔚经常抱怨尽管她在《女声》上宣传了中共路线，但中共并不承认她的努力。她还批评中共只承认他们自己的那种妇女运动。“其他的妇女运动根本得不到认可。”她在墓志铭上列出了几个女活动家，因为她“就是担心这些妇女会被遗忘”。她肯定把自己包括在“这些妇女”中。从个人层面来说，王伊蔚记住“这些妇女”，就是要承认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以及其他那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长期埋没的非共产党妇女活动家的价值。

王伊蔚的这一做法也显现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复杂性。作为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活动家，她知道存在不同种类的妇女运动；毕竟她与刘王立明的破裂就是因为她们对这一运动的内容持不同见解。现在，年迈的她作为一个批评中共的人，对中共关于中国妇女运动史的表述感到不满。中共在他们的妇女运动史中把共产党女活动家置于显要地位，却低估或埋没了许多重要的妇女活动家，她们不是共产党员，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追随中共的妇女运动路线。为了打破中共对妇女运动史的垄断，王伊蔚的策略是把被埋没的妇女活动家——包括她自己——置于墓碑的显要位置。

由于墓碑空间有限，而且王伊蔚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历史与党的事业取得一致，因此她用官方语言来描绘这些被埋没的妇女的活动，而没有把她们描述为独特的个体。比如，她把《女声》的创办放在救国运动的历史脉络下，这是一场由中共推动的运动。她在20世纪30年的成就，以及刘王立明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也以救国为中心来描述。但是在访谈中，在谈论她那个时代的妇女活动家之间的区别时，她则更为不受拘束。当我问及刘王立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角色时，王伊蔚强调说，刘王立明“埋头于妇女运动中，没有受到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在访谈中，刘王立明没有用“狭隘的女权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刘王立明的活动，而她与刘王立明分道扬镳后她在《女声》上写的评论中却正是这样描述的。刘王立明在这一时期的无党派女权主义者立场也在朱素萼那里得到证实。在朱素萼的访谈中，她强调刘王立明参加了妇女运动，而朱素萼自己既参加了救国运动也参加了妇女运动，还强调刘王立明是无党派，而朱素萼是一个国民党员。这些妇女描绘了一幅政治论战的景象：身在其中的妇女活动家们自觉意识到彼此不同的政治立场。救国运动是两个党派的竞赛场，也是中国的中心政治舞台。虽然许多妇女活动家准备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但是刘王立明似乎不想卷进来。正如王伊蔚所描述的，她与刘王立明分分合合的关系，肯定在她个人的历史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也清楚地显示了1949年以前在互相竞争的妇女解放话语中妇女运动更为广阔的景象。

刘王立明的个案表明，尽管新文化女权运动在日军占领上海前仍旧很活跃，但却在衰退，并且要面对来自中共的不断增大的压力。日本侵略为中共扩大在城市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大好时机。在日益恶化的民族危机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被中共的抗战号召及其民族主义所吸引。救国运动成为了一个理想工具，使中共得以影响它的潜在追随者，并增强它的影响力。王伊蔚就是那些响应并支持中共的救国运动路线中的一员。1932年她大学毕业时，上海刚刚经历了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正面抗击，即一·二八战役。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上海妇女组织起来救治伤员、募捐、做冬衣等等。尽管战争在一个月后就结束了，但是民族危机从未让上海人感到如此迫近。救国运动——地下共产党员在其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很快就成了城市居民的焦点。在这种情形下，对于王伊蔚这样的女人来说，很容易接受中共的主张：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此时此刻妇女解放的目标就是救国。王伊蔚强调说，她创办《女声》时目的就是要竭力推动妇女一起爱国，这与刘王立明对妇女杂志的概念明显不同。王伊蔚刚从复旦毕业，那里的地下共产党知识分子让她印象深刻，因此她毫不犹豫地传播她在学校学到的思想。

王伊蔚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她接受了共产党的观点，因此就像共产党员一样在正确的与错误的立场之间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线。《女声》主要由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但是王伊蔚却不高兴看到它跟随刘王立明的路线，宣传“狭隘的女权主义”。刘王立明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狭隘的女权主义”从来没有号召妇女去参加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从而实现妇女解放；“狭隘的女权主义”反而认为，妇女状况的改善只能通过渐进的社会进化来实现。五四时期以来仅这十年间，城市中层妇女生活的快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多，性别隔离减少，以及个人生活有了更大的自治权——给那些持有“狭隘的女权主义”信念的人增加了信心。但是她们的立场却不能与王伊蔚的立场相调和。王伊蔚认为“跟着中共走就是妇女解放”。她坦白指出，她被中共吸引，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妇女的机会是有限的。换言之，王伊蔚希望并且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妇女的社会进步不会受到限制。主要是由于这种信念，她最终宣布脱离刘王立明的妇女节制会。她接管了《女声》，宣传中共路线，并摒弃了“狭隘的女权主义”这种声音。

王伊蔚自愿支持中共路线，这说明了中共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三十年代，许多像王伊蔚这样受过教育的妇女都选择追随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话语盖过风头的新文化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进一步让位于中共的民族主义话语。

刘王立明和王伊蔚之间有趣的纠结，恰与二人个人生活的重大变化刚好重合。在她们第一次与第二次合作期间，她们都经历了个人不幸。刘王立明的丈夫被日本特务暗杀了，而王伊蔚的丈夫被证明是个欺骗她又虐待她的卑劣的家伙。刘王立明丈夫被害让她更赞同中共及其坚定的抵抗立场。但是王伊蔚丈夫的背叛却使她对中共的热情有所降温。王伊蔚的丈夫陆合丰，是个支持中共的左翼份子，但是王伊蔚却痛苦地发现这个男人言行不一。他宣称自己支持性别平等，但是在个人生活中却把女人当作性对象。陆合丰的背叛打开了王伊蔚内心深处的一道旧伤。自孩童时候开始，她就憎恨父亲纳妾。事实上，她憎恨每一个纳妾的男人。现在她发现自己与母亲的境遇相同，甚至更糟。她尖锐地评论说：“在封建主义下，如果一个男人有几个妻子，那么结发妻子就是正室。但是在共产党那里，结发妻子完全被抛弃了。她离了婚，还得被戴‘帽子’，表明她有意识形态问题。”尽管这段评论没有直接描述她自己的境遇，但是她是在谈论前夫时做出这一评论的。很明显，王伊蔚痛苦地发现丈夫有婚外情并随之离婚后，她把自己的生活与母亲的生活做了对比。也很明显的是，陆合丰带来的伤痛使她对于任何一个不忠的男人都愈加无法忍耐。于是，当她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风流韵事时，她对中共的幻想真的开始破灭了。¹⁵⁷

为了理解王伊蔚对中共的恨意，这里应该进一步阐释一下她前夫的背叛对她造成的打击。在前两次访谈时，王伊蔚给我的印象是她从未结过婚。后来她说到，一份名为《女声》的杂志没过多久就在广东省出版了，但却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她对此非常恼火，还给我看了这份杂志的影印版，上面有一篇她用笔名写的文章，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陆合丰。她说陆合丰递交了这篇文章，却没有告诉她。于是我问她陆合丰是谁，那时她才不情愿地说他是她的前夫。我很惊讶，想要多知道一些。但是她只解释了几句，还说：“这个男人对《女声》没有影响，所以我没有提他。”我反驳说：“但他肯定影响了你的私生活。”王伊蔚描述了他是大男子主义者，他有婚外情，还打了她，都是用简洁但愤怒的语言。然后突然间她停了下来，很明显，她太过痛苦而无法继续讲述她的故事，我也因此太过痛苦而无法继续深入追问。我们就此停止。

我很震惊，过了半个世纪，失败的婚姻对王伊蔚来说仍是一道心灵的创伤。很明显，她对陆合丰避而不谈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把她伤得太深，以致于她无法释然地谈论他。我意识到，她谈论她的母亲、姐妹们以及表姐妹们的丈夫们的不忠，已经借此表达了“旧社会的男人真的很坏”这一点。但是她对这些“坏”男人的强烈愤恨，不仅仅源于目睹其他妇女的深刻痛苦，反而是来自她自己的悲剧。她是一个有抱负的骄傲的女人，想要比男人强。她不想步妈妈和姐妹们的后尘，生活在缺乏自我实现的不幸婚姻中。她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要求社会上实现男女平等。她最终抛弃了对婚姻的疑虑，嫁给了陆合丰，因为他声称自己支持性别平等。因为王伊蔚的关系，这个从浙江来的高中毕业生的文章得以在上海的杂志上发表，甚至还在上海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的婚姻本可能是一种新型婚姻，妻子不靠丈夫养活，也不靠丈夫的社会地位。但是陆合丰开始有了婚外情以后，王伊蔚不仅感到被欺骗了，而且也被利用了。此外，王伊蔚发现陆合丰已经把她置于可恶的境地，这种境地跟她的母亲和姐妹们所遭受的一样，这对于骄傲的王伊蔚来说必然太过耻辱而不愿提及。

王伊蔚在抗战后重办《女声》，驱散了伪《女声》带来的乌云。但是她重办的这份杂志清楚地表明，王伊蔚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她不再自觉地追随中共路线，而是强调她自己所关切的事。对比她写的两篇评论可以证明她的新立场。1934年她在宣布脱离中华妇女节制会后的第一期上写到：“我们相信：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中的一环。整个社会问题未解决前，妇女问题绝不能有彻底的办法；反之，妇女问题没有彻底的办法，社会问题也不能算是根本解决……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入群众的的妇女运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伊蔚《今后的女声》，《女声》，1934年第3卷第1期。——译者注]1945年王伊蔚在复刊的《女声》第一期上主张：“我们始终相信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环，只有妇女得到解放，民族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了保持永久的胜利，为了完成建国大业，今后更应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¹⁵⁸很明显，1945年的这一主张逆转了《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逻辑，这本书是中共地下党员夏衍送给王伊蔚的，而她曾经用这本书来指导她的编辑工作。她在暗指，既然民族危机结束了，妇女解放应该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在国共两党准备一决胜负的时刻，王伊蔚的无党派口吻显示出她对中共的疏离。

王伊蔚非常清楚地知道，复刊的《女声》不再追随中共路线。尽管它刊登了苏联妇女的故事以及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但没有跟随中共去号召妇女参加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它的基调听上去反而是“狭隘的女权主义”的回音。这份杂志高度赞扬了妇女对战争的贡献，不论她们是哪种政治背景。主编组织了一系列诸如“女子参政”、“女子教育”与“知识妇女的前景”的主题讨论。此外，《女声》因揭露那些不忠男人与花花公子而闻名。王伊蔚组织的关于“抗战妇人”的讨论显示出她对不忠男人的憎恶。她谴责这些男人把战争导致的分离当作抛妻弃子的借口。“一些人称《女声》是‘狭隘妇女主义’，专门骂男人而对妇女偏心，还说男人应该创办一份《男声》来反击。”¹⁵⁹很明显，用王伊蔚的话来说：“《女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重要的是，在王伊蔚正式的自传和墓志铭上，虽然她强调了《女声》在救国运动中的作用，但是只简要地提及、甚至忽略了20世纪40年代复刊的《女声》。

与此同时，刘王立明却改变了她对中共的负面观点，变成了一个中共支持者。如今，她能够更好地理解王伊蔚以前的支持中共的立场，正如王伊蔚开始赞同刘王立明先前的“狭隘的女权主义”一样。她们意识到，她们的差异比她们原以为的要小得多，她们可以再次合作。王伊蔚很感激刘王立明又一次支持她。尽管第二次合作由于正在进行的内战而没能持久，尽管王伊蔚再也没有见到刘王立明，她一直把刘王立明当作她的同志，并高度评价了她们的友谊。四十年过后，王伊蔚的墓志铭表达了她对刘王立明深厚的感情。她想要后代不仅仅记住她，而且记住刘王立明。毕竟刘王立明是使她拥有那段珍贵经历的人，尽管墓志铭上关于这段往事的描述听上去好像是王伊蔚一手创办了《女声》。

刘王立明与王伊蔚的合作在1947年终止，但是这对王伊蔚的影响却是持久的。王伊蔚人生结束之前，声明了她对真的妇女解放的看法，并嘲讽了中共的假的妇女解放。“妇女和男人一样是人，他们应该有平等的地位。”她强调三十年代时大部分妇女活动家不是真的在从事妇女运动，而刘王立明是真的在从事妇女运动。从批评刘王立明是“狭隘的女权主义者”到认可她是真正妇女运动的领袖，

王伊蔚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中共会称此为倒退。对王伊蔚来说，这条道路反映了她多年的探索和屡次的失望。当共产党在解放后没能履行承诺时——或者说，当更早以前中共领导人被证明具有双重标准时——不再抱有幻想的王伊蔚开始寻找妇女解放的其它可选道路。她在搜寻一种语言，用以批评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指出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她只懂得新文化女权主义的语言。对她而言，这并非向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表明新文化女权主义话语仍可作为一个参考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媒介，让妇女表达对未实现梦想的失望，以及对中共性别政策的批判。

（赵婧 译 侯艳兴校）

第七章 陈泳声（1900-1997）：教育家

我第一次拜访陈泳声时是一个姓李的朋友陪我去的，她在文史馆做行政。李把我介绍给陈泳声后，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会。陈泳声对李说，她想办个英语班，这样就能多赚些钱请个保姆。她问李文史馆是否会对这个想法感兴趣并给她提供必要的帮助。我和李互相看了一眼，被这个93岁的老妇人的想法逗乐了。但是陈泳声是认真的。我听了她的生命故事后才开始明白这个想法的意义。

讲述我1900年在湖南省长沙出生。我父亲通过了秀才考试，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考试。¹⁶⁰他被湖南政府派去日本学经济。辛亥革命家黄兴与我父亲一起被派去日本。我父亲去日本时已经结婚了。我母亲从未上过学，但她自己学认字。她能读《白蛇传》之类的小说，还给我父亲的母亲讲故事。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¹⁶¹个在小时候夭折了。我是老三，也是大女儿。母亲把我哥哥——她当时唯一的儿子——过继给我叔叔的老婆，她是个寡妇。这说明我母亲很开明。我母亲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爷爷有一个南货店，他有7个儿子和¹⁶²个女儿，都是他的第二个老婆也就是我奶奶生的。我的叔叔们都去过日本。我们全家都不太传统，更倾向于西方思想。我们家里我这一辈女人没有缠足的，因为我爸爸去过日本，日本女人不缠足。我出生后，爸爸不想让我缠足。我两个叔叔的老婆和女儿也去过日本。但是在日本，男女共浴，我婶婶不习惯，于是他们就带着女儿回来了。

在长沙有个习俗，农历七月初一每家都要给鬼魂开门。从那天开始，家里要准备迎接祖先的鬼魂。七月初四这天要摆好供品：几个大的方形餐桌摆在宽敞的客厅里，上面摆满了点心、水果和其它好吃的。七月十五这天要送走你家祖先的鬼魂，还要烧纸钱给他们花。为了给每位祖先准备一包钱，我们家里所有的小孩都一直忙着在封套上写祖先的名字。就在我家人正在放鞭炮迎接祖先时，我母亲在七月初十生下了我。每个人都说：“这个女孩命好，因为她是我们祖先派来的。”他们找了一个算命的，这个人说：“这个小女孩很出众！她将来会有大成就。”我大哥一出生就死了。我二哥比我大三岁，过继给了我叔叔的老婆。我是老三，而且是个女孩。通常一个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受到喜爱。但是我家人很喜爱我。我父亲非常喜爱我，给我取各种各样的昵称。这是我二哥老了以后在信里告诉我的。

我的家族很大，就像巴金在《家》里面写的那种。我们都跟着爷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有个厨师。用的煤能堆成一座山。我们吃的都是大灶台烧出来的饭，但是每家也有一个小炉子。我奶奶从未上过学，但是她很有钱。她的儿子对她都很孝顺，每天早晚都给她请安。她的生日还有春节是大场合，有很多客人来。有一个家庭教师教所有的小孩。我与男孩子们一起学习，但是我不记得我们读了什么。我父亲从日本回来后成了举人，他被任命为北京交通部的官员。1908至1911年，我们住在北京。我父亲赞同男女平等。他把所有的儿子女儿都送去上学。我在北京读了小学。我记得在学校时要尊敬孔子。每月初一和十五我们要给孔子像磕头。在北京，所有的小孩都去上学，包括女孩。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北京时，父亲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穿男孩子的衣服。我喜爱学校，从不缺课。

1911年革命后，我们回到了湖南。由于我父亲在日本学的是经济，而且是谭延闿（他当上了湖南都督）的朋友，所以1911年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但是我奶奶不想让儿子当官，我父亲也不喜欢当官。他不久就辞职了，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我们买了个大房子，就不再跟奶奶一起住了。我从6岁开始就在周南女校当寄宿学生。我从北京回来后，进了古稻田女校。我这一辈人中，如果家庭经济状况允许，女孩全都上学。我父亲去过日本，那里的女孩都上学，因此我家的女孩子理所应当去上学。我们坐轿子去学校。我的堂姐妹们也上学。她们中有几个中学毕业后当了会计。还有两个堂姐妹结婚后就不工作了。大部分妇女结婚后都不工作。在我们这一大家子我这一辈的所有女人中，只有我和我妹妹出国读大学。

我16岁时决定不结婚。我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爱国。我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的时候，日本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¹⁶³徐特立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断指写了一封抗议二十一条的血书。¹⁶⁴这件事深深困扰着我。日本是个小国，但也想要欺负中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被说成是手无缚鸡之力。强国有赖于强种，为了实现强种，女子教育和女子身体健康就很重要。我们应该增强女子健康。体育就是救国之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体育。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女人的命太苦了。她得养小孩，听丈夫的，不论她丈夫是什么样的男人。我看到很多女人带着很多小孩，但是她们的男人却不在家，跟别的女人鬼混。女人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离婚。像个寡妇那样受罪，那样活着，但却是有丈夫的——女人的命多苦啊！妇女没有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结婚。

起初我以为我的叔伯们很正直，甚至令人崇敬。我很崇拜他们。但是最后他们带了小妾回家。这让我很生气。我父亲也有一个小妾。这就是为什么我母亲早逝。她很不高兴。她42岁去世的，1919年，当时我正在上海读书。我哥哥也在上海，妹妹在苏州。我们接到电报说她病了，就回到家里，但是她在我们到之前就死了。她皮肤上有块溃烂。中医本可以治的，但是我父亲把她送到了一间西式医院。西医治不好这个。

起初我父亲在外面养小妾。我们小孩不知道他有小妾，大人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瞒着我们。我叔叔把他的妾带回家以后，我父亲也把他的带回来了。结交益友非常重要。坏朋友就对你有坏影响。这就像吃橄榄：你先尝了一口然后就要的更多。正直的男人也会变坏。我父亲的妾原来是一个妓女。她不是很年轻，但是这种女人知道如何取悦男人，如何伺候好他们。在谈情说爱时自己的老婆还不错。但是结婚一段时间以后，每个人都暴露出本性，不像以前那样拿另一个人当回事了。男人只想要你满足他们。我母亲不懂这种事。而且，她没有足够精力照顾所有的孩子，更不用说照顾我父亲了。我们有仆人帮忙，但是她还得管理仆人。我在家里看到这些事，就不想结婚了。而且，一旦女人结婚生孩子，就没人再想雇她了。即使她的美貌对工作有益，就像花瓶暂且被利用，但是她结婚以后就没有雇主想要她了。妇女没有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保持独身。我当时从没听说过独身主义。7保持独身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保持独身还有一个理由。我认为由于姓氏问题，妇女还没有被解放，没有真正与男人平等。已婚女人被叫做“某某夫人”，但是已婚男人却不必改姓。女人怀孕生孩子是很辛苦的。她所有的劳动都应该得到承认。我找了很多年，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明白这种想法的男人，却是徒劳。谁会愿意这样做呢？跟我结婚，改成我的姓，而不是我改成他的姓？男人不喜欢这种想法。他们觉得这就像是改了他们商店的招牌。1930至1931年，我担任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有一次我被请去给之江大学的学生演讲。我的题目是“我们的个人问题”。我们的个人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姓氏问题。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人格。我对听众说我不会当任何人的附属品。我批判了男女的不平等。男人可以千错万错，没人说他们犯了罪。可是女人跟男人说一次话都不行。现在，女人可以在外面跟男人说话，但是她一回家她的丈夫可能会跟她吵架。男的会问：“你为什么跟别人吃饭？”女的会争辩说：“为什么你可以而我不可以？”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时跟美国人讨论姓氏问题，他们却只是说：“哦，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想做我自己，不想依靠别人。

有一次我家里想要给我说媒。这个男的是湖南一个有钱人家的。我父母说这个男的要出国，我可以跟他一起去。但是我决心学体育，做“体育救国”的大事。我有这种抱负，不想结婚。我父母从那以后就不试图给我说媒了。我父亲纳妾，犯了错，所以他不敢提我的婚事。如果他提的话，我会跟他吵架。

我父亲是群益书社的创始人，这个书社在上海有家书店，在东京和长沙也各有一家。它是当时第三大出版社，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毛泽东和杨开慧经常去我父亲在长沙的书店。上海的这家书店离商务印书馆很近，非常大，有很多书。我父亲还把日文书翻译成中文。他是个博学的人。我现在很遗憾没有跟他学很多，但是我当时恨他，因为他养女人，还让我妈妈生病早逝。我叔叔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于是群益书社就成了《新青年》的出版商。但是我没有读《新青年》。我16岁时来了上海，进了一所体育学校；那时《新青年》刚创办不久。由于我的兴趣在体育，而且没人告诉我读《新青年》，所以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我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来自我对周围妇女境遇的观察。

几个女老师的表演帮助我做了以体育教师为职业的决定。上海中国体育女校的三个女毕业生来了长沙，在几所学校里教体育。尽管她们没有在我的学校里上课，但我听说了她们并见到了她们。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的强种思想也得到了具体化。我决定去上海读她们毕业的那所学校。我父母没有干涉我。他们对我非常有信心；不论我做什么他们都同意。我堂叔在群益书社上海分社工作，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他在那里资助我。我和我的表叔一起乘船到上海。我们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我走失了。幸好我说普通话。最后，我自己找到了群益书社。我和叔叔一家住在一起。后来我叔叔带着我去找那所体育学校，但没找到，因为它关门了。于是我叔叔把我送到了爱国女中，这所学校是蔡元培创办的，而且开设了体育课程。半年后，那所体校重新开放了，于是我去那里读了一年。那里的训练都是日本式的，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在日本留过学。我们有哑铃课，体操课，棍棒运动课，球类运动课以及武术。那时还没有跑道和运动场。

我从中国体育女校毕业后，在那里当了半年老师。后来我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办的体育师范学校。它的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第二任校长是从波士顿的威斯理毕业的一个中国人。她的未婚夫向她求婚求了八年，她才打算嫁给他。这就是为什么她离开了学校。又有一个美国人来当校长。学校有一个体育馆和一个网球场，其标准比我毕业的学校要高。它要求入学者要有四年的中学教育，而且要学习两年才能毕业。我没有中学文凭——我只读了小学，并且受过一年半的体育训练——但是他们还是收了我，因为我已经在那里读了课程，而且我认识校长。那里学生不多：我班里只有12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许多妇女不想当体育老师，因为她们结婚生孩子以后就不太方便了。我是1918年进入这所学校的。

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我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我成了上海学生联合会联络部成员，发表演讲，请愿，焚烧日货，还参加了其他活动。活动没有持续很久。第二年我就从这所学校毕业了。

我的一个朋友的姐夫是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我一毕业，她就推荐我到那里当体育老师。这在今天就叫“开后门”。1920年秋天，我20岁时，到了北京。我被任命为体育系的主任。一些学生比我年龄还大。我给大约100个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上体育课。这是所很有名的学校。我离开后鲁迅到了那里教书。吴贻芳是我的同事，她是英语系的主任。她在那里只呆了一年，然后去了美国读书。她是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后来当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我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但是我很悲伤，因为我母亲刚刚在1919年12月去世。她经常说她不想依靠儿子，而是依靠女儿。很不幸，她在我毕业前就去世了，我没有机会侍奉她。

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学校时，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姓马，山东人。我们是室友。她的父亲是个医生，她出生时就是她父亲接生的。她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在学校时，她父亲去世了，她回家参加了葬礼。她回来以后，功课落后了。我们校长让我指导她。于是我们变得很亲密。毕业前我们讨论了以后出国的事，她表示如果她通过了派遣学生出国的省级考试，她就带我一起走。省政府允许两个人用这笔奖学金。我在北京当了一年老师以后，她通过了考试。我辞了工作，准备和她一起去美国，但是出发前，我发现政府有个规定，就是出国的学生得乘坐一等船舱。我负担不起这个路费，而且不想要我家里帮忙，所以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朋友去了奥斯汀（Austin）的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我没有回到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政府太穷了，付不起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师工资，这些老师就罢工。我的一个湖北学生把我介绍到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于是我去了湖北当老师。我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她们经常到我房间里夜谈。但是这引来了麻烦，因为一个女督学以为我是共产党。共产党刚刚在1921年成立。我不喜欢被这个督学怀疑。我的一个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同学介绍我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我高兴地离开湖北去了广东。广东这所学校的校长去日本留过学，是廖仲恺的姐姐。¹⁶⁵廖仲恺的女儿是我这所学校的学生。我又开始教体育，但是没过多久我在那里感到不自在。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是亲共产党的——尽管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形势。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应那里。一年后我辞去了工作，回到了上海。回想当时，年轻女人独自旅行并不少见，再说我什么都不怕。我事事都自己做。许多妇女已经开始工作了，大部分当护士或者老师，以便养活她们的家人。

我回到上海后，又一个出国机会来了。我那个姓马的朋友已经在德克萨斯呆了几年了。她与一个名叫Miss Lavender的教授住在一起。Miss Lavender属于浸礼教会，有一个要好的浸礼教教友Dr. Hardin，这个人是贝勒女子大学（Baylor College for Women）的校长。Miss Lavender告诉Dr. Hardin说，马在中国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非常想到美国读书，她问Dr. Hardin能否给我这个机会。Dr. Hardin很快就给我写信，给我提供四年的全额奖学金。我成了贝勒大学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学生。由于我没有贝勒要求的高中文凭，所以先读了一年高中，与年纪小很多的学生一起上课。然后我开始在贝勒读本科。贝勒的课程很好，体育设施也很不错，但是它不授予体育学位。我得拿个学位，于是我选择英语作为专业。我不得不上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的课程。我不是喜欢文学的那种人。我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学习。我选了很多课，包括家庭烹饪和家政。我在学生事务上很活跃，当上了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我在那里接受了洗礼。1927年我获得了英语学士学位。校长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贝勒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我毕业后，在一个海军官员家里做家庭教师。但是这家人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辞了这份工作回到了上海。我回来也因为我家里正面临经济问题。我父亲股票投资失败，我得找份工作帮助家里。我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来自缅甸的一对华侨夫妇，他们知道了我的学历后，就邀请我去缅甸的一所华侨夜校里当老师。我去了缅甸，并且成了学校的唯一负责人：我既教英语也教汉语，既是校长也是办公室职员。总之我什么事都做。由于那里的天气太热了，我的眼睛经常感染。收入只够养活我自己，我没钱寄回家去。在那里工作一年后我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1928年我回到上海，在中西女中找到份工作。我在那里教体育，而不是英语。上海有太多学英语专业的人，体育教师却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旧社会很受欢迎：那时候我这种专长需求很高。我一个同学的丈夫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由于我在美国主修英语，辅修教育，因此我同学把我引荐给她丈夫，于是我就当上了山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1929年我离开上海去了泰安，成为山东第一位女校长。我把我妹妹带去了。在山东，我认识了Miss Gallaher，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成了朋友。在那里事情都很顺利，但是我妹妹突然间病了。她得了阑尾炎，送到医院后马上做了手术。她全身被麻醉，需要细心照顾。我是她姐姐，得在晚上照顾她。Miss Gallaher的家离医院很近，于是我问她是否可以跟她一起住，以便于照顾我妹妹。Miss Gallaher同意了。当然，因为她是美国人，所以我付了房租。

我当了一年校长后离开了山东。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所有那些人事问题和行政工作对我来说都太难了。加上我来自另一个省，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或多或少受到当地人的排挤。没人支持我。尽管我朋友的丈夫给了我这个职务，但是我不能总是因为我的问题去麻烦他。而且，那里有个国民党总部。他们要求学生和全体职员每个礼拜一在大礼堂里集体背诵“孙中山遗训”。一个国民党党员和一个教师勾结在一起，给我制造了不愉快的氛围。我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在我一年任期里，我把厕所翻修了，使它变得更干净，还建了一个公共浴室，我只做了这两件事。在山东时，有一个也在美国留过学的男人向我求婚。我告诉他我对结婚不感兴趣。他说：“女人应该在家里厨房干活。当校长有什么意义呢？”我完全不理会他。

后来，Miss Gallaher推荐我做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我喜欢这份工作，要搞很多社会活动。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喜欢：地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资金来自捐款，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到董事会成员家里问她们要捐款。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是家庭主妇，不管钱。我觉得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而且，我的工资是用捐款付的，这占了捐款的很大比例。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于是一年期合同结束后，我就离职了。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时，还在之江大学人文学院做代课体育老师。后来在杭州西湖展览上，我遇见了刘湛恩，沪江大学的校长。他邀请我去他的学校教体育，于是1931年我回到了上海。我认识了刘王立明，她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会议，我成为了节制会的董事。

在沪江大学时，我是体育老师以及女学生的副督学。我在那里也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妇女没有地位。一个男教授可以让他的全家住好房子，但是一个独身女人受到的待遇则完全不同。我和另一个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化学的独身女人与学生们一起住在宿舍里。我们得在浴室里抢位置，我不喜欢这样。我们和管理部门协商，那以后才被允许与未婚的外国女教师合用一个公寓。但是，很多女学生还是让我感到不自在。有钱人家来的那些经常让厨师给她们加菜。我是个穷教师，负担不起这个——我当时工资大概100块大洋，不多。总之，女人处处被人利用。虽然我不喜欢大学里的境遇，但是我在那里一直呆到1932年一·二八战役。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原校址，沪江大学不得不搬到市区。由于学校没有体育教学的地方了，也就不再需要我了。我主动提出免费教课，但是学校管理人说没有上体育课的地方。

我家里的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我哥哥在浙江开了一家印刷厂，但是生意不好，他最后破产了。他卖掉了所有的财产来偿还债务，变成了无产阶级。我的两个弟弟一直替他工作，现在也失业了；加上我哥哥有个十几岁的儿子，所以加起来一共有三个男孩需要养活。由于我失去了沪江大学的工作，所以我决定把这三个男孩带去香港。我们跟难民一样乘三等舱去香港。香港人很爱国，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男孩们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后来我们去了我广州的朋友家里。她给我的两个弟弟找到了工作，而我在一所女校里找到了教书的工作。只有我侄子没有工作，他想回上海，因为那里的战争结束了。我也想回上海，因为我在去香港前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

我回上海后，没事可做，所以经常去几个欧洲人开的一个体育馆。在那里我认识了黄先生，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没有工作，自愿在体育馆帮忙。有一天黄先生邀请我和李小姐吃饭。李小姐是上海工部局女中的老师。她得知我是体育老师后，说她的学校正需要一个体育老师。就在第二天，学校打电话给我去面试。我立刻被聘为代课教师。暑假后，我变成了固定教师。这所学校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创办的，由英国工部局管理。所有的老师[总数超过12个]都是女大学生。一些人在西方和日本受过教育。学校的目标是使学生成为未来的职业妇女。学生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

这是上海最好的学校。工资比其他学校高。作为在美国留学回来的人，我起初每个月赚240块大洋，这比我以前当校长和大学老师赚的要多，而且工资每年增涨。我教600个学生。校长让我放手去教；于是我可以创造性地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那时我的才能和知识才完全得到利用，我推动中国体育的梦想也得以实现。我引入了很多当时在其他女校被禁止的体育项目，比如吊环、爬绳、跳箱以及各种球类运动。我还训练女学生进行自行车表演，几个学生骑在自行车上做体操。当时的人提到上海工部局女中时都会说：“它的体育项目在许多教这类项目的学校里是最好的。”我不仅教体育课，而且也教学生们要做个好人。最近选出的上海政协主席陈铁迪就是上海工部局女中毕业的。1932至1943年间我一直在这所学校。我能在那里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很好，收入和待遇也不错。我可以自己租间房子。我的兄弟姐妹们经常来我这里住，我还经常在我的大房子里招待朋友。我雇了一个住家保姆，我有朋友留下来吃饭时，她会给我们做饭。回想当时，请保姆不会花太多钱；不像今天，请保姆的钱比我的收入还多。我和我的朋友下班后经常一起出去。有时我们会做出租车去看电影或者到饭店吃饭；有时我们互相串门。我那时生活得很舒服，比现在好多了。那是我的黄金年代。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好事。我哥哥破产后，他给了我一张世界银行的储蓄彩票。1934年春天，我用那张彩票赢了头奖，报纸上还登了我的名字。我赢了11000块大洋。上海的有钱人经常被绑架，所以我立刻把这张支票存入银行。但是这笔钱很快就花掉了，我现在是无产阶级了。我哥哥拿了3000块还清了他欠的一个寡妇的债务，我妹妹拿了3000块去美国读书，我弟弟拿了1000块去日本读书，我花了2000块参加1936年德国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政府组织了奥运会考察代表团。这支代表团包括来自全国的中学和大学的体育教师。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得以加入这个团，但是我得自己付旅费。团里算我在内有12个女的，都是大学毕业生，都讲英语。我们代表团去了德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丹麦和瑞典，考察这些国家的体育。我们回到中国后，我出版了《欧洲体育考察日记》一书，里面描述了国外的体育状况。

1943年日军占领我们学校后，我们校长辞职了，我也辞职了。我去了重庆，在一个工业与贸易协会里找到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1945年，我辞去了这份工作，陪我妹妹去了兰州。我妹妹1935到1939年去了美国，后来回到中国，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现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派她去兰州建立一个分会。她不方便一个人长途旅行，所以我陪着她。我们在兰州办了一所学校，不久以后日本就被打败了。听到了胜利的消息以后，我们决定回上海。但是那时候上海工部局女中被国民党控制着。我不想回这所学校；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教体育。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受了很多苦。你不干涉政治，但是政治会来干涉你。

我一从兰州回到上海，就在火车站遇见了我的一个朋友俞庆棠。俞庆棠也在美国受的教育。她的一个朋友是国民党政府里的大人物，正在给上海监狱女监找分监长。他问俞庆棠要不要这份工作，俞庆棠不感兴趣，所以她一见到我就推荐给我。第二天监狱官派了一辆车来我家接我。我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从事教育。但是他们说这也是教育岗位，所有这些女囚犯在被释放前都要接受教育。因为我当时没有工作，所以我接受了。每天我骑自行车从我家所在地城市西边，到监狱所在地城市东边。一个月后，他们催我搬到政府提供给我的房子里。我去看房子时，惊讶地看到门窗大开着，而其他监狱行政人员中没有人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种威胁的信号。监狱行政上，腐败猖獗。我在位时，带头拒绝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很多人恨我这么做。我心想，我才不过四十几岁，我还有抱负要实现，没精力胡扯这种事。于是我一回到家就写了一封辞职信，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

当时，上海工部局女中原来的校长正在管理上海市西女中。他请我在这所学校里教体育，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学校里有俄罗斯学生，西方学生，以及许多中国学生。这是1946年。到了5月，我已经组织了学校的运动会，这引起了媒体的一些关注。我还不到46岁，我在考虑再次出国。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身体活动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些不能做身体活动的人呢？我想去美国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教残疾人的。因此，我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特殊教育。我用积蓄和剩余的彩票奖金来支付美国的旅费和学费。在那里我和一个美国朋友一起住，替她做些家务。我的生活开销不多。1948年我获得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论“建立中国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

1948年我回到了上海，准备开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与此同时，陈鹤琴任命我为上海特殊儿童学会的会长。有一段时间我还在一所女校里教体育。1949年6月1日，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履行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许下的承诺。我从一个老头那里租了一栋楼房的一楼，有三个大房间做教室。全体职员包括我在内都是志愿者。我骑自行车往返于我教体育的那所学校和残疾儿童学校之间。一年后，政府增加了土地税，我的房东加了租金。我没有钱支付。通过朋友我得到了赵朴初的帮助，他负责上海的救济和福利工作。他给了我一个花园里的一间茶室，这得以让我们继续办学校。

我很高兴我的学校有了这个新环境，但是就在那时，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我得罪了一个老师，因为我不让她认识的一个得了肺结核的人住在我们学校里。她和另外一个老师密谋，在她们的在教育局工作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接管了学校。我是湖南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我适合这个位置，那我就留下；如果不适合，那就干脆走人。学校是我创办的，但是如果有其他人想要接管我的学校，我不必守着不放，我可以做其他事，所以我辞职了。但是她们却做了卑鄙的事。她们买通了《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怂恿孩子们污蔑我，说陈校长虐待孩子。1951年1月1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我，教育局宣布我被开除了。我从我自己创办的学校里被开除了，这太滑稽了。学校没有花政府的钱，却给那些残疾儿童提供了需要的服务。我做了这样一件好事，但却被政府开除了。那些土包子干部缺乏推理的能力。由于那时刚解放不久，我害怕共产党。而且，我在美国受的教育，而且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在所有思想都一边倒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的整个人生被这件事毁了。我被文史馆接收的原因就是中共冤枉了我。

离开学校后，我学了两年俄语。我没有工作，我在美国的妹妹资助我。1954年，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我在那里教治疗体育。我喜欢这份工作，为了改进工作我还提了建议。但是校长和其他同事不信任我，因为我在美国留过学，他们不会让我做我提议的工作。我在医院和学生一起工作时，他们甚至不让我看病人的病例，我很不愉快。1955年，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开始了，我遭到开会审查。当时的处理比后来文革期间要好得多。他们搞了六个月以后，结束了对我的审查，说我没有政治问题。他们没有开除我，但是我不想再在那里工作了，那个地方不适合我。我辞了工作后，请求派辆汽车把我的行李运回我在市区的房子，他们却给了我一辆马车。我不得不骑着我的自行车跟在马车后面。几个同事帮我把行李装上去，然后他们乘公交车到我家帮我卸行李，再搬到三楼。但是文革期间，人们篡改了这件事，说我被开除了，好像犯了大罪一样被人护送回家。

我没有工作就无法生活，尽管在我妹妹的资助下我不担心经济问题。两个月后，1956年4月，我去跟著名中医、武术大师王子平学习伤科。我认为对于一个擅长体育的人来说，掌握伤科是件好事。我是王子平最得意的学生。但是很快我就成了他女婿的竞争对手，他女婿也是他的学生。我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这个身份让他感到不舒服，所以他企图让我的状况不好过。我不想忍受这个，所以一年后离开了王子平。

1957年我去北京学气功。刘王立明介绍我去气功疗法学会。后来我在我家里里开了一个按摩诊所。很多人来我的诊所，有电影明星、导演和校长。我干这个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有些事情做。这个诊所一直开到文革，那时他们说我是无照经营，诊所被迫关门。附近居民来“除四旧”，把我家抄了。我没有被戴高帽，所以这些人只是出于嫉妒来抄我家。他们看到我自己就有这么多财产，而且我自己住一间大房子。有一件事最后成了我的罪名。我买了一幅毛主席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在背面写了几句话。后来我对这个人发火，于是撕碎了这幅肖像。有人——本来当成是朋友——看到我这样做，报告给居委会。这在文革时候就是犯罪。他们打了我，让我扫街。打我报告的那个人后来猝死了。所有那些在文革时候迫害我的人都已经死了。文革后我搬出了那个街道，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人。虽然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拿走的东西的清单，但是我没有把那些东西拿回来。我还失去了我所有的老照片。我自己把它们撕碎了，因为我觉得它们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我不想再住在那种社会里了，那我为什么要珍惜这些照片呢？我非常后悔这样做。我以前有几箱国外旅行的照片，现在我只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个放在抽屉里的报纸下面，因此那些抄家的人没注意。否则，我就不会有能证明我学历的东西了。我在三十年代买的一份《女声》也保留下来，王伊蔚很幸运，这是她过去成就的证明，文革后我把这本杂志送给了她。我只能安慰自己，想着我比那些在文革里丧命的人要好过多了。

年轻时我认识很多对我表示感兴趣的男人。但是因为我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所以我对男人的兴趣不比对女人的多。五四运动早期，一个年轻男子写信给我，说他想跟我交朋友。我说：“你到这里做什么来了？闹革命还是交朋友？”我只把这些男人当普通朋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人对我所献身的事业表达尊重。除非上帝给我造一个这样的男人出来，否则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存在。几年前，一对年轻夫妇请我去参加他们儿子的生日宴。我买了一些礼物，想在礼物上写下他们儿子的姓名。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儿子有父母双方的姓，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事例。我从没有遇到过愿意这样做的男人。在旧社会，我保持独身，没人会管我。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解放后，没人会保持独身，因为她周围的人都会对她表示关心。过去，人人都有自由。而且，很多地方更愿意独身女人当体育老师。我认为今天妇女的生活比以前妇女的生活更苦了。在理论上，男女平等，妇女是半边天。在现实中，妇女却遭受无法言表的痛苦。想要献身于事业的女人无法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男人，外国的中国的，都一样。他们都认为女人应该在家里伺候他们。结果，女人得在家里做饭，看管小孩，照顾年老的父母；同时，她们还得在外面努力工作。她们承受着太多的艰辛。过去，大部分职业妇女都有保姆分担一半的担子。

我在上海认识很多妇女活动家，因为抗战时我们都参加了爱国活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追随者。我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参加她们的会议。因为我忙于繁重的教学担子，所以我在人前做的事情不多。只有那些有社会关系的妇女才有机会占据负责人的位置。我从16岁开始就一直想体育救国。如今，我看到体育运动正是生机勃勃。我没有做很多，不过别人做了很多，我也很高兴。虽然文革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我从没有停止帮助他人。文革期间，我主动用我的伤科技术治人。文革后，从1977年开始我免费教了无数的学生说美语，我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各行各业。我现在是个老太婆了，但是我的头脑仍然很年轻，很充沛。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没有丝毫羞愧的。

解读：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王伊蔚看来，陈泳声是一个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者。王伊蔚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陈泳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是一个有名的活动家。尽管陈泳声曾加入中华妇女节制会，但是她基本没有参加过妇女组织的运动。从这点来看，她有别于本书的其他讲述者。然而她的个案仍与我们对五四时期女权主义的研究有关。事实上，她的生命故事证明了本书所研究的其他受过教育妇女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且为女权主义话语对那一代受过教育妇女的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陈泳声来自一个追随二十世纪初新思潮的家庭。她的父亲和叔叔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她父亲参加了1911年革命，是进步的群益书社的创办者。通过她叔叔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关系，群益书社成为了《新青年》的出版商。在这个“不太传统，更倾向于西方思想”的家里，与陈泳声同辈的女人中，没有人缠足，并且所有人都受过教育。陈泳声6岁时进周南女校当寄宿学生，她在自传和访谈中都强调了这件事。周南女中是朱剑凡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朱剑凡是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教育家，认为“革命前提是启发民众，革命先兆是妇女解放”。清政府不准开办女校时，他捐私宅办学校。1911年革命后，朱剑凡公开宣称这所学校的目标是“旨在妇女解放，培养才女，以复兴中华”。学校招收的一群学生最后都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风云人物。向警予和蔡畅这两位著名的中共妇女运动领导人，以及著名作家丁玲，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如果一个人说在周南女校读过书，就是强调自己在中国大陆的进步阅历。

但是陈泳声没有在周南女校呆很久，而且与其他著名女校友不同，她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妇女活动家。然而，周南和其他女校所强调的强烈的爱国主题在陈泳声的讲述中却很突出。通过民族主义这面透镜，陈泳声的妇女解放观点得以形成。她献身女子体育，乃为日本二十一条以及徐特立的血书所激发。“强国有赖于强种，为了实现强种，女子教育和女子身体健康就很重要。”她如此坚定地相信体育是一种救国的手段，以致于她决心保持独身以便把自己奉献给女子体育事业。民族利益当然是她职业发展的推动力，王伊蔚这样的妇女活动家忽略了这一事实。王伊蔚对陈泳声的评价反映出中共对试图在中国混乱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立场的那些人持负面观点。陈泳声决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者。她自己选择了一条救国之路。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其他社会或政治活动，是她为中国妇女和民族谋利益的方式。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似乎很少让那一代受过教育的妇女摆脱民族主义关怀。

有趣的是，与陆礼华的个案一样，陈泳声对民族利益的关切与她的个人利益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救国需要受过教育的妇女做贡献，像陈泳声这样的职业妇女通过为国效力而欣喜地发现了她们的自我实现之路。教女子体育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现代职业，陈泳声发现自己“很受欢迎”，而且她的专长“需求很高”。受过一两年身体训练的年轻女子可以在省立女子学校或国立女子大学里找到教职。陈泳声二十岁时就当上了著名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的主任，即使当时她没有高中文凭。这些扩大的就业机会以及对妇女学历的放松态度，是由通过强种来强国的迫切需要而引起的。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下，妇女的身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可以理解，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妇女意识到了她们的使命以及她们光明的前景。陈泳声经常调换工作，这表明在体育教师需求很高的年代，她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而不懈努力。

受过教育的妇女从她们的男老师那里知道了民族主义，除此之外，她们的个人经历也帮她们做了选择。另外，像其他很多妇女一样，陈泳声所目睹的妇女伤痛，对她的人生造成了强烈影响。陈泳声的父亲与叔叔——她所崇拜的开明而博学的知识分子——带小妾回家，这对她是一个打击。她认为母亲的早逝是父亲纳妾的结果。很明显，她父亲的行为对她造成的心灵创伤不比对她母亲的少。陈泳声在访谈中强调，她16岁时决定不结婚有两个原因：爱国与妇女的痛苦。她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她做决定的这个时间，是由于二十一条和她老师的血书。可以理解，她所目睹的妇女伤痛，以及她的父亲和叔叔给她造成的伤害，是这个决定的主要成因。当一个伤心的十几岁女孩突然受到民族危机与老师的英勇行为的激发时，她不仅找到了一条救国之路，而且也找到了一条走出自身困境之路：为了强国，把人生奉献给体育。于是，一个女人得以在爱国主义语言中合法地表达她对性别压迫的反抗。

在这里，陈泳声的经历与陆礼华、朱素萼和王伊蔚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为事业而奋斗也是受到了家庭中女性悲剧的刺激。这些妇女的共同经历，以及早年经历在她们自述中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妇女个人经历与她们对某一意识形态的接受之间的关系。从这些妇女的生命故事中，我们发现了使她们容易受到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影响的一个变量：她们早年性别实践的经历。不论性别实践呈现的形式是双重性别标准，还是偏向男性继承人的家庭制度，它们都引起了这些女孩的愤怒、沮丧和悲痛。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帮助她们反抗对妇女的压迫，这个想法清楚地表达了她们孩童时期的经历与感受。反叛的年轻女孩们接受了这些强有力的话语而变成了勇敢的新女性。妇女身上新的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不仅与新话语的传播有关，而且还涉及一群不满于现状的妇女。换言之，如果不是她们的个人经历使她们成为了敏悟的听众，即便是传播中的话语也无法创造新的主体身份。

作为对压迫的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陈泳声保持独身的决定在她那一代人当中并非罕见。王伊蔚也因为家庭中的不幸婚姻而决定不结婚。开放的就业机会让这些妇女有信心过独立的生活，而民族主义话语又使她们的爱国奉献合法化。对于二十世纪初受过教育的妇女来说，靠自己生活不再是难以想象的。许多年轻妇女把独身视为明智而必要的选择，而把自己看作妇女解放急先锋的妇女活动家们尤其倾向于选择独身生活，因为妇女解放事业需要她们无保留的奉献。而且，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得到美满的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的。妇女解放的急先锋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拿自己的婚姻做实验。¹⁶⁶这种观点在五四年轻妇女以及想要献身革命的年轻男子中很流行。尽管他们大部分人都没能坚守诺言，但是一些妇女确实保持独身，并创造了辉煌的事业。

年轻的陈泳声很快就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为她独身这个决定增添了新的意义。陈泳声在访谈中可以毫不费事地说出新文化女权主义使用最为频繁的短语：“独立人格”和“附属品”。保持独立人格，不要当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成为了陈泳声的主体性的核心。陈泳声十六岁时，独身对她来说是为国献身与逃避妇女伤痛的理想结合。当她三十岁发表关于妇女个人问题的演讲时，她对独身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见解。她正在自觉地追求独立人格，而且她能够公开批判性别不平等。像本书研究的其他妇女一样，陈泳声不能说出给她新思想的任何一本具体的书或杂志，但是，她学会了使用新文化的女权主义语言，并遵守它的原则。

我注意到陈泳声从没有提到她在美国期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性别问题的启发，这一点很有趣。相反，在访谈中她两次提到美国妇女，只是为了说明她们不能理解她正在思考的事情。陈泳声提到，贝勒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们每个周末都有聚会，如果有人约她们，她们会非常兴奋地说：“啊，我今晚有约会啦！”陈泳声模仿了七十年前她听到的这种少女声音，是为了强调她的美国同学的单纯。她的美国同学没人经历过她曾经历过的事情。她很早以前就决定不结婚，因为她看过太多的婚姻不幸。男人对她来说只是普通朋友，没有男人能让她动感情，除非他平等地对待她，并同意她保留自己的姓氏。她在美国绝对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男人。更糟的是，她第二次到美国向她的美国朋友们提出姓氏问题时，她们没有一个人曾想过这个问题。简言之，陈泳声在美国期间从来没有遭遇女权主义，即使她很关心性别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她的美国同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爵士乐和轻佻女郎时代的年轻女子，而不是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拥趸。而且，一所德克萨斯的原教旨主义学校不像是一个能接触女权主义的地方。她第二次去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反女权主义，并非女权主义，是正在兴起的潮流，大部分美国妇女都迫切地想成为某某夫人。因此，这位五四一代的中国妇女无法跟她的美国朋友们讨论性别问题。

陈泳声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这段经历与其他受访者不同。这段经历如何有助于形成她的主体性呢？陈泳声对美语的精通显示出西方文化的背景。但除此以外，她听上去很像她那一代其他受过教育但从未出过国的妇女。她强调她爱国，献身事业，为他人服务，所有这些品德都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话语所认可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她总是谈到她是她家的一份子。虽然她一生都保持独身，但是她在内心从没有把自己与她出生的那个家分开，而且，当她住大房子时，她在身体上欢迎她的兄弟姐妹和她住在一起。她把照顾兄弟姐妹、侄子侄女视为自己的责任。她赢了彩票后，把它分给了兄弟姐妹。她年老时仍在遗憾她没来得及侍奉母亲，母亲就去世了。她的家庭观念以及对家族尽义务的观念丝毫没有显示出美国的个人主义。

在陈泳声说全部的讲话内容中，只有一句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我只想做我自己。”虽然她用中文说了这句话，但还是很容易察觉到这句话的外国渊源，因为没有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不可能会用“做我自己”（be myself）这个拗口的翻译短语。有趣的是，她在谈到她决心不做任何男人的附属品时用了这个短语。由于她在去美国前很久就决心要独身，并且知道了五四时期的独立人格这个概念，因此“做我自己”不是启发她、改变她的行为的美国概念，而是她能够认同并用自己的方式来领会的美国思想。许多美国妇女都会说“我只想做我自己”，却不去质疑她们的某某夫人身份。但是，陈泳声对做她自己的理解就是做一个独立的妇女，最起码要在婚姻中保留自己的姓氏。独立人格和“做我自己”有着明显的密切关系。独立人格是提倡西方个人主义的新文化主义者所引入的陌生概念。陈独秀早期用“独立人格”这个词是要表达个人主义的基本要素，如独立、自治和个性。但是“独立人格”一进入中国语境，就获得了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本身的具体内容。由于这个短语通过新文化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鼓吹而得到普及，因而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性别维度。它大多出现在讨论妇女问题的脉络中。对于五四妇女来说，它意味着一种独立生活，这种生活要求在各方面都与男人平等。陈泳声把自己对独立人格的理解投射在“做我自己”这个词上，这就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

陈泳声的人生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她喜欢不受约束的身体流动性。她不论做学生还是做老师，都是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她成年后就全部自己做主：读哪所学校，辞掉或接受哪份工作。1920年她毕业后到1923年她去美国前，她从上海漂泊到北京、湖北和广东，最后又回到上海。重要的是，她没有把自己频繁调换工作定义为试图“做她自己”，而是把这归结于她的湖南人个性：“如果我适合这个位置，那我就留下；如果不适合，那就干脆走人。”在她的认识中，她的迁移是性情问题，而不是自觉地寻找抽象的自我。陈泳声没有用美国文化框架来解释她的经历。她只是另一个意志坚强的中国妇女，恰好出生在一个容许妇女的社会流动性的年代，而且恰好出生在一个鼓励年轻女孩独立的家庭。陈泳声清楚记得她的母亲不想依靠儿子而是依靠女儿。她的母亲可能看见了意志坚强的女儿们身上巨大的潜力，或者她只是想要她的女儿们胸怀大志。不论她的母亲表达这一点是出于自信还是为了激励，她发现女儿们过的生活很可能与她过的那种生活不同。简言之，不是西方教育，而是家庭背景和历史性时刻，让陈泳声得以过一种流动而独立的生活。

尽管在文化意义上，陈泳声的美国教育没有明显影响她的生活方式，但在社会意义上，“美国留学生”这个标签却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1949年以前的那些年，这个标签是给她带来利益的一种荣誉。她得到了一所女校校长的职位，而在另一所学校，她的工资比没有西方学位的人要多。西方教育显然受到欢迎，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妇女都回到了中国。事实上，在民族主义话语的主导地位下，几乎所有在二十世纪初出国的学生都回到了中国。她们到西方留学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强大。1928年陈泳声带着英语学士学位回到上海时，她不能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便能说明问题。虽然不同等级的学校都在教英语课，但是大城市里拥有英语教师证的人比它需要的要多。

1949年以后，陈泳声的美国留学生身份使她处于不利位置。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国内煽动强烈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让陈泳声失去了她刚刚创办的残疾儿童学校。随着学校一起失去的是她的梦想与她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她成了一个为谣言所污蔑的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人生被这件事毁了。尽管几年后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她再也得不到信任。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她不得不经受审查。这个意志坚强的女人拒绝再忍受下去。她辞了工作，就像她过去无数次地辞掉工作一样。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解放后，她再也没有工作机会了。五十五岁时，开朗的陈泳声开始学习新的行当——伤科——自己还开了一个诊所。虽然陈泳声很高兴为人民服务，但是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个体户，她变成了一个边缘妇女。直到文革以后，政府才恢复了她的社会名誉，吸收她为文史馆馆员——她认为这是对她失去的进行补偿的一种形式。

陈泳声1949年以前的不平凡经历，最终给她赢得一些社会认可，以及20世纪90年代政府给她的特殊待遇。在中国申办奥运会中，陈泳声作为一个为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奋斗终身的老爱国者被发现。在围绕奥运会产生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陈泳声参加1936年奥运会，以及她留美归国，使她成为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爱国主义的杰出榜样。陈泳声作为贵宾受邀参加1993年在上海举行的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她受到报纸和杂志记者们的采访。她支持政府申办奥运会，看到体育运动在中国快速发展她感到由衷地高兴。把陈泳声描述为一个老爱国者不是一种歪曲。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陈泳声使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具体化，这种情绪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作为一个归国的老爱国者，陈泳声在1995年春节前夕受到了上海副市长龚学平的探望。龚学平看到这个95岁的妇女独自住在一间脏乱的房子里，感到难过。他让侨务办公室给陈泳声雇一个保姆。但是她拒绝了，说：“我虽然穷，但不想让政府给我请保姆。我宁可没人帮忙。我精通英语，可以做翻译赚钱请保姆。”她想用自己的英语特长赚钱请保姆——这是我两年前第一次见她时她表达的想法——最终实现了。在副市长的命令下，通过上海官员的努力，《上海侨报》和上海的一家法律公司都雇陈泳声做他们的英语顾问。因此，陈泳声直到最后都一直支撑着她毕生维护的独立原则。

作为一个职业妇女，陈泳声与她那一代的其他职业妇女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救国和独立人格构成了这群受过教育妇女的主体性的核心。她们为国家做贡献，保持独立的生活，在这种双重追求中她们自觉地意识到了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然而，她们却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长足发展。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职业妇女成为了中国大都市里一支显著的社会力量。五四时期推动的平等的高等教育与平等职业，在此后迅速制度化。这些妇女讲述者证明了，只要个体家庭不阻挠女儿的职业梦想，并且可以让她们受教育，那么妇女进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大学读书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有了这种教育背景，不想当某某夫人的妇女就能够顺利地成为受尊重的新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即职业妇女。“新女性女儿”的生活与她母亲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证明了二十世纪初迅速变化的性别关系。尽管职业妇女只占人口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正是这个社会群体的存在宣告了数世纪的性别隔离这个主导性社会准则以及统治性意识形态的终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妇女解放的急先锋们在毛泽东时代——当时国家声称妇女解放具有重要优先性——却没有受到重视。在中共眼里，她们的爱国奉献并不一定使她们政治正确。她们的自立和职业成就仅仅证明了她们不属于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她们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革命，这让她们失去了新精英阶层的资格。西方教育，或是与国民党的关系，进一步让她们远离了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心。在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改造中，职业妇女这个群体在中共阶级分层的任何一个范畴下都无法安置。她们因此消散在不同的阶级中。少数具有杰出成就的职业妇女被授予荣耀的职务，得以继续她们的职业，因为新社会需要她们。很多人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如果她们继续在国有单位里工作，那么她们就不得不爱你》。这篇报导强调了陈泳声的爱国，以及这位副市长的关心人民。记者把陈泳声拒绝政府给她请保姆归因于这个老妇人的“倔强”。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历一生的改造。还有很多人不能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找到适当的位置，比如像陈泳声、王伊蔚、朱素萼和陆礼华这样的妇女，她们不得不中止事业，过着边缘人的生活。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职业妇女或者说新女性这个社会群体，从此在毛泽东时代被湮没了。¹⁶⁷

（赵婧译侯艳兴校）

第八章 黄定慧（1907-）：职业革命家

86岁的黄定慧看上去刚过60岁，充满活力。她眼睛明亮，身材瘦小，浅浅的酒窝更突显了她的笑容，我想她年轻时一定娇小美丽。她声音甜美、爽朗，可以滔滔不绝讲几个钟头。她讲话很快，充满激情。我提的一个简单问题经常会引发她的长篇大论。她有太多生动的生命故事迫不及待地要讲给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历的事，两本书都不够写。”¹⁶⁸

讲述我出生于浏阳，一个著名的革命圣地。1927年毛泽东在浏阳的文家市发动了一场起义，后来去了井冈山。浏阳不仅风景秀丽，还出了很多名人。湖南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就连三轮车夫和挑夫都学过《三字经》和《千字文》。②浏阳没有乞丐，因为那里的人都很勤劳。每家妇女都纺织棉麻，有一句民谣唱到“六岁学织麻，七岁学纺纱，九岁十岁学刺绣”。湖南的刺绣享誉国际。男耕女织，男女都很勤劳。

我母亲家姓李，她父亲是一位中医。虽然她不识字，但语言记忆力非常好。我父亲教她背诵了许多文章，所以她说出的语句就好像出自大师之笔一样。她18岁时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此前结过两次婚，两个前妻都死了，也没有孩子。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9岁。我母亲生了7个孩子，5个男孩和2个女孩，我是老大，是1907年7月20日生的。1911年革命后不久，父亲就当上了岳麓书院的主任教习，当了两年，谭延闿是院长。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我们雇了一个女佣做饭、打扫卫生，还雇了一个男的挑水。

父亲很开心，我6岁时他让我去上学。我的童年很幸福，我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忧伤、烦恼、哀愁。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女儿，我出生时他已经30多岁了，他视我为掌上明珠。几年后母亲生了弟弟，但我的父母并没有重男轻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要她立刻放足，于是她剪断了缠脚布。按照习俗，我6岁时就应该开始缠足，在我家乡，比我大几岁的女孩都已经缠足了。她们看见我没有缠足，而且还和男孩子一起玩，觉得我是个怪人，我母亲就告诉她们缠足是有害的。我父亲经常说：“妇女应该享有平等，消除缠足之痛是男女平等的前提。”我识字，还会唱歌，大部分乡下女孩都不会。我去镇里上学后思想就更为开放了。

我父亲是一个贫穷家庭里的独子，他用他母亲家里的钱去上学。他很聪明，12岁时就会做诗了。他可以说是一个有才无运的人。他跟他那个时代的那些有名的学者都是朋友，他们为彼此做诗。他与谭嗣同是同学。我父亲的书最近在大陆和台湾重印了。他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他是一个“优贡”，像“举人”一样，得到这种头衔的人有资格到北京参加状元考试，但他没考上，而谭嗣同在前一年就考上了。于是父亲就当了谭的幕府，谭的儿子是父亲的学生。由于他曾任教于湖南岳麓书院，因此许多辛亥革命家也都是他的学生。要在今天，他就和学校校长一样。

我父亲和谭嗣同以及浏阳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开办了一间育婴堂。浏阳有杀害女婴的恶俗。女儿生出来就被叫做“赔钱货”，因为家里得给她准备嫁妆却得不到聘礼。第二个女儿或许会被留着，可第三个女儿肯定会被遗弃。育婴堂创办后，许多女婴被送到那里。由于我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宣传杀婴有罪、女孩长大后可以帮忙干农活的思想，因此杀害女婴的事件逐渐减少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我父亲不想再干革命了，而相信“实业救国”。在岳麓书院时他给谭延闯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湖南发展矿业和修建铁路。后来他开展了一项矿业计划，但失败了。当别人试图利用他的失败而把他赶下台时，他辞职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闯请他从事株萍铁路的修建工作。后来他被粤汉铁路的总指挥詹天佑提拔，负责广东至汉口间铁路的修建。武昌至长沙段竣工后，北伐就开始了。由于我当时加入了共产党，我父亲被降职，并被派往郑州的陇海铁路。他在那里感染了肺结核。他替我担心，而且不满于自己的现状，于是很快就去世了，时年59岁。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了18年。他在株萍铁路工作时，每个月赚60银元。后来被调到粤汉铁路，每个月赚180银元。我们家每月最多开销100银元，于是母亲攒了一些钱在浏阳购置土地和房屋。那时候的人都这么做。母亲非常节俭，她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她必须料理全家事务，还要教育孩子。可是后来我们被划分为地主家庭，其实我们起初也是贫穷人家。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她勤俭持家，才能把我的三个弟弟送去读大学，我妹妹读了高中，嫁给了一个大学生，这个人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我另外两个弟弟则是革命烈士。

我读的是浏阳县女子小学，这是县里唯一的女校。我还记得我穿着黑色裙子、白色衬衫，拎着我的午餐饭盒[的样子]。我6岁入学，8岁毕业。本来要4年才能毕业，但是因为我成绩很好，跳了一级。我从小记忆力就很好。我很小时，父亲就教我唐诗，我现在还记得这些诗。父亲离开家，隔年才回来一次，他在家休假时就教我[读书]，还出题考我。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就让我替她给父亲写信。父亲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在上面教我如何修改我的错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就学会写信了。后来他还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我所知道的经典都是他教我的。我父亲支持我上学，我家人也支持我参加革命。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是个女孩，因为他觉得如果我是个男孩的话，我们家就会兴旺起来。我出生时，他已经30多岁了。紧接着我出生的那个弟弟身体不好，但是我却很健康。这个弟弟后又出生了个妹妹。父亲一直认为我很聪明，经常对我说：“如果你是个男孩的话，你肯定会光宗耀祖。”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所以有些封建思想。

我在浏阳读的那所小学非常进步，学校的名誉校长是谭嗣同的夫人，而且我们的老师都是留学日本的。这些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为什么我既没缠足也没穿耳洞。体育老师，语文老师等等都是女的。在学校时，我爱唱《木兰辞》和《满江红词》。我们唱完这些歌后，老师就给我讲花木兰和岳飞，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就接受了进步的、爱国的教育，而且我的家人也很爱国、很民主，这些都给我打下了基础。我的老师们都是单身，并坚守“独身主义”。她们投身于女子教育，并争取妇女的平等和自由。她们还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再也不能安于国内的社会现状，因此，她们很难找到伴侣。

小学时，我在体育、古文和其他一些课程上都表现优异，在毕业班里排第一名。校工把毕业证送到我家，还放了一串鞭炮，我母亲很高兴，给了他一个红包。然后我们自己也放了鞭炮，邻居都知道我小学毕业了，他们说我现在是个“秀才”了。我是家乡女子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我感到非常光荣。我母亲办了三桌晚宴款待那些前来祝贺我的人，邻居们也带来了鞭炮作贺礼。

我11岁时，湖南发大水。当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工作，所以我们就搬到武昌跟他一起住。上船时，我们得走过一条连接船与岸边的狭长的铺板。我背着比我小9岁的三弟，勇敢地走过铺板到达船上。我母亲曾经缠过足，不能正常走路，而且她小时候掉进过河里，很怕水，所以她走铺板时得有两个人扶着。在途中，她晕船很厉害，幸好我没有。我从未晕过船、飞机或汽车。后来我们到了武昌。因为粤汉铁路允许员工家属免费乘火车，我就乘火车到了长沙，我舅舅在那里工作。我12岁时，进了那里的周南女校。

我没拿过文凭，我读过的最有名的学校就是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很有名，他和他的妻子都在日本留过学。1990年我回校参加了周南成立85周年的庆典。现在，上海有100多个周南校友，包括前任市长的妻子，但是1919年那个班的只剩我一个人了。

在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的教学方法非常具有启蒙意义。他让学生组成学生会，一起读课本以外的书，他每周都发表一次政治演说。我从小就喜欢听中国历史，朱先生讲的是近代中国史：清朝是怎样没能抵抗住外国侵略而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的，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是怎样的。他说：“为什么我要开办这所女子学校？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决定为妇女解放而努力奋斗。尽管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开展了几年，但重要的是要普及教育。如果妇女都受教育了，她们就可以独立，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听过我的小学老师们讲男女平等，但是没有一个能像朱先生这样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透彻。他给我们讲了那些不平等条约，并把它们与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唤起了我们的爱国心。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启蒙教育。我们有句古话叫“饮水思源”，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先生的启蒙，如果我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我就不会离开家去参加北伐，也不会反对我的包办婚姻，追求自我解放。朱先生和五四运动提高了我追求妇女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觉悟。

我到周南几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就这样我才12岁就参加了五四运动。一共有三个班，我在最低年级的那个班，每班选一个代表办墙报，刊登游行信息，我被选了出来，因为我的作文总是在课上被老师表扬并贴在墙上。我们的校长朱先生是非常革命的，他鼓励学生参加运动。他说：“你们学生应该充当先锋，我们教员会做你们的后援。”他鼓励我们组成学生会，而我是学生会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负责墙报，我还跟着其他人游行和演讲。

每个运动都会经历一段不成熟的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工人们憎恶机器，把它们给砸碎了。五四运动时，不论在哪看到日本制造的玻璃，我们都把它砸碎；不论在哪看到日本制造的雨伞，我们都把它剪断。我们去商店检查谁在卖日货，谴责这些奸商，并让他们戴高帽上街游行。当时毛泽东创办了新民学会，在幕后领导运动。后来，长沙学生会给我们发了一份通知，说我们应该登记那些商店的日货和店主，并把货物送到市教育局拍卖，这样钱款就可以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和私立学校了。这纠正了左倾的趋势。和五四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起初也很不成熟。

我在五四运动期间知道了妇女解放的口号。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产生了一些思想意识，但是当时我们的思想意识有些模糊，因为党还没有成立。

列宁曾说：“即使是参加革命短暂，也等于数年的社会实践。”尽管我参加五四运动只有几个月，但人民的团结、激情和义愤都极度令人振奋，非常鼓舞人心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学生会里的同学们决定不回家过暑假，于是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我的决定。我父亲的学生中，一些是左翼爱国分子，一些是反动派，还有一些是中间派。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碰巧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我们叫他“书呆子”。他让学生投票，是赞成回家还是反对回家，我投的是反对回家。另一个投票问题是学生会是否是件好事，我说是的。他却偷偷给我们的父母写信，说反对回家的学生都是坏学生。尽管我父亲很开明，但他不知道我在学校做了什么，这让他感到不痛快。于是他让我弟弟来把我带回家，说是母亲病了。我回到家里，我母亲刚生下四弟，身体很虚弱。因为我是老大，我必须照顾她和弟妹们。她病得很严重，而且在大出血，有生命危险。那个暑假后我就不得不辍学了。

我呆在家里照顾母亲，她教我缝衣服和织毛衣。父亲给我安排了课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我自己读了历史书，并读完了二十四史。父亲每天早晨上班前教我四书五经，晚上回家后检查我的功课。白天我帮妈妈料理家务，没时间读书；父亲回来前的半小时，我才坐在书桌旁把课文读两遍。他回家后，我就大声背给他听。我非常不喜欢那些旧书，但我不得不读。

我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办的英文函授课程。父亲教我汉语经典，还有一个家庭教师教我数学。学了这门英文函授课程，我觉得我就像在学校一样完成了学业。从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我知道了《小说月报》，主编是茅盾（沈雁冰），我订阅了一份，这是当时我唯一读过的新杂志。

我10岁以前，父母就给我安排了亲事。他们选的那个男的是我父亲以前的同学李先生的儿子。李的儿子比我大四岁，李家让我18岁时就嫁过去。但是我们结婚后，我发现我无法忍受这段婚姻，尽管男方的父母和四个弟妹们都待我很好。他大学还没毕业，就跟他的丫环有染，还吸鸦片。他经常在外面呆到很晚，深夜回来时动不动就踢打丫环，责怪她开门太慢。我们婚前从未见过面，尽管他妹妹是我在周南时的同学。她曾对我说：“你太好了，可是我哥脾气太坏。”她还没有给我讲他吸鸦片的问题，我就已经心灰意冷了。但这是父母安排的婚姻，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我母亲给我准备了嫁妆，婚礼那天父亲从铁路调来一节专列把我和嫁妆送走，排场很大。

一次，父亲到长沙出差，顺便来看我。那天我没有跟他私下交谈，但偷偷塞给他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上面写着“请写信来说母亲病了，让我回家，回家后我会告诉你一切”。我不想让李家听到我抱怨他们的儿子。父亲回家后发了一封电报说母亲病重，让我立即回家，我舅舅陪我回了家。我离开李家时没有带走任何嫁妆。我和李的婚姻维持了一年多。

我父亲知道秋瑾的故事，现在他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情况与秋瑾一样，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他建议我读《秋瑾自传》，对我说：“你要有远大的志向，你不满意这段婚姻，就追求独立的生活吧。”他支持我离开那个男人。他只认识亲家父母，不认识他们的儿子。他给李家写了封信，说女儿要住在娘家，等着看她丈夫能否改正他的不良行为。他鼓励我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如果我没有生在这个开明的家庭，如果我的父母没有如此开通和慈爱，又或者我嫁给了一个好男人，那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我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将注定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最终不会经历所有的跌宕起伏了。

我呆在家里时读了很多书。我喜欢《三国演义》，不太喜欢《红楼梦》，大概因为我不太懂得浪漫。尽管我是个女子，但别人都说我像男人一样坚强。总之我不爱读爱情故事。但我读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觉得这个故事表达了封建包办婚姻中的年轻男女所经历的烦恼与困惑。我也喜欢茅盾的小说。

8

我回到武昌的家六个月后，北伐开始了。我的一个表兄参加了武汉铁路工会，他知道我因为婚姻不幸而消沉，就经常带一些传单给我看。我就这样了解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也了解了廖仲恺夫人和宋庆龄的活动。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一张宣告英美烟草公司女工罢工的传单，因为我在五四时期经历过罢工，我就过河向罢工的姐妹们表达我的支持和慰问。那是1926年6月15日，我捐了50银元给她们——这是从父亲给我的零用钱里攒下来的。我在那里认识了湖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李子芬，他询问我的情况以及在读哪些新出版物。我告诉他我读了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秋瑾自传》，还告诉他我的不幸婚姻。他听了我的话后表示同情，并把我介绍给妇女部长章蕴。我带了一张李子芬写的字条给章，她热情地欢迎了我，她说：“我欢迎你参加革命，离开你夫家。首先把你的长头发剪掉。”我说“好”，我觉得这和辛亥革命时所有革命者都剪掉辫子一样。我很高兴，马上跑到理发铺去剪发。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说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领导人，这真是个奇遇。他们同意我立刻离家，和同志们住在一起。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包办婚姻。

6月15日后李子芬和我谈过几次话，给我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是的，我非常需要领导和组织的帮助，这对于提高我的政治觉悟非常关键。”于是李介绍我入团。许多年轻男女都入了团，我们都很激动。我当了章蕴的秘书。我们白天工作，每晚7点到9点上团课。参加了这些专为新团员开办的培训班后，我的眼界开阔了。我开始明白参加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个人解放，还要为全世界妇女的解放而奋斗，党章规定我们要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三民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更透彻、更先进。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昌，武汉成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那时候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布哈林（Bukharin）的《马克思主义ABC》以及倍倍儿（Bebel）和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许多领导都来做不同主题的演说，我们还听过鲍罗廷（Borodin）的夫人讲苏联妇女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我们明白如果中国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推翻父权、神权、族权以及反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反对封建主义。没有政治组织，不加入共产党，一个人的行动只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不可能取得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一支筷子很容易折断，但绑在一起的十支筷子就不会；团结就是力量。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必须有组织、领导、信念、理论和政策；成千上万的人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克服困难，推动一次又一次浪潮。

我一直很仰慕秋瑾；宋庆龄与何香凝也是我的行为榜样。我参加革命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传奇女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入团时改名为“慕兰”。我想“父亲年纪大了，我还没有哥哥”，所以我要参军，也就是参加国民革命。起初我是个人主义的。许多相同背景的妇女也因时势而参加了革命；如果没有这股历史潮流，你也就没有办法摆脱家庭樊笼。如果没有组织或领导，你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如果你消沉了，你就只能会怪自己命不好。我恰好出生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而且恰好在武汉。

李子芬介绍我认识了宛希俨。宛是我们的老师，也是宣传部长，《湖北日报》主编以及后来的《民国日报》主编。他读过大学，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他经常在课后给我讲革命理论，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消灭个人英雄主义。由于我的名字是黄慕兰，他以为我很仰慕罗曼·罗兰，当时我还没听说过罗曼·罗兰。我告诉他我名字的含义是仰慕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宛希俨对我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信仰集体主义，我们入党是为了革命和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李子芬、宛希俨和章蕴都帮助过我。章蕴教我如何起草口号和妇女协会章程。由于我受过教育，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技巧。我甚至演出过话剧，扮演一个童养媳，那是我第一次在舞台演出。国民革命期间，我感到自己完全变化了：我可以不看草稿就演说，可以写文章、组织群众、演话剧。我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进步很快。当然，我深深感激党和青年团以及那些教育我、帮助我成长的领导们。

我在妇女部工作了三个月后，当上了部长。妇女协会从属于妇女部，当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刘少奇的妻子何葆珍都在妇女协会工作。妇女部由一个部长、两个秘书和三个职员组成，负责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比邻城市。我比大部分下属都要年轻，革命资历都要浅，但是我可以毫不费事地演说和写文章。我能很快记住领导的讲话。我有很多追求者，情书塞满了抽屉，我通常都不看。

妇女协会很像今天的妇联，我们通过它接触妇女，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并帮助解决妇女问题。我们反对包办婚姻和蓄养家奴，许多婢女和被虐待的妻子都哭着来求助，我们就去教育那些虐待妻子的男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乐此不疲，从早忙到晚。我们正处于革命高潮，有很多事情要做。

1926年11月12日，共青团提名我转为党员。那时候团员成批地转为党员。稍后在1926年冬，组织派我去莫斯科学习，经费由国民政府出。我先到了上海，

在那里准备去莫斯科。但是董必武给我发电报，要我回武汉，¹⁶⁹瞿秋白和杨之华来找我谈话。我说我想去莫斯科学习一年，然后就回来工作。他们把我的答复发给武汉。但董必武又一次发电报说他们还是要让我回去，因为三个人一起工作也不能做好我以前一个人做的事。瞿秋白找我谈话，他说：“我们党员要服从党的命令，你以后还是可以去莫斯科学习的。”于是我回到了武汉。没人能想到六个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时我在革命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没去成莫斯科，还没回武汉时，宛希俨爱上了我。但是我不想结婚，我想要读书、拿学位。我父母支持我去莫斯科，还给我缝了一件皮大衣。如果我当时去了俄国，我就会成了蒋经国的同学了。后来我对希俨说：“如果我当时去了莫斯科的话，现在就不会是你妻子了。”一些人认为宛不希望我走，就劝说董必武让我回来。但我被叫回来的真正原因是三个人一起也不能做好我一个人正常完成的工作量，我肩负三个职务，还有十几个头衔。1937年我在上海时也有十几个头衔。

回到武汉后，我们开办了女干部培训班，湖北妇女协会选派了一些女干部来参加。培训班结束时，我们给学员颁发证书，她们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培训班持续三个月，期间学员学习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妇女运动史，宛希俨还做了反对“妇女主义”的演讲。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许多妇女都卖命工作，但是有点自高自大，瞧不起男人。这些妇女都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坚持独身，因而反对妇女主义主要就是反对妇女的独身主义。希俨还讲到要共同投身革命，鼓励年轻妇女结婚。坚持独身主义的妇女通常对男人的要求标准极高，许多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坚持独身，但是她们当中许多人后来都嫁给了国民党官员。

我们还关闭了妓院，妇女部担起了教育和养活那些妓女的职责。我们还推动了放足运动和扫盲运动，禁止人们虐待婢女或包养小妾。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国民政府决定在武汉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虽然我很年轻，却被委以这项重任，负责组织这次庆祝活动。3月8日那天，十多万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了分校，就在妇女节前不久开始招收女生，并组成一个女生队，共有200多名女生，她们穿着军装参加了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当她们意气风发地走过看台时，我们为她们感到非常骄傲，每个人都为她们喝彩。她们在那天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其中一个女学员谢冰莹后来成为著名作家。171991年我和她又见面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一直通信。妇女节那天的妇女游行成为了国际新闻，这不仅是因为它规模宏大，也因为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武汉反动派雇了一群雏妓光着上身冲到游行队伍中。虽然她们很快就被赶了出去，但这件事还是成为全国的爆炸新闻；反动派报纸竟然说武汉妇女举行裸体大游行。

3月8日那天，我白天参加游行，晚上就结婚了。我们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说“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我们没有提以前的婚姻。此后，许多人都效仿我们。回想那时，政治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自由离婚、自由结婚，没有人会起诉我们。那天游行后，我们在总部举行了一个小聚会。董必武宣布我们结为夫妻，同志们都鼓掌祝贺我们。由于所有记者都归宛希俨管，他被叫做“无冕皇帝”，所以我就被叫做“皇后”。同志们中间开玩笑说“皇后”嫁给了“皇帝”。我们忙完了一天后就回家结婚了。

宛希俨拜访过我家人几次，我父母都很喜欢他。他和我父亲讨论革命理论，父亲很欣赏他的才华。父亲生病时，希俨请了名医给他看病。父亲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很好的想法，因此他和希俨有许多共同话题。起初，希俨并没有表明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我去苏联的计划取消后，他才带着几个领导去看我父亲。我父亲更加开通了，他非常喜欢希俨，并赞成我们的婚姻。我们结婚后住在法租界的一所房子里，这里是父亲租来放书的。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我母亲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帮忙做家务。

我们结婚时我对希俨讲了我以前的那段包办婚姻，但他向我隐瞒了自己的包办婚姻，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宛家是大地主，他娶了一个姓赛的女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解放后我和儿子重聚时，他才告诉我他有一个姐姐。解放后那个女人得到了烈属证明，并受到政府的特殊待遇。

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国民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不能在武汉继续公开逗留，党员被迅速解散或转移。我和宛希俨接到指示，要去南昌的党组织报到，我决定离开家和他一起去。我们与教导团的几个干部一起乘船于1927年7月14日到达九江。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密件。在船上宛希俨发现一些可疑人物在盯着我们，于是决定我们分成两组：我和他前往庐山，其他同志则带着密件到南昌。他因为繁重的工作而筋疲力尽，身体很不好，喉咙痛，又得了痢疾。由于我们不知道正在计划起义，就在庐山休息了10天。

离开庐山后，我们前往南昌大旅社与党组织汇合。那是7月28或29日，起义的前几天，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告诉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让我和宛希俨转入地下，不用参加起义了。宛希俨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而我则担任江西省委秘书。于是我们开始了地下工作，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党在财政上支持我们，但我们不拿工资。我们和一对姓徐的老夫妇（他们的儿子也是党员）一起住，他们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卖酱油、油和其他调味品。陈潭秋和宛希俨跟别人说他们是老两口的侄子，并化名为徐国栋和徐国梁。我们住在店铺的后屋，我经常深夜起来写秘密汇报，因为白天不方便做这些事情。

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国民党士兵动不动就来搜查。起初因为我还很年轻，我会脸红心慌，但是陈潭秋教我就算泰山倒了也要保持镇静。士兵来搜查时，我就坐在凳子上低着头擦灯油，不去看他们，陈潭秋与他们周旋。他拿着一根水烟筒，留着一撮小胡子，一个老男人的模样，而不像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人。他用地主的语气回答士兵的盘问。他负责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以他为榜样，我学会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他还教我如何写密件，如何秘密联系其他同志。我从他那里受到了地下工作的训练，这份工作要求一个人经受许多艰苦与风险。党通过《八七宣言》（该宣言由邓小平起草，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的成就与缺点）后，我们必须把这一文件秘密传达给所有党支部。于是陈潭秋伪装成去乡下收租的地主，宛希俨伪装成店伙计，我则伪装成一个普通主妇。我们到很多地方传达文件，这非常艰难。

1928年1月，我生了个男孩。我分娩后第三天，宛希俨到医院来向我道别：中央委员会已任命他为赣西南地区特委书记。他弟弟宛希贤是前线委员会委员，已经在井冈山了。宛希贤的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出现过，他比他哥哥有名，是党派去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人。他成功劝服两个国民党军团（其将领是他的同乡）揭竿而起并占领了井冈山。此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毛泽东带领文家市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所谓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就发生在宛希贤占领这一地区以后。宛希贤后来被王明杀害了。¹⁷⁰我党的历史非常曲折复杂。

宛希俨的调令在我生孩子前就已经到了，但是他看我快分娩了，就推迟了一段日子才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生孩子，生得很慢。我第一次阵痛时就被送到南昌妇女医院，直到三天后孩子才出生。分娩后第三天，希俨到医院来看我。由于病房还有其他人，他只能在我耳边低声说：“我要走了，我哥哥嫂嫂、叔叔婶婶（哥哥嫂嫂指的是陈潭秋夫妇，叔叔婶婶指的是那对老夫妇）会照顾你的。我要去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打游击），我以前只和笔杆子打交道，所以不知道事情是否会顺利。如果发生意外，你就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黄梅，让爷爷奶奶照顾他。”

宛希俨出身地主家庭。早期党员全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因而加入了共产党。除地主家庭以外，其他家庭很难把孩子送到大学，所以早期共产党员都是出身地主家庭的。他的家乡在安徽黄梅。他说“你别难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非常难过，眼泪夺眶而出，他用手帕帮我擦干泪水，说“产妇不应该哭，听哥哥嫂嫂的话”。说完这些他就走了。

他是1月离开的，4月就死于一场战争中。在这期间，我没有收到他的信，也没有及时得知他的死讯。我[分娩时]大出血，身体很弱，幸亏有陈潭秋夫妇和那对老夫妇照顾我。我休养了两个月才又投入工作。第三个月时，我到河边去等一艘为党的地下工作服务的船。我去了一次、两次，又去了许多次后，还是不见那艘船，这艘船应该捎信儿给我的。直到7月陈潭秋要被调走时，他才告诉我宛希俨死了。组织早就知道了这一死讯，但是因为我生病，这对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不想让我知道，而最终他们必须要走了，不能继续照顾我了，就不得不告诉我真相。陈潭秋对我说：“抚养遗孤是小事，党的事业却是大事，化悲痛为力量吧，我们的事业是长远的。你设法联系你的家人吧。”他非常善于做思想工作。¹⁷¹

报纸登了宛希俨的死讯，说共匪及其领导人宛希俨被枪杀，我父母以为我也死了，哭得非常厉害。武汉妇女协会的人也读了报纸，他们也哭了，为最完美的夫妇就这样死了而感到难过。我父亲非常喜欢宛希俨，认为他很有才华又尊敬长辈。他也替我感到惋惜，因为我们才结婚几个月。陈潭秋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写了封信，说我没有去苏区，不仅如此，我还生了个儿子，身体状况良好。我父母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陈潭秋告诉我他已写信给我父母，建议我联系家人，让他们把孩子转交给宛家。宛家是黄梅的大户，有许多大房子，孩子可以在大地主家里长大，并延续宛家香火。

1929年1月，中央委员会把我调到上海。我写信给我父母说我要去上海读书，当然，他们知道我在为党工作。我说我带着孩子不方便，请他们来九江把他带走。很快我二弟陪着母亲从汉口乘船来到九江，我计划同一天从九江乘船到上海。我们只有半天时间在码头会面。三代人抱头痛哭，难舍难分。从陈潭秋7月离开到我启程去上海，我独自生活了六个月，不能大声哭，也不能穿丧服。每晚躺在床上，我的泪水滴到孩子脸上，孩子都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那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岁月，是我生平遭受到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所以，离开孩子对我来说就好像在看着他死去一样，我哭得非常厉害。我弟弟已经是一名团员了，他对我说：“姐，别担心，我们会把孩子送到宛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孩子才一岁大，什么都不知道。（黄定慧在讲这段故事时眼里充满了泪水。）

孩子在我家住了几个月，直到宛希俨的父亲收到我家人的信后，去我家带走了他。他是一个开明的地主，否则他也不会让两个儿子读大学、让他们参加革命。直到解放后我才见到我的孩子，那时他已经是个小伙子了。抗战时他才13岁，他离开了黄梅，漂泊到重庆。在那里他进了一所电报员培训学校，后来在邮局担任电报员。没人告诉他他父亲的死或是母亲的下落，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他在那个地主家庭里可以受到保护。他什么都不知道，直到解放后，他在1949年末找到了我。

1929年我到了上海，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机要秘书。在那里我又碰到了中央委员贺昌，他以前到武汉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时我们认识的，他后来成为我的第二个丈夫。因为我是给武汉党会做记录的秘书，所以我认识所有的中央委员。彭湃是农民部长，周恩来是组织部长，李立三是宣传部长，等等，这些人我都是在武汉认识的，那时候我已嫁给了宛希俨。这时贺昌对我说：“我们都很仰慕你，真没想到希俨同志这么早就死了。”由于我是中央委员会和各省之间的机要交通员，所以委员们都认识我，并且对我的工作评价很高。他们知道我是书香门第出身，在突然成为一个地下党员以前在武汉表现活跃，虽然经受了艰苦与危险却仍表现得很好。现在宛希俨死了，但我仍在继续工作，他们觉得我非常出色。

贺昌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也不想树立贞洁牌坊。你是无产阶级妇女，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结婚时没有举行仪式，别人都说你们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他在暗示我应该嫁给她。他是山西人，只比我大一岁。他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在武汉时，我们经常举办舞会，唱革命歌曲和讲故事。他是这些场合里最活跃的一个，给我们讲苏联革命史的故事。他长得很帅气，也很好相处。我们几次私下谈话以后，我给组织部写了份汇报，当时组织部长是周恩来。由于组织想要派贺昌去湖北工作，在他离开前，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就开始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我们是秘密结婚的，不像我的前一段婚姻，那时董必武大声宣布（我们结为夫妻），人们都鼓掌祝贺我们；这一次的婚姻很少有人知道。后来，贺昌去了湖北。

我和贺昌结婚后，我碰到了X，他讽刺说：“你是攀上高枝了！”贺昌是中央委员，比X的职位高。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X是在单恋我，而且我嫁给贺昌也不是因为他的职位。听到这样的话，我生气极了，但又没人可以倾诉。第二天会后我坐着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越想越难过，结果下车时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有一本会议记录簿，尽管我用特殊符号做会议记录，但丢了记录簿却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我意识到忘了拿皮包后，就立刻跑去追赶那辆人力车，但已是徒劳。我六神无主地走到外滩，我在黄浦江边哭了一会，心想“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男同志的污辱呢？”我感到铸成大错，无颜面对丢掉记录簿的后果，于是跳进了黄浦江。

我被警察救了，送到了济良所。我被一次又一次地询问为什么要自杀，我不得不编了个故事，说我被爱人抛弃了。第二天上海报纸刊登了标题为“妙龄女郎失恋自杀被救”的报道。我说我在上海有个表哥，把一名同志的化名说成是我“表哥”的姓名。周恩来看到了报上的报道，派这个同志把我接了回去。我见到周恩来，告诉了他所有的事。他批评我不敢承担错误，对革命事业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责任感。他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应该把生命奉献给这项事业。如果我们死于反抗敌人的斗争中，这种死是值得的，是重于泰山的；但是为了点小事就去死，就是不值得的，是轻于鸿毛的。”他建议我先不要想这件事了，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X。他最后说：“不管怎么样，你在济良所还是想到了组织，又让我们的同志把你接了回来。你被救后，仍是想要跟党走的，这很好。”其实，我在济良所时有过思想斗争：我应该回家还是回到组织呢？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回家。但是李家曾到我家乡找过我一次，我母亲担心他们找到我，所以不让我回去。都是因为这段包办婚姻我才必须忠诚地跟党走，不管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贺昌知道此事后，觉得这是因为我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于是我不得不把X对我说的话告诉他。他只是说：“那只是因为他单恋你，难免会这样，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贺昌试着安慰我，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党内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论谁犯了错误都要被下放到基层去工作，所以我请求下放到工厂做工。

我是那种一旦与男人生活就会怀孕的女人，这很奇怪。我这次怀孕时被派到一个纺织厂体验工人生活，并参加工人罢工。罢工是由李维汉（李铁映的父亲）组织的，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员会主席。他领导了1929年上海二十万纺织工人罢工，这一年被称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年”，就好像革命高潮又一次到来一样，然而事实上尚未到来。罢工的目标是改善工人状况，迫使民族资本主义家做出一些让步。为了号召工人准备五一国际劳动节，我被派到外面去发传单。我快发完而且只剩一张传单没发出去时被一个巡捕抓住了，他问我：“你手里的是什么？”我说：“我从地上捡到的一张纸。”但是他还是把我抓进了巡捕房，那天是礼拜六。到了礼拜一，我被送上法庭审讯。那时英租界法庭号称“文明法庭”，有义务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我坚持说我不识字，而且不知道那张纸是什么，我说：“我只觉得这张纸头蛮干净的，打算捡了去包东西。”我对他们说我刚从乡下来上海，在工厂做工没多久。我22岁了，但我告诉他们我才17岁（没到法定年龄），因为我长得矮小[人家看不出来]。法官用严肃的语气问我：“你不知道这是一份共产党传单吗？”我做出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他说：“好吧，这次我不责怪你。你要知道上海很乱，许多坏人，别被骗了，不要随便捡东西。”我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我的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都说我很机警。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当地下交通员的经验，才能遇事不慌，机警应变。但是终究浦西警察抓过我，我继续呆在浦西就不安全了，所以我被调到浦东的恒丰纱厂。当时，丝业工人刚开始罢工。上海丝厂的女工们都穿的很好，穿丝袜和漂亮衣服，上海纱厂的女工们也穿得很漂亮，所以对我们来说伪装成女工比伪装成村妇更容易。恒丰的老板是个湖南人，工厂里有5个团员和3个党员。有个叫刘阿秀的女工休病假不在，所以党支部买通拿摩温，才能让我以刘阿秀的名字冒名顶替进工厂里做学徒。但是我为党做的工作是联系工人，煽动罢工。

7月1日那天我们散发了传单，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半夜拉下电闸并剪断了电线，我爬到屋顶抛下一落传单。后来警察来了，电线修好了，但工人们已经停工了。工厂经理吓坏了，他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员在里面。我装作不识字，让一个老工人给我读传单。这个老工人经历过五卅事件，对共产党有强烈的情感，¹⁷²他说：“这是共产党散发的，号召罢工，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什么都知道。

我被选为工人代表之一，我们去丝厂了解他们的罢工情况，然后回来告诉棉纱厂的工人们。我们来回传递信息，棉纱业工人很快就加入了丝业工人罢工。于是我们成功了：二十万纺织工人参加了罢工。我是学徒代表，和其他7位代表在一间茶园坐下来和经理谈判。但谈判结束前，来了几十车军警想逮捕我们，几千名工人试图阻止他们，但被他们拦住了。我们都被捕了，关进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那是1929年7月，我被关在监狱里一百天。我的二儿子是6月怀上的，我在监狱时，他在我肚里陪伴着我。幸运的是，我穿的衣服很松，怀孕一百天时还看不大出来。所有八位代表在狱中互相照顾得很好。由于我经常呕吐，胃口也不好，牢房里的妇女就知道我怀孕了。她们不让我去井里打水或洗衣服，但是监狱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从那以后我就得了很严重的胃病。贺昌被调到广东担任南方局书记，他不知道我怀孕了，我被释放后，他才知道。孩子生下来时很瘦，没法和我第一个儿子比。他出生后，我没有奶，他的身体一直很弱，这是因为我们在狱中营养不良。由于他身体太弱，后来动了手术。我在狱中也得做党的工作，因为我被捕后彭湃也被捕了，并且关进了同一所监狱。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起义的领袖，中央委员， {[footnote-200]} 我回到武汉时认识他的。他在南京政府的通缉令上，被一个叛徒出卖了。他没办法否认自己是彭湃，于是就准备好就义了。他被押往监狱时，一路都唱着革命歌曲。

正巧看守所中有个班长，他以前是海陆丰农民起义里彭湃的属下。他参加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失败后，他通过亲戚找到了这份在龙华司令部的工作。他一看到彭湃就把头低下了。彭湃认出了他，后来在夜里低声对他说：“你在这里任职很好，我们党要想派人打进这里来很不容易。你要帮助照顾一下政治犯，对他们稍微优待一点。”如果他能给囚犯多喝一口水，那也是件好事。这个班长告诉彭湃说，有几个看守愿意传信，只要给他们5个银元。彭湃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不要劫狱营救他，因为看守所戒备森严；如果营救计划失败，不仅他要死，而且其他许多人也要死。这个班长帮他送了信。

彭湃还问谁在女牢，班长告诉他说有八个妇女，因为罢工被捕。彭湃又问是否有人识字，班长说：“她们都说不识字，但是里头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很活跃。”彭湃让他问我的名字，因为他站在我们这边，我就告诉他：“我叫黄慕兰。”我一直用刘阿秀这个名字来伪装。彭湃记得我们曾在武汉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见过面。在解放后出版的《彭湃文集》里，有两封信提到了黄慕兰。彭湃通过这个班长与我联络，告诉我在狱中要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我们牢房里除了我们这八个女工外，还有一个女犯，她的丈夫因犯了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她觉得没人会要一个罪犯的妻子，所以她一被释放就请求看守所长让她留在监狱里工作，为看守洗洗衣服、缝缝补补的。在监狱里是这样的：包括看守所长在内，每个人都是瞒上不瞒下的。这些人为了钱在监狱内外给囚犯捎口信或带东西，他们也从带给囚犯的东西里捞些好处。看守所长让这个女人留了下来，我们进了监狱后就叫她“干妈”，我们对她说：“你不是强盗，你是被这个坏政府压迫所以才去抢劫的。我们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后，你丈夫就不会被判无期徒刑了，他会被放出去的。”我们给她描绘了一副美好的革命前景，给了她希望。从来没有这么多女孩叫她干妈，所以她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出庭时，我代表学徒提出了要求，而其他妇女则代表工人提出了要求。我们指证拿摩温打骂工人，对妇女毛手毛脚，而且我们还没时间吃饭、上厕所。我们讲述所受到的苦难，并要求得到改善。法官要求把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并问我们是否识字，我们回答说不识。他就让我们画个十字，我们故意抖了抖手，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十字。不仅法官同情我们，就连站在旁边拿枪的警卫也同情我们，那是阶级同情心。狱中的看守月饷只有3块银元，而且还经常拖欠六个月，这段时间他们就在监狱里吃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给我们传信，每次收5块银元。那时100斤大米就要花3块银元。¹⁷³

在这八个妇女中，两个是党员，三个是团员，另外三个与我党有些关系。我们在狱中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在那个班长的协助下，我们试图帮助所有的政治犯互相联系，让他们的口供取得一致。我们八个人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但是其他人被关在不同的牢房。所以我们就在晚上给他们写小纸条，干妈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帮我们望风。当她看到有人过来时，她就咳嗽一下，我们听到信号就钻进被子里，假装睡着了。我总是处在焦虑和紧张的状态，这就是孩子得心脏病的原因。如果我们被发现，就会被杀死，其他囚犯也会受到牵连。

彭湃进来十天后被处死了。他没有受审讯，只是等待死刑令。那十天里，他在狱中做了很多事。他让那个班长转告每个政治犯说彭湃也在狱中，并告诉他们三件事：第一，要有耐心，不要绝食或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因为这会使囚犯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不要暴露你自己的真实身份；第三，尽己所能让外面的亲戚朋友帮助你。彭湃死得很壮烈，他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高呼革命口号。执行死刑的士兵怕得发抖，因为他们从班长那里听说过他的故事，认为他是个英雄。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流了泪。我的第一个丈夫牺牲了，现在我认识的这个人——彭湃也要牺牲了，我非常难过。我们的牢房里，几个人在痛哭，几个人在低声哼唱着《国际歌》。

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我们被释放了，工会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在狱中时王明还来看过我们，声称是我表哥；他给我带了泡菜，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外面谈判，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我被释放后，贺昌给中央委员会发了封电报，请求把我调到南方。他是设在香港的南方局书记，负责广西和广东。邓小平当时是广西省委书记。

我在香港生了孩子，但是我没有奶，那是在1930年。7天后，贺昌又被调到北方局当书记，他把孩子送给了一个姓卢的做小买卖的人。那时喝牛奶被看成是一种特权，贺昌说因为我没有奶而孩子又这么瘦，最好让一个能给他喝牛奶的家庭来认养。他先把孩子送人了，然后回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养儿防老是封建思想。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敌人还没有被消灭，我们怎么能谈家庭呢？我们都是抛弃了家庭加入共产党的，谁能来负担孩子和家庭呢？”只好这样了，反正他也把孩子送走了，我能不听他的吗？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了天津。

由于工人罢工在1929年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党内出现了李立三路线，李立三号召“在一省或几省内首先胜利，在大城市组织大罢工”。他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贺昌是其中一员。为了准备大城市的武装暴动，他们开始购买军火，但是在他们实施前就被敌人发现了。彭湃早就知道劫狱失败会导致巨大损失。工人罢工可能会让资本家有所让步，但是国民政府在大城市里有军队和警察，他们比我们强大许多倍。李立三把各地工人罢工的胜利视为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他低估了敌人的力量而高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李立三命令毛泽东从井冈山向武汉进攻，但是毛泽东没有执行命令，因为他认为我们缺乏取得成功的力量，况且他直到几个月后才收到这条消息，那时情况已经变化了。

贺昌响应了李立三城市起义的号召。他是李立三的密友，因为他们曾一起在安源工作。我是交通员，把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从上海带到贺昌那里，他根据命令准备一切。但在起义付诸行动前，一个叛徒出卖了我们，这个人负责买军火，他被捕了，于是就招认了。李立三路线只持续了几个月，武汉、广州、青岛[的武装暴动]也都先后失败了。在这些城市暴动具体实施前，就被敌人发现了。当时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和秦邦宪都从莫斯科回来重组中央委员会。10月，我和贺昌来到上海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贺昌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并请求到苏区打游击，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他仍保持中央委员的头衔。李立三被派去苏联学习，王明则成为党的负责人，他很专制。贺昌从他原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北方局的职位降到了一个镇委员会的主席。

1930年冬，我被任命为上海营救部长。那段时间，由于顾顺章投敌，许多同志都被捕了。¹⁷⁴贺昌最好的朋友、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关向应也被捕了。我被任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坐过牢，可以跟里面联系；第二，我父亲在南京政府有很多社会关系。为什么我没被降职？因为我在天津时流产了，所以没有参与准备起义。此外，我知道这个命令时是不同意的。在监狱里，彭湃说过反对劫狱，我是知道这个教训的。我觉得追随苏联模式、发动城市武装暴动是不可行的。贺昌在向中央委员会作自我批评时把我对他说的话如实地报告了，然后说：“我没有慕兰那么优秀，她从狱中的经验意识到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这次真的低估了敌人的力量，盲目地行动。”因为他在自我批评中积极推荐了我，中央委员会就任命我为营救部长。王明在那次罢工中也认识了我。他们认为我有能力，决定把我留在上海。

但是由于贺昌要去苏区，我想辞去职务跟他一起走。我不想服从命令呆在上海，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我想跟他一起走。我担心如果我不走，事情就会以与宛希俨一样的方式收场：一旦分离，我们就再也不能相见。他发现很难做我的思想工作，于是就让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党员来找我谈话。这位同志是吴德风，负责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后来成为法律委员会书记，和周恩来一起工作。他对我说：“我们以后再把你接去。你皮肤太白了，没法伪装成农民，这对于你和贺昌还有护送你们的人的安全都很不利。”他们去苏区必须走农民家里的地下交通站，所以得伪装成农民。贺昌皮肤黑，而我的脸和手都很白、很软；贺昌伪装成赤脚农民很容易，但是我却不行。吴说：“你必须等待我们开辟出更安全的地下交通线，现在你们两个人必须分开一段时间。”所以我别无选择，为了保证贺昌和农民交通站的安全，我只能留下。

我对贺昌说：“我坐过牢，做过工，我不怕苦。他们送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而现在又让我离开你。我不会这样做的，永远也不会！”贺昌说：“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对党的忠诚，但是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属于我的。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但是你不属于我，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你应该知道党的组织纪律，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让我离开而你留下来做营救工作。如果你能从狱中救出一员大将，这不就是为党为人民立了一个奇功吗？如果你跟着我而发生意外，你和我都会被杀死。如果你因爱我而死，而我为党而死的话，我不会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怎么能让党失望呢？党已经做出了任命，我们怎么能拒绝服从呢？。我”所以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哭。我们5月分开的，他等着动身，而我则等着我的特别任命。（黄定慧在讲这段故事时哭了。）

党派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潘汉年负责对内联系，我负责对外联系认识了一位名叫陈志皋的进步律师，他曾参与营救著名的“七君子”，父亲是法官。

他是沈钧儒的学生，沈也是一个进步律师。于是我们开始了营救关向应的计划。

在嫁给陈志皋前，我在上海被叫做黄小姐。我隐瞒了与宛希俨、贺昌的婚姻，只让别人知道我父母是谁。我父亲去世了，但是我家还是很有地位的，别人以为我是书香门第出身的未婚小姐。但我不能对陈志皋隐瞒我的真实身份，因为营救工作必须通过他来完成，周恩来对我说除了贺昌这件事以外不要对志皋隐瞒任何事。由于我在国民革命期间在武汉暴露了身份，而且我仍需要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和其他我在武汉认识的名人的帮助来营救我们的同志，所以我无法隐瞒这段历史。我就编了个故事说我在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后来脱党。那些在武汉认识我的人以为我再婚嫁给了陈志皋，其他人则只以为我是黄小姐，陈家的亲朋好友都以为我是未婚女子。尽管我已经20多岁了，还生过两个孩子，但是我可以装成一个未婚女子，我年轻时很漂亮。

为了营救关向应，我开始拜访陈家，志皋的父母第一次见到我就喜欢上了我。我提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比如谭嗣同。志皋的父亲也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曾营救过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我的父母是佛教徒，志皋的父母也是。我对他们说我来上海读大学，但是没考上，现在正在找工作。他们知道我的古文很好，就请我做他们小女儿的家庭教师。

去过陈家几次后，我对志皋的父亲说我有一个表哥在坐牢，需要他的帮助。陈的父亲当过18年法官，有很多社会关系，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法官是他的后辈。他就把那个法官叫到家里来对他说：“黄小姐是我的义女。”事实上，我还没认他作干爹。“她表哥是个诚实的商人，你去查查这个案子。如果他们真的抓错人了，就让我儿子把他保释出来。”这个法官连连点头，答应去查。但是法庭书记官想要好处，就把允许保释的时间推迟了三个月。陈志皋去调查这件事，法官说他没有反对释放这个人，但是书记官说他的供词有问题，陈志皋说：“那好，我们把供词改了。”法官说这个书记官吸鸦片，想要好处。志皋的父亲也吸鸦片，所以他们就给书记官送了最好的云南鸦片，于是改了供词，关向应也被保释出来了。

我回忆起贺昌说过的话：“救出一员大将就是为党立了一个奇功。”关向应可以说一员大将，他是政治局委员、青年团总干事，我已经立了一个奇功。于是我住进一所地下党办的医院等贺昌来接我。

贺昌死于1935年。他知道我救出了许多人，所以没来接我。他是那种为了国家可以忘记家庭、为了群众可以忘记私生活的人。他知道我在上海，但是他认为应该在那里做更多贡献，而不是呆在苏区。他没有派交通员来接我，我们也从未通信。他死得很英勇。党出版了《贺昌传》和宛希俨的传记，他们都是党的优秀领导人。但是我却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在营救党员、著名的七君子、其他无党派人士以及难民。

我只与宛希俨一起生活了九个月，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与贺昌生活了两年，1929到1931年。这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党员，他们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从中受益匪浅。虽然他们是我的爱人，但我就像尊敬导师那样尊敬他们。

我在1931年认识了陈志皋，当时救国运动开始了，我和他都撰文主张抵抗日本侵略。陈志皋非常进步，尽管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读《资本论》比我读的还早，在大学时就了法文版的；他书房里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书。尽管我很早就入党了，但由于一直忙于完成党派给的任务，没有太多时间学习理论。在陈志皋的书架上，我找到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国民革命失败后，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参与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现在，作为一个上海地下党工作者，我有时间来读这些书了。

我没有对志皋隐瞒我跟宛希俨结婚生了个孩子的事。许多认识我和宛希俨的人都知道我是宛的遗孀。但是志皋还是想娶我，他很热心地帮我做营救工作。他给那些负责案件的人送礼，请他们吃饭，还替那些被捕的人交保释金，他对每件案子都非常关心。我的内心在煎熬，我不想嫁给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了四年后才结婚。我和他频繁接触是很平常的，因为我是他父母的义女，因此也是他的姐姐。

有人说陈志皋对我一见倾心，这不是真的。¹⁷⁵他爱着他的同学彭小姐，但是彭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在陈志皋娶我前她就嫁给了别人。他追求我时，其他几个女同志喜欢上了他。由于同志们（他们声称是我的亲戚朋友）把很多案件都委托给陈志皋，他们都认识他。他年轻、帅气、慷慨、和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我们都叫他贾宝玉。我试图劝他另娶一个喜欢的女人，我说：“我结过婚生过孩子，而她未婚还比我年轻，你应该娶她。”他说：“不，我父母都喜欢你，父亲看中了你，你和我的弟妹们也都相处得很好。你是书香门第出身，是有背景的，但我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也没法调查其他女人的家庭背景。”他以为其他女同志都是真的共产党员而我却脱离了党。他说他家里不会认可那些女同志的，而且他不能告诉父母是怎么认识她们的，我却已经和他家人交往几年了。

他的父母已经把我当作义女，组织让我以我父母的名义正式拜他们作义父义母。组织出钱在鸿运大酒楼摆了三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们。陈氏是海宁望族，乾隆皇帝曾四次造访陈家。¹⁷⁶在我嫁给陈志皋前，我利用陈家的社会关系接触到上海的社会精英，开展营救工作。四年里我两次拒绝了志皋的求婚，组织也两次要求我回到他身边，因为有同志被捕，需要我再次利用他的社会关系。陈志皋非常聪明，他没有直接参与到那些案件中便救出了很多人。他父亲有很多可靠的关系，他就利用那些关系让他的朋友出面调查那些案件。

我不愿嫁给志皋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我配不上他家；第二，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第三，我结了一次又一次婚。我前两个丈夫都是党的优秀领导人，与他们的婚姻是组织批准的。但是要嫁给一个不是我们自己同志的人——尽管他是一个进步人士——好像对我不太好，而且再结一次婚也不好。

尽管我们参加了革命，我仍有很强烈的封建思想。比如在我家乡浏阳，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再婚，族人就会淹死她，族长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这个女人的名字会被从族谱中抹去。在嫁给宛希俨前，我已经上过一次花轿了，所以我嫁给贺昌时，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我母亲从不知道这段婚姻。我嫁给志皋时，没有告诉他关于贺昌以及我的第一段婚姻的事，直到1938年我才告诉他关于贺昌的事。我母亲不让我回家，因为李家曾到我家乡去找过我。我没有同他正式离婚，他们只知道我参加了革命。这种情况让我别无选择：我无路可退也无处可去，我不得不忠诚地跟着组织。因为我皮肤太白，他们不让我去苏区，我就不得不做党让我做的任何事，我嫁给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我觉得当胜利到来时，党会原谅我的。

我和志皋是1931年认识的，他1933年向我求婚。那年我弟弟在学校遇到些麻烦，母亲要我回家，所以我决定回家问问母亲对志皋向我求婚的看法。组织知道我很久没有回家了，所以让赵同志陪我回家，志皋的母亲托赵问问我母亲是否同意这桩婚事。我母亲知道了志皋的事情后说：“这个家庭不错，救了很多共产党员，你还是自己决定吧。”

1935年党告诉我贺昌死了，在得到党的批准的情况下，我嫁给了陈志皋。其中一个证婚人是党员。我对志皋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他要继续支持我的工作；第二，彼此互不干涉个人的行动，我会参加党的活动而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他想干涉我，我们怎么能结婚呢？第三，当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时，允许我同前夫留下来的遗孤相认团聚。他同意所有的要求，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不知道我与贺昌的事，我和贺昌生的儿子直到解放后才与我相认。直到我的公公婆婆去世，志皋的弟妹们都去了美国以后，我才告诉他一切。

我婆婆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她59岁时就去世了。抗战期间，各个组织的人都来我家开会，她就在深夜里给我们做点心吃；如果我在夜里出去参加活动，她就一夜不睡，诵经保佑我，我们婆媳关系非常好。我们全家都参与了抗战。我利用同何香凝、宋庆龄的关系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活动，还利用同郭沫若的关系参加“左翼”文化活动。我的真实身份在这些活动的掩护下很安全。

我本名叫彰定，国民革命期间改名为慕兰，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唱《木兰辞》。参加国民革命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传奇女子，但我写自传时得谦虚点。抗战期间我改名为定慧，这名字是我父亲想的。我祖父是一个道家，会给人相面，他很早以前就给我算了命，说我有富贵相，可以化险为夷，但我会经历牢狱之灾。我父亲是佛教徒，他只知道我1931年经历了一些不幸，比如宛希俨死了，国民革命失败了。于是他给我写了这些话：“定儿生有夙慧，但夙孽亦重，最好她能皈依佛门，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双修。”由于志皋的母亲和他自己都是佛教徒，我就利用这点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改了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名字。

那几年我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吴德风在我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来回传递消息。党不只把我一个人派到陈志皋身边，他的秘书也是党派来的，志皋不知道他的法律公司变成了地下交通站。这个秘书复杂保管营救工作的案卷，并负责把从狱中保释出来的同志转移送往各地的联络点。其他地下交通员来传递信息时就在法律公司过夜，那里很安全。

有一次陈志皋的一个同学（他在英租界巡捕房工作）告诉他说他们刚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人物，政治局书记向忠发，他已经开口讲话了[即叛变]。陈志皋告诉了我，我是党内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我立刻告诉了潘汉年，他又告诉了康生，康生又汇报给周恩来。第二天，周恩来和其他三位最高领导人来见我，听我汇报这件事。我和陈志皋在一起是党的命令。

抗战开始时，我想去延安。我觉得不应该在陈家呆太久，因为我隐瞒了真实身份。1938年我和志皋吵了一架后，偷偷跑出他家，搬到沧州宾馆，从中国旅行社订了一张去香港的票，我计划从那到重庆再到延安。但恰巧志皋哥哥的一个亲戚在中国旅行社工作，在订票信息中我用了假名但保留了我的姓，所以他们按日期查找订票时找到了姓黄的。他们在宾馆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婆婆不知道我离开的真正原因，她以为这是因为我和志皋吵了架。她责备了儿子，并欢迎我回家。

1937年7月中旬，我和陈志皋帮忙在震旦大学建立了一个难民收容所。志皋以前参加过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lief Association），尽管这个难民收容所加入了国际救济会，但其职员大多是共产党员，而且这里成了新四军的征兵站。陈志皋和公共租界的负责人一起努力，得到了日本司令部的批准，允许难民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理由让他们返乡生产。在这个掩护下，从上海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里征召了三千个男子加入新四军。我有一张照片，是我在难民收容所和其他地下党员一起拍的，我很珍惜这张照片，因为它见证了我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当时我还采取了另一个主动措施。日本司令部颁发了“良民证”，持有该证的人才允许通过封锁线，我们把这些证给了地下交通员，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出入了。所以1938年周恩来派刘少文来上海带给我一封信，表扬了我的工作，而且不赞成我去延安；信中他还公开感谢陈志皋的贡献，这样陈周之间就建立了直接联系。

那段时期我也参加了其他活动，何香凝要我以她的名义组织一个妇女慰劳会。我自己从未成立过任何组织，但是我与上海的22个妇女组织都有联系，并且成为上海妇慰会的理事。我还从上海的大人物那里筹到许多钱。

1942年我生下一个男孩，十天后我就在曲江被捕了。曲江地处韶关，在广州沦陷后成为广东省政府所在地。陈志皋在那里担任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负责广东和福建的振济工作。我们帮助很多著名难民从香港返回到重庆，这条路线很危险，所以我们安排东江游击队来护送。当时香港谣言四起，说影星胡蝶沿着这条路线撤退时，我们抢劫了她的行李，这让志皋很愤怒，想辞去职务。我带着两个小女儿前往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我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邓颖超打电话给我，并从八路军办事处那里派了一辆车来接我。要不是那辆车，国民党特务就不会发现我。我把情况汇报给周恩来，还说我担心谣言会向国民党暴露我们和东江游击队的关系。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还没有发现，我们应该继续工作，他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我们要守在那里，于是我就回到了曲江。

我在曲江生了一个男孩，从医院回家后，我发高烧了。医院派了一个护士陆小姐照顾我，我觉得这个陆小姐是地下共产党员。孩子出生后第十天晚上，三个男人突然出现，要求见我。陈志皋还没回家，陆小姐想把他们挡在门外，但是他们闯进我的房间，开始拉我，就在这时陆小姐说我病得很重，她得跟我一起走。这几个人讨论了一下，说上面要抓活的，万一路上出了问题，他们负不起责任，于是就允许陆小姐一起走。到火车站时，我看见志皋已经在那里了。

我的孩子在那以后不久就死了。我有两个儿子死了。1948年我们的公司破产时（黄定慧在后面讲述了破产的事），我正怀孕，由于压力太大，孩子早产死了。1942年，由于我和志皋都被捕了，党派刘少文到曲江带走了我们的两个女儿。陆小姐跟着我到了国民党在衡阳的秘密囚禁所，在那关了42天。狱方每周派两个人随同陆小姐进城一次，给我买鸡蛋、棉花、纱布和其他物品。我病得很重，背部特别疼，陆小姐在监狱里细心地照顾我。后来她回到了曲江医院。她肯定是个共产党员，其他人是没有勇气陪病人进监狱的。

原来，衡阳司令周奎龙是个国民党，我和陈志皋曾把他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里保释出来，还送给他三百银元作回家路费。他知道我们被关起来后，请求戴笠放了我们。但是戴回电报说，蒋介石命令把陈志皋和黄定慧押往重庆。周奎龙后来到囚禁所里看我们，告诉看守头儿说我们是他的救命恩人，要好好待我们。所以我们的伙食供应很好，也被允许一起吃饭，也有了“串供”统一口径的机会。

六周后我们被押往重庆，在那里关了两年。志皋被关在一个优待室，因为戴笠想要召他进戴笠领导的调查局工作。我和另外15个妇女被关在一个大牢房，这些妇女都不识字，一些人吃的冤枉官司。我帮助那些妇女写申诉书，后来有几个人被释放了。

国民党特务问我为什么去曾家岩，我是否在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我说我很早以前就脱党了，而且像陈家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容下一个共产党员的。他们知道我做了许多支持共产党的事，但是他们缺乏证据证明我还是个党员。我在抗辩书中说，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特务知道我和宛希俨有个孩子，所以我告诉他们，我到曾家岩去找我和宛希俨的儿子，我不想让志皋知道这件事，他和他家里都不知道我和宛希俨的婚姻。后来他们就以我们抢劫胡蝶的行李以及志皋挪移公款为罪名抓了我们。由于我们把资金转给了共产党和东江游击队，我们没法解释，所以被判了七年徒刑。志皋的哥哥替白崇禧工作，两年后把我们保释了出来。¹⁷⁷

我和陈志皋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一共有六个孩子。1950年后陈志皋去了台湾，为什么他会去台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刘少文提名我和志皋为政协委员，这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误解了我和志皋在抗战期间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们是在党的指导下行动的，刘少文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是当时在筹备会议上，他不能说出实情，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因此我们被从提名名单中除去了。刘少文来上海看我们，为了没能给我们提名而表示歉意。我和志皋刚刚破产，处境很糟糕，没有收入，但是志皋只是说：“虽然别人误会[我们]，但只要你能为我们作证，这就很好了。我不在乎委员这个头衔。”我们还能说什么？很可能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少文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有人跟我们结了私怨，我们太直率了，有可能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还有另外一件事令志皋决定离开。X——我嫁给贺昌时污辱我的那个人——现在成了华东局的领导人。由于志皋计划搞国际贸易，我就去见了X。当他听到志皋的计划时，大笑，说到：“哎哟，现在资本家也来求我们了。”他很讽刺地说：“你早已做了资本家的太太，多年来享尽了福。”我怎么能告诉志皋这件事呢？我独自坐黄包车回家，眼泪滚下了脸颊。（公司破产时，我们没了汽车，也没了司机。）我没有告诉志皋，但是后来他从他的女性朋友那里得知了此事，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他说：“如果他不承认你的党员身份，那么我为你做的所有事都化为乌有了。那些年，不论你们的人什么时候来，我都为他们提供钱和帮助，我就像个活菩萨，而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所有钱都没了，得从头开始了，我要离开国家去做石油生意，这对你和国家都有好处。”

陈志皋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让我跟他一起走。他说：“你们党1942年的整风运动太残暴了，如果再发生一次你还能忍受吗？”我说：“我能，我为什么要怕？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党的命令，我做什么坏事了吗？我营救地下党员，无党派人士和难民，你也是这样做的，你救了这么多人。”他说：“好吧，如果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忍受。”

解放前，陈志皋是银行总经理。有一次我写了一张大额支票给宋庆龄设立的一个基金捐款，但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国民党政府就吊销了银行的营业执照。我们的客户从报纸上得知后，纷纷取出了存款。为了偿还债务，我们不得不借钱，但当时通货膨胀很严重，向银行借钱的人不能按时还款，而我们又不得不偿还他人的高利贷，于是陈志皋很快就破产了。由于他不能还债，一群债权人撕破了他的皮袍袖子，揪断了他的几根头发，他说：“士可杀，不可辱。”所以现在，面对惨淡的前景，他决定离开国家。

抗战期间，我们营救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多，志皋救出的许多人都邀请他到香港或东南亚国家做生意。他想要到南方做国际贸易，这样就能够偿还债务，保住我们的房子，房子是他设计的，是我们唯一留下的财产。我们的孩子还很小，所以他要赚钱。我们向中央政府作了汇报，聂荣臻写信来邀请他去北京共商大计。

¹⁷⁸陈志皋向聂提了三个请愿：一，煽动国民党空军叛乱；二，把外币引入中国；三，为中国弄到石油。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默许后，志皋带着这些任务离开了中国。他离开前，对刘少文说这样离开我让他感到很不安，但是刘让他放心，周恩来会为我作证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开了。我当时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台湾也解放了——当时不论我想什么，都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他是1950年离开的，我没有想到1955年我就被捕了，他也没有想到。

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走，但是我不想。我的脸太红了（国民党怀疑黄定慧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我觉得我的党员身份会对志皋在海外的工作造成损害。所以我让他带着他以前的恋人彭小姐一起去，我来偿还她留下来的债务。别人都说我非常大度。陈志皋和彭小姐在大学时就彼此相爱，但她嫁给了一个对她拳脚相加的男人，她越来越不满。她试图自杀时，我们救了她。后来她跟那个男人离婚了。我想志皋才40岁，他绝对可以再婚。如果我让他带走这个女人，他会感激我的，他也确实说我很伟大。我对他说，跟她一起走吧，把公司交给我。我以前是公司的总秘书，志皋走后我就成了董事会主席，我卖了他的房子，偿还了我们的债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那是1980年我被平反后住在广州，他到香港旅行。陈志皋对国民党说他不想反共，也不愿做官，他只想当律师。他确实当了一个律师，很成功的律师，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替共产党辩护中国对台湾的权益，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他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不只是诵读经文或求神拜佛，而要在今生来世积攒德行。

他曾对我说：“我们的姻缘是前世注定的，所以我才会对你一见倾心。我愿意为你牺牲自己。”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我离婚，但是1953年我向他提出了离婚，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遭到怀疑。他们认为如果你忠于党，就会毫不迟疑地与在台湾的人断绝关系。当他收到我的信告诉他我要离婚时，他回了一封血书给我，上面写着：“让神灵和我的祖先之灵证明，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责任，绝不离婚。”但是他已经在那里了。当然，他不得不走，因为他不想忍受党的审查，他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1988年陈志皋在台湾去世了，孩子们当时没有告诉我，1989年我才知道他不在了，在上海给他开了场追悼会。他的骨灰被送回来与他的父母葬在一起。

志皋离开后，我不得不卖掉我们的房子来偿还债务，政府买了这栋房子。然后我开始在救济分会工作，担任赵朴初的秘书。赵是无党派人士，但解放前曾和我们一起工作。他知道我和党的关系，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下属。1953年我去北京见周恩来，但是没有见到他。我给邓大姐打了电话，她写了张纸条给我说：

“你应该回去，伍豪会履行承诺的。”但是1955年，我和潘汉年一起被捕了。事实上，潘汉年在庐山与陈立夫会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但是在左倾路线的迫害下，每个跟国民党扯上关系的人都会遭殃，1957年甚至连那些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的知识分子也遭了殃，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有这么多复杂社会关系的地下工作者了。

我知道我要被关起来了。1955年我再次前往北京，因为我的二儿子要去那里做心脏手术，我住在了吴德风家里，他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我知道地下党员必须入内写交待材料。吴德风认为法院不该传唤我，因为他知道我在1949年以前所做的联络工作，我们的地下交通网从未被破坏。德风的妻子打电话给邓颖超，问慕兰是否可以留在她家写材料，因为德风能够证明我做过交通员。她打电话时我就在隔壁房间，所以我能听到她们的对话。邓大姐回答说：“骆剑冰已经进去了，¹⁷⁹潘汉年也快了。留慕兰在你家写材料，不太妥当吧！我们可以为她证明的。”于是我就知道自己不久亦将入内受审查。我是清白的，尽管我知道一些人在攻击我，在政协会议上反对提名我。我回到家里准备好了一切。我觉得接受内部审查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我没有想到我被认定为反革命，被关了这么长时间，在监狱里呆了八年半。

起初几年，我被关在德胜门，这里不是一个真正的监狱，而是古代用来招待状元们的地方。1959年我们被转移到新建好的秦城监狱，那里有8座楼，4座是用来关押末代皇帝和国民党官员的，另外4座是用来关押共产党高官的。我们在监狱里待遇很好，每个人每个月的伙食预算是45元，毛泽东甚至来视察监狱，并对监狱长说要好好照顾我们，因为我们将来会被委以重任。1963年我被释放了，缓刑3年。我写了份申诉书，要求重审我的案件。但在重审前，文化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来搜查了陈家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志皋在台湾。他们拿走了很多从陈家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古董，里面有乾隆皇帝的礼物。我被红卫兵殴打，断了三根肋骨，然后又被送回秦城监狱，又呆了八年半。幸好我的伤得到了适当的照顾，在监狱里康复了。1975年，我和一些国民党将领（他们在1949年领导了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一起被释放了。解放后我在监狱里一共呆了17年。

我第一次进监狱时，最小的女儿才9岁。我最后一次被放出来时，她已经快30岁了。那些年里，我的孩子们在找到工作以前靠政府的津贴生活。我进监狱不仅是因为潘汉年的案件而且也因为我嫁给了一个去了台湾的银行家，也因为他的弟妹们和我的弟妹们在台湾和美国。

1975年我被释放后，我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四份报告，要求平反。后来我弟弟从泰国来看我，他已经是一个大石油商了，他在中国时见了中央政府领导人，这帮助了我平反。1980年我被平反了，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81年又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我已经从那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是上海市政府顾问，这是给老年人的永久性职位。现在我得接受老年妇女的待遇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出狱时已经快70岁了。

章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她是武汉妇女部长，我认识她三个月后就继任了她的职位。我被平反后，她就1953年拒绝见我这件事向我道歉，她当时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所以拒绝见我。但是现在，她意识到人是多么容易被诽谤所伤，因为她自己也由于他人错误的指控而被关了八年半。她让我写下我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做的所有事情，所以我写了16件事，把报告给了邓颖超。那是在1982年，周恩来已经过世很久了。

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长在30年代时是我的下属，但是因为我嫁给了陈志皋，因为他去了台湾，所以解放后我的地位一下子就降了下来。到现在我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么高的职位，但是我的党员资历最近得到了党的承认，党追认了我的党龄是从1926年开始算起。这也是我向中央委员会多次写报告的结果。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我在党内的资历得到承认，我并不在乎这会给我带来什么特权。我曾是营救部长，这与部长的职级一样，但解放后，只让我做了科长，我根本没有去争辩。当时我的处境艰难：公司破产了，丈夫去了台湾，我要养4个孩子，还要经受政治打压。但我挺过来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我只是想宛希俨和贺昌都死了，但是现在我们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梦想最终实现了，人民很幸福，所以我不该被个人得失所困扰。我从未脱党，而且周恩来说过我们胜利时他会为我证明我的党员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1953年去了北京，但是直到最近党才承认我的党龄是从1926年开始的。

我的小学老师们反复给我们讲教育的目标：“你们受教育后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你们要为男女平等而奋斗。”后来，我读了周南女校，对这些思想了解得更多了。五四运动时，我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后，我离开那个家去追求独立生活和自我解放。入党后，我的思想觉悟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追求妇女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如果我没有经历五四运动，或者没有接受反帝、反封建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我就不会对我的第一段婚姻感到如此不满了。我离开了那个家后，我只想读大学，过独立的生活。我的小学老师们全都坚持独身。

如果今天的妇女真的拥有平等，那么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现行法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当然，许多妇女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列宁说：“没有妇女，革命不会成功。”我们一参加革命就知道了这句话，当时的宣传都说女子占国民半数，没有妇女的参加和觉悟，妇女运动和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我们毕竟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了。比如，国民革命期间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废止缠足。当时湖北比湖南落后得多，许多妇女还在缠足。但我没有缠足也没有穿耳洞，而且6岁就上学了。我唯一遭受的痛苦就是包办婚姻，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会参加革命。

参加革命前，我读了二十四史，对中国历史很熟悉，而且我是儒教、道教、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混合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乐意帮助他人而且愿意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现在，回顾往事，我意识到了对立统一这个规律。内在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哲学间彼此互相联系。面对所有哲学的正确态度就是像毛主席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小时，父亲就教我儒家文本，孔子有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听到这句话，我就很不服气地问：“爹爹，难道孔子是没有母亲的吗？”父亲回答说：“不是的，孔子的母亲是很贤良的。你不妨去读读《列女传》，就会明白对于所有名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母亲相夫教子，言传身教。”我之所以提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小学时就知道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我正在做的事就是[把我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我已经写了几篇自传留给他们。我还为宛希俨、贺昌和其他同志写了许多文章和证明。我和贺昌生的儿子对我说：“妈，当年您如随同爸爸去了苏区，说不定早已和爸爸一同牺牲了。还是现在这样更好，我们都长大成人，你应该过上好日子了。”但我自己想：“如果我去了苏区，我现在就是一个烈士了，就不会有后面那些恐怖的故事了。”我父亲不想教我做诗，他认为历史上才貌双全的女子都很薄命，所以不教我做诗更好。他临死前，希望我能皈依佛教。但是我还是喜欢做诗、写文章。问题在于每当我回忆过去、书写过去时，所有的情感又都涌上心头，这对我的身体不好。但是，我不能放弃写作，这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做出判决。

解读：现代木兰与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之路与前四位妇女不一样，黄定慧是一位共产党员。她对访谈及其未出版的自传极为关注，这是为了证明她从1926年加入党那天开始就一直是中共党员，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由于这份关注，她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中共话语之中。她写了几篇自传：最长、最详细的那篇都是为党写的，因为里面充满了机密内容，她认为揭露出来会对党不利；中等篇幅的那篇（雇人根据她口述的录音带而转写的）是要出版的，给我看了；稍微短些的那篇完成于1987年，是为了引起出版商的兴趣而写的纲要；以诗歌形式撰写的、简短的那篇是为了她与贺昌生的儿子于1990年写的。这些自传充满了中共语言，而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将其在此充分展示出来。除了我从她未出版的自传中摘录了一些内容以外，这里口述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我对她的访谈。在我看来，黄定慧的讲述比她的著述揭示出了更具冲突性的主体地位，而在她的著述中，她努力构建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一个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这一身份认同是党长期以来所拒绝承认的。

由于黄定慧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她的经历包含着许多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些疑团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无法解决，因为我无法查阅中共的秘档。然而，我的首要目的并非是要详细描述黄定慧在中共地下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黄定慧让我省略了有关国共两党秘密斗争的一些故事，以免把信息泄漏给国民党。因此，为了不让她的口述历史迎合我的目的，而是尊重她的意愿，我删除了部分讲述内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对黄定慧的后续访谈隔了将近两年之久。但当我1995年初到病床前看望她时，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老得太快了，现在看起来与她的实际年龄相符了，并且瘦了很多，看上去更矮小了。我能辨别出来的只有她的声音。当她开始讲话，我又注意到了她内在的变化：她不再只讲中共的语言，内心深处的其他声音时不时地出现；她变得更为内敛，她不再那么关注于讲述一个共产党女英雄的形象，而更多地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表达不满和委屈。访谈快结束时，她向我解释了她身上发生急剧变化的原因：在我第一次采访她以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家庭悲剧。我意识到是这场悲剧毁了她，她说：“我一生中经历了这么多的跌宕起伏，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却还要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我怎么能受得了？”由于黄定慧不愿公开她的家庭悲剧，我只能说这个悲剧摧毁了她的健康，并深深地动摇了她，使她不再那么固执地表达对她自己人生的矛盾观点，从而影响到这次访谈。

尽管删除了很多内容，但是黄定慧的讲述仍是丰富而有意义的。就本研究而言，我集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五四女权主义话语与中国早期妇女运动路线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支持者；第三，花木兰对于五四妇女的意义；第四，从五四妇女到共产党员的转变。

女权主义与国民革命解放后，黄定慧长期被关押的日子里，一定反复检讨过她的人生。被平反后撰写那几篇自传时，她总是在思考“什么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当我问到她的人生时，对于我的大部分提问她都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她用生动的事例来阐述她丰富多彩的经历，重点讲述那些关键事件以强调她漫长而曲折的人生中的里程碑，并且分析了她的行为和选择背后的内在逻辑或动机。采访黄定慧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只是一个听得出神的听众，仔细聆听着她那滔滔不绝的内心独白。

黄定慧在最后一次访谈的末尾强调说：“如果我没有经历五四运动，或者没有接受反帝、反封建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我就不会对我的第一段婚姻感到如此不满了。”还说：“我……遭受了包办婚姻的痛苦，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会参加革命。”这些坦率的表述清楚地提醒我们五四话语、妇女新的主体性和新女性参加革命这三者间的关联。

12岁时，黄定慧参加了五四运动，尽管很短暂却很难忘。她迅速吸收了新思想。给她印象最深的人就是周南女校的校长朱剑凡。就像陆礼华记住了马相伯的救国言论，陈泳声记住了徐特立反对“二十一条”一样，黄定慧至今还能背出七十多年前朱剑凡在课堂上讲的话。朱剑凡的课对于黄定慧而言具有启蒙意义，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妇女解放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但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性别平等的个人经历，小学老师对于男女平等的言论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朱先生使她开阔了视野。妇女解放不只是解除妇女缠足或不穿耳洞，（黄定慧在这些方面已经解放了。）而是要求妇女平等地参与建设一个强大的新民族。这个从小学开始就仰慕花木兰的年轻女孩肯定会为进入男人世界来干一番宏伟事业的前景所触动。

五四事件后的学生运动给像黄定慧这样的年轻女孩提供了第一个机会，让她们从衣食无忧的生活中走了出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反帝、反封建和性别平等这些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年轻的爱国女学生们带着自信与自尊进入公共领域。在这一历程中，她们被五四话语所重塑。许多像黄定慧这样的年轻妇女对性别平等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愈发憧憬过一种独立而有益的生活，这使她们感到包办婚姻无可容忍。

不像朱素萼、陈泳声和王伊蔚，她们拒绝父母为其选配偶，黄定慧起初接受了包办婚姻，后来逃离了这段婚姻。这一现象对于她那代人来说并不罕见，尽管对于一个年轻妻子而言逃婚需要莫大的勇气。幸运的是，革命为黄和其他相似背景的妇女提供了一个避风港，黄欣然决定参加革命，就在她结识那些共产党员的当天，便决心加入他们并马上搬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尽管她有敬爱的父母和舒适的家，但是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不属于娘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很幸运在组织里找到了一个新家，组织热情地接受了她这个逃离包办婚姻的妇女。

民族革命怎么会对黄定慧这样的妇女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呢？黄定慧1926年参加的国民革命是由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承诺推翻中国的帝制，消灭军阀、统一中国，建立民主社会。合作的基础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政策。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在孙中山重组国民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苏联组织结构为模式，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特别部处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问题。1924年，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工作，动员广东的工人、农民和妇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第一个妇女部成立于1924年1月31日，其目标在于促进妇女运动。此后，各地区和各级别的国民党组织中都成立了妇女部，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制度化的开端。

国民革命中的妇女运动继续使得五四女权主义的诸多议题充满活力。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惨败后，中共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开展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还太早。因此，与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阶级的联合似乎成为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并打倒军阀（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目标的唯一可行之路。当共产党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时，也开始致力于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一年前的决议强调了为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1923年的决议却与此不同，它把妇女革命分成两类：劳动妇女运动和一般的妇女运动。一般妇女的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和废娼运动。决议强调这些运动的重要性并建议：

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资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

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等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一决议反映了中共对1923年中国妇女运动形势的清醒判断。五四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对城市的各种妇女组织很有影响力，正是妇女权利与现时利益把不同的妇女群体吸引到妇女运动中来。尽管中共宣称为以消灭私有制为基本目标的妇女解放而奋斗，但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当时很少有女性追随者。中共妇女部1924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全国范围内只有20名女共产党员、40多名女共青团员。为了吸引女性追随者，并“引导”各种妇女运动向“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发展，中共在这一阶段（其活动大部分是以城市为基地的）不得不采纳自由女权主义的议题。

国民革命中的女权主义议题也得到了那些加入了中共或国民党的五四女权主义者的支持。邓颖超或许是阐述这一点的最佳例证。邓颖超（生于1904年）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著名的学生活跃分子。16岁时，她就“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和其他许多五四活跃分子一样，邓颖超也接触到了她那个时代的大量而有时却又互相冲突的话语。除了在爱国运动中的活动外，她也因在推动天津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而闻名。1922年8月[原文为6月，有误。译者注]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成立后，邓颖超和她的朋友们于1922年11月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天直隶支部。12月，她被选为该支部四个代表之一，四人向北京的北洋政府递交了女权请愿书。请愿书中包括了广为宣传的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中的七项要求：

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

女子男子平等的享有宪法上人民应享的权利；

邓颖超此时的女权主义立场在她的文章《姊妹们起哟》中表达得最为清楚。她亲眼看着她的一个好友在一段可悲的包办婚姻中悲惨地死去，于是她比以前更为坚决地要与旧制度作斗争。在直隶支部刊物上刊登的这篇文章中，邓颖超号召妇女起来反抗压迫。她的分析论证充满了当时流行的女权主义著作所用的修辞。她强调了两个重要主题：妇女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与新的性道德：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我们住在人类谋解放的二十世纪，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人”……对于旧礼教下产生出来蔑视女子人格，剥夺人权的婚姻制度，我们当首先的确击令，不能再容彼存在，遗毒人间了……

爱伦凯女士曾说：“结婚应以恋爱为中心，有恋爱的结婚，是道德的；无恋爱的结婚，无论法律上的手续怎样完备，也是不道德的。”……已结婚的姊妹们！倘若你和对手方面不是恋爱的结合，且现在已经发生不满意，不融合，不能再继续双方关系的情形，我很希望你们不要犹疑隐忍……要勇敢决然的提出离婚，跳出卖淫的生活。打破旧礼教所谓的“伪贞操”！……

亲爱的姊妹们！起呦！勇敢的起来，作一个真独立的“人”吧！”

邓颖超1924年1月加入了共青团，一年后成为了共产党员。在这一阶段，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她来说并不是意味着对女权议题的压制，相反，这使得她和其他中共女权主义者更多地关注无产阶级妇女的困境，并让她们分析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即私有制。她们既有推翻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有努力唤醒姐妹们反抗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各方面对妇女压迫的女权主义目标，二者并行不悖。这段时期，邓颖超和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朋友们组织了名为女星社的研究社团，并出版了一本女权主义期刊《女星》和一份《妇女日报》，以此来推动女权运动。邓颖超还在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中担当领袖角色。1925年五卅事件后，邓颖超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把公众的情绪推动到民族主义热情和国民革命上来。1925年7月她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演说中强调，妇女运动现在要关注四点：“（一）抛弃向来偏重职业、参政、婚姻等局部运动；（二）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三）努力宣传工农妇女之团结；（四）全国妇女应有严密之组织。”这四点反映了党动员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反映了邓颖超自觉地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

按照中共的分析，片面的妇女运动不会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取得成功，而只有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妇女受压迫问题。因此，妇女活跃分子们首先要把她们的热情和努力奉献给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努力下——或者更应该说是党为了支持者在与女权组织互相竞争的努力下——“排斥”女权主义的实践开始了。在妇女集会上，在为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女共产党员在“片面的”或“狭隘的”女权运动与跟国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之间画出了一道界线。著名的共产党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她与邓颖超有着同样的政治任务）提醒上海的女权主义们不要“只争女权不管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她论述到：“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国民革命）而独立。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¹⁸⁰在这种论述脉络中，追求女权或女权主义便因为与民族利益脱钩而受到批判。这一批判意味着偏离了新文化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在这一定义下妇女追求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对于振兴民族具有关键意义。由于中共所谓的“狭隘的女权主义”脱离了民族主义内涵，因而很快就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丧失了合法性。

尽管如此，由于中共的女党员们参与到各种妇女组织中，因此中共也意识到革命运动如果忽略妇女的现时利益的话就会失败。这一时期中共的决议、报告和宣言全都强调考虑不同妇女需求的重要性。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妇女运动决议最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意识：

（二）妇女运动之方针，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外，同时尤应注意妇女本身的解放……

（九）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之规定，实施下列各项：

甲、法律方面——

乙、行政方面——

这一决议包含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从而表明了五四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负责提交这一决议的委员会由宋庆龄、何香凝（两个著名的女国民党员）和邓颖超（靠自己赢得名声的年轻共产党员）三人负责。这三个妇女都把国民革命放在首位，同时也深切关注妇女命运。三人之中，邓颖超是唯一积极参与过五四女权运动的人。

国民革命包含了许多五四主题，这毫不奇怪。不仅著名的新文化主义者如陈独秀、郭沫若和沈雁冰，而且许多新升起的政治之星（他们曾是五四学生活跃分子）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国民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的成立就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普遍传播的一个结果。对于许多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者和女权主义鼓吹者而言，国共合作与不断壮大的国民革命指出了一条实现其新文化之梦的可行之路。因此，国民革命的中心——首先在广州，后来在武汉——成为了五四时期以及1911年革命的名人的聚集地，其领导主体——国民党——则成为了包含形形色色革命者的包容性政党。

从任何角度来看，革命的焦点都是五四民族主义的延伸与发展。五四女权主义议题——只要由两党合作来领导——就不会是“狭隘的”，也无损于民族利益。相反，这些议题却是动员城市不同群体妇女的号召力。对于那些跟随政治潮流的五四女权主义者而言，这一时期女权运动最为明显的新发展除了强调联合农村妇女和女工外，就是党派试图控制各种妇女组织。以苏联为模式，国共两党都迫切地要把整个国家（包括妇女组织）组织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合作最终破裂之后，两党都继续实行这一组织原则。总之，由于纳入了女权主义议题，国民革命见证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快速发展，这是一场由身负民族主义议程的两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重要的是，党派领导的妇女运动采用了“妇女解放运动”一词，来表示与“女权运动”的不同，这两个词在后来的中共语言中互相对立。

女活跃分子的性别烦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成为了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妇女运动的蓝图。许许多多女国民党员和女共产党员在各级妇女部中满腔热情地工作。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活跃分子加入（其中许多人加入国民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领导党派，而且拥有孙中山这位德高望重的创立者），越来越多的妇女（工人、学生、主妇和农民）被吸引到妇女运动中来。黄定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大革命的舞台。

想着上面那幅蓝图，我们很容易想象出黄定慧第一次遇到那些共产党员时的兴奋。他们没有轻视这个从不幸包办婚姻中逃离出来的女人，相反，却真诚地欢迎她，并快速提拔她为武汉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她负责了一些活动，如给妇女放足，把妇女的长发剪断，关闭妓院，训练以前的妓女，帮助受虐待的妻子和婢女，为不识字的妇女开办阅读课，等等。或许她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她记忆力非常好，她听了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后，可以忠实而有效地把这些话传达给群众。在群众无法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不识字的情况下，黄定慧发表演说、宣传中共路线的能力极为重要。换言之，她从事革命宣传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她的影响力，而且她的声音非常好。宋庆龄在武汉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说时，黄定慧当了她的扩音器：宋庆龄说的每句话，她都大声重复，以便让听众听到。毫不奇怪，这样一个年轻妇女不仅在话剧中而且也在重要场合被赋予了重要角色。1927年的妇女节，不过20岁的黄定慧就担任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庆典集会的主席。¹⁸¹

尽管黄定慧的平步青云是很少见的，但是在许多相似背景的妇女都参加了革命这点上，她却是颇具代表性的。决议第五条保证革命将是逃离压迫婚姻的妇女的避风港。尽管五四女权主义为年轻女子和男子提供了一条抵抗或逃离包办婚姻的合法路径，但革命则为这些反抗者们提供了一个实体基地。在柯临清关于国民革命中的女共产党员的研究中，她强调了性别议题在妇女决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对于那些想要挑战传统性别关系以及提供可选择的行为榜样的妇女而言，党更像是一个亚文化群体（subculture）而非政治机构。最重要的是，党使她们可以轻易地反抗家庭对婚姻的控制，并使她们可以定义新的社会秩序，如自由选择婚姻。”妇女逃婚而参加革命的现象也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下来。《民国日报》在1927年6月3日报导到：“湖北自有妇女协会之组织以来，会员发达，已在四万以上。其中为本身利益要求离婚者亦非少数，据调查所得，此项妇女以中产阶级为最多，小资产阶级次之，农工阶级为最少。”¹⁸²

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在武汉妇女培训班，“对妇女主义的批评”被列为演讲的一个主题。¹⁸³根据黄定慧所说，“反对妇女主义主要就是反对妇女的独身主义”。她强调：“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许多妇女都卖命工作，但是有点自高自大，瞧不起男人。这些妇女都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坚持独身。”由于这是[黄定慧]指出的女革命者群体中的唯一问题，因此有可能带有“妇女主义”色彩的妇女比例非常大。

通过探究各种文本中的“妇女主义”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深化这一论点。杨之华（中共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妻子）在她1926年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分析中指出：

至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一种妇女主义的运动，主张这种解放妇女的工作可以不参加政治运动及一切社会运动而实现，即妇女运动的对象就是男子……

妇女参加政治运动的问题，已惹起一部分妇女主义者的反对，以为妇女既入了政治的旋涡，一定被政治所利用，不肯诚心去做妇女运动为妇女谋利益了；更以为援助女工罢工等事是有赤化嫌疑。她们常以这种论调来避免许多应做的工作，而且使妇女运动更加分裂。其实做妇女运动的人专以两性斗争的眼光来看，未免太狭小了，并且是错误的。¹⁸⁴

根据杨之华对“妇女主义”的定义，已经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妇女不应该被称作妇女主义者，但是，中共的男领导人如宛希俨却扩展了她的论证思路，把那些不想结婚的妇女也包括进来。尽管杨之华认为专门着眼于两性斗争是错误的，但是宛希俨却在演讲中强调，甚至连察觉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性别冲突都是错误的。我们还不清楚妇女决心独身究竟是由于她们对男人的痛苦经历，还是“妇女主义”的影响，抑或两者都有，但是很明显，党的男性领导者对性别议题极为敏感，对“妇女主义”趋势反应极快。宛希俨的演说或许标志着中共男领导人扑灭革命内部任何有关性别意识的表达的最早努力。

国民政府妇女部组织的妇女协会在湖北快速发展。根据1927年6月27日省妇女部长的一份报告，“本省自革命军抵鄂后，妇协由两千会员发展到六万”。虽然这个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是妇女运动的快速发展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同一场合中，其他妇女领导人则讨论了妇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农村妇女总是对妇女运动抱怀疑态度，当时增加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的妇女。

1927年6月21日湖北农民协会关于农村妇女的决议规定：第一，各级农协须成立妇女部；第二，农村妇女应加入农民协会；第三，禁止在农村强迫妇女剪发与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宣传；第四，妇女部应切实调查农村妇女生活状况，以确定她们的要求。

显然，农村妇女还没有被动员。此外，尽管离婚自由议题在城市妇女中颇见成效，却引起湖北农民的敌视反应。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农村妇女对离婚自由有何反应，但是决议似乎表明结婚、离婚自由并不是农村妇女的迫切要求。由于这一阶段中共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并且大部分党员都是城市受过教育的男子和女子，因而缺乏对农村生活的清楚认识。湖北决议表明，党开始意识到需要把农村纳入[妇女运动的]议程当中。

尽管如此，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成功吸引了许多女工参加。早期共产党员和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深受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影响，因而特别关注正在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共女党员如杨之华等与工厂工人的密切联系，中共提出了女工的特殊需求。国民革命中，中共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休产假照旧领取工资以及其他保护性立法。中共在支持外资工厂的女工罢工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如武汉烟草厂工人罢工就引起了黄定慧的关注。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妇女的工作状况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得到了怎样的改善，但是有文件表明女工的确参与了武汉的妇女运动。下面这段新闻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汉口十四日路透社电）被解放妇人之丈夫本日在总工会门前举行示威活动，高呼“打倒妇女协会！”参加此项运动者多半为劳工。彼等云：自国民党到此以来，宣传妇女自由、恋爱自由及妇女解放等故，彼等之妻不再回家住宿，彻夜在外流连忘返。彼等确认，因此种新解放而彼等之家庭被毁坏，故要求该妻及诸妇女恢复旧日习惯。¹⁸⁵

这些丈夫们没有明确指出他们的妻子“在外面”做什么，但是，女工确实因为参加运动而彻夜不归，这足以引起她们的丈夫或未婚夫的焦虑。历史文献表明，武汉女工对放足的号召反应强烈，并热心于夜校。尽管婚姻自由让她们的丈夫感到紧张，但是前面提到的调查表明只有一少部分女工提出离婚。有可能大部分女工参加了妇女协会是出于她们所关心的其他议题。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女工所关心的两个议题：“男女工人联合起来”与“女工应参加工会工作，男工不应轻视女工”。显然，在保护性立法之外，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也成为妇女运动中女工们讨论的话题。

木兰英雄主义黄定慧一参加革命就改名为慕兰，汉语的意思是“仰慕花木兰”。她承认她把自己视为一个传奇女英雄，革命使她得以追寻孩童时期的行为榜样的足迹。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活跃分子而言，早在她们听到男女平等这个词以前，花木兰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许多例子中，恰是木兰的主体地位最早激发了这些年轻妇女追求一种英雄的生活，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领导人向警予就证明了这一点。¹⁸⁶

向警予1895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从她5岁开始，她的父亲和兄长们就教她识字，两年后她就能读经典文本了，她也喜欢历史。在父亲和兄长们给她讲的故事中，她最喜欢《木兰从军》；在他们的教导下，她学会了背诵《木兰辞》。向警予经常会把邻居家的小女孩们叫到河边一起大声背诵《木兰辞》。据说从童年开始，她就“有效花木兰发奋图强的雄心”。

据向警予的丈夫蔡和森所说，向警予小学时各门功课都很出色。在学校以及全县的学生竞赛中，她总是“文武双全”的第一名。“在这种社会奖励的空气之下，愈加把这个新式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子兴奋起来，于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个伟人’，睡梦中都是这样的想着。”蔡和森回忆到：“她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每每自己这样愤激的幻想：‘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她每每这样激烈的幻想便要大哭一场。”

向警予先后就读于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和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回到家乡自己开办了一所女校。五四运动时她多次公开发表爱国演说。1919年末她加入了湖南学生“勤工俭学会”，并与蔡和森及其家人一起去了法国。在赴法的长路上，她与蔡和森（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毛泽东的密友）多次谈话后，抛弃了“教育救国”和独身主义的信念，而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并于1920年5月与蔡和森结婚。

向警予于1922年初回到了中国，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参与到党的妇女工作中。事实上，她是中共妇女路线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文章，其中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并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她把上海的女权主义热情引导到国民革命上来，并构想了一场由中共统一领导的妇女运动，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领导作用。

尽管向警予在中共妇女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得到了充分认可与高度赞扬，但是她的丈夫却注意到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蔡和森透露向警予经常感受到党内的无形的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蔡自己也承认以向的能力来说，本来可以担任一般党的指导工作，党却让她做妇女工作，这是党组织上分配工作的“缺点”。事实就是在中共发展初期，女共产党员只能做“妇女工作”，负责动员妇女。向警予自孩童时起就梦想在男人的世界里干一番大事业，但却被迫面对党内的性别隔离。把她与“妇女工作”等同起来，就是把她置于从属地位而远离党的权力中心。

但是向警予要成为一位女英雄的梦想最后还是实现了。在莫斯科学习了一年多后，她于1927年回到了武汉，先是领导了女工运动，后来被任命为汉口宣传部长。国共合作破裂后，她继续留在汉口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地下刊物的主编。1928年3月国民党围剿武汉的中共组织时，向警予在法租界被捕了。当她被押赴武汉国民党司令部时，数千群众聚集到街头为她送行。她一路发表演说，高喊革命口号。1928年5月1日她被国民党杀害。她的英勇就义以及她在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化上的领导角色，使她有资格成为中共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女英雄。

对于出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而言，木兰主体地位的意义是复杂的。英雄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向警予为了成为一个女英雄而奋斗，生命短暂却死得英勇。黄定慧甚至在晚年还在遗憾她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烈士，而她的两个前夫都是烈士。她仍担心她那漫长而复杂的一生是否会让她成为后来人眼中的女英雄。许多史料表明，英雄主义的吸引力遮蔽了政治导向，也遮蔽了阶级、地域的差别。历史学家们没有深入探讨如何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女孩更容易受到英雄主义的影响，而只能证明确实是英雄楷模动员了那代人中特定的女英雄群体。

木兰英雄主义在这一历史时刻有着特殊的内容，包含了妇女既为民族主义也为女权主义的双重奋斗。反帝、反封建和性别平等在清末就已进入中国人的话语，在五四运动后则成为主导话题，因而女英雄不可能在这一背景之外产生。换言之，把现代妇女造就成女英雄的是，她能够与男性一起为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五四时期以后的主导话语中，女权主义主要被理解为参加民族斗争以及参与到公共领域中的“女权”。如果妇女只是一味追求妇女的利益，那她们就是“狭隘的女权主义者”或“妇女主义者”。她们可以在公共领域内为妇女的利益而英勇奋斗，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木兰英雄主义的话语中，她们不会被认可为女英雄。

与“妇女主义者”不同，现代木兰们认为她们的个人利益要通过争取民族利益的斗争才能最好地实现。向警予在多篇文章中把这条中国妇女的解放路线理论化了。她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以前，妇女绝对不会单独达到自由平等的。”¹⁸⁷因此，民族独立就成为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但是，并非所有参加革命的妇女都相信这种妇女解放理论。黄定慧就坦承她参加革命是为了自我解放。在她的个案里，参政使她得以立即逃离不幸的家庭生活。但是，革命并不只是给她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更重要的是，结束了她孩童时期的成为像木兰那样的女英雄的梦想。

即使木兰的主体地位是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它在中共话语中也并非绝对正确。黄定慧还记得宛希俨教导她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信仰集体主义”，“我们要消除个人英雄主义”。穿着男人军装的古代木兰可以晋升为军中将领，然而现代木兰却总是被看作男人世界里的女人。党同志们说向警予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个，她很不满意；如果她没有牺牲，那么她的远大抱负又能在中共里实现多少呢？在黄定慧和其他许多女中共党员的例子中，有个完全一致的规律：不论她们在年轻时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她们都被集体主义话语所重构；在共产主义革命这项集体事业中，个人要完全服从于党和革命的需要，否则，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危险的个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尽管集体主义原则对男女都适用，但问题在于党和革命总是号召妇女去做从属性的工作而不是发挥领导作用。

木兰的主体地位对于黄定慧这样的现代木兰而言是矛盾的，它令她们对中共对待她们的方式感到不满，同时却又让她们对于自己所做的牺牲感到安慰。黄定慧在访谈中多次表达了对党对待她的方式的不满。她的两个前夫都被中共歌颂为共产党英雄；但是，尽管她听从了党的指示去做地下工作，而又因此经受了两次牢狱之灾，并遭受了丧子之痛，可她的贡献甚至没有得到认可，更不用说被视为女英雄了。更糟的是，党甚至质疑她的党籍党龄。于是，她孩童时期的成长像木兰那样的传奇女子的梦想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她却觉得自己的处境比木兰好，因为木兰表现出来的是对统治者的忠诚，是替父亲经受了艰难困苦，而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是为革命与人民牺牲了自己。愿意牺牲自己的这种忠诚与魄力是木兰的主要品质，以木兰为行为榜样的现代女英雄们继承了这些品质。在经历了人生的百般磨难后，黄定慧依然坚定地为自己拥有这些品质而感到骄傲。

打造女共产党员在对黄定慧的长时间访谈中，她很少用到“独立”这个词，这点很重要。当她用这个词时，这个词的用意是意味深长的。访谈快结束时，黄定慧用追溯过去的语气说到：

五四运动时，我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后，我离开那个家去追求独立生活和自我解放。入党后，我的思想觉悟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追求妇女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较早时，当）我离开了那个家时，我只想读大学，过独立的生活。我的小学老师们全都坚持独身。

这段陈述表达了几层含义。由于有小学老师这个榜样，黄定慧一直就知道妇女可以选择过独立生活。五四话语使独立的前景不但变得可行而且令人向往。与其他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五四妇女一样，黄定慧渴望通过高等教育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前面四位讲述者的故事让我们对此很熟悉。黄定慧提到这一选择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从而证实了五四自由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以及妇女过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黄读了大学而不是加入革命阵营，那么她的生命故事就会完全不同了。她肯定多次想到过这一点。当她向我透露七十年前她的打算时，其实她正在检讨她的人生中本可以做出的其他选择。但是她想着自己的特殊处境，而没有理会到她本可以有其他选择。她是不幸婚姻的逃亡者，虽然高等教育的机会向她敞开了，但是她不确定在学校里或社会上别人会怎样对待她。这时共产党热诚地欢迎她，给她一个温暖人心的避风港，让她触手可及。参加革命，也就是参加到一个激进的亚文化群体中，是她当时所能做的最好选择。结果，她却偏离了自我解放之路。

因此在长时间的谈话和长篇自传中，她从未用到“独立人格”这个五四女权主义语汇。

黄定慧一参加革命就迅速掌握了中共语言。解放后，长时间坐牢也没能把她年轻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的教诲抹去。相反，她对证实自己的老党员身份这件事高度重视，这在她的思想意识中进一步确立了中共的主导地位。从这一主体地位出发，她认为她想成为一个传奇女英雄的梦想是“个人主义的”，并感激党把她的思想觉悟提升到追求妇女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的更高水平。她感到幸运的是她“恰好出生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而且恰好在武汉”。尽管做个中共党员带给她百般磨难，但是对共产党的认同在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给予了她奋发向上的情感与自尊。当她觉得自己所经历的所有磨难与牺牲都是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付出的部分代价时，这些就都是值得而有意义的。

然而，共产党有时也会让黄定慧感到疏远。第一次危机是她受到一位共产党男领导人X的污辱。X说她嫁给贺昌是为了攀高枝，这对于一个自尊的现代木兰来说是非常恶劣的污辱，她没想到“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男同志的污辱”。部分是反抗党内的不公正行为，部分是逃避弄丢了党的机密记录簿而受到惩罚的可怕预想，于是她企图自杀。

在谈到这件事时，黄定慧强调党的领导人周恩来给她讲了如何成为一个忠诚而坚强的共产党员，从那以后她一直记得这次谈话。另一方面，由于X后来在拒绝承认黄的党籍这件事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黄揭露此事就为解释X的报复行为提供了背景。在访谈和黄的自传中，共产党的原则永远是第一位的。她讲话时很小心，不让自己玷污党的光辉形象。即便如此，自杀事件还是让我们窥见了共产党中一个极度沮丧、孤独的年轻妇女，她在党内没有性别政治的发言权，她只知道她所遭遇的与她所梦想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一样，这项伟大的事业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在得救后，黄定慧考虑过回家。这是她人生中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又一时刻。但是她又一次决定没有什么选择比留在党内更好：“都是因为这段包办婚姻我才必须忠诚地跟党走，不管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定慧带着一种悲哀而无可奈何的复杂表情总结了她的自杀故事。¹⁸⁸

当党决定派黄定慧的第三个丈夫贺昌去井冈山时，第二次危机出现了。当时黄定慧加入中共不过才几年，但是她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她的第二个丈夫死在了战场，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把两个婴儿送走。现在她又要再次面对离别，这一次是与她的第三个丈夫分开，她明显爱着他。她再也受不了了，她在贺昌面前抗议：“他们送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而现在又让我离开你。我不会这样做的，永远也不会！”她抵制党的决定，并“哭了三天三夜”。黄定慧再也无法让自己的利益与党保持一致，她把党称为“他们”。

但是抵制是徒劳的。贺昌用中共语言压制了黄定慧的个人意志，党的需要把对个人的剥夺合理化了。个人在党内是无足轻重的，他或她只不过被当作党的工具。尽管完全服从的原则对男女都适用，并且黄定慧与她的丈夫都尝到了离别的伤痛，但是黄的伤痛更为深刻。她是一个“仍有很强烈的封建思想”的女人，在她家乡，一个再婚的女人会被族人淹死。她的三段婚姻是非常沉重的心灵负担。现在，她对第三段婚姻也无能为力了，此时她只有24岁。她的未来会怎样？她会结第四次婚吗？还是她必须永远单身？即使她没有考虑将来，迫在眉睫的现实是她不得不忍受失去另一个心爱的人。

黄定慧的例子代表了许多女中共党员的命运。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使中共变成了非法的逃亡组织。除了在小范围的红色根据地外，党无法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动员妇女，所以在为其自身生存艰苦奋斗的同时，党抛弃了女权主义议题。妇女整个成为了党内的无形实体。像黄定慧这样的女中共党员最初是被性别议题吸引到党内，而现在则不得不放弃追求妇女解放的努力。

此外，女中共党员们为了满足党的新需求而经历了剧烈的改造。她们没有聚集在“女工”这个[旧时]性别隔离的空间里，现在她们被要求做一个无性别的革命者，要切断家庭纽带与责任。如果女中共党员像传奇的木兰那样在其整个从军生涯中都没有结婚，那么对于她们来说更容易达到这些新要求。然而由于“妇女主义的批评”以及党内的性别比例，很少有女共产党员保持单身的。尽管大部分妇女都有丈夫和孩子，但是她们被告知不要把自己视为妻子或母亲，而要视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她们对家人的爱要从属于对党的爱，否则她们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正如黄定慧的故事所展示的，妇女被化约为无性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伤感而悲怆的。

但是黄定慧还是被改造了。经过与男领导人如贺昌和周恩来等的反复谈话，中共在她身上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巩固。这就是为什么黄定慧要强调在关键时刻她所经历的那些“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每一轮“思想工作”都让她渡过了一段考验期。此外，这些“思想工作”累积起来，向她灌输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教条，也限定和构建了她的身份认同。在经过了中共带给她的长时间的牢狱煎熬后，她在晚年仍用中共语言来定义她的身份。然而，她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儒教、道教、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混合体”。访谈结束时的这一论断表达了黄定慧试图调和内心世界毕生所处于的紧张状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一生都在努力奋战。现在她需要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寻找平静。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她最近又遭遇家庭悲剧，这些都减弱了共产党对她的思想意识的支配。她不再试图压制内心的其他互相竞争的声音，她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了。

我最后一次访问黄定慧是在一所高官疗养院里，她正在恢复健康。她看上去很虚弱，但仍欣然接受了我的访谈。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她从抽屉里拿出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这是她根据录音自传而转写的部分抄本。她本来雇了大学生转写了录音带，但是对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满意，因为青年学生缺乏关于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知识，经常写错字。黄定慧不顾身体不好，一直在医院里修改这些抄本。我两年前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告诉我她已经写了几篇自传，我明白她的努力主要是为了赢得党对她的党员资历的承认。但是，既然中共随后已经承认她的党龄从1926年开始算，那又是什么驱使她执意要讲自己的故事呢？

黄定慧那叠厚厚的、细心编辑的手稿让我想起了王伊蔚和她的墓碑。这些参与创造历史的妇女要找回她们在历史上的正确位置，并按照她们所经历的历史那样来讲述历史。用黄定慧自己的话来说“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做出判决。”“历史”——而不是中共——才是最高裁判。黄定慧决心尽己所能塑造这段历史。归根结底，党的支配远没有压制住忠诚的党员黄定慧对她自身主体性的表达，这一主体性早就被五四中国的知识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木兰-新女性立场所形塑。

（赵婧 译 侯艳兴 校）

结语认识到妇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男性一样易于受到超越其所能控制的力量的影响，与男性一样尽己所能努力形塑她们的生命轨迹——就是要把社会性别关系分析引入历史研究中……

为了寻找妇女的能动性，我们要重新获得妇女在与男性的对话与冲突中的声音。我们相信这些声音将使我们加深对何谓历史重要性的认识，也相信这些声音在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赋予并维持特定男性群体权力的同时，将有助于了解妇女。

《作为妇女史的美国史》导论在我完成本研究时上述引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清楚表达了我在本书中力求完成的内容。在二十世纪初的宏大历史事件中，中国妇女做了什么？“中国启蒙时期”如何影响或牵涉到妇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妇女扮演了什么角色？社会性别关系如何与这个世纪的思想、社会与政治变革相关联？社会性别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男性与女性自觉的努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探究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男性与女性的声音。虽然五四男性通过其著作所表达出来的声音描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他们确立了其在二十世纪初迅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中的领袖地位，但是我们的女性讲述者们所描绘的一段历史进程却是，妇女绝非被动的追随者，而是历史变革的建构者与能动者。本研究中的讲述证明了一个为此前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研究所忽略的社会群体的存在：二十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女性的职业妇女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新文化女权主义在五四时期广泛传播，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激起了快速而广泛的社会变革。美国妇女经过七十年的艰苦斗争获得了妇女参政权，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的话，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成就就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独特现象由于几方面历史因素的综合而得以可能。首先，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妇女的地位几十年来一直与中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提出妇女议题时，新文化主义者延续并巩固了已经形成的民族主义主题，而不是与思想主流彻底决裂。

第二，西方具有的权力给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以特殊的权威。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自强而乐于接受西方经验。二十世纪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正处在紧迫的与西方的竞赛中，需要有关西方文化的知识。现代知识分子有关西方的知识——被新文化主义者披上了普遍真理的外衣——很快就为他们赢得了大批听众以及社会声誉。尽管女权主义在西方是边缘话语，但其在中国却是普遍真理经得起推敲的组成部分，也是文明更高阶段的标志。接受女权主义被视为中国在与西方的竞赛中加快进化速度的关键策略，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获取权力的话语实践。

第三，中国政治力量在1910年代的分裂创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得以填满的真空。西方意识形态转变为新文化主义者手中的破坏性武器，他们的出版活动毫无约束。他们攻击的目标——儒教——在这一时期缺乏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新文化主义者毫无阻碍地鼓吹“异端邪说”。全国范围内有关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吸引了具有不同政治取向和思想背景的大批追随者，这表明二十世纪初宽松的思想氛围。

第四，新文化思想的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听众是新文化主义者迅速崛起以及女权主义广泛传播的社会前提。如果没有追随者，引路人就不能成为引路人；如果没有寻求解放的人，解放者就不能成为解放者。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教育（包括妇女的正规教育）为女权主义准备了主体支持者：五四男学生和女学生。这群受过教育的城市男女拜摆脱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束缚，新文化女权主义对他们而言具有意义，如果没有他们的拥护，新文化主义者就会进行没有听众的宣讲。这些五四女性和男性不只是敏悟的听众，而且也被证明是活跃的社会能动者，他们很快就在中国制造女权主义话语上扮演重要角色。

当国民革命终结了这个快速文化变革的时代时，由于中国两个政党的合作推动了强大的民族主义，从而使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热潮以及妇女的自发活动黯然失色。尽管如此，女权主义在当时并没有“失败”或消失。相反，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话语，新文化女权主义继续影响着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整个一代受过教育的、具备新的主体性的妇女，既为中国的女权主义话语所构建，也构建了这一话语。五四新女性在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生活中，不仅创造了与其母亲截然不同的生命旅程，而且通过她们自觉的、个人的与集体的努力，也产生或者支撑了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了中国妇女的社会进步。

本研究中的五位讲述者阐明了教育、法律、新闻领域以及其他社会机构中新女性的女权主义努力。但是女权主义的论争地并不限于地方层面的个体妇女的策略。随着政党权力的日益增长，女权主义进入到国家政治中。五四以后，妇女运动成为了现代性的象征，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宣称拥有它。两党妇女运动的制度化压制了中国独立妇女运动的前景。尽管如此，他们对新文化女权主义议程的挪用对妇女而言有积极的效果。任何一党掌握了国家权力时，都把妇女的平等法律权利写入法律。此外，两党对妇女解放的认可使得一些妇女在男性权力结构内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可能。国共两党内的女权主义者每当可以推动妇女进步时，他们就这样做了。

中共一开始就通过接受妇女解放为其目标之一而建立了它的合法性。尽管中共在寻求与巩固对妇女的政治控制时将女权主义排斥为对立的“他者”，但是它却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为五四女权主义所形塑，并吸引了众多女权主义者。一旦中共取得了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它就实施制度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而且表达了五四女权主义的理想。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在她有关中共女权主义历史的研究中评论道：“1949年后，中共使得妇女解放的大量语言与惯例继续存在，这给任何有决心、有悟性的想要利用它们的人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内提供了合法基础。”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由党内的一群五四女权主义者所起草）到1996年中共总书记的题为《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讲话，中共的性别政策讲述了一个党国制度内持续的女权主义论争的故事。¹⁸⁹在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的大标题下，我们可以发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如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反映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愿景的实践，如公共厨房、公共托儿所以及其他为妇女提供的社会福利设施，还有反映了自由女权主义关怀的实践，如各个方面的妇女平等权利。

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自发的女权活动的社会空间在毛泽东时代被关闭了——正如我们的讲述者们的故事所证实的那样——然而大量五四女权主义话语被吸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导政治话语中。甚至当市场经济比社会和经济公平优先考虑时，党的领导人却必须宣称他们坚持男女平等。性别平等与现代性被新文化主义者连接得如此牢固，以致于没有一个声称要领导国家迈向现代性的中国当政集团曾公开企图离间它们。与此同时，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平等中的妇女在为妇女利益而与国家协商时，愈发意识到这一主导性别话语的权力。

在把本研究呈现给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读者时，我可能会遭遇现时学术潮流的竞争。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受到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强烈批判。富有影响力的对东方学的批判已质疑了在非西方文化里转播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企图。¹⁹⁰在这一背景下，我的研究好像是要引起不和之音，因为我强调人权、平等与独立这些西方自由主义概念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妇女解放的主要驱动力。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这个国家有一段半殖民地的历史）的女性，我既不担心“文化帝国主义”的玷污，也不完全认同具有一段殖民史或被殖民史的国家所产生的思想关怀。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能够或者说什么本来能够对中国妇女争取社会进步与改善的斗争有帮助。就历史而言，正如本研究所证实的，人权这一自由主义概念赋予整个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以权力，去挣脱儒家文化体系的藩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到公共领域。“你是人，我也是人。你有的权利我也应该有。”朱素萼在93岁时仍然记得在她年轻时改变她的思想意识的这些语汇。对这个中国妇女与许多其他中国妇女而言，西方的自由主义并非作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而呈现的，相反，在中国背景下，它提供了一种反抗话语，使中国的男男女女们得以反抗霸权的儒家体系。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或任何其它西方意识形态并非由殖民者强加于中国人，而是被追求自身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不同的中国社会群体所积极采纳与挪用。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行动者们对外来概念的内涵重新界定或重新符号化，来表达他们的地方性关怀。此外，正如“女权”这个中文词所表示的，妇女有关人权的知识以及西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形塑她们将自身彻底改造并创造为历史的行动者而非被动者这一能力方面起到决定作用。这些五四妇女的故事阐释了半殖民地中国的一段特殊的历史进程与一系列独特的动因——这个进程和这些动因不可被化约为被殖民国家的人们所体验的那些，也不可与之混为一谈。

与西方发生的事形成对比，西方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引介到中国，并没有造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事实上，以毛泽东主义的形式存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世纪中开始就一直是主导话语。在毛泽东话语下，中国妇女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也处于从属地位。她们被赋予权力的程度是：性别平等被国家规定为合法，妇女受到鼓励，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进入公共领域。她们处于从属地位，表现在党变成了家长，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要求妇女完全的服从与牺牲。于是，当“被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在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在界定与妇女相关的议题上已没有发言权。“被解放了的”中国妇女被化约为无声的多数，不仅因为父权制国家垄断了政治权力，而且也因为党专横的阶级分析以及党关于中国妇女被解放了的神话剥夺了妇女提出妇女问题的表达权。与五四新女性相比，毛泽东时代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享有更为制度化的性别平等，但却享有更少的政治自治。重要的是，虽然“男女平等”在毛泽东时代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词，但是“人权”和“独立”却不再流行。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批评毛泽东主义是“封建极权主义”，这个词暗示毛泽东主义维护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许毛泽东主义中最明显的文化继承就是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公开号召个人意志与个人权利的服从。中共对自由主义的持续打压导致了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独裁。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复兴自由主义，以其作为一种反抗话语，这不足为奇。在缺乏个人权利概念的文化中，渴望社会和经济公平的老百姓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专政的基础，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宰话语中所学到的惨痛教训。尽管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启蒙的产物，为二十世纪初中国不同的集团所信奉，但是，当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反抗强权国家、追求更为人性化的社会时，对他们而言，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

可以理解的是，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中国女性与男性已转向西方寻求思想武器，正如他们的五四先辈所做的那样。他们从“毛泽东王朝”中走出，对新文化知识分子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五四的文化批判在很多方面仍然有效，而且反抗毛泽东霸权的源头仍然能够从西方意识形态中找到。对许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西方自由主义的吸引力与中共压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相互关联。从五四时期开始，自由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反抗话语一直处于边缘。如今，人权概念被男性用来协商，以消除政治迫害，减少党的控制。妇女则用其来要求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权利，以及保护妇女免受暴力。甚至连中国政府也已经挪用了人权话语为其目标服务。它宣称人权对中国人而言就是生存权，普遍的人权观念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残留而被摒弃。站在这一立场——它与一些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具有相似的讽刺性——中国政府成功地抵制了西方民主化的压力。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可能从未想到他们的发明会以如此多种的创新方式被利用。

中国自由主义的故事阐释了西方意识形态一直以来总被怀着特定目标的、不同的中国利益集团巧妙地利用。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挪用西方知识得以赋予自身以权力，这当然显示了中西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二十世纪世界的权力结构中，很难想象西方的社会群体会通过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而掌权。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当毛泽东的革命鼓舞了西方左翼学生时，这些学生在他们的社会中仍旧处于边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国家里边缘群体的思想选择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世界经济外围的新文化主义者是令人羡慕的边缘群体，因为中西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给他们反抗中国文化霸权增加了权力。总之，新文化主义者与五四新女性的故事显示出移植西方话语的两个要点。第一，即便中国的男性与女性置身半殖民地的处境，他们却没有盲目接纳现成的西方概念，而是在为了其自身的特定目标而挪用这些概念时发挥了历史能动者的作用。第二，“出于特定的政治目标而有效地利用话语，决定了所用的那个观念。”

¹⁹¹不论一种话语在其本土文化中是主导的还是边缘的，一种话语所构建的权力关系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背景相连。这种理解使得正在为反抗寻找源头的中国学者得以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中国妇女利益服务的任何话语都敞开怀抱。

除了理论基础，历史学家对历史主体的观点也通常由他或她所能获取的历史资料所构成。我与这些尚在人间的五四新女性的不期而遇深深改变了我对中国妇女运动、中国的女权主义历史以及五四妇女的臆断。她们的口述史不仅形成了我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职业妇女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理解，而且也使我得以从五四时期的众多话语中甄别出对她们具有意义的那一个。如果没有她们的个人证据，我在试图判断是什么建构了新女性的新的思想意识时就可能会迷失方向。

由于获得了这些口述史，我能够探究文本与妇女的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不是所有文本都对受过教育的妇女产生同等的影响。也不是所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新文化女权主义。在我们的讲述者们受到女权主义话语影响之前存在的某种事物使她们易于接受独立的新女性具有的新的主体身份。这个某种事物就是她们早年的个人经历。尽管她们年轻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她们难以磨灭的早年记忆全部凸显了性别的不平等。

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充满了构建妇女特有体验的习俗。是妇女必须在小女孩时就遭受缠足的痛苦；是妇女与其兄弟相比被当作次要人物对待；是妇女面对被卖做小妾、你、童养媳或者妓女的恐惧；是妇女在婚礼当天怀着深切的忧虑被送走，从此以后永远与一个陌生人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当丈夫或父亲常逛妓院或者把小妾带回家时，是妇女经受着极度的痛苦；是妇女经历着分娩的痛苦以及生女婴的担忧；是妇女学会在丈夫的虐待下生存，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逃离悲惨婚姻的途径；是妇女被排斥在男性世界之外。不论阶级背景为何，地理位置在哪，中国妇女逃离上述所有这些“妇女体验”的机会很少，这是因为性别歧视体系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不论她具备或不具备界定其体验之内涵的语言，她感到心力交瘁，并自觉地意识到这些痛苦只属于妇女。

正如我们的讲述者的故事所显示的，正是她们对痛苦的体验，在女孩时期感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对逃离妇女困境的渴望，使得这些年轻妇女如此热切地奔向新文化女权主义所指给她们的方向。她们已经过够“女人”的生活了，她们现在要过“人”的生活。她们的逃离向我们表明——不是其他事物所能表明的——为什么自由人文主义对她们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她们的逃离也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她们与其他妇女们有着共同的痛楚与愤恨，她们就不会有先要追求不同生活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新女性是在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进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妇女的体验”，渴望逃离这些体验或拒绝视其为命运，与新概念不期而遇——这些新概念使她们得以指出这些体验就是“妇女受压迫”，以及过“人”的生活的物质可能性。

虽然这些讲述者生动地说明了“人权”与“妇女平等权利”的概念是如何赋予她们权力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赋权远非那个时期所有中国妇女的普遍体验。文盲、贫穷与身体上与这些信息来源的隔离，使得大部分中国妇女没有意识到这些赋权思想。更重要的是，即使新思想随处可得，但并不是所有妇女都具有新文化女权主义所规定的、过“人”的生活的奢侈享受。这里的“人”不仅是男性的，也是中产阶级的。新女性享受男性特权的能力通常是她们阶级地位的一种作用。新女性之所以拥有活跃的职业与公共生活，通常是因为她们可以雇一个或几个帮佣。虽然新女性获得了独立的“人”的生活——尽管也靠自己的劳动过着独立的生活——可能甚至连梦想“人”的生活都不敢。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不同阶级的妇女或多或少分享着“妇女的体验”，但是只有少数妇女能够实现新女性的主体身份。

新女性将性别平等奉为人权的主旨，她们对能够做男人能做的事感到自豪。在那段时间里，内化在人文主义立场中的男性偏见并不是一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开始感到性别平等中的男性偏见的压迫，当时，在家庭以外像男人一样发挥作用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国家命令。在为了减少阶级分化而实行普遍低收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城市的职业妇女不再能够雇人在家里做“女人的工作”；与此同时，虽然家务劳动在官方的男性价值体系中受到贬低与诋毁，但妇女仍在肩负着家务的主要负担。性别平等，或者说“被先存的男性准则所同化”，愈发成为一种重负与限制，尤其对城市职业妇女而言。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后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受过教育的妇女抵制这种同化了的性别平等，并提倡“做个女人”。6于是，在一个世纪中，中国不同时代的受过教育的妇女在追求解放时走出了一条从“做个人”到“做个女人”的路径。

然而，本书中的我们的主人公们从未动摇过对“做个人”的追求，因为“做个女人”的悲惨在她们的脑海中总是那样清晰。此外，他们过去为独立人格、为其他妇女与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经历给她们的生命以尊严和意义。即使她们的斗争与成就在中国已被遗忘了很久，但是这些妇女仍珍视她们生命中的那段历史，甚至在她们年迈之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对这些妇女的生命故事的珍视不比她们少。她们帮我重构了一段历史：许多中国妇女站起来挑战传统，改变两性关系，并变革中国城市的社会图景。她们清楚地证明，新文化女权主义赋予中国妇女群体以权力，她们成为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重要的社会能动者。我希望，在这些以及其他更多方面，由讲述者与历史学家共同构建的五四妇女富有意义的体验会成为知识的一部分，这种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而且也为我们现在的跨文化妇女研究的理论探索照亮了道路。

（赵婧译）

致谢本书是从我第一次跨越太平洋开始的一段漫长思想旅程的结果。我非常感谢我所有的老师、朋友与同事，他们让我能够接触到新的远景。

本书始于我的博士论文，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组成员曼素恩（Susan Mann）、Ruth Rosen和Don Price对我思想上的指导与鼓励。从我第一次抄写访谈到最终出版手稿，曼素恩都跟我一同工作；在我探究主题与结构时，如果没有她的不懈支持，本书就不会存在。Ruth Rosen对我的帮助要追溯到我开始读研究生的那段日子，她培养了我对妇女史的兴趣。我在她关于美国女权主义的课程上同她和她的学生有过数不清的交谈，本书受到了这些交谈的启发。Don Price把我带入五四时期的思想史，这使我对这一时期非常着迷。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关于民国时期的知识都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导师们也是我的校订人。几份论文草稿上布满了他们对语法的更正。他们对本书的可读性帮助颇大。

我还要深深感谢两位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他们对本书由间接影响。已故的Roland Marchand拥有非凡的知识与道德力量，他教导我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意义以及做一个学者的责任。我十分遗憾他没能活着看到本书出版。David Brody给我研究生时的第一篇论文打分，教我要力求思考与写作的清晰明了。我很荣幸在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初期就有这两位导师。

我的朋友们与同事们通读了论文，并给出了有价值的批评与评论。他们的智慧、慷慨以及鼓励使我备受激励，并使修改过程变得简单。我要深深感谢高彦颐（Dorothy Ko）、贺萧（Gail Hershatter）、Marylin Young、Karen Offen、Abigail Stewart、梅仪慈（Yi-Tsi Feuerwerker）、Cherie Barkey、姜进以及帮助我修改本书的一位匿名读者。Karen Offen还与我分享她关于欧洲女权主义历史的著作，这提供给我一种比较的视野。我还要感谢Rosemary Catacalos以及在斯坦福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里、在斯坦福妇女自传研讨会上的许多其他学者，他们对于我对个人章节的解读给予了富有洞见的反馈。我也感谢Betty Vlack，她帮我润色了访谈的翻译；Grace Eckert和Fran Brown，他们增加了本书一部分内容的可读性；Robert Borgen和Phyllis Wang，他们提供给我一些原始资料的信息。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妇女资料与研究中心给予我一笔研究奖金，当时本书还处于萌芽阶段。这笔奖金支持我展开我的思想与研究计划。Reed-Smith奖金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奖金使我得以专心撰写博士论文。我在曼素恩的帮助下获得了这些奖金。

在中国，我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网络参与到这项课题。为了帮助我获取原始资料以及与受访者见面，老朋友们把我介绍给新朋友们。我的朋友圈扩大了，因此我要感谢的人也多了。我要衷心感谢以下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任万祥、顾光青、孔海珠、宋钻友、熊月之、王周生、潘颂德、沈志、李子云、舒芜、孙晓梅、杜芳琴、曲文、刘伯红、徐安琪、战车以及张小莹。许多上海妇女还让我有幸采访她们。尽管我没有在本书中直接讲述她们的故事，但是我对1949年以前的妇女生活的理解来自杨之英、安志洁、李子云、邵冠飞、庞莲、谢祖仪以及已故的陈俊英。我感谢她们与我分享她们的时光与经历。刘光昆给我讲了她母亲刘王立明（她的故事是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一生。

我在上海的家人是这个支持网络的另外一个部分。我的两个姐姐秀芝和秀君，轮流照顾我那襁褓中的女儿和学步中的儿子，当时我丈夫不得不留在美国工作。她们分担了我作为母亲的责任，以便我投入实地工作时没有顾虑，我怎样感谢她们都不够。我的哥哥晓猷得知我在上海的田野研究是没有任何资助的，他就在他单位一个狭小的仓库里住了一年，让我住他的房子。我还要感谢一位特殊的朋友郭敏君，她总是主动提出白天照看我的孩子。如果没有上海各方面亲朋好友的鼎力支持，我就不可能完成我在上海的研究。

我要把充满爱意的感激送给我的丈夫John，他对我工作的重视不比我来得少。我之所以得以到外面做研究，之所以有写作的时间，是因为他的经济支持以及帮忙照顾孩子与分担家务。他的深切理解与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我得以投入到除此课题以外的许多课题中去。我还想谢谢我的儿子夏忆和我的女儿力亚，当我的头脑中装满沉重的问题与悲伤的故事时，他们照亮了我的阴霾。

最后，我想对与我分享其人生经历的五四时期的妇女们表达我最深的谢意。本书献给陆礼华、朱素萼、陈泳声、王伊蔚和黄定慧，她们不仅“给”了我这本书，而且向我展示了一个谱系，我可以从中追溯自己的根源。我希望没能活着看到本书的陆礼华、陈泳声和王伊蔚离开这个世界时得以安息，知道她们长时间被淹没了的生命故事被年轻一代所珍视。

批注

[←1]

见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与中国妇女运动的早期官方文本相比，这部论著对早期中国女权运动给予了更为同情的描述。尽管如此，它还是把女权运动史描述为初级资本主义阶段从而势必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高级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所取代。另见李小江《夏娃的探索》。

[←2]

Roxane H. Witke《对于五四时期妇女的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博士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第2页。

[←3]

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著名讨论开始于1993年，并持续到1995年。关于这一讨论的细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第7-12期（1995年7-12月）。

[←4]

Charles Tilly《大结构，大进展与大对比》（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第88页。

[←5]

我关于五四妇女主体性的话语构建这一观念的形成，受到了以下论著的启发：Chris Weedon《女权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Judith Butler和John W. Scott编《女权主义者使政治理论化》（Feminists Thoe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Irene Diamond和Lee Quinby编《女权主义与福柯: 关于反抗的反思》(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Jane Flax《论辩的主题：心理分析学、政治学和哲学论文集》（Disputed Subjects: Essays on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aul Rabinow编《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6]

关于五四一词不同定义的讨论，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引言。

[←7]

关于新文化男性领导者的英文传记，见Jerome B. 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和Lee Feigon《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关于中文自传，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和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关于新式知识分子的讨论，另见Marie-Clair Bergere《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41-42页。

[←8]

中文词“非人”意味着一种低于人的、几乎降格到动物水平的生活。我在这里用inhumanness而不是inhumanity来表达原始含义。

[←9]

美国妇女史上的“共和党母性”指的是共和党早期宣扬的那些养育了道德高尚的儿子的爱国母亲。见 Nancy Woloch《妇女与美国经验》(Wome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4), 第3章。把妇女教育成养育出道德高尚的共和党儿子的爱国母亲是美国普及妇女教育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改革者在促进妇女教育时也经常使用类似的论证。

[←10]

Peter Zarrow 讨论了一个早期女权主义者何震在普及女权主义时扮演的角色，见《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6章。关于早期女权主义热潮的讨论，另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7章。

[←11]

Tani E. Barlow《使妇女理论化：妇女，国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载 Angela Zito和Tani E. Barlow编《中国的身体，主体与权力》（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第253-289页。

[←12]

同上，第265页。

[←13]

同上，第266-267页。

[←14]

与女权主义者对启蒙运动遗产的批判不同，近来的研究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启蒙运动图景。他们探究了妇女在启蒙运动中的角色，并分析了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与启蒙运动的复杂遗产。见Dena Goodman《妇女和启蒙运动》（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载Renete Brudenthal，Susan Mosher Stuard和Merry E. Wiesner编《成为可见的：欧洲历史上的妇女》（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8)，及Offen《欧洲女权主义》，第2章。

[←15]

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很明显，杜作为一个不讲英语的中国妇女史的历史学家，从未用过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来描述巾帼英雄。见第276页她关于花木兰的讨论。

[←16]

二十世纪初的女性作品以及二十世纪末的老年妇女的回忆录中经常提及木兰。男性对木兰和其他军事女英雄的赞美也出现在晚清的报纸中。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67-172页。木兰的传说主要通过诗歌《木兰辞》（也叫《木兰诗》）流传下来。这首诗被认为写于4至6世纪之间。见暨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历代诗歌名篇赏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0-183页。木兰为Maxine Hong Kingston所著《女战士》（Woman Warrior, New York: Knopf, 1976）一书的美国读者所熟悉。迪士尼电影《木兰》增加了木兰在英语国家的知名度。尽管如此，并不像迪士尼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婚姻与木兰的传说无关。对许多五四一代的妇女而言，成为“木兰”意味着结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此外，好莱坞的木兰所强调的“忠实于自己”这一主题表达的恰是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但是却改变了中国木兰传说中的核心道德信息，即“尽己所能履行义务”。

[←17]

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女权主义的更多内容，参见Gilmartin《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中国革命》。

[←18]

王国忠：《上海文史研究院馆员专论》导论，第一卷（上海：上海文史馆，1990年）。自1990年以来，上海文史馆出版了四册，1990年第一册，1991年第二册，1993年第三、四册。这些出版物被归入内部资料。

[←19]

Kathryn Anderson等《我们从何入手：口述史中的女权主义方法论》(Beginning Where We Are: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Oral History)，载Joyce McCarl Nielsen《女权主义研究方法》（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20]

参见Sherna Berger Gluck和Daphne Patai等《女性的话语：口述史的女权主义实践》(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eg, 1991); Walerie Raleigh Yow《记录口述史：社会科学家的一种实践指南》(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21]

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夏衍，一位有名的五四老兵，谈论了他记忆中的五四运动。与被访者重点把民主和科学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主题不同，夏衍强调重要主题是反帝和反封建。他回忆道，反封建，“首先，我们注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学生参与运动包含了男女平等的企求。接着才有了反儒家道德的口号，再接着我们转向了反孔”。夏衍的谈论在主导构建当代中国的五四记忆中起着珍贵的注解作用。参见《促膝谈五四》，《东方》，1995年第2期，第24-25页。

[←22]

Joan W. Scott《体验》(Experience)，载Judith Butler 和Joan W. Scott编《女权主义者使政治理论化》(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第37页，也可参见Chris Weedon《女权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23]

Marilyn B. Young等《中国妇女》(Women in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第2页。

[←24]

Roxane H. Witke《五四时期对于妇女的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博士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第331页。

[←25]

康有为关于两性关系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了一部美国乌托邦小说《回头看》的影响。这部小说在1888年首次出版时就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它不仅受到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改革家的关注，而且也受到中国改革家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中被译成中文。这部小说批判了十九世纪美国的两性关系，并且表达了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相似的观点。见Edward Bellamy《回头看》(Looking Backwar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26]

康有为《去形界，保独立》，《大同书》（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戊戌。康有为的女权主义在很多方面都预见了当代西方的女权主义。比如，他把父权制家庭认定为妇女受压迫的制度原因，并且认为妇女的生育功能是使她们易于被男性主宰的一个重要因素。

[←27]

Jung-Pang Lo《康有为：传记与研讨会》(Kang Yo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第38-39页。关于康有为与《大同书》以及他在中国妇女解放中的作用的讨论，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242页，第416页。

[←28]

金一《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第3页。关于金一的研究，见李又宁《女界钟与中华女性的现代化》，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下册，第1055-1082页。

[←29]

同上，第50-67页。

[←30]

楚南女子《中国女子之前途》，《女学报》（东京），1903年第4期，转引自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393-396页。

[←3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1号，第2页。
18 陈独秀《一九一六》，《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5号，第3页。

[←32]

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104-105页。

[←33]

吴虞《女权评议》，载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8-14页。

[←34]

北京妇联《北京妇女报刊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11-117页。

[←35]

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第19页。

[←36]

在《不只是思想者》（More Than Ideological Being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94）一文中，Hung-Yok Ip详细讨论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她把五四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视为“对融入世界大潮流的渴望”（第81页）。

[←37]

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第213-224页。

[←38]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第489-507页。关于娜拉对中国妇女的影响的讨论，见Witke《五四时期对于妇女的态度的转变》，第164-167页；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69页；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375-376页。关于胡适的研究，见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与其他所有关于中国五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一样，格里德的研究也忽视了胡适在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中所做的努力。“新女性”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证明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功。就上个世纪中国妇女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而言，新文化主义者的努力不该如格里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失败的。

[←39]

见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第5-14页。

[←40]

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周作人译，《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第386-394页。关于日本女权主义的研究，见Sharon L. Sievers《盐中花：现代日本女权意识的开端》(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与谢野晶子的诗已译成英文，见 Dennis Maloney和Hide Oshiro译《乱发：与谢野晶子的爱情诗》（Tangled Hair: Love Poems of Yosano Akiko, Fredonia, N.Y.: White Pine Press, 1987）。

[←41]

胡适《贞操问题》。胡适还写了两篇抨击贞操崇拜的文章《论贞操问题》和《论女子为强暴所污》，载《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8年），第1卷第4册。

[←42]

见周作人《人的文学》，载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3-10页。周作人鼓吹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并宣称经过四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还没有发现人。
37 同上，第5-6页。

[←43]

比如李大钊在1919年号召妇女解放，并就这一方面批评西方：“现代欧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4号，转引自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7页。

[←44]

Ip《不只是思想者》，第94页。

[←45]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转引自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0页。《女界钟》的作者金天翮较早运用了“半身不遂”这一隐喻，来论证如果妇女不受教育那么整个民族就会像是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一样。瘫痪的一半最终会影响到身体的另一半。由于新文化主义者反复运用这一比喻，因而这个词在五四时期很有名，许多人都用它把妇女解放和民族富强联系在一起。然而李大钊在这里运用这个词却表达了超越民族利益的关注。 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转引自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7页。

[←46]

陈清侨（Ching-kiu Stephen Chan）《失望的语言：五四作者对“新女性”的意识形态表述》（The Language of Despair: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Women’ by May Fourth Writers），《近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8年第1-2期，第19-38页。

[←47]

关于中西方社会的对比，以及对儒家准则规定的中国人的道德义务的讨论，见费孝通著，Gary G. Hamilton 和王政译《来自乡土：中国社会的根基》（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48]

比如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Lee Feigon《陈独秀》以及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的启蒙运动》（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都注意到新文化主义者身上的这种文化连续性。

[←49]

周作人《北沟沿通信》，载舒芜《女性的发现》，第12页。

[←50]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51]

岳明宝（音译）《从社会性别角度看现代中国文学起源》（Gendering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载佟林路（音译）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别与性属》（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第48和54页。

[←52]

在这方面，周作人在新文化主义者中是一个例外。他始终坚持批判男性中心。在《北沟沿通信》中，他强调“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继续撰写散文来表达他对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妇女命运的关切。在许多文章中他都强调妇女自身有意识地致力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显示出他不信任男子以女子名义进行的活动。尽管如此，在五四时期，他所关注的却是妇女的性自由，而不是男性在一个男性中心文化中获得的利益。关于周作人有关妇女解放的一系列话题的讨论，见舒芜《女性的发现》。

[←53]

许广平致许寿裳信，许寿裳在鲁迅1936年逝世后撰写了鲁迅年谱。引文出自曾智中《三人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391-392页。曾智中在这部传记作品中运用史料重构了鲁迅的私生活以及他与合法妻子朱安、事实婚姻妻子许广平之间的关系。

[←54]

见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十》，《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重印版载全国妇联《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00-201页。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表达了鲁迅对于无爱的婚姻的痛苦以及他对合法妻子的道德义务。由于她也是旧制度的一个受害者，鲁迅当时感到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永远陪伴她。即使在他与许广平同居后，他仍在经济上履行对朱安的义务。要理解鲁迅追求爱情的观点的变化，以及他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另见鲁迅《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55]

曾智中《三人行》，第356-357页。

[←56]

同上，第357-358页。

[←57]

刘盛《发刊词》，《妇女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第2-4页。

[←58]

西神（王蕴章）《通信问答》，《妇女杂志》1917年第3卷第7号，第15页。编辑朱胡彬夏（曾经去过日本和美国的一位妇女）生动而浪漫地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家庭》中，她描绘了一位幸福而能干的美国主妇把她的家庭视为自己思想发展的领地。她还评论到美国妇女对家庭的挚爱是儒家关于家庭和民族的教义的例证。载《妇女杂志》1916年第2卷第2号，第1-8页。此类鼓吹美国的热爱家庭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可能反映出中国都市中处于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家庭大多处在受西方影响最为强烈的港口城市，因而经常刻意模仿西方风格，以此作为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妇女杂志》对西化的中国上层阶级太太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59]

见《记述门》，《妇女杂志》1916年第2卷第3号，1917年第3卷第3、5、10号和1919年第5卷第5号。

[←60]

陆振权《妇从女帚释》，《妇女杂志》1916年第2卷第5号，第2-3页。

[←61]

马仁常《人必如何而后能独立说》，《妇女杂志》1918年第4卷第4号，第2页。——原文为“独立论”，有误。译者注

[←62]

宋国枢译、评，张登仁撰《说女子教育》，《妇女杂志》1919年第5卷第5号，第8页。宋、张二人都是大学生。

[←63]

主编王蕴章也负责管理《小说月报》。根据继王蕴章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的说法，王手头积累的稿件足够刊登一整年。沈雁冰不得不放弃王蕴章已经付过稿费的那些文章，以便以新文化为主题对月报进行改革。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140页。

[←64]

同上，第134-135页。

[←65]

同上，第136页。

[←66]

见记者《本杂志今后之方针》，《妇女杂志》1919年第5卷第12号，第1-3页。

[←67]

云舫《改造时代的妇女应具什么资格》，《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6号，第2页。
31 佩韦《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第1-6页。

[←68]

彭季能《今日中国女子应觉悟的一点——自己的责任》，《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6号，第4页。
33 王平陵《新妇女的人格问题》，《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10号，第11页。

[←69]

雁冰《读少年中国妇女号》，《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1号，第1页。梅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9年）最为全面地展现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关于五四时期有关妇女的讨论的详尽研究，见Roxane H. Witke《五四时期对于妇女的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博士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

[←70]

见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妇女问题十讲》一书的序言（章锡琛撰），妇女问题研究会编“妇女问题丛书”第1卷（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1924年）。

[←71]

见《编辑余录》，《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7号，第116页。梅生编辑了《妇女年鉴》（1924年），《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1926年）和《女性问题研究集》（1928年）。这三部书全部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为了推动对妇女问题的研究，章锡琛于1922年组织了妇女问题研究会，其大部分成员都经常为《妇女杂志》撰稿。

[←72]

瑟庐《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观与恋爱观》，《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10号，第1-8页，以及《爱论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2号，第21-27页。

[←73]

在《六个男同学给我的信》（《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7号，第41-44页）中，女学生荷荷描述了她所在学校的恋爱自由准则。但是她为男同学写给她的情信所困扰。她不想滥用恋爱自由，因为在她看来“恋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读者回信显示出女学生为情信所扰是经常的事情。M.Y.H.,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男子，抱怨说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而拒绝父母为他包办婚姻，但是他现在要娶谁呢？他学校里的女生很少，他不敢靠近她们，害怕她们把他当成无赖，又或者他的情信会刊登在杂志和报纸上。见M.Y.H.《青年求爱问题》，《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9号，第124-125页。

[←74]

瑟庐（章锡琛）《到妇女解放的途径》，《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1号，第2页。另见瑟庐《爱论凯女士与其思想》。

[←75]

瑟庐《妇女运动的新倾向》，《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1号，第2-7页。

[←76]

新出版的杂志《少年中国》在1919年10月出了一份妇女专号。李大钊、田汉和黄日葵撰写了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在《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上李大钊发表《妇女解放论》一文，提倡中国的妇女运动。

[←77]

雁冰《妇女运动的意义和要求》，《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8号，第6页。

[←78]

中共试图在农村根据地巩固其势力时，不得不抛弃他们从五四时期继承来的女权主义纲领。关于这方面，见Kay Ann Johnson《中国的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以及Judith Stacey《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79]

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第264页。

[←80]

瑟庐（章锡琛）《国际妇女劳动会与中国妇女》，《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11号，第5页。

[←81]

《编辑余录》，《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7号，第116页。章锡琛所谓的“到民间去”是指十九世纪俄国改革者接触下层阶级的努力。

[←82]

罗素夫人（Dora Black）著，云鹤译《中国的女权主义与女性改造运动》，《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1号，第51页。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日本的一份妇女杂志上，Dora Black与Bertrand Russell从中国返回英格兰后结婚。《妇女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还附有Dora Russell与她刚出生的小孩的合照，这表明1923年时中国的许多读者仍对这对著名夫妻的下落感兴趣。关于Dora Russell的访华回忆，见她的自传《柽柳树：我对自由与爱的追求》（The Tamarisk Tree: My Ouest for Liberty and Love, London: Elek-Pemberton, 1975），第七章。

[←83]

《妇女杂志》1920年各期上的《妇女新消息》报道了湖南、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女学生运动。这一专栏还报道国际妇女运动。

[←84]

《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9号，第126-127页。关于其纲领的详细引文，见本书第六章。

[←85]

关于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缪伯英的一项研究表明，缪伯英按照党的指示参与建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把新成立的中共与女权运动同盟会联系在一起，但是极有可能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的创立者们熟知中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见曾长秋和周剑春（音译）《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Dora Russell在《中国的女权主义与女性改造运动》中也评论说，她所结识的新女性都是社会主义者。

[←86]

《编辑余录》，《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12号，第124页。

[←87]

瑟庐《妇女运动的新倾向》，第2-7页。在这篇以及其他几篇关于恋爱的文章中，恋爱与种族进化之间的关联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即恋爱而结合的夫妇所生的儿童要比没有恋爱的夫妇所生的儿童更聪明、更健康。

[←88]

见方民耘、张友仁、资耀华、尚一、卢自然、张友鹤与黄河济《我国目前妇女运动应取的方针》, 《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1号, 第87-127页。

[←89]

高山《将来的女权运动》，《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12号，第15页。

[←90]

同上。

[←91]

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1号，第29页。

[←92]

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第32页。

[←93]

关于这一问题，其他几篇文章提到了国民革命运动。见谢远定《促妇女彻底的觉悟》，《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1号。

[←94]

章锡琛《最近妇女运动的失败和今后应取的方针》，《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7号，第1120-1124页。“弗弥涅士姆”一词作为feminism的翻译早先就在这份杂志上出现了。味辛翻译了日本作家原田实（Harada Minoru）的女权主义著作，把女权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原田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翻译的问题，并指出“女权主义”一词太过狭隘，不能传达feminism的涵义，而“女子主义”或“妇女主义”则太过抽象。他建议改用“弗弥涅士姆”。见《弗弥涅士姆概说》，《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5号，第64-71页。章锡琛在翻译日本作家本间久雄（Hisao Honma）的《妇女问题十讲》时也采用了“弗弥涅士姆”一词。

[←95]

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1号，第2-7页；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1号，第8-12页；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现代评论》1925年第14期，第6-8页。章锡琛最后出版了《新性道德讨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

[←96]

周建人《二重道德》，《新女性》1926年第1卷第1号，第1-11页。

[←97]

陈望道《中国女子的觉醒》，《新女性》1926年第1卷第9号，第641页。

[←98]

《废刊词》，《新女性》1929年第4卷第12期，第48页。——原文为第48期，有误。页码缺。译者注

[←99]

瑟庐《最近十年内妇女界的回顾》，《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1号，第21-22页；着重处是后加的。《女诚》、《内训》、《女论语》和《女范》都是教授儒家有关妇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的文本。

[←100]

“性别隔离”一词不是指“公、私领域的分离”。“性别隔离”更像种族隔离，维持着一种禁止男女接触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经济和宗教活动中，男人和女人被规定在不同的领域内。男性领域通常是可以运用正规权力的地方。比如，尽管许多精英妇女从私塾先生那里接受教育，但在帝国体制内，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正规教育制度却属于男性领域。

[←101]

见季家珍（Joan Judge）《知识是为了国家还是源于国家：明治日本与晚清女性文学中的变化内涵》（Knowledge for the Nation or of the Nation: Meiji Japan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emale Literacy in the Late Qing），1997年10月4日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清史新视野”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第7页。

[←102]

关于日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中的作用的分析，见刘禾（Lydia H. Liu）《跨语言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5）。

[←103]

在一场反教、排外的华北农民起义（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被西方联合远征军队镇压了之后，清政府同意了列强提出的赔偿起义中外国生命财产损失的要求。1901年的《辛丑条约》要求赔款4.5亿两白银（约等于当时的3.33亿美元），这几乎是清朝岁入的一半。

[←104]

《不可不读本报》，载《女报》第2号（1909年）。

[←105]

同上，第434和436页。

[←106]

尽管我的课题集中于妇女，而不是民族，但我所研究的女性与男性既被中国二十世纪时的主导话语——民族主义所构建，而且也构建着这一主导话语。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的叙事》（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批评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这种历史遵循着启蒙主义所认为的历史是线性的、进步的观点，而且这种历史还采用了殖民地模式：

[←107]

Karen Offen《欧洲女权主义：1700-1950》（European Feminism(s): 17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即出）。

[←108]

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出版社，1933年），第1页。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

[←109]

关于全国妇联的详尽研究，见仇乃华《全国妇联：中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49-1993》（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Chinese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1949-1993），博士论文，密歇根州立大学，1996年。张强调全国妇联要到1957年才开始垄断妇女组织。刘王立明作为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的独立女权主义领袖，她的经历与张关于妇联历史的分期完全吻合。但是，后面的讲述却也表明，地方层面的一些城市女权主义者在解放后不久便被剥夺了活动的空间。

[←110]

见《刘王立明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

[←111]

以下叙述是在 1993 年 3 月、1994 年 12 月、1995 年 1 月这三次独立访谈的基础上形成的。

[←112]

四书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些是封建帝国制度下的必读课本。

[←113]

秋瑾是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于 1907 年被清政府杀害。她的殉难让她成为 20 世纪第一位中国女英雄。也可见 Elisabeth Croll, 《中国的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65-69.）

[←114]

在这个表述中，为了尊重叙述者的习惯，我用的是孙中山这个名字，而不是孙逸仙。黄兴（1874—1916）是 1911 年革命中的司令。

[←115]

日本军队在 1 月 28 日进攻了上海城北部，中国十九路军在上海坚持抗战一个多月。

[←116]

日本军队在 1 月 28 日进攻了上海城北部，中国十九路军在上海坚持抗战一个多月。

[←117]

1937年7月7日，日军攻击北京近郊，开始大规模军事侵略。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成第二次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18]

妇女慰劳会是战争时期上海妇女的庇护组织，组织负责动员各阶层妇女参与募捐、救护和前线劳军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加入进来。宋美龄是全国慰劳会的主席。上海分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何香凝，后来是史良。陆礼华负责募集资金和捐赠。

[←119]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中国人通常把这称作“解放”，1949年前称作“解放前”，1949年后称为“解放后”。

[←120]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

[←121]

这里，陆礼华的记忆不准确。邓颖超来上海邀请孙中山夫人到北京是 1949 年 6 月，而不是抗日战争期间。但在这之前，邓颖超已经多次到上海。1949 年，邓颖超是以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领导人周恩来的妻子的身份来上海。她会见了上海知名的妇女活动家和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邓颖超一起出席那些会议是身份地位高的体现。因此，1949 年陆礼华还属于精英女性。

[←122]

1920 年代早起上海的这两个女权组织主要是由女性领导，这些女性在美国或日本接受过教育，并在上海有自己的职业。她们中有几个加入了西方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与此不同，北京的这两个组织都是由大学生领导的。

[←123]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流行于中国的一句话。在当代汉语中，“半边天”经常用来指妇女。

[←124]

申志：《妇女解放史问答》，杭州：浙江出版社，1986年版，28页。

[←125]

罗苏文：《中国第一所自办女校》，《社会科学》（上海），1988 年第 2 期，144-146 页。申志，《妇女解放史问答》，28-31 页。

[←126]

李又宁、张玉法，982页。

[←127]

见《益世报》，1919年10月4日。

[←128]

《益世报》，1919 年 8 月 29 日。关于刘清扬生活的更多细节，参见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明事实真相的时间已过》（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9]

根据一份调查，辛亥革命有超过 380 位妇女活动家的名字被记载下来，也包括 1911 年后为了妇女参政而奋斗的妇女。参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2019 页。

[←130]

王家俭：《民初的女子参政运动》，载于《中国妇女史论文集》，李又宁、张玉发等编，第2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550页。

[←131]

她在《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的自传提到了这三位银行家，上海：上海文史馆，1990年，第2卷，144页。她侄子出席一次会谈时提到了潘公展。由于潘公展是一位国民党领导，所以显然陆礼华不想在自传中提到他。

[←132]

下面的讲述由1993年2月19日、1993年3月5日、1994年12月22日以及1995年1月7日的访谈组成。

[←133]

在中国异族通婚的婚姻制度下，“marry”按照性别区分为不同的词。当一个女人marry一个男人时，叫做“嫁”，意思是女人离开娘家，搬到丈夫的家里。当一个男人marry一个女人时，叫做“娶”，意思是男人把女人带进他的家。

[←134]

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子要坐在轿子里被抬到新郎家。在这里，朱素萼父亲的意思是他准备打官司。

[←135]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主和民生，由孙中山阐述，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基础。“孙中山遗训”是他留给国民党的一份著名的政治文件。

[←136]

关于女子教育在清朝一些地区（包括朱素萼的家乡常州）的重要性的研究，见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137]

加入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后来发现她们自己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两难。她们的丈夫当了高官，在一些外交场合她们被称为“某某夫人”。为了避免这种羞辱，许多妇女拒绝陪丈夫到这类场合。见金凤《邓颖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1-589页。

[←138]

关于美国妇女进入传统的男性职业的努力，见D. Kelley Weisberg《挡在律师业门外：美国的妇女与法律教育，1870-2890》（Barred from the Bar: Women and the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890),《法

[←139]

讲述者的描述在最近中国出版的很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些研究虽与本书的中心不同，但也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扩大了的社会角色。在《邓颖超传》中，金凤描述了邓颖超为了抗战而联合不同政治取向的妇女的努力。她用的资料也可以这样解读：显示了国共两党之间为争取著名职业妇女及其组织的斗争。见金凤《邓颖超传》，第262-274页。

[←140]

《中国妇女运动史》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妇女运动的组织变化的情况。尽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所撰写的一部官方中国妇女运动史，但却展现了国民党在推动妇女运动方面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想要撰写一部全面的妇女运动史——这部研究明显试图涵盖的范围广、时间长——而且也因为推动性别平等与国民革命妇女运动的两位国民党女性领袖，何香凝和宋庆龄，1927年后站在了共产党一边，而且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很高的职务。讨论国民党的这部分作用，不会在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政治风险。见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61页，第158-160页。关于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更多情况，见本书第八章。

[←141]

同上，第72页。

[←142]

同上，第72页。

[←143]

Barlow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妇联以外没人能够代表妇女（Tani E. Barlow《使妇女理论化：妇女，国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 Fun, Guojia, Jiating，载 Angela Zito和Tani E. Barlow编《中国的身体，主体与权力》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陆礼华和朱素萼的口述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144]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晚清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面对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以及清朝的衰落，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自强运动，包括建立北洋海军。

[←145]

中国广为流传的一种迷信是说，一个命硬的人会使其家人或配偶的生命消亡。被看作有这种硬命的人通常是女性。

[←146]

在中国占星术里，彗星的出现预示着灾难。因此，那些被认为会带来灾难的人被叫做扫帚星。女人比男人更可能被叫做扫帚星。

[←147]

在中国北方，房子里砌有可以通过厨房的炉子加热的砖床。炕（砖床）比床的功能更多。由于这里很暖和，因此大部分室内活动都在炕上进行，包括吃饭。

[←148]

陈望道在五四时期还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第二章引用了他。

[←149]

陈望道在五四时期还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第二章引用了他。

[←150]

冰心和庐隐在五四时期成名；她们属于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女作家。

[←151]

夏衍（沈端先）是第一个把《妇女与社会主义》全文译成中文的人。该书由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

[←152]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北平附近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桥）及其附近区域。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宣布抗日战争开始。

[←153]

根据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向成年过渡期间所发生的事比其他时期所发生的事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不是王伊蔚人生中的分水岭事件，因为她还不到14岁。见Abigail J. Stewart与Joseph M. Healy, Jr.《个人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联系》（“Link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no.1, 1989）。

[←154]

王伊蔚的担心未必有真凭实据。1990年出版的《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提到，《女声》是国民党时期进步的妇女杂志之一。胡绣枫是负责出版这部书的上海妇女运动史顾问委员会成员。考虑到胡绣枫的资深地位，如果她真的对《女声》或是王伊蔚持负面看法，她有删除有关《女声》这一段的权力。上海妇联《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5]

王伊蔚的担心未必有真凭实据。1990年出版的《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提到，《女声》是国民党时期进步的妇女杂志之一。胡绣枫是负责出版这部书的上海妇女运动史顾问委员会成员。考虑到胡绣枫的资深地位，如果她真的对《女声》或是王伊蔚持负面看法，她有删除有关《女声》这一段的权力。上海妇联《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6]

关露在抗战时的角色，中共的地下活动，以及许多地下工作者在1949年后的命运，在王朝柱的《功臣与罪人》（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有所描写。

[←157]

毛泽东与江青同居后，与他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离婚，贺子珍是一个老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与毛泽东结婚，并跟随他长征到达延安。

[←158]

王伊蔚《我与》（上海：大千世界，1987年），第14-16，20页。

[←159]

王伊蔚《我与》，第23页。“狭隘妇女主义”是“狭隘女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Feminism在五四时期被译为“妇女主义”、“女子主义”和“女权主义”。世纪30年代时feminism没有固定译法。然而，在中共话语的影响下，“妇女主义”和“女权主义”与形容词“狭隘的”联系在了一起。

[←160]

关于中国学者的头衔，见第5章注释5。

[←161]

关于中国学者的头衔，见第5章注释5。

[←162]

这段讲述由1993年2月24日、3月24日和1995年1月8日的访谈，以及她在文史馆出版的自传组成。

[←163]

当西方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时，日本决定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包含在华日本人享有的广泛的经济、商业和行政权利。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要求，这激起全国的反日集会与抵制日货。按照西方计算年龄的方法，1915年陈泳声毕业时还不到15岁。

[←164]

徐特立即使在写了这封抗议血书很久之后仍是一个著名的教师。深受他的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影响的学生之一就是毛泽东。

[←165]

廖仲恺（1877-1925）是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何香凝的丈夫。

[←166]

独身是全国讨论的问题之一。这里所引述的观点是一位妇女活动家张若名提出的。见张若名《急先锋的女子》，载全国妇联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第49-58页。

[←167]

直到1989年《中国妇女运动史》一书出版时，这部官方妇女史上才有关于二三十年代职业妇女的章节。职业妇女在推动1949年以前中国妇女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得到承认。这象征着对毛泽东时代的意味深长的改变。见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83-288页。

[←168]

下面的讲述由1993年3月22日、1995年1月12-13日的访谈以及黄定慧未出版的自传组成。
2 《三字经》和《千字文》是两本经典的汉语初级读本。

[←169]

董必武（1885-1975）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国民革命期间，他担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170]

王明（陈绍禹）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最高领导人。

[←171]

“做思想工作”是中共专门用语中的一个基本词语，频繁出现在黄定慧的讲述中。它指的是由党员进行的心理层面上的工作，通常较高地位的党会员给较低地位的党员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由一次或几次对话组成，主要目的是说服。

[←172]

关于五卅事件，见本书导论注16。

[←173]

两斤等于一公斤。

[←174]

顾顺章是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的安全工作。由于他了解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网，他的投敌导致许多党员被捕或被杀。顾顺章于1931年4月24日被国民党抓住。黄定慧在她的一篇自传里记录到，她得到这个新的任命是在1931年夏天。

[←175]

在第一次访谈中黄定慧说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有可能陈很快喜欢上了她，尽管他同时还爱着另外一个女人。

[←176]

陈家家谱在国会图书馆里有记载，见《清朝时期显赫的中国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 Washington: GPO, 1943）第96-97页。乾隆皇帝（1736-1795）造访陈家先辈一事也在描写陈世倌的那一部分提到。

[←177]

白崇禧是那段时期的国民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178]

聂荣臻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1956年担任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任。

[←179]

骆剑冰是中共女地下工作者，她曾担任潘汉年的助手，因此也被牵连到潘案中。

[←180]

向警予《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载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442页。

[←181]

根据沈雁冰的回忆录（三次提到了黄定慧），黄定慧是革命中心武汉的三个最为著名的妇女之一，她因美貌和能力而闻名。竟陵子《史海钩玄》一书一篇关于国民革命武汉妇女的报道中，黄定慧被描写成当时的著名人物。她的名字还频繁出现在武汉妇联《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武汉：武汉妇联，1981年）一书中。

[←182]

这篇报道被引用在武汉妇联《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第42页。

[←183]

武汉妇联《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第17页提到了妇女培训班。宛希俨的演讲主题并不是黄定慧所记得的“反对妇女主义”，而是“对妇女主义的批评”，这一主题与世界妇女运动、中国政治等其他十一个主题列在了一起。

[←184]

杨之华《中国妇女运动罪言》，载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557-559页。

[←185]

《晨报》1927年3月18日，转引自竟陵子《史海钩玄》，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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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木兰并不是世纪之交民族主义话语中唯一提到的女英雄。比如秋瑾1907年的牺牲便立即使她成为中国著名的女英雄。但是《木兰辞》的流传比其他古代女英雄的故事更为广泛，也比近代女英雄的故事更早。关于花木兰对这一代的许多妇女的影响，见全国妇联《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据一名女兵回忆，她与她的朋友被黄埔军校录取时打心眼里高兴，庆幸她们已成为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军人，她们“再也不用羡慕木兰，更无须偷偷地去女扮男装了。”（第165页）。关于木兰的影响的更多讨论，另见柯临清《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中国革命》第74、100和189页，以及Roxane H. Witke《五四时期对于妇女的态度的转变》（博士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第4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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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协会成立纪要》，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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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X这样的报复行为在中共里并不少见。性别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经常有助于拥有更高职务的男同志追求女同志。如果一个年轻妇女拒绝了一个她不喜欢的男同志，而这个男同志又是她的顶头上司，那么她就可能损害了自己的晋升机会、更好的工作调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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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婚姻法》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起草的。邓颖超以及一群五四女权主义者在编写该法律中起到关键作用，它表达了许多五四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见金凤《邓颖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7-461页，以及邓颖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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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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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Butler和John W. Scott《女权主义者使政治理论化》（Feminists Thoerize the Political）导论，Judith Butler和John W. Scott编（New York: Routledge, 1992），第8页。